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地将对联融入历史教学，不仅能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还能将复杂的知识点简单化，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对联在教学中的作用 一是化繁为简，概括史实。历史内容丰富繁杂，运用对联可以化繁为简。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用“鉴真东渡日本传法，玄奘西游天竺取经”就可概括。教师讲完长征与抗战后，以下对联就呼之欲出：两万里长征开首步，十四年抗战打头枪。二是活跃气氛，提升兴趣。在活跃课堂气氛、提升学习兴趣方面，对联也大有用武之地。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为清华大学本科招生出的国文题是对对联，其中一个上联为“孙行者”，先生意中的下联为“祖冲之”，而考生周祖谟对以“胡适之”，引得先生击节赞叹。笔者在讲宋元时期的文化艺术时，试用了集联：芍药没骨花，绘画无声诗。学生的兴趣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 二、对联的取材路径 取精华，弃糟粕，学会借鉴。例如，教师讲完吴越争霸与楚汉相争后，可以引用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副对联既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总结性概括，又方便学生加深记忆。因此，教师在教学时要学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学生学会联系所学借鉴优秀对联，创作对联。强联系，重积累，学会摘句集句。摘句即直接摘取词句，自动形成对联，上下联内容出处相同。如春秋五霸对应战国七雄，鉴真东渡对应玄奘西游，抗美援朝对应保家卫国。集句即选取词句集合在一起形成，上下联出处不同。如三国鼎立对应百家争鸣，霍去病对应辛弃疾，汉武帝对应唐文宗。教师要让学生学会在日常生活中积累，分析事件、人物之间的联系，在对对联的同时提升历史素养。联系课本，学会自创。创作对联并不高深，学生可以联系课本，写出史实核心内容，加上辅助词，调整一下顺序，就可以实现创作。课本中“三国鼎立”知识点主要有三个，即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国鼎立，所以可以创作对联：曹孟德一统北方，起自官渡激战；魏蜀吴三国鼎立，基于赤壁火烧。 三、合理运用对联 首先，学生对历史知识理解不透彻，对对联认知也不多。在对联的选取上，教师要尽量采用短联，艺术特点上，尽量选用谐趣联，如“袁世凯———中华民国”，这种虽上下联对不上，但学生能开心一笑，且印象深刻。其次，对联为教学目标服务，不可喧宾夺主。如选取“日月同悬出师表，风云长护定军山”后，可这样设计教学目标：掌握诸葛亮的两个主要事件、背诵《出师表》中的名句、了解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评价诸葛亮等。最后，有地方特色的对联既能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又能增进学生亲近故土、热爱家乡的情感。湖湘地区这方面的素材非常丰富，教师要加以利用。总之，教师要结合课文内容将历史教学与对联相结合，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对对联的过程中接受历史文化熏陶，爱上历史课。 作者:张立新 阳仲国 单位:湖南省邵阳县白仓镇中心学校

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篇1 高中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要面对高考带来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又要为将来的大学学业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新一轮的教学改革，充分发挥高中历史教学的作用，提高高中历史教学的效果。但是，从目前高中历史课的教学现状来看，仍然有很多问题，这已经成为影响高中历史课教学改革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对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研究，以提高中学历史课的教学质量。 一、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分析 （一）教师在课堂上的创新意识不足 在新的教育环境下，高中历史教师必须提高对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视，适时地进行教学内容的调整，不断创新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以构建高效的历史课堂，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真正地融入到音乐之中，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但是，一些教师在课堂上没有注意到课堂教学的创新，这就使得中学历史课堂的多样性、丰富性难以形成。通过对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说明其自身的灵活性和使用能力，能够很好地适应教师的各种需要。在高中历史课上，有些老师只把它应用到了历史课上，而没有扩大它的应用范围，使它的作用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二）高中教师对个人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 新课标提出了高中历史教师在课堂上要把握好两个基本的教学基础，即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个体素质的培养。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同时，教师也要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教育，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国家的需要。一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忽略了注重学生个体素质的培养，以达到与课程教学同步的目的。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发展，不但会影响到他们的课程学习，还会制约他们的教学效率。 （三）学生自身对历史课的学习兴趣不强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学生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目的。但是由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一些学生对中学历史课的学习兴趣较低，加之一些老师在课堂上不注重创新，不注重学生的个性，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就给中学历史课的教学效率带来了困难。 二、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提升的策略 （一）以学生的学习动机为基础，充实教育资源 在高中历史课上，教师要想提高高中历史课的教学效率，就必须从学生的兴趣出发，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寻找突破口，使他们更好地融入课堂，从而达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目的。以“政治体制－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为例，以“政治体制－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为例，教师可以将教育资源作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焦点，并通过丰富的教学资源来满足学生的课程学习需要。教师在运用课本的文字资料指导学生的同时，还应加强对现代资讯科技的研究，并运用现代资讯科技的便利，把课堂上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运用到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在更多的视觉资料的辅助下，掌握课堂的知识。例如：老师在指导学生学习禅让政体和世袭政体时，可以从清单的视角来思考，利用多媒体技术来比较禅让制与世袭制，使学生了解两者的产生时间、优点和缺点，进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二）从课程的效果出发，注重情境的创造 在历史课上，情境教学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中学历史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减少学生对历史课程的学习压力。比如，教师“政治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时，教师可以将学生分组，分派学习任务，让他们从禅让制、世袭制、宗制、分封制、中央集权制、三省六部制等政制中选择一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演出，让同学们认识到不同的政治制度的起源、特征和结束，从而使他们在课堂上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作用，并对各个制度的差异进行积极的梳理和分析，以达到改善高中历史教学的目的。 （三）在课堂气氛的基础上进行教学活动的创新 高中历史教学环境的好坏，对高中历史课的教学效果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历史教师应从教学活动的设计视角出发，通过各种教学活动，使学生能够平等、自主地与老师进行沟通，发现自己的学习缺陷，对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仍然是“政治体制—中国古代政权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教师在完成课程后，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开设一些探究活动，使学生能够就所学的内容进行探讨。例如，教师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内在动力的探究”，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政治体制产生的时代，为学生设计一条时间线，然后将不同的政治体制写在时间线上，让学生按照课本上的内容，来对应不同的时代和产生的原因，然后再进行深入的剖析，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发现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推动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从而使历史的课堂教学真正发挥出来。 （四）基于课程教学实效，创新教学模式 高中历史课的改革与优化，其首要目的是要使课程的教学效果得到提高，而教师的改革措施若不能达到提高教学效果，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要使高中历史课的教学效果得到有效的提高，就必须注重教学方式的创新。通过改革教育模式，提高历史课的影响力，提高历史课的效果。例如，高中老师在指导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时，可以将各种政治体制做成不同的短片，然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在闲暇的时候，掌握政治体制的特征和时代，然后在课堂上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活动，提高学生对政治体制的认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因此，有效的教师既是培养学生的知识，也是培养学生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平台。要想真正提高高中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必须深入理解新课程改革的内涵和教学理念，不断实践、反思、大胆探索、灵活教学、不断创新。 作者:张秋华 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篇2 课程改革追求有效教学，充满智慧的课堂应该是实现有效教学的重要途径。对于怎样认识教学智慧，也是仁者见仁，难有定论。有学者强调：“教学智慧，指教师在与学生交往促进彼此发展的课堂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教师对教学活动本质的把握；教师在教学中深刻洞悉、敏锐反应、机智应对、善于创造、正确解决教学问题的综合能力；教师实施合理教学、实现高效教学的一种品质。”但不管怎样，教学智慧的最终归宿是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课堂教学活动必须依靠教师的教学技能，就教学智慧的生成而言，教师在教学技能实施方面突出表现在教学活动的课前设计、课中教学和课后检评环节中，是内化于教师自身信念、价值与方法的实践能力。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教学活动中处理“预设”与“生成”关系的智慧。它使二者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完美结合，达成高度统一。但是，教学智慧不等同于教学经验，也不等同于教学理论，而是一种能力、素养，可以体现教师个性品质的教学风格、教学艺术、教学技巧。教师的教学智慧既可以从教师日常积累的教育教学经验和自身的聪明机智加以培养，也可以在不断复杂变化的教育情境中涵育。 一、目标设计，五位一体 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具体为“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是“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关键能力、必备品格与价值观念，是历史学科育人价值的概括性、专业化表述和集中体现”，在教学实践中，不少历史教师对五大素养的关系不能很好地认识和处理，有的甚至分割处理，从而影响教学有效性。历史学科的五大素养是一个统一整体，教学设计中应彼此相融，浑然一体。简而言之，唯物史观是理论保证；时空观念是历史学科本质的体现；史料实证是必要途径；历史解释是历史思维与能力的要求；家国情怀是追求的价值和意义，并通过诸素养的培育，实现历史学科立德树人的要求。教学设计要体现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的有机融合。对重难点问题不是教师根据课本直接宣讲，而是通过情境创设与问题设计，引导学生参与讨论过程，积极思考回答问题，“历史解释”中又悄无声息地实现“家国情怀”的升华。 二、情境创设，精巧导入激兴趣 学习兴趣是最好的学习源动力。就历史学科而言，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创设情境一问题引领”，帮助学生进人学习、探究的状态。如人教版必修２第２２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导入设计中，教师用一张真实的美元作为导入并提问：“美元曾经被称为美金，为什么？”学生其实大多不解纸币美元称美金的历史之因，但美元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听说或者直接接触过的。因此，用学生生活中熟悉的美元但又不知美金历史原因导入，激起学生求知欲，吸引学生注意力，收到了引人人胜的效果。当然，实际教学中导人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按内容分有：开门见山法、复习提问法、知识逻辑结构法、故事法、格言警句法、漫画法、时政新闻法、情景法等。按导入方式则有传统手段（语言、文字、绘画等）和现代多媒体手段（音像、视频等）等多种。 三、教学方式多样化，让课堂充满灵动 １．激疑置惑，展现教学深度 课堂巧问，循序诱导，会激起学生思维的涟漪，课堂气氛随之而活跃，保持学生持续的学习动力。但存疑设问需要智慧，讲求问题的层次或分类。其一是内容问题，即知识性问题和具体问题。范围小，可在课本或课堂情境中直接找到答案。如“你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法家基本政治主张吗？”其二是单元问题，即与内容相关的一系列内容，开放性的、思维性的、探索方向性的。问题范围涉及一个单元或时期。如“儒家的王道和法家的霸道在当时有什么不同的境遇？为什么？”实际教学中，一些教师“满堂问”看似热闹，但问题没有层次，所以课堂缺乏深度。因此，教学要避免传统课堂的“满堂灌”，也要防止新课堂的“满堂问”。富有灵性的教师善于激疑布惑，诱导学生向着未知领域探幽发微，把学生带进“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然后画龙点睛，或目示点头，或取喻明理，使学生对问题心领神会，如人幽微之境，突见“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２．教“活”书，让课堂充满活力 第一，枯燥知识活处理。如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２中“罗斯福新政的措施”。教科书对新政措施的文字陈述繁多、比较枯燥，学生学习缺乏兴趣。大多教师教学中一般用表格的方式让学生读书填写、记忆，学生学习被动且学习效率低下。为让学生学得主动，学得投人，可创设如下问题情境：如果你是美国公民（模拟）：情境一：银行倒闭，金融瘫痪，如果你父母手中的银行存单无法兑现，你希望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情境二：如果你家是农民，父母辛辛苦苦劳作，但农产品价格低廉还毫无销路，你希望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情境三：如果你是企业老板，所生产的工业成品库存如山，而同行还在拼命地生产，你心急如焚，希望政府怎么办？情境四：如果你父母失业在家，家境贫寒，他们自尊心很强，不愿意接受简单的救济，希望政府能给他们体面的救济？你有什么好建议？通过情境设置，将学生置于那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情境中，增加了课堂趣味性，模拟化方式激发了学生学习热情，学生成“历史主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参与，活跃了课堂。第二，知识融会贯通，活跃思维。课本每个知识都是知识系统中的一个因素，而非孤立存在，知识之间有着方方面面的联系。教学的智慧就在于注重知识之间的联系，使其融会贯通，提高学生综合学习能力。教学实践中常常通过情境模式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纵横联系、比较，或者利用学生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学生生长新知识。具备这种教学素养，有利于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３．贴近生活与现实，课堂充满鲜活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课程是一种以人类生活经验为内容沟通学生现实生活和可能生活的教育中介，这就要求教师应该让教学内容贴近现实与生活。在历史教学中常用的方法就是从时空上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以情境创设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历史在身边，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并借助历史审视现实，从而激发学生探究历史的内在欲望。以人教版历史必修２“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如何准确深刻认识这一新的经济体制是本课的重点内容之一。教师设置以下情境：万利高速公路万州段修建过程中，征用了一个村４户社员的承包地，村里获得１０万元耕地补偿款。围绕补偿款如何分配，形成两种意见：其一，主张全村社员平均分配１〇万元；其二，主张被征耕地４户社员分配１０万元。情境之下提出学习要求：请同学们联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关课本知识，以村委会主任身份调解上述纠纷，并说明调解理由。这一教学事例中，家住高速路边被征用耕地家庭学生踊跃发表意见，课堂气氛活跃。通过上述情境设置，激发了学生学习热情，践习了用历史解决现实问题，升华了历史学科价值。此外，时政热点（如特朗普的逆全球化、美国优先政策、同时，注重学生参与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性。教学中让学生动脑动口动手，能提高课堂有效性。往往一个概念的形成，一个小结的概括，宁可让学生去得出结论，哪怕不完整，也比教师直言陈述的效果要好。 四、机智应对课堂生成 一堂成功的课，一看预设，二看生成。课堂教学存在多项变量，充满不确定因素。互动中，师生或生生思想不断交汇碰撞，认识提高，体验加深、情感升华，不断迸出新见解（正确或错误），这就是生成性的课堂。面对课堂闪现的各种生成，教师应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机智），敏锐抓住机遇（机遇稍纵即逝），把这些生成转化为自己的教学资源，及时调整课前预设，创造新的教学行为，以达成教学目标。 １．应对预设生成 在孔子“仁”思想的教学中，先用说文解字法讲解仁字结构，并讨论“在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二人相处现象？彼此怎样才能相处？”一学生举手发言：仁字中的“从二”并非确指两个人之间关系，而是泛指众多的人（实为老师预设问题，故意隐而不发）。教师抓住该生瞬间闪现的新见解，首先赞扬该同学（保护积极性），然后追问讨论：“同学们认为他的观点有道理吗？请说明理由。”经过讨论之后学生非常认为该同学观点：这里的“二”是复数，包括我以外的很多人，彼此善心相待。学生还举出孔子《礼记》名言“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然后又补充了孔子的大同思想和孟子“老吾老及人之老，幼无幼及人之幼”思想加以证明。老师从容应对这一生成，使学生加深了对“仁”思想的认识，收到更佳的效果。因此，所谓预设生成，就是预设中教师引而不发的问题，课堂上通过诱导让学生自己去发现，从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２．应对非预设错误生成 缺乏机智的教师常常面对课堂上的错误生成，简单处理，甚或视为“捣蛋”，害怕课堂学生出错影响效果，对错误回答避之不及。如学生课堂回答“罗马法是资产阶级性质”（应该是奴隶制性质），但教师视而不见，没有对“意外错误”创设新教学行为，引导学生鉴别纠错，丧失了难得的教学时机。如果老师及时调整教学预设，组织讨论该生观点，就会收到“意外”效果。学生课堂的错误，也是珍贵的教学资源。因此教师不仅要善待学生的错误，还要抓住这稍纵即逝的错误调整预设方案，创设新行为去发现错因，挖掘错的价值。 ３．应对非预设正确生成 在信息时代，学生知识储备渠道多样化，获取的知识信息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老师，课堂会出现老师不知的学生的新见解、新问题。如某语文教师公开课教授“花木兰代父充军”，学生提出：木兰裹足没有？古代女人裹脚是在什么时候？该教师遇到突然的非预设问题无法回答而冷场。教师不是知识储存器，也有知识短板，应虚心面对这些不知的新问题，可用研究性学习形式处理。鼓励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和其他社会资源，开展研究性学习，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 五、引导抽象中概括，升华知识 在某次青年教师历史赛课活动课堂上，某教师提问公民法、万民法是成文法吗？有学生摇头，教师没有理会摇头的学生，也没有引导学生比较分析习惯法与十二铜表法、公民法、万民法的区别，只是自己概括出成文法概念，并简单说它们都是成文法。这就使学生对罗马法的了解停留于感性认识阶段，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不能形成概念性认识，从而削弱了课堂有效性。抽象与概括是建立知识结论和形成概念的逻辑方法，尤其是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但有些教师往往会忽略，常常课堂讲解精彩有余，而理性思维不足，忽视概念教学，影响学生知识迁移。总之，在我们的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学智慧无处不在，其最终指向是为了学生的发展。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课堂智慧功夫在课外，重视课外功夫的积累，才能在课堂上得心应手，是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智慧中成长，走出自己的教学之路。 作者:向文斌 单位: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篇3 概念图是以综合、分层的形式表示概念之间相互联系的空间网络结构图，具有概念、命题、交叉连接及层级结构四个特征，能将认知的思维过程可视化，有利于突出内在逻辑关系，促进学生加强对概念的记忆、理解及应用。历史概念包括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结果、作用及影响等内容，是学生认识历史人物、事件及现象的前提。学生在掌握历史概念的基础上，才能运用理性思维解读历史事实。这既是学生认知历史的起点，也是学生发展历史素养和能力的必然要求。历史概念图导学是教师利用图形化的表示方法，将枯燥、生硬的历史概念以一种有关联的组合方式呈现出来，能够构建完整的学习路线，引导学生探究历史问题，从中收获心得体会和思维启发，达到解决记忆、理解及应用历史概念的目的。特别是利用概念图导学还能加强唯物史观、时空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及家国情怀的渗透，有利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历史认知结构，提升历史素养和能力。 一、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应用概念图导学的困境 历史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变化、社会更替的人文学科，蕴含丰富的知识内容和思想精神，学习起来具有一定难度，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历史知识基础，养成良好的历史思维，以及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历史思维及其思想方法是在准确记忆、理解及运用历史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如何加强学生对历史概念的记忆、理解及应用是重中之重。然而在历史概念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常常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即学生的记忆巩固率和理解率特别低，特别是部分学生总是学不会、记不住，且每次概念讲解中总有他们陌生的领域。尽管教师进行大范围、大批量的精讲细讲，但回报与付出始终不成正比，这主要是因为学生的机械记忆较多，内化理解较少，迁移能力薄弱。随着教学理念的更新换代，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其与高中历史概念图导学的结合，为学生构建了直观化、立体化、趣味化的教学情境，教师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还原历史真相及过程，剖析各历史概念之间的关系，更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虽然越来越多的教师认识到概念图导学法在学生学习知识、提升思维、积累经验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概念图本身的弊端，让教师在运用概念图导学法时遇到诸多难题：一是历史概念图的制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现知识和加强思维训练也是一个长期过程，要求教师做充足的准备；二是历史概念图只对图的创建者有用，构图内容应是学生自己反思学习的成果。教师片面地利用历史概念图开展概念教学，反而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也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三是历史概念图反映的是历史知识结构中的静态部分，虽然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识，但对学生的想象、解决问题等能力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四是学生难以理解历史概念图学习策略，容易产生畏惧心理。加之历史概念图在表现上可能存在不足，如不满足学生的兴趣偏好、不符合学生的思维习惯等，需要学生利用较长的时间来适应。总的来说，要让历史概念图导学法发挥应有的价值作用，教师应当在不断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改进方法[1]。 二、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加强概念图导学法设计 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时，常常不知从哪里入手。面对一些含义模糊、包容性大、抽象性强的概念时，难以产生探究兴趣，进而选择回避，忽视深化理解与运用，使得学习成果不够理想。基于此，为了帮助学生消化历史概念，构建完善的认知体系，教师需加强概念图导学方案的设计。教师充分挖掘教材内容，梳理历史概念，并利用信息技术制作知识清单。比如：将含义模糊、包容性强、抽象性强的概念放在图的左端，将最具象、最容易理解的概念放在图的右端，再用连接线将这些概念连接在一起，并在连接线上说明关联性，利用具体例子进行补充说明。学生一眼看透概念图中的玄机，便能深化理解概念间的关系。可见，一个好的概念图导学方法是教师将自己头脑中的教学内容、方法及经验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学生掌握教学重难疑点，从而跟得上教师的教学节奏。以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一课教学准备为例，为了使学生深刻理解本课知识内容，教师利用多媒体技术手段，依托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板块设计一些简单的概念图，帮助学生认识本节课学习哪些知识内容，系统地概括各个知识点。（在课上，要求学生根据此概念图阅读课本，提炼知识要点。）为了深化学生对本课概念的理解，教师依托设问的形式引导学生思考，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概念图。如a、春秋战国时期争霸、兼并战争的影响；b、春秋战国时期农耕经济发展的表现；c、各国变法的原因及效果；d、私学兴起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e、百家争鸣出现的时代背景。在a问题下引出春秋五霸指的是哪几个国家，战国七雄指的是哪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在哪一年发生了哪些战争。再利用连接线将这些国家和战争连接在一起，并在线上说明发动战争对这些国家造成了哪些影响，配合一段历史文字记载加以说明；在b问题下引出春秋时期农耕方式及特点，如这一时期有哪些发明等，将各个概念用连接线连接在一起，说明具体表现内容，配合相应的图片和历史文字记载加以说明；在c问题范围下，引出各国在哪一年进行了变法，变法的内容、原因、过程及影响，同时引入一段历史文字记载，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这些变法是否取得成功。若未能取得成功，那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在d问题范围下引出各私学概念，私学是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以及私学产生后对当时各诸侯国的影响，同样引用一段历史文字记载进行说明；在e问题范围下引出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及韩非子等人物，指出这些人物的代表作及学派主张，配合相应的语录深入解读各学派的思想。同时归纳百家争鸣的历史地位，分析此次社会大变革产生的原因及后果。（在课上，要求学生带着问题进行学习探究，在梳理这些概念的过程中，认识问题所涵盖的相关概念及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以此找寻解决问题的思路，强化对概念的记忆、理解及运用[2]。） 三、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突破概念图导学困境的方法 （一）依托概念图激活历史思维 历史作为一门以时间空间为轴线，各知识要点紧密相连的学科，每个问题中都蕴含丰富的历史概念。所以教师可利用概念图导学法，在带领学生梳理旧知识的同时，深化历史思维，并在此基础上牵引出新知识，使学生依托所学知识和已有经验找寻理解新知识点的技巧和方法，进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样一来，不仅能帮助学生巩固对旧知识的运用，还能促进学生接受学习材料，在学习新知识中收获更多的思想启发。以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一课教学为例，教师先利用多媒体技术手段呈现朱元璋率领大军打败元军的影视片段，利用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对后续学习本课知识产生浓厚兴趣。在播放此段视频后，教师插入元朝时期的概念图，包括元朝成立的时间，元朝的政治（行省制）、经济（生产技术、垦田面积、水利兴修）、文化（元曲）及社会状况等内容。再结合概念图呈现的内容，提出元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等问题，让学生在分析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找寻答案。待学生解决这些问题后，教师再利用多媒体技术手段呈现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并出示相应的概念图：政治上，废宰相，设内阁（包括张居正提出的一条鞭法），权分六部（提问有哪六部，各部有什么职能），宦官专权（出示《龙门飞甲》电影中宦官权倾朝野、排除异己、乱杀无辜的片段）；在海疆治理上，郑和下西洋（途经哪些国家），从海禁到重新开放海外贸易，包括西欧强国殖民扩张，沿海地区受外寇骚扰（戚继光抗倭）；在内陆边疆问题上，明朝对西藏的有效治理等内容。通过将元朝末期到清朝初期的历史利用生动的图片、丰富的问题呈现出来，帮助学生从时间轴上解读各个历史事件，使学生深刻理解各概念之间的联系，避免认知上出现漏洞，运用上出现盲区。总的来说，这种概念图的应用方式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推理性，在分析元朝灭亡的原因后，学生可以结合具体史实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加深对朝代更迭的认识，从而收获更多的心得体会和智慧启发[3]。 （二）运用概念图把舵学习方向 学生通过读书、看视频、听广播等方式和途径，已经对某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形成深刻的认识，并有了固定的思维方法，能够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但由于没有读过正史，学生可能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认识比较局限，这就要求学生认识到善于思考历史真相不代表掌握正确的历史认知方法。也就是说，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学生必须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梳理历史概念，形成唯物史观、时空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及家国情怀。以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一课为例，教师利用多媒体技术出示三国时期政权示意图时，学生对魏国建立者是曹丕，魏国首都是洛阳有争议。特别是基于对《三国演义》的了解，很多学生认为曹丕是一个阴险小人，在位期间没有任何作为，伐蜀伐吴均以失败告终。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要让学生认识到《三国演义》这部名著小说及相关影视，虽然将历史人物和事件刻画得淋漓尽致，但很大成分上是作者和编剧的主观臆想。尽管熟读《三国演义》这本名著，有助于开阔历史眼界和思维，但教师仍要强调尊重历史事实，引导学生利用科学的方法看待历史问题。如在利用概念图指导学生梳理历史概念时，教师揭示前概念（学习课程前的历史认知）的错误，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的历史观，获取正确的历史思维方法。教师应当拿出相关史料，让学生明确正史和小说的区别，利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认识政权建立的概念，如了解曹丕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了解建国和定都的意义，避免出现定义不清、混淆和错认的情况。 （三）引导学生制作历史概念图 教师应当教授学生制作概念图的技巧和方法，让学生亲自动手制作概念图，深刻体会概念图的奥妙，加强对概念的认识，以及对概念之间联系性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应当让学生认识哪些是已有概念，哪些是不同概念，不同概念之间有哪些关联，以及相关到什么程度等。具体来说，对所学习的历史人物、事件、经过、原因、结果及作用影响进行思考，对相同属性的事物进行归类，配合相应的历史资料进行补充说明，以实现对这些知识内容的记忆、理解及运用。当然，厘清这些内容需要对相关概念有一定的理解。在有了初步理解之后，才能进行高阶的思维发散。制作概念图是梳理概念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学生结合具体历史资料，对已有概念内容进行拓展和延伸，自然能形成更加高级的思维方法，并围绕某个主题构建知识图。特别是随着学习的不断推进，知识量的不断增加，学生可以继续在此知识结构上增加新概念。经过反复的修正与完善，使历史概念图内容越来越丰富，思维方法越来越明晰。对学生来说，自己动手设计历史概念图，更有利于记忆、理解及运用历史知识。在此过程中，学生多向自己提几个“为什么”，在探索这些“为什么”时牢牢抓住知识的内在联系及要领，从更加宽阔的视角上思考问题，总领全局，整合知识，从而构建完整的认知结构。而为了加强学生对历史概念的记忆、理解及运用能力，教师还需让概念图导学法的运用常态化。特别是在学完每一节课、每一个单元、每一本书后，让学生利用概念图整合所学知识和经验，将零散的知识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最终实现知识结构条理化、系统化。结束语高中历史知识具有一定的晦涩性、难懂性，特别是繁杂的历史概念，加大了学生的学习难度。若没有一个良好的教学方法为依托，学生将很难系统性地掌握历史知识和技能。虽然历史概念图导学法在学生记忆、理解及运用历史知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基于其本身的一些弊端和缺点，使其运用效果并不理想，需要教师在实践运用中不断进行改善，以提高导学质量和效果，促进学生深化历史概念及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解决历史问题，实现历史素养和能力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杨爱琴.运用思维导图构建高中历史高效课堂研究[J].学周刊,2021(32):83-84. [2]徐敏.多元探究视域下高中历史导学运用方法探究[J].考试周刊,2021(78):136-138. [3]李兴恩.高中历史问题式导学法的应用研究[J].学周刊,2020(35):123-124. 作者:潘志超 单位:福建省晋江市毓英中学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优化七年级历史教学 摘 要： 七年级是初中生活的开端，也是一个学习的过渡期，这个学期对于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养成读史明智的好习惯尤为重要，作者试从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角度阐述如何优化七年级历史教学。 关键词： 七年级历史教学 学习兴趣 激发方法 七年级是学生从小学到初中的过渡期，也是生理、心理和思想的过渡期。七年级学生刚进入初中，一切都是新的，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新学科，而且他们活泼好动、热情天真，虽然认知能力不强，判断力不高，但是记忆力不错，积极性很高，如何抓住学生的这些特征，做好七年级的历史教学工作，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了解基本的历史知识，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途径，总的来讲应该从激发学生兴趣入手，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教育。 一、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如何营造快乐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呢?我认为可以通过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做到润物细无声。首先我们可以在校园里设置橱窗、在橱窗里和教学楼走廊及教室里张挂历史名人的头像和简介的挂图或者历史名人名言，让学生一进校园就可以感受到校园文化，同时激发起学习历史的兴趣。其次，可以通过学校板报、班级黑板报、手抄报设计等途径增加同学们接触历史、了解历史的机会。 二、融洽师生关系，移情激趣。 首因效应十分重要，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做好教学工作的基础，即所谓“亲其师，信其道”。教学既是教与学的关系，同时又是师生双方情感和思想的交流过程，师生关系的融洽与否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因此，历史教师要明确这种移情效应，重视对学生的情感投入，以自己真挚的爱唤起学生的共鸣。教师要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情传递给学生亲切、鼓励、尊重及信任的情感信息，使得学生在课堂上敢于大胆提问、回答。甚至进行历史剧等方面的表演。所以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要始终本着爱学生、尊重学生的原则因材施教。这样，就能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达到全体学生共同发展的目的。 三、注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丰富课堂教学。 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一节课的成败起到关键作用，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4课《夏、商、西周的兴亡》，可以以讲述法为主，先让学生看一下《封神榜》的一些视频片段，然后讲解王朝更替的经过，用讨论法让学生讨论：夏、商、西周王朝的更替有什么共同之处，最后用总结法小结这一节的主要内容。通过综合运用讲述法、观看视频、讨论法和总结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兴趣，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要把课堂教学与活动教学统一性的有机结合。 传统教学观往往把活动课当做是“第二课堂”或“课外活动”，认为它只能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真正的人才培养和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是课堂教学。有些甚至把课堂教学与活动课教学对立起来。这种认识是片面的、错误的。人教版教材在历史活动课教学的设计中就提醒广大历史教师要走出这一误区，每个单元都安排活动课。如，活动课“秦始皇功过的辩论”，这节课如果组织得好，能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能培养学生的思辨精神。这种辩论式的历史活动课，在知识的积累与技能的培养方面是单一模式的课堂教学所难以实现的。因此我们要一改课堂教学单一化、程式化、标准化的现象，以学生为主体，拉近课堂教学与历史活动课教学的距离,将二者有机结合，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 五、注意教会学生了解历史，理解历史，巧记历史的方法。 按照一定的方法和线索来记忆历史知识，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了解、记忆、理解历史的能力，让历史知识有规律有次序地存放在学生的大脑里。如用数字记忆法记忆隋朝大运河相关的知识：一个目的，两个作用，三个城市，四条干渠，五大水系，六个省份来强化记忆；再如用对比记忆法或归类记忆法来记忆中国古代史上出现的盛世名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武周政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用图示记忆法来记忆代疆域乃至分布状况，还可以用来记忆朝代政权更替情况；用串联记忆法来记忆商鞅变法，主要整理出商鞅变法的时间、人物、内容、目的、结果、性质、指导思想和启示等知识点连成的线索。 正如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在历史教学中注重学生情感与兴趣的激发和引导，通过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和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历史思维的开发和历史认识的升华，帮助其尽快适应初中的学习，为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如何渗透德育 历史学科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是由历史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德育工作是每一个育人工作者的义务与天职。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对学生进行德育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七年级的学生通过小学阶段的学习，积累了一定的知识与能力，在接触一个新的学科――历史的时候，他们既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又稍显迷茫，这正是对他们进行德育的大好时机。 根据上课的亲身实践，笔者发现初中历史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想教育。（１）爱国主义教育。包括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民族认同感的培养。（２）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塑造。（３）创新、求实的科学态度的培养。（４）环保意识的培养。（５）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的养成。 虽然我们明白了历史教学中所能达到的几种德育目标，但在具体的课堂中该如何贯彻呢？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课前预设 课前预设要求我们平时备课时不仅要熟悉课文的内容，达到运用时得心应手，而且要研究教材，挖掘课文内容中隐含的可用来进行德育的素材。举几个例子来说，人教版七年级历史上册的第一、二、三课的内容中，远古人类、氏族聚落以及传说中的文明曙光主要集中在长江、黄河流域，这就是我们德育的切入口。在上这三课时，笔者让学生自己来总结这些远古遗址的分布特点，他们回答分布在长江、黄河流域。这时，笔者就联系目前长江、黄河两岸的水土流失以及污染情况启发学生，我们应当为保护母亲河做些什么？进而联系学校实际继续引导，要学生明白，保卫黄河并非要亲自到黄河岸边，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保护我们的校园、保护我们的城市，进而保护我们的国家。就这样，环保意识就潜移默化地在学生的头脑中扎根了。 二、当堂随机设置 当堂随机设置要求我们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要随时跟上学生的思维进度，创设德育情境，达到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在介绍山顶洞人的装饰品时，笔者就借机教育学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作为中学生，主要任务还是学习，而不是花过多的时间在装饰、打扮上。这不仅能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正与我们的校纪班规相呼应。 有一次，笔者到教室上课时，正好碰见班主任在批评学生，原来是合唱比赛的事，学生总是不能齐心协力地练习合唱曲目《团结就是力量》。而很巧，笔者这天的授课内容是第四课《破解彩陶之谜》，是一个活动课。上课时，笔者展示了收集到的彩陶图片，并每展示一个图片，就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去观察图片，获取图片上的信息。当展示一个“舞蹈纹彩陶盆”的图片时，笔者让学生观察并猜想陶盆上手拉手的小人在干什么。有人说是跳舞，有人说是唱歌，还有人说是庆祝什么节日，甚至还有人猜测是在逃难（在尧舜时期，不是洪水泛滥吗？）。在惊诧于学生较强想象力的同时，笔者想到了一个绝好的教育机会。笔者问大家：“不管是跳舞还是唱歌，就像我们正在进行的合唱练习，要想做好，最需要的是什么？”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出：“团结。”“是的，如果不团结，舞步是不会那么整齐的；如果不团结，我们肯定唱不出和谐的曲调。”听笔者这样一说，大家立即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笔者继续趁热打铁，问：“我们班合唱比赛唱什么歌啊？”“《团结就是力量》！”这一次的回答，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 三、用专题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说起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教学的一个重点。而几乎所有的文化课部分都能起到培养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的作用。在历史教材每一单元的最后一课（活动课除外）都是这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科技荟萃。通过学习这些课，引导学生对我国古代取得的那些显著成就产生向往与钦佩之情。为了强化这种爱国情感，笔者会在一定的时间搞一次“中华之最”的专题活动，让学生发挥自己的能力，课下查阅课本或者收集有关资料，到上课时让他们展示自己所收集到的“中华之最”。当他们看到自己收集到的那么多的“中华之最”时，每一个人的眼里闪动的是满满的激动与骄傲。同时通过学习各个科学家、文学家等的成功经历，可以加强学生人生观的培养。如介绍孙膑、司马迁等人的身残志坚事迹，帮助学生养成矢志不移的顽强意志；介绍李时珍、祖冲之等人的事迹，培养学生追求科学和为科学而勇于献身的求知态度；介绍蔡伦、毕、王羲之等人的事迹，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品质和创新精神。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七年级历史教学培养想象力研究 [关键词]细节，引导，情境，兴趣 理解历史需要经验。易中天先生主张40岁以后读史，他说，30岁以前不懂事，读历史书也是白读。意即：人生经验不足，读历史但不能理解。的确，少年时学历史，多半是看热闹，听故事。中学历史课程从初一年级开始，初中一年级的历史教学，最主要的就是培养学习历史的兴趣，学生失去学习兴趣，什么样的课程目标都无法实现。培养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历史想象力是关键环节之一。讲故事，说细节，在初中一年级主要就是培养想象力。这是实现课程目标的基础。本文以七年级历史教学为例，依据人教版历史教科书，探讨初中一年级培养想象力的课堂教学路径，响应《历史教学》杂志的征文。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历史想象要有历史依据 历史不能复制，但可以想象。历史想象应是有根据的想象，没有根据或根据不足，在教学中就不宜引导想象。语文也需要想象，但文学的想象可以是完全的形象思维，按照文学创作常说的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历史的想象不能高于历史，不能没有依据。强调依据就是说，历史的想象要接近历史事实，想象只能弥补不能复原的空白。历史依据来自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依据历史留下来的材料，将历史还原到能够还原的程度，这样，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这样的历史被写进教科书，教师依据教科书的描述，在备课时充分了解了教科书描述的依据，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引导想象。假如教科书的描述依据不足，或不恰当地提出想象的问题，教师又没有认真备课，那么，要求学生想象，结果不仅不能培养想象力，而且会导致学生漫无边际地瞎想。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基础，但创造所需要的是有科学根据的想象，瞎想培育不出创造力。在教学中，只有不断纠正学生的胡乱瞎想，为形成更缜密的历史思维打下基础，才能达到培养思维素质的目的。 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1课“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主要介绍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北京人是俗称，应为“北京中国猿人”。教材说，“他们生活在距今约七十万年至二十万年”。教材“动脑筋”栏要求“想象一下，北京人的一天是怎样生活的？”这是否可以想象呢？我们首先要讨论想象的依据。 “想像北京人的一天”，前提要搞清楚：北京人是不是人。北京人如果不是人，就不能让学生按照人的生存状态去想象；北京人如果还属于野兽，人对于野兽可以通过观察去想象。众所周知，北京人是俗称，应该叫“北京中国猿人”。在古人类学上，北京人属于直立人。现在世界公认，晚期智人是现代人的直接祖先。他们生活在距今5万至1万年前，山顶洞人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晚期智人的体质已经趋向于现代人，因此有人打比方说，如果给晚期智人穿上现代人的衣服，恐怕没有人能辨别出他的生存年代。而直立人生存在距今150万年至20万年前，学者根据其脑量，推测直立人可能具备了初步的语言能力。但也有研究推断，由于直立人的脊髓不具有足够的神经组织，因此不可能像现代人那样很好地控制呼气，不能像现代人这样表达复杂的思想，至多能发出简单的哼哈声和各种叫声[2] (p.7)。因此，直立人是介乎现代人和现代类人猿中间的另一种最原始的人类[3]。这个物种现在没有可供参照观察的对象，学者们也只是“推测”“推断”。人和野兽的区别更多的是无形的特征，比如人有智慧、有意识、有语言，这些不是化石能完全证明的。以制造工具作为人的标准，也存在争议。因为至今只有间接的证据：制造的工具。而这不是人类本身的化石。裴文中先生很早就指出了其中的问题[3]。 “想象北京人的一天”不能以人的生存状态去想象，也不能以动物的状态去想象。黑猩猩估计已经存在了500万年以上，是和人类比较接近的猿类，也可以说是人类在演化上最亲的亲戚。但黑猩猩毕竟还属于野兽。如果想象北京人的一天，最接近20万年前的状态，只有去动物园观察黑猩猩。但人和现代存活的猿在进化过程中已经是分道扬镳。这样的观察只有具备了丰富的人类学知识才有意义。如果强调制造工具这个特征，用制造工具去想像北京人的一天，最不好解释的是考古的专业问题。打制石器是由天然石块发展而来的，天然石块的碎石与人工的碎石，在考古学上有一定方法来区别，这其中的知识太复杂、太专业了。 “北京人的一天”不宜提出想象的问题。因为教师无法指出学生想象中的合理与不合理成份。历史想象必须强调历史依据，没有依据的想象没有学科教育意义。 历史想象的依据和逻辑 历史想象的依据大致有文物和文字记载两种。初中一年级学生没有古汉语的基础，先秦的古汉语又是比较难懂的文字，因此，如果用文字记载的材料作为想象的依据，首先要解释古汉语的问题，这在课堂时间上不允许。初一教学的一节课要带领学生进入想象的境界，用直观的材料展现。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3课“灿烂的青铜文明”，对培养想象力，并达到情感教育的目标是可行的。 青铜文化在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应该在教学中使学生充分认识青铜器及其文化意义。初一年级的学生太小，认识青铜文明还比较困难，但对于青铜器及青铜工业的发达，可以通过直观的图片激发想象力，形成深刻的印象。以往教学只停留在观察青铜器的精美，至多讲解到青铜制作的复杂工艺。其实，从培养想象力的角度设计教学，教师大有可为。 观察青铜器的实物大多数初级中学做不到，即使是现代制造的仿品，也难搬到课堂上去。但是无论哪种版本的教材，图片总是有的，找到更精美的图片也不难。这就很容易解决直观性的问题。启发想象力在于教师的讲解和问题的设计。 第一，教师要说明青铜是一种质地细密、坚硬又相对柔韧的材料，既可以用来铸造祭祀使用的礼器，也可以制造成锋利的武器。可以用图片展示不同用途的青铜制品，并指出，青铜礼器是当时贵族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当时普遍的观念。 第二，告诉学生，青铜制品是铜和锡、铅；铜和锡；铜和铅的金属合金。根据不同的用途，合理地搭配铜、锡、铅的比例，能够满足不同功能的需要。铜的延展性好，但强度低，铸造性能差；加入一定比例的锡可以降低熔点、提高铸造性、强度和硬度。加铅也是为了降低熔点、提高铸造性，但加铅同时也降低了强度和延展性。 然后围绕青铜器的制造环节，逐步提出想象的问题。 青铜器是多种技术和多种工艺的结晶，制作青铜器既要改变原材料的物理性质，同时也要改变其化学成分，制造过程远比陶瓷器、玉石器、漆木器等复杂得多。首先要到山区找矿，商周所在的中原地区没有，需到山区寻找矿山。以那时的技术条件，古人怎么才能发现矿藏？找到矿苗，还要解决采矿、选矿和冶炼问题。那时没有铁器，工具用什么？古人怎样采矿、选矿、冶炼？炼出铜料后，古人怎么发现加锡可以增强硬度？怎样掌握加多少的比例？有些青铜器不同部位的合金比例都不一样。然后才是铸造问题，体量庞大、造型复杂的青铜器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青铜质地的武器，如刀剑、斧戈，怎样使之锋利？铜镜怎样使之光亮？ 引导学生想象这些环节，不是为了探究这些环节是怎么解决的，主要目的，一是看他们能不能想到这些环节，图片上的文物就是依据。二是纠正想象的偏差，具体知识学生未必具备，但历史条件应该得到提示。而且想象也是有根据的。比如找矿，主要是根据地表征兆；开采有露天式的和打井、打斜巷式的；冶炼是用竖炉，等等。这样的想象主要就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生活经验，引导想象要有依据。在这些环节的想象中，逻辑也很重要。制造过程有生产和工艺的逻辑，解决各环节的问题有历史条件的逻辑。有逻辑才能克服没有价值的臆想。 甲骨文也是可以想象的。甲骨文造字本身就有想象的因素，如果完全是象形，就造不出那么多字，现代人认识甲骨文也有很多想象的成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人”字，甲骨文一个，是人字；两个，为什么是“从”字？我们的解释是会意，前后向从，其实就是想象得出来的，但不是瞎想。因为现在的“从”字是由繁体的“”字简化而来的，两人相从有行走之意，在楷书形成时在“从”下面加脚，左面加行，表达行走之意；太复杂了，于是在实行简化字时借用古体字，还原到“从”[4] (p.18)。理解汉字造字的会意和指事，特别需要想象。对初一年级学生不必非明确说什么叫“会意”，什么叫“指事”，提倡想象力都能够解决问题，而且还有趣味性。 在想象中培养学习兴趣 不能要求初一年级的孩子理解历史，但可以通过教学使他们对学过的历史留下比较准确而深刻的印象。这也需要培养历史想象力。台湾清华大学的张元教授在“一课时讲完隋唐史的实验”中，讲到隋炀帝，连续提出“范文澜说隋炀帝是浪子，浪子的条件是什么？”第一次问，学生说是会花钱，他说不是，是长得帅，然后用材料证明隋炀帝很漂亮；第二次问，学生还是说会花钱，他说不是，是头脑聪明，再次用材料证明自己的说法；然后才是胡乱花钱[5]。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脑子里的隋炀帝丰满了，可以想象了。以后再说到隋炀帝，学生脑子里一定会跳出张老师给的“浪子”的印象。这是“准确而深刻”的印象。这个过程也展现了有依据的历史想象。 其实，写历史就需要想象力。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但是他笔下的鸿门宴，犹如他本人在场亲眼所见一样，他笔下的许多细节都是合理的想象。学历史也需要想象。没有想象，历史就成为死水一潭；没有想象，历史课堂就缺乏吸引力。比如七年级第1课“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教科书说元谋人生活在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前，北京人生活在距今约七十万年前。几十万年的时间是怎么判断得知的呢？从教科书的表述可以得出：化石是证明远古人类的证据。那么，仅仅发现牙齿、头盖骨的化石就能够证明远古人类的存在吗？在考古学上，化石发现的地层所属的年代、与化石同一地层发现的动植物化石，都是证明远古人类化石的证据。那么，在严谨的教学中，教师就应该启发学生的想象力，提出：假如你发现一块很像人类牙齿、骨骼的化石，是不是就可以认定为远古人类的发现？与远古人类同时存在的动植物是可以想象的。 第6课“春秋战国的纷争”，教科书在课文后提出的两个问题，很有意思。“史书记载：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多万人。真够狠的！”对应的另一个问题：“史书记载未必可靠。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秦将白起手下至少要有八十多万人。他上哪儿找那么多人？”这两个问题设计的非常好。其实，这件事学术界曾有过质疑。“坑杀”四十多万，怎样坑杀？四十多万岂是个小数字，逐个杀头都费些时间呢，挖坑谈何容易？为何非要坑杀？赵国原来有多少士兵？秦国全国有多少士兵？四十多万这个数字为什么不可靠？这里面的细节启发学生想象，质疑到每个环节。学生想象可激发兴趣，也有潜在的识别证据的意义。 第14课“匈奴的兴起及与汉朝的和战”，要讲昭君出塞。王昭君在现在湖北省兴山县长大，利用地图指出兴山县在湖北宜昌以西、长江北面。在地图上再指出南匈奴所在的现今内蒙古与华北接壤的一带，即长城以北地区。这两地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草原大漠风云变幻，气候不像南方那样温暖。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与长江一带的汉民族，又有很多不同。游牧民族也没有很好的卫生习惯。王昭君33岁就死了，她为民族和睦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有了这些铺垫，让学生想象昭君出塞所遇到具体生活困难，他们才会产生情感，建立深刻的印象。 第15课“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教材有一幅“丝绸之路”的地图。丝绸之路的艰难要启发学生想象。教师应该充分准备地理知识，利用多媒体让学生了解沙漠，了解中亚的地形地貌，告诉学生：往返丝绸之路一趟，时间短的，两三年；时间长的，七八年。那时，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量应该不会很大。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也需要用想象力去体验。因为，按照教材所绘制地动仪，文字解释说是铜质的。那么，圆体内的铜柱有多粗？用细铜柱，附近有车马过也会产生震动，铜柱也会发生倾斜。用粗一些的铜柱，多粗的铜柱合适？铜柱是立在圆体内底上吗？这样的地动仪能测到千里以外发生的地震，但仪器没有地下部分怎么会产生感应？这个地动仪要做成多大体积的？这样的想象也是探究，尽管老师也不能给出完整的答案，但对启发学生思维是有意义的。 我们还能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说明想象力在学习历史中是非常必要的。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初学历史，主要以感知历史为主。感知需要想象，有了想象才能够进入历史情景，才能留下深刻印象。历史的想象力需要培养，不是看了历史课本就自然会产生想象。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历史想象力，研究教学中具有典型的想象力价值的内容，启迪和发挥学生的想象力，这是培养创造力的基础。 【作者简介】郑春红，女，1971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吉林省延边州教育学院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初中历史教学研究。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初中七年级历史教学的一些方法 【关键词】兴趣特点方法 学史可以明智。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学会以全面、客观、辩证、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人类社会，并提高其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但任何教学只有符合学生掌握知识的规律，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七年级学生能够学习一些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但思维多停留于事物表面，喜欢听历史故事，有英雄主义意向和强烈的好奇心理，常思索一些滑稽，有趣的事物。只有充分了解七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水平，才能科学地确定教学方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如何确定科学的教学方法呢？ 1. 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激发并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最有效的方法是保持学生的好奇心。七年级学生由于心理的发展，非常喜欢历史故事，在教学中把某些内容故事化很有利教学。比如在上《星罗棋布的氏族聚落》一课时，将原始聚落先民的生活情况故事化，并且引导学生设想乘坐时间机器回到半坡居民和河姆渡居民的聚落。让学生想象在原始先民的聚落里与先民一起劳动、做饭、生活等等的场景，这样激发起学生强烈的兴趣，还让学生了解掌握了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等内容，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另外，在教学《中华大地的远古人类》时，学生由于对人类学会使用火并促进人类进化具有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于是在教学中让学生去想象大猩猩如果要学会使用火其过程会是多么艰难，而地球上的大猩猩懂得使用火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再如用地方史引起学生的兴趣 。讲到山顶洞人时向学生介绍本县（阳高县）的许家窑人遗址，向学生讲述许家窑人是山顶洞人的后裔和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阳高“许家窑人” 是“山顶洞人”的后裔，据考察，许家窑人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靠狩猎过着艰辛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群族生活。）讲魏孝文帝时介绍大同（平城）的相关内容等等。 2.巧设问题，激发学生求知欲，并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成功的喜悦。孔子说过：“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为此要注重在教学中给学生设计激发其求知欲的问题。在学习《中华大地的远古人类》的内容时，设计一个问题链：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人与猿有什么不同？人是不是动物？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我国境内最早的居民是谁？他们长的什么样子？吃什么东西？住在哪儿？把每个问题假设为一个“宝藏”，解决一个问题等于发现一个“宝藏”。把学生置于“发现者”和“探索者”的位置上，让学生到历史的隧洞中去寻宝。学生随着教材内容的展现，不断地发现，在成功的喜悦鼓励下继续前进。 3.将抽象的历史内容尽量形象化 从思维特征看，七年级学生的形象思维占优势，在教学上为学生提供感性材料，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历史事件具有特定时间、空间、人物等内容特点，老师应有意识地在教学中借助现代媒体等手段，积极为学生创设教学所需要的特定情景，使学生在学习历史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启发学生的思维，引起学生的联想，使学生融入情景之中，由此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如在《秦帝国的兴亡》的教学中，利用《英雄》影片片段导入新课，通过片中对英雄的评价，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求知欲望。当学生看完影视资料时，学生已经融入到历史情景中，然后让学生进一步探究秦统一六国的历史趋势，评价秦始皇的功过。在教师适当引导下使学生逐步形成了科学的历史观、正确的情感态度。再如在学习《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一课时，借助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渲染历史情境，学生的学习热情立即高涨起来，为教学成功开了个好头。 4.加强历史学习方法的指导 七年级学生由于对初中历史的学习方法不对路，也容易产生学习的问题，教会其学习历史的方法很重要。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学生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因此我经常对学生进行一些学习方法的指导。 4.1顺口溜法。顺口溜的特点是顺口简洁、巧妙有趣、方便记忆，十分适合学生的学习心理特点。历史课堂教学中，顺口溜运用得恰如其分，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成教学目标的完成，达到优化课堂的目的。比如，学生对历史朝代名称、顺序很不好掌握，于是我就把《中国历史朝代歌》让学生溜上几遍，便可记住朝代名称，又把握住了它们的时间顺序。另外，在教学实践中还要引导学生参与编写顺口溜，促成学生参与教学的全过程，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性和主动性，使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4.2设计图表。历史知识点繁多而琐碎，学生们往往对理清历史线索、准确地把握历史概念感到困难，而且记忆的遗忘率高。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过程中，平时学到的点滴知识，如果不构成一个系统，其用处就不明显，一旦通过综合性整理加以系统化，它们就变得非常有用了。 水无常形，教无定法。只要教师有信心，并能从学生、教材等实际情况出发，打破常规，大胆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就一定能高效地完成历史课程的教学。以上是我在几年的教学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历史教学方法，与大家共勉。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对七年级历史教学方法的几点思考 我们知道知识的掌握必须通过学生自己的思维活动，教学只有符合学生掌握知识的规律，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学生的思维发展，是由相对低级的动作思维发展到形象思维，再由具体形象思维发展到抽象逻辑思维和辨证思维。 小学时学生主要依靠具体形象思维，而到了初中，学生的逻辑思维开始占主导地位，慢慢发展到以逻辑思维为主的思维活动。七年级学生能够学习一些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但思维多停留于事物表面。喜欢听历史故事，有英雄主义意向和强烈的好奇心理，常思索一些滑稽，有趣的事物。只有充分了解七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水平，才能科学地确定教学的起点，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一、准确把握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初中历史教学大纲指出：学生了解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以及理解重要的历史概念。教会学生初步掌握记忆、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和表述历史的能力；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要达到这个要求，七年级历史教学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教师要依据七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注意小学教材与中学教材衔接。例如：孔子。学生在小学已学习了“大教育家孔子”， 七年级的学生不仅要学教育家孔子，还要学习作为大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 教学中，在学生已掌握“孔子是怎样教育学生的？”基础上，要求学生首先了解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值得我们继承？”，其次理解孔子的主要思想：“仁”的学说。再次掌握孔子的学说后来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和改造，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这样循序渐进，不断提高。 二、 激发学习的兴趣是引入门道的第一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之者，好知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有巨大的心理效应，能使人的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进而促进学习动机的形成和强化，化非智力因素为智力因素。为学生学好历史提供取之不尽的动力。要激发并保持学生的兴趣，最有效的的方法是让学生不断地获得“成功的喜悦”。 而这个成功还必须是跳一跳才能摘到的“桃子”。例如，提供教坛讲故事。小学的历史学习是以故事形式进行的，七年级学生已了解与初中课文有关的一些故事。让学生将小学了解的故事与相关的课文结合上讲台讲故事。每个学生都可通过努力做到。这个过程既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综合概括能力，表达能力，又锻炼了学生的胆识勇气，还尝到了做小老师的滋味，内心充满成功的喜悦。又如，巧设疑。“思维自惊奇而开始”。 惊奇和疑问也是兴趣的渊源，只有学生对某一现象发生惊奇和疑问时，他们才愿意去进行探索。学习“祖国境内的远古人类”一课，设计一个问题链：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人与猿有什么不同？人是不是动物？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我国境内最早的居民是谁？他们长的什么样子？吃什么东西？住在哪儿？把每个问题假设为一个“宝藏”，解决一个问题等于发现一个“宝藏”。把学生置于“发现者”和“探索者”的位置上，让学生到历史的隧洞中去寻宝。学生随着教材内容的展现，不断地发现，在成功的喜悦鼓励下继续前进。 三、 直观教学是引入门道的最好方法之一 教学方法的选择受制约于学生的思维水平。 从思维特征看，七年级学生的形象思维占优势，采用直观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感性材料，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教学的直观形式有实物直观、模型直观和语言直观等。由于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为直观教学提供了更现代化的广阔天地。如我在教学 这样运用直观的图，适时插入对图的阐述、说明和描述，图言并茂，还有集“视、听”为一体的动态录像，引导学生在感知直观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思维活动，不仅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最终获得科学的理性知识，还受到了思想教育。 每一堂课的教学，直观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教学目的。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教师指导学生及时地将认识的材料进行总结归类，上升到一般的理论，这是感知过程的最后目标，只有这样，初中学生掌握的知识才是系统的，深刻的。 四、加强学法指导是引入门道的关键 中学的学习要求与小学的不一样，学习方法也就不同。有些学生在小学成绩优秀，但由于初一这个转折点没过渡好，成绩大幅度下滑，反之，却上升。因此，加强学法的指导是必要的。 1、回答问题。每节课都有提问，学会回答问题是最基本的。如果问题是一个点，学生可以作答。如果问题是个面，大部分学生便不知所措了。例如：山顶洞人比北京人有了哪些进步？这是一道比较题，必须把山顶洞人和北京人进行比较回答。但学生的答案是毫无判断、没有选择地照搬课文，反映出学生答题的水平较为低下。教师要为学生分析题意，介绍答题的基本步骤，然后引导学生先阅读课文，分析判断，再综合作答，并要求答案内容有一点以上的必须分点作答：①、②、③……，养成条理清晰的好习惯。 2、列大事年表。学完一个单元，列大事年表可教会学生抓住重点，理清历史线索的方法。 3、设计表格。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都异彩纷呈，头绪繁多，设计表格教会学生归类整理知识的能力。 4、编写课文提纲。这是学会学习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一篇课文，学生从阅读入手，分析重点难点，到综合提炼形成文字。不仅学会了阅读材料，分析问题，综合概括，文字表述，还懂得了构建知识框架，形成系统。会读一篇课文也就会读一本书。有人说“学习就是善于整理这本书里的全部家当。整理一遍以后，放好，全在脑子里。”学会编写课文提纲，也就是学会整理书中的有效信息，把这方法用于其他学科的学习一样行之有效。长大以后，还会处理所有的信息——社会的和生活的信息，从而获得工作能力，社会适应能力。 （陕西省洋县贯溪初级中学）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我对新课改理念下七年级历史教学的思考 看了一期美国明星教师罗恩・克拉克担任《天天向上》嘉宾的节目，从中我了解到当下美国最优秀的教师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受益颇多。而面对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七年级历史，我们该如何进行教学呢？ 新课程改革已推行好几年，教学模式也日渐成熟、趋于完善。但是现行的教学模式仍摆脱不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子。这就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建立起一种以学生为本位的新模式，历史教学也不例外。 我们要真正摆脱应试教育和传统教育模式的束缚，打破传统，健全以学生为主体，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以培养个体自学与创新能力为宗旨的历史教学模式。例如，在《远古的传说》这一课的教学中，关于从北京人学会使用和保存天然火种到山顶洞人学会燧木取火，学生无从理解早期人类这种劳动技能的进化实际上要经历漫长的进化时期，因此他们也就无法体会人类祖先对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贡献。针对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学生切身感受燧木取火的艰难，来一次“亲身体验”呢？也就是模拟远古人类野外生存钻木取火，把课堂搬到郊外。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丰富了课堂知识。 第一，许多教师在新理念指导下的教学中已进行了尝试改革，出现了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兴趣小组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教学形式。这正是打破传统创新教育教学形式的一种体现。 第二，运用合理的教学方法创设情境，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何把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已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活跃的课堂气氛使师生对所教、所学的知识都会产生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而让学生积极参与、在教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有效手段。 例如，在《秦的统一》这一课的教学中，“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知识点的讲解，单纯从课本上理解，学生对此印象不会太深。若教师创设一个情境短剧，将以上知识点转化为统一后的秦朝由于各地“度量衡不统一”“货币不统一”“文字不统一”带来新的问题和麻烦，学生通过表演或观看表演都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作为课堂的指导者，应当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通过巧妙新颖的教学设计，创设一些积极有效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扮演主角，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才能激活课堂气氛。这样的教学模式，既达到了新课改要求的让学生自我学习，进行探究式学习的目的，又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第三，提高教师自身修养，加强人格魅力的塑造。罗恩教师之所以能取得学生的信任和喜爱，得益于他与学生之间所构建的平等互信的交流方式和他的人格魅力所在。幽默风趣、博学多才、真诚待人都是学生乐于接受的优秀品质。因此，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既要成为学生眼中的“百事通”，同时更要塑造自身健全的人格魅力，这样才能成为受欢迎的历史老师，才能与自己的历史教学相得益彰。 （作者单位 江西省贵溪市第四中学）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七年级历史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摘 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生学习的驱动力，是学好功课的重要前提。学生从小就被灌输的思想是“学好数理化，走到哪里都不怕”。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历史课的不感兴趣。所以学习兴趣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对刚从小学过渡到初中的学生来说。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历史兴趣呢？就此问题谈了认识。 关键词：七年级历史教学；学习兴趣；重要性；措施 一、培养历史学习兴趣的重要性 所谓的历史学习兴趣就是学生渴望获得和了解历史的知识，从而对历史学习产生积极的认识和良好的情绪。对七年级学生来说，迫切需要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重要性。 1.有利于中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提高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七年级学生刚从小学的气氛中解脱出来，难免有些放纵自己，这就需要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唱独角戏，一个人在教堂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学生只是被动地听和写，这就使得学生失去了对历史学习的兴趣。这样也难以达到提高中历史教学的质量。更有甚者，学生在整个初中三年都不知道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那么何谈素质的提升和发展？新课程改革的本质是素质教育，力求摆脱这种落后的教育方式，提倡自主学习，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科目就会有积极的学习态度，从“要我学”转变到“我要学”。这是提高学生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是新课改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有人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可见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然而传统的教育局限了学生的这种能力，就历史学科来说，创新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某一历史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不能盲从，要有质疑的精神。创新思维的培养是基于学习兴趣之上的奇思妙想。因此，浓厚的兴趣是一种巨大的动力，能够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创新能力，有助于学生探索和发现问题，历史问题是真实的又是敏感的，是开放的又是隐秘的，是丰富的又是带有阶级局限的。因此，历史学科会为学生提供许多广阔的想象空间，学生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观点来研究和看待。所以，教师在课堂的设计和教授中要刻意去引导学生，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欲望，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 3.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 所谓健全的人格是指人格的生理、心理道德等各方面达到一定的平衡协调和统一的状态，并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养成健全的人格是当今历史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的核心和重点是人格教育，所谓的教书育人，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健全人格的社会公民，而历史学习兴趣的养成正是形成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浓厚的历史学习兴趣能强烈地表现出学生的表现欲和求知欲，尤其是优秀的历史人物和事迹对学生的人格的 形成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当前初中生学习历史的现状及其分析 历史课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这值得我们每一个参与者反思。下面我们就从学生、教师、学校和社会等方面来探索其发生的原因。 1.从学生方面来看 首先，学生在认识上对历史课存在偏见，因为在传统的教育中，学生被传输的观念就是历史课是所谓的“副科”，大部分学生认为历史课学不学无所谓，只有学好语文、数学和英语等“主课”就行了。其次，学生学习压力大，这也是一方面，由于教师的考核有许多不妥之处，对学生的作用布置得太多，这样导致了学生整天只有做不完的作业，何谈兴趣，何谈积极性。最后，历史课的特殊性，也是学生兴趣不高的原因之一，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加之有许多的人物、时间和地点需要记忆，这样学生会觉得枯燥。 2.从历史教师方面来看 授课方式单一，在今天信息高速发展的年代，不可能还像以前那样仍然用“一书一笔一言堂”的教学方式来组织教学，身为历史教师的我们，应该在积累丰富知识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尝试新颖的教学方法。另外，大部分历史教师在知识的广度上欠缺，我们某些教师认为只有懂得历史知识就行了，因此教学中知识面狭窄，和其他一些相关的知识联系不起来，从而导致了历史教学的枯燥无味。 3.从学校、社会方面来看 首先，在大多数家长心目中，只要自己的孩子学好语、数、外就行了，像史、地、生这样的学科不学也罢，这种错误的思想就会潜移默化地感染到学生，使他们认为历史课不重要。其次，有些学校也不重视历史教学，由于中考这根指挥棒的作用和影响，决定了历史教学就是无足轻重的，那他们何必要自讨压力了，所以也就不重视历史教学，这在大部分地区体现得相当充分。最后，社会也不重视历史教学，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人们都关注的是可以创造出巨大价值的学科，而历史学科游离于古书档案中，当然不受重视了。 三、如何培养初中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首先，设计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导入要讲的新内容。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堂历史课，如果有个好的开头，成功地导入到教学中，就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使学生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其次，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寻找兴奋点，促使学生学习的兴趣。前提是要遵循学生的认知和视角，一方面要深入钻研教材，充分深挖教材背后的相关材料；另一方面，要事先有意识地做好教学准备工作，广泛搜集各种与该课程有关的素材和资源，比如，文学、历史、文献知识、各种有趣的问题等。这样的话，才能有效地保障教学内容的生动有趣，让学生愿学乐学。 2.创新课程教学模式，活跃课堂气氛，营造积极的学习兴趣的环境 首先，通过改变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生自主创新和参与的能力，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营造宽松民主的教学环境，能够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如，以探讨、辨析和导演历史剧等形式，诱发学生进入学习的角色中，从而激发自主意识和创新兴趣。教师还应允许学生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质疑，通过有效、积极的辩论使他们的想象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新颖，思路更加开阔。其次，允许学生走入误区，在思想的摩擦中自省自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大胆冒险，敢于犯错。引导学生正视自己的错误，无错就没有自悟和更新，也就没了创新和成绩。最后，扩大信息输入的容量，教师要针对学生旺盛的求知欲和个性，善于引进大量的课外知识，加强信息量的补偿，使学生在大量丰富有趣的信息中活跃思维，增加兴趣。因此，加大材料的容量，一方面能促使学生的实战能力，又能刺激学生的创造意识；另一方面，还可以有意识地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有机渗透，加强科学横向系统的联系。 3.善于挖掘现实中的资源，和生活结合起来 要善于结合现实生活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和兴趣，通过联系现实和现代的事情来说明历史的现象和根源，培养学生以古鉴今的认识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热情和兴趣。例如，通过钓鱼岛问题来引导学生更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可以联系到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等一系列的历史知识，来达到让学生更加热爱自己祖国的目的。教师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和眼界，善于在实际的教学中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 起来，达到让学生更加对历史学科感兴趣的目的。 总之，在做好以上的一些措施后，教育部门要切实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来提升历史学科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只有社会、教师和学生相互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作者单位 江苏省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如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调动学生积极性 摘 要： 历史，是学生小学毕业后升入初中所学的一门新学科，开始学习比较生疏，很难产生兴趣。在历史教学中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枯燥的历史生动化，使遥远的历史形象化，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历史教学效率。 