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模式研究:新时期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模型构建的探析 摘 要 入学教育是新生认识环境、适应大学生活的重要环节，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传统入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初步构建了顺应新时期大学生特点，满足新生需求的新生入学模型，明确了其应遵循的长期化、课程化、专业化、全员化、信息化特点，建立动态反馈调节机制，将入学教育通过专家模式、朋辈模式、班团模式、体验模式等多种形式展现，增强教学效果。 关键词 高校新生 入学教育 模型 机制 0引言 新生时期是大学生活学习中一个重要阶段，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大学四年的生活方式乃至未来人生目标的制定。新生入学教育作为大学生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第一项重要内容，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基础性部分，是实现学生打好基础、完成角色转变、适应学习生活的重要手段，对新生的成才和发展起着“导航”作用。通过入学教育，帮助新生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树立新的学习和生活目标，不仅能使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有助于良好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形成，而且对高校优良学风、校风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 1新生入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1.1入学教育时间短期性 传统的入学教育一般集中在新生入学的前两周，时间短暂而内容繁杂，这种教育方法不符合教育规律。同时，在新生开学的这一阶段，学生的注意力大多集中于对新环境的兴奋与新奇，尚未能感受大学生活，对入学教育的主要内容难以取得共鸣与深入理解，学习效果不明显，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1.2入学教育师资临时性 当前高校新生入学教育的主讲人多是学校的思政教师及学生工作系统的一线人员，流动性大，人员结构单一，专业教师和专家级人员参与有限，水平参差不齐，难以保证讲课的质量和效果。 1.3入学教育形式单调性 新生入学教育多数以报告会、介绍会、讲座等形式展开，形式简单枯燥，难以激发学生兴趣，教育效果不理想。虽然部分高校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改进，但容易忽视其有效性，使入学教育最后趋向于形式化。 1.4入学教育交流单向性 大多数高校入学教育仍然采用灌输式教育方式，将学生置于教育的被动方，师生间交流不对称，忽视学生的需求和感受，这些都不利于改进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更难以收到良好的授课效果。 1.5入学教育内容滞后性 传统的新生入学教育在内容上常年不变，局限于向学生介绍学校沿革、专业设置、规章制度等内容，缺乏与时俱进的的突破与创新，未能根据新形势及90后学生的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导致教育实效性不强、吸引力不够，影响了整个入学教育的效果。 2构建新时期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模型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建立新时期高校入学教育模型，完善体系、机制及流程。 2.1新时期高校新生入学教育特点 （1）长期化：教学计划按照一学期甚至一学年设计，教育内容均匀分布，保证教育内容的长期浸润和熏陶。 （2）课程化：入学教育内容课程化有助于学生学习目标更清晰，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更强，有益于发挥好学生的主体意识，加强学习的目标性、考核严肃性和学习主动性的管理力度；同时对于授课人员，课程化可以使他们制定更为详细的教学计划，增强教学的目标性、考核的规范性。 （3）专业化：入学教育的大部分内容有很强的专业性要求，如心理健康教育、职业规划指导教育等，聘请邀请在该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教授进行授课，有体系、有层次地引导学生，避免传统入学教育凌乱的拼凑，将入学教育建设成具有专业体系和构架的课程。 （4）全员化：入学教育的授课人员不应只有专业领域的专家教授，还可以挖掘社会资源，加强校企互动，另外高年级优秀学生也可以成为新生导，参与教学。 （5）信息化：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大学生对网络媒体的应用成为其获取资讯的重要平台。通过信息技术，实现生动、灵活、交互性强的入学教育形式，利用新媒体手段实现及时、多渠道的信息，对提高入学教育效果有重要意义。 2.2新时期高校新生入学教育动态反馈调节机制： 加强和完善高校新生入学教育，增强入学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需要建立动态反馈调节机制。根据反馈控制理论，高校新生入学教育动态反馈调节机制应包括建立反馈通道、跟踪反馈信息和进行调节控制。 开学前成立入学教育委员会并初步制定入学教育教学计划。委员会成员由三部分组成：学校从事学生工作与专业教学的领导、入学教育授课人员、学生工作一线人员如辅导员等。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主要从以下方面考虑： （1）一线学生工作者参与，可以更好地保障反馈通道的建立，使入学教育更贴近学生实际情况。一线学生工作者及时在开学前通过网络等新媒体方式进行前置式入学教育及反馈信息收集；在入学后通过走访寝室、学生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和收集新生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在入学教育过程中及完成后等多个时间节点通过问卷及走访进行信息反馈收集。 （2）学校从事学生工作的领导参与，既可以保证学校领导对入学教育目标、形式等进行宏观层面的指导监督，实时了解入学教育进展，又可以跟踪反馈信息，对信息反馈并调节控制后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3）入学教育授课人员参与，一方面保证了授课人员对入学教育整体工作有较好的理解把握，提出改进意见，另一方面有助于授课人员及时、有效地掌握课程和学生状况，调整教学的进度、深度，变换教学方法与更新教学内容，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增强教学效果。 2.3 新时期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模型 专家模式重在打造专业化、系统化的入学教育课程，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版块开设贯穿一学期的课程，从专业角度为学生研究、分析、解读。朋辈模式是通过同龄人的经验和感受，感染和引导同龄人，是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途径。朋辈模式通过着力宣传一批优秀的高年级学生事迹，影响和教育新生；同时，通过学生导生制度的建立，高年级优秀学生担任新生班导生，在入学教育体系中承担如学业引导、生活指导等工作，使入学教育更有针对性、共鸣感，朋辈模式也能够实现更加平等的互动和交流。班团模式通过组织班级团队活动，或组织以班级为单位的项目比赛，使新生尽快熟悉和建立友谊，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集体荣誉与积极向上氛围的引领下，尽快融入集体，处理好人际交往问题，提高团队意识，增强班级凝聚力与个人能力。体验模式是脱离开传统的课堂教育，将消防安全教育等内容以实地演习等形式展开，为学生模拟情境并提供指导，相比传统模式更加符合90后学生渴望参与体验的实践性心理特点，使学生以更加直观、生动地体验完成对教育内容的理解和吸收。 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是高等教育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需要高校和学生工作者从学生实际需要出发，及时开展调研，了解掌握新形势下新生的思想动态和特点因材施教。以上模型仅是对新时期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流程的系统优化，具体到每一方面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完善，切实发挥出入学教育的作用。 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模式研究: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在高校新生入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大学新生入学伊始，从十数年考试压力中释放之后，往往陷入“盲”与“茫”的状态，失去人生目标、缺乏学习动机，“混”的情况也并不鲜见，而大学阶段是他们跨入社会的重要准备阶段，能否充分利用这个重要阶段迅速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未来择业的自由度、岗位的层次及未来成就的大小。所以，引入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显得十分必要。大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是大学生人才培养体系的一部分，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顺利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并获得良好职业发展和生涯成功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高校新生入学教育体系 重要作用 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高校教育教学活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刚入学的新生会对未来感到迷茫，在入学教育课程中有无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不仅影响到大学期间的学习目标和态度，更有可能影响今后求职甚至职业生涯的成败。结合自身工作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安排和上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让新生尽快了解职业生涯的内涵，转变观念，确定今后的职业目标，并且设计合理可行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向和途径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含义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是指大学生在大学期间进行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过程。它包括学习规划、生活规划、爱情规划和未来职业规划。从在校大学生的角度来看，此阶段主要是职业准备期，这一阶段也是大学生在校受教育的阶段，是大学生就业前从事专业、职业技能学习的时期，也是职业生涯的起点。然而新生刚入学时对大学学习生活和所选专业还不太了解，容易产生心理偏差，认为大学生活比较自由，管理比较松，从而放松对自己的管理和要求，处于较迷茫状态。若此阶段对学生的教育引导不及时进行，会影响学生今后的学习与成长。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个体所处的家庭以及社会有密切的关系。且考虑到实际条件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职业生涯规划也需具备适当的变通性。即，规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主体要随时根据自身实际来评估并调整。 通俗讲，职业生涯规划的含义即：你未来打算选择何种行业，何种职业，何种组织，想达到何种成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如何通过学习与工作达到你的目标等。 二、大学新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必要性 1.就业形势对大学生提出新的要求 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社会对大学生提供的就业岗位已逐渐无法满足就业需求。严峻的就业形势要求高校要用科学发展观来帮助学生树立科学合理的就业观。因此，要突破高校以往单一的就业指导形式，加入创新就业教学内容，从对学生单纯的就业指导转向职业生涯规划的全过程。要注重培养学生生涯可持续所需的认知能力，使他们能够激发和扩展自己的潜能，主动创造机会与社会联系。培养其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因此，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是促进大学生生涯发展的主导方式，在高校开展新生入学教育体系意义重大。 2.实现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 据调查，目前，高校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学习和就业过程中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具体表现在学习动力不足、自我认知不清、对职业不了解、对社会恐惧等。这些学生难免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缺乏对未来生活和职业目标的规划与准备。针对这些问题，高校可通过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加入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帮助其接收并理解职业生涯规划发展这一全新概念，使大学生准确察觉自己所偏好的生活形态和工作价值观，并认识自己的个人特质，个人期望和抱负，建立完善适切的价值观，从而培养大学生的生涯抉择技巧，根据自我规划，选择最适合的、与自己生涯目标匹配的生涯路径。 3.提高大学生综合能力的需要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可引发大学生对自我理想、自身发展、职业选择等的思考，也可引导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做到自立自强，让新生从一进大学开始就以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标准来培养和提高自身能力，从而为将来择业打下良好的基础，进而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应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教学，加强学生实践，使其在实践中加强自身综合能力。 三、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在高校新生入学教育中的重要性 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在高校新生入学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开展的好坏，关系到学生能否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和规划未来的人生发展，关系到高校日常教育管理工作能否取得实效。因此该课程在高校新生入学教育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上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能够教育和引导新生认识自我、超越自我，明确大学期间的学习目标以及今后的职业目标。 2.通过该课程，可引导新生学会客观准确地评价自己，评估个人目标和现状差距，以平常乐观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生活，让学生满怀信心地迎接各种挑战，把握好大学的黄金时期，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对待学业，奠定未来职业竞争的优势基础。 3.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紧密衔接，使新生尽快融入校风和学风建设中。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全方位渗透到学生的教育管理中，通过一系列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指导学生形成适合其个体的生涯规划方案，分解目标，落实步骤，最终实现个人生涯发展目标并满足社会需要。 四、新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教学原则及方法 教学原则：1.生涯理念和规划意识的传递为第一要务，在所有教学环节中贯穿始终。生涯规划的教育，一定要谈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要能启发学生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涯，并以此激励其安排好学习生活。2.明确大学生的生涯发展任务，并联系学生实际，帮助学生把生涯规划意识转化为学习和成长动力。 教学方法：1.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年龄、学科特点、社会经济发展及专业实际，从学生的思想、生活实际出发，寓教于乐，循序渐进，多用鲜活通俗的语言、生动典型的案例、喜闻乐见的形式，多用互动参与、讨论、角色扮演的方法，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2.教学方法评价要以实现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目标为依据，应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并引发学生思考，有助于其制订既实事求是、又富有激励功能的发展规划，有助于学生主动按照职业对从业者的素质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 课程定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定位为一门素质教育类课程，运用“体验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思考自己的未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力。课程重点应放在“不仅让学生了解，更要让学生会做”。根据笔者经验，在课程过程中加入“破冰活动”、“兴趣岛”等类型的活动，让学生通过课堂“体验”，自己去感悟大学时间的宝贵，真正主动地为自己制定计划并实现自己的目标。 五、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课程目标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应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职业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观；帮助在校学生认识专业与职业、职业与事业的关系，帮助他们了解工作世界、职业社会对人才素质的具体要求；激发学生积极的自我探索行为，发掘职业兴趣、潜能、个性特点，价值观等等，从而在求职择业中能进行合理的职业定位；引导学生形成对个人生涯发展的责任意识，认识到求职择业是自己的事情，而不能完全依赖社会、学校或父母，从而能够有意识的主动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开展丰富多彩的素质拓展活动，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同时为今后职业与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指导学生设立生涯发展的短、中、长期计划，在思想品德、专业知识、基本技能、职业能力和心理素质等多方面进行培养和塑造，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帮助大学生实施职业发展短期计划，提高学生理性生涯决策的能力。整个教学过程中，应该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面对“职业生涯规划”，不仅让学生了解，更要让学生会做。 笔者课程实践发现，在新生中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对于新生了解职业生涯规划，提高自我认识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让学生对自己以及对自己的专业认识更加客观、清晰。总之，在高校新生中开展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是高校新生入学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何更好地发挥该课程在新生入学教育体系中的实效是值得不断探索和思考的问题。追求成功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希望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有所成就，特别是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但成功只有主观努力使不够的，关键是方向的选择是否正确。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是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社会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自己是可以把握的。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职业的规划者和耕耘者，为实现自我价值扬长避短，为走向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模式研究: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高校贫困新生入学教育引导中的运用 [摘要]文章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以高校新生辅导员的视角探讨了分层次、分阶段对贫困新生进行帮扶、教育和引导的方法和步骤，通过物质上帮扶、学业上引航、改善人际关系和指导其进行职业规划等途径满足其不同层次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满足贫困新生层次需求的有效对策，包括动员多方力量、以人为本、公平公正做好认定和资助工作、加强针对性指导、提供心理健康辅导、帮助建立人际关系和发挥课堂的主渠道作用等。 [关键词]高校贫困新生 需求层次理论 入学教育 贫困家庭大学新生进入高校的校园除了要像其他新生一样必须经历学习环境从指令性到指导性、学习方式从他律到自律的转换过程外，还要背负沉重的生活压力，敏感和缺乏自信使他们在遭遇挫折后更易产生自卑消极的心理，进而引发人际关系紧张和自我封闭等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如何做好贫困新生的入学教育是近几年来困扰高校的一个棘手问题。若解决不好，不仅影响着高校的稳定与发展，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需求层次理论概述及其在高校贫困新生教育引导中运用的现实意义 1.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基本观点。需求层次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的。该理论把人的需求按照先后顺序与高低层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其结构似一个由低到高逐级形成并逐级得以满足的“金字塔”。其中生理需求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就像人的生存离不开空气、水、食物、穿衣、睡眠等一样，是一切需要中最优先的需要。安全需求是在生理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类对生命财产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等的追求，如果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人就会感到威胁和恐惧。社交需求，也称爱与归属的需要，是人渴望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如结交朋友，隶属于某一群体并在群体中享有地位的需要，其实质是人们对友情、信任、温暖、爱情的需要。尊重需求，即受到他人尊重并尊重他人的需要。这种需要得到满足会使人体验到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增强他的信心，反之会使人产生自卑和失去信心。人类最高层次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指人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断完善自己，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实现自己理想的需要。 现实世界中人的需求往往是共同存在并相互交叉的，但总体来讲，层次越低的需求出现得越早，需求的力量也越强，层次越高的需求出现得越晚，当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或部分满足后就会产生较高一级的需求并随之支配和激励人的行为。 2.需求层次理论在高校贫困新生教育引导中运用的现实意义。从行为科学这一重要理论出发，对于刚刚踏入校园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这一群体而言，不尽相同的贫寒家境、迫切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以及面对的陌生环境，往往会让不同的个体产生复杂多样的需求，如衣食保障的需求、融入集体的需求、学业的需求、争取荣誉的需求、职业规划与发展的需求、顺利就业升学的需求等。当这些需求没有经过科学、客观的分析并通过合理的指导逐层得到满足或延迟满足，由此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又无法及时、正确和有效的排解，将对某些大学贫困新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甚至导致一些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这对于高校教育工作者做好贫困新生教育引导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高校辅导员作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基层的践行者和实施者，更应紧紧围绕着贫困新生这一特殊群体，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客观分析每个贫困大学新生的切实需求，从面对、尊重和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入手，根据不同个体的需求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帮助他们合理、逐层设立和修订相应的发展目标，以目标激励引导他们发展自我，成长成才。因此，基于需求层次理论来研究如何做好高校贫困新生教育引导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二、高校贫困新生的层次需求分析及解决策略 大学贫困新生表现出的入学后生活学习适应困难、人际关系紧张、心理波动等问题，在很多大学贫困新生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但又有其特殊性，高校新生辅导员应在深入了解每个贫困新生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客观分析贫困新生现实需求，分阶段、分层次逐步解决其遇到的各种困惑。 1.物质上帮扶，帮助高校贫困生“自立”。高额的学费让本就贫困的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高校贫困新生就是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走入校园的，物质条件的相对悬殊给贫困新生带来了经济压力和思想包袱，致使他们深感自卑，他们有迫切改变现实的需求，但又无能为力。高校新生辅导员应从物质解困入手，在理解尊重的基础上，帮助他们渡过适应期。第一，解贫帮困首先要解决高校贫困新生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高校新生辅导员应通过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爱心捐助、减免学杂费和保险费等优惠政策，确保贫困新生顺利入学并解决他们在开学初最基本的食宿问题，缓解他们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第二，加大宣传力度，发动学院师生及社会爱心人士帮扶。在征得同意的基础上，新生辅导员可以适度开展一些贫困新生事迹的宣传报道工作，让校内外更多社会上爱心人士认识和了解这个特殊群体，校外的爱心力量作为学校资助工作的有效延伸，可以有效解决贫困新生在开学初遇到的很多实际困难。第三，认真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有效利用国家和学校的优惠资助政策。利用好国家和学校的资助政策对高校贫困新生进行资助是帮扶他们最为有效的手段。高校新生辅导员应高度重视，并应严格按照评选规程公开、公平、公正地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和各类奖助学金的评选发放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奖助学金的育人功能，并使之成为贫困新生刻苦学习、积极向上的动力。第四，鼓励自强自立，积极联系校内外勤工助学岗位，变“输血”为“造血”。为了让高校贫困新生尽早树立自立、自强的人生观，避免产生对助学金的被动依赖，高校新生辅导员还应通过提供校内勤工助学岗位和校外兼职信息等工作让贫困新生体会依靠劳动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快乐，逐渐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学会自立。 2.学业上引航，帮助高校贫困生“会学”。习惯了高中学习模式的大学新生在刚入校后普遍都会出现学习上的不适应，“死读书”“读死书”、耗时间低效率的学习方法和习惯与更注重“自学”和学习效率的大学学习格格不入，特别是对于贫困大学新生更迫切需要学会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为了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辅导员贴近贫困新生细致地开展好教育引导工作。第一，引导贫困新生正确面对学习上出现的问题，克服焦躁情绪。第二，合理安排时间，提高学习效率。积极引导贫困新生制定详细的学习时间表，做到学习和参加有益的活动互不冲突，提高学习效率、保障学习时间，做到课前预习与课后及时复习相结合。第三，学会学习，提高学习能力。鼓励贫困新生通过图书馆、网络和购买相关书籍等方式，主动寻找更为优质的学习资源来进一步拓展自己对知识掌握的广度和深度。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引导高校贫困新生学会学习，学会安排自己的学习过程，提高自学能力。 3.改善人际关系，帮助高校贫困生“自信”。高校贫困新生在思想、心理上的负担往往比生活上的压力还要大，他们有融入集体的需要与愿望，有时甚至急于证明自己，但在遇到挫折后又会产生自卑心理和消极心态，不愿意向老师、同学敞开心扉，进而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慢慢变得孤僻、自闭。“心理扶贫”的目标就是帮助他们找到自信，重新融入集体生活。高校辅导员应针对贫困新生在人际交往中存在的困惑，帮其找出自身的欠缺，开导他们只有自己敞开了心扉，才能更好地被别人接纳。同时，新生辅导员更应动员班集体的力量，特别是授意班委带动同学们主动去接近和关心他们，集体活动给他们主动表现的机会，加强与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人际关系的改善，会让高校贫困新生重新找到“自信”。 4.依托大学生发展与职业规划课，帮助高校贫困生树立“自强”的目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迫切需要通过大学教育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他们更需要在辅导员和专业教师的指导下，设立“自强”的目标，规划职业发展的方向，为之奋斗，自强不息。高校辅导员在与贫困新生探讨职业发展时，应充分结合学校面向大学新生开设的“大学生发展与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着重突出榜样的作用，在职业生涯规划中突出实际案例的教育和引导，让学生找到自己发展的模板，并帮助贫困新生制定、完善详尽可行的大学生学业生涯规划。 三、在高校教育引导中满足贫困新生层次需求的有效对策 1.动员各方面力量，关心关爱大学贫困新生。大学的贫困生工作不是单一的解困助学，而是一项寓教育、管理、服务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是和谐校园建设和人才培养品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纯依靠学生工作人员特别是新生辅导员的力量根本无法做好这件工作，学校应动员全校乃至整个社会的力量关心关爱大学贫困新生，切实落实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 2、以人为本，用爱关注贫困新生的真实需求。首先，高度重视对贫困新生的教育引导工作。贫困大学新生入学阶段的教育引导工作是否到位，直接关系着这部分学生能否及时、顺利地适应大学生活，对他们大学学业生涯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就要求高校新生辅导员必须拿出足够多的精力来做好贫困新生的工作，同时在处理贫困新生的工作时要给予大学贫困新生足够的尊重，讲究方法，避免方式方法过于简单、直接而产生的不良影响。 其次，走进贫困新生群体，用爱心贴近他们的实际生活，关注他们的真实需求。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高校新生辅导员在面对大学新生中的贫困生时更要以情感人，这就需要走到这部分学生中间去，真心实意地与他们沟通和交融，关怀、理解他们，建立起平等、融洽的师生关系。只有学生敞开心扉，才能让他们把平时不愿意讲的内心话讲出来，才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切实需求和真实想法，制订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和具体举措，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学校的学习和生活。 3.公平公正地做好新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和资助工作。给予有效的物质帮扶是做好贫困大学新生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公开、公平、公正地做好新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和资助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这项工作出现失误，会使新生辅导员在大学贫困新生中迅速丧失威信和公信力，甚至造成师生关系恶化，致使后续工作陷入被动。 4.加强针对性指导，积极引导家庭贫困大学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第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大学生活。大学贫困新生更应科学地分析和认识大学生涯，应通过入学教育、名家讲坛、师生交流会、专业导论课、学长导航、警示教育等措施尽快帮助他们认清专业发展前景，学会专业学习思维，牢固树立专业即是“饭碗”和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意识，培养他们自觉将大学的学习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更合理地安排好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第二，要适应大学学习特点，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我会学”。新生辅导员应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大学贫困新生了解到大学的学习主要以自主学习为主，课余时间增多。学生应该注意学习方法，上课要认真听讲、做好笔记，下课后整理笔记。另外大学里有浩瀚的图书资料，大学生应该多往图书馆跑，大学接触的知识面广，专业性也强，多去图书馆才能满足知识的储备。 5.有效开展大学贫困新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应进一步完善宿舍、班级、学院、学校四级联动的心理咨询服务体系，让贫困新生能及时、有效地排解出现的不良情绪，最大限度地降低心理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同时，根据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给予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帮助、启发、引导和教育，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生正视家庭经济困难，帮助其树立自信心，消除自卑心理。通过树立和宣传逆境成才的典型来激励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增强其克服困难、经受考验、承受挫折的能力。 6.帮助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朋辈关系是大学生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它成为大学生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源头。但很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面对陌生的大学环境更易产生自卑心理，不善于人交流，表现为沉默寡言、独来独往，人际关系渐趋淡漠，朋辈提供的支持也就大大减少。因此，新生辅导员应该在班内营造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交往环境，指导其交往技巧，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7.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加强大学贫困新生的生涯规划教育。大学是大学生职业生涯的起点，大一更是生涯规划的关键阶段。因此，面对目标缺失、生涯困惑的大一新生，特别是新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高校新生辅导员首先要依托课堂教育的主渠道作用，针对不同专业发展的前景和需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及时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帮助他们尽早确立自己的现实目标，用目标牵引的方式引领和激励他们的成长成才。 四、有待探讨的问题 前文中针对高校贫困新生入学教育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第一，按照目前高校的师生比，辅导员数量仍不足，繁杂的日常工作使得辅导员无法将大学贫困新生的工作做细做实。第二，对新生中的困难学生进行资助是做好贫困新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有效手段，但单纯的提供物质支持的方式，非常容易增加大学贫困新生的心理依赖，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此外，高校目前开展的资助工作并没有很好地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和自强自立、艰苦奋斗的教育导向相结合，没有发挥资助育人的最大功效。第三，在新生班级如何客观公正地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依然有待进一步探索。新生入校后一般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按照高校现有的评定流程，新生间在不是非常了解的情况下，仅依靠申报材料或贫困证明，评议出的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模式研究:浅谈高校新生入学教育 【摘要】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设计好新生入学教育的内容体系， 多种方式相结合做好新生入学教育工作，提高新生的适应能力、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将为今后大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乃至未来的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高等学校大学新生入学教育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成功的人才培养，始于成功的新生入学教育。大学新生入学教育即是帮助新生快速地融入大学生活，树立新的奋斗目标，完成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开启大学学习、生活和工作的良好开端，也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内容。 一、入学教育的现状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逐步深入，迅猛的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群体的成长要求对现代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国内高校高度重视新时期大学新生入学教育工作，把入学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对入学教育的内容、形式、途径以及方法进行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质量和效果也有着显著的提高，但是新生入学教育的现状仍不容乐观。据了解，国内高校都为新生设置了入学教育活动，但许多仅限于“全体大会，讲校史，讲个人英雄史”，上一堂大规模的思想教育课。不少新生反映，这种形式的入学教育缺少具体和感性的指导，听下来收获不大。 二、 高校新生入学教育的内容体系 1、爱国爱校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既是素质教育的命脉，又是品德教育的中心。爱校教育是建设和谐校园的基础。在新生入学时进行爱国、爱校教育，对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方向和建设文明的和谐校园具有重要作用。军训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是对新生的意志力、吃苦耐劳、组织性和集体荣誉感等方面的综合考验。开展军训对于学生增强爱国爱校主义、集体主义观念、牢固树立国防意识，培养民族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深化爱国爱校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 2、专业思想教育 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专业学习教育是新生入学教育的核心内容。学生初入校门，对一切都是那么好奇和陌生，对学校和专业也不尽了解。为使新生尽快适应高校学习生活，首先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通过介绍专业情况、培养目标、社会需求，使他们对所学专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指导他们在学习环境中重新审视自己，激发新的学习动力，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新的竞争。其次可以通过学生会、社团组织等，加强新生与同专业师哥师姐之间的沟通，组织各种丰富多彩的专业学习交流活动，让新生能够较好地获取学习经验，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3、心理健康教育 新生入学，要学会调适自己的心理。作为刚入学的新生，从原来熟悉的环境中突然来到陌生而又新鲜的大学校园，在心理上对新的生活环境有种新鲜感和畏惧感。这就容易导致一些不良心理情绪，失落感、焦虑感、排斥感、沾沾自喜感、消费的差异感、松懈感、解放感、空虚感等心理感受错综复杂。因此，对大学新生及时地进行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就成为新生入学教育的当务之急。从大学新生心理特点出发，多形式、多渠道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大学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惑和矛盾，走身心健康成长之路。 4、诚信教育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个公民的道德范畴，也是当今社会文明的基石和标志。向大学生灌输诚信教育的知识已成为培养大学生诚实守信品质的迫切需要。现如今，全国各所高校主要围绕学生诚信求学、诚信交往、诚信社会行为等方面对新生进行诚信教育，引导学生端正治学态度，发扬科学治学的精神， 强化学术道德及规范教育，坚决杜绝上课迟到早退、考试作弊、学术态度不端正等不良学习行为。培养学生诚实为人、诚信做事的优良品质，严惩假困难、恶欠费、乱言表等不良行为。教育家陶行知曾经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培养诚实、守信的人。 三、关于新生入学教育的几点思考 就新生而言，入学教育能让学生了解学校、认识老师。通过老师能了解专业，了解大学学习的特点和模式，尽快熟悉大学环境，适应大学生活，并尽早做出学业规划，踏踏实实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但当前新生入学教育仍存在不少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和重视的。 1、统一教育与多形式教育相结合 统一教育是指一段时间内的连续教育，多种形式教育是将教育内容分散穿插于其他教学及实践环节。新生入学教育内容多、任务重，一定要坚持统一教育与多种形式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有计划地进行。一方面，学校利用入学教育周（月）等形式集中精力地对新生进行系统的入学教育；另一方面，学生工作部门还要将教育贯穿于大一学年，将新生入学教育纳入学生教育管理总体框架，统筹安排，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教育内化，培养和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确保教育效果。 2、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 建立学校与家庭联动教育机制，通过致新生家长的一封信、召开新生家长会等形式，向新生家长们介绍学校、学院、专业的基本情况，阐述大学素质教育理念及各项学籍管理和日常规章制度，争取获得家长对大学教育理念的认同与支持。同时，还可以请新生给家长写一封信，表达感恩之情，表述学业规划，展望未来发展。通过学校、学生、家长的互动，使得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引导学生的过程中来，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积极作用，实现学校与家庭教育的优势互补。 3、重点教育与个别辅导相结合 入学教育在面向全体学生的同时，不能流于形式，光看表面。新生们的家庭情况、高考成绩、性格特点、生活习惯、精神面貌等方方面面差异较大，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到学生中去，细致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注重个别引导，化解疑难，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同时还要把握重点人群， 重点关注和疏导心理上存在明显负面情绪、家庭经济困难、上网成瘾或有其他特殊困难的新生。重点做好以养成教育、专业思想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为主的发展规划教育，使学生从一入校就能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整体规划、形成科学的成才观和发展观，从而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实现良性循环。 大学生入学教育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对于刚迈入大学校门的新生来说，入学教育的意义非常重大，直接影响他们在大学阶段的学习效果和成长模式，甚至影响到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和作为。高校只有不断完善入学教育内容、拓展教育方式方法，为优良校风学风的形成和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打好基础，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政治素质、专业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代表，是每一位国民的精神家园，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有一定影响。当前是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阶段，不可避免的要发挥文化对思想、行为的积极作用。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国家的顶梁柱，高校开展知识、技能教学的同时不能忽略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培育功能，这就要求加强文化教育。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大学生日常思政教育引入茶文化，培育大学生的茶文化素质，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境界。 1茶文化素质对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茶文化历史悠久，在两千多年发展中吸收融合了诸多优秀文化的精髓，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及禅宗思想等，文化底蕴深厚、思想精神深邃。自古以来，茶即是清雅、廉政、淡泊、诚和、和谐等品德的形象，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通过品茶来凸显自身的高尚品德。品茶不是简单的品尝茶味，而是通过品茶来修身、养性、凝神，体会其中蕴藏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想，提高思想品德素质。当前，我国提倡素质教育，强调学生全面发展，这就需要加强大学生的文化教育和德育教育。而茶文化作为我国富有文化底蕴和哲学内涵的传统文化，若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政教育，将培育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品德素养，稳定大学生的心性，使大学生坚定信念，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茶文化在大学生日常思政教育工作中的融入 为了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茶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是必然选择，符合思政教育改革创新需求。茶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融入，从教材、课堂教学、教学实践活动及教学氛围等方面着手。 2.1茶文化在思政教育教材中的融入 思政教育涉及大学生身心成长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教育工程。教材是教育实施的基础，面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诉求，必须加强大学生思政教育教材建设，发挥教材对思政教育的指导作用。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首要工作是基于茶文化编制大学生思政教育教材。编写教材时，深入分析挖掘茶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价值，调研评估茶文化德育素材，把有益于大学生文化素质、品德素养培育的内容融入教材中，补充现有的思政教育教材。在此基础上，明确茶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目标，实现茶文化与思政教育目标的有效衔接。一方面，通过茶文化对人们思想、行为及世界文化的影响，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另一方面，通过茶文化的茶道、茶德、茶人精神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大学生的“三观”。 2.2茶文化在思政教育课堂中的应用 课堂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主阵地，要想发挥茶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培育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就要将茶文化与思政教育课堂充分结合起来，拓展思政教育课堂资源。大学生思政教育对教师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教师潜移默化地在思政教育课堂上渗透茶文化。如，在思政教育课堂上讲解茶文化相关的典故，透过富有寓意的茶人、茶事向大学生传达文化、德育等内容，实现思政教育目标。此外，也可以设立茶文化选修课，辅助教师开展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学生自然而然的受到茶文化熏陶，体会茶文化的文化魅力和精神气质，更益于理解消化茶文化蕴藏的德育内容，使自身的精神、品德进一步提升，达到良好的思想境界。 2.3茶文化在思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应用 素质教育实施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教师充分把握思政理论，熟练应用思政教育方法方式，能够针对大学生思想动态开展卓有成效的思政教育实践活动。当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教师基于茶文化组织设计多样的教学实践活动，让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了解学习茶文化，体会茶文化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并受之感染，养成良好的品德素养。如，组织大学生参观茶园，学习制茶、泡茶等工艺，参与茶艺表演等。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增进大学生对茶文化精神内涵的了解，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品德。 2.4茶文化在思政教育教学氛围中的应用 茶文化对大学生全面发展虽然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可以培育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品德素质，但是，高校普遍缺乏茶文化氛围。基于此，高校组织开展多样的茶文化活动，鼓励大学生成立茶社，使茶文化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以便思政教师更好的开展茶文化德育教育工作。在校园茶文化感染下，大学生学习茶德、茶人精神，学会和诚、以礼敬人等良好精神品质。 3日常思政教育培育大学生的茶文化素养，深化思政教育效果 在素质教育下，高校思政教育全方面的应用茶文化，把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教材、课程教学、教学实践活动及教学氛围等方面，培育大学生的茶文化素养，以深化思政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基于茶文化素质培养的大思政教育可以让大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和习惯，形成坚定的民族精神及良好的品德意志，身心健全的健康成长。 3.1通过茶文化素质培育使大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和习惯 茶文化不仅是一种饮食文化，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生活理念。茶味清香，略有苦涩，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功效。喝茶品茗，既可以保养身体，也有凝神静气，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思政教育引入茶文化，通过培育大学生的茶文化素养来帮助大学生了解茶文化的养生保健、德育等价值，使大学生认识到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和习惯。当前大学生知识基础偏好，但是普遍缺乏健康的生活方式，锻炼意识相对比较薄弱，且存在功利等思想。因此，思政教育要积极开展茶文化教育活动，利用茶文化蕴藏的修身养性、养生保健等思想引导大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方式，增强大学生的保健、锻炼及健康等正确的生活意识。 3.2通过茶文化素质培育使大学生形成坚定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教育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茶文化的融入利于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茶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之一。思政教育通过讲解茶文化的发展历史、思想文化来培育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唤醒大学生内心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存在的根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有稳定民心的民族文化，才能在各民族之间屹立不倒。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顶梁柱，要学习传统的优秀文化，继承优秀的精神品德，所以思政教育通过茶文化宣传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精神风貌，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特别是茶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大学生在思政教育课堂上学习茶文化，开拓大学生知识视野，拓展大学生思维，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激发内心的民族自豪感，坚定不移的热爱国家。 3.3通过茶文化素质培育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意志 茶道、茶德、茶人精神等是茶文化的核心内容，对大学生思想、品德及意志的培养有强大的积极作用。其中，茶道讲究“静”、“和”、“雅”、“寂”等，注重茶礼，这些都给大学生思想启迪。如，“和”文化启迪大学生人为处事以和为贵，茶礼教育大学生以礼敬人。此外，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教会大学生用平和心态看待世间万物。总之，茶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德育内容。大学生思政教育向大学生传递茶道、茶德、茶人精神等，让大学生在茶文化中感悟处世哲学，形成良好的品德意志。 4结论 综上所述，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可以培育大学生健康的生活理念、良好的思想品德及坚定的民族精神，对大学生全面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高校思政教育要善于利用茶文化中的文化内容开展有效的德育教育活动，优化德育教育水平，切实实现思政教育目标。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茶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的交往交流方式，对于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与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的身体是一切成就的基础。许多高校学生重视学习成绩的提高，却忽视了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意识较为薄弱，且大多数的高校在体育运动领域中的建设也十分欠缺。这是众多高校亟待面对的问题，茶文化精神所倡导的和谐健康生活对于体育运动而言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本文便通过在茶文化精神视域，对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进行研究。 1茶文化精神的益处 茶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汲取中国多元化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茶文化精神中所提倡的友好、尊重、公平、公正、关爱、团结等精神特质与以和谐、中庸为核心的价值观对人们的生活有着诸多益处。如，增进人际交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重视人际交往的友好与尊重；崇尚儒家之道，传播与交流儒家文化，培养君子的精神品质；满足人们在精神上的需求，指导人们在待人接物的选择，解答人们在生活的疑惑，带人们走出困境。在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的研究中，茶文化的思想精神也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 1.1增进人际交流 茶文化精神包含着祖祖辈辈的智慧结晶，人们在进行茶事活动中以“和”为中心，长期的茶事活动孕育了茶文化，茶文化中待人接物方面的哲学也给了人们许多启迪。如，茶文化主张以和为贵，在与人交往中本着友好、尊重的心态进行人际交流，摆正自身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不因为小事而大动干戈，伤了和气。在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中，学生们也应该贯彻茶文化的精神品质，以和为贵，友好、和谐地进行体育运动。 1.2崇尚儒学之道 儒家文化自古以来便作为正统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为人处世与待人接物。随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人们在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儒家文化思想内涵与精神品质，使之不断地适应现代社会的演变与发展，为人们的生活提出大有助益建议。如，崇尚儒学之道，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德行品质，对于自己的人格发展有了更好的要求，并为自己树立了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来完善自己的人格品质。在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中，每位学生都自觉地用茶文化精神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准则，在交往与活动中发展高尚人格。 1.3满足精神需求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感受到各式各样的困惑，学习生活工作的重重压力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烦恼。人们需要一个精神支柱支撑着自己向前发展，告诉自己如何排解忧愁向正确的方向前行。茶文化精神内涵丰富，在人们满足精神需求方面有着诸多益处。如，在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方面，学生们有时会在竞技比赛中迷失自我，过分追求比赛的名次，忘记了体育运动的本质初心。不知道输赢成败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在比赛中锻炼自我，超越自我，在公正平等的比赛中享受友谊与尊重，在和谐相处的氛围中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欢乐。 2当下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存在的问题 当下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参与体育运动的主动性不强，学生认为在学校里学习成绩是重要的，体育运动是可有可无的，体育运动并不需要加以重视；缺乏体育强健体魄的意识，认为如果要强健身体可以去健身馆进行专业训练，不需要进行基础性身体健康的建设；没有稳定的体育运动周期，体育运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毫无规律可言，这样会容易造成身体平衡失调，不利于人体健康发展。茶文化精神中讲求和谐统一、中庸协调，这样有益于人体的健康发展。 2.1参与体育运动的主动性不强 高校大学生普遍存在着体育运动的主动性不强的现象。如，在体育课上不保质保量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体育锻炼任务，处于一个“划水”的状态，以消极的姿态面对体育运动或者是称病请假来逃避应有的体育运动。学生对于体育运动的主动参与性不强导致体育运动处于被动的地位。学生们在体育运动过程中收获的益处也就大打折扣。茶文化精神主张人们积极进取，因此，学生应该主动上进地参与活动，学校在体育运动中也需要倡导学生们自觉的参与体育活动安排，认真完成体育运动的锻炼来增强体质。 2.2缺乏体育强健体魄的意识 高校大学生对于自身身体素质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体育强健体魄的意识。加强高校大学生的体育运动锻炼需要从学生的意识层面改变学生的思想观念。在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十分倡导国人以强健体魄、锻炼身心健康为基础，基于此来成就一番事业。如，茶文化精神中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摆在了第一位，可见身体健康是基础性的保障，修身讲求内外兼修，有人格素质的修养，也有身体素质的提升。因此，在茶文化精神视域下高校大学生更应该重视体育锻炼来强健体魄。 2.3没有稳定的体育运动周期 高校大学生的体育运动缺乏体育运动的周期平衡与协调。这是因为许多高校对于体育运动的本身重视程度不够，没有为学生的体育运动制定一个周期性的体能运动表去循序渐进地强健学生的体魄，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茶文化精神十分重视和谐与中庸之道，制定和谐稳定的体育运动周期表可以平衡与调节学生的体质训练，可以让学生们规律性地进行体育锻炼，行之有效地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并且在渐入佳境的体育运动中爱上体育运动。 3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发展新路径 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锻炼存在着许多问题，关于大学生体育运动发展的新路径有值得我们共同关注和思考。寻找高校体育运动发展新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如，强化体育运动的重要性的认知，从社会层面上号召高校大学生加强对体育运动的重视程度，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积极开展体育比赛活动，由学校发起体育比赛，积极促进学生参与，增强学生体质，强健学生的体魄；树立体育健身的意识，从学生自身的角度出发，让学生认识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主动活跃地进行体育运动锻炼。 3.1强化体育运动的重要性认识 强化体育运动的重视程度离不开社会层面的支持与号召。如，有社会人士发起全民健身活动，有效地带动全民健身的热潮使得体育运动锻炼成为一种风气来引发学校的重视。通过社会建议与提倡来提升高校对于大学生体育运动的重视程度，从而促进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的发展。在茶文化精神视域下发起和谐健身、友好交际的相关体育运动活动，让学生们在和谐的环境之下开展体育运动，同时强化体育运动的重要性认识，这对于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的发展将大有助益。 3.2积极开展体育比赛活动 积极开展体育比赛活动对于学校各方面的发展均有益处。如，可以增强学生的体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与综合能力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学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培养学生合作互助的能力，增进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在茶文化精神的视域之下，以和谐、中庸为核心思想进行体育比赛运动，在和谐友好的运动环境之下，学生们可以感受体育运动的乐趣与人际交往交流合作的美好。在潜移默化中强健自己的身体素质，由学校发起也能够有效调动学生锻炼身体的主动性。 3.3树立体育健身的意识 学生自身树立体育健身的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学生受到自身意识的影响，将会大大的提高自身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与参与度。第一，学生可以积极配合学校规定完成的体育运动任务，自发地探索出新的体育运动；第二，同学与同学之间团结可以合作完成体育项目以强健体魄促进身体健康发展；第三，学生可以多多学习茶文化知识，在茶文化精神的视域下探索出体育运动锻炼方式的新的可能性，让体育运动不断地适应当下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的发展形态。 4结论 在茶文化精神视域下对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茶文化精神的传递与交流，还有益于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随着时代与社会的演变进一步的发展。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民族文献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是有意义的工作，在民族杂居地区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族文献工作，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在民族杂居的地区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工作量；民族文献工作，民族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一样有跃马驰骋的疆场。 一、提高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 有些工作和生活在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的同志，对民族文献工作有一定的偏见。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民族地区图书馆的事，自己这里没这个任务；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工作可做，自己这里没工作可做，由于存在这种错误认识，面对自己身边的大量民族文献工作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在内蒙古自治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古往今来，蒙汉两个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政治上的变革和自然生态不平衡的冲击。为了生存的共同利益，结成了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当然，有阶级斗争，也有兄弟之间的历史误会，有战争、有流血、有吞并、有迁徒，但更重要的是民族和睦和中华民族的自立和统一，历代的史官和稗官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这些史实；历代的文人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历代仁人志士商贾小民在生活中、斗争中、交往中留下的片言只字的记录，无论蒙族人还是汉族人，无论蒙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 都给后代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文献。同时，由于朝代兴替、战争流血、自然灾害侵袭、经济文化交往和蒙汉联姻等等社会和自然原因，历史上的民族地区和蒙汉杂居地区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具有这个时期的界线和含义。费孝通教授认为：民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 所以我国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团结》1986年第2期）。因此，民族文献并非民族地区才有，蒙汉杂居地区也有；民族文献工作并非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才有工作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提高对民族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责任感，解放思想，看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做得细一点，只有这样，工作任务才会明确，工作范围才会清楚，工作方法才会得当。 二、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 上面所谈的是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任务，这是二者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区别，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瞎说一通。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探讨一下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我个人认为，有三个特点、即：分散性、交叉性、多样性。 1．分散性。由于历史迁徒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族文献比较分散。有的经过搜集已保存于当地图书馆、档案馆、文管所和资料室，有的还流散在民间的农牧民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比较珍贵的民族文献，由于没有被发现，作为废纸或一般性待处理材料堆积在图书资料部门以外的其它系统的仓库里。另外，有关民族文献的一些资料，文字不多、篇幅不长、印刷不精、装帧不美，或者夹杂在其它资料之中，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把这些难得的民族文献作为民族文献对待。 2．交叉性。我所说的这种交叉性，主要是各资料之间的交叉关系，因为历史形成的各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并不一定就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一定局限在本民族的著作中。就是说，蒙古族文献应从广义上考虑。蒙古族学者的著作是蒙古族文献，汉族学者论述蒙古族问题的著作也是蒙古文献，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在交往中论及有关蒙古族的资料也不失为蒙古族文献的珍品。我这种提法是从蒙古学的整体性考虑的，荒谬之处欢迎专家和学者指正。 3．多样性。也就是文献资料表现形式上的千姿百态。蒙古族文献大部份是使用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但非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与蒙古族有关的资料，用其它少数民族或汉族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资料，也应视为蒙古族文献，这是说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再谈谈资料的出版形式。印刷型（木版、石版、影印、铅印）是蒙古族文献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它如手抄本、鎏金藏经等也应同样视为蒙古族文献。 我总结的这三个特殊性都是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比较而言的。不是说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说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这三个方面特点比较突出。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特殊性，我们的蒙古族文献工作就需要在搜集上体现广泛性，在整理上体现深刻性，在保管上体现联系性。 三、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如果我们提高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摸清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的规律，那么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有大量的事做。下面，就自己想到的谈几点看法： 1．收集历史文献。历史上形成了历史文献的散失，因此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有一个收集散失在民间的民族文献问题。在收集的具体方法上，除征集、交换之外，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种工作，①复印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②影印部份比较珍贵的、与本地区关系密切的民族文献；③修复本地区民族文献的珍本、善本、孤本；④编制书目，进行书目交流和联合目录工作；⑤摘录与本地区有关的民族文献的内容；⑥减轻库存容量，把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缩微贮藏；⑦鉴于某些民族文献复制、复印价格昂贵，但又不可多得的情况下，建议出版部门在出书时不要满足于陈列本、库藏本（即保持原版面貌的样本），是否考虑出版部份民族文献的铅印简装本，如中华书局出版简装本二十四史那样。 2. 征集现代文献。向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企事业和学校广泛征集有关民族文献的现代、当代资料，然后分类汇编整理保存。不要轻视当代资料，当代资料的积累就是为今后的历史文献打基础。 3．把民族文献工作与地方志工作结合起来。在蒙汉杂居地区，我认为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是同胞姐妹，二者既有相互关联的内容，又有相互区别的特点。因此，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应当与当地地方志部门、档案部门建立经常的联系，进行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协调工作，通过分工合作，把当地的民族文献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4．民族文献的珍善本、孤本调大型图书馆保管，起码应调中型图书馆保管。大中型馆保管条件好，而且也能使这部份资料充分利用，发挥更大作用。大中型馆可把这部份珍贵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提供给小型馆和其它研究单位、个人，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搞点民族文献复印、复制以及编译、咨询等工作。 5. 开设民族文献室，建立民族文献库。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这方面的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有条件的，也应当这样做，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专设蒙文书库，民族文献室和民族文献库要指定专人负责，条件较差的图书馆也可以库、室合并，或者设民族文献专架。 6．开展用民族文字的民族文献著录工作。并把民族文献的著录向文献著录标准化靠近。这样，有利于民族工作者对民族文献的利用。同时，对某些民族文献来讲，用民族文字著录可以体现这部份文献的丰韵和特色。 7.培养民族文献专门人才。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要做好民族文献工作，有的馆可能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管理人才，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从目前来讲，靠学校培养分配，中小型馆没多大指望。还应以就地取材，就地培养为上策。在馆内人员的业务定向培养上，可指定负责民族文献的同志多学点民族学、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方志学，使他们通过学习，掌握民族文献工作基础知识，能够胜任工作，把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提高一步。 图书馆工作论文:改进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思考 [摘 要]本文分析了大中型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征集、整理、利用等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了改进的设想。 大中型图书馆要想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独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必须有独具特色的馆藏文献，地方文献则是体现馆藏特色资源的一项重要标志。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积极探索地方文献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模式？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1地方文献工作的不足之处 1．1缺乏对地方文献资源的全面掌握，征集工作力量单薄 地方文献是一种文化资源，具有两个本质特征，即地区性和资料性。地区性是指地方文献以一个地区为记述范围且反映该地特色；资料性是指地方文献内容广泛而丰富。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庞杂和不规范等特点，一些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还未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在措施上健全，对文献资源没有进行全方位系统的调查，对外不了解出版发行动向和渠道，对内没有形成专门的馆藏地方文献书目，文献征集工作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资料来源多靠少数人员在外奔走收集，一般所获得的文献偏于零碎分散，在庞大的地方文献出版物面前显得势单力薄；没有进行专题资料的地域横向比较，导致一些重要的行业统计资料没有及时查漏补缺，时过境迁而成缺藏；文献的搜集局限于以种、册为文献单元处理，而大量的内容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大多数馆尚未注重搜集整理这方面文献。这使得在对地方文献馆藏进行评估时，既缺乏系统、宏观的认识，又缺乏深入、微观的了解。 1．2整理工作缺乏标准化、规范化 （1）分类编目是揭示各类文献的首要方法。大多数图书馆地方文献分类通用《中图法》。由于地方文献多属非正式出版物，内容广泛，类型多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中图法》主要按知识的学科体系分类，不适应地方文献的分类要求；而且对所属各学科的地方文献没有归类说明；在实际类分中，还有些类目概念模糊，使一些地方文献无法准确归类。如《岳阳说古》一书，内容反映岳阳历史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传说和演变，可入K29文史类，也可入K92地理类。其它如史志和史料（K25与K29）；史志史料和革命史（K类和D类）；地方简介与地理名胜（K29与K928），都存在内容交叉、类目概念模糊的问题。致使分类人员无所适从，有时甚至只能“跟着感觉走”，造成类分不一。 （2）主题标引不完善。虽然目前各地公共图书馆均采用计算机编目，同时进行主题标引，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部分主题标引不准确，内容揭示不全面，一些地名主题和团体主题没有反映。读者不能从多主题途径查准查全文献资料，以至影响了文献的利用率。 （3）征集整编环节缺乏衔接。由于征集到馆的地方文献资料均由采编部统一验收分编，这部分文献资料内容繁杂，书型不一，又没有在版编目和任何其它数据参照，加工起来比较繁琐，使得这些文献资料不能随到随分编，及时加工入库。 地方文献除了明显的地域性和文献性之外，还有很强的时效性，尤其是各种年鉴和统计资料，是读者查阅利用的主要对象。而目前从征集到流通一般相距半年以上，造成读者不能及时查阅利用，影响了资料的使用价值。另外图书馆的购书经费由采编部统一支配，征集人员无权直接面购，对提供的出版信息不能及时采购到位，加上采购人员对地方文献工作熟悉和重视不够，对地方人物缺乏了解，使得部分地方人物资料和地方史料未能系统收藏。1．3开发利用缺乏力度 目前各馆的地方文献资源大都重藏轻用，大部分书籍搁在书架上，造成库房紧张和增加保管工作量，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度整理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除了首都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少数馆外，其它基本停留在传统的借借还还上，坐等读者上门。由于地方文献基础工作薄弱，缺乏各种专题目录，缺乏外向开拓型的措施和行动，缺乏对地方文献用户的信息需求研究，缺乏对开发利用效果的反馈研究，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系统，缺乏专业深度和历史衔接，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大大削弱了各馆地方文献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利用率。 2改善地方文献工作的对策 2．1地方文献工作应成为提升图书馆整体品质的重要管理工作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是馆内各方面的支持和协调，图书馆领导应加强地方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地方文献工作列入重点业务工作范围，明确搜集范围和搜集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远期、中期。近期工作计划，经常检查、监督执行。 2．2知己知披，加大征集工作力度和投入 征集工作是一项繁杂、艰苦、长期的“燕子衔泥”式的工作，需指派既熟悉图书馆业务又了解出版发行动态、有公关能力和责任感的人员负责，多方面入手，如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消息、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本地内容的出版物，及时同书店和有关作者和相关人员联系预订或购买，尽量争取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委员会、社科联；科协和文联、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等的支持，采取发函征集、上门征集、委托征集、举办活动征集等多种方式，特别是对于内部出版物，需“脑勤、腿勤、嘴勤”，花大力气征集。此外，还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力度： （1）开展社会宣传，增强人们对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社会上对图书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借书还书”上，许多机关，科研单位对图书馆保存地方文献的职能意识欠缺，甚至毫无概念。虽然各省一级政府均了征集地方文献以及出版物呈缴制度的文件，但影响不大，还须靠我们利用报刊、电视、电台、互联网等一切可行的传播途径进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捐赠地方资料或提供线索，积极主动地配合上级主管部门督促执行。 （2）建立征集网络。建立省、区级地方文献收集和协调中心（纵向为地、县图书馆代征，横向以行业主管为龙头），与本地区有关单位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形成征集网点，还可聘请业余征集员，代征资料根据其价值应给予代征人员适当报酬。 （3）举办有关展览。实践证明，举办地方文献展览，既是宣传馆藏，推荐文献，又是征集地方资料的有效途径。 （4）对本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派人专访，取得文献。 2．3强化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实现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 目前大部分馆采用了ILAS系统并在此平台上建立中文图书数据库。地方文献书目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深度加工，揭示文献内容特征，着重用主题词标引，以凸显地方文献的多重主题特点，准确全面揭示文献的内容，挖掘馆藏地方文献 资源的潜力。通过数据库建设，对馆藏地方文献资源有了全面、系统、准确的掌握，进而有的放矢的合理布局地方文献资源，实现跨层次、跨系统的地方文献资源共享，在高起点、高层次上开展地方文献资源的联合开发、利用。2．4开发利用地方文献 收集、整理地方文献，既要重视“藏”，更要注重“用”。“藏”“用”相结合，立足于“用”，要充分发挥地方文献在本地域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设法改变传统的坐等读者上门的服务方式，而要采取更积极的模式，做好社会需求调研，找到与经济建设服务的切人点，让地方文献拥有更多的读者。 （1）整理和编制专题研究书目。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专题研究书目是读者利用文献的门径，数据库建成后，可从分类或主题途径，析出多个专题书目，如自然资源、物产、旅游、风俗民情、文化、教育、名胜古迹、人物传记、史料等等。还应搜集整理分散在其它综合性出版物中的地方文献，编制专题篇名索引。除建立书目数据库外，还可以建立全文数据库、图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等，使地方文献信息的检索手段科学化。并逐步把旧地方志、族谱、旧平装书内的地方资料以及地方报纸、期刊等所有地方资料书目数据全部集中，编制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为地方文献网络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2）编制地方文献不定期刊物和专门网页。为扩大馆馆藏地方文献的传播区，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地方文献部可编制不定期刊物，介绍馆藏及新入藏的地方文献、编录成果等，还可登载一些读者对地方文献的研究心得、意见等，此刊以内部赠阅形式为妥，花钱不多，而能起到较好的宣传作用，此刊的内容也可同时制成网页链入本馆主页。 （3）与有关机构建立较稳定的地方文献交流和相互补充的协作关系。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与有关机构建立协作关系，特别是与政府有关机构和政策研究室建立起专人专题定向联系。既可为其提供已有的文献，又可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文献，真正起到“资政”的作用。还可与有关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建立特约专题服务，提供二、三次文献，既有利于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学术索质，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宣传。 （4） 积极向各公共媒体推荐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地方文献资料。关注不同时期的不同宣传重点及时向报纸、电台、杂志等推介相应的地方文献，主办不定期地方文献专题讲座，以提高广大群众对地方文献征集和保存意义以及综合利用的认识。 2．5稳定队伍，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由于地方文献的不规范和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等环节的特殊性，对工作人员的索质（包括业务索质和思想索质）有更高的要求。首先各个岗位必须配备专业特长和性格特点适合的业务人员；其次应该保证人员相对稳定，不能频繁更替；第三须定向培养专业人才，更新知识结构，以保证业务工作的延续性和开发利用的深度，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技术，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整理文献，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源，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 图书馆工作论文: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 文章通过介绍中山大学北校区医学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和网络化服务的情况，从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和馆员三方面论述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关键词： 网络环境 信息技术 高校图书馆 考察20世纪末直到现在的新技术革命形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可以发现目前信息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深刻。高校图书馆不但是学校文献信息中心，也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教育学术性机构，现代信息技术是影响图书馆发展最深刻的环境因素。高密度的信息储存技术，高速度的信息传递技术，高效率、高质量的信息查询技术，在变革了人们生产、收集、组织、传递和使用知识信息的方式的同时，也使信息服务的机制、结构以及服务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将一些先进的信息技术结合运用到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中，用这些技术来促进日常工作，改变图书馆的传统模式，致力于营造以知识导航为服务观念的发展环境，不再只局限于向读者提供馆藏文献，还提供所有网络上的可利用的文献，协助教学和科研是目前我们高校图书馆的工作重点。 一．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进程，计算机日益成为图书馆的主要设备，图书馆采用了各种自动化集成系统建立自己的内部网络环境，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社会化的特征。我馆在1991年已经基本完成了大部分馆藏书籍和期刊回溯数据的建库工作，后来采用深圳大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实现了采购、编目、流通的自动化管理，读者可以通过计算机迅速查到所需的书刊资料的存放和借阅情况，同时工作人员也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采编书刊可以一次输入多次输出，编目的格式整齐规范。2001年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后，南、北、珠海三个校区图书馆数据合并，统一使用深圳图书馆的ILASⅡ系统进行管理，成为CALIS 华南中心书目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国内外书目数据资源共享。本校读者可以在网上查寻三个校区的图书馆资源，三地图书馆通借通还。图书馆自动化管理一方面由于开展网上预约、催还书、推荐新书等业务，解决了紧俏文献的供需矛盾和逾期罚款的问题，使流通工作更具人性化，另一方面建立起图书馆工作的信息网络，可以合理配置文献资源﹑网上协作采访﹑集中编目以及馆际互借，管理所需的工作统计也变得非常方便快捷。与传统的手工操作相比，信息技术的使用促进完善了图书馆的管理工作。 二.信息技术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改变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结构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也促进图书馆传统功能模式向开放式、网络式的信息服务模式转变，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改变了服务的理念。图书馆业务手段日趋多样化，服务范围日趋全球化。引进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是加快信息服务进程的重要一环。 众所周知，在医学图书馆，期刊在众多种类的文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新技术、新成果大多首先在期刊上发表，据统计，80%的文献信息来自于期刊。期刊是医学图书馆中最活跃的因素。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文献检索、定题服务以及馆际互借服务等工作都是以期刊作为主要信息源和工作对象的。但是，由于期刊（尤其是外文期刊）的涨价幅度大与图书经费短缺的矛盾，外刊订购的品种每年都在递减，满足不了读者日益增长的要求。为了提高期刊的利用率，充分发挥馆藏期刊的作用，我馆很早就引入了“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和美国的MEDLINE 光盘数据库，并且免费提供给读者使用，这大大的提高了读者的检索效率，并且质量非常高，真正确立了我馆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医学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的地位。在2001年合校后，我馆的馆藏资源得以不断完善，自动化建设和网络服务水平也有了提高和改善。近几年，我馆先后引进了“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 、中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SCI 、SPRINGER、OVID等电子数据库，还不断在购买国外的医学数据库，馆藏重心逐步向数字化方向转移。据2003年统计，我馆的医学数据库有28个，合校后引进的医学及其他学科数据库增加到64种，期刊全文型数据库有13个，各种可供检索利用的电子期刊的种类迅速增加，在国内高校医学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读者通过网络可获取的医学全文期刊超过2000种，印刷型文献和电子型文献各领风骚。这些数据库更新速度快，收录期刊全，如美国著名的Elsevier Science出版公司就有1200种的全文学术期刊，多种检索入口，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数据库进行检索浏览期刊文摘或全文，方便而快捷。通过引进综合性全文数据库和网络信息资源导航的建设，图书馆信息服务领域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本校校园网的用户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可以通过校园网的任何一个终端使用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化信息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也解决了因书刊价格不断上涨而经费短缺停订书刊的实际问题，使用网络资源和数据库产品成为获取信息的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 另外，图书馆开始有针对性的开展信息导航服务、网上咨询、文献传递等服务。例如在图书馆的主页上建立“医海导航”栏目，对医学资源网站和医学信息资源建立链接，并提供网上电子期刊的网址；用e-mail、留言板等形式接受参考咨询，传输检索结果，解答有关图书馆馆藏和服务的问题；提供下载申请查新的表格；向读者推荐使用新购买的数据库；征集读者对图书馆的建议或意见；图书馆的新闻和通知等等。最近，参考咨询部又向读者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实时解答读者的疑难问题。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图书馆的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网上资源越来越丰富和网上参考咨询工作、网上教育的开展，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也使图书馆的用户教育在时代的潮流中显示出其重要性。为此我馆还专门成立了文献检索课教研室，在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文献检索和利用课程，对学生们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培养学生们的文献信息获取、识别、接受和利用的能力，使其在今后 信息化、网络化的学习和科研环境中游刃有余。除此，参考咨询部定期以讲座的形式进行用户教育，面向全校师生、各附属医院员工，介绍馆内现有一些光盘和电子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各种数据库的特色及其检索使用方法，介绍网址的搜索方法和文件下载的方法，对网上检索工具进行评估，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水平不断提高，反过来对图书馆用户教育和参考咨询服务要求也更高，这样形成良性互动，进一步促进图书馆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和用户教育﹑服务水平的提高。2000年我馆开设了设备先进的电子阅览室，每周60小时向师生们提供馆藏书目数据、光盘数据库、引进电子资源和联机数据库的检索和利用以及INTERNET信息浏览等服务。电子阅览室投入使用后，利用率非常高，2002年一年就接待读者超过5万3千人次。 三．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不可避免的对原有的图书馆服务思想和服务体系带来冲击，图书馆管理人员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环境下，要明确图书馆的使命并没有改变，信息技术并非取代图书馆管理人员，相反，图书馆管理人员作为桥梁、导航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信息技术使图书馆工作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使资源共享更容易实现，只有传统的方式与现代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人和机器相协调，才能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才能提高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加强对自身的学习完善，必须具备精深的图书馆专业知识；必要的网络及信息技术知识；必要的计算机应用知识和外语知识，才可担任起“信息导航员”、“网络咨询员”等新角色。对馆员进行继续教育是图书馆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馆员可通过在职进修﹑报读学位﹑学术研讨会议﹑讲座﹑短期培训等等形式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层次﹑全方位﹑复合型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只有拥有这样一批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熟练的网络技能，又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同时还具备获取、组织、传播信息能力的新型图书馆员，图书馆事业才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服务及其馆员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将成为高度发达的信息集散地，图书馆必然将朝着“数字化图书馆”的方向发展。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搜集与利用工作探讨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地方文献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日俱增，成为图书馆完善藏书体系、丰富文献资源、形成特色馆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系统地搜集和合理地利用地方文献，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相应的良策。缘此，本文就如何搜集和利用地方文献谈点浅见。 一、求“尚方宝剑”重自身建设 馆藏地方文献是市级公共图书馆利用文献资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物质基础，也是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前提条件。地方文献利用的深度、广度和产生的实际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馆藏地方文献的质与量。因此，加强地方文献搜集，发掘地方文献源流，充实和丰富馆藏意义重大。 客观上说，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设，需要地方文献为之服务；地方领导决策、制定长远规划，也需要地方文献当参谋。只要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有成效，必然会引起领导重视，得到支持。如江苏盐城市图书馆、山东淄博市图书馆积极利用地方文献为地方建设服务，及时为市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井明文规定地方文献由图书馆负责搜集，要求市内各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编印出版的图书、论文集、杂志、地方志、地方名录、地图、报纸，以及未正式出版而汇编成册的重要会议文献、各种内部参考资料都应向图书馆提供样本，优先保证其入藏，建立了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从此该两市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有了很大起色，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各自都建立起地方文献的专库。可见，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建设上不能眼光只盯在向上伸手要钱上。争取政府的支持，得到政策的实惠更具有实际意义。 当然，搜集地方文献仅仅依靠“地方文件”的威力还是不够的，“地方文件”只是一个良好的外因条件，且受到时间和区域的限制。因为地方文献搜集不但有历史的上溯性——从古至今；还有现实的广泛性，搜集范围遍及各地。这些都是“地方文件”难以提供保障的。 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市级图书馆实际收藏量与应收藏量相距甚远的状况，立足点仍应放在自身建设上。首先，要提高图书馆人对地方文献工作意义和工作的认识，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在行动上给予支持。要制定具体的搜集、整理、利用地方文献的近、远期规划和目标，把地方文献的搜集、利用作为藏书建设的主要工作任务，贯穿于整个藏书建设的始终。要重视地方文献的特殊性，正视地方文献是图书馆文献中利用率高，社会影响大，市场需求广，直接服务多的现实，给地方文献工作定位，组建独立的地方文献工作部门，建立地方文献典藏库和地方文献阅览室，改变目前大多数馆未配备地方文献工作专业人员，工作元计划，无明确目标，藏书分散管理，难以形成系统的状况。 要从实际出发，确立以征集为主，以选购为铺的方针，克服以往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习惯于等书上门和期望收藏者无偿捐赠的消极做法，实事求是，征购结合。要注意捕捉信息，加强与出版界和收藏人士的联系，舍得花精力和经费，保证各类地方文献能及时地得到补充。我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注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征购结合，收到良好成效。如本地藏书家孙金振先生，是我馆的老读者，临终前表示愿将所藏古藉（其中许多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无偿捐给图书馆。我们就积极助成此事，利用新闻媒介广泛予以宣传，又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赠书仪式，将其所赠700余册古籍更新换面，对外陈列。此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不少人士主动与我馆联系，愿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图书馆。又如丹徒民间收藏孔不入有清道光《润东萧氏宗谱》十九册，内有昭明太子后裔在镇江活动之详情，又有镇江山地区丰富的人文与分珍贵。我们多次联系，最后以500元收购入藏。此后，当亚洲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135工程金河纸业有限公司落户镇江山时，有关设计人员专程来我馆调用这部文献，考察当地的上质情况和江岸坍塌演变的历史资料，为他们科学地制订设计方案提供史鉴。 二、 直服务经济扬地方特色 搜集地方文献是基础，而利用地方文献才是目的。当前，地方文献的服务应当围绕当地的经济建设来进行，从事地方文献研究和服务的人员应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出馆门，深入社会，确定服务重点，提供跟踪服务，使地方文献服务在本地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科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效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这几年来，江苏一些市级公共图书馆注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地方文献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新途径，在扩大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上做文章。他们利用图书馆的优势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的联系，在广泛征集地方文献的同时又争取获得本地在海内外工作或定居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企业家、科技人员的线索，建立较为完善的地区人才信息网，通过编制专家人名录、人名大辞典等，为当地政府及经济界提供人才信息资源和对外联系的纽带，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如江苏经济发达的苏、锡、常、宁、镇、扬等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形式的招商会、经济恳谈会、经济对策研讨会等，邀请本地籍贯而在外地工作的企业家、科学家出席会议，其中不少人的应邀就是缘于图书馆人才网提供的信息。这些专家学者、企业界名人应邀后，积极为家乡发展提供良策或引进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苏有些市馆还专门编辑地方经济动态简报，或利用剪报形式收集外界评述当地经济发展的文章提供给市政府有关领导，为他们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受到了好评。 把握地方特色，针对当地城市特征、发展趋向、重点投资项目，利用地方文献开展对口服务也前景广阔。这样做更能贴近经济发展的脉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我馆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注重发扬地方特色，围绕振兴当地的 旅游经济发展做文章，见效比较明显。我市是全国历史文化名称和旅游城市。市内有丰富的人文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很大。著名的金山、焦山、北固山风景秀丽甲东南；白娘子水漫金山寺救许仙；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甘露寺刘备招亲等传说均典出于此。城南的南山风景区，为国家森林公园，坐落着招隐、竹林、鹤林诸名刹，有梁昭明太子编《文选》的增华阁和读书台。因此，市政府决定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我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点，每年都有投资项目，用于对古迹景点进行维修或复建。为了更好地服务旅游经济，我馆从地方文献中辑出许多有关古景点的历史人文资料和各种目录，及时向城建、文馆及古建筑设计部门通报，为北固山长廊复建等工程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去年，市里投资1200万元开发南山风景区，我馆除积极提供资料及图录外，还专门编注了《南山诗征》一书，融诗文、掌故、人文景观于一炉，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拨专款出版，并作为我市对外交流和南山开发的宣传品，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我馆利用地方文献，服务旅游经济，取得了良好成效。省《新华日报》和本市《镇江日报》曾先后对此进行了报导。 三、 重服务质量 向利用倾斜 图书馆多年来传统的“重藏轻用”观念，在地方文献工作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不少馆地方文献量虽丰，但往往宝藏自珍，不轻意为外人知晓，难以发挥其社会效能。因此，在加强地方文献建设中，要改变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地方文献的收藏，忽视地方文献的利用的倾向，树立立足于“用”的指导思想，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措施要跟上。首先要抓好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只有建立一支稳定、专职、高效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才能适应工作需要。要抽调一批通晓文史、掌握现代化技术和具有公关能力的复合型业务骨干充实到地方文献工作人员队伍中去。今后一个阶段，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培养应成为日书馆人才培养的一项重点。这项工作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积极创造各种机遇，加快人才培养的进程。目前，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工作人员培养方面力度不够，用人不精，有的馆甚至没有专职人员，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二要抓好读者工作。读者工作是开展地方文献服务工作的核心。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热情服务外，更重要的是鼓励和发挥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的积极性。应采取让读者开架查询和自由人库选书等宽松的服务手段，吸引更多的读者利用地方文献。在某种程序上来说，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相比图书馆工作人员主动服务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要树立读者至上的思想，把读者视为图书馆的主人，让读者以主人的身份充分利用地方文献。并在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过程中，注重传授其有关检索方法和技巧，为读者在书海中导航，提高读者的检索能力。还要注意了解读者的心声，通过召开读者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倾听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鼓励读者更多地、更自觉地参与地方文献的管理和利用。 三要抓好宣传报导。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是信息源的重耍组成部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及时提供信息服务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不少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宣传不够，整理乏力，以至于部分本应发挥作用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淹于书海之中。如古代一些地方名人的手稿、笔记、日记中，均有许多珍贵的地方史料，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颇具价值，若加以整理、宣传，就能对指导现实有史鉴之效。 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发掘、整理外，宣传手段的作用不可低估。当前，应采用多种形式加大地方文献的宣传力度。可将搜集到的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及时把有用信息向有关方面通报；可搞地方文献陈列，或地方名人著述展；可举办地方文献服务成果展；可借助于新闻媒介，推荐介绍地方文献中的精品；还可通过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文摘等，向社会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传递，造声势，扩影响。 四要抓好研究开发。要加强地方文献利用的理论研究，探索利用地方文献资源的新途径，及时对反馈的地方文献利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寻找规律。要理论联系实际，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地方文献研究会，探讨地方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交流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服务成果，从而开拓地方文献研究的新局面。地方文献的研究，要善于“量体裁衣”，体现特点和个性。要注重抓住地方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做文章，这样有目的的开发研究，易见成效，出成果。同时，通过研究，能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加图书馆的学术性，引起全社会对图书馆的重视。如江苏南通市图书馆抓住其馆藏中拥有大批的张骞手稿和著述这一特色，选定这个南通籍清末状元、全国知名教育家、实业家作为研究课题，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编辑成《张骞全集》巨书，首次将张骞许多从未发表的手稿资料披露于世，不仅在弘扬当地名人风范方面为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在全国的影响也很大，对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经济史均有经济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在地方文献工作中要“量体裁衣”，发挥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多出研究精品，增加对社会的贡献。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优势与发展前景 [摘要] 本文结合我国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发展历史，从其多年积累的经验、取得的成绩说明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并用事实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志、记载地方各种内容的各类文献、地方出版物、地方作者作品等等。时间上要求从古至今，科学分类上要求涵盖各个门类。它以内容、地域限定文献，而不受文献载体限制。地方文献工作就是对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加工后，实行集中管理、集中开发，使其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公共图书馆，尤其建馆时间较短者，其文献入藏受各种因素限制，很难有自身特色。但是如将地方文献作为其入藏特色，则既得天时地利，又得人和，其他图书馆无法与之抗衡。而且，公共图书馆多年服务实践也证明社会对地方文献需求率极高。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 1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是文献、实践经验及由实践经验升华而成的理论基础。随着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几十年工作实践中，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已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 1文献基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各地都有丰富的地方文献传世，如地方志、舆图、地理、民俗等文献资料及近现代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报刊、档案类文献资料等等。在没有图书馆之前，地方文献多分散于当地私人藏书家手中。自各地有了公共图书馆以后，它取代私人藏书成为集中入藏地方文献的机构。1988年开始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结果表明， 51个参加调查的公共图书馆中“地区研究文献居各地图书馆之首。”而且，经过多年的收集与积累，地区研究文献“至今已构成我国地区研究文献保障系统，”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成果汇编》一书的统计：在公共馆申报的148个研究级学科文献中，有26个是有关本地区研究和地方史志方面的。这说明申报馆对这方面文献的入藏具有系统性、广泛性。据同书表41“自报研究级学科分布单位一览表”整理统计：自报研究级学科中与地区研究有关的学科为42项；其分布单位有30个公共图书馆、8个院校图书馆、9个社科院图书馆、2个资料室。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文献基础十分雄厚。 1．2实践经验的积累 自图书馆出现于中国近代，它很快就承担起收集、入藏地方文献的任务。1916年教育部通饬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寻乡土艺文；1941年广东图书馆即建起“广东文献特藏”。馆长杜定友的建馆宗旨为“广东省立图书馆此次复馆之初，即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并制定广东文献分类表，编出与广东文献有关的《广东方志目录》、《广东族谱目录》、《东西南沙群岛目录》等地方文献目录。 解放后，许多图书馆前辈非常重视地方文献工作，如杜定友、刘国均等。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图书馆利用人力、物力优势，征集大量地方文献加工整理后入藏。并整理出许多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以便供读者更好地利用这部分资料。1957年1月，上海人民图书馆成立图书选购委员会后，将地方文献征集列入图书选购委员会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亲自做“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使用”的专题讲座来推行这项工作；60年代首都图书馆即已设立北京地方文献特藏书库，还曾于1963年6月24日举办“北京地方文献展览”进行宣传。这期间，广东馆编制了《广东杂志目录》、《广东舆图目录》等20种地方文献目录；首都图书馆编制了《北京地方文献分类表》；云南省图书馆编制了《云南省地方志目录》、《馆藏云南地方文献目录》、广西第二图书馆编制了《广西农业资料索引》、《广西文史资料索引》、《广西地方资料索引》、《馆藏太平天国革命报刊资料索引》；浙江省图书馆编制了《论浙江农业耕作制度》文稿、索引10余种；甘肃省图书馆与兰州大学等校联合编制了《兰州各图书馆馆藏西北文献联合目录》等等。可以说在“”前，广东中山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已为公共图书馆如何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探索出一些可行经验，但由于“”，这项工作一度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馆工作焕发生机，地方文献工作再度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为配合当地编史修志工作的开展，一些图书馆设置地方文献部门集中开展服务工作。以东北为例：辽宁省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组、哈尔滨市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专室、大庆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部、佳木斯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题阅览室、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库等等。许多图书馆还编辑印制一批以地方文献为主题的二三次文献，如：《广西气候史料》、《广西民间气候农谚》、《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哈尔滨史志资料索引》、《黑龙江公共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等等。这些二三次文献将各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较好地揭示给读者，为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一些地方文献工作走在前面的图书馆，更将已完成的二三次文献加工输入到计算机中，建成地方文献数据库。如首都图书馆除将以往完成的报刊索引回溯录入外，还定量录入新信息。这一切表明，许多公共图书馆已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成型经验。 此外，各公共图书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同志，在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50年代初，一些热爱、关心地方文献工作的前辈即经常撰文论述地方文献工作。80年代开始，我国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与地方文献工作有关的文章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1997年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的论述地方文献的文章约有140余篇，初期以介绍征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文章居多，后期以涉及地方文献工作概念、理论及现代化应用的文章为主，这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 2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优势 图书馆是整理、保护、利用各类文献服务于社会的地方，而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所在地区的政府及其他行业。因此图书入藏必须考虑综合性及地区性特点。地方文献以地域确定文献归属，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及入藏不发生矛盾。这表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地方服务优势和地方文献征集优势。此外，图书馆的设备、设施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日趋完善，工作人员也都受过良好的业务培训，这些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人才及设备优势。 2．1地方服务优势 公共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有：地方政府 机关、地方经济建设、地方科研单位等，其地域特点十分明显。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地方历史状况、现实状况的掌握。如地方政府确立经济开发项目前，首先要论证其项目的可行性，而论证的依据离不开有关地方文献。如辽宁省的本溪市原以矿业、钢铁业为经济发展龙头，在矿源面临枯竭需要重新立项时，省市领导依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文献数据，制定了以化工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方针。外商投资，也要首先了解当地有关情况。美国汽车通用公司在向沈阳、上海投资时首先对当地汽车行业及市场情况进行调研，这些情况有许多来源于地方文献。地方科研单位的研究项目多数围绕地方这一地域主题或与之相关的主题。据辽宁省社会科学院1985～1995年《科研成果目录》统计，10年中14个部门130名专业人员共完成科研成果近3500项，其中约1150项是围绕地方这一主题。经济、历史、党史3所的科研成果一半以上与地方主题有关。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曾对“丝绸之路”、“石窟艺术”、“敦煌学”、“西夏学”等地域性专题研究提供很好的服务。而地方有关单位在开展某些工作时，也需要利用地方文献了解一些相关情况。如沈阳园林旅游公司在确定建立满族民俗博物馆时，即从辽宁省图书馆获得系列满族民俗资料作其项目实施的文献依据。黑龙江日报社史志办在编写《东北新闻史》过程中，其资料来源主要是东北各大图书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资料。辽宁省图书馆曾利用馆藏有关资料为其整理出1949年以前东北地区的报纸名录202条。从读者利用图书馆情况也能看出其对地方文献的需求。笔者1997年完成的73项社科咨询中，有49项属于地方文献咨询范畴。 2．2地方文献征集优势 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征集优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①地方政府干预优势。图书馆直接隶属于当地政府，它可以通过政府向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征集地方文献。1960年1月，中共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转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关于征集地方文献资料办法”； 1978年、1985年又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 1989-1990年黑龙江省先后三次下发《关于做好地方文献和地方出版物征集和收藏的通知》、《关于公共图书馆征集地方文献的报告》、《关于商谈地方财政部门补助征集地方文献经费的函》，其他省份也发过类似的通知。这些文件的下发，方便了各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及地方出版物的征集。②图书馆之间的协作优势。各图书馆除入藏当地文献外，也入藏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均藏有辽宁省图书馆未入藏的辽宁方志、东北刊物等。因此，辽宁省图书馆可根据需要，通过复印补充入藏。③图书馆内部政策优势。图书馆领导因其服务地方的宗旨，对地方文献的采购多给以大力支持。如辽宁省图书馆的领导在购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对地方文献的购入依然给予保证。④地方文献入藏基础丰厚的优势。许多图书馆早在50-60年代即已着手采购征集地方文献。如广东、北京、甘肃、上海、辽宁等地。辽宁省有“东北地区研究”文献资料25.135种，“占本学科文献总藏量的40．34％”。辽宁省图书馆1990年建立地方文献书库时，仅从基藏书库提取中日文图书复本（不包括古籍），就入藏近4000种地方文献。⑤地方人士热爱家乡的地缘优势。爱家、爱乡、爱国的情缘不分种族、国界，无论人在何方乡情不变。许多人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偿捐赠给家乡图书馆。如黄荫普曾捐赠大批广东文献给广东中山图书馆。许多图书馆利用这种地缘优势建起地方作者库如广东、遵义、临清、佳木斯、沛县等等。 2．3人才及其他相关优势 在图书馆能够将文献与使用文献者有效挂接的关键是人，是一批业务能力强，又有敬业精神的工作人员。目前各公共图书馆重视对在职人员的业务培训、素质教育，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及精神面貌都有较大改观。80年代起又补充进一批具有学士、硕士学位的专业人才。经过几年的实践，这批人已能利用所学驾御图书馆业务，其中佼佼者已成为图书馆中的业务尖子，并走上领导岗位。可见图书馆开展各项工作基本具备了人才优势。就开展地方文献工作而言，这种优势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图书馆对外服务人员有多年为地方服务的经验，对地方需求比较清楚；多数人生于斯、长于斯，对多年生活工作的地方有较深厚的感情，对当地历史及各方面情况也有较多掌握；加之对馆藏的了解掌握，几种因素结合起来，对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无疑十分有利。 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采用，各项先进设备的配置，亦为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目前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多数已系统配置缩微复制、视听、计算机、扫描打印等设备，与之相配套的现代化技术及技术人才也相继到位。许多图书馆已利用这一优越条件着手做地方文献的基础建设工作。如首都图书馆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已具一定规模；1996～1997年辽宁省图书馆开始建立“辽宁近当代作家、作品资料数据库”，已输入数据近4000条；“《盛京时报》数据库”已完成数据单近万条，并开始录入工作；“东北图片数据库”的图片及数据录入工作正在进行等等。总之，随着社会信息意识的增强及邮电通讯事业、计算机产业、印刷事业的全面发展。图书馆这一规模庞大的信息产业系统的信息优势也在不断地显示出来。 3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工作虽然早已引起图书馆界重视，但地方文献不以文献载体或学科分类的特点却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这项工作在公共图书馆内的开展。以往在多数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被分散在不同业务部门，如采购征集由采编部负责；二三次文献开发及咨询工作分散在社科、科技部门；读者的文献利用则因其载体情况分散于有关部门。由于这种分散状态使地方文献的入藏、目录及服务特点无法集中体现。一方面读者不知如何利用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一方面图书馆工作人员也无法深切体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近几年，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许多公共图书馆中，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被落实到实处。他们纷纷将其作为一项独立工作来开展，而且取得较好效果。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几起几落举步维艰的局面已经改变，而且很有发展前途。 首先，地方文献需求市场极有潜力。这种需求不但具有社会效益，还会产生经济效益；不但具有国内市场，而且具有国际市场。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许多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大量文献资源为依托，如屈原、黄帝陵、话说黄河、话说长江等影视作品的完成。各地开展无污染的旅游业，需要将地方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结合，他们愿意付出报酬得到可供参考的系统的地方文献。首都图书馆多年来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服务除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外，每年还可为图书馆创收十几万元即说明了这一点。我国自改革开放后， 引起世界极大关注。出自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各国在与我国建立往来关系的同时，也需要了解各地情况。沈阳东北亚研究所抓住这一机会，凭借对东北地方文献线索的掌握，对国内、国外市场需求的了解。编辑出版了这方面的系列资料。如《东北考古资料集成》、《高丽、渤海史料集成》等等，以此占领国内外市场，其年收入可维持70余人的开支并有盈余。其次，公共国书馆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补充。这些地方文献极有开发利用价值。以东北地区为例：哈尔滨市图书馆入藏的《远东报》（1916-1945）全国仅此1份，此外还有其他极具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大连图书馆的满铁资料及日文报刊，一直是国内外读者长期利用的资料；辽宁省图书馆的东北地方志及解放前中文报刊也长期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青睐。此外，现代化技术已被社会广泛应用，图书馆为适应社会需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始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发馆藏文献资源。如利用计算机将文献信息整理加工成不同专题数据库。将已开发出来的数据库与现代通信技术结合服务于社会等。 综上，不难看出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经过多年实践，已总结出部分成型经验，有了一定基础。而且从文献入藏到服务对象、服务设施及服务队伍，公共图书馆都占有优势，加之国内外对地方文献信息的需求，故其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修史撰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之一。除了史官编纂的正史之外，尚有大量的地方文献散诸民间。这些地方文献与正史相印证，成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对地方公共图书馆来说，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妥善保存、充分利用这些地方文献，既是重要任务之一，又是藏书建设的一大特色。 本文将以天津图书馆为例，谈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命名天津市为历史文化名城，其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天津市成为一座地方文献的“富矿”。本文的主旨，即在于进一步开发这座“富矿”，对天津地方文献的概况，市馆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市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及今后的设想，加以初步探讨。 1 天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天津历史悠久，其地方文献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以前。战国时期，天津主要归属燕、齐两国。在近郊发现的战国遗址和墓葬达50多处，并挖掘出大量铁制工具、陶制渔具以及刀币。这些遗址和墓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地方文献的一大富源。 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反击北方乌桓贵族的侵扰，在天津平原上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把水路从四面八方连接起来，奠定了天津日后航运枢纽的地位。隋代，大运河开通，氵瓜 河尾（今日海河）与黄河、淮河、长江沟通。唐朝建立，又按照泉州渠故道，开凿一条新的平虏渠，使经过大运河或渤海湾北来的船只，由氵瓜 河尾进入平虏渠，直抵渔阳郡。杜甫在《后出塞》和《昔游》两诗中，作了生动的描绘：“渔阳豪杰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输东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沧海凌蓬莱。”那些有关挖掘河道的传说，运输物资的轶闻，以及墨客的诗稿、典籍的记载，都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 宋朝没能统一中国，在北方形成了与辽和西夏对立的局面。当时的天津平原，处于宋、辽交界之处；今日的海河，便是当时的界河。宋朝的沧州知州何承矩在界河以南引种南方早稻获得成功，开创了天津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与此有关的原始资料，是天津农业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金王朝强大后，老三岔河口一带是漕运的中心，建立名为“纲户”的专业船队。宝坻县至今还有个“纲户庄”，回响着历史的涛声。 元朝泰定三年，建天后宫，以祈求航海平安。当时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的张翥，曾来此进香，并写诗一首，道是“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奠毕，喜色满宫袍。”由此可见民俗文化之一斑。类似的文化古迹。尚有城隍庙、文庙、玉皇阁等，文人骚客，题咏颇多。 “天津”之名，始于明代。解放后，天津旧城南门外发现一块明代的石碑，碑文为“成祖文皇旁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天津有很多具有文献价值的碑文，如“镇仓关王庙碑”，碑文中记载有关关羽的生平事迹和历代封号；“聂公碑”，表彰聂士成抗击外夷，为国捐躯的功绩。 明朝末年，大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托病寓居天津，引育南方稻种与山芋，其间必留下珍贵资料，抗倭与防辽战争中，军械制造、船只征募、兵将调遣等，都在天津进行。那些制造军械的图文、征募船只的公告和兵将调遣的令谕，都有收藏引用价值。 清王朝建立后，天津成为北方的商贸中心，也成为西方列强的凯觎之地，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天津有关，诸如“天津条约”的签订；“天津教案”的发生；太平天国北伐军曾攻打过天津；天津义和团运动震惊世界；启蒙思想家严复曾在天津的《直报》连续发表《原强》、《辟韩》等著名论文。天津也是洋务运动的北方基地。北洋军阀集团是从天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由此产生了“北洋实业”，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留下大量的地方文献，有待我们去搜集和整理。 至于与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关的地方文献，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某一地域具有文史价值的资源，还不能直接成为文史资料。只有这些资源形成文字或图片等，才成为真正的文献——具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天津的出版事业起步较早，明末清初，私人和官方的编书、刻书、印书活动，日益兴盛，为形成丰富的地方文献提供了必要的也是优越的条件。 1886年11月6日，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德璀琳和英商恰和洋行经理笳臣创办了天津第一张中文报纸《时报》。1887年10月，严复等人又创办了《国闻报》，这是由中国人创办的天津第一份近代报纸。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天津发行的报纸，已达60多种。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影响较大的革命报纸。到1948年底，在天津出版过的报纸，多达140余种，以《大公报》最为突出，与上海《申报》齐名。 这一期间，政治事件，社会风潮，商场动乱，军界纠纷，列强入侵，百姓抗争……无不在报刊杂志上得到反映，当时的新闻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积为珍贵史料。即使是街头小报，花边新闻，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病变与溃疡，使当今的社会学家怦然心动，从中发掘出有意义的信息。 解放后，天津的图书出版事业稳步发展，先后成立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仅1965年，共出版图书475种，总印数达4960万册（张），其中有不少属于地方文献，或从中可以“提炼”出地方文献。 “”期间，图书出版事业既受到严重摧残，也得到畸形发展，产生了一批“派书”、“派刊”、“派报”、“派文”，它们成了编纂与研究“史”的“绝妙好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的出版事业飞速发展。至1989年底，全市共有12家出版社，该年出版各类图书杂志2930种，总印数达20130册。地方文献，成为众多出版物中的一枝奇葩，如《津门杂记》、《天津建设四十年》和《天津软土地基》等，在全国图书评比中获奖。 总之，天津地方文献资源丰富，而开发这种资源的重任，已落在了地方文献收藏中心——天津市图书馆的肩上。 2 地方文献收集范围探讨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必须明确其收集范围，收集范围确定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着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而收藏质量的好坏，又将制约地方文献对本地区各项事业所起的作用。 地方文献简言之是在内容上涉及某一地区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的具有地方研究性质的文献，“记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记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记 经济则有户口、田赋、关锐；记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奇观、详异；记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①其涉及面非常之广，包括了各种学科。 关于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历来意见不一，争论颇多。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有关本地区的一切资料，不论它的载体形式如何，凡古今中外关于本地区的一切情况的记述资料，本地区一切人士的著作、古今名人事迹、传记以及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外地人士的事迹、传记，本地区的一切出版物（包括本地区发行的非正式出版物），都属地方文献范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地方文献应是内容上具有地方特色的著作，凡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内容上没有地方特点的，都不是地方文献资料，这两种意见的分歧，给从事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者带来苦恼，使他们莫衷一是。针对于此，笔者以为，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应着重以下几方面： 2. 1地方志 地方志是一种以区域为中心，记述某一区域的地理地形、气侯环境、历史沿革、历代政治、经济、历史事件、历代地方人物、艺文、名胜、风俗等历史性资料的总汇。由于地方志在地理上的区域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广泛性，史实资料上的可靠性，因而对于本地区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以往，一些研究地方文献分类的文章，都不把它单独立类，而附于地方资料内。其实，地方志既是地方资料，又是地方著作，一般还是地方出版物，又是横跨这三类的重要部分，而且今后数量上亦不会太少，所以应单独立类，放在地方文献各类的首位。 早在1958年8月就曾说过“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地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的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一语道破了地方史志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独特价值，加以它是一个地方资料的总汇，更显出它的独到之处。所以它是地方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必须重点搜集，力求完备。 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有关天津地区的地方史志，我们应重点收集，如清代修志十分普及，除省、府、州、县志一再续修外，不少村镇乡里也编有志书，如《杨柳青小志》等。其他有关天津的方志，如《天津县志》、《天津卫志》等，都应重点搜集。 2．2历代地方人士著作 地方人士包括原籍在该地的，也包括原籍虽不在该地但曾在该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论文、诗词、信礼、日记、奏折等等，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状况，故应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明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虽是山东蓬莱人，早期在浙江、福建一带抗击倭冠，他的事迹、著作被收入浙江、福建地方文献。但他于隆庆元年被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加强战备，在镇十六年。他对练兵、治械、陈国等都有创见，著有《纪郊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所以戚继光及其事迹、著作亦列入天津图书馆地方文献收藏之列。 又如，严复是福建人，但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黄金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这时期，他用自己熠熠闪光的思想，为中国人民点亮了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为近代天津增添了霞光般的异彩。因此，其著作亦作为天津地方文献的着重收藏。 2．3地方出版物 地方出版物是指某一地区刻印、出版、发行的一切资料。包括解放前本地区刻印出版的书刊和解放后出版的地方报纸、刊物和各系统、各部门编印的书刊资料。就天津图书馆来说，就应收藏天津地区范围内的一切书刊资料，包括正式的、非正式出版物、内部资料等。如我馆就完整收藏从创刊号开始的天津《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等。 关于地方出版物，还有个争论问题，即内容与地方无关的，算不算地方文献？本人认为，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我馆不必规定的那么死，只收录地方出版物中内容与该地有关资料。因地方出版物是研究地方史、地方文化、科学史的重要资料。地方出版事业的盛衰，反映了该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状况。地方出版物切合本地区生产、科学、教学的实际，用途较大，因而应把地方出版物看作一个整体来收藏。 2．4地方史料 简言之，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天津为例，近百年来，天津人民有着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光荣革命传统，为天津地区的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的北伐军前队曾驻独流，林凤祥的北伐军的后队曾驻静海。清末义和团首领张德成于1900年4月在静海独流镇设拳坛，曾在紫竹林抗击八国联军，成为保卫天津的重要力量，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又如，天津是全国最早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地方，如、邓颖超、马骏等等在天津领导了爱国运动。这期间留下许多革命文物和资料，正是我们编写天津地方党史所最需要的材料。其它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地方资料我们应着重收集。 3 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设想 地方文献的征集，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更加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著述资料、信息资料，而地方文献正是当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记录”它为强化图书馆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必须搞好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我馆在地方文献收集工作上，路子尚未打开，方式方法上亦有欠妥之处，这直接关系到收集工作的成效。参见他馆经验，结合个人体会，本人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有如下几方面： 3. 1要细心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 一般说来，地方人士的著述，有关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专门著作都较易见到，而夹杂在其它著作中的有关资料就难以发现，尤其在新闻、出版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并不只见于本地出版物，也散见于外地的书刊上。因此，除了平日认真、细心、又能持之以恒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之外，没有其它捷径。 3．2建立地方文献呈缴制 图书馆要争取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要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说明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争取地方政府明文规定当地各种文献编辑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出版机关，有向图书馆呈缴文献资料的义务，并严格遵照政府规定主动呈缴各种地方文献。要争取本地政府对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请政府下发有关文件，确定征集内容、宣传图书馆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我馆89年始把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列为重点来抓，由采编部采访组直接着手。为此，我们自行起草了一份“关于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的 通知”，内容包括征集地方文献的宗旨、意义、呈缴与接收的办法等，并取得了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局的支持，由他们下发正式文件，靠着新闻出版局提供的天津出版单位名称，仅89年一年，我们就与市120家杂志社及百花、教育、科技等7家正式出版单位建立了缴送样本的关系，取得可喜的成效。3．3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线索，广泛联系 图书馆应组织一定的人力，深入到政协、统战部门、组织部门，了解本地区有一定知名度人士（包括在国外、港台地区的人士）的通讯地址，这样可主动去函索取这些人士的著作，还可到文联、文史办、各学会，了解他们地方文献信息，及时收集资料。 3．4开展以搜集、宣传地方文献为主题的活动 图书馆可利用节日或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地方文献的内容、范围、作用，让更多的人士了解地方文献的使用价值。同时召开征集地方文献的座谈会，从个人或团体的角度向广大读者进行宣传，争取支持。亦可采取边收藏边展出的方式，将已征集到的地方文献选展，进一步宣传地方文献，扩大其影响。在展阅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征集工作。 3．5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地方文献 地方文献相当一部分是非正式出版物，又绝大部分散失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召开有关人士座谈会，取得其支持和协助，提供有关线索，反复访问搜集，对数量极少的珍贵文献，更要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登门访求或征购，尽量征集到社会上或私人保存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3．6历史文献部分，可到如下单位收集： 档案馆。多藏有地方志书和大量的地方文献。可部分复制，或掌握目录，供参考咨询用。 民政局。有关近代革命活动、革命烈士的文献，有可能从民政部门索获。 公安局。历次政治运动，使某些地方文献或有价值的地方资料集中到公安部门，幸运地保存下来。 博物馆。本地的历史、文物方面的情况，博物馆资料最全，结论也最有权威性。他们的公开出版物、内部出版物、简讯、说明、展览等资料全属地方文献，务必收集齐（种类）、全（完整、连续）。 其它如广播站、电台、电视台、城建局、民委、文化馆、艺术馆、科委、科协、科技馆等等，从中都可索获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 此外，在搜集地方文献时，我们的触角，不应局限于本地，也应该伸向异地，甚至异国。外地与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 总之，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要不懈地坚持下去。 4 地方文献管理工作初探 这里主要讨论应否建立专藏库的问题。地方文献专藏库是为了突出本馆特色，适应特定读者需要而建立的，是否建立专藏库，应视各馆具体情况而定。以天津馆为例，以往，我馆地方文献资料是分散在若干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并由这些部门根据各自特点分别进行管理的。比如：地方出版物中的图书一项由典藏部保管，地方报刊杂志由报刊部管理，解放前的地方史志由历史文献部保管。这种分散管理模式，使地方文献资料整体被报刊、古籍、典藏、阅览等部门分割得不成体系。一方面，不便于地方文献工作者了解和熟悉馆藏；另一方面，也不便于读者充分利用这部分宝贵资料，为此，本人认为，现有的这种地方文献的分散管理模式，应通过适当的集中管理来加以改进。那么，如何对地方文献进行集中管理呢，在地方文献的藏书布局上，我馆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建立地方文献专藏库，把分散在各部门中的地方资料全部集中在所设置的专藏库中，即对地方文献实行绝对的集中管理，另一种主张：分散管理，无需设置地方文献专藏库，只要在现有管理机制下，通过编写地方文献目录，使地方文献系统化，整体化，即对地方文献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本人认为，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 将地方文献集中于一库，虽然方便了读者，也使得地方文献整体性、系统性得到极大加强，但就我馆目前条件来说，并不切实可行。 理由之一，绝对集中管理将会破坏我馆的整个藏书体系。 理由之二，将地方文献集于一库，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理由之三，由于地方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仅地方出版物一项就会使得该库规模日益膨大，难以支持。 理由之四，从历史文献部角度考虑，我馆现存线装图书40余万册，列为善本和特藏的有8000种，其中仅地方志一项就有4000余种，其中不乏珍本、善本、甚至孤本。如果从中析出地方文献资料，去充实地方文献库，那么，历史文献部自身完整的藏书体系就会被打破。如果把历史文献部门中的全部地方文献资料进行复制，虽是一项好措施，但目前我馆并无充足的物力、人力、财力保证它的实施。况且，古籍图书的保管，较之普通图书要精细得多，必须做好防虫、防盗、防火、防潮等工作，其设施条件要求很高；而我们地方文献库并不具备这些良好的设施以保证珍贵的古籍资料长久存放。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古籍的咨询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历史知识、古汉语知识等，历史文献部门的同志，更熟悉自己部门藏书情况，因而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所以，这部分文献仍由历史文献部门妥善保管为宜。 理由之五，我馆是一个综合性图书馆，不仅要考虑地方文献部门，还要考虑其它更重要的内容，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既可以方便读者，使读者通过查阅目录，即可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也会使地方文献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大大加强，同时避免了绝对集中管理的诸多不利。 因此，对于地方文献，应通过编写目录方式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实施： a 授权某一部门负责地方文献的编目工作，由该部门组织各有关部门进行目录的编写。 b 所编写的地方文献目录应突出地方文献的重点和特点。 c 建立有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负责今后地方文献的收集和管理，把一些独具天津特色的资料集中起来，如太平天国革命史料，义和团革命史料，等领导的革命斗争史料。一些重大历史时期的珍贵图片资料，重要的统计资料等集中起来，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以突出公共图书馆地方特色。 总上所述，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重 要部分，证史补遗大有可为。应当引起重视，持之以恒，全面规划，日积月累，由点到面，积浅入深，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资料体系。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民族地区图书馆除了负担着为科研和生产服务，为提高当地各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服务的任务外，突出的是还应担负起收集和整理、提供民族地方文献这一特定的任务。近年来许多民族地区图书馆，在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对地方文献收集的范围，类型以及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的认识和做法上，都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探讨的地方。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民族地方文献的范围和类型 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首先应该掌握该民族的历史概况，社会发展与地方文献形成的关系，再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调查了解地方文献资料在民族地区的流传形式、保存情况，进行有步骤、有计划的挖掘。 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文化、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建国后从原始社会跨越到封建社会、有的民族受封建制度的统治时期较长，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内地，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汉族地区相比也相应的有许多不同之处。 地方文献的形式又与语言文字有密切的联系。有些民族的社会发展较为迅速，文化上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所以地方文献中正式出版物占的比例也较大。而有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把本民族的各种历史事件、传说故事、风俗习惯采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记载，如采用不同符号代替的、象形的、摹仿汉文字的。有的民族还用手势、队形及各种表现方式对事件进行反映，有的则以口头形式流传。 各民族地方文献形成与形式的差异，必然带来民族地区图书馆收集工作的特殊性，收集范围也不能限制于地方志、人物志、革命史料、科技史志及本地区发行的一切正式出版物，还应该包括民族地区采用不同方式方法记载流传下来的一切能反映民族地区风貌的，反映政治、经济、山川、自然资源方面的资料。如果根据各民族地方文献的形式进行划分，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进行收集。 （一）正规出版物。民族地区由于受社会发展、政治经济、语言文字的局限，正规出版物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不能同内地公共图书馆相比，许多民族地区解放前从未纂修过地方志。所以这方面的地方文献主要是建国后的国家出版物中涉及有关民族问题的部分，以及民族研究单位收集整理的有关资料，民族地区政府部门有关法令、材料汇编及外地著者反映民族地区的作品，及各种调查报告，资源考查等。 （二）非正规出版物。非正规出版物是构成民族地方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份。民族地区图书馆要根据自己民族地区地方文献形成的特点及与一股性公共图书之间的差异，确定收集的范围，根据对某个民族地区的非正规出版物的调查统计的分析，一般非正规出版物包括： 1、民族中为了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纪念历史人物等各种事件记载的碑刻、石刻，民族自然村的乡规民约碑、人物题记等。这些碑刻可以复制为拓片、照片进行收集。 2、由于边域纠纷冲突引起，对边疆领土划分、冲突事件进行详细记载的各种抄本、图册。 3、各个民族家庭中、自然村中对各种事件记载的家谱、村谱、户籍册、统计表。 4、至今流传在民族群众中的各种经卷、史诗及各民族采用不同方式对本民族事件记载的各种抄本、稿本。 5、能够为研究民族历史、民间艺术提供一定研究资料的画册、画卷及能够反映某一历史风貌的照片图册。 6、民族中受语言、文字限制，采用各种不同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记载的实物。 （三）口头流传的“资料”。严格说来，不属于文献范围；但我认为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能仅限于文字的东西。口头流传下来的，把它记录整理出来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多。收集时要保持原貌。口头流传的“资料”包括：民族地区的民间艺人演唱的传说故事、史诗、叙事诗，曲谱、曲调及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神话、民间故事等。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工作更要着眼于实物资料和口头流传的活资料。 二、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 民族地方文献一向为民族地区图书馆所厚爱。有的民族地区图书馆把所收集来的地方文献资料称之为“镇库之室”。一般说来，民族地方文献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用于研究民族族源问题。有些研究人员一直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资料，只能借助于考古来开展研究工作。但它们仅是出土文物，没有文字根据。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家谱、族谱、村史对这方面有着详细的记载，家谱中记载着家族的变迁。有的家族采用的父子连名制依据等，对研究该民族与外来民族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的文字根据。 （二）用于研究民族历史人物。地方文献资料中的碑刻、名人题记中对此就多有记载。如白族著名诗人赵藩的家乡，村口所立的“故里碑”中对他的生平简介，就为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原始资料。 （三）用于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及民族文学的演变过程。例如：沐氏统治云南时期的地方典册、民族文史资料都已焚毁，流传至今的正规出版物几乎没有，但依靠大理州境内的洱源西山公社保存的白族民间演唱曲本、谱本、民歌抄本、稿本及流传在民间歌手口中的各种民歌却能找到与那个时期有关的许多文史资料。大理喜州的“山花碑”，文字方面借用汉字记白语，书写采用“三七一五”的山花体民族形式刻在碑上。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为研究白族民间文学的发生发展，研究民族的历史和语言的发展，民族诗歌的源流及文字使用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四）用于研究民族中的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由于民族文化的落后，对自然界侵袭造成的各种灾祸得不到理解，各民族对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进行崇拜。有的民族从各种不同渠道传入了宗教。由于宗教的传入，加上民族中对自然界崇拜，民族地区工、农业各方面受到相当的影响。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各种传说故事、经卷、神话、叙事长诗、还有在部分民间艺人中演唱的曲抄本、民歌，对各时期宗教的兴盛、自然崇拜的形式都有记载。 （五）用于研究民族艺术史、音乐史。例如：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南诏国时期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及各种不同形式记载的大本曲本、吹吹腔谱本及民间艺人口中流传的演唱曲谱，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所展现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南诏开国的传奇神话历史故事，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些珍贵的资料被研究人员称为“南中瑰宝”。 （六）用于研究民族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地方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民族建筑风格，建筑形式及建筑过程的数据，地方疾病的防治以及历史上民族地区有特色的各种生产技术资料。它们的作用往往是考古所难以达到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 图书馆工作论文:湖南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横谈 湖南馆是1904年3月成立的,越92年风雨历程,筚路蓝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基本上形成了馆藏特色。 一、整体思路和规模化格局的形成 作为地方性图书馆,必须全面、系统、长期地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这样的观念和认识必须是坚定不移的。湖南馆的地方文献收藏达到现在的规模,是几代湖南图书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刚解放时,湖南馆所藏图书报刊不到13万册。解放后,图书馆历届同仁坚持不懈地从事乡邦文献的访求、征集、购买,其效果是明显的。40多年来,藏书量有过几次大幅度的增加。一次是50年代,征集、接收湖南革命文献、着作版本、古旧书刊60余万册;另一次是“”期间,征集、抢救、接收书刊资料、字画20多万册(件)。这两次增加的书刊,大都是湖南地方文献,其中不乏珍品,为馆藏地方文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入80年代,对地方文献工作的认识完成了质的飞跃,由不自觉行为转变为自觉行动。1981年建立湘版书库和地方文献征集组,特别是1983年,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征集地方书刊资料的通知》,以文件形式确定由湖南馆担任全省征集地方文献的具体工作,饬令全省各地、各单位出版(含非正式出版)的书刊资料都必须缴送给图书馆。由于形势的发展,1995年“两办”文件经过修改,重新颁发《关于做好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通知》。 1984年独立建置地方文献部,专门设立地方文献书库,从组织上保证了地方文献工作的有序进展。 10多年来,工作局面不断拓开,成绩斐然。 1.征集是地方文献工作的前提 如何征集地方文献历来存在宽严不同的两种办法,湖南馆是灵活掌握的,凡是湖南出版物、湖南人士(包括长期在湖南工作的客籍人士)着述和内容涉及湖南的出版物,都属于征集范围,“宁宽勿窄”;而地方文献库的收藏则是以内容反映湖南的、经济、文化等一切有研究、保存、参考价值的史料性文献(不限作者籍贯、出版地区、出版方式、载体形式),“宁窄勿宽”。为使各项工作逐步规范化、标准化,先后制定了“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条例”、“湖南名人文库征集、管理办法”、“地方文献库收藏标准”、“地方文献分类表”、“地方文献分编细则”、“‘’资料分类表”以及“地方文献部工作条例”。在征集工作中,一靠“红头文件”,包括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省新闻出版局的文件,“文件”的出台,给征集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作用无疑是很大的,但不能依赖“文件”,“文件”实施的效果与征集人员的主观努力是紧密相关的;二靠征集人员对事业的执着精神,动脑要勤,动腿更要勤。例如,为了搜集已经出版的县、市志,因为大多数县市志是与省外出版社合作出版,无法得到缴送本,只能写信去要,派人去取,仅1995年,就派出两个征集组,分赴29个县市,行程一万公里,征集到县市志60余种、专业志70余种,还有各地出版的地方年鉴和地方史料;三靠广泛联系,湘音湘情牵湘人。这里面包括信函联系,每年春节前寄赠贺年片,纸短情长;到各地召开湘籍人士座谈会,邀请海内外湘籍人士来馆参观,如台湾《湖南文献》发行人刘修如先生多次到馆,回台后,撰文介绍湖南名人文库,动员海外湘人捐书;邀请着名作家、画家来馆举办笔会、鉴赏会、展览等。 2.建立较完整的地方文献保障体系 在宏富的地方文献中,地方史志,解放前出版的湖南地方志约450种左右,湖南馆则藏有410种,另有缩微胶卷本20多种,此外还藏有山水、古迹、宫殿、陵墓、园林、书院志近百种;民国湖南省志稿汇编资料2000余种。近几年已经陆续出版的省、县、市志和各种专业志以及地方年鉴、专业年鉴几近全部收齐。馆藏湖南家谱、族谱1000余种,占已知存世家谱、族谱总数的3/5。地方报刊,解放前出版的1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近2000种。地方版图书,民国时期出版的平装书2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10000余种。湘人着述,包括解放前的抄本、稿本、刻本,约20000种。 3.珍贵文献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湖南馆因其特殊的地位,因此珍藏了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其中包括着作版本2600多种、 20多个文种、 11000多册;徐特立同志书写的诗词条幅、学习笔记、会议记录、批注圈点的图书等等;湖南革命文献500余种,如刊于1925年12月1日《革命半月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刊于1927年3月20日《向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新民》(部分)等;陈天华的《猛回头》,《湘江评论》、《新湖南》,《湘省大汉报》、《湖南通俗报》等;湘军着名将领曾国藩的奏槁、批犊、信札、日记、诗文和湘军史料100余箱、几千万字;左宗棠手札70余件;中国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手稿《养知书屋日记》(200多万字),还藏有王船山、何绍基、王闿运、彭玉麟、胡林翼、陶澍、王先谦和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谭延闿、杨树达、张舜徽等一大批湘籍名人的稿本,其中有着述、信札、日记、诗文以及大量的书画作品。 4.颇具特色的“”资料 “”是历史的逆转,但它毕竟还是历史的存在,此期间生产的成千上万种纷杂的出版物自然也有其收藏的价值。“”时,湖南馆的同志独具慧眼,搜集、价购了近百万份小册子、小报、传单、画刊,其中涉及湖南的二三十万份,将为后人了解湖南“”的发生、发展以及研究“”中的重点人物、重大事件、重要群众组织的情况提供原始资料。 5.湖南名人资料中心的创建与发展 为增加地方文献工作的特色,拓宽文献搜集的渠道, 1989年创建湘籍名人文库,1992年改名湖南名人文库,目的在于加强与一部分不属湘籍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的联系。1995年又易名湖南名人资料中心。“文库”成立以来,搜集到海内外湘籍人士(含湘籍华侨和外籍湘人)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5000多人的资料,与3000多人建立了联系,收到2000多人寄赠(捐赠)的着作、手稿及个人藏书5万册左右(不含徐特立同志的藏书15800册),建立了一个综合文库和“着作版本藏阅室”、“徐特立同志藏书阅览室”、“湖南作家文库”、“张舜徽先生文库”、“蔡仪先生文库”以及吴相湘、谭戒甫、陶懋炳等多人的专柜。“文库”的建立,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普遍认为,这对弘扬湖湘文化、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对亮丽图书馆形象也不无裨益。 6.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已经起步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编目初步实现了计算机管理。为了建立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湖南馆自行研制“人物自动化管理系统”,目前已投入试运行阶段。 二、逐步深化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 1.编制了一批书目索引 据不完全 统计,先后编制出《湖南各专县市报工农业经济重要资料索引》、《馆藏湖南地方文献资料目录》、《湖南着者及其着述简表》、《馆藏湖南地方志目录》、《湖南家谱、族谱目录》、《湖南报刊大全》、《洞庭湖开发书目》等等。 2.为修志提供馆藏资料 80年代中期,全省修志工作全面铺开,地方文献的需求陡增,各级各类修志人员涌向图书馆,湖南馆应接不暇。为了缓解“供求”矛盾,与省志办联合下文,安排预约来馆,增加阅览座位,延长开放时间,帮助组织力量代查代抄。平均每天接待读者100人左右,持续近4年时间。那时候只考虑“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没有搞与经济效益挂勾的“改革”。为修志提供资料,起到了全省任何单位无法替代的作用。 3.发掘、整理、编辑各类地方性、史料性图书40余种 一是参与整理,如《曾国藩全集》、《王闿运诗文集》、《湖南青运史》、《湖南女运史》、《湖南工运史》、《湖南党史》等;二是提供稿本,由出版社编辑或影印出版,如郭嵩焘《养知书屋日记》、《船山全书》、《湖南全省掌故备考》、《湘城访古录》等;三是主持编辑出版《湖南地方志太平天国史料》、《湖南地方志中的少数民族史料》、《自立军史料集》、《湖南地方志提要》、《湖南资料手册》、《当代湖南人名辞典》等。其中《湖南资料手册》全面系统地反映湖南和平解放以后至1989年10月, 40年间的各方面的情况,资料宏富翔实,编排合理,是一部大型的资料性工具书,一部浓缩的湖南史志。出版后,各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95年出版的《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收录海内外湘籍人士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2652人,是全面研究湖南人物的开山之作。 4.开放地方文献阅览室 集地方性图书、期刊、报纸于一室,既接待研究型读者,也接待普通读者。同时,各专门阅览室也实行对重点读者的服务。 三、廓清迷雾,统一认识 问题与成绩同在,成绩越多,问题也相应增加和突出,不过有些问题有待于探讨: 1.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没有理顺 地方文献是馆藏文献的一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全馆业务工作的一部分,二者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局部的作用只能是完善整体,不能削弱和损害整体。而这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长期困扰着湖南馆。例如地方文献是集中入藏,还是分散入藏?是适当集中与分散入藏相结合,通过书目索引集中揭示,搭桥铺路,还是必须搞“小而全”的地方文献库?几种意见争论不休,决策处理时态度模棱两可,摇摆不定,致使具体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地方文献既有图书,又有报纸、期刊;既有近现代、当代文献,又有古代文献;既有大量纸质载体文献,又有其他载体形式的文献。根据一定的藏书体系,已经分藏在各个业务部门,如果一味强调集中入藏,势必会彻底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藏书体系和布局。目前,湖南馆采取的是在不影响全馆藏书体系的前提下,实行适当集中,而大量的还分散在各业务部门。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分散,但必须整体揭示,恰恰在整体揭示上,10多年过去了,还只停留在准备上,至今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这是一项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建设,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被耽误了。 2.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 主要表现在:文献的搜集局限于省内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和能通过出版目录了解到的外省出版的图书,是以种、册为文献单元搜集处理的,而大量的内容具有“湖南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湖南馆并没有全面开展搜集整理。这项工作要求高,难度大,但绝不能因此而不去做,否则地方文献的收藏是残缺不全的。在文献阅览上,目前仍停留在一次文献的借借还还,而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而湖南馆近几年没有编过地方性专题目录。严格地说,湖南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 还有许多的问题,诸如人员群体素质不理想。没有好的人员素质,要求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那是一句空话;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不能只简单地提供“原料”,还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深加工,提供“半成品”或“成品”,进而转化为“商品”;由于市场经济的驱动和负面影响,社会环境对地方文献征集的支撑力愈来愈小,征集工作的难度愈来愈大,又缺乏相应的对策;工作手段落后,设备严重不足,活动经费短缺,等等。 四、创造地方文献工作新局面 地方文献工作是公共图书馆的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是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终结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文献工作的规模效应程度决定着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地方文献工作在全馆工作中的重点观念和重点意识,遵循既定方针,不断调整工作策略,努力创造出新的局面。今后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湖南馆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完整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体系 目录体系应含古今各种载体的书刊资料,有分类、题名、主题、责任者4种,从不同侧面全面揭示馆藏,特别要注意目录与目录之间、藏书地点之间的联系,为读者利用地方文献提供全方位的良性服务。同时,编撰各种为湖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大、中、小型专题文摘和书目索引。 2.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文件”效力,广泛寻求社会支撑,在地方文献搜集上采取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的战略 凡新闻出版部门出版发行的书刊,要通过做工作,该缴送的都应及时缴送,把漏缴率降到最低程度。视听资料生产部门发行的电影拷贝、录像片、录音带等也应根据“文件”要求缴送,起码要缴送属“地方文献”范围的产品。凡是地方文献收藏的重点,如地方志、地方史料、地名资料、地方水文、气候资料、地方物产资料、地方人物传记资料、地方报刊等的收集要基本做到准、齐、全。 3.切实建好湖南名人资料中心 使之上档次、上规模、出特色,变“自封”为“他封”,让“中心”存留湘人心中。建设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创办《湖南人物》,修订好《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成立湖南名人研究会和基金会,逐渐把湖南名人资料中心办成湖南人物的中心,资料中心、研究中心。 4.全面实现计算机管理 采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地方文献的搜集、书刊的编目整理,文摘、目录、索引的编制。在建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之后,建设湖南地方文献数据库,起点要高,规划要严密,实施要视实际情况分阶段、分步骤。先完成书目数据库,再完成篇目数据库,最后考虑全文检索数据库。这是一项展现湖南馆实力的工作,务必要下大力气做好。 5.努力培养一支素质精良、优势互补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 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历来为识者所重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人员,不仅要求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和掌握现代化手段的能力;不仅要求具有事业的奉献精神,还要求具有务实的工作作风,“板凳须坐十年冷”,事业的成功才会向你发出微笑。 6.建立健全全省公共图书馆系统地方文献征集网 为推动省、市(地)、县(市)三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全面展开,扩大地方文献搜集的地域范围和种类,要注意搜集利用光盘、电子出版物等载体的地方文献媒体。共同建设自动化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地方文献资源共享。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倾向 我国现代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起源于本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杜定友先生为代表的广东地方文献工作，迄今己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尽管有关地方文献事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仍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就其事业发展和社会影响而言，还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毋庸讳言，我国各地的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起步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其发展呈现出很不平衡的局面。这种现象，与各馆对地方文献事业的认识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进而与各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机构定位、业务定位，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地方公共图书馆是否一定要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换句话说，地方公共图书馆是不是有从事地方文献事业的责任和义务？开展这项工作对社会以及图书馆有什么益处？地方公共馆是否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其次，这项工作的性质和方法与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是否存在着差异？能否使用图书馆常规业务的方式和人员来从事这项工作？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地方文献业务与图书馆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认识基础上逐步加强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进程。 一、从事地方文献工作是地方公共馆的责任和义务 1．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凡涉及到地方文献生产、传播和开发利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应纳入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如对于地方文献的考古发掘、编辑制作、出版播放、展览、保管和研究等等，都属于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由此角度看来，地方文献事业是一项跨行业的社会事业，尤其是地方档案馆、博物馆、文物部门以及地方报刊、广播电视部门，都在不同程度地从事着地方文献工作。但是对于图书情报界来说，其狭义范围则只包括地方文献传播过程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部分环节，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具体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通过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典藏、流通，以及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向社会各界提供适用的地方信息和地方史料。这实际上和一般图书馆工作的内容是完全相通的。 2．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 ①与地方新闻出版行业的关系 地方新闻出版行业包括地方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杂志社、出版社等机构，它们从事地方信息的采集、加工与传播，是地方文献的生产源之一。其产品是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原材料。在地方文献信息产生和流通的完整流程中，此二者是上下衔接的两道工序。 ②与地方档案工作的关系 “档案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归档集中保存起来的文件材料[2]”。所谓地方档案，不过是在档案的内容方面加以地域的限定，而这一限定与地方文献的地域限定是基本一致的。从地方文献基本概念的角度来看，地方档案当然可以归入地方文献的范畴，而且还应该是地方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档案工作，大体上分为文书档案和技术档案两大部分，与地方文献关系密切的主要是文书档案这一部分。在实际工作中，因各地都有专业的档案工作系统，他们以有关档案收缴与管理的法规为行为依据，所以地方档案的收集和保存，主要还是由这些专业档案部门来完成。 然而地方档案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侧重于生成于各级政府系统的现时档案，对于全部地方档案的收集，尤其是产生于民间的大批档案材料，和偶见于流通领域中的历史档案，则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因此，地方博物馆和地方图书馆从各自的角度去收集这类地方档案，还是大有必要的。 档案行业与图书馆行业是姊妹行业，它们同样要收集、整理、保管，并向社会提供有关的地方信息，仅仅是处理的文献形式和具体的工作手法略有不同而已，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表现为分工协作的关系。 ③与地方文博工作的关系 地方博物馆是陈列、研究、保藏本地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以及自然标本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各类博物馆根据各自不同的性质、方针、任务，有系统地陈列文物、模型、标本等展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丰富人民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生活，并为促进生产、科研以及艺术创作提供资料和借鉴。 地方考古工作是通过考古发掘去发现本地方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对这些实物史料进行研究，阐明本地方古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进而探讨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地方文博机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研究、保管和陈列那些具有文物价值的地方文献。对于文献内容的传播，只采用实物陈列的方式。其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一种局部交叉的关系。 ④与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关系 广义上的地方社科情报工作需由地方档案工作、图书文献工作、专业情报工作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合力完成。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等社会机构都应是地方社科情报服务系统的子系统，这里所说的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主要指地方专业情报机构所从事的二次，三次文献的编制与报导。 地方社科研究和党政领导部门决策的需求，决定了地方情报工作必须具有地方特色。“各地区的社科机构的研究对象和各地区党政领导部门所采取的种种对策，无不受本地区的民族、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人口、教育、能源、生态和历史等因素的制约，这就决定各地区的社科情报工作必须立足于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了解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又有开发意义的问题，进行情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直接为社科研究服务，为当地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服务[3]”。而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社科情报工作的基础，则是收集具有地方特色的情报资料。在这一方面，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社科情报实质上是由社会领域和学科领域里产生的两部分情报（社会情报和学术情报）构成的。[4]”。如果说专业社科情报机构是以社会科学情报（或称社科学术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而图书馆、档案馆等子系统则是以社会情报（或称社科基础资料或社会动态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二者的关系大部分是交叉的。 ⑤与方志编修工作的关系 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 综合性著述。按其涉及的行政区域，可划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和地区性的通志、州郡府县志和乡镇志；按其涉及的内容，可分为综合性的志书和专业性的志书。地方志是有关地方的百科全书。它“具有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等特征[5]”。实际上，方志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种。但方志这种特殊的著述体材仅仅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不是全部地方文献。 方志的编修是连续的，一部方志修成，若干年后又行续修。修志时所使用的原材料完全是地方文献；可以认为，方志是按一定方式纂修起来的地方文献汇集。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要为方志编修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原材料，然后又将新的方志收入地方文献专藏。地方文献信息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值。 小结： 以上行业的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密切相关。然而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亦即地方文献的采集、整序、典藏、流通，以及地方文献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却只能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机构独家承担，因为完成文献的情报过程是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3. 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 在图书馆系统内部，各馆的性质及其在图书馆网络中的层次各不相同，决定了各馆的社会功能不同，用户类型不同，因而信息需求也不相同。借用市场科学的观念来说明，各类型、各层次的图书馆各有其适宜的市场范围。各馆都应研究本馆的用户类型、使用目的、专业分类、情报需求类型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本馆在用户心目中的特殊价值。 在地方领域内，高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以及公共图书馆以外的其他类型图书馆，受其性质与社会职能的局限，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社会义务。基于本馆主体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一般来说，也不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 地方公共图书馆则不然。它的常规经费来源于本地方的财政收入；从综合文化的角度服务于本地方是它的基本社会义务；基于本馆常规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而这种资源积累能够相对全面地代表本地的地方文化。因而，从理论上讲，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顺理成章，无可取代的。反之，地方公共图书馆若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或开展不力，则可能会被地方社会认为是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义务。 从现实中看，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效益前景。 ①各地的地方文献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内容界限，对地区或国家的文献系统而言，可以各自构成特色鲜明的子系统，基本上不存在业务范围的竞争，也不存在资金的重复投入问题。地方公共馆在普通藏书、古籍、连续出版物诸领域，除具有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读者优势外，并不具有任何文献资源方面的优势，而地方文献资源则是无可竞争的一号拳头产品。 ②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理想的投入产出比。与母馆需要采购的其他类型文献相比较，地方文献的数量相对较低，其中还包括相当比例的非正式出版物，所需经费只占全馆采购经费中极为有限的比例；而地方文献专藏由于系统内容方面的唯一性，对于地方公共图书馆所产生的效益，是其他类型文献系统所无法替代的。 ③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经营，地方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能够产生多种附带效应，具有良好的持续发展前景。除可针对本地、国内、国际各类用户开展传统的阅览、借阅服务，和专题咨询、定题服务以外，还可以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文献开发和编辑出版；建设地方信息数据库，定期情报刊物，进而通过专门的地方文献信息网页，在更广大的领域内开展地方文献事业。 ④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事业的过程中，会逐步培育和造就一批有关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的专家。这些人将在各类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 图书馆的学术形象和社会地位也会得到地方社会的进一步确认和提高。 二、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业务格局 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事业的发展水平不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没有把地方文献工作正式列入本馆业务范畴和工作日程。 ·开展地方文献工作，但没有设置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和读者服务工作分别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或者说是地方文献工作融入了其他业务工作。 ·没有地方文献工作机构。但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工作仍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地方文献机构只从事辅助型（或称被动式）的书目索引工作和一部分参考咨询工作。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与读者服务分成了两条线运行。 ·没有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并没有专职的地方文献业务人员，开展与地方文献事业相关的一切业务。 造成事业水平发展不一的原因，固然有对事业宏观认识上的偏差，但也有对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程度认识不足的因素存在。 1．地方文献具有独特的概念、性质、形式、作用与价值观念，这使得它在采访、分编、书目、咨询等一系列信息处理工作中，与公共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存在着原则差异。 ①地方文献是一个独特的文献群体，它指的是“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的文献”[6]。只要文献具备了以上两个特征，则无论其出版地、出版期、文种、 文献形式、文献载体如何，都可纳入地方文献的范畴之内。从地方文献的内容来看,它反映的是特定地域范围内事物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人类对该事物的主观认识。它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地方特性，而不是该事物超越地域范围的共性。因为一旦上升为共性，也就失去了“地方性”。 ②地方文献的内容体系包括本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各项地方事业，但这并不等同于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医学等诸般学科。它所容载的内容并不是学科信息，而仅仅是地方事物的客观记录，这就是地方文献的本质。 ③地方文献的类型多种多样。依据各不相同的文献编纂方式及其在社会上的传播渠道，地方文献可以分为书籍、报刊、会议录、文件汇编、学位论文、科技报告、舆图、谱录、统计图表，簿记、票据、证券、画册、印谱、照片、乐谱、文告、传单、 商标 、戏剧说明书，以及地方文献专用的参考工具书等形式。从文献载体的类型划分，图书馆地方文献主要包括纸本、光化学制品和磁记录品。几乎包括了当代图书文献的所有载体类型。从文献的生产者或是文献的出版发行方式来划分，地方文献中包括公开出版物、非公开出版物和非书资料三个部分。”[7]2．概念、性质和形式决定了地方文献的作用和地方文献用户需求的特点，从而导致对专业化操作方法的需求。 ①读者使用地方文献，其目的在于了解有关某类事物的地方特性，而非此类事物的共性，地方文献用户并非不去使用地方文献以外的文献资源，他尽可以在其他文献资源中获得有关事物共性的信息，而反映事物地方特性的信息却只能在地方文献中获得。 ②地方文献的形式和载体多种多样，但其价值并不表现于个别的珍稀版本，而是体现为一种信息的群体优势，即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它是对特定区域内自然、社会诸般事物的历史与现状全面系统的综合纪录。由众多的文献共同反映出某一项地方事物的全部发展历史，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现实文献，无论是什么样的文种、出版地、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它们的内容都在连绵不断的史料长河中占有固定的位置，上承前，下启后，不可缺少，也不能替换。 ③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和公共图书馆常规的藏书建设之间，在目标与模式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公共图书馆要在读者对象的公共性和藏书内容综合性的前提下去合理使用经费，其藏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只是相对而言，因而漏采和误采的界限也不是十分清晰；而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则应全面反映本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藏书建设的水平要具有权威性。在理论上，其采访对象应该是所有存世的相关文献，而不是碰得到或买得到的那部分文献，漏购现象是应该努力避免的；反之，一旦采进了非地方文献，也决不能含浑入藏。在采访方式上，公共馆大部依据征订目录，采用市场订购的方式；而依靠这种方式所能得到的地方文献，却只占地方文献生产总量的较小比例，其余部分不一定存在征订目录，所以要靠采访人员去努力访察文献的生产、流通信息，然后通过订购、采购、征集、交换，复制和纂辑等手段，个别处理。这项工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不可能要求公共馆的常规采购人员完全掌握并代为处理。 ④分编工作中，大多数公共图书馆采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图法》的分类思想基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及其读者的使用目的而言，其总体效果显然是利大于弊。然而地方文献的基本性质并非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而仅仅是关于地方事物的客观描述。地方文献中不可能有哲学，以及马列主义、思想，不可能有社会科学总论和自然科学技术总论，因为这纯粹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宏观认识，不属于某一特定地方；地方文献中不应该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方法论，因为这些内容是不同地域人们的共识，并不具有任何地域特征。使用《中图法》或其他同类的方式来类分地方文献，显然会在读者与文献之间造成明显的沟通障碍，因而是不合适的，反之，以客观存在的地方事物作为地方文献分类依据，编制出专用的地方文献分类表，应该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⑤多数公共图书馆都是以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和文种等外部特征作为的典藏分布结构的依据。这种方式与公共图书馆的读者需求相适应，有利于藏书建设和读者服务工作的开展。但基于地方文献的整体价值和读者的需求方式，其典藏配置应尽可能采用专藏库的形式。 ⑥从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工作中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一个独立于公共图书馆常规业务之外的完整子系统，至于地方文献读者服务工作，如地方文献的研究、整理与开发，专题书目与索引的编制，以及专题咨询和定题服务中所表现出的专业化倾向，就更加明显。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了解服务对象所从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论，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处理文献，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工作更近似于参考图书馆或研究图书馆的性质。因而，将地方文献工作完全融化在公共图书馆工作的各个部分里，不利于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开展，亦不能完成公共图书馆所应承担的地方文献情报过程这一社会责任和义务。 公共图书馆中的古籍工作要使用独特的分类、排架方式，从事专项工作的人员要接受有关古籍整理的基本训练，多数人已经从习惯的角度接受了这一事实。然而形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却并不在于习惯，而是起因于古籍的独特内容与形式，以及读者的需求角度。从这一点出发，地方文献工作具有同等程度的专业特征，以及更加理想的开发前景。基于以上认识，地方公共图书馆应将地方文献工作作为本馆工作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其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专业的地方文献工作部室，使其在业务发展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一般是指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文献。主要包括地方志、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及地方性的其它研究资料、调查报告、档案、薄录、碑记、家谱、族谱、地图、照片等等。由于地方文献与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及专业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文献在记录某地区历史、现状、为某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服务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已越来越广泛地得到重视。早在1982年文化部颁发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中就有“搜集和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的规定，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地方文献工作和地方文献理论的研究日趋繁荣。本文拟就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实际情况对它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河南省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 河南省地处中原，交通便利，自古以来便是人杰地灵、文化鼎盛之地，长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今天，它正以新的姿态焕发青春。纵横古今，河南省地方文献资源十分丰富，作为省图书馆，我们理所当然地担负着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早在八十年代初我们便设立了专门的地方文献部，十几年来地方文献馆藏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地方文献在藏书建设方面的独立系统。为了方便叙述，我从时间上以1912年为界线将地方文献划分为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两部分。 1、现当代地方文献 主要包括河南和籍贯属河南的现当代各界人士与河南有关的著述，各种出版社、学协会及史志研究机构编辑出版的与河南有关的各种正式、非正式出版物等。 ①图书：目前集中存放的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地方文献图书约七千余种一万五千余册。这些图书包括现当代省内各地市县地方志、各地邮电志、粮食志、商业志等专业志、各地经济统计年鉴、文史资料、历史考古文献、河南人物传记、地方作家文艺作品、河南民间艺术、风光民俗、科研资料等。 ②期刊：地方文献期刊已装订成合订本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达470余种。内容包括党史资料、省情统计、改革论坛、经济探索、社会科学动态、河南内参、医学动态、地质情报、农林科技、交通运输、化工、能源、建筑、烟草等等。仅省内各大、中专院校校报就有50余种。 ③已装订成册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报纸合订本88种，包括地市县机关报、晚报、区报、地方文化报、各地教育报、学报等等。 ④解放初期至七、八十年代旧报合订本345种2999册。 ⑤1912年至1949年之间的出版物。如民国间漕运、矿业资料、国民党政府工作报告等地方文献资料近40种，《东京梦华录》、《中州人物考》等地方文献资料十余种。至于散见于旧平装目录中未及挖掘的地方文献资料如《河南财政说明书》、《太行区财政工作》、《河南警政》等未有准确数目。 综合以上现当代地方文献馆藏状况可看出：（一）我馆所藏地方文献比较全面、集中。文献涵盖面广，涉及到河南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二）期刊连续性不强。由于期刊采购人员变动、期刊改刊等原因，期刊资料虽种类繁多，但就某一种期刊而言，资料不够完整系统，有不少缺期现象。（三）民国期间地方文献资料比较散乱，有待整理。（四）馆藏地方文献特色不够突出。大多是在地方文献广义范畴内泛泛收集，缺少重点特色收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是地方文献的生命力所在。作为一个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尽可能广泛收藏地方文献的基础上，要有着眼点和重点，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从省情出发，搞特色收藏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途径。例如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农业方面的资料可以是个重点；河南豫剧全国闻名，豫剧资料也可作为馆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来收藏。（五）与我馆一百多万的现当代中文图书藏书量相比，地方文献所占比例偏低。 2、古代地方文献 我馆1909年建馆，是全国建馆最早的图书馆之一，长期的历史积淀，数辈图书馆人的努力，我馆古籍地方文献也较为丰富。现有专门目录的河南古代地方志260余种，包括民国后据旧刊本重印的及解放后影印出版的。其中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万历）辉县志》、《（康熙）许州志》、《（顺治）息县志》等都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孤本。我馆还藏有90余种河南地方志缩微胶卷。这些历代纂修流传下来的地方志，深入到河南各地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变革、典章制度、文化渊源，小至百姓衣食、民风民俗等大都有翔实的直接资料记录。至于更为具体的书院志、寺庙志等，更是一方水土某时某地的详细文献见证。这些宝贵的地方文献资料能够有幸保存至今，对于我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专 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其次是分散保存于经史子集书目中未集中整理的古籍地方文献资料，数量不可低估。先以我馆古籍藏书集部为例。总集中（金）元好问辑的《中州集》、（清）苏源生辑的《国朝中州文徵》、集丛中（明）刘昌辑的《中州名贤文表内集》、（清）宋荦《商丘宋代三世遗集》等，几乎网罗了元明清河南地方文献文学类的主要部分，是研究我省乡邦文献和风土人情重要的资料室库。别集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更是十分丰富。其中北周著名诗人庚信（南阳新野人）的《庚子山集》有清康熙、道光、光绪及民国等各种版本20余部；杜甫（河南巩县人）各种诗集著作各代版本60余部、800余册；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河南孟县人）之《昌黎先生集》等各种版本40余部、500余册，这些馆藏地方文献对于研究这些文学家的艺术成就及他们在河南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很大价值。在宋代政治活动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北宋大臣相州安阳人韩琦、南宋民族英雄河南汤阴人岳飞、元代中书左丞、馆阁巨手汤阴人许有壬、明初文渊阁大学士滑县人宋讷、清代学术家孙奇逢（祖籍河北容城，明亡隐居辉县）、豫东商丘人侯方域、宋荦、贾开宗等人的著作都馆藏甚丰。其中侯、宋、贾之著作构成清代前期豫东商丘文化极富特色的体系。再如我馆所藏子部中的小说《歧路灯》深刻反映了清康熙、乾隆年间的河南地方社会生活，被认为是河南前清时期的风俗史。史部中馆藏善本《捻军闻见录》记载了清末捻军在河南夏邑、永城、商丘等地的斗争情况，是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等等。这些古籍中丰富的地方文献对于河南历史上各方面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我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是公共图书馆藏书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集工作直接关系到藏书的质量和特色。由于经费紧张、从事收集工作人员少及地方文献本身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等诸多原因，给地方文献的收集造成许多困难。工作中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1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①明确地方文献收集范围，制定收集计划。 在工作中我们规定凡是与河南地方有关的有保存价值的文献资料不拘文献载体及文献形式之不同皆在收集之列，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应本着“重地方特色，稀有及重要者首先入藏”的原则。例如省内方志、专业志、核心地方期刊及其它较少见的反映河南地方特色有独特价值的文献资料都在首先收集之列，而一些虽由地方人士著述或由河南本地出版社出版但与河南地方性联系不大的文献可不予收集。这样分出轻重缓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适当的地方，有利于提高文献的质量和价值。每年初，我们根据社会需求及经费多少，制定出较详细的收集目标和计划，进行有步骤的收集工作，并预留少部分经费，以备收集到计划外优秀地方文献资料时之需。 ②与省新闻出版局及地方文献出版部门建立联系，多方获取信息。 为了在收集工作中占主动，我们与主管河南地方出版物的省新闻出版局建立联系，这样不仅能及时全面了解省内地方文献出版情况，而且能获取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做好防止地方文献资料流失的截流工作。例如97年10月我们从省新闻出版局了解到他们有一批历年来呈缴的河南省旧报纸资料准备处理，立即组织工作人员数次去分拣挑选，从中筛选出数百种地方报纸补我馆馆藏之缺。其中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合订本及早已停刊的地方报纸等不易收集到的文献资料，非常难得。这种收集还节约了大量经费。我们还与省内各出版社、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各史志办等有关单位建立起长期联系，对其所出书刊进行全面了解，再取其地方性强，有收藏价值的悉数收集。还通过报纸、广播、广告及其它可能的信息渠道来了解地方书源，努力拓宽收集途径，并利用一切机会对不成系统的缺藏部分进行可能的补充。 ③采取灵活多样的收集方式 地方文献的收集方式比较灵活，除一般的订单订购、外出采购、接受上门推销外，让可采用摘抄、复印甚至对有价值的资料进行口述录音等多种方式，其中以搞各种地方文献展览、开座谈会等形式来宣传馆藏，进行免费征集也是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注重信息的今天，许多公司企业都办有自己的报纸及多种内部资料，这些资料地方性较强，直接为各条战线经济建设服务，创办者的目的不在于赢利而在于宣传，他们一般很愿意借助于省图书馆这样一个拥有大量流动读者群的单位来扩大影响，因此免费收集这些地方文献资料是双方都何乐而不为的事，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扩大宣传使这种收集更广泛化和经常化。 ④面向社会基层，深入调查采访。 地方文献中相当一部分非正式出版物因不被重视，印数较少等原因仅保存在某些单位和个人手中，特别是一些年代久远的资料。工作中我们必须不放过任何线索，深入到社会基层进行调查访问搜集。例如走访本地一些利用地方文献搞研究并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从他们那里了解某方面地方文献的线索等。 ⑤培养地方文献采购人员素质 任何一件工作，人是重要因素。地方文献收集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掌握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基本理论，更应该增强他们对社会需求和服务对象的了解，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资料的准确把握和敏感性。并鼓励工作人员建立广泛的以工作为目的良好人际关系，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这样才能在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面对各种复杂情况，把收集工作做得得心应手。 我们的收集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缺乏详细采访条例，不同的工作人员有自己一套不同的工作方式，产生了工作中的盲目性。建议扩大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支持，建立起各种地方文献出版物向我馆送交的“呈缴制”，这样有利于省图书馆在全面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得到经费和质量的保障。 2 古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我馆现藏古代地方文献大多是经前辈们收集保存下来的，我只略谈几点。 ①我馆古籍线装书是在“大粱书院”和“明道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放后政府拨款委托新华书店到民间收集大量古籍由我馆收藏。几十年前，我馆工作人员曾以论斤购买的方式深入基层访求到不少古籍。想必其中地方文献占一定比例。 ②我馆曾以购买缩微胶卷的形式对缺藏的河南方志90余种进行了收集工作。其中《（康熙）新乡县续志十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顺治）滑县志十卷》、清顺治十一年刻本等，都唯有北京图书馆藏有，对于我省来讲，是弥足珍贵的地方文献，缺藏的遗憾能以缩微胶卷来补偿，也算是件幸事。 ③对于全国范围内重新出版的古籍资料，只要是与河南有关的地方文献，我们也采取购买的方式来补充馆藏。例如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本《许州志》等等。 ④凡是到我馆来要求鉴定和出售古籍的读者我们都热情接待，并说服他们将古籍交由条件较好的省图书馆收藏。对于价值较高的古代地方文献我们也不排除购买或复印的可能。 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是件长期的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它需要通过工作人员代代 相传的辛勤努力积累才能逐步完善馆藏，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地方文献藏书结构。三、我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整体而言，馆藏和收集是基础，整理是前提，利用是主要目的。我认为地方文献的整理包括加工与开发整理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针对新书刊借阅前的处理而言，后者则是针对文献中不够集中不便利用的地方文献资料进行二次发掘开发而言。 1．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加工整理与利用 ①加工和整理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而言，加工主要是指对新书刊等的分类、登记、做目录索引、入库、上架等投入流通前一系列工作。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分类准确，加工及时，尽快使新的地方文献资料与读者见面，投入使用。 整理一方面是对于过期资料进行回溯性整理。例如我们为了使自解放初期保存下来的一些河南地方报纸得以利用，在97年组织人力对这些存放已久的散乱报纸进行了大规模分拣整理工作，最后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共有345种2999册。其中某些报纸数次改名、停刊、复刊，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加以耐心查证，进行了创刊、停刊、改名、缺期等方面的详细记录。虽然有些报纸有缺期现象，但这些报纸历经数十载，尤其是经过的一场浩劫，能保存下来已相当不易，十分珍贵，这些旧报纸作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了解和研究河南这几十年间的政治历史等有很大文献价值。这项整理工作还为国家缩微中心进行缩微保存创造了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是对现当代地方文献进行专题开发。由于地方文献在为政府机关决策提供参考，为公司、企业发展提供动力，为科研人员研究提供材料和论据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与机关、企业、科研单位等建立联系，有目的地搞好地方文献专题开发利用是地方文献整理的重要方面。 ②利用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集中表现在阅览室借阅及咨询服务方面。以97年为例，地方文献阅览室接待读者7165人次。借阅对象包括党政机关干部、教师、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以增长知识为目的的普通读者。例如在97年由郑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与郑州晚报社联合主办的《“红桃K杯”郑州历史文化名城知识竞赛百题》活动中，我馆地方文献阅览室发挥馆藏优势，为读者提供诸如《河南大辞典》、《郑州市情》、《郑州古今要史》、《郑州市教育志》等大量相关资料，仅此活动期间，就接待读者数百人次，在宣传郑州、热爱家乡这一活动中实现了馆藏地方文献的利用价值。我们还多次为来河南考查地理环境的日本学者提供资料，为日本留学生提供河南名胜古迹资料，为来自福建甫田到河南寻根的读者查找家谱方面的资料。这些咨询服务的例子举不胜举，是对我馆地方文献实用价值的最好肯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地方文献作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直接的资料服务于各行各业，阅览室地方文献利用率逐年增高就是一个证明。领导干部在这里寻找某些决策的依据，专家学者在这里为学术研究找到材料和论据，普通读者在这里了解河南各地的方方面面。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我有两点建议：①建议在馆藏达到一定规模、复本量有所保证时开展书刊外借，方便读者。②建议利用现存馆藏地方文献与某些单位搞联合开发。也即将前面所谈到的经过二次整理开发的地方文献资料运用到实践中去，使其得到更好的利用。 2．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十分丰富，但在整理和利用方面存在不少缺憾。原因之一是此项工作要求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较高，而年轻人缺乏专业培训和经验；二是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整理起来耗时耗力，工作量较大；三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做过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人员变动等原因被湮没，不为后人所知，许多工作要重新开始。 ①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 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任重而道远，它要求工作人员有沉潜于中的能力和素质对这项必须付出大量劳动短期内却未必有明显成果的工作有足够的兴趣和热爱。古代地方文献整理大有潜力可挖，根据我馆情况，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对于古代地方文献中本已成书的地方志等反映历史上河南某地某方面的地方文献资料。择其对于当代有一定意义和利用价值的可以点校、翻译等形式重新出版，使它们从图书馆的书架上以新的面貌走向社会，更易被接受和利用。还可结合馆藏与出版社联合编印“河南地方文献丛书”等，有计划地系统开发馆藏文献。（二）从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选取各种角度搞地方文献汇集。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其中的地方文献资源难免会湮没其中，利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只有进行有目的的专门地方文献汇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例如需查河南某地古人资料，如常备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工具书未收入此人，人们便会想到此人籍贯所在地的河南方志，但如果不清楚此人具体籍贯就难办了。因此如果我们能把河南各地方志人物卷中的河南人物编成《河南名人辞典》会是件十分方便有益的事。至于再对散见于其它古籍（例如河南人诗文集序跋、传记）中的人物资料做一收集以补方志之不足，则可使此项资料汇编工作更为完备。（三）建议编印我馆地方文献目录及提要揭示馆藏。将我馆所藏地方志、乡土资料及经史子集中其它地方文献资料先集中编制完备的目录，再逐一以提要形式揭示出来，不仅是摸清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家底的有力措施，也可大大提高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程度。 ②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 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是紧密相联的，搞好了开发整理也就自然方便了利用，目前我馆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向读者提供资料等方面。例如辉县市文化局某同志来信咨询百泉书院明清两代题写碑刻十八位官员简历，我部从《河南通志》、《续通志》、《卫辉府县志》、《辉县志》等馆藏地方文献中查到此方面资料，满足了他的研究需要。再如一位日本留学生来我部要求查阅河南武术方面的资料，我部工作人员从《河南府志》、《洛阳县志》、《新安县志》等地方志中帮他查到所需资料，解决了他的困难。多少年来，不计其数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从古代地方文献这块沃土中汲取营养，提高了素养，增长了才干，在各行各业进行着辛勤耕耘。 3．综合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 考虑到现当代地方文献与古代地方文献连续性等原因，我馆于1994年将主要负责当代地方文献的地方文献部与古代地方文献归属的古籍部合并为历史文献部以便统一管理和开发。我馆所藏大量地方文献记载了河南地区自古至今的灿烂文化，反映了河南历史发展和现状，对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社会需求促进了地方文献的发展，而地方文献的繁荣又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因此根据社会需求搞好地方文献综合开发是进一步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必然趋势。就我馆情况而言，打破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界线，合理开发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专题特藏。可将集中反映河南某方面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料以专题特藏的形式予以揭示，可设专门书架、专门的目录索引。（二）专题资料汇编。我们可以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科研课题的需要，将散见古今地方文献中的某类专门资料以摘抄、复印等形式整理汇编成册，提供集中的原始资料依据，为广大读者服务。 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实行现代化技术管理，利用计算机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进行存贮、检索、二次文献整理等工作都将是事半功倍的。 地方文献资料从古到今，涉及到河南地区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其间凝聚着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和智慧，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开发都会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财富。其实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人们根据以往的地方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其间又形成大批新的地方文献。这样不断开发，地方文献愈加丰富、详细，形成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详尽资料记载并流传下去，又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和前进的台阶。 以上主要谈了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及在收集、整理、利用等方面的经验和不足，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恰当与否，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是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不仅公共图书馆应当做好这项工作，高等学校图书馆也应当重视做好这项工作。高校图书馆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教学、科研均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料，而地方文献也是其中一种不可缺少而又独具特色的文献类型。现在，在高校日常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鉴于当前一些高校对地方文献工作尚不够重视，本文拟就此谈谈看法。 一、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 地方文献是反映一个地区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状况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对当地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毫无疑问应当做好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积极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 但是，目前一些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 1、思想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一些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不够重视，造成地方文献工作薄弱，有的馆甚至不把它当作一项工作来抓，造成地方文献收藏残缺不全。 2、管理制度不健全，影响开发与利用 不少高校图书馆没有对地方文献实行专室专人管理，也没有编制地方文献的专门目录，更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例如华侨大学图书馆依据地方文献出版类型的不同，划归不同部室管理，将地方古籍划归古籍库，现代地方图书划归流通部，且同类型文献因出版年代不同又分藏不同的库室、这样造成师生借阅地方文献极为不便，影响了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 二、高校图书馆应当重视地方文献工作 1、更新思想观念 多年来，不少高校图书馆将地方文献工作视为公共图书馆的事，认为它对高校图书馆可有可无，无关大局。只有更新思想观念，才能做好地方文献工作，保证高校图书馆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如不久前，有一位读者来馆要借有关福建竹枝词的书，我馆没有，只好向兄弟馆四处求借。我校已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除了理工科系，还设有社科、中文、外语、旅游、工商、法律、艺术、英语等系，还有华侨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日常工作中，我们已发现读者对地方文献资料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图书馆应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2、领导重视是关键 积极争取领导的重视是搞好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应当主动汇报情况，争取领导重视，并给予增拨专项经费，设立专室，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派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管理工作。 三、加强地方文献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志、地方人士著作与地方出版物，高校图书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 地方文献的收藏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而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则是做好地方文献收藏工作的重要保证。 高校图书馆应设立专门机构，选择业务能力较强的人员负责抓此项工作，制订收集、收藏地方文献的有关制度。在收集工作中，应采取以征为主，征购结合的办法。要结合实际订出征集细则，其中又分无偿和有偿（奖励、鼓励）征集。征集不到的则采取购买或复制收藏。要不辞辛劳，不怕麻烦，多方访求，尽量将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收集到馆。 对收集到的地方文献，要进行认真分类、编目、整理上架，妥善保存，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发挥地方文献的价值作用。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针与方法。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应如杜定友先生所说的“宁滥勿缺”、“片言只字，巨细无遗”，尽可能收集，然后系统地整理收藏。对于那些散见于报刊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进行剪辑、摘抄，按类装订成小册子。 地方文献的收集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1、征订。即通过出版社、邮局及其他发行单位征订单采选订购。2、函购。对已知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文献，可发函订购。3、访求。即派人上门，向有关机关、单位、团体、个人收集地方资料。4、交换。与有关单位建立文献资料交换关系，互相交换出版物及资料。5、复制。对本馆所需的地方文献可通过抄写、翻摄、复印等方式复制。值得指出的是，地方文献大多是非正式出版物，分散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有关线索，主动登门访求。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并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地方文献搜集工作不应局限于本地，外地或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图书馆应主动向政协、统战等部门了解有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搜集地方文献。 在收集地方文献工作中，还应注意从现有馆藏中筛选，将其中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每种抽取一册集中于地方文献书库，这样有利于地方文献的集中管理与开发利用。 3、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 收集范围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以及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根据我校特点与需要，笔者认为，我校图书馆除了应收集地方志和地方出版物以外．还应侧重收集以下两类： ①历代地方人士著作。地方人士包括原籍本地，也包括曾在本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外籍人。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诗词、信札、日记、奏折、墨迹、碑帖、手稿等都应注意收藏。到海外经商、居住的本地籍人士的著述也应注意收集，这点对于象华侨大学这样的高校尤为重要。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有几百万人到海外谋生，他们对海外居住国也作出许多贡献。华侨大学有华侨研究所，对此尤其需要。 ②地方史料。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泉州为例，泉州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 著名侨乡和不少台湾同胞的祖籍地。有关论述泉州的一切资料都应努力收集。 四、加强科学管理，充分开发利用 目前，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多采取分散管理的办法。实践已证明，这种方法既不科学，也不适用。高校图书馆应当建立有本校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集中收藏，妥善保管，编制馆藏地方文献目录，加强宣传报道工作，努力开发和利用馆藏地方文献资源。特藏室不但要努力为前来查阅地方文献的读者提供方便，还应主动向各系科和各单位发送本馆编印的地方文献专题汇编、目录、索引，并主动地有针对性地上门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特别是为老教授、老专家服务。如我校先修部老师王建设正是利用我馆为他提供的地方文献，撰写并出版了专著《泉州方言与文化》上、下册；我校老教授陈允敦不但在地质矿产、化学等方面是专家，而且在地方史等领域很有造诣，近年来，他积极利用地方文献搞科研，参加编写了《泉州地名录》，并已出版《泉州古园林钩沉》、《泉州名匾录》两部书，现正在撰写《泉州清末民初遗事》一书，不久将正式出版。我馆积极配合，充分满足他对地方文献的需求。 总之，高校图书馆在地方文献的搜集、管理和开发利用方面大有可为。只要领导重视，全面规划，持之以恒，就能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藏书体系，让地方文献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它是形成公共图书馆富有地方特色的藏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为本地国民经济、科研生产和广大群众服务的物质基础之一。因此，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料，为当地国民经济建设和科研生产服务，促进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各地公共图书馆的一项费省效宏，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改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的重要工作。本文就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谈点看法，求同行们斧正。 一、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 地方文献是指记载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历史、山川、气侯、风俗、物产、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图书、印刷品及声像资料的知识信息载体。由此可见，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是宝贵的地方资源。 收集地方文献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累和保存地方史料，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馆藏体系的重要途径。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区书刊文献情报的集散中心，担负着保存国家、地区有价值的文献资源，开展社会教育，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开发智力资源，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服务的重任。切实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仅是实现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完成图书馆的任务的前提，而且是丰富馆藏，为读者服务工作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 2、为本地区各项地方事业提供文献情报服务。由于地方文献是本地区各行各业历史和发展的综合记载，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首先，它为地方史志的编撰提供基础素材。经过地方文献工作者收集、整理后的地方文献资料，可作为地方编撰各行各业史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资料源。其次，为地方领导机关制订决策、计划提供情报依据。由于地方文献内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物产等各个方面，因此对本地区各级党政机关进行决策时，提供重要的情报依据，为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文、管理等各项事业建设提供各种形式的文献服务。 二、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和范围 1、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 第一、地方性原则。地方性就是指文献所记载的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第二、史料性原则。作为地方文献必须是具有历史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具备了这两个价值的地方文献才有收藏的必要，那些稍纵即逝，时间性很强的信息资料不能作为地方文献收藏。 第三、兼收并藏的原则。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地方的藏书中心，地方文献是永久保存的文化遗产，收集的过程中不能以当地政治标准作为收藏标准，应以文献的地方性和史料性来衡量，只要符合地方性和史料性原则，不管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应兼收并藏，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以供后人研究、借鉴。比如：时期的各种小报，内容虽然五花八门，但它记载了那个时期特定历史阶段下特定地区内所发生的人和事件，故应加以收集和保藏。 第四、适用性原则。根据本馆方针、任务和本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与保存当地文化财富的要求，收集符合本馆藏书原则与体系的地方文献，对一些虽属地方文献，但保存价值不大，使用对象极少，又耗资费力的可不收或慎收，以保证收藏质量，优化藏书体系，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事业。 2、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 根据地方文献的定义和上述收集原则，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笔者认为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综合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历史状况的方志和乡镇志、县志、市（行署）志、省志，如我馆收藏的《绵州志》、《绵阳县志》等就属于这类综合性地方文献。（2）系统反映本地区内某部门发展变化历史的专业志，如《粮食志》、《水利志》、《林业志》、《图书发行志》等，如我市王孝清主编的以粮食流通领域为重点，客观记述绵阳市粮食事业今昔发展的历史状况的《绵阳市粮食志》便是。（3）全面系统积累本地区某方面成果的公开或内部出版物，如《绵阳民间文学集成》、《戏剧集成》等以及我市文化局局长陈明星编写的歌舞剧《新娘写》和川剧《华清池》剧本和有关评介文章等属于此类文献。（4）本地区名人学者撰述的回忆录，人物传记资料及文章等，如《四川革命烈士传》、《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红四方面军在绵阳广元斗争纪事》等文献，集中收集起来加以整理，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5）散见于报刊上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工农业生产等情况的文章及图片等，包括发表在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报版上的文章。（6）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反映本地区情况的图书、报纸和期刊，如《绵阳日报》、《绵阳文化报》、《图书工作通讯》、《绵阳论坛》、《绵阳审计》、《群文园地》等。（7）本地编辑印刷的学术论文，会议文献等，如《绵阳文化发展战略论文选》、《绵阳师专学报》、《人大、 政协会议文件集》等。（8）本地区党政部门制定的有关本地区社会、经济近远期发展规划，如《绵阳发展战略》、《绵阳市八五发展规划》等等。（9）本地区的名人书法、画卷等，例如《益州书画名人录》。（10）介绍本地自然资源，山水风光旅游景观的地图和文章等。（11）有代表性的反映本地区科研生产新成果，新产品的科研论文资料，产品样本、说明书、目录、广告机构名录等，如《绵阳市工商名录》等。上述是就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而言。从文献形式上看，地方文献不仅包括出版物，还包括手抄本、碑贴、墨迹等，不仅有装订成册的，也包括零张散页。从载体上看，不仅包括印刷型文献资料，还应包括本地的各种声像型文献资料（录音、录像、电影、电视）等。 三、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和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各行各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竞争生存能力，都较注重收集积累历史资料，以便向社会宣传介绍本行业的发展变化情况，研究探讨各行业的发展规律，总结交流管理经验，预测未来的变化，研究之风日益浓烈。在科研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各地区各行业都编辑出版了一批批记录和反映本地各方面建设成就及其活动的地方文献，其品种不断增多，数量越来越大。以绵阳市为例，仅90年度登记注册的内部发行报刊就达200余种，内部交流的小报67种，每年临时编印的图书达142种，如果加上国家正式出版的书刊，品种和数量就更大了。从目前情况看，一个地区的地方文献分散在各行业中，由于国家尚缺乏统一明确的收集分工，一些文献众家争相收集，一些文献却无人问津，形成重复收藏和无人问津并存的情况。公共图书馆只要弄清收集的途径，掌握收集的方法，积极主动做工作，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定会有所成效。 1、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 1）各地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是指导管理编辑地方志和专业志的职能部门，图书馆依靠他们收集市志、县志、部门志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仅可以节约费用，还可以收集齐全。绵阳市馆89年以来，多次同市地方志办公室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联合行文市内各县（市）和市级有关部门，要求将出版的志书一律送市图书馆一至二册，使收藏志书工作有了一定保证。 2）各地党史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是专门研究编写当地党的组织成长等史料的职能部门，他们不仅收集占有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而且还编辑有相关的刊物和图书，如得到他们的支持，定会促进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使地方文献（党史资料）成为进行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3）政协文史资料室。各级政协集中了一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当地名流、学者，这些老同志将其经历回忆整理出来，编印成书刊或资料，如（政协文史资料等）很有地方特色，是不可多得的地方文献，图书馆可与其联系，收集入藏。 4）社科联、科协和文联。这些部门是联系本地区各类学会、协会的组织，一般地讲，学会协会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而当地的学会、协会主要是从本地情况出发研究某门学科的，只要得到支持，收集地方文献就会如鱼得水，根据我馆收集地方文献的经验，一般的学会协会都乐意将成果送图书馆保存和向社会宣传。 5）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是代表政府管理新闻出版的机关，随着国家对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加强，出版和印制图书与期刊，都要经过出版管理机关审查，并附送样书样刊，图书馆同他们联系，可收到部份地方文献。 6）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地方特色的书画，及时到书店预订和采购。 7）废旧物品收购站回收的大量废书废刊中，可沙里淘金，寻找到部份地方文献。 上述部门占有地方文献各有侧重，也有交叉和重复，图书馆应分别不同情况，积极争取得到上述部门支持，解决地方文献收集的渠道和途径，这样，就能较好的完成地方文献的收集任务，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形成馆藏特色。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法 根据本馆和各兄弟馆的工作实践与经验看，收集地方文献大致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和措施： 1）按本馆方针任务和当地科研生产等需求制定收藏原则和计划，制定采访目录，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的藏书中心，它担负着为本地区社会提供各种图书资料的任务，藏多少书，收藏什么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状况，同时，将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图书馆的方针、任务的完成。因此，在进行地方文献收集前，必须根据本馆的方针、任务、社会需求，制定出收藏原则与计划，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结合掌握的文献信息，编制采访目录，有的放矢的搞好收集工作，通过长期努力，使馆藏地方文献和藏书体系形成特色。 2）加强图书馆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宣传。公共图书馆由于缺乏向社会宣传，在一般人眼里多被认为是社会福利性机构，对图书馆的职能，作用不甚了解。特别是中小城市，人们受文化修养、物质条件等的限制，图书馆意识淡薄，加之公共图书馆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因而，给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大多未得到法律、经费等方面的保证和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所以，在文献收集中，我们应加强向社会宣传，不断向人们普及图书馆意识，增强人们对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人们对图书馆的利用率和依赖性，使人们觉得将自己的作品著作，本行业的研究成果送图书馆保存，不仅能更好地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将对丰富人类文化遗产作出重要贡献。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和骄傲，以进一步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3）争取政府部门重视。图书馆收藏地方文献资料既是一种图书文化积累，又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从历史上看，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收藏图书，流传后人。在社会主义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不仅重视积累编写地方文献，也重视收藏保存工作。公共图书馆应该争取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对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领导与支持，通过利用政府部门发文，规定有关部门向各级公共图书馆呈送地方文献的呈交本制度等法令形式，使公共图书馆收集地方文献的工作受到法规保证，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4）在“主动”二字上下功夫，收集地方文献靠等人送上馆门是不行的，必须靠图书馆工作人员迈开双脚，深入下去，一有线索，就 应跟踪收集，在主动“二字”上狠下功夫，才能获得成效。负责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人员，要克服怕麻烦，收多少算多少的思想，真正把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当作繁荣祖国图书馆事业，振兴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等事业的重要工作来做。5）举办地方文献专题书展，扩大收藏影响。当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有了一定的品种和数量后，可以举办专题书展，邀请有关部门将收藏的地方文献带往参展，并请当地领导部门和各行业的领导及有关人员，当地名流、学者前往参观指导，以扩大收藏工作的社会影响，促使更多的作者和单位将自己的文献送图书馆入藏，以促进收集工作更进一步的开展。 6）印发地方文献的收藏证。为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对凡是向图书馆捐赠了地方文献的个人或集体，图书馆都应该向他们致谢，并寄送设计精美的收藏证书，以资纪念，还可以考虑向他们提供借（查）阅图书的优惠条件。 四、地方文献收集应注意的问题 1、明确地方文献收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该看到，地方文献收集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地方文献是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的出版物，多数是内部发行，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并且时间跨度大，一经出版一般不可能再版，收集工作稍不及时，便可能造成漏收，无法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公共图书馆应确定专人负责，长期地、不间断地将收集工作开展下去，不能时断时续，凭兴趣办事，也不能因人员更换而起伏，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形成特色，满足读者查阅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时，地方文献的收集又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地方文献内容涉及各行各业各学科门类，具有内容广博、分布广泛、信息难以捕捉。同时，从出版形式看，既有正式出版物，又有内部出版物；既有装订成册的，又有单篇单页的；既有印刷品，又有声像资料等，在一个地方，出版或拥有地方文献的部门众多，他们又隶属不同，这就导致了地方文献收藏的复杂性。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有充分认识收藏工作的困难和复杂性，认真分析、研究、区别不同情况，采用适当对策，不怕麻烦，不怕冷遇，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做好收集工作。 2、建立健全收集制度和机构。地方文献是形成馆藏特色的重要组成部份，公共图书馆应该建立健全一套收集制度和建立一定的组织机构来保证收集工作有秩序地进行。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制定机制，确立收集的范围，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两种地方文献确定收集重点和范围。②落实经费，收集地方文献除积极争取有关部门赠送外，还应从全年购书经费中抽出一定比例来保证地方文献收集的需要。③建立保藏和查阅制度。收集起来的地方文献应根据本馆实际，设立专门的书库，妥善加以保藏，同时，为使到馆的地方文献不遗失，要严格查阅制度。④专人管理。地方文献收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设立相应的机构专门负责，实行收集、管理、查阅一条龙，没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指定专人或兼职负责，并作为工作考核内容之一。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管理、利用都应该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作保证，有专人负责。 3、注意加工整理工作。地方文献收集的目的在于开发和利用，要使馆藏地方文献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各馆应注意对所收集的地方文献及时进行加工整理。对不同时期的各种地方文献应按一定的分类体系进行分类、编目、登记、加工并合理的划分书库，分类排架专库保管。以改变地方文献同其它书刊混同存放和分散于各部门的零乱现象，建立馆藏地方文献目录，采取有效的方式或交有关部门投入流通使用，在地方国民经济和科研生产中发挥作用。 4、注意提高人员素质。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十分辛苦而又见效不宏的地方文化积累工作，文献收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和关系到馆藏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和质量的好坏。因此，各馆在确定采访人员时，应注意挑选事业心强，工作踏实肯干的同志，同时还应通过送培、进修、自学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这些同志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提高他们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学科知识及语文知识的水平，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作，切实搞好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与服务工作。 图书馆工作论文:甘肃省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 “收集保藏利用图书报刊、地方文献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这是省（市）公共图书馆的一项光荣任务。地方文献资料是指某一地县的历史资料和社会的记录，这些资料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语言文学、民族宗教、矿产资源、水文气象、农林牧副等等。其记载形式，有图书、报刊、图片、画册、地图、文告、表报、拓片、胶卷等。 关于文献，首先要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其次才能依据“地方范围”确定资料的收录内容。甘肃地处西北五省区中心。凡通往西北各地区的工程勘测人员，科学研究工作者，大多路经兰州时，都要查找有关西北地方的文献资料。因而设立西北地方文献专室，收藏西北五省（区）的地方文献资料，提供党政机关、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使用，这不仅是图书馆任务的贯彻执行，而且是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效方式。现就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分述如下： 一、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 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先以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为前提。“地方范围”的概念，应以现今的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的变更和本地区自然条件来确定。就西北来说，“地方范围”是指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区域范围。我国历史悠久，历代行政区划变更很大，但以西北来论，却无多大变化。自汉代以来，西北多时为同一军政区划，清初甘肃仍系陕甘总督所辖，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始分设置陕西、甘肃两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置新疆行省，又于一九二九年将青海、宁夏划出另建行省。解放后，西北五省（区）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管辖之下；宁夏与甘肃又有分有合，同时兰州又为通往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必经要地，自古以来，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建国后，甘肃有了巨大发展。三十年来，横贯西北的天兰、兰新、兰青、包兰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更大大加强了西北五省（区）交通、联系和协作。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将上述地区的有关资料集中起来，供党政部门、研究单位参考使用，以加速本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进展。这就是甘肃省图书馆在西北地方文献工作中，“地方范围”概念的理解，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若从自然地理角度来考虑，其情况更为复杂。地质学家、地貌学家、动物地理学家和植物地理学家从他们各自角度划分“地区”的标准，又各不相同。他们划分的标准原则与行政区域划分的原则又不完全一致。自然地理的“地区范围”比行政区划的“地区范围”更为广大。如“黄土高原”这一地貌特点，就不仅是甘肃的问题，还包括陕西北部和山西的一部，即其一例。所以确定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这一概念，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化和自然地理方面的情况来确定。在确定了地区范围概念之后，凡现今行政上属于这个地区的有关资料，历史上与现今区域有关的资料，还有与本地区自然地理有关的资料，都属地方文献资料。但自然地理方面，如河流、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资料，搜集的尺度可适当放宽。甘肃省图书馆在确定西北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就以此为依据。其他各省（市）图书馆，如何确定自己馆的地方文献范围和内容，则依其各自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但我们认为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基础，再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化为依据较为合宜。 二、地方文献的材料内容 关于地方文献资料的范围上面已经提到，但地方文献具体材料内容的确定，则较为复杂。那些材料属于地方文献，那些材料又不属于地方文献？这就要求图书馆工作者把最容易混淆的问题加以区分，即地方文献、地方活动家传记、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等几种不同情况的材料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地方文献”是指内容带有地方为特点的一切著作，这些著作不论是何人著述，也不论是何地出版物。就其形式来说，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书籍、报刊、图片、画册、地图、表报、文告、传单、拓片、碑卷、以及唱片胶卷、录象等，至于地方活动家传记，以传记主人公的活动与本地区有无关系和关系如何为取舍原则．例如《刘志丹传》主要是论述了刘志丹同志在陕北进行革命活动的事迹，所以他的传记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处理。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如果内容没有地方特点，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但为了研究本地区的文化史和地方的出版情况，可专门编制地方人士著述目录和地方出版物目录，以备专门研究地方文化史者参考。地方文献材料内容的确定，有些十分明显，但也有些则容易混淆，因此就需要区别对待。 1、地方剧种材料的处理：关于地方剧种的论述性资料，例如有关某一地方戏的发生、发展、唱腔、服饰以及脸谱等材料，是研究改进、提高发展地方剧种必不可少的资料，应当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研究秦腔的产生、发展、唱腔、服饰、脸谱的资料，应当作西北地方文献，但地方戏的剧本和戏文，内容反映了本地区的真实事件，地方性特点较强者，可作地方文献，其余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如秦腔《游西湖》、《游龟山》等均不得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另外，非地方剧种而内容与本地方有关的剧本，如《丝路花雨》、《西出阳关》，电影剧本《响导》、《天山红花》等可做西北地方文献。对非地方剧种而内容的地方真实性又不突出，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 2、地下文物记载的处理：地下文物记载是指有关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地下文物材料的处理，以其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有关的记载，作地方文献处理。如青海发现的《三老碑》等。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区无关，或虽无文字内容的出土文物，而有考释记载的，因其与出土地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的关系，亦作地方文献处理。如对甘肃彩陶的研究和《大秦景教流行碑》等碑文的研究，均可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至于外地区出土，而内容与本地区有关的记载也应作地方文献处理。 3、现代文艺作品的处理：文艺作品不同于历史资料，但好的文艺作品，通过作品的形象与细节描写，反映了社会现实，可以与历史资料互为补充，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三军过后》一书，描写了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路过陇南地区时发生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书中真实的描写了陇南地区风物概貌，生活习俗，特别是我军战士团结当地人民同反动派搜捕围剿开展斗争的事实，最后，一部分指战员沿红军的脚印北上与大部队会合,一部分继续留守，进行更加雄壮威武的斗争。本书的特点是地方性强,风土气息浓郁，作品可视为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达甘肃南部这一段历史的补充，颇有参考价值，故作地方文献处理。至于本地区的民族史诗、民歌,或以本地区一定地方的人和事所写的报告文学或特写，均可作地方文献来处理。但文艺类作品搜集，应审慎精当，尺度不宜过宽。 4、集部有关材料的处理：四库分类法的集部相当于现代分类上的文学类。在这类的文 集里，有不少地方历史地理、奏章专论、边关事务和文物古迹等材料，这些材料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地方活动家的集子里，这类材料既多又好。如《左文襄公全集》中，对陕甘事务的记载，对平定新疆地方分裂势力，沙俄侵占新疆的事实，以及筹响用兵，进击沙俄侵略军的函牍、手扎、奏稿等，至今仍不失为有用的参考文献。再如《龚定庵文集》中有关青海边事的稿章，《林则徐文集》中有关新疆农田水利的文章、《杨忠憨公集》（杨继盛）中关于开发临洮的记载等，都是很可贵的资料。就是在诗集里也有不少很有用的材料，如岑参有很多描写河西酒泉一带及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情况的诗，既可了解当时河西一带的富盛繁荣，又可了解天山南北自然景象的磅礴雄伟，沙漠气候的变幻奇异，真实地描写了西北地区风貌、军旅生活、慷慨悲壮、气势磅礴，成为唐代诗歌中对边塞真实情况记录的不朽杰作。又如杜诗中就有很多唐代长安的材料。但在集部里，材料不多也不集中的情况下，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处理，可是对材料特别多而且又很集中的，就以地方文献处理。总之，对集部中有关地方文献的处理。要细心审核，处理恰当。5、丛书类中地方文献的处理：丛书类中收集地方资料的情况很多，如《二酉堂丛书》，其中不少是河西的有关资料，而作者又是甘肃武威名士，故该书作为地方文献处理。但有些却不能这样处理，如《九通》中有不少西北材料的记载，但不能因有地方的资料就一概按地方文献处理。为了更好地发掘丛书、类书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最好将有关地方资料的部分作出分析片，排入地方文献目录之中，注明来源出处，以便研究人员使用。或将丛书、类书中的地方资料，采取复制和油印的方法来处理，这样既不使丛书类书失去系统完整性，又能将其中的地方资料选出另行处理，使地方资料得到了发掘，更便于读者使用。但这种作法涉及人力、时间，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事业心、责任感，是一项非常细致艰巨的工作，但对减轻科研人员的前期劳动俾益甚大。 6、关于敦煌学和汉晋西陲木简材料的处理：敦煌学内容包括佛教艺术和莫高窟古籍书卷。古籍书卷内容庞杂，其中除《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等少数材料具有地方性外，其他所有材料都不具有地方特色，内容上与地方文献无关，但敦煌学在世界上的学术价值很高，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它不仅是甘肃在祖国文化上的一个特点，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所以凡属敦煌学的一切材料,不论是民族、宗教、语言文字，或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材料，都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 西北地区因其地理条件特殊，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保存了不少古代文物，汉晋木简即是其中之一。这些简策多为古代的公文函牍和文书档案，它记录了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状况，史料价值很高、其中如边关设防、烽隧记载等，地方性很强。有的虽无地方特点，但这些木简却出于西陲沙漠地带，它与当时西北地区的物质文化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凡是研究考释汉晋西陲木简的材料一律当作地方文献。 另外，丝绸之路是人民用血汗浇灌而成的友谊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东西方人民间物质文明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增进东西方人民的友谊，加强了东西方人民精神文化的传递，故丝绸之路实为中世纪以前人类文明的见证。对丝绸之路研究材料的处理，不仅要把葱岭以东至长安的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对待，即葱岭以西地带有关丝绸之路的材料，也要作西北文献来处理，丝绸之路尽管分为东、中、西三段，但它是一条完整的整体路线，它们之间互为连贯不可分割，所以对这三方面的文献处理，宜宽不宜过严。 三、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地方文献的搜集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细致的工作，因此在工作中，要贯彻“日积月累”的方针，这项工作常常需要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见到显著成效。因此，搜集过程中，既要千方百计，又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访”、“求”，还要作认真细致的考证与整理，以确定其价值，发挥其作用。三十年来，甘肃省图书馆已积累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六千二百多种，报刊七百五十多种，报刊题录一万九千七百余篇，这些资料，为西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文献资料是采取什么方式搜集的呢？ 第一，是从馆藏已编未编的一般书刊中，挑选地方文献资料，这是地方文献专室建立的开始。再就所有的图书报刊中检出有关本地区的一切材料，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这是地方文献资料的主要基础（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的对待和处理原则，上面已经作了说明）。地方出版的期刊，地方特点比较突出，应作地方文献尽量搜集。另外，还采取选辑办法来积累地方文献，除了现成的发行书刊外，要随时作好零星文章资料的选辑剪贴工作，对有多余复本的图书，其中如有本地区的有关资料时，可以拆开另订成册，以供使用。总之，要想方设法多方进行搜集。 第二，加强与省内外新旧书店联系，特别要加强与本地古旧书店的密切联系，并利用其各种目录进行选购，这是一项逐日经年，长期持久补充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途径。甘肃省图书馆通过这一途径，搜集到不少罕见珍贵的地方文献。当然，对国外出版的有关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特点的论著，不论是属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物考古、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或农田水利、地质矿产等等方面的材料，应尽量设法预订，注意搜集。 第三，对机关单位编印的内部书刊，要通过函索或派专人访求的方式进行征集。具体要求是：在平时要注意本地区文献资料收藏和散失情况，对内部资料要通过上级领导部门征求或采用直接订购、还要有计划、有重点的派人前往各县（市）调查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中等以上学校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并随时作出目片摘要，以备传抄复制；对本地区产品商标、特种工艺品的图照、地方歌谣、地方剧目说明等，也要留意搜集。此外，还要加强邻近省（区）之间的协作，采取代购、征集等办法，以互通有无，彼此不断积累充实地方文献资料，甘肃省图书馆采取这种方式收集到了不少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从而充实了地方文献库藏。 第四，资料的复制和交换也是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一环。历史上，在印刷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少文献资料多系辗转传抄，即使有了木版印刷，也因纸张缺乏，技术落后，不可能大量印刷流传，天长日久，因各种原因，如水灾、火灾以及自然损坏等，使文献资料有的佚亡，有的成为孤本。因此加强对稀有资料和孤本图书的复制工作实属必要。甘肃省图书馆为了作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曾在历年收到的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所编的馆藏目录五千多种中，选编了西北地方文献草目，这样，既可找到复制文献线索，又可作为今后编制西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的参考。仅依此草目，就先后复制和交换了西北地方文献七百三十余种。另外，还编制了《西北地方志待补目录》，收录未入藏的地方志253种（其中陕西246种，甘肃3种，宁夏2种、青海2种），查明了收藏单位，计划用五、六年时间完成这项补齐配残工作。如清道光六年所刻的宁夏区《隆德县续志》国内早已佚亡，却流传于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珍藏保存。去年，借美籍图书馆学专家丁应积回国探亲之便，曾委托代为复制，复制品预计不久即可从美国寄来，甘肃省图书馆还准备把馆藏的西北地方志中的稀有方志，陆续进行复制，以备与全国各图书馆互相交换和补缺配套。 另外， 教育全体职工，引起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人人协助搜集地方文献资料。凡省内外出差，特别是对县（市）馆进行辅导时带搜集地方文献资料任务，这也是搜集资料的一种渠道，不能忽视，必须群策群力，长期积累，才能逐渐丰富起来。 地方文献搜集的目的是为了使用，通过使用，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爱祖国、爱乡土，熟悉本地区的历史地理，自然财富，从而促进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加速本地区的“四化”建设。为此目的必须对资料工作进行系统的整理，科学分类，作好地方文献的目录组织，使目录工作真正对读者起到参考和指导作用。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分类编目，沿用刘国钧所编《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统一分编，并附“西资”字样、以示区别。至于地方文献目录共分两种，即读者目录和公务目录。读者目录反映了全部地方文献资料，以便利科研工作者和专家在参考上的使用，这套目录包括有分类、书名、著者及专题目录和索引等。公务目录是为管理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使用，这是一种地区性目录，先按地区分，再接分类排。至于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的管理方法，采用了专库保存，集中典藏，分省区排列，按类排架的管理方法。首先把图书、杂志、报纸分为三个系统排列，图书先以省区分，然后再按类号排架，杂志、报纸先以解放前后区分，再按接笔划排列，这样的优点是节省排检时间，易于根据读者研究的问题，查找需要的参考资料，也便于系统全面地向读者推荐资料。其次，对舆图、图片、碑拓等均另设书架、书柜分别典藏。这样既索取方便，又便于保管。这种管理方法不仅取归方便，同时也可免去各类资料的混淆，从而做到管理与使用两便利的要求，也便于管理人员系统了解资料，提高专业知识和培养研究能力。 四、地方文献的发掘工作 地方文献的形式有各种各样，地方文献资料又分散在各种类型的新旧书刊之中，要使这些文献资料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必须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发掘工作。编制各种书目索引、题录、文摘等，是发掘工作的有效方法，甘肃省图书馆三十年来就先后编印过西北地方文献书目、索引达七十五种之多。虽然这些书目、索引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在配合为研究服务方面，曾收到一定效果。近年来，甘肃省图书馆根据兰州地区1959年所编印的《甘肃地区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96～1949）》，在所收的3405种期刊中，析出有关西北五省（区）的资料8415篇，并按省区编印成册，分送西北五省（区）的有关单位使用，既便利了读者，又发挥了资料的作用。甘肃省图书馆还根据北京图书馆1961年编印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在所收录的19115种期刊中，有计划有重点地配专人向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图书馆调查了解，补作题录，以便汇集下列有关研究西北问题的专门论著： 1史前时期的西北 2西域史地研究考证 3汉晋西陲木简的研究 4丝绸之路的研究 5石窟艺术调查研究 6敦煌学研究 7西夏学研究 8西北民族宗教问题 9中俄关系属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 10西北的冰川沙漠 11西北水利问题的研究 12西北的畜牧业 13西北的自然特征 根据上述专题，逐步编印篇名索引或题录，并在此基础上，编印专题论著汇编，以利有关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编辑《西北地方文献联合书目录》，此一工作，初稿已经完成，共收录各种图书资料四千五百多种，按省（区）已编印成册，正分送西北五省（区）各兄弟图书馆进行补充，预计明年即可出版。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编辑《西北文献综录》，即把古今书刊中有关我国西北地区的图书资料。尽可能的将全部目录集中反映出来，以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编排，使《综录》成为研究西北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使用时无论从总目、分类、书名、著者及其子目任何一个角度去检寻，均可一索即得；同时确切地反映出书刊收藏情况，使读者可因目求书，就地借阅。这样，既可节省人力时间，又使全国各地所藏的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得到充分利用。此项工作从1960年即已开始，并已补配目片11619张，今后将根据人力情况，争取早日完成。 地方文献的辑佚。这是把有关某一问题的零散资料集中起来，便于了解其来龙去脉，在参考工作上有很大价值。辑佚也是发掘文献资料的重要方法之一，甘肃省图书馆的一些同志，为了配合“丝绸之路”的研究，在馆藏书刊资料中，辑成约80万字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为了介绍这些资料的内容，充分发挥作用，已完成七万余字的《丝绸之路资料题录》初稿，这对发掘馆藏文献资料甚为重要。另外，甘肃省图书馆为了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写中国伊斯兰教的需要，今年在馆藏的期刊资料中，已完成了《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约十二万多字，并已油印成册。为了配合西北民族宗教的研究，正在编制《西北民族宗教文摘》，已完成了甘肃、青海部分，约60万字之多，预计年内初稿可以完成。 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工作，除过去已陆续编制了70多种书目、索引外，最近又采用编制文摘和辑佚资料的方式，对西北文献资料进行发掘，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地方文献工作中的一项尝试，仅《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在小范围内发行使用的结果来看，颇受专业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三十年来，在地方文献工作中，从地方文献资料的使用情况来看，甘肃省图书馆在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和整个图书馆工作是一致的，同时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 第一，注意“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特点。许多项目，包括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等，都具有一定的积累性、持续性、连贯性及服务性。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既是以书刊为工具来服务于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那么就必须重视文献资料的积累、保管和流通。 第二，为了更好地向读者提供地方文献资料，必须熟练掌握文献资料。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过程，也是熟悉资料的过程。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题录和辑佚工作的过程，更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掌握文献资料的过程。图书馆工作者只有下苦功夫了解掌握资料，才能更准确有效地为读者提供资料。 第三，收集效果是进一步了解资料的参考价值，更准确地提供读者利用资料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事实上馆藏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内容庞杂，任何一个馆员不可能做到了如指掌，何况某种文献资料的内容及参考价值，更是心中无数。因此，当读者阅读某一项资料，或研究某一问题结束后，图书馆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和读者进行交谈，征求意见，了解效果，这样可以使图书馆工作者进一步掌握文献资料的内容和价值，同时还为有目的补充文献资料提供依据。这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图书馆工作论文:试论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影响的思考 论文摘要：阐述了儒学基本思想的创立与内涵，探讨了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论文关键词：儒学伦理思想；现代社会；现代图书馆；教育作用 儒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信仰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但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或宗教，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是以道德作为思想的太阳。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的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于是把儒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西方哲学一向有其深厚叉相对独立的传统，其学派承接转换创新皆有清晰脉络可寻。我们向来认为：孔子、老于是思想家，儒、佛、道三家有哲学也有宗教，还有更多的东西。因此中国哲学史应还原为中国思想史，要按照历史上固有的学派与传承及其相互关系来写中国思想史，完整地去再现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禅宗的思想。 当然，现代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变成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同时，我们在用西方文化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抹杀中国文化的特色．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优点、长处和特殊价值，并且用中国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形成双向诠释和中西互补。总之，处在今天世俗化极端发展的时代，只有重建儒家的“政治儒学”传统，挺立儒家“魅”的精神，追求儒家“中和之魅”的圆融理想，才能有理有气有力地回应铺天盖地的“无魅”世界的挑战。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也是很大的。 1儒学的创立与内涵 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内容来说，是由儒家、道家、佛家3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构成的。而儒家思想是构成中华文化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主体。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主要有仁、义、礼、智、信等方面，而“仁”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其内容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即五常之一，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含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它包括：仁者爱人，为仁之方，为仁由己。总之，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也就是说，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而必须爱人以德，始终坚持道德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学即儒家之学亦即儒家的学说或思想体系。“儒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淮南子·要略》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的说法，这里的“儒者之学”即指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由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时私人办学的风气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精通诗、书、礼、乐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师儒”的生涯，这便是最早的儒者，孔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从发源处看，内圣外王并不始于儒家，而是由《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外王则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前者讲修养，后者讲事功。可见儒学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修养与事功的合一。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先生用“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来概括儒家的内涵与意义。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落实到真实的生命中去，是具有真实感、确切感、客观感的内容真理。它的要义是要培养生命的强度与韧性，成圣成贤。对于儒学的研究，不单是将其当作一客观之对象来研究，而是真正将其落实到、贯彻到个体的生命中去，以实践的、笃实的精神来实现之，彰显之。 儒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哲学的另一进路。它以人的道德性为依托，反观自身，取其良知，浸润人本质。儒家哲学即本体即工夫，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合一，是一种更为简捷的境界(工夫与本体的合一)。 2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儒学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精神力量之翼。它是5000多年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延续，是能在各个社会中找到痕迹的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儒学就是由中国历史延续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优秀中华民族意识。中国儒学是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类型，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精华，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思想以及价值取向对现代社会有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所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 首先，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一个现代化企业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理想和信念，是很难长久立足于社会和在竞争中取胜的。然而这种理想和信念一旦渗透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就会变成一种精神动力，成为企业不竭的力量源泉。这种动力是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要建立这样的企业精神，一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导思想，二是离不开对儒学的弘扬。 其次，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道德提供思想基础。我国儒学中勤劳、仁爱、诚信、国家至上等道德观念及其伦理体系至今仍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要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能正常运转，就必须借鉴、汲取其(儒学)精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当前社会道德建设滞后，与对儒学的简单、粗暴否定有关系。社会道德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是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具体体现，是文明的象征，一个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社会，是无道德可言的。用儒学来塑造现代人的性格，用儒学作为纽带对现代人进行道德教育，以前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进行理想教育，用传统道德与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新道德相结合，培养和造就“四有”人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道德，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三，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儒家讲的“仁”，实质是要求人们处理好本身与他人的关系。用现代语言说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仁”不仅是爱他人，还有爱社会、爱自然，把爱他人与爱自然高度统一的思想，是儒学中“仁”思想闪光之处。以这种思想为借鉴来正确引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实施可持续战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乐山乐水”是孔子带哲理地对“仁”的引申，赋予“仁”深刻内涵，把爱从社会扩展到自然；孟子发展了爱的思想，主张爱物，把爱物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扩大到大自然，以宽厚仁慈之德包容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物、自然环境被无止境地开发，破坏了生态系统。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要求保护自然，确立和尊重自然的价值和自然的权利，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环境道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世界道德有关专家预测，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环境的文明。人类的道德要达到环境文明的境界，使道德跨人现代文明的层面，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新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种历史必然选择。总之，汲取儒学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对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3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精神的。现代图书馆员应有为图书馆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如热情服务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怕苦累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团结奋进、文明服务、甘为人梯、尽职尽责等精神。在平时的工作实践中，工作人员应做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图书馆事业，热爱读者。同时工作作风要过硬，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纪律严明，忠于职守，团结互助，雷厉风行；业务要精，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努力学习，不断进取。总之，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图书馆员。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儒学对于每个人的修身涵养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儒家提出的“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员仍具有现实意义。图书馆是人们讲文明、树礼貌的公共场所，图书馆员的礼仪是图书馆礼仪的形象代言人，其礼貌、礼节、仪表、仪态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一言一行，起着图书馆的教育作用。 “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予特别的重视。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使图书馆员成为一个智商、情商“双高”的高素质人才，新时代的图书馆也迫切需要这种人才。 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远不止这些。笔者写此文章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在这一问题上能引起大家更深入的讨论。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论阅读享乐化属性对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针对阋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和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提出了建立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的设想。 关键词：阅读享乐化；高校图书馆；阅读习惯 1阅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源于西方的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巾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学生也开始受到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传统的精英式大学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后，进一步加深了大学生的消费主义心理意识，大学生的阅读越来越多地呈现}n一种消费主义属性，阅读开始呈现出享乐化的发展趋势． 1．1阅读享乐化消费特征对阅读方式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的直接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阅读的选择减少。《华盛顿邮报》在不到3年的时间订l划人数下降了6％，从77万人下降至72．01万人。美国在线出版商协会调查示：l8—34岁的人，46％的人喜炊网络浏览阅读，只有l1％的人选择读书、阅报、看杂志。在中国，m版科研所主持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2003年中国国民保持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阅读习惯的只有5％左右。其次，以接受知识和教育的崇高的学习型阅读心理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休闲、消遣和娱乐主导了人们的阅读心理，阅读者开始追求视觉感观上的刺激，艺术的通俗主义和图文主义盛行。阅读兴趣集中在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缺乏深度的生活时尚类图书、报纸和杂志上。 1．2阅读的浅层化和意义泛化 阅读呈现出享乐化发展趋势后，阅读的本质不再是一种纯精神的陶冶，它已经变成一种大学生多重消费融合的消遣方式。文化阅读的意义正在淡化，以接受知识为主的学习阅读掺杂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和消费主义的异化物。如声讯阅读、视频阅读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重要阅读方式．学生们在交通工具上阅读、存餐厅里阅读、在影视里阅读、在网络中蒯读，这种与休闲、消遣和娱乐相结合的享乐阅划读方式使大学生的阅读意义泛化，阅读者的阅读行为也由“读”转变“肴”，阅读开始变得浅层化，读者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思考，文字所表达的知识和语言艺术的审美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情感共鸣。 大学生阅读浅层化和意义泛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文木阅读和学习兴趣的下降，而争业化学习又不可能为大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图文和通俗化阅读，专业理论更多的是在枯燥的文本阅读过程巾实现的。这样，阅读的享乐化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本文的研究试图要解决这对矛盾。 2阅读享乐化对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大学生阅读需求的享乐化已经是一种不可同避的现实趋势，在全方位、全天候、多元流动的网络信息供给状态的冲击下，在网络媒体视频化的影响下，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逐渐向图义化方向发展大学罔书馆的管理工作也必须去适应这种需求的发展要求，才能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的阅读方向。 2．1阅读享乐化对文献采访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直接导致图书、报纸和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需求量的下降。随着读网，读陶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文本义献的装帧、版式过时，不能适应浅层化、读图化阅读方式的要求。文献采访部门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图书、报纸和杂志复本采购量，注重对装帧版式新颖、图文并茂的义本文献的采购，协调文本文献和超文本电子图书、专业数据库的采购比例，电子版、网络版文献载体替代学生阅读兴趣相对集中的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生活时尚类文本载体这样既能节约罔书采购经费，又能在满足学生阅读需求的同时引导学生养成图书馆阅读的习惯，避免学生在公共网吧阅读。有利于学生的管理。 2．2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对大学生文本文献使用的影响 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会使大学生语言艺术的审美能力弱化，用轻浮、玩味和厌烦的心理状态对待文本阅读。过分追求图像的感官刺激导致传统的文本文献阅读兴趣下降，不仅使文本文献的使朋率下降，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大学生专业学习能力的形成。 阅读享乐化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一种阅读特征，高校和图书馆不可能用行政的方法和手段去改变这种阅读习惯，只有通过积极的引导才能收到良好的管理效果。在多年阅览管理实践中，我们通过举办“读书节”“主题读书活动”等方法，培养学生对文本文献的阅读兴趣，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建立积极引导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 阅读享乐化改变了大学生的蒯读行为习惯和文献需求方式，特别是对网络和电子文献需求的上升直接导致了大学图书馆电子文献采购经费的急增。据统计，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经费比大约为l：l，电子文献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但电子文献的质与大学生阅读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差距。大学校圃网上运行的数据库的知识点重复牢太高，既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又容易造成大学生知识审美的疲劳，还会对学生的文献阅读兴趣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大学图书馆必须满足学生的“信息阅读”(信息阅读的要求是不重复阅读和超文本的比较阅读)需求：学习型数据库正是对这种阅读需求满足的一种尝试，它克服了文本文献和全文数据库重复率高的缺点。 3．1全文数据库对大学生学习的利弊 目前，在大学校园网上运行的大多数是全文数据库。如中国期刊镜像站、数字化期刊网等。这些数据库对师生员丁的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全文数据库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诸多的不便。Windows虽然能为学生提供多视窗的比较蜊读，但全文数据库并没有文现超文本链接，且多数数据库是全义扫描，内容良莠不齐，相当数量的劣质义献和重复文献影响着学生的正常阅读。 3．2学习型数据库 学习型数据库是通过将“争业”归纳为若十个知识点，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组织编排知识体系。学生存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学习的过程中．避免了文本学习的重复，还可以通过数据库的超文本链接进行比较学习。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后，可以利用学习型数据库的多检索途径的功能进行研究型学习。这种数据库不仅可以避免全文数据库重复阅读的弊端，还可以利用网络数据库的设汁优点活跃贞面、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和阅读兴趣，实现信息化阅读。 目前，巨大的考试市场为中小学生的学习型数据库的编制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证，学习型数据库首先部分地应用在中小学生的各种应试科日的学习中。除去应试教育的弊端不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数据库存中小学生的学习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大学生主要是通过学习现存的知识体系来完成学业的。大学图书馆可以根据本校的专业情况，通过“一家牵头”“联合编制”“网络共享”的方式解决单一编制成本过高的问题，可以从用户多的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做起，这样既有益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也有利于节约资源和资金。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启发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教育方法探讨论文 摘要：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做人。我们研究和借鉴孔子的教学经验，以便我们更好地做好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有利于改进我们当代的教育。 关键词：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奖惩法 孔子把德行教育作为教学内容的根本。孔子作为圣者先师，伟大的教育家，善于运用世界观、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结合实际运用教学方法。 一、孔子的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整个世界、生命的起源。孔子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 （一）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不能！”冉有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干吧！”华西问孔子：“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好勇过人，我要约束他；冉有很萎缩，我要鼓励他。”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二)身教法。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身教法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而倒，由此可见统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大舜见人捕鱼，年轻体壮的人捕于深潭厚泽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体弱的人捕于激流浅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与年老体弱的人为伍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见渔者相争而不言，渔者相让则赞扬之，一年之后，则人们相让深潭厚泽矣。在这里，大舜就是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教育大家。对榜样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这句话指出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二》）这句话指出为政者当以德行为本，不断完善自己，为百姓做出好榜样。这种发挥官员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是以天下为公，所以能够不谋私利，为百姓选出德才出众的接班人。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师都做不到，怎么会希望学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须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然后还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结果，才能引导大家成为道德人。 （三）启发诱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发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教师教学生，最重要的是启发诱导。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走；鼓励学生，而不是压抑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探究，而不是代替学生作结论。教师如果能这样教学，就能使学生产生“和易以思”的效果，师生关系就会融洽，学生感到学习有趣而容易，又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素质。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四）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在孔子的学生都学《诗》《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五）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其优点在于能更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讨论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迫使学生不得不学会基于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推理来维护自己的意见，同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外流行的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都是通过小组或班级讨论进行的。培养集思广益的技能。在当今社会中，许多问题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学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对别人的意见做出评价，并能通过集思广益形成自己的观点。学习这些技能的最适当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的没有压力的讨论。培养口头表达能力。讨论为学生提供了练习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的极好机会。它需要学生用清晰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论点，在很多场合还必须即兴发挥。讨论法有助于高水平认知能力的形成。此外讨论法还有助于转变个人的态度。 （六）奖惩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奖惩法”中，“奖惩”就是一个矛盾，“奖惩法”能把“奖惩”矛盾进行有机统一、相互作用和转换变化，人们受之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奖惩法”是一个最根本力量。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奖惩”矛盾影响，这些“奖惩”矛盾有“优劣”、“成败”、“好坏”、“亏赢”、“贫富”和“美丑”等，人们通过心理感受、情绪反映或大脑思维，从而支配自己做出各种行为活动，由此产生各种行为活动力量。在此，我们要看到“奖惩”在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普通、非常实在又非常根本的一个矛盾，其中反映出来的影响或关系等就是“奖惩法”的具体体现，所以说，“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孔子的世界观；孔子的德育方法，对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关键词］孔子；道；德育方法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如何做人，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通过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进我们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从何而来？孔子进一步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人人本具的性体，此性天然而有，寂静光明，无生无死。太极动则显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数无穷，但始动之际，只有一明一暗两种形色，明色为阳，暗色为阴，因此称为阴阳两仪。阴阳消长，于是太极失明，转变为游魂，流转生死。总之，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心向着“道”，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循性不变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道”是体，“德”是相，两者皆是内在。由内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艺”。“依于仁”就是一切从“仁”上开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所以以“仁”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我们知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又对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几个主要教学方法加以探究。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2.寓教于乐。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3.启发诱导。“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认。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5.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讨论法符合思维规律。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之事后于素。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 6.奖惩法。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能够托付女儿终身，就是对对方的最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准确，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在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音乐教育 孔子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孔子音乐教育的内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构成其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并将音乐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教育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孔子在《论语》的教学科目上，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论语·述而》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内容包括了“知”（智）、“勇”“艺”“义”“礼”“乐”诸方面。孔子《论语·泰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孔子所讲之“乐”，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论语·宪问》中所讲“文之于礼乐”之乐，是讲伴随着“礼”，对音乐的学习与实践。强调《诗》的颂诵要结合礼乐，音乐实施的过程同样要结合文、礼。第二，是对音乐教育这一行为的完整概括，讲受教育者通过对《诗》的弦歌颂诵，得到内心情感意象、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陶冶。这其中包括了人的心智聪慧（“知”）与意志体魄（“勇”），并涵盖了人们的社会礼仪与行为规范，使人们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陶冶与培养。这就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通过诗乐与礼仪的学习，实现礼乐教化之目的。反映出孔子所讲之乐，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讲的属于“艺”的音乐的范畴，也超出了外求于礼、内求于乐的礼乐同一层次之“乐”。其教育思想始终离不开以音乐教育为手段，完成诗乐与礼仪的学习为先决条件，实现其教化作用为最终目标和任务，形成了孔子具有现代美育意义的音乐教育思想。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渗透到人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发展以及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也证明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音乐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孔子对音乐教育全过程的整体概括，也说明了这一教育过程，是由音乐教育来得以完善的。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孔子整体教育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的培养，所以，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更加重视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论语·泰伯》对音乐教育行为的概括，首先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将仁义道德放在首位。为实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则是“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视为实现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重要环节。 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要从孔子思想的“礼”与“仁”谈起。根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诗、乐与礼仪共同构成了音乐教育行为的完整实现。“乐”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礼”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典章制度、礼仪形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便是立足于礼仪活动，贯穿于合乎规则的诗乐演出之中，形成合乎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音乐教育行为体系。这一体系渗透着“仁”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积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讲，也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种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体现了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道主义和一定的民主性，形成了孔子的思想核心。这与孔子提出“子为政，焉用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对人民要“富之”，然后“教之”，以及宣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仁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于孔子的“仁政”思想，诸多学者也有不同看法。《论语》中曾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又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蔡仲德先生讲“可见‘爱人’‘济众’是为了‘得众’，‘惠民’‘养民’是为了‘使民’，‘百姓足’是为了‘君足’……教民并非为了使民变得智慧，而是为了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根据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教民”是手段，而维护其长期的封建统治则是目的。但这种“爱人”“济众”“惠民”“养民”以及“百姓足”才得以“君足”的说法，无论其目的如何，实际上已给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在当今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都是可取的，应该予以效仿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讲，“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是一种道德标准，与充分民主并不矛盾。这便是孔子“仁”之内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人本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以人与人平等为基础的现代人道主义，也仍没有达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标准。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突破了周代音乐教育中“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音乐美学通论》讲“‘有教无类’之举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变无教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就是无论贵族与平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将属于“贫而贱”阶层的颜渊、子华、子路、闵子骞、樊迟、子张、子夏等，培养成为天下列士，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七十二贤”，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富于道德实践的成就，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也就在其中。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美育作用 孔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庸”的思想，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结和统一，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与转化。“中庸”思想与“仁”“礼”结合，便可调和矛盾，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孔子的音乐教育也无不贯穿“中庸”思想，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孔子对音乐表现上的要求。孔子意识到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而与放纵情欲、违背理性等思想相对立。在孔子眼里，“郑声之乱雅乐”。“郑声”本是来自民间的歌谣，蔡仲德先生认为“郑国的情歌在各诸侯国中最为突出……其形式则采用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在我国春秋时期，却成为贵族富豪们满足声色娱乐的一种音乐。所以孔子认为“郑声”不尊从礼乐规范，只能满足统治者及贵族富豪们纵情享乐。从“为邦”的前提出发，孔子提出了“放郑声”音乐教育的主张。“放郑声”以防“郑声之乱雅乐”，体现了孔子美与善的准则、音乐美的准则，其中蕴含着对音乐表现“和而不淫”的要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中庸”、中和。这种“中庸”、中和实际上是反对音乐表现上的过与不及，这种音乐审美的价值取向与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评价，始终贯穿着孔子学说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仁义道德的思想内容，说明孔子是根据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来实施音乐教育的实践过程。孔子的音乐教育是通过音乐，使人们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目的。因此，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首先强调了音乐要有“乐”的作用。《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赞赏《韶》乐的美、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比《国语·楚语上》所讲的以“无害”为美，《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心平德和”为美进了一大步。将美和善区分开来，肯定音乐善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的美，使人们通过音乐美的感化作用，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这种审美情感的培养，就起到了人心向善的作用。体现出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充满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文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以积极的态度考察音乐现象，回应音乐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音乐思想与美学理论。这方面，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美育作用便是典范。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探讨孔子音乐教育思想，必然牵涉到孔子的整体思想。孔子的“仁”“礼”“中庸”思想，既有其伦理学的意义，也有其社会意义。《论语·八佾》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礼”“乐”的实现作为前提，来实现“仁”的目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也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的实施，将这种博爱精神贯穿于“乐”的各种活动中去，实现孔子《论语·雍也》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就是以“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以“乐”作为感化人心，上升到博爱精神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重视和强调了“乐”的感化人心，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所谓“成于乐”“游于艺”，就是将音乐活动与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这一“乐”的实践过程，将人的情感心理体验由最初的物质欲求，逐渐走向审美感知，由伦理学走向美学、社会学，成就一种新的人生观，使社会群体与个体间道德情操、伦理关系得以谐和。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其焦点就是将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由这种境界体验产生了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审美人格，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这种理想人格。从孔子赞美的颜回安贫乐道到孟子高扬的“充实之谓美”，再到宋明理学倡举的人格理想，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论述道德与人格的关系时，却始终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核与人格的基础。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在音乐的审美准则，形成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促成了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突出宗派秩序的人际政治，长期稳定与充分发展，使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平衡。但在封建制度下的这种和谐与平衡，也给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带来束缚与禁锢。在等级森严、上下相维、皆安其位而又和谐稳定的网状系统的社会里，人们个性解放的企图、追求、欲行、竞争等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文人虽然知识丰富、善辩、修养高、有远见，也曾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封建思想的重压下，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这种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束缚与禁锢，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有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与平衡的一面，也有限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今天，人们已经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谈到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总要考虑是不是又走回头路了，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音乐实践活动，仍然没有脱离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当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社会，充分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却有着新的意义。其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音乐实践活动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在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的时候，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仍然具备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探讨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何适应于当今社会的需要，便是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 【摘要】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不断涌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我们静心思考，就会发现好多貌似很时尚的说法，其实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有过相关的阐述，与其说有些观点是在创新，倒不如说是在继承，或者说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因此，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中汲取教育的营养和智慧，然后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从而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教育思想，用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到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四十多年的教学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提出了许多教育原则和方法，加之儒家后人的不断实践、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笔者在此大致分析、归纳、罗列几个方面，与大家共享。 【关键词】孔子儒家教育思想教育教学 一、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和思考的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告诫学生在学习时把“学”与“思”紧密结合。同时他还强调在老师的教学中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不到苦思冥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开导他；学生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启发他。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思考的重要性，老师不要包办代替搞一言堂，要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发言的机会。现在我们经常倡导的“精思 博学”、“先学后教”等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体现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 二、学习和笃行相结合 孔子反对那种表里不一的人，批评那种光说不做的人，讨厌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即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到了义不能去做，有了过错不能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他对学生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他要求学生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多做少说，先做后说，“言必行，行必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对弟子颜回粗衣淡食，刻苦好学，少说多做，一再给予表扬，孔子的言行告诉了我们学习和笃行相结合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提倡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相统一的原则，并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动手能力，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所谓因材施教，是指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说：“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即对嘴里垂涎美味、心里想着安逸的人，要用仁德进行教育；对心里想着安闲身体却忙得不止的人，要用恭敬进行教育；对于喜欢与人辩论但遇事畏惧的人，要用勇敢进行教育；对眼睛看重女色、耳朵好听音乐的人，要用正义进行教育。可见孔子非常注重从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实际情况出发来教育学生。循循善诱是说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老师要善于引导、重于启发，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启发下主动获取知识。据《孟子》记载：有个小孩唱到沧浪河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带；沧浪河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到后随即给学生说：你们听着，水清则洗冠带，水浊则洗双脚，这都是有水自己造成的啊。在此，孔子意在启发学生要自我修养，自我提高，自我成才。他所倡导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一直到今天还被我们奉为珍宝，视为经典。 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非常重视在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以身作则”的重要作用。他曾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师只有以身作则，坚持温顺、善良、恭敬、简朴、谦让，才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他以身作则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为后来的教育家所重视和推崇。美国的教育家布尔纳鲁说：“教师是学生可以视为榜样并拿来和自己作比较的人物。”乌申斯基认为“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而我国教育界对老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作用更是强调有加，提出了“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可见各国各代的教育家是多么看重老师的表率作用，也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这是其他任何教育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提起孔子的这八个字，可以说路人皆知，更是被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奉为经典。其实孔子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本人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谦逊、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他曾在陈国、蔡国交界处受到困窘，坐在简陋的席子上，一连七天粒米未进，然而读《诗》、《书》，习《礼》、《乐》不休，还谦虚的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至今听来，还让人动容。孔子还是“乐教”不悔、诲人不倦的榜样。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诲人不倦的忘我精神，被弟子们大加赞扬。亚圣孟子还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作为人生的“三乐”之一。孔孟的“乐教”精神其出发点虽然是企图改革贵族政治的需要，来自其实施“仁政”“德治”的政治要求，但也反映了他好学上进、热爱教育的精神，反映了他对弟子们强烈的责任心。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伟大教育家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也是社会发展对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迫切要求。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博大精深，短短的论述只能是管中窥豹、走马观花，尚有许多方面未能提及。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孔子的教育观要加强学习、加深研究，吸取其精华，并结合新时代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落实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充实自我、关爱学生、科学有效、献身教育，从而走进理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的理想！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正名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摘要：“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假若一个名字没有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谓“名正言顺”，也就是“名正”了，事情才会说得清楚。因此，孔子“正名”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事物的“名”与“实”相符合。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子；“正名”；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一 “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一生忧国忧民，志在救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变无道为有道，孔子提出了“正名”的思想。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若要你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在孔子眼里，一切不良的社会后果都是从“名不正则言不顺”开始的，所以，他把坚持“名正言顺”看成是为政的一件大事。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是指一事物的构成要素或概念。即“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也就是说，“名”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规定。如“君”作为一个名，其定义就是指一个做“君”的人应当包含哪些要素，才能符合“君”的概念。所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第一个“君”就是指事实上那个做君的人，第二个“君”就是指君的名，或者说是君的定义。“君君”就是做君的人只有符合了君的定义才能叫君，否则就不能称其是君，如果硬要称其为君，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同样，“臣臣，父父，子子”也都照此例。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在他的哲学中有“积名成辞”的思想。也就是说，假若名字没有一个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以，孔子讲“正名”，首先是为了“言顺”。他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易经·系辞下》)这里的“正辞”与“正名”实际上是一回事。所谓“正辞”就是说话要符合事物的名义，以便给人们的行为有一个好的导向，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从而，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实际上就是主张事物的“名”与“实”要相符合。只是这种主张从本体论方面看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名正了，话才讲得通。实际上是主张事物的“实”要符合其“名”，而不是主张“名”要符合其“实”，把“名”看作第一位，放在了“实”的前面，颠倒了“名”与“实”的关系。孔子的哲学主要是政治哲学，他主张“正名”主义，要求人们说话办事要做到“名正言顺”都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服务的。因此，他把“正名”看作是为政的第一件事情，强调统治阶级应当重视“名”、“辞”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无道，问题就出在社会上盛行以“不正”之名，语“不顺”之言，思想界话语失真，名与实不相符。孔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借“觚”为题，大发议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意思是觚不像个觚，这是个觚吗?在古代，“觚”本来是一种有角的酒器，有的有六个角，有的有八个角。可后来人们把觚字用泛了，把凡是可以盛三升酒的酒器都叫成“觚”，而不管它有没有角。孔子“觚哉!觚哉”地质问，目的是借以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如果在社会上说话做事没有一个公认的是非标准，名实之相乖违，那么人人都可以“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不可日变”了。所以，为政者要想消除天下无道的病根，就必须以“正名”为先。在孔子看来这是循大道之举，可以收到社会政治稳定、天下太平的效果，因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名”为先，就要首先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也就是要别同异，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即如董仲舒所言：“《春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其次，要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就要有一个辨别事物的公认标准。在孔子看来，事物之名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不但会造成人们言语失真，思想混乱，而且一切制度，如礼乐刑罚之类，便都不能成立，就会引起纲纪败坏，最终弄得整个社会惶惶而觉得没有主宰。这就是“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所以，“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后世儒家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后世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荀子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也就是说，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要做到“名正言顺”，否则，就会“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遥相呼应。孔子的“正名”思想不仅对后世儒家有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同样有广泛影响，先秦诸子多家论著对此都有申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 1939年2月20日在《致》的信中对孔子的“正名”思想作过评价，其中说道，孔子的“正名”思想，“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孔子的“正名”思想，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说，孔子的“正名”主张，“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来说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意思差不多”’。还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在看来，“正名”主张，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也就是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建设，明辨是非真假，坚持理论之“名”与实际之“实”相符合，以真正切合实际的正确理论指导现实的实践。他晚年尤其重视“名”(理论)的指导意义。他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虽然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左”的偏差，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出现“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问题。他曾以苏联的赫鲁晓夫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言论为例，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了《论语》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他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的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事实证明，的这些话确实是寓意深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原因复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没有正确的是非标准、曲解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因此，孔子的“正名”思想对于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首先，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政治教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因而政治观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民进行思想观念的教育。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当成马克思主义来宣传。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名不正而言不顺”，给人们的思想认识带来混乱。譬如，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呢?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了。西方“马克思学”把人说成是摆脱一切客观制约性的抽象主体。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所谓的“入学空白”。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中，一些哲学人本主义学派，为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就把自己的理论抹上马克思主义的油彩，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趋向十分明显，出现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仅西方，在东方也出现了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哲学人类学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等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以抽象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它们都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来谈论“人”。这种人学观念，尽管语词华美，却往往会漠视现实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尽管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对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但它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社会历史观是不可能相互包含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会承认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些人对“以人为本”含义的理解，也误人了“人本主义”泥坑。例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最高体现，把我们社会生活中人道主义原则的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目的的实现。似乎是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在宣传“以人为本”的政策，实际上却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目的相去甚远。因为如果模糊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界限，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也就等于否定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那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尽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性和主体地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里面，也有个主次问题。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不能只要多样性，而没有了主导性和主体性；否则，就会带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后果。譬如，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以资实现之用，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的时候，却不能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说成是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因为这样以来，事实上是以“和合”哲学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实践。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只是和谐思想的一个文化渊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上，其地位是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论相提并论的。再如，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既要讲矛盾的同一性，又要讲矛盾的斗争性。但在矛盾的二重性里面，也有一个主次问题，那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始终是第一位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是第二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能随意推翻的。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却忘记了这一点，讲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同一”，不讲“斗争”；只讲“和谐”，不讲“矛盾”，把同一性说成是矛盾的绝对的、主要的方面，把事物的发展归结为“和合”运动的结果。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更改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在社会历史观上就会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贡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相违背的。还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譬如，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把和谐社会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论证和谐社会的建构思想，而是借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的几个所谓盛世王朝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来比附“和谐社会”，描述“和谐”盛况，而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观念。这样一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似乎是在向古人复归或是在向西方社会形态靠拢等等。如果这样来诠释“和谐社会”思想，不也就是“觚不觚。觚哉!觚哉!”了吗?这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结果，就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宣传和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时，一定要注意做到“名符其实”。这个“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际。在评点孔子的“正名”思想时，曾经指出“实不明则名不正”。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会带来“名不正”的后果，以不正之名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把社会主义实践带入迷途，以致扰乱社会主义社会的秩序。所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内容；另一方面，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及时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名符其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乐教思想教育 诸子百家中提倡音乐教育的只有儒家而又首推孔子，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值得我 们世人探索一番，对于继承祖国的音乐文化遗产，孔子的乐教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乐教当做培养人的完成阶段 孔子办私学，是以礼乐为其教学内容的主体部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在教学内容上，他把乐教放在第二位，在教材选择上，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 作为教育系统性的反映，孔子培养人的教育内容在整体上包括有“文、行、忠、信”这“四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而“乐”就是孔子的“四教”之一“文”教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这里的“道”是志向，“德”是基础，“仁”是归依，而“艺”则是自由的游戏，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艺”，即使“六艺”。“游于艺”既是对前三者的不足，有时继前三者之后的完成，是通过对客观规律性的全面掌握和运用，现实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完成了“志道”“据德”“依仁”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历程。与“游于艺”相通的，是孔子的“成于乐”的教育主张。正如“游于艺”高于“志道”“据德”“依仁”，“成于乐”指的也是高于“兴于诗”“立于礼”的人格完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情操来造就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孔子看来，从个人成长角度而言，也应遵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原则。孔子提倡用乐来完成的修养，通过音乐审美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在这里，音乐被看作是用来培养人和塑造人（“成人”）的重要手段。以上所属孔子有关乐教的主要内容，可以用“21字”给以概括，即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显然，受教者是以诗乐与礼乐学习的完成作为先决条件，并且始终不离开乐教育的乐教的实现，因此，它有不能等同于一般的音乐教育，这恰恰证明乐教育在孔子的整体教育体系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缺的。 二、强调乐的德育教化功能 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和德育教化功能，主张用礼、乐来贯彻，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提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的思想。我们从中可以知道，有礼无仁，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贵贱之序就无法维持。乐有“和”的特征。最适合宣扬仁德、仁政，可用使人际关系和谐，等级关系协调，同时，在乐的内容中，有要求以仁补礼之不足，对礼进行损益，是音乐的内容合于礼，他把“乐”与“礼”相互配合，赋予了“乐”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也提出了“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孝经•广要道》），这一思想反映出他要用乐来改造社会风气的意图。 三、重视乐教中的审美情感培养及其美育作用 孔子乐教中对人的审美情感的培养，其途径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在音乐形态美的把握中加深丰富的情感体验。据《论语•泰伯》记，“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 乎’，盈耳哉！”这可以视为孔子对学生讲解音乐，通过介绍自己对音乐形式的理解以及自己对审美情感体验给他们以启发。另外，《论语•八佾》记“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同样是谈对音乐形态美的感性体验。 其二，是强调音乐审美中的美感体验与快感体验的不同。孔子在强调乐教的社会功用的同时，又强调音乐的愉乐作用，在《论语》中，“子在齐问《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孔子在谈自己的感受时，并非是仅仅表达一种多日“不知肉味”之意，而是区分欣赏乐舞是获得的感受体验与味觉上快感体验的不同性质，孔子做出的这种明确区分，是我国美育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其三，是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应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属于“淫”的情感体验方式。因此，孔子所说音乐审美中“和”的情感态度、是有一定的衡量尺度和标准的。 这种主张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当时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疾苦而纵乐，无疑是一大进步。 四、强调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做出“即美且善”的文艺评判标准 孔子在强调音乐作品思想的同时，又强调音乐作品的艺术性，主张内容要善，形式要美。二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即美且善”，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内容为“质”，形式为“文”。质超过了文就显的粗野，文胜过质就显的空虚，只有文质结合得当，才是最理想的。 孔子闻“韶”乐做出了“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评价。邢疏解释为：“孔子言《韶》乐其声及舞极尽其美，禅让受禅其圣德又尽善也”，而孔子闻《武》乐后指出“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确立的“即美且善”的文艺批判标准成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源头。 五、强调乐教知行合一的实践性 在孔子的乐教实践中，他将“行”作为学习的延续，重视知行的一致。这一思想在儒家后学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庸》一书以孔子的名义，将孔子的“学”“思”“习”“行”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极端。从孔子的乐教活动来看，他要求学生学习诗乐的目的，就是为了立人行事，能够学有所用。 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难以立行。总之，不学《诗》，难以立人行事。春秋时期，在社交礼仪场合中，经常有“歌诗必类”的行乐活动，不能据《诗》唱诵应对，是难以进行交流的，孔子讲的“兴、观、群、怨”，其中的“群”，就是立足于社会群体人际间的实现。《论语•阳货》中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也表明孔子心中是对他的学生在实践他的乐教思想是肯定的。 孔子的乐教思想在当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的发展，审时地借鉴、批判的继承，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人才素质培养和德育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实现我国制定的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中现代教育的启示 【摘要】孔子以德为首、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等教育理念和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法，对现代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教育应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加强思维能力训练；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主要内容；现代教育；启示 在当今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然而，说到底，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以人才为核心而展开的，而人才的培养是依靠教育而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教育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我们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教育。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等均有重要影响,其教育思想更是在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以德为首，注重道德教育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其非常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重视对学生完善人格的培养，教学生学会做人。孔子将道德教育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注重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一直倡导个体要具备较为高尚的道德品质，要成为君子、贤人。因此，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首重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都能够在道德品质方面有所提升，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平常对学生的考察中，孔子也将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重要的衡量依据。 2、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孔子生活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孔子之前只有上层社会的弟子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子女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受教育的权利被上层社会所垄断，被称之为“学在官府”。孔子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从此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况，使得平常百姓的弟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孔子在招收学生时也并不会因其出身、家境等区别对待。“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1]大概意思是说只要学生本人有学习的愿望，奉送上几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我的学生了。孔子认为不论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招收了大量底层社会的弟子，使得他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且在这些人之中也出了不少当时社会的精英。 3、在教育方法上，孔子注重启发式教学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2]”意思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到学生想要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要去指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整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如果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给他举例了。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本人没有获取知识的欲望，则不去启发、引导，不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不要再给他们举更多的例子了。孔子非常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发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的意识，在孔子的执教生涯中，他也能够很好的将启发式教学的教育方法运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 4、在教学内容上，涉及范围较广，注重教育的全面发展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而言，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礼仪道德、音乐舞蹈、射箭、骑马、书法以及计算，由此可见孔子教学内容涉及范围之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都在倡导公民要做君子、圣人、仁人志士，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而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就必须首先要知书明礼、博学多才，因此孔子在其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非常广泛，在各个方面对学生严格，力争使学生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完善，做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较为完善“贤人”。尽管有人可能会说，孔子身处于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其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其阶级统治辩护的；然而，就孔子在教学内容范围的涵盖而言，仍然对我们现代教育，尤其是素质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在师生关系方面,孔子提倡师生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并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 孔子与自己的学生关系都非常的要好，作为老师孔子也非常关心学生，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关于描述孔子与其学生关系的故事在《论语》中多处都有所涉及。据《论语》载：有学生生病了，孔子自己曾多次探望；另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为意外事件而去世，孔子听说了这个消息当场难过地嚎啕大哭。这些都足以看出，孔子作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另外，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是故教学相长也。”[3]意思是说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欠缺之处，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之中，能够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使双方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仅就其教育思想而言，对我国的现代教育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孔子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启示 1、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 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注重学生道德素质的塑造和培养，反观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教育与孔子首重德育的教育思想相去甚远。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4]自此次从国家层面提出“素质教育”的方针之后多次在不同场合予以重申和强调，如果从此次首次提出开始算起，素质教育的方针也已经执行了30多年，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教育仍然处在“应试教育”的怪圈。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于“为中小学生减负”这样的新闻报道不时的会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上。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提倡为中小学生减负呢？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太重，特别是城市中的孩子。我们的社会现在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学校里老师往往喜欢都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在一些学校甚至分班和学生座次都是按照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来安排的；在学校之外，学生家长之间讨论最多的也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想尽办法给孩子报各类的辅导班，想要提高孩子的成绩，甚至连孩子正常的休息时间都被完全的占用了。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吗？老师和家长一味追求的考试成绩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在现实面前，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去认真反思的。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出现了一种现象：我们的很多学生，很多孩子成为了“考试的机器”，他们除了学习好，成绩好之外，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欠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只会读书、考试的“考试机器”。我们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打破传统“应试教育”的模式，转向重视学生思想素质、创新能力、独立自主、健康身心、人际交往等的“素质教育”，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 2、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一直处于教学活动的主导地位，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讲解知识，学生接受知识，即所谓的“灌输式教育”，没有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5]即就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引导，注意对学生思维的调动，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思考、去探索，而并非是老师对学生的“灌输”，更不是教师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让学生死记硬背。教育从根本上讲是教师教师传授给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而并不是书本知识的获得。在教学活动主教师要注重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掌握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 3、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 现代社会发展速度飞快，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大大加快，这就要求公众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不断提升自身水平，更新知识。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就必须做到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取并掌握前沿知识，进而将其传授给自己的教育对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关键在其教育水平的高低，而教育水平的核心就在于教师水平的高低。21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核心就是人才，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要拥有一支世界顶尖的人才队伍，而人才培养的核心就在教育，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作为减负人才培养、国家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要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以“四个面向”要求自己，为我国未来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4、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对教育教学活动及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拥有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轻松愉悦，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学习内容，从而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另外，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更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从而也有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能够使教师在工作中感到轻松愉悦，从而以更加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于教学活动中，从而也有利于教学水平和效果的提升，同时也更加促进了友好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形成良性循环。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与自己学生的关系就非常要好，在各方面如慈父般关心、照顾学生，甚至在学生生病期间亲自给学生送药，自然而然学生对孔子也是非常好的，在孔子晚年日常生活基本也都是学生在照顾，甚至在孔子去世之后学生为其守三年之孝。这些都足以说明师生关系的和谐对教育教学和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当然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包括社会、学校、家庭、教师和学生等的各方力量应该共同努力，为建立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拥有良好的教育才可能拥有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因此，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着力发展素质教育，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现代化人才。 作者:王宇涛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实用教育思想探索 “半部论语治天下”，后世对论语的评价甚高，而其中的教育思想是论语中比较核心的思想之一，它不仅对当时，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儒道佛三家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精神风貌，但起主导作用仍然是儒家文化，中国人从摇篮到坟墓，从出生到死亡，在文化遗传基因就深深打下了儒家的烙印，儒学塑建和构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格。“中国文化—哲学之所以重生成大于重存在，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人事大于重神意（神灵也完全服务人事），也可说都是这种知命精神”。[1]从儒家教育文化中概括出来的教育思想也深受此种特征的影响。文章主要从教育理念、原则、方法、成果和局限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育理念 纵观儒家教育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再到衰落，其不变的宗旨是培养一个经世致用的君子。《论语》中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实用性风格，如在《论语•子张》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论语•子路》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儒家的实用性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不同，儒学虽强调学问的实用性，即做学问的终极目的和效用，其重点不强调表面的形式效果。孔子首先要求的是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这里的君子是指有很高的道德，知识很广的人。君子以“谋道”为目的，以“成德”为任务，决不以“谋食”为目的。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追求“有用即真理”，“它拒绝了抽象和不充分的东西，拒绝了字面上的解决，拒绝了不好的先验的理由，拒绝了固定的原则，封闭的体系与虚构的绝对和起因。它追求具体和恰当，追求事实，追求行动的力量”。[2]而儒家的实用性包含着形而上的追求，读书不仅是知识的增加和“谋食”，而且也是道德的提升和“谋道”，其终极目标指向“仁”。笔者认为儒家的实用性和哲学实用主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儒家认为不管这种形而上的追思有没有产生作用，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有意义而值得做的；实用主义则强调把形而上追求当作手段，如果这种追求不能在结果上产生效应或效果的话，这种追求是没有用的或没有意义的。 二、教育原则 孔子招收学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类”在历史上注疏较多，争议不断。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针对地域民族而言，二是针对社会地位而说。孔子一生确实在实践此原则，他周游列国广收弟子，不问出身贵贱和地位尊卑。孔子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而且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恰好体现了他先进的教育观。在这一点上他不循周朝礼仪，不顾等级制度，表现出大胆改革的精神。孔子对学生既不嫌贫爱富，也不仇视富家子弟，他的学生有家境富裕的子贡，也有一贫如洗的颜渊，对待学生视如己出，终生追求“仁”之真谛。 三、教育方法 儒学不像西方哲学重思辨和逻辑推演，孔子很少抽象地阐述问题，也很少在某一个概念或范畴上进行语言分析。在教育方法上，是实用理性之思维，“实用理性之思维重启发、暗示、点悟、极具具体情境性质，而不重抽象论证，详尽说明或推理过程”。[3]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内容丰富，这方面很多学者多有谈论，笔者在这里只提出比较重要的方法。 1、因材施教，实施个体化教育 孔子是一个很有感悟力和观察力的老师，他对学生的性格、能力、才智和兴趣是非常重视的。在《论语•先进》篇中对子路和冉有都问一个问题——“听到后都去实行吗？”但孔子对冉有的回答是听到后就去实践；对子路的回答则是父兄都在世，怎么能听到就去实行呢？这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引起了公西华的疑问，孔子说，冉有性格退缩，所以要他勇敢些，子路性格太过于勇敢，所以要他谨慎些。孔子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不仅体现他为人灵活洒脱的人格，而且也彰显了老师对学生主体个性的尊重和仁爱。反观如今的教育，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生产人才的固定模式，教育逐渐脱离学生实际，脱离受教育对象的具体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学思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夫子所推荐的求学治学之道，按照现在观点来说，这是对学习的定性研究，而并不是一个定量研究，学与思在学习中到底应该占多大比重，其比例如何分配，孔夫子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或客观的标准。只学不思，就如叔本华所说的自己的大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或“吃别人留下的残羹剩饭，是陌生人穿用过的衣服”。[4]其结果就是“永远阅读别人，而从未被别人阅读”。只思不学，只会冥思苦想，其结果是越思考，思维越狭窄，最后成为闭门造车。《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美，不如学也”。但如果以常人理解的中庸之道去解读学与思的关系，“持其两端取其中”，这样的话，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学与思的两端的中间不易找到；其二，我们可能从语意上去安慰自己，即“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事实上人只有一颗专一的心。如果把心从形式上分成两半，一半学习，一半思考，或者把整体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思考。那么，这种学与思的组合是否能够达到学习的目标呢？由于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将学与思拆解开来，然后再视其为一个整体，那么解构后的整体还是当初那个整体吗？运用西方解构主义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哲学或文化的大致脉络，但是我们利用西方某一种时髦的方法并非能够体悟得到中国哲学或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天然整体，以系统眼光看待之。学与思是一个整体和“全”，以学去否定思，那么读书学习就是加法，读书的人等于书本之和，书还是书，而读者不过是一个拼凑的数字；以思去否定学，那么读书学习就是闭门造车，读书之人的眼光视野就很难宽广。事实上，在一个既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又善于博采众长的人心中，学与思的矛盾永远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全消失，而智慧就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 四、教育成果 据历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中有“七十二贤人”。众所周知，古文有一特点，即数字不一定实指。为了方便阐述，暂且将其认为实指，那么3000-72=2918人，显然2918人要比72人多，后人常常仅仅把72人看成孔子教育的成果，这样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具有这样的观点的人是受到了当今教育之弊端“升学率”所影响，有的人认为“升学率”就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而人们之所以太注重“升学率”，是由于人们只注重数字，急功近利，不注重思考。七十二贤人只是孔子一生追求教育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从长远价值来看，孔夫子及其弟子，传播了儒家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成果，这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七十二贤人和2918人是孔子教育质与量的统一。不必讳言，七十二贤人在“质”上高于2918人，他们中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路、子夏。（论语•先进篇）但我们也不可忽视2918人巨大的隐性作用。这2918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共同接受儒学的教诲和熏陶，然后他们又向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宣传儒学，这样使儒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许七十二贤人，多在学堂之上倡导儒学，搞学院化研究，而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普通大众接受教育还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这2918人在田间地头、商市小街宣传儒学。儒学与基层社会的结合，这也是儒学广泛发展的原因之一，基层社会为儒学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儒学也为基层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方法，其外在曰礼，内在曰仁。两者相互需要，相互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基层土壤深深扎根，所以教育质与量的统一，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 五、局限性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其缺位和局限。 1、忽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有教无类”只是男权社会中教育公平，“男尊女卑似乎是儒家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人们甚至可以说‘父权制’是儒家学说的致命弱点”。[5]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此礼为周礼，而周礼是奴隶社会的制度规范，因此他的妇女观不可能达到男女平等。在《论语•泰伯》中谈论关于治国的人才问题，武王说有十位贤臣帮助他治理国家，孔子却说只有九位，因为有一位妇女不能算数。在《论语•阳货》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亦为后人诟病。在这里有必要比较孔子与尼采和叔本华之间的女性观，这样可对他的女性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叔本华在《论女人》中认为“女人是介于儿童和男人之间”“不重视大问题，只喜欢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这显然是在污蔑女性，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借用老妇人之口说：“你要到女人身边去吗？请别忘了带鞭子。”两位男权主义者之所以蔑视女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眼光看，童年期经验可能是重要的根源。孔子的人格和思想与其母亲有很大关系，孔子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母对其影响非常大。孔子的女性观与早期经验关系不大，孔子忽视女性的权利很有可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比如说孔子很反对女人干政，他最向往的周朝，也因其灭亡与女人有关。 2、忽视自然科学教育 虽孔子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他的教学内容大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知识很少涉及。《论语•子路》篇，樊迟请学稼，他批评他是“小人”说他不求上进，把学习研究生产知识和技术看做“没出息”。在《论语•子张》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孔子说，小技艺阻碍人们研究大学问。孔子的道德教育注重整体上对人的精神上的改造，而忽略了技术能力的提升。 六、小结 儒学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儒学教育仍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儒学教育重实用、重文科，不太注重逻辑与思辨的内容也应该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儒学教育要做到与时俱进，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用教育、情感教育和理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以理性教育为主轴，以实用教育和情感教育为两轮，共同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和人自身的发展。 作者：刘勇 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体育教育论文 1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应用分析 第一，孔子提出了“成人观”，也注重德、智、勇、力等方面的教育。而所谓成人，就是崇尚礼数，有道德，有智慧与勇气，还会精通六艺的人，几乎趋向完美。孔子的成人观在其重要教育思想之一。孔子认为，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该将“成人”标准落实到每一处，从而培养更多趋向完美的人才。由此可见，孔子在其教学实践活动中已经培养了很多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学生们都会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而无法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将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身体练习的重要手段，从而增进学生的健康。而学校可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孔子思想应用于现代体育教学实践的体现。 第二，就是孔子思想中的“武备”思想与“尚礼”观念。孔子认为，在战乱不断、兼并剧烈与弱肉强食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想积极参与到政事中去，还要保国为政，则应该对武备和军事武艺等训练进行强化。在孔子看来，战乱不断的时代会尚武强兵，但是应该和仁政与德治相互促进，才能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人们提供丰衣足食与安居乐业的生活，并且有利于子民听从政令，安心发展生产等。孔子的武备和尚礼等思想观应用于射与御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具有积极意义。孔子非常注重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对射箭和驭车等课业的传授给予很高的重视，意在提高学生的军事体育知识、体育技术以及技能。因此，在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中，武备观念非常明确，不赞同人们还没有对军事技术进行掌握就参与到战争中去，否则不但自身性命难保，国家也面临着灭亡的风险。因此，孔子将武备思想贯彻到整个教学实践活动中。 第三，就是孔子的养生保健观念在体育教学中的实践。孔子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养生保健知识以及保健方法，在古代体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孔子在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时，都会传授给学生关于养生保健知识与保健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不但如此，孔子还会身体力行。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比如按时休息、劳逸结合和对饮食进行节制等等。如果人们对这些养生保健内容不够重视，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知识的传授。而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与现代养生保健原则完全相符，而且具有一定科学性。因此，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孔子提出“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思想，认为学习永无止境，不会被年龄限制，教育活动与学习活动都应该贯彻在人们整个人生之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提高自己的修养。而终身教育内涵在不断扩展与延伸中形成了终身体育理念，这是终身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终身体育即人们终身都会接受体育教育，也会进行不断的体育锻炼。如今学校的体育教学都遵循终身教育的理念。在贯彻终身体育的过程中，学校体育非常重要，也是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思想的关键时期。学校应该满足学生们的身体发展需要，还要对学生们以后的需要进行考虑。因此，学校应该引导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并且培养其相关能力。孔子的终身教育观已经与现代终身体育思想相融合，并且应用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获得较佳效果。 第五，就是孔子的学以致用思想。孔子一直在贯彻学以致用和以身作则的思想，而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相脱离，主要是为教学而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枯燥无味，导致学生们厌倦体育课。因此，学校的体育教学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并且让学生自由选择对自己有用，而且还比较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从而有利于学生们对运动进行掌握。另外，学生们还可以主动将掌握的体育知识与体育技能融入到生活中，渐渐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从而形成了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终身受益，达到学校体育教学的长远目标。 2.结束语 基于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实践活动已经在中国教育领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也提出了“武备”思想、“尚礼”观念、养生保健观念和终身体育理念。人应该仁智勇德兼备，还需要拥有比较强健的体魄。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对现代体育教育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孔子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比较充分的论述，必须进一步完善体育教育思想，从而形成适应时代需要的体育教育思想，开展更好的教学实践活动。 作者：郑欣 贾晓敏 贾永刚 单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学院教育学院 邯郸市职教中心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研究 从我国教育史看，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论，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在研究和继承孔子珍贵教育遗产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人文内核，这便是以尊重生命、重视人自身价值、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等为特点的人文思想。它渗透在孔子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层面，成为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后世教育的价值取向，也为当今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有教无类”，是孔子博大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孔子人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有力体现。孔子“有教无类”教育信念的确立，是在对教育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及对人性的深入分析基础之上建立的。孔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他提出“庶、富、教”的理论，这是对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国家重民教民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 孔子认为教育是支撑国家大厦的梁柱，一个国家即使其君主昏庸无道如卫灵公，但只要有文治武功各方面的人才，这个国家便不会丧亡（《论语•宪问》）。而培养造就文治武功人才，完全离不开教育。《学记》把教育的重要性提升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反映了儒家学派及孔子对教育职能作用的深刻认识。如何开展教育？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的本意是指教育不分等级、种类。春秋以前，教育的局面是“学在官府,民间无学”，文化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平民没有资格接受教育。春秋中叶以后，由于战争频繁，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以致原来的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局面被突破，开始了“文化下移”的新纪元。孔子为适应时代的潮流，创办私学，广收门徒，将以往深藏在秘府的典籍，解放出来，加以传播，使“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格局被打破。 孔子的私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史记•孔子世家》）”。我们可以想见孔子办学规模是宏大的，教学内容是多方面的。他的办学方针是什么呢?孔子自己说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汉代经学家马融解释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只要自备十条干肉作为学费而来受教的，孔子总是不分贵贱、贫富和地域，对于他们一律加以教诲。孔子的有教无类，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一，学生无论贵贱，均可接受教育。孔子的弟子中有贵族，如南宫适、司马牛；也有贱人，如子张；有善于货殖的富豪子贡，也有瓮牖绳枢的贫民原宪。可见，孔子破除了受教育者的等级界限。其二，不论品行高低，均可进行教育。孔门弟子中品类很不齐一：有的原来是性格粗鄙的人或者是行为不端正的人，有的甚至是盗贼。 他们经过教育培养，都能去恶向善，成德达才。《荀子•法行篇》记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既云杂，可见是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其三，不分地域国别，广泛招收弟子。据记载，孔门弟子的地域籍贯，包括了鲁、卫、齐、宋、陈、蔡、郑、薛、吴、楚、晋、秦各国，他们年龄悬殊极大，大部分来自平民阶层。可见，“有教无类”确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和教育信念，他也真正做到了对凡来求教的“未尝无诲”的地步。孔子“有教无类”的信念，来源于他对人性的剖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们的生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习染和教育的不同，使人彼此间的差别悬远了。因此，教育和环境对人的作用远远超过遗传。他认为人们虽有良好的素质，但不能自发成才，必须经过学习与教育，才能有所提高，日进不已。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的一段对话，深刻地阐明了这种观点。子路曾问：“学亦有益乎？”，“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心悦诚服地说：“敬受教哉！”(刘向：《说苑•建本篇》)。孔子还进一步论述一个人虽然具有爱好仁德、爱好聪明，爱好信实，爱好率直，爱好勇敢，爱好刚强种种优良品质或倾向，但是如果不爱好学问，不接受教育，便会产生愚昧受骗，放荡不检，伤身害义，褊急操切，捣乱撞祸，轻率狂躁等流弊(《论语•阳货》)。要避免和纠正这些流弊，只有从事学习，接受教育。“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学习才不会受蒙蔽，”正是这个意思。 孔子推重教育的作用，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正确的阐发。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人的才能品德得到更充分、更完善的成长。在他的教育活动中，隐含着人人都可以受教育、能教育、需教育的人本理念,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而成人，这是“有教无类”命题的前提。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仁”的本质含义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爱人。孔子认为爱人的重要内涵就是教育人、勉励人去努力获得教育。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可见,孔子的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人们获得教育。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庶、富、教”的理想,兴办私学的实践,无不基于这样的精神[1]。孔子的人文思想深邃而厚重，它是继殷周以来神人关系、天人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重心是探讨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以及保持独立完整人格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2]，对后世的教育实践影响深远。同时，孔子在教育对象上不分富贵贫贱、品行善恶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开创了教育公平之先河，对强调教育公平、公正，实现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的平等的当代教育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信思想在诚信教育的实践 摘要：“信”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为人处世、与人交往和治国理政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诚信教育中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效用，对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孔子；信；诚信教育 在孔子的诸多思想中，“信”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论语》中，“信”共出现38次，不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孔子的“信”思想都给当代以启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孔子“信”思想的内在意蕴，从而提出其在当代社会对构建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一、孔子之“信”思想的内在意蕴 （一）“信”是构建个人优良品德的基础 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也就是从一个人最基本的品德说起，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根本无法行走的，可见孔子从最基本的个人来切入，“信”是一个人必备的品德，不论人的职位高低，只要具备“信”变可称之为士，子贡问曰：“何如斯可以为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敢辱君，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此矣。”曰：“近日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就算身居高位，如果没有信用，没有做到说话信实，行动果敢，也只是气量狭小的小人，不能算真正的士。孔子的“信”是为其“仁”所服务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中说到信实，就能使别人为你效力，从而实现仁，仁和信是相互统一的，“信”是实现“仁”的先决条件。在孔子“信”的思想里，“信”是个人优良品德的必备要素，同时是实现“仁”并为“仁”服务的条件。 （二）“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 孔子“信”体现在社会交往方面，一方面指人何以能安身立命，首先就要修养好自己的德行，端正自己的品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说话忠诚信实，行为坚定谨慎，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如果说话不诚实，行为不坚定谨慎，即使在自己的州郡也行不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信”是实现道德修养，是人能行得通的前提。另一方面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里都把与朋友交往的“信”放在重要的地位，是立世的根本，孔子也在对弟子的教育中强调与朋友交往的“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不仅重视在为人处世中的“信”，更加重视在朋友交往中的“信”，只有言辞谨慎讲信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更加博爱众人，一方面有利于个人的诚信品德的修养，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信”是为政立国的根本 孔子的“信”不仅强调其对个人和社会交往方面的重要性，更关注其在为政立国方面的地位。一方面体现在为政者应遵守对民众的承诺，履行诺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指出，为政者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工作，对百姓做到言而有信，关爱百姓，使百姓得到合理的使用，这样百姓才不会有怨言。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指出，只有在上位的人讲信用，老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才会真心为国家效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居上位者应取信于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民信，可见孔子重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没有百姓的信任，足食和足兵也没有什么益处，政府或者国家也不会长久的存在。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也就是说，君子首先要建立信用、取信于民，然后才能役使人民，而使人民没有怨言，不觉得自己在受虐待。这就要求居上位者要像尧舜一样，首先建立自己的信用，才能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 二、孔子之“信”思想的培育 （一）重视把“信”作为其教育内容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重视从历史文献、生活实践、待人忠诚和讲究信用四个方面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且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其道德理想进行教育。孔子认为讲究信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圣人、君子乃至每一个人都应该讲信用，并且通过好学来把握信和拥有更好的道德。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重视好学，掌握真正的知识，不好学即使拥有很多的优点也终究会导致许多的弱点，并表明爱好诚实却不喜欢学习，他的流弊是抱守小信而败坏事情，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有道德。把“信”与“好学”联系起来，通过真正的知识来对“信”加以引导，使其真正地做到“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把教学生“信”与“好学”联系起来，从而避免道德上的流弊，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更好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二）强调修身自省以达 “信”在对“信”的培育方面，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从自身来反省帮别人谋事是否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相待，只有自己做到了诚实信用，才能来要求别人做到诚实信用，正如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让别人通达，在“信”方面的要求就是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首先做到自己讲信用，才能让别人来讲信用，通过自己内心的自省来达到这样的境界。孔子认为个人在培养“信”中应掌握其主体地位，正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强调要向贤人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在培养“信”方面就要向具有信用的人学习，见到不讲信用的人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到诚信待人。通过自身的内省和向别人学习，以此提升自己的信用品格，培养自己成为讲信用的人，这是对自身品格的要求，只要尽心想做到讲信用，就一定能做到，而如果不尽心去做，是为不为，非不能也。这也就是强调自己内心的自省，真正要求做到诚实讲信用。 （三）重视“信”与“义”的结合 孔子重视“信”的培育，将诚实讲信用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并且强调“信”与“义”的结合，“信”的内容应该符合“义”的规范。如果一味地遵循“信”而离开“义”的内在要求，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信”，不仅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可能还会导致恶，使“信”失去价值。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在这里就强调以忠诚信实为主，跟从义的指示，这才是真正的崇德，由此可看出，“信”的遵守和践行必须以“义”的内容为规范，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道德高尚。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许下的诺言如果合乎义的话，这样的诺言就是可以遵循实践的。由此可看出，孔子心中的“信”是合乎“义”的信，而不是盲目的“信”，如果不合乎“义”的“信”，还一味坚持“信”则可能使其背离“信”，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君子如何才能真正称之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认为君子首先应该用义来修养自己的品质，按照礼来行动处事，用谦逊的态度讲话，靠信实取得成功，这才是真正的君子，要想成为君子，这些“义”“礼”与“信”都是成就君子必不可少的品质，君子始终坚持以“信”合“义”的原则作为其道德规范的价值准则。 三、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加快社会主义诚信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诚信教育，结合孔子“信”思想内涵的精华和对“信”教育的培育，对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 诚信教育的模式关乎诚信教育的成效，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可以避免将诚信教育束之高阁、空洞化。如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诚信教育植入日常生活中，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将枯燥无味的理论生活化。组织和模拟诚信教育环境，用真实的案例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诚信问题、信用法规及诚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宣传普及教育。立足当前信用经济时代所存在的信用问题，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用消费观，避免因不当的信用观念，产生失信行为。脱离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将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进行结合，注重家庭与社会的合力，形成诚信教育的氛围。诚信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根据不同社会人群诚信面临的实际问题及道德接受能力的差异性，善于运用不同类人群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切合人们思想实际的诚信道德教育”[1]，根据不同的群体，运用不同的方式，加强诚信教育的效力。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使诚信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人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诚信的法律法规，自觉践行诚信，不断扩大诚信教育的影响力。 （二）完善诚信教育机制建设 诚信教育机制建设是完善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诚信教育机制旨在强调以诚信作为教育机制的核心，从社会、政府角度完善诚信教育的统一。建立诚信档案系统管理诚信档案从大的方面应包括公民个人诚信、企业诚信、政府诚信等，从小的方面应包括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个人的水电费、通信费的缴纳、银行按揭的支付，企业的缴税和对员工及社会的诚信，政府的政务公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建设诚信档案，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用诚信传媒的中介作用，宣传讲好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传播中国现代诚信教育声音。通过媒体的宣传和介绍，充分了解诚信教育的故事及身边的诚信案例，加强诚信教育的吸引力，使其深刻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诚信魅力并进行诚信文化教育。利用古代优秀的诚信故事，结合当代生动的宣传方式，将古代与现代的诚信教育贯穿一线。大力宣传当代诚信道德模范，发挥榜样教育的道德模范作用，弘扬社会正能量，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诚信道德教育环境，渲染诚信教育氛围。要建立对诚信的褒奖善惩罚恶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道德惩戒或让其付出法律代价。诚信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行为，更应该成为一种全民道德规范，营造“时时守诚信，刻刻不失信”“失信行为寸步难行”的舆论环境，引导公民自觉践行诚信价值观。 （三）重视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 在当代诚信教育建设中，既要强调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反求诸己”来深化和反思自己，拒绝不诚信的行为，强调自身的道德规范，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及西方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利益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部分人被利益驱使，产生失信行为，例如大学生校园贷款，已引发诸多失信案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些现象涉及法律法规，通过自身约束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要强调外在的规范和制约，“使‘道德上的诚信’与‘法律上的信用’达到最终的统一”。道德和法律可以相互完善和补充，法律的制定和实行可以弥补道德上的“不能”，通过道德的自律来弥补法律内在的一些弱点等问题。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诚信法律体系，为诚信道德的构建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诚信是一种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法律要求。通过道德上的自律和法律上的他律，建立公民个人诚信形象和其规定的法律责任，使诚信教育深入人心。把诚信教育的主体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结合起来，有利于加强公民的诚信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作者：马亚美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课程思想体系及教育改革的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内涵丰富，结构完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课程设置的四项基本要求，“文、行、忠、信”为四大教学领域，“礼、乐、射、御、书、数”为六门学习科目，《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本经典教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课程推进的三个阶段。依据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活动，成就卓著，彪炳史册，其教育学说为中国教育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创办私学、修编“六经”，倡行“有教无类”“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并建树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文行忠信”“以身作则”的教师风范，备受后世学人推崇。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持续十四年，在不断试误和调适中曲折前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先行准备时间短促、思路模糊、急于求成，不少学校在尚未认清自身特色与优势的情况下盲目跟风追潮，致使课程结构松散、教学质量滑坡、学生发展备受质疑。当人们徘徊于现实而无所求解之时，往往会把眼光投向历史，以史鉴今。春秋末期的孔子虽没有专题论述课程体系，但其课程实践所透出的思想却内涵丰富，结构完整，诸多观点仍能迁移至今，给当代学校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建设带来启示。 一、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分析 孔子的课程思想散落在《论语》之中，聚合起来，涵括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以及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等。 （一）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教育因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而存在，课程设置亦需承载文化价值并符合社会要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而提出的。其中，“道”为追求目标，“德”为根本依据，“仁”为精神内核，“艺”为实施路径。1.课程设置的追求目标——“志于道”孔子身处礼崩乐坏、政道废弛的时期，他从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责任担当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课程设置的目标在于“道”。“道”有道义、真理、规律和法则等内涵，孔子认为，士人立志当高远，应以追求真理、弘道践道为永恒的学习目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可见，“道”高深玄虚却又真切务实，作为君子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道”应是心澄如镜的豁然境界，而非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更不是用来伪装和炫耀的人伦工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在实践道义的过程中，士人若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守本心，积极探索和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必将走向光明和永恒。课程设置应以此作为明确的宗旨和一以贯之的精神，以使学生延续真理，死守善道。2.课程设置的根本依据——“据于德”课程的作用在于由外至内影响人的言行举止，塑造符合礼仪规范、社会需求的人才。从这条外铄路线出发，孔子认为课程设置应以美德作为评判其内容的根本依据。德是人际交往的基础，士虽立志高远，但仍需脚踏实地，践行道德。课程设置以“德”为依据，就是要使“道”直达内心、永驻于心而不泯灭。同时，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课程所尊崇的道德价值绝不是孤立的和极端的，它必须接受辩证法的检视，以协调人民与社会、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并在国家需求与学术自由之间保持中正、平和，避免受教育者因情绪的躁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居于首要地位，它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之中，孔子时刻告诫弟子要以“德”教化人，以“德”来衡量与约束自己的行为。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德来引导，以礼来整饬，才能使民规矩有范。因此，只有将课程建立在美德之上，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才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3.课程设置的精神内核——“依于仁”孔子提倡内外兼修，对外“据于德”，对内“依于仁”。“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源发于个体内心的对他人生命及其良善价值的珍视与关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约束自己，达到仪礼的要求，就是“仁”了，这种推己及人的逻辑路线，旨在启发学生内在的道德自觉，由内而外散发出善良仁爱的君子气度。“仁”是孔子课程的精神内核，其推崇内在的情感行为，只有端正态度，主动追求，才能实现“仁”的最高理想；同时“仁”也是一门处世的学问，人与人之间若不能团结友爱、宽容体谅、和谐共处，就无法实现自身发展与国家安定。课程应当从“仁”“爱”出发，培养人们爱护人、尊重人的情感，教会学生“以仁为本”，用仁心、仁术审视自己，关爱他人；人性本善，后天的教化若不能葆有进而增进这份善良与仁慈，便无法彰显其价值。4.课程设置的实现路径——“游于艺”孔子认为，自由地展示个人才华是实现既已设置的课程的主要路径，亦即“游于艺”。“艺”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六种实践技能。“礼”即仪礼，具体表现为维护社会制度的各种祭祀仪式和行为规范；“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射”即射箭，用于狩猎和战事；“御”即驾车，用于交通和出游；“射御”被认为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书”指文字和书写；“数”指天文和数学。“游”是一种轻松、陶醉的学习心态和学习境界。“游于艺”属于孔子教育的心灵安顿方式，一方面是希望学生读书时能够卸下包袱、摆脱世俗，在思想的世界里自由驰骋；另一方面，也是对教学提出的严格要求，正如《学记》记载：“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游焉。”（《礼记•学记》）课程设置若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兴趣，激发学生想象力，便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学习之道，有张有弛，藏息相辅，方能提升境界，追求卓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课程设置的四个基本要求，它们相互关联，彼此交融，致力于塑造救国救民的圣人和君子。以“道”为主体，以“德”和“仁”为辅翼，三者携手畅游于“六艺”的殿堂。 （二）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在“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下，孔子进一步在教学领域、教学科目、教学用书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而搭建了理性且完整的课程框架。1.课程的四大教学领域——“文、行、忠、信”《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孔子从历史典籍、生活实践、道德规范、为人处世四个领域教育学生。“文”指文化知识，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道德是文化的基础，只有操守品质上升到一定境界，再去学习文化知识，才相得益彰。“行”即道德实践，孔子十分看重“行”，曾多次论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公冶长》）实践远重于言辞。“忠”即忠诚、忠心和忠厚。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里贯穿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忠和恕，孔子希望弟子忠君爱国，宽容待人。“信”即诚实、守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仁德的试金石，人无信，不成体统。可见，尽管没有专门的德育课程和教材，孔子课程思想的道德教育宗旨，仍能切实贯穿于教育内容和个人生活实践中。孔子以身作则，已成为“文、行、忠、信”的楷模，受到弟子万分敬仰。2.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主张恢复周礼，重建人伦，以此维护国家安定。其课程也围绕西周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六艺”展开。“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科。“礼”即仪礼，旨在养成礼仪规范，发挥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祭祀时的音乐和舞蹈等，旨在培养美感，活跃生活；“射”和“御”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既可强健体魄，又可保家卫国；“书”和“数”属“小艺”范畴，于儿童时期开展，强化基本功。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均与政治、制度、文化紧密结合，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凸显忠君爱国、教化百姓的理想目标。此外，“礼、乐、射、御、书、数”涵盖德、智、体、美多个学科门类，其通识教育理念由此可见一斑。3.课程的六本经典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的课程内容设置偏重社会人事和历史伦理，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确定了“文、行、忠、信”的教学领域和“六艺”的学习科目后，孔子对西周文化典籍进行了整理，经多次修改，最终形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教材，涉及诗歌鉴赏、政治评论、礼仪养成、艺术训练、哲学探究、历史考证各个方面，设置周密，内涵丰富。《诗》即《诗经》，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经》三百篇，言辞优美，情感细腻，思想纯正无邪。《书》和《春秋》，属于历史教材，记载了当时的政治文献和史学资料。《礼》即《礼记》，《乐》即《乐经》，《礼》《乐》记录的是各类仪式和配乐。《易》即《易经》，内含八卦占卜、天文地理等诸多哲学、科学知识。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五十岁的时候学习《易》，便没有大过错了，可见《易》的深度和难度。六本经典教材存在着一定的深浅层次关系，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弟子有不同的教育价值。当然它们与六门课程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并不完全对应。 （三）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在“六经”之中，孔子尤重《诗》《礼》《乐》，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仅点明了不同学科的课程地位，而且明确了课程实施的关键步骤。1.博雅学习和学术奠基阶段——“兴于诗”“兴”是开始之意，“兴于诗”表明课程学习应从《诗经》开始，打好基础，拓宽视野，在学生对当下社会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学生从中能够大体了解西周至春秋五百年间各国的政治进程、文化发展以及民生民俗，并通过对比、思考与甄别，初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认识。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小孩子何不学《诗经》呢？这种博雅、通识的课程可以为你们的学术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大有培养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的作用。正由于《诗经》文辞轻快、通俗易懂；思想纯正、情感真切，加之赋、比、兴等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使之成为初学者的首选教材。当然，反过来，如果具备了一定基础之后，再学习《诗经》，会更好地挖掘其内涵，理解其精髓，而且可以发展其举一反三、析往知来的迁移能力。所以，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2.心智历练和社会发展阶段——“立于礼”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孔子越来越注重对“礼”的教育。在“诗”的基础上学习“礼”，是对学生心智的历练；习“礼”时期，是学生走向社会，施展才华的关键阶段，此时，懵懂的思想和内心的困惑逐渐清晰，对于社会发展与时事导向也有了较为肯定的把握。“礼”，即为人在世的各种规则、仪式、制度和法律。从出生起，人就生活在仪礼之中，接受外在社会行为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与约束,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不学习仪礼，就无法在社会安身立命。然而“礼”虽严苛，却绝不生硬死板，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施行，贵在和谐。对于如何做到“礼”的规范，如何成就“礼”的社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符合道义、原则的事情，坚决不看、不听、不说、不行动，时刻以“礼”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举止。如此，人就可以完全适应社会，通过“社会化”，遵守社会法则，应对社会变化，成为真正的“社会人”。3.目标达成和自我超越阶段——“成于乐”“乐”是艺术教育的总称，主要包括祭祀时的歌曲和舞蹈，“成”是成功和完善，孔子重视音乐、舞蹈的教育，一方面认为“乐”是天地颂歌，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艺术涤荡心灵，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增进人们向善、崇仁的美好情感。“乐”是“诗”与“礼”的升华，经历了博雅学习与心智历练阶段，君子便能超越自我，出世辅佐君王，实现和谐统一的大计。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音乐是融会贯通的，从初始的浓烈到后来的纯正清晰，一气呵成，不含杂质，“乐”联通“诗”“礼”，如淙淙流水，象征着甘甜且舒心的豁达境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以及孔子学琴的故事都让人不禁感叹孔子对“成于乐”的领会与达成。孔子围绕“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构建“文、行、忠、信”四大课程领域，开设“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学习科目，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经典教材，以“诗、礼、乐”的顺序开设课程，体系完整，蕴意深刻。 二、孔子课程思想的当代教育改革启导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洗礼，在后人不断的诠释与解读中，被赋予新的价值。虽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孔子认为教育应当服务于政治，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他的课程内容和教材也都偏重文化知识和人文历史，轻视生产劳动和自然科学，但是我们认为，孔子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面，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仍能使当代教育受益匪浅。 （一）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教育是育德、育心的文化心理活动，是群体之间纯粹、自由的道德会遇。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他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1]孔子的课程思想正是由德育而扩展开来的。如今的中国大有深陷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的恐慌之势，亟待精神领袖以正视听和公民榜样率先垂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运而生，其重在落实，并呼唤更为简明高效的学校课程形态。因此，加强课程的道德因素和教化意义成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学记》开篇有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使自然人过渡为社会人，实现个人价值，激发社会责任是教育的基本职能。经济全球化、学术资本主义等外界冲力要求课程应具有起码的国际视野、开放的思维方式，彰显其社会价值和全球意识。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教育是培养千姿百态、个性迥异的人，而非埋头苦学的机器。当学校仍在鼓噪“知识改变命运”的同时，是否也该关注一下“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现实，让人们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处在权利和义务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通过社会互动形塑稳定的公民生活。课程设置应融入公民属性，帮助学生形成自觉的公民意识，使其思想和行动回归仁爱、诚信、真善美的生活常态；对社会的反常现象有较强的免疫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能够在自主探索中关注时事热点，产生公民意识，在五彩斑斓的生活历练下不断发展成为守法、诚信、自由和幸福的公民。 （二）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孔子精挑教学科目，精编教学用书，提出“六经”和“六艺”为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六经”集西周经典，《诗经》纯粹，《尚书》严肃，《礼记》庄重，《乐经》美妙，《易经》高深，《春秋》澄明，各类典籍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其多方面的兴趣。“六艺”贴近生活，朴素实用，让学生在赏玩之中强身健体，在苦读之中亦感快乐。虽然通过博学多才促使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成就圣人的认识不免有些奢望；但其通识思想的博雅风度和教育价值丝毫不会褪色。孔子编选的课程内容，理实结合，内外兼修，结构完整，立体回旋。一方面，“六艺”偏重基础与实践，操作技能、行为艺术占据较大比重；“六经”偏重理论，涵盖文学、历史、艺术、科学多门学科，并按照德、智、美的逻辑关系密切配合，层次较高。另一方面，“六艺”注重外在形象的塑造，让学生能以礼貌、健壮、灵动、向上的形象示人；而“六经”重在性格养成，对文化素养、行为操守、爱国爱民、人格品行提出了明确要求。当代课程建设理应形成立体结构，广开课程，不断深化通识程度，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储备；并能够利用大数据科技，在学生已选课程的基础上推荐互补课程，鼓励每位学生形成独有的知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复合型人才成为最强势的人力资本，局限思维和偏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缺乏竞争力。因此，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应落到实处。中国通识教育多为学科知识的粗糙融合，缺乏科学论证和逻辑联系，学校亟待健全通识大环境，保证教育的完整性，为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注重诗、礼、乐三者的课程地位，并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顺序实施重点课程，体现了人“知识博览—社会生活—艺术境界”的成长顺序。现代教育课程实施也应依据儿童发展规律分阶段推进。初期，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教学内容入手，激发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中期，以加速社会化为主要教育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品性素养；后期，则在自主自律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欣赏辨别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激励学生不断反思，达成艺术境界，实现创新发展。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数据挖掘和个性推荐等一些新兴科技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总理也在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发展理路，希望通过新态势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学校是青年学子的聚集地，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中传达时代新知，调动学生内驱力，鼓励差异，大胆求索。人生有多重境界，无论是禅宗的三境界说，抑或王国维的三境界论，还是冯友兰的四境界观，都是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升到宇宙观的审美历程，直到眼里心里尽是美好事物为止。著名教育家卢梭曾说：“有了审美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联系的道德观念。”[2]应当认识到，文学、音乐、美术作为人类感知世界、扩展视野、培养审美鉴赏力的三大基本训练，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基础。[3]教育虽难以神效地帮助学生扶摇直上，达到绝妙的境界，以至终生追求美好，但给予学生美的课程、美的教育、美的体验，使之养成一种纯粹的情操和自然的惯习，从而不断提升其发展境界，却是教育者的分内之事。但愿我们的课程改革能有这样的意念和追求。 作者：李保强 汤瑞丽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创新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当今世界呈现出文化多元的格局，各个文化区域在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在对话碰撞中获得启发，因为在一个多级、多文明构成的世界秩序中，和平是否可能，完全取决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可能相互理解、和睦相处[1]。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中国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对当今局势的清醒认识，积极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焕发当代中国的文化魅力。文化上的自信，彼此承认对方所拥有的文化优势，加强交流与对话，正是体现了各自文化自信开放与谦逊包容的主体意识。 一、历史梳理：跨文化对话的不同视角 中西文化作为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风格和特点。“西方”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转移，大致在明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3]。中西文化对话是通过中西文化相互的对看、学习与参照，为真正诉诸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互促互融，分别从“西方视角”“中国视角”梳理中西文化对话的历史脉络，关注中西两种视域不同的文化通过这种沟通交流，达到某种程度上相互迁就融合的对话。 （一）跨文化对话的“西方视角” 西方国家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可追溯到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揭开了西方对中国文化想象的序幕。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原本局限于地理空间而封闭的不同地域和民族，开始了普遍的贸易交往和广泛的文化交流，“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4]。西方国家开始向中国学习先进的农耕和纺织技术。16世纪，中国向西有澳门越过大西洋通达里斯本的航线，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录多是耶稣会传教士和商人、探险家的游记见闻。地理大发现以后，中国文化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影响最大，引起集体对中国的白日梦想象，印刷术刺激文化传播更为广泛，中国文化方面的相关文本在西方被广泛地翻译，掀起了东方热。近代，社会和政治转型构成了新的语境，中西方文化与学术交流日益紧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代的经典和儒家学说研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成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理想主义的基本来源，中国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尤其是康熙年间繁荣的社会景象，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追求的社会楷模，然而，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当时欧洲的关注与争论所过滤和歪曲，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欧洲制造”，借用中国来解决自身问题，吸收中国文化，为本国服务。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触发欧洲启蒙的自觉意识，引发了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变化。 （二）跨文化对话的“中国视角”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西传，中亚、伊朗的彩陶与仰韶彩陶的交流；两汉时期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养蚕和丝织技术传入波斯、拜占庭，埃及的玻璃与制造技术传入中国以及塔里木盆地的米兰壁画有典型的罗马式绘画的痕迹，西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炼丹术、陶瓷传入阿拉伯和西欧；宋元时期，四大发明先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元代著作中的“西域”，范围极广，大致东起唐古特、畏兀儿，西至欧洲、非洲，都可称为“西域”[5]。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日益繁盛，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将中国文化输入欧洲。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引起学界对西方文化的讨论和反思。直至今日，中西文化对话又被赋予新时代的内涵。明清时期，中国限定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并不是出于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直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经历了对自我文化的重新评估和文化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一批有识之士从立国转向立言，意识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出现了鲁迅弃医从文、胡适弃农从文等现象，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西方的各种思潮随之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被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中国开始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西文化对话隐匿其下，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道路之中，出现了新文化运动者在中国衰落之期倡导“全盘西化”，新儒学倡议者在民族复兴之期试图“去西方化”，以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进行单向的二元对比，造成文化上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唤起中华民族主体性与文化创造性的自觉，中西文化比较走进中国学术视野。 二、源流脉络：文化自信的多维阐释 全球化带动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对话，多种文化价值观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形成冲击，中西文化作为不同的异质性文化形态，文化自信成为各自阐释的主体意识，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6]，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自我认可，通过自我重构为“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在跨文化对话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7]，借助历史“时间”的线性推进力，打破地域时空局限，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与对话成常态趋势。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跨文化对话中实现对自己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 （一）承接传统：“不忘本来”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是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对话中自信的源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从历史厚度上给予中国文化自信。中国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本位，增强文化自信，立足自身文化是中西文化对话交流的前提，对自我文化正确的认知，汲取传统文化营养，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实依靠。新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深入挖掘自身文化价值，结合发展需要，从顶层上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2014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指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7年以后，出台一系列文件，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讲话是习近平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地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性。大学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者，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应自觉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学习古代先贤的智慧，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班人。 （二）对话西方：“吸收外来” 中国对话西方文化的前提是保存自我，而自我保存又是以自身文化自信为前提，自身的文化可以与他者对话，尤其是近代史上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化，通过他者来体验和观照自身文化。中国近代一直向西方学习，坚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的新鲜血液，中国文化不断地融合新的因素，激发本民族文化的活力，为中西文化对话的深入和有效对话打下坚实基础，进而寻求自救自强的历程。五四时期，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就中西文化差异的性质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展开论战。东方文化派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民族性的即空间性的，主张中体西用、新旧杂糅；新文化派则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时代性的即时间性的，主张弃旧图新、全盘西化。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经典著作，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经典文本与思想传统做努力，高层次的交流互鉴为更深入地适应多元文化的时代要求，广泛地打开中西方的视野，使双方成为彼此的参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中国以足够的自信接纳接受西方文化，并与之有效对话，让其融入自身文化，逐渐实现了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在丰富自身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重现辉煌。当代大学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具有较强的接收能力，积极吸收国外知识，融会贯通中外优秀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应坚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和传承五四精神，肩负起振兴中国文化的担当和使命。 （三）迎接挑战：“面向未来” 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签，承载着文化变革与文化承续，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中西对话中的更新变革，立足本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融合，形成时间上的文化整体发展，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国文化包含大量不同知识视域的相互交接，对接传统文化，对话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融合，并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应该是人类的文化经验延展和超越自己的界限，发展的眼光，文化自信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学习他者文化，更是以发展的眼光迎向文化的未来发展，形成不断增长的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文化。新时代，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时代命题相结合，在文化自信的命题下，提出推动中西不同文化交流的对话范式，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文化自信不仅要立足自身传统文化，还要正确对待文化之间存在民族性差异，以一种自我文化建构的态度，融入某种确定的当代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中。正是由于中西跨文化对话的时代需要，促进当代文化之间的发展，中西跨文化对话的理念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文化自信隐含文化自觉意识，描绘出一幅和谐的跨文化对话的历史图景。新时代的大学生无论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还是担当时代的神圣使命，都要珍惜韶华，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努力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开放的视野接受外来文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文化担当，不负青春，更好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浪潮中奉献新时代的青春力量。 三、结论 “全球化”促使国家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也随之愈来愈频繁。文化自信是将中国置于世界各国交流对话的情境中，而不是独立于各民族、各个国家单一文化。世界文化正在快速地发展，文化中心地带也在转变，正在向多元化转向，中国努力地跟上发展的变化，更为主动积极地去认识变动中的多元世界。现在要建设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到文化自信，有必要开展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对话更深入地了解各自文化。从全球范围内历史互动的角度关注过去，认识现在，重塑未来[8]。当代大学生要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思考文化自信的问题，不能脱离多元文化的情境，通过中外文化对话，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赵莲花 单位: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1场所环艺设计及装饰 1.1非茶场所设计趋势 非茶场所主要指与传统茶文化相对立的现代流行场所设计。目前，现代流行设计趋势分为两类。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欧美流行文化逐渐渗透到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以欧美风为审美标准的场所设计开始普及。从整体欧式风格建筑商圈、到场所室内的风格设计，都以北欧冷调风、美国田园风、法国文艺风等欧美风格为主导。另一方面，为进行场所设计的创新，许多设计师都会施行场所中西结合的双向设计。例如著名的“荷花亭”饭店，便是标准的中西融合餐厅，既有中式乌龙茶，又有英国红茶。这类中西结合的场所设计中的装饰及布局都比较杂乱，场所的文化结合设计还没有找到稳固的立足点，因此，场所的融合式设计较为突兀。非茶场所的主题与文化虽不在茶传统元素分类之中，但可以以传统茶场所在现代文化中的复兴为借鉴，多角度地应用于中西、古今文化场所，制定出非茶场所的创新设计体系及融合方式。 1.2非茶场所装饰特点 茶场所的装饰特点以“茶”为主题，进行各类茶周边产品的摆放、推广。总而言之，茶场所的装饰都是为“茶文化”这一核心主题服务的，都是围绕地区的地域性或民族性茶特点来进行设计改造。非茶场所的装饰多以“审美”为主，不注重装饰的文化内涵以及与主题的契合度。在许多英式早茶馆中，场所的设计以及装饰多以混杂的欧洲风格为主，装饰的烛台是美式的、板凳和茶具又是法式的。场所的装饰设计多以现代人对高级场所的认知以及审美为主要走向，完全忽略了英国茶元素。由此可见，非茶场所也是由不同的主题进行发展的，然而其场所装饰设计理念却越来越偏离主题文化，只看外表不看内涵。茶场所虽然也有为审美而设计的西方传统装饰，但装饰作为修饰和辅助，并不影响整体的设计格局。综上，非茶场所的装饰设计越发本末倒置，忽略了主题文化的核心内涵。 1.3文化装饰价值走向 现阶段的文化装饰价值走向以“审美、新奇”为主。即不仅装饰要给人一种美感，更要给人一种独特的视觉冲击。才能够让顾客在无数个美感固化的场所中对所在场所记忆深刻。在茶场所中，以茶叶为形状而设计的洗手台、香皂盒、熏香摆件和吊灯等创意装饰层出不穷。这些装饰设计在不影响整体传统文化的同时，给人一种奇妙的审美体验，甚至能够烘托整体的场所氛围。非茶场所的装饰同样以新奇的设计为主，但因没有核心主题的支撑，场所负责人只考虑新奇而忽略了在文化主题之下扩展的文化内涵，因而找来了许多与场所主题环境和氛围不同的独特装饰。然而这些装饰无法在场所中形成整体性，与场所无法有机融合。由此可见，现代的场所文化装饰价值走向虽以审美为主，但更注重在文化内涵上进行思维发散、装饰设计，而非空洞的美学观感。 2茶文化装饰普及可行性分析 2.1茶物品表象装饰 茶物品的表象装饰是指以茶器具（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茶叶形状及色泽、茶画、茶服饰等实体物品为基础，进行装饰设计的具象物品。茶物品的表象装饰因其做工的精美度、涵盖内容的广泛度，在非茶场所的融入普及具有可行性。首先，以茶器具和服饰为代表的装饰设计，能够在以中国元素为主题的非茶场所室内进行桌面摆件装饰以及墙上挂饰设计。其次，以茶叶形状及色泽为主题设计的各类装饰物，能够在各类外国主题场所做少数的辅助性美感装饰。除此之外，各类娱乐场所、办公场所等，都能够利用茶器具进行装饰设计。甚至在公共区域场所，以茶叶形状而设计的落地装饰、以茶盆景为主的公园装饰，都能够进行普及发展。综上，茶物品表象装饰能够在各类场所进行不同程度的装饰设计。 2.2茶文化内涵装饰 茶文化内涵装饰指以茶文化的思维元素为主，进行物品设计的装饰。茶文化的内涵装饰多具有抽象性，并且能够和各类文化融合。因此，茶文化的思维性装饰普及度，较茶表象物品的普及度可行性更高。一方面，以茶道为主体而设计出来的装饰应用较多。这类装饰多在企业办公区域或学校、小区等公共区域进行普及，并以挂画、茶字、刻石等较大的装饰物为主。茶文化的内涵装饰多在公共区域，旨在用茶德时刻警醒人民，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与道德修养。另一方面，以茶文化融合精神、茶太极精神等茶抽象精神为主的各类装饰，能够与外国或现代文化融合，并装饰在非茶主题场景内而不显突兀。此类装饰不以茶物品的表象形状为设计理念，而以茶精神的内涵为设计思路。设计的物品多以雕塑、绘画为主，旨在通过中西融合的茶文化装饰，凸显全球化趋势下我国对文化兼容并包的方针政策，促进文化繁荣革新。 2.3茶思维装饰应用 前文提到，茶文化内涵式的装饰普及应用度较广。通过研究，茶思维装饰能够应用到各个方面。茶思维装饰应用不仅指从茶的具体思维发散而进行设计的装饰，还指从理论思维层面出发，利用茶文化思维，对非茶场所中与茶无关的场所装饰设计进行创新整改的思路。茶太极思维下的融合思维能够让现代娱乐场所吸收各方文化元素，将传统精神与娱乐精神相融合，开发出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场所。茶建构主义思维能够让设计师在环艺设计中注重整体性与细节性的统一；而茶绿色生态思维则能让环艺装饰注重生态环保，即装饰品的应用要考虑到当地的气候及生态环境，多以环保节能材料的使用为主。 3非茶场所中的茶装饰融入策略 3.1开发场景融入模拟方案 通过分析，我们对茶文化装饰融入非茶场所的探讨结论十分可行。为进一步将可行性转为实践结果，必须开发场景融入模拟方案。一方面，在计算机技术下，将装饰设计进行3D建模与场景融合，再由系统测算出装饰融入场景的契合度。提前模拟场景融入，能够节约成本，并通过人工智能系统的测算建议，对装饰的设计思路以及摆放空间进行改动。另一方面，通过计算机模拟场景融入的结果，直接通过系统复制出类似场景的不同融入方案。节约效率和人力的同时，将方案归类存档，可以直接应用在各类场景装饰设计之中。 3.2创新文化交融装饰内涵 从古至今，茶文化的内涵一直在演变、流传和扩大。近代茶科学的出现，让茶文化的内涵又多了新的科学性解析和层次。基于此，为将茶文化装饰更合理的融入非茶场所的环艺设计中，必须创新装饰设计中文化交融的内涵。在茶学之下，将茶文化内涵与现阶段的各类主体场所文化进行交融测算，找出共同点后进行有机融合。例如将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儒学“仁爱”观念与西方人权主义相结合，创建出以“人和仁”相结合的抽象装饰物。在此范例下，将茶文化与各类文化交融结合，并将其可行性的结合方案制定出体系和理论脉络。将装饰设计的内涵体系与前文的模拟场景建构体系相结合，扩大茶文化装饰的融入标准及规模。 3.3构建场所思维虚拟装饰 虚拟装饰是以茶文化为主题，在非茶场所进行仿真体验的装饰设计。在此之下的场所“思维”虚拟装饰，则多以茶思维为主，进行与顾客之间的虚拟交互。例如在国家“光盘行动”的方针下，设计师在各饭店酒楼增加3D模拟现实投影系统。基于茶思维的绿色环保理论，系统在顾客点菜前，会在饭桌上投影出世界资源缺乏的3D场景，提醒顾客不浪费、不多点。由此可见，虚拟装饰多以茶的某一特定思维为发散点，在非茶场所进行思维渗透以及智能交互。在宣扬茶思维优秀理论的同时提高顾客的互动体验度。最重要的是，茶思维虚拟装饰不会干扰到现实场所的主题设计，因此，是最容易在非茶场所普及的茶文化装饰。 4结论 通过开发非茶场所的场景融入方案、创新茶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装饰交融内涵，让茶文化装饰融入的理论研究投入到实践中来，茶文化装饰逐步融入到各类场所环境中。经过场所的思维虚拟装饰构建，茶文化的装饰融入逐步向更高阶的层次发展。茶装饰不再只是起辅助作用的场景设计，而是能够烘托整体场景环境、提高整体环境设计契合度的关键因素。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关于在会计学原理教学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思考 摘要：由于会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而带来的会计信息失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本文就如何在会计学启蒙阶段课程——会计学原理课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的问题，提出了通过丰富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式、改革评价体系来建立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以提高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能力和树立“诚信为本”的职业人格，为他们将来走入社会形成正确职业判断打下良好基础。 关键词：职业道德教育 诚信 会计学原理 案例教学法 传媒 互联网 分析近年来美国的安然事件和中国的银广夏、ST猴王、三九药业等上市公司会计造假事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会计教育体系的缺陷。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承担审计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违规者中不乏会计界的高级人才，有的甚至是会计专业的精英人物，其精湛的专业技能却用来钻法律的空子，为满足一己的私欲而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这与他们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有最直接的联系。 一、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职业道德教育在会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同于其他专业。会计是一种经济语言，它所传达的信息是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各种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的依据。如果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出于各种目的而编制虚假会计报告，其危害的范围和程度将是无法预计和防范的，尤其在当今这样一个全民参股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我们已经震惊地看到了虚假会计信息带来的损失。朱容基总理2001年视察上海、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时，欣然题写了“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的十六字诤言，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教育治本，法纪治标；教育治远，法纪治近；教育和法纪，德治和法治，二者只有并举，才可能从根本上遏止造假行为。 不可否认会计职业道德需要他律，但是我们在不断完善法规建设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会计职业道德的自律要求。虽然安然事件终结了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的历史，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自律不重要，相反，这恰恰是因为自律做得不够。当巨额的经济利益与严肃的道德规范发生碰撞时，只有潜移默化的诚信教育，才能使天平倾向于道德规范。诚信教育最适当的时机就在于会计从业人员的启蒙教育阶段，一旦将这种职业道德内化为个体道德，那么无论会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理论水平上升到什么层次，公众的利益都会得到保护。 二、改变以往重专业技能培养，轻职业道德教育的传统教育观念。 会计学原理就是会计教学体系的启蒙阶段课程。会计的职业道德主要体现在会计一般原则之中，而会计一般原则通常是在学生不具备任何会计基础知识的一开始就向学生介绍，学生能否透彻理解其含义，教学效果确实值得怀疑。会计的基本原则应用于整个账务处理程序之中，而教师在教学时，却容易忽视在专业技能的教育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一方面，是因为教师本人缺乏实际经验，对虚假会计信息的意识不敏感、不熟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根据披露的情况来看，会计信息失真不象近年来这样猖獗，所引起的危害也没有如今这样严重，导致职业道德教育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日益增多，资本市场的日益发展，对会计信息的披露要求将越来越严格，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造假行为被暴光并受到应有的惩罚。时代呼吁诚信，作为这一行业的教育者，我们更应该意识到职业道德教育的分量举足轻重，只有在思想上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才会在教学过程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在向学生传授会计知识的同时，即时将会计一般原则与账务处理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不仅掌握会计核算的原理并且真正地理解会计一般原则，在日后的实践中才能做到在账务处理中正确地运用一般原则。 三、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 （一）、丰富教学内容。 会计学原理是一门极为抽象和理论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学生有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思维分析能力才能理解知识要点。学生普遍反映在学习该门课程时，最难做到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而如果做不到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学生来说，会计的基础理论将无法理解，或者无法透彻理解，更别说如何运用诚信原则了。这就恰恰需要教师及时地将报纸、杂志、网站所报道的各种新闻和案例作为教学内容，补充教材的理论知识，引导学生识别和判断虚假会计信息，强化会计职业道德观念。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会计信息正是对会计学原理的最好诠释。一方面引导学生更多地关注身边比比皆是的会计信息，而不是局限于书本知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学生树立“诚信为本”的思想，通过各种案例学习职业道德的精髓，从而更好地掌握和运用一般原则。更重要的是，有针对性地指定和指导学生阅读某些报刊、杂志、书籍和网站，传授的是学习会计的方法，培养和锻炼的是学生获取知识、分析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但可以帮助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不断地更新和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从而不至于被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所淘汰，而且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人格和理念。在这种能力的培养方面，教材远远不及处于时代前沿的各种传媒。首先，书本上的知识，五年十年之后就需要更新。马克思说过，“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真理变成谬误，这在自然科学领域尚不鲜见，更何况社会科学领域。如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崭新的衍生金融工具不断涌现，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会计理论的根基——四项基本假设一律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历史成本假设，在信息失真的时代，账面完全成了某些企业的数字游戏。如何识别会计要素、如何确认和计量会计要素、以及如何运用正确的会计信息来进行正确的决策，这在书本之中决没有现成或统一的答案。不同时期、不同企业、不同目的，就有不同的核算。作为时代的喉舌，传媒所传递的无疑是与时代同步的信息，这一点，是教材永远无法企及的。其次，书本上的知识，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如果将来不从事相关工作，将很快被遗忘。学无止境，在有限的大学时光里所学的知识不过是浩瀚海洋中的一滴水，而在一生的时光中运用大学所学的方法论可以去探索无穷无尽的知识。再者，书本上的知识无论用什么方式传授，学生都是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教学效果事倍功半；而通过书本之外的各种途径，可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思考的兴趣和能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会计职业道德的培养方面，传媒的披露和报道带来的震撼和影响有时候比理论灌输和说教更为深刻，毫无疑问，面对扑面而来的信息，教师的引导在职业人格的塑造过程中担负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二）、革新教学方式。 1、 跳出会计学会计，跳出会计教会计。 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进行会计核算，都需要利用核算所得的会计信息来进行管理决策。很难想象一家制造业的会计人员不懂得本企业产品的生产流程，也很难指望该企业的会计主管不懂得不同材料的差异却能做好成本控制。会计学不光可以联系财政、金融、贸易等经济类学科来教，而且还可以涉及政治、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就职业道德而言，在会计学原理课程中尤其适宜穿插哲学的教育，除了在会计学中运用方法论、实事求是等哲学思想之外，还有人生观、世界观、思想品德的塑造。我们的学生应该树立严谨的职业人格，日后一旦选择会计职业，成为一名会计人员，就应以诚信作为做人之标准，把诚信视同生命一样珍贵，宁可不干，也不违背良知。学生通过会计学原理的学习首先就要明白，会计就是责任，只要干了会计就意味着承担了责任和义务。 2、 在会计学原理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一般运用于会计专业的高年级专业课程当中，因为要求学生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专业判断和分析能力才能进行。会计学原理课程因为教学对象是没有任何会计基础的初学者，传统上很少运用案例法，然而，会计学原理又是一门最需要用案例来阐释的课程，尤其是对于会计一般原则的理解和运用，案例具有重要意义。这就只能靠教师广泛查阅资料，寻找适合于初学者分析的案例。所谓“适合”就是指明显违反一般原则的案例，或者在重大方面违反一般原则的案例。例如2001年7月网易在纳斯达克的停牌风波就是源于网易在2000年度的财务报告中包含了未提供实质性服务的广告合同收入以及一些根据美国会计准则不能确认的易货交易的收入累计420万美元，导致网易调整后的净收入减少53.2%。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如果未销售产品或提供相应服务，预收的收入即便是已经收现也只能确认为负债而不能计入收入，网易显然是违背了这一原则。我们并不需要很细致地向学生解释和剖析网易的具体收入内容和详细计算方法，学生就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案例理解权责发生制的含义，教学效果显然比让他死记硬背权责发生制的定义好得多。类似的案例其实不胜枚举，象《广州日报》这样大众化的报刊，其财经新闻版经常有相关报道，更不用说众多的专业刊物了。 3、 在教学中倡导实证研究的精神。 虽然说规范研究或者实证研究基本上属于研究范畴，但是在教学中倡导研究精神，尤其是实证研究的精神，其实是很有必要的。会计研究的方法广义上可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规范研究主要回答“应该如何”的问题，而实证研究主要回答“实际是什么”的问题。我们的会计教学其实类似于推广规范研究的成果，将漫长社会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知识以及实务操作经验传授给学生，使其免于经历实证研究的艰辛过程。然而，正是因为一味地接受，学生几乎丧失了判断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当他们置身于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时，面对眼花缭乱的会计事项，如何坚持原则，如何在适当的时点以适当的金额来处理会计事项，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也不存在标准答案，一切都需要按照职业道德的要求进行职业判断，然而由于学生在大学教育中缺乏思考分析能力的锻炼，又几乎没有实践经验，因而很容易让私欲和个人利益凌驾于原则之上，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开展研究活动，尤其是实证研究，旨在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职业精神，有助于他们日后走入社会形成正确的职业判断。 4、 开展会计专题的辩论赛。 在会计教学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开展会计专题的辩论赛，中级和高级教育可以针对具体准则的命题进行辩论，而初级教育可以针对会计一般原则的命题开展辩论。学生乐意通过辩论这种形式积极参与到会计知识的主动学习和思考当中，尤其是对传统提出挑战的命题，他们往往不遗余力地查找资料，力争以充足的论据，鲜明的观点表达自己的见解以说服对方。例如我曾经让学生就企业的广告费开展过辩论。一般原则要求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传统上将广告费归入收益性支出，作为费用列示在利润表内，然而，广告树立了企业的品牌和形象，广告费用无疑会与企业未来各年的销售收入相关，为什么不能资本化为商标这种无形资产呢？学生通过激烈辩论，不仅深刻理解了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这一基本原则，而且进一步认识了资产、费用这些会计要素的含义。会计事项中的资本化还是费用化之争可谓俯拾皆是，学生今天对广告费的属性进行了辩论，明天就将对企业的各种实际支出做出资本化亦或费用化的抉择。所以我们做教师的，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职业判断，不仅责无旁贷而且任重道远。 5、 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强信息沟通。 课堂上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又多为单向交流，学生是否掌握了知识要点，除了课后争分夺秒的问问题，一学期一次的期末考试，以及可以抄袭标准答案的课后练习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反馈渠道。互联网可以改变这种状态。在任何大众化网站上申请一个免费信箱是一种最快捷和简便的做法。我曾经在21cn上申请了一个免费邮箱，在教会计学原理的班级公布账号和密码，其作用相当于一个班级留言板。任何时候都可以将我认为值得向学生推荐的文章转贴上去，学生浏览之后同样以邮件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感触，参加讨论。平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布置课前的预习准备工作。财经网站上关于如何识别虚假会计信息，如何完善监管体制，如何正确运用一般原则一类的文章数不胜数，向学生推荐如全景网、财会世界、天润财经、会计资讯网等权威的专业网站，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会计资讯，当然也包括职业道德方面的最新资讯。电脑的普及极大方便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改善了教学效果。 （三）、改革评价体系。 会计学原理的评价体系是由平时成绩以及期末考试综合构成的。由于前述的种种革新的教学方式，便产生了诸多革新的评价方法。 1、 平时成绩。 传统上，平时成绩一般根据学生出勤率、上课回答问题情况以及课后完成作业情况来评定。然而，这些传统方式存在很大的缺陷，比如说，出勤率高的同学不一定认真听课，认真听课的同学或许理解能力不强，而出勤率不高的同学也许是因为已经掌握了该门课程的知识而希望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至于回答问题以及课后作业完全可以从参考书上或其他同学处找到标准答案，这样得来的平时成绩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平时成绩应该全面考虑个人接受知识、理解知识、运用知识甚至创造知识的综合素质。如果在教学中引入案例分析、辩论赛，教师可以邀请非发言组队长共同构成评审团，根据发言组的观点正确程度、资料充分性、论证结构的合理性、表达能力等各种评价指标，分别给出团队分和个人分。如果设立了班级信箱，可以根据学生参与的程度以及发言的水平考核个人掌握知识的情况。如果教师在案例的选题以及向学生推荐的文章中增加职业道德类的选择，学生必然会增加这一方面的知识和提高职业判断的能力。 2、 期末考试。 会计学原理期末试卷的题型一般包括填空、单选、多选、名词解释、简答、计算以及综合等。名词解释和简答所占的分值一般占到20至30分，这其实是一个不适当的比例。专业名词的定义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与其让学生倒背如流还不如让他们真正学会理解和运用它。在试题库建设方面应该适当增加判断题和案例分析题的比重。尤其是针对一般原则的题目。让学生指出并更正案例中企业账务核算的错误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和理解一般原则，同时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评价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和职业判断能力。 诚信兴企，失信败企。不仅对于会计行业，对于任何一个行业，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都是无庸置疑的。作为高校教师，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正确引导学生树立“诚信为本”的职业人格，帮助他们在大学阶段就为将来走入社会形成正确的职业判断打下良好基础。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会计管理水平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多种经济形式异军突起。会计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任务更加艰巨。为了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和管理水平，国家重新修订了《会计法》，统一了会计制度，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但由于会计人员素质的差异，道德水准不一，导致会计核算质量不高。从二00五年上市公司十大财务舞弊案及二00五年上市公司十大现金舞弊案看，会计人员执业道德低下，会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是影响会计核算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如何才能提高会计人员的执业道德水平呢？ 会计职业道德是指会计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人员在长期的职业活动中逐步形成和总结出来的，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之间、会计人员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职业道德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的统一。会计职业道德要求会计人员应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强化服务。为实现以诚信为目标的会计职业道德目标，必须多管齐下，开展全方位、多形式、多渠道的会计职业教育，逐步培养会计人员的会计职业道德情感，树立会计职业道德观念，提高会计职业道德水平，使会计职业健康发展。 一、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会计职业道德水平。 1、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形式： （1）接受教育。即外在教育，是指通过学校或培训单位对会计人员进行以职业责任、职业义务为核心内容的的正面灌输，以规范其职业行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教育。 （2）自我教育。即内在教育，是一种自我学习、自我道德修养的行为活动。通过自我教育，并在实践中大力提倡和引导会计人员自我教育，才能逐步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从而实现道德境界的升华。 2、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 （1） 会计职业道德观念教育。通过学习会计职业道德知识，树立会计职业道德观念，了解会计职业道德对社会经济秩序、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以及违反会计职业道德将受到的惩戒和处罚。 （2）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要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强化服务为主要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作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并贯串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始终。 （3） 会计职业道德警示教育。是指通过对违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和违反会计行为典型案例进行讨论和分析，从中得到警示，提高法律意识、会计职业道德观念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3、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 （1） 通过会计学历教育进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在学习会计理论和技能的同时，学习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主要内容，了解会计职业道德面临的道德风险，树立会计职业道德情感和观念，提高运用道德标准判断事非的能力。 （2） 通过会计继续教育进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在不断更新、补充、拓展会计专业理论、业务能力的同时，通过会计职业信念教育、会计职业义务教育、会计职业荣誉教育，形成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品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时间以2年为一个周期。高级会计人员和中级会计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每2年累计不少于40小时；初级会计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每2年累计不少于48小时。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主要内容包括：（1）会计理论与实务；（2）财务、会计法规制度；（3）会计诚信与会计职业道德规范；（4）内部会计控制；（5）会计电算化知识；（6）其他法规制度和相关知识。 （3） 通过会计人员的自我教育与修养进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通过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修养，将会计职业道德转化为会计人员内在品质，规范和约束自身会计行为。 二、建立会计职业道德奖惩机机制，强化职业道德的监督检查。 为了充分发挥会计职业道德的作用，健全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应在建立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遵循情况的检查，并根据检查的结果进行相应的表表彰和惩罚，建立会计职业道德奖惩机制。 1、 财政部门对会计职业道德进行监督检查。 （1） 将会计法执法检查与会计职业道德检查相结合。财政部门是会计法的执法主体，可依法对社会各单位执行会计法律制度情况及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不同形式的检查或抽查。通过检查，一方面督促各单位严格执行会计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也是对会计人员执行会计职业道德情况的检查与检验。 （2） 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注册登记管理与会计职业道德检查相结合。根据《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规定，财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和各单位应当定期检查会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并作为会计人员晋升、晋级、聘任专业职务，表彰奖励的重要考核依据。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由所在单位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吊销其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3） 将会计专业技术资源共享格考评、聘用与会计职业道德检查将结合。我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分为高级、中级、初级三个层次。会计职业道德作为会计专业系列考试中必要的一个内容，在报名条件、评审环节都作了要求。各单位在聘用会计人员时，除考察其专业胜任能力外，更应将遵守职业道德情况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 2、 会计行业组织对违反会计职业道德进行自律管理与约束。在会计行业自律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可以由职业团体通过自律性监督，对发现违反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根据情节轻重程度采取通报批评、罚款、支付费用、取消会员资格、警告、退回向客户收取的费用、参加继续教育等方式进行自律性惩罚。 三、社会各界齐抓共管，营造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氛围。 1、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各单位要按《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是指各级管理部门在内部产生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基础上，采取的一系列具有控制功能的方法、措施和程序，并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制度化，而形成的一整套严密的控制体系。它的主要内容有：（1）、组织机构控制；（2）、职务分离控制；（3）、授权批准控制；（4）、人员素质控制；（5）、信息质量控制；（6）、财产安全控制；（7）、业务程序控制；（8）、目标控制；（9）、执行控制；（10）、凭证控制，也称手续控制；（11）、纪律控制；（12）、内部审计控制。它的功能有：（1）、及时发现、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防范财务造假，避免把潜在的危机转变为现实的损失；（2）、能使凭证有效、记录完整、正确，稽核有力；能有效地堵塞漏洞、防止或减少损失，防止和查处贪污盗窃等违法乱纪行为。 2、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法治企。应严格执行《会计法》，对违反《会计法》的单位应追究单位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工商、税务、银行、财政等部门应充分运用自己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家所赋予的职能，根据《公司法》、《税法》、《银行法》、《会计法》等法律法规加大检查监督力度。对符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应当予以奖励；对于道德败坏，利用会计工作之便贪污受贿、通同作弊的会计人员应当严惩不怡。 3、认真开展保先教育，共建和谐会计职业道德环境。 目前，全国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会计行业的共产党员应以此为契机，充分认识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每个党员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密联系会计工作实际和党员队伍建设现状，带领和引导广大会计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人生观，做到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准则，共同构建和谐的会计职业道德环境。 4、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开展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通力协作，要发挥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人大、政协、群众组织、广大群众、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要弘扬正气，打击歪风，形成全社会都关注职业道德建设的氛围。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浅谈高等教育中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摘 要：会计学历教育是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本文在解释高等教育中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中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高等教育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现状 改进措施 会计职业道德，就是指会计人员在长期的职业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之间、会计人员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由于会计工作和钱、财、物关系紧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就尤为重要，而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有赖于职业道德建设的加强，在会计高等教育中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环节，对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1高等教育中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1．1思想政治教育 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会计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会计人员的日常工作却异常烦琐、枯燥。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即一方面让学生认识到会计工作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培养学生忠于会计岗位，热爱会计事业的良好思想；另一方面也要使学生认识到会计工作的艰巨性，培养学生脚踏实地、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为以后学生走上具体的会计岗位打好思想基础。其次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会计职业是一项极为特殊的职业，经常与钱、财、物打交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其次才是一个社会人。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因此，良好的价值观是学生走上会计岗位后正确处理经济利益关系的指南。最后还应帮助学生形成坚韧不拔、勇于战胜困难的个性，因为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会计工作更是如此，所以性格状况对会计人员工作成绩的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良好的个性能为以后更好地胜任会计工作奠定思想基础。 1． 2法制教育 我国所有的会计规范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制定、颁布和执行的。即会计人员是在会计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和约束下从事会计工作的。会计人员仅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是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称职的会计工作者的，还必须要熟悉并了解会计法律法规，学会用法律手段处理会计事务。因此，会计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层次会计人才的基础环节，必须将法制教育作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1． 3会计职业技能教育 所谓会计职业技能，是指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以及应用这些知识和经验处理会计具体问题的能力。会计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会计学是一门内容及其丰富的经济管理科学，要做一名称职的会计工作者，不仅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境界，而且要有会计以及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一个对会计一知半解的人，连简单的记帐算帐都做不了，再谈什么职业道德就是空屋建瓴了。因此职业技能教育是整个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前提。 2高等教育中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现状 2． 1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性强，远离学生生活 目前，高等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无非是以下几种：一是开设马列思想类课程；二是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的日常教诲。据调查显示，马列思想类课程理论性太强，难于结合学生实际生活，学生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再是老师永远是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一本教科书，教学形式过于僵化，所以学生普遍反映学习兴趣不高；而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虽然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但是学生人数众多，不可能建立起一对一的教学关系，在实际的学生工作中，老师也只有对那些思想上特别先进或是特别落后的学生给予特别的辅导，而对于一般的学生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 2法制教育枯燥无味，调动不了学生的积极性 我国会计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法制教育，主要是通过开设法律课来完成的。从公共基础课中的法律基础到专业类的经济法、商法等，对于会计专业的学生而言，不仅内容晦涩，不易理解，与会计工作距离遥远，而且连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经济法科目应考的内容都函盖不全，再加之教师教育观念陈旧，教学方式落后,更使学生见了法律就皱眉头，提不起学习兴趣。如此以来，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分不清大是大非，走上会计工作岗位后如何能够看清纷繁复杂的经济业务，处理好各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 2． 3会计职业技能教育的现状 2．3．1重理论，轻实践 专业理论的学习对于会计专业大学生而言固然重要，且大多数高校的会计专业也都开了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等等十几门专业理论课，但学生通过了这十几门理论课的学习真就能有娴熟的专业技术吗？会计是一门理论性实务性都很强的学科，因此熟练的专业技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更需要较强的动手能力。而目前大多数高校的会计实验教学都流于形式，仅简单的填填凭证、登登帐，走走过场，远远达不到实验教学的目的，更谈不上实践教学了。 2．3．2忽略职业道德 会计高等教育培养的是高素质的会计人才，现代社会对高素质的会计人才不仅要求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较强的动手能力，更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法律意识。但目前会计高等教育中的专业课堂，老师只一味的强调会计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很少有提及职业道德的。如此长久以来，学生的心里都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观点：只要专业课学好了，就不愁找不到好工作。岂不知对于一个称职的会计人员而言，专业知识固然重要，职业道德修养更重要。 3高等教育中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具体措施 3．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 学生对思想政治课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上已提及，理论性强，远离学生生活。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把深奥的马列理论联系到学生的具体生活，才有可能把课堂上老师讲了千遍万遍学生也听不进去的什么人生观、价值观深入到学生内心。具体呢老师应把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一些学生的或者是老师的先进事迹讲给学生，在学生中树立榜样，激发学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是改革教学方式，丰富教学手段。教学教学应该是教与学的互动，所以首先应该在课堂上开展演讲、辩论等形式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参与进来，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可以利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给学生放映一些相关的影片，然后让其谈谈观后感，也可以达到教学目的。再次也可以组织学生在周末进行徒步旅行，以锻炼学生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力。 当然，具体的方法有多种，只要能达到教学目的即可以。 3．2改进法制教育的措施 要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必须改革法制教育的现有模式，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将真实案例引入课堂。法律课理论性较强，不易理解，加之教师课堂举例有限，且大多数的案例都是书本上的，学生自然不感兴趣。因此，笔者认为，课堂案例应以真实案例为首选，一方面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放映一些真实案例，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组织学生到法院的经济庭去旁听法院审判的全过程，这样，学生对案例有了直观的认识后，组织学生针对案例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再去发现学生不懂之理论，着重解释，自然学生理解比较容易。 二是调整法律课程的教学大纲，把针对会计专业学生开设的经济法律类课程内容扩展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经济法科目应考之内容。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就业，而要提升会计专业学生的就业率，除了增强其动手能力外，还应鼓励学生参加各种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因此经济法类课程内容至少应包括考试要考之内容。 3．3提高职业技能教育的措施 会计职业技能教育是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前提，改变会计职业技能教育现状，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3．3．1加大实践教学力度 多数高校已经认识到会计人才实践操作能力的重要性，但一般都苦于经费短缺，难以寻找确定的实习基地，多数的学校采取的是以实验教学代替实践教学，即在课程设置上安排实验课。但如上所述，均流于形式。因此应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使学生真正能够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具体如下：一方面要编写高水平的案例资料，让学生独立面对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操作，并反复练习。以此来锻炼学生独立处理帐务的能力，也使学生在感到紧张、疲劳的同时认识到会计工作的艰巨性，培养学生的耐性与毅力，树立学生的敬业精神。另一方面应聘请高水平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会计人员担任实验教学的指导老师。当前，多数学校的实验教学仍然是由专业教师来指导，而绝大多数的专业教师本身也未亲身处理过企业的具体业务，因此，在指导过程中，只能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来想象，其解释自然缺乏真实性和权威性。当然也可以通过送专业教师去单位参加实践来解决此问题。第三方面，鼓励学生自己到实际发生经济业务的单位去实习，这样，学生对实际的会计处理过程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会比实验教学学到的知识更全面、更实用。 3．3．2把职业道德贯穿于专业课堂 职业道德水平对于会计人员而言至关重要，那么如何将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专业课堂呢？首先，运用案例教学方式。比如财务会计中存货的计价方法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移动加权平均法等等，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会计处理方法前后各期应当一致，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变更。那么教师可举这样的例子：某五金厂对存货成本一直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但是单位负责人为了少缴企业所得税，于是授意会计人员改变存货计价方法，会计人员王某明知计价方法不能随意变更，但考虑到这是领导的意思，如果不照办，有可能会丢了工作。于是，该企业从7月份开始，在未经税务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改变存货计价方法而采用了后进先出法，致使本年产品销售成本上升了将近400万元，企业该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也相应减少了400万元，少缴企业所得税132万元。在该案例中王某的行为就违背了坚持准则的会计职业道德。在专业课堂上，类似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通过案例的讲解，学生不仅掌握了理论知识，而且也提高了职业道德水平。其次，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活动。比如邀请会计行业的优秀工作者或者是优秀的本校毕业生来校做报告，一方面讲解一些具体理论知识在实务处理中的应用，同时让学生认识到职业道德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以此来激发学生在注重专业课学习的同时也关注自身职业道德修养的提高。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中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目前虽然存在众多问题，但是其作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基础环节，重要性不容忽视。因此，应引起社会各方的普遍关注，集思广益，共同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为提高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作出积极的努力。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论职业道德教育的原则 摘 要 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职业道德教育主体的影响出发，论述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职业道德教育应遵循主体性、终身性、与行业相结合、与职业技能相结合、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关键词 职业道德 教育 原则 职业道德是伴随人类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它不仅是社会道德系统中一个具有特色的分支，而且是一个最具代表性和起关键作用的社会道德层面。因此，职业道德教育是现代社会整体道德建设的突破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这有利于从业者树立自主意识、服务群众、办事公道的意识、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意识和时间、效率意识，但同时也使从业者易于产生拜金主义、功利化、为获取最大盈利而不择手段和组织纪律涣散等不良倾向。因此，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其实效性，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1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重大意义 1.1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是发展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在其《经济哲学》中指出："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一套规则，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为他们辩护，并且需要一种个人的良知努力促使去实践他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规则和意识形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这一论断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职业道德教育与之相适应。 1.2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向上的良好态势，公民道德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职业道德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也就摆在了议事日程。因此，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就曾指出："当前要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为重点。" 1.3 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促进全社会道德风貌的好转 职业活动是个人一生中主要生活内容，人生价值、人的创造力以及对社会的贡献是通过职业活动得到实现的。所以人的品德、精神境界、价值观念也主要通过职业活动体现出来，并充分展示出一个人总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情操。职业岗位是培养人格的最好场所，也是表现人格的最佳场所。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都注重职业道德品质修养，必然会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从而带动全社会道德风貌的好转。此外，人的情感是相互传染的。高尚的道德情感以一种示范姿态，传递给自己的职业对象，从而使自己的职业对象感到心情舒畅愉快，并把这种情感体验化为自己的行为，同时再传递给其他职业工作者。如此往复，在全社会造成良好氛围，形成一种气势，全社会的道德风貌在人们彼此影响感化之下，在党和国家共同倡导下必然会有一个较大提高。 2 职业道德教育的原则 2.1 主体性原则 在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受教育者自身的自主性和自律性。美国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弗兰克纳曾指出："从道德上讲，任何道德原则都要求社会本身尊重个人的自律和自由，一般地说，道德要求社会公正地对待个人；并且不要忘记，道德的产生是有助于个人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对个人进行不必要的干预。道德是为了人而产生，但不能说人是为了体现道德而生存。"因此，道德的本质在于它是人探索、认识、肯定和发展自己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人的需要和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不是社会对付个人、反对个人的工具；道德不只是要求主体对自身以外的规则、规范负责，而是首先要求主体对自己负责，因为只有对自己负责的人，才可能是一个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种种关系持积极的、负责态度的人。因而，在对受教育者进行职业道德理论灌输的过程中，也要充分发挥受教育者自身的主体性，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只有这样，职业道德理论才有可能内化为受教育者内在的职业道德品质，外化为正确的职业道德行为。 2.2 与行业相结合的原则 从职业活动决定职业道德的角度看，职业道德表现为"职业化"、"角色化"的特征。职业道德总是要鲜明地表达职业义务、职业责任以及职业行为上的道德准则。它不是一般地反映社会道德和阶级道德的要求，而是要反映职业、行业以及产业特殊利益的要求；它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特定的职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在进行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应根据受教育者从事的行业有针对性的施教。比如，对IT行业的员工重点讲授网络职业道德，对财会行业的员工重点进行"不做假账"的教育，对医护人员进行人体试验的道德教育、秘密限界教育,以及稀有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等教育，对领导干部进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取的教育等。 2.3 终身性的原则 人的教育具有终身性，对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教育也应坚持终身性的原则。这种终身性，对群体而言是终身教育，对个体而言是终身学习。从现代系统论的角度分析，终身学习涵盖着三维结构，并构成一个网络系统；从时间角度上分析，终身学习是人一生的学习过程，即活到老，学到老；从空间角度上分析，终身学习是指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有机结合；从学习形式上分析，有职前学习和职后进修、学习。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和理解，受教育的终身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西方道德教育发展给我们的启示："教育与人的生活共始终，教育是人的一生持续不断的生长发展过程"。 2.4 与职业技能教育相结合 没有过硬的技术、技能和较高的业务工作水平，是不可能很好地履行职业道德、职业责任的。崇高的职业道德不但表现为自觉履行职业责任、遵守职业纪律，还表现为完成本职工作的过硬本领。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职业实践,促进生产力发展。所以,要做好工作,仅对职业有深刻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业务水平。如果缺乏搞好本职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完成好本职岗位任务,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2.5 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原则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他们的经济状况、生活环境、思想认识、文化素质、心理特征都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职业道德教育必须根据教育对象的差异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要注意区分层次，针对不同特点，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职业道德教育的先进性要求应以广泛性要求为基础，广泛性要求应以先进性要求为指导，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坚持职业道德教育的"广泛性"要求，"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就是把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最基本的规范交给劳动者，让劳动者将之化为实际行动。坚持"先进性"要求，"坚持在全社会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和甘于奉献的精神"，旨在把职业道德教育的水平由低层次引向高层次，使全社会职业道德精神不断升华，从而达到"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积极向上，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目标。 2.6 与社会管理相结合原则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广泛进行道德教育，普及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帮助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把公民道德建设融于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之中。逐步完善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更有效地引导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 2．6．1 职业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 职业道德重在行动，也是易于实行和检查的道德，但是，职业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是自发性的。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必须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经过人们的自觉努力，才能逐渐树立起来。道德和法律尽管约束的形式和范围不同，但都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社会上有许多例子说明，由于个别职工不遵守职业道德进而触犯了法律，说明职业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如进行忠于职守的教育，可以联系法律对渎职行为的规定；进行服务意识、质量意识的教育，可以联系《消费者权益法》等法律规定；进行文明生产意识教育，可以联系有关生产操作规程的规定；讲注重信誉，可以联系有关《合同法》的规定；进行竞争意识的教育，可以联系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定。 2.6.2 建立激励机制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要把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作为考核、奖罚的重要指标，促进从业人员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树立行业新风。"以前，对职工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情况没有适当的考核，也是影响职业道德教育效果的一个原因。在新形势下，企业已实行了全员合同制、管理干部聘用制，企业和职工双向选择，同时经济管理机制也逐步完善，这就可以把对职工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情况的考核渗透到劳动用工制度和经济责任制考核当中，建立起职业道德教育的激励机制。一方面，严格任职资格制度，把就业、任职、上岗同职业道德建设联系起来。企业在聘用干部、选择上岗职工时，对一贯遵守职业道德的人员给予优待，对违反职业道德的人员进行严格限制，以激励职工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把职业道德的要求写进招工等劳动合同和规章制度。职工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就是违反了合同，违反了规章制度，企业要严格按合同和规定对职工进行处罚。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在建筑企业管理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研究 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行为规范的总和。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既有维护自身发展需要的个人利益，又有维护社会共同存在和发展需要的共同利益。所以，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如何调节和控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道德是其中一项主要手段。根据我国建设部制定的建设系统职业道德规划，在建设系统各行业中要提倡和树立三个第一，即“质量第一、服务第一、信誉第一”。这三个第一针对建设系统的不同行业各处有所侧重，对于房地产业来讲，侧重于讲信誉第一；对于市政公用事业来讲，侧重讲服务第一；对于建筑行业来讲，侧重于讲质量第一。 1.我国建筑行业的道德现状 从当前我国建筑业的状况来看，职业道德建设任务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作为百年大计的产品，如果建筑物质量差，则损失和危害无法估量。众所周知，一座建筑物的诞生需要有良好的设计、周密的施工、合格的建筑材料和严格的检验与监督。然而，在一段时间内许多设计不仅结构不合理、计算偏差，而且根本不考虑相关因素，埋下很大隐患；施工过程中秩序混乱；建筑材料伪劣产品层出不穷、人情关系和金钱等因素严重干扰建筑工程监督的严肃性。这一系列环节中的问题，使我国近几年的建筑工程质量事故屡见不鲜。 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因素很多，但是道德因素是重要因素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职业道德。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建筑企业逐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走了出来。面对市场竞争，人们要追求经济效益，要讲竞争手段。我国的建筑市场激烈，特别是我国的各省市发展不平衡，建筑行业的法规不够健全，在竞争中引发出职业道德病。每当我国大规模建设高潮到来时，总伴随着工程质量问题的大量增加。一些建筑企业为了拿到工程项目，使用各种手段，其中手段之一就是盲目压价，用根本无法完成工程的价格去投标。中标后就在设计、施工、材料等方面做文章，启用非法设计人员搞黑设计；施工中偷工减料；材料上买低价伪劣产品。最终，使建筑物的“百年大计”大大打了折扣。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重视经济效益，也要重视社会效益，而且，这两种效益密不可分。一个建筑企业如果只重视经济效益，而不重视社会效益，最终必然垮台。实践证明，许多企业并不是垮在技术方面，而是垮在思想道德方面。我国的建筑业要振兴，必须大力加强建筑行业职业道德建设。否则，有可能给 中华大地留下一堆堆建筑垃圾，建筑业的发展和繁荣最终成为一句空话。我们知道，职业道德教育最基本的要求是要使受教育者明确职业道德的原则和规范，但是，受教育者仅仅知道规范是不够的。道德通过人们内心的信念和社会公认的舆论起作用，不具备法律那种强制性。对于道德规范，人们不难理解，也不难掌握，而难的是化为自觉的行动。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正确的人生观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建设，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必须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整体上带动了职业道德的进步，市场经济更呼唤着职业道德教育的进一步完善。 2.建筑企业管理中职业道德教育的特点 研究建筑行业职业道德规范，要注意到建筑行业自身的特点。一般来讲，建筑行业职业道德教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流动性。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地点很难固定在一个地方。建成一座建筑物后，建设者就要转移。 （2）综合性。每座建筑物的诞生，都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包括测量、地质、水利、机械、电气、力学、美学、材料学、给水排水、供热通风、环境保护、城市规划，以及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心理等学科的知识。 （3）固定性。建筑物一旦建成就要长时间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因而建筑工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都要严格的质量保证。否则，就要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而且要给人民生活构成威胁。 （4）群体性。建筑行业队伍的构成复杂、人员众多，一个项目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常常要几千人乃至上万人协同工作。 （5）艰苦性。建筑工程大都是露天作业、高空作业，施工人员夏顶烈日、冬披严寒。风吹雨淋是经常的，住宿多是工棚。有些大型项目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兴建的，建设者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6）社会性。建筑工程项目生产过程中，几乎与国民经济中所有部门都有协作关系，而且建筑物的经济价值很大，一旦建成成为商品，其功能应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筑物只有在体现出自身的社会价值之后才能体现出自身的经济价值。 研究建筑行业的职业道德问题，一定要联系上述6方面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是集体主义，还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等道德规范。在建筑行业中要把一般的原则和规范具体化，赋予其行业特色。集体主义原则要具体化为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其他道德规范也要具体化为民造福、创新开拓、严谨求实、艰苦奋斗和团结协作等行业规范。 3.建筑企业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 在企业管理中使建筑企业的从业人员了解建筑业，职业热爱建筑业，献身建筑业，这是建筑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 人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重要意义和在职业生活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总要有个认识过程。工作不是游戏，游戏是兴趣，工作不能仅凭兴趣。人们在选择职业之初，兴趣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旦职业确定后，一个对社会负责的工作者，必须能掌握自己，善于约束自己，有必要迫使自己做一些自己无兴趣，但社会需要的事情。由于种种原因，贪污腐败、偷工减料等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通过个案分析，有些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往往与其职业道德的观念淡薄是相关的。 我国建筑行业在20世纪50年代是生机勃勃的，那时候的建筑工人和科技人员以主人翁的自豪感建设自己的国家，忠于职守，严肃认真，那个时代的建筑代表是于建国10周年之际矗立于首都的十大建筑。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冲刷，那些建筑物依然闪烁着光辉，无论是外型设计，还是内部功能；无论是施工质量，还是材料性能，无一不是最好最优的。然而，由于建筑企业的高度国有化，使人们端上了铁饭碗，吃起了大锅饭，建筑业的职业道德病滋生蔓延。一些管理人员只对上级负责，不以人民负责；一些技术人员业务不求上进；一些施工人员劳动纪律涣散。相继实行的承包制、股份制，使国家、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明显地联在一起，喊了多少年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心开始逐步变为职工的自觉行动。但是，由于历史走过的弯路，行业精神的传播出现了断代，建筑行业的青年一代职工，未能从老一代那里全面继承本行业的敬业乐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规范。因而，全面而系统地开展行业教育，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开展行业教育，是建筑行业的重要课题。崇高的敬业乐业精神和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必须通过教育。 一种精神的培养和一整套规范的形成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有人强调人的心理素质培养应该顺其自然，然而，伦理道德与心理学所强调的重点不相同。心理学强调对自己的肯定，讲悦己；伦理学强调对自己的否定，讲律己。这二者是辩正的统一。在人类的职业生活中，既要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又要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在建筑行业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各自岗位上从事着劳动，他们十分热爱那些在一般人眼里极为平常、微不足道的工作，他们的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良好的职业道德训练和崇高的敬业乐业精神在他们身上达到了和谐统一。行业职业道德教育就是要把这些精神挖掘出来，传播发扬，化为千百万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自觉行动。 4.建筑业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 建筑行业的行业教育，多少年来也一直是由师傅一字一句传给徒弟，让下一代逐渐领会建筑行业所特有的精神和特定的职业道德规范。许多家族世代为建筑工匠，一代接一代，不仅传授建筑技艺，也要传授道德、思想和风范。明清时代在修建北京的伟大建筑工程，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建筑师，那些建筑师中许多来自一个地方。杰出的建筑木结构工程师蒯祥是吴县香山人，由于他的影响，香山那个地方涌现出很多能工巧匠。这种师傅带徒弟，传技术又传思想的授业方式在我国持续了几千年，使得中华民族的建筑技术得以传播和延续。 现代建筑业的飞速发展使师傅带徒弟的授业方式产生了根本性变化。年轻人可以书本、电视、电脑中学习前辈创造和积累的经验，而不一定去拜师学艺。但是，这种变化使行业精神的传播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受到了一些影响。青年一代可以从建筑图册、技术专著、CAD程序中学到现代建筑的技术。但很难学到敬业乐业的思想。因而，为了振兴我国的建筑业，使我国的建筑技术水平达到世界前列，使建筑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必须开拓行业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从目前情况看，应该开拓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途径： （1）开展行业史教育。建筑行业有着漫长、充满曲折的发展史。年轻一代对此不够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而，要通过系统的回顾使人们了解过去，不仅要了解中国建筑行业的过去，还要了解世界建筑业的过去。 （2）系统地宣传和讲述建筑行业的现状和未来。对于青年一代开展国情教育，对于建筑行业的青年一代则要深入开展行情教育。这种教育可以让人们对建筑行业的伟大成就充满信心，同时也必须让人们看到差距，看到不足，产生奋起直追的紧迫感。 （3）系统地弘扬建筑行业模范人物的人格与精神。中华民族的建筑行业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他们技艺高超，为中国和世界建筑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他们品格高尚，其乐业敬业的道德风范为众人称颂。这些事迹要让青年一代了解、学习并效法。 应当指出，上述途径的核心是建筑行业精神的传播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加强建筑企业职业道德教育是促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和规范化的重要支柱，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题中之义。只有如此，才能在加入 WTO 后勇于迎接挑战，立于不败之地。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试论中职学校如何开展职业道德教育 论文关键词：职业道德教育养成教育 技术能力 职业能力 论文摘要：职业道德教育是中职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职学校开展职业道德教育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引导学生参加形式多样的职业道德教育活动，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指导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培养学生必要的就业技巧;炼就学生专业技能本领，以实习、实践的方式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中职学校要把职业道德教育与专业课教学、实习实训以及校园文化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使其融入到学生的一言一行之中。 长期以来，中职学校一直沿用普通的教育模式，注重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忽视对学生在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会和企业对人才质量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如果我们再不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中职学校教育教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阻力。笔者认为，寓职业道德教育于中职学校教育教学之中，将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与专业课教学、实习实训以及校园文化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使其融人到学生的一言一行之中，能有效地把他们塑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下面，笔者结合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谈谈个人在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方面的体会。 一、引导学生参加形式多样的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构建职业道德教育体系，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 首先，用“爱”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教师只有对学生关心与关爱，才能让学生感受到教育的力量。中职学校应充分利用广播、宣传栏、网络、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工作;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激发学生爱国、爱校、爱家热情;邀请公安、司法、交通部门领导来校讲授法制教育课，增强学生安全法纪意识，使学法、守法、用法成为他们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举办校园专业技能大赛，提高学生专业技能本领;开展以诚信为题材的演讲比赛，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良好品质，等等。学校要运用以上手段，努力构建“年年有创新、学年有重点、学期有计划、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校级、年级、班级等多层次、多角度的职业道德教育体系，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时空的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新格局。 其次，以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为基础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中职学校在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着重学生“养成教育”，将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训练、专业训练与职业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学生在校的一日行为和在校三年的行为规范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训练。 在对学生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各专业学生的共性，也要突出不同专业的特点，与岗位职业道德规范结合起来。创设真实的职业环境，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行为。在具体实训过程中，通过营造一个完整的企业文化氛围，有意识地从实训的每一个环节培养学生的职业行为，实现“零距离上岗”的目标。同时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全体教职工队伍的职业道德水平，增强学生对教师言行的信任度。 再次，以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为重点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利用网络资源让学生认识社会，了解所学专业必备的职业道德素养。教师可在网上和学生互动，解答学生在生长、生活或学习上遇到的间题与矛盾。 一是将心理健康教育纳人到德育课程体系之中，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广泛宣传心理健康知识，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和心理健康教育环境。 二是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立心理咨询室，通过团体辅导、个别咨询、心理行为训练、书信咨询网络咨询、开设热线电话等多种形式，对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心理问题给予指导，帮助他们排解心理困惑。 三是在实习实训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实习实训是学生接触社会、体验职业的重要渠道。教师要在实习实训中引导学生进行职业心理调适，帮助其克服不利于将来就业的心理倾向，使其正确对待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了解职业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培养职业兴趣和职业心理。 二、指导学生规划职业生涯，培养学生必要的就业技巧，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找准最佳工作岗位 职业理想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也是衡量一个人生命价值的重要标尺。一方面中职学校要从教育学生全面认识自己开始，根据学生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开展各种职业活动、能力测试，让学生逐步找准职业定位;另一方面，通过开设《职业道德》课、开辟职业指导专栏、组织学生参观人才市场和实习基地、邀请校友来校作创业报告等形式，帮助学生充分认识和了解社会职业，牢固树立起“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就业信念，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特点，选择职业目标，设计未来人生蓝图。 教师在帮助学生树立了正确的职业理想之后，要重点培养毕业生推销自己的意识。就业虽然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但是客观而言求职者总是处在被选择的位置。如何博得用人单位和企业的好感和信任，最终让对方选择自己，这就涉及到毕业生如何推销自己的方法和技巧问题。教师一是要让学生对自身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要让学生准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的能力、特长、兴趣爱好、知识水平等，既不应妄自菲薄，又切忌妄自尊大，应更多考虑“我想做什么”和“我能干什么”以及“我会干什么”，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我必须要干什么”;二是要让学生注意就业信息的搜集，掌握必要的就业技巧，准确地定位自己，减少碰壁的尴尬，从而找到最适合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岗位。 三、炼就学生专业技能本领，以实习、实践的方式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让学生进人社会或相关企业开展实习是很好的职业道德教育形式。在企业的生产实习过程中，让学生“学习在企业，干在企业，吃住在企业”，亲身的经历与磨炼能让他们对劳动与劳动者的认识更深刻，更直观地体会到一名企业员工应有的责任，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找出差距，增强主人翁责任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坚定爱岗敬业的信心，增强团队意识，树立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习惯，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 总之，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无论是教学者还是研究者，在实施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从未遇到过的间题，在课改过程中尤其应该认真分析、规划、实施这一“工程”，把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一项大事来抓，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更多的技术蓝领，为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关于儒学“修身”之道对职业道德教育的当代启示 【论文关键词】儒学　修身　职业道德教育 【论文摘要】当下,我国的职业道德教育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儒学“修身”之道对解决这一问题有着重要借鉴。 一、职业道德建设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道德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完善过程,职业道德建设面临着新的问题:职业态度消极。在某些部门和行业,仍然存在人们常说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现象;职业责任心不强。某些人过多地考虑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和本人的利益,缺乏大局意识、公益心、责任心;职业作风不实。某些地方或部门的领导不是立足本地实际,而是“唯上”、“唯书”、“跟风”,热衷于提新口号、出新思路、出政绩,不深入调查研究,大搞形式主义,往往是决策的事项多、执行的少,执行后达到预定目标的少、群众满意的少,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职业道德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正在严重威胁着和谐社会的构建。那么,职业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源自何处?追本溯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职业道德教育的不力。我们的教育一路高唱科技、技能之歌,却往往忽略了对人文、道德层面的追求。职业道德水平的滑坡,职业道德教育难脱其咎。那么,如果从更深层次作进一步的精神性追问的话,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如何提升职业道德教育的境界?不妨把目光投向投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到那里去寻求答案。 二、儒学“修身”之道对职业道德教育的当代启示 一种学说能否得到人们的青睐,从而大行其道,大放异彩,特别是其能否为现实服务,以实现它超越时空的历史价值,主要取决于其是否适应现代人类的需要或时代精神的呼唤。儒学即是如此。挖掘儒学,尤其是儒学“修身”之道之功用,必能迸发其积淀数千年的能量,更好地为现代职业道德教育所用。 儒学一向以修身作为教育的中心,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她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价值观念与社会心理等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当下职业道德教育更应受到儒学这一传统的影响。 1.“礼”对职业道德教育的当代启示 “礼”的起源甚早,与中华原始先民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据文献记载,夏、商、周三朝都曾拥有自己较为完备的礼仪系统。到了西周,已发展成了较完备的礼制,可以用她来定亲疏、别贵贱、决嫌疑、明是非,使人迁善远罪。礼位居“四维”之首,地位十分重要,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诚如孔子所言:“不学礼,无以立。” 礼的基本精神有两点:一是恭敬;二是逊让。古人云:“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恭者,礼之本也。”“礼者,敬而已矣。”这些都说明,对他人的恭敬是礼的基本精神之一。同时,古人亦云:“让,礼之主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让,是那礼之实处。”这些又说明,逊让亦是礼的基本精神。虽然,恭敬与逊让在分别使用时,其具体含义与要求不尽相同,但在这里,二者又有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共同要求人们“辞尊居卑”、“自卑而尊人”。而就层次来说,恭敬更为根本。让是由敬派生出来的,无敬便不能让。从更深的层次去思考,对他人的敬让又出自于对他人的仁爱。所以,孔子一再将礼与仁并举,强调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仁是礼的内在本质,并发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的感叹。礼贵在真诚,因而礼的隆重与铺张浪费又是有严格区别的。孔子曾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认为礼过于铺张,反而有损于隆重,不是真的行礼,而是害礼。这种发自仁心的恭敬与逊让之礼,正是做人的根本,是职业道德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2.“义”对职业道德教育的当代启示 “义”是一个人处事、做事的标准。《论语•卫灵公》中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里仁》有“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义”是高于生命的道德意志,强调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丧失这种道德意志,同样,“义”也不可为富贵、贫贱左右。但儒学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富贵,摆脱贫贱,只是如果得到富贵与摆脱贫贱有损于人的道德意志,那就不可为之,这种思想在孟子那里就成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义,是为谋求整体利益、维护人格尊严、实现个人价值服务的一种道德规范。 3.“廉”对职业道德教育的当代启示 廉,即清廉、洁白的意思,古人云:“不受曰廉,不洁曰污。”不受,就是不受贿赂,不接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污,就是不贪不图,不沾不染。廉,在中华民族历来被视为是“人生大纲”。廉,首先要求少、们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古代许多格言谚语、家训家诫都强调为人清正廉洁,如“勿贪意外之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贫贱不能移”,“出淤泥而不染”等等。古人认为,只有清廉自守才能保持自己的名节与尊严,才能有安宁坦荡的生活,所谓“为人不做亏心事,夜来不怕敲门声”,“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廉,还与俭相通,崇俭反奢同倡廉戒贪,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廉,不仅是关系到做人,而且是关系到各个职业的的重要道德规范。 4.“耻”对职业道德教育的当代启示 耻,即耻辱,是一种伦理意识;“知耻”,就是知道羞愧与荣辱,它是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种道德感体现着人性的尊严,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禽兽没有羞耻感,完全依赖本能而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把这种道德感看成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标志之一。“知耻”对于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康有为曾说:“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就是说,凡为善之心,皆起自人的正确的荣辱观念;凡为恶之念,皆起自人羞耻感的丧失。“耻”,是与爱护他人荣誉与尊严、讲究个人人格密不可分的一种重要道德规范。 当下,我们应认真研究与吸纳古代礼义廉耻思想的精华与历代进行礼义廉耻教育的经验,结合时代精神,开展有效的工作,从整体上提高职业道德教育的水平。这是广大教育者的呼声,是教育事业的重要战略措施,任重而道远。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浅析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改善会计诚信缺失现状 论文关键词：会计诚信；缺失；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论文摘要：会计诚信是会计应有的素质，本文在分析会计诚信缺失原因的基础上，从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角度提出了提高会计诚信水平的途径和方法。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各行各业特别是会计行业的立业之本。但纵观近年来国外的安然事件、施乐公司事件和国内的银广夏、三九药业等上市会计造假事件，说明会计行业正面临着严重的“诚信危机”。会计信息失真，会计诚信缺失现象已成了全社会面临的课题。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很多，比如受利益驱动，失信成本低，监督机制不完善等，这些都是导致会计诚信缺失的外在因素。而导致会计诚信缺失的内在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会计从业人员的道德和素质。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如果让我改变会计自身的缺陷，去健全监督机制和监督体系，我觉得有点好高骛远。但有一点，我能切切实实地做到、做好，那就是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从主体抓起，从源头抓起，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改善会计诚信缺失的现状。 我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一、大力开展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我们可以利用学校的宣传栏，公布和展出有关会计职业道德方面的资料、图片和案例，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校园活动来提高学生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视程度。比如，可以举办会计职业道德方面的演讲及辩论会，观看相关的电视、电影，以及召开主题班会。通过这些生动形象的方式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诚实守信等良好品质。所谓“好土出好苗”，我相信，经过良好校园文化和氛围的长期熏陶，学生耳濡目染，就能养成坚守会计职业道德的良好品质。 二、合理组织教学，全面渗透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职业道德的教育，并不一定只在会计职业道德课上进行，可以在所有相关的会计类课程中渗透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例如会计基础课，在讲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时候，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要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教师可以重点强调这一点，因为客观性是会计质量最重要的要求，是会计信息的生命。另外，教师还可以在授课过程中刻意设计一些有助于加强学生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比如，在会计报表的分析中，可以教授学生如何注意可能存在的会计造假等技巧，还可以举一些会计造假的反面案例，让学生进行讨论。“润物细无声”，经过长期的、全方位的职业道德教育的渗透，学生自然就会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 三、对学生严格要求，让“诚信教育”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在作业、考试、实习中都以诚信为本。如果存在抄作业、考试作弊等现象，不管平时表现如何，都取消成绩，并予以严厉批评，给予相关处分。这种“从小事抓起，从身边做起”的以诚信为本的教学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每一位学生都特别重视自己的诚信度，生怕自己成为老师及同学眼中缺乏诚信的“小人”。由此及彼，在今后的会计工作生涯中，他们也必然会保持良好的操守，做会计行业中的诚信从业者。 四、聘请相关人员开讲座，突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除了平常教学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之外，还应多聘请有关单位的相关人员来学校开讲座。比如可以聘请有关会计人员来讲学，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可以聘请法院和审计部门的工作人员用翔实的案例对学生进行职业法制教育。学生对实际的案例非常感兴趣，这样可以使学生牢固地树立职业道德观念，在金钱和利益面前正确地把握自己。 五、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延续职业道德教育 除了在课堂上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外，我们还可以指导学生针对性地阅读财经类报刊、书籍，浏览财经类网站，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帮助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也能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把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延续下去。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浅析我国高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问题与对策分析 论文关键词:高校;会计;职业道德;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论文摘要:会计信息失真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目前我国高校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无论是在课程设置上,还是在教材内容上以及教学过程中,都普遍存在着许多问题。通过采取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纳入会计专业课程体系、在会计专业的教材建设中突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加强对教师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引导教师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内容贯穿于专业教学过程中等对策,将会对提高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促进我国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解决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好转。 一、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信息失真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相反有蔓延之势,会计丑闻时有发生,已对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和企业管理构成了严重威胁,直接损害着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会计信息失真首先涉及到的是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的转变,未来的新增会计人员绝大多数都会是高校毕业生。他(她)们在从事会计工作之前有没有受到系统的、有效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将来步入社会之后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 职业道德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同职业联系在一起的。职业道德来源于职业实践,会计也是如此。会计职业道德是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会计本身是一项主观性较强的活动,会计准则赋予会计活动一定的灵活性。对于一些运用灵活性较强的准则,需要会计工作者运用职业道德来分析、判断。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修养和素质,对于我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解决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好转具有重要作用。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指为了促使会计人员正确履行会计职能,而对其施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道德教育活动。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有利于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培养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情感,树立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信念。在高校会计类专业就读的学生是会计队伍的预备人员,在校学习阶段是他们的会计职业道德情感、道德观念、是非善恶判断标准初步形成的时期,是会计人员岗前教育的重要场所,在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中具有基础地位。但目前我国高校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无论是在课程设置上,还是在教材内容上以及教学过程中,都普遍存在着许多问题。 二、我国高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课程设置存在空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专业作为有很大社会需求的专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许多高校纷纷新增会计专业或者扩大会计专业的招生规模。在此背景下,高校会计类专业的教学计划反映了突出专业课程,提高专业素质的主导思想,而在职业道德教育课程设置上则普遍存在着空白。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都没有专门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课程,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正如波普用没有士兵的城堡来比拟虚设的制度,单纯对法律条文的正确理解并不意味着对法律、规范的自觉遵守,尤其是会计专业领域在很多方面都需要会计人员作出自己的职业判断,就更需要会计人员有坚定的道德信仰、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人是教育的产物”,在大学阶段,没有接受系统的职业道德教育,没有对职业精神的深刻领悟,希望会计专业学生在从业以后能够自发地遵守职业道德,这肯定是不切实际的。 (二)教材建设及教材内容上存在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缺失 在目前我国各大院校的会计教材体系中普遍存在着重会计专业理论知识、轻职业道德教育的问题,各教材中都很少涉及到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而专门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教材更是少之又少。 和改革开放以来道德教育受到忽视以及其效果受到广泛诘难相对应,会计专业的职业道德教育也有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会计学专业和其他文科专业和其他经管类专业相比,专业性较强、自成体系,所以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或者学生,更加关注会计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则是无暇顾及了。与此相对应,在会计专业的教材建设和教材内容上普遍存在着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缺失。而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在校大学生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有许多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著作和教材,而且发行量大的会计教材都有相当篇幅的会计职业道德知识的论述,并经常关注会计职业道德评价。 (三)在专业教学过程中忽视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内容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在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而会计准则体系又遭遇全面更新的情况下,会计教学的任务十分繁重。因此会计教学的主要任务就着重于学生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同时由于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当前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的影响,专业教师本身缺乏强烈的会计职业道德意识,也就没有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自觉融入教学过程中。 (四)会计专业学生缺乏会计职业道德意识 高校专业教育中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缺失导致了学生会计职业道德意识的缺乏。大多数会计专业学生注重对专业技术知识的掌握,将大量的学习时间用于获取各级各类财务资格证书,而对会计职业道德缺乏了解,更别说具有深刻的会计职业道德意识了。这将对会计专业学生从业后的职业判断能力和职业分析能力的形成和提高产生严重影响,从而无益于我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解决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好转。 三、加强我国高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对策 目前我国高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触目惊心,对我国会计人才的茁壮成长十分不利,也不利于我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解决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好转。因此,加强我国高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势在必行。 (一)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纳入会计专业课程体系 开设会计职业道德课程,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作为核心课程纳入会计专业课程体系。通过课程学习,向会计专业学生灌输会计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引导学生深刻领悟会计的专业精神,树立维护职业声誉、坚守道德规范的职业道德理念。 只有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纳入会计专业课程体系,才能引起方方面面对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视,使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在高校教学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使师资、教学条件和教学时间等得到保障,从而不断提高高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二)在会计专业的教材建设中突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校会计学专业的教材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会计职业道德教育领域中的成果不多,对于我国高校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要积极组织会计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借鉴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会计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道德困境和典型案例,共同研究编写专门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教材,以供各高校开设会计职业道德课程时选用。 同时要积极组织对会计专业现有专业核心课程的教材进行修订,以增加相关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并选编相对应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对其中的道德难题进行讨论,使学生在掌握会计专业技术知识的同时加深对相关职业道德要求的领悟,从而促使学生在将来按照规范要求进行道德自省。 (三)加强对教师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在加强对学生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加强对教师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在会计学教学岗位上的教师大多具有一些财务资格证书,如高级会计师证、注册会计师合格证、会计证、资产评估师证等。这些教师在将来也有可能离开教学岗位去从事会计工作,因此加强对教师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将对我国会计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教育大计,教师为本”,道德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如果教师本身不重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或者教师的言行反映出教师本身的职业道德水平较低,这将对学生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对会计专业的教师进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可以采用培训、交流研讨、案例讨论等方式进行,同时要采用一定的方式对教育的效果进行测评,对教师的会计职业道德意识、道德认知水平等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用于确定其后续阶段的教育内容安排和所教授课程的安排。对于评价水平较低的教师,不能安排其讲授会计职业道德课程,同样也要尽量避免其担任其他专业核心课程的授课任务。 (四)引导教师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内容贯穿于专业教学过程中 如果能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与会计专业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使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得到较大提高。长期以来,道德教育被学生认为是“空洞”的说教,学生没有强烈的动机对其中的问题进行积极的思考,只是将其内容当作应当背诵的教条以应付考试。而对于会计专业技术知识,许多学生都有学好、掌握好的强烈愿望,认为这是自己将来借以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而实际上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容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专业技术知识,因此在专业教学过程中贯穿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并结合相关典型案例来展开,就可以在提高学生对专业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的同时加深对会计职业道德内容的理解,从而使学生在提高专业技术能力的同时逐渐形成较强的会计职业道德意识。 四、结束语 目前我国高校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对于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校的会计专业大学生没有受到系统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希望他(她)们在步入社会后能自动地抵挡住各种利益诱惑,坚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维护职业操守,这肯定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要切实加强我国高校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促使学生在大学期间形成较强的会计职业道德意识,从而促进我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解决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好转。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关于就业为导向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研究——中职文秘专业的职业道德现状、需求及课改方向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文秘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多样化，社会企事业单位对文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然而，由于现有教学体制的缺陷，文秘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现状和对职业道德的重视程度都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从而影响了部分学生的就业及_T-作的稳定性，文秘专业的职业道德教育课改势在必行。 【论文关键词】文秘专业 职业道德 就业导向 课教改革 根据法国职业研究中心统计，全世界目前有1600余种职业，秘书排第六位。据北京市2002年第一季度公布的统计数字，北京市文秘岗位的需求数排第三，岗位与应聘人数比为1：6。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秘都将是一个热门职业，社会需求量很大。另一方面，文秘岗位求职人员多，竞争非常激烈。同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高速发展，多种新型经济模式、新型社会实体不断诞生和发展，这就对文秘专业从业人员，提出了许多更新、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学校传统教育机制的陈旧与落后，许多毕业生已不能适应社会新形势的要求。而且，由于部分文秘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缺失，不能正确处理个人感情与工作的关系，以致于有人笑称文秘专业为“花瓶专业”、“小蜜专业”、“二奶专业”。因此，进行中职文秘专业课教改革，以就业为导向，加强文秘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是大势所趋。 为响应国家七部委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国职教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的《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道德教育研究》，以就业为导向，进行中职文秘专业的课教改革，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针对性，提高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相关人员精心编制了《文秘专业毕业生调查问卷》和《文秘专业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问卷》，分4个调查小组，历时3个多月，对近200名毕业生和80多个用人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将调查结果进行了认真统计(见表1)。 通过对以上调查统计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文秘专业毕业生的职业能力、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观与用人单位的要求都有比较大的差距(个别方面除外)，而无论是对狭义职业道德，还是对广义职业道德(包括狭义职业道德、敬业精神、责任心、合作能力、毅力等)，用人单位都特别重视。所以说，适应社会企事业单位的需求，以就业为导向，加强中职文秘专业的职业道德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把握好文秘专业的职业特点和文秘专业的职业道德内涵，才能在中职文秘教学中有针对性教学，做到有的放矢。秘书工作的特点和道德规范，决定了秘书人员必须遵守以下的职业道德：一是忠于职守，忠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忠于本机关、单位的政治、经济利益，积极主动履行职责，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擅权越位，不掺杂私念，不渎职；二是恪守信用，各项工作安排要准确及时，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三是严守秘密，秘书人员接触到的机密文件、函电、会议、谈话比较多，要有保密观念，保密习惯，不得泄漏，出卖机密情报；四是善于合作，秘书接触到的部门、人员较多，要能与他人密切配合、步调一致，既要分享成果，也能共担失败；五是服从领导，当好参谋，在服从领导的前提下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六是兢兢业业，甘当无名英雄，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七是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不以权谋私，不接受贿赂；八是实事求是，勇于创新；九是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素养，以适应工作需要；十是公私分明，与领导接触中避免掺杂个人情感。 以就业为导向，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改革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和社会需求相脱离的问题，改革教学手段陈旧、不能激发学生兴趣的问题，促进职业学校德育的针对性，突出职业道德教育的专业性要求，使职业道德不仅作为一门课程，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作为未来从业者的职业规范，使学生比较快地介入职业生涯领域，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和终身教育意识的培养，把职业道德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目标紧密融合在一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进行中职文秘专业课教改革，加强职业道德教育，首先要从中职文秘专业的教材改革入手。现有职业道德教材体系，主要围绕职业道德的共性要求展示，未能结合并突出中职文秘专业的特点，教材内容陈旧，结构死板，过于概念化、理论化，缺少鲜活案例，而且更新周期过长，不能及时反应和体现企业对文秘专业的职业道德的要求与评价，更缺少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借鉴。使得目前的职业道德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松(抓得不紧，时有时无)、浅(不深，浅尝辄止)、空(理论脱离实际，说得多，做得少，效果差)”等诸多不足。进行中职文秘专业的职业道德教育教材改革，必须把国外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适用经验、理论，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得毕业生的职业道德素养能够适应多种经济制度、多种经济模式的社会单位的需求，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同时，在教材中增加案例教学和情景分析，让教学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提高课堂教育的灵活性、趣味性、针对性，也提高学生对职业道德教育的领会和接受。 以就业为导向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对中职文秘专业进行课教改革，其重点应该是对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采用多种灵活教学方式的交替或者协同进行，提高课堂教育的趣味性和对中职文秘专业职业道德教育的针对性。 比较教学法。将国外中职文秘专业职业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及发展、研究方向与国内的现实状况做比较，让学生站得高、看得远，自己适应职业道德的发展方向；将职业道德教育的历史与本专业职业道德教育的现在或者将来的可能情况做对比，引导学生适应社会潮流。 行为引导型教学法。采用收编相关资料传阅和举办名人讲座等方式，引导学生对文秘专业的正确认识和思想的提高，提高学生对文秘专业的兴趣和信心。通过实例及个案，把职业道德规范深刻地印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其自觉行为，并逐步养成良好的习惯。同时，对从事文秘专业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并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选择正确的方法加以解决。 加强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职业道德教育不仅要进行“灌输”教育，做到使学生入耳入脑，还要进行诱发与驱使学生真正转化为内在领悟进而落实于职业行为的自我教育，做到使学生入眼入心。为此，我们应努力实施职业道德教育手段的立体化。 听课、听报告、看录像固然需要，但同时必须走出校门辅之以形式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实习、实训、调查、考察、参观、访问、座谈、研讨等活动。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和深入企业，让教师、学生都能尽快获得社会对文秘专业的现实要求的第一手资料，做到有针对性地授课和学习。 案例分析法。通过对秘书日常工作的某段情景案例进行分析，帮助学生把握秘密的工作角色、工作流程和工作技巧，引导学生塑造良好的秘书形象；通过对秘书工作涉密或掺杂个人感情，造成损失的案例分析，告诉学生如何做到公私分明、忠于职守、严守机密。同时这些案例在文秘人员的日后工作中都可以借鉴或者利用，可以帮助学生更快适应角色，尽快进入秘书的工作状态。 大脑风暴法(圆弧讨论法)。学生围绕老师近距离圆弧状就座，通过对没有固定模式、答案或者现有政策尚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老师在讨论后归纳总结，形成职业道德规范细则，让大家自我参照、自我评价、自我约束。 分组辩论法。通过对有争议的职业道德问题、现象进行分组辩论，老师最后总结引导，真理通过辩论会越辩越明，最终拨开云雾见天日，形成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合作学习法。通过把某些个人不能或很难解决的问题，让学生分组协作完成，提高学生对团体协作的认知，提高在今后工作中的合作能力。(当前企业，尤其是在大型企业最重视的是团队精神，而不是技术。) 角色扮演、情景模拟法。老师精选某段秘书工作情景，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格特征，选派若干同学，担当情景剧中的不同角色，进行实际剧情表演，让学生课堂上获得实际工作体验，同时领会实际工作中对秘书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的要求，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项目教学法。教师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技能，独立完成带有职业性质的专业任务。如筹划新闻会、记者招待会，借此来修炼“内功”，展示个人魄力。 总之，对中职文秘专业道德教育进行课改，必然求“活”(方法灵活)、求“新”(思路新，观念新)。把多种灵活生动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不同阶段综合、机动施行，提高课堂教育的趣味性、生动性，激发学生对职业道德学习的兴趣，做到教学互动、教学相长。 另外，进行中职文秘专业的职业道德教学改革，也不能忽视对职业道德学习的考核方式和秘书从业资格证申领考核方式的改革，职业道德课程考核必须增加课堂参与内容的考核，对秘书从业资格证的申领考核，要适当提高对领证人职业道德的考核，提高秘书从业的职业道德准入门槛。从另一方面迫使文秘专业学生和文秘从业人员对职业道德教学和提高自身职业道德素质的重视。中职文秘专业职业道德教学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工作，必须及时掌握国内外对中职文秘职业道德的需求及发展方向，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分阶段、分步骤进行课教改革，让专业教学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培养出适应社会企事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提高毕业学生的就业率，真正做到以就业为导向。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关于在会计学原理教学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思考 摘要：由于会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而带来的会计信息失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本文就如何在会计学启蒙阶段课程——会计学原理课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的问题，提出了通过丰富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式、改革评价体系来建立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以提高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能力和树立“诚信为本”的职业人格，为他们将来走入社会形成正确职业判断打下良好基础。 关键词：职业道德教育 诚信 会计学原理 案例教学法 传媒 互联网 分析近年来美国的安然事件和中国的银广夏、ST猴王、三九药业等上市公司会计造假事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会计教育体系的缺陷。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承担审计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违规者中不乏会计界的高级人才，有的甚至是会计专业的精英人物，其精湛的专业技能却用来钻法律的空子，为满足一己的私欲而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这与他们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有最直接的联系。 一、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职业道德教育在会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同于其他专业。会计是一种经济语言，它所传达的信息是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各种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的依据。如果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出于各种目的而编制虚假会计报告，其危害的范围和程度将是无法预计和防范的，尤其在当今这样一个全民参股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我们已经震惊地看到了虚假会计信息带来的损失。朱容基总理2001年视察上海、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时，欣然题写了“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的十六字诤言，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教育治本，法纪治标；教育治远，法纪治近；教育和法纪，德治和法治，二者只有并举，才可能从根本上遏止造假行为。 不可否认会计职业道德需要他律，但是我们在不断完善法规建设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会计职业道德的自律要求。虽然安然事件终结了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的历史，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自律不重要，相反，这恰恰是因为自律做得不够。当巨额的经济利益与严肃的道德规范发生碰撞时，只有潜移默化的诚信教育，才能使天平倾向于道德规范。诚信教育最适当的时机就在于会计从业人员的启蒙教育阶段，一旦将这种职业道德内化为个体道德，那么无论会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理论水平上升到什么层次，公众的利益都会得到保护。 二、改变以往重专业技能培养，轻职业道德教育的传统教育观念。 会计学原理就是会计教学体系的启蒙阶段课程。会计的职业道德主要体现在会计一般原则之中，而会计一般原则通常是在学生不具备任何会计基础知识的一开始就向学生介绍，学生能否透彻理解其含义，教学效果确实值得怀疑。会计的基本原则应用于整个账务处理程序之中，而教师在教学时，却容易忽视在专业技能的教育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一方面，是因为教师本人缺乏实际经验，对虚假会计信息的意识不敏感、不熟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根据披露的情况来看，会计信息失真不象近年来这样猖獗，所引起的危害也没有如今这样严重，导致职业道德教育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日益增多，资本市场的日益发展，对会计信息的披露要求将越来越严格，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造假行为被暴光并受到应有的惩罚。时代呼吁诚信，作为这一行业的教育者，我们更应该意识到职业道德教育的分量举足轻重，只有在思想上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才会在教学过程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在向学生传授会计知识的同时，即时将会计一般原则与账务处理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不仅掌握会计核算的原理并且真正地理解会计一般原则，在日后的实践中才能做到在账务处理中正确地运用一般原则。 三、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贯穿职业道德教育。 （一）、丰富教学内容。 会计学原理是一门极为抽象和理论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学生有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思维分析能力才能理解知识要点。学生普遍反映在学习该门课程时，最难做到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而如果做不到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学生来说，会计的基础理论将无法理解，或者无法透彻理解，更别说如何运用诚信原则了。这就恰恰需要教师及时地将报纸、杂志、网站所报道的各种新闻和案例作为教学内容，补充教材的理论知识，引导学生识别和判断虚假会计信息，强化会计职业道德观念。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会计信息正是对会计学原理的最好诠释。一方面引导学生更多地关注身边比比皆是的会计信息，而不是局限于书本知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学生树立“诚信为本”的思想，通过各种案例学习职业道德的精髓，从而更好地掌握和运用一般原则。更重要的是，有针对性地指定和指导学生阅读某些报刊、杂志、书籍和网站，传授的是学习会计的方法，培养和锻炼的是学生获取知识、分析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但可以帮助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不断地更新和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从而不至于被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所淘汰，而且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人格和理念。在这种能力的培养方面，教材远远不及处于时代前沿的各种传媒。首先，书本上的知识，五年十年之后就需要更新。马克思说过，“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真理变成谬误，这在自然科学领域尚不鲜见，更何况社会科学领域。如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崭新的衍生金融工具不断涌现，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会计理论的根基——四项基本假设一律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历史成本假设，在信息失真的时代，账面完全成了某些企业的数字游戏。如何识别会计要素、如何确认和计量会计要素、以及如何运用正确的会计信息来进行正确的决策，这在书本之中决没有现成或统一的答案。不同时期、不同企业、不同目的，就有不同的核算。作为时代的喉舌，传媒所传递的无疑是与时代同步的信息，这一点，是教材永远无法企及的。其次，书本上的知识，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如果将来不从事相关工作，将很快被遗忘。学无止境，在有限的大学时光里所学的知识不过是浩瀚海洋中的一滴水，而在一生的时光中运用大学所学的方法论可以去探索无穷无尽的知识。再者，书本上的知识无论用什么方式传授，学生都是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教学效果事倍功半；而通过书本之外的各种途径，可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思考的兴趣和能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会计职业道德的培养方面，传媒的披露和报道带来的震撼和影响有时候比理论灌输和说教更为深刻，毫无疑问，面对扑面而来的信息，教师的引导在职业人格的塑造过程中担负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二）、革新教学方式。 1、 跳出会计学会计，跳出会计教会计。 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进行会计核算，都需要利用核算所得的会计信息来进行管理决策。很难想象一家制造业的会计人员不懂得本企业产品的生产流程，也很难指望该企业的会计主管不懂得不同材料的差异却能做好成本控制。会计学不光可以联系财政、金融、贸易等经济类学科来教，而且还可以涉及政治、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就职业道德而言，在会计学原理课程中尤其适宜穿插哲学的教育，除了在会计学中运用方法论、实事求是等哲学思想之外，还有人生观、世界观、思想品德的塑造。我们的学生应该树立严谨的职业人格，日后一旦选择会计职业，成为一名会计人员，就应以诚信作为做人之标准，把诚信视同生命一样珍贵，宁可不干，也不违背良知。学生通过会计学原理的学习首先就要明白，会计就是责任，只要干了会计就意味着承担了责任和义务。 2、 在会计学原理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一般运用于会计专业的高年级专业课程当中，因为要求学生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专业判断和分析能力才能进行。会计学原理课程因为教学对象是没有任何会计基础的初学者，传统上很少运用案例法，然而，会计学原理又是一门最需要用案例来阐释的课程，尤其是对于会计一般原则的理解和运用，案例具有重要意义。这就只能靠教师广泛查阅资料，寻找适合于初学者分析的案例。所谓“适合”就是指明显违反一般原则的案例，或者在重大方面违反一般原则的案例。例如2001年7月网易在纳斯达克的停牌风波就是源于网易在2000年度的财务报告中包含了未提供实质性服务的广告合同收入以及一些根据美国会计准则不能确认的易货交易的收入累计420万美元，导致网易调整后的净收入减少53.2%。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如果未销售产品或提供相应服务，预收的收入即便是已经收现也只能确认为负债而不能计入收入，网易显然是违背了这一原则。我们并不需要很细致地向学生解释和剖析网易的具体收入内容和详细计算方法，学生就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案例理解权责发生制的含义，教学效果显然比让他死记硬背权责发生制的定义好得多。类似的案例其实不胜枚举，象《广州日报》这样大众化的报刊，其财经新闻版经常有相关报道，更不用说众多的专业刊物了。 3、 在教学中倡导实证研究的精神。 虽然说规范研究或者实证研究基本上属于研究范畴，但是在教学中倡导研究精神，尤其是实证研究的精神，其实是很有必要的。会计研究的方法广义上可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规范研究主要回答“应该如何”的问题，而实证研究主要回答“实际是什么”的问题。我们的会计教学其实类似于推广规范研究的成果，将漫长社会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知识以及实务操作经验传授给学生，使其免于经历实证研究的艰辛过程。然而，正是因为一味地接受，学生几乎丧失了判断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当他们置身于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时，面对眼花缭乱的会计事项，如何坚持原则，如何在适当的时点以适当的金额来处理会计事项，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也不存在标准答案，一切都需要按照职业道德的要求进行职业判断，然而由于学生在大学教育中缺乏思考分析能力的锻炼，又几乎没有实践经验，因而很容易让私欲和个人利益凌驾于原则之上，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开展研究活动，尤其是实证研究，旨在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职业精神，有助于他们日后走入社会形成正确的职业判断。 4、 开展会计专题的辩论赛。 在会计教学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开展会计专题的辩论赛，中级和高级教育可以针对具体准则的命题进行辩论，而初级教育可以针对会计一般原则的命题开展辩论。学生乐意通过辩论这种形式积极参与到会计知识的主动学习和思考当中，尤其是对传统提出挑战的命题，他们往往不遗余力地查找资料，力争以充足的论据，鲜明的观点表达自己的见解以说服对方。例如我曾经让学生就企业的广告费开展过辩论。一般原则要求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传统上将广告费归入收益性支出，作为费用列示在利润表内，然而，广告树立了企业的品牌和形象，广告费用无疑会与企业未来各年的销售收入相关，为什么不能资本化为商标这种无形资产呢？学生通过激烈辩论，不仅深刻理解了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这一基本原则，而且进一步认识了资产、费用这些会计要素的含义。会计事项中的资本化还是费用化之争可谓俯拾皆是，学生今天对广告费的属性进行了辩论，明天就将对企业的各种实际支出做出资本化亦或费用化的抉择。所以我们做教师的，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职业判断，不仅责无旁贷而且任重道远。 5、 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强信息沟通。 课堂上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又多为单向交流，学生是否掌握了知识要点，除了课后争分夺秒的问问题，一学期一次的期末考试，以及可以抄袭标准答案的课后练习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反馈渠道。互联网可以改变这种状态。在任何大众化网站上申请一个免费信箱是一种最快捷和简便的做法。我曾经在21cn上申请了一个免费邮箱，在教会计学原理的班级公布账号和密码，其作用相当于一个班级留言板。任何时候都可以将我认为值得向学生推荐的文章转贴上去，学生浏览之后同样以邮件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感触，参加讨论。平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布置课前的预习准备工作。财经网站上关于如何识别虚假会计信息，如何完善监管体制，如何正确运用一般原则一类的文章数不胜数，向学生推荐如全景网、财会世界、天润财经、会计资讯网等权威的专业网站，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会计资讯，当然也包括职业道德方面的最新资讯。电脑的普及极大方便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改善了教学效果。 （三）、改革评价体系。 会计学原理的评价体系是由平时成绩以及期末考试综合构成的。由于前述的种种革新的教学方式，便产生了诸多革新的评价方法。 1、 平时成绩。 传统上，平时成绩一般根据学生出勤率、上课回答问题情况以及课后完成作业情况来评定。然而，这些传统方式存在很大的缺陷，比如说，出勤率高的同学不一定认真听课，认真听课的同学或许理解能力不强，而出勤率不高的同学也许是因为已经掌握了该门课程的知识而希望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至于回答问题以及课后作业完全可以从参考书上或其他同学处找到标准答案，这样得来的平时成绩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平时成绩应该全面考虑个人接受知识、理解知识、运用知识甚至创造知识的综合素质。如果在教学中引入案例分析、辩论赛，教师可以邀请非发言组队长共同构成评审团，根据发言组的观点正确程度、资料充分性、论证结构的合理性、表达能力等各种评价指标，分别给出团队分和个人分。如果设立了班级信箱，可以根据学生参与的程度以及发言的水平考核个人掌握知识的情况。如果教师在案例的选题以及向学生推荐的文章中增加职业道德类的选择，学生必然会增加这一方面的知识和提高职业判断的能力。 2、 期末考试。 会计学原理期末试卷的题型一般包括填空、单选、多选、名词解释、简答、计算以及综合等。名词解释和简答所占的分值一般占到20至30分，这其实是一个不适当的比例。专业名词的定义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与其让学生倒背如流还不如让他们真正学会理解和运用它。在试题库建设方面应该适当增加判断题和案例分析题的比重。尤其是针对一般原则的题目。让学生指出并更正案例中企业账务核算的错误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和理解一般原则，同时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评价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和职业判断能力。 诚信兴企，失信败企。不仅对于会计行业，对于任何一个行业，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都是无庸置疑的。作为高校教师，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正确引导学生树立“诚信为本”的职业人格，帮助他们在大学阶段就为将来走入社会形成正确的职业判断打下良好基础。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浅谈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 【关键词】 社会主义荣辱观；职业道德；教育 【摘要】 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医院行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笔者通过对职业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探索出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几项措施，目的是探索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加强医院行风建设，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 【关键词】 社会主义荣辱观；职业道德；教育 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囊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一个社会要全面发展，应当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进行。社会风气的好坏，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必须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新要求，将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对当前卫生行业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医院是社会的一个窗口行业。医疗卫生是一个高风险的服务行业，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医务人员是医疗行为的实践者，又是医德医风行为的主体。医德和行风是否端正，直接关系到服务对象生命和健康的质量，关系到医院的发展。在贯彻实践“八荣八耻”荣辱观活动中，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促进医德医风的根本好转，提高服务质量，是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真正体现。 1 当前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1 少数医务人员的道德取向和行为走向偏离规范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个别医务人员经不住钱财的诱惑，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损害医院、患者甚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如收受患者红包、索要回扣、接受患者吃请、高收费、滥收费等，有的将医疗服务视为商品交易，把个人拥有的技术当作商品出卖，出现无利不行医的现象。 1.2 道德修养欠缺，诚心服务做得不够 医院是一个服务机构，患者是弱势群体，“以病人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尤其重要，个别医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对患者缺乏应有的耐心、细心和同情心，服务态度出现“生、冷、硬、顶”的现象，使患者的身心受到伤害，甚至延误治疗。 【关键词】 社会主义荣辱观；职业道德；教育 【摘要】 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医院行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笔者通过对职业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探索出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几项措施，目的是探索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加强医院行风建设，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 【关键词】 社会主义荣辱观；职业道德；教育 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囊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一个社会要全面发展，应当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进行。社会风气的好坏，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必须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新要求，将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对当前卫生行业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医院是社会的一个窗口行业。医疗卫生是一个高风险的服务行业，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医务人员是医疗行为的实践者，又是医德医风行为的主体。医德和行风是否端正，直接关系到服务对象生命和健康的质量，关系到医院的发展。在贯彻实践“八荣八耻”荣辱观活动中，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促进医德医风的根本好转，提高服务质量，是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真正体现。 1 当前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1 少数医务人员的道德取向和行为走向偏离规范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个别医务人员经不住钱财的诱惑，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损害医院、患者甚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如收受患者红包、索要回扣、接受患者吃请、高收费、滥收费等，有的将医疗服务视为商品交易，把个人拥有的技术当作商品出卖，出现无利不行医的现象。 1.2 道德修养欠缺，诚心服务做得不够 医院是一个服务机构，患者是弱势群体，“以病人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尤其重要，个别医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对患者缺乏应有的耐心、细心和同情心，服务态度出现“生、冷、硬、顶”的现象，使患者的身心受到伤害，甚至延误治疗。 1.3 道德教育与行风建设的要求脱节 良好的医德医风应该达到道德共律、规则共守、责任共负、知识共享、机遇共创、风险共担、关系共处、利益共赢的境界。但由于医务人员繁重的工作和业务学习任务，也由于一些医疗单位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医德医风讲得少，医生重医技轻医德、见利忘义、职业道德教育缺乏系统性或只停留在口头上，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如医药“回扣”、开大处方、乱收费等，对这样的问题剖析、讲评、批评的较多，真正采取过硬措施整治的少，导致医德教育与行风建设脱节。 1.4 医院内外因素的影响 一些药品和设备仪器的推销商，为了寻求更大的利益到医院游说，利用回扣等诱惑医务人员。还有一些患者受过去曾有不良求医经历的影响，认为治病手术只有给医生送出红包，心里才“踏实”，加上医院宣传、教育、警示氛围不够，监督不力，使行业不正之风有了生长空间。 2 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的几项措施 2.1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八荣八耻”作为行业运行的核心准则。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面引领社会风尚的旗帜，一条泾渭分明的是非界限，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广大医务人员要以此为行为准则，热爱祖国，热爱病员，以服务病员为荣、崇尚科学为荣、诚实守信，敬业奉献，遵纪守法，通过深入开展医德医风教育、医学伦理教育、人文素养教育，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让广大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让每一个职工都知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明是非、知荣辱，增强廉洁自律意识，营造廉洁行医的良好环境和舆论氛围，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自觉实践“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2.2 加强职业道德理论学习 组织广大医务人员认真学习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医务人员行为守则、医疗法规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有关文件，结合实际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道德规范，树立起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形象，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 2.3 树立好典型，学习好典型，加强榜样教育 经常开展向医疗系统先进人物学习的专题活动，学习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们高尚的医德情操，要经常开展评先评优活动，用身边的先进人物的优秀事迹教育、鼓励大家，增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感召力，从而形成良好的医风、院风。 2.4 发挥社会舆论作用，积极开展行风评议活动 （1）健全、完善监督员制度，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员作用，定期听取社会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2）向社会公开服务承诺，借助社会力量开展职业道德建设活动；（3）向社会各界及患者发放医德医风满意度调查表，广泛征求意见；（4）长期设立意见箱、意见簿，加强监督经常化的措施。 2.5 积极整改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客观分析，提出整改措施，并针对各个时期的特点和规范要求进行调整，使医德规范始终与市场相适合，与法律规范相协调，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使全体医务人员达到慈悲为怀，以博爱广济的胸怀，立志为公、执业为民的理想信念，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职业情感，兢兢业业、竭诚服务的敬业精神，科学严谨、精益求精的求实作风，洁身自爱、拒腐防变的自律能力，为患者创造一个放心的就医环境，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提高患者的生命和健康质量。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在建筑企业管理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研究 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行为规范的总和。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既有维护自身发展需要的个人利益，又有维护社会共同存在和发展需要的共同利益。所以，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如何调节和控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道德是其中一项主要手段。根据我国建设部制定的建设系统职业道德规划，在建设系统各行业中要提倡和树立三个第一，即“质量第一、服务第一、信誉第一”。这三个第一针对建设系统的不同行业各处有所侧重，对于房地产业来讲，侧重于讲信誉第一；对于市政公用事业来讲，侧重讲服务第一；对于建筑行业来讲，侧重于讲质量第一。 1.我国建筑行业的道德现状 从当前我国建筑业的状况来看，职业道德建设任务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作为百年大计的产品，如果建筑物质量差，则损失和危害无法估量。众所周知，一座建筑物的诞生需要有良好的设计、周密的施工、合格的建筑材料和严格的检验与监督。然而，在一段时间内许多设计不仅结构不合理、计算偏差，而且根本不考虑相关因素，埋下很大隐患；施工过程中秩序混乱；建筑材料伪劣产品层出不穷、人情关系和金钱等因素严重干扰建筑工程监督的严肃性。这一系列环节中的问题，使我国近几年的建筑工程质量事故屡见不鲜。 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因素很多，但是道德因素是重要因素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职业道德。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建筑企业逐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走了出来。面对市场竞争，人们要追求经济效益，要讲竞争手段。我国的建筑市场激烈，特别是我国的各省市发展不平衡，建筑行业的法规不够健全，在竞争中引发出职业道德病。每当我国大规模建设高潮到来时，总伴随着工程质量问题的大量增加。一些建筑企业为了拿到工程项目，使用各种手段，其中手段之一就是盲目压价，用根本无法完成工程的价格去投标。中标后就在设计、施工、材料等方面做文章，启用非法设计人员搞黑设计；施工中偷工减料；材料上买低价伪劣产品。最终，使建筑物的“百年大计”大大打了折扣。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重视经济效益，也要重视社会效益，而且，这两种效益密不可分。一个建筑企业如果只重视经济效益，而不重视社会效益，最终必然垮台。实践证明，许多企业并不是垮在技术方面，而是垮在思想道德方面。我国的建筑业要振兴，必须大力加强建筑行业职业道德建设。否则，有可能给 中华大地留下一堆堆建筑垃圾，建筑业的发展和繁荣最终成为一句空话。我们知道，职业道德教育最基本的要求是要使受教育者明确职业道德的原则和规范，但是，受教育者仅仅知道规范是不够的。道德通过人们内心的信念和社会公认的舆论起作用，不具备法律那种强制性。对于道德规范，人们不难理解，也不难掌握，而难的是化为自觉的行动。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正确的人生观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建设，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必须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整体上带动了职业道德的进步，市场经济更呼唤着职业道德教育的进一步完善。 2.建筑企业管理中职业道德教育的特点 研究建筑行业职业道德规范，要注意到建筑行业自身的特点。一般来讲，建筑行业职业道德教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流动性。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地点很难固定在一个地方。建成一座建筑物后，建设者就要转移。 （2）综合性。每座建筑物的诞生，都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包括测量、地质、水利、机械、电气、力学、美学、材料学、给水排水、供热通风、环境保护、城市规划，以及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心理等学科的知识。 （3）固定性。建筑物一旦建成就要长时间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因而建筑工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都要严格的质量保证。否则，就要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而且要给人民生活构成威胁。 （4）群体性。建筑行业队伍的构成复杂、人员众多，一个项目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常常要几千人乃至上万人协同工作。 （5）艰苦性。建筑工程大都是露天作业、高空作业，施工人员夏顶烈日、冬披严寒。风吹雨淋是经常的，住宿多是工棚。有些大型项目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兴建的，建设者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6）社会性。建筑工程项目生产过程中，几乎与国民经济中所有部门都有协作关系，而且建筑物的经济价值很大，一旦建成成为商品，其功能应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筑物只有在体现出自身的社会价值之后才能体现出自身的经济价值。 研究建筑行业的职业道德问题，一定要联系上述6方面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是集体主义，还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等道德规范。在建筑行业中要把一般的原则和规范具体化，赋予其行业特色。集体主义原则要具体化为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其他道德规范也要具体化为民造福、创新开拓、严谨求实、艰苦奋斗和团结协作等行业规范。 3.建筑企业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 在企业管理中使建筑企业的从业人员了解建筑业，职业热爱建筑业，献身建筑业，这是建筑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 人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重要意义和在职业生活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总要有个认识过程。工作不是游戏，游戏是兴趣，工作不能仅凭兴趣。人们在选择职业之初，兴趣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旦职业确定后，一个对社会负责的工作者，必须能掌握自己，善于约束自己，有必要迫使自己做一些自己无兴趣，但社会需要的事情。由于种种原因，贪污腐败、偷工减料等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通过个案分析，有些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往往与其职业道德的观念淡薄是相关的。 我国建筑行业在20世纪50年代是生机勃勃的，那时候的建筑工人和科技人员以主人翁的自豪感建设自己的国家，忠于职守，严肃认真，那个时代的建筑代表是于建国10周年之际矗立于首都的十大建筑。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冲刷，那些建筑物依然闪烁着光辉，无论是外型设计，还是内部功能；无论是施工质量，还是材料性能，无一不是最好最优的。然而，由于建筑企业的高度国有化，使人们端上了铁饭碗，吃起了大锅饭，建筑业的职业道德病滋生蔓延。一些管理人员只对上级负责，不以人民负责；一些技术人员业务不求上进；一些施工人员劳动纪律涣散。相继实行的承包制、股份制，使国家、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明显地联在一起，喊了多少年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心开始逐步变为职工的自觉行动。但是，由于历史走过的弯路，行业精神的传播出现了断代，建筑行业的青年一代职工，未能从老一代那里全面继承本行业的敬业乐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规范。因而，全面而系统地开展行业教育，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开展行业教育，是建筑行业的重要课题。崇高的敬业乐业精神和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必须通过教育。 一种精神的培养和一整套规范的形成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有人强调人的心理素质培养应该顺其自然，然而，伦理道德与心理学所强调的重点不相同。心理学强调对自己的肯定，讲悦己；伦理学强调对自己的否定，讲律己。这二者是辩正的统一。在人类的职业生活中，既要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又要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在建筑行业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各自岗位上从事着劳动，他们十分热爱那些在一般人眼里极为平常、微不足道的工作，他们的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良好的职业道德训练和崇高的敬业乐业精神在他们身上达到了和谐统一。行业职业道德教育就是要把这些精神挖掘出来，传播发扬，化为千百万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自觉行动。 4.建筑业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 建筑行业的行业教育，多少年来也一直是由师傅一字一句传给徒弟，让下一代逐渐领会建筑行业所特有的精神和特定的职业道德规范。许多家族世代为建筑工匠，一代接一代，不仅传授建筑技艺，也要传授道德、思想和风范。明清时代在修建北京的伟大建筑工程，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建筑师，那些建筑师中许多来自一个地方。杰出的建筑木结构工程师蒯祥是吴县香山人，由于他的影响，香山那个地方涌现出很多能工巧匠。这种师傅带徒弟，传技术又传思想的授业方式在我国持续了几千年，使得中华民族的建筑技术得以传播和延续。 现代建筑业的飞速发展使师傅带徒弟的授业方式产生了根本性变化。年轻人可以书本、电视、电脑中学习前辈创造和积累的经验，而不一定去拜师学艺。但是，这种变化使行业精神的传播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受到了一些影响。青年一代可以从建筑图册、技术专著、CAD程序中学到现代建筑的技术。但很难学到敬业乐业的思想。因而，为了振兴我国的建筑业，使我国的建筑技术水平达到世界前列，使建筑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必须开拓行业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从目前情况看，应该开拓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途径： （1）开展行业史教育。建筑行业有着漫长、充满曲折的发展史。年轻一代对此不够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而，要通过系统的回顾使人们了解过去，不仅要了解中国建筑行业的过去，还要了解世界建筑业的过去。 （2）系统地宣传和讲述建筑行业的现状和未来。对于青年一代开展国情教育，对于建筑行业的青年一代则要深入开展行情教育。这种教育可以让人们对建筑行业的伟大成就充满信心，同时也必须让人们看到差距，看到不足，产生奋起直追的紧迫感。 （3）系统地弘扬建筑行业模范人物的人格与精神。中华民族的建筑行业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他们技艺高超，为中国和世界建筑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他们品格高尚，其乐业敬业的道德风范为众人称颂。这些事迹要让青年一代了解、学习并效法。 应当指出，上述途径的核心是建筑行业精神的传播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加强建筑企业职业道德教育是促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和规范化的重要支柱，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题中之义。只有如此，才能在加入 WTO 后勇于迎接挑战，立于不败之地。 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浅谈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 【关键词】 社会主义荣辱观；职业道德；教育 【摘要】 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医院行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笔者通过对职业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探索出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几项措施，目的是探索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加强医院行风建设，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 【关键词】 社会主义荣辱观；职业道德；教育 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囊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一个社会要全面发展，应当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进行。社会风气的好坏，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必须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新要求，将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对当前卫生行业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医院是社会的一个窗口行业。医疗卫生是一个高风险的服务行业，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医务人员是医疗行为的实践者，又是医德医风行为的主体。医德和行风是否端正，直接关系到服务对象生命和健康的质量，关系到医院的发展。在贯彻实践“八荣八耻”荣辱观活动中，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促进医德医风的根本好转，提高服务质量，是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真正体现。 1 当前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1 少数医务人员的道德取向和行为走向偏离规范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个别医务人员经不住钱财的诱惑，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损害医院、患者甚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如收受患者红包、索要回扣、接受患者吃请、高收费、滥收费等，有的将医疗服务视为商品交易，把个人拥有的技术当作商品出卖，出现无利不行医的现象。 1.2 道德修养欠缺，诚心服务做得不够 医院是一个服务机构，患者是弱势群体，“以病人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尤其重要，个别医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对患者缺乏应有的耐心、细心和同情心，服务态度出现“生、冷、硬、顶”的现象，使患者的身心受到伤害，甚至延误治疗。 【关键词】 社会主义荣辱观；职业道德；教育 【摘要】 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医院行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笔者通过对职业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探索出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几项措施，目的是探索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加强医院行风建设，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 【关键词】 社会主义荣辱观；职业道德；教育 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囊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一个社会要全面发展，应当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进行。社会风气的好坏，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必须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新要求，将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对当前卫生行业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医院是社会的一个窗口行业。医疗卫生是一个高风险的服务行业，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医务人员是医疗行为的实践者，又是医德医风行为的主体。医德和行风是否端正，直接关系到服务对象生命和健康的质量，关系到医院的发展。在贯彻实践“八荣八耻”荣辱观活动中，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促进医德医风的根本好转，提高服务质量，是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真正体现。 1 当前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1 少数医务人员的道德取向和行为走向偏离规范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个别医务人员经不住钱财的诱惑，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损害医院、患者甚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如收受患者红包、索要回扣、接受患者吃请、高收费、滥收费等，有的将医疗服务视为商品交易，把个人拥有的技术当作商品出卖，出现无利不行医的现象。 1.2 道德修养欠缺，诚心服务做得不够 医院是一个服务机构，患者是弱势群体，“以病人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尤其重要，个别医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对患者缺乏应有的耐心、细心和同情心，服务态度出现“生、冷、硬、顶”的现象，使患者的身心受到伤害，甚至延误治疗。 1.3 道德教育与行风建设的要求脱节 良好的医德医风应该达到道德共律、规则共守、责任共负、知识共享、机遇共创、风险共担、关系共处、利益共赢的境界。但由于医务人员繁重的工作和业务学习任务，也由于一些医疗单位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医德医风讲得少，医生重医技轻医德、见利忘义、职业道德教育缺乏系统性或只停留在口头上，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如医药“回扣”、开大处方、乱收费等，对这样的问题剖析、讲评、批评的较多，真正采取过硬措施整治的少，导致医德教育与行风建设脱节。 1.4 医院内外因素的影响 一些药品和设备仪器的推销商，为了寻求更大的利益到医院游说，利用回扣等诱惑医务人员。还有一些患者受过去曾有不良求医经历的影响，认为治病手术只有给医生送出红包，心里才“踏实”，加上医院宣传、教育、警示氛围不够，监督不力，使行业不正之风有了生长空间。 2 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的几项措施 2.1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八荣八耻”作为行业运行的核心准则。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面引领社会风尚的旗帜，一条泾渭分明的是非界限，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广大医务人员要以此为行为准则，热爱祖国，热爱病员，以服务病员为荣、崇尚科学为荣、诚实守信，敬业奉献，遵纪守法，通过深入开展医德医风教育、医学伦理教育、人文素养教育，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让广大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让每一个职工都知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明是非、知荣辱，增强廉洁自律意识，营造廉洁行医的良好环境和舆论氛围，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自觉实践“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2.2 加强职业道德理论学习 组织广大医务人员认真学习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医务人员行为守则、医疗法规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有关文件，结合实际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道德规范，树立起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形象，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 2.3 树立好典型，学习好典型，加强榜样教育 经常开展向医疗系统先进人物学习的专题活动，学习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们高尚的医德情操，要经常开展评先评优活动，用身边的先进人物的优秀事迹教育、鼓励大家，增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感召力，从而形成良好的医风、院风。 2.4 发挥社会舆论作用，积极开展行风评议活动 （1）健全、完善监督员制度，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员作用，定期听取社会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2）向社会公开服务承诺，借助社会力量开展职业道德建设活动；（3）向社会各界及患者发放医德医风满意度调查表，广泛征求意见；（4）长期设立意见箱、意见簿，加强监督经常化的措施。 2.5 积极整改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客观分析，提出整改措施，并针对各个时期的特点和规范要求进行调整，使医德规范始终与市场相适合，与法律规范相协调，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使全体医务人员达到慈悲为怀，以博爱广济的胸怀，立志为公、执业为民的理想信念，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职业情感，兢兢业业、竭诚服务的敬业精神，科学严谨、精益求精的求实作风，洁身自爱、拒腐防变的自律能力，为患者创造一个放心的就医环境，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提高患者的生命和健康质量。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 【摘要】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的管理技术，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日本企业文化不仅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也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在当代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趋势中，应当注意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 【关键词】管理哲学；管理技术；文化融合；管理之术；管理之道 西方管理学从泰勒、法约尔开始，逐渐架构成完备的体系，又衍生出众多的流派、学派、丛林。与此相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虽观点各异，但都离不了理国治邦，他们的文化精髓既是人生哲学，也是管理思想。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不乏深邃闪光之处，却沧海遗珠，散见于经、史、子、集，缺乏系统的于是，学院教授的“正统”管理学“言必称希腊”，基本是西方管理学一统天下。 一、西方管理学分析 西方管理在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中积累出明显的优点：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地控制和严密地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技术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对管理中某一要素进行深入地、科学地分析，总结出的某一方面的规律，却往往把局部的规律看成是一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走极端的弊病；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复杂也带来新的矛盾。组织结构复杂常常使各种矩阵结构相互牵扯，扼杀了创造行为。 二、东方管理思想的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重视社会人生。所以东方管理文化也是以人为核心，具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而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员工“心愿”的问题；而西方则注重员工“会不会、能不能”，是针对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方面下工夫，各有侧重。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不断提升境界的养料，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共同发展的平台，而不只是个人财富积累的木桶，那他前进的动力在某些阶段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起来的科学监督和统计制度，东方管理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修身养性的自我管理，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从“性善论”出发，通过自身修养来解决问题。这些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共通之处。儒家讲究的是“宽容和谐内部环境”，但在管理中的感性成分较大。极端的感性管理也会导致具体管理者无所适从、无所凭依，管理走型。 东西方管理文化不同，对管理的本质和认识也就不同。但是在当代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的趋势中，现代管理本质越来越体现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为核心的人本管理思想。对于“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中国上古时代提出了“德为贵”的思想，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儒家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己”，即自我管理；其归宿是“安人”，即理想化的社会管理及最终的天下大同。“修己安人”包含了根本性的个人修炼与管理方法。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需要提倡诚实守信、意志坚强、艰苦奋斗的精神。西方也普遍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在mba课程中也开设了“管理伦理”的课程，东方管理学派提出了“以德为先”观念，强调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把道德行为放在首位，遵行“德智兼容”。日本企业的成功更是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三、日本企业文化的示范意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在全球开始展露风采。当时美国正在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嘛。企业劳动生产率在连续增长了20多年后骤然停止了增长。而这时，日本作为战败国，战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石油等原料全部依靠进口，但他们的企业在石油危机中安然无恙，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长期熏陶。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一）日本企业文化中体现的东方传统人文精神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府推行，国民诵读《孝经》，提倡孝道。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奉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瞩目。于是全世界都开始掀起了一股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包括曾经是日本人老师的美国人也放下架子，“拜徒为师”。经过一番探讨研究，欧美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日本企业的成功不仅与美国的资金扶持有关，而且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打破西方注重理性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不是单纯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不仅强调设备、技术、产量等“硬件”，也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重视人的价值，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企业风土”等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如“社风”、“社训”、“社长信条”、“经营原则”、“企业使命感”等。而儒家思想正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是创造“软”因素（日本企业文化）的关键所在。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学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时空的优势。于是产生了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强调的“人本管理”思想。这种人本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也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日本企业文化这一灵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日本企业管理还讲求施义，这种管理思想，与儒学中的“义”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有的日本公司在经营宗旨中就明确直奉行“先义后利”！“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荀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成功的日本公司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日本企业家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二）日本企业文化成功案例简析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是世界上九大公司之一，是目前日本获利最高的企业之一，其营业额从战后至今增加了4000倍以上。松下公司的创始人及领导人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该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有很强东方色彩的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表现在：一是强化企业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日本首先创作公司歌曲并制定价值准则；就像现在你一走进“好又多”超市，你就会听到他的公司歌曲，这样的文化熏陶很容易让人们不自觉的将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联系起来。日本的横滨饭店规定对新雇员培训的一半时间不是讲业务，而是教他们懂得自己应对周围的社会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让他们到饭店前面的公园打扫卫生。在日本，有一句很响亮的话：“没有文化，就没有企业。”由此可见日本企业家对文化在企业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二是重视人才培养，这从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兼而制造电器产品”中可见一斑；另外一家日本企业——日本京滨制铁所是一家高度自动化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工序管理上全部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但这样一家企业却也十分强调人的作用，建立很强的工作道德观念，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以培养职工道德观念为主，并围绕道德观念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三是注意丰富企业文化的内容，使员工易于接受。比如开会，可以选择不在会议室里，而在其他地方。比如开会迟到的人，可以叫他们请按时到场的人吃饭等等。这样一些比较远离传统的企业文化，可以让员工避免被束缚的感觉，从而能够更容易的接受。 四、结语 日本是“东方的西方国家”，或许正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日本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熏染，它才能有这样一个契机将这两者融合起来。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日企横扫英国的摩托车业，超越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工业，抢夺德国和瑞士的钟表和光学仪器市场，打击美国在钢铁、造船和一般电子产品上的传统优势等一系列的企业神话，这些神话不断的被文化管理学、企业战略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科选入教材，流传起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企业的成功，掌握西方的管理理论，领会东方的管理思想，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将东西方的管理哲学在中国来一个第二次融合。 美国华人管理学家成中英教授说，中国是“心”文化，美国是“脑”文化，管理是外在伦理，伦理是内在的管理。西方的管理方法在国外公司有时很好用，但现在我们的员工是中国人，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亚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运用西方习以为常的管理方法。虚实结合，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从让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样板。 不可否认的中西方文化和思维差异，既不能消灭它，也难以统一它，因为世界需要五彩斑斓的文化，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在差异彼岸构筑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用在现代管理中，仍然有借鉴意义。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论文 一、东西方企业的质量管理特点 （一）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东方企业质量管理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要数日本了。以下以日本为代表谈论一下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自主，主动是日本企业的独特的特点。日本企业质量管理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最主要的思想是来源于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的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管理思想。顾客至上是他们企业的经营理念。最为值得学习的是，日本企业的质量政策在内容上不仅体现出了“把顾客作为焦点”的原则，而且能够在各个生产活动中得以全面的执行应用。 （二）西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质量管理的起源地在美国。美国企业一直重视质量管理，其质量管理方法当然是各不相同，比如：“统计质量管理法”,“全面质量管理法”。因此,美国企业在质量管理思想，质量管理组织和质量管理方法等方面,都有其特点。美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注重规范化和程序化管理，讲求质量控制，在管理方法上，美国企业是在标准的规范下进行的，也有一些企业为了解决质量管理的具体问题设置一些临时的机构：如福特汽车公司为生产专用零部件而设置的临时工作小组等。 二、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对日本和美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理念是在生产过程中综合考虑产品的质量，美国的企业则是在规范化的过程中生产产品。通过对其优缺点分析可以对我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有一个很客观的改正标准：第一，中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研究还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层面；而西方企业已经有自己独特的质量管理理论体系。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企业质量管理研究，加强中国企业质量管理研究。第二，中国企业质量管理重形式轻实践。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只是把质量管理这一重要的操作流程当做是无关重要的环节，而不是具体的去实施它的作用。第三，需要提高中国企业员工的个人素质。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素质，因此我国企业管理部门最重要的职责是提升员工的文化素质。 三、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一）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是令人堪忧的。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如下：第一，企业产品质量差，浪费生产的原材料。第二，质量不合格的各种产品横行于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乃至生命。第三，我国企业对TQC(TotalQualityControl)和贯彻ISO9000系列标准不进行实际实行。 （二）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我国企业质量管理远远落后于美日。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第一，真正把全面质量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企业必须按照全面质量的原理来重新安排质量战略策划,真正将全面质量面质量管理放在首位,以顾客满意为中心。第二，真正实施ISO9000系列标准，切实做到运用此标准来对质量体系进行规范。第三，注重质量文化的作用。我国的企业应该学会创建文化企业，把员工的个人素质首要位置，以此来提升企业产品的质量。对我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思考，切实做到从我国自己的实情出发，总结我们之前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国外质量管理好的方法，活学活用现代科学的质量管理手段，认真预测世界质量管理的发展趋势，在理论的基础上重实践，一定能把我国质量管理提高到现代质量管理的水平，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道路。 作者：刘艳菊郑满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哲学论文 俗话说，无规矩就不成方圆。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人类的这些进步，一个又一个发明创造，经济不断发展都离不开管理，包扩人的管理和物质的管理。管理思想的发展按时间划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的管理思想、中期的管理思想、现代管理思想。 毋庸置疑，人类早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管理思想，管理是一个一直在发展中的课题，不同时代的管理有着适用于那个时代不同的含义，但是很少全部弃旧立新，不能说过去的管理思想已无用途，现在科学的管理也是在建立在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的。之所以过去的管理思想还在影响着现在的管理活动，有多种原因:首先，事物的发展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和遵守客观规律，人类早期并没有一系列的理论概念，我们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经验之间，蕴藏的管理思想的萌芽。要怎样安排怎样分配才能更好的完成生产生活任务。这些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技巧和经验想法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当然每个名族每个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行为中都会有自己名族的特点在内，也就是说早期的管理思想会对现代的管理思想影响。例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是永久存在的，天地之所以能永久存在，是因为它不是为了自己的运动变化规律而存在，而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平衡的集合，因为他是和谐平衡的，让人生存，无私奉献，所以它能够永世长存，而现代管理思想中有关企业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其中就有企业要有造福社会，回馈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个影响的例子；其次，现在所说的管理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一路走来，从欧洲的古希腊神庙到中东的古埃及金字塔再到东方的长城，这些奇迹的诞生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许多的管理经验。虽然时代一直在变，但是一些理论的有效性还是没有变，例如马基埃维利的思想领导原则和现代领导理论的一些原则的是相当类似的。还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巴贝奇对劳动分工的研究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再次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现代的管理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手段来管理的是新的特征之一，包括很多学科要素在内，不单单是对于人行为的管理或者是对怎样提高生产效率来思考而是运用心理学、计算机、运筹学、统计学等学科手段来综合管理一个企业。第二是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加强了人的培养，企业生产运营更人性化。职工的满足感，归属感成为了影响管理好坏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现代管理中的创新意识，现在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企业和国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适者生存，不仅要适应更重要的还是创新。根据形式不断改革管理体制。这些就是新的特征。 人类早期的重要思想到现在也能指导管理实践，比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比较有名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告诉我们要分析客观规律才能克敌制胜，这句话在现在的一些企业的竞争的到处都能体现；孟子主张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肯定了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荀子认为恶是人性自然需要善来改造。现代管理实践中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人是复杂的动物，有两面性，对人的管理要运用不同的手段。15世纪著名的思想家马基埃维利提出了四项领导原则，这四条原则同样也在现代的领导实践中发挥着作用，比如领导需要得到拥护和领导需要团结群众等。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早期管理思想之一。 无论是东方的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都具有自身的传承和自己的特点。这和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分不开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偏向与理性的思考，逻辑推理，追求的是最根本的性质。在管理理论中，多数是以工作本身为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很少考虑人的因素，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提出了工作定额原理、差别计件付酬制等。而东方人更注重人的本身，诸如修身养性、忠孝义等词。把个体和外界都有联系在一起，强调事物都是相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倡导的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至今仍然对人们的观念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东西方的思想上的这些差异，导致东西方思想的发展也有诸多理念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理念强调科学与效率，注重科学手段；东方的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力量，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 虽然东西方管理思想有所不同，但是整个世界是在相互联系之中的，经济已经全球化势必会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代东西方管理思想就是在不断的在互相学习交流中发展的。西方在强调科学方法，运用各种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科学严谨的同时，也不缺个性化，既追求卓越也追求和谐。东方当代的管理思想也越来越重视科学和严谨。用以人为本的态度来领导群众，用科学的指标来要求群众。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取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管理实践中，升华为自己的特色。 作者：罗孝骏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图书馆公管管理 文化比较的前提是文化接触与交流，没有文化的接触，就谈不上文化的比较。中西图书馆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源远流长，一部图书馆事业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图书馆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经历了古代东学西渐到近现代西学东渐两个完全相逆的阶段。来新夏先生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和深层的文化心态层。由此图书馆文化也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次。[1]藏书是图书馆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试图从古至今分三个阶段对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个阶段：东西方古代形态各异的自然书写载体比较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 ，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藏书文化的东学西渐 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对人类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图书馆的发展更是意义巨大。纸质书籍的生产、贸易和保存远远优于简、帛、纸莎草纸和羊皮纸，最终取代了它们。但这一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灞桥纸”“罗布淖尔纸”“扶风纸”和“居延纸”等考古发现证明，纸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在东汉时期经蔡伦改良已得到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初期的纸张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再方口上当时的人们尚有轻纸重帛的观念，纸在汉代并没有广泛地用作书籍载体，简帛仍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魏晋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提高，纸的优越性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纸也就逐渐地由下层平民的使用进入上层贵族的使用，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与简帛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4年）桓玄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纸才得以广泛地使用，纸写本书才基本上完全取代了简帛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中国书籍制度从此由简帛阶段过渡到写本书阶段。到隋唐时纸写本书的发展达到全盘。纸写本书籍制度基本上沿袭简帛制度，虽然写本书出现了卷轴装、经折装和旋风装等三种装订形式，但卷轴装出现得最早，应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对比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西方历史、文化、社会和哲学背景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化规律，指出了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论述了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最后阐释了东方思维方法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以期为解决现代管理学思想与理论和管理实践界不能对接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关键词：管理思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东方思维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变为科学理性，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后来发展到机械理性、工具理性和数学理性，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数学和几何学准确推导的才是科学和真理。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对应的是分析的研究方法。 沿着理性路线的管理学理论和思想的特点是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理性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限隶属关系、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采用金钱刺激和纪律控制等。理性路线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有泰勒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二战后，运筹学的成功，加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管理提供了深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这时相继出现的数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都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对人性的关注相对忽略。其中尤以管理科学学派为典型，他们强调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建立管理的数学模型与逻辑程序。在管理科学学派看来，管理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完全可以而且只能用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不容许有半点非理性的艺术成分的存在。 2.非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流。非理性主义是指那些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加以强调的思想。它强调人的意志、欲望、情感、直觉的作用，不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的作用。它的理论表现有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理论。非理性主义是将人心理中与思想无关的因素，如情绪、本能、冲动、直觉等置于最高的地位，进而认为一切存在的最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注重研究外部世界，非理性主义则从自身内部找原因。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理性主义认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推导错了，甚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非理性主义认为“是我的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心里的欲望太多、太杂而又不切实际，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不对？”。它从古希腊的神化故事开始，表示人向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力量的屈服；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极大发展了非理性主义，牢牢的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交锋后，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主义重新被人们拾回，因为社会和经济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与困惑 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但科学所培育出那种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种负面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层面和系统层面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内部就存在许多的“悖论”。首先，人类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类理智和思想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人类的理智和思想造出的产品反而压制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智。其次，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广泛应用，电子文化乃至人工智能装置却以其精神生产的工业化、平面化、批量化、非个性化消除了人的思想创作的冲动，抹煞了人类的个性。各种应用于生活中的软件设计活动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垄断，无形地剥夺了他们培养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各种设计，人把自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交给了技术，物化的技术理性却抹煞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再次，由科技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由市场竞争而来的功利理性，以及由货币广泛媒介关系而来的价值理性等，它们都抛弃了培育它们的人文精神，让本来作为手段的它们成了主宰人生的目的，把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了服务于它们的手段。 从系统层面来看，首先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没能保护好环境。其次，西方理性主义过度繁荣也使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类的精神家园遭到破坏。这种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所有这些“理性”，都因其方法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人们的欢迎。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精神源头的活水。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借鉴 （一）东方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东方思维可以概括为：整体论、超级系统论、和谐论、太极思想。根据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里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统一的基础在人之内。第二是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超级的有机系统，也许目前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中国思维注重综合，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不注重它微观实体和元素。第三是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和谐包括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做事情讲究“合情合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宇宙以人为中心，知识以利于人为准绳。“太极思想”是中国又一重要思想，太极图被人们誉为“第五大发明”，但现代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价值。在目前人类可以认知的时空状态下，太极思想能被人类认识的至少包括有：矛盾的观念（阴阳鱼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永恒变化的观念、永恒不变的观念。以上这些都是高度的思维方式，它引导西方管理哲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东方思维解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 西方管理思想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维度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增长的极限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自身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从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却没有真正使西方幸福、快乐起来。 西方理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然是东方的实践理性。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方法、流程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类的实践中来，回到“知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上来，可以有“真空的数理推导”，但不可能有“真空的管理”。 西方非理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全面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的对人自身的关怀悄悄的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为把自身欲望的满足和各种动机的得到响应看成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这种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但是正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却不同程度的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真正的自由，它在本质上缺乏对人性真正的关怀和对心灵的呵护。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非理性维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东方人文主义。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东方人文主义主张人类与自身的心灵和谐相处，即所谓“正心、诚意”，在自身心灵得到呵护、合理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同时能增进与周围人的和谐，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和谐。东方人文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和为贵”、“合情合理”、“和气生财”、“互惠互利”；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周围环境关系上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思想无论是从非理性路线还是理性路线最终都要回归到东方思维方式上，这种西方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分析研究 [摘 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了企业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基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认知。高效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员工之间人际关系的改善，更有助于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而让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但在实际工作中，人力资源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基于此，本文把中西方人力资源差异作为研究课题，阐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了东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 [关键词]人力资源；外企企业；可持续发展 0 引 言 S着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理念的发展，绝大多数的企业认识到，企业如果要想在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优势，必须将企业自身的长期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且笔者发现企业战略规划的各个方面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企业获得充足效益的基础和核心，并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大部分的大型企业都在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头疼，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 人力资源的内涵 人力资源也称作公司企业文化精神，指的是企业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长期实践形成的带有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和社会定位，是企业所有人员的社会文化共识，同时和全体员工的各项需求统一，是企业长期以来，在广阔的社会经营中实践凝聚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经营的目标和战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精神等。 2 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比较分析研究 2.1 东西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比较 2.1.1 我国企业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规划、激励、绩效、培训、考核、员工招聘以及晋升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但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对人才是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的意识较弱，在人员技能与岗位的匹配上与如何留住人才的工作上缺乏实践；在对人才的管理和定义上，仅仅停留在以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表面来简单定义人才。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概念片面，有些小微型企业甚至是大型国企领导对“人才”的认识存在偏见，其认为人才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或者是从国外引进的高级技术人员，并未把企业内部业绩优秀突出的员工纳入“人才”的行列，这使员工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造成企业的人才大面积流失，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二是不能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现代企业的竞争本质是利用人才的竞争，人是具有高度复杂心理的动物，人在具有经济属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当下绝大多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单纯认为员工需要的仅是经济上的收获，而忽视了员工作为社会人的复杂需求，企业以金钱来驱使员工付出的想法是不成熟、不科学的管理思想，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只看到人的经济属性，在工作中只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人际关系单薄，导致员工对公司缺乏归属感和凝聚力。 2.1.2 西方人本管理理念 西方企业较早地树立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日本的企业文化在这一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其把员工问题视为企业自身的责任，在绝大多数企业裁员以保证公司的资金安全时，日本企业几乎很难进行裁员，同时日本企业的高层也非常注重保护员工的各项权利，他们把员工当作创造企业市场价值的根本资源，在企业经营中充分考虑和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和各项权利。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长远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企业管理模式也将与时俱进，人本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本管理战略的制定将以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为导向，并对未来方向进行规划。人本管理理念是西方企业发展的基础保障，西方企业认为人本管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2.2 激励考核机制的比较 2.2.1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对于有些员工来说，报酬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更多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是自我满足、自我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由于基础弱、起步晚，缺乏对人力资源系统科学的认识，造成了在人事政策的制定上，很难做到细致全面，导致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员工实际的需要。公司管理层对激励的理解单一，认为“奖惩”是最科学公平的方法，缺少完善的绩效考核标准和章程，仅以晋升、加薪、奖金激励员工，导致员工工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际激励时，往往凭领导的个人判断进行奖惩，公正性缺失使激励行为适得其反。 企业在实际管理中难以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领导甚至会因为私人关系对个别员工进行特殊关照，而对有的员工故意刁难；员工奖惩管理处罚多于实际的奖励，现金奖励缺乏明确的标准，甚至使承诺变成空头支票，成为公司部分管理者挤压员工的借口。即使公司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对员工的奖惩不能进行客观、公平的判断；如果对员工的绩效评价仅靠领导个人评判，会使企业缺乏公平的工作环境，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进而产生企业留不住人、人才找不到企业的矛盾。 2.2.2 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西方企业一般都有一套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的激励管理机制，公司在设计激励政策时注重内外部的均衡，在确保外部激励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时，为员工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并与绩效挂钩，保证及时支付不随意拖欠工资。在强调激励时注意物质与精神相结合，充分激发员工工作的动力，发挥人才的作用，给员工以归属感；制定明确清晰人事考评的办法、标准、程序，让员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寻求最适合自己的岗位，达到岗位匹配。建立健全企业民主制度，例如成立公正的公会组织，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积极献言献策，通过物质、精神的双重刺激，使员工和企业荣辱与共。 2.3 沟通文化的比较 2.3.1 西方企业沟通文化 在一个关于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专访中，笔者注意到整个公司的高层有接近60%是工人代表。通常在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中，其只是把员工视为公司整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员工只需要按照具体流程和规则，像流水生产线一样正常运作就行。但他们把零件看的非常重要，正如当时接受采访的主管所说“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是企业的一部分，所以领导非常支持员工的提议，且通常绝大多数的提议都是有效可行的。”他们给予员工丰厚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不仅未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营业额下降，反而效益得到了更明显的提升，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不单纯的以“经济人”的科学管理理论进行管理，而更多的尊重员工的“社会人”属性和需求，所以在企业沟通上，西方企业的沟通更加有效且富有价值。 2.3.2 国内企业沟通文化 2013年7月，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集体罢工事件，就是因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集体罢工停工事件是由于企I忽视了员工的理性诉求，单纯的以“经济人”眼光进行管理，导致企业停工，当下我国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相对落后，企业沟通不到位，这也是富士康公司频繁出现员工罢工和跳楼事件的原因之一，其应加强与员工的沟通，满足员工合理、合法的要求，事实上，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双方应和谐共生。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文化是企业自身的价值及行为规范的统一。企业文化对组织的沟通方式有重大的影响，畅通无阻的沟通交流是优秀企业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和谐的企业文化可以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高效的沟通应该以双方的平等为基础，要让沟通变得开放、公正。首先，管理人员要具备开放的思想，积极接受别人的建议，注重沟通；领导在同下属员工进行沟通时，要放弃个人的偏见，要公平公正的评价，择优听取。其次，依靠合理、公平的公司规章制度，鼓励主动沟通。员工淤积太多负面情绪无法疏通，会导致其对企业失去信心，从而造成人才流失。 3 结 语 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能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求，增加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和组织内部的稳定性，减少人才流失，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员工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应致力于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总之，人力资源工作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以人为本是企业经营长盛不衰的秘诀。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摘 要：东西方管理思想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不断发展并完善成熟，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然而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对东方管理思想的学习比较模糊，本文从人本管理在东西方管理思想中的不同表现入手，探讨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不同。 关键词：人本管理；行为科学学派；儒学；融合创新 一、西方人本管理思想――以行为科学学派为代表 行为科学学派是在梅奥开创的人际关系学说发展起来以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把对于人本身的管理提升到了最高高度，从而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各种人本主义学派。 （一）行为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行为科学学派的创始人乔治・埃尔顿・梅奥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包括车间照明实验、继电器装配实验、大规模访谈计划等。以这些实验为基础，梅奥建立了人际关系学说，提出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实验中发现了人的动机与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了激励理论：双因素理论。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对于人们工作情况的影响最大：其一是保健因素，其二是激励因素。保健因素是人们最低需要达到的需求，只是一种保证，而激励因素才能鼓励人们朝更高的目标发展，使得自身有满意感。 道格拉斯・麦克里戈提出了X和Y理论：X理论指人性本坏，一般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尽可能逃避工作的特性；而Y理论相反，指人都是勤劳的，他们是否喜欢这一份工作取决于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惩罚还是奖励，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乐意于发挥自身的价值为这份工作而努力。 （二）行为科学学派的贡献 1、管理对象中心转变 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的管理对象是事情与物体，它强调的是生产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整个组织需要有一定的秩序等等，而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行为科学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是依靠人来完成，一切的组织目标都需要人才能得以实现。因而，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对象就是人本身及其行为。这样，管理者就可以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观察和激励，来实现对人及其行为的指导与控制，并通过管理人达到管理事与物的目的，从而实现管理的最终目标。 2、管理方法转变 由于管理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管理的方法也就随之而改变，由原来的机械管理，转变到更为人性化的管理。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是一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权力规定的管理理论，不重视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以及人在事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用。与此相反，行为科学则重视人的感情和工作动机的作用，所以在管理方法上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关注不同人的需求，以及用鼓励与引导的方式引起人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自身的潜力，这种方法显得更加人性化。 二、东方人本管理思想――以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为代表 东方管理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取西方管理文化之精华并与中华国情相联系，并融合世界各民族管理文化之精华的系统性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本文以中国作为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代表。 （一）中国古代儒家孔子人本管理思想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中“重民”、“贵民”、“惠民”等一系列思想都体现对人的关怀和重视，儒家管理思想以德治为核心，提出施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式。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非常全面而且深刻，他强调人的基础和核心作用，重视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 春秋中晚期，孔子对那时候的统治者提出，首先要爱人民，还要为民表率，兢兢业业，不避辛劳。孔子认为不仅要“爱人”，还需要重视选拔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 孔子特别主张用“礼”和“义”这些道德规范来协调统治者上下左右的关系，因此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是一种主张按照伦理原则进行管理的思想。孔子的管理思想中最优特征的内容是重视人的因素，擅长用教育手段来改善自身的素质与思想，人是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现代人本管理思想 中国的东方管理科学也称作“东学”，是由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派带领各地管理学人员对于东学的研究与探索。东方管理科学是以东西方管理思想为基础，融会贯通，并随着时展有所创新，在文化、哲学、人本、道德、方法五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东方管理科学相比于西方管理学，主要体现在五个字上：学、为、治、行、和。东方管理学包含了东方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将人视为管理的首要因素，围绕着满足人的需求，观察人的需求，以及调动人的积极性来开展管理工作；二是通过给人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提高人们的智力、磨练人们的意志，使得人们得以摆脱自然的束缚，达到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深层内涵。 三、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文化起源不同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探索。他们从古希腊神话笼罩与神权主宰的桎梏下，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等富有主体意识和挑战意义的人本宣言，第一次将人提升到不屈于神的地位。它对于在一个神权社会唤起“人权”意识，发起“人权”抗争，并最终赢得“人权”，特别是启迪后人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宇宙大观意识的确立和提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一种“赋予性”关怀与尊重，即基于主体的客观属性所应该获得的关怀与尊重，是“道本”义上的人本启蒙和奠基。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儒家人本的“本”意是立足于主题内部的力量，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关怀与重视，且其关怀与重视的动因也主要落脚在对于统治阶级统治秩序与利益的尊重和维护，而缺乏主体性的尊重与回馈。当时一些儒家学派所倡导与弘扬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官方认可”、“民间运作”的希望工程，但其实质上是为了达到笼络老百姓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因而，其人本价值主要停留在“力本”，最多也就是还存在“义本”的取向，没有上升到古希腊从人类的视角和宇宙万物的情怀审视人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 （二）人本思想的侧重点不同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注重以人的自然思考方式和逻辑为基础，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通过对人们思想上的教育与引导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个人的思想状态升华到一个高度上，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社会性比较重，偏重于感性，模糊化分析，是一种“软”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以效率、利润为出发点，用制度和流程等合理科学的方法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并且通过一定的管理模式、一定的制度流程来为人们提供自我发挥的环境与空间，以保障人们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科学性比较重，偏重于理性，定量化分析，是一种“硬”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国际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当今管理理论与时间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融合与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 摘 要：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东方管理哲学基于民本的哲学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学基于人本的哲学前提；东方管理哲学具有非系统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具有系统性；东方管理哲学偏向思辨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偏向实证性；东方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东方管理哲学体现出一种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学着重于制度管理。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哲学；差异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业化、系统性、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区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又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环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体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此外，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群体本位与工业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与系统性 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有管理哲学。事实上，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导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统，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飞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他将西方管理哲学主要划分成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验学派、社会系统学派、数学学派。西方管理哲学经过自然经济与“自然人”的管理哲学、工业经济与“经济人”的管理哲学、知识经济与“文化人”的管理哲学三个阶段，其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而完善，这也与他们系统而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性与实证性 东方的管理哲学与东方哲学一脉相承。哲学更注重思辨，通过思辨来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东方管理哲学更多的是哲学家通过“格物”以“致知”，然后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提出对应的方法论，通过这些方法论来引导各领域的管理实践活动。 西方的思维方式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严谨性，具有严格的推理、论证和较强的逻辑性，就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既严谨又细致。因此西方管理哲学更接近于管理科学，西方管理哲学本身就是从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更注重实证，通常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分析。而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通过对一些自发式的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从而得出管理活动中具有一般性的，即规律性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形成了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现代西方管理则看到了管理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越来越注重人的情绪、需要、价值等非理性因素的发挥。于是现代西方管理也看到了“软管理”的作用，注重管理的艺术性。但是这些改变仍然不能占据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部分，理性依然是其主流。 四、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 由于东方国家封建时期历史更为悠久，国家统领各个领域的现象更为普遍，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国家从宏观上掌控着各个方面的规范和管理。与之相对应，东方管理哲学则更重注宏观管理。在中国，人们关注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行为规范最开始是适用于管理实践的社会领域的问题，这些道德规范流传至今，就逐渐扩展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具体的管理领域。而且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关注人的精神，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因此关注的范围广而抽象。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此后，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大量学习外来经验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开展和国民意识的培养。尽管他们大量学习西方的管理哲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深受传统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国家，他们的管理特色仍然具有鲜明的宏观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在西方，国家对具体的领域掌控得没有东方社会那样严格，各个领域需要自行管理，于是为了适应各个领域的管理需要，一些针对具体领域的管理科学应运而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西方主要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发挥着更多的作用，“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于是，各经济组织便开始摩拳擦掌，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准备在自由的国家氛围中大显身手。另外，自然科学也较早地在西方得以发轫。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等特点”[2]，这种研究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如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范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情感管理和制度管理 东方管理哲学向来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的道德、情感等可以作为纽带，维系一个管理团队。“传统东方管理模式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是‘情、理、法的统一’”[3]。也就是说，东方的管理是以“情”作为纽带的中庸的管理模式。与这种管理模式相符合的代表就是日本企业的“7S”管理模式，即融合策略、结构、制度、人员、技巧、作风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管理模式。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思想，就代表一种将道德与经济相结合，用道德进行经济管理的思想”[4]。日本的企业管理在推行西方现代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同时，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一种柔性管理，而不是刚性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注重对管理对象的价值、情绪和需要的关照，在管理中注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以及对过错充满宽容。这种管理模式更注重管理中“软”的因素，如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价值观等。 而西方国家则更注重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竞争机制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其管理模式更是以“法”为重心，偏重理性管理。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3S”管理模式，即利用策略、结构和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的管理模式。 由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运用的是严谨的推理论证、逻辑论证、实证分析以及精确的数学计量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能运用于对人的复杂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和处理，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管理哲学中也缺乏对人的主观因素的考虑和关照。例如，早期的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原则就是用来决定完成一项工作最佳的、最科学的方法。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将理论重点着眼于工作任务本身，即“重事不重人”。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中表现出的那样，他把人所要从事的工作视为一种纯粹机械式的运动，从而忽略了人性。而其他，如“法国人法约尔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等，这几种西方早期管理思想都是以工作本身为侧重点，以经济效益为管理的目标，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来实现管理，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5]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了“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人是复杂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最为理想和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权益而变。莫尔斯和洛尔施所研究的“超Y理论”，也属于权变理论的观点，又被称为“组织行为中的人性理论”，它就将人性也列为管理中要考虑的因素，将“由自然需要质变而来的社会性需要”[6]考虑进来。这些理论为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努力。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融合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摘要：随着国际交流的逐渐加深，各国思想文化的不断碰撞，出现了东西管理的融合。本文简要介绍了东西方管理的融合及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融合现状，对我国的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管理文化 融合 文化价值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精神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在管理领域，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流逐渐增多，在碰撞融合中相互学习。 1 东西管理融合趋势及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 1.1 东西管理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必然性，经济发展是其根本动因，文化交流是其主要形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随着管理研究的推进不断得到发展。苏东水教授认为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方面：一是人本管理文化的回归；二是人德管理文化的回归；三是人为管理文化的回归；四是人和管理成为东西方的共识；最后是人道哲学的融合。 1.2 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在人事管理的融合上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2.1 “以人为本”总体人事思想的融合。在我国古代的用人思想中，以儒学为主流的诸子百家，对人本主义看的很重，在治国安邦、经商为官等领域，不断践行着这种思想。无数经典的历史故事，都演绎了深刻丰富的用人思想，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关怀和爱惜。在历史上的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合理性。如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墨子提出人与人之间能够“兼相爱，交相利”，说明人的本性相同；孟子从性本善出发，提出“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理论等。在政治层面上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所有这些都强调的是“以人为本”。 1.2.2 “选人”方面的融合。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在吸引人的方面孔子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要把人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有着主动性和无限开发潜力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器具。选人的方式一般通过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在西方管理的发展中也是由刚开始的把人看做简单的没有人格没有思想的生产工具，发展到现在提出人力资源的这个概念。在选拔人才上也是采用德才兼备，并考虑到性格与岗位的适合度等等因素。东西选人的标准和途径逐渐走上融合。 1.2.3 “用人”方面的融合。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古代强调的是知人善任，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善任。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此外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用人方面，西方的用人更是不拘一格，大胆提拔有能有绩之人，任其所长。西方的专业分类比中国还要细致，在用人方面强调专业对口，也强调授权管理的重要性，强调对人对下属的信任。 1.2.4 “育人”方面的融合。孔子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人才的培养既要开发才智，又要完善德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此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也就是强调终身教育。以前我国的教育比较关注的是理论知识的学习，偏重应试教育，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足。西方对人才的培养比较注重人的兴趣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强调终身教育，干中学。我国也借鉴西方的教育体制，重视实践教育及人才的兴趣及分层次培养。东西方“育人”方面渐渐趋向融合。 1.2.5 “留人”方面的融合。所谓的“留人”主要从企业激励人员，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责任感、荣誉感、归属感等等方面。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关于激励主要有：“所欲给之，所恶去之”的满足需要型激励；“赏有功，罚有罪”的行为改造型激励法；“交相利，兼相爱”的利、誉激励；“行其所想，致其所欲”的心理动力诱发型激励；“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心理调谐型激励；“改之所行，在顺民心”的疏导型激励；“有欲而后为”的诱导型激励等等。这与西方人事激励思想中的激励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如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奥尔德弗的ERG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等等，强调人的动机、人的需求及行为导向的强化激励。由最简单的需求激励到后来越来越复杂的激励思想，显示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个人对自我对社会的要求不断的变化的趋势，并逐渐走向融合。 2 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东西方的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的文化在融合中发展，但是现实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在发展进步中必然存在的问题。下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在目前管理融合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1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比较滞后。现阶段，绝大多数企业把人力仅仅视为一种资源，不承认人力资本的贡献就会使得企业内部失信状况严重，也就必然引起非理性的反抗，其结果必然导致高级人才的流失，而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蒙上阴影。此外主要表现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区。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全盘引进西方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制度。经验主义者认为西方的管理思想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不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执着于以往的家庭作坊式或者迷信个人的以往的经验。 2.2 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在我国中小型企业中，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严重不足。重利用、轻投入的培训模式使中小型企业倾向于直接利用“现成”的人力资源，不愿意、不舍得对人力资源进行时间和资金上进行培训投入。特别在家族企业中存在重血缘、轻外人的培训模式，家族血缘关系和信任心理，把培训的精力和资本花在自己人身上“肥水不流外人田”。 2.3 人力资源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中小企业员工对薪酬现状不满，难以有效激励他们积极地工作。此外，激励手段单一，忽略员工需求的多层次性，以物质激励代替一切；忽略高层次人才对精神激励和自身发展的需要，结果造成能人留不住。忽视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核心知识员工的激励。 2.4 价值文化建设滞后。企业的价值文化属于企业的软实力，但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价值文化，是企业整体的精神内涵，对企业的全体员工有着约束和激励作用。目前好多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实力较小，在企业价值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少，导致企业的价值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3 东西管理融合下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议 3.1 引导管理者转变观念，提高管理者的素质。道家认为，管理者“知不知”，即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是实现轻松管理的前提条件。德鲁克也说过：有效的管理者都知道一项决策不是从搜集事实开始，而是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企业管理者的观念的对管理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尊重人、尊重知识、尊重劳动。要重视知识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德鲁克先生也说过：组织中的每一位知识工作者必须是一位决策者，至少也得在决策过程中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智慧的角色和自主性的角色。 3.2 设计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提高引进人才的质量。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是保证引进人才质量的制度保障，所以企业要设计一整套科学的人才选拔、考核、引进流程，采用多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衡量每一个人的综合技能。做到发现适合的人才，引进实用的人才。 3.3 建立全面薪酬制度。全面薪酬主要由4部分组成，由核心至边缘依次为：薪资、福利、事业、环境。因为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东方，个人的需求出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激励的制度、考核的机制以及薪酬制度都要进行调整。首先应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金钱分配的内外部公平。该体系的建立不能一味的采用西方的量化的思想，中国讲求长远的眼光，潜力的发掘，所以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成绩要给以突出，优点要给以发扬，具体岗位指标要有所侧重。其次在福利上要建立弹性化或者是菜单式的福利模式，避免简单的一刀切。而且目前国家还准备对福利的收入进行征税，怎么才能真正提高员工的福利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次事业上确切来说是个人的发展上，要帮助员工建立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一方面按照我国传统的思想，尊重资历比较老的员工，一方面大胆采用有能力的青年员工。特别是针对一些专业人才，要建立多种途径的晋升渠道，弥补因管理岗位不足而带给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最后在环境上要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办公环境。对于在一些恶劣环境工作的员工要给以一定的补贴和关怀。 3.4 利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层次建设企业文化。顾文涛、李东红、王以华提出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其逻辑层次，它凝结了我国古代多家的管理思想。首先对基层员工管理的中心在于“法”字；对中层干部管理的中心在于“忠”字，忠于自己的信念。要使中层干部忠于上级，儒家用“德治”而法家则用“权治”；而高层领导团体管理的关键在于志同道合，管理的中心则是一个“道”字。具体在一个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有健全的制度，有一批有敬业精神、忠诚于企业的中层，还要有明智的、道德高尚的高层管理者。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人缘文化很突出，而且是强势文化。中国有句俗语称：做事的企业做不大、做人的企业做不小。企业就要利用我国现有的文化背景，去培养企业的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的话，企业文化的倡导就不会得到太多人的反对，在这个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再借鉴西方的一些科学化的管理方式，中西合用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4 结语 企业的发展，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高素质的人才，任何科学技术的创新、生产工艺的改进、管理制度的创新，都离不开专业人才。人才的培养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当提高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将其纳入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东西方优秀的管理文化加以融合，取长补短，兼收并蓄，逐步建立完整科学的人才文化价值体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扬我国的经典用人哲学，结合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在融合中不断创新发展。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理念在企业的冲突与融合 【摘 要】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关键词】冲突；融合；价值观念 1.东西方管理理念对比 1.1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理念 东方管理理念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管理理念体系之中。 东方管理理念：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东方管理理念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等。 东方管理理念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有性善的一面，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2）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理念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 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3）东方管理理念的现实意义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方面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对冲突的态度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中国特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组织冲突管理存在着其特有的问题。 1.2 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理念 （1）人性假设与科学管理 人性假设对于管理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涉及和措施的采取，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和理解为基础，可以说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管理。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泰勒、薛恩、波特、麦格雷戈等学者的人性假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这些人性假设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管理者采取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西方管理理念代表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采用“任务管理”的方法，制定恰当的工作定额，这一定额是通过精确的“时间―动作”研究而确定的，这是一种制度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热衷于追求管理的数字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即使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Y理论时期，或者以“文化人”假设为基础的超Y理论时期，这种制度化的、标准化的、定量化的方法论意识并未偏离，只是在此主流之外，西方开始重视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员工自我发展的价值、管理员工方法的差异性等作为辅线发展，而科学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理念的主流，也是西方核心的管理方法。 （2）西方管理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管理原创建立了一整套管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成为今天管理发展的基础。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 西方管理理念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管理。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 2.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措施 2.1 运用有效的沟通策略化解冲突 2.1.1 对不同价值观引发的冲突融合 加强沟通。最简单的策略就是通过与发生冲突的人聊天，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避免因为自己的价值观的差异产生不必要的偏见，使得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认识。 保持距离。这种策略是用于冲突双方实在是无法化解之间的矛盾，价值观的差异确实是无法消除，就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矛盾激化，不能将两个势不两立的人放在一块工作。 官方命令。这种策略往往是用于无法自己化解冲突，但又不得不需两个人之力来共同完成工作，这就需要管理者用强制的命令方式或权威来暂时缓冲双方的冲突，保证工作的继续进行。 2.1.2 如何化解由于沟通问题引发的冲突 和当事人直接沟通。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有利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因为如果管理者对每个冲突都要过问，这样的管理工作会很大，所以让员工自己解决是最好的也是最省事的方法。 培养沟通能力。其实很多情况下，冲突双方不是不愿意自己化解矛盾，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以至于事情越弄越糟糕，造成矛盾的停滞甚至激化，因此企业就要为员工开展必要的沟通能力的培训。 2.1.3 如何化解由于不同认识引发的冲突 换位思考。运用“同理心”，尝试着从别人的角度想想“如果我是她，我会怎么想”，这样会很容易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问题甚至是自己一直坚持的错误的观点。 尝试接受他人的看法。这个策略和上一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俗话说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自己放开胸怀，用公正的态度去接受别人正确的、好的看法，就会很容易化解双方的冲突。 2.1.4 如何化解由于个人主义引发的冲突 提倡员工的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作为管理者最不喜欢遇到个人色彩很强烈的员工，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团队为重，乐于奉献的员工，因而遇到个人主义型的员工，管理者一定要在组织内通过培训，培养与他人的合作并大力宣传奉献精神，让员工以和企业荣辱与共而自豪。如联想集团，其内部提倡的是一种亲情文化：平等，信任，欣赏，亲情。这种文化激励了多少联想人的忠诚和奉献，激荡了多少联想人的心，为了联想的成功，联想人愿意付出他们的青春、汗水、鲜血和生命。由此可见，赢得员工的献身精神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加强合适人员的选拔。如果一个团队里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冲突，那么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设计好相应的甄选程序，严格把关以保证所甄选的人才是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以避免那些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进入企业。 2.2 立足本土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西方经营管理造就了另一种文明，它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我们自己的优劣。但是不学习古代文化，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根；不学习西方智慧我们就不能真正进入现代化。西方管理随着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理论体系的完整、思维严密、逻辑性之强，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经营管理成果已深入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西方经营管理的科学成果，对于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有着非常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中国企业向西方学习，要学习西方经营管理的内在精神，其内在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探索，创新，怀疑，实证，理性，独立，造就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然而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相比较而言，西方管理的内在精神偏于科学，而缺少艺术；中国式管理则更偏向于艺术，而缺少科学。 2.3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 企业依法制订规章制度是企业内部“立法”，是企业规范运作和行使用人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行使好法律赋予的这一权利，聪明的企业都看到了这一点。 成功的企业制度，其效果是使企业运作平稳、流畅、高效，并可基本上防患于未然，使企业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不战时则也可使企业尽作有准备之战，胜券在握。由制度规范程序，在程序中建立体制，在体制中形成习惯，这便是一个企业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结果。 西方文化则以制度为基础，企业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公司应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改革分配办法，建立合理的工资、奖金等物质分配机制，使员工的精力集中到努力工作、提高工作业绩上来。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探索建立股权、股票增值权等长效激励机制，以达到稳定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的目的。 在分配物质利益的同时，合理运用精神分配模式。精神分配是针对员工心理上的行为动机而进行的工作，虽然精神分配表现是隐性的，但却是企业管理者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工作热情持久性的有效方式。 要尊重员工。这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分配方式。企业领导者要尊重各级员工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尤其要尊重普通员工。尊重是加速员工自信力爆发的催化剂，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的和谐，有助于企业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形成。 2.4 树立冲突管理的权变思想 西方近20年来管理理念的新发展，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在管理中要重视人的作用。在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中，无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还是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知识型组织等理念都高度强调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西方管理又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因为人毕竟是管理的关键，而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的利益服务。这与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相吻合的。 （2）在管理中极为重视文化的作用。无论从西方比较管理研究，还是从企业文化研究都可以看出，西方最新的管理理念极为重视管理文化对管理的巨大影响。根植于企业文化的软约束在管理中作用并不比来自企业制度的硬约束小。企业文化往往成为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并使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从更大的层面看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长期形成的文化对管理的影响。西方在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中认识到东方古老的儒家思想在企业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在管理中更加重视文化的融合。正是基于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西方最新管理理念中出现了重视文化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更为突出。东方管理文化对西方管理学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彼得・圣吉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就深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我们也可以得出新世纪是“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世纪”的结论。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新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流。 2.5 进行有效的组织沟通 信息经济与信息化企业、组织的运行和管理，其关键是信息采集、掌握与信息加工处理。而信息采集、掌握与处理，都必须以信息交流即沟通为前提、手段和内容。信息的采集、传送、整理、交换，无一不是沟通的过程。沟通交换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各种信息，交换和传播了知识、思想、意见、想法和科技，从而使团队合作、组织协调、目标完成、资源优化组合、组织文化形成、发展、企业战略制定等等企业组织功能得以实现。而且由于沟通加强了企业、组织对所有能利用的各种资源的组合和优势配置，从而使相同的资源得以发挥出更高的效率、效能和效益。 相应的，在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现代信息社会，企业管理的本质和核心是沟通，管理的难度和难题也就是沟通的难度和问题。许多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由于沟通的不足和失误，普遍地存在管理沟通的问题，因而使企业有限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无法实现最佳配置，不仅产生不了合力，反而互相牵制，严重影响企业日常正常运行和发展前景。沟通的问题现在变得如此的多样和突出，以致在现代信息化企业，离开沟通我们甚至无法谈论管理。 如果能从企业管理学专业的角度来深入分析，我们对管理沟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理解会更加清晰。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曾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而笔者认为，管理与决策还不止于此：管理不仅是决策，而且还是沟通，决策也是沟通。 作者简介：白（1976―），男，现供职于宁夏西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浅析东西方班级管理差异 【摘 要】本文以东西方班级管理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当代班级管理改革共同理念作为研究目的。本文通过对班级管理的概念和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且尝试结合当今新课改的趋势的分析来探索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然而东西方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具体的班级管理模式，本文仅通过对西方的美国的班级管理与中国的班级管理特点作对比来研究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差异。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涉及的基础理论，通过对班级管理的理论研究，认识到不同班级管理理念的观点与发展现状；第二部分是在前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针对分析，对东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进行对比，认识东西方不同班级管理的特点，并且从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中寻求共同的特点探寻东西方教育改革追求的共同教育理念。 【关键词】特点；差异；东西方；班级管理 一、班级管理的概念 班级管理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采用一定的手段措施，带领全班学生，对班级的教育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动态组织活动过程。班级管理在广大教育者和教育家的实践下逐渐发展为四种比较成熟的模式。第一种是常规管理，既通过设定和执行规章制度来指导和组织学生完成班级各项工作，该模式能使得班级工作井然有序地运行；第二种是以班主任核心的班主任管理模式，即班主任带领全班学生领导、组织和实施班级各项工作，管理又可根据民主程度具体分为目标模式和平行管理模式；第三种是民主管理模式，班级活动由集体来决定和承担责任，每个学生都可参与班级管理的模式。在东方盛行班主任管理模式，在西方则盛行民主管理模式。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利弊。 二、东西方班级管理特点的对比 （一）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班主任负责制最早源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传入我国并得到了大规模推广并延续至今。班主任负责制中，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核心，在班级工作的决策与实施中起主导作用。由于班主任在组织和实施班级工作中具有权威，因此该模式能高效地发挥班主任的教学协调、强化常规管理、德育学生等功能，班主任也因此成为了学校教育的枢纽，沟通师生情感，联接科任教师以及家庭、社会、学校等各种教育力量，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和学校的教育质量。班主任制初期对教育有明显的积极作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班主任管理模式也出现一系列弊病，与教育民主化改革冲突问题最为突出。不同的教育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有认为应加强班主任地位的“强化”说，取消班主任职能的“取消”说，二者都遭到了学校与家长的一致反对，而目前教改提倡的弱化班主任职能的“弱化”说也建立在以班主任为中心的前提上的。因此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是东方教育班级管理中最显著的特点。 第二，管理方法以专断式管理为主。中国的班主任负责制确定了班主任的权威。班主任单方面主导着班级教学和德育工作，是主要的决策领导者与实施者，班主任凭借个人的经验判断进行班级决策，班干部和学生则从上到下服从执行决策。班主任通过专断式管理可以很好地把教学任务和班级工作的意志贯彻给班级，并使其能但得到有效实施，使班级工作能得到有序而高效地完成。但是专断式管理也面临着班主任工作负担过重，班干部职能被弱化，班级决策缺乏科学性，师生信息缺乏有效互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主动性不高等问题。 第三，管理目标为应试成绩服务。东方大部分国家教育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缺乏，因此不得不实行精英化教育和应试教育。以中国为例，教师工作业绩取决于学生的分数和排名。 因此，班主任在安排班级工作中，将资源倾向课堂教学和考试学习，而忽略了学生多样性的需求。例如，班主任更愿意学生将更多的课后时间分配在学习和考试上；更愿意挤用音乐、美术等课程时间来为语数外等应试科目服务。因此，东方教育的应试教育特别发达，学生的基础知识也比较扎实。不过由于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应试成绩服务的管理也面临着学生综合素质不断下降等问题。 （二）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学生为主体。美国实行的班级管理体制是“走班制”。走班制是指学科教师和教室固定，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兴趣意愿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层次班级上课的班级管理制度。不同层次的班级的教学难度和内容都不同。“走班制”也被推广到了各种学习生活中，诸如自主管理、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等课程中。走班制与班主任责任制完全不同，没有一个确定的老师来负责学生的平时的学习和班级工作，而是由学生自己来选择、比较和决策自己的学习成长方案，由自己独立实施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管理中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但是走班制也面临着学生在自我管理过程中缺乏自我认识而导致管理盲目性等问题。 第二，管理方法以民主式管理为主。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中学生是根据兴趣爱好来选课学习，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谁来担任他的授课老师，使得师生之间有了双向选择的机会，保障了师生之间的平等性；自由的选择也使得任课老师变动性很大，因此无法确定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老师来管理学生，师生之间消除了权威的阴影而具有了平等对话的空间。这种民主式管理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与自信，广受学生欢迎。然而民主式管理也使得教学内容无法得到高效贯彻，学生学习兴趣的频繁变化导致学习的不稳定性。 第三，管理目标为发展学生个性服务。走班制充分保障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听自己感兴趣和合适的课程，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多样性学习需求，避免学生能力同质化情况发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提高。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激烈竞争，美国的走班制教育模式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相对于亚裔等东方学生弱的现状也让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呼吁改革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 （三）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 东西方教育虽然班级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理念的交流却有力地推动了班级管理改革的发展。随着新课改如火如荼的发展，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改革也在尝试着新的突破。以中国的班级管理改革为例，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尝试通过班级教育小组负责制来替换班主任负责制，小组由班主任、任课老师、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集中负责各项班级工作，试图贯彻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注重学生主体性等典型的西方的班级管理的某些观念；同时美国面对其教育体制下的学生的基础能力和知识不断被弱化的情况，不得不硬性加大了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时比例，限制和削弱了走班制的学生的自由选择的权力，保障学生学习知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西方教育也坚持严格的学年与年级制，并没有放弃应试教育方面的选拔。