关键词： 历史教学 学习积极性 教学方法 进入初中，七年级学生接触到一门新课程――中国历史。如何使学生快速对本门学科感兴趣，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新课标的实施，学生“主动参与，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的应用，越来越需要学生参与。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老师抱怨学生，课堂上死气沉沉，不够“配合”，不够活跃，凡此种种。老师有此等感受，学生的学习效率不言而喻。 学生不主动参与学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对所学知识不感兴趣，有的是教学方式不能吸引学生，有的是评价方式不能调动学生积极性，有的是学生对教师本人有抵触情绪。那么，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构建和谐课堂呢？一名优秀的称职的教师，除了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过硬的教学技能外，还必须不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目的是使学生意识到教师在关注他，重视他，肯定他，他的努力是有观众的。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如果教师把学生只看成不懂事的孩子，凡事“唯我独尊”，整天“有好心，没好脸”，不愿与学生交流，那么学生怎能愿意接近你或接受你？上你的课也是迫不得已，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根本无从谈起。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应从改善师生关系开始，要有一颗尊重学生、热爱学生的心。比如，刚接到班级时，教师应迅速而准确地记住并叫出学生的名字。如此学生会加深对该教师的亲近感和对其所教学科的兴趣。 若想使学生持续保持对该学科的兴趣和新鲜感，则仅凭叫出学生名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课堂上要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素质，准备充分，使学生乐学好学。教师和蔼的教态，整洁的板书，渊博的知识，激情的语言，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的基本条件。这些需要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多学多练，功在平时，功到自然成。教师胸有成竹，思路清晰，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处理课堂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才不会出现老师不知所措，学生不知所学的现象。 上课之前老师要充分了解学生，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及学习特点，做好充分准备。不仅要吃透教材，把握好教材的重难点，做到深入浅出，而且要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力求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使学生达到身临其境的境界。例如可以在课堂中巧妙利用情景导入，把学生引入与本课历史内容有关的情境中，让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身临其境。比如在教授七年级历史上册第十八课《三国鼎立》时，可让学生先听一首歌曲：林俊杰的《曹操》：“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不需要多说一句话，脍炙人口的歌曲定会将学生带到那尔虞我诈、雄争霸的年代。 此外，可在课堂中就所学知识引导学生编顺口溜，加深学生印象，提高学生兴趣。 在学习七年级历史上册《春秋战国的纷争》中战国七雄时，可以根据七国位置关系编撰顺口溜如下： 东南西北上中下，齐楚秦燕赵魏韩。 可将七国进一步形象记忆为： 东南西北上中下，亲属请宴招胃寒（即齐楚秦燕赵魏韩）。 学习七年级历史上册《秦王扫六合》中秦灭六国顺序时，可编撰顺口溜如下： 汗招味，初咽气。（即韩赵魏楚燕齐）。 学习七年级下册历史《唐朝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时，为使学生快速记住四个少数民族在我国的大致分布，可编简单顺口溜如下： 东南西北，南吐回 即：东（东北）南西（西北）北，（H）南（南诏）吐（吐蕃）回（回纥）。 这样既能快速记住少数民族的名称，又能记住各个少数民族在我国的大致分布。 在课堂中还可以运用成语典故教学，效果不差。比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楚霸王项羽，破釜沉舟；晋文公重耳，退避三舍；前秦苻坚，投鞭断流，草木皆兵；王羲之，入木三分。这些典故，既是成语，又是故事。教师除了讲故事外，还可以让学生课外搜集，课堂上讲给其他学生听。当然在讲述历史故事的过程中，要注意历史故事的真实性，不能歪曲历史。如此学生既了解了历史，又学习了成语，一举两得。我发现，在历史教学中巧妙运用顺口溜和典故成语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农村地区的学生而言，既能提高学习成绩，又能提高对该学科的兴趣，引导他们探索历史探索世界。 总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重视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首先要调动学生积极性，把学生的积极性放在课堂首位，让学生感到学习历史是有趣的、快乐的、简单的，久而久之，他们会自觉投入课堂，爱上历史，学好历史。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七年级历史教学如何巧妙体现新课改精神 摘 要： 在历史教学中，要采用角色扮演法，激发学生的兴趣;激情辩论法，拓展学生的思维;巧用资源法，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将这些方法运用于课堂，能巧妙体现新课改精神。 关键词： 角色扮演 激情辩论 巧用资源 新课改精神 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可见反思的重要性。反思三年成名师。 自新课改开展以来，我经常反思教学：是否配合了新课改的节拍，是否紧跟了新课改的节奏，在教学中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唯恐忘记了一个历史老师应尽的责任。下面简略谈谈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我是如何巧妙体现新课改精神的，以求教于各位方家，敬请斧正。 一、角色扮演法 古希腊著名科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如何开启学生的思维？怎样充分引发他们的好奇心？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新课改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倡导培养学生主动参与、合作探究的能力。在课堂上，我采用角色扮演法，让他们参与课堂教学。 如教学《活跃的学术思想》时，讲到孔子对教育的贡献：善于启发诱导，坚持因材施教。课本小字介绍了孔子如何因材施教。学生看过后，印象平平。为此，课前我找了几个学生，排演了一幕话剧。让平时马虎莽撞的李智扮演子路，让一向谨小慎微的杨硕扮演冉求，让老成持重的邱宇饰演孔子。剧情是：一日，邱宇饰演的“孔子”端坐书桌旁，专心致志看书。忽然，李智饰演的“子路”捧着一摞书，从外面慌慌张张跑来，匆忙之中，几本书洒落于地，他手忙脚乱地捡书，再踉踉跄跄地跑到老师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问：“老师，如果听说一个很好的主张，我应立即去做吗？”孔子合上书，悠悠地回答：“你家有父兄，应该和他们商量一下，怎么能自作主张呢？”“子路”叩谢过老师，退下。不久，杨硕饰演的“冉求”小心谨慎地走到“孔子”面前说：“老师，如果听说一个很好的主张，我应立即去做吗？”“孔子”说：“那当然要去做，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像这样，同一个问题，孔子怎么有截然相反的回答呢？历史上的公西华一头雾水，学生更是百思不得其解。然后，学生带着问题继续观看表演。“孔子”意味深长地说：“冉求办事过于谨慎，常常畏缩不前，所以我要鼓励他，让他大胆地去做。而子路呢，性格比较莽撞，容易轻率行事，所以我要抑制他，让他审慎一些。”至此，不仅公西华，就是全班学生豁然开朗，彻底明白孔子的因材施教。 当然，适于角色扮演的内容还有很多。像《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一课，在讲到赤壁之战时，让学生演苦肉计（黄盖诈降）一段，就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二、激情辩论法 鲁迅先生说：“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陶行知先生说：“发现千千万，起点是一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激情辩论最能激起学生的表现欲、求知欲，最能培养学生动手搜集信息的能力，乐于探究的能力，以及口头表达的能力。这样不仅能提出问题，而且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一举几得。 在教学《南方经济的发展》一课时，第一个子目的内容是：农业的发展。其中一个表现是扩大耕地面积。扩大耕地面积是通过开辟圩田、开垦梯田实现的。针对这个问题，让学生课堂上展开辩论，为此我把他们分为正方、反方。正方的观点是：开辟圩田，利大于弊;反方观点：开辟圩田，弊大于利。为了一展辩论雄风，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上网查资料、采访老年人、去图书馆，询问老师，忙得不亦乐乎。课堂上，辩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正方观点：开辟圩田，扩大耕地面积，促进当时农业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甚至举出些数字予以证明。而反方观点则认为：这种以开辟圩田为代价，扩大耕地面积的做法，从长远的观点看，破坏大片森林，破坏植被，破坏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他们还煞有介事地举出近几年沙尘暴天气肆虐人类，黄河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鲜活例子加以论证，颇有说服力。这样，真理愈辩愈明。在辩论过程中，学生主动合作、探究，人人乐学、善学，完成教学任务，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易如反掌。 三、巧用资源法 这里的资源很广泛，一是图片（人物图、事件图、历史地图等）漫画和邮票，二是书中文字资料（大多在辅栏部分）及诗词歌赋等，皆和历史息息相关。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读图、识图的能力，又可以培养学生阅读材料、分析材料的能力，更可以训练学生的解题能力和速度。从各方面让学生认识到：历史不枯燥，也不单调，它无处不在，历史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样，学生边学历史，边悟出学史的目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真正认识到：学史使人明智。 《秦朝的统一》这一课，在学生系统学习了知识后，我们用下图予以总结。题目如下：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后，图中的人物第一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识读下面三幅图片，正确回答下列问题： （1）图1人物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千古一帝”，他的名字叫什么？ （2）图2和图3反映了秦朝在哪些方面实行的措施？ （3）除了图中反映的措施外，秦朝还实行了哪些重要的措施和制度？ 这样，通过用图片训练的方法，学生进一步理解秦始皇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千古一帝”。他政治上通过创立皇帝制度等措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经济上通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文化上统一文字等措施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当然，书中还有一些极重要的文字材料，非常能反映历史问题。 如《西周的建立》一课，P27辅栏部分：古人对西周政治格局的描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论语》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论语》 这个材料是说西周初年，通过分封，周天子的权力很大，拥有无数的臣民和无尽的土地，制作礼乐和征兵打仗都要听从周天子的命令。而到春秋时期，分封制的弊端日渐端倪，诸侯国的权力愈来愈大，直接威胁到周天子的统治。于是春秋争霸，战国争雄，王权无足轻重。通过两则材料对比，学生透彻理解封制：积极作用，巩固西周的统治;消极影响，导致王权衰微。再者，也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分为二地看历史问题的能力。 这样的材料还有一些。如《商鞅变法》和《秦的统一》两课，辅栏部分： “苟可以强国，不法其古;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史记・商君列传》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李白《古风》 第一则材料告诉我们商鞅变法的目的：强国利民，而且只要能达到这种目的，不必效法古人，也不必遵循古代的制度，它表现了商鞅变法的决心。第二则材料可以看出秦始皇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而且志在必得，两则材料放在一起，它们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书中这样的资料俯拾皆是。 历史老师在教学时一定要充分利用书中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从各个方面分析历史，探究历史，让学生通过图片、材料，分析历史，感悟历史并掌握历史。这样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培养学生分析问题、探究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配合新课改的节拍，跟上新课改的节奏，巧妙体现新课改精神。 当然，在历史教学中，可以播放历史歌曲，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并感知历史的魅力;也可以播放一些视频，直观再现历史;还可以朗诵一些诗词：“……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并和历史联系起来：“秦皇汉武”指哪两位帝王？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各采取了哪些措施巩固国家？“唐宗宋祖”又指哪两位帝王？他们对历史又作出怎样的贡献？像这样，诗词歌赋、邮票、漫画皆可反映历史。教学时，巧妙渗透到教学中去，一为强化重点，突破难点，二为课堂教学更有文采，旁征博引，让历史课堂有血有肉，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学史兴趣，接下来无论是教学，还是课堂管理，都会不无裨益，水到渠成。 当然，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对于七年级历史教学如何体现新课改精神，我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各位教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更希望，在历史教学中，大家都献计献策，实现资源共享。 七年级历史教学论文: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尝试 摘 要：本文从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功能入手，通过了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尝试，提出了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运用列表法应注意的问题，以期提高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效率。 关键词：列表法；七年级；历史教学；尝试 历史课程是七年级的重点课程之一，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能够加强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然而，随着教学改革的发展，如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更有效地学好历史课程呢？笔者从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功能入手，尝试了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深觉列表法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帮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历史教师不但要日益关注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而且要通过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尝试有效地提高历史教学质量，极大地促进历史教师更积极探索、研究、创新列表法的运用途径，从而推进历史教学的深刻改革。 1 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功能 （一）掌握历史知识 首先，运用列表法能够使学生掌握历史学科的整体内容和基本框架，让学生形成自己的框架结构；其次，学生能够通过列表对相似的知识进行对比，进而找出知识之间的异同，加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再次，列表法能够加强知识之间的联系性，让学生使用联系的方法进行记忆，降低历史知识记忆的难度。列表法还能够增强知识的系统性，将琐碎的知识整合在一起，方便学生背诵；最后，列表法还能够巩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复习。教师在讲解历史之后，给学生提供列表框架，进而让学生自己填写具体内容，巩固学生所学的历史知识。 （二）训练逻辑思维 列表法在阅读教材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教材知识的联系性，并运用知识之间的联系构建表格。并且，表格的空间有限，需要教师和学生对历史知识进行整理和概括，找出重点知识。而知识的分析、整理和概括过程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三）提高学生兴趣 列表法能够将历史知识直观形象的展示出来，将琐碎的知识点用线索串在一起，增强知识之间的系统性。如果采用媒体技术对表格进行色彩美化能够提高表格的吸引力，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会跟着老师的思路，主动填写表格中的内容，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4）减轻学生负担 列表法所筛选出来的历史知识多为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知识之间内在的联系性较强，使用列表法能够减少学生做笔记的时间，让学生将时间和精力放在知识思考中，加强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另外，教师使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电子表格开展课堂讲解时，打印表格发给学生，既方便又实用。这样就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五）提高教学效率 首先，列表法能够减少课堂板书的时间，教师只需要对重点的历史知识进行讲解，将剩余的课堂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相互交流，进而加强对历史内在联系的把握。另外，列表法能够将琐碎的知识整合在一起，能够有效增强知识的系统性，降低学生的听课难度，进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 列表法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的尝试 （一）列表法运用于章节知识讲解中 在讲解章节知识的时候，历史教师可以运用列表法，用表格归纳整理重点内容，加强学生对重点知识的掌握。例如，在讲解第一课“周口店的北京人”时，历史教师可以将元谋人、北京人生活时间、体制形态、工具使用、社会组织、生产活动等制作成表格，如图（1）让学生在表格中进行对比，加强学生对远古先民相关知识的掌握。 在讲解第二课“原始农耕生活”时，也可以采用列表法，将原始居民的地域、时间、生产工具、畜牧和手工业等知识制作成表格进行对比，如图（2）。 （二）列表法运用于知识整合复习中 在单元、学期专题复习的时候，历史教师可以使用列表法，对同一类历史知识制作成表格，方便学生对比记忆。例如，在整理复习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的时候，可以制作图（3）表格进行对照复习。 又如，在整理历史朝代的时候可以制作图（4）表格，让学生系统地掌握历史朝代、历史时间、事件和主要人物。 3 七年级历史教学运用列表法应注意的问题 （一）立足于课程标准 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列表法应以课程标准为依据，根据课程标准制定历史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为此，历史教师应深入研究历史课程标准，掌握历史课程标准下的教学目标，根据教学目标选择合适的历史教学内容，运用列表法加强对历史知识的整合，进而增强知识之间的联系性与系统性。 （二）注重系统性与科学性 列表法讲求系统、简明，要求历史教师正确掌握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将教学重点和难点整合为表格。并且，表格中的文字要精简，不能长篇大论。另外，表格的设置要合理美观，避免表格内容过多而让学生产生恐惧心理。另外，教师在制作表格的时候要加强重视历史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历史知识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进而制作成表格。 （三）结合信息技术 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列表法应积极结合信息技术，运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电子表格，减少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电子表格能够打印出来供学生复习使用，利用率较高。另外，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列表法可以在网络上搜索相关历史知识的列表，将网络上的历史知识列表进行深加工，制作成符合学生学习需求的v史知识表格。

历史教育论文:现代教育技术在历史再现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再现教学、教育技术、教学目标 文章摘要:在历史课的再现教学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处理和分析感性材料的能力,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进一步达到教学目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旭麓先生曾非常精辟地指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正在进行的历史。”而历史教学则是借助各种手段使历史现象再现,然后再从各种历史现象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历史教学我觉得一般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再现教学,其次是总结规律。本文即是探讨在历史再现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 历史教学必须遵循认识历史的基本规律,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首先就必须运用各种材料和手段激发并引导学生通过想像在头脑里再现有关史实的具体情景,形成生动的历史观念,以便他们经过自己的分析得出正确的认识。实施历史再现教学,这是由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的。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老师的讲解,恐怕学生很难会形成具体的感性认识,这时候就需要现代教育技术的帮忙。 现代教育技术对于历史再现教学的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更好地再现历史,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将现代教育技术引进课堂,是目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而实用的手段之一。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用多媒体课件创设声、像、图文并茂的教学情境,唤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使学生的注意力和求知欲与课堂教学融合在一起,来思考和探索历史知识的奥秘。例如:高一历史必修一第四单元《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中有一节书讲到了重庆谈判,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来帮助教学,还可以播放资料短片《重庆谈判》,并且在播放的过程中穿插一些具体思考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反复邀请到重庆谈判?明知道是龙潭虎穴为什么还要去闯?并且还可以结合我们自己来考虑,假如换了我们自己会怎么做?结合书上的知识,更进一步懂得决策的正确性。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起来了,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而且现代教育技术又能较好地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突破时空的局限,变静态为动态,好象一下子就把学生,把我们自己都拉回到了历史事件发生的那个时代,更能够设身处地考虑当时的情形。在说明历史事件、概念、史实时简明准确,省时省力,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也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二、培养学生处理分析感性材料和辨别真伪材料的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历史再现教学主要是通过播放历史记录片和影视资料等等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一个处理和分析资料的能力,这种分析能力的培养对于学生的成长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例如:必修一第一单元第4课《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里讲到宰相制度的废除和内阁制度的形成,关于宰相制与内阁制的区别,历来就是学生理解的一个难点。这个时候就可以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播放影视资料《宰相刘罗锅》中的一些场景,并结合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中的情节,把两者结合起来考虑,让学生自己来分析其中的区别,还要提醒学生注意宰相制度存在的时间范围,从而辨别影视资料中的错误之处。这样的做法比枯燥乏味的解说更能吸引学生的眼球,也能吸引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 三、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成为学习的主导者。 学生按道理说应该是学习的主体,但是现实情况是,在很多历史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都处于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地位。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一直是广大历史教师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历史再现教学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在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之下,教学再也不是教与学的简单相加了,它逐渐被师生互教互学所取代,历史课堂应该成为对话和交流的平台,教师需要以一种比较民主的心态善待学生。再现教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历史尤其是古代史,毕竟是过去很久的现实,再现起来非常困难,仅仅靠历史教师一个人肯定是难以胜任的,因此调动学生的主体作用也就显得更为重要。比如在讲到必修二第24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的时候,就可以让学生们观看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的变化,然后让学生自己分组讨论,分析全球化趋势对我们的影响,这样的教学效果明显要好得多。 四、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发挥德育教育功能。 历史学科是一门具有较强的思想教育作用的学科,在历史教学中一定要带有爱憎分明的情感,进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是历史教学的灵魂,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应该寓思想教育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同时,通过师生感情交流,创设特定的历史情境,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再现”已消逝的历史现象,调动起学生的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使学生感受到历史氛围,从而进入历史角色,受到感染和教育,做到以史动人,以史育人。例如讲到必修一第23课《新中国初期的外交》的时候,首先播放历史记录片《外交风云》,让学生初步了解新中国初期的外交状况,因为新中国初期作为第一任外交部长,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所有外交活动,他的外交风云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缩影。 总而言之,在历史课的再现教学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处理和分析感性材料的能力,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进一步达到教学目的。 作者:何平,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热爱写作,曾多次获得优秀论文奖,并成功申请到 学校的科研立项。 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中的传统美德教育 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如何让这些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是今天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历史教学中着力于传统美德教育，可强化学校德育工作。 一、让学生认识教材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内容中化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渗透在历史教材中，教师应充分发掘这些因素，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这些内容大致可归纳如下：1．忠心报国，勇赴国难。这一美德的行为表现是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戚继光组织“戚家军”英勇抗倭，并赋诗明志：“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甲午战中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反对外来侵略浴血奋战；张自忠“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高呼“杀敌报国”，直至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吉鸿昌就义前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们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德。 2．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一美德的本质是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人格。如教材中大禹治水，前后13年，风里来雨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促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等，都是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精神的体现。 3．勤劳俭朴，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富于创造力而著称于世。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集中体现了这一美德的内涵。教材中，墨翟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隋文帝身体力行，崇尚节俭，形成隋初良好的社会风气；马钧发明翻车，李春营建赵州桥，黄道婆改进、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都是这一美德的杰出代表。 4．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的鲜明标志。在历史教材中，具备这种美德的也不乏其人。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被处宫刑后，15年著成《史记》；徐悲鸿公开表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决不趋炎附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并不断走向强盛的巨大动力。 5．文明礼貌，仁者爱人。我国是礼仪之帮，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又一个鲜明特性。历史教材中介绍的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的事迹；名医扁鹊周游列国，为民治病救命善行；爱国志士林觉民“将爱你（妻）之心去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愿；罗盛教为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的壮举，都充满了对人民的关心、热爱之情，表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方法1．正面诱导。教师应坚持正面教育原则，准确而鲜明地向学生宣传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要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中悟出真谛。如针对学生中的高消费现象，可讲述隋文帝提倡节俭、隋景帝爱惜谷物的事例，启发学生认真思考，引导他们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 2．情感熏陶。“情贵于真”。教学中，教师要运用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或实物，辅之以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去影响学生，引起学生的共鸣。如通过讲述屈原、岳飞、杨靖宇等杰出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发学生强烈的报国情感，振兴中华、富国强民的决心。 真挚的道德情感，来自于教师本身的道德修养，因此，教师要通过“自我塑造”来达到塑造学生的目的。 3．现场教育。牋各地丰富的德育资源是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活教材”，教师要充分利用。我在述抗日战争的历史时，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探寻常德会战的历史踪迹，参观我校校园北城墙堤上保存完好的抗日碉堡，凭吊常德会战五十七师阵亡将士纪念坊，并现场介绍余程万部八千将士英勇抗战、勇赴国难的民族形象，让学生深切感受民族传统美德的巨大精神力量。 历史教育论文: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 历史教学是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国情教育内容。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主要是以下诸方面。 一、进行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教育,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从人类告别愚昧迈入文明时起,到公元15世纪以前,我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先进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中国人民培植的优秀文明传统,从古至今,一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因此它与我们正在建设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分不开,割不断的。我们要积极地从古代文明中汲取营养,同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前进,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当代社会主义文明,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她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又培育了为世人称道的道德风尚。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些优秀传统被继承和加以弘扬,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我们在历史教学中也应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二、进行五千年中国人民奋斗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在近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出路何在?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许多求进步的先进思想人物,提出了不少济世图存的主张,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都没有成功。“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真正救国救民的责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身上。历史已经证明,唯一的出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过去搞革命是依靠了党的领导,现在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西方的多党制领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向学生进行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特别是要向学生进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育,从而使学生自觉继承革命传统,热爱党,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三、进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从多次失败中找到的,我们要教育学生应当珍惜这一正确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祖国的富强。我们要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教育学生,让他们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因为在我们这个底子雹人口多、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将会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受穷。在生产不发达不富裕的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家都有饭吃,都能生活得好。 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教育。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要同学生讲清讲足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和前途的无限光明。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我国已建立了比较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农村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学生了解到了我国的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之时,他们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将来自觉地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我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的生产仍然落后。经济不发达,我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国情,教育学生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要广大青少年学生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以便将来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从思想上要明确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国情教育,是广大历史教师义不容辞光荣使命,要认真钻研《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学习国家教委颁发制定的《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和政治纲要》,认真钻研历史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国情教育因素,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教学中运用。国情教育必须寓于历史教学活动之中,紧密结合历史教材,以便得出结论,要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在国情教育中,教师在讲授时,要充满感情,表现出主观上的爱和憎,赞美和批判等鲜明的阶级感情,只有这样,才能以生动的历史事实感染学生。 2、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国情认识国情。 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国情、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分析国情的基本原则,是正确认识国情的前提。进行国情教育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对历史国情知识,进行科学分析,去教育学生认清国情发展的真正规律,预见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才能使国情教育对客观世界及事物的发展以正确地反映。 以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国情教育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就能使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正确认识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3、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国情教育。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求同存异,或者求异存同,从而探寻正确的道路和适宜的措施。国情教育要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这样才能认识中国现实社会所处的阶段,才能看清中国的历史进步,发展趋势和前景。国情教育只有将它 放到同一历史时期内,进行不同国度的横向比较,才能找出国情中的长短差距,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各种问题的答案,才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起。 4、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要以正面教育为主,要使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我国的国情。在历史教学中,在讲国情中的积极有利因素方面,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讲国情中消极不利因素方面,要深刻分析产生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学生心理能够产生出一种民族的紧迫感和忧患感,归纳到一 点,通过认识国情,增强青少年一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感。 5、从实际出发,进行国情教育。国情教育必须从教育的对象学生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思想与现实存在的一些不够正确的认识问题。 从而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 6、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情教育。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除课堂讲授外,还可组织一些其它的活动。如参观、调查、访问、搞专题报告会等等。在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使用教学挂图、幻灯、录像等,使之真正把课内外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目的。 历史教育论文:浅论心理健康教育在历史学科中的渗透 摘要: 心理健康教育是现代化教育的必然要求,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能突破传统教学,锻炼学生的心理,为其今后的学习、生活打下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 心理健康教育 历史学科 心理问题 渗透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当代中学生赖以生存的社会、学校、家庭的客观环境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升学的压力,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溺爱,离异家庭增多带来的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使中学生心理问题比以往更为突出。 一、当代中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是当今人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有人预言心理疾病将是21世纪之患。有调查表明,当前中小学生中存在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的比例相当高。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王极盛教授历时多年,对北京500多个班、两万多名学生进行测试所得出的结果表明:当今中学生三个人中就有一人存在各式各样的心理问题。如:由于现在独身子女居多,父母整天以孩子为中心,过分关爱或溺爱孩子,往往致使中学生们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延伸到性格上,表现为自私、自大或自卑。当学习中碰到困难,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他们就表现出悲观、失望,甚至退缩、意志崩溃、经不起挫折的考验等。 学校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各门学科都应当担负起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任,当然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作为新时期的历史教师,也应不断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素质,利用历史教材和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丰富的资源,使心理健康教育在历史学科中能充分施展其功能。 二、心理健康教育在历史学科中的渗透 一部悠久的人类历史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素材,在历史教学中我注意充分挖掘其有利因素,努力把握历史学科教学的要求与学生心理需求的结合点,并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发展规律,精心设计教学过程,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实施心理健康教育。 (一)开展“你说、我说、大家说”活动。 1.开展“开心一刻”活动。让学生准备一个历史故事、笑话、谜语,然后与大家一起分享。 2.开展“答记者问”活动。预先选定一位学生,由他面向全体同学,回答其他学生的提问,就犹如一场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般你问我答。 3.开展心理知识小讲座。例如:积极暗示的应用,自我激励的六个步骤,积极心态与消极心态的区别等,可通过小讲座、小训练,培养学生心理教育的参与意识,提高其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 (二)寓心理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 历史教材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创设历史情境、史论结合、古为今用等策略,充分利用历史知识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最佳结合点,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健全的人格、独立的个性。 1.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自信心,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心理健康的标准之一是情绪健康,而情绪健康的特点之一是自信、乐观、有主见。在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中,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能让学生“亲临其境”,“融入”其中,体会古代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例如在学习“元代的社会经济和中外交往”时,我是这样设计的:(1)老师导入:让我们穿越时空来到元代,假如你是一位元代的公民,你会怎样生活?(2)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提示:假如你是皇帝、地方官、农民、商人、旅行家……你会怎样做?)(3)学生交流:“皇帝”说:“我们是游牧民族,放牧的收入有限,应重视发展农业。”“地方官”说:“我会注意发展人口,增加户数,鼓励百姓多开垦田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农民”说:“我会多种植粮食、棉花。”“商人”说:“我会到大都经商,从事漕运和海运。”“旅行家”说:“我会到大都、泉州游玩,到欧、亚、非各洲旅行,去认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并与他结为好友。”等等,这样一节课让学生“经历”历史,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心中一股对祖国的热爱,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2.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形成健全的人格,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对他们健全人格的形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良好的意志品质包括正确的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和自制力。在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时,我主要进行了以下教育: (1)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历史是人创造的。在历史课中历史人物的教育,最能深化学生的情感,以古今中外历史名人为典范,如邓世昌以不屈之精神抗击日本;孙中山以不懈之毅力引领中国民主革命……让学生找出自己内心最崇敬、愿意立志仿效的对象,点燃学生立志的热诚,建立坚定的信心。 (2)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树立学生接受挑战的意识。当代中学生在学习中碰到困难,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他们就表现出悲观、失望,甚至退缩、意志崩溃。曾经有一位学生看到历史内容很多于是很烦,没有坚持多久就放弃了,但他对古代的战争很感兴趣。于是,我让他去了解关于官渡、赤壁、淝水等以少胜多的战役的史实,并教育他实力弱的一方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先决条 件是他们没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放弃希望,没有悲观退缩,这使该生真正从具体的事例中汲取自己所缺少的东西。 3.培养学生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 在平时的历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渗透,使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接受承受挫折能力教育,以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各种挫折,从而消除失落心理,增强适应学习、生活环境的能力。 (1)充分利用历史名人史事,教会学生正确面对挫折,百折不挠,英勇奋斗。例如:孔子为宣传自己的思想,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张骞出使西域,一百多人出发,十几年后,仅两人而归,仍然坚持的精神,等等。通过这些历史上名人史事的学习,学生能从中受到感触,进而增强对学习、生活挫折的抵抗能力。 (2)充分利用名言警句,激励学生应对挫折。如:牛顿“如果你问一个善于溜冰的人如何学得成功时,他会告诉你:跌倒了,爬起来,便会成功”;鲁迅“伟大的胸怀,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命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自己的不幸”等,以及文学、历史都可用的“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不是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等。 通过历史知识学习过程中耐挫折教育的渗透,学生在情感上受到熏陶和感染,进而能勇敢地面对挫折、战胜挫折。 在历史学科中充分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历史学科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必须与时俱进,担负起应有的历史使命。历史教师则要能动地开发学科与自身的潜能,推动历史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历史教育论文:谈历史教师的素质与历史课堂教学素质教育的实现 素质教育要求教育者以人为本,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而作为历史课教学,理所当然也应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和创新。 一、对历史教师素质的要求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应侧重以下几方面: 1.改革与创新的意识。 现代社会发展推动着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从理论观念上、办学体制上、考试评估上、课程教材上、教学方法手段上不断推陈出新。历史课堂教学的改革则出现了推理式、辩论式、程序、图示等多种多样的教学法。改革与创新意识已成为现代历史教师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2.具备广博的学识及敏锐的思维能力。 历史教师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外,还应具备其它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要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教师思维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对学生素质的培养。 3.准确、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 历史教师的语言既要准确无误地表达教学内容,又要丰富生动,紧紧抓住学生的心。历史事件的发生常常具有一定的情节性,对于基本历史史实的讲述,可以抛开教材,融入教师的声情语调,用趣味性的、幽默的语言像讲故事那样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把学生带入教师所设定的历史时空中,而对于难以理解的部分,如历史事件的横向比较、经验教训的总结等,则运用简练、严谨的语言加以阐明。 二、发挥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 素质教育要求历史教师深人挖掘教材中的思想含义,恰当地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首先,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介绍做人的道理,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高度责任感;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的人生价值观;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品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充分挖掘教材中的这些内涵,启发、教育、感染学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其次,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史、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探索史。 近代,中国人民遭受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等几次大规模的侵略,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涌现出了无数民族英雄和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通过以上史实的讲述,同学们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深刻的道理,从而更加热爱共产党、祖国和人民。 三、实施素质教育要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现代化教学手段能将一系列有关的表象融合在一起,创造图文并茂、生动真实的环境,并能构成一幅新的景象,用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现出来。同时它的直观、可视也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且具有信息量大、范围广、摄取便捷和资源共享的特征。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从多个角度,跨越时空提供声、像、图示等信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利用感知的手段自由地获取信息,从而有助于丰富他们的想象力。教师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创造性地为学生构建多途径、多方式和开放式教学环境,学生借助现代化教学手段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和进行自主学习。初中历史教师如能正确使用这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必将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改变学法,教会学生学习 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获得经验的方法的总和。素质教育认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应该是主动的,方法应该是富有创造性的。在课堂教学中,如何使学生学得高兴,学得快乐,并学有收益,确实是每位老师经常探索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乐学常把学生带到愉快的心境,使教和学产生共鸣、产生动力和主动性,这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例如,初二中国近代史课当讲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时,让学生自己讲一讲我国劳动人民营造150余年的艺术结晶——皇家园林,为什么会被英法联军劫后一火焚之,成为一片废墟,至今不能修复。为什么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会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伴随各国瓜分和抢夺殖民地的高潮,通过战争,通过不平等条件,通过租借的手段,步步紧逼,抢去或租借了我国大片的领土,并不断扩大势力范围,逐步控制了我国的经济命脉,直到解放前夕,我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呢?学生听后,不言而喻,动力和激情并存、愤怒与仇恨并举。运用此法,引导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教育自己,要比老师一味的说教效果好,他们不但学到了书本中的知识,还学到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不仅是要让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还要增强学生对历史、对人类、对未来、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感悟和关心程度,让学生从前人活动的功过得失、经验教训中汲取到智慧和力量,从而学会生存、学会交往、学会创造。并且要认识到实施素质教育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过程,才能形成历史学科素质教育的科学体系。 历史教育论文:谈历史学科渗透德育教育的实践探索和体会 2010年3月威宁县县委书记杨兴友在教育工作会议上针对全县德育现状,要求全县开展“五心教育”的提高学生素质的教学活动,主要包括“三生、四爱、五心、五好”等德育和法制教育内容。 新课改和新课标理念要求历史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地方,也是塑造学生品德的场所。充分挖掘历史素材,寓德育和法制教育于历史教学中,培养出德才兼备,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懂法制和身心健全的现代型人才,是今天学校教育当务之急。 历史学科贯穿古今中外,涉及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领域,挖掘历史素材,寓德育和法制教育于历史教学活动中,充分体现历史课德育德育优势。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等历史素材活生生的德育素材;“德主刑辅、为政以德和以德服人”的治国思想,“利民、富民、爱民和惜民”的民本思想,“忠、信、仁、义、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和“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修身立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格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要有那股不甘落后的天生傲气”的积极进取精神,“制天命而用之”、“小国寡民、清静无为也,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和谐社会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博爱平等教育思想等,这些中外历史文化中德育精髓,充分体现出先贤哲人的超群智慧和德行操守。灼古照今,对当前和今后学生德育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三生(生命、生存,生活) 人的一生一定要去过三个地方:一去过医院,才明白健康的重要;二去过监狱,才晓得自由重要;三去过殡仪馆,才领悟“活着真好”,生命只有一次。通过《鸦片战争》学习,让学生知道吸食的危害,明白“拒绝、规劝他人吸食,从我做起”和“反对邪教,不迷信,信科学”的道理。在历史课堂透过历史事件和人物宣讲“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全班同学都是兄弟姐妹”,“中华灿烂的五千年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要求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的班集体。在《昌盛的秦汉文化二》中,讲解司马迁在遭到耻辱刑罚后忍辱负重,以坚强的意志最终写就《史记》,完成父亲的遗愿,名垂千古,彪炳史册,让学生领悟司马迁面对挫折,不幸和苦难选择的不是退缩气馁自残,而是珍惜生命,学会生存,懂得生活。 二、四爱(爱祖国、爱家乡、爱学校、爱师长)和五心(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诚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 1.挖掘历史科素材,寓德育于历史课 “忘记历史,就是意味着背叛”,中学生正处于人格塑造黄金时期。历史学科可以通过历史英雄人物,历史事件渗透“四爱”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屈原纵身跳入奔流直前的汨罗江、文天祥抱着小皇帝投入汹涌波涛的大海、邓世昌与日舰同归于尽、钱学森放弃了高薪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到祖国怀抱、邓小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切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等都是鲜活的爱国主义题材。历史课上组织学生观看电影《冲出亚马逊》《钱学森》《仰望天空》《开国大典》等爱国影片,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影片中,教师运用历史知识给学生解说影片,学生认真写观后感。要求学生会唱几首爱国歌曲,比如《中国人》《我的中国心》《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明白国歌国旗国徽的含义,举办“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历史课读书会等等,使德育“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使学生身为中国人而骄傲和自豪。 2.挖掘乡土历史教材,亲近德育环境 利用乡土历史让学生知道我们威宁县情,了解家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理环境等,强化乡土历史认识。开展“祖国好,家乡美”主题班会活动,落实“爱家乡,爱学校”演讲和书法比赛,出好黑板报,列举家乡和学校历史上名人及其事件,唱几曲家乡歌曲,写几篇颂家乡散文,带领学生参观石门坎柏格里传教遗址,让学生知道柏格里在石门坎“丰功伟绩”。组织学雷锋活动,到养老院送祝福,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等,使学生明白“爱心献给社会”内涵。带领学生参观马摆大山、百草坪等景区,陶冶情操,增强爱家乡,爱学校情感,深化为家乡,爱学校动力。 三、五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知兴衰和得失。中国现代史既是一部屈辱史,又是一部抗争史,面对民族危机,各阶层有识之士奋起反抗,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地主阶级“洋务运动”,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都宣布他们选择的道路不能挽救民族危机。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人民成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真正掌握自己命运,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四、法制教育 依法治国是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马加爵事件、望安事件等都体现了一部分学生是法盲,把学生培养成知法、懂法、用法的人,也成为教育紧迫任务之一。历史科要充分运用得天独厚优势渗透法制教育。在上《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中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想时,可以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让学生有意无意间通过历史学科学习到相关法律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只要广大教师坚持在历史学科中渗透“三生、四爱、五心、五好、法制”德育教 育,一定能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才。 历史教育论文: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 历史教育,从来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人类走向文明紧密相联的一种永恒的教育课题。的历史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有着既不同于传统历史教育思想,又不同于西方历史教育的特征,它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学习和研究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需要。 一 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就把历史教育作为培养训练本阶级的继承人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教育。秦朝至汉朝初年,就设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博士专掌儒家经学传授,把孔子修的《春秋》和专门解说《春秋》的“三传”(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史书奉为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列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唐朝时,史学和历史教学空前繁盛。廿四史中,有1/3成书于唐朝前期。“鉴古知今”,“循古训”,在中国士大夫中一直奉为公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儒家学说的附庸。历史教育的目标,完全是培养忠于封建统治者的人才。 西方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主张改革历史教育。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要让青少年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使祖国的辉煌业绩和着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们的心灵中,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当权者于1893年下达的国家命令中规定:历史教学内容分为三步,第一、第二步均为革命本身的历史;第三步是各族概况及法国美术和工业史。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就着手讨论和制定苏维埃教育计划。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1],列宁这里所讲的“知识”、“基本事实的知识”无疑包括历史知识。1920年底,列宁在评注一份关于教育工作的提纲时,这样写到: 在所有的职业技术学校里增设普通课程 列宁这里说的“职业技术学校”相当于我国的初中。列宁强调增设普通课程的设置,是“为了(使学校——笔者注)不变成培养手艺人的学校”,“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历史学科视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必不可少的知识素养,是列宁关于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前苏联党和政府接受了列宁的意见。1920年以后历史学科一直被列为前苏联学校的重要课程之一。 在战争年代,就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1938年10月,他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的一系列论述,给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在老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中,规定了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史》等。在一般学校中,也规定了学习中国历史。在运动中,还规定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教学的滥觞。 二 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杰出继承者,素以爱读书、爱学习着称于世。他读书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几乎无所不读。在对中国古籍的阅读中,尤其偏爱史学和古典文学。他从历史书中学文学,从文学书中学历史,并巧妙地将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着作中,以及革命事业的实践中。有人统计,已经公开出版的着作中,运用古代成语典故的就有2000余处,[3]这就构成了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大内容。具体地说,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中国革命。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实现历史的超越。比如,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通过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经验,特别强调吸取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而失败的教训,坚决地批判了流寇主义,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路线。 为了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利用历史上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领袖人物发生腐化和宗派斗争而导致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腐败现象。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文章,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建国前夕,告诫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牢记的告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干部教育。一向重视干部教育,他的历史教育实践,注重从才、德两个方面对干部进行教育。1958年,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请记住我站域名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80%~90%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6]赞赏吕蒙虽然年长仍然发奋读书的精神,对我军高级干部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这对改善我军的文化结构,提高军事素质,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吕蒙虽然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读书精神却有借鉴意义。 《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 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在这段话旁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注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7]这些称赞韦睿的话,正是我党的干部应当学习的。 3.青年教育。注意用历史人物对青年进行教育。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会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办学校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不要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待,这种不会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精华,民族的至宝,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他对青年的期望值很高。1958年5月8日下午,在北京怀仁堂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一连举出近40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并以相对肯定的口吻设问:“这是不是个普遍(客观)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可以说,多数是如此。”对青年人的教育、信任和鼓舞,激励着全国青年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奋斗不息,勇往直前。 4.家庭教育。在与子女、亲属的团聚和谈话中,常常鼓励他们学好历史,热爱祖国。1947年9月12日,在《致》的信中指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8]意在要求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国情有所了解。的爱人刘松林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历史的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的次子毛岸青是在原苏联读书的,常常嘱咐他多读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国情。 不但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十分严格,还运用《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教育领导干部对子女应作长远之计,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不能让他们“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7]目前,指出的这种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天下为人父母者,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家庭教育上,是应该很好地向学习的。 5.爱国主义教育。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良传统,在他的讲话里、着作中用爱国主义的事迹、人物铸造民魂,激励人民的事例是很多的。1917年11月,举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时,亲自讲授历史。据《夜学日志首卷》记载:“历史常识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9] 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为了争取每一个有良心的炎黄子孙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写了《祭黄帝文》。他赞美这位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兴起过程的神话祖先:“中华民族,民族轩辕;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5]并根据“世变沧桑,中更蹉跌,”的时代形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战斗誓言。 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因对华夏民族的统一和进步有着极大的贡献,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祭黄帝文》中,把对神话先祖的认同、赞美,同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激发了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提高了人们的进取精神。 三 “古为今用”是历史教育思想的主要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在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引用古代思想家的言论有很多。比如,他引用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0]告诫全党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他引用孟子的“取长补短”,[4]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以谦虚的态度,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引用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4]并给予新的解释。从而阐明共产党人和每个革命者树立起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对古代思想家的言论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这种援引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选择来说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人感到亲切朴实,清新明快,易于被人民阅读和接受。 2.运用古典文学中的故事。历史教育思想实践中大量运用了包括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传统剧目中的故事。比如,他运用京剧《法门寺》里贾桂的故事,[11]批判某些人崇洋媚外的思想,号召人民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他借用《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的故事,[5]教育人民不要怕鬼,要同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敌人针锋相对。他运用《水浒传》里林冲等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11]说明要发动起对建设方针的研究探讨,就必须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将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故事运用到自己的讲话和着作中,使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用这些故事去阐发革命道理,寓情于理,寓庄于谐,从而增强了他写文章和讲话的宣传效果。 3.使用古代的成语典故。古代语言中的成语富有生气,它集中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简洁精炼的成语里,蕴涵着意味隽永的哲理。的讲话及其着作中使用的古代成语俯拾皆是。在使用中,他赋予古代成语新的意义,古语新用,从而使他的讲话和他写的文章更加新颖别致、情趣盎然。比如,他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用“愚公移山”[4]来号召全党同志发扬“愚公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去争取胜利。他在《致蔡和森等》信中,运用“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8]来说明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除非被推翻,是没有肯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用“叶公好龙”的典故,揭露之流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是畏惧革命、反对革命的丑恶面目。对成语典故的大量运用,使的讲话、着作形成了抑扬顿挫、起伏跌宕的独特风格,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从而起到了激励壮志,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 1956年,毛泽 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2],“古为今用”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无论是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很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难怪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7] 总之,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对提高民族自尊心,促进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像那样,用历史教育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激发人民的进取精神,加速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历史教育论文:多方激趣学历史 趣中求知受教育 瑞士着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当一个人对某种事物发生兴趣时,他就会入迷地去追求,去探索。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兴趣,必将成为他学习的内在动力。学生对学习有无兴趣,既是反映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就成为众多教师不懈追求、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我就新编初中历史第一册的教学实践,浅谈几点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兴趣,增强课堂教学效果的体会。 一、 讲究开头,激发兴趣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每节课能否都有个好的开头,直接关系到这节课的成败。如果教师一上课就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就会成为催眠曲,因此必须讲究开头艺术。要达到一开始就引人入胜这样的效果,教师必须依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精心设计好每一节课的开讲导语,用别出心裁、平中有奇的导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如我在认真分析教材第1课《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通过认真分析教材内容和结合当前形势的特点后认为:这一课首先要告诉学生如何做人的道理以及应做怎样的人。所以讲这一课时,我这样开头:“同学们,你们一定听过或读过许多历史故事,看谁能讲出秦始皇、曹操、秦桧、刘胡兰分别是什么时期的人物?他们是怎样的人?”这一问题的提出,顿时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不少学生七嘴八舌在议论。我先后叫了几个学生来回答,但他们的答案都不够准确。这时,我先指出以上人物分别属于那个时期。