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却在如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断地相互学习、交流融合，取长补短，推动自身的班级管理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教育的共同发展。 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面对越来越多共同的教育问题，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也越来越多。西方教育过度注重学生的个性的发展的走班制管理模式，客观上弱化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学习，不得不参考东方教育的教师主导教学工作的班级管理模式，硬性强化学生的基础学科的学习；而东方的班主任负责制的班级管理模式在面对市场经济要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与民主化管理实际时，尝试着引进西方的以学生为主的班级管理理念来推动教育改革。因此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只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才能共同推动当代教育改革。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以Z公司为例谈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摘要：加入WTO后，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和冲击，东西方在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势必给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特定的企业为例，分析东西方企业人才管理观念的差异，力求构建合理和谐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便为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东西方；差异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自然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逐步下降，而人才资源的作用正在不断上升。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速了各国对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的需求。综观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科技、国防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跨入WTO的大门不断深入，势必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大举进入极具吸引力的中国市场，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对企业也会产生诸多方面的巨大冲击。企业的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当然也不能例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底蕴及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使得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入世以后国际化竞争的影响使得企业人才争夺战此起彼伏，人们称之为没有硝烟，没有战争宣言的战争。如何建立规范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如何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对企业提出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本文将以地处山东省的Z公司这一有代表性的制造类高新技术企业为典型，共同探讨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一、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民族间文化的巨大差异。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而使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有许多显著区别。 任何企业，无论东方西方，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想方设法赢得人才。基于这样的前提，东西方企业都通过种种方法吸引和挽留人才，但核心理念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从西方企业来看，主要是许以优厚的待遇，通过对个人的尊重、生活的改善等人性思维来吸引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路。而东方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强调以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来激励员工，吸引人才，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远，这在国有资产重组成立的Z公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在有的情况下，权利本位较浓厚。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尽管Z公司已实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高层领导有很多是国资委直接派员，因而，对于Z公司来讲改革工作还任重道远。 二、人才选择方面的差异 每一个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不断招聘人才，为自己企业输送新的血液，但在人才选择标准上东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异。在选人方面，西方企业注重选取最好的人才，并且有一整套严谨的招聘程序，比如宝洁公司，在人员招聘时，要通过面试、笔试、心理测试的严格的程序后，才能成为公司的员工，力求在应聘者中挑选个人能力最强的人加入公司，注重人才的创造性，张扬个性。而东方企业虽然也希望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但多以品质德行排在第一位，不是一味追求最优秀的人才，不追求个人的突出能力，而是强调合适即可，希望获得适合于企业的能满足工作要求的人才。以Z公司为例，该公司在招聘时便提出：我不要求你最好，我只要求你好，适应公司节奏，懂得精诚合作，演奏和谐音符即可。 三、在用人方面的差异 东西方企业都希望在用人时发挥人才优势，达到人尽其才的理想状态。然而，西方企业在用人时以才为主，突出“个人英雄文化”，强调英雄个人的作用。对于高级的管理人才往往从外部直接招聘，等级观念不是很强，敢于提拔低层的年轻人，并且在员工的培训上，教多的依靠外部力量，与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培养适合公司所需的各类人才，重视管理者的培养。东方企业强调集体主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尤其对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求更严格。领导阶层多是从低层干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老员工，等级观念比较强，为了追求集体和谐可以适当牺牲个人才能的要求，小我要服从于大我。多注重培养技术人员的技能，往往忽视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在这些方面，Z公司体现的尤其突出，公司的中高层技术领导大部分是从一线车间干起的普通员工逐步成长起来的。并且对于管理人员的培训也是从近几年才开始，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是公司培训的重点，他们先后与山东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签定了培训计划。尽管如此，Z公司还是以技术人员的内部培训为主，较少的依靠外部力量。 从以上的简单比较可见，东西方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到底谁优谁劣，不可以“一刀切”。客观的讲，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没有世界最佳，只有企业本身最合适。随着经济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理念和国外理念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全面地研究企业中的中西方观念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使不同的文化观念达到最佳的结合，双方势必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发挥其最大优势。 对于Z公司而言，要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西方观念与公司内的文化、制度等观念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势必给其各个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整合企业文化，加强沟通，建立共同价值观念，积极进行跨文化沟通与培训，要认清现实，把握机遇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试论东西方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差异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国家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摘要】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但是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都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发展逻辑，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逐渐走向融合和创新。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管理思想；融合；创新；发展逻辑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摘要］ 大学生双创教育是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将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方向。大学生双创能力的提升，不但需要专门的双创课程学习和实践锻炼，更需要扎实的通识教育基础。然而，从通识教育的视角来看，当前我国高校双创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从教育理念、教学师资、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等方面加强双创教育，从而全面提高双创教育质量。 ［关键词］ 通识教育；双创教育；深度融合；人才培养 １９８９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面向２１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从这一时间起，双创教育被誉为“第三本教育护照”逐渐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进入２１世纪，我国更加重视大学生双创教育，教育部先后启动了“大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大学生双创计划训练”等项目。在双创教育发端与勃兴的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探索通识教育新模式。１９９８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从此通识教育得到各级各类教育部门的重视。在教育部的推动下，复旦大学在全国较早全面实施通识教育。之后，国内高校纷纷仿效，通识教育已成为大多数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是通识教育与双创教育共同的培养目标 （一）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本身即是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通识教育是东西方文化演化的产物，其源头在中国可溯至先秦儒家及诸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在西方则溯至希腊的自由教育，它反映了人类文明传承的普遍要求。在中国教育史上，先秦时期，中国创立“辟雍”“泮宫”等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及私学，形成以中华“元典”为载体，以官学、私学为媒介的通识教育传统；儒家的“通识”教育观，以培养“君子”人格为目标，注重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通才。在西方教育史上，古希腊文化的“自由教育”传统，是当今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源头。公元前８世纪问世的《荷马史诗》，成为欧美通识课程的最早经典。“自由教育”一词，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为后世所继承，不同时代赋予不同的具体含义。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儒学教育，还是西方历史上的自由教育，由于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属性，虽然只能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才能得到恰当而充分的解释，但是均具有朴素的通识教育观，均是理性的文化批判产物，它们构成了当今东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历史渊源。现代意义的通识教育产生于理性化、专业分化，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创新之举，《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是从理念到实践系统论述美国通识教育的经典文献。该书指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在于培养年轻人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辨别价值的能力。可见，培养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是西方通识教育的核心培养目标。在我国，现代意义的通识教育是一个英译舶来词。通识教育的概念被引入中国后，相关研究人员从性质、目的、内容等层面对它通识教育做出了阐释和说明。通过历史知识的教育，让学会用历史的眼光分析现代社会现象；通过研读文学作品，让学生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通过自然知识的学习，让学生学会从科学的角度认识自己生活世界。可见，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认可通识教育实际上是培养大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思辨能力。 （二）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是双创教育的核心 关于双创的培养目标，长期从事双创教育研究的雷家骕教授认为：“从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的关系看，二者的目标取向是一致的，都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陈希认为：“双创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引导高等学校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转变，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可以说，双创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一诊断在教育界达成了共识。创新能力的核心是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是认识主体的一种独立怀疑精神、自觉反思精神和勇于创新精神的集合体，是大学生双创能力的内在驱动力。但是，科学的批判精神是基于智慧的理性思维。马克思指出：“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而是激情的头脑。”即马克思主义观的批判精神强调了批判对理性的依赖性，主张批判是理性与激情相统一的创造过程。因此，大学生双创教育的实质也是通过培养大学生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以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从而使大学生较好地实现创新与创业。 二、通识教育视角下的我国大学生双创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大学生双创教育现状 已形成良好的双创外部环境。国家和政府高度关注双创教育，从１９９８年清华大学成功举办第一次大学生双创计划大赛至今，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双创教育的相关政策。主要文件有２００２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双创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教办〔２０１０〕３号）、２０１２年出台了《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教高厅〔２０１２〕４号）、２０１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一起出台的《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人社部发〔２０１４〕３８号）等，开启了我国政府支持双创教育的时代，为双创教育的推进与发展提供了保障，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便利。２０１５年５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双创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健全双创教育课程体系，强化双创实践等，为双创提供指导意见和建议。创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自下而上的特征，经历了由实践摸索到理论总结，最后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引导推动的过程。已形成三种双创教育模式。１９９８年至今，我国双创教育经历了十几年的摸爬滚打，双创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已形成三种双创教育模式。第一种模式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双创教育为代表，提倡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结合起来进行双创教育，主要强调提高大学生双创教育意识和完善大学生双创知识构建，以提高大学生双创的综合能力。第二种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浙江大学为典型代表，提倡双创知识、技能培养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此类模式认为双创基本素养的提升是帮助学生发展个人能力迅速成长的良好途径，并通过与社会实践结合方式指导学生如何在社会中站稳脚步。第三种模式在既强调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又为学生提供创业资金和技术服务，这种模式提倡学生在实战环节中学习并培养双创基本素质，此模式以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 （二）大学生双创教育存在的问题 １．双创建立在专业教育基础上而非建立在通识教育基础上 当前，许多高校将双创教育视为是对现有专业教育的延伸与补充，将双创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和专业实践教学之中，强化专业教育与双创教育的融合，拓宽了学生的专业素养与发展潜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缺乏通识教育的双创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最多只能称得上“工匠”或“生意人”，难以发展为“科学家”和“企业家”。因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着本质的差别，专业教育强调技术或技能，而通识教育首先看重的人，重在人的自我完善。人的自我完善是通过不断的理性的自我批判而实现。双创通识教育不但需要专门的双创课程学习和实践锻炼，更需要扎实的通识教育基础。大学生通过学习双创领域大家感兴趣的、共同的文化知识及思维习惯，掌握双创的历史规律，形成自己对双创的独特性理解，养成双创应有的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破除仅接受专业教育造成的狭隘视野，以更宽广的视野面对双创过程中的各种难题。 ２．速成式、就业式和精英式的双创教育观与通识教育观相悖 当前高校普遍存在功利性双创教育观念，一方面认为双创教育就是培养企业家的教育，把双创教育当成是企业家速成教育，忽略了双创教育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双创精神和双创意识以及能力培养，忽略了双创教育对大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另一方面认为双创教育是就业教育，把双创教育视为提高学生就业机会、提高学生就业率的教育，把双创教育等同于就业教育，忽视了双创教育的教育意义。在这种速成式、就业式的双创教育观指引下，很多高校将双创课程设置在大学后半段特别是集中在大四时段，与通识教育要求在大学整个阶段都要开展相关教育的理念不符。同时，在就业式的双创教育观指引下，很多高校更注重就业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双创能力的培养，而就业能力强并不必然双创能力强。此外，很多教育管理者认为双创教育是针对少数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与指导，是针对有创业意向的同学开展的，不能真正理解双创对人才素质培养价值，不能将双创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大学生对双创教育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大多数学生认为双创教育应针对有意创业的学生进行，主要对他们进行创业项目、创业流程、创业注意事项等教育。这种精英式双创教育观必然摈弃通识教育观对全体大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导致学生综合素质不高。 ３．具有实际经验能运用理性批判思维指导双创教育的师资队伍缺乏 教师是教育的三要素之一，对教育具有重要影响。通过文献了解，国外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较为完备，主要由具有丰富创业经验的教师、成功人士、创业家、政府官员等组成，他们熟悉创业的整个流程，参与过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了解企业成长的特点和运营规律，能运用理性的批判思维指导双创教育。在国内，高校双创师资队伍参差不齐，整体水平不高。目前，高校双创的组成人员多由一些学术专家、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就业部门指导教师等组成，鲜有具有创业经历教师和创业成功人士参与。这部分人一般都参加过创业教育的相关培训，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但实践经验较为缺乏，所以在开展双创教育过程中既不能生动贴近讲述创业的流程、操作方式以及注意事项等，也没有较强的说服力来引导学生双创。很多担任创业课程或创业培训的教师仍习惯于理论教学，照本宣科，采用“灌输式”“说教式”教学方式，片面讲解双创的理论知识，对于双创实践较少甚至不讲授。这种双创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创新思维缺乏，创新能力不强，不能充分发挥双创教育对我国教育的作用和意义。 ４．双创教育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创新不足 大学精神的创造性体现在大学的各个方面。然而目前的大学双创教育不能贯彻通识教育蕴含的创新思维，在教学模式上缺乏创新，认识不到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对双创教育的重要性。双创教育既包括理论教育，也必须含有实践活动，是一种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教育形态。当前，我国高校双创教育停留在片面的知识传授上，双创教育的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不成熟。一方面表现在未将双创教育与高校的项目研究相结合，高校双创教育仅停留在双创理论教学上，成为无源之水，致使高校学生双创成功率不高。另一方面，高校双创教育没有稳定的实践教学平台，学校缺乏与企业联系与合作，导致在双创教育过程中缺乏企业对学生双创进行指导，学生也不能直接进入企业对企业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双创教育成业无本之木。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双创教育只是引入了一些课程，进行了一些零散的双创竞赛活动以及个别学生进行了一些自发双创，存在严重的实践瓶颈，导致双创教育发展受阻。 三、通识教育对大学生双创能力培养的路径探索 （一）好理念：以通识教育理念开展大学生双创教育 双创教育是新时代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具体要求，是以培养学生“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的创新教育。双创教育是要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进取精神、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业能力等素养综合性人才；双创教育是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三全育人”的一种素质教育。高校应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与引导，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双创素养。一方面，通过通识教育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等。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发展的主力军，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善于用理性的批判思维去思考双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才能满足未来双创的需要，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识教育正是通过非正规教育形式让全面提升自己，让学生在丰富的教育形式中学习专业知识以外的知识与技能，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双创素养。另一方面，通过通识教育提高学生的抗压能力。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大背景下，双创失败将成为常态，因此，大学生抗压能力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在大学除专业教育外，还应加强学生的双创通识教育，通过研读双创成功和失败经典案例，提高学生抗压能力。 （二）好老师：打造高素质双创教育师资 师资队伍是大学双创教育的关键，直接影响双创教育的开展。双创教育的特点决定了教师既要有丰富的双创教育理论知识，又要具有一定的创业实践经验，才能学会运用理性的批判思维去解决遇到的难题。双创教师应积极开展双创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参加双创教育培训，加强教学经验交流，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把双创教育融入通识教育中，提高双创教育的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同时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特别是校友资源，聘请社会上的双创成功人士担任兼职双创教师，在学校为学生开设双创课程、讲座、培训等，并为专职双创教师进行培训，为专职教师搭建实训平台，从而构建理论与实践、专职和兼职互补的高素质双创教育师资队伍。高校只有具备充足的高素质双创教育师资，才能够从通识教育的视角开展双创教育，才能够从大一开始即给予全体学生贯穿整个大学阶段的双创教育。 （三）好课程：加强双创教育课程改革 双创课程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包括学科课程、活动课程以及社会实践。目前，我国双创教育以活动课程为主，主要有比赛、竞赛、社团活动等，对学生的双创教育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进行双创教育过程中学科课程和社会实践活动较为零散，未能对学生双创进行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学科课程、活动课程还是社会实践均不应局限于知识的灌输，还应包括品格的塑造，强调理性的批判思维的熏陶和养成等，最终实现“全人教育”的目标。首先，利用学科课程，加强学生的双创教育。双创教育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需要从跨学科通识教育的视角进行课程体系的设计。双创教育的课程体系设计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合理安排双创相关课程，让学生在不同年级有针对性的学习双创相关知识。大一进行双创课程体验教育，让学生初步了解双创的内涵，提高双创意识；大二进行加速双创课程教学，让学生全面深入了解创业的全过程，激发学生的创业兴趣；大三进行双创过程的具体教学如企业融资、创业计划、家庭管理机制、风险资本和增值资本等，让学生深入理解企业的运作；大四对学生进行双创的实操训练教学如公司创业、创业实战案例研究、创业者营销、战略及结构等，让学生了解创业动作的全过程。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如何将双创的理念有效融入专业教学体系之中，使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融入专业教学中，这样有利于学生在专业的基础上提高双创能力。其次，继续将活动课程作为双创教育的重要阵地。活动课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大学生普遍热衷于活动课程，在大学生双创教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继续依托现已开展的“互联网＋”“挑战杯”等大学生双创竞赛、各种创业计划大赛、职业规划设计大赛等品牌活动，开展创业之星评选、创业训练营等双创活动，扩大各类创业活动的参与面，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竞赛活动，丰富大学生的双创体验，提高学生双创意识及能力。再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强双创实践教学。双创教育的实践教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让学生走出去，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实践。通过见习、实习等方式让学生深入社会、企业，全面了解企业的运作及程序，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业技能，为以年的创业做好准备。另一方面请企业成功人士走进学校，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双创教育。学校可以邀请成功校友、成功企业家到学校为学生举办讲座，让学生了解成功人士的创业经历、创业过程，以及创业的困难，让学生对创业过程中需要的创新个性品质、创业核心能力有一定的了解。 （四）好模式：加强双创产学研合作模式探索 双创教育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个系统工程。高校应将双创教学和科学研究有机融合，并带动企业，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有效双创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一是加强高校创业孵化基地建设。一方面将高校双创教育与科研项目结合，提高创业的科技水平以及成功率，另一方面将双创教育与企业相结合，充分发挥企业在高校双创教育中的作用，提供技术层面的指导以及场地、资金方面的支持。二是积极推进大学科技园建设。对于学校和企业，大学科技园建设是一种互动互利式的关系。一方面企业从大学科技园得到最新的科研成果，从而使企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学校得到企业支持，科研项目能更快更好完成，双创教育也能在企业的指导下更好地开展。高校可以和企业签订长期的合作计划，不仅能鼓励学校内部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商业化，而且还为企业提供不同等级和层次的教育培训服务，帮助传播最新科研成果以及培养高等技术型人才，同时企业通过大量成功与失败案例作为教案，贯穿着谋略、技巧与方法，从操作层面为学生双创教育提供指导，充分发挥大学科技园连接高校与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三是建立产学研网络平台。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学习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学研网络平台对于双创产学研平台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产学研信息发布，使合作双方能及时了解信息。其次，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在线项目洽谈和对接，并对产学研合作项目进行跟踪、协调、推动等，推进产学研合作项目的开展。最后，通过平台，利用文字或视频发布科技成果、企业技术难题与需求、科研最新进展等，为技术需求方、成果提供方在线获取信息，促进科技资源合理配置。总之，网络平台有效改善产学研合作中信息不对称、流通不畅等问题，对于产学研平台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企业以及高校应共同建立产学研网络平台，采取有效的运作机制，健全网络平台的功能，从而使产学研合作网络平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李小霞 单位: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当下，可以发现民族体育的生活地位在稳步提升，日益成为人类健康生活的追求。中华民族体育始终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从民族体育与其他社会文化相辅相成、甚至相濡以沫的现象中得到很好地证实，如中华武术，分明是儒释道、中医、兵学、伦理、宗法等等文化高度融合的结晶。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文化最寻常的事项中，便会发现中华民族体育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文化地位是由其生活地位所决定的，尤其是在众多族群、民族聚集地区，民族体育是民众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活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来自于国际大环境，也来自于本土的自身小系统。试看，你的生活中是否拥有民族体育的影子？是否能够保障中华民族体育原有的生活地位？这不仅关乎民族体育的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也关系到民众生活质量的问题，关系到民族体育的文化地位。本研究通过文化模仿、文化失忆、文化反弹等民族体育在维护自身利益历程的分析，发现中华民族体育虽然在各种压力下，出现了边缘化的倾向，但是在生活中的地位却实实在在地稳步提升。 1中 华民族体育的文化模仿 进入近现代，人们看到中华民族的民族体育文化从器物、制度、意识层面都在全方位地模仿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奥运争光战略就是一个典型的体育文化西化案例，中国学校体育就是一个西方教育模式的东方翻版，中国的社会体育就是一个西方生活模式的载体。中国的体育管理机构层级虽有中国特色，然难以掩饰西方的契约化科层管理模式印迹，制度体系则围绕竞技体育而设立。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中华民族体育难以独善其身，出现了西化的种种迹象，突出地表现为民族运动会内容本土化，形式西方化。出现文化模仿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民族体育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严格地说总体上并不高，民族体育始终没有引起国人的真正高度认可，历史上专门从事民族体育的人群多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下九流，进入社会上层的内容较少，被推崇为优雅文化的内容更少。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文人雅士多追求“琴棋书画”的综合技能和人生境界，却很少刻意追求达到“文武双全”的人格目标。因此，中华民族体育大多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从正式的记载中看到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原因主要是由于历朝历代武将打江山，文人则统治天下。文人对类属“武”的文化现象重视程度不够，甚至存在严重的蔑视倾向，对民族体育没有很好地弘扬，因此在正史历书等文献典籍中很少提及民族体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族体育的社会地位。不过，民族体育文化不是简单的非物质文化，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物质文化，因为肢体活动本身依托的有机体是物质构成的，它所承载的文化就应该归属于物质文化。同时，民族体育还包含着众多的器材、场地、服装、设备、建筑等实实在在的物质文化。正是由于具有物质文化的特征，民族体育文化不会由于文字记载的程度而受到制约和影响，它客观地存在于现实之中，更多地被人们记录在有机体的“肌肉”之中，记录在每一种身体行为内容和形式之中。在对文化识别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这一点。对于民族体育文化现象的社会地位，更应从民众实际生活方式中的份额、频度来判断。民族体育始终没有离开国人的生活，特别是当下，民族体育起码是中老年人的生活组成部分之一。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民族体育实施文化模仿，其根本原因是民族体育自信地认为，通过文化模仿，可以有效调动内在的优质基因，激发其活力，发挥其效益，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另外，民族体育也是迫于生存和发展压力，不得以地进行文化模仿，这种文化模仿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体育自身的时代化发展提供了参照的模式和具体途径。特别是，西方体育文化中的竞技化，为民族体育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可以有效地解决民族体育传承中客观存在、不可忽视的身体体验、身体认知和身体创造核心问题。 2中华民族体育的文化失忆 民族体育文化是一种文化记忆载体。有学者这样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此言甚为精辟。我们可以从中国人价值取向中体悟到传统文化对国人的深刻影响，通过人际关系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宗法制文化巨大的惯性。如果说这些东西都很缥缈，那么，我们可以从建筑上清晰地看到中国建筑的中庸、平和，从中国的民族体育项目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内外兼修的品格。记忆是人类，乃至生物界的基本属性之一。人类的记忆是高于其他生物的一种智能，这种智能在不断积累过程中创造了文化，推进了文明进程。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类文化记忆，因为文化的发展需要传承。我们有理由认为，民族体育是体育文化的记忆载体。民族体育是传统文化在特殊环境中塑造出来的文化，传统文化给民族体育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这些记忆的共同作用使中华民族体育不同于其他民族体育，成为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的文化景观，构成了特色鲜明的东方体育文化形态。现代化建筑充斥中国大地，使中国特色城市景观失色，使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失忆，那么全民皆习西方竞技体育，则是中华民族体育的文化失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记忆不仅是对一个民族历史的认识，更是一个民族、个体对自身身份确认的象征形式。可是，十分遗憾的是现今有部分人不仅失去了民族文化记忆，更主要的是失去了民族的身份。由于体育现象较少外延色彩，因此人们不易意识到民族传统体育在人们生活方式中的淡出、远离会对国家和民族产生什么样的危害。民族体育的部分内容已经部分或全部失去了其原本的特质，披挂着与现代体育接轨后的民族体育的躯壳，奋力地重新寻找着自己的时空定位。这种已经失去记忆和身份的文化，在全球化的文化中难觅立足之地。“武术现代化的异化”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戴国斌认为武术现代化的异化是指在现代化语境中，现代武术消退了它原本民族的特质，使武术的现展异化，西方体育价值的“反客为主”和“价值偷换”。文化失忆是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文化失忆则是扬弃本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文化事项的一种方式，或是一个有选择的意识过程，只有对本土文化敢于扬弃，才能做到创新，正所谓不破不立也。当然，文化失忆必须是短暂的，如果长期处于一种失忆状态，最终可能会导致彻底的失忆，那将是一种文化资源的巨大损失。我们从西方民族体育传入中国的百年历史来看，百年西方民族体育与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积累时间差，中华民族体育绝不会如此脆弱地让位于仅仅在华夏大地上繁衍百年历史的西方体育文化。可以清晰地看出漫长的文明史，博大的文化圈锻造了中华民族体育顽强的生命力，使中华民族体育在经历反复的文化冲击后依然保持着本色不改，尤其在现代及其广泛、强烈的强势体育文化的冲击中，中华民族体育并未消亡，它依然广泛地生存于中华大地，并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广泛地传播着。因此，中华民族体育的生活地位不是降低了，而是在不断拓展，日渐成为人们健康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中华民族体育的文化反弹 应该看到，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文化沉寂后，其后必须是一个文化的反弹。文化反弹是某种文化受到异质文化强烈影响之后，本土文化潜在元素被激活，文化放弃了自卑倾向，重新认识自己，甚至出现过高的、激昂地认识自身文化的能力倾向，通过自我评价，客观地对比交流双方的文化，产生文化自信的过程。文化反弹也是文化交融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互动双方来讲，文化反弹主要体现在弱势文化一方，因为一定时段受到强势文化的制约、压制，本土文化没有了话语权，丧失了一切可以自我发展的空间，被聚合的能量终于会像火山一般在一定的时刻喷发。民族体育文化反弹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弱势文化借助强势的西方竞技体育来展示本土民族精神，试看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金牌总数、奖牌总数上升的曲线，以及整体的竞技运动水平。如果一个国家未曾辉煌，也就无所谓强烈的反弹意识。恰恰中华民族拥有辉煌的过去，具备强大的融合能力，以及善于涵化异质文化的文化结构和意识，文化反弹出现的几率极高。这种形式的文化反弹对民族文化来说是一种提高民族士气，文化沉寂营造谦和学习氛围的必要形式，但它仅是一种表层文化融合的形式。主要的文化反弹是本土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发展，是构建在广泛学习、借鉴基础上的，极大发挥本土民族文化优势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民族体育近年来被广泛地重视，民族、民间体育活动的不断繁荣，民族体育文化节日的广泛建立，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民族体育文化反弹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武术而言，国际武术组织的广布各大洲，参与人群日众。频繁的国际龙舟赛事展示着中华民族文化，使龙文化走向了全球。潍坊的风筝节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好者，小小的风筝使向往悠闲人生，但又不离谱的文化理念广受重视。法国成立了世界闻名的中国摔跤专门组织，使欧洲百姓可以体验和鉴赏中国人的机智和能力。可谓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反弹是全方位的，是具备强劲动力的。文化反弹的程度如何，要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之上，而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借助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和精深，具备了较为雄厚的文化底蕴，其反弹是有一定实力的。浅薄的反弹仅仅是一种情感的宣泄，绝不会产生深入涵化，不会理性地将各种文化优势有机地融合，使之转化为符合时展，社会需要的文化。中华民族体育的文化反弹，需要一定的国际环境，这种环境已经存在，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在东南亚的广泛认同，形成了巨大的儒学文化圈，形成了较强的文化实力。其次，是全球性的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普遍认可，尤其是西方文化非常器重中国没有“争吵文化”，只有“一致文化”，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广泛地得到了世人的认同。在这种大背景下，通过民族体育符号可以引发彼此互动双方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华民族体育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备受关注，已经达到了墙外开花墙内香的氛围，这十分有利于中华民族体育的国内生活地位提升或反弹。 4中华民族体育的生活文化 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自省和文化建设，最终民族体育将充分地走向生活，成为人类健康生活中的重要组成。当下，人类前所唯有地关注健康，健康不仅来自于营养、更来自于健康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中是否拥有以养生为主导的，以生命塑造为终极目标的民族体育至关重要。民族体育的生活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其主体的身体行为中最突出的有三种属性，分别是艺术性、竞技性和文化性。艺术性是民族体育的灵魂，竞技性是民族体育的动力，文化性是民族体育的根本，三种属性需要有机地结合，结合的完善，就会出现持续地繁荣发展。当今世界上大行其道的体育运动，多为艺术、竞技、文化的完美结合的产物，如篮球、足球等项目，有谁会说篮球、足球不是艺术，又有谁会认为篮球、足球缺乏竞技，还能有谁否认篮球和足球的西方文化属性。身体行为的三种属性是影响民族体育生活地位的重要因素。生活品味的提高，需要艺术性，民族体育提供的身体行为艺术性是动态的艺术，有机体的艺术调节生活情调，激发生活活力。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身体行为的竞技性，民族体育提供的竞技性是一种含蓄的竞争，可以帮助人们不畏艰辛，努力向美好生活迈进。生活水平的升华，需要身体行为的文化性，民族体育提供的鲜活的文化，可以使人们从活态的文化中体验、认知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当这三种属性纳入到以身体行为为主体的体育生活方式之中的时刻，必须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生命塑造。在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中，养生是核心功能和价值所在。一个生命体只有在充分地满足了生命冲动的过程中，合理、恰当地运用了艺术、竞技和文化，方能有效地实施对生命的塑造。因此，艺术、竞技、文化与生命塑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民族体育是这种有机整体的先进文化。当这种先进文化逐步被世人所认识、认可、认同后，民族体育在生活中的地位势必得到更加充分地巩固和提升。民族体育是否能够得到异质文化的认同，并不与经济的发达程度相关，或者不与社会文化发展状态成线性关系，而与民众对健康和幸福生活的意识，以及与质朴的动态生活方式相关。从人类发展指数层面进行分析，可以更加清晰证实这个假设。假如某一地区的人群健康水平较高，其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应该处于较高水平。或者，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发展状态较好，那么可以认为其民众的健康水平会相应较高。根据张加林[1]等人《基于人类发展指数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国际比较》的研究中发现，人类发展指数高的国家，其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能够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基本推荐量的身体活动水平（OPA）在30%左右，中国的上海市21%。都在2140%的D级。相反指数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水平量则高达4160%之间，即达到了C极标准。身体活动水平的指标源以欧美的儿童青少年为基准，以每天至少6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量为参照而制作的标准。这种标准作为参照系，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国民的久坐行为盛行，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身体行为之一，这种状态严重影响着未来社会的健康发展。该研究所提供的人类发展指数与身体活动相关关系的结果，证实了民族体育可能在同质异构的、社会文化发展相当的地域中率先被广泛地认同。因为，相近的身体文化、相近的生活需求、共同的文化命运是促使民族体育文化被接纳的根本。更为重要的是，在体育文化，唯有中华民族体育在生活方式中的养生价值、养生行为是对人类社会具有积极贡献的文化。民族体育的文化、社会地位受制于其生活地位，民族体育的生活地位提升，使得民众从中受益，人是文化和社会的主体，人的健康水平在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得到了提高，自然促进了人所属的文化和社会整体地位的提升。对此，民族体育是一个关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重要领域。 参考文献： [1]张加林,唐炎,等.基于人类发展指数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国际比较[J].体育科学,2016(1):3-11. 作者:陈青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漫画对高中政治教育教学的应用 随着新课改的进行，进行高中政治教学的时候，对教学效率的提高也更加重视，但是高中政治教学本身比较枯燥，这便要求老师合理地将其他教学元素利用起来，提高政治教学的效率。漫画本身便是一种视觉艺术形势，运用了写实、比喻以及夸张的手法来进行事情的描述，比较简单，若是能够将其运用到政治教学中去，能够很好地提高政治教学的趣味性，让学生更好地投入到政治学习中去，教学效果也会比较出色。 一、将漫画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中去的主要原因 1.能够符合我国时展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生活的节奏也在不断加快，而漫画图文并茂，在阅读的时候需要时间短，并且效率比较高，并且还能够更好地进行生活的反应，所以，漫画这种方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并且其表现手法夸张，观点表达直接，和社会的节奏相符合。随着社会的发展，漫画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漫画本身符合人们的阅读需求，不但能够节约大量的时间，还能够更好地进行交流。现在在高考中，漫画类考题也经常的出现，所以在进行高中政治教学的时候，有必要将漫画运用进去。2.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漫画本身的趣味性比较强，符合学生身心特点，而高中政治课堂比较枯燥，若是能够将漫画运用进去，能够很好地改变课堂枯燥的情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其更好地进行政治知识的学习。3.符合新课标教学的需要。高中政治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基本的知识和识图方面的能力，将漫画运用进去，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识图，找到漫画中存在的有效信息，并进行一定的处理。这样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体现学生的活力。4.通过漫画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漫画本身便比较的形象和直观，通过漫画能够很好地进行趣味性比较强教学情境的营造，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够很好地被激发出来，通过漫画能够提高学生政治知识学习的求知欲望和好奇心，让学生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学习。在高中政治课堂中，若是能够将漫画很好的运用进去，能够让以往枯燥乏味的政治课堂更具趣味性，学生也能够更加主动的进行政治知识的学习和探索，将学生的潜能更好的激发出来。 二、将漫画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中去的策略 1.在课堂导入的过程中将漫画运用进去。一节课想要成功，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课堂教学中，其开端便是课堂导入。若是在课堂导入中将漫画运用进去，能够更好地贴近学生的生活，学生对自己生活中存在的东西，兴趣往往会比较高涨，这样教学效果很容易提高。学生学习的起点往往是兴趣和好奇，若是在政治教学课堂导入的时候将漫画运用进去，不但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还能够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教学内容的生硬，并且通过这种引导方式能够让学生更快地融入到学习中去。比如说在讲到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的时候，公平本身的含义比较广泛，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涉及，但若是收入差距比较大，那么能够将经济收入分配不公平体现出来，在讲解的时候，老师可以选择和其有关的漫画来进行导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知识。2.在重点和难点讲解的时候，运用漫画。随着新课改的进行，要求教师在进行政治教学的时候，更加重视其中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的解决。新课改的实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教学的难度，有些知识学生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来进行掌握，但是政治教学中的那些重点知识本身比较抽象，学生掌握的时候难度也会比较大，学生学习的时候会感觉比较困难。若是理解起来比较困难，那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便很容易下降，并且学生还会产生挫败感。教师在讲解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将漫画运用进去，这样能够让知识更加直观和形象，学生理解的时候也会更加容易。总之，在进行高中政治教学的时候，若是能够将漫画引用进去，能够很好地提高政治教学本身的趣味性，让学生在一个比较愉快的氛围中进行政治学习，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都会有一定的提高。 作者：刘增明 单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高级中学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心理学对初高中教育教学的指导意义 一、初高中学生的心理状况 教育是涉及一切能够增进人的知识的积累和影响人的素质发展的活动，放到小的范围就是学校教育，教师是最直接的实施者，也可以说是桥梁，沟通国家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以便更好地培养祖国的下一代。初中生的年龄阶段划分是12－14岁，高中生是14－18岁，相比较而言，初中生是萌芽阶段，处于半幼稚、半成熟的过渡期，高中生则是相对比较成熟，有自己的独特思维，并且对一些事情很敏感。这都是学习的最佳阶段，在学习成长的路上显得有些迷茫，需要一定的心理学知识进行教育。 二、心理学对于初高中教育教学的指导意义 1．对于教师选择合适的教学活动上有很大的帮助。每个人的发展情况不同，每个人的都有自己的个性，教师作为学生的引路人，要尊重他们的自身的发展，同时还要突显出他们自己的长处，让他们更加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这对于自己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课堂上，学生们的表情可以传达给教师，“学生这节课掌握的怎么样”。很多情况，当教师要提问某某学生，大家都会迅速低下头，一方面，说明学生不自信，生怕自己答不出来，另一方面，学生可能没有注意听讲，或者是因为自己没有听懂。这都需要引起教师的注意。课下对自己的讲课行为做进一步的反思，是自己的讲课方式不对，还是学生没有认真听讲，或者是对自己的学生疏于管制。现在更倡导一种快乐教学法，学习本身是一种快乐的事，不能限制学生或者逼迫学生考试取得高分，学习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教学上的一刀切，很容易打击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多地以学生为本，让他们真正融入到自己的课堂中。在教学方式中，尤其是一些历史知识，我比较倡导播放视频里面的专家讲解相比教师而言，更加深刻，反而容易吸引学生。 2．帮助教师重新整组教材。在现实教学中，没有聪明孩子也没有笨孩子，只是因为他们小时候的教育水平不一样，这样就会导致他们的基础不一样。尤其是一些农村的孩子，他们在自己的村里或者镇里上小学，根据教学经验来看，小学时在为中学打基础，小学总共是六年，对于农村孩子来说，他们可能会比城市孩子落下很多，这对于他们更是一种挑战，直至中学，有的农村父母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孩子能上一所好的高中，而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初中，那么孩子进入学校的第一件事，是适应城市里的生活，很多孩子会觉得城市的学习太讲究，那么在教学中，教师就应该注意孩子们的学习方法，坚决反对打压的方法，而是顺引。对于教材内容，要根据大多数学生的水平，进行整合，尽可能将知识体系化，先化零为整，再化整为零，循序渐进。在课下及时辅导相对落后的学生，给他们以鼓励，只有不会教的教师，没有学不会的学生。 3．教师只有了解学生的心理，才能有针对性地改进课堂教学。对于一些性格内向的学生，要积极鼓励他们去参加集体活动，帮助他们去找回自信，这对于今后的学习也会是很大的帮助，学会积极学习。作为一名教师，就应该全身心投入到这一伟大事业中，在不断的教学过程中渗透心理学知识，帮助学生们健康成长，放飞梦想。 作者：胡晓刚 单位：甘肃省秦安县叶堡学区李坪小学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高中教育教学民族音乐论文 一、民族音乐教学的重要性 （一）弘扬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民族精神得到了更好的弘扬和发展，才能够使一个民族屹立在世界。而我国的民族音乐中蕴含了丰富的民族精神，许多文化在民族音乐中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对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能够使学生更加了解民族精神的内涵，能够感受到强大的民族意识，同时能够使我们的青年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 （二）提高学生音乐素养 当今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生由于对流行音乐的喜爱，盲目的追星，甚至出现了一些疯狂的行为，使学生的原始的音乐素养消失殆尽。这样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民族音乐中有很多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健康健全的心理的内容，同时可以让学生的音乐素养和文化素养不断提高，有利于学生的综合发展。 （三）加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民族音乐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中蕴含的意义也相当深远。深化民族音乐教学，有利于让学生更加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有利于更好地继承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在民族音乐的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在音乐中了解中华文化的精深的部分，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达到更好地传承文化的目的。 二、加强高中音乐中民族音乐教学的重要策略 （一）加强对于各种文化的认识，促进民族音乐教学 重视高中民族音乐在音乐教学中的地位，让学生的民族意识和优越感迅速提升，激发爱国主义情怀是民族音乐的重要使命，同时应该让学生能够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带来的精彩内容。通过对于民族音乐的学习也能够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在各种文化中吸取精华部分，享受民族文化的精华。加强对于各种文化的认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音乐带来的不同体验，使自己的视野更加的宽广。比如在学习《我是中国人》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音乐中那有板有眼的节奏，韵律激昂铿锵，令人振奋，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 （二）丰富民族音乐的教学方式，理解民族音乐的内涵 音乐，作为一种融合了很多音乐情感因素的艺术，能够用更多的方式来学习，才能够从中理解出更多的不同意义。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集中更多的情感去体验音乐中的灵魂所在，让学生慢慢理解其中的内涵。例如，同样以《我是中国人》为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想象每句词中的场景，通过这种想象来更好的理解音乐中的不同情感，让了解这方面内容的学生做一下演唱示范，让其他同学在示范演唱的同学歌声中感受不一样的音乐气息，然后在自己跟着音乐哼唱，这样会对于这首曲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通过不同的学习和赏析的方法，能够使学生更加有效的理解其中蕴含的内涵意义，能够更加深刻地去感受音乐，从而达到喜欢上民族音乐的效果。 （三）在演唱民族歌曲中感受民族自豪感 对于音乐，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演唱，民族音乐也不例外，只有让学生慢慢学会演唱民族音乐，学生才能够受到民族音乐的感染，才能够感受到祖国大好河山给自己带来的骄傲，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色更加清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我是中国人》歌词的内容包含了许多励志的内容，同样也有许多是体现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骄傲和自豪，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会增加自己对于民族音乐的认同感，从而能够激发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感，使学生能够更加热爱美丽的祖国并且为美好的明天奋斗。 （四）利用多媒体的帮助，加强民族音乐的学习 当前多媒体已经成为了教学中的重要的工具，所以在教授民族音乐的时候也应该充分利用多媒体的作用，多媒体可以使歌词的内容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学生在多媒体上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受整个音乐创作的内容，同样，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把更多抽象的东西形象化，让学生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民族音乐。同样关于民族音乐拓展的知识也可以在多媒体上展示出来，让学生能够接触到更多书本以外的知识，能够加强对于民族音乐的学习和理解，能够从中感受出更多的东西，达到民族音乐教学的重要目的。 综上所述，深化民族音乐教学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更多的人为之努力。其中，教师在民族音乐的传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教师应该在日常的音乐教学中，以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方式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可让学生能够感受到民族音乐特有的魅力，同时借助当前的先进科技，使民族音乐能够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增强学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兴趣。这样，不仅能够使音乐文化得到传承，同时能够让学生的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迅速提升。 作者：张京江 单位：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方法论文 一、借助于现代教育技术来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高中语文教材涉及的知识面在逐渐扩宽，在趣味性可读性的同时融入了更深层次的内容，这就要求语文教师要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来学习教材内容。在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中，能够将声音、图片以及影视等融入到语文课堂教学中，这样就扩充了课堂的容量，提升了学生对课堂的吸引力，改善了课堂的听课效率。现代教学技术中能够结合语文知识，将其转化为形象的声音、动画、视频等，这样增强了课堂的形象性，教师通过课件让学生更直观的学习。另外在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下，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感知材料，使知识赋予了灵性，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了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这样教材中的难点被易化，使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了创新意识，在现代教育领域中接受教学，打破学生的思维，为知识的灵活运用开辟了新的天地。 二、树立整体教学意识，引导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从中来拓宽知识面，增强写作的能力。然而创新意识培养的关键是想象力的提升。这就要求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要树立整体教学的意识，在基础知识以及课外知识的结合中，为学生找出更科学、更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1、立足教材，扩大教学视野 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习语言，在正确运用语言的基础上加深对语言的理解能力，由于在语言教材中，其大部分知识点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的需求，这就需要在学习基础知识之外扩宽教材容量，将基础知识与社会生活相贯通，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基础知识扩展到书本之外，并且灵活的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从中提升学生对语言的应用水平，培养对语言的创新能力。 2、从整体上把握教材内容 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从整体上把握教材，根据其中的规律，有计划、有针对的开展教学活动。通常在教学中，教师一般采用的是逐句分析，来加强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就破坏了整体性的思想，限制了学生学习能力。因此在新课改教育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明确教学目标，在教材中学会自己去寻找规律，在整体性教学中总结，创新。这种教学通常体现在高中语文的总复习过程中，例如在学习中，归纳、分析和总结知识，全面了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结合历史背景等，让学生全面的了解，例如在语文学习中可以根据历史人物、具体事件等分成小组具体讨论，这样就在基础知识全面掌握的过程中，扩宽了视野，在总结的过程中寻找规律，将基础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种过程性的学习，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有助于将课本内的知识与课本外的知识相贯通，在提高学习能力的同时开阔了视野，在学习方法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新。 3、打破传统的教学方法，坚持单元教学 高中语文学习过程中，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全面了解高中教学过程中的字、词、语法、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生平简介，这些教学内容仅仅是让学生增强知识面，不能提高学习的能力，更不能培养创新的意识。针对这种传统的语文学习方法，为了适应时展的要求，这就要求教师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必须要结合教材单元提示，让学生在全面了解和基础知识之后，指导学生熟悉单元文章，在学习中引导学生品味语言、积累语言，在接受知识、接受方法中提升语文的素养，陶冶情操，让学生在学习中提升创新能力，全面培养人格。 三、总结 为了提升学生学习高中语文的创新意识，顺应时展的需要，在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为学生提供现代化的教学工具，在加强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以及语言交际能力。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将基础知识应用到社会实践生活中去，让学生在新的学习方法中不断提高学习效率，进一步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为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方法的改进而不断努力，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素养和综合能力，有助于个性化发展。 作者：刘吉平 单位：湖南省新邵县第三中学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优化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案 摘要：目前我国教育改革提出：高中教育教学中应将思想政治放在关键位置，由此可见，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受到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应摒弃传统的教学观念，加强学习，不断完善其教育教学水平，采用丰富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思想道德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关键词：优化；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 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素质、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学科，但在教学中受诸多因素影响，目前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存在一些弊端，严重影响了高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鉴于此，本文对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现状进行细致、综合的分析，并具体研究了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的优化策略，为帮助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一、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1．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过于传统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高中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也难以满足时展的需求。在信息与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已经逐渐成为教育教学的重要途径，互联网中不仅含有大量积极、健康的信息资源，同时也有一些消极腐败和反动的言论，但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并没有重视互联网不良信息为学生带来的影响，思想政治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既没有注重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学，也没有针对互联网不良信息对高中生造成的不良影响采取相应的措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兴趣，使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效率受到影响，也不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观念。 2．思想政治缺乏实践性的教育 目前，大部分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都采取课堂教学方式，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为了追赶教学进度，课堂教学采取传统灌输式教学方法，学生在课堂中被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甚少，教学氛围异常沉闷，高中学生本身面临着较重的复习与考试压力，加之沉闷的课堂氛围，经常会导致学生感到疲倦，使其无法将注意力完全放在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中。此外，课堂教学缺乏实践性，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化，使学生认为思想政治内容无非是一些空谈的大道理，严重阻碍了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进步，导致高中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达到最佳效果。 3．思想政治教育脱离现实生活 高中学生正处在青春叛逆期，学生的心理和思想还不够成熟，对社会与网络中的一些不良现象缺乏判断力，正处在叛逆期的高中学生在巨大的学习压力下，容易对学习与生活失去信心，对正常的学习与生活产生叛逆心理，这时社会不良风气趁虚而入，会严重误导学生的判断力，学生受不良风气的影响，模仿社会不良行为，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4．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注重实效性 近年来我国部分高中在如何提高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效果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大部分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现状中依然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大，教学缺乏实效性，面对高中生的年龄成长特征、网络低俗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有效开展难度逐渐增加。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的优化策略 1．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将理论联系实践 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是优化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方法的重要前提，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能有效地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对提高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效率有重要作用，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将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融入到教学内容中，使学生利用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对当今社会热点新闻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充分实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目的，同时，将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热点融入到教学中，能够充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促进学生主动思考和分析问题。而社会实践是使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达到最佳效果的关键，对促进高中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培养其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精神非常重要，因此，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必修1《经济生活》中的“生活与消费”教学中，教师应将新闻中出现奶制品和肉类产品涨价的热点融入到教学内容中，先指导学生了解教学内容中影响价格的因素有哪些，之后再使学生利用教学知识分析与探讨生活中奶制品和肉类产品涨价的原因，学生通过分析切实掌握了教学内容。此外，教师要将课堂进行拓展，带领学生到超级市场以及菜市场、商场等场所，观察一些商品的价格变动现象，教师科学地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与生活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思想政治应用能力。 2．建设校园网络，利用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校园网络作为互联网信息资源的重要载体，为高中生传播正能量和正确的思想信念提供了前提，在网络信息时代迅速发展的今天，广大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应抓住机遇，科学地应用网络建设校园网，为高中生营造一个能够提供有效信息的网络共享平台，促进高中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同时也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教师可以在互联网中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及学生的心理需求，了解学生在互联网中经常关注的信息与热点新闻，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通过各种手段搜集丰富的教学资源，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更具实效性，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在校园网中设置心理咨询专栏、学习交流专栏、生活技巧展示专栏等，通过校园网开展各种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利用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及时解决学生心理困惑与问题，实现网上思想政治教育与网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完美结合，加强现实教学与网络教学之间的补充，坚决杜绝网络不良行为对学生产生的不良影响。例如，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必修2《政治生活》“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教学时，教师应以目前最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大代表选举现象作为教学案例，为学生讲解我国公民的选举权力，使学生了解我国政治选举的民主、公平、公正、公开等特点，使学生了解我国公民真实的政治生活权利，当学生面对网络传播的“中国人大代表选举非民主”等反动言论时，学生会根据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讲授的真实案例，反驳不真实的反动言论，有助于增强学生对网络信息的判断力。同时，在网络平台中，学生们可将网络中有疑问的信息共同讨论和研究，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知识判断信息的真实性。 3．利用崭新的教学理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利用崭新的教学理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需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要具备与时俱进的意识，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以及教育的不断发展，社会逐渐出现了多元价值观，使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师不断研究以往教学存在的问题，摒弃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紧跟时展的脚步，利用崭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有效。例如，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必修3《文化生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教学中，教师应突破以往局限性的课堂教学，将课堂延伸到现实生活中，使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把握和理解教学内容，教师将学生带到社区敬老院或附近一些孤寡老人的家中，为老人们献爱心，学生在参观孤寡老人住所时对老人凄凉的晚年生活产生同情和怜悯，激发了学生帮助孤寡老人的欲望，学生纷纷帮助孤寡老人洗衣、梳头、做饭，在献爱心活动中，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得到提升，将教学内容深深植入学生心理和头脑中，在献爱心活动中，学生了解了更多的社会现象，认识到生活中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人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学生认识到自己面对的学习和生活困难与他们相比微不足道，自己应该努力学习与生活克服障碍，充分达到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目的。 4．思想政治教学内容要具有时效性 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要避免理论化，需要教师在教学时将教学理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使学生在思想政治教学中了解当今社会发展现状，了解我国基本国情，以及学生面临的竞争现状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要求学校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与实践机会，根据思想政治教学理论知识的需求，通过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思想品质，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性，使学生自主关注社会、关注自然，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例如，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必修4《生活与哲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教学中，教师应利用多媒体教学软件，为学生播放一些封建现象视频，使学生利用思想政治知识判断视频中事物科学与否，在实践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封建迷信给人们生活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实效性。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是引导高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其良好道德品质的关键学科，尤其是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关键，高中学生正处在青春叛逆时期，如果在这一关键时期，不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可能会导致学生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使学生的价值观扭曲，思想道德行为恶劣，严重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因此，优化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尤为重要。 作者：陈秋华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高中基础教育教学论文 1丰富教学组织形式，构建良好的教学环境 课堂教学是高中教育教学管理的重点，也是教育教学改革的主要阵地。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都以教学秩序的维护者自居，学生自主性被严重压制，学生在教学管理中的地位也非常被动。新课改要求高中教学管理要运用科学的方式进行教学管理，为学生主体作用发挥提供有利条件。具体来说，这就要求高中教师在教学中要以学生为课堂教学和管理主体，构建师生共同参与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具体来说，高中教师要结合高中生心理特点、发展需求、教学目标，合理进行课堂教学目标设定、教学环节设置、教学内容安排和教学评价，确保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将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其次，教师要善于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科学进行教学内容展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这就要求高中教师要积极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有利因素，打造教育合力，构建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教学环境。如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能通过多媒体教学、合作教学、情景教学、课外教学实践突破传统的校园教学的界限，为学生提供自我展示的机会，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上的惰性，培养其学习主体意识。 2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等级式、扁平式教学管理结构，是长期以来高中教学管理的主要形式。学生处于教学管理金字塔的最底层，其兴趣和要求常常不受重视。教学的高级管理者与基础管理者、教学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相对僵硬的状态。管理部门与教师之间也习惯了各自为政、不过多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教学管理的难度。教育界一致认为，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思维完善，也是优化教学管理的有效途径。鉴于此，高中教师在教学管理中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关心、爱护、尊重每一位学生，正视学生个体差异，以平等、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其次，教师在教学管理中要尊重学生情感和心里需求，尊重学生人格，不以权压人、以威欺人，允许学生犯错，不歧视每一个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具体到教学管理中，教师不但要能给学生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其帮助还要有度，如学生能自己完成的任务或学生通过努力去完成且对学生有所帮助的任务，教师就不要插手；学生力所不及或根本就没有想到、无从下手的地方，教师要适时引导，确保学生能在教师帮助下提高自我认知和监控能力。 3完善教学评价机制 教学评价是教学的有益补充，也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教学评级机制可以完善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因此，在高中教学管理中，要加强评价体系建设，以促进教学发展。什么样的评价体系才算是完善的呢？一般来说，完善的评价体系在内容上既要关注教师管理，还要关注教学质量，既关注教师能力，还关注教师素质与师德。其次，有效的教学评价必须具有发展性，其评价目标既不高也不低，其标准也必然是科学合理的。依次为指引，各地高中要坚持指导性、科学性、发展性、可操作性原则，建立具有导向性、激励性、过程性的评价机制，将教师教学态度、教学能力、教学效果、学生成绩、学生非智力因素发展情况等都纳入教学评价中去，通过定性评价、量化评价、师生互评、过程与结果评价等，对教学管理进行客观评价，为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作者：张多良单位：甘肃静宁县文萃中学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高中语文素质教育教学论文 一、目前高中语文素质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在语文课堂讲授中只注重书本内容，忽视了课文之外语文能力的培养。在现在的语文课堂教学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视学生智力差异，不顾学生知识水平的高低，同一标准，同一要求，同一习题的现象较为突出。虽然原因不全在老师，比如学生人数众多，老师无暇顾及，这是老师无法改变的现实。但笔者还是认为应该对一些有能力的学生因材施教，将他们从作业堆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到课堂之外的知识海洋中去自由翱翔。 （二）教师自身的修养、素质、能力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由于历史原因，有些高中语文教师学历较低、年龄较大，虽然经过这些年来的不断培训、进修，但与现代社会实行素质教育的合格教师标准还有较大差距。而年轻教师，虽然在学识上、学历上好于其他教师，但在教学经验、课堂把握能力、敬业精神上也存在差距。这些都对我们所提倡的素质教育要求形成极大挑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高中语文素质教育努力的方向 柳斌在《基础教育的紧迫任务是实施素质教育》一文中指出：“面向二十一世纪基础教育的紧迫任务应该是走向素质教育。要从现在起步，走向素质教育”。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个人认为，高中语文素质教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语文教师要转变观念，切实把提高自身知识和教育教学素质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大概来讲，分这几个方面：1.实现知识的更新换代。特别是年轻教师，更要广发阅读、深入思考，不能仅仅依靠参考书和教参，授课内容要有变化，要充分挖掘出语文课文的内涵，尽可能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2.更新自己的课堂教学模式，建立起以听、说、读、思、议、写为主，以培养学生的语言素质为核心的现代语文阅读教学观。可以说，仅靠几册课本和一天一节的语文课，企图就能让学生学好语文，就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很难很难，语文教学只有在社会大课堂这样的广阔背景下，在学生广泛的阅读中才会产生活力。这无疑需要语文教师的引领，需要语文教师改变自己的教学模式。3.转变考试观念。这对普通老师来讲很难，因为有高考这个杠杠在。但我们可以有限地在自己的课堂上来实施，做一些有益的尝试。尽力地将语文教学自然地与现实生活联系到一起。而我们的新大纲、新教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正式提出了语文与生活的联系，在这一点上，特级教师余蕾提出的“淡化课文、突出能力、注重运用”的命题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二）把握课堂教学，加强引导，转变学生观念，把学生带入素质教育的新天地。在语文学科教学中，教与学必须和谐统一，缺一不可。我们所谓的素质教育必须以教师善教和学生会学乐学并重、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并重为最终旨归。因此，如何让学生动起来，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话题。笔者觉得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1.教师要善于启发诱导。这是引领学生会学的前提，是学生语文素质和能力培养的基础。2.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兴趣。语文学科有着以美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不同的题材作品有不同的审美角度和不同的思考方向，教师创设的问题，必须切合文意文理，从而才能逐渐形成学生自身对作品的审美认识，才能达到导与学的和谐统一。3.要让学生养成善于发现问题、探究问题的良好习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教给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培养他们具有探究性的思维方式，使学生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 （三）创设素质教育的外部环境。教育是一个大的概念，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老师和学生的事，需要我们方方面面的努力。简而言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改革语文课程设置，发掘语文教材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文品质的培养。2.加强教师的职业培训，努力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3.社会、家庭的配合。学生不是封闭在学校里的，他是要到社会上、要进入到家庭里去生活的，因此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力补充，但这也是现实教育最为尴尬的地方，需要我们共同作出努力。 作者：金美霞单位：河南省驻马店高中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高中第二期教育教学工作打算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以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以加强教育内涵建设为重点；立足本校实际情况，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内抓管理，外树形象；坚持以科研为先导，努力提高全体教师的专业素质，深化课程改革；以质量为生命线，优化课堂结构，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以管理为保证，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 1、突出“事事有人干、人人有事干、时时人在干”的管理机制，努力激发全体教师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识。 2、加大教学常规管理与评价，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 3、进一步推进新课程改革，贯彻落实新课程教学理念，处理好教师自修与培训的关系，提高教师自身专业水平。 4、以教研组的“三课”活动和学校的观摩课和公开课为依托，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备、讲、说、做、评、研的能力。 5、深入实施中小学二期课堂教学质量工程，做好全体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工作。 6、规范音、体、美兴趣小组的管理，做到文化课学习和兴趣培养协调发展，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7、依照《自治区基础教育学校综合管理质量工程实施方案》的具体要求，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认真开展活动，努力使各项工作的管理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8、以稳定为前提、以发展为目标，认真做“三纲”、“两题”的研讨工作，做好高考和学业水平测试的复习迎考工作。 9、切实做好学生的学分认定、学籍管理以及研究性学习的指导和评价工作。 三、工作重点 1、依照学校《教育教学常规管理考核细则》的相关要求，规范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激发教师教学教研的积极性。 2、按照有关要求做好各年级学生的学籍管理、各科的课程开设、课表编排、高考、学业水平测试的报名等各项工作。 3、抓好教研组的管理，充分发挥学校评教委员会的评价、指导作用。 4、狠抓教师的课堂教学、作业批改与辅导工作，规范兴趣小组的学生训练工作。 5、做好期中、期末及月考的出卷、考试、评卷、总结工作。 6、认真安排和组织各教研组的教研活动。 7、加强思想教育，突出教书育人，治理教学环境。 8、认真安排好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置，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指导工作。 9、认真做好健康教育工作， 四、具体工作 （一）加强教学常规管理 1、加大常规管理工作的检查、评价、考核、指导力度，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常规工作主要是指备、讲、批、辅、练、考、听、研。它是每位教师开展教学所必须要认真完成的工作。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部分考核细则操作性差，考核工作量大，给考核人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常规管理的有些方面得不到落实，滋生了教师的惰性。本学期力争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考核工作，将考核成绩作为教师课时津贴发放的重要依据。 （1）、在备课方面，教师要依照《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深入钻研教材，规范备课，灵活教学。教案主要包括课时、日期、目标、重点、难点、教法、学法、教具、过程、板书设计后记等十一个方面，要提前备课。 （2）、在课堂教学中，要着力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能力为目的，思维为核心”的教学思想。上课时教师要提前进入课堂，督促学生做好上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合理选择教法，调动学生积极性，激发学生求知欲；要精神饱满，不带个人情绪，不做与教学无关的事，不说与教学无关的话；要重视信息反馈，及时调控课堂；要精心设计提问，力争提在关键处，问在点子上。提倡教学民主，师生平等，鼓励学生质疑，允许学生对教师的讲授提出不同意见。抓课堂教学，追求四个精致，一个反思。备课精致。提高备课质量，使每位教师做到从整体上把握教材，驾驭教材，独立处理教材。备课以教师个人钻研为主，辅之以集体备课。集体备课每周一次。上课精致。改革课堂教学模式，注重因材施教，努力提高教学效率。上课精致的前提是明确教学目标，基础是吃透教材内容，条件是了解了学生状况，关键是优化教学结构。练习精致。精心选择习题，防止机械重复，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辅导精致。着力帮扶学困生，一抓基础、二抓巩固、三抓提高，追求辅导的实效性。做好教学反思。 （3）、作业布置，要根据教学要求、教材内容，做到重点突出，形式多样，富于思考；做到少而精，切忌多而滥。学生作业马虎潦草或不及时完成者，要加强教育、指导。教师要认真批改作业，对作业中出现的错误进行圈点批划，有等级评定，适当做好记录。 （4）、辅导，要遵守作息时间，要有辅导教案，要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学习态度不端正、目的不明确的学生，要采取学生、教师、家庭三结合的办法，加大指导力度。要关心学困生，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克服自卑感。重视并规范学生学习意志、情感、兴趣、动机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规范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5）、考试是检查学生学习情况，激励学生学习的有效方法，也是教师对自己的教学情况进行反思改进的重要手段，而不是目的。教师应该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不得弄虚作假。在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时要认真地从卷面成绩、试题的正误等方面分析教与学中存在的问题，找出教学中的成功与不足，切实研究改进措施。各备课小组要认真做好单元测试工作，认真对待学校、年级组所组织的各种测试。 （6）、每位教师都要认真听课，在听课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高级教师每周听课不少于1节，一级教师每周听课不少于2节，其余教师每周听课不少于3节。听课要详细记录，学优点，找不足。听后要有客观、诚恳的评价，要有目的、有计划，要持之以恒。 2、加强学籍管理 各年级组长、班主任要配合教务处学籍管理人员做好学籍管理，认真上报班级学生的报到情况，对于个别不能按时到校的学生要及时上报教务处，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原因，尽可能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严防辍学，严禁劝退。严禁各年级组长、班主任不经学校同意安排其它班级或外校学生进班借读、转入，更不允许班主任私自做主，答应给学生保留学籍。 3、提倡教师候课 为了提高教学的有效性，高效利用课堂教学45分钟，学校提倡教师候课。通过教师候课，提醒学生做好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教师不能按要求去做，多数情况是踏着铃声进课堂，甚至有的教师出现上课迟到或早退的现象。本学期学校将加大管理力度，杜绝以上现象的发生。 4、加强课堂管理 教给学生必要的知识是教师的本职工作，教学生如何做人更是教师不可推御的责任。只教书不育人，只育人不教书，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教师。本学期借助全员德育工作的开展，深入挖掘学科德育特点，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听课习惯、作业习惯。勤学乐学，勤思善问。对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扰乱教学秩序的学生，老师要及时提醒，批评教育，不能熟视无睹。继续治理抄袭作业的歪风，对抄袭作业者、不做作业者加强教育。 加强课堂教学秩序管理，严禁学生上课迟到、旷课、课堂上睡觉、或做与课堂教学内容无关的事，严禁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更不允许教师只管教不管学生学习，课堂纪律松散的现象发生。 5、做好学生评教工作 学校将设立学生意见箱，学生可以随时地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提出意见或建议，为学校的教学管理提供参考。教务处每月进行一次教师课堂教学情况调查，通过调查问卷全面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调查结果将作为教师酬课金发放的依据之一。 6、检查教师坐班情况 本学期教务处将配合办公室做好教师坐班情况的检查和通报。上班期间如果发现教师做与教学无关的事情、在办公室内高声喧哗、在电脑上玩游戏，或脱岗，学校将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 7、加强考试管理 本学期涉及到的考试有各年级月考、高三年级的阶段性测试、期中期末考试、学业水平测试、高考。考试类型多而且考试频繁，全体教职工都应积极配合教务处做好各次考试的命卷、监考、阅卷等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扰乱考试安排，对哪些在考试中出现违规情况的教师，将按照《市第十三中学考试管理细则》严肃处理。 课任教师要按教务处有关考试评卷的相关要求认真评卷，及时统计成绩。期中期末考试成绩、学业水平测试成绩、高考成绩都将统一纳入学校的成绩管理之中，统一管理。学校教务处也将在《市普通高中学校教学质量评价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出台适合我校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8、后勤人员及功能室的管理 抓好理、化、生实验工作，实验开出率要达到和超过教育部规定标准。实验教师要对本学期必做实验、选做实验、演示实验汇总造表。实验教师要保证学生实验和教师演示实验仪器设备的完好。保证实验室的通风和卫生清洁。教务处将不定期检查。化学实验室的化学试剂要加强管理，妥善保管，要有严格的增耗记录，以确保安全。图书室要做好师生借阅图书的手续，提高图书的借阅人次。每学期开学和放假时要对图书的借阅情况进行详细的统计，上报教务处检查。阅览室要认真上好阅览课，加强课堂纪律的管理。对损坏图书或其它不良行为要做好记录，报教务处和班主任协商解决。所有工作人员要按时作息，如出现失职行为将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各实验室的实验员要刻苦钻研业务，科学管理，充分利用好实验室，为教学第一线服务。 9、两操、三课管理 学校将协调政教处、团委认真做好课间操、眼保健操、早自习、课外活动、晚自习的管理工作，加强考核的实效性、可操作性、公开性、原则性，切实做到考核成绩和班主任的工作绩效相挂钩，完善和丰富两操、三课的内容，认真落实阳光体育一小时，按照《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条例》相关要求，规范学生的体质健康监测，规范体育、音乐、美术等课外兴趣小组的管理工作，做到各项工作有计划、有方案、有安排、有落实、有检查、有成绩。 （二）加强以课堂教学为基础的校本教研管理 1、努力转变教育思想观念，加强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随着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调整，我校的生源质量也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基础越来越差，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根本不具备继续进行高中阶段学习的能力和基础。面对这样的困境，更要求教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心投入教学、深入研究学生的认知前提，研究教学策略，研究教学方法，开发课程资源。要求教师对教材的部分内容进行再开发，以适应教学，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基础上，无的放矢。报怨学生差不如潜心研究如何教。 2、抓好研究性学习 认真做好研究性学习工作，拓展课堂教学，努力培训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精神。指导学生通过研究性学习，对所学知识进行梳理归类。切忌空泛。 3、抓好综合实践活动 配合政教处、团委开展的各项活动认真安排好学生的综合实践活动，加强对综合实践活动的过程管理， 4、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以心理健康教师为主导，各班班主任相互配合，认真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求教师教学有专题，课时有教案，咨询有地点，充分地利用课余时间全面及时地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咨询工作。 5、抓好学校卫生工作 认真落实《中小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案》、《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各项措施，做好禁毒教育，开展“爱眼日”、“艾滋病日”的宣传教育活动。健全学生健康档案，组织开展每年一次的学生常规健康体检，确保学生体检率100%。 加强安全教育，积极开展“和谐校园”创建工作。 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卫生防疫、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人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应急处理机制，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行为。 认真做好各类疾病预防工作。做好流感的防控工作。进行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 加大学生健康教育工作力度，规范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勤洗澡、勤换衣的好习惯， 6、认真落实课堂教学质量工程 质量工程是规范教师课堂教学，提升教学质量的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作，但由于教师认识不到位，教研组要求不严，因此给教师的感觉是在随便听一节课，把该整理的材料整齐就算是过关了。这样的思想非常可怕，这样的工作做还不如不做。本学期各教研组在组织教师开展“三课”活动时一定要加以重视，以“工程”的各项标准来严格要求，不但要求做课教师认真地书写说课材料，而且要组织本组教师进行认真的点评，诚恳地指正优缺点，使教研活动真正成为教师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主阵地，成为教师思维火花自由拼发的场所。 7、抓好校本教研 抓好平时的学科教研活动，发挥骨干教师的作用，营造求真务实、自由融洽的教研氛围，为教师交流信息、分享经验、展示成果提供平台。学校应真正以教学为中心，利用一切时间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深化课程改革，全面提升质量。抓好校本教研工作，不断完善教研制度，加强新课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和学困生质量提高的研究。做好每周一次的教研活动。做好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发挥电教手段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作用。培养典型教师，推广典型教师经验。 8、认真落实基础教育综合质量管理 结合全市学校综合质量管理实施方案的要求，认真做好学生的综合质量管理工作。 三）教师队伍建设 1、青蓝工程 依托青蓝工程，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通过各种形式为教师的提高和发展做好服务工作，为教师的成长搭建平台。鼓励教师参加有利于教师成长的各种培训、辅导、讲座，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组织教师外出听课。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带头作用，培养发现新典型，采用以老带新互帮互学等活动培养一批新的学科骨干教师。切实坚持教师专业化导向，以提升教师专业精神、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为核心，不断加强教师培训工作，重点抓好教学理论、教学基本功、课堂教学技能培训，广泛深入开展岗位练兵和结对传帮带活动，切实提高全体教师教书育人的能力。以加强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不同层次人才梯队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名师”评选、培养工作机制，积极搭建优秀教师成长平台，努力培养一批在全市知名的教师。 2、教师专业发展计划 根据教师的自身实际以及培养目标认真制定教师专业发展计划，认真开展课题研究工作。 3、教师的业务学习（课标、两纲、小专题的研究） 各教研组和各备课小组要深入研究考纲，加强课堂教学的针对性。注意收集信息，制定好毕业班的工作计划，全面系统地复结。要抓两头带中间，做好分层次教学工作。 全体教师仍然要把“三纲”、“两题”作为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持之以恒。认真做好理论学习笔记，并和平时的教学有机结合，指导教学。理论学习笔记每月不得少于两千字。积极地转变教育教学理念，在教学中落实“三维”教学目标，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要留心发生在身边的教学事件，开展小专题研究。认真地写好案例分析，每月两篇。 4、教师的业务培训 认真做好教师的理论自修、教研组培训、学校集中培训和市师资培训中心组织的各种培训，要求培训教师经过培训要有培训学习心得体会，通过培训，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更新教学理念，优化教育教学方法。 四）加强教研工作 1、加强教研组的学科教研活动 各教研组长要认真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教研能力，突出专业引领作用，要科学规划本学期的教研工作，努力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发生的问题作为教研专题开展研究，研究出成效， 2、加大教研工作力度 各教研组长要认真做好本组教师在教研活动中的考评工作，对不参加教研活动、不能认真完成教研组安排的各项工作或教研积极性不高的教师要给予批评教育，每月上报本组教师教研考核成绩，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其中优秀占20%、良好占50%、合格占30%，学校将对教研组上报的成绩进行统计，做好教研组和教师的考核工作。 3、加大青年教师的培养 重视新教师的培养和帮扶工作，加快新教师的成长步伐，是教研组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教研组长要明确和强调学校对“结对子”双方的要求，让新教师尽早站稳讲台。要经常了解实际情况，发现一些在新教师培养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来研究，以便及时解决。按照“专业引领、同伴互助、自我反思”的思路，进行理论培训，教研组内同伴互助，教师对自己设计的每堂课，进行“教材分析——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的系列教学活动，走“边教边研”之路，促进专业能力的发展。在教研组长会上要定期汇报和交流本组新教师培养情况。重视对青年教师的业务培训，加强教学基本功训练。老教师要给他们指路子、结对子、压担子，让他们创牌子。各教研组要安排好高级教师的示范课、中青年教师的研讨课和汇报课。要按质量工程的相关要求，规范做课程序， 做好青年教师说课比赛、“新秀杯”教学大比武，逐步形成以学校为主阵地，以教育教学为主渠道，促进学校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强化高中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意见 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是关系列国家命运的大事。高中思想政治课是对高中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渠道。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进一步推进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切实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根据当前高中学生思想状况及其形成原因，我们提出以下加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的对策和建议。 1．按照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要求，深化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改革 按照当前中学思想政治课的课程设置，高中思想政治课对学生比较集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经济常识和政治常识教育。现行课程的设置，对于帮助学生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地分析和观察社会的经济现象、政治现象，逐步确立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斗的政治方向，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调查显示，当前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设置在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上，发挥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是其它课程不可替代的，但在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准、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学生的心理品质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高中阶段，法律意识教育内容在思想政治课中虽有一定的反映，但相对比较薄弱，而道德教育、心理品质教育的任务，几乎完全让给其它德育渠道。 因此，在高中阶段，学校的道德、法律行为规范教育和心理品质养成教育，缺乏应有的理论支撑，难以在初中教育基础上适应高中学生的年龄特点进一步加以提高。实践证明，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与道德教育、法律意识教育和心理品质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政治教育解决的是政治立尝政治信念和政治方向问题；思想教育是从认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解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道德教育是在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生价值观的指引下，解决形成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行为习惯问题；法律意识教育则是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在增强民主法制观念基础上解决依法行使公民权利，依法履行公民义务，依法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问题；而学生的心理状况与他们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也存在着很高的关联度，学生的许多心理品质既是价值观念、道德内化的结果，也是它们的表现形态。因此，政治、思想、道德、法纪、心理教育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应当按照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同其它必需的社会科学常识教育相结合，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同道德教育、法律意识教育、心理品质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2．以加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常识教育为中心，深化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材改革 调查表明，90年代的高中学生，具有较强的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现代意识，他们思想活跃，勇于探索，乐意学习、掌握和接纳新思想、新理论。与此同时，他们的价值观趋向务实化、功利化和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高中学生的头脑，把他们的思想统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上来，这是当前高中思想政治课改革，特别是教材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这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和根本措施。” 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有助于引导学生更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尝观点、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一系列现象和问题，正确处理人生道路上的众多矛盾和冲突，使他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多种价值观念互相碰撞的新形势下，人生有支柱，前进有目标，在思想、政治、道德、法纪、心理诸方面得到健康和谐的发展。根据当前高中学生的思想现状，以加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常识教育为中心，深化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改革，要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趋势，正确认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把热爱祖国与热爱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同时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努力增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在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确有许多新问题需要给予新的理论说明。在改革教材编写中，要不断吸收理论界已被公认的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研究成果。只有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努力增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现实性，才能引导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更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才能更好地提高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的信度和说服力，促进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3．按照提高教育教学实效性的要求，深化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的改革 根据当前高中学生思想发展中认识水平和行为表现的不协调性、理论认识和能力水平的不协调性的实际，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一定要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进一步推进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的改革，切实把加强基储培养能力、提高觉悟、规范行为的教育目标落到实处。在教学方法上，要坚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他们的成长需求、接受基储认知特点和思想实际，注意贯彻启发式的教学原则。切实改变以升学为中心的应试教育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实施素质教育的教学模式和教育策略。要在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观点的精神实质，努力将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有关社会科学知识转化为能力，内化为观念，外化为行为，切实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道德、法纪、心理素质。在考核方法上，要按照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着重考核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和运用能力，把检查和促进知识、能力、觉悟的提高和认知与行为的统一作为考核的依据和出发点，切实改变以应付升学为中心的单纯考核学生的知识积累和应试能力的做法，把开卷考试和闭卷考试、撰写小论文和写调查报告、书面考核和行为表现考评结合起来；以促进思想政治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和实施素质教育的教育目标的落实。 4.加强与其它德育渠道的配合，强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三结合网络 当前高中学生的思想状况，既与学校教育有关，又与家庭教育、社会环境有关。因此，为加强对高中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在学校内部，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与班主任工作、团队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在学校外部，必须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相结合。要充分发挥“三线”（思想政治课、班团队活动、社会实践）“一面”（各科教学、各项教学活动渗透德育）的学校德育体系和“三位一体”（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一体化）的大德育网络在对高中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中的作用。特别是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相结合，要充分加以重视。家庭对高中学生的教育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思想政治课教学应充分取得家长的积极配合，要结合思想政治课教学实际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家长工作，改善家庭教育状况。社区教育对高中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提高有着特殊的作用，要紧紧依靠社区各方面力量，优化社会环境，为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我们要从大德育的角度，努力加强思想政治课教学与其他德育渠道的协调，强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三结合网络，以形成教育教学的合力，取得提高高中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实效的综合效应。新晨 5．加强政治教师队伍建设，努力发挥政治教师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实践表明，加强政治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政治教师的思想业务素质，是提高思想政治课教育质量的关键一环。只有政治教师加强自身的进修、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修养，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素养切实加强专业基础，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才能充分发挥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为了适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我们政治教师要勇于改革、更新观念，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艺术和水平，按照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要求，积极探索思想政治课实施素质教育的教学模式和教育策略，努力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教学艺术的魅力、教师人格的魅力，扎扎实实地推进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开创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新局面。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育教学计划 一、教研工作课题化 历史教研活动要立足于为全面提高未来劳动者的素质奠定基础，立足于提高全体教师的思想政治和文化业务素质，立足于全面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基于这三方面的认识，寻找历史学科师资状况和课堂教学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选择重点难点，按教育科研的规范和要求，开展课题研究，重视经验的提升和规律的总结推广和应用，真正实现教研室提出的“以研促教”的工作要求。本学期我们要结合各种教研活动，组织教师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改革，通过专题和课题研究，来总结自身的教学经验。这样促使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及水平。为使教研工作课题化，我们确立工作目标是： ①继续以苏州市级课题“中学历史学业成绩评价模式探索”研究为抓手，努力探索历史教学改革，提高实验学校教师的组织能力和科研水平，同时将课题研究方向由课内向课外延伸，扩大教学时空，增强实践性，力求突出课题阶段性成果的实效性和示范性。 ②针对骨干教师的培养工程，结合教研活动，本学期我们要求吴江市级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教坛新秀，每人必须确立或参与一项教研教科专题研究，将课题由课题组辐射到全体骨干教师，以骨干教师来带动本校本组学科教研工作，从而形成校校有课题，教师人人都参与的课题研究的氛围。 ③不断总结经验提升课题研究的科学含量，力求教研工作课题化有一个阶段性成果。近几年我市历史教研成果显著，新人辈出。为提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的积极性，我们准备将具有实践价值和理论水平的课题成果或教学论文汇编成册，供全体历史教师学习和参考。 二、教材培训实效化 以课程改革以及新教材的实施使用为契机，进一步改革课堂教学突出培训工作，注意培训的实效，把课程改革的实施作为教研工作的重点，在实施时，必须坚持“以科研为先导，以教学为载体，以活动为纽带，以管理为保证，以质量为归宿”。忠实地执行国家、地方课程，积极建设好校本课程，保证课程改革实验的完整性；组织好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不断探索课必中的问题，把握好课程改革的先进理念和新教材的操作规程；加强管理，能把课程理想转变为理想课程，把政策的课程转变为学生的习得课程；按规律，扎扎实实抓好质量，使课程改革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注重教学骨干的培养，实行以点带面，全面提高，努力做到课改工作研究化，课改研究过程化。 三、教研活动专题化 针对以往教研活动存在着弊端和不足，本学期教研活动力求实效性和针对性，每次教研活动都确立一个专题，注重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课堂改革、实践性课题课程活动、教学评价等方面下功夫，丰富教研活动的内容和活动形式，不断提高教研活动的效益。教研活动专题化必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①加强学习教育新理论，不管是哪一级的教研活动，教育理论学习是必备内容之一，尤其是现代教学方法、教育名家经验、多媒体网络资料等，要创设学习研究的氛围，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学习和研究。 ②把课堂教学改革作为教研活动的重点。加强示范课、新老教师的对比课、新课型的研讨课、录像观摩课的评议工作，组织教师带着问题参加听课和评议。本学期将三个问题列为每次听课的必备内容之一，一是本堂课有哪些可供你可取之处；二是本堂课有哪些不足之处；三是你认为本堂课最好的教法是什么？ ③教研活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及作用发挥。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出较适当的教学目标，毕业班确立知识能力坡度，加大综合应用能力，高一高二要在新授课上好的基础上处理好“问题探究”的环节，加强课堂讨论，引导学生的积极参与。 ④继续加强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和研究，紧紧依靠历史中心组和重点中学的骨干教师，联络广大青年教师，结合本市示范课活动和重点中学研讨会，使课堂教学模式走“模仿——创新——实效”之路，完善提高吴江市原来三种教学模式，要求骨干教师人人有模式，一般教师个个都参与，在此基础上，形成吴江历史教学研究的特色和风格。 四、教师培训能力化 教师队伍的建设要发挥群体的力量，需要全方面、立体化地规划教研网络，在开展课堂教学研究的同时，本学期要组织和协调好学校历史教研组、中学历史教改协助组、中学历史课题研究组、历史教学研究中心组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群体力量，搞好历史师资队伍建设。 ①本学期要将教研组建设作为队伍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积极指导教研组的业务工作，特别是在怎样开展好教研活动，提高教研实效性上深入研究，使教研真正促进教学，对新教师多听课多鼓励，注重师徒对子工作的形式新效果实。 ②“中学历史教改协作组”是新教师快速成长的摇蓝，由于目前我市部分学校规模原因，跨年级上课教师较多，青年教师往往“单兵作战”。本学期我们把上岗三年左右、业务水平基础好的教师全部组织起来，确立学习和研讨的主题，结合新教材和新课程标准的学习研讨，组织集体备课的形式，让他们了解先进的教学方法，掌握新的教改经验，创设自己的教学风格，同时给他们压担子，创机会，让他们更快成长。 ③继续以中学历史课题研究组为骨干力量，努力探索历史教学改革，引导教师围绕课题研究要求，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不断提高课题组老师的组织能力和教学水平。要求教师针对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学成绩评价这两个方面积极探索，以科研带动教学，提高整体水平。 ④“历史教改中心组”要发挥教改的核心力量作用，要站在教改的最前沿，一方面我们提供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知名度，让他们加入名师、特师后备的行列，同时把他们的教学经验推广到各个学校，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研究 摘要：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在高中阶段比较重要，教师和学生都应该重视。但是，传统的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不能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因此，本文重点分析了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优化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 教育教学方法和课堂教学效果存在很大的联系，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只有不断完善教学方法，才能够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因此，下文重点分析了优化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方法。 一、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材内容。现阶段，我国高中政治教学中，教材的内容比较新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跟随时展的步伐，也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1]。这不仅促进了我国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还能够引导学生在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虽然教材内容比较新颖能够符合时展的步伐。但是，教材中的很多内容都不能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就会难以理解知识，并存在一定的难度。教材的内容如果能够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生学习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才能真正地掌握思想政治知识，并促进自身的发展。因此，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教材内容不能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重要问题。（二）师资力量。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发展的比较迅速，学生的学习成绩也逐渐提高[2]。在这样的情况下，还需要更加专业的思想政治教师。很多院校都对思想政治教师进行了更加专业的培训，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能力逐渐得到提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能力也能够逐渐提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能够合理利用科学技术，但是涉及的教学内容仅仅是比较浅显的知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达到正常教育教学的效果。同时，很多教师的教学理念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把教学的实质归结为成绩的提升和考试的应付。另外，还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比较强的专业性，导致思想政治教学的效果比较低。（三）教育教学方法。从教育教学方法角度出发，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仅仅是教师在课堂上讲，学生在下面听的形式，这样的情况下就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在新课程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方法也得到发展和进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能转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同时，由于高考的原因，很多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还是比较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依旧通过灌输式的教育，这样的教学方法抑制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知识的思维，使知识的学习变得更加不完整。学生总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学习，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少课堂气氛。因此，高中政治教育教学中教育教学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 二、优化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策略 （一）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必须准变思想观念。想要不断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就应该在教学的过程中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3]。教师应该充分地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的思维能够得到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比如在进行人教版高中政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就应该把学习的主动权教给学生，让学生以这个题目为基础，进行相应地讨论，之后相互发表意见，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学生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还能够让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和发展。因此，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应该转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为学生打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二）实施概念式教学法。在进行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把具体的政治概念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在这样的情况下，使学生学习的政治理念更加具体化、实用化和生活化。这也和新课程标准相吻合，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能够促进高效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学生提供比较真实的学习场景。以此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通常情况下，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运用概念式教学的方法，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变得更加灵活和生动。概念式的教学方法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能够从学生的发展实际和规律角度出发，以此提升学生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比如在进行人教版高中政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从学生的发展规律角度出发，能够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找出生活中涉及的民族精神都有哪些，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够加强学生学习的印象，学生的学习效果才会更加明显。（三）政治教学中素质教学。素质教育教学是当前一个关键的教育内容，教师在进行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遵循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从多元化的社会角度出发，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好的教学课堂[4]。比如，教师在进行人教版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针对《哲学的基本问题》教学，教师应该从学生的特点出发，因为在政治教育中哲学问题比较难，教师应该遵循着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充分地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还需不断激发学生的思考精神，以此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因此，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还应该融入素质教学。 综上所述，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把马克思主义基础思想作为主要内容，以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在新课程教育改革之后，我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尤其是高中想象政治教学中，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等都发生了转变。这些内容的转变无疑为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马三成 单位:兰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人文精神研究 【摘要】现阶段，人文精神作为一种能够加快世界历史发展步伐的重要源泉，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应试教育指挥背景下，高中语文教育中的人文追求相对缺乏，从而使教学目标以及教学方法等难以很好地顺应精神文明建设与伟大民族复兴，甚至违背了教学初衷。所以，在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期间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并不断渗透人文精神已经逐渐成为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本文就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的人文精神渗透展开详细论述。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人文精神；渗透 长期以来，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人文精神的渗透工作始终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而且该工作仍然处于探究式发展阶段，在改革发展期间，日益显露出一系列令人自省的教学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高中语文在教学目标方面最重要的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大力培养学生自身的民族意识。因此，高中语文老师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能够以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引导以及熏陶学生养成良好的人文素养，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一、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人文精神渗透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理念偏差。目前，大部分高中教育都过于重视应试教育，教学重点在增强学生应试技巧、提升学生记忆力以及理解力上，几乎很少注重人文精神培养。不管是学生还是语文教师，都将高考放在第一位，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逐渐淡化了人文精神渗透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价值。（二）教师能力有限。一些高中语文教师因受到自身条件的相关制约，不能够就人生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所具有的人文素养也比较有限，针对文本当中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在自我解读上相对肤浅。此外，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期间，这些高中语文教师难以凭借自己的思想来引导以及激发学生正确思考，从而造成学生自身人文素养水平很难得到快速提升。（三）课程设置欠科学。现阶段，尽管高中语文课程在整个高中教学课时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大，然而人文精神渗透与培养的时间相对较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文言文理解以及应试知识点讲解上。高中语文教师不能够很好地指导学生进行知人论世文章阅读，导致学生仅仅知道作者以及文章主题，但是对作品创作背景等内容知之甚少。 二、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人文精神渗透的策略分析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从专业化角度出发，教师以及学校属于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引导者。首先，学校教师必须要改变自身观念，树立起良好的理念，注重人文精神培养，引导学生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所持有的错误想法，积极塑造学生健康的人文精神。其次，学校须营造良好的人文教学氛围，从而使广大高中生在该氛围中得到熏陶，能够自觉渗透与培养人文精神。（二）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实质上，高中阶段学生在价值观方面还不能够真正形成，所以说，高中语文教师的观念将会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直接性影响，教师自身观念的正确与否以及人文精神渗透情况与学生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必须要从自身做起，重视自己日常行为习惯的养成，不断提升人文素养，从而使学生以教师为榜样，主动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此外，学校应该就高中语文教师所具有的人文素养情况进行严格审核，注重语文教师在人文精神层面的培训教育，促进教师素养的逐渐提升，满足学生需求。（三）注重教学过程与学生课外人文精神渗透在高中语文教学期间，语文教师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日益解放思想，让学生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在学习《归园田居》时，指导学生畅所欲言，对“唯有饮者留其名”的内涵发表意见，在文本内涵理解的前提下，促进人文精神培养。教师应根据学生个性特征以及心理特征，强化因材施教，更好地实现人文精神培养目标。此外，高中语文教师应该以家庭作业方式强化人文精神渗透，进一步巩固课堂效果。比如学习完《陈情表》之后，教师可以让学生为自己的父母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扫地以及捶背等，进一步提升渗透效果。教师还可以定期带领学生参观名胜古迹等，从而使学生可以近距离体会人文魅力，在人文环境当中得到自我提升。（四）实施人文评价。学生评价属于高中语文教学的最后环节，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该环节关系到学生学习观的形成，并与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关系密切。所以，高中语文教师进行学生评价时，应注重评价所具有的人文性，具体来说，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大力倡导“以发展为本”的评价体系，实现评价目标所具有的层次性以及动态性，尊重学生的差异性；第二，重视质性评价模式的不断推广应用，最大限度取消量化评价模式，实际评价期间，教师可以采用观察方式以及访问方式等进行学生评价；第三，采用鼓励评价法进行评价。一般情况下，当学生受到鼓励时，自身的学习状态将会更好，而且劲头更足。因此，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尽量运用鼓励语言，给予学生少一点批评。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中语文教学期间渗透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文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是时展的要求，所以，高中语文教师必须要顺应时展的步伐，优化教学理念，实现人文教育与高中语文教育的有机结合。 作者:李汉军 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回中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价值分析 《大学》作为《礼记》中的第42篇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后经北宋时期的程颐、程颢二位崇尚儒学的学者整理后，从《礼记》中单独地分章节提取、整合出来。而后儒学发展到南宋时期，理学大师朱熹又进一步整理、编撰出《四书章句集注》，正式地将《大学》列为一部重要的儒学经典，承载着丰富的教育内涵和“修齐治平”的智慧。 一、《大学》之于教学目标 宋代的儒学家朱熹认为“大学即是大人之学”①。在古代，文化教育的学段分为大学和小学两部分，在小学阶段，8岁以上的小孩子学习基本的文字训诂、句读及一些待人接物、扫撒应对之礼。除此之外，还学习基本的乐、射、御、数等基本的生活技能。而在大学阶段，15岁以上的青少年学习“修齐治平”等内圣外王的为人处世的修为和智慧。然而，大学不仅仅指这个风华正茂的年龄段，更重要的是这个年龄段所学习的圣贤文化和治国安邦的理想。而这刚好和现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时期一致。大学中写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语文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本的字词句、情感、阅读写作方法、涉猎文本、鉴赏能力等语文素养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只有每时每天每月都进步一点点，才能从大的方面一点点推动语文学习的进步，从而将庞杂的不成体系的语文知识消化掉。同时，完善的人格和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也是在日积月累中增进的。只有这样一步步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学习和培养的知识和品格才能是牢固的，影响深远的。大学中又提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的“仁、敬、孝、慈、信”可以作为高中阶段对学生五伦处理关系提出的德育目标，是高中阶段德育目标的具体化和指导原则。在《同北师大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谈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②。大学之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理应指导高中的道德教育和理想教育，而语文学科比其他学科在德育方面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学生也只有学习《大学》这样的国学经典中的修身、为学之道，才能具备一定的思想境界，获得对国家、社会、自然与自我关系的一个正确的认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学》在开篇就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学生学习、工作、做人的最高目标，应该是“明德、亲民、至善”。这不仅是一种道德教育，也是理想教育。当学生和教师都能以这样的心态去教和学的话，教学的各个环节才会是浑然天成、充满活力的，倘若教师和学生都以更好地谋生、物质享受为教和学的实际目标，那么所培养出的花朵和园丁本质上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的时候个人聚集的财富越多，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样培养出的往往不是国家的栋梁，而是社会的蠹虫。由此可见，《大学》中所倡导的修齐治平的理念对于指导高中生的精神世界和道德方向是多么的有必要，对于提升语文教师的综合素养也是十分关键。只有以大学之道为教育教学目标指引下的语文课堂才会是合理的、和谐的、充满活力的。 二、《大学》之于教学理念 《大学》中的经文蕴含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慧，而身为一名未来的高中语文教师，若能领悟、汲取一些《大学》中的圣贤教诲，对于引领课堂及治理班级来讲是大有裨益的。首先，作为一名教师要想教好学生最先应使其信服。然而，这个威信力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自身修养。《大学》写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倘若自己都管理不好自己，自己都不够勤奋、不能沉淀又怎么去要求学生呢？班级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教师先将自己的品格和学问修行好，才能使学生信服，进而更好地教育教学。尤其对于语文教师来讲，承担着很多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就要更加修身立德、勤学苦练。《论语》中也有讲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由此可见，教师的身教远胜于言教。其次，教育教学要循序渐进，抓其根本。《大学》经文写道：“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语文教学的内容广且杂，并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和综合性。由于受一些西方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多媒体技术等崭新的教学手段的出现，使语文课堂更加多元化。 三、学案导学模式的应用反馈 （一）简单的应用反馈 学案导学模式总的来说，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学生们认为学案导学方案的实施对他们的学有裨益。首先，导学案提出指导学生的课前预习学习，也就是前期的自我学习阶段。在此之前，很少有学生会主动提前预习，特别是小学数学，因为自学难度大，又枯燥无聊，如果不是对数学感兴趣，我认为没有几个学生是愿意主动提前预习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愿意提前预习的学生，也不知道怎么预习或者就不知道预习什么。但是，学案导学模式对学生自学给出了指导，不至于出现完全看不懂的情况，只要学生愿意提前预习，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是可以取得好的收益的。 （二）对导学的建议 提前预习的问题要有启发性和思考性，也可以设置一些思考题，进行教学启发；一些问题要有代表性，典型性，要突出此次课程的重点，让学生记忆深刻；设计问题时应有层次感，有新意，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比如，从易到难，循序渐进。 四、学案导学模式在小学数学应用的意义 学案导学模式的应用表明，这种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是高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教学课堂那种教师一直讲，学生随便听，课后布置布置作业，学生随便写写，没有创新的窠臼，不能产生实质的学习效果。这种模式，让老师和学生建立了一种友好的朋友式的关系，可以轻松自在地学习，学生可以在老师民主的教育制度下，更好地开放自己的思维，更积极更大胆。这种教学模式，也可以鼓励学生有多维的思考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引导学生学会思考问题，探究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小学数学的学习是极其重要的，好的教学模式是我们每个人都积极探索的。 五、结语 小学的数学学习中，学案导学是一种很有效的教学模式，更好地指导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探索。在学习中，形成一种有效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老师要学会用学案导学的方式，做一个指导学生学习的中介者、传递者，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有效的学习过程，更好地发挥教育体制的优越性。 作者:李园园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新课标下高中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 多年来，在我们的应试教育过程中，应试教育的理念和模式一直困扰着学生的教学与培养工作。所谓应试教育，结合素质教育我们可以知道，应试教育背离素质教育，采用机械化教育方式培养学生，学生仅能以出版社出版的课本为准进行学习。它以升学率高低检验学校教育质量、教师工作成绩及学生学业水平。它以考试为目的，其教育模式与考试方法限制了学生能力的充分发挥，所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工作要求和社会发展。学校、社会和家长对学生采取单一的评价方式，把“成绩搞上去”当做唯一要求，通过考试，以分数来衡量学生水平。“应试教育”采取强制的做法，紧紧围绕考试和升学需要，考什么就教什么，实施局限的知识教学，大搞题海战术，不仅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也使学生的能力得不到全面的培养，甚至磨灭了学生的兴趣与个性。学校对学生的培养容易忽视个性化发展，学生被一个“标尺”统一要求和衡量，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和兴趣。这种应试方法也曾导致一部分学生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在这样的一个教育背景和现状的影响下，对于高中教育教学来说必须要做出改革和发展，来顺应时代教育的发展。 一、转变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模式 以前，在高中的教学过程中，填鸭式的灌输教学模式仍然存在，这样的教学体验较差，教学成效较低，课堂氛围凝重。在新课标的要求和发展过程中，教师应该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实行双主原则，让每个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教师作为“领头人”为学生把好方向。另外需要教师很好的理解学生，一视同仁的与学生交往和交换意见，让学生学会合作学习。在教学过程中，达到“教学相长”的教育关系，“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师帮助学生反思自己，帮助学生寻找有效的学习资源和合适的学习方式方法，并对学生进行适时的引导，启迪与激励。在此过程中，教师自己也可以对自我进行反思，从而不断地充实自己，达到学生和教师一起学习和进步的目的，创造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心理气氛和学习条件。 二、重视学生多样化的发展，提高人才培养成效 在以往的高中教育教学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往往不置可否，唯考试成绩和学习过程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素质教育提倡的全面发展，对于学生的其他天赋都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面对这样的情况，在高中教育教学中应该鼓励学生的多样化发展，对于每个有特长、兴趣爱好的学生，教师应该引起重视，要注重个性化教育和个性化教学，照顾学生的个性差异。教师应该看到每个学生的“未完成性”，相信每个学生都有巨大的可挖掘的潜能，给学生创造发展的良好的环境机会，力图使每个学生都成为充满个性魅力的个体。 三、科学的对学生进行考核和评价 传统的教育过程中，对于学生的评价往往是粗狂和简单的以成绩为中心和核心的评价体系，这样的评价过程往往不能全面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的习惯，也无法充分的发挥每一个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对于高中学生的学后评价，应该把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过程、学习思维、学习习惯等有机的与考试成绩等结合起来，科学统一的进行考核和评价工作，推动新时代学生评价和考核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四、教师的自我培养和终身教育 随着时代教育的发展，现代教师的自我学习和发展，成为制约高中教育教学成效的重要因素。作为学校，应该积极的鼓励教师更新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模式，用时代教育的理念和模式作为教师自我提高的重要参考和依据。此外，还应该鼓励教师形成不断学习和终身教育的观念，推动高中教学师资队伍的长效发展。终身学习的意识，是每个教师需要去长期的坚持和培养的。实践证明，每个教师自身的教学素质和素养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一个教师自我学习和提高的过程，所以对于每个教师自身来说，切实的提高自身的教学素质对于高中教育成效的提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加强师生情感交流 师生间的情感交流是教与学的基础。在高中的教学与学习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往往在地位上处于不对称的状态，很多时候教师在其身上表现为“官本位”的思想，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因为对教师的“惧怕”和畏惧，而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比如有的学生因为常常受到教师的训诫，对于教师常常比较忌惮，即使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不敢与教师分享和请教。有时候对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或者课堂教学上，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应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不畅，也无法做到沟通。所以，想要提高高中教育的成效，就必须切实的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工作，让学生在师生的情感教育与沟通过程中，真实的感受到每个教师的关爱和呵护，让学生不再惧怕与教师沟通和交流，有利于让每个教师充分的了解和倾听到每个学生的心声，也有利于学生向教师阐述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帮助学生全方位的提高学习成效，让教师成为学生的朋友，一起成长和发展。 总之，高中教育教学需要改革的地方还有很多，需要每一个教师从自身做起，不断强化自身的教学能力，拓展自身的教学视野，用时代教育和新课标的教学原则和标准要求自己，以学生的快乐发展、均衡发展、全面发展为基础，积极的开展高中教学活动。最后，在高中教学中还要重视学生的评价和考核工作，以公平、公正、科学的评价标准和原则开展学后评价工作，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 作者:魏大明 阎常娥 单位:1.淄博第一中学 2.淄博市博山区实验中学 高中教育教学论文:高中政治新课改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在素质教育理念的影响下，使高中新课程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与此同时，使高中政治课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评价出现了很大变革。基于此，教师应该按照新课改的要求，积极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发挥好指引的作用，帮助学生真正的掌握学习的方法，提高他们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升高中政治课的教学质量与水平。 关键词：高中；政治；新课改；教育；教学；作用；分析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行，大部分教师都转变了以往的教学方法，调整了教学的策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政治学科的内容来看，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教育性特征。特别是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鉴于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深入持久的推行高中政治新课程改革，以此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是教学的具体组织者，需要积极转变教育思想，与时俱进，让学生自主的学习，最终提高教学效果。 一、转变教学观念——以学生为本 在传统课堂教学中，往往以教师为中心，无法发挥学生的主观作用，导致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基于此，新课标明确提出了以学生为本的发展理念。具体来讲，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尊重他们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这样，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更加自主的投入到学习当中，在不断思索问题的过程中，自觉构建知识体系，最终达到融会贯通、灵活运用的目的。 二、转变教师的角色 1、教师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因此，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将自己融入到具体的情境当中，利用审视的眼光分析问题，并做出评价。同时，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要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然后，掌握在教学中的规律性的问题，不断改进教学的方式和方法，因此来提高教学质量。久而久之，通过不断的反省、总结，教师就会上升到研究者的高度，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教书匠。当教师取得更大的进步时，自然也就提高了教学的质量与水平。 2、教师要发挥好引导者的作用 随着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所有知识，显然是不可能的。基于此，必须要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指引作用，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自主的进行学习。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教会学生处理信息的办法，在短时间内提取最有价值的信息。这样，不仅可以节约时间，而且提高了学生在信息加工方面的能力。最终，促进了学生潜能的开发。 三、转变学习方式——能动获取知识 在新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政治教育必须突破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让学生主动的获取知识，内化知识。首先，教师要积极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不断创新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充分的参与到教学当中，独立思考问题，找到问题的答案。新课改提出后，很多人出现了思想上的误区，认为传统知识与促进学生发展是对立的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任何时代，知识的基础作用都是不可置疑的。只有当学生拥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后，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获得更大的发展。当前，在新课改下，同样重视基础知识的作用。不同的是，运用新课改中的教育理念后，能够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独立学习、探索知识的积极性。这样，不仅让学生学到了更多的知识，而且让他们真正的掌握了所学的知识与原理，并达到了熟练运用的目的。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新课改提出的教学方法与理念更加符合学生的发展规律，因此具有更大的优势。 四、转变教学方式——注重教学实践 进入高中阶段以后，学生的人生阅历、实践经验不断丰富，自主意识也不断增强。与此同时，高中政治课的深度也不断增加，具有更强的理论性。另外，政治课本身涉及到了经济、自然、社会等多个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所以，单纯给学生教授理论知识，显然不能起到理想的作用。鉴于此，除了日常教学外，教师还要积极引导学生走出课堂，并将教材拓展到教学之外。只有这样，才能将素质教育真正的落实到位。常言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政治是有生命的学科，不能局限于课堂教学之内。基于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实践指导，认真分析社会现象，帮助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近年来，我国新课改的力度不断加大，对政治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政治教师在日常教学之外，还要不断学习，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提高自身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给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实践证明，当教师自身的素质提高后，也有助于教学质量与水平的提高。最后，在未来的教育教学中，教师还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给政治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帮助学生获得最大的进步。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政治学科的德育作用，给社会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结束语综上所述，在高中政治教育教学中，教师要认真执行新课改的要求，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与模式，运用科学的教学理念，培养学生对政治学科的兴趣。在此基础上，调动他们在课堂上的积极性，发挥在教学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进而积极的探索问题、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将素质教育理念贯彻到教育教学当中，并提高政治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同时，教师作为学生的引导人，教学的组织者，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提升自身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给教学注入更多的新鲜血液，推进新课改的顺利进行，满足时代的教育要求，最终为国家培养出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优秀人才。 作者:石艳秋 单位:通化县综合高级中学

文化解读论文: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尴尬——徐坤《厨房》中枝子形象的文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厨房》 反叛与回归 传统女性文化 现实尴尬 论文论文摘要：枝子从反叛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到试图重新回归的心路历程，彰显出传统女性文化深远的影响力及其在现实中的困惑与尴尬。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昭示了当代女性解构、重构与继承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二十世纪短短一百年间，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演绎得无比壮怀激烈，但一百年相对于漫长的几千年来说毕竟还是太过短暂，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印记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深深烙在每一位女性的心里，内化为她们生命存在经验的集体无意识。徐坤《厨房》中枝子从逃离厨房到回归厨房的心路历程和轨迹，形象地喻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历史惯性和宿命，更深刻地昭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一、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 自远古人类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所取代以后，伴随着漫长的男权制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形成了深刻而丰富的伦理内涵，其中性别位置与角色成为最直白又最重要的文化识别符号。在古代《易经》里是这样说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辟户谓之乾，阖户谓之坤;乾，健也，坤，顺也;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pl通过男女关系天地化对女性位置与角色作了明确的框定，她们的性别角色是理家主内，做一个孝顺贤良的媳妇、妻子与母亲。 然而对于这种男权化语境下的角色定位自古以来一直有诸多女性心存质疑和不甘，所以在传承女性主流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非主流乃至反主流的的声音。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更有一大批现代女性大胆地冲破伦理或制度的樊笼，从封建家庭和封建婚姻中挣扎着跑出来。而临近二十一世纪新旧更替之时，许多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知识女性不仅拒绝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在自身上的延续，而且反过来解构并颠提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徐坤《厨房》中决然地离家出走的枝子无疑便是这样一位女性。不知是她天性中实现生命价值的欲念使然，抑或是她内心里固有的围城情结作祟，结婚生子后她却又毅然地追求另一种生活而“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灶下脾”。她的反叛并不针对那个笼统的大家庭以及围绕大家庭的伦理制度等，而是普通家庭中一间真实的厨房。“她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受够了厨房里的一切摆设。那些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全都让她咬牙切齿地憎恨。正是厨房里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身手不得施展。”于是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 虽然文本没有对枝子的婚后生活作过多的描述和交代，但有一点读者还是可以清晰地从文本中解读出来，枝子的出走并非因为婚姻家庭的不睦与不幸，更多的是一种性别觉醒与反抗。枝子不是中国的娜拉，她的出走不同于易卜生笔下娜拉的出走，娜拉因不愿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不愿成为男性的玩偶而决绝地出走。枝子也不是现代的子君，她的出走也不同于鲁迅笔下子君的出走，子君的第一次出走是为了追求婚姻自由，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主动离开生她养她的“大家”;第二次出走则是因为他们的爱已经无所附丽，涓生嫌她已成为累赘而被动地离开组建不久的叼、家”。她们的出走带有极其浓重的悲剧意味。 当年鲁迅在深人思索与探究《娜拉走后怎样》的同时，以多数作家所关注的终点作为自己艺术叩问的起点，完成了关乎女性解放问题的不朽之作《伤逝》，如今徐坤的《厨房》又站在了一个更高更新的起点上。枝子的出走已几乎不复存在娜拉们和子君们出走的种种原因，她的婚姻是完全自主自由的，她有丈夫和孩子，她与丈夫“爱与被爱”着。她之所以出走是因为她从女性自身的厨房语言中读出了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的危险，她不愿一辈子只做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不甘在简陋的厨房中简单地度过她漫长的一生。枝子的出走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 二、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 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女性文化不仅有着牢固庞大的根系，而且时时彰显出其超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枝子在割爱逃离厨房，经过岁月风尘的砒砺与磨洗，成为商界里远近闻名的“女强人”之后，其内心不但没有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后的满足与骄傲，反而对这个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名利世界感到一种莫名的厌恶与不安，于是家中宁静而温馨的厨房对她又重新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在一个个孤夜难眠的时刻，真是不由自主地常要想家，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 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它会泯灭和湮没人性中许多美好宝贵的东西，它可以把弄潮的男男女女送达到风和日丽的宁静港湾，也可以残酷地把他们抛掷到精神荒芜情感死寂的无垠沙漠。为了事业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枝子在艰难的摸爬滚打中几乎把曾经拥有而弥足珍贵的亲情和温情丧失殆尽，她每天所面对和接触的是“名利场上各色各样的人:卑鄙的、醒凝的、委琐的、工于心计的、趋利务实的人……”她越来越觉得每天的酒桌应酬是“那样累，那样食不甘味”，带给她的似乎只有算计和尔虞我诈，还有就是“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骚扰和准性骚扰”。 好在物欲横流、追逐实利的商业化生存环境并没有完全异化和湮灭枝子的精神本能和情感良知，虽然“早年的一颗多愁善感的心，早就像茧子那样硬厚”，但在她心中某个隐秘的角落里，在她精神和情感的源头里依然存有些许温馨而柔软的东西。“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的原始本能和冲动会时时从她的心底涌起，终于她又实实在在地重新回到了那摆放着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充满了色香味的厨房，“回来得又是这么主动，这样心甘情愿，这样急躁冒进，毫无顾虑，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里。” 尽管枝子走进松泽的厨房有着一定的荷尔蒙因素，她看到“男人的身子、手、脚都长长大大的，t恤的短袖裸露出他筋肉结实的小臂，套在牛仔裤里的两条长腿疏懒地横斜，大腿弯的部分绷得很紧，衬出大腿内侧十分饱满，很有力度”，并且她的脸“突然莫名其妙地红了”。但是对枝子的重回厨房显然不能只从如此狭窄的角度作浅层解读，因为如果她仅仅想得到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人的所谓爱，“以一个商界女星的身份来说，对她前呼后拥献殷勤的男人总是数不胜数”，她根本不用也不必如此屈尊地到厨房去俯就一个男人。枝子的重回厨房是一种传统意识惯性下的真实的心理诉求，是女性永远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虽然从性格逻辑上来说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一种女性文化心理的必然。对厨房的向往是女人的原始天性对真情世界的向往，“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其在女人心里的地位和分量不亚于漂泊游子心中的故乡，在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上都是女人最真实的永远的家。因此枝子的重回厨房如同她的出走一样，也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 三、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走出厨房，枝子是一个成功者;重回厨房，枝子是一个失败者。但成功者也好，失败者也罢，她始终挣不脱的是几千年来织就的那张巨大的乳豁的网。《厨房》之所以超越同类作品而备受推崇，就是因为其没有陶醉于女性走出厨房的虚幻胜利，而是以此为起点在更高的层面和更新的时代际遇中审视女性生活和女性命运。透过枝子形象，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女性的历史宿命和抗争的无奈，更强烈地感受到传统女性文化在现实中的多重困惑与尴尬。 其一是传统女性文化解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危险的枝子，解构并颠覆了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经过一番刻苦的拼搏摔打之后终于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但此时她却惊恐地发现自己不仅迷失了早年多愁善感的女儿心，甚至在酒桌酬醉和虚与委蛇中几乎要失去作为一个女人真性真情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她成为一个“女强人”之后，她离“女人”的本义和本质也渐渐地远了。她可以从精神上完成对女性角色定位的解构与颠覆，却无法解构和转换女性的自然性别和文化性别。她的内心又隐隐地听到了在一代代女性血液中流淌不息的来自远古的呼唤，所以她又试图让自己从“女强人”重新回归到“女人”，情愿让主体化的自我重新回归到客体化的厨房。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女性解放的要义理解为经济解放，鲁迅说“一切女子，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娜拉和子君的悲剧似乎便是最现成最有力的例证。但是枝子却用另一种话语形式告诉人们，经济权的获得并不能使女性得到彻底的真正的解放。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强人”，枝子无疑已拥有了无比强大的经济权，但她却深深地陷人了另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惑与尴尬。在解构与颠覆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之后，枝子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断裂，这种断裂使她的身心无法言说的疲乏和倦怠，使她的精神无所归依的失落和空虚。 这就是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既非源自于反叛的抉择与痛苦，也非源自于反叛的艰难与失败，而是源自于男权化的生存竞争环境对女性介人的有意识骚扰和排挤致使女性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角色被重新唤醒与召回，使事业成功后的枝子又无奈地陷人了传统女性文化意识复归的怪圈。 其二是传统女性文化重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回归的枝子的情感困境。意欲让自己重新从“女强人”回归到“女人”的枝子，试图复归与重构当年被她质疑并解构的传统文化对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已然不惑的枝子自认为是一枝虽历经风霜却仍然盛开在厨房氮氯香气里的桅子花，所以“在一阵骤然而至的雷阵雨突袭过后”的一个夏天的傍晚走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爱与欲往往会使女性的智商和年龄同时降低，平时枝子无疑是一位高智商的成熟女人，此刻枝子却成了一个低智商的幼稚女孩。当年枝子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被缚的危险而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如今她却在自己欲回归厨房时试图将另一个男人也缚于“厨房”。尽管在厨房中“女强人”阴影淡退，“女人味”暗香浮动，但枝子的真情骚动和肢体表达却始终得不到松泽的进一步回应，反而让“不怕玩就怕认真”的松泽倒吸一口冷气。其实徨论让松泽伴她共度漫长的一生，就连她刻意经营的这个夜晚他也并不情愿就此度过，“男人一方面惴惴，觉得女人枝子给他的面子太大了;一方面又稍嫌累赘，觉得整夜晚在自己家里吃上一顿饭，太缺乏新意。”所以，那个夜晚枝子可怜地成了“衔笛起舞的印度耍蛇者”耍弄的那条蛇。 如果仅把枝子的失败归因于她错把一位花心而不愿负责的男人当作了自己托付和依靠终身的对象，那就显然没有真正读懂《厨房》的深层涵义。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并非仅仅源自于人物与人物的性格冲突，更源自于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枝子当年在解构并颠覆传统女性贤妻良母角色定位时，把厨房连同爱与家庭都置于一个心理的对立面，所以从她出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回归厨房得到真爱只能是一种奢望。男人可以兼得事业和家庭，而女人为了拥有一部分就必须以牺牲另一部分作为代价。切莫以为事业成功的枝子在男女关系中已处于强势地位，在新的生存环境中男性及男权往往会变换不同的形式来蹂嗬女性，“新的商业文化语境中的实利性运作对男性精神人性的严重异化致使中国当代女性最大的优患不在于男权的压迫，而在于来自男性的玩弄和欺骗。 不过纵然松泽不是一位不愿被依赖不愿负责任追逐实利的花花公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个业已功成名就的不惑之年的艺术家娶一个同样年届不惑的“女强人”为妻终究也属于小概率事件。 这就是回归的枝子的情感困境，一个拥有经济权的“女强人”的情感困境。她试图从“女强人”重新回归女人，回归厨房回归家，重构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但她的家已然不复存在。枝子只能无奈地面对渴望回家又回不了家的尴尬处境，只能在回家又永远回不到家的漫漫长路上终生流浪。 其三是传统女性文化继承者的困惑与尴尬，即本色的“枝子”的心理困境。这是每一位受过女性解放的大潮冲刷却依然生活在本色中的大多数当代女性的心理两难，是隐藏和隐含于《厨房》故事之外需要读者自己通过想象去体认的更现实的女性生存状态。假如当年枝子虽然读出了自己被缚被物化的危险，却没有毅然地从厨房中出走，而是以本色的形态承袭了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那么其困惑与尴尬必然会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一方面让这样一位聪颖多才的知识女性在厨房中默默地消耗一生，无疑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0，强烈的悲剧性元素定然会凸显出现实生存环境的不合情与不合理;另一方面，既然枝子已读出自己被缚被物化的危险，她的心就会始终蠢蠢欲动，“走与不走”的困惑会伴她一生，她不得不终生忍受身与心相分离的痛苦与煎熬，她的心既已不愿传承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她的身就只能处在一种伪造的生活里。 枝子的这种心理困境无疑正是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反叛与继承传统文化的两难困境。女权主义者所倡导和推进的一次次女性解放运动使许多女性的内心已对传统的角色定位产生强烈的不满和质疑，但在实际生活中她们仍不得不无奈地继续扮演自己不满的角色。表面上看她们也已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权和政治权，但男权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其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只能是延续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在今日，女人虽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虽然当代女性的处境有了很大改善，政治经济获得独立，但她们仍然受到重重的束缚。 女性真实的心理困境正源于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现代人类和现代文明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一个不知道现代城市文明的人会满足于乡村生活的悠闲与宁静，一个厌倦了现代城市文明的人又会重新向往乡村生活的悠闲与宁静，但一个已然知道现代城市文明却依然生活在乡村的人，必然会向往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因为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对任何一个“乡村人”都有着天然的吸引。 这就是本色的“枝子”的心理困境。当然“本色”仅仅指枝子未曾改变的生活和生存状态，而不是指她已然蠢蠢欲动的心绪和心理状态。显然她也不再仅仅是《厨房》中那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很可能是一个患有严重“城市病”的不幸女人。但是她以及她们的多重心理困境正昭示了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文化解读论文:基于制度优势视角的企业文化解读 [摘要] 企业文化就是“自然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为和规范”；企业文化较契约制度在激励和约束企业成员上具有比较优势；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关键词] 企业文化 契约制度 比较优势 一、企业文化——企业必然的制度创新 “市场运行要花费成本，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权力（企业主）指导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于是在劳动分工、减少偷懒、委托、道德风险、契约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性等各种理论的解释中，企业是作为替代市场交易的另外一种组织形式出现。 企业的经理人为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获得而必须要求他发挥最大潜能来管理好企业。这样企业的经理人就必须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契约合同（或者说是企业正常运行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约束机制等）来监督企业成员,使得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达到有效的统一。企业的监督制度的出现对于企业的运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维系企业经理人和企业成员之间契约合同关系的有效媒介。 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与其所处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等密切相关，而且企业的发展历史过程、企业创始人的精神品格等对企业的发展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企业经理人可以利用企业存在的这种独特性（与其他相似企业在文化背景、家族管理、历史背景、企业使命等各种因素比较）制造各种差异化的优势，并把这种差异化优势转化为一种激励信息和刺激信息传输给企业成员。这种信息是一种正面积极的激励信息和刺激信息，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成员的生产热情、奋斗干劲、团结精神。企业经理人可以很好的把业已存在的各种企业规章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转化为企业成员的一种意识形态，有效的作为一种正面积极的激励因素。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企业文化的出现是企业减低监督和激励成本的必然的制度创新。 企业成员内部存在非正式组织行为。在企业中,强制性的契约和正式的制度首先规范着人们的行动以求获得行动的一致性，但是由于人自身具有“社会性”的人性，使得人在企业生产中又内生出一种自然规则,即非正式组织的文化规则。“非正式组织就是企业成员在共同的工作过程中，由于抱有共同的社会感情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有自然形成的规范和惯例,其成员必须服从。”（芮明杰,袁安照,1998,p38)上述的正面积极的激励因素以及非正式团体自然形成的规范和惯例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企业文化。 二、企业文化较正式制度的比较优势——建设企业文化的缘由 企业的契约制度作为正式的制度设施并以监督机制形式在企业内部运行。契约制度要发挥监督和激励作用，必须先转化为企业成员头脑中的直接意识形态，然后这种直接的意识形态再影响企业成员的具体行为，这是因为人的行为总是直接受到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企业文化则作为“自然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为和规范”以意识形态直接深刻的影响和规范着企业成员的行为，这是因为企业内部的价值观和经营哲学、禁忌等精神符号在行为层次上都已经转化为一种企业内部共同遵循的规则—一种人际间的默契，而非契约下的行为。它就像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和戒律，深刻的影响其成员的意志和行为。 两种作用模式比较之后，企业文化较契约制度能更有效的影响企业成员的行为。人的行为更多的是受到自己意识形态的指导。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内部的一种非正式制度,以直接意识形态的途径最为直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企业成员。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存在,如果没有很有效的转化为企业成员头脑中的意识形态，那充其量只是外在的制度形式,不能有效的产生激励和约束的作用。企业文化一旦形成,企业成员便会以企业经理人的合作伙伴身份完全纳入企业的运作之中,虽然企业成员可能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激励。 企业文化也因此比企业内各种规章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效果更具有优势，这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洞悉企业文化的本质特征——建设企业文化的关键 1.企业文化的不可复制性。企业文化是扎根于企业内部的内生变量，它始终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缓慢的进化和发展。企业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具有十分稳定的独立性和单一性。 2.企业文化的弥补性。任何完美的契约制度是不可能全面监督和激励企业成员的行为。企业文化则可以有效的弥补这些缺憾。 3.企业文化的制度化。我们可以发现好的文化规则，使之制度化或通过仪式使之强化；我们也可以通过不断的经验检验各种规则，选择更有效的制度,使企业达到一种自发有序的状态。 4.企业文化的原创性。企业文化是企业中群体经验的积累，它常常包括了企业最初领导人或第一批创业成员从自己经验中领悟到东西，并逐渐融入更多成员的理性思考，最终沉淀为组织内共同遵循的原则。 5.企业文化的顽固性。企业文化容易造成一种思维定势，使人们的思想囿于其中，而且丧失了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突发问题的能力。 四、构建企业文化的启示 1.企业管理者必须重视和意识到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企业文化内在的比较优势造就了企业外在竞争优势，企业一旦形成了这种差异化的文化，就会演变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它的竞争企业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 2.企业的管理者在企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挖掘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固有的企业文化，原创性的总结形成企业独特有差异性的个性文化。 3.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把全体企业员工视为建设和创新文化的主力军，做到以人为本，充分的发挥每个员工的能动性和参与性。企业管理者应发挥企业文化建设领导者的角色,敏锐的挖掘企业中好的的非正式制度并使之制度化,加强企业的外部宣传,导入企业cis识别系统,通过不同的管理方式促成企业文化的形成并发挥其重要作用。 文化解读论文:试论信访困境的传统法律文化解读 摘要“无讼”是 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 （一）“无讼”观的提出 古代社会里，官方追求“无讼”并非排斥解决纠纷的一切手段，只是尽量避免将词讼引入官方的视野。一方面，官府积极引导宗族等社会力量将大量的社会纠纷解决在官府之外，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阻止当事人讼至衙门；另一方面，对已进入审理程序的民事纠纷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对官方的“无讼”观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官方的“无讼”观体现为采用“引导+阻止”的模式避免大量的民事纠纷涌入司法途径；从实质上看，官方的“无讼”观表现为对纠纷本身（而非纠纷承载的案件事实）进行否定性评价。 　在官方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现实生活的压力下，普通百姓形成了不同于官方正统观念的“无讼”观。如前所述，百姓对讼争的轻贱，不取决于诉讼影响自己的德行，而取决于讼争会给自己造成实际利益的损失。笔者认为，民间的“无讼”观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百姓在官方的引导下，将大量的纠纷解决在官方之外；从实质上看，百姓对诉讼这种纠纷解决的权威方式持轻贱和蔑视的态度。 这种官方与民间二元化的“无讼”观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古代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将信访事件的大量涌现看作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中央将上访率作为考核评价指标，其目的也在于通过基层国家机关的工作，减少信访事件的发生。某地上访率高，则表明该地社会不稳定，地方官员缺乏政绩。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纠纷大量增长不再是地方官员“德行有亏”的表现，但对官员政绩的负面影响则是古今同一的。地方国家机关面对刚性的评价指标，只能千方百计做好息访工作，堵访、截访只是工作手段之一。在社会和谐的理想图景中，这种思维方式将公民的信访行为与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从形式上看，这种做法并未对法院的纠纷解决职能产生直接影响；但从本质上看，国家将纠纷本身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加以否定（负面）评价，则与古代官方“无讼”观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这种以政绩为追求目标的“无讼”观的影响下，才会出现政府官员的“刁民论”、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的惊人建议，以及将拍摄上访照片的网民送进精神病院的极端行为。 四、摒弃“无讼”观念，摆脱信访困境 要解决拓宽信访渠道与堵访截访层出不穷的矛盾现象，应当从正确定位信访入手，将其还原为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法定权利，排除“无讼”观对信访制度的影响，通过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正确定位信访——政治参与的手段与权利救济的方式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从根本法的高度赋予我国公民批评、监督政府的基本权利。信访正是公民通过书信、走访等形式实现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手段。《信访条例》则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信访界定为公民向政府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活动，信访从政治参与的手段演变为提出“投诉请求”的方式，其职能也由一般性的监督向多元化转变，即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和权利救济。 其他国家机关（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颁布的信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信访条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将信访界定为信访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控告、举报和申诉”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则将立案与信访工作合并窗口办公，将信访视为与起诉并列的“来访、申诉和申请再审”等活动。 由此可见，信访是宪法、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通过信访渠道向国家机关反映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没有采取激烈的方式与国家对抗，是行使法定权利的表现，同时也是信任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表现。 （二）摒弃“无讼”观，实现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赢” 1．摒弃“无讼是求”的传统思维，树立信访是信访人正当、合法权利的观念 既然现行法律体系已将信访定位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则在实践中各有关机关应当正视这一权利的行使，引导其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大禹治水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对待“信访洪峰”只能采取疏导的方式，“堵”、“截”只能收一时之效但可能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各级国家机关应当摒弃“无讼”的传统思维，“不责人之争，但论其曲直”??，对社会纠纷、社会矛盾本身不做否定评价，将着眼点放在如何更加高效、公正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上去。 2．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古人早已指出：“讼也者，世事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传曰饮食必有讼。”??既然纠纷不可避免，在目前司法资源尚不足以解决全部社会纠纷的情况下，盲目、片面地追求“无讼”、“零上访”将是掩耳盗铃之举，不仅起不到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反而可能导致更大规模不和谐事件的发生。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很多当事人提出信访请求确有合理之处。根据于建嵘教授研究的成果，信访中“有道理”和“没有道理”的比例大致为4：1。既然确有道理的信访事项占绝大多数，各级官员没有理由为了自己的“一阵子”对其采取壅塞的态度，而应当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程序的权限，积极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机械地将“无讼”（零上访）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可怕的不是词讼本身，而是词讼背后的纷争得不到及时、妥善的解决。 当然，肯定信访行为的合法性、及时受理信访请求，并不必然产生妥善解决信访事项的结果。信访的结果如何，与信访制度是否合理、信访机制是否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应当看到，信访机构对公民通过信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双方易于产生“共情”的效果，本身就有助于化解信访人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积累的怨气，提高信访人对国家机关的认同感，这对维护社会稳定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根据于建嵘教授赴止访村统计的结果，上访人上访的目的：90.5%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可见，信访在很大程度上是信访人的一种宣泄的渠道。对其不逃避、不压制，有助于缓解信访人与政府间的对立情绪，对维护社会稳定产生积极作用。 总之，传统的“无讼”观对现行法律秩序有深刻的影响，无论是民众对诉讼的排斥和对信访的青睐，还是国家对信访渠道的畅通以及对社会纠纷大量涌现的恐慌，都是“无讼”思维在当今的表现。维护社会稳定可以通过完善诉讼和信访制度，更有效地解决纠纷来寻找突破口；如果仅仅为了营造“无讼”的假象，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只能适得其反，并使信访困境无从破解。 文化解读论文:汉代酷吏的法律文化解读 摘要：法家思想与文吏制度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文化基础；特殊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武帝时期的政治诉求为汉代酷吏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条件。汉代酷吏的治世风格迥异于后世儒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整体特质也不相协调，但杀伐立威却并不总是意味着大肆破坏国家律令，酷吏的表现恰与汉代律令的性质和特征存在紧密联系。汉代酷吏群体的消长、演变，动态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法律文化的发展变化，呈现了中国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进程。 关键词：汉代酷吏；王道；霸道；法律文化 作者简介：李巍涛，男，河北廊坊人，法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酷吏之“酷”本意为“酒味厚”，原与暴虐、残忍没有直接关联，因此不能将“酷吏”简单理解为“残酷暴虐的官吏”。执法严苛以及对法律的特定理解和运用是汉代部分官吏被归于“酷吏”的主要原因，但这往往无关乎其政绩和个人品质。汉代酷吏大量参与当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审判活动，乃当时法律文化的承担与创造主体之一，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存在相互印证的关系。尽管汉代酷吏与后世酷吏存在诸多不同，但今人对酷吏笼统一贯的认识已经偏离了司马迁的本意，究其原因，自是儒家思想对传统文化影响过深，汉代酷吏则往往被置于儒家德礼教化标准之下进行评判。本文从国家律令制度、法律文化角度对汉代酷吏进行实证性解读，进而说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番厮杀、融和，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政治实践的历史性选择。 一、汉代酷吏的法家底色 先秦及秦法家的思想融汇于其所创设的文吏制度、选官制度、考绩制度等各项制度之中，这些制度均为汉代大体继受，而酷吏作为汉代政治体制内的一分子，大多经由这些制度培养选拔出来“优事理断”，此一过程即其受法家思想熏染的过程。自汉代始，法家式微，甚至不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但其影响却从未间断，“中国以后的政治，大部分受法家学说支配，因为他们的学说乃从实际政治出来，且与实用”。因此，汉代酷吏与先前法家在对法律的认识、执法方式和手段等方面虽存在差异，但其仍不失为法家文化的传承者，摆脱不了法家底色。 1.以法家思想为渊源 汉代酷吏的法律观念大多受法家思想影响，法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立公弃私、明法治吏”等观念均在汉代酷吏身上有所体现，不同之处在于汉代酷吏并无法家人物对法律的价值认同，法家思想对酷吏的影响主要通过制度性训练耳濡目染而成，所以汉代酷吏对法家思想的继受往往有其形而少其实。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是法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家尊君注重法律建设、摈弃道德判断，基于相同的政治考量。“西汉的皇帝从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的路线，他们内心所关切的问题可以说只有‘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个字”，不断推进中央集权成为汉代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汉代酷吏因之以拱卫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为己任，遵循“以猛服民”的方针，充当君王的鹰犬之任。法家思想中的皇权具有抽象至上、超越个体的意味，是法律权威的源头与保障，而汉代酷吏眼中的皇权则是实在的，其往往直等于法律，正如酷吏杜周言：“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法家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在于废止官贵特权，汉代酷吏亦大多为“不避权贵，勇于执法”之人：郅都“行法不避贵戚”；宁成“其治效郅都”，让“宗室豪桀人人惴恐”；义纵、严延年等也“直法行治，不避权贵”。 汉代酷吏的兴起及峻法的实施有着强烈的维护社会秩序和集权统治的目的性，适用苛法重刑比法家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适用对象往往集中于破坏法制的诸侯、豪强，以及大规模的民变，表现为对法家重法思想继承基础上的修正。法家在明确公、私有别的基础上强调吏治清浊以立公弃私为前提，并将严于治吏的思想贯彻于立法之中，承秦而治的汉代也很重视吏治，崇尚以法律规制臣下，汉代酷吏是治吏手段也是吏治对象。汉代酷吏大多明法任法，其行治以“明法”为基础，又常常领受君命，取得法律上的裁量权与豁免权，至少形式上表现为依 法行治。西汉末年儒生出身的丞相薛宣、朱博皆谓：“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汉代官吏奉职守法的意识由此可见一斑，大部分汉代酷吏严而少恩的一面则为法家奉公去私、忠于职守思想的表现，他们大多都能做到廉洁奉公，而用法苛暴的酷吏往往会得到君主“一切便宜从事”的支持和授权。 2.与儒道学说相纠葛 “秦汉律是法家的法，隋唐律是儒家的法；中国法律原是这两个法系衔接合成。”瞿同祖也认为秦汉法律为法家系统，并不包含儒家礼的成分在内。但汉代统治者明白一味适用严刑峻法，全面推行酷吏政治必会重蹈亡秦覆辙，所以汉与秦虽然同样用法严苛，但是法家思想与制度的运用大多时候被限制在一个更高层面的价值体系之内，汉代并未像秦一样将法律尤其重法适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秦代“法治”全面至上，汉代“法治”则受到约束，这种“约束”表现为汉初黄老政治包裹着法家思想，而后则嬗变为“霸、王道杂之”的儒法合流，除了武帝朝的短暂勃兴之外，法家思想再也没有取得至高地位。选择“王道”意味着皇权从某种程度上接受礼法的约束，而受到约束的权力更容易接近理性，也正是这种“约束”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力量。《史记·礼书》记载“孝文好道家之言”，《儒林列传》又说“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岂不矛盾？其实汉初诸帝坶睢黄老是尊，一方面推行“无为”政治，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秦代的严刑苛法，只不过此时法家思想须在道家思想的统摄之下发挥作用。此期法家的治世之术退居次席，隐匿于道家无为的原则之下发挥维系政治机体运转的最基本功能。黄老学说对法家思想的统制使其不再表现为“以力胜”的激烈形式，法律实践层面更多地表现为“约法省刑”，法家制度的运用则更具隐蔽性，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法家思想中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得以保留下来。“以道统法”的原则将法家理论融入道家思想之中，表明黄老一面肯定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另一面也认识到法律滋彰的破坏性，因此强调必须将法家的制度模式拘囿于特定的价值体系之内，制定和实施法律时要以“道”为指导，遵循“道”的原则和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使法治之术扬长而避短。黄老与法家对法的认识最大的差异乃在于辨识“法”在一国政治中处于何种地位。在法家看来，法的地位是最高的，上至君主都应该遵守法度；而黄老则将法纳入“道”的统制之下，以“无为”来约束法的社会功能，这直接导致汉初酷吏处于潜伏状态。 从秦时“焚书坑儒”，到汉武帝时再次受到重视、尊奉，儒家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汉儒接受了法家的君臣观，实现了儒学政治性格的转变与制度化，儒法本体之争在汉代已不存在，原本儒法两家竞争激烈、互不相让的争辩思潮渐趋沉寂。“法家的理论本来只及于治理的方法，未尝及于为政的目的；儒家的理论有为政的目的，而未尝及于方法。两者结合，遂成为帝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司马淡在“论六家要旨”中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儒学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法家则“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儒家正好借助法家事功性在政治上取得立竿见影之效，法家亦可借儒家之道德性来弱化“严而少恩”的一面，从而形成“累世行之”的正统思想。 酷吏群体内在的发展变化印证了儒法合流的趋势，西汉酷吏大多逢迎主意以执法，只是将法律视为实现安定、统一等政治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所以西汉酷吏大多一味杀伐立威。尽管武帝以“儒术”缘饰律令法术的思想引发了当时“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的习气，但彼时的儒学更多的是一种装扮。东汉酷吏受儒家思想影响日深，一方面执法态度更为坚决，出现了为维护法律权威而违抗王命的情况；另一方面则出现考量平民利益以适用法律以及先教后刑的例子，汉法和抽象的皇权意识凝结为国家观念，成为东汉酷吏抗拒强权、严于执法的凭借，此时的酷吏已经是渐趋儒家化的酷吏。具有专业法律技能的文吏逐渐放弃排儒立场，许多继承法家传统的文吏开始学习经学，“有俗材而无雅度者，学知吏事，乱于文吏，观将所知，适时所急，转志易务，昼夜学问，无以羞耻，期于成能名文而已”。一语道破 了东汉儒生改习吏事的原因，法家透过文吏对汉代社会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儒家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实际上也要漫长得多。这既是董宣质问光武帝“何以理天下”，且“终不肯俯”的原因，也是儒法合流深层发展的表征，这一文化的选择最终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法律传统的走向。当然，法家思想依然在东汉酷吏的法律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汉代酷吏的法制基础 “西汉中期以前特别是在西汉前期，秦代尚法而治的社会风气仍给当时的社会以较大的影响，而且此时儒家的思想学说虽逐渐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但在实际政治中儒家学派没有能够也没有能力马上占据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阵地，因此在社会中‘尚刑名法术之学’的‘文吏’仍在实际上操纵着司法统治大权。” 到东汉初年，“法令，汉家之经，吏议决焉，事定于法，诚为明矣”的观点依然盛行。秦时确立的法律制度随着帝国体制一起被汉代继承下来，这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基础，只不过随着道、法、儒三家思想的激荡、融合，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 1.汉代酷吏兴起的制度保障——文吏制度 按照法家的设计，一国之中“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人们应该遵循的传统只有法，即“以法为教”，所赖以解决问题的只有习法之吏，即“以吏为师”，官吏则应该精通法律、熟悉政事、奉公守职、严行法令，这个理想国家的基石即为文吏制度。肇始于秦代的文吏制度是法家思想制度化、程序化的一种表现，包含一系列关于基层官吏培养、选拔、奖惩的制度，也是秦帝国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之一。汉高祖入关时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汉文帝时，治平为天下第一的吴公曾向李斯求教律令之学，后被任命为廷尉；御史大夫张叔也曾经因研习法家刑名之术而做过太子的顾问；精通申商刑名之学的张恢则隐居教授法家思想制度；张汤、范晔、周纭、阳球等汉代酷吏均好申商之学、韩非之术。《汉官仪》载，东汉辟士四科中第三科即为“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句，文任御史”。由于明法、断狱受到政府的重视，且有较多的升迁机会，两汉之世习律之风一直很盛，贵文吏之风与汉王朝相始终。东汉“论者多谓儒生不及彼文吏，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则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儒生有阙，俗共短之；文吏有过，俗不敢訾。归非于儒生，付是于文吏也”。反映了当时贵文吏、轻儒生的社会风气。 文吏制度之所以在汉代得以保留，研习法家治术之所以成为汉代入仕的通道之一，乃是因为文吏已然成为帝国统治不可缺少的官僚群体。早在汉初“尽管普遍指责秦政权和其法家学说，西汉早期的朝廷仍然几乎没有离开它从秦代继承下来的法家学说和实践的范围。遵循道家无为的准则，朝廷很可能发现从事别的激烈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于是就满足于让下级政府按照旧有的制度，由秦政权残留下来的或者按照这种制度训练出来的官吏管理。”牟宗三曾评说汉代政治：“章则法度，非其所长，又无既成之文化系统可资凭借，其所赖者唯萧何耳，而何之所承者，秦之吏制也。” 文吏制度既为秦代帝国政治的基石，又被视为弊政之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汉初黄老盛行，帝国官僚体制的存续虽然使文吏制度得以保存，但官僚机器被迫将转速降至最低，尽量减少其承担与发动的事务，以此来缓和对社会的压力。黄老“治道贵清静”的宗旨反对文吏的进取苛察，“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谍谍利口捷给”的文吏不得不让位于“木诎于文辞”、“言事曾不能出口”的“忠厚长者”，因为“其为治乃能与秦吏相反，年又长大，非唯历事多，其人亲受秦法酷烈之害，必事事思顺民情，与之休息也”。对于以“刀笔筐箧”为能事的文吏来说，当“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成为政治愿景，整个社会沉浸于“官不扰民”、“约法省刑”、“轻徭薄赋”时，他们的功能必然会大大受到限制。作为文吏极端化发展的酷吏在此情况下自是同样受到抑制，难以大量出现。儒法两家都具有积极的事功性，它们的融合必会以一方受到较大约束为前提，“德主刑辅”即为儒法合流后二者在治世思想层面的重新定位。为了适应主导思想的变化，官僚的技能和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文吏制度随着儒法合流的深化而受到结构性冲击，并最终影响了酷吏的形态。 汉初不重视儒学，以儒生身份参政的官员不多，但随着儒学的复兴，帝国政 府向儒生敞开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他们自身的行政素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贤良之士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他们尊奉儒家德治的措施得到实行并深入人心。太学弟子大多“归为郡吏”，成为基层官员，儒生通吏道成为一种客观需要。随着武、宣、元三帝对儒术态度的变化，汉代朝廷中文吏与儒生的势力此消彼长，酷吏与循吏并用，儒生、文吏进一步融合与儒法合流的进程相互印证。儒法两家思想的合流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儒生与文吏的融合，而文吏制度作为汉代酷吏产生的制度保障受到如此的冲击势必会遏制酷吏的产生，“吏服雅训，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相克也”，成为儒法合流在官吏政治性格上的表现。 　2.汉代酷吏兴起的法律原因——苛法繁多 汉代酷吏之“酷”在法律上更多地表现为“执法深刻”、“牵连竟深”，并非对法制的破坏，所以汉代酷吏的兴起与君主的意志和重典的颁行有着很大的关系。杜周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即为酷吏思想源自君主意志和国家法令的一个明证。武帝为配合重用酷吏的政策颁行大量苛法，以立法的形式促使官吏不得不“酷”。张汤与赵禹“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见知”罪意在严惩缉拿盗贼不力的官员，执行过程中“不知不见，不坐”的情形很少。凡是“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则急诛之”，深文峻法、严而少恩的官吏反而无人追究，甚至被称为发奸惩顽的能吏，因此大多官吏受风气驱使以至于严酷。武帝时设十三州部刺史，监察二千石长吏和强宗豪右，并明确规定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严于执行此法的刺史都称得上酷吏。 此外，汉代虽沿用秦以来“纵囚与同罪”的原则，但武帝时扩大了“纵囚”的适用范围，往往把执法平允者指斥为“故纵”，甚至通过重判所纵之囚来加重“纵囚’’之吏的罪过，形成“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的局面。前有利禄相诱，后以废免杀头相督责，酷吏行重法已成为保全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自安之道，以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 “法令之繁，自武帝始也”，随着苛法的颁行，酷吏已经从少数个体通过抽象立法泛化为一个群体，而酷吏的积极意义也开始转化为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武帝立法不仅扩大了官员的责任范围，而且也通过“通行饮食”罪扩大了对盗贼株连的范围，即凡为贼盗通风报信、充当向导、供给饮食者，皆须处以严刑。史载武帝时“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催促官员严格执法、深刻执法，意在杜绝“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大强则不可以罚威”的局面，避免中央集权统治受到威胁。 汉代酷吏之“酷”建立在精通国家律令的基础上：严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奏成于手”、“奏可论死”都反映了严延年精通律令、善为谳辞的一面。张汤、杜周之属则不仅因为明习律令，承办皇帝诏狱，而且积极参与立法、释法活动，可以说是酷法造就了酷吏大兴的局面。而酷吏之为“酷”无须以破坏法制为前提，此种“恶法亦法”的状况源于传统法律的“人治”本质，务在追求专制统治的巩固。汉代酷吏之“酷”反映了汉代律令之“酷”，而律令之“酷”又带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时代性，其指向大多为宗室豪强，至于小民的作奸犯科往往不会纳入酷吏管辖的范围。 三、汉代酷吏的人治之维 文吏制度为秦汉培养了在性 上别无二致的基层官僚，不同之处在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制始终将文吏的活动囊括于律令之内，甚至君主亦遵法守法；汉代法家思想制度受到拘囿与限制，当特定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无法令可资遵循时，自然需要作为皇权人格化的酷吏的出现，因此汉代酷吏实为传统法律文化人治之维与文吏极端化发展的产物。 1.皇权的人格化 汉初为数不多的部分酷吏均出身郎官，为皇帝近臣，对皇帝的治世思想与政治目的心领神会。身为郎官的酷吏被委派到地方担任长吏、令守，可视之为皇权对地方政治的直接渗透，汉代酷吏也成为君主有针对性地适用重法，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得力工具。吕后曾经积极剪灭汉初封立的异姓王和开国功臣，酷吏侯封“刻轹宗窒，侵辱功臣”，成为她一系列政治举措的执行者。景帝欲废弃太子、诛杀外戚，不得不让酷吏郅都代替卫绾完成任务，因为卫绾乃宽厚长者，他的“不忍”很难实现景帝的政治目的。汉代酷吏因大多出身底层小吏，这使得他们很少陷于派系之争，从而“治敢行，少蕴藉”，因此宗室贵族聚居的京畿地区，以及经济发达、富人多出的关东地区成为他们经常任职的地方。统治阶层对酷吏的功能、利害有足够的认识，表达了一种将酷吏政策限制于特定地区，适用于特定犯罪类型的用意。“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干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义纵“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尹齐“所斩伐不避贵戚。迁为关内都尉，声甚于宁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尹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董宣“特征为洛阳令，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周纡“征拜洛阳令” 此外南阳、北海、蜀郡等也是豪右屯聚之地，因此酷吏常往任之。在罪名管辖上，酷吏以治理谋反罪、叛乱罪等威胁中央集权的重大政治犯罪和刑事犯罪为主，犯罪主体均为诸侯、宗室、豪强和组织武装反抗的民众。反观张汤“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严延年“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一宽一猛之间，酷吏之“酷”的指向立现。民间广为流传的“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类的童谣足以证明权贵、豪强对封建法制和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因此终汉之世，酷吏始终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斗争的重要手段。“皇权的直接干预地方社会秩序，既见之于皇权人格化的‘酷吏’，又见之于制度化的部刺史制。”而代表皇权被派驻地方的刺史又往往以酷吏充任，因此汉代酷吏以忠公自负，以能治善理为号，实为遵守从律令条文中渗透出来的君主意志，从赵禹、张汤到尹赏、王温舒都被武帝称赞为“能吏”。 　2.文吏的极端化 文吏经由专门训练而具备基本的司法行政技能，擅理政事、遵循法度，并依照能力、功绩和年劳任职升迁，乃职业化的官僚。作为法家“法治”理念的产物，他们务在奉法行事、公平循良，足以用其所学来解决日常社会政治生活中面对的问题。但是当社会状况超出制度设计者的预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令普通文吏无所遵循、无以为济时，突破就在所难免，酷吏即为文吏突破的一种出路。赵禹、张汤、杜周、尹齐等汉代酷吏大都出身文吏，而进身文吏的前提条件即为“无害”、“公廉”。张汤、减宣、杜周等被称为“无害”，郅都、赵禹、尹齐等则被称为“公廉”、“廉平”，司马迁也直言汉代酷吏“虽残酷，斯称其位矣”，大多酷吏身上体现了文吏奉法谨循的品质。郅都“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不受贿赂，不听请托，常说：“已倍（背）亲而仕，身故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乃典型的奉公守职的文吏做派。赵禹则“廉倨”，不仅不接受贿赂，还拒人于千里之外，十分傲慢，“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其“傲慢”乃是因为奉公，杜绝“知友宾客”请托，与荀子眼中“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的秦国文吏非常相像。 但文吏所表征的仅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酷吏则是社会矛盾加剧的产物，这些矛盾通常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地方豪强破坏法度、规模较大的民变，大都可能威胁 皇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并非一般文吏采用常规手段所能解决。汉代酷吏治世以深竞叛逆、不避宗室、摧折豪强、镇压平民暴乱为多，很少涉及一般刑民事案件，处理事项的特殊性决定了仅遵循常法往往不能实现目的，因此酷吏治世严而少恩，以杀伐立威，实为“法治”与“人治”传统冲突的结果。文吏循法行事，发挥法律正常的威慑效力，仅给社会造成一般的压力气氛；而酷吏则以重法、“文深”处理事端，是法家重刑思想的一种实践，意在形成一种恐怖气氛，不同于法家传统的是当酷吏认为常法不足用时会超出常法的范畴行罚。 酷吏之所以敢于如此，一方面因为处理突发危急事件，君主会以一切“便宜从事”的口谕把自由裁量的权力授予酷吏；另一方面则因为汉代“失刑”罪轻，“纵囚”罪重，即使以“残贼”罪失刑免官也还有可能重新被委任官职。汉成帝时酷吏尹赏做江夏太守，“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坐残贼免”。当“南山群盗起”时，又被任命为“右辅都尉，迁执金吾，督大奸猾”。其临终时告诫诸子说：“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 由此可见，酷吏用“酷”的利益驱动还在于朝廷施政的方针和法令导向作用，出身文吏的酷吏无不通晓法令，孰轻孰重，他们自是心中了然。职业化的训练使得制度标准覆盖了文吏的性格特征，他们表现出来的素质、操守、行治方式大多比较接近，而酷吏的极端化则决定了他们往往张显个性，自身品德素养多样化，“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韩非曾经这样来描述他心目中的治国之才：“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直到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依此标准，汉代酷吏既有“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强毅劲直、案法治官的一面，也有“重人”亏法利私，甚至无令擅为的一面，所以汉代酷吏深受法家思想影响，同时又只是法家思想“片面”而深刻的实践者，是文吏顺应时代需要极端化发展的结果。 四、汉代酷吏的时代特征 黄老政治为汉初社会的恢复做出了贡献，但当社会元气渐复，潜在的各种矛盾、冲突随之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清静无为的黄老便不足以应付时变。思想层面的嬗变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休养生息70年之后，宗室贵族势力兴起，“多暴犯法”，“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弗能任之”。地方豪强则往往利用经济、政治或宗族的势力在地方上横行霸道，违法乱制，甚至与官府分庭抗礼，也成为一股与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离心力量。《盐铁论·刺权》载：“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 在汉初“无为而治”的大环境下，吏治也日趋败坏，景帝时已发展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的程度，甚至有以杀人为职业的组织与官吏相勾结：“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又重馈部吏，吏与通奸，利入深重，幡党盘牙，请至贵戚宠臣，说听于上，谒行于下。是故虽严令、尹，终不能破攘断绝。”。 如何压制诸侯宗室和地方豪强的乖张，如何整饬吏治成为当时君主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思想领域，黄老学说悄然退去，儒家思想却陷于“缘饰”的地位，显得“软弱无力”，短时间内难以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新秩序无以为继。包括法家思想在内的各家思想所受束缚骤然减少，凭借帝国体制需要而保留下来的文吏群体最先对“拯救时弊”、“顺应世变”做出回应，自汉初就占据着各级政府职务的文吏从蛰伏的状态中活跃起来，他们来自法家的原色调又开始显现出来。汉初的“忠厚长者”此时不得不让位于能吏，而酷吏便是司法按狱、奉旨治世的能吏典型。“民倍（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景帝时“济南酮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 拾遗。”通过“族灭首恶”的刑罚手段实现了从二千石“莫能治”到“郡中不拾遗”的变化，不得不说酷吏政治是一项有效的拯救时弊的措施。汉武帝凭借汉初积累的雄厚国力和个人的雄才大略，意欲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弊端，在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事业上有一番宏大作为，于是“庞大的专制官僚机器重新加快了运转，并在武帝之朝达到了顶点”，武帝时期的酷吏也因此构成汉代酷吏的主体。武帝时期地方诸侯的实力虽远逊于“七国之乱”前各诸侯国，但他们仍然是中央集权统治的潜在威胁。淮南、衡山王密谋叛乱未遂，武帝令张汤案查反狱，结果由此牵连列侯、二千石高官及贵族达数千人，皆被处以重刑。更多的诸侯国虽不至谋反，却想方设法摆脱中央政权控制，败坏法制：“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彭祖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 　因此，汉代酷吏的兴起是社会治安恶化的表征，也是帝国政治通过依法治吏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诚如司马迁所言：“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精通律令的酷吏往往执法严苛，将法律视为规制社会的力量，认为刑罚为恢复社会秩序的最有效手段。他们不像循吏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治理民众，循吏的宽柔政策对普通小民或许奏效，但当地方豪强或者宗室权贵破坏法纪时，就不得不重用“武健严酷”、“杀伐立威”的酷吏。 汉代酷吏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但时代背景要求他们对法家思想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即表现为汉代酷吏对文吏的突破，成为文吏极端化发展的一种类型。武帝晚年曾言：“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又有用法深刻者诟病太子“仁孝不能武”，武帝则曰“正欲其守成”。统治阶层思想的转变决定了酷吏政治消退的同时也预示了儒学的复兴，在时代任务大体完成之后，治世政策开始从“宽猛相济”的一端慢慢滑向另一端。 结语 “和谐”往往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而汉代酷吏的存在却似乎是一个变音，但笔者认为“和谐”最大的特征不是结果的有序性，而是在承认各种矛盾处于不断激荡、调和之中的前提下，运用有效的规则制度长久地实现和维持有序性的过程，矛盾的多样性与变动性决定了规则运用的灵活性。汉代酷吏的存在深受法律传统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当国家平稳，以黄老或者儒家学说足以统摄各种社会矛盾时，酷吏自然少有；当社会危机四伏，法家思想占据上风时，酷吏必然大兴。其存在仍不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治世传统，汉代酷吏则为“宽猛相济”中猛烈一端的体现。汉代酷吏大多遵循、重视法律，不仅张汤、赵禹“其治尚宽，辅法而行”，即使酷吏之恶者如王温舒，在执行刑罚之前也会依法“上书请”，征得廷尉及君主的同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碍于秋冬行刑制度，他也只能顿足叹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大量汉简证明“法令是秦、汉行政的重要依据。”因此，汉代酷吏之谓“酷”并非全因他们对法律的破坏，而更多地是指其用法深刻，其所悖逆的不是封建法制，而是后世儒家正统的治世手段和价值观念。 汉代以降，随着儒法合流的不断深入，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社会整体对法律的重视程度逐渐下降。三国时卫觊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局面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升而成为过去，原本以是否“明法律令”来判断良吏、恶吏的标准也渐为是否精通儒家经典所代替，这在中国法律学上是一种倒退，但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诸多因素经过博弈之后的一个必然走向。 文化解读论文:浅谈“问世间，情为何物”——金庸小说爱情主题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爱情主题　传统文化　认识价值 论文摘要：金庸小说的爱情主题蕴涵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它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爱情观，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集体无意识”及 现代 人的情感困惑与矛盾境况，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从唐宋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中，侠客多被描述成“无情”、“无欲”的“铁面英雄”。这种江湖文化的既定规则，是建立在兄弟情谊基础上的一种流动状态的文化。它担心:女性的魅力会威胁兄弟之间的情义，爱情的力量会让江湖人物回归常态生活。所以，对女性的贬低、对爱情的排斥，是江湖文化为自己设置的保护层，也是 第二“最感人的爱情”。以胡逸之对陈圆圆、程灵素对胡斐、仪琳对令狐冲、小昭对张无忌等为代表。程灵素为了救胡斐的性命，不惜用嘴吸出毒素、牺牲自己的生命;仪琳虽然痴恋着令狐冲，却并不强求与之结合，只是虔诚地祈求菩萨保佑令狐冲一生快乐逍遥;小昭一片芳心全在张无忌身上、不慕名利权势，只要能在张无忌身边做一个“丫头”就心满意足了……。这些感人的爱情只求奉献、不求回报，正如“百胜刀王夕，胡逸之所说的那样:“你喜欢一个女子，那是要让她心里高兴，为的是她，不是为你自己。” 第三“最可怕的爱情”。以李莫愁对陆展元、李秋水、天山童姥对逍遥子、梅芳姑对石清、何红药对夏雪宜等为代表。这些女性原本温柔美丽，由于得不到想要的爱情或被心上人抛弃，以致心理变态、乱施报复，成为可怕的疯魔。这类女性形象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因为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文化的冲突血脉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灶神之妻》　文化冲突融合　母女关系　东方主义 论文摘要: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从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的特殊视角探讨移民美国的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到相互尊重和融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剖析了谭恩美的情节安排迎合了东方主义的阅读喜好。表达了作家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和隔阂中，寻找多元文化共同 发展 的美好愿望。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所说的:“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他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谭恩美就是这样一位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从隔阂到融合的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她继1959年出版的《喜福会》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和大众读者的欢迎后，又于1991年推出了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在这两部畅销的小说中，谭恩美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 二、母女间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认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两者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血缘至亲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巨翅老人》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马尔克斯　《巨翅老人》　文化批判　文化重生 论文摘要:马尔克斯的小说似乎总是少不了对恶劣的环境，病残的人们，怪诞的现象的描写，因此呈现在读者眼中的世界是贫穷落后，愚昧歼变，因循守旧，与世隔离的—这实际上是拉丁美洲的缩影。在《巨翅老人》中，作者在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揭示拉美贫穷落后的同时，流落出作家的忧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渗透着文化批判的意识和寻求文化重生的理想和愿望。 马尔克斯的小说《巨翅老人》一开始便展现了这样的世界:连续下了三天的大雨、许许多多被打死的螃蟹、发烧的婴儿、死螃蟹带来的瘟疫、水汪汪的庭院、连成一片的苍天和大海、变成烂泥塘的海滩，暗淡的天光……作者对 自然 环境的极力渲染，意在将一个本真的、原生态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的人们过着与世隔绝的近乎原始的生活，巨翅老人的出现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好奇的人们任凭愚昧的头脑对老人做出种种异想天开的推测和判断，贪婪的人利用大家对巨翅老人的好奇收取围观费而大发横财，缺乏同情心的人们用最不人道的手段对巨翅老人进行挑衅。人们冷漠的态度和不友善的举动，令巨翅老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杂耍班蜘蛛女孩离奇的身世分散了人们对巨翅者人的注意力，人们似乎又恢复到生活的常规，巨翅老人成了人们生活中被忽视的对象。饱受风吹雨打的巨翅老人在寒冷的冬日里几乎奄奄一息。巨翅老人不再是人们的生活中的障碍物，人们生活恢复了孤寂，喧闹的世界恢复了平静挣扎，巨翅老人却出人意料的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中起死回生，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振动着翅膀，飞回属于他的世界。 一、《巨翅老人》中的文化批判意识 巨翅老人并没有被他意外来到之处的人们接受，原因仅仅在于其奇特的长相和无法交流的语言。人们怀着戒备的心理看待老人，不管他多么的残弱，不管他多么的友善和忍耐，一切都无济于事，老人被永远隔离在当地人认同的生活世界之外。虽然老人的到来为那些贪婪的人带来钱财上的富足，但并没有给那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中的人们以任何的改变。尽管人们寄希望于老人的到来能治愈病中的小孩，但小孩不治而愈;尽管老人奄奄一息时，有人仁慈的将其裹起来，却依旧束手无策，老人依靠自然 规律 的变化起死回生。这些看似诡异的现象背后意味着人和人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各自代表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小说中，巨翅老人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而巨翅老人所到之处的人们则象征另一种文化。那么小说的主旨是否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注定不能水火交融，而只能格格不人?文化的宿命注定无法打破呢? 众所周知，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生活环境，社会结构等众多因素的缘故，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各自的特色。正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所以当一种文化接触到另一种文化的时候，才会发生冲突和摩擦。当一种文化约定俗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之后，便会对另一种文化产生本能的排斥抗拒。例如小说《巨翅老人》中描写的那个世界的人们，他们对陌生人始终保持着戒备心态，即使是老态龙钟、温和的没有攻击性的老人也不愿去同情，不愿去了解。他们把老人看成是异己，是他们生活中的障碍物，希望他消失。谁都不愿意因为陌生人的出现而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秩序，颠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巨翅老人因落难来到陌生的环境，虽然他始终表现出谦和的态度和巨大的忍耐力，依旧离开了那里，回到属于他的世界。老子曾提倡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是社会文明极度低下的状况里维护各自生态环境不被侵犯的有效途经。然而文明的 发展 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低级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层面上， 历史 发展的足迹给我们以启发，仅仅寄希望于地理环境上的与世隔绝来阻隔文化的冲撞是多么的幼稚。先进的文化终究会以侵略的形式完全取代落后的文化，如何在保留自己的生存空间，维护自身的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其他文化，打破文化宿命是大多数人都面临的问题。 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态度:无条件的接受或排斥。《巨翅老人》里的人们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但不是每一次外来文化都会以温和的面孔出现，当外来文化以侵略性的嘴脸出现时，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巨翅老人》中那个世界的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会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完全沦丧，这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对外来文化欣然接受依旧导致灭亡的例证比比皆是，借用《百年孤独》简单说明。《百年孤独》里的小镇也是个被文明遗忘的角落，人们在与世隔绝里繁衍生息。吉普赛人的出现给小镇带来了文明，这种文明是有益的，小镇的人们狂热的接受却未给小镇带来很大的改变。独立共和时期，内战、政变这些看似文明世界的 政治 运动也没能使小镇摆脱蒙昧癫狂的状态。最后，美国的香蕉公司给小镇带来 经济 上空前的繁荣，同时也把小镇卷人文明的肮脏之中。宁静纯朴的生活被打破，道德沦丧，意识茫然，小镇跌人痛苦的深渊，彻底消失在一阵咫风中。显然，保守的文化观念或是纯粹的附庸都会宣告破产。 二、《巨翅老人》与文化重生 从“巨翅老人”的文化象征性意义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异己文化呢?首先，要坚守传统的文化。每个人，每个民族最珍贵的往往是失落的东西，传统文化像命根子一般可亲可贵。无论外界的文明有多么的绚目，多么的精彩，传统文化的积淀会使我们不至于迷失自我，不会急功近利地追求异己的文明而走向文明的深渊，沦丧为文明的奴隶。存在先于生存，也就是说，首先要有身份的标示并得到认同才可以谈论生存。那么旧的文化根基就是我们的身份标示，它使我们区别于他者而生存。没有旧的根基， 现代 文明根本无法适从。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即便能够接受外来的文化，即使外来文化能给它带来辉煌，也一定是昙花一现，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受不是一毗而就的，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文化的嫁接，其结果必然是拔苗助长。在80年代， 文化解读论文:儿童·民族．自然——佟希仁儿童文学创作的民族生态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佟希仁 儿童文学 满族 生态文化 论文摘要：佟希仁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一直勤勤恳恳、笔耕不辍。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为儿童创作了数量颇丰的各类文学作品佟希仁先生作为一位满族作家．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经常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特别的民族情愫；另外，在其作品中，他总是会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去观照小朋友们所熟悉和喜爱的大 自然 ．因此自然生态与环境也构成了他许多作品的主体框架。 生态文学是近年来文艺界新兴的一个重要范畴，它“试图探讨文学 艺术 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进而运用 现代 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这虽是一个文学与生态学之间双向交流的过程，但其终极目的仍然是指向生态的，即以文学作为表现手段来指出在自然生态 发展 中所面临的问题或给予解决现存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文学样式会为当下生活中出现的一味注重社会 经济 生活的快速发展，而不关心由此衍生出的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诸多问题的总体趋势敲响了警钟。俘希仁先生作为有半个多世纪创作经验的老作家，他以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契人了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这一问题，因此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便会有意的为儿童描摹大自然的绮丽与绚烂，使儿童能够从小做起、从自己做起去贴近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1书写体验:儿童视角下的自然生态与环境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飞速发展的时代。然而在这些眼前的既得利益满足了人们的一些基本的日常需求之后，人们日益注意到过度追求发展而导致的种种弊端: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匾乏，等等。面对这样的问题，人类也开始寻求各种各样的解决途径。在文学领域中大量以体现“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和人与自然和谐理想的构建”为目标的作品便应运而生。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俘希仁先生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在为儿童创作的诗歌、散文中很多都与自然环境相关，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为儿童展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希望孩子们能从小就熟悉自然，与自然产生出一种亲切感，进而能使孩子从自我做起，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让环保意识在儿童的心灵中扎根。但在终希仁先生的作品中，他所要表现的中心内容并不是以说教的形式出现在孩子面前，因为他有着数十年与学生打交道的经验，他深知如果是对孩子以一种说教的形式去灌输，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基于对孩子的了解和文学家的敏感，伶希仁先生在创作中往往是以一种儿童的视角切人对自然的描写。这种从儿童自身视角为出发点的描写方法使儿童更为真实地看到了自然的原貌，也更能使儿童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与绚丽。在散文诗《梨花满枝头》中，就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从梨园中悄悄走过，那芬芳雪白的花辫儿，落满了我的头顶，落满了我的肩膀，也铺满了山间的条条小径。它们洁白清香，它们沁人肺腑，使人郁闷了一冬的心情，感到分外的爽朗分外的舒畅，眼睛顿时明亮了许多，兴奋得好似浑身也有了力气。 在这里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初春梨园图，在对梨花的特点以及梨园的环境的描绘中动用了视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这便使得小读者在阅读中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仿佛置身于当时的境界之中。这种以对自然界的自我体验为核心的书写，能够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因为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是会把自己置于首要位置，希望自己能够进入作品中所表现的美妙世界。终希仁先生从教多年，经常与孩子们接触，因而能很熟悉儿童的这种心理，所以他在创作中会以儿童作为根本出发点。他希望儿童都会在对其作品的阅读中，获得一种极其真切的亲身体验，因为只有这样，才更足以唤起儿童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好感，以达成让孩子成为在当今时代中爱护环境、促使生态平衡的倡导者和实施者的目的。正如有的论者所提及的那样“传导自然之美，树立具有审美价值的自然万象，便成为伶希仁儿童文学作品的主旨之一。”伶希仁先生将具有高度美学价值和意义的大自然当作他作品的核心部分，通过描写四季的更迭与各个季节不同的特色，展示各种自然现象的瑰丽，描绘生活在其中的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生长的欣欣向荣，等，为小读者呈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所能达到的美感境界。 终希仁先生执着于生态自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民族身份。他出身于满族正蓝旗，是不折不扣的八旗子弟。满族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源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广裹的黑土大平原滋养了勤劳勇敢的满族先民。满族人长期在这相对严酷的环境中战天斗地，与兽类为伴，逐水草而居，以达到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对自然环境的尊崇与景仰已经深深刻人每一个满族子孙的心底。同时，东北地区“所有的自然环境特性与社会环境特性构成了满族生存的具体环境”。因此在十分关注自然环境的同时，终希仁先生也很注重对于自己所属的满族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民俗风格的表现，从而使儿童对于满族这一少数族群能够有更深的了解。 2民族情傣:对满族的风俗及生活的展现 俘希仁作为满族作家，他深刻的体会到由于清代满族统治者强烈的汉化趋向，使如今的满族文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汉族的同化而逐渐丧失了其本身固有的文化特色。因此终希仁先生希望由文学作品来找回这即将逝去的宝贵财富。尤其是在儿童文学中，使儿童通过阅读作品先对有关民族的各种内容产生认同，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可行途径。在这样的目标下，伶希仁在文学创作中便经常用美丽的满族神话故事作为蓝本去 发展 成童话，同时也更多的去选取能够体现出满族人民“特殊的民族审美意识、包括它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愿望和理想，以及民族生活和风俗的表现等方面。”的在日常生活中大人乃至儿童都很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我们以散文《放鹰》为例，文章开宗明义，点出了放鹰的目的和意义: 家乡的人，一到大雪封山的季节都喜欢出去踏雪放鹰，这是满族人的习惯。他们一方面为了捉些锥鸡、野兔，算做副业，一方面也为节日晚餐的盛宴上增添一盘野味。 在这之后，作家又详尽描写了家乡人是如何驯化鹰以及鹰是如何去帮助人们捕获猎物的情形。在作者笔下，这些内容既真实又生动地表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近乎原生态的展示，古老的满族放鹰风俗文化仿佛穿越了 历史 时空，呈现在 现代 人的面前。在散文《家乡的火炕》中，将希仁先生又饱含深情地为我们描写了故乡所特有的建筑附件—火炕的种种优点以及他对火炕的眷恋之情:“到了夜里，躺在炕上听老北风在山野里冻得嚎叫着奔跑，听窗外的雪花扑打在窗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或偶尔听到远处山林里传来的狼嚎，你的心里顿时会有一种分外的惬意和幸福的感觉。那热乎乎的炕头很快就会令你走进香甜的梦乡……我家乡的火炕啊，你是我童年的摇篮，少年时代的朋友，老年时代的思念。”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仅仅是作者对火炕的情感，更饱含着一种对于民族习俗文化的深深追忆。于是在这样的作品中，小读者所受到的就不仅仅是表面的 教育 ，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洗礼:在伶希仁充盈着满族风情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乡土感情和民族情怀，更是通过满族生活的表现来折射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整个满族族群的多种文化特征及其价值取向。可以说伶希仁先生的儿童文学创作将自己浓厚的民族情慷深刻地蕴藏于其中，这在丰富了作品内在构成的同时也增添了其文学创作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对于希望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学到更多知识的小读者而言，更是值得称道的。 伶希仁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一直努力为孩子们创作出各种文类的作品，而其中的大多数作品致力于使孩子们将生态环保意识和民族情怀深深的植人心底。在他的笔下，民族与生态二者共同构成了作品的重要内容。正如张锦怡教授所说的那样，“作家通过儿童文学创作，给儿童以美的愉悦、美的启迪和美的教育。”伶希仁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目的为指导，孜孜不倦地为儿童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其中涉及到 自然 与生态的篇章更是重中之重，这融人了他更多的心血，堪称其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品! 文化解读论文:对《楚门的世界》的文化解读 摘要　当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呆在家里自由自在的观看那些轻松的娱乐节目，电视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时。作为电影产业龙头大哥的美国电影不得不放下了原先的高姿态，从对电视的不屑开始低头直至结为姻亲。《楚门的世界》是电视与电影竞争的产物，它的成功预示着电影与电视的联姻将成为现代电影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新的电影题材类型将对美国电影市场甚至是世界电影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楚门的世界》　电视文化　电影创作　联姻 1998年6月5日，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推出了由彼德·威尔导演的一部喜剧电影《楚门的世界》，由著名喜剧天王金·凯瑞担纲主演，这部作品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项。当年，观众对于这部作品的喜爱要远远超过它所获得的大奖，对它评价极高，很多观众喜极而泣，认为它是一部与众不同、创意十足的电影，是一部颇有深度的喜剧电影。 影片主人公楚门被塑造成具有离奇色彩的角色。从一出生就被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在他成长的30多年里，他是电视剧《“楚门”秀》的主人公，但却是唯一不知情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全球瞩目的电视“明星”。楚门生活在人工搭置的巨大摄影棚——西海文的一个小城“桃源镇”，这个小城是《“楚门”秀》的制作人、集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弗一手打造的桃源神话，日出日落。阴晴风雨，潮涨潮落也是由他控制。电视制作公司通过桃源镇上的几千台摄像机隐蔽拍摄，全日现场直播楚门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使楚门的人生完全被观察、记录、铭写、规训。全世界人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观看楚门的一举一动。看着他出生，看着他蹒跚学路，看着他吃饭睡觉，恋爱结婚……楚门在被无形控制了30多年以后，终于发现事实真相，克服种种困难逃离桃源镇。克里斯托弗深情地挽留楚门，他告诫楚门外面的世界充满欺骗、危险和罪恶，但楚门决然地与克里斯托弗说“再见”。在楚门看来，他的幸福生活纯粹是按照导演的乌托邦理念设计的。他压根没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自由。 许多观众认为这部电影揭示了一个荒诞无稽的人生寓言，人生如戏。有人从道德批判的角度分析这部电影，认为电视媒体将他人的隐私公开传播是不道德的：还有观众从“自由”主题进行分析，认为心灵的自由永远比外在的幸福更重要。观众的热情评议使这部电影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自电视诞生以来，电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电视所抢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看到了电影与电视这对姊妹花争夺观众的疯狂竞争。电影与电视的竞争在经历了漫长的马拉松长跑后，两者逐渐开始联姻，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电影题材类型，即取材于电视文化的电影创作。在美国电影创作史上，这种创作类型并不鲜见，且多有成功的范例《楚门的世界》就是其中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它的诞生来源于对美国电视文化的深刻思考。 《楚门的世界》蕴含了导演本人的理性认知，启发观众对美国电视节目原型进行深刻思考。影片内容实际上是对肥皂剧、真人秀节目两种节目类型思考的结果。肥皂剧是美国电视中最常见的节目类型，影响深远，它以开放式结构著称，可以没完没了的永远把故事讲下去。历史最长的肥皂剧《指路明灯》，自1952年播出电视版以来(之前已经在商业广播网中播出15年)，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了。这种播出时间的长久性使许多肥皂剧作者包括演员在内有可能终生奉献给肥皂剧组。此外，肥皂剧使观众认为剧中发生的故事与日常生活同步进行着，是在“真实时间”发生的。这种肥皂剧是在流水线上被赶制出来的电视剧作品，所以它也是电视节目中公式化倾向最严重、模式规范最少发展变化的一种样式。在《楚门的世界》中，每天必有的“早上好”问候、必不可少的广告都是肥皂剧特征的呈现。在电影中，我们看至《“楚门”秀》的观众非常痴迷。聚集在酒吧间的观众，泡在浴缸里的老人，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的暮年妇人……这一系列镜头反映出电视肥皂剧的真实收视状态。 真人秀节目是综合娱乐节目的一种，也被称作真实电视、记录肥皂剧、真实秀等，是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节目，与其他同类节目的最大不同是其以人为本的真实性，因此被称为“realitytv”。尹鸿将真人秀节目定义为：“真人秀节目是一种新型综合性的电视娱乐节目，是假定情境中的真实展现。”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这个主人公是真人演绎，其他的角色包括楚门的父母、妻子、朋友在内，虽然遵循着导演的情节设计，规约着自己的言行，但对楚门而言，他们都是实质意义的父母、妻子、朋友，他们也是真人演绎。正如楚门的妻子所说“私生活与公众生活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我的生活就是‘楚门的世界’，这是真正幸福的生活!”桃源镇这个巨大的摄影棚，安装了几千部的微型摄像机。对于楚门生活的记录采用隐蔽拍摄获得，真实性极高，这对于拥有“窥视欲”的观众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电视居ⅱ《“楚门”秀》结局的非确定性，其传播方式的真实性也是“真人秀”节目的特征。 在《楚门的世界》中。观众所熟知的肥皂剧、真实节目经过杂糅、变形处理被搬演到银幕上，处处充斥着电视媒体对自己的调侃与讽刺：电影叙事过程被趣味化，电影变成了喜剧。在某种程度上。《楚门的世界》“剽窃”了电视节目的制作机制，整个电影依然遵循着经典叙事的规则，但是在具体情节叙事中运用了电视节目制作的具体元素与理念。电影与电视结为姻亲，这种处理往往会产生“间离效果”。“间离化”是布莱希特的核心理论之一，即有意识地在演员与所演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观众与所看演出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或障碍，使演员和观众都能跳出单纯的情境幻觉、情感体验或共鸣，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剧中人物、事件，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获得对社会人生更深刻的认识。正如他所说，“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的、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彼德·威尔导演从对电视肥皂剧、真实节目的理解中受到启发，将电视节目某些元素进行再处理为电影所用，这使得观众在观看《楚门的世界》欢笑之余，能跳出电影剧情重新对作品进行理性思考。 《楚门的世界》是美国电影与电视联姻的成功电影作品，它的影响可以说一箭双雕。一方面通过对两种电视节目类型进行变形处理演绎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可以达到对电视媒体的一种讽喻批判，同时又蕴含着一种道德思考。真人秀节目在美国上映之后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为了提高收视率，很多节目环节的设置暴露个人隐私、人性弱点：许多真实节目的参与者为了赢得比赛，往往会不择手段。甚至相互倾轧，朋友离间、情人反目、仇敌牵手……《楚门的世界》中，电视剧导演克里斯托弗为了情节设计违背楚门的本意，将他深爱的群众演员玛丽逐出剧组：同时对公众宣称《“楚门”秀》将直播楚门的“床上戏”，这是对他人隐私的践踏。另一方面，《楚门的世界》中精心打制的“桃源镇”寄予了美国观众的诸多渴望与梦想。美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小镇”理想，随着美国城市的扩展。美国人为他们的小镇的逝去感到悲伤，他们越是被迫与城市中陌生人打交道，就越想把乡村生活中稳定、人人都熟的关系、共同价值和道德责任加以神话。文化史学家渥伦·萨斯曼说，“肥皂剧对巩固基本价值观念起着重要作用……不管社会和经济条件所表现的现实会怎样，肥皂剧总是提供一种连续感以确保普遍的共同价值观念和信仰得以胜利。”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中。很多美国人得了一种社会晕眩症。频繁不断的搬家，不断从彼此熟悉的环境过渡到一个完全是陌生者的世界，这当然是一种情感痛苦。电影《楚门的世界》恰恰为美国人建立了一个理想化的小镇复制品——桃源镇，大家都相互认识，相互有关联，彼此和和气气，没有尔虞我诈，这是个家庭观念主宰的世界。这部电影作品是对美国人逝去的“流金岁月”的纪念。 结语 《楚门的世界》是电视与电影竞争的产物，它的成功预示着电影与电视的联姻将成为现代电影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呆在家里自由自在的观看那些轻松的娱乐节目，电视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作为电影产业龙头大哥的美国电影不得不放下了原先的高姿态，从对电视的不屑开始低头直至结为姻亲，这将成为美国电影吸引观众、争取票房的有效手段之一。同时，新的电影题材类型将对美国电影市场甚至是世界电影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文化的冲突血脉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灶神之妻》　文化冲突融合　母女关系　东方主义 论文摘要: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从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的特殊视角探讨移民美国的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到相互尊重和融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剖析了谭恩美的情节安排迎合了东方主义的阅读喜好。表达了作家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和隔阂中，寻找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所说的:“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他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谭恩美就是这样一位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从隔阂到融合的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她继1959年出版的《喜福会》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和大众读者的欢迎后，又于1991年推出了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在这两部畅销的小说中，谭恩美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中国母亲和在美国有着文化困惑的美国女儿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描写得淋漓尽致。 《灶神之妻》以女儿珍珠作为主要的叙事主角，她向母亲隐瞒了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病情，而母亲也向自己的女儿隐瞒了她在中国和一个中国丈夫文福的不幸婚姻经历，以及第二任美国丈夫吉米·路易怎样让她摆脱中国的痛苦折磨来到美国的经历。母亲仍然是中国式的，而女儿却是完全的美国化，两人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有着深刻的隔阂。这种文化的纠纷和冲突主题，不单单是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得到特别的体现，它几乎是一个母题，在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中反复吟唱，同时在海外游子心中萦绕。 一、中华伦理和西方价值观的冲突 中国儒家文化中，强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要求中国女性“未嫁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灶神之妻》中的母亲扛雯丽在书中却没有尊崇妇女的“三从四德”。江雯丽出生在20世纪初上海的一个富商之家，由于母亲是二姨太，并且和情人私奔了，父亲一怒之下将江雯丽扔到崇明的叔叔家，从小就没有“未嫁从父”。嫁人后，她的丈夫是个心胸狭窄火自、私小气的施暴者，虽然是个飞行员，但是没有教养，对她百般凌辱。他随着国民党部队到处飘零，她也只好跟随着他。他在外吃喝缥赌，在家不顾亲生女儿的死活，最终让她忍无可忍，决意离婚。他们来到上梅时，江雯丽曾幻想依靠父亲的权势来摆脱与文福的婚姻。可当了汉奸、破了产的老父反而需要在国民党当过兵的女婿的支撑。江雯丽只好再次忍气吞声。直到父亲死后，她才得到一个爱她的美国人吉米·路易的帮助，来到美国。江雯丽在中国的婚姻中，也没有“嫁后从夫”。来到美国，丈夫死去后，她也没有依靠任何一个子女，自己开花店，自给自足。江雯丽夫死后也没有“从子”。 母亲江雯丽虽然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抗封建伦理纲常的女子，但是她所做的一切符合美国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观。美国宪法保护个人圣神不可侵犯的权利，《自由宣言》中崇尚“天赋人权”的精神，也是母亲最终享受到的。中国的封建伦理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这样的故事情节让强调“自助者天助”的美国读者拥有了强烈的阅读期待。 在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中，母亲最终选择了西方的价值体系。同时，作者又安排了美国人吉米·路易给予母亲无私的爱和帮助。这也正契合了西方人眼中所希望看到的东西方。萨义德曾指出:“东方主义是一种与宗主国社会中的男性统治或父权制相同的实践:东方在实践上被描述为女性的，东方的财富则是丰富的，而它的主要象征是性感的女性、妻妾和专横的—又极为动人的—统治者。正如同萨义德所言，在《灶神之妻》的故事结构中，就蕴涵着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主义。吉米是西方的男性，魁梧动人而且彬彬有礼，崇尚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权;而母亲是东方的女性，美丽聪慧却被暴虐的东方丈夫统治，缺乏爱情和安全感。母亲通过吉米的爱情和移民帮助逃离父权统治的行径，最终被东方主义理解为西方解放了东方。东方主义认为:东方总是代表落后原始、荒诞无稽、神秘、奇特，多为女性的象征，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科学、文明，多为男性的象征。在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的文明终于将东方文明发现并解救出来。在文学中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再思考》中指出:“文学史学家已经进一步注意到，在所有种类的审美创作与人物塑造中，人们习惯地按照一种西方化的轨迹来看视东方。”谭恩美的《灶神之妻》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 二、母女间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认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也以此反映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差异”。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作者就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在东西方文化下，母女之间关系怎样由隔阂走向融合和理解。而在第二步同样畅销的小说中，她依然通过第一代移民的中国母亲和本土生长的美国女儿之间的关系来反思不同文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快乐和忧伤。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两者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血缘至亲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庭”既代表着家长对子女的权力，又意味着子女对其依赖关系。“血缘关系”即与“孝道”相伴随而存在，有“百善孝为先”之说。但是在女儿珍珠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的时刻，她做了让母亲很难原谅的事情。女儿拒绝悼念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为了这件事情，女儿和母亲关系一直就很紧张。正如文中说:“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 结婚后，女儿看望母亲也像是例行公事。珍珠在从母亲家回到自己家的路途中，“我望着窗外急驰而过的风景‘水库，起伏不平的小山坡，还有我路过上百次的同样的房子，从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一程又一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就是这距离横亘在我和我母亲之间，把我们分开了。这中间的距离就是文化的差异和隔阂。虽然女儿珍珠生有中国人的脸，但是她自小长在美国，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是美国式的。她主张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而母亲对她的管教仍然是中国式的，需要严格地服从和遵守。一旦女儿反抗，母亲便觉得触犯了中国的“忠孝”观念，更不用说不看一眼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了，那在中国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原谅的罪过。她不知道，女儿其实也爱父亲，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三、血脉的融合消饵了隔阂 中国有一句古话:“血浓于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更迭中，宗族主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文化的冲突和隔阂中，血缘关系对于定居在他乡的华裔来说，也是最好的毅合剂。“所有族裔散居团体定居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想象中的出生地)之外地领域，承认‘古老的国家’—一个深埋于语言、宗教、风俗或民间传说中的概念—认为这个古老的国家总是能抓得他们的忠诚或感情。虽然中国只是存在于女儿珍珠几乎模糊的记忆中，但是毕竟自己的中国人外貌和族群认同心理是不能磨灭的;虽然美国是她现在居住的地方，但是“中国”是更具有象征性的、集体无意识的“家园”。 无论文化有怎样的隔阂，总是有更无法割舍的血脉维系着母女的关系。母亲终于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她发现女儿将父亲的逝世日期记在一张卡片上，同时上面盖着黑纱。当时，母亲想到:“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即女儿)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母亲立刻理解了女儿当时因为愤怒和绝望而没有看垂死的父亲的心情。女儿没有从行动上安慰父亲，但是在心中却一直深深地缅怀着。 而女儿则是通过母亲的叙述进行了一次文化寻根，和母亲一起追忆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经历了怎样的沧桑生活和情感纠葛才更了解母亲的。通过这次文化寻根和精神砒砺，女儿自觉寻找和确认自我在现实与精神上的归属。寻根这个主题，作者在前一本书《喜福会》上已经通过四对母女的故事阐释过，《灶神之妻》继续通过“母亲和女儿”这条生命链来追溯。谭恩美的文艺理论观也是跳出了“美国叙事”或“中国记忆”单一的一维思维模式，如乐黛云所说:“从人类文化的现状和合理交往方式出发，站在多元文化共存、‘和而不同’、互补共进的文化生态立场，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放到了世界性文学对话的起点上，力图将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事实联系、逻辑关联和美学精神相结合。谭恩美站在文化融合的立场上，熔铸出反映出跨文化特征的华裔文学《灶神之妻》。 母亲的爱和关怀通过血脉源源不断的渗透到女儿的身上，女儿最终也沐浴于母爱或者说是中国特有的家庭血缘凝聚力中。女儿珍珠愿意用中草药来治疗多发性硬化症，母亲也送给女儿一个具有寓意的女菩萨“莫愁”，她希望用中国的菩萨“莫愁”来保佑美国长大的女儿珍珠。这次文化寻根意义的谈话，终于让中国血脉的融合消饵了文化的隔阂。 文化解读论文:解析影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的因素 [摘要]《阿甘正传》是好莱坞的一部经典文化影片，中国观众对其进行的跨文化解读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如此，总有一些共性的因素制约着他们对影片的解读。从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来看，阻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主要因素包括：中美基本价值观的差异，受试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的生疏等两个方面。 [关键词]解读；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文化 作为好莱坞拍摄的一部经典文化电影，《阿甘正传》在美国本土受到不同观众的好评。在中国一经上映，它同样受到了我国观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观众的青睐。尽管如此，中美两国观众对该片中人物、历史事件和价值观的解读存在很大差异。本文根据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2005级学生的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认为阻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美国价值观和中国价值观的差异，受试者对美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熟悉。 一、中美基本价值观的差异 问卷调查中清晰地显示有46％的受试者认为中美文化的差异是他们解读美国电影的主要障碍，20％的人认为电影中人物的表意方式是主要障碍，19％的人认为语言(英语)为主要障碍。下面首先谈谈中美两国间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中美两国不同的自然、政治环境因素积淀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比如说，美国价值观以基督教、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础，而中国的价值观则主要以孔孟儒学为基础。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了中美观众对同一部电影的不同解读。其主要差异如下： 1．国家形象。 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国家认识不同。美国人认为其国家最显著的特征是自由、民主。他们通常使用正面的词汇，如伟大的、最好的、美丽的等来描绘美国。尽管中国人(大陆)也意识到了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但他们更叹服美国的高度发达的现实。在本次个人访谈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国家形象。其中70％的人认为美国是～个民主、自由、开放、繁荣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另有17％的人强调美国的个人主义，10％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混乱的、霸权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大部分受试者(87％)对美国持有正面的态度。同时大部分受试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他们对本国的经济状况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通常把中国也描绘为强大、繁荣、富有、稳定和团结的国家。只有少数人认为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 2．个人主义。 个人意识或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于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自私的表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他人考虑的。现在这种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调查中，76％的受试者认为珍妮代表着美国的个人主义，不顾一切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然而，只有6％的人认为她是一个堕落的女孩。 事实上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并不同于我们文化中的利己主义或自我主义。《心灵的习性》的作者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个人主义”一词也非美国人所创造，而是由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创造的。他指出个人主义有可能和自私自利混在一起对传统美德形成挑战并摧毁它们。但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一个褒义词或至少说是一个中性词。它蕴含着自力、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以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意义。然而，大多数的受试者通常情况下还是注重和强调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美国个人主义的误解。 3．宗教观。 在高度发达的美国，宗教的痕迹随处可见：90％的人宣称他们有宗教信仰。“我们相信上帝”的字样印在美国的货币上，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总统就职宣誓时，总把右手置于《圣经》之上，等等。很明显，宗教影响到美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在中国，情况则大相径庭。多数人不信奉某种宗教。尽管有些西方人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但对中国人来说，它仅是一种哲学思想。与宗教信仰相比，中国人更注重有某种信念。 在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和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把自己的成功都归于上帝的力量。小的时候珍妮就希望上帝把自己变成一只小鸟，远走高飞。结果在她死后，一群小鸟就从她墓地旁边的一棵大树上飞出。这就预示着上帝让珍妮的梦想成真。而中国人只有在他们需要神的帮助时他们才相信某个或某些神灵。可以说他们是地道的宗教实用主义者。 美国人的信仰宗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可以划分为两种：个人使命感和国家使命感。个人使命感是指个人做事的成功感。《阿甘正传》中，作为虔诚基督徒的阿甘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比如成为橄榄球明星、越战英雄、捕虾业巨头等。他同时被描绘成为纯真的美国的化身有责任去拯救那些堕落的人，如珍妮和丹中尉。对中国人来说，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为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他人、集体或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是对上帝或其他神的责任。 二、受试者对自己的本族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全面 受试者对自己的本族文化了解得不够深入、全面是他们理解美国电影的另一障碍。爱德华・T・霍尔在其著作《超越文化》中提到，某种文化创立之初，身居其中的人们的行为和思想都是任意的，一旦这种文化确立之后，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就会相对的固定下来并且难以改变。而且，这些人会很自然的认为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也应当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思考和做事。在此，作者认为文化是矛盾的。文化的矛盾性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一旦形成人们认识、理解世界的某种框架后，它将有助于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顺利的交流。另一方面，文化也能形成某些障碍，阻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间的相互交流。这种文化的矛盾性就成为跨文化解读电影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为了更为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人们应该有意识地了解本族文化。 在个人访谈中，笔者发现受试者对本族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刻。问卷调查中的一个问题就涉及上述方面：您认为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是什么?有60％的受试者认为中国文化是很保守、含蓄、传统、封闭并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然而他们却认为美国文化是开放、自由和突出个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应当向美国文化学习。因此他们也非常喜欢美国的文化产品。这一结论从另一方面也可得到印证：其中有36％的受试者喜欢美国电影而只有20％的人喜欢中国电影。也就是说，有更多的受试者对自己的文化产品，至少是对自己的电影并不满意。由于缺少对自己文化的深层了解，于是他们就对外国文化，包括其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有了一种盲目的认识。这种观念势必会对正确解读外国电影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受试者不了解异质文化――美国文化 受试者解读《阿甘正传》的差异首先是由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引起的。除此之外，中国受试者对美国文化的不了解也是导致解读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问卷调查中，40％的来自于大中型城市的受试者认为他们解读《阿甘正传》的主要障碍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而50.8％来自农村的受试者同样认为他们解读该电影的主要障碍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这就说明一个人的居住地越是开放、越是发达，他接触、了解的美国文化就越多。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对美国文化了解的越少，他们就愈发觉得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是解读电影的主要障碍。 下面这组数据也能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上述情况。当受试者被问道在中学阶段他们是否学习过相关的“美国社会与文化”时，其中仅有16％的人给予肯定回答，而其余84％的人是否定回答。在学过此类课程的受试者中，38％的人认为中美文化差异是他们解读美国电影的主要障碍，而没有学过的受试者中，48％的人持有同样的看法。这表明没有学过相关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受试者缺乏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因而了解美国的文化对于他们解读美国电影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较为准确地解读美国电影、减少误读的几率，电影观众就应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美国文化以及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方法对我们跨文化地解读其他国外的影视作品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梁昌明(1973－)，男，河北定州人，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副主任，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研究；贾秀花，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连俊峰，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文化解读论文:电影文学剧本《乡殇》的文化解读 摘要　《电影文学》剧本《乡殇》，蕴含了乡风之殇、乡土之殇、乡情之殇。作品写当下、写下层、写平民、与历史、写民俗，一个个沉甸甸的话题，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又彰显了作品的厚重文化底蕴。 关键词　《乡殇》；乡风；乡土；乡情 《电影文学》2007年10月下刊登了杨光、朱广辉联合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乡殇》，一幅纯朴厚重的民风、民俗、民情画卷展现于眼前，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当下文坛，要么是古装戏说，要么是在纽约、在东京，要么是都市人的无聊闲侃极度盛行的状况下，写当下、写下层、写平民、写历史、写民俗，而又能写出历史的厚重与质朴，就更难能可贵。 殇，有两个含义，一是未成年而死；二是战死者。而两者又有一个共同点：死。那么《乡殇》中的乡之殇，殇在何处，我们认为，殇在乡风之殇、乡土之殇、乡情之殇。 一、中土依旧，正气不再，古风荡然 作品以农村为大背景辐射到各个层面和角落，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既有农村一望无际的高粱地，也有大都市豪华的洗头城；既有乡村出殡的宏大场面，也有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的二人世界；既有几十人拿着槐木杠子拼死拼活的野蛮场景，也有使用微型录音机偷录证言的现代科技；既有乡村个体的原始的手工编织，也有骄横跋扈、先法无天的都市黑老大；既有乡村一个酒瓶一个酒瓶经营的废品回收的父亲，也有在都市开着尼桑轿车、开了一个回收公司、一年收入五六十万的儿子……展现了一个厚重而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 看起来像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然而作者的聚焦点仍然是乡村，是乡风民俗。中国农村素有乡风纯朴、百姓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传统。从作品描写的背景看，应该是中原农村，具体地说就是豫东农村。这一带在地方志中明确地写到：“豫省居土之中，受气之正，其天性朴茂。”“地居中土，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汉书》曰：‘夏人尚忠，其弊朴野’。太康沿尚忠之制。故俗重朴厚，礼敦古处。简而不陋，华而不糜。”然而时过境迁，中土依旧，正气不再，古风荡然。1940年杜、苗两家因10亩土地，而结下冤仇，此后，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而这个结欲结欲死：两个家族，苗家任书记、杜家任主任，两家你整我、我整你。暗中竞争，明里打斗。苗家当书记，大权独揽，不让杜家沾一点边；杜家开洗浴中心、木器厂挣自己的钱；杜家洗浴中心不正当经营，苗家在派出所当临时工的苗新胜就以派出所的名誉去查、去抓、去勒索；苗新胜提出要玩洗浴中心新来的小姐，杜家就趁机带着微型录音机把声音录下来，作为要挟的把柄；苗家当书记的苗新勇背着村主任杜有光用本村的土地建砖厂，也想挣大钱，杜有光听说后直接告到乡长那里，揭露老底，使砖厂办不成；酒桌上本来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好机会，然而苗志德逼杜有光喝酒，杜有光不胜酒力，受不了侮辱，掀翻酒桌，导致两家对阵街头；杜家为了使苗家丢脸、掌握苗家的把柄，先是把通奸的声音录下来，继而带领一班子人去捉奸；苗家的媳妇通奸被捉，把气出到郑家，因为郑家人少势弱，到郑家大打出手，把家里砸得一塌糊涂；郑家出不了这口气，明里不敢对抗，就暗中把杜家的3亩桐树苗一夜砍个精光；杜家怀疑砍树苗是苗家暗中操纵，就到苗家门前大骂，导致两家动刀子，两人各负重伤，虽然当场没有死亡，但都元气大伤，不久两人都死于非命……这里看不出正气，看不到和谐，看不到农民的质朴、看不到人性的善良。这就是乡殇吧?一个耐人深思的沉甸甸的话题。 二、土地：“命根”耶?“穷根”耶?一个厚重的话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史，在农业文明时代，农民们自给、自足，虽说不上富足，然而那份自得、自乐的怡然之情，往往令陶渊明们羡慕之至。农业文明的基础是土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争斗的焦点就是围绕着土地，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征伐；小到家族之间的厮杀、弟兄之间的反目，无不与土地相关。正因为如此，从上到下对土地由敬奉到敬畏，由“社稷”、“社会”的“社”，就可看出人们对土地的敬奉。国家每年逢时对土地进行祭祀，春社、秋社、各种社日、社祭名目繁多，修建规模浩大的地坛；在乡村每村都有土地庙。社稷就成为国家、江山的代名词。土地真真正正是民众乃至国家的命根子。工业社会的到来，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不知不觉中，这个命根子不再那么重要了，甚至成为穷根子，这应该说是《乡殇》引人深思的一个沉重话题。《乡殇》写了三个家族几代情仇的故事，而重点是苗家和杜家。两家的仇恨就建立在土地的争夺上。1940年，苗家采取不正当手段，花钱买通土匪绑了杜之文父亲杜聿春的票，又撕票。半年后，杜家的十亩黑淤地被苗家夺走。此后两家都在土里刨食，在势力上没有明显的优劣，尽管杜家时时不忘深仇大恨，然而也无可奈何。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苗家虽然政治上仍然得势，又是行政村的书记，又有人在派出所当临时工，然而重要的是经济上在逐渐失势。杜家政治上赶不上苗家，但是杜家在村里首先开办了大世界洗浴中心，甚至还有一点不规范的经营；尤其是杜家的木器厂，不仅收入很可观，而且拥有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劳动力。杜家的半脱离土地，使杜家在经济上逐渐占有优势。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的老三杜壮光才敢在给杜家办丧事时顶撞大总管苗志德；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才敢到高粱地捉苗家二儿媳妇李琦的奸；经济上占了优势，杜有光才敢掀翻苗家的酒桌；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才能每个工人发一千，带领二十多个工人与苗家对阵街头，　“对峙双方占明显优势的是杜家”；经济上占了优势，当杜家的三亩桐树苗被人砍后，杜之文才敢指桑骂槐对着苗家族长苗志德的脸大骂。三个家族的另一家是郑老歪家，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土地，流落到青龙镇后村，没有经济，更没有地位，加上孤门独户，几乎是忍气吞声地过日子，任人蹂躏、甚至是任人宰割，“受人欺负一辈子，有一点办法我早就走了。”后来他也就干脆脱离土地，到城市收废品，不仅使郑老歪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使郑老歪具有新潮的思想观念，有了这样的基础，夹着尾巴做人几十年的郑老歪，才敢把几十年的怨气发泄出来，一夜之间把杜家的三亩桐树苗砍了个精光。因为被人捉奸无法在家生存的郑爽，彻底脱离了土地，凭着自己的文化、凭着自己的豪爽义气、凭着自己的一身武功在城市站住了脚：“干了一个回收公司，又办了一个再生纸厂……一年收入五六十万。”等到父亲两年刑满时，就直接开着自己的“白色尼桑轿车”去接出狱的父亲了。越离开土地，越有经济实力；越离开土地，腰杆越硬；越离开土地，越能飞黄腾达。这里不仅令人深思，而且包含着一种淡淡的思虑、忧伤。应该是《乡殇》之殇的含义之～吧。 三、情与性：一个既传统又新潮的话题 一般来说，中国农村在情与性方面是比较保守的，性与婚姻是捆绑的，婚姻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思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有后，必须以婚姻的形式建立家庭，婚姻之外的子女是无名分的，是被人瞧不起的；有了 家庭，才有性，家庭之外的性，是见不得人的，是不道德的。性是家庭的附属，家庭是为了“有后”。性、家庭乃至整个生活，都是为了“有后”、为了接续香烟、为了传宗接代。作为女人，再漂亮、再贤惠、再有才能、再有钱，不管什么原因，一旦“无后”，在家庭中，甚至在社会中就没有了地位，就会被人瞧不起。苗家的二儿媳妇李琦就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30岁左右，长相靓丽”，　“太漂亮了”的李琦，嫁到后村苗家有十年了，苗家既有哥哥在村里当支书、又有弟弟在派出所上班，可以说，有门有户有地位。李琦的娘家也是“大户”人家的后代，李琦母亲不断地向李琦灌输家族的辉煌历史：“你奶奶嫁过来的时候，光家具排了三里长，那是个大户啊，她怀你爹六个月，你爷就死了，你奶奶操着一个墓生的儿子熬成咱一家，你奶奶守了一辈子的寡，到死没有让人说半个不字”。从李琦的娘家成长背景，到婆家的生活环境，都不是导致李琦红杏出墙的直接原因。促使李琦红杏出墙、主动诱惑年轻后生的直接原因是她的“无后”，尽管这无后的原因并不在她。李琦的丈夫苗新奇“一小点点就上车了，风里雨里给老苗家挣钱，现在落下病了”，“光药吃了一大车”也不见效果，嫁到苗家10年的李琦，一直没有怀孕，一般人看不起也就罢了，连自己本家的亲嫂嫂、亲兄弟媳妇也“没少说风凉话”，身强体壮、能生能养的李琦当然不愿意抱养老大、老三家的孩子，　“我也就是想要个孩子”，“我能生为什么不生?”“我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为了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李琦选择了高考复习落榜、有文化、有知识、有武功、英俊潇洒，在后村又是孤门独姓，年仅22岁的郑爽。当初李琦接近甚至诱惑郑爽，“也就是想要个孩子”，可是与郑爽有了几次要死要活的高潮迭起的接触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身体的内在欲望一旦被点燃起来，就再也难以平息。甚至在面对自己的丈夫时，李琦也坦然说：“我也不知道这阵子是怎么了。” 作品的厚重之处还在于，捉奸之后几个当事人的心态，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古风不再。在传统的中原农村，一旦被人捉奸，就是丢八辈子人的事，特别是女方，更是无地自容、被所有的人瞧不起。“知道奶奶庙吗?那是青龙镇的老祖先，年纪轻轻的丈夫死了，守寡一辈子，后人感动给她立了庙。立庙干啥?警示后人。通奸更厉害，男女光身子往奶奶庙一绑，放恶狗咬。”时间的河流已经把人的头脑冲刷得今非昔比了，李琦不仅主动接近、诱惑郑爽，而且敢作敢当，郑爽转述说：“她(李琦)说她啥都不在乎，让人知道了，大不了离婚。”被人捉奸后，狼狈地穿着郑爽的衣服跑回娘家，面对母亲的唠叨、说教，李琦不仅不以为错，而且振振有词：“我也就是想要个孩子”，“实话实说，因为没孩子，大嫂和老三家没少说风凉话，新奇也不是不知道。”“我能生为什么不生?”当丈夫苗新奇来接李琦时，李琦不仅不羞不愧，甚至是理直气壮。苗新奇到李家，先是“倚着门蹲下来，低着头没言语”，反而是李琦理直气壮地说了第一句话：“我只是想生个孩子，我不想听老大、老三家里的风凉话。”此话一出，“苗新奇双手捂住脸，一下跪在地上，接着低沉的哭声呜呜地响起：‘李琦，我知道我对不住你……我就怕你瞧不起我，咱们家是脸朝外的人，你这样一弄让苗家怎样做人呐。’”李琦的第二句话就有点咄咄逼人了：“不行，咱们就离婚吧!”在这里，好像与人通奸、犯错误的不是李琦而是苗新奇。当苗新奇想把矛头转向郑爽时，李琦非常义气、豪爽地说：“怪不得人家，是我主动找的他。”被捉奸、衣服被别人抱走、穿着通奸男人的衣服跑回娘家，在面对自己的丈夫时，竟然如此不羞不愧甚至理直气壮、大包大揽，怪不得别人，责任在我。这不仅仅是性格问题，也不仅仅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问题。结合故事背景，一个乡村浴场，就有许多单间，男女厮混，甚至是“一男两女全都一丝不挂”；一个派出所的临时工就能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要哪个小姐，就要送哪个小姐；什么时间要，就什么时间送；让送到什么地方就送到什么地方。这种婚姻、情、性等方面所揭示的意蕴，应该说是《乡殇》之殇的另一含义吧。 文化解读论文:美国人的行为趋向:《当幸福来敲门》的文化解读 [摘要]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反映的是没有任何显赫家庭背景、而立之年的黑人小人物克里斯・加德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的成功奋斗。该片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它浓缩了美国人的生活历程和性格特征，折射出美国文化模式中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本文以文化的视角，从生活节奏、对待挫折和追求幸福三个方面来阐述这种行为趋向在美国人生活中的渗透，探索影片主人公实现梦想，即从一个乐观进取的推销员，最终成为百万富翁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当幸福来敲门》；美国文化模式；行为趋向 一、引言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The Puzmit of Happyness)拍摄于2006年，获当年北美圣诞档的票房冠军，为金球奖、奥斯卡双料提名。该片是编剧史蒂夫・康纳德根据美国百万富翁克里斯・加德纳的同名个人传记故事改编而成。它反映的是美国梦下的另一个阿甘，小人物克里斯・加德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的奋斗，演绎了普通美国人凭借智慧和努力追求幸福和成功的故事。 本片主人公克里斯・加德纳是一名普通的医疗器械推销员，怀揣成功的梦想，争取到在一家声名显赫的股票投资公司实习的机会，历经种种挫折，终于如愿以偿地迎来幸福时刻。该片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它反映了美国人在独特的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下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activity orientation)。 文化模式是指各民族或国家独特的文化体系，是由约定俗成的信仰、价值观、准则等构成的。文化模式不是可以直接触摸到的东西，它渗透在各民族或国家的方方面面，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底。罗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中认为，基督传统、共和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三大要素(Ruth Benedict：1934)。其核心是基督教思想影响下的人人平等自由和个人奋斗的价值观。 Edeard Stewart“文化模式理论”中“行为趋向”的大多数南美人和印第安人采取随遇而安、适应变化(becoming)的行为趋向，通过改变自己而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中国的道家以“无为而治”、“无为即大为”(being)为安身处世的理念，而欧美人行为趋向以“行动”(doing)为主(尹丕安，2007:48)。本文将通过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来阐述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体现。 二、美国人的行为趋向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 影片导演盖布瑞-穆契诺(Gabriele Muccino)是意大利人。他擅长以电影语言描述错综复杂的情节。他在此前从未执导过英语电影，但因为是非美国人，他不像美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地看待美国梦，而是以其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和独特的影视艺术的形式，通过克里斯追求幸福的真实旅程，向观众展示美国主流价值观。 本片中多次提到上帝和杰弗逊的《独立宣言》。盖布瑞向观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尽管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美国人的行为趋向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确实，上帝是美国人的精神寄托，也是美国立国的精神支柱。历史上美国的国家建立，跟基督教有着很深的关系。当初那些从欧洲来到“新大陆”的人，有很多都是为了躲避母国施行的宗教迫害而来，其中的先驱者多为“清教徒”(Puritans)。虽然后来也有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陆续移民而来，但是清教徒思想深入人心。在签署《独立宣言》美国的“国父”中，有不少是(新教)基督徒甚至牧师。虽然杰弗逊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但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提到上帝的次数不少于四次。 片中克里斯5岁的儿子讲落水者祈求上帝拯救的小故事：一艘船过去了，落水者拒绝被救，说：“上帝会来救我的。”第二艘船又过去，他仍然拒绝被救，说：“上帝会来救我的。”后来落水者淹死后来到天堂，问万能的主：“为什么不来救我?”上帝回答道：“我已经派两条船去救你了。”导演巧妙地通过孩子不经意的笑话告诉观众美国人信奉的基督教义：God helm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 导演还安排了一场落魄的克里斯怀抱儿子在教会收容所听牧师布道，听教徒唱圣歌的情景。教徒们唱出了克里斯的心声：“重担虽负于肩，痛苦难以忍受，但我不会也不曾放弃，只因你曾经的承诺：赐予我翻越攀登之力，指引我前进的方向。”在美国人看来努力工作，追求幸福是上帝赋予的“天职”。 三、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生活节奏上 同其他行为趋向相比，在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的文化模式中，人们习惯于快节奏的生活。“美国人认为，时间是一个朝某一方向不断流动的东西。”(王恩铭，1997:204)Hall把不同文化对时间的使用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一元制时间(Mono―chronic time)简称M-time，一种是多元制时间(po―y―chronictime)简称P-time。一元制把时间看成是可以分隔，但不可重复，有始有终的一条线，也称线式时间观；而多元制则把时间看成是分散的，采用多元制的文化，一般可在同一时间内做不同的几件事情，也称圆式时间观念(王莉，2002)。作为一元制的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无异于一条既固执又珍贵的直线，时间如金钱一样可触摸。 在本片中，克里斯时间观念强，精于安排工作、学习、娱乐和社交的时间，力争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最理想的效果。他似乎永远在狂奔之中：每天早早上班，奔跑着去幼儿园接儿子，奔跑着赶公交车……为了从20个实习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证券公司的股票经纪人，他要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努力地争取时间去联系潜在的客户。他不停地打电话，整天坚持不喝水――这样就可省下上厕所的时间，他拼命地挤出每一分钟去与他人竞争。他利用业余时间为了生计而推销测骨仪，晚上通宵达旦地看书。他在忙碌生活中的唯一目标就是圆满完成任务。 四、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面对挫折时 面对挫折，各民族有不同的行为趋向。在“无为”的行为趋向中，人们带有宿命色彩，把一切视为上天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事情。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本民族自己的特点，但是他们共有的独立精神早在《独立宣言》中就表现了出来，即主张人类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都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且，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移民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在各民族二百多年的融合，已经融入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血液之中。至于进取精神和移民也是分不开的。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有坚定的自信心。他们在各种事业上都喜欢标新立异，既不怕别人的非议，也不担心个人的失败，失败了再重新起来。他们既不恋旧，也不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而是抓紧现实(孙延|，2002)。 开拓进取、永不放弃的坚韧精神同样体现在克里斯身上。片中克里斯面对种种困难永不气馁。不肯轻言放弃的进取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每位观众。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男主角威尔・史密斯黝黑的皮肤，凝重的表情，匆忙的脚步，将一个奔波、失意，但时刻不忘奋斗目标的美国平民英雄的形象演绎得惟妙惟肖。 克里斯从不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正如他在球场上对儿子说：“如果你有梦想，那么请保护好它。”尽管他的人生历程坎坷：提着四十多磅重的医疗仪器四处奔走推销，交不上房租，被房东赶出，只能带着儿子去地铁厕所和收容所，甚至被迫卖血，即使在这时候，克里斯仍一如既往地自信和勤奋。在被车撞丢一只鞋子后，立刻爬起来跑回去工作。只是在一个深夜，当无家可归，和5岁的儿子被迫在地铁厕所里过夜时，我们才看到坚强的克里斯坐在地上一个人无声地啜泣。 观众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在克里斯匆匆赶赴一个重要约会时，一个黑人埋头专注地在街头击鼓。这使人联想到克里斯总是一路狂奔的脚步声。这个镜头蕴含着主人公锲而不舍、勇往直前，永不放弃的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克里斯总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因为他相信：有了梦想就要好好守护，全部生活的碎片就是为了等待幸福来敲门的那一刻。他坚信：有志者事竟成! 五、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理想追求上 本片片名取自于《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人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刘祚昌，1996:128)。观众刚看到片名《The Pursuit of Happyness》时也许会纳闷：一个拼写错误?但看到最后一定悟出了编剧的真实用意。所谓拼错的片名实际上是有意为之。就像影片开头克里斯看到幼儿园墙上涂鸦时说的那样：“There iS no Y in‘happiness’，It's an I.”(在“happiness”这个单词里，没有“Y”，应该是“I”。)片名巧妙地向观众传达了这样的思想：美国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不会抱怨“为什么(why)”，而是依靠自己(I)去奋斗!这里的“I”是指“自己、个人、自我”，意思是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幸福。“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特性和主要内容”(朱世达，2001:13)。“美国个人主义观念中的重要一点就是独立精神” (王恩铭，1997:204)。毋庸置疑，美国文化鼓励每个人自己作决定，形成自己的观点，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及拥有自己的财产。 而且美国人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观念中具有高度的物质主义。“‘物质主义’是针对美国人的金钱观和处世态度而言的。可能没有其他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重视对金钱的追求了。”(陈俊森，2000:55)美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多从物质的角度加以评价。虽然物质的追求并不是绝对化的，但从社会整体来看，物质的多少还是衡量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成就的标准，因为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文化模式中，对一个人的行为评价注重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在克里斯如下的言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克里斯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过程中依靠自己，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一步步“推销自我”，最终成功实现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梦想。当克里斯茫然地提着要推销的仪器看到从经纪公司门口走出的人们满脸幸福的样子时，他毫不犹豫地向一名开着豪华跑车，穿着光鲜的职员讨教致富经验。“做股票经纪人，只要能精通数字和做人处世就行。”职员的这番话点燃了仅高中毕业的克里斯心中的理想火花。 为了争取到实习机会，他亲自上门递交申请书，争取到跟经纪公司经理特维斯图搭车的机会，利用推销员的口才适时推销自己的长处，并通过成功玩转魔方展示他的数学天赋，赢得主管的好感，从而得到了他追求幸福的关键机会――实习生面试。这是他自我推销的第一步。而他自我推销的第二步就是那场精彩的面试。当克里斯穿着刷墙的衣服匆匆赶去参加决定命运的面试时，面对考官们惊讶的表情，他主动坦白“因为没能付清停车罚款而被拘留了。是从警察局一路跑来，拘留前正在家里刷墙”。当主考官对他学历表示失望时，他诚恳地告诉对方自己“喜欢这一行，已经开始自学”。“我知道如何寻找答案，而且我一定会寻找到答案的。”正是他的坦率和坚持折服了主考官，使他终于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实习生。 克里斯主动登门向大客户瑞本因失约而道歉，赢得了瑞本的好感，从而融入了对方的社交圈，认识了许多潜在的客户，这也为他进一步的成功埋下了伏笔。“同更高一层群体的联系是通向上流社会的途径，向上攀爬或者在受限制的群体中再造出一个精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美国趋势。” (陈俊森，2000:60)在公司的培训中，克里斯总是增加在主管人员特维斯图、培训经理和上司面前的曝光，他不惜做跑腿工作，赢得了上司的好印象。功夫不负有心人，克里斯・加德纳凭借他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一股子劲头，赢得了大客户的青睐，从此，幸福之门慢慢向他打开。 总之，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主人公克里斯实现梦想，即从一个乐观进取的推销员，最终成为百万富翁的心路历程，折射出美国文化模式中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艺术来自特定的文化，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无论何种艺术都是该国家或民族文化的载体，通过解读这部影片，我们可以进一步透视美国独特的文化模式，了解美国的主流文化。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与研究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 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口述史在农村教育史研讨中的运用 一、口述史的特点 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将它引进到农村教育的研究领域中，这与它所具有的独有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一，研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一方面，口述史研究采访的对象都是某一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把自己对该事件的所见、所闻、所感用通俗的语言或者方言叙述出来，这样的描述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研究者毫不保留地将受访者录音转换成文字稿，甚至连体现受访者心情的语气词都会记录下来，这样得来的口述史料不会掺有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感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所言:“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 第二，研究视角平民化。法兰西学院思想史教授米歇尔•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思想及信仰，实际上都是和权力有关系，话语如果没有权力，话语就不能构造事实，只是耳旁风。在中国亦如此，知识代表统治阶层的利益，发言权只掌握在权力精英手中，只有他们才会发出“有价值”“有力量”的言论，而且经过历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王侯将相、豪门权贵等特权阶层的历史。而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就无法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让普通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与现实密切联系，由此获得的口述资料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 第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口述史采访的对象是各种历史事件的各类亲历者，因此，它所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纵向研究来说，口述史可以涉及明末清初、民国时期、建国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等长达400多年的不同时期不同专题的研究。从横向研究来说，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社会上层、精英人物，也逐渐开始向社会下层、普通百姓拓展，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范围。 二、用口述史来研究农村教育成为必然趋势 为什么要用口述史的方法来研究农村教育呢?这与农村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微观视角是分不开的。从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教育界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或者精英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叙述和分析，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是怎样看待农村教育的，他们的生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教育的影响，这些社会微观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涉足，从而造成对中国农村教育实态研究的缺失。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教育史研究领域中，为我们拓展教育史研究的微观视野，构建出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图景，探寻农村教育对于广大民众的真实意义提供了可能性。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又对这些因素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关系是通过民众生活这一中介间接实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习惯等因素首先体现和落实在民众生活中，并通过民众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农村教育的实施。 另一方面，教育是通过塑造民众的综合素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的反作用。所以，在教育和社会之间，民众生活是一个“中间环节”。我们要了解近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状况，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下移，让民众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从乡村民众的真实生活中去考察。因此，通过把握民众生活来理解近现代农村教育，是教育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从乡土的视野来看，近代学校教育到底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是讨论教育如何在适应民众生活的基础上改造民众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也应该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教育史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了一个由各种通史、专题史和地方史构成的宏观图景，但是欠缺基于微观实证研究所提供的图景。正是微观视角的欠缺才导致国家对农村教育始终难以准确把握，使得近代以来历次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际的执行之间相距甚远。口述史研究方法就是提倡从民众底层视角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给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以及因接受学校教育而获得的生活变化情况，正是他们丰富多彩的教育故事和教育生活，才能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农村教育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可以使国家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密切联系现实，更符合百姓的心声。 三、用口述史研究农村教育的注意问题 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访谈来搜集声音资料。做访谈就要提出问题，提问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正式的、严谨的提问方式，也有非正式的、聊天式的提问方式。优秀访谈员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提问方式，取得更多更好的访谈效果，同时也要关心、尊重受访者，理解受访者的观点，静心聆听受访者的表述。第一，访谈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收集背景信息，仔细准备提问方式，既要防止死气沉沉的高度结构化的访谈，又要防止变成琐碎闲聊的无拘无束的对话两种极端。对于健谈的受访者，只需要掌掌舵、特别提示一下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对于说话简练的受访者，要提出范围广、没有限制的问题，并及时补充、提示。访谈提纲中的问题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 2．访谈前认真检查录音设备，麦克风应该离谈话者嘴边一英尺左右的距离，保证录音的音调正合适，提高录音质量。同时，也可以准备各种辅助记忆的物件。比如你要了解老年人的私塾经历，可以随身携带一本旧《三字经》，受访者看到它就可能不自觉地讲述自己当年读私塾的经历。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有可能促使受访者拿出旧信件、日记、简报、照片等，成为访谈中最有价值的副产品。 3．访谈地点最好设在受访者自己家里，这样受访者感到自在便会畅所欲言。如果访谈是私下进行，会营造彼此充分信任的氛围，双方可以更坦率。 4．制定切实可行的访谈计划，在使用过程中要有灵活性和想象力。同时，要在访谈开始前简练地解释一下研究的目的和访谈的用处。第二，访谈过程中要保证受访者不被打扰可以完全自由的讲话，访谈员尽可能地不要插入自己的评论和经历，要给予受访者充足的思考时间，当然，聆听对方讲话时也要给予适当的回应，保证访谈是在相互合作、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访谈员需要保持敏捷的记忆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提出已经得到的信息。同时，将那些可能唤起受访者痛苦回忆的问题放在访谈的最后，当受访者有所芥蒂时，千万不能对他施加压力，要尊重受访者的主观意愿。最后，用轻松的口气结束访谈，针对所获得的信息，向他们表示热忱的谢意。 作者：沙莉莉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史与高等教育的行政化 一、从古至今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表现 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外部管理行政化。清末时期，全国当时还没有管理新学堂的专门机构，各省学堂事务就由京师大学堂管理，为了保证高等教育走在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方向上，当时京师大学堂最高领导管学大臣下设教学和行政两套班子。国民党时期，以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教育更是成为高度重视、严密监控的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国家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也是几经调整，大致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校长负责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20世纪7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20世纪80年代的校长负责制，直至1998年颁布《高等教育法》才明确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而逐步稳定下来。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行政化因素在我国高等教育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高等教育行政化的不良后果 1.不利于调动教育主体的积极性 高校的主体本来应该是教学、科研人员，行政人员，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通过发挥教师的教学和管理的积极性来实现。但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使得行政人员成为支配学校的核心，教学科研人员成为行政系统中的“被管理者”,在行政系统运作中缺乏主动性,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和起码的主人翁感,结果,教学科研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受挫伤,行政系统制定的规章也不易得到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配合。没有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必定是舍本逐末，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长期发展。 2.导致机构膨胀 由于教育资源按行政权力的大小和权力涉猎领域来分配,于是人们的精力投向千方百计地机构升级上。收到利益的驱使，大量人员跻身于行政和后勤系统中,机构庞大，系统人满为患,从而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容易导致学术与权力的界限模糊，很多高等教育机构中颇有成就得研究者和学者都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领导者，权力的拥有和行政职责会分散学者的精力，从而导致其在学术上的研究能力下降，故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三、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 对于高校形成行政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下文将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三个方面来分析。 1.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特点。秦统一中国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设置有“吏师”制度和博士官制度，从而形成了以国家法统宣教天下的局面。汉代统治者继承西周以来“天子视学”的传统，皇帝经常亲临太学视察，至东汉光武帝时期，乃成定制。隋唐时期，设立了专门管理学校的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专管教学事务。清朝时期，设国子监管理太学，祭酒、司业为国子监正副首长，另有监丞、博士、学录、典籍等各司其职，地方官学则有府、州、县学，与中央官学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官学体系。及至近代，国家为救亡图存而创设了高等教育，从外部宏观管理体制到内部微观事务，都可见国家政府干预的踪迹。时至今日，中国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占主导的“人治”(实为“官治”)型的国家，“官师治教”传统根深蒂固，这就使得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潜意识中有了治理一切事务的观念；而在现实中我国政府管理的制度设计又为此提供机会，因此，各级官员也会不自觉地插手教育事业。 2.国家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在强化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也使的我国逐渐形成了高强度的中央集聚资源和分配资源的“集权型”体制，教育体制也以计划的形态运行。尽管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央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有所放松，但政府仍然在高等教育的人事、财政、招生、教学和科研等各个环节中有所涉及。 3.传统文化意识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摇篮 不可否认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讲，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从中国传统制度与社会环境两个角度上来说，几千年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治主导、伦理至上的国家，在传统文化意识里，民众早已习惯于个人服从国家、政治权力一元，所以高等教育管理权的高等集中于中央能够存在。传统文化意识里不乏有“中庸”等这样的意识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国如同一家，以安定为上。因而人民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在心理上也习惯于服从，这为行政行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四、结语 通过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本文论述了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不无关系。就像是一个人个性的形成脱离不了成长环境的影响一样，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就决定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会与行政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些因素也只是一个从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分析的,因此,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的分析还有很大的空间，只有充分分析了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才能够在肯定高等教育行政化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反思这种高等教育模式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寻求更合理的发展道路和方式。 作者：李妍单位：四川大学中美大学战略规划研究所 教育史论文:中外教育史对比分析 一、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初衷 当我们研究教育问题时,我们无法将一个个教育问题封闭起来,孤立地就事论事,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追根溯源,去探寻那些导致今天教育现状的种种因素;我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割裂开来,闭门造车。因为历史的、别国的教育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应于它的需要”[1](P65)。忽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教育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生存的土壤。同时,“以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国外教育制度的作用”,以便“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2],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中的优势、缺陷,尤其是“对照别国,发现本国的弱点,并予以改进”[1](P63),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研究今天的教育时,不可能回避历史的和别国的经验。“古今贯通,中西融汇”,将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融于一炉,对其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既吸取我国教育历史中的精华,又借鉴国外教育历史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起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史研究新体系,这是我们在硕士生阶段教育史专业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方向的初衷。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再发现———促使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路径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一个事实: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于本科阶段的教育。相对而言,硕士教育阶段更侧重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和科研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锻炼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呢?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关于引导学生发现和再发现的主张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布鲁纳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最独特之点,在于人类能够亲自发现,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有机体,人掌握概念、解决问题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发现是教育学生的主要手段,教师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引导学生搜集、钻研有关资料,通过积极思考,自己体会,从而“发现”概念和原理。按布鲁纳的话来说,发现学习就是以培养探究性思维的能力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发现”与“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的学习。这里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布鲁纳指出学校中的发现学习不局限于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力量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再发现”,其实质就是把“现象重新组织或转换,使人能超越现象进行再组合,从而获得新的领悟,包括寻找正确结构和意义”[3](P465-470)。具体在教育史研究领域,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使学生从历史上已有的教育现象出发,通过自己的探究性学习,深入体会造成此种教育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通过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外教育历史中被遗忘的或尚未发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但更为重要的是,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对已有的史料、史实、知识结构和教育问题进行再发现,使这些教育现象在学生的头脑中重新组合,从而获得新的体悟,寻找出教育的真谛。这种发现和再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相当艰辛的过程,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劳动过程,但也确实是使人意志受到磨练、思维得到升华的过程。因此,通过中外教育史的碰撞与比较,着实可以使学生走出仅从中国教育史着眼或仅从外国教育史入手研究教育问题的局限,促使学生从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以往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积极思考中外教育的异同,“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办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4](P436)。 (二)宽视野———拓展学生知识面的有效手段 在教育史领域,以往学生看问题,仅仅从自身所主攻的研究方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生,埋头于钻研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知识和史料,虽能达到一定深度,但对外国的教育历史知之甚少,思路难以拓宽;而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学生,虽然对外国的教育研究得比较到位,但却缺少对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应有了解,因而难以很好地对外来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事实上,中外教育在历史上是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我们的祖先不仅曾以印刷术和指南针推动世界文化的历史车轮前进,更曾以儒家思想和考选制度有功于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建树”[5](P4)。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的近代学制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型学校诞生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可以说,“我国既是文化教育的输出国,又是文化教育的输入国”。“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5](P4),有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性。因此,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意在弥补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以上两种偏向的不足,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面,教会他们以比较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来看待中外教育发展中的史实,使其知识体系既植根于中国教育的肥沃土壤中,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教育中有益的成分为我所用。 (三)相碰撞———为教育改革寻找切实的借鉴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世界文化总是通过彼此接触而向前发展的”,“当各国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他们的教育文化常常是和平相处或互相取长补短的”,“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5](P3)。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客观上使得东西方文化教育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碰撞,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之城———亚历山大利亚城,将当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教育集于一堂,哺育了欧洲文化教育几千年,成为“人类文化教育前进的渊源”[5](P4);在我国宋代,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理学大师们将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引入到儒学中来,使它们发生碰撞,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主干,影响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达千年之久。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教事业的进步,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任何国家的教育事业都无法脱离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也不能脱离历史传统来研究教育问题,而应从各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使它们与当前的教育改革发生激烈的碰撞,在碰撞中发现真理的光芒,使其成为我们切实有力的借鉴。如:我们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就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意在充分发挥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参考了新传统教育派的主张,以便通过教师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学会“人类积累的知识”,掌握某些人类历史上“永恒不变的要素”[6](P236);而且,还主张发挥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学生“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7]。实践证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确实可以促使中外教育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生碰撞,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提供切实的借鉴。 (四)融多元———当代教育发展的呼唤 当谈及世界教育史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强势国家的教育,似乎世界教育的历史只有西方的历史,或仅仅是欧美几个强势国家的历史。而事实上,“历史从东方开始”[8](P160),人类教育的发达以东方为先。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教育是早于欧洲的希腊、罗马而兴起的,其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管理上,在当时堪称是相当完善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不同时期的教育各有其特征,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就世界教育的肇端和进步来看,多元论恰是正确的。很多现在看似弱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都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如,古代阿拉伯的教育曾经为人类文化教育,特别是西欧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兴起之初,其文化教育是相当落后的,但是由于推行开明的文教政策和尊师重教、鼓励学术研究的有力措施,在继承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教育,从而建立了“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9](P360)。阿拉伯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模创立了代数学,他编写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于12世纪传到西欧,一直到16世纪还是大学使用的教材。通过学习他的著作,西方懂得了使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的医学家伊本•西那被誉为“医中之王”。他的《医学原理》一书讨论了传染病、寄生虫病、皮肤病、精神病等广泛的医学问题,记载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物,因而有“医中圣经”之称,该书在12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西欧大学医学科教育的主要教材。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西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作的注解、提示和摘要在西方流传了几个世纪,对西欧重新认识古希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3](P153)。阿拉伯的赫克迈大学是中古和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当波伦亚、巴黎、萨勒诺、牛津、剑桥还没有出现大学的时候,赫克迈大学已经将学术上的火炬高高地举起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成果,传入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几近陷于愚昧的欧洲,使那些久已忘记希腊学术的士子耳目一新,从阿拉伯的译著中重新发现古希腊文化教育的辉煌;使那些长期以来被基督教控制的学校从繁琐的宗教论证和枯燥的教条记诵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学科内容和方法,这不仅给予欧洲学术文化以生机,更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为文艺复兴作了先导[5](P53)。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底格里斯河一带预备的,不是在顿河、泰晤士河、莱茵河、第聂伯河一带预备的。迈蒙、易斯哈格、萨顿姆、花剌子模和其他阿拉伯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佩特拉克、但丁、伊拉斯谟等,便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去的。文艺复兴既蒙阿拉伯人的引导,则人类文化应当感谢阿拉伯人的盛意”[5](P81)。因此,应该将东方古国教育史放在和西方古国教育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世界教育,组成了世界教育史的框架。到了当代,世界的文明范围进一步扩大,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更加紧密,各国都必须不同程度地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如何正确地认识处在多元化中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偏见,增进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和对他国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议题。以历史的眼光、比较的视野积极思考每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以及各种文化在一起互惠的益处,从而在世界各国不同文化教育之间进行积极的交流,使它们互相融合、吸收,取长补短,这是教育的使命,也是当代世界教育的呼唤。 (五)新领域———教育史研究的探新与拓展 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教育史,近些年来,在国内除了少数几所学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此研究方向外,其他学校少有涉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过这种方法,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著,但较有影响的还是张瑞幡、王承绪二先生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其中对中外教育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和比较,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可能由于篇幅所限,该书对很多教育问题仅作了一般性的论述和比较,尚缺乏更细微的、全方位的探讨和更深入的学理性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很难找到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既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也是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我们从200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该领域的研究生,至今已招收六届,其中已毕业三届,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进行了艰辛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一)筚路蓝缕———师生同下真功夫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正是我们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这条崎岖的山路上艰辛探索的真实写照。我们企盼摸索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能提供有效借鉴的路径。为此,我们刻苦钻研、身体力行,师生同下真功夫。首先,导师以身作则,在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前已经在该领域探索了多年,数年如一日地埋头于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并与本校和兄弟院校的同行积极探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力求做到“经师”与“人师”的结合。与此同时,历届学生也以导师为榜样,刻苦钻研学问,广泛涉猎书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专业积淀和兴趣爱好,初步确定自己的主攻课题,并细心钻研有关资料,其中既包括古文献资料,也包括外文资料,为自己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有益的素材。如:对教育家的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搜集并钻研有关资料,不仅仅只是教育方面的史料,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钻研宗教和教育方面的书籍和史料,包括宗教的产生、传播以及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宗教信仰的反作用等。在广泛积累的基础上,殚精竭虑,深入进行比较思考。此外,学生们还注重自发组织读书报告会和举办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讨论会,交流思想,提高思维,互相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在导师的鼓励下,积极地参加专业领域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以吸取学术营养;踊跃向专业学术期刊投稿,,将自己零星的想法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化为自身的独特体悟。就这样,师生一心,伏下身去,埋头于中外教育史的浩瀚海洋中,下真功夫开创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的新局面。 (二)深思熟虑———把握选题,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价值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可以说是硕士生阶段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直接反映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成果。而把握选题,又是整个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重中之重。为此,在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我们紧紧围绕中外教育史比较的有关问题,从严要求,认真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研究的价值,务使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下面仅以2004级(即2007届)硕士研究生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例来说明我们是如何把握选题的。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它的可行性在于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而且在办学时间上也大致相近,具有可比性;前人又曾从两者的形成机制、办学精神、教学管理、藏书功能等方面进行过比较,这可以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是,从宗教的视域对两者进行比较,国外还没有此方面的论著;国内只有彭岚同志2000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的一篇文章。文中阐述了宗教对两者的影响关系,但该论文是把儒学当作宗教———儒教来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而把儒学作为宗教,在目前仍很有争议。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真正从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之间关系的论著。而佛教、道教对宋代书院的影响和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深度。王亚辉同学利用自己几年来对宗教和教育的研究积累,较深刻地探讨了佛、道对宋代书院影响与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影响之异同,这成为他的这个选题的创新之处。至于这一选题的价值,则在于它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宗教对两者产生影响的共性及差异性的比较,透视中西方文化和教育,反思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文章有个性、有深度,从而有助于加深思考,并有助于解决当前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 (三)初显成效———探索取得了理论与实践成果 数年来的探索使我们积淀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在中外教育史比较方面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导师先后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了国家教育部《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中俄教育比较研究》等课题;出版了《人性:存在与超越的省视———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大起大落的命运———杜威在俄罗斯》等著作;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当代中外高教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之差异及其成因》(《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西方德育比较概论》(《河南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的中国特色: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河南大学学报》)等比较方面的论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研究生们经过学术上的磨练,也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的体悟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篇篇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如:《伦理的政治化与伦理的哲学化———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践行过程之比较》(王娟华)、《传统的反叛:中西方现代教育的思与行———欧美现代教育运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革新之比较研究》(于书娟)、《“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教育视野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西学思想之比较》(周娜)、《洪堡德与蔡元培大学改革思想与实践之比较》(徐晓飒)、《“道法自然”与“以天性为师”———中西方自然教育观之比较》(王文礼)、《返于自然与超越历史———卢梭与梁启超“贤妻良母”女子教育目的观之比较》(李琳琳)、《“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王亚辉)、《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之比较》(张爱梅)、《中美高师生教育实习发展之比较》(常艳丽)、《中英教育督导制度发展之比较》(王为民)、《中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发展之比较》(杨婧)、《余家菊和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王雅芳)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尚显得有些稚嫩,但毕竟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感到收获颇多。 三、探索中的体认与感悟 (一)难度之大,不容否认 如前所述,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只能在借鉴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者任通一史已是颇有难度的。就中国教育史来说,“中国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涌现出了众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10](P1)。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若要精通,必须深入钻研,充分占有史料不可。而中国古代的史料可谓是浩如烟海,并且大都是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较艰涩的文言文。而外国教育史的内容也是极为广泛的,“从纵向而言,它涉及从原始社会直到如今的人类教育的产生和演变的全部过程”;“就横向而言,它涉及除我国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的发展”[5](P1)。这么宽广的范围、浩繁的内容、庞大的体系,即使原始材料全是现代汉语,研究起来也是颇有难度的,何况原始材料大都是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或被翻译成国际通用的英语语言来书写。要将中外教育史两者结合起来,时兼古今、地兼东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它非要我们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不可。然而,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无论难度有多大,却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中外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有些宝藏必须通过我们比较鉴别才能发现它的现实价值。“教育史学家说,研究物质变化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要在实验室中进行;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科学则不尽然,虽则许多比较具体的课题可以通过实验取得答案,但许多具有理论性、根本性和久远性的重大课题是无法着手实验研究的”[5](P1)。要论证或判断这种课题,继续借助历史发展的往事并在比较中来反思和解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史不啻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园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其中的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幼苗。 (二)知难而进,融通中西,寻找教育的真谛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清]彭端淑:为学)。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追求学贯中西,是每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人生态度。例如,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把教育事业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一生,为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创造人民的新教育而奋斗一生。陶行知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学、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为师,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新教育》杂志主任干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他完全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但是他却放弃优越体面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投身于广大平民的新教育、广阔农村的乡村教育的开拓中去。他轻视那种只是争权夺位的“政客式的教育家”,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或者“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11](P119)。怀着对民族、对劳苦民众、对儿童的深挚感情,他先后开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教育实验学校来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此期间又撰写了《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文章,论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将他所学的中西方教育理论贯穿起来,应用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本人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12](P1)。大师的境界也许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学者所能达到的,但是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可以令我们追求的。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追求学贯中西,以比较的眼光,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进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体察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到教育的真谛,为解决当前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是笔者数十年来所孜孜以求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 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考察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教育史论文:儒家教育史学科未来 摘要: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对教育史学科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加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同时注意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从而进一步增强自主研究的能力,以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学科;教育专史;儒家教育思想 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去考虑和推测学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近来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现把所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以利于集思广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预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加坚实 教育史以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其考察研究的对象,掌握真实而充分的教育历史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教育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档案、图像、录音、访问记录、调查报告等等)的广泛收集和整理,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有些研究者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教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或是汇编成专题性历史资料,或是汇编成断代历史资料,先后出版,公之于众,为学科的实证研究创造条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也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他们无私的贡献不可低估,应该向他们学习。 教育史基础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工程,只有小部分先觉者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较多的志愿者参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全面化、持久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制度来加以保证,努力为后人留下完整的真实的教育史资料。至今为止,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方面都分别做了一定工作,成果颇为可观,但还不完整,与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现代教育史部分因条件限制,只能提供已公开文件的汇编,档案没有开放,事情具体的因果发展过程未能了解清楚,进行研究有很大局限。所以教育资料还要进一步扩展挖掘,汇编成多种专题史资料,为教育史研究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 教育史基础建设虽不能一时就成功完事,但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逐步推进,终归会接近预期目标。相信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设,以后中青年从事学科课题研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辛苦,工作效率会更高,出成果会更快,达到的水平会更高,因缺乏历史资料观在没有条件谈的问题,后人会有条件谈,现在未能有结论的事,后人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要进行教育史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存在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学科设置和学科研究相互推动,有了学科设置,首先就需要教材,进一步还要充实教材内容,这就促进了学科研究,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丰富和更新教材内容。由于各历史阶段行政当权者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不同,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认识深浅不同,思想控制放松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大些;思想控制收紧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学科发展的道路比较曲折。随着形势的变化,文教领域出现不同的潮流:如保持中华文教传统、主张思想信仰自由、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实行兴无灭资、开展文化革命等等。随着这些潮流的更替,教育史学科也大大改变面貌,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加以认真总结。 有些研究者对教育史学科的现状感到不满,认为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理论水平不高,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理论指导。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促使人们加以反思,呼唤加强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些研究者有志于改变教育史学科的现状,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对教育史学科的有关理论问题开展逐个研究,有的已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共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需要一个由探索、逐步加深认识、总结理论、形成体系的过程,比较可行的是两途并进: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现代人文社科等学科新理论来研究教育史;另一方面是认真总结教育史学科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两途结合的结果是形成教育史学,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法。教育史学既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它反转过来又对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起一定的规范作用。 我们期望教育史学的创建,它将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入门的必读书,借以提高专业素养,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史学科整体的研究水平,对于评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亦将会有共同的标准和尺度。 三、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和扩展生存空间 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史学科不像外语或政治理论,成为本科不分专业的公共必修课,也不像教育学成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它只是师范专业之一的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传授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形成历史发展的教育观,养成热爱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这门课程在培养教育专业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 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各级领导,因专业素养不同,对教育史学科在师资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别,在教育改革中对教育史学科就有不一样的态度:有的采取压缩教育史学科的措施,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半年;有的把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门课再合并为一门,为的是腾出时间用于增开引进的技术性、实用性的新课程。