在学生聚精会神地听时,我板书第1课课题《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导入新课:“历史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的光耀千秋,象英雄刘胡兰,受到了世世代代人民的崇敬;有的遗臭万年,象奸臣秦桧,长跪地上向人民请罪。”这时我指导学生看课文《刘胡兰》、《秦桧》的插图。进而激励学生:“我们学习了历史,就应懂得怎样做人。我们应当做象刘胡兰那样的人,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气节,将来才能为建设祖国多作贡献。”这样的开头,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又受到了教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 讲好插图,引发兴趣 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插图多,直观性强,形象生动。但在教学中,由于插图很多,限于课时,教师不可能每图都讲,只能根据教材要求和讲课需要选择讲解。有些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如果没有向学生讲解,就会使学生似懂非懂或一知半解。经过教师讲解,既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又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知识。如第8课《战国七雄》中的《商鞅舌战图》。因为“商鞅变法”是这一课的重点。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形成,是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的变法或改革来实现的。讲好《商鞅舌战图》,既可以使学生了解商鞅作为改革家的气魄和才华,又可让学生懂得改革的不易和改革又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提高学生对商鞅变法带来的历史作用,即“秦国的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加强,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的认识,也为以后理解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打下基础。为起到这个作用,我在讲课时,让学生看《商鞅舌战图》的同时向学生讲解:图中就是当时商鞅舌战大臣的情景。中间席地而坐的是秦孝公。商鞅,这个历史上着名的改革家,正在跟反变法的大臣辨论。你看他手拿竹简,引经据典,振振有词。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方便,就不必效法古代。他响亮地喊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法口号。坐在他对面的是两个保守派大臣甘龙和杜贽,被商鞅驳得张口结舌,坐不安席。这一场历史性大辩论,最后由秦孝公作决定:他说:“商鞅说得对,就按商鞅说的去办”。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学生全被吸引往了,达到了引发学生兴趣的效果。 三、 巧设疑问,以疑激趣 学习新知识,实际上就是设疑、解疑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设置一些疑问,把它摆在学生的面前,使他们先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后激励他们去寻求“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学生找到“又一村”后,就会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又能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我在讲授第19课《昌盛的秦汉文化》第一目 “纸的发明和蔡伦改进造纸术”时,为了让学生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我国发明的造纸术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时,我作了这样的设计,我先提问:“同学们都知道,纸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哪个同学能够说出首先发明纸的国家和时间?”当学生作出“中国”和“西汉前期”的正确答案后,我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有谁知道我国在纸发明以前用什么作书写材料?”有同学回答 “龟甲、竹木简或帛”后,我简要向学生介绍在纸张发明前我国书写材料的变革:殷商-主要是龟甲和兽骨,也有铜器和玉石器;西周——主要是铜器;春秋——竹木简盛行,并开始用帛书写;东汉——竹木简和帛仍是重要的书写材料。我又指着《蔡伦》图说:“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105年改进了造纸,造纸原料请同学们在书中找出。”这样一环扣一环的设疑解难,把学生引向似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的“又一村”的境地,这样既激发了兴趣,又掌握了知识,也更好地理解了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的伟大意义。 四、 创设情境,以情求趣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在教学中,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坚持情感教育,即在教学中创设能激发学生情感,有吸引力的环境,把学生引入课文内容所描述的情境中,使学生在感情上受震动,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这是很重要的。如在讲第18课《两汉经营西域和对外关系》一课时,我告诉学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大月氏,东西夹击匈奴。在讲到张骞带着100多人刚走出汉朝边境,就被匈奴兵抓住时,学生为张骞的安危担忧;当听到匈奴人想让张骞投降,把他拘留了十几年,而张骞始终保持汉节,忠于祖国时,学生被张骞临危不惧,忠心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继而听到张骞终于找到悔会逃出时,学生又为之欢欣鼓舞;当再次得知张骞历尽千难万险,从大月氏返回汉朝的途中又被匈奴人捉住并扣留一年时,学生又一次为张骞的命运担忧;当知道张骞好不容易在经受13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和另一个人回到了长安时,学生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个故事具体情节的生动描述,不但使学生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如身临其境,为张骞的命运时忧时喜,同时又加深了对张骞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深深地被张骞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这时我又强调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探险家和外交家。在他二出西域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得到频繁的交流,并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使新 疆地区正式归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和开辟“丝绸之路”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这样以情感人的教学,使学生对张骞在历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能更好地回答课文中提出的“张骞对我国历史上作出了什么贡献”的思考题。 捷克着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在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和途径还很多,如 巧讲典故,以奇引趣;精读诗词,以诗牵趣;编写歌谣,以歌导趣;设置图表,以图增趣等等,只要经过教师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就一定能在教学中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使他们的学习化繁为简,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在充满兴趣的教学中,既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又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教学质量,真正达到学史明志,知史做人的目的。 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育应张扬人文素养大旗 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两千多年前的《易经》就提出了人文的概念:“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西方,其拉丁文词源humanitas,意即人性、教养。中西旨意相类,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讲其实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是通过授予受教育者以历史知识,使其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和审美能力等方面得到发展,通过历史的濡染与涵化,提高其自身修养与素质,学会做人。 一、历史教育的困惑 教育最终要解决的是人的发展问题,诚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教育的艺术就在于。要让受教育者把周围的东西‘人化’,……从这些物品中感到人性的东西——人的智慧、才干和人对人的爱。”但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却被不断地肢解化、工具化。 回眸20世纪人类社会,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并由此带来发展性危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强烈地激发了人的贪欲和功利意识,伴随着现代文明发展的是技术理性的片面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相当程度的失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灾难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至今未散的核恐怖阴云,出现了极端残暴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式的人间恶魔。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空前程度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大众文化冲击下的人文和精神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全面实行,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市场经济带来了物质产品的丰富,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世风日下、人情淡漠、人们的价值观与道德观面临危机。有人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鄙弃道德、崇尚财富的“唯物”主义时代,有人感叹人文精神的失落,有人呼吁重振人文精神。由此文化界、教育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科学、人文与当代中国教育”的大讨论。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的不平衡也反映在历史教育上,一方面,历史和历史教育受轻视,在社会文化事业和教育体系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经济利益的考虑左右着人们对知识的选择,历史课被视为小儿科,可有可无,历史教师也只能做个三等公民,处境尴尬。另一方面,历史学科和历史教育被扭曲、被异化,技术性功能替代了人文性功能。在学科设置上重理轻文的同时,还把所有的学科都纳人了专业人才的培育轨道,历史学科同样赋予明确的 专业特性,淡化了历史学科的公民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教育受苏联的影响,片面强调历史教育的政治教化功能,其人文精神往往被异化为对某种政治理论的诠释,而且这种诠释又是随着政治斗争需求而变化的。时期的儒法斗争史的学习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历史教育的工具化目前最突出的表现在应试教育中,针对高考需求的中学教育具有最直接的功利性,考试的得分是衡量教育水平的主要标准。历史教育之所以还能在中学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除政治教育的需要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考的需求了。固此,目前中学历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应试的工具,对试题的钻研和应试技能的训练几乎成了历史课的主轴。 二、历史教育的本质 美国教育家杜威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知识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不是因为它是关于过去人类的产物,而是因为它在解放人类智力和人类同情心方面做出了贡献,任何能达到这种结果的教材都是人文主义的,任何不能达到这种结果的教材连教育意义都没有。”历史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素质教育。首先,从历史学科的内容看,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历史学是记载人的功业,以人及其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有人称之为“人学”,它不同于以物为研究对象 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主要的问题和最终目标是解答事物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而历史学不仅要求说明:“是什么”和“为什么”,还要求判断“该怎样”,即不仅仅要有事实性认识的层面,还需要价值性评判的层面,以一定的价值取向和理想 目标为依据,对研究对象做出是非善恶的价值和道德的评判。优秀的教育家往往善于灵活运用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例,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熏陶。翻检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文集,这种以史育人的实例,几乎俯拾即是。他介绍东汉杨震的“四知”告诫学生严于律己,弘扬“慎独”精神;以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颜元为榜样,激励学生“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他用意大利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拿着他的无线电发明,向帝国主义投效”,充当了墨索里尼的科学“刽子手”,以此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和人才的价值取向等等。 其次,历史学习与研究的方法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更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强调在理解、体验之中来实现对历史事物的认识。这是历史学方法上的人文性。历史教学在本质上就是要以活生生的历史事实的再现为依托,通过科学的解释和分析形成历史知识,由此拓展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磨练学习主体的精神品质。 再次,中学历史教育面对的是正值花季的青少年,他们的世界观和人文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决定着未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能够更全面、更综合的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的累积经验,并从历史上因价值理性的缺失而导致的社会发展失衡中为人们提供深刻的教训。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从中学生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情感特征出发,让历史教学浸润在人文的氛围之中,带着丰富.的情感色彩,并给予他们精神上的磨砺和馈赠,以取得知识、思想、能力与情感教育合一的效果。 另外,与过去的教学大纲相比,国家研究制定的新历史课程标准更加突出了“以人为本”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教育理念上,改变了过去过分注重智育和传承历史知识的倾向,强调历史课程要促进每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培养良好品德、培养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在学科体系上,打破了历史学科的王朝体系,从历史发展的客观真实过程出发,将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时期和阶段,注意初高中的区别和衔接,建构新型的中学历史学科体系,更好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体现了少而精的原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在学科内容上,避免了中学历史课的专业化、成人化的倾向,以贴近中学生,贴近现代生活为导向,适当减少历史理论的阐述,降低教学的难度,重视社会生活史、文化史、宗教史、法律史、科技史等内容的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素养。在师生关系上,强调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心理特征出发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避免脱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心理特征的实际,背离历史教学的真正目标。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过去重视机 记忆而轻视理解记忆,过分重视学 习结论而轻视学生的独立思考,过分重视历史知识的再现而轻视历史知识迁移能力培养的倾向,将实地考察与调查、课堂讨论、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作为历史学习的重要方式,注重归纳学习与演绎学习的有机结合,鼓励学生积极探究历史问题,形成主动学习历史的态度,从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科学态度、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综上所述,必须给中学历史教育恰当定位,使其回归本质——主要承载人文素质教育功能的基础性教育,以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 三、培养人文素养的策略 我国着名的教育学家袁振国教授曾概略地诠释过科学教育和文科教育各自的特点:科学教育的工具性价值超过目的性价值,文科教育的目的性价值超过工具性价值,科学教育更主要的是为了传授知识,为了提供一种工具,是启智的过程。文科教育虽然也要传授知识,也为人们提供一种生活的工具,但它更是情感、人格的陶冶过程。他指出文科教育的过程,“是精神享受的过程,是提高生命质量的过程;是体验和提升生命价值的过程;是感悟自由精神的过程。”对此,我们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如何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呢? 1.将情感、态度、价值观放到教学目标的首位。从学生发展的角度讲,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与教育比多掌握一些具体的历史知识更为重要。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只要没有阅读障碍,如果他有学习历史的心理需求,一生中随时可学,而青少年时期正是情感、态度、价值观逐渐形成的关键时期,作为施教者必须把握良机。因此,我们的历史教学目标设计首先确定的不是知识目标,而应是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目标。 例如《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大业》一课,我们把“一国两制”确定为教学重点,引导学生认识这个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创造性的构想,是邓小平从历史与现实出发,做出的理论创新,把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引导学生从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去认识人生的价值,作为本课的首要目标。教学中围绕教学目标,巧借诗歌人课堂,以国民党元老、辛亥老人于佑任临终前的悲歌《望大陆》导人新课,“未成曲调先有情”;在讲香港回归时,引用林则徐的后裔,曾任我国驻 联合国大使的着名外交官凌青的诗:“粤海销烟扬我威,但悲港岛易英徽;百年国耻今昭雪,只缘华夏已腾飞”创设问题情境,分析香港得以顺利回归的原因;最后朗诵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乡愁》结课,使整堂课浸润在浓郁的情感氛围之中,达到情感、知识、思想、能力 教育合一的效果。 2.教学内容的安排着眼予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和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当代青年既要有走向世界,参与全球竞争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更要有立足于民族自身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新精神为己任。这些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素质教育目标,如何通过展示和分析以往人类的经历有效调动生动活泼的历史资源,以符合中学生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的形式,在历史课堂的教学内容中得到体现,是历史教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恰当选择与重组教学内容。 我们在教学中对教学内容的选取,主要遵循以下这些原则:①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社会发展观的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②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使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做贡献的责任感;③有利于培养学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和认识历史的能力,以及对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的理解;④有利于学生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历史的曲折过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步形成真诚善良、积极进取的品格,健全的人格和心理,以及健康的审美意识和情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⑤有利于引导学生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正确看待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养成积极参与改革和国际竞争的意识。 在学习世界历史《第二次工业革命》一课时,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首先,通过列表梳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科学技术新成果,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次,以科学家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激励学生的积极进取、持之以恒、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第三,,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人类,也可遗害人类。诺贝尔发明是为和平利用,马可尼却拿他的无线电效忠法西斯;第四,科学家有国界,科学无国界,抓住机遇可以后来居上,日本就是典型。这样,历史教育中充分运用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源,恰当重组,再现历史,展开与历史的对话,提炼精神财富,形成历史认识,从而陶冶学生的品格与情操,启迪他们的历史智慧,达到“注之以爱,启之以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的目标,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3.教学过程运作以学生的主体参与为主。设计以学生发展为目标的教学过程,明确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正如《学会生存》一书中所说:“教师的职能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授知识,而越来越多激励思考;除他的正式职能外,他将越 来越成为一个顾问,一个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焦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韵人。”这就要求历史课堂教学必须摆脱过分注重知识结论的僵硬式灌输,忽视探究式学习过程的模式;以学生的发展作为终极目标,摆正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以生动活泼的历史知识和学生的亲身体验为载体,不断地诱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动机,通过开放性的教学过程,循序渐进地培养综合能力,逐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调动学生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就要使学生有参与的热情和勇气。教师要创造平等、民主、和谐、合作、互动的课堂氛围;教学语言要富于激励性、启发性;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要切合学生的实际水平;采用多种让学生参与的形式,如谈话、讨论、辩论、角色扮演、材料研 习、调查访问,以及采用国际上流行的案例教学的方式来组织教学活动等。 如学习《鸦片战争》,我们围绕“鸦片战争是否可以避免”这一问题,让学生搜集资料和组织活动,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更加深刻地认识19世纪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世界趋势,增强全球化的民族意识。步骤如下:第一步,提出课题,将学生分成“中国组”和“英国组”,分别研究鸦片战争前的中英两国概况;第二步,各组拟订调查纲要,分头搜集资料,着眼于中英双方国情综合比较,注重政史地知识综合,从地理、人文环境比较;第三步,课堂上“中国组”和“英国组”陈述两国概况,大家讨论中英两国情况说明了什么?中英鸦片战争是否可以避免?第四步,课后进行资料成果展览,突出国防意识和与时俱进、富国强兵的主题。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成为“导师”,他不是文化、真理的施与者,不是教给学生什么准绳,而是促使学生去发现这些准绳,激发学生对探求知识的责任感,唤醒学生的潜在力,促使学生从内部产生一种主动的力量。这样的教学活动才是合乎人性的要求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4.建构兼顾认知、技能、情感的多元化的教学评价模式。教学评价也要从促进学生的发展出发,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为学生的自主发展和人格完善创造条件。历史教学的效果不仅仅体现在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点,更体现在他们是否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存在,是否在历史的塑像前悟到了历史认识,获得了主体化的历史;体现在学生面对感性的历史能否体验到一种历史情怀。缘此,历史教学的评价,不单是对学生掌握知识状况的评价,而且要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情感态度等学习目标达到的程度进行综合性、发展性的评价。 评价的形式和方法应多样化,可采用提问、作业、口试、笔试等形式,方法可采用办故事会、做文摘卡、绘制历史题材的图画、编辑历史题材的小报或板报、编演历史剧、设计历史题材的软件、撰写历史考察报告或小论文等。摆脱过去单一以考试为形式,以 分数高低为 衡量标准的模式,实现由终结性鉴定转向发展性评价。 理想的历史教育理念,首要的问题在目标定位上的纠偏;改变以往过分突出其工具性的偏谬,使历史教育回归其本质,即承载人文素质的教育功能,在素质教育中起着人格养成和文化熏陶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我们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评价须契合这种理念。 历史教育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与素质教育发展研究 一、确立历史教育的素质观 历史是对过去人类社会的现象进行和规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它立足现实,了解过去,具有以史为鉴、展望未来的特点,我们在教学中要根据历史学科的特性,实现素质教育的总目标。 1.学习历史能加强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德育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历史使命感教育等。许多历史人物与事件中可以对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能在学生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对其平时的为人处世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2.学习历史能使青少年获取丰富的财富,陶冶思想情操。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前人留下的精神(物质)遗产能帮助后人树立民族自豪感、坚定的信念,弘扬民族气节和精神。同时,在平时的教学中还要学习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优良成果,对不同地域、不同民俗文化进行比较,从而优化学生的素质结构,如古代埃及文明、西亚文明、欧洲的爱琴文明等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3.了解历史能促使青少年在逆境中成长。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愈发进步,社会竞争与挑战愈来愈激烈,每个人都面临困难和挫折、成功与失败,新世纪的劳动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挑战性和战胜危机的顽强意志。生活现实告诉人们:人生除了平淡无奇的重复外,给人们带来的不是机遇就是困境,而未来社会能使每个人的生命变得波澜起伏,关键要有承受挫折与战胜危机的意志和自信心。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告诉我们,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后,中国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懈斗争,先后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均以失败告终。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抗争,以至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民经历了百般挫折,战胜了重重困难,顽强意志使他们完成了祖国解放和民族独立的事业。 二、探求适应历史教学与素质教育相统一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学大多采用克里夫的教学模式:“组织教学—复习旧课—教授新科—巩固新课—作业布置”。未免过于保守,禁锢了老师在历史教学课堂上的主观能动性。而素质教育是一种创造性的教育,追求的不仅是历史知识的传承,而且着眼于学生学习方法的转变。历史教师的最高追求不再是学生对历史信息的机械存储,而是培养学生的搜索分析能力。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主动观察分析,形成概念,掌握新工具以解决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 1.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自觉学习。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主动探索知识的过程,若是在老师的逼迫下学习,则显然有悖素质教育的理念,而且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知识。只有学生对历史课程感兴趣,愿意为之学习,然后才能学好历史。同时,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在教学方法上,从解决“问题”入手,紧密结合教材内容,有机地渗透教育目的,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为祖国的未来发展而学习奋斗,使学生产生强有力的学习原动力。 2.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优秀的历史教师教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方法,在当今素质教育环境下更应如此,随着我省文综高考自主命题,教师在平时的教学和学生学习中,更要把学习历史知识的规律和方法教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中自我认识、自我发挥、自我培养、自主发展,从而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劳动。托夫勒说:“未来的文盲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可见,新时代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要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学生制定不同对策,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实施培养。 新世纪,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对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和研究素质教育理论,吸取研究成果,渗透在教学过程中。素质教育首先是实践教育,需要通过大量的教学活动,积累丰富的经验,然后使之上升为理论,最后形成素质教育的理论体系,从而指导教学实践。 历史教育论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促进历史教学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是一种综合运用声音、文字、图像、动画、视频影像等多种媒体的现代多媒体技术。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从多方位刺激学生的感官系统，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强化学生的记忆，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的有效途径。下面就现代多媒体技术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所产生的效果，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人们常说：兴趣是生活中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才能积极主动、愉快地学习，才能在课堂教学中真正发挥其主体作用。而兴趣是一种积极作用的情绪，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和情感相联系，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赏心悦目的情境，使学生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的感觉，激发出学生积极探索的活动，调动起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从而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完成教学目标。 如我在讲授《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内容时，先播放一首学生熟悉的革命歌曲《南泥湾》，让学生在优美的歌声中感受到南泥湾由“草莽丛生、野兽出没”被开辟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的过程。听完后，教师问学生：这首歌曲反映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什么阶段？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正面临什么困难？面对这种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哪些措施？结果如何？以此引入教学。又如讲《鸦片输入和禁烟运动》一课时，先播放电视纪录片《拒绝，远离毒害》让学生明白鸦片之害；再放电影《林则徐》中有关“禁烟”、“销烟”的历史背景及林则徐采取的禁烟措施片断。进而引导学生看书思考：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向中国输入鸦片？清政府对待鸦片的态度如何？鸦片战争的爆发因何而起？让学生看书展开讨论，主动发言，教师给予辅导补充，这样课堂气氛活跃。把以前被动的学习变成了主动、愉快地参与。很好地完成本节的教学任务。 二、运用多媒体技术，以突破教学难点。 历史教材中有时某些内容比较抽象或复杂，年代久远或地域空间概念强，学生感到陌生，教师也难以用语言讲清，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很难突破这些难点。而运用多媒体教育技术，可以变抽象为具体，变无声为有声，调动学生各种感官共同作用以强化感知，或帮助其建立起地域空间想象能力，解决了过去许多教师无从下手的苦衷。 如讲“新航路的开辟”内容时，对于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四位航海家的航海路线，学生往往难以记住。我在课堂上使用下载的多媒体课件（FLASH动画）分别演示了四位航海家的航海过程。经过的地域用画的小帆船在经过的路线上行走,在路经重要地点时，能自动、醒目地显示所经地点的名称，展示出时间和人物画象，学生看了演示动画后效果很好，大多能讲清楚四位航海家的航海路线，且能记住时间和航海家。起到了其它教学手段不能达到的效果。 又如讲授“西安事变”内容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各派的态度是学生难以掌握的难点，我播放了记录片《西安事变》中的五个片断：（1）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2）宋美龄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斡旋；（3）亲日的何应钦兵围西安，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4）率中共代表团去西安调停；（5）张学良送到南京。进而提问学生：张、杨既然实行“兵谏”，但为什么不处决蒋？宋美龄和何应钦同属国民党人，为什么宋庆龄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何应钦则要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大革命时屠杀大量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什么共产党还要派代表团去西安调停，也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生联系五个电影片断，经过看书思考，就很容易回答上述问题，弄清了国内各派别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目的，从而解决了难点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从全民族利益出发的伟大决策有充分了解。 三、运用多媒体技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反映，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的规律性联系。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素质的基本要求。多媒体表现力强，信息量大，可以在课堂再现历史场景，学生通过观察直观画面，展开丰富的想象，进行积极思维，从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思维向纵深发展，最终形成一种能力。 如讲“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内容时，先播放有关介绍金字塔的录像，引导学生观察：金字塔外观宏伟、庄严；内部结构复杂，装饰精致；工程坚固耐久。进而引导学生思考：金字塔象征着什么？在地处沙漠地区、没有任何现代机械设备的前提下，金字塔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它的建造体现什么？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积极发言，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建造方案。既学到了知识，锻炼了思维，又使思想得到升华。 又如讲《甲午中日战争》这一节内容时，播放电影《甲午风云》中的这样几个镜头：邓世昌等北洋水师官兵海上奋勇抗敌，壮烈烈国；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避战自保”；慈禧太后筹备六十大寿庆典，大肆铺张；挪用海军军费，建造公园；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灭。进而引导学生思考：北洋水师为什么在短时间里，就毁灭在日本侵略军手里呢？学生通过思考，联系李鸿章退缩避战、慈禧太后铺张浪费的镜头，得出结论：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的根本原因。通过不断的思考，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四、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情境，陶冶学生情操，塑造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 历史课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的好教材，它在培养和塑学生具备良好的品德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作用。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把思想品德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要挖掘历史教材中蕴含的思想内容，对学生进行马克 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情教育。但是，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的课堂教学，单靠语言来描述，缺乏情景和环境渲染，往往不能使学生产生共鸣，难以发挥历史学科的思想教育优势引起学生情感共鸣，自觉地接受熏陶。而利用电教手段，就能解决上述难点。现代化教学技术的应用，最佳情境的创设，形象地再现历史场景，有利于强化学生的情感，使学生感受到历史氛围，从而进入角色，受到感染和教育。如讲“鸦片战争“内容时，可播放电影《林则徐》中的几个镜头：官兵吸食鸦片，精神不振，战斗力削弱；政府白银外流，影响清政府的财政入；人们吸食鸦片，造成家破人亡。短短几个镜头，不仅形象地再现了鸦片输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而且增强了学生对的认识，了解了的巨大危害，使学生在接受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自觉地受到防毒反毒的教育。 五、运用多媒体技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来临，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会自主学习成为教学中的重点问题。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能起很大的作用。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列出阅读提纲，指导学生阅读，教师再针对提纲提出的问题，检测出学生的阅读情况，久而久之，学生就能形成很强的阅读能力。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提高观察、分析、思维等高层能力的基础。许多学生不能掌握知识，乃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流畅地阅读、有理解地阅读，还没有学会阅读的同时进行思考。 总之，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条件，各种现代化科技成果被用于教学中，既推动教学手段的更新，而且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革。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声、光、形、色、音等多种信息作用于学生，既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又能在在他们的大脑皮层中留下了很多较深刻的历史现象痕迹，从而加深了学生对所学历史知识的印象，便于学生记忆历史知识和形成良好的品德，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现代教育技术与不断改革的教学手段相结合，一定会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历史教育论文:浅议历史教学与马克思主义教育 提要 本文指出,在历史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必须讲清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确认 识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引导学生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历史教学应当通过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讲授,以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来 教育青年一代,培养他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提高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观察 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必须把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贯穿其中。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就必须讲清楚“人民群众是创 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 、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唯物史观 认为,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没有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活 动,就不能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问题,人类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社会发展史归根到 底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即劳动群众的历史。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再进一步结合史实引导学生认识,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活动所提供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创 造精神文化财富的物质基础,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创造和发展,追根溯源,都来自群众的实践。 历史上,劳动人民直接创造了大量光彩夺目的精神文化财富。语言和文字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发 展的;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建筑、雕刻、绘画、诗歌、音乐、舞蹈的创造,都出于劳动人民之手。同时,在劳动 人民中,还涌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教师在教学中利用这些生动的历史 事实,引导学生认识劳动群众是科学文化的真正主人。 在历史教学中,还必须结合史实,着重指出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这种“决定”作用,在社会大变革时 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代谢,总是 通过人民群众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新兴剥削阶级也加入革命运动,甚至成为革命的领 导者,但革命的根本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始终是广大劳动群众。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杰出人 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阶级的需要、群众斗争的需要而出现的。随着社会 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当历史进程提出要求,特别是提出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任务时 ,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同维护旧制度的反动阶级作斗争, 需要在先进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这就要求有杰出的领导人物把这个 发动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担当起来,而这样的杰出人物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应运而生。 杰出人物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代表着先进阶级和集体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或客观上符合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任何杰出的人物 ,不管其个人特点如何,也不管其作用多大,都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时代,不能脱离所属的阶级,不能脱离群 众斗争的实践,更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在引导学生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坚持辩证的分析方法。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具体的、深入的、全面的分析,对于以往的杰出人物,要分清其成绩与缺点、 主流和支流,把握他的主要倾向。既要肯定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同时又要指出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只 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必须引导学生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似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 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察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方法,这个方 法也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矛盾分析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引导学生根 据已经掌握的历史知识去理解新的历史知识,引导学生透过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培养分析、综合历史问题的能 力。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要想使学生透彻地掌握规律性的历史知识,教师必须注意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必须在历史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 历史教育论文:有关对历史教学中创新教育的探索 一、转变教学观念,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的能力 创新教育要求教师树立新的教育观。叶圣陶指出:“师当然须教,尤宜致力于导,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知……教是为了不教。”因此,我在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自学的能力、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主动探索能力的培养。例如:我在学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老师在讲台上给我们讲授其爆发的原因、过程、影响,而我们在下面似懂非懂地听,听完后只记住了里面的“重点”。所以当我讲授这一课内容时,就没有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而是把“教”变成了“学”,简要过程如下:导入新课后,为了培养学生概括能力和疏理知识的能力,引导学生自学完成如下作业:1.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什么?2.革命过程中主要有几件事?3.革命的影响(国内、国际)是什么?革命过程有何特点及其说明了什么?等等。学生完成后,公布自学结果,我再对学生自学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及教材中的重点、难点进行串联讲解,最后,鼓励学生向课本质疑,向我质疑,把思维的触觉点升华到理论高度,营造一种宽松的教学双向交流的气氛。这样就把教学活动真正变成活跃学生思维、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创新的过程。 二、打破传统教学方法,创造想象驰骋的空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使他们有最大的学习主动性,以满腔热情和坚强的意志努力获取知识,对于学习中的艰辛也不再感到苦涩。然而并非每个学生都对学习有兴趣,学习中的挫折、困难会使一些学生由害怕变为厌学。教师应善于帮助学生认识到知识竞争的新形式,学好知识,培养多方面的能力,这既是学生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又是社会生存的需要。教师应引发学生求知的欲望,让学生真正把“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促使学生从畏难发愁、望而却步转变为跃跃欲试、知难而进。例如:在讲《美国独立战争》一课时,当学生按照我教给的方法进行自学,对战争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有了较深了解后,我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引导启发学生编小故事,要求与本课内容相符,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也可以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还可以以美国总统华盛顿的身份……通过编故事让学生发挥想象力,学生既对本课内容有了深刻的理解,又得到了快乐,更训练了创新意识,培养了创新能力。 三、质疑解疑,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问是思维的火种,是创造的动力。北宋张载曰:“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于无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不难看出,任何知识的取得,能力的培养和形成,需要由有疑到无疑,再由无疑到有疑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全面把握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实际,精心设计每一个问题,要求题目难易适中,深浅适度,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点到面。例如,学了《法国大革命》后,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17、18世纪两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们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问题一提出,学生的思维马上活跃起来,立即联系前面所学的知识对革命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比较,积极回答问题,并且提出新问题,这样既能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又能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四、精心设计练习题,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练习是学习理解知识、运用知识和形成技能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科学有效的练习能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例如,我在讲《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这一课时,在学生对本课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后,设计了这样的练习题:八国联军的侵华过程是“一路顺利”还是“毫不费力”?这说明了什么?2.抗击八国联军斗争英勇的义和团结局如何?为什么?3.结合《辛丑条约》内容谈谈这个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哪些危害?针对这些问题,学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得出了满意的答案。这样的问题,既锻炼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又培养了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总之,创造并不神秘,“人人即是创造之才,时时即是创造之际,处处即是创造之地”。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教学的整个过程,有利于打破一些学生固定不变的思维定势,训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开发学生的智力。只要教师在教学中转变角色,变单纯的教学传授者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以科学的方法训练学生,学生的创新意识就会逐渐形成,创新能力就会逐步提高。 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思考 摘要:实施素质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历史课程实施素质教育,应树立素质教育的课 程地位观、目的任务观、教材观、课程结构观、教法体系观、教学评价观和学习动力观。 关键词:历史教学 实施 素质教育 思考 历史课程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要在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充分挖掘这些知识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充分利用教学等其它方式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充分发挥历史教师作为多种角色的榜样和影响作用,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养成遇事具有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等意志品质,并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能力。 一、树立素质教育的课程地位观 历史课程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确保历史课程的应有地位和课时计划的落实。中学历史课程是国家基础教育课程计划中规定的必修课程,是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历史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反复重申了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历史教师应认真上好历史课,确保历史课程应有的地位和课时计划的落实。 二、树立素质教育的目的任务观 全方位地认识学科教育的功能,辩证地理解历史教学的目的任务。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是通过多门学科的课程的实施来实现的,但并非一门课程只承担某一种素质的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任务,要求每门课程在确定目的任务的时候,应全方位地认识学科的教育功能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往,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学科教育的智育功能、德育功能以及美育功能而较少涉及到形成具有统摄作用的观念、意识等深层次的文化教育功能和养成良好个性品质的心理培养功能。这种文化教育功能是由学科本身的文化价值所决定的。历史学科教学内容的广泛性、丰富性,决定了它在素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教育价值。历史教学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和人际交往过程,还具有心理培养的功能。因此,在确定历史课程的目的任务时,要全面地辩证地理解历史教学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项任务之间的关系。 三、树立素质教育的教材观 教材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媒体。从素质教育目标出发,要树立多元的、主体的教材观和灵活处理教材的使用原则。历史教科书是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媒介,学生通过学习教科书的内容来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因此,不能教材仅仅视为教科书。除了教科书以外,有关的音像制品、文物、历史纪念场馆、历史遗迹等也都是学习历史的好教材。有条件的地方,教师要善于吸收“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的各种不同版本教材的优点。 在教材的使用上,要改变传统的“忠于教材”的陈旧观念,要根据义务教育的要求,并结合实际,灵活地处理教材。为了使历史教学更好的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在教学内容上可以突出以下几个着重点: 1.要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美德的教育,以帮助学生从历史上认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提高其思想道德修养和民主法制观念。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2.要重视和加强中外改革史的教学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的教学。帮助学生从中外历史上加深理解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提高学生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适应能力,为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3.要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以帮助学生从历史上了解家乡,从而更加热爱家乡,增强为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献身的感情和一定能建设好家乡的信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的情感。 4.要重视和加强人类历史发展中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教育,以帮助学生从历史上认识加强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从而树立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 四、树立素质教育的课程结构观 要树立全面的历史学科课程观。课堂教学是历史教学的主要形式。历史课堂教学要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指导思想,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课堂教学要努力体现“谈古论今”的原则。在继续加强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学科活动的内容、方式,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形式的课外历史教育活动,真正把学科活动作为整个课程的有机部分,树立全面的历史学科课程观。 五、树立素质教育的教法体系观 素质教育的主体性和全员性特点,决定了素质教育强调启发式原则和因材施教的原则。素质教育上述原则决定在教法上注重组合。历史教学为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在教法改革上似可做如下表述:依据实际(即教材、学生、教师以及教学环境四要素的实际)。发挥优势(即充分发挥教师教学技能技巧和教学特色方面的优势),优化选择(即从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中选择最优的方法,做到教学有法无定法),优化组合(根据教学四要素在教学中的变化,相应调整教学方法的组合形式,以求达到教学方法的选用与组合,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符合教学四要素实际的最佳组合,实现教学最优化)。 历史教育论文:试论历史教学中的创新教育 一、创设和谐课堂氛围 学生的创新思维并不是教师直接培养或给予的,而是在适宜的教学环境下自主发展的结果。为此,转变旧的教育观念,树立民主、科学的教育思想,给学生营造一种个性化、民主化的学习氛围是创新思维的保障。 1 历史课对学生树立创新意识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历史课中,有古今中外着名的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艺术家等,他们所进行的奋斗,对学生创新品质形成具有启发教育作用;他们的崇高声望,往往会转化为学生巨大的创新动力。 2 营造平等的师生关系。构建一个民主、宽松、平等的课堂教学氛围,使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发言,认真倾听学生的意见,积极保护学生的奇思异想。这才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萌发与发展。 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历史教学中,发展学生创新思维就是要激发学生“问题”意识。教学中,一些教师先设疑后解疑,往往不能引起学生的积极思考,原因就在于教师提出的问题引不起学生的兴趣。我们应当把质疑的权力还给学生。“要相信孩子”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个重要主张。质疑的氛围一旦形成,思路一旦打开,他们就会像鱼儿寻食一样去追求知识。而且,他们不只满足于课堂上质疑、解疑,还会把自己的疑问带到课外去解决,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自主学习能力。历史教学中,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提问,二是学生的发问。 1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提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教师的提问,要在深入研究教材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重点和难点,同时理清各部分知识的内在联系,精心设计、环环相扣,从而使学生去思考、联想、探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发现历史的本质,进而明白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目标。例如:在讲“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先问“什么叫民族融合?北魏民族融合的重点是什么?”再问:“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是怎样?有哪些主要内容?改革有何重大的意义广最后要求列出简表与商鞅变法对比,找出异同点、加深印象。 2 鼓励、诱导、启发学生发问也是培养学生产生“问题”意识的重要手段。回答问题固然是一种能力,善于提出问题更是一种能力。孔子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只有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才能激励学生创新的冲动。 三、训练学生求异思维能力 教学中,教师除了要让学生知道“是什么”之外,还要启发学生思考可供选择的还有什么。不要把学生的思维限制在“一”上,而是努力促使学生去探索“多”。如在复习《中国历史》关于中共在各阶段实行的土地政策问题中,教材只给了当时土地政策的内容、影响,没有涉及到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他问题。教学中教师应启发学生思考,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大胆求异创新。在学生思考、讨论并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基础上,教师总结指出:第一,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做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包括地主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一时期,中共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有利于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这种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手段,虽然是权宜之计,但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二,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旧中国,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获取财富的主要来源。旧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中共实行的土地政策,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就丰富了教学内容,使结论更加科学、完整。同时教师还要充分肯定学生大胆求异、不盲从的精神。这就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意识地培养了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四、课后练习宜布置开放性题目 课后练习是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考虑到不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练习题应少而精,要以开放性题目为主,给学生留有实践、创新的广阔空间。如在学习《世界历史》中有关工业革命的影响时,教师可让学生结合所学的历史、地理知识进行评价,要求学生在评价时各抒己见,但要言之有理,自圆其说。这样,不仅帮助学生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究。这就既培养了学生动脑的习惯,又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启发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教育方法探讨论文 摘要：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做人。我们研究和借鉴孔子的教学经验，以便我们更好地做好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有利于改进我们当代的教育。 关键词：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奖惩法 孔子把德行教育作为教学内容的根本。孔子作为圣者先师，伟大的教育家，善于运用世界观、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结合实际运用教学方法。 一、孔子的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整个世界、生命的起源。孔子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 （一）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不能！”冉有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干吧！”华西问孔子：“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好勇过人，我要约束他；冉有很萎缩，我要鼓励他。”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二)身教法。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身教法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而倒，由此可见统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大舜见人捕鱼，年轻体壮的人捕于深潭厚泽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体弱的人捕于激流浅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与年老体弱的人为伍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见渔者相争而不言，渔者相让则赞扬之，一年之后，则人们相让深潭厚泽矣。在这里，大舜就是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教育大家。对榜样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这句话指出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二》）这句话指出为政者当以德行为本，不断完善自己，为百姓做出好榜样。这种发挥官员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是以天下为公，所以能够不谋私利，为百姓选出德才出众的接班人。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师都做不到，怎么会希望学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须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然后还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结果，才能引导大家成为道德人。 （三）启发诱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发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教师教学生，最重要的是启发诱导。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走；鼓励学生，而不是压抑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探究，而不是代替学生作结论。教师如果能这样教学，就能使学生产生“和易以思”的效果，师生关系就会融洽，学生感到学习有趣而容易，又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素质。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四）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在孔子的学生都学《诗》《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五）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其优点在于能更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讨论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迫使学生不得不学会基于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推理来维护自己的意见，同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外流行的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都是通过小组或班级讨论进行的。培养集思广益的技能。在当今社会中，许多问题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学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对别人的意见做出评价，并能通过集思广益形成自己的观点。学习这些技能的最适当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的没有压力的讨论。培养口头表达能力。讨论为学生提供了练习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的极好机会。它需要学生用清晰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论点，在很多场合还必须即兴发挥。讨论法有助于高水平认知能力的形成。此外讨论法还有助于转变个人的态度。 （六）奖惩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奖惩法”中，“奖惩”就是一个矛盾，“奖惩法”能把“奖惩”矛盾进行有机统一、相互作用和转换变化，人们受之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奖惩法”是一个最根本力量。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奖惩”矛盾影响，这些“奖惩”矛盾有“优劣”、“成败”、“好坏”、“亏赢”、“贫富”和“美丑”等，人们通过心理感受、情绪反映或大脑思维，从而支配自己做出各种行为活动，由此产生各种行为活动力量。在此，我们要看到“奖惩”在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普通、非常实在又非常根本的一个矛盾，其中反映出来的影响或关系等就是“奖惩法”的具体体现，所以说，“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孔子的世界观；孔子的德育方法，对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关键词］孔子；道；德育方法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如何做人，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通过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进我们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从何而来？孔子进一步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人人本具的性体，此性天然而有，寂静光明，无生无死。太极动则显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数无穷，但始动之际，只有一明一暗两种形色，明色为阳，暗色为阴，因此称为阴阳两仪。阴阳消长，于是太极失明，转变为游魂，流转生死。总之，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心向着“道”，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循性不变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道”是体，“德”是相，两者皆是内在。由内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艺”。“依于仁”就是一切从“仁”上开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所以以“仁”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我们知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又对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几个主要教学方法加以探究。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2.寓教于乐。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3.启发诱导。“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认。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5.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讨论法符合思维规律。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之事后于素。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 6.奖惩法。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能够托付女儿终身，就是对对方的最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准确，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在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音乐教育 孔子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孔子音乐教育的内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构成其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并将音乐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教育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孔子在《论语》的教学科目上，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论语·述而》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内容包括了“知”（智）、“勇”“艺”“义”“礼”“乐”诸方面。孔子《论语·泰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孔子所讲之“乐”，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论语·宪问》中所讲“文之于礼乐”之乐，是讲伴随着“礼”，对音乐的学习与实践。强调《诗》的颂诵要结合礼乐，音乐实施的过程同样要结合文、礼。第二，是对音乐教育这一行为的完整概括，讲受教育者通过对《诗》的弦歌颂诵，得到内心情感意象、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陶冶。这其中包括了人的心智聪慧（“知”）与意志体魄（“勇”），并涵盖了人们的社会礼仪与行为规范，使人们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陶冶与培养。这就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通过诗乐与礼仪的学习，实现礼乐教化之目的。反映出孔子所讲之乐，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讲的属于“艺”的音乐的范畴，也超出了外求于礼、内求于乐的礼乐同一层次之“乐”。其教育思想始终离不开以音乐教育为手段，完成诗乐与礼仪的学习为先决条件，实现其教化作用为最终目标和任务，形成了孔子具有现代美育意义的音乐教育思想。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渗透到人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发展以及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也证明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音乐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孔子对音乐教育全过程的整体概括，也说明了这一教育过程，是由音乐教育来得以完善的。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孔子整体教育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的培养，所以，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更加重视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论语·泰伯》对音乐教育行为的概括，首先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将仁义道德放在首位。为实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则是“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视为实现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重要环节。 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要从孔子思想的“礼”与“仁”谈起。根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诗、乐与礼仪共同构成了音乐教育行为的完整实现。“乐”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礼”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典章制度、礼仪形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便是立足于礼仪活动，贯穿于合乎规则的诗乐演出之中，形成合乎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音乐教育行为体系。这一体系渗透着“仁”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积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讲，也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种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体现了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道主义和一定的民主性，形成了孔子的思想核心。这与孔子提出“子为政，焉用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对人民要“富之”，然后“教之”，以及宣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仁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于孔子的“仁政”思想，诸多学者也有不同看法。《论语》中曾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又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蔡仲德先生讲“可见‘爱人’‘济众’是为了‘得众’，‘惠民’‘养民’是为了‘使民’，‘百姓足’是为了‘君足’……教民并非为了使民变得智慧，而是为了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根据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教民”是手段，而维护其长期的封建统治则是目的。但这种“爱人”“济众”“惠民”“养民”以及“百姓足”才得以“君足”的说法，无论其目的如何，实际上已给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在当今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都是可取的，应该予以效仿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讲，“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是一种道德标准，与充分民主并不矛盾。这便是孔子“仁”之内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人本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以人与人平等为基础的现代人道主义，也仍没有达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标准。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突破了周代音乐教育中“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音乐美学通论》讲“‘有教无类’之举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变无教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就是无论贵族与平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将属于“贫而贱”阶层的颜渊、子华、子路、闵子骞、樊迟、子张、子夏等，培养成为天下列士，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七十二贤”，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富于道德实践的成就，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也就在其中。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美育作用 孔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庸”的思想，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结和统一，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与转化。“中庸”思想与“仁”“礼”结合，便可调和矛盾，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孔子的音乐教育也无不贯穿“中庸”思想，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孔子对音乐表现上的要求。孔子意识到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而与放纵情欲、违背理性等思想相对立。在孔子眼里，“郑声之乱雅乐”。“郑声”本是来自民间的歌谣，蔡仲德先生认为“郑国的情歌在各诸侯国中最为突出……其形式则采用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在我国春秋时期，却成为贵族富豪们满足声色娱乐的一种音乐。所以孔子认为“郑声”不尊从礼乐规范，只能满足统治者及贵族富豪们纵情享乐。从“为邦”的前提出发，孔子提出了“放郑声”音乐教育的主张。“放郑声”以防“郑声之乱雅乐”，体现了孔子美与善的准则、音乐美的准则，其中蕴含着对音乐表现“和而不淫”的要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中庸”、中和。这种“中庸”、中和实际上是反对音乐表现上的过与不及，这种音乐审美的价值取向与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评价，始终贯穿着孔子学说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仁义道德的思想内容，说明孔子是根据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来实施音乐教育的实践过程。孔子的音乐教育是通过音乐，使人们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目的。因此，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首先强调了音乐要有“乐”的作用。《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赞赏《韶》乐的美、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比《国语·楚语上》所讲的以“无害”为美，《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心平德和”为美进了一大步。将美和善区分开来，肯定音乐善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的美，使人们通过音乐美的感化作用，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这种审美情感的培养，就起到了人心向善的作用。体现出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充满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文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以积极的态度考察音乐现象，回应音乐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音乐思想与美学理论。这方面，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美育作用便是典范。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探讨孔子音乐教育思想，必然牵涉到孔子的整体思想。孔子的“仁”“礼”“中庸”思想，既有其伦理学的意义，也有其社会意义。《论语·八佾》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礼”“乐”的实现作为前提，来实现“仁”的目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也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的实施，将这种博爱精神贯穿于“乐”的各种活动中去，实现孔子《论语·雍也》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就是以“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以“乐”作为感化人心，上升到博爱精神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重视和强调了“乐”的感化人心，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所谓“成于乐”“游于艺”，就是将音乐活动与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这一“乐”的实践过程，将人的情感心理体验由最初的物质欲求，逐渐走向审美感知，由伦理学走向美学、社会学，成就一种新的人生观，使社会群体与个体间道德情操、伦理关系得以谐和。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其焦点就是将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由这种境界体验产生了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审美人格，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这种理想人格。从孔子赞美的颜回安贫乐道到孟子高扬的“充实之谓美”，再到宋明理学倡举的人格理想，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论述道德与人格的关系时，却始终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核与人格的基础。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在音乐的审美准则，形成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促成了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突出宗派秩序的人际政治，长期稳定与充分发展，使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平衡。但在封建制度下的这种和谐与平衡，也给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带来束缚与禁锢。在等级森严、上下相维、皆安其位而又和谐稳定的网状系统的社会里，人们个性解放的企图、追求、欲行、竞争等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文人虽然知识丰富、善辩、修养高、有远见，也曾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封建思想的重压下，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这种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束缚与禁锢，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有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与平衡的一面，也有限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今天，人们已经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谈到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总要考虑是不是又走回头路了，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音乐实践活动，仍然没有脱离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当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社会，充分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却有着新的意义。其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音乐实践活动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在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的时候，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仍然具备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探讨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何适应于当今社会的需要，便是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 【摘要】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不断涌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我们静心思考，就会发现好多貌似很时尚的说法，其实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有过相关的阐述，与其说有些观点是在创新，倒不如说是在继承，或者说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因此，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中汲取教育的营养和智慧，然后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从而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教育思想，用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到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四十多年的教学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提出了许多教育原则和方法，加之儒家后人的不断实践、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笔者在此大致分析、归纳、罗列几个方面，与大家共享。 【关键词】孔子儒家教育思想教育教学 一、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和思考的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告诫学生在学习时把“学”与“思”紧密结合。同时他还强调在老师的教学中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不到苦思冥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开导他；学生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启发他。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思考的重要性，老师不要包办代替搞一言堂，要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发言的机会。现在我们经常倡导的“精思 博学”、“先学后教”等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体现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 二、学习和笃行相结合 孔子反对那种表里不一的人，批评那种光说不做的人，讨厌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即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到了义不能去做，有了过错不能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他对学生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他要求学生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多做少说，先做后说，“言必行，行必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对弟子颜回粗衣淡食，刻苦好学，少说多做，一再给予表扬，孔子的言行告诉了我们学习和笃行相结合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提倡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相统一的原则，并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动手能力，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所谓因材施教，是指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说：“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即对嘴里垂涎美味、心里想着安逸的人，要用仁德进行教育；对心里想着安闲身体却忙得不止的人，要用恭敬进行教育；对于喜欢与人辩论但遇事畏惧的人，要用勇敢进行教育；对眼睛看重女色、耳朵好听音乐的人，要用正义进行教育。可见孔子非常注重从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实际情况出发来教育学生。循循善诱是说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老师要善于引导、重于启发，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启发下主动获取知识。据《孟子》记载：有个小孩唱到沧浪河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带；沧浪河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到后随即给学生说：你们听着，水清则洗冠带，水浊则洗双脚，这都是有水自己造成的啊。在此，孔子意在启发学生要自我修养，自我提高，自我成才。他所倡导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一直到今天还被我们奉为珍宝，视为经典。 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非常重视在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以身作则”的重要作用。他曾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师只有以身作则，坚持温顺、善良、恭敬、简朴、谦让，才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他以身作则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为后来的教育家所重视和推崇。美国的教育家布尔纳鲁说：“教师是学生可以视为榜样并拿来和自己作比较的人物。”乌申斯基认为“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而我国教育界对老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作用更是强调有加，提出了“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可见各国各代的教育家是多么看重老师的表率作用，也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这是其他任何教育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提起孔子的这八个字，可以说路人皆知，更是被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奉为经典。其实孔子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本人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谦逊、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他曾在陈国、蔡国交界处受到困窘，坐在简陋的席子上，一连七天粒米未进，然而读《诗》、《书》，习《礼》、《乐》不休，还谦虚的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至今听来，还让人动容。孔子还是“乐教”不悔、诲人不倦的榜样。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诲人不倦的忘我精神，被弟子们大加赞扬。亚圣孟子还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作为人生的“三乐”之一。孔孟的“乐教”精神其出发点虽然是企图改革贵族政治的需要，来自其实施“仁政”“德治”的政治要求，但也反映了他好学上进、热爱教育的精神，反映了他对弟子们强烈的责任心。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伟大教育家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也是社会发展对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迫切要求。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博大精深，短短的论述只能是管中窥豹、走马观花，尚有许多方面未能提及。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孔子的教育观要加强学习、加深研究，吸取其精华，并结合新时代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落实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充实自我、关爱学生、科学有效、献身教育，从而走进理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的理想！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正名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摘要：“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假若一个名字没有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谓“名正言顺”，也就是“名正”了，事情才会说得清楚。因此，孔子“正名”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事物的“名”与“实”相符合。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子；“正名”；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一 “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一生忧国忧民，志在救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变无道为有道，孔子提出了“正名”的思想。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若要你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在孔子眼里，一切不良的社会后果都是从“名不正则言不顺”开始的，所以，他把坚持“名正言顺”看成是为政的一件大事。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是指一事物的构成要素或概念。即“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也就是说，“名”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规定。如“君”作为一个名，其定义就是指一个做“君”的人应当包含哪些要素，才能符合“君”的概念。所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第一个“君”就是指事实上那个做君的人，第二个“君”就是指君的名，或者说是君的定义。“君君”就是做君的人只有符合了君的定义才能叫君，否则就不能称其是君，如果硬要称其为君，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同样，“臣臣，父父，子子”也都照此例。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在他的哲学中有“积名成辞”的思想。也就是说，假若名字没有一个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以，孔子讲“正名”，首先是为了“言顺”。他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易经·系辞下》)这里的“正辞”与“正名”实际上是一回事。所谓“正辞”就是说话要符合事物的名义，以便给人们的行为有一个好的导向，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从而，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实际上就是主张事物的“名”与“实”要相符合。只是这种主张从本体论方面看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名正了，话才讲得通。实际上是主张事物的“实”要符合其“名”，而不是主张“名”要符合其“实”，把“名”看作第一位，放在了“实”的前面，颠倒了“名”与“实”的关系。孔子的哲学主要是政治哲学，他主张“正名”主义，要求人们说话办事要做到“名正言顺”都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服务的。因此，他把“正名”看作是为政的第一件事情，强调统治阶级应当重视“名”、“辞”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无道，问题就出在社会上盛行以“不正”之名，语“不顺”之言，思想界话语失真，名与实不相符。孔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借“觚”为题，大发议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意思是觚不像个觚，这是个觚吗?在古代，“觚”本来是一种有角的酒器，有的有六个角，有的有八个角。可后来人们把觚字用泛了，把凡是可以盛三升酒的酒器都叫成“觚”，而不管它有没有角。孔子“觚哉!觚哉”地质问，目的是借以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如果在社会上说话做事没有一个公认的是非标准，名实之相乖违，那么人人都可以“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不可日变”了。所以，为政者要想消除天下无道的病根，就必须以“正名”为先。在孔子看来这是循大道之举，可以收到社会政治稳定、天下太平的效果，因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名”为先，就要首先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也就是要别同异，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即如董仲舒所言：“《春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其次，要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就要有一个辨别事物的公认标准。在孔子看来，事物之名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不但会造成人们言语失真，思想混乱，而且一切制度，如礼乐刑罚之类，便都不能成立，就会引起纲纪败坏，最终弄得整个社会惶惶而觉得没有主宰。这就是“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所以，“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后世儒家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后世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荀子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也就是说，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要做到“名正言顺”，否则，就会“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遥相呼应。孔子的“正名”思想不仅对后世儒家有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同样有广泛影响，先秦诸子多家论著对此都有申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 1939年2月20日在《致》的信中对孔子的“正名”思想作过评价，其中说道，孔子的“正名”思想，“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孔子的“正名”思想，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说，孔子的“正名”主张，“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来说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意思差不多”’。还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在看来，“正名”主张，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也就是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建设，明辨是非真假，坚持理论之“名”与实际之“实”相符合，以真正切合实际的正确理论指导现实的实践。他晚年尤其重视“名”(理论)的指导意义。他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虽然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左”的偏差，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出现“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问题。他曾以苏联的赫鲁晓夫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言论为例，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了《论语》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他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的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事实证明，的这些话确实是寓意深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原因复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没有正确的是非标准、曲解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因此，孔子的“正名”思想对于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首先，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政治教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因而政治观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民进行思想观念的教育。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当成马克思主义来宣传。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名不正而言不顺”，给人们的思想认识带来混乱。譬如，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呢?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了。西方“马克思学”把人说成是摆脱一切客观制约性的抽象主体。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所谓的“入学空白”。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中，一些哲学人本主义学派，为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就把自己的理论抹上马克思主义的油彩，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趋向十分明显，出现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仅西方，在东方也出现了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哲学人类学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等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以抽象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它们都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来谈论“人”。这种人学观念，尽管语词华美，却往往会漠视现实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尽管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对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但它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社会历史观是不可能相互包含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会承认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些人对“以人为本”含义的理解，也误人了“人本主义”泥坑。例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最高体现，把我们社会生活中人道主义原则的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目的的实现。似乎是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在宣传“以人为本”的政策，实际上却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目的相去甚远。因为如果模糊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界限，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也就等于否定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那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尽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性和主体地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里面，也有个主次问题。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不能只要多样性，而没有了主导性和主体性；否则，就会带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后果。譬如，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以资实现之用，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的时候，却不能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说成是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因为这样以来，事实上是以“和合”哲学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实践。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只是和谐思想的一个文化渊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上，其地位是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论相提并论的。再如，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既要讲矛盾的同一性，又要讲矛盾的斗争性。但在矛盾的二重性里面，也有一个主次问题，那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始终是第一位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是第二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能随意推翻的。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却忘记了这一点，讲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同一”，不讲“斗争”；只讲“和谐”，不讲“矛盾”，把同一性说成是矛盾的绝对的、主要的方面，把事物的发展归结为“和合”运动的结果。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更改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在社会历史观上就会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贡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相违背的。还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譬如，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把和谐社会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论证和谐社会的建构思想，而是借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的几个所谓盛世王朝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来比附“和谐社会”，描述“和谐”盛况，而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观念。这样一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似乎是在向古人复归或是在向西方社会形态靠拢等等。如果这样来诠释“和谐社会”思想，不也就是“觚不觚。觚哉!觚哉!”了吗?这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结果，就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宣传和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时，一定要注意做到“名符其实”。这个“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际。在评点孔子的“正名”思想时，曾经指出“实不明则名不正”。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会带来“名不正”的后果，以不正之名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把社会主义实践带入迷途，以致扰乱社会主义社会的秩序。所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内容；另一方面，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及时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名符其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乐教思想教育 诸子百家中提倡音乐教育的只有儒家而又首推孔子，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值得我 们世人探索一番，对于继承祖国的音乐文化遗产，孔子的乐教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乐教当做培养人的完成阶段 孔子办私学，是以礼乐为其教学内容的主体部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在教学内容上，他把乐教放在第二位，在教材选择上，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 作为教育系统性的反映，孔子培养人的教育内容在整体上包括有“文、行、忠、信”这“四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而“乐”就是孔子的“四教”之一“文”教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这里的“道”是志向，“德”是基础，“仁”是归依，而“艺”则是自由的游戏，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艺”，即使“六艺”。“游于艺”既是对前三者的不足，有时继前三者之后的完成，是通过对客观规律性的全面掌握和运用，现实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完成了“志道”“据德”“依仁”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历程。与“游于艺”相通的，是孔子的“成于乐”的教育主张。正如“游于艺”高于“志道”“据德”“依仁”，“成于乐”指的也是高于“兴于诗”“立于礼”的人格完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情操来造就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孔子看来，从个人成长角度而言，也应遵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原则。孔子提倡用乐来完成的修养，通过音乐审美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在这里，音乐被看作是用来培养人和塑造人（“成人”）的重要手段。以上所属孔子有关乐教的主要内容，可以用“21字”给以概括，即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显然，受教者是以诗乐与礼乐学习的完成作为先决条件，并且始终不离开乐教育的乐教的实现，因此，它有不能等同于一般的音乐教育，这恰恰证明乐教育在孔子的整体教育体系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缺的。 二、强调乐的德育教化功能 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和德育教化功能，主张用礼、乐来贯彻，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提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的思想。我们从中可以知道，有礼无仁，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贵贱之序就无法维持。乐有“和”的特征。最适合宣扬仁德、仁政，可用使人际关系和谐，等级关系协调，同时，在乐的内容中，有要求以仁补礼之不足，对礼进行损益，是音乐的内容合于礼，他把“乐”与“礼”相互配合，赋予了“乐”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也提出了“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孝经•广要道》），这一思想反映出他要用乐来改造社会风气的意图。 三、重视乐教中的审美情感培养及其美育作用 孔子乐教中对人的审美情感的培养，其途径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在音乐形态美的把握中加深丰富的情感体验。据《论语•泰伯》记，“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 乎’，盈耳哉！”这可以视为孔子对学生讲解音乐，通过介绍自己对音乐形式的理解以及自己对审美情感体验给他们以启发。另外，《论语•八佾》记“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同样是谈对音乐形态美的感性体验。 其二，是强调音乐审美中的美感体验与快感体验的不同。孔子在强调乐教的社会功用的同时，又强调音乐的愉乐作用，在《论语》中，“子在齐问《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孔子在谈自己的感受时，并非是仅仅表达一种多日“不知肉味”之意，而是区分欣赏乐舞是获得的感受体验与味觉上快感体验的不同性质，孔子做出的这种明确区分，是我国美育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其三，是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应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属于“淫”的情感体验方式。因此，孔子所说音乐审美中“和”的情感态度、是有一定的衡量尺度和标准的。 这种主张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当时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疾苦而纵乐，无疑是一大进步。 四、强调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做出“即美且善”的文艺评判标准 孔子在强调音乐作品思想的同时，又强调音乐作品的艺术性，主张内容要善，形式要美。二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即美且善”，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内容为“质”，形式为“文”。质超过了文就显的粗野，文胜过质就显的空虚，只有文质结合得当，才是最理想的。 孔子闻“韶”乐做出了“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评价。邢疏解释为：“孔子言《韶》乐其声及舞极尽其美，禅让受禅其圣德又尽善也”，而孔子闻《武》乐后指出“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确立的“即美且善”的文艺批判标准成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源头。 五、强调乐教知行合一的实践性 在孔子的乐教实践中，他将“行”作为学习的延续，重视知行的一致。这一思想在儒家后学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庸》一书以孔子的名义，将孔子的“学”“思”“习”“行”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极端。从孔子的乐教活动来看，他要求学生学习诗乐的目的，就是为了立人行事，能够学有所用。 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难以立行。总之，不学《诗》，难以立人行事。春秋时期，在社交礼仪场合中，经常有“歌诗必类”的行乐活动，不能据《诗》唱诵应对，是难以进行交流的，孔子讲的“兴、观、群、怨”，其中的“群”，就是立足于社会群体人际间的实现。《论语•阳货》中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也表明孔子心中是对他的学生在实践他的乐教思想是肯定的。 孔子的乐教思想在当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的发展，审时地借鉴、批判的继承，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人才素质培养和德育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实现我国制定的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中现代教育的启示 【摘要】孔子以德为首、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等教育理念和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法，对现代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教育应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加强思维能力训练；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主要内容；现代教育；启示 在当今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然而，说到底，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以人才为核心而展开的，而人才的培养是依靠教育而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教育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我们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教育。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等均有重要影响,其教育思想更是在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以德为首，注重道德教育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其非常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重视对学生完善人格的培养，教学生学会做人。孔子将道德教育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注重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一直倡导个体要具备较为高尚的道德品质，要成为君子、贤人。因此，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首重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都能够在道德品质方面有所提升，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平常对学生的考察中，孔子也将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重要的衡量依据。 2、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孔子生活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孔子之前只有上层社会的弟子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子女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受教育的权利被上层社会所垄断，被称之为“学在官府”。孔子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从此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况，使得平常百姓的弟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孔子在招收学生时也并不会因其出身、家境等区别对待。“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1]大概意思是说只要学生本人有学习的愿望，奉送上几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我的学生了。孔子认为不论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招收了大量底层社会的弟子，使得他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且在这些人之中也出了不少当时社会的精英。 3、在教育方法上，孔子注重启发式教学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2]”意思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到学生想要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要去指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整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如果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给他举例了。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本人没有获取知识的欲望，则不去启发、引导，不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不要再给他们举更多的例子了。孔子非常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发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的意识，在孔子的执教生涯中，他也能够很好的将启发式教学的教育方法运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 4、在教学内容上，涉及范围较广，注重教育的全面发展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而言，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礼仪道德、音乐舞蹈、射箭、骑马、书法以及计算，由此可见孔子教学内容涉及范围之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都在倡导公民要做君子、圣人、仁人志士，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而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就必须首先要知书明礼、博学多才，因此孔子在其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非常广泛，在各个方面对学生严格，力争使学生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完善，做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较为完善“贤人”。尽管有人可能会说，孔子身处于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其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其阶级统治辩护的；然而，就孔子在教学内容范围的涵盖而言，仍然对我们现代教育，尤其是素质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在师生关系方面,孔子提倡师生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并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 孔子与自己的学生关系都非常的要好，作为老师孔子也非常关心学生，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关于描述孔子与其学生关系的故事在《论语》中多处都有所涉及。据《论语》载：有学生生病了，孔子自己曾多次探望；另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为意外事件而去世，孔子听说了这个消息当场难过地嚎啕大哭。这些都足以看出，孔子作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另外，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是故教学相长也。”[3]意思是说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欠缺之处，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之中，能够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使双方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仅就其教育思想而言，对我国的现代教育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孔子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启示 1、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 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注重学生道德素质的塑造和培养，反观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教育与孔子首重德育的教育思想相去甚远。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4]自此次从国家层面提出“素质教育”的方针之后多次在不同场合予以重申和强调，如果从此次首次提出开始算起，素质教育的方针也已经执行了30多年，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教育仍然处在“应试教育”的怪圈。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于“为中小学生减负”这样的新闻报道不时的会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上。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提倡为中小学生减负呢？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太重，特别是城市中的孩子。我们的社会现在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学校里老师往往喜欢都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在一些学校甚至分班和学生座次都是按照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来安排的；在学校之外，学生家长之间讨论最多的也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想尽办法给孩子报各类的辅导班，想要提高孩子的成绩，甚至连孩子正常的休息时间都被完全的占用了。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吗？老师和家长一味追求的考试成绩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在现实面前，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去认真反思的。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出现了一种现象：我们的很多学生，很多孩子成为了“考试的机器”，他们除了学习好，成绩好之外，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欠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只会读书、考试的“考试机器”。我们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打破传统“应试教育”的模式，转向重视学生思想素质、创新能力、独立自主、健康身心、人际交往等的“素质教育”，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 2、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一直处于教学活动的主导地位，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讲解知识，学生接受知识，即所谓的“灌输式教育”，没有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5]即就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引导，注意对学生思维的调动，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思考、去探索，而并非是老师对学生的“灌输”，更不是教师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让学生死记硬背。教育从根本上讲是教师教师传授给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而并不是书本知识的获得。在教学活动主教师要注重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掌握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 3、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 现代社会发展速度飞快，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大大加快，这就要求公众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不断提升自身水平，更新知识。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就必须做到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取并掌握前沿知识，进而将其传授给自己的教育对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关键在其教育水平的高低，而教育水平的核心就在于教师水平的高低。21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核心就是人才，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要拥有一支世界顶尖的人才队伍，而人才培养的核心就在教育，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作为减负人才培养、国家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要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以“四个面向”要求自己，为我国未来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4、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对教育教学活动及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拥有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轻松愉悦，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学习内容，从而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另外，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更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从而也有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能够使教师在工作中感到轻松愉悦，从而以更加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于教学活动中，从而也有利于教学水平和效果的提升，同时也更加促进了友好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形成良性循环。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与自己学生的关系就非常要好，在各方面如慈父般关心、照顾学生，甚至在学生生病期间亲自给学生送药，自然而然学生对孔子也是非常好的，在孔子晚年日常生活基本也都是学生在照顾，甚至在孔子去世之后学生为其守三年之孝。这些都足以说明师生关系的和谐对教育教学和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当然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包括社会、学校、家庭、教师和学生等的各方力量应该共同努力，为建立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拥有良好的教育才可能拥有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因此，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着力发展素质教育，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现代化人才。 作者:王宇涛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实用教育思想探索 “半部论语治天下”，后世对论语的评价甚高，而其中的教育思想是论语中比较核心的思想之一，它不仅对当时，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儒道佛三家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精神风貌，但起主导作用仍然是儒家文化，中国人从摇篮到坟墓，从出生到死亡，在文化遗传基因就深深打下了儒家的烙印，儒学塑建和构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格。“中国文化—哲学之所以重生成大于重存在，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人事大于重神意（神灵也完全服务人事），也可说都是这种知命精神”。[1]从儒家教育文化中概括出来的教育思想也深受此种特征的影响。文章主要从教育理念、原则、方法、成果和局限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育理念 纵观儒家教育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再到衰落，其不变的宗旨是培养一个经世致用的君子。《论语》中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实用性风格，如在《论语•子张》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论语•子路》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儒家的实用性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不同，儒学虽强调学问的实用性，即做学问的终极目的和效用，其重点不强调表面的形式效果。孔子首先要求的是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这里的君子是指有很高的道德，知识很广的人。君子以“谋道”为目的，以“成德”为任务，决不以“谋食”为目的。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追求“有用即真理”，“它拒绝了抽象和不充分的东西，拒绝了字面上的解决，拒绝了不好的先验的理由，拒绝了固定的原则，封闭的体系与虚构的绝对和起因。它追求具体和恰当，追求事实，追求行动的力量”。[2]而儒家的实用性包含着形而上的追求，读书不仅是知识的增加和“谋食”，而且也是道德的提升和“谋道”，其终极目标指向“仁”。笔者认为儒家的实用性和哲学实用主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儒家认为不管这种形而上的追思有没有产生作用，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有意义而值得做的；实用主义则强调把形而上追求当作手段，如果这种追求不能在结果上产生效应或效果的话，这种追求是没有用的或没有意义的。 二、教育原则 孔子招收学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类”在历史上注疏较多，争议不断。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针对地域民族而言，二是针对社会地位而说。孔子一生确实在实践此原则，他周游列国广收弟子，不问出身贵贱和地位尊卑。孔子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而且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恰好体现了他先进的教育观。在这一点上他不循周朝礼仪，不顾等级制度，表现出大胆改革的精神。孔子对学生既不嫌贫爱富，也不仇视富家子弟，他的学生有家境富裕的子贡，也有一贫如洗的颜渊，对待学生视如己出，终生追求“仁”之真谛。 三、教育方法 儒学不像西方哲学重思辨和逻辑推演，孔子很少抽象地阐述问题，也很少在某一个概念或范畴上进行语言分析。在教育方法上，是实用理性之思维，“实用理性之思维重启发、暗示、点悟、极具具体情境性质，而不重抽象论证，详尽说明或推理过程”。[3]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内容丰富，这方面很多学者多有谈论，笔者在这里只提出比较重要的方法。 1、因材施教，实施个体化教育 孔子是一个很有感悟力和观察力的老师，他对学生的性格、能力、才智和兴趣是非常重视的。在《论语•先进》篇中对子路和冉有都问一个问题——“听到后都去实行吗？”但孔子对冉有的回答是听到后就去实践；对子路的回答则是父兄都在世，怎么能听到就去实行呢？这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引起了公西华的疑问，孔子说，冉有性格退缩，所以要他勇敢些，子路性格太过于勇敢，所以要他谨慎些。孔子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不仅体现他为人灵活洒脱的人格，而且也彰显了老师对学生主体个性的尊重和仁爱。反观如今的教育，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生产人才的固定模式，教育逐渐脱离学生实际，脱离受教育对象的具体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学思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夫子所推荐的求学治学之道，按照现在观点来说，这是对学习的定性研究，而并不是一个定量研究，学与思在学习中到底应该占多大比重，其比例如何分配，孔夫子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或客观的标准。只学不思，就如叔本华所说的自己的大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或“吃别人留下的残羹剩饭，是陌生人穿用过的衣服”。[4]其结果就是“永远阅读别人，而从未被别人阅读”。只思不学，只会冥思苦想，其结果是越思考，思维越狭窄，最后成为闭门造车。《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美，不如学也”。但如果以常人理解的中庸之道去解读学与思的关系，“持其两端取其中”，这样的话，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学与思的两端的中间不易找到；其二，我们可能从语意上去安慰自己，即“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事实上人只有一颗专一的心。如果把心从形式上分成两半，一半学习，一半思考，或者把整体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思考。那么，这种学与思的组合是否能够达到学习的目标呢？由于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将学与思拆解开来，然后再视其为一个整体，那么解构后的整体还是当初那个整体吗？运用西方解构主义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哲学或文化的大致脉络，但是我们利用西方某一种时髦的方法并非能够体悟得到中国哲学或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天然整体，以系统眼光看待之。学与思是一个整体和“全”，以学去否定思，那么读书学习就是加法，读书的人等于书本之和，书还是书，而读者不过是一个拼凑的数字；以思去否定学，那么读书学习就是闭门造车，读书之人的眼光视野就很难宽广。事实上，在一个既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又善于博采众长的人心中，学与思的矛盾永远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全消失，而智慧就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 四、教育成果 据历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中有“七十二贤人”。众所周知，古文有一特点，即数字不一定实指。为了方便阐述，暂且将其认为实指，那么3000-72=2918人，显然2918人要比72人多，后人常常仅仅把72人看成孔子教育的成果，这样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具有这样的观点的人是受到了当今教育之弊端“升学率”所影响，有的人认为“升学率”就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而人们之所以太注重“升学率”，是由于人们只注重数字，急功近利，不注重思考。七十二贤人只是孔子一生追求教育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从长远价值来看，孔夫子及其弟子，传播了儒家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成果，这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七十二贤人和2918人是孔子教育质与量的统一。不必讳言，七十二贤人在“质”上高于2918人，他们中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路、子夏。（论语•先进篇）但我们也不可忽视2918人巨大的隐性作用。这2918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共同接受儒学的教诲和熏陶，然后他们又向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宣传儒学，这样使儒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许七十二贤人，多在学堂之上倡导儒学，搞学院化研究，而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普通大众接受教育还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这2918人在田间地头、商市小街宣传儒学。儒学与基层社会的结合，这也是儒学广泛发展的原因之一，基层社会为儒学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儒学也为基层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方法，其外在曰礼，内在曰仁。两者相互需要，相互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基层土壤深深扎根，所以教育质与量的统一，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 五、局限性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其缺位和局限。 1、忽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有教无类”只是男权社会中教育公平，“男尊女卑似乎是儒家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人们甚至可以说‘父权制’是儒家学说的致命弱点”。[5]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此礼为周礼，而周礼是奴隶社会的制度规范，因此他的妇女观不可能达到男女平等。在《论语•泰伯》中谈论关于治国的人才问题，武王说有十位贤臣帮助他治理国家，孔子却说只有九位，因为有一位妇女不能算数。在《论语•阳货》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亦为后人诟病。在这里有必要比较孔子与尼采和叔本华之间的女性观，这样可对他的女性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叔本华在《论女人》中认为“女人是介于儿童和男人之间”“不重视大问题，只喜欢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这显然是在污蔑女性，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借用老妇人之口说：“你要到女人身边去吗？请别忘了带鞭子。”两位男权主义者之所以蔑视女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眼光看，童年期经验可能是重要的根源。孔子的人格和思想与其母亲有很大关系，孔子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母对其影响非常大。孔子的女性观与早期经验关系不大，孔子忽视女性的权利很有可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比如说孔子很反对女人干政，他最向往的周朝，也因其灭亡与女人有关。 2、忽视自然科学教育 虽孔子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他的教学内容大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知识很少涉及。《论语•子路》篇，樊迟请学稼，他批评他是“小人”说他不求上进，把学习研究生产知识和技术看做“没出息”。在《论语•子张》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孔子说，小技艺阻碍人们研究大学问。孔子的道德教育注重整体上对人的精神上的改造，而忽略了技术能力的提升。 六、小结 儒学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儒学教育仍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儒学教育重实用、重文科，不太注重逻辑与思辨的内容也应该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儒学教育要做到与时俱进，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用教育、情感教育和理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以理性教育为主轴，以实用教育和情感教育为两轮，共同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和人自身的发展。 作者：刘勇 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体育教育论文 1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应用分析 第一，孔子提出了“成人观”，也注重德、智、勇、力等方面的教育。而所谓成人，就是崇尚礼数，有道德，有智慧与勇气，还会精通六艺的人，几乎趋向完美。孔子的成人观在其重要教育思想之一。孔子认为，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该将“成人”标准落实到每一处，从而培养更多趋向完美的人才。由此可见，孔子在其教学实践活动中已经培养了很多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学生们都会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而无法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将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身体练习的重要手段，从而增进学生的健康。而学校可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孔子思想应用于现代体育教学实践的体现。 第二，就是孔子思想中的“武备”思想与“尚礼”观念。孔子认为，在战乱不断、兼并剧烈与弱肉强食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想积极参与到政事中去，还要保国为政，则应该对武备和军事武艺等训练进行强化。在孔子看来，战乱不断的时代会尚武强兵，但是应该和仁政与德治相互促进，才能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人们提供丰衣足食与安居乐业的生活，并且有利于子民听从政令，安心发展生产等。孔子的武备和尚礼等思想观应用于射与御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具有积极意义。孔子非常注重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对射箭和驭车等课业的传授给予很高的重视，意在提高学生的军事体育知识、体育技术以及技能。因此，在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中，武备观念非常明确，不赞同人们还没有对军事技术进行掌握就参与到战争中去，否则不但自身性命难保，国家也面临着灭亡的风险。因此，孔子将武备思想贯彻到整个教学实践活动中。 第三，就是孔子的养生保健观念在体育教学中的实践。孔子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养生保健知识以及保健方法，在古代体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孔子在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时，都会传授给学生关于养生保健知识与保健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不但如此，孔子还会身体力行。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比如按时休息、劳逸结合和对饮食进行节制等等。如果人们对这些养生保健内容不够重视，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知识的传授。而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与现代养生保健原则完全相符，而且具有一定科学性。因此，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孔子提出“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思想，认为学习永无止境，不会被年龄限制，教育活动与学习活动都应该贯彻在人们整个人生之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提高自己的修养。而终身教育内涵在不断扩展与延伸中形成了终身体育理念，这是终身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终身体育即人们终身都会接受体育教育，也会进行不断的体育锻炼。如今学校的体育教学都遵循终身教育的理念。在贯彻终身体育的过程中，学校体育非常重要，也是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思想的关键时期。学校应该满足学生们的身体发展需要，还要对学生们以后的需要进行考虑。因此，学校应该引导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并且培养其相关能力。孔子的终身教育观已经与现代终身体育思想相融合，并且应用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获得较佳效果。 第五，就是孔子的学以致用思想。孔子一直在贯彻学以致用和以身作则的思想，而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相脱离，主要是为教学而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枯燥无味，导致学生们厌倦体育课。因此，学校的体育教学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并且让学生自由选择对自己有用，而且还比较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从而有利于学生们对运动进行掌握。另外，学生们还可以主动将掌握的体育知识与体育技能融入到生活中，渐渐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从而形成了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终身受益，达到学校体育教学的长远目标。 2.结束语 基于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实践活动已经在中国教育领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也提出了“武备”思想、“尚礼”观念、养生保健观念和终身体育理念。人应该仁智勇德兼备，还需要拥有比较强健的体魄。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对现代体育教育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孔子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比较充分的论述，必须进一步完善体育教育思想，从而形成适应时代需要的体育教育思想，开展更好的教学实践活动。 作者：郑欣 贾晓敏 贾永刚 单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学院教育学院 邯郸市职教中心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研究 从我国教育史看，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论，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在研究和继承孔子珍贵教育遗产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人文内核，这便是以尊重生命、重视人自身价值、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等为特点的人文思想。它渗透在孔子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层面，成为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后世教育的价值取向，也为当今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有教无类”，是孔子博大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孔子人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有力体现。孔子“有教无类”教育信念的确立，是在对教育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及对人性的深入分析基础之上建立的。孔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他提出“庶、富、教”的理论，这是对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国家重民教民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 孔子认为教育是支撑国家大厦的梁柱，一个国家即使其君主昏庸无道如卫灵公，但只要有文治武功各方面的人才，这个国家便不会丧亡（《论语•宪问》）。而培养造就文治武功人才，完全离不开教育。《学记》把教育的重要性提升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反映了儒家学派及孔子对教育职能作用的深刻认识。如何开展教育？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的本意是指教育不分等级、种类。春秋以前，教育的局面是“学在官府,民间无学”，文化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平民没有资格接受教育。春秋中叶以后，由于战争频繁，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以致原来的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局面被突破，开始了“文化下移”的新纪元。孔子为适应时代的潮流，创办私学，广收门徒，将以往深藏在秘府的典籍，解放出来，加以传播，使“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格局被打破。 孔子的私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史记•孔子世家》）”。我们可以想见孔子办学规模是宏大的，教学内容是多方面的。他的办学方针是什么呢?孔子自己说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汉代经学家马融解释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只要自备十条干肉作为学费而来受教的，孔子总是不分贵贱、贫富和地域，对于他们一律加以教诲。孔子的有教无类，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一，学生无论贵贱，均可接受教育。孔子的弟子中有贵族，如南宫适、司马牛；也有贱人，如子张；有善于货殖的富豪子贡，也有瓮牖绳枢的贫民原宪。可见，孔子破除了受教育者的等级界限。其二，不论品行高低，均可进行教育。孔门弟子中品类很不齐一：有的原来是性格粗鄙的人或者是行为不端正的人，有的甚至是盗贼。 他们经过教育培养，都能去恶向善，成德达才。《荀子•法行篇》记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既云杂，可见是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其三，不分地域国别，广泛招收弟子。据记载，孔门弟子的地域籍贯，包括了鲁、卫、齐、宋、陈、蔡、郑、薛、吴、楚、晋、秦各国，他们年龄悬殊极大，大部分来自平民阶层。可见，“有教无类”确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和教育信念，他也真正做到了对凡来求教的“未尝无诲”的地步。孔子“有教无类”的信念，来源于他对人性的剖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们的生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习染和教育的不同，使人彼此间的差别悬远了。因此，教育和环境对人的作用远远超过遗传。他认为人们虽有良好的素质，但不能自发成才，必须经过学习与教育，才能有所提高，日进不已。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的一段对话，深刻地阐明了这种观点。子路曾问：“学亦有益乎？”，“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心悦诚服地说：“敬受教哉！”(刘向：《说苑•建本篇》)。孔子还进一步论述一个人虽然具有爱好仁德、爱好聪明，爱好信实，爱好率直，爱好勇敢，爱好刚强种种优良品质或倾向，但是如果不爱好学问，不接受教育，便会产生愚昧受骗，放荡不检，伤身害义，褊急操切，捣乱撞祸，轻率狂躁等流弊(《论语•阳货》)。要避免和纠正这些流弊，只有从事学习，接受教育。“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学习才不会受蒙蔽，”正是这个意思。 孔子推重教育的作用，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正确的阐发。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人的才能品德得到更充分、更完善的成长。在他的教育活动中，隐含着人人都可以受教育、能教育、需教育的人本理念,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而成人，这是“有教无类”命题的前提。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仁”的本质含义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爱人。孔子认为爱人的重要内涵就是教育人、勉励人去努力获得教育。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可见,孔子的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人们获得教育。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庶、富、教”的理想,兴办私学的实践,无不基于这样的精神[1]。孔子的人文思想深邃而厚重，它是继殷周以来神人关系、天人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重心是探讨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以及保持独立完整人格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2]，对后世的教育实践影响深远。同时，孔子在教育对象上不分富贵贫贱、品行善恶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开创了教育公平之先河，对强调教育公平、公正，实现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的平等的当代教育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信思想在诚信教育的实践 摘要：“信”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为人处世、与人交往和治国理政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诚信教育中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效用，对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孔子；信；诚信教育 在孔子的诸多思想中，“信”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论语》中，“信”共出现38次，不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孔子的“信”思想都给当代以启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孔子“信”思想的内在意蕴，从而提出其在当代社会对构建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一、孔子之“信”思想的内在意蕴 （一）“信”是构建个人优良品德的基础 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也就是从一个人最基本的品德说起，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根本无法行走的，可见孔子从最基本的个人来切入，“信”是一个人必备的品德，不论人的职位高低，只要具备“信”变可称之为士，子贡问曰：“何如斯可以为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敢辱君，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此矣。”