在全国性高师改革浪潮中,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地位不稳,往往成为改革试验的牺牲品,到了阶段检查整顿时,又要求恢复原样,待到下一轮改革时,教育史再次成为主要对象,又压又砍,造成肢体残缺不全。教育史的基础课地位动摇,生存空间因减少课时而缩小,学科的特色难于体现,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不能发挥,这种状态实在让人担忧。 造成教育专业教育史课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有其现实的原因,我国对外开放之后,教育改革就倾向学欧美,向欧美看齐,唯恐学得慢,欧化美化不够,改革中注重学习实用技术,忽视人文学科,淡化民族文化,放弃中华教育精神,用实用标准衡量教育史学科,视教育史为无用,作为被改革的重要对象。 要消除高师课程改革中忽视教育史课程的作用所发生的偏差,只有期待高师领导提高认识,端正指导思想,才有条件进行矫正。教育史研究者要自强不息,不懈地争取教育史学科在高师教育专业中确立基础课程应有的地位,并尽可能开设选修课,扩展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教育史学科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才会有光辉的前景。 四、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希望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期对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有所启示。这种需求不是局限于领导层对宏观教育策略历史经验方面,而是各个阶层各种职岗的人对教育历史知识经验都有需求,但具体需求则因职岗的实际需要而不同,这种多方的要求,是多卷本教育史满足不了,也是高师教材教育史或教育简史或教育史纲要满足不了的,这一现状势必促使教育史学科更细、更专业化,分化出更多二级、三级分支学科,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有专史,教育的各组成部分、各方面的关系、各种重要问题也都有专史。各种职岗的人希望教育史结合他们专业需要,研究和编纂出分门别类的教育专史。专史不是小项目,但也不是大型项目,从规模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型项目,与上下都有密切的关系。重视专史,就会带动与专史内容有关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会丰富专史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专史的基础。专史能形成系列,又为系统的全面的教育通史进一步再提高创造了基本条件。专史的研究有较大的灵活性,联合三五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协作也可,个人自愿独立承担也可。专史由于规模不是很大,参加人员不太多,较易于调度,也可能在一定时限内见其成效。专史是由“术业有专攻”的专业研究者来参加撰写,是专家写专史,保证研究是专门又是深入,具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研究者投入专史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整体水平提高创造条件,这有待于教育史研究者的继续努力,不断贡献。 五、对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再评价 儒家思想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主流,而百年来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对人物学派的评价。教育史存在着如何评价儒家教育思想的问题,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想回避这个问题总是回避不了,今后还得对儒家教育思想再作评价。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鲁国孔丘,儒家是在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张走社会改良路线的一个学派,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虽然依靠私学传授扩大社会影响,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并未居统治地位。但儒家对促进私学兴起,文化下移,宣扬民本主义,主张仁政德治,重视农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有重要贡献。有人抹煞儒家对历史发展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而抬高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或以赞扬佛学而贬低儒学,说儒学只讲伦理政治,哲学理论粗陋,不如佛学精细。这些评价因脱离历史实际,存在一定片面性。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儒家有不同的认识和对待。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曾对儒家实行专政,进行严厉打击,儒家被迫潜伏以求生存。西汉初,儒家虽可恢复活动,实际上还是受冷落。直到汉武帝时,国家达到相对富强,才由“无为”转为“有为”,利用儒家学说,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加以利用,因人而殊,并非持久一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曾多次受到冲击,几度起伏,这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要利用就加以尊崇,不利用就加以打压。二千多年来,经受无数的批判,结果是批而不倒,或倒而不亡,在民间继续流传,待时变境迁,重新振作,再登统治地位,受到罢黜和受到尊崇相互更替,这就是儒家在古代的经历。 20世纪的中国,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重大变革过程中,儒家思想包括教育思想总是争议问题之一,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人,对儒家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态度:一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西化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儒家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是旧时代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应该批判并抛弃,彻底决裂;二是基本否定,认为儒家对社会历史发展功不抵过,负有历史罪责,因它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保守,不能创新,阻碍社会进步,造成中国落后,要加以贬责;三是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儒家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虽在近代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加以扬弃,但也有些宝贵的思想可以继承改造,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发扬优良传统,也要适时创新,以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百年来,儒家的处境多变,由受批判被否定到受尊重再被利用,曾有几度反复。之后,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面临不少问题,都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联,如普及教育、因材施教、尊师重教、做人诚信、修养道德、以德治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统一,都继续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这说明儒家思想不是一批了之,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再评价。 六、面对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中国要有独立自主的研究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设置学科时,依靠引进的教材。1905年开始,中国人有了自己编写的《中国教育史》,虽然内容仅是先秦教育,但已经有了开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本国教育史的学者渐渐增多,王凤喈、陈青之、陈东原等先后有着作出版,并被用为高师教材,外国人虽也有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但毕竟外国人代替不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教育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半封闭的条件下,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部分往来交流,国际社会很少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历史则更少,唯有日本人例外。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外国学者由研究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进而研究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变化,逐渐成为新潮流,有人称之为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外国学者并不对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的全面研究,只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问题感兴趣,有选择地做专题研究,较多的是采用比较法,如中日教育比较、中西教育比较,以尽快抓到中国的教育特点。外国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受到我国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积极加以学习,吸取其观点和方法,以作为先进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国内的教育史研究,以改变国内教育史研究的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展趋势条件下,中国教育史的国际研究迟早也会成为现实,我国既实行开放政策,自然欢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变化的历史,相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会提出一些与我们认识有所差别的新看法,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吸取。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史,也会有他们的局限,他们没有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对中国教育并未全面了解,也未参加中国的教育实践。他们只是根据他们利益的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选择和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他们的结论,对这些结论,我们不能一翻译过来就相信、就崇拜,我们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成为别人的思想附庸。我们应学习外国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本国教育史,本国人比外人条件更充分。中国的社会是我们长期的生活环境,参加教育实践,对教育现象有所见,对群众的教育呼声有所闻,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更深,所以我认为“不能依靠别人为我们提供结论”,要交流而不崇拜,要知情而不照搬,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我们要立足中国,独立研究,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责任在肩,外国人无法替代。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整理。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幼儿教育史研究开展思考 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鲜有人问津，似乎也无问津的必要。事物向来如此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如此、只能如此。本文在对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回应与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就现实中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进行了思考，权作一家之言，愿就教于方家。 一、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倡导与落实。然而现实中，当前仍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为此，在具体论述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是否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盘点起来，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观点主要有“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两种。 （一）目前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合时宜吗？ 现实中有不少人都认为，当前幼儿教育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幼儿教育公平问题、幼儿教育制度建设问题……这些才是目前幼儿教育亟待研究的问题，而幼儿教育史研究虽然必要，但现阶段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尚不合时宜。初看起来，“不合时宜”说似乎很有道理，毕竟现阶段幼儿教育还有很多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亟待研究，而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貌似真的不合时宜。其实，进行史学研究常常会遭遇是否合时宜这一困惑，就连科学史之父的萨顿都曾质疑过自己对科学进行史学研究是否合时宜，其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曾如此这般问自己：“为什么要考察过去？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为了前进，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实际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1］是啊，现在有那么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为何要追溯过去呢？对此，或许有人会说：“未来模糊不清，现在沉重不堪；只有毫无生气的、完结了的过去才适合于思考。那些观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长久——他们是它的产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足为奇。渴望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历史的进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特征。”［2］然而，“关注过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性，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3］。那么我们为何要关注那些离我们如此悠远的过去呢？事实上，“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4］。“只有借助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现在。使人们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们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5］具体来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如果了解了中国教育史，再看当今的教育问题，就会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随处都能看到历史的影子，而且有些还在起作用。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这并不是说历史经验可以简单地移植或套用到现在，但认识到有些问题并非今日所独有，当有助于观察和理解现实问题”［6］。“通过对过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有助于认识现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点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性。”［7］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教育史是教育理论的源泉，这是无可争议的。”［8］由此可见，幼儿教育史研究不管是对当前幼儿教育的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践行都是十分重要、宝贵的，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非但不是不合时宜，反而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 （二）历史研究和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具体来说，关于历史研究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问题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研究能否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二是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对于前一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很少关注幼儿教育这些“小问题”的。实际上，不仅不关注似乎还有些不屑关注。纵使有极为少数的历史学家在其言谈著作中涉及那么一点点幼儿教育的问题与思考，那也仅仅只是基于个人经验或感觉的随意之谈，是十分不充分、不成系统的，故企图用历史研究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是行不通的。既然历史研究不能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能否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对此，我们说这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存在很大隐患的。幼儿教育与历史的联姻并非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史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幼儿教育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幼儿教育活动的结果。倘若诉诸史学视角审视幼儿教育，则史学是以外在于幼儿教育的状态进驻幼儿教育的，史学不是作为“幼儿教育问题”而出场，而是“为了”幼儿教育而被邀的，史学前来是为了“启蒙”幼儿教育，而不是“分享”。史学是高居于幼儿教育之上的，先知般的诱导者。这种高姿态割裂了与幼儿教育的血脉相连，史学的立场是空置的，导致人们容易采用一种“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个问题，将历史视为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理论，而幼儿教育仅仅只是历史学的应用之域。幼儿教育史研究其实是幼儿教育和历史研究的有机组合，而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来审视、考量幼儿教育的，历史高高在上，幼儿教育匍匐在地，如此以后，幼儿教育史研究将丧失其教育学立场，这是很糟糕的，不仅异化了幼儿教育史研究，同时亦异化了幼儿教育。综上可见，历史研究不可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对此我们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学前教育史体系较为完善，但当前学前教育史大多关注的是学前教育制度、学前教育思想这些较为宏大的话语体系，虽然其间已有关涉幼儿的，但毕竟还是很少、很不系统的，可以说幼儿教育史仅仅只是个脚注而已，故学前教育史研究依然替代不了幼儿教育史研究。 二、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必须，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这既是务实之举又是当务之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是个系统工程，限于篇幅在此将不系统阐述，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初步展开。 （一）明确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 明确研究对象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倘若没有正确且明确的研究对象，就算投入再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也往往事倍功半、徒劳无益，甚至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于一项研究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关于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似乎无须多问，甚至有些明知故问，幼儿教育史研究研究什么？顾名思义肯定是研究历史上的幼儿教育问题了。这固然没错，但倘若就这么将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上的幼儿教育，则不免简单、抽象。问题是研究的对象，但还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而已。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幼儿教育史研究到底都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哪些问题。唯有如此具体的思考，方能把抽象的结论具体化，从而较为精准地回答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具体来说，所谓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主要是指历史上幼儿教育的缘起、发展、演变以及性质样态等客观性问题，如幼儿教育是如何缘起的，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每个时期阶段的幼儿教育又有什么性质等等。而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价值性问题主要关涉历史上诸种幼儿教育价值主张的竞争、排序问题，通过对历史上幼儿教育价值问题的关照，人们将能更为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历史上对幼儿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类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常常纠缠着共存于幼儿教育问题中的，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常常将其区分开来介绍而已。 （二）澄明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价值 事物的价值是实然存在的，但价值的发掘与发挥却仰赖于人们主观上对其的了解与认识。并且，对于事物价值的描述，既是对其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性揭示与显露，同时亦是对现实中该价值彰显的一种可能性敞开与导向。“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价值是教育史学科的关键问题。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关系到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的认识，关系到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问题的确定、选择，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向。”［9］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具有一种‘求价意志’（WilltoValue），是一种‘价值’动物。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打上了价值的烙印。从理论上说，人类不会去从事那些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价值认识得越清晰、越深刻，就越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追求并最终实现活动的目的。“追求价值作为人们活动的一般目的，它直接规定和影响着活动的性质和方向。”［10］“价值对于活动的意义和力量还在于它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意志、情感，即强烈的活动意识。正确的和正义的价值目标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人们对价值目标的信念和渴求，强烈的渴求便形成意志、情感，使人们在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们进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的保持与丧失，不仅对活动的持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关键时刻决定着活动的成败。”［11］教育史研究价值历来存在求真与致用之争，实质上，求真与致用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且必须统一的。幼儿教育史研究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致用之前提与基础，但求真往往以致用为旨归。所以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树立求真达于致用的幼儿教育史研究价值观。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外幼儿生活，地位和价值认识的变迁，幼儿教育发展过程的展示和幼儿生活场景的再现，幼儿教育规律的揭示和把握以及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揭示出中外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幼儿教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为现实中国幼儿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提供历史资料和启示。 （三）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除了必须十分明确并坚持它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两方面缺一不可。只讲方法而不讲对象，就可能南辕北辙，相去愈远；只讲对象而不讲究方法，就无异于海市蜃楼，望洋兴叹！那么我们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叙事原是历史著作最早形式中的常用模式之一（如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李维、塔西佗的著作）。”［12］“叙事乃历史本身所固有的。”［13］“所有历史都有不可化约的叙事元素”［14］。叙事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长期以来，受史学传统的影响，教育史研究主要是叙事研究。叙事研究被看作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15］。那么教育史中是如何开展叙事研究的呢？所谓的叙事研究主要强调教育史研究要如实地描述过去的教育实践，尽可能全面、客观、详尽地将教育史叙事清楚。事件是怎么缘起、发展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可以说叙事研究是比较重视教育事件的分期、时段以及发展演变的。公允地说，叙事研究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十分必要、重要的，教育史研究的求真价值也主要源于叙事研究。但这种研究方式在效力于求真的同时无益于致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致用。为此，教育史研究方法有必要进一步丰富与创新，恰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斌贤教授强调的那样：“教育史学科要不断地发挥它的固有的社会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当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代共同发展”［16］。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诉诸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这里提出通过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绝非随意，其也有学理上的考量与因循。比如在历史学研究中，法国年鉴派学者（主要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代表）就提出：“传统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史学毫无益处。‘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此，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提出问题，必须用对问题的分析来取代对事实的平铺直叙”。［17］当然，这里提出要在教育史研究中积极开展问题研究并不是说不要先前的叙事研究了，对叙事研究简单否定、扬弃了，而是说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史的问题研究，以期对彰显教育史研究的致用价值有所裨益。故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这一传统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史问题研究。 （四）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常见问题 上面仅从研究对象、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这三方面初步探讨了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实际上，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还远不止这些，然限于篇幅在此不能系统阐述。下面将简要谈谈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常见问题，旨在从另一方面补充、完善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首先，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坚守教育学立场。所谓坚守教育学立场主要是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注意其历史之维，但不能过于沉溺于历史。我们关注历史上的幼儿存在、发展等状况，但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幼儿教育史研究缩水为幼儿历史研究了。虽然幼儿教育史研究是历史与幼儿教育史之联姻，但现实中人们在具体研究时往往会把其践行为幼儿历史研究，遗忘或遮蔽了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丧失其教育学立场。其次，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有大视野。这里所谓大视野首先是指我们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能只关注与研究我国幼儿教育史，同时还要关注与研究外国幼儿教育史，幼儿教育史实质上应该包括中外两大部分，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幼儿教育史或外国幼儿教育史。此外，这里所谓大视野还意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光要像传统教育史研究那样关注制度或思想，还要关注幼儿的存在、生活的问题。最后，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处理好其与教育史、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关系。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学前教育史、教育史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前例，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可以说有所依托。但我们在欣喜“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树在树下难成材”。因为有前例在，我们难免会模仿与借鉴。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要模仿与借鉴，只是我们不应在模仿与借鉴中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丢弃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毕竟幼儿教育史和学前教育史、教育史不同，否则的话，也没有必要再单独进行幼儿教育史研究了。当然，以上仅是对幼儿教育史研究的一点初步构想，欲切实有效地推动幼儿教育史研究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开拓新的资源，增强自我创新的能力，使幼儿教育史研究在现实中在更好地认识幼儿发展、促进幼儿教育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作者：张睦楚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学异同辨析 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是两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史研究始于18世纪后半期，而比较教育诞生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两门学科又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学科危机”时代。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1］，我国学者贺国庆教授认为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原本就是姊妹学科［2］。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二者又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厘清两者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这两门学科及加强两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一）教育史学的性质教育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其发展历史比较短，学界对于教育史的概念及其基本特性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和看法。不过，只要是一门学科就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界定，虽然这一界定需要不断完善，但这对于教育史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研究还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教育史是以历史法为主要方法，研究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教育发展的真相和规律并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经验的与历史学相交叉的教育学科。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既包括外国教育史也包括本国教育史，由此通常又可以划分为外国教育史和本国教育史两个不同的方向。关于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国内学者经过不断探索基本上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教育史是一门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具有教育学的基本特征，是一门教育学的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历史学科，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3］虽然教育史具有双重特性，但笔者认为，至少在我国，教育史应该归类于教育学科，教育学科是其母学科，教育史学主要是一门教育学分支学科，教育史的教育科学性质是主要的方面，并具有实践性和历史性的特性。教育史学科与教育学科所有的分支学科一样，都以回答现实的教育问题为己任，只不过教育史是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观照现实问题的。［4］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史有其自身的学科目的和学科功能，而学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张传燧教授主要从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分析教育史的功能。他认为，教育史的功能具体有四种：一是展现性功能，重在描述和再现教育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状况；二是思辨性功能，重在论述和寻求教育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三是应用性功能，重在发挥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四是人文性功能，重在发挥教育史学蕴涵的育人作用。［5］总之，可以将教育史的功能概括为认识功能、借鉴功能、教育功能等。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可以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并且加深对本国教育的认识；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史也可以为当今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教育史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比较教育学的性质比较教育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817年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诞生至今尚不到二百年的历史。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也还处于不断地摸索和完善之中，笔者根据冯增俊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将比较教育学界定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教育科学”。这一概念首先明确了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教育学科，揭示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教育领域，研究的范围是各国教育或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研究，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比较法，同时也指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教育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借鉴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功能是与其目的紧密联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识和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学的认识性功能。比较教育通过比较世界各国和不同区域内的教育，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信息，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教育现象、把握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提供基础，对教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促进国际教育交流，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性功能。比较教育诞生之初就源于借鉴的需要，是为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的，这是比较教育的最为初始和直接的目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研究，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可以增进各国教育之间的理解，促进人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教育的合作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学术性功能。比较教育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各国和各区域教育的描述，还应该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具体考察中，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揭示各国教育和各区域教育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和特征，以此来深入探讨教育的基本规律和认识。四是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素质，这是比较教育学的教育性功能。比较教育学课程可以对教育学院学生进行专业训练，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的融通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学科的所有分野和划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和肤浅的。我们不是某学科而是某问题本身的研究者。［6］由于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研究问题的交叉使得这两个姊妹学科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康德尔认为，为了理解、体会和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真正意义，有必要了解该国的历史与传统，比较教育就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研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马林森认为“比较教育学要以理解、欣赏外国文化、风俗为基础。比较教育的学生必须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家，了解某一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哲学态度、思维模式、宗教、政治背景”［7］。瞿葆奎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学科分支学科丛书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表中将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划分在同一类的直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更为密切的联系。从学科属性上来看，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同属于教育学科，都是教育学科的二级学科。虽然教育史学既兼有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又兼有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但归根结底教育学特性是其根本性的特性。比较教育虽然也由于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安德森等人的研究导致了比较教育学科与社会学的混淆，但比较教育学界普遍认为比较教育属于教育科学，而非其他的学科，即使是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危机问题也是关于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特性问题的争议，而非是否教育学科的争议。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虽然在研究的具体目的上有一些不同和侧重，但是从其最终研究目的上来看仍然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科学，目的都在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为本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提供思考与借鉴。教育史和比较教育虽然在研究时间维度上差异明显，但也有一些相同的部分。例如，教育史的现代教育史研究与比较教育主要为“二战”以后的研究在时间上是交叉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教育史研究一般很少关注现代的、当代的教育，认为尚未形成定论，变化莫测，不能盖棺定论而难以研究。随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教育史研究的时间下线已经开始延伸到了现在，“过去的都是历史”的看法逐渐开始获得广泛认可。教育史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已经延伸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教育史学科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从研究对象及内容来看，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极为广泛，它们都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及内容，研究教育的各种问题，教育学所关注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所关注的问题。外国教育史的现代教育部分与比较教育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尽管教育史的研究注重的是教育发展的过程，即纵向的发展，而比较教育则对当代教育的某一个点进行横向的解析和剖析，但是由于教育史也可以采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及综合比较的方法，比较教育也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而使得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大大增强。近些年，由于比较教育的研究单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的省、市和特定区域的教育现象也成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虽然教育史主要以历史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以比较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两个学科还是借鉴使用了彼此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史也常常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法的运用可以使得史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精确，为教育史学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不同视角。教育史可以采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研究方法，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同样，比较教育也使用历史研究法。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现代，但是教育的发展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为了阐明当代教育现象发展演变的由来，比较教育需要用历史研究法对当代以前的教育现象做一追述。需要注意的是，比较教育的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的背景，而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二者互相借鉴彼此独特的研究方法之外，作为同为社会科学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共同使用了许多相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观察法、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行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等。从研究的相关学科来看，二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相关学科。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尤其是教育史中的外国教育史方向，由于与比较教育有着更多的共通性，在关联学科上更为接近，所要求的基本学科素质也更为相似，如二者同样对外语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 三、加强科际交流与彰显学科特色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是教育学科中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学科。二者既有太多的交叉和融通之处，又有各自差异明显的领域和特点。二者的共通性决定了两者之间要加强科际合作与交流，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又要求它们厘清自己的学科边界，不断创新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完善各自的学科基本理论，凸显自己的学科特色。 （一）借鉴研究方法，加强科际交流教育史学科与比较教育学科应该加强合作和交流，谋求共同发展。外国教育史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8］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相互借鉴研究方法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各有自己主要的研究方法，教育史学擅长于运用历史研究法，而比较教育则善于运用比较研究法。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研究方法伴随着自身学科的发展不断得以成熟而日渐体系化，借鉴彼此的优势研究方法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教育史学科应该借鉴比较教育的比较法。事实上，一门新兴的比较历史学已经兴起，受其影响比较教育史学研究也日渐多见。“美国历史学家需要一种跨国、跨界的视野，加强比较历史研究。没有这样的比较的证据，充分评价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9］我国一些比较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学者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张瑞璠、王承绪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将历史研究法和比较教育方法相结合，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比较教育史学的新领域，而比较教育学老前辈王承绪先生的经典之作《比较教育学史》则是运用历史研究法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经典著作。这些成果属于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史学科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共同发展。比较教育研究也应该关注历史、借鉴历史。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曾经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因素分析时代的基本研究方法，随着比较教育进入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和多元，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历史主义方法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曾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研究方法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分析法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必然联系和密切关系使然，不应该因为大量的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诞生与运用，而完全抛弃历史分析的方法，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互相补充研究内容比较教育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关注的重点在现代，研究的是一种最新的教育现象，但是却往往无暇顾及更为深入的研究。一种教育现象的探明仅仅局限于当代是不可能的，某种新型教育制度、教育思潮、教育活动的结果怎样？成功还是失败了？有何经验和教训？呈现一种怎样的规律和普遍意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最终回答的问题。比较教育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在拓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及时总结和交流人类研究成果方面发挥着先锋的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对问题做更为深入的进一步的研究，因而，这些课题需要教育史学者做更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而对于一些不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则更是一种相互补充和支撑。教育史学科是对教育现象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对当代的动态性很强的现象它却很难给出一个定论，这是教育史的“求真”特性所决定了的。因此，教育史可以广泛吸收比较教育的开拓性研究成果，补充其不足，解决其未能解决的问题，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从学术性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更深入的、理论性的、规律性的探讨。3.加强研究人员交流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是不分家的，两个学科原本就是一个学科，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领域的不断分化而逐渐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应该加强研究人员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密切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教育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关心和研究一些比较教育问题，比较教育学研究工作者也应该关注教育史问题，要注意彼此吸纳对方研究人员开展共同研究，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在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应该加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导师队伍的合作；研究生培养课程中也应该相互开设彼此的课程，教育史侧重于历史，比较教育侧重于现代，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学生具有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更全面、更广阔、更深入的思维时空。 （二）厘清学科边界，彰显学科特色 1.完善学科理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无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合作和交流的同时要认真厘清两个学科的边界，搞清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不同。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边界在哪里？两个学科的性质、目的、对象、功能和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些基本学科理论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教育史在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教育史学的产生历史比比较教育学要长，但是，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比较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我国教育史学界开始关注学科自身理论建设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论文和专著发表，但整体来看，关于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薄弱。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就开始了相关学科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关于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尚未也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在争论的过程中，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渐趋一致的看法和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10］比较教育和教育史学要获得更大发展都必须要加强学科基本建设，完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2.创新研究范式方法论或曰分析框架是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学科基础。科学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一个学科要保持学科的生命之树长青就需要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尤其要进行学科方法论方面的创新，探索独特的学科研究方法，并以此彰显本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教育史在研究方法的演变历史上明显表现出“借用”和“依附”的特征，主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更谈不上自身理论的建构，一直不能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学科媲美。［11］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对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更新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变革。［12］创新是21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唯有创新，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史料建设和引进新的研究方法。［13］显然，教育史要创新关键在于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教育史学者要不断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拿来为我所用。实际上，教育史学科自身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百多年的教育史学科由诞生到壮大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恰恰是在学科的不断融合和交流中，教育史才获得了新生，才更突显了自身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当然这也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断创新，不断开放，建立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也是比较教育学目前的迫切任务。比较教育学科分析框架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来自于学科自身发展起来的内生型的框架，也有吸收引进其他学科观点的外生型框架。目前比较教育学界的许多理论框架都是外生的，比较教育学者更多的是借助于影响比较教育的“外部”理论，例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等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理论来研究比较教育的基本问题，但源自比较教育学科“内部”的理论框架却不是很多。 比较教育学需要深入学科内部，深入挖掘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等深层次的比较教育的理论问题，这是建构比较教育理论和独特分析框架的基础；比较教育还需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将之纳入比较教育研究中来，从而生成跨边界的新的比较教育的研究理论和框架，使之成为比较教育进一步成长的生长点；比较教育还要走不断创新之路，不抛弃传统、不囿于传统、突破框架、勇于尝试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使比较教育获得永不枯竭的发展动力。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理论建设剖析教育史研究重要性 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的分支学科，更准确地说，是高等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理应包括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但更深的含义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有赖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支持。 在史学研究上，有“论从史出”之说。这本来是说史论与史实、史料的关系。史论必须从史实以及反映史实真象的史料出发，概括引申出来，而不应先构想史论，再找史料来“小心论证”。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明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源泉之一。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历史的与外国的，是借鉴前人和国外的经验及其所总结的理论，而现实的经验总结，是根据当前我国教育实践或研究者个人的教育实践所总结提高的。这三条源泉的价值比较，可以说第三条最为重要。历史的、比较的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经验，才能被确认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实践经验有局限性。这些经验可能包含某些必然性的规律，也存在许多偶然性的现象。坐井观天，视野狭窄，很难看得深远，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困惑、干扰。而历史与比较研究，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视野开阔，又能集古今中外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和国外学者在不同情况下所提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使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 如果对这些智慧结晶、精辟见解，不能很好地吸收，我们现实的理论研究，不但视野狭窄，以偏概全，流于肤浅，而且往往要重复历史上或外国已经历过的错误，在指导教育实践上难免不发生误导，这种教训是很多的。例如，“”前和“”中，所谓“教育革命”的某些理论和措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教育本身来说，主要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的无知，把实用主义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被证明为糟粕的东西充作“革命”的货色，强行推广，造成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在处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史的关系上，我们要批判。在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中，有一种权威性的谬论，认为教育史所讲的是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中找出来的是剥削阶级的教育规律。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只能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以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提高。 这样说，是不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就只是为了服务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无裨于教育史研究呢?恐怕不能作如此理解。教育理论研究，有赖于教育史研究的支持;教育史研究，也有赖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 史学研究上，还有“以论带史”的说法，如果说的是先有史论，再找史料来论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如果所指的是以新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变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做出深入、正确的评价。当前高等教育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研究，还不成熟，往往使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感到困惑。例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以及何时产生等问题。就何时产生来说，外国高等教育史就有五、六种说法，最远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古代，最近的只承认欧洲中世纪大学为高等教育的起源;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最远的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夏商，最近的只承认始于清末按照西方模式建立高等学校。为什么如此分歧，究其原因，是由于对高等教育这一基本概念大家的理解很不一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为大家所确认的界定。至少不要看到“大学”、“太学”一词就理所当然地比附为高等教育。在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说是源于中世纪大学，理由是中世纪大学已经具有近代大学的某些特征。例如，它是按几类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行业来进行分科教学的。但中世纪不是近代，高等教育不可能超前于时代几百年。那么，中世纪大学如何、何时演变为近代大学?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高教史上的一个“黑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也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明清的书院就是近代大学了，一般则是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算起。把1862年作为中国新学校的开端，也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倒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近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是按照近代科学分化来设置分科课题，则我宁愿认为，1866年的算学馆才算得上近代高等教育。 其实，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总要接触到许多高等教育的理论。例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才观、质量观等等一连串理论或原则。至于对历史上高等教育思想和思想家的评论，就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依据。所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在当前，我们特别希望高等教育史研究，尽可能结合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带着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史。历史与现实是不可能割断的，要解决当前教育改革的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其历史渊源、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历史发展的趋势，即所谓“观今宜鉴古”。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有许多问题，弄不清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得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来弄清楚。例如，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教育观的演变，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作用与影响，大学在创造与发展文化上的作用，大学在促进科技发展上的作用，通才教育观的演变，学分制的演变及其在各国实施过程中的得失，各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国留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经验，世界和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演变，等等。正因为如此，每一本高等教育理论著作，差不多都要有专章作历史叙述，每篇较完整的论文也要作历史回顾，但一般都不够系统深入。 教育史研究结合教育改革的需要，它的作用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古为今用”，为当前教育改革服务;另一方面，在“古为今用”中，教育史研究也能较好地体现其现实的价值，使研究工作富有活力与生机。当然，不应把“古为今用”作狭隘的实用主义理解，更不能要求每本书、每篇论文都要直接针对实际问题来写作，更不是像有人所误解的那样，要求教育史研究给处理具体问题提出什么方案。相反，教育史解决教育现实问题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在深层次上使人通过历史演变更好地认识教育规律及其作用。总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函需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史研究下作者的合作。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性的意义。 高等教育史作为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旱已有所研究。每部中国或外国教育史专著，都有高等教育的专门章节(主要是制度史);单篇论文，也早已屡见之于报刊。但作为高等教育史专著，据我所知，最早的一本是蔡克勇的《高等教育简史》(1982)，其后有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又出版了许多部。如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1992)、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993)、余立与郑登云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94)等，以及曹拒生翻译出版格·芦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88)，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也出版了修订补充本(1988)，还有刘海峰和我合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高等教育卷》(1993)。至于外国高等教育史，公开出版的似乎只有国别史，如陈学飞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89)。倒是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丛书约50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高等教育史专著，各有各的特点。相对地说，中国高教史较多，系统的外国高教史专著尚未见到;从内容看，制度史较多，思想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以致谈起教育思想和教一育家，就只有大家所熟悉的几位教育家的思想，见不到在高等教育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高等教育家的思想。希望大家在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的研究。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编写高等教育史就要写成高等教育史。突出高等教育，而不是大量转抄一般教育史资料。这在开始时，由于高等教育史料不足，研究工作刚刚展开，高教特点不突出，大量资料是从一般教育史摘抄来的，势所难免。随着高教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我相信这个间题是能够解决的。 我是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工作的，对于高等教育史只有一知半解，只能从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角变，提出问题，提出希望。希望高等教育史专家和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紧密合作，为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繁荣而共同努力。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诗的生命教育探讨 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起始。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父教是根本，母教是重要补充。《歧路灯》塑造了许多误入歧途的形象，他们虽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家庭教育中缺少了父教。在以父权为主导的封建中国，父教的缺失就等同于家教的缺失，其结果就会“少调失教”。小说在家教问题上对比塑造了两个典型形象，一个是谭绍闻，一个是娄朴。他们同从一师，资质相仿，外人对其评介也相当，说他们是“玉堂人物，……将来都是阁部名臣。”事实上，二人后来的发展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父教的缺失与否正是关键。缺了父教的谭绍闻走上了歧路，父教严格的娄朴功成名就。对父教的重要性，谭绍闻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老师娄潜斋家曾被师伯训诫，随后，娄朴与其有段对话：“家伯年老，未免语言重些，世兄只领略家伯的意思罢。”谭绍闻道“：咳！我若常有这位老人家说重话，未必不与世兄并驱，何至到这上不上下不下地位。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遂至今日与世兄相判云泥。”昔日同窗“相判云泥”，“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在这段对话中，父教的作用以主人公之口表达出来，意义非凡。 父教很关键，母教也很重要。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在诠释“礼乐”思想。笔者认为，父教体现出一种“礼”的意识，而母教则体现为“乐”的功能。关于“礼乐”的关系，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就家庭教育来说，父亲是让子女积极进取，并让其因发现与父亲之间的差异而生敬畏之心；母教是要在父亲与子女的不平等关系中达成一种协调，以和谐家庭关系。这是一种理想的家教分工，但事实上，由于父教的严厉，常常让母教陷入溺爱和娇惯。这可能是母亲弱化父亲意识的一种手段，也可能是源于女性一种本能的母性意识。但母亲的这种意识，常成为家教开展的障碍。 在《歧路灯》中，谭绍闻母亲王氏对儿子的溺爱娇惯就是这种作用的最有力诠释。王氏对儿子谭绍闻的败落是负有全责的，她“溺爱”、“无知”，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王氏本因溺爱而不明白，又由不明白而愈溺爱”。王氏中年得子，溺爱孩子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她却溺爱到了无知。她担心孩子受委屈，为孩子请来了只知道献媚学生家长、谋取教资的老师侯冠玉。侯先生当着王氏的面对绍闻说“：不出二十二岁，必中进士。后运且俱系佳境。………看来这是一二品之命，妻、财、子、禄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寿”。王氏听完，认为“这样先生，天上少有，地上难寻”，因而“心满意足，喜的欲狂”，并且“几恨相见之晚”。王氏仅因侯老师的一番蜜语甜言便将其视作了儿子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而对侯老师的人格、学识不做任何调查，就做出相见恨晚的慨叹，着实叫人可叹、可笑、可惜。对王氏在教育问题上的无知，谭绍闻的父亲常为此气恼得大动肝火：“妇人坏事，如此可恨！”小说对王氏概括得很精辟，说她：“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母亲”，而“谭绍闻是个信马由缰的儿子”，小说将这样两个对立的矛盾形象置于同一个教育环境中，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为我们诠释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应有的素养和应当注意的一系列问题。简单来说，作为母亲，我们不能对孩子过分溺爱，即使是有一定程度的溺爱，也应该明辨是非曲直，不然，无知的溺爱不仅不能教育好孩子，反倒是将其推向歧途的幕后推手了。总之，家庭是子女出生后最初的教育场所，父母作为最初始的家庭教育元素，常常是子女成才与否的关键。 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保障，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的诠释表达了他对社会教育的理解，而这八个字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理念。对青年人来说，“用心读书”是成才的基础，“亲近正人”是成长的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人的一生中，健康的成长比成才更重要。当然，如果既能“用心读书”，又能“亲近正人”，便是两全其美之事。不过，若不能好好读书，那能否做到“亲近正人”，便是生命教育的全部了。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判断，他说：“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明确推崇了“亲近正人”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歧路灯》对“亲近正人”重要性的诠释也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的：在谭绍闻父亲活着的时候，年幼的谭绍闻交往的都是正经人，谭绍闻能依照家长为他设计好的目标用心读书。但在父亲去世后，他跟宦门浮浪子弟“换贴结拜”。在交往中，绍闻“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见过的，见了；平日不曾弄过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也会想了”。并最终在“匪类”的诱惑下，“有了邪狎之心”，以致弄出诸多丑事，染得一身恶习。《颜氏家训》中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行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歧路灯》对教育理念的诠释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小说在谭绍闻浪子回头之后借他自己的话现身说法，再度强调：“古人云，不可一日近小人，真金石之言。”可以说，《歧路灯》对社会教育问题的关注是很迫切的，这一点对当下的社会教育来说也有启发意义。 三、学校教育 李绿园做过老师，谙熟教育之道。在小说中，他借故事人物道出了许多至今还有重要作用的求师之道、教育规律、教育方法等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一）师德师才 小说认为师德是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俗语说，拜师如投胎”，因此，强调延师要慎重，要选择有良好的“师德师才”之人。小说中，谭绍闻先后师从了四个老师，但其结果却大不一样：第一次“延师”娄潜斋，他“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他的教导为谭绍闻后来学业的继续及浪子回头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延师”侯冠玉，侯老师喜谈阴阳风水，看戏、饮酒、赌博，让谭绍闻“落得快活，脸上一点书气也没有”。这个侯老师是谭绍闻步入歧路、家庭出现变故、人生发生转折的关键。第三次“延师”惠养民，这位先生“心底不澈”，课堂上把谭绍闻讲得“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这是一次不关痛痒的经历，但对谭绍闻而言，浪费了光阴。第四次“延师”智周万，他“博古通今，经纶满腹”。结果“谭绍闻沉心读书，童生取了第三名，单候学宪按临，指日游泮”。对比前两次的教学效果可见，师者的品德与才能，对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教材与教法 除了对师德问题的关切外，李绿园在小说中也表达了对教材教法的关注。作为教师的李绿园曾采用戏剧的样式编写了《四谈集》（即谈《大学》、《中庸》、《诗法》、《文法》）作为他的教学读本，将儒家的经典理论用戏曲形式传递开来，寓教于乐，显现出了积极的开拓意识。在小说中，他对类似的启发式教学也是赞叹有加。小说写智周万善于启发、诱导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启发学生悔过自新的思想工作揉合到知识的传授之中。譬如他给谭绍闻出了一道“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论的作文题，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的思想巧妙地传达给学生。因谭绍闻深有体会，言之有物，得到其极力夸奖，在表扬和肯定之后，智老师见水到渠成，便因势利导：“尔文如此剀切。可以想见令先君家教。但昨日众先生俱言尔素行不谨，是何缘故？”谭绍闻这才向老师敞开心扉，真诚请求老师的帮助。智周万针对谭绍闻行动和思想上的弱点，写就一篇戒赌箴铭，使得谭绍闻“沉心读书。考试童生，取了第三名，依旧文名大振”。而对惠养民的教法，作者认为他“终日口谈理学，公然冒了圣人之称”、读死书、言行不一，批评这种策略是难以达成教学效果的。李绿园透过故事人物表达了他的教学思想及策略，强调只有“育人有道”，教育才能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 四、结语 总之，《歧路灯》作为一部有关生命教育的小说，用主人公的家族兴衰诠释了作者的教育理念，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展示了影响人生健康成长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对当下生命教育的开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孙振杰单位：平顶山学院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浅谈旅游品牌整合营销策略:我国旅游商品的整合营销策略分析 摘 要：旅游产业作为绿色消费近年来成为拉动国内消费的增长点，旅游商品对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影响，作者从我国当下旅游商品的市场供给状况入手，分析影响旅游商品市场需求的因素，运用营销整合策略，为旅游商品的营销服务提供一种可借鉴的营销策略。 关键词：旅游商品；整合营销；市场需求 近年来，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第三产业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新型产业，旅游经济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接近30个省级地区把旅游业作为经济结构中首先发展的产业。旅游商品作为旅游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旅游业的经济效益。然而，在我国旅游商品销售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旅游商品经济的发展。据调查，在旅游热季，旅游商品的价格都明显上涨，涨幅最高甚至达到六成。商品价格过高，而且没有特色，失去了珍藏或使用价值，游客不愿意购买。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与其采取强迫购物的愚蠢行为，商家为何不想办法让游客心甘情愿地自动掏腰包？ 一、旅游商品的市场供给状况 1、旅游商品数量多，但差异小。旅游商品主要有五大类型：纪念品、工艺品、使用品、食品和其他商品。市区的人文旅游景点最为集中，县市以自然旅游资源为主，兼有人文旅游资源的景点，在单一的自然旅游景区，旅游商品分布最少。旅游商品琳琅满目，但却呈现出数量多、种类少的特点。在我国多数旅游地区，能反映当地旅游资源特色的主打旅游商品少之又少，商品缺乏鲜明的地方特色，好资源其实并不匮乏，但是由于这些资源没有被充分认识，从而不能在旅游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上进行开发利用，导致旅游商品差异小，缺乏品牌旅游商品。 2、旅游商品的整体价值偏低。国内旅游业飞速发展，但旅游商品却没随之一同前进，甚至有些地区的购物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日渐减少，这是因为旅游产品的整体价值偏低。具体体现在，我国大多数旅游商品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许多生产厂家小作坊式经营，多数以手工和半机械化为主，生产工艺差，往往只能对一些原始材料进行简单加工，深加工程度不够，质量不能保证，上柜销售的以粗糙的原始商品为主。商家多半采取自办自营模式，销售网点布局散乱，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并且销售人员业务水平低，缺乏服务意识，销售手段落后，造成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盛行。 3、旅游商品产业链低水平运作。旅游产业属于横向产业链，即整条产业链直接服务于消费者市场，产业内部企业创造自己相应的产业价值，将产品和服务整合在一起提供给消费者。旅游产业是吃、住、行、游、娱、购六要素相关企业的集合。旅游产业链不仅包括旅行社、交通业、餐饮、住宿、观光区、旅游商店、旅游车船以及其他大小型休闲娱乐设施等旅游核心产业，还和农业、园艺、工程建筑业、运输、传媒以及政府等辅助产业有密切的关联。前者是旅游产业链上的主要因素，后者保障产业链正常运作。旅游商品作为旅游产业链上的一个必要环节，必须和其他旅游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旅游商品自身发展速度快，覆盖规模大，相关产业颇多，可我国旅游商品的发展并没有得到其他产业的太多帮助，形成不了旅游商品在产、供、销等方面的良性循环。例如在许多景区内只有小商小贩甚至摆摊设点式销售，经营规模小、环境差，销售渠道单一。 二、影响旅游商品市场需求的因素分析 1、购买旅游商品的动机。实践证明，游客主动购买旅游商品主要有以下几个动机：一是对旅游往事的回忆。旅游商品可以勾起消费者在旅游过后对曾经走过的地方，发生故事的回忆。二是有收藏各地旅游商品、工艺品的爱好。旅游商品一般都具有地方特色，在市面上很难买到，具有收藏价值。三是馈赠亲友。把旅游商品作为礼物赠送给亲友很有心意。四是自己使用。旅游商品具有摆设、装饰等功能。五是炫耀心理。旅游商品可以作为消费者炫耀自己曾经去过哪些地方的证明。最后是从众心理，即单纯看见大家都购买，自己也跟风购买此商品。 2、旅游商品消费受旅游地点的影响。旅游商品有一种记录的功能，游客乐于在原产地购买有纪念意义的旅游商品，这样就同时拥有了物质和纪念的双重价值，在旅途中的记忆会因此被唤起。 3、旅游商品消费受有形价值的影响。质量、样式、功能、包装、价格等都属于商品的有形价值。消费者购买任何商品都要考虑这些方面，旅游商品也不例外，而且旅游商品作为一种珍藏性的商品更要注意。只有有形价值满足消费者的内心需求才能激起购买欲望。 4、无形价值对旅游商品购买的影响。无形价值主要是指旅游商品的内涵及艺术价值。旅游商品和普通商品不一样，因为它蕴含着浓郁的纪念意义，多数不是用来使用的，所以旅游商品一定要具有代表意义。毫无珍藏或特殊价值的旅游商品，游客是不会购买的。 三、旅游商品的整合营销策略 1、产品策略应根据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有所侧重。求实心理占据消费者心理需求的首位，可见商品的使用价值还是很能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虽然大多数的旅游商品更加侧重纪念价值，但它的质量问题却不可忽视，质量太差首先就被淘汰，旅游商品即便是被拿回家当摆设或作为礼物送人，游客也绝不会选择质量太次的商品。在保证商品质量的基础上就要考虑商品的外观。在设计和生产商品时，除了充分调查旅游商品市场，了解消费者心理和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产品要独具特色。旅游商品可以以当地的文化背景为依托，挖掘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鲜明的地方特色是旅游商品吸引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消费者喜欢的旅游商品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还有很高的文化品味，所以旅游商品要充分体现当地浓郁的文化底蕴，使游客在进行娱乐性和休闲性消费的同时，也能拓宽视野、增长见闻。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商品的大小，根据游客对商品使用的不同，生产精美便携或高端大气的规格。 2、价格策略应根据旅游市场的竞争状况和旅游需求制定。商品的价格也是游客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商家要想达到期望的销售目标，获得可观的利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旅游商品进行定价：一是围绕成本定价。将旅游商品的生产、运输等成本加在一起，以总成本为标准来定价。二是围绕旅游需求定价。以消费者对旅游商品的需求程度和价值评定来定价。三是围绕竞争定价。着眼于竞争对手，包括现有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对现有竞争者可采用低价和折扣价格等策略，而对潜在竞争者则需提高进入壁垒，观察竞争对手的定价，再制定相应的，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的定价。 3、应根据销售特点设计多渠道销售策略。旅游目的地和消费者分别是旅游销售渠道的起点和终点，商、批发商等则是渠道的中间环节。商品销售渠道应在对市场认真调研、综合分析旅游目的地战略目标和营销因素组合战略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在旅游商品销售渠道的选择上，商家要先选择成本消耗少的短渠道销售，即商品由生产商出售给零售商，再由零售商直接销售给旅游消费者。因为短渠道的中间环节少，其营销费用就可以减少，游客买到的旅游商品的价格就可能较为便宜。在渠道构建的初期先从小范围的零售店开始，积累一定经验和财富后，慢慢向多品类的大范围的汇集地或“一条龙”服务拓展，如交易会、展销会等。 4、将文化资源作为营销附加价值的促销策略。商品促销就是通过各种可用的方式将旅游商品的信息传递给旅游商品的潜在购买者，使其对商品产生兴趣，最终促成购买行为。旅游商品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载体，具有记录、收藏、传播、沟通等功能，所以旅游商品在销售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它的文化特征。一是旅游商品自身要体现文化性，突出民族性和地域性。二是广告宣传和销售场所要体现文化性。不同的旅游商品和其广告宣传方式以及购物环境的组合会带给消费者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独具风格的结合会促进产品销售。门面特色会吸引游客走进来观赏，店内精心的、古香古色的布置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游客的购买欲，增加旅游商品的附加价值，在众多同类商品中脱颖而出。三是销售人员要具有一定的文化体现。结合商品的特色、店面的氛围来设计导购员的服饰，同时导购员自身也要有丰富的相关知识，例如熟悉商品的设计理念，了解生产工艺流程等，将旅游商品独特的创意体现和浓厚的文化内涵介绍给游客，这样才能打动游客，实现愉快销售。 旅游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商品要取得可观的利润，在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认真分析市场、消费者、竞争者，制定营销策略，采取相应的行动，寻找突破口，降低成本，加大产品的差异化，与行业竞争产品拉开差距，顺着旅游业发展的大潮，与时俱进，迎接旅游商品营销的新时代。 浅谈旅游品牌整合营销策略:盐城海盐文化旅游资源整合营销方案 摘要：海盐文化，作为盐城三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盐城独特的文化名片。本文就目前盐城海盐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欠缺，资源维护不足，宣传力度欠佳、旅游交通线路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海盐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的相关营销方案。 关键词：盐城；海盐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营销 盐城地处江苏的黄海之滨，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产盐历史，其物种丰富，资源独特。盐城的沿海滩涂面积占江苏省的67%，是江苏省最大、最具潜力的后备土地。盐城凭借悠远的海盐文化，成为淮河下游和黄海之滨悠久盐文化的源头所在。 一、海盐文化的发展状况分析 自古今来，海盐文化始终是盐城文化的精髓，已成为盐城这座城市的文化之根，中国海盐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落成，是盐阜大地800万父老乡亲的追求和期待，也是传承海盐文化、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举措。中国海盐博物馆是盐城市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国家批准、带有“国”字号的重点建设工程，同时也是我国第一座反映悠远中国海盐历史和文化的专题博物馆。 为放大海盐文化品牌的效应，让来中国海盐博物馆的游客们充分领略盐城的新形象，感受盐城“盐”文化的底蕴和新品位，盐城每年都积极筹备最具地域特色的节庆活动“海盐文化节”。中国海盐博物馆已经成为盐城市一张崭新的文化名牌，以海盐文化为载体，彰显出盐城市丰富多彩的海盐文化内涵。同时，海盐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为盐城海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在海盐文化研究会的努力与推动下，盐城海盐文化的发展进一步走向专业化、学术化、科学化，不仅在研究领域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在整个城市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层次的提高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以后的发展中，盐城海盐文化将会进一步的提升整体水平，为盐城市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海盐文化旅游资源在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一）“海盐文化”的旅游资源尚欠深入挖掘 盐城许多的旅游资源还是只停留在了表面的包装，缺乏对它们的更进一层次开发和利用，可以从五个方面理解： 1.“海盐文化”的名气比较薄弱。盐城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以及城市形象都不是很鲜明，知名度有所欠缺，探究发现主要是城市缺少文化内涵，没有鲜明的、特色的文化个性。在城市发展中，没有足够重视文化建设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能紧紧的将“海盐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2.“海盐文化”具体形象建设欠缺充分，缺乏必要的展示空间。目前盐城只有一座中国海盐博物馆集中展示盐城几千年的海盐发展历史，空间狭小，不能够充分发挥海盐文化的影响力与整合力。 3.当地居民没有能够形成“海盐文化”的核心文化精神，不能够主动担负起宣传盐城“海盐文化”品牌的责任，传播范围的深度与广度不够。 4.现有经济建设情况下，很难充分通过历史研究、考古发掘以及学术交流来提高“海盐文化”的整体水平，在业界的影响力有所欠缺。在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阻碍了盐城市建设“中国海盐文化名城”的步伐。 5.目前盐城各个景点比较分散没有集中的开发，景点比较独立也比较单调，景区内基础设施并不完善，不能充分展示海盐文化的内涵。 （二）“海盐文化”的维护开发力度尚待加强 目前，盐城境内不可移动的海盐文化物质遗存主要分布在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碑刻等方面。盐城目前已收集到大量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可移动物质遗存，主要包括海盐生产工具、盐民生活用具、各级盐政管理衙署有关盐业产销用的文告、税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文物等，这些景区景点文物都在慢慢保护开发中。如：竹溪碑廊。古镇草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因此古碑石刻丰富，留存下来的数量较多，具有较高的文学鉴赏价值。1990年江苏省文化厅拨专款在草堰建成盐城市首家文物碑廊，因草堰古称“竹溪”，故命名为“竹溪碑廊”。 （三）“海盐文化”的宣传力度有待提高 盐城旅游现在面临形象稍显模糊、“口碑”尚未形成，“人气”尚且不足的问题。虽然凭借海盐博物馆宣传“海盐文化”旅游有了相应的效果，但力度仍然欠缺。 盐城城市规划中，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受到高度重视，相对忽略了人的方便与感受，忽略了基于历史人文或环境景观的城市个性，并没有深入研究海盐行业特征和盐城地方历史文化的关系建立海盐文化研究体系。 此外，盐城并没有注重城市品牌的宣传。一个品牌的效应对于一个开发旅游的城市十分重要。盐城旅游企业数量不少，但单体规模小、实力不强。不少景点旅行社处于求生存的阶段，企业之间还存在着无序的竞争，无法形成市场拓展的合力。另外，盐城旅游网路平台的设计尚显薄弱，使得游客不易通过网络资源更好地了解盐城的海盐文化旅游资源。 三、盐城海盐文化旅游资源整合营销的思考研究 （一）促进“海盐文化”融入盐城旅游圈 随着现在各地旅游热的迅速兴起，竞争日趋激烈。以湿地为主体的盐城旅游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旅游市场从高峰期逐步向平稳期过度，旅游人数停滞不前。这一方面是由于周边新景点的崛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湿地等景区单一的观光旅游产品使得该线路老化，吸引力减弱。为了适应形势，盐城湿地旅游文化必须开发新的景点，设计包装新的旅游路线。目前，开发建设的海盐文化旅游区正好迎合了盐城旅游开发的新需要。它的建成完全可以成为湿地之都的示范景点，使得两者具有互补性。 （二）做好科学规划，塑造品牌形象 一方面，要有效处理好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引导开发商在能够负起责任的限度内开发，坚决杜绝开发商以损害地方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行为发生；另一方面，在盐城现代化建设中还“盐”于城，进一步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塑造品牌形象。 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盐城提出以“东方湿地，水绿盐城”为目标，将最有特色的“盐”的概念涵盖其中，为盐城城市建设找到它的历史文化底蕴。要做到还“盐”于城，使海盐文化得到彰显，必须尽可能使海盐文化融入到盐城城市建设中去。 （三）注重改造和复原相结合 与海盐文化有密切关联的街道、店面、村落、衙署等，大多在历次城镇改造中已被摧毁。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史料，选择有重点、有计划地按历史原貌进行修复，如盐城市区东仓巷、东门闸、市区北闸码头等。对那些特别重要，又具有较完整考古资料的历史建筑物，进行有条件的修复，以便系统彰显盐城城市的历史演变进程，如“瓜井仙踪”，结合该处发现的汉井复原，并将盐城历代水井形式一并在此处复原，形成以“瓜井仙踪”传说与盐城水井系列特色的博物馆等。 （四）加大盐城其它特色旅游资源的开发 盐城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突出，除以“海盐”为代表的盐业历史和制盐文化、以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以及射阳丹顶鹤珍禽保护区为代表的湿地文化外，笔者认为盐城在配套海盐文化旅游品牌打造方面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盐阜红色旅游品牌。新四军纪念馆是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临视察，给盐阜大地这块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和这座人杰地灵的沿海城市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新四军纪念馆可被打造成为盐城市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窗口。 湿地生态旅游品牌。大纵湖景区地处苏北里下河地区腹部，坐落在盐城西南大纵湖镇，位于盐城、泰州两市交界处，距盐城市区42公里，是里下河地区最大的，最深的湖泊，也是全省地势最低洼的地区之一，素有“水乡泽国”之称。度假区东临宁靖盐高速，西通京沪高速，北接盐金国防公路，步（凤）湖（大纵湖）路贯通全境。大纵湖度景区气候宜人，水质清澈，湖内淡水性动物较多，尤其是鱼类、螃蟹等水产品极为丰富，“大纵湖牌清水大闸蟹”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证书和国家名牌产品称号。湖光山色，田园野趣，野鹤成群，是独具神韵的盐城水乡中难得的珍稀版本。同时，由于环境保护良好，生态优势得天独厚，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是目前盐城市最有开发前景的旅游资源之一。 名人文化旅游品牌。陆公祠坐落在盐城市亭湖区儒学街。盐城是南宋末年著名丞相陆秀夫的故乡，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英雄，后人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在今儒学街西侧建造了“陆公祠”。名人历史见证，具有重大的历史研究价值。要认真维护，并深入细致地做好有关资料整理，做好对外宣传，切实把这一品牌打造好。 文化广场休闲旅游品牌。一方面，利用文化广场，开展文艺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要建好名人雕塑，宣传名人文化，为盐城文化广场添亮点，提高盐城的城市品位。 地方名特旅游产品品牌。一是美食文化品牌，主要包括旅游特产如“伍佑”醉螺、东台鱼汤面、大冈脆饼、建湖藕粉元宵、龙冈的鸭梨，另可引导商家投资开发地方特色文化酒，逐步打造为盐城接待酒。二是旅游纪念品品牌如竹雕、竹编、剪纸、丝制品、书画等。 总之，盐城海盐文化旅游的发展，离不开重点品牌的打造，因为品牌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而盐城配套海盐文化旅游品牌的作用和意义也不容忽视，必须抓紧抓好。在旅游规划上，要多方征求专家意见，精心规划，科学论证，结合实际开辟旅游项目；在旅游宣传上，要通过多种方式，吸引传媒参与，从图片、音像、光碟到举办旅游节、会、展等，大力展开宣传营销攻势，打好生态旅游牌；在开发资金上，可以通过向上争取、开展招商引资等渠道，积极推进。（作者单位：盐城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浅谈旅游品牌整合营销策略:基于IPA的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 [摘要]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旅游目的地意象的传播、接收方式处于急速变革之中，为旅游目的地营销带来新的挑战。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大众媒体、营销机构、旅行商乃至旅游者共同参与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的创造、接收、筛选、加工和传播。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即通过一套完整的营销传播计划，协调各类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来源，根据营销传媒特征和潜在旅游者信息偏好.通过各类媒介有针对性地投放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借助媒介与内容的双重整合，实现旅游目的地意象营销传播效率最大化。文章结合两个江南水乡古镇案例，基于大样本抽样调查，采用经改良的“重要性一绩效”复合分析（IPA）工具，探索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论与方法，为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提供策略建议。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意象；江南水乡古镇；整合营销传播；IPA 引言 旅游目的地意象（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TDI）指人们对旅游目的地观念、想法和印象的集合，在旅游者对目的地的选择与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相关研究始于亨特（Hunt）。旅游目的地意象是现代旅游研究的热点命题，是旅游目的地市场细分、市场定位及竞争分析的重要工具。目前，已有不少研究结合案例对旅游目的地意象静态特征加以分析，但关于旅游目的地意象动态过程的研究仍进展缓慢。从市场营销角度分析旅游目的地意象传播机制，能够为更好地营造和传播旅游目的地意象提供直接帮助。 江南水乡古镇是我国代表性旅游目的地之一。经过多年发展，江南水乡古镇整体旅游意象已趋于稳定。本文在质性归纳的基础上编制调查问卷，在近万名居民中开展调查，采用“重要性一绩效”分析（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IPA）工具，分析两个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和乌镇）旅游目的地意象传播特征，探索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论和技术方法，为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提供策略建议。 1 研究综述：旅游视野中的整合营销传播 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communication，IMC）理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主张通过一整套营销传播计划，充分认识并综合使用多种传播手段（广告、促销、公关等），向目标市场提供清晰、连贯的信息，实现营销传播效果最大化。整合营销传播是在传播高度复杂化和市场高度固化的环境中发展而来，以消费者为导向、运用一切传播形式、寻求协同优势、建立持久关系、整合内外传播、强调战略管理、重视长期效果是IMC的核心内涵。合理构建服务结构，提升资讯收集、分析能力，加大服务提供中的战略功能，是现代整合营销传播的关键。近年来，整合营销传播研究领域不断涌现出诸如“创意传播管理（creativecommunication management，CCM）”等突破性理论框架，但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推理和翔实的数据支撑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仍较匮乏。 旅游业是典型的信息密集型和信息依托型产业，旅游目的地信息不仅结构复杂、形式多元，且具有动态性、多节点性和组合性特征。旅游信息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和社会过程，是由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四大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系统。随着新媒体蓬勃发展，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的传播、接收方式处于急速变革之中，为旅游目的地营销带来新的挑战。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大众媒体、营销机构、旅行商乃至旅游者共同参与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的接收、筛选、加工和传播。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就是要通过一套完整的营销传播计划，协调各类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源，根据其营销传播媒介特征和潜在旅游者信息接收习惯，在各类传播媒介有针对性地投放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通过媒介与内容的双重整合，实现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的效率最大化。目前，该领域中的理论探讨、经验总结型研究成果较多，结合案例开展的实证性、预测性研究较少。本文结合两个江南水乡古镇案例，采用一种改良的复合IPA工具，探索TDI整合营销传播方法。 2 研究方法：“重要性-绩效”分析（IPA） “重要性-绩效”分析最早出现于1977年，此后在旅游研究中获得广泛应用。IPA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旅游者实际看法，对旅游行业管理者和相关部门进行有效评价，从而有针对性地促进营销工作逐步完善。一般而言，IPA方法的实施步骤包括：①确定所要考核的观测变量和考核分值范围。②分别确立各观测变量的重要性（I）及其表现（P）的分值，画出标有刻度的IP图。③分别求出观测变量重要性及其表现各自总的平均数（grand mean）或中值（median），并且找出以上两个平均数（或中值）在IP图中的确切交叉点。然后，基于该交叉点进一步画出一个十字架，纵横轴代表的是重要性轴（I轴），横轴代表的是绩效轴（P轴），此时IP图的4个象限便清晰地显示出来。④分别将各观测变量根据其重要性和绩效，逐一地定位在4个象限相应的位置。⑤对4个象限的观测变量的解释如图1a：第Ⅰ象限为高/高区域，可解释为重点突出，成效显著，相应的对策为继续努力；第Ⅱ象限为低/高区域，可解释为重要性不高，但成效显著，相应的建议为不要刻意追求，适宜顺其自然；第Ⅲ象限为低/低区域，可解释为表现不好，但重要性低，建议列入“低优先”事项；第Ⅳ象限为高/低区域，可解释为重要性高，但表现差，对策建议为聚焦此处，下一步需重点改进。 事实上，IPA方法所隐含的信息远未被充分挖掘使用，研究结合TDI整合营销传播，尝试对IPA方格图进行改良，采用改良后的IPA方格图（图1b和图1c），对TDI要素吸引力（绩效）和重要性、TDI信息来源的感知强度（绩效）和感知效果进行复合分析。 3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分析结果 3.1 研究思路 在TDI研究中，不少学者对非结构化方法与结构化方法进行了比较，结论普遍认为，将结构化方法与非结构化方法结合起来，有助于加深对TDI这一抽象事物的理解分析。本文采用从非结构化到结构化、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由开放到收敛的归纳法确定两个江南水乡古镇TDI主要属性指标。全文技术路线如下：①对两个江南水乡古镇旅游者分别进行焦点组访谈，邀请旅游者共同探讨其旅游体验；②对所获访谈资料进行内容分析，获取旅游目的地意象的关键信息；③结合上述关键信息，采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确定调查变量，编制结构化量表；④开展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问卷调查；⑤采用“重要性一绩效”分析探索江南水乡古镇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论方法；⑥根据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方法，为两个江南水乡古镇提供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3.2 数据来源 首先，研究者采用焦点组访谈，邀请两组旅游者在轻松、平等的环境下口头描述两个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内容分析显示，在两组旅游者（16人）的描述中，有21个关键词被反复提出：江南（32次）、水乡（30次）、历史（26次）、建筑（24次）、休闲（22次）、民俗（18次）、活动（17次）、节庆（16次）、娱乐（14次）、文物（14次）、规模（13次）、文化（12次）、环境（12次）、特产（11次）、住宿（10次）、餐饮（9次）、完整（8次）、传说（8次）、生活（6次）、连接（5次）、设施（4次）。根据专家意见对上述21个关键词进行梳理，经归类提炼后，21个关键词被修正为16个调查变量，即：面积规模、空间结构、内部完整、江南文脉、古迹历史、风水建筑、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名人传说、民俗风情、节事活动、地方特产、娱乐方式、住宿条件、特色餐饮、休闲设施。随后，研究者对3组潜在旅游者进行访谈，根据对访谈资料的内容分析确定目标受众对江南水乡古镇的信息来源，其中，电视广告、电视新闻、电视栏目、电台广告、电台栏目、巴士广告、墙体广告、报纸栏目、期刊杂志、网络论坛、旅游网站、个人博客、搜索引擎、QQ群聊等、亲友推荐、旅行社推销16个调查变量纳入问卷。 在调查问卷中，TDI要素测量包括16（变量）×2（重要性、吸引力）=32个调查指标，TDI来源测量也包括16（变量）×2（信息强度、感知效果）=32个调查指标，每个调查指标均采用一个5点式李克特量表加以测量，以获取复合IPA分析所需的全部数据。正式调查采用滚雪球抽样。调查前，对810名旅游管理专业在校大学生进行培训，详细介绍此次调查的方法，要求每名调查人员都能熟悉调查指标的具体涵义，以便在调查对象无法理解调查指标时予以准确解释。在正式调查中，本研究采取严格措施控制调查过程：①制定阶段性调查任务，分期管控，确保各阶段调查质量；②要求全部调查均在调查者生源地开展，适当控制样本的地理分布；③要求全部调查对象均为调查者亲友，通过调查者与调查对象间的亲属关系保证所有指标均被充分理解或解释。本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12150份，回收有效问卷9365份（77.08%）。对有效问卷进行信度分析，TDI信息来源的重要性（信息强度）、绩效（感知效果）、TDI要素指标的重要性（信息强度）、绩效（感知效果）共4个部分的Cronbach's仅系数分别为：0.866、0.870、0.835、0.832，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具有较高的信度。 3.3 分析结果 3.3.1 TDI信息来源的IPA分析 在江南水乡古镇TDI信息来源中（表1），信息强度指标分值从3.0646至3.2867不等，显示各类传播媒介在传播强度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其中，TDI传播强度较大的信息来源（前四位）为：旅游网站、旅行社推销、网络论坛、QQ群聊等（即时通讯工具），而强度较小的TDI信息来源（后四位）则包括：墙体广告、电台栏目、电视新闻、个人博客。这表明，各类网络平台以及旅行社推销在江南水乡古镇旅游传播中占绝对优势，向潜在旅游者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旅游目的地意象信息；相对而言，墙体广告、电台栏目、电视新闻、个人博客等传媒受制于前期市场操作和媒体自身属性，传播旅游地意象信息较少，对潜在市场的影响较小。在江南水乡古镇TDI信息来源中（表1），感知效果指标分值从3.0820至3.2966不等，显示各类传播媒介的实际感知效果同样存在差异。其中，传播效果好的信息来源（前四位）是旅游网站、亲友推荐、巴士广告、个人博客；传播效果较差的信息来源（后四位）为墙体广告、报纸栏目、搜索引擎、电台栏目。这表明，在江南水乡古镇TDI传播中，网站、巴士等信息传媒兼具信息内容口碑化和传播媒介便利性等优势特征，向潜在旅游市场提供了高可信度的目的地信息服务，形成较好的实际传播效果；而报纸栏目、电台栏目、搜索引擎等传播媒介则常常被潜在旅游者作为“软广告”加以对待，在实际传播中可信度低、效果较差。除此之外，现阶段相关墙体广告不多，在TDI传播中实际效果不佳。总体来看，当前江南水乡古镇TDI传播侧重使用与公众口碑密切相关的网络媒体，而无论是从实际到达潜在旅游者的信息强度看，还是从对潜在旅游市场的实际传播效果看，电视、电台、报刊等传统媒体在江南水乡古镇TDI传播方面均表现欠佳。 3.3.2 TDI属性要素的IPA分析 在江南水乡古镇TDI属性要素中（表2），重要性指标分值从3.0682至3.3896不等，这表明，对潜在旅游者来说，各类TDI属性要素的重要性存在一定差异。其中，较重要的TDI属性要素（前四位）是：建筑风水、文物古迹、地方特产、休闲设施，而较次要的TDI属性要素（后四位）是：面积规模、分区连通、生活方式、节事活动。这进一步表明，潜在市场将建筑、风水、文物、古迹视为江南水乡古镇旅游目的地意象的关键特征，并十分重视当地特产和休闲设施情况；相对来说，潜在旅游者对江南水乡古镇的规模、结构等空间要素不太重视，对当地生活方式和节事活动的重视程度同样不足。在江南水乡古镇TDI属性要素中（表2），吸引力指标分值从3.1941至3.4240不等，显示TDI各类属性的吸引力也有所差异。其中，吸引力较大（前四位）的TDI属性要素依次为：生态环境、建筑风水、文物古迹、娱乐设施，吸引力较小（后四位）的TDI属性要素则包括：面积规模、节事活动、生活方式、分区连通。这说明，对潜在市场来说，江南水乡古镇的建筑、文物等传统要素和环境、娱乐等新兴要素的吸引力，要远大于其规模、分区等空间要素以及节事、生活方式等精神要素。总而言之，潜在市场对江南水乡古镇TDI属性要素的重要性和吸引力打分情况表明，目前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吸引力主要体现在其景观、建筑、功能等具象层面，而非其空间结构、文化内涵等抽象层面。 3.3.3 TDI传播的复合IPA分析 研究随后将以上数据纳入复合IPA分析，所得复合IPA方格图见图2。 从TDI信息来源看，旅游网站、亲友推荐、网络论坛、旅行社推销处于第Ⅰ象限，特征为重要性高、效果好，是江南水乡古镇可资持续使用的TDI传播手段；个人博客、电台广告、电视新闻、巴士广告处于第Ⅱ象限，特征为重要性低但效果好，宜作为江南水乡古镇TDI辅助传播手段配合使用；电视广告、搜索引擎、电台栏目、墙体广告、报纸栏目处于第Ⅲ象限，特征为重要性较低、效果较差，不宜优先选为江南水乡古镇TDI传播手段；电视栏目、期刊杂志、QQ群聊等处于第Ⅳ象限，特征为重要性高但效果差，江南水乡古镇TDI传播需继续重点对其加以改进使用。从TDI属性要素看，江南文脉、文物古迹、建筑和风水、生态环境、地方特产、娱乐设施、餐饮条件、休闲设施处于第1象限，特征为吸引力大、重要性高，是苏州园林TDI传播需继续重点呈现的内容；面积规模、分区连通、生活方式、节事活动、住宿设施处于第Ⅲ象限，特征为吸引力较小、重要性较低，不宜作为TDI传播的重点内容；民俗风情、名人传说、内部完整处于第Ⅳ象限，特征为吸引力较低、重要性较高，是江南水乡古镇TDI传播需注重改善的主要方面。 3.3.4 TDI传播的复合IPA定位 根据对江南水乡古镇TDI的复合IPA分析结果，对各象限战略定位见图3。 第1象限（持续投入：跨媒体信息整合传播）：对旅游网站、亲友推荐、网络论坛、旅行社推销等传播媒体进行持续投入，重点传播江南文脉、文物古迹、建筑和风水、生态环境、地方特产、娱乐设施、餐饮条件、休闲设施等TDI信息，根据媒体类型、信息类型和传播特征，整合媒体平台和意象信息，提高TDI跨媒体传播的实际效果。第Ⅱ象限（保持关注：泛信息媒体辅助传播）：保持在个人博客、电台广告、电视新闻、巴士广告等媒体投放非特定TDI信息，利用好这些媒体覆盖面广、渗透性强的优势。第Ⅲ象限（逐步退出：次要媒体、信息回避）：逐步退出电视广告、搜索引擎、电台栏目、墙体广告、报纸栏目等低绩效传播平台，减少对江南水乡古镇面积规模、分区连通、生活方式、节事活动、住宿设施等方面TDI信息的传播。第Ⅳ象限（加大投入：重要媒体、信息改善）：持续增加对电视栏目、期刊杂志、QQ群等3类媒体的传播投入，对江南水乡古镇的民俗风情、名人传说、内部完整等进行不遗余力地介绍、宣传。 4 整合与提升：旅游目的地意象营销传播 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复合“重要性一绩效”分析为整合旅游目的地意象传播媒介与内容，提升旅游目的地意象营销传播绩效提供了依据，研究结合各类传媒属性和TDI信息特征，为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TDI-IMC）”提供策略（表3）。 5 小结 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TDI-IMC）是当前媒体变革时代旅游目的地的必然选择。本文结合江南水乡古镇案例，采用复合IPA方法分析旅游目的地意象传播媒介与传播内容的多重整合机制，尝试提出一种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工具。结论认为，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的关键在于通过科学整合传播媒介和传播内容，尊重各类信息和各类传媒特征，依托不同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手段，向目标市场提供丰富多元、有针对性的旅游信息，从而帮助目标市场迅速形成并完善其旅游目的地意象。 浅谈旅游品牌整合营销策略:环京自行车赛道旅游整合营销 摘要：本文从整合营销的角度出发，结合环京赛道本身的特点，提出一些针对赛道旅游的营销策略，旨在打造环京赛道旅游品牌，促进京郊旅游发展。 关键词：环京赛道；赛道旅游；营销策略 一. 环京赛及赛道旅游 环京赛全称为环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和北京市体育局共同承办的大型体育赛事。环京赛是中国级别最高的职业公路自行车赛，与环法自行车赛同级别的国际自盟（UCI）最高级别赛事，也是国际自盟世界巡回赛在亚洲的唯一一站。 环京赛共分5个赛段，途经北京十个区县，总行程753.5公里，途经北京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和自然景点，旅游资源种类丰富、可观赏性强，且赛道多在郊区，适合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将环京赛道旅游与发展较为成熟的京郊旅游联合起来，开发新的京郊旅游模式。开发环京赛道旅游，进行旅游营销，目的是要把环京赛道旅游打造成北京及周边地区居民休憩健身的生态旅游赛道。 二. 环京赛道旅游整合营销策略 （一）广告营销 环京赛作为一项国际顶级赛事活动，其本身的影响力对于赛道旅游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赛道旅游广告营销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促进大赛知名度的提升并加以利用。旅游营销传播计划在运用各种营销传播工具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对媒体传播方式的选择[1]。因此，广告宣传媒体应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进行选择。针对退休老人，纸质广告是主要的宣传方式，通过在报纸上的宣传，向退休老人宣传这一新的旅游产品；针对年轻的白领，将赛道旅游和农家院结合起来拍摄微电影，以网络的方式把自行车赛道休闲健身游推广给时髦的白领，或者以微博、人人等互动新媒体推广方式宣传环京赛旅游产品。同时还应充分利用公交车体广告、灯箱广告等户外宣传方式。 （二）网络营销 网络媒体在二次传播中，用户自发产生的内容比起传统媒体制造的要丰富得多，更重要的是其影响力和传播率也更大[2]。网络营销的平台可选择搜索引擎、微博、博客、论坛、视频网站等。建立环京赛道游网站，在网站上按照不同的游客类型展示不同的旅游产品，并提供吃、住、游等方面的信息。开通环京赛道游的官方微博，定期更新，提供不同搭配的旅游产品，在赛事举办时引起微话题，扩大事件影响力。充分利用视频网站资源，举办“环京赛道-微旅行”视频大赛，借宣传赛道的同时将赛道旅游产品推广给大众。在优酷、奇艺、土豆、搜狐等大型视频网站上投放视频前广告，加深人们对环京赛的印象。 （三）关系营销 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积极的公共关系的建立，对旅游企业形象的推广和品牌的宣传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3]。环京赛道旅游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赛道沿途居民、旅行社、游客等，运用关系营销也就是通过处理好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更好的发展赛道旅游。针对当地居民，政府应牵头建设沿途公共服务设施，评选骑行接待家庭，发展赛道沿途农家乐，增加周边居民收入；沿途农家乐民居的建设也会促进环京赛道旅游的发展，增加赛道的适游性。对旅行社来说，在加强业内合作的同时加强与农户合作，将环京赛道各个景区串联起来，推翻原来点到点的旅游方式，把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转变成旅游体验。针对游客来说，赛道旅游的开发商，通过不定期的举办各种业余比赛和慈善骑行活动拉近和游客的关系，此外，加强与学校合作，免费提供学校春游项目拉近与青少年距离，更好的吸引家庭游客。通过关系营销，权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使环京赛道旅游成为各个利益相关者都能受益且生命力旺盛的旅游新产品。 （四）体验营销 自行车骑行作为环京赛道游必不可少的组成内容，具有很强的参与性，这也是进行体验营销的一种重要方式。定期开展退休员工的定期有氧活动，让大家有机会亲近自然。随机抽选在校青少年参加慈善骑行活动，在教育的同时让青少年体验到体育运动与自然结合的美妙。充分利用环京赛的时机，让观众更加投入地参与比赛，获得更加深刻的体验，对赛道产生感情，对周边的环境留下丰富的记忆，借此达到推广环京赛道旅游的目的。由于赛道多在郊区，农家乐较多，可以增加农家乐已有的农活体验项目，让游客锻炼身体、释放压力、回归自然，找到假期里的世外桃源。这类体验式的旅游项目应更加注重游客的感受，使环京赛旅游更加立体、形象。 三. 结语 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客观上可以带来推进旅游客源市场多元化的效果[4]，环京赛道的旅游营销不仅可以促成新的旅游产品推动京郊旅游发展，同时可以提升环京赛的影响力和品牌认知度。充分利用赛道周边的旅游资源进行旅游开发，突破旅游点到点的局限性，形成点线点的旅游模式，为京郊旅游开辟新的旅游发展模式。与此同时，由于环京赛开展的时间尚短，知名度无法和环法自行车赛这一历史悠久的赛事相比，通过发展赛事旅游可以提高环京赛的知名度，通过加深人们对沿途美景的了解提升环京赛的吸引力，进而使环京赛旅游成为最具特色的北京名片。 浅谈旅游品牌整合营销策略:京津冀地区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探析 [摘要] 21世纪，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既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以品牌营造为核心，整合各种资源，努力打造整体形象鲜明、个性表现突出的品牌形象，对旅游产品甚至旅游行业进行整合营销，必将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首要战略之一。综观国内外旅游业营销方式发展的趋势，得益于“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区域旅游合作，京津冀地区的区域旅游合作势在必行。 [关键词] 京津冀区域旅游整合营销 一、区域旅游整合营销的涵义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兹等人提出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简称IMC）被认为是市场营销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大发展，被誉为“带领企业跨越21世纪的营销教战守策”。整合营销传播是一个营销传播计划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要求充分认识用来制定综合传播计划时所使用的各种带来的附加值的传播手段――如普通广告、直效广告、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并将之结合，提供具有良好清晰度、连贯性的信息，使传播影响力最大化。”整合营销要求各种营销要素的作用力统一方向，形成合力，共同为企业的营销目标服务。 结合整合营销理念，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是在一定区域内旅游相关组织从消费需求出发，通过综合协调，发挥协同作用和互补作用，实现旅游交通无障碍、服务无障碍、投诉无障碍及资源共享，市场共享、品牌共享、信息共享、 基础设施共享，达到发挥整体效益的目的。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旅游整合营销存在的问题 1.京津冀地区对外交通发达，内部交通不畅 综合运输网络以北京为主中心（陆路及空路）、天津为副中心(水陆)。京津冀地区一直是国家交通建设的重点地区，经过50年的大力建设，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初步形成，是我国陆路交通网络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但城际交通网络不够发达，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与联系是综合交通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许多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线路大都不能充分满足游客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要求。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方式单一，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客货运输缺乏选择与必要的竞争，这集中体现在北京同河北省城市间的交通及河北省内交通的问题。这是制约京津冀地区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因素。 2.区域内出现“双核多中心”结构，旅游资源利用率低 由于旅游流的运动规律、旅游资源的组合效应、旅游地的通达性和旅游市场形象定位在空间上的差异，京津冀地区的旅游区域形成了以旅游中心城市为主体，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旅游地域系统，被称为“双核多中心多级网状拓扑结构”。与长三角地区的梯级网络结构不同，从空间上看，京津冀地区旅游中心总体上分为两大中心四大板块：即以京津两市为区域中心，以承德和秦皇岛为中心的板块，以石家庄、保定为中心的板块、以唐山为中心的板块、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板块。这种 “双核多中心结构”具有多种资源的综合性，但同时也导致了北京和天津这“两核”之间的竞争。 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比如机场建设，存在重复开发和资源争夺问题。北京和天津同在一个旅游区域合作圈内，却各有自己的飞机场，这些资源重复开发导致了旅游圈内资源的竞争大于合作严重影响了旅游圈整体的发展。 3.从区域旅游合作认识基础看，互利互惠的“共赢”观念还没有形成 在区域合作中，与企业行为、民间资本力量相比京津冀地区地方政府明显处于强势地位。在资源配置、项目选择、资源整合、产业链形成等方面，政府干预过多，没能充分发挥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作用。“大市场”、“小政府”的目标，与这一地区现状相距较远。各地政府没有充分意识到区域旅游合作的意义，没有形成区域旅游合作互利互惠的观念，没有意识到区域旅游合作最终可以形成“共赢”的局面。落后观念制约着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 三、京津冀地区区域旅游整合营销对策 1.强化观念，共同打造区域品牌 进行区域旅游整合营销，就要打造区域旅游品牌，不仅可以降低自身的成本，也比较容易打响。通过对该区域旅游资源的分析，本文认为，应该打出三地共有的牌子，即“历史”，尤其是古建筑。因为北京的皇家建筑颇多，四合院知名国内外；天津市的建筑融东西文化于一体；相对京津而言，河北省的特色建筑较少，但是，“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又有“千年历史看北京”，“近代中国看天津”的说法。鉴于此，三地要共同打出历史牌，在整合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形成城市间、城市与县域之间的区域联动。 2.推进合作，解决行政分割 从三地旅游合作进程中我们发现，三地合作起步并不晚，但现在也没有进入实质性合作，依旧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廊坊的行政归属问题很可能成为北京市和河北省的合作障碍，然而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将直接冲击传统行政管理构架，市场统一必将带来跨地区规划管理事务的增加，将可能由此引发行政机构的调整或合并。 旅游业是政府主导产业，整合营销的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分割。只有政府官员进行微观调整，出台统一规划，加强协调，才能突破行政区划的牢笼。 3.构建高速快捷的旅游交通体系 加强相邻区域间的协作，实现旅游客源和物资的流动，离不开交通。目前，京津冀地区拥有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大交通枢纽和交织辐射整个区域的公路、铁路网。但是交通总体布局仍存在一定的缺陷。铁路与公路网络都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外放射，特别是北京、天津、石家庄等交通枢纽城市有大量的过境运输，干扰核心城市交通；此外，虽然干道交通便利，但是许多地处偏僻且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交通不理想，给游客和物资的便捷流通带来不便。京津冀三地应当把打通旅游交通要道作为实施合作的物质前提，在原有交通布局的基础上，由交通部门协同旅游管理部门进行交通规划。除整修优化原有的交通线路外，还应借助国家政府重视交通建设的契机，开辟新的旅游交通要道，逐步构筑联系各地的快速交通通道，如增建三地间的高速、修建更多的公路或在有条件的地区修建轻轨等等，形成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编织各旅游点之间的交通网，保障三地的旅游客流和物资流通可以畅行无阻。 4.深挖区域特色，提升旅游资源吸引力 旅游资源吸引力是旅游地吸引游客的基本，关键是如何扬长避短，形成错位发展，挖掘特色旅游资源。 (1)着重培育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北京――遵化――乐亭――天津线”目前已入选全国30条重点红色旅游线路。该旅游线路涉及天津的主要景点为――邓颖超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和盘山烈士陵园。三地要建立区域联动机制，使津城红色旅游景点同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唐山市乐亭县故居和纪念馆等众多景点组成“红色旅游链”，培育区域红色旅游精品线。京津冀区域内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应着重整合，使红色旅游有一个长远而广阔的发展。 (2)开发特色旅游商品。旅游消费不仅是旅游产品，特色旅游商品更能吸引消费者。京津冀地区具有区域特色的资源众多，但开发广度、深度不够。京剧、天津快板、河北梆子为三地所特有。此外，北京话剧、吴桥杂技、唐山平剧也在国内甚至世界上久负盛名。这些艺术可以穿插联系起来，同台献艺不仅可以加深旅游产品的长度和深度，盈得丰厚利润，还可以振兴民族艺术，促进文化的交流、发展与繁荣。 发展旅游，没有差异性就没有特色，而文化则决定了特色。文化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河北和天津都有大量的名人故居，北京更是古代皇城，留下了丰富的影视题材，而且现在关于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作品受到人们欢迎，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包装，利用当今的名人，发挥古今双重名人效应，突出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在重大节庆日或特殊场合推出旅游产品，拓展旅游产品宽度。 四、结束语 京津冀地区旅游合作具备一定条件，而且也已经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区域旅游合作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通过小范围试点推进大区域合作。通过规划共谋、资源共享、设施共建、市场互开、客源互送、环境共治，实现资源、规划、营销、产业、市场、交通、信息、结算一体化，推动区域合作，相信区域旅游整合营销不久将会实现。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缅怀中国传统教育 [摘 要] 南怀瑾大师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大学》的主旨，从《大学》精要之“四纲”讲起，衔接求证大道学养之“七证”与内明外用之“八目”，并用儒释道及中外史实假以做解。反观中国当今教育，教育之主旨已然发生偏离。南怀瑾大师祥解《大学》，意在缅怀传统教育，缅怀其做人之学的教育主旨，忧当今教育之缺失。 [关键词] 内外兼修；做人之道；传统教育；现代教育 一、传统教育之主旨 大学之道是内圣外王的做人之道，大学之道在于教导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而这也是传统教育的主旨。 （一）大学之道。南怀瑾大师将《大学》解释为“大人之学”，所谓“大人”就是学识修养皆达到一个水准的内外兼修之士，要做到“大人”，仅仅是饱学之士是不够的，还要是谦谦君子；仅仅是自我修身养性是不够的，还要惠及他人。 （二）内外兼修。作为对“三纲八目”说法的修正，南怀瑾将《大学》之精要提炼为“四纲”“七证”“八目”，皆为内外兼修的寻求之道。 “四纲”是指大学之道的大道、明明德、亲民及至善。大学之道的“大道”，是四纲之首，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是人自立立人而达于至善之道。大学之道的“大道”包括内明与外用：内明即是“明明德”，即是人要有自知之明，明自己，从而达到人自立；外用即是“亲民”，是在“明明德”的基础之上，由内而外，推己及人，从而达到己立人。内明与外用均达到了，就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知、止、定、静、安、虑、得”这“七证”是求证大道学养的步骤。“知”不是能，不是知道，而是指个体自己亲身感知、感觉得到的。对“止”的理解是在“知”与“止”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知”是主，在前；“止”是宾，在后。“止”字也分为“内明”之“止”与“外用”之止。前者是指个体明白自己的心理心态。后者则是指个体怎样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做到恰如其分的止。“定”是指心定，安定，定即是佛学中的“禅定”。“静”是定慧的最高境界，是心理修养的最高层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大概是定境的最佳诠释。“静”是指人心理层面，而“安”是指身体层面。与现代忧思、忧虑之意不同，大学之“虑”在“思”，是细致宁静的，而不是跳跃不定虚妄不在的“想”。“得”的意思在于，经过前面几个层次的修养以后，思虑开发了，就能够达到内明明德的境界，见到真正的成果。至此，个体也就达到了修身养性的内明之道。 作为具体实现大学之道的“八目”，也同样有内明与外用之学的区分。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修养身心的内明之道，继而从己出发，推广出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用之道，达到内外兼修的最高境界。 “格物”不是程朱理学曲解的“格去心中的物欲”，而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致知”与“七证”中的“知”是共通的，是所知，而不是能知。接下来是“诚意”，要诚其意，就不能自欺，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修身在正其心。“心”是生理、精神合一的代号，既不唯心，也不唯物。《大学》中“修身”的道理，有身体内所表达在外形行为的态色，还有身体内在生理习性所发生的“恐惧”“好乐”和“喜、怒、哀、乐”等情绪需要修整的学问。 自立内明之学达到一定水准时，就可成为“贤人”，而要成为“圣人”，需要进一步“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传统教育之主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大道”到“明明德”，是每个人自立自修的学问，是内圣内明之学。再由“明明德”到“亲民”，是真正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德，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用之学。从内明修养到外用之功，皆达到一个水准，才算是达到了“至善”的境界，才意味着人伦大道的完成。 二、现代教育之缺失 从《大学》中，我们读出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明外用之道，此乃传统教育之根本。反观现代教育，我们在人格教育之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知识技能以爆炸式的速度不断增长的同时，人格培养的缺失越来越明显。整个社会的教育求多，求快，基本的人格养成教育严重缺失。人格教育缺失的恶果在当今社会已在开始显现，“食品安全危机”“诚信危机”等都是教育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文化教育的失败，造成人与人之间无信，人既不信己，也不信人，人人自危。 南怀瑾大师明确表示对现代教育持失望的态度，并认为，中国近年来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教育问题。中国的未来在人才，人才的核心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做人”。教育必须要正本清源，牢固以做人为根本的教育原则为此，南怀瑾大师在儿童教育视为解决之道，鼓励开展儿童读经运动。 三、结语 南怀瑾通过从儒释道等方面对原本《大学》做出详尽解释，为我们展示了内圣外王的大学之道。做事先做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也是我们传统教育的主旨所在，而今，教育的马车已偏离轨道，越行越远。“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塑造的不仅仅是单个个体，而是一个民族的秉性、灵魂与未来。教育的目标崇高而远大，引用宋儒张横渠的话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情境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传统的教育理论相当程度地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教学实践，而引进的多种现代教育理论，在给我们带来清新空气的同时，尚难以通过与中国教育实践的整合形成体系。所以，努力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学就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的迫切任务。李吉林老师提出的关于儿童情感与思维发展规律的理论，将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的教育主张，以及所构建的情感与认知结合获得教学高效能的课程范式等情境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许多原创性研究对大幅度促进儿童健康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项研究是全方位的，试图从多元角度寻求实施情境教育的途径，找出实施情境教育的规律。应当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给我们很多启示。理论的准备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李吉林老师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对小学教育，而且对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认为，李吉林老师从“意境说”中概括出了“真、美、情、思”四大特点，构建了情境教育的基本理论和课程模式，这是情境教育的理念精髓，是人本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继承着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同时，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 真——真实情境的感受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传统教育把树立教师的权威地位，培养学生唯上、唯书作为实现教育任务的前提。实践证明，情境教育所阐明的教育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情境教育认为，给儿童一个真实的世界——走进大自然，体验社会生活，为儿童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观、可以闻、可以触摸、可以与之对话的多彩的世界，将学科教学的内容与生活的真实相沟通，这一切都会形成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因此，要追求教育与真实环境相融合，让儿童在感受“真”、领悟“真”中长大，以利于儿童认知、情感、思维的发展。从“真”出发，由“真”去启迪“智”，去追求“美”，去崇尚“善”。 美——突出美育的功能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美育是教育的目标，不单纯是学校教育的一项具体的工作。现在学校教育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不是把美育看成贯穿在学校全部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目标，而是把它看成艺术教师的一项工作。美育是一种自由的形态，是润物细无声地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使人具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世界，并将这种精神渗透到整个内心世界与生活中去，形成一种自觉的理性力量。美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而且是要美化人自身，帮助学生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培育美的情操，形成美的人格。因而，美育的根本宗旨是培育学生的人格和心灵。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其实，教育中也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自觉地进行美育。我们将美育的教育目标最终转化为自觉的教育活动，就是在创造美的教育。李吉林老师深感教学中的美，以“美”作为培养儿童创新精神的土壤。认为美既能启智又能育德，既能冶情又能发辞，具有全方位的育人功能。她倡导以美摆脱各科教学的单纯工具性的抽象理性压力，以美感的笼罩，使各科教学的文化内涵得到顺乎自然的体现，工具性包容的知识和实践，镶嵌在浸润了文化艺术的、美的情境中。从而使知识变活了，变得有血有肉，变得丰富而具神采。 情——教育过程的愉悦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过去许多教师和家长都以结果的愉悦作为教育的最高追求。于是，教师和父母常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包括对学生身心所施加的几近残酷的压力，都归结为“为了孩子好”这种善良的愿望。而情境教育则不然，她高度重视教育的过程，特别是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心理体验。认为使学生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形成学生持续发展的心理动因，才能使学生通过过程的积淀最终形成良好的基础素质。李吉林老师强调“情”是情境教育的命脉。当儿童在教师引领下，进入情境时，情感便链接在教师、学生、教材之间，相互牵动着、影响着。她概括出的“以情为纽带”作为情境课程重要的操作要义之一，而又进一步明确了优化的情境必然会激起儿童热烈的情绪，产生投入学习活动的主观需求，感受学习活动带给他们的快乐与满足，并在其中受到熏陶感染。从而因为情感的作用，使教师的真情、期待、激励，衍化出学生的自信，使儿童的思维、想象、记忆等系列的智力活动处于最佳的状态，这就将认知与情感、学习与审美、教育与文化综合地在课程中体现出来，实现了教育过程的愉悦。 思——重视形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使教育事业面对许多新的不适应，产生许多新的困惑，而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又引起我们对原有规律的思考。于是对规律把握的过程也就伴随着对规律不断探索的过程。李吉林老师从小学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枯燥乏味、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等现象带来的困惑出发，试图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由此感到教育理论的缺失。脑科学研究的进展为这种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她把思维作为脑科学成果在教育中应用的结合点和切入点，通过研究试图把当前教学改革从忽视思维、脱离思维的学习理论及其影响中，回归到学习的基本命题即学习与思维上来。这项研究从两种思维的基本智能理论出发，特别以发展形象思维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为重点，打破了长期以来思维研究强调单一抽象思维的局限性。在这一基础上，又对思维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机制进行了探索。情境教育以“思”为核心，重视想象在发展儿童思维、培养儿童悟性方面的特殊作用，注意儿童想象力的发展。让儿童把观察与思维、观察与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儿童凭借想象，加深情感体验，从而把启迪儿童的想象，作为发展儿童创造性的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 教育是科学，教育是艺术，教育更是一种修炼。李吉林老师以其科学的造诣，艺术的涵养，特别是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孜孜以求的修炼，展现了高度的教育智慧，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教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也引领和推动了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看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摘 要：人品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和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它偏重儒学人文教育，以培养公共政治服务的官员仕人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当下的中国，人才和成功的定位往往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于是教育就显得非常功利，很少有人再以君子和高尚人品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从中国传统教育寻找先育人后教书的理论依据，探索教育发展的多元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教育；人品塑造工程；现代公民教育 人品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是人的良好素质和品行的体现。如果说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培养受教育者立足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素质的话，那么这个素质的首要内容就是“健全的人格”。由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们更多的是把向受教育者传授科技知识培养技术能力作为教育的首要使命和任务，忽略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修养人的品行，养成人的健全人格。本文作为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人品塑造工程项目课题成果之一，希望探索民办高职教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隋朝时期，读书人将学科分类为“经史子集”，清朝是修《四库全书》，“四库”就是“经史子集”四库。中国经史子集的划分将学科分类，这与西方的划分方法异曲同工，而如今这种划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按照“经史子集”研究中国学术问题，把文史哲完全打通，从整体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其中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仁义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封建社会伦理基本需求、完成个人人格健全的道德规范。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它也是当前高校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特点 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大学，后来历经发展，主要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项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13世纪初，当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撒拉曼加大学创立之初，一二年级的“初阶”是以人文为主。因此人文学院的文、史、哲三系就是大学的“通史”，全校同学都“必修”。三四年级的“进阶”则是学生可以深入自己爱好的科目。道德教育被称作“个人的社会健康教育”，其目的是让孩子懂得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懂得如何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其核心道德观念主要有四：尊重生命、公平、诚实、守信。 三、中国大学向现代教育的转变 无论何时，无论是民办院校还是公立院校，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应该是不变的。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型，始络没有彻底完成。略过清末民国时期，我们把新中国6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称之为“革命教育”阶段。这个时期的教育适用于计划经济的模式，其理念、模式、管理以及内容完全是参照前苏联的革命化教育，服务于革命需要。第二个阶段是从恢复高考后到“并轨”之前，称之为“知识教育”阶段，它是对“革命教育”的一个纠正。它强调的是知识、科技、人才等关键词，希望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科技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但最后演变成“应试教育”。第三个阶段是从民间资本参与高等教育至今，所谓的“素质教育’阶段，它开始于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延续到《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素质教育”的提法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种“素质教育”在正面意义上，是看到了第二阶段“应试教育”的偏失，希望借“素质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将所有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为社会文明持续发展做出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题是如何重返国际社会和重建中国文明，但是没有从教育去认识这个主流。虽然也有多次教育改革的努力，这些努力确实改变了教育的面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认识到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应有的制度性安排。尽管我们很多教育文件和法规里，都表达过要通过教育培养合格公民，但是却始终没有明确地将基础教育定性定型为公民教育。 国家通过公民教育制度为社会文明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按照越来越高的、越来越符合人性的、越来越能培育个人潜质的方向，一届一届地培养着高素质的社会公民。当他们的公民教育完成时，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别优秀者），已经在比他们前一届人的更高程度上复制了整个社会文明。社会的文明，就是以这样极为清晰的递进方式，积累、传承和提升的。公民教育体制在本质上说，是一个以递进方式整体复制社会文明的系统。 而人品塑造工程即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以育人带动教学，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践过程、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高端型的优秀人才。 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对孩子教育非常复杂的时代，中国现在的社会，把成功限制在一个特别狭小的范围之内，对孩子们来说学习成绩好、考高分就是标准；孩子五六岁会弹钢琴，就会得到奖赏。成人世界里从不以一个人的人品高尚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从不以一个人拥有多少真心朋友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我们成人世界里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有钱，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有财富。如此使得我们在教育上更多倾注了对学生技能的培养。这一点在产业化明显的独立学院更为明显，包括专业设置的功利性和短期性，而思政政治理论等课程则普遍得不到重视。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政策以来，各类民办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悄然涌现，而学生的整个身心和性情还没有在应试教育中的中小学学习阶段定型，所以人品塑造工程仍应在大学学习期间适当延续。 依照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特别强调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要求，本着“教书先育人”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的优秀人才。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比较 ［摘要］犹太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固有的特点，这决定了犹太文化的特性。而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领域中两朵奇葩，它们历史悠久并且都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两种文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得不归功于教育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犹太文化中的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虽然受到美国文化的一些影响，但其固有的文化特点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在中华文化地位根深蒂固，然而在21世纪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毋庸置疑的是这两个民族都特别重视教育，然而他们的教育思想既有共性也有差别，下面就两个民族在教育思想上的相同点与差异进行比较。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都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展示了丰富的民族性，显示出了犹太民族精神的独特性。犹太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多重性，这主要受犹太教教义的影响。犹太教育铸造了犹太人，培育了犹太民族性和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尽管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不断进行融合，然而犹太文化却不失其民族性。 中国文化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特征。孔子的教育理念几乎垄断了中国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中儒家因素波及整个民族，这也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因此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化思想这方面。 （二）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重视教育 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于犹太民族重视教育。犹太人崇尚知识、尊师爱教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犹太民众之中，成为犹太民族的优良传统。教师在犹太人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在他们心目中，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犹太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拉比。在希伯来语中拉比的第一个涵义就是老师。这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相一致。在中国从古至今教育备受关注，老师在中国也被称为“圣人”“先生”。从这些称呼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教师的尊重，更有谚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由此可见，这两个民族都尊师重教育。 （三）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为世界科学史作出巨大的贡献 犹太文学不仅为当代美国文学及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文学、科学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犹太人人数不多，但在知识界、文化界和科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在诺贝尔获奖者中，犹太人就占据了15%，有利地证明了犹太民族对全世界科学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也同样为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如今华人在各个知识和科技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二、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一）宗教对教育影响不同 犹太教是犹太教育的基本点和统帅，因此重视教育是犹太教的支撑点。犹太教育中深深地弥漫着犹太教思想，因此犹太教经典的传授成为犹太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思想主要受儒家、法家、道家三个主要教学流派的影响，其中尤以儒家思想为重。儒家教育理念主要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典范，德育优于智育，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的教育理念。 （二）教育普及程度不同 12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迈蒙民德说：“每个以色列人，不管年轻还是年老，强健还是羸弱，都必须专研《托拉》。甚至一个靠施舍度日和不得不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一个养家糊口的人，也必须挤出一段时间来钻研。”而在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才重视教育，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可见，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只有树立普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一个民族才能发展和取得进步。 （三）教学重点的不同 犹太人更注重谋生手段的培养，职业教育是犹太人教育的基本内容。教育不是一味地教授书本的知识，而是当做生活中的一种训练，通过实践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教学方式只侧重书本知识的学习，严重地忽视了实践环节，由此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重理论而轻实践。 犹太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明长河中源远流长，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两个民族对教育的重视。正是开放性的教育铸造了两种文化的熔炉，形成这两种文化精神。两个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及其所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和永恒的魅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对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期盼 摘要：本文提出，执教者要解放思想，重视学生的科学教育，教给学生科学的语言、科学的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态度，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对学生能力和教学要求避免“初步了解”、“基本掌握”、“能运用”等抽象模糊的语言，对学生达到什么程度要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 关键词：格物致知 传统教育 国际接轨 人教版九年级上册语文第14课，是丁肇中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作者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发聋振聩地指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因为《大学》里“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而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便被埋没了。并批评受这个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至今“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思维而不愿动手……往往功课成绩很好，研究工作中需要拿主意时，常常不知所措了”。 一、古文化形式上禁锢科学 “国”字框文化效用，禁锢了中华民族科学思维的发展。不曾考证仓颉造这个“国”字属于何种造字法。在造这个“国”字之前，各部落可能已有了群聚造城为国都的事实，仓颉根据已得经验造出这个“国”字，这可能是不争的事实。历朝历代的都城都是深沟高垒，一统家天下，严格秉承着“国”字型来建都。从秦始皇始，为御敌而修筑万里长城，彻底把整个华夏给“国”起来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用建筑――四合院，“国”字结构；从古至今，中国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各单位，围墙建制，“国”字结构。“国”象征最高统治机构，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威严，也定格了封闭、禁锢的形式和意识形态，这种形制和意识于中华民族已入脑入髓，根深蒂固地潜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并一代一代传下来。这种封闭、禁锢的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阻碍了民族的视野，致使我们在很长一段黑暗隧洞的蜗行中，既不能正确认识别人，也不能正确评价自己，井蛙观天，限制了民族科学思维的进步和发展，现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仍没能钻出“国”字文化形式的怪圈，我们经常以我们有万里长城、秦兵马俑、四大发明而骄傲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古文化内容上摒弃科学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精髓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教育中最重要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主要讲的是安邦定国、修身立命、礼仪法度、文学史料、帝王的文告和君臣、师生谈话内容记录等等。从大处说，是治国平天下；从小处说，是强调个人的修为。即使是古老而深邃，集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结晶而被誉为“群书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也只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我们的先贤们这些宇宙苍生的哲思，治世论道的思辨，繁文缛节的典章，从古至今仍是传统教材的重要内容，由此误导我中华成为一个重文轻理之民族。将人们引向不偏不倚、折中调和、无欲无为、宁静致远的参经悟道的队伍。丁肇中在《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中举了个例子，说明朝理学家王阳明为了格自己庭院的竹子，坐在竹子前一连格了七天，终因格得头痛而宣告失败。胡适之在《格致与科学》中分析指出：“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连受过所谓正统教育的大学问家王阳明也闹出了科学探究的笑话，更何况那些囫囵吞枣的诗书蛀虫们。我这里并不是否定“四书”、“五经”那纵横捭阖的人文方略和张弛自如的治世经纬，而是对其先于中华自然科学而植入我们的基因，从古至今桎梏着龙的传人的科学思维方式而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的学生高分低能，功课考一百分，却没有实验探究能力，临事缺方法无主张。中国传统教育的学生没有一个能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就证明了传统教育的失败。 三、古文化发展了艺术言语，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中国人科学思维的发展 艺术言语的特点是形象性、模糊性，表达作者喜怒哀乐的独特感受，以传递情感为目的。科学言语以传递知识信息、社会信息为目的，要求客观、准确、真实的描述客观对象。要求逻辑性、概括性、严密性、规范性。 中华民族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追求的是一种诗意性的“和谐”和“天人合一”。如最早的文学样式《诗经》，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无一不重形象，轻逻辑；重意念，轻理性；重含蓄，轻直白。如《战国策》中对邹忌、触龙游说的艺术言语就描述的极淋漓。邹忌说齐王没有采用单刀直入的进谏方式，而是以身设喻，委婉含蓄；触龙说赵太后则采用了绕弯的迂回战术。这二位谏臣共同特点是：不暴露游说目的；忠言顺耳利于听；忧对方之忧。虽都达到了目的，但从他们绞尽脑汁的奴性相中，不难看出一个简单问题却费尽周折，这些游士们口若悬河演绎了一出出三寸不滥之舌的口水战，这在上古无甲子、岁尽不知年的时代尚可，在科技社会瞬息万变的今天，这种绕弯的艺术言语能适应社会吗？梁山伯与祝英台爱得那么深，尽管梁山伯不明就里未动凡心，祝英台正因为这种文化中毒太深而羞于启齿才含蓄到以死抗婚。华夏民族的血统中穷形尽相地遗传了这些艺术言语，含蓄低调的个人修为。就是在今天，很多人对自己心上人也不能浅白直露地说出“我爱你”，只把这种爱默默地表现在自己含蓄的示意和行动中；如果当面夸赞一个姑娘长得漂亮，大多被夸的姑娘都会现出羞怯的情态。“言语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言语受制于思维，又作用于思维。可以这样说，情感思维创造出艺术言语，理性思维创造出科学言语。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是情感思维的结晶，它反过来又刺激了中国艺术言语臻善臻美的发展，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子民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我们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发展，限制了中华自然科学之进步。致使我们一代一代躺在“四大发明”的温床上沾沾自喜。历史上两次工业革命均爆发于欧美，我们远远落伍于世界源于我们诗意的情感丢掉了理性；诗意的文化丢掉了逻辑性、概括性；诗意的言语丢掉了严密性、规范性。 《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或许主要教导后世子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吧。在儒家看来，圣人经书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只要饱读这些人文诗书，就可以实现最高理想了。“格物致知”这个词语之于自然科学上这一点，恐怕我们造词的先哲给疏忽了。否则，大学问家王阳明缘何不会“格物”呢？对此，丁肇中最后在文中指出：“在世界发生激变的今天，我们应重新体会‘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因为人文科学思想也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个人行动不是盲目的行动，总要有一定的思想，一定的理念指导。这思想、理念，也“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定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那就要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判断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论非智力因素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智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学习需要两类因素做保证：一类称为智力因素，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等；另一类则是激发、保持和强化学习积极性的各种因素，称为非智力因素，如理想信念、学习动机、兴趣、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1]。 中国传统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历代教育家的不断实践、概括和提炼，形成了丰富深刻的教育思想和精辟的治学理念，其中涉及到非智力因素的许多论述和运用，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2]。本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 1 重视学生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古代圣贤们很早就意识到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统一，注重气节与操守，提倡发奋立志，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概与宽广胸怀[3]。 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后来更进了一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天之乐而乐”为崇高的理想，它激励、引导着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建功立业，对社会的进步和安定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2 重视学生的学习目标、动机的作用 现代心理学认为动机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人类动机对活动具有引发、指引和激励的功能。[4] 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和“圣贤”。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君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后人总结出君子应具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就是宽厚、爱人，“义”就是正直，“礼”就是谦让，“智”就是才能，“信”就是诚实。 这些有关君子的论述，明确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树立了君子的标准，因而君子成为全社会的楷模，成为做学问的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做“君子”和“圣贤”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里的“学”主要指的是学习道德修养、内圣外王之道。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认为没有德行的人当官，老百姓就要受苦。所以孔子主张学得好，学有所成就去做官，目标非常明确[5]。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就是说脑力劳动者管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管，强调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现在看来，这是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信条，对读书人努力学习，追求功名有很强的激励作用[6]。 3 重视对学生意志的培养 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行动，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心理现象[7]。我国古代学者非常注重意志的培养，并把立志当做学习的先决条件，认为不立志，不能成功。 孔子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指加工象牙和骨，切了还要磋，加工玉石，琢了还要磨，有精益求精之意。引申到学习上，就是要坚持不懈的意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这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终生。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从此，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成为千古名言，让人们树立坚强的意志以面对前途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做好吃苦的准备。 这些闪耀着古代学者光辉思想的话语，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行。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已经溶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的一部分。 4 重视对学生兴趣的培养 我国古代学者也意识到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注重对兴趣的培养和引导。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于所学的东西，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形象地说明了兴趣在人的求学获智中的积极功能。只有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才会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其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此句本意是提倡“安贫乐道”，认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可以乐在其中。引申为：无论学习再困难，只要有兴趣，也能在苦中感受到快乐。 孔子称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活脱脱一个爱好学习的老人形象，皆兴趣使然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为第二境。该句既概括了一种锲而不舍的坚毅性格和执着态度，又深藏着浓厚的兴趣爱好，从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5 重视学生的性格差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8]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学生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学生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也应因人而殊。他们反对用一个模式去束缚学生，主张通过教育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在教学方法上，中国古代学者特别重视启发诱导，以此来开发每一个学生的智力潜能。就象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沦语・述而》) 孔子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十分了解。例如，他曾经指出四个学生的缺点：“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意思是：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意思是：仲由做事果断，端木赐通达事理，冉求有才能，寥寥几句，便将学生的性格特点准确地概括出来了。 正因为学生有差异，所以孔子在教学过程中主张因材施教，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挖掘了每个学生的潜能，使他在教育上获得巨大成功，据说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 6 结束语 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关非智力因素在教与学中的认识和运用，旨在传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树立我们的自信心，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石，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不崇洋媚外，不枉自菲薄，注重与国际先进文化进行交流，为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被“冤枉”的中国传统教育 如今，一提到中国传统教育，许多人就不住摇头。不要说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朱熹了，就连近代的陶行知、蔡元培，许多人也都是一脸茫然，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其实这只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面临危机的“冰山一角”。当前，中国的传统教育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年轻人对待传统教育的态度淡漠，许多优秀教育典籍逐渐被后代遗忘。每当人们提到“传统教育”就不自觉地认为“传统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落后之处的代名词。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教育界就掀起了一股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理论、制度的热潮，尽管取得的成功不是很多，但是却对中国“土生土长”传统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的不少知名学者如鲁迅、胡适等都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有过言辞激烈的批评。时至今日，教育界似乎也存在这种倾向，在教育理论研究上，若不提西方理论便觉得似乎不够“先进”，不够“顺应教育科研发展的潮流”，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研究却陷入低谷，基本上是无人问津，中国教育史等基础学科的研究正处于“为生存而斗争”的尴尬境地。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传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只会“舞文弄墨”、“满口‘之乎者也’”，尤其是到了明代，“八股文”的僵化使教育内容更显得空洞。但是，要是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大家稍微阅读一些中国古代教育典籍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并非如大家所想像那样空洞；我们有平民圣人――墨子领衔的墨家学派，他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我们有逍遥自在的庄子，他提倡适应自然的教育；我们有“六艺”教育，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就是在儒家内部也不是八股文一统天下，我们有王安石、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提倡实功实事；我们有颜元提倡劳动教育，注重实践；到了近代，我们有陶行知，他提倡生活教育；我们有陈鹤琴，他提倡活的教育等等。由此可见，若是指责中国传统教育内容空洞、无用，可真是有点“冤枉”传统教育。假若大家抽点时间来看看教育典籍，便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只是把八股文教育内容当作中国传统教育的全部内容，那可真是以偏概全了。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句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据说这是宋朝皇帝为了鼓励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而写的。到了近代，成为经常被引用的两句话，其引用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过于注重功利性，读书是为了黄金和美女而去的，从而极大地败坏了学风，蛊惑了人心。由此，传统教育的教育目的过于功利性，也成为了近代以来国人“讨伐”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主攻方向。中国传统教育确实存在“功利性”，但是却不是当代人所形成的那种“功利观”。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功利性”主要是随着儒家学者中的“事功学派”的逐步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如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近代的魏源等人就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主张可以用“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来概括，主张在传授传统教育内容的同时，加强教育的“实用性”，提倡“务求实际，务求实学的革新精神”，而非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主要目的的价值观。因此，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功利性”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就好像把现代人戴的帽子硬要戴到古人头上，倘若以现代的眼光看待古代的事物，不顾历史实际情况，不知道又会发现多少“罪过”。退一步说，就算以现在的标准认为传统教育是功利的，那么造成这种功利的也不是传统教育本身，而是中国古代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 中国传统教育读物中“苦学”的例子屡见不鲜，且多半是持一种赞扬的态度。所谓“十年寒窗苦”，用当代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苦”。从而，传统教育就成为了“苦学”的代表。除苦学之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过于注重灌输、过于呆板，忽视了人的个性发展。殊不知，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因材施教”、“启发教学”；再者，这里不能不提我国的书院制度，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自由的书院，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亮点。就连曾经批判中国传统教育非常厉害的胡适都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也十分欣赏书院的风气，曾以书院为楷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认为书院的好处，“一来是师生关系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最后，与官学同样源远流长的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其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式灵活。由此笔者想问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何“死”之有？不知大家是否知道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天才是九十九分汗水加一分灵感”。可见，要想有所作为就得“苦”一番!所以，一定程度的“苦”学无太多坏处，而把“苦学”的“专利”给了传统教育似乎“冤枉”了她！ 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所谓“罪过”，并不来自于传统教育本身。若要追寻原因，其实还是要归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甚至是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对于教育的影响。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传统教育逐步发展、逐步完善，形成了许多闪光的智慧点，这是值得肯定和加以挖掘的。时代在发展，中国传统教育也面临着变革挑战，传统教育必须进行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是事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教育的种种观念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当今教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中国教育史中找到问题的由来、根源所在。然而，自上世纪初期，人们对于“传统教育”的误会愈发加深，甚至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凡是传统的，必定是劣弱的。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许多智慧，比如人人皆可为圣贤的教育理想；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教材编制的自主性；科举制度中的分区取士等等何尝不是一种财富呢？为什么就因为传统教育有一些缺点就连同这些优点全部抛弃了呢？ 所以，恳请国人在空闲之余能够抽空读读中国传统教育典籍，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这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倘若连我们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教育，不愿意研究本土教育理论，而是以西方教育理论为“膜拜”对象，这对中国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并非是件好事。 （1月5日《中国教育报》）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观浅谈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 【摘要】在当今倡导素质教育的热潮中，作为教师更应该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中吸取养分、体会教育的真正含义。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建立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在教育方法上转变教与学的关系，并且做到自我认知角度全面提升。 【关键词】传统教育观 教师 教育 按照素质教育的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要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把对学生而言是外在的知识和感受内化为学生个人内在的、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从而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在大学的教学中，传授必要的知识之外，我们更应该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和学习方法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科学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在目前的大学教学中，无论是培养模式还是教学过程、课堂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还没有真正体现这一精神。这一方面是受到传统教育模式长时间的影响，而我们却又没有完全意义上理解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对人才培养的含义，或者是未能把传统教育理念良好地融入当今的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复杂而琐碎的问题，一边是世界多元化的发展和膨胀，一边是知识不断的更新和交替，再加上人们对于教育用途的理解越发的多元等等。因此，要在短时期内模仿西方的教育模式，对现有的教学方法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是几乎不可能，也是不合理的。我们真正能做到的是结合实际，将素质教育思想与大学课堂教学和教学方法融合，逐步推进到高校教学改革当中。 作为一名新任的大学教师，对教育的认识大部分源于以往的受教育经验和并不全面的书本知识。在全世界都大刀阔斧的提倡高校教育改革的今天，我们恐怕还是要稍微放慢一点教育改革的步伐，先静下心来想清楚自身的实际，先想老祖宗学习一下教育和教学的方式方法，教书育人的传统理念，然后再“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推行新方法、新政策和新概念，毕竟教育是百年大计，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小事件。 一、从传统教育思想中获取养分 自殷商时起，中国便有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之外带来的是文化交往的空前频繁和私家学者集团的勃兴发展。由此，中华民族便走向了一条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传承教育的道路。两汉时期，中国已有太学，并在京师设立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的“四学制”，至隋朝大业元年，随着统治的需求和教育的传承，科举制度带来的张力正式把中国教育推向高潮。尽管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最终因其弊病被历史淘汰，但是中国古代教育所留下的伟大光辉却没有因为西学东渐和启蒙思想的出现而减弱。西学的介入；教育体制的改革；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直至今天，古代传统教育观念中很多思想观念仍可以为后人带来学习、思考；乃至警示。 且不说深奥的玄理，就仅只是“温故知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长善救失”……就足以我们学习和思考了。总体说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点有三大观念，即综合观、辩证观、内在观。 1、充满智慧的大教育观。中国古代的教育综合观认为，教育不仅面向学校的学生，而且重视教育与整体社会的关系。如孔子的教育思想认为，要把人口、财富、教育当成“立国”的要素，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中“孝悌忠信”的教育，认为教育对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都有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古代贤哲关于教育功能的概括和总结，认为教育的功能包含相互作用的两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二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2、对立统一的辩证观。辨证教育的观念认为，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的相互作用，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将德与智统一起来。汉代儒学推动者董仲舒曾云：“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一观点与现在提倡的“教书育人”就不无相同之处。中国古代的德智统一观，首先看到的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并且认为，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 3、倡导启发的内在观。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内在观，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强调人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自省、自反、慎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其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的。如“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称赞中国教育很高明，而以平衡的常态为方法；老子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人有“自知之明”。 二、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建立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进行教学改革的第一步，也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一步，这关键性的一步，应当与实际紧密结合。由于现代教育的参与者甚多，因此这必将是一个以“融合”为基础，逐步建立的过程。在这里结合独立学院以技术型的人才培养为主的目标，借用一些教育研究者的观点，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整体观的启示：加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对长期以来我国过分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它包括了比较广泛的人文、自然科学、体育和工具技能性课程（外语、计算机等），基本上涵盖了大学中主要的公共课程和基础课。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基础”还应包括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而通识教育课程涉及基础性、综合性、有效性以及可迁移性都比较强的知识，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文化素养的主要课程形式。从终身教育的观点看，当今大学教育在人一生中的“基础性”更为明显，加强通识教育、加强基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辩证的统和：注重学科交叉。学科交叉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从学科的整体发展与综合化出发，合理构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整合、重组课程无疑是构建培养方案时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要在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同时，给学生整体性的知识，注重其他学科知识对本学科的影响及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应用。我们在不断求新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基础的培养，切忌将新知识机械地叠加或简单地照搬。此外，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和要求，适当地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技术与发展动向，拓宽学生的视野。 3、内在性的激发：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实践是创新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逐步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下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为学生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案，并从整体上策划每个实践教学环节。 三、转变教与学的关系 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从宏观方面谈到的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的指导性方针。除此之外，作为教师也应该从具体的教学中寻求方法去改善我们的教学。在顾小存的《感受美国高校的现代化课堂教学模式》一文中提到的利用多元的途径、实施多样的方法对教学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也一些尝试，只是囿于师资水平、学生层次和教学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教学中并没有真正的推广开来。 1、转变教学观念。以往的教学，教在前，以教师的教为主导，而现代高等学校中的素质教育应更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导者。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教”虽然重要，但毕竟是外在的东西，“学”才是内在的。学生要获得知识、培养能力、使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再好的学校和再好的教师都不能代替学生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和独立学习的能力与方法，从而达到主动学习的目的。从这一点上讲，改变教学观念首先得从教师的教学观念入手。 2、研究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以往的教育，以研究教师如何教或者如何教好为主，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研究。在现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且进行教学改革的要求下，我们是否应该多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些学生如何“学”的问题。诚然，涉及到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很多，但是在所有学的问题中，我觉得处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人生定位，也就必然影响到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的问题。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关注，因为，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培养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3、以终生学习为学习的最终目标。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学习动力的持久性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关系问题。以往的教学，注重抓紧课堂的五十分钟给学生灌输知识，尽管这样对提高学生当时知识的摄取量有帮助，但是容易忽略对学生学习动力的激发和终身学习心态的培养。我们的学生常常有“上完大学就可以轻松，或者就可以不学习”的思想，这一方面不利于我们素质教育的推行；从长远看也有碍于我们整个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对于我们来讲，除了课堂的五十分钟或者大学的四年进行教育，更应该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唯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深层的学习动力；保持学生持久而良好的学习状态。 四、从“我”入手转变教学理念 在当今教育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素质教育重要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我国的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更是不能遗忘。在教育教学领域、在教师成长过程、在人才培养方式上，我国的传统教育观都仍然散发着其独特的魅力。正如学者陈平原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特别提到：今日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在全球化潮流之中仍然保持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 在中国传统教育观的影响下，教室对于自身的认知和职业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简单地讲，我们应该从三个层面上调整自身。首先，自我调整，解决职业倦怠感。古语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能如孔子般的圣贤，因此，当我们遇到职业倦怠感的时候，就应该以正确、适当的方法来解决。只有学会自我调整，冲破职业倦怠感，才能让为师者永远记住一句话：传道、授业、解惑，永不放弃。其次，继往开来，不断学习和丰富自身。温故知新，方能为师；这是亘古不变的为师之道。在现代，我们更应该利用学校宽松和便利的环境去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身正为师、学高为范”，师范的要求也是示范，要在学养上、在人格上、在情操上努力地自我完善，进而去影响和改变学生。第三，开拓创新，永远记住“与时俱进”，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张望和思考，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因此，我想每一个老师都应当时时告诫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无论是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还是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都是我们获取能量，自我进步和调整的粮食，无论任何时候都应当以更多的良性思考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并且认知学习和思考，将这种思考变成一个双向的、相互的、持续的过程。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充分认知多元智能理论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构建高效课堂小组合作学习机制和评价体系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多元智能理论和孔子的传统教育理论，并依据此理论，就高效课堂教学分组合作学习方法和评价方法进行论述。分组合作是高效课堂教学主体，是体现智能多元化和孔子教学理论的重要方法；评价体系是课改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是否完整准确，关系到教学目的的达成与否，关系到教学是否公平和客观。 问题的提出：充分学习理论知识，用以指导新课改十分必要。只有从理论基础上理清思路，改变观念，才能自觉地在高效课堂教学中更好地运用当代最前沿的教育方法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在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和二元智力理论的影响下，“填鸭式”教学模式急需改变。 【关键词】认知理论 合作学习 多元评价 中国教育改革顺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站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高度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新课改要求教育家们要有新思想、新办法解决我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学生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不足。 当今世界，各国以教育立国，以教育兴邦之识已成大势，各种教育改革理论方兴未艾，其中不乏已成为各国学习模式（如美国的教育改革经验）。中国近年来，大力提倡课改，运用高效课堂模式，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之路，已经在理论准备和技术层面取得一定效果。尤其在技术层面，各种方法已经日臻成熟，已经从临摹阶段逐步向“自习”阶段发展，而我们最终走向“自创”。 因此，只有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方面弄清楚其来源，知其所以然，才能在教学活动中，课堂教学设计更合理，分组合作学习更符合学生特色，评价标准更加完善。并且，能够使教师、学生向更高、更深层次开拓智力空间，才能尽快从“临摹”阶段走向“自创”阶段。 一、分组合作学习的概念及特征 1.组：“组”字从“系”，从“且”，“系”指丝绳，“且”意为加力、使劲，二者合起来，指用力编织绶带。在教学中，“组”就是由学生、导学案（问题）、教师串起来的一个合作团队。 2.学习小组：是高效课堂进行教学的一个基本单位，它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基础，是学生主动合作学习的平台，是以异质分组为基本形式的学习共同体。 3.分组合作学习：以小组合作学习为基本形式，综合运用教 学动态因素，以学生为核心，通过学生、教师各层次之间的互动，促进学习，提高自我学习能力，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4.分组合作学习的特征：充分发挥出学生的各种智力水平（一般个体智力分为8种），以自主、合作、探究等方式为主线，体现以“生”为本理念，把学生情况、学习氛围、师生、生生关系有机组合到一起，培养学生健康人格、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知识的超市，兴趣的狂欢。 二、分组合作学习的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是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指导实践的是经过验证的理论。当今，高校课堂教学模式，主要受两大理论体系的影响，而这两大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人格培养，尊重个体差异，人人享有平等教育，造就不同能力的人才，以及多元的评价标准。 （一）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体系影响 中国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以孔子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是孔子生活的时代，思想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层出不穷，且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川的积极的思想学术氛围。各诸侯国为了立国治国展开了人才争夺，有德有才之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潮人”、“达人”。为了满足治国平天下的需求。大儒学家、教育家孔子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学校，培养了大批适应当时社会急需的“人才”。概括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孔子把教育确立为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他认为，庶――富――教是立国的根本。“庶”就是劳动力（生产力），“富”就是发展生产经济，“教”就是教化、教育。因此，教育成败关键看教育在治理国家、社会的地位如何。 2.有教无类，打破不平等。他打破只有贵族是聪明人、贵族具有学习能力的不平等教育思想，认为，天赋人心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因此，孔子的学生中，有穷的吃不上饭、住不起房的，有士大夫，有有钱人，只要愿意学习，他都以宽大胸怀接纳。 3.兼收并蓄。不论你是天资聪明，还是愚笨，不管你有超常智商，还是智力平平，孔子都来者不拒，他认为“肤良医之门多病人”。 4.开放式教学。教学时间因人而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分地域、不分种族。 5.教学内容的多样性，教材选择自主性。学有四教：文、行、忠、信。授有“六经”、“六艺”。“六经”侧重文化知识，“六艺”侧重才能、技能培训。 6.教学实践。学以致用，带诸学子游历列国，考察国情、民意，验证所学。 孔子的教学方法（技术层次）也是灵活多样。其核心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材施教是教学方法的核心。重视个体差异，因其自身特点施教。另外，孔子还有一些很好的课堂教学技法。例如：①谈话、讨论、探索式。（个别谈，聚众谈）②学而知之，知行统一。③启发诱导，循序渐进。（自学（独学）――诱导――领悟――表达――再思考――再领悟（提高））④明确标准（成人，立德），目标、标准深入人心。（评价灵活）⑤举一反三，学无定论。⑥争论、质疑。畅所欲言，质疑老师。⑦教师、学生平等。⑧寓教于乐。教《诗》配乐。 （二）国外在上世纪80年代，对教育改革理论进行行之有效的探索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他综合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对传统的智商理论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进行扬弃，提出了人不仅具有语言能力，数理――逻辑能力，而且还具有音乐――节奏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自知――自省能力，交往――交流能力，自然观察能力。①每一个体智能各具特点（同时独立拥有8种智能）。②个体智能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和制约。（环境、社会、自然、教育条件）③智能强调的是个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出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解决、创造）。④多元智能理论重视的是多维看待智能问题的视角。 根据中外教育理论，为了充分展示学生的个体特点，发现、培养、激活个体智慧（智力），把高效的教学设计与培养不同能力的“人”紧密结合，方式、方法很多，当前流行的小班制，分组合作学习法、探究法、讲授法、讨论法、社会实践法等都在向同一个目标发展――培养有自学能力、创造能力和有社会交流能力的人。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单一的讲授法，成了“任我行一统课堂”，不能因材施教，对分组合作学习法理解不够，运用不恰当，热热闹闹，达不到目标，课后还得靠作业压，不能体现个体差异；讨论法，漫无边际，没有主线，知识教授不到位；社会实践法走了过场，效果无法评价等等。 只有把中外教育理论与导学案的设计、分组合作学习以及评价方法紧密结合，才能事半功倍。 导学案的设计，核心是既要把知识设计好，又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个体差异，导学案要有层次，有充分展示不同特点学生的内容设计。问题设计要有开放性，体现多元性，目的是发展多元智能。 导学案是高效课堂的两个重要支柱之一，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线。加德纳认为：人类天生具有独立的八种能力，即使是脑损伤的人，也只是一种能力受到了损伤，现代科技证明，人的大脑皮层分别管理不同的能力，每个人有与众不同的优势智能和关键智能，教育就是要激发这种能力。如果导学案设计脱离课堂主体 ――学生，仅就其知识内容而设计，那就背离了素质教育的初衷，也背离教学的终极目标――造就不同能力的“人”。导学案的好坏决定了教学目标的是否达成，导学案的高度就是教师水平的高度。 导学案设计体现差异性的主要方法是分层次设计，就不同智力的学生设计相同或不同的问题，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答案。孔子在差异性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智能的学生，设计了因人而异的解决办法，同一问题，却因特点不同的学生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三、高效课堂的第二个重要支柱就是分组合作学习 分组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充分得到尊重，让他们的智力差异和人格得到充分的展示。加德纳认为，每个人的智能潜力各不相同，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得到展示和实现，都会通过某种对应符号表现为一种能力。因此，分组合作学习绝对不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而必须成为课堂教学实现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手段，使每个学生的优势智能得到展示。 （一）分组合作学习，首先要建立在学生独学、独立思考、独立完成预习的基础之上 课堂教学顺利与否，关键看学生对导学案理解的深浅。如果没有充分的课前独学，课前的预习，并通过预习，保证课堂教学中涉及的重点、难点及主要掌握的知识点，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无法进行课堂教学活动，这节课就是失败的。预习，也是锻炼学生自学能力，发挥个体智能差异性的一个具体行为，为课堂教学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二）分组合作学习，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分组合作学习是教授法、探索法、讨论法、实践法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学时，根据课堂的不同阶段，分别利用不同方法。 第一阶段：（引入导学案）：教师要以充满激情的语言 ，诙谐而不失本意的表述，引导学生进入课堂，启发式和讲授法起主导作用，把本节课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清晰地告诉学生，激活学生思维，引导学生进入问题的探讨阶段。 第二阶段：（讨论、争论），组内、组间进行讨论。教师在其中穿针引线，点拨、组织课堂，主体――学生展开争论、讨论。本环节是课堂教学的重心，采取讨论法，引入竞争机制和探索模式，方法灵活，发现疑点，解决问题，让不同层次的学生从各个层面进行交流。为了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要注重一个氛围――热烈，对抗而又有序；两个关系――师生关系，教师导演，学生演员，师生平等；生生关系――同层次对学，不同层次帮学。本环节是充分展示个体智力，人格差异的主要阶段。教师要以赞许、鼓励的方法，让每个参与者都有展示才智的机会，教学秩序自由度要高，提出问题层次要强，解决问题干净彻底。通过争论、探讨，锻炼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在本阶段，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畅所欲言、质疑、举一反三等方法得到运用。 本环节用30分钟时间。但是，教师在掌握进程时，要把握学生的讨论状态和导学案的理解情况，可再拿出5分钟进行初评，纠正一些不正确、低效率的做法，以便在评价阶段能有好的效果。 第三阶段：在争论、探讨的基础上，教师要适时引入点评。点评阶段是探索法的延伸，也是提高阶段，展示各层次的成果。教师应当以不同层次的代表分别进行点评，允许抢评。根据孔子对谈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一对一对评，让不同个体智能差异有展示机会，也可以更深入了解个体智能差异。在点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教师在点评时，多用肯定的语气，少用否定的语气，不用轻慢的语气。 第四阶段：评价应当是清楚而明白的，应当有一个基本体系，不同科目有不同的标准。必要的定量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不能给学生贴一个好或者不好，优秀或者差生的标签。即使打分，也不要当堂公布，尊重个体的人格，是评价方法的重要点之一。 第五阶段：课后作业。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但又不拘泥于课堂内容，要有开放性、选择性、自由度，作业以社会调查、手工制作、参观学习、读书心得等内容为主，把课堂与社会、家庭联系起来，锻炼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和观察能力等。 四、科学评价 1.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加德纳认为，智力是多元的，相对独立的通过不同符号表现出来，是独立的不是以整体形式表现出来的。据此，加德纳和费尔德曼教授用10年时间的研究实践，对学习活动评价方法进行设计，目标是为了发展一种新的方法，评价学生的认知能力。 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注重选择性，而忽视发展性；注重内容的知识性忽视能力测评；评价单向性忽视对等性（互动性）；评价简单化（考试），忽视多元化。其结果是创新能力低，思维能力差，解决问题能力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析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与当前课程理念的契合 【摘 要】以当前化学教学中的几种学习方式为例，比较了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对这些行为的论述，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契合。 【关键词】学习方式；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许多思想与当前课程理念是完全契合的，传承与发展这些优秀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与塑造学生的知识、品德、能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当代课程理念倡导体验、探究、发现与接受性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接受性学习是指学生通过教师呈现的材料来掌握现成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而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是在教师导向性信息诱导下，学生独立地完成学习任务，主动地获得发展。 在《铁和铁的化合物》的教学中，如果使用接受性的学习方式，则很单一：“铁的常见化合价有+2价和+3价，在水溶液中，+2价化合物往往呈浅绿色，+3价化合物往往呈黄色，二价铁离子易被氧化……”。如果采用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方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大家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削皮后的苹果颜色就会变锈，谁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生：思考、困惑（引起认知矛盾）。 （注：这一提问就如同在学生平静的脑海中，投下一颗石子激起了疑问的浪花，大家议论纷纷。正当学生处于“心愤愤，口悱悱”的时候。） 师：（引导）苹果中含铁元素。Fe2+与Fe3+在溶液中各显何种颜色？有哪些化学性质？ （注：这一点拨，引出了思维之路，使学生得知：苹果中的二价铁离子被空气中的O2氧化成三价铁离子呈黄色。所以，市场上出售的苹果汁中常掺入维生素C等还原剂，以防止二价铁离子被氧化。） 这里，就体现了教师引导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去体验，进而去探究、去发现的学习过程。 对于这种学习方式，叶圣陶先生早已给了明确的阐述：“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于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 对于发现式的学习，孟子提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在这里，孟子通过“自得”，阐述了通过独立思考、研究，获得并发现知识，进而提高了自身能力（左右逢其源）。 不难发现，在我国传统教育理论中，强调的也是接受式学习与探究、体验等学习方式的和谐共生，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启发。 二、当代课程理念倡导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学会合作不仅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需要，也是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学会合作。 以《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研究》为例，可见合作学习的必要性： 师：以小组为单位，尽可能多的设计证明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方案。 生：（分组讨论，产生了如下方案） （1）同温、同浓度的盐酸和醋酸的导电能力比较。（通过灵敏电流计指针的偏转程度，表示溶液中的离子浓度大小，在一定条件下可表示电解质的电离程度。） （2）测0.1mol/LHAc的PH值。（用氢离子浓度是否为0.1mol/L来表示HAc是否全部电离） （3）先测0.1mol/LHAc的PH值，加水稀释100倍，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增大值小于2，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4）先测HAc的PH值，加少量醋酸钠固体，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明显增大，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 师：（集体评价方案的可行性和优劣。） 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个小组都没有想出那么多的方案呢？因为我们缺乏完整的设计思路。那么，完整的设计思路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这里，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得益彰，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在自主学习方面，孔子提倡“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强调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认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慕，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就是说，学生要调动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去学习，去探究。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给学生以学习的时间与空间，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有经典的论述：“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把学生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说；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要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三、当代课程理念倡导“做”、“想”、“讲”三者有机统一的学习过程 为学生提供学习经历并获得学习经验，是一个重要的课程理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强调了学习的实践性和体验性，强调了做、想、讲有机统一的重要性。 如，在《溶解度的概念建立》教学中，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蔗糖和食盐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物质，它们在水中溶解能力谁大谁小呢？想不想验证一下？ 生：想！（动手实验：蔗糖与食盐在水中溶解能力的比较。） 生：描述现象和结果： ⑴在水温相同条件下，溶质在一定量的水中不能无限制地溶解； ⑵在不同的水温下，蔗糖和食盐的溶解能力是不一样的。 ⑶在水温相同的条件下，等量的水中溶解蔗糖和食盐的量不一样。 师：怎么比较蔗糖与食盐的溶解能力大小呢？ 生：水温相同，水的量相同。 师：答得非常好。能否再做一下实验，证明究竟谁的溶解能力大？ 生：（做实验后）蔗糖溶解能力大。 …… 这里，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边做、边想、边交流，三者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在前文中，陶行知先生对学生的“六大解放”，也论述了学生的学习经历、学习时空、学习体验的重要性。当代教育家顾明远教授也指出：“要树立起学生是教育主体的观念。无论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课外活动中，都要把学生放到主体的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浅探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教育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儒家教育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道家与佛教的教育思想起辅助作用，近代西方教育科学传入后形成的传统教育是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传统教育中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法治关系的认识，关于德育与智育，知识与才能的认识，关于教与学、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认识，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关系的认识，以及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手段，如立志有恒、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等，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如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尊师爱生等，这些不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也是对人类教育宝库和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对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使其在新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和发展。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1.“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 是孔子教育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反映了孔子作为一个教育者，在教育问题上追求公平、平等的朴素情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平等、正义、变迁。平等是“有教无类”的第一要义。“有教无类”彰显的是“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在孔子看来，人不分贫富贵贱，都应该有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正义是“有教无类”的第二要义。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则认为，正义是后天学习而得的品质，即所谓“不学问，无正义”。变迁是“有教无类”的第三要义。这里所谓的变迁观念，是指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人的性格，从而改变人的命运。 “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对现代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如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在全社会推行终身教育理念；确立人文关怀取向教育观念。“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运用到现代素质教育环境中，更能体现现代化教育思想的开放性和普及性。“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教育的功能就是教人向善，不应拒绝有缺点的学生。不论学生有什么缺点，都一视同仁，善于发现闪光点，发挥特长，树立信心，不厌其烦。因此，教师要充分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信心和与学生为善的态度。尊重学生个性，发挥学生专长，使广大学生成为各方面的“贤才君子”，应该成为教师教学奋斗目标。 2.“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 中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德育。早在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就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仲以政治家的敏锐视角，阐明了“树人”关系到子孙后代的成长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将礼、义、廉、耻看作是国之“四维”。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主张先行德育，后行智育，也就是说德行修炼到位以后，还有精力的话，然后才去学习知识。孔子的“六艺”思想中，六艺为：“书”“数”“礼”“乐”“射”“御”，其中，“书”“数”为小艺，是初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礼”“乐”“射”“御”为大艺，是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可见，中国传统教育无论是在教育理念还是在教育内容等方面无不强调“立德树人”。 中国传统教育“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为现代素质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指明了我国教育的根本方向。德育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在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中，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和保证的作用。德育是基础教育，它要在德智体诸方面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打好基础，要为学生步入社会打好做人的基础。因此，必须把德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提高认识，树立以德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服务育人和文化育人的思想，确保“立德树人”理念付诸实践。 3.“行为示范”的师德风尚 师德，即为人师者之德，是我国传统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优秀传统师德作为教师的行为规范对中国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以其特有的影响受到教师的尊崇。主要表现为：（1）爱生亲徒，乐教不倦。传统师德重视对学生的爱。“教不严，师之惰”。严格教育必然要求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对敬业精神的高度概括。（2）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传统师德认为，教师应该为人师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代教育家对以身作则的重视使得为人师表的观念始终受到重视，得以发扬光大。（3）博学多闻，精益求精。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此“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不能解，则非师也”。勤奋好学、广学博览、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是做教师的本分。（4）循循善诱，耐心引导。孔子主张要根据学生的年龄与接受知识的可能，由少到多、由近而远、由事到理、由浅入深地加以耐心引导，使他们逐渐把握义理。（5）尊道重德，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义利观影响着后人。“君子”成为人们追求的人格目标。 传统师德对于今天所提倡的构筑“师德风尚”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教育事业所需要的名师素质，主要由博学多能与崇高人格构成。而德艺双馨者恰好体现了传统师德的精华与现代价值观。现代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做到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这些在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出不朽的生命力。 4.“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古代先贤早已指出这是一条教育中的客观规律，教育者不宜始终以道德典范自居，要允许学生当仁不让。 “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对于今天提出的创新教育，提出了诸多思考和启发。创造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原始动力。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鼓励学生敢于冒尖，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张扬个性。我们评价一个学生是不是好学生，不应再停留于这个学生是否“听话”“顺从”，我们反而应该着意保护和支持那些在学习上敢于冒尖和“爱耍小聪明”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敢于尝试，敢于标新立异，不怕失败，并容易形成不断开拓创新的学习品质，他们往往能创造性地完成学习任务。许多事实表明，这些学生在走上社会后，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明显高于在学校中学习保守的学生。学校，不应是传播知识的机构，更应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以及创新个性的乐园。是否是一所好的学校不应以考试排名的先后为标准，而应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学生创新素质的高低为准绳。 总之，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诸多内容，蕴涵着民族的精神和教育的精华。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与现代教育体制相结合，就能够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充分的养料和历史资源，发挥其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论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 摘要：教育的基本精神或理念包括自由与平等两个方面，但自由与平等不是基于事理层面的选择，而是神性本质的自然发用，故须从智慧层面来理解自由与平等，教育无非就是要养成这种智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学达性天”。“学达性天”是让受教育者回复到其本有的神性本质之中，在这种神性本质中，必然有最高的自由与平等。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决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由此，不但扭转了时人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批评，而且可使其与西方教育精神相会归。 关键词：学达性天；自由；平等；神性 一、引言：“学达性天”何以成为论题？ 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历来是被诟病的，因为它与现代的教育理念相违背，特别是与其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不相符，故封建礼教“吃人”几乎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之共识。本文则以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误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乃是一种内圣之学，故中国传统教育走的不是外在的礼仪强制灌输之路，而是走的内在的精神自觉教化之路。而最能体现这种理路的是“学达性天”四字，如果我们依此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则不但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而且能使自由与平等精神达到更高的境界。 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载：“（康熙）二十五年，颁发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于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颁《日讲解义经史》诸书。”［1］这是“学达性天”四字的最早出现。但就其教育精神而言，则与孔子“下学而上达”［2］157、宋明儒之“天人性命之学”［3］一脉相承，就是让人自觉显露自家的天性良知，既而体达天道。本文着重论述这种教育精神与自由、平等之关，以证成其固守中的开放精神。 二、“学达性天”与自由精神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与解放常常被认为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得到诸多教育思想家的认同。雅克・马利坦（Jacque Maritain）认为，教育的目标是“每个人都达到内在和精神的自由，换句话说，要通过知识和智慧，善良的愿望和爱来求得自己的解放。”［4］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说：“教育，作为一种自由的体验，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现实的批判方法。”［5］这些都是对于自由与解放的强调。但中国传统的“学达性天”就只要求人回复到人之“性天”之中，并没有强调自由，甚至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根本压制人的自由［6］290： 中国文化在历经了先秦文化的璀璨时期之后，自儒家文化一统天下始，就在经世致用的实利、实用思想影响下，使人的真实人性的展现、自由天性的释放大受禁锢，个人也就渐次缺失了这种遵循自我内心意欲、自由思想行动的特质。一直以来，我们教育目标的确立就是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任何时候都是以社稷为重当先等。不可否认，教育具有某种社会功能，也应承担社会责任，但如果教育首先没有达到开启民智、解放人心的目的，有怎样实现个人真正的发展，又如何能更好地服务于社稷呢？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持上述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并且，中国现代教育基本上是在反传统的语境或脉络中进行的。其中一个坚挺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教育压制人的个性与自由，不适应现代社会。如果说，中国传统教育之精神只是贵古代礼仪规范的灌输与传授，则中国传统教育确乎压制自由与个性。而且，原始儒家确实常给人以这种印象，如当颜渊问“仁”时，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2］131颜渊又问：“请问其目。”［2］132孔子复答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132但须知，这并不是孔子的最终精神，孔子在最终精神处是冲破了“礼”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61就是这种冲破的表示。因此，荀子虽然认为教育从“数”看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但从其“义”（即最高境界）看则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7］。这也是冲破了“经”与“礼”的。所以，如果从中国传统教育之根本精神――“学达性天”去看，则不但中国传统教育不违背自由的精神，且自由与个性在此得以调适而上遂。这如何可能呢？此关乎我们对于自由的看法。 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充满着对自由的神往与追求，可以说，人类史就是一部自由的奋斗史。那么，什么是自由呢？我们一般可以承认自由是人的本质。但在对自由的认识问题上，却离开了这种存在论立场，而是把自由理解为无预设的理智抉择。但须知，一切抉择皆属于知识的范围而与自由无关。故有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选择就是意志在理智的运作以后，随之而作的决定，无论这种理论再如何精审，然而亚氏所谈的既非自由，亦非自由意志，此亦事实。”［8］这意味着自由并不是通过选择的可代替性来标识的。若只是这种选择性，则“自由的本质就会肢解为一种空虚的偶然性。意志保持既无何向，也无何来，那里一般地也不再是什么意志，并且从这种空虚的无差别性的意义上来把握意义，乃是自由问题范围内的一个最大的谬误”［9］242。此正虚无主义的表现，“虚无主义意味着无上价值的贬值，意味着对‘为何’与“何去”的种种回答失去其维和赋形的力量”［9］37。这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作为选择性的自由的批评。他进一步说［9］243： 最本原的自我规定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只存在于一种地方，在那里一种选择不再是可能的，也不再是必须的。谁恰正还在选择和意欲选择，就还不真正知道他意欲什么，他还完全不是本原地意欲。谁已是作了决定，谁就已知道他意欲什么。达于已决性的决定和最特有知识的明白性中的自我知识，是同一的。这一已决性不再需要选择，因为它是以本质性知识为根基。 依海氏之意，不是人拥有自由，而是自由拥有人。这意味着自由具有存在论之意义。“自由不是作为人的意志的附属物和摆设品，而是作为真正存在的本质，后者是作为整体中存在东西的根据本质。”［9］13海氏认为，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的那篇专文《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就是基于一种存在论立场来看自由的。谢林在那篇文章中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与一种神圣必然性的协调一致。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在本质性的认识中感受得到，在那里精神和心灵，只是系于它自己的规律，才自愿地肯定那种必然的东西。”［10］108这样，谢林得出了他的中心观点：“只有人是在上帝中，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在-上帝-中-存在（In-Gott-sein），人才有能力自由。”［10］131因此，认为自由在绝对无限制的开放体系中的观点是不可接受的，这会使自由概念与摇摆不定同义，也使得对自由的哲学探讨变得毫无价值。基于此，我们必须承认，“内在于上帝与自由并不彼此矛盾，以至于，自由，就其是自由的而言，只是在上帝之内；不自由，就其是不自由的而言，必然是在上帝之外”［10］59。这意味着自由只存在于灵智的存在者那里，而不是开放地存在于任何存在者之中。所谓灵智的存在者是自己决定自己，它决不受外在的、与其本性相互矛盾的东西规定，也不是受内在的、由某种纯粹偶然的东西或经验的必然性规定。海德格尔对此的理解是：“我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我能从我出发来发起一种行动；行为作为‘我行为’之为这一自身开始的行为，只是以它自己本身为条件，所以在同其他东西关联上是无条件的。”［9］107这样，海氏认为，如果人的自由这一事实不允废置，那么，除了认识到人不能是在上帝“之外”和“之旁”，认识到人不是反对上帝，而是面向上帝，认识到人只有当自己以某种方式属于原本质、亦即在原本质之内，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人内在于上帝才可有自由，这意味着人是泛-神论意义上的人。海氏进一步说［9］109： 作为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无条件的东西；作为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有限的东西。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的自由的概念，它是关于一种有限的无条件性的问题，更醒目地说，是关于一种依存性的非依存性（“派生的绝对性”）的问题。哪里有自由，哪里就要求有泛神论。反过来，哪里有泛神论，哪里至少并非必然地就是非自由（宿命论），恰好相反：哪里立起正当理解的泛神论，最终就要求自由。 这样，要证成人的自由，必须承认上帝与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没有人，一个上帝是什么呢？绝对无聊的绝对形式。没有上帝，一个人是什么呢？无害形式中的纯粹荒谬。”［9］189所以，自由，就意味着一个灵智存在者（人的神性）的出现，而灵智存在者的出现必然拥有自由。“神是人，这意味着人作为自由的人存在于上帝之内，而也只有自由的东西才能够一般地存在于上帝之内，一切非自由的东西，和一切就其是非自由的而言的东西，是在上帝之外的。”［9］135这是基于存在论上的，而不是一种伦理学之选择，这是自由的最高意义。 我们现在再回到“学达性天”这里来。“学达性天”是让我们回到人的天性之良知、良能中，然则，天性良知中有泛神论的意义吗？即人由此可直通神性吗？若人之神性不可能，则自由亦不可能。但我们须知，这里的神性不是教会神学意义上的，而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海德格尔说：“每一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在本原的和本质的意义上都是神学；对整体中存在的东西作概念理解被称为，追问其根据，而这种根据被称为θεός，上帝或神。……哲学的发问广义上在自己内总是两者：本体论的和神论的。哲学是本体神学。哲学愈本原地是两者一体，哲学就愈真正地是哲学。”［9］78-79从海氏这里我们可知，如果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则哲学必是神学。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学，故必能上通神学。“学达性天”是希望教育让人复“根”归“本”，这个“根”与“本”就是人之“性”，而人之“性”本来自于天，所谓“天命之谓性”［11］11者也。若人因“学”而至于“尽”性，即是“圣人”、“大人”，其境界必神化而无限。《中庸》云：“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1］32《易传》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2］这些都是表示尽性者之灵通与神化。这是谢林与海德格尔所说的泛神论，但自由在中国文化里常以“神化”言之，这是因不塞其源，不禁其性而来之境界。《论语》中的“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2］193，《孟子》中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13］352和“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3］370，都是意在说人之神化之能。切就人的行为而言，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54，亦是《中庸》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11］24。这是人之天性良知超越物质关之机括限制而成为绝对“大主”后之行为，这里真正实现了上引海德格尔之言――“只是按其自己的内在本性行动，或者说，这种行动只能从它的内心按照同一性的规律并以绝对必然性做出”［9］100，依海氏，“这种绝对必然性也才有绝对的自由”［9］100。可见，“学达性天”不但不违背教育之自由原则，且能实现最高的自由。下面这段话最能表示由“学达性天”所养成的这样自由［14］： 因为存在才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决定者，创造性地改变他自身的特性，决定什么是他所应该做的和什么是他所应该成为的，这是一种极为根本的自由，也就是一种我们自我决定的本性的自由。 这就使我们认识到，自由并非是在我们世界的客体之间所做的选择，也不是指导我们生活的普遍原则的内在选择，它更多是一种通过我们完善自我和完全实现自我的方向或目的而实现的一种自我肯定。这意味着在不够完善时的探寻和在达到完善时的一种欢欣。 “学达性天”的目的正在这里，它或许没有想到自由，但它就是自由，或者说早已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选择的自由。阳明子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15］良非虚言也。 其实，西方的教育学家也不认同自由就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开放体系，故强调了教育中对自由的限制与规导。如康德（Immanuel Kant）说：“但是对于自由，人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出自自然的趋向，以至于如果他有一段时间习惯于此，就会为它牺牲一切。正因为如此，规训必须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及早施行，晚了就很难再改变一个人。他会总是任性而为。”［16］4这样，康德认为，“教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16］13。再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一种设计完美的教育，其目的应该是使纪律成为自由选择的自发结果，而自由则应该因为纪律而得到丰富的机会。自由和纪律这两个原则并不对立。”［17］55这些言论都是在自由的对面开出一限制原则，从而不使自由成为无限制的开放。但这是外在的伦理选择之路，而且限制原则总是以外力强制人，故总有对自由的剥夺与抑制，依然会使人觉得不自由。中国传统教育走的是一种存在之路，“学达性天”就是最好的表示。“学达性天”让人归复人之天性良知，纯以性德之力量行动。夫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2］149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13］230这是不勉而行，是真正的自由。“学达性天”所开的存在之路，以庄子的话说就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18］940自由在这里方可真正地实现其“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18］909的境界。 三、“学达性天”与平等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礼乐是维这种社会的基本纲维，故礼乐之教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但《礼记・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19］986，这表明“礼”与“乐”的功能不同。“礼”主要是“别异”，使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乐”虽然是“敦和”，使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但“乐教”很早就失传了，使得后世之中国传统教育主要以“礼教”为中心内容，而礼教之功能又是别异，故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宣扬等级观念，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的重要口实之一，持此论者甚多，其论说文献亦不必徵引。甚至连逆时而动，独为中华传统文化唱赞歌的梁漱溟也批评礼法“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体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20］。 如果我们只是外在地看礼教的别异之能，似乎确实给人以不平等的感觉，但如果我们更内在的看，别异未必是不合理的。本来，中国文化传统是“礼乐”之教，即礼教与乐教并行。《礼记・乐记》云：“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19］1030这就是说，礼教规导外在的行为，乐教感化内在的心志，二者合一，才是尽礼乐之教。相较而言，中国文化传统重乐教甚于礼教，因为这符合“内圣而外王”的传统。故《礼记・乐记》又云：“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19］1029-1030从这里可以看出，乐教应在逻辑上先于礼教，因为若易、直、子、谅之心不生而徒让人外在地服从礼制，则人不但不心悦，亦可能生诈伪。这就是“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19］1030。若能得内在之感化而生易、直、子、谅之心，则“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19］1005。这是真正的“行而乐之”，有何不平等之强制与压迫，是以“生民之道，乐为大焉”［19］1007。但可惜是的，《乐经》失传，乐教亦随之而式微。后世遂刊落礼乐之教之内在精神，不能自觉而心悦，故生压迫之感与不平之气，以为位高者之强权，亦不学罔思之过也。 “学达性天”乃是重开礼乐并行而以乐教为主之教育模式，只是乐教失传，故以“乐”养性变得不可能，惟以义理养之而已。不能得礼乐之养固然有缺憾，但义理亦可养之，此即是天人性命之学。首倡此学者当推孟子，故象山先生赞之曰：“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21］孟子讲明天性良知乃人所固有，故“人皆可以为尧舜”［13］339，在此，人人平等，并无不同。若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固有，则必肯定人有形上之平等，这平等是存在论上的，不是社会政治上的。孟子与滕文公尝有一段对话，即表明了这种平等性。孟子在作为世子的滕文公面前宣扬他的性善论，并说尧舜人人可能，但滕文公表示怀疑，大概以为尧舜是圣人，一般人是遥不可及的，而孟子则引述成、颜渊与公明仪三人的话，表明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不可能。当然，人不可能自然地成为尧舜，故须“学”。是以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13］298“舜”与“我”在先天上都是平等的，而后天之差别可因学（“如舜而已矣”即是学）而弥补。“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13］339亦是“学”。若人之天性良知呈现，其于世间万物，必生平等之照彻与观看。故夫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71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98这些都是天性良知照彻而生之平等，这是最高意义的平等。孟子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363就体现了这种平等。这段话表示人-我-物之间的平等，此乃由天性良知之观照而来。这种由天性良知而来的平等，王阳明说得更为显豁［22］：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这是在天性良知中就万物为一生命存在而肯定之，使其各遂其生、各尽其心，一物不得其生，不尽其性，则非良知所能忍。这是天性良知之全幅呈露与润泽，不是社会政治中的争取与斗争。这是全幅让开、物各付物的自由与平等，是无外在管制力而各适其性的开放社会。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认为这样的社会才真正实现了王道，因为它没有了外在制度的宰，还人以最高的平等与自由。他说：“全幅让开，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还之，此真所谓全幅敞开的社会，而不是封闭的社会，不是强人从己，把人民吊挂起来，使之离其存在的生命之根来服从虚幻的概念、主义，以及玩弄此概念、主义之魔术的领袖、极权独裁者。”［23］“学达性天”之教育则除了那天性良知之呈现以外，别无概念与主义之宰制。人若能尽其天性良知，必能发其来自性德的平等之智光。另一位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称之为人之平等慧。他说［24］： 吾人之所谓大平等心之道德，即中国古所谓终始为一贯之仁义礼智之德。仁义礼智之德为性德，人性即天性，而人心即天心，此为天人之不二而平等。而仁性仁心之廓然大公，普遍而无私，能与一切所接之事物相感通，而恒自一如，是仁之平等运也。此一切所接之事物，皆一一各为一具体之特殊。吾人于是一一肯定其为特殊，而不以其一慢其他，而同承之以敬意，此礼之平等运也。顺一一之为特殊，而应之以特殊至当不易之道，而各不相乱，同得其正位：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顺、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使事物皆得其所，此人之以义制事之平等运也。……一切不同之智，皆由心之复归于自己，而无所滞留。一切智之如如，亦不相害，此智之平等运也。 许慎《说文解字》训“慧”为“从心彗声”。［25］这说明智慧乃内生，而“学达性天”就是让人于内养成这种智慧，进而由此生大平等心，是谓平等慧。但也许有人会以为这种平等慧太过“虚”而不“实”，故缺乏实际之可操作性。然须知，教育不是政治社会运行，它更多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虚灵”的智慧，至于切实的操作程序，则是知识问题，具有经验的相关性，教育不应该只着眼于与经验相关的知识。若教育只关注这种与经验相关的知识，美其名曰重可操作性，实则是教育的失败与堕落。怀特海以为，“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在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17］52“学达性天”正是以“性天”之“虚灵”智慧去润泽那经验之殊异与胶固，形成合内外的一以贯之之道，是此方可得真正之平等，此乃“集义所生者”［13］232也，而外在之平等乃“义袭而取之”［13］232者，若平等只限于此，正荀子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26］392也。这样，在天性良知之平等慧中，现实之各种关系，人固须于时势中有所轻重裁择，但不可一般地执定一关必高于另一关从而抹杀之。故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13］245-246天下固然大，但作为个人的父母亦不小，此与西方个人与国家平等之说，在理境上无以异，但又不执定而凝固。这里的大小轻重之不同，正是平等慧之虚灵妙用。 中国文化传统虽然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具有，但人在现实上究竟能表现多少，因人之气禀之不同，还是有差别的。故程子曰：“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锺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锺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满则溢也；唯天地之量，无得而损益，苟非圣人，孰能当之。”［27］108天性良知虽人人固有，但人之气禀却个个不同，何以如此，这里似乎有无尽的秘密，我们无能为力，只是信天由命。正是这气禀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聪明睿智、先知先觉者，而他们就是众庶之启蒙者与教师。依朱子的看法，天地总有“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28］教育就是让人突破气禀的限制而使天性良知全盘地呈露出来，这就是变化气质。人正是在变化气质中才能“学达性天”，故程伊川曰：“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26］190我们之所以能变化气质，内固有赖于自身的涵养与警觉，外则依赖于师长之提撕与教诲。古人讲“天、地、君、亲、师”五者至大至重，并非从职位言，乃是就其代表的天道精神言。在此有尊卑、贵贱、上下、君子小人之辨，并强调后者必须向前者看齐乃至无条件服从，这在古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平等与不自由。熊十力说［29］： 古代封建社会之言礼也，以别尊卑、定上下为中心思想。卑而下者以安分守志、绝对服从其尊而上者。虽其思想、行动等方面受无理之抑制，亦以为分所当然，安之若素，而无所谓自由独立。……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而今人迷妄，不解平等真义，顾乃以灭理犯分为平等，人道于是乎大苦矣。 若一味地强调自己也是一个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与信念，而对代表天道精神的尊者、上者、贵者无丝毫之敬畏，俱平视之，则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开精神向上之机。故夫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2］172又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11］18-19一个真正天性良知呈现发露的人，不但能养成平等慧，亦一定能养成差别慧，从而警觉自己作“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70的涵养工夫。所以，梁漱溟说有两个等差是不能少的，“一种是看重理性、尊贤尚智而来的等差；一种是从尊敬亲长而来的等差”。［30］依梁氏之意，前者从人生向上而来的，后者乃是基于人情之自然，两者一定要有的，与平等并不冲突。虚心地接受这种不平等，既而以敬畏之心反省自躬，从而使自己在性德上得以提升，与在上者达到新的平等，这正是承认这种不平等的意义。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曾就此说［31］：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义务：不仅要一般地希望有益于社会，而且要凭自己的良知，把自己的全部努力都倾注于社会的最终目标，那就是使人类日益高尚起来，使人类日益摆脱自然界的强制，日益独立和主动。这样，就终于通过这种新的不平等产生一种新的平等，即所有个体获得一种均等的文化发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方面承认在天性良知处的平等，故人人具有成圣贤的根基与可能，另一方面又承认现实中人之差异与不同，故有君子小人之辩，而且这个“辩”还要严。这两方面的双向互动，成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作用模式，“学达性天”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这样的模式，使得教育不为零散的知识服务，进而不只是形成职业化社会中的“俗众”。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式的个人，只知有横向的散平等，而不知有纵向的人格等级，故现代社会中的人只有职业殊途，却站不住人格本位［32］，是以“俗众”得以形成。这种“俗众”对神圣的事物与伟大的人格没有敬畏感，他们只是以平等为藉口而去维护个人平凡的权利与利益，既不满又自满；他们对人类缺乏责任感，只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我行我素，不承认任何权威与等级。于是，他们不会向别人学习，也没有人值得他们学习。所有这些，正是现代社会教育失败的标志，亦是社会乱象的根源。现代人从人的抽象的无差别性来把握平等，乃平等问题上的最大谬误，常造成社会愈加不平等。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承认教育不只是知识的掌握与传授，而是智慧与德性的养成，则我们固然要讲平等，却更要重视差别与等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学达性天”，正体现了这种教育智慧。 四、结语：“学达性天”与泛道德主义之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知，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必须内在于一个惟一的价值实体方为可能，这是“质”的自由与平等，不是现象地看的“量”的自由与平等。在西方，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上帝，在中国，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天性良知”。“学达性天”就是让人“尽”这个天性，“复”这个良知。随其“尽”之深，“复”之全，自由与平等自然出现，不但出现，而且能给自由与平等以规导与限制原则，承认自由中的不自由，平等中的不平等，既而达到更高的自由与平等。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以“学达性天”为宗旨，并未提及自由与平等，但却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 从“学达性天”这里我们可进一步谈谈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是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问题。《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3］《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11］35由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宣扬的是一种泛道德主义，而且由于道德规范太多，不免使人动辄得咎，甚至滋生许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6］153-158持此论者都只是把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解为对抽象道德律令的训诫与发扬。通过以上对“学达性天”的诠释，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乃基于存在论而不是伦理学，即是基于对人的存在的开显而不是基于一种伦理选择。如果我们承认人毕竟不同于禽兽，在本能之外尚追求神圣，那麽，天性良知是不可否认的。这样，让人回复到天性良知之中而使其成为生命之“大主”，这是完成人的天职，这里面并没有可供人选择的代替项，只要是人，就必须完成。所以，“学达性天”不是一种伦理学的选择，而是人的存在澄明，这是超道德的。此正是庄子所说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34］之意。这里的“道德”不是一般所指的外在道德律令，而是指人之性天所得于天者之性德，乃存在论的，非伦理学的，与后文之“性情”乃同一层面，而“仁义”、“礼乐”则是伦理学的，这是庄子所反对的。道德律令是对人的限制，但存在的回归确实人的复位与解放。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从“学达性天”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则不但不是一种泛道德的宣扬而限制人，恰恰相反，它正是要把人从外在牢笼中解放出来，让其回到自身。当然，这种回到自身是一种艰苦的实践，既要有“学”的积累，还须有“养”的工夫，更须“行”的毅力。在回归没有实现以前，总会有动辄得咎的不自由感，但这是人病非法病，而一旦回归得以实现，则必如孟子所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3］292这是“学达性天”的最后境界，焉有不自由之感而去责怪道德律令的繁琐呢？ 而且，还须声明的是，“学达性天”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思想，但因它是基于人的存在论，故可超越时空的限制，具有永的世界性的意义。借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本质性的词语不是人为地想出的符号与标志，不是仅仅了识别贴在事物上面。本质性词语是行动，宁可说是在一些瞬间发生的事件，在这些瞬间一种巨大的明亮的闪电穿过寰宇。”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如何提高语文教育教学水平 【摘要】语文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以下途径即在语文教学中体现创新精神、强化课堂教学、加强第二课堂活动、引导学生积极进行课外阅读等来提高语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总之，教师要想尽办法经过自身不懈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同时，尽可能地多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学生。 【关键词】教育教学水平；创新教育；启发式思维；课堂教学 二十一世纪是开放的时代，竞争的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注重综合能力。如何培养适合时代要求人才，语文教师责任尤其重大.对语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尽快提高语文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尤为重要，我认为语文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主要途径有： 一、在语文教学中体现创新精神 创新教育是以“创新教学”来体现的，创新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的实施，是以民主、自由、和谐、安全、宽松的教学氛围和师生关系为基础的，教师要有民主作风，与学生平等相处，必须用尊重、相信、友好的情感去感染学生，使课堂教学中充满“有”的气氛，这样，学生的思维才会活跃，师生关系才会融洽。“学生只有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下，才能对所学的知识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才能想说、敢说、想做、敢做，才能不断的激发创新的思维”。其次，在语文教学中，要进行创新教育，必须培养学生较强的自主学习、创新学习的能力，必须抛弃封闭学生思维的条条框框，打破束缚学生创新的清规戒律，要鼓励学生发表与教材不同的见解，与都是不同的意见，这样能大大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思维能力。既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又营造了一种平等、自由、开放的氛围，有力地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启发式的思维，培养学生思维的主动性、灵活性是创新教育的核心内容。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有效利用多种途径和方法来培养学生的智能。例如：教学中采用图画、录音、录象等来创造情境，用讲故事、表演等来实现情境，用想象、假想等进入情境，都能使学生在情景交融中促进智力的发展和创新思维的培养。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是一个人具有创造潜力的重要标志。”在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质疑，鼓励学生进行发现式、探究式的学习，积极发现问题，大胆质疑问题。总之，创新教育是时展的需要，是时代赋予每一位教师的重任。所以，教师要尽量为不生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特长的发挥的条件，使教与不出创新的火花，使语文课堂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强化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的好坏，是对素质教育能否成功的严峻考验，因此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要体现三个特点：一是要面向全体学生。对优生要“锦上添花”，为培养各学科“尖子”及多层次人才打好基础；对后进生要“雪中送炭”，使他们不气馁，让他们分享到获得成功的喜悦。教师在教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去分析、比较、归纳，这样就自然百然地提高了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就促进了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二是突出主体地位、巧施主导作用，改进教学方法，实现三个转移；由单纯传授知识转移到打好基础、培养能力、发展智力上来；由单纯研究老师怎样教，转移到学生怎样不上来。三是完成语文科的德育任务。语文科不同于其它专业学科。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这就是让学生能记得清楚、写得明白，读得懂。同时还要指导他们怎样做人，培养他们怎样做文明之人。 三、加强第二课堂活动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战场，而课外活动则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二者紧密结合，把握尺度，可以使学生开阔视野、深化思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都是要牢固树立“让学生人人有特长，个个能成才”的观点，并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成立各科活动小组，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主要是“四会”“三赛”“两评”活动。“四会”是故事会、读书报告会、演讲会、辩论会；“三赛”是指读背比赛、语文知识竞赛、作文比赛；“两评”是指读书笔记展评和手抄报展评。学生的语文活动每学期举行2—3次，每次45分钟。举办假期读书活动，扩大阅读量，要求每个学生精读一本自己很喜欢的书或是刊物或收看《新闻联播》，组织观看优秀影视剧。通过以上途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了听说训练，促进了读书能力，同时还促进差生转化，发展了学生特长。 四、引导学生积极进行课外阅读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我常常觉得学生知识面很窄，现在的学生受电脑、电视的影响，他们不太爱读书，也静不下心来读书。其实，阅读，尤其是课外阅读，对于语文学习非常重要。余秋雨先生强调：“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应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相辅相成的，许多丰富广博的社会知识都会在课外阅读中得到涉猎。课外阅读对课内阅读只有补益，绝无损害。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没有阅读，是绝对写不出好的作品的，没有丰厚的积累，创作便没有源泉。教师都要引导学生研读感悟，不要一味为学习而学习，为做题而做题，忽视了对美的鉴赏，忽视了阅读的重要作用。只有引导学生用心去品，学生的理解力自然提高，对文章的领会也就深刻了，为提高鉴赏力，可采用比较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去找闪光点，提高写作能力。 首先，引导学生多读名著经典，余秋雨先生曾说：“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总能用常人的目光和情怀来叙述一个个精彩的故事的”。学生可能暂时不能理解，但随着他人生阅历的丰富，阅读对他人格思想的影响将日益显化。经典名著不仅适合学生读，而且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必要的文学积淀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其次，优秀的文摘报刊，比如《读者》、《名人传记》等都可引导学生涉猎，读好书是一种乐趣，一种情操，一种向世界古往今来的伟人名人求教的方法，一张成功迈向社会的入场券，一股改造自己丰富自己的强大力量。 再次，利用影视节目进行引导，好的电视节目，如《感动》、《讲述》、《百家讲坛》等也是让学生丰富知识、开拓视野的良好途径，教师要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总之，语文教学为活泼的生命力在于教师自身不懈的努力，都是的生命要在学生身上延伸。生命有限，事业常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生命不息，奋斗不已。 作者：韩伟艳 单位：孙吴县技工学校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高职语文教育教学探讨 【摘要】高等职业的教育核心目标是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大学语文课不仅要向学生展示祖国语言文字的美，还要利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适时地向学生渗透人文方面的教育。这样既能加强了思想教育，又有效地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发展智力，培养能力。作为基础课程的语文课是学生学在学习、和工作的工具学科。因此，我认为高职语文教育要以实用性为基础，同时兼顾人文素质教育。 【关键词】高职语文；改进方法；主体性；实用性；人文性 一、发挥学生主体性 传统语文教学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学生的个性张扬。要改变传统的语文教学的现状，教师就必须要有更新教育理验，改变教法，让学生更多地进入主动性学习，使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得到加强。教师通过引导启发、设置情境、精心策划，重点阐述，集体讨论等形式，让学生善于学习，总结成功的学习经验，以此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我通过几年的大学语文教学实践经验和高职语文教学的特点，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做一些改进： 1、教师可采用“学案教学”、专题讲座等形式。采取学案教学可以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教师给予必要的学习方法指导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其操作要领主要表现为“自学为主，自主导练”。重视演讲与应用文的学习。采取正面与反面相结合的方法，把精讲和多练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写作能力。 2.增加文学名篇。教师要改变的填鸭式教学，在教学内容上可增加一些经典性、又具有专业性；既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又对学生的未来有引领作用的文章编入教材。同时，高职语文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学生所学的专业特点自主开发拓展教材内容，增加与学生未来职业有关的文学内容，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学生创新思维，大胆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教师在课堂上应鼓励学生大胆去思考与质疑。 3.创新教育，创新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其目的是让学生在语文教学中，学会创新式的运用语文知识。首先要做的是改变学生以前的思维模式或是增强学生自己想法中的独特性，即是让学生在拥有属于自己性格的前提下，与语文学习融合在一起。很多高职学生，对语文的理解只停留在背、记和看，但却不会使用，根本原因是在语文领域中缺乏自己的思考能力，针对这点，老师可使用交换形式的辩论比赛教学，来改变学生学习语文和使用语文知识的方式方法。 二、注重教学实用性 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社会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大学语文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字理解和表达素质；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素质，高职语文教学应根据其专业性质，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将目标瞄准学生将来的就业需要上来，使学生能学以致用。针对学生实际情况，大胆调整教学内容，因此要求高职语文教师除了多了解所教专业的特点，不断掌握此类专业的新知识、新信息，学会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优化语文教学。 1.开展模拟工作场景教学，让学生身临其境地进行职业语文能力的训练。如口语交际教学，艺术设计专业的可以设计在客户商洽的氛围中进行设计作品的推介；旅游管理专业的可以把学生带到旅游景点进行讲解训练等，这样的仿真练习学生会体验到高职语文训练的实用性。 2.开展语文实训周的教学活动。学生在学校里主要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训练专业技能，老师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教学计划安排在一个学期内开设一两次语文实训周活动，一个在事业上成功的人，都具了较强的语言文字运用和学习能力。教师在确定训练的具体内容，拟定训练实施计划，制定实训的标准，整理汇编好有关实训材料。 3.大胆尝试利用网络媒介平台。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广开教学思路，可以将网上备课资源的这些资源与学生实际相结合加以修改和完善，适应当前的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需求。教师还可以在微信、QQ等平台与学生多交流，同时也可以布置一些网络作业，可以把优秀范文和学生的作业发到论坛上面，集思广益，加强学习交流。 4.指导学生多阅读。提高语文能力还应坚持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老师可以利用一些课余时间，指导学生的读书方法，交流阅读收获，提高读书兴趣，根据学教育教学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指导学生怎样选书、怎样读书、丰富学生课外生活。 三、提升学生人文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经常用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眼光来衡量一切事物，严重忽略了人文素养的知识积累。作为一个成功的语文教师，要重视学生的综合素养能力发展，让他们顺利步入社会，成为工作的佼佼者。所以，探讨人生的话题，也就应该成为语文教育的一个方面。作为语文教师，必须要有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在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组织、教育方式的变革方面多下功夫，要对文学的思想性和人生塑造性有最本质的认识。学生学习语文，就是要把语文当作人生来读，把人生当作语文来读。在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目前我们高职语文使用的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内容，有着不少文的经典佳作名篇，记述了人类文明成果，这些经典佳作是培养高职学生人文素质的典范。在语文教育中，有意识地增强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促进学生人格完善。高职语文具有人生教育功能，潜移默化中启发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老师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给同学们展示出生活中积极、阳光的一面，宣传正能量，学生就会从教师身上领悟到真、善、美。所以高职语文教师应该以提升学生人文素养为己任，任重道远。 作者：苏雯婷 单位：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教育教学活动的互动分析 就目前而言，我国大部分的初中语文教师在课堂上和学生之间的互动都相对比较缺乏，这也成为影响其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原因。因此，广大初中语文教师要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就必须要重视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 一、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中有效互动的意义及其作用 首先，实现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中的有效互动，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尽管初中语文是中考的重点考查科目，但是其并没有得到学生应有的重视，有部分学生甚至认为语文课堂可有可无，对语文学习也是采取了一个较为消极的态度。而教师在课堂上关注的仍旧是知识的单向式传输，并没有对学生的行为加以关注，也没有对学生加以引导，所以学生很难融入到教学环境中去。互动式教学刚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通过师生之间的有效活动，教学氛围就会变得更加轻松和活泼，所产生的教学效果也会更好，教学质量也就自然得到了提升。其次，在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中实现有效互动能够帮助教师转变教学观念，不断提升其教育教学水平。互动式教学模式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大胆革新，为了满足互动式教学模式的要求，教师就必须对自己的教学行为做出改变。在这一改变过程中，教师的思想观念就会逐渐发生变化，而为了探索出更好的、更适用的教学方法，教师便会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学识，提升自身的文化内涵，而这本身也是一个教学水平得到提升的过程。最后，在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中实现有效互动，能够更好地兼顾全体学生，做到因材施教。通常情况下，教师都比较偏爱成绩优异的学生，在抽取学生回答问题时，这些优等生便成为了教师的首选，而成绩相对落后的学生就没有表达的机会，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也就越来越低下，如此一来，两级分化现象就更为严重。而有效互动的前提就是要保证人人参与，学生通过不同的参与方式投入到学习当中，而教师也可以通过与学生的接触发现每一个学生的特征，使后来的学习能够因材施教，事半功倍。 二、加强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中有效互动的措施 1.加强师生间的交流沟通 师生之间沟通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升，所以，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课堂上，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应当以语言沟通为主，这主要是因为语言沟通能够使师生之间的亲密度增加，并且，科学合理的沟通能够营造出一种相对轻松的学习氛围，学生可以在这个氛围中随意地表达自己关于某一知识点的观点。另外，教师还应当积极鼓励学生，使其能够大胆地在课堂上发言，这样一来，学生语言逻辑的严谨程度也能够得到训练，进而提升其语言表达能力。 2.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教材课本中的知识其实是很有限的，而语文又是一门知识延伸性极强的学科，如果将教学内容局限在课本教材之中，是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实现有效互动的。比如，教师在对鲁迅的《社戏》一文进行教学时，如果仅仅就是将教材内容呈现给学生，学生对文章背后所要表达的意思的理解就可能不会很深刻。而初中的学生已经普遍具备了自学的能力，初中教材中关于鲁迅的文章其实还有很多，教师便可利用这一点，在课后给学生布置一个任务，就是搜集鲁迅的其他文学作品，并分析其主旨，看齐是否有和《社戏》一文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这样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课文主旨的理解，锻炼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还丰富了学生的课外学识。 3.选择适宜的教学方式 单向式的教学方式并不适用于互动式的教学模式当中，要实现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就必须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不能再完全依靠灌输和注入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情境创设、固定小组学习、游戏型学习等都是极为不错的教学方式。例如，教师在对《孔乙己》一文进行教学时，便可采用情境创设的方式开展教学工作。在课前，让学生自由分组，根据教材内容，编排一部5—10分钟的《孔乙己》话剧，还要在话剧中融入小组成员自己的思考。由于时间有限，教师在课堂是只需选择3个小组进行表演（其余的可适当穿插在其他比较枯燥的课堂学习当中，用于活跃课堂气氛），表演完成后，教师邀请小组代表发言，对本组话剧表演进行解说，教师再对其解说做出点评。 4.体现互动的实用性及针对性 语文知识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话题扩展性，而这些话题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但是，所有的话题都不是随便选择和设计的，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学生所喜爱的，所关注的话题进行互动课题设计，让课堂互动和学生的生活紧密相连，使学生能够将课堂所得更好地应用于生活。这样一来，既调动了学生课堂互动的参与性，活跃了课堂气氛，又使语文教学产生了实际性的效果。 三、结束语 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初中语文教育教学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应用也随之变得更加广泛。互动式教学模式强调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而这也是初中语文教育教学活动开展的关键所在，应当引起广大初中语文教师的重视。 作者：田莉 单位：重庆酉阳桃花源中学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小学语文教育教学创新方法 一、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 小学阶段是学生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积累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阶段学生的年龄跨度比较大，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相应存在较大差异。教材编写人员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低年级和高年级之间的语文教学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年级间的学习重点和学习内容存在相应差别。我国各个省市和区域学习的语文教材版本各不相同，但是基本教学内容可以分为写字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几大方面，这些教学内容的设定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文学鉴赏能力，让他们充分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独特魅力，同时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 二、小学语文教学方法的创新 目前，我国多地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已经对教育教学方式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利用多媒体，开展微课 目前多媒体在教学中已经得到了广泛普及和推广，多媒体更直观、生动的展示方式，可以快速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但是对于低年级小学生而言，他们的认知能力仍十分有限，如果不能对其进行反复说明，则很容易被形式花哨的多媒体素材吸引，忽略教育教学的实质内容，出现严重的本末倒置问题。因此，部分教师开始尝试微课教学，教师通过利用教学视频，完整地融合课标要求，对学生提出教学问题，让他们充分思考。微课的优点在于更具有针对性，对难点问题的解析更透彻，同时可以有效缩短教学时间，给学生更多思考机会。早在2010年，广东省的多所小学就已经开始了微课教学，这种模式收到了学生和教师的一致好评，很多家长表示孩子学习语文更主动，学习成绩有明显提升，许多教育杂志都对这种教学方法进行了全面报道，并给出了一致好评。 （二）尊重学生，进行课堂翻转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是教育人员不断创新的结果。传统语文课堂主要依赖教师讲解，导致很多小学生对语文课程缺乏兴趣，课堂气氛沉闷。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学生与教师的地位发生了一定的转化，学生更多地占据主体地位，这种教学模式更适合高年级小学生，因为他们对教学重点更明确。翻转课堂与微课堂一样都是国家教育部管理中心重点推进的项目，更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对教学内容形成独特理解，并在教师指导下找到正确答案，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还可以在互相合作中形成更亲密的同学、师生关系。目前，很多小学语文教师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后学习，在与学生讨论之后，让学生自发组织讨论会、话剧表演等课堂模式，在课堂中充分尊重学生的观点，并对其中偏颇提出清晰的指正，很多家长表示这种新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将语文教学当成一种乐趣。 （三）创新形式，进行课堂游戏 课堂游戏的设置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教学方法是基于小学生爱动、爱玩的天性设计的。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很强，但是生拉硬套并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很可能适得其反，利用课堂游戏模式，学生可以在玩耍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学到知识，有效达到教学的真正目的。但是进行课堂游戏要注意不能脱离主题，教师要围绕教学计划和课标要求进行有益的教学设计。如某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学中，为了教会学生“b和p”的发音和拼写，教师设计了摆字母、做实验、贴花瓣等教学游戏，让每一个孩子都充分参与到教学中，充分了解这两个拼音字母之间的区别。也有教师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游戏，将教学内容与学生喜爱的卡通人物等融合在一起，吸引学生注意力。 三、结语 总而言之，对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方法进行创新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教育工作者必须按照时展，对人才的要求不断突破和改良，在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的同时，注意满足学生的心理诉求，更好地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作用，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提高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热情，全面提升语文教学水平，保证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传承。 作者：符兵 周长征 单位：重庆市铜梁区福果小学 重庆市铜梁区石鱼小学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中职语文教育教学中的思考 一、教学目标准确定位，与专业结合 中职教育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出具有综合能力的专业性人才，使其符合社会的需求。为此，在编排教材时，要与专业结合，使教材先行，并应本着实用性、趣味性、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来进行教学内容的安排；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中职学生以后的就业、从业及创业需要进行考虑，使教学内容更贴近学生专业，满足学生未来发展需要；并在语文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正视现状，利用各种教学方法，将学生的兴趣最大化地激发出来，使其潜能得以更好的挖掘，使其长处得以更好的发挥。 二、教学内容与专业知识和生活实践相结合 在对中职语文课程进行定位时，应结合中职教育专业技术理论，将其定位于服务专业理论的基础学科。而结合此定位，中职语文教学在进行教学内容选择时，应结合生活实践与专业知识，而不是只选择一些远离学生生活的某些名家杂文。所以，要对这些内容“忍痛割爱”。试想，若是中职学生在步入社会后，对设备说明书难以理解，其该怎样“对症下药”。若是与同事沟通不良，该怎样将团队力量发挥出来。在步入社会后，其该怎样写求职信来进行自荐，并获得用人企业的青睐。这些实际的问题都是中职学生必会面对的。为此，中职语文教师要对学生两种语文能力进行重点培养与提高。一是要注重口语交际训练。由于中职学生毕业后，就会面临就业这一大问题，因此，口语交际能力是其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可是在实际情况中，中职学生这方面的能力并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其多数来自农村，没有较为广阔的见识，且性格怯弱；另一方面是因为教师对该方面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让学生建立起自信心是口语训练的第一步，只有将学生的自信心建立起来，其才能乐观积极地进行学习，并充满期待地面对人生，并能够把不爱思考、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加以克服。这也为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此外，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从朗读入手，逐渐地引导学生敢于发言，再利用自我介绍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来锻炼学生的口语能力，使其正确地使用普通话，并保证其在口语交际中，声音洪亮，吐字清晰，自然顺畅。二是要加强应用文写作训练。在进行写作时，应以实用性为其原则，应用文也是学生所必备的符合社会需要的技能之一。请假条、计划、总结、通知、求职信等这些常用的应用文能为中职生走向社会后，为其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供直接服务。此外，在中职语文教学中，通过诗文朗诵、演讲比赛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实践能力。学生也只有具备了上述能力，其才可能在以后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加强言语实践、写作指导和口语交际训练 在新的中职语文教材中，其核心是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对学生语文能力进行培养，且以语文实践为基点。这样一来，就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在新教材中，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教学单元比例大致为5:2:1，从而使传统语文教学内容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而写作与口语交际占据教学内容一定的比例，也就是阅读、写作与口语交际保持独立的同时，又能够相互照应，彼此促进，从而使中职语文教学质量得以提高。 四、教学评价应淡化分数，强调形成职业综合能力 在评价中职语文教学时，并未有统一的标准与方法。或许只有在进行高职学生统一的选拔考试时，才会产生一定的考查标准和方法。由于当前各大中职学校在语文课时安排上存在较大的不同，因为其考试的难度也各异，这就导致无法从成绩表面来对学生语文能力的强弱进行判断，也因此就造成了良莠不齐的中职学校语文教学水平的现象的出现。由此看来，中职语文教学在制定教学评价时，应结合中职学生的现状及具体实际进行评价。在评价中，应将职业学校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来，使其更具实用性，从而让学生接受，让家长放心。 五、结语 作为中职教学课程的重点，语文教学应与中职专业结合起来，使其对中职学校的作用得以最大化地发挥。本文以中职语文教育教学中的几点思考为切入点，从教学目标与专业相结合，教学内容与专业知识和生活实践相结合，加强言语实践、写作指导和口语交际训练以及教学评价应淡化分数，强调形成职业综合能力这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研究，以期对广大中职教师带来一定的帮助。 作者：黄雪娜 单位：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语文教育教学课堂能力提升 1.语文教育的重要性 语文教育是国语教学基础，也是个体阅读习惯培养、交流的重要工具。语文教育对于国人的教育来说，是无可替代的。现实科学思维的现代社会，语文教学渐进为科学思维所弱化，但其重要的基础性功用是不可忽视的。语文教育对于国家来说，是团结国民个体交流的语言，是个体间相互体认的手段，也是个体心灵沟通的重要手段。通过语文教学可以开启学生的思考思维，以现实生活的具体环境为学习的基本文本。语文教学给学生带来一系列语言、词语、具体文本的教学，使学生更进一步的生活理解。 2.语文教学课堂中现存的问题 2.1缺少课程外在内容折拓展 语文教学课堂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可以表现在有教无育、有形式无内容，教学方法相对较为死板，而导致现行语文教学失去课堂的生动性。有教学无教育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存在大量内容。而导致学生喜爱阅读而不喜欢语文教学，对于大多数教学人员也注意到这种问题。而分析其主要问题是有教学而无内容。在现实教学中以现有教材为本本，对照文本进行直译或意译，进行文本中的教学，而缺少对文本内容以外的拓展性的解读。学生对文本学习外，除了掌握文本上内容外，缺少对课堂外内容涉取。同时，部分教学人员由于课前备课不足，而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表现出对文本语言基本内容尚不能表达清楚，更缺少了对学生具体身心的影响。部分学生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只能获得部分语言或语句的部分应用，而缺少心灵上的影响。 2.2缺少对学生情感上的引导 从现形语文教学上来看，部分教学人员更加强调于对文本的解析。而缺少学生情感上的影响。不顾及学生具体的情感反应，而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简单地知识性教学，而在情感和道德上的考虑缺少同步上的影响。在现实教学过程中，学生身心需求除了语言、文字、文本阅读理解外，更加需要的是心灵和情感上的需求。而在教学过程中缺少情感教学，只能给学生以知识的影响，而带来情感上的缺失。在现实教学中，缺少情感地教学则使语文教学失去了现实基础，也给语文教学带来现实上理解上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语文教学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认识文本为第一个层面，理解层面为第二个层面，情感为语文教学的第三个层面，而当前大多数教学都存在在第一个层面，而失去了第二个层面和第三个层面的过程。 2.3缺少国民精神的教育教学 从现行教材选择的内容可以发现，部分教学人员更加注重文本本身识记，而缺少对国民精神的提炼，对学生进行一系列的讲解。使得学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只出现了个体文本和简单识记，缺少个体的国民精神的教育。现行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教育起始的逻辑起点，对于大多数教学人员来说，国学教学也好，语文教育也罢。从现有文本或者说国家规定的文本出发，进行文本的解读，并在文本中获得具体的国民精神的理解和提取，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一系列的身心上、精神上的影响，这一点是尤为关键的。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学生有自我的思维想法，但是，作为国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思维、个体行为方式，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语文教学在现实教学中进行一系列的引导和规范的。然而，现行教学往往忽视了的国民精神的教学，这一点应引起教学人员的重视。 3.提升语文课堂教学能力的策略 3.1语文教学课堂教学提高情感 在语文教学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文本认知和个体情感的关系。在现实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处理现实教学过程中要给予学生情感方面正确考虑，通过各种教学方式进行情感上的交流。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文本的初步解读，而对于各个内容一一进行解说。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文本知识的消费。同时，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进行课堂外知识的阅读，通过互联网的查找，而使学生获得一定知识。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给学生进行学生进行课外内容或阅读文本列出，给学生指出一定相关内容的指定。根据不同学生学段的身心的具体要求，进行一系列不同地要求。 3.2强化课程外部内容的拓展 对于学生的语文学习来说，不但是课堂内的教学，更加重要是课程外阅读与课程内的教学相结合。教学人员应该考虑到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趋势等问题，在课程中进行一系列教学引导，使学生在进行课内学习的过程中，在获得教学引导的前提下，进一步获得学习上和课程外部阅读的快乐感，培养学生对课外读物的涉猎，来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对语句文本的理解，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一系列的可以情绪、情感自我提高的路径。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更多的现实过程。从目前大多数语文教学经验上来看，注重兴趣教学和课程阅读相互结合，这一系列的方法都是教学过程中获得的一种结合。故此，现实教学过程中，情感教学不但是教学人员进行正确引导的，在教学过程中设计也要突出这一内容。同时，在现行教学过程中，也要突出和强化课程内外个体从阅读过程中所获得的身心知识的体验，并且，可以通过课外阅读小组，进行一系列的整合，突出个体的能动性，进行教育与自我教育，来提高个体自身的需求。 作者：陈国生 单位：宁城县黑里河镇总校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方法论文 一、借助于现代教育技术来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高中语文教材涉及的知识面在逐渐扩宽，在趣味性可读性的同时融入了更深层次的内容，这就要求语文教师要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来学习教材内容。在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中，能够将声音、图片以及影视等融入到语文课堂教学中，这样就扩充了课堂的容量，提升了学生对课堂的吸引力，改善了课堂的听课效率。现代教学技术中能够结合语文知识，将其转化为形象的声音、动画、视频等，这样增强了课堂的形象性，教师通过课件让学生更直观的学习。另外在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下，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感知材料，使知识赋予了灵性，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了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这样教材中的难点被易化，使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了创新意识，在现代教育领域中接受教学，打破学生的思维，为知识的灵活运用开辟了新的天地。 二、树立整体教学意识，引导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从中来拓宽知识面，增强写作的能力。然而创新意识培养的关键是想象力的提升。这就要求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要树立整体教学的意识，在基础知识以及课外知识的结合中，为学生找出更科学、更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1、立足教材，扩大教学视野 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习语言，在正确运用语言的基础上加深对语言的理解能力，由于在语言教材中，其大部分知识点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的需求，这就需要在学习基础知识之外扩宽教材容量，将基础知识与社会生活相贯通，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基础知识扩展到书本之外，并且灵活的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从中提升学生对语言的应用水平，培养对语言的创新能力。 2、从整体上把握教材内容 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从整体上把握教材，根据其中的规律，有计划、有针对的开展教学活动。通常在教学中，教师一般采用的是逐句分析，来加强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就破坏了整体性的思想，限制了学生学习能力。因此在新课改教育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明确教学目标，在教材中学会自己去寻找规律，在整体性教学中总结，创新。这种教学通常体现在高中语文的总复习过程中，例如在学习中，归纳、分析和总结知识，全面了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结合历史背景等，让学生全面的了解，例如在语文学习中可以根据历史人物、具体事件等分成小组具体讨论，这样就在基础知识全面掌握的过程中，扩宽了视野，在总结的过程中寻找规律，将基础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种过程性的学习，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有助于将课本内的知识与课本外的知识相贯通，在提高学习能力的同时开阔了视野，在学习方法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新。 3、打破传统的教学方法，坚持单元教学 高中语文学习过程中，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全面了解高中教学过程中的字、词、语法、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生平简介，这些教学内容仅仅是让学生增强知识面，不能提高学习的能力，更不能培养创新的意识。针对这种传统的语文学习方法，为了适应时展的要求，这就要求教师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必须要结合教材单元提示，让学生在全面了解和基础知识之后，指导学生熟悉单元文章，在学习中引导学生品味语言、积累语言，在接受知识、接受方法中提升语文的素养，陶冶情操，让学生在学习中提升创新能力，全面培养人格。 三、总结 为了提升学生学习高中语文的创新意识，顺应时展的需要，在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为学生提供现代化的教学工具，在加强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以及语言交际能力。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将基础知识应用到社会实践生活中去，让学生在新的学习方法中不断提高学习效率，进一步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为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方法的改进而不断努力，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素养和综合能力，有助于个性化发展。 作者：刘吉平 单位：湖南省新邵县第三中学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 一、语文教学的实践性 这首先就要求广大的初中语文教师，要选取合适的、更加适合现代社会教育教学所需要的语文教材内容，使语文教材的知识内容，更加地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使教材从生活实际当中来，再应用到生活实际当中去，这样反反复复，一来二去的，就会产生经验与体验，吸取经验，摒弃不足，这样不仅仅可以优化语文的教材知识内容，重要的是让学生亲自体会到了初中语文学科的应用性、开放化和实践化，把最优质的语文教材知识内容在无形之中，教授给了学生。同时，语文学科，可以直接地锻炼学生听、说、读、写全方面的能力。所以，语文教师要认识到这一点，要加强学生对听、说、读、写全方面的指导练习，可以说，一个学生，在他走出校园之前，这个学生身上所具备的口语表达能力与人交际能力，几乎都是在语文的课堂教学中所学到的，所锻炼出来的，在这其中，初中的语文课堂教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教师要重视起来，这样才能够使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得到同步发展、协调发展。课堂教学中的知识内容学到了，掌握了，是根本不够的，语文教师还要加强引导学生在自己生活的社会实践中学习语文，应用语文，例如，可以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教师可以带学生去实践，去体验大自然，去亲近大自然，使学生真正地体会到初中语文教学的实践性。 二、语文教育的开放性 语文的教育特点中，根据我多年来的语文教育教学经验可以得出，学生最乐意接受的，还是语文教学方式的开放性。因为语文教育教学的开放性在语文与社会生活的息息相关，紧密联系上也有所体现。初中的学生学习语文，不应用语文。这样子，语文的教育教学效果会受到社会生活的检验。所以，必须要根据社会与学生的发展实际与发展能力，来采用灵活的教育教学方式来进行语文的教学活动，做到“课堂教学与课外生活相结合，相联系”。在新修订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有规定说:“初中的语文教学必须联系现实生活，加强语文实践。”所以说，作为初中语文学科教师的我们，不仅仅是能够做好课堂教学的任务就可以的，要多鼓励学生进行课外的学习与实践，比如，加强初中学生的课外阅读量，把语文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理论应用到课外阅读上，学校应该开放图书馆，优化图书室，让学生由课堂内教学走向课堂外学习，这样也有利于学生兴趣的培养，可以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学习，自己主动去学习。学生同时还可以发现和寻找一些自己需要和感兴趣的资料和信息，学习和感受到课外新鲜灵活的文章，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三、语文教师精讲教材 以往的传统教学方式，大部分的教师不分重难点，把知识点全都教给学生，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教学方式已经不能够再应用到现代的初中学生身上了。现代教育教学，教师要注重把眼光放在那些重点、难点、关键上，不能够全抓起来，一股脑地再塞给学生。新课程改革的教育理念，是要给出学生更多的时间来，教师在语文课堂上的教学要做到简而精，这样学生才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多读书，多思考，多交流，多动手。语文教师也要适当地采用学生自学的教学方式，指导学生可以独立自主学习，独立获取新知识，培养自身能力，初中的语文学习，并不是其他学科一样从完全不知到知的过程，语文学科更加地贴近生活，所以学生完全能够在教师的指导下，凭着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掌握的知识自己去学习。另外，教师有一点不可以忽略，知识可以由学生自己去寻找，去学习，要求教师要主动地去与学生交流，比如，可以设立讨论课在课堂上，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讨论，教师可以创设适合学生学习的氛围。同时讨论课还可以让学生有最大限度活动的机会，可以充分地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只是发展了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发展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这样每一个学生都有了充分展示自己才华，智慧和能力的机会，使学生充分地锻炼了自己各个方面的综合能力。总而言之，初中的语文教师要能够熟练地掌握教材，驾驭教材，明确自己的教学目标，要结合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特点与现代教育的新要求，来积极寻找最佳的语文教育教学方式，要对所教学的内容进行整理，教学内容要具体化、清晰化，这样，教师才能够方便地总结规律，把知识迁移到学生的大脑中；要让学生充分地发挥了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教师对学生只进行引导和点拨；要经常为学生准备课外的阅读材料和实际生活中与课内有关的资料。总之，教师一定要重视起语文教育教学方式对学生学习的重要作用，从而推动初中语文教学的发展。 作者：王志刚 单位：河北省卢龙县双望镇总校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浅谈对语文教育教学的体会 一、关于学生分析 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20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思想仍不过时。只要我们教师认真观察、分析学生，总能发现他们的优缺点。如果教师善于帮助他们扬长避短，学生也能较好地配合，那么学生总能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况可能更糟糕一些，高中尤其如此，即使是班级里程度较好的学生，也有好多方面不尽如人意，更何况更多的学生程度不太好。孔夫子看见自己的一位学生白天睡觉，非常不满意地说“朽木之材不可雕也”，我们有的学生远有比白天睡觉更不像话，可是，我们不能把他们当成是朽木。一方面，我们作为教师的这颗良心不允许我们轻言放弃；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理念要求我们转化这样的学生。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法，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正像《为学》里所说的，“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 二、关于授课方式 我想谈一谈我个人对“讨论”这种授课方式的看法。毫无疑问，“讨论”是新课程教学理念的一个关键词，我们似乎也感受到了“讨论”在课堂教学中的广阔市场。因为，无论在我们自己的评优课、公开课、示范课中，还是在去市里参加的教研活动中，学生的“讨论”几乎无处不在。我很纳闷，它不就是“一种”授课方式吗，为什么要堂堂用？也许它是一种最能在形式上体现新课程理念的授课方式吧，学生探讨研究，显得很民主。其实，“讨论”是一种交流，它应该有其必要的前因及结果，正常的环节应该是“提出问题—独立思考—讨论交流—达成共识”，如果只为了场面的需要，在提出问题之后直接让学生展开轰轰烈烈的讨论，那么，在事实上就忽略了“独立思考”这个尤为重要的环节。刚才说道，我们的学生大多程度不太好，如果不努力把他们引导向独立思考的境地，那么，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他们将悠闲的隐匿于热闹的讨论环境中，而结果是几位较出众的学生进行“个人秀”，我想这与我们运用“讨论”的初衷是有悖的。相反，在我们特有的教学环境下，如果能够引导学生进行充分的独立思考，进而再进行讨论，或者直接把思考结果呈现在课堂上，再进一步去引起课堂争辩，我想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又何必一定要贴上“讨论”的标签，为新课程虚张声势呢？ 三、关于教学目的 刚才说到“学以致用”是我们的终极目的，而如何“致用”，我想起码应该涉及两方面，即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注重工具性，即要通过我们的教学活动，争取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相互畅快地交谈、准确理解和表达情感意义，能够准确书写文字、按要求作文等等，以支持一个人正常的的生活和交际。注重人文性，即要通过我们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学习和探讨文学艺术，力争使学生在这种艺术美的熏陶下，塑造出美的习惯、美的品质、美的人格。前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正是对这种人文教育的最好注解。当然，“工具”与“人文”二者互为依存，不可偏废，在此不再赘述了。 四、理想与现实 尽管我们高喊的口号是“素质教育”，可是却不是人人都上了大学就有了高素质。很多学生到了大学没有了努力的方向，又缺少了教师和家长的管束，于是开始混日子，没有学到真正的能力，进入社会也就无法适应了。而且，在高学历旗帜的刺激下，我们忽略了素质的内涵，也造成了学历的贬值、时间的浪费。孔夫子所说的“因材施教”看来只能在一个较狭窄的范围内实施了，我们没有魄力和勇气让学生放弃大学去做适合自己的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只能在鼓励全体学生努力考上大学的前提下再谈“因材施教”，可是这已经失去其本意了。“乘桴浮于海”是不可取的，只能在被框范的环境中闪展腾挪了。课改新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机遇与挑战的存在，我大胆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写了出来，但是限于能力与经验，这只是一己之见，纰漏和谬误定然有很多，希望得到各位同仁批评和指正。 作者：田贵江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南高基学校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人文精神研究 【摘要】现阶段，人文精神作为一种能够加快世界历史发展步伐的重要源泉，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应试教育指挥背景下，高中语文教育中的人文追求相对缺乏，从而使教学目标以及教学方法等难以很好地顺应精神文明建设与伟大民族复兴，甚至违背了教学初衷。所以，在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期间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并不断渗透人文精神已经逐渐成为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本文就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的人文精神渗透展开详细论述。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人文精神；渗透 长期以来，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人文精神的渗透工作始终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而且该工作仍然处于探究式发展阶段，在改革发展期间，日益显露出一系列令人自省的教学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高中语文在教学目标方面最重要的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大力培养学生自身的民族意识。因此，高中语文老师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能够以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引导以及熏陶学生养成良好的人文素养，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一、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人文精神渗透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理念偏差。目前，大部分高中教育都过于重视应试教育，教学重点在增强学生应试技巧、提升学生记忆力以及理解力上，几乎很少注重人文精神培养。不管是学生还是语文教师，都将高考放在第一位，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逐渐淡化了人文精神渗透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价值。（二）教师能力有限。一些高中语文教师因受到自身条件的相关制约，不能够就人生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所具有的人文素养也比较有限，针对文本当中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在自我解读上相对肤浅。此外，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期间，这些高中语文教师难以凭借自己的思想来引导以及激发学生正确思考，从而造成学生自身人文素养水平很难得到快速提升。（三）课程设置欠科学。现阶段，尽管高中语文课程在整个高中教学课时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大，然而人文精神渗透与培养的时间相对较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文言文理解以及应试知识点讲解上。高中语文教师不能够很好地指导学生进行知人论世文章阅读，导致学生仅仅知道作者以及文章主题，但是对作品创作背景等内容知之甚少。 二、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人文精神渗透的策略分析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从专业化角度出发，教师以及学校属于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引导者。首先，学校教师必须要改变自身观念，树立起良好的理念，注重人文精神培养，引导学生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所持有的错误想法，积极塑造学生健康的人文精神。其次，学校须营造良好的人文教学氛围，从而使广大高中生在该氛围中得到熏陶，能够自觉渗透与培养人文精神。（二）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实质上，高中阶段学生在价值观方面还不能够真正形成，所以说，高中语文教师的观念将会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直接性影响，教师自身观念的正确与否以及人文精神渗透情况与学生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必须要从自身做起，重视自己日常行为习惯的养成，不断提升人文素养，从而使学生以教师为榜样，主动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此外，学校应该就高中语文教师所具有的人文素养情况进行严格审核，注重语文教师在人文精神层面的培训教育，促进教师素养的逐渐提升，满足学生需求。（三）注重教学过程与学生课外人文精神渗透在高中语文教学期间，语文教师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日益解放思想，让学生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在学习《归园田居》时，指导学生畅所欲言，对“唯有饮者留其名”的内涵发表意见，在文本内涵理解的前提下，促进人文精神培养。教师应根据学生个性特征以及心理特征，强化因材施教，更好地实现人文精神培养目标。此外，高中语文教师应该以家庭作业方式强化人文精神渗透，进一步巩固课堂效果。比如学习完《陈情表》之后，教师可以让学生为自己的父母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扫地以及捶背等，进一步提升渗透效果。教师还可以定期带领学生参观名胜古迹等，从而使学生可以近距离体会人文魅力，在人文环境当中得到自我提升。（四）实施人文评价。学生评价属于高中语文教学的最后环节，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该环节关系到学生学习观的形成，并与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关系密切。所以，高中语文教师进行学生评价时，应注重评价所具有的人文性，具体来说，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大力倡导“以发展为本”的评价体系，实现评价目标所具有的层次性以及动态性，尊重学生的差异性；第二，重视质性评价模式的不断推广应用，最大限度取消量化评价模式，实际评价期间，教师可以采用观察方式以及访问方式等进行学生评价；第三，采用鼓励评价法进行评价。一般情况下，当学生受到鼓励时，自身的学习状态将会更好，而且劲头更足。因此，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尽量运用鼓励语言，给予学生少一点批评。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中语文教学期间渗透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文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是时展的要求，所以，高中语文教师必须要顺应时展的步伐，优化教学理念，实现人文教育与高中语文教育的有机结合。 作者:李汉军 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回中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价值分析 《大学》作为《礼记》中的第42篇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后经北宋时期的程颐、程颢二位崇尚儒学的学者整理后，从《礼记》中单独地分章节提取、整合出来。而后儒学发展到南宋时期，理学大师朱熹又进一步整理、编撰出《四书章句集注》，正式地将《大学》列为一部重要的儒学经典，承载着丰富的教育内涵和“修齐治平”的智慧。 一、《大学》之于教学目标 宋代的儒学家朱熹认为“大学即是大人之学”①。在古代，文化教育的学段分为大学和小学两部分，在小学阶段，8岁以上的小孩子学习基本的文字训诂、句读及一些待人接物、扫撒应对之礼。除此之外，还学习基本的乐、射、御、数等基本的生活技能。而在大学阶段，15岁以上的青少年学习“修齐治平”等内圣外王的为人处世的修为和智慧。然而，大学不仅仅指这个风华正茂的年龄段，更重要的是这个年龄段所学习的圣贤文化和治国安邦的理想。而这刚好和现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时期一致。大学中写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语文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本的字词句、情感、阅读写作方法、涉猎文本、鉴赏能力等语文素养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只有每时每天每月都进步一点点，才能从大的方面一点点推动语文学习的进步，从而将庞杂的不成体系的语文知识消化掉。同时，完善的人格和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也是在日积月累中增进的。只有这样一步步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学习和培养的知识和品格才能是牢固的，影响深远的。大学中又提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的“仁、敬、孝、慈、信”可以作为高中阶段对学生五伦处理关系提出的德育目标，是高中阶段德育目标的具体化和指导原则。在《同北师大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谈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②。大学之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理应指导高中的道德教育和理想教育，而语文学科比其他学科在德育方面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学生也只有学习《大学》这样的国学经典中的修身、为学之道，才能具备一定的思想境界，获得对国家、社会、自然与自我关系的一个正确的认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学》在开篇就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学生学习、工作、做人的最高目标，应该是“明德、亲民、至善”。这不仅是一种道德教育，也是理想教育。当学生和教师都能以这样的心态去教和学的话，教学的各个环节才会是浑然天成、充满活力的，倘若教师和学生都以更好地谋生、物质享受为教和学的实际目标，那么所培养出的花朵和园丁本质上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的时候个人聚集的财富越多，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样培养出的往往不是国家的栋梁，而是社会的蠹虫。由此可见，《大学》中所倡导的修齐治平的理念对于指导高中生的精神世界和道德方向是多么的有必要，对于提升语文教师的综合素养也是十分关键。只有以大学之道为教育教学目标指引下的语文课堂才会是合理的、和谐的、充满活力的。 二、《大学》之于教学理念 《大学》中的经文蕴含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慧，而身为一名未来的高中语文教师，若能领悟、汲取一些《大学》中的圣贤教诲，对于引领课堂及治理班级来讲是大有裨益的。首先，作为一名教师要想教好学生最先应使其信服。然而，这个威信力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自身修养。《大学》写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倘若自己都管理不好自己，自己都不够勤奋、不能沉淀又怎么去要求学生呢？班级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教师先将自己的品格和学问修行好，才能使学生信服，进而更好地教育教学。尤其对于语文教师来讲，承担着很多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就要更加修身立德、勤学苦练。《论语》中也有讲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由此可见，教师的身教远胜于言教。其次，教育教学要循序渐进，抓其根本。《大学》经文写道：“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语文教学的内容广且杂，并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和综合性。由于受一些西方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多媒体技术等崭新的教学手段的出现，使语文课堂更加多元化。 三、学案导学模式的应用反馈 （一）简单的应用反馈 学案导学模式总的来说，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学生们认为学案导学方案的实施对他们的学有裨益。首先，导学案提出指导学生的课前预习学习，也就是前期的自我学习阶段。在此之前，很少有学生会主动提前预习，特别是小学数学，因为自学难度大，又枯燥无聊，如果不是对数学感兴趣，我认为没有几个学生是愿意主动提前预习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愿意提前预习的学生，也不知道怎么预习或者就不知道预习什么。但是，学案导学模式对学生自学给出了指导，不至于出现完全看不懂的情况，只要学生愿意提前预习，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是可以取得好的收益的。 （二）对导学的建议 提前预习的问题要有启发性和思考性，也可以设置一些思考题，进行教学启发；一些问题要有代表性，典型性，要突出此次课程的重点，让学生记忆深刻；设计问题时应有层次感，有新意，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比如，从易到难，循序渐进。 四、学案导学模式在小学数学应用的意义 学案导学模式的应用表明，这种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是高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教学课堂那种教师一直讲，学生随便听，课后布置布置作业，学生随便写写，没有创新的窠臼，不能产生实质的学习效果。这种模式，让老师和学生建立了一种友好的朋友式的关系，可以轻松自在地学习，学生可以在老师民主的教育制度下，更好地开放自己的思维，更积极更大胆。这种教学模式，也可以鼓励学生有多维的思考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引导学生学会思考问题，探究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小学数学的学习是极其重要的，好的教学模式是我们每个人都积极探索的。 五、结语 小学的数学学习中，学案导学是一种很有效的教学模式，更好地指导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探索。在学习中，形成一种有效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老师要学会用学案导学的方式，做一个指导学生学习的中介者、传递者，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有效的学习过程，更好地发挥教育体制的优越性。 作者:李园园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多媒体信息技术是教育中运用较广泛且适应性较强的形式。在多媒体逐渐运用到中小学课堂的背景下，教育不再单单只局限于课本或者想象中，教师往往利用教育色彩浓厚的课堂气氛配以绘声绘色的多媒体视听情境将教学延伸到学生的日常学习中去。这样极有利于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得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信息教育现状及部分问题 现今教育思想的落后和忽视信息技术的教育，都是导致它逐渐变得“不入流”的原因，教师如果只注重分数的提高而盲目侧重对文化课的讲解，那不仅仅会使得学生思想古板老套、一板一眼地实行书本式填鸭教育，还会使得他们对课本上的知识有着浅显不够深刻的记忆。这样使得学生不能发挥其好奇，探索创新的本性，这同时也违背了教育的宗旨，这种古板的教学会使学生感到吃力和恐惧，不利于培养当代少年儿童良好的秉性性格。[1]这种教育是当代教育不被推崇的。其次，教师如果一味地运用课件和多媒体来教学，比如用多媒体的形式代替了本应从书本上直接学习的汉字文化知识，学生学习受到了局限性，想象空间也只单纯地停留在课本以外的地方，书本上的知识也是无法理解得了的这样同样不利于学生学习发展。[2]这就要求教师教学时避免进入以下这些误区：“多媒体使用不当”和“多媒体缺乏活性运用”、“将媒体教学和课本教学同等对待”等。过度依赖信息教育技术也是教育中一大根本问题。教师因幻灯片的普及开始在课时频繁展示幻灯片，这种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的画面使得学生格外感兴趣，这一过程中教师省去了以往过多的语言教学，学生也因教师新颖有趣的课件使得注意力全然放在了课件而非书本上，这往往也是不可取的。这会使得课堂的秩序紊乱，学习主体性发生改变，学生在看幻灯片看得眼花缭乱的这一过程中没有主观吸收课本上的基础知识，教师往往也会手忙脚乱，丧失这一秩序性可能导致学生过度依赖多媒体的惰性，有碍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和形成，教师也往往无法做到与学生进行良好的互动。[3]互动的缺乏导致课程教学主体地位的丧失，不利于教师进行正常的传道授业，学习书本知识的兴趣也会递减，这是十分不可取的。 二、如何正确运用多媒体教学 教师应合理分配课件教育的方案和内容，应树立教学过程整体观，符合学生心理发展和教育现状，不应盲目地使用课件进行大而繁琐的展示。信息量不宜太大，注意教学的循序渐进性和适应性，不宜出现与课题无关的事宜，把握重点难点、正确使用教学有机元素，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性和兴趣性的同时也要把握书本知识的教育和课件图像的交互性，力求将两者融合在一起，更好地实现教育的价值，通过内容丰富的课件使得学生加深课本上枯燥难懂的刻板记忆。将学生平时所学中晦暗难懂的词语用课件的方式简单明确得表达出来，这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举例如：在鲁迅的一篇《放风筝》里，学生从书本上可能无法明白放风筝的真正乐趣所在，但假设教师用电脑课件呈现一些放风筝的相关内容，则会使学生们更加身临其境，激起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之后就可以用贴近学生心理范围能力的情境设计引导他们进行书面学习。[4]国外教育家布鲁纳曾说过：“对学习的兴趣则是对学习的刺激”，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根本，教师要学会运用绘声绘色的学习场景激起学生学习兴趣，再设计辅以合理的书本教育情境，尽量发挥学生其好奇、善于发现的根本特点，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其次，教师应多应用教育资源，将多媒体技术引入学生的日常学习中。在鼓励引导学生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充分让学生了解互联网世界的精彩，例如教会学生了解课件幻灯片的制作原理及其应用，师生探讨互联网经验总结，鼓励学生通过网络了解知识、查阅知识、实践制作ppt幻灯片等。 三、结语 信息化教学普及的当下，学生和教师应顺应时代教育变化的潮流，不应盲目得追从，教育法要求教师在这个信息网络化时代，有自己的一份教学策略，对学生做基本的观察和因材施教，利用互联网和理分布使用课件方式和顺序，分清主体性。鼓励学生善于利用网络资源。 作者:徐振涛 单位: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连云港路小学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模式分析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发展，语文教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课程改革冲击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使语文教学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优化。 关键词：小学语文；主体性；教学模式；自主学习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如何围绕新课标要求，并根据学生的现状，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都快乐学习、健康成长，是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必须深思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改变传统的教学思维，努力挖掘教材内涵，真正实现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 一、以学生为主体 在新课程改革大环境下，语文教学应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以学生为中心，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自主学习。学生只有自主学习，才能记忆深刻，学会思考，获得丰富的体验。阅读是一种良好的学习方式，会阅读的学生，他不会只侧重于某一方面，而是广泛涉猎。学生接触的不应只有教材，还要通过阅读课外书籍，拓宽视野，获得丰富的语言资源。有效的阅读需要边读边思考，不能漫无目的地去读，要既能和作者产生共鸣，又能大胆质疑，对书中的观念主动思考、探究，以挖掘到更深层次的内容。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围绕学生展开教学，启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深化教学成效的目的。教师要根据学生实际设计教学活动，一切以学生的情况为主，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手段，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技术依靠图片、声音、视频等功能，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多姿多彩、灵活多变，这不仅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还刺激了学生多种感官，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在语文教学中，我们要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势，将与课堂教学相关的资料呈现给学生，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最重要的是要把抽象的知识形象化，使教师不再是学生课堂的主宰者，而转变为学生的辅助者和合作者，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日常教学中，针对阅读指导课、作文课等来说，要想启迪学生的智慧，就要为学生呈现大量的内容，这时候，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借助课件丰富的图片或者视频来激活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多媒体的使用方便、快捷、灵活，充分达到了教学目标。 （二）灵活的教学环节 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固定化，首先是教学字词，然后让学生阅读课文，在此基础上逐段讲解。教师按照课前的思路按部就班地开展教学活动，通过对文章的分析来概括中心思想，这就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这样的教学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限制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学生被动地听教师讲课，没有任何的交流互动，学生的思维得到不发展，语文课的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发展，我们想方设法弥补传统教学的弊端，通过教师对教学环节的设计，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使课堂变得生机勃勃，让学生在欢快的教学氛围中自主学习，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课堂教没有固定的模式，教师要根据学情以及教学内容设计合理的教学方式，实现教学的有效性。新课程改革后的教学方式多种多样，有启发式教学、情景式教学、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等，以及多层次的问题启发、小组合作讨论、课本剧表演等，这些都是在课堂教学中经常运用的。因此，小学语文教学要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进而打造高效课堂。否则再优秀的教师也不会打造成功课堂，教师的能力不仅体现在专业水平方面，还得想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能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进行教学。在这样灵活的教学环节的推动下，我们的课堂一定会取得可喜的成绩。 二、进行改革的原因 小学语文教育改革要与时俱进，要将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学习能力上。教育的发展演变，需要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同时对教书育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创新教学方法，促进教学的良好发展。另外，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是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因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多的社会建设者，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家要非常重视。在应试教育下，学生的学习成绩决定着自己的未来发展，不管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是以分数为中心的。在日常教学中，教师一味追求教学成绩，而忽视了教学效果，以及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所以教育改革就是为了解决应试教育下产生的种种问题，用以弥补传统教育模式的不足，纠正学生的学习思想和习惯。学生只有维持积极的情感，才能面对沉重的学习压力而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提高学习效率。只要学生对某一学科产生兴趣，接受的就比较快，学习成绩也比较理想，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课堂教学，真实实现了学生的主人翁地位，让学生学会了学习。 三、改革后的变化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我们的课堂有了很大的变化，学生的积极性更高了，他们对教学内容也更感兴趣了。教师的传统观念得到更新，在教学中会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愉快的教学氛围中，激发了学习热情，学习成绩自然能提高，并且他们的学习过程是愉快的、轻松的，厌学现象明显减少。同时，教师的综合素质也得到提升，这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整堂课教学质量，由此可见，新课程改革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四、关于改革的思考 通过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我们可以看出，教育必须要适应新时代的变化，紧跟时展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有立足之地。教学模式的改革弥补了传统教学的弊端，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在改革中要参照传统教育，取其精华，不断地实践和创新，让我们的课堂焕发出美丽的光彩。 五、结语 新课程改革下的语文课堂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和实践，不断完善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一切从学生的发展着眼，注重其学习能力培养，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让我们的语文课堂真正焕发出活力，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作者:刘敬霞 单位:河北省巨鹿县王虎寨校区纸房小学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技工学校语文教育教学创新机制探讨 摘要：语文作为技工学校一门重要的基础性课程，目的是培养高素质与高技能的社会人才，但目前技工学校过分重视专业课程和技能和掌握，忽视语文课程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为了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提高技工学生的综合素养，对技工学校语文教育教学进行创新，从技工学校的实际出发，提出一些创造性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技工学校;素质教育;语文教学;教育教学创新 技工学校以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它要求学生不但需要具备精湛的专业技能，更需要学生具有较高的综合素养，以适应现代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而技工学校的语文教学作为学生综合素养培养的基础性平台，需要创新语文教育教学方法，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从而提高语文教学的有效性。 1创设情景，发现问题 情景感染是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给学生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情景，达到对学生情感的感染和熏陶，实现生生间和师生间的情感交流。语文教学需要教师创设情景，启发学生被创设的情景所感染和陶醉，充分发挥语文的情感魅力，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学生容易接受和理解语文中的情感，提高语文教学的效果。语文教学有情感作为依托，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让学生沉浸在语文的艺术境界中感受美。例如在教学《茶馆》时，在讲授之前可以划分学生角色分别担任剧中的角色进行朗读，有效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学生了解课文的基础上让学生听本节课的朗读录音，并让学生分担角色模仿录音完成朗读，这样学生不仅扮演了剧中的角色，还有效地提高了表达能力。为了让学生深刻地把握剧中的情感矛盾，在课堂中播放《茶馆》话剧录像，供学生观看。学生跟着录像带感受剧中的情感和人物之间的矛盾，学习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既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印象，又培养了学生的审美。 2启发思考，自主探究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主要是通过自主学习提高学习的效率，因此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将学生作为主体地位，教师加以引导，让学生主动学习自觉探究，从自身的体验中参与到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这样既能够获得情感的体验，又能够自觉地投入到学习当中。首先要定位课堂目标，从整体上以课堂教学目标为依据进行启发和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要把握好本节课的学习目标，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技工学校的语文课程相对专业课程来说比较少，课堂中如果面面俱到，就会完不成教学任务，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高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可以把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结合课文的内容参与到讨论中，根据本节课的学习内容，由学生小组讨论，共同启发，自主探究，学生小组之间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进行交流。除此之外，要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探究活动中来，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探究和学习的主动性，尽可能给学生制造自由的空间，引导学生学会探究，敢于质疑，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3激励创新，效果评价 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促进学生发展进步的主要动力，学生创新能力的激发和唤醒，需要教师的适当引导。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地利用激励机制，充分挖掘学生的内心需求，激发学生求知欲，注重培养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在激励的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思维方式，给学生提供充分发挥的空间，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方式。还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提升学生的信心。根据语文的教学目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学习上感受到自己的进步。语文学习中要充分地让学习差的学生感受到自己一点一滴的进步和成长，从不断的进步中培养学生的学习成就感，实现其内心的自我追求，进而促使学生自主学习。在语文教学中可以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鼓励性评价，针对学生的优点和缺点进行启发式教育，指导学生找到自己的学习专长，促进学生的发展。 4结合专业，增减内容 技工学校的学生没有普通学校学生高考压力，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求，根据专业的要求适当增减教学内容，注重语文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相结合，从而实现技工学校的培养目标。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专业课，选取与专业课程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从语文的角度出发，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培养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同时，增强专业课程的学习效果。例如旅游专业的学生可以培养学生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机械专业的学生可以增加一些专业方面的讲解知识，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等等。语文教学还要结合各个专业内容的不同各有侧重。例如在语文的写作单元，可以根据学生专业课程的不同让学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写出专业计划书或者市场调查报告。让机械类专业的学生学习写机械产品的产品说明书；让法律专业的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法律文书的写作等等。技工学校的语文教学可以与专业知识学习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学习的实用性。 5加强指导，课外巩固 语文教学不仅需要提高学生在课堂中学习的有效性，还要提高学生在课堂外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口语表达能力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培养目标之一。技工学校的学生面临就业和社会的竞争力，因此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能够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可以利用课前的5分钟，让学生根据自己在课堂下准备的材料进行课堂5分钟演讲，发挥自身在课外学习的有效性。技工学校的语文教学最终都要为学生的就业服务，也是为了学生未来能够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口语表达能力是学生步入社会人际交往的第一步。语文教师可以利用课外的时间让学生举办演讲比赛或者辩论赛，多种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结语 面对21世纪人才的竞争压力，技工学校要抓住机遇和挑战，改革语文教育教学方式，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提高技工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语文教学的有效性，从而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李娟 单位:青岛市技师学院 语文教育教学论文: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体系改革 摘要：语文属于我国的基础性科目，需要从小学阶段开始进行语文教学。同时，语文也是连接其他科目的重要纽带，能够对其他学科学习起到促进作用。随着教学改革不断深入，小学语文教育教学已被提出新的要求，必须全方位分析各种影响因素，改革教育教学体系，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确保小学语文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体系；改革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小学语文教育教学能够更好地展现自身魅力，在吸收并借鉴多元化基础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具生命力。在此过程中，需要围绕新课标理念，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优化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体系，使其充分展现自身魅力，更好地指导小学语文教育教学工作，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以此，不断促进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事业向前发展，走上长远的发展道路。 1国学经典为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第一“大石块” 在传统小学语文教育中，特别重视字的教学，集中识字是采取的主要方法。在儿童入学以后，需要花费大概一年的时间来认识两千多个汉字，并逐渐成“三、百、千”那套，即《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刚好有两千多个经常使用的字。再加上“三、百、千”有着整齐的音节、押韵，有利于儿童记诵。为此，在传统语文教学中，“三、百、千”是重要的教材，并对学生进行集体识字。而在新课标背景下，国学境地呢成为第一“大石块”。主要是因为儒释道三家文化便是中国文化精髓，儒家文化是其中的主流。就经典而言，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典范性。国学经典是由多种元素组合而成，比如，《弟子规》、《孟子》、《论语》。就“经典”而言，它折射出民族的智慧与灵魂，是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它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有着多样化的价值。可见，让小学生诵读国学经典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可以使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在蒙童阶段，要更加注重孩子纯正无邪品质的培养，使他们从小具备良好的品德。在此基础上，读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的气质，社会风气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自“”以来，传统文化逐渐失落，在新课标背景下，对这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重新找回那些丢失的重要东西，重新构建全新的社会文明秩序。 2诗歌经典是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第二“大石块” 在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体系改革中，诗歌经典便是其中的第二“大石块”。有人说：中国文化属于诗性文化，而诗教便是中国教育的关键所在。在中国民间，五言绝句是孩子咿呀学语时候背诵的重要内容。《无言之美》是朱光潜的作品，其中提到对诗歌的认识，对于文学来说，诗词远比散文的弹性大。换句话说，和散文相比，诗词所含的无言之美更加丰富。就散文而言，注重情感的流露，就诗词来说，更加注重含蓄、暗示，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来吸引读者，有着朦胧之美、意境之美。在知识经济时代下，想要不断提高文学素养，培养文学欣赏素养是首要前提。在此过程中，必须意识到诗词的重要性，为培养鉴赏无言之美素养提供利用的保障。为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必须把诗歌教学放在关键性位置。但在筛选小学诗歌的时候，需要坚持这样的原则，即以中国古代诗词为中心，以现代诗歌为辅。结合小学生已有的水平，兴趣爱好、年龄特征等，小学一、二年级以历代经典绝句为主，大概有80首；三、四年级重心放在唐诗上，大概有80首，五、六年级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比如，《古诗十九首》、《诗经》，也有80首。就现代诗歌来说，要把重心放在名家短篇上，要结合小学生已有水平，选取中、外名家的作品，比如，泰戈尔、冰心，大概有60篇。借助这些诗歌经典，不断培养小学生的民族气质，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3儿童文学经典是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第三“大石块” 从某种角度来说，国学经典、诗歌经典面向的是历史，而儿童文学经典则面向的是现代、儿童。就儿童文学经典来说，主要写给儿童的，充分了童趣、童心以及想象力，符合儿童各方面的特点。《汉语教学的过去、现在、未来》一文中，说道：文学教育具有其特殊性，是一种精神与思想教育，更是一种美学教育，有利于开发人的智力。在学习不同类型文学作品中，学生相关方面的能力也能得到极大地提升，比如，创造思维能力、联想能力。就儿童而言，是他们是天生的幻想家、作家、哲学家等，开展儿童文学教学有利于从小培养他们多方面的素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推动小学文学教育事业向前发展。为此，需要结合儿童文学特点，合理划分，在低年级学生中开展绘本阅读，在中、高年级学生中，以童话、儿童小说为主。此外，教师要全方位分析不同阶段学生各方面特点，选取适合他们的名家名篇，不断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并多鼓励他们自由、共享、亲子阅读，使其充分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拓宽他们的视野，完善他们的认知结构体系，积累更多的语文知识，为进入更高阶段的学习做好铺垫。 4结语 总而言之，在新课标背景下，改革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体系至关重要，有利于丰富小学语文教材内容，优化教学形式，增加语文教学的趣味性，引导学生获取更多的语文知识，开拓他们的视野，不断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体系，还能进一步提高他们各方面的技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体系改革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建设周期较长，难度较大，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在完善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体系的同时，还需要围绕这“三块大石头”，合理安排教学时间，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转换师生角色，增加师生互动，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确保课堂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与质量。以此，促使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学事业更好地践行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道路。 作者:张海燕 段书平 单位: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城关镇第八小学 安徽省淮北市临涣镇石集小学

中外文化论文:浅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然而不论是哪种语言均有着各异的文化习惯、表达方式，使得对外汉语教学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文章通过阐述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P联性，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展开探讨，旨在为如何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研究适当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对外汉语 中外文化 对比 教学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为了开展好对外汉语教学，一方面要对外汉语教师掌握语言教学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关注文化教育的对外汉语教学理念，充分明确语言、文化相互间的关系，重视自身综合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因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跨文化意识变得十分迫切。由此可见，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开展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著名语言学家古德诺夫曾提到，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这一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言相互间持有整体、部分的关系，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语言的主要表现是学习了解文化的重要工具，人们在学习、运用语言过程中可汲取各式各样的文化。由此表明，语言、文化相互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容，文化通过语言得以呈现，语言受文化所决定。 二、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 2.1概念意义的区别 对于英语、汉语而言，两者众多词语对译时通常可运用同一词汇，然而，这些相同词汇的概念意义却不尽相同。例如在英语、汉语词汇中，均存在“龙”这个词汇，在两种文化背景下，它均为神话故事中的一种动物。然而在英语中，“dragon”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会喷火、无比凶残的怪物，象征着灾难；在汉语中，“龙”这是象征九五之尊的神奇动物。因而，在中国，有“龙的传人”、“望子成龙”等说法。又如英语、汉语中的“intellectual”和“知识分子”，前者表示的是具备极高学术造诣的人，后者则表示的是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英语、汉语中还存在很多这样的词汇，它们往往拥有相一致的概念，然而具体到概念意义则不尽相同。 2.2相关词语的空缺 受历史文化差异影响，使得汉语中大量词语在其他语言中难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的词语，例如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词语，诸如天台、朝服、顶戴、兵马俑等；相关古语词语，诸如鼎、缶、矛等；汉语中有大量成语典故，它们的文化内涵难以简单释义，自然在其他语言中更缺乏相对应的词语，诸如画蛇添足、掩耳盗铃、闻鸡起舞、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汉语中还有大量歇后语，诸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小葱拌豆腐――一清（青）二白、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孩子的脊梁――小人之背（辈）等，牵涉各种汉语的谐音词语，用其他语言对译起来难度很大。 2.3联想意义的不同 “借物喻人”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大文化传统，众多事物凭借其相关特性，被赋予对应的精神、意义。所以，汉语中存在大量该类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的词汇，如被赋予“自强不息，顶天立地”精神的竹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梅花等，在汉语文化中极为常见。这一系列联想意义会极大程度影响汉语留学生对汉语词汇的了解及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加以重视。 三、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全面对外汉语教学在时展新形势下，要紧随社会发展脚步，强化改革创新，在先进教学理念的支持下逐步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如何进一步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可以从以下相关内容着手： 3.1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通常而言，口语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的第一步。在初级汉语学习阶段，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尤为关键，由此要求教师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一开始，要注重合理引入文化因素，调动起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为后续深层次教学奠定良好基础。 以谐音词汇教学为例，谐音指的是依托汉语词语的音同或者音似特征，由一个词语联想到另外的相关词语。谐音取义既是汉语的一种修辞手段，也是汉语民俗文化的一大特征。谐音取义的特殊语言交际形式，显现了汉族人民趋吉避凶，重委婉含蓄，避讳正面冲突的文化心态。谐音词汇教学应当结合学生汉语水平实际情况开展教学。 对于初级阶段学生而言，谐音词汇教学应匹配学生汉语水平引入相应包含的文化。例如，在初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简单引导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进行讨论，向学生发问：1）中国有哪些节日？2）在这些节日里，中国人都是怎么庆祝的？3）在中国节日庆祝过程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在问题1中，学生普遍会回答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等节日，教师可对学生回答予以补充，并对某些重要节日做简单介绍，如春节，它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圣诞节，全球众多国家大都有庆祝新年的节日，不过与中国庆祝方式存在一定区别。在问题2中，初级汉语水平学生通常仅可说出简单的几个词汇，如春节，学生会提到贴春联、发红包、拜年等词汇；中秋节，学生会提到赏月、吃月饼、团圆等词汇。教师可汇总学生说出的众多词汇，连词成句，利用简单的词句对相关节日进行介绍。在问题3中，大部分学生一般会答不上来，但一些在中国过过春节的学生，则会纳闷为何家家户户会将“福”字倒着贴。针对学生的这一疑问，教师便可向学生讲述，“福”字倒着贴即为“福到了”的意思，“到”和“倒”互为谐音，汉语中时常会借助谐音词汇来表达美好的祝愿。在初级口语教学期间，教师主要可采取诱导手段，对学生开展谐音词汇教学。 在中高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选取探讨方式对谐音词汇开展教学，向学生发问：1）中国人为何选手机号码或车牌时通常不选“4”？2）为何向男女朋友送礼物时不宜送伞？3）请就中国谐音现象，列举一些例子。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他们通常都明白为什么不选“4”，但并不明白为何中国人如此忌讳死亡，此时教师便可引导学生对中国人生死观念展开探讨。学生也明白“伞”与“散”互为谐音，意为分散、分开。最后，教师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日常遇见的谐音现象，诸如“鸭梨山大”是什么意思，“果酱”是什么意思，“围脖”是什么意思等，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相互分享自身成果，最后再对学生所提到的谐音词汇进行比较分析，防止学生混淆。 3.2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了解h语相关文化背景，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学习到更纯正的汉语。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重视向学生教授汉语的文化背景，特别是文化词汇的理解，从而防止由于中外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理解偏差。文化词汇指的是包含文化内涵的词语，对于汉语阅读的学习，倘若难以对词汇文化内涵形成有效认识，则无法真正意义上掌握词汇表达的含义。 以彭志平先生编著的《汉语阅读教程》中《京剧脸谱》为例，在该篇讲述中国戏曲艺术的文章中，包含了大量文化词汇，部分词汇理解难度大，在阅读理解前教师应当对相关影响阅读理解的生词进行着重教授。如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写意、淋漓尽致等词汇，其中，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在其他语言中均有相对应的词汇，理解难度不大。然而写意、淋漓尽致此类词汇对于学生来说则较难理解，在向学生解释“写意”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中国画、西洋画，通过让学生对中国画的“写意”与西洋画的“写生”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认识到“写意”强调的是生态的表现及创作者情趣的抒发。在向学生解释“淋漓尽致”时，教师可利用脸谱反映的人物性格来进行教授。向学生讲述京剧脸谱中多种不同色彩代表的人物性格，如红色代表忠勇侠义，通常为好人；白色代表阴险狡诈；紫色代表刚正威武；绿色代表勇猛莽撞等。一般的色彩，学生理解起来难度不大，然而在京剧脸谱中，色彩对应的人物性格则不易理解，这也与中国人对色彩的认识密切关联。在对色彩开展教授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与色彩相关的中国传统，帮助学生理解各种色彩对应表示的人物性格。教师可首先向学生发问，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有哪些具备脸谱性格的人物，教师再进行举例。如，红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关羽；白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曹操；黑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包公等。 对于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而言，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通过对各种色彩对应人物性格的介绍，教师便可选取京剧片段开展教学，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色彩的有效理解。进一步再向学生提问：1）京剧脸谱有何作用？2）脸谱和中国画有何共同之处？3）列举中国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人物，及他们在脸谱中对应何种色彩。色彩与人物性格、脸谱图案与中国画均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中国画的认识可极大程度地影响学生对脸谱的理解。通过对阅读理解题的回答，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的有效认识。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跨文化交流，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单纯借助教材开展语言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各种语言均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对文化背景未能形成有效认识，便难以掌握该门语言的精髓。鉴于此，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全面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清楚认识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关联性，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积极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序开展。 （作者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摘 要：汪曾祺可以说是有着中西文化背景的一位作家，其作品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身影，也能够看到西方文学的融入。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小说中很好地借鉴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艺术手法，同时也积极运用西方的哲学思想以及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将二者有机结合，并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使小说作品的韵味、情感充分的表达出来。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中外文化；影响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士大夫，在短篇小说上颇有成就。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汪曾祺依旧主张回到民族传统，这并不是一个固有的模式，而是继承和发展前人，聚集精髓，将作家自身的情感融合到其中，从而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学。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汪曾祺的小说中总是充满着“中国味儿”，因为他热爱传统文化，因此在创作上注重回归到现实和民族传统中，强调使用中国味儿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散发着传统文化的韵味，传统的思想以及艺术等都在其小说中体现出来。 （一）传统思想 很多小说创作中都有传统思想的身影，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在各家传统思想的衬托下，形成了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在他的笔下，人们是充满爱的、是自由的、是有希望的。 由于受祖父的影响，汪曾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习读《论语》，这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思想中，“仁”可以说是精髓，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就充分的展现出儒家仁爱的思想。但是汪曾祺笔下的“仁”是一种博爱、普世的爱，他认为人应该是积极乐观的生活，因此他用文字构造的世界中都是充满美好与和谐的。如《受戒》，原本菩提庵是一座超凡脱俗的圣地，但是这里并没有戒律清规，小和尚将出家作为职业，在这里可以娶妻、可以喝酒吃肉。汪曾祺想要通过这样的描写创造一个不受压迫、束缚、自由的社会。 （二）传统艺术 汪曾祺对传统艺术科学的继承，进而使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得到提升。使用诗化的语言，使其作品的文学魅力得到充分的显现。叙述中运用“空白”的手法赋予小说以节奏感。使用暗示烘托出耐人寻味的意境。 汪曾祺小说的内容大多是民族风情、地域文化、童年等，尽管他描写的人物都是艰难、挣扎的活着，但是却依旧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积极向上的态度，散发着人性的美好以及作者的希望。汪曾祺的小说像诗又像画，用平静的语气诉说平凡的琐事，自然地流露出情致，他喜欢用有诗意的语言，用短句或词语单独成段，形式像诗歌。如《复仇》，“......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一城灯！嗨，客人！”[1]通过诗化的语言描绘出了如烟浩渺的境界，可以说是汪曾祺小说的神来之笔。在叙述节奏上，能够做到张弛有度，任何情感都不写到极致，适当的留白使小说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天鹅之死》中，“......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她的眼泪流进了她的梦。......”这段文字有着比较朦胧的诗意，如果将空白的部分进行补充，就没有原来的诗意，也会显得比较乏味。 二、西方现代文W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一）西方现代主义作家 汪曾祺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有着明显的现代性特点，主要是由于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时的影响，在进入文坛之初就开始接触外国文学。 在汪曾祺自己看来，契诃夫和阿索林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他觉得契诃夫是真正的现代作家，作品洒脱自由，好像将任意组合文字就能够形成一步作品，汪曾祺喜欢契诃夫的自由、不受文体模式的束缚，并且更加关注生活。汪曾祺的创作思想、艺术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对于阿索林，他认为阿索林的小说像是安静的小溪，但是又充满活泼。汪曾祺也继承了阿索林灵动恬淡的写作风格。阿索林的小说没有刻意的对人物形象，也基本上没有情节，更没有充沛的情感，是利用比较细腻的眼光观察生活，这也是汪曾祺的创作美学。 此外，汪曾祺的创作也受到了卡夫卡的一定影响，卡夫卡善于运用象征的手法，但是并不是明显的象征，而那时一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象征，其中的韵味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和品尝。汪曾祺在40年代时观念也出现了变化，对写作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认为真正的小说应该是现在进行式的，一切都像真的，并且没有解释说明，也没有过分强调，是绝对真实的写照，随处都有象征，但是又没有象征的“意味”，是自然的[2]。这种想法就是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 （二）西方现代艺术 汪曾祺在创作中也应用了一些西方叙事学的创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叙事。 汪曾祺从4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意识流小说也是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他阅读了很多翻译的小说，涉猎很广，他的创作受到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比如《绿猫》、《复仇》、《小学校的钟声》、《礼拜天的早晨》等，汪曾祺意识流小说有着散文化的特点，如《复仇》，“山越来越高，......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3]这本来是描写复仇者的心理，是一种意识的无规则活动，但是作者写连绵的山、无边的天以及弯曲的路，好像是没有希望。于是人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执着又孤独的复仇者。40年代是比较动荡的时期，这时汪曾祺的意识流小说大多是表现知识分子的迷茫与孤独，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消极性是一样的。如《绿猫》，通过“我”的视角讲述夜深人静时，人物复杂的回忆以及思绪，“我”的意识流动，是主观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通过客观事物引起的，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主观世界的不同。 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意境之美，意境是通过很多方法进行描写的，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风物的描写，在他诗化的小说中注重情绪和想象的描写。如《昙花、鹤和鬼火》就是纯风物描写的小说，主人公李小龙看到了昙花、白鹤、鬼火的美，“忽然又飞快了，聚在一起；又散开了，好像笑了，笑得那样轻......”[4]这里描写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阴森的鬼火，而是柔美灵动的。这三个意境十分美，但也是稍纵即逝的，在描写中能够感受到作者淡淡的忧伤。这些原本平淡的事物通过汪曾祺的描写，变得充满韵味、充满想象。 三、结束语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深受传统与现代的影响，他的小说可以像清泉一样澄明透亮，又可以向迷雾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平凡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一股力量，牵引着人们走近汪曾祺和他的小说，汪曾祺的作品虽然没有鸿篇巨制，但是他的作品却像是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值得我们一步步去攀登和踏寻。 中外文化论文:论中外文化差异对教育翻译的影响 【摘 要】文化和语言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社会文化环境产生语言，同时也影响着语言，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本文通过描述不同语言之间文化的差异，围绕在语言中所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来阐述并且分析文化背景、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各种影响，并结合实际说明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教育翻译的有利影响及不利影响。 【关键词】中外文化；差异；教育翻译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翻译的字面意思想要理解不难，但真正要做起来却实属不易。在翻译中，我们发现，语法和句子结构并不会给我们造成真正的困扰，而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历史因素造成的言语活动的负迁移才是造成真正困难的原因。 在教育翻译中，造成错误的，一般不是由于词语的表述不当导致的，而是对不同文化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正是因为文化和语言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知识，关注其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确切地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和思想。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并自主进行合适的处理，使译文既能不偏离于原文，又能符合源语言的表述习惯。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心理会产生不同的语言，不了解不同语言内在的不同的社会文化，也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之间的相通之处。通过分析中外文化差异，本文提出存在的主要差异以及对翻译产生的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分析 （一）文化理念的差异 儒家文化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学的“和”的观点在中国的文化上有着重要的体现，“和”强调了平衡、对称、统一的中国造型方法，以规规矩矩、四平八稳为最美。“和”观念更为注重的是天与人的和谐、社会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注重天地人和，它强调了群体的价值，认为个体产生于群体之后，先有群体后有个体，个体是群体之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后天的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会对思维方式造成主要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环境中成长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人们通常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所描述的问题内容也就存在差别。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加擅长形象思维，他们把事物看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和”的思维模式，即更注重平衡与和谐。因此，汉语更加注重语义，语义变化非常大，同一句话即使在不同的语境下也会有着各不相同的含义，这也是中国文化含蓄、内敛的最好体现。而西方人更加擅长逻辑思维，他们经常将要分析的对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从细节之处进行深刻分析，这也是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最好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加深合理的思维认识，合理的分析不同文化间的表达方式。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一定性 文化和语言二者息息相关，语言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表征 1.信仰不同引起的翻译不对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的动物象征是龙，龙代表大气磅礴的民族精神，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中国有“龙马精神”“龙凤呈祥”等说法。但在国外文化中，龙是恐怖的动物，代表着邪恶。 2.受社会风俗习惯差异影响的翻译不对称 我们遇到熟人打招呼的时候通常会说“干什么去啊？”“您吃饭了吗？”如果在翻译的时候直接将这类的话直译，那么绝大多数西方人听了都不会开心，他们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也难以接受，甚至于认为你干涉了他们的自由。 三、克服教育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 显然， 翻译工作者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才能理解两种语言之中的文字的其中含义。 （一）在教育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 想要更加准确地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必要深刻地掌握和理解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从而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文字的含义。对于教育翻译而言，我们要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准确把握翻译材料中的文化内容及细节，以免产生错译、漏译等问题。 （二）在教育翻译的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素养 文化对于中外语言翻译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不断学习中外文化知识，不断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修养。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重视和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 加强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可通过浏览一些中国的历史故事、文学名著、观看历史影片等。 2.重视和加强英语文化教育 作为译者应该从多个渠道获取英语文化知识。如：阅读外国文学著作、观看外国影视作品、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习俗、进行国家间的文化习俗的比较等。 四、结论 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应首先忠实于原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互为弥补和完善，挖掘其更深刻的含义，完成文化思想的转化。这些方面在教育翻译中也应深深地体现出来。 中外文化论文:梁实秋与中外文化 内容摘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本文从他的家庭环境、启蒙教育、清华求学、美国留学、人生选择等方面探究多元文化对梁实秋的影响。 关键词：梁实秋 中外文化 人生选择 自由 保守 当代文坛鲜有作家能像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大家那样，去深入的学习、了解、领悟、吸收中西方文化，并进而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的变革与发展。这些大家有一些共同点：出生于晚清、成名在民国，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感受着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碰撞。他们都曾在国内潜心求学，之后选择漂洋过海，再回过头来，用各自已经形成新的的眼光来观照亟待觉醒与振兴的中国。胡适如此，鲁迅如此，梁实秋亦如此。 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往往决定这个人的心性、视野、格局与情怀。作为学者和作家的梁实秋，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成就了他的灿烂人生。 一.家庭环境：传统与现代 梁实秋出生的1903年，其时正处于清朝的尾声，一个不断衰微的王朝在做着最后的挣扎与喘息，在这个老大帝国京城的一个胡同里，梁实秋开始了他的人生旅程。 他的“老家在北京东城老君堂”，“这是一栋不大不小的房子，有正院、前院、后院、左右跨院，共有房间三十几间，算是北平的标准小康之家的住宅”；他的家庭“不是富有之家，只是略有恒产，衣食无缺”。[1]所以在他的儿时记忆里，有的是商店林立的东四牌楼，卖着汽水和蜜饯桃脯的干果铺子，能买到英文教科书《汉英初阶》及墨水钢笔的汉英图书馆，佛堂改成的书房，院子里的紫丁香、梨树和西府海棠，“天棚鱼缸石榴树”、“大放光明”的电灯、“生怕削断了手指”的电扇……在这样的环境里，梁实秋开始触碰传统和现代。 长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家族，不可避免地要适应长幼秩序、膳食规矩、祭祀礼仪，但让梁实秋记挂更多的是胡同里“打糖锣儿”的声音，夜晚钻进被窝齐头睡在炕上的欢声笑语，祖父的慈祥与呵护，母亲的怜爱与严格……这些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他童年那颗幼小而又温暖的心灵。 二.启蒙教育：学堂与小学 梁实秋六七岁的时候进了内政部街西口内路北的一个学堂，在这所学堂学得了什么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开学那一天，学生们都穿戴缨帽呢靴站在院里，只见穿戴整齐的翎顶袍褂的提调学监们摇摇摆摆的走到前面，对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领导全体行三跪九叩礼”。[2]梁实秋以这种极富传统文化意味的仪式开始了他的学业。之后他跟着家里请的一位教师学习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有贵族学堂之称的陶氏学堂读了两年。 武昌起义，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终结，中国完成了一次变轨，一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教育的剧烈变革到了爆发的时间节点。对梁实秋来说，这当然不仅仅意味着减去辫子，他的童年生活也随之改变。“革命以后，情况不同了。我的家庭也起了革命。我们可以穿白布衫裤，可以随时在院里拍皮球……”[3]“民国成立，薄海腾欢，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先生不愿到南京去就职，嗾使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与阴历正月十二日夜晚兵变，大烧大抢，平津人民遭殃者不计其数。我亦躬逢其盛。兵变过后很久，家里情形逐渐稳定，我才有机会进入公立第三小学。”[4] 东城根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既称“小学”，说明是新式教育。课程不仅有国文、历史、地理、习字，也有算数、英文、体操等科。在这里，梁实秋接受了启蒙教育，夯实了他的学习基础。他的启蒙老师周士毕壬的教导和训育，对他人生习惯的养成影响很大。“我记得他特别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例如纽扣是否扣好，头发是否梳齐，以及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无一不加指点。他要求于我们的很多，谁的笔记本折角卷角就要受申斥。我的课业本子永h不敢不保持整洁。……在我们心目中他几乎是一个完人。”[5] 三.清华求学：美国与爱国 1915年，梁实秋以直隶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在那时尚不大引人注意”，“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6]（学校创立是由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在这里的八年求学时光，让梁实秋收获颇多，难以忘怀。因为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清华在教学上既管理严格又处处模仿美国，这对梁实秋大有裨益。 清华对新生管理严格，起床、洗漱、就餐均有要求，甚至规定学生每两星期要向家里写家信一封、身上不许带钱、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禁止看小说等等，一旦违规，就会受到处罚，“闭门思过”。这一切在后来被梁实秋所理解：“我们事后想想陈莜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办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7]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8]上午的课如英语、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生物等一律用英文讲授，又有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这样 “难得的好老师”，梁实秋因此受到了极好的英文训练，这为他日后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和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的成就打下了基础。两位美籍女教师教导他练习使用“议会法”，让梁实秋体会了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和民主社会的集会艺术，还教学生们“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大纲，有时从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9]梁实秋的国文老师徐镜澄先生，最独到的地方就是改作文，教梁实秋许多作文的技巧，梁实秋“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废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要力求挺拔，避免`茸”，[10]多年以后，作为作家的梁实秋的文风淡雅自然，当与此有关。其他诸如音乐、数学、生物、手工、国画、体育等科，虽不是他之所长，却也让人回味。 毕业前一年梁启超的一次题目为《中国韵味里表现的情感》的演讲对他影响甚大。任公先生的学问和风采彻底征服了年轻的梁实秋，以至于梁实秋后来写到：“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11]在清华，梁实秋仔细阅读过胡适、周作人等人的著作，“《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是每期必读的”，[12]如此说来，梁实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缘分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注定。 在一个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作为学生的梁实秋有着最朴素的爱国情感。清华上午的课一律用英文讲授，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这激起了梁实秋的“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上午在课堂就偏偏不驯服。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到骄傲呢？”[13]在清华读书期间，梁实秋也曾以爱国学生的姿态参加了“五四”运动。 四.美国留学：思想和学术 梁实秋对毕业出国一事，“一向视为畏途”。[14]早他一年到美国的闻一多劝他出国见见世面，“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他的恋人程季淑女士深明大义地支持，所以无奈也好、不舍也罢，这种种因素还是促成他迈出了去美国留学的步伐。 1923年8月，“清华葵亥级六十余人在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放洋”。[15]带着与恋人的“三年之约”，带着她绣的“平湖秋月图”，带着新做的西服和国旗，梁实秋出发了。在这艘船上，还有两位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冰心和许地山。 梁实秋到了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英文系、哈佛大学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研究所学习、进修，1925年获得哈佛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的思想体系逐步建立，他的学术才华开始显露，而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欧文・白璧德。 欧文・白璧德（1865C1933年），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文学批评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梅光迪、吴宓都曾师从于他。梁实秋评价他“是一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义学者”，“他重视的不是‘创造力’而是‘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璧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白璧德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家与老庄的著作”，[16]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当这种西方文艺理论与梁实秋身上的中国传统观念汇聚融合，就造就了梁实秋理性与节制。 1924年秋天，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选修了白璧德教授的“十六世纪以后的文艺批评”，“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绪几乎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17]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实秋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批评文字《论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他以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对新文学进行了一次反思。梁实秋后来的《文人的纪律》、《文人有行》等文，“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 就在梁实秋在美国似乎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做出了回国的决定。对于当时的情况，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写到：“我爸爸上美国留学，我妈妈等他三年。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说好了三年，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那时候妇女只要家庭一给说好了，包办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我妈妈结婚。”[18]就这样，梁实秋结束了美国留学生涯，回国实现了当初的“三年之约”。好在此时的梁实秋在思想和学术上已经开始通达，他将用新的眼光来观照这个国家。 五.人生选择：自由和保守 1926年，梁实秋归国。先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后由于时局动荡前往上海。 在上海的梁实秋以新创刊的《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评论，参与了当时的影响重大的文学论争。“我当时的文艺思想是趋向于稳健的一派，我接受五四\动革新的主张，但是我也颇受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影响，并不同情过度的浪漫的倾向”、“我自己觉得我是处于左右两面之间。我批评了普罗文学运动，我也批评了鲁迅”。[19]梁实秋以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创作不应该受阶级的约束、思想自由等观点与左翼文坛展开论争，成为当时两大文艺思潮对立下自由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自由主义作家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族、国家的呼唤，他们也是以自己的不同于革命作家的方式，通过也许更为曲折的道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以及社会生活保持着或一定程度的联系。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20]回忆《新月》杂志，梁实秋说：“老实讲，文人对于劳苦的大众总是同情的，中外古今并无二致。”[21]回忆抗战时期，他写到：“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命运如何。我将尽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22]不管是在清华“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的梁实秋，还是带着国旗去美国留学的梁实秋，亦或是抗战时期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梁实秋，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从未改变。只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激进”、“保守”这两条路线上，梁实秋选择了后者。 1939年后梁实秋陆续发表过《雅舍小品》，加上其他一系列的散文，奠定了梁实秋现代散文大家的地位。有太多的评论家严谨细致地研究过他的文章，并从“技术”层面总结了他的散文风格。其中有不少人从梁实秋的文化背景和当时情况出发，分析了梁实秋散文语言和内容上的特点。关于梁实秋散文，本文要提的一点是：梁实秋的散文风格是他自由和保守的人生选择投射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必然。梁实秋是一个文品与人品高度一致的作家，也是一位前期和后期高度一致的学者。在一个呐喊和斗争占主导地位的大的时代背景里，他在创作上依然选择不被政治左右，拒绝激进，因此，他的散文走向了从容旷达、淡雅自然、幽默闲趣。 梁实秋的自由与保守，似乎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他的文艺理论和散文创作因而在当时并没有那么灿烂夺目。然而，当喧嚣落幕，我们终于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发现了梁实秋的文化坐标与精神价值。 六.结语：马褂与西装 翻看梁实秋的照片，他穿的不是马褂，就是西装，这正是中西两种文化的象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他的成长及求学经历充满了中外文化的元素，而正是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梁实秋选择了自由与保守，这也成就了梁实秋的灿烂人生。 “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自豪”（梁文茜语）。[23]文化无国界，但学者却有自己的祖国，在文化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执持。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差异对公益广告语翻译的影响 摘要：公益广告是一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尺，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公益广告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对于英语语言研究者来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根据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分析了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提出了中文公益广告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公益广告 文化差异 翻译 广告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其背后承载的信息常常具有本地的文化印迹，公益广告与其他广告不同，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形式，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为公众切身利益服务，具有社会的效益性。它通过传达某种观念，倡导大家多多关注社会性问题，用符合社会道德的标准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支持或引导某些社会事业。基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公益广告在中西方也具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本文根据中西方文化差异和翻译现状，分析影响中外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给出合适的翻译方法。通过研究公益广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外文化差异，促进国际交流和社会发展。 一、文化与广告的关系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创造出文化。文化的传承一代一代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并赋予其意义。广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广泛地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各种电视媒体、网络，甚至是居住环境周围的大小街道，无一不充斥着广告的身影。从根本上来说，广告是文化发展的一种产物，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广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发展的产物，广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它的功能，无论是广告策划和创意，还是广告制作和，都必须对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中英文公益广告间的文化差异，我们首先要了解广告和文化的关系。第一，广告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功能，它也直接反映了所属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二，广告现象一旦产生，又会反过来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广告现象具有超自然性、整体性和形态性，它是人和社会的产物，它有具体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反映出一定的价值观念。第三，广告创意源于文化，源于生活。一个民族的文化能提高广告创意的内涵，也会给广告创意带来独特的个性。 二、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 （一）文化价值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提倡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中国人主张团结一致，尤其是遇到天灾人难时，集体主义精神就表现得更加强烈。如汶川地震时，我们会看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宣传。 而西方人不同，他们崇尚个人主义，有着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也喜欢随心所欲，他们认为，如果连个人利益都无法保障，更何谈集体利益。此外，西方国家和政府也大力维护他们的个人利益，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这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用在公益广告上，表现自然不同。例如：同样是森林防火的公益广告，在中国，我们习惯用“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来作为森林防火的标语，而在美国，他们倾向于用“Only you can prevent forest fires”的标语，译成汉语就是“只有你能阻止森林火灾”。 （二）社会习俗 社会习俗是一个国家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形成的，不会轻易改变。社会习俗对人们的行为有着超强的控制力，是潜移默化的，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与社会制度变革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生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大家各自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表示同一事物的词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词义会有所不同。例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 ，古代的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中国人也自称“龙的传人”。人们也常用“望子成龙”来表示希望孩子有出息，将来能出人头地。而在西方人眼里，“龙”（dragon）是一种邪恶的东西，有着不好的寓意。再比如说狗，西方人认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在家里养狗。常见表达有“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因此西方人对于吃狗肉十分反感。而在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常常带有贬义 ，如“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狐朋狗友”等。在颜色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象征吉祥、热情、温暖、热血。中国的国旗是红色的，红色代表着革命。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挂红灯笼，贴红对联。“红双喜”“红喜事”寓意令人高兴的事。在中国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的。红色还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象征着革命和兴旺。但红色在西方国家却不受欢迎，他们认为红色代表着血腥、危险、恐怖，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英语中红色（red）就有许多贬义的用法，如“red revenge”（血腥复仇）。在北美的股票市场，红色表示股价下跌，所以美国人用“赤字”（red letter）表示亏损。 （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以宗教的某些理论学说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并把宗教的创始人作为崇拜的对象。通过宗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以及某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的文化状况。在不同的地区，他所创造出来的宗教必然带有当地文化的印记。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教，而在中国佛教徒较多。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佛教对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发展，同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人们相信有“佛祖”在掌管着世上的一切，中国成语中就有“借花献佛”一词，来比喻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送给要讨好的人。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将人看作上帝创造的最珍贵的东西，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并对自然有强烈的征服欲。西方人一出生就接受宗教洗礼，从一些欧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宗教的虔诚。他们认为上帝可以创造一切，因此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的说法，也有“Go to hell”（下地狱吧）这样的诅咒。 （四）审美标准 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公益广告在与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结合时，便具有一定的审美特色，这不仅给人以启迪，而且给人以美感。公益广告的设计往往吸引公众的眼球，画面与文字的结合更能清晰地传达出广告中的文化信息，让人一目了然，也以此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因此，审美标准在公益广告中很重要。 中国的公益广告偏向于用含蓄的手法传播人性之美，唤醒人们崇高的道德情感。例如一则《我要上学》的公益广告，广告中小女孩那双闪亮的大眼睛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贫困山区的孩子对上学的渴望。相对而言，西方人更喜欢直观型公益广告，西方的广告文化崇尚个性，强调特色，在英语国家的公益广告中，外国人喜欢使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例如，西方国家常常喜欢用安全套的滑稽用法来呼吁人们预防艾滋病。国外的一则禁烟广告将人的肺设计成无数只蜜蜂的集合，一个人伸出打火机想去点烟，图片右下角一句标语“Your lungs are more sensitive than you think ，stop smoking”。广告形象生动，给人以深刻的暗示。 三、中文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方法 （一）词汇的选择 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一词多义和一词多类的现象，有时候汉译出来的英语与中文意思大相径庭，这就为公益广告的理解带来了困难。这就要求在翻译公益广告语时要注意词的褒贬、轻重，还要考虑词与词的搭配，尽量译出中文的含义及其色彩。例如：中国的一则公益广告宣传语“五讲四美三热爱”曾有人译成“Five stresses，four beauties（四个美人）and three loves（三个情人）”，这样译出来的意思与广告原本的意思背道而驰，而且外国人也容易误解。得体的翻译可以是“Five stresses，four points of beauty and three aspects of love”，在原译文的基础上加上几个词，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二）词类的转换 汉译英中常常需要进行词类转换，鉴于汉语中习惯频繁使用动词，而一个英语的句子表达往往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所以将汉语动词转换成英语名词或其他词类是一种常见的翻译方法。在某些公共场合我们常常会看到诸如“严禁酗酒”和“禁止吸烟”的公益广告标语，西方国家习惯用“No alcohol”“No smoking”表达，而不是“Don't drink alcohol”“Don't smoke”。名词的选择更符合西方人的表达习惯，适当进行词类转换可以使译文更通俗易懂。 （三）句型的转换 公益广告中的语言本身具有灵活、简洁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学会灵活地进行句型转换可以使译文更加流畅，一目了然。既可以把句子译成词组，也可以把词组译成句子，还可以在句型之间相互转换。例如：“关注环保，低碳生活”可以译成“Care for the world creatively”，把并列词语换成一个祈使句，这样既表达了基本意思，也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可谓恰到好处。再如：“请勿践踏草坪”译成“Take care of the meadow， please”比“Don't trample the meadow， please”要好，肯定句的表达比否定句显得更有礼貌，语气也更温和。 （四）汉语四字结构的译法 大量使用四字结构是中文公益广告标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四字Y构表意精准，读来朗朗上口，也充分体现了汉语文化的特征。一般来说，英文的公益广告语讲究简单直接，通俗易懂，因此，译者在注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翻译规则，灵活地将四字结构翻译成英文，准确传达出中文意思，使译文流畅地道。如：“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可以译为“ United as one， we determine to tide over the hard times”。再比如：“小心轻放”在英语中就有对应的表达“Handle with care”，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法，既传达了原文的基本意思，又符合英语的行文习惯。 四、结语 了解中外文化差异对于我们学习中西方语言、研究公益广告语的翻译等具有重要意义，公益广告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它蕴含着不同国家的文化信息，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因此，在翻译中西方公益广告语的同时，我们应该在相互理解并且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方法，创造出精准而得体的译文，为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中外文化论文: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动态 感谢敦煌研究院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赵声良副院长让我讲一下近年来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动态，但是这个题目比较大，所以我择要把跟敦煌有关的话题就我所了解的近年发展的趋势，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从动态方面来讲，现在丝绸之路讲得非常热，但是过去没有一门丝绸之路专业，主要有中外文化交流史，或者中外关系史，或者中西交通史专业。过去对做丝绸之路，我们觉得有点不太专业一样，但是近年有所改观。这种改观，我不是说它不对。作为中西交通史这样的中国传统学科发展来讲，早期有几位大家，像张星R、冯承钧、向达、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等。前面三位是专门做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像孙毓棠、张广达等也做了很多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但是他们毕竟受了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孙毓棠改行搞近代史，但是他们带了一些学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渐见了成果，像余太山、刘迎胜等先生。这是总的学科上的人物大致的脉络情况。 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分别为传统史籍、外文古籍、胡语文献、考古资料几个方面。这是大家比较集中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话题。 传统古籍方面，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从《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到《东西洋考》，关于这些的研究好像已经穷尽了一样。近年仅出版了朱玉麒整理的徐松《西域水道记》。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是可以重新做的。比如《大唐西域记校注》一卷应该有一本，《大唐西域记》里面没有一张玄奘看到的佛教遗迹的图片。以现在的研究条件是可以加上图的。比如考古学家的遗址平面图，还有玄奘看到的很多尊像，只要现在还存在的，都可以加在《大唐西域记》中。 外文古籍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很薄弱的，但是前景很好。过去，对于希腊、拉丁史料，耿N翻译过，现在又出版了英文版，可以对照着再做工作。可以从西方整理的希腊、拉丁文本里重新辑录有关东方的文献。这些东西，目前没有人做。另外，波斯、阿拉伯文献的量相当大。在中国，除了穆根来、汶江、黄倬汉翻译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宋岘翻译的《道里邦国志》外，其他都没有人做。西方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越来越不关心这些，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中国学者应该接着继续做下去。像塔巴里《年代记》的完整英译本已经出版了，《史集》版本的调查都已经结束，但是没有很好的译本翻译出来。我们现在所用的《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是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翻译的。他依据的底本是沙海昂本，非常差的。而国际通行的是伯希和和穆尔合作的百衲本，中国学者很少用它，调查国内图书馆所藏也没有几本，完全不能和现在的我国关于蒙元时代中西交通研究切合。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东西。 另外一个跟敦煌吐鲁番相关的是胡语文献。过去讲，中国学者要夺回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并且我们已经夺回了这个中心。但是胡语这一块还不是中心。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通粟特文和吐火罗文。季羡林先生不在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吐火罗文。实际这方面的天地非常大，包括敦煌、吐鲁番都可以做很多工作。然后是梵文写本。我们的期刊发表很多研究北道、南道的造像的论文。这些造像不是根据汉文本画上去的，而是根据当地的梵文本和吐火罗文本画出来的。梵本和吐火罗本经过了一百年，都已经被翻译出来了。所以应该可以和洞窟的这些壁画做重新的对照。关于摩尼教的东西，现在更多的关注点在霞浦文书上。葡萄沟水盘遗址出的文书最近全部都已经编了目录。德国人在不断地推进这个事情，他们有一个黑皮的《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还有《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其实它们跟我们的敦煌吐鲁番研究非常密切。当然石窟考古是不断地推进中外关系史的一个有力的强点。像安家瑶做的玻璃器研究，赵丰做的丝绸研究，齐东方做的金银器研究，林梅村做的西域文明，还有钱币、石刻研究，等等。比如洛阳的景教经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敦煌抄本重要性的材料。但是基本上是在景教的圈里在用，在敦煌的圈里没有用。但是从写本上来看，拿一个经幢和写本来对照，可以复原这个卷子。 近年比较有推动的还是粟特方面。不客气地说，粟特人在中国，中国人已经占据了话语权。从蔡鸿生先生、姜伯勤先生，一代代学者的努力还是很明显的。关于粟特本土的研究还差很多。中国学者反应比较慢。随着“一带一路”的说法提出之后，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推进。但是现在到市场上找关于丝绸之路的书，真正上学术层面的就是刘迎胜的《丝绸之路》、吴芳思的《丝绸之路2000年》、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等等。 以上我粗糙地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科背景和发展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从刊物上来讲，《敦煌研究》的整体发展是非常好的。从试刊到今天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过程。今天我们的期刊得到了优秀期刊的称号，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资助。其实，敦煌研究院一直是我们的期刊最强有力的支持。 对比《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我们的这个期刊是非常拔尖的，非常有特色。但是也要考虑到现在的杂志越来越多，比如现在有《西域研究》、《西域文史》、《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欧亚学刊》、《丝瓷之路》，以及将要创办的三个杂志《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丝路文明》，这些期刊都是抢夺我们的稿源的。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那就是：敦煌石窟、敦煌文献、敦煌简牍。这三条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要立足这些才能保持我们的特色。另外，我觉得《敦煌研究》成功的一点，就是它办刊早。在它创办的时候，全国的石窟寺没有杂志，所以我们期刊过去占了一个先机。过去我们把各个石窟佛教美术考古都囊括在敦煌研究中，所以现在应该按照丝绸之路沿线，辐射到全国，同时应该要走出去，一定要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然后到日本、朝鲜、韩国，所有的佛教美术、粟特文化考古的|西都囊括在这里。 最后一点：一本杂志，我们将它办到这个程度，我们有很多自豪感和成就感，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更上一层楼。 1. 把住学术关。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高手推荐来的文章，我们要相信它就是一篇好文章。我们可以接受这种人情稿，但是这种人情稿是要有学术含量的，要把握住文章质量。如果进来的稿子真的不行的话，不要勉强，不要发表。 2. 推进国际化和全球化。加强自己期刊英文的推广，建立自己的网站和微信。 3. 解决胡语文献的排版问题。中国目前的排版还是头疼于胡语文献的上边一个点或下边一个撇，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并且是可以解决的。 4. 发挥编委和专家的作用。编辑部审不了的稿子，一定要请专家，并且不一定是编委来审稿子。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的双向关系 中华文化对海外文化的影响，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李约瑟和一些研究中西交通史学者们的研究和引录的资料，在世纪之初，中华文化的器物制作、社会风习和法律作用等内容都已被西方人士以羡慕的眼光写入他们的著作中。当然有许多资料是经中亚各国转手，或由西方来华人士传播出去的。对东方的影响更为明显，即以中华纪年方法为例，自汉武帝立“建元”为年号，至清宣统止，二千余年相沿不衰，而周边的朝鲜和日本等都加以借鉴而推行使用，至今日本犹以平成为年号。唐代文化鼎盛，日本派出遣唐使十数批，不仅亲炙中华文化，而且舶载回国的中华典籍近二千种。至于鉴真大师东渡，弘扬中华文化，更是久已脍炙人口的佳话，至今犹被日人尊崇，专庙奉祀。宋代茶文化的发扬与日本茶道具有血缘渊源，当今日本茶道各流派仍奉陆羽为茶圣。至其书画、插花等事也均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本几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市场。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日本接受外来文化并不原样照搬而是改变包装，尽量“和化”。明初郑和七次航行海外，赍送典籍文物，使南洋等地“大小共三十余国”广沐中华文化。晚明以来，特别是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儒家学者如朱舜水等不事新朝，泛海东渡，在日本传播理学，称儒学一大宗师；福建黄檗山开山普照国师隆琦，俗姓林，号隐元，于明光宗泰昌元年29岁时，在黄檗山正式剃度为僧，从鉴源禅师研习经典；清顺治十一年63岁时东渡日本，宣扬佛教，沟通中日文化，成为明清之际的名僧，日本延宝元年（康熙十二年）卒于日本，年82岁。这两位儒释大师为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就在清初的时候，中国一部从宋代就传入日本的民间识字读本《三字经》也竟流传到俄国和欧洲，后来更被英、美、德、法等国的学者译为英、法、拉丁文本，也可见中外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还曾对外产生过某些政治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流传到日本，有多种刊本，不仅使日本民众从中获得西方史地知识，而且对明治维新也有推动作用。 18世纪以来，西方经济迅速发展，物质文明明显增长；但是，社会精神文明却出现空虚沦落。文化与文明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但源头活水不一定都是顺流而下，也可能出现逆水回转的滞退现象。文化愈发展，文明愈堕落的逆向现象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其原因就是由于文化包含有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深层的文化层，只有三层共建才是完整的文化结构。那时西方人士很羡慕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推崇和主张以人文主义，即人伦思想为核心。中华文化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成“天人合一”的模式，司马迁所主张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载入史册；对于人和神的关系也处理成一种泛神观念，即凡是在人周围的神都是以人的意愿去确定其存在和命名的，“祭神如神在”正是对这一意愿的典型概括。中华文化对人际间的现实关系非常注重：如仁人爱物、尊老爱幼、人伦纲常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论题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而这正是当时西方社会所希望和羡慕的，他们想用中华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来针对其社会时弊，并从中寻求慰藉和补益。当前欧美现代化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也面临着道德生活中的精神困扰，因而也像他们的先人那样，想求助于中华文化。于是西方一些学者便以提供新儒学或复兴儒学作为针对时弊的救世良方。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海外文化的一种吸引力。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发展、完善和建设自己的文化时，不仅要继承和选择本土文化，还要善于吸收和融合海外文化。长期以来，海外文化似乎习惯性地专指西方文化，但不容忽视的还有以日本为主的东方文化。中国在某一时期还有“苏化”问题。从汉晋以来，中华文化就对海外文化从不断探求和选择中来融合发展自己的文化模式，如汉以来的融合佛教文化；唐代长安之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兼容的总汇以接纳各种外来文化；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向中国大量移植海外文化，甚至大臣（徐光启）帝王（康熙帝）都亲自学习和介绍海外文化；近代之初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虽有某种狂傲的偏见，但确是当时吸收海外文化的一种明智态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大量引进海外文化的译书活动达到高潮，已从单纯介绍西方史地知识外，尤集中于政治、科技等方面，在中外翻译家互补短长的情况下译书近千种。在前夕，译书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维新派人物提出了译书应“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方；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原则，反映了时人想更多更快地吸取海外文化的情绪，但实际上仍以译西书为主。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维新分子樊锥身上有了强烈的体现，他在《湘报》上发表的《开诚篇（三）》一文中呼号“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主张。又力主仿效明治维新。这可称是“全盘西化”最早的公开号召。清末又有从冯桂芬提出的“中本西辅”，经由“中本西末”而后形成“中体西用”体系。这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被迫接受传统观念中视为“奇技淫巧”的外来器物层作为“西用”，来改进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以求富强。在政治行为上体现为清末的立宪运动。立宪运动含有一种图强求存的意念，不能绝对地视之为伪立宪。民国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适逢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尚难顾及深层的文化观念，即使有也都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的，或浮游于饮食服饰的表层，难以深入到思想、政治、经济的深层，而真正使西方文化产生社会影响的则是“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出于挽救民族危亡，改造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曾经以无畏的气魄采取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反传统手段，从批判“孔教”入手，向“传统文化”不断进行猛烈冲击，解除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引进具有海外文化属性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基本精神来建设新文化。终于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可惜它未能获得相应的土壤与经济现代化相配合，所以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而它的绝对化反传统手段竟被后来有些人所曲解和利用，导致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态度，从而推荡出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全盘西化”论。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某些知识分子以放大镜观测传统文化中坏的一面所产生的愤慨偏激情绪的产物。最早是在一本题名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书中所提出：“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这个口号是把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并企图生吞活剥、原封不动地用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其结果必然出现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弊病。 近年以来，在吸收海外文化问题上还有一种“西体中用”说，主张者还做了诠释说：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就是R克思主义；所谓“中用”就是把中国的实际作为海外文化的载体或媒介。这和“全盘西化”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说法动听一点而已，是不可取的。 我们对海外文化的态度是吸取而非照搬，更不是谁优于谁、谁吃掉谁的问题。它是彼此撞击融合而非拼盘杂凑。不是1+1=2，而是1+1=新1。改革开放的现实情景就是后一公式的具体化。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吸取海外文化中适应我国国情背景和土壤的那些内容，使之与本土传统文化中选择出的有生命力的合理成分相结合，才能为中华民族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即精神与物质两个文明并重的文化，并以之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选自《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中华书局。作者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的著名学者） 中外文化论文:再辟“丝绸之路”书写中外文化交流新篇章 2010年3月13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策划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中国音乐学院成功召开。研讨会由该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主持,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院长及来自校内外的王岳川、王耀华、李西安、樊祖荫、宋飞、冯文慈、乔建中、罗艺峰、韩兰魁、张援、陶亚兵、赵为民、姚艺君、谢宏、左继承、王军、张天彤、齐燕燕等业内专家,以及台湾南华大学周纯一、韩国国立国乐院舞蹈团指导委员沈淑庆博士等著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专家们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策划为核心,讨论了古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多方面内容,并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条路,还是一条“路”? 丝绸之路,原指西汉时期汉使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途经中亚、西亚、南亚等国。张骞的西行,既体现了汉王朝强大的综合国力,又深入地在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促进了古代中国与西域各国之间的交流。在音乐上,使团将西域各国各地的音乐文化带回中国,既使身处东方的中原大国认识了西域丰富的音乐文化,又通过对其同化丰富了自身音乐文化的发展。正如周纯一教授所言:“丝绸之路是一条路,但也像水一样呈现出流动的特征。这种流动,是知识的流动、族群的流动、文化的流动。” 流动,既是水的形态特征,也充分体现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特点。中国古代的辉煌文明,正是在这样的“流动”――文化输入与文化输出――中不断成长着、发展着、前进着,关注着外邦,审视着自身,使得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不断焕发出文明生机与文化活力。 中国幅员辽阔,边疆线长,邻国众多。西北有匈奴、突厥,西南有波斯、天竺,东有日本、韩国。漫长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既是中国音乐自身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一次又一次与外邦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盛唐时期,日本、韩国分别派出遣唐使来华学习,将中国包括音乐在内的多方面文化成果带回本国。在上世纪初的韩国,尚存在着包含中国古代乐舞元素的宫廷乐舞;在日本,唐代宫廷乐舞被融入本国雅乐之中,并被尊称为“左方乐”。明代,海上交通兴起,郑和下西洋,以海路作为传播渠道,再一次将中国文明传到了远方,也将非洲、东南亚文化带回中国。因此,郑和下西洋,也常被后世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面对以“丝绸之路”作为主题的音乐会,专家们就丝绸之路不同广度的含义提出了各种见解,并依此拟定演出曲目:1)狭义的“丝绸之路”,即是张骞出使西域所行之路,因此演出曲目的设定应严格按照行程顺序进行曲目排列。2)延展时空后的“丝绸之路”,包括汉朝与西域、唐朝与日韩、明朝的海上交流三个方面,本场演出应将本次上述诸种文化凝练并包含于其中。3)文化符号层面的“丝绸之路”,将“丝绸之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符号,力求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成果“既广又集中”地呈现于演出之中。 专家们结合北京传统音乐节的理念,以及即将在北京同期召开的“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经过讨论,认为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广义化、符号化,既体现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伟大成果,又反映新时代人类文化交流、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才是举办本场音乐会的精神诉求。因此,本着这一理念,不但中亚、西亚、南亚诸国音乐文化是本场演出的节目,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欧洲音乐文化也将被搬上本场演出的舞台。 一个符号,更是一个起点! 时至今日,丝绸之路已不再是一条狭义上的交通线,而因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积淀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意义。 经过专家们的讨论,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中的“丝绸之路”已经概念化、符号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素有“音乐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之誉。2010年8月的北京,将继奥运会之后迎来世界各国音乐界的大量同行、专家,促进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文化交流,也必将推动新时代中国与四海兄弟的文化交流。届时,“丝绸之路”必然带着一个光荣使命,成为新时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标志。 另外,随着国力的增强,一个善于吸纳国外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也有必要将本国的文化大力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借文化输出,让世界各国友人再次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永恒的魅力。研讨会上,提及“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八个字。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化大国,也是一个文化交流大国。但是,纵观历史则会发现,一次又一次中外文化交流常是“输入大于输出”放眼全球不难得知,中国以其博大的胸怀吸纳了各国文化,其丰厚的文化元素却尚难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回顾近几个世纪,伴随着西方诸大国崛起,以冲突性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占据了主要地位。然而,当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伟大复兴、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面对引导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使命,以“和”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怎可在新时代再一次缺席? 因此,北京传统音乐节应借此大好时机,让世界各国真正地发现东方――不仅是发现一个现代的中国,也要利用现代人演绎传统音乐、展现历史文明的方式,让不同文明的友人从人性、人文情怀的深度真正发现中华文明的辉煌,使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以普适的方式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并以这种文化输出的方式使中华民族参与到撰写全人类文明进程的浩荡队列之中。 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内在机制,中华民族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特质促进了这种交流与融合。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每一次的交流与开放,都给中华文明带来进步。“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将以秦汉至明清作为时间线索,将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对外开放用音乐的方式展现出来,并启示着今日的华夏子孙,将泱泱大国文化再次远播四海的路,就在脚下。 “本次世界大会的主题是‘和谐与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丝绸之路’成为其点睛之笔,通过音乐与舞蹈来展示中华民族如此宏大的历史画卷与面对时代的宽广胸怀,有十分的难度,然而,‘丝绸之路’正是通往人类未来的和谐之路,我们有再创的勇气和成功的信心”。 我们有理由相信,“丝绸之路”将不再是一场简单的主题音乐会,而是带着浓郁而丰富的文化色彩、深厚的历史气息的音乐盛会,又是一个蕴含着历史内涵的文化符号,更是照古观今、借古喻今、承载着今人美好愿望的音乐文化盛宴。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曾高度称赞北京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新起点。”让我们共同祝愿,“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成功举办,将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书写新的篇章! 中外文化论文:谈习语的特点及在中外文化中的差异 摘要：习语的产生是漫长的。在很久以前，人们开始用一些或诙谐或讽刺或暗喻的方法来说出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便有了习语。因而它充分的体现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了解习语，便可以了解一段历史，一段文化。 关键词：英汉习语；特点；文化差异 “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就其广义而言，它包括成语（idioms）、谚语（proverbs）、箴言（mottoes）、俗语（colloquialisms）、俚语（slang）以及典故（allusions）等。它是民族风格的提炼与升华，是语言实践的集中体现与结晶。英汉两种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折射出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或庄严典雅，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信息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一、习语的产生与特点 习语的产生亦如人类语言的产生一样，都是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是劳动人们语言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语言的习语，都无一例外的是人们在生产过程和日常生活中，通过使用一些短小精悍的词句，创造出一些生动活泼、耐人寻味的比喻，来表达与他们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思想观念。以下我们来做简要的对比说明。 （一）语言的形象性 英汉两种语言中有许多习语非常形象，用它们来比喻事物或说明事理，既生动，又达意。由于这些习语用词简练，言简意赅，常能引起丰富的联想。汉语中通常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来形容那些身强力大，头脑空空的人，而英语中就有ThereismoreofSampsonthanofSolomoninhim这个句子来表达此意。Sampson是基督教《圣经》中力大无穷的勇士；而Solomon则是古代以色列贤明的国王，以智慧著称。 （二）意义的整体性 习语的意义具有整体性，不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因为很多习语的意义往往借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典故而形成，约定俗成地构成整体意义。如汉语中的“开夜车”不可理解为“晚上开车”；“高山流水”不可能解释为“高高的山，流动的水”。同样，英语中的“theskeletoninthecloset”、“toputheadstogether”。不能将其对应地翻译成“壁橱里的骷髅”、“把头放在一起”，而要将它们分别理解为“家丑（shamefulfamilysecrete）”、“大家一起商量（thinkoutaplanwithotherpeople）”。 （三）搭配的稳固性 所谓稳固性，指的是组成习语的各个部分（即单词）是固定的，不可随意拆开和调换位置。汉语中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可改为“八上七下”；“雪中送炭”不可变为“雪中送煤”；同样，英语中的“atsixesandsevens（乱七八糟）”不可换为“atsevensandeights”；“fishintheair（海底捞月）”不可改为“fishmooninthewater”。 二、英汉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一）文化背景差异 英汉两种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反映在语言上，就产生了许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历史事件以及文学典故的习语。但由于两种文化渊源和发展轨迹不同，这些习语均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蕴藏着特殊的文化背景知识，其比喻意义深远，非字面上所能理解的。 如汉语中常用“夜郎自大”来形容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用“南辕北辙”来比喻“办事不按事理，倒行逆施，结果必然与愿望相反”。同样，英语中也有许多习语来自希腊神话、《圣经》故事、《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如出自希腊神话中的“Sphinx'sriddle（比喻难题）”；出自《圣经》的“aJudas'kiss（喻可耻的背叛）”等。 （二）风俗习惯差异 英汉风俗习惯的差异是英汉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有关动物形象之指称意义方面的习语。在这方面，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汉语说“身壮如牛”，英语却说“asstrongasahorse”；汉语表示一个人大口大口地喝水，常说“像牛饮”，英语里却用“drinklikeafish”来表示。 （三）宗教信仰差异 英汉两个民族有着各自的宗教信仰。因此，不同的宗教文化就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英汉两种语言中，于是就有了反映宗教文化的习语。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Buddhism）文化。佛教传入我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人们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由“佛祖”在左右。因此，汉语中有许多习语是和“佛”、“庙”、“和尚”有联系的。如“借花献佛”、“立地成佛”、等。而在西方文化里，特别是在英美等国，影响最大的要数基督教（Christianity）文化了。因此，英语中有不少与“God”，“Devil”，“Hell”，“Church”等单词有关的习语。如“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aspoorasachurchmouse（一贫如洗）”等等。 三、结语 本文探讨了英汉习语的产生及其所具有的特点，并分析了英汉习语所体现的文化差异。然而语言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交融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英汉习语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知识，教学中或学习时经常将二者进行对比，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两种语言的认识和理解，也可以提高我们对民族文化和异国文化的敏感度。正因为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我们就能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思想，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中外文化论文:浅析唐代的海上丝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摘 要： 自唐代中叶伊始，陆上丝路因受交通阻塞迅速衰败，而随着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以及南方相对和平的有利环境，海上丝路开始蓬勃兴起。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朝鲜和日本，南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唐代的海上丝路交换的不仅仅是丝绸、瓷器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为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唐代 海上丝路 中外文化交流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陆上丝路进行的。但是到了唐代中叶，尤其是公元751年唐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兵败于大食，以及公元755―763年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几乎彻底丧失，陆上丝路也就因受交通阻塞而迅速衰败。与此同时，战争也重创了北方经济，但是南方经济却依然保持着持续发展和繁荣，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方的转移也恰好为海上丝路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加之此时的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各国等都希望通过海路与唐朝建立经贸往来和友好关系。于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海上丝路蓬勃兴起，而陆上丝路则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唐代，生产丝织品地区以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出名。这些地区不仅能生产出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精美丝织品，而且是唐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如常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在当时，已能建造适宜远航的巨型海船，据惠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常见的一种称为“舱舶”，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1］。还有一种名曰“俞大娘”的海舶，能载重万石以上［2］。这一切都为东南沿海海上丝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一般从登州、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和明州等港口起航，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朝鲜。同以往朝代相比，唐朝与日本、朝鲜的海上往来更加频繁。例如，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达19次，每次多达500人。公元603―894年，入唐人数达3622人，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实质是变相的官方丝绸贸易。如公元805年，日本遣使270人，每人赐绢5匹，共计1350匹［3］。而日本在这一时期的供品则主要是金、银、琥珀、玛瑙等贵金属或稀有珍品。在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有：鉴真、空海、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等，其中扬州高僧鉴真历经5次失败，第六次才成功登陆日本，在佛教上，他起的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中国的戒律制度带到日本，在日本建立受戒制度，并进而把钻研戒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宗教传入日本，这使他成为佛教中的独立宗派，并列为奈良佛教的南都六宗之一［4］。此外，鉴真还把唐朝鉴真的建筑、雕塑和本草学等传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朝鲜和唐代的贸易较频繁，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人在楚州（今淮安）定居，这些聚居区被称为“新罗坊”，他们经营海上航运，为中朝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海航线主要从广州启航，其贸易对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和以大食为代表的阿拉伯地区。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纪中叶兴起，其领土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区，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两条东西方必经的水道。所以，它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丝绸传播到东南亚的集散地。《新唐书》对室利佛逝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5］由此可见，室利佛逝的国王、王子不仅亲自来到中国，而且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唐代高僧义净去印度求经时，也曾在室利佛逝居住长达十几年之久，他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研究南亚和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在古代交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资料。 印度是秦汉时期海上丝路的终点，在唐代，印度河口、锡兰岛等依然是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广州与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区贸易往来的中转站。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中唐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共60人，其中取海路的有三分之二［6］。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印海上往来的频繁程度。 阿拉伯地区是唐代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这方面记载最为详细的首推杜环的《经行记》，它翔实地记述了拂H（即东罗马帝国）、大食和中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例如《经行记》这样描述拂H人：“气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乾饼。多工匠，善织络。”［7］他还记述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8］。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记载了这些国家丝绸工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提到大食时说：“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a、织络者河东人乐h、吕礼。”［9］这说明唐代的丝绸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仅传到了阿拉伯国家，而且唐代有绫绢工人、金银匠、画匠到了阿拉伯国家去谋生，这对中阿的直接交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而据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公元878年黄巢进广州城时，阿拉伯等国的商人就有12万人被杀遇害，由于战争，桑树都砍了，以致影响了阿拉伯和中国的丝绸贸易［10］。尽管苏莱曼所记述的数字有可能被夸大，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广州外贸的繁盛景象。 在唐代，强大的封建王朝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并拥有较完善的外贸管理体系和相关法规。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市舶税则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11］由此可见市舶税给唐王朝带来的实惠。此外，唐政府还在外侨聚居区专门设立“蕃坊”，外来商人只要不触犯唐朝律法，就不仅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而且可以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甚至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如广州的狮子寺，泉州的麒麟寺和杭州的凤凰寺，等等。 唐代的海上丝路传播的不仅仅是丝绸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如中国儒家思想、佛教艺术、中医、武术等的外传，以及印度佛教与舞蹈，阿拉伯伊斯兰教等的内传；饮食、装饰、医学、天文学等的相互影响：动植物、珍禽异兽的相互引进，等等。唐朝的主要贸易对象印度、大食、东南亚、拂H等地区都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海上丝路，无疑对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产业也不断地在迅速壮大，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底子薄，基础差，起点低，与国外的文化产业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本文就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角度上来看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状况，首先是在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上来区分中外文化产业内涵之间的差异。其次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分别比较中外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最后是希望通过对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对中国文化产业提出可行性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一、国外文化产业现状―文化政策与体制状况 由于文化产业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哪些领域属于公益事业，应该在政府的支持下，哪些应该是按市场竞争机制来运作，各国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现在来看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还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机制来运行的。此外，技术进步也会影响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比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视频和音频技术影响着艺术创作的过程和产品的性质。 （一）德国 德国政府定义文化产业包括：文学、图书出版、图书馆、艺术和新媒体艺术，建筑，博物馆，收藏和展览，音乐，戏剧，电影和节日等等。政府资助的传统文化，单单在戏剧方面，德国就约有160公共剧场和190私人剧院。这些资助资金基本是由地方州和当地剧院来承担，地方政府为剧院和乐队的支出的费用占公共支出约为63%。德国的剧院和乐团每年都能够得到公共资金的资助，金额大概达到43亿马克，相当于0.2%的联邦，州，市的支出。 电影是一个充满竞争性的文化产业。德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其中有德国媒体公司与国际电影集团的投资，德国政府正在加强德国电影在欧洲和国际间的合作，并且把电影文化产业作为其文化和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通过各种政策支持电影文化事业的发展，例如，在1968年，根据德国联邦电影促进法（FFG）创建促进机构―电影促进署，不仅帮助电影制作也支持电影院，这些资助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电影院，公共和私人资金以及所有电视和视频行业的资助。出版行业也属于文化产业，同样地充满了竞争力。德国的联邦和各州出版报纸发表约370种，期刊约10 000。市场竞争促使报纸文化产业化集中度增加，独立的报纸的数量从50年代开始下降。竞争就导致建立一个大型出版集团。新闻权则是由各州的新闻法律来管辖，并且有来自“德国新闻委员会”这些组织和出版商和记者等组成的自我监督机构的监管。 （二）瑞典 瑞典设有教育和文化部，其主要任务是帮助青年和儿童更好地参与文化活动，支持戏剧、舞蹈和音乐，最主要的还是支撑博物馆，音乐戏剧和交响乐团，瑞士还注意创建一个文化环境同时，发展文化旅游，促进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和业余文化组织，等等。政府支持的文化消费支出占文化的总消费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的文化消费是由居民自己承担，如广播、电视、书籍、音频、视频、磁带、报纸和杂志，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是属于根据市场机制来运行的文化产业。教育文化部资助支出超过70%的资金用在戏剧、音乐、舞蹈、历史遗迹、展览、文学和图书馆等。 二、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一）文化产业行业定位 文化产业应该是属于服务行业的。 世界经济的发展说明，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应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不断的调整。 后工业社会化的工业化社会，在欧盟被称为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但是其他发达国家则用了其他名称，而服务行业扮演的比例将越来越高。而中国目前的服务行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的33%，就业仅占就业总人数的27%。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人们在基本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的同时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仍相对较低，在国民经济的比例中还是很低的，因此，我国文化产业是一个具有增长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的行业。 （二）文化产业的合理位置 文化建设包括两个部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他们都应体现先进文化的方向，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一切优秀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设。但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文化产业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在突出中国风格的基础上增加竞争力。加入WTO后，我国在服务贸易协定中对音频、视频、旅游等文化产业做出了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音乐，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等创作领域，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打造出具有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文化产业。5000年的我国悠久历史和文化沉淀为我国创造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际影响力扩大，精准定位市场的切入点，在良好的商业运作基础上，我国的文化产业有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文化产业的政策分类 一般国际上把文化产业分为两类：一是娱乐性质的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有很强的公共需求，这种文化产业的生产组织，大多是商业性质的，盈利目的很强烈对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不作要求。另一种是非营利性的文化产业，它包括古典音乐，严肃戏剧、诗歌、古典与现代艺术，舞蹈，多是一些比较“优雅”的门类，这种文化产品更多强调其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 不同的文化产业我们应该采用不同的发展政策。历史证明：决定文化产业需求的是文化消费者的艺术趣味。“人们欣赏音乐、文学、戏剧和性能及其消费和愿意付出代价取决于人对知识和艺术的理解的程度”。这种对文化的趣味是要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得的。因此，“高雅”艺术和公益文化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的支持，这是发达国家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基础。对公益性文化事业、“高雅”艺术、经营性文化产业，政府应区分对待，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发展。 我国已成为WTO成员，文化管理政策也需要调整和相应的加强。一方面要给非营利的文化组织必要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鼓励文化生产、传播、销售等单位，在规范的法治下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加强文化立法，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充分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文化和管理体系，深化改革，加强文化立法。文化从业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该方针的指引下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创造先进文化和艺术，建立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相适应而又体现时代精神文化产业，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的充分竞争。 中外文化论文:浅谈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外文化差异教学 摘 要：《英语课程标准》把“文化”作为英语课程内容与目标之一，提出了目标要求：“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增强世界意识，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本文主要介绍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差异教学，从教学缘由、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三个方面来进行详细阐述。 关键词：小学英语；教学；中外文化；差异 《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明确提出开设小学英语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形成初步用英语进行简单日常交流的能力”。那么什么才是交流能力呢？简而言之，就是言语不仅要语法正确，还要适宜得体。适宜得体其实质即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能力。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就要重视语言文化教学，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融合。 一、小学英语教学重视文化教学的理由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学习英语知识，掌握英语技能，提高运用英语的能力，这些和熟悉英语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忽视文化差异，就可能发生判断上的失误，交际过程中就可能出现障碍，甚至会产生误会。例如某美国客人称赞其中国朋友的夫人：“Your wife is very pretty.”中国朋友按中国人的传统，谦逊地回答“Where， where（哪里，哪里），”美国客人听了后一脸迷惑，迟疑地说道“Well， everywhere，”因此英语教学一定要结合文化教学来进行。 二、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授原则 （1）实用性。对小学生进行跨文化意识与交流能力的培养要求文化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与小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如对教师、家人、朋友的称呼；打招呼和问候；道谢和答谢；致歉；赞扬和应答；小学生爱玩的游戏和运动项目；重要的传统节日、西方节日，等等。 （2）适用性。小学英语导入的文化内容应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水平，教学方法要符合小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只有结合语言教学讲授文化知识，并且能让学生在实际中加以运用的教学，才能使学生切身体会到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之所在，教师才能切实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三、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方法 1.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词汇、句子的学习中渗透文化教育，让学生不但掌握其音、形、义，而且能恰当使用。以“dog”一词为例，在中国人看来，“狗”是贬义的，汉语中常用“走狗”“狗仗人势”等来形容所厌恶的人。但英语国家对狗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把狗当成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故有下列说法：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lucky dog（幸运儿）。 从对话、课文中寻找文化信息。学习对话、课文时，教师应帮助学生从中获取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使他们不至于由于对语言文化缺乏了解而造成交流困难甚至出现失误。例如像“You look nice in light yellow”之类的赞扬的话，英语中常用“Thank you”来应答；如果按中国人谦让的习惯说法“No， just so so”来回答，这是不得体的，因为他们特别不喜欢别人寻问有关年龄、收入、等问题，否则会引起对方的不满。 借助表情、体态语等体验异国文化氛围。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教学手段，创造语言文化环境，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体验异国文化氛围。英语老师要努力使自己的英语课堂充满“洋味”，上课时可以不拘一格，借助表情、动作、手势、体态语等来营造一种不同于汉语文化的氛围。例如教学生用食指与拇指做成圆圈状，表示“OK”；伸出并张开食指和中指表示“胜利（victory）”。 2.结合课外活动进行文化教育 在课堂教学之外，组织一些文化色彩比较浓厚的英语课外活动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兴趣，使他们产生了解外国文化的愿望。可以搜集和利用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获得较为直观的文化知识，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也可以组织或动员学生收看英语电视节目，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情况，主要是日常生活工作情况。 综上所述，学习英语过程中注意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对学生的语言文化教学是十分必要的。小学英语教师要在传授英语语言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社会文化教学，帮助他们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民情，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真正学好英语，为将来走向社会、面向国际做好准备。 中外文化论文:程泰宁 融合中外文化的现代建筑大师 年过七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是中国第三代建筑大师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梁思成、杨廷宝、沈理源、陈植等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先驱身后，他以南京长江大桥、加纳国家大剧院、南京博物院、浙江美术馆等作品，在中国的建筑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毕生年华献给建筑事业 记 者：当代很多建筑大师最后都走上了设计管理岗位，而您一直坚持亲自参与项目从设计到施工的具体工作。对您来说，从事一线工作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最大收获又是什么？ 程泰宁：我现在越做越觉得，非常幸运能从事建筑这个行业，因为它跟很多行业不一样，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设计师可以看到自己的草图从图纸变成实物，而且看到后又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可以再提高的地方。对我来说，它始终有吸引力，促使我去做，让我想要继续往前走。曾经有人给我的展览写过一个前言，题目叫 “归零”，我觉得很符合我的设计思想。“归零”对我来讲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每当接手一个新的工程，我会将过去的东西全部归零，重新开始创作;二是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这些评价在我面前都归零，我该怎么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去做。这两点是建筑这份工作之所以吸引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它让我不断创新、不断前进，而且这种想法和前进在不断地实现。 程泰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总建筑师、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人。 正是因为对专业有这样一种态度，我并不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很累。有些人诧异我现在居然还会画草图，我说我要是不画草图，这工作我就不做了，我并不想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仅仅“点拨点拨”。之所以觉得做这工作有意思，是因为能始终感觉到思想在不断往前走，所以草图我要画，从方案、扩初到施工图的各阶段我都要控制，比如材料选择、节点设计等等，这让我可以看到从草案逐渐变成现实的全过程，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过程。 记 者：您如何在从事设计这份相对而言比较辛苦的工作的情况下，在接近80岁的高龄，还能保持这样年轻的外表和非常有活力的精神状态，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程泰宁：由于对工作的热爱，我觉得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很正常，而且心态比较好。虽然年纪这么大了，我仍然觉得有希望在前头，我还能做得更好，可能是这种心态让我外表看上去不像实际年龄这么大（笑）。 以民族文化精髓推进建筑创新 记 者：您的建筑作品往往带有鲜明的、中国的民族风格，您在创作时是怎样去体现这种民族精神的？ 程泰宁：你提到的两个词――风格和精神，我是赞成精神，不赞成风格。做具有中国性或者说中国精神的作品，是大家目前都在探索的事情，但到底怎么做？我认为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建筑师，都需要一个积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继承，不是在形式、风格、符号或元素上，我赞成继承的是“精神”。理解中国的东西，你需要去理解它的“气”，借用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的话，我们要“抽象继承”，继承什么？继承精神，而不是继承一些具体的东西，这点非常重要。什么叫中国文化的精神？以我完成的黄龙饭店为例，最终方案其实我只花了很少时间，因为重点并不在形式上。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注重跟环境的融合，我当时把黄龙饭店所在地区当成一幅画，讲究中国绘画当中的气韵连贯，而不是和别的方案一样，设计出一道“建筑”墙把城市跟风景区隔开。 同样，我创作的浙江美术馆也是这样，参加投标的方案有现代简洁的、有传统仿古的，但放在项目所在地似乎都有一点不合适，因为这个地方人文气息、文化积淀太厚重了。我就探讨能不能把所有现代、自然、又是中国的元素，用很抽象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既跟自然和人文环境融合，也融合现代的审美观念。我根据“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设计理念进行了抽象融合，最终结果不是表现在某些具体的符号和形式上，而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来表达。美术馆建成后，评价传统和评价现代的都有，我觉得怎样评价都行，只要大家抱着各种各样的多义性来理解，就是我想达到的要求。 记 者：您在投标过程中曾经遭遇过甲方对设计机构的“崇洋媚外”，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大的改善，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民族设计自信缺失的问题？您觉得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程泰宁：现在这种现象似乎愈演愈烈。最近，中国工程院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的现状与发展的课题，我们用Google Earth对北上广三地进行调查，研究每个城市的CBD地区里一个平方公里内有多少建筑、由哪些单位设计。最后发现上海陆家嘴地区的26栋建筑全部由境外机构设计，除了3栋由香港机构设计，其余全部由国外建筑师设计;广州的16栋建筑中，只有3栋是由本土设计机构设计;北京的八九个建筑全部由国外设计。另外还有一个我了解到的情况，现在除了一二线城市在做国际招标，三四线城市也在做国际招标，让人不免感到忧虑。最近我们正在参加一个投标，参与的7家设计机构中，除了我们之外，6家都是国外的大牌机构，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是一种对本土设计非常不自信的表现。中国建筑师同国外建筑师相比，的确存在一点差距，但是要看站在什么角度看这个问题。 去年，我有机会跟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安德鲁进行了一次对话，我发表了对国外建筑师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起初我们确实比较封闭落后，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建筑师已经逐步跟上。我不认为我们比西方建筑师差到哪儿去，而且我认为中国的事毕竟还是要靠中国人来做，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安德鲁的赞同，他也认为中国建筑师可以跟他们在同一个水平上来工作。我很感谢他的评价，但这个评价如果能让我们的领导和公众知道就更好了，而实际上领导和公众并不这么看。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这点由来已久。我们常常认为西方文化就等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就等于传统文化、等于封闭落后。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有我们中国建筑师自己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勇于开拓创新的建筑师，但是还不够多。我相信假以时日、给我们一些条件，我们应该能够完全可以跟西方同台竞争。我希望学生们在年轻时就立下志向，要做好中国建筑，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激励，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得比别人好，做好了对世界也是一种贡献。如果我们一直跟在别人后面去做的话，将永远没有什么贡献。 记 者：您主张“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创作理念，如果“此时”指代的是现在城市化大发展的时期，“此地”指代中国现代城市，您对“此时此地”光怪陆离的建筑大量涌现的现状有何看法？ 程泰宁：我强调“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体现方案的唯一性。我们今天常常谈创新，以什么创新？创新不是凭空来的，只有“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以后，才有创新的可能，才有体现唯一性的可能。一个设计项目，在杭州和在北京做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气侯条件、文化背景等不一样。即使都在杭州，某个地段和另外一个地段的客观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种“立足此地”的不一样是很明确的。同样地，时代在变化，设计师在不同年代做设计，思想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这点也是很肯定的。最重要的一条是“立足自己”，所有的“此时此地”都是客观存在，对这个客观存在怎么解释？你要“自己”来解释，不同人的解释不一样，作品也就不一样，建筑才能做得丰富多彩。 所以，我对现在很多建筑有些有些不同看法，它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筑师比较主观的、强加于某地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东西也许很眩、很酷，但是这种眩、酷是没根的、没生命力的，我希望我们的建筑还是要有它本身的根和生命力。“此时”“此地”加上“自己”，这是做设计的一个根本原则。 身体力行，促进建筑设计提高 记 者：在当前中国建筑界，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设计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很好地交流，您作为为数不多的“跨界者”，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程泰宁：这种现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建筑界让人感到遗憾的现状――体制内和体制外分得很清楚，甚至年龄段也分得很清楚。其实在我看来，建筑是把我们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体制的人联合在一起，最大最好的一种“粘合体”，为了中国建筑更好地发展，我们应该这样在一起。体制内的建筑师现在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受制于各种因素，导致在创作上受限，客观上因为他们做的往往都是一些大型项目，政府工程居多，领导的意图向建筑师灌输得比较多。反观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比如李晓东等，他们做的项目相对而言不是太大，往往位于远离权利中心和商业氛围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做得比较好，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以我有限的接触来讲，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思想往往比较活跃，吸收新事物的速度较快，各方面能力均衡，而且也敢于表达，而体制内的建筑师由于受限于各种因素，在表达等各方面都有所欠缺。 程泰宁作品 绍兴鲁迅纪念馆 所以，我一直很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促成体制内外的建筑师之间更多的交流。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这方面的活动，感觉到还是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逐步解决。要促成体制内外的融合，我觉得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思想如何融合，从而促成大家相互能融合，这点非常关键。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很积极想要打破这种体制内外的鸿沟的。这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最终还是要靠年轻的同学，将来可能有些人在体制内，有些人在体制外，你们可能能更加融合、相互融入。 记 者：作为一名建筑师，您如何看待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三者之间的关系？ 程泰宁：可能跟我自己接受很多中国文化的熏陶有关，我始终觉得大地是一个整体，从大地景观，到城市景观，再到建筑，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我不希望建筑师是做完建筑以后，让景观配建筑，不应该是这样。景观也好、其他工程也好，应该跟建筑一起考虑，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东西来。建筑本身就是大地景观当中的一个元素、一个部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理解，建筑是做不好的。我认为景观是个宏观的概念，相较而言建筑是微观的，这种宏观和微观之间应该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采访中，程泰宁院士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让人难以相信他已是接近80岁高龄的耄耋老人。谈起人生，他忆苦思甜、积极乐观、充满希望;谈起专业，他如数家珍、深刻独到、充满热情，给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满满的正能量。作为早已功成名就的设计大师，程院士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设计一线，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是为专业贡献;作为设计界极少数、成功跨越体制内外的设计师，程院士心系行业发展，一直致力促进体制内外、不同专业之间设计师的沟通和融合，是为行业尽责。其情怀之深切、用功之持续，眼光之长远，用心之良苦，堪为年轻一代设计师的楷模，也是对这个呼唤“梦想”的时代的饱满注解。程院士并没有向我们谈起“梦想”二字，但他正在坚持、不断实现的，何尝不是一个建筑师、一代设计家最伟大又最朴实的“中国梦”。 中外文化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外文化碰撞摭谈 摘 要：20世纪以来，很多国家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对外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如今，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习汉语，很多中国人也通过学习英语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面对这种学习的热潮，我国的对外教育工作者研究对外教育，尤其是中外文化学习中的一些文化碰撞问题，本文就列举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碰撞;问题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外文化和经济交流日渐频繁，很多外国友人来中国学习、旅游、贸易等。他们在中国，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中，由于民族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及风土人情存在显著差异，和国人使用中文交流时常常产生各种误解甚至误会。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时必须清楚掌握各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组织语言教学时将这些差异渗透在日常教学中，促使学习者不仅仅会说中国话，同时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从而在交流时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笔者在日常对外汉语教学中就中外文化差异进行了整理归类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教学中，希望本文对对外汉语教学起到一点积极的作用。 一、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只存在于母语或目的语文化之中 这是文化碰撞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若学习者对该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则极易产生一些文化冲突。如中国“吃喜糖”“喝喜酒”往往发生在结婚、乔迁时，“吃喜蛋”则为庆祝孩子出生，这些民间习俗往往代表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庆祝和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在教学中，笔者常常要求学生介绍自己所在国家类似活动的庆祝方式。如在韩国，结婚的习俗并不是吃喜糖而是吃面条，这也有着不同的意味，也意味着婚姻的幸福长久;欧洲部分国家则喜欢开PARTY庆祝生日、在教堂举办婚礼，新娘则往往披白色婚纱象征纯洁。 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多介绍一些中国人在生日、重大节日、纪念去世的人等方面的习俗，学生对这些和他们原有习俗存在一定差异的文化充满好奇，学习的热情高涨，参与度也会很高，学习效果自然会大大提升。这样学生不知不觉地既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二、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在学生母语和目的语中都有，只是表达的文化含义不同 这种文化碰撞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不容易被人接受，在碰撞的过程中还很容易产生某种冲突和不必要的误会。 例如，“住”这个字是十分普遍的一个字，很多句子中都能够用到，我们平时说话都离不开。但是，日语中“住”的意思与汉语中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对这种情况不了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冲突。一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刚开始对日本文化还不是很了解。一次，她帮助中国的学生联系一个老师，问：“李女士在这里住么？”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十分常见的，但是日本人听了之后十分愤怒，没有听对方讲完话便向这位女生讲述了一下他们的恋爱史甚至是婚礼过程，弄的女生不知所措，一头雾水。可见，文化碰撞现象是随处可见的。 三、学习者已经掌握了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的本义和一般用法，但是不了解其使用的语言环境和背景，导致误用 最常见的是那句简单的“你吃了吗”，这句话在中国也是十分常见的，意思显而易见，并不涉及隐私问题，但这句话在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打探别人的隐私，认为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没钱吃饭，对自己造成了一种鄙视。笔者往往会就此类现象分别举例说明，让学习者清楚地了解相关词语和句子的一般意思和特定语境下的意思。 还有很多人所说的“意思”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笔者选择了这样一段话分别介绍词语的真实含义：“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而已”“这多不好意思”。学生对这段话一开始确实是很难理解，当教师分别阐述后，他们恍然大悟。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综合体，并且是跨文化的语言文化教学，因此教授一门语言的同时必须教授与之相关的文化，这样才能使学生充分了解文化。同一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存在个别差异，如果对外汉语教师不了解这些差异，甚至漠视这些差异的话，就很容易导致文化分歧和冲突，有时还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对于学生也是如此。因此，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要求，那就是我们要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主动去接触和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承认其他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宽容之心对待其他文化，并给予尊重和理解。 中外文化论文:基于中外文化差异的商务英语教学方法研究 摘 要 笔者分析了商务英语学习存在的外文化差异，并从教学技能、商务文化意识教学渗透等方面探讨了商务英语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 中外文化 商务英语 教学方法 商务英语作为一门国际英语教学课程，它与普通的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有所不同，它不仅仅要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英语的能力，还要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对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西方人工作心理、西方人日常生活习惯等进行全面了解，而对这些方面的了解就从侧面反映了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同时，还要学习西方文化。面对中西反复文化存在的众多差异时，教师如何将商务英语课程顺利开展，如何培养更多的商务英语人才，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以加强对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1 商务英语学习中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务英语课堂学习中了解中外文化背景知识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所学英语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去，还应对中外文化背景知识的差异进行全面了解和认识。 1.1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自古以来对文化的发展就产生着重要影响，也可以说宗教信仰的出现和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西方，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家较多，因此，很多西方国家的社会习俗与基督教的文化都息息相关，尤其是基督教中的经典故事和传说，多数渗透在西方文学、绘画和音乐作品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语言习惯、语言艺术和语言文化。因此，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应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西方宗教信仰。 1.2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 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每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这种文化的价值体系在国家中就体现为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一般而言，每个民族价值观都体现在一直以来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习惯上，其中，礼仪习惯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例如，中国作为礼仪大国，非常重视与人交谈过程中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技巧，而西方，很少重视与人交谈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想法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进行直接阐述。这样，学生在与西方人进行交谈时，就存在明显的语言交流障碍，在不了解西方语言交流模式和特点的基础上，一味地以自己的交流方式与其进行交流，不仅会在语言理解上造成一定的困惑，也会在不经意间产生误会。因此，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过程中，应该多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将我国的民族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价值观进行比较，然后分析出差异所在，最后则是将这些差异应用在日常的英语交流中，从而减少价值观差异导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1.3 了解西方文化中词语的具体含义和来源 中国的成语可以说是中国语言的一大特色，也被当今世界很多国家人们认同的学习，中国成语之所以能够被世界认同，不仅是因为这种语言能够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最深刻的涵义，还因为成语的出现背后都应藏着一段段经典的故事。同样的，英语中的很多单词和词组的形成也有其特定的来源和经典故事，例如，被翻译汉语意思为“绿眼睛”的“green-eyed”，就是出自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著名作品《奥赛罗》，其实按照作品中的意思翻译成汉语就是嫉妒的意思。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学生在于西方人进行英语交流时，不仅要了解单词或词组本身的涵义，还应充分考虑其在西方文化中的特殊含义，只有将两方面进行有效结合，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才能使语言交流更加顺利。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对除使用英语的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进行全面了解，不能将语言文化教学作为基础教学来对待，而是应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化背景的能力。 2 商务英语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 商务英语的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不同，它不仅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英语基本知识的学习水平，还要向学生传授语言文化背景知识，让学生在充分了解语言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学习商务英语。 2.1 教师应不断完善自身的各方面知识和技能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都起到了主要作用，为此，教师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明确教学目标并采取适合本专业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创新思维。 首先，教师应不断更新自己关于商务方面的知识，因为商务英语与商业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教师只有完善自身的商务知识，才能引导学生加强商务知识的学习，同时，还应强化自身对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经济、习俗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了解，只有加深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才能将中西语言文化背景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注重文化背景的学习。 其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教学经验，不断研究和创新教学方法，根据教学现状明确教学指导思想。如今，随着商务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更新，商务英语教学知道思想也在不断变化，面对不同形式的商务环境，教师应明确不同的指导思想，并将这种教学指导思想渗透到日常课堂教学之中，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强对国际和国内商务的形式变化的了解和认识。只有明确了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目标，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商务人才，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语言文化意识的培养。 2.2 将提高学生商务文化意识作为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商务英语教学过程中，除了完善教师自身教学素质、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式之外，还应加强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商务文化知识渗透到语言知识技能的教学之中。 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引导学生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教师应在传授商务英语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多了解西方传统和当前的文化。例如，教师可以寻找一些课外关于西方文化的资料，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充分了解西方传统的接待、告别等商务交往文化，并提示学生在阅读到对自身学习有辅助作用的文化知识进行记录，久而久之，学生便可以达到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掌握程度，为了方便记忆，还可以将西方文化特点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在英语课堂教学中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一直以来，英语教学中都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却很少主动参与。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仅无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反而会降低学生对商务英语的学习兴趣。为此，教师应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和教学需求，采用以学生为主、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增加学生主动参与的机会。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情境教学方法，根据教学内容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扮演适当的角色，以此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对商务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3 结束语 商务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英语，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水平，还应加强学生对商务文化的了解，面对中外文化的众多差异，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其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必须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为此，教师应在积累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式，将对学生商务文化学习能力的培养与英语基础知识教学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培养出国际文化交流能力强的英语人才。 中外文化论文:浅谈唐代陶瓷中外文化的交流 摘 要：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唐代陶瓷跨入真正的陶器时代，在对外销售中带动了中外的文化交流，也促使唐代陶瓷技术的发展；对亚、非洲陶瓷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陶瓷；文化；中外交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承前启后、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陶瓷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 一、唐三彩、越窑青瓷对外销售起到的影响 唐代陶制瓷技术非常精甚，有“皓洁如玉”、“红霞满天”之称。销售国外的主要有唐三彩、越窑青瓷。 （一）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工艺美术中成绩最卓著者。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装饰或者釉色等，在陶瓷使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据考古证明，唐代陶瓷在当时的亚洲各国受到普遍的欢迎，远至非洲的埃及也大量进口中国的陶瓷。输出国外的陶瓷被异域人民大量采用的同时，许多国家开始模仿中国陶瓷生产各类仿制品。例：非洲巨大的制陶瓷中心——埃及的福斯塔特窑场的制陶工匠，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成了多彩釉陶器和多彩刻线纹陶器，福斯塔特窑藏的七十万古陶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模仿中国陶器的。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日本奈良县山道郡都祁村神龟六年（公元729年）墓出土的三彩陶壶残片——即日本陶瓷中上称谓的“奈良三彩”也是学习中国唐三彩的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朝鲜仿唐三彩烧造出“新罗三彩”。在今天的北非、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唐三彩。 （二）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釉色青翠，类冰类玉，在唐代受到了普遍赞誉。如顾况的“舒铁如金之鼎，如泥似玉之瓯”；猛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郑谷的“茶新换越瓯”。这些都反映了越窑的特点，和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也不断提高。1974年在浙江宁波余姚江的唐代出海口打捞出一艘唐代沉船，从中起获数百件瓷器，主要是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的青釉彩瓷。据专家考证，这些瓷器是准备销往日本或朝鲜的。 二、唐代陶瓷文化与日本的交流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陶瓷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自630年日本就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学者和僧侣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引进日本，有力的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主要职责是政治上发展与中国唐朝的和睦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产物，文化上积极吸收丰富的文物制度，随使入唐的还有留学生、学僧是一群热情的民间使者，他们为探求新的知识不畏艰险，横渡大海来到长安，如饥如渴的吸收唐代文化，他们在学习中国陶瓷技术的同时，注重将中国陶瓷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结合，在学习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传统陶艺的基本格式。 外来文化对唐代陶瓷艺术的影响： 外来文化使唐代陶瓷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陶瓷艺术家在构思产品、设计器型，总是和使用对象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使用要求以及习惯爱好、欣赏水平等紧密联系起来。和六朝、隋代的陶瓷相比较，唐代陶瓷造型的明显变化，逐渐趋向实用性如器皿的颈部加长，或安上把手，壶类多加以短嘴，以后短嘴又逐渐加长，为了更适合倒出液体。这些反映了生活方式的进步。造型中也运用较大的弧度的外向曲线，陶器的造型近于球体，造型变得朱圆玉润。 唐代陶瓷艺术家为了适应出口的需要，往往会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在陶器皿上设计出一些社会适合的纹饰，从而使西方文化在陶瓷制品上留下了见证。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青釉风头壶，吸收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造型，壶身堆贴和刻印的联珠，忍冬、葡萄饿身披轻纱，扬手举足做舞状的，也是波斯器常见的纹饰，但配上龙风装饰却融化为中国的风格。长沙窑一些器物的装饰也出现了伊斯兰风格。在扬州出土的黄釉绿背水壶上写了意为“真主伟大”的阿拉伯文。这些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在唐代陶瓷造型和装饰上表现出来。 吸收外来文化，不是照搬更不是消失自己的艺术特征，唐代艺术家在吸取外来文化营养时，善于把它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使得中国陶瓷艺术不断的推陈出新。这一时期风格很有特色，古朴雅致 朱圆玉滑，光彩润泽，每一件都展示了东方神秘古雅的魅力。充分表现了古人的审美观，美学理念，是瓷器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里程碑，是艺术史上的颠峰。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差异视阈下创新旅游外语教学讨论 【摘 要】论述以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内容，创新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模式与方法，推进教材改革。 【关键词】文化差异 旅游外语 创新 教学 随着现代化旅游业的发展，对高素质旅游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对培养高素质的旅游外语人才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推进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是旅游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法。本文从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方法、教材改革等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切实增强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理论知识 涉外旅游业，不仅是经济领域中的朝阳产业，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这对旅游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旅游外语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明确了方向和内容。旅游外语教学传递给学生的不再是单一的语言知识，更是语言中蕴涵的文化要素，所以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形式，更要注意语言使用的文化环境。形式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教师在旅游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也是提高旅游外语教学质量的要求。旅游外语教学不是纯粹的语言教学，不是为学语言而教语言，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涉外旅游业的发展，所以，旅游外语教学不能只关注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教师不应将语言教学当做是旅游外语教学的全部内容，还应当重视学生文化意识和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教会学生语言的同时，更需要让学生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切实增强文化意识，充分认识到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文化对语言应用的影响，并提高应对语言文化冲突的敏感性。旅游外语教师只有增强了文化意识，才能够自觉引导学生养成对中外文化差异的认识和处理文化冲突的能力。 旅游外语教师增强了文化意识后，还应了解和掌握丰富的中外文化方面的理论知识，如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文化差异理论知识；基于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不同而带来的中外文化习俗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宗教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民族性格而形成的非语言方面的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等。当然，这些理论知识中，有的是与教材上的内容有直接的联系，也有些看似无关实际相关，但教学实践证明，教师掌握的中外文化理论知识越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及时向学生传授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使文化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二、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这是毫无疑问的，语言结构、语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是人类交往交流的一种工具，但同时，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文化，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用综合的“语言文化观”取代纯粹的“语言工具观”，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综合的“语言文化观”进入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讲授的内容从单一的语言知识转变为综合的语言、文化知识，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创新。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入课堂后，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构成主要包括：语言要素（含词汇、语音、语调、语法、语段等）、非语言要素（含体态、表情、眼神等）、礼仪与习俗要素（含称谓、称赞、打招呼、做客与送礼等）、宗教信仰要素和价值观念要素，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传授语言的同时把语言中的文化知识和交际内容传授给学生，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教学理念。这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交往能力，使学生语言知识与文化能力同步提升。通过教学，培养学生不仅学会使用正确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恰当的语言在适当情境中进行涉外交际，准确地获得信息，最大限度减少交际中的误会,提高交往的质量。 推进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还需要求教师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指导旅游外语教学工作。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心从语言结构转向语言功能，从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在社会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重视语言的社会环境、社会制约。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语言形式和社会制约（社会环境）的关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旅游外语教学与各学科的关系，增设社会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课程，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语言文化的背景、社会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积极开展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于教学过程，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渗透在旅游外语教学中突显了文化的要素，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从传统的“讲练型”向“交际型”、“研究型”的转变，推进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创新。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转变和创新，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而是在吸收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语言传授方法，把语言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把语言的学习置于文化的讲授中，在语言教学中强调文化，帮助学生提高语言层次。 因此，在旅游外语教学实践中，应正确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一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语言的根基，语言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中外语言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外文化的差异。从文化出发传授语言,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语言和文化的内在关联，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培养了语言能力和文化交际能力，有助于涉外旅游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二是语言应用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ll Hymes认为交际能力由以下四个参数组成：（1）语法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上可能；（2）适合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行；（3）得体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体；（4）现实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出现了。由此可见，语言应用能力仅仅是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所以，教师传授给学生的语言不单是语音、语调、语法、语句、词汇，还需要教会他们在什么情境下使用语言。有些学生使用“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Where do you come from？”等句子，说明了他们只具备语言应用能力，而不具备交际能力。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创新教学模式的方法途径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教师讲授 旅游外语教师在课堂有限的时间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应该在理解、消化大量的中外文化差异知识的基础上，精心筛选，突出重点，以简明扼要的语言来讲述，同时可以借助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辅助设备，生动形象的展示出来。事实表明，教师以文化差异为导入，从文化讲到语言，学生的兴趣浓厚、注意力增强、课堂效果好。 （二）课堂模拟 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所涉及的文化内容，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以组为单位，课前收集相关文化内容，并做好准备。上课时，创设相应的情境，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模拟，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理解语言和文化。 （三）课外实践 学习旅游外语，最终需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旅游外语的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真正感受语言的知识和文化的魅力。课外实践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形式灵活，寓教于乐，如外文歌曲大赛、外文知识竞赛、外文演讲比赛、文化特色美食节以及业余导游、业余翻译等都是学生喜闻乐见、且易于操作的课外实践。 （四）研究交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外国文化丰富多彩。结合旅游外语教学，以中外文化差异为切入点，深入开展中外文化研究，是推进旅游外语教学的不竭动力。旅游外语的教师应该和同行加强交流、加强研究，鼓励学生参与交流、参与研究，不断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四、推进旅游外语教材的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涉外旅游业发展迅猛，旅游从业人员快速增长。为适应旅游现代化、国际化的要求，广大旅游工作者或有志于从事现代旅游业的人员应该加强旅游外语学习，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完成涉外旅游的各项任务。 长期以来，教学使用的旅游外语教材从结构和内容上看，包括Text，New Words and Phrases，Dialog，Language Points，Exercises等，其落脚点在于语言点的传授，但在什么情境下运用什么语句是不清楚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中文思维+外文形式”，从而出现“What do you want ? ”这样的不得体的句子。没有文化内容的旅游外语教材，已经不适应旅游外语人才的培养，也满足不了客观形势的需要。 开发符合旅游现代化、国际化要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贴近当代旅游业发展实践需要的旅游外语教材已刻不容缓。我国外语教学大纲对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英语教学大纲》提出：“必须丰富学生文化背景知识，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打好文化基础。”《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中级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继续打好基本功，进一步扩大知识面，重点应放在培养英语综合能力、充实文化知识,提高交际能力上。”教师应以此精神指导旅游外语教学，把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编入旅游外语教材当中，在每课中增加Note，useful expressions ，idioms和research extensive reading，把中外文化方面的相关素材、文化杂谈收入其中，在教授学生在使用语言时，了解其文化背景，为旅游外语教学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科学研究论文:略论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的依赖性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 科学规则 自然观 后现代科学 解释学循环 摘 要： 本文发挥了费耶阿本德关于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对世界结构的依赖性的观点，提出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存在着解释学循环。在对科学研究的基本标准和规则——客观性原则、实验原则、可重复性原则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之后，本文指出这些貌似不证自明的原则的有效性依赖于其背后的自然观假定，揭示了这些原则和假定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并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下它们会完全失效。最后文章展望了科学研究标准改变的可能性。 一、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假定的依赖性 在费耶阿本德对多元主义方法论的辩护中，有一个基本的论证，即强调不应该先验地规定科学研究规则。“只有在一个具有某种结构的世界中，我们所使用的标准和我们所推荐的规则才有意义。在一个不呈现该结构的领域中，它们便成为无用的，或开始成为无效的。” [1]也就是说，科学标准和科学规则的有效性是由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状况所决定的。费耶阿本德在这里叙述了一个相当平庸（甚至有点琐屑）的真理，即科学方法论原则依赖于自然观假定，但是这平庸的真理，加上一些大家可能会很容易接受的辅助假说，却蕴涵了非常有趣的逻辑结论，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例如，甚至象科学研究应当导致理论的经验内容增长的基本原则，拉卡托斯认为这是不同研究纲领选择的根本标准，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费耶阿本德认为这其实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有效的。“认为自然界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是无限丰富的，这种想法导致作出新发现的愿望，因而导致内容增长的原则。该原则给了我们另一个据以判定理论的标准：与已知的内容相比，具有超量内容的理论优于没有超量内容的理论。这个标准也不是不可触犯的。一旦我们发现我们居住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这个标准便遇到了麻烦。” 有趣的是，这个看起来是哲学家构思出来的理想实验，现在却成了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课题。例如，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就认真地讨论起科学终结的前景。他指出：在物理学中，我们认识事物的层次是由施加于研究对象的能量所决定的。能量越大，揭示的层次越深。但是由于宇宙本身的性质，我们用以研究物理世界的能量有一个极限值。因为，“如果人们有一个比1千亿亿（1后面跟着19个0）吉电子伏的所谓普朗克能量的粒子，它的质量就会集中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会脱离宇宙的其他部分，而形成一个小黑洞。这样看来，确实当我们往越来越高的能量去的时候，越来越精密的理论序列应当有某一极限，所以必须有宇宙的终极理论。” [2]如果霍金的推理没有错误的话，那么由于宇宙本身的规律性，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在这个角度上原则上就是有界限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看上去不言自明的科学标准就不再适用了。 我们在这一案例中所关心的并非物理学是否可能在原则上存在极限，——虽然这本身也是一个合法的、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而是通过这一案例更加清楚地揭示了科学研究标准对于世界状况的深刻依赖性。或者更严格地说，一切科学研究准则都以相关的世界状况的假设为前提。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解释者对被解释对象的“认识预期”是需要解释的意义的一部分，理解活动的完成因而依赖于理解的“前结构”，即一组在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决定理解的因素。因而，这一基本的“循环性”就始终存在于“前结构”与解释者的“情景”之间。但是，这并非“恶性循环”，而是作为“此在”的人进行认识活动的基本条件。而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为了要认识自然世界，我们必须要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科学研究活动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而科学研究的规则又必须建立在我们对自然世界基本状况的假定上；而自然观假定又是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也存在如图1所示的解释学循环。 在本图的模型中，带箭头的连线表示前者对后者具有影响和决定作用，但前者不是后者的唯一的决定因素，同时还有其它因素发生作用。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变化，就会导致下一个环节的变化，最后整个循环都会发生变化。在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的各个环节中，一般来说，对于科学知识的历史性和相对性的认识最为充分，其次就是对于自然观假定的历史性和相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很少有人承认科学规则同样也有历史性和相对性。这也难怪，因为科学规则本来就是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中最为稳定、变化最为缓慢的环节。同时，这也表明了科学研究规则更深刻地体现了科学研究的本质，所以它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鉴于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的内容非常丰富，所涉及的理论也很复杂，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探讨科学规则的假定性和改变规则的可能性。 二、科学标准和规则的假定性 加达默尔认为，人的存在局限于传统之中，其认识都会有不可避免的“偏见”。人类历史是由传统的各种力量积累而成的，这就是“效果史”。在“效果史”中，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当前的认识受制于过去的传统因素。真实的理解乃是各种不同的主体“视角”相互“融合”的结果。而科学作为现实的人的研究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知识条件下进行的，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预设下展开的；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活动，总有其“先入之见”；所以科学研究从来都不是绝对中立客观的。许多情况下，我们往往规定了各种研究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也确实对科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如果毫无批判地固守这些原则，就很可能封杀了科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如果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真是象我们所标榜的那样要坚持研究结果的开放性的话，就不应该先验地规定世界的状况；因此，也不应该先验地规定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遵循的科学规则和科学标准；或者更加现实地说，对于任何科学准则都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其对世界状况的假定性。以下是对一些科学研究基本原则的逻辑假定性的纯理论探讨，在逻辑上并非意味着作者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否定，更不意味着对所讨论的非主流观点的支持。 1，客观性原则与客观性假定 科学活动的最基本准则之一是客观性原则，即坚持认为合理的、可接受的科学研究结果应当是与主体无关的，与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绪如何无关。如果某一研究结果依赖于研究者，则可以说这一结果是非科学的。这一原则是建立在以下假定基础上的：自然世界的状况是绝对客观的，自然本身的状况与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绪如何无关，或者说研究者的心理活动对于自然世界没有影响。 这一假定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有相当牢固的经验基础的，而且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科学实践确实也是硕果累累。但无论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还是哲学的思辩，从来都没有确定性地证明客观性的假定。而且在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科学实践，在原则上恐怕也是无法证明客观性假定的。因为这种证明的结果是很难摆脱循环论证的怪圈的。 相反，在科学内外对客观性原则和客观性假定倒是存在一些批评和挑战。例如，无论是在心理学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心理暗示对于身体机能的影响都是公认的经验事实。至少在对于研究者自身的心理-生理状态的研究观察上，客观性假定已经破产，客观性原则已经失效，或者说客观性原则的适用范围要作调整。例如，我本人就曾经对自己是如何从清醒状态慢慢进入睡眠状态很感兴趣，想要观察它，可是这反而导致我无法入睡，从而所观察到的生理-心理状态和正常情况下的状态区别很大。所以内省作为对心理状态的研究方法，一直受到科学家们的怀疑，也就是说观察者的内心状态乃至生理状态对于观察者本人而言，不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 一般科学家乃至科学哲学家并不认为，这一限制有什么本质的意义，并且认为这一限制就是要保证客观性原则能得到遵循。但是，为什么要附加这一限制呢？答案是：因为心理活动对生理活动有影响。问题是：为什么对观察者自身心理-生理活动之外的一切自然研究不存在这一限制？这是否意味这在整个自然界中，观察者的心理-生理活动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特殊性？它不是那么“客观”？显然这又涉及到复杂的心身关系问题，涉及到整个自然界的统一性破缺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相信心身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因果作用，生理活动受心理活动作用因而不那么“客观”的话；则由于人的心理-生理活动和自然界中的其它一切现象与过程都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那么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与过程就都因而丧失了其绝对的“客观性”，最终导致客观性原则的彻底失效。因此，这一原则只能作为一种实用原则予以保留，因为我们可以强调这一事实：心理活动对物理现象和过程的影响，除了对心理活动者的心理-生理活动的直接影响外，一般可以忽略不计。但其原本宣称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恐怕就此也就彻底丧失了。 在争议很大的“灵学”研究中，存在著名的“山羊-绵羊效应”，即研究者如果相信存在心灵感应等非主流的观点，则研究结果往往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相反，如果研究者对这种观点持怀疑观点，则研究结果往往倾向于否定这一观点。对此效应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主流科学家们认为，这证明了所谓灵学研究的非科学性、非客观性；而灵学的支持者们则坚持认为这种效应本身也正是心灵感应的结果，它再一次证明了他们观点的正确性，并因此而反对客观性标准。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说在这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之间，并不存在着中立的裁判标准。双方都不可能在不借助对方否定的原则的基础上批驳对方的观点。主流科学家们用以批驳灵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恰恰是建立在灵学研究者们所反对的客观性假定基础上的；另一方面，灵学研究者们所宣称的发现，又因其研究缺乏主流科学家非常珍视的客观性原则而被嗤之以鼻。如此，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就不可能是基于理性的证明，只能是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费耶阿本德就认为，“科学的经验论淘汰了自己的泛灵论的竞争对手，淘汰了尼茨海姆的阿古利巴的信徒约翰·迪依、罗伯特·弗拉德，并不是因为它更好地说明了不依赖于这两种观点而存在的世界，而是因为使用了一种不允许产生‘唯灵论’结果的方法，它清除了这种结果，然后描述了这个枯竭的世界，暗示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5页脚注。） 对于解决这一认识论的僵局，一味使用原则性的概念互相指责是无用的，只能是在具体的认识实践中发展各自的传统，扩大各自的影响力，最后由社会实践对两种传统进行选择。（其实在这一问题上，过去和现在一直也是如此解决的，如果我们不被表面上的修辞学所蒙蔽的话。） 2，实验原则与实验能够获得自然本质知识的假定 近代科学常被称为实验科学，因为实验是近代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所谓实验，是指用物质的手段来主动控制和改造研究对象，从而获得有关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的知识。它与消极地被动观察研究对象相比，可以揭示许多自然状况下难以发现的规律和联系，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实验可以作为研究自然对象的一种合理的方法，要依赖于这样一种假定：即我们所研究的自然世界在我们加以物质的干预后，在原则上并未丧失其本来的特性，或者说从被改造的自然对象所获得的知识可以应用于未被改造过的自然对象。这一假定远非不证自明的，例如并不为道家等学派所接受。他们提出，被改造过的自然，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因此实验结果无法揭示自然真正的奥秘，需要补充以直觉的体悟等。这一原则在近代科学中的成功，也并非彻底地证明了这一假定。 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可能就是对实验原则的一种挑战。所谓“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所揭示的一种客观规律，即在微观世界中，原则上我们对于某几对共扼物理量测量的精度不能同时无限制地提高。例如，如果我们提高了某一粒子的位置测量精度，则其动量测量的精度就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这和研究者观测能力无关，因为原则上观察者对任一物理量的观测精度可以无限提高。对于这一原理，物理学家这样来解释：对于微观对象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进行的。而要提高位置测量的精度所施加的控制条件，恰好严重地妨碍其动量的测量。反之亦然。 其实在经典物理学研究中，实验对对象的状态的干扰也是存在的。如，测量一杯热水的温度，需要将一枚温度计放在水中，让温度计和水进行热交换，从而使得温度计的温度和水温相同，温度计的读数可以指示水的温度。但在此过程中，热水和温度计的热交换，改变水的温度，因此温度计的读数与实际热水的温度是有偏差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尽量将温度计做得小些，温度计的原始温度与水温尽量接近，甚至计算温度计前后温度变化所交换的热量来恢复原有的水温等。由于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都是宏观现象，所以实验的干扰的影响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 但实验对自然现象和过程的干扰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实验的原则所适用的范围也是相对的、有限的。对于某些极其敏感的现象和过程，实验方法是否是足够的研究手段？量子力学家们采取的策略是，宣称自己研究的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仅只是在观察实验活动中被改造过的现象和过程。如玻尔的名言：“量子力学使我们想起一个古老的格言：当寻找生活的和谐时，人们决不应当忘记，在生活的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3]。实际上，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所谓自然不再是那种与主体毫无关系的纯自然。这样来解释，当然可以成功地解决或回避实验干扰所带来的认识论问题。但它是以重新界定科学研究功能，并重新界定自然世界（即重新修改自然观）为基础的。这再一次地说明了科学标准和科学规则的有效性是由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状况所规定的。[1]但是，除了这种坚持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并以此而修改自然观的方案之外；其实至少还存在另外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即保留原先的纯自然的概念，并坚持认为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去认识那“原本的自然”，但修改科学研究的标准和规则，如引进直接领悟自然的非主流方法等。 实验原则还依赖于另外一个还原论的假定：即研究对象原则上是独立的，可以独立于环境的，因此也是可以隔离研究的。所以，在实验室环境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是能够真实反映对象的规律联系的。但是量子力学中EPR关联所揭示的非定域性，告诉我们世界是整体联系的，所以任何对象本质上都是互相包含、互相渗透的，因此是不可以隔离研究的。爱因斯坦曾对这一性质感到严重的不安：“假设，两个粒子以同样的很大的动量相向运动，并设在它们通过已知位置时，它们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相互作用。现在考虑一个观察者，他在远离相互作用区域的地方逮住了一个粒子，并测量它的动量；这是根据实验的条件，他显然能够推导出另一个粒子的动量。但是，如果他选的是测量第一个粒子的位置，他就能说出另一个离子在哪儿。这是从量子力学原理作出的一个完全正确而直截了当的演绎；然而这难道不是很悖理的吗？在两个粒子之间的一切相互作用都已消失之后，对第一个粒子作的测量怎么会影响第二个粒子的状态呢？” [4]既然现在实验已经证明了自然的规律确实具有这种“很悖理的”特征，那么原则上任何对象都是无法隔离的，实验原则又如何成立呢？ 3，可重复性原则与自然规律普遍性假定 为了保证科学事实的可靠性，防止错误，科学研究强调科学事实的认定必须遵循可重复性原则。即只有在不同研究者、不同实验室、不同时间和地点都能重复验证的事实，才可以认定为科学事实。这一原则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提供了筛选机制，意义很大。这一原则同样也是建立相关的世界状况的假定基础上的。只有假定自然规律是普遍的，在不同的空间、时间，在相同的条件下，自然现象的表现是一样的、或者非常相似的；可重复性的要求才是合理的。 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发现科学所认定的事实，或者说在科学研究中有意义的事实，只是客观事实或经验事实的一个很小的子集。所谓客观事实，是指在特定时空发生的过程，不管是否为人们所认识。而经验事实是指为人们所经验到的客观事件，不管是否具有可重复性。由于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必须是可重复的事实才能认定为科学的事实；这样，科学研究活动才确保了可靠性的同时，也极大地缩小了自己的经验基础。因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难以重复的经验事实会被无情地排斥在科学的门外。而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中都知道，存在大量非常可靠的、却难以重复的经验事实。 当然，这里存在着对于事实的可重复性的正确理解问题。可重复性，从来都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绝对意义上说，每一个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都是不可重复的。但这样对可重复性提出批评似乎是在吹毛求疵，没有意义。其实，科学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视现象的可重复性，其本质原因是想要通过可重复性来证明相关现象的真实性。所以，在科学研究中如何坚持可重复性的要求是很复杂的，它与我们试图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或者如何界定事实的关系很大。就我们现在的浅见，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1，作为某一普遍规律证据的事实，需要高度的可重复性。例如，著名细胞生物学家贝时彰先生宣称则观察过细胞重建现象，但一直未能予以重复，所以不能认为它是真实的。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它对细胞来源的规律性认识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对于这类宣称的可重复性要求是较高的。2，作为对某个单一特定事件的描述，不需要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可重复性。如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就是这类例子。换言之，只有观察条件句应该满足可重复性要求，而观察句则不需要。3，介乎两者之间的可能性事件，则必须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多次观察，通过统计计算才有可能证实。 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可重复性作为标准来论断事实的真伪，我们发现有一些科学界公认真实的事件是很难重复的。例如，在非线形科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些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的事件。只要在初始状态有一个极小的扰动，结果就会天地悬隔。那么这样的事件就是很难重复的，因为在实验条件下，我们很难那么精确地再现原先事件的初始条件。有时候，我们往往要借助于功能非常强大的计算机模拟才能重复这一事件。[2]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吴彤教授在回答笔者请教时指出，这类初始条件极其敏感的事件，在初期还是有相当强的可重复性的，但越到后来分歧越大。而随机现象则恰好相反，每一次事件单独发生时，是难以重复的。如每一次抛硬币的结果不见得能重复以前的结果，但随着重复不断次数积累之后，则统计的规律越来越确定。由以上事实看，以可重复性来作为事实真实性的检验是过于苛刻了。至少就以上情况看，对小概率的随机事件及初始条件极其敏感事件长过程的检验，就很难以可重复性来检验事件的真实性。 除此之外，“后现代科学”的著名代表人物英国科学家鲁伯特·谢尔德拉克所提出的“构成因”假说认为，宇宙规律并非象过去所设想的那样是永恒的、无比坚硬牢固的，它其实也是一种不断演化的习性的表现而已，是随着时间演化而改变的。按照这种观点，分子、晶体、细胞、组织、器官和有机物所具有的特有的形式是由被称之为“形态发生场”的特殊场所形成和保持的。这些场的结构是由与过去类似系统的“形态发生场”衍生出来的；过去系统的形态发生场通过一种叫做“形态共振”的过程变为后来出现的类似系统，并且“形态共振”的作用不会因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而受到影响。 这一假说可以解释许多过去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新化合物结晶非常困难，但一旦某个实验室制备了一种化合物的结晶后，在其它的实验室再制备同一化合物的结晶就越来越容易了。传统的解释是说，前面晶体的碎屑起着一种“种子”的作用，附着在科学家们的胡须或衣服上，从一个实验室带到另一个实验室。如果没有科学家互访的现象，则认为这种种子是在世界中漫游的空气中极小的尘埃颗粒。而“构成因”的观点解释说，在第一次结晶之前，晶体不存在特别的形态发生场。但是，在第一次晶体形成之后，结晶受到前面晶体的形态发生场的影响，物质结晶的次数越多，结晶就越来越容易。这个假设是可以检验的，如果科学家们互不接触，而且尘埃颗粒通过空气净化之后，这种现象仍然不断发生，则可以证明这个假设。 这一假说对于1920年著名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在哈佛大学所做的老鼠实验结果的解释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独孤发现老鼠从一个特殊设计的迷宫中逃生的速度一代比一代明显提高。由于下一代的老鼠是由学会了逃生技巧的老鼠所生育的，所以麦独孤曾认为这是后天习性的获得性遗传。后来，他又从每一代学习最慢的老鼠中挑选生育下一代来进行测试。基因选择也许应该使得老鼠学习能力下降，结果发现学习能力仍然提高了。后来其他研究人员，如爱丁堡和墨尔本的研究人员在重复实验时发现，他们做实验时第一代老鼠学习的速度远比麦独孤实验时第一代老鼠的学习速度要快。而且无论是受过训练的老鼠的后代和从未接触过迷宫测试的老鼠的后代都是如此。拉马克的理论显然是无法解释了。而“构成因”假说与此却很一致。 [5] 这种假说尚未得到科学界的一致认可，但如果它是真的话，在诸如此类的情景下，坚持可重复性原则就可能意味着对非常可靠的事实的否定，显然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是非理性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为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们拳拳服膺的基本准则都是可以突破的，本文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相信在对上述最根本的准则的分析之后，很难再坚持什么绝对不可违反的原则了。 三，科学研究标准改变的可能性 破坏总是容易的。虽然在科学沙文主义甚嚣尘上之际，对于科学基本准则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洞见的，但更为困难的是在指出现有准则不足之后，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新准则。费耶阿本德的主要不足也正在于此。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重破坏，轻建设，是因为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永恒的准则，所以树立任何准则归根结底都是徒劳的。在他的心目中，其实还是存在一种对永恒的迷恋；既然无法通过正面肯定的方法来达到永恒，那么就通过不作任何肯定的方式来达到永恒。 我们提倡“立字当头，破在其中。”这是因为，我们欣然接受无法达到永恒的这一事实。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得到真实理解，那就是：解释领会到它的首要的、不断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先行具有、先行看见与先行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它的任务始终是从事物本身出来清理先有、先见与先行把握，从而把握课题的科学性。” [6]我们尝试地提出一些我们事先知道终有一天必然会被突破甚至抛弃的准则，只是为了我们今天和不远的将来科学研究的暂时需要。以下是我们的一些建议： 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在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与人类研究的实践行为相冲突时，除了坚持这些标准和规则以捍卫科学的严谨性这一常规选择之外，也要考虑这些规则背后的假定是否可能已经丧失了其原先具有的合理性。 我们面对大自然也许应该更加谦虚一些才好。也许，我们不应该规定大自然必须如何，以使得我们指定的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可以运转良好；相反，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适时调整科学研究的准则。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的研究应该不仅包括为科学现行实践辩护的功能，更重要的可能是为了促进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改造科学实践的规则。[3]从这种意义上讲，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口号，对于松开绑在科学研究者身上过紧的束缚，还是有其启发意义的。 在放宽了科学研究的标准之后，如何建立一套新的规范，在科学研究中如何防范作伪，过滤掉幻觉、巧合（目前为止科学界非主流派的记录不是很令人信服，但也有对手抹黑的成分）等等，是摆在后现代科学面前至关重要的任务。尤其应该借鉴近代科学起源过程中科学规则逐步建立的宝贵经验，在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中逐步完善新的传统。 我们认为，科学研究准则的改变存在着两种可能的途径：“和平演变”与“暴力革命”。所谓“和平演变”的策略是，通过发挥和引申在坚持现有科学研究准则的前提下所获得的科学新成就来改变自然观假定，从而支持科学准则的改变。“和平演变”的主体是主流科学家，所援引的观念资源主要来自科学界内部，科学准则的改变是渐进的、平和的、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或者说在科学准则逐渐改变的过程中科学准则仍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延续性（近代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这样，只不过似乎很少人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这么做的），因此不会引起过于强烈的文化冲突。反对者会问，既然科学准则是自然演化的，那么这篇文章有何意义？答曰：由特定的科学成就转化为自然观假定，并最终导致科学准则改变的过程，决非是一个不需要研究者自觉主动创造的自然过程。如果科学研究的这一解释学循环能为研究者们充分认识的话，这一过程就会发生得更加顺利。 而“暴力革命”的策略是，在主流科学共同体之外，引入科学界非主流的自然观假定，或者发挥和引申科学界之外其它文化的自然观假定，在相应的研究准则指导下，获得大量新的发现，从而支持科学准则的改变。通过建立自身的解释学循环，逐步扩大这一传统在社会文化中的影响，最终使得其成为社会上具有权威性的知识标准，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策略导致自然观假定与现行主流科学准则的冲突，进而对现行的科学准则提出挑战和批评，最终实现科学研究模式的改造。这是费耶阿本德的扩散原则在自然观与方法论关系的层次上的应用。这种途径必然招致科学界和科学哲学界保守人士的猛烈抨击，阻力极大。并且在革命阶段，由于旧准则受到批判，而新准则尚待探索建立，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失范现象；所以正如在政治的暴力革命难以避免非常残暴的行为一样，科学准则改变的“暴力革命”也难以避免各种欺诈现象混入其中。但是，这一策略有可能导致对原有束缚的突破，开拓新的视野，扩大科学认识的经验基础的范围，带来人类认识能力的极大提高，并且克服近代科学研究准则所带来的两种文化分裂。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策略可能会是交替使用，也可能会是混合使用。 虽然，后现代科学只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影响很小的一个支派，而且严格地讲是否算得上真正的后现代主义也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以她为例探讨一下科学规则改变的现实可能性。按照后现代科学的观点，科学活动虽然象社会建构论者所说的那样，受到纯认知之外的因素影响，搀杂着对于权力的追求等，但仍然是以对真理的追求为主的。科学也确实需要数据和经验的证明，在一定意义上讲，证据也要有一定的可重复性。但是对科学研究活动的限制本身也需要附加一定的限制，或者说，科学活动本身在以下方面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5]，33-35）： 1，科学研究方法应适用于一切领域，即科学不应该局限于只借助于动力因运作的纯粹物质事物的范围内。因此，科学可以研究自然对象的内在经验，可以将自然规律当作演化着的习性来进行研究。 2，科学研究需要反复的经验证明，但不应该局限于特殊类型的证明方式，如实验室的实验。所以，可以拓宽科学的范围，包容各种不同类型的证明方式，在各种“自然”状态下的观察结果不应当作不严格的经验而抛弃。 3，科学对真理的追求不应该依附于任何有条件的信仰，科学应该不局限于任何特殊类型的解释。所以，科学研究中原则上不排斥下列观点：自然的基本单元是有感知能力、内在价值和内在联系的，自然的规律是演化中的“习性”，存在“向下”的原因，存在超距作用，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是一个对其组成部分产生影响的有机体，宇宙及其进化有内在的意义。 迄今为止，后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仍然是非常粗糙的，“科学”依据不足，理论根基不够扎实，也许作为科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候选者来说，她未必是够格的。但她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目前主流科学的缺陷，并认真地展望一种新的科学认识实践模式。 科学研究论文:浅谈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 要】环境化学是环境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它为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为现代环境科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环境科学技术的核心是对环境中的有害化学物质进行专业的化学分析，从而系统归纳存在的全部环境问题，为彻底解环境污染问题做好准备。为此，本文将具体来分析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先从分析环境科学技术入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环境化学技术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期能够促进环境科学的迅速发展，为建设生态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环境化学；环境科学；地位和作用 环境科学是在全球环境污染加剧的形势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运用相关的自热、社会科学相关理论与技术为环境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发展至今，环境科学已经形成了三大分支：自然环境科学、社会环境科学、综合环境科学。环境化学则是自然环境科学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代表性技术，并逐渐成为了环境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下面本文将首先对环境化学展开详细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能够充分发挥环境化学的积极作用，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人类一个清新环保的生存环境。 一、环境化学概述 （一）环境化学的概念 环境化学是一门复合学科，它既是环境学的分支，又与化学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概括说来，环境化学是指研究有害的污染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产生、发展、迁移、转化、归宿等问题，并详细阐述控制污染物进一步发展的化学原理及化学方法的综合科学。环境化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既包括对污染物的分析与鉴定，又包括对化学环境污染物的运动规律的研究，还包括对化学污染物的发生、分布、转化机制、状态结构的变化及归宿的研究，因此，环境化学是一门综合的研究化学污染物的全部化学行为与化学现象的科学。 （二）环境化学的分类 环境化学包括环境分析化学、环境污染化学、环境污染控制化学、生态化学四大类。环境分析化学是现代环境化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它主要是借助各类分析仪器对坏境污染中的污染物含量、形态、价态、结构等进行详尽的分析，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环境污染化学是对环境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产生、迁移、转化、累积、降解等过程进行详细研究。它主要包括大气污染化学、水污染化学、土壤污染化学和生态污染化学以及多介质污染化学四大类。环境控制化学的侧重点在于环境控制上，它主要是在相关化学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上研究污染物的控制原理和控制技术，如今已经发展到了“一体化污染预防战略”的高度上。生态化学主要是研究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所引起的生态效应和对人体的危害。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将污染物的直接毒性转化为间接毒性。 二、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环境化学在环境污染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而且它的危害性变得更加的强大，已经形成了一场环境污染灾害。为此，我们不能再被动承受这些环境污染所引起的灾害，而应该积极去掌握污染物的产生、产生危害的机理，掌握它是如何在环境介质当中进行迁移转化的。环境化学恰恰就提供了这方面的科学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污染物质在环境中是如何引发危害并不断转化和富集的，这样便可科学地增强人们对环境污染的防治能力。 （二）环境化学在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化学是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环境化学分析与研究的结果可以详细的还原出环境污染物的整个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环境污染物的产生、迁移、转化、累积、归宿的整体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可以帮助我们得出有针对性、实效性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使得环境治理能够有的放矢。因此，环境化学既是环境治理的基础，又是环境治理的保障。例如，在治理大气污染时，可以运用污染物的发展规律，采用吸收剂吸收和转化为无毒无害气体两种方法来处理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在治理水污染时，可以通过吸附、化学凝聚、化学沉淀、离子交换、电渗析、氯消毒等方法来处理水中污染物，带到净化水体的目的。而这些治理措施的开发与实施都是在环境科学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得来的。 （三）环境化学在环境监测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监测是现代环境科学发展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是反映环境污染状况、进行环境质量评估、制定环境治理对策的重要依据。通过环境监测可以明确环境污染物的来源、组成及含量，从而制定合理的污染治理措施。环境化学则为环境监测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信息资料，是环境监测的理论依据。环境监测是建立在环境化学基础上的一种常用研究手段。在环境化学的基础之上，环境监测衍生出光谱分析法、色谱分析法等基本方法，同时也研制除了诸多的环境监测仪器。 结束语 伴随着现代工业的规模化发展与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环境污染问题呈现愈加恶劣的发展态势，环境污染物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现代环境科学的发展已经被推到了时展的前端，受到了广泛重视。环境化学是现代环境科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环境化学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进程。通过上述本文的探究，笔者主要论述了环境化学的概述、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两个方面的内容，以期完善能够促进环境科学获得崭新发展，推动环境化学为现代环境研究和人类环境保护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科学研究论文:试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研究 论文摘要：确立合理的评价原则是科学、公正地评价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保证。在对体育科学研究成果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现有体育社会科学评价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原则：1)社会效益优先，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和作用；2)重视创新，将鼓励创新和重视原创性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之中；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4)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区别；5)科研管理部门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原则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一个多目标、多层次、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评价的对象、评价的内容、评价标准的层次、评价的时间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社会科学成果鉴定和评奖的重要环节；是调动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证社会科学人才成长的重要措施；也是社会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地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一直是学术界和管理部门思考和探讨而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体育社会科学有着自身的诸多特点，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尤为复杂和困难。不论是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现状还是近几年学术界的观点来看，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已成为学术发展的瓶颈，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价已催生了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同时阻碍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其中的一个症结在于没有合理的方式来评价体育学者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贡献。因此，构建科学和公正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合理的评价原则是整个体系构架的基础之一。 1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各省市有关部门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上不仅标准不同，规则不一致，而且具体运作过程也不相同，总的状况是存在某些不统一、不规范、不公开、不公平的现象，下面是我国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 1．1评价标准不统一 首先是论文评价标准不统一，什么是国家级学术论文，什么是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评价标准不统一，评价的结果自然也不可能公平。 1．2评价中的“马太效应” 在评审过程中来自名校或名人的文章、课题申请、奖励申报往往受到重视，来自一般学校、一般人的文章、课题申请、奖励申报往往不能得到同样的待遇。 1．3评价中缺乏回避机制 在学术评奖、课题评审、职称评定的过程中，有的人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1．4评价中的暗箱操作 表现在学术评奖、课题评审、职称评定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评定的标准是仲么，评审的过程怎样，评委的权利是什么，评委的责任是什么，评委的召集人是谁，参评者的情况怎样，参评者都是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目前的评价机制缺乏监督机构、投诉机构和复议机构。 建立起一套科学、公平的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至关重要，因为科研成果的评价问题，不仅牵动着千万个单位和学者的心，而且影响着社会发展诸多方面。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说，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和物质产品一样需要有评价和鉴定机制，否则，如何确定知识产品或科研成果的价值呢?知识的评价标准或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代表着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它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 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本概念 作为本文的研究内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术语来使用，必须作进一步说明和界定。 2．1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难以明确区分，二者都与人类的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行有关。其区别在于人文科学直接研究人的需要、意志、情感和愿望，强调人的主观心理、文化生活等个性方面；社会科学强调人的社会性、关系性、组织性、协作性等共性方面。 在体育科学体系中，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之间虽存在差异，但二者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需要强调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我们充分肯定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的差异和区别，不过在本研究中，我们更为强调的则是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的相似性、共通性、统一性，强调在人文与社会、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之间保持张力，将之合称体育社会科学。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为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体育社会现象，其研究主要范围包括：群众体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奥林匹克研究、体育史学、体育新闻传播学、竞技体育学、体育教育学、体育信息学、体育法学、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体育社会心理研究、比较体育、体育文化学、体育哲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人类学等。在现阶段，开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目标是积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把体育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研究总结出来。 2．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界定 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方面的文献综述表明，描述和论证社会科学成果特征的文献多集中在国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评估的对象是社会科学的成果，但何为“社会科学成果”，却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研究者认为成果形式都不足以说明它是“成果”，判断是否“成果”，需要考察成果的实质内容。我们对所涉及到的“成果”的定义内容的资料做了一个初步统计，主要选取了20种相关的资料文献，具体篇目可参见参考文献(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有75％的文献在“成果”的定义中提及了“创造性”，这是一项成果被确定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核心标志，还有的文献将创造性界定为：“新思想、新结论、新观点、新事实、新材料、新信息、新方法、新理论、新概念、新发现”等。研究者进一步强调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界定标准的核心是：创新性——理论不新则要思想新，思想不新则要观点新，观点不新则要资料新，资料不新则要框架新，框架不新则要方法新，方法不新则要视角新”。“那种一无新观念、二无新资料、三无新方法的东西，根本不能算科研成果。界限在于是否有新意”。有的研究者从知识的新旧联系出发，将这种有新意的东西概括为“运用己有的知识，研究创造的新知识”。总之，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创造性结果”己经被认为是一个普遍的发展趋势。“具有价值的”、“科学的或正确的”和“广泛占有资料”等因素也被认为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特征被描述为：创造性的认识结果；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用科学方法产生的。在借鉴这些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界定为：科研人员运用科学方法，收集、加工、研究与体育社会科学有关的信息而生产出的具有新的价值的认识结果。 3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现状简析 目前，由于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学术质量评价体制、机构以及科学的评价方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一般都采用自我评价、专家鉴定验收、成果评奖、专家直接评审等方式，以定性分析为主的评价方法。但是由于学科专业的局限、学术观点的制约等因素，在成果评价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消极的影响。 实践表明，单纯地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容易产生标准难以掌握、浮动的偏离程度大和易于受传统观念、人情关系的影响等弊端。近年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正在积极探索用定量化方法评价研究成果。譬如，将科研成果的创造性、难易复杂程度、成果的“时间效应”、对决策管理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分别评分，然后再乘以一定的权数，得出该成果的分值；有的则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种不同类型的科研成果，分别提出了直接或间接评价指标体系，等等。例如，朱唯唯等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4年的数据，对我国体育学研究领域里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学者、学术机构和地区以及各类基金资助项目进行多角度的定量分析研究。该研究完全基于CSSCI客观量化数据，通过量化分析评价。这些定量分析的评价方法，对于改变单纯的依靠定性分析的评价方法，减少专家直接评审产生的消极影响，无疑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还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如，这种方法显然不适宜用于那些不宜公开发表，但已被有关部门采用，而且取得了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 4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原则的提出 评价是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认识活动。按照价值论观点，价值是客观的，但评价不同于对客体的认识，而是对主体需要及其与客观属性关系的反映。评价原则是一定实践经验的总结，需要转化为利益，主体需要的丰富性就转化为主体利益的丰富性，形成了主体的评价原则。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要达到准确、公正的评价目标很不容易，首先需要确定科学可行的评价原则，方可指望奏效。这里根据评价学的基础理论、以往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研究和本人的课题管理工作实践经验，提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原则，并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4．1社会效益优先 体育社会科学的作用是认识体育、创新理论、与服务社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尽管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但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决不能置社会效益于不顾。我们可以通过价值量的大小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好坏，对于难以量化且表现复杂的成果，可以通过其影响面、宣传面的大小以及贡献加以评判。 一般说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是通过直接评价体现出来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则是通过间接评价体现出来的。因而，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必须坚持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标准相结合。 4．2重视创新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是由多方面的标准、规则和内容组成的，其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认可、奖励的依据和标准等，对于引导科研人员如何做学问，对于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把创新作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理念，将鼓励创新和重视原创性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之中。这样才能有利地促进整个学术研究沿着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正确方向前进，才能真正体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意义。 4．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定性评价方法是以评价者的主观判断为基础的一种评价方法，强调的是基于理解的“直接认识”，评价者依据个体的经验与学识水平对评价对象的学术价值、水平给出直接的判断。而定量方法首先要做的是，找到衡量差别的可操作性定量指标，然后再以该指标的量值来客观表征原来难以量化的“量的差别”。目前常用的定量分析指标包括成果被引证、论文收录转载、获奖和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等，体现为“间接测量”。 由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单纯的定性方法或定量方法都不能准确、客观地评价社科成果。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一定要把定性和定量标准相结合，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相结合。 4．4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区别 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性研究成果是指在学科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中取得的重大突破性成果。这类成果或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思想、理论和学说，或者对传统理论进行质疑、补缺、完善，或者在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创新方面有新的设想和进展，或者选题有特别重大意义，研究难度大，填补了某项专业的空白，在理论上具有开拓性创见等等。这种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学术论文和专著。应用性研究成果指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科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宣传功能以及参考功能，将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进而取得的成果。理论研究常常耗时巨大，其价值也是潜在的；应用研究则常常是立竿见影，效益是显在的。对这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研究，评价标准与方法显然是不同的。 4．5科研管理部门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 使用定量指标所进行的客观评价，只牵涉到成果作者和科研管理部门两方，仅仅依靠计算机就可以完成评价工作，适用于对大量的一般成果的评价；同行专家用定性指标进行的主观评价，需要由一定数量的专家组成评价委员会，牵涉人数多，过程复杂，适用于对重大成果的评价。因此，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评价不同的成果。无论是专家评价还是科研管理部门评价，要达到评价的预期目的，前提就是要保证评议的公正性。 建立一个较为全面、完善、公正、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从方法论上逐步解决现行体育社会研究成果评价方法所造成的弊端和错误导向，有利于对学术研究者、学术评议人、学术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监督，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 科学研究论文:浅析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策略 论文关键词： 硕士研究生　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　创新能力培养 论文摘 要：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从事科研活动，是其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在校硕士研究生为例，对其从事科学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对策建议。 随着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规模的迅速扩大，如何保证和提高培养质量，尤其是如何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已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课题。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因素。笔者以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在校硕士研究生参与导师相关科研课题或自主申请科研课题为切入点，分析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对策建议。 一、调查对象、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调查对象是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2009—2011级硕士研究生，共185人，其中男生100人，占54?；女生85人，占46%。调查内容是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情况，主要包括：研究课题选择的科学性；参与课题的积极性；科学研究经费；导师对学生科研指导状况。调查方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进行，结合已有基本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二、硕士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现状 （一）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积极性不高。 截止到2011年底，该学院仅有60%的硕士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课题研究，而且从整体看，参与的也大多是横向课题，而参与纵向课题的机会较少，尤其是国家级、国际性的科研课题少之又少。硕士研究生在参与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按导师预先设定的思路或者方案开展工作，独立思考比较少，在有些横向课题的研究中，甚至出现“成果范本，相互借鉴”的现象，导致较多硕士研究生形成一种依赖思想，创新意识也随之被扼杀，也使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逐渐下降。同时，随着硕士研究生人数的增加，科研课题的增长率跟不上研究生人数的增长率，导致部分研究生没有足够的机会参与科学研究。另外，从该校情况看，在校级层面上设有硕士研究生创新管理基金、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社科类学生科研课题。从该学院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课题申报情况看，2009年至2011年，仅有45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生科研课题，仅占总硕士研究生人数的24%。 （二）科研课题选题不够科学合理。 部分硕士研究生在确定科研课题题目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存在一种“急功近利”心理，大多会选择一些风险小、时间短、易结题、易出成果的课题，而回避那些风险大、耗时久、创新性强的课题。如此选出来的课题难度较小，即使是科研经验不足的硕士研究生也能独立完成，从而影响科研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最终导致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力度不够。此外，这种选题方法主要是围绕一些常规研究点开展相应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研究的现象。 （三）科研经费不多、分配不均。 随着硕士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导师承担的科研课题数量不多，分摊到所指导的每位硕士研究生身上的科研经费相对较少，导致部分硕士研究生无法在预设的研究方向上进行更多的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机会，从而影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激发和培养。 （四）导师对硕士研究生的科研指导力度不够。 导师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责任人。导师吸收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是培养其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的前提是有一支综合素质高、科研能力强、学术前沿性强、科研经费充足的导师队伍。硕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导师数量相对不足，使每位导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数量过多，加之一些导师的科研课题本身就比较有限，从而使一些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也比较少；也使导师指导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课题的时间不多，不能使硕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锻炼机会，影响其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以科学研究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研课题选题的指导和管理，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拓宽思路。 硕士研究生在科研课题的选题中，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选择常规的问题或研究点，这也是受硕士研究生普遍欢迎的。这类课题的特点就是先前已有人从事过类似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在研究过程中就有更多的参考数据和资料。如要取得新研究成果，则必须在充分了解先前类似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新思路、新方法，综合新数据、新材料，进行更加深入有效的研究，才能达到有所创新和突破，否则，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前人研究成果的重复。二是选题比较新颖，当前研究比较少，成果也很少，可参考的资料也比较匮乏，在这类选题的研究中，受其他人研究成果的影响也比较小，必须广泛收集资料，易于提出新思路、新观点，更能培养创新能力。因此，高校应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研选题的指导和管理，特别是导师应注重引导其采取第二种选题方法。同时，在选题中还应把握好三个原则，即“重要性”、“可能性”和“实用性”。重要性就是指是选题在科学理论、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一定创新；可能性就是指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以及能达到预期的研究效果；实用性就是指选题对于推动“产学研”、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搭建创新平台，提高研究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 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和科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科学研究就没有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质量。针对研究生参与课题积极性不高的现象，首先，高校内的硕士研究生相关管理部门（如研究生院）应设立硕士研究生创新基地，积极吸收他们参与基地活动，可以让相近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通过相互合作科研、学术交流等激发创新思维；要大力支持硕士研究生开展跨学科科学研究，加强科学研究指导力度，为硕士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宽阔的平台，从而激发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通过设立创新基地，带动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的共享。其次，高校应设立更多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课题，通过承担或参与科研课题，激发他们的研究热情，为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创造强有力的支撑。再次，要完善周期性学术报告制度，让师生共同参与，共同组织，在学术报告活动发掘和拓展创新点，实现师生充分互动和彼此借鉴。最后，要大力开展与学科专业相关、与从事研究的内容有联系的社会实践活动，让硕士研究生从理论研究到实践验证，逐步实现创新。 （三）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营造气氛。 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要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硬件建设，在尽可能地增加科研课题数量，并且加大科研课题的资助力度的同时，要注重加强计算机网络、实验室、图书馆等教学科研资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硕士研究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研究奠定硬件基础。二是要加强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软件建设：（1）积极淡化功利性因素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压力影响，让硕士研究生专注科学、潜心研究；（2）完善硕士研究生学术评价体系。从目前情况看，全国高校硕士研究生学术评价基本上都是以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来评价和衡量，但对其学术成果的理论水平和实践价值等方面考虑得较少，对硕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科研热情、团队精神、学术道德、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因素考虑得更是少之又少，为此，高校必须建立完善研究生学术评价体系，制定全面完善的考核评价指标，进行全面考量、综合评价，同时必须坚持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使评价更加科学有效，从而更好地激发硕士研究生的科研热情和创新能力的发挥。 （四）加强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高校应当重视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一是要制定完善符合实际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管理、考核等一系列制度，从制度层面上，明确遴选条件，强化日常管理，规范任期考核等，积极淡化导师身份，把招生名额与导师能提供的科研课题及经费等培养条件、现有学术成果、工作实绩等结合起来，同时要将任期考核结果与招收硕士研究生数量结合起来，对于没有条件继续培养硕士研究生的，要坚决取消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二是要大力支持导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和承担各类科学研究课题，逐步形成主要依靠科研课题经费支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的新机制，在科研中培养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三是要积极为硕士研究生导师提供参与学术交流和进修的机会，使其能站在学术发展前沿，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型、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因此，在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过程中要广泛地开展科学研究，让更多的硕士研究生参与到科学研究活动当中，让他们知晓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硕士研究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随着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其创新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科学研究论文:关于对社会事实与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事实　客观性 [论文摘要]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研究者要摆脱一切主观的偏见和预断,通过客观的观察方法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这一准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学研究,也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醒人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和坚持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原则,克服不健康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只有客观地研究和把握社会事实,才有可能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 自从社会学鼻祖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思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认为社会学可以像其他自然学科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实证方法便成为社会学学科存在的根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孔德并没有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作深入的探讨,完成这一任务的则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迪尔凯姆(1858-1917)于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他一生致力于建立法国社会学,由他所创立的社会学年鉴派对法国乃至西方社会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迪尔凯姆对社会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为社会学确立了研究方法和准则,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本文试图从迪尔凯姆提出的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这一角度出发,谈谈对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一些看法。 一、迪尔凯姆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 1.关于社会事实。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本书中指出,如果我们对社会事实作如下界说,这个定义就包括了它的全部内容: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1](P34)。迪尔凯姆认为,这类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1](P25)。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他的论述,社会事实是不同于人们的起居、饮食、思考等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具有客观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等特点,不能把它与有机体现象、心理现象混为一谈。也就是说: (1)社会事实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它不取决和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社会生活当中。(2)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这种“强制性”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的将会受到惩罚。(3)社会事实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它是社会的。 2.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基本规则。迪尔凯姆提出,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他认为,凡是供我们观察的一切,凡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或更确切地说,凡是我们观察的一切,都是物。把社会现象作为物来研究,就是把社会现象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社会现象无可争辩地具有这种特性……因此,我们应该使社会现象与在头脑中把它们表象出来的主体分开,而对社会现象本身进行考察。我们要把社会现象作为外在的物从外部来研究,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作为这样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1](P48)。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不是人们意识的产物,而是待发现的客观事物,并且从外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也就是具有“物”的性质。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现象都是外在于个人而存在的客观的社会事实。说社会事实具有物的性质,并不是指社会事实是物质之物,而是说社会事实是与物质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物。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强调的是要以一定的心态观察它们,就是在进行研究时,对事实的存在要持完全不知的态度;对事实所特有的各种属性,以及这些属性赖以存在的未知原因,都必须通过观察、描述和比较来研究,而不是以解释、分析和综合自己的观点取而代之。 3.要摆脱一切主观的偏见和预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无论是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时,还是在进行论证的过程中,都必须绝对禁止使用科学之外的和不是为科学所需要而制造的概念。他们应该从支配群氓思想的明显谬误中解脱出来,彻底打破日积月累而最后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经验范畴的枷锁[1](P51)。迪尔凯姆认为研究社会、收集实证材料的过程,就如同自然科学家所进行的化学或者物理实验研究一般,虽然可以有假设,但研究过程中不应该带有研究者个人的意志和观念。也就是说在任何研究工作之前,对事实存在应当持“不知”的态度,不能以“先人之见”,而应当回到事情本身,改变以往用观念或感知来研究社会的做法。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参与,要做到这点常常十分不容易。他列举斯宾塞和孔德的例子加以说明,认为斯宾塞在对社会所下的定义里,先入为主地把“合作”当作是社会的前提,以预断代替了社会的实际情况。同样,迪尔凯姆在批评孔德的研究时认为:当他脱离这种哲学概括,试图运用自己的原理并使科学摆脱这种哲学概括时,他还是把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了[1](P39)。 二、这一准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虽然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但在社会学研究中迪尔凯姆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显然不仅仅只适用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可以推而广之提醒我们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应该采取的态度与方法。应该说迪尔凯姆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意义。 1.既然社会事实是待发现的客观事物,就应当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社会事实这一物的属性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进行新的研究时,能像自然科学家从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一样,具有那样一种精神状态和价值态度。使自己进入一个未知的社会世界,而不是一个已经预设好的境界,随时准备去作新的发现。由此提示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排除来自生物学或心理学方面的影响,通过超然的、客观的科学观察方法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用研究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来获得关于社会事实的经验材料。 2.对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进行客观观察、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和根本任务。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是其根本的任务[2]。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在内,其根本任务就是不带个人偏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察,从而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如果人们的观察和分析,有意或无意地偏离了客观实际,或者把握不了事实和现象的本质,那么就可能受到应有的惩罚,社会科学研究任务就无从实现,即便有任务实现的形式,也无任何实际意义。 3.社会科学研究由于与意识、情感相关,特别需要注意排除一些因素的干扰,才有可能获得成果。由于社会科学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究过程,同时也是一项意识领域的工作,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范畴,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有重要的影响。因而要真正做到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实际上有许多难处。尤其让许多人记忆犹新的是在过去那个特定的时期,不健康的意识形态肆虐,严重侵蚀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要么变成简单的、庸俗的、荒唐的政治说教,变成极左政治的代言人,成为“遵命学术”,要么就只能放弃自己的存在权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研究方法、研究规范的科学化、客观化上,仍然存在值得探索和反思之处。 三、对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问题的思考 1.确立研究对象是“物”的观念并贯穿始终。如前所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如同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样,都是客观的,都具有“物”的客观实在性。因此,从理论上说,不管人们属于哪个种族、哪个国家、哪个党派,用正确的方法客观地研究和观察社会,分析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就应该能够得到同样的研究结论,好比在自然科学中,不同的科学家尽管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重力加速度进行测定都将得出一致的结果一样。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虽不具有一般“物”的形态,但具有“物”的特质。因此,任何研究者都必须尊重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必须把它当作“物”来看待,不作任意取舍,把研究对象是“物”的观念贯穿于研究始终。 2.在研究中必须自觉遵循客观性的原则。客观性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研究者对客观事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能带有个人的主观偏见或成见,更不能任意歪曲或虚构事实[3](P11)。社会科学研究把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根本任务是通过对宏观社会现象的调查和分析,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可见客观性是社会实践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的方法论。它要求研究者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分析,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让资料和数据“说话”,并且使用统一的量度标准。社会科学存在的全部意义和本质就是对客观的社会变化进行说明和预测,因而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物质化、市场化的时代,排除各种干扰,始终重视社会研究的客观性是很困难的,也显得特别的重要。在现实的社会研究中,所存在的带着已有的结论去收集资料,或为迎合上级意图对客观事实任意取舍,或只从书本知识出发“注释”权威理论等弊病,都是违背客观性原则的表现,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必须彻底摆脱。同时必须正视这样一种事实,在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研究,有时可能得出一些在某一方面与当时主流思想或理论不一致的结论,同样需要我们采取客观的、宽容的学术态度来对待。 3.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研究应有的学术规范。自然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社会科学与此尽管不同,各种利益和政治的牵扯使研究者很难“净化”自己的思想“实验室”,但仍然有必要做到相对的学术中立[4]。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所不同,必须面对社会现实和活生生的人,研究者受到各种利益、意识形态、心理等因素的干扰,容易把个人的、一己的主观价值态度夹带于研究当中,从而影响对社会事实做出客观的判断,甚至因一己私利而歪曲客观的社会事实。但是,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是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一个要求和规范,也是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与个人对社会的价值态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因此,一旦我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必须终止使用自己的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而是遵循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不把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资料,无论研究的结果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都应该如此,从而回答“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还必须注意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联系。“价值中立”,虽然是研究者对自己的好恶和主观态度的暂时悬搁,以把握对象即社会现象或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实际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完全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2]。价值中立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回避对社会的责任,在对研究结果的使用上,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而不同。 4.客观地研究社会事实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我们应当看到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变革中,有许多问题是前人没有遇到过没有做过的,不可能在书本中或在别人那里拿到现成的答案。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向人们展开了广阔的研究天地,使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创新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因此,新的形势和环境迫切要求,也允许我们去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和研究。但是,理论创新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决不像“痴人说梦”,可以随心所欲地、轻易地获得惊天动地的所谓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社会事实为重、以社会事实为是,客观地分析和研究社会的发展变化。(1)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着眼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2)深入社会实际,充分掌握社会事实的客观材料,敢于坚持真理。(3)提高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采取严谨的科学方法和程序。只有经过长期刻苦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哪怕是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 5.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肩负真实记载社会变化的重任。我国正处于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矛盾复杂,问题纷繁,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实证的、制度化的研究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正好满足这种需要,它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为实现社会管理和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服务,记录社会的轨迹。时代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客观真实记载当今我国社会变化及其发展方向的要求,正如同志所希望的那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适应变化着的时代条件,积极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努力为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5]。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走出书斋,摆脱臆想状态,走向社会实际,努力为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适应变化着的时代条件,积极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要在研究实践中探索并确立客观性的、经验性的研究规范,把握当今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 科学研究论文:浅述高校学报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及其应对之策 一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而且也在全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然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出现了一些令人迷惑的假象。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自主创新不足，多数学术成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比较缺乏。我国每年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课题很多，如国家级的、省级的、地市级的等等，国家也确实在这方面仡了大力气。每当这些课题结题时，都会产生一批社会成果，但真正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却少之又少，特别是在国际上能产生一定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更是风毛麟角。 第二，有许多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走低水平重复的道路。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科研成果的投入，我国社会科学成果也是层出不穷，但绝大多数都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j一低水平地重复着，有的甚至比已有成果更差，无论研究结果还是研究手段都谈不上什么创新，简直就是一种直观的模仿、重复。因而，整个社会科学成果的数量在成倍地增长，而高质量的文章并没有同时增长。 第三，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理论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和创新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中国化，应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服务。但现状是只注重盲目翻译、介绍外国著作，而对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既没有辩证地看待，也没有做到很好地消化和吸收；在对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研究过程中，对某些理论仅停留在研究层面，没有加以改造为我所用。这样的学术研究充其量只能为国内人员充当外国文化传播者、介绍者，而对于解决当今我国的现实问题却起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第四，许多学术成果只具有一个理论空壳，并不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以前有一位知名教授说过：“社科研究就像小孩子吹泡泡，谁的泡泡吹得大，谁就获得了成功。”此话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却也反映了一个现实，社会科学研究确实存在“吹泡泡现象。有些科研成果遇到现实问题，便会支离破碎，根本就不具有在现实生活中加以榆验的能力，更不用说服务于社会现实。 二高校学报在我国学术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 高校学报是高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及国内外学者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它既代表了一所学校的学术水平，同时也是学校对外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可以说它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因此，高校学报在高校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高校的学报由校长或书记亲自挂帅的原因。原厦门大学校长匡亚明说过：“要办好大学，必须抓好两件事，一是教学，一是学报。” 人们普遍认为，学术创新是科学研究中的事情，和高校学报无关，“都已经写成学术论文了，还有什么可创新的”。其实，高校学报应该并且已经承担了学术创新的历史责任，学术论文中也有学术创新任务。可以说，高校学报和学术创新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高校学报可以推动学术创新，而学术创新也有利于高校学报迈上更高的层次。 在引导学术研究方面，高校学报有三个显著的职能：一是引出学术话题，对学术研究方法进行引导；二是推动学科问的交叉发展，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三是培养学术新人，举荐学术人才。因此，高校学报在推行学科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方法创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学报跟学界、学者的良性互动的优势，能在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方面有所建树。 (一)引出学术话题与引导学术研究方法 1．引出学术话题 高校学报在引出学术话题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结合本校的科研实力，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高校学报应站在学术领域的最前沿，紧抓国家和人民比较关心的选题，同时在选题上要紧密贴近实际，紧密结合我国的国情，使学术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另外，在选题时要注意克服学科间的壁垒和隔障，尽量避免选题的单一化，引导学术研究从多角度、多学科来进行。 高校学报在引出学术话题的同时，还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就某一学术话题，应听到不同学者的不同声音，既要鼓励学者从正的方面进行研究和创新，也要鼓励学者从反面进行创新和研究。通过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观点的争论进行策划，在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下，刊发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能活跃学术空气，开阔学术视野。 2．引导学术研究方法的责任 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多都比较单一，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理论到理论即“空对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这一方面固然与研究者所学专业及思维的局限性有关，另一方面学术期刊(包括高校学报)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引导，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展开：一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实证的前沿研究，紧密结合新的实践进行创新；二要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加强学术交流；三要运用综合化、整体化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就高校学报如何引导学术研究，《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长兼执行总编姚申教授介绍了几点设想和经验：一是教育部的“名刊工程”取得了一定实效，二是高校期刊有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三是有联合办刊的趋势，四是栏目共建发展方向，五是优势学科发展方向，六是数字化发展方向。对于这些经验和设想，许多高校学报正在积极响应，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许多综合类高校学报由此可以走出办刊面临的困境。 (二)推动学科交叉发展，促进社会科学发展 1．推动学科交叉发展 近年，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跨学科研究，已为许多学者和研究者所接受。这种新的研究模式会对将来高校学报的稿源或者采稿标准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高校学报可以根据这一研究模式选择高质量的稿件，还可以更多地与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机构进行交流，实现高校学报与研究机构之间的无缝对接。高校学报与科研机构的这种对接比专业期刊应该更具有优势，因为本校的专业设置更容易引导老师在科研方面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综观我国现在的高校学报，专题性的栏目越来越多。有很多专题性的栏目虽然有不同学科参与，但是很多学科之间还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基本上还是从自己独特学科的视角来研究问题，学科之间没有达到真正的融会贯通。因此，高校学报在这一节骨眼上应该大有作为，引领学术研究从不自觉上升到自觉的高度来整合，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发展。 2．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办刊过程中面临着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等多方面的挤压，使学术性的自主办刊方针很难很好地坚持下去。高校学报也同样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社会要求高校学报发表原创性的稿件，但实践起来难度很大。关系稿、人情稿打破了原有的办刊模式，有些高校学报不得不沦为学校领导摆平各种关系的一个平台。因此，打造一个鼓励创新、鼓励学者摆脱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对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创新意义重大。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要向前发展，高校学报不光是最新理论成果的登载者，同时也应是正确的学术规范的建立者，规范的采稿、用稿标准的范式制定者。期刊界应联合起来制定一系列可以反复使用的学术规范，制定一个有效的采稿用稿标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有一个共同交流的基础和平台。有了这个基础和平台，社会科学研究者才不会在学术的大潮中失去方向，社会科学的真正繁荣才能实现。 在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过程中，国外先进的办刊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在国外，学术期刊主要由学术共同体来创办，学术共同体对某一学术前沿问题的把握，能使学术期刊的交流功能和积累学术产品功能凸显出来。借鉴和学习学术共同体建构学术刊物的经验，参与到学术共同体的活动中去，这样既能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能使高校学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三)举荐学术人才的责任 任何事物都有“里程碑”或“标志性”的东西，如长城是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布达拉宫是西藏自治区的标志性建筑。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它总会出现里程碑式的或者说是标志性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论文在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就起到了“浪里淘沙”、树“里程碑”的作用。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这个学科里里程碑式的成就。而这种里程碑式的成就，就是通过学术刊物或出版著作而为公众所知晓的。 在某一学科研究领域，我们经常能听到“某某学说”、“某某理沦”之说，这些理论或学说往往代表着这一学科的标志性成就，其后续者要想在此领域有所超越，就必须有所创新。用某一学者的名字命名一个学科的重要理论或规律，很大程度上是后续的学者和编辑们给了他们这个莫大的荣誉。因此，高校学报在刊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的同时，也承担了举荐学术人才的社会责任。编辑们也有义务把这种命名的荣誉贡献给科学家，从这方面不断对学术论文的作者提出创新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学报的编辑涉及了学术创新的过程，承担了学术创新的责任。 三高校学报如何应对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 高校学报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主要服务对象是高校教师。高校以其得天独厚的人才、信息资源优势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要原发地。如何及时、准确地报道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如何发挥好学校窗口这一神圣使命，高校学报的编辑也同样负有重大的责任。 (一)高校学报本身的应对之策 高校学报以学术性为其主要特色，其作用主要是传承学术、促进学术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学术发展。因此，高校学报的定位很重要，不论其学术质量的高低，其学术性是必须要坚持的。对于那些毫无学术性而言的文章，高校学报应将它们拒之门外，不要给它们打开方便之门。在坚持学术性是高校学报第一生命力的基础上，高校学报的整体策划对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意义重大。 1．注重学报的学术载体功能 高校学报是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具有积累和传播文化的功能。因此，高校学报在刊发什么样的稿件时，应该有一个全盘的考虑，尤其对于具有文化积淀功能的稿件，应该优先采用。因此，应充分考虑与科研的紧密结合，通过了解本校和各级课题的相关信息，多选取一些具有前瞻性和理论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刊发。通过刊发学术含金量较高的论文，能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最新的信息资源，使其能够充分了解所从事的学科、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发展动态，也为从事科研的工作者指明了科研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2．注重学报的学术服务功能 高校学报是反映一个学校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的窗口，在选题方面必然要有所倾斜。对于学校改革与发展、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的优质稿件，高校学报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应该优先予以刊发。另外，作为一般的地方高校，还肩负着具有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功能，而高校学报作为刊登高校科研成果的主要渠道，对于服务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功能不容小觑。高校学报应尽量做到前沿性与时效性相结合，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注重学报的选题策划学报的选题策划，对于办好每一期刊物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学报的选题策划工作，具体要落实到每一位责任编辑身上。编辑的策划、选题、组稿、审稿的每一个过程，都关乎学报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的落实。比如，学报编辑可以根据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结合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制造一些热点话题，邀请或约请一些老师来参与此热点问题的研究；也可以向有一定知名度的老师约稿或请他们主持某一栏目，以达到收揽高质量稿件和体现最新学术研究动态的稿件的目的。诸如此类的方法，首先都要求编辑要高起点规划，对每一期刊物要全盘考虑，注重选题的系统性、前沿性。 学报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编辑主体的实际操作，编辑对每一期学报的具体操作，都体现了编辑的工作思路以及办刊风格。如果编辑自己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趋势，不及时关注最新的科研成果，不能获取最新的科研信息，就不能培养出自己的职业敏感性。要及时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就必须经常阅读国内外专家学者们所写的科研报道与科研论文，经常浏览世界著名高校、研究机构与大公司的网站等。另外，编辑也应积极拓展自己的视野，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实现从单学科的编辑到有综合性的知识背景的编辑的转型。 3．注重稿件刊发后的后续工作 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高校学报通过刊发高质量的稿件，对繁荣社会科学功不可没。然而，仅仅通过刊发高质量的稿件，高校学报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求学报编辑主动出击，继续为该刊所刊发的高质量稿件造势，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学报编辑应主动加强同各检索机构的联系，增加学报被转摘、被引用的机会；同时在刊物的发行等方面，应做到及时、准确，让读者及作者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的科研成果；同时要利用互联网络，把每期所刊发的文章及时送上网，让最新科研成果通过各种渠道第一时间得到关注。 科学研究论文:21世纪民商事法律近期展望及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 一、21世纪民商事法律发展展望 （一）民法典尤其是物权法的制定已为时不远 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已纳入了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当前，法律界对于制定民法典和物权法的争论非常激烈，争论的问题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从立法条件到立法体例，从整个法律到具体制度，几乎涉及民法典和物权法制定的方方面面。我们认为目前制定民法典和物权法是适宜的。只有制定民法典，才能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使其明确自由行为的范围，逾越法定范围的后果和责任，从而对其行为后果有合理预期，这就能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不仅如此，民法典的制定也有利于我国民法体系的完善。至于民法典的立法体例，普遍的看法是采用德意志模式，但是对于具体的编章则不必十分拘泥。在将来的民法典中，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应该独立成编，而对于民事责任制度，虽然在《民法通则》中独立成编，但我并不赞成在民法典里继承这种体例。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民事证据法也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基于民事证据法的性质，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对原民事诉讼法的重大修改，也不会影响到民法典的体系。当然，民法典的制定不可能一步到位地进行法典编纂，而需要通过分段制定最后汇编整理的方式来完成。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快物权法的立法工作。 物权法是我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认为我国的物权法由于涉及国企改革中的产权关系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经验不足。我们认为这并不足以影响物权法的制定，理由有二：其一，这些问题不可能仅仅依靠物权法就得到解决；其二，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大量的财产关系需要物权法来调整，比如，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关系。因此，我国物权法应及时反映所有制的改革成果，从法律上确认各类主体对其财产所依法享有的权利，保障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转让，维护财产交易的正常秩序，进一步促进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和新旧体制的转轨。当然，对于物权法制定中的理论问题，如物权行为无因性问题，他物权的体系问题，都需要经过长期、激烈的讨论后才能形成比较成熟的意见。 （二）加入世贸组织（WTO）将给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带来机遇和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然选择和必然结果，它将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推动我国参与经济的全球化，并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从法律上看，加入世贸组织将给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带来机遇和提出挑战。我们认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要扬长避短，减少国际市场对我们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 目前，加入世贸组织会给我国法律带来一定的冲击。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在诞生前后形成的、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员所必须接受的一揽子经贸协定和协议，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与竞争的“游戏规则”，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接受的国际贸易的惯例与规范，并且成为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体系的核心部分。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后过程中，我们必须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一些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改、废除和补充，对一些不合适的做法应予调整。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需要履行在双边和多边协议中承诺遵守的义务。作为法律部门来说，也应当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于那些有歧视性的、违反公平贸易原则的规定，尤其是那些不符合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所作的承诺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改甚至废除。例如，我国现行涉外经济法规中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应以出口为进口的先决条件的规定，显然是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的。 从长远来看，加入世贸组织将给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极大的机遇，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已经成为其成员国的国内贸易法的渊源之一，而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许多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明显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这就首先需要借入世的契机与国际接轨，并在这个过程中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得以完善。另一方面，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将在金融、保险、电信、商业、外贸、航空等十个方面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服务业将会遇到巨大的冲击，现有的企业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这就需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具体来说，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应当尽快制定民法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民事关系将更为活跃，而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的民法典，其作用也将更加突出。因而，制定民法典不仅能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而且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第二，完善知识产权法。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实施程序及补救措施等都作了规定，并增加了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类型、保护标准及方法，力求统一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为了加入世贸组织，我们需要按照TRIPS的要求对我国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予以修改和补充，使对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与国际通行做法基本一致。 第三，完善我国的公司、保险、破产等商事法律体系。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由于激烈竞争的展开，许多企业将面临破产的危险，调整企业破产制度的破产法应当尽快出台。由于加入世贸组织需要对外商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和非歧视性政策，这就使得原来将外商投资者与国内的公司、合伙以及个人独资企业分开的做法无法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我们必须积极创造条件，使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逐步与公司法、合伙法、独资企业法合并，形成在民法典的主体制度的统辖下，由公司法、合伙法、独资企业法共同构成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法律制度。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逐步放开保险和金融业，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和证券法，建立一套真正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保险制度和证券制度。 第四，制定和完善其他有关法律，如有关服务业的法律、反倾销法、外商投资管理法、外贸管理法、社会保障法等。 （三）计算机网络对民商事法律的影响将日益深远 近年来，计算机网络的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日益普及，现有的许多法律制度日益暴露出其不足，迫切需要新的规则来进行规范。对于民商事法律来说，这种影响尤其深刻，具体体现在： 第一，有关电子商务的立法。电子商务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交易的发展，但是相关的规范性法律尚需制定和完善。在合同法中，虽然对电子商务的问题已经有所涉及，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严重妨碍了网络交易的发展。比如，电子商务安全性问题。在网络交易中，双方可能互不相识，因此，保证双方身份的真实性就相当重要。虽然在某些国家使用电子签名来确定身份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还存在信息中途被他人截获和修改的危险。又如，网络服务商（ISP）在电子商务中的责任问题。由于网络服务不仅仅是提供信息传递的方式，还涉及资料的传输等其他问题，因此ISP与电子商务直接相关，确定ISP在交易中的责任就直接关系到电子商务的发展。 第二，计算机网络对知识产权法提出了挑战。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在知识产权法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各种问题，尤其是在著作权法领域。比如，传统形式的作品被数据化、多媒体化以后，如何保护这种新的作品形式的问题，网络上的哪些信息可以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进行保护的问题，网络作品的法定许可的问题，网络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如何定义以及如何规范的问题。在专利法领域，计算机网络也提出了挑战。比如，在网络上公布的发明能否得到专利法的保护？如果进行保护，如何妥善保护发明人的利益和保证网络的安全性？等等。在商标法领域，由于域名在网络上的广泛应用及其所具有的无形价值，对网络域名的管理势在必行，商标法必须从法律上解决域名的法律地位和保护问题。 第三，计算机网络为人格权法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具体人格权方面，与计算机网络最密切相关的是隐私权的保护。简而言之，大致涉及如下内容：一是对个人计算机的个人资料的保护；二是对网上通信的身份和内容的保密；三是保护权利主体不受网络的不当干扰；四是保护权利主体对个人隐私的正当利用，排除他人的非法利用。当然，计算机网络的应用也影响到了其他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的保护。 第四，计算机网络向侵权行为法提出了新的课题。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网上侵权也日益增多，且侵犯的民事权利涉及诸多类型。由于网络本身的特点，不仅造成了侵权事实认定的困难，有时甚至很难认定侵权主体和权利主体。另外，网络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侵权后果难以确定，因此，对网上侵权的赔偿数额的确定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总之，计算机网络引起的民商事法律问题是十分广泛的，其对民商事法律的影响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和各个具体制度。可以预想，今后民商事法律的创新将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计算机网络来进行。 二、建立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对民商事法律研究的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作为市场经济调整规则的民商法将迎来一个繁荣时期。解决民商法目前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需要集中大量的学者、专家，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进行集中研究。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响应教育部建设文科重点基地的号召，申请并获准成立了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以期对我国21世纪民商事法律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概况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主要是在人大法学院民法教研室、诉讼法教研室、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地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三个：其一为民商法学，由民商法研究室承担；其二为知识产权法学，由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承担；其三为诉讼法学，由诉讼法学研究室承担。基地通过三个研究方向之间的结合，在研究机构、研究内容诸方面达到了优势互补，实现了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 在研究力量方面，基地的9名专职研究人员中有教授5人，副教授3人，讲师1人；15名兼职研究人员中有教授6人，副教授5人。目前，基地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数量与质量，基地还设立了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校外委员占2/3，主要由其他院校、科研机构和国家主管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 在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方面，基地目前承担的重点研究项目有10项左右，都具有充足的项目资金，可以为来自各地的民商法学者在基地研究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基地具备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拥有宽敞的办公用房，为基地主任、副主任及各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配备了独立的工作室。基地拥有自己的法律信息港和中国民商法律网（域名为www. .cn）以及与法学院共建的法律图书馆。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将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些重大课题，促进我国21世纪民商事法律的发展。目前，基地正承担着起草“物权法草案及立法理由书”的立法项目，并承接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工作。同时，考虑到我国加入WTO对我国的民商事法律的深刻影响以及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重要性，基地的另一个重点项目就是“WTO与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研究”。另外，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将对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为此，基地将与国务院法制办合作共同承担“电子商务立法的理论研究”课题。电子商务立法将具体研究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证据效力，在电子商务条件下合同成立的条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隐私权的保护，网络犯罪的预防及对策等。总之，基地将始终站在民商法学发展的前沿，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服务于立法实践，推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二）建设一流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为我国民商事法律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为了把基地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民商事法律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将力求发展和改革。 第一，积极参与国家立法活动，承担重要的立法项目。基地目前承担着起草“物权法专家建议稿”和人大法工委要求的“民事证据法的专家建议稿”两项立法研究项目。基地将承担的立法研究工作有电子商务立法的理论研究工作和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委托的有关《公司法》、《证券法》修改的课题。 第二，为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献计献策。基地将进一步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构的合作，就当前的司法改革课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将对如何保障司法的独立公正，如何提高裁判的质量等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例如，基地将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部门合作共同就《合同法》等法律的司法解释工作提供论证。 第三，建设一个全国一流的有关民商法的专业性网站。网站要真正达到开放性的目的，成为所有从事民商法专业教学与科研的学者自己的资料库和学术讨论中心，成为所有学习民商法的学员与专家学者进行直接交流的场所。根据规划，网站将创建以下数据库：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库；已经发表的论文库；民商事法律人才库；民商事法律法规资料库；案例及案例评析库；民商事司法解释库。此外，网站还将介绍有关民商事法律的学术活动和民商事法律学者的作品，组织法律论坛和学术讨论。 第四，办好基地的两份刊物。为了推动基地的科研工作，繁荣学术，我们将努力办好如下学术刊物：《判解研究》和《法学前沿》。现在《法学前沿》已经发刊了4期，《判解研究》第1期已经出版，第2期也即将面世。 第五，努力培养法律人才。基地将努力通过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培养高层次的民商事法律人才，要在全国范围内物色一些优秀中青年学者，吸引他们到基地工作，基地将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和物质条件，同时也将努力为基地的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出国访学的机会。 科学研究论文: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 一、引言 我们先来读一下新三层楼的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了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着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前不久，清华大学就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的代表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求真知，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标准，还会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学术自由的重要，早在蔡元培、梅贻琦那个时代就已经被反复阐述了。进一步地说，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学者严肃认真的研究，因为不合官府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官府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曾经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了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二、学术自由是如何丧失的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1]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唯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当然，没有创新但却是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如新发现被报告后必要的重复实验等）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只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政治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我之所以对马寅初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人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国的各种教科书总是不说中国的缺乏创新导致落后，却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落后、愚昧、挨打的原因都说成是西方侵略的结果。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的历史学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真"都做不到，例如中国历史书籍对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的叙述，纯粹就是骗人、撒谎、蓄意捏造，比春秋战国时代还不如。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近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在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掌握了客观真理，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看上去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思想改造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愚忠"？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 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确立或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2]，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打倒，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为首的国民党，遵循的是中国儒学传统和西方影响的怪异混合；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大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语言、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已经陈腐的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政治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扰，中国文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党八股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三、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现状讨论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3]： "1. 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 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学术规范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钱宁在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4]："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成为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浮躁、腐败现象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5]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至于其它的大学一般只会是更差，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这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 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本专业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是本专业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 ""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6]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中国的自然科学丧失学术自由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一样变成了制造垃圾、废品的活动，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强迫，在强迫下科学家被迫的表态，使得科学家们被迫在科学研究之外，写一些"唯书"、"唯上"的东西，"教条"与"刻板"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渗入了中国的自然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7］，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甚至是有毒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新理论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教育培养，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为什么只有中国独有"业余科学家"这种现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热爱科学，在科学研究上有创新精神，而中国的科学教育没有教会他们起码的科学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导致他们没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不过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鉴别不了自己的错误，却自以为是创新或者是重大创新，这是中国科学教育悲哀的集中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接受了较好的科学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国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努力研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如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们有"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有"新"见解，但略为一看他们的文章，连现有的知识都没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学方法、不具备起码的科学基本功，有逻辑错误、基本常识错误等业余水平的错误比比皆是。 但更糟糕的是，虽然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但也有一些"业余科学家"以自己的错误为正确，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是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标志、狂妄自大地抨击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以及坚持科学原则的中国科学家，还非常善于鼓动、影响媒体、官员、和非此专业的科学界人士。而且，由于中国的理工科、文科分开的高考的影响，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国文科水平特别低，因此训练出来的大学文科生特别缺乏科学素养，更不要说科学鉴别力，偏偏中国的报纸杂志，除科技方面的专业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担任编辑、记者，当然他们很容易被善于吹嘘、唬人的"业余科学家"迷惑，而且或许因为容易炒作，便进一步推波助澜，而且，有些官员、有些非本专业的科学界人士也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或者缺乏必要的谨慎而被鼓动，支持了这一切。结果，中国出名些的或有名的"业余科学家"，不是妄人，就是骗子。例如著名的"水变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产生根瘤，而且具备共生固氮的能力的"发现"，被中科院院士李庆奎教授和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体上大肆攻击他们，等等。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到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的亩产几十万斤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所导出的个别推论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闹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却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爱好者。）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9]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浮躁和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10]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学鉴别力问题 科学学的创始人J.D.贝尔纳曾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讨论过各国科学的特点[11]："英国科学的特点是……特别讲求实用和类比。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英国人的方法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容易奏效。法国科学从未失去过其出众的特点--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阐述。美国科学发展特别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印度科学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实验方法别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独立进行工作时极端不可靠和缺乏鉴别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国科学和美国科学的缺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内容过于繁琐、故弄玄虚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况下，也缺乏鉴别力和精确性。" J.D.贝尔纳对未来中国科学的期许最高："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重读贝尔纳对各国科学特点的讨论，尤其是看到贝尔纳对中国科学未来的美好预言，与中国科学的现状相比，如此天壤之别的差距，真让人心情沉痛。贝尔纳对日本科学缺点的评价可以原封不动地套在中国科学上。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华文化的特点：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没有能够表现在中国科学上？当然，本文前面的阐述已经是部分性的回答。贝尔纳如此看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学研究中，"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标志，有分寸感意味着相当高的鉴别力，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运用、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 贝尔纳评价苏联科学的"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足够的鉴别力，不过这也是意想得到的。鉴别力是由长期经验和历史悠久的学派所培养出来的。缺乏这种鉴别力是热情的年轻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时间和经验才能把它纠正过来。" 就从丁文江创立地质调查所开始，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已近百年，时间和经验累积已经不能说还少，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仍然显得鉴别力低下，表现如：对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进行客观评价，而是进行自我拔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处于"常态科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许多领域，大谈哲学而不是老老实实地探讨科学、技术的成果与问题，基本上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美其名曰"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或说是做学问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学指导或有哲学出现，却不知道或躲避这一点：没有创新，学问和哲学再高深也不过是鹦鹉学舌。）；还有一些更恶劣的现象如：自以为得意地创立了"××学"、"×××学"、"××史"、"××论"等等，却并无扎扎实实的创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简单的列举分类，当然，这在中国的人文社科中比较普遍，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还有，一些人为评职称而大量制造学术垃圾论文、专著，以致于泛滥成灾，可那些学术垃圾制造者，不但很少会遇到严厉的批评而使他们的学术信誉、科学信誉大减，这些学术垃圾反而帮助他们甚至使他们获得奖励和职称，等等。关于这些方面，新语丝等网站有较详细的资料。 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鉴别力非常低下，几乎不存在，但还有极少数人正常地从创新出发，评价中国人文学科丧失了原创力，认为中国的文科虽然"论文""专著"泛滥，但把一个小问题研究透了并且有所创新的都很少。 学者、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决不是一些人所以为的，和巫术一样，是由科学家所做的、象巫师那样呼风唤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给科学家一大笔钱，科学家们拿出一堆谁也看不懂的论文专著。它还不是工程建设，给了钱，给了设备，给了拥有充足知识的人，就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某项工程建设任务；更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科学家坐在实验室的仪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实验，实验结果出来了就是科学发现。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也绝对不是某些人以为的抄许多的书，集中在一起，符合学术规范的就是研究。（说这样话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实实在在地说，只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如：发现新的实验现象，提出新理论、解决未尝被解决的新、老问题，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对水平低得多的一些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如：自然科学中发现新的实验现象后，别的科学家必须做重复实验，以进行验证工作；还有必要的评价：如指出新的创造所存在的优点、缺陷、问题，还有必要的综述，等等。但知识复制，如教学，如在中国非常盛行的抄来抄去以拼凑论文和著作，这就不是进行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在科学研究的创新中，是经常要运用科学鉴别力来作出判断的。如在科学实验研究中，会经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数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数能够出成果，极少数会引导到巨大的发现。一般只有科学鉴别力很高的科学家能够敏锐把握住机会，也不会被令人激动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实验或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中，选题，以及做怎样的实验来验证理论，实验中出现的现象是否是真的发现，进行理论研究时需要判断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否坚实、逻辑推理是否严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价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义、价值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家运用鉴别力作出判断。 在科学史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设想后，女物理学家吴健雄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要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在一次实验中，由于仪器故障，实验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否决宇称守恒定律有余。有人大为激动，主张报告，而吴健雄则正确判断是仪器故障而未报告，显示了吴健雄极佳的鉴别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想出了已经被实验验证的正确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却很不满意，从科学的标准出发，对自己的公式的价值作了很正确的鉴别评价："但是，即使辐射公式绝对精确的可靠性被认可，只要它仅仅具有由侥幸的直觉所揭示出来的规律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达出比形式意义更多的过程。由于这种原因，正是在我系统阐述这个定律的时候，我开始全力以赴地赋与它以真实的物理意义。"最后得到了具有突破意义的量子论。 普朗克非凡的科学鉴别力，使他继续努力，终于得到了意义深远的伟大发现。 当然，因为缺乏科学鉴别力而在科学界闹笑话的也不少。伦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发现X射线后，曾有法国人发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N射线，还获得大奖，最终的研究结果发现，所谓的N射线不过是心理影响而已。也有一个日本人突发奇想："萤火虫不也是发出荧光----射线吗？于是进行实验后，煞有介事地报告：萤火虫能够发出射线，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其他科学家重复实验后指出：萤火虫产生的气体（至少部分地）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并不是萤火虫发出射线，使得这个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为丢脸。 科学鉴别力在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创新成果的传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鉴别力的。现代的科学研究是职业化的研究，受科学研究组织的影响相当大。科学的繁荣主要依靠进行研究的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昌盛，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兴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于创造的大学者，运用其良好的鉴别力鉴别年轻人的创造性成果并提拔富于创造的年轻人，为富于创造的年轻人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替补年老的、创造力衰退的学者，并为后来者提供榜样，激励学术领域的新人努力创造，这样，学术机构和学派才能够保持活力，不断创新，而不是暮气沉沉，尸位素餐。 科学创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创造为基础的，否则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或者因为忽视、没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经被解决的老问题，而科学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创造有重大价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创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视；而错误的结果、观点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觉而引用为研究的基础，因此需要大师们进行鉴别、讨论、推重，写综述，作评论，并影响鉴别力较低的学者，以利于科学研究。 在中国，如此重要的科学鉴别力，理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稳步提高，但为什么中国科学的鉴别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学鉴别力作为一种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握能力，可以说是个人或整体运用科学研究标准而表现出来的，良好的鉴别力的前提当然是中国科学要有良好的科学研究标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退步、低下，中国科学界实行等级化的量化考评的制度，同行评议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中国科学肯定不能够表现出照理说是本应具备的良好鉴别力。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 一言以蔽之：难。叫喊得最响亮、几乎延续了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重新打学术规范的基础，很重要，但对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几乎没有用处。如果学者没有自己的创新，论文中再规规矩矩、巧妙聪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抄袭，它与不合学术规范的抄袭，都是抄，唯一的区别只是技术上是否遵循学术纪律的底线规则。其实，中国的严肃、认真的学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妨碍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难关，它给中国知识界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都打击不小，一些一流人才外流，是导致中国科学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难关，它使人文学者、科学家丧失了勃勃朝气，连自然科学都没有例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也不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却指望通过自以为是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但这却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降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任何学习过科学的人都能够理解：在科学中引入数学（定量化）是为了得到精确的知识，它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确。量化（等级化）考评的前提是：对学者、科学家的论文等工作成果的评价，定性准确。但对科学家、学者的富于创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准确评价都很难，因此，学术成果、科学知识的创新是很难进行量化考评的。普通的学者，往往十几年、几十年后才清楚他人的创造的意义、价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师才能够迅速地鉴别、鉴赏第一流的创造，例如伟大的爱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确实清楚他的三篇论文的意义、价值。在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流大师还没有产生。 在中国缺乏高水平鉴别力的一流大师的情况下，对学者的科研成果的评价连做到定性的准确都很困难或没有做到，那么中国的学术机关，没有对学者、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评价，没有以定性评价为基础，进行定量的量化考评，就只不过是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学研究水平不同、质量不同的论文、专著，当成是质量相同的论文、专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捡到（核心刊物的）篮子里面都是菜"，这就是鼓励滥竽充数。 本人对此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的思考结果简洁地说就是：以趋利避害的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加上两个前提条件：一、每个人总是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略微高估，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并且能够估计出学术刊物中本专业较低水平论文的水准和编辑、评审对论文的偏好；二、杂志、出版社必定要持续地办，一定要、著作；由于量化考评制度是自动地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看质量高低，只看作达到此等级杂志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严密推论出：1、理性人的最优策略是尽量多做达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发表达到学术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论文，最差的策略是尽量做自己能够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这个制度既是自动认可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的制度，也是自动缓慢地降低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鉴别力的制度（注意：直接应用于工农业等产业的工程技术方面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由于直接运用于各个产业的工程技术实用性强，有可能做到能够根据某项创新的具体应用情况，如增加的效益等进行定量考评，这样的量化考评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发展的）；3、如果学者人数不变的同时，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下降更迅速。如果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不变的同时，学者人数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缓慢上升。当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必定是：中国科学的论文和专著数量有了大增长，质量和总体水平却大幅度下降。就象当年中国的那样，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不是虚报，就是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结果鼓励产生的或逼迫产生的废铜烂铁特别多。因此，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学中的工程技术领域中，量化考评制度必须尽快废除。 当然，量化考评制度的优点是简单、经济，因此，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学很重要的大专等级的大学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可以实行这样的制度。 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流行的砸铁饭碗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学者们还是端铁饭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还会有比较多的优秀学者坚持科技研究质量高于数量，一个创造性成果高于许多重复性、低水平结果这样的常识的。但砸铁饭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评制度同时实行，生存或者毁灭（出版或销声匿迹）的压力迫使学者们只能够做低水平的研究，多发表低水平的论文、专著。 量化考评制度对中国科学的危害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国际互联网和学术杂志上却还有辩护声，认为量化考评当然更加精确，最新的辩护是来自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 ，他在《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问题》[12]中说："从适合于文科学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学科成果计量化分析，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计量化才能客观地衡量学科发展，才能与同国际同行进行比较。……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在SCI的数量，采用"工程化"的方法来进行（例如，"千篇SCI论文工程"）。从哲学中的数量与质量的辨证关系来看，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复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的理由和逻辑，吴志攀在文中没有拿出任何经验的证据，也没有从公认的前提出发做任何论证，就想当然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定性的正确是精确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怎么可能是"科学"、"精确"的？促进数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导致降低论文质量的结果。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论文数量多了，科学水平却下降了。当年中国的时期，也是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是虚报，或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这对中国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本人当时觉得很奇怪，如果这是几百字的短文，只是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而不作论证，那还正常，但这是几千字的文章，不应该这样。笔者不由得想起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的话："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但吴志攀文章的后面部分情况还算可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或许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国文科学者写论文时极其容易犯的错误吧。 中国实施量化考评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杂志上与国际互联网上的讨论认为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中国科学要与国际接轨。大学教授是铁饭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却在外面兼职挣钱，因此要量化考评；晋升机会有限，教师之间相互评比矛盾大，必须如此。外行领导不懂学术、科学，就搞这样的办法，自己既轻松，又能够表现功绩，等等。 但这样一些（善意的解释）原因与它给中国科学带来的危害相比，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难也能够克服。在我看来，量化考评制度之所以实行，是因为有关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获得利益的结果，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富于创造力而又坚持科学研究原则的研究者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科技的未来受到严重伤害。这个制度让领导者既轻松舒服，又能够用数字表现其领导下的政绩，领导者的上级也一样。而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是在单位领导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改革的旗号下，几乎快变成一年、两年、三年任期的临时工了，既然无力与这样的考评体系抗争，也不可能与掌握自己聘任、升级、解聘权力的领导相抗争，那就只能够适应现实环境，多研究、多写、多发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务，就聪明巧妙地进行自我复制。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袭，反正中国任何的大学生一进入大学都至少要受到抄来抄去的政治教科书的抄袭教育，这样一个量化考评制度又是自动承认这一切的制度，就进一步地奖励、鼓励了这一切。 结果，目的是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从赵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堕落与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学术打假谈起》[13]一文来看，赵平波认为"……把学术研究等同于制造产品，既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全国一级刊物以上，最好是国际SCI收录。这种"学术产业化"的要求不逼着人搞学术腐败，那才叫奇怪。"还有，科技界流行的、国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计划"，"……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容易获得研究经费，……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评奖，"……"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中国的学术腐败更严重地表现在"大钱不评"。院士等学术精英们拿了大钱，无人能评，也是无人敢评的"大项目"，……具体生产出来的"成果"却是没有研究经验者的研究生或们的伪劣之作。"赵平波还详细讲述了它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和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当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下降必定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他的最后的某个结论本人并不赞成："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们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显然，他们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国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洁中国的学术环境。" 本人不赞成赵平波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不赞成在网络上见到过的一篇《如何防范科学家欺骗政府》（记忆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观点，原因在于：本文贯穿始终的阐述，一直在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至今还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带来的恶果，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中国还未能够建立保护学术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国仍然是官员的权力凌驾于科学研究标准之上。惟有中国大陆才出现得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官员，就凭着他是学校的领导，就能够说：我们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这样的混帐话语，在中国的香港、台湾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不用说在美国、欧洲。本人刚看到这样的话时，第一个反应是勃然大怒，而仔细思考后发现，他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中国科学技术管理体制的真相，说的是真话。中国的学术管理体制就是这样混帐、弱智的管理体制。 张五常在《衡量学术的困难》[15]中说："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 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 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确实，大师们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资料表明：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如美国、德国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是由大师们决定学者的升级、聘用等的。而在中国，众所周知，这是由主管学术机构的官员们决定的或者是由官员们所决定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确实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从学术权力上说，他们确实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国的官员们能够承担好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承担的学术职责吗？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能够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并且能够凭着自己的科学鉴别力选拔同样富于创造性、能够接替自己的优秀人才。但谁都知道，中国的官员们根本承担不好、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因此，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就应该追究拥有最大的学术权力的官员们的责任。但要追究官员的责任，他们会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们的不应该拥有的学术权力，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体制导致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官员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必须归学者。因此中国的官员们，真正必须进行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把学术权力归还学者。 在中国较为普遍的选拔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担任学术机构的长官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学术大师担任官员后必定缺乏时间与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就会逐步离开研究的前沿，不再富于创造性；再者，以前是富于创造性的，不一定一直会如此；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专业繁多的境地，几乎没有人能够同时精通多个领域的研究，一个领域的专家对同学科的另一个领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这样，又会使他们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从学术权力的来源来说，中国这个办法，学术权力来源于政治权力的授予，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来源于政治权力，因此还是不好的办法。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所拥有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在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学术权威，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16]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教授职位固定而且开放，教授（教师）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别谈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选的决定权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体教授（师）手中。另外有人介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的获得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有足够的创新与水平，都能够获得。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在教授们珍惜自己的学术机构的声誉的前提下，每个教授的学术权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项如聘用人员、人员升级，就要对其专业成果进行民主讨论，学术大师、科学大师就会凭着非凡的创造和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进行高水平的评价、鉴别，建立或进一步地增强学术权威。至于同学科非本专业的大多数教授，虽然不能够精深掌握被讨论的成果的专业知识，但还是能够基本理解那些知识与大师的评价，最起码能够理解大师以及其他人的评价，并清楚作出这些评价的理由是否成立。这样，大多数教授的投票是受学术大师影响的，学术大师的学术权威就正常地转变成了学术权力。而且，一个大师、教授，如果不再进行研究，不再有创造性成果产生，学术威望、说话的分量就会下降。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下，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学者们的最优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创造性的研究，谁还会拼命制造学术垃圾？困扰中国科学技术的大问题：有数量、低质量甚至没质量就得到了解决，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几个原因：缺乏同行评议，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缺少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关键的制度上得到了解决（如果仔细分析这四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就会逐步进步。 一种制度、体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励和约束，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采取何种行为以获得最大的报酬，决定被淘汰的行为、知识、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强制个人和组织适应并重新学习的机制，能够使得整个社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奖惩，人们执行制度时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级、奖励、惩罚直至解聘，人事权力也是对事业影响最重要的权力。 所以，中国的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盛行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权力紧紧抓住对中国科学技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不放手的必然恶果。而且，中国的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导致很难对学者未良好承担学术责任提出良好的职责要求和道德评判。 决定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必须采取西方早已实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办法。 本人偶然在新语丝网站上看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人文学科杂志中评论和书评很多，占大约五分之二。本人认为：这是美国科学研究标准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杂志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有许多客观、高水平的学术评议的话，确实能够全面提高中国科学的科学研究标准和鉴别力，但这要求出版自由为前提，美国有，中国却没有。 中国目前能够看到的学术评议，不外乎三大类：说好话的，不痛不痒的，具有杀伤力的学术批判，却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因为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基本上只会是高水平的学者对高水平的学者进行学术批评，虽然这样确实能够逐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但他们愿意这样做吗？在没有出版自由的环境里，别人出版论文、专著很难，说真话也拘束，不能够畅所欲言，编辑、评审也要对一些文字进行斧正。这样的一种情况，谁的日子都艰难，高水平的学者恐怕不愿意做什么学术批评，给其他的处于困难中的高水平学者添乱。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科学研究论文:试析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创新哲学 论文 关键词: 科学 研究　创新 哲学 　特征 论文摘要:本文界定了具有创新性科学研究的概念;揭示了人们在从事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过程所出现的一些重要特征，并分析了出现这些特征的内在本质;剖析了影响创新性研究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促进创新性研究得以成功的主要手段。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即使是研究者做了许多重复性或模仿性的工作，但只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提出了与众不同并具有独创性的新观念或新见解，这也是创新性研究。当然，一项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其研究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它是一个多元和多维的非线性复杂系统。这种系统的运行既有其内在的 规律 性也有其外在的影响因素和进化的条件，它们将通过过程的特征所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研究中的创新哲学。通晓这一道理将会极大地促进创新性研究的成功。创新性科学研究过程的特征何一项创新性科学研究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透过这些特征认识其本质，将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和应用更有效、更简便的研究技术和方法。 (1)偶然性与必然性谈起创新性研究问题，我们会想起几则故事:①当查尔斯·古德伊尔不小心把天然橡胶倾洒到厨房的火炉上时，他发现了橡胶的硫化方法;②威尔海姆·伦琴在一次做阴极管实验时，无意将一把钥匙和一卷未曝光的胶卷放在一个阴极管上，当他的助手把胶卷冲洗后，胶卷上显示出钥匙的轮廓。由此，伦琴发现了x射线;③有一天早晨，梅斯卡涅一醒来时，一部《卡瓦尔莱里亚·拉斯蒂卡纳》 音乐 作品的构思已经全部完成，几天内就把它写了出来;等等。听了这些故事之后，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新的科学发现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这种巧合通常是由上帝已经为你安排好了这个机会，只要灵感一到就成了。其实不然，因为这些故事都没有强调人们在产生灵感闪光之前却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例如:古德伊尔在发现橡胶硫化方法之前曾长期从事橡胶研究工作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具有识别现象的能力和发现橡胶硫化方法的机会;同样，伦琴在发现x射线之前也曾长期从事物 理学 方面的研究工作，否则他不可能因此发现x射线;此外，很多人并不知道，梅斯卡涅在完成他的音乐作品之前全家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而他却一首接一首地创作着在别人看来完全单调乏味的音乐。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人类大量的有关创造性活动后会发现:大凡具有创见性头脑并能够做出创造性工作的人，当他在按照任何有效方式重新组织或扩充人类智慧之前必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领域具有超越常人的了解，对需要做的事情有强烈的意识并具有出色的表达才能和恰当的实现手段。例如，对于一名经理人员来说，当他在做出创新性的决策之前必须通晓问题的实质、 历史 、重要性以及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否则，决策将会脱离实际;如果这名经理长期以来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诊断，那么他对该问题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如果他对该问题只是刚刚开始接触，那么他必须先熟悉问题的全面背景才有可能做出符合实际的创新性决策。综上所述，表明在探索性的研究中偶然性的发现其背后存在着必然性。 (2)审思人类从事创新性研究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和方式:①设计并制造一种新产品，然后将它很好地应用于实践;②改进现有的工作方法，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大凡能够提出新观念的发明家们都十分注重对研究方法的选择;③冷静、慎重地思考问题，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④到实验室去做实验，全面观察事物的现象，深人了解事物的变化规律，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⑤了解某种偶然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掌握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些方法并非是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所应遵循的必然途径，但是它无疑是创新性研究中分析问题、确立关系与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重要手段。因为实践告诉我们:不管什么人，如果他仅仅拥有知识，但不善于思考和应用，却不可能产生创造性思想和创造性成果。 (3)潜化在科学研究中，有时会使研究者的思维停滞或是陷于迷茫。这时应该停下来放松一下思想，暂时停止有意识和有目的的研究，忘掉受挫的无效劳动。这种让下意识来起作用的办法是实现创新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措施。 虽然有时候在研究工作中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创新灵感，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有时候尽管我们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和艰苦的思考，但仍然没有发现一个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时候如果强迫自己继续思考下去，可能只会增加思考的混乱，这种僵局是研究人员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事。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不仿把问题暂时放到一边，或去钓鱼，或去看戏，或到花园里拔草，或去散步，或去听音乐，或去做任何能够放松脑子的事情，不要过度沉溺于一个问题而不能自拔。如果我们这样做脑子会清醒一些，那么也许就在这时我们脑子里会进发出创新性火花。例如，法拉第为了探索磁和电之间的关系，孜孜不倦地进行了10年的实验却仍未找到答案，然后他不得不去休假。然而，当他重返实验室时几乎毫不费力地发现了电和磁之间的关系。拉普拉斯曾经说过:“我常注意到把某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搁置几天不去想它，当我再拣起它重新进行考虑时，它竟变得极其容易。”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科学研究中具有“潜化”之理。我本人有时试着这样做，效果的确不错。 (4)突现在科学研究中有关豁然开朗的例子很多。据说，蒸汽机冷凝器的发明是詹姆斯·瓦特在某个星期天下午散步的时候想出来的;倒正弦函数的重大意义是大数学家亨利·波因卡烈在他一天下午登上一辆公共汽车的时候突然悟出来的;一家在制造公司的董事长声称一项他为 企业 合并的筹资计划是他在刮胡子的时候想出来的。这些故事说明，有时候一个人智慧的闪光并非都发生在有意识地去思考某一问题之时。 说来奇怪，往往非常简单的主意就是事先没有想到，一旦当别人提出来之后，我们却恍然大悟。其实这就是一种创新经验，因为一种新的有价值的观念就此产生了。我们往往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当一种下意识在我们的脑子里一闪现，便立即在大脑中存储起来，同时以惊人的速度被我们所认识。此时，大脑活动的速度不亚于一台 计算 机。我们知道，在我们大脑的存储器中所贮存的观念远远超过今天任何一台计算机的容量。如果在下意识状态中，理性思考的约束一旦松懈就可能产生无数新的组合和新的观念。我们称这种奇怪的现象为“突现”。不知为什么，“突现”一旦出现，所有杂乱和无用的观念就被筛除，那些有序和有用的观念就会形成。这种现象就好像大脑中有一种过滤器，在下意识中它只允许合理的观念上升到意识水平，也好像下意识所展示的是一种完备的程序，它不仅仅是新观念的萌芽，而且能够识别和选择一组可以彼此配合进而成为一个可行计划的观念。 在这里，我们只是强调下意识是创造性思考的过程和特征，也许将来科学能够证明关于下意识的推测可能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在科学研究中，每当一种新观念产生时，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能够识别它是否有价值的能力。经验表明，一种有价值的观念有可能被忽略，我们必须设法提出具有创新思维的方法来尽量避免这一点，从而使“突现”在创造性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 (5)验证新观念并非完美无缺，它好比一个新生婴儿，刚出生时你会觉得他很奇妙，当你把他领到现实世界中去的时候却并非如此。新观念也好比任何一种新生事物一样，当它刚出现时的确很新鲜，但时间一久就会发现它有不少缺点，它是否真正有用必须通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科学家需要把他的发明放到实验室去测定是否有用;作曲家需要把他脑子里的旋律谱写成乐章去演奏，并证明它听起来是否悦耳;企业家需要把他新的经营观念放到企业管理和市场中去检验; 政治 家需要把他的政策投放社会，并证明它听起来是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等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使一种新的观念适用于问题的实际情况。但是往往客观无情的实际检验揭示出某种观念的雏形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在创新性研究过程中，我们就是在寻找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工作是把原始思想形成具体的建议，以供进一步研究。但是，进一步验证或完善原始见解并非一定要把它形成一份完整的行动计划，而是需要在以后的实验或应用中进一步验证，因为迷人的空想并非一定是创造性的东西。 2创新性研究的障碍 虽然心理学家们没有发现一种可靠的方法能够使人产生灵感，但是他们却找到了许多能够阻碍创新性思维的障碍物。如果我们能够排除这些障碍物，那么就可能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产生创造性成果。 (1)文化障碍大千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逐社会潮流并谋求时尚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那种穿着小丑的马裤或光着脚去办公室上班的人毕竟是罕见的。这种从众的意愿和压力对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着极大的限制。例如，在美国，多年来个人消费项目的信贷曾被限制用于转卖价值大于债务的生活资料的购买。按照谨慎的清教徒传统，美国人对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置如珠宝一类的任何奢侈品总是侧目视之，很多人认为任意扩大信贷对道德的堕落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又如，在 遵循旧习惯是知觉障碍的另一个例子很多，如:制造第一批汽车的人们习惯于按马车的原理进行思考，因此他们最初很 自然 地便设计了一辆“无马马车”，仅仅是以发动机来取代马匹;造成知觉障碍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在研究问题时经常愿意采取“非此即彼”的两端论法。又如，当某工厂制造部门的经理向总经理报告工厂的生产能力已达到极限时，总经理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在“吸引外来投资再建一个分厂”和“放弃进一步生产计划”两个方案中进行选择。其实还有:第三种方案，把一些工作分包出去;第四种方案:采取“先卖后租”的办法，公司先把老厂和新厂卖给某投资人，然后再长期租用它们。但总经理就是没有考虑后两个方案。实际上公司后来就是在别人的建议下实施了第四个方案。诸如此类的例子说明，造成知觉障碍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在研究问题时经常愿意采取“非此即彼”的两端论法。 3促进创新性研究的手段 (1)善于发现意外东西有时候，当我们正在探索一种用于解决某一问题的好办法时，突然受到另一种完全不相干问题的启示。例如，在很长时期内，细菌学家都把霉菌单纯看作是一种破坏纯培养液的物质，因为霉菌杀死了培养液内所有的细菌，以致研究人员不得不把它们扔掉，而从头开始研究。但是，就在某一天，亚历山大·弗莱明忽然想到也许这种破坏培养液的东西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杀菌药，于是便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以致发明了青霉素。当然，在药品提纯和试制方面的大量工作是以后完成的，但最初的灵感是出自对丢弃霉菌的先入之见;再如，埃尔顿·梅奥在西部电气公司进行著名的霍桑实验时，他和他的助手们试图测定工作环境与工人生产能力之间是否有关系，于是，他们在某些工人群体中多次变换工作场所的光线、噪音和其他工作条件，甚至有时故意造成工作条件的恶化，其结果对工人的工作态度和生产能力几乎没有影响。然而，意料之外的重要发现是，工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以及工人与管理部门的合作意愿却是影响工人工作态度和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在实验中他们发现，在某些工人群体中，产量的多少与工人的合作态度以及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有着紧密联系。正是梅奥的霍桑实验为20世纪70年代 工业 心 理学 理论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其实，在许多管理领域都具有表现悟性的机会。例如，一位从事 会计 预算和控制工作的管理者发现，如果一家公司缺乏有条理的公司组织是不可能为其编制出好的预算方案，而必须有清晰的有关公司目标和政策的说明书才能作出有意义的预算方案。也正是这种偶然的悟性使这位管理者后来创立了世界一流的管理咨询公司。由于这种意外发现是出于偶然的悟性，是不可预测的，因此没有一家 企业 敢于把自身的不断 发展 寄托在这种悟性上。但是，它确实是很有用的。明智的管理者必须对这类不期而遇的悟性时刻给予密切关注，同时也应该在自己具有较明确方针的活动中热情地接待这些不速之客。 (2)举行振脑会议当大家在议论某个问题的时候，一个人首先提出一个不寻常的方案，另一个人很快又想出了另一个主意，大家正在热烈地议论这些建议时第三者又提出一个可能是荒唐可笑但能部分改进前面建议的想法。通过这样的讨论可能会产生不是哪一个成员所能单独想出来的巧妙方案。所谓“振脑法”就是利用群体相互作用的许多特点从而产生创造性方案。 当我们正在寻求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方法来解决某个问题时，应该把它交给群众，让他们尽量把所能想到的方案都提出来，欢迎他们各抒已见，主意越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科学 家、工程师和管理者们都应该把这种方法用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如何探索一种用于自动清洁摩天大楼外墙玻璃的方法;如何设计一种新的汽车制动器;如何防范委托中的信用风险;等等。一个短短的振脑会议可能会产生许多项建议，大多数可能不切实际，甚至有一些建议是老生常谈，但有少数意见可能值得认真考虑。 当问题的性质简单而又具体时，振脑法的效用可能最大。如果涉及面太广、问题结构复杂以及时间耗费太多，则振脑法就不那么有效了。许多管理者都感到虽然振脑会议不是每次都能激发出非常有用的建议，但会议的刺激作用对今后工作会具有深远影响。这种刺激作用有助于人们脱离墨守成规的思维习惯，并推动他们以新的看法对待自己所有的活动。 (3)营造随意的气氛在开发创造力方面，最主要的是营造一种随意的气氛。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对各种观念和意见进行评价，更不要说“这不行”这类的话，谁也不要害怕自己所提出的意见会被大家否定。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对各种意见不要进行判断和分析，而是把它放到最后再做，因为这是充分符合心理学的。由于各种社会文化障碍很容易使人们附和传统观念，因而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新奇的建议就会受人嘲笑，新的观念就会受到抑制。在这样一种气氛中，一个人将会仔细地思考他的各种想法，如果没有确实把握他就不敢提出来。因此，必须设法消除这些社会文化障碍。 随意的气氛有助于新观念的产生，新观念的产生有助于创新活动的成功。因为在一种随意的气氛中:①人们能够自由地表达思想，不太顾忌以往传统观念，或与集体规范是否一致，或与领导的观点是否有分歧;②谁愿意试试新花样都会受到主管和同事的积极鼓励;③相互间都很尊重他人的个性和独创性。 (4)取长补短就某个人而言，都可能有束缚自己思路的某种感知性障碍或其他障碍。但在一个群体中，一个成员可以接受另一个成员的观念，以此补充或变化自己的观念，如果另外一个人再提出一个新点子，新主意就会层出不穷。有时候这种开发新观念的方式远比那种死守着自己的方式秘而不宣，准备一鸣惊人的“吃独食”的方式要好得多，因为创新观念需要广泛地取长补短，单独一个人很难产生既新颖又实用的新观念，即使是自由交换意见也只有当参与者对总目标的关心超过对个人荣誉的关心时才能顺利进行。因而，为获得取长补短的全部好处，我们要有协作精神和对总目标的献身精神。 结束语 创造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源泉与动力，创新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笔者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实践草撰了此文，试图以其中的一些体会和观点与大家共勉，以便在科学研究中大胆探索，不怕挫折，坚持创新，促进发展。 科学研究论文:浅谈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 “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 ，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 ，恩格斯早在19 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 ，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 ，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 ，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 ，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 ，从培根起 ，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 ，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 ，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 ，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 ，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科学研究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方法研究 【摘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其成果评价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分为定性评价方法和定量评价方法。本文比较详尽地列举了上述研究方法的内容以及优缺点，力图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一、引言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标志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因此，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相应的也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大 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性评价方法，一类是定量评价方法。 二、定性评价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诸多特点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比较复杂和相对困难，就学科性质来说，最传统的定性评价方法比较适合哲学社会科学。 1、专家评价方法。专家评价法是“一种由科学共同体来做出有关科学真理性评价的制度”。其实质就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学术领域，组织该学术领域学者与该学术领域相关的专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活动。 （1）专家评价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应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专家评价方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行同行专家评审制，设立评审专家库，按学科划分为学科评审组，届时抽取一定量的成员参加会议评审，对同行评议专家实施信誉制管理。 （2）专家评价方法的优缺点。传统的专家评价方法有其独特的众多优点：首先，同一学术领域的专家比较了解自身学科的研究现状，能够客观地评价出成果的创新之处；其次，对于无相关文献可供参考的评价对象，可以充分发挥同领域专家的经验智慧开展评价工作，减少或避免了因资料缺乏而带来的局限性、片面性；最后，当评价指标难以量化时，专家评价就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优越性。 但不可否认专家评价法也存在着自身局限性：首先，马太效应不可避免，专家的名望在增加参与专家评议的机会的同时，也引发由机会不均匀带来的评审不公；其次，专家评价法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当研究成果与个人因素相冲突时就会出现较严重的观念偏差，带来评价结果不客观性；最后，专家评价的最终结果有较大分歧时一般是采用学术民主的方式，原则上是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与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活动的特点是不相符的。 2、公众评价方法。公众评价方法是对专家评价方法的补充，其自身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1）公众评价方法的内容。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公众评价将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果评价的一种必然趋势。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方法，由评审组织部门建立相关评价网站，对参评成果建立网上公众评价，或者设计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信息采集，然后将其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以作为定性分析的补充，同时用来弥补专家评价法的不足之处。 （2）公众评价的必要性。学术研究成果大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性、价值性，读者是最有发言权的。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并不是为了评价而发表的，是为了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中增加公众评价的内容，可以促进学者们在理论研究上下狠功 夫，从而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三、定量评价方法 定量评价方法的出现是为了避免定性评价法的主观性而产生的，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客观性。 1、引文分析法。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种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比较、概括、抽象、归纳等的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信息计量的研究方法。目前引文分析法广泛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以其客观性著称。 （1）引文分析法的分析指标。一般来说，对科学期刊进行分析时常用的分析指标有五种：自引率、被自引率、影响因子、引证率与即时指标。在对专业和学科结构进行研究时，除用引证率外，还可用引文耦合和同被引等分析指标。 （2）引文分析法的局限性。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客观性强且易量化的优点，但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第一，引文数量随机性导致平等“量”化困难。在实际的论文撰写时，作者所列出的引文在数量上是完全随机的，没有任何比例或限制。另外，引文数量会受其它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外语水平、引文来源等等。第二，受时空的限制新发表的论文的被引率较低，刊物的发行范围也对被引率有较大影响。还有一些观点有明显错误的论文，被他人作为批评的对象而列入参考文献之中，这样的被引用也将影响引文分析数据的准确性。第三，参考文献不够规范，引文著录不规范会对引文分析产生不良的影响。 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客观而科学的国际通用的文献计量评价方法，其客观反馈性和定量分析弥补了人为定性评价的缺陷，成为众多评价研究成果的多种方法中极为重要的评价方法。 2、文摘法。文摘法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专家评价法，也被认为是“优选”。在理论上，文摘被认为可以作为“一种对论文的科学水平进行间接评价的手段”，文摘法在期刊评价中被广泛运用和认可，使得很多学术期刊不得不采取迎合文摘刊物的“文摘战略”。作为评价工具，文摘法的操作性很强，同时权威文摘刊物的评价效力也是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可的。 （1）文摘法所采用的主要摘录方式。文摘标识是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著名的、带有权威性的转录刊物、文摘或者题录刊物收录情况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价值和质量的重要标识。一般摘录的方式有全文转载、全文摘载、内容摘要和文献题录四种。 全文转载就是从众多哲学社会科学论文中挑选出一些质量高、学术价值大的重点论文，原文不作任何改动，集结成册出版发行，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和《中国跨世纪战略文献》等。全文摘载与全文转载性质差不多，在不改变原文的结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压缩后出版发行，如《新华文摘》和《中国经济文库》等。内容摘要即是提炼出文章包含的一些新观点、新理论或者新方法，汇集出版发行。在我国，刊登这类专业性文摘的刊物较多，收入《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中的文献就属于这种。题录就是对论文的外部特征进行描述和揭示，然后汇集出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中所附的文献题录。 （2）文摘法的局限性。文摘法是以通过专家推荐为基础的方法，因此难免会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文摘评价具有瞬时性，推荐与否必须在短时间内决定，一旦形成，无法更改替换，更无法查缺补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次性的评价，因此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二是有些潜在的新兴学科或者极其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在发表之初可能会乏人问津或知者甚少，进而失去被某些权威文摘期刊选中的机会。三是文摘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抵抗力不强。由于文摘的摘编者是固定的机构和人员，而文摘对某些单位、期刊和个人又十分重要，因此就不可避免得会出现“关系文摘”和“人情文摘”。在这种情况下，文摘机构和个人若不能超脱利益和关系的桎梏，就难以做到按质摘发。 3、指标计量评价法。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方法的发展趋势是多指标、多层次综合评估。从管理学的历史角度看，多指标代表着评估方法一种新发展，使评估结果更符合现实况。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是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一个个的层次，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决策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尤其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在应用多准则多指标对科研成果进行综合评价时，层次分析法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优越性。 （2）模糊综合评判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是利用模糊矩阵对科研成果进行专家评议，通过模糊矩阵复合运算，定量地描绘出科研成果优劣的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评价指标以定性指标为主的评价系统，同时需要同行专家对每个评价指标的内涵有较高认同度。若评价系统是以定量指标居多时，用此方法就失去了其特有的优势。 （3）灰色关联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力图透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因此，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而且这种方法对数据要求较低且计算量小，便于广泛应用。此分析方法目的在于揭示因素关系的强弱程度，其操作对象是因素的时间序列，最终的结果表现为以关联度对各比较序列排序，由各样本关联度排出优劣顺序。 四、结束语 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有助于肯定科研人员的工作成果，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是科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科研成果评价的过程中，要注重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学科的差异性，不能将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评价办法生搬硬套到哲学社会科学中来，更要注重定性评价方法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各取所长，综合考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客观的评价结果。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刍议高中语文教育教学的方法创新 一、立足于教材且跳出教材 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要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必须要对高中阶段的语文教材进行一个全面的规划，将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目标分解到不同的阶段中去，其主要措施为：第一，对教材仔细地研究，掌握教材所有的编排体系，将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人物、文体以及事件进行归类，并从中总结规律，指导学生将高中语文课的目录制订成一个计划表，使教材的教学目标、作者以及事件等一目了然，同时教师还应结合教材中的编写说明来介绍人物和事件，留下悬念，以此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第二，坚持单元教学，根据教材单元前的相关提示，指导学生进行本单元文章的通读和熟读，让学生自己去感受语言与品味语言，深入地挖掘利于激发与调动学生的创造性要素，将凸显社会规律的相关政论文、体现逻辑思维的说明文、艺术韵味浓烈的文学以及蕴含着一定生活哲理的相关散文的特征进行分类，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第三，总结教材，将教材中的人物形象与所写的事件进行分析、归类和总结，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标准来梳理所学的相关内容，这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使学生有效地将高中和初中所学的内容联系起来，便于其复习，使其思维受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到启迪，训练学生的学习方法，使其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升华。学生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教师应该抓住学生的心理，启发思维，根据教材中的人物形象来进行想象与思维训练。 总而言之，教材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范例，只要正确地引导学生分析和归纳，促使其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知识，再将其实践在自己的笔下，这样学生就会产生一个飞跃性的进步，其创新能力也会相应地提高。例如，在讲解《荷塘月色》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文章后，利用其课后时间对实际生活荷塘景色进行观察，让学生来做导游，介绍自己周围的荷塘景色，使学生脱离课本的束缚，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并加深对《荷塘月色》这篇文章的理解，从而真正提高教学效率。 二、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进行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一）优化教学模式和明确教学目标 要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学生必须要具备扎实的基础，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过程中，可利用激励法、竞争法和引导法来介绍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人物，根据高中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以及创新思维等，突出语文学科的特点，开展具有创新性的课内外教学活动。语文其实是一门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艺术性、实践性以及社会性的学科，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来完成其教学任务，全面规划教学任务，分步实施且注重其实效。例如，在进行诗歌鉴赏的教学过程中，如“山水田园诗”，教师首先可以明确这样的教学目标：通过对山水田园诗思想感情的了解，掌握其表现手法以及常见的几种山水田园诗，通过这个教学目标，使学生在一开始就能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并将这些目标带入到学习中来，更好地实行自主学习。此外，随着多媒体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以网络、多媒体和计算机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信息化对于高中教学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具有一定的全局意义。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利用现代传媒工具，通过网络，促使学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最多、最有用的信息，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及多元化发展 在教育观念上，教师应该注重学生的分层渐进以及多元发展，在实际操作中，应为学生提供不同要求上的帮助，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发展其个性，在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时，不能单单只是依靠考试的分数，而是应该多方面地进行测试，实行发展性评价，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语文教学活动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发展认知能力。在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活动方式，比如文学社、演讲团以及书友团等，或者进行文化交流或者社会实践等，通过报刊、电视等各种媒体，让学生参与到其中，突破传统的语文学习，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构建“平等对话”的教育模式 学习语文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习得过程，学生在学习和感悟中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语文能力与素养，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单单通过教师的讲授是不可能达到的，必须要让学生自行思考，重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以及教学重点之间的转移，从学习语文知识上升到通过语言形式来认识社会、感悟人生以及塑造自己，从知识的训练上升到人的发展。