曰：“近日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就算身居高位，如果没有信用，没有做到说话信实，行动果敢，也只是气量狭小的小人，不能算真正的士。孔子的“信”是为其“仁”所服务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中说到信实，就能使别人为你效力，从而实现仁，仁和信是相互统一的，“信”是实现“仁”的先决条件。在孔子“信”的思想里，“信”是个人优良品德的必备要素，同时是实现“仁”并为“仁”服务的条件。 （二）“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 孔子“信”体现在社会交往方面，一方面指人何以能安身立命，首先就要修养好自己的德行，端正自己的品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说话忠诚信实，行为坚定谨慎，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如果说话不诚实，行为不坚定谨慎，即使在自己的州郡也行不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信”是实现道德修养，是人能行得通的前提。另一方面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里都把与朋友交往的“信”放在重要的地位，是立世的根本，孔子也在对弟子的教育中强调与朋友交往的“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不仅重视在为人处世中的“信”，更加重视在朋友交往中的“信”，只有言辞谨慎讲信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更加博爱众人，一方面有利于个人的诚信品德的修养，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信”是为政立国的根本 孔子的“信”不仅强调其对个人和社会交往方面的重要性，更关注其在为政立国方面的地位。一方面体现在为政者应遵守对民众的承诺，履行诺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指出，为政者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工作，对百姓做到言而有信，关爱百姓，使百姓得到合理的使用，这样百姓才不会有怨言。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指出，只有在上位的人讲信用，老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才会真心为国家效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居上位者应取信于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民信，可见孔子重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没有百姓的信任，足食和足兵也没有什么益处，政府或者国家也不会长久的存在。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也就是说，君子首先要建立信用、取信于民，然后才能役使人民，而使人民没有怨言，不觉得自己在受虐待。这就要求居上位者要像尧舜一样，首先建立自己的信用，才能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 二、孔子之“信”思想的培育 （一）重视把“信”作为其教育内容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重视从历史文献、生活实践、待人忠诚和讲究信用四个方面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且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其道德理想进行教育。孔子认为讲究信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圣人、君子乃至每一个人都应该讲信用，并且通过好学来把握信和拥有更好的道德。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重视好学，掌握真正的知识，不好学即使拥有很多的优点也终究会导致许多的弱点，并表明爱好诚实却不喜欢学习，他的流弊是抱守小信而败坏事情，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有道德。把“信”与“好学”联系起来，通过真正的知识来对“信”加以引导，使其真正地做到“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把教学生“信”与“好学”联系起来，从而避免道德上的流弊，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更好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二）强调修身自省以达 “信”在对“信”的培育方面，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从自身来反省帮别人谋事是否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相待，只有自己做到了诚实信用，才能来要求别人做到诚实信用，正如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让别人通达，在“信”方面的要求就是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首先做到自己讲信用，才能让别人来讲信用，通过自己内心的自省来达到这样的境界。孔子认为个人在培养“信”中应掌握其主体地位，正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强调要向贤人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在培养“信”方面就要向具有信用的人学习，见到不讲信用的人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到诚信待人。通过自身的内省和向别人学习，以此提升自己的信用品格，培养自己成为讲信用的人，这是对自身品格的要求，只要尽心想做到讲信用，就一定能做到，而如果不尽心去做，是为不为，非不能也。这也就是强调自己内心的自省，真正要求做到诚实讲信用。 （三）重视“信”与“义”的结合 孔子重视“信”的培育，将诚实讲信用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并且强调“信”与“义”的结合，“信”的内容应该符合“义”的规范。如果一味地遵循“信”而离开“义”的内在要求，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信”，不仅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可能还会导致恶，使“信”失去价值。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在这里就强调以忠诚信实为主，跟从义的指示，这才是真正的崇德，由此可看出，“信”的遵守和践行必须以“义”的内容为规范，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道德高尚。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许下的诺言如果合乎义的话，这样的诺言就是可以遵循实践的。由此可看出，孔子心中的“信”是合乎“义”的信，而不是盲目的“信”，如果不合乎“义”的“信”，还一味坚持“信”则可能使其背离“信”，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君子如何才能真正称之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认为君子首先应该用义来修养自己的品质，按照礼来行动处事，用谦逊的态度讲话，靠信实取得成功，这才是真正的君子，要想成为君子，这些“义”“礼”与“信”都是成就君子必不可少的品质，君子始终坚持以“信”合“义”的原则作为其道德规范的价值准则。 三、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加快社会主义诚信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诚信教育，结合孔子“信”思想内涵的精华和对“信”教育的培育，对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 诚信教育的模式关乎诚信教育的成效，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可以避免将诚信教育束之高阁、空洞化。如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诚信教育植入日常生活中，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将枯燥无味的理论生活化。组织和模拟诚信教育环境，用真实的案例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诚信问题、信用法规及诚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宣传普及教育。立足当前信用经济时代所存在的信用问题，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用消费观，避免因不当的信用观念，产生失信行为。脱离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将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进行结合，注重家庭与社会的合力，形成诚信教育的氛围。诚信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根据不同社会人群诚信面临的实际问题及道德接受能力的差异性，善于运用不同类人群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切合人们思想实际的诚信道德教育”[1]，根据不同的群体，运用不同的方式，加强诚信教育的效力。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使诚信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人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诚信的法律法规，自觉践行诚信，不断扩大诚信教育的影响力。 （二）完善诚信教育机制建设 诚信教育机制建设是完善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诚信教育机制旨在强调以诚信作为教育机制的核心，从社会、政府角度完善诚信教育的统一。建立诚信档案系统管理诚信档案从大的方面应包括公民个人诚信、企业诚信、政府诚信等，从小的方面应包括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个人的水电费、通信费的缴纳、银行按揭的支付，企业的缴税和对员工及社会的诚信，政府的政务公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建设诚信档案，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用诚信传媒的中介作用，宣传讲好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传播中国现代诚信教育声音。通过媒体的宣传和介绍，充分了解诚信教育的故事及身边的诚信案例，加强诚信教育的吸引力，使其深刻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诚信魅力并进行诚信文化教育。利用古代优秀的诚信故事，结合当代生动的宣传方式，将古代与现代的诚信教育贯穿一线。大力宣传当代诚信道德模范，发挥榜样教育的道德模范作用，弘扬社会正能量，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诚信道德教育环境，渲染诚信教育氛围。要建立对诚信的褒奖善惩罚恶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道德惩戒或让其付出法律代价。诚信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行为，更应该成为一种全民道德规范，营造“时时守诚信，刻刻不失信”“失信行为寸步难行”的舆论环境，引导公民自觉践行诚信价值观。 （三）重视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 在当代诚信教育建设中，既要强调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反求诸己”来深化和反思自己，拒绝不诚信的行为，强调自身的道德规范，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及西方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利益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部分人被利益驱使，产生失信行为，例如大学生校园贷款，已引发诸多失信案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些现象涉及法律法规，通过自身约束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要强调外在的规范和制约，“使‘道德上的诚信’与‘法律上的信用’达到最终的统一”。道德和法律可以相互完善和补充，法律的制定和实行可以弥补道德上的“不能”，通过道德的自律来弥补法律内在的一些弱点等问题。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诚信法律体系，为诚信道德的构建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诚信是一种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法律要求。通过道德上的自律和法律上的他律，建立公民个人诚信形象和其规定的法律责任，使诚信教育深入人心。把诚信教育的主体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结合起来，有利于加强公民的诚信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作者：马亚美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课程思想体系及教育改革的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内涵丰富，结构完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课程设置的四项基本要求，“文、行、忠、信”为四大教学领域，“礼、乐、射、御、书、数”为六门学习科目，《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本经典教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课程推进的三个阶段。依据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活动，成就卓著，彪炳史册，其教育学说为中国教育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创办私学、修编“六经”，倡行“有教无类”“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并建树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文行忠信”“以身作则”的教师风范，备受后世学人推崇。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持续十四年，在不断试误和调适中曲折前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先行准备时间短促、思路模糊、急于求成，不少学校在尚未认清自身特色与优势的情况下盲目跟风追潮，致使课程结构松散、教学质量滑坡、学生发展备受质疑。当人们徘徊于现实而无所求解之时，往往会把眼光投向历史，以史鉴今。春秋末期的孔子虽没有专题论述课程体系，但其课程实践所透出的思想却内涵丰富，结构完整，诸多观点仍能迁移至今，给当代学校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建设带来启示。 一、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分析 孔子的课程思想散落在《论语》之中，聚合起来，涵括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以及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等。 （一）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教育因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而存在，课程设置亦需承载文化价值并符合社会要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而提出的。其中，“道”为追求目标，“德”为根本依据，“仁”为精神内核，“艺”为实施路径。1.课程设置的追求目标——“志于道”孔子身处礼崩乐坏、政道废弛的时期，他从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责任担当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课程设置的目标在于“道”。“道”有道义、真理、规律和法则等内涵，孔子认为，士人立志当高远，应以追求真理、弘道践道为永恒的学习目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可见，“道”高深玄虚却又真切务实，作为君子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道”应是心澄如镜的豁然境界，而非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更不是用来伪装和炫耀的人伦工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在实践道义的过程中，士人若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守本心，积极探索和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必将走向光明和永恒。课程设置应以此作为明确的宗旨和一以贯之的精神，以使学生延续真理，死守善道。2.课程设置的根本依据——“据于德”课程的作用在于由外至内影响人的言行举止，塑造符合礼仪规范、社会需求的人才。从这条外铄路线出发，孔子认为课程设置应以美德作为评判其内容的根本依据。德是人际交往的基础，士虽立志高远，但仍需脚踏实地，践行道德。课程设置以“德”为依据，就是要使“道”直达内心、永驻于心而不泯灭。同时，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课程所尊崇的道德价值绝不是孤立的和极端的，它必须接受辩证法的检视，以协调人民与社会、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并在国家需求与学术自由之间保持中正、平和，避免受教育者因情绪的躁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居于首要地位，它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之中，孔子时刻告诫弟子要以“德”教化人，以“德”来衡量与约束自己的行为。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德来引导，以礼来整饬，才能使民规矩有范。因此，只有将课程建立在美德之上，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才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3.课程设置的精神内核——“依于仁”孔子提倡内外兼修，对外“据于德”，对内“依于仁”。“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源发于个体内心的对他人生命及其良善价值的珍视与关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约束自己，达到仪礼的要求，就是“仁”了，这种推己及人的逻辑路线，旨在启发学生内在的道德自觉，由内而外散发出善良仁爱的君子气度。“仁”是孔子课程的精神内核，其推崇内在的情感行为，只有端正态度，主动追求，才能实现“仁”的最高理想；同时“仁”也是一门处世的学问，人与人之间若不能团结友爱、宽容体谅、和谐共处，就无法实现自身发展与国家安定。课程应当从“仁”“爱”出发，培养人们爱护人、尊重人的情感，教会学生“以仁为本”，用仁心、仁术审视自己，关爱他人；人性本善，后天的教化若不能葆有进而增进这份善良与仁慈，便无法彰显其价值。4.课程设置的实现路径——“游于艺”孔子认为，自由地展示个人才华是实现既已设置的课程的主要路径，亦即“游于艺”。“艺”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六种实践技能。“礼”即仪礼，具体表现为维护社会制度的各种祭祀仪式和行为规范；“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射”即射箭，用于狩猎和战事；“御”即驾车，用于交通和出游；“射御”被认为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书”指文字和书写；“数”指天文和数学。“游”是一种轻松、陶醉的学习心态和学习境界。“游于艺”属于孔子教育的心灵安顿方式，一方面是希望学生读书时能够卸下包袱、摆脱世俗，在思想的世界里自由驰骋；另一方面，也是对教学提出的严格要求，正如《学记》记载：“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游焉。”（《礼记•学记》）课程设置若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兴趣，激发学生想象力，便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学习之道，有张有弛，藏息相辅，方能提升境界，追求卓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课程设置的四个基本要求，它们相互关联，彼此交融，致力于塑造救国救民的圣人和君子。以“道”为主体，以“德”和“仁”为辅翼，三者携手畅游于“六艺”的殿堂。 （二）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在“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下，孔子进一步在教学领域、教学科目、教学用书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而搭建了理性且完整的课程框架。1.课程的四大教学领域——“文、行、忠、信”《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孔子从历史典籍、生活实践、道德规范、为人处世四个领域教育学生。“文”指文化知识，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道德是文化的基础，只有操守品质上升到一定境界，再去学习文化知识，才相得益彰。“行”即道德实践，孔子十分看重“行”，曾多次论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公冶长》）实践远重于言辞。“忠”即忠诚、忠心和忠厚。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里贯穿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忠和恕，孔子希望弟子忠君爱国，宽容待人。“信”即诚实、守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仁德的试金石，人无信，不成体统。可见，尽管没有专门的德育课程和教材，孔子课程思想的道德教育宗旨，仍能切实贯穿于教育内容和个人生活实践中。孔子以身作则，已成为“文、行、忠、信”的楷模，受到弟子万分敬仰。2.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主张恢复周礼，重建人伦，以此维护国家安定。其课程也围绕西周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六艺”展开。“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科。“礼”即仪礼，旨在养成礼仪规范，发挥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祭祀时的音乐和舞蹈等，旨在培养美感，活跃生活；“射”和“御”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既可强健体魄，又可保家卫国；“书”和“数”属“小艺”范畴，于儿童时期开展，强化基本功。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均与政治、制度、文化紧密结合，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凸显忠君爱国、教化百姓的理想目标。此外，“礼、乐、射、御、书、数”涵盖德、智、体、美多个学科门类，其通识教育理念由此可见一斑。3.课程的六本经典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的课程内容设置偏重社会人事和历史伦理，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确定了“文、行、忠、信”的教学领域和“六艺”的学习科目后，孔子对西周文化典籍进行了整理，经多次修改，最终形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教材，涉及诗歌鉴赏、政治评论、礼仪养成、艺术训练、哲学探究、历史考证各个方面，设置周密，内涵丰富。《诗》即《诗经》，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经》三百篇，言辞优美，情感细腻，思想纯正无邪。《书》和《春秋》，属于历史教材，记载了当时的政治文献和史学资料。《礼》即《礼记》，《乐》即《乐经》，《礼》《乐》记录的是各类仪式和配乐。《易》即《易经》，内含八卦占卜、天文地理等诸多哲学、科学知识。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五十岁的时候学习《易》，便没有大过错了，可见《易》的深度和难度。六本经典教材存在着一定的深浅层次关系，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弟子有不同的教育价值。当然它们与六门课程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并不完全对应。 （三）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在“六经”之中，孔子尤重《诗》《礼》《乐》，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仅点明了不同学科的课程地位，而且明确了课程实施的关键步骤。1.博雅学习和学术奠基阶段——“兴于诗”“兴”是开始之意，“兴于诗”表明课程学习应从《诗经》开始，打好基础，拓宽视野，在学生对当下社会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学生从中能够大体了解西周至春秋五百年间各国的政治进程、文化发展以及民生民俗，并通过对比、思考与甄别，初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认识。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小孩子何不学《诗经》呢？这种博雅、通识的课程可以为你们的学术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大有培养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的作用。正由于《诗经》文辞轻快、通俗易懂；思想纯正、情感真切，加之赋、比、兴等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使之成为初学者的首选教材。当然，反过来，如果具备了一定基础之后，再学习《诗经》，会更好地挖掘其内涵，理解其精髓，而且可以发展其举一反三、析往知来的迁移能力。所以，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2.心智历练和社会发展阶段——“立于礼”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孔子越来越注重对“礼”的教育。在“诗”的基础上学习“礼”，是对学生心智的历练；习“礼”时期，是学生走向社会，施展才华的关键阶段，此时，懵懂的思想和内心的困惑逐渐清晰，对于社会发展与时事导向也有了较为肯定的把握。“礼”，即为人在世的各种规则、仪式、制度和法律。从出生起，人就生活在仪礼之中，接受外在社会行为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与约束,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不学习仪礼，就无法在社会安身立命。然而“礼”虽严苛，却绝不生硬死板，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施行，贵在和谐。对于如何做到“礼”的规范，如何成就“礼”的社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符合道义、原则的事情，坚决不看、不听、不说、不行动，时刻以“礼”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举止。如此，人就可以完全适应社会，通过“社会化”，遵守社会法则，应对社会变化，成为真正的“社会人”。3.目标达成和自我超越阶段——“成于乐”“乐”是艺术教育的总称，主要包括祭祀时的歌曲和舞蹈，“成”是成功和完善，孔子重视音乐、舞蹈的教育，一方面认为“乐”是天地颂歌，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艺术涤荡心灵，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增进人们向善、崇仁的美好情感。“乐”是“诗”与“礼”的升华，经历了博雅学习与心智历练阶段，君子便能超越自我，出世辅佐君王，实现和谐统一的大计。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音乐是融会贯通的，从初始的浓烈到后来的纯正清晰，一气呵成，不含杂质，“乐”联通“诗”“礼”，如淙淙流水，象征着甘甜且舒心的豁达境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以及孔子学琴的故事都让人不禁感叹孔子对“成于乐”的领会与达成。孔子围绕“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构建“文、行、忠、信”四大课程领域，开设“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学习科目，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经典教材，以“诗、礼、乐”的顺序开设课程，体系完整，蕴意深刻。 二、孔子课程思想的当代教育改革启导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洗礼，在后人不断的诠释与解读中，被赋予新的价值。虽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孔子认为教育应当服务于政治，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他的课程内容和教材也都偏重文化知识和人文历史，轻视生产劳动和自然科学，但是我们认为，孔子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面，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仍能使当代教育受益匪浅。 （一）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教育是育德、育心的文化心理活动，是群体之间纯粹、自由的道德会遇。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他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1]孔子的课程思想正是由德育而扩展开来的。如今的中国大有深陷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的恐慌之势，亟待精神领袖以正视听和公民榜样率先垂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运而生，其重在落实，并呼唤更为简明高效的学校课程形态。因此，加强课程的道德因素和教化意义成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学记》开篇有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使自然人过渡为社会人，实现个人价值，激发社会责任是教育的基本职能。经济全球化、学术资本主义等外界冲力要求课程应具有起码的国际视野、开放的思维方式，彰显其社会价值和全球意识。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教育是培养千姿百态、个性迥异的人，而非埋头苦学的机器。当学校仍在鼓噪“知识改变命运”的同时，是否也该关注一下“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现实，让人们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处在权利和义务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通过社会互动形塑稳定的公民生活。课程设置应融入公民属性，帮助学生形成自觉的公民意识，使其思想和行动回归仁爱、诚信、真善美的生活常态；对社会的反常现象有较强的免疫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能够在自主探索中关注时事热点，产生公民意识，在五彩斑斓的生活历练下不断发展成为守法、诚信、自由和幸福的公民。 （二）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孔子精挑教学科目，精编教学用书，提出“六经”和“六艺”为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六经”集西周经典，《诗经》纯粹，《尚书》严肃，《礼记》庄重，《乐经》美妙，《易经》高深，《春秋》澄明，各类典籍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其多方面的兴趣。“六艺”贴近生活，朴素实用，让学生在赏玩之中强身健体，在苦读之中亦感快乐。虽然通过博学多才促使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成就圣人的认识不免有些奢望；但其通识思想的博雅风度和教育价值丝毫不会褪色。孔子编选的课程内容，理实结合，内外兼修，结构完整，立体回旋。一方面，“六艺”偏重基础与实践，操作技能、行为艺术占据较大比重；“六经”偏重理论，涵盖文学、历史、艺术、科学多门学科，并按照德、智、美的逻辑关系密切配合，层次较高。另一方面，“六艺”注重外在形象的塑造，让学生能以礼貌、健壮、灵动、向上的形象示人；而“六经”重在性格养成，对文化素养、行为操守、爱国爱民、人格品行提出了明确要求。当代课程建设理应形成立体结构，广开课程，不断深化通识程度，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储备；并能够利用大数据科技，在学生已选课程的基础上推荐互补课程，鼓励每位学生形成独有的知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复合型人才成为最强势的人力资本，局限思维和偏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缺乏竞争力。因此，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应落到实处。中国通识教育多为学科知识的粗糙融合，缺乏科学论证和逻辑联系，学校亟待健全通识大环境，保证教育的完整性，为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注重诗、礼、乐三者的课程地位，并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顺序实施重点课程，体现了人“知识博览—社会生活—艺术境界”的成长顺序。现代教育课程实施也应依据儿童发展规律分阶段推进。初期，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教学内容入手，激发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中期，以加速社会化为主要教育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品性素养；后期，则在自主自律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欣赏辨别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激励学生不断反思，达成艺术境界，实现创新发展。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数据挖掘和个性推荐等一些新兴科技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总理也在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发展理路，希望通过新态势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学校是青年学子的聚集地，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中传达时代新知，调动学生内驱力，鼓励差异，大胆求索。人生有多重境界，无论是禅宗的三境界说，抑或王国维的三境界论，还是冯友兰的四境界观，都是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升到宇宙观的审美历程，直到眼里心里尽是美好事物为止。著名教育家卢梭曾说：“有了审美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联系的道德观念。”[2]应当认识到，文学、音乐、美术作为人类感知世界、扩展视野、培养审美鉴赏力的三大基本训练，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基础。[3]教育虽难以神效地帮助学生扶摇直上，达到绝妙的境界，以至终生追求美好，但给予学生美的课程、美的教育、美的体验，使之养成一种纯粹的情操和自然的惯习，从而不断提升其发展境界，却是教育者的分内之事。但愿我们的课程改革能有这样的意念和追求。 作者：李保强 汤瑞丽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创新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当前我国各大博物馆均尝试采用了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商业宣传及售卖，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但在博物馆文创产品款式与内容的创作与创新方面，大部分博物馆文创产品同质化严重，创新型不强，且地方博物馆文创产品地方特色较少。 文章通过对新媒体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现状和优劣势的分析，探究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模式，并提出对策与建议。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平台逐渐成为了人们沟通交流的主要渠道，新媒体即指相对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兴媒体平台，例如微博、微信、H5等网络传播平台。而随着传播方式的转变，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博物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文化的一张“活的名片”。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以及《国家宝藏》等一系列以宣传我国历史文物为主题的文化类节目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的不断播出，博物馆这一社会公益机构开始吸引越来越多观众的注意力，博物馆的文创产业也随之“水涨船高”，如何进行博物馆文创产业建设宣传工作也成为了各大博物馆的重点研究方向。 1我国大型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现状 1.1故宫博物院借力新媒体平台，发展迅速 纵观当下，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从2009年开始文创产品《故宫日历》，直到2014年，随着“朝珠耳机”“皇帝折扇”“花翎伞”等来自故宫博物院文化产品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纷纷出现，才算是迈入了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依托于新媒体技术的“故宫淘宝”——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店，更是在一时间掀起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热潮。截至2016年，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共有9170种，文创产品在2017年的收入已达15亿元①。故宫淘宝店的粉丝数量已达246万人，销量最高的单品月销量也已达到3000笔②。2018年12月12日，故宫淘宝推出了6款口红及2款面膜，作为“一场历史与颜色的告白”向彩妆界进军。一夜爆红的故宫口红在“双十二”当天一上线便已售罄。在故宫上线彩妆商品的第一天，《久等了，故宫原创彩妆》微博文章便得到了3.4万人次的转发量，微信文章阅读人数瞬时突破10万，霸占了大部分人的朋友圈。可见在如今新媒体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巨大的社会知名度、影响力以及我国对于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巨大消费市场。 1.2其他大型博物馆多措并举，加大发展力度 有了故宫博物院发展文创产业的先进经验，全国各地博物馆也开始重视文创产业，并取得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丰硕成果。苏州博物馆、四川博物馆、河南博物馆等十余家博物馆也已通过官方微博、微信等进行文创产品宣传，并上线文创产品官方网店。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在文创产业的发展上取得了不俗成绩。其设开发的文创产品已达3000余款，其中以国博文物藏品为元素开发的达到600多种，拥有自主设计版权的1800余款。既包括稀世藏品的复制品，如“四羊方尊”茶叶罐、“东汉击鼓说唱陶俑”音箱等[1]，也包括各类邮品、胶带、手机壳、书签、钥匙链等日常生活用品。湖南省博物馆于2017年重新向大众开放，开放首 便迎来了一万多人次前来参观。接待观众数量的猛增也带来了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湖南省博物馆推出的文化产品以“养生”为主打，兼顾“纪念性”与“实用性”，还推出了符合年轻人口味的“长沙国战南越桌游”。综合对国内部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故宫博物院依托于新媒体平台，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了文创产品线上与线下销售相辅相成的成熟经营路线，其将传统文物与现代风格相结合，生产挂饰、口红、书签等文化创意品，成为了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的“领头羊”。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等国内大型博物馆也逐渐将文创产业提升至博物馆建设的重点位置，在数量、质量、宣传力度以创新程度上都有所进步。 2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市场分析 市场是衡量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博物馆文创产品除了拥有一般商品的共同属性之外，还具有承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意义，商业性与文化性并存的特征，使博物馆文创产品在市场分析方面存在一定特殊性。 2.1消费者构成分析 2.1.1线下消费者占比较大。尽管当前新媒体平台发展迅猛、博物馆网上店铺发展迅猛，但博物馆作为社会公益机构，更多的文创产品销售依旧依靠线下实体商店。随着国民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以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加深，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成为了游客们的旅游“打卡地点”，游客的增多，也衍生了文创产品线下实体商店的蓬勃发展。2.1.2中青年消费者为主力军。当今，走进博物馆接受文化消费的人群以“70后”为主体，而能够主动购买文创产品的人群则主要集中在“80后”“90后”人群。通过对部分博物馆商店内文创产品的调研以及对顾客的采访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顾客认为博物馆内文化创意产品购物环境较好，但是产品数量较少，受众较窄，更多的文创产品将受众定位在了中青年消费者。“养生枕头”“茶具”“胶带”“手机壳”等多种文创产品均面向中青年。而线上产品更是吸引了较多年轻消费者，出于销售渠道的限制，老年人本就较少使用网络购物。因而在故宫淘宝线上店铺的消费者中，更多的是年轻消费者。年轻消费者接受新事物速度快，网络思维丰富，数据显示，“故宫彩妆”上线后，转发并购买的大部分都是年轻女消费者。 2.2盈利模式分析 当前我国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除了线下推出文创产品之外，以新媒体平台为主要阵地，“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正在逐步成熟，从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到宣传营销，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平台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增强文创产品的创意性，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通过微博、网页等平台推出了文创产品创意比赛，并提供丰厚的采纳费用，通过集思广益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趣味性以及独特性。在博物馆文创产品的销售上，各大博物馆均通过官方微博、淘宝官方店铺以及官网内部商店等新媒体平台进行文创产品的宣传及销售。根据当前我国博物馆文创产业收入占比额分析，虽然“互联网+”模式正在发展，但文创产品线下销售占比仍旧较大。以故宫博物院为例，2017年故宫博物院文创部线下收入近1亿元，线上淘宝网店收入近5000万，线下收入占比2/3[2]。但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线上盈利将不断增加。同时随着越来越多人走进博物馆，博物馆文创产品总体盈利也将再创新高。虽然销量讨喜，但是不得不承认，当前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盈利形式依旧单一。更多的还是依靠制作折扇、胶带等生活物品进行盈利，国内目前仅故宫博物院设计了线上游戏App“皇帝的一天”，创新了博物馆盈利模式。 2.3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未来市场预期 2.3.1青年消费者人群进一步扩大。随着国学热以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博物馆文创产品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底蕴将被更多青年消费者所喜爱，也将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消费者参与到文创产品的设计、宣传以及购买当中。2.3.2线上盈利收入占比增大。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消费习惯以及传播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将会有更多类似于“故宫淘宝”的线上博物馆文创产品店铺以及博物馆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线上收入将在文创产品未来市场中有不俗表现。2.3.3文创产品地方特色显著。随着全国各大博物馆对文创产业的重视以及发展，产品竞争压力加大，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博得一席之地，就需要各地博物馆结合当地特色，使文创产品的设计更具独特性及创新性，如此才能使整个博物馆文创市场蓬勃、健康发展。 3博物馆文创产品优势分析 3.1利用新媒体平台，创新营销方式 近年来，大部分博物馆文创产品除了体现产品的文化属性，也试图使产品更年轻时尚化，因此国内各大博物馆除了线下销售外，也同样与线上平台合作，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销售。其中故宫博物院较具代表性。故宫博物院是最早一批利用新媒体平台做宣传销售的博物馆，其利用资源开设“故宫淘宝”等网店，销售推广相关故宫历史文创产品。“故宫淘宝”作为线上网店，以故宫博物院为基础，转变传统营销方式，积极运用微博等网络平台进行宣传，并开展跨界合作，陆续推出彩妆等文创产品，受到消费者追捧，掀起一波“故宫热”。“故宫淘宝”等系列博物馆文创产品销售商店的良好发展，得益于利用新媒体平台，运用整合营销理念，运用新时代下互联网传播工具针，进行信息传播以及新媒体宣传。博物院整合各类营销传播渠道，积极推广专属品牌，故宫博物院只是开始。 3.2注重消费分层，开发多维产品 博物馆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目前国内博物馆文创产品注重消费者分层，分别针对成人及儿童等设计不同的文创产品。如针对儿童的消费需求设计符合博物馆历史人物的卡通形象及图书，部分博物馆推出著名建筑的积木，使儿童增加动手能力的同时学习历史知识；针对学生设计手账胶带、本子、笔等学习用品；对女性游客设计印有古代特色的丝巾；针对收藏家设计知名建筑的邮票、明信片；针对专业人士的历史书籍和专业著作等。2018年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彩妆，包括口红、粉底、腮红、眼影等文创产品，引起精美的包装和创新性的宣传更是引起了广大消费者的热情。多维产品覆盖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游客，真正做到了消费分层，扩大营销渠道。 4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局限 4.1发展良莠不齐，产品同质化严重 在国内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发展过程中，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知名博物馆因投入资金、人力较多，因此开发程度较深，产品较为多样。但内地其他博物馆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较浅，创意不足，产品大同小异，没有特色。“有些产品只是对文物实体按比例简单复制，有些只是将文物的平面图案或者书画作品上的图案直接印制在丝巾、抱枕、手机壳上，有些文创产品与旅游纪念品毫无差异，并不能真正体现博物馆特色。”[3]当有博物馆推出有代表性产品后，其余博物馆不能找到馆内颇具特色的文物并再针对其特征制作文化衍生品，只能模仿。如在故宫博物院推出故宫系列手账胶带后，其他博物院大多照搬照抄；苏州博物馆产生爆款文创产品秘色莲花曲奇饼干，衍生自苏州博物馆之宝五代的秘色莲花瓷衍生而来，产品Q萌有趣，惹人怜爱，一时间全国其他博物馆纷纷效仿各种花色饼干。盲目模仿创新，使行业内同质化现象严重。 4.2价位两级分化，产业链未成熟 博物馆文创产品以观赏性工艺品起家，虽后来推出实用性小物件，但并未发展成熟。文创产品未形成成熟完整的产业链，在设计、生产、宣传销售等方面出现断节现象。正因如此，不成熟的产业链使文创产品出现两极分化的状态，高端产品如陶瓷套装等，制作精良讲究，但价格远远高于市面其他产品，令人叹为观止，不利于购买与推广。大部分低端产品，如钥匙扣等由流水线制作而成，不具特色无法激起用户的购买欲。而在部分能够吸引顾客眼球的商品上，却又存在质量问题。以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彩妆系列”为例，故宫淘宝推出彩妆产品后不足半月，便通过官方微博了彩妆系列停产公告，原因在于推出的故宫口红在使用感上不能过关，出现了粘杯问题严重、包装塑料等质量问题。因此，当前大多数博物馆缺乏价格适中、品质优良的产品，这也造成了许多博物馆在文化衍生产品销售方面收入惨淡。 4.3产品缺乏精密设计，发展路线单一 国内博物馆现大多采取销售创意纪念品的方式发展文化产业，虽然致力于在纪念品上开发创新，但与国外较成熟的博物馆文化产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相比于美国史密森航天博物馆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手表”等高科技文创产品，国内博物馆的文化创意产品虽然略具创意，但设计感、特殊性不足，有待提高。事实上，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可以从多角度出发，不仅是文化衍生产品，也可以是旅游业的发展，也可以通过增进观众与博物馆的距离的方式，例如博物馆可以通过俱乐部、会员制、论坛等多种性形式，增进观众对博物馆的了解程度，呼应互联网大背景，与新媒体平台结合，充分展示博物馆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历史底蕴，形成多元的发展路线。 5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建议 5.1具有宏观视角，把握发展方向 具有宏观视角，把握大的发展方向，对消费者充分调查研究，确定哪一类文创产品最受欢迎，加大这一类设计在产品中投入的比重，掌握消费者心理需求，以便于更好掌握市场。 5.2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与数字媒体相结合 在互联网大环境下，“走在前列的博物馆应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来丰富文创产品的类型，如梵高艺术博物馆用3D打印技术复制了梵高的著名油画，在纹理和质感上与真迹别无二致。”[4]新时代下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在于设计性、经营模式和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博物馆可以通过“文化+科技”的模式，通过3D、4D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充分展示博物馆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历史底蕴。 5.3深度挖掘特色，延伸产品特性 不同博物馆在近年来文因地域、历史不同，具有不同馆藏文物，带来差别化效应。文创产品特色化、创意化，应针对不同馆藏的标志性的文物进行开发，深度挖掘产品特征，并适当延伸。除此之外，将博物馆珍贵藏品及文化知识定期存档规整，丰富文化资源，可利用拍照、拓片、复制等技术，在创新中求特色，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结合，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5.4增强服务意识，开发完整产业链 发展文创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售后、宣传一条龙服务，形成完整产业链和高效的销售服务团队，以满足消费者需求。重视服务质量，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抓住用户的心理需求，把握文创产品开发销售特性，运用互联网思维打造产品，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产品，使博物馆文创产品得到更好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形成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势。 参考文献： [1]杨晓琳.新常态下博物馆文创授权研究——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J].经济师，2017（7）：42-43. [2]腾讯网：博物馆文创产品如何突围？[EB/OL].[2018-07-20]. [3]马晶晶.当代博物馆文创产品与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对策探讨[J].吕梁学院学报，2015（8）：59-63. [4]宋峥嵘.对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的思考——以河北省为例[J].文物春秋，2017（4）：49-52. 作者:宋云飞 张云笛 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艺术鉴赏论文:舞蹈艺术的审美鉴赏能力 一、对舞蹈艺术的认识 舞蹈艺术的功能就是“以富有魅力的动态艺术形象，使人悦目赏心，陶冶性情，美化心灵，促进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风尚的完善，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舞蹈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也高于生活，并且随着社会和生活的变化而发展，同时还是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表现。舞蹈艺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其通过鲜明的舞蹈形象，以审美和欣赏价值为中介来实现其对社会和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具体来说，舞蹈艺术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自娱自乐，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自己的情感；其二是进行信息的传达、情感的交流，并且能促进友谊，增进情感；其三是作为体育锻炼的一种，具有增强体质、强身健体的功能；其四是能够为欣赏者提供美好的享受，陶冶情操，培养性情，有欣赏愉悦之功能。 二、提高舞蹈艺术审美能力的方法 （一）联系社会生活，体验舞蹈动作的美 舞蹈艺术源于现实生活，同时又高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升华，是一门反映了舞者思想和情感世界的人体动作艺术。只有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才能够拥有敏锐的舞蹈审美眼光，才能够从舞蹈艺术中感悟到真实的精神追求。因此，提高舞蹈艺术的审美能力，必须联系社会生活，深入生活。另外，舞蹈还是用人体说话的艺术，身体动作是构成舞蹈的特殊语言，美的肢体动作能够形成流畅的、动态的视觉形象，因而我们也要深入品味舞蹈动作的美。首先，我们需要结合现实生活品味舞蹈动作的功能，并从中把握舞蹈动作的内涵美。舞蹈动作的功能是丰富的，一方面它能够描绘人物形象，展现人物情感，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思想。例如，经典舞蹈作品《天鹅湖》中，白天鹅以“阿拉贝斯克”作为基调动作，这个动作则将白天鹅高傲、美丽的想象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给观赏者留下了美好的视觉印象，体现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又如，舞蹈作品《丰收歌》中，基调动作是“下摆手”接“双晃手”，作品通过这个基调动作元素的改变来表现舞蹈画面，从而向观赏者展现了丰收的场景，丰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另一方面它能够展现人物行动的目的和具体内容。这种动作具有明显的再现性和模拟的痕迹，是由现实生活衍生而来的形象化的舞蹈动作。例如，舞蹈作品《蒙古人》中各种变化丰富的骑马动作，就是通过模拟的形式，非常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在宽阔的草原上蒙古人驰骋的英姿。其次，要充分了解舞蹈动作的不同风格，深刻了解舞蹈动作的形式美。舞蹈的形式美是通过动作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的舞蹈具有不同的造型标准。欣赏者只有了解不同舞蹈动作的造型标准，才能更好地欣赏舞蹈，提升鉴赏舞蹈的能力。 （二）了解舞蹈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 舞蹈艺术审美要求舞蹈欣赏者一方面要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另一方面还必须掌握舞蹈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要充分了解各种舞蹈，如现代舞、芭蕾舞、中国传统舞蹈、民族民间舞蹈等舞蹈种类产生的背景、文化和历史，同时掌握其审美特征。就拿芭蕾舞来说，其动作主体是线性美，西方主张开放与扩张的文化气质，体现在芭蕾舞的动作形式上就是以开、直、绷、立为基本动作。开，就是舞者以左右对称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向外来开肩部、胸部、胯部和膝盖及脚踝五大部位，将动作范围扩大，赋予舞蹈动作以灵活性，使舞蹈动作具有更强的表现力，从而使舞者最大限度地占据舞台空间。绷，是指舞者的每一个部位都处于紧绷的状态，特别是脚部必须绷直，从而提高脚形美和表现力。其一是增强脚步线性美的表现力，通过跳跃等动作展现出脚部线条的流畅和柔美；其二是表现出放射性艺术，通过绷的基本动作，将舞者的全身能量都集中在脚尖和手指尖，从而将舞者的肢体有效地放射到舞台空间中。而直是指芭蕾舞者的背部必须向上挺直，腿部的膝盖也要伸直，从而构造出线条舒展的优美舞姿。立则是指芭蕾舞者要将四肢、头颈和躯干作为一个整体，傲然挺立，将主体力量集中在脚尖上，保证整个芭蕾舞的动作体系都是高重心的。欣赏者只有了解了这些舞蹈知识才能以更专业的眼光欣赏舞蹈，并获得美的享受。 （三）重视对优秀舞蹈作品的鉴赏并掌握正确的鉴赏方法 为了提高舞蹈审美能力，欣赏者必须重视对优秀的、经典的舞蹈作品的鉴赏，通过对经典舞蹈作品的观赏，品味舞蹈艺术的深层境界。欣赏者只有欣赏优秀的、美好的、经典的舞蹈作品，才能够提高自身的审美境界和审美能力。例如，经典的芭蕾舞《天鹅湖》中，有一段是快板四人舞，这段舞蹈给人以活泼、天真、欢快的感觉。四只演绎小天鹅的女性舞者手拉手排成排，在欢快的节奏下快速反应，做出各种有节奏、有韵律和整齐的动作，整个舞蹈编排巧妙，动作灵巧、整齐。舞蹈观赏者只有深入地分析每一个舞蹈动作，在丰富多彩的舞者动作中体会不同风格、不同特点的舞蹈艺术美，才能够提高自身的舞蹈理解能力、想象力，才能够比较好地把握舞蹈作品的意境和氛围，从中获得美的感受。具体来说，欣赏者要以舞蹈动作和舞台画面为媒介正确认识舞蹈表现规则，进入到舞蹈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中，才能够品味到舞蹈艺术的深层境界。而要想达到这样的舞蹈审美境界，欣赏者首先必须对舞台的区位有正确的认识。所谓舞台区位也就是指舞蹈表现的空间，舞台区位有强弱之分，必须充分考虑。其二必须加强对舞蹈移动线的认识。所谓舞蹈移动线就是指演员在舞台空中路线的走向，丰富的舞蹈移动线能够展现出舞蹈和谐的整体美感。其三要加强对舞蹈图案的认识。舞蹈图案是编舞者的创造结晶，是为了展现主体、烘托氛围、渲染情感而精心安排的，加强对其的认识，能够让欣赏者在舞蹈图案中感受到舞蹈美的意境。 三、结论 舞蹈艺术是以具有生命的人体姿态和身体动作作为外在物质媒介，通过连续、有节奏、有韵律的动作来塑造艺术形象，进而抒发情感的一门艺术。要想全面认识、欣赏舞蹈，欣赏者就要从其种类、艺术功能等方面对其加以了解，并要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深入生活，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加强对优秀经典舞蹈作品的观赏，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舞蹈艺术审美层次和意境。参 作者：赵晓宇单位：河南理工大学音乐学院教师舞蹈专业 艺术鉴赏论文:音乐鉴赏教学艺术 一、利用直观的音乐形象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音乐形象是通过音响来表现作曲家的艺术构思,塑造艺术形象,从而使欣赏者产生联想的。在鉴赏教学中,学生可以直接感受到所播放乐曲强、弱、快、慢以及音乐的喜、怒、哀、乐,并能够想象出音乐表现的情景。若再经过教师的讲解,就更能够正确的体会与理解乐曲所表达的情绪、意境。例如:在欣赏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我首先向学生讲述了这个几乎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中的凄美爱情故事,并充分运用大量的图片资料使学生对整个故事情节充满好奇,之后欣赏了大型交响乐现场演奏版《梁山伯与祝英台》c小提琴优美的声音时而深情,时而欢快,时而激烈,时而如泣如诉,引人入胜。我在教学中又加入了动画《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情节的影片片段,学生被精彩的故事情节所感染,有的随着音乐小声哼起了化蝶的主旋律,有的轻声吹着口哨随着音乐走,有的同学做拉提琴状……充分了解了作品表达的内容后,通过对直观的音乐形象的感受再引导到对乐曲的感受上,能带给学生各种不同的感受,这样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启发学生想象,同时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由于每个人的着眼点与理解能力有很大的区别,联想出的内容也不会相同,加之想象本身又是一种再创造,对音乐的感受就会千变万化。这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道理。教师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正确鼓励和引导学生,尽可能地发挥他们的想象能力来进行创造,利用直观的音乐形象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音乐鉴赏中的灵感思维是丰富的,有时通过聆听音乐还会萌发和获得超越音乐范畴的灵感,给审美主体带来顿悟。 二、采取创设情境,激发想象的方法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课堂教学中,情境主要是运用语言、画面、音乐等手段,根据音乐作品的风格情绪和具体内容创设相应的情境,通过艺术的直观感知与教师生动的语言描绘。创设一种为教学需求服务、为学生审美服务的生动情境。例如在古曲《春江花月夜》的鉴赏中,我首先让学生聆听了古诗《春江花月夜》的配乐诗朗诵。大屏幕上出现的是中国古典的山水画面,使学生在欣赏音乐之前先感受到了一种如诗如画的优美意境。之后再让学生仔细聆听乐曲,仔细感悟音乐的情感、意境,努力揣摩音乐的内涵。在这样的情境中,学生能感到亲切、轻松、愉快,并能用最大的激情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去,变静态的音乐吸收活动为情感动态的音乐表现行为,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感知、理解音乐,从而实现音乐教学的情境审美化。 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景》是充分运用配器手法描绘地中海岸的自然风光的。在欣赏之前我做了个尝试,选择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小号演奏的音乐片段让学生听辨乐器色彩及形象,充分激发学生的思维和想象。最后小组讨论汇报:小号——金黄色——嘹亮又有贵族气质或英雄形象:双簧管——幽雅甜美的淑女形象:大提琴——深沉醇厚的绅士形象:长笛——淡兰色轻柔透明的:单簧管——清澈轻盈。从而知道不同乐器的音色所塑造出的不同音乐形象。既从理性方面认识了乐器,又从感性方面丰富了对音乐形象的想象。 三、结合艺术实践的形式引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为学生创设和开辟适合于教学内容的参与途径,设计有利于学生全身心地参与的积极、主动的参与过程。同时又把教学目标巧妙地融入其中,采用必要的手段启发和帮助学生顺利打开求知的通道,为学生的实践参与提供更多的机会,使学生产生实践参与的冲动,并能全身心、全方位地投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 在声乐作品的鉴赏教学中,应重视对作品的演唱实践。声乐作品的表现是通过词曲作者谱曲,再由歌唱者投入情感演唱再创造的过程。对作品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歌唱是一种创造性行为,因为每个人发出的声音都是独特的。尤其是在合唱作品的练习中,要达到声部的和谐、统一是不容易的。学生往往为不受对方的干扰要大声演唱自己的旋律部分,造成声音不统一,声部不和谐,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给他创设思维的空间。让他们真正体会作品的意境,感受声音的和谐之美。例如在合唱作品《黄河大合唱》的鉴赏中,选取学生最熟悉的《黄水谣》、《保卫黄河》等乐章实践演唱,并根据学生情况分声部练习,待两个声部基本唱会后,选个别音乐基础好的学生担任领唱或学唱第三个声部,使学生陶醉在自己营造的艺术氛围里,他们的心在他们自己创造的美中滋养、散步、飞扬。学生在演唱的过程中,必然融入自己的想象,注入自己的情感,这使学生在演唱的过程中进入了创造性的精神状态,对作品的整体理解更加深刻,同时进一步的增强了学生的爱国情感。 学生的音乐鉴赏活动是积极参与创造性思维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教师要给学生以积极参与的机会,给学生一个积极思维、积极创造的空间。这样的师生互动活动,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并提高了音乐鉴赏教学的效果。教学实践证明,当学生真正听懂了音乐后,他们会自觉地在音乐中展开自由的、充分的、丰富的、美妙的联想画面,从而真正使音乐鉴赏活动成为创造性思维运动的过程。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音乐鉴赏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学习、理解过程,也是一个以听觉的感知和想象相结合的特殊认知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依靠学生主动的听、主动的想象来实现。让学生在鉴赏中多听、多想、多思维、多创造,引导他们准确的体验音乐情感。 四、通过即兴创编和表演的途径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音乐鉴赏中,可以让学生采用节奏、律动、线条、色彩、绘画等方式表达对音乐的理解。通过自填歌词、创编故事、自勾画面、自编律动等丰富多采的创造实践,引导学生有意识的进行创造性尝试。即兴创作和表演是音乐鉴赏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中缺一不可,不能偏废。即兴创作和表演的好处在于:首先不必依照事先设计的乐谱和事先的排练,减少技术负担:其次即兴活动比较能够灵活自如、自由地表达情感:再者即兴活动有利于发展学生敏捷的思维、快速反应的能力。由于即兴活动属于即时临场发挥,因此即兴创作的成果显得粗糙。但正是这种不成熟的创造,蕴含着丰富的创造精神。音乐训练可赋予我们一种积极想象与创造的方式,提高我们的创造能力。所以课堂练习培养学生的音乐即兴创作与表演能力是创造性教学的新举措。例如在《影视音乐》的鉴赏中,我给学生准备了几部影视中的场景:1、激烈的战斗场面,2、和谐温馨的生活场面。3、幽默滑稽的动画场面,4、热烈欢腾的节日场面。让学生从提供的十个音乐片段中为他们选择合适的音乐。学生们努力用音乐来烘托情绪,塑造形象。充分挖掘学生的创新意识,每个场景会因学生的想象、联想和个性化认知的不同,对艺术作品内涵的理解和感受不同而产生多种结果,为学生今后的创造发展奠定基础。 尝试音乐创作是激发想象力、培养创造力的有效途径,是发掘创造性思维潜能的过程和手段。即兴为熟悉的旋律填新词,为熟悉的歌词新编节奏和旋律,音乐常识的选择、连线等都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为熟悉的旋律填新词降低了创作的难度,也提高了音乐鉴赏课的时效。在教学中以此发掘学生创造潜能,浸透创作音乐的意识,进而更深刻地理解和体验音乐的创作特点,享受创作的过程,品尝成功的甜蜜。在为熟悉的旋律填新词的练习中,有的学生为《茉莉花》填新词,有的为《明天会更好》填新词,有的为《吉祥三宝》填新词,还有的为《北风吹》、《菊花台》、《东方红》、《欢乐颂》、《心愿》、《隐形的翅膀》、《栀子花开》……太多了!学生在临时的“音乐会”上演唱自己的作品,并简单讲述创作过程。演唱结束后教师简单点评。他们专注的表情,热烈的掌声,以及各具特色的演唱情景相信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同学们的记忆土壤里并且会生根发芽。 五、运用学科整合的优势引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音乐是心灵的语言,它虽然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它给人的回味是无穷的,音乐与科学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是浪漫的形象思维,一个是严谨的逻辑思维,但它们的思维过程是相通的,全都离不开想象。音乐的想象能使科学的幻想插上翅膀,使科学家得以发挥聪明才智,把幻想变成现实。着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的科学成就很多是从音乐启发而来的。”他酷爱音乐并受到了启发,发表了着名的相对论,创造出世界的奇迹。 音乐是一门艺术,也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课堂教学中应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科整合这一特点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如在欣赏琵琶独奏曲《十面埋伏》时,学生刚开始不知道乐曲所表现的意境,并表现出不喜欢听古曲的意向。通过我用媒体的渲染,用“垓下之战”的历史故事来导入,并结合古诗《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引导学生对琵琶音色的认识。学生马上来了兴趣,并在聆听音乐后,感受到一面琵琶竟能表现出这样一个雄壮的战斗故事,就自然地把音乐中的强、弱、快、慢联想成了战斗、埋伏、追击、战败等相关的音乐形象,战场在音乐中得到了再现,再细听后就更能想像出那激烈悲壮的战斗场面了。 音乐与美术也是相关学科。学生在欣赏音乐作品时能看到“画外之景”,同样在欣赏美术作品时也能听到“弦外之音”。即从画中听到音乐,从曲中看到画面。如歌曲《弯弯的月亮》“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是那弯弯的小船……”就刻画了一个美丽夜景的画面。这种视觉与感觉的联想,能够启发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领悟音乐作品。在音乐鉴赏教学中。要注重与其它学科的整合,从学生自身出发,以学生发展为根本,促使学生将各科知识综合起来理解,运用学科多元化的特点,引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进一步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综合能力。 [摘要]学生的音乐鉴赏活动是积极参与创造性思维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教师要给学生以积极参与的机会,给学生一个积极思维、积极创造的空间。这样的师生互动活动,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并提高了音乐鉴赏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音乐鉴赏审美想象创造性思维 艺术鉴赏论文:学生音乐鉴赏教育艺术 摘要：基于音乐在人的教育领域里的多种功效，使得音乐美育越来越引起了人类的高度关注，而对于学生这一主要受教群体而言，由于其理解能力强，但音乐素养普遍偏低，又急需艺术教育的营养，所以如何能有效地对普通的学生施以音乐鉴赏方面的教育，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因为“对于一个不辨音律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音乐美育也将随之而不断地进一步地深化，并将起到更为广泛而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学生音乐鉴赏课综合素质 长期以来，音乐鉴赏作为普及艺术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深受广大美育工作者及在校生的普遍青睐，多年来在学生的美育方面一直起着积极而有效的推动作用。那么如何针对普通学生特点，更有效地渗透音乐鉴赏教育理念，使学生的音乐文化素养和能够更有效地提高呢?根据大学生的音乐欣赏层次和阶段性的主要特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教会学生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体会来进行音乐欣赏 就德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所创作的钢琴独奏曲《献给爱丽斯》而言，其创作源泉来自于贝多芬自身的一段恋情，音乐家贝多芬将他与自己的学生——美丽少女马尔法之间纯洁、美好的爱情。以及其间所发生的矛盾、冲突和最终和好的爱情历程，写在了五线谱上，并通过音乐这种特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但恰恰是这种生活当中最真实、最普遍、最美好的感情，却被音乐家变成了不朽的乐章：这就足以证明艺术来源于生活，一切艺术创作的源头都是都来自于生活。每一部音乐作品的诞生往往是生活和情感的一种体现、高度升华和凝结。 对于普通的学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处于青年时期，这一时期决定了他们具有思想敏锐、情感丰富等显著特点，如果在教授音乐鉴赏课的过程中，能教会学生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情感体会来欣赏音乐作品，将会使学生更容易领略和掌握音乐鉴赏的方法，并且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教会学生运用“通感”的方法进行音乐欣赏 “通感”是指性质和形式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所给人的相同的感受。在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中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话：“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影子，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这里的“月光”与“影”同“梵婀玲”上奏着“名曲”看似毫无相似之处，可细细体味它们之间那种美妙、宁静、轻灵、飘渺、谐和的感觉是相同的。在音乐欣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教会学生运用这种“通感”。结合音乐主题，再结合自身的一种感受，进行音乐鉴赏将更有益于音乐欣赏课的授课效果。这就是音乐鉴赏当中的“通感”。即视觉与听觉之间的一种通感，如果将这种“通感”运用到音乐鉴赏的讲解过程当中，会使学生很容易从作品当中体会一种来自于身边的切身的感受，对于音乐欣赏课的讲解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于普通学生而言，他们的理解能力强、知觉丰富，如果在音乐鉴赏课当中适当地将“通感”的方法运用到其中，将会提高音乐赏析课的授课效果。 另外，我们还应当告诉学生音乐语言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的说话的语言，音乐语言所表达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利用音乐所特有的音的特征来表达的，当音乐所带给人的感受和人类内心对某件事物的切身的感受产生共鸣时，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通感”产生了，有了这样的通感，我们就很容易与作曲家跨越时空产生共鸣，更好地理解到作曲家的创作意图，音乐鉴赏课也自然会达到一定好的效果。 三、在音乐欣赏讲授过程中应当运用的三个“过渡” 对于普通的学生，由于音乐基础相对薄弱，但理解能力强所以在对他们讲解音乐鉴赏课时，应力求做到深入浅出，由浅到深、逐步过渡，根据这一原则，笔者总结归纳出了三个过渡。 1、由声乐曲过渡到器乐曲 在音乐欣赏过程中，最易于欣赏和接受的莫过于声乐作品了。因为声乐作品结构简单，有歌词，并且歌词的内容，与旋律所要表达的情绪，基本上是相一致的，所以在教授音乐欣赏课时，应当首先由讲解声乐作品入手。不仅是因为声乐作品易于欣赏，更主要的是要让学生通过对有歌词的音乐的欣赏，了解音乐的表现、发展、和欣赏的规律，更准确地理解音乐所要表达的含义，从而逐步过渡到器乐作品的欣赏。在讲解声乐作品时，首先应让学生了解作品词、曲作者的生平，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歌词的含义。通过举例和讲解。让学生了解和掌握音乐旋律发展的特征，并锻炼学生在脱离掉歌词的基础上，依然能够欣赏歌曲的旋律，通过旋律进一步理解音乐。这样的过渡会使学生在进入到器乐作品欣赏部分时不致感到不知所云或无所适从。 2、由民间音乐欣赏过渡到西方音乐欣赏 每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自己的语言。虽然人们常说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但每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审美习性，音乐作为一种民族特有文化。有时会像血液一样融入到人的身体里，它甚至是根深蒂固，与生俱来的。比如说每每播放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民族器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对于很多学生而言，都是耳熟能详的民族乐曲，如果在音乐欣赏的过程中，我们能首先将这些作品按照一定的顺序依次介绍给学生，会使学生感觉亲切、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音乐作品欣赏，尤其是在讲解作品结构时。学生较之就更容易理解，在此基础上再逐步过渡到西方音乐，比如说《命运交响曲》、《蓝色多瑙河》、《仲夏月之梦》等等，这样会使学生对于音乐语言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从而能够进一步吸引学生的鉴赏兴趣。 3、由器乐独奏曲逐步过渡到交响音乐 比较而言，器乐独奏曲所表现的主题，大多都较为单一，曲式相对也较为简单，所以在教师讲解和学生欣赏时，更容易把握一些。比如在讲解和欣赏德国作曲家舒曼的钢琴独奏曲《梦幻曲》时，可以将此曲首先进行播放。待学生具备了初步的印象后，再讲解这首曲子的曲式结构，即这首曲子是一首单主题音乐和单三部曲式的结构。当学生了解、熟悉和掌握了什么单主题音乐以及什么是三部曲式。再讲解此曲的旋律及节奏的特征。并通过自身的感受去体会音乐旋律。之后再由独奏曲逐步过渡到管弦乐、多主题和曲式结构较为复杂的交响乐，那么学生会更容易学会和掌握音乐欣赏的方法和规律，学会欣赏音乐。 基于音乐在人的教育领域里的多种功效，使得音乐美育越来越引起了人类的高度关注，而对于学生这一主要受教群体而言，由于其理解能力强，但音乐素养普遍偏低，又急需艺术教育的营养，所以如何能有效地对普通的学生施以音乐鉴赏方面的教育，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尤其是美育工作者尤为关注的课题，因为“对于一个不辨音律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音乐美育也将随之而不断地进一步地深化，并将起到更为广泛而有效的作用。 艺术鉴赏论文:行动的摹本论戏剧艺术的鉴赏 【摘要】戏剧艺术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包括戏剧精神、审美情趣等，同时它在表演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将中国文化特色体现出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戏剧艺术不断创新、完善，改变了传统的表演模式，并在发展过程中汲取大量养分，将其自身价值体现出来。要想了解戏剧艺术的真正价值，就应该加强对其创作与表演方面的认知，找到合适的鉴赏方法，从而了解戏剧艺术。基于此，本文对戏剧艺术的鉴赏进行了简单研究。 【关键词】戏剧艺术；表演；创作；鉴赏艺术 鉴赏是一种审美的再创造活动，人们在鉴赏过程中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忘记周边的环境，融入到艺术环境中，仿佛进入了一个虚拟空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含义，满足人们的精神、心理需求。而戏剧在表演过程中通过直观的形式将生活展现出来，由不同的演员扮演不同的角色，为观众塑造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赋予观众感染力，并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作品内在的神韵。 一、戏剧艺术的创作与表演 （一）贴近现代人的审美观。现阶段，我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渐加快，传统的审美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们的观看需求。[1]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传统审美落后，人们在观看戏剧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浮躁心理，这种心理会直接影响戏剧的创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将现有的创作方法进行创新和完善，做好人物形象与舞台之间的转换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激发人们的观看欲望。（二）艺术表现手段。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不同的艺术在表演过程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表演方式，这对于戏剧来说也不例外。在进行戏剧表演时，戏剧演员必须要有绝对的服从意识，熟练掌握角色的动作要领，只有这样才能将作品的真正价值体现出来。对于不同的戏剧作品，表演者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表演，常见的表演方式有以下几种。1.外部行动。这属于形体表演。观众在观看演出时，可以通过演员的直观表现形式来了解其中的含义，从而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戏剧表演时，演员的一举一动都属于外部行动。2.语言行动。语言行动包括对话、独白、旁白等，主要体现在台词上。在戏剧表演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对于情节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表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可以有效地促进人物之间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方式在观众观看表演时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力。[2]3.静止行动。静止行动在整个戏剧表演中又被称作“停顿”，可以有效地将演员的内心情感展现出来。然而，在其表现过程中首先要做好铺垫工作，保证观众在欣赏戏剧的同时可以了解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将戏剧冲突体现出来，从而挖掘其潜在台词。4.音响行动。音乐可以有效刺激表演者的心理，让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将内心情感完全释放出来，进而很好地传达给观众，保证观众在观看表演时了解作品的内涵。[3] 二、戏剧的鉴赏方法 （一）多次阅读剧本。在欣赏一部戏剧作品时，要想领悟它的思想主题，就应该反复阅读剧本，了解戏剧的整体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欣赏过程中真正了解每个环节所表达的真正含义。（二）理清戏剧冲突。戏剧作品在表演过程中包括了大量的戏剧冲突，这些冲突可以有效地将作品的真正魅力体现出来，推动剧情发展，让人们了解作品的真正含义。常见的戏剧冲突主要由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构成，不同的人对于社会、事物、环境有着不同的感悟，只有这样才能将其中的矛盾体现出来。（三）把握人物形象。人们在观看戏剧作品时，会根据其中的人物、行动产生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对于人物的塑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将作品真正的价值体现出来。另外，观众在欣赏戏剧时，还可以通过不同的人物心理来了解整个作品内容，了解该人物各个环节的“行动”，对演员塑造的人物性格进行准确把握。 三、结语 戏剧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汲取各方面的养分，只有这样才能将它真正的价值体现出来，从而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快速发展，让文化精神得到传承。然而，戏剧的鉴赏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特点，要想真正了解戏剧艺术，就应该先了解艺术作品自身特征，通过自己的眼光进行判断。 作者:倪婷 单位:西安体育学院 艺术鉴赏论文: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鉴赏分析 摘要: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是村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体现着一个村落文明发展的历程,体现着独有的文化意蕴。川东地区有着较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其周围环绕着众多的山谷与江河,因此,村落的环境较为封闭,当前川东村落中有很对的客家移民,客家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有着独特性的传统体育文化。对这一文化艺术符号的研究能够加深人们对川东地区的了解,文中将对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发展进程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找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途径。 关键词: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鉴赏 川东即四川的东部地区,石桥火龙文化、三汇彩亭文化、元九登高文化以及安仁板凳龙文化都是川东村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体育文化,这些体育文化艺术符号显示出了川东村落人民精神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它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川东村落独特、封闭的地理环境,对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发展进程 一个地区体育文化艺术符号不能够脱离于时展,而文化又是对一定时代背景的反映与表达,因此,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发展进程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从建国伊始,川东村落体育文化艺术符号体现出了如下的发展特征。 1.1不稳定性发展 在建国以前,川东地区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家族中辈分或名望相对较高的长者负责组织活动,族中祖业经营的收入就作为这些活动开展的经费。在建国初期,川东村落的各项制度建设并不能够实现与时俱进,在新旧制度交替的过程中,传统体育的发展呈现出不稳定的特点,虽然国家提出了关于体育发展的口号,如“体育为人民服务等”,但是由于经济与制度上的落后与不完善,该地区的体育文化仍然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时期,受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传统体育的发展呈现出了急功近利的状态,盲目自信等现象极其严重,到了3年自然灾害时期,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精神、行为、制度与器物等众多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1.2受到冲击与破坏 对川东地区传统体育文化破坏力最强的当属时期,当地传统体育文化中的石桥火龙文化等都被认定是旧思想,相关活动都被认定是对就有文化与思想的学习与追逐,因此,很少再有人从事传统体育活动,原有的传统体育文化艺人都遭到了迫害与批判。 1.3逐步恢复与发展 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时期造成的混乱局面得以恢复正常。在经济上,川东村落也逐渐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川东村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此时,人们开始逐渐关注精神文化的发展,很多人开始追忆传统体育文化,并对其进行创新。跟对传统体育场地、设施以及器物等都被重新修整,传统体育文化的相关制度也逐步建立健全,川东村落体育文化艺术符号发展走上了恢复与发展之路。图1为石桥火龙表演,这种表演有着吉祥的寓意,是对传统文化的体现。 