在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知识接受者，而是充当着人生发展的创造者、探究者和交流者，以此生成新的情感、思想和言语。 在新课堂教学中，应该采取“平等对话”的教育模式，只有在这种教学环境下，学生才能够真正地成长，作为教师，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学生身上，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必须要维护学生的说话权利，以一个学习者的身份参与到讨论交流活动中，努力构建一个自由、多维的对话体系，在新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起着组织和讨论的作用，为学生的学习提供相应的帮助，其扮演着参与者和引导者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帮助者。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这种教育环境下，高中语文教学要想适应目前的教育需求，其首先必须要打破传统观的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和语言交际能力为目标，采取创新性的学习方法，以培养创新技能、创新意识、创新人格以及创新思维为其教学主线，以学生活动为主体，结合文理知识、课本内容和社会生活，将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相结合，从而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方法论文 一、借助于现代教育技术来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高中语文教材涉及的知识面在逐渐扩宽，在趣味性可读性的同时融入了更深层次的内容，这就要求语文教师要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来学习教材内容。在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中，能够将声音、图片以及影视等融入到语文课堂教学中，这样就扩充了课堂的容量，提升了学生对课堂的吸引力，改善了课堂的听课效率。现代教学技术中能够结合语文知识，将其转化为形象的声音、动画、视频等，这样增强了课堂的形象性，教师通过课件让学生更直观的学习。另外在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下，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感知材料，使知识赋予了灵性，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了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这样教材中的难点被易化，使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了创新意识，在现代教育领域中接受教学，打破学生的思维，为知识的灵活运用开辟了新的天地。 二、树立整体教学意识，引导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从中来拓宽知识面，增强写作的能力。然而创新意识培养的关键是想象力的提升。这就要求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要树立整体教学的意识，在基础知识以及课外知识的结合中，为学生找出更科学、更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1、立足教材，扩大教学视野 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习语言，在正确运用语言的基础上加深对语言的理解能力，由于在语言教材中，其大部分知识点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的需求，这就需要在学习基础知识之外扩宽教材容量，将基础知识与社会生活相贯通，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基础知识扩展到书本之外，并且灵活的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从中提升学生对语言的应用水平，培养对语言的创新能力。 2、从整体上把握教材内容 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从整体上把握教材，根据其中的规律，有计划、有针对的开展教学活动。通常在教学中，教师一般采用的是逐句分析，来加强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就破坏了整体性的思想，限制了学生学习能力。因此在新课改教育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明确教学目标，在教材中学会自己去寻找规律，在整体性教学中总结，创新。这种教学通常体现在高中语文的总复习过程中，例如在学习中，归纳、分析和总结知识，全面了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结合历史背景等，让学生全面的了解，例如在语文学习中可以根据历史人物、具体事件等分成小组具体讨论，这样就在基础知识全面掌握的过程中，扩宽了视野，在总结的过程中寻找规律，将基础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种过程性的学习，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有助于将课本内的知识与课本外的知识相贯通，在提高学习能力的同时开阔了视野，在学习方法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新。 3、打破传统的教学方法，坚持单元教学 高中语文学习过程中，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全面了解高中教学过程中的字、词、语法、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生平简介，这些教学内容仅仅是让学生增强知识面，不能提高学习的能力，更不能培养创新的意识。针对这种传统的语文学习方法，为了适应时展的要求，这就要求教师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必须要结合教材单元提示，让学生在全面了解和基础知识之后，指导学生熟悉单元文章，在学习中引导学生品味语言、积累语言，在接受知识、接受方法中提升语文的素养，陶冶情操，让学生在学习中提升创新能力，全面培养人格。 三、总结 为了提升学生学习高中语文的创新意识，顺应时展的需要，在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为学生提供现代化的教学工具，在加强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以及语言交际能力。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将基础知识应用到社会实践生活中去，让学生在新的学习方法中不断提高学习效率，进一步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为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方法的改进而不断努力，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素养和综合能力，有助于个性化发展。 作者：刘吉平 单位：湖南省新邵县第三中学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人文精神研究 【摘要】现阶段，人文精神作为一种能够加快世界历史发展步伐的重要源泉，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应试教育指挥背景下，高中语文教育中的人文追求相对缺乏，从而使教学目标以及教学方法等难以很好地顺应精神文明建设与伟大民族复兴，甚至违背了教学初衷。所以，在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期间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并不断渗透人文精神已经逐渐成为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本文就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的人文精神渗透展开详细论述。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人文精神；渗透 长期以来，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人文精神的渗透工作始终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而且该工作仍然处于探究式发展阶段，在改革发展期间，日益显露出一系列令人自省的教学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高中语文在教学目标方面最重要的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大力培养学生自身的民族意识。因此，高中语文老师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能够以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引导以及熏陶学生养成良好的人文素养，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一、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人文精神渗透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理念偏差。目前，大部分高中教育都过于重视应试教育，教学重点在增强学生应试技巧、提升学生记忆力以及理解力上，几乎很少注重人文精神培养。不管是学生还是语文教师，都将高考放在第一位，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逐渐淡化了人文精神渗透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价值。（二）教师能力有限。一些高中语文教师因受到自身条件的相关制约，不能够就人生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所具有的人文素养也比较有限，针对文本当中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在自我解读上相对肤浅。此外，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期间，这些高中语文教师难以凭借自己的思想来引导以及激发学生正确思考，从而造成学生自身人文素养水平很难得到快速提升。（三）课程设置欠科学。现阶段，尽管高中语文课程在整个高中教学课时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大，然而人文精神渗透与培养的时间相对较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文言文理解以及应试知识点讲解上。高中语文教师不能够很好地指导学生进行知人论世文章阅读，导致学生仅仅知道作者以及文章主题，但是对作品创作背景等内容知之甚少。 二、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人文精神渗透的策略分析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从专业化角度出发，教师以及学校属于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引导者。首先，学校教师必须要改变自身观念，树立起良好的理念，注重人文精神培养，引导学生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所持有的错误想法，积极塑造学生健康的人文精神。其次，学校须营造良好的人文教学氛围，从而使广大高中生在该氛围中得到熏陶，能够自觉渗透与培养人文精神。（二）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实质上，高中阶段学生在价值观方面还不能够真正形成，所以说，高中语文教师的观念将会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直接性影响，教师自身观念的正确与否以及人文精神渗透情况与学生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必须要从自身做起，重视自己日常行为习惯的养成，不断提升人文素养，从而使学生以教师为榜样，主动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此外，学校应该就高中语文教师所具有的人文素养情况进行严格审核，注重语文教师在人文精神层面的培训教育，促进教师素养的逐渐提升，满足学生需求。（三）注重教学过程与学生课外人文精神渗透在高中语文教学期间，语文教师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日益解放思想，让学生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在学习《归园田居》时，指导学生畅所欲言，对“唯有饮者留其名”的内涵发表意见，在文本内涵理解的前提下，促进人文精神培养。教师应根据学生个性特征以及心理特征，强化因材施教，更好地实现人文精神培养目标。此外，高中语文教师应该以家庭作业方式强化人文精神渗透，进一步巩固课堂效果。比如学习完《陈情表》之后，教师可以让学生为自己的父母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扫地以及捶背等，进一步提升渗透效果。教师还可以定期带领学生参观名胜古迹等，从而使学生可以近距离体会人文魅力，在人文环境当中得到自我提升。（四）实施人文评价。学生评价属于高中语文教学的最后环节，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该环节关系到学生学习观的形成，并与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关系密切。所以，高中语文教师进行学生评价时，应注重评价所具有的人文性，具体来说，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大力倡导“以发展为本”的评价体系，实现评价目标所具有的层次性以及动态性，尊重学生的差异性；第二，重视质性评价模式的不断推广应用，最大限度取消量化评价模式，实际评价期间，教师可以采用观察方式以及访问方式等进行学生评价；第三，采用鼓励评价法进行评价。一般情况下，当学生受到鼓励时，自身的学习状态将会更好，而且劲头更足。因此，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尽量运用鼓励语言，给予学生少一点批评。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中语文教学期间渗透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文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是时展的要求，所以，高中语文教师必须要顺应时展的步伐，优化教学理念，实现人文教育与高中语文教育的有机结合。 作者:李汉军 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回中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价值分析 《大学》作为《礼记》中的第42篇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后经北宋时期的程颐、程颢二位崇尚儒学的学者整理后，从《礼记》中单独地分章节提取、整合出来。而后儒学发展到南宋时期，理学大师朱熹又进一步整理、编撰出《四书章句集注》，正式地将《大学》列为一部重要的儒学经典，承载着丰富的教育内涵和“修齐治平”的智慧。 一、《大学》之于教学目标 宋代的儒学家朱熹认为“大学即是大人之学”①。在古代，文化教育的学段分为大学和小学两部分，在小学阶段，8岁以上的小孩子学习基本的文字训诂、句读及一些待人接物、扫撒应对之礼。除此之外，还学习基本的乐、射、御、数等基本的生活技能。而在大学阶段，15岁以上的青少年学习“修齐治平”等内圣外王的为人处世的修为和智慧。然而，大学不仅仅指这个风华正茂的年龄段，更重要的是这个年龄段所学习的圣贤文化和治国安邦的理想。而这刚好和现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时期一致。大学中写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语文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本的字词句、情感、阅读写作方法、涉猎文本、鉴赏能力等语文素养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只有每时每天每月都进步一点点，才能从大的方面一点点推动语文学习的进步，从而将庞杂的不成体系的语文知识消化掉。同时，完善的人格和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也是在日积月累中增进的。只有这样一步步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学习和培养的知识和品格才能是牢固的，影响深远的。大学中又提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的“仁、敬、孝、慈、信”可以作为高中阶段对学生五伦处理关系提出的德育目标，是高中阶段德育目标的具体化和指导原则。在《同北师大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谈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②。大学之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理应指导高中的道德教育和理想教育，而语文学科比其他学科在德育方面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学生也只有学习《大学》这样的国学经典中的修身、为学之道，才能具备一定的思想境界，获得对国家、社会、自然与自我关系的一个正确的认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学》在开篇就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学生学习、工作、做人的最高目标，应该是“明德、亲民、至善”。这不仅是一种道德教育，也是理想教育。当学生和教师都能以这样的心态去教和学的话，教学的各个环节才会是浑然天成、充满活力的，倘若教师和学生都以更好地谋生、物质享受为教和学的实际目标，那么所培养出的花朵和园丁本质上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的时候个人聚集的财富越多，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样培养出的往往不是国家的栋梁，而是社会的蠹虫。由此可见，《大学》中所倡导的修齐治平的理念对于指导高中生的精神世界和道德方向是多么的有必要，对于提升语文教师的综合素养也是十分关键。只有以大学之道为教育教学目标指引下的语文课堂才会是合理的、和谐的、充满活力的。 二、《大学》之于教学理念 《大学》中的经文蕴含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慧，而身为一名未来的高中语文教师，若能领悟、汲取一些《大学》中的圣贤教诲，对于引领课堂及治理班级来讲是大有裨益的。首先，作为一名教师要想教好学生最先应使其信服。然而，这个威信力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自身修养。《大学》写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倘若自己都管理不好自己，自己都不够勤奋、不能沉淀又怎么去要求学生呢？班级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教师先将自己的品格和学问修行好，才能使学生信服，进而更好地教育教学。尤其对于语文教师来讲，承担着很多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就要更加修身立德、勤学苦练。《论语》中也有讲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由此可见，教师的身教远胜于言教。其次，教育教学要循序渐进，抓其根本。《大学》经文写道：“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语文教学的内容广且杂，并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和综合性。由于受一些西方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多媒体技术等崭新的教学手段的出现，使语文课堂更加多元化。 三、学案导学模式的应用反馈 （一）简单的应用反馈 学案导学模式总的来说，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学生们认为学案导学方案的实施对他们的学有裨益。首先，导学案提出指导学生的课前预习学习，也就是前期的自我学习阶段。在此之前，很少有学生会主动提前预习，特别是小学数学，因为自学难度大，又枯燥无聊，如果不是对数学感兴趣，我认为没有几个学生是愿意主动提前预习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愿意提前预习的学生，也不知道怎么预习或者就不知道预习什么。但是，学案导学模式对学生自学给出了指导，不至于出现完全看不懂的情况，只要学生愿意提前预习，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是可以取得好的收益的。 （二）对导学的建议 提前预习的问题要有启发性和思考性，也可以设置一些思考题，进行教学启发；一些问题要有代表性，典型性，要突出此次课程的重点，让学生记忆深刻；设计问题时应有层次感，有新意，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比如，从易到难，循序渐进。 四、学案导学模式在小学数学应用的意义 学案导学模式的应用表明，这种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是高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教学课堂那种教师一直讲，学生随便听，课后布置布置作业，学生随便写写，没有创新的窠臼，不能产生实质的学习效果。这种模式，让老师和学生建立了一种友好的朋友式的关系，可以轻松自在地学习，学生可以在老师民主的教育制度下，更好地开放自己的思维，更积极更大胆。这种教学模式，也可以鼓励学生有多维的思考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引导学生学会思考问题，探究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小学数学的学习是极其重要的，好的教学模式是我们每个人都积极探索的。 五、结语 小学的数学学习中，学案导学是一种很有效的教学模式，更好地指导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探索。在学习中，形成一种有效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老师要学会用学案导学的方式，做一个指导学生学习的中介者、传递者，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有效的学习过程，更好地发挥教育体制的优越性。 作者:李园园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探索高中语文教育教学 摘要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知识的认知会反映到教学活动中，会在教学活动中出现个人知识建构的倾向，而如果教师引导得当，会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知识框架的建构。本文将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去探讨高中语文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建构主义高中语文教学方法 成功的教育，是建立在厚重的理论基础上的，没有严格和科学的理论基础，教育就无法发展到今天，也无法继续发展下去。因此，在教育之上需要理论，而在理论知识则需要方法论去解析，最后在落实到具体的教学手段上。也就是说，高质量的教育，是通过具有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的教学方法来实现的。高中语文教育也是如此，没有良好的理论知识作为支撑，教学活动就会显得苍白，这也是为什么存在教育理论的原因。而当处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进行教学时，也必须要在符合一定理论基础之上进行，如在建构主义的基础之上进行。所谓建构主义，其实是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它是关于知识与学习的理论，主要研究什么是认识以及个体如何认识的问题。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教育就会存在不同的取向，如教师与学生的知识观、学习观等会存在差异，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建立在个体对事物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在素质教育观下，发挥教学双方的主观性和能动性是题中之义，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采用建构主义的方式进行教学，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以下是笔者在建构主义下的一些教学方法探索论文下载: 一、强调学生知识框架的建构 所谓学习，其实就是对自己尚未清楚或者了解的事物进行探索，从中学到相关的知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习都是面对陌生事物的情况下进行的，特别是对高中生而言，他们处于个人意识的觉醒时期，具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但是这种主观色彩往往会被应试教育所压制，因此，在学习中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在个人知识结构的组织上，缺乏主动性和意识，这样的知识框架不是僵化的是就极易散架的，这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因此，高中语文教师在素质教育下，应该要注意对学生个人知识体系的建构。而这就涉及到本文所讲的建构主义，也就是“怎么认识”的问题。对高中学生而言，如何去认识问题，是学好知识的关键，而学好知识的关键就是要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对高中学生而言具有一定难度，因此需要教师在教学中进行指引。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避免将课本及自己对事物的观点权威化，不要给学生“老师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观点”的想法。如，教师在讲解《离骚（节选）》中，会对屈原的人格给予强烈的正面解析，教材本身也是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正直人格进行赞颂的。但是，如果教师把这样的观点，强化输出到学生那里，学生就会失去自己的观点，就会认为课本上和老师，及一些练习资料中，都是这么说，然后答案就是唯一。教师应该引导学进行个人思考，学生从个人已有的认知基础上进行解读，去认识的现象一定要重视，如有学生问“如果屈原得到重用，那楚国就会强大，那在当时的情况下，楚就会侵略其他国家，此时，生灵涂炭，屈原是否想过？”或者有学生问“屈原投河而死，始终也是愚忠。”对于这样的个人见解，教师是不应该否定的，毕竟这是学生建构个人认知的前提也是开始，对学生个体思考能力帮助极大。教师应该做的就是，把各种观点进行融合，对问题进行两分法处理。这样学生在得到个人思考的同时，也在建构个人认知方法，也吸收了他人的观点，这无疑是帮助学生建构个人知识体系的良好开始。 二、鼓励学观察生活，从生活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知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知识其实就是对生活的总结和升华，而要学习知识，就得从根基做起，就得学会观察生活。从生活的观察和认知中，去建构自己的认知体系，积累个人认知的素材，这是学生建构个人知识体系，去看待问题的，解决“如何认识”的关键。语文，不是问题教学，但是，语文却是充满想象，也充满疑问的学科。对语文而言，自由和开放是其特性，语文不像其他学科，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答案之分，很多时候只是认识深浅和是否合乎道德伦理之分。因此，高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让语文知识开放化，就必须保证学生认识基础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教师为了让学生避免模式和教条化的学习，应该让他们从个人生活经验的角度出发，从个人生活视觉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寻找认知的方向。但是，前提是教师要进行正确的指引和制约。如在学习《我的五样》这篇文章时，教师应该把文本内容当成参考向学生进行解读，而不能以“模范”、“典范”的角度出发，这样会抹掉学生个体意识，也会让学生的知识构建模式化，这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教师应该让学生从中自身生活经验出发，从生活中思考，观察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以此确立个人生活和学习目标，确立个人认知之上的“未来计划”。 总而言之，在建构主义之下，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人体验和意识，引导学生构建正确的，而且具有个性特征的知识结构，唯此，才能真正发挥语文的教育功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浅析新课改下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 摘要：新课程的改革对高中语文的教学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被全新的教育模式所取代，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为目的，新课改后的高中语文教学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本文主要针对新课改下高中语文教学模式的变化作出分析，对于变化的原因和变化的成果做出解读，最后对于新课程改革所引起的的改革思考做出基本的研究。 关键字：高中语文 教学模式 改革 一 教学模式的变化 新课程改革之后，高中语文的教育教学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之下，教学和学习都相对的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本文主要选择最显著的变化作出分析，即教学模式的变化中最主要的就是多媒体教学的使用和灵活的教学环节。 第一、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的运用是伴随着多媒体设备的不断引进才实现的教学模式。运用多媒体的图片、声音、影像等功能，教师可以灵活地将课堂的学习内容通过丰富多彩的方式介绍给学生，这不仅是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在课堂教学环节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的高科技术进行信息搜索，将与课堂教学相关的资料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增加学生对课文学习的理解，最重要的实现了一个“形象”的转变，教师不再是学生课堂的主宰者，而是充当辅助者，帮助学生进行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针对阅读指导课，诗歌欣赏课、作文课等等相对来说启发式思维运用比较多的内容，教师一般都是使用PPT课件，或者是Authorware课件，借助课件丰富的图片和音乐来调动学生的思维活动，启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多媒体的使用，灵活，便捷，充分地实现教学了目的。 第二、灵活的教学环节 传统的教学环节大都是固定化的模式，教室上课先进行字词的梳理，在课文的整体阅读之后逐段讲解，利用教师自己的理解和手上的教学材料来进行教学，通过对于文章的分析来总结出本节课文章的主旨和思想感情，这就是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限制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挥，同时在课堂上也没有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只是听讲的和吸收知识的，没有任何的交流，语文课的教学质量没有保证。新课改主要的就是针对教师和学生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而提出了新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通过老师对教学环节的设计和运用，在课堂教学中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改传统课堂死气沉沉的氛围，让学生在欢乐的教学氛围里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新课改后的教学环节没有固定的模式，主要就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所教内容的特点设计合适的教学方式，在课堂教学中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新课改后教学方式的主要变革就是启发式教学、情景式教学、合作式教学等等方式，在课堂的实际应用中主要有音乐导入、提问引导、小组合作讨论、团队模拟演练、学生代表总结发言等，这些都是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中经常使用的手段。所以在现代高中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把教学中运用到多种教学方法的课堂称之为“混合式教学”，就是针对现代的新课改后的课堂的教学特点来命名的。通过传统教学和新课改后的教学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学生永远都是学习的主体，只有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才能有效果，否则再优秀的教师也没有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的能力不仅是课堂上的专业知识素养，还得具有调动学生兴趣，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深化学习重要意义的职业能力，以及会使用多媒体的现代高科技的能力，相信在这样灵活的教学环节的推动下，再加上教师累积的丰富教学能力，高中语文的教学一定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和成绩。 二 变化的原因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有多方面的原因。社会发展的要求，促使教育也和社会变革一样，要与时俱进，促进学生的学习能力；教育的发展演变，在不断地变革过程中对于“教书育人”终极目标提出了很多的要求。要实现终极目标，就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变化教学方式，促进教学的良好发展；国家的重视是教学改革的重要政策支持，因为教学所培养的人才是国家建设的中流砥柱力量，所以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家非常重视。 中国的应试教育决定了学生的成绩是决定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里，长期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只注重成绩不注重教学效果，即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积极性等，所以改革主要针对的就是应试教育造成的种种不良现象，对于学生的思想心理和学习习惯进行纠正。学生只有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学习心理，才能在繁重的学习过程中找到学习的兴趣点，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感兴趣的科目，往往学得比较快，成绩也比较好，新课程改革主要就是针对这一提点进行改革的，从意义上真正实现了学生的“主人翁”地位，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三 变化的结果 新课程改革学生的主要变化就是对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对教师每天的教学内容，学生的普遍反映都是很有兴趣。教师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环节，学生在积极有趣的课堂氛围里，学习的积极性得到很多的提高，学生成绩自然而然就能提高，而且不会像以前一样感到很累，学生对于新课改后的教学有了很大的期望。现在很多学生都是轻松的学习，厌学退学现象减少了，同时教师的队伍建设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现在的教师岗位都是聘任制，以教师的职业能力为主要的导向和标准，从教师资源方面进行了很大规模的改革，促使教学质量的提升，教师高素质的教学水平和教学素养，对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和整堂课教学质量的把握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学生和教师的变化是新课堂改革后教育教学模式改革最重要的变化，通过两者的变化，可以看出，新课改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 四 改革的思考 通过教学模式的改革，可以看出，只有不断的改革，不断地适应新时代的变化，才能与时俱进，在时代的洪流中立于不败之地；教育教学的改革主要是根据传统教学的弊端提出来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与时代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改革中要参照传统教育，与传统教育相比较，不断地实践，创新，只有这样，教育教学才能永远焕发出美丽的光彩。 结语：本文主要通过对于教育教学改革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变化的结果、改革的思考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通过对改革全面的解读来提升新课改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时代意义。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刍议高中语文教育教学的方法创新 【摘 要】 创新教学这个话题，是整个教学领域中的永恒话题。它不是素质教学形势下的一个时髦口号。传统的教育思想都是灌输给学生知识，将学生视为知识的容器，教师一股脑门的将知识强行传递给学生，不重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学生的主体性得不到发挥。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要把学生放在首位，坚持学生是课堂的主人这一思想，创新课堂教学。本文主要探讨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方法创新。 【关键词】 高中语文 教学 方法 创新 随着我国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在现在的课堂中，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发生很大的变化，几乎没有守旧的教师，课堂教学日益活跃，师生关系不断改善，民主平等的课堂气氛逐渐形成，教学效率不断的提高。这次新课改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激发，传统死寂的课堂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一、建立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课堂环境 对于高中语文教师而言，要改变传统的教师权威角色，将课堂由教师主体变为学生主体的课堂，改变传统灌输知识为学生自学学习知识的课堂环境，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帮助引导者。高中语文课堂中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共同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包括那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学生的循循善诱的方法引导学生通过对课文的分析和理解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学生积极主动地通过课文加以解决的。整个高中语文课堂就是围绕着问题展开的，因此，教学方法的创新就是对问题的创新。但是由于教师在对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的错误导致课堂教学的质量不高和学生对问题的茫然，获得的知识较少。课堂中的问题设置需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这个问题必须高于学生原有知识水平，不能在原有的知识水平上不前进，问题要与学生原有知识有合适的距离，促进学生对问题的主动性积极性探讨；这个问题必须是和课文相关的，对课文的理解有一定的帮助，牵动着整篇课文的内容；这个问题必须能对整篇文章具有主导的作用、支撑的作用，能激起学生对整篇课文的思考、讨论、理解和创造，最终实现对整篇文章的整体理解，真正实现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新课堂；这个问题要根据学生的差异性设置具有层次性的问题，保证每一位学生在课堂上都有事做，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课堂中来，因此教师首先得了解每一位学生的知识水平，设置的问题必须是由浅入深的对课文进行分析并提出问题，实现课堂是为了促进每一位学生发展的思想。对于问题多处理不能只重视形式，必须对问题的进行深入研究，避免出现肢解文章的问题。可以看出，问题是语文课堂教学的教法创新的关键因素，对设置的问题要恰到好处，将艺术融入语文教学中，形成艺术调控课堂、艺术指导课堂、艺术点拨课堂的课堂结构，实现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进一步加大课堂教学容量，提高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效率。 二、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进行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1、优化教学模式和明确教学目标。要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学生必须要具备扎实的基础，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过程中，可利用激励法、竞争法和引导法来介绍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人物，根据高中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以及创新思维等，突出语文学科的特点，开展具有创新性的课内外教学活动。语文其实是一门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艺术性、实践性以及社会性的学科，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来完成其教学任务，全面规划教学任务，分步实施且注重其实效。 2、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及多元化发展。在教育观念上，教师应该注重学生的分层渐进以及多元发展，在实际操作中，应为学生提供不同要求上的帮助，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发展其个性，在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时，不能单单只是依靠考试的分数，而是应该多方面地进行测试，实行发展性评价，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语文教学活动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发展认知能力。 三、构建“平等对话”的教育模式 学习语文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习得过程，学生在学习和感悟中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语文能力与素养，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单单通过教师的讲授是不可能达到的，必须要让学生自行思考，重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以及教学重点之间的转移，从学习语文知识上升到通过语言形式来认识社会、感悟人生以及塑造自己，从知识的训练上升到人的发展。在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知识接受者，而是充当着人生发展的创造者、探究者和交流者，以此生成新的情感、思想和言语。在新课堂教学中，应该采取“平等对话”的教育模式，只有在这种教学环境下，学生才能够真正地成长，作为教师，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学生身上，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必须要维护学生的说话权利，以一个学习者的身份参与到讨论交流活动中，努力构建一个自由、多维的对话体系，在新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起着组织和讨论的作用，为学生的学习提供相应的帮助，其扮演着参与者和引导者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帮助者。 综上所述，在当前这种教育环境下，高中语文教学要想适应目前的教育需求，其首先必须要打破传统观的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和语言交际能力为目标，采取创新性的学习方法，以培养创新技能、创新意识、创新人格以及创新思维为其教学主线，以学生活动为主体，结合文理知识、课本内容和社会生活，将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相结合，从而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育教学的对策探讨 摘 要 在语文教学中，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压抑学生，抹杀学生的创造性，教师们也是受害者。现阶段，新课程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新的课程理念也深入人心。课程改革措施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由于语文学科本身的特殊性，其课程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甚至举步维艰。各种“措施”犬牙交错，鱼龙混杂，甚至完全背离了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盲目地求新、求异。不仅大大地挫伤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使学生茫然不知所措，而且使语文教学的效率大为降低，甚至严重地阻碍了语文学科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高中语文 对策 新课改 西藏自治区全面实施新一轮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已有四年，这次改革适应时展的需要，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发达国家课改的有益经验，大力推进教育创新，在优化课程结构、调整课程门类、更新课程内容、改革课程管理体系和考试评价制度上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健全的人格的创造性人才，这不仅是适应当前高考制度的需要，也是时代、民族的需要。那么，语文教师在树立正确的素质教育观和全新学习观的前提下，怎样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呢？ 1更新思想观念，转变教学模式 创新教育观念，要求教师从注重传授知识转变为注重培养学生能力，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促进和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自觉学习、探究学习与创新学习，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创新思维能力，重视学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要进一步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时，高中语文课堂教学具有开放性、创造性、思维性、活跃性与不确定性等特征。因此，教师在实施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应当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革教育教学方法，要由居高临下、高高在上、注重实践、展示个人才能的传授者转变为共同构建和谐知识体系的参与者，创造性地开发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资源，大胆地改变现有的教育教学模式。课堂上，以学生为中心和主体，教育教学中，教师要多给学生自由发挥的机会与空间，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不断探索语文规律、主动去推论语文结论。要善于创设语文问题情景，引导学生体验语文结论的探究过程，给学生讲解应尽量少些，引导学生发现应尽量多些，积极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把学生的学习过程由接受、记忆、模仿、练习逐步转化为探索、研究、思考、创新的过程，逐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再思考问题的能力。同时，教师应围绕教育教学目标任务，主动与学生共同探讨、共同学习、共同思考、共同提高。 2灵活采用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兴趣 高中语文新课标改变了以往语文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增加了大量的实践类型的题目，这就要求学生在运用语文知识解题之前首先要弄清题目的要求和意义，有的甚至需要建立语文模型，而相当普遍的应用题几乎都是学生没有涉及过的，这就对学生的知识面提出了考验。当然，这是素质教育所期望达到的效果与目的。针对此种情况，教师和学生都得学习充电，必须加强课外学习，可以通过与其他学科相互沟通、知识讲座、座谈会议、指导学习、读书活动、自发学习等形式相互取长补短，这是符合新课标改革探究的要求。因此，要着力加强对学生学习的指导，对学生提出课前预习，专心上课，课下自习，及时巩固，解决疑难，归纳总结，不断提高，严格学习要求，让学生把握重点，突破难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确保较好的课堂效果。引导学生加深理解记忆，通过综合、分析、整理、总结，揭示知识间的内在联系，达到知识的融会贯通，并让学生真正应用到实际学习与生活中。 3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新课程改革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努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能力，不断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才能与时俱进。同时教师之间要有团结、合作的精神。要积极参与教研等集体活动，多听课，多学习，多思考，多创新，博采众长，为己所用。做到教学有机结合，互相促进，互为提高，不断总结课堂教学经验与不足，不断充实、提高和完善自己。作为一名新课标的实施者，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只有勤分析，善反思，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从工作和学习中得到启发，使我们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教学能力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把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调动起来，才能让学生真真正正喜欢语文。 总之，高中语文课堂充满了活力，充分调动起了各个层面参与教育教学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师生双方互相沟通、互相补充，使教学活动更趋有效。新型的课堂呼唤新型的教师，语文教师必须在不断求新的基础上，将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运用到实实在在又丰富多彩的课堂中来，从而提升语文教学的教学效果。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新课标下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改革路径探索 一、立足文本，注重对学生语感的培养和语文素养的提高 “语感是一种语文修养，是一种话语系统的敏锐感觉，是长期规范的语言感受的语言运用中养成的一种带有浓厚经验色彩的比较直接迅速地感悟语言的能力”，我们也应该让学生具备类似的敏锐感觉。在文本阅读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反复品味文中饱含情感的语言，迅速地感受语言的意义所在。学生只有形成了这种较强的语言感受能力，才可能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读出自己的感悟和体会，从而自觉地完善自己的情感，提升自己的语文素养。 教师进行语文教学，就要把学生带进教材，要用欣赏的目光看待每篇课文，重视用文学性的语言把学生带进教材，让学生在听、说、读中体会课文的美。在教学中，进行多种形式的表情朗读，展现课文描写的形象，抓住课文中有一定内涵的词句（即“传神之笔”）进行体会，落实语言文字的综合训练。 二、挖掘文本，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内在品质的提高 《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所谓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就是指不但要着力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呼唤人文精神去充实和武装学生。语文课程含有丰富的情感、丰富的人文内涵。对人的精神领域的影响、对学生心灵的震撼是极其深远的，其目的就在于“人”，解放人、充实人、提升人。所以，语文课从本质上看无疑就是“立人”之课，它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注重的主要是工具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这势必导致语文教学的畸形发展，从而严重影响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提高。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宝库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人文世界，这些名著名篇中融入了人间真情、沉淀了历史精华，是人文教育的极好教材。语文教师有责任把学生培养成读书人，好读书、读好书、会读书，指导学生在经典名著中汲取营养，构筑永恒的精神家园。 因此，我们的语文课要在充分体现其工具性的基础上渗透人文教育，在学习知识培养能力、注重过程和方法的过程中，注重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让三个方面相互渗透、融为一体，才能使学生的语文素质得到整体的提高。 三、利用文本，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学习能力的提高 传统语文课本往往以文体或知识点串成单元，造成一种刻板的格式。新教材则强调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提高语文能力，编排体例也变成了用人文话题来统领的一个个专题，希望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不是简单地只学习一些语文的知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兴趣学习教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真正成为教材的使用者、研究者和改造者。教师也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平时积累和摘抄自己喜欢的格言、成语、名言、警句等；到报刊上找中外名著名篇以及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学精品朗读；从中外寓言、童话、诗歌中选出美文研习，创造性地对教材进行补充，把课本与读本结合起来，对其中的异同点进行比较和分析……这都是学好语文的方法和途经。 语文知识的摄取和语文能力的培养，并不像我们有些学生所以为的那样，只“存在”于语文课本，或只能从课堂上得到。可以说，跳不出语文教材，跳不出语文课堂，我们就学不到更多的语文知识，就掌握不到更好的语文能力。因此，学生如果还像过去一样满足于教师的“满堂灌”，习惯于“题海战术”，沉醉于“书本知识”，那么，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教育变革中，无疑是一个落伍者和失败者。因为语文新课改或者说高中所有学科的新课改，最大的变化就是要求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改变，在转变中开阔自己的视野，活跃自己的思维，提高自己语文学习的能力和水平。 （作者单位：河南省汝南县双语学校高中部）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智能手机在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的有效利用 摘要：智能手机因其功能的强大，因其可以直接上网收索、接受和传送信息，又因其普遍被中学生拥有，而语文教学是种传授丰富知识和传递丰富信息的教学活动。所以将学生手中的智能手机恰当地运用到语文教学中，既能提高语文课堂效果，也能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散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也顺应现代教育教学需求。 关键词：智能手机；高中语文教学；合理利用 随着手机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唯恐落伍的高中学生也都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尽管很多学校都严令禁止学生带手机到学校，但是收效甚微，往往是禁而不止。不难发现，与传统的"电话"相比，智能手机的功能强大：上网、游戏、短信、QQ、摄像、录音、拍照等各种功能一应俱全，即使是山寨版的便宜货功能也丝毫不减。①这就是思想活跃、易接受新事物的高中生们手机不离身的最大理由。 面对如此现状，一味地对学生携带手机的现象进行压制是不现实的，任其泛滥也是不负责任的。况且，人类社会已经处于信息化时代，现代化教育技术给教学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它犹如一座架设在学生、教师和教材之间的不可替代的桥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②作为当代教师，更重要的是结合教学内容教书育人、因势利导地引导学生不要在现代技术环境中迷失。因此，如何削减智能手机在学生中形成的负面影响，光大其正面作用，加强教学效果，就成为教师的当务之急。经过一年多的摸索探究，我认为学生的智能手机完全可以为我们的语文教育教学服务，其优势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得到凸显。 1.增强课前预习的容量 新课程的理念要求教育工作者重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但由于中学语文课本选择的文本很多和当代学生的生活实际有一定距离，所以，教学过程中经常需要学生对课文的作者、相关知识背景进行课前的预习把握。这时候，智能手机的便捷性就显示出来了。比如，在教学《秋天的怀念》之前，我就让同学们先查找关于史铁生的相关介绍，这样，学生在查找中不仅对作者的出身、不幸的遭遇以及他们母子之间的事迹有了深入的了解，而且在课堂教学的时候，只要老师稍作点拨，学生就很容易把握史铁生对母亲深切怀念这一情感。甚至，还有不少同学通过此次的查找，也学会了在写作时作为论据灵活嵌入，这样，岂非一举多得？ 2.提升课堂教学的互动 课改要求，教师和学生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教师从此不再主要是传授知识，而是帮助学生去发现、组织和管理知识，引导他们而非塑造他们。③当我发现学生们几乎都有在临睡前打开腾讯QQ的习惯，所以我就要求他们每天花上十来分钟浏览腾讯网迷你版的新闻栏目，达到"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的良好效果。并让学生们自主选择有感触有积极意义的素材入库，保证了写作时候素材的鲜活性。记得2013年年底，正复习文化经典，讲到孔子"藏富于民"思想的时候，学生就谈及彼时焦点事件--瑞士拟无条件向居民每月发放人民币1.7万元。这就是对孔子这一思想的绝佳诠释，师生之间还延伸到对我们当代中国之所还未能企及瑞士高度的方方面面原因。在这样的师生互动中，同学们对孔子的"藏富于民"思想那是牢记在心咯。这样的智慧火花不时闪烁在我们的课堂上，学生们尝到了甜头，就有了继续浏览要闻的动力，并持之以恒地实行下去。 3.加强作业布置的趣味 仿照QQ说说功能，让学生在每周上交的素材积累本子里也附带"说说"：内容字数不限，谈谈小事，发发牢骚，抒抒感慨……以此形成一个"互动平台"，学生敞开心扉，我亦乐在其中，或评注或留言。比如：有一学生在考前写了一小令--今日作业无数，学习无比痛苦，兴趣早已无踪，只为大学门府。残酷，残酷。看到这样的说说，我亦了然，学生们在临考前的不稳心态，先修改如下：作业无计处，细胞死伤无数。兴趣已无踪，只为大学门府。残酷，残酷，何人能知吾苦。后来觉得这样的修改建议只是对内容的简单评价，没有对学生的心态达到疗治效果，所以，再改如下：作业早无订处，细胞死伤无数。兴趣仍存吾心，只为大学门府。苦读，苦读，何愁无好前途？这位学生收到作业反馈后，马上就调整好心态，并取得不小的进步呢。这样的互动，不仅利于学生积极完成课后作业，还增进了师生间的情感交流。 4.发散学生思维的能力 在智能手机的辐射下，同学们对于马年的到来，那是多了一份独特的期待。自从"马上有钱"在网络走红之后，学生们在素材积累本子上留下的各色妙解，着实让我为他们的绝佳想象力拍案而起，陆陆续续的有"马上有对象"、"马上有一切"等，甚至春晚主持人调侃的"马上见福" "马上卿" "马上有礼"早就见诸学生笔端了，他们通过选取同学名字中的字来表达意愿，譬如 "马上（倩）"（当然是女同学的企盼）、"马上新（鑫）"（该同学希望换一部新手机）、"马上付（富）"（同学，该掏腰包啦）、"马上成（龙）"（同学，还需要努力）……何止这些？关键是有才的同学们还大力地发扬他们善于思考的作风，对同一个现象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吧，就"马上有钱"一说，一同学解说为"马拉个币"（请注意谐音，组成不文明的话语了）。再如"马上有一切"，也有同学说别忘了马的身上是长毛的，所以理解为"马上毛（没）一切"也是可以的……确实如此，完全能够自圆其说。在这一事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生们在这一过程中，很好地将自己的思维扩散了，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5.增加德育工作的外延 相信不少的语文教师都兼有班主任一职，作为班主任，不可避免的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以及不良行为习惯的规范引导。如果只是单纯滴进行干瘪的说教，自己都觉得没有说服力，更妄谈学生能够吸收了。所以，我就经常利用班会课的时间，选择一个主题让学生主持，其他同学积极参与，让每个人都融入其中。当然，这个时候，智能手机又闪亮登场了，它为同学们提供了广阔的思路，在活动过程中畅所欲言。 比如，曾经有一节关于防火安全教育的班会课，同学们上网查找了大量的资料，由火灾事故到如何预防火灾的发生再到如何在火灾中的避难逃生都有同学谈到，甚至，还有一同学为大家演习了消防栓的正确使用方法。我觉得这样让他们参与其中的德育比教师的说教更有说服力。 6.促进师生关系的融洽 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下，教师要和学生建立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平等的关系。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们在读什么、听什么、想什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平等地和学生展开对话，达成相互理解。智能手机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无缝对话，只要一个班级QQ群就可以实现。我在课后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在班级QQ群里，关注着每个学生的动态，关注着他们的所思所言，就更容易和他们在交流中有共同话题实现交流的有效性。我发现平时在教室里沉默、不善表达的某同学，一到网上，就把他的睿智思想和敏锐洞察力表露无遗，难怪该同学说智能手机让他实现了老师的伙伴关系。除了个体交流，还可以进行全班性的大讨论，甚或有紧急通知的话，只要在我们的群公告里面一通知，很快就人尽皆知了。这，难道不足以显示出智能手机的优越性？ 实践证明，合理地运用智能手机，不但给学生带来了新的感官冲击、让我们的课堂充满了活力，而且有力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加了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但是，智能手机的运用是为学生发展和教学实际服务的，只是一种教学辅助手段，不可喧宾夺主，越俎代庖，教师仍有必要发扬传统教育中的宝贵经验和优秀教学教法，将学生这个主体激活，引导学生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为教学工作注入活力。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浅谈初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之区别 摘 要：语文教师的教学观念会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其衔接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高中语文教学能否顺利地完成与初中教学的衔接，直接关系到高中语文教学效率是否真正提高。本文对如何提高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质量谈一下看法。 关键词：初高中新课程标准；语文教学；断层；衔接 初中生进入高中，对于语文学习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此做好衔接工作尤为重要。总的来说，初中语文学习和高中语文学习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高中是初中的延续，同时在初中语文学习的基础上，又层级式递升。 一、初高中教师教学观念分析 由于初高中教学目标的不一致，必然导致教学内容、教法学法、教学评价等等方面的区别，这就需要初高中教师改变观念，树立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大力倡导“自主、合作、探究”这一新的学习方式，讲究师生民主平等、重视科学探究的指导，重视学习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在课堂教学中呈现较多。而高中阶段则更多采用的是“满堂灌”“满堂问”这样的教学方式，跟学生以前所接受的教学方式不一致。因此，高中教师应该继续在课堂上倡导“自主、合作、探究”这一学习方式，鼓励学生发表独立见解，积极倡导合作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1.教师要更新观念，统一思想，加强理论学习。许多教师课堂教学方法还比较陈旧，与学生所希望的语文课堂教学方法（教师指导、学生讨论、学生自学为主）有很大的差距，教学方法的陈旧从客观上影响了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和语文能力的提高。语文教师教学方法上的重教轻学、教学脱节，客观上阻碍了教学衔接问题的顺利解决。 2.加强学法指导。高中语文教材的内容增加了，难度也加深了，知识点增多了，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独立思考能力与自学能力。因此，在起始阶段，教师应有意识、有步骤地教给学生一套行之有效的语文学习方法，如怎样抓好预习―听课―复习―作业―单元小结五个环节，怎样掌握好基础知识，怎样进行语段阅读；怎样做好知识整理与归纳；怎样运用科学记忆法提高学习效率等。在此基础上，教师可让学生运用学到的方法自学，充分动脑、动口、动手，鼓励学生勇于质疑问难，教师则抓住契机，巧为点拨。 二、初高中教师教学要求分析 所不同的是学习要求上的差异。同样主题的单元，哪怕是同一篇课文，选在初中跟选在高中，学习要求上肯定不一样。比如初、高中都有“亭台楼阁”单元，初三（上）第七单元“亭台楼阁”单元所选的《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还有米芾的《望海楼》、陆游的《登拟岘台》等，主要强调的是背诵，积累些名句和重要的词语，在此基础上理解文章的内容、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文章的表达特色，而高一（下）第五单元“亭台楼阁”单元则要求的不仅仅是这些，而是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去感受我国丰富的亭台文化，比如《阿房宫赋》，我们要通过阿房宫的兴建与毁灭，去感受历代王朝“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古往今来，多少亭台楼阁寄托着文人雅士的赤子心怀，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需要我们通过学习细细体味。 三、初高中语文教学衔接以两条教育原则为依据 1.循序渐进原则，是指教学要按照学科的逻辑系统和学生认识发展的顺序进行，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形成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2.教学的内容、方法、分量和进度要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但又要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他们经过努力才能掌握，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 现代认知心理学家大都十分重视认知结构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认知结构的形成是产生广泛迁移的根本。根据桑代克的有关理论，两种学习之间要产生迁移，关键在于发现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或相似性。新的学是以原来的学习为基础的，先前的学习对后继学有这样那样的影响。这就是课题研究的心理学依据。 同时，系统论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研究和处理事物时，把对象放在系统形式中加以考察，始终着重从要素与要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从系统的结构以及动态的角度，综合考察和处理对象，以求得到整体功能的最优化。这些无不告诉我们的确应该重视教学各个环节中的“衔接”。 （作者单位：河南省郸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刍议高中语文教育教学的方法创新 【摘要】在过去以往的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们普遍重视的是认知教育与应试的教学方式，而忽略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与独立思考的培养。虽然在当前教育改革的潮流中，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其成效一直不是很好。如何有效地进行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方法的创新，将是当前教师的一个首要任务。本文笔者就高中语文教育教学的创新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结合笔者自身的工作经验，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方法创新；思维 一、立足于教材且跳出教材 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要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必须要对高中阶段的语文教材进行一个全面的规划，将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目标分解到不同的阶段中去，其主要措施为：第一，对教材仔细地研究，掌握教材所有的编排体系，将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人物、文体以及事件进行归类，并从中总结规律，指导学生将高中语文课的目录制订成一个计划表，使教材的教学目标、作者以及事件等一目了然，同时教师还应结合教材中的编写说明来介绍人物和事件，留下悬念，以此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第二，坚持单元教学，根据教材单元前的相关提示，指导学生进行本单元文章的通读和熟读，让学生自己去感受语言与品味语言，深入地挖掘利于激发与调动学生的创造性要素，将凸显社会规律的相关政论文、体现逻辑思维的说明文、艺术韵味浓烈的文学以及蕴含着一定生活哲理的相关散文的特征进行分类，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第三，总结教材，将教材中的人物形象与所写的事件进行分析、归类和总结，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标准来梳理所学的相关内容，这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使学生有效地将高中和初中所学的内容联系起来，便于其复习，使其思维受到启迪，训练学生的学习方法，使其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升华。学生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教师应该抓住学生的心理，启发思维，根据教材中的人物形象来进行想象与思维训练。 总而言之，教材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范例，只要正确地引导学生分析和归纳，促使其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知识，再将其实践在自己的笔下，这样学生就会产生一个飞跃性的进步，其创新能力也会相应地提高。例如，在讲解《荷塘月色》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文章后，利用其课后时间对实际生活荷塘景色进行观察，让学生来做导游，介绍自己周围的荷塘景色，使学生脱离课本的束缚，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并加深对《荷塘月色》这篇文章的理解，从而真正提高教学效率。 二、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进行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一）优化教学模式和明确教学目标 要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学生必须要具备扎实的基础，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过程中，可利用激励法、竞争法和引导法来介绍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人物，根据高中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以及创新思维等，突出语文学科的特点，开展具有创新性的课内外教学活动。语文其实是一门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艺术性、实践性以及社会性的学科，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来完成其教学任务，全面规划教学任务，分步实施且注重其实效。例如，在进行诗歌鉴赏的教学过程中，如“山水田园诗”，教师首先可以明确这样的教学目标：通过对山水田园诗思想感情的了解，掌握其表现手法以及常见的几种山水田园诗，通过这个教学目标，使学生在一开始就能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并将这些目标带入到学习中来，更好地实行自主学习。此外，随着多媒体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以网络、多媒体和计算机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信息化对于高中教学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具有一定的全局意义。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利用现代传媒工具，通过网络，促使学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最多、最有用的信息，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及多元化发展 在教育观念上，教师应该注重学生的分层渐进以及多元发展，在实际操作中，应为学生提供不同要求上的帮助，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发展其个性，在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时，不能单单只是依靠考试的分数，而是应该多方面地进行测试，实行发展性评价，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语文教学活动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发展认知能力。在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活动方式，比如文学社、演讲团以及书友团等，或者进行文化交流或者社会实践等，通过报刊、电视等各种媒体，让学生参与到其中，突破传统的语文学习，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构建“平等对话”的教育模式 学习语文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习得过程，学生在学习和感悟中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语文能力与素养，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单单通过教师的讲授是不可能达到的，必须要让学生自行思考，重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以及教学重点之间的转移，从学习语文知识上升到通过语言形式来认识社会、感悟人生以及塑造自己，从知识的训练上升到人的发展。在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知识接受者，而是充当着人生发展的创造者、探究者和交流者，以此生成新的情感、思想和言语。 在新课堂教学中，应该采取“平等对话”的教育模式，只有在这种教学环境下，学生才能够真正地成长，作为教师，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学生身上，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必须要维护学生的说话权利，以一个学习者的身份参与到讨论交流活动中，努力构建一个自由、多维的对话体系，在新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起着组织和讨论的作用，为学生的学习提供相应的帮助，其扮演着参与者和引导者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帮助者。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这种教育环境下，高中语文教学要想适应目前的教育需求，其首先必须要打破传统观的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和语言交际能力为目标，采取创新性的学习方法，以培养创新技能、创新意识、创新人格以及创新思维为其教学主线，以学生活动为主体，结合文理知识、课本内容和社会生活，将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相结合，从而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浅议高中语文教育教学中的口才训练 摘 要 口才交际能力在当今社会日益被重视，可是我们中学语文教育教学，却没有把培养训练学生口头表达能力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 关键词 语文 教育 口才 语文知识重在积累，想要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并非一蹴而就，而贵在平时的训练。本人在高中语文教学实践中有了一些心得，在此，谈谈自己一点浅见。 一、口才训练的必要与紧迫 （一）从社会发展需求看，口才训练“势在必得” 我们的学生不论他们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交际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社会上各行各业，哪不需要口才？就是汽车售票员，商场营业员、宾馆服务员也要有良好的口语表达能力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出色。当今社会，人们已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口才的重要，口才对于某些人来说，已经直接影响到其事业，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通过强化训练来提高自己的口才。那么，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应对口才能力的培养给予重视。从社会需求上看，口才的训练与培养“势在必得”。 （二）从语文教学的目标看，口才训练“义不容辞” 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目标任务应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可是长期以来，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往往重视读写能力而忽视听说方面能力。一线教师并非不知道口才交际能力对于学生将来踏上社会后的再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迫于考试的压力，迫于升学率的压力，不得不违心地引导学生抠字句背解释，把许多能力的训练挤出了语文课堂教学。现在，在语文教学改革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重要性，把提高学生“说”的能力，作为语文教学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必须在语文课中还它一席之地。这是一线语文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从学生的基础看，加强口才训练“迫在眉睫” 在高中实践教育教学中，从接触的学生情况看，大多数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都不尽如人意。进入高中的学生，目标始终瞄准高考，而高考只有笔试没有口试。学生们整天埋头于练习卷，语文课上忙于听分析记答案做试卷，忙于记答题技巧，金口不开的时候居多，而且高中生相对初中生来说，心理上更趋于成熟也更趋于封闭，课堂上愿意主动举手发言的已经不多。即使老师点名，也是为回答而回答。语言组织表达能力还很弱。 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加强口才训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任务，这是社会对跨世纪人才的要求，也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 二、口才训练中的目标与关键环节 （一）普通话语音训练 在口才训练中进行普通话语音的辨正与训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演讲是一个人讲，众人听，演讲者的发音准确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听众的理解是否正确。不仅演讲是这样，其他的口才表述亦如此，特别是在一些庄重严肃的场合，使用方言或带有严重方言口音的普通话会大大影响其效果。在口才训练中加强普通话语音的辨正与训练是十分必要的。 （二）心理素质训练 刘伯奎先生在《青年口才训练系统》中说到，“在口才训练系统中，有两个举足轻重的环节：一为思维环节，一个人思维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此人口才水平的高低；一为心理素质环节，心理素质是否良好，决定了人们的口才能否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应有的显现。” 我们先来谈心理素质环节。在对学生进行口才训练中，提高学生心理素质是极其重要的一环，相对于书面考试与比赛来说，良好的心理素质在口语考试与比赛中尤为重要。 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提高心理素质呢，一般说来，越怕当众说话越要锻炼当众说话，只有在反复的锻炼中才能克服紧张达到良好的心理状态，永远开不了口就永远怕开口，只有多讲多练才能从“不敢讲”到“不怕讲”。我们在对学生进行口才训练时注意唤起他们的自信与勇气，特别是对那些还未迈出“第一步”的学生，我们更注意鼓励他们抓住每一次机会锻炼自己，不让他们站在岸边看别人游泳，永远站在岸边就永远怕水，这时候我们必须伸出热情之手把他们拉下水，只有下了水才能不怕水，只有通过当众说话才能克服害怕当众说话的心理，加强口才训练，是提高学生心理素质的有效途径。 （三）思维训练 口才训练系统中的另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是思维环节，思维训练也是口才训练中重要的一步。从心理学原理看，思维与语言是紧密联系着的，语言所表达的是思维活动的结果，那么，思维如果不敏捷不清晰不严密，语言的表达也就不可能流畅清楚，很难想象，一个思维迟钝而又混乱的人，能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条理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由此看来，“口才表述水平的高低与一个人的思维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口才表述水平的提高，其实取决于表述者思维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我们对学生进行口才训练，很大程度上应是思维的训练。我们知道，相对于书面表述来说，口语表达对思维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即兴说话，对思维的要求尤其高，书面表述可以思前想后，想好了再写，写了后面的还可以再修改前面的；而口语表达则是边想边说，说前面时就得想着后面的，这就要求表述者有极敏捷极清晰的思维。我们对学生进行口才训练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思维训练中首先必须强化脱稿说话的训练。有些同学长期以来养成了离开稿子就说不了话的习惯。这样形成恶性循环，越拿惯了稿子依赖性越强，依赖性一强就越离不开稿子，而拿稿子念是无法训练思维的。所以在思维训练中我从一开始就采取“强行断奶”的措施，一律进行脱稿说话训练，这样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就能使学生克服对稿子的依赖性，促进思维的发展。其次，还要重视即兴说话训练，即兴说话，是口才训练中的高难度训练项目，它要求表述者有极其敏捷极其清晰的思维，因此，即兴说话训练也是培养思维能力、促进思维发展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当然，不能一下子要求过高，应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形成一个训练的台阶。 （四）语文课堂上的口语综合训练 在高中语文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本人每节语文课给学生五分钟左右的口语训练时间。每节语文课前，有一位同学按学号顺序上讲台进行口语训练。对于训练内容每一轮老师可以有不同的要求。可以是即兴话题小作文，可以是名言名句赏析，甚至可以是字音字形辨析。在讲台的几分钟，学生得到的是综合训练。语音训练，心理素质训练，思维训练都涵盖其中。坚持不懈的做下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就会有较大的提高。 高中语文教育教学论文:架设初高中语文教育教学的桥梁 摘 要：实际的教育教学的现状表明，现在的高一学生很难适应新学期的生活和学习压力，分析并研究该问题，对于完善教育教学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更好地体现新课程，深入初高中语文衔接教学成为极为重要的事件。 关键词：初高中新课程标准； 语文教育教学； 衔接； 方法 一、现在高一学生教育教学的现状 现在学生的语文视野和阅历比较广阔，但是语文的基础却越来越不扎实了，绝大部分学生在语文基础知识、阅读与鉴赏和作文，在文言文学习上，初中的教学沦变为极端功利的教学：“只学不考”变成“不考不学”；学校的教育、社会的学习机构和家长对语文处于一种“鸡肋”状态，弃不能，食无味。以上的现状主要是结合苏北地区尤其是淮安地区的实际状况的一个总体表现。 二、高一语文教育衔接的原因分析 1.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存在误区 “语文”这一名词的历史演变比较复杂，有人说是语言文字，有人说是语言文学，有人说是语言文章，有人说是语言文化，这些评价其实都带有片面性。高中新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 真正的语文教学应当从汉字讲起，到词、短语、句子、语病，使弱化了的语法重新重视起来。这样在基础阶段才能在基本知识掌握的基础上使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2.初高中在学与考的要求上区别迥异 初中的考查，尤其是基础知识的考查，还是以课本为依据，文言文的阅读是从课本上的原文截取的，这种考查形式使学生把精力多放在对课本的死记硬背，考前的临时突击，养成了很不好的学习习惯，这与高中考查注重平时的积累，语文的综合运用能力相背离；初中的一些教学目标也造成了与高中教学的脱节，如初中的淡化语法，中考不考，致使一些教师和学生的不重视，甚至有些老师根本就不讲授这一部分，结果学生在学习高中的文言文时遇到了很多问题，影响了学生对特殊句式的分析，给高中语文学习造成了许多困难。 再次，高一节假日多，往往时间紧，任务重。教师未处理好初高中的衔接就开快车，抓进度；或者故意出高难度的题给学生一个下马威。这样易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挫伤其积极性，必然会给高中语文教学带来不同程度的困难。 最后，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了语文似乎人人都懂，但人人都不精通的特点。学生分数往往比较稳定，不像数理化那样松则一落千丈，紧则扶摇直上。因此，学生往往不重视语文学习，随便应付。 三、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对才升入高中的学生而言，无论是其身心发展的独特性，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存在误区，初高语文的教学要求不同，初高中在学与考的要求上区别迥异，还是非智力因素和学生思维和心理层次的差异。这些都阻碍了我们在教育与教学上取得更高的效益，对初高中的教育教学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1.前引后连，自然过渡 由初中升入高中，对于学生来讲实际上是上了一个新台阶，尤其是初中语文学习处于中等的学生更是上了一个大台阶，教师有必要扶一扶，拉一拉。应针对入学新生，注意适时调整教法，引导学生尽快适应新教师、新教材。在教学中前引后连，可以从学生学过的知识内容引出新知识。如教《〈呐喊〉自序》，不妨总复习一下在初中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七篇作品，借此对鲁迅有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又如教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可先复习《春》，以使学生更充分领会不同时期不同思想下“景”和“情”的关系。又如在教授《烛之武退秦师》时，结合初中学过的《曹刿论战》进行《左传》知识点的讲解，将两篇课文进行比较教学，以旧带新，这样给学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教学环境，在知识衔接的同时，知识的深度广度也得到发展 2.重视实践，培养能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生不是简单的知识容器。即使靠死记硬背记住了所学内容，只能说明有一定基础，往往不能灵活运用。作为高中语文教师，应特别注意指导学生的学法，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较强的自学能力。我认为，除坚持初中养成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外，只有多读多写多说多听，才能提高学生语文素质，培养语文能力，这也符合新课标的精神。 多读。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的方式要多样化，朗读、默读、精度、略读，兼而有之。读的内容也要杂，课本要读，报纸要读，科技文章也要读。什么书籍都应有所涉猎。 多写。据统计，一个人要达到文通句顺至少要写够十万字。显然，初中一学期按规定写六次作文，每次五百字，三年总计约两万字，即使加上小学阶段作文，考试作文等，写作量也是远远不够的。 多说。传统教学多强调先生讲，学生听。学生明白了，却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换一篇文章，又不知所云。 多听。不光听教师讲，听教师泛读，听课文朗诵录音，也要听广播，听别人谈话。 3.及时总结，调整学法 教无定法，学也无定法。高一学生来自不同的学校，其学习语文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不同程度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作为教师，应强调学习方法的重要性，及时指导学生归纳、总结、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养成科学的学习习惯。也可让语文成绩好的同学一周介绍一种学法，大家讨论，取长补短，从中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另外，还要教会学生分析考卷，“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从考卷中分析出自己的弱项，弥补之，也是提高语文成绩的一条重要捷径。 做法一：回归字词，重视听写。 做法二：文言教学，引入语法。 做法三：课外阅读，重视摘抄。 做法四：作文训练，回归文体。 总之，高一，是学生由初中到高中过渡阶段，也是能否进入高中语文学习状态的一个关键时期，教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平稳过渡，实现初高中语文学习的衔接。通过弥合从初中升高中语文教学“裂缝”现象，必然有助于学生培养并树立起对高中语文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并最终为其高考的全面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正在深入。这一讨论一直存在不少热点和分歧。不同意见的讨论 与商榷，对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诠释全球化的内涵，考 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讨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 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 度。 首先，应承认国际社会中“资强社弱”的客观态势。其次，不应过分强调“两制”之 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一面，而应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与 俱荣俱损的特点，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中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恰恰是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占我 国出口贸易量的75%。其中，中美两国贸易犹为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与贸易 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景气，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部条件就宽松，发展就相对顺畅。“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严重受损，中国的 出口状况马上由睛转阴，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两制”的经济合作竞 争状况将决定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反之亦然，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将最终影 响“两制”的竞赛结局。在和平发展时期，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尽快壮大社会 主义经济实力，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对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士的“和平演变” 企图，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思维惯性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转换，意识形态与 政治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经济与科技因素成为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 活的“零和”关系。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制度，现时并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强势的 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应在图存自强的目标下，积极推动相互间的竞争合 作关系，以求共存双赢的局面，这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现实与理智的战略选择 。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重塑’中的得与失──美国新社会史学评析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美国的 “统一的价值体系” 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社会史应运而生，向长期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冲击。新社会史家强调多元文化的美国中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特别是族群特性。他们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新社会史学在史学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很多偏差。特别是对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使历史学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损害。 [关键词]多元文化 统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国新社会史兴起的背景 美国“新社会历史”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已，是所谓美国“统一的价值体系”几乎面临崩溃的时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和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如民权运动的高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高涨、新左派的活跃，等等，都使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意志说”受到深刻的质疑。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被迫再次认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国“民族的发展历程”。 “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有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一百多年来，美国史学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代表是进步主义史学。当时的史学对政治相当关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和命运，核心主题围绕着美国历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竭力挖掘美国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国的“利益一致”历史学派(consensushistory)。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美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阶级区别的、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价值体系所决定。一般认为，新社会史是美国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向美国的传统史观发起挑战，在美国史学界内掀起轩然大波。首先，他们对“单一和统一的民族命运”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们力图否定“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纪60年代这种平民主义史学思潮的崛起还提出了疑问，即只对领袖人物进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吗? 总体说，美国的新社会史是向长期以来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的挑战。这派史学家认为，包括部长、律师和政治领袖在内的新教精英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代表全体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社会。所以，从本质上讲新社会史所体现的新潮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的追求，强调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凯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会史“是对不同集团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新社会史学家们努力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之间的有力而活跃的“相互影响”，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彼此竞争。从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国家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种族、性别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发挥它们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从理论来源讲，新社会历史受到西欧学术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重视历史的结构，即深深潜藏、长期延续的“结构”，而相对忽视具体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战争、条约、皇族婚姻远不如地理、人口变化、气候和贸易模式，以及地区食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来得重要。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物质的“存在真实”和深入的地区性研究。他们还运用人种学技术，扩大资料来源，试图通过微观的方法发现较为宏观的结构问题的线索。他们的研究得助于两种彼此相悖的知识体系。 一种是社会科学行为学派使用的经验方法。它反对主观性，追求精确性，采取社会现实中更为中立的立场。帕森（TalcottParson）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中系统关系的理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有序化原则”。他的社会平衡和社会有机体自我保持能力的观点，表明用“结构”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社会组织机构。他们发现，向现存结构发起冲击的新事件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变化。总之，这派历史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促成社会稳定和静止的结构性因素上。 另一种理论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这派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物质根源，并接受年鉴学派关于历史有科学规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观点，突出生产在近代社会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人民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通过阶级区分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历来是敌对的，它们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见，在特定情况下便对现存政府构成威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动力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二、美国新社会史的贡献 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分为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的称为”旧社会史”，之后的叫作“新社会史”。“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新社会历史家改变了对美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发，他们试图“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人口之间强劲的互动；了解这些利益集团和阶级为获得权力进行的竞争”。结果便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种族、性别和族群特性如何铸造或防碍了一个属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残酷压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在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点贡献。其一，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和物质现实之间、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二，他们的辨证分析用多种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识，当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固定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宗教进行分析；其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聚焦，开启了对“文化”本质、如何发现和定位这种文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长期辩论。 第二，美国人口史研究。社会史学家通过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去发现人口变化和人口移动(迁徙)的本质。这就要求搜集和解释量化的资料，确定人民曾经居住过的地点、家庭和社区的规模和形式，以及人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搬迁。其他一些史学家对学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结构进行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控制的经纪人，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持传统价值观的机制，这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威尔（RobertWell）的美国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说明家庭规模的变化和个人生活周期既可作为史料又可解释变化中的社会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家庭的来龙去脉、族群根源、家庭成员的年龄、都为了解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社会流动性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国梦”的生命力。这方面得到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研究者还特别关注普通百姓与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技术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技术在此结构中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这个结构。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社会史学家关心的是，由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出现在社区所在地和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这些变化的；“无产化”、“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术语不仅论及抽象的过程，而且更涉及到人们与新环境之间发生的具体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这些问题要求社会历史学家去解释：当新的生产技术与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发生碰撞时，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抵抗这种变化的；有人则强调，某些特殊群体却认为技术与工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们所引起的变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还有人认为，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如电影、电视、无线电使美利坚民族更加趋于团结，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这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贫困和犯罪的增加吗？它的影响对不同阶级和族群集团都是相同的吗？环境怎样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逊（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和郊区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详细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化历史，指出这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两种原因的结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国人喜欢独立居住的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结论：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家庭解体并不是城市拥挤和社区崩溃的结果；暴力与城市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城市史研究还直接与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当时的美国，族群、性别、年龄等都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其中，对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时十分兴盛。其研究重点是传统上“默默不语”的下层社会集团，其中族群特性成为新社会史的研究焦点。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机构的总和。族群性研究为的目的是发现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权力结构共存。对于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这种研究无疑对美国社会中各族群—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欧洲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亚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细化，新社会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观”社会行为领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医学社会史、宗教史、娱乐史。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历史，是为与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作为发现和测定美国社会是否健全的一种方法。 新社会史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来源，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想准确地揭示“美国思想”)，仅仅依靠政治领袖和知识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够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发现集体心态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讲话或信件、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工会集会的记录；移民的报刊；劳工阶级的口述自传等都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对下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为”，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如游行、骚乱、抗议示威、礼仪、庆典、投票选举等群体行动。此外还注意普通人的迁移方向、食品结构、消费和储蓄习惯、家庭规模、联盟.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对理性的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倾向，去发现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新社会史最体现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们使用计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协会的报告、详细的地方记录、人口普查结果、时间表、城市指南、税务记录等，来追踪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会史的特点。她在《种植园大家庭之内: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一书中批判了美国“利益一致史学”，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据她的观点，“性”不但是一个社会范畴，同时也是在确定南方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作为一把钥匙，她研究“性之间的关系”“性角色”和“性的认同感”。其中，“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构筑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个体自我意识的核心，因为性关系说明了任何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这部著作还表现了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她把南方作为一个另类社会，把妇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且把微观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描述美国旧南方社会的总体画卷。其次，是对史料和叙述方法的运用。为重建内战前南方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从多重角度，运用不同类型的丰富资料，深入挖掘家族内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南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赖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隶主家中的日记、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报告，生死记录、经济与商业记录、日志、家庭文书和通信，等等。 三、美国新社会史的缺陷 新社会史显然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把历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百姓；丰富了历史资料来源、品种和规模，并为取得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 但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对社会史研究的一套系统方法；缺少能够把五花八门的课题统一起来的对美国基本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它在规范化、学术水平和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新社会史“缺乏综合与归纳”和“漠视理论”，许多史学家一直认为它无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变革的结构。另外，由于新社会史主要关注长期的变化，结果呈现的社会史的静止状态，防碍了对宏观历史过程的动态理解和解释。 另外，因为历史根本无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称“排除了”政治的社会史便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史。某些历史学家怀疑否真的存在一种“完全排除政治的历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编写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会史是一种错误…我绝对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不属于社会范畴”。无论美国社会的社会群体—种族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如何繁多，无论它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何千差万别，无论它们的思想怎样超脱上层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的影响。在研究社会集团和思想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脱离了国家政治是无法有力地揭示问题本质的。 因此，新社会史思潮对政治史研究首先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使社会史学家有意忽略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铸就了美国历史和遗产的著名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词被弃而不用，而改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词被选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会史家的眼里，不过是政客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玩弄选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戏记录，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历史的价值。 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专题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历史研究的狭隘和贬值。而摈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丧失了历史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此外，对象征物的过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为和动机关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它揭示的只是一种“静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断”，而历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 就史料的类型而言，也出现了偏颇。很多传统上认为重要而关键的史料，如宪法、法律、司法决定和辩论、评论、论文等的史料价值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轻视，而民间和私人文字记录的价值却远远胜过官方和正式的资料。 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精心设计的课堂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为上好本堂课打下基础。而创新教学能捕捉课堂锲机、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拓展思维，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课标 创新教育 探索与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创新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在新课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学习贵在创新，老师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健全的个性。而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场所，面对新课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要创新，就必须课堂创新。笔者就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育谈一些浅见。? 一、 结合现实生活，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对书本知识简单地死记硬背。随着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有责任感、有创意、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是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阶段；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的接受性学习，向往成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想方设法结合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骤地开展创新，让学生开发思维，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 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时,首先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运动服装；T0SHIBA（东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电器；McDonald's（麦当劳）、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驰）、TOYOTA丰田汽车；IBM、DELL（戴尔）电脑等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大家知道这些国外品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身边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追根溯源要归功于整体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教师课前悬挂中国政区图，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最远到过哪个地方，乘汽车还是乘火车、乘飞机，需要几天行程。也可让学生指出自己在国内距离最远的亲戚朋友住在哪里，从家乡坐火车或坐飞机多久可以到达那里。然后让学生量出图上直线距离，按比例尺算出实际距离，计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工业文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营造学习氛围，点燃创新之火? 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是引导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服务意识，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必须转变角色，做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组织者；是学生的朋友，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氛围，才能合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换，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以求得解决问题和深化认识。教学观念通过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来达成目标。通过师生及生生的活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的广泛性(发散性)和深刻性，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通过学生间相互合作探索，使学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发思维碰撞，产生思想火花，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认知、探索和创新，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学生合作、交流、讨论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如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教师可首先提出问题：“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不与外面的世界交往、联系，只靠自己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此导入新课。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五·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教师可引用一个观点，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被动局面，形成师生互动、生生有问的良好局面，培养他们自主探究、善于创新思维的意识。? 三、创设教学情境，开展创新实践? 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于某种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创设的情境，正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条件。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他们的情绪。学生一进入情境，就会与画面、老师的语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教学情景，让学生置于情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和去发现，达到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放映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相关影片，引导学生齐唱国歌，提问：“国歌原先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是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当时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此导入新课。影片导入容易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又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 总之，时代在呼唤教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为突破口。因此我们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致于历史与社会课在学生的眼中变的越来越枯燥、乏味。我们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苏东剧变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有了三批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如果这次技术革命给这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机遇，而它又抓住了机遇，那么它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重。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同时侵略了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俄国反应最快，率先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较小；日本反应最强烈，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中国的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它就给日本和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而中国却没有条件抓住机遇，终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提供的机遇去回应挑战。说：“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现在，当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8月5日会见杨振宁等六位著名科学家的谈话。）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进行科技创新当然要增加投入，这方面还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仅涉及投入问题，而且涉及体制问题。苏联为了改变在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断增加投入，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新技术革命中还是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不行。美国研究人力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此作过如下的分析：“在费用和科学家的数量上，苏联和美国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苏联的效率方面比我们低得多”，“在人体和生命科学方面，获得高学位的科学家数量苏联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数量两国大致相等。而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则要大于苏联。在农业方面获得高学位的苏联科学家至少超过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苏联没有一项农业生产率进步是来自其研究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页。）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必须同时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要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实现理论创新。说：“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并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贡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展的挑战中，在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同时，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将在进一步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 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乾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乾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著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 “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他论证说：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P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8]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学诚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14]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如他这样说：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 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 与言夫道也。”[22] 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这里也许容易发生一个疑问，即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种种说法，是否能够都统一到“史”的意义之下。看来并不困难。一是章学诚对“经”的似乎都带有界定性的种种说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迹”、“器物”，还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对 章学诚来说，它们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实践和教化的体现，都是“事”（“史”的一个意义），并且都是由“史官”记载和传承下来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在章学诚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3]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为了“历史性”地来理解“经”本来只是三代政教文物总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宽广的历史空间中。章学诚在申述“经”原本为“史”的时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的。换句话说，他不仅是要寻找“经”原本为“史”的历史根据，而且也要寻找“何以”本来只有“史”而没有“经”的历史基础。在章学诚看来，“三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没有私家之言，当然也没有著述之事；“官师”没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记载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学”与“官”的双重身份；另外，“学”往往都直接与实际性的政治和教化相关，并没有离开政教、公共事务等“实事”和现实实践的所谓“学”、“道”或“空理”、“空论”、“空言”。而“史官”之“学”，恰恰就是政教之实的具体体现。 把“经”还原为“史”，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广义说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章学诚“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的“独特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排除章学诚从先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这一问题的启发、灵感，甚至是已经明确的说法。我们看到，人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思想的寻根，已经有了一些探讨。钱钟书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实质。他引用子书的话并揭示说：“《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纷⒁?紊畚?盾黥哟?罚?囚游剑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4]但是，钱钟书的这一断定，实在难以令人接受。究其实，他所引用的话，其意旨与章学诚所说恰恰是“貌合”（严格说貌也不合）而“神离”。很显然，章学诚把“六经”归结为“迹”，决没有贬低“六经”的意图，他更不会说“六经”是“糟粕”。[25]相反，章学诚通过把“经”还原为“史”，恰恰是要寻找“经”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没有把“道”与“迹”对立起来，他认为，道不离器，道不离迹，必须即器而思道。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26]也有人从司马迁、班固或王通那里寻找“经”即“史”的来源，但是，充其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偶然”地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罢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明代思想家（如胡应麟、王守仁、李贽等）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六经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章学诚。王守仁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27] “五经亦只是史。”[28] 李贽也说：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29] 比章学诚稍大几岁的袁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0]从以上引文来看，“六经皆史”的说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学诚之前已经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使它作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 二 从“史”到“经”：“经”的演生 如果说章学诚对“经”所作的“史”（或“事”）的还原──即寻找“经”的本来面目， 恢复它的“本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纠正对经的误认和对它的始源处的“遗忘”， 是通过把“经”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三代”中来实现的，那么，章学诚对“经”的出现、对“从史到经”演生的考察，则是通过对历史推演过程的认识来把握的。如果说从“经”回到“史”，是对“经”的历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从“史”到“经”则是从“史”出发对“经”的历史变迁所作的“顺向”测量。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或环节。很明显，本来只有“史”而无“经”是“历史”，“从史到经”也是“历史”。如果章学诚只是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体现在对“经”作历史性的逆向还原，而不管“经”的“实际”发生历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历史性”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对“经”之演生的认识，避免了这一结局，从而唤醒了另一“历史记忆”。 本来只是作为“史”的形态而存在的东西何以又会以“经”的形式而存在呢？这是章学诚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对章学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结构中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考察从“史”到“经”的演变来完成的。作为出发点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史”在三代中如何存在以及它何以能够存在的历史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会以“经”的形式来表现呢？在章学诚那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如前所说，“三代”是一个政教、官师、政学、道器“合一”的时代，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没有成为一家之私言。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三代”之后，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丧失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为政、为官者与为师、为教者一分为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作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阐发三代之史的“传”的出现。在章学诚看来，“经”的名称，正是随着“传”的产生而产生的，“经”首先是作为“传”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31] 对章学诚来说，儒家之“经”并不只是因“传”而有，它还与其对典章的“尊奉性”认同相关。在战国诸子争呜中，儒家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诸子抗衡，把他们所依据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经”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经”的说法。章学诚说：“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述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32]说庄子是子夏门人，并无确实根据。但把儒家“经典”这种形式的出现同信仰和认同联系起来，则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对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认同，被大大强化，“经”作为知识、真理和价值的源泉获得了“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历史的推演中，儒家“经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学诚认为是阐发“经”的微言大义的“传”，也升格为“经”。章学诚对这一过程解释说：“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心为经。……后世著录文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33] 但是，在章学诚那里，儒家权威性“经典”形式的确立，不管是与“传”相关，还是与“尊奉”相关，它们都是历史变迁的结果，都是“起于势之不得已”。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本来“只是”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演生为“经”的形态，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社会历史境况及其产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三代”之后社会境况的变化和“经”的出现，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衰变”。[34]但是，章学诚与那些坚持“历史退化论”的儒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三代”之后历史的变迁及其“经”的出现，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势”）。这不只是反映了章学诚主观愿望上的无奈，也反映了他要为其赋予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他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35]章学诚最关心的是有关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识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艺”称之为“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同样意识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赞成那些记载国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经”的非儒家典籍。我们也看到，章学诚还肯定了其它诸子学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经传”的作法。他认为这都是“因时立义”，未可非议，“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6]章学诚对历史“衰变”的不满，集中在“私人”著述这一点上。在他那里，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导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导致了“实不足”而争于“文”的“虚妄性”。章学诚注重的似乎只是“统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轻视那些超出此的“多样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视之为“私言”）。这就促使他对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无关政教、纲纪的著述也以“经”的形式出现作了“独断性”的否定。如他说：“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37]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深藏着制度政教“正统性”和“垄断性”的观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权”，限定在“政治统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和“六艺”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之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但章学诚最终又把这些都归结为“时会使然”，避免了以“主观”加以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对周公的这种“客观性”解释能够成立，也不意味着“无位者”就没有“制作”之权。同样，也不能通过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联系起来，使“道”独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诸子所说的“道”作为“非本真之道”、作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对“道”的垄断意识（当然包括对“经”的垄断），使章学诚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为“非道”：“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38]章学诚没有意识到，“道”是不断被“垄断的”，“大道”恰恰就在众多的“道”之中。“经”也同样，它怎么就只能成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专用符号呢？ 三 实践意识：“经”与“经世”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不管是把“经”还原为“史”，还是寻找从“史”到“经”的演生 过程，都贯穿着章学诚对儒家“六经”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载籍，是三代社会政治统治者实践的产物。正如“经”的古义（“经伦”、“经纪”）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在章学诚那里，儒家“经典”之“经”恰恰就是“经世”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如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39]又说：“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40]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儒家“经典”之“经”是来源于“经世”。这既是章学诚对“经”所作的解释，又是他要求“经”同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据。既然“经”就是“经世”的结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断地“经世”中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三代”之“史”的“经”（在特定条件历史下形成），它对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历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说有效，它又如何才能发挥出它的实践（“经世”）功能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儒家具有损益因革、适时而应变的观念，但这又恰与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识纠缠在一起，并导致了一种简单地以“古”律“今”的思维方式。从我们以上的考察来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他与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对“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批评“好古者”说：“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41]照此所说，制度都因时而变，从来没有固定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应于三代之时而形成的。通过把“制度”放在“时间”之流中使之相对化，制度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因时”而不同，对制度的创新和转化也就成为可能。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42] 如果说制度都是因时而变，“三代”之“经”都是“时王”之制度，“经”就是“经世”，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转化和创新的理论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创新和转化，立足今的“经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蕴涵在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说，章学诚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强调“经”决不是空言和著述，决不是离开“实事”、“器”和“人伦日用”的“理”和“道”。这正是他在“三代”创制的经验中，在对“六经”本然的追问中寻找到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精神”决不像“三代”或“经”中所载的“具体”制度那样，是因时而变化的，它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精神”。章学诚始终都不关心“三代”的“具体”制度，也不探讨某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需要，他关注的是一种普遍的“经”之“经世”精神，关注的是“道”和“理”都离不开时代的“器”和“事”这种普遍的实践意识。这样，原本上是作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载籍的“经”，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经世”或实践精神，它就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理性结合了起来。章学诚说：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奇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3] 据此而论，立足于每一时代的“经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时代的“器”、“事”和“人伦日用”，从每一时代的实际境况和实践需要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们还没有谈到“经世”的主体。在“三代”之时，“经世”的主体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即“王师”、“圣教”、“史”等统一的人格）。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任着行政职务，又是师教和典章制度的确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统一的“官师”人格开始分化，“学”和“著述”变得“个人化”。章学诚并不要求恢复“三代”那种“官师合一”的统一“经世”主体。对他来说，“分化”的单一角色的主体，仍然可以“经世”。只是主体不同，“经世”的方式当然也不同，“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义。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44]在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学术”与“经世”的关系。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关重要。如果说章学诚把“六经”还原为“史”以纠正考据学家对“经”的误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兴趣，那么，这一兴趣则与他要把“经世”贯彻到“治学”中去的实践动机密切相关，或者说最终是服务于这种实践动机的。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出发点是“六经皆史”，落脚点则是“六经”经 世”，“史学”“经世”。“六经”和“史学”“经世”的根本，就是把“学术”完全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彻底克服考据学家那种脱离实践、不关人伦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45] 在学术中贯穿实践意识与直接的实践显然不同。章学诚并不要求学人直接去“经世”，他强调的只是“治学”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具有“学以致用”的客观效果。他反对空言和无关实践的著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都脱离了“经世”的方向。章学诚意识不到，“学术”并非只有同现实之“用”或“经世”结合起来才有价值，“学术”所要从事的“事业”，要比直接的现实实践广泛得多。“经世”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六经”也不都是“经世”的内容。章学诚把“学术”完全限制到“经世”的方向上，把“六经”（特别是他专门讨论的《易》、《诗》和《书》）完全看成是“经世”的产物，显然使学术陷入了狭隘的“实践实用主义”中，并把“六经”丰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单调”的格式中。仅仅就此而论，章学诚经学思想的归宿可能使我们感到失望。况且，“经世”观念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单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来说，就给我们提供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46]章学诚治“经”以“经世”的思想，必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尚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明清之际那种通过回到“经”以达到“经世”目的的“学风”，到了乾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考据学家彻底回到了“经”，但却根本上离开了“经世”的方向。回到“经”，不仅不是为了“经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离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这是非常吊诡的逻辑。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就是对此而发，他通过对考据学偏向的纠正，复兴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并由此而获得了超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论文关键词]历史 社会课堂 情景教学法 讨论法 游戏法 [论文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强调“动”，本文从情景教学法、讨论法、游戏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树立开放的、综合的课程观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观，要保证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并在活动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代教学过程是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向学生单纯传递知识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师生共同参与，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 情景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运用多种知识和教学手段，设置课堂教学情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在情景教学法中，尽量为学生创设各种情景，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感悟，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历史与社会知识，从而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转变，不但能使学生学得轻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时，可创设“中国文化餐——约翰的中国之旅”的教学情景（课件展示）：（1）约翰是一个澳大利亚青年，他准备到中国旅行，请你为他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2）约翰来到北京，见到了这样一幅图案（2008年奥运会会徽），请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设计有何妙处？（3）约翰拍下了三张民居照——蒙古包、窑洞、傣“高架桥”。猜一猜：约翰去了哪三个地方？他在当地吃到什么风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娱乐？约翰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奇特的房子？（4）结束中国之旅时，约翰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当你听到他的赞叹，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创设，在学生心理上造成某种悬念，可以调动学生的认知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又如在教学《》时，插入“”前后经过的记录片录像，用5-6分钟时间，能直观再现当时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中国人民“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决心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与学生一起探讨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这样，就使学生的大脑真正动了起来，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 二、讨论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多动脑，而且还要多动嘴。讨论法教学，可以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讨论法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达到理解知识、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见解，做出评判，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教学《万类霜天竟自由》时，为了理解竞争的含义，作用，可设置以下一些栏目与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说一说：你所知道的竞争是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有哪些？你们参与过哪些竞争？（2）议一议：参与竞争有什么作用？你的观点和依据各是什么？（可与你的同桌讨论回答）（3）辩一辩：竞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组讨论，派一代表发言）这些问题一提出，学生便争先恐后要求发言。尤其是第三个环节“辩一辩”时，正反两方代表进行课堂大辩论。课堂上唇枪舌剑，双方代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一活动训练了学生的辨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学生的个性得到了释放和张扬，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独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教师可虚拟一个“四城申博”场景——法国、埃及、日本、美国各一个城市申办2015年世博会。四个国家邀请四小组同学分别担任本国文化使者，在评委面前大力展现该国风采。一组代表发言，其他三组当评委。尔后出示影像资料——四国文化图片欣赏。让学生准备三分钟来展示才华。这一活动一开始后，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十分热烈，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推荐的代表发言铿锵有力，表达清晰，口头表达能力显现，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轻松，课堂效果明显提升。 三、游戏法，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 游戏法，就是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游戏的本质是假设、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环境中有意识地模仿活动。游戏实际上是为学生创造一种极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故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动手游戏促使学生思维敏锐，使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实效。如在教学《大洲和大洋》时，可安排让学生自己动手搞拼图游戏，让学生“先认图，再拼图”，学生拼好图有了直观印象后，再让个别学生用鼠标点击七大洲四大洋，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课堂上学生十分活跃，动手游戏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的欲望与自信。在游戏中，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平时学到的知识得到充分运用，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又如在教学《应对资源危机》时，为增加学生对节约资源感性的认识，可设计一个“你会垃圾分类吗？”的游戏活动，让学生用动画形式把垃圾分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动中去。本课结束时可设计让学生书写“你的节约倡议”，然后出示教师制作的“残缺的地球”，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倡议逐一贴在“残缺的地球”上，学生通过这一个游戏活动结束本课。这些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唤起学生节约意识，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充分激发，同时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只有让学生动脑，动嘴，动手相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这样的课堂才会真正“动”起来，学生才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就能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从而获取知识经验，就能促进学生发展，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真正做到“轻负优质”，真正落实新课程教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 1] (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 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 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 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 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 了 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 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 “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 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 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 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 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 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 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权力，另一个却是绝对权力在世俗社 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 阶 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 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 是 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 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 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 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 (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 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 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 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 ](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 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 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 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 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 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 而 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 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 ，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 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 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 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 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 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 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 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 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 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 (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 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 “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 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 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成 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 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 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 该 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 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 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 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 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 ，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 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 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 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 。[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 [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 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 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 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 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 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 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 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 ，“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 代英 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 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 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 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 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 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 ”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 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 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 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 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 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 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 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 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 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 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 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 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 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 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 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 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对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 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 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 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 —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 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 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 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陆国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则是与罗马法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法复兴正 是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权力扩张 的反应。为保护市民平等权利，在城市首先开始了废除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确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的运动。[22](P610)而接着受罗马法复兴思潮的影响，教 会法开始强调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也决定禁止教士参与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决的诉讼程序，这也就排除了此前诉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证据制度。 因此，以教会法为榜样的，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而非口头诉讼程序，在欧 洲大陆各国逐渐被采用了。它不仅引起了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 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页。当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对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导致英国对陪审制度的倍 加重视和最有效地利用。参见[20](P245)）在此后的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地方习惯法、教会 法、商法与罗马法互相竞争和渗透，但最终还是导致了欧洲大陆对被视为“成文的理性”的 罗马法的接受，这样，“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23] (P86)罗马法的突出特点是重私法、重实质，也即注重确定个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诉讼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罗马法观念，诉权是对权利的保障，甚至认为“先有诉权而后才能谈 到权利”。[24](P855)欧洲大陆对罗马法接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25](P22)出于适应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新贵族和市民阶级的权利平等保护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权的滥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开审理、言词辩论、自由公证等诉讼原则 得到重申和发扬。正是“由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进行的诉讼的双重合理化，蔓延到整个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和市民社会的普遍规则秩序观念得以逐步确立。经 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欧陆的法典编纂活动，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和制度， 把权利和权力、权利和义务都纳入法律有效规则的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随着城市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规则，一系列可能性和计算，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和致富的艺术”，[26](P609)在相当程度 上，这些城市对外是摆脱封建束缚而自主自治的，对内则是摒弃封建等级而自由平等的，从 而孕育了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观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体现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宪法特征”及“发展能力”。而为满足贸易发展和商人阶级需要而出现的商法，则是 “典型的资本主义法”。[10](P475、407、479—481、424)这些法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内容 和体系，并确立了理性审判程序，从而开始了法律形式化运动。 其次，“3R”运动推动了市民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罗马法复兴的真谛并不在 罗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为承载而体现出来的时代要求。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 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衡平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 相 吻合，“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 了现成的”。[28](P454)而按时代需要对罗马法精神与原则进行改造，进而构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体系，恰是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并突破其城墙而向全社会扩张过程中所 要求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现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注：[7](P68)一些历史学家就曾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 利。因为象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国家是世俗性的，他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忠诚和关心 公 共福利。他们发展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本身的利益。参见[5](P1 25)），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坚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控制”。[29](P67)进而成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会精神的重要源泉。它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流，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 受，也为市民阶级的法意识、法观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对教会而言，它曾将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它动用了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业法在内的罗马法；它掀起贸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并在结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它还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可见，城市市民社会及其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而且，“没有教会 ，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16](P56、54)从11世纪开 始的“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使“一种新的、专门运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16](P61)市民 意识形态 也随之扩散。而在16世纪城市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君权主义抬头及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展开 基础上发生的宗教改革，则促进了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领域里坚持自我权利， 其程度和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促进了民主，至少促进了有限君 主政体”。[50](P21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自由精神及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世 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日趋得到加强。”[30] (P34)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 转折点，它不仅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的源泉。” [10](P642) 再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促动了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 会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相分立，而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抗的公众舆论领域。在这 里，公众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与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并进行理性批判，从而 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并获得自主性的 结果。这时国家权力才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权利也获得了确 认，因而，从等级身分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单个”经济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众。因此，直到18世纪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才率先在英国出现，成 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 能从作为编纂法国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会走向近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所涌动出来的，并日益高涨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会精神，就不仅获得了理性、人权、社会契约、法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论形态，（注：中世纪中后期“法治”观念所依赖的超验的神与自然的正义，已为人权、民主的价值及 相关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论所取代。参见[10](P359)）而且从边缘走进中心而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功能和载体，获得了更加经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导向地位。这个“公共王国恐怕不只是用批评态度监 督国家运行，而是启发、指导和控制它们。它这样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会流行的观念，此外，恐怕还由于它是作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国一旦作为一个置于国家真正中心的选举的议会来构成，便可以为选民服务，并且激活国 家通过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义代表在选举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数或少数 对既定的问题所持的流行的观点的倾向。”[17](P85)事实表明，法德等大陆国家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法典编纂运动，法、德 、奥等国家《民法典》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 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 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从上可以看出，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 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它“试图为社会 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 标准。”[23](P58)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私法经典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反映出从 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16](P246)这样，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会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为理论表现，凭借公共领域而注入法律体系之中，成为西方 法律形式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注：当然，法律的形式化运动也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相关的，也即专制君主在谋求市民阶级支 持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对法律理性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参见K·巴基、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另见公丕祥： 《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 纵观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昂格尔关于西方法治产生的论断的深刻之处 （注：昂格尔断定法治的产生得益于多元集团和高级法（自然法）这两个条件。参见[11](P59)）。但是，更具有历史底蕴意味的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条件和遗传因素，导致了中世纪中后 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进而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最终通过“市民社会革命”使国家权力服从 服 务于市民社会权利，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同时，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涌动出来的自由理性精神，为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内在合法性支撑，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也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首要而基本的价值。[31](P 3、7)纵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近代法治产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 。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其当代挑战 虽然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相继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确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法治在确立、发展并走向现代法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却并不 相 同，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法的统治”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最为典型。这一人所共知 的事实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 差异。应当说，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与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国与大陆国家所不同的是，“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 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多种利益和要求 总 是在折衷调和”，即使是在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铎王朝时代，我们也会“看到民主的 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而不像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多 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1](P218 )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和职能强化，[32 ](P194)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 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无疑加速了英国市民 社会及其契约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其市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能够左右国家前进的 方向。正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通过议会形式与王权进行长期斗争，并 在哈林顿、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发展了“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统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权力之外，所有 政府权力都应当由适当明确的法律来分配和限定”。[32](P34)这样，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 议会，就获得了至上的主权地位，并通过“法律的统治”把国家公共权力框定在法律规则之 下，以制约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利 益的主张和要求，从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并继而在美国的法治构造 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注：美国法治的发展，又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詹宁斯则对戴雪法治的经典定义进行了检讨 ，进而对“法的统治”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参见[33](P30—43、211—220)）。[13](P297) 与此不同，德国从9世纪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长达1000年之久，王权衰微。虽然城市十分 发 达，但因王权十分弱小，教会力量强大和封建势力顽固而无法统一起来，未能占据社会主导 地位。[33](P216～217)当16世纪西欧改革运动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市民社会快速发展，并逐 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时，德国却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之中，“导致民族国 家、主权国家的建立进程停滞，工商业和农业发展延缓，成为旧封建主义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市民社会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议会也与英法不同，市民 社会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为封建贵族的表决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的一个重 大不同，就是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 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35](P52 )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资本 主义所必需的保障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36](P42)这样，虽然使用法治国家的近代词汇，包装 上近代国家的外观，但仍可以使普鲁士的封建、绝对主义权力继续存在。[37]为此，在普鲁 士议会里不得不进行围绕“法治国家”原则的多场斗争，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国家”才赋有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市民社会没能像 英国那样发达到足以对抗国家，并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资本主义 改造和引进法治原则的背景下，必然要产生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理论并付诸实施，从而 构造了德国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导致的强国家、弱市民社会的结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压力下而后发进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国“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36](P18)[37 ] 不管是社会优位型的“法的统治”，还是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都开始出现相互接近的倾向。在英国，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财产的行政权力机构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且新的社会和经济立法赋予这些机构以不断增加的处置权。“更为极端的是，法律 甚至赋予行政机构决定某种‘一般原则’的权力，依据它可以剥夺公民私产。这样，行政机 构就拒绝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规则”，对“法的统治”的尊重也明显下降。这种状况在 美国也有几乎同样的发展，[13](P384)因而出现了“法治国”的某些因素和倾向。在德国， 自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创设行政法院来监控行政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和权 利，从而开始为“法治国”注入实质内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国”向 “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转变。日本在二战后则采取行政权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转化，这就出现了“法的统治”的某些因素和倾向。此时，“法的统治”与“法 治国”理论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视基本人权、重视行政权和用征税完成社会福利等方面发 生 了趋同，[39]并且共同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技迅速 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 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 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使得“政府 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异，必然引发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 制的结构”。[10](P39)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传统法治精神与原则。对此，西方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注：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倡导者的哈耶克就宣称，法治“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此，在一个有过多计划的社会，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 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尔则指出，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导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对实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冲击，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已趋向于解体。[11](P18 0—189)基顿、伯尔曼等人强调福利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10](P45—46)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 义法治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没有导致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表现了连续性。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 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在对自由主义基本权利作出严格规定之外，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 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23](P257)弗里特曼、艾伦等人也指出，回到与自由主义 法治 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的现实了，也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0—481页。）甚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开始讨论福 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波”问题。[57](P5)而后现代主义法学则对西方法律进行了 解构，进而寻求“对法权的关怀，即对人类的关怀”。（ [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 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国家和市民 社会关系发生变异，“后工业社会”冲突、现代性的“断裂”和全球化对世界的“压缩”等 所导致的外在冲击和内在危机的产物。（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 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页。）面对西方国家与市民 社 会的变异给法治带来的种种危机，昂格尔概括提出了超越现代社会法律的“循环论”和“螺 旋论”；[11](P221—225)伯尔曼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研究，探求 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以摆脱其危机。[10](P53)哈耶克力倡明确肯定的、普遍主义的法 治对国家权力的规束，以捍卫自由、民主和私域权利。（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页；《自由宪章》，第321—348页。）而哈贝马斯则提出新型的“程序主义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二者“难局之途”。（ [德]于尔根·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3)，第9—10页。））。 事实上，近代市民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与国家并立发展以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一直是困扰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 干预主义也始终是影响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长。[40]而高度 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市场与计划、企业与政府、微观规范和宏观调控 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1](P3)个人主义学说的化约论也使自己处于要么否认政治主权而陷 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否认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主义的困境之中。[42](P246)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由主义应“承认公众的和私人间的矛盾，承认个人和公民、个人和群体的双重角色。问 题在于：怎样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时又保留达到共同目的的个人手段；怎样确定个人（以及 群体）的需要并找到满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及市场失灵 与公共失灵的现实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殚精竭虑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设计与权衡（注：参见[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变，[44]西方国家 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45](P300)超越“左”与“右” 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 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46]（导论）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合作关 系，以实现“善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旧路还是新途》，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 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善治”赋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则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在西方有关“有效治理”的含义中，法治居于首 位。参见[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肖存毛译，载俞 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第268页。）。法治诉求自然难以机械固守西 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原则，但是，它也绝不会为福利国家的过度权力扩张而张 目。因为“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 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主、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显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张法律主体应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标，自主地构设“私法社会”（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期望只要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即可实现社会正义。可是，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现有规则必须作实质性的详尽说明；另一方面，必须 引入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主张更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会导致的 威胁”。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范式”，则出现了福利温情主 义，它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力位势（差别）的努力，导致了类似“标准化”干预，“这将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对自主的人生目标之追求。”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 系》，景跃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为此，“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40](P7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西方 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也呈现明显的对立与互补之势，[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国家行 动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动关系，以期协调自由与平等、个人/群体与 国家、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见，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而亚洲赶超型国家（如日、韩等）是在“外生后发型”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关系，川岛武宜就曾直言：“我们缺乏市民社 会和作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态势的支配下，向中世纪甚至向‘神话时代’的复 归，否认个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识及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结果只能是靠权力‘从上 面’强行地控制”，[51](P48)这难免会导致一种权力规则秩序。因而，其法治进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目标来构建多元社会，衡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韩国 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主张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逐渐向辅以社会多元立“法”、执“法”过 渡，并最终以社会规范来取代国家法制。[52]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同样构成了当代非 洲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52](P197—198)从上不难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发展关 系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不仅奠 定了法治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法治运行的边际或界限。 三、启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与中国法治之路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进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为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且其唯物史观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第43页；《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然而，东西方的市民社会与 国家呈现的确实是迥异的发展道路。古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共同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复合”而使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17](P96)而古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 了分离，[54](P22—26)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下获得 繁荣发展的，因而呈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状态（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第428—440页，《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第512—527页；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第102—103页、第27—28页、第75页等；金观涛、唐若昕：《西方 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而进入中世纪，表面上是“无国 家”状态，实质上则是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只不过 这种吞噬是脆弱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第284页；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页。），直到近代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与国家并立发展。在印度、中 国、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东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则没有那种曲折发展的 经历，从国家于社会中产生之时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形成国家同化、吞噬市民社会的 “东方专制主义”。它没有古希腊那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也不同于古罗马那种国 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更不具有西欧中世纪国家吞并市民社会所附有的那种多元权力斗 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而是坚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单一性。这种“总合统一体”的国家 神圣气质成为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和历史遗传基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页、第301—364页。）。不仅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也使民 主法治无以产生和发展。直到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严重压力之下，东方国家才纷纷以革命 或变革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追现代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也才提上日程，民主与 法治也才开始起步。虽然我们不能囿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及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那种僵死的二元论（注：进入20世纪后，西方中心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努 力下，逐渐转变为人类文化多元论或全球文明论，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西方学者萨义德、中国学者日知等也对传统二元思 维模式及“东方专制主义论”提出批评或质疑。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第266页；日知：《中西古典学 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页。），但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迥异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法制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已成为一种世界浪朝。就是说，“只 要现代国家还趋于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 起作用”，[56]它构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现一种 “ 全球走向”。[56]可见，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 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应当说，尽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调适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以应付其民 主与法治受到的严峻挑战，但受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局限，他们是难以确立起其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域与私域、权力与 权利、个性与共性才能真正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切实确立 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过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片面 乃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之传统东方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曾推行高度集权 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会，不仅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滞了民主法治进程。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 行市场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适应全 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一“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及其实践，更不应仅仅是法 律制度的简单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及其实施，而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 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 ，立足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而缩减并转变政府职能，进而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 力 权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私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权利、基层自治（如村民自治、乡镇自治、 街委自治等）权利、公司自治权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权利等等。公权力权威意指职能少而有 力的公权力，而不是职能多而无力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应限于宏观调控管理并依法赋权和 运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应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正义法精神，赋有至上地 位并成为治国之根本。），使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相回应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国应立足于对社会的回应，并以市民社会自主自律的内生秩序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权力法律化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懈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 才能以多元权利来分享、平衡和制约权力并扼制腐败，才能使权利和权力共同纳入法律规制 框架之中并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威，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终 确立起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必须纠正教学偏差，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在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探析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问题，以求得对新课程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课程理念 教学偏差 途径策略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把现实社会生活作为教材的基点，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注重运用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有些偏差，教学中也存在许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学偏差入手，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对“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粗浅的看法。 一、纠正学会收集资料等同于学会运用资料的偏差，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让学生收集资料是新课程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学校布置的课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学生们制作的精美的资料册。但在这些精美的资料册背后却是：有的学生只是从电脑上下载资料，装订成册就算完成任务；有些教师将学生制作的资料册收上来，便束之高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阅读。教师更没有引导学生运用所收集的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时间和纸张的浪费。 学会收集资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会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学会分析资料并运用资料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避免让学生收集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而无当的资料；第二，收集资料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取舍；第三，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资料的阅读，概括出当时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结果和进展；第四，根据对资料的研究，让学生提出质疑、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教室里应留出学生展示资料的空间，使资料得以为学生们共享。 二、纠正“自主”变“自流”的偏差，加强教师的组织和指导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要求。但是现实的教学往往把学生“自主”变成了学生“自流”。强调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有的教师上课便让学生自己看书，没有指导，没有提示，没有具体要求，由学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称之为傻读；有的教师甚至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提(喜欢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学习伙伴自己挑(想和谁交流就和谁交流)，典型的“自流式”。这样做，学生表面上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设置动态的教学设计方案，善于放大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思考状态，师生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自主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学生自己学习，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上，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只要教师持之以恒，课堂必定会变得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 三、纠正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重视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突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学具有教育性规律在新课程中的体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可以“独立”和“直接”进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融为一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许多教师通过开展活动的办法，落实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因而不会成为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作用。 新课程所提倡的活动是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的统一，是操作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亲自体验过程。例如，有位教师在讲《我的压岁钱怎么用》这一课时，就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体验正确的理财观。 师：关于理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把算盘打得精一点。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过春节时亲戚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岁钱吗?平时父母也会给你一些零花钱吗?现在花了吗?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库里还有800元钱，请为自己订一个理财计划。 生：日常花费，如买零食、乘车费、学习用品费；娱乐费，如看电影、玩游戏等。 生：准备一个小本，在上面记录花费的用途、时间。 生：每周自己进行结算。也可以交给爸爸、妈妈审核，以便获得改进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钱管理的指导。 生：理财计划单(略)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学，增加收入要选择。 师：个人生活这样，家庭生活这样，国家生活也是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这样的课堂活动是根据学生自己生活经历或经验进行情景设计的，就使新知识在学生的经历和经验的共鸣、碰撞基础上产生。通过“压岁钱怎么用”的角色体验设计，让真实生活经历、体验与虚拟角色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生动的情景角色体验，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自然渗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四、纠正“历史”与“地理”简单累加的偏差，切实体现新课程的综合性 不少教师一时难以适应新课标的要求，照旧按传统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如有关地理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地理学科形式上课，有关历史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历史学科形式上课，从而割裂该课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历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机整合，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课程。新课程性质要求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其综合性。新课标要求教师做到以下几个“综合”：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对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分析、认识进行综合，对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让课程“综合运用”。比如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识，很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地理因素。我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这一历史内容时，改变过去悬挂《隋运河图》向学生介绍开凿年代、运河分四段等讲法，而是挂了一幅《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中国水系的特点。从中国东部的河流多是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开凿一条南北的河”，通过测量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沟通支流”……可见，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凸现出课程的综合性。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根据学科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做如下尝试。 1．古今相联。“通史”是为了“识今”，是为了展望未来。为此，平时的教学要与当年、当月，甚至当今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讲科技就会讲讲“神六”，讲讲mp4；讲和平，就讲讲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讲讲巴以最新冲突，讲讲最新恐怖活动，讲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文理交融。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联系与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赵州桥，可引导学生进行赵州桥的受力分析，从而理解为什么它会历千年而不倒，体会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3．文史哲相融。历史与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观点本身也是一个哲学观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们用全面观点去思考、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另外，七年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有方，信用无价”，八年级的“感悟沧桑巨变”等课题本身都充满了哲学思辩色彩。另外，文史之间的交义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古典文学(如诗词)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对课改的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认识，在反思和实践中逐渐将新课程的理想变成现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尽管有了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但从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说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以史为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反思。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课堂教学论文 1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4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精心的设计教案，在课堂教学中，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违背新课改要求下，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真正的是实现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学校教师论文: 学校教师论文:从教师的视角看民办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对一民办职业学校的个案调查 摘要：本文通过对民办职业学校中青年教师的采访，从他们的视角分析了民办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内部矛盾，如办学宗旨的扭曲，学校内学校和教师的矛盾，学生与学校和教师的冲突等。希望能够引起民办职业教育者的关注，正确的定位，处理好各种矛盾，在更为健康的道路上不断发展。 目前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我国许多经济、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民办职业教育确实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如北京、上海、西安、苏州等地。那么，在民办职业教育起步较晚的内地，它们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就这一问题，笔者对某职教城的一所民办职业学校进行了调查。该学校是该职教城中规模较大的一所学校。在1993年建校时，只有租借的几间教室，在短短的12年间，到如今已占地500多亩，学生14000多人，教职工370多人，其发展非常迅速。这次调查的对象主要为该校的青年教师。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教师在学校之中处于中层地位，他们对于学校的评价比学校领导和学生要更为客观和理性。二是青年教师构成该校的教师主体。该学校的教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老教授，他们是学校高薪聘请来的，一般是其他普通高校退休后的老教师，他们拿的是课时工资，上课来，下课去，只需关注自己的专业课堂，对学校的深度体会更少一些。另一类就是近几年来招聘来的青年教师，他们构成学校的教师主体，占学校教师的80以上，他们的工资结构是基本工资＋课时工资，而且需要在学校坐班，生活也在学校内，思想比较自由，敏感，活跃，与学生和校内生活都有亲密的接触，因而他们的观点更为真实。但采访后的结果却令人担忧。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可能并不典型，而笔者之所以把它付之成文，也和大多数的教师一样，希望各民办教育者能够发现问题，走得更好。 一、被异化的办学宗旨 无可否认，有许多民办教育者是真心诚意的出于自己的教育理想，致力于教育的发展而举办教育的。他们把创办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以实现自己的教育抱负，为教育事业作贡献。但其中也不乏有些创办者只是把教育仅仅当作企业，当作一种赢利的投资手段，当作“创收”的工具。虽然，《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民办教育可以取得“合理回报”，但由于“合理”二字太模糊，没有明确的界定，没有明确的标准，而使许多人把这视为有机可乘。因而“利润”在他们的心目中更重于“教育效果”、“教育质量”。一位教师说“我们教学部的部长曾在教师会议上明确地说，我们的目的就是创收，让我们身在其中的老师也很感吃惊。”办学的目的如果只在于创收，那么学生的地位何在？教师的地位何在呢？在这一实质宗旨引导下，就很能理解学校一些看似奇怪的做法了。 （一）招生大战 一个企业要“创收”，它必须有自己的产品，一个学校要创收，学生就是产品。但他们之间有一点区别就是，企业的产品必须要推向市场后才能取得回报，而学校则是只要招进学生就有利益。因而学生是多多益善了，至于学生的规模与学校资源的承受能力是否相适应，那似乎不是办学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何争取“更多的学生”就成为民办职业学校的重要目标。招生就成为学校的首要工作。招生的手段方式非常丰富。无疑对民办职业教育而言，“没有生源，就没有学费；没有学费，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办不了学”[1]。特别是对刚起步的学校而言他们不仅要赢利更需要资金积累，这样才能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争取生源确实是民办教育生存的必然之道，因而围绕招生的各项竞争就民办职业学校及其举办者而言是无可厚非的，但对教师、家长、学生而言却并不如此。 在学校强大的宣传攻势之下，家长和学生的选择难免被误导。为了吸引学生、家长的眼光，学校的宣传难免有美化之嫌。如就该学校而言，学校的网站上有这样一段描述：（校园）离市中心40分钟的车程，校园按功能建有：生活区、运动区、教学区、影剧院、专家楼、大学生活动中心、计算机中心、电子实验室、图书馆、室内体育场、学术报告厅、旱冰场。而实际上，这些名称和实际的功能是有差距的。如所谓的图书馆其实就只有两间平房，里面的藏书，据一位老师说：“我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了解大概了”。而学校不顾实际承受能力的大量招生，也使校内资源极度紧张，学生到校后不能享受到充分的学习机会，那么学习效果也就很难保证了。就以该学校为例，学生数和教职工的比例就接近40/1，一般学校而言学校内教师和职工的比例是1/1，如此，则学校学生和教师的比例就高达80/1。一个教师平均带生量为80人，这很难设想能够兼顾到每个学生的学习。 对教师来说，学校为了招收尽量多的学生，那么教师必然也要被纳入招生计划之中了。学校每年都要给一些教师分配招生任务，因而每个新老师都有招生的经历。而且招生名额还和老师的工资、奖金直接挂钩，这给老师们以很大的压力。很多老师反映这种硬性的招生指标让他们觉得很痛苦。 （二）收费混乱 无论是招生，还是宣传攻势的开展，无益对民办职业学校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这些费用其实都间接地转嫁到了学生的费用中。成本的回收以及一定的赢利是民办学校发展的必然，因为只有这样，学校才有发展的可能。对于民办学校而言，学费是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2]。因而与公办学校相比，民办学校的学费可能会略高一点 是可以理解的。就该校而言，学生的学费平均在5000－6000左右，当然有些专业，如航空班，据说一年的学费是一万多（不包括住宿）。在这并不低的学费收取外，学校每年还要收“1200”的代管费。据采访的教师说“我们也解释不清，代管费的具体含义和用途”。学校对学生的家长说是代为管理的费用，如果没有花费是会全额退回的。但学校有什么权利，为学生代为管理费用呢？而老师们说，实际上也从没有退回去过的，理由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如学校会经常开设一些“课外课”，如“演讲与口才”，“社交礼仪”，“英语口语培训”，“驾驶”等课程。其中有些课程其实作为对学生的培养而言，完全是应该纳入正式课程之内的，但它却被抽离出来，单独以培训课的额外方式进行。上这些课学生不必拿现金交培训费，但却并不是免费的，费用就完全从代管费里扣除。而且扣除的多少完全是由学校说了算，学生是并不知情的，有很多学生甚至认为，这些课都是免费的。而实际上这些课的效果却并不满意，因为开设的时间很短，而学校的重点是“收钱”，所以也只是重在形式，至于结果都不会怎么过问的。 二、教师的生存困境许多教师都埋怨，学校的管理不人性，对教师过于苛严。用一位教师的话说“学校要在学生身上创收，同样也在教师身上创收，特别是对我们这样的新老师”。 教师不是被当作有个性，创造性和思想自由的活动者，而是被视为在流水线上工作的雇工一样，管理程序僵化。教师们都说“正常的上下班，以及合理的加班他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令老师们感到难受的是，老师的课堂总会被处于监视之下，如学校领导的突然监堂，甚至采用了监控器。学校的目的是要老师负责任，但对教师而言就是对教师的极不信任。而实际上老师在一种不信任的监控下，是不会有任何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一位教师说：“当我和学生在课堂上自由交流，互动教学中，突然会意识到背后有一双眼睛正在窥视，就 文秘站: 除此之外，教师在课堂上没有一点自由的权利。一位刚辞职准备离校的女教师谈到她离校的原因。“我真的是太失望了，教师完全被视为你拿了工资就应该毫无尊严地为我服务的对象。”事件其实很简单，这位教师上课时准许了一位学生的请假。学生请假的理由是上厕所，但实际上这个学生却趁机到商店买东西吃了。而正巧被该系系主任碰到。该系主任没有批评这个学生，却跑进了这位教师的课堂，打断了上课，并在全班学生的注视下，对该教师进行指责“你作为一个老师有什么权利准学生的假？” 在这种不信任、不尊重的氛围下，教师的待遇却并不理想。该校青年教师的工资一般在1100－1500左右。除了工资，学校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奖励和津贴。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拖欠现象，比如该校20__年1月份的工资是分年前、年后两次支付的。2月份的工资本该月初支付，却到月末的时候才领到。虽然现象不是很严重，但由于教师们工资本来不高，一拖欠许多教师就感到困窘了。 而且教师普遍感到自己没有发展空间。学校虽然也提供了一些进修培训的机会，但一切费用都需自理，学校没有任何形式的补助。就连教师们进校后的上岗培训费用都是从工资中扣除的。学校和某大学联合举办研修班，每个月的费用是600元。老师们说，其实大家都挺想参加，但费用实在太高，扣除了学费之后，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了。因而表面上看来，学校为教师们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机会，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提供，所以，许多教师认为长期呆在学校没有大的发展前途。 这样一来，许多青年教师都抱着满腔热情而来，最终却在沉闷的空气中伤心而去。因而教师的流动性是很大的，该校基础部的新老师，一学期下来就流走了一半。一位教师说“因为教师的流动性太大，课程的安排也随时更换，她上学期一学期就领了好几份课程表。” 三、学生的学习效果无从保证 学校在“降低成本、增强效益”的理念下，在许多方面都只注重形式，内在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效果又何堪呢？而且学校最近又采取了一项降低成本的新措施，即大班教学。基础课程都会成大班上课，每个班都在一百人以上，有些班甚至超过140人。大量的招生远远超出学校资源所能承载的能力，教学资源也很紧张，教师宿舍都安排在了校外暂时租借的住房中。 教师在学校僵化的管理下，也没有教学热情，只是以完成任务的态度来对待教学。教师的不稳定性，经常导致教学的不稳定性，学生不得不在一学期内适应几个教师的教学。学习效果可想而知。教师和学生的接触也非常有限，也无法做到因材施教。课堂教学都很难保证，那么对学生其它方面的教育就更不能顾及了。 而对于学生来说，因为学生的来源非常广，素质也参差不齐，他们的学习能力也不同，因此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学校、教师能给予他们特别的关心和帮助。就该学校来说，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五种就读方式：一类是初中为起点的学生，他们有两种入读方式，一是中专，二是“2＋2”方式，也即五年制大专，前两年学习高中课程，然后参加成人高考，通过后即可转入本校的大专班学习2年，最后实习1年毕业。二类是高中为起点的学生。他们有三种入读方式：一是大专，只要有高中毕业证即可，二是本科B类，所收学生为高考分数线高于专科分数线低于本科分数线的。三是本科A类，为达到本科分数线而落榜的学生。由此可见，学校其实是集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普通本科教育于一身，学生非常复杂。但大部分学生都是原来在中学成绩、素质不怎么好的学生。而且老师们普遍反映这些学生的内心都是比较自卑的，但他们同时又是调皮，放任的。他们倾向于以一种破坏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有这样一件事，该校辅导员的工资是和他们的绩效相联系的，而这绩效中就包括学生的纪律、卫生、流失率等。有一次由于学生对辅导员有意见，他们采取的方式不是沟通、交流，以正常的渠道申诉自己的权利，而是采取了一种消极怠工的方式，即那一个月，全班学生都拒绝做清洁，致使那名辅导员该月的工资全被扣除。对待学习他们也大致表现为这种倾向，当他们发现学校的情况和自己的想象有差距时，他们不是积极的去改造，而是放弃，放弃学习，放弃自己。没有学校、教师及时的鼓励、帮助，再加上自己的消极放弃，学生的学习效果可以想象是很不理想的，并且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即，学校由于大量的招生，而不能使学生获得期望的学习效果，学生从而产生对学校的不满，他们把这种不满转移到自己的学习中，以对抗教师，对抗学习来对抗学校。学生本来素质的不足，加上把对学校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对教师的课堂上，因而更无心学习。教师在学校的管理下本来教学热情不足，学生的不认真学习甚至敌对使他们对教学、对学生的培养更加失去信心。如此学生更不能获得满意的学习和校园生活，更增加对学校、对教师的不满。 结语 民办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办学力量被大力提倡，起发展与强大公立学校系统相比确实具有自身的困难，特别是在经费的问题上。但这是否就能成为降低教学质量标准的理由呢？如果这些内部的问题处理不好，最终会影响学校的进一步的发展的，只有内涵的扩延和良好的内部运行系统才能赢得长期有效的发展。因而各民办职业学校如何来面对来自内、外的压力，解决好自身发展的内部问题，取得更好的成绩，赢得社会的最终认同，还需进一步的探索。 学校教师论文:浅谈提高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科研素质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职学校教师　科研素质 论文摘要:通过探讨职业教育教师科研紊质的棍念及内涵，探索提高中职学校教师科研素质的有效途径。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依赖于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素质的全面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教师的研究能力。教师成为研究者已经成为教育研究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成为教育改革中一个重要的理念。中等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职教师科研实际情况并不如人意。大部分教师缺乏科研意识和能力，不能适应当前中职教育改革对教师研究能力的要求，从而使提高教师科研素质，推动教师参与科学研究成为中职教育一个十分重要和迫切的问题。 1职业教育教师科研素质的概念及内涵 职业教育教师科研素质是针对职业教育教学冲的现象、问题以及生产实践中的新技术推广与应用的实际问题，通过运用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采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践的过程中，个体所具备的专业知识、科研技能与心理品质的总和。专业知识除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等基本知识外，还应具备本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所从事专业教学的生产实践常识;科研技能包括教育教学的实践能力、信息的综合加工和处理能力、科研方法与手段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心理品质包括科研意识与意志、科研动机与兴趣、正确的科研观与科研精神等个人综合素质与人品的总和。科研意识是科研素质的基础，科研方法是科研素质的核心，科研精神是科研素质的内涵。科研素质是现代职业教育对教师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双师型”、学者型、专家型教师素质的核心。 2提高中职学校教师科研素质的主要途径 2 .1开展科研知识培训.增强教师科研意识 教育科学研究是一种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需要研究者掌握从理论到实践的全过程。因此，提高教师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就要从科研基础知识的培训人手，通过系统的培训与指导，引导教师参与科研活动，增强科研意识、自我发展意识和终身学习意识，从而营造一种良好的科研氛围。通过培训，使教师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提高捕捉课题的敏锐性。围绕学校的现实问题开展研究，对学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培养规格进行探讨;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改革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探索。鼓励教师通过撰写调研报告、研究论文等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 2.2开展校际科研交流，提高教师科研能力 开展校际间的科研交流活动，不仅能掌握目前职业学校科研的热点问题和科研发展的方向，而且可借鉴和学习兄弟学校的科研方法，吸取成功的经验，避免人力、物力和资源的浪费，节约有限的科研经费。积极参与多校合作申报的各级科研课题，开展校际横向科研课题、研究项目的协作攻关，可大大提高科研基础较差、科研水平较低、科研能力较弱的学校教师的科研能力，也是学习先进学校科研管理经验的一条捷径。同时，应有计划、有重点地挑选一批专业带头人、科研骨干到兄弟学校进行短期实习，参与课题研究和科学实验。 2.3确立中职教师自己的研究模式 如果说科研兴校是一种宏观目标，校本教育科研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现实道路。中职教师应把校本教育科研作为主要研究模式。校本教育科研是指以学校自身条件为基础，以学校领导和教师为主力，针对学校现实存在的问题而开展的有计划的研究活动。从学校的工作特征来看，学校教育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学校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同样，科研对学校的振兴也主要是通过提高学校教学水平来实现。因此，面向应用的中职教师科研的主要任务就是以解决本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主要目的。也就是校本教育科研的根本目的。 2.4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建立良性评价激励机制 良好的教育科研环境能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激励着教师去开展各种实验研究。因此，必须为教师从事科研创造必要的客观条件，保证教师从事科研必须的调查、实验、写作等活动的时间，激励教师从事教育科研的积极性。其次，要为教师搞教育科研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要有专门教育科研经费预算，规定一定的经费比例，确保教育科研经费的到位。要提供丰富的图书资料、科研设备，使教育科研有充足的物质保证。 重视发挥评价的作用，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对于教师科研成果的评定，一定要根据科研的特性来评价，重视过程的意义，重视科研活动对于实际问题解决的作用，坚持原则的多样化。在有效评价的基础上，把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考评依据与教师年度考核、职称评聘、学校用人等工作挂钩。对积极参与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效的教师及时给予表彰、奖励。由于教育科研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有困难、挫折。这就要求重视激励的作用，以机制促教育科研。 2 .5健全管理体制加强科研管理 切实增加管理力量，加强对教育科研工作的督导，特别是加强科研过程中必要方法和技术的指导，才能起到切实的效果。教育科研行政管理部门应该通过组织一定的成果交流，包括会议、座谈、观摩等活动来切实加强校际教师之间的交往，加强科研成果的交流，在交流中丰富教师的思想，促进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 从学校内部管理看，依据教育科研服务于教学和教师培训的特点，要打通科研制度、教学制度、教师培训和奖励等制度之间的壁垒，形成互相支持、相得益彰的学校管理制度体系。对于学校的教育科学理论知识普及、教育科研课题的立项、研究与指导、学术研讨活动的举行、教育科研成果鉴定与奖励、教育科研成果的应用和推广等方面负起切实的责任。建立教师科研成果推广机制，要求实、求效。 以教师为主体所从事的教育科研应该是“问题解决”式的行动研究，自觉和主动地致力于探索和解决自身教学实际中的教学问题，从而达到改进教学实践、提高教学质量、完善自身素质的目的。当越来越多的中职教师以研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教学工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解决实际教学问题能力的时候，中职学校教学质量才能真正的提高。 学校教师论文:浅谈新时期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职业倦怠原因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 教师进修学校　教师职业倦怠　原因　对策 论文摘要： 教师职业倦怠是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困扰教育界的一个问题。本文对新时期教师进修学校教师的职业倦怠，从职业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教育对象的特点等方面分析其成因，提出一些应对措施，以期缓解这类教师的职业倦怠。 教师职业倦怠是指教师由于不适应教育教学工作对自身的要求而产生的身心状态，使教师厌烦和畏惧教育教学工作的一种心理反应。检视职业倦怠高发的教师团队，探讨新时期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职业倦怠的成因，有针对性地找到缓解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教师职业生活质量，对于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职业倦怠的原因 新时期的教师进修学校，既继承了教师培训的传统工作，近年来又纷纷自谋出路，大都转型为中职学校，因此，教师的职业倦怠既有与普通中小学教师相似之处，又有其自身的独特特点，根源与普通中小学教师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的方面。 （一）职业因素。 1.外在期望与现实的差距 教师进修学校往往承担着全县中小学教师的各项培训任务，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教师的教师”，因此，社会各界对“进校”教师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诸如教育体制改革、新课程改革等方面的培训都由“进校”承担，也要求“进校”教师必须首先理解和践行这些新的教育理念。然而在教师进修学校,教师的成功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 他们不仅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还要考虑如何跟上知识的更新,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而且有来自学历、职称、竞争上岗等方面的压力，不少教师感到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想让较低水平的中职学生取得一点点进步,教师就要付出长期而大量的劳动,而长期付出可能看不到回报,因此，缺少职业满足感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构成了强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不可避免地使教师产生了职业厌倦。 2.角色冲突 很多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都认为更应该在学生、家长甚至社会上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认为这是职业的必然需要，所以凡事要求自己做到尽善尽美，可是职业的神圣感和实际社会地位间存在的反差容易造成教师社会角色和自然角色之间的冲突。教师常常无意识地压抑和否定自我的正常欲求以满足职业需要，为了强调其专业性，增强大众的信心，以至于产生对自己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望，在授教期间内化了与真实世界不相符合的专业角色，认为“自己不该有问题”、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情绪以维持大众对专业的想象。这样，职业带来的无情心理压力就增大了，长期的心理负重和矛盾冲突，极易引起心理问题。 3.角色尴尬 对于进修学校的教师来说,一方面学生的质量相对较差,学生大多伴有不良的行为习惯,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兴趣，使得教师的教育、教学管理难度增大,教师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和承受的压力远比普通中小学教师大。另一方面,社会、家长、学生对进修学校普遍存在偏见,认为是“吃政策饭”的特殊学校，教师教学水平偏低,这样就造成家长、学生对教师的轻视和不亲,教师的劳动得不到学生的理解和尊重。这种不能从劳动中满足基本心理需要的悲哀,使之处于一种尴尬的角色中。 （二）工作环境。 1.工作性质 教师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教学和教育科研工作，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在这几个方面有着一些不同的特点。首先，其教育对象更为多样和复杂，既有常见的、传统的成人（参培教师），又有近年来各进修学校较为多见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这两类不同年龄层次的教育对象给进修学校教师带来的显然是不同的职业成就感。其次，教学工作要适应不同的教育对象，就是同一类对象也很有可能会面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因此在教学方法的选择和使用上往往会因为既有的风格而使教学效果受到影响，并且进一步影响成就感，久而久之也会导致职业倦怠。另外，进修学校教师的教研工作在所有工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教研工作的成果往往周期较长，而且这些成果的转化必然需要时间和时机等因素，因此，教师体会不到教研的乐趣，这也容易导致教师产生职业倦怠。 2.教学评价 对进修学校教师教学的评价，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在现实当中，进修学校的教学评价往往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评价标准的不全面、评价手段的滞后、评价范围的狭隘、评价方案欠科学、人为主观因素较多等，更主要的是，不论什么样的评价方案，实际操作中都难以把握住客观标准，在这样的评价体制下，教师的工作不能真正得到科学、有效的评价和认可，必然使一部分教师产生消极应付心理，工作成就感降低，进而导致职业倦怠。 3.工作压力 如今，竞争已成为时代的特征，教师的“铁饭碗”早已打破，职业安全感受到严重冲击，教师要想在教育领域站稳脚跟，就得不断学习、深造。新时期的进修学校，其专业与课程门类繁多、稳定性差，平行班少，受生源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学校往往师资力量不足，常会出现某些教师在一个学期需要承担两门或两门以上课程教学任务的现象，导致教师教学任务不稳定，工作量大幅增加。职业压力凸显了教师的职业危机感，使教师身心过度疲惫，久而久之，职业倦怠心理就会越来越强烈。 （三）社会因素。 1.社会巨变带给教师的压力 由于国际教育竞争形势的激烈，近些年来，我国采取了一些大刀阔斧的做法，力争以最快的速度与国际接轨，可是教师也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很多观念、思想、概念、技术、行为都需要从头学起。客观上，这种过急的形势，过高的要求，过于理想化的策划，对于教师来说，实际压力超过了实际承受力，这种压力不能缓解，就会变成焦虑，造成过重的心理负担，产生心理疾病，最终直接影响工作质量。 2.社会支持系统 由于升学率的影响，社会舆论方面更倾向于普通中小学教师，更容易看到他们的劳动成果，而对进修学校教师的工作一方面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也不关心和重视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的工作缺乏有力的社会支持，例如，进修学校的教师在职称评定方面岗位职数少、论文要求严格、评审不一定通过等，在教学评价方面，还是用普通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标准来衡量，没有考虑到中职学校和成人教育专业课的特定要求。长此以往必然使教师的工作热情减退。 3.教育大环境 大学扩招、“普高热”升温导致中职教育出现滑坡。一般文化课成绩比较好的初中毕业生都愿意选择升入普通高中，为将来考大学做准备，以致挂进修学校牌子进行中职招生与教学的教师进修学校生源萎缩，学校规模缩小，教师转岗或教学与专业不相符的现象严重。近年来，进修学校的生存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一些学校与教师在夹缝中求生存。受所学专业、年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些教师转岗或再就业希望渺茫，许多教师感到失望无奈，遂导致情绪消极。 （四）教育对象的特点。 1.生源质量不高 进修学校的教育对象，以往一般是各类在职教师，现在，随着社会变革和教育形势的发展，相当多的进修学校都扩大了自己的教育对象，比如从初中毕业生当中招收一些人，读上三年五载之后发给大学毕业文凭，这一类学生是高中生或大学新生的年龄和知识水平，而且大多是考名牌大学无望、相对来说较差的学生，他们有相当多的人抱着混文凭的态度，不思学习，缺乏进取心，这样，教师的教学便缺乏应有的挑战，从而平平淡淡地度日，而且感到教这样的学生极容易疲倦和厌烦，很容易得过且过，出现职业倦怠感。而对于前一类对象来说，他们对培训并不十分重视，学习往往是走过场，对于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他们虽有兴趣，但缺乏深入、持久的学习和研究热情，因此，希望老师不讲理论教材，只交流现有的教学经验，这也使上课的教师有曲高和寡、英雄寂寞之感，职业的倦怠感也油然而生。 2.管理难度大 职业教育入学门槛降低，必然导致生源质量下降。由此带来的是教师的教育管理工作难度增加，教师不仅要考虑到教学对象的文化基础知识与接受能力，而且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调节学生的厌学情绪，纠正学生的各种不良行为习惯。但即使如此，教师的付出往往也得不到学生与家长的理解，师生对立时有发生。课堂教学困难，厌学情绪蔓延，学生的品行不端，纪律涣散，都极易使教师产生挫折感。 二、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职业倦怠的对策 （一）树立职业信念，提高职业声望。 教师要树立坚定的职业信念，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以本职工作为荣，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职业倦怠情绪，不怕辛苦，不计得失，积极从事教育工作。 （二）给予教师恰当的角色定位和社会期望。 教师角色只是教师个体多种身份之一，不能等同于教师个体的全部。目前在审视教师时，习惯于用教师角色代替教师个体，从而遮蔽教师个体本真的生活，把对角色的期望沿用于对个体的期望。过高的期望值，使得把想通过教育培养的所有优秀品质都强加在教师身上，视教师为完人，使为人师者不得不带上面具工作和生活，在角色冲突中挣扎，由此导致压力和厌倦。因此，合理区分和评价教师个体的多种身份，尊重教师的其他角色和真实自我，接纳教师作为人的不完美性，使为人师者脱下面具，真实体验职业生活，在从不完善趋向完善的积极发展过程中感受职业的快乐和成就，能极大地减少教师的倦怠体验。 （三）创造有利于教师创造性劳动的工作环境。 个体的创造是以主动性为前提的，只有真正的主动才有真正的快乐。能够在职业生涯中不断感受创造的教师极少为职业倦怠所困。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指出，创造性的激活需要一个“相对温暖”和“相对安全”的环境，因此，创造有利于教师劳动创造性的环境就是要正确处理政治和教育的关系，承认教育的开放性、多元性和相对独立性，尊重差异性，为教师的职业活动提供充分自主、自由的空间以设计课堂教学，选择教学方法，形成教学风格，张扬个性色彩，践行教育理想。需要转化评价观念，打破固有的条框，肯定与接纳所有能促进学生生命发展与完善的教育教学活动，使教师的工作回归个性与创造，超越职业倦怠，感受到来自职业的幸福。 （四）争取优质生源，实行科学管理。 进修学校在中职招生中，应该严格把关，争取最大限度地获得优质生源，从而提高学校的办学声誉，增强教师工作的成就感，让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体验到工作的乐趣。对担负各类教师培训工作的教师，应该实行科学管理，努力使学校管理人性化、弹性化和多元化。例如，对教师工作的考评要反映出进修学校教师的工作特色，在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和手段、评价内容和组织实施等方面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总之，教师进修学校教师的职业不像普通中小学教师那样受尊重，其工作烦琐、细腻，有做不完的事，讲不完的课，教不完的学生，学不完的新知识与新技能。因此，职业倦怠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其原因也必然多种多样，只要找准问题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就一定能缓解教师的职业倦怠，使之体验到职业的幸福感。 学校教师论文: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合并遇到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不少地方进行了把县级教师进修学校 、教研室合并，组建教师学习教育中心的探索。此举的目的是以研兴培，以培促研，通过资源整合，提高教师培训和教研工作的效益与水平。然而，一些县级师训和教研部门合并后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根据我们的调查和实践，主要是遇到了以下一些现实的问题： 一、 功能定位出现偏差 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合并后，教研、培训作为新机构的两大职能，都应从资源整合中获益，得到强化，实际的情况却差强人意，新机构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教研视为工作中心，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教研部门的日常工作，从而使教师培训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前各地县级教研室大多具有浓厚的教育行政管理色彩。它们承担着大量的教育行政管理职责，如组织开学检查、期中和期末考试、中招体育加试、中招理化生实验加试、论文评选、学科教学大赛、学科竞赛以及对基层中小学教学进行评价和督导等。这些多为硬性的事务性工作，相对而言，教师培训工作显得弹性大，不容易出大问题，也不容易出立竿见影的显赫成绩，所以机构合并后，培训工作动辄就会受到教研工作的“排挤”，教学资源被占用，正常工作受冲击 ，基本职能难以很好实现。 另外，由于新机构的领导班子成员多来自原先的教研部门，根深蒂固的“教研”至上观念，常年从事教研工作的经历、习惯了的工作方式等，也使得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到了教研工作上，对培训工作重视不够。 可以这样讲，一些地方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合并后，不仅没有实现 “研训一体化”的目标，教师进修学校反而同教研室一起被现行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所拖累，沦为教育行政管理的工具，陷入了繁多杂乱的行政事务泥淖中而无法自拔。 二、心理融合困难 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合并后，重新配置办学资源，建新班子，定新制度，领导层和教职工的切身利益随之受到触动。领导职位和职数的变化涉及干部的升迁去留，相同相近专业人员的增多加上按需设岗，择优录用给教职工带来了竞争压力，造成一部分人对工作安排不满意，对新制度 、新举措不认同，积极性受到压抑。教师教育理念、工作方式上的冲突更是家常便饭。原进修学校的老师侧重教育理论的研究，习惯单纯的培训教学和管理。教研员侧重学科教学的研究，下乡听课、检查是他们工作的常态。免不了进修学校教师认为教研员甜 一气，教研员认为进修学校教师脱离实际，自我封闭。有时因为学术观点、工作视角不同，大家在评价一节课、鉴定一项科研课题时意见相左，本可以交流探讨，取长补短，但由于来自不同的单位，闹不好便成了各执己见的意气之争。 如何培养大家的团队精神，提高心理相容度，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同时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成了管理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三、师资队伍素质难以适应“研训一体化”的工作要求 一方面，原教师进修学校教师队伍本来就问题多多。学校缺乏优秀的学科专业人员，教师缺乏基层教学实践经验，面对教师继续教育的新学科、综合性学科和技能学科，部分教师自身专业知识结构不合理、知识储备老化等问题已经凸显出来。 另一方面，原县级教研室也并未吸纳、储备足够的精兵良将。首先，当地那些设施好、生源好、待遇好、声誉好的中小学更能吸引优秀教师加盟，县级教研室很难将他们招致麾下。其次，县级教研室多未建立优胜劣汰的教研员选用机制。教研员即使业绩平平，只要不犯大错，基本无下岗之虞。个别领导甚至把教研室当成了安排亲朋好友或者安置闲杂人员的场所。 第三，县级教研员培训机制不健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部门没有制定硬性的培训制度，没有专门组织促进县级教研员业务能力提高的活动。一些县级教研员，整日忙碌于日常行政性管理事务，个人的专业成长明显滞后于教育形势的发展。 新的组织架构，要求教师要掌握现代教育理论，了解本学科发展趋势，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平，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教育教学科研能力，熟悉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特点、规律，善于开展和组织教师进行有关继续教育教学活动；要求教师熟悉基础教育，能够深人中小学课堂，参与和指导中小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和研究。从目前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组成人员的整体素质来看，距这些要求尚存在一定差距。 “研训一体化”为优秀人才提供了更大的成长空间和更广阔的舞台；也使在原岗位已力不从心的进修学校教师或教研员陡然增加了更多的压力和焦虑。立足现实，自我调适，培养一支师德高尚、业务过硬，精通基础教育、掌握师训规律的专家型教师队伍是机构合并后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推进县级教师进修学校与县级教研部门的整合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 ，形成合力，构建新型的教师学习教育机构是大势所趋 ，符合《教育部关于加强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指导意见》的精神。这里提出县级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合并后的种种现实困境绝非要否定机构整合的方向，而是为了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只要我们勇于正视问题 ，大胆开拓创新，就一定能兴利除弊，真正促进培训与教研的一体化，使培训与教研工作在机构合并之后呈现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的局面。 学校教师论文:浅谈职业学校教师成长的价值取向 论文关键词：职业学校　教师成长　价值取向 论文摘要：职业学校教师成长的价值取向是指其应当成为一名什么样的教师。从专业能力与素养来分析，应当成为双师型教师；从改善工作，提高绩效上来分析，应当成为研究型教师；从教师职业的伦理精神来分析，应当成为关怀型教师。这三种类型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学校的教师问题开始受到普遍的重视，职业学校教师的成长与发展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价值取向则是职业学校教师发展问题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其基本内涵是职业学校的教师应当朝着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发展。事实上，学术界对职业学校的教师问题已经有过许多的探讨，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教师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成为“双师型”教师 双师型这一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初被提出后迅速成为一个基础性的职业教育学概念，并频繁出现在各种政策文本中。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和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成为了当前职业教育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在中国期刊上，以“双师型”作为关键词，选择1999年到2007年作为时间段，采取精确匹配的方式查询，得知从1999年至今国内期刊已经发表与双师型相关论文达2615篇。这表明双师型教师问题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双师型已经成为了职业学校教师发展的一种主流的价值取向。由于双师型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理论上的论证和实践上的检验，并且也得到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认可，所以这种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已经不容怀疑。当一名教师通过主动发展成为了一名被认可的双师型教师之后，他的发展被认为是成功的。但是，关于什么是双师型教师却仍然没有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归纳，认为目前对双师型这一概念存在“双职称”说、“双能力”说、“双证书”说、“双证+双能力”说、“双师素质”说、“一证一职”说、“双元”说等七种理解。讨论的范围也拓展到了整个师资队伍和校外兼职教师。{1}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缘于人们往往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来理解双师型这一概念，另一方面，这一概念的内涵本身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例如，有研究者从当代知识观念、知识制度、知识组织、知识信念及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即知识转型出发来审视教师的知识结构时，得出双师型应当具有学科知识多元化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具有更新能力的“开放性”知识结构，具有创新意识、充满活力的“创造性知识结构”。{2}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只从两个方面的能力或证书来界定双师型的思维方式。 关于如何才能培养双师型教师，这涉及到教师教育，也涉及到教师的管理等许多问题。如职前的教师教育加强多学科训练，培养未来教师构建知识的能力，同时对实训教学与理论教学进行融通；职后教育要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培训，加强学校教师与行业专家的交流与合作等。在教师管理上，要为双师教师的成长创造条件，学校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制定周密的双师型教师培养规划，主动承担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成本，并对双师型教师在工资待遇、职称晋升等方面予以必要的倾斜。对教师个体来说，首先要充分理解双师型教师的现实意义，把成为双师型教师作为引导自己发展的目标定位。充分发挥主体精神，积极投身教育改革实践，在教育实践中不断获取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二、成为研究型教师 职业学校教师发展的另一种可能的价值取向是成为研究型教师。教师成为研究者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并且关于教师为什么要成为研究者，如何才能成为研究者，教育理论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讨。这里所说的研究者，或研究型教师是指能够自觉而有效地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教师，特别是能够主动研究自身工作中的问题，并通过研究来改进工作的教师。当一名教师具有较高的教育科学能力，并且能够主动开展教育科研的时候，意味着这名教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成为了一名具有专业意识和职业自主性的成熟教师。 当代职业教育的许多现象和问题都在召唤着职业学校的教师，而对教师本人来说，开展职业教育研究是一个展示智慧和才华的舞台，也是求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教师作为教学的实施者，在自身的教学实践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需要通过相关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结果。在师范教育阶段，一般都会在未来教师的培养方案中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学科课程体系，如目前湖南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各个专业的培养方案中都有“普通教育学”、“普通心理学”、“职业技术教育学概论”、“职业教育教学法”等教育学科课程，学生可以选修“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教师理解教育现象和问题，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打下基础。但是教师个人从事教育科研的问题意识、实践经验、理论素养、方法能力等还需要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与研究行动中来积累和提高。教师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是教师成长的重要表现。 对职业学校的教师来说，有两个方面的教育科研应当予以特别重视，并且事实上许多教师也正在参与。第一是职业学校的教师成为职业教育课程的开发者。教师成为研究者这句口号本身就来源于课程领域。20世纪中叶，英国的课程论专家斯腾豪斯在批判泰勒提出的经典课程模式，也就是课程开发的目标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课程模式，这就是过程模式。过程模式强调课程的过程性，反对设置一个外在的、静态的课程目标。提出教师应当成为研究者，积极参与课程开发，并且教师也是最有资格的课程开发者。对职业学校的教师来说，课程开发是一项极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职业教育的课程开发强调以工作过程为逻辑来组织课程内容，要求课程开发者熟悉职业岗位的工作逻辑。另外，在知识无限膨胀和技能不断创新，并且职业世界千变万化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知识与技能最有价值也是困扰课程开发者的一个难题。 第二，教师成为行动研究者。所谓行动研究就是对行动的研究，或者说是在行动中研究，也可以理解为行动者在研究。由于教学工作本身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教师作为行动者在其日常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自然也就成了研究的对象。行动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应用研究，其目的并不追求知识的创新和成果的发表，自身问题的解决才是最主要的目标。当然其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改善自身的工作，提高工作绩效，提高教学艺术水平，形成教学风格，使行动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由于职业教育的课程类型更加丰富，在教学上存在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职业学校的学生事务也十分复杂，另外职业教育与社会生活有着广泛的联系等等，这使得职业学校教师更加有必要开展行动研究。 三、成为关怀型教师 教师的专业化是当前教师研究的热点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几乎形成了一个普遍的结论，就是教师是一种可以专业化，也是必须专业化的职业。我们在探讨职业学校教师成长的价值取向时，也是在这一前提条件下进行的。一门职业的专业化通常有三个方面的规定性，“第一，知识，拥有深奥复杂的知识技能，这些知识技能反映着该职业实践活动的内涵和规律，并被应用到从业者的实践中，可以为社会和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第二，权力，形成了自己的自治组织、享有充分的专业自主权，与此相应的是，收入、地位、声望极高；第三，伦理，坚守服务精神，自律，不以谋取利益为最终目的。”{3}事实上，职业学校的教师专业化也正是沿着这三个维度来进行的。同时，也不难看出，在伦理上遵守某种规范和要求也是教师专业化的重要内容。于是教师的发展在伦理上就有了某种规定性。也正是因为考虑到教师职业是一项伦理性职业，教育活动是一种伦理性的活动，有必要提出职业学校教师的成长的一个伦理性目标，我们称之为成为关怀型教师。 所谓关怀型教师是指教师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这也是教师职业服务精神的重要体现。在科学技术时代，受到效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职业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异变。有研究者指出，现代教育是一种规训化的教育，规训是现代性教育的显著特征，而对人的支配、处置、压制、型塑则是规训的主要特征。“现代性教育试图用规训的技术、规训的道德、规训的知识为人们装备上具有生产力的功能，教给人们获取各种利益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无法燃起生命和精神之火，只能象石头一样，砌成身体之间的墙。这墙无法为生命和精神展开一条可能性道路，仅仅是禁锢生命，阻隔了爱。没有了爱，教育也就不再成为教化。”{4}关怀型教师能够把规训式的教育转变为教化式的教育，一种爱的教育，促进学生自主、和谐与持续发展，并且师生之间更容易建立起一种平等的、交往的、合作的师生关系，也使得师生之间能够直正的进行情感与价值的交流。当代职业教育正在热切呼唤以关怀学生作为职业伦理精神的教师，成为关怀型教师也是当代职业学校教师发展的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 职业学校教师成长可以从多个侧面来进行分析。成为双师型教师主要是针对职业学校教师应当具备什么样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而言的；成为研究型教师主要是针对教师如何才能改善工作、提高绩效而言的；成为关怀型教师主要是针对教师职业的伦理精神和现代性教育的特征而言的。很显然，这三种类型在本质上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也可能同时体现在同一个具体的教师身上。当然职业学校教师成长的价值取向还可以从更多视角来进行探讨，这有助于对职业学校教师形成一种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认识。 学校教师论文: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课堂心理透视 论文关键词：中职教师 课堂情境 课堂心理 养成途径 论文摘要：本文结合中职学校的教学实际，在对教师课堂心理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和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当前中职教师课堂心理健康状况已不容乐观，这直接影响了教师课堂教学的组织和教学质量，并威胁着中职学校教师对职业教育的信心和动力。为此，笔者就中职学校教师课堂心理健康养成途径谈一点看法，期望能对广大同仁有所借鉴。 目前，在中职学校的课前课后存在着一些较为普遍的现象：课前，教师似乎得了“课堂恐惧症”，总是踏着艰难的脚步走进教室，去面对那一群无可奈何的学生；下课，教师闷闷不乐地独坐在某个角落一言不发；课间，教师用无可奈何的、批评的、甚至是愤怒的、发泄的口气在讨论、声讨着那些捣蛋学生。当然，也有部分教师（但似乎越来越少了）能平静地走进教室、轻松离开课堂。教师的这种课前课后的心态，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关注，教师在如此心态下怎么能上好课？又怎么能保证教学质量？其实，这些现象反映了教师特有的课堂心理问题。它是当前中职学校教师中较为普遍存在、对教学质量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但又被学校领导、教学组织管理人员、教育研究工作者们忽视的问题。本文结合当前中职学校的教学实际，在对教师课堂心理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和特征进行分析、透视的基础上，就中职学校教师课堂心理健康养成途径谈一点看法，期望对广大同仁有所借鉴。 教师课堂心理的内涵及对课堂教学的影响 课堂心理是教师在特定的课堂教学情境中所具有的心智状态，从隐性的角度看是教师课堂教学的心理过程和对课堂的心理感受，从显性的角度看表现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待学生、教学内容的态度以及教学表达方式和教学组织的情绪，甚至体现在教师对职业教育的看法之中。作为教师，大家都有同感：教学过程既是教师的劳动付出过程，也是教师对自己劳动付出的感受过程，同时也是教师课堂心理的形成、变化过程。一堂课（劳动付出）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教师自身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直接反映在课堂心理的形成、变化过程中，因为三个过程是同时互动进行的。劳动付出过程是后两个过程存在的基础，感受过程是教师对劳动付出过程的自我评介、总结和体验，课堂心理的形成、变化过程是感受过程的具体反映。每一位教师都十分重视对自己劳动付出过程的心理感受，而且这种感受直接影响着教学过程的组织。从三者的关系不难看出，教师课堂心理的好坏对课堂教学的下列因素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1）课堂气氛；（2）讲授思路；（3）内容表达；（4）讲课激情；（5）对待学生的态度；（6）师生互动交流；（7）课堂语言艺术与幽默感；（8）临场发挥能力；（9）讲解的耐心程度等等。显然，教师课堂心理对教学过程的组织进而对教学效果有着直接而重要影响，因而进一步剖析教师课堂心理的特征、影响因素和心理健康的养成途径与方法，对确保课堂教学正常进行、促进教学效果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师课堂心理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一般说来，教师课堂心理具有以下鲜明的特征：（1）情境性。教师课堂心理是在特定的课堂教学情境中产生的，没有了课堂教学情境，就失去了它产生的环境条件。正如不置身于课堂之中，就很难有课堂的心理感受；（2）关联性。特定的课堂心理的形成和变化往往与多种因素有关（后有详述），一个课堂事件就会诱发教师的相关多种课堂情绪；（3）个体差异性。对教师而言，虽然课堂心理是客观而普遍存在的，但个人的内心感受、表达方式会有很大差异；（4）互动性。特定的课堂心理是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性交流而产生的，学生的课堂反应和课堂表现促使教师特定课堂心理的产生，教师课堂心理的表达又会对学生的课堂情绪和课堂行为产生影响，这种互动性十分明显；（5）时限性。正如有的教师在上节课大发脾气，心情不畅，但下次课却能以平静的心态笑对学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的那种心理已经不复存在了；（6）对外辐射性。课堂心理除了对课堂教学产生影响外，还会对教师的课外行为产生影响。大部分教师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或感受，课堂上发了脾气而心情不好，下课了也怒气冲冲，甚至会对家人大发脾气。 教师课堂心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学生因素和教师自身因素两个方面。 来自学生的因素主要有：（1）班级风气。如果一个班级学习风气好、课堂纪律好、师生互动好，教师上课就会心情舒畅、动力十足、发挥充分，并且对学生爱护有加；相反，如果一个班级学习风气懒散、课堂纪律混乱、师生缺乏互动配合，甚至师生对立，教师则会失去信心，上课没有动力，甚至会产生“课堂恐惧症”，怕面对学生；（2）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反应程度。如果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感兴趣，同时又能理解、掌握并积极配合教师，教师就会平静、轻松、愉快地组织教学，甚至会视上课为乐趣；反之，如果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缺乏兴趣，或听不懂所讲内容，师生之间缺乏互动，教师就会产生疑惑、紧张、无可奈何的课堂心理；（3）课堂突发事件。如果少数“差生”无视纪律，扰乱课堂，听不进教师的批评、劝告，甚至与教师发生课堂冲突（今天的职教课堂里，这种情形已屡见不鲜，而且已成为影响教师课堂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试想，在此情形下，一个教师会以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热情去组织课堂教学？ 来自教师的因素主要有：（1）职业责任感。如果教师的教育责任感强烈，学生的课堂表现越差，对教师的打击就越重，教师的课堂心理就越容易变形和波动；相反，如果教师对学生缺少责任心，则会对学生的课堂表现淡然视之，课堂心理也就不易波动；（2）批评学生的语言技巧、方式方法。教师对扰乱课堂纪律的学生使用过激的语言、不恰当的方式进行批评，会导致课堂气氛紧张，引发师生课堂冲突，从而对教师课堂心理造成影响；（3）容忍度、包容度。教师对课堂突发事件、“差生”群体缺乏容忍和包容，课堂的自我控制力就差，又会伤及自己的课堂情绪和热情；（4）教学经历、课堂经验。一般说来，具有多年教学经历、课堂经验的教师，其课堂心理不易受学生课堂言行的影响，而新教师则因自身经验缺乏、学校管理压力较大，很容易因学生不良的课堂言行而打击教学积极性、损害课堂心理；（5）教学内容的熟练程度（课堂教学“底气”）。这主要影响教师的课堂教学信心。如果教师对教学内容熟悉，教学“底气”足，教学过程就会充满信心，反之（特别是有同事参与听课的情况下），教学过程就会显得混乱而紧张，从而影响课堂心理；（6）教师的工作、生活背景。如果一个教师课堂教学前因家庭关系、生活琐事、与同事领导关系处理不好等而导致心情差，走进课堂的心理也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教师课堂心理还受学校教学管理如教学监督等因素的影响。但教师课堂心理主要产生于特定的课堂教学情境之中，因此学生的因素和教师自身的因素是最主要的。而且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学生往往是诱发因素，教师则是附随因素。 当前中职学校教师课堂心理的特征类型及良好、健康课堂心理的养成途径与方法 近几年来，中等职业学校招生门槛降低，生源质量明显下降，“差生”群体增多，校风、班风呈每况愈下之势，这对教师的课堂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教师课堂心理健康已不容乐观。教师课堂心理大概呈现出以下特征类型： 平淡冷静、泰然处之型这主要表现在一部分具有多年教学经历和课堂经验、心态较为平和的中青年教师身上，可从他们课前、课后的言谈中表现出来，“不要与学生计较”、“要习惯学生”、“对捣乱的那几个学生要冷处理，不要动怒”。这部分教师总是笑听别的教师激烈、气愤地谈论，自己似乎觉得不值一提。 心中不满、无可奈何型这主要集中在一部分老教师尤其是女教师身上。课堂学生的表现让他们不满意，他们总是在叹气，“唉，没办法！”、“真是朽木不可雕”。有时还会建议那些气呼呼的、情绪过于激动的教师放弃、听之任之。 激动气愤、极端不满型这主要是那些责任感十分强烈、对课堂期望过高和要求太严的教师，或是那些没有课堂经验的新教师。这部分教师课堂上对于学生的不端表现，往往以严厉的口气、过激的语言批评，容易与“差生”发生激烈冲突，搞得课堂气氛紧张、自己情绪激动、心情极度不快。所谓的“课堂恐惧症”就是对他们而言的。显然，具有前两类课堂心理的教师占大多数。在课堂上批评学生时，他们讲究语言技巧，使用适当的口气，很少与学生发生冲突，即使学生的言行令人气愤，他们也不会表现出来。这对课堂教学的正常进行影响不大，但对教学效果却有较大影响。他们对学生不良表现的不满，会反映在教学的发挥中。而具有第三类课堂心理的教师则占少数，由于不满情绪的表现充分，当然对教学过程和课堂教学效果都产生很大影响。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探究良好、健康的教师课堂心理养成的途径与方法，以确保课堂教学的正常进行，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 对于良好的、健康的教师课堂心理养成的途径与方法，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历和课堂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教师要对当前职业教育的形势和课堂教学的特点有足够的认识，这样对课堂的异常现象就会有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2）上课走进教室之前，注意提醒自己冷静，给自己注射“镇静剂”；（3）教师课堂上批评学生应注意语言的技巧、说话的口气，避免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4）课堂上批评学生涉及面不要太大，要注意通过自己的真诚、技巧、恰当的时机争取大部分学生的支持；（5）要根据课堂的具体情况，适时使用幽默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调节课堂气氛，提高“差生”的课堂注意力和课堂兴趣；（6）对课堂表现过于“突出”的“差生”，可课外私下与之沟通，试着从情感方面感化他们；（7）我们强调职业责任感，但对差生要理解、宽容，不一定要通过批评表现出来；（8）经常与心态宽松的教师交流、沟通课堂经历、经验，倾听他们对待“差生”的态度和方法；（9）上课之前，教师对教学内容要准备充分，切忌一知半解，否则会失去学生对教师的信心和支持；（10）学校领导、教学组织管理人员在给教师提出要求的同时，应注意了解班级课堂情况，提出一些建议和方法，帮助教师处理课堂异常情况，并通过语言等方式给教师以宽慰。总之，只要各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到以上几个方面，课堂心理就会日益健康。 学校教师论文:关于卫生学校青年教师培养的几点思考 【摘要】 从提供和谐的生活、工作环境，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更新职教观，提高专业技能等方面提出了对卫生学校青年教师培养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 卫生学校；青年教师；培养 《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2001～2015年，要压缩中等医学教育，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学校具备的条件，可保留部分中等卫生学校；一些条件较好的中等卫生学校可在并入高校或独立升格后，举办普通高等医学专科教育或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中等卫生学校较多的地区，对办学规模较小、服务面窄的学校应做相应的撤、并调整。这使各卫生学校面临严峻的形势，挑战与机遇共存。这就要求各卫生学校重视内涵建设，力求树立品牌和可持续发展；而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和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走上讲台，成为学校发展的生力军。如何培养青年教师，是关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长远发展的大事。笔者结合当前卫生学校实际，就如何培养青年教师作了如下思考。 1 提供和谐的生活、工作环境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上的需要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如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等。青年教师刚跨出校门，踏入社会，要安心教学，首先需要的是相对稳定的衣、食、住、行和工作环境，学校应在这方面多为他们着想，尽量提供方便，营造较为舒适的校园环境、建立相对合理的用人及薪酬制度，使青年教师到单位后能尽快地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中。除此之外，还应引导青年教师体会医学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使其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重大的社会价值，从而产生自豪感、激发工作热情和潜能；应构建相对完善的青年教师培训机制，帮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为青年教师施展才能、提升专业地位搭建平台，这样才能使青年教师，特别是优秀青年教师感受学校的内在魅力和凝聚力，更加爱校爱岗，为学校发展尽力。 2 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更新职教观 由于卫生学校的青年教师有相当一部分毕业于非师范院校，即使毕业于师范院校，多数也对职业教育知之不深，故在其踏上卫校讲坛之初，应引导他们尽快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更新职教观念，对其认同、适应职业角色及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统的教育观念把教育过程看作是教师对学生进行知识传输和人格外塑的过程，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1］。而今则认为，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教师应对学生予以充分的启发和引导，使其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有创造性地学习；教师应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能够并习惯于终生学习，使学生在其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都能不断学习并运用各种新知识，应对各种情况。 作为卫生职业教育工作者，青年教师们还必须充分认识职业教育和职业学校教育工作的特点，树立现代职业教育的新观念。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能获得一定的职业岗位，能胜任职业工作的人，应使培养对象成为就业有优势、升学有希望、创业有本领、终生学习有基础的人；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具有技能性、实用性、应用性较强等特点。青年教师们应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给予学生足够的关心和尊重，争取成为学生热爱和信任的朋友，为学生的综合发展提供帮助；应树立素质教育的观念，引导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做人、学会学习，既重视基本素质培养，又重视职业素质培养，为成为合格的公民、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及继续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应树立能力本位的观念，培养技术型、技能型的人才。 3 培养并提高专业技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卫生学校青年教师应通过《教育学》、《心理学》、普通话水平考试及能力测试等，方能取得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合法执教。除督促青年教师达到上述基本要求之外，学校还应加强对其医学专业知识、技能及教书、育人、科研等几方面专业技能的培训。 3.1 进一步提高医学专业知识、技能和教学水平 卫生学校教学工作有别于医学院校，主要培养中、初级卫生技术专业人才，贯彻的是以全面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的职教观，一般专业多、课程多、类别多、内容多，要求青年教师一专多能，最好是多专多能，理论与实践并重。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在当今时代，医学及其他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学科专业不断调整变化，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广泛应用，激励青年教师迅速更新知识、拓展知识面，以广博的学识充实自己、丰富课堂，不仅有“一桶水”，而且有“源头活水”，方能常教常新，带领学生不断进步。此外，青年教师应多向经验丰富的教师学习，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尽快学会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和手段，将自己所知变为学生所懂、所用。学校应开展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鼓励和有计划地安排医学、药学、护理等专业的青年教师医教结合、考取执业医师（药师、护士）资格、外出进修学习等，方能促使青年教师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提高动手能力，以培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 3.2 班主任能力的培训 班主任工作是学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教师承担班主任工作是实现教书育人的必经之路［2］。对于青年教师而言，承担班主任工作可以使其比单纯教授某一科目更加接近学生、了解学生、关爱学生，更多地应用自身的人文素养、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去帮助学生成长；同时因管理学生而更多更好地与全校各部门接触、协作，尽快地了解学校的整体情况、融入学校这个大集体之中，这样既提高专业技能，又增强主人翁意识和责任心，对自身的全面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学校应对青年教师担任班主任提出明确的要求，进行相关培训，对初次任职的班主任多予以指导、帮助，确保班主任工作顺利开展。 3.3 教研、科研能力的培训 医学教育研究是医学教育工作者应具备的一项基本能力。卫校教师在做好教学、服务、管理等工作的同时搞好教研、科研，既可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又能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新方法，提高自身教育教学能力；同时，相互交流经验还可使思维在碰撞间擦出火花、激发出灵感，探索、总结更多经验，从而使教育与科研相互促进，进入不断提高的良性循环。对于青年教师，各卫生学校应根据其能力和特长，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硬件设施、安排具有一定教（科）研能力的教师进行指导，避免研究中的盲目性和不科学性；同时应以浓厚的学术氛围熏陶他们，以健全的教（科）研制度规范、激励他们，使他们杜绝开展教（科）研工作是为了晋职晋升的功利之心，认识到教师应以此体现自身的专业地位与个性，满足自身的自我实现需要及成就需要，这对个人成长和学校发展而言都是双赢的好事。 总之，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需要卫生学校管理者高度重视、相关人员大力支持，加上青年教师自身积极努力，方能卓有成效地开展，从而促进青年教师成长，促进卫生学校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学校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学校教师论文:罗马及希腊与古代东方国家初等学校教师地位的比较 论文关键字：梦希腊 古代东方国家 初等学校 教师地位 论文摘要：纵观古代东方各国及罗马和希腊等国，研究者发现罗马及希腊与古代东方国家初等学校教师地位高低截然不同，本文立足于描述它们之间教师地位差异的事实，比较影响教师地位的四素，进而为现代社会提高教师地位提供理论依据。 在古代，罗马及希腊与东方各国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但仔细考察它们各自的教育，研究者就会发现它们的教师地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一、罗马与希腊初等学校教师地位考察 (一)罗马初等学校教师的地位 1、古代罗马的初等学校又称卢达斯，这种初等学校在共和后期得到比较普遍的发展。它主要招收7一I2岁儿童。教育内容主要是读、写、算，其中包括《十二铜表法》和道德格言等，但不重视体育和音乐。由于学校是私人开办的，往往设在教师家里或寺庙屋檐下，因此，教学条件十分简陋},a。教师往往是由一些有知识有修养的奴隶或被解放了的奴隶来担任，更甚的是，教师也有在奴隶市场上被拍卖的。 2、在罗马，教育是在军事色彩浓厚的社会背景卜展开的，国家完全掌握着教育，非常重视军事体育教育，忽视知识文化的学习，因此教师地位不显。即使是重视部分知识的习得，也是关注中等、高等教育，而忽视初级学校教育，这也是在古代罗马教师社会地位卑卜的原因之一。 3、古罗马的教育家西塞罗曾经把职业划分为“自由的”与“卑贱的”两大类，他把教师这个职业列在自由地与卑贱的职业之间，由此也可见教师的地位较低。 4、下面是《讽刺短诗》中的一首诗，它生动地描绘了罗马小学教师的生活: 可恶的教师，男女儿童都讨厌的人，你有什么权力来打扰我们?大冠子公鸡还没有报晓之前，你就开始野蛮地大声打骂起来。工匠在雕刻讽刺骑马的法官的雕塑中把法官安上马背时，敲打铁砧的金属声音也没有你声音大;在大型竞技场里，观众为打败对手的斗士的喝彩声也没有你的声音大。作为你的邻居，我们并不希望你能让我们睡个通宵，因为偶然被你吵醒，问题不大，但你吵得我们彻夜不眠，却是重大的折磨。把吵闹的教师解雇吧，当你听到吵闹声时，尽量采取措施保持安静吧Izl } (二)希腊初等学校教师的地位 希腊的教育分为斯巴达的教育和雅典的教育。 1、斯巴达学校教师的地位 由于斯巴达的教育是以培养勇猛善战的军人为目的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不重视人的智慧的培养，而且鄙视知识，所以学校教师的地位很低。 2、雅典的初等学校教师的地位 在雅典，不同阶段的教育学校类型是不同的，文法学校和弦琴学校可谓雅典的初等学校教育。7岁后，除女孩继续在自己家里接受教育，所有男孩进人私人开办的文法学校和弦琴学校学习。在雅典，这是最初级的学校教育川。雅典人追求多才多艺，全面和谐的发展，但反对从事专门的职业或拥有专门的技能而作为谋生之道。例如学习音乐，只是为了娱乐的要求，但不可学得太好，否则就有人指责川。由于这样，教师的地位极其低下，有些教师还是获得自由的奴隶，收人菲薄，不受社会尊重。教师作为一种阶层是最受轻蔑的。孩子们怀着一种优越感带着在上课时玩耍的爱物、豹、猫和狗等，去上学就象去逛商店一样。游手好闲之徒进入小学校和角力学校，就象他们进人店铺摊店一样，继续闲谈，观望，严重地干扰了学校的学习。教师似乎明显地受着学生们及其朋友们的支配川。 二、古代东方国家初等学校教师的地位 在古代东方国家，知识常常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利，教师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国家培养统治人员、合格的官吏、文士人员，所以教师的地位较高。同时，各初等学校都极重道德品质的培养，所以尊师重道被当作一种品质来培养。 (一)古埃及初等学校教师的地位 1、在古埃及，存在着宫廷学校教育、神庙学校教育、文士学校教育，但宫廷学校、僧侣学校和神庙学校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些想成为政府官吏或寺庙祭司的地位较低的奴隶主子弟，大多数进人“文士”所设立的学校学习。这些学校的教师大多是从神庙学校出来的。他们本来也是准备为官为僧的，其中有的已获得一定官职，握有一定权势;有的并无任何官职，但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的最大特点是他们都长于文墨，并具有一定初步科学知识!s1。于是，古埃及不但以僧侣、官吏为师，而且产生了大批专业教师一文士。 2,僧侣乌若霍若新特在记述他设置学校的铭文上说:“我遵照法老的法令，创办和管理学校，学校的全部学生全来白显贵人家，而非贫穷人家!”!”。这赤裸裸地表明，人学校受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利，所以教师的地位较高。 3、同时，埃及的初等学校要求学生尊日神、忠国君、敬长官、孝双亲，显然尊敬教师也在此之列。 4、在初等学校中，教师可以随便施行体罚，认为“男孩子的耳朵是长在脊背上的，你不打他不听”，包括贵族家的孩子，这也说明教师在当时社会的地位很高!3! (二)古印度古儒学校教师的地位 古印度的初等学校教育主要是古儒学校的教育。古儒学校内的教师称为“古儒”，古儒是由于在当时的印度，科学知识的萌芽和发展，传播多样化知识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经义具有研究而专门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的人。因为古儒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给儿童圣书，即《吠陀经》，所以古儒被认为是从事神职，受到普遍的尊重。他们名义上为神效命，不受报酬。实际上，学生家长每每给他们以丰厚的赠礼，学生无微不至地侍奉教师和服从师命，因为师礼不周，是要被开除的。 (三)古代希伯来的教师地位情况 i、在古代的希伯来，教师的地位也是相当高的。因为在希伯来，“人人必须受教，才能人人成为上帝的真正信仰者，才能保证民族不受衰亡的威胁，所以不受教育的人必须被剥夺一切权力，必须逐放城外，没有设置学校的城市，乃是不容存在的。”教育事业被视为神圣的事业，所以教师也是受人尊崇的。 2、希伯来的教育是神学的附庸，初级学校的最初阶段，教师传授圣经中的《摩西五书》，教师被人们成为“拉比”，他们有较高的宗教修养和文化水平。随着希伯来的经典日益多起来后，唯有拉比才能理解，所以教师的地位又一次得到了提高，他们不仅仅是学校的教师，并且成为社会上享有权威的特殊人士。“拉比的语言是上帝的语言”，通过这句话就可以看到古代希伯来社会中教师的地位之高。 总之，由于宗教、阶级斗争、知识观的因素，初等学校教师的地位在古代东方各国是较高的。 综上所述，在古代东方知识常常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利，教师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古代希腊、罗马初等学校教师社会地位低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古代，教师的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教师的水平、成就，也不取决于教师对社会的生产、人们的生活和人的发展做了多少贡献，而是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比如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教育为哪个阶级服务，国家统治阶级是怎样看待教育的等等因素。教师是教育事业成败的关键，社会应从希腊、罗马国家的教育事业汲取教训，从古代东方国家教育事业过程中吸收经验，全力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使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个人和团体作用。 学校教师论文:探索信息技术教师在中学学校教育中的角色 【摘要】信息技术教师在中学学校教育中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以多样化的角色对学校教育改革和信息时代学生形象的塑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旨在通过浅析信息技术教师在中学学校教育中的角色，提出他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 【关键词】信息技术教师、中学学校教育、角色、作用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已渗透到教育领域，教育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先进技术手段来解决教育问题，以实现教育的最优化。而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信息技术教师是作用发挥的有效中介，他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无可比拟。 一、单从教书育人的角度谈信息技术教师的角色 1、立足信息技术教材，分析学生情况，使学生了解信息技术相关知识，掌握信息技术技能操作。 信息技术教师作为一名教师，他的首要任务是根据信息技术的特点，教给学生信息技术相关知识（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信息科学知识、简单的程序设计知识等）以及帮助学生完成信息技术技能操作训练（包括word编辑文字、excel表格处理、e-mail发送、简单的网页设计等）。其中，在教学前测阶段，信息技术教师应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了解学生现状，分析学生个性和需求等。教学中注重学生反馈信息，预测教学目标实现程度并进行形成性评价。此外还应重视后期测评等。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完成信息技术学科教学目标，储存了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体现了信息时代教学改革中课堂教学的一个发展方向。 2、向学生传授“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思想，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体悟信息技术教育的优越性，从而能够有效地学习。 信息技术教育不是单纯地计算机教育，如果信息技术教师只是一味地按信息技术学科教材进行教学，教学内容过于单纯和专业化，忽视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地培养，那么培养出来的学生将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为此，信息技术教师应向学生传输“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思想，让学生结合各科学习需要接触和使用相关工具软件，启发学生利用各种新的信息手段和技术去获取知识，解决问题等等，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受信息技术教育的优越性，从而巩固和拓展信息技术学科知识，达到学科学习有效性的目的。 3、培养学生的信息素样，为学生终身学习创造条件，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 在信息技术教学中，信息技术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即信息意识、信息常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比如，教师鼓励学生使用信息技术来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可促使学生信息意识的形成；通过教师给学生提供一些有关的信息文章和设置信息讨论会，学生的信息常识可不断扩增；借助互联网完成学习任务和创设师生、生生的情景交流来评价信息的有效性有助于学生信息能力的培养；通过教师教育学生杜绝滥用信息资源和乱交网友以及教会学生防止计算机病毒等途径可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信息伦理道德修养。 二、从学校教学系统方面分析信息技术教师的多样化角色 1、教学活动的设计者 信息社会需要教育领域能够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和快出人才。面对教育信息量的激增，教师要有效地进行教学设计（包括学习者分析，学习需要分析，教学目标的分析和设计，教学内容的分析，教学方法、媒体、策略的分析与运用，教学设计成果的评价等环节），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学到更多的知识。这种教学设计，大到整门课程的设计，小到一个单元目标的设计、一节课的设计，它可为教学设计活动提供依据。信息技术教师由于具有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设计理论的依托，又懂得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由他带头进行教学设计，定可在全校范围内掀起“教学设计热”，这又是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付诸实践的一个有效途径。 2、教学资源的开发者 信息社会中，媒体教学已走进教育领域，各学校都在筹备资金大力建设多媒体教室，教学资源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信息技术教师应带头做好教学资源开发工作（如制作简单的教学软件、幻灯投影教材、简单的音频和视频教材、用PowerPoint、Authorware等制作多媒体课件等），以保证有足够的教学资源满足教学的需要。 3、选择合理的教学模式 教育信息时代，大量新型的学习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学校教育中，合理的教学模式的选择，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信息技术教师能够根据具体的学科内容和学生特点，在不同的学习环境下选择出合理的学习模式。比如：网络探究式学习模型能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小组学习和游戏型学习模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辩论和反思能训练学生的批判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信息技术教师可举办学习经验交流会，向相关的教师和学生建议学习模式选择的重要性。 4、创设和谐的学习情景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情景的创设是有效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教师应努力创设情景，充分尊重学生主动学习的权利，施展给学生主动探究、参与的时间和空间，指导学生解决问题，形成意义建构。信息技术教师可教育叙事，通过活生生的教学实例启发教师教学思维的改变，真正的实现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双主”教学模式。 总而言之，信息技术教师以其多样化的角色参与到学校教育中，对学校教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他的先进教学思想引导下，学校教育定会培养出适合时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同时，学校教育自身也得到一定的改革。 学校教师论文:福建省中职学校信息技术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 论文关键词：福建省 中职学校 信息技术教师 满意度 论文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结合管理学知识，以工作满意度为主要指标，对福建省中职学校信息技术教师工作满意度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福建中职学校信息技术教师在学校组织气氛、职业声望、薪酬福利方面满意度不高；本文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前言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技术俨然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劳动者的要求越来越高，信息技术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休现劳动者综合素质的一个标准。随着海西建设大刀阔斧前进，主动适应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加快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是职业教育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福建中等职业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合格的、服务海西建设的生产一线人才。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教育水平高低将决定着中等职业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中职学校信息技术教师是中职信息技术教学工作的主体，是中职信息教育事业的首要资源。所谓教师工作满意度是教师对其工作与所从事职业以及工作条件与状况的一种总体的、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与看法。教师工作满意度对发挥教师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中职学校信息技术教师工作满意度进行研究，可以为学校正确地认识信息技术教师对自身工作的满意状况，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促进教师工作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优化相应的激励机制提供参考。 研究对象与方法 I、研究对象 运用随机抽样法，从福建海洋职业技术学校、福建宁德财校、漳州农业学校、福建工业学校、福建理工学校等57所福建中等职业学校中随机抽取83名从事信息技术教学工作的教师，向其发放问卷83份，回收73份，其中有效问卷为70份，有效回收率84% 。 2、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 3、研究结果与分析 (1)学校组织气氛满意度 中职信息技术教师生活圈子相对较小，除了陪伴家人朋友之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与同事学生相处。大量研究表明，不和谐的学校组织气氛会引起教师的不满意感。只有当教师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处于健康状态而令人愉快时，他们才会相应地表现出对工作的满足感。良好的学校组织气氛则对教师工作积极性有显著影响。知名学者、行为学家伦西斯利克特曾经提出“支持关系理论”。他认为所谓“支持”是指职工置身于组织的环境中，通过工作交往，亲身感受和体验各方面的支持和重视，从而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并激发起工作的主动性m。从调查结果来看，福建省中职学校信息技术教师比较认同学校组织气氛M(3.49) 3。其中，认为很满意(17.1%)和满意(30.0%)的占了总数的47.1%。笔者认为，信息技术属于理工科目，而理工科教师大多具有豪放、不拘小节、外向、率真、的性格特点。在与同事相处中相对比较融洽、和谐，比较容易营造良好的组织气氛。此外，对部分教师的访谈中了解到，随着学校制度的改革，在职称评定等方面教师之问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有时很难避免某些直接的冲突，从而影响同事关系的融洽。 表1福建省中职学校信息技术教师对学校组织气氛满意度(N=70) (2)职业声望满意度 职业声望最早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他认为社会分层应该从财富、权力和声望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所谓的职业声望是指“人们对某种职业社会地位高低的看法”，是“社会舆论对一种职I! }"J评价”。广义的职业评价，包括该职业的收人水平、晋升机会以及对社会的贡献(意义)等因素。”调查结果显示，福建省中职学校信息技术教师对职业声望的满意度不太理想，多数教师认为职业声望比较一般。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教师对职业声望的满意度相对比男性教师高。究其因，笔者认为可能是女性教师这一职业上班时问固定、有寒暑假期、在子女教育方面还具有先天优势，因此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但是，从整体调查结果来看，多数中职信息技术教师对自身职业地位不太满意。中职信息技术教师应该意识到，职业声望的塑造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教师努力提高信息技术专业水平;同时，相关领导的重视与支持、社会的理解与尊重也是不可或缺。 (3)薪酬福利方面满意度 研究显示，福建中职学校多数信息技术教师对目前薪酬福利状况不太满意，大多希望待遇能够有较大提高。教师对福利薪酬期望情况大致如下:希望增加1 /3者占18.6%;希望增加1 /2者占51.4%;希望翻倍占25.7%，只有极少数教师表示无所谓。笔者认为.福建中职学校多数在福州、厦门、泉州等经济发达地市，消费水平、房价物价、生活成本相对较高;同时，对比其他行业信息技术_I}作从业者的较高收人，中职信息技术教师的收人水平明显偏低。较低的薪酬水平与较高的生活成本构成了矛盾与冲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白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f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此外，赫茨Tf格的双因素理论认为，个体感到不满意的因素如薪金、工作条}c等大多与工作环境或工作关系有关，这些因素的改善可以预落或消除其不满，也称之为保健因素。亚当斯公平理论也阐述了J教师认为报酬不公平时，就会感到不满意，从而影响其工作积杠主动性。荃于此，笔者建议，中职学校管理者应充分考虑教师拍不同阶段的需要，采取灵活多变的奖励形式来满足其不同的书质和精神需求，以此充分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主动性。 二、结论与建议 1、结论 福建省中职学校信息技术教师对工作的整体满意度情况生要表现为:教师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学校组织气氛比较认可;翻师在职业声望方面满意度较低，并且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教师渊意度高于男性教师;多数教师对收入不太满意，认为薪酬及福和待遇应该有所提高。 2、建议 (1)实行人本管理，营造良好组织气氛 所谓人本管理，是在深刻认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开的基础上，突出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有效地进行人本管理，关键在于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机制和环境，使每一个教师不是处于被管的被动状态，而是处于自动运转的主动状态，激励教师认真教学、励精图治。同时，人本管理有和于营造和谐融洽的学校组织气氛。 (2)满足合理需求，重视教师薪酬福利水平 著名的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人都潜藏着由低到高的五科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该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区和动力。显然，作为生活墓本保证的薪酬福利也是决定教师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只有解决了教师的合理需求，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新激励因素。 (3)加强沟通，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有效结合 管理者应加强沟通，理解教师需求。根据赫茨伯格的双因索理论，中职学校信息技术教师工作满意度关键问题就是甄别出影响教师激励的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在具体策略中要在保持必要的保健因素的基础上，增加激励因素，从而提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如在物质层面激励方面，通过改善教师工作环境，提高教师收人水平;在精神层面上，则应以精神激励策略和方法为主。 学校教师论文:论析职业学校教师激励机制的构建 【论文关键词】激励机制；发展需求；期望值 【论文摘要】建立职业学校教师激励机制，调动教师现有的内在动力因素，把教师作为实现目标的主导力量落实在工作的各个环节上．提高师资队伍的科技水平、创新能力，以及为人师表的自觉性，可以优化职业学校的人力资源．持续地增加教师为提高教育质量而工作的积极性。 管理心理学认为，激励是激发鼓励，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人的动机，使之产生指向需要目标的动力的心理过程。而激励机制是指一个组织为了某种激励目的所采取的体系和制度。激励是职业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人力资源管理学提出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转变，反映了职业学校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已成为职业学校办学的主体，是实现教育目标的主导力量。如何充分调动现有教师的内在动力因素，把教师作为实现目标的主导力量落实在工作的各个环节上，调整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提高师资队伍的科技水平、创新能力，以及“为人师表”的自觉性，是职业学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科学的激励机制，可以优化职业学校人力资源，持续地增加教师为提高教育质量而工作的积极性。 一、激励机制建立的总体思路 建立职业学校教师激励机制，就是指学校为实现其目标而根据教师的个人需要，制定适当的行为规范和分配制度，以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达到学校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激励机制建立的实质是要求管理者树立“人性化”的观念，通过理性化的制度来规范教师的行为，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谋求管理的人性化和制度化之间的平衡，以达到有序管理和有效管理。因此，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应包含以下几部分内容: 1.建立激励机制的出发点是满足教师的个人需要。设计各种各样的奖酬形式，并设计具有激励特性的工作，从而形成一个激励因素集合，以满足教师个人的外在性需要和内在性需要。 2.建立激励机制的直接目标是为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建立激励机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谋求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因此，需要有一个组织目标体系来指引个人的努力方向，组织目标的设立应当适合不同教师的期望价值和期望概率，以达到最佳激励效果。 3.建立激励机制的核心是分配制度和行为规范。分配制度将激励因素集合与目标体系联结起来，即达到特定的组织目标将会得到相应的报酬与奖赏。行为规范将教师的性格、能力、素质等个性因素与组织目标体系联结起来。行为规范规定了个人以一定的行为方式来达到一定的目标。 4.建立激励机制的效率标准是使激励机制的运行富有效率。决定机制运行成本的是机制运行所需的信息。信息沟通贯穿于激励机制运行的始末，特别是组织在构造激励因素集合时，对教师个人真实需要的了解，必须充分进行信息沟通，通过信息沟通，将个人需要与激励因素联结起来。 5激励机制运行的最佳效果是在较低成本的条件下，同时实现教师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使教师个人利益和学校利益达到一致。 二、激励的基本原则 1物质利益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原则。人们创造财富的目的，就是为一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人们在生活、工作中，不仅要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而且要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满足。美国心理学家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就是这方面的论证。他认为有两种因素影响人的行为动机:一个是外部因素或称保健因素;另一个是内部因素或称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的满足只能消除职工的不满情绪，不能起到激励作用。激励因素，即工作富有成就感、领导重视、工作的责任感等。这种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动机有很大的作用，能直接激励人的积极性。特别是教师这一高知识阶层，他们更注重名誉和精神上的满足。 2.适度性原则。古有“中庸之道”，《论语》有“过犹不及”的说法。需要的满足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分配要与劳动成果相适应，奖励适度，才能服众，也才能收到激励效果;奖励要与贡献相适应;眼前利益要与长远利益相适应，把握好需要的尺度，不能脱离实际。激励太多，不加努力即可获得，产生不了内动力;激励太少，努力无效也产生不了积极性。在利益驱动上，既要保证当前利益又要兼顾长远利益;既要保持人们的当前积极性，又要对未来充满希望，产生动力。 3.时效性原则。奖励的时机直接影响激励效果。时效性原则，一是注意激励的时间性。在一个合意行为发生后就应立即给予强化。“强化”和“合意行为”之间的间隔越短，强化效果就越好。二是注意奖励频率，奖励频率过高或过低，都会削弱激励效果。奖励的时机和奖励频率的选择，要从实际出发。一般情况，对于十分复杂、难度较大的任务，奖励频率宜低;对于比较简单、容易完成的任务，奖励频率应高一些;对于目标任务不明确、需要长时间方可见效的工作，奖励频率宜低;对于目标任务明确、短期可见成果的工作，奖励频率应高一些;在劳动条件和人事环境较差、工作满意度不高的单位，奖励频率应高一些;在劳动条件和人事环境较好、工作满意度较高的单位，奖励频率应低一些。 4.公平性原则。公平性原则也是激励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了公平理论。许多研究证明，不公平使人们心理产生紧张和不安的状态，对人们的行为动机有很大的影响。当个人认为自己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产生不公平感，就会表现出不满情绪和消极行为，这就要求在给予分配和奖励过程中尽量把握公平性。每位职工都是用主观的判断来看待是否公平的，他们既关注奖励的绝对值，又关注奖励的相对值，在比较中理解是否公平。 三、激励的方法 1通过提高奖酬对个人的吸引力，从而提高激励水平。工作和奖酬对个人的吸引力越大，激励教师积极性的作用就越大。为解决具体问题，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提高内在奖酬的吸引力。如通过工作本身来满足教师自我实现的需要或其他较高层次的成长需要;另一方面提高外在奖酬，如工资、晋升等由学校控制的奖酬的吸引力，增加教师的满意度。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对于他们的具体需求更应当从奖酬内容、奖酬制度等多方面来考虑。在现阶段，对教师而言，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同样重要，二者均需满足。在具体实践中可采取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同步进行的手段，对教师所做出的努力与成绩，要及时予以表扬和肯定。同时，职业学校应为教师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全力满足不同教师的不同层次发展需求。 2.通过树立目标，激发期望心理，从而提高激励水平。具体而言，可采取目标激励法。所谓目标激励是运用激励目标，刺激人的需要，激发人的动机，诱导人的行为，使其发挥内在潜力，为实现所追求的目标而不断地努力。有关目标设定的研究表明，设定恰当而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能够产生强烈的激励作用:目标太低，激发不了积极性;目标太高，奋斗无望则产生不了作用。学校要提高科研水平，提高教学质量，调整师资队伍结构，那么在评定职称、进修、考核等教师关心的热点问题上，就要恰当地提出对个人科研水平、教学质量，以及学历的要求作为个人的奋斗目标，从而达到学校总体目标的实现。职业学校的教职员工由专业教师、普通教师、实习指导教师、实验室教师、工勤人员、管理人员等组成。各个层次以及个体差异较大，所以在进行激励时，一定要区分不同的人群。对不同教师的需要，采取不同的目标激励，将会极大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例如，对于层次、素质较低的学校工勤人员，关心的重点是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诸方面。这一层次的人员主动性、创新性的行为少，以单指标进行业绩考核比较易操作。对于素质较高的教师群体，既要给予物质利益的满足，更要给予精神需求的满足。就性别而言，男性与女性的基本需求也有所不同。如女性教职员工相对而言对报酬更为看重;男性则更注重学校和自身的发展。在年龄方面也有差异，一般20~30岁的教职员工自主意识比较强，渴望获得培训、深造的学习机会，对工作条件等各方面要求比较高，因此“跳槽”现象较为严重。而31~45岁之间的教职员工则因为家庭等原因比较安于现状，相对而言比较稳定。 3.通过提高期望值，从而提高激励水平。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其一，提高完成任务，达成一定绩效的期望值。其二，提高从绩效到奖酬的期望值。要提高期望值，关键是严格履行按绩给酬的原则，绩效评定要客观，尽量剔除主观因素，而且各项奖酬制度必须落到实处。 4.通过提高教师公平感，从而提高激励水平。人们生活在社会中，总是在与别人进行比较，并在社会比较中产生公平与不公平感，教师也不例外。教师能否得到激励，不仅取决于他们所得到的报酬的绝对数量，同时取决于他们认为自己所得的报酬与别人所得的报酬相比是否公平。因此，学校管理者在对教师管理中应特别注意坚持公平原则。第一，要有公平客观的评价标准。学校管理者要避免教师评价不公现象及其引发的负面效应，在评价中首先要按标准行事，教师评价的公平与否取决于评价体系是否科学，其中最主要的评价标准是客观与全面。第二，要保证评价过程的科学性。评价标准的合理、评价过程的科学，以及评价结果的及时公开是不可缺少的，这样才能保证公平的竞争和产生巨大的激励功能。第三，待遇和业绩挂钩，奖罚要公平合理。管理者可引入干部聘用竞争上岗、教师职务聘任制、专业技术职务阶段确认制度及分配制度上的绩效浮动工资等竞争机制，使教师在公平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从而激励其奋发进取。在处理工作任务的分配、总结评比、工资调整、奖励和晋升等实际问题时，应做到公平合理，同时坚持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5.教师参与决策是对其最大的激励。教师参与决策，发表意见，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策具体实施的体现，从而满足人们受尊重和信任的需要。同时，增进领导和教师之间的了解，创造出一种相互信任的心理氛围，教师会产生满意感、归属感。职业学校教师参与决策，是学校管理决策正确、合理的必要条件，同时正确合理的决策本身就是一个激励源。教师参与决策，证明他们不仅仅是执行学校任务的工具，而且也是影响学校全局的主人，从而更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参与的方法有:教代会形式，参与学校大政方针的制定;征求意见制.在学校重要问题做出决策前广泛听取教师意见;直接对话，在对话中释疑、沟通;成立专家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让教师真正参与学校管理，参与重大决策，充分利用职业学校教师这个独有的智力资源，体现教师在学校事务中的主人翁地位，不仅有利于保证决策的正确性、科学性，同时使教师感到学校的利益和本人的事业成功息息相关，更有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使职业学校教师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在学校的发展建设中，使广大教师参与决策，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与创造性，自觉地将自身的前途与学校的发展联系起来，也是对教师的最大激励 学校教师论文:找寻教师成长历程中的生命意蕴——浅谈一所基层学校教师发展个案的研究综述 论文关键词：教师成长；影响因素；环境机制：个体自为；关键事件 论文摘要：教师的发展成长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过程，是一个彰显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过程。本文以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40名教师为研究样本。通过对教师撰写的带有“个人自传”性质的人生经历的内容分析，从这些“典型”教师成长轨迹中梳理和总结出影响教师发展成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环境机制是教师成长发展的外驱力；个体自为是教师成长发展的内动力：关键事件是教师成长发展的催化剂。 教师的发展成长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过程，是一个彰显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过程，是一个与学生、学校共生、共存和共长的过程。因而，如何从关怀“人”的角度去关注教师成长需求，激发内在生命活力;如何从生命的视野去审视教师发展，引导教师实现生命价值是一个值得深人思考和探索的命题。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以本校40名教师为研究样本，通过对这些教师撰写的带有“个人自传”性质的人生经历的内容分析，梳理和总结出影响教师发展成长的主要因素，从而对学校未来的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教师发展个案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1.研究体现了对教师生命的高度尊重 “人作为人的生活意义，主要不在他的第一生命，而在于第二生命的创造活动，人不会满足于仅仅活着~一-像动物那样的生存，而总是要把第一生命引向第二生命，通过第二生命的创造去实现第一生命的价值，’。在生命理念的观照下，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教书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应成为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一种使人类和自己都变得更加美好的生命存在的形式。作为教育者，教师需要尊重他人，关爱他人;但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生命，教师同样有被尊重的需求、被关爱的需求、创造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追求卓越的需求。正如叶澜教授所言，“教师职业对于教师具有极大的人格和智慧的挑战，因而不仅具有促进学生个体发展而言的生命价值，而且具有促进教师自我超越、对教师个体而言的内在生命价值。” 2研究体现了时教师价值的再度认识 关注教师发展，提高教师专业水平，是实现新课程改革的契机，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主要抓手。教师发展的目的，在于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提高专业能力，胜任教师角色。教师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学生和学校的发展。可以说，关注教师发展，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新课程改革的重点和亮点;关注教师发展，不仅是教师个人的需要，更是学校发展的需要，是学生成长的需要;关注教师发展，不仅能提高教师的人生价值、满足教师自我实现的需求，同时，也能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促进学生的发展。 3.研究体现了学校办学目标的深入践行 学校，作为教师挥洒职业理想，实现并升华生命价值的神圣殿堂，应该让教师的个人理想与奋斗，个人成长与发展有效融人到教育教学工作之中，让每一位教师找到个体生命的亮点。在现代生活教育理念观照下，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关注教师发展，不仅关注其专业发展，而且从把教师看作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很强的人的角度出发，从提高教师的生活、生命质量的高度来关注教师的发展问题，引领教师过向前向上的健康快乐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教师发展个案的研究是学校办学目标的深人践行与行动诊释。 二、教师发展个案研究的思路及对象 (一)研究思路的规划 对于教师发展个案的研究，许多教研、科研部门和专家学者都从事过，一些基层学校也尝试过。如何在别人的研究基础上合理规划研究思路，我们进行了精心思考。 1.采用横向的研究维度。从横向的角度出发，通过一大批不同层面、不同年龄、不同岗位、不同学科、不同经历教师的个案分析，找出教师成长的一些基本作用因素后，再来考察其成长历程。这种考察的重点，是看在这个历程中这些基本因素的互相作用是如何成就一个教师的，即研究教师发展的基本作用因素及其作用历程。 2.注重方法的多元取向。我校的教师发展个案研究，主要以“内容分析法”为主，采用“教师撰写个案+研究人员点评综述”的方式展开，并通过访谈、座谈等形式直观了解和感知教师成长的经历。然后，在个案分析基础上识别每位教师成长发展的关键特征。最后进行跨个案分析，重点了解和研究影响教师成长发展的关键因素。重点探讨通过个案分析找到教师成长的基本作用因素如何实现的实践策略，因而对教师成长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二)研究对象的择取 本研究采用“自愿参与十指名参加”的方式，选择了学校不同层面、不同年龄、不同岗位、不同学科、不同经历的40位教师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中，既有骨干教师，又有非骨干教师;既有刚工作两三年的青年老师，又有工作二、三十年经验丰富的教师，甚至是临近退休的教师;既有担任学校行政管理的领导人员，也有平凡岗位上的一线老师;既有担任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学的专职老师，也有担任学校后勤服务的工作人员。研究对象中，大多数教师担任或曾担任过班主任。 三、教师发展个案研究的结论及启示 “美国学者格拉特霍恩认为，影响教师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与教师个人相关的因素;与教师生活、工作的情境相关的因素;与促进教师发展的特殊介人活动相关的因素。”可以说，这三方面因素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彼此作用并最终影响教师的成长发展。借鉴格拉特霍恩的“教师发展影响因素论”，我们在我校教师发展个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试着对教师的成长发展作出一些归因。 (一)环境机制:教师成长发展的外驱力 1.学校环境对教师的影响 如果说学校是教师成长发展的“摇篮”，那么学校环境则是教师成长发展的“土壤”。适合教师成长发展的学校环境，包括和谐向上的文化环境，公正合理的竞争环境，合作互助的团队精神，等等。学校环境从很多方面影响着教师的成长发展，并且它使教师个体的成长发展与教师群体的成长发展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1)文化环境的影响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一直坚持以“和”为办学理念，从教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命角度出发，把专业成熟、个性鲜明、精神独立、人生幸福作为其成长发展的主要质素，大力营造和追寻适合教师成长的“软环境”。在这种“和”的理念观照下，洛小锻造培养出了一些享誉省、市外的特级教师、名教师和一大批德艺双馨的区、市级骨干教师;在这种“和”的理念观照下，洛小吸引了一些教师放弃优厚的待遇条件主动加盟洛小;在这种“和”的理念观照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老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哺和回馈着洛小，继而又进一步地成长发展;也正是在这种“和”的理念观照下，洛小的每一位教师都在“成就自己”。关于学校文化环境对教师成长发展的促进作用，许多教师在自己的个案中均谈到了这一点。 (2)团队精神的影响 教师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生活、工作在一定的群体组织之中的。当这个群体组织具有高度凝聚力时，它就成了一个教师团队。教师团队对于教师个体成长的影响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教师团队的价值取向、思想素养、工作态度、敬业精神、人际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相互学习、交流、合作和竞争的状态，直接影响着教师个体成长的心理环境，影响着教师的专业发展。在这些个案中，一些老师谈到了所在年级组、教研组对自己成长发展的影响。可以说，“团队精神是一种群体内驱力，体现着教师团队的协作精神和战斗力，也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它不断引领教师、追求卓越，积极、努力地提高自己、发展自己、成就自己。 (3)他人行为的影响 作为现实生命的存在体，每一位教师都有被尊重、被关爱、自我实现和追求卓越的需要。而领导的支持、专家的引领、师傅的指导、同伴的互助等他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着教师实现这些需要。个案中，有的老师谈到了领导的“一句激励性的话语”、“一次交心谈话”点燃了自己成长发展的“豪情壮志”，增添了前行的信心和动力;有的老师谈到了一些专家的教育思想和专题讲座对自己成长发展的方向引领作用;有的老师谈到了师傅的精心指导、同事的合作互助对自己的成长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学校机制对教师的影响 学校机制是一种力量，一种激励力和约束力，一种可以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教师向着学校所期望的方向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洛小充分尊重每一位教师，通过革新学校机制，创造适合教师成长发展的土壤与条件，让教师“获得愉悦与解放，使强制性的生命外拣控制过程变成生命陶冶与成长的过程。 在个案中，有的老师谈到了学校评价激励机制对自己成长发展的影响;有的教师谈到了学校教师例会机制对自己成长发展的影响;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谈到了学校教研机制对自己发展的影响。由此可见，学校机制是影响教师成长发展的重要变量因素，也是教师成长发展的“外因”所在。 (二)个体自为:教师成长发展的内动力 从教师个体来说，其成长发展，更多是依赖于教师个人因素。在对我校40位教师发展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以下一些个人因素影响着教师的成长发展。 1.信念 雅思贝尔斯说:“教育需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为教育，只是教学技术而已。”在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一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为孩子的成长插上隐形的翅膀”，“寻找教育的快乐之路”等等这样朴素的话语。可以说，这些朴素的话语无不折射出教师的教育理想和信念。不管教师的教育理想与信念是系统的理性的，还是零碎的感性的;是以显性的形态出现，还是以无意识或隐性的状态存在，它们始终影响着教师的行为，左右着教师的成长发展。 2.心态 “合可以造天堂，也可以造地狱”，心态是命运的“控制塔”，心态决定“高度”。无论做什么事情，只有心态摆正了，才能做好它。教师的成长发展首先要有一个良好心态。从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教师始终保持乐观、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对工作从不“急功近利”，虽然感觉自己在人才济济的洛小并不出色、并不突出，但从来没有“放松”甚至是“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而是时刻以加倍的努力积极实践着自己的目标，实现着自己的价值。可以说，良好的心态，表现出一种生命力，一种自信和健康的精神风貌，对于教师的健康成长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3.品质 每个教师都是一个充满个性特点的“个人”，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品质。个性品质作为一种“心理影响”，是教师成长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在个案分析中，我们发现:有些教师的成长是与“热情”紧紧维系在一起的，这种热情的品质恰恰体现出了教师的职业本色;有的教师的成长是与“勤奋”紧紧维系在一起的，这种勤奋的品质使教师的成长拥有了一把“金钥匙”;有些教师的成长是与“韧劲”紧紧维系在一起的，这种顽强的韧劲，可以使教师的成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等等。可以说，教师敬业求实、踏实勤奋、刻苦钻研的个性品质，已经成为教师快速成长的精神动力。 4.反思 “反思被广泛地看做教师职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师自主对教育行为进行反思，对教育行为背后所蕴藏教育观念进行拷问，可以使自己的成长驶上“快车道”。个案研究中所涉及的老师，都具有较强的反思意识和良好的反思习惯。他们对教学中的困惑，他们对“教师”角色扮演中所遇到的问题，都有许多思考和心得。可以说，通过自我反思，不仅使教师提高了教学工作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而且还使教师在实践中获得了理性的升华和情感的愉悦，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和思维品质。 5.读书 读书，能够改变教师的精神、气质和品性;读书，能够使教师不断增长专业智慧，使自己的教育教学闪耀出敏捷睿智的光彩，充盈着创造的活力和快乐;读书，能够改变教师的人生，促使教师去不断地思考教学工作、生活、生命，从而实现自我人生境界的提升和生命的升华。在40位教师的发展个案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读书对于自己成长发展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读书，是教师拓宽视野最廉价、最普遍的方式，也是促进教师成长最有效的方式。教师要多读书、勤读书，让读书成为自己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和教育行走方式。 除此以外，通过具体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教师个人努力因素中的不同因素在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影响;教师个人努力因素中的不同因素对教师专业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 (三)关健事件:教师成长发展的催化剂 对于教师的成长发展而言，往往要受到过去一些经历和经验的影响，但并不是过去所有的经历或经验都对教师的成长发展起着重要影响。“只有一些重要的事件或称‘关键事件’才会对教师成长发展起重要影响，促使教师对个人的教育信念、行为进行反思、重组和改变。”在我校40位教师的发展个案中，提到人生经历中的“关键事件”影响自己成长的比例高达100% 。 虽然不同层面、不同年龄、不同岗位、不同学科、不同经历的教师，影响自身成长发展的“关键事件”有所不同。但是通过统计，我们发现这些“关键事件”主要有公开课、教学挫折、教学冲突、第一次参加课题研究、某一次外出培训等。 正如老师们在文中所写的那样: “正是这堂人生的第一次公开课，使我真正摸索到了怎样上好课的路子，开始真正找到了把握课堂的门道，也使自己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动力。”“这次评比课的成功，给了我在业务追求上的无限动力。那一刻的成功，也真的是凝聚了学校的希望，领导的信任与自己的努力。” “第一次遭受如此大的打击后，使我开始重视和家长打好交道。谨慎处事加上及时和家长沟通，成了我以后和家长相处的原则。” “教学上的这一挫折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曾一度使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之后，我开始了一段‘苦读’的历程.同时也叩响了我的成长之门。” 通过具体分析，我们发现:“关键事件”往往发生在教师成长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关键事件对教师成长发展存在不同影响。教学中的挫折和冲突往往会促使教师对自己的教学信念和行为进行反思和调整，而公开课教学的成功往往会使教师体验到“一炮打响”、“一举成名”的成功的喜悦，争取到更多的成长资源和发展机遇。当然，教学中的挫折和冲突对教师的影响存在积极和消极两重性，并不必然促进教师反思成长。在教师遇到挫折和冲突的时候，学校领导的支持往往又成了教师迅速摆脱困境、走向成功的关键。 “人，学校教育最诗意的存在!”和学生一样，每个教师都很独特。教师的成长发展过程永远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过程，一个彰显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过程。教师成长发展的“责任人”不仅仅是学校，也不仅仅是个人，而是由教师个人与学校结合而成的一个“共同体”。只要学校和教师个体“联合”起来，每个教师都能追求和成就各自精彩的教育人生。 学校教师论文:试论西部中职学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关键：“双师型”教师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双师型教师的内涵，阐述了西部地区在双师型教师培养中的困难，提出培养双师型教师的途径，以适应中职教育发展对教师的需求。 【论文关键词】西部地区；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 一、“双师型”教师内涵解析 1998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制定的《面向2l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双师型”教师的概念，认为职校教师应该是既能从事理论教学，又能进行实践教学，是工程师或技师。对“双师型”教师内涵的探讨，其立足点是职业教育的教师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其实质在于它并不是“教师”和“工程师”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职校教师把职业综合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专业技能知识和教育技能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是各种素质与能力综合后的再现。从国外职教师资培养过程来看，职教教师在学习上，既要学习专业课，又要学习教育课；在实践上，既要有2—5年的专业实践，又要有1-2年的教育实习；在资格上，既要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又要获得专业技能证书。综合国内外专家与学者的观点可见，“双师型”教师不仅需要拥有丰富的学科与专业理论知识，而且还要掌握大量的行业操作技能，拥有丰富的个人职业经验和职业发展能力，还要能够合理组织教学将知识传授给学生。 二、西部地区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 我国西部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国土面积约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但由于西部地处内陆，总体条件差，教育发展缓慢，劳动者整体素质偏低，“双师型”教师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师资来源单一，职业特色不明显 中职学校的大多数专业教师都是从高等学校毕业后直接任教的，他们的理论知识较强，没有实践经验和必要的专业技能；还有部分专业课教师是由原来的文化课教师转变而来，他们教学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在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讲授上还是受着原来教学模式的影响，职教特色不明显。虽然有一些教师到企业参加过挂职锻炼或到实际工作单位进行实习，但专业实践能力得到显著提高的教师数量不多。据调查统计资料显示：教师队伍中只有25．75％的人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曾深入参与过实践的教师仅占23．9％，教师实践经验缺乏，距“双师型”教师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2．“双师型”教师比例偏低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刘占山在全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明确了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跨世纪标准：“到2010年，中职学校按生师比20：1推算，全国中职学校教师应达到100万人左右，加上现有师资队伍的自然减员数，从现在起~iJl2010年，中职学校需增加教师约40万人。全国中职学校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应达到80％左右，“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应不低于60％；‘双师型’教师总数要达到36万”。但是在2005年全国中职学校的专任教师调查中，“双师型”教师仅占12．45％，有17个省市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部所占比重较大。 3．“双师型”教师素质偏低 我国东部地区中职学校教师学历合格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5个百分点，但是西部地区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西部省份比东部省份平均低11个百分点。最低的省份甚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比最东部最高的省份低33个百分点。 4．“双师型”教师结构极不合理 根据对西部l2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发现，西部“双师型”教师结构极不均衡，过于集中在少数省会城市，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中职学校的“双师型”教师极为匮乏；各专业课教师的比例失调，2003年职业高中专业课、文化基础课和实习指导课教师的比例分别为39．29％、57．71％、2．25％，中等专业学校这一比例为59．56％、36．08％和4．36％。学校拥有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有比例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拥有初级职称的教师比例偏大，高级职称的教师比例偏小。 三、西部地区中职学校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困难 1．师资队伍建设的经费严重不足，人才流失严重 据《中国教育报》对西部部分学校的调查表明，中职教育年生均教育经费远低于普通高中教育。目前，国家对西部中等职业学校的投入，一半省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普通高中的投入。西部教师工资低，很多中职学校有能力的“双师型”教师也会因待遇偏低而转向东部学校，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现象。据2001--200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2003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为68．86万人，比2001年减少8．64万人，可见目前我国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流失比较严重。 2．教师准入机制不畅通 我国中职学校属于事业单位，大多数省份是“吃财政饭”，严格控制事业单位的人事编制，有的省不允许事业单位从企业调人，因而致使具有一定实践经验和专业理论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不能调入职校任教。因此，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人才，教师准入机制不畅通，严重阻碍“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3．师资培训基地少，培训内容滞后 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师资培训基地数量少，无法跟上中、东部地区职教发展的招生规模；培训内容比较滞后，缺乏现代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跟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另外，大部分基地以理论讲授为主，缺乏实践技能教学环节，不利于“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形成。 四、西部地区中职学校培养合格的“双师型”教师的对策 目前，缺乏足够数量的“双师型”教师已是影响西部中职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中职教育要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应用型教育，就必须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在此，笔者对西部中职学校培养合格的“双师型”教师提出几点建议： 1．内向发达地区取经，外向发达国家取经，建设优秀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目前，西部中职学校“双师型”职业教师严重缺乏。针对这一问题，西部地区职业学校应该在国内向发达地区学习，吸取发达地区先进的经验为己所用。天津工程师范学院作为国家教育师资培训基地，从2006年起连续举办三期“中国西部地区职业学校教师进修班”如今共培训了西部职教教师300余人另外，还应该努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成功的经验，把教师送去发达国家“取经”，这不仅拓展了教师们的视野，更为他们在教育理念和专业建设谋略上与国际接轨奠定了基础，促进师资队伍国际化。 2．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保证培养“双师型”教师的经费投入 现阶段，西部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职业教育办学经费，加大中职教育的经费投入。省级人民政府要制定本地区中职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标准，并依法督促各类职业学校举办者足额拨付职业教育经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用于举办中职学校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年增长，确保公办中职学校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并监督民办职业教育机构按时足额发放教师工资。从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充分补充中职教育“双师型”队伍建设的经费，把支持中职教育发展的政策落到实处。 3．在校内通过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双师型”教师的专业技能 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技高一筹、艺高一筹”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中职学校应以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重点专业建设教学指导方案》为依据，以学生为本位，以能力为中心，突出学生职业技能训练。“双师型”教师必须承担相关的样本课程开发并在开发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专业教学能力。 4．通过产学结合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 为了提高教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专任教师必须到企业挂职实践，进行短、中期锻炼。逐步实现中职教师从知识型向技术应用型转变，努力做到中职学校既出人才又出产品。在教学中，教师不但能举出书中的例子，而且能信手拈来亲身经历的生产实例进行示范。 学校教师论文:建立和谐的学校关系-- 普通教师眼中的学校管理 学校的管理工作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物，人是在管理系统中最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最为活跃的因素，做好了人的工作，管理就抓住了关键，只有把人的管理视为全部管理工作的核心，才能建立和谐的学校关系，从而显示出它所具有的独特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而作为我们中华民族本身是个崇尚和谐的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则万物生长，人类和谐则快乐幸福，民族和谐则国泰民安。俗话说，“家和万事兴”。我要说，学校和则教育兴。 “亲其人信其道”，中国人历来把老师与领导的良好关系，作为管理者的美好境界来追求。和谐的学校关系能使教师拥有良好的情绪面对工作。教师会因为喜欢一位领导而喜欢一所学校，也可能因讨厌领导而讨厌学校。一个被老师喜欢的领导，其管理效果总是明显的。作为领导者，身兼领导与管理的任务，该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使它们相得益彰呢？也许一位哲人的话能给我们教益：“领导的任务不只在管理，更要重人情。请你记住，你不仅是学校的领导，而且是教师的益友、生活的导师和道德的引路人。”另一位学者说得更明了：“领导就是重言行，就是怎样以身作则的问题。一个人人赞颂的领导，除了关注教师的教学外，更应该关心老师的品质，老师的作风，老师的生活，老师的情绪，如果做到了这些，他就是一个好领导，同时也是一个有水平的领导。”看来，只有从小事关心教师的领导，才能达到了管理的完美。一句话，领导的本质就是服务。 俗话说，领导易得，好领导难求。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希望每一所学校有一个好的领导。当领导把“做老师的良师益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当领导致力于建立和谐的学校关系时，当领导主动与教师交流、谈心，为老师服务时，我们校园将变得更加和谐与美好。在实践中，管理学再次证明：建立和谐的学校关系既是领导工作的关键，又是工作的难点。学校关系和谐则校园兴，声誉好，发展快。反之，学校不和谐则校园衰，声誉差，发展慢。 既然如此，那该怎样建立和谐的学校关系呢？ 一、让微笑搭起学校关系的桥梁 学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领导与老师间的关系首先体现在彼此交往上。而初期的交往莫过于尽快消除成见，尽快的悦纳对方。记得有位哲人说过，笑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笑”的：“笑容好比机器上的滑润油，可以减轻摩擦，使齿轮之间的运转灵活；又犹如桌椅脚的胶垫，可以缓和锐角，增加彼此之间的和睦与协调。”生活同时告诉我们，教师是一面镜子，你对他们笑，他们也对你笑。人在笑声中生活、工作，带着笑容交流思想情感，比板着脸孔要自然、要快乐、要有效，这是心理学教给我们的智慧。实践的结果也证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交流沟通，当领导和老师的情感特别融洽和谐时，教育的效果也特别有效。如果领导能充分利用交往的最佳契入点--笑，在领导与教师间架设起沟通之桥，让领导从老师眼里走进老师心里，那么，领导与教师间的和谐就已经开始了。 在许多“笑”的方法中，管理学仍然与 “幽默”有缘。“幽默”是什么？恩格斯说：“幽默是具有智慧、教养和品德的表现。”列宁也说：“幽默是一种优美健康的品质。”米·斯维特洛夫说得更直接更明了，他说：“我一直认为，领导者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是幽默。”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领导缺乏幽默感，就会筑起一道老师与学校互不理解的高墙：领导不理解老师，教师也难理解学校。”国外早有研究表明，领导的教育语言与管理老师的效果是呈正比例的，特别是幽默的艺术语言，则更能大大提高管理效果。心理学家追踪调查发现，老师最大的愿望就是领导语言生动形象、风趣、有幽默感；老师最不喜欢的就是没有幽默感的领导。有幽默感的领导是随和又理性的，不会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以损人自尊的伤人话语来逗趣取乐。有幽默感的领导会自解嘲，会转移冲突不硬碰硬，会运用智慧巧妙教化老师，所以幽默的领导通常是受欢迎的。 但是，幽默也并非是老师与领导之间沟通乃至化解师生冲突的万灵丹，正本清源之道，仍应知已知彼，做好情绪管理工作。运用幽默时，有许多方面还需考虑到：首先，领导平日就要培养开放豁达的胸襟。心境的开阔，不是临时一句幽默话就可以代替的。日常生活中保持平和、欣赏、乐天的心情，较能从多角度去看世界、看老师、不会趋于僵化又保守固执。其次，接纳老师情绪，讲理而不专制。每个人都有情绪，老师自然也有，容许老师宣泄其情绪，但必须就事论事，讲理而不霸道，如此才有可能在心中存有幽默的根。第三，事后澄清与表白不可省略。幽默的应对，在哈哈一笑之余，避开了僵局和尴尬，但彼此原本所要表达的意思或许对方并不确知，所以在事后适当场合，应该澄清与表白，说明自己的看法，也了解对方意图，如此彼此感受才能正确传达。倘若老师有不当思考模式时，领导还要给予指正开导，因为老师的不成熟言行或冲动行为 ，领导可以容忍他、接纳他，但务必教导他、指引他，才是为领导之道。沟通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而幽默感则是沟通的润滑剂。幽默感可以使沟通气氛融洽，信息的互动更流畅。但不要流于耍嘴皮，不分场、不顾轻重，只是一味嘻皮笑脸展现伶牙俐齿，或者损人伤已，那就不恰当了。为了让沟通带点笑声，聪明的沟通者是懂得调侃自己、搜集笑点，而且拥有开放的胸襟、敏锐的观察力和创造力。 二、用宽容之心悦纳老师 管理是为了发展。学校面对的是成年人。老师作为成熟的个体，如同世间万物一样，势必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不足是正常的。尤其是现在的老师，面对的是急剧多变的社会生活，面对的是紧张沉重的工作生活，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心灵生活，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在这种情景下，领导要学会宽容，宽容老师的错误和过失，宽容老师一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愉快的接纳老师，并且帮助他们长善救失。用宽容的心悦纳老师，宽容就是欣赏，你就会看到每一个老师都是鲜活的生命，每一个教师都是一种美丽。有宽容才有学校的和谐。 复杂多变的信息社会，赋予教育更多的开放性、多元性、发展性、民主性，使得宽容显得异常重要。管理的成效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领导对老师的宽容程度，大宽容大成效，小宽容小成效，无宽容无成效。尤其是身在第一把手的领导应该很明显的感觉到，现在的老师难管了，现在的老师问题多了，现在的老师挑剔多了。以前容易做到的要求，现在三申五令仍然无济于事；同样的问题用同样的方法难以奏效，甚至出错；管理的度难以把握：松了，老师就乱；严了，老师就怨。在这种情况下，怨天尤人于事无补。惟有以宽容之心悦纳，方见成效。此时，宽容就是理解老师，尊重差异；宽容就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就是要像阳光普照万物一样关爱所有的老师。有宽容才能助和谐。 在管理学的理念中，宽容就意味着：多一些允许，少一些不准；多提建议，少做要求；多点肯定，少点批评；多一点欣赏，少一点苛求；多一次商量，少一点独断；多一种办法，少一句指责；多一丝笑容，少一副冷面；多一份冷静，少一点冲动；多一点温和，少一点严厉；多一把尺子，多一个角度，多一种可能，多一次机会，站高一点，看远一点，想深一点……在学校的集体中，允许发表不同的看法，但不准放弃教学；允许生活随意，但不准危害工作；允许百家争鸣，允许老师发脾气，允许老师质疑领导的要求，允许保留意见等等，有了宽容才达到了和谐。 宽容是一种原则，也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心态，也是一份情感；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行为。领导者要思考宽容，学会宽容，用好宽容，让自己的心灵与宽容相容和谐，使它奔涌在我们的血液中；让我们的眼神闪动宽容，让我们的语言跳跃宽容，让我们的生命与宽容相伴。宽容和谐，和谐宽容。 写了这段文字后，读到一些伟人的名言，觉得与学校管理可以互补，摘录如下： 一位名人说：“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强烈。” “当你在处理老师思想上、感情上、认识上的差错时，一刻也不能忘记每个老师都有善良的志向和良好的愿望。任何呵斥、任何威胁、任何想损伤老师心灵的意图都是不容许的。” 另一位哲人的话：“你这糊涂的领导，在你呵斥下有钱梦龙，在你的冷眼里有魏书生，在你的讥笑里有孙云晓。” “为了有效地对待老师，领导必须考虑：‘如果我在这个老师的年龄并有他的心理环境和有同他相似的顿悟和价值的体系，那么，我将做些什么？我为什么这样做？’”（莫里斯-比格） “只有高尚和坚强的心灵才能对老师的爱好取宽容态度，才具有指导他们的能力。”（蒙台涅） 三、以师为镜是完善学校管理体制的途径 说到“镜”，就不由自主的想起唐太宗李世民著名的“三镜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他与魏征君臣和谐的故事流传千古。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敬佩唐太宗的英明，依然佩服魏征的勇气，他们君臣相携创造了“贞观之治”的奇迹。封建君臣尚且做到民主，我们新时期的领导者又怎能不认真思考，不引以为鉴呢？ 领导与老师的关系，历来是管理者关注的焦点。一位名人说：“领导是老师的朋友和同志。”另一位哲人也说：“领导和老师，一切都是相互的平等的关系。”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是领导与老师双方心灵的交流，生命的互动。在管理工作中，领导和老师双方都用各自的言行、情感和品性影响对方；它不再是领导对老师的单向传输。现在的社会提倡平等对话，呼唤民主互动。正如一位伟人所说的那样：“当领导的人不仅仅是领导，他同时也是老师。”“以师为镜”，这是我在探索学校和谐关系时感到的最好的一种方法。经济学者告诫大家：“在管理中不要不理老师的批评，要好好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 “以师为镜”，就是把自己交给老师，让老师 “面刺”领导。这需要领导有相当的勇气、胆量和自信。每一位领导都会有一个面对老师的问题，尤其是第一把手。与其在背后被老师说，与其在调走后让老师议，不如在今天就听听老师的意见，长善救失，益于双方。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何况老师毕竟还是自己的下属，至少不是“敌人”；即使是“敌人”，也有可能化敌为友嘛。我们在提倡领导做老师 “良师益友”的同时，也应大力倡导老师做领导的“良生益友”。 因为老师对领导的长处短处看得最清楚，老师对领导的缺点想说敢说也会说，老师的意见虽是尖锐的，却是善意的。听取老师的意见，就像照镜子，看到脸上的污点，及时地擦干净；发现衣服太花俏，立刻换一件。之后，整个人精神大振，焕然一新。领导与老师关系更加和睦相处，其乐融融。想起一位经济学家的话：“在民主的学校里，领导的观点正象老师的观点一样可以受到老师和领导的尖锐批评。这样老师和领导都能学习，教学相长。” 相反，在传统评价机制下，老师的群体虽大，却历来是弱势。他们的生命体验，他们的情感态度，他们的人格个性，从来都是被置于领导的眼光之下。而领导则高高在上，套着虚幻的光环。在这种假的死的管理中，一方面老师主体被弱化到最小，一方面领导被虚化到模糊，活生生的人开始变形扭曲，直到最后被异化。畸形的管理终于酿成可怕的恶果。我们在反思畸形管理的同时，也在努力构建健康活泼的新管理。若能在“以师为镜”的同时，辅之“以已为镜”，尽力使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势必营造一个和谐快乐的大好局面。试想一下，由一个人评一百五十六人转为一百五十七人评一百五十七人，其管理效力有多大？其管理效果是多好？ 既能为老师服务，又能向老师学习，领导与老师互动，“教学相长”。我们相信，这样的新管理的学校一定是和谐的，一定是成功的。因为在这里，领导与老师共同创造壮美的人生，共同经历生命的体验。这不就是管理的本质吗？所以，管理学的告诉我们：和谐是一种极致，和谐是一种力量，和谐是一种境界。 学校教师论文: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合并遇到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不少地方进行了把县级教师进修学校 、教研室合并，组建教师学习教育中心的探索。此举的目的是以研兴培，以培促研，通过资源整合，提高教师培训和教研工作的效益与水平。然而，一些县级师训和教研部门合并后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根据我们的调查和实践，主要是遇到了以下一些现实的问题： 一、 功能定位出现偏差 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合并后，教研、培训作为新机构的两大职能，都应从资源整合中获益，得到强化，实际的情况却差强人意，新机构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教研视为工作中心，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教研部门的日常工作，从而使教师培训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前各地县级教研室大多具有浓厚的教育行政管理色彩。它们承担着大量的教育行政管理职责，如组织开学检查、期中和期末考试、中招体育加试、中招理化生实验加试、论文评选、学科教学大赛、学科竞赛以及对基层中小学教学进行评价和督导等。这些多为硬性的事务性工作，相对而言，教师培训工作显得弹性大，不容易出大问题，也不容易出立竿见影的显赫成绩，所以机构合并后，培训工作动辄就会受到教研工作的“排挤”，教学资源被占用，正常工作受冲击 ，基本职能难以很好实现。 另外，由于新机构的领导班子成员多来自原先的教研部门，根深蒂固的“教研”至上观念，常年从事教研工作的经历、习惯了的工作方式等，也使得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到了教研工作上，对培训工作重视不够。 可以这样讲，一些地方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合并后，不仅没有实现 “研训一体化”的目标，教师进修学校反而同教研室一起被现行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所拖累，沦为教育行政管理的工具，陷入了繁多杂乱的行政事务泥淖中而无法自拔。 二、心理融合困难 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合并后，重新配置办学资源，建新班子，定新制度，领导层和教职工的切身利益随之受到触动。领导职位和职数的变化涉及干部的升迁去留，相同相近专业人员的增多加上按需设岗，择优录用给教职工带来了竞争压力，造成一部分人对工作安排不满意，对新制度 、新举措不认同，积极性受到压抑。教师教育理念、工作方式上的冲突更是家常便饭。原进修学校的老师侧重教育理论的研究，习惯单纯的培训教学和管理。教研员侧重学科教学的研究，下乡听课、检查是他们工作的常态。免不了进修学校教师认为教研员甜 一气，教研员认为进修学校教师脱离实际，自我封闭。有时因为学术观点、工作视角不同，大家在评价一节课、鉴定一项科研课题时意见相左，本可以交流探讨，取长补短，但由于来自不同的单位，闹不好便成了各执己见的意气之争。 如何培养大家的团队精神，提高心理相容度，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同时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成了管理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三、师资队伍素质难以适应“研训一体化”的工作要求 一方面，原教师进修学校教师队伍本来就问题多多。学校缺乏优秀的学科专业人员，教师缺乏基层教学实践经验，面对教师继续教育的新学科、综合性学科和技能学科，部分教师自身专业知识结构不合理、知识储备老化等问题已经凸显出来。 另一方面，原县级教研室也并未吸纳、储备足够的精兵良将。首先，当地那些设施好、生源好、待遇好、声誉好的中小学更能吸引优秀教师加盟，县级教研室很难将他们招致麾下。其次，县级教研室多未建立优胜劣汰的教研员选用机制。教研员即使业绩平平，只要不犯大错，基本无下岗之虞。个别领导甚至把教研室当成了安排亲朋好友或者安置闲杂人员的场所。 第三，县级教研员培训机制不健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部门没有制定硬性的培训制度，没有专门组织促进县级教研员业务能力提高的活动。一些县级教研员，整日忙碌于日常行政性管理事务，个人的专业成长明显滞后于教育形势的发展。 新的组织架构，要求教师要掌握现代教育理论，了解本学科发展趋势，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平，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教育教学科研能力，熟悉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特点、规律，善于开展和组织教师进行有关继续教育教学活动；要求教师熟悉基础教育，能够深人中小学课堂，参与和指导中小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和研究。从目前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组成人员的整体素质来看，距这些要求尚存在一定差距。 “研训一体化”为优秀人才提供了更大的成长空间和更广阔的舞台；也使在原岗位已力不从心的进修学校教师或教研员陡然增加了更多的压力和焦虑。立足现实，自我调适，培养一支师德高尚、业务过硬，精通基础教育、掌握师训规律的专家型教师队伍是机构合并后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推进县级教师进修学校与县级教研部门的整合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 ，形成合力，构建新型的教师学习教育机构是大势所趋 ，符合《教育部关于加强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指导意见》的精神。这里提出县级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合并后的种种现实困境绝非要否定机构整合的方向，而是为了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只要我们勇于正视问题 ，大胆开拓创新，就一定能兴利除弊，真正促进培训与教研的一体化，使培训与教研工作在机构合并之后呈现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的局面。

法律逻辑论文:深究法律逻辑学教育方式 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 在法律教育和学习中，法律逻辑不但是基础，是工具，而且更是目的。这正如台湾著名的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所言：“学习法律，简单言之，就在培养论证及推理的能力”。 当前，法学教育困惑于怎样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逻辑学教学困惑于怎样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法律思维训练。对此，本文结合讲授法律逻辑学的体会，总结一些法律逻辑学的教学方法，就教于同仁。 一、强调逻辑自律意识，引导学生重视逻辑思维 人从2岁左右就开始逻辑思维，在成长的过程中，逻辑思维能力不断提高，但是逻辑自律意识淡薄却是大家的通病。有一些人，我们不能说他逻辑思维能力欠缺，但在写论文、教材、专著中，在讲话、演讲、辩论中，在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时，却犯了一些不该犯的简单错误。例如：《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的两篇文章。 《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辩正》第167页：“根据通说，犯罪的本质在于它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简单地说，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显然，它是一个全称判断，即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于是，反对者很快反驳”这里，作者明显在偷换论题，从“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推不出“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只能推出“有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全称肯定判断不能简单换位，只能限制换位）。 《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第109页：“客观真实论者一方面声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另一方面又将刑事诉讼定义为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这样一来，在诉讼中，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可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而所谓真理无非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一种认识，因此，上述命题可以进一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作者在这里混淆了概念，将辨证思维中的“同一”理解为普通思维中的“同一”，依此作推理，结论肯定不正确。“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指的是辨证思维中的“同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同一，而不是普通思维中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同一。 当然，讲到这里，老师还要告诉学生：出现逻辑错误只是作者和编辑缺乏逻辑自律意识的结果，核心期刊还是核心期刊，法学专家还是专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全部（作者的文章还是有创新之处，这个例子还可以用来讲解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关系等），需要注意的是，核心期刊的编辑、专家尚且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们更应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逻辑自律意识，把自发的逻辑思维转变为自觉的逻辑思维。这是学习法律逻辑学的第一个目的。 二、用法律逻辑学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提高法律思维能力 法律思维由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组成，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相互依存，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法学专业课讲授法律思维内容，法律逻辑学讲授法律思维形式，各有侧重，但在培养和提高法科大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法律思维训练时，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彼此相依，形式离不开内容，内容也离不开形式。法律逻辑学教学中融入法律思维内容，法学专业课讲授时注意法律思维形式、方法和规律，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目标。举两个例子： 在法律逻辑课堂上，我让学生把“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表示出来，大部分学生把行为划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在违法行为中划分出犯罪行为。他们认为，一种行为，要么合法，要么违法，为什么？他们说“不违法的就是合法”，“法不禁止即自由”嘛！且不说这样给合法下定义不合逻辑规则，也先不提合法的定义到底应该是什么，就举个例子，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另一个人上来打他一下，不重，也不轻，违法吗？不违法。合法吗？没法回答，说是说不是似乎都有问题，但你肯定不能说这种行为合法。还有更多的例子，不违法的并不能说合法。“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应该这样表示：先将行为划分为法律调整的行为和法律不调整的行为，然后，再将法律调整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中有一部分是犯罪行为。想一想，“法不禁止即自由”是多好的一个借口啊，法不禁止的就是自由的，但逻辑理性告诉我们，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 在和学生一起聆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一位教授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修改为“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执法公平”。目的是希望“依法治国”落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上，而不是“依法治民”。但是如果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那么，凡是官和权都要依法而治。行政是权，我们呼吁依法行政，司法也是权，为什么不说依法司法呢？是现在我国的司法已经依法了，还是司法需要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司法依不依法并不重要，至少不如行政依法重要，只要公正就可以了？而什么是公正？司法官说了算吗？这是从逻辑三段论推理想到的质疑。当时，正好讲到三段论推理，学生感触非常深刻。 以上说明尽管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 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分析案件，让学生产生学习期望 “案件分析是指对案件事实进行分解、条理剖析，并提出应如何适用实体和程序法律意见的活动。”案件分析是法学专业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案件分析在于揭示案件中的法律理由，包括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二者在法律上的逻辑结合。事实和法律都是由概念组成命题，由命题进一步组成推理，以此来论证法律理由。所以，案件分析也可以从概念、命题和推理入手。 例如，某地方法院判决的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案。原告和被告结婚时订立书面的婚姻合同，上面约定了违约金条款：任何一方有第三者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25万元给对方。现在被告违约，原告起诉请求违约金。法院审理本案，遇到的难题是：本案是婚姻案件，应当适用婚姻法，但婚姻法上没有违约金制度。违约金是合同法上的制度，而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明文规定：婚姻关系不适用合同法。 怎样解决这一难题？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讲，合同和婚姻，一是财产法上的行为，一是身份法上的行为。但两者均属于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其属概念。法律行为与合同、婚姻两个概念之间是属种关系。因此，法官可以适用关于法律行为生效的规则，具体说就是：其一，意思表示真实；其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三，内容不违反公序良俗。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本案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行法对此并无强制性规定，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因此认定该违约金条款有效，并据以作出判决：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5万元违约金。 四、提问式教学，使学生学会思考 提问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是老师不断向学生提出问题，务求达到学生被穷追猛问，难以招架的地步。其目的是促使学生思考，通常不会问问题的人，也就不会发现问题，不会提出问题。因此，要在不断的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学生不仅会回答问题，更主要的是会注意问题、发现问题、并以适当的方式提出问题。 有人说，律师的作用就是重新组合案件事实，寻找法律理由，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怎样在复杂的案件事实中找到突破点？借鉴MBA逻辑考试的方式，针对一个案件，请学生总结各方当事人的可能观点及证据，思考怎样支持、加强、反驳、削弱某一方的论证，怎样解释、评价某一方的观点和论证。同学之间可以假设案情，展开辩论。 在个案分析中，不断提问的方式可以启发学生的思路，鼓励学生们积极思索，互相反馈信息，并与教师沟通，在提问、反问、自问自答、互问互答中，探求解决问题、难题的路径与方法。 五、适当课堂辩论，引用典故事例，设计课堂游戏，激发学生听课的兴趣 逻辑学是在“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我国古代，逻辑学也称为“辩学”。“诉讼”的目的就是找到法律理由，说服别人，维护自身利益。故辩论对于学好法律逻辑学而言，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辩论的题目可以是学生生活、学习中的热门话题。辩论要求语言流畅，有的放矢，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理服人，分正反两方进行。如“法学教育应侧重于理论（实践）”等。这是一大部分大三学生所困惑的问题，大一、大二学习了一些专业知识，大三开始思考未来发展时，发现所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有差别，而又不知道怎样解决。辩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辩论的一个作用。此外，辩论中，学生的思维过程展现出来了，逻辑问题也出来了。如：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明确，机械类比、循环论证、诉诸无知等等。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师可以提醒学生注意，引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法律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法律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工具性学科，学好它对于我们的法律学习、司法实践大有裨益；同时，它又是一门交叉学科，高度抽象的逻辑学学科溶入具体的法学学科，概念多、规则多、符号多、公式多，法科学生学起来有一定难度。鉴于课程的抽象性和应用性，有必要设计一些课堂游戏，活跃课堂气氛，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例如，为强化学生对等值命题的理解和运用，在课堂上用10—15分钟做“换一句话说”的小游戏：第一排学生写一个命题，后几排学生换一句话说，然后在传回来，前排学生评价是否等值；讲到法律规范逻辑时，为了引起学生对“应当”、“允许”等规范词的重视，请学生们课后研读法律条文，寻找三个相关法律条文，编造“两个事实与一个谎言”，上课时，请其他同学判断那一个是谎言；讲法律概念时，请学生用三个词语编一段故事；讲推理时，做“谁是作案者”、“故事接龙”的推理游戏等。 六、既讲普通逻辑学的知识，又讲辩证逻辑学的知识，寻找法律的生命 对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研究，因而逻辑学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又多层次的学科体系，如今人们通常把逻辑学分为普通逻辑、辩证逻辑。普通逻辑形成最早，它侧重于静态地研究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及逻辑规律，研究单向的思维；辩证逻辑研究动态的思维，研究多向的思维；恩格斯说“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就象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辩证逻辑思维时针对某一方面的论述同样要遵守普通逻辑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在通常情况下，对于简单案件，人们使用普通逻辑思维就可以了，但对于复杂案件，必须使用辩证逻辑思维才可以维护法律的正义。毕竟，人类已经进入辩证逻辑思维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道德、经济、政治是统一的，经济效益有国家、集体、个人之分，有近期、中期、长远之分；道德上善与恶的标准、政治上利与弊的权衡也因出发点的不同而有差异；谈到法律，当它确定时，我们以合法性为标准进行法律思维，当它不确定时，我们怎么进行法律思维呢？而什么是合法？为什么法律如此规定呢？答案是，以当时的政治、经济、道德为标准所制定。所以，当我们讲用法律来思维时，我们仍然要考虑到政治、经济、道德的因素，当法律确定时，是立法者考虑；当法律不确定时，是司法者考虑。这样，法律就是活的法律，而不是死的法律；合法性仅仅是法律思维的重心，而不是法律思维的唯一前提。 因此，既要讲普通逻辑的知识，又要讲一些辨证逻辑的知识。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告诉学生，形式推理重要，但仅有形式推理是不够的，在形式推理解决不了的地方，需要使用辨证推理。这样，学生分析案例发现逻辑知识并不能简单地应用时，就不容易产生“法律的正义是个变数”等消极看法。 法律离不开逻辑，法律的长足发展要求每一个法律人思考逻辑、应用逻辑，寻找法律的逻辑。法律逻辑学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它的成熟需要逻辑学者和法学学者的共同努力，这也是法律发展的要求。 法律逻辑论文:法律逻辑学概述论文 1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方案 通过笔者研究，在解决法律逻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上可以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1.1分清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 作为区分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的方法，首先搞清楚普通逻辑学和法律逻辑学的整体和个体的关系，然后再加以区别，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1.1.1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显然普通逻辑学属于逻辑学中较抽象的问题，而法律逻辑学则属于抽象中的具体个例。 1.1.2理论和应用的关系普通逻辑学属于理论逻辑范畴，更多的是进行形式和方法的理论研究；法律逻辑学则更倾向于逻辑学在实际中的应用，而应用的正是普通逻辑学中的理论结合法学理论。 1.1.3广泛和个体的关系在普通逻辑学中并不涉及固定的应用领域里的个性化问题；法律逻辑学则必须应用到法律领域内的各种具体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所以在讲授法律逻辑学的过程中既要讲授普通逻辑学的思维方法，又要讲授法学中对普通逻辑学的应用。在概念的讲述上既要讲述法律术语的主观规定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也要讲法律的稳定与灵活的统一，而判断的真假特征与判断的断定上更要明确法律条文的意义，同样的推理要注重法律辩证推理和形式推理的统一。 1.2解决法律逻辑学和法理学的关系 在这方面对于法理学、法律方法论和法哲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要经过辩证判断之后吸收，再避免出现照搬其成果的情况。法律逻辑学必须坚持在法律逻辑研究基础之上的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思维形式。在进行法律辩证推理的讲解时不能完全不顾形式而只考虑内容，这都是一些普通综合性高校在法律逻辑学课堂上容易出现的错误。总之，这二者的关系不能是脱离开来的两个孤立部分，而应该是互相结合融为一体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采用这种逻辑统一的方式实现法律逻辑学术语的规范化是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3重视“法律”在法律逻辑学中的特色 目前大部分法律逻辑学课程中所讲述的都是普通逻辑学在法律工作中的应用问题，采用的方法大多是“案例分析+普通逻辑学原理”，这在整个法律逻辑学中是属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目前的方法必须采用，但是仅采用目前的办法还远远不够。法律逻辑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应用逻辑学和特殊逻辑问题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这些情况中不仅有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逻辑问题，还有法律逻辑规范中自身存在的逻辑问题。总之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多采用法律实践的研究形式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明确法律逻辑学中法律的重要性。 1.4重视法律推理的地位 既然是法律逻辑学就应该凸显法律推理的重要性，以法律推理为主要依据。根据逻辑学界的通用说法就是逻辑学就是推理学。尤其是法律逻辑学，更应该在重视法律的基础之上重视逻辑推理。事实上，法律推理是法律工作者在执法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法律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法律事实明确、而法律动机不明的情况下，通过法律推理对案件进行分析和侦查的过程，对案件的认定存在必然关系。在具体讲授过程中，特别应该强调以下几点： 1.4.1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只有弄清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才能明确使用的适用范围。 1.4.2法律推理的种类通过对种类的详细描述，才能让学生了解在具体情况中应该采用何种方法和手段进行有效的推理。 1.4.3法律推理的要求对事实的可信性进行分析之后采用正当的形式和合法的手段进行法律推理是法律推理必须遵照的要求，以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1.4.4法律推理的作用法律推理的使用可以弥补法律的漏洞，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1.5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目前国内的学术氛围就是重理论而轻实际，这在学术探讨中无可厚非，但是大部分学校培养的人才是要到社会中去实践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去研究机构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的。这就造成大部分刚刚步入社会的学生空有一身理论而无法进行实践操作。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正是出于法律逻辑学的特点———经验性学科而得出的结论。经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更胜于理论。 2法律逻辑学的应用（密室逃脱策划方案） 2.1活动主题 本次活动的主题就是通过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2.2活动目的 “普通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思维的基本形式、思维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为提高学生思维的准确性和敏捷性，它注重培养学生准确判断、精确推理的能力，因我院是培养执法工作者的摇篮，执法工作者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素质，而且逻辑学来源于实践，最终也要回到实践中去，因此未来的执法工作者学习逻辑，更应该结合实际思考和体会。根据我院学生所学专业需要，培养学生逻辑推理实践应用的能力是有必要的，特在2012级本科大队开设“普通逻辑学”的实践活动，在学习理论知识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上，合理运用理论知识联系实际，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2.3活动过程 2.3.1准备工作人员准备：活动参与人员从2012级本科大队7个开设普通逻辑学科目的班级中选出20名学员分两次参加此项活动。活动地点准备：新疆警察学院北校区1号教学楼二楼全部行政班级教室（202~208）。（注：活动当天需学生处领导配合安排各区队教室）活动器具准备：根据设计关卡，列出项目活动器具清单，上交至基础部综合教研室教师处审核，统一配备。(注：因活动设计需要向警体训练部借用手铐) 2.3.2正式活动部分参加人员先聚集在一号教学楼阶梯101教室统一进行对本次活动的全面介绍和规则的学习，再随机分组，由每组负责学生分别带到202-209教室统一开始第一关：心有灵“析”、心心相印。活动中，所有参与学生必须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联系实践，紧密配合，能够在规定时间内，人人参与其中通过团队合作寻找线索，推理、联想、破解谜题获取最终密码，才能全部成功逃脱。随后由第一名逃脱的小组再进入终极关卡：越狱终极大Boss。最后评出逃脱最快、使用提示最少的小组为冠军进行奖励。此次活动，教师只是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密室关卡，不仅学生参与积极性很高而且还专门单设一间供邀请嘉宾闯关，让我部全体教师与学生同时参与活动，真实切身体会其中的奥秘。 2.4活动总结 通过这种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无论是推出了成功经验还是发现了存在的不足，都会对学院的本科实践教学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类实践教学活动可长期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3总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法律逻辑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做到大胆革新必须坚持全面系统的讲解逻辑学原理，并结合法律学原理进行综合应用，保证学生在掌握原理的情况下能有更多的实践机会。本文中提到的密室逃脱策划方案就是在教学中的大胆革新，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对于法律逻辑学的理论理解，并能够真正运用法律推理制造问题和解决问题。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问题的阐述过程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作者：王君单位：新疆警察学院 法律逻辑论文:逻辑缺乏对古代法律文化 摘要：首先，分析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非逻辑特征；其次，探讨了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非逻辑特征对我国立法、司法以及法制现代化的影响，呼吁在法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应重视逻辑的作用。 关键词：逻辑；法律文化；中西方法律文化 一、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非逻辑特征 西方人习惯将法律称为“政治技术”、“治理城邦的原则”，认为法律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智的体现，是有关公共幸福的合理安排，是理性的命令。这些都强调了法律的科学性，强调了理性和智慧是法律的本质。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显得较为优良，法律恰恰是没有感情的”。他认为，法律是最优秀的统治者。他还有一个有趣的比喻：法官理案就像医师查医书给病人开处方一样。这给西方的法学开了一个好头。此后，历代法学家都强调法律的科学性，并以提高法律的科学性为己任，反对以情感因素扰乱法律的严格性。中国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强调法律的情感因素，强调立法和司法都应当合乎“人情”。我们常常将“情、理、法”三字放在一起，并列使用，似乎是强调它们同等重要。诚然，这三者对于人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从法律和社会公共领域的角度看，它们的排序应当是“理、法、情”，西方在处理三者关系时正是合乎这一次序。但是，中国人实际上是将“情”排在首位的。这在法律领域就表现为“情大于理，情大于法”。在立法方面，中国人特别强调合人情，顺人心。如，《文子.上义》上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晁错也说：古圣王治天下，“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类似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可谓累见不鲜。那么，何谓“人心”，“人情”呢？显然指的是大众的道德心理倾向和心理需求。 为什么中国立法传统中强调“情”的因素呢？这还要从中国法律传统的儒家化说起。中华帝国的法律不是法家的法律，而是儒家的法律。传统的中国法律在西汉以后逐渐为儒家伦理所控制，儒家伦理的精神和原则逐渐成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到隋唐终使中国法律完全伦理化。而儒家的法律认为立法应当根据“情”而制定法律。对于儒家来说，由于法律包容了“情”，才使法律具有活力。按照儒家的观点，考虑刑事案件中的“情”，就使得法律与礼制紧密而恰当的结合起来，而礼制在中国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法律考虑“情”的程度，也就是法律真正合法合符合正义的程度。“情”影响中国法文化之深可从中国古代现实的立法中看出一斑。中国古代立法时经常通过改变刑罚的方式来考虑“情”。如，历代的刑法典，包括《宋刑统》都确立了对某些特定犯罪的处罚标准，但是这些处罚又可以根据“情”有所改变。强调立法要合乎情，这种影响根深蒂固，以至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制定大清刑律时，为了照顾当时的礼教派，不得不在新刑律中加入一些符合当时的大众道德心理倾向和心理需求的规定。如，在与“正当防卫”有关的规定中，加上了“卑幼对尊亲属不得适用正当防卫”。由此可见，“情”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之深，这种影响在今天仍然没有消失。现代的观点普遍认为，虽然立法不能不照顾到大众的心理倾向和一般的社会习俗，但是如果一味地迎合大众的心理需要，则必将有损于法律的科学性。在司法领域，中国古人更特别强调情感艺术，强调在千差万别的具体案件中实现人情和大众道德。《盐铁论.刑德》篇说：“法者，缘人情而设，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这里说的是司法的时候要充分的考察人情。荀子主张司法应“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也就是要求司法时不应当受僵化的法律条文所约束。《傅子.问政》也说司法要考虑人情，“刑罚不用情而下从者未之有也”。美国学者兰德彰通过考察《宋统赋》及其注疏的一些章节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在定罪时会援用“情”。如《刑统赋疏》中有这样的论述：“古之制律，因字立法，缘情定罪，是以轻重得中”。“盖情有万殊，事有万变，法岂能尽情、人之事哉？执法之吏，知之虽不为难，而得之尤为难也。议刑之际，若能用故之法，续时之宜，量事之大小，推情之轻重，尽心而宜之，然后法无废而失矣，事无失则刑不滥矣”。这是《刑统赋疏》结尾的一段话，它概述了法官必须具有的思想态度和必须坚持的价值观念。下面的注疏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圣人制礼以分尊卑，制服以别亲疏，因服之亲疏以定刑之轻重，此立法之大意也。其有服轻而恩义深重，有胜于服者，苟犯于此，则罪不称情也。凡此类者，又舍服而论恩义焉。——由是观之，以服制亲疏定罪之轻重者，法之常；以恩义厚薄为罪之轻重者，法之变也”。 从上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的司法过程中，“情”是判决案件的关键。所以，每一个法官应当努力，彻底了解每一桩案件中所涉及的“情”，并知道什么时候援引合适的原则，以达到正义的目的。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非常重视“情”的作用，这是中国法律传统的特色。其实，强调“情”的作用也并没有什么错。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情大于法”，往往为了照顾“情”而牺牲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是不恰当的。这又涉及到下一个问题：情和“逻辑”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情”在汉语里是一个多义词，它至少有四层含义：一是指情感，它是与逻辑相对的概念；二是道德意义上的情理；三是指情面，即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和人际关系；四是与法律相对应的事实，接近于“情节”一词。从以上与“情”有关的含义可以看出，情是与逻辑相对立的。逻辑常常被认为是理性的代名词，逻辑即理性，理性即逻辑。而理性与情感是对立的，情感是主体的一个主观感受，而逻辑是一种客观的分析方法，因此，从这一含义上说，逻辑与情感也是对立的。情感具有很大的变动性，难以客观评价，难以捉摸，因此强调在立法和司法中，重视“情”的作用，必将置法律于一种难以捉摸的境地。由于中国法律传统过分强调情感，因此可以说中国法律传统是排斥逻辑、排斥理性的，亦即，中国法律文化是非逻辑的。这种非逻辑特征表现在法律的每一方面。综上所述，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法文化中，逻辑占有重要的地位，逻辑是分析法律的重要工具，它对西方法律思想的完善和法典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西方的法文化也具有分析性的特点。由于分析的技术的缺乏，中国的法律哲学最终没有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开来，因此，法律文化没有独立的精神。 二、逻辑的缺乏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 第一，从立法方面看，逻辑的不发达不利于制定出严谨的法律。 律是中国封建法的基本形式，纵观历朝修律，直到唐朝，律都并无严格的体例和明确的内容、范畴，逻辑性不强。从史料考证来看，秦律内容庞杂，体例无序，律的稳定性难以保证。汉律分为“正律”和“非正律”，“正律”的稳定性有了一定的增强，但是律制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只有被尊为中国古代法律典范的唐律，其体例才比较规范，内容详略得当，有了一定的逻辑性，但是与西方发达的立法科学相比还是相形见绌的。中国古代法律渊源十分庞杂，有：律、疏、令、科、比、例、敕、诰、格、式、典等等，法律的渊源和名称多种多样，这也说明了法律不统一，立法水平不高。我国古代立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诸法合体，刑民不分，这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水平不高的一种体现。只有逻辑上具有较高的分类水平，各部门法才能够进行严格的划分。有人说过，直到19世纪，中国的法学仍然停留在列举法的功能、用途以强调法的不可缺少的低水平上，立法仍然停留在将审判经验纪录，按照六部的职权范围分类编纂的水平上，仍然没有一套科学的法律概念体系，没有从具体的罪名之中抽象出一套通用的法律概念。如何才能从具体的法律实践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呢？我认为，只有依靠逻辑的力量。如果不能抽象出一般的法律概念体系，那就不能形成严格的法律体系。 在西方法律史上，法学家们就特别注意对法的概念、范畴的研究，意图建立一个内在一致的法律概念体系。这种倾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如古罗马时代就创造出了包括债、契约、所有权、侵权责任、委托、、过错、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监护权、亲权、抵押权等在内的一整套科学的法律概念体系。罗马法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科学的概念体系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如此一套科学的法律概念体系，则肯定不会产生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罗马法。 第二，从司法方面看，逻辑的不发达会导致司法领域的随意性大，法律常常被弃置一边，更可能导致“人治”的结果。 如前所述，在中国古典社会中，司法官判决案件往往是有法不用，而是先诉诸儒家学说中得相关论述或者社会的人情，这导致法律的随意性增大，此种例子不胜枚举。学者贺卫方认为，这种非逻辑化的倾向在司法领域中常常表现为外行知识的统治。这样外行知识的统治还派生出一个后果，就是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决定案件胜负的不是理由的充分与否，而是力量和实力的大小。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是习惯于到京城告状，因为他们在地方很难获得正义的保证。这就促使我们反思：逻辑在司法领域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认为，逻辑在司法领域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逻辑是实现法律正义的重要手段和工具。逻辑研究的是如何从真前提推导出真结论，亦即，逻辑探讨的是形式的保真性。如果你提供给我们正确的结论，那么按照逻辑推理的规则，就能够推导出真结论。在司法领域表现为，如果法律的规定十分明确，案件事实也很清楚，那么就可以推导出判定结论。这种判定结论是客观的，不因为法官的不同而不同。这正是我们所长期追求的“相同的案件相同的结果”。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司法实践中都共同遵守这一原则。如果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案件事实不清楚，这是当然不能进行如此简单的推理，但是逻辑在这时照样起作用，逻辑可以帮助你明确法律规定和确认法律事实。当然，逻辑不能满足实体正义的需要，但是它是形式正义的工具保证。由逻辑在司法领域中的这种作用，我们认识到中国法律传统中没有逻辑真正是一种缺憾。 第三，逻辑对于法律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可以从西方法律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往往将法律看成是一种艺术，是如何恰当的抒发情感的艺术。有时甚至不承认法律的科学性特征，而片面强调法律的艺术性。法律长期被当成了实现社会和谐的艺术。作为中华法系法律的指导思想是“息争化讼，强调和谐”，法律为盛世不能废，但是也不为盛世所崇尚。法律成为社会和谐的调和剂，因此不能没有，也不能太明白。司法的过程更是一种艺术，是依靠这些并不明白的法律来定分止争，从而解决社会纷争。在这种法律太不完善的情况下，依靠逻辑确实无法解决问题。因此不得不诉诸人情等法律以外的因素。这大概也是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一种不得已之举吧！西方的法传统，自从分析法学产生以来，一直追求法律的科学性。因此才有边沁、奥斯汀等人的“应然的法”和“实然的法”的分离主张，才有凯尔逊的“纯粹法”理论。当然，西方的法律也并不是不讲“人情”，如西方有一句法律格言“法律不强人所难”，这正说明了立法要考虑可行性和实践正义。真正的法律应当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一种统一。学者范忠信认为，法律首先是科学或主要是科学，其次才是艺术。或者，法本质上是科学，但在具体适用中需要一些艺术，艺术仅仅是对科学性的一种补充。 那么，如何使法律成为一门科学呢？回答只有一种：要重视逻辑的作用，除此别无他途。逻辑可以实现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可以消除法律体系中的矛盾；逻辑可以实现法律规范的确定性和明确性；逻辑可以使司法过程更有理性和可预期性，消除法律的随意性而导致的不公正的结果。既然逻辑对法律有如此多的作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重视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作用呢？既然我们传统的法律思维方式中缺少逻辑这一环，那么在未来我们将补上这一课，应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学习西方先进法律经验 中国的法制历史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自此以下，一脉相承，至唐朝形成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从清朝末年以来，传统的中华法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国家的法律思想对中国近现代的立法和司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近现代法律近取诸于日本，远的曾效法欧陆，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受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律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又受到英美法律思想的影响，因此，我们近代以来一直在学习国外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经验，最终终于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学习这些先进的法律思想，引进先进的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我们也走了不少的弯路。特别是有些学者感觉到，西方一些先进的法律思想在引入中国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是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预想不到的变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比较法学家奥托.科恩.弗龙德对此作了回答：“法律制度可能在不同的程度上深深地扎根于一个国家的生活之中，因而或多或少地易从一个法律制度移植于另一个制度中。然而，在这个范围的另一端是，如果法律扎根太深，移植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这段话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是一个整体，法律文化仅仅是某一国家或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不能将它从整体中割裂开来、孤立开来。因此，我们在引进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时候，应当充分了解国外法律思想发展的源与流，了解国外法律实施的具体人文环境。 我国传统的法文化中缺少逻辑这一板块，我们应当重视逻辑在法律思想的发展、立法和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将“依法治国”的理想落到实处，摆脱立法的不严谨局面和司法的主观随意性状态。 法律逻辑论文:形式逻辑和法律历史渊源 一、希腊的政治体制捍卫民主的同时牺牲了法律 希腊的政治体制捍卫了民主。在民主的雅典，人数众多的公民大会象征着雅典的民主，也保障着雅典的民主。原则上年满20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但证据显示，公民大会开会时，柏尼克斯的大会堂经常座无虚席。公民大会每年召开40余次，每次会议都讨论一些关系城邦的诸如国防与法律等的重要事宜。每个公民都可以针对当时讨论的议题到讲坛上发言，这使得雅典公民的参政热情大为高涨。而今尽管不所有的人都把希腊政治体制看作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源头，但雅典的民主制度依然令人向往。但任何一个体制在彰显特色的同时，也会缺失另一些东西。希腊的民主恰恰是以牺牲法律为代价的。在民主的雅典，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陪审法院的审判。但只要男子年满20周岁一个条件就可以去做陪审员甚或法官，他们中很多公民不认字，更别说受过什么法律方面的培训。而他们听完原告与被告双方的控诉与申诉后投票决定判决结果时却是威严的法官。由于判决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进行的，故诉讼者需要感染性极强的语言，甚至是哀求和哭诉或是壮烈和令人同情的泪水。除此之外，赢得诉讼的一方更要有激情的辩论和雄辩的演说。因此，希腊的法律没能与政治保持恰当的距离，最终被淹没在造就它的政治体制中。以至一位现代研究者很不客气地写道：“虽然希腊人有司法制度，却很难说他们有法律制度（就这个词的罗马和现代意义而言）。他们没有制定出法典。他们没有报导推理缜密的判决。他们没有写出富有学理的论著。他们产生了建筑师、哲学家、雕刻家和画家，但却没有职业的法官或法学家。他们在司法上的一个贡献——民主陪审法庭，采取了最易流于任性的形式，而与任何法律科学根本地不相容。他们将巨资耗费于寺庙（如奥林匹克的寺庙），而不是像罗马人那样，用在法院建筑上面。” 二、智者学派——古希腊的法学家直接导致了形式逻辑的产生 智者学派一词源出古希腊文sophists，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开始衰弱。有学者认为译为智者不足以分清是非或不足以还原他们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所以主张译为“诡辩学派”。这个学派留下的文献甚是匮乏，但仅有的资料显示：他们的理论和行为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给后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而且直接导致了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出现。 （一）智者学派的产生背景 从历史背景看，智者学派的产生决非偶然，而是有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这个学派的全盛时期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后半期。在此之前，希腊哲学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爱奥尼亚，另一个是爱菲苏，它们都是希腊殖民地。到了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逐渐移入希腊大陆本部，并以雅典为中心。当时各城邦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到过雅典或定居雅典。这时雅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在不断发展、进步，实际上成了整个希腊世界的中枢。随着社会制度的演变，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实践的需要，各个领域都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提出了不少新鲜的问题。自然科学方面如此，社会科学方面如此，人类的认识能力方面也是如此。这许多新问题已不能用传统的学说加以解释，传统的理论也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一矛盾似乎是越来越尖锐了。智者学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发表己见，试图加以解决的许多学派之一。其次，当时雅典在政治上已发展到民主政治的全盛时代。公民们为了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必须学习一些新的本领，包括论辩术、修辞术、雄辩术、讲演术等，以便恰当地抒发己见、驳斥论敌或在法庭中赢得诉讼。智者学派就是应这种新教育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本来就是擅长论辩、讲演和修辞的。他们公开招收学徒，收取学费，并教以“本领”。 （二）智者学派的理论和行为 公元前5世纪左右，智者学派的活动常见于希腊各个城邦。他们以收取学费的方式来教授雄辩术和政治、法律思想等知识。从普罗泰格拉提出著名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后，古希腊关注的重点从神和天转向了人，重新审视了道德、法律和人类社会，以至于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到今天还是令人敬仰。智者学派的活动是当时陪审法院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智者学派帮诉讼者撰写的辩护词，给后人留下了重要的了解古希腊法律思想的遗迹。但是，出色的辩护词毕竟不是“推理缜密的判决”或“富有学理的论著”，智者们也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事实上，他们是一种民主审判制度的产物。他们在法庭上发言，跟在公民大会、议事会里的演说、论辩并无不同。滔滔雄辩，目的都是要打动乃至征服对面众多的听众。对面的听众，也就是陪审员，与现代法庭上的陪审员有很大不同。因为他们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自己所谓的正义感，多数情况下是有失偏颇的一己之言来决断。还有，因为陪审员人数可以多大六千人，一方支持者众多，则多数陪审员会以人民的名义都倒向一端。法庭审判就是这样进行的。古希腊逻辑史上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大名鼎鼎的智者学派首领普罗塔哥拉招收了一个名叫欧许勒斯的徒弟，准备教他学会诉讼。二人相约：在授课前先缴一半学费，另一半学费则待欧许勒斯第一次出庭胜诉后才缴。如第一诉讼失败，则免交。不久，欧许勒斯学业告成，但他迟迟不去从事诉讼事业。普罗塔哥拉无奈，向法庭起诉，他的打算是：“如果欧许勒斯胜诉，便应按合约规定交学费；如他败诉，则应按法庭判决交学费。因此，无论如何他必须交学费。”欧许勒斯也有他的打算：“如果我胜诉，则按法庭判决不用交学费；如败诉，则按合约规定亦不用交学费。因此无论如何，我都不用交学费。”这即是著名的“半费之讼”。“半费之讼”是典型的二难推理，它表明了智者学派是如何在法庭辩论的过程中提升了逻辑技巧。在论辩中，固然高超的逻辑技巧，如归缪法、二难推理等是克敌制胜的得力手段，而对某些论辩形势的正确运用与滥用二者的对立也必然引起人们对导致种种规范、约束辩论本身的普遍认识，其结果也必然导致在论辩中自我规约的论辩术，即导向规范推论本身的形式逻辑。智者学派的各种学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把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对于教育和论辩技巧的需要，同根据哲学原则对各种理论进行的广泛批判结合在一起，而形成论辩术及有关方法。虽然其末流成为纵横驰说、强词夺理的诡辩，把论辩引向邪路，但是，智者学派为使“柔弱的议论变为坚强”，而讲究语言修辞的技巧，注重论辩中内在的、形式的、必然的逻辑联系，注重于把论辩术运用于辩论以及争辩的诡辩，这对形式逻辑的产生却有直接的推动。可见，对于论辩术的探讨当是启动古希腊形式逻辑产生的另一重要杠杆。在这一意义上，古希腊的智者学派虽然未能创立形式逻辑，但实际上却已经提出了创立形式逻辑的任务。 三、小结 希腊的政治体制确实很好地保卫了民主，但是牺牲了法律。希腊法的悲剧——古希腊没有制定出法典，没有报导推理缜密的判决，没有写出富有法理的论著——发生了，在没有准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要赢得诉讼，只有靠高超的论辩技巧。高超的论辩技巧，必然导致形式逻辑的产生。也正是因为希腊法的悲剧，才使得智者学派钻研辩论技巧，导致了形式逻辑的产生。法律和逻辑在古希腊就这样历史的联系在一起了。 法律逻辑论文:逻辑学在法律运用 一、逻辑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逻辑学教学现代化的召唤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逻辑学教材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批以现代逻辑内容为主、并保留传统逻辑精华的逻辑教材相继出版。这些优秀教材，内容颇为丰富，体系各有特色。这些教材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逻辑学教学现代化和与国外逻辑学教学接轨的进程。然而，这些教材，主要是作为哲学学科基础课的教材，教学对象主要是面对哲学专业的学生。而且，在内容上，比较注重逻辑理论的阐述，内容比较抽象。 日前，高等院校文科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公共基础课或公共选修课——“逻辑学”(国内称为“普通逻辑”，国外称为“大学逻辑”)课程，主要是为学生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打好方法论基础，为学生日常生活的正确思维和社会交际提供逻辑方法。我们的教学计划学时只有36学时左右，因此，如果在公共课或选修课中使用哲学专业课的教材，教师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其中的部分内容，势必影响课程体系的完整性。该课程由于抽象程度高，其中包括符号化的形式推演，往往使学生感到难学、费解，教师感到难教。 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讲，在逻辑学教学中使用人工符号来表示命题和推理形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讨论命题形式和推论形式时，如果不从自然语言逐渐向形式语言过渡，上来就给出形式语言，就讨论形式语言的语法和语义，或上来就构造规范、严谨的自然推理系统甚至是公理系统(这种方法虽然也是构造现代逻辑系统的一般方法)，实践证明，这是非哲学专业大学一年级本科生难于接受的，甚至会造成这样的印象：逻辑学研究的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无多大关系的符号和符号的推演，逻辑学在现实中是无用的。总之，使用理论性非常强的逻辑学教材，教师不好教，学生不好学，教学效果很难得到保证。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认为，必须编写出符合非哲学专业特点的、以应用为主的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逻辑学教材。2007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逻辑学基础教程》，就是一部采取案例教学法编写的教材，这是我们在逻辑学教材改革方面所做的尝试和探索。这种尝试和探索，已经在“逻辑学”教学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我国高校非哲学专业“逻辑学”的教学观念、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推进了“逻辑学”的教学改革。 二、在逻辑学教材和教学中采取案例教学的理由 我们在逻辑学教材和教学中，采取案例教学的理由如下： 1教学对象。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大学一年级非哲学专业学生的公共课和通选课，或数学专业学生的基础课。 2教学目标。我们的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为学生学习其他课程提供必要的逻辑学基础知识，为学生识别、分析、重构和评价日常语言中的论证提供理论和方法。 3教学内容。和任何科学一样，逻辑学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对国内外逻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给予引进、吸收最新成果，只要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我们尽量囊括在教学内容中。 4教学方法。逻辑学理论与人们的日常思维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教师注重收集生活中的示例(笔者称为逻辑学课程案例)讲授逻辑学课程。这种方法，被国外非形式逻辑学者称为“基于实例的方法”(example-basedmetllod)。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的案例，教师通过分类、筛选、加工，形成逻辑学教学的案例库，以供教学时参考。 5教学定位。该课程的教学定位做到理论联系示例，符号化的形式推演与生活或社会实际案例相结合，极大地克服了以往学生认为难学、费解，教师难教的状况。 6教材的编写原则。根据该课程的教学对象及课程定位，在教材的编写原则上，我们确立了“三个为主”的原则，即“以现代逻辑、案例教学和逻辑应用为主”，把逻辑学的教学和应用紧密挂钩，把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 三、《逻辑学基础教程》的结构和特点 在结构上，我们这部教材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在这部教材中，我们可以看到，“案例”和“案例分析”具有突出的地位：“基本知识”和“知识拓展”是通过“案例”和“案例分析”而展开的；而“逻辑趣话”则是留给学生分析的“案例”：“习题”和“参考答案”则是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和培养能力的“案例”和“案例分析”。因此，我们的这部教材，在教学方法设计方面，是围绕案例教学法展开的。 与其他逻辑学教材相比，我们的这部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以现代逻辑为主。在教学内容方面，我们提倡“以现代逻辑为主”。众所周知，传统逻辑的知识无疑是有用的，但是，传统逻辑的知识在日常思维中也是远远不够用的，而现代逻辑是逻辑学发展的必然阶段，现代逻辑对概念、命题、推理和论证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方面讲，传统逻辑根本无法相比。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给学生讲授传统逻辑的知识，而是要以现代逻辑的精神来整合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内容，反映逻辑学对概念、命题和推理条分缕析的逻辑分析精神，这是我们在逻辑学教学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至于怎么贯彻这个方针，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和措施。特别在引入多少现代逻辑知识，怎么引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采取的方针是，使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有机融合，并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自然延伸到现代逻辑，并且尽可能使到两者的有机衔接起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还吸收了“非形式逻辑”和“语用论辩学派”关于论证和论辩的最新成果。从宏观方面来识别、分析、重构和评价论证与论辩。 2以案例教学为主。在教学方法的设计方面，我们强调了“以案例教学为主”。这种教学方法，由于其生动活泼的讲授形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真正做到学生好学、老师好教，因此，受到了普遍欢迎。 逻辑学、特别是现代逻辑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抽象程度高、枯燥难懂，远离人们的日常思维实际。以数学方法和形式化方法研究人类日常活动，例如，谈话、演讲和论辩后面的思维规律、特别是推理的规律，固然有其抽象性的一面。然而，逻辑规律既然来源于人们的日常思维实际，它就必须能够回到日常思维中去指导人们的思维实际，否则，逻辑规律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我们的教材，采用大量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实际中鲜活的案例，希望把似乎抽象程度高、枯燥难懂的逻辑原理和方法讲得新鲜活泼，生动有趣。 3以逻辑应用为主。在逻辑理论和逻辑理论的应用方面，我们强调了“以逻辑应用为主”。“以案例教学为主”是教学方法，这个方法要达到的目的，则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真正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如果我们的学生在长期的思维实践中，通过反复应用逻辑知识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可以使逻辑知识转化为逻辑思维能力，并且最终内化化为较高的逻辑思维素质。而逻辑思维素质，在人的各种素质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以案例教学为主”，改变教学方法，实行逻辑学的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素质。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素质，在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逻辑学的生命力在于逻辑学的应用，在于能够提供分析和评价人们日常论证的原理和方法。在人们的思维实践中，论证是用日常语言表达的。因此。我们在教材中增加了“语境和预设”、“合作原则和准则”等涉及日常语言的语用推理方面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吸收了非形式逻辑和语用论辩学派的研究成果，把对自然语言表达的论证纳入我们的教学体系，从而大大丰富了逻辑学关于论证的内容，从语用层面丰富了关于论证的知识，在大学逻辑课的教学中实现了逻辑理论和逻辑应用的有机结合。 四、采用案例教学法的初步成果 《逻辑学基础教程》采用了大量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实际中鲜活的案例，把似乎抽象程度高、枯燥难懂的逻辑原理和方法讲得生动生动活泼，趣味盎然。而且，在课堂教学中，用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可以时学生深刻体会到逻辑学在社会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这些妙趣横生的案例，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堂气氛热烈活泼。课后，学生能主动应用逻辑原理去分析和解决日常思维中的种种逻辑问题，真正做到了切实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性思维能力的目的。 我们这部教材，只是在案例教学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我们希望，将来有越来越多的教师采用这种方法编写具有自己专业特色的逻辑学教材。我们下一步将采取如下措施，进一步推进逻辑学的案例教学： 1建立案例库。案例教学法要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首先要建立具有时代特色，符合逻辑学科要求的“案例库”。教师要不辞辛苦，从报纸杂志、电视电台，互联网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收集大量的案例，而不是关在书斋中闭门造车，然后到课堂上讲那些生造的例子。逻辑学要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生活，怎么面对?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个有心人，在人们实际生活中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时，在读书、看报、听广播和看电视时，搜集人们使用的概念、命题、推理、论证中的例证作为原始案例，回来后经过反复加工整理，精心设计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案例。 2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参加到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中来。由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与中国逻辑学会组织发起的“找逻辑与语言病句”活动，其实是进行案例教学的一个好主意，而有的学校的老师，例如，上海师范大学的曹予生教授，则主张把这种一次性的活动常规化。这些活动，已经提出了案例教学法的思想，只不过还仅仅停留在寻找反面案例的范围内。 我们认为，以布置作业的方式让学生搜集、整理、分析正面和反面的案例，对培养国民(尤其是大学生)的逻辑意识，提高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素养，是十分有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锻炼了学生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学生们的运用逻辑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正是逻辑学的教学目的。因此，这项工作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在搜集案例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案例要为专业教学培养方案服务，应根据不同的专业应用不同的案例。 3要围绕不同专业的培养方案，有计划地实施案例教学法。案例的选择，往往带有专业特色。案例教学法是教师教学的一种方法，而方法是要为完成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服务的，因此，使用案例教学法，一定要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的培养方案出发，使逻辑学尽可能地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等学科的内容结合起来，增强“案例教学法”的计划性，目的性。 4要与其他教学方法结合起来应用，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和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它在培养学生的能力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任何方法，如果运用不当，也会产生一定的弊端。例如，案例教学法在知识体系讲解上可能不是特别系统。所以，怎么运用案例教学法，运用到什么程度，教师要认真仔细地研究。同时，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其他的教学方法也有重要的作用，如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讲授方面，讲授法等方法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教学方法具有连贯性，条理清楚，讲解连续。所以，在逻辑学的教学中，各种教学方法也要取长补短。我们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使它们互相结合，各取所长，服务于我们的教学任务。 法律逻辑论文:我国传统法律思想组成以及内在逻辑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基础,经过秦及汉初的发展,终于在汉武帝时期经过"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得以确立,形成了以懦学为主,儒法合流的"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新儒学法律思想.这种法律思想具有很明显的伦理特色,情理法是其内在逻辑.情理法的冲突与整合贯穿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始终. 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奠基-法家思想的成熟法家的法律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法家思想的成熟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 法家认为"法者,天下之仪也"、"法者,国之权衡者也"①、"法之所加,各以其分"势、"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③,即法是民众的行动规则、是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法令、是确定等级名分的制度、是关于赏罚的规定.法家认为法应该具有强制性和制裁力、客观性和公平性、等级性的规范.法律的功效应该是"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命者,吏民规矩绳墨也."④法家"法治"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法律,"法者编着之图籍,设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以此打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心的法律秘密状态:二是厉行法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心也就是说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照法律论刑定罪:三是轻罪重刑,"fi示刑,重其轻者,轻者一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构-儒家思想的注入在百家争鸣时期,孺、法处于并立地位.着一来格格不入的注重德行教化的儒学.与严刑苛法的法家在西汉时期却出现了儒、法合流,礼入于法的趋势,并对后世两千年的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孺、法实现合流并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思想形式,即董仲舒的"新孺学"思想.这种"新儒学"是以濡家学说为主,儒、法结合的产物,并吸收了道家、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殷商西周以来的天命神权思想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因素.其核心理论就是建立在天命神权、大人合一和阴阳五行等学说基础上的"天人感应"思想.儒、法合流对后世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而就是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以礼入法使得礼教的伦理纲常具有了法律上的效力和强制力,同时,法律也反过来维护着礼教的存在和权威.二者相互结合,共同维护和强化着传统宗法礼制的社会制度.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 三、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情理法儒、法合流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法律的儒家化,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很强的伦理色彩.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理念是古代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法观念.情,即亲情、人情;理,即天理.法,即国法.情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代表一种可变的人的因素,可作亲情、人情.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注入,使中国的法律思想具有伦理法的特点.儒家思想以亲亲、尊尊作为其维护宗法秩序的工具,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等级关系,因此中国的法律思想不可避免的具有亲情伦理性.理即天理,而从古至今的中国人所理解的"天理"就是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法即国法,是人所制定的严格的行为规范,它不同于情和理,是具体的、稳定的.在古代封建社会,国法即"王法","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心、"法政独制于君而不从臣出"气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这样突出的伦理色彩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在逻辑-情、理、法,而区别于西方的法、理、情.我们常说情理法兼顾和合情合理合法,这样的法才是我们认为的好的法律,三者缺其一,都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法.情理法的三位一体,并不是简单的机械相加,有着亘古未变的排列顺序-情、理、法,这种排位顺序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在长达少L千年的法律发展史上,情与理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情与理位于第一位阶,法位于第二位阶.当法与情理发生冲突时,要舍法而取情理,是谓"法不外乎人情"或"人情大于法". 形成这种内在的逻辑是由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德主刑辅思想的理论核心相一致的,这一核心理论要求法律在建立和实施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合情合理合法",三者排列顺序亘古不变.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内在的逻辑性,情、理、法的发生发展过程始终贯穿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情、理、法相互冲突又相互整合,直至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情、理、法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对我们产生既积极又消极的影响. 法律逻辑论文:功利主义视角下法律价值的认知逻辑 摘 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以功利主义为视角重新检讨法律价值（公平与秩序）这一法理学基本命题，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x。公平要素基于正当性证明命题、共同体的正义命题、功利主义原理而展开，秩序要素依赖法律实证主义基本命题来表达。公平与秩序通过自然法层面的“分”与“合”揭示了法律价值的内在意蕴。秩序要素所涵摄的法律实用性问题在功利主义的指引下演化为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利益法学的引入则实现了法律价值与功利主义的对接，从而拓展了法律价值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法律价值；功利主义；公平；秩序 自上世纪末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法治日渐凝聚为全社会基本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在规则之治层面的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此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法治体系”这一全新命题，不仅愈发丰富了法治的内容，更开示出一种鲜明的立场，即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将重点聚焦在全面推进和深入践行法治，使得表征良善之治的法治理念及法治原则，全方位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的运作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法治作为一种广泛时空场景下人类实践经验与认知逻辑相结合的治国理政方式，其正当性已不证自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良善的法律，探讨何谓良善的法律必然牵涉到法律价值问题。因此，在大力提倡法治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回顾和检讨古往今来的知识人对法律价值这一法理学基本问题的追问与玄思就显得尤为必要。法律价值作为价值判断在法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在现有研究中通常基于道义论的先验主义视角和唯理主义认识论来进行论述。这导致法律价值常常止于诸多教条式的形而上学命题，不免显得空洞或相互矛盾。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与道义论相对立的哲学流派，为法律价值问题的探讨提供了迥异于道义论的视角和方法：一方面，从经验主义出发，功利主义使法律价值理论更具现实关怀，更契合日常生活的逻辑；另一方面，功利主义为法律价值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提供了一种判断标准。 法律价值具有何种耦合因素（名目、子项），历来存在诸多争论。1这主要是源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法律文化不同，导致人们对于法律价值的认知有别。但考虑到法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种全球共享的意识形态，法律价值作为与法治密不可分的话题，势必呈现出一般或普遍意义上的共性。作为研究法律价值的经典文本，《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一书便将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三个要素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考察，这三个要素集合了古往今来的人们对于法律价值的一般认识。人们希望法律能够确保社会秩序，同时希望法律能够促进公平；而公权力在维护良好秩序、增进民众福祉以及实现社会公平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不合理不合法地限制个人行为和言论自由的可能。因此，人们期待法律能够将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内，进而使得任何逾越法律界线的行为都归于无效。一般而言，公平、自由、秩序三要素是西方学界对法律价值基本观念的主流看法，它们构成了法律价值研究的最小公分母，同时也可视作是人们认知法律价值的逻辑展开。由于学术界对自由要素的探讨较为繁多且深入，因此本文着重考察公平与秩序这两个要素。 一、法律价值的内涵开示：公平 （一）公平是法律价值的伦理基础 公平一词是一个不断嬗变的概念，其基本语义包括正义、公正等，在有些哲学家的著述中，就直接用正义、公正来表征公平，或者直接将公平等同于正义抑或公正。探讨公平何以能成为法律价值的伦理基础，需要明确公平因素关系到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关系到公民是否服从共同体的问题，因而是一个先验命题。正如自然法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所展示出的，它将伦理道德视作法律的根基所在，并凭借道德来检视法律的正当性；法律实证主义虽然不断强调道德与法律的分离这一命题，但“开放社会”和“自由批评”的理念明确伦理之于法律具有先在性或基础性。因此，哈特认为，法律的出现与成长是以一定的道德背景及道德动机为基点的，可以说，如果脱离了特定的道德支配，法律也就无从产生。1英国学者鲍桑葵更是直接指出了法律价值与正义的因果关系，认为法律附有某种公认的并值得人们去维护的价值，对这些价值的违背被视作有损公共利益的罪恶行为。法律涉及对正义的维护，区分出正当行为与错误行为，并要求人们以此去理解及评价它。法律的一个主要理想即在于承认正义。2因此，将公平作为探求法律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察，并以此作为法律正当性依据，有其现实意义。 （二）伦理基础之一：共同体的正义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中专门讨论公正的问题，亦即探讨正义的问题。他指出公正是指使一个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使他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的品质”，因此该种公正属于个人伦理范畴。 亚氏还考察了公正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公正是守法和平等，相对地，不公正即是不守法和不平等。3展开来讲就是，首先，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而守法的公正是德性的一个侧面表现，守法就是公正；4其次，合法的行为之所以公正，是因为经过立法者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都是公正的；再次，法律能够促进共同体以及个体的进步与幸福，而这些“产生和保持政治共同体的幸福或其构成成分的行为”5就是公正；最后，法律“要求我们实行所有德性，禁止我们实行任何恶。为使人们养成对公共事务的关切而建立的法规也就是使人们养成总体的德性的规则”。6这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线索。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与美勒托进行的辩论也从一个侧面明确法律能够使青年人“学好”；而“好”的含义，恰恰就是信奉国家的诸神，遵循神谕，并促进城邦共同体的幸福。1因此，公正的理念以促进他人利益为首要法则，做到公正即意味着行整体的善，即时刻以城邦的共同体的利益为首要目标。 在亚里士多德所给定的知识架构中，公正属于个人伦理的范畴，存在总体公正与具体公正两分；总体公正以共同体这一整体为基础，其构成成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依靠德性维系；2具体公正是公正在各构成成分上的体现，具有多种形式，但与总体公正之间是总体与个别的关系，意味着个体与共同体是单纯的天然服从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亚氏明确总体的德性基本上就是法律要求的行为，亦即从逻辑上契合了他在《政治学》中所开示出的法治定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模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3概括起来也就是包含“良法之治”和“普遍服从”两重意义。“普遍服从”讲的是法律至上权威性的问题，在近现代的表达就是法律主治。由于法律体现德性的要求，因此，立法者必须是具备德性的人物，惟有如此才能制定良好的法律。而且守法的公正就是德性，所以“普遍服从”的依据不单是法律的强制力，还因为法律背后的德性教化，意指法律的目的在于促进共同体的幸福。另外，亚氏还谈到分配的公正、矫正的公正、回报的公正等三种具体的公正形式。在私人交易的矫正正义中，法官或法律不考虑行为人是否是公正的人，只是考虑行为所招致的伤害和不公正，而法官致力于平复行为给双方之间产生的不平等。4由于矫正的公正既要符合不多不少、各得其所，又要讲究得失有道，实质上是蕴含着意思自治的理念，实质上是现代民法“填平”原则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公正与行为主体的品质是否公正（身份法）无关，而是与该实行行为是否公正（契约法）有关，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身份法与契约法的分离倾向。 （三）伦理基础之二：功利主义原理 公平原理随着历史的推进，其实质内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观点认为，在西方伦理学视阈中，公正这一概念逐渐从对个体道德的评价向对社会制度的评价转移。欧洲法律传统（如罗马法和衡平法）普遍认为，正义构成了一切合法统治的基础。正义在此种意义上是国家法律，特别是制定法的检验标准。5但这些法律传统都更多关注正义的形式，至于正义的实质内涵，则随着社会的演变而不同。也有观点指出，在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知识体系中，正义主要是被用作评价人的行为。但到了近现代，正义的概念基本成为一种用以评价社会制度的道德标准，并被当成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6因此，人们对公正的认识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随着价值立足于对共同体的整体判断演变为立足于对个体情况的判断，亦即价值的主观化趋势，化解自利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利害冲突、使人人都能从制度中受益成为道德伦理的主要调整目的。7因此，法律价值中的公平因素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强调共同体整体公正的德性伦理演变为重视规则或制度伦理。也就是说，法律价值的公正因素正在逐步转变成以功利主义为基础。 作为功利主义的代表性学者，边沁用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手法阐述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基础。功利主义原理（或曰“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承认主宰人类两大因素（快乐和痛苦）的地位，将其视为凭借理性与法律来构建幸福世界的制度基石，并宣称用经验主义的立场来排斥逻辑推论和雄辩术在伦理科学当中的作用。1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的叙事同样充满着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边沁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观截然不同，带有一定的契约论色彩。不同于国家主义者，他反对抽象的共同体利益，认为在共同体“确有意义时”，是指“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2而共同体的利益就是“组成共同体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因此明确快乐主义不再是主观性的道德学说，而把视野拓展到与参与各主体相关的全体利益，从而提升了个体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祛除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德性服从关系，并为共同体奠定民主制基础。而符合功利原理的政府措施背后都应当具有符合功利原理的法规和命令，亦即提出了政府行为合法性与功利主义相契合的问题。3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业已展现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的理论雏形，使法律价值的公正因素转变为个体对共同体的正当性判断问题。边沁宣称，功利主义语境下的判断标准适用于私人的每项行动和政府的每项措施，而这一标准的适用前提是政府与政府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等。正如格老秀斯所认为的那样，国家之于国家的自然法即是国际法的源头，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则是进一步发展并体现了“私权神圣”的理念，将自然法的观念与国际法的发展相契合。尽管边沁并没有明确提出功利原理是政府措施的指导思想，因此很难说边沁笔下的功利法规和功利命令是英国法的全部，也没有足够的依据说政府的所有措施都必须符合功利原理的要求，但就应然状态而言，功利原理的出台，以及功利法规和功利命令的提出，使法律价值当中的公正因素近乎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变。边沁的功利原理标志着法律价值的公正因素进一步明确了个体的独立地位，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与幸福，标志着利益划分原则在道德和法律领域的崛起。 二、由“分”到“合”的自然法嬗变 由于公正首先是一种价值判断，随后才是注入法律的价值，因此单纯看待边沁的功利原理，似乎还不能够完全理解法律价值体系与仁慈和爱的联系。很显然，将法律价值与仁慈和爱等“超法律”价值联系在一起，不完全是因为道德的强势，也有法律自身的要求，即道德法律化的趋势。但道德法律化与以公正为基础的法律实践所不同的是，公正只是一种价值理念，而法律化的道德业已成为一种法律规范。这样运作导致的后果，事实上有利有弊。好处是法律能够起到敦化风俗的作用，依据古典自由主义的释读，这实际上起到了维系共同体德性的作用。坏处是道德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性概念，正所谓“法律不强人所难”，以及“法律对不仁无可奈何”，道德一旦与法律发生规范联系，即意味着上述法谚失效，道德以法律为界限被化约为可以施加强制和不能施加强制两种，也就失去了某些性质。因此，将道德融入法律程序当中所能起到的效用，尚且比不上法律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效用大，而这恰恰是经验主义的技艺所营造的法律效果。4 但法律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只是一种法律运作的技术，这种融实践与本体价值于一身的技艺，背后实际上彰显着西方社会从公共（血缘、地域）到个人的消解过程。这从法律与爱的关系中也可见一斑。从普遍层面来说，西方社会法律与爱的联系，与“政教合一”的追求密不可分。这又往往导致西方法律价值在公正面前变得不可逾越，演变为超越何以可能的问题。古典政治哲学认为法律作为共和国德性的体现，是法律与公民宗教融合的表现；而在基督教后的西方社会，即使法律不对人的内心施加强制，但宗教的教化作用使道德法则变成了爱的双重告诫，即爱上帝，爱世人；为此卢梭疾呼破除教会统治的共同体需要公民宗教复归，从而使得个体以政治共同体或宗教共同体为依归。正因此，西方法律如《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项对特定情况下一般主体“见死不救”设立入罪标准，对“可否根据一个非义务性不作为提起诉讼”作出了肯定的说明，成为了能否因为爱而赋予其法律强制力的说明。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强调共同体对于个人的优越性，正是因为社会原子化的命题不可避免地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嬗变中上演。1 这种社会原子化的命题，有学者曾用带有浓郁中国色彩的“分”来形容，但是又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因素。现代社会法律（“人在法”）的伦理基础，是人域秩序，是一个“互助协合和利益冲突的同构体”，2而现在普遍适用的实在法是“以恶制恶”的身份法和契约法的总和。在社会的演变趋势是从共同体演变为集合体的背景下，主体的区分意味着秩序的产生；于是符合这种情况的正义第一层级是分构的正义，第二层级是分配正义，即各得其所，第三层级是交易正义，即信守契约，这些都是“分的正义”。因此“人在法”的本意是把人类社会区分清楚，于是契约法把“分”作为定纷止争的手段，“分”就是“合意、妥协、和谐、同构”，而身份法把“分”作为层级差序的基础，即男女、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3身份法背后带有高度的政治化，以“某种理想化的善或强势价值观意识形态化，并以善来修饰所有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此即中国传统的“礼”的理念。4即便是以“善”为核心理念的伦理法，也因“在”的特化进化而不断收缩着范域，即使是血缘这样的“亲其所亲”的对象也都被突破，最终身份为契约所笼罩，人们“或只亲非对象的自己，或只善自己”。5简言之，就是只以个人利益为目的，人类的德性或者道德观念都被弱化和消解；而从社会来说，整体的社会秩序被瓦解，并立足于个体进行新的秩序重构。这种新的秩序重构，正是西方“再造社会”运动的滥觞，有学者称其为“合”，也就是在人们放弃原质性的善的时候，“将善的领域由血缘扩大到地域，及至人域”。6 这种从个体重新演变为集体的“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公正重新证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类比哈特的说法，具体的契约权威是第一性规则，同时对双方课以权利义务。普遍的公正伦理是验证契约权威是否正当的第二性规则，这是“善”的具体化和体系化，也是中西方关于公正以及正当性证明的契合。同时，构建人际秩序的正义成为首要目的，取之有道、用之有理的摄取正义成为主导，与之同行的还有生态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正义、同构和守恒的正义、互养互助和循环的正义，以求达到天人和谐的目的。7尽管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一种儒家法文化在正义观念上的宣示，但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说，它已经超越了西方单纯的再造社会模型。这些模型更多的是对当前西方社会结构构成因素的再组合，比如有学者列举出的“伙伴关系”、“契约关系”、“权力关系”、“冲突关系”等，然后法律在不同社会关系中起到不同作用。8这些描述多半未能突破当前西方社会的多元构成，也与中国传统主张“天人合一”的伦理观念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无论怎样，社会的演变与法律的价值、公正的关键连结点就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法律规则本身成为自己有效性的衡量标准……人类本性所要求的，与为整个社会谋求普遍利益的实用性观点越来越一致了”9，而这正是边沁功利主义因成员“谋求最大幸福”而共同体得以“谋求最大幸福”理念的根本归宿。 三、法律价值的内涵开示：秩序 （一）秩序与法律实证主义 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中，寻求一种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治理规则至关重要。所谓的治理规则，或称之为秩序，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规则秩序的实效性，旨在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因而需要为规则秩序的效力提供理论支持，法律实证主义正是将法律作为社会治理规则之全部或基础的思想流派。法律实证主义最基本的立场，就是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抑或社会事实。1因此，法律实证主义以社会事实和社会结构（也就是广义上的秩序）作为前提，探讨法律价值与秩序因素的内在关联，首先要回顾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情况。 （二）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命题 法律实证主义将法律认定为制度事实，由此推导出谱系命题、因袭命题和分离命题这三个命题。其中最为基本的是谱系命题，它认为法律效力最终是某种社会事实的功能，这种社会事实使法律成为一种“制度事实”，因而能够统一法律权威的事实与规范。2法律作为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而且可以为人所认识，因此这种认识是一种经验式认识。因袭命题凸显了法律的因袭特质，认为社会事实凭靠某种社会惯例而取得权威性，也恰恰是这些社会事实将效力赋与法律，因此判断法律的正当性不能根据先验形式，而是依据社会习惯，因此法律源自社本身。分离命题主张在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相分离，这与自然主义的重叠命题相对应。分离命题经常被认为与谱系命题有着必然联系，因之判断法律作为社会事实的事例并不涉及道德评价，因此法律并不一定需要符合道德要求，亦即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出于偶然。 （三）“主权者命令”：秩序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嬗变 强调社会秩序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关系，事实上是认为规则即法律，因为法律是由主权机构制定的，这种“主权者命令”说被看作是法律实证主义的经典延伸。柏拉图笔下的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也好，“权利”也罢，都是掌有国家权力的人为其所认为与目标相符的行为方式所起的名称。因此法律也不外是为了促进掌权者的利益才制定出来的。3这种思路与理性主义的盛行产生了相互作用，如16世纪法国思想家博丹就提出绝对的主权主义原则，认为规则之所以成为法律，是因为它本身是职权意愿的产物，因此法典化的法律是主权者或主权机关所颁布的通告或法令，而习惯法只有在得到主权者或主权机关的认可之后才能获得法律效力。4 在经验主义盛行的英国，霍布斯也重申了主权者命令的说法，认为主权者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平，而这正是利维坦得以建立的根本动力。因为在社会结构被彻底摧垮的极端情况下，任何社会秩序最终所凭靠的稳定根基就清楚地呈现出来，即对死于暴力的恐惧，它构成了人类生活中最为强大的力量。5但是，从经验主义立场来完备主权者命令说的，则是后来的边沁和奥斯丁。边沁一方面承认习惯法的效力，另一方面主张立法机关要尽量使法律法典化，减少法官僭越立法权的机会，从而获取一种系统的法律体系。奥斯丁则发展了这样的思想。奥斯丁在“主权者命令”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法律命令说”，认为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优缺点不是一回事，法律的存在与否和法律是否符合某个假定标准也不是一回事。任何一部法律，无论我们是不是喜欢它，抑或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用来认可和确定法律的标准，但只要它确实地存在着便就是法律，这是一个事实，6因此提出法律的存在与效力取决于社会事实而非法律价值。 法律逻辑论文:法律文本及其翻译中的逻辑连接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国各个领域均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语言方面的发展和应用，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法律文本属于一种特殊体裁，在应用的过程中，需要保持条理清晰以及结构严谨，只有充分了解其中的逻辑连接，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出其作用。本文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简要介绍了衔接中的连接词，法律文本及其翻译中的逻辑连接差异方面的内容，以期能够为促进我国法律文本翻译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法律文本 翻译 逻辑连接 前言 如今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这与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如今无论在经济发展中，或是在教育方面，Z言的学习和应用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法律文本是一中特殊的工具性语言，并且其具有多种特点，如准确性、复杂性以及严肃性等，此种情况下也使得法律英语的翻译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应针对该方面的中西翻译逻辑连接作出深入分析，只有充分明确此方面内容，才能够更好的进行翻译工作。我国在此方面不断加大资金、技术以及人才方面的支持，且小有成就，但依然存在不小的上升空间。 一、衔接中的连接词 衔接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其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在60年代初，Halliday提出该概念，并对其进行划分，一种是语法衔接，而另外一种是词汇衔接；2. 70年代中，Halliday与Hasan继续该方面的研究，并将原本的划分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划分，于是出现了指称、替代以及省略等；3. 80年代中，Hasan再次将衔接进行重新的划分，主要有结构衔接和非结构衔接两种。 连接词的类型和样式能够直接反映出语篇中连接关系的多样性，在使用连接词时，若使用频率过高，则表示相关人员对此类词语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因此在对此方面进行研究时，不仅要完成对类型的研究，同时也要对其所展现的样式方面进行研究。如表示添加关系的连接词样式在英文中有多个，and、or、also等，在中文方面，其可以翻译为和、或者以及还有；表示转折意思的时候，英文中会使用but、however等，在中文中则表示但是、然而等意思。不难发现，其实转折性连接具有多个，但在法律文本翻译中却很少能够发挥作用。 二、法律文本及其翻译中的逻辑连接差异 1.语言差异。世界上的国家数量众多，且各个国家均有自己的语言，不同国家的语言具有非常大的差异，在对传统英汉语法进行对比分析时可以发现：中文重意合，在文章中并不会大量使用连接词，而英文重形合，大多数文章中均会应用到大量的连接词，以达到构架全文的作用。相关研究人员表明，这也是导致语言差异过大的原因之一。鉴于各种语言自身即拥有不同之处，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也就无法很好的做到统一，如在进行英译汉时，很多翻译人员为了能够使翻译文本符合中文表达习惯，只能够将原文中的显性衔接方式生搬硬套到译文方面，并将衔接方式隐含在译文中，如此一来不仅不会改变原本的意思，也不会导致缺少衔接词的情况出现。 2.约定俗成的体裁特点。在进行法律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哪种语篇、体裁均会有其固有的特点，这也是翻译人员开展工作的依据，具体可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连接词分布情况。这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文本的结构，并且不同的语步所适用的语言环境不同，所产生的作用也有所差异，很多语步中也会将假设关系连接词应用其中，而导致此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多为小节之间的相互独立，此种情况下，各个小节之间所需要讲述的内容不会出现混合。正是此种结构特点使得整个翻译文本中在进行表达条件关系、假设连接词的使用中才会更加自然。另外，体裁在整个翻译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应用此种模式时，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视觉疲劳，多元化的表达形式才能够使读者在阅读时增加兴趣，译文应比原文更加具有丰富性，尤其在连接词的使用样式、频率方面。 3.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背景也是影响该方面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翻译文本中虽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双语起草”方面也会有共同处，所谓“双语起草”，其主要指的是翻译人员将其加入到文本的起草和修订过程中，并且在此过程中能够完成实时沟通工作，甚至可以成为整个翻译工作中的决策人之一。此种方式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能够促进翻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合作，并且使其在翻译后能够保持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差异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整个翻译工作的质量，因此今后翻译人员应针对该方面作出更多了解，以便于能够更好的开展此方面工作。 三、总结 综上所述，研究关于法律文本及其翻译中的逻辑连接方面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关系到我国法律文本的翻译质量，也与世界语言的发展、交流方面息息相关。如今人们对各个方面的要求均越来越高，现实生活中需要依靠法律力量来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然而我国法律文本方面的建设还不够完善，导致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所出入。文本逻辑在应用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如语言差异或是社会文化背景等，若要充分将此方面问题了解透彻，还需要相关机构和人员继续加强此方面的研究。 法律逻辑论文:军校法律教学中法律逻辑专题设计初探 摘要：聚焦军队院校任职教育转型，强化学员在实战化训练中的思维能力，提高学员在涉法涉诉实务中的认知能力与实操能力，军校法律教学中对学员逻辑思维培养与锻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将逻辑分析能力与法务实践能力相结合无疑是提高学员综合素质的重要措施，具有实际的教育功能。 关键词：逻辑思维；法律逻辑 逻辑学教育在西方高校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我国学界在70年代末 “逻辑现代化”口号的倡导下逐渐把逻辑学教育重新纳入高校课程中。在目前军队院校向任职教育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更多的关注实战化训练要求，在总结日常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在法律教学中增加逻辑学专题有其必要性。 首先，近30年来，随着逻辑学科学术和教学实践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对逻辑学教育的认知正处于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但飞速膨胀的社会财富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浮躁情绪，使得身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改革的社会大众在面对诸如阶级固化、道德滑坡、贫富分化等等关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的公共争论面前，让逻辑非理性情绪的社会风气占据了思想上风。使得不讲逻辑在某些时候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很明显的给学员的思维方式带去了不利影响。 其次，部分军校没有将逻辑学作为通识教育基础课纳入教学体系，这和逻辑学当前在军校教育中的学科地位有关。但把逻辑学作为通识教育，来辅助或弥补军校专业化教育和职业化教育的不足却非常必要。因为，逻辑学的教学目标从认知转化的角度讲，是为了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够对多领域专业技能和知识做出思维衔接，人格健全，行为得体的人，并使之通过主动地思维训练发展自身心智，拓宽认知视野，从而提高处理实际问题的思考力和判断力。 再次，就目前军校法律教学效果反馈来讲，学员在课堂案例分析、命题讨论和论文撰写过程中，大部分失误和漏洞都与逻辑混乱直接相关，常常表现为：对案例的通篇感知能力差，重点信息捕捉不全，语言表达含混不清，内心法律价值体系相互矛盾，对法律现象客观事实的认知采取双重标准等等。加上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词条搜索的便捷和随意获取的零散观点催生了大众的惰性，使得大众的逻辑能力普遍下降。而学员对从网络获取的信息又缺乏筛选与甄别，入学前也较少甚至尚未经过系统的思维训练，对碎片化知R与信息的分析和整合能力偏弱，使得逻辑思辨能力更是直线下降，直接影响着法律教学的效果和解决涉法问题的实践能力转化。 面对军校学员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逻辑问题，作者认为，在部分没有把逻辑学作为基础通识课的部队院校，在法律教学中安排相应的法律逻辑专题，用逻辑学的知识分析和解决法学领域的问题，能够提高军校法律教学的应用价值。因为法律逻辑本身就是交叉学科，能够通过两种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完成学科价值优化和教学的实效性。把法律逻辑学专题引入法学教育的课堂，能够让逻辑学知识成为工具与基础，法学知识作为目标与载体，有助于学员在分析涉法问题和处理涉法事件时做到灵活自如、井然有序。 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设计法律逻辑专题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军校教育向任职教育转型这个大背景来看，任职教育学员培训时间相对较短，比起生长干部学员四年的学习时间，为任职教育培训单独开设课时较长的逻辑学课程时间比较局促，学员短时间接受起来也比较吃力，容易导致学习热情不高，影响教学效果。在部队教育培训贴近实战化的要求下，从学员需要的更多的是可以直接完成能力转化或者易于能力转化的知识。所以淡化学科边界，将逻辑学内容分散进其他课程，实现与其他主干课程相辅相成的手段性作用是目前比较现实的教学设计。 第二，从以往教学反馈得到的经验和学员需求的角度来看，逻辑学的内涵与外延非常广，而学员在任职教育培训期间所需要的逻辑思维训练更多涉及到的是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而在法律教学中需要的更多的，首先是形式逻辑对法律的描述与解释，能够帮助学员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法律法规本身和法律现象表征。其次是实质逻辑的辩证推理功能，能够帮助学员在发生实际涉法问题时综合分析现实状况，权衡利弊，作出正确的选择来解决和处理核心问题，达成自身诉求，让法律彰显出真正的实用价值，从而使学员获得课本教学外能力素质的发展。 第三，从军校法律教学效用的角度来看，开设法律课程本身，就并不单纯是对学员进行法律基础知识、法律运行规则、法律框架体系的讲解与传授，更多的是让学员具备在实战化训练和社会生活中，面对道德、法律、情理相交织的涉法涉诉问题的时候，有着更加沉着冷静的态度，更加细致缜密的思考，更加全面周到的解决途径。而法律逻辑能够在更深层次培养起学员的逻辑思辨力，使学员在与人沟通，是非判断，价值取舍的过程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毕竟，一个缺乏逻辑的人很难做出真正理性的判断与选择。 把法律逻辑专题设计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提高学员对法律逻辑思维作用的认识与认同，承认逻辑是人类文明的体现，而法律逻辑是具备实际效用的工具性思维。其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将法律逻辑融入案情介绍、案例分析、案件讨论等各个环节，力求让学员培养起把逻辑思辨的方法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去。第三，以锻炼学员法律思维为主旨，同时帮助学员提升表达能力，加强批判性思维，避免人云亦云。另外，利用对法律逻辑的训练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帮助学生寻求思维的自我突破。最后，鼓励学生通过进一步学习逻辑学的相关知识，获得在其他学科学习中新的思维体验和感受。 法律与法治是由理性构筑的逻辑体系，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设计法律逻辑专题的意义在于培养学员的法律思维能力，进而期望学员能够将法律知识和逻辑思辨力更好地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法律逻辑论文:浅析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及性质 摘 要:法律逻辑是一门学科, 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 是一门主要研究法律思维形式及其逻辑方法的科学, 法律逻辑可归属于应用逻辑之列。法律逻辑的研究包括两个层次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与系统化的法律逻辑。 关键词:法律逻辑；应用逻辑 一、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 对于这个问题, 我国的逻辑界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逻辑就是普通逻辑在法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其理论基础就是普通逻辑即形式逻辑所阐述的原理。法律逻辑是形式逻辑或普通逻辑原理在法的理论、法的规范和法的实践中的应用。因此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中的逻辑问题。法律逻辑是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在法律规范或法律活动中的应用。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学科, 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原则上同意第二种观点，作为一门学科, 法律逻辑是应该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的, 而作为一门逻辑学的分支学科, 它的研究又应是与一般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应、相关联的。法律思维就是在法律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运用的思维, 法律思维的形式, 则是指法律概念、法律命题与法律推理。 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把概念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对象, 法律逻辑也要研究概念, 法律逻辑中研究的是法律概念, 即立法、司法与守法思维中的概念。一般地说, 法律概念与普通概念既有一致性也有特殊性, 以大量的法律概念为素材, 以普通逻辑的一般概念理论为工具研究法律概念与一般概念的同一性及差异性, 揭示法律概念的特殊逻辑性质与作用, 从而为法律概念的制定、规范、解释提供一般的逻辑原则, 这是法律逻辑中关于法律概念研究的主要内容。法律命题也是法律逻辑的重要研究对象, 以一般逻辑中的命题理论为墓础研究法律命题的特殊的逻辑性质及其在法律实践中的特殊作用,给予法律命题以科学的分类, 这应该是法律命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般而言, 法律工作是由立法、司法两大环节组成。一个立法过程就是对构成法律的每一个概念、命题进行严密分析的过程。关于法律概念与命题的研究,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用于立法中的思维。至于司法主要指的是法律的实施, 而法律的实施主要是围绕诉讼活动的司法侦查与司法审判工作, 它主要表现为对法律命题的逻辑推导以及寻找因果的各种逻辑方法。因此,与司法思维相对应的法律逻辑还要研究法律推理及各种法律实践中的逻辑方法。法律推理则是从已有的法律命题或法律知识推出新的法律命题的过程。一般地说, 法律推理与一般逻辑的推理是有区别的。一般推理理论以演绎推理为主, 特别强调从前提到结论的必然性推理, 比较轻视“ 可能性的” 、或然的推理而法律逻辑既重视必然性推理, 也重视“可能性的”、或然的推理。比如, 法律推理中的回溯推理是很有用的、法律逻辑很重视的推理, 但这一推理的形成在一般逻辑理论中是予以排斥的。 二、关于法律逻辑的性质 法律逻辑是属于逻辑学还是法律科学，是应用逻辑还是法律中的逻辑的应用？一方面,作为一门介于法律与逻辑之间的边缘学科, 法律逻辑既有法律的内容亦有逻辑学内容, 它是一门法律与逻辑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另一方面，由于法律逻辑研究的是法律中的逻辑问题―法律思维形式与法律思维的逻辑方法, 因此, 它的重点是逻辑而非法律, 所以, 它实质是一门应用逻辑新学科―将逻辑原理应用于法律领域而形成的学科。那么，作为法律逻辑的应用工具与基础的“纯逻辑”是普通逻辑还是现代数理逻辑或者辩证逻辑呢？普通逻辑、数理逻辑与辩证逻辑均可以运用于法律领域。因此, 在目前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允许将辩证逻辑普通逻辑、数理逻辑等运用于法律的各种尝试。当然, 由于逻辑学的发展趋势是现代逻辑即数理逻辑, 由于科学的发展趋势是定量化与形式化。因此, 我们关于法律逻辑研究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用现代逻辑为工具来研究法律中的逻辑问题, 形成关于法律逻辑的逻辑演算系统。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应用逻辑，它的研究应该是有层次的, 这个层次是由“应用逻辑”与“逻辑的应用”的区别而决定的“逻辑的应用”强调的是“应用”，而“应用逻辑”的主体是“逻辑”，因此，只要是将逻辑原理不管是系统的还是零散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应用于某一学科，便可谓之“ 逻辑的应用”但应用逻辑则不同，除了要求将逻辑应用于某一领域或学科，还要求这种应用是系统的、具有逻辑科学性质。所以，“逻辑的应用”是“应用逻辑”的初级阶段，“应用逻辑”则是“逻辑的应用”的最终目标。从这一区分出发，法律逻辑的研究也包括两个层次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与系统化的法律逻辑。前者是低层次的只要是将逻辑知识应用于法律，均可谓之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后者则是高层次的在低层次应用的基础上，以现代逻辑为工具，形成系统的严格的“关于法律的逻辑”。 法律逻辑论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逻辑 摘 要：农地产权的结构是当前创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土地公有制系统中农地产权结构主要集中了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问题，因此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能够通过相关联系在我国农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法规上表现出一定的物权关系。所以想要促使农业土地承包关心稳定发展，需要打破2元化土地结构的相关问题，而进行农业用地的转换知识，使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并且能够起到相应的物权转移效果。但是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所以在施行时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关键词：农业经营体系；农地产权结构；法律逻辑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建设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能够有效的解决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相关问题。在新兴农业经营体系下完善农地产权机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农村土地的资源配置，促使农业产权的合法化与规范化，创建健全的法律监督系统，深化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进一步的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 1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中出现的问题 1.1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所有权不够明确 农村土地除了国家所有权外，其他都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并由这一组织进行相应的经营及管理。在实际的发展运营过程中，通常是由农村村委会进行统一的规划及管理，按照人口进行土地的分配，但是这一组织通常会忽略农民自身的经济来源，从而导致土地产权及所有权不够明确[1]。 1.2 农村田地的分化趋于细碎化 随着经济建设进程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农业土地产权制度制约了现代化新型农业经济发展进程，使得农业用田逐渐呈现分散化。因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形势较为单一，所以农村无法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综合化的管理，从而导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靠天吃饭”的问题。 1.3 农村土地逐渐呈现荒废化 近几年我国大力推行了城镇化的建设，深化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改革，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的呈现工业化与城镇化。但是根据相关资料表明，现如今，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经济发挥仍然没有变化，人口呈现老龄化，缺乏劳动力，土地呈现荒废化。随着国家劳动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经济水平得到提高，因而导致了农村生产投入力度降低。 2 新型农村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权益 新型的农业经营体制下农地产权管理制度的原则受到了农业用地产权制度的制约，同时也是农地使用权及所有权的问题。主要问题就是农业用地财产与财产管理体系问题，这也是农业用地管理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到了土地产权的的规定与管理，以及关于农村用地相关经济法规所属权的问题。采用合理的图例产权管理制度能够科学的分配农村土地资源，这样既能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分配原则，也能促使农村土地所有权趋于合理化。严格的规范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能够有效的调整农地产权管理制度。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完善农地的承包管理权以及住宅基地的使用权，才能进一步的促进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 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可以确保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可以进一步的健全农村经营及管理制度，明确农村用地的产权关系，达到保护农民的目的。提升对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率，不仅能确保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化应用，还能深化农业产业化改革。 3 新型农村经营体制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逻辑 3.1 明确农地产权制度 农村用地产权指的就是农村土地的占有权、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处理权，属于农民财产的主要权利。在贯彻落实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同时，应确保农民具有土地处理权以及使用权，从而达到减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问题的目的，加快农村土地流动要素的重组，明确农村用地主体。 3.2 健全农村用地的法律法规 尽管我国制定了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制约问。在征用农地时需要确保土地市场能够正常运行，健全新型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相关问题应及时予以解决，不能阻止农民进行土地交易，不能减弱农民合法权益。 4 结 论 当前我国的新型农村经营体系在土地产权制度方面存在着相关的问题，因此需要了解产权结构，明确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确保土地等农业经济发展要素能够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农村经济市场中资源分配的合理化，健全相关法律规定，促使农村相关土地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还需要创建完善的监督管理系统，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并进一步的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 法律逻辑论文: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的多重制度逻辑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属于典型的特别权力关系，它被排除在“法治国”的基本精神之外而成为法治的“真空地带”。此后，该制度场域受到国家逻辑、法院逻辑、社会逻辑、大学逻辑以及学生个体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互动的深刻影响而不断演进。当前，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整体上还属于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公立高校学生权利的法律救济还存在诸多现实障碍。需要通过国家监督（包括立法规制、政府监督与司法审查等）、社会干预与大学自治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形成多重制度逻辑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推动公立高校法治秩序之建构，并最终促使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隶属”走向“平权”，从“高校权力本位”走向“学生权利本位”，从“制度文本”走向“权利实践”。 关键词：公立高校；学生；法律关系；制度性场域；多重制度逻辑 一、变革中的制度性场域：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迁，是观察公立高校法治秩序建构的重要窗口，它深刻地影响着公立高校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状况。“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学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观念的影响，学校对学生的各种管理行为被视为一种内部管理行为，学生对此不得提起行政诉讼。这种观点，就其实质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翻版。”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传统的行政法律关系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一直受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深刻影响。 特别权力关系是一种相对于“一般权力关系”而言的行政法律关系。它是指，“人基于特别原因，即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自主同意，服从于国家或公共团体的特别支配权这样一种关系。”该理论最初由德国法学家拉班德（Paul Laband）提出，此后，奥托・迈耶（OttoMayer）对其加以发展完善。二战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德国的演进日益受到宪政理论与现代法治观念的冲击。1972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宣布取消监狱管理方面的“特别权力关系”规则，提出了“重要性理论”。而特别权力关系在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近年来也逐渐受到法治理念的规约并不断修正。无论是德国的基础关系与经营关系理论、重要性理论以及日本的在学契约关系理论，还是我国台湾地区的382号和684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其共同的特征都是在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中引入学生权利的制约因素，允许司法审查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台湾地区吴庚大法官指出，“特别权力关系，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之理论，行政法素来发达之法国，即不存在此种概念。” 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特别权力关系在高等教育领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不应该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作为法学垃圾完全抛弃。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对特别权力关系的修正类似，我国自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以来，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即“高等教育领域的特别权力关系在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获得了突破。”通过对我国公立高校学生管理领域立法、司法以及大学校规变迁的考察和域外理论的检视，学界总体上认为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符合当前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基本表征。从“隶属”走向“平权”，从“高等学校权力为本”走向“学生权利为本”是其演进的总体趋势。然而，学界关于何种因素与机制影响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缺乏深度的研究，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教育法学、行政法学界迫切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 对此问题的回应，传统的研究观点往往认为，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受到国家主义的主导，体现出“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这种研究观点反映了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的重要特征，认识到国家对大学的“放权”以及公立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国家授予”特征。然而，这种研究忽视了我国高等教育场域中行动者互动关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中国高等教育场域变革的现实图景缺乏“中层机制”的深层次透视与考量，对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过程中制度、环境与行动者的复杂互动关系缺乏关注。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认为：“第一，制度变迁涉及多重制度逻辑，必须从这些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它们的作用和影响。第二，制度逻辑诱发了具体的可观察的微观行为。第三，需要关注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过程，才能对制度变迁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不同群体和个人带着各自的利益参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反映了各自领域的制度逻辑而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状况和时间性也制约了随后演变的轨迹和途径。”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本质上属于处于变革之中的制度性场域。场域作为不同行动者之间博弈互动的空间，受到多重逻辑、规则与惯习的深刻支配。公立高校、政府、法院、立法机构、民间社会以及学生个体等行动者之间基于各自不同的制度逻辑展开复杂的交锋与互动，进而形塑了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迁格局。 二、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中的多重制度逻辑 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迁受到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在国家教育立法与高等教育领域的司法判决等外部力量的驱动下，公立高校的学生管理开始逐步纳入法治的轨道。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开始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大学背景下典型的“特别权力关系”，学生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确立。然而，对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这一制度场域的观察并不能简单地依据某些政策文件的表述变化，而应该依据学生权利的法律救济状况进行判断。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迁是国家逻辑、法院逻辑、大学逻辑、民间社会逻辑、学生个体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复杂互动的结果。通过对不同制度逻辑运行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某种制度逻辑的转换与变革往往受制于其他制度逻辑的影响。制度、行动者与环境的互动过程，演绎了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的现实图景。 ㈠从行政主导走向法律监督：国家的逻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立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逐步从行政主导向法律监督转变，这深刻地影响着公立高校学生管理中学生权利的法律救济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公立高校对学生具有一定的学业处分权和完全自由裁量的纪律处分权。部门规章对学校在学业处分权方面的裁量权有了较为明确的限制，但学生对于学籍管理处分措施仍然没有权利救济手段。”国家对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调整总体上还表现为行政主导的特征，这无疑与该时期公立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地位密切相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行政法体系的重建，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与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等问题开始凸显。“随着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一般法律关系的出现，尤其是1989年具有‘民告官’意义的《行政诉讼法》制定以来，在高校、行政机关内部等特定领域的权力关系以其排除法律保留、拒绝司法救济等特征开始显现其‘特别性’，即高校的特别权力关系开始重新作为一个问题而出现。”国家逻辑从行政主导向法律监督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与法院逻辑、民间社会逻辑等制度逻辑长期互动的产物。 法律逻辑论文:法律内外在面向的逻辑结构 [摘 要] 哈特认为基于法律外在面向的理解不能完全解释法律的有效性，内在面向是作为社会规则的法律的核心特征。笔者据此提出并分析了法律内外在面向的逻辑模式，以期说明法律在指导人的行为时，必须依赖受实践者对于法律的内在认知。 [关键词] 法律；内在面向；外在面向；逻辑结构 “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无疑是哈特《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核心的概念之一。哈特之所以提出了该对概念，旨在说明三点：“‘被强制的’（being obliged）与‘负义务的’（have an obligation）如何区别；一项有效的法律规则与对于官员行为的预测有何区别；一个社会团体遵守一项规则意味着什么，这与声称该团体之成员习惯性地做某些事有何不同和相似处”。 一、哈特集中论述使用“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的三处整理 （一）社会规则和习惯之区分 哈特认为社会规则和习惯之间虽然有如此相似之点，但是两者之间仍有三个显著的差异。“（习惯）这种行为一般的群体性趋向性，或甚至是行为的同一性，并不足以构成一个规则的存在。”“对偏离（规则）的行为批判是被视为正当的，或是被证立的；当有偏离之虞的行为出现，从而发生要求遵从标准的情形，亦是如此。”而关键的第三点区别即为规则的内在面向（the internal aspect of rules）。 （二）对预测理论的驳斥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第五章中区分了“被强制的（being obliged）”和“有义务的（have an obligation）”的区别以说明抢匪的命令和法律的要求的不同。哈特认为最二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背后的社会压力：“人们对规则背后之社会压力的重要性或严重性的坚持，是这些规则是否产生义务的主要因素。”此处从而引出了法律现实主义的观点――法律的预测理论。预测理论是通过违规行为所招致之惩罚或敌视之反应发生的可能性来定义“义务”，哈特认为预测理论的拥护者忽略了法律规则的内在面向。 （三）对法律效力的来源――承认规则的论述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内部陈述乃是，直接使用公认的承认规则而做出的陈述，并且有别于之处‘该规则被大家所接受’这个事实的外部陈述，那么围绕法律‘效力’这个概念的许多困惑便可迎刃而解。” 二、内外在面向的逻辑理解 笔者认为，在哈特主要论述内外在面向或者运用其所表述的内外在面向作为主要工具论述其他相关事物的三处，均可用一种逻辑的思路来理解哈特的观点。 笔者认为，哈特的内在面向即为逻辑上的必然性，而外在面向则为逻辑上的非必然性。此种观点可以用公式表达（公式I），即： 内在面向①A+B+C+D+……+G=Ω 外在面向②A+B+C+D+……=Ω “A、B、C、D”等我们可以视为法律规则所规定的行为模式要素，“=”可以视为法律规则将特定行为涵摄至自身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客观，而是由产生此涵摄判断的特定人的主观思维判断。而“Ω”则是法律后果。 持内在观点的人会认为，一定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则必然会产生某种特定的后果，因为其对法律规则本身是承认并且知晓法律规则所涵摄的所有行为模式要素；而持外在观点的人则会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或者习惯，一定的行为很可能会导致某种后果，但是这种推断充其量是一种极高的盖然性。 例如，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我们对故意和杀人的判断足够清楚，那么很显然，持内在观点的人能够明确根据此条判断“故意杀人”应当受到惩罚；而持外在观点的人则只能大概地认定以故意方式剥夺了他人生命的人会受到处罚。或许此处这两者的区别还不甚明显，但以下的分析将彻底区别二者。当警察因为公务需要而执行枪决时，内在观点持有者会认为这不是一种犯罪，也不应当受到刑法二百三十二条中规定的处罚，而外在观点持有人则依然会简单地认为执行枪决的警察符合“故意杀人”的模式，因而该警察应当像往常和其他故意杀人的行为人一样，受到某种处罚。 归根结底，内在观点是对规则系统的承认和接受，而外在观点则是对现象的归纳推理。在上述例子中，持内在观点的人懂得公务行为是违法阻却事由，所以警察执行枪决虽然满足了刑法二百三十二条的所有要件，但其行为却不具有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而持外在观点对于这种法律规则的适用只是模糊的现象归纳：前99个或者999个或者更多的人因为“故意杀人”的行为而受到了处罚，那么在此次的“故意杀人”事件中，这个警察也应当受到同样的处罚。所以，持内在观点的人能够穷尽知晓导致法律结果的行为模式因素；而持外在观点的人只能从盖然性的角度归纳出某结果常见的行为模式因素，但如果在某次特定的结果中出现了一些不常见的行为模式因素，那么这种归纳推理就会存在问题。 根据以上论述，内外在面向也可以表示为一下公式（公式II）， 内在面向①A+B+C+D=Ω 外在面向②A+B+C+D≈Ω 其中，“≈”是一种盖然性的推论，因为持外在观点的人不能确信自己是否已经穷尽了“Ω”出现的所有因素。 三、逻辑模式的检验 笔者为哈特的内外在面向总结的逻辑模式能否适用，还需要通过《法律的概念》中的内外在面向相关论述的检验。如上文第一部分所述，哈特关于内外在面向的论述或者集中适用该观点的论述主要有三处。下面笔者将对逻辑模式进行一一对应地检验。 （一）规则和习惯区分 “当某个习惯在社会群体中是普遍的，这个普遍性（generality）只是一个关于群体大多数人可观察之行为的事实。为了使这样的习惯存在，群体的任何成员并不需要以任何的方式想到普遍的行为，或者即使知道所涉及的行为是普遍的；他们仍旧不太需要努力去教导它，或意图去维持它。只要每一个人自身以及他人事实上也在做的方式，来行为举止就足够了。如果社会规则要存在的话，至少某些人必须将该行为，视为整个群体所必须遵从的普遍标准。社会规则除了外在面向之外，上有‘内在’面向，而外在面向是与社会习惯所共享，并且外在面向表现于观察者所能够记录之规律统一的行为”。社会群体大多数人可观察之行为的事实作为习惯具有一种普遍性，那么这在逻辑公式II中就表达为“≈”――高度的盖然性；而社会规则的存在则体现为有人将规则视为一种必须遵守的普遍标准，这在逻辑公式中体现为“=”――普遍的确信。 （二）驳斥预测理论 “一种看法（预测理论）将义务陈述视为对违规行为之敌对反应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或评估；而另一种看法，也就是我们的看法，认为虽然义务陈述预设了违规行为一般而言会遭到敌对反应这个背景，但是其电影的用法并不是去预测这一点，而是去说某个人的情况落在此种规则的规定底下。”“（规则的）观察者满足于记录可观察之行为的规律性，以及进一步地，伴随违规行为而来之敌对反应、谴责或惩罚的规律性。在一段时间后，外在的观察者就可能在观察到之规律性的基础上，将违规行为与敌对反应关联起来，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作出预测，并且评估违规行为遭遇敌对反应或惩罚的机会。”“然而，如果观察者真的严守这个极端的外在观点，并且对接受规则之群体成员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规律行为，没有提出任何的说明，他就没有办法从规则的角度，也不能从建立在规则上的‘义务’及‘责任’的角度来描述他们的生活。”这说明，外在面向将特定行为和敌对、谴责或惩罚的联系是不具有必然性的，持外在观点的人只能知道ABCD等生活常见的情况会导致某种结果Ω，但其无法逆向推导，即说某种结果的出现是因为有ABCD的因素，因为很有可能还没有出现过的E也会导致Ω的出现。而通过内在面向的规则我们可以确定产生Ω的全部行为模式因素。（公式I） （三）法律效力 “内部陈述（internal statement）表明的是一种内部的观点（an internal point or view），并且乃是由那些接收承认规则，而不多加说明便加以使用与确认法体系内有效规则的人所使用。外部陈述（external statement）是一个法体系的外部观察者自然而然会使用的语言，这位观察者自己并不接受该规则，而仅仅说出他人接受该规则的事实。”“只有在内在观点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解释义务人对于义务的服从，他既不是将义务等同于被强迫，也不是将义务视为对于不利后果出现的预测，更非某种神秘的心理压迫感，义务只不过是规则提供的行为标准之一。”“‘有效力的’这个词最长被用在内部陈述中，把未被说出但被大家所接收的承认规则运用于法体系中的特定规则上。”笔者所总结的逻辑模式在外部观察者自己是否“接受”该规则上并没有判断。 在此，笔者认为此中文版本（许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的翻译在此处翻译有欠妥当。哈特原文中此处对于external statement的描述是“The second form of expression we shall call an external statement because it is the natural language of an external observer of the system who， without himself accepting its rule of recognition，states the fact that others accept it.”译者将此处的“accepting its rule”直译为“接受该规则”我觉得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根据笔者对哈特外在观点的理解，外在观察者并没有能力认识到“规则”的存在，更无从谈及接受该规则。所以我认为此处的“accepting its rule”翻译为认知或识别该规则更为妥当。 如果外部观察者能够很好的将惩罚或敌视结果Ω与某些特定的行为ABCD等用≈联系起来，那么如果该观察者想要在这个环境中较好地生存，其明智的做法当然是尽量避开一些可能导致不利结果Ω的ABCD等行为。上述的“遵守规则”只是行为人认为自身行为在这个环境中比较妥当，行为人并没有认识到“有效力的规则”，所以该逻辑公式完全符合哈特的论述。 四、结语 笔者提出了哈特内外在面向的一种逻辑模式，并通过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的相关论述验证了该逻辑模式。“单纯关注行为”与“借助规则理解行为的分野，就是哈特得以区别“外在观点”或“内在观点”这对范畴的前提条件。”所以，只有公式I和公式II的①逻辑模式才能称为一个社会的规则，一个有效力的，明确的社会规则，也就是是哈特的“内在面向”概念功能所在。 法律逻辑论文:论法律逻辑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 【摘 要】作为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水平的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案例教学法获得了越来越多法学教育工作者的认可，而在做案例教学的同时，由于法律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借助逻辑的严密性，故法律逻辑学的应用也不容忽视。本文从其具体应用、作用及应注意的问题三个方面浅析法律逻辑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问题。 【关键词】法律逻辑；法律案例教学；应用 当法学教育被列入规范教育的行列时，与其他专业一样法律专业也进入了批量化生产的行列。作为一项实用性学科，法律逻辑的方法、技艺、逻辑思维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一走出校门就可能直接面临法律的操作问题，如果在学校我们没有学会察觉一些低级的逻辑错误的能力，就很难在短时间里适应社会的需要，陷入“怀才不遇”、空有一肚子理论的尴尬境地。 一、 法律逻辑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具体应用 （一）法律逻辑简析 分析其应用，应先了解法律逻辑是什么的问题。从理论来讲，法律逻辑学既是逻辑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又是法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以一个例子来说，审判是有原告和被告两个立场，原告和被告都各有主张，而且是相互矛盾的。其实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事情是某一方绝对正确或某一方绝对错误。但是法官却必须假装可以使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然而数学上的证明不是“对” 就是“错”，一定要从这两个答案中找出一个。但法学和数学这看似永远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却可以通过逻辑联系起来。所以说，法律逻辑是一门主要研究法律思维形式及其逻辑方法的科学，它加强了学生的法律思维逻辑性及司法实践中的公平性，在法学教育及应用中是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 （二） 法律逻辑的具体应用（从法律判断、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三个方面简析） 1、法律判断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 法律案例教学法，指在法学专业课、专业基础课的授课过程中，教师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根据教学内容的具体情况，采用列举案例、讲评案例、讨论案例旁听案例、实习案例等方式，完成教学过程的教学方法。其案例中案件事实形成包括两个互相交错的方面:一是对事实进行实体法律意义的判断;二是对事实之真假进行认定。 2、 法律推理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 如上所述，法律推理被有些法学家是为法律逻辑或法律方法论的核心，说明了法律推理的重要性和学生应掌握其运用的必要性。不论是必然推理的简单命题推理、复合命题推理还是或然推理的归纳推理、类比推理、溯因推理，其都可以看为一组命题序列，可以从一个或一组命题推导出另一个命题。 在案例教学中，可以通过对一个案例的分析以命题的形式展示给大家，对同学们逻辑思维的培养十分有效。 理性是司法必备的品性，然而理性又是我国司法中稀缺的资源。法律推理实质上是在一定原则提导下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使我国司法更加理性的品质，价值判断与利益权衡使得法律推理不再是一种机械性操作，而是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正是由于实践理性的作用，才有可能防止司法专横。在案例教学中给学生教与这些逻辑技能为以后应用型甚至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奠基。 3、法律论证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 在法律逻辑中法律论证应用时应让学生要弄清法律论证是什么，首先必须弄清“推理”、“推论”和“论证”的关系。除此之外，法律论证是法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论证有三个主体（论证参与者），即控方、辩方和审方。以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为例，在刑事诉讼中，三个论证主体分别是公诉人（控方）、被告人（辩方）和法官（审方）；在民事诉讼中，三个论证主体分别是原告（控方）、被告（辩方）和法官（审方）；在行政诉讼中，三个论证主体是原告（控方）、被告（辩方，即国家机关）和法官（审方），这些知识的穿插对当前案例教学中学生的理解有重要帮助。 二、在法律案例教学中应用法律逻辑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一）增强学生逻辑思维方式及法律方法应用，为未来奠基。 将法律逻辑应用于平常的教学中，在课堂上教与学生正确严谨的逻辑思维，不论以后学生从事任何行业都会有帮助。美国学者鲁格罗.亚狄瑟曾经说过：“所有的法律人都必须了解基本的演绎推理概念，特别是直言三段论和假言三段论法。他们也必须了解归纳概括与归纳类比这两个面向。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形式谬误和非形式谬误。这是法律专业人士所必须掌握的逻辑基础知识。” 不论学生最后是成为检察官、律师、警察，甚至是作为当事人，法律逻辑的理解与掌握都会让自己更胜一筹，有助于人们准确地表达观点以及识别谬误、驳斥诡辩,也有助于所学其他部门法的运用，培养训练法科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 （二）更助于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法律法规的规定既抽象又原则，案例是理解法律的基础，法律逻辑的目的是让学生理解基础的法律知识，是为了在生活中不断增强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技能。在处理和判断有关问题时，能够活学活用所学的法律基础知识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判断。在案例教学法中应用法律逻辑，学生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案例，通过教学不但培养了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而且使学生了解了法条指定的初衷，这样就能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法律条文的具体含义。 三、 法律逻辑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应注意的问题 （一）告诉学生法律逻辑的重要性。 如果你不知道法律逻辑，你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要立法，应该怎样立法，立法的背后包含哪些东西，同样的，在适用法律、解释法律时，也会毫无头绪，如古代的糊涂官一样。要让学生在潜移默化掌握法律逻辑的同时不忽视法律逻辑本身的重要性，认识到掌握逻辑与修辞能力对法律职业的重要性，促使其掌握必要的方法和技能。 （二）帮同学们辨别易混点。 例如法律逻辑中的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推理是一个链接在一起的推论序列，在这个推论链中，一个推论的结论充当下一个推论的前提；论证是一个推理序列，包含了一系列推理，且一个推理的结论也许充当了下一个推理的前提。一个论证可以包含有很多推理，而一个推理又可以包括许多推论；推论存在于推理之中，推理存在于论证中。当然，并不是所有推理都存在于论证之中，推理还有解释中的推理和论证中的推理之分，等等。 法律逻辑论文:法律变革的逻辑 摘 要：法学是对某一民族某一时代法律现象的认知，民族性和时代性必然反映在某一个具体法学门派之中。当前关于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只有放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来理解才具有意义。文章通过对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在立法与司法中功能的揭示和对霍姆斯两个命题的解读，得出五个命题：法律的生命是经验，法律的成长靠逻辑；法律的生命是现在的经验，不是过去的经验；法律的生命是本国的经验，不是他国的经验；法律的生命应该遵循探效逻辑，法律的成长应该遵循演绎逻辑；社会稳定时期，教义法学占主导地位，社会变革时期，社科法学称雄。 关键词：教义法学；社科法学；社会经验；演绎逻辑；探效逻辑 法律制度是规范社会关系的工具。法律的生命来自社会经验，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变革必将导致法律的产生和变革。法学是对某一民族某一时代法律现象的认知，民族性和时代性必然反映在某一个具体法学门派之中。自然法学着眼于“法律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现实中的法律持审视态度。古典自然法学派是“新教革命引起的改造欧洲的各种力量在法律方面的副产品”[1]，成为欧洲文艺复兴颠覆罗马天主教会神学统治的工具。教义法学（在英美通常称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或者规范法学派）基于某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作为出发点，分析法律概念、探究法律命题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在现行实在法之下解决所有案件，维护实在法的权威性。教义法学是法律人走向自治的产物。历史法学派强调法律不过是特定地域人群的行为方式、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的形式表达，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随着民族个性的丧失而消亡[2]。历史法学派是德意志民族逐步走向统一之时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法律规则来实现统一的观念表达。社会法学派或者实用工具主义法学强调，法律只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的价值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应用[3]。实用工具主义法学是美国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对于法律功能的总结。实效主义法学着眼于将法的实然效力与应然效力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法律经济学和法律博弈论等实证科学工具来实现社会欲求，最终追求法律目标的有效实现。实效主义法学源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继受古代法和移植外国法时面临严重的“实效性危机”和现实中潜规则横行，试图通过实证科学方法来创设未来之法，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实在法的统一和尊严[4]。 一 在中国，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都是舶来品，教义法学为熟悉德国法传统的法学者所坚持，而社科法学为喜好美国法传统的法学者所倡导。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都可以称为实证法学，教义法学遵循分析实证主义，而社科法学坚持社会学实证主义。虽然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都坚持实证，但所指向的实证对象不同，教义法学的实证对象是实在法，社科法学的实证对象是社会现实。由于教义法学的实证对象是实在法，法律是规范，所以教义法学或实证分析法学也被称为规范法学，从词意上似乎矛盾。然而，如果我们理解规范法学中的“规范”是相对于社会实证中的“实证”而言，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人们之所以接受一种观念或者学问多多少少与其所处境遇有关，当前关于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只有放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来理解才具有意义，因为法学毕竟是一种实践科学，离开主体和语境来讨论无异于纸上谈兵。 教义法学要解决的问题是现行实在法的权威性。要理解教义法学首先要理解“教义”的内涵。尽管在柏拉图甚至更早的学者就对“教义”有论述，但一般人常常将“教义”与神学相关联。在优士丁尼那里，教义是信仰学说的有约束力的组成部分，更准确的说，是宗教大会的决定[5]。教义的字面意思是宗教的涵义。每一个教派都有经典，例如基督教的经典是《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佛教的经典是《大藏经》，伊斯兰教的经典是《古兰经》，儒教经典经历了从先秦六经到南宋十三经的转变。经典难免简单和有歧义，所以需要解释，于是就有对于经典的解释问题，但这种解释必须基于经典，只能“我注六经”。按照康德的说法，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教义学者从某些未加检验就被当作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出发[6]。教义法学就是将实在法作为像《圣经》一样的经典出发。周升乾博士认为，教义法学作为一种思考模式，它以尊重现行实在法的权威为基础，以法学方法论为工具，以解决法律实务问题为己任，最终维系并不断重构一个统一的法律秩序[5]。教义法学以信仰现行实在法为基础，但它对于现行实在法不仅仅是描述，更重要的是通过概念分析、语义解释和命题推导，试图建构一个具有一致性和完备性的法律规范体系。教义法学不仅仅要关注法律规范系统内部的事情，而且需要关注按照现行实在法怎么解决案件，因为法律毕竟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且需要应用于解决现实中的纠纷，这样一来就有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怎么通过现行实在法律体系来解决具体案件的问题就是法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必须解决所有案件都能够按照现行实在法之内作出判决。即使有些疑难案件看起来不能通过现行实在法解决，但是教义法学者必须想办法通过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涵摄、等置等等复杂的程序作出判决，以维护现行实在法的权威和统一。 原来我们只说“社会学法学”，即对于各种影响实在法之制定的社会因素进行描述和研究，可以说是社会学实证主义在法学上的体现。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首先在美国，然后在全球，兴起了法律经济学运动。实证法律经济学通过假定理性人提供了一个行为理论预测人们如何对法律的变化作出反应，同时规范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评估法律的规范性标准和实效法律经济学致力于如何通过实证研究实现社会规范[7]。法律经济学在法学中的地位大大扩展了社会科学研究法学的范围。除了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都不同程度可以用于分析法律现象，这样一来，原初的社会学法学就扩展为“社科法学”。社会科学是全面地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知识，关注于人类行为的一般模式，其基本研究方法是实证方法。实证方法包括描述、解释和预测三个方面的内容。自然科学除了理解世界之外就是用于改造自然，社会科学除了描述、解释和预测社会，更重要在于改良社会。改良社会的前提是我们有一个良善生活的标准，正如罗素所言：“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8]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通过实证科学的成果来实现良善生活。所以，社科法学不仅仅只有实证，还有规范和通过实证规律实现规范的目标。 二 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关系是法理学争论的主线之一。一切法律都源于行为方式，社会科学正是研究社会现实的，所以社科法学理应是法学的基本方法。然而，现实中的法律人基本上是教义法学思维方式。波斯纳激烈抨击教义法学，但是他客观描述了美国法律界的现状：“美国的法律专业人员将法律看作是一个逻辑概念的自主体，而不是一种社会政策的工具。”[9]“在法律职业中，有许多最强有力的思想家都是形式主义者，而不论他们是否使用了这个标签；并且就在我写作本书时，形式主义风格也正在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在下级联邦法院重新崛起。形式主义既是法律人的也是普通人的，既是实在法法律家也是自然法法律家的正式法理学，尽管并不是这两大阵营中每个人都接受它。”[10]社会法学派奠基人庞德认为，教义法学或者说机械适用法律正是法律人的合理本能：如果司法行政可以在要么全然机械适用、要么全然自由裁量之间进行选择，在成熟的法律制度下，法律工作者一定偏爱前者，这是他们的合理本能[1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实然与应然的不一致呢？关键在于立法者和司法适用与实施者之分，法学家和法律人之分。如果说社科法学应该是立法者的法理学，那么教义法学应该是司法者的法理学。如果说社科法学常常是法学家的法学，那么教义法学应该是法律人的法学。绝大多数法律人不是立法者，也不是法学家，所以法律人基本上是教义法学思维方式并不奇怪。 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关系必须放在立法与司法过程中才能理解。任何立法者都会考虑法律的社会意义，因为法律是社会生活方式的抽象，系统研究社会生活本身，提炼出合理社会规则正是社科法学关注的问题。尽管在立法之时，对于到底应该采纳哪一条法律规则，立法者之间可能大动干戈，然而，在立法之后，法律人就会信仰法律，一切以现行实在法为宗旨，似乎法律就是社会现实本身。实在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是法治的基础，也是法律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法治国家，法律人，也就是司法者，事实在也应该在实在法这个笼子里跳舞。教义法学是法治和法律人自治的法理学。法治即规则之治的预设是社会的相对稳定性和社会关系的同质性，它意味着某一时代社会经验的不变性。所以，法律人的教义法学或者说教条主义是正统的法理学。任何时代的绝大多数法律人都会也应该遵循教义法学的思维方式，将现行实在法作为信仰，所做的工作是怎么完善现有法律体系和在现行实在法律体系之下对于案件做出合法的判决。如果法律人一直对于法律的正当性持有异议，那么法治就不可能实现，法律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庞德的著名观点“法律必须稳定，却不能静止不变”恰当地表达了法律的出生和成长逻辑。我们可以将法律变革的逻辑与科学革命的逻辑做一个对比。正像没有范式是前科学时期，没有对现行实在法的信仰就不是法治社会。每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体系类似于科学中的范式，法律变革类似于科学革命。绝大多数法律人就相当于常规时期的科学家，立法者相当于科学革命时期的革命科学家，法律人群体类似于科学共同体[12]。常态科学时期的科学家仅仅在范式之内解难题，法律人通过法学方法论解决疑难案件。正像没有在范式中解决难题科学家只能怀疑自己的智力，而不是题目本身无解或者出错了题，法律人没有在现有法律体系中给予案件合理判决只能怀疑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不到位。法律人的世界中只有法律，没有社会，或者说法律人将法律当成社会。可以说，法律人是“两耳不闻社会事，一心只看实在法”。法律变革起源于合法不合理的判决，但是单个合法不合理的判决不能构成对现有法律体系的挑战，只有当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部分法律人才将视角从法律移到社会，此时才想到法律来源于社会，社会变了，法律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立法者和法学家就会对社会重新产生兴趣，社科法学兴起，法律人争论各种可能的新的立法，在竞争之中确立新的法律体系，于是绝大多数法律人又在新法律体系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做着法学方法论的事情，给予所有案件一个合法合理的判决。 法律来自于社会，但法律独立于社会之后有一个自主发展的过程，这可以说是法治的基础。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有的变化大有的变化小，当社会变化不太大之时，现行实在法可以与社会现实大体适应，通过现行实在法判案可以给出合理合法的判决。当社会变化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我们仍然信仰法律，将法律的手段功能变成了目的功能，那么法律人或者法治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法律人是且应该是形式主义者，遵循教义法学思维方式。“形式主义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反对法律变化的偏见。”[10]52当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经验也随之发生改变，权利与价值观念可能随之发生改变。法律，作为一种服务于建立秩序、增加社会福利的工具，也应该发生改变。当社会发生变化时，如果要求严格遵循现行实在法来判决案例，那么就是要求新的社会经验适合旧的社会经验体系，就像要求年轻人要按照老年人的规则办事一样。我们常常说法律人是且应该是保守主义者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会总是在变，而法律不能经常变，这是法治的代价。但是我们同时应该认识到法治的代价是以法治的收益为基础的。如果法治只有代价而没有收益或者法治的代价大于收益，那么法治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法律和法治都不是人类的目的，而只是特定时期特定领域中“两害相权取其轻”时的手段。如果社会急剧变化，而法律一直变化，那么法律或者法治的成本就会大于收益，我们就没有理由让死的法律或者法治来窒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 三 理解了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在法律中发挥的功能就可以对霍姆斯的两个命题作出评价。 霍姆斯在《普通法》中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是经验，不是逻辑”。霍姆斯生活在美国进步运动时期，美国社会正发生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剧烈变革时期。美国的法律继受英国法，形式主义思维在美国法律界盛行。在这种情况下，霍姆斯特别强调美国法律的主体性和时代性。霍姆斯所说的“经验”是一种社会经验：“一个时代为人们感受到的需求、主流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是公开宣布的还是下意识的，甚至是法官与其同胞们共有的偏见，在决定赖以治理人们的规则方面的作用都比三段论推理大得多。”[13]霍姆斯所说的逻辑是指法律制度“能够像数学那样从某些行为的一般公理中推导出来。”[14]因为美国当时的法律主要来自于继受英国法，所以可以说美国法律来自于英国过去的社会经验。严格遵循英国法律的先例来判决美国当时的案子，无异于要求美国当时的经验要与英国过去的经验相匹配，自然会导致判决遵循了先例，但不合情理。由此我们可以将霍姆斯的“经验”解释为“美国当时的社会经验”。逻辑可以分为基于前提的逻辑和面向目标的逻辑。霍姆斯所说的逻辑是基于前提进行推理的演绎逻辑，用在判例法国家就是严格遵循先例。面向目标的探效逻辑则以实现目标来选择手段、选择法律规则。霍姆斯在《法律的道路》还提出了另一个命题：“对法学的理性研究来说，当前称雄的人或许还是法条主义者，但未来称雄的法律从业者将会是能够驾御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我们不应去进行文过饰非、投机取巧的研究，相反，应将精力用来探究应予追求之目的与如此追求之理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我看来，每一个法律从业者都应该努力驾御经济学。”[15]我们将此命题称为“霍姆斯经济学统计学命题”，相应前面的命题可以称为“霍姆斯逻辑经验命题”。霍姆斯是法律经济学的鼻祖。霍姆斯在Vegelahn v.Gunter一案的反对意见中强调，“判决的真正基础在于政策与社会利益的考量，假定判决仅仅通过无人争议的逻辑或者一般命题得到是徒劳的。”[16]为什么“未来”的法律从业者必须掌握经济学和统计学呢？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而近代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由此，我们可以将霍姆斯的两个命题解读为下列五个命题： 第一，法律的生命是经验，法律的成长靠逻辑； 第二，法律的生命是现在的经验，不是过去的经验； 第三，法律的生命是本国的经验，不是他国的经验； 第四，法律的生命应该遵循探效逻辑，法律的成长应该遵循演绎逻辑； 第五，社会稳定时期，教义法学占主导地位；社会变革时期，社科法学称雄[17]。 至此，我们只是初略将法律变革的逻辑类比于科学革命的逻辑，由此可以看出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社会基础。如果我们稍微细致一点考虑问题。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不同部门法、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中看出法律稳定和法律变革的频率不同、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地位不同。由于宪法、民法和刑法所揭示的社会关系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其中的教义法学思维肯定比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等要强得多。由于不同国家对于社会变革的态度不同，所以，尽管都是判例法国家，英国法律人的教义法学思维比美国法律人要强[18]。19世纪法律人的教义法学思维肯定比21世纪的法律人要强得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这导致中国的法律人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法律人必须走向自治，所以教义法学必须成为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如果法律人看看我们仓促从西方发达国家移植而来的现行实在法，他们确实没有信心信仰这样的法律。中国法律人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人一样只看着法律判案，中国法律人实际上同时扮演了司法者和立法者的双重角色，他们必须两只眼并用，一只眼看法律，另一只眼看社会，是双轨制。近几年对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争执正是这种现实处境的表现。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打得你死我活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都是我们中国法律人所需要的。然而我们发现，中国的教义法学者与社科法学者还没有真正交锋，这是因为教义法学者还没有真正研究中国的现行实在法，而只是介绍西方的教义法学和法学方法论，中国的社科法学也未能真正研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仍然停留在消化吸收阶段。可以大体上说，中国法律人还没有真正进入实证阶段。中国法学家所言的是英国的法律的概念，不是中国的法律的概念；所言的是美国法律的经济分析，不是中国法律的经济分析。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真正较量将在实证的法律分析之中。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德育小论文:发挥社团的德育功效，促进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需要，更是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 校园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坚持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以服从和服务学校中心工作，为学校改革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为出发点，以育人为根本目标，努力构建符合时展要求，为广大师生喜闻乐见，具有实效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校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体系。学生社团作为青年学生以相同或相似的或自身需要为基础而自愿组成的群众性组织，是校园文化建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重学生社团建设，充分发挥社团的德育功效，活跃校园生活，丰富校园文化，营造良好育人氛围的探索中，从学生需要出发，倡导学生自发成立一些对自身发展有益的民间组织，把兴趣转化为动力，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让社团成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 社团-----学生自我意识的摇篮，自主发展的舞台，自我教育的阵地。 学生社团作为青年学生自愿组成的群众性组织，成为青年学生“认识自我，展示自我，发展自我”的舞台，在激发学生的“自主潜能”，强化学生的“自我意识”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是青年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途径。因此在社团建设中要突出体现一个“自”字。 1、“变官办为民办”，激发学生的“自主潜能”，强化学生的“自我意识”。学生社团是青年学生自愿组成的群众性组织，因此，学生作为社团建设的主体，学校在成立社团时要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体现学生的特长，信念，突出学生的需要。 很长时间以来，学生社团极其化身“第二课堂”、“兴趣小组”等组织建设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倒挂，往往是老师组织，学生参加，通过建立“定时间，定地点，定人员”制度，确保社团的顺利开展。社团类型的确定往往因老师工作和教学的需要而定，学生在这些社团中选择参加学校并进行人员调配以确保社团的“生命”，指导老师提出活动意见，学生只需按要求参与，而往往“获奖”的，“表现”的，“指导”的总还是集中的“特长生”。所以往往使社团形式单一化，大多数同学对社团缺乏积极性，制约了社团的健康发展。 “变官办为民办”，社团建设由“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打破原有的老师组织，制定教学计划，发动学生参与的“第二课堂”形式，建立学生“业余社团”。针对学生自身强烈的自我发展意识和自我展示的欲望，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建业余社团，变“教师需要”为“学生需要”，从学生从自身发展的需要，自己的特长、爱好和兴趣出发，来确定组织合种社团，开展哪些活动，需要谁来参加，邀请谁来指导等等，从而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保证了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重要的是在创建的过程中，激发了学生的“自主潜能”，强化了学生的“自我意识”，提高了学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 2、学生社团是青年学生自主发展的舞台。 社团建设要注意形成社团特点，发掘社员的个人潜能，突出学生的个人特长，为青年学生的自主发展提供一方舞台。因此在社团建设的众多事务中，教师应走回幕后，处于指导位置，把更多的“自主权”交给了学生，让青年学生担当起处理社团事务，决定发展目标，实施发展计划，总结调整等一系列的工作。通过尝试，让学生感觉到：“以前没有做到的现在做到了”，“经过努力可以有更大的提高和进步”，“成功在于尝试”……使学生对自身潜能的开发充满兴趣，对自身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3、学生社团是青年学生自我教育的阵地。 业余社团的建立，更多的让学生自主的来完成一项“事业”，让青年学生在工作中感受“付出与收获”，尝试“成功与挫折”，培养了学生克服困难，挑战自我的良好品质；在创造性的工作中，体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培养脚踏实地的良好作风；在集体生活中感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确认识“自身成长与集体的关系”；学生更加关心社团的成长和发展，主动的去想办法，出主意，在交流中体会“竞争与合作”，培养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协作精神。 二、社团-----青年学生了解社会的窗口，服务社会的通道，社会意识形成的催化剂 学生社团是学生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的窗口，是学生接触社会，服务社会的通道，是学生适应社会，促进社会意识形成的催化剂。因此，在社团建设的形式和方式上，应注意社团的开放性，向社会拓展，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接触社会，感受社会，服务社会的同时，强化青年学生的社会意识。 三、社团------校园文化建设的常青树 学生社团作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一棵常青树，在不同的时期都对青年学生的发展起到来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作为一个组织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应该跟上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因此，社团建设中，我们应该把握： 1、把握时代性，强化导向性 把握社团建设的时代性特点，强化社团建设的导向性功能。社团建设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遵循教育规律。在融会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侧重加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培养。通过在社团活动中对学生渗透做人的教育、合作精神教育、奋斗精神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互助协作精神、勇于进取的品质和科学的思维方式以及高品位的文化素养，从而从根本上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坚持原则性，突出多元性 社团建设无论采用何种形式，育人宗旨必须始终坚持，不能改变。在把握社团建设 的学识性，专业性，娱乐性的同时，还必须从学生、教师、学校、社会等多元因素综合考虑，增强社团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增强预见性，具有前瞻性 社团建设之初，教师应正确引导学生正确把握一个社团建团建立的宗旨，要挖掘社团中潜伏的未来性，预见性，社团宗旨的确立要具有前瞻性。注意与未来职业教育相联系，与青年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相结合，把它融入青年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养成，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培养人格健全的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需要的新世纪公民德长期任务中，为青年学生将来顺利走上工作岗位，服务社会和一生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德育小论文:对语文德育教育的方式探究 一、引导学生深入分年课文 (一)引导学生结合课文的背景知识理解思想内容 背景知识包括作者的生平及其在创作文章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和心理状态。在学习一篇课文时,只有还原出作者的真实经历和写作背景,让学生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作者喷薄而出的情感,学生才能真正领会文章的深刻内涵。如在《荷塘月色》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就要知道朱自清的生平以及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对他创作的影响。文章写于1927年7月,正值“四一二”政变中背叛革命之时,朱自清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学者,面对这一黑暗现实,写下这篇文章抒发他不满现实而又无法超脱的心情。同时,可结合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故事,让学生认识朱自清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形象。另外,中职语文教材中涉及的许多仁人志士的事例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典范素材。像屈原行吟江畔,虽屡遭打击,但爱国之心依然的高尚情操;像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像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堂堂正气;像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人格尊严等。这些都是对学生进行正面人格教育的极好素材。这就要求我们要经常搜集整理,不断积累,并充分利用好这些材料。 (二)引导学生掌握课文的篇章结构 篇章结构就是文章的整体写作思路。在了解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理顺文章的篇章结构,不仅对学生弄清课文的结构方式以及各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有重要的作用,还有利于培养学生写作时布局谋篇的能力。如史铁生《合欢树》的教学,作者以母亲种植的一棵合欢树为象征,表现了母亲对儿子健康和将来的殷殷期盼之情。文中用三个年代讲述三段经历:母亲种合欢树、儿子先不愿见合欢树、再是难见合欢树,表达了对母亲曾经的不理解、对过去生活的伤感以及对无法慰藉母亲的愧疚,朴素的语言中蕴涵着深沉的感情,余音不绝,催人泪下。学生沉浸在感动中的同时,也会珍惜亲情,懂得感恩。 (三)引导学生分析并表达课文的思想内容 一篇好的文章,不但在内容上饱满充实,其抒发的感情也会引起学生的共鸣。因此,我们在讲课时就需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分析出文章中较深层次的含义。分析过程包括分析语段、篇章的主要内容,词句的意思、表达效果,其中的情感态度、哲理启示,甚至是文中的语言现象和表达技巧等,最后用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这样做,可以训练学生对文章思想内容的理解把握能力,有助于拓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发散思维能力。 二、引导学生走出课文表达生活 引导学生深入解读课文有助于提高学生阅读理解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鼓励和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走进生活、表达生活,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语文的工具性,真正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具体做法有引导学生模仿课内的经典语句造句,根据语段篇章的写法仿写语段、文章,或者依据课文主题抒发自己的情感等。如在《我的地坛》的教学中,引导学生联想并写出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或奶奶在日常生活中的些微细节,体会出他们对自己深切的关爱之情等,这就有助于促进学生积累丰富的知识,加深对课文思想内容的理解,并且直接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其感知事物的能力。 三、引导学生不断充实自己 阅读,是一个走进文学世界的美妙过程,文学欣赏就是以个性的解放和生命的张扬为目的。一方面,文学欣赏可以培养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来体悟与反思的能力;另一方面,文学欣赏也构塑着学生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这些全部可以作为丰富学生的思想内涵,提高其文化修养的资源。弄清历史上和周围环境中的人、事、物、情、理,分析其中的意义价值,思考它们对社会、对个人的利弊,对人生进行思考,有利于学生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不断丰富阅历,提高道德品质和整体素质。另外,引导学生选读一些脍炙人口的中外名着,可以使他们在品味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认识自我、理解社会,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和价值取向。 四、适当开展课余文化活动 通过以上的德育引导和渗透,我们就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激发学生的道德意识和民族情怀。比如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和语文相关的历史话剧表演、爱国演讲辩论以及国学知识竞赛等活动,让学生在发展特长、激发潜能的同时,不但能感受到语言文化的厚重底蕴和祖国历史的源远流长,还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深刻内涵。由此可见,语文课堂需要人文性,需要人文精神。中职语文要把道德教育和人性塑造作为教学过程的重中之重,才能让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人格魅力,在语文学习中真正找到自身的精神家园和价值所在。 德育小论文:试论新时期伦理精神的转换及对构建德育新格局的影响 一、新时期伦理精神的转换何在？ 被誉为“第二次革命”或“第二次解放”（从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意义上理解）的改革开放，给新时期的伦理道德及其精神带来了巨大变化。 第一，拨乱反正中的人性（个人主体性）复苏。原有极左的思潮给人们带来的直接而巨大的创伤，就是以异化了的共产主义精神（天理）泯灭人的个性（人欲）。这里的异化即是指主观上确定是想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试图以共产主义精神超越一切，但在创造中不但偏离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伦理思想，反而自觉不自觉地融进了一些封建主义的伦理观。于是，当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在思想、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立即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以探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拨乱反正热潮。尽管有些问题至今仍无定论，但至少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全面发展依赖于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原始公社时期“原始的丰富”，也不是抽象的观念的发展，而是社会现实关系及其观念关系的丰富；共产主义消除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是为了消除剥削，而不是消除个人所有制和个人利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对自身的否定，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因此，大写的“人”（全社会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在卷帙浩繁的字里行间中突出出来，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成为新时期伦理精神的出发点和支撑点。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新了经济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和原则。 勿庸讳言，限于一定时代的环境制约，马克思不可能想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连体或兼容；而且，市场经济形式本身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确实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实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确实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在这种新型经济关系中，必然会生长出新的思想道德因素。其中的积极因素正如《决议》中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其实，马克思也看出了商品经济对人的发展的正面效应，认为它促进了自然经济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等级制度的解体，“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总之，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在上述积极因素中，突出体现了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个人或法人的主体性，即在伦理上、法律上具有相对（相互）独立、自由和平等竞争的权利，即“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马克思对此十分强调和肯定：“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矗”显然，这种平等和自由的伦理精神不仅与封建专制、等级特权、人身依附等伦理关系大相径庭，而且也不同于计划经济关系下的人我不分，相互依赖，相互拉平（一种原始的情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绝对平均主义）的伦理观念。当然，新时期的这种伦理精神转换的最大特点，是市场经济伦理与社会主义伦理相结合（尽管目前处于动荡、“耗散”之中，而尚未理顺或规范化）。这里面的深刻意义在于：从消极的方面看，市场经济关系的最简单表现是物与物的商品关系，最直接的价值是交换价值（货币、资源增值），很容易自然产生以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急功近利等为特征的拜金主义伦理观，就会产生劳动及劳动者的异化，如果让其渗透到经济生活之外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甚至教育生活等精神领域，就会造成更为严重的腐败和异化现象；但是，这一消极因素是可以控制的，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就是一副最好的解毒剂。 第三，中国传统美德及其精神的认同和弘扬。 在本世纪，代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主流及其精神的儒学，曾遭到“”和“文化革命”两次沉重打击，以致于在字面上已成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主要对立面之一，甚至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拨乱反正也没有给它一席之地。但人们后来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顾及不到或不那么吃香、不那么灵的地方，例如在日常行为规范、家庭伦理以及爱国精神等等方面，传统伦理道德中有着十分管用的精华；于是，人们将期望的眼光投向了“新儒学”等传统文化的更新，希望从中找到遏止道德“滑坡”或者支撑道德“爬坡”的良方。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新时期所汲取的传统美德及其精神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仁和”?为精神的“礼”?教内容，?其中绝大部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日常人伦和行为规范；二是以“忠孝”为精神的爱国主义和家庭美德内容，其中也蕴含着改变了意义的集体主义内容。对于这一方面的转换，也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认识。首先，传统美德之所以找到现代的位置，归根到底是现实中仍然存在这种道德的土壤，即与之不同程度地相适应的现实关系。已有学者研究指出，儒学伦理的生长基础有两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关系，二是以家庭血亲为纽带的宗法关系。 虽然经历了几次重大社会变革，社会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如果冷静地正视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上述两种关系现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现实之中。这就构成了传统道德的现实基矗其次，传统美德必须适应时代精神，有时还必须脱胎换骨获取新的生命力。息管有些传统道德还有现实基础，但不是有基础就有生命力，有些基础已摇摇欲坠，会使某些传统道德失去内容，但其形式还是可以利用的。再次，从总体上说，这种转换不是对儒家伦理精神的认同。我们知道，每个民族都有两种历史文化，儒家文化也是如此。它既有人民性的一面，也有封建性的一面；它之所以在二千多年中被不同朝代的封建统治者纳为自己的正统意识，除了深厚的封建经济关系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其占主导地位的“家族本位主义”代表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伦理精神。 二、“转换”对构建德育新格局有何影响？ 伦理精神的转换对学校德育新格局的构建带来的深刻影响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转换”促使人们改变“构建”的观念和视角。无可否认，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已经把德育工作者的眼光引导到适应改革开放上来，大家也齐心协力朝这一方向努 力。但是，也许是原有的德育格局有着巨大的惯性，也许是人们心中存有意识形态相对稳定、不便改革的定势，也许是学校德育肩负着“神圣”使命而不敢轻举妄动，也许是人们误把伦理精神转换的某些现象一概当作了不和谐的“杂音”等等。总之，人们仍然把“构建”的注意力放在修修补补上，而没有关注“转换”将带来整个格局的变化。这一点，与经济体制的重建相比反差尤为明显。其实，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就可以打破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正视社会存在的改革对社会意识的变革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不忽视社会意识变革对社会存在改革的能动作用），改变“构建”只能修修补补的观念，将视角转向以伦理精神的转换为引导的德育变革上来。其次，“转换”是新格局中目标构建的依据和底层结构。德育目标是德育格局中的基础部分，目标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内容、途径和方法的选择，也最终影响到德育效果。它要求德育目标要有指导性、现实性和针对性，也就使目标构建必然受到这一时代的伦理精神的左右。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理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精神结构，并明确学校德育的总体目标结构。直观地看，“转换”的三个方面自然形成了三个板块和三个层次：?（1）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精神，即“社会的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相辅相成，在一定的条件下（例如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个人利益和个人牺牲在人生价值的意义上达到辩证的对立统一。?（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即社会主义伦理与市场经济伦理的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目的与手段、导向与自控、对立与统一的结合，其基本原则是公平与效益、物质与精神协调一致，?其核心是合理利己，兼顾他人，平等竞争，共同发展。（3）中国传统美德的伦理精神，即扬弃“家族本位主义”，纳入具有时代精神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辩证地看，这三种伦理精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个有层次序列的整体，即以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为先导（指导），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为主体，以中国传统美德的伦理精神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伦理精神。 如果上述伦理精神的结构能够成立，就可以相应建立德育目标新结构。其基本思路是，在社会主义精神这条红线的贯穿下，根据不同层次伦理精神的性质、功能和对象特点，结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对不同思想道德及其行为的接受规律，探寻切合实际的层次结构。例如，从纵向的时序看，一个人从儿童到成人，首先接触的日常生活、简单的社会关系和浅显的国情（包括乡情民俗等）；接下来是从形象地感知到抽象地认知所处的社会及其各种关系，其中对未来将要进入、且与生存和发展关系最为直接的部分（如经济关系等）最感兴趣，这也是一种现实层次的实践理性的需要；然后再对自然、社会、个人等关系进行综合、批判性的认识和选择，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可能在一般个人生活理想的基础上形成崇高的社会理想。再从横向的空间看，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家庭、工作中的社会关系等等）不会完全一样，对教育所传递的信息也接受得不一样，一句话，先天和后天因素的不同会使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出现差别；所以，在总的目标一致下，德育也要“因材施教”，给不同情况的学生确定适度超前又能够达到的目标。实际上，这种结构在现实中纵横交错，如盐溶之于水，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值得顺带提及的是，与新的目标结构相应，德育内容也必然会调整、更新，至少三个层次、三个板块既可以相对独立地形成子系统，又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大系统。 再次，“转换”对于改进德育途径和方法有着方法论的意义。从新时期伦理精神的转换中，我们得到这样启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那种比较单一的、夸张式的共产主义伦理精神，虽然由于缺乏深厚的现实生产力的土壤而最后失落，但在一段时期内还是真实有效地存在。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和方法论意义。一方面，缺乏现实关系作基础的思想道德，无论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维持的都是一种幻象，最终将化为泡影，反过来说，最好的德育途径和方法便是现实生活中的现实关系认识及其把握；另一方面，对于暂时缺乏现实条件，但已见端倪并有现实依据证明为发展趋势（良好前景）的经济关系及其伦理精神，应当大胆采用引导、感染、灌输、宣传甚至纪律要求等强化的途径和方法，以形成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发挥精神的能动作用。根据这种方法论上的意义，结合“转换”后的伦理精神及其目标内容，可以在德育途径和方法上作这样的初步设想：第一，对于富有传统、现实性很强的日常行为规范（含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应以现实的言传身教为主，“身教”者包括经常接触的教师、家人等等，也包括大众传媒中古今中外的“模范”，通过反复熏陶、感染和训练，?养成知、?情、意、行统一的习惯。第二，对于占居现阶段主要地位（公民必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一是要有专门的课程和教材，使学生（至少初中以上）系统了解有关基本知识；二是配合教学有计划地引导学生自我组织社会实践（体验），包括利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有关资源，使学生在现实关系中真实地感受、选择并接受相应思想道德。第三，对于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一是改革、调整现有的相关课程（高中以上），舍弃假、大、空的内容，溶进相关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增设常识性的美学（不是艺术教育）、心理学等选修课，设立业余党校；二是意识形态领域营造百家争鸣的氛围，让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竞争中获得认同和自觉选择（当然要有意识地引导）；三是在社会中再塑共产党人的先进形象，对先进分子要有崇仰、奉行社会主义精神的纪律要求，切实在组织上（包括少先队、共青团）采取措施，纯洁队伍，让理想和信念在有共产党人的地方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使学生心服口服、自觉趋向。 德育小论文:探讨职业院校德育教育革新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以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已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规模迅速扩大,办学模式逐步趋向多元化,但生源类型较杂,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使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德育教育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我们应认清高职院校德育教育的特点和难点,以总书记关于德育教育论述为理论指导,与时俱进、创新高职院校德育教育的模式。 一、高职学生的特点与高职院校德育教育的现状 从高职学生的年龄状况看,高职学生年龄差别大,思想单纯,社会阅历浅,生理发育基本成熟,但心理还尚未成熟,还不能把他们完全视为“大人”,对高职学生而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促使心理日益成熟,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成年人。从高职学生的思想特点看,他们思想的主流是好的,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普遍认同、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爱国主义热情持续高涨。但是,他们又是思维活跃、新颖,个性突出、能迅速接受新生事物的群体。在他们身上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市场经济的背景使高职生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全新理念已把高职生推向了竞争日益激烈的人才市场,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对社会与个人前途的期望,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时,他们又是一个容易被外界感染的群体,对市场经济的种种负面作用“免疫力”不强,价值观念中的趋利性也较为明显;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高职生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影响;独生子女已成为高职生的主体,由于种种原因,使他们在信仰、道德、行为与法纪观念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近年来,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德育教育中,由于不能及时、准确地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热点问题给予回答,或在某些问题上给出的回答说服力不强,这就使得部分学生无法正确认识一些原则性问题,德育教育方式不能很好地适应多学科交叉的发展趋势,不能真正贴近高职生的实际生活。 二、创新高职院校德育教育的模式 大学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当今社会对大学生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必须要有健康的思想状况和良好的精神面貌,才能担负起党和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高职院校同其他高校一样,既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也是各种思潮的集散地,高校学生面临着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因此,我们必须要针对高职生的特点创新德育的模式。 (一)创新高职院校德育教育的观念 要更新德育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高职院校德育观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为中心,重视人、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主体地位。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一样都是教育主体,以人为本的德育观念就是要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使大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实现自我价值,是高职院校德育教育的最终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德育教育的各个环节体现人的主体性地位。以人为本还要注重人的主观特性,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发展和变化。在关注人的思想品德与理性发展的同时,还要重视人的意志、情感、本能、欲望、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即要塑造完整的主体人格。以人为本,还必须要尊重人的个体多样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是统一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主体性发展、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是在人的各种综合素质作用基础上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在高职院校的德育教育工作中,尊重人的个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帮助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真正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一个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人。 (二)创新德育教育的载体 第一,以思政课教学为主要载体,丰富德育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21世纪,大学生的逻辑起点和历史高度远远胜过上个世纪,对许多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要比教师快得多。大学生已经不再是过去“老师教啥学啥,老师讲啥信啥”,他们有自己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已初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知识结构,对于一些事物有了自己的看法和判断。他们不满足于照本宣科的大话、空话,不满意只在经典作家的语录里打圈圈,不满意讲故事式的肤浅说教,不满意开玩笑式的庸俗趣味,不满意不负责任的借题发挥,不满意思想偏激地乱发牢骚,不满意蜻蜓点水式的“理论联系实际”,而要求理与趣、情与智的和谐一致。因此,根据思政课教学的内容、目的和高职生思想成长的规律,紧密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社会生活的现实实际,运用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切实提高思政课教学的效果,是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的必然要求。我们认为,当前形势下深化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必须坚持六个结合:第一个结合是要坚持理论教学与现实实际紧密结合,通过结合以增加理论教学的现实感及针对性;第二个结合是教师课堂讲授与学生阅读原着结合,以此来提高高职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帮助他们牢固地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三个结合是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结合,通过结合提高高职生对德育教育的情感认同;第四个结合是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结合,通过结合让高职生感受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认识,提高德育教育的实效性;第五个结合是课堂讲解与师生共同讨论结合,通过结合提高高职生的创新思维和研究能力;第六个结合是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与现代化科技教学手段结合,通过结合让德育教育真正 占领网络这个战略高地。通过以上六个结合,让思政课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 第二,以网络为载体,创新德育教育手段。互联网以其快捷迅速、实时传输、覆盖面广等特点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媒体。2011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了《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其中,20-29岁的网民比重继续加大,达到30.8%。因特网的触角正在伸向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高职院校也成了网络社会拓展自己空间的重要目标。互联网给高职院校学生打开了一扇获取信息和习得技能的大门,以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成为教学和学习的重要工具,信息素养已成为一个受教育者的必备素养之一。同时在政治、思想等方面互联网也给高职院校学生带来了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同样也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带来了更多的新课题。 德育小论文:论英语教学中的德育教育 今年我担任了七年级的英语教学，七年级的学生刚走出小学，在心智上与小学生无异，加之现在的孩子多半是独生子女，他们往往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意识。初中阶段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期，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以至于模仿社会上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因此，在教学中有意识的渗透思想道德教育对他们显然十分 ！ 记得在上一届学生学习JEFC BOOK I Lesson 30 的时候，我让学生就对话内容练习，表演。之后各组学生在表演的时候总是将那个警察表演的匪气十足，很明显他们是受了商业性质太重的一些警匪片的影响，同时他们在自己的想象中将那个司机演成了一个的素质很低的泼皮无赖形象，不遵守交通规则，甚至是刻意去违反交通规则，更有甚者，在违归后不知悔改还与警察斗狠。在这时我们作为教师就应该对他们思想上存在的偏颇进行引导，以防他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犯同样的错误。 要在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我们可以通过课本内容，在上课的同时发现学生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并对此进行引导。英语课本的课文内容，渗透了思想教育的因素，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情感，提高文化素质，有利于激发学生对祖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也应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例如：在开学初，学完最基本的日常用语 “Thank you! Excuse me! Sorry!”等词后，我就让学生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用这些词，对此，学生自然能够很顺口的说出来，然后我问学生你们平时是否经常用到这些最简单但却最是美丽的词呢？很多学生都开始思考，经过思考，他们回答我说，用过，但是用的并不多。我又让学生自己去设想别人对他们用这样的礼貌用语和不用时的心情差异。答案是很明显的，经过这样的引导、启发，学生明白了这些礼貌用语的重要性，同时也学会了在需要的时候运用这些礼貌用语。 新教材第十一单元是生活日常作息的安排，在学生谈论自己的日常安排时，我发现学生不会自主合理安排时间，他们往往早上很晚起床，然后看电视、玩电脑，等到了晚上或者是星期天下午才使劲赶作业。于是我让学生在小组讨论怎样的时间安排才能让我们的周末过得轻松而且充实。学生在小组谈论之后每个小组拟订了一份他们认为最合理的周末计划，然后在全班讨论，经过全班讨论，他们一致通过了一种最好的周末计划，于是我要求他们按照这样的计划来度过你的周末。经过这样的引导和讨论，学生知道了如何去安排时间，开始慢慢得学着去安排自己的空余时间。 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求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而我们正在使用的新编高中英语教材中有许多课文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许多课文设计了国情教育，思想品德教育，人口教育，教师在教学中应充分挖掘教材的思想内容，要不失时机的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结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对学生进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德育小论文: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德育教育的困境与思考 新课改高举张扬学生个性的大旗，着力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多年的努力也使得沉寂的教育悄然在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他们顶嘴，他们另类，他们狂妄，他们越来越与其父辈的观念相左。 问题是当学生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个性化倾向日趋明显，批判欲望逐渐加强之后，我们的教师将如何应对。实际的情况是，我们的改变没有完全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甚至还停留在过去，用老眼光老办法来看新问题，因而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 有的教师看不惯学生的表现，任由学生发展，显得无可奈何；有的教师则会表现得极不理智，或骂之，或罚之；有的教师动辄请家长或送交政教处处理。师生之间矛盾重重，彼此怨恨。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来发泄各自心中的不满。 新的教育现象，逼迫我们教师作出思考： 1、民主意识的增强，使得学生对教师的要求变得空前的强烈，他们觉得教师要求他们做到的，教师也要做到，他们要求自己和教师在精神上应当是平等的。因而，对教师自律的要求也变得空前的强烈。 2、个性的张扬，使得今天的学生变得很难接受批评。教师要由耐心，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要调整心态，不要总按过去的眼光来看今天的学生，要学会宽容，忍让，学会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 3、信息时代的到来，不断刺激着学生对求知的欲望，他们对教师的专业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提高，所以，教师要有明确的角色定位，提高职业技能、专业水平，这里指的专业水平不是指学科水平，而是指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意识、教育眼界、教育策略和教育方法。教师不能把自己仅仅定位在知识的传播者这一角色上，更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当作了家长的角色。 因此，面对日益发展的教育形式，教师一定要研究教育策略，走出德育教育的困境。新课改主张鼓励学生，发现学生的优点，张扬个性，这些并不意味着教师要以放弃教育批评的功能和手段为代价。但需要有相应的批评教育的策略。事实上，我们都十分清楚，成长需要两种力量：一是关爱的力量，一是批评的力量。有时批评的力量比关爱显得更有必要。因此严肃的问题摆在今天的教师面前，我们应当拥有怎样的批评武器？我们是否构建了一套成熟有效的批评反思的策略？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方面显得力乏技穷。辱骂、体罚（变相体罚），交给班主任或相关部门领导，把家长请来……诸如此类。于是，矛盾不断激化，形成恶性循环；当自己发现所有的手段用完后，就会感到无奈。教育中的许多悲剧常常就源自于教育行为的简单粗暴、缺乏教育艺术的原因。 现实需要我们教师提高从事教育职业的素养，提高教师个人的行为品质素养。我以为以下策略可供参考。 策略一：身正才能正人。我们要获得学生的尊重，不仅要学会尊重学生，更要思考自己有哪些品质值得学生尊重。如果教师个人素质的不高，很难赢得学生的尊重。谨记道德的教育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不要伤害学生，对学生的利益特别关注。道德的教育意味着教师要身体力行地体现教育的原则。要求考虑学生不同的但合理的观点。 策略二：教学是教师职业的生命，也是保证教师获得学生欢迎的基础。教育的成功常常源自教学的成功。因而着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是提高德育教育的效果的重要手段，一个有效的教学活动是一定要将教育的行为渗透到教学的过程中的。 策略三：习惯造成品行，良好习惯的养成是德育教育成功的保证。因此，德育教育不能仅从将大道理入手，更多的是要从生活的小事抓起，从他们的衣着、发式、妆饰、坐姿、言语等细小的方面入手。细节决定成败。用生活的事例、学生关注、喜欢的事例教育学生，多从正面讲清道理。 策略四：了解学生的秉好，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与学生同步成长，不仅仅是指在教学的层面，兴趣爱好、行为习惯、认知方式都有必要与学生一同成长的必要；道德的教育意味着要设立一个高标准和预期目标，并激励学生去实现，也催进教师思考实践。 策略五：要研究批评学生的方法。不能不分场合、时机、对象的去批评学生。时刻想到要为改变学生留有空间，给学生一点面子，一点自尊，不能一棍子打死；寻找转变学生的契机，当下不能解决的就不妨等待下一次机会，心急是做思想工作的大忌；性格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不能手段单一，要找到因人而宜的对策。批评的艺术实际上就是交往的艺术，不要夸大批评的作用，而要让批评成为相互交往交流的方式之一。 总之，面对着今天悄然变化着的学生，教师迫切需要从改变自己开始，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这样我们才能担当起引领一代人向前的重任。 德育小论文:探讨高职体育教课中德育教育 职业院校所培养的学生要适应社会、适应未来就业岗位。即学生就业岗位的所需,就是我们教育的指挥棒。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具有时代感知和积极进取,勇于竞争的精神。在具体课堂教学中,用课堂小游戏比赛,使参与学生承受一定强度的心理负荷和生理负荷。同时,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让大家知道不正确的身体姿势不会对健康有帮助,而且影响生长发育。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让他们知道体育是可以孕育美的,在强化训练中,使学生身心协调发展,培养健康意识。 一、促进安全意识教育,加强责任感养成教育安全 对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是放在头等位置的。尤其是职业院校学生在企业定岗实习的过程中,离开了学校和班主任老师监管,要有安全意识杜绝事故发生显得尤为重要。我的课堂经常以比赛和对抗性练习形式出现,通过比赛了解学生体能状况、身心素质、技术水平、战术意识等。同时培养学生安全意识、责任意识、积极心态。让他们服从裁判、遵守纪律、团结协作、负有责任感等优良作风。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激烈的竞争和运动中要把学生安全意识的培养贯彻每位学生,平日要有意识的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二、讨论与分析 1.用科学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职业院校的体育教学具有内容多、范围广、思想性强等特点,这对思想品德教育是很有利的因素。各运动项目、内容不同,达到的教育效果不同,教师要善于挖掘具有深刻的内涵教学内容,行思想品德教育。例如,基本体操内容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但是坚持练习却能培养健美塑体、组织纪律性、文明意识;球类项目需要,需要大家配合才可以进行,可以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团队意识、增进勇敢顽强、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思想品德。 2.用合理的教法去引导学生在高职的体育教学中,要让学生产生共识:健康的身体和心理是未来就业的基本保障。让每名学生明确体育课学习的目的。教师用扼要的讲解、正确的示范、优美的动作、科学合理的方法和行之有效的辅导吸引学生,让其产生浓厚的兴趣。用教师用自己健康的体魄、过硬的专业素质、阳光的教育去影响和引导学生热爱体育运动。 3.用就业的需要去鼓励学生职业院校学生都有向往毕业后有个好工作,有个美好未来,都有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使命感,都想有健康的身体、良好专业技能和道德水品。在具体教学中,要帮助学生树立“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将来才能更好地为祖国工作,成为社会所需的人才。国家在召唤他们,社会需要他们,教育他们不能虚度青春,要加强学习,不辜负祖国的召唤,不辜负社会和未来就业岗位的需要。 三、结论 德育工作是职业院校教育的灵魂,渗透于各学科教学。在高职的体育教学中引入德育为学生就业服务很有裨益。因此在高职的体育教学中,德育的渗透显得尤为重要。彰显了一个合格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应该具备的爱国主义情感、集体主义情感和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这是我们国家学校体育的目标要求,是真正的奥运精神和宗旨。 德育小论文:在德育过程中发展学生的主体性 我校从1979年在全国第一家制订并实施《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教育提纲》，进行德育实验以来，取得了一定成绩，成为全国德育先进校。1992年，我们又制订了《小学生主体性发展德育实验方案》，回顾和反思十多年来学伎德育的历程，我们察觉和悟出当前学校德育之所以滞后于变革的社会现实，落后于当今学生的实际，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忽视学生的主体性。 比如，在德育内容方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常常把某一时期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内容进行灌输，在德育过程中未能充分重视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教育要促进入的社会化，被片面地理解为对社会的顺应，而很少强调把人培养成改造社会的主体。 再如，在德育方法上，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的发展。学生受到来自多方面不应有的限制和束缚，独立人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兴趣爱好得不到充分发挥，个性差异亦得不到合理的承认。在德育过程中，往往把“禁止”、“防堵”作为立足点，不注重积极疏导并调动学生的积极因素，将批评与惩罚作为常用的教育手段。其结果，我们所培养的人常常表现为处在被人支配的地位，而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愿望和爱好自主地选择适合自身的教育；常常表现出缺乏进取精神、害怕困难和回避矛盾，缺少主动参与、大胆竞争等自我表现能力；表现出盲目从众，不善于独立思考，追求循规蹈矩，缺乏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小学教育是面向未来的大业，现在的小学生再过几年、十几年将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21世纪将要求人的主体性能进一步弘扬；要求学校培养的人更具有自尊自信、自我控制、独立判断、自立自理等独立的人格，有较高的成就动机、强烈的竞争意识、广泛的爱好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有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德育过程中如何发展学生的主体性，是德育面临的新课题。 主体性是人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它一方面表现为人对客观世界规律自觉能动的掌握，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的自觉能动的创造，集中体现为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培养学生的主体性，使其既具有主体意识，又具有主体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研究其方法问题是我校德育改革探索的重要内容之一。现将我们采用的办法举例如下： 一、满足学生合理的道德需要，发展学生健康的个性 多年来，我们常常把道德行为的好坏归因于道德认识，忽视了道德需要。其实人的道德行为动机来源于道德需要，学生中表现出来的多种多样的道德行为和道德能力是由多种多样的道德需要所引出的。因此，在德育过程中如何满足学生合理的道德需要，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学生到了三年级，自我表现欲望增强，有的想当个小干部，展示自己的管理才能；有的会画画，想展示自己的绘画才能；有的善于表达，想给大家讲故事等。老师就应尽量满足学生的合理要求，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实行了干部轮换制，让学生“竞争上岗”。 目前全班46人，都分别担任过班级的小组长、少先队的小队长等以上的干部职务，而且个个干得都很出色。同学发起并组织了一个故事团，他主动与各班联系，利用饭后、活动课时间带领10名团员到各班讲故事，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实践证明，在德育过程中，尽可能支持和满足学生的合理需要，并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实践，逐步形成道德需要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机制，学生的道德行为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促进道德信念的形成 情感是人特有的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它对人正在进行着的认识过程起评价和监督作用。它对主体产生道德需要，形成观念、信念起着中介作用。道德情感是人们形成一定道德信念的前提和基础，对学生主体性发展起着激发动因的作用。道德信念是个体认为自己一定要遵循的并决心要去实现的信条。它不单是某种心理成分，而是深刻的道德认识、强烈的道德情感和顽强的道德意志的有机统一；它是道德动机的高级形式，是个人产生道德行为的真正内在动力，在人的道德心理结构中处于中心环节。自然它应成为学校德育追求的最高的目标。实验班的老师在德育过程中坚持以情为中轴，通过组织学生读我校自编的五爱情感“四字书”，背五爱情感名家格言，讲五爱情感故事等，进而引导学生选一条最有针对性的名言作为座右铭，经常带在身上，坚持每日“三省吾身”，让它激励自己不断进步；选一位自己心目中最敬佩的革命领袖、英雄或专家名人作为学习的榜样，用他们的事迹激励自己前进；制订一个实现自己一定理想信念的行动计划，并公布于众，在大家指导、帮助和监督下落实。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和丰富了学生的道德情感，促进了学生道德信念的形成，发展了学生的主体性。 三、重视道德修养，培养良好的意志品格 道德修养是指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方面的自我锻炼、自我教育、自我陶冶及由此而达到一定的道德境界和水平。把一定的社会道德转化为个体的道德，关键是个体自身的道德修养。它是个体对自己进行自我观察、自我调控。核心问题是形成一定的自制力。“自制”，在我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中是道德修养的必由之路。 当今学校德育要培养学生的自制力，就要改进教师的教育态度和教育方法，对学生实施情感教育、民主教育和自主教育。比如实验班老师在教育学生如何正确控制自己的情感时，就教给他们一些心理发泄方法：①当自己受到表扬和奖励时，要控制过分激动的情绪，一方面可以给同学、老师讲自己的感受，让大家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另一方面想想自己的不足及继续前进的目标。②当个人受到批评后，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如拖地、擦玻璃、整理学习用具等积极行为方式来表示认错、吸取教训等。③别人给自己提意见和建议时，要以虚心的态度表示：“谢谢您的提醒”，“我一定认真考虑您的意见”等。④当个人受到委屈时，不要用哭、吵、闹等方式来发泄，而是采用受小委屈时可以“瞪一眼”；受大委屈后可以大喊一声“我讨厌你”；受一般委屈就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求得心理平衡。再如，在指导学生如何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方面，实验老师不仅向学生提出了字少、句短、易记的行为规范要求，进行严肃严格的基本训练，而且注重抓住社会实践锻炼，组织开展“徒步夏收”、“负重远足”、“待命行军”、“山区考察”等活动，让学生在艰苦条件下通过磨练增强意志，提高自制力。 四、尊重学生的人格，提高其自我教育能力 学生是一个活生生的独立主体，独立自主性是其基本的行为特征。教育者必须注意维护和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提高其自我教育的能力。我们在德育过程中始终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保证学生独立自主地行使、支配自己的 权利，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如在活动中我们一直坚持以下几点：一是自愿选择。教师把选择活动的权利交给学生，指导但不指令，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活动内容，可以多项多次选择，直到自己满意为止。目前，三年级90个学生在活动中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36％的学生初步形成了稳定的兴趣爱好，二年级80％的学生也有固定的活动内容和阵地。 二是独立自主。教师把开展活动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诱导而不包办。学生在活动中可以根据现有的条件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 在活动过程中，学习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于。 三是实践锻炼。教师要为学生实践锻炼积极创造条件，引导而不代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要有理想、有目标、有志气、有追求，刻苦锻炼自己的毅力，想方设法使自己的爱好形成个性特长。四是积极探索。教师要为学生提供机会，使学生在活动中积极思考，主动发现问题，及时提出问题，自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进而使其创新意识得到增强，创造才干得以提高。 总之，在德育改革的实践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早放手才能早独创，只有早当家才能早成熟，只有在当家做主的实践中才能促使学生主体性发展，锻炼未来的“当家人”。 德育小论文:当前中小学德育工作低效的原因浅析 近几年来随着素质教育思想的深入人心，教育工作者对“应试教育”的反思愈来愈深刻，其中大家批判得 最多的是其价值取向——“片面追求升学率”，因为它阻碍了学生整体素质的全面发展。为了获取高分和高升 学率，教师主动成为不辞辛劳的知识“发生器”与“转换器”，学生则被动成了不知疲倦的“考试机器”和永 不溅溢的“知识容器”。在令教师家长欣慰陶醉的高分、高升学率的表象之下，却掩藏着学生能力羼弱、思想 贫瘠、人格幼稚等真相。人们虽能从思想观念上认清这一弊端，但因未能彻底根除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再加上 人们对这一传统模式的习惯惰性，目前应试教育仍是我国普通教育的主流。受其影响我国中小学存在下述一些 导致德育工作低效的弊端。 一、表现为德育指导思想上的“唯智倾向” 现代社会特别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为社会培养出大批发展经济所急需的各种人才，且评判和选拔这些 人才时多侧重于科学文化知识与专业才能的考核。在此社会背景下生长起来的应试教育，具有严重的唯智倾向 ，集中体现为普通教育中的“分数至上”与“片面追求升学率”——评估某个学校办学水平、教学质量、教师 业绩等的唯一指标就是学生的考试分数和学校的升学率。于是学校中的“重智轻德”、“重知轻能”现象盛行 ：“德育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德育是软指标，智育是硬指标，体育是实指标，美育没 指标，劳动教育是附加指标”。（注：严仪：《机遇与挑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据报载 某省1989年的中学教师专业合格证书《教育学》考试中有一道题为“教学的任务是什么？”的简答题，大多数 （80％以上）的中学教师答到：“传授知识，发展智力。”凡此种种，这些轻视乃至抛弃德育的指导思想和实 际行为必然会导致我国中小学德育的疲软和低效。 二、表现为德育对象上的“靶子观念” 30年代在西方曾流行一种传播理论——“靶子理论”：宣传教育者手持枪弹（宣传教育内容）向“靶子” （受教育者）射击，只要射中靶子，他就会应声倒地。在应试教育模式影响下，我国中小学德育奉行“靶子观 念”，把学生当成是被动挨打的“靶子”，消极接受道德说教的“录音机”，没有自主、独立思想的教育对象 ，采取封闭式、灌输型单向训导的德育模式。美国心理学家雷蒙德·鲍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不良后果：“靶 子是‘顽固的’，它对枪弹试图‘排斥抵抗’”。我们的许多教育者也都尝过这种苦果：“你说的我不一定听 ，你想感化而我却不想被感动”。一位中学政治老师很无奈地讲了这样一席话：“五六十年代，老师讲什么， 学生听什么，信什么，做什么；现在大不一样了，我讲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学生指出焦裕禄不是市场经 济时代的好领导；讲《松树的风格》，学生又指出松树四季不变是个大缺点；讲愚公移山，学生竟想到要保护 生态环境、自然景观，不能随意移山，况且搬家要比移山容易得多……”。（注：严仪：《机遇与挑战》，教 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当今社会信息量愈来愈大，学生的知识面愈来愈广，主体意识愈来愈强， 对教育者的道德说教，他们自然会有更多的自主选择和“排斥抵抗”。教育者如果一味地墨守成规，照搬五六 十年代那个封闭时期的做法，把学生当作毫无灵性的“靶子”和“录音机”，进行灌输训导，还期望着学生能 积极响应，其结果则鲜有不失败的。 三、表现为德育目标上的“标杆过高” 所谓“标杆过高”是指教育者没有考虑中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接受水平，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体国民 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化素质等现实情况，制定出高不可攀的政治和道德标准，如在中小学生思想品德课 中，统一开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并提出“热爱社会主义”和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等要 求，甚至按无产阶级政党先进分子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言行举止，使学生对此丧失了实践的信心、兴趣和动机 ，甚至养成言不由衷地说假话和空话的习惯。这些高“标杆”有些共产党员也未必能达标，学生们尽管能把它 们背得滚瓜烂熟，并在品德课的考试中得高分甚至满分，却难以内化成其自身的行为动机和道德素质。我们的 教育者明知如此却仍非常关心并满足于学生的考试分数，这种重形式（分数成绩的提高）轻实质（行为品德的 养成）的德育又怎会不低效呢？ 四、还表现为德育范围和内容中的“传统型”和“运动式” “我国社会主义的学校德育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道德品质教育，即引导学生逐步掌握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 ，履行道德义务，以形成高尚的品德；政治教育，即引导学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逐步形 成爱憎分明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思想教育，即引导学生逐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形 成正确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注：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63页。）相应的德育内容则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理想与传统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劳动教育、民主法制 与纪律教育、人道主义和社会公德教育、人生观世界观教育。”（注：王道俊 王汉澜主编：《教育学》，人 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二版，第333，334页。）这是教育理论权威对建国以来我国学校德育范围和内容的概括 。这种“传统型”德育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心理品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开拓进取、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自主精神和个性心理，陶冶情操，锻炼意志，培养其审美能力，进行心理健 康教育和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健全人格，增强承受挫折与适应环境的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全面深入发展，激烈的社会竞争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而当今多为独生子女的中小学生，在个性心理 品质上却不尽如人意：普遍存在不善协调人际关系，不善克服学习焦虑，缺乏经受挫折、保持进取的意志力和 克制自己欲望的自制力，环境适应不良，无法自我消解心理紧张和障碍……这些问题并非都属政治、思想、道 德的范畴，而是缺乏良好心理品质的表现。“传统型”德育因忽视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造成学校整体德育的 偏失与低效。所谓德育内容的“运动式”是指学校德育总是跟随着社会政治形势转，一会儿抓这项教育，一会 儿抓那项教育，社会有什么热点问题学校就开展某方面教育，违背了德育工作长期性、系统性的规律，这必然 使德育要求片面化，德育效果短期化，最终导致学校德育的低效和失败。 五、表现为德育方法和途径上的“强制性”和“分力式” 所谓“强制性”是指学校德育工作中只重社会要求，忽视学生心理发展需要；只重教育要求的正确性而忽 视其可接受性；只重共性要求，忽视个性指导等不良倾向。“讲一面理”和“警察模式”是其典型表现。为确 保教育要求的正确性，我们的教育者只向学生宣讲正面的道理和形象，如，社会主义制度如何的优越，资本主 义制度如何的腐朽黑暗等。我们的教师在教育学生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警察角色”：警察只对违法乱纪 行为进行监督和惩处，老师对学生遵纪守规的优良行为却视而不见（觉得是理所当然应该做到的），只是拿着 个放大镜，对学生的缺点和错误小题大做严厉批评训斥。有的老师还把那些经常犯错的“捣乱”学生，安排在 紧挨着讲台的“特座”上，就近严密控制，对他们非常吝啬使用微笑和赞扬。这些做法缺乏令学生心悦诚服的 说服力，也不能因材施教地使学生们都能从优良行为的奖励中获得成功的愉悦和动力，教育要求很难内化成学 生自身道德的需求，甚至会导致学生的逆反心理，其低效与失败应在情理之中。 所谓“分力式”是指在德育途径中，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德育力量缺乏沟通联系和组织协调配合， 教育要求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冲突，形成教育上的分力与反作用力，最终导致学校德育的低效与失败。社会 主义教育目的要求每个教师都应自觉承担既教书又育人的职责，发挥教师的集体教育作用。但在应试教育模式 影响下，“思想品德教育是‘三支队伍’（政治老师、班主任、团队组织）的事”、“专任老师只要专心教好 自己的课程，把学生的成绩搞上去就行了”等旧观念，极大地削弱了学校德育自身的合力；而家庭教育和社会 现实中市侩庸俗没落腐朽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更是无情地冲垮了学校德育为学生们苦心构筑的道德之堤，“课 堂思想教育一个钟头，不如家里父母一个指头，也不如公众场所和影视中的一个镜头。” 德育小论文:浅谈美术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教师们常说,我们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可近几年来,在教学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很多学校和教师在重视教学成绩提高的同时，而忽略了学生思想的教育。使现在很多学生自私自利,缺乏爱心,不懂奉献,只求索取。 给大家举个曾经深深触动我的例子： 在初一年级的国画教学中,为了培养学生的团体合作，我把学生分成小组,每组有一名组长,并负责分配组员轮流带学具。一次,一个组长找到我,提出要把他们组的一个同学调离到别的组,原因是总不带东西。我马上找到那同学,说明轮流带东西方便大家,也给自己减轻负担,希望他能够主动带学具。可那同学却说:“我又没让她们给我带,她们愿意给我用”。听了这话，我呆住了,我不知道,也没有想到,他怎么会冒出这样的想法。我有些诧异，有些茫然，也感到作为一名教育者的悲哀！ 我们的国家需要人才，作为教师，我们责任重大。我们要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而人的培养在于教育，德育则是教育的首位。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把学生的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这几年来,在美术教学中注重了德育的渗透，尝试了不同的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挖掘教材进行德育渗透 在初一教材中有《京剧美术》这一课，课前我做了一些调查：哪些同学听过京剧？（回答听过没有一两个）你喜欢听京剧吗？（回答非常肯定，不喜欢，原因是听不懂）由此可见这一课程的必要性。京剧是我国的国粹，它包含了我国很多悠久的历史文化。很多外国人都在学唱京剧，他们在学唱京剧的过程中也了解了很多中国历史。作为北京人的我们却知道的甚少，我通过精心的课堂设计安排，由歌曲《说唱脸谱》的mtv导入，引发学习的兴趣，从行当、唱腔、舞台表演、戏楼、服饰、脸谱、京剧美术作品欣赏、电脑练习画脸谱等几个环节进行讲授，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争先恐后的上电脑前添色脸谱。课程的最后，我叫起其中一名课前说不喜欢京剧的同学，她说“我现在开始有些喜欢京剧了，没想到京剧还包含着这么多的知识和内容，而且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听到孩子这么说，我心里非常感动。这节课的目的就在于加深民族艺术在学生头脑中的印象，诱导学生对学习民族艺术的兴趣和热爱。最后我告诉学生，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应该懂得自己民族艺术的特点，我们学习它，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优秀艺术遗产。教育他们要有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从而激发他们心灵深处的爱国热情。 二、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进行德育渗透 工艺课在课本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里就包含如何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如何教育学生珍惜使用材料的节俭教育。我一般采用谈论的方法，发现生活中材料的美，并利用材料。我提倡低耗佳效，但是现在学生都是独生子女，不少学生花钱如水，在学习手工制作时，购买制作材料，一买就是很多，制作时又不懂得节约，我发现了就及时进行教育，在班上树立勤俭节约的好榜样，指导他们合作购买材料，怎样使用材料可以尽量避免浪费，我还鼓励学生废物利用，变废为宝，多采用一些废旧物品进行手工制作，使学生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珍惜今天的美好的学习生活。 欣赏课的教学，是要让学生从古今中外的大师们的作品中去感受美、体验美，从而开阔他们的眼界，提高审美能力、欣赏能力。多采用欣赏法、谈话法、设问法，多种教学方式的运用，能增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中渗透德育教育，也能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小组合作是我在教学中常使用的一种教学方式，我让学生分成小组来共同合作完成作品，并进行比赛，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合作的乐趣，培养他们集体荣誉感和团结相互合作的意识。 三、注意配合节日，从中进行德育渗透 很多重大节日都是喜庆的日子，教师如能抓住此机会，适时推进一些情感教育，既能调节学生的学习情绪，又能沟通师生间、同学间的情感交融，一举两得。如：在母亲节,我让学生欣赏优秀flash短片《猫》，短片记录了猫妈妈为了抚养小猫历尽艰辛,在小猫受到欺侮的时候,不顾一切的保护她的孩子,那时的妈妈象一只凶猛的老虎,后来妈妈被别人陷害,为了救妈妈由什么都怕的胆小鬼,变的异常的勇敢,最后用真情战胜了妖魔鬼怪,妈妈的终于被救了回来。当短篇播放完后,教室里哑雀无声,同学们已经被母子间的亲情深深打动,不用更多的语言,而思想已经渗透进学生的脑海。就此，我让学生谈谈自己的妈妈，很多同学动情的回忆妈妈对自己的照顾，为了表达对妈妈的爱，建议学生在母亲节到来之际，给妈妈做一张贺卡，借此，讲解贺卡的制作知识。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家长的关爱。 在3月22日，世界水日，我给学生上了《节约水资源》这一课，通过水知识介绍，节水宣传画和漫画的欣赏，以及节水动画的感染，让学生深深的体会到世界水资源的缺乏，节约用水，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应该从爱惜一点一滴水做起，牢固树立“节约用水光荣，浪费用水可耻”的观念，时时处处注意节约用水。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节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不断强化学生的节水教育，在广大青少年中传播节水理念，学习水情知识，树立节水意识，从小处做起，共同行动，坚持不懈，努力培养科学、文明、节约的用水习惯。 四、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德育渗透 为了调节课堂气氛和加强学生保护动物,爱护环境的意识,我曾经让学生欣赏一个flash动画《盛夏的果实》,短片描述了一个小孩很小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一只小鹿,并和小鹿有了很深的感情,后来,小孩长大了 ,引来一个投资的商人，伐木建场，生产一次性筷子,把家乡的树木都砍掉,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使小鹿无家可归。正当他数着赚来的钞票时,那个商人正用猎枪对准了小鹿的头部,刹那间，鲜血迸出,小鹿身亡。男孩愤怒的撕毁了合同书,抱住受伤的小鹿,泪流满面,后悔不已。看到这里，很多同学都流泪了。而恰恰相反，个别同学居然咯咯的笑了,这让我实在是不可理解。针对这种情况,我课下分别找到那几个学生，了解他们“笑”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感觉好玩，我问他们，你们用心看了吗？他们都遥遥头，我又再次让他们欣赏，这次，他们没有笑，其中还有一名学生眼里也含着泪花……有个同学还愤恨的说，那个商人实在是太可恶了，看到孩子们这样负有同情心，我慧心的笑了。 有的学生对我说：“最喜欢上美术课了，平时学习任务紧张而沉重，我们经常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美术课却让我们感到轻松，而且经常欣赏到精美的flash动画，让我们心灵受到震撼，又让我们欣赏美丽的画面，是您给了我们美的知识和一颗更纯更美的心”。我十分感动，我爱我的学生。 学生喜欢上美术课，我感到欣慰，在教学中我尽力变换不同的教学方式,发掘教材中包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不放过任何一次德育渗透机会。美术课教学中的德育渗透，犹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在学生纯洁无瑕的心田里，种下美好的种子，必能开出绚丽的花朵。 德育小论文:中学体育教学中的德育 中学是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阵地,也是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 中学体育课是教育总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体育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坚强意志和勇敢精神, 可以培养学生的美好情操和文明行为。体育教学蕴含着许多德育内容。因此,如何在体育教学中紧密结合德育 教育,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体育教学的特点与任务 体育教学是一个有目的有组织的教学过程。其特点是在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参与下,通过身体活动与思维 活动的紧密结合,来掌握体育知识、技术与技能,以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它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健康 水平,还能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因此,在体育教学中,同样需要做到教书育人。要达到这个目的,教师在体育教学中就必须将学生的一切行为置于规范的制约之下,使学生乐意接受并自觉服从规范,让他们在严肃、公正、平等的竞技条件下,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集体主义精神。 (一)体育教学是以“练”为主。这种“练”有个人与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练习,行为关系复杂而频繁,思想与身体活动十分活跃。比如在排球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更快更好地掌握排球的“传”、 “垫”、“发”三大基本技术,教师除了讲解基本技术原理和练习方法以外,采用最多的是练习方法 ,即组织同学互相对传、对垫、对发。在练习的初级阶段,由于基本技能掌握不好,会出现过多的失误。对此 ,教师就要让同学们在练习中体会相互协作、尊重对方的重要性,使他们自觉地增强团结协作的意识,在协作中以别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提高自己的技能。 (二)体育运动是激烈的对抗运动。这种对抗既是技术的、战术的,也是心理的。在2004年雅典澳运会上中国女排对俄罗斯女排决赛,中国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运动员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中国女排们经过奋力拼搏,不负重望,最终已3比2赢得了冠军。这说明,我国运动员除了在技术、战术上胜人一筹外,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良好的稳定心理素质、拼搏精神和顽强意志也是至关重要的。顽强拼搏到最后也不松懈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我们要求学生不论能力大小都要积极地去“参与”去“竞争”。在参与和竞赛中,培养学生不怕困难,不畏强手,敢于竞争的斗志让学生在竞争中品尝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懊丧,以便锻炼和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使他们具有无高不攀,无坚不摧,胜不骄、败不馁、坚韧不拔,敢于开拓进取的良好心态。 二、体育教学的过程与德育教育密切结合起来 一般说来,体育课是由开始阶段,准备阶段,基本内容教学阶段和结束阶段四个部分组成。德育内容可以说渗透在体育课的每个阶段。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就应该将德育教育的内容纳入计划之内,利用体育课的特殊形式,将德育教育与体育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地做到教书育人。如体育课的开始阶段是让学生明确课程的内容、任务及要求,同时还要对学生的出勤情况进行检查和记录。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女同学时常借口身体不适而请假,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除了加强出勤管理外,还要加强对所有学生的组织纪律教育,使他们能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遵守纪律,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体育教学中的准备阶段,主要任务是从生理上心理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逐步提高他们大脑皮层的兴奋度 ,使他们精神振奋,情绪高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安排一些游戏活动。这些游戏又往往是把学生分成若干组进行的,于是就形成了若干个小集体。由于这些游戏大多带有很强的竞争性,所以,我们除了要求同学们积极参与外,还要培养学生热爱集体、为集体争光的集体荣誉感,让学生在游戏中认识到团结协作的力量。 德育小论文:中国传统节日的德育功能的有效性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德育内涵,对德育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节日的概念 节日是相对于常日而言的特定的日子。它是农耕社会的伴生物,是古代人民通过对天时,物候等的周期性变化的观察把握而逐步约定速成的。从历史长河中看,先秦便有节庆产生,至隋唐时期是古代节日文化发展、定型的时期。最终形成一系列适应自然环境,反映天人合一,和谐人际关系的祭祀,庆祝,娱乐等的节日活动,它集中反映了我国人民张弛有度、应时而作的自然生活规律。 二、传统节日的内涵 中国传统节日有它特有的文化内涵,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博大精深的文化。 (一)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和谐自然观。无论从儒家,道家还是后来传入的佛家,中国哲学思想一直围绕着“天人合一” 而不断发展,节日文化也不例外。节日来源于农耕社会节气的周期性变化,来源自然必反映自然。万象更新的春节,春回大地的清明,百虫滋生的端午,寄托相思的中秋无不体现着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心境。 (二)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体现了浓浓人情。不论是春节磕头敬老孝道文化的体现,清明节祭祀先祖的感恩心境,还是游子归来,万家团圆的中秋之夜无不体现人伦亲情。节日文化亲情的挖掘对于现代社会钢筋水泥混泥土层层包裹下的淡漠的人际关系是很好的提醒。 (三)所有的中国节日无不表达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节日期间,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期盼合家团圆,健康长寿,表达了人们希望未来和谐美好的热切希望,寓意美好,鼓舞人心。 (四)中国传统节日处处体现着民族精神,爱国大义。不论是纪念屈原的端午,祭祀先祖的清明,还是登高思亲的重阳,都深深的体现着民族的胸怀与爱国大义。 三、传统节日的德育教育功能 1、传统节日是加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手段。一个节日,一种文化。节日承载的文化,传递的是情感。传统节日体现了一种民族情感,所谓民族情感是指个体成员对自己民族的深切热爱之情。它具体表现为对祖国、对家乡、对故土的热爱和依恋。近年来,不少全国“两会”代表提议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节日的议案,目的是要在广大青少年中普及文化传统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事实上,传统节日本身包含着珍贵的民族精神养分。譬如端午,形式上虽为划龙舟、吃粽子,但在本源上却暗含着屈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清明节是中国人扫墓祭祖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缅怀先辈寄托哀思也激励后人,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在中秋节人们以赏月、吃月饼为形式,表达乡思、乡恋之情,也蕴含了民族大团结、祖国统一的思想内涵。春节是重要和隆重的传统节日,除夕夜的团聚和年夜饭则是春节最重要的标志,离家在外的游子和在外的人们,每年都要克服一切困难,赶在除夕夜之前到家,为的就是一家人在除夕夜吃团圆饭,团圆表达的虽然是一种情感,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具体体现。过节是很热闹的,如果让我们青少年充分感受这些节日的氛围,体验每一个节日的寓意,通过群众性活动并参与其中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直接手段之一,又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有效手段之一。 2、对青少年进行亲情教育的宝贵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情伦理,重视家庭,传统节日生活中的人伦传统是其中的核心传统。传统节日为家庭成员提供了周期性团聚与交流感情的机会,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在节日习俗中得到特别的强调。如春节、中秋都是以家人团聚为主题的。重阳节以及各种节日期间相互问候体现了孝亲敬老的习俗。伦理文化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传统节日自始至终充满着这种伦理情怀。 3、对青少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有利时机 作为被人们公认的传统节日,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和主题。在春节这一盛大的综合性节日,人们用贴春联、吃团圆饭、放鞭炮、给压岁钱、守岁、互送祝福等形式来表示祝贺,表达心中的美好祝愿与祈祷;七夕体现了对忠贞爱情的追求,蕴含了诚信友爱、忠贞不渝等观念;中秋节以拜月、赏月、吃月饼等活动表达了希望家人团聚,共同过上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尽管节日的意义与庆祝方式随着时代的推进有所改变,但其中蕴涵的理想性特征和共同价值观念并没有变。 如果以传统节日为契机,把理想信念教育寓于能给青少年带来 快乐体验的活动之中,在节日文化中渗透理想信念教育,一定能改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于多采取空洞的说教的局面,而容易引起青少年逆反心里的局面,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青少年是一个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事物的群体,当今由于受各种思潮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导致青少年道德品质退化、理想信念淡化,所以抓住传统节日这一有利时机对青少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很有必要。 4、传统节日是对青少年进行荣辱观教育的宝贵素材。 主席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我国社会当前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是中国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一些大 学生缺乏对祖国文化的了解和认知,也丧失了对优秀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学习兴趣,他们当中甚至有的人连一些基本的历史和地理知识都没有,更不用说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理解。由于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凝练,我们完全可以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为契机,打造传统节庆文化,塑造大学生的荣辱观、荣辱意识,重塑大学生的文化情结。譬如春节所表现出敬奉祖先、家庭和睦、邻里和睦的“和合”精神;端午节所张扬的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七夕节所蕴含的忠贞不渝、诚信友爱的观念;重阳文化所尊奉的“无论之孝,推家至国,以孝齐家,以孝治国,达至和谐大同”的传统美德等,就是“八荣八耻”荣辱观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具体体现。把握好这些节庆素材,理论联系实际地开展荣辱观教育,有利于学校德育工作的升华。 5、传统节日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校园的具体体现 传统节日、风俗习惯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积累,它有广泛的群众性,能够流传千古。这些传统节日对中华民族非常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可凝聚人与人的感情。人与自然地交融。节日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和情感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传统节日传承了很多文化、历史和传说,充分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博大哲学思想。如端午、清明均值万物复苏时期,人们可户外踏青,感受大自然朝气蓬勃的生命力;重阳节时逢秋高气爽时节,人们登高望远,可在大自然里直抒胸臆;中秋时节,花好月圆,观花赏月。另外过节期间人们家庭和睦,甚至平日不来往的邻居见了面也会很礼貌的问好祝福,整个社会洋溢着安定祥和的氛围。这些均是人与自然的亲合,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德育小论文:新时期中学共青团的德育工作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影响人，环境造就人。良好的环境对人的成长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不利的环境阻碍制约人的成长发展。因此，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日趋复杂，对他们心理、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面临更加激烈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要准确把握青少年的成长脉搏，了解青少年的所思所想，从而做到对青少年的正确引导。 面临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共青团组织要想在素质教育中有所作为，就必须适应素质教育和青年学生需求发展的变化。在继承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努力加大团的工作力度。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通过共青团特有的组织管理和教育方式，促进广大青年学生全面发展。德育工作是中学共青团的重点工作，那么，我们应如何做好新时期的德育工作呢？ 一、认清形势，找准位置 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培养的人才，是具有综合文化素质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学校团组织是带领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联系青少年的纽带和桥梁。团组织是学校中学生的具体组织，团活动是调动学生自我教育的最好形式，通过团组织进行德育，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德育方法和手段的更新，从满足学生的需要入手，使学生知行互动，最终让学生在参与中接受教育，要学生从做自己的主人，到做集体的主人，将来做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 二、分层教育，循序渐进 教育的结果最终要落实到教育对象上，要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并针对学生的不同需求和实际使目标激励层次化[！]，“确立按需施教”的对策，如起始年级养成良好习惯，突出规范教育，注意一个“严”字；中间年级形成作风，突出意志品质的教育，注意一个“紧”字；毕业年级培养信念，突出觉悟教育，注意一个“行”字。 人们思想认识的形成，都是一个从不知到知，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这就要求团的工作必须有计划性，有清晰的步骤，做思想工作不仅要分层次、分阶段地进行，还要讲究系统化，使德育工作环环扣紧，一步步深化下去。 三、立足实践，自我教育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中学共青团德育工作的实质，是要帮助中学生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实践育人是共青团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的基本经验和基本途径，在实践中，共青团组织要积极开展各种常规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统筹安排，加强计划性，避免随意性，各项活动要做到目的明确，中心突出，切合学生思想实际。各项活动要具有广泛的参与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他们在实践的感性认识和体验之中理解我们所教授的基本知识、道理和观点，引导学生学以致用。 例如：今年五月我校团委开展了“校园环保行动”主题教育活动，并进一步把活动拓展开来，与“绿色奥运”主题相结合，组织学生在校园内、周边社区和服务基地开展了环境清扫、保护绿地活动，进一步深化了环保教育的意义，并通过学生自身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自我教育就是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组织学生开展的一系列教育活动中，引导他们在活动中观察、体验和思考，通过自身的内部因素进行思想转化和培养良好的行为定势。要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的能力，如自我体验、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等。教育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做自己的主人，这好比给学生一桶水，不如教给他取水的方法，他就会不断地取到水，使学生终身受益。 作为职业学校，通过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达到实践育人的目的，显得更为重要。我校共青团志愿服务队由校长亲自挂帅，并组成服务队领导班子，各支部也成立了“小分队”，定期活动，并有书面材料。学校将志愿服务工作纳入总体格局统一考虑，每学期开学初都要在行政会上听取团委就该项工作的想法和计划。学期中，团委利用德育会、班主任会广泛征求意见，协调和疏通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并及时向学校党政领导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共同分析研究有效开展工作的具体方案。学期末和五四期间召开学雷锋志愿服务 总结表彰会。同时学生参与活动情况直接纳入学校德育评价体系中，要求学生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让青年志愿者走进社区，走向社会，形成共青团服务社会的一面旗帜，最主要的是使学生在活动过程中，自觉树立起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的主人翁意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四、广泛宣传，榜样育人 中学共青团组织在素质教育中要广泛利用广播、板报、橱窗、活动园地等宣传阵地，及时、准确、鲜明、自觉地宣传新人新事、先进典型，创造浓郁的宣传氛围，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加强青年学生自身的美德教育。 学校团组织可以树立各行各业的榜样，既可是社会上的先进人物，也可是校内的先进分子，让信念通过榜样的形象在学生心灵中扎下根来。例如我们每年都评选十佳学生、优秀团员团干部，并把他们的先进事迹介绍给团员青年，使他们产生榜样意识，从而在校园内形成学先进、比先进、争先进的良好氛围，实现共青团的育人功能。 五、联系群众，全面渗透 团的性质明确指出，团组织是青年人的组织，是以青年群众为基础的，团员来源于青年群众，团的巩固和发展依靠青年群众。所以团组织的工作对象不仅仅是共青团员，还要重视青年群众。团组织在开展各种活动时，要更多地吸收非团员学生参与进来，体验团的教育氛围和生活空间；同时要依靠团组织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激励更多的学生主动参与进来，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平时一点一滴的工作之中，把团的思想道德教育渗透到青年学生的每一个角落。 德育教育包含在任何一种教育活动中，我们中学共青团组织要结合思想政治课教学，针对不同年龄学生的特点，确立教育主题，引导学生分辨是非，提高道德判断能力；结合学生实践活动以及开展大量宣传教育活动，努力做到情理交融，培养道德情感。 总之，要想在工作中能充分发挥团组织的战斗力，就必须高度重视共青团的德育工作。共青团组织在参与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肩负锻炼和培养“四有”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以人为本，使青年学生成为满足祖国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 德育小论文:怎么提高职校德育教学实效性 新一轮课程改革要求德育课教学本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把新的教育理念、思路、内容与方法融入德育课程的教学中,提出了德育课教学“以人为本、专业起步、重在发展、科学评价”的有效教学模式。调查表明,目前中职德育的教学还存在较大的问题,有近80%的学生认为课堂气氛一般甚至是枯燥乏味。中职德育课课堂现状大都是教师认真备课,辛苦上课,讲得口干舌燥,而学生却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课堂教学“死水一潭”,课堂无欢声笑语,无思想交锋,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摧毁学生的学习兴趣,扼杀学生的学习热情,抑制学生思维的发展。课堂可以说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针对中职德育课的现状,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迫在眉睫。如何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这是每一个中职德育课教师必须思考并在实践中探索解决的问题。 1挖掘典型生活素材,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德育要真正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教师必须要在挖掘素材上下工夫,让学生感受到德育就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同时能够学以致用。课本上的一些道理学生听起来往往觉得比较抽象、空泛,从而失去学习兴趣,那么教师在讲课时就要时常引用鲜活的实例,调动学生的兴趣,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在选取素材时要精心筛选,不能随便捡几个敷衍了事。很陈旧的例子难以反映鲜活的现实生活,对阐述、理解理论毫无帮助,也很难让学生产生认同感、信服感。我们要找那些典型的、真实的、与学生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事例,同时也可以让学生用所学理论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找案例在课堂上阐述、讨论,这样学生的兴致就会提高,教学能够有效进行。如我在讲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时,引入近期发生的多起幼儿园教师严重疏忽而致学生死亡的事例,学生听得很投入,并且深感震惊,他们对这些身边的事例讨论得很深入,对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的重要性有了真实的认识,接受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水到渠成。在讲到价格变动的影响时,我采用了提出问题、自主思考、合作探究、模拟市场的教学模式,以商场的服装随着季节不同价格的变化、当地的液化石油气的价格变化、空调的价格不断调整与生产关系等为例创设问题情境,材料源于生活,贴近学生,并且体现地方特色,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积极参与模拟情景游戏,寓教于乐,教学效果得到了保证。 2凸显学生主体地位,实现主动学习 连续三年新生开学时的问卷调查发现:学生最喜欢的课堂教学方式是:“能引发较多的讨论交流,有较多的实践机会”;对以往德育课学习的评价是:“最不喜欢”、“实用性最差”“、内容偏多”等。这就给了我们启示:只有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主动地发展,才能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在教学中,教师不再是课堂的主角,而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组织者和合作者。教师应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让学生积极参与,自主发言,自主探索,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会出现过分强调趣味或半途而废等不利因素,老师应及时调控和引导,自主不是放任自流。教师还要注重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生将掌握的学习方法运用于学习实践中,学习效率会显着提高。例如在讲述“把握现实机遇,发展职业生涯”时,我让学生分组收集比尔盖茨各个年龄阶段的素材,参考已学习过的理论知识,如职业生涯的特点、职业理想的作用、职业生涯发展要从所学专业起步,立足本人实际,发展职业生涯等,分组讨论比尔盖茨各个阶段的特色,教师关注每个小组讨论的动态,发现问题及时引导,最后各小组汇报成果,学生认识到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努力寻找机会的人,如果找不到机会,他们就去创造机会的道理,同时也意识到机会往往留给有准备的人,自己应该为将来打好基础,做好准备。这样的教学效果比教师讲述、学生被动接受要好得多。 3转变课堂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参与程度 传统的侧重于理论教学的教学方式明显不适合中职学生,教师应该想办法让课堂“活”起来。在教学中我发现“小课堂、大社会”的实践课比较受学生欢迎,实践课主要是通过学生参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实现对知识的理解和消化,将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达到既巩固理论知识又提高综合能力的目的。实践课的具体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比如主题辩论、模拟法庭、职业生涯设计、社会调查、志愿者行动等等。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学生的积极参与会拉近他们和德育的实际距离,学生不再觉得德育课是空洞的高高在上的,实践出真知,实践教学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践课既要重内容又要重形式,既要重过程也要重结果。例如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内容比较抽象,靠老师灌输式的说教效果肯定很差。于是我就组织一场辩论,先确定辩题,明确正、反方观点。学生查找资料,明确辩论的规则,然后自由分成正方反方,推荐辩手,围绕本方观点寻找材料。学生的一系列准备及时告知教师,教师予以必要的指导。在自由热烈的辩论中,学生以自己认为有人生价值的人物作为材料证明本方观点,感悟到“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最后教师就整个过程做出点评,肯定学生的表现,指出学生在准备、辩论中存在的问题,教学目的水到渠成。通过辩论学生对知识有了深刻全面的认识,学会多角度思考问题,同时自信、口才、胆识和个性得到训练和培养,综合能力得到提高。德育实践也可以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如职业道德与法律课主要是对学生进行以宪法、民法和刑法为基础,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教育。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去法庭旁听相关案件的庭审过程,采访庭审法官和有关当事人,这对帮助学生消化、理解法律条文非常有益,活动结束后,教师要对实践的结果检查和评估,及时 总结经验和教训。 4建立有效评价体系,面向全体学生 改进德育课的考评方法也可以促进德育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单一的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教学评价方式,忽视了学生在个性和潜能上的差异,容易伤害部分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而构建科学的考评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既能增进德育课的教学效果,又能达到德育课程服务于学校整体德育工作的要求。有效评价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评价形式多样化。在传统的闭卷考试和笔试的基础上,可以大胆尝试开卷考试和闭卷相结合,引导学生写小论文、调查报告等,让学生走出课堂,用生活中的实例去印证教学内容,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采用口试、答辩等多种考核方法考查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接受、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主体不仅仅是德育课老师、班主任,还包括学生自己。通过学生自主评价、小组或班级的集体评价,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在评价中的作用,班主任的参与也是德育课评价主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主要针对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意识进行评定。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可以体现考核的全方位、统一性、独立性与协调性相结合的原则。 (3)评价范围广泛化。德育的评价范围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还可以渗透到学生所有的德育范围,通过对学生知识、情感、意识、信念、行为等多方面的评价,实现从课堂内到课堂外,从知识到行为,从行为到情感,从情感到心理,从心理到意志的综合评定。实践证明,学生在不同形式的评价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肯定,形成良性循环,对于教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5构建新型师生关系,促进共同成长 发挥德育课的德育主渠道作用,教师是关键。职校德育教师不仅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过硬的教学本领、精湛的教学艺术,而且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严谨的教风、踏实的作风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德育课教师更是如此,在学生面前我们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你课堂上讲要文明礼貌,不能随地吐痰,刚下课,你出了教室门就是一口,好了,你所讲的其他内容,学生也不信你的了。德育教师的人格魅力主要来自于他高尚的品格、精湛的技艺、高尚的道德素养赋予教师以责任心和爱心,只有在责任心和爱心的推动下,教师才会千方百计地去了解学生,帮助学生,进而追求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创新,以求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以上是我在德育教学中的一些实践和思考,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项艰苦的、复杂的劳动,没有什么现成的公式和模式可以套用,需要我们教师在教学实践和反思。 德育小论文:浅论校本德育课程的建设和实施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加速到来,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民族素质与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国力的竞争在于人才的竞争,为在21世纪实现祖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需要基础教育加快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步伐,努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面对现今社会发展的急速变化,学校德育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公民的品德修养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灵魂,尤其是在校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在一段时期里,德育工作存在着两种偏向:一是过分注重传统道德教育,忽视现代人格的塑造,一是完全抛弃过往的传统道德教育,注重抄袭西方文化道德形式。两种片面的德育行为都过于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的重要,而忽略了道德产生的特质。 一、校本德育课程的意义 道德具有本源性、社会性、继承性。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作为人们把握世界的精神实践方式,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它往往会反映一个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一种认同态度。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进步对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制约性,并且肯定在道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继承性。因为新型的道德标准正是在保留了旧道德历史类型中的一些合理因素,通过在新的社会基础上改造、丰富它们的过程中形成的。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社会所具有的那种成为人们完善自身、完善社会内在需要的道德,正是萌发于旧道德之中。道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化和进步而发[！]生、发展和完善的。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道德体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体系,不同的国家、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其道德要求不尽相同。根据时代、社会的特点,根据道德教育对象的特点,我们应该在承传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的同时又给道德教育赋予现代良好人格培养的目标,使我们新的一代能在继承与扬弃中得到新的道德教育。即培养具有乐于进取、敢于创新的现代人才素质又具有明礼守信、友善谦逊、孝义宽厚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新生代。 随着教育改革纲要的颁布,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学校越来越重视课程体系的建设,德育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重视德育课程体系的建设,把学校德育工作的方方面面如:少先队工作、班主任工作、品德学科教学、其他学科的德育渗透、社区德育实践活动等进行优化整合,对学校、社区、家庭德育资源的开发利用,构建具有本土、本校特色的道德教育体系,使德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科学化。 二、校本德育课程的特征: 教客网,,提供免费课件,免费教案,免费试题,免费论文,舞蹈视频,幼教资源,版报大全,公文大全,剧本下载! (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德育观 现代社会要求以人为本,对学校教育来说,就是以学生发展为本,要求培养学生具有自主人格和独创精神。必须改变过往那种不以人本身、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出发,而是把道德教育视作对人的约束,驯化、被动地服从的陈旧道德教育观念。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的人性化的现代道德教育观念。着眼于全体、使每一个学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在教育目标上,着力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在教育方式上,应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对个性特殊,品德偏差的学生要给予更多的关爱,使学生更好地认识体验和实践道德生活。 (二)、大德育理念 德育,应该包含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学校德育工作往往只关注学校内部的道德教育,忽视了德育工作应该贯穿学生整个生活之中,包括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德育资源也随着学生的活动范围而拓宽。因此,道德教育应该充分关注一切有利于学生良好道德行为培养的资源,优化整合,使其能服务于学校的德育目标。 (三)、生活化的德育原则 过去的德育工作远离学生生活,脱离学生实际,其教育方式往往是灌输概念,讲大道理,形成假、大、空的现象,实际效能不强,使得学生的行为与认识脱节,学生往往是有道德的认识,缺少道德的情感(认同),难以实现道德的行为。进行道德教育,一定要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而不应是从观念出发。通过对话,关怀,活动实践等生动活泼、喜闻乐见、接近学生生活的形式,让学生进行道德体验、实践,促进其健康成长。 (四)校本德育课程的目标 所谓校本,应植根于学校的需要,本校学生的需要。着眼于学校德育工作的现状、学生团体的特性、学校附近社区的德育环境特点,拟定适应本校校情、生情的有针对性的德育目标。德育目标的设定应有其一定的序列性。在校学生年龄跨度大、不同年龄的学生,认识事物与是非判断能力均由不同。学校德育工作应形成梯度、螺旋上升,形成序列、整体 设计。 我国具有传统的道德文化,尽管当中有不少糟粕,然而,“孝悌与亲”、“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教育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应该继承与发扬。现今社会发展的需要,物质文明的提高,更需要年轻一代具有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实干精神,因此把传统道德教育与现代人格的培养融合一起,构成具有本如特色、校本特色的道德教育体系,是开拓学校道德教育的新思考。 三、校本德育课程实施途径: (一)、整体构建学校德育课程体系。 过去学校德育实效性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过份强调德育政治功能;德育作为一门科学,以知识性的学科教学形式进行德育工作,注重了“讲理”而忽略了情感的认同与体验;学校领导受应试教育的束缚,把德育视作软任务,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忙起来忘掉,没有把教育摆正位置并有足够的措施保证;观念滞后,信息滞后,方式方法不当,师生关系定位不当,缺乏沟通和了解等。此外,还与德育工作处于被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敲碎打也不无关系。 要提高德育实效性,除了提高认识、摆正德育位置外,应该采取主动应对方针、运用系统理论整体优化原理。把学校德育工作提升到课程计划的层面上来,纳入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轨迹,通盘考虑,整体设计,分段实施,力求德育内容序列化、德育管理人性化、德育途径多元化,德育方式方法多样化。要从内容上扩充、途径上扩展,方法上整合,措施上落实,开辟学校德育工作新天地。 (二)、提高德育工作者的素质 学校德育工作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发展,这一任务落实到学校德育工作者身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校的所有工作人员,包含行政、教师和职工,都是学校德育工作者,都是为落实日常教育方针,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服务的。学校应是实行全员参与,全方位育人策略,学校班主任、班队干部、辅导员、思品课教师是学校实施德育的骨干力量。必须重视学校德育工作队伍的建设,尤其是班主任队伍的建设,选派有爱心的、童心、责任心、品德高尚、人格健全的老师担任班主任工作,学校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工作条件,对工作出色的班主任给予充分肯定和给予表彰奖励。引导班主任成为学生做人的楷模、学习的导师,生活的朋友、心理的护士和家长的参谋。健全学校德育研究会,班主任研究会,充分发挥这些德育群众学术团体的作用,为我们德育工作提供经验和德育队伍发展的平台,使其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 (三)、健全德育工作组织,开展实践研究。 抓典型,树榜样,以点带面也是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也是提高工作实效性的有效途径。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改革过程中,把德育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其中,与课程改革同步。 邀请专家深入学校了解情况,分别在低、中、高年级中挑选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的班主任,品德学科的教师,大队辅导员等组成科研小组,由学校领导主持,定期召开科研工作会议,分析情况,确定方针,统一实施,确保德育工作的整体性、全程性。 与此同时,进行学校德育工作版块功能研究,如班主任工作、品德学科教学、学科教学德育渗透、学生社会活动实践、家长与家庭德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探索德育改革的路子,取得经验然后推广,创出德育特色,以此推进学校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 (四)、开发德育资源,整合德育途径 对过去的德育实效性不高的反思中,德育内容的空泛与拔高,德育途径的狭窄和不协调,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学校、家庭、社区教育不协调,各学科之间、教师之间,多个管理环节之间不协调,各行各素,形不成合力,还会出现内耗情况。随着德育内容的扩充,学习资源的扩大,网络传播、网络文化带来的新情况新挑战,必须积极应对,努力开发德育资源,尤其是本土、本区、本校有利的德育资源,充分利用各种教育基地,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师生前往参观、考察、实践面对家庭结构社区功能的变化,努力探索学校、探索家庭、社区教育这种“三结合”的新模式。探索在学校中品德教育课,班、团、队活动。各种的教学渗透以及校园文化建设、育人环境营造等多种德育途径、方式的整合,开展德育科研,发挥各个德育研究学术团体的作用,运用系统理论整体优化原理,形成合力,提高德育的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 (五)、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提高德育实效性。 当今社会已经踏上了信息高速公路,学生已经不再是过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子,他们好奇心大,接受能力强,接触事物纷繁复杂。现代社会人才观需要学生具有灵敏的触觉、广阔的视野,走出校门、接触社会成为了必然。因此,学校德育工作不可能闭门造车,现代信息渠道多样,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灵活利用各种各样的信息工具,收集广泛的信息资源,更新知识,开阔视野,跟上时代步伐。 利用信息网络,传播先进文化,倡导文明健康的网络风气是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利用校园网站,开设道德教育的网页、专栏,进行心理辅导,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网上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为学生提供健康有益的绿色网上空间,创造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 (六)、建立和完善德育保障和激励机制 为了使德育工作落到实处,必须提高对新时期德育工作认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人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建立为教育改革与发展,为学校德育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提出新的课题。必须克服“德育是软任务,智育是硬指标”的思想,排除“应试教育的束缚”,把德育工作真正摆正位置。学校有人抓,各层级有人管,有针对性的学校德育科研,进行案例的分析与掌握,有计划、有活动、有交流、有总结、有检查,克服德育工作的形式主义,只知耕耘不计收获的做法。给学校德育工作者,尤其是班主任,团队辅导的老师提供较为宽松的工作条件,对他们工作的辛劳,工作的成绩给予肯定和鼓励,对成绩优异班主任、团、队辅导老师以及优秀的德育科研成果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建立良好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鼓励广大老师积极投入德育工 作中,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学生的终生学习以身心的健康发展,良好人性的形成作出我们的努力。 四、学校德育课程评价: 如何评价一个人的道德行为?道德评价的作用是什么?可以这样说,评价是一种价值的判断,道德评价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催生学生对道德价值的认同,从而使之道德习惯的养成与道德品质的形成。我们可以经常看到道德评价的方式与道德目标分离,用纸笔测量学生的道德认识,忽略了道德体验,也难以形成学生对道德的真正践行。因此,我们应该提倡一种关注主体、关注过程、关注发展的道德评价。 (一)多主体评价: 这里所说的主体,不仅是被评价者本人,还有教师、同伴、家长。“评价者与被评价者、教师与学生在评价过程中是一种‘交互主体’的关系,评价过程是一种民主参与、协商和交往的过程。”(注) 评价者的自我评价,侧重于反省性的自我剖析,自我意识、自/:请记住我站域名/我体验,是道德内化的重要过程;同伴评议,侧重于激励性的他评,了解学生的休息、生活与人际关系状况;班主任评价,侧重于学生对集体的态度以及道德人格状态;任课教师评价,侧重于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责任感与合作性;家长评价,侧重于评定爱心、责任感与劳动态度。 (二)重视质性评价与过程性的评价: 道德形成的复杂性不可能用简单的数字、分数可以衡量,运用形式丰富的评价方法如:回应性评价、解释性评价、教育鉴赏与教育评论等质性评价更能准确真实地反映学生的道德水平。同时,在评价中注重过程,鼓励学生之间互相合作、互相借鉴、互相学习,达致相互教育作用。 德育是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德育工作的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学校是国家实现人才培育的场所,作为学校德育工作者,更感到这一份凝重的使命感。随着国家课程改革纲要的出台,新课程改革的深入,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推进,学校德育课程的研究将焕发出无穷的活力。

经典教育论文:浅析“信而好古”的经典美术教育思想 摘要:儒家思想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基础,本论文对“信而好古”的基本思想、基本精神介绍和分析,以及“信而好古”形成的原因等三方面进行了阐述,使更深刻的了解“信而好古”的经典美术教育思想。 关键字:信而好古 人文精神 教育思想 一、“信而好古”的经典教育思想 《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中“古”古典、古训的作用在重视教化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孔子的儒家思想影响最大,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 《论语》中,正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有教无类”、“不学诗,无以言”等,我们再熟悉不过。可见,孔子的对“古典”的强调,对“雅正”的强调,具有普遍的观念指导意义。“好古” 是讲孔子学习的主要取向是前人的经验教训的文化继承,而“信”是讲喜爱文化继承,并注重证实前人理论之理性的现实性,也就是学习前人理论,并通过实践证实或者证否它。孔子的“信而好古”是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并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同时,也随着中国美术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 二、“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的基本精神 “信而好古”重内在精神和生命的连续,意义在于重质、重情。在其思想中,体现了人文精神论、重视教师的观点。 中国的道德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指出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尊严。在中国儒学中,孔子是重人文精神的开先河者。他重人事而轻天命,重对人的德性的培养教育。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克己复礼”的“从道者”,同时也潜心尽力的培养众多的忠实于仁与礼的“护道者”。人文精神论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主张先圣之理。全面的人文精神,贵在全面“人文”,夫子“温、良、恭、俭、让”,做事情中正,心态平和,虽然孔子不敢和周公比,但他对于自己的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是看得很清楚,是很自信的。 先秦时期,对礼、仪、法、规的遵从,在教育实施中,表现为对师、傅的尊重。这种思想在荀子著作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荀子特别重视教师的地位,常常把君师并称,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孟轲引《尚书•泰誓》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把君师并列起来。荀子以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正礼”,而学生的任务则在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的教导。《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智若师也。情安礼,智若师,则是圣人也。”师道尊严是教育的基本前提。荀子在《劝学》篇中又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达。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这些对师法的重视,对师、傅言传身教重要性的揭示,在教育思想上,与“信而好古”的观念一脉相承,也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中普遍遵循的原则。 三、“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教育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 《礼记•学记》云:“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集中代表了这一原则。儒家历来将“德”、“礼”的作用用在“政”、“刑”之上,奠定了君主治国的思想基础。如汉章帝诏书说:“三代导人,教学为本。”魏明帝诏书说:“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历代封建王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力发展教育,为巩固他们政权而服务。这是封建统治教育的目的,在先秦时期封建统治者根据儒家理论,将兴学设教作为基本国策,使教育在中国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国家掌管的教育事业归根结底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出于统一思想、移风易俗和培养、选拔人才的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并牢牢控制教育。儒家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及切实可行的兴学措施、教学内容和师资。 (二)孔子亲身体验“信而好古” 杨伯峻先生在《论语注释》中关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概括为四点。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这是说孔子的家世对孔子学说思想形成的基础性的影响。二,孔子是鲁国人。当时的鲁国,正处于新旧的交替之中,即有改革,但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孔子的思想不能不受当时鲁国的特定环境的深刻影响。三,孔子说过自己“信而好古”。他的弟子子贡也说过“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苦读好学,在读书中吸取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少的影响。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且适作评价,慎作取舍。这对孔子学说思想的形成也有影响。 孔子的“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自古以来对中国画的学习有很深的影响。元赵孟\“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概括的言简意赅。这种观念通过艺术理论反映出来,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基础,并通过遵循典章仪轨、摹拓临写样范法帖等主要美术教育途径,达到师授传习的教育目的。贯通整个总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可见其影响之大。 经典教育论文:以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为视角思考大学英语通识教育 【摘要】英语教学中电影赏析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其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关系方面的研究不算多，本文用英美经典电影系列的案例分析，寻求经典英美电影片段赏析在大学英语课程人文价值方面的突破。从学科特点、教学难题、可行性三个方面思考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与独立院校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关系。 【关键词】英美经典影片赏析 大学英语教学 通识教育教学改革 学术界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英语课程中电影赏析如何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听力口语教学、任务和输出型驱动教学、纯语言知识、情感体验等几个方面体现功用；翻译学视阈中研究英美经典电影的片名、字幕和文本解读；跨文化视野下英美经典电影的个案分析；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与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关系研究。上述研究成果的相关论文如：康燕彬《英语电影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发表于2010年9月《读与写杂志》；林黉《英文原版电影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发表于2011年5月《楚雄师范学院学报》；胡贞《鉴赏原版英文电影 提升跨文化语用能力》发表于2011年第2期《电影文学》；吴S《多维立体化的翻译教学研究――以美国电影为语境》发表于2011年1月《外语电化教学》；殷和素、严启刚《浅谈大学英语通识教育和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关系――兼论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方向》等。 本文从学科特点、教学难题、可行性三个方面思考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与独立院校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关系。 一、学科特点 1.语言水平与教语言水平。除了研究语言专业知识外，教师应该注重教语言水平的提高，通过广泛涉猎各学科书籍提升人文素养，使大学英语教学成为实现通识教育的路径。 2.道与术。大学英语教学实现通识教育的功用，要处理好道与术的关系，道术并重，将人文素养和英语语言技能培养深度融合。 3.工具性与通识性。大学英语教学赢得学生，靠的是鲜活的语言材料和充沛的情感，既要让学生学习使用语言，也令其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4.语和文。重“文”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传统，近年来强调“语”的教学逐渐成为发展方向。在慕课平台等技术逐渐走向成熟，翻转课程日益成为主流的情况下，重点训练“语”的听说课程及其教学改革必须跟上。 5.英语和母语。英语和母语在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大学英语教学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教学难题 1.技术限制。语音室教学环境难以实现全覆盖，普通教室操作听说课受限制影响效果。慕课平台框架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新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英语教学受限于语言室资源的问题。非商业目的使用欧美经典影片资源以构建翻转课堂，学生可以反复利用资源提高语言水平，教师可将教学重点放在课堂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建构。 2.听说课程。外教人手不足，外教教学难以实现全覆盖。慕课平台框架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汁原味的英美经典影片作为网络教学和网络资源可以反复使用，操作便利，学生在课后自学并做好充分准备，课堂成为情感沟通和语言交流的平台。将“语言输入”为主的课程扭转为“语言输出”为主的课程。 三、英美经典影片赏析实现大学英语教学通识教育的可行性 结合视觉文化风靡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论证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以跨文化思维方式赏析英美经典电影片段为切入点，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重点思考英美经典电影蕴涵的人文价值和思想突破，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提供实施路径。 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的主题和案例系列及人文价值，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提供内容。重点思考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蕴涵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将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系列和主题加以总结，思考其对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的意义，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内容。 美国经典科幻电影，指向未来和人类终极命运如《12猴子》、《地球停转日》；对文明冲突和人类作茧自缚自我毁灭的隐忧如《终结者》、《黑客帝国》、《银翼杀手》等；探索物种进化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如《人猿星球》、《X战警》；表达对神经、精神世界未知和混沌的恐惧如《盗梦空间》、《少数派报告》；对宇宙奥义的追问如《2001漫游天空》、与外星生命的合作和对抗如《星际迷航》、《星球大战》。该专题旨在启发学生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时间、生死等终极问题。又如思考人工智能与智人命运的纠缠，近几年诞生出《机械姬》、《机器纪元》等影片，对智人的未来作出预测和反思。《超体》和《星际穿越》等影片，勾勒出科学和思想的边界。 代表美国魂和精神内核的电影，谈殉道者的孤独和伟大：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如《七宗罪》、《沉默的羔羊》、《肖申克的救赎》；孤胆英雄的非凡勇气如超人系列《超人》、《蝙蝠侠》等，西部牛仔的浩然正气如《正午》，警匪片对舍生取义的讴歌如《变脸》，政要和名流的底线和良知如《杀死一只知更鸟》、《洛城机密》等。该专题旨在启发学生用理性思维看待人性的弱点并思考宗教和文学对现世的超越。 另外还可以探讨如英美名著及电影，闪耀着人类普世价值的永恒之光，英美女性文学及电影涉及的爱情和独立问题，英美史诗电影的崇高和美，黑帮片看社会的显规则和潜规则等。 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活动，收集包括大学英语电影教学的跨文化研究类书籍和相关论文、英美经典电影DVD、经典电影鉴赏中英读本、大学通识教育（ELE）英语读本、西方正典中英读本、英文经典名著详注等，从教学实践和理论素养两方面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教学改革做大量前期准备工作。最后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如何以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课程的人文价值和精神，为实现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功用提供可能性。 目前学术界在跨文化视野下，对英语教学中电影赏析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而其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关系方面的研究不算多，本文用英美经典电影系列的案例分析，寻求经典英美电影片段赏析在大学英语课程人文价值方面的突破。以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来实现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的旨趣，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文史哲修养、审美品位和思辨能力，这是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意义所在。 经典教育论文:谈儒家经典在教育中的德育作用 现在，中小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是“小皇帝”、“小公主”，受到家长的溺爱，“拿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娇生惯养，自理能力和承受挫折的能力很差。许多人养成了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自私自利、专横霸道的恶习。而且电视上各种不健康的镜头，以及各种不健康的书籍，特别是网络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各种不健康的东西严重侵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出现了许多违法犯罪的现象。所以，认识的肤浅、知识的浅薄、道德的缺失，是现在青少年的通病。这也给德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肩上担负着对学生德育的重大责任，面对德育的新问题，我们应清醒认识，认真对待。要改善德育工作，提高工作实效，还需要我们认真去探索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光明日报》发表过评论，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有出现断层的危险性，重新建设中国文化，已刻不容缓。当务之急，我们应该从娃娃抓起，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使他们从小知道祖国的历史和祖国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和优美的人格。 一、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 儒家经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体现，它其中关于伦理道德，思想修养的内容，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沉淀了丰厚的内容，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许多方面对人有很有成效的教育作用：智、仁、勇、忠、孝等，能帮助学生规范学生的行为，培养思辨的头脑，培植学生的品格。“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刚建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诚实守信，勤俭廉正”的道德品质，“修身养性，慎独律己”的修养态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等内容在二千多年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伟大人物，他们无不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像闵子褰“母在一子单，母去二子寒”，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故事都说明了儒家经典的作用。不只是过去，就是在现在一些现代的著名人物小时候也是对儒家经典耳熟能详，深受影响。现在世界“孔子热”的现象表明儒家经典是被世界所接受的，它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作用，韩国一直把儒家的道德伦理作为德育教育的中心。在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中就开始灌输有关儒学的观念。“国民伦理”科开始就系统讲授儒家伦理，“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妻之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强调忠孝等伦理和互相团结的精神。 二、具体措施 厚德载物，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儒家经典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文化的最佳结合点。是中国璀璨夺目的古代文化中一颗明珠，其形式多种多样，风格迥然各异，内容五彩斑斓，意蕴含蓄绵长。其中广为传诵的经典文段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今，都是不可轻视的。早期经典的教育、启蒙、渗透，对于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水平、思维能力、识记能力和文化素质，以及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都很有益处。《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篇（段）。可见，让学生识记、背诵一定量的古诗文，已是时代对师生的要求。在这个黄金时期，受教育的儿童要接受中国古代文学的熏陶，感受中华民族古典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最可行也是最简洁的方法就是对中国较浅易儒家经典的诵记与研读，而且这也是他们将来一生受用不尽的“打根基”的训练。可见，学校此项活动意义深远。 我们开设《论语》校本课程以来，学生由新鲜、好奇到被吸引住，出乎人的意料，更可喜的是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在学业上和为人处世上，不知不觉间就“懂事”了。所以学校把儒家经典教材作为德育的主阵地，希望通过这种学习将德育教育落到实处。 当然学习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让孩子们在儒家经典的潜移默化中培养道德修养、做人准则，从而接受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这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探讨，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把儒家的道德教育资源与现代社会性的教育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使我们的根永远不被忘怀，民族文化科学素质得到提高，道德素质也得到提高，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环境。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启今日教育 国学经典凝聚着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体现了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在国学教育呼声愈来愈高的今天，《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越来越广泛的在各领域中被关注，对这一经典的解读也可谓见仁见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有幸重拾起这一经典细细品读，若干年前在书中作的批注，如今看来却又有了别样的见解。惊喜之余，我将《论语》中另有启发的语录进行了简要整理，以学前教师的视角，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挖掘。 一、“力不同科” 1.“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早在公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指出，射箭，主要不在于射透箭靶子，因为每个人的力量大小是不同的，放眼今天，便是承认“个体差异性”。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认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智力，每一个人都是用各自独特的组合方式把各种智力组装在一起的，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教学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同样的活动，有的幼儿表现积极，而有的幼儿则表现相对迟缓，同一个问题，有的幼儿能沿着规范的思路回答，而有的幼儿却能另辟蹊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便是差异造成的结果。 2.“因材施教” 孔子提出，育人要“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幼儿的个体差异大，承认差异或许比较容易，然而根据差异进行“因材施教”却困难得多。孔子对子路和冉有提出的同一问题“闻斯行诸”，却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因为冉有懦弱，要激励他的勇气，而子路武勇过人，需要让他谦逊。孔子几乎完美的实行了因材施教，而在班级授课制的教育中，完全做到因材施教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幼儿教育中，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去衡量教育效果，这就需要教师观察了解每一个幼儿，在活动中充分注意到幼儿的兴趣爱好的差异，鼓励幼儿发展自己的特长，激发每一个孩子的积极性，并给每位幼儿创造表现的机会，不作统一的要求，不要抹杀学生的个性，在集体教育中体现个别教育。 3.“于从政乎何有”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特点，每个人都有成大事的可能。在教育中我们不能给学生盖棺定论，而是要给予每一个孩子肯定，并激发其潜能。季康子问孔子，仲由、子贡和子有能否派他们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仲由办事果断，子贡精通人情事理，子有多才多艺，治理政事都没有困难。在教育中，我们往往会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每个孩子，美好的希望他们按着我们心中的榜样成长，乖巧懂事、踏实上进的孩子被认可，而顽劣古怪、调皮惹事的孩子不被重视，活动中积极表现的孩子深受大家的喜爱，而迟钝不吭声的孩子往往被冷落，游戏中遵守规则的孩子被表扬，而打破规则的孩子往往被批评，这样的偏执并不可取。我们应该允许孩子的不同个性，认可他们的不同表现，引导他们发挥所长，像孔子一样信任并支持每一位学生的成长特点，相信每个人不同的特点都会创造出不凡的价值。 二、“既往不咎” 互乡这个地方的人难于跟他们交谈，而一个互乡的少年却得到了孔子的接见，孔子这样回答学生们的疑惑：“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人家已经去掉了污点而进步，就要赞许他的洁净，对他的过去不应抓住不放。孔子认为无论犯了什么错误，“改之为贵”，我们应当对其“既往不咎”。学前期，是启蒙时期，每个人在懵懂的时候都会犯很多错误。我们面对的这样一群孩子，他们通过不断的犯错，来学习认知并适应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在摔跤中学会走路，我们不应该带着错误的想法去看待孩子们的错误，更不该对反复犯错的孩子耿耿于怀。教师应该用更多的耐心去允许每一个孩子犯错，宽容每一个孩子的错误，帮助每一个孩子改正。图书撕坏了，教给他们正确翻阅与修补的方法；积木打翻了，教给他们合理搭建与整理的方法；小伙伴们打架了，教给他们友好交往与和解的方法。让我们笑着接受并忘记孩子们的错误。 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孔子在教导学生时，不到学生努力想弄明白但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时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心里明白却又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时不去启发他。孔子反对“填鸭式”的教育，主张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启发式教学”。从早期教育的角度，这句话里还隐现着要抓住学生学习关键期的教育观点，在关键期对孩子进行启发教育，孩子能快速掌握学习内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认为抓住学习关键期，不仅体现在心理学上，如在幼儿语言发展关键期时多与之交流，锻炼其语言表达能力，更是体现在幼儿日常活动中。我们应该善于发现，抓住每一个细小的教育契机。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1.“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孔子认为君子之于天下，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要求该怎么样做而不该怎样做，只要合理便行。教学也一样，没有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作为教师，要在活动中寻求合理的改变，而不是墨守教案。 2.“视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 如何在才能不拘泥于教案，在教学活动中能灵活应变？这要求我们不光要备教案，更是要备学生，既要“听其言”，又要“观其行”。我们不应该固执的将自己的备课笔记作为既定标准，而应该去考察孩子们究竟是什么状态、需要什么。“视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只有细心的教师才能了解孩子们的所思所想，才能让每一个活动更好的为孩子们服务。活动中，当孩子们想去探索时，不妨给他们多一次机会去操作；当孩子们想歌唱时，不妨给他们多一次机会展示歌喉；当孩子们想挥洒创意时，不妨给他们多一些纸墨去创作。也许你的教学活动因此而打破计划、拖延时间、甚至改变教学目标，但这又有何妨？ 3.“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尊，这是孔子对自己的约束，也是我们每个教师应该做到的。让我们放低姿态，蹲下身姿，用平视的目光去亲近孩子、关心孩子、了解孩子，为他们创设一个自由、自主、尊重、和谐的成长环境。 经典教育论文: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研究 高职院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可以构建和谐的人文校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营造高职院校浓厚的文化氛围，推进高职院校大学精神建设、品牌建设和学风建设。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大力推动经典诵读教育，从而建设人文的、和谐的、丰富的、高雅的校园文化，提升办学的品位和人才培养的质量。近年来，诵读中华传统经典已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自2007年开始，教育部国家语委推出了以“亲近经典、承续传统”为主题的“中华颂经典诵读”系列活动。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文明办又决定从2010年开始共同实施“中华颂经典诵读行动”，要求将“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战略主题贯彻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将诵读经典打造成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历史文化传承，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和平台。高职学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建设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重要人才，在高职院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亲近中国文化，逐渐热爱中华文明，创新传统思想，弘扬民族精神，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开创新局面。 一、经典诵读的内涵 根据各类工具书的注释，“经”的本义是“织布的直线”，是织成一匹布的先导，引申为“天经地义的常理常道”。“经者，恒久之圣道，不刑之源教也。”（出自《文心雕龙・宗经》），这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的阐释。而“典”即典范的意思。因此，文学经典就是承载着关于天地人生永恒规律和哲理的文学作品，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历代文人智慧的结晶。本文所谓的经典，就是指文学经典，包括经史子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的经典著作等。“经典诵读”，主要是指背诵或诵读文学经典诗词著作等。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丰厚文化底蕴，启迪品性灵气，全方位地提升各方面素养。 二、经典诵读的特点 （一）经典诵读是一个对话过程 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交流探讨的对话过程，每一部文学经典都呼唤不同的读者的对话与理解，让读者叩问人生意义和价值。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超时空对话过程，召唤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最大限度的范围内发挥再创造的才能，读者在诵读的过程中能主动感受到博大精深的文化。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经典的意义的多次对话，通过反复诵读，读者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崇高精神进行对话，读者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得以强化，思想境界得到净化和提升，内心世界变得丰富和强大。随着不同读者的参与对话，经典的意义也在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二）经典诵读是一个感悟过程 文学经典具有原创性和本源的意义，它是旷古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精神的精华所在。经典诵读具有开放性，它是一种没有限制性和先期条件的诵读过程，读者可任意进行多元的理解和透视。面对同样的经典文本，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个性化的解释。文学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感受、体验进而感悟中国文化的过程，它能让人走进一个特定的精神体验世界，感受美好的形象、丰富的情感，感悟生命的伟大、人性的美好，激发生活的热情，寻找人生的梦想等。 （三）经典诵读是一个建构过程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经典是一个典型的召唤结构。因此，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建构文本的意义世界，还要建构读者的自我世界。文学经典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它的特质相对来说是恒定的。它是人类精神成果的最高标准和典范，是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大浪淘沙最终积淀下来的经典之作，牵引着人类的精神向度，唤起了后人的师法和实践。经典诵读的终极意义便是建构读者的精神家园，建构自我的灵魂和人格，建构自我的生活与人生。 三、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 （一）构建和谐的人文校园 校园文化是影响学生未来成长的重要环境因素，经典诵读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教育角度看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二是从生活角度看可以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经典诵读能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培育高职院校特有的院校精神。高职院校的院校精神建设，其终极目标在于创建一种和谐的校园氛围，以陶冶高尚的情操，构筑健康的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如果学生长期置身于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便会形成共同的风格和气质，这种风格与气质表现便是一种院校精神。诵读经典具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特点，能够构建和谐诗意的人文校园，让经典的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在校园里传播，成为一种无形资产，让每个学生得到同化与塑造。在经典诵读的活动中，学生能感受到凝聚力和向心力，自豪感和荣誉感逐渐增强，团结协作能力也逐渐提高。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思索升华，达到“以文化人”的境界，以促进技术的进步和创新。 （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经典诵读能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长期坚持诵读寓意深刻、博大精深的经典诗文作品，可以使高职学生全面了解中华经典文化。高职学生诵读经典可以增强语感，掌握诵读技巧，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精深，大大提升他们的口语表达水平和审美鉴赏能力。高职学生领悟经典，可以开启心志，砥砺意志，培养情商，完善人格，培养民族精神，培养积极进取的优秀品质，培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培养远大理想和博大胸怀。总之，经典诵读可以整体上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情操。 （三）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 经典诵读活动的精神成果能够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经典诵读活动影响着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意识与道德素质，而其思想素质将直接影响其对生活与社会的态度，受过良好的精神文明熏陶的高职院校学生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带来的不仅是专业化的技能，而且还有积极的工作态度，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他们勤奋肯干的精神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其自身的技术型人才的优势，推动社会的发展，体现自我价值。他们的文化积淀、人文底蕴将成为行业和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将引领行业和企业文化的发展。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营造高职院校浓厚的文化氛围，可以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推进高职院校学风建设、品牌建设和大学精神建设。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大力推动经典诵读教育，从而建设充满人文气息，丰富高雅和谐的校园文化，提升办学品位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罗惜春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412004） 经典教育论文: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学经典危机也越来越显著。为了能够让文学教育更加科学合理，需要全面了解文学经典危机。本文主要针对文学经典危机进行分析，并对基础教育模式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关健词：文学经典 危机 文学教育 研究 一.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无论在何处，当代的社会文化都处于大变革的时期，有学者指出当代社会正在步入消费社会。在本文中指出消费社会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而是为了能够将社会变革时期出现某些新动向、新特征凸显出来而采用的权宜性的称呼。 其一：在不断扩张资本支配力的情况下，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和新特征：通过现代传媒当代社会不断将消费理念制造出来，使得新的消费需求增加，能够极大的扩大社会的生产力，使得利润最大化。虽然现代社会的活力充足，但也让人们生活体验物质化形势加剧。 其二是商品的形象比实体更能获得商业价值。丹尼尔・贝尔说：“消费经济常常通过事物的表面才能够得以存在。”在商品营销中品牌与包装的重要性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其三是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接受如同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对于精神性的因素往往会受到重视。我们通常需要通过这些新动向和新特征，才能够将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走向摸清，这样才能将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考察出来。 二.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的特点 在现代的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尚书・尧典》中记载到：“帝曰：要！命女典乐，教胃子。”这里的“乐”指的是诗、歌、舞的统称，在古代的“乐教”中已经将文学教育包含在内。不管在何处，现代社会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学教育。独立的文学教育就是专业化的文学教育，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使得不断形成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产物就是现代专业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特别是专门的科研人才和技术人才。所以，现代专业教育通常是指文学教育、科学原理教育和技术教育。为了能够将社会所需的文学教师、文员等培养出来，一般可以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学教育定位成文学知识教育，写作能力教育和文学阅读能力则可以定位为研究方法教育与文学原理。在现代高校文学教育并不是代表当代文学教育的全部，当前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教育。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核心课程语文主要由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组成，现代文学教育往往会被视为读写能力教育、文学知识教育、思想规训等。 然而在现代的文学教育中，其对人文教育已经相对较少，更多的是趋向于书本理论知识。从五四文化的变迁到当今时代文化的变革，文学危机一直都不曾断层过。所以，文学教育是应对文学危机的有效方式。 三.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与经典文本研读 文学教育主要包括写作能力训练、阅读能力训练、文学史知识教学等内容，其中经典文本的研读最为重要。一方面，研读经典文本对于文科生来说是一项基本功的训练。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读，能够对文学史知识进行深入的了解，来对写作方法教学的不足与空泛的阅读方法进行弥补，对受教育者的阅读能力进行训练，使得写作能力能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当对研读经典文本进行深入时，受教育者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经典文本中的人文境界，感受经典文本的审美感染力，使得文学教育能够将审美教育与人文教育进行落实。对于文学教育的实践中，可以通过文学史功进行训练。来深入的了解文学史知识，能够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研究文学史知识概论，这会使得文学专业的学生虽然知道相关的文学史知识，但不能够深入的了解文学本身，甚至不能够辨别出作品的优劣程度。对于经典文本的研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求受教育者不仅仅只是对文学史知识概论进行学习，而是能够进行研究性的阅读。这样才能让学者在好学力行中臻于至善。 四.结语 文学经典危机对整体的文学教育影响深远，为了能够让文学经典危机得到全面的应对，就需要进行全面性的教育，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各种文学特色，不断改善整体的教学方法，让每一个学者都能享受到合适的文学教育，在好学力行中不断臻于至善。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通识教育视角下高校人文经典课程改革探析 摘要：经典是生命的学问，经典教育以培养“全人”为诉求，应该是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的核心。高校教师应引导学生多读一流书籍，读原著，从而启发学生思维，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生命意识、人格意识，实现灵魂的完善、精神的丰盈。 关键词：通识教育;人文经典;高校课程改革 “通识教育”是指人的受教育全过程中，以人类成员和社会公民身份诉求下应接受的那部分教育，是帮助人发展为“整全的人”的教育，尤其注重学生的寻根意识、视野的整体性、心性的修炼，鼓励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的形成，其目的是使“人”真正“成人”，成就模范公民。“人文经典”则是指人文科学中那些具有持久震撼力或权威性的典籍，是代表人类共通性或普世性诉求的智慧精华。本论文着重分析目前国内高校文学经典课程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对目前的高校教育改革提几点浅薄的建议。 一、通识教育与人文经典关系之溯源 西方的人文经典教育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由教育。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经过英国的纽曼，直至美国的赫钦斯，古典名著教育逐渐被推广到教育实践中去。1929年，赫钦斯对芝加哥大学进行改革，大力推行经典名著教育，所涉范围包括希腊罗马的史诗、戏剧及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领域。1984年，美国教育部长贝内特在《拯救我们的遗产――高等教育人文科学报告书》年中提出以经典名著为线索的核心课程来实施人文教育的理念，该报告指出，人文科学更能触及人的情感领域，更多的要求学生自我发挥，在写作中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想，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自由思想，并因此呼吁教育界应该重视人文经典的传承，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 中国也一直保有经典教育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经典对教育的重要价值。孔子《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他看来，《诗三百》具有极大的文化意义和伦理价值，它可以激发情志，对观察社会、促进朋友交往、怨刺表达大有裨益，还利于侍奉父母、君王，增加名物等方面的知识。进一步而言，整个一部中国文化传统发展史，其中每次复归传统的抗争，几乎都与对经典的释读有关。到了当代，推崇经典教育的学者更不乏其人。如教育家涂又光认为人文精神在于行，却也离不开人文知识，所以要增进人文知识，就应精读经典;学者黄俊杰认为，现代大学教育普遍重视教科书，而轻视原典选读，深化大学通识教育是改变这种局面的有效途径，各学科应着重对经典原文的精读、细读等。在实践层面，国内很多高校围绕通识教育目标进行了课程改革，如复旦大学将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分为六大模块，为学生呈上精心设计的系列文化大餐。其中“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从文化传统方面，集中以名著精读的形式引导学生与人类文明史中最伟大的作品进行心灵对话。 中西方教育者不约而同地重视人文经典教育，是因为经典阅读跟通识教育的原旨紧密契合。首先，阅读经典的过程实际上是与哲人先贤思想交流、灵魂对话的过程。经典之所以不可磨灭，是因为凝聚了人类文化的精华，承载了深广的社会场域和丰富的人生境遇，能够给人以思想启迪。将经典名著纳入通识教育，能为学生提供前瞻性思考或反思式体验，更有助于学生未来的理性判断和科学决策。其次，通识教育是一种超验的理想和公民职责感的培育，引导学生追求崇高理想、塑造高尚人格。绝大部分人文经典都是建立在对人性、人格、人情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产物。将两者融合，对学生健全自我、完善人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阅读经典作品对传承文化的教育使命一脉相承。经典无一例外都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历经沧桑后的精华留存。几乎每本经典都因其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意蕴，促使人们超越时空的局限引起心灵共鸣，其中部分典籍甚至会影响国家、民族甚至世界文明进程，成为人类文学、文化所秉承的本源。因此，重视经典与经典教育，必能使学生立足现实又能超越现实，扎根现实又能反思时代，既砥砺了思想，又启迪了智慧，使文化传统得以源远流长。 二、人文经典课程构建现状及其突出问题 对于文学经典在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分歧性争论却一直持续于中西方教育界。美国著名教育家麦克耐利在严密的调查基础上，认为通识教育课中的经典教育旨在为大学生多元化的学习提供基础以便锻炼学生的自主批判思维，但这并不一定能够培养出有实用价值的公民，原因是在实际操作中，学生需要侧重较为专一的技能。国内也有反对阅读经典名著的学者，如张寿松教授认为，面对物欲横流的物质社会，要安心修习庞大而艰深的经典名著，是相当枯燥和困难的事情，需要极大的定力;他还认为一部经典名著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每一部经典名著都是一个独立体，这是经典名著课程最为致命的缺陷;方展画教授也认为经典名著可能会因为缺乏内在的逻辑而不能科学反映人类知识的演进，更不符合人的认识活动规律，因此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领域的名著作为学校教材，是有悖教育规律的。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通识性人文经典教育，仍然挣扎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舆论场中，进而对具体教育实践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国内实施通识教育的高校中，人文经典类课程所存问题可概括如下。 （一）大学教育目标不明确，各学科间壁垒森严 我国传统典籍《大学》开篇便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凝练语句指出“大学”之要义。“大学”之道可视为“大人”之学，其所重在修身，重在推己及人、达己达人，重在道德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在近现代，“大学”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专门性概念，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象征，其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为“高等的”教育，以把人培育为带有理性之光的自由人为主要目的;二为高深的研究，以探究知识，促进人类进步为重要使命，处处闪耀人文之光。16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主义和拜物主义的兴起，工具理性思想慢慢渗透到高等教育中来，当代大学教育开始被赋予太多的工业社会或个人实用目的，学生的人文精神开始极度匮乏。尤其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阅读显示出浅层化、碎片化、无序化阅读的倾向，前景实在堪忧。这种背景下，“通识教育”理念及人文经典类课程的大力推广确为应时之需。但根据笔者调查，有近半数的通识教育试点开展情况不顺利，甚至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遭受外界更大阻力。究其渊源，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因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们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不同，而导致高校之间人文经典类课程开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二是通识教育难以呈现短期的教育成效与人们的高期望值之间产生矛盾。按照教育发展规律，通识教育和人文经典的课程要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效果，需要较长周期，而现实中追逐立竿见影效果的功利化视角和短视行为，无疑影响了通识教育的价值体现。三是原有学科分类的局限使各学科间壁垒森严，互补通问，客观上成为通识教育发展的障碍。通识教育所关涉的学科较多，势必造成与专业教育的交叉和融合，如果高校对院系之间资源分配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加剧院系、学科、专业之间的隔阂，最终损害通识教育。 （二）课程设置水平良莠不齐，教育理念的整体呈现不足 就目前来看，高校对非专业学生进行的人文经典课程大都置入选修课程，受传统的专业教育本位思想钳制，很多非专业学生将这类课程视为换取学分的“工具”，教学效果并不明显。教师在讲授中也未摆脱工具性思想束缚，陷入原理、概论加通史的固定模式，忽视学生对经典文本的直接阅读体验。事实上，这种讲读经典的方式，其实是对经典的背离。以文学为例，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一代代的读者，其魅力在于作家对人性的永恒描述及文本所蕴含的丰富意蕴及普世化价值，而目前的文学批评，流派迭出，大多以抽象艰涩的剖析示众，却单单空缺了作品本位的表层阐释。向学生大量灌输批评理论而不引导学生阅读原典的做法，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学生可能还未接触原典就已经沉沦于各种各样的诠释内容中了，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三）教师授课模式囿于传统，考核手段单一僵化 就笔者调查，大部分普通院校的通识教育师资水平很不乐观，呈现低职称化、低龄化趋势，其中青年教师、讲师比例最高，教授群体参与度相对低。课程设置水平也有待提高，大部分课程个人色彩比较重，不仅缺乏师资梯队的建设规划，也背离了通识教育培养“全人”的初衷。在授课方式上，则以“讲座式授课”为主流，以“回答问题”为课堂互动主要形式，这并不太受学生欢迎。尤其是人数较多的班级，这种个别回答的教学形式，容易使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方式与评价体系方面，仍采用“点名”和“考卷”的单一评价方式，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动态监控。 三、对人文经典类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 通识教育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人文经典名著类课程作为通识教育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各部门的重视。针对国内大学推行通识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人文经典类课程的系列问题，笔者仅从高校管理、教师授课及考核标准等角度，提供几点粗浅的建议。 （一）注重顶层设计，达成育人共识 笔者认为，一个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接受的教育应不仅仅指基本专业知识的训练，还应包括学会如何“做人”，如何成为既“有能力”又“有教养”的人，既“道问学”又“尊德性”的人。高校管理层应大范围、大力度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注重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衔接与融合，在课程设置中就渗透进对学生通识教育的重视，着重培养文理兼通、融会古今的“通才”学生。应加强院系合作，达成育人共识，既要培养学生“成材”，又要培育学生“成人”。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厘清“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以整合全校资源，进行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高校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通识教育的不可或缺性，并做好顶层设计，在培养方案中科学置入人文经典课程模块，要求教务部门在教学管理方面转变作风，在启发学生思维上下功夫，鼓励高校教师引导学生多读些一流的书籍，多读原著，少读点二流三流的入门、阐释类书籍。 （二）突出教育理念，注重启发学生思维 受应试教育培养影响，大学生的思维存在许多问题，如善于寻求标准答案，“解题”能力强，发现问题的能力却严重缺失等。对此，人文经典类课程的设计和讲授都应尽量突出问题意识，注重多学科思维的互补与融合，以激发学生思维。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古希腊的“学园”传统以及欧美名校一些通行的通识教育经典教育模式，都不失借鉴意义。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变原来的输入型学习为输出型学习，变原来的被动学习为主动、积极、创造性的学习。其次，应不遗余力创设灵动课堂，鼓励师生、生生之间的多频率互动，在课堂活动与经典人文精神相契合的前提下，拓展学生视野，鼓励学生文理兼通、融会古今。第三，积极探索多样化授课模式，注重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让课堂“鲜活”起来。如充分完善助教答疑制度，鼓励学生互评读书报告、开展读书会，创设团队论辩、讨论，鼓励兴趣小组开展特色化的经典推介活动，还可向学生推介学术前沿，鼓励调研，撰写调研报告等。 （三）注重过程考核及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人文经典课程应最大程度地引导学生阅读原典，领悟文本，促进学生思想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尽量做到学生以学为主、教师以导为主，因而评价方式的革新也是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考核方式的改革上，应增加课堂学习自由度，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考核评价办法，增加过程考核的比重。如拓展考试周期，细化分数组成等，甚至创新考核方式，以最大限度引导学生对经典进行有效阅读和深入思考，如浙江大学有名的“三自模式”就是对考核评价模式的有益探索。所谓“三自”，即学生自主命题、自我测试、自行评价，教师鼓励期中测试中前20%的学生自行出题设计试卷，并做出答案，然后写下出题和做题的体会，审核通过的学生可以获得免考资格。除了考试方式的改革，在作业布置上也可进行一定的变革，如鼓励一部分学生自己设计作业，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四、结语 经典是生命的学问，经典教育以培养“全人”为诉求，经典原著能启发学生更多人生哲理与感悟，因此，人文经典教育应该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重中之重。通识教育视域下的人文经典课程改革，关键不在于数量是否繁多、门类是否齐全，而在于学生是否做到深入阅读文本、接近原典精神，是否真正启发了学生思维、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生命意识、人格意识。大学本科阶段是学生形成价值观、完善人格的关键时期，引导学生重读、精读、细读经典，对信仰匮乏时代人们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的建设，对现代化进程下古今中外精神通道的架构，具有莫大的意义。 经典教育论文:读教育经典 做智慧教师 教育经典是千百年来教育大师们的智慧结晶，所阐述的道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推敲，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行动指南，需要我们好好诵读，潜心其中，广泛摄取。 教育需要智慧，智慧来自经典。从我国古代的孔子、朱熹，到近现代的陶行知、叶圣陶；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他们对教育的探讨和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有着很强的启迪意义。教育经典给予我们教育的灵性，给予我们教育的自信，给予我们教育的激情和热情。深入其中，灵活运用，它能帮助我们发现教育的奥秘，获得新的教育灵感，破解教育的密码，启发我们用科学的思维去实践。 读教育经典，做智慧教师。经典是教师工作中必须依靠的拐杖。抛弃了经典，就像一个行走需要拐杖的人一样，身体就有可能失去平衡，就会栽跟头、跌倒。虚心学习这些宝贵的教育食粮，广泛汲取其精神营养，为我所用，将会使我们走得更快，行得更远。 然而，有些教师不懂得教育经典的重要性，忽视教育经典，疏远经典，抛弃经典。有人认为，社会发展到信息爆炸时代的今天，教育的环境都大不一样了，教育经典这些老古董，不够鲜活，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啦。有这种僵化思想的人，说明对教育经典缺乏科学认识，显得十分幼稚、无知和愚蠢。 对教育经典有如此的偏见，说明人们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这很不利于教师的发展。重视经典，重读经典，活用经典，传承经典，让经典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应成为教师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 一个教育工作者，有没有眼光，有没有教育智慧，这要看他读了多少教育经典。一个熟读教育经典的人，他一定睿智，大气，思维活跃，深沉老练。一个没读过教育经典的人，一定浅薄、孤陋寡闻，处理问题随意，而且缺少智慧。做智慧教师，就要让教育经典发挥作用，让经典武装头脑。 自觉走进教育读经典，努力地从经典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十分惬意的事，也是一件十分优雅的事。当教师忙完工作，静下心来，怀着喜悦的心情捧起经典，仔细阅读的时候，该是多么自豪，多么美妙，多么高尚啊！因为这是在和那些先哲大师们进行智慧对话，在近距离地触摸大师的灵魂， 全心沉潜其中，你会被那一句句充满哲思的智慧金言所迷住，从此爱不释手。那将是什么样的境界？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怀？那又是怎样的风景？一旦烂熟于心，心领神会，真正融入我们的血液，经典将会对我们产生不可想象的影响，就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经典有无穷的魅力，有特别的吸引力。我们要主动走进经典，自觉捧读，让那浓浓的经典书香伴随我们成长。 我们的成长需要经典，需要经典给予我们智慧，需要经典给予我们力量。这种智慧比什么都宝贵，都有价值！我们要主动放下身价，虚心走进经典，向经典学习，让经典充实我们的大脑，充盈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聪明。从经典中汲取最有价值的营养，从经典中寻觅走向成功的捷径，从经典中寻找教育的真谛，从经典中寻找全新的教育，实现我们的教育理想，这是我们的目标和追求。 向经典学习，向经典致敬，自觉地向大师靠拢，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大师的肩上。如果我们抛弃了教育经典，我们就有可能进入教育的迷途，会失去自我发展的方向，可能永远也寻找不到理想的教育。我们之所以有时会在教育的实践中迷失方向，就是因为我们从教育的经典中汲取的营养太少。其实，很多教育困惑、教育错觉以及教育误判，都是因为我们不深入研究经典，远离教育经典所造成的。 读教育经典，做智慧教师。我们不是缺少教育的智慧，而是缺少亲近经典，缺少经典的浸润。我们坚信，只有孜孜不倦地学习教育经典，不断地借鉴经典精华，才能使我们更从容，更自信。 相信经典，相信经典会给予我们无穷的教育智慧；相信经典，相信经典会给予我们巨大的力量！当我们进入思想的高原，遭遇实践的瓶颈，无论多么努力都不能取得教育的突破时，也许这时停下来，认真地读一读经典，你会思路大开，精神振奋。实现教育的飞跃，需要我们熟读经典，好好地亲近经典，让经典润泽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无缘无故地远离了经典，也许我们会不停地跌跟头，走弯路。迷茫时，去教育经典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困顿时，从经典里寻找突破问题的办法。经典里有灵丹妙药，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只要我们潜心学习，领会贯通，就能为我们所用。 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我们常常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有时让人胆战心惊。要想在平日的工作中能从容前行，超越自我，就要不断学习经典，让经典武装我们的头脑。一句句经典让我们茅塞顿开，一句句经典让我们信心百倍，一句句经典让我们浑身充满力量。经典让我们脑子变得更灵活，思维更睿智，行动更敏捷。经典让我们从迷雾中走出，走向教育的理想之国。经典让我们少一点幼稚，多一点睿智；少一点随意，多一点理性；少一点鲁莽，多一点优雅。 相信经典，它一定会给我们一双更明亮的眼睛，一个更聪慧的大脑。经典引领我们向着峻峭的山峰进行诗意的攀登……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渗透与整合 摘 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五千年的智慧结晶在几经沉浮之后，依然焕发光彩，被广大教育工作者公认为当前最有价值的教育内容。而幼儿园教育，作为儿童接触知识世界的启蒙乐园，更是应该秉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用民族文化哺育幼儿成长，培养他们的博大胸怀和坚毅的品格。幼儿教育应该面向国学经典，让国学走进园区，与各类活动教学相结合；走进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去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等。 关键词：国学经典；幼儿教育；活动教学；道德教育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良好传承，将国学经典引入幼儿园教学既符合幼儿园教学的宗旨，也是充分利用国学资源提高幼儿综合素质、培养幼儿学习能力的重要表现。具体来说，国学经典具备以下几点优势：它涵盖面广阔，包括语言识字、思想道德教育、常规礼仪和生活常识等众多领域的知识。其次，语言优美、文字凝练，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多读来朗朗上口。再次，它立意高远，对于加强幼儿德育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开展国学教育极为必要。 一、树立国学经典的教育目标 1.快乐阅读 改变以往的枯燥背诵方式，让孩子们认识到国学经典的艺术魅力，在快乐中阅读经典，做到国学经典教育所提倡的“说文解字”“知行合一”。以生动的语言教学方式，让孩子能够轻松掌握大量的国学经典作品。 2.了解民族传统文化 国学经典中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让幼儿熟读国学经典就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小养成热爱民族文化的良好习惯，从而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3.提高幼儿道德修养 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古人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程度极高，而且常常将自己对道德修养的认识渗透到国学经典中，为后人修身养性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开展国学经典的学习，教师要树立这种提高幼儿道德修养的意识，从而使幼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二、在幼儿园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的措施 1.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 国学经典文化不仅可以运用于语言学习中，还能渗透于礼仪、艺术、道德、情感等其他学科教育中。具体来说，幼儿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学科教学中的国学经典文化进行渗透。比如，在语言识字教育中，让幼儿诵读经典篇目，从而培养幼儿对文字的认识和理解，帮助幼儿逐渐积累一些基础性的语言知识。在礼仪教育中，教师可以用古人的礼仪故事来指导幼儿，从小养成谦让讲礼仪的好习惯。以幼儿园社会实践活动为例，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幼儿进行礼仪培训，并且带领孩子们走进社会、走进福利院和养老院等公益场所，与老人孩子进行交流，践行讲文明、讲礼貌的行为准则。其次，还可以在艺术教育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从小指导孩子学习书法、中国画以及一些古典乐器，并且结合相关的国学故事，激发幼儿学习这些国学艺术的兴趣。 除此之外，国学经典也应该走进幼儿德育教学课堂。通过国学经典中的“仁义礼智信”内容，帮助幼儿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使幼儿得到情感熏陶，改正生活中和性格上的一些坏毛病，从而形成健全的人格。具体来说，教师可以结合传统节日文化来开展情感教育。比如，向幼儿讲解每一个传统节日的文化背景，对传统节日进行宣传、庆祝，开展慰问活动。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给幼儿布置一项家庭作业，即给妈妈一个拥抱或亲吻，向妈妈表演一个节目，说一句关爱的话语等。 2.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渗透国学经典 为了让国学经典全面渗透到幼儿园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学科教学之外，幼儿园的其他娱乐休闲活动，也应该积极渗透国学经典。比如，在清晨幼儿进园时期，可以播放一些和国学有关的音乐，或者童声版的古典诗词朗诵，让幼儿和家长踏着韵味十足的朗诵声而来，使每天的入园时间令人耳目一新，也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在中午进餐之前，教师可以带领幼儿进行简单的国学经典朗诵活动，让幼儿学会感恩，即感谢老师的教导之恩，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食堂阿姨为自己准备好吃的饭菜等；让幼儿学会基本的餐桌礼仪，长者先幼者后以及懂得谦让等。其次，幼儿园还可以开展专门的国学活动，在活动时间内，组织某一班的幼儿用唱歌、舞蹈等表演形式，展示本期国学活动的主要内容。每个班轮流主持，从而实现班与班的友好交流。 3.在幼儿园环境中渗透国学经典 在幼儿园营造出浓厚的国学环境，将有利于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国学文化的影响。比如，在幼儿园墙上张贴一些国学经典字句，在走廊上挂满极具古典文化气息的灯笼，在每个班级的教室一角设置国学经典书架，以及在幼儿园大厅或门口用LED灯滚动播放国学文字，营造出幼儿园的国学书香气息。让幼儿和家长感受到国学文化的熏陶，从而提高他们对国学教育的重视，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等。 总之，在幼儿园教育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程。它要求幼儿园管理者和教师从细节处做起，从学科教学和日常生活中共同渗透国学文化，同时还要从幼儿的学习特点出发，为幼儿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他们对国学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经典教育论文:以国学经典为支点开展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性探索 [摘 要]高校廉政文化教育是当代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今时代，对高校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以《论语》等重要著作为代表的国学经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今时代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珍稀资源。在“廉政文化进高校”“廉政文化进课堂”活动的背景下，回溯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历史，探讨《论语》中所塑造的“高洁”的“君子”形象，挖掘其间所蕴含的优质文化资源，并创造性地运用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中去，以丰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内容、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平台、强化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效能，切实推动当代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赋予高校文化素质课教师的重要使命和重大责任。 [关键词]高校；廉政文化；廉政教育；“廉政文化进课堂”活动；《论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中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内部环境则表现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多样文化、多种思潮跌宕冲击，“利益至上”的观念撩拨人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对大学生即将树立的廉洁思想构成潜在的威胁。对高校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正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重大策略，也是将全社会反腐倡廉预防教育“关口”前移的创造性举措，因此成为当代思政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我国有着漫长悠久的历史，更有着优秀厚重的廉政文化传统，笔者借助“廉政文化进高校”活动开展的良好契机，以《论语》这一国学经典论著为支点，积极借鉴优秀廉政历史，把廉政文化的优秀传统与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时代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将培育廉政价值观融入高校教育之中，并以此作为支点设定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求及实践路径，力求为助力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 《论语》德育思想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价值 廉政文化教育是指通过积极践行廉政文化理念和指导思想，褒扬勤政廉政人物、宣扬社会正气，培养广大民众对廉洁从政的信仰和追求，抨击各种不廉洁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以期在全社会形成“敬廉崇洁”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社会风尚。作为全社会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以高校教师、高校管理人员和高校学生为主体，包括廉政从教、廉洁从政和廉政修身三部分内容，涉及从高校廉政文化生成到最终践行的全过程，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廉政修身教育。高校是大学生成长、成才并奠定终身发展基础的重要阵地和关键机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代表着青年人的主流方向，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命运。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高度关注高职大学生的发展，高度重视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在21世纪初就制定了将学校纳入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方略，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发〔2005〕3号）、《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2013―2017）》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2015）》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充分肯定了“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以及“廉政教育体系”基础工程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对学生进行廉政教育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将“高校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区和辐射源”。因此，在高校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借助其相对完善的文化传播渠道和系统的文化建设载体，将廉政教育锻造并融入到高校文化中去，正是将反腐败斗争提前到学生“职前”阶段，是提升到文化反腐高度，从思想根源上清除腐败病灶、实现标本兼治、打破腐败“反复发作”怪圈的必然选择。 同时，加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还应当做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充分准备。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蕴藏了丰富的“廉政文化”，而这些“廉政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历久弥新，最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华廉政文化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延绵不衰的宝贵精神源泉。因此，加强高校廉政教育，应当回溯至廉政文化的发源处，从传统廉政文化中淬精撷华，使之为推动高校廉政教育工作的稳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助益。孔子所著的《论语》一书，正是廉政教育最当之无愧的宝贵成果之一。该著作成书于春秋时期，正值我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化的转型阶段，政治危机频发、人类所信守的道德信条被破坏，无数哲人陷入了对“道德”“天人关系”等重要命题的深入思考中，涌现出了诸多经典著述和思想理论，成就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一次不可多得的大繁荣。《论语》一书完整翔实地记述了孔子关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全部设想与“理想人格”的热切期待，以更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及更强的践行力，对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论断。认真研究《论语》的“德育”思想，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当代价值，从中找出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做好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性转换，使其更好地为改善和提升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更好地为培育和践行高校廉政教育服务，是当代高校思政教师所应关注的重点。 2 《论语》德育思想体系及内容与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高度契合 “廉”及“廉政”是我国古代伦理学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概念，其中：“廉”由本义为厅堂的侧边引申为一种道德品质和行为，具体指人在利害矛盾、冲突面前节制谨慎和方正刚直的表现；“廉政”则具体指从政者在这种道德品质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崇尚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严守法纪、艰苦朴素，杜绝贪污受贿、以权谋私、铺张浪费的高尚行为。廉政教育，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则更多地表现在对其主体人格及道德方面的修正与规范。从这一角度来讲，作为一部“君子”修身、立德、自省的“教科书”的《论语》，正与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目的、理论及方法论高度契合。 2.1 以“仁”来修身正心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仁”是其间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仁”的内涵十分深远：第一层含义是一种可使人安身立命的道德追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因此，“仁”是人心所在，同时，孔子对这种人之本性还寄予了一定美好的期待，认为“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强调了内心处于“仁”的状态是很美好的事情，并相信具备了“仁”的美德，即可安于贫苦，专心于仁道的修炼，而颜回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被孔子所称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讲，以“仁”这一至高道德范式来规范和修正内心，使内心处于一种平和安乐的良好状态，波澜不兴地面对当前腐败所带来的物欲诱惑，正是再恰当不过了。第二层含义则指一种人生活在世上的具体选择道路。孔子所推崇并认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君子”人格是与“仁”这一人生道路选择紧密联系起来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对于大学生而言，选择与“腐败”为伍还是与“廉洁”相伴，在孔子那里似乎就可以很轻松地找到答案；第三层含义是人格的完善及人生价值的实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孔子没有对“仁”进行具体界定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实现“仁”的实践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大学生都是性格分明的鲜活个体，在道德和人格完善方面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需要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但只要坚定目标、坚持不懈，就必然能够“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2.2 以“礼”来规范行为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礼”则是“仁”的外在形式和标志，是实现“仁”的一种制度保证。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规则这个时候被破坏殆尽，这使得孔子在《论语》中对“礼”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界定和说明：第一，“礼”需要以“仁”之心为心理基础，仅有“礼”的外壳而无“仁”的内核，则“礼”的根基也是虚无的，因此，孔子强调“三年之丧”这一守丧礼制是建立在儿女感恩父母恩德基础之上的真心实意的行为。对于大学生而言，只有坚守廉洁的行为而缺乏对“廉政”的高度认同，其行为也必然是无法一贯而终的。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既要使学生知道“如何做”，更应当使其明确“为何做”，唯有如此，这一教育才是成功的、可持续的；第二，“礼”具有规约人、评价人的重要功能。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指出了“礼”的作用就是发挥使事情发展最终恰到好处的约束作用。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当以廉政文化思想及行为体系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行为，当然，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将“礼”的约束之力上升到制度层面，即将廉政文化教育与法制教育密切联系起来，最终使其成为自觉遵循、自觉维护法治社会的高素质人才；第三，“礼”是指使人的人格得以完善、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使人获得行为规范，具体培养人性，启发心智，使人开始走向人性之道，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也应当始终把握教育的主线，始终贯彻“完善人、发展人、成就人”的教育理念，使学生在思想、人格和行为方面得以全面完善，最终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2.3 以“义”来引导人生 “义”，即“宜”，是指以相适宜的行为来做相适宜的事。