1.4分化中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市场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川东村落以往的族群观念也逐渐淡化,村落与外界的联系与沟通加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而很少有年轻人关注到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与保护,越来越多的川东村民向往城市的生活,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 2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问题现状 川东村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在今天,这一传统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探讨能够为找到其发展的有效途径提供一定的帮助。 2.1经济结构的改变 建国以前,川东村落的经济结构都是以族群为单位的,形式较为单一,因此,传统文化体育活动的展开都是在族群内部统一组织与协调的,其经费支出也是从祖业的经营所得中抽取的,不受其它外部经济因素的干扰,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川东村落多以血缘关系或族群关系为依据开展各项生产与生活活动,以安仁乡为例,当地主要以石氏、李氏、郑氏、谭氏、张氏、魏氏为几个大姓,因此，其社会组织结构也由此构成,传统体育活动都在祖祠这一竞技场展开,当节日或祭祖时都会按照传统举办传统的体育经济活动,因此,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得以保存与传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川东村落的经济结构发生的较大的变化,人们不再依赖于宗族生活,而是逐步推行个体经济,原本属于整个宗族的田地被划分到个人的手中,因此,传统体育活动的展开得不到足够的经济支持。由于经济结构的改变,川东村落中的宗族关系逐渐弱化,在传统经济结构下,祭祀祖先、体育文化等活动的举行都有族长统一组织进行,宗族内的关系极为稳固,但是经济结构改变后,家庭取代了宗族,重大活动的组织者变为了村委会或者是乡镇政府,而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并没有指定某一部门组织开展传统体育活动,因此,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呈现出衰落的现状。 2.2人口结构的改变 受到传统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与传承多以父传子、师传徒的形式进行,而随着对外联系的加强,很多年轻人走出村落,在城市学习、工作或生活,人口大量的迁出将会导致传统的体育文化无人传承,而随着传统艺人的逝去,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将会面临失传的窘境。 2.3新兴文化的冲击 传统的经济结构下,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是当时川东地区人民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与主要内容,因此,其发展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新兴文化涌现并传播到了川东村落。电视、电脑、网络盛行,人们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欣赏娱乐节目、玩网络游戏等方面,而人们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关注度则越来越低,可见新兴文化对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如果不能够协调好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关系,那么传统文化则很有可能消亡。 3发展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途径 川东村落文化面临着不适应经济发展、无完善的组织管理以及备受新兴文化冲击这三方面的问题,而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因此,必须针对这三个问题找到发展的有效途径。 3.1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川东村落的传统体育文化不仅能够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娱乐文化,它对于促进人们的健康发展,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应当首先采取措施为其多元化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第一,应当提高传统体育文化的调适性,以传统体育活动来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与关系,使其能够达到稳定与和谐的状态;第二,应当对体育文化的社交性予以拓展,使村民能够通过体育活动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实现信息的共享与交流;第三,应当增加传统体育文化中村落文化的内涵,使其文化存储性得到拓展,最终实现对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与保护。 3.2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应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为了使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能够与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变化相适应,应当将其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在川东村落建设传统体育产业链。根据川东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特色可以组织老艺人形成演艺产业部,并鼓励年轻人参与到体育文化项目的学习中,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可以建设特色旅游业,将川东体育文化打造成川东村落的品牌与文化符号,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并了解传统体育文化;还可以设计相关的工艺品,作为旅游纪念品,从而加强对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宣传与保护。 3.3政府应当加强组织与管理 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之所以无法展开,主要是因为没有人对相关活动进行统一的组织与管理,政府应当认识到川东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定期组织当地人们开展相关的活动,可鼓励组织村民组建民间团体,一方面让他们积极参与表演活动;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进行表演授课,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传统体育文化的学习中。从器物的层面来分析,川东村落的体育文化有一定的外延,以安仁板凳龙为例,在制作的过程中,村民们会将板凳、竹篾、树杆、苎麻、包谷壳等生活与生产活动中常用的物品作为道具,这种生活化的制作,体现出了当地淳朴的民风,使用竹篾制作火龙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器物文化,为了增强当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民族凝聚力,政府应当对传统的体育文化予以关注,定期举办传统的体育活动,以促进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3.4促进传统体育文化与新兴文化的融合 虽然新兴文化的发展对传统体育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应当促进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融合,利用新兴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宣传与保护。以往的传统体育文化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但是这种方式传播范围有限,当前可以利用电视或者网络媒体对其进行宣传,可将石桥火龙、三汇彩亭等表演过程录制下来,剪辑成视频,在网络与电视平台进行传播,这种传播方式不仅受众广,且传播速度较快。另外也可利用微博与微信平台等对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宣传,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 4结语 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有着重要的价值,对其进行保护即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自建国初期以来,川东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发展呈现出了极不稳定的状态,就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它面临着经济发展、组织管理以及新兴文化等多方面的冲击,因此,必须加强对其宣传与保护,可将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以及新兴文化的发展相结合,并加强对其组织和管理,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一文化。 作者：敬文 单位：四川文理学院 艺术鉴赏论文:艺术鉴赏提升高职生人文素养论文 一、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 中华民族文化中，艺术的鉴赏离不开对玉的美的欣赏，中华文化离不开儒家体系，"君子比德于玉"，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文字中，由200多个字与玉有关，这些字多为美好、崇高之意。如：玺、国、珏。又如：玉人：美丽的女孩子；玉树临风：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婷婷玉立：美丽漂亮的人；儒家之外，道家、佛教文化等领域，玉文化也都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包括在民间，人们对美好生活有最淳朴的向往，也赋予了玉的一些精神层面的特质。比如玉雕中的传统图案无论福禄寿喜、招财进宝、龙凤呈祥、八仙过海，还是太极、八卦、四神、万字、回字、如意、岁寒三友、莲年有鱼、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具有深层的精神象征，传递着亲切的愉快的寓意。传统图形的造型意义，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的类型： (1)、生理安全型特点：以具象的形式出现，采取借喻、谐音、暗示的方法，获得心理的愉快。如：“福禄寿喜”蝙蝠、鹿、仙鹤、（灵芝、仙桃、松树），喜鹊为象征；“招财进宝”财神赵公明，招财童子；“麒麟送子”麒为雄，麟为雌，麒麟演化为送子的瑞兽，富贵人家的孩子有麒麟子之称； (2)、文化寓意型特点：在具象和抽象之间，直接用文字表现，还有抽象图形等。文字表现有万字、回字、寿字；卍”字为古代一种符咒，用做护身符或宗教标志，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卍”字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之所集”，佛教认为它是释迦牟尼胸部所现的瑞相，有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唐代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采用汉字，读作“万”。抽象图形如太极、八卦、云纹、雷纹等；具象的如龙凤、牡丹、如意、琴棋书画、渔樵耕读、喜相逢、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 (3)、精神向往型特点：以诗意化的物品作为表现内心的追求，获得精神的向往。“岁寒三友”松竹梅；“四君子”梅兰竹菊；“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以上三种往往交织在一起，获得视觉意识、社会心理、民族习惯的多重含义。 二、设计创意 艺术鉴赏在雕刻艺术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玛瑙雕刻。玛瑙是宝石中，纹理色彩变化最为丰富的品种，就材料对象而言，玛瑙的优势和特点是纹理色彩的变化产生的画面感，人工做不到。一件好的雕刻艺术作品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判断： 1、材质：搭配和谐的多色玛瑙是制作俏色玉雕的极好玉料。所谓“俏色”。是指作品颜色利用的巧，“俏”的意境达到极至，则称为“绝”。一件精绝的“俏色”雕刻品的价值。远远不是其材料价值所能确定的。 2、雕刻工艺：依料取题，因材施艺，是俏色玉雕的最大特点。琢玉高手往往能“取势造型，依形布局”，“依色取巧，随形变化”，对材料进行巧妙的雕琢。 3、艺术创作：艺术家的责任是用一颗慧心、两只慧眼、积极地发现对象本身的美，全面的认识对象，了解其特质和秉性，用智慧和双手努力的表现对象的美，使其升华，从而把对象天然特制的合理性与人的艺术创作合理的完美的结合，实现艺术创作的天人合一。这同时也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最高最求。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于美的认识、通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对于艺术作品的设计创意的认识，更好地理解了艺术作品，通过对艺术作品的鉴赏，我们不知不觉中就提升了我们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提高了，他的人生哲学必将越来越深刻，人生理想越来越高尚，这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 作者：管爱民 单位：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艺术鉴赏论文:略论戏剧艺术鉴赏的方法 一、戏剧的创作与表演探索 1.创新戏剧创作方法，贴近现代人的审美观 当前，消费性社会时代逐步显现出来，快节奏的消费模式直接冲击着传统审美感受方式，动摇着人们自身所持有的观念，呈现出了整体性浮躁。这种浮躁也同样影响着戏剧创作。为了减少这种负面影响，针对戏剧创作，我们有必要借用国外电影作品的创作方法，把一些国外较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和舞台人物形象加以转换，以吸引观众的眼球。这种方法必然会成为我国戏剧领域创作的一重要手段和方式，值得我们不断去探索。 2.打破传统艺术舞台特点，创新艺术表现手段 要想彻底改变此种颓势，我们就必须对戏剧假定性特性进行重新认识，从而将戏剧向集歌、舞以及诗为一体的方向发展。比如：戏剧《野人》，这部作品集歌舞、面具、木偶等各种艺术形式于一身，在语言、形体以及舞台造型中，显现出了多种声音交相呼应的叙事效果。而人们对舞台假定性特征认识的逐步深化，也使戏剧彻底改变了传统戏剧中偏向写实厚重舞美的效果，开始朝着景物简化的趋势发展，从而给演员留出了大量表演的空间。事实上，对舞台景物进行简化不单是让演员创造舞台环境，而是要求演员通过表演去填补在舞美简化之后留有的审美空间，重点突出创新表演的作用。在舞台表演中，戏剧演员要让自己的形体动作与音乐、道具相配合，进而更好地演绎戏剧作品，让人们享受到一场视听盛宴。3.重视戏剧演员的二度创作，适当增加一些表演语汇在我国传统戏剧舞台表演中，其剧本占据统治地位，演员需要完全根据剧本来进行表演，可以说剧本是戏剧演出的基础。但一些戏剧革新家对此却持有怀疑的目光。他们认为作品在未演出前都是未完成品，需要演员在舞台表演中进行二度创作。舞台所呈现给观众应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白纸，演员应该在剧本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在内心产生一种即性创作欲望，为突出主题，适当增加一些表演语汇。 二、戏剧艺术鉴赏方法探索 1.多次阅读剧本内容 先通过剧本来了解戏剧内容非常重要，有利于观众更好地欣赏戏剧表演。在阅读剧本时，必须要认真理清戏剧的结构。一般来说，剧本结构主要为四大部分，即开端、发展、高潮以及结尾。在认真理清戏剧的结构之后，便要重点对剧本内容加以把握。此外，还要对戏剧中各个人物关系加以详细的了解。在确定人和人间关系之后，还要了解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冲突，从而更好地把握戏剧主题。 2.理清戏剧内容中的冲突 从总体上来分析，戏剧艺术的魅力体现在剧情的冲突上，也就是说没有冲突也不会产生戏剧内容，有冲突和矛盾，才能够进一步推进戏剧剧情的进一步发展。戏剧冲突指的是在剧本内容中人和人、人和物、人和环境之间所具有的矛盾与冲突，最为明显的是人物性格的冲突。不同的人对社会的认识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样一来，便形成了矛盾与冲突。因此，观众把握了戏剧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便能够真正抓住剧情的总纲和思想。 3.对舞台说说明要细细品味 舞台说明有利于导演以及演员掌握剧情内容，特别是能对表演重点加以说明。例如，在表演中，有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等说明，也有动作、效果说明等。此外，舞台说明又能够对人物的塑造起到辅助的作用。比如：在戏剧《雷雨》中，其第二幕开头便有一段舞台说明：“午饭之后，天气变得更阴沉和郁热、低沉潮湿的空气，使人更加的烦躁”正是此段舞台说明，表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渲染了舞台氛围，为悲剧情调的营造打下了良好基础，进而烘托出人物郁闷、不安等的情绪，并且又为下文雷雨声中矛盾与冲突爆发埋下伏笔。 4.把握人物形象 对戏剧人物形象的塑造要体现典型性，才可以使戏剧剧情更加生动、有趣。例如，周朴园的形象既可以是体恤下情的经理，又可以认为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还可以是最终失去所有情感的“精神乞丐”。这主要是由于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逐渐形成专属他自己的人格与性格。此外，我们也可以借助人物的心理冲突来理解戏剧的人物形象。例如，哈姆雷特是介于现实和理想间的人文主义者形象具有孤军奋斗且又强烈追求理想的性格，然而，他性格的复杂性主要取决于他处的时代环境和周遭人的尔虞我诈，进而表现出了他内心的挣扎、矛盾、痛苦，因此，我们必须要对人物性格进行准确的把握。 作者：李媛媛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艺术鉴赏论文:现代艺术融入美术鉴赏教育 本文作者：高红丽 单位：上海市亭林中学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已成为一种事实。而如今，我认为世界已经加速步入“后经济全球化时代”，即全方位的全球化的时代，包括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在文化教育领域，文化教育的全球化将成为新时代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国内文化教育方面，出国留学、双语教学、外籍教师、校际合作等等多种教育全球化的方式陆续出现。大局势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首先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考虑教育问题，并不断地做更多的实践和探索。高中学审美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已经具备一定的判断力以及接受和吸收大量知识信息的能力，选择在高中美术教育阶段引入国际化的文化元素是比较迫切和现实的选择。 一、现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必要性 我们研究上海高中使用的两种教科书会发现，教材中美术鉴赏部分以中华民族艺术及国外古代经典艺术为主，比较缺乏现代艺术的鉴赏内容。就此，笔者在2011年10月份对执教的上海市金山区亭林中学高一、高二的班级做了调查问卷，统计调查结果如下：学生对现代艺术家的认知度在34%，对现代艺术概念的理解度在18%，对现代艺术名作的认知度在30%，对现代艺术展览的参与度在21%。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大部分高中学生对现代艺术很陌生，学生对四项现代艺术的基本要素的了解或参与程度最高不超过35%。另一方面，我们看学生对现代艺术的兴趣的统计数据：在我们问卷对现代艺术作品向学生举例说明后，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分析，71%的高一、高二学生对接触现代艺术感兴趣；10%的学生认为一般；19%的学生没兴趣。大部分学生之所以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认为现代艺术激发想象、独特新奇和时尚美观。可见，学生对现代艺术形式和内容是充满了兴趣的，但是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而现行的教材对现代艺术的内容设置比较缺乏，学生对社会中接触机会很多的现代艺术的“鉴赏”兴趣和能力未得到满足。所以，笔者认为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过程中，很有必要做导入现代艺术的探讨和实践。 二、现代艺术与高中美术鉴赏教育的匹配性分析 1、现代艺术解读 现代艺术起源于古代地中海沿岸（埃及、希腊、西亚）的西方艺术。可以将现代艺术理解为在科学和理性的原理之上，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视觉风格组合而成的一座大厦。本文想研究说明的主要是最新的现代艺术后期的主要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大地艺术（EarthArt）、装置艺术（Installation）、概念艺术（ConceptualArt）、过程艺术（Processart）。现代艺术表达的价值观主要是几个方面，一是不求纯粹；二是善待传统；三是非个人化，四是多种标准。 2、与高中美术教育的匹配与结合 并不是所有的现代艺术内容都适合高中生群体，现代的高中生活泼好奇愿意接触和尝试不同的文化和艺术形式，同时他们又具备了很强的自我意识，对强迫性接受的知识有很强的抗性，而且他们的自我判断力和思考力也没有成熟。从原则上看，我认为还是从学生的兴趣和艺术价值的本源出发相结合考虑，能开拓视野激发想象力、提高审美感、故事感、共情能力等感知力的艺术形式，介绍一些最新的、时尚的、具备新奇独特性能够激发学生想象的内容，并且规避一些内容，两者结合作为高中美术鉴赏教育的补充。 从实践上，先从现代艺术简史的介绍开始，选取4种形式的现代艺术——大地艺术、装置艺术、概念艺术、过程艺术的代表作品，通过多媒体的方式呈现教学，介绍代表艺术家，对作品表达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做评价，然后在做交互式的批判评价，并且可以结合初级的艺术实践，最终达到艺术评价和批判相结合。 三、现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意义笔者在经过一段时间将现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课程的实践之后，认为这样的实践有以下重要的价值： 1、文化艺术兴趣的培养 现代艺术从表现内容上是取材于我们现实生活；从造型语言上可以是一张老照片、旧衣服等，具备了多样性。实践证明，新异的现代艺术能够形成对学生的强吸引力，进而能培养学生对文化艺术的兴趣、知识及鉴赏能力。 2、开阔视野，提高创新意识 现代艺术重视科技和思维两大内涵，因而与现代艺术媒体有极强的结合。通过现代艺术实践，学生可以更深刻的体会到多元的文化、科技、材料知识、信息、新观念等，可以明显的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3、批判性思维方式 高中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审美观正在形成，通过现代艺术的批判性鉴赏，可以培养学生看待社会事物的思维方式，不轻信、不盲从、不唯书、遇到事物去思考分析、鉴别批判的思维方式对他们有益。 艺术鉴赏论文:西方现代艺术鉴赏的教育方式 本文作者：张东 单位：河南省灵宝市第一高级中学 艺术作为人类世界的感性呈现，承载着人类精神史的广度和深度。西方学者巴赞认为，一个社会只有同艺术“结婚”，才能生出文化之子；如果与文化离异，就只能导致野蛮，这个社会随之会变成文化的沙漠。高中教育在升学压力下，往往不重视审美教育，在以考分为主要参照的评价体系中，学生的精神世界较为空乏，审美能力较弱，对艺术缺少感知和辨识。艺术同自然一样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无艺术的人生是乏味低俗的。在新课程背景下，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应该为学生提供一片自由充盈的审美空间，综合提高学生的精神素质。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西方现代艺术鉴赏是一个重点和难点内容，其涉及教材中的四部分：意象艺术、抽象艺术、西方现代艺术、美术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判断等，教师需要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让学生改变以写真的、“像与不像”为标准的传统视觉审美程式，用现代的审美眼光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流派风格和思想情感。本文以西方现代绘画艺术为切入点，探讨西方现代艺术鉴赏的教学策略。 一、知人论世，探知本质。古典艺术以客观世界为参照对象，艺术家按照看到的世界来描绘对象，画作是世界的一面镜子，真实地折射出外部世界。而西方现代绘画不再追求客观的真实，而是追求内心的真实，其艺术理念、艺术标准、创作方法、语言形式、思想情感与古典绘画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按照传统的欣赏方法就可能看不懂画家的表现形式和主题思想，所以，要想欣赏现代艺术，就必须先了解现代艺术产生的土壤———现代社会、哲学思潮、艺术家经历，等等。知人论世是走进现代绘画的基本方法，就是要了解艺术家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思潮、艺术家的身世经历、理念追求等。现代社会摄像机的出现代替了绘画的写实功能，于是绘画不再执著对外部客观事物的描摹，而是寻找新的出路和存在价值，从而转向内在情感和精神实质。教师必须让学生了解现代工业社会物质经济发展带来的精神变动，如哲学和宗教新思潮，这对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追求推动着艺术的变革，现代艺术如果没有艺术家的解说和评论家的阐释，则其确实难以理解。比如，要了解印象主义绘画就必须从1863年巴黎艺术界“落选者沙龙”谈起，马奈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不符合学院派的审美标准而被大肆批判，从此以马奈为代表的“落选者”和保守的学院派之间进行了新旧艺术的争锋。马奈在1867年展览会前言写道，这些反对者都是以传统观念来理解绘画的形式、手法和观点的，他们从不承认其他的理解形式，而是在这方面表现出一种幼稚的偏见：除了他们的公式，一切毫无价值。马奈先生一向承认别人的才能，从不妄想消灭前人的绘画或者是创造新的绘画，他只不过决心要做他自己，而不是要做某一个别人。印象主义者们走出画室，在户外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和自然界的光色变化，进行现场绘画创作，由此开启一个个流派的艺术实验。只有了解凡•高狂热的宗教情怀才能体会其《星空》中用火焰般、漩涡般弯曲的运动线条表现出的强烈激情；只有了解高更对都市文明的厌恶和对原始文明的向往，才能理解他住在塔西提岛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样的人生哲理问题……知人论世的鉴赏方法可以使学生按艺术家原本意图对作品进行理解，这种从艺术家的立场来解读作品，是最基本的赏析方法。 二、点面结合，探知风格。“点面结合”是指以艺术家的代表作或一幅画为出发点和切入口，然后结合艺术家的其他作品，感知艺术家的时代风格和整体风格。比如了解凡•高，可以把《星空》作为突破口，可以设置一些问题让学生思考：其构图、线条、色彩有何特点？他描绘的夜空和你看到的有何不同？画家这样表现的目的是什么？你从中感受到怎样的情感？经过讨论后，可以让学生欣赏其他作品，如《向日葵》、《吃土豆的人》、《自画像》、《夜咖啡馆》等，学生自然会归纳总结凡•高作品中物象的扭曲变形和色彩的强度明度，从而感知凡•高作品独特的风格。点面结合的方法可以使学生较为完整地把握一个艺术家或一个流派的风格特色。风格是一个艺术家最为显著的标志，特别是现代艺术中，层出不穷的众多流派需要抓住特征来分辨，每个流派的画家又有不同的风格，如印象主义绘画中莫奈和雷诺阿有区别，塞尚、凡•高、高更又有区别。所以，点面结合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了解画家的整体风格，而不是仅看到局部和表象。 三、纵向联系，彰显个性现代派绘画是在反叛甚至颠覆古典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与生俱来的叛逆性带来了绘画艺术的不断革新。各个流派都是在否定他人他派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主张。运用纵向联系的手法就可以以历史为主线，把各个流派贯穿起来，分辨各流派的艺术追求。比如塞尚放弃了印象主义画家所采用的快速作画的方法，而对物象进行深入、长时间的分析，专注于物质的实体性、稳定性和内在结构的表现，“用圆柱、圆球、圆锥体去处理自然”。其画法影响了毕加索，毕加索对塞尚式的形体和结构进行了概括性处理，用几何形体的组合拼接来构图，创建了立体主义流派，其肢解破除了传统艺术家对“自然形”的认识，从而产生了空间和结构的心概念。立体主义形体观念对其后的艺术实验产生了重要启示。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都从中吸收了不同的营养。抓住形体这一线索，就可以把这些有传承关系的流派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纵向联系和对比，可以使学生清晰地把握各流派的异同点，体察现代艺术发展变化的规律，对现代艺术有更深入的认识。 四、创作实践，领悟精神。现代艺术的鉴赏要不断突破传统视觉程式的束缚，培养学生现代的审美眼光和审美趣味，创作实践活动是培养鉴赏能力的途径之一。在教学活动中可以加入创作体验的小环节，加强学生对现代绘画理念或技法的认识。如在鉴赏立体主义绘画时，可以让学生用几何图案变形拼接成一定的物象，并说说这样构图的意图，也可以让学生相互评价，还可以加入拼贴和实物要素，让学生感知材料、物质要素对绘画的影响。教师要根据不同流派和画家的创新处设置简单可行的小练习、小实验，让学生亲身体悟现代艺术的理念风格和审美追求。这样的方式就把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有机地联系起来，综合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思维水平。 五、面向生活，慧眼识别。现代艺术自19世纪末出现在西方文化舞台上之后，就以一种革命性的姿态，不断突破传统的艺术体系和美学规范，把各种新的观念形式和材料纳入到艺术表达的范畴内。不了解现代艺术的革新及形式和理念上的突破就不会理解当代多元化的艺术风格追求，不会鉴赏当代先锋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把当代艺术出现的现象和问题作为引入部分或延伸部分，让学生思考鉴别。渐渐地，学生就会把鉴赏方法运用到现实中，对当代艺术问题进行评析，建立现代的审美品位和审美标准，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识辨当代复杂怪异的艺术现象。 总之，在西方现代艺术鉴赏教学中，教师要结合高中学生的理解认识水平和艺术基础，让学生了解现代艺术生成的社会背景及艺术家经历、艺术理论探知艺术家个性化的风格追求；通过纵横的对比联系明晰流派风格的继承发展；通过绘画实践、当代艺术现象体悟艺术精神，最终达到对新奇多变的现代艺术的鉴赏。在教学中，教师要灵活多样地运用这些方法，设计合理的教学环节，由浅入深，启发引导，把内容庞杂的现代艺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鉴赏，让学生对西方现代艺术具备初步的鉴赏能力。 艺术鉴赏论文:音乐艺术鉴赏多样性研究 一、音乐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音乐艺术鉴赏的多样性 我们知道，音乐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种类。其中，从其艺术形式来划分，可以分为器乐和声乐。器乐是人们运用音乐要素有节奏地运用口吹、手打、指弹、甲拨、弓拉、物敲各种乐器所发出的声响。比如东方乐器就有：缶、钟、筝、琵琶、二胡、京胡、唢呐、鼓、钹、笛、箫、笙、茄、编钟等等；西方乐器有钢琴、萨克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倍低音提琴、管风琴、短笛、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大管、圆号、小号、短号、长号、大号、音鼓、小鼓、大鼓、钹、铃鼓、沙槌、三角铁、响板、木琴等等。古往今来，人们运用这些不同的乐器，创作和演奏了许多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中国器乐琵琶曲《十面埋伏》、筝曲《春江花月夜》、二胡曲《二泉映月》、唢呐《百鸟朝阳》、鼓锣《欢庆锣鼓》、笛《苗岭的早晨》、茄《胡笳十八拍》。西方器乐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意大利•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第二十三（热情）钢琴协奏曲》（德国•贝多芬）、小提琴独奏曲《流浪者之歌》（西班牙•萨拉萨蒂）、萨克斯《回家》（肯尼•G）。这些器乐以不同的声音，借助节奏、音高、旋律等音乐元素，描绘着不同的自然风光和人类的社会生活，传播着或不同的或相同的人生际遇和思想情感，熏陶、感染、打动了千百年来各个民族的人民的心灵，使他们从中受到教育，得到感化，获得享受。器乐的演奏形式，基本上可分为独奏、伴奏、重奏、齐奏、合奏、协奏。独奏是指由某一件乐器单独演奏。独奏者往往要有较高的演奏技巧和一定的音乐修养，独奏用的乐曲不仅要有完整的音乐形象和细致的感情表达，还应当充分发挥乐器的性能。伴奏是指在演唱（独唱、齐唱、合唱等）或器乐独奏的过程中，用一件乐器或一个乐队（小乐队、民乐队、管弦乐队）来衬托歌（乐）曲的主旋律，奏出引子及过门。 伴奏可使演唱或演奏的表现力更为丰富。齐奏是指用二件或二件以上的乐器同时演奏同一个旋律。合奏是指使用多种乐器进行多声部乐曲的演奏。合奏中由于各种乐器有着不同的音域、音色和音量，因此综合起来演奏，有着多种色彩的变异，音响效果丰富多彩而富有表现力。和独奏对应的是协奏，其特征是以某一种乐器为主，辅之于其他器乐进行组合演奏。比如钢琴协奏、管风琴协奏、小提琴协奏等。两件相同或不同乐器与乐队竞奏的叫复协奏，三件相同或不同乐器与乐队竞奏的叫三重协奏。西洋管弦乐队则常以大合奏的形式出现。应用交响乐队来演奏交响曲，是最大型、最完善的一种器乐演奏形式。此外，铜管乐队演奏的吹奏乐，也是一种常见的器乐合奏形式。协奏既能充分发挥独奏乐器更深层次的技巧和丰富的表现力，又能发挥管弦乐队的作用，因而深受音乐家和人们的喜爱。声乐是由人声演唱为主的音乐形式。大多数声乐作品体裁短小，易于普通老百姓接受。所以有史以来为声乐创作的作品浩瀚如云，数不胜数。声乐作品从演唱的形式来看，有合唱（其中又有混声大合唱、无伴奏合唱、女声小合唱、男声小合唱、童声合唱）、齐唱（常见的有男声齐唱和女声齐唱等）、重唱（其中有男声四重唱、女声四重唱、男女声二重唱等）、独唱（有男声独唱、女声独唱、童声独唱等）。声乐作品从演唱风格上看，可分为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流行唱法。美声唱法是—种以意大利民歌唱法为基础的科学演唱方法，其音色洪亮、透彻，适于表现严肃的、戏剧的、重大的内容。长期以来，演唱艺术歌曲、歌剧、清唱剧等均采用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则是以本民族传统的民间唱法为基础的演唱方法，如中国各种戏曲的唱法、各种说唱音乐的唱法、民歌唱法，印度民歌的唱法、日本民歌的唱法等，早已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声、行腔、咬字等方面的理论和规律。 流行唱法基本上是属于用本嗓演唱的风格。它的风格可以有多种：有抒情的、民歌风格、乡村行乐风格、校园风格、摇滚风格等等。近年来，三种演唱法有逐渐靠拢的趋势。各个民族的演唱方法都吸收了一些美声甚至通俗的演唱方法；通俗歌手们由于没有—种统—的演唱方法，并且它的风行时间短，歌曲风格多样化，使得它不得不向美声和民族唱法学习。声乐加上乐器伴奏，就又组合产生了另一种类的高雅的极具欣赏性的音乐艺术形式——伴奏音乐。不同伴奏的选择，与音乐的性质有关，比如声乐协奏尽量用管弦乐队，小乐队就无法承载如此大的分量；女声小合唱，因为它具有轻巧纤情的性质，所以采用管弦乐队就像大炮打蚊子，不相匹配，用手风琴或钢琴倒是很适合。当然用什么伴奏还要根据现有的条件来安排。人们欣赏声乐作品的时候，一是欣赏歌曲的美感，仔细关注旋律的起伏发展，线条的优美壮美，节奏的铿锵舒缓，伴奏的整齐与和谐等等；二是演唱者的表演方面，是不是很准确地把握了作品的精髓，音准、节奏、表情等因素是否掌握得恰当，尤其是嗓音的音色是否漂亮、是否具有嘹亮或抒情婉转的特色。洪亮的嗓音、甜美的歌喉、优美的旋律配上恰当的器乐，能给听众优美的音乐享受。比如，我们在欣赏《黄河大合唱》这一协奏音乐时，不仅能听到男声和女声，而且可以听到钢琴那恢弘宽广响亮的音响。综观中外著名的歌唱家，他们的演唱无不借助相应的乐器加以伴奏。从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安娜•莫福（AnnaMoffo,1934-）到中国当代歌唱家宋祖英，从美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Robeson，1898－1976），到瑞典女高音歌唱家比尔吉特•尼尔森（BirgitNilsson,1918-），从德国抒情男高音歌唱家彼得•施赖尔（PeterSchreier，1935－），到西班牙男高音歌唱家何塞•卡雷拉斯（JoseCarreras,1946-），莫不如此。正是适当的配器，才使得这些歌唱家的演唱深深地感染着各国喜爱音乐艺术的男男女女，熏陶着各国喜爱音乐艺术的芸芸众生。 二、音乐艺术题材的多样性决定了音乐艺术鉴赏的多样性 音乐题材是指构成音乐艺术作品的（主题）材料，即音乐作品中所反映与描写的人类社会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就给音乐家的音乐创作的多样性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而创作资源的多样性，就必然会产生多样性的音乐艺术作品；多样性的音乐艺术作品就给音乐艺术鉴赏带来了音乐艺术鉴赏内容的多样性。通常情况下，我们把人类生活分为物质生产与消费的生活、非物质文化（即精神食粮）的生产与消费的生活和围绕人类自身繁衍的爱情婚姻一类的生活三种类型。这三个方面的生活，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百态千姿，色彩纷呈。于是，音乐家们（专业的或业余的，学院派的或者是民间派的）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人生态度、思想倾向、价值观念、道德主张、艺术追求去创作、演唱、演奏音乐作品，这就产生了各式各样主题的音乐艺术作品。这些音乐艺术作品的题材广泛，既涉及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饥寒温饱、生老病死，也涉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湖海、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我们知道，情爱是人类一种伟大、崇高、美好的思想情感。 这种情有亲情、爱情、友情、乡情。亲情中最博大、最温暖、最无私、最崇高、最深沉的情爱是母爱。高尔基说，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罗曼•罗兰（法）说，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但丁说，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泰戈尔（印度）说，妈妈，您是母亲、知己和朋友的完美结合！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的音乐家们以母爱为题材，源源不断地创作了无数歌颂母爱的音乐艺术作品。比如《世上只有妈妈好》、《摇篮曲》（越南），《妈妈的吻》、《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鲁冰花》、《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颂无私母爱的歌曲，旋律优美，情感深挚，打动过无数听众。 情爱中最令人陶醉、最令人向往、最使人心醉、最富有吸引力的是爱情。爱情是男女之间强烈的依恋、亲近、向往与爱慕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复杂的心理情感。因此，爱情不仅是文学作品、戏剧作品、电影艺术永恒的创作主题，也是音乐艺术作品永恒的创作题材。可以说古今中外以爱情为题材的音乐艺术作品浩如烟海，胜于牛毛。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凤求凰》、王洛宾的歌曲《达坂城的姑娘》、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中国电影《五朵金花》主题音乐《蝴蝶泉边》、外国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曲《myheartwillgoon》（我心永恒）、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现代流行音乐《老鼠爱大米》，等等，都是以爱情为题材的音乐作品。这类音乐艺术作品，旋律舒缓，节奏明快，音色优美，缠缠绵绵，往往能给聆听者通过音响感知和情感体验引来对相关生活形象和意境的丰富想象与联想，激发积极的审美体验，获得审美享受。物质生产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并借以维持生存的最主要的活动之一。于是，生产劳动也无疑成了音乐艺术创作的一种很广泛的题材。土家族的打镏子《薅草锣鼓》，八路军的《南泥湾》，赫哲族的《乌苏里江船歌》，俄罗斯的《伏尔加船夫曲》，江南的《采茶舞曲》，澳大利亚的《羊毛剪子咔嚓响》等等都是以生产劳动为题材的音乐歌曲。这类题材的歌曲大都嘹亮、欢快。 此外，以政治及战争为题材的中外歌曲也很多。我国抗日战争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俄罗斯歌曲《喀秋莎》、藏族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部队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之歌》等等。这类题材的歌曲大都严肃、雄壮、豪迈，表现出来的审美情感是一种壮美。宗教也是人类生活与文化的一部分，其产生源远流长。目前世界人口60亿，其中有基督徒20亿，占世界人口的33％。伊斯兰教穆斯林目前有12亿，占世界人口比例为19.6％。佛教信徒目前有3.6亿，占世界人口总数6％，犹太教徒有1400万。还有印度教徒8亿多，民族宗教徒2.3亿，新兴宗教徒1.3亿[1]。可以想象，宗教势力的范围之广大。从古到今，以宗教生活为题材的音乐也数不胜数。宗教音乐又称圣乐。它既传达上帝给人们的启示，又表现信徒对上帝的崇敬、赞美、信仰和祈求。从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到浪漫时期，众多的音乐大师们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宗教音乐遗产。音乐之父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约翰受难曲》和《马太受难曲》，乐圣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波兰作曲家彭德雷茨基的《路加受难曲》等，都是欧洲古典宗教音乐的代表。 除了以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的音乐外，还有一种以讴歌自然为题材的音乐艺术作品。这种音乐纵情讴歌山川的壮美、鲜花的美丽、草原的广袤、太阳的灿烂、月亮的妩媚、湖海的壮阔、鸟音之婉转、物产之丰富。比如歌颂海洋的《大海我的故乡》，歌颂家乡风光的《我们新疆好地方》、《青藏高原》、《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我们山西好风光》，描绘大自然的音乐《苗岭的早晨》、《云雀》（罗马尼亚）等等。这些类型题材的音乐作品大都会给人带来清新、自然、温馨、美好的艺术体验和心灵感受。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生活着两千多个不同的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中国就有56个民族。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要数尼日利亚，8000多万人口中大小民族却有250个，占世界民族总数的1／8。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也就为音乐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丰富的创作源泉也就带来了风格迥异丰富多彩的音乐艺术了。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音乐创作的题材是非常广泛的。广泛的创作题材带来了广泛的音乐艺术作品，而广泛的音乐艺术作品也就给音乐艺术鉴赏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丰富的内容。 三、音乐艺术层次的多样性决定了音乐艺术鉴赏的多样性 除了音乐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和音乐创作题材的多样性决定了音乐艺术鉴赏的多样性之外，音乐艺术的多层次性也决定了音乐艺术鉴赏的多样性。音乐的层次，是指音乐艺术的不同层面以及不同的艺术风格。这种层次和风格既可以分为纵向的音乐艺术层面，也可以分为横向的音乐艺术层面。就欧美国家来说，以时间为纵轴的纵向层次划分就可以把音乐分为中世纪时期（MedievalPeriod）（1450年前）的古典音乐，文艺复兴时期（RenaissancePeriod）（1450－1600年）的音乐，巴洛克时期（BaroquePeriod）（1600－1750年）的音乐，浪漫主义时期（RomanticPeriod）（1820－1910年）的音乐，新古典主义、新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等流派的现代音乐（1900－现在）。古典音乐以宗教音乐为主，大多是单声部音乐，如格里高利素歌（GregorianChant）等。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理论及实践得到极大的发展，音乐艺术工作者以圣经故事为主，创作了大量的教堂音乐，弥撒曲、安魂曲等。 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风格与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表现在一是和声、变化音迅速发展；二是乐队结构的变化；三是乐器演奏技巧的变化；四是旋律风格的变化（曲式更为抒情与华丽）、节奏风格的变化（节奏更为夸张）、以及曲式上的变化（更多地追求织体的前后连贯，主题更加“有机”地发展和演化）。浪漫主义时期是欧洲音乐史上百花齐放的时期，这一时期造就了无数的伟大的作曲家，涌现了许多不朽的音乐艺术作品。就中国音乐而言，可以提供鉴赏的音乐作品也可以分为不同的时间轴上的纵向层次：远古时期的音乐，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秦汉时期的音乐，巍晋南北朝的音乐，唐宋五代的音乐，宋元金时期音乐、明清时期的音乐、近代音乐和现代音乐，而每一个时期都有其代表性作品。《骨哨》是今人依据出土的原始乐器，结合音乐史学界对远古的研究和推测，创作出来的描写先民狩猎生活的音乐作品[2]。曾侯乙编钟曲《楚商》则是春秋时期的器乐。琴曲《广陵散》、琴歌《胡笳十八拍》、琵琶曲《十面埋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则分别是东汉、魏晋、明清、新中国四个不同时代的音乐作品。 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能够从不同层面带给听众不同的音乐感受。音乐艺术有不同的风格，这种不同的风格也构成了音乐艺术的不同层面。有的音乐作品高亢激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有的则低吟轻诉（《在松花江上》）；有的哀怨忧伤（《锈红旗》），有的则热情奔放（《迎宾曲》）；有的自由舒展（《天路》），有的则深邃婉转（《二泉映月》〉）；有的庄重严肃（《义勇军进行曲》），有的则诙谐幽默（《达坂城的姑娘》），有的情意缠绵（《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有的怒火万丈（《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大刀进行曲》）。音乐艺术的多层次性还表现在音乐艺术作品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阳春白雪”代表着高雅，“下里巴人”代表着通俗。芭蕾舞无疑是一种融舞蹈艺术与音乐艺术为一体的高雅艺术，曾经作为宫廷舞蹈而为西方上流社会所独享。它孕育在意大利，诞生在十七世纪后期路易十四的法国宫廷，十八世纪在法国日臻完美，到十九世纪末期，在俄罗斯进入最繁荣的时期。芭蕾在近四百年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世界各国影响很大,流传极广，至今已成为世界各国都努力发展的一种艺术形式。作为古典派芭蕾舞代表作的《天鹅湖》，柴可夫斯基为这部舞剧创作的音乐赋予了这部作品以活的灵魂。其动听的旋律，塑造了柔美温暖、失望伤感、轻盈质朴、炽烈舒展的诸多音乐形象，以高级、高雅的音乐艺术送给人们以美的听觉体验和心灵享受。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也是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品。这位艺术家以悠长徐缓的牧歌风的旋律，使听众恍惚听到了狩猎的号角（圆号）、鸟儿的欢畅（长笛），看到了缤纷绚丽的大地和幽深秀美的森林（齐特尔琴），也恍惚能看到姑娘们灿烂妩媚的笑容、柔美轻盈的身材、潇洒飘逸的舞步。这种属于阳春白雪的音乐艺术作品，给人的那种美的享受和情操的陶冶，不是《黄土高坡》之类的通俗歌曲所能媲美的。 以上我们是从音乐艺术鉴赏的客体来讨论音乐艺术鉴赏的多层次性的，如果我们从音乐艺术鉴赏的主体来看问题，也不难看出音乐鉴赏的多层次性。作为音乐艺术的鉴赏者，因其年龄、性别、职业、民族、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生活阅历、个人爱好、文化水平、音乐知识、道德观念、艺术修养的不同，他们对音乐艺术的感受能力、分析能力、想象能力、理解能力、体验能力、分析能力是不会处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一个东北的农民或许会愿意花五块钱去听（看）《二人转》，大多不会花数百元去国家大剧院观赏一场中外名人的钢琴演奏音乐会。在这个农民看来，《二人转》逗笑有趣，钢琴演奏和敲破鼎罐发出的声响或许就没有什么区别。林黛玉可以看得懂《西厢记》，而刘姥姥就未必能看懂。这些都是因为鉴赏主体分别处于社会的不同层面而造成的。综上所述，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存在，是多种多样和丰富多彩的。音乐艺术的多样性表现在音乐艺术形式的多样性、音乐创作题材的多样性以及音乐艺术活动的层次多样性等诸多方面。正是音乐艺术的多样性导致了音乐艺术鉴赏活动的多样性。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就可以引导人们在音乐艺术的鉴赏活动中，聆听、欣赏、感受其所爱。 艺术鉴赏论文:艺术品鉴赏的人文特征与价值 摘要：由于国家经济的增长，人们的物质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精神文化领域也变得更加精彩，百姓对艺术的热情逐渐高涨。伴随着社会前进的脚步，加之艺术品鉴赏本身含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含义与人文特性，把艺术鉴赏视作判断大众审美趋势和文化发展方向的方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艺术鉴赏的内在涵养作为研究基础，详细分析了艺术品鉴赏的人文含义，旨在提高百姓的精神文化内涵和生活水平，加强各个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沟通，实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共同进步，从而建造更高的文化艺术价值。 关键词：艺术品鉴赏；现实意义；精神领域 艺术品鉴赏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行业，艺术品是有鉴赏价值、研究价值、商业价值以及文化沟通价值的工具。艺术品同时具有收藏的意义，在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时可以根据保存年代的长短提升自己的价值。本文旨在探讨艺术品鉴赏的含义与特征，进而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最大化地发挥艺术品的当代价值。 1艺术品鉴赏的文化底蕴 1.1艺术品鉴赏的内容 艺术品鉴赏的内容非常广阔，针对艺术品的内涵必须要有详细准确地了解。艺术品可以说是艺术家实现创造、具备欣赏价值与基本使用价值的特别物品，艺术鉴赏是在对艺术品本身进行客观评价，以此确定艺术品的真实性、可靠性以及人们的普遍审美观念。艺术品本身的特点是独特性、长久性以及真实性等，在价值上也可以提升人们的鉴赏能力，从而激发群众的想象，增加群众之间的交流次数。 1.2艺术品鉴赏的实际原则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规则与规律，并要求每一个相关人员都必须遵守。艺术品鉴赏中也有一定的行业规则，该规则要求从业人员必须能确切掌握艺术品的自身价值与延伸价值，从而进行严格的估计与计算。所有艺术品都可以依据时间的长短增加自己的现实价值和内在含义，体现不同社会时期的历史形态，反映原始社会的生活状况。因此，进行艺术品鉴赏必须要充分了解历史的进展状况，能够对历史有一个确切了解，从客观性与整体性两方面评价艺术品，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艺术品的价值，充分发挥艺术品本身的功能。同时，艺术品鉴赏还要了解民族性特点，充分把握时代特征，从而在社会演变进程中把握艺术品的价值。艺术品鉴赏还要顾及艺术品本身的商业价值，要做到艺术品的自由流通和买卖，进而帮助艺术品创造最大的价值。 2艺术品鉴赏的人文特征 艺术品的人文特性必须建立在人类文化基础上，考虑人们对于文化的真实需求，并结合时代精神掌控艺术品鉴赏手段，了解艺术品出现的含义。 2.1艺术品鉴赏融合大众的审美趋势 伴随时代的演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见到的事物越来越丰富，视野也得到了开阔。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时，就开始在意审美方面的追求，与之而来人们的审美趋势也不断上升，艺术品鉴赏也发展成为与时俱进的时代举动，时刻响应人们审美趋势的变动倾向。利用艺术品的外在价值可以深入探讨其内在价值，给人们的精神领域增添无穷的乐趣，从而丰富人们的生活。同时，人们可以通过艺术品鉴赏行为陶冶自己的情操，在开阔视野时满足自己精神领域上的空虚，实现长久发展。纵观全局，只有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人们可以在艺术市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进步，才能解决民生问题，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降低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给社会产生的危害。 2.2艺术品鉴赏可以顺应时代精神的要求 艺术品鉴赏能力与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水平显示了一个社会与一个时期独特的文化底蕴与意识形态。在精神文明逐渐占据主要地位的今天，人们更加看重内在修为的提升和思想境界的开阔。艺术品鉴赏不断让更多的参与者了解社会，艺术品甚至成为了连接社会与个人的重要桥梁。随着人们的生活环境的多样化，生活活动范围更加开阔，由此引领人们从狭小的家庭环境走进了艺术世界、艺术品展览会、美术馆等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通过不断地加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增进了人们之间的感情，提高了人们的沟通能力。利用艺术品鉴赏行为可以丰富个人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从而让整个世界的精神文化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2.3艺术品鉴赏反映艺术创作的发展趋势 艺术品鉴赏一方面会生动形象地展示艺术品内在的艺术性和民族特性，蕴含丰富的人文历史文化，传承多年来的历史底蕴。另一方面就是反映现代艺术作品创作的发展动态和创新理念。艺术品鉴赏会让人们对整体社会有一个主观把握，此外，还会在传统文化的承袭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从而提高现代艺术的创作水平，突破当代艺术作品创作的局限。特别是针对当代艺术作品的衍生物，可以深度挖掘艺术作品的创作潜力与内在价值，不断实现艺术品鉴赏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增加。艺术品鉴赏是促进艺术品创新继续前行的重要动力，在此前提下，应逐渐实现艺术创作的长久发展。 3艺术品鉴赏的当代意义 3.1满足大家的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艺术品鉴赏含有多彩的文化底蕴与精神涵养，艺术品鉴赏的进步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革新，给人们思想进步带来促进作用，同时还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品味，让整个社会呈现出和谐的文化氛围。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前提下，让人们的精神领域有了很大改变。因此，艺术品鉴赏的时代价值十分重要。不管是人类生活的前行，还是社会的发展，都有值得深究的意义。 3.2扩大艺术品鉴赏的群体范围，提高艺术品的人文特质 艺术品鉴赏行为能够丰富人们的经验，针对艺术品进行鉴赏，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语言交流与情感沟通，会让艺术品的价值实现进一步推广，从而让人们在观看艺术作品时获得精神享受。艺术品鉴赏深刻地反映了艺术品的人文价值，艺术品的价值会时刻作用在个人的意识领域中，唯有获得群众的普遍认可，艺术品的价值才可以实现出来，这是艺术品存在的意义。不断增加艺术品鉴赏人数，扩大艺术品鉴赏受众范围，是整个社会的呼声。 3.3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实现艺术品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化范围的加大，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在交流过程中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不管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艺术品鉴赏都可以得到有效的发展，特别是在艺术品的价值探索方面，利用开展艺术品鉴赏活动，可以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形态，同时还能向其他国家显示我国优秀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创新，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艺术品鉴赏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作者：白璐 单位：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鉴赏论文:物理学对绘画艺术作品的鉴赏研究 摘要：本文从物理的角度，主要包括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光和色彩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观，对西方绘画艺术作品进行鉴赏，使自然科学和艺术能够充分的融合，增加科技工作者和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合作。 关键词：物理；时空；光；色彩；相对论 据调查研究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理工科学生如果观看艺术展，大部分不懂得欣赏世界名画或其他艺术作品。在理工科教学中如果可以贯穿艺术审美，不仅可以使抽象的物理概念更加形象，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品位。用光的传播、色彩与光的原理、时间与空间的构建等物理知识和观点去理解视觉艺术作品，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亚威农少女》《圣弗兰西斯接受圣痕》等很多名画将会更加深刻的被理解和欣赏。 1从牛顿绝对时空观角度鉴赏乔托等人的绘画作品 1267年，欧洲绘画之父乔托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主要作品风格是宗教画，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有《金门相遇》《基督下十字架》《犹大之吻》《最后审判》和《哀悼基督》，他摆脱了拜占庭式绘画的僵硬风格，去除故作姿态的造作，通过平静的观察并感知自然，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运用“透视画法”，将人物之间和人物与背景之间的距离拉开，按照一定的结构比例，更加真实地反映自然特点。乔托从绘画作品中感悟出的透视原理、空间力量的暗示，还有恰如其分的色调安排，形成了独特的绘画风格和特色。例如，在《往十字架上钉人者》中，哀悼的圣母和使徒、持矛的兵士、飞动的天使、十字架上的基督等要素都通过简洁的画面予以处理，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红黄蓝色块分布使得生动鲜活的情节跃然于墙壁，把鉴赏者的眼球定位在死亡基督和悲伤的圣母身上。再如，《犹大之吻》，耶稣和犹大的四目对视，平静对慌乱，体现了他们的心理状态，融入绝对静止时间的理念，通过人物的表情把视觉的瞬间体验凝滞于这幅壁画上，在鉴赏者心目中引起共鸣和振荡，通过艺术的方式对时空进行组织，这是绘画艺术作品中最早对于时间框架的定义。在乔托之后的300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才得以建立，它与乔托的绘画在时空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对现实的模仿，只不过二者是在不同的领域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而已，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2从光和色彩的角度鉴赏印象派绘画作品 印象画派的出现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其主要贡献在于对传统色彩观念的创新，以粗放的素描笔法捕捉阳光下对象物瞬时的色彩活力，并充分利用光色原理创立色彩体系，体现了自然清新的生动感观。印象派可分为重光和色彩与重造型和素描两种类型，前者以莫奈、雷诺阿为代表，后者以德加为代表，毕沙罗则介于两者之间。众所周知，光使得整个世界变得优美多姿，物体吸收光或经过反射以后，便具有了色彩的魅力，否则，没有光就会漆黑一片。牛顿用棱镜将太阳光分解成七种颜色，拉开了光色研究的序幕，托马斯•扬更是在实验室中证实了光的波长、频率与颜色之间的关系。在绘画艺术作品中对光色关系的探索具有标志性的则是印象画派的作品。莫奈在阳光下写生，发现了冷暖色调的奇特变化；毕沙罗用点彩法绘画，发现画面具有深远的空间感；雷诺阿则以散落在人身上的光影，组成明暗冷暖交互的节奏感，获取动人的效果。再来看看他们的作品，莫奈的作品《草垛》和《睡莲》，展示了对象物的画面受天气和阳光强弱的影响，体现出笔者细致的观察和对色光变化精准把控的能力，《日出•印象》主题是晨雾中不清晰的背景，多种色彩赋予水面无限的光辉，作品把光色融合在一起，给予鉴赏者以视觉感知。马奈的作品《阅读的女子》，多种色彩和灰色的运用使得女子的面部表情更加突出，整个画面呈现出十分和谐的效果，《草地上的午餐》通过鲜艳明亮和强弱对比的色块，造就出别样的意境。雷诺阿《红磨坊街的露天舞会》，透过树叶间隙照射的阳光，使得对象物色彩斑斓，真正实现了“光是绘画的主人”。修拉的《大碗岛星期日的下午》，人景之间按比例进行几何分割，画面的色彩量达到了均衡与统一。塞尚则用色彩取代了线条、阴影和透视原理等关键的部分，从其作品《圣维克多山》足以看出冷暖色调并存的立体表现，《埃斯泰克的海湾》用变化多端的蓝色切断空间，达到了否定在深度中消退幻觉的效果。西斯莱的《洪水泛滥中的小舟》以灰、蓝和棕色调的变化让鉴赏者对平淡无奇的水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康莱大桥》彰显了色彩的喧闹和形体的照相式效果。 3从爱因斯坦相对论角度鉴赏立体画派作品 20世纪立体画派初诞生于法国，其主要特点是以多角度描写对象物，通过平行或垂直的线条和散乱的阴影，背景与对象物相互穿插，削弱了作品中的描述性和表现性因素，呈现几何化的四维空间特色。以1912年为临界点，立体画派又可分为分析立体主义和综合立体主义两个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毕加索、乔治•布拉克、莱热和格里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1905年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与立体画派的发展几乎同步，它颠覆了经典力学中的绝对时空观理论，创立了平直时空理论，它认为时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并与参考系和观测者的运动状态有一定的关系。爱因斯坦与立体画派代表人物毕加索同属各自领域划时代的天才，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07年，毕加索用四个月的时间创作了《亚威农的少女》，这幅画打破了传统的叙事风格，灵活运用了几何构图和实验手法，从绝对时空跨越到相对时空，压缩扭曲的时空表现于画布之上，形象地表现出人物特点。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是相对独特的，鉴赏者不能简单地理解作品的核心内容，它被美国外科医生伦史莱因博士称呼为“通过图像表现相对论原理的革命性新艺术形式”。布拉克的《埃斯塔克的房子》中，几何化的房子和树木压缩了画面的时空深度，画中的景物都能清晰展现；另一幅作品《静物》，体现出“以光速运动的观众可能看到的色调”。莱热的巨幅油画《三个女子》，人物似乎是用铁管、螺钉和铆钉拼装组合而成，表现得比较僵硬和机械。格里斯的油画《吉他与乐谱》，画中的吉他、乐谱、桌子、台布及窗户等，都按照完整而严密的伞间结构用几何形的大色块表示，给予鉴赏者一个三维空间幻觉和平面感共存的绝妙画面。1937年，毕加索创作了《女人肖像》和《格尔尼卡》，被评论为“打破了空间，又重构了空间”。1939年，比利时画家马格里特创作了《温室》，其解释是：“如果你的寿命足够长，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后脑勺。”这幅作品也是“以光速运动的观察者可能看到的景象”。所以说，立体主义画派用艺术的形式颠覆了时空观。 作者：邹万芳 单位：赣南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艺术鉴赏论文:传统文化艺术与美术鉴赏教学改革 摘要：当代的高校美术鉴赏教学，被列为普通高校的素质教育课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来进行美术教学改革探索，发挥美术独特的教育价值，寻找美术与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大学生的综合文化修养。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美术鉴赏；教学改革 美术鉴赏作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为普通高校的素质教育课程。当前美术鉴赏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即高校美术鉴赏教学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美术生存条件的变化，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深化教学内容，积极开展教学模式的变革，弘扬民族文化，发挥美术独特的教育价值，寻找美术与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大学生的综合文化修养，真正发挥美术独特的审美教育功能。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高校《美术鉴赏》课程教学改革，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高素质的复合人才、适宜时代要求的创新型人才。 1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来进行美术教学改革探索，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1）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来进行美术教学改革探索，以课程教学质量工程为重点，加强教学质量工程的建设，加强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的紧密结合，提高教学的质量，以教学工作为中心，完善教学体系和质量，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开展艺术活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形成第一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重点专项与大众普及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2）加强教学工作目标管理体系，强化教学课程的评估考核，完善教学质量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教学的督导作用，加强教学的中期检查和学生的评教工作。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多媒体教育软件制作比赛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3）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抓好教学工作，提倡教师开展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深化教师群的建设，充分发挥老教师、骨干教师的带头作用。创建课程的网络化教学体系。首期将建立网站以适应各门主干课程的网络在线教学的需要，为精品课程的申报做准备。 （4）进一步完善教学设施设备，创造良好的教学工作环境。在设施配备上，加大投入力度，以满足教学多元化的需求，使教学管理设备与时俱进。争取设立专门科研经费，制定鼓励教师参加科研的相关制度，促进教师从事课程相关的学术科研活动。尽快组建教学研究团队，为争创精品课程、打造教学名师及创办特色专业打好基础。 （5）加强学生的管理与考核，积极开展教育活动，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开展艺术活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形成第一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专项重点与大众普及相结合的教育模式。通过竞赛促进和深化教学改革，促进教改与竞赛的双赢，加强指导老师对学生的创新指导与培养。争取取得更多的艺术成果，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6）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参与管理和指导大型艺术社团的活动。举办人文艺术系列讲座及艺术展演活动，争取做到每月邀请一位国内外的学者、艺术家来校举办讲座或开展艺术展演活动。邀请国家级、省市级的专业文艺团体来校举办“精品剧目展演”和“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活动，努力建构和谐的校园文化和优良的育人环境。 2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来进行美术教学改革探索，改进教育方法与工作方法，强化教学质量，提升大学生的综合文化修养 （1）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坚持艺术理论教学和专业实践教学两个基本点，坚持开放性的互动性艺术理论教学，由学生被动接受改为主动学习。始终坚持项目式的艺术实践，由虚拟性的课堂作业与社会赛事为目标，促进实战型实习。由此，学生主动参与艺术理论学习与艺术实践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继续加强常规教学工作，鼓励师生参加各级各类活动，在各方面取得一些成绩。积极参与省内外高规格艺术赛事和实践活动。重视文化素质教育专用教材及教学课件的建设。编制多媒体教学课件，有效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2）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不断扩充教育内涵。注重对于优秀的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的梳理与传播，努力把我国灿烂的文化遗产提炼、整合为公共艺术教育的内容。组织活动，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深化其对于中华文化遗产的认知。坚持将创新能力的培养纳入公共艺术教育的范畴，力求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方面有所突破、有所收获。通过开设专门课程、组织相关活动等渠道，有意识地发掘大学生的创造潜能。 （3）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效融合社会服务。与国内兄弟院校和省市博物院、文化馆、官方或民间展演团体及设计公司等进行合作，一起承办或联办相关艺术文化活动。除在校的艺术类大学生及非艺术类的在校大学师生外，主要面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其中，包括城市街道社区市民、政府工作人员和大型公司职员，以及驻地解放军、武警战士和广大农村各类劳动群众等。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相关的艺术文化活动报导。其中，包括墙报等书写媒体和报刊杂志印刷媒体、广播电视传统电子媒体以及各类官方网络传媒等进行宣传报道。丰富活动内容，突出活动特色，完善管理机制：在原有活动基础上，继续突出书画艺术及其文化、审美文化及本原文化等的教学、欣赏、创作、设计、展览及参赛等各项活动；同时，加强书画艺术及其文化、设计艺术及其文化、审美文化及本原文化活动中的文化考察和学术讲座、艺术科研力度；此外，适当增设并加强节假日特别是寒暑假艺术文化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完备的常效机制，明确管理机构，健全管理体系；明确日常管理工作内容；确立师生结合的日常工作管理机制。形式多样。除基本的教学、欣赏、创作、设计、展览及参赛等方式外，还包括了定期开放日宣传与普及活动、文化考察、举办学术讲座、参与艺术科研项目；此外，在保证安全和满足校内教学要求的基础上，新增艺术文化下乡等课外社会实践活动，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系列群众性的艺术文化竞赛或群众性的艺术文化表演及相关的艺术文化论坛活动。 总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来进行美术教学改革探索，有效提升大学生的综合文化修养，逐步培养一批有文化、有思想、有能力的艺术爱好者、收藏者和经营管理者。对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和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对如何提高高校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效果、指导当前的高校美术鉴赏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具有实际意义。同时，逐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可持续繁荣发展。 作者：刘瑛 黄意涵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警察学院 艺术鉴赏论文:舞蹈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审美鉴赏能力 【摘 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于舞蹈审美鉴赏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舞蹈作为一种人体艺术，通过动作姿态来展现舞者的内心世界的情绪，展现舞蹈的艺术魅力，观众在欣赏舞蹈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美和愉悦。因此，要想更好地欣赏舞蹈，就必须更深入了解舞蹈艺术，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 【关键词】舞蹈；认识；发展；审美；时间性；空间性 一、对舞蹈艺术的认识 舞蹈虽然与其他艺术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舞蹈是采用直接的、有生命的人体动作，作为构成形式美的手段。此外，舞蹈还是一种空间性、时间性和综合性同时存在的造型动作艺术。它是通过时间的沉淀积累和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的，包含舞蹈语言、音乐、表情和构图等多种要素，主要表达人类内心的一种思想感情。舞蹈可分为“艺术舞蹈”和“生活舞蹈”。艺术舞蹈是由舞蹈家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选择题材，具有鲜明的主体、具体的内容、完整的形式，最后塑造艺术形象，由专业的舞蹈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让观众们欣赏。艺术舞蹈高度提炼了舞蹈的语言跟技巧，着重刻画人们内心的活动与变化，反映真实情感。而生活舞蹈多指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有着直接联系的，如民族舞蹈、健美舞蹈、社交舞蹈等，这些舞蹈表现出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风貌和文化传统。 总之，舞蹈就是运用表演手段，通过节奏、韵律展现优美的形体动作，即是通过不断提炼、改善和美化了的动作来抒发人们内心情感、反映生活的艺术。 二、舞蹈发展进程中的时间性 舞蹈的发展是依附在社会发展上的，所以舞蹈具有鲜明的时间性，留有时代的烙印。舞蹈成为人们质朴的生活方式和感知世界的手段，其中我国的舞蹈是从夏商时期进入到表演领域中的，在夏商时期才开始有专业的舞者出现。据悉，夏桀时期的舞者已经有了独特的舞蹈审美标准。商代在当时是一个崇尚巫师、神权盛极的朝代，因为巫师可以通过占卜来向人们传达神的旨意。要想当巫师就必须先学会巫舞，在巫师的祭祀中有“巫舞”和“傩舞”两种舞蹈形式，其中傩舞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抗衡精神，且受到日本和朝鲜等地的影响，流传了几千年一直到今天。在宋朝的时候，傩舞与戏曲相结合，发展成“傩戏”。从此，傩戏在亚洲引起重视，也受到其他地区的关注。 周代是我国第一个具有代表性舞蹈的朝代，汉代是第二个集舞蹈之大成的时代。大唐时期的舞蹈对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朝舞蹈在周、汉时期的舞蹈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改进。到了明清时代，由于戏曲的兴起，原来作为独立表演艺术的舞蹈被融入到戏曲中，在舞蹈的发展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并且还总结出一套独特的舞蹈训练方式和演绎方式。 整体来看舞蹈艺术的发展史，可以看到过去不同时期的舞蹈形式不仅适应当时的社会风气，还对前朝所流传下来的舞蹈有所保留和创新，使舞蹈艺术的发展达到了更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沉积、不断摸索而来的。 三、舞蹈艺术的独特性 舞蹈艺术不单只是一种艺术形式，它还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活和历史背景。舞蹈学家通过对过去几千年有文字记载舞蹈艺术发展的资料进行研究，从而得知舞蹈艺术经历了各个朝代，有着不同的生活内容和劳动生产方式，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民族舞蹈，它与本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生活习俗、民族信仰、生产劳动等诸多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信仰、生活方式和独特的舞蹈形象。这些生动、鲜明的舞蹈形象是各民族的特色标志，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各民族生活环境不同，造就了舞蹈的题材、风格、式样的多样化，比如汉族的《秧歌》《舞狮》《舞龙》等民间舞蹈。 民族民间舞蹈千百年来就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被不断传承与发展，舞蹈动作也一直根深蒂固在本民族的社会环境中。正是这些不同民族之间的个性差异，才使民族舞蹈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空间性，我国的舞蹈艺术才一直被传承与发展，一直长盛不衰。 四、舞蹈发展的综合性 舞蹈艺术离不开民族舞蹈的传承、发展以及创新，因为仅靠一种舞蹈或者几种不同风格的舞蹈进行交流，是根本无法达到舞蹈艺术发展的高境界的，只有注重舞蹈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舞蹈艺术才有可能达到顶峰。隋唐时期，对外经济贸易发达，国家繁荣昌盛，所以舞蹈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较好发展。唐朝的《柘枝舞》在当时已经有着较高的舞蹈艺术水准。后来，这支舞蹈被传入中原、西域等地，当地人用不同风格演绎了《柘枝舞》，导致其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舞蹈。这支舞蹈经历了唐代、宋代。据记载，到了明清时期，还有人在跳舞时穿着《柘枝舞》的表演服装。然而这支舞蹈在长期广泛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发生了改变，原本是一个人的独舞被慢慢演绎成两三个人跳的舞蹈，甚至还把这支舞蹈编排成儿童舞蹈，如今，西安市博物馆内还收藏有汉族儿童和西域人跳《柘枝舞》的画像。 《柘枝舞》在不断地流传，不断地被发展，已经形成了多样的表演形式和不同层次的审美标准。其实，这些都证实了舞蹈艺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当本民族独特的舞蹈流传到另一个民族那里，无论是其舞蹈风格还是舞蹈的演绎方式，都将发生变化，都会随着另一个民族的生活内容和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在原有的舞蹈基础上加上自己民族独有的特色，随着时间的流逝，舞蹈的发展，从而达到舞蹈艺术的最高阶段。 我们发现有两条主线一直贯穿在我国舞蹈艺术发展的长河中，一条是通过时间来创新、改善、发展舞蹈；另一条是不同民族的舞蹈相互交融，不同民族的舞蹈有着不同的舞蹈风格，通过改善过的舞蹈作品，可以看出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以及本民族独有的特点。中国民族舞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艺术底蕴，所以，不断地挖掘、传承，对发展传统舞蹈极其重要。换一个角度讲，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由于生活环境、宗教信仰、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等因素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差异，使舞蹈也具备了鲜明的地域特点，随着各个民族之间舞蹈文化的相互融合，舞蹈艺术也迎来了更高水平的发展空间，它会随着各个民族在舞蹈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创新、提高、完善，将舞蹈艺术发挥到极致。 五、提高舞蹈艺术审美鉴赏能力的有效措施 （一）联系社会生活，从而领悟舞蹈艺术的美 舞蹈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反映和升华了生活。因此，要想提高自身对舞蹈艺术的审美能力，就必须深入社会生活、体验社会生活，只有对生活有了感悟，才能够提高对舞蹈艺术的审美能力，才能够从舞蹈艺术中感悟到它的精神以及追求。另外，舞蹈艺术作为一种“用肢体说话”的高雅艺术，其肢体动作构成了舞蹈语言，美的肢体动作能够形成流畅的、动态的、连贯的美，因此，从舞蹈的肢体动作中也能够感受到舞蹈艺术的美。要想真正理解舞蹈艺术，首先，在欣赏舞蹈动作的时候，需要结合现实生活。舞蹈动作具有丰富的功能，一方面，舞蹈可以通过肢体动作描绘出人物的形象、情感、性格以及心理活动；另一方面，舞蹈肢体动作还能够表现人物行动的目的。可以说，舞蹈艺术具有再现性的特点，其动作是由生活衍生而来的。其次，要充分了解不同风格的舞蹈动作，深刻了解舞蹈动作的形式美。舞蹈艺术的形式美是通过动作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的舞蹈具有不同的舞蹈造型标准，欣赏者只有充分了解各种风格舞蹈的造型标准，才能够更好地欣赏舞蹈，提高欣赏舞蹈的能力。 （二）要对舞蹈基础知识和舞蹈艺术审美的要求有一定了解 欣赏者一方面要对舞蹈艺术的审美要求有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还要掌握舞蹈最基础的知识，要充分了解现代舞、芭蕾舞、中国传统舞蹈、民族民间舞蹈等舞蹈种类的区别，以及各种舞蹈的背景和所蕴含的文化。另外，还要明白不同风格的舞蹈，其审美要求也不一样。欣赏者只有理解了这些，才能够以专业的眼光去欣赏舞蹈艺术，从舞蹈艺术中获得视觉享受。 （三）反复欣赏优秀的舞蹈作品 欣赏者还可以通过反复欣赏优秀的、经典的舞蹈作品，来提高对舞蹈艺术的审美鉴赏能力。因为优秀的、经典的舞蹈作品蕴含了舞蹈艺术的深层境界，能够帮助欣赏者提高自身对舞蹈的审美鉴赏能力。另外，欣赏者要想通过舞蹈艺术的肢体动作以及舞台画面认识舞蹈艺术，进入到舞蹈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中，首先需要充分认识舞蹈的区位，因为舞蹈区位有强弱之分。其次，欣赏者要对舞蹈移动线有一定的认识。舞蹈移动线是指舞蹈演员的空中路线走向，丰富的舞蹈移动线能够展示舞蹈艺术的整体和谐美。第三，欣赏者要加强对舞蹈图案的认识。因为舞蹈图案是整部舞蹈的结晶，是编舞者为了表现舞蹈主体、烘托舞台的氛围以及渲染舞蹈演员和观众的情感而精心安排的，加强对舞蹈图案的认识，对提高鉴赏舞蹈艺术有一定的帮助。 六、结语 总之，当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舞蹈艺术也提高了审美标准，不仅人们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舞蹈也在努力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高层次的舞蹈艺术。我们相信，舞蹈艺术将通过形式丰富多样、形象生动等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的生活而发生变化，向高标准的层次发展、提高，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绚丽多姿的舞蹈将绽放出更加灿烂的艺术光彩。 作者简介： 殷 姿（1989-），女，湖南省衡阳市人，汉族，本科，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舞蹈类。 艺术鉴赏论文:清乾隆珐琅彩陶瓷艺术作品鉴赏 摘要：珐琅彩瓷器从诞生、发展到渐渐衰落，只有百余年的时间，为清代宫廷垄断，专供皇帝、妃嫔玩赏和宗教、祭祀的供器之用，其制作风格和画意也是完全秉承统治者的旨意，其中不乏皇帝本人的亲自指点，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 关键词：珐琅彩；古月轩；拍卖会；瓷器 珐琅彩瓷器是在康熙皇帝的亲自授意下而创造的新品种，因仿制于铜胎画珐琅器，所以珐琅彩又称瓷胎画珐琅。珐琅彩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在康雍乾三朝，是当时极为名贵的宫廷御器，过去俗称“古月轩”瓷器。早在2005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香港著名古董商翟健民以1.1548亿港元拿下了清朝乾隆皇帝御制的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如图1），在刷新全球清代瓷器最高拍卖价的同时，也打破了亚洲地区单件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价纪录。 此件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属于清代其它彩釉瓷器类，尺寸为16.5 cm，《乾隆年制》蓝料款《佳丽》印《新枝含浅绿 浅萼散轻红》字《翠铺》印。 和绝大多数的珐琅彩绘瓷器一样，此器为乾隆皇帝特别烧制的赏玩器，未见有成对的例子。器形和尺寸一致的珐琅彩花瓶、暂知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馆藏品内的清乾隆珐琅彩《福寿万代》图双耳瓶。 清代著名的盛世三朝，康熙的智、雍正的苛、乾隆的倜傥，在历史长卷中挥下绚丽的一笔。这里的传说最多，宝贝最美，世人的至宠――珐琅彩瓷器的故事自此开始。 珐琅，又称“佛郎”“法蓝”，是一外来语的音译词。珐琅一词源于中国隋唐时古西域地名拂H。出现景泰蓝后转音为发蓝，后又为珐琅。1918～1956年，珐琅与搪瓷同义合用。1956年中国制订搪瓷制品标准，珐琅改定为珐琅，作为艺术搪瓷的同义词。 早先的珐琅器一般有金胎、铜胎、瓷胎、玻璃胎、紫砂胎等，其中铜胎珐琅因为铜料与表面珐琅容易结合，且铜料价格相对容易接受，因此铜胎珐琅最为广泛。 瓷胎珐琅（即珐琅彩瓷），顾名思义，是在瓷胎上绘制的画珐琅。它是瓷器与画珐琅制作工艺的完美结合，吸取了铜胎画珐琅的技法，在瓷质的胎上，用各种珐琅彩料描绘而成的一种新的釉上彩瓷，亦称“瓷胎画珐琅”。 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据清宫造办处的文献档案记载，其为康熙帝授意之下，由造办处珐琅作的匠师将铜胎画珐琅之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创制的新瓷器品种。珐琅彩盛于雍正、乾隆时，属宫廷垄断的工艺珍品。所需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特制，解运至京后，在清宫造办处彩绘、彩烧。所需图式由造办处如意馆拟稿，经皇帝钦定，由宫廷画家依样画到瓷器上。虽然它出身自景德镇，但是由于彩绘及烧成工艺均在宫内进行，故不属于景德镇窑的制品。 珐琅彩瓷器没有大的器物造型，绝大多数是盘、碗、杯、瓶、盒、壶，其中碗、盘最多，只是每一品种都有不同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品种是宜兴紫砂陶胎外绘珐琅料彩，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珐琅彩瓷器在胎质的制作方面是非常讲究的。胎壁极薄，均匀规整，结合紧密。 珐琅彩瓷的特点是瓷质细润，彩料凝重，色泽鲜艳靓丽，画工精致。制作珐琅彩瓷极度费工，乾隆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康熙的珐琅彩瓷大多作规矩写生的西番莲和缠枝牡丹，有花无鸟，显得单调。而雍正以花卉图案居多，山水、人物也有。当时尤为突出的是画面上配以相呼应的题诗。雍正时这些题诗的书法极佳，并于题诗的引首、句后配有朱文和白文的胭脂水或抹红印章，其印面文字又往往与画面及题诗内容相配合，如画竹的用“彬然”、“君子”章；画山水的用“山高”、“水长”章；画梅花的用“先春章等。著名收藏家张宗宪先生收藏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此碗珐琅彩绘杏林春燕图，弱柳扶风，杏花盛开，双燕飞翔其间，一侧行楷御题诗：“玉剪穿花过，霓裳带月归”。造型秀美，白釉温润，底为双方框“乾隆年制”蓝料款。工艺精湛，为乾隆珐琅彩杰作。题诗及印章是鉴别时的一个重要依据，当引起重视。珐琅彩瓷器可以说秉承了历史上中国陶瓷发展以来的各种优点，从拉胚、成型、画工、用料、施釉、色彩、烧制的技术上几乎是最精湛的。我们知道在乾隆时期出现了很多极其优秀的陶瓷作品，但珐琅彩在制作程序和用料上是其他众多品种无法比拟的。 虽然珐琅彩瓷器的发展结束在乾隆年代，但它的故事延续着。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诱惑――罕见如斯的诗、书、画、印相结合的一件完美之作，携其不容置疑的皇室气派浮出尘埃。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高中美术欣赏教学与审美评价 一、美术欣赏教学的特征 许多教师有这样的体会，欣赏教学难于艺术实践教学，而现代作品欣赏则更难。这也许因为在欣赏传统的再现性作品时，有关史料和作品内容丰富了教学内容，符合了学生追求现实意识和经验的需求，故而造成一种课堂秩序和教学效果良好的假象。而现代表现性作品欣赏的着眼点不能直接为日常意识所接受，学生一时无法超出现实经验和欣赏习惯的阈限，因而使教学发生了困难。对“有意味的形式”的感知和体验并不是日常意识和习惯所能企及的，审美意识的形成需要有个学习的过程。这并不是说对再现性作品的欣赏不是一种审美意识的活动，但一个不具有较强审美意识的人，往往能欣赏前者而不能欣赏后者。曾在上海举办“法国250年绘画作品展”会上，从男女老少、 各界人士的交流中我发现，人们似乎都能顺利地欣赏这类写实作品。然而，另一个事实却让我吃惊，在“毕加索”、“米罗”的画展上，许多学美术专业的学生都向我提出这样疑问：“这些画好在哪里？”而不是提出“我感觉到了什么”等评价性的意见。他们大有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的情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观者的评价标准尚未建立在审美价值的基础上，当面对着新的审美现象时，其评价标准就失去了有效性。 以上列举的事实可以说明，从审美意识出发去评价和把握作品形式的情感意味，或剖析作品所激发审美体验的形式因素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旦我们认识到，教学必须要达到这一目的时，那么再现性作品欣赏和表现性作品欣赏教学所碰到的困难是相同的。 我们已经知道，欣赏教学具有三个主要功能——认识、教育、审美。然而，这个属于审美范畴的教学离开了审美功能，专注于认识和教育功能是否符合欣赏教学的要求？