“义利之辩”是我国古代社会伦理中的重要命题，在孔子的“德育”思想领域中，“义”也同样被放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高度，将“义”作为衡量人道德品质的最高准则，“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孔子进一步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始终坚持“君子以义为上”（《论语・阳货》），肯定“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以比”（《论语・里仁》），特别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甚至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强调以“义”来调节和引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中华民族道德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人们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人格精神境界。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与孔子所提倡的去除“私欲利诱”十分契合，人文素质课教师要以“义”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提高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孔子虽然坚持“义重于利”的“义利观”，但并不是全盘否定对“利”的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认为在合理合法下获取收益是完全可以的，这样的廉政文化教育也更符合“人性”，即可以有适当的欲望，但不可毫无节制，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也因此而更具有说服力和践行性。 3 以《论语》德育思想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路径 春秋时代是一个“最好的”、也是一个“最坏的”特殊时代，这样的特殊时代和社会形势，造就了孔子这样一位伟大的先贤，也成就了他的“德育”思想和育人事业。开展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将孔子的“德育”思想看作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高度珍惜其间所蕴含着的理论思维的积极成果以及可以激活当代文明发展的活性因素，将会对于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产生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高校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对孔子及其《论语》的“德育”思想加以现代诠释，使之与当今时代精神相熔铸和升华，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充分实现价值发挥。 3.1 明确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点 目标明确是强化高职廉政文化教育践行性的目标保障。孔子在《论语》中刻画了一个鲜明的“君子”形象，这也是千百年来儒家在德育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终极目标，将成为“君子”这一目标“拿来”作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使整个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更为形象化、生动化、明确化，使教育主体――广大学生自觉树立道德修养的理想，积极主动对身心进行修正和“规范”，使自己最终成长为一个拥有较高道德修养，能够遵循礼乐伦理，拥有“循义、尊礼、谦逊、诚信”等优秀道德品质的彬彬“君子”，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自愿的追求，而这将进一步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3.2 完善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 完善的理论体系是促进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深化的理论保障。孔子及其所著的《论语》，最初就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道德规范”系统，再历经数千年的完善、阐释和锤炼，已经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成为被高度认同的道德准则体系。我国高校开展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廉政文化教育是以“廉政文化进校园”这一活动为起点的，最初主要借鉴了党员干部廉政文化教育的理论、办法和经验，在理论体系方面仍有待于完善。将孔子的“德育”理论纳入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中来，正是健全充实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举措。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要牢牢把握这一点，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梳理清晰孔子的“德育”理论体系，并使其“为我所用”，成为建设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支撑的宝贵资源。 3.3 丰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知识内容 丰富的廉政文化知识是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实效性的内容保障。“仁”“礼”“义”“利”“孝”“悌”等“德育”概念、“德育”知识、“德育”资源，使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知识体系更加丰满，内容更加丰富，也使得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时有更多的“着眼点”和“下脚处”。当然，人文素质课教师也要始终把握“时效性”原则，在保留孔子“德育”精髓的基础上对其中所包含的理论、观念和知识内容进行适当的“加工改造”，不断地注入新时代的内容，消除因时代久远而造成的阻隔影响，拉近与现实及教育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强大学生对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认同感。 3.4 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路径 创新路径是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的方法保障。孔子在进行“德育”教育时十分尊重“人”的主体性，这一点值得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学习和借鉴。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时，要采取更符合“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将“廉政理念”渗透到形式多样、类型丰富的各项校园活动中去，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来激发大学生参与廉政文化教育学习的积极性，使廉政理念入耳、入眼、入心。例如，在学校门户网站上开设“廉政大家谈”专栏，引导学生针对一些热门话题、典型案例进行辩论、研讨，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充分利用社团组织，使社团成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重要的活动载体，组织开展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座谈会、读书会、知识竞赛和辩论大赛等形式更加活泼的教育活动，切实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效性。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高职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反腐倡廉工程的基础部分，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引导他们明晰何谓腐败、何谓廉洁，帮助他们构筑一道坚实的拒腐防变防线，培养他们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确保他们成为“崇廉敬洁”的坚定支持者，增强他们廉洁从业、做人、处事的自律性，是一项播撒廉洁种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使一切更有利于逐步解决腐败现象深层次问题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廉政传统。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作为中华民族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其“德育”思想的内容、原则、路径和方法，《论语》一书中所蕴涵的高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为今天我们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推动“反腐倡廉”工程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参考，丰富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优质资源，奠定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教育的坚实根基，有助于引导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把握廉政文化教育的价值导向，强化廉政文化教育的教育效力，对于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具有深远的意义。 经典教育论文:浅谈国学经典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 摘 要：幼儿园教育对个人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该阶段是幼儿形成基本认知能力与良好行为习惯的黄金时期。近年来，许多幼儿园在日常教学与课外活动中引进了国学经典，有效地丰富了幼儿的国学知识储备。结合工作经验与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了国学经典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措施，供有关人员参考借鉴。 关键词：国学经典；幼儿园；整合 某种意义上，幼儿园教育质量决定了个人未来的学习生活质量。幼儿园阶段幼儿的模仿能力与可塑性较强，是幼儿树立良好品行与人格的关键阶段。中国历史悠久，在五千年发展历史中积淀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对幼儿开展国学经典教育能够有效陶冶幼儿的情操、提升幼儿的涵养，从而为其今后的学习与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1.有利于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 国学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总和。国学囊括了极为丰富的文化知识，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能够显著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丰富幼儿的文化知识储备。现阶段，许多幼儿园提倡幼儿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等国学经典，幼儿徜徉在国学知识的海洋中，自身的文化修养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也为幼儿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习惯与品质 无论是《菜根谭》还是《三字经》，无论是《论语》还是《千字文》，千百年来国学经典都在不断地丰富国人的精神世界，引导国人不断地完善自己，锻造优秀的人格。幼儿教育对个人人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显著的，幼儿园教师的职责之一是帮助幼儿树立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帮助幼儿形成坚韧不拔的品质，让幼儿在遭遇挫折后依旧能勇敢地爬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国学中有太多经典的语句激励着、鼓舞着人们不断地克服苦难、勇敢攀登。综上所述，在幼儿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品质。 3.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承事业的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绝大多数人只是在幼儿阶段学习国学经典，步入社会后便再也不主动学习国学知识，究其原因是国人普遍缺乏继承、发扬传统文学文化的决心与毅力，对国学的热情不高。鉴于以上情况，我认为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是极为必要的，其有利于传统文化继承事业的发展。为幼儿提供国学经典教育，能够培养更多国学文化的继承者与发扬人，从而实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大繁荣的目的。 二、幼儿园教育整合国学经典的原则 1.趣味性原则 应当看到，幼儿的年龄较低，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具有爱好新鲜、趣味性事物的特点，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过程中，要提升教学语言与课程设计的趣味性，采用“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案，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学习兴趣，从而提升教育的质量以及效率。 2.思想性原则 国学教育内容的选材工作极为重要，客观上看，并不是所有国学知识都适合幼儿教学，教师应当选择一些能够启迪人们思想、提升幼儿思想素质的国学教材，进而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品德。由于幼儿具有善于模仿的特点，教师的行为对幼儿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所以教师应当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进而为幼儿树立优秀的榜样。 3.参与性原则 相关研究表明，幼儿园教育应当严格遵循参与性原则，即让幼儿积极、深入、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活动中，如此能够集中幼儿的注意力，使幼儿充分融入集体学习生活中。教师在对幼儿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进行广泛的提问，尽可能地提问到每一个学生，力求促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融入班集体学习活动中。 4.整合性原则 对幼儿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工作具有较高的难度，幼儿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不易集中，单靠课堂教学难以有效地扩充幼儿的国学知识储备，因此教师应当充分遵循整合性原则，创设多种多样的国学知识学习环境，教师应当把握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将国学经典教育整合至学科教学中，整合至环境创设中，整合至家庭教育以及幼儿日常生活活动中。 三、如何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 1.营造浓厚的国学经典诵读氛围 国学经典中有大量广为流传的诗词语句，这些语句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与文化研究价值，幼儿通过诵读国学经典能够不断地深化对相关知识的记忆与理解。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可以在幼儿园围墙彩绘经典的诗句与文明礼貌用语、习惯。笔者所在的幼儿园在教室墙壁、走廊楼梯等处张贴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与国学人物警句，从而为幼儿创设了良好的国学经典诵读、学习环境，使得幼儿能够主动地学习了解国学经典知识。 教师应当带头活跃国学经典诵读学习氛围，例如可以在幼儿入园后、活动前带领幼儿诵读有关的国学经典，在此过程中及时帮助幼儿答疑解惑，从而促进幼儿的不断进步。在活动后，离园前，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复习一遍日前所学的国学经典知识，并要求幼儿回家后讲给爸爸妈妈听，遇到不懂之处向父母寻求帮助。 2.组织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幼儿对国学知识的学习兴趣，突出幼儿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笔者所在幼儿园定期组织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其中包括“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等。幼儿在经典故事演绎活动中非常快乐，虽然表演动作稍显稚嫩，但是态度十分认真。以往我园存在一些对国学经典学习兴趣较低的幼儿，而这些幼儿在参加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后对国学的兴趣陡然上升，开始主动地学习国学知识，遇到疑惑也会积极地向相关教师寻求帮助。 3.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不仅要有理论学习阶段，还需具有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如此才能促使幼儿更好地认知、认同、践行国学经典中的思想价值观。笔者所在幼儿园要求幼儿在遇到教师、同伴后主动用礼貌性用语问好，每周必举行升国旗活动，在升旗活动结束后，相关教师结合传统文化知识向幼儿普及爱国教育故事，从而帮助幼儿形成爱国主义精神与情怀。应当要求幼儿做好力所能及的事，自己吃饭，自己动手穿衣叠被，尊敬父母、孝敬长辈。《三字经》与《弟子规》是国学代表之作，要求幼儿定期诵读上述经典，积极践行优秀的价值观。家长应当主动地帮助子女学习国学经典知识，在为子女答疑解惑的过程中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让子女形成严谨的治学精神与优良的学习习惯。 4.组织传统体育活动 当前，许多幼儿不热爱体育锻炼活动，这些幼儿一般身体素质较差、缺乏坚韧的学习毅力。为此，幼儿园借开展国学教育的机会组织一些传统体育游戏活动，结合幼儿生理特点，组织开展了抖空竹、跳绳、风火轮等传统体育活动。通过让幼儿参加传统体育锻炼活动，既能让幼儿感受到传统体育器械的魅力，又能增强其身体素质，为国学经典学习工作奠定良好的身体基础。 新的发展形势下做好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的整合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广大幼儿园教师应当积极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主动地为幼儿解决国学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为幼儿树立优秀的学习榜样，从而不断地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与道德水平。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教育在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价值与应用 内容摘要：精神文化生活贫乏是如今高职大学生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并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探讨国学经典教育对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性，试图找出在国学经典教育重构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的对策。 关键词：精神文化生活 国学经典教育 价值与应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该要求旨在引领大学生提高人文素养，提升精神境界，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所以关注并研究大学生特别是“重技能轻人文”的高职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是高职教育的重要使命，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重要意义。而国学经典教育作为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对提升学生素质，培养人文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鉴于此，本文浅谈如何通过国学经典教育提升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高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现状 高等职业教育兼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但是“以服务经济建设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理念，造成了高职院校技能教育和人文教育失衡的局面，致使高职大学生个性发展不充分，素质培养不全面。纵观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在价值观方面主要表现为理想信念缺失，精神生活空虚。在多元的文化冲击下，对主流文化缺乏了解和认同，从而导致重功利轻理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在人际交往方面，以网络为依托的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普遍表现出集体主义观念淡漠，道德情感冷漠。为人处事缺乏自信，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生活方式方面，呈现出娱乐化、功利化的倾向。加之现代大学生普遍从电脑、手机获取信息，盲目求新求快，对知识的了解呈现出碎片化、浅显化的倾向，缺乏自主和深层次的思考。 二.国学经典教育在高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价值 何谓“国学经典”？所谓“国学”，一般来说是指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沉淀，内聚了中华民族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是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所谓“经典”，《现代汉语》解释为“权威的著作”，著名学者钱理群认为“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1]。“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2]。并提出“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这一概念，“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到这样的经典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3]。概而言之，国学经典就是本民族经过历史的沉淀留下来的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蕴含常理常道，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精神世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理想信念。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曾说道：“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大学生通过国学经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知爱国情怀。“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追问与诠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深沉广博的仁爱。无疑都将给大学生以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内化为大学生内在品质。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促使情感智慧的提升。对于国家应“人皆为尧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论身居何位身处何地，以国家社会为己任；对待他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人交往要“言必信，行必果”，从而形成和谐的班级、宿舍关系；对自己要“慎独”，“吾日三省吾身”，不沉迷于网络、恋爱，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审视自己的行为。坚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生活观念，摒弃追求物质享受，盲目攀比的不正之风。在遇到困难挫折时要“不怨天，不尤人”，要有“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应充分运用先哲们的智慧，造就大学生健康人格。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扭转高职专业人才的“单一性”，纠正“职业至上”的功利性成才观，改变学习中重技能轻人文的倾向。高职学生不能只靠技能独步天下，还要学会与人交往的智慧，驾驭风险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才智。这一切只有通过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从国学经典教育中汲取人生智慧，才能成为有技能，有思想，全面发展的当代大学生。 三.国学经典教育在提升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应用 首先，加强渲染具有国学经典文化的校园氛围。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学生活动，培养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兴趣。学生会开设各类读书竞赛、交流学习讨论会，共同分享好的作品。成立与国学、读书有关的社团，如国学社、汉服社等。利用音乐剧、娱乐晚会等形式将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表演中。二是将公共文化课作为国学经典教育的主要阵地，并辅以高水平国学类讲座。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中的道理，激发大学生学习国学经典的热情。三是营造国学经典的在校园环境中育人氛围。如通过立雕塑、挂经典名句的方式，利用校园环境的隐形教育功能，增强校园物化景观的育人作用。四是图书馆应保证同学对国学经典类图书的用书需求。通过氛围营造，让大学生切实感受到国学经典的魅力，而不只是热衷于英语四六考试，忽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只知韩国明星，对古代圣贤一无所知。盲目推崇情人节、圣诞节，对中秋节、端午节不以为然的尴尬局面。 其次，提升国学经典教育的有效性。在积极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同时，极易犯教育活动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脱节的错误。尽管校园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学生的参与度、认可度并不高。所以，应积极探索新形式，注重国学经典资源的选择和设计，调动大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可以有以下几个做法：一是将国学经典与新媒体结合，利用新媒体的变化性给予国学经典教育更多的可能。二是将国学经典与“时尚潮流”结合。以流行歌曲唱国学，用动漫演绎国学的方式开展国学经典教育。三是将国学经典与现代意识结合。在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文本时，不简单的照搬经典，要努力寻找与大众文化的联接点，既要有对经典文本的通俗化解读，又要寻找经典文本的现实意义。让学生结合自身经验、兴趣爱好对文本进行再创作。 最后，教师要提高国学经典教育意识，提升人文素养。部分高职教师认为大学生应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或者把人文教育等同于简单的德育教育，以德育来替代人文教育。这种重技能轻人文，重短期各种知识技能的培训，轻长期个人修养提高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保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给人的身心全面和长效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当前，大学生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不说与国学经典教育缺失有关。因此，高职院校教师应重视国学经典教育的学习，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同时教师应积极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国学素养，丰富精神世界，设计好教学方案，将国学经典教育融入到教学中，使得国学经典教育得以真正落实。 （作者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小学低年段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实践研究 一、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必要性 近年来，由于国家相关文件的提出、社会的呼吁以及学校的倡导，“让孩子读点国学经典”的观念渐入人心。目前，国学经典教育的内容集中在《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儒家经典上，而对道家经典教育则很少涉及。这使得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头的道家思想很难被学生接触和了解，也表明目前的经典教育自身存在着片面性和不完整性，这是当前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1] 当前，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自主性，强调学生的创造力开发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共识，而这恰恰与道家经典《老子》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老子》是道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后世尊为“天书”“万经之王”，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与《易经》《黄帝内经》等一道被视为中华文化最独特的文化标识。对道家经典《老子》的教学开发，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国学涵养，丰富学生的人文底蕴，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想象力与记忆力。对小学低年段学生而言，规范个人行为，树立仁爱之心，会对他们以后的人生之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的目标内容设计 （一）教学目标与教学重难点 本次校本课程开发分别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三个维度设计教学目标。从知识与能力维度，本次研究旨在认识老子以及初步了解《老子》的篇章内容。从过程与方法维度，了解“阳光爱心经典诵读法”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学会运用想象力，掌握诵读要领；通过口语表达，锻炼叙述能力。从情感与态度维度，帮助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努力做一个内心充满仁德的人。 本次校本课程实践的重点是让学生利用“阳光爱心诵读法”诵读道家经典教育《老子》，达到熟读、背诵的程度，并且深刻体会《老子》对自己修身、处世、言谈的重要性。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本次校本课程的教学时间共计10课时，其中9课时为《老子》校本课程教学，1课时为成果展示，每星期进行一次校本课程的教学。本次研究主要选取《老子》中的“双一章”，《论德》与《观眇》，以及德篇的《得一》《闻道》《反复》等。这样设计教学内容，主要考虑到低年级段学生生理上的特征和学习特点。 本次校本课程研究主要以具有道家传统诵读特色的“阳光爱心诵读法”为主要教学工具。阳光爱心诵读法，是中华传统冥想诵读的一种，强调有为与无为的有机结合，这与儒家强调音调韵律的变化为主的吟诵以及现代各种诵读方法在诵读机制上有很大的区别。阳光爱心诵读法以反映老子“三生万物”思想的道家图文符号旋极图为注意力集中的载体，依照“恭熟忘合灵”五个心境调节的次第来深入练习和体悟。与一般的冥想类诵读一样，阳光爱心诵读法在诵读前也强调“三调”。[2]首先是调心，要求心中正气肃穆，平静而专注。第二是调身，全身要放松，端正宁静，虚眉垂帘，面带微笑。第三是调息，即以逆腹式呼吸，使呼吸平稳下来。本法实践的关键，是进入“恭”的状态，即以感恩心与经文作者相感格，以大公心宏愿立志。[3]阳光爱心经典诵读法可以让孩子在心平气和、聚精会神的观想诵读过程中，逐步产生德慧智的深层效应，增强记忆力，充分享受“阳光爱心诵读法”带来的乐趣和感应。 三、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教学环节 本次校本课程实践采用情境化、对照化、趣味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进行内观诵读，按照调心、调身、调息的“三调”步骤营造一种安静、心神宁静、聚精会神的经典诵读氛围。 （一）创设传统文化学习所需要的教育情境 每节课上教师都会播放《老子》相关章节的诵读音频资料，让学生静听三分钟，这就是聆听环节。对刚从课间休息、打闹进入上课学习状态的学生来说，三分钟的聆听模仿，既能使心情迅速平复，又创设出了诵读《老子》的情境。低年级学生善于模仿，对于教师讲解的诵读方法，他们也许不能够完全理解。因此，只有充分调动孩子的感官，让他们去听、去模仿才会有效。教师也可以播放一段轻柔的音乐，引导学生放松身心，感受心灵和身体的宁静平和，缓解和消除平时的紧张或压抑感。现代社会喧嚣忙碌的城市氛围，与经典文化所要传递和表达的宁静、悠远是不一致的。如果学生找不到清静自然的身心感觉，那么经典诵读只会停留在动口不动心的状态，难以深入体会经典的博大精深。 （二）引导诵读并进行对照体验 在本次实践中，无论是“三调”体验还是阳光爱心诵读法，都采用对照的方式学习。先让学生自己自由读，再讲阳光爱心诵读法的基本步骤与原理，然后要求学生照法诵读，体会两种读法的不同。低年级学生虽然理解能力较弱，但体验和感受力却极强。亲身感受两次不同的读法后，很多同学都反映，按照老师教的方法诵读，心里会很平静，精神容易集中；而自己自由读，会越读越烦躁，持续时间短。 为了检验这种对照式学习的效果，本次研究在同年级的另一个班取消了对照式学习环节。结果发现，教师问学生诵读完《老子》身心感受如何时，学生很难说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有的甚至认为这种方法比较麻烦。通过本次对照化的诵读体验，学生清楚地感受到应用阳光爱心诵读法的观想诵读方式，自己心境与身体感受都有了改变，对于《老子》的学习也增加了信心。 （三）趣味性诵读作为辅助 课堂教学中，教师设计了多种诵读方式，辅助学生学习《老子》。包括：①小组间诵读，然后选一个读得最好的当代表，参加全班比赛；②一人上台诵读，其他同学对其进行评价；③男女生之间诵读比赛，凡诵读好者奖励一枚“爱心”。这些方法有效地激发了学生诵读的积极性，提高了诵读的质量，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气氛。 针对低年级学生思维活跃，精神不易集中的特点，教师还通过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小传说，比如老子究竟姓什么等，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引领他们的思维活动，从而加深学生对道家经典文化的印象，使传统文化学习不再单一、枯燥、沉闷。 每节课上教师还设计了简单复述章节内容的环节。老师先讲大概的思想内容，然后让学生复述，这样的设计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与言语能力。在课堂的最后还有展示环节，例如手抄报、学习心得展示等，以增强学生自信心。 四、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发现与收获 国学校本课程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交往组合方式，如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学生与家庭之间等，它不仅涵盖国学课堂教学，也存在于课外国学学习中。[4]通过将学生与教师、家长紧密联系起来，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与收获。这表明，绝大多数老师和家长开始从素质教育的高度认识到国学教育给小学生全面发展带来的益处。[5] （一）学生反馈 本次研究中，教师设计了“自我监测诵读时间记录表”，让学生每天自己在家记录从心平气和、聚精会神地诵读到读不下，觉得枯燥的时间，旨在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来发现自己诵读的变化。统计显示，全班90%的学生发现，伴随着诵读次数的增加，聚精会神、心平气和的读书时间越来越长，记忆的速度也随之变快。通过每天在家进行课外诵读，有45%的学生体会到，阳光爱心诵读法带给自己内心的安静以及可以感受到的积极力量。学生反映，通过多次诵读《老子》，对国学经典越来越有兴趣，在课余时间更加热爱读书了。 （二）班主任反馈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班主任通过统计了解到，全班15%的学生课上小动作明显减少、精神集中；20%的学生朗读课文丢字添字现象减少，17%的学生在其他学科成绩提高；25%的学生追跑打闹现象较少；12.5%的学生在写作上得到进步，不嗦、不反复。校本课程的开发，还拉近了班主任与家长的距离。班主任与家长的沟通联系变多了，也更加了解每一位家长的思想动态，同时也督促家长课下要尽可能地帮助和监督学生的学习。 （三）家长反馈 本次通过对家长的相关调查显示，全班70%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家喜欢读书，读书时间也长了，能主动要求看书了；89%的家长认为，孩子更懂事、在家愿意帮助父母做事。 通过学生反馈、班主任反馈以及家长反馈不难发现：观想诵读《老子》对儿童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以及创造力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提高了孩子的阅读能力，规范了他们的行为举止。 当然，在本次研究中，如何根据低年级段学生的生理水平和学习能力创设轻松宁静的课堂情境；如何将语文教材内容与国学经典文化有效衔接，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学校美术教育与素质教育研究 摘要: 如今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国家也更加注重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实际效用。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肩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构建美育的观念意识，把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实际效用发挥到位，在教学的时候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判断事物的能力，增加学生的眼界，净化学生的心灵，有效的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美术教育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具有社会效用、个体效用、教育效用的特点，也是进行素质教育的关键所在，老师需要转变过去的教学模式，使用新型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观念，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素质教育。 关键词: 美术教育;审美能力;美育 1美术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 1．1美育有利于促进学生身心茁壮成长 美术教育从某种层面上来看，能够加强我们对于美的认识，可以帮助学生构建健康的审美观念，拓展眼界。学生在上美术课的时候，注重把理论和实践融合起来，加强实践能力，善于发挥想象，不断进行创造，构建独特的思维形式。学生积极参与到多种美术活动中去，不断加强实践经验，增加见识，从而感知美术活动的乐趣，激发学生学习美术活动的热情和兴趣。因为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校园的生活很多都是比较单一无趣的，这样的学习环境，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所以美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学生茁壮成长的核心力量。 1．2美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审美能力 康德曾经说过“美是情感知识与道德的桥梁”。利用美术欣赏课，可以让学生通过美术作品感受到作品中包含的独特价值和审美情趣，从而感受到画家所表达出来的情感态度，并且发现生活中的美丽，提升艺术的价值和内涵。学生能够使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对不同的美术流派和画家的代表作品进行适当的描述，使得学生能够认识到作品的创作环境，感受画家的情感，能够认识它、欣赏它。 2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2．1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之一 培养综合型的人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现在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猛，素质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其中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主要力量。而且，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出现了岩石壁画，再到新石器时代又出现了彩陶，还有象形文字，这些变化都表明了美术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价值。所以，人类文化的发展在某种层面上来看，就是美术史的一种演变，美术具有认知、教育和创造美的效用。美术教育可以加强学生的审美情趣、想象力和情感认知，增加学生的眼界，加强学生的综合能力。所以美术教育是实现素质教育的方式之一。 2．2美术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美术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对美感的教育和形态的认识，从而来加强学生对于美的认知、欣赏、判断和创造，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也更加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构建。通过不断的探索，人们的审美经验也更加丰富，美术教学就是把审美意识更好的深入到人们的心中，让人们能够在生活中发现美，并且努力在社会中创造美。在过去的美术教学中，更加注重绘画技术的分析和锻炼，但是对于学生审美意识的加强还存在问题，造成学生只懂得绘画，却不懂得怎样去欣赏美和发现美。在现在的素质教育中，美术教育需要以绘画教学为基础，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积极引导学生去发现生活的美，努力创造生活中的美。在美术教学实践的过程中，老师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学生去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用心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发现大自然的独特魅力，使得学生能够认知自然、感受自然，获得审美体验，激发学生对美的热爱和乐趣。美术教育可以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对学生以后的工作和学习都有重要的帮助。 2．3美术教育能够满足学生自我发展的需求 很多学生的文化视野不断增加，各方面的文化素养也在不断加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学校美术教育不但可以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还能够满足学生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美术教学的时候，让更多学生投入到美术实践活动中去，感受美术作品，支持学生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且进行创新。首先，可以让学生把握最基本的美术和文化知识，加强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想象力。再者，可以充分的挖掘学生的智力因素，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利用油画《开国大典》，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新中国发展的艰辛，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爱国观念。利用《替花仕女图》，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唐代经济的繁荣发展，并且掌握唐代的审美观念，还有唐代宫廷妇女的生活模式以及精神世界的贫瘠，进一步加强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审美能力。利用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可以拓展学生的眼界，激发学生赤诚的爱国之心。通过写生，让学生走进大自然，感受大自然，从而热爱大自然。通过参观博物馆、画展和纪念馆，拓展学生的视野，提升鉴赏水平。 3结论 如今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猛，竞争也更加的残酷。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现在急需要进行教育改革，培养能够顺应社会的综合性人才，这也是现在教育界急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之一。素质教育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综合能力，美术教育是实现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可以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在素质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利用美术教育，可以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审美意识，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作者：宋斯睿 单位：大连工业大学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美术教育色彩教学研究 五彩缤纷的色彩组成了大千世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必定热爱这五彩的世界。而色彩对于绘画来说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色彩具有很强的视觉感染力,它是学生初步认识绘画的基础。在现今中小学生中，色彩的视觉效应相对于枯燥的造型艺术，往往会更加吸引他们的注意。色彩在学生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色彩给人的印象也是最直观的。正是这种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现象给了学生最初的也是最永恒的印象，因为它更有创造力和感染力。色彩教学更是中小学美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它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是不可或缺的，有着决定性的地位。它的大致内容可分为色彩常识、色彩感受，色彩造型、装饰色彩、色彩应用和表现等几个重要部分。这些都是贯穿于认识、欣赏、感悟、造型、表现、创造等各个教学环节的。那么我们如何进行色彩的教学呢？ 一、感受生活，进入色彩的世界 伟大的哲人马克思说过一句话“：色彩的感受是美感最普及的形式。”孩子们刚步入这个世界，看到的就是万千的色彩，并且被它的绚烂所吸引。色彩在学生的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无需过多的思维分析，只要放眼望去，无论是红的花、绿的草、还是蓝的天，都是直观的、印象的。作为教师希望学生可以感受到身边的色彩，发现它的美，找到它的美在哪。其实，感受色彩的途径很多。①可以通过欣赏画作来感受。②可以借助高科技计算机手段，直观的演示色彩的千变万化来感受。③可以通过大自然的美景来感受色彩。④可以通过文字的描述，让学生感受文字中的色彩。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更要通过对专业美术知识的讲解，让学生知道和认识三原色、同类色、近似色、对比色、固有色、互补色、环境色及色纯度、透明度等一系列的色彩关系。通过科学的分析让学生理解光源与色彩冷暖的变化。真正正确的认识和观察才是学习色彩入门的主旨。 二、借鉴与学习的统一 艺术不是单一化的，艺术本身的活动正在于它的多元化。所以，学生要借鉴什么，如何借鉴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本能的学习方式来源于模仿，借鉴与学习本来就是一个整体，长久的学习都与借鉴分不开。而我们绘画的基础也是从模仿借鉴开始的。借鉴与欣赏能力是感性认识的基础。学生可以通过鉴赏感受不同作品的魅力所在。它可以是名家著作，感受名家的用色之精彩，也可以是同龄人的优秀作品。其实这种借鉴式学习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掌握一些绘画技巧，艺术语言样式，使学生眼界更加开阔。这更能让学生保持一种谦和的学习态度。这样学生能从作品中汲取更多艺术营养，从更独特、更自我的视角来感受色彩。 三、运用色彩，创作创新 对于色彩的认识，目的在于掌握它和运用它，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创作完成一幅作品。“艺术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孩子们的想象是无限丰富的，它只是碍于无法用画笔来描绘。因此，要循序渐进。首先要让学生动笔、动脑、更要动眼。即便是涂鸦也可以，不需要过多的要求，在逐步提高后，学生会有自己的经验，自我的思考认识，能够独立的完成画作。色彩只是源于美术基础知识的范畴，其中对比与协调是较专业性的。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感受色彩，可以尝试综合美术、音乐、文学等多种艺术门类，让学生自主探究体验。 四、教师的教学作用 作为教师要能够按照教学大纲要求，把美术新课标的内容深入浅出的贯彻在美术课程的各个阶段，并因人而异的呈现出来。教师在总体教学中要注意对色彩的认识、色彩感受、色彩造型、色彩应用和色彩表现几方面，充分开发学生的色彩感悟能力、色彩应用能力、色彩造型能力和色彩表现能力。教学初期，目的在于让学生能够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色彩的关系，掌握色彩的规律。不把过多精力放在细节上，着重要求学生全面了解色彩基础，掌握基本技能。教学中期，可让学生理解和掌握色彩规律的基础，明白色彩组合的复杂、色彩组合的对比性、与周围色彩的对比关系、什么是色彩环境。教师要让学生明白，我们所画的是色彩的对比关系，环境变了，色彩的面貌也就跟随着变了。教学后期，目的是让学生具有全面的绘画修养和创造能力，表现能力。教师要让学生能够用不同形式来表现学生对于色彩技能的掌握和对于色彩的独立理解。教师在美术教学中应该让学生解放双手，解放思想。自由地表现自己对于色彩的理解。美术新课程正在不断的推进改革,中小学美术课程的实施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新的美术课程标准强调以学生为本。而美术教育又是人类重要的文化教育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对美术人才的教育必须从基础教育抓起。从小要对学生进行美术理论的培养以及艺术气质的熏陶。美术课一直是学生们很喜欢的课程，是可以让孩子们自由发挥、自由动手、自由表现、自由想象的一种媒介。在色彩的教学方面，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究体验中循序渐进的认识色彩、感受色彩、独立思考色彩、综合运用色彩。 总之，色彩是自然的，又是理念的。它可以用于再现，用于装饰，更能传达我们的情感。虽然现在色彩教学没有独立的教学大纲。但它在美术教育目标中有着具体的要求。因此美术教师应该充分把握大纲要求，根据各阶段学生特征，切实落实色彩教育，让色彩教学取得最佳成效，让我们的学生更好的为世界创作出多姿多彩的画卷。 作者：李晔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中学美术教育观现状研究 摘要：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和美术新课改的实施，当前中学美术教育现状的弊端越来越突出，而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对造成这些弊端的因素加以分析,对学生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学美术；重要作用；素质教育 一、当前中学美术教育现状 素质教育己经提倡了多年,但应试教育使素质教育形同虚设，它使评价方式对中学美术教育产生弊端。各个学校的教育都是围绕着高考来进行的,学校对非中考科目都有不同程度的轻视。科学和评价方式可以促进学科的发展,但教育的现实实施状况却与目标严重脱节,现行的中学美术教育评价方式没有考虑到学生的真实需求，教学理念在教育实施过程中越来越与其背道而驰,仍然是主要以学科知识为主,没有激发学生创造精神,发展美术实践能力,忽视了学科间相互的横向联系,对中学美术教育延用简单的量化标准,限制学生思维的拓展,学生对这门课程也比较轻视，无助于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启发。从中学美术教育的师资状况来看，地域差异使中学美术的师资配置不均衡，上造成了我国艺术院校的生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工资额度造成了县乡一级中学美术教师的流失,应试教使,中学美术教师地位微乎其微；从目前中学美术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来看，教师队伍的好坏直接关系教学质量；从学生的状况来看，传统文化教育惯性使中学生审美倾向产生偏差，由于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多元的文化使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中学生每天都要面临繁重的课业压力使教育者所面临的学生状况愈加复杂。审美教育是宏扬优良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但当前美术教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且社会上各类美术辅导班林立，使中学美术教育成为谋利的工具。从教育投入状况上来看，有限的教育投入大多偏重于应试科目,中学阶段的学校多年以来一直经费紧张,对美术学科的投入少的可怜，:教育投入不均衡，教育投入上的歧视性作法使学生不能得到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另外，学校的教育投入以应试科目为中心的作法，造成了有美术天赋学生的流失,影响了学生对美术学科的学习。 二、提高中学美术教育观的策略 改进评价方式、课程整合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关键，学科整合是实现素质教育的方法之一，没有哪一个学科和专业是孤立的存在的，素质教育要求从人自身个性、兴趣和天赋等出发，美术学科也同其它学科一样，应该充分考虑这种个体的差异因素，对学生进行多元智能的开发。但美术学科又不同于其它学科,注重教育结果的评价方式一定不合适。科学的评价方式是帮助学生认识自我,促进中学美术教育良好实施和发展，因此，其教育评价系统必须是灵活的,要提倡与被评价者的与动与交流。学校必须要提高教师素质，从实际出发，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合理调配中学美术教师资源。建立高素质的中学美术教师队伍，通过考核招收合格的美术从教人员，使中学美术教育的实施得到保障。美术学科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要求美术教师即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要能够面对快速的知识更新，群策群力,对具体的问题不回避。弘扬民族文化，以中学美术教育的发展为核心,使学生建立正确的审美观，传承、发扬和光大优秀的民族美术,这是中学美术教育的重要任务。美术是最早的文明传承手段之一,现代美术教育取代了古老的艺术传承方式,美术老师的任务要明确中学美术教育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中学美术教育面临的群体是青少年，它要求美术教师善于采众家之长,保持自己本色,探索出符合本民族特色的美术教学体系，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也要对外来文化敢于包容,让学生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最终都要以其母体文化为核心。中学美术教育不能,过分的强调技巧与方法的教授，要让中学生形成良好审美观，促成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形成，不能让流行文化的强势造成学生的盲从，这也是我们在中学美术教育中急需解决的。中学美术教育对社会需求的满足是多重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一定也是中止精英美术教育的重要手段。不要使教育资源处于闲置状态，避免使社会上的以盈利为目的的辅导班成为强势。合理的投入是发展中学美术教育的前提，面对目前我国城乡教育投入的差异,在这种大的环境下,,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解决目前中学美术教育不良现状，使全民都受到均等教育；现在中学美术教育还在面临窘迫的境地,但合理投入能改善美术教学环境，能解决在学校内部的学科歧视问题，以促进中学美术教育的发展。对于中学美术教育来说,要使素质教育能得到真正的实施,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制订相关的政策、步骤，实现中学美术教育良性发展的前提。要深化美术课改方针政策,对美术教师综合素质给予培训与提高,加强美术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学校要组织提高教师各种素质的培训活动，引进美术教育人才,注入新鲜血液，并不断加强美术教师师德行为培训，进一步加强美术教师业务能力培训。要提高美术教师地位,重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以此正确评价美术教师的工作价值。加大投入,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创造良好的适应素质教育的教学环境。做到保障优质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实施科学的教育评价，注重网络资源的应用、交流和共享,充分肯定和正确评价美术教师的工作价值。加大素质教育宣传力度，根据美术学科独特的学科特点,使素质教育观念深入人心。 三、未来发展 在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美术教师应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实施美术新课程改革，进行美术课例开发研究,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了解，补充和辅助国家美术教材，通过艺术实践,更好的服务于美术教学工作。要继续开发自然景观,接近生活、深入生活，引导学生调、搜集、研究地域文化资源,必须具备资源整合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培养学生创造性和自主探究精神，充分利用不断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教学设备,使中学美术教育进入良性发展,使素质教育得以顺利实施，为社会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材。 作者：刘杨 单位：吉林省公主岭市第三中学校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大学信息化环境下美术教育研究 摘要：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教学改革的发展，大学美术教育的改革也被提上议程，现已成为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在大学美学教育的改革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社会发展因素和时代变化因素。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信息化水平日益提高，不但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服务上，也渗透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因此，在大学美术教育的改革和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信息化大环境，并不断在教学实践中推动大学美术教学的信息化改革。 关键词： 信息化环境；大学美术；教学特点；价值；措施 本文探究分析了在信息化环境下，大学美术的教学特点，并提出了几点将信息化技术应用于大学美术教育教学中的方法和措施，希望给有关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信息化环境下大学美术教育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等因素的中和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在社会性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大学教育也受到了影响，在教育教学方法上不断显露信息化特征。本文归纳总结了信息化环境下，大学美术教育的突出特点，详情如下。 1.多元化 多元化是信息化环境下大学美术教学的突出特征之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区域甚至是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资源共享。大学美术教学工作者足不出户，就能够利用互联网收集和筛选先进有益的教学资源，使学生们接触到的教学资源更加丰富。教学资源的丰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扩宽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方向，实现百花齐放，从而促进了大学美术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2.自主性 在信息化环境下，大学美术教育教学的自主性更强。上文提到，受到网络资源共享的影响，大学美术的教学资源会更加丰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发展方向也更加多元。除了能够在课堂上跟着老师学习，学生也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开展自主学习。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教学内容进行研究，在自主学习中掌握知识，促进了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有利于学生的整体培养。 3.交流性 在信息化环境下，大学美术教育教学的交流性增强。伴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世界各地的交流联系变得更加便捷，交流活动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利用互联网，可以实现师生间交流、校际交流以及国内外学校的交流。交流的主要方式有网上教研、教学资料共享、网络课程等。 二、分析信息技术应用于大学美术教育的价值 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网络资源的共享，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学美术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方法。网络交流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促进了世界各地的交流与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学教育的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完善，也促进了教学工具、教学方法的改革，能够利用多种手段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大学美术教育教学的改革，离不开信息技术。对此，有关人员一定要高度重视，并结合教育教学实践和先进经验，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大学美术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信息化技术的进步，刺激了远程教育、多媒体教学等新型教学方式的衍生和发展，也丰富了现阶段大学美术的教学方法。此外，大学美术的信息化教学，也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资源贡献条件，促进了自主学习的发展，对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三、探究信息技术应用于大学美术教育的有效措施 1.完善信息化设施 首先，应该建立健全完善的大学美术信息化教学措施。学校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对美术课程的教学设施进行信息化调整，主要的实施方法有兴建多媒体网络教室、规划区域教学网络等。利用多媒体网络，将不同的教室联系起来，实现资源的共享。除此之外，授课教师也能够利用多媒体教学系统，及时、了解每一位听课学生的实际需求，及时解答学生的疑惑和不解，促进师生间的交流学习。既提高了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让学生收获到了更多的知识；也缓解美术教师上大课的压力，减轻了教师的实际工作强度。本文认为，学校建立的多媒体授课教室应该具备以下功能，分别是广播功能、转播功能、监视功能、私信功能等。广播功能是指授课教师可以将屏幕上的内容呈现到每一位学生的屏幕上，避免大屏幕授课的简单杂乱；转播功能是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某一位学生的屏幕内容呈现在其他学生的屏幕上，这一功能主要是适用于示范教学、提问等；监视功能是指教师的主机能够监控所有学生的电脑运行情况，防止学生用电脑做与教学无关的事；私信功能是指教师能够接收到从学生电脑中发出的私信，主要适用于答疑环节、或者是学生向老师提出建议等。 2.收集资源 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来收集各种积极有益的教学资源，来丰富教学内容。同时，也应该建立校内的教学资源共享系统，将收集到的资源存储在专门的数据库内。在授课过程中，教学可以随时访问资源数据库，调取信息资源，丰富教学资源，提高实际的教学效果。学生也可以利用数据库来查询自己所需的资料，用于学习研究、写论文等。 3.实践能力 大学美术教学的信息化发展，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以信息技术为媒介。联系美术教学和其他学科，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如美术教师可以知道学生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绘画，为将来从事艺术设计的学生丰富实践能力。 四、结语 大学美术课程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大学美术教育工作者应该不断突破固有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提高信息技术在大学美术教育教学中的参与度；充分合理的利用信息化技术，不断提高大学美术的教学水平，促进我国美学教育的整体发展。 作者：杨梦玲 单位：湖北科技学院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农村小学美术教育研究 一、当前农村小学美术教育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客观方面的欠缺 （1）应试教育的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教育模式在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下，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对学生进行美术教育并不予以重视，甚至很多家长会认为学生学习美术是在耽误时间，对文化成绩的提升会造成影响。另外，由于美术专业没有被列入升学考试的范畴之内，很多农村小学安排美术课时比较少。由于美术课程没有得到农村学校的认可，很多美术教师往往身兼数职，在美术课程中部分教师会直接将美术课程改变为“主课程”，这样一来，导致农村小学美术教育水平相对比较低。 （2）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 一般而言，孩子在迈入幼儿园之后最感兴趣的事情便是画画，在孩子的画笔中所涂鸦出的诸多作品可以将孩子的童真以及对世界的好奇进行展现。但是由于面临升学等因素的阻碍，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培养目标会从美术教育中转变为文化课教育，甚至部分家长认为学生学习美术是不务正业，是浪费时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 2.主观方面的缺失 （1）农村小学美术教育资源匮乏。 众所周知，小学美术教育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多，其中包括美术欣赏、美术手工等，要想开展小学美术教育，则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与城市小学教育相比，农村小学美术教学的教学资源比较匮乏，并且缺乏相应的教学辅助，导致农村小学的美术教学课堂死气沉沉，整个课堂的氛围十分不利于学生的学习。 （2）农村小学美术教师的美术修养过低。 现阶段，我国诸多地区的小学中缺少专业的美术教师，不仅师资力量短缺，并且很多美术教师都是兼职教师， 他们缺乏美术知识与美术技能，自身所具备的美术修养比较低，无法胜任九年义务教育美术教学工作。 二、积极推动农村小学美术教育发展的措施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我国农村小学美术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影响，其发展现状不容乐观。为此，笔者结合对小学美术教育的认识，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农村小学领导需要转变教学观念 在小学教育中，学校领导特别是小学校长对整个美术教育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相关领导对小学美术教育加以重视，那么在整个美术教育过程之中，小学美术教育会提高其发展的高度，会受到家长的认可以及教师的重视。 2.开展各种类型的美术竞赛活动 现如今，农村小学美术教师自身缺乏美术素养，并且很多农村地区缺乏专职的美术教师，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小学生会对美术教育失去兴趣。对此，学校需要积极开展各种类型的美术竞赛活动，结合学校的发展现状，将美术教育资源进行充分挖掘，邀请具有相关经验的美术教师前来举办讲座，选派优秀的美术教师定期到各个学校参观与学习，这样一来，才能为美术教师的成长创造条件，才能促使美术教师的自身素质以及教学能力能够满足当前教育的要求。 3.开展教师培训，提高美术教师的技能 美术教师是农村小学美术课程发展的关键人物，学校需要对美术教师加以培训，并且要对美术教师的专业水平进行摸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对于美术专业的专职教师，需要加强对教师教学方法的培养，让美术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感兴趣，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美术教育水平。对于比较年轻的美术教师，学校需要给予适度的关怀，促使美术教师能够形成骨干、兼职以及年轻教师这一类型的教师梯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国农村小学美术教育得到创新发展。只有如此，我国农村美术教育才能创造更加辉煌的成绩。 作者：马维兰 单位：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赛什斯镇教育辅导站古城中心小学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美术教育课题化教学可行性研究 一、美术教育专业的教学现状 美术教育在我国美育蓝图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它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有利于树立良好的美术教育意识，确立正确的美术教育目标，并结合时代要求明确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因此对美育理想目标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但是，现阶段国内美术教育专业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培养模式上，没有摆脱学院绘画专业的模式；其次，在教学方式上，仍属于艺术家的教学方式，培养方案近似于绘画专业，培养目标没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再者，在技能培养上，忽视了美术修养和审美价值的培养，学习方式方法的传授也有所欠缺；此外，美术教育专业的发展状况与整体发展目标未能同步，国内发展要求在开放性与专业性上存在不足，对美术教育存在认知差异，美术教育专业的教学形式以及教学内容和当今社会发展需求脱节，师资队伍中缺少富有新理念、新思想的优秀人才等。 二、美术教育专业的发展要求 随着时代的变迁，美术毕业生的工作领域日益广泛，当前美术教育专业教学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对美术教育人才的需求。因此，为了推进美术教育教学的发展，高校应跟随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在美术教育体系中发掘专业特色，发挥专业优势。具体来说，可以概况为两个层面。第一要更新美术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注重艺理通、品学通、古今通、中外通的“四通”人才培养，既能成为相关文化艺术领域的佼佼者，又符合当代社会的多重能力要求与多元文化需要。第二要深化美术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将传统内容与现代思想相结合，用美术实践丰富艺术理论，实现抽象观念的具象表达，加深学生对兼具学术性与专业型的美术知识的理解，具备过硬的美术专业理论、绘画技能、以及较好的艺术教育能力与实践能力。所以，要实现以上美术教育专业的发展要求，高校非常有必要优化传统的美术教学模式，引入课题化教学模式，构建极具专业特色的美术教育专业课程体系，通过课题研究进行针对性教学，从而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提高其专业水平与综合能力。 三、课题化教学模式的基本内容 （一）课题化教学模式的教学目标 课题化教学模式旨在协调美术教育和美术实践，希望通过实践使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这种模式下，美术教学的重点从绘画技能的培养转变为自主探索与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具体来说，教师设置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教学情境，提出一系列问题与要求，通过梳理问题与要求，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查找资料，综合分析和讨论信息，为学生提供自主探索的机会，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能力。 （二）课题化教学模式的设计原则 首先，由于高年级学生和低年级学生的知识水平不统一，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手段也不尽相同，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遵循螺旋式递进原则，以适应不同阶段的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教学需求。其次，为了让学生可以针对性地熟知艺术理论与风格流派，同时又能够从整体上认识与理解绘画教学和美术教育，教师应采取多元与集中并存的原则，结合当前先进的美术思想与观点，保证美术教学的前瞻性与连续性。这样以艺术理论为基本前提，以艺术实践作为课题主线，有利于保持教学目标的清晰和教学结构的严谨，满足学生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 （三）课题化教学模式的设计步骤 第一，教师要明确美术教育专业的课题方向与目标，并要求学生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探析和研究。首先，教师通过确立开放式的教学情境，选择一个合适的研究课题。其次，学生围绕这个课题查询有关资料，在浏览阅读的基础上对信息资料进行分类整理。这样有利于学生更全面地了解类似主题的研究状况，从而形成对研究对象的深层次认知。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当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相互转化，激励学生从多个视角分析问题，鼓励学生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第二，学生要在明确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完成进一步的资料梳理与信息分析的任务，以便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首先，学生要参考自己熟悉与感兴趣的信息资源，掌握多种类型的艺术理论与风格样式，为研究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以促进研究工作有序进行。其次，学生要针对艺术形式和实践等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意向并做出选择，在选择的基础上综合多种内容与形式，结合自身兴趣爱好，逐步实现课题的研究和观念的表述。第三，教师和学生都要进行总体评价和自我反思。首先，身为美术教学的引导者，教师应当总结其教学经验，反思其教学问题，尤其要重视回顾和整理有教育意义的重点细节，以便及时改进问题，提高教学质量。其次，作为艺术实践过程的主体，学生可以借助分享和讨论等形式，讲述此次实践经历的心得体验，通过自我判断和选择来解释有关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试图分析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本质问题。 （四）课题化教学模式的课程模块 一般来说，可以将美术教育专业的课程模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美术教育理论模块：有美学、美术史、美术概论等美术理论，和美术教育学、美术教育方法论、教育心理学等教育理论，以及艺术管理与博物馆教育等社会美术教育理论。第二部分是美术教育实践课程：这个模块的活动涉及范围较广，主要进行国画、油画与版画创作，并学习课件制作、造型基础、综合材料、视觉构成和新媒体艺术。第三部分是美术创作和教育实践：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分批安排教育实践与社会实习，以丰富其艺术理念与表现。第四部分是艺术素养拓展课程：首先，课程包含艺术与市场、艺术与自然、艺术与评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等方面。其次，课程方向需要教师依据学生的不同层次需求设定，例如低年级美术课程侧重色彩和表现、构图和形式以及造型基础和表现方面。高年级美术课程重视经典作品的解读、媒介与材料的选择、绘画语言和图式的研究。再者，课程形式可以丰富多样，既可以采用讲座的形式，也可以是户外实践。 四、课题化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课题化教学模式注重研究性，是一种充分结合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教学方式。将其引入美术教育专业教学可以转化师生的教学角色，帮助学生自主探讨课题，多视角分析问题，实现从美术绘画水平到艺术实践能力的提升，并且还可以进一步培育学生美术教学观念与意识，丰富其内涵，提高其自信心。其次，运用此种教学模式能够为教师创造良好的教学平台与研究空间，使其能够在经验总结与自我评价反思的过程中有效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促进我国美术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因此，采用以课题研究为导向的美术教育专业教学模式，顺应了当今艺术教育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实现严谨教学与开放教学相结合，具有一定可行性和创新性。尽管如此，在高校创建课题化教学模式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现实问题。首先，这意味着要调整课程，学校要重新论证其教学目标、师资状况和学术定位，并且还需要对教师进行学术涵养与知识结构的培训。其次，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重点从训练单一绘画技法变成了培养学生综合能力，这要求教师应具备足够的专业素养与综合素质。因此，充分考虑我国美术教育专业现状，课题化教学模式的推行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风险。 五、结语 尽管对于当下美术教育专业的发展来说，课题化教学模式只是一种初步尝试与探索，大范围推广与实行还存在较大困难，但要想实现美术教育专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所突破。因此，首先就要打破传统的单一模式，调整课程结构与教学方法，同时要积极借鉴先进的美术教育理念与思想，转变教师的思想观念，完善其知识结构，提高教学水平，从而探索出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美术教育课题化教学模式，促进美术教育专业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作者：郭栋 单位：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现代美术教育影响研究 一、现代美术教育与中国画的相关介绍 1.现代美术教育及其形成基础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以及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艺术风格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学习、借鉴西方现代美术教育理念，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自身的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中国画也可以说是在美学思想的积累、沉淀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美学思想越来越具有融合性。现代美术教育思想是在中国古典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古典美学主要体现了以下几点特征：第一，传统儒学思想的美与善有机结合、统一。儒家对于“无声”“无味”以及“无色”的论断，全面、深入、系统地阐释了艺术和审美之间的表征关系，从情操陶冶、精神美的角度提出应该观照人的心灵。第二，道家美学思想的美与善有机结合、统一。道学家对于审美思想以及道学理论的表现主要可以归纳、总结为“观道”“悟道”“体道”三点，同时还可以立足于还原事物本质的角度说明超越人类世间万物的自由境界。第三，楚骚美学中混合儒道思想。道学比较推崇自由奔放，而儒学强调高尚情操，将两者融合成一体，有利于启发人的思维，升华人的情怀。第四，禅宗美学中美与禅的结合、统一。佛家思想中融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想，而且在人的解脱以及认识上主张、提倡“梵我和一”的世界观，以空灵、淡泊的心理追求净化自己的内心，进而提高艺术与审美主体内心感受的境界。西方美学思想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围绕着“社会和艺术”“自然和艺术”“人和艺术”等领域。如，亚里士多德在传统美学理论“模仿说”中的主要思想是“艺术模仿于自然”。现代派美学思想中，主要将印象派作为划分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界线，印象派并不支持古典派，其往往利用现代光学理论和光学实践展现绘画艺术。 2.中国画 中国画的概念非常宽泛，狭义的中国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国画，主要是指利用我国传统的宣纸、墨汁、毛笔和颜料等材料和工具创作的绘画作品，时代风格比较突出，民族特色也比较鲜明。从广义上而言，中国画的概念较为丰富，主要是指极具中华民族传统审美趣味和传统审美理想的风格独特、历史悠久的民族绘画，它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也较为丰富，年画、帛画、画像砖、壁画、崖画、画像石和漆画等都属于中国画。 二、现代美术教育对于中国画发展的影响分析 中国画教学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美术发展状况，近年来不断改革，首先就体现在美术史教育方面。美术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外美学，为其后期进行艺术创作以及文化分析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增加学生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观念，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其次，中国画越来越强调基础美术教学，初期基础学习过程中，静物写生等教学可以很好地锻炼学生的基本功和视觉观察力。当然，学生在以后的艺术创作过程中，也可以灵活运用这些视觉观察技巧和基础能力，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观察各种客观事物，而且能够将自己的主观意识融入客观事物，创作出更完美的作品。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一种传统的艺术门类，发展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中国画的发展基本上与传统美术教育保持一致。我国自成体系的美术教育模式对于中国画的发展而言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持，但与此同时，也为中国画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弊端，如果没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会使中国画的发展出现僵化、停滞的现象。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底蕴之间的差异很大，这对于中国画和现代美术教育的融合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代美术教育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西方课程理论的影响，着力于有效调和中西文化。传统美术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以学习诗词歌赋为基础，追求在原本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传统美术教育和现代美术教育的侧重点和出发点有所不同，如果违反客观规律，脱离了中国画和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实际，将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盲目地叠加、融合于一体，很有可能造成消极影响。虽然现代美术教育对于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对于中国画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影响。在创作题材方面，中国画的取材极为丰富，特别是很多素材都来源于自然、生活。相对于传统中国画题材而言，现代美术教育不仅很好地继承了传统中国画题材的格局，同时也在创作理论知识系统化方面进一步拓展了美术教育范畴。其次，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高科技的快速发展，涌现了越来越多的绘画技巧，现代设计、西方油画等创作技法大大拓展了中国画的创作方式。 三、现代美术教育对于中国画发展的启示 传统中国画的审美标准主要体现为“雅”“清”“俗”“淡”四个字，而现代美术教育强调画家要提炼审美观念，从审美情调和形式感受等角度进行创作，更能够突出艺术思想的融合。为此，应该从以下几点进一步完善现代美术教育，促进中国画的发展。 1.强调绘画形式的多样化 中国画一直以来非常强调突出绘画形式语言，形式语言主要是对于人的情感、能力、心智和意志的自我肯定和观照，体现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无限追求，并且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情操和理想。形式语言不仅可以布局构图，还可以定格造型、运用色彩，充分体现了画家的理想和情志。著名画家顾恺之在分析绘画构图的过程中提出了“置陈布势”的主要原则，谢赫也提出了“六法”的理论思想，这些都突出了形式语言在中国画构图形式中的重要地位。如，《清明上河图》的构图主要可以划分成三段：第一，刻画汴京郊野风光，主要通过环境、人物突出其氛围。第二，以汴京市区街道作为描绘对象，细致地描绘了繁华的街市和高大的城楼。第三，以具体人物情态作为主体，通过散点及焦点透视的方式对自然事物进行观察，情感色彩非常浓厚。中国画的造型非常强调视觉的真实性，特别是点、线、面构成方面非常强调线条的质感，这也使事物显得非常生动、传神。如，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主要通过线条表现神像、火焰、龙等物象，整幅画的画面非常有动感、质感。这种融合具象和主观的绘画方式主要应用了点、线、面的造型艺术。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开始意识到形式语言对于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性，作品如果缺乏形式，根本不可能成立，自然也就不能很好地表达内容和作者内心的情感。对于现代美术教学而言，形式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铺垫。 2.强调创新审美意象 审美意象表征是艺术创作的关键所在，审美意象和人的职业、文化层次、年龄等各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如果能够熟练掌握中国画的审美特征，便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画创作水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句话的意思主要是说从情感融合和选择意象方面将事物的意趣和形象凸显出来，这样有利于将对于客观材料的想象力提炼出来。中国画审美特征主要凝练了美学思想，而且主要基于美学层次对事物的审美进行观照，从而深层次、全方位地展现审美特征。如，中国画在创作鸟、人、鱼、山、水等元素的过程中，必须将艺术表现手段与审美意向有机结合起来，才可以高度综合听觉、视觉、时间、空间和造型表现等各方面，给观赏者以丰富的视觉感受。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画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融入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因此每一幅作品都充分体现了画家的人格与人品。现代审美意象发展的新思路是提倡自主创新，在学习中国画的过程中，画者可以学会观察现实生活和大自然中的真、善、美。现代美术教育应该特别注重学生自主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3.重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中国画的研究学习不能局限于传统古老的方法，一定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一定创造，巧妙地融入多元化理念。在对中国画和现代美术教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从不同的视点仔细、深入地观察事物的基本特征及个性，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每个人的情感及其表现也会有很大差异。画者在绘制中国画的过程中，应该以一种高尚的品格进行创作，在选材、创作手法方面也不应受到客观事物的空间、时间的局限。此外，应该尽可能从大自然的四季交替、牛马羊群、花草树木等自然物象中寻找创作灵感，创作出新颖、独特的中国画作品。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些学生在创作中国画的过程中存在轻笔墨、重写实的现象，想象力、创造力不足，而现代美术教育很好地继承了传统绘画的精髓，将时代精神融入中国画创作。为了促进中国画更好地发展，应当在保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学习、借鉴现代美术教育思想及其发展经验，尽可能扬长避短，进一步完善中国画创作。 作者：张敏 单位：河西学院美术学院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美术教育课程后置学习单设计研究 一、学习单的特点 第一，由于学习单的特性，其可以使课程不受局限，能够更好地因材施教，更机动灵活。第二，后置学习单都是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样便促使学生独立自主地学习。第三，学习单的设计一般都是由游戏和问题展开，答案一般为开放性答案，减少对学生的约束，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意。第四，促进学生合作学习、亲子共同学习。第五，学习单的反馈和交流的作用。学习单正是具备这些特点，才能满足社区课程的需要。当然，课程设置和完成课程的手段都在不断变化，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由于学习单本身的灵活性，更能适应这种变化。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将学生频繁地带到学校以外的地方是很不安全且不容易实现的，面对丰富而生动的社区课程，要实现将社区资源纳入课程，建立社区与学校、社区与学生的联系，学习单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如何搭起桥梁 第一，寻找联系点，通过资料的收集、筛选，确定课程主题（该主题能够体现该社区的特色，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独特性），以主题为核心搜寻可以利用的校外课程资源，通过学习单的设计与使用，使其建立紧密联系。第二，学习单的设计应该注意课堂教学和校外学习单之间的联系。第三，学习单之间也应有联系。社区取向美术教育课程是由一个联系点建立起来的跨学科的统整系列课程，因此在设计学习单时，不仅要注意课堂内外的联系，还应注意课与课之间的联系。第四，校外学习单和其他学习单、导览单等建立联系。校外资源实际上也包括一些场馆或者展览的导览单、讲解单等，充分利用已有的学习单，使之相互联系，不仅能使自身自然地融入社区，还能减轻教师的负担。第五，建立各学科之间的联系。社区取向美术教育课程一般都是统整课程，也就是说会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学科融入一个课程，要协调这些学科之间的壁垒和矛盾，可以同参与该课程的各科教师进行协商后制作出新的学习单，这便充分体现了学习单的灵活性。学习单的形式多种多样，根据一般的课程设置，学习单可以按时间划分为前置型学习单、课堂学习单和后置型学习单。三种学习单不仅使用的时间不同，还各自分工，扮演不同的角色，使用不同的方式，达到不一样的目的。在社区取向的美术教育课程中，后置型学习单起到重要的作用。社区取向美术课程的最大特点是让课堂延展到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中。这一方面是一种对本土课程资源的开发，另一方面在情感上，通过课程能够增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因此，学习单的重要任务就是加强社区与课堂的联系。要加强这种联系，更多的要靠使用学习单来发放任务，将在课堂上不能实现或者效果不好的教学任务通过学习单的方式来完成。学习单可以充当学生的参考资料，教师也可以通过学习单的设计来实现教学，即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学生也能够通过学习单的指导完成学习。如，在“浣花溪公园”一课中，由于浣花溪公园紧邻学校，历史悠久，极具地方特色，是课程重要的一部分，而如何让学生熟悉这个地方，并且能够在没有教师引导的情况下有目的、有步骤地完成学习任务？学习单的设计能够完全达成。为了让学生能够全面了解和喜爱浣花溪公园，并进行相关的美术创作，笔者特别设计了与浣花溪公园相关的学习单，设定的内容为通过“找一找”和“你知道吗”这两根主线，引导学生游览整个浣花溪公园。因为学习单中需要学生找的景点分布在公园的各个地方，若要找到每一个景点并回答问题，即使有地图也必须走完整个公园才能完成。在设计时，笔者希望将这个学习任务安排得更加有趣，要求学生由家长带领，这样的安排不仅有利于完成学习任务，还能够增进家长和学生之间的感情；通过巧妙设计的问题，也能够使学生在没有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学习任务，并收获比在传统课堂上更好的学习效果。 作者：刘慧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地方美术教育现状研究 1．于田县美术教学人员基本情况分析 1．1美术教学人员师资队伍结构分析 据于田教育局2013年统计:于田县共有23所小学，675个班级，在校学生人数有19991人，少数民族学生人数19541人，占总人数的97．7%;美术教师共有38人，其中少数民族教师34人，占总人数的97%。由此可见，在于田县少数民族教师是美术教师队伍的主要力量。于田县与新疆地区县级学校、乡级学校小学美术教师人均负担数差距非常明显，于田县师生人数比率为1:588，距新疆县级师生比率1:404差距明显，平均每人多负担184人。这说明于田县的美术教师师资力量薄弱，美术教育师资匮乏。于田县美术教师职业与专业对口度为32．4%，大部分美术教师专业不对口，多为兼职教师，美术兼职情况严重，这些兼职教师美术专业素养不高，专业化程度底，教学技能差，对于美术地方课程开发的意识较为淡薄，开发地方美术课程能力不够。 1．2于田县美术教师学历现状 按照国家部门的有关规定，目前在我国从事小学阶段教育的教师学历应达到大专以上学历，据笔者调查，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能自愿来于田县工作的人非常少，大多数为定向分配，于田县小学阶段美术教育的教师学历达到标准的只有64．7%，其中县级学校大专以上学历达到100%，乡级学校大专以上学历达到60%。这说明县级和乡级小学美术教师学历存在一定的差距，部分美术教师学历不合格，提高教师学历是当务之急。 1．3于田县小学美术教师职后培训情况分析 职后教育是美术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各级教育部门规定所有教师必须参加5年一周期的“继续教育培训”。于田县本周期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达标率为73．5%，还有一部分教师未能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在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教师中有80%的教师参加培训的经费由学校与教师个人共同承担，只有20%的教师参加培训的经费由学校全额承担，所以大部分的教师对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热情不高。于田县美术教师参加中小学教师专业培训的占23．5%，参加中小学教师计算机培训的只有5．9%。这些数据表明:于田县对于小学美术教师的职后培训重视不够，美术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能力等各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为提高地方课程的开发能力奠定基础。 1．4于田县美术教学设备与条件 于田县各学校多媒体教室配备比例低，很多学校的多媒体教室一般只有一间，很难安排上美术课。教师用多媒体教学大多为公开课做准备，或为参加教学大赛准备。美术活动教室也并未真正投入使用。于田县的美术课程开发实施困难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家长对美术课程的重视度不够。在农村乡镇，由于美术学科在材料的投入上相对较多，如平时的练习材料纸、笔、颜料、橡皮泥等等，这对于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家长普遍存在美术课就是“画两张画，让娃娃轻松一下”的思想认识，对孩子绘画材料的投入自然很少。这也说明了开发地方课程的必要性，开发地方课程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就地取材，减轻家长负担，学生也更易接受。 2．于田县地方美术教育改革策略 2．1不断加强对地方美术教育的保护，完善相应制度。 首先，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应及时掌握美术教师的在岗情况，适量增加美术教师的编制人数，加强对美术教育的投入，尽快健全学校美术设施的建设。其次，调整教师考评机制。现在的考评制度以学生的成绩来考察教师，将考试成绩与教师教学成绩捆绑起来，美术教师的考评缺乏相应考核标准，致使美术教师上课没有压力，制定完善的美术课程考评机制，从政策上改变美术学科长期处于不受重视的状态，能让学校管理者、家长和学生充分认识到美术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美术教育对学生人格的形成，情操的陶冶，艺术素养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2．2建立完善专业美术教师队伍 第一，更新美术教学观念。美术教师应从“传统教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更新教学观念，落实新课改的教学实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改变学生学习地位，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笔者认为教师应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把难理解难领会的知识通过现代化信息手段直观、生动地摆在学生面前，传授给学生。还可以利用身边事物，地方资源进行教学，贴近生活，学生更易理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创造力，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确立以学生为主题的学习地位。第二，提高教师基本素质。首先要解决美术教师的配置不足问题。对美术教师的编制、配置等加大扶持的力度，并给与一定的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来于田县就业。对于现有教师知识水平不足、教学经验不丰富等多方面问题，鼓励教师提高学历以达到国家要求标准。同时让每位教师结合自身学历、普通话水平、教育理论、个人特点等方面制定相应的学习培训目标和措施，积极落实对专职美术教师及兼职美术教师进行的业务培训，提高美术教师的基本素质，特别是加强偏远地区美术教师的培训力度，以达到评估等级的最低评估要求，即每个教师两年内要接受不少于48课时的业务培训。学校应采用专业美术教师任课，在专业教师不足的情况下，从兼职教师中选择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定期选派教师到外地去学习经验、集中培训，并对学习培训工作进行跟踪与考核，促进学习培训工作进程的展开，全面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利用听课、评课制度，教师竞赛等活动，加强对教师教学质量评估和教师综合素质评估。第三，加强对现代教学设备的应用。调查发现，于田县一些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但大多数的多媒体教室都是闲置的，大多数美术教师没有用过多媒体进行教学，一些教师对多媒体的运用不娴熟，于田县只有5．9%的美术教师通过了中小学教师计算机水平培训。不断加强对美术教师进行计算机培训，美术教师也应自我学习，及时了解掌握美术学科前沿动态和新的教学方法，才能为学生扩宽学习空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上述方法，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打造一支专业的美术教师队伍，为美术地方课程的开发奠定一个夯实的基础。 2．3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开发地方课程 教育部《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要求各级学校艺术课的教师要积极探索、勇于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艺术教师应充分利用和开发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艺术教育资源，重视教育技术和教育手段的运用，逐步实现教学形式的现代化、多样化，提高艺术教学的质量。于田县的美术课程在资源性因素上与发达地区存在着差距，但是在素材性因素上却具备着先天的优势，它拥有着底蕴深厚的传统民族文化资源，为地方课程的开发提供着丰富的素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地方资源取材容易，孩子们对其有着极强的亲和力，更乐于接受，让民间美术走进课堂也使得地方文化课程资源得以延续。让学生直接接触身边的本土文化，参与其中，容易激发学生对美术课程的兴趣，让学生更好地接受，更直观的认识家乡文化、热爱家乡文化，创作出具有家乡文化的本土美术作品。增强作为于田人的自信心和荣誉感，这对于提高民族审美意识，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于田县拥有着丰富的地方课程资源，如:维吾尔族的艾德莱丝绸、地毯、于田花帽等等，这些资源在于田县取材容易，随处可见，笔者建议学校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校本课程研究小组;美术教育工作者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结合这些资源，研究适合本地的地方课程，让学生享受美术课堂所带来的乐趣。 3．结语 美术教育对一个人的良好素质养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个人品行修养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也具有保护意义。于田县应就对提高美术教学质量与提高美术教师自身素质，建立完善专业美术教师队伍，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开发地方课程等措施，让边远地区的孩子享受到书本之外的美术资源，提高学生学习美术的积极性，让学生更深入的了解家乡文化，使本土文化薪火相传，通过美术教学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又这对于提高民族审美意识，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魏凯旋 单位：新疆教育学院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美术教育中园林设计作用研究 1园林设计与美术教育的关系 我国园林历史悠久，“园林”一词最早曾出现在西晋以后的诗文当中，如张翰的《杂诗》：“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很多对园林称呼，如圃、囿、宫苑、园池、庭院、别业、山庄等，在英美等国家被称之为garden、park、landscape。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规》篇中，对园林的定义是“在一定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山、叠石、理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由此可见，园林设计就是关于“园林”的艺术创造过程。园林从形式上说是一种美术创作，是融绘画、书法、文学等于一身的艺术，当园林缺少了艺术，就势必失去了它的灵魂。虽然园林专业有着完整的体系，美术教育也有其专业特征，但它们都是表现“美”的艺术，追求“美”的形式。园林设计者应对“美”产生敏感性，而这种美感的获得需要通过良好的美术教育才能体现。 2园林中的绘画、书法艺术、诗词歌赋 早期园林追求以娱乐、休闲为主，后来逐渐在其基础上又增加了审美的追求，审美追求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园林中大量运用绘画、书法以及诗词歌赋。绘画、书法以及诗词歌赋不仅是视觉美的直接形式，而且有其深刻的文化追求、意境表现，在园林中极易识别，有很多实例。早期园林设计图纸，靠手绘完成，大到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小至私人宅院苏州留园，每个园林设计的作品无不是手绘之作，手绘成为电脑绘图出现之前记录园林设计成果唯一的途径。园林中手绘实例不计其数，仅颐和园昆明湖畔的长廊，就有各种绘画作品多达14000余幅，该长廊全长700m，每根枋梁上都有手绘图案，如此大量的运用绘画作品，堪称奇迹，并入选了《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寺庙园林中建筑装饰也经常用绘画的手法体现它的精致和与众不同，河南驻马店市汝南南海禅寺主殿建筑上就有各种绘画作品6000多处。书法作品和诗词歌赋在园林中的应用不仅表现在对联、匾额的点景之中，还有书法家的碑刻作品，它们不仅使园林形式美更加多样，也增添了园林的意境美。苏州有一园林名曰沧浪亭，面积仅1．08hm2，园主苏舜钦官场失意，归隐苏州时花“四万钱”将其买下并精心营建，因有感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故名“沧浪亭”。园内的山顶有一亭子，其石柱上刻有一幅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上联取自欧阳修的《沧浪亭》诗：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下联取自苏舜钦《过苏州》诗：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这幅对联使整座园林含义丰富、意境深远。苏州狮子林之所以闻名遐迩，不仅是因为园内景色优美，而且有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真趣”亭和宋代四大名家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的书法碑刻。园林中有很多绘画、书法和诗词歌赋的应用，这不仅美术教育的形式，而且很多设计者本身就是画家、文学家、美学家和诗人，在古代教育中礼、乐、射、御、书、数被看成是六项基本才能，也称“六艺”，因此可以说古人从小就接受了美术教育，学习了美术知识，尤其是绘画、书法和诗词歌赋，因此才能在今天的园林艺术中看到如此丰富的美术教育形式，因此美术教育对园林设计的创造、内涵和意境有重要的意义。 3美术教育对园林设计的作用 3.1表现、载体作用 纵观美术教育的内涵不难发现它与园林设计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对园林设计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园林设计的平面图绘制、鸟瞰图等一些图纸离不开美术教育，这也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众多高校园林设计专业都开设素描、色彩课程的原因。在特定时期美术教育决定着园林设计成果的展现，没有美术教育，园林设计成果将没有载体，无法呈现出来。这是美术教育对园林设计的作用之一。 3.2培养想象力、创造力 园林设计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科学需要严谨的态度，而艺术需要的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园林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其创新性的设计理念和手法。美术教育是艺术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教育自然就是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教育。从纵多园林设计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只有具备务实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园林设计工作才能做出成绩。这是美术教育对园林设计的作用之二。 3.3陶冶情操、体现园林设计的文化内涵 古人云：“琴棋书画养心”。由此不难看出绘画、书法具有修养身心、陶冶情操的功能，园林设计除了要具备一定的手绘能力外，还要求设计者具备一定文化底蕴，这种文化底蕴决定着园林设计的水平。园林中体现文化内涵，多数是由典故、传说、习俗以及诗词歌赋来体现，一般要求含而不露。因此诗词歌赋比较适合表达这些文化内涵，也可以表达设计者的意图。比如“沧浪亭”园名，就表达了作者的一种处世态度；又如苏州拙政园，园主王献臣被贬苏州后营建，借西晋文人潘岳《闲居赋》中“筑室种树，逍遥自得……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亦拙者之为政也”之句取园名，暗喻自己把浇园种菜作为自己的“政”事，是对朝廷不满、自我嘲弄的一种写照，同时也是对仕途失意、得不到重用的一种发泄。可见，绘画、书法、诗词歌赋在园林设计中的作用显而易见，有了它们园林设计不再在枯燥的科学，而是有意义的艺术。 作者：李运生 单位：河南工程学院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职业学校美术教育研究 一、新时期背景下的职业学校美术教育的现状 1.职业美术教育观念比较落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过于执着于传统美术教育理念，以计划性、终结性、专一性的教育理念贯穿教学过程始终，使得教学内容陈旧，教学形式僵化，缺乏对于现代化美术教学内容和方式的了解，从根本上来讲是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求的。二是开展职业技术美术教学理念改革的过程中，部分教学者过于关注技能训练，忽视了构造美术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对于学生美术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2.职业美术教育专业设置不合理。首先，很多专业之间的区别性不大，忽视了专业之间的差异性，由此导致人才培养的同质化，极大地造成了教学资源的浪费。其次，美术专业设置忽视了社会性，很多美术专业的存在已经脱离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最后，美术专业学习的教材内容缺乏交叉学科的学习，出现美术教学的孤立状态，这是不符合美术教学特点的。 3.职业美术教学的模式单一化。由于职业美术教学的观念守旧，使得其教学模式出现单一化的缺陷。首先，现阶段，多数的职业学校开设的美术课程内容，是在沿袭美术学院的教学模式，实践性不足，理论讲解过多，忽视了美术教学与市场化设计之间的联系。其次，职业学校过于强调热门专业，在教学模式上缺乏长期的眼光去审视，造成人才资源的过多浪费，忽视了学生的职业规划。 4.职业美术教学资源不足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硬件设施的投入不足，缺乏必备的画室、设计室、电脑室、专业器材等，难以给美术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完善的美术教学环境；其二，教师素质较低，教学水平难以满足需求，美术专业性素养不高，难以在开展美术教学工作中切合实际地去执行教学目标，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到美术教学课程的效果。 5.职业美术教学考核制度不科学。现阶段的职业美术教学考核制度同样存在不科学的地方，将理论知识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忽视了美术课程的实践性特点，使得原本应该是一种趣味十足的课程成为学生们都厌烦的理论学习课程。职业美术教学考核制度中，笔试内容往往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使得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在美术理论上，导致其实践能力的低下，一旦进入社会，才发现自己所学习的美术知识起不到作用，实践能力表现不佳。 二、新时期背景下职业学校美术教育策略 1.积极改变美术教学观念。首先，教师方面的美术教学观念改善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注重职业教师的聘用和选拔，将美术技能强、美术教学观念先进的人才纳入到学校美术专业教学体系中去，保证其对于传统美术教学观念的冲击作用。二是不断开展先进美术教学观念的宣传和教育，倡导教师开展教学理念的学习和交流，由此肃清传统美术教学观念对于教学活动的影响力。其次，对于学生方面的美术教学观念，积极鼓励学生去接触现在先进的美术观念、技能、表达方式、主题诠释、实际应用，保证其与社会时代美术思想的同步发展。最后，对于社会方面的美术观念，应该强化宣传和教育，端正社会对于美术教学点看法，形成良好的美术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 2.注重美术专业的合理设置。结合美术教育发展的特点，充分理解专业设置的重要性。一方面，关注于美术专业设置的实践性特点，保证学生在美术课程中能够实现实践能力和知识理论的全面发展，为其后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一方面，注重美术专业设置的社会性特点，结合市场发展需求的特点，切合实际的设置美术专业，保证以长远的目光去添加美术专业，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做好打算。 3.促进教学方式多样化发展。在美术教学方式，首先保证在先进的教学观念的引导下，积极尝试开展教学方式的实践；其次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教学方式，结合自身教学情况，探索切合实际的教学方式；最后，借助现代教学工具开展教学工作，保证美术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发展。 4.加大教学资源的投资力度。针对于职业美术教学资源不足现象，需要各方面通力合作。首先，积极借助国家的资助，加强对于美术专业基础设置建设；其次，注重学校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确保美术教育事业的长久性发展；最后，不断强化学校与外部企业之间的联系，借助其实践机会，为学生争取接触真实社会的机会，保证其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下开展美术教学。 5.积极促进教学考核制度优化。高度重视美术教学考核方式的改革，保证对于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全面考核，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其未来的职业规划打下坚实的基础的同时，不断培养其美术实践能力。 三、总结 综上所述，现阶段的职业学校美术教育还存在很多的缺陷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地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析，争取在职业美术教育方面形成全面的理论实践体系，以应对新时期背景下的美术教育发展要求。 作者：黄燕虹 单位：福建省三明职业中专学校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幼师专业美术教育工作研究 一、当前幼师专业学生现状 中专生和普通高中学生的文化课相比基础知识明显不扎实，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数学、物理、外语这些科目。而美术不等同于绘画，尤其是幼师专业，学生要学习的内容繁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如何做好幼师专业美术教育工作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生，而作为美术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但要育生，还要感染学生，培养学生审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到这些呢？ （一）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 美术课与其他文化课一样,教学中教师也应尽可能地让学生感到轻松、愉快，即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首先，教师的教学语言要尽量生动化、通俗化、口语化。在讲解美术理论知识时,教师要避免太专业化的术语，而应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会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其次，美术教师可以采取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利用多媒体播放一些与作品内容相关的乐曲，以活跃课堂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让他们轻松掌握美术知识，提升审美能力。 （二）教师要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随着幼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社会对幼师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幼师专业教师要想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就必须不断学习，丰富专业知识，提高自身业务能力。除此之外，教师的能力也不能单单局限于美术自身，还应广泛涉猎美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更好地开展幼师专业美术教育工作。 （三）将课堂还给学生 幼师专业美术教学中，教师应将课堂交给学生，除了传授基本的美术技能外，其他方面都应让学生去自由发挥，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展开想象，大胆创作，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四）加强美术欣赏教学 教师要重视美术欣赏教学，它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美、鉴赏美的能力。美术欣赏教学中，教师要先引导学生了解所欣赏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作者思想，再通过讨论、比较谈谈自己对作品的看法、见解和认识，从而让学生从感性认识慢慢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表象渐渐探究其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美，提升审美能力。 三、总结 总之，幼师专业学生的美术教育工作并不简单，我们只有更新教育理念，调整教学目标，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各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才能培养出适应幼儿美术教育发展的高素质的幼儿教师。 作者：郭屹梅 单位：石家庄市学前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美术教育中的雕塑教学研究 一、泥塑基础教学 泥塑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可以说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练习平台。但是，其也有一些局限，如果一味学习泥塑那么使用的材料就很单一，学生很难接触到其他材料，更不用说广泛运用其他材料了。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不能停留于表面的赏心悦目，如材料和形式，更要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凝结创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心绪。但是，艺术审美和思想感情的表达建立在创作者扎实的基本功之上，此外还需要一个能够表达这种感情的载体，即材料。因此，雕塑不仅包括泥塑，其他材料也可以很好地表现艺术审美。教师在教学中重视对其他材料的使用，让学生了解和认识这些材料对于其今后的发展有很好的作用。 一件艺术品不仅需要创作者的才华和艺术洞察力，更需要特定的材料传递美感。合适的材料会将作品的精神内涵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因此，越来越多的雕塑家将目光投向对材料的选择。对于材料的选择不能仅仅停留在泥土的味道、铜的沧桑上。教师深入分析优秀艺术的精神内涵，将使用新颖材料的作品介绍到课堂中来，引导学生用创新的目光择取材料。克莱兹•奥登堡在这方面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作为波普艺术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他用软质的材料创作雕塑作品，刷新了人们对于艺术材料的概念，如《覆盖着美丽皮毛的冰淇淋》《软厕所》《软打字机》。可以说，克莱兹•奥登堡用独特的材料传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将艺术和审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和恰到好处，由此向传统的艺术做到了告别。 二、重视中国传统雕塑 目前，许多教师在教学中喜欢用西方的例子进行教学，对中国传统的雕塑比较忽视。中国古代的雕塑历史悠久，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雕塑，这个时期产生的作品是很好的艺术典范，如云冈、敦煌、龙门、麦积山四大石窟。又如，唐时的《卢舍那大佛》以及《昭陵六骏》。中华民族应该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和美学体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中国传统的雕塑艺术引入课堂，对其加以分析和解释，让学生在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中汲取精华，更好地进行学习和创作。 三、创新能力的培养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个人的发展都离不开创新。雕塑作为一门艺术，其教学也需要创新意识。教师要用敏锐的目光把握教学，了解当下艺术发展的趋势，全面了解学生，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1.创新在雕塑教学中的重要性 创新是对艺术的再生，它会创造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观念和方法。而怀疑、否定以及批判则是创新的重要前提。我们可以用自己之前的理论和知识作为创新的前提，对现有的一切进行重新审视并创造作品。一件好的艺术品应该是雕塑者独特思维的展现，如果只是用之前的方法和观念创作就故步自封、毫无新意。因此，创作者要求变、求异，这样产生的作品才会有新意和高层次的审美，才是雕塑者创新思维的结晶。因此，教师要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2.教师转变观念 教师是课堂的主导，学生则是课堂的主体。首先，教师自己的观念要改变，这样才能带领学生。教师不能将课堂看成自己的主阵地，而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要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不要自己一味讲解。同时，教师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要努力培养，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另外，实行互动式教学，师生之间要加强沟通和交流，教师不要一味讲解前人的观点，而应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培养思维的独立性。以往的教学机械地灌输知识，学生只是接受，缺乏自我思考和表达观点的空间，课堂成为权威观点的阵地。权威的观点是教材的主要内容，教材缺乏充足的材料，这些知识很长时间内很少有改动，是僵化的。教师应该教会学生如何思辨。 3.创造和谐轻松的教学氛围 学生主体意识只有在活泼、和谐、自由的课堂氛围中才能被唤醒，教师应该运用各种条件创造这样的氛围。可以说，良好的课堂环境是确立学生主体地位的基础。以往的教学信奉“师道尊严”的观念，强调教师的绝对权威，教师凌驾于教学和学生之上，忽视学生的感受，忽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殊不知，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基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情感态度只有在良好、充满生机的课堂氛围中才能得到培养。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师生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尊严和人格，与学生平等地交流、沟通。每位学生都是独特的，他们的情感、思维、行为都是有差别的，都有着巨大的潜能需要教师去激发。教师应该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用情感染学生、熏陶学生，激发学生求知和探索的欲望。 4.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教师要经常介绍一些优秀的作品让学生鉴赏，启发他们的创新思维，把随堂欣赏的内容与实践创作设计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吸收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提高表达和表现能力。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展示，这样他们就能看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扬长避短。当自己的作品优秀时，学生的自信心会大增；当自己的作品不足时，学生可以向其他同学学习。 四、结语 雕塑教学时中学美术教育的重点之一。教师不仅要注重材料，更要进行创新教育，吸收中外一切优秀艺术品的精髓，这样才能将雕塑教育做好。 作者：聂裕荣 单位：广东佛山市大沥高级中学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美术教育创新方法研究 1．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教育创新不仅仅是在教育方式上的创新还应该对学生的创新能力进行相应的培养和提高。所以要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就是要提升学生的想象力以及观察力，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除此之外，要想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还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以及创新的动力，自觉形成创新的过程和思维，从而真正实现在创作中的创新。例如，当学生在进行美术创作时，需要首先在脑海中形成对所要设计的图画以及事物的大概图形，然后再通过动手实践将想象变为现实，但是这种创作于以往要有所不同，不能够仅仅是照抄和照搬他人的作品，而应该是在吸收他人作品优点的同时还要形成自己作品的风格。在这样的创作中学生才能够实现创新，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就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之所以能够提升创新能力，是因为学生在进行创作时将绘图的想法通过实践变为了真正的图画作品，从而锻炼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升了他们创新的自信心。美术课程与其他的课程有所不同，他需要学生手眼的结合以及思维和实践的结合，在这样的结合中才能够完成创新，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所以美术创新需要学生拥有敏锐的观察力，独特的分析问题能力、抽象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众不同的创新能力。所以学生在艺术上的创新能力不仅仅能够展现在艺术创作上，还能够体现在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 2．提升教师的创新精神 教师在美术教育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提高教师的创新精神是实现美术教育创新的关键。美术教师是美术教育的主体引导者和实施者，他能够影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在进行美术教育创新的同时应该提升整体美术教师的素质，改变他们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首先，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的教育思想以及教育方法，从而提升美术教育课堂的效率，帮助学生树立创新思想，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其次，美术教育应该采用比较开放的教学模式，要确立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转换自身所扮演的角色，让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努力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创新意识。美术教师在进行课堂讲解时应该尊重学生的想法，让学生参与到课堂的讲解当中去，对于学生好的想法教师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而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想法教师要进行耐心的讲解改正他们想法中的不足。同时，教师还应该积极与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增进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情感，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并且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指导意见，及时收回反馈的信息，有针对性的帮助学生进行学习和创作。除此之外，美术教师还要不断的学习充电，在专业上做到精益求精，在思想上做到与时俱进，不断积累自身的专业素质，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3．创新美术教学方法 在对美术教学方法进行创新时，首先也要做到教师与学生之间角色的转换，即学生不再是教育的被动者，而成为教育学习的主动者，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所以在进行改革时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第一，要充分利用信息多媒体技术以及网络技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网络信息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在进行美术教育创新时，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网络资源，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美术作品在信息技术下绽放出他的独特魅力。所以美术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要尽可能的实现网络化教学，同时也要积极引导学生利用计算机及相关软件设计和创作出更多更有新意的好作品，充分利用网络上丰富的教学资源，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开阔学生的审美视野，从而提升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首先，学生要学会如何利用计算机网络对学习资源进行检索、筛选和查询。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主要是以教师的讲解为主，这样往往会导致学生对美术学习失去兴趣，同时教师的讲解一般理论化较强，对于学生来说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教师的讲解如果过于细致学生就不能够形成自己的看法以及创新的思维，如果教师的讲解过于简单，则又不能够让学生更好的理解美术作品的真正内涵。所以信息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学生在进行艺术赏析时，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向学生展现出同类作品，通过对比及探讨来使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教学中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教师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中也可以弥补自己知识上的欠缺，提升教学课堂的质量。其次，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还可以充分实现同学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从而提高学生对艺术的理解以及欣赏能力。在美术教学中引进计算机技术，可以让学生学会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美术创作，以严谨的思维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所以学生学会网络计算机美术设计，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以及创作的美术作品上传到互联网上，与其他人来共同交流与探讨，从中发现自身的优点与不足，找到今后创新的方向，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水平。 第二，改变传授和引导两组的比例。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美术教育主要是以教师的教授为主，引导为辅。这样势必会影响学生学习美术的积极性，在当今教育改革的要求下，需要调整教授和引导两种教学方法的课堂比例，要以引导为主，教授为辅，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美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教学课堂中教师应该以学生为课堂主体，减少教师的传授比例，积极引导学生对美术进行自主学习，让学生自己形成良好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分析艺术和发现艺术的能力。同时，教师还应该营造出激发学生创新的艺术环境，利用各种教学手段来提高他们的创新意识，比如绘画、电视、录像、电影、游戏、故事、音乐等，让学生感受到艺术的魅力，激发他们学习艺术的热情。除此之外，教师还应该在教学课堂上增加讨论和交流的环节，积极引导学生在美术创作中创造性的应用视觉艺术、语言文字艺术。在对美术作品进行欣赏时可以通过比较、对话等方法，引导学生学会搜集、思考、判断、体会和鉴别资料，提升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以及自身的艺术创造力。同时在进行讨论与交流的过程中，学生还可以加深对艺术作品的年代背景以及其他文化艺术的理解，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真正起到培养学生美术资质以及人文精神的作用。 4．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学习环境的优劣将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所以在进行美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时，教师应该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提升学生的创新水平。首先，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态，这样有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提高他们对学习美术的热情。教师还应该树立教师与学生的平等意识，要尊重学生对艺术的不同观点和审美情趣，在教学中应该积极为学生营造一种宽松自由、积极活跃、崇尚个性的课堂教学氛围。学生在这样自由宽松的教学氛围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提升他们的学习动力以及审美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心理的自由有利于创造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对个人的赞同和认可则是促进心理安全的重要因素。这样，学生在进行绘画创作时就能充分展现个人独特的思想魅力、新颖的表现形式和与众不同的创作方式。良好的创作环境更可以使学生不断增强创新的意志和勇气，培养自身的标新立异，不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做到在绘画创作中独树一帜。学生在平等自由的环境中还能更好的释放自己的审美观念，敢于去表现自己内心的想法，使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学生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中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自信心以及自我表现欲，利于他们形成多元化的审美角度，同时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使每个学生都能够体会到创新所带来的快乐和情趣。 在美术教育中进行创新也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改变学生对美术的认识，激发他们学习美术的兴趣和爱好。学生在美术教育创新中能够形成不同的审美视角，提高对身边事物的观察力和思考能力，在进行美术作品的创新过程中能够将所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当中，增强自身的动手实践能力。所以美术教育创新符合我国教育发展的需要，是今后美术教育实践发展的基本方向。 本文作者：张云峰 单位：山东潍坊学院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师范美术教育研究思索 本文作者：张志强 单位：邢台学院 教师是实施新课程的主体，是推行课程改革的关键。进入21世纪，伴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新课程的推广实施，作为承担基础教育师资培养的高师美术教育，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文献不断增多，研究内容逐步拓展。笔者分别以“高等师范美术教育”、“高师美术教育”为检索词，以“主题”为检索项，通过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获得1999～2009年相关的研究文献105篇，筛选出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相关研究文章86篇作为取样对象，回顾与反思近十年来我国高师美术教育研究情况，以期为今后的研究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近十年高师美术教育研究 （一）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培养目标的研究 研究者对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培养目标存在普遍共识，认为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应有别于专业美术院校，应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师资，更好地为基础教育服务。如赵诗镜（1999）提出师范院校的美术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不是“赫赫有名”的美术家，也不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一般的美术工作者，而是培养热爱教育事业，有高尚思想品德，并具有相当教学能力的美术教师。［1］2005年《中国美术教育》杂志刊登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对高等师范院校美术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进行了规定。不难发现伴随着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变革以及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对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培养目标要求不断提升。从过去美术教育工作者到今天的掌握学校美术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具备初步美术教学研究能力的合格的基础教育美术教师；从适应基础教育到了解基础教育再到引领基础教育，这是对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培养目标质的飞跃。纵观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培养目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培养目标的科学认识和合理定位，有效推动了高师美术教育课程与教学的改革。 （二）高等师范美术教育课程结构的研究 1．专业课程的设置。关于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问题，学者们主要针对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仍然沿用专业美术院校的教学模式问题展开论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专业课程改革的建议和意见。郭声健在《艺术教育论》中指出“艺术师范教育中的艺术专业课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即像专业艺术院校那样，在内容上偏专、偏精、偏深，而中小学艺术教育所需的东西却因其简单、基础浅而往往被忽视。结果学生毕业上讲台，对中小学艺术教育中那些最基本的内容反而并不是感觉轻车熟路、游刃有余。”［2］有研究者提出在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应该贯彻一专多能的原则，并建议增设设计基础、结构素描、意向素描、电脑设计等课程。有研究者提到在我国高师美术专业的课程中特别注重美术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在课程设计中约占总课程的2／3，并以各种传统写实性的绘画为主，而忽视陶艺、染织、民间手工艺、版画、工艺制作、现代设计、电脑美术等内容，严重脱离基础教育的发展需要。尤其是三、四年级两个学年的国画、油画等专业学习和毕业创作，成为最重要的学业评价标准，完全沿用了美术学院的课程模式而偏离了师范的办学宗旨。［3］ 2．教育类课程的设置。高师美术教育专业“教育类”课程的设置和所占整个课程的比例是广大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高师美术课程结构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有研究者指出我国高师美术教育中教育课程仅占总课时7％左右，而美国、日本的课程结构则包含了约2／5左右的教育理论课程和学科教学法课程。［4］有研究者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高等师范院校开设教育类课程、中国与日本高师美术教育专业教育基础课程进行了比较，用翔实的数据证明了高师教育课程在课程结构中教育类课程所占比例过低。在教育类课程设置上，学者们主要围绕完善教育类课程，增加在整个课程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突出“师范”特色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大都采用了中外比较研究的方法，学习国外的先进教学理念，提出了许多可行性的观点。 3．课程与课程的交叉与融合。强调课程内容的综合是世界课程改革普遍的趋势，综合性和人文性已成为世界范围内艺术教育发展的主题。现行的基础美术课程改革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由单一的知识技能取向朝更注重人文价值取向转移，从而突出强调了美术课程的人文性质。有研究指出高师院校美术教育专业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注重学科之间的融合和交叉，将美术素养、人文素养并重，增加人文课程在总课程中的比重，增设如宗教与艺术、文学、历史、音乐、建筑、戏剧等选修课程。［5］杨钧在《新课改环境下高师美术改革对策》、刘剑丽《论高师美术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与发展要求》等都在这方面给予关注。关于强调课程建设综合性，提倡综合化、多元化的高师美术教育的研究伴随着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而不断深入。 （三）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与基础教育衔接的研究 有研究者指出为适应新课程标准的实施，高师美术教育应大力进行改革，以素质教育为目标，从课程教学、课程设置、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6］有研究者指出以培养中小学美术教师为根本任务的高师美术教育，面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挑战，应该从教育观念、教育教学方法以及招生体制等方面进行反思，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其办学模式，从而能够和美术基础教育相适应。［7］高等师范美术教育要积极与基础教育相接轨，确立新的师资培养规格，在坚定师范性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根据基础教育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众多文献在此方面给予了关注。 二、近十年高师美术教育研究的问题与思考 （一）重复研究现象严重，缺乏创新性和新颖性 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更多的学者认识到师资成为制约课程改革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因此开始对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给予更多关注。笔者将近十年的有关文献进行搜集发现论文数目成直线上升趋势，文献数目急剧膨胀，时至今天仍是一个热点话题。综观文献，整体上都能看到高师美术教育存在不足及需要改进的部分，但有不少研究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上，缺乏将某一具体问题作为研究的焦点，进行层层深入的分析、论证。有些研究内容与已发表的文章内容重复，创新性和新颖性严重不足。 （二）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实证性研究与分析 纵观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研究，研究的视野比较狭窄，往往局限于现状的分析，且较少关注国外美术教师教育的情况。从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上看，大都以思辨性研究为主。由于研究数据不足，许多论文在论证过程中，以经验和感觉作为论据，忽略了不同地区不同师范院校的具体境况的不同，致使难以得出一些具有广泛性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三、高师美术教育研究展望 （一）高师美术教育价值观的正确定位 时至今日，我国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向专业美术院校看齐的问题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造成高师办学偏离基础教育服务的方向。尽管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但笔者认为高等师范美术教育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从根本上正确定位价值观，在坚定师范性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在坚定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方向上，不断调整和改进教育培养模式。 （二）研究对策和建议的有效实施 在研究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专业改革文章“蜂拥而至”的同时，我们不难发现高等师范美术专业改革步伐仍十分缓慢。我们研究的重点不应还停留在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生综合结构等理论层面上，而应该将目光转移到如何将理论付诸于实际，如何使理论对现实高等师范美术教育改革起到“助燃剂”的作用，这是今后研究应重点开拓的领域。 （三）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合理衔接 新的课程范式和课程环境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新课程实施主体的教师是推行新课程的关键。纵观高等师范美术教学实践，教育教学中较少涉及美术新课改方面的内容，这就直接造成“未来的教师”不了解新课改的性质、目标和价值。为此，探讨构建合理的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高师美术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对加快教师教育改革步伐和提高美术课程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四）研究视角与方法的不断拓展 纵观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以经验总结居主流，在学科视角上以教育学占绝对优势，这种单一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研究的广度、深度。笔者认为，目前的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研究特别需要加强实证性的研究与分析，应多采用问卷、访谈等调查、实验的科学方法进行定量研究。 （五）高师美术教育的比较研究 在当今多元文化语境下，我国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必须加强国际比较和跨文化比较研究，在学习中了解国外高等美术教育开展的现状、特色；在借鉴中进一步加强我国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研究；在启示中推动我国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健康发展。综上所述，高等师范美术教育需要我们给予其更多的关切，这对高师美术教育专业深化改革、优化培养模式，更好地为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与发展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商务英语毕业论文:隐性分层教学模式下高职商务英语论文 一、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商务英语专业民汉合班班级教学现状分析 1．班级生源结构复杂。 笔者曾授课的商务1101班共43名学生，其中汉族学生22名、藏族学生15名、维吾尔族学生3名、回族学生2名、土家族学生1名，少数民族学生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复杂的生源结构、不同的语言文化及风俗习惯，使得民汉合班班级凝聚力、向心力不强，缺乏团结一致、整体向上的学习氛围。 2．学生水平参差不齐。 本专业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来自偏远的西藏、新疆等地区，相对落后的教育体制使得这些学生英语基础薄弱，具体表现为英语语音语调不标准、英语词汇量和语法知识匮乏。受学习习惯、学习态度的影响，汉族学生体现出的学习差异性也较大，有的学生入校时就可以很自如地进行英语日常对话交流，而有的学生连简单的自我介绍都很困难。 3．教师备课不够精心。 我院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人数不多，平行班级少，专业教师往往同时教授3～4门课程，教学任务极其繁重，无法精心备好每一堂课。这也使得学生无法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不能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改善上述教学状况，本课题小组认真开展了民汉合班下的班级授课模式研究。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寻求到了一种比较适合民汉合班的班级教学模式，即隐性分层教学。 二、隐性分层教学的含义 所谓“隐性分层教学”，即在不改变原有班级建制的情况下，在综合考虑学生学习基础、学习态度、学习潜力等实际情况基础上，将学生暗中划分为不同层次，然后分层设定教学目标和内容、分层开展教学活动、分层评价，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分层结果只是教师自己心里有数，不向班级公布。这样既尊重了学生个体间存在的差异，又可把因材施教提高到可操作水平。与传统的显性分层教学模式相比，隐性分层教学是一种更为科学、有效、人性化的教学方法。它模糊了“标签效应”给学生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消极影响，有助于消除学生的被歧视感、遗弃感和失落感，保护他们的自尊心，提高学习的自信心，同时也有利于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创造民主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 三、隐性分层教学的理论依据 1．孔子的“因材施教”理论 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著名教育家孔子就提出了“因材施教”的理论。孔子要求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因势利导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这可以视作分层教学的前身。这项理论沿袭至今，已成为中国教育的精髓。隐性分层教学作为分层教学的一种，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 2．布鲁姆(B．S．Bloom)的“掌握学习”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认为，学生成绩优异与否关键不在于智慧的高低，而在于教师能否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提供适当的教学条件、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使每位学生都能学习和理解任何教学内容，达到掌握水平。隐性分层教学模式所倡导的个性化差异教学正体现了“掌握学习”理论的核心思想。 3．克拉申(StephenD．Krashen)的“i+1”理论 美国著名应用语言学家克拉申提出的“i+1”理论为英语分层教学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学习者只有获得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时，才能习得语言。用公式表示就是“i+1”，其中i代表语言学习者的目前水平，1代表略高于语言学习者现有水平的语言知识。只有输入内容为i+1，才能使学习者获得理想的学习效果。由此可见，我们要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认知水平、接受能力来设计教学内容，实行个性化分层教学，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隐性分层教学模式在我院商务英语专业民汉合班班级教学中的具体实施 1．深入调研，合理分层 为确保科学合理地实施隐性分层，专业教师需通过与班级辅导员、班干部、学生本人交流及初步教学的调研方式综合了解每位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态度、学习潜力等特征，然后暗中将学生划分为A－优秀级、B－提高级、C－基础级3个不同的层次。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从整体上看，汉族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动机、学习能力优于少数民族学生，教师在分层时可将此作为分层的一个重要依据。但重要不代表惟一，教师不能凭此将所有少数民族学生归于较低层次。事实上，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大力扶持，一些来自于少数民族发达地区的新疆、西藏学生，他们的英语学习基础并不逊于汉族学生，有的甚至还是英语口语学习方面的佼佼者，如来自新疆的夏米西丁同学曾代表学院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并以最佳表现获得特等奖。所以仅凭民族类别分层是不合理的，我们还应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划分。 2．分层设计单元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合理分层后，教师即可按照学生的不同层次进行单元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设计。其次，教师根据上述3个不同的教学目标设计了相应的教学内容，为方便课堂集中教学，教学内容可体现在同一份学习资料当中，即使用同一份信用证。但教师需暗中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具体学习内容按照教学目标进行设计，并设置难易程度不同的实训任务。 3．分层开展教学活动 对于民汉合班的特殊班级教学模式，我们应分层开展教学活动。首先，教师根据学生分层、目标分层、内容分层的具体情况，正确处理好集中讲授和分层教学的关系，分合有致，因材施教。以信用证的审核与修改为例，在讲授过程中，教师先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明确信用证的审核要点及修改方法，进行案例教学时需注意分解难点、突破重点，让各层次学生获取所需掌握的知识要点;其次，在课堂提问环节，教师应针对不同层次学生提出难易程度不一的问题，尤其是基础较差的少数民族学生，教师应给予更多的关注，让他们都能参与到课堂中来;再次，开展课内实训时，教师可以布置同样的实训任务，但不同层次的学生实训任务具体要求不一样。至于课外实训，学生可以登录教师的世界大学城空间，根据自身水平灵活选择空间课程实训库里的相关实训项目，课外实训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QQ、电子邮件或微信的方式与教师沟通交流，以实现个性化教学。 4．分层考核评价教学效果 鉴于我院商务英语专业民汉学生学习效果的较大不同，我们尝试采用了分层考核评价模式。按此模式，教师需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阶段性的分层考核评价，即每个单元学习完毕之后，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对民汉学生分层考核，评价学生的阶段性学习效果。这种分阶段、分层次的考核评价方式有助于高层次学生在难度较大的考核任务中不断挑战，超越自我，勇攀高峰。中低层次学生则在难度适中或较易的考核任务中缓解课程学习压力，克服学习的畏难情绪，培养学习的兴趣，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向更高层次转变。通过上述隐性分层措施的实施，我们发现分层后学生的学习效果明显优于分层之前。我院商务英语专业自2005年招收的14个民汉合班班级在学习完“外贸单证操作”课程后参加全国国际商务单证员资格考试的通过率比对表。通过此表，我们发现自2008年在民汉合班班级实施隐性分层教学模式后，学生考证通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由此证明了这种教学模式的优越性和可行性。 五、实施隐性分层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1．分层教学与小组合作相结合。 教师在进行隐性分层教学的同时，应创造机会让不同层次学生一起交流学习，将不同层次、不同民族的学生按1∶2∶1的比例组合成学习小组，4个小组成员之间采用“一帮一”的学习模式。这种异质互助的小组合作形式既有利于不同层次学生之间取长补短，促进共同进步，又有利于各民族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 2．阶段评价与动态分层相结合。 通过阶段性的分层评价，教师会发现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各个阶段学习表现有所变化，中低层次学生通过努力学习有可能向更高层次转变，高层次学生因为学习松懈也有可能向中低层次转变。若出现这样的情况，教师应适当调整分层，因材施教。 3．课内辅导与课外辅导相结合。 对于学习能力较差的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教师应坚持课内外辅导相结合的方式，并以课外辅导为主。课外辅导可采用世界大学城空间师生互动平台、QQ、电子邮件、微信等交流形式较为灵活、操作性较强的方式进行。在民汉合班的班级授课模式下开展隐性分层教学符合目前各民族高职院校的教学实际，体现了“因材施教”“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我们应继续深入研究这一有重大意义的课题，进一步提高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民汉合班班级教学质量，为各民族输送更多优秀的国际贸易人才。 作者：宗四元 单位：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 商务英语毕业论文:我国语用学商务英语论文 一、语用学的定义和研究 语用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的运用想学问，对语用学的定义出现过很多种，其中索振羽的《语用学教程》中给予语用学的定义算是比较准确的，“语用学研究在不同语境中话语意义的恰当的表达和准确的理解寻找并确定使话语意义得以恰当地表达和准确的理解的基本原则和准则。”在这种定义中，语用超越了语言本身的运用能力。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的交流和语言的运用的一种学问，也就是说在不同的交流环境下，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的学问。我国的语用学的研究和运用还处在一个较为初级的阶段，把语用学的运用到外语的教学中的研究更是不多见。主要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长期以来，国内的英语教学大多是用的“语法——翻译”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其重点放在了语法分析、难句理解和词义辨认者几块上。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能够让学生对语句的内部结构和其中出现的词组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但是这种方法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只能了解到语义，不能够了解语用意义，很容易在理解上形成偏差。二是语用学引入到国内的时间较晚，还处于探索阶段，很多教师都只能从报刊图书中知道这门学问，根本就没有进行专门的训练和研究，更谈不上将语用学应用到外语的教学中来。 二、语用学在商务英语中的阅读和写作教学中的运用 在语言的教学中，无论是何国的语言教学，阅读和写作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阅读的教育中翻译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在教学上，教师基本上使用的都是词汇讲解——语法分析——译述大意或是进行逐句的翻译来上课。对于国内的学生来讲，翻译法肯定有着自己独特的用处，但是缺点也十分明显，比如课堂教学气氛单板，无法体会到词句的语用环境，学生不能够形成整体概念，这样的结果就是会顾此失彼。要想学好一门外语，就要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风俗传统和文化背景有着做出了解。传统的外语教学中，把重点放在语言知识上面，而忽略了语境对商务英语学习起到的积极作用好效果。脱离上下文，来进行某个句子的分析，可能会出现好几种意思，因此对学生进行语用分析训练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一篇叫WhenSLIMMINGISNOTENOUUGH的一篇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ButsomeAmericanfirmshavestartedtobehavelikecoporateanorexiecs,addictedtodownsinzingastheironlybusinessstrstegy.”在标题中的slimming的愿意本来是减肥，单证在这片文章中就是公司裁员的意思，而在段落中出现的anorexics、downsizing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在进行阅读教学当中，中西方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一定要注意到。例如中国人惯于使用螺旋思维（circularpattern），二西方人惯于使用线性思维（linearpattern）。这种来自思维上的差异，很容易就会导致学生在进行语用分析和语言表达方面出现误差。在商务英语的阅读教学当中，如果能适当的利用语言行为、合作、会话分析等几种语用原理，就能够减少很多在商务英语受用过程和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提高理解和表达的准确率。因此教师在进行商务英语的阅读教学中，要使用语用学的原理来进行指导，让学生逐步熟悉并适应英美式的思维方式。提高英文阅读的理解能力。在进行商务英语的写作课的讲授中，教师一般都提醒嘘声主要语法的错误和安排文章结构等等写作技巧，却很少提醒学生要注意写作材料中的语用含义。这样的方式，学生在写作中很少出现语法和逻辑上的错误。但是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文章，在外国人看来就会出现很多的误解，达不到良好的交际目的。如果教师能够在进行写作技巧的讲授的同时，做好对学生话语的语用含义引导，注意指示语和前后关系的正确使用；在进行学生写作错误的分析过程中，有意识的进行语用失误的语句的分析，才能写出地道得体的英文文章来。在商务英语中会涉及到很多心寒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有几个注意事项。Clear（清楚），concise(简洁)，correct（正确），complete（完整），courteous（礼貌）。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在动笔前要仔细斟酌，利用简洁的居住和词语来进行一件事情的描述，同时还要注意句型长短的变化。在商务英语的写作中还要注意英美等国家的习俗。如不论是个人还是和他人一起受到宽带，都应该向东道主写信致谢。如果东道主是夫妇，并你只和其中一人有业务关系，信也该写给夫妇两人。 三、语用学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作用 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才中折射出特有的文化内涵。翻译是交际中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存在一种三元关系，即原文作者、翻译者、和读者这三元关系。三者之间进行着思想和文化的传递活动。在交流过程中涉及到理解和重构的问题，语用和文化因素在译文中的处理方法，以及在原作中，语用用意的传达问题。例如在不同的语言中，有自己独特的表达习惯和不同的词汇体系，这些体系中并非都是一一对应的[2]。如在汉语中有“三角债”这个概念，但是在商务英语中如果把这个词翻译成“Triangledebt”,在国外的客户就会不知所云，因为在英语中跟一般都用”chaindebt”来对这个词语进行表达。再如，在汉语中的“宣传”一词，如果不看语言环境，而进行直接的翻译就会翻译成“propaganda”，这样就造成了语用失误。因为在汉语的语境当中，“宣传”没有贬义的意思存在，而在英语中“propaganda”这个词却带了“欺骗”的含义在其中。这种汉、英文一一对照的翻译，就造成了语用失误。在我们初中就学过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在对方向你表示谢意的时候，你就不能把汉语中的“没关系”、“不用谢”之类的词语进行直接翻译，然后用在英语的表达中，因为这不符合英语的在相同的社交环境中的表达习惯。另外在商务英语的翻译中还会发生的语言使用方面的失误是因为无用英语的其他表达结构和套用母语的表达结构，这就会造成表一不清，令国外客人根本不知所云。比如有一句话“世纪之交，中国外交空前活跃。”如果翻译成“AttheturnofthecenturyChinasdiplomacyismostactive”，如果用汉语的语境来进行判断，这句话不存在任何的问题，甚至还可以说很常见，但如果把这句话放到英语的语境中来看，中国味就太浓了，因为在英语的表达中active的主语必须是有生命的，在句中，把diplomacy和active进行搭配，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如果翻译成“TheturnofthecenturyfindsChinamostactiveonthediplomaticarena”，这样就能符合英语的语用规则了。 商务英语毕业论文:CBI教学模式下高校商务英语论文 一、CBI的理论基础及教学模式 （一）CBI的理论基础 CBI以内容为基础，把语言教学和内容教学有机融合，又称“内容本位教学”。近些年来，很多国家在EFL（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教学中都十分推崇CBI这种基于某种主题或某种学科来进行教学的模式，CBI开始被普遍接受并得到广泛应用，被认为是目前最成功的外语教学法之一。CBI以内容为依托，以语言学和认知学理论为基础，更倾向于“实用与真实”的教学效果，开展双语教学，使学生通过学习学科知识来获取目标语的实际交往能力，是一种将专业主题与语言教学融合在一起的教学模式。CBI“提倡把语言作为学习内容的媒介，把内容作为学习语言的源泉，使学习者通过学习内容，而不是单纯学习语言来获得语言能力”［2］。Krashen的二语习得假说（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为CBI课程设置提供了理论基础。Krashen认为，二语习得的语言环境很重要，“要类似于母语的习得环境”，语言的习得依靠“有意义、可理解性的输入”，二语习得应专注于“意义”，而不是语言“形式”。习得是把可理解性语言当作学习内容的媒介而自然获得语言能力。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更注意的是语言信息的交流，而不是语法规则，将有助于其对第二语言的掌握。CBI的另一理论基础来自于认知学习理论。该理论认为，教师应为首次学习某个概念或技能的学习者提供引导框架，等学习者熟练后再撤除该框架。学习者通过真实、有意义的语言材料获得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学习不仅需要听、说、读、写、批判性思维等过程，还需要高水平的内容知识来对这些过程进行操作。而CBI强调将语言学习和学科知识学习全面结合起来，力图为第二外语学习者提供多种机会，使其在交际环境中进行真实的语境交流，通过学习学科知识来获得目标语言能力。 （二）CBI的教学模式 在CBI教学模式中，语言的形式、功能和意义没有被分割，学生的学习动机增强，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活动强调学生必须具备较高的认知能力。CBI教学模式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种：主题模式（theme－basedapproach）。主题模式围绕某个或某几个特定主题组织教学，主题的选择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并且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主题模式可以让学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语言材料。主题模式适用于基础阶段的外语学习者，对学习者语言水平要求较低，旨在通过学习内容来提高学习者的综合语言水平。这种模式的授课过程围绕主题，通过结合各项语言技能以及论述有关主题内容展开综合训练，并逐步深入。该模式以主题为核心，因此学生可以运用已有的知识来对新信息进行学习和评价，学生所接触到的材料符合他们将来的职业需求。课程模式（sheltered－contentcourses）。课程模式是用目标语讲授学科知识，要求学生掌握学科知识而不是语言知识。该模式将语言视为专业学习的媒介，各类专业课程教学材料的难度符合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及专业知识水平。学习者主要是具备中等或中等以上语言能力的学生。该模式要求授课教师应精于某一学科的知识，并且可以熟练运用第二语言帮助学习者获得可理解性的输入，从而获得目标语言能力。辅助模式（adjunctcourses）。辅助模式是一种“专业课＋语言课”的教学模式。该模式试图在同一门课程中通过辅助的语言课程帮助学生理解并跟上专业课程的教学。学习者需要借用语言技能进一步掌握专业内容。专业课和语言课的教学大纲需要经过协商，语言课应围绕专业课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辅助模式主要针对各类高等院校学习者或预科学习者。专门用途模式（languageforspecialpurposes）。该模式的授课内容与某种特定职业或学科有着密切关系，是指“内容和目标由特定学习者群体的特殊需要而定的语言课程”。教学过程既包含英语语言技能的训练，也具有明显的专业内涵。教学材料来自实际工作岗位或相关学科范围，专任教师引导学习者使用英语展开专题讨论和研究。学习者可以通过学术交流或科研活动的形式，在学量学科内容的同时锻炼和提升自身的语言技能。无论采取以上哪种模式，CBI的基本教学理念都始终贯穿其中，即课程的出发点或组织原则是围绕学科知识而不是语言本身，学习重点是通过目标语获得专业信息，并在此过程中发展语言技能。 二、CBI教学模式下的商务英语教学 国内各高校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普遍存在英语知识和商务专业知识都比较缺乏的问题，比如传统的基础英语课程强调语言基本功的培养，旨在通过语言素材学习语言和关于语言的知识，对材料的真实性、实用性和现实性要求不高，而以话题为基础的商务英语教学能提高教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满足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CBI将语言与专业融会贯通，使教学变得既有内容又有形式，同时兼顾“语言知识”和“专业内容”两种需求，从而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满足社会的需要。我国的商务英语学习者除了商科生和少数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学习者外，大部分都是在高校就读的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他们虽然具备一定的基础语言能力，但是缺乏经济、管理等专业商务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更谈不上商务工作的实践经验。目前各高校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围绕商务和英语两大核心，不仅开设了语言技能类和商务英语基础类课程，还专门设置了商务专业类课程。但是很多高校都存在着商务专业课程和语言类课程的教学内容脱节、商务英语课程专任教师教学能力欠缺等问题。结合上述对国内高校商务英语专业课程现状的分析，笔者认为，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应具备很强的应用性和复合性，课堂教学应该既是语言技能型教学，又是商务内容型教学，强化学生使用英语解决商务问题、提供商务服务的能力。从这一点上看，CBI对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属于特殊用途英语（ESP，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s）的商务英语兼具商务专业性和英语语言性两种特点。CBI旨在通过学习和了解商务学科知识来获得目标语言能力，有效地解决了高校商务英语教学中专业内容缺失的问题。CBI主张将英语看作一种语言工具，从而实现语言技能与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为了结合各个学习阶段的不同特点，CBI应针对不同知识水平的学生群体。一般来说，在基础阶段的学习中，主题模式应占主导地位。在这一阶段，与商务内容的学习相比，英语语言技能的培训才是重点。但是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仍需兼顾专业知识的学习，比如尽可能让学生接触商务领域的语言材料，为下一阶段学生掌握商务知识、培养商务能力打下基础。在较高阶段的专业课程学习中，商务专业知识难度逐渐加深，特定的商务内容如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等成为主导，学生的语言技能不足以帮助他们获取相关专业知识。此时，教师可以运用课程模式，将商务知识的学习作为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在传授商务、语言知识和技巧的同时，安排有效的教学任务并引导学生完成，比如，以英语为媒介，学习管理学、经济学等特定专业知识。同时，商务专业教师可以与语言教师密切合作，采用辅助模式，帮助学生使用英语进行自由沟通，学习相关商务专业内容。另外，CBI对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的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这种教学模式的课堂执行者，商务英语专业教师要求兼备语言知识和专业内容两项专长。教师担任的角色不是单纯传授专业技能，学生的学习目的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各种专业知识，而是在教师的引导下不断提高自身获取知识的能力。教师需要积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供高效轻松的课堂活动组织形式，及时给予学习方法指导，帮助学生解决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能够得到有效提高，也可以促进其自身从普通语言教师到复合型语言教师的转变。 三、结语 CBI越来越受到国内各高校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商务英语教学环境中，这种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单一的语言技能课程模式，实现了专业内容课程与语言基础课程的融合，是实现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最佳教学模式。但是CBI在我国刚刚起步，在实践中仍然要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比如，教师的跨学科知识及教学能力的局限性，开展双语教学的层次要求，学生寻找知识的途径缺乏，等等，这些因素都会从一定程度上制约这种新的教学模式的应用。因此，商务英语教育工作者需要在人才培养理念、教学设计及课堂实施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和实践，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CBI的优势，真正实现高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 作者：马青 单位：长江大学一年级工作部 商务英语毕业论文:高职微情景教学商务英语论文 一、《商务英语》课程微情景教学的含义 何谓《商务英语》课程“微情景教学”？这是笔者在高职《商务英语》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中，对自己探索的教学模式所作的一个命名。所谓“微”，是指微课教学。传统社会以大为美，现在微信、微博、微电影、微视频等微概念层出不穷，表明新媒体时代是以“微”为“妙”时代的到来，微课也应时而生。虽然目前关于微课教学的定义还存在争议，百度百科上解释的“微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内外教育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重点难点疑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精彩教与学活动全过程。关于微课有一个共识，就是微课比传统课程时间少的一种课堂教学，其特点是短小精悍。所谓“短小”是指教师上课的时间短；所谓“精悍”是指微课短时间内学习的内容精炼，充实，学生学习兴趣浓厚能有大收获。所谓“情景教学”，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具有一定情感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主动地在模拟场景中扮演和体验不同角色，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不断的参与、练习、思考、总结，从而熟悉商务操作的各个流程，帮助学生理解和获取商务知识及技能，使学生各方面能力得到发展。情景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帮助者和促进者。换言之，“微情景教学”是微课教学和情景教学两部分组成，在微课教学中，教师主导课堂讲解商务英语必要的知识技能和应注意的问题，在情景教学中以学生的“学”为中心，也是以学生为主导，时间和微课教学部分的时间基本相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微课，是一种以学生为主导的微课。两者相互交融配合，完成一次课堂教学。在教育学原理上，“微情景教学”也是有其理论依据的。按照著名主智主义教育思想家赫尔巴特所主张的教学观，教学过程分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阶段，强调教师的权威引领作用，主张以教师、教材和教室（课堂）为中心。按照著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家杜威的主张，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创设教育情境，由学生根据教师创设的情境进行自由探索，在探索中获取知识提升经验，学生是教学的中心。在杜威看来“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和改组”，他把教育看作是从已知经验到未知经验的连续过程，是经验的不断增加过程，而经验是有机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主智主义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直争论不休，实际上两者各有其适合学龄阶段和学习科目。大学课堂不同于中学课堂，不能完全以生活化的教学取代传统的课堂讲授，以亲身经验代替书本知识，它必须辅以间接经验的学习来掌握丰富的人类知识积累，以尽快形成走向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能力，但是完全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学习又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而无法接受学不进去，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大学的教学总是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的课程教学之间寻求平衡。可以说，“微情景教学”很好地将两者结合起来了，而且一改以往教师为中心的授课方式，不仅调动了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们知道要学什么，该怎样去学习，不再像以前那样不理解课文，觉得课文枯燥乏味，离生活很远，没有兴趣读学，被动的等待知识灌输。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中，发现自己的不足，需要怎样进一步去学习。 二、《商务英语》课程微情景教学的过程 高职《商务英语》课程“微情景教学”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微课教学由教师把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并根据转化后的教学体系内容进行提炼浓缩，最后形成微课教学部分的内容，这是《商务英语》课程必要的知识结构，学生必需掌握。微课教学的时间每次在10-15分钟左右，限定在20分钟内完成，这部分教学内容由教师主导，教师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让学生掌握必要的商务英语知识结构。二是情景教学由学生以活动将微课教学内容展示出来。可以PPT、商务活动情景、小品方式、拍成微视频等方式展示。每次情景教学部分，教师可根据教学体系内容的多少，确定情景展示的人数，展示组别的多少。情景教学部分学生是主体，教师是组织引导指挥者和评点嘉宾。以《剑桥标准商务英语教程（初级）》教材（以下简称《教材》）教学为例，以该教课书的CompanyProfiles内容部分包含的Theworkingday、Corporateculture、Companyhistory、Theinternet四个单元units的教学为例。任课教师备课前可以作一整体规划，比如将四个单元内容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教学目标是什么来进行本部分内容的整体把握，在此基础上，将每个单元分为4-5次课8-10个课时来完成，分别规划好每次课的基本任务。第一次课，由教师向学生介绍本单元学习重点，需要掌握的技能、生词。并针对该单元的重点提出问题和要求学生要做的任务，这包括给学生分组来完成下几次情景教学任务，要求学生课下认真搜集和查找资料，来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可以提供一些搜查方式，思路以及网址书籍等有益资料，帮助学生课下能够顺利完成任务。第二次课，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教师微课导入阶段，任课教师微课导入本次课的内容，调动学生接下来做情景教学部分的氛围。在教师主导的微课结束后，进入第二阶段学生情景教学展示阶段，由学生做主角进行分组商务活动中的情景展示，将教师布置的任务演示完成。第三阶段是学生评价阶段，让选定组的同学对刚才其他商务活动情景展示组同学的情景进行评价。第四阶段是教师最后评价总结阶段，包括总结各组情景展示的优点和不足，当然在评价阶段，教师要以表扬鼓励为主，为了能保持学生参与情景展示积极性，教师的鼓励尽量具体化，如具体指出哪个句子，哪个词，哪个情景，哪个表演到位。第三次课，重复第二次的过程，但是，单元的教学内容有所递进。第四次课，在教师的指导下，重新看课文，并将本单元重点和技能总结出来，教师可以再次考察学生们是否已经完全掌握了本单元的重点内容。这次课的主要目标是以知识的查缺补漏为主。接下来以《教材》中Theworkingday单元为例，进行以学生为主体微课的简单介绍说明。在第一次课上，教师的主要任务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要将单元的重点导入，并告诉学生本单元学生要学会的技能：能在商务活动中清晰有效的进行自我介绍以及介绍他人；能够在商务活动中得体妥善地接待客户；能够翻译并正确书写商务名片。二是学习生词。三是介绍工作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场景，自己入职初期的遭遇，一些相关电影或电视可能具有的相应片断。四是布置下一次微情景教学课的任务。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定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让学生想象自己是即将入职的新员工，第一天到公司上班，让他们想象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可能会被问到什么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对学生进行启发。并将学生分为几组，其中一组模拟作为一个微型小公司，组内所有成员都有自己的职位。要求：学生模拟真实公司入职情景，找自己组内担任相应职务人员，介绍自己公司每个成员的职务及主要职责；另一组中的成员模拟新入职员。第二个场景是：并将学生分为几组，每组作为一个微型公司，然后任意两组的公司进行互访，一个作为访问公司，另一个作为被访问公司，公司应做出怎样的接待等任务。通过使用这种模拟演示的方式，将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主要学习任务交给学生们自己来完成。学生可把这种模拟形式录制成短小的视频，拿到课堂上来演示，也可以直接在教室中演示，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参与到学习当中，体验自己是学习的主体。在第二次课上，首先是教师微课导入Theworkingday单元的一些知识及场景情况，调动学生进行微商务情景展示的兴趣。接下来让学生分组依次进行微商务情景展示，课程内容主要是涉及自我介绍(Talkingaboutyourselfandintroductiontoothers)、welcomenewstafformembers和businesscards的正确书写等场景。学生情景展示可以多样化，如事先拍好的微视频、现场微商务情景演绎、PPT展示讲解等。接下来由另一些组的同学对这些组的展示情况进行评价，要求学生至少说出一个优点和一个不足。在学生评价完后，教师进行总结评价。不仅评价情景展示组的展示情况和优缺点，也包括对学生评价的客观评估。在第三次课上，重复第二次的进展阶段，内容由聊本人工作延伸至许多问题其他人的工作（Askingaboutotherpeople’sjobs）。第四次课，教师做出对比、评价阶段。教师引领同学再次仔细阅读教材内容，将课文与模拟演示作对比。利用简短时间点评学生本单元的情景演示，这样学生可以清楚自己所做的演示有哪些不足，也就知道自己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学习。也可在课堂任意抽查几位学生对本部分内容的掌握情况，达到复习巩固的效果，并对其中的不足和需要补充之处做出解说。最后教师再给出本单元可能涉及到的基本商务英语情景、词汇、句型和语法进行回顾和学习。 三、《商务英语》课程微情景教学的成效 在现在这个言必称成效、绩效的年代，成效或绩效成了时髦词汇。坦率地讲，在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为期一学期的微情景教学的改革成效来说，成绩是有一些，但不是特别明显。最主要的成绩是学生微情景教学兴趣很高，自主学习能力有所增强，对真实商务情景有了更多了解。成绩不明显的原因值得分析和思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己的改革时间进行不算太长 虽说为期一学期，实际上除了掐头（开学）去尾（学期结束）和放假放掉几次课外，还有一个就是，每单元的四次课有一半是常规课堂教学，并不是每次课都是微情景教学，所以就算微有成效，也不尽能全部体现为微情景教学的功劳。 （二）缺乏相应的控制组和对照组 虽然本人在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微情景教学改革，但严格来说，改革的成效要有对照组和控制组才能体现出来。本人这一学期所带班级仅为一个班级，缺乏相应比较对照的对象。 （三）教改经历不多 对这次的微情景教学改革是一个尝试。并不能说是很完善很周全的改革，虽然前面说得有板有眼的，但有的地方还不成熟，仍需要继续探索。 四、《商务英语》课程微情景教学的注意事项 微情景教学作为一个教学改革新尝试，做好微情景教学，需要课前多作准备，同时须注意以下事项： （一）教材体系如何转化为教学体系内容 教师应从课程教学目标、教材整体内容来确定如何转化，而不能一个活动或者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来转化。否则，没有整体观念的转化，重要内容或重要商务情景丢失，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技能结构。 （二）微情景教学中师生角色与互动问题 微课教学部分以教师为主导和情景教学部分以学生为主导，并不是说，微课教学部分不需要学生参与，情景教学部分不需要教师参与，而是两部分都需要师生的互动，只是两部分中，师生在互动中的角色不一。微课部分强调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情景教学部分学生是情景展示的主体，教师是情景教学组织引导的主体，两者的互动能使教学活跃生动，同时教师也从互动中了解学生对本部分知识内容的所长所短，减少学生所长部分内容的教学，增加学生所短部分内容的教学。 （三）如何克服学生搭便车问题 在分组的情景教学中不少学生会因为课前准备的麻烦而存在搭便车心理。为避免搭便车的发生，可将学生分组分派任务，如一组做评委，对参与模拟小组及内部每个成员的口语、语法以及演示效果进行纠错和评价这样即可防止搭便车，还可督促参与人员尽力做好，即提升了学生的听力，也加强了学生的口语能力。而另一些则要求他们对此演示做一总结，归纳出从微视频的演示中学到的知识。也可以找一组学生对其他人就此模拟演示提问，由另外的学生来回答。 作者：于秀珍 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毕业论文:高职院校商务英语论文 一、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师应具备的素质 商务英语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在国际商务背景下英语的使用规律及教育教学规律，其教学核心是培养学生商务背景下的英语应用能力。据此，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培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身心素质，具有丰富的英语文化知识，具备扎实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通晓国际商务基础知识和国际贸易基本流程，能够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从事外经贸行业中单证、跟单、业务、货代等工作。为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商务英语人才，一个合格的商务英语专业教师应具备以下素质： 1.专业素质。 商务英语除了涵盖英语语言知识、交际技能、专业知识外，还包括商务管理技能和商务文化背景等核心内容。一位合格的高职商务英语教师，首先必须具备扎实的英语知识和娴熟的听、说、读、写、译等技能；其次应具有系统的商务知识；再者是要具备相关的国际商务实践经验、实际操作能力及现场商务话语经验等具体的商务实践能力。 2.职业素质。 第一，要有一定的教育理论。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师不仅必须熟知普通教育学、心理学、二语习得理论、英语教学法、商务英语教学理论等，还应该了解高职教育理念，高职教育的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教学模式，教学方式等。第二，要有宽广的知识面。对外语工作者提出了希望：一个外语工作者不仅要能熟练地使用自己专长的语言，更要有十分广博的知识和较高的汉语水平。就商务英语教师而言，渊博的知识包括必备的专业知识，一定的人文知识和与外经贸行业相关的外事、礼仪、金融、贸易、保险、法律、科技等相关学科知识，还要有丰富的汉语知识。第三，要有娴熟的教学技能。课堂理论教学技能及实践教学是商务英语教师的主要教学工作，他们应具备符合高职教学特点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设计和组织能力、答疑解惑能力及教学测评能力。第四，要有良好的信息素养。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和《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意见》也对教师的信息素养提出了要求。专业教学资源库、共享型网络课程及网络教学空间建设也要求教师将现代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教育的深度融合，实现教学管理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应用于商务英语教学，一方面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教育教学信息化水平，促进内涵发展，提升商务英语人才培养工作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3.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的能力。 为迎接高职商务英语教学的各项挑战，教师应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第一，教师要有知识更新能力。知识的更新是教师发展的前提，就高职商务英语教师而言，必须及时地把握高职教育和商务英语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并在教学活动中不断尝试。第二，教师要有科研能力。积极参与教育科研活动是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教学与科研起着互相促进的作用，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实际，通过科学的态度、理论和方法，在研究高职商务英语教育现象的过程中，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归纳总结，揭示其规律，并将经验上升到理论水平上，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商务英语教师应确立科研意识，不断提高科研能力。第三，教师要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高职商务英语教师必备能力之一，具备创新教育的理论，并将之应用到教学实践中，才能有创新的思维模式和教学模式，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商务英语人才。 4.思想道德素质和身心素质。 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良好的身心素质是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应注重增强爱国主义和民族责任感，批判性地吸收多元的世界文化。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健康的体魄是努力工作的前提。教师积极向上的情感力量，坚强恒久的意志力量及独特的人格魅力在教学实践中对学生良好品格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Lange提出专业发展就是教师教学经验和教学态度、专业素质及教学技能在不断的实践和反思中获得提升的过程。从目前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毕业生综合素质较差及实际操作能力低下等现状分析，教师在专业发展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职业教育理念欠缺。 高职商务英语教师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高职院校聘用的教授普通英语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二是高职院校聘用教授国际贸易或工商管理的本科生、研究生；三是来自于企事业单位一线的兼职教师。从教师的来源分析，有的教师有丰富的英语语言教学经验，但是缺乏商务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有的教师具备商务知识，但是缺乏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有的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缺乏教学经验。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师多数未经过高职教育的专门学习，没有深刻领会高职教育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受到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影响，偏重学科体系教育，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认识模糊，从而难以根据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将要从事的工作的要求来改革商务英语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及教学内容。 2.对教师专业发展认识不足。 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师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从教授普通英语课程转型过来的老教师、师范院校毕业的年轻英语教师和国际贸易或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年轻教师。老教师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不足之处在于知识老化、缺乏国际视野、创新性较差；师范院校毕业的年轻英语教师在校期间学习了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和英语学科知识，但其掌握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国际贸易或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年轻教师职前未接受教育科学知识训练，岗前的短期培训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3.科研意识不强、科研能力较弱。 高职院校教师主要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课堂教学上，较少进行教学研究。主要原因在于高职教师普遍缺乏科研经验；教学任务较重，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科研；高职院校缺乏良好的科研环境。因此，在主观上，教师科研意识普遍不强；客观上由于缺乏科学研究经验积累及外部条件的支持，教师科研能力较弱，从而限制了教师自身及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三、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方向 1.提高英语语言文化水平及应用能力。 商务英语教学本质上是商务背景下的英语语言教学与研究，其核心仍是英语语言相关知识和应用能力，因此，教学的重点应着眼于培养学生掌握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具备扎实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的技能，了解英美文化及英汉文化的差异，并使其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调查显示，教师的英语语言能力及文化知识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因此，商务英语教师必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英语知识文化水平及应用能力。 2.增强专业实践能力。 教师熟练地运用英语语言为工具进行专业课程讲授及指导是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学的理想状态。但是在现实情况下，经常出现英语知识技能与商务知识技能讲授割裂开来的现象。而且大部分教师缺乏国际商贸实践操作经验，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教师可以到企业进行实践操作，以增强实践能力。 3.更新教学理念、方法与手段。 高等教育的改革首先是教学理念的改革，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是教学理念更新的基础。高职教育的特点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必须体现互动式教学理念和指导学生形成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终生学习的观念。在教学过程中以老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从而真正实现积极引导、积极实践、有效互动。高职商务英语学科是英语语言与商务的结合，是对传统语言教学的新突破，所以其教学思路、方法及手段也应做出调整和创新，以适应新发展。 4.提高科研意识及水平。 加强商务英语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也是高职商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教师通过对商务英语学科实际运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商务英语学科教学及商务英语学科发展方向及趋势等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和商务英语学科的发展。 四、高职商务英语教师发展策略 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水平直接受到高职商务英语教师的素质的影响，因此，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高职商务英语教师队伍并不断促进其专业发展是实现高职商务英语教学目标的有力保障。根据商务英语教师素质要求及专业发展方向，高职院校可以将加大培训力度、开展行动研究、进行专业实践和实施行业合作教学作为发展策略。 1.加大培训力度。 Freeman指出教师可以获取知识和技巧。对于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师来讲，培训的内容应包括英语语言培训、商务知识培训、高职教育理念及教学方法培训、商务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教师职业技能、现代教育技术等。培训形式可以为参加国内专门教育机构举办的短期或长期的英语师资培训班、各种形式的会议和研讨会及国内外研修学习等，考虑到高职院校教师教学任务繁重的情况，还可以大力开展校本培训。 2.开展行动研究。 目前有针对性的商务英语培训比较匮乏，同时商务英语培训又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商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就主要体现在开展行动研究的自我发展。行动研究是一种系统的反思性的探究活动，是教师为改善教学活动进行的一种系统的反思性研究行为。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师可以通过教学日志、课堂观察、反思、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按“发现问题—设计研究方案—开展研究—反思及撰写研究报告”步骤开展行动研究。 3.进行专业实践。 合格的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师应该是双师型教师，一方面是能够胜任英语语言教授及研究的语言教师，另一方面又是精通外贸知识、能够独立处理外贸事务的外贸领域的专家。后者就要求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师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为使教师成长为双师型教师，首先可以与各类外贸单位开展深入的校企合作，切实落实教师下企业实践的工作，通过教师在生产一线了解外贸企业的实际运作机制、外贸领域的实际业务操作，从而积累第一手的案例和资源，以便在教学中更有效地开展理论教学、指导实践教学。其次可以通过鼓励教师积极考取国际商务单证员、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等各类职业资格证书的方式，促进教师向真正的双师型教师转化。 4.实施合作教学。 对商务专业英语教学而言，面对的真正挑战不是缺乏专业知识或英语技能，而在于教学过程中如何将两者有机地融会贯通，从而达到既定的教学目的。DudleyEv⁃ans提出，以专业英语教师、专业课教师和学习者三方最大程度合作为基础的模式是最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合作教学可以通过共同分析学习者的需求及教学目标、共同研究课程标准、共同编写教学材料、共同开展讲座和研讨会、专业教师与英语教师集体备课等形式展开。 五、结语 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树立自我发展的意识，探索适合自身情况的专业发展道路，通过不同发展策略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从而提高自身素质，满足学生需要，促进高职商务英语教学的发展，推动专业建设和学校可持续发展。 作者：孙淑慧 单位：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商务英语教研室 商务英语毕业论文:文体风格下商务英语论文 一、在写作商务英语信函中所体现出的语言环境 所谓的商务英语，是指商务专业人士在商务活动中使用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英语。鉴于其在商务活动中使用，因此它自然就会具有特定的交际环境、对象和主题，而且这些也必然会影响到使用商务英语的范围、风格与方式，而这在写作商务信函方面则反映出其具有与众不同的语言环境。第一，商务是商务英语信函话语的范围，关系到商务活动的各个场所和环节。商务活动涉及法律、保险、运输、金融等相关领域，可以说涉及面非常广泛，而且在各个环节的商务活动中，需要始终伴随着信函、电子邮件、备忘录传真等书面的商务英语交流形式。第二，在商务活动中，人们都信奉“时间就是金钱”的理念，明白与人为善的有益之处，因此常常是珍惜时间就如同珍惜金钱，而且十分注意社交礼仪在贸易往来中的应用。上述心态、意识与行为准则决定了商务英语信函具有独特的文体特征，即客气委婉、朴素简洁，也直接决定了商务英语信函的语式(话语方式)。 二、商务英语信函在语境制约下的文体风格与特征 (一)使用词汇方面 1.使用词汇正式、规范 尽管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不断加快，与之相适应的商务信函也呈现出非正式化与口语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商务信函毕竟不是个人的私事和私下的活动，有关的商务活动是有组织的、有明确公关和经济目的的活动，而且是商务组织之间涉及公众利益的活动。因此，商务英文信函常常使用书面正式词汇，或者正式词汇与非正式词汇并用，但是较多情况下都是使用正式和中性词汇，从而体现出商务英语信函的正式规范、公事公办的特殊性质。例如:WearepleasedtoadviceyouthatyourorderNo．105hasbeendis-patchedinaccordancewithyourinstruction．(我高兴地通知你们:遵照你方指示，第105号订单货物已运出。)文中，以书面语advice代替口语tell。 2.意思表达准确，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在各个商务合作环节的商务信函中，涉及到合同、协议、单据等，因此有必要使用准确的词汇，从而体现出专业性。鉴于此，商务英语信函中更多地使用行业、专业术语，以及专业缩略词语。例如:trimmingcharges(平仓费)、pre-mium(保险费)、bid(递盘)、irrevocableletterofcredit(不可撤销信用证)、CIF(到岸价格)、C．B．D．(付现提货)等等。在商务活动各个环节使用的信函中，都较为频繁地出现上述词汇或缩略语。 3.使用语言朴素简练，一般不加修饰 进行信息传递和业务洽谈，促进交易达成是商务英语信函具有的主要功能。因此商务英语信函要求其使用的语言必须平易、朴实、易懂。这是因为现代国际商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有着日益加快的工作节奏，人们往往追求的是高效率，所以商务工作人员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斟酌如何遣词造句，于是在写作商务英语信函时，更多的是使用朴素简单的常用词，通常不能使用华丽的词藻，绝对避免使用深奥、抽象、冷僻、花哨的词汇，而且尽量少使用或者不使用修饰语或修辞手法，其目的是直接进入主题，避免致使中心转移，从而便于交易双方都可以很容易地接受和理解。例如:Accordingly，wewillexpectthefullpaymentof$5，403plus6．5%interestdueonJuly1，2000．Welookfor-wardtodoingbusinesswithSmithAdvertisinginthefuture．同时要注意，尽管感叹句具有渲染气氛的作用，能够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和语言气势，但是商务英语信函讲究严谨、客观，所以商务英语信函中极少使用感叹句。 4.使用词语客气礼貌 因为商务英语信函与业务的得失成败直接相关，所以商务信函中频繁地使用礼貌用语，体现出措辞的客气，这不但反映出草拟人的素质，而且还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进而营造出友好的业务合作氛围，建立融洽的业务合作关系。在英文信函中非常突出地表现出用词礼貌客气的特点。当收到对方的商务信函后，无论是接受与否，都一定要做到使用礼貌语言对此表示感谢;在传递使人高兴的信息时，要体现客气的措辞;当需要传递的信息可能会使对方不满意，或者表达对对方不满意时，更需要委婉客气地进行措辞;如果是向对方提出要求或者希望对方做什么，也应该要客气礼貌。 (二)使用语法方面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体，人们在贸易、商务往来这种特殊的语言环境中使用商务英语信函，并且在长期的商务交流过程中自然地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写作规范。同时，拟定商务英语信函的最终目的是推动商贸顺利运作并且实现盈利。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既讲究工作效率，又要注意社交礼仪的合理运用。这些要求充分体现在商务英语信函使用的语法方面。 1.较多地使用陈述句，而很少使用祈使句 在商务英语语言环境中，通过商务信函进行协商沟通的双方多数情况下是贸易伙伴，具有平等的地位。因此，在商务英语信函中常常使用陈述句来表达己方的诉求，如此会保证信函具有委婉的语气，进而把己方良好的形象树立起来，更重要的是，这种委婉的语气常常能够促进贸易伙伴采取一定的行动。与此相反，祈使句的语气一般都是命令性的，容易使对方感到过于直接、盛气凌人，因而觉得不是很舒服，所以通常商务英语信函很少使用祈使句，但是如果能够在祈使句中加入礼貌用词“please”，则原本命令的语气就变为了请求语气，从而与陈述句相比语气上更加礼貌。 2.较多地使用肯定句，而很少使用否定句 为了表现出友好礼貌的语气，商务英语信函中不宜过多地使用否定。因为如果直接使用否定句，指出对方不能尽如人意之处，或己方无法做到的事情就会给人留下冒昧不敬的印象，有悖于礼貌原则，所以应尽量使用肯定句而非否定句，从而使语气委婉客气。 3.较多地使用复杂句，而且句式完整 商务英语信函是一种正式的文体，主要使用书面语进行草拟，因此多半都是较长的句式，也就是说以复杂句居多。之所以是如此的句式结构，是因为可以较为完整地呈现进行外贸业务活动的各种条件、各种方式或者是预期的结果，从而确保业务往来或者签订的协议不会有任何的漏洞存在，以此为基础，在今后的贸易往来中就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双方产生贸易争端，进而使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维护。例如:TheCreditcouldcover85%ofthelocalexpensesiftheyaremadeundertheresponsibilityoftheBritishContractorandwithinthelimitofthedownpaymentspaidontheContract，i．e．，15%asamaximum．(此项贷款可以用来支付85%的当地费用。但是此项费用英国承包商必须负责直接支付，并且必须在合同预付款的幅度之内，即最高不得超过15%的合同金额) 4.较多地使用套语 商务英语信函是公函的一种，因此其必然要带有公对公的性质，属于极为正式的一种文体，因此在长期的写作中自然地会保留下来一些较为固定的表达方式，一些特定的语句被固化下来，成为国际商务界认可的套语。例如:DearSirs:Thankyouforyourinterestinourfireworks．(敬启者:承蒙贵方对我们的烟花感兴趣，十分感谢)。 5.十分注重使用虚拟语气 商务信函是利用书面形式进行贸易交往的一种手段，因此这一文体十分注重体现委婉、礼貌和客气的语气。在草拟商务英语信函时，如果用陈述语气提出己方的要求或者建议，则会体现得过分的肯定，甚至令对方觉得过于自以为是，而这时如果使用虚拟语气，就能够使信函的语气显得很委婉客气，这时虚拟语气的句子的谓语多数都是should，could，would，might等情态动词加上动词原形。也就是说，如果己方需要向对方就商务问题提出某种要求，较为妥当的表达形式就是使用虚拟语气。 作者：郝秀婷 单位：绥化学院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毕业论文:课堂教学中财经类大学商务英语论文 一、时展对新儒商精神的呼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在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经济发展所衍生的一些问题。工业文明的发展带给我们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也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的例子比比皆是。虽然我们的日用品空前丰富，但也看到我们生活中食品安全问题的隐患，“注水肉”“毒大米”“地沟油”等被曝光的食品安全案例层出不穷。虽然工业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楼歪歪”“桥垮垮”这样的豆腐渣工程报道也屡见报端。很多企业、商人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人民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财产安全来最大程度地获得利润。商业诚信的缺失和道德滑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些物质现象的背后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却遇到了更大的挑战，那就是丢失了理想和正确价值观的支撑，社会道德水平出现滑坡。跟环境问题相比，精神支柱的缺失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应该被我们所重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树立并弘扬新时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以指引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现在西方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理念在我国大行其道，但实践中，却遭遇到了中国文化和体制的巨大阻力，西方的经济思想和管理理念在中国已经显得有些“水土不服”。我国企业和商人需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文化的道路，以变得真正成熟和取得进步。新时期在呼唤着儒商精神的回归。源于并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商精神从上世纪末开始再次被商人和专家学者提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东亚儒家文化经济圈见证了东亚地区经济的成功，证明了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为底蕴的企业家精神，即新儒商精神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与成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将起着建设性的作用。 二、儒商的渊源和新儒商的时代特征 “儒商”的概念出现在明朝中后期，但中国的儒商文化实际源于先秦。当时“儒”和“商”是两个独立的职业，“商”被称之为“贾”，人们根据商人的道德品质，把品德高尚、有智慧的商人称为“良商”“诚贾”和“廉贾”，而“良”“诚”和“廉”这些词蕴含着儒家思想的精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的初步结合，子贡就是杰出代表，他不仅是一位富贾，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以其雄厚的财力到处宣传孔子的思想。到了明朝中后期，受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人们冲破“重农抑商”的思想束缚，大批士大夫投身商业，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徽商、晋商等为代表的地域儒学特征鲜明的十大商帮群体。这些商人自觉地把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和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使自己成为义利合一的“儒贾”。他们遵守“商名儒行”的行为准则，即商为厚利，儒为高名。这是明清社会和价值观念转型的思想反映，也是“儒”与“商”进一步结合。新儒商的概念源于上世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新儒商的“儒”不是狭义的儒家思想，而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泛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诚信、道义、爱心、中庸等，既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又要具备社会责任感。而“新”则指时代所赋予的新内涵。新儒商既要传承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又要适应新的时代潮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新儒商的时代特征可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文化传承性 新儒商不仅要吸收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的精髓和文化内核，还应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拥有较高道德文化修养水平，既要平衡“利”“义”，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又要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与时俱进性 新儒商是新时代的产物。除了传承优秀文化，新儒商还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把传统文化与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和经济发展特征相结合，并不断开发新的内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不断吸收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成果，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了解市场规律，培养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和创新意识，在竞争中求发展。 (三)中西融合性 新儒商不仅要改变传统儒商文化中地域性、宗法性和行会性的弊端，培养法律意识、合作意识，更要开阔胸襟，放眼全国乃至全球，具备国际视野。既要大胆走出去，也要大胆拿进来，勇于参与到全球化的潮流中，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既要保持自己的传统，又要积极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和经验，完善壮大自己，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四)系统整合性 如今知识经济作用凸显，同时社会系统日益庞大复杂，而分工却日益细化，各行业、领域之间联系愈加紧密。新的形势对商人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新儒商的培养既需要道德修养的提升，也需要足够的知识储备，还需要在大的市场环境下的锤炼。新儒商的培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学习、社会实践、行业历练等各个环节。这个系统工程的运行需要在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案的指导下，由政府、学校、商业等多方面参与，并坚持不懈，持续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新的经验，把新儒商精神发扬光大。 三、培养新儒商精神在财经类院校教育中的必要性 (一)财经类院校培养新儒商精神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上文提到，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究其根源，除了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之外，商业道德的缺失也是主要的原因。“无商不奸”“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商业行为普遍存在，不仅给环境和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灾难，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时代呼唤新儒商精神，要使新儒商精神深入人心进而成为中国商人的主流意识应该从教育抓起。高校是人才的摇篮，财经类院校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培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财经类人才。财经类院校的毕业生主要被输送到各种公司、商业单位以及经管、金融系统等工作岗位上，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成为商人和企业家，他们将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儒商精神强调商业道德与超乎利益的精神追求，这正是当下中国企业要做大做强所必需的。在学校里不仅要教会学生们相关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更要培养学生们胸怀天下、勇于担当、诚信待人、为社会谋福利的新儒商精神，帮助他们建立健康向上的道德价值观和商业伦理观，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不仅是他们未来立足社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保证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 (二)新儒商精神教育符合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发展方向 在财经类院校倡导培育新儒商精神，符合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说过，大学的精神所在，是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现在。一所大学要想成功并实现自己的责任，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反观国内的财经教育，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过于注重传授具体的技术与工具，缺乏对学生的品格塑造与伦理培养，即“重术”而不“重道”。我国很多财经类院校虽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完善的教学设备，却缺少系统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情况下不利于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教育根植于既有的文化土壤，财经类院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既要有开阔的眼界，吸收古今中外人类的智慧结晶，更要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汲取营养，既要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又要实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目的，兼顾促进个体发展和服务国家、社会的功能。新儒商教育旨在培养既有较高文化素养，又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企业家。因此，笔者认为新儒商精神的教育也许可以作为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四、把新儒商精神培养融入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尝试 自新儒商的概念提出以来，很多专家和学者把新儒商教育和财经类院校的教学改革相结合，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但笔者阅读了相关文献资料以后，发现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学校的层面展开，从如何在学校德育工作中注入新儒商精神的教育到如何利用新儒商精神培养学生们的创业意识等，鲜有文章论述如何把新儒商精神的培养与具体的课堂教学相结合。笔者认为，课程是教育的载体，而课堂是学生教育的第一阵地。要在财经类院校开展新儒商精神的培养应该从第一线的课堂教学开始。笔者结合所在的山东工商学院的实际情况和教学过程中的所作所想，就新儒商精神进课堂的主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山东工商学院是山东半岛唯一一所财经类院校，学科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兼有文、法、理、工等六个学科门类，学科专业上凸显财经知识培养。作为学校大学英语改革的一部分，笔者所在的大学外语教学部从2011年开始为二年级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了大学商务英语课程，旨在把英语语言学习和商务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商务综合素质。笔者承担了大学商务英语课程，并在课程设计中配合学校改革方向，有目的地引入新儒商精神的灌输和新儒商素质的培养。 (一)创新育人理念，改变学生观念，注重新儒商精神灌输 作为大学英语的后续课程，大学商务英语针对商务和财经类专业大二学生开设。根据问卷调查分析，在分类课程选课时，很多学生选择商务英语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即能够跟自己的专业相结合，有利于提高英语能力，增加将来就业的优势，还有一部分同学认为在学完商务英语课程后，可以考取相关商务英语证书，如剑桥商务英语(BEC)和托业，以增强就业竞争力。但是在开课时，笔者提出商务英语学习有三个目的:一是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适合将来商务环境下的语言运用;二是学习基本的商务背景知识，特别是公司环境下的商务交流能力和工作能力;三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商务理念和商务意识，这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层面的学习，更是对商务道德和商务伦理方面的提升，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新儒商精神的领会。 (二)选择西方原版教材，基于中西商务环境的区别，激发学生思考 在商务英语课程中，笔者选择了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剑桥商务英语》，目的有二:一是这套教材的内容涵盖面非常广，既涉及到公司商务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也包括了BEC考试的很多题型和练习，可以满足很多学生证书考试的需求;二是在教材中有很多英美国家的商务案例。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公司行为和商业行为更成熟、更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更健全。在进行相关主题讲解的时候，笔者会结合教材中和网上搜集到的西方公司的案例和我国的一些案例进行比较。笔者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碰撞所产生的火花，更能够激发年轻学生的思考，让学生通过对比发现我国公司商务活动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并引导大家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创新意识和国际化视野，这也是现代新儒商精神的重要特征。 (三)注重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教育，注重新儒商人格的塑造与养成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既通过中西比较激发学生思考，也注意在学生商业价值观的形成中以中国文化为根本。笔者发现很多财经类教材的内容和设计都是以欧美学科体系为基础编辑的，而中国的理论非常少，即使有也只是简单涉猎。不可否认，西方的一些经济和商业理论相对更完善，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我国的财经和商务教育对象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下长大的中国青年，我们的教育不是为西方培养人才，而是培养将来多数在中国工作的财经和商务人才。因此，我们的财经教学和商务教学应该更多地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我们的先人已经留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文化精髓，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文化精髓介绍、传递给受教育的年轻人。新儒商精神是以儒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精神的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升华，而新儒商人格，是儒与商的完美结合。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也涌现出很多成就卓越的具有新儒商精神和人格的成功企业家和他们的一些经典的商业经营管理案例，更何况我们还有源远流长的、两千多年的儒商文化。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我们的财经教育和教学，不妨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按照民族和社会心理，结合我国国情，在独特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下，走中国特色的教育道路。中国的问题，要用中国式的思维和智慧来解决。因此，笔者在进行案例教学时，会针对相关专题会有目的地选择一些中国儒商的成功案例，并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和学生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智慧和启迪，并总结个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儒商精神。 (四)采用互助式教学和模拟实践型教学，做到智商培养与情商培养并重，侧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斯腾伯格在《超越IQ:人类智力的三元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实践智力的概念，并指出“职业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个体具备行内、行外的知识并对之有相当的了解，这些行内、行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往往是在工作中逐渐进行的，而非来自于学业上或其他工作中的事先准备”。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商务英语课堂教学无法给学生提供足够的社会工作实践机会。为培养学生们的职业素养，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互助式和模拟实践型教学，如在讲授面试主题和会议主题的时候，笔者会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模拟面试训练，并进行课堂展示。在课堂展示以后，对某些小组表现出来的优点进行肯定和推广，而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改正。虽然课堂模拟训练不能代替真实的工作环境，但也可以给学生提供锻炼和反思总结的机会，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及时把语言学习、知识学习和实践相结合。此外，这种合作互助式的学习还培养了学生们的合作意识、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丰富了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优化了学生们的学习感受。把德育和智育相结合，体现了新儒商精神中“德智兼勇”的素质内核。 (五)提高教师自身道德修养，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 教师对学生的作用和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中知识的传授，还在于教师自身道德素质和修养对学生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师德不但能为教师树立起自己的教学形象，感染学生，进一步增强课堂教学效果，还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影响。在知识讲解之外，教师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课文所涉主题和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对教学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处理方式都会影响学生的认识和解读，甚至价值观的形成。作为学生的榜样，教师应该时刻自查自省，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发挥对学生的表率作用。比如，在讲到工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时，除了在课堂上摆事实，讲道理，下课的时候提醒学生最后走的时候把教室的灯熄灭，这样效果可能更直观、具体。再如，如果教师能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学生的作业，学生更能体会到工作责任心。所谓身教重于言教，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师的人格魅力无时不在影响着他的学生，这不仅仅是知识的影响，更多地是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工作态度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改变年轻学生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 五、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不足和未来的设想 由于课程的局限性，在笔者践行新儒商精神教育理念的教学过程中存在很多限制和不足。笔者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设想和浅见，希望随着将来教学改革的深入，能够进行解决，这不仅是对课堂新儒商教育的有效补充，也可以使新儒商教育做到持续化、常态化和立体化。 (一)师资问题 以大学商务英语课程为例，这门课程是把英语和商务相结合的一门课程。很多英语教师语言能力足够，但缺乏相关的商务背景和经历。很多商科的老师虽有丰富的商务专业知识，但语言又不过关。英语教育的专业学习和六年的外贸和公司兼职经历使笔者自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门课程。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笔者感觉现在脱离了商务工作环境，很多商务知识的更新也慢慢滞后于社会发展。因此，在开设这种跨学科的财经商务类课程时，应该选择既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又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承担，否则，学生的一些理论和知识都是脱离实践的。而很多学校缺少这种既有社会实践又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教师。因此，“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变得更加迫切。学校可以加强与对口企业的联系，建立青年教师挂职锻炼培训基地，既要把老师往重点大学送，更要把老师往企业送。 (二)第二课堂问题 第一课堂主要侧重基础知识的传授，而第二课堂则更侧重知识的实践和技能的训练，是第一课堂的有利补充。以英语教学为例，作为第一课堂教学的补充，笔者所在单位举办了英语角、英语协会和各种英语赛事等第二课堂活动，让学生能够把语言学习和练习相结合。根据不完全的调查，笔者发现本校财经商务类课程中也开展了一些颇有成效的第二课堂活动，如创业大赛，模拟招聘会，“大学生创业论坛”等活动。笔者认为可以使形式更加丰富化，建议采用定期举行报告会、模拟商务活动等形式，也可以邀请一些社会上的德才兼备、具有新儒商精神的商界成功人士到学校做讲座，这既是对学生所学知识的一次再激发，也是对学生最真实的新儒商精神教育。 (三)实践实训问题 新儒商教育是系统性和持续性的工程，它的平台不应仅仅局限于学校范围内。财经类院校不仅需要从意识方面着手培养，更要为学生提供实践和运用的平台，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接触新儒商文化、培养新儒商精神。学校可以联系一些当地的社会知名企业，为学生提供实训基地，这不仅使学生能够把知识和真实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切身感受真实的企业环境和文化。我校在这方面非常重视，一直采用了企业实习制，很多专业的学生从大二开始就有机会进入企业实习。但经笔者了解，很多企业实训只是流于形式，有的实训只有一天的时间，所谓实训也只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笔者建议实训周期适当延长，让学生能真正的走进企业;同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学校企业双导师制”，即学校方面有专门的指导教师负责学生们的企业实训事宜，而企业方面能够指定专门人员为学生提供实训指导和交流，让学生能够确实深入了解企业及其文化。此外，在实训结束后，还要结合实训经历，及时反思和总结心得体会，学校指导教师根据学生们的心得体会进行分析和引导，吸收积极因素，同时还要看到问题所在，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新儒商精神是时代的呼唤。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我国社会正进入关键的转型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时俱进，弘扬新儒商精神，这不仅是提高企业家的思想道德水平，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武器。新儒商精神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财经类院校是为社会输送经济人才的主战场，对学生新儒商精神的培养，不仅应该从学校的整体层面进行，更应该从课堂开始。同时，笔者也希望更多的学校和教师参与到新儒商精神教育研究中来，这不仅是提高学校教学质量、更好地为学校服务的基础工作之一，也是提高自身修养和水平的重要选择。 作者：李科 张杰 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商务英语毕业论文:口译教学视域下高职商务英语论文 一、高职商务英语口译教学现状 （一）缺少具有高职高专特色的口译教材 目前的口译教材，基本上是本科生所使用的教材。适合高职高专商务英语的口译教材，主要有外研社的《商务现场口译》和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世纪商务英语口译教程》。上述两种教材在内容上，虽然适合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与水平，但在有的方面与学生未来从事的岗位相距甚远，在“以培养岗位能力为目标”的高职商务英语教学要求的前提下，缺乏实用性。 （二）口译课学时少，学生实践的机会欠缺 高职院校的学制短，有的学校安排将近一年的校外实习，实际在校上课时间只有两年。口译课有的学校只开设一学期，每学期16周课，一学期32学时。随着近几年高校扩招，高职院校英语专业的班级、人数越来越多，在几十人一个班的课堂教学环境下，在90分钟的有限时间里，效果可想而知。而口译课程是需要大量实践来完成的，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果学生自己课外不抓紧时间大量练习，口译教师很难实现教学目标。 （三）能够进行口译教学的教师缺乏 由于我国口译教学起步较晚，从事口译教学的教师大多是年轻教师，他们大学毕业直接登上讲台，缺少教学经验，更没有企业实践经历。教师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口译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况且班级学生多，上课学时数有限，对学生进行课外指导来实现口译教学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四）口译教学形式单调，方法单一 教师上口译课是给学生讲口译技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口译实践。而许多口译课教学仍然采用教师说汉语，学生翻译成英语；或者教师播放汉语录音，学生翻译，最后教师点评的陈旧模式。课堂学生人数多、时间短，课堂上学生开口说话的时间就更少，记录正确答案反而是学生唯一的目标了。在信息化时代，教学设计和教学媒体没能充分发挥作用，教师只重视传授知识，而忽视了学生的参与实践。学生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语言上的充分锻炼。因此在高职商务英语口译课堂教学中，实行“项目驱动”下的合作式口译课程教学。也就是以项目为依托，把教学过程采用几个项目来完成，在方案设计上采用项目教学的模式，然后让学生以合作方式的方式进行口译实践，这样能提高学生的口译技能，教学效果也得到了保证。 二、以项目为依托，改进口译教学 （一）选择适合学生口译教学的内容，确定具体项目，自编教材讲义 由于高职学生英语基础较差，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而口译技能训练不但要求学生具有很高的英语基础，还要具备较高的汉英双语理解和表达能力。高职院校的口译课是一门高技能的实践课程，在选材上既要考虑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及英语水平，还要考虑社会的需求，尽量避免太难、太深的内容。口译材料的准备要有背景知识介绍，并结合课堂所授技能和真实口译对学生进行课上口译训练。要“以工作过程”为依据开发高职商务英语口译课程，教学内容从典型的工作任务出发，包括对外贸易过程中不同场景的口译训练。根据工作任务设计课程教学模块，以一个完整的外贸业务流程为例，主要有以下几个模块：欢迎外宾、参观工厂及介绍产品、商务谈判、商务宴请、安排旅游、欢送外宾等。教学内容模块包括：模块一：欢迎外宾（接机、酒店入住、行程安排）模块二：参观工厂及介绍产品（参观并介绍产品性能、特点、功能等）模块三：商务谈判（就产品的价格、付款条件、包装、运输等事宜进行谈判并签订合同）模块四：商务宴请（致欢迎词及祝酒词）模块五：安排旅游（制订旅游行程及介绍地方特色）模块六：欢送外宾（表达进一步合作并赠送礼品）以第三模块———商务谈判项目模块为例，课堂教学设计如下：教学任务：模拟实践情景与客户进行商务谈判。地点：酒店咖啡厅人物：外贸业务经理、商务客户教学目标：①掌握商务谈判用语；②能够在真实的情境下进行商务谈判③在真实的情景中，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及口译现场翻译能力。教学要求：①能够就产品的价格、付款条件、包装、运输等事宜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②掌握外贸业务工作流程。教学内容及步骤：1.参观工厂，介绍公司，让外宾了解公司产品并介绍公司最新产品。2.进行商务谈判，就产品的价格、付款条件、包装、运输等事宜与外宾进行谈判，表达愿意与对方进行合作的愿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每组有三名学生，其中两名学生进行对话，有汉语对话，英语对话，另外一名学生扮演口译员。训练之前，教师要安排好各自的角色、对话的内容及场景，这样学生由于事先了解一些所要进行口译的情景，做起口译来就会轻松自如。另外教师在进行口译训练中，还要进行角色互换，这样做对话的学生也有机会实践口译技能。在课堂训练中，扮演的角色都是熟悉的同学，完全没有紧张情绪，学生能够轻松完成口语训练。口译教学课堂应该选择多功能翻译实训室。因为该实训室采用了先进的同声传译训练系统，每位学生都戴耳机进行训练，对于学生对话内容，每位学生能够很清楚地听到，并对所听内容做好记录。另外，该训练系统还可以将训练的过程进行录音，使学生产生现场口译训练的感觉，还能进行查漏补缺，以便提高学生的口译水平。 （二）教学方法 第一，授课前的准备。任课教师在进行每个教学模块教学前，首先把本模块能够用得到的常用的词汇，专业术语，及相关表达方式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并掌握这些英语知识，为了更好地使学生了解该项目的内容，任课教师还要给出几篇与本项目有关的英语对话。在进行实践教学前，教师有必要事先检查学生对已给的词汇，专业术语，及相关表达方式，看学生是否已经掌握这些内容，并引导学生就教学内容在课外收集该项目的材料，编写对话。第二，课上演练。课上演练是指学生就事先准备好的对话进行实践，同时要求另外一名同学就他们的对话进行现场口译。这样在有准备的前提下进行商务现场口译，显然学生对教师布置的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学生的口译技能也得到提高。另外，操练过程是在真实情景中完成的，使学生体验到了现场真实感。 （三）教师归纳总结 在课堂教学实践过程中，所有学生都在认真观看聆听其他同学的表演，并针对有疑问的地方记录下来，以便在纠错时加以改正。在表演结束后，教师要针对学生出错的地方进行提问，其目的是看其他同学是否认真听讲，发现哪些地方学生没有弄清楚，并给出自己的观点。使每次总结，学生都能得到知识的提升，并对学生口译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再作一次强调，加深记忆。 三、结语 总之，“以工作为导向”的口译课，是以项目教学为核心，以案例教学为内容，在课堂组织教学上，学生可以用合作的形式来完成学习任务，以学生实践为核心完成教学目标。在真实的场景下，通过模拟情景练习，学生积极参与，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教师的教学效果也得到了提高。 作者：张志华 单位：沈阳职业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毕业论文:需求分析角度下的商务英语论文 一、国内高校商务英语教学现状 1.缺乏正确的市场需求导向 商务英语以英语为媒介,为商务活动服务,实用性是其核心。但是目前大部分高校在课程设置前，没有对市场需求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因而设置的课程与学生未来的实际工作需要存在差距。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不能满足将来就业时的需求。 2.课程设置比例失调 有些高校的课程设置中“商务”和“英语”脱节，两者缺乏切合点。有些高校专业课程开设过晚导致学生对专业商务知识接触过晚。还有些高校未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而是盲目照搬其他院校的课程设置模式。 3.教学过程过于传统 传统的商务英语教学只注重对学生单项技能的培养,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缺少能动性,创新性,实践性和自我学习能力。许多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重视英语语言能力培养，而轻视了商务专业知识，导致课程设置中教学中教师沿袭了传统教学模式，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 二、以需求为导向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 1.需求分析理论 商务英语属于专门用途英语（ESP）范畴，需求分析是确保ESP教学效果的先决条件，是外语课程设计和实施教学的基础步骤。其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应使用专门用途英语理论，即使用需求分析理论来指导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需求分析理论认为，要提高ESP教学效率，首先要做需求分析。ESP是以调查学习者具体的学习目标和目标工作场景对语言技能的实际需求为前提的，由于在商务英语领域所需要的语言技能比其它ESP分支所需要的语言技能更难以预测,因此需求分析对于商务英语课程的设置显得尤为重要。 2.以需求为导向的商务英语教学改革 商务英语课程就是把商务知识与英语语言结合到商务活动中，培养学生商务技能和英语技能的一门课程。能否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满足社会岗位的需求是真正判断人才培养是否成功的根本。需求分析是保证教学效果与人才培养的先决条件，对商务英语课程的大纲设计和课程安排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的需求与变化对高校商务英语的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培养目标是为社会输送合格的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因此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把市场需求，尤其是企业需求作为教学方向。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的制定应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应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成为运用英语在经贸、教育、外事等部门工作的高质量、有特色的应用型英语专门人才。另外，根据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需求特点，应该从实用性出发，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积极探索、善于合作、讲究效率的素质，帮助学生逐渐具备扎实英语语言基本功、商科专业知识、商务操作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应该提倡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在选取教材方面，应考虑到难度和实用性两个层面的需求内容。要使商务英语课程真正能提高学生商务英语能力，合理而科学的课程设置应建立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不断关注社会需求的变化，将商务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融入到英语教学中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下，各个高校的商务英语专业的发展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在教学改革中必须有以需求为导向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使教学方式具有灵活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实用性，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具备综合业务能力的复合型实用型商务英语专业人才。 作者：马欣 单位：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毕业论文:地方院校商务英语论文 一　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一）“强基础”而非“重专业” 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商务英语专业培养要求明确了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英语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接受英语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良好训练，打下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这些都是“强基础”的要求，也是英语专业的培养要求。商务英语专业的在专业上只要求学生在掌握基础语言知识的“同时”“系统掌握国际商务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努力提高实践能力”。课程设置也体现了“强基础”的特点：学科基础课虽然有21学分，占177个总学分比例的11．86％，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是英语听力、英语语音等语言基础课，唯一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商务英语学科概论）也只有一个学分，占总学科基础课的4．8％，占总学分的0．56％。专业必修课是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重点，这个部分课程数量有所增多，但英语语言课程数量的比例依然较大，占总的专业必修课学分的30％，除去二外的10个学分，商务英语课程占专业必修课的52．5％，约为一半。可见，该人才培养方案的“强基础”，不是强商务英语专业基础，而是强英语语言基础。 （二）重技巧，轻能力 在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学科专业课程大多是传统的英语语言基础课，强调听、说、读、写等语言基本技巧，如英语听力、英语语音、英语阅读、英语写作等等。在专业必修课中，英语语言课程仍然占据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其中英语阅读和基础英语从I到IV，所修学分达到21个。专业必修课中商务英语专业课程的设置也非常具有语言特色和技能培养特色，商务英语、商务英语口译、商务英语笔译、商务英语听说、商务英语阅读、商务英语写作等强调商务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巧的课程占商务英语专业必修总课程的87％，而强调商务能力的课程只有国际市场营销和国际商务谈判两门，占13％。 （三）选修课姓“英”不姓“商” 专业选修课程的开设是对专业必修课程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学生可以针对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但可供选择的课程大多姓“英”而不姓“商”，英语国家概况、中国文化概论、外事礼仪、英语语言与文化、西方文化概论偏重文化方面，虽然是商务英语专业所必须的，但比例偏大，甚至出现内容重复。另外，英语语言学导论是纯英语语言课程，翻译技巧与实践也不能算是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余下商务英语专业选修课占总选修课大约一半左右。 （四）实践课程设置无特色 该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性教学分为集中性实践22学分，占总学分比例12．43％。　另外，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12学分，占总学分比例6．78％。从表一看出，商务英语专业实习、毕业论文、课外实践和社会实践与传统的教育实习实践在时间、内容、方式上几乎没有区别，缺乏专业特色。 二　地方院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衡阳师院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优点和可取之处是很明显的，比如在培养目标上，明确了商务英语的学科定位是“英语”而非“商务”。但其问题和不足之处也影响了商务英语专业的发展，如专业性不强，能力发展不够，课程设置，特别是实践课程设置没有专业特色等等。如何对现有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升级和优化，是加强商务英语专业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以就业为导向，优化课程设计 “根据英国商务英语专家Nick　Brieger的观点，商务英语应包括语言知识（language　knowledge）、交际技能（communication　skills）、专业知识（profes－sional　content）、管理技能（management　skills）和文化背景（cultural　awareness）”。“培养方案的制定应以充分的社会需求调查为基础，这样才能以适应社会需求，培养技术应用能力，并依此为标准进行课程设计以及指导实习实践教学”。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强化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的学习，却忽视了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因此，定期走访企业，回访毕业生，才能更好地明确市场需求。在课程设计上，除技能培养之外，更要强化专业特色。“应该突出商务英语的专业特点，形成以商务英语基础课程为主、人文类课程为辅、语言类课程为支撑的选修课框架，三者的最佳比例为5：3：2，即商务英语核心课程占50％，人文类课程占30％，语言类课程占20％”；在高年级（五、六学期）强化职业实践和实训，增加物流、报关、国际单证操作等课程，为学生实习和毕业打下基础。 （二）加强校企及校地合作，服务地方建设 “地方院校要以地方为本，服务地方，充分发挥自身学术优势，为地方社会经济建设服务。地方院校还要要根据本地特点，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加强高校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各方面的合作，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地方院校生于地方，长于地方，服务地方是地方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地方院校要积极推进地方化，办学模式向地方开放，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高校的建设”。加强校企校地合作，可以遵循“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原则。“引进来”指的是引进企业资源，聘请企业管理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以讲座、报告或授课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报关、单证操作、外贸流程、商务交往等实务教学，并积极与地方合作，开展对外服务，以项目方式驱动教学。“走出去”指的是教师和学生走出课堂，走向国际。首先，可以选派青年教师到商务英语专业办学时间长、富有经验的院校，包括对外经贸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学习进修或者攻读与商务有关的专业学位，也可以派遣教师到企业公司第一线进行实践工作，获得第一手经验和资料，以便更好地充实课堂教学和实习实训。其次，学生也要走出课堂，走向第一线，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公司或企业实践操作，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报考国际商务师、报关员等专业证书，以考带教，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三）突出英语工具性，实践教学体现商务特色 地方院校可以在校内利用现有的各种教学设备，比如现有的语音室、电脑机房等等开展各类商务英语实训活动。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在2013年引进了一套口译设备，可供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练习口译使用。另外，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也不一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可以是商务实践报告，也可以是商务报表或者商务策划书。在实习时间上，打破原有的固定时间，可以与企业探讨，找出企业真正需求的最佳时间。由于大部分外贸企业的业务集中期为8、9、10三个月，因此，把寒暑假纳入实习范畴，充分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或者把实习实践与寒暑假时间结合，既有利于实习时间的延续，也能满足实习单位的实际需求。商务英语专业实习要改变原来指导教师全程服务的模式，既不能任由学生放任自流，又不能全由指导老师大包大揽。由于单个公司或企业无法容纳整个班的学生，可以以城市为单位派出实习指导老师，把城市分成几个片区，每个片区选出一名实习生担任组长，指导教师用巡视的方式来管理一个城市中分散的实习生。鼓励学生租住在同一个或相邻社区，以便于管理。每月召开一次全体实习生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实习小组长会议，及时处理出现的各种问题，这样的小组单位可以弥补实习指导教师不足的缺憾。商务英语专业实习基地的建设不一定要以某个公司或者某个企业为单位，可以是一个工业园或者一个写字楼，这样不仅使公司乐于接收实习生，而且便于学校管理实习生。 （四）转变观念，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商务英语人才培养关键在专业教学，专业教学的关键在师资。但在目前大多数院校，特别是地方院校，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多数由英语语言背景的教师担任，有语言学历又有商务背景的教师是少之又少。英语语言类教师虽然可以夯实学生的英语基础，但他们缺少商务知识的培训，教学方法依然是传统的英语语言方式，当然教学效果就大打折扣了。但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的特色也很明显，那就是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因此可塑性极强，以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为例，商务英语专业35岁以下授课教师占到80％以上，这些教师继续学习积极性高，只要学校政策倾斜，积极鼓励，未来一定可以成为合格的商务英语专业教师。 作者：谢彩虹 李九英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室内陈设环境艺术论文 一、室内陈设艺术概况 室内陈设艺术是设计师通过对管线和色彩等诸多因素进行分析和构思，布置出来的一种景观效果，是环境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设品原来只是环境艺术中处于附属地位的物件，但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它在环境设计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比重越来越大，成为体现环境设计品位的重要标志。陈设艺术品不仅要与环境融为一体，又不能被周边环境压制，且艺术陈设品的大小、形式和位置都需与整个环境取得良好的比例关系，才能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从1877年室内设计作为一个行业出现在国际上到1930年美国正式成立室内学科，室内陈设艺术经历了从诞生到成熟的伟大历程。许多案例证明室内陈设艺术设计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只要有室内设计就会有陈设设计，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在当今社会，无论什么样的建筑形式，陈设品或多或少的根据不同的室内风格设计出现在室内环境中。 二、室内陈设品存在的问题 陈设艺术在室内环境中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室内设计普遍只关注对空间的规划及界面的处理，几乎没有或只是很少的把陈设艺术放进室内环境艺术设计的范畴内，造成重室内装饰装修，轻陈设设计的现象发生。没有经过设计师严密精细的设计，随意摆放陈设品，会破坏整个室内环境的视觉效果，使室内设计空间、界面、风格失调，让原本较好的室内设计失去原有的效果。室内设计的三大元素为：室内空间设计、室内装修设计、室内陈设设计。室内空间设计作为室内设计的第一要素，主要包括对室内空间形态尺度设计和对室内空间格局、大小、比例进行物理改造，来满足人们对空间的使用功能需要；室内装饰装修是对改造后的空间环境进行美化和修饰的一种设计，如将原始建筑结构、电路、水管、煤气管等裸露在外的东西进行掩盖，在空间设计前提下，对空间的形态、装饰的塑造。陈设设计，又称为软装饰，是除去建筑塑造之外的其他，包括家具、植物、灯具、布艺、绿色植物等搭配，用来体现不同的室内空间风格。 三、陈设艺术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室内设计是确定了建筑主体后，根据建筑性质，功能等要求对空间进行再次深入设计与界面装修设计，而后利用一系列艺术陈设品创造出二次空间，创造一个特定个性的完美空间，所以要处理好室内环境设计和室内陈设设计之间的关系，使室内环境设计更加完美。 （一）加强体现室内空间的个性，赋予空间价值一般来说，空间应达到舒适美观的效果，特殊的空间需要其具有一定的内涵。因此，室内环境中的陈设物品、装饰物要符合室内设计的风格，与室内的空间环境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增强室内设计风格，烘托室内空间环境的整体意境。在对室内环境的陈设进行设计时，可以让陈设物、装饰品的风格与室内风格有少量的不同，利用对比的设计手法使视觉具有一定的冲击性，若能够运用好这一对比关系，定能打造一个新颖、奇特的空间环境，出奇制胜。这就需要在进行陈设设计时注意两点：一是控制与整体空间设计风格迥异的陈设物数量，采用极少数、起点缀作用就好，不宜过多；二是控制部分体积、面积，使风格不同的陈设物只占整体设计的小部分，并保证它能处于大面积设计风格的控制范围内，使之协调、统一。 （二）强调室内环境与陈设的整体化艺术体现室内环境设计的功能性和装饰性需求，突出其风格，需把握空间、造型、管线、色彩间的虚实、衬托关系，协调家具、家用电器、器皿、装饰物间的关系，利用空间对陈设品创造出明显的层次变化，如在室内环境中占大比重且构成室内环境的重要部件家具。家具分为实用性家具与观赏性家具两种，实用性家具包括：坐卧性家具与储存性家具，沙发、柜子、床等；观赏性家具包括屏风、陈设架等。家具不仅实用性强还能用来分割、组织空间，形成特定的风格。比如中式风格，用博古架与屏风来分割前厅和客厅的空间，满足了功能性需要求也起到了装饰作用，体现了中式的装修风格，因此，在做陈设设计时，首先是满足人对它的使用需求，再是满足对它的装饰需求，按形式美的原则考虑家具的尺寸、比例、色彩、质地和装饰效果等，以达到突显整体设计风格和室内环境总体统一的设计要求。 （三）强化地域性空间环境、体现个性化设计不同的国家与民族间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存环境背景，产生不同的地域特色，装饰手法、风格也不一样。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两种文化风格迥异，个性鲜明。中国文化秉承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传统，讲究对称、端庄、温文儒雅的文化艺术，在陈设设计中有极高的审美品质。室内设计中多采用字画、屏风等民族文化鲜明的物品进行设计，较多使用朴素的木质、有流光感的金属、沉重且具有灵性的石头等材料，加上富贵华丽的施工工艺，展现其独特的风格，完美和谐；而西方人崇尚自然、伸张个性的文化，在设计装饰物是更注重写实性的描绘与自然化的塑造，如壁画、壁纸、壁炉、吊扇、纱帘、欧式立柱、浮雕物等，构成了独特的西方装饰风格。因此室内陈设设计可以通过具有装饰性陈设品本身，感受室内环境空间文化一精神性因素的存在，感受不同的设计手法和艺术风格，体现地域性和具有民族特色的风土人情。 （四）柔化空间、调节环境色彩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城市里高楼林立，大多采用的都是玻璃幕墙和光滑的金属材料等，但是这种结构空间过于冷漠、压抑，这时人们对悠闲的自然界有了强烈的追求和欲望，把植物、纺织物、家具等陈设物融入其中，使钢筋混凝土建筑室内环境充满了活力，显得亲切，柔和。人们在观察室内环境的色彩时，会很自然地把目光放在面积占有率最大的色彩身上，所以陈设物的主体色彩由室内的整体环境决定。家庭的室内陈设布置受到室内面积、建筑程度、人口等许多问题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家庭室内的陈设布置应从一个家庭的实际居住情况来决定，合理摆放生活必备设施的同时还要留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为了使家庭室内居住环境舒适，布置美观、统一，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满足室内环境的功能需求，舒适、实用。室内陈设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求，需要从居住和休息区域、做饭与就餐、存放衣物、室内摆设、学习和休闲娱乐、会客等区域体现，首先需要创造出一个舒适实用的室内环境，保证居住与休息的功能需求。因此，室内布置需要具有合理性和适用性。 2.布局完整统一，风格协调一致。陈设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室内陈设与整个室内环境相匹配。布局的主要风格需要根据居室的客观条件和房主的主观因素，如房主的性格、爱好、职业、兴趣等来决定，围绕这些因素，对室内的装饰物、陈设品、设材的搭配、装饰手法作出合理化的安排。因此，室内陈设设计虽追求基调一致，但是室内布置因人而异，风格千变万化。 3.器物疏密有致，装饰效果合理。做为家庭室内的主要器物家具，它其实占据了不少活动空间，所以需合理安排它的摆放位置，使所有的陈设品能够均衡、疏密有致。在布置上需有对比、层次分明、切记不可堆积在一起，没有空间感。室内装饰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质量、精神享受与审美要求，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装饰陈设不必追求高贵、豪华，应该朴素大方、舒适美观。 4.色调统一，可有少许对比变化。能最快反映出一个室内陈设基调的就是室内的整体色调，所以陈设品的色彩，要与室内的整体色彩保持一致。可相应的做出些许变化，点缀一点小物件，增强艺术效果，但是要以色调统一为主，变化为辅。 陈设品作为最好的叙述语言，在空间设计中向人们传达一种生活方式、地域形态、民族气质，作为室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室内环境中起到举足轻重的效果。传统的硬装潮流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室内陈设设计生活方式的塑造成为现代家庭的重点，专业的软装设计师行业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室内陈设艺术的发展令人充满期待。 作者：王沛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传统文化回归现代环境艺术论文 一、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回归 近年来，境外建筑逐渐参与到国内建筑设计之中，境外建筑的设计方案具有较高的国际水准，不仅能拓宽国内设计师的思路，还能激发国内设计师的自尊心。当今时代，我国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些国内设计师精心钻研中国现代建筑史，期望从十大建筑到后现代主义建筑中寻觅到典型的中国特色建筑。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建筑必须反映中国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格，揭示了由境外建筑向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回归的必然性。 二、现代环境艺术呈现的文化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人们以往对“现代”标志的各类事物具有空前的热情，并且以此为骄傲。转瞬间，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重大的冲击，西方的技能、知识、审美方式、处世之道风靡全球，占据着重要的统治地位，这种不可或缺性致使政治、经济、文化的趋同性越来越严重。全球化使民族不同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但弱小国家的文化淹没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最终消失殆尽。这是一种异变的文化传承，民族特色文化不应该被新事物所取代，而应完美融合于新事物之中，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本土特色文化发扬光大。现代化为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自我发现和认证的新途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上，民族面临着无限的压力，觉醒似乎成为重塑民族特色的一条捷径。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特色携手本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宗教席卷而来，在世界之林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逐渐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魅力和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开始有意识地发展地域文化，执着追求区域特征、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越具有本土文化气息，越能激发人们的兴趣，才能逐渐推广到世界各地，得到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目前，我国环境艺术设计领域较为混乱，非常有必要重新提出本土化和地域化设计方案。环境艺术设计的文化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中国本土化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自信心中国设计师经过时间的洗礼，积累环境艺术设计经验，在成长中不断进行自我反思，期望能够经过凤凰涅磐获得新生。设计师领悟到“现代化”并非是以“拿来主义”对西方所有模式的全盘接收，而应该自主选择后工业社会，为本国挑选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自我发现和认证的新道路。正如柯里亚所说，如果现代主义建筑在印度传统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那么它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而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因此，国内设计师必须正视本国实情，深入挖掘特色本土文化，对国家和民族文化充满自信心，避免盲目地崇拜、模仿西方环境艺术设计模式。 （二）分析比较世界各地文化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国内设计师只有对本国文化特色和外国文化特色都了如指掌、成竹在胸，才能真正博采众长、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实现本土特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使本国经典传统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 （三）增强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面对“现代化”的冲击，设计师应该坚守本国传统文化，广泛吸纳外来先进文化精髓，摆脱僵化的思维模式，立足国内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大胆追求创新型环境艺术设计模式，广泛吸收各国文化精华。一些环境艺术设计师胸无点墨，未能体会到本土文化的博大精深，缺乏对民族特色文化的深入研究，因而在设计时困难重重，不会产生通透之感，进而导致设计时出现倾向。 （四）对环境艺术设计进行创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环境艺术设计也应与时俱进。设计师应该创造性地继承发扬本国特色文化事业，挖掘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才能走在时代前沿，设计出既符合本国国情、满足人们需求，又能与世界接轨、发扬传统文化特色的环境艺术设计作品。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设计师肩负着为环境艺术空间创造文化价值的重任，需要考虑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体现本土民族文化特色、展示风俗习惯和地方特征。在现代社会中，环境艺术设计师可以通过直接实践或间接学习来获取国内外设计经验，避免了许多弯路，能够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创作方法，尽早设计出富有民族特色的环境艺术设计作品，将我国环境艺术设计发扬光大。 三、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地位 环境艺术设计作品是人们审美习惯的直接反映，时代、地域、民族、年龄、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等诸多因素都能反映出不同的审美习惯和审美需求，在迥异的审美习惯背后，蕴含着对传统文化始终如一的青睐和追求。遗憾的是，现代化思潮的疯狂冲击动摇了人们对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的坚守，发酵出一些似是而非、浅薄空泛、不求甚解的环境艺术设计作品。一部分作品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一部分作品严格遵循古法，还有一部分作品采用形式主义把本土“符号”强加于环境艺术设计之中。总体看来，这些艺术创作可以概括为矫揉造作、简陋粗糙、空间混乱、附庸风雅、理念不清，完全背离了环境艺术设计的初衷。民族文化深深植根于每个人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挥之不去，时代的更迭和风雨的的冲刷无法抹平传统文化的印记，地域风俗反而会随着历史的沉积而历久弥新。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固步自封，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革新，呈现出多元化的风貌。传统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展现出多样化的形象，但无论形式上怎样变化，民族特色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是新兴事物的灵魂和本质。 四、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优势与局限性 要探讨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作用，首先需要了解现代建筑精神。现代建筑思潮形成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战的残酷现实和灾难毁灭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幻想，正视现实逐渐成为现代建筑艺术的指导思想，而环境艺术设计也别无选择，只能尊重现实。现代主义建筑摆脱了传统形式的束缚，勇于探索满足工业化社会需求的全新建筑风格和样式，具有激进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这些现代建筑以几何形体作为构图元素，整体形象简洁大方，基本上没有装饰性的雕刻。现代建筑的最显著特点是充分发挥了建筑的实用功效，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但这并不代表现代人们审美价值和审美取向的遗失，只不过现代人们的美学观念有所转变罢了。现代主义既是对当下、新颖、现代和普遍性的强调，又是与古典、古代、传统的决裂。正如林内斯库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主要指的是“新”，更重要的是，它是指“求新意志”——基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进行革新和提高的计划，以及一种比过去更严格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审美需求的雄心。虽然后现代建筑风格各异，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反对以结构和功能主宰建筑形式，认为建筑形式应该显露出历史文化的情感因素和传统的形象，纠正了现代主义建筑精神理念。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具有非理性特征，现代主义强调实体性，而后现代主义则强调功能性。现代主义利用力量、生命和意志等非理性实体取代传统理性实体，本质特征在于“居”。后现代主义的理性不仅包括了传统与现代的理性实体，还包括消弭的非理性实体，所以是功能性的。后现代主义无中心、无终结，其本质特征在于“流”。西方建筑将抽象的几何关系和数的规律绝对化，其建筑理念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追求纯粹与完美，建筑形体简洁明晰、因果逻辑分明，体现了西方建筑的优势。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形式更为抽象，不能用几何体进行归纳。 五、总结 总而言之，环境艺术设计师应该科学客观地评价技术，正确处理技术与环境、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根据中国国情和人们生活实际来调整技术与环境的关系，探索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之路。 作者：皮佳单位：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民间美术环境艺术论文 一、民间美术概述 1.概念。民间艺术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它是以妇女为劳动主体，通过经验的总结，辛勤的劳动所创造出的各种艺术总称。民间美术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展于人们的勤劳与智慧，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反应和民族发展的特色体现，不仅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而且在其它领域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2.特点。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民间美术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就其分布来看，它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地域分布不同，民间美术的形式、功能、价值也不完全一样。同时，民间美术的制作简单，材料基本上来自木、布、纸、竹、泥土等，但制作技艺高超，构思巧妙，技艺娴熟。满足人们日常工作的需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日常生活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 3.分类。民间美术具有多种不同类型，按照其制作工艺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玩具、纪念品、装饰品、文体用品、儿童用品等不同类型。类型不同，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特点不同，可满足不同人们的需要。 二、民间美术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意义 民间美术具有丰富的内涵，有着多种不同的种类，适应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需要，在具体工作中运用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点。 1.丰富设计内容。在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通过合理采用民间美术，对其进行有效利用，能够丰富设计内容，突显艺术特色，设计出形态多样的艺术形式，可以更好的满足人们审美需要，也能够为人们日常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2.拓展设计思路。要想提高环境艺术设计水平，根据设计工作需要，拓展设计思路是十分必要的。民间美术含有多种不同类型，不仅风格多样，特色鲜明，还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能够为设计工作提供启示，在设计中对其进行合理有效利用，有利于拓展设计思路，设计出更为丰富多样的产品，推进整个环境艺术设计工作顺利进行。 3.提高设计水平。要想提高环境艺术设计水平，必须综合运用多种艺术形式，拓展设计思路，丰富设计内容。而民间艺术能够满足这种工作的需要，为设计工作提供便利，有利于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综合考虑具体工作需要，合理运用设计策略，将民间艺术更好的融入实际工作当中，进而促进环境艺术设计水平的提高。 三、民间美术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策略 为了促进民间艺术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得到更好的运用，提高设计工作水平，结合具体工作需要，笔者认为今后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采取相应的策略。 1.造型的运用。民间美术造型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总结经验，编制出优秀的图案，并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和精神需求。对民间美术来说，图案与造型是其重要的表现方式，例如，年画、剪纸、泥塑、刺绣、面塑等，都是通过图案与造型来表达一定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日常使用和观赏的需要。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这些图案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运用到艺术设计领域，推动艺术设计工作的顺利进行。例如，在标志、装饰、广告、包装、服装等设计行业，大量民间图案与造型得到了运用，促进了设计水平的提高，同时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实际工作的需要，对民间美术进行创新，也推动了民间美术的创新发展。另外，民间美术形与意的结合，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是飞机的造型，具有鸟的翅膀、燕子的尾巴、汽车的轮子等，这是民间艺术在环境设计中运用的具体体现，对整个设计工作具有重要现实作用。 2.色彩的运用。民间美术色彩设计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平面设计中，很多海报、广告、字体、包装设计，借用民间美术，通过合理利用色彩，吸引观众的注意。中国联通的标志运用红色，代表热情、奔放、有活力，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与创新、活力、时尚的企业定位吻合。又如，民间绘画色彩在产品设计中得到运用，发挥色彩的暗示作用，引起消费者的兴趣。一般儿童喜欢纯度、明度高的色彩，年轻人富有创新意识与活力，对服装色彩的要求更高。民间绘画色彩在现代装饰艺术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例如，南京地铁一号线的现代壁画，对民间美术色彩进行了巧妙的运用。作品“金陵揽胜”运用陶瓷绘画中的青花装饰手法，将南京的自然色彩与名胜古迹纳入绘画中，整个画面简洁、明快，增强了美感和视觉冲击感，也与周围空间装饰相协调，相辅相成，为人们营造了更为舒适的环境氛围。 3.符号的运用。民间美术赋予了各种符号丰富的文化含义，并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例如，中国银行的中字，通过运用民间传统图案准确地表达特定的意义。又如，民间美术创造的龙凤呈祥图案，被人们广泛用于表达吉祥的场合。又如，凤头鱼尾、鱼戏莲、阴阳鱼、鱼钻莲等图案，在剪切、刺绣、染织等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四、总结 总之，民间美术具有丰富的内涵，有着多种不同的种类，能够表达不同的艺术理念，满足环境艺术设计工作需要，在设计中运用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设计者今后应该根据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具体需要，从造型、色彩、符合等方面采取措施，推动民间艺术得到更好的运用，促进环境艺术设计水平提高，为人们生活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作者：秦飞科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高职改革创新环境艺术论文 一、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现状 （一）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2]要求学生既具有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装修及景观施工与管理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熟悉相关行业规范，具有良好的社会生产实践能力、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要具有创新思维和设计能力，能够在生产第一线从事室内外设计、施工、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然而许多高职院校并没有认识到其教学的特殊性，尤其不了解高职环境艺术设计行业的现况，机械照搬本科教学的理念和方法，培养的学生不仅基础理论知识不够扎实，而且实际操作能力又欠缺，根本无法满足市场对环境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 （二）教学模式缺乏系统性当前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安排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基础课学习，专业课深化，综合设计课程实践。虽然这三个阶段的教学目标很明确，教学重点也很突出，但是它们之间缺乏系统的联系，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基础课学习仅仅停留在理论层次，过于抽象和空洞，不能很好地结合案例进行解说，使得学生无法领会其实质和内涵。而专业课学习又过于局限在专业技能的培训上，使得学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终的结果就是在综合课程实践过程中，学生往往提不出有创新的想法，也发现不了问题。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知从何处着手解决问题。这就是目前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学生基础课学习的理论和方法难以运用到专业课中去，专业课的学习也只是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层次的创新和灵感。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环境艺术设计的学生在学业结束之时往往觉得自己什么都接触过可又什么都不精通。 （三）师资力量薄弱，专业教师紧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一个新兴行业，且是多个学科的复合。既要有艺术的修为，又要有软件操作基础，还要有教学技能，我国尚没有此类完善的师资培养体系。因此，大多数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师都是从计算机、美术等专业转变过来，难以满足实际教学的需求。尤其是在高职院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师队伍素质有待加强，教师教学经验、学术水平和专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改革创新 （一）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市场是检验人才培养的风向标，以市场就业为导向，以企业所需人才为培养方向，积极调整改革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利用企业的人才资源、管理模式和技术手段，拓展教学内容、改进办学条件。建立实训基地，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激发他们创作的动力和灵感。要根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市场就业竞争力。 （二）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专业，因而在教学内容特别是在课程设置上需要进行系统的规划。既要合理安排好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比例，又要解决基础课和专业课联系不紧密的现状。要改变以往孤立死板的教学方法，要根据各门课程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将基础设计原理应用到各个专业设计课题中去，增加设计原理学习的趣味性，强化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联系。而专业课教学过程中，也可采取灵活合作的方式，采取模块式教学或者项目式教学等教学方法，既可改变传统教学方法中教师起主导作用的填鸭式教育方式，又可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总之，教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要突出知识的前沿性和探索性，要牢固树立市场观念和实践观念，要瞄准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市场要求，要强化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思考的能力，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提高院校的办学水平，需要有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团队。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要求教师必须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不断改革教学方法，与时俱进。学校要完善师资队伍的专业结构，改变环艺专业存在的师资学历不高、学术成果不多的现状；要鼓励教师外出进修学习，鼓励年轻教师在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应加强对专业和跨专业知识的学习。要树立以教学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教师要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和交流，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逐步提高教学质量。 （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属于应用型学科，是多种学科的交叉组合，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环境艺术设计不是只在纸面上设计就能够实现的，还要通过不同的施工工艺才能完成。而没有一点实践经验，不了解各种施工的特点与衔接关系，是不能实现环境艺术设计的构思和效果的。因此，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课堂教学上，要面向社会，要加强实习实训环节，使学生对各种装修施工工艺及具体运作要领有所掌握，较好地协调处理设计艺术效果与施工工艺的关系，正确地运用新工艺新材料，提高艺术效果。 三、总结 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一门目标性、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我国起步虽然较晚，缺乏相关经验，但只要社会和学校足够重视，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改革创新，必能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高职发展方向的环境艺术教育之路。 作者：谭向婷单位：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壁画环境艺术论文 1壁画在环境艺术中的应用价值 众所周知，壁画与环境空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衬托的关系。因为，壁画的题材、形式、风格、材质都要取决于空间的功能与特性，而空间的视觉审美与文化艺术气息则要靠壁画来升华与超越。故此，壁画在环境艺术中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了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满足视觉感官的需求，这是最直接也是最基本的。二是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就是在审美的同时启人心智、升华思想。 1．1壁画在环境艺术中的视觉感官价值 （1）装饰美化环境。当今社会，无论是在公共环境空间还是在私人生活空间，人们往往都会通过形式、内容各异的壁画艺术来装饰美化环境。这是壁画的基本属性，也是壁画应用价值的最直接体现。单调无变化的视觉环境会给人们造成心理压力，也会破坏人的生理、心理节奏。因此，根据环境的需要，融入一定主题内容的壁画，再加上与环境相和谐的风格与材质，就会使原本枯燥单一的环境变得丰富多彩。这不仅充分满足了人们的视觉审美需求，而且还会使身心得到愉悦与放松，进而提高生活的品质。用壁画来装饰美化环境，其独特的视觉特征与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壁画的设计制作要整体考察建筑空间及其空间界面的关系，因为，壁画与建筑及其环境在空间比例尺度上的和谐才能产生美感;其次，就是内容与形式，一件好的壁画作品不仅在内容上要有创意，在形式上也一定要有其独特之处。作品是否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此外，材料与材质的多元化、多样性在壁画设计中也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对不同材料形态美的认识与使用，可极大程度的丰富我们的创作手法。例如，由马克•夏加尔创作的位于美国芝加哥第一银行广场的壁画《四季》就是一个令公共环境美感大增的丰碑之作。它是由来自世界各地二百多种彩色碎石和玻璃镶嵌而成的，单材料的丰富多彩就带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极具想象力地通过儿童视角和笔法，将芝加哥四季轮回的奇特景观再现于大众眼前。此外，淡绿与金黄间杂的色彩配置和周围环境极为契合。无论炎炎夏日，还是数九隆冬，在广场你都会因为那一份童趣景致而心情畅然，忘却原本周边钢筋混凝土所带来的压抑氛围。 （2）拓展改变视觉空间，随着现代壁画技艺的大幅提高，它不仅对环境的美化装饰起到积极的作用，还可以让原有的视觉环境空间得到改变与拓展，从而呈现出新的环境艺术效果。这种拓展与改变主要是从视觉和心理两个层面来实现的。客观上，我们确实无法改变一个空间的实际面积，但是通过对壁画的巧妙利用使人们产生视觉错觉和心理变化，进而从主观上拓展视觉空间，这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法。例如，具有凹凸效果的浮雕式壁画，就可以将灯具等物隐藏到墙面之内，使空间层次感、立体感在视觉上得到加强，空间功能得到丰富。再如全景画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拓展视觉空间，全景画作为一种壁画独特表现形式，不仅可以使环境增加平面的视觉空间、加强空间环境的空间感和纵深度，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加强画面深层含义。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英国的《滑铁卢战役》、德国的《茶塔努加战役》、保加利亚的《解放普列文》等都是此类型的经典之作。同样这种方法在家庭装饰、装修时也很常用，将墙面绘制上大面积的风景墙画以加强透视感和宽敞感，从而产生视觉空间扩大的感觉。此外，壁画的位置、内容、形式、色彩、材质等也都是影像视觉空间大小的重要因素。 1．2壁画在环境艺术中的文化思想价值 (1)教育启迪民众。这是壁画在环境艺术中应用价值的深层次体现，主要通过多种主题壁画在公共环境的展示，向世人传递先烈英雄、圣人先哲的伟岸事迹、道德情操，从而实现教育启迪的作用。例如，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10周年，王锡良和康家钟创作了浮雕陶瓷壁画《井冈山》，在这幅壁画经典中我们除了领略艺术家的高超技艺之外，可以体味革命先烈为了民族大业英勇奋斗的峥嵘岁月，特别是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另外，位于纪念堂由黄永玉、袁运甫等创作的绒绣壁画《祖国山河》也是一幅精品，从这幅壁画不仅可以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更可以一睹革命伟人的风采，从而迸发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伟人的敬仰之情。除了追忆革命先烈、弘扬革命情怀、引发爱国热情之外，壁画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是价值颇大，比如位于大庆石油广场的壁画《发展缔造未来》就通过花岗岩浮雕的形式展现了“新时期英模群体”“石油勘探开发”“建设学习型企业”“创建百年油田”的画面，不仅体现了祖国建设过程中石油工人的伟大成绩，而且让公众看到了石油勘探的基本过程，同时更是表达了大庆石油工人不断探索、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良好的启迪教育意义。 (2)传递美学思想。壁画在环境艺术应用中不仅有着较高的视觉审美价值，而且还要蕴含深刻的美学思想，即通过壁画艺术形式的呈现，展现一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这一点对于装饰环境，促进环境布局革新，增强环境的服务功能和文化表现力都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壁画在环境艺术中最高层次的应用价值。它可以借助具象之美、意象之美、抽象之美表达独特的美学思想。我国陶瓷之所以艺术成就突出，就在于进入现代以来陶瓷壁画艺术创作日趋成熟，尤其是在意境营造方面达到了美妙绝伦的境界。我国陶瓷壁画创作大都采用了含蓄的表现手法，传达出一种情韵悠远的意境和朦胧模糊的艺术效果，既有文静雅洁之美，又有君子风范，在充满力度和动感的外形中，散发着静态的、充满东方特色的优雅和精致的诗情画意，从而把“似而不似，不似而似”等源于道家、儒家的美学思想体现出来。而日本陶瓷艺术家会田雄亮则在壁画创作中融入了一些非常规的材料，从而把美学思想独特地展现，如在其壁画《水阶》中融入了绘画中不常见的水元素，通过流动的水和朴素无华的无釉陶材结合，使水的轻盈流动与陶材的古朴厚重相得益彰，体现出动静结合、古今融合、刚柔并济的美学效果，从而把环境的奇特氛围以及精神内涵完美表现出来。 2结语 壁画这项古老的艺术与环境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是壁画广泛应用于环境艺术的基础。壁画在环境艺术中的应用价值不仅仅局限于装饰美化环境、改变拓展空间等浅层功能，而且可以从深层次教育启迪民众、传递美学思想，因此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我们一定要根据环境的空间布局、主题内容、社会效应、审美效应等因素充分挖掘壁画的应用价值，既要注重其实用价值，也要彰显其美学价值，从而打造更为和谐的环境艺术。 作者：马斐单位：河南大学欧亚国际学院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独立院校环境艺术论文 1当前独立院校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专业的培养计划应该以终身教育和素质教育理念为依托，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掌握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扎实的专业技能，体现出踏实的基础性和综合性。 (2)课程内容与教学形式及教学手段不适应。独立院校多半都是曾经依托一本院校的资源办学，培养方向和教学体系都是沿用一本院校的教学模式，但独立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培养方向都不同于一本院校，而且独立院校的生源也和一本院校的生源也有很大差异，学生文化水平及专业能力的差异也不可忽视，所以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原有的教学形式、教学手段及教学体系并不适合独立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独立院校在科研、教改等学科建设上的能力也相对薄弱，而且这种能力的培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才能得到显著的提高。 (3)专业技能缺乏社会实践训练。大部分独立院校环境艺术设计教育的教学实践还是停留在理论教学和方案设计训练层面，没有完善的实习基地进行良好的社会实践，就无法清晰的理解设计方案的实际优劣性，更不能了解材料特性及工艺做法，这样很不利于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发展，能力的滞后也会对专业实习及日后的就业带来直接的影响。 (4)在教学要求上只强调教师“教”的作用，而忽视了学生“学”的积极性引导和培养。教师事无巨细的教学，学生不动脑筋的接收，实际上无异于知识的被动灌输，长此以往，非但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反而养成了学生的惰性，抑制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形成，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更缺乏创业精神。 2独立院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方法途径 (1)全面发展，综合培养，整体优化。独立院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创新人才的培养计划中，应努力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强调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注重掌握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扎实的专业技能。以整体优化的知识结构为基础，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提高综合素质水平为终极目标。 (2)改革传统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在教学方式上，变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以实践训练为主、讲授与实训相结合的方法，重视启发引导。在教学活动组织上，虽为课堂教学，但不仅局限于教室，而是将其扩展到工作室乃至学校之外的实习基地或者施工现场，建立设计实践为中心、地点可变但人员集中、形式多样但任务明确的教学活动组织模式。同时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建立起团队协作的精神，学会明确分工并同心协力解决实际问题。 (3)“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和训练，发展同社会实际工作部门的合作培养，促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是今后独立院校的主要办学方向。比如可以在环境艺术设计的教学中以设计工作室为纽带，扩大合作企业的范围，强化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将企业真实设计项目引进工作室，由教师、企业技术人员和学生共同完成设计项目，实现教学指导、施工生产、技术开发的共同发展。在此过程中也为独立院校的理论教学和实践训练创建了相互结合与进步的平台，使学生获得更多工作实习的机会和实际设计项目的参与体验，更为具体的了解设计施工及工艺做法;也有利于为实现专业培养、实习就业一体化的独立院校改革体制创造条件;同时也可以有计划的改善办学条件，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准备良好的基础。 (4)在教学上强调教师“教”的作用，更注重学生“学”的积极性引导和培养。强调教师“教”的作用，主要是要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除了严格公正地执行教师管理制度，还要重视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知识的更新，教师本身应该积极了解国内外专业建设前沿，环境艺术设计行业发展的新动向、新材料和新工艺的运用，这样才能深化知识点，丰富教学内容。而学生积极性引导和培养主要应明确学生的学习动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习的目的性，即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学习所要达到的目标，并由此产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二是学生的成就愿望，学生希望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好成绩，也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专业设计竞赛，并以此获得相应的荣誉、自尊或周围师生的赞许。学生一旦有了明确、自觉的目的，他就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以极大的热情和坚定的毅力，按一定的方向去努力奋斗。在此过程中实行“工作室制”培养，引导学生参与其中，教师的教学内容和课堂案例可直接来自企业的实际课题，使日常教学、设计施工和学术研究相互促进，在教师自己进行实践创作的同时，为学生搭建实践平台，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3结语 面对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市场经济，环境艺术设计相关行业不断发展，也对独立院校的环境艺术设计教育及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该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不断在教学中采用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实践性教学及训练，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应对市场的机遇与挑战，努力提高教学科研成果水平，最终实现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有竞争性、创造性、应用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姚丹丽单位：武昌理工学院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绿色设计理念现代环境艺术论文 1环境艺术设计中绿色设计理念的主要原则 1.1自然性原则 所谓的自然性原则，就是在使用绿色设计理念时要尊重自然发展规律，遵守自然变化，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和谐处理，在依靠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生存的同时，还应该对其进行保护，尽可能地消除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 1.2节约性原则 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社会的发展速度又一次提升，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大量消耗问题，却成为了当代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所无法避免的主要问题。在进行绿色环境艺术设计时，应该严格地遵守节约型原则，将设计的艺术性与主题性作为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基础，对设计方案进行简化"降低在设计中所浪费及使用的不必要的资源。但是，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所谓的简化设计也需要能够尽善尽美地展现环境艺术设计的主旨及内涵，绝对不能对该含义进行断章取义，在设计中一昧地降低资源及材料的消耗。 1.3安全性原则 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必须在安全性原则指引下，进行绿色设计理念的延伸及应用，遵守该原则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保障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安全，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 1.4真实性的原则 在绿色设计理念下，环境艺术设计不能过于“天马行空”，应当注意保护当地环境的真实性。比如当地整体地形地貌"建筑风格"人文风俗"气候条件等。要利用环境艺术设计语言，来表达当地环境的原生属性，使环境艺术设计能够与当地环境最大限度地融合起来。 1.5舒适性原则 在人均收入逐渐增加的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生活环境，并对自己居住的环境提出了越来越为合理的"健康的要求，其中确保生活环境舒适性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一定要将绿色设计理念作为设计基础，然后通过分析各类人群对环境舒适性及健康性的不同需求，在严格遵守舒适性原则的基础之上，进行现代高质量生活环境的设计。在该过程中，可以把提高环境的空气质量"降低生活环境的空气污染指数"降低周边噪音对人们生活休息的影响，为居住者提供一个舒适的"适合他们居住和生活的良好环境。 2绿色设计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实践应用方法 2.1突出设计者在绿色设计理念应用实践中的主体性 在环境艺术的设计中应该引入绿色设计理念，将人与自然"环境设计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所以，为了保证能够达到融合恰当的效果，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就应该在细节方面加入绿色设计理念，对设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进行假设分析，对环境建设中所能够设计的相关物品的设计制作方法进行探讨，力求达到优化及协调的效果。同时，做好众多物品使用方法的改良，完善对废物的处理能力"优化处理方式，做好材料的选择及使用等，都是一个设计师或设计团队在进行实践设计中所要把握的关键所在。a)设计师可以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及多年来的经验进行自然空间的设计及优化，通过合理的设计方式将室内外空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保证内部空气的有效流动"确保阳光和水分能够在设计的空间内部进行自由游走，同时，还应该扩大室内视角，保证能够看到室外的美丽景色；b)可以在内部设计中添加一种纯天然的自然风格，将自然"复古的建筑美感融入到住宅的各个部位当中，使人们对这个地方产生一种青睐及热爱；c)在现在环境艺术的设计中，当对内部环境进行设计时，是可以采用室内造园法进行设计的，该种方式将绿色更为直观地引进来，并在其中添加大量的绿色色彩，如植物"花卉"盆景等作为室内绿色效果的增强感；d)做好室内施工材料的选择及建筑物使用部件颜色的搭配也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将大自然的韵味融入其中，将自然的味道完全地体现出来，通过这种颜色与材料的完美搭配，提高环境设计与绿色理念的有效结合。 2.2提高设计的健康性与和谐性 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应该将自然环境与艺术性的融合及污染和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之间的关联工作处理好，如果这两个问题中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都有可能影响绿色理念价值的应用。将环境艺术设计的内部空间单独地拿出来分析，就应该对其室内的空气质量进行分析，如果发现室内存在了大量的甲醛气体，那么一般这是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装修所造成的。这是因为在装修时，有些需要使用的材料存在着大量的HCHO，面对这种有害物质一般我们需要开窗通风处理，由于其进行自然挥发的时间会相对较长，对周边环境的温度反应比较复杂，所以，作为一名有效的设计师，就必须掌握这种能力，对待施工问题要从所有角度"全方位地去分析问题。在环境艺术设计中还应该充分地考虑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放射性物质，有一些放射性物质主要存在于装修的石料当中，所以在设计时如果需要应用石料，那么最好选用纯天然石料，实在不行，就将那些石料设计在人们不经常接触的地方；不仅如此，还应该对室内采光"空气流动性等进行良好控制，在保证室内阳光能够自然照射进来的基础上，应通过合理设计完善室内的自然通风效果，保证室内的舒适性，尽可能在最低状态下减少对资源的浪费，促进环境与自然能够达到融为一体的效果，保证人工因素是在自然环境的依托下形成一种和谐的自然发展关系。 2.3尽可能地应用绿色材料 在现代环境艺术的设计中，所使用的设计材料大多打上了“绿色”标识，这种材料的使用能够有效地解决传统材料中所存在的缺点，并为绿色理念的延伸提供了保障。绿色材料在使用中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的消耗"减少使用数量"提高使用效率"降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同时还能够有效地发挥自然生态的绿色共轭NGN，保证其能够达到回收再利用的目的，进而最大程度上去满足当代绿色环境的设计理念。通过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大量地应用绿色材料，即为人们的健康问题提供了保障，还可有效地降低环境污染，所以在设计中为了实现绿色设计理论的实践应用，大量使用绿色设计材料就显得十分重要。 2.4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 能源利用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吃紧状态，在当代先进科学技术的影响下，自然环境中所存在的原生态资源遭受了大量消耗，在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的今天，不仅没能够有效根治能源危机的出现，还导致了能源危机的加速到来。所以，解决好能源的采购及利用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重点。在进行环境艺术的设计中，必须将能源的利用效率问题添加到设计中去分析，保证在能源消耗最低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现代环境所产生功能的需求。一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从温度"光线等几个角度进行实践。由于在现代环境建筑的设计中，门窗正在被大量利用，所以它们对温度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合理地设计门窗的排布位置，对其使用的环境空间进行有效约束，保证在能源浪费最低的状态下完成温度的控制。并且，做好对水源的控制工作也十分重要。在进行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可以将收集天然雨水作为一个重要的绿色设计实践方案，然后对其进行综合处理利用，提高其利用价值。 3对绿色设计的前景展望 倡导绿色设计以追求并促使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三大动态和谐为基本观点的环境艺术设计，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社会的进步，因而它的广泛运用是必然的。今天我们正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可持续发展是整个世界在新世纪面对的重大课题，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绿色设计已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虽然绿色设计必须靠高新技术的支持，实现生态建筑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至少可以先改变室内设计行业的从业观念。绿色设计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我们应对绿色设计的前途和发展充满信心。 4结语 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所使用的绿色设计理念的实践应用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研究，只有合理地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有效地发挥现代环境设计与绿色设计理念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作者：李藩 单位：同煤集团同家梁矿卫生科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环境艺术设计进展路径研讨 本文作者：戴珊珊 单位：华侨大学 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文明的历史溯源 生态文明对环境艺术设计来说，是一个新名词，但就其实质，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溯源，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道家美学思想中的“道法自然”。道家认为，宇宙间万物皆有“道”，任何行为必须遵循“道”，违背“道”而行事必将受到“道”的惩罚。这其中的“道”，其实就是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就这一点而言，人类已经深深体会到了。“道法自然”注重的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强调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和谐;生态文明观注重的同样是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而两者有着本质的相同点，可以说“道法自然”即是现代生态文明观的思想溯源。道家美学思想对中国的环境艺术设计影响颇深。自古以来，住宅选址首选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其目的也是满足人们亲近自然的心理需求，在住宅建设时注重朝向的自然采光和通风效果，以得到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在园林建设中也以模仿自然的“自然山水园”为主要风格，仿自然形态的假山石、不规则形态的池塘、潺潺流水、生机勃勃的植物等都是中国传统园林的主要设计元素，而亭台楼阁等人工建筑仿佛却变成了自然山水画中的点缀，力图在城市中营造出浓浓的自然情趣。时至今日，中国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仍然处处有着道家美学思想的痕迹，因此遵循“道法自然”思想的中国环境艺术设计在理解和贯彻生态文明观的过程中有着自身先天的优势。 生态文明观对环境艺术设计的具体指导 如何在现代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中构建环保、健康、和谐、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是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一直在努力探求的发展方向，十七大将建设生态环境提升到社会文明的高度无疑是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作用和积极的推动作用。下面将从室内和室外两个角度分层次地阐述生态文明观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具体指导作用。 生态文明观对室内环境设计的具体指导 第一，利用生态建筑模式营造良好的室内空间环境系统。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思想的进步，传统的建筑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需求，更无法满足生态文明的思想要求，要营造舒适健康、生态环保的室内空间环境首先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构架———生态建筑。生态建筑，是根据建筑所在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特点，运用生态学、建筑学的基本原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合理安排组织建筑与周边及内部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使建筑和周围环境有机结合，保障建筑内部具有良好的室内气候条件和调节能力，以满足人们舒适宜人的居住要求，在人、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良性的循环系统。目前国内生态建筑的特点主要有:使用非粘土砖墙体减少对土壤的破坏;利用新型砖墙实现减轻建筑自重、隔音、隔热、保温等目的;利用双层中空玻璃等材质有效隔音、保温;利用太阳能技术等先进科技手段实现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活垃圾的降解等。生态建筑能为未经过设计和施工的室内空间创造出良好的基本条件，在进行室内装修时，充分利用这些条件，进行适当的补充即可营造出舒适宜人的空间环境，这无疑减省了室内装修的内容和过程，减少了装修带来的各类环境污染与破坏。 第二，通过简洁的造型、减省的用材构建舒适宜人的室内空间环境。过去“材料堆砌”式的室内装饰方法应该彻底成为历史，复杂而繁琐的形式既不适合现代人崇尚简洁、人性化的审美观，又消耗了大量木材、金属等自然资源，与此同时室内空间装饰所使用的大量胶合板、黏合剂、油漆等材料产生的一些毒性大、挥发速度慢的刺鼻气味对居住其中的人们也造成了生理上的伤害，无法创造一个舒适宜人的人居空间。因此，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简约、时尚、健康、可持续的室内空间设计观。就室内设计领域来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简约主义风格数十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一方面简约的造型和雅致的细节能够不易导致受众审美疲劳，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和最长时效上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简约主义风格中蕴含着生态文明的精神，这种设计精神与时代主旋律不谋而合，因此有着良好的发展土壤。 第三，利用自然的光线和空气环境、绿色植物营造健康生态的室内空间环境。具体的做法包括:充分利用建筑自身朝向和大面积的透明玻璃窗引进自然光线、保持空气流通;充分利用建筑墙体本身和开窗的热传递效应保证室内外温差合理，营造接近自然的室内物理环境;在室内空间中适当地使用绿色植物进行装饰，达到净化空气，增添自然气息的目的。 第四，尽量使用生态环保型的装修材料以保证健康的室内空间环境。不合格或环保系数不达标的装修材料是目前室内环境中的主要污染源，人造板材中的甲醛、油漆中的苯，都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伤害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尽可能多使用玻璃、藤、竹等天然环保的装饰材料或一些有害成分易挥发的装饰材料;在选择人工板材或化学成分的材料时，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环保系数达标的材料，尽量将室内污染降至最低程度。 第五，在设计中注重对资源能源的节约和二次利用。可考虑的做法有:使用可循环或带有部分可循环成分的材料和产品;开发和使用可循环利用的装饰部件和家具;通过水的再利用装置和节水装置减少生活废水，节约水资源;选择规模恰当的照明、供热、通风和空调系统，以节约电力资源;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室内空间环境服务。 第六，尽量避免装修过程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诚然，室内的污染及对外界环境的破坏主要来自于装修材料，但在装修过程中一些不合理的方法也同样会带来严重的污染。比如，现代装修材料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也都进行了较好的包装，而包装材料的大量废弃同样会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在选择购买装修材料时尽可能选择大容量或简易包装的类型，以减少包装材料废弃物产生的环境污染，或者尽量选择那些使用可降解包装材料的产品以减少装修垃圾对环境的影响。再者，一些使用者为了追求奢华或个性化的视觉效果，喜欢大量使用一些昂贵的非本地产的材料，非本地产的材料在运送到本地使用时，必然需要火车或汽车的运输，既消耗了能源又增加了环境污染，因此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尽量使用本地的材料以减少运输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生态文明观对室外景观环境设计的具体指导 第一，合理地利用土地(尤其是城市中的土地)进行生态的、自然的景观环境设计。如果说湿地是地球环境的肺，那绿地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环境的肺，绿地不仅能够给城市居民提供接近自然的空间，同时也能对周围的小环境、小气候起到微调的作用，进而通过量的累加对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而在混凝土森林的现代城市中，一小块可供市民休闲驻足的绿地却不多见。因此，我们应该合理有效地利用城市中的一些建筑余留空间和边角地带进行城市绿地系统的营建，为营造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服务。另外，在涉及到具体的一个景观空间的设计时，要尽量多运用各种植物、山石、水体组成具体的景观形式，保证景观空间有充足的绿地系统，突出现代景观设计应有的生态性和自然性特点，以满足城市中人们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渴望。 第二，在景观设计中尊重设计区域内环境和栖息者的自然属性，有效利用现有的基地自然条件，避免大规模的工程改造，以免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景观环境中的基地自然条件主要包括地形、水体、土壤、植被，对自然条件的大规模改造会对基地的微气候和生活在基地中的生物链造成直接破坏，从而对基地以外的生态环境造成间接影响。而现代景观设计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为人类接近自然、了解自然、认识自然提供场所，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而非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根据建设生态文明的政策精神，我们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可以考虑从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溶解公园、完善城市绿地系统，将城郊防护林体系与城市绿地系统相结合，将维护和恢复河道海岸的自然形态与环境整治相结合、保留和利用现有植被资源等几个方面入手，尽可能保留设计区域内的自然景观原貌，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小规模地适当地增加部分人工景观以满足使用者的各类需求。 第三，在景观设计中重视植物种类多样性和本土化产生的生态服务功能。从生态学的原理我们知道，过于单一的植物种类和过于人工化的绿化方式，其绿地系统的综合生态服务功能都不是很强。因此在景观设计中要注意物种多样化和本土化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使植物品种多样化，利用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物种多样化要在本土化的前提下进行，即是避免或减少外地购买植物的设计方案，尽量利用本土的植物品种和现有的植被，避免异地购买和移植对植物的生存适应造成困难，同时也可防止外来物种对本地生物链可能存在的破坏威胁。 第四，在景观设计中合理规划景观形式，避免一些体量过大、质感过硬、能耗过多、成本过高的景观形式。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动辄追求全国第一、亚洲第一的名号，从而导致有些设计耗资巨大却华而不实，这种情况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曾经出现过。比如大体量的喷泉，占地面积大、成本高、耗电量高、水损耗量大，而且由于选址多在新城区，人流量较少，因此大量时间都处于闲置状态，这种华而不实的设计其实是对土地资源、水电资源的浪费，是与建设生态文明的政策导向背道而驰的。 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之路 在生态文明观的指引下，“和谐”成为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总体发展方向。和谐，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小和谐，更是人与自然的大和谐，只有实现了大和谐，人类生存环境才能不断改善，社会才能真正可持续地发展。环境艺术设计恰恰是联系人与自然的一种方式，人的生存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它来进行协调。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就是要改变过去为了人的生存环境而破坏自然环境的做法，而应该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满足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大和谐。 在当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不和谐问题存在已久，国家这些年来开始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提倡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发展理念和宣传口号，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生态文明观已经上升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文明层次。这既是约束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正确轨道，同时也是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一个契机，如何在设计中贯彻生态文明观的精神实质，如何通过设计扩大生态文明观的影响，应该是值得每个环境艺术设计工作者思考的问题。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诠释书院文化与环境艺术论文 处于我国中原地带的河南古代书院,都很讲究选址,刻意营造一种恬静宜人的意境,如阳明书院建在大山、紫云书院建在紫云山、百泉书院建在百泉；至少也要符合闹中取静的要求。再如灵芝书院建于新安城北芝泉之畔、弋阳书院建于潢川城南原清真大寺废墟、寡过书院建于长垣县城东南隅。 白鹿洞书院的山水环境是古代文人仕子孜孜以求的理想境地。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字考亭，号紫阳）。第一次来到白鹿洞书院时，对它所处的环境赞美有加，感叹“白鹿洞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之所”，并自任洞主，广招门徒，制定学规，致力于白鹿洞书院的振兴。 当时间的跨度进入九十年代，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评估庐山申报世界遗产，首先考察的就是白鹿洞书院。他们对书院古建筑优美的自然环境赞不绝口，认为它最能代表庐山“以其独特的方式，融会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联的世界文化景观”的特征。 儒学崇尚天人合一、自然比德、人与自然的亲和。儒学之祖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以自然山水来比喻君子“智”和“仁”的品德。山水本无情，而从儒家道统上来说，山水映照人之智和仁，山水即文章，充满了哲理和寓意。 北宋欧阳修《醉翁亭记》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一句，把欧阳修这一文人仕子寄情山水，安民乐丰的内心世界描写得淋漓尽致。醉翁亭因欧阳修及其《醉翁亭记》而闻名遐迩，数百年来虽然历遭变劫，但终不为人所忘，正如醉翁亭中一副对联所言：“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明代文震享的《长物志》称“居山水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白鹿洞书院“傍山带水，尽幽居之美”，其间充满诗情画意，是隐逸清淡之士咏颂的绝佳境地。 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以“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细流”；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以“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咏叹兰亭所在的山水环境。 白居易在《别草堂之三》诗中以“三间茅舍向山开，一带山泉绕水回”思念他在庐山香炉峰下所筑的草堂。 佛家讲究四大皆空、净土修行，对类似白鹿洞这样的“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的环境当然是积极推崇的。 明朝著名文人畫家徐渭在紹興前觀巷的舊宅“青藤書屋”，僅兩间平房相套，但主人的經營卻極為精到：書屋南向套一天井，沿檣植一株青藤，蒼老弘勁，似主人那坎坷人生的寫照。窗下一方石砌水池，徐渭稱其“通泉，深不可測，天旱不涸，若有神異。”而號之“天池”的池中一石柱稱為“中流砥柱”，寓意極深。 从白鹿洞书院现存的“列嶂成垣，永护考亭之遗迹；环溪作泮，遥通泗水之真源”的对联以及御书阁“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的檐柱之联中也可知其中所蕴含的山水之理。 北宋司马光的庭院“独乐园”中最得意之处就是“弄水轩”。“岳阳天下楼，洞庭天下水”，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楼、鹳雀楼等历史名楼无不是得水之要。 林木是中国古代书院营建环境艺术的重要方面。白鹿洞书院林木的种植受古代先哲“自然比德”思想的影响。院内外最多的林木是松树，后山有竹林参布其中。 袁甫的《白鹿洞君子堂记》还记载宋代白鹿洞书院曾作莲池、君子堂，君子堂“瞰莲池也，并题周敦颐爱莲语，匾以是名”。袁甫感叹“先生（指周敦颐）之学说贯天地万物，而独爱莲，何哉？”他自己解释“莲亦太极也，中通外直，亭亭静植，太极之妙具于是矣”，把莲与太极相提并论，把周敦颐和莲这两位“君子”推上最高的境界。棂星门内的泮池内曾种荷莲，取周敦颐所作《爱莲说》的微言大义，寓意“荷莲中空外直，出污泥而不染”。松以寿长之生生不息、竹以正直之刚正不阿、莲以高洁之君子之态为儒家所崇尚。 白鹿书院的环境艺术较江西古代著名的吉安白鹭洲书院、弋阳叠山书院、铅山鹅湖书院更胜一筹。白鹭洲书院位于赣江奔流直下的滔滔江水之中，无曲水轻流和山林环抱之美；叠山书院面对信江，远有山障隐现，但无背山可倚。鹅湖书院倚鹅湖山，一派田园风光，惜无清流环于前。 自古以来，儒家以兰香为人格的至高境界，诗经中亦多有咏唱，《孔子家语》云：‘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大诗人屈原以幽兰自喻，故有“兰为王者香”、“天下第一香”之誉。 联想到现今的图书馆，有内庭院的完全可培植一些兰花，清淡、可人，给读者以书香与兰香相交融的惬意。没有内庭院的亦可布置盆植兰花。 清初桐城派名士戴南山曾在《意园记》中，描绘中国文人仕子理想的居所环境艺术和精神家园，“山数峰，田数亩，水一溪，瀑十丈，树千章，竹万杆”。在古人心目中，无论是一叶小亭、两间书屋，还是山石、流水和草木，都赋于了它们悠长的文意和鲜活的生命力。 现代文化和教育类建筑环境，可从我国书院的环境营造中汲取丰富的积累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以现代人的眼光，使校园、图书馆及其他文化建筑真正成为学子和读者寻觅知识的一方净土、陶冶情操的幽幽绿洲。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传统文化现代环境艺术论文 1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汇集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精髓，是集国家历史长河中优秀的道德品质、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积极的民族精神为一体的文化总体。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涵盖甚广，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更是我国五千年文明的文化特征，其传承与发展不仅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是指环境艺术工程的综合计划和构想方案，其包括空间与装饰计划、环境与设施计划、造型与构造计划和使用功能与审美功能计划等方面，涉及园艺、美术、装饰文化等多个领域，相比之下，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涉及的文化层次比建筑工程更庞大，也比其他艺术设计项目更加富有美学意义和情感色彩。现代环境艺术设计要想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就要合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加深艺术设计的文化蕴涵。 2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影响 2.1提供发展动力（肖璇）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是包含多个学科的系统性工程，从宏观角度来说，其设计的内容是以空间环境为主，以人和环境的和谐发展为根本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环境艺术设计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几千年发展沉淀累积而来的文化产物，其包含的道德素质、历史文化和思想精神对我国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着不可小觑的促进作用，环境艺术设计是依据以人类文化为设计基础的工程。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提供了发展动力。 2.2创新设计理念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者的设计理念均来自不同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涉及较广，其不仅汇聚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更聚集了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特色文化，为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设计理念，而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只要借鉴其中的小部分文化，加之设计者自身的设计思想，便可以创造出新的设计理念，既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又避免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雷同。 2.3加强文化氛围中国作为文化泱泱大国，其几千年的文明是我国人类最璀璨的瑰宝，文化若不加以利用，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文化遗失，只有在现今的艺术设计项目中加入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将文化发扬光大。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属于文化艺术范畴，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设计理念，在我国的空间环境中填充许多文化内涵，加强了我国的文化氛围，也提高了我国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融合不仅使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更富有文化内涵，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4提高设计水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融合就是文化与艺术的融合，在设计过程中，有效利用传统文化因素，并结合当下的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丰富艺术设计的文化内涵，使艺术设计更具人文性，并且设计结果还要符合人们的审美观，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这不仅推动了艺术设计工作的创新，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整体水平。 3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策略 3.1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现今许多环境艺术设计师受到国外影响，对外来文化偏爱过重，在我国环境艺术设计中，模仿西方环境艺术的现象较多，导致我国本土的传统文化遗失，中国特色的环境设计越来越少。另外，现今我国许多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都已经被现代潮流磨灭，失去了原本该有的历史气息。例如，我国的一些古镇，因为现今市场经济中旅游业蓬勃发展，导致个别古镇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历史意义，而变成了商业化的“现代古镇”。为了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我国环境艺术设计师应该加强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合理利用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得到传承。 3.2结合中国现代文化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设计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是环境艺术设计的主旨，但其设计过程必然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今科技和文化全球化发展，我国的现代文化也颇受西方影响，融合成了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又具有世界潮流的新时代文化。在当下的环境艺术设计中，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既能体现出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又能突出我国的现代化气息。例如，中国首都北京这座城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体，其既有具有历史和城市特色的“四合院”、“故宫”等历史遗址，又有结合现代气息的设计巨著“水立方”“、鸟巢”等，北京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高度融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产物。 3.3兼并文化、勇于创新不管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都需要在兼并文化的同时勇于创新。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艺术特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存在历史意义的区别，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地理意义的区别“，和、而不同”是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最为珍贵的设计思维“，和”是指不同时间、空间的文化特色进行汇聚交融，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不同”是指各领域的文化特色融合在一起却不失本真，依然饱有自身与众不同的特色，这就是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最高理念。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需要的不只是文化的融合，还需要创新，每个艺术设计项目的不同特点才是设计项目的价值所在。成功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项目是集各个领域的文化为一身，即展现出不同文化的特色，又有其独特的意义。所以，兼并文化、勇于创新是我国当下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重中之重。 4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众从生活中积累、从劳动中总结出的知识精华，它本身的历史厚重感是任何现代文化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不能够将传统文化很好地传承，那么一个民族将会失去生存的根本，发展就更加无从谈起，但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的过程中不能够按部就班的挪用，因为传统文化是在历史背景下总结而出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所以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传统文化，使之更好地与现代元素相融合，现代环境艺术同样源于生活，所以从生活中总结而出的传统文化必然会对它的发展起到借鉴意义。 作者：丁甜甜单位：南阳理工学院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手绘表现环境艺术论文 一、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手绘表现 1.手绘表现的发展和特点手绘表现在古老的建筑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大师可谓称全才，他们在艺术活动中把创造与表现融为一体；如：被称为文艺复兴后“三杰”之一的米开朗琪罗既是建筑师又是工程师，同时还是画家、雕塑家、诗人。在建筑教育始祖布扎的理论中，建筑师要接受大量的渲染训练。随着现代建筑业的蓬勃发展，社会需要精致性设计，从某种意义上出发它需要的是精细的分工、各自发挥所长的就业模式，西方一些国家早已如此实行。近十年计算机及辅助软件的成熟孕育了一批计算机绘图技术人员，国外早已出现、国内在近些年也陆续出现许多专业效果图及模型事务所，逐步形成一个专业表现工作队伍；他们是建筑师表现之手外延的—对建筑师创造性工作的再创造。而对于手绘来说则又是一种状况，手绘表现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短时间内再现表达内在对具体环境空间形态、材质及色彩的感受和理解进行提升和加工；它能够恰到好处地利用设计者具备绘画这项技能，融合设计者对艺术活动的理解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表达创新理念和意图。简而言之，手绘的特点在于它能够充分通过对对象的外部特征和空间氛围快速、直观的呈现出来。 2.手绘表现的价值我们知道，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搞设计研究也要研究人们的需求，并将需求转化成产品使人们能通过设计感受到产品的品质，从而产生购买的欲望；因而设计也是在为人服务。设计为人服务，而手绘因设计而体现其价值，如设计师在与客户沟通一个产品的设计或方案时如果单纯通过语言的交流是无法达到沟通效果的，无法让客户充分明白设计师的意图；因此往往需要通过图形语言表达方式展现出来，图文并茂让客户一目了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也促使手绘富有深度与内涵，使得它不仅仅只停留在表面的技法上，而是作为一种表现设计思想的手段；它是一名优秀设计师必备能力之一，是与客户沟通交流的桥梁；它具有创造力、表现力，能把一闪而过的的灵感，马上跃然纸上，并可以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成为设计的宝贵素材。在电脑艺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计算机绘图已成为设计表现的主要手段；其表现方式更加具体、真实化，能将设计师的想法最大限度展现出来。手绘作为传达设计意图的普遍应用的基础技能，推动着环境艺术学科的发展，依然要求设计师具备扎实的绘画基础，手绘技巧、色彩搭配意识及一定的美术素养。设计师可从艺术设计的多元化角度出发，积极利用手绘表现的特点，开拓思维、提高审美和造型能力，优化体现手绘表现价值。 3.手绘表现的技巧方法手绘表现在环境艺术中的表现过程是产生技巧和方法的根源和基础，是刻画形象、塑造环境的思维过程。如果把表现技巧理解为描述设计的形象语言形式，那么具体的笔法技巧就是构成这种语言形式的基本符号。因此，技巧服从表现过程的需要和规律才可彰显其作用及意义。在构建环境形象的过程中，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的组织和安排都是环境空间、形象形态、色彩明暗调子的具体要求；对于点、线、面色块之间的构成应有它们的内在逻辑关系，与美术础绘训练人物头像一样，绝非孤立的去抠某一个部位造成貌合神离于整体的散漫无章现象；因而正确认识技巧间的相互渗透关系是提升表现技巧，达到艺术高度的基础。在环境艺术设计行业中，设计师在对空间形象的思维理解中寻找表达艺术规律非常重要。因为丰富的技巧往往产生于环境想象、形态特征把握、体面材质、色彩调子以及构图；布局的要求也是设计师的艺术修养、造型功底、表现习惯、思维方法甚至性格特点的流露体现，它如同旋律中的音色、调子中的色彩作用一样决定着形象语言的特色。由于手绘表现技巧和方法自由和随意的特点，在丰富表现语言方面具有其他表现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艺术生动的技巧在设计师灵巧的手笔之间流畅并贯穿于表现的始终，是设计师能动艺术地掌握环境表达效果的能力体现，灵活运用常用各种绘图工具（如钢笔、签字笔、马克笔、水粉笔、水彩颜料等），以简练而不单调严谨而不呆板的点线面技巧（如勾、划、点、描等）形式配合色彩的渲染展现一个直观的空间。形象而准确、笔顺有序和谐是艺术地增强画面效果感染力的有效手法。同时，手绘是丰富而自由的，设计师应不为一种固有的概念和表现形式所困，而应敢于尝试利用和发挥各种工具的优势去表达整体环境，不从僵化恪守“外造化而不为造化所役”的信念，才能不断的所创新和突破，发现新的形式美感。对于环境整体关系表达方法笔者认为在手绘表现中设计师应重点把握环境物象的形、色、质的内在关系要领，对环境空间的远、中、近景层次的先后处理、体面与体量关系的把握、色彩与色调关系的理解、环境气氛与艺术效果都应慎密安排，理性思考与感性表现应相辅相成，而不是使之成为相互羁绊的绳索。只有做到对表现方法的辩证理解才能达到“尽精微、致广大”的思想境界，在表现中方可得形内质传象之神，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水平和高度；要知道，手绘表现不仅仅是一项设计作品，它更是一件艺术作品。 二、手绘表现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重要性 1.流畅的手绘有助于在创作中捕捉灵感现代设计的奠基者王受之曾经在设计中指出：“设计不仅仅是一种设想和计划，而且还是一种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同时借助视觉形象这种形式展现出来。”从王受之的思维理论中很容易理解，设计不能单纯地称为一种手段，它还是设计者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体现。设计者并非每时每刻都有设计灵感，灵感的产生依靠一定的条件及氛围，它也依赖于一种非物质基础条件。因此，当产生的灵感倘若不能够及时得到捕捉、提炼加工也许很快消失。所以设计者往往需要能够在短时间内借助绘图呈现方式记录保存，再对这些“标本”深入细致地挖掘和改良。手绘成为设计师创造活动的基本“法宝”源于手绘促使创新意识在设计工作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如梁志天、高文安等当代著名环境艺术艺设计大师将手绘效果视为设计的工具和表达设计理念的基本方式。在进行的设计工作中，设计师应能够把设计所要达的意图和效果以及创新理念完美的结合起来，并实现二者和谐统一。 2.手绘的过程即是艺术创作的过程环境艺术设计工作中进行手绘创作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设计师进行思维创造的阶段。设计者凭借对物体形态的科学把握，能够借助手绘的形式实施艺术形象地展现，设计者的思维是没有边界的。设计师在进行一个方案设计任务从开始介入到深入创造的过程中，通过手绘描绘其构思方案过程中，设计师能够在对整体空间氛围把握的同时像雕塑一尊石像进行形体塑造，在反反复复精雕细琢塑造神态中其实属于一个细心筛选和刷新的过程，除此之外反复斟酌的过程能够使人激发新的灵感。 3.手绘是电脑的补充工具是手的延伸，手是大脑意志的执行者。现在越来越多的设计师都用数位板之类的电子产品绘图，虽然实现了无纸化，却实现不了无手化，操纵数位板和压感笔的模式还是模拟在纸面绘图的方式，从用手握笔的角度来说其实还是手绘。目前还未出现直接用意念或其它器官操纵的绘画工具，可以说只要画就一定会用手。手绘是基础课，画插画、游戏动画的人物设定、场景设计都会用上，尤其是做设计光有创意是不够的，最忌眼高手低。设计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中，设计无处不在。世界正从传统的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迅速转变。在这一社会变革中，设计方法和手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设计领域出现了传统的手绘设计逐渐为电脑设计所替代的趋势。随着电脑技术在设计界的广泛应用以及电脑技术的日趋成熟和完善，过去需要双手完成的大量设计工作逐渐由电脑来完成，且工作时间及强度都大大降低。电脑在设计领域开始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任何复杂的图形和需要耗费时间的工序，通过电脑操作就能轻而易举地处理，而且在设计过程中可以不断地进行修改，这大大提高了设计效率。由于电脑设计软件越来越便于学习和使用，有些没有绘画基础的人稍经培训，竟然也能通过电脑进行各种设计，无视手绘设计之重要，岂不知手绘设计是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绘画基础，且是需要长时间学习和练习才能掌握并运用自如的一种技巧。因此，电脑设计的普及化和数字化的确对传统手绘设计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电脑真的会完全取代传统手绘设计吗？答案是是否定的，暂且不论现象，我们先把目光瞄向设计的实质；以正本清源。王受之曾说过：“所谓设计，指的是把一种计划、规划、设计、问题解决的办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它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⑴计划、构思的形成；⑵视觉传达方式，即把计划、构思、设想、解决问题的方式利用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3）通过传达之后的具体应用。”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设计领域，设计的灵感来自头脑，来自思想撞击之后产生的激情；设计的核心是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其次才是设计手段，手绘方式和使用电脑的方式只是手段的不同。所以，电脑软件不能代替手绘的地位和作用，手绘应成为电脑应有的补充。 三、结语 在环境艺术设计的工作中，借助手绘能够更加全面地展现设计者的技能，手绘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完美结合。手绘表现的特点、价值和风格是设计者的综合能力的体现，是设计者在设计工作中能技能的展示。流畅的手绘有助于在艺术设计活动构思中捕捉灵感；便于与客户之间的沟通交流；手绘是电脑的补充，现今这个信息时代仍离不开手绘。 作者：付伟单位：智创控股集团 海南州府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论文 一、传统文化 随着历史长河的流逝，我国积淀了很多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久远，拥有着独特的民族风，同时还有很多优良的名族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的历史中，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学派和文化理论，还包括著名的儒家文化以及佛家道家等。正因为这些特色的文化推动这中国的文化体系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弘扬，显示出了中华名族在这上下五千年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持有的独一无二的文化魅力。 二、环境艺术设计 环境艺术是文化艺术的一类，其主要包涵了艺术方案构想，工程中空间的规划，以及环境艺术等。同样的是，环境艺术设计还包括设施规划和环境，构造和造型计划，装饰和空间规划。最重要的是还包括色彩，材料，布光，采光等，使得环境设计同时拥有审美和使用功能等。环境艺术设计就表现的形态和表现的手法上是千变万化的，而环境设计对于艺术设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环境艺术设计只是艺术设计中一个部分，想对比建筑行业来的更为工程浩大，规划也相对更为广阔，也更具有感情的色彩。环境艺术设计在如今的社会是一门较新的学科，虽起步的时间比较晚，但随着我国的传统文化的推动，环境艺术设计集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经济和传统文化并与之与时俱进，实现了审美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三、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 （一）环境艺术设计风格与传统文化作为一位成熟的设计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即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环境艺术设计风格指的是设计者透过自己设计的作品所展现出的鲜明个性和独特的艺术特点。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受很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了空间和人而又与环境三者之间关系的处理方法，而在进行的过程中，人，空间，环境都随着人类文化不断的改变着，同样的环境艺术设计风格从一开始就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影响着。而今，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艺术设计已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潮流，今天的环境艺术设计不只是随着设计师的理念，更多的是注重人们的审美观点，更专注于绿色生态与大自然的理念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思想来演绎历史的魅力，展现了环境艺术设计风格与传统文化所融合呈现的奇迹。 （二）环境艺术关于空间形态设计与传统文化在环境艺术的空间构成设计方面，为了通过空间的古朴感和属于原始随性的美感，来向人们传达出鲜明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视觉效果，我们会通常选用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品，例如石狮，彩绘，石桥等并使他们相互协调。这样的装饰方法突出了空间，让空间充满着设计者的灵感，也显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风。 （三）环境艺术关于空间造型设计与传统文化在环境艺术的空间造型设计是以空间为基础，而空间所体现的是结合现代材料，技术和理念凭借空间的造型或者一些特别的材料和图案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例如，我们到一些古迹去参观，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门楼，石刻，花墙等通过刻画空间，使得空间被奇妙的分割，使人有种迂回曲折或神秘的感觉，还有会看到一些奇特的花草树木利用了传统的插花艺术使其本身更有艺术感。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里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中，“天”指的是大自然，“人”值得时人类，“天人合一”的意思指人与自然相互和谐。地球万物，要做到“天人合一”，只要掌控好事物相互之间的度就可以。在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环境艺术设计中越来越多的新的产品，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工业促进其快速的发展，但是随着工业行业的发达，导致的自然问题也越来越多，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大肆关注，人们开始呼吁“绿色”，渐渐的，人们随着审美观的提高在追求更高的文化价值时，意识到，社会和自然，人和自然、应该互相融合，所以一起大胆追求，渴望能够达到天人合一。如今的环境艺术设计中，特别是关于室内空间环境艺术设计，是最能体现“天人合一”这一构思的，在室内设计的时候可以选择例如木头、棉、竹、石等或者一些其他的合成材料作为元素。这样的布置不仅可以让人感觉自己正处于大自然的“美感”中，更重要的是它拉近了人和大自然的距离，更让人感受到亲切的感觉。在如今，将天人合一通过对色，光，物，质，形自然的处理表达出来，是相对最合乎人们的审美，也是人们追求绿色的最好一种呈现的方式。 传统文化是随历史长河发展而来，这不代表落后，一成不变，墨守成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也一路随之发展而来，不断的与时俱进。在如今的环境艺术设计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已成为最主要的概念，所以设计师为了更好的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还需要对其不断的挖掘和发现，并准确的找到环境艺术设计和传统文化的磨合点且必须对传统文化充分的了解并能够有准确的判断力和构思将传统文化设计的精髓融入设计中，将设计的主要思想与设计的风格得以鲜明的体现并优化，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将传统文化融入环境艺术设计中，让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了解和学习我国的文化，从而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弘扬。 作者：屠辰飞单位：河南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专业实践教学环境艺术论文 一、目前环境艺术教育的社会现状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在社会上的就业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么就业应该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企业给出的设计工作是实践型，不是学校教学模式的纸上谈兵，所以就业率与以前相比较逐渐降低；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很多的因素所造成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教学体系问题，太过于着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让学生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脱节了，导致了他们不能胜任实践工作。教学方式过于传统，老师经常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善以教师的角色来教导人，而不是让更多的学生自己理解实践，总是沿用老式的套路来教学很多时候将学生的创新思维扼杀，让他们没有专研的兴趣，只是等待老师的告知，并在最后养成了这样的学习习惯。老师传授的方式太固定式，导致最后学生没有结合实践，对于实际的工程设计中的很多的问题都不了解。 二、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相互结合，建立实践教学基地 （一）引入实践教育，多动手，提高操作能力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用实践动手能力来解决实际的问题，这是设计教育的核心点，要解决设计问题必须要拥有良好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相对来说非常的枯燥，但是不学习理论知识，设计问题根本就不能进行分析和解决，也根本无从下手。针对于纯粹的理论知识，很多是没有生动形象的事例，因此会导致很多的人失去学习的激情，因此要将理论知识和动手实践有效的结合在一起，让理论知识能够更多的融合在一些工程实例中，这样就能够避免学习的枯燥，而且还能够进一步的让同学实践。教学的时候可以通过参观，或者是老师在实验基地进行授课，让学生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每个设计在工程中的原理，在这样的一个实践中，让学生能够将老师讲的内容，马上进行感知，加强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 （二）模拟实践，确定课题，展开设计仅仅是通过学生的视觉和感知是不够，还要让他们真正地动起手来。环境艺术专业真正在工作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一名真正的设计者对于项目的全过程肯定是了如指掌。从项目的招标、投资成本、预算、设计等多方面都有一个设计，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计算分析能够得到最终想要设计的东西需要的成本和所获得的价值。而在课堂上根本就不存在这些，因此没有一个实际的项目作为事例，就没有真正的问题出现，因此也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老师就可以做一个模拟的实践练习，首先要选择一个课题，然后和实际的项目结合起来，进行“真正的实践”，也可以通过校企合作企业的帮助让学生针对去实地参加实践，或摘要：对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教学中面临的问题，本文针对此特点提出适合于实践教学的发展方向方法。根据改变和创新实践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对于环境艺术设计有更多的激情，让他们更喜欢这个专业，为储备专业型人才做好工作。关键词：环境艺术；实践教学者通过实践模拟大赛来进行。在实践模拟中，老师可以确立课题后让学生自己去做市场调研工作，让他们自己去发现实践中可能要遇到的一些问题，并且试着去解决这些问题。例如：材料类型、成本、工艺流程等多方面问题；然后制作方案，并且画出草图，做出模型，分析可实施性。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提高学生的反应能力、策划能力和应变能力。同时大家都能够看到别人实践中比比自己好的方面，使其能够找到自身的劣势，这样能够促使学生能够更加主动的交流和互动。 三、建立或通过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基地 设计最后的结果就是要完成一个“作品”，在完成这个作品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一个设计者所必备的知识。现在设计专业的学生更多的是局限在理论知识上，没有一个适合实习的基地。因此学校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建立一个教学、实践一体化的基地，可以通过校企合作，让相关的企业入驻到学习，让学生能够真正的进行实践学习。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也能够在实践中进行，让学生能够参加到合作的单位中参与工程的设计和管理，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学生获得实践的经验。这样可以锻炼学生的能力也可以为合作单位提供潜在的人才。 通过本文对于环境艺术设计的教学方式与社会需要的人才的培养方面能够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支持和不同的地方，说明了教学不仅仅只是理论性的，更要注重实践操作，只有理论和实践并重，将两者有效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地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就业现状得到改善；只有它得到了更好的发展，那么这个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专业才能够为社会更好的服务，造福更多的人。 作者：欧阳尙海单位：长江大学艺术学院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空间构成教学环境艺术论文 1环境艺术设计空间构成教学特征 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空间构成表现形态复杂多样，这也是任何一门传统的造型艺术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作为一种以建筑艺术空间作为主体，以其他造型艺术空间为辅的空间体系，空间构成不是简单地基础造型设计，而是与设计相关的创造性思维的体现。环境技术设计工作研究的对象主要为空间与造型，对于空间的研究与设计，必须要遵循心理学、人体工程学以及透视学等诸多方面，同时也保持理性与感性的空间思维与空间创造力。构成类教学是艺术专业中的一门基础课，空间构成主要的教学内容为空间概念的基本认识、探索空间的构成手法、构成类型以及空间的创新手法。环境艺术设计空间构成教学则是环境设计专业重要的重要课程。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空间构成教学，主要教学目标在于对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以及空间创造能力的培养。让学生了解空间的基本涵义，明确空间构成设计语言、设计方法与步骤，掌握空间设计基本规律与形式；同时也要培养学生对于空间色彩、形态、光线的敏感性，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促进学生将创造性思维发挥在景观设计、室内设计、建筑设计等设计实践当中。 2完善环境艺术设计空间构成教学的对策 环境艺术设计中针对空间涵义与构成的教学，教师需要寻找出于环境艺术专业相适应的教学模式，而不是将建筑专业的空间构成教学内容进行简单地复制。同时教学当中也需要将造型艺术作为主体，广泛吸收不同造型艺术的空间理论实践知识，促进学生对于园林、建筑空间营造方式的研究与感悟，掌握环境艺术空间涵义与空间表现技巧。注重空间意识培养。空间构成教学中有着非常多的概念与理论，课堂教学内容较为抽象。后期的主体性专业课教学中，教师往往会发现一些学生在实践设计当中对于空间的功能性考虑欠缺，空间造型语言不同意，创造性不足。究其根本性原因，在于对空间感与空间想象力的掌握力度不够。因此，教学中必须要重视学生初期的空间形态构成教学，在此过程当中，除了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空间涵义知识理论基础，也要在教学中贯穿针对人的生理与心理空间需求设计的理论分析。具体教学当中，教师必须要注重对学生的空间意识的培养与教育，打破传统造型艺术空间概念与习惯。以造型艺术作为根本，促进学生掌握雕塑、绘画以及工艺美术的空间表现技巧，领悟园林营造以及建筑的空间表现；并且也要借鉴舞蹈、音乐等艺术对于时间空间驾驭的方式，加强对于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时空综合属性的领略。重视空间审美固定性。环境艺术教学中注重环境整体的设计意识及设计风格的教学研究。一些教师在环境艺术教学实践中，由于忽视了环境的空间艺术特征，忽略了对于地方环境特征及本土文化的研究，过于追求流行，盲目宣扬“舶来品”，对“洋”工艺与材料的效仿与抄袭使得设计脱离了本土地域文化特色。没有个性与文化内涵的环境艺术形象必然无法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因此，教师在空间构成的教学当中，需要加强学生整体意识的灌输，环境艺术根植在周围的环境当中，同周围的环境保持着内在的联系，这也是空间审美的固定性的体现。只有让学生领悟并掌握这种固定性风格，才能够发挥出个性化的艺术创造，打造出区别其他造型的艺术。锻炼创造性思维。我国南朝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当中提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其意思为时展会使得文学艺术的创作环境发生变化，文艺创作以及设计观念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而如何在不断发展的时代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审美需求中创造出更好的作品，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具备创造性思维。空间构成教学中，需随时注意空间设计最新的发展动态，通过先进的网络资源以及新媒体方式，有效结合最新的设计观念与思路。新的时代观念语境为空间构成教学带来了鲜活的意识。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对时下一些优秀的空间设计案例进行欣赏与分析，提升学生的创作兴趣，增添设计思路。 3结语 总而言之，环境艺术设计空间涵义与空间构成教学既要让学生掌握基础的理论知识，同时促进学生利用设计原则，设计出符合人的心理空间与生理空间的环境艺术作品。只有抓住空间才能够抓住设计之魂。诚然，对于学生的环境艺术设计空间意识与运用能力的培养，并非短时间内可以解决，需要学生在领悟与实践当中不断体验累积。 作者：计宏宇单位：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环境艺术论文范文:生态理念环境艺术论文 1艺术设计生态理念及其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实际应用方式 运用生态理念能够在传统设计基础上创新使用各种自然环境保护措施，并构建满足各种生活需求的景观格局，促进能源物质获得循环利用与再生，降低废弃物的产生与排放，从整体上强化景观格局生态服务水平及质量。生态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实际应用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作用延伸及拓展方式。保留原有场地或场地中具有的部分元素是生态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一种有效应用方式。例如，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设计者首先保留了工厂各种废弃机械设备，包括蒸汽机、压缩塔及煤气裂化塔等，在突出工厂历史基础上创新，将蒸汽机与压缩塔涂刷成红、黄、蓝、紫等颜色，此外，这些废弃设备还可以攀爬游乐，契合了煤气厂公园的设计需求，充分挖掘了固有元素延伸作用。 （2）能源物质循环利用方式。能源物质循环利用思想应该始终贯穿在环境艺术设计整个过程中，设计者应该充分挖掘各种原材料的再次利用与开发职能，尽最大努力创造材料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平台。 （3）强化场地原貌维持方式。发展可持续的处理技术已成为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应用的又一典型。例如，四川成都利用自然的力量实现了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再生，大大节约资源，并且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他们将府南河人工湿地系统的污水，注入部分厌氧池、植物塘、植物床、养鱼塘、氧化沟等净化系统，使之由浊变清，最终重返府南河。 （4）有效利用能源方式。现在设计师们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另一方面又大量地使用自然界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以适应现代生态环境。提高住宅的隔热性能，保证自然通风，利用太阳能蓄热等，这些自然能源的有效利用也是设计中的有效手法。此外，以太阳能的热与光为主，通过相应设备来利用自然能源的方法也在住宅的应用上得以实现。 2环境艺术设计生态理念审美特征 环境设计关系到人们的居住环境的设计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环境也需要设计。人们的生活活动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对环境的需求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环境设计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环境设计的多学科性。环境艺术设计包含了很多学科专业需要建筑学、城市规划和设计等学科的相互结合共同设计完成。所以，环境艺术充满了广泛性和丰富性。 （2）环境设计的多层次性。环境设计首先要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需求。让人们在生活中达到使用安全、方便、经济的目的。不同的设计对象其设计要求和方法也各不相同。 （3）环境设计的关联性和空间的统一性。在环境设计中必须要稳扎稳打考虑到设计的整体综合性。 （4）环境艺术设计的实用性。环境艺术设计不仅展现出设计的美而且必须具有实用性。就像房子内的装修设计最基本的就是要满足人们在生活中的使用和需求。 （5）环境设计的审美特征对环境设计教育的影响。由于环境设计的学科专业比较多，所以要求设计人员必须具备很高的专业性和综合性。 3影响传统设计理念与审美特征的主要因素 （1）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制约。环境设计观念受到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制约。古代，生产力低下，农业、手工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农民希望天遂人愿、但愿风调雨顺以至五谷丰登。达到“天上人间”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是最高的追求。人们的环境观念则是将自我融于大自然中，享受大自然的恩赐“。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刘禹锡），反映在环境设计上则是建筑选址注重“背山面水”，营造小气候。19世纪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大生产所追求的高效率与高利润，打破了封建社会时期人们恬静悠闲的生活。当人类还自我陶醉在工业文明“人定胜天”信念中的时候。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全球温室效应，洪水、旱灾等异常自然灾害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在工业领先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环境治理已经从简单的单一治理转向可持续发展。在生产技术落后的时代，人类对自然持消极的态度，高科技的今天，人类步入创造自然的时代。设计应该从创造第二自然的观念出发去美化生活。 （2）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古中国地处温带地域，温和的气候形成了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农业文明，环境理念也紧紧贴合这一“温和”特征，表现出以农业文明为主导，期望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士人得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仕途失意，归隐田居、遁迹山林。这些思想都导致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审美特征——融于自然“，崇尚自然，师法自然”的理念也成为中国园林遵循的亘古不变的法则。 （3）社会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影响。影响环境设计理念和艺术特征的因素是综合的，除了前二者外社会制度、宗教、哲学思想、民俗等文化因素对于人们的环境观、自然观和审美艺术特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道教“道法自然”，认为自然界本身最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老庄），大自然之所以美，不在于它的形成，而在于它最充分、最完全地体现了“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大自然本身没有意识去追求什么，却在无形中造就了一切。 作者：罗希单位：江西泰豪动漫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