假如，我们从伦勃朗作品中感知到铜盔的金属质感，能否成为帮助学生认识某种物理属性的辅助教材；假如，一幅画讲述的是某些伦理道德、社会思想和时代精神性的内容，是否可以作为一种传达思想观念的工具去完成德育课的教学内容，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禁要问，欣赏教学本身的特征是什么？也许我们教学最终都是一种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健康美好的趣味，但通过艺术形式的直接感知和审美体验是欣赏教学的主要特征。从欣赏中不断获取多种功用是审美欣赏中继发性的作用。正如在其它学科教学中，偶尔得到一些类似艺术中审美感知的内容一样也是继发性的作用，并不是该教学的主要特征。 二、艺术的审美价值与评价 1.审美价值的客观性 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建立在实践价值基础上的，具有客观性。在欣赏中，由于地区和民族等文化差别，会出现价值观的差异，甚至会有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但这不意味审美价值无客观性，因价值不等于评价，它们之间可以统一，也可以对立。文化习俗和个人特殊经验是造成不统一的主要原因。在对某一作品实际判断中，不同主体会出现不同感受。如，一个人在丧失亲人时，热烈欢快的形式也不会被其感知为愉快的东西。反之，一个时逢喜事的人，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也会感受到欢庆的气氛。由于文化习惯的差异，一幅山水国画也难以被一个西方人所接受，主体的评价与价值客观性符合与否，还要看主体所操持的欣赏媒介是否符合主体的欣赏习惯，一个不会下围棋的人，无论其有多少美学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很难感知到棋盘中形式之美。同时，还要看主体能否在理智的作用下将普通情感升华至审美情感。一个具有欣赏水平的人，能感知和体验各种媒介的审美现象，甚至能将日常信息转换成审美信息进行体验。从中我们看到，减弱客体媒介中所粘附的非审美信息和压抑主体的非审美情感是评价符合审美价值的客观性的重要条件。所以在教学中，欣赏材料的选择和教师的讲评是极为重要的。倘若欣赏材料选择不当，教学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在学生鉴赏力尚处于低水平时，让他们欣赏人体艺术，可能使教学无法开展。同时，需要教师在课前查阅多方面的史论资料和作品分析的文章，从中抽绎出普遍性的规范和准则，这样才能使评价标准更符合审美价值的客观性。 2.审美评价的功利性 在美术欣赏中，对作品的审美感知具有社会功利性。一方面，审美意象和信息在激发主体审美经验的同时，也可能激发起个人的现实意识，即审美判断中潜伏着利害判断。如，对画中苹果的色彩和形状产生美感时，也可以作为“望梅止渴”的情感体验。即是纯粹几何形所传达一种普遍情感也能激起个人无意识的利害判断。另一方面，美感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有益的内容，如果将壮观的战争场面看成是一种总体艺术，那么人们是不会想往那种艺术的。因为审美价值的判断要受认识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制约，即对人类社会有益的内容制约着审美价值判断。如，有时代和地区风格的作品或为某集团的个人情感所认可的形式规范，都可以作为审美评价的标准。 在欣赏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以及学生之间存着知识和经验的差异，这些都会影响审美判断和评价，故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修养和丰富的知识，理解作品形式和内容最普遍的审美意义，以宽容的态度容纳学生的感受和评价，启发引导学生以审美意识去感知作品，将日常情感升华至审美的判断。 3.审美评价是主客观的统一 审美价值的客观性并不排斥主体感受在审美现象上的多样性。欣赏是在主体参与下进行的，个人的视野和知识经验决定了评价具有主观成份，这些成份造成欣赏活动的复杂性，也造成评价难于统一。教师在讲解作品前，首先对自己的判断作内省的理性分析，理清情感中审美的和非审美的成份。在教学中，把自己的判断从推测性的语言引导学生去感知和评价作品。如，“我体验到……”和“我感觉到……”等非定性语气。使学生觉得教师的评价也并非是权威的和终极的。于是，学生也会进行自我分析，使他了解他的哪些反应代表自己个性中的基本和永久的成份，哪些是暂时的情绪和突变的东西，或是片面的判断。将自己的判断和他人的判断进行对照，使其看到自己的评价哪些方面符合多数人的意见。如此反复开展教学评价活动，使学生养成自觉验证判断，减少盲目冲动的评价，使评价达到主客观的统一。 诚然，教师对作品的评价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并在教学中表现为一种灌输性。但任何评价都是对客体价值的主观选择和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灌输”是疏通走向人性中共同的自由本质和理性精神的渠道。一种培养审美鉴赏力的教学，离开主体从个别至一般的评判过程，任何定性的灌输有可能造成学生在欣赏上的“伪敏感”，即缺乏主见的泛泛而谈和人云亦云的假象。这是教学另一个偏颇之处。 三、绘画欣赏中的评价 1.作品内容与形式 一般认为，再现性作品形式服务于内容，而表现性作品内容往往体现于形式的本体之中。尽管二者的侧重有所不同，但任何绘画都具有表现性和再现性的多重性内容。在具象绘画中，再现性内容处于显处，而表现性内容处于隐处。如，达芬奇和丁托莱托所创作的《最后的晚餐》，其再现性的内容相同，但因形式处理（构图、人物造型、透视等）不同，就有了隐藏着的另一种不同的内容，即不同的形式因素给观者造成不同的心理感受。试想，让一个不知此圣经故事的人去欣赏这两幅画时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达芬奇的画透视焦点居中，呈一种对称式构图，加之空间处理的平板装饰性，给人一种平静稳定之感。在平衡中人物的动态变化，略使画面产生从静到动、从安稳走向骚动之感，使观者体验到一种事物处萌芽状态，但预示着即将来到的运动最普遍的经验。而丁托莱托的画，由于透视焦点偏向一边，长形餐桌向纵向消失产生倾斜的纵深感。不对称的画面失去了稳定性，加之人物的前俯后爷相互重叠，以及画面上方飞动着的小天使，更加剧了动荡不安的感觉，使观者体验到事物发展中矛盾对抗即将解体的一种普遍经验。而在表现性绘画中，表现性内容处于显处，再现性内容则相反。如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的爵士音乐》，乍一看，使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理性秩序下的欢快气氛。这种错落有致的点线面构成失去了现实形象的支持，使我们感受而不是看到，事物在运动中处于一种均衡缜密的网络系统监控下的普遍经验。在冷色调中透出澄黄的直线；在线与线之间点缀着大小不一的深红、深蓝的色块，仿佛象五线谱上的音符，给人一种机械性跳跃的节奏感。对这些表现性内容的体验，只要放弃从画中索取现实形象的要求就能得到。然而，另一种再现性内容通过想象也时常从画中迸发出来。如井字形直线象街道、大小色块象建筑物等。由于绘画具有多重性内容，在教学中必须分清它们的主次关系，使我们的感知和评价有的放矢。 2.欣赏与形式分析 在这一阶段的评价，需要我们把注意力比较长久地固定在作品上，并试图把握其中那些相互作用着的主要成份。如塞尚的《苹果与桔子》，产生顺畅、和谐及愉快情绪的形式机制是由那些主要成份造成的，线条是流畅的、形状是柔滑圆润的、色彩是暖调的；静物在大面积白衬布映衬下，整个明度是高调的。构图是由各种大小方向不一的三角形组成，变化而统一。桌面向左倾斜造成圆滑的果子不稳定感，但似乎又在右倾斜的果盆强力牵制下取得了平衡。这样画面既有欢快的动感，又有祥和定静的均衡感。但这些定性的分析必须后于学生的评价，教学应当首先引导学生充分感受，因为对形式因素的剖析是胜不过对形式的直觉，直觉是对形式全面综合性感知，是动态的。而剖析是将形式分解后逐一定格，是静态的。在教学中，两者缺一不可。一方面，我们需要直觉形式，但不能把直觉神化。另一方面，直觉后的理性分析帮助我们了解所能直觉的东西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我们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尽管对形式的剖析会使欣赏失去了愉悦性，但对提高形式的直觉水平是极为重要的。整个教学是一个从引导感知分析（史、概念、形式因素）再感知的循环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使学生的直觉水平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的高度。 对形式因素的剖析是教学的重要部分已毋容置疑了，然而，在对作品分析时所使用的语言、方法及教具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如，在构图分析时，可将相似和相反的作品进行比较，卡尔夫的《有银水壶的静物》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构图与塞尚的静物画不同，具有稳重的矜持感。再如色彩分析，可以将色彩强烈的作品制成黑白灯片或教具画进行对照，使学生体会色彩在画中的作用。如果要让学生进一步体验构图的均衡作用，可以抽掉画中某一部分的色彩和形象进行试验。这种视觉实验性教学对高中生来说，是不会感到枯燥和乏味的。当然，教具的设计必须是经济又合理的。随着教学不断深入，形式的分析从笼统简单向细微复杂发展。可以说，对整体形式意味的感悟和对局部形式因素的体察和剖析都具有非生物学的意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教师对作品的分析和评价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任何作品都是某一时代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反映，作品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都有其局限性，或侧重于技法、或侧重于观念；或侧重于唯美性、或侧重于文学性等等。只有用历史的辩证唯物的态度，才能较全面而客观地评价作品，一味迷信和排斥都不能揭示多种现象背后的审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的过程就在于使学生成长为具有审美鉴赏力的评论高手。 综上所述，使我们明白了欣赏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活动。教学的开展都必须依据学生前一阶段的基础，提出具体教学目标的侧重点。尽管教学活动的各阶段和各层次都有不同的目的和要求，但都必须围绕着以提高学生对形式的审美感知水平和对形式意味的直觉能力为宗旨。对实际作品进行多维的和有效的审美评价，是达到这一宗旨的唯一途径。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高中美术欣赏课教学魅力初探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画师出了个“深山藏寺”的题目，令其弟子作画：大弟子画了一座山，山中一座庙；二弟子也画了一座山，树木掩映下露出庙宇的屋顶，远望去颇有点“藏”的味道；而三弟子思忖良久后，画了一座山，一条河，一个和尚挑着水往山里走。三者相比，显然后者高人一筹，含蓄地体现了主题，余味隽永，含不尽之意于画外，自然得到老画师的赞赏。这种言不尽意、意在象外的无尽妙处给我们以非凡的启示:艺术手段的精深微妙，可应用于教学艺术之中。古人论画，常有无法中有法，入乎规矩之中，又超乎规矩之外的说法，教学艺术的本质在于合乎教学规律并具其独创性。“深山藏寺”给予我们的微妙领悟应用于美术欣赏教学实践中，给学生留下思考的余地，启发学生创新思维，寓教育于艺术良方之中，寓教育于文化艺术之中，教学艺术因之而升华，教学也因此富有个性魅力。 一 “藏”知识 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旧注：“学问，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笃，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深。”孔子的名言不仅是指深入学问深浅层次，更重要的是学习者学习态度上的区别。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由爱学而入境，会学而晓理，乐学而动情。而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最好的刺激就是学生对学习材料的兴趣。据此，在欣赏课教学中，教师在保持艺术本身的含蓄之美的同时，努力做到引起学生探究其文化内涵的兴趣，从而加大有效知识（指教学中的新观点、新材料，学生不懂、不知的，学后有所得、有所感、有所获的内容）的传授量，增添教学魅力。 在欣赏课教学过程中，结合美术自身特点（静态地、含蓄地表达人的情感、思想与认识）和高中学生思维特点（不限于对事物外部现象的了解），教师可挖掘美术自身的趣味性因素，适度引导，留有余味，使学生产生探究欲望。如，教师带领学生欣赏国画时，不应把其特色与精神作平铺直叙的介绍，可选择在中国文化艺术中学生既有兴趣又有疑问，既有期待又有困惑的内容导入，比如象形文字的演变。（虎； -虎- ）首先，教师展示象形文字挂图并设疑：“挂图中的图象是什么？象什么？”学生有了各种答案，同时有了困惑，也有了期待。随后，挂图逐页翻过的同时质疑：“文字的源头是最古老的绘画，由最古老的绘画又演生出文字，说明了什么问题？”通过讨论逐步得出结论：“书画同源”。再质疑：“草书与最初的甲骨文相比较有何突出特征？”又共同探讨出：有了一种超越物象本身的神采。由此便迁移到国画中来，总结出国画的一大艺术特色——形与神的统一，与西方传统绘画（放有关幻灯片）相比较，体现着中国艺术独特的魅力——人与自然的融合、感情的真挚与感觉的质朴。整个教学过程由于较好地保持了艺术本身的含蓄性，有效知识的传授是潜移默化的，创设良好的探究问题的情境，最终使学生领悟到“藏”在国画艺术之后的中国艺术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由此可见，由艺术本身的含蓄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保持了这种含蓄而引发起探究情境，使学生的心理需求得到了满足，对教师亦产生了敬佩之感，自然增添教学魅力。 二 “藏”观点 心理学研究认为，教学是师生双边活动，在教学过程中不可能只是单纯的认识方面的信息交流，必定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心灵的相通。据此，笔者以为教师的观点与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讲出，要从情节中自然流露，自然地同化学生心理，使教学富有魅力。 优秀的艺术作品打动人的是自然流露的真实情感，而富于魅力的教学也应是浑然天成的，特别是欣赏课。“欣赏”本身就是心与心的交流，美术欣赏课要求教师将教材内化为自己的心理品质（教师即为教材），再以自己的心去同化学生的心。这就需要教师将自己的观点、认识及倾向性融入情感、语言等教学意向活动中，自然地用自己的思路引导学生的思路，用自己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情感，用自己的心去同化学生的心，用自己的灵魂铸造学生的灵魂，从而步入一种师生相融的微妙世界，魅力随之而生。如笔者在中国工艺美术欣赏课中，与学生共同探讨“凤”的形象：学生说“凤首”象鸡，教师补充：它给人的感觉又不象鸡那样好斗；学生说“凤翅”象燕，教师说又没燕子那样轻巧；学生又说“凤颈”象鹤，教师又补充，感觉又不象鹤那样轩昂。学生在余味中感觉到教师是在说人而不是在谈“凤”。在和谐的师生相融的课堂氛围中，学生不仅领悟到了“凤”的风格也领悟到了人的象征，领悟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民族风格。通过教师精心设计的思路，使学生体验到教师自然流露出的感受与认识，那种将问题想透了而带来通体透畅的感觉从教师这里自然地曼延开来，充满整个课堂，能够激发师生内心的追问真理和热爱智慧的热情，师生体验到成功的愉悦，教学魅力亦在其中。 三 “藏”方法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说：“什么叫‘名师’？并不是手把手教就是名师，而是善于启发诱导，让你敢‘创’。”这就是说，教学的目的，最终应使学生从学会到会学，逐步掌握学习方法。教师所教给学生的学习方法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一种万能的教学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是因为时代在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二是因为学生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与群体差异。这就要求教师发挥自己的独创精神，灵活运用教学原则，去选择最佳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每一节课的教学活动。对于美术欣赏而言，“欣赏”本身是一种创造，为使学生完成这一创造性的“欣赏”过程，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欣赏”，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是一种启迪思想、促进理解的角色，持有一种着意开放的心态，尽量避免以假定去限制学生的独立思考，鼓励学生要求进一步澄清问题，创设一种良好的开放的课堂氛围，通过富于魅力的教学启发、引导学生去领悟欣赏“方法”。 在欣赏课教学中，总会有学生问怎样欣赏这类或那类的美术作品，教师可借鉴有法而不言法的艺术处理方法，通过独特的方法引导、启发学生自寻欣赏“方法”。这样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能力、情感，同时也增添了教学魅力。如笔者应用“空白”艺术理论追求不教之教。“空白”原本是作品中未画出的却是向观者所暗示的部分，教学中的“空白”即未明确讲出的部分。比如在国画欣赏课中，教师设疑：“如何认识一个人？”学生答：“内在品质及外表。”教师引导：“观画如观人。”学生在赏析过几幅作品后总结出国画内在神韵与外在笔墨的欣赏品评标准。这样教师引导，启发学生创新思维，巧妙地留出教学中的“空白”，留有余味，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同时达到了不教之教之目的。再如，现代设计艺术欣赏课中，由于它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所以教师只需稍加引导令学生自己去赏析。笔者曾带了实物（壁纸刀、收纳桶等）到课堂上，引发学生谈论生活中优秀的设计，随后又举出反例（如一些城市垃圾箱、土产商店一度出现的“猫壶”等），再质疑：“优秀与拙劣的设计品评标准是什么？”最终学生讨论出现代设计体现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这种帮助学生画龙，令其自点睛的“空白”教学，既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也使学生领悟到欣赏该类美术作品的“方法”。 诚然，影响教学魅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笔者运用以上“三藏”的方法，意在将“深山藏寺”之良方应用于教学当中，从而自然地增添教学魅力。实践证明，这一做法不仅体现了艺术本身的含蓄之美、意境之美，同时也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丰富了情感、陶冶了情操，并使教学呈现内在、持久的魅力。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浅谈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普通美术教育欣赏课教学参考 一、中国古代较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是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的主要原因。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佛教造像有宗教上特殊的造型要求，它们和古希腊那种以人为范本的真实自然的神象有所区别，在欣赏时需要了解经规仪轨的种种规定，如佛象两耳垂肩，手长过膝等等，否则很容易认为比例不准确，解剖有错误而加以否定。纯粹的雕塑一般以纪念性雕塑为代表。中国古代重视绘画艺术，纪念性人物和事件，通常以绘画来表现而极少使用雕塑，例如汉唐功臣和历代帝王像，都是画在壁画和卷轴画里。纪念性雕刻在帝王上大夫染指绘画之前的西汉时代偶有创作，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欣赏教材都有介绍的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此外，东汉四川都江堰李冰像和五代前蜀主王建坐像，也是现存的古代纪念性雕刻，实属凤毛麟角。中国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也有其艺术的特殊性。我们不能因为纯雕塑品少就不承认带实用性的雕塑品，也属于雕塑艺术而拒绝认识它们、理解它们和欣赏它们。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风格上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和典雅。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风格上追求自然，朴拙可爱。两者各异其趣，各有千秋。西方古典雕塑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系统，却少有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追求的风格。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美，一种原始美，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根本上来认识中国艺术，否则欣赏也好，创作也好，都很难进入堂奥。 九、中国古代雕塑遗产大量属于佛教造像，佛教美术有其特殊的经规仪轨，形成自己的特点。佛教美术源于古代印度，中国的佛教雕塑源自古印度的犍陀罗、马土腊和芨多等地区与时代的佛教雕塑。中国艺术家在学习摹仿过程中，逐步将它们加以改造，使其既保存了某些原产地的样式，又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特色。而印度犍陀罗佛像受到希腊化时期的古典雕刻影响，它们也有个雕塑本土化的演变过程。因此，在欣赏中国古代佛像时，适当对照希腊、印度的古代雕刻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认识和理解各自的美感区别。同时需要了解佛教造像的经规仪轨。上文提到的佛像两耳垂肩，手长过膝，就出自经规仪轨。佛像有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形象上的神化特征，两耳垂肩、手长过膝而外，又如螺发绀青相、顶上肉髻相（不是普通发髻）、眉间的毫相等等可以通过造型艺术加以表现的相好，在雕塑时都必须严格符合要求。佛和菩萨的肢体动作，特别是手势（称作“手印”或“印相”）各有含义。各种佛经人物依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造形（如有的三头六臂，有的千手千眼），不同的服饰标识（如佛和罗汉著朴素的袈裟，菩萨则衣饰华丽）、不同的姿势（如接引佛才站着，其他佛皆取坐姿）等等，都有固定的要求。如不了解，很容易觉得佛教造像怪诞和雷同。 上述各种特点，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关连。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时，需要综合各个特点来认识，才可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承认它们确实还有不少好处。特点不一定就是优点。但有了特点，一种艺术就有了它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和价值。中国艺术，包括中国雕塑之所以能一枝独秀地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全在于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是世界所承认和尊重的。当许多中国人奔赴西方学习雕塑时，西方雕塑家也来中国借鉴中国古代雕塑。有位美国雕塑家曾对中国美术学院的雕塑系学生说过：“你们不要捧着金饭碗要饭。”这句话是我当雕塑史研究生时亲耳听到的，我把它当作一颗定心丸摆在本文的结尾，送给对中国古代雕塑的“好在哪里”尚有怀疑，不敢在欣赏课中理直气壮教学的同行，但愿有点用处。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浅谈其他学科知识在高中美术欣赏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着重阐述了文学诗词、音乐艺术、体育运动、历史及综合各学科在高中美术欣赏教学中的作用，并对以上这些学科具体如何在美术欣赏课堂教学中的运用进行了一些尝试。 关键词：美术欣赏；自主学习；学科知识 美术欣赏是一个观察、体验、品味艺术作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进行感受、体验、分析、判断，从而获得审美享受和美学知识。美术与其它各学科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让多领域的知识碰撞不仅能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美术作品，还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智慧火花。我在课堂教学的方式上在进行了一些粗略的尝试。 一、让文学诗词拓展学生思维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情景交融，诗境盎然是我国古典诗歌特有的传统。唐朝诗人王维擅长诗、书、音乐，尤其以诗和画更为突出，他的水墨山水画对后世影响很大，因为他的山水画最重要的特色是诗和画有机结合，创造了一个个诗情画意的境界。那么，如何将诗词应用到美术教学中呢？例如：在美术鉴赏模块的第二单元《从传统到现代》的教学中，我是先通过的诗词《沁园春·雪》体会那种豪放的风格、磅礴的气势、深远的意境、广阔的胸怀，然后让学生根据这首词构思一幅画，并画出草图！再让学生感悟课本中傅抱石、关山月所作的《江山如此多娇》一画的意境。 二、让音乐艺术诱发创造性的想象 音美关系是近亲关系，是姐妹艺术。音乐是听觉、时间艺术，美术是视觉、空间艺术。在美术教学中，通过音乐创设具体环境氛围，促使学生的感知发展，并通过对音乐的直观感受诱发出他们创造性的想象。如在鉴赏籍里柯的《美杜萨之筏》时，有学生说：“让我再一次回到了泰坦尼克的悲壮时代！”于是我让学生在《我心永恒》的轻音乐中观看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一些片断，看后所有学生对画面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三、让体育运动艺术为美术教学提供生动的画面 体育与美术，从希腊瓶画——古奥运赛跑，我们能发现体育运用到绘画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古希腊雕塑艺术的里程碑的作品——掷铁饼者，表现的就是一名强健的男子在掷铁饼过程中最具有表现力的瞬间，赞美了人体的美和运动所饱含的生命力，体现了古希腊的艺术家们不仅在艺术技巧上，同时也在艺术思想和表现力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尊雕像被认为是“空间中凝固的永恒”，直到今天仍然是代表体育运动的最佳标志。 又如欣赏中国山水画时，要求学生尝试用美术以外的方式来体现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结果有两位同学拿出棋盘在讲台上对翌下起象棋来，刚开始其他同学还有些困惑，但很快就有同学顿悟出此乃国画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来，雷鸣般的掌声也豁然响起。这样的体验让学生更好地领略了中国山水画的内涵，而学生们新奇的构思也开拓了我的思维。 四、让历史等多学科知识综合引领学生自主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自己发现问题的存在，自主地分析问题情景，自主地构建解题思路和策略，有意识地进行自我监控，都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探索的过程。 在欣赏《蒙娜丽莎》时，以我多年的经验得知，学生对这幅名画初问时几乎都回答说好看。但深究学生哪里好看时，有同学就会问：“老师，我怎么觉得《蒙娜丽莎》很难看，如画面颜色灰暗、画面人物目光无神，表情鬼魅，尤其是体态与当今美女形象相差甚远等等？”我当时就表扬了这位同学敢于说自己真实感受的时候，发现问题时及时提出来。而他对《蒙娜丽莎》进行残忍地剖析时，没有责怪他，也不急于立刻去纠正他们的观点。而是在简要介绍画家生平及作品人文主义背景等历史知识之后，我放着轻柔的音乐，请他们模仿蒙娜丽莎的姿态和神态，想象蒙娜丽莎当时的心境。然后要求学生为蒙娜丽莎的双眼、嘴角、双手以及画面背景分别加上形容词。学生对这个体验感觉很新奇，形容词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但最后他们都习惯性地期待老师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我告诉他们没有标准答案，正是因为达·芬奇将《蒙娜丽莎》的微笑描绘得若隐若现，似有又无所以才会让人觉得永恒而神秘，也因此给《蒙娜丽莎》的微笑带来了无数的可能。在临近下课的几分钟时间里，我又播放了台湾歌手林志炫的 一首《蒙娜丽莎的眼泪》歌曲， “蒙娜丽莎她是谁？”的歌词将学生们的注意力带到蒙娜丽莎之谜上，我提议学生可以展开想象，以“蒙娜丽莎，你在想什么？”为题，以蒙娜丽莎为第一人称写一篇小短文，并建议学生课后上互联网查查，告诉他们多年来世界各国各个领域专家学者也都在研究《蒙娜丽莎》，并取得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非常有趣的成果！学生对于《蒙娜丽莎》的探讨没有因下课铃声而终止，而是拓展到课堂之外。对教学方式的探索不仅扭转了学生对艺术作品的错误认知还提升了学生对艺术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培养了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总之，美术课绝不仅仅是完成一节课的教学任务，而是要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引导学生树立生活就是艺术的观念和意识，引领学生去创新，引领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又将美延伸到美术课堂以外的任何一门学科领域中去。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小学美术欣赏教学探究 新颁发《美术课程标准》把欣赏教学提到了重要位置,要求不仅“逐步形成审美趣味和提高美术欣赏能力”。还强调“除了通过欣赏获得审美感受之外,还应能用语言、文字等表述自己对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等视觉世界的感受、认识和理解”。这就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改革形势下的美术教师改变过去过于关注美术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如何搞好美术欣赏教学?我觉得: 一、充分认识欣赏教学的重要性 1、欣赏是创作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欣赏就没有创作。 2、重视随堂欣赏。新的美术教材没有安排专题欣赏课,而是把欣赏贯穿于每一课,每节课的欣赏往往只能是几分钟时间,非常宝贵。因此,在教学中,不满足于让学生“看”和“听”,还让学生“触”、“说”、“读”、“议”甚至“写”,让学生充分地感受的和欣赏。 3、培养好的欣赏者比培养好的创作者更重要。100个中学毕业生中有几个将成为专业美术工作者呢?大约最多一两个。其他98个在工作生活中有多少机会能用上学会的美术创作技能呢?恐怕也不多。中小学作为基础教育,其美术教学的目的抽象的说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但具体地说,主要培养的不是美术创作能力,而应是美术欣赏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小学美术教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培养好的欣赏者,使他们具备丰富的审美经验、健康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审美理想,进而形成完善的人格,能自觉地按美的标准去生活和工作。 4、审美创造能力的培养首先在于欣赏教学。培养审美创造能力是美术教学的核心任务,但“创造”不等于“创作”,欣赏中同样饱含创造;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欣赏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一部分;而且创作离开了欣赏,就会是无源之水,实现不了创造。审美创造能力的培养首先在于欣赏教学。 二、充分发挥主体性,培养美术语言表达能力 1、通过好的作品让学生感受激发学生的审美需要。心理学早就告诉我们,需要是产生行为动机的源泉,只有先让美术佳作的艺术美去震撼学生,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感受,他们才会有兴趣去了解它,理解它和鉴赏它。为此,要准备好欣赏作品,并设法充分展现它的艺术美,还要注意用感情的语言把学生引入到审美情境中。 2、在各个教学环节都注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要让学生大胆说、大胆评、大胆写,给学生自由表达、自由表现的机会。不要怕学生说得肤浅甚至说错,要敢于让他们“在游泳学会游泳”。有浅有错,才会有深有对,在深浅、对错的矛盾冲突中,讨论才会活跃起来,教师的深对也才能有的放矢,并引起学生的注意。否则,教师灌得天花乱坠,听累了、听烦了的学生们了只会所得甚少。主体性是无法得到体现的,所以,我们的欣赏课既让学生看和听,又让他们触、读、议、说、写、动手、动眼、动口、动脑。设置丰富多彩的审美实践活动,这样学生既不易疲劳,主体性也能得到充足的实现机会。 3、树立全新教学观念,清除学生语言障碍。(1)加强学生主体意识,不过于依赖课本。学生从小奉行的是以课本知识为惟一正确的准则。不可否认,课本对学生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内容。前人的经验,有益的知识,这对学生无疑是不可缺少的,但应看到课本并非完美无缺的,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时代飞速发展,课本的发展永远跟不上时展的速度,如课本中的服装、建筑的范围观念已显得陈旧,即使新编课本,今后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美术课本中有关作品的欣赏文字只是一家之辞,但任何一件优秀作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欣赏,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优秀作品的魅力所在。所以我在教学中强调要学生不要完全只跟着课本走,要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2)改变传统的教师形象,创造课堂和蔼气氛。 4、重过程、轻结果,保护学生热情。在欣赏课中要培养学生的美术语言表达能力只能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大家知道语言是通过思维体现出来的,但这些学生装毕竟还处在学习阶段,知识面有限、社会实践缺少、人生阅历不丰富、手头资料欠缺等条件的制约,如果我们太注重语言的正确性,这样肯定会制约学生思维的发展。所以,我在每一位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时,总是认真听他们叙述,以赞许的目光注视他们,最后用肯定的语言加以总结,给每位学生以信心,让他们充满热情。 5、努力研究指导方法。积累词汇。要培养学生美术语言提高学生欣赏水平,教师在教学上首先自己要努力研究指导方法,帮助学生积累词汇,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学生评价作品的语言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作品的评价不一定总是停留在浅显的水平上,它会随着知识结构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在教学中我利用多视听媒体,通过多层次的信息传播让学生领悟画面上每一微妙的视觉变化,这些变化都是知识的变化,包容着历史、文化的内容。让学生学到书上和个人经历中无法得到的知识,极大的扩大知识领域。而丰富的知识又促进语言的发展,使词汇得到丰富、深化、扩展,语言和知识呈互动关系。日积月累这样学生在欣赏时便能用丰富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我认为美术欣赏教学极为重要。所以,教师只有全面认识到欣赏教学的重要性,才会摆脱陈旧落后观点的束缚,上好欣赏教学课,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让学生在欣赏中发现美、感受美从而创造美,真正达到欣赏教学的目的。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美术欣赏课教学 未安林 1、绘画艺术鉴赏是一种由后天专门训练所获得的一种特殊能力 2、把绘画当作一种德育媒介和手段来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而对艺术特点只略作评判，甚至忽略不计。对绘画这种视觉艺术来说，这样的模式恰恰本末倒置 3、鼓励学生直率地描述直观感受 4、 形式分析是帮助学生了解和把握形式美的规律，体验和品鉴形式美的意味 5、意蕴解释是绘画鉴赏的最深层次 6、艺术是非常复杂的现象，所以教师可以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但不宜以一己之见，或封闭的、独断的评判来概括和指导学生 7、审美接受不单是视觉接受，也不只是大脑接受，而是整个身心的接受 关键词：形式分析 意蕴解释 价值判断 在常人眼里，画画远比看画难，其实不然。著名艺术社会家豪泽指出：“人可以生来就是艺术家，但要成为鉴赏家却必须经过教育。”所以有许多儿童画家，农民画民间艺术家也是文盲；但绝无儿童鉴赏家和文盲艺术家。可见，绘画艺术鉴赏是一种由后天专门训练所获得的一种特殊能力。 绘画艺术鉴赏教育是将受教育者带入绘画这一特殊视觉领域，使他们在大量接受古今中外绘画作品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训练对视觉艺术语言的领悟能力、丰富的情感体验能力，进而育成健康的审美趣味，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高尚的审美理想。 在我们的绘画艺术教育中，我认为应将绘画鉴赏作为其基本内容，单纯靠学校每周一、二节课的课堂教学来训练来练就绘画赋形表现能力，无疑是不自量力的。而培养绘画鉴赏能力无疑是美育的主旨，也是学校教育可以实施见效的。这在西方许多国家都曾达到验证。 那么，如何培养我们的学生这种特殊努力呢？ “观千剑而识其器”，最重要的是大量接触艺术作品。教师是引导者，引导学生去“读画”，进而接受。这种接受非观赏接受。象在展览馆看画展，随意遛一遛，大体看一 看，有赏心悦目之感即可。我们追求的是鉴赏性接受。在以往的美术鉴赏中，有被戏称为“三段论”的欣赏模式，即时代背景、主题内容、艺术特色的评析。实际上重点放在前两项，后一项是总结、尾声。如欣赏董希文《开国大典》这样的革命历史画，往往把重点放在德育性接受上，就是把绘画当作一种德育媒介和手段来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而对艺术特点只略作评判，甚至忽略不计。对绘画这种视觉艺术来说，这样的模式恰恰本末倒置。 现将在教学中总结的培养绘画奖赏能力的“鉴赏四步法”略作论述： 第一步：简单描述 在欣赏的开始，先是抛开含义、价值判断、背景等因素，只让学生指明画面上存在哪些物象，用语言表达直观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对变形较大的作品，指出原型；对抽象作品，可指出画面存在哪些形状、色彩、结构等，使学生注意到应该注意的所有方方面面，这很重要。因为人们在看画时，常看主要形象而忽略其他，或只看自己感兴趣的而忽略其他细节。以法国表现主义画家夏加尔的《散步》为例，开始学生只注意到画面里突出的人物及夸张的动作，房屋，地面较特殊的绿色。经提示，学生会注意到画面里突出人物的面部表情，画面中只有绿、红、紫三色，红色衬布上的花，酒瓶，酒杯等等。在学生叙述的同时，引导学生进入鉴赏情操：面对作品，它给了你什么直观感受，教师引导、启发、点拨学生尽可能地用语言表达出来，以实现审美共享。这阶段不可批评学生所讲的见解，鼓励学生直率地描述直观感受。 第二步：形式分析 形式分析是将感性立即转化为理性分析。我们要解决的不再是作品给你什么感受，而是画家是如何使你产生这样感受的。这就是需要从艺术语言和作品的形式感来分析，来探讨色彩、形状、线条，肌理、人物描绘的特点，分析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图和底的关系等。这是鉴赏中的重点，也是难点。 如夏加尔的《散步》，学生通常能感受到画面中的快乐气氛，通过教师诱导和提示，学生会发现原来这种氛围是画家刻意营造的，夏加尔所追求的单纯的形、色、人物动态都体现了天真和童趣，欢乐和喜悦的气氛来自人物的表情和动作，红色衬布上的花、酒瓶、酒杯也起了很强的烘托作用。 形式分析是帮助学生了解和把握形式美的规律，体验和品鉴形式美的意味，可以由浅到深，由点到面，由形象到风格。分析时切忌繁琐和硬性解剖，破坏作品的整体生命。 第三步：意蕴解释 意蕴是作品中的一切有形事物的无限延伸因素。意蕴解释是绘画鉴赏的最深层次，从外在层面到内在层面的探讨。对超越画面形象即“象外之象”的刨根问底，当然，我们不能只中循迹而求。 意蕴解释的成败关系到能否使学生对作品产生共鸣。由于有一些作品是缺少意蕴的，有一些作品其意蕴在可喻不可喻之间，有时教师很难将超越作品的意蕴揭示出来。加之学生缺乏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深度体验，如明代沈颢所言：“看画以林泉之心则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卑”，要很好地领悟和体会作品意蕴，这就需要教育来长时间循序渐进的浸润和弥散。 仍以《散步》为例，通过对作品背景的介绍，让学生知道，这幅画表现的是夏加尔自己和他的妻子。他把自己画在中间，举手托起婚后刚刚生了第一个儿子的妻子，让她在空中自由回旋，以庆祝他们生活的幸福和快乐。再通过对个性、思想、艺术观的介绍，学生就能够理解画家为什么会画出这样的人物动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进而领会画家的意图，分享画家的喜悦之情，欣赏他富有儿童般幻想的艺术魅力。 第四步：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是从内容与形式、风格与风味、革新与继承等方面对作品的优劣作出判断 ，可以参考专家对此的批评与评判。而艺术是非常复杂的现象，所以教师可以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但不宜以一己之见，或封闭的、独断的评判来概括和指导学生，而应当采取开放式的、多元的评判、引导，启发学生自己学会对作品进行评价。对夏加尔的作品，我们着重于他的独特性、开创性和丰富的想象力。 我在评价达．芬奇《梦娜丽莎》时，除了指出它的“优”外，还有意指出它的“劣”，如：人物与背景的处理不自然，似剪贴一般；边缘线的处理过于生硬；受当时材料的限制，色彩单调;现在的色彩也灰暗了等。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学生不迷信权威，敢于思考，敢于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明白对绘画作品的判断是多元的，没有固定的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教师应尽量收集各种意见，以激发学生的思维，开阔学生的视野。 “鉴赏四步法”不仅适用于具象绘画作品，对抽象绘画作品同样适用；同时也适合鉴赏雕塑、建筑、工艺等其他视觉艺术。 我们都知道学校的美术教育并不是为了培养艺术家，作为素质教育的绘画艺术鉴赏教育，也并不是培养专职鉴赏家。我们的目的是通过美育，培养大众对美术文化的理解力，学会欣赏周围生活中的一切视觉形式，进而使审美接受不单是视觉接受，也不只是大脑接受，而是整个身心的接受。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高中美术欣赏课的教学反思 【摘 要】高中美术教学要求教师确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以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兴趣为主，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为核心，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美术”，让学生因为有“美术”而快乐。作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对自己的美术课教学进行了反思，以求今后加强自身教学水平，为新课标的实施增强信心。 【关键词】美术 欣赏 反思 传递情感 激励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因此，普通中小学美术学习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而应被视为一种文化学习，通过美术学习，使学生认识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差异性，人类社会的丰富性，并在一种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 一 高中艺术教学内容以欣赏为主线，强调学生的“心到”、“眼到” 艺术教师在钻研教材、备课，设计教学模式和寻求教学方法时可能花了不少工夫，而在实际教学时，学生的兴趣点却有所不同，如：中国古代绘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和外国近代绘画，学生对这些内容喜好不同，在精力分配上差别很大，而女同学喜欢服装的多一些，在教学“现代服饰艺术”这部分内容时可能比较专注，“心”到是学生学习的内部驱动力，“心”到与否，全由教师组织调度；整齐与否，决定其最终的教学效果。在美术欣赏教学中，多种美术教学方式和手段的合理运用尤为重要，适当设置并提出一些能引起学生思考和探究兴趣的问题，激励学生想象力，激活学生的各种感官，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尽可能地在美术学习活动中获得愉快和积极的体验。 二 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尤为重要 教师要特别注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注重自主、探究、合作式学习，让他们在学习中学会主动发展，教师还应让学生认识到不论是绘画还是工艺，不论是具体还是抽象都是美术家精心的构思，并结合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感受，按照自己和时代的审美理想创造出来，同时，美术家创作一件美术作品除了通过完美的外在形式提示某一特定的主题之外，往往还有更深层的内涵和更隐蔽的意蕴，是一种文化精神层面要求和体现美术作品的最高价值所在，也是时代、社会、民族精神的写照。如青铜器和秦俑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古希腊艺术所体现的崇高理想与科学的精神，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中的人文主义理想，中国山水画中的意境和神宗意识等，使学生对作品产生深刻理解，达到审美情感的升华。 三 美术艺术课需要学生的介入和意志的投入 艺术课原本是最让人心动的。艺术课尤其是美术，单一的欣赏内容，教师力求“活”而有趣，但千变万化始终是一个欣赏，过分的知识化、理性化，学生的热情不会持久，久而久之，部分学生“心”找不到位了，“眼神”也走了，对于艺术课他们也就开始走过场，或者浮躁，再不然就是，你们上课，我行我素。于是，一堂艺术课就成了有板有眼的自习课或休闲课。高中教学不同于小学和初中，又说又表演的教学方式已不适合，“表演”课自然是不会出现的，偶尔的“故事会”也不能多用，“快乐的大本营”到了超级大班，拥挤的空间会让你喘不过气来。到这个时候，学生不用意志来控制自己，艺术课决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由此可见，艺术课同样需要学生的意志介入和意志投入。 四 美术课要增加实际操作练习，增强学习兴趣 从现阶段来看，高中艺术课，尤其是美术教材缺少让学生“动手”的教学内容，实地考察参观当另论。但在欣赏内容的基础上，多一部分实际操作的练习，教学内容活而丰富，更能满足多数同学的学习需求，极大地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小学、初中有了动手实践的基础，大学里有相关部分知识，而在高中阶段却出现了“断层”的现象。实际技能训练不是少部分参加艺术高考学生的专利。教育普及既然是面向全体学生，这部分内容就不能空缺。因为真正的知识，它本身的内涵是丰富的，也是全面的。大纲鼓励教学形式灵活多变，但这也必须注意尺度和纲要，否则又容易走形成“专业”课了。 当前，艺术课正走在“必修”的普及路上，不过它仍然是“调味”课，不可缺少，又不能将它提升到一定高度，教师在很多时候充当的是类似“变脸”一样的角色。许多教师认为，反正学校也不重视，评职最后，待遇最低，上艺术课也没人会看得起。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师创新意识不强。前几年，地理、生物课也非应试科目，教学境况和艺术课相差无几，但自从加盟理科综合考试科目起，成绩上去了，地理、生物教师也摇身变成升学考试举足轻重的显赫人物。而艺术课呢，还是那样……更多时候只能服从教学需要，为主课让路，在主课与主课的磨合中客串“润滑剂”、点缀物。最终主课丰收了，艺术课却未能实现“丛中笑”的初衷。显而易见，艺术教师在这当中的“色调”关系非常微妙。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欣赏 评述课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作用 【摘要】欣赏课在初中美术教育中的两大作用，即：有助于学生学习美术实践能力的提高和有助于学生自身素质修养的提高。通过列举各个教学例子，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树立健康的审美态度、提高思想境界，帮助学生矫正当前一些不良的价值观。 【关键词】欣赏评述；初中；美术教育；作用 新学期上完第一节欣赏?评述课后，有不少初一级学生这样问我：“老师，这节课没有要画的作业吗?”将美术课只当作技能的训练，是许多学生的思想误区。介于不同班级多数人如此，我认为通过美术课学习活动后的初中学生仍出现的这种错误，实是不该的现象，也是教师在引导的过程中出现的疏漏。 若是学生认为只有画画才是美术课的作业，那么，当其他学习领域的理论课上完之后，他们便不当是一种需要掌握的“作业”了，而离开了某些基础知识，教出一个个只能在纸上画出“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学生又有何用呢?因此，我注意到，应在欣赏课上排除只有听故事般的方式，还要让他们明白：欣赏教学是要求提高自身对中外名家作品的鉴赏能力，也是增强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环境的认识，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兴趣广泛、具有高尚品德和丰富艺术素质的学生，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懂得如何生活，如何再创造生活。 欣赏教学有助于对学生学习美术实践能力的提高。而作为欣赏教学部分，恰恰是能更好地运用其内化作用强化其它三个学习领域的外化作用，是促使他们不断前进的“催化剂”。 一、通过欣赏课的探索。拓展学生对美术作品的内涵与意义的认识 虽然当前的电视、电脑遍布了现代每个家庭，现在的学生的见识面也要比过去学生广得多，他们不再只从一些图片或读物来了解世界，现代科学技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个观看外面的世界的窗口，但要让他们能更好地、有目的地了解过去和现在，才会去创造美好的未来。课堂上各种美术形象的探索，能让他们对了解世界、感受历史有一种更大的向往，并能拓展学生对这些美术作品的内涵与意义的认识。七年级学生下学期综合?探索《美术在你身边》一课时，我和学生一起搜索大量的美术作品，通过大家的欣赏、讨论和总结，对美术的分类进行归纳认识，列举了美术所包涵的范畴，知道它除了绘画艺术之外，还包括了雕塑、工艺、建筑等艺术，而这些不同形式的艺术，又因地域和文化的关系，分为中国美术和外国美术，它们因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与艺术风格，各自体现不同的艺术魅力。八年级上学期在学习中国水墨画《笔情墨趣》一课，在了解中国画的创作思想、造型方法、造型要求和画体组成的同时，与传统西方水彩静物画作了比较分析之后，便使学生了解到其有别于西方绘画的独特艺术特点与鲜明的民族形式和艺术风格，是我国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在那里，学生们不但看到了文艺复兴时的《蒙娜丽莎》的富有魅力的微笑，西斯廷礼拜堂《创世纪》的雄伟，而且看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掷铁饼者》的雄姿，古希腊人以巴特农神庙的宏伟壮丽，当代悉尼歌剧院的富有个性和象征意义……等等不胜枚举的伟大美术作品，而这些都向学生们展示了鲜活、陌生而有趣的广阔世界。 二、通过欣赏课的鉴别，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审美标准，选择尝试适合自身的创作方式 在学生乃至成年人中，大多数人认为只有表现得越接近现实、描绘得越逼真的美术作品，才是好的作品。虽然我们并非要求每个初中学生在以后的时期都必须具备达到象每个美术家那样的能力及水准，但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艺术不是算术，不是象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去限定我们的分析能力，不同的人由不同的欣赏角度、不同的爱好，所以也有不同的看法，只将好的作品归纳为一个“象真的一样”的范围内，未免过于表层化。七年级上学期学习《静物的构图与色彩》这一单元中，第一课时《向画家学构图》以课本里的范例，在讨论不同静物的构图方法的同时，我有意识地让学生将卢梭的《静物?异国水果》与林风眠的《闪光的器皿》和宋代的《秋瓜图》进行比较，讨论几个问题：你觉得哪幅画更真实?最喜欢哪种表现形式?为什么?在几秒钟的思考后，马上有不少学生举手，纷纷表示：卢梭的《静物?异铺垫作用，国水果》画得很逼真，《秋瓜图》也是很容易看懂的画，只是没有卢梭的画那么富有立体感，而林风眠的《闪光的器皿》颜色很好看，却不够真实，感觉有些凌乱。大多数学生对卢梭的画表示喜欢是因为佩服他能画得很逼真，并会流露出很期望自己也能达到如同画家那样高超的技巧。在接下来第二课《我们的调色板》的“表现与创造”这一环节中较好地显示出来，因为在尝试表达自己对色彩的某种感受时，不再为不能在平面的纸上表现出三维空间或必须用写实的手法而显得无助或不自信，有不少学生更是通过了抽象的表现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三、通过欣赏课的启发，能激发学生再创造的兴趣，完善自身创新能力 前面提过，欣赏课能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审美标准，而正确的审美标准又带动他们博取古今中外众名家名作的长处和优点，使得他们审美能力不断地提高，因而，对其它各个学习的领域的实践创造能力，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探析欣赏教学在中学美术教育中的路径实施 论文关键词：欣赏教学　中学美术　路径 论文摘 要：《美术课程标准》指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在以技能训练为价值取向的年代，欣赏教学只偏重于作为在学习和体验造型表现时起到某种参照和补充的功能，但是现在，当美术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面貌出现时，欣赏教学的功能就有了新的拓展，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此，文章从四个角度构建了欣赏教学在中美术教学中的实施路径。 “欣赏、评述”是美术课程中的一个学习领域，它充分体现出人文性质，使学生自身的审美意识在作品欣赏中被唤醒，提高他们的审美的感受、情感、想象与理解等心理能力，并使之相互协调，最终使学生具有敏锐的审美知觉及对美的欣赏力和创造力，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那么课堂教学中如何实施欣赏教学呢，笔者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总结出实施欣赏教学几个环节，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指正。 一、感受环节 感受是进行美术创作表现的基础和前提，学生表现活动缺少感官刺激，就不能获得感性认识和创造灵感。直观知觉和理智分析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两个程序，美术课有利于两种认识相互配合发挥作用。美术教学中一方面通过感知启发学生的美感潜能；另一方面，注意发展学生视觉认知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通过直觉训练提高学生的感性知觉、审美知觉和思维能力，使学生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主动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以及运用美术创造性语言与人交流和合作的能力。因此，欣赏教学也要从学生的自主感受入手，不能只是老师讲学生听，搞满堂灌。学生对一些艺术作品知之甚少，但目睹这些艺术品，总会有所感受和感觉，而学生不知道的正是教师设置质疑的宝贵契机。抓住这个契机，设法激起学生的兴趣，追求新的鉴赏知识，使审美的感性阶段向理性阶段上升。在这一环节，要鼓励学生看和触，多渠道获得感知信息，丰富学生的审美感受。 二、赏评环节 在这里，笔者把美术教学中的赏析改为赏评，其目的是欣赏课要有意识地开展对美术作品的评论，也是美术课程标准所说的“评述”。尽管在创作课中的赏析环节也有理性的分析，但不可能也不必要进行细致的评论;而在欣赏课中，细致的评论就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评论的内容包括作者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和作品在美术史中的地位和价值，更重要的是对作品本身内容和形式的分析。当然，评论的深度要依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审美经验水平来确定。同时，评论者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学生。赏评中学生的审美实践活动应包括听、读、说等等。比如，在学生初步感受了白石老人精美作品的基础上，整理出白石老人的画作，让大家欣赏、分析、议论:“作品美在哪里?为什么那么惹人喜爱?”学生们可以分组讨论，教师以鼓励为主让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纷纷发言，各抒己见。有的学生说，白石老人的画与真的一样，很好看，都是活生生的，充满着生命和生机。此时，教师应抓住机会加以点拨:这就是艺术家作品的动人之处，他把自然界中生物的形象同自己对大自然的感受和认识融为一体，抓住最能表现生命力的特征而删掉累赘的细节，把它的活力表现出来，这就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但又形神兼备”。就以虾来说吧，同学们都觉得像极了，虾体透明，似乎活泼地在水里游动、在跳跃，但是与真的虾相比较，可以看出，虾的头、颈、足等细部都经过了提炼和概括取舍，与真的虾不一样。白石老人通过长期的仔细观察，按着自己的审美规律，进行夸张取舍，画作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激发着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向往，并产生强烈的共鸣。在这一环节中，通过师生合作培养了学生的社会意识，并转变了教师为主体的传统观念，并在共同合作中发展了教学。 三、表现环节 本环节实践中，教师可以把一堂欣赏课的美术作品分成两组:一组是用于赏评，另一组是用于表现。在赏评环节中通过欣赏第一组作品，使学生获得一定的审美经验和鉴赏能力，因为审美是美术实践活动的源泉，美术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文化教育。在表现环节，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表现，让学生在对第二组作品进行自由的感受和自由的赏评，鼓励个性发展。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力。个性发展唯一的目标是使个体活动自我满足、自我完成或自我实现，从而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精神和独立的分析思考能力。教师主要起组织、启发和引导的作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使学生学会参与、学会选择、学会自主学习和发展。表现是一种应用，在应用中去复习、巩固前两个环节的学习所得;表现又是一种开发，启发学生依靠直觉感受、想象和灵感，通过自由的表现去开发学生的审美创造力和思维能力。表现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说、写，还可以是表现性地搞点小创作，让学生对范画作品的形式美特别是技法等形成更深刻的体验。为每个学生提供充分表现并获得成功的机会。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鼓励和帮助学生树立学习信心，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学生都能体验成功喜悦和获得参与活动的乐趣。写和作不必局限在课堂以内，而应该鼓励学生向课外延伸，让学生寻找感兴趣的主题，围绕主题去拓展阅读、拓展欣赏、创新构思、创新技法等。这实际上就是美术课程标准所提倡的“研究性学习”。 四、总结环节 这里所说的总结不同于其他教学模式中的评价环节，其目的不在于比较学生学习成果的优劣，更在于让每个学生认真归纳、概括本课学会了一些什么。既要总结本堂课所欣赏的同类美术作品的共同艺术特征，又要总结所学习到的鉴赏知识，还有所获得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经验。总结不仅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还应该说和写。教师也可以借此机会向学生推荐好书、好的艺术节目等。让学生课外去欣赏、看展览、去继续延伸学习。 总之，中学美术教育中应加强艺术欣赏，在美术欣赏教学要力求体现人文性、自主性、创造性，最终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发挥美术教育在提高和完善人的素质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更好实现新美育中的新理念。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探析高校美术欣赏教学实践对实施素质教育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高校　美术欣赏　素质教育　鉴赏能力 [论文摘要]美术欣赏课程教学在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美术欣赏课程有自身的学科特点和教学规律,它通过对古今中外优秀美术作品的审美教育,来丰富学生的审美观念,培养他们的美术鉴赏能力。在高等学校开设美术欣赏课程,有助于开阔大学生艺术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增强人文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目前,国内高校中普遍开设美术欣赏课程,这对于开阔大学生的艺术视野,陶冶艺术情操,启迪智慧,健全人格,发展个性,提高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美术欣赏课的学习,可以使大学生在学好知识的同时,了解和接触到很多优秀的美术作品,认识到中外美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培养审美观念,提高艺术品位,从而达到增强他们综合素质的目的。 一、高校大学生美术欣赏课程教学的基本特点 1.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是当代大学生审美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它是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欣赏美、感悟美,进而提高审美能力的一门课程。它主要是通过对具体美术作品的解读和赏析来揭示出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使他们对美术作品的审美认知能力得到一个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的提升过程。另外,美术欣赏课程教学在素质教育中必须突出“普及”和“审美”两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教学改革中取得主动。加强大学生的美术欣赏,使学生在学习赏评作品过程中建立完善的审美知识结构,提高艺术素养,形成健康、高尚的审美直觉和情趣。 2.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主要以古今中外优秀的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美术等作品为教学内容和审美对象。因此,在教学中首先确定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对授课内容的选择方面,重点选择主题突出,风格鲜明,内容和形式上都相对完美,在世界美术史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力求做到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结合,还应兼顾到美术作品内容之间的系统性与连贯性。同时,应适当选择一些近代或现代寓意深刻,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优秀美术作品。只有把真正普遍认为优秀的作品作为欣赏和审美的对象,才会给当代大学生带来强烈的艺术感染,使他们的审美感知得以陶冶和塑造,综合素质得以提高。 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学不同于美术专业的技法课教学,而是重在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教好这门课程,对任课教师的综合素质有很高的要求。它要求胜任“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师,既要有丰富的美术创作经验、扎实的美术史论知识,也要具备一定的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并且能够把这些知识有机地融会贯通于“美术欣赏”教学的课堂当中。 3.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是“接受学”中的一个“再创造”过程。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注意处理好“教”与“学”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任课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听课学生的主体地位。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来自于不同的专业,由于知识结构的不同,审美观点的差异,将会导致他们对欣赏美术作品的角度不同,有可能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得出不同的审美结论。这就要求任课教师积极主动地引导和鼓励学生,不要因循守旧,应开动脑筋,深入思考,大胆地发表自己的审美观点。任课教师应及时对不同的审美观点进行分析和点评,因势利导,指导他们用所学知识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方式赏析,使他们真正体会到美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人文内涵,并对作品做出合理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调动他们的审美积极性。 二、高校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探索 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方法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只有把切入点找准,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过程,才能使美术欣赏课程教学不断得以深化。目前,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误区,部分教师直接借用专业美术院系的教学模式,在美术欣赏课程教学中,重在讲解技法、形式与风格,或者侧重于美术史论的解读。这种教学方法明显忽视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兴趣,导致了实际的教学效果脱节。根据教学的实践与探索,借鉴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家指导意见,把美术欣赏课程教学的主要方法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1.深入体会各个时期美术作品的审美情趣,掌握美术作品的时代特征和规律。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艺术,是古今中外艺术的共同规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审美思潮、文化特征和价值取向,都在美术作品中深刻地反映着,这是在欣赏美术作品时必须注意掌握的。这也是同一题材的作品在不同的地域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并在很大程度上显露出其独特光芒的重要原因。如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著名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他们分别创作的美术作品如《蒙娜丽莎》《大卫》《圣母像》等,还有19世纪下半叶的印象画派,以莫奈《日出印象》为例,明显可以看到他们关注自然世界和现实人生的目光,并能够主动地把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他们的作品中有着艺术家人文理想的倾注和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在美术欣赏课程教学中,应当指导学生掌握作品的时代特征和规律,深入体会各个时期美术作品的审美情趣,针对具体美术作品进行具体分析。 2.摆正美术作品与艺术家的关系,注重艺术家身世和时代背景的介绍。艺术家的美术作品是对客观现实升华了的精神产品,作品中表现的生命感受、艺术境界和审美情趣等都与艺术家的人生成长、经历环境、素质气质、宗教信仰和时代特征等有着关键的联系。另外,从不同的美术作品中,还可以感受到艺术家的气质、艺术追求及人生际遇等。其实真正优秀的耐人寻味的美术作品往往是作者心灵和情感的折射,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对应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具体类型的美术作品,分析欣赏作品时重点把握“知人论画”的层面,避免在欣赏过程中不知道艺术家身世和时代背景的现象。如当我们欣赏近代国画家徐悲鸿先生的绘画作品时,如果不把作品与画家感情生活、具体身世和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就不能感受到他“忧国忧民”的画面背后,因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国民党发动内战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而产生忧国忧民悲愤的心情;如果能做到“知人论画”,我们就可以通过美术作品,体味出徐悲鸿先生内心深处的那份孤寂、无奈与悲凉,感受到在他画面之外的寄托与向往。只有这样,作为欣赏者的学生才会与艺术家达到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沟通,从中获得更多的审美情趣,可见,欣赏作品时把握艺术家和美术作品之间关系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解读方法。 3.根据美术作品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深入体会审美心理的差异。由于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审美习惯不同。这对人们的欣赏和认知方式带来很多的不便。如在对古埃及的建筑和雕塑的欣赏中,应当了解古埃及人重视数理与形象的和谐,以及宗教信仰等,他们创造的娴静典雅的雕像和庄严肃穆的建筑,都与它的民族地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艺术家在作品中所遵循的对称、和谐、比例、秩序、均衡的原则,无不体现着古埃及数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共同的审美心理特征。可见,只有深入地了解这些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才能更好地欣赏这些地域和民族的美术作品。此外,中外美术作品中诸多的差异,如表现形式、审美习惯、艺术特征等,也都是美术欣赏教学课程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因此,在欣赏教学过程中,应注意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视角切入,深入分析作品。民族和地域的不同,形成美术作品背后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审美心理特征,体会艺术家审美心理的差异。 三、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1.美术欣赏可以培养大学生高尚的情操。美术欣赏是审美主体积极而能动地反映审美客体。在这个过程中,审美主体从中获得了丰富的情感体验。通过大学生们经常性的审美活动,可以陶冶他们的性情,净化心灵。如油画家罗中立所画《父亲》的形象,更多的是让人感受中国传统的农民身上所具有的憨厚、淳朴、勤劳和善良的美,这种美具有一种发人深省的情感力量;从列宾、希施金、列维坦等那些关注自然的质朴画风中,唤醒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怀。在这些艺术形象中,所表现出的内容题材,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它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健康的审美观念和人生态度。另外,还有美术作品中表现出爱国的情怀、协作的精神、坚强的意志与无私的品质,以及人世间的情感冷暖,都经过艺术家的艺术处理,将真善美的力量融入画面中,陶冶情操,转化为同学们向前的勇气和动力。 2.美术欣赏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意识,树立合理的审美观念。通过对中外优秀美术作品的欣赏和学习,学生能逐渐透过作品的形式层面和形象层面,品味到作品中的深层意蕴。随着美术欣赏课程教学的不断深化,美术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有了更为生动而丰富的内容,艺术家的人文情感被以物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当学生从不同的作品中品味解读出作品中所蕴涵的人生境界、哲理思考、时代特征、民族精神等理性内容时,映射在内心的将是一种心旷神怡的喜悦。这时,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已不再是心灵的独语状态,而是起到“中介”作用,成为艺术家与同学们情感交流的“桥梁”。只有这样,在欣赏课程教学活动中,学生们在充分享受由美术作品带来的精神愉悦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审美知识,提高了审美意识,启迪了审美智慧,树立了合理的审美观念。 3.美术欣赏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美术欣赏是艺术作品、艺术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等与欣赏者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情绪情感等因素相互作用和渗知的过程。美术欣赏的过程实际上是学生在欣赏时积极主动地创造过程,美术作品能把学生潜在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充分调动起来。研究表明,学生对美术作品作出的反应程度,对线条、形状和色彩的感受水平,围绕作品的意象和情感所展开的想象能力是非常广泛的。尤其是抽象绘画或抽象雕塑作品,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不受拘束、自由想象、创造的广阔空间。这种变形、夸张的抽象作品更能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对美术作品的欣赏需要通过对话交流的方式进行,它包括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交流,欣赏者与作品之间的对话交流等几个方面。无论是哪种对话交流,都要借助语言这一中介来实现。对于学生来说,这几种对话交流的方式是互相交织的。一方面,作品通过形状、构图、色彩、线条以及所描绘的内容或情节等因素向学生发出信息,学生则靠敏锐的直觉和审美感受,不断地获取这些信息,并作出情感上的回应;另一方面,学生通过与教师、同伴的对话、讨论,表达自己对美术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同时也倾听别人的感受。在整个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们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内心感受。通过这种发自内心的、言之有物的表达,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 总之,美术欣赏教育有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美术欣赏能够培养大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丰富审美情趣,优化情感结构,提高审美能力,提升人文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浅谈运用影视教育资源优化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 [论文关键词]运用影视教育资源　优化　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 [论文摘要]影视教育资源，就是指在教育教学上可应用的影视信息资源。美术欣赏教学是对学生进行美育的重要形式，在学生中开设美术欣赏课，让学生在欣赏名家作品的过程中，欣赏美，感受美、认识美、适应美术教育的要求。影视教育资源在大学美术欣赏教学中的运用，具有传统教学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中运用影视教育资源，可以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优化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 一、影视教育资源与美术欣赏课 所谓资源，就是资产的来源，一般指自然资源。教育资源则是指各级各类教育部门进行教育活动，谋求教育发展的基础。影视教育资源，就是指在教育教学上可运用的影视信息资源，有直接应用价值和潜在应用价值之分。所谓直接应用价值是指那些专门为各学科教育教学而创作的影视作品，可以直接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之中，有很强的教育教学针对性。所谓潜在应用价值，是指那些不是特意为各学科教育教学创作的，没有明显教学意图的影视作品，但经过教师的悉心挖掘和巧妙设计，同样可以应用于学科教学并能够产生教育功效。 美术欣赏是一种视觉心理活动。它从视觉对作品的直观感觉开始，通过知觉与联觉、统觉而变成情感和意识的过程。美术欣赏课是对学生进行美育的重要形式，美术欣赏课教学通过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它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审美能力和创造力的积极手段。它和绘画及工艺教学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 当前，素质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素质的人才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创新的能力，而且要有美的心灵、美的品质。在学生中开设美术欣赏课，让学生在欣赏名家作品的过程中，欣赏美、感受美、认识美，适应美术教育的要求。大学开设美术欣赏课的目的，除了对名画名作进行专业技术层面的了解与探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和艺术品位的提高。通过美术欣赏课，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敏感性。 二、影视资源教学方式优于传统教学方式 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后，教学观念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激发学生思维，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创新能力，设计出适合其综合素质发展的课堂环境就显得更为重要。影视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具魅力的综合艺术，它利用独特的影视语言，表现生活，表达情感；它融文学、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摄影等艺术精华于一体；它是一门最现代化的、最有群众性的、最受青少年欢迎的艺术形式。影视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大众化艺术，其题材的广泛性、形式的多样性和观赏的灵活性，使得影视自然地向学科教育延伸，改变了单调、沉闷的传统教学模式。影视作品所具有的动感画面和可剪辑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变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的学习方式，客观上适应了学生生理与心理发展的需要。突破传统的、说教式的课堂教学模式，把影视教育资源有意识地引入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不仅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而且还可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其审美鉴赏能力。 当前，视听语言像传统的文学语言一样已经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学习、阅读和娱乐的重要媒介，电影、电视等视听作品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影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视作品常常以优美的语言、生动的画面、美好的情感、鲜明的人物形象、独特的艺术风格、高雅的审美趣味和深厚的人文关怀来吸引人、感染人、震撼人。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对新生事物感受力较强，对影视也更为敏感和关注。把影视运用到美术欣赏课教学中去，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运用影视易于营造立体的欣赏教学氛围，可以创造出生动、活泼、愉悦、高效的课堂学习氛围，引导学生对美术知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从而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和质量，因此说，影视教育资源在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中的应用，具有传统教学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三、运用影视教育资源优化美术欣赏课教学 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离不开情境创设，巧妙的情境创设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已有的生活体验，而且能创造浓厚的课堂教学氛围，实现教学内容、学生生活体验与教学活动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轻松、愉快、和谐的环境中积极主动地学习。运用影视教育资源创设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情境，可以充分利用影视的独特魅力，凭借影视的自身优势，优化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在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中，名作鉴赏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传统的美术欣赏课教学中，教师一本正经的说教，难以激发现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常常死气沉沉，气氛不活跃。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曾说过：“教育应当贯穿在学生的兴趣当中，使学生的兴趣在教学的每阶段都能连贯地表现为注意、等待、探究和行动。兴趣既是教学的手段，又是教学的目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兴趣对于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大学生，青春洋溢，思维活跃，充满活力，情感丰富而细腻，好奇好胜的心理使他们不满足于单一模式的学习方式。影视正是以其独有的光、电、声、像的直观性、形象性和生动性的特点来刺激学生的感官。运用声、像、景、情并茂的立体式影视教学，能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的思维活动，使学生兴致盎然地吸收与课文相关的美术知识，改变“一潭死水”的大学美术欣赏课状况。 在引导学生进行艺术作品赏析时，教师运用影视教育资源，将作品及其相关信息展示给学生。学生直接受到作品的感染，丰富自身的情感体验，既提高了审美能力，又掌握了作品的相关知识。例如：讲威尼斯画派时，可以播放有关15世纪末威尼斯的影视镜头，如《威尼斯商人》等，让学生感受15世纪末威尼斯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的自然风光；感受15世纪末威尼斯女人爱穿漂亮衣服、染金发、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以及当时威尼斯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社会安宁，人们过着自由、富裕和平静的生活等等。通过直观感受，学生就可以轻松地掌握威尼斯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了解威尼斯画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之后引导学生关注威尼斯画派主要画家作品的内容、画面形式、表现技法、艺术风格等。如乔尔乔纳的《沉睡的维纳斯女神》、提香的《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花神》等。通过对作品的欣赏和分析学生更能感受到威尼斯画派画家作品漂亮而丰富的色彩，感受到画面体态丰润、衣着华贵、皮肤细腻洁白、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优美形象。又如讲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时，播放影片《波洛克》。影片《波洛克》是以美国画家波洛克本人的生活为原型，对他生活状态、时代背景、创作方式、思想、情感多方面展示。通过影片《波洛克》的观看，学生可以直观感受波洛克作画的场面，思考波洛克追求的艺术精神和这种艺术有何意义，获得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充分认识，获得对美国战后昂扬的精神状态以及美国知识界在高度工业化社会中的某些狂躁、忧虑和焦灼不安精神的深刻了解。运用影视教育资源创设课堂情境，学生的情绪高涨，课堂情趣横溢。精彩的影视镜头与精美的课文巧妙配合，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优化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浅议用多媒体进行美术欣赏教学 美术欣赏课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而且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有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和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发达学生的心智，开发学生的潜能。 美术欣赏课是一门视觉造型艺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使美术教学手段向多元化发展，如实物展示、投影运用、多媒体音像的引进，大大地增加了信息量和科技量。这样也适应学生认识的发展和身心发展的需要。从而使美术欣赏课的教学成为简易、新型、交互、愉悦的学习方式，满足学生个体自我发展的需要，实现促进学生智力发展的目标。下面，就从我教学的经验出发，浅议我在欣赏课上对多媒体的运用。 1.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情景，拓宽眼界。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精神，着重培养学生美术欣赏的最基本方法，不断提高学生的欣赏和评述能力。突出引导他们学会在网上浏览欣赏适合自己的艺术作品，利用课余时间学会在网上收藏自己喜欢的优秀作品，反复感受、认识和理解，现行中学美术欣赏课是以“审美教育”为主旨教学过程，“美育的最有效手段是多接触艺术”。事实上，我们很少有机会让学生去感受真正的美术作品原作的魅力。而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缺憾。教师通过现代化手段提供丰富的素材，可以让学生看到更多的图片、影像资料，便于学生对作品进行分析，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习兴趣，真正达到培养欣赏与评述能力的目的。 例如：我在上外国风景和静物画赏析时，先把大师的作品拍成了照片，制作成精美的课件，其中对凡高的作品做了一个超链接，欣赏时点击了超链接后，就直接连到了网络上，学生就可以通过网页直接了解更多的关于凡高的生平事迹，从而加深对其作品的了解，更好的解读大师，这是关于在线资料上的查阅，令一种更常用的方法则是：由于书本上的欣赏内容毕竟有限，为了拓宽学生的眼界，我可以预先收集更多大师的相关作品，在欣赏完书上后，我只需点下链接，相关其他作品就一一展现出来（如印象派大师莫奈的睡莲系列），通过拓展内容，使学生的思想感情得到更高的升华。 2.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现想象，升华感情。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另一位哲学家也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想象对于孩子，比拥有万贯家产更加重要。”所谓想象力是指在头脑中将各种意象构思出来，并加以具体化。它使我们能超越现实的限制，进入一个无所不能的世界。而多媒体的出现，则正好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实现想象力，使抽象思维具体化。 例如：我在上第13册外国风景欣赏时，其中一篇冰雪覆盖的风景画《雪中猎人》，画家也画了很多的人物点缀在画中，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感受画家的思想，我提前就把图片经过电脑处理，抹掉了所有的人，在上课时，我让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如果此画成了一幅纯粹的风景画那会是什么感觉呢？学生纷纷猜想，这时我把早已处理好的图片展示出来，学生看到自己设想的场景就呈现在眼前，就能更好的去品位叙说了，通过差别感受也能更好的抒发感想。而在欣赏季节性的风景画时，可以通过偏色的对比感受到不同季节带来的视觉差别。如让学生对着同一幅画去想象在春夏秋冬的不同感受，这就可以通过偏绿色、偏红色、偏黄色和偏灰色等等效果来感受。通过偏色还可以转换画家的情感，这点对于印象派和抽象派的作品来说效果更明显。比如，同一幅画，画家本来用深灰色调来表达哀伤的感情，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使主色调换成鲜艳的色彩，再提高画面的明度，使整幅作品光灿明亮，这样学生能感受到的就不是悲哀伤感而是愉快、自信、积极向上了。利用多媒体的强大功能，我们能更好的使想象思维成为具体化，加深对作品的更深层次的解读。 3.利用多媒体技术，整合学科，提升审美。 美术欣赏课要求我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结合不同学科知识，全方面的来感受作品的美，从而提升我们的审美能力。 第一，促进美术与音乐的交融。音乐与美术尽管在审美特点上千差万别，但在主题与意境的追求上常常是相似的。在美术欣赏时能结合音乐的话，对学生进一步感悟美术作品中艺术语言将会起到良好的启发作用。例如在欣赏一些反应穷苦人民悲惨生活或画家悲伤情绪的画时，配上《二泉映月 》的哀伤调子，一下子就把学生带进了凄凉的意境，而在传统的书法或国画欣赏时，配以节奏柔美、充满古韵的古筝等民族乐曲如《高山流水》或《渔舟唱晚》等，可以更多体悟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美妙意境。西方绘画配以钢琴曲或轻音乐，更能充分展现其色彩斑澜的审美意象。而欣赏凡高的作品最好配上充满热情、活力、富有动感的交响乐，这样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凡高令人目眩的色彩和火焰般燃烧的激情。在美术课件的制作中，音乐的运用可以起到拓展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联想空间、深化主题的作用。这样，不仅可以营造氛围，视听结合的方式更可以起到烘托主题、启迪思想、增加欣赏深度的作用。 第二，促进美术与文学的交融。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诗书画相结合，西方美术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更是息脉相通。如在中国书画的意境造型欣赏时，通过多媒体课件，让学生一边欣赏潘天寿的《红蜻蜓》、徐谓的《黄甲图》、朱奇的《荷花水鸟》等作品，一边配乐诵读杨万里的《小池》等脍炙人口的诗句。这样，让学生更能体悟中国画的意象之美和诗书画相结合的悠远意境。 另外，如印象派画家对光色的应用及透视学知识，美术作品构图中黄金分割的应用等，无不说明美术与光学、几何学等自然学科的密切关系。这些都可以利用现代媒体技术手段加以分析，直观教学的同时也节约了有限的教学时间。 总之， 在教学中充分运用现代化多煤体的教学手段，可以将传统的教学形式和多媒体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多媒体技术的声音、图像、文字、影像以及交互功能的作用，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发挥学生的潜力，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中去感受美、体验美、欣赏美、创造美，培养学生审美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强化学生的视觉审美感受。但我们也不要就此把现代多媒体技术当作万能的法宝，要上好美术欣赏课同时，还要尽量做到课堂欣赏教学与组织参观当地博物馆、美术作品展览等活动相结合，使美术欣赏教学与课外和校外的美术教育活动相衔接，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浅谈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普通美术教育欣赏课教学参考 一、中国古代较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是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的主要原因。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佛教造像有宗教上特殊的造型要求，它们和古希腊那种以人为范本的真实自然的神象有所区别，在欣赏时需要了解经规仪轨的种种规定，如佛象两耳垂肩，手长过膝等等，否则很容易认为比例不准确，解剖有错误而加以否定。纯粹的雕塑一般以纪念性雕塑为代表。中国古代重视绘画艺术，纪念性人物和事件，通常以绘画来表现而极少使用雕塑，例如汉唐功臣和历代帝王像，都是画在壁画和卷轴画里。纪念性雕刻在帝王上大夫染指绘画之前的西汉时代偶有创作，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欣赏教材都有介绍的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此外，东汉四川都江堰李冰像和五代前蜀主王建坐像，也是现存的古代纪念性雕刻，实属凤毛麟角。中国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也有其艺术的特殊性。我们不能因为纯雕塑品少就不承认带实用性的雕塑品，也属于雕塑艺术而拒绝认识它们、理解它们和欣赏它们。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风格上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和典雅。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风格上追求自然，朴拙可爱。两者各异其趣，各有千秋。西方古典雕塑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系统，却少有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追求的风格。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美，一种原始美，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根本上来认识中国艺术，否则欣赏也好，创作也好，都很难进入堂奥。 九、中国古代雕塑遗产大量属于佛教造像，佛教美术有其特殊的经规仪轨，形成自己的特点。佛教美术源于古代印度，中国的佛教雕塑源自古印度的犍陀罗、马土腊和芨多等地区与时代的佛教雕塑。中国艺术家在学习摹仿过程中，逐步将它们加以改造，使其既保存了某些原产地的样式，又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特色。而印度犍陀罗佛像受到希腊化时期的古典雕刻影响，它们也有个雕塑本土化的演变过程。因此，在欣赏中国古代佛像时，适当对照希腊、印度的古代雕刻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认识和理解各自的美感区别。同时需要了解佛教造像的经规仪轨。上文提到的佛像两耳垂肩，手长过膝，就出自经规仪轨。佛像有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形象上的神化特征，两耳垂肩、手长过膝而外，又如螺发绀青相、顶上肉髻相（不是普通发髻）、眉间的毫相等等可以通过造型艺术加以表现的相好，在雕塑时都必须严格符合要求。佛和菩萨的肢体动作，特别是手势（称作“手印”或“印相”）各有含义。各种佛经人物依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造形（如有的三头六臂，有的千手千眼），不同的服饰标识（如佛和罗汉著朴素的袈裟，菩萨则衣饰华丽）、不同的姿势（如接引佛才站着，其他佛皆取坐姿）等等，都有固定的要求。如不了解，很容易觉得佛教造像怪诞和雷同。 上述各种特点，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关连。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时，需要综合各个特点来认识，才可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承认它们确实还有不少好处。特点不一定就是优点。但有了特点，一种艺术就有了它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和价值。中国艺术，包括中国雕塑之所以能一枝独秀地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全在于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是世界所承认和尊重的。当许多中国人奔赴西方学习雕塑时，西方雕塑家也来中国借鉴中国古代雕塑。有位美国雕塑家曾对中国美术学院的雕塑系学生说过：“你们不要捧着金饭碗要饭。”这句话是我当雕塑史研究生时亲耳听到的，我把它当作一颗定心丸摆在本文的结尾，送给对中国古代雕塑的“好在哪里”尚有怀疑，不敢在欣赏课中理直气壮教学的同行，但愿有点用处。

电影论文:国内电影的戏曲艺术研究 过往与现在生活的种种本该让玉纹的内心波涛汹涌,他们之间的相遇也应是一场即将上演的悲剧故事。但当导演将影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她却只变成了如倚靠在湖边杨柳枝旁一个妙龄女子那眉间的点点愁云一般的闲淡情感。影片并未将笔墨的重点放在周玉纹与章志忱的离愁别绪上。就算纵观整部影片,它的剧情发展也没有太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就连最最悲情的久别重逢都带着妹妹戴秀欢快的笑声和悠扬悦耳的歌声,而妹妹的角色安排无疑成为调节这部影片抑郁情调的调味剂,是灰色的、阴暗的人物关系中一抹明亮的、耀眼的白。事实上,故事的趣味性也正体现在这种悲中带喜、喜中含悲的故事编排上。这种悲喜交加的故事结构发展到后来已经非常普遍,甚至变成了电影叙事模式的一种方式。1990年香港导演午马执导的影片《舞台姐妹》,2000年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等影片无不体现出悲喜有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风格特点。《舞台姐妹》是一部以悲剧为结果的影片,但故事中间所展现的却大多是些轻松幽默的故事小插曲,直到影片将近尾声之时,镜头展现给我们的仍是青衣班众姐妹痛殴黑帮势力时痛快淋漓的场景,所以当影片最后定格在舞台众姐妹们被黑帮势力团团包围、个个脸上写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时故事戛然而止,导演午马直到最后也没有将青衣班众姐妹的壮烈牺牲呈现给观众,可以说影片在一个原本即将会上演的惨烈场面之前提前完结,正是对我国传统古典戏曲美学特征中“哀而不伤”的继承。 一、戏曲中新奇的故事情节对电影的影响 欧美电影非常讲求画面构图,追求宏大的场景,而中国电影特别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电影可以没有漂亮的颜色和宏大的场面,但一定要讲述一个吸引人的故事,追求电影的趣味性和观赏性。我国的第一代电影导演张石川曾对他的员工提出“处处惟兴趣是尚”的要求,这里的“兴趣”更多的指的就是一个能吸引住观众眼球的电影故事。虽然张石川的这一电影观念是为了追求票房价值,他要拍摄的是大众喜闻乐见之事,但在客观上也恰恰反映出了观众的观影心理。中国观众的审美视角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喜好猎奇。作为中国电影之父的郑正秋先生认为,电影的准确叫法应为“影戏”,他认为电影就是没有声音、用摄像机记录的戏剧,而他对电影戏剧本体论的认同则直接体现在了电影剧作的创作中。包天笑回忆自己被邀进入明星公司时,郑正秋曾对编剧工作有过这样的一段讲述,他说编剧工作主要就是在想好一个故事之后把它写出来,而且要尽量将故事情节写得离奇曲折一些,而不要脱离悲欢离合的主旨而已。这里,郑正秋先生所指的离奇曲折似乎与李渔对戏曲创作上“脱窠臼”的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历程之中涌现的第一批电影题材就是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内容,这类题材的电影作品在当时风靡一时,如《孤儿救祖记》(1923),《玉梨魂》(1924),《苦儿弱女》(1924),《最后之良心》(1925),《盲孤女》(1925)等。这类作品多反映出于新旧社会交替下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因剧情曲折离奇而受到当时大众追捧。后来,当一系列反映妇女悲惨命运题材的影片已经逐渐让观众失去兴趣时,明星公司又于1928年推出了一部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火烧红莲寺》作为中国第一部武侠神怪片,凭借着天马行空的剧情备受喜爱,影片一经上映在观众间就产生了强烈反响,场场爆满,三年内连续拍摄了18集。该片在当时引起反响的重要的因素就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影片中不无传奇之处。此后,随着《火烧红莲寺》放映,武侠神怪片风靡一时,引发了一场拍摄武侠神怪片的风潮,更使武侠类片种走出国门,在世界电影中占具一席之地。从1928年到1931年,我国近40家电影公司拍摄了227部武侠神怪类型的电影故事片,如长城画片公司出品的《妖光侠影》,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古宫魔影》《王氏四侠》,天一公司的《儿女英雄》《梵灯鬼影》等,出奇的故事情节编排与神怪类型本身的趣味性成了这一时期大多数神怪片吸引观众的主要因素。 二、戏曲的线性叙事结构成为电影的主要表现方式 戏曲中惯用线性叙事结构,这种编排故事情节的手法应用在电影之中称为常规线性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按照时间顺序发展,整部影片中不存在倒叙或闪回等叙事方式,通常从一人一事讲起。因为它是电影叙事方式的一种,因此这类电影作品繁多。首先将这种传统叙事手法运用于电影之中的导演就是张石川与郑正秋。二人曾合作拍摄过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电影作品,在《戏剧春秋》刊载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中,着名的戏剧导演以及电影导演应云卫就曾指出,以张石川为代表的第一代导演的电影叙事风格是能让观众“不用十分费脑筋就可以看明白剧情”的,这就是电影常规线性叙事的优点。它通常具有清晰的主线和流畅的故事情节,主要讲一人一事,符合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所以,从故事片《难夫难妻》开始,深受传统戏曲影响的第一代导演所拍摄的故事影片几乎都在无形中运用了这种一人一事的线性叙事模式,而这种传统的讲一人一事的叙事形式终于做为一个经典的叙事模式保存下来,以致在后来的《小城之春》(1948)、《舞台姐妹》(1990)、《活着》(1994)、《西洋镜》(1999)等多部独具中国民族风格的优秀影片中都有出色表现。1925年,作为导演、编剧的侯曜在《影戏剧本作法》中为电影创作提出了一个规范要求,认为电影在创作中应按照起头、最高点、结局这样三段体的结构形式谋篇布局。后来这种传统的结构模式在电影中,尤其是在以时间发展为叙事顺序的线性叙事结构的电影中成为一种最常见的表述方式。,谢晋的电影比较突出地遵循了这一特色。在他的电影中,故事情节一般都遵循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都有完整的‘开端(好人受难)——发展(道德坚守)——高潮(价值肯定)——解决(善恶有报)’的叙事组合”[2]。1923年张石川执导的《孤儿救祖记》就完全符合侯曜电影创作的三段式。逐出家门(起头)——余璞救祖(最高点)——祖孙相认(结局)这样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另外,类似的电影作品还有很多,如《一个小工人》(1926),《梅花落》(1927),《五女复仇》(1928),《乌鸦与麻雀》(1949),《舞台姐妹》(1965),《刀马旦》(1986),《厨子戏子痞子》(2013)等,以及一些以戏曲本事改编的电影故事片,如《梁祝痛史》(1926),《唐伯虎点秋香》(1926),《珍珠塔》(1926)《,薛仁贵征西》(1927)《,孟姜女(》1927),《乌盆记》(1927),《白蛇传》(1939),《林冲雪夜歼仇记》(1939),《西厢记》(1947)等,以及大多数武侠片和武侠神怪片,如《大侠白毛腿》(1927),《盘丝洞》(1927),《孙行者大战金钱豹》(1927),《哪吒闹海》(1927),《王氏四侠》(1928),《青蛇》(1993)等。 三、戏曲中的写意性特征在电影中充分运用 摄影机具有纪实性,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电影的特点在于,要用这种具有纪实功能的机器捕捉到的有形画面中所反映出的含而不露的深刻内涵,即在电影中表达出写意性特质。事实上,在我国的导演中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自幼受到戏曲文化的熏陶或热衷于戏曲艺术,如导演郑正秋、费穆、徐苏灵、陈铿然、桑弧、吴永刚、杨小仲、崔嵬、应云卫、郑君里、谢铁骊、谢添、侯孝贤等,他们是电影导演,更是一些热爱戏曲艺术、迷恋中国传统文化的电影导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拍摄过戏曲电影,并深受其影响,“同时,又从戏曲艺术传统中汲取艺术的、文化的乃至艺术灵感的影响,以丰富电影故事片及其他类别的影片的创作”[3,p2],使他们拍摄的故事片中极具戏曲韵味,特别是极具戏曲中的那种写意性特色。其中,费穆与郑君里两人以戏曲美学特性和创作思维来执导电影故事片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高小健先生认为他们是“把戏曲艺术经验运用于故事创作的两位顶级大师”[3,p65],“二人的一个共同点是学习中国戏曲而使自己的影片具有一种浓厚的东方艺术韵味,在整体意蕴上洋溢着淡而愈浓的文人气质”[3,p1 0],可谓是建国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费穆是我国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对戏曲艺术有着独特的感受的电影导演。杨远婴评价他“代表一种人文理想,一类电影风格,一个创作流派”[4,p65]。早期曾执导过许多优秀电影艺术片,如《城市之夜》(1933年)、《人生》(1934年)、《香雪海》(1934年)等。他在电影的写实性与戏曲的写意性的结合问题上做过多次尝试,先后-80-拍摄了许多戏曲电影,《斩经堂》(1937)《古中国之歌》(1941)、《生死恨》(1948)、《小放牛》(1948)等,意在“吸收京戏的表现方法而加以巧妙的运用,使电影艺术也有一些新格调”[5]。正是因为费穆早期积蓄的这些拍摄戏曲电影的经验与实践,才使得“费穆导演在故事片创作时对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进行了大量的借鉴结果集中体现在他晚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小城之春》里”[3,p111]。《小城之春》被业界公认是戏曲艺术与电影结合的最高境界,它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特点就是贯穿于影片始终的写意性特征。杨远婴先生评价《小城之春》“顺应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叙事逻辑,费穆以长镜头建构换面和节奏,精心营造影片的文学意境和绘画质感,使之成为最富于中国伦理美学特征的经典作品”[4,p70]。从出场人物来看,影片出场人物总共只有五个,除此之外,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戴家的邻居,采取了戏曲舞台编排人物出场的做法,追求的不是真实地还原,意在心领神会。另外,《小城之春》的写意美还体现在整部影片的完整性,它不似西方电影大片那样镜头切换频繁,整部影片采用许多长镜头,少有分镜头、特写镜头,无闪回,使整个故事娓娓道来。在这里,摄影机的关联剧情的作用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玉纹平静而富有魅力的旁白叙述。宁敬武先生曾评价说“:费穆将中国戏曲的写意性时空完美地体现在电影《小城之春》中以周玉纹的内心独白构成的旁白赋予摄影机以‘作者式’的视点,于是,双重的主观视点使得导演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从人物感情的处理上来看,玉纹与志忱、玉纹与礼言、志忱与戴秀之间的情感关系全部是含蓄的,犹如山水画中的粗线条,虽看似随意一抹,形态却尽在不言中。最后,整个小城这一背景的设置虽有似无,虽然始终支撑着整部影片却真正成为了“背景”而被忽略,让观众能将视野更多地放在剧中人物身上。费穆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是表现在电影中细腻的人物情感上,表现在虚拟的封闭空间中情感张力的宣泄上,此后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中那个发生在旧上海阁楼中的故事以及张曼玉与梁朝伟扮演的男女主人公含而不发的情感刻画与这部《小城之春》拥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但对戏曲写意性特征的借鉴绝不仅仅限于运用在空间与情感的表现上。郑君里作为建国初期导演代表人物,在电影创作方面非常注重对电影民族化的表现,这与他的从艺经历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在其撰写的《画外音》一书中,他曾多次提到自己从诗歌、绘画以及舞台艺术中获得的启示,并一直将这些民族艺术尊为实现电影民族化的重要因素。郑君里极其注重对电影画面的写意性表达,试图从有形的场景中描画出中国民族艺术中写意的风格来,因而在拍摄电影《林则徐》时,郑君里在表达林则徐送别邓廷桢这一场戏时充分运用了镜头的调度,将“孤帆远影”的景致与主人公的送别结合在一起,让人不禁联想到李白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句。此后,郑君里又拍摄了现代题材影片《枯木逢春》。对于该剧的拍摄,王炼先生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他(郑君里,编者注)对我说:他正想从电影的创作中摸索出一条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道路。他过去拍的电影大都是历史人物的传记。他们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粹,就代表了中国的风格和气派,所以他决定选择一个现代题材的剧本,他在最初看到演出时,就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个戏从题材本身到叙述方式都有些跟传统的戏曲艺术接近,使他立即产生了一个意念:向中国戏曲艺术和其它古典艺术学习,使影片的叙述方式更能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7,p35]郑君里对电影场景做过各种尝试,试图运用戏曲场景中的意蕴特征来渲染现实题材电影的民族特性。根据王炼先生的回忆,在郑君里拍摄《枯木逢春》时,曾试图将序幕中的“离散”表现成为《拜月记》开篇兄妹“离散”的韵味,又从《梁祝》中的“十八相送”和“回十八”中得到灵感运用到影片的“重逢”一节中[7,p36],他尝试将这些戏曲场景的表现方式与电影镜头表现出的故事情节相结合,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电影故事渗透出民族戏曲意蕴来。 此外,从他与蔡楚生一同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到他后来的独立作品《乌鸦与麻雀》(1949),《林则徐》(1958)等,我们总能从他作品中的场景中体味到独具东方韵味的写意。另外,电影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有时还体现在电影的名称上。如1993年上映的影片《霸王别姬》就是借助了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故事框架,整个故事以戏曲演员的人生起伏为主线,剧中张丰毅饰演的段小楼与他的师弟程蝶衣(张国荣饰演)两人搭档演出“霸王别姬”几十年,在舞台上他们是假霸王、假虞姬,但在生活中,他们二人各自的经历和情感又像是真霸王与真虞姬。面对时代的起起伏伏,师兄弟二人的生活也随之起伏。剧中的程蝶衣在严师“不疯魔不成活”的教育之下,唱着《思凡》中“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戏词强迫让自己变成了真虞姬,自此以后便下定决心要随师兄段小楼唱一辈子的戏,这是舞台上的虞姬给程蝶衣的精神暗示,所以蝶衣无法接受师兄娶妻,舞台之下的他带着虞姬的魂,惟愿与师兄永远相随,于是在20年后,当师兄弟二人再一次回归戏台时,当程蝶衣重新唱错了戏词,唱出了“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时,他恍然大悟,突然意识到他不是真虞姬,师兄也是假霸王,因此在那一刻,虞姬的魂便随着那句错唱出的戏词离开了程蝶衣的身体,而真虞姬的离开也终于让生活在亦真亦幻中的程蝶衣失去了精神的依托,使得空留下一具躯壳的程蝶衣在与师兄的这最后一场“霸王别姬”的演出中完成了现实生活中对师兄这个“假霸王”的最终告别,拔剑自刎。这就是对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借用,使整个影片形成一种投射效果,而这种投射效果在观众目睹了片名时就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使电影导演与观众之间达成了一种“照花前后镜,花面相交映”的心照不宣,这种心照不宣就是电影片名带给观众的写意性功效。后来于1999年上映演出的《夜奔》以及2001年由杨凡执导的《游园惊史》都同样采取了以戏曲剧目映射影片故事内容的手法。综上所述,中国电影从产生之初就深受传统戏曲艺术的影响,这不仅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体现了中国特色,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增添了感染力和生命力,更使戏曲自身也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电影论文:先锋派电影介入动画 在传统的电影中植入动画的演绎形式,虽然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至少是凤毛麟角。《迷墙》即是其中之一,这部对后现代主义充满自觉的电影,一上映就迅速风靡了整个世界。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影片主人公平克?弗洛伊德于1966年所组建的一支摇滚乐队的音乐魅力,将观众带入一个全新的MTV的影像时代。另一方面,在《迷墙》中将动画艺术植入真人电影之中与实拍交替并行,这种后现代电影的创新表现风格立刻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下面我们尝试着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解读动画艺术在这部电影中的植入功能。 一、加强渲染恐惧心理及心灵创伤 电影《迷墙》是依据影片主人公精神病态发展程度而先后在影片中植入了五个动画段落以及摇滚歌手平克?弗洛伊德演唱的多首歌曲,我们将依据这五个动画段落及某些歌曲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为参照,对其进行分析、解读。 影片的故事是由摇滚歌手弗洛伊德在旅馆中想象、思考、追问内心的苦闷、忧伤从何而来开始的。影片开始不久,观众便会看到:一群不满现实的青年,冲破铁链紧锁的大门,蜂拥走向街头,向当局造反与警察激烈搏斗的场景。镜头切换,二战期间,安奇奥桥头堡44号阵地上空,战机轰鸣,被烈焰吞噬的战壕火光汹涌,战场上尸横遍野、担架上伤痕累累的士兵、还有满身鲜血的弗洛伊德的父亲画面切换:在公园里徘徊、孤独的小弗洛伊德看到其他的孩子拥有父亲的陪伴十分羡慕,当他试图伸手去拉别的孩子父亲的衣角时,却被冷漠无情地推开。在小教堂中母亲双手合十虔诚地为已故的亡夫祈祷,旁边手持飞机模型的小弗洛伊德试着在空中盘旋飞行。伴随如上场景及低沉、哀怨的吉他旋律,弗洛伊德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追问:“父亲远渡重洋/只留下了记忆和家庭/相册中的照片/父亲,你还留了什么给我/这只是迷墙中的一块砖”。伴着忧怨的歌声,在他的思绪中又恍然出现了如下情景:自家的庭院中,一辆白色的童车,车里睡着襁褓中的小弗洛伊德,旁边躺椅上的母亲双目紧闭,早已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一只黑猫正在专注于不远处一只落在绿草地上的白鸽,黑猫试图捕捉,被惊扰的白鸽跃起飞出庭院,飞向辽阔无际的晴空第一动画段落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时空背景及音乐背景下插入的。 当白鸽飞出庭院,展开双翅在蓝天上奋飞时,突然全身开裂,鲜血四溅,须臾变为一只黑鹰,黑鹰展开双翅,凌空翱翔,继而转身向左平滑变为一只战隼,战隼忽然向下俯冲用铁钩般的双爪从土地上奋力抓起一大块鲜血淋淋的泥土,而后直冲战云滚滚的天空,随着战云消散,战隼幻化为一个巨型怪兽,怪兽圆瞪闪亮的双目瞬间化为一座城堡。紧接着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战机轰鸣作响地划过天空,顷刻大地上一切通通被无情地摧毁。在一片荒凉的大地上倒下一个个骷髅头似的人影,无数面大英帝国的旗帜,破损、散落,既而变为插在地上的无数支醒目的十字架,十字架上布满了鲜血,鲜血流遍了整个大地。整段动画令人心灵震颤、触目惊心。动画所表达的外部符号是显而易见的:白鸽寓意和平、战隼寓意战争、骷髅头象征死亡、十字架象征坟墓。 在这一动画段落中,影片中的一切动画造型都是基于影片主人公弗洛伊德对二次世界大战丧父,内心留下的恐惧心理与创伤而精心设计的外部符号。美国着名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说过:“由于电影只能以空间安排为工作对象所以无法表现思想,因为思想一有了外形,就不再是思想了,电影可以安排外部符号让我们来看,或者让我们听到对话,以引导我们去领会思想”(1)。《迷墙》已是大胆借助于动画艺术这一表现性极强的手段,以最为灵活的表现方式来隐喻、象征那些无法直接展示的思想、概念、心理活动等抽象的东西,从而加强了渲染战争带给人民的恐惧心理及永远无法抚平的心灵创痛,充分展示了弗洛伊德的内心世界,同时让观众清醒地看到:战争如何导致和平生活的远离,那种和谐、宁静的生活一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就是流血、牺牲、死亡及坟场。 二、着力表现内心世界与心灵深处 渴望爱情而结婚,平克?弗洛伊德以为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妻子的温情会抚平他童年亲情缺失的伤痕,但事实并非如此,婚后的乏味生活很快使两个人感情趋于淡漠,当他听到妻子已有外遇,从此心灰意冷,他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深渊。这时他开始不停向母亲追问:“妈妈,你觉得她对我够好吗?/妈妈他会带给我危险吗?”歌声低沉,琴声忧怨。观众从歌声中依稀可见,弗洛伊德的心房在流血,在震颤 第二动画段落开始植入,观众会清晰看到画面中的两朵花,很难说清花名,其中一株为雄性,另一株则为雌性,两条妖花伸张、卷曲、缠绕、绵连,动画的设计者运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对于男女间的情爱,给予了生动的象征、隐喻,这是任何传统电影语言手段都无法做到的。影片虽然没有任何语言上的展示、但留给观众的却是情绪上的骚动与无限的遐思 接下来的动画场景仿佛一场可怕的梦魇。一株小花伸展变形成铁丝网,画面转换,左侧一个小孩猛然跳起变为一个凶残的怪物,高举手中的棍棒将右侧一个骷髅形人头劈头击倒,四溅的鲜血冲击断墙,继而断墙冲毁城堡,城堡的碎片又迅速组成一个怪诞形状。镜头转换,一个粉色木乃伊似形象的人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吼叫着瞬间化为一株怪异的植物,植物卷曲、伸展变形为一支枪,枪口射出一束耀眼的鲜血,随即化为一辆汽车驶出画面。 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场景,只有在人的梦境或患有精神疾患的病人思想中才会出现。导演埃伦?帕克试图以动画怪诞的变形再加上异乎寻常的想象,给人以触目惊心之感。这时,“人们的眼睛彷佛被打开,看到了人的命运被遮盖的景象,而这景象是如此的惊人”(2)。 三、渲染紧张心理及精神病态 妻子外遇,婚姻失败,为了逃避眼前的一切,弗洛伊德躲到一个陌生的小镇上,他开始酗酒试图得到精神上的麻醉,与下流女孩鬼混妄图填补自己肉体上的空虚。然而事与愿违,眼前的一切不能带给他丝毫的精神快乐与慰藉,反而更加剧了他往日的创痛。 在精神遭受严重创伤,病情陷入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他的精神终于分裂了,主人公在深深的昏迷中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医生的抢救下,他痛苦地嚎叫,潜意识中又回到往昔的生活场景:老师手执棍棒满脸怒气,战场上冲天的火光与前赴后继的士兵,镜头转换,画面中,身着戎装,威严冷峻的弗洛伊德身后尾随着一群全副戎装的士兵,他们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行走在大街上,镜头转换为一座宏伟的大厅,大厅内墙上悬挂着数面两只交叉的锤子标识的旗帜(使观众马上会联想到德国纳谇党卫军的旗帜)。飒爽英姿、全副戎装的弗洛伊德身后继拥着一大群士兵,当他健步登上舞台时,立刻赢得台下无数影迷的热烈掌声。伴随弗洛伊德的情绪,场内的呼喊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镜头转换,第四段动画开始植入。一个运用拼贴手段绘制的怪物,从左侧跳入多画面,瞬间变成了一个手执棍棒的人,他用力猛击另一个人的头部,立刻鲜血四溅,接下来的镜头是一群青年学生与警察扭打(实拍)。镜头转切,画面中无数涌动的蛹虫缠绕成一团。镜头转换,画面中一个怪物奋力撕咬着一团鲜血淋淋的肉,画面再次重复拿棍棒打骷髅头的人。镜头转切,画面为一人头猛烈撞击墙的画面。镜片转换,画面中又一只怪物在凶狠地吞食一只羊,在吞咽的过程中,怪物头变形为一个骷髅头。 紧接着的动画画面是一只巨大的血色的拳头变形为两柄锤子。镜头画面在主人公手执高音喇叭的呼唤下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锤子行进在画面之中,锤子队仿佛军人的检阅队列,在画面中反复行进,履声震天、气势雄伟,好像一场残酷的战争即将来临。 四、构筑精神幻觉使情绪形象化 动画第五段落所运用的手段依然是以传统电影实拍技术与动画、音乐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没有一个事件是完整清晰的,我们尝试把它分为几个层次来逐一分析。 首先,从银幕上我们看到医院监管人员的一只手把一扇门打开,展示出动画所表现的场景。在正面全景视角中,中间是打开的门,出现一面森严、高大的墙,墙门左右两边各自摆放着五把锤子。一道明亮的光投射在高墙下面一个微小裸身的男子身上,环境空间与小人形成的反差,给人以极强的压抑感。它象征着影片主人公筑起的坚固的不可逾越的墙。 其次,在一个看似演出的大舞台,影片的主人公弗洛伊德是位着名的摇滚歌手,他平生大部分时间属于舞台生涯,这一设计与主人公有着密切的关联。镜头转换,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胖女人,此刻面对镜子在化妆,姑且算是本场大戏的主要角色,在蓝衣胖女人的导语下,舞台中央瞬间伸出五组蚯蚓似的长虫,蠕动着相互缠绕着如同泉涌般向上延伸,随后幻化成数个凌乱的骷髅,顷刻凝结成一个大口插瓶,瓶内一会儿窜出一只巨大的蛇形蛹虫,随后,蓝衣胖女人走到舞台中央在音乐的旋律中,左右摆动展露出她的大腹便便与丰硕的肥臀,舞姿低劣粗俗,形象丑陋淫秽。 再者,在一堵高墙的背景下,正在上演一出牵线人偶戏,被牵动的人偶扭动着、吼叫着。这场动画演绎了两个情景:一个被牵动的人偶正在旋转着一台绞肉机,并注视着绞肉机里绞出的肉馅;另一个情景是一个硕大的全身裸露的胖女人,手执长棍正在不时地抽打人偶的臀部,人偶却将一个幼小的裸婴提向高空。导演埃伦?帕克试图用动画这种艺术手段把某种情绪形象化,而这种情绪正是源自主人公自身的生活经历。 接下来,这组动画的象征性就更为明显了。字幕打出“我疯了”,画面给出了一个近景素描绘出的骷髅头像,片刻,从骷髅头左边黑色眼眶中飘出一片枫叶,枫叶在空中缓慢飘动,渐渐卷曲幻化成一个没有五官器质的男性裸体,在空中缓慢翻转而后又渐渐变为枫叶,这是一段完全出自精神疾患、心理幻觉而产生的画面,镜头中画面影像舒缓、平静,仿佛主人公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纷扰的万里晴空、充满阳光的理想世界。但现实并非如此,当裸体男子再次从骷髅头像右眼框跃出时,在层峦叠嶂的云层中,他一次次翻转,最后终于冲破了云层,身体失去控制,坠入了黑暗之中。很显然,这组动画象征主人公身临绝境已陷入感情的深渊不能自拔,这是一组具有精神幻觉因素的画面,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展示,也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人们只有在梦中或幻境时才会出现此种状态。 一直以来,先锋派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所谓彼岸世界,即无意识的世界;人只有在梦境和幻境展示的世界面前,才能摆脱一切束缚和约束,才能最真诚地显示出人的纯真面目。”(3)于是,他们把“挖掘新的心灵世界,将机运、疯狂、梦幻、错觉偶然灵感或无意识的本能等所提供的下意识主题,用形状表现出来。用纯真的心理动力,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去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4)视作他们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迷墙》的导演埃伦?帕克正是以这种艺术标准为准则,将《迷墙》中那些无法用传统电影手段所表现的精神概念、思维逻辑,用动画作为表现思维的形象手段,这种特殊的手段方式在银幕上为我们所呈现的是一个令人震撼、充满惊惧、令人遐思的悲剧式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动画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在真人电影中的植入所表现出的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 电影论文:电影小品练习：磨刀不误砍柴功 北京电影学院编剧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编剧的时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学习写作大的剧本的。因为一个能够拍摄90到100分钟影片的剧本是个很庞大的工程，人物多，情节线索交织，事件过程复杂，因此结构也必然复杂。初学编剧的同学尚不具备驾驿它的经验，如果从它开始，就常常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比如，剧中的某个人物性格构思还可取，但另外一些剧中人物却缺乏个性；一条情节线索尚构思不错，但当它与其它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却一团混乱；顾及了高潮，却忽略了足够的铺垫；故事本身满有戏剧性，但由于结构安排失当，写出来却拖泥带水显得很枯燥…… 所以，初学编剧的学生最开始学习的是电影小品的构思和写作。在第一学年里，他们每个人都要完成10个小品的创作。每个小品只有三、四千字，如果拍摄出来，大概也只有10到20分钟的长度。然而我们知道，一部完整的电影虽然有100分钟左右的长度，但如果将它的结构作一下划分就会发现它依然是由一个个叙事段落组成的，每一个段落就是电影的所谓“一场戏”。而我们所作的电影小品练习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剧本中“一场戏”的长度。学会了写小的，大的也就比较容易掌握了。这样的做法反而比较扎实，比急于求成地盲目上马大剧本能够更快地掌握电影剧本创作的规律。今天我就根据自己近二十年来的教学实践，给初学电影剧本写作的朋友们简单地介绍一下电影剧作小品创作的要领，希望对大家能有一些直接的帮助。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电影小品： 电影小品《妞妞》 一、胡同 外 日 这是一条典型的北京小胡同，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胡同里还不似今天这样杂乱，秋日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到胡同里那株老槐树的树冠上，本来已经变黄的树叶便象染上了一头金发。 俯拍的大全景，灰色的屋顶错落有置。传来阵阵的鸽哨声和女娃娃们的儿歌声---- “小汽车，嘀嘀嘀， 里边坐着， 挂红旗， 气得美帝干着急。” 镜头顺着老槐树的树梢摇下，摇出一伙在树下游戏的小孩子们。女孩子在起劲地跳着皮筋，男孩在一边撅着屁股扇洋画。 妞妞的皮筋跳得真好，圆圆的脸跳得红扑扑的，两个羊角小辫上下跃动着。 画外传来呼唤声∶“妞妞！” 妞妞管自跳着，唱着。 画外∶“妞妞，快回家！” 妞妞还是跳着。 在妞妞不远的一侧，她家的院门前，妞妞妈妈朝跳皮筋的女儿喊着。 妞妞妈∶妞妞乖，快回家看看小姑穿上新娘子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妞妞跳坏了，生气地跺着脚。 妞妞∶人家就再玩一会儿嘛！(转身对伙伴们喊)刚才不算！刚才是我妈捣乱！ 妞妞妈∶看你把衣服弄脏我怎么收拾你！ 她无奈地回转身走进院子。 二、妞妞小姑的闺房内 日 一张年轻女孩的脸，化过妆，梳过头，头上还有朵鲜红的绒线花。她是妞妞的小姑，此刻正一个人坐在炕沿上发呆。从她的神情，看不出一点点新婚的喜悦。 屋里很静，听得到远远的妞妞他们的嘻闹声…… 三、大门外的胡同 妞妞他们仍然开心地玩着。 这时远出传来了小贩的吆喝声∶“换小泥人啦——换小公鸡兔爷啦——” 胡同那端，一个挑着担子的小贩向这边走来。孩子们立刻欢叫着迎了上去。 四、泥人担子前 孩子们跑过来，把担子围住。 担子上泥人的特写——花公鸡、摇头晃脑的媒婆、胖胖的泥娃娃…… 小贩是个头戴小圆帽的老汉，他对孩子们叫着∶“不许乱动！摔坏喽！” 妞妞看着面前的花公鸡，眼睛瞪得溜圆。 一个男孩∶(指着花公鸡)这个拿什么换? 小贩∶十个牙膏皮！ 男孩∶十个！ 孩子们向各家跑去了。 妞妞也向自己家跑去。 五、堂屋内 妞妞妈和妞妞奶奶在看小姑的嫁妆。 妞妞妈∶妈，您老就放心叭。您看这衣裳够多体面，这被面可是真正的瑞福祥的缎子哩！ 妞妞奶奶∶嫁这老疙瘩，不能让人家笑话。 这时妞妞急火火地从外边冲进来，一撩帘进了里屋。 妞妞妈∶妞妞，你疯跑什么? 六、里屋 小姑看见妞妞进来，眼睛亮了。 小姑∶妞！ 妞妞∶小姑好漂亮呀！象仙女一样！ 小姑∶妞，过来，小姨教你玩花绷子。 妞妞∶(犹豫)我还有事哩，等会儿好不好? 妞妞拉开抽屉乱翻，又把八仙桌上的胆瓶里的东西倒在桌上，可那里除了破梳子和一些头发卡子之类的小物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小姑∶妞，你翻什么? 妞妞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小姑小声∶“嘘----” 她一撅屁股，爬到了床底下，只把个小屁股露在外边。 七、泥人担子边 孩子们拿着各种各样从家里找来的小东西围着老汉叫唤着。 “这着行不行?” “我这个能换什么呀?” 老汉从一个男孩的手里拿过一个空牙膏皮看了看，给了他一个小泥哨。男孩高兴地吹着，跑了！ “我也要！我也要！” 孩子们吵着，伸出一张张小手。 妞妞跑来，挤近了担子。她的手里举着一把黄灿灿的大铜锁。 妞妞∶我要大公鸡！ 老汉拿过铜锁细看了一回。 老汉∶你拿这个跟家里人说了没有? 妞妞∶说了！ 老汉把大公鸡给了妞妞。 妞妞一把抢过大公鸡就跑。 妞妞把大公鸡的屁股对着嘴用力地吹，那鸡立刻发出“喔喔”的叫声。 八、妞妞家院子里 妞妞跑进了院门，呜呜地吹着公鸡。 九、堂屋内 妞妞吹着大公鸡跑进来。 妞妞妈∶妞妞，这东西哪儿来的? 妞妞一愣，看着妈妈，她的嘴边都是大公鸡染上的红绿颜色。 妈妈一把把公鸡抢过去，妞妞吓得“哇”一声哭了。妈妈一下子拉着妞妞就向外走。 十、大门 妞妞被妈妈强拉着出了大门。 妞妞∶(哭喊)我要大公鸡！ 十一、泥人担子旁 妞妞妈拉着妞妞向老汉冲过来。 妞妞妈∶她拿什么换的这个? 老汉看了妞妞一眼。 妞妞不哭了，怯怯地看着老汉。 老汉拿出了那个锁头。 妞妞妈一把抢过了锁头。 妞妞妈∶啊?一把铜锁就换你个这呀！(把公鸡向小贩的担子上一敦)你这不是骗人吗?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骗小孩呀，你亏心不亏心呀！ 老汉看着妞妞，眼神里是抱怨。 妞妞不敢看他的眼睛。 妞妞妈拉着妞妞边斥责着老汉，走了。 妞妞回头看。 老头可怜巴巴地低着头…… 十二、小姑屋里 妞妞趴在床上哭。 小姑∶好啦，妞妞不哭，以后小姑给妞买。 妞妞∶小姑嫁人了就不回来和我玩了。 小姑∶谁说的?小姑才不嫁人哩！ 妞妞∶骗人！ 小姑∶谁骗人谁是小狗。(挑起花绷子来)来小姑教你挑个新花样。 妞妞∶(哭)我要大公鸡！ 十三、胡同的全景 俯 天色向晚，屋顶罩上了炊烟。 十四、胡同里 傍晚 老汉的担子。上面的泥人已经不多了。 老汉默默地收拾起东西，准备走。他觉察到什么，抬起头来看—— 大槐树后面露出了妞妞的小脑袋瓜，虽然只是一闪。 老汉嘴角动了动，挑起了担子，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朝妞妞那里招了招手。 妞妞探出小脑袋，看着。 老汉又朝他招招手。 妞妞抿着嘴不肯从大树后面出来。 老汉拿出那个花公鸡，向妞妞晃着。 妞妞还是不动。 老汉把公鸡放在地上，离开了。 妞妞看着老汉消失在胡同的尽头。 那公鸡正静静地摆在当街地上…… 十五、堂屋内 傍晚 妞妞进来，她的衣襟下鼓着，里边当然是那只泥公鸡。 她把公鸡拿 出来，藏在屋子的角落里。十六、同上一景 夜 电灯亮着。 一家人在灯下吃着晚饭。 妞妞奶奶向小姑碗里夹菜。 奶奶∶多吃点，过了门就得给人家做饭了。 小姑满脸的不高兴。 妞妞很香地吃着。 妞妞∶奶奶小姑不想结婚。 妞妞妈∶又胡说。 妞妞∶我才没胡说呢，是不是小姑? 小姑对妞妞笑了笑。 妞妞却说∶小姑真傻，妞妞就想结婚！ “哟！”满屋的人全笑了。 妞妞妈∶真没羞！ 妞妞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妞妞∶结婚多好呀，能穿新衣服。 小姑笑着问∶可妞想嫁给谁呢? 妞妞∶(坚定地)嫁给卖泥人的！ 全家人又是一阵喷饭大笑。 十七、胡同 夜 黑黑的胡同里传出妞妞家的笑声。 老槐树在晚风中摇曳…… 这是一个规模比较标准的电影小品，我们现在根据它来看一看电影小品的特征和创作时所要注意的地方： 1、电影小品要突出一个“小”字，不能洋洋万言，所以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内容不能多。通常，情节围绕着一个小小的事件展开就够了。例如《妞妞》就是紧紧地围绕着妞妞用铜锁换泥人这个小小的事件展开的。不少初学写作的朋友常常会把小品的构思搞得过于庞杂。例如有个朋友构思的是一对男女青年从相识到结婚再到分手的故事，这样的内容足够写出一部完整的电影剧本了，硬将它塞在10来分钟的小品里表现肯定是做不到的。相反，象《妞妞》这样的一件小事，讲起来比较从容，就有足够的篇幅来描写细节，塑造人物性格。这个小品中的妞妞性格鲜活可爱，与笔墨集中就有很大的关系。情节集中当然和人物集中有直接的关系。通常，我们应该将笔墨集中在一两个人物身上。例如《妞妞》就集中描写了妞妞和卖泥人的老汉。其他人物都是一笔带过的次要人物或作为环境背景出现的人物了。 2、电影小品篇幅小，所能承载的主题思想有限，不可能将过于复杂的思想内涵交给一个短短的小品来完成。那样的做法只能造成什么都想说却什么也没说清楚的结果，弄不好，容易出现令人反感的说教气或故作高深的感觉。《妞妞》并没有很多的思想，但追求了情调和趣味。我们看过之后能感觉出一种质朴的老北京味儿，它象一首具有怀旧感的小诗，体验到一种温馨人际关系。一个小品，写出一件事情并不难，但写出点情调和趣味却不太容易。 3、电影小品创作应该努力塑造人物鲜活的性格。我们知道，创作一个完整的大剧本最最重要和最最困难的就是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小品虽小，却也能向一幅小小的速写画一样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老舍先生是个塑造人物性格的大师，他有一个非凡的本领就是能在了了数笔之间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例如《茶馆》中那个松二爷，在全剧本中老舍先生只给了他400来个字的台词，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性格印象。这就是功力！如果我们也想有这样的本事，就得在做小品练习的时候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妞妞》中，妞妞天真活泼又有几分淘气的性格表现得很突出，而这些性格又都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揭示出来的。在我们当老师的看来，一个学生会生动地刻划人物性格比他拥有一肚子“深刻的”思想重要得多。因为任何深刻的思想在电影中都只能通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体现，如果你不会刻划性格，也就必然不会表达思想了。 4、要用电影的方式写作，文字描述的应该是你电影思维的结果。有经验的人不难看出，《妞妞》是个很有电影思维水准的小品。它里面的所有文字都能通过视听造型体现出来，文字很有镜头感，场景的衔接也有蒙太奇经验。例如，在第十四和第十五场之间，作者省略了妞妞走过去从地上拿起老汉留给她的泥公鸡的过程却突出了她藏泥公鸡的细节。而第十七场将第十六场中快乐的气氛延伸作一种优美抒情的诗意。很多初学的朋友常常对“如何写得更象一个电影剧本”感到为难和无从下手。当然，电影思维的经验是慢慢建立的，但也并非那样神秘。您最初可以作这样一些事情来提高您电影思维的水准：比如找一些电影剧本来读，看看人家是如何用文字表现视听造型的。不要害怕“照葫芦画瓢”，最初，哪怕模仿一下人家的行文格式也是好的。也可以找来一部影片，从中间选择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用电影剧本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然后对照原剧本看看有哪些差异。总之，只有坚持实践，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就会不断进步。 5、在电影小品的练习中，可以在视听方面有不同的侧重。比如，用一些小品练习视觉造型的能力，而用另外一些小品来练习人物对话。我以为，最开始还是应该先训练自己的视觉表现能力。尽可能通过人物动作和其他视觉造型因素来讲述故事，而尽量减少对话。《妞妞》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品，其中对话的数量并不多。要知道，对话是一个十分难以掌握的手段，如果一开始就将对话作为自己的主要叙事手段，常常会阻碍视觉手段的发挥。当然，写一些小品来专门对话也是必要的，但我们不妨将它放在靠后一点的时候。在《妞妞》中，作者注意到了环境造型的重要性，无论胡同还是天空的鸽哨都给故事带来了一种浓郁的北京味道。核心道具泥公鸡也很有民间特色，都是构成作品风格不可缺少的因素。看了《妞妞》您一定也会发现，电影小品和戏剧小品有一点很不同：戏剧小品通常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场景中，而电影小品却可以而且经常是多场景的。尽管您不能也没必要设过多的场景，但有场景更换却能锻炼您的蒙太奇思维能力，因为在场面转换中省略不必要的中间过程是电影时空的重要特性，是一个电影编剧必须掌握的。 小品最重要的是构思，第二步才是用文字把它表述成剧本。一个好的构思固然不一定能写成一个好的电影小品，那中间确实还有个写作功力的问题，但一个构思很糟糕的小品，无论你有多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创作不成好的作品。我常常看到学生在学习小品写作之初易犯过于着急的毛病，他们常常不在构思上下功夫，却草草地编上一个毛病很多的故事就急急忙忙开始写作了，其结果是将宝贵的时间全都浪费在写字上，很是得不偿失。所以，电影小品创作的首要环节是少写多想，通常，在一个题目下构思出五个到十个故事来，然后再从中选出自己最最得意的那一个写出来。 通常，我们是由命题小品逐渐过渡到自由命题小品的。所谓命题小品，大概就象学习作文那样，先有个规定好的题目，如后再根据这个题目展开构思。例如，我的学生常常会面对这样一些题目：《朋友》、《他与她》、《告别》、《相逢》、《失落》、《报复》、《伞》、《灯》、《照片》、《信》、《帽子》……所谓自由命题小品，就是您自己决定小品的题目，而这些题目常常是先创作出一个小品然后再为它设个题目。例如《妞妞》这个小品就是先有的小品后有的题目。您会发现，其实找到一个有趣的题目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在这个题目下写出有情趣的内容来。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很有趣的电影小品构思： 《朋友》 拿到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不要急忙写作，而是要分析一下题目。很多人一看到“朋友”二字，就很自然地联想到男女朋友，然后就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打转转。其实，“朋友”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比如说，一老一少之间、两个残疾人之间、一个阔佬和一个电梯工之间……都可以是朋友。您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观察来选择一对独特的朋友来展开构思。比方说，在某个人和某种动物之间能不能成为朋友呢？请看下面这个构思： 阿弟6岁，刚上小学。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他叫作“黑子”的大公鸡。这只鳮是他从小鸡崽养大的。阿弟每天一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召唤他的“黑子”，然后把放学路上捉到的虫子喂给它吃。然而，这鸡却给大人带来了麻烦。因为虽然他们家住在北京的大杂院里，但那里也有“八不养”的规定。更何况天一麻麻亮黑子就叫，吵得邻居们睡不好觉。所以，那一天阿弟的妈妈就同阿弟商量，要把黑子宰了。阿弟一听就哭叫起来，抱起黑子就跑。可他哪里扭得过大人？再说抱着黑子也不能上学呀！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家里的菜刀藏起来！这样妈妈就没办法杀鸡了！阿弟把刀放在书包里，带到了 学校。放学回到家后妈妈已经把饭做好了，阿弟吃得特别香。饭后，他四处找寻黑子却不见踪影，他这才知道，刚才他吃的那菜就是用黑子的肉炒的。阿弟“哇”地躺在地上大哭。从此不肯再吃鸡，连过去他最最喜欢光顾的肯德鸡大门也不肯进了……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构思： 这个单亲家庭里只有爸爸他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可儿子不知道什么心理原因，任何心里话都不肯对爸爸说。爸爸用尽了办法也一无效果，他因此很伤心。但是一天，儿子突然在学校里接到了一封奇怪的来信，写信的人叫“波波夫”，是他最爱的卡通人。那“波波夫”似乎很同情这个没有妈妈的孩子，甚至很知道他内心的苦恼和秘密。儿子开始和“波波夫”通信，他和从没见过面的“波波夫”成了好朋友。他把自己最最隐秘的事情对“波波夫”说，而“波波夫”总是在回信中乐呵呵地给他出主意。由于“波波夫”的指点，他开始理解自己的爸爸，这使爸爸非常惊讶。儿子甚至成了爸爸的好朋友。可是儿子生日的那天，他却有点伤心，因为他无法把蛋糕送给他最好的朋友“波波夫”吃。爸爸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爸爸病了，住进了医院。孩子在爸爸的抽屉里翻出了很多“波波夫”给他写信时用的那种带有卡通形象的彩色信纸。儿子立刻明白了！在医院里，他抱着自己的爸爸感动地说：“你这个坏爸爸！我其实早就知道‘波波夫’就是你呀！”再后来，爸爸的病好了，可儿子却总叫他作“波波夫”了。 您看，尽管这个小品构思规模大了些（估计要充分展开这个故事怎么也得30分钟胶片），但很有点动人的温情。而且它的内涵也比较丰富，它告诉我们，即使在父子之间若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真需要下点功夫。 《灯》 这个题目本身有一个核心道具，那就是灯。有经验的朋友一定会感觉到这个题目很利于电影小品的构思。因为灯是一件很利于进行视觉造型的道具，灯光具有很浪漫的色彩。在电影作品中人们经常会在灯光上作文章。再说，即便是灯，也还有汽车灯、路灯、手电灯、灯笼、油灯……各种各样的灯。这些灯用在不同的情境里就会出现不同的故事。电影小品构思本身就有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开发作者的想象力和富有个性的创造思维！其实，灯这个道具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个道具揭示出人物的性格、他的内心活动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请看下面这个小品： 一个十分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每天一到傍晚十分，无论遇到多么“甜”的活他也不再拉了，而是急急忙忙地开车回家。他家里只有个老奶奶，不管有人没人总是在唠叨着。可司机已经习惯于听她唠叨，就好象没听见一样。小伙子径直穿过门厅，进到自己的屋里，就在窗前等待着。不久，路灯亮了，就会有个漂亮的女孩出现在路灯下静静地看书。他用望远镜看她，那是夏季，她穿着白色的裙子，就象悄然开放在他家窗外的一朵玉兰花…… 再一天，路灯坏了。这可急坏了小伙子，他顾不上出车，整整一天都在找人来修理路灯，可家委会推供电局，供电局又推街道……眼瞅着太阳已经偏西还是没人来解决。小伙子决定再也不等了，他自己找来灯泡，艰难地爬上高高的电线杆。可是就在他把电灯安好以后，自己却一个不留神摔落下来。 小伙子的腿打上了石膏，但当他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还是在华灯初上的时候等待那女孩出现。那天，女孩又来了，还是那样恬静地在路灯下看书。小伙子很入神地看着，是他的灯光为女孩子着凉了书本，他很高兴。但就在这时候，一个男孩出现在他的望远镜里！那男孩很亲热地与女孩拥抱……他看傻了，片刻，他拉动了窗帘绳，窗帘便象舞台幕布一样渐渐地合拢了起来…… 这个小品有点戏剧性。它围绕着一个路灯描写了一个小伙子暗恋一位陌生女孩，但最终失败了的故事。构思很集中，过程也很有趣，最重要的是灯光的运用很有创意。这盏灯似乎成了小伙子心灵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出小伙子的性格特点来，他肯定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说话不多，唠唠叨叨的老奶奶不仅仅是个家庭环境中必须有的人物成员，也反衬了小伙子的寡言少语的性格。看来他的性格在感情表达和人际交流方面有一定的困难，但他木讷的性格下面却有着一种对情感的渴望和执着。这个故事有一种温馨浪漫的气息，象一首具有幽默感的抒情小诗。小伙子最后拉上窗帘的动作设计得也很有创造性，这时也许我们看不到小伙子，只看到了两扇窗帘在缓缓地向中间合拢，但窗帘的节奏却使我们看到了小伙子失望的和恋恋不舍的心情，甚至能体验到他与世无争的温柔性格。窗帘关闭的状态很象舞台徐徐拉上的大幕，它在那对青年拥抱的“表演”中合拢，很具有幽默感。您看，这个小品也没把过多的思想内含看得那么重要，但它很有味道，不是吗？我们国家的教育，有过很左的时代，总企图给人们以抽象的道德教化。可是我们的教育中间却缺少对美的能力的教育，缺少对人情表达和体验的教育，缺少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训练。这样的情况也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电影创作。我们的很多影片太象一本正经的教师爷，承载了太多的哲学，然而却缺乏机智幽默和微妙的人情。在创作小品的时候，有意地放弃思想说教，有意地追求情趣，将对一个初学者有很大的好处。 《信》 这样的题目构思是很困难的。大家知道，电影讲究的是造型，而如果一封信文字太长，就没有办法有镜头拍摄出来给观众看。在看初学者作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作者根本不考虑最后画面如何表现，就将大段的书信文字写满一页纸，并规定用特写来表现。试想，如果这样多的文字都用镜头拍摄下来观众需要读多长时间呀？当然，有的朋友在这时候会用画外音的形式把信读给观众听。这是个可行的办法，但也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那个作品的风格是否允许使用画外音，一般说来画外音具有主观色彩，不适合在纪实性较强的剧作中运用；另外，在使用画外音的时候很多初学者常常不构思与那画外音同时出现的画面内容。比如画外音在读信，而画面上微妙看到却依然是那信的特写，这时的画面就没有了任何存在价值，因为它没给观众提供任何信息。这时作者应该采取的是声画蒙太奇的方式，使画面内容与声音成对位关系。例如下面这个小品就有很好的构思： 这个小品的作者是个上海籍的学生，作品的特点是分为天南地北两个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动作交叉起来进行叙事的。一个场景是在上海一户普通家庭的卧室里，天色已晚，万籁俱寂，屋子里亮着一盏橙黄色的台灯，一个母亲在指挥着她上小学的儿子给远方的父亲写信 ；另一个场景却是在遥远的西藏高原，那里也是深夜了，但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在一个兵站里，战士们已经睡熟，只有军营静静地站立在大雪中。前一景中那孩子的爸爸就是这个运输连中的连长。孩子的妈妈不是不会写信，因为当孩子写不出字来的时候她总是告诉他怎么写，她是因为上次去部队探亲的时候与丈夫闹了别扭，不好意思给丈夫写信，便借着孩子的口气。例如她对孩子口述道：“亲爱的爸爸，上次妈妈回到家以后很伤心，我看得出妈妈很后悔和你吵架，她天天在盼着有信来……”后来我们知道，那次闹别扭的原因是妻子希望丈夫能早点复原回家。 当妻子的声音还在继续的时候，画面却切到了高原，集合号响了，丈夫集合了战士紧急出车执行人物。大雪纷纷，丈夫象老妈妈一样检查每个战士的行装，这时我们始终听到的是妻子指挥孩子写信的画外音。 镜头再次回到那个上海的家庭，妻子还在借孩子的口述说着对丈夫的思念，她说：“你对爸爸说说老师是怎么表扬你的吧。” 当画面再次切到西藏高原的时候，军车已经开出了军营，迤逦行驶在崎岖的上路上。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妻子的画外音。 就这样，妻子说了很多，镜头也一次次地切到高原。妻子期待着丈夫能早日回家，象别的家庭一样，周末的时候全家一起上游乐园，带孩子去吃汉堡包。可是画面上我们看到的确实汽车在风雪之中走不动的情况。到故事结束的时候，丈夫的汽车翻到了深深的陡坡下面，很多战士向下面跑去……而这时，妻子也指挥着孩子把信写好了，他们把信贴上，就上床幸福地关上灯，睡觉了…… 这个构思是相当有特色的。本来，一个妻子给丈夫写信也许没有什么。但是当作者采取了两个空间的两个动作平行表现的时候就出现了感人的诗情画意。上海那家人的台灯造成了温柔的暖色调，与西藏高原的青蓝色的雪夜的冷色调形成了对比。当画外音落在高原雪夜的画面上的时候，我们更加感觉到了丈夫默默的奉献精神的可贵。使本来很严肃的歌颂主题有了一层自然质朴的人情味。整个作品就象是一首轻声吟唱的摇篮曲，其中蕴含的深情让人信筒…… 可见，对于电影小品构思说来，找到一个好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电影修养和经验，在这一方面要想有所创造也是很困难的。 今天，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电影小品构思一些基本规律。我的教学经验告诉我，对于初学的作者说来，“磨刀不误砍柴功”这话是个真理。小品练习是个“磨刀”的过程，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地找些题目来作小品训练。有趣的是，这样的活动不仅活跃了我的思维，而且积累起来的小品有的时候会成为我后来创作大剧本的一个部分。您如果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就拿起笔来试试看吧。 电影论文:新媒体对电影新时代的实用性 电影趋于“草根化”、“非专业”和“融合”化。这其实从中国导演“第六代”后的代系终结就可以看出端倪。越来越多的“非专业”的音乐人、作家、文化人、媒体人和商人已经开始涉足电影从剧本创意、制片制作、宣传发行甚至院线和影院的各个环节。这一现象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电影艺术最难之处在于其综合性,是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功底的大融合,从这个角度说电影在各个艺术门类中确实是最难的;但是同时电影也是最容易涉足的艺术。以导演为例,即便是没有在电影学院待过一天的人,花上几个月的功夫也能学会全部的实用知识,如果他再有机会跟一个经验老道的导演在摄影棚摸爬滚打,不出半年足以了解这神秘光环下的一整套“技能”,进而独立门户执导长片了。而后,唯一的“门槛”恐怕就是资金了,当一个电影市场每年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长而房地产和金融等其他行业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时候,这唯一的门槛也几乎可以忽略。渴望在电影产业分一杯羹的“热钱”完全可以雇佣最专业的团队和设备(而且数字化技术已经大幅降低了摄影器材和胶片及洗印的成本)。于是,我们看到了高晓松的《大武生》,看到了郭敬明的《小时代》,看到了“小燕子”赵薇的《致青春》,而为新媒体“定制”的“小电影”、“微电影”、“短片”更是比比皆是电影更趋于“个性化”。随着新媒体的应运而生,2000年兴起的博客(Blog)、2007至2009年兴起的微博(MicroBlog,国外是Twitter)、2011年腾讯针对智能终端研发的微信,已经开始让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成为可能。这恐怕是“第六代”导演对传统的怀疑、审视和个性化批判视角的进一步延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表达自己哪怕是不被多数人接受的观点,因为他们的宣言是:“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我在与我的同类对话!”电影更趋于“个体传播化”。新媒体让这些更有个人观点的作品能够很快的在一定的群体中精准的传播,这恐怕也是以往任何宣传都做不到的事情。 1新格局与新问题 新媒体时代到来,而传统媒体或坚守、或彷徨、或融合的背景下,这个信息化时代也如同整个大时代一样:新旧共生、新旧交叉。这个世界变得更多元,也更复杂,电影也同样,其水准和风格也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随之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整体艺术质量下降并引发观众审美的媚俗化;短时间内艺术水平参差不齐;更专注于个人诉求和个体表达而缺乏理性思考和大局观念;传播迅速、虚实难辨,甚至有引发社会负面作用的风险等等。 2解决办法 首先应该有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和包容自信的心态。新媒体的发展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也是不可逆的趋势,而电影本身也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大环境下,信息社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多元和融合,新旧模式交叉共生,电影所面临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所以就更应该抱有宽容和自信的心态去相互融合,共同促进和发展。法制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保证。通过法制的健全和细化,能让创作电影的人们的权利得以保证,能让投资和拍摄电影的过程控制在一定风险之内,能让市场的交易更加公平,能够让观众的消费更加安全,更重要的是能让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以及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依据诚信和互利的原则去生产、交易、消费和分享。市场化和产业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壮大的保证。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12年底,我国银幕总数从2002年的1845块迅速激增到13118块,2012年一年新增银幕3832块,平均每天10.5块银幕;到2013年上半年,我国共有银幕1.5万块,仅次于美国3.89万块位居世界第二;但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平均20万人拥有1块银幕,而美国平均9000人拥有一块银幕。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近年的电影票房能以不低于30%的速度连续增长:庞大的需求造就了市场,激增的银幕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影片仍然无法满足这个饥渴的市场。但同时另一个怪现象也出来了:影片在影院里“存活”的周期越来越短;投资来源越来越多样,但回报渠道仍然很单一(90%以上的回报依靠电影票房的产出),这就使得电影市场陷入了一个高风险产业的瓶颈。就目前可预测到的,解决这个瓶颈的“良方”之一恐怕就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于是我们看到了“乐视”影业的新媒体与电影捆绑的模式(其实无异于“索尼/时代华纳、NBC环球/维康公司的模式),也看到了优酷和搜狐视频等视频终端为电影提供了更多的电影院以外的观看渠道,当然还有电影网(隶属于电影频道)的电影资源授权模式鼓励互相促进、相互竞争和优胜劣汰。在一个新旧共生、交叉、多元的时代里,互相刺激和促进、竞争和合作都是必然的,只有经过大浪淘沙才有可能见到金子的光芒。比如我在前面提到新媒体会引发电影形态变化,随之会引发出的一些问题,这其实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转机和宝贵的活力:在电影越来越“小”之后会酝酿出更多的“大”;在越来越多“草根”和“非专业”人士的长时间积累后会磨练出更多的“精品”和“经典”;而新媒体的价值正是创造了机会和空间,让更多的人可以开始加入电影人的行列,也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渠道分享这些成果。总而言之,无论接受与否,新媒体时代到了我们眼前!电影的传播方式在变,看电影的人在变,电影形态也变,引发的问题同时也是机遇,因为再多的问题也不能阻挡新旧融合、新旧换代的大趋势,我们只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包容、自信的心态去积极的面临挑战解决问题,一定能使新媒体真的造就电影的“新时代”! 电影论文:浅论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一、“微电影”的积极作用 1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 如今是一个释放和表达的时代。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如电影梦。这个梦想在过去对很多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微电影”制作的低门槛让更多有电影梦的草根阶层加入到了“微电影”的制作中,让他们通过“微电影”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如成立于27年的中国最大的草根电影剧组——“成都草根剧组”,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他们拍摄的45分钟的微电影《别摸我》成为国内第一部进入院线上映的草根电影。很多专业学生也是通过“微电影”走上了自己的电影之路,如北京电影学院的张思庆。他的毕业作品——3分钟的“微电影”《拾荒少年》,在2012年获得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短片奖。他认为拍摄“微电影”相对来说不需要太多的成本、不需要到影院上映,是专业学生练手的极好方式。 2提供娱乐的空间 “微电影”符合大众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和短暂的休闲娱乐的需求,为人们放松心情提供了娱乐的空间。娱乐“微电影”多采用恶搞、戏仿的方式。这方面的首创应该算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此后《春运帝国》、《绿领巾的故事》等也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此类“微电影”追求的是一种“娱乐精神”,创作者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了娱人娱己并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在“微电影”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创作者和收看者都会获得娱乐上的快感。如2011年网上一段宿舍版《新闻联播》,引起了众多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这段视频根据CCTV《新闻联播》的板块模式改编,视频中公寓电视台的主播逼真地模仿中央电视台的主播,认真地播报有关宿舍的搞笑新闻,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达到了娱人娱己的效果。 二、“微电影”的消极效应 “微电影”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 1容易引起“三观”误导 一些“微电影”中出现了追求高消费等不良生活的现象,这有可能会对受众的消费观带来不利影响,有可能让他们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还有一些“微电影”作品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制作了一些不利于受众健康成长的内容,传递了一些负面的道德观。以《青春期》系列“微电影”为例,影片中展示了很多负面的情节,充斥着很多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影响力,可能会使青少年形成错误的“三观”。当年的《古惑仔》,有很多青少年正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效仿其中的内容才成了“不可救药”的一代,如前些年发生在天津市的“少年砍刀帮”一案。还有一些“微电影”由于忽视了自身内容的考虑,可能会无意中产生一定的负面社会效应。如2011年热播的“微电影”《红领巾》被认为“真实并讽刺”,而当我们冷静下来认真思考时就会发现该“微电影”中也存在一些对当前教育的扭曲展示,无形中会给观看此片的青少年受众传递一些负面的价值观,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2容易造成文化快餐化 社会竞争激烈的今天需要“微电影”这样一种快速、有效的放松方式。“微电影”为人们放松心情、减轻压力提供了娱乐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所附带的快餐文化存在的问题。“快餐文化”是指人们追求通俗,短期流行的,不注重积累和内在文化内涵的文化潮流现象。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很难有大块时间去做一件事情,人们日渐进入一种快餐式的生活状态。快节奏的生活让原本有限的空闲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微电影”正好在时间上、空间上符合人们“碎片化”的需求,但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微电影”一般难以深入地表达深刻的道理,这种“浅尝辄止”的快餐文化可能不会对受众产生深入、有效的影响,不会引起受众深入的思考,不良快餐文化泛滥还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可能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众心中的影响力。 3容易造成内容“三俗”化 传统电影从制作到播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而“微电影”不需要经过这些审核,所以“微电影”相对于传统电影来说进入门槛要低得多。2012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也只是规定“谁播谁审”。而“微电影”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视频网站,“微电影”的评判主要由“点击率”说了算,所以一些视频网站为了应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吸引更多受众的眼球,提高“点击率”,可能会允许一些低级趣味的“微电影”在网上传播,从而导致很多“微电影”作品格调低下,在内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三俗”化倾向。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必然会给整个网络世界和“微电影”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经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所以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多管齐下,对“微电影”进行正确规制和引导,从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更多地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效应。 1政治手段: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 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第十八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因此对于处于网络亚文化的“微电影”我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引导,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原则。一方面,我们要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姿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微电影”的存在并引导其发展,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人们娱乐、宣泄、表达的平台,成为各种“大电影”的有益补充,成为文化多样性的有益尝试。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具有反叛、解构的特点,对主流文化是一种挑战,所以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用主流意识形态占领舆论阵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微电影”作品,“唱响网上主旋律”,使“微电影”永远传递正能量,传递爱与希望,如“美好212”等系列“微电影”作品。 2经济手段: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 现在的“微电影”作品层出不穷,但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不是很多。“微电影”作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具有很强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很好的新兴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所以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重视“微电影”这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如举办“微电影”大赛,培育“微电影”人才,以多种形式和手段丰富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另一方面,对于广告类的商业“微电影”也要加以正确引导。除了发挥广告对品牌的宣传作用以外,最好加上一些反映品牌生命力、活力等向上的、对青少年有更多积极影响的内容。广告类“微电影”除了吸引青少年眼球,增加对品牌的购买以外,更应在增强青少年乐观向上的人生追求方面起导向作用。 3文化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指导 目前“微电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滥趋势,品质参差不齐,恶搞严重,这也是众多被调查者反应的问题,所以为了保证“微电影”产业可以持续的繁荣发展下去,犹如电影一样,“微电影”还需要广大电影工作者与电影理论家的指导,从而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样它才能成为互联网生活中一种有效的影视艺术的传播载体。中央电视台开办的付费电视频道《第一剧场》开设了一档周播栏目《微影天地》。栏目组希望能通过此栏目解读、宣传、推广有艺术品位的、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从而引导“微电影”市场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为进一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展现当代大学生文化追求与创作才华,教育部思政司等指导,文汇报、人民网等主办了“最美中国”全国大学生摄影及微电影创作大赛。通过正确的指导,这次“微电影”大赛中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微电影”作品,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了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4法律手段:制定准入机制、加大审核力度 “微电影”主要通过新媒体平台播出,所以会遇到网络等新媒体都会遇到的问题。网络的匿名性和低门槛性使网络的内容鱼龙混杂,如不加大审核力度,就会使那些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甚至充满血腥、暴力的“微电影”作品流入网络,对网络环境和“微电影”受众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微电影”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国内还没有具体翔实的法律法规保障“微电影”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首要行动是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管理,确保“微电影”向着符合政府需要、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通知》指出:“对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一律先审后播”。这大大地净化了网络环境。 5道德手段:加强“微电影”参与各方的道德素养 首先,要提倡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倡导行业自律、网民自律,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这是对整个网络正常运行的要求。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文明办网”,加大“微电影”在网络传播前的网络监管的道德审查力度,让那些反映消极、悲观、腐朽等内容的“微电影”在网络上没有传播的机会,才能净化“微电影”市场。对此《通知》要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切实履行开办主体职责,承担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对播出的“微电影”负责。”其次,要提升“微电影”制作人的自律能力。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指出:微电影要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外部环境,也有赖于行业的自律。“微电影”制作人对“微电影”的品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微电影”制作人在制作“微电影”的过程中要自觉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遵守各个层面的道德规范,自觉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发表立志、向上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促进社会舆论环境积极向上发展。 总之,“微电影”以其全新的形式走出影院,走向大众。作为新生事物,“微电影”既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也有一些消极的效应,但随着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正确地对其进行规制和引导,“微电影”必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并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画出靓丽的一笔。 电影论文:论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电影广告化及其传播效果的优化 摘要: 电影广告化是一种广告利用电影媒介和电影元素实现传播目的的方法,也是近年来商业电影呈现出的一种大的趋势,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 关键词:电影广告化 表现形式 缺失 效果优化 近年来,一种融合了电影元素的崭新广告样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它综合了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各自优势,成为广告在新时展所激荡出的另一簇火花一一电影广告化。它的诞生,丰富了广告的存在形式,拓宽了广告的信息传播能力,同时也将广告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化。标志着广告对于电影元素的运用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是广告生存空间的一次极大扩展。电影里令人炫目的精彩画面,开始走进广告的现实之中。 大势所趋的电影广告化 电影广告化的进程最早从美国的电视栏目里开始。二战后,宝洁公司开始有意识的将其旗下品牌及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融入电视节目当中。后来跨国公司看中了电影这种范围更广的传播媒介,充分利用电影的全球化传播宣传产品。今天,广告人对这种广告手段的运用日益成熟。即使在较为脱离实际的科幻电影和动画电影中,也不难寻觅到广告的踪影。 电影广告化即企业或类似性质的团体,通过赞助或支持某部电影的拍摄与制作,获得在影片中展示自身形象的机会,从而使电影越来越具有广告性质。这是一种崭新的广告投放手段,也是商业电影的一种发展趋势。另外,影片中对企业或团体形象的展示,通常跟电影的剧情发展联系在一起,采用较为隐蔽的表现方式,以避免引起观众的不满和反感。通过此类的展示,电影拥有了一定的广告因素,并在放映中起到了类似于广告的宣传作用。如在美国电影《变形金刚》里,诺基亚手机通过展示火种源威力的电影情节设置,走进了观众的视线并取得良好效果。观众在了解到诺基亚手机的原产地并非日本的同时,也看到了一部普通手机变形为战斗机器人的震撼画面。顺畅的情节设置和自然的人物对白消弭了其中的广告因素,观众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满,甚至会对这部变形手机的型号产生兴趣,在他们眼中,这部手机就是一位可以发射导弹的机器霸王。 当今是一个娱乐化的崭新时代,广告要在这个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寻找能够保证其宣传效果的表达方式。广告和娱乐业霸主电影的结合就是对时代变化的机警反应之一。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也因此出现在广告领域之中。但很遗憾,两者都存在着一些十分明显的缺陷。广告电影受困于它的长度,丢掉了在电视上播放的机会:而贴片广告不合时宜的播放时间则抵消了它巨大的媒介优势。但电影广告化很好解决了以上两者的问题。电影巨大的发行网络可以充当广告的播放渠道,电影中精明的广告方式则保证着广告的播出效果。在这场商业游戏中,广告业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企业则成功宣传了自己的产品,电影人也获得了自己渴望的拍摄资金。这种利益与利益的合作是电影广告化存在的强大动力。 电影广告化的言说与表现形式 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叙事特点,而借助于电影平台存在的商业广告也必须考虑到每部电影的具体情况,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情节中插入自己的相关信息,从而使电影成为一幅巨型的广告展示平台。具体言说与表现的形式主要有: 1、电影情节的广告化。即通过对电影情节的改造和干涉使其具有广告的功能。电影情节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将广告成功地融入电影情节中去,自然会取得不俗的收视效果。根据各个电影故事进展的不同,电影情节的广告化方法也必须随之进行改变。如出现在《变形金刚》里的诺基亚手机,如果没有展示火种源这段情节,或者导演认为拍摄火种源展示的情节会影响到电影的连贯性,那么诺基亚手机就必须寻找另外的表现空间。 2、镜头背景的广告化。即在一些镜头的背景中对企业品牌进行展现,并且镜头特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背景广告方法。《疯狂的石头》中将班尼路的品牌标识作为镜头的背景加以展现,而诸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大型跨国公司的路边广告牌更是屡屡出现在电影镜头里。电影中也可以用静态的镜头特写,去展示一件商品的外形特征或商标。 3、电影道具的广告化。即通过表现片中演员使用的物品来展示相关的企业产品和品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会不断接触各种商品的,电影要正常的表现故事,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商品的使用。如果女主角在洗衣服,就让她用汰渍,如果男主角喝起了啤酒,啤酒的标签最好是嘉士伯…现实生活在电影中与广告接轨。《天下无贼》就对这种广告方法进行了十分精彩的运用:影片开头,刘德华用的佳能摄像机,随后,他借助敲诈的手段又开起了宝马汽车,到寺庙朝拜时更是十分猖狂的窃得若干部诺基亚手机。品牌与道具通过这些广告化的手段融合为一体。 4、电影对白的广告化。即在电影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巧妙地对商品进行宣传。如《阿甘正传》里的经典台词:“见美国总统最美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可以畅饮‘彭泉’汽水”。《疯狂的石头》中,男主角误将尼康(NIKON)相机读作耐克(NIKE)相机,还疑惑的问别人“耐克也产相机?”。这其实都是对企业品牌的良好宣传。而且在台词中加入品牌名称,使得广告信息较前几种手段更为明朗化,更易加深观众对品牌和产品的印象。 当然,以上几种形式在实际运用中,往往不是单独出现,而是一个电影片段就出现数种表现形式,以期获得更好的广告效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电影的制作人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对电影的叙述和想法,直接影响着电影广告化的成功与否。所以赞助电影企业和其品牌必须与他们展开非常默契的合作,从而获得双方满意的结果。 电影广告化创作的主要缺失 目前,电影广告化的运用技巧和创意越来越高明、独特。在我国,伴随着《天下无贼》的成功上演,电影广告化现象正式进入人们视野,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商业影片中,愈来愈频繁地被电影赞助商使用。但由此也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主要表现在: 1、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在电影广告化的运用中,应强调广告的加入不会影响到电影情节的发展,从而避免观众的反感。然而在我国电影中出现的广告往往严重影响到了电影情节的进展。《天下无贼》之后,无数国内电影纷纷效仿,却往往引发许多观众的批评。其中引起较大争议的是《命运呼叫转移》,该影片由于在某些片断上过分的突出要宣传的产品,影响了电影情节而引发影迷、影评人和网友的热烈讨论。对我国电影广告化的发展和广告新的生存空间的稳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2、无创意的电影广告化。我国的广告产业起步晚,在广告创意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告产业有着不小的差距。电影中的广告往往以非常相近的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缺 乏丰富的创意手段。比如说,手机广告通常就通过演员使用手机来表现,毫无创意。《变形金刚》中手机变身战斗机器人的巧妙构思似离中国广告人太过遥远。我们所习惯的,还是一五一十的拿起产品用它一下,似乎这样做广告人省心,赞助企业也放心。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消费者在观看电影中的不留心。 3、无深度的电影广告化。中国的电影广告化依然停留在“我在电影中出现了”阶段。在许多电影中,和故事情节没有直接联系的商品,往往只能昙花一现地在电影中露一个脸。《天下无贼》里,男女主角在车中发生争执,一辆车身涂有“长城润滑油”字样的重型卡车迎面而来,险些与他们相撞。在这个 公路惊险场面中,长城润滑油只能显示自己的品牌标志,却无法进一步展现自己的产品优于其他品牌润滑油的地方。这种没有深度的电影广告化方式,完全不能保证电影播出后对企业产品的促销作用。广告及其表现的品牌和产品成为了鸡肋不如的配角而被人们遗忘。 4、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电影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可以通过镜头去表达电影制作者对事物对与错、美与丑的判断。如果电影中的广告对插入的内容和位置考虑不周,就会对品牌形象造成负面的影响。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和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不同,虽然它们都会对产品起到不利影响,但相对于电影来说,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并不缺乏对观众容忍度的顾忌,甚至某些电影广告是观众乐于接受的,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被错误的人使用而对企业品牌造成了负面的效果。《疯狂的石头》中,当黑皮穿着一身班尼路对同伴炫耀时,全国人民都笑了。从此班尼路在很多人眼中成为了小偷式品牌,导致班尼路最大的年轻消费者群,却在电影疯狂的戏谑下成为了最怕购买这个品牌的群体。 电影广告化传播效果的优化 企业在电影中插入广告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必须对电影的特征、电影的故事情节有深入的了解,对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有正确的评估,并仔细研究插入的时机、场合和插入的内容,借助于独特新颖的创意才能实现广告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1、植入情节,表现自然。为了避免广告影响到观众对电影的观看,削弱广告的实际效果,创作中须想方设法将广告植入情节,使二者自然融合。这种融合,不能仅仅止步于表面化的“主角拿起了一瓶可口可乐”,而是应该做到对电影剧情的发展有所帮助,以致观众无法想象少了它电影将怎么继续。同时,通过广告对剧情的推动,也可以更详细的去阐述企业产品的功能、特点和优势。斯皮尔伯格在经典科幻片《外星人》中对此种手段的运用可谓如火纯青。可爱的男主人公用赫雪公司的KISS牌巧克力豆引诱外星人从藏身的棚屋里走出来,而同属于少儿阶段的小外星人也终于忍不住诱惑,近乎贪婪的吃着洒在地上的巧克力豆。KISS牌巧克力豆在电影中不仅作为道具出现,还成功的通过外星人的馋嘴表现了自己难以拒绝的美味。伴随着《外星人》的热播,KISS牌巧克力豆在北美也取得了辉煌的销售业绩。巧克力豆在这部电影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整个情节生动有趣,和电影融为一体,广告自然表现产品的优势与特点,毫无生硬插入的痕迹。 2、幽默优先,娱乐大众。幽默是获取别人好感的一个重要武器。广告更不例外,尤其要将自己的产品表现在电影里,如果实在不能避免被观众识破,便可采用幽默手法,使人在没有防备的笑声中接受所要宣传的事物。《我的盛大希腊婚礼》中,女主角的父亲对稳洁洗手液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爱恋:“我老爸只相信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希腊人需要时刻教育美国佬,第二件事是任何身体上的问题,不管是红疹还是鸡眼,只要喷稳洁就好了……”这显然是在用一种夸张的幽默手法来宣讲稳洁的清洁功能,但博得观众一笑之后,谁又在意这是一则广告呢,说不定观众在购物的时候,看到稳洁就会忍不住微笑然后将它买回家去。在《变形金刚》里,当女主角抱怨男主角的雪佛兰汽车过于破旧的时候,雪佛兰表现得非常人性化,它竟把男女主人公同时从车里踢了出去,然后通过自己的特异功能变成了一辆崭新的雪佛兰跑车。这一情节在电影院反应极佳,引发了观众的阵阵笑声。也保证了没有人会因为电影花大量时间展示雪佛兰汽车的外形而对电影和赞助商产生反感。另外,诸如夸张、反讽的手段,如有合适的表达空间,也可在电影广告中应用。 3、选准广告投放的电影平台。电影是企业宣传的极佳平台,但每一部电影都有其特定的情节和独特的风格,某种产品可能适合这种电影,却不适合于另一种电影。如果不考虑电影的客观情况,而盲目的将产品广告投放进去,就可能使企业得不偿失,甚至会影响电影的质量。宝马汽车长期赞助007系列电影,邦德所驾驶的各种宝马座驾为巩固宝马汽车的高档形象添加了重要的砝码,使其平添了一丝神秘的气息。很难想象,一款饼干产品可以借助007系列电影这个平台来成功的宣传自己的产品并取得类似于宝马车的成就。因此,产品的定位和电影的定位一定要有重合的地方,这种重合是企业广告得以存在于电影的重要条件,也是增强广告宣传效果的催化剂。另外,适当的电影平台也给了企业产品增强其产品诉求的机会。以汽车市场为例,奥迪为了争夺年轻人市场,花重金赞助了科幻巨片《我,机器人》,并专门邀请设计师涉及了一款没有轮胎的奥迪概念车。这款在电影里大展神威的奥迪汽车,深深地影响了作为潮流先导的年轻消费者,在与奔驰争夺年轻富豪的战斗中占得了先机。 4、大力开展片外宣传。一部电影里很难有许多机会让赞助商的产品可以隆重的登场,给观众以印象。更多时候它们往往是不足数秒的短暂露脸,甚至观众还来不及认出这是哪款产品的标识,电影镜头就已经被切换,产品的特点和优势无法完全展现。因此,借助于电影这一特殊舞台,企业的宣传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淘宝网在《天下无贼》公映后的表现就堪称国内企业的楷模。电影中,淘宝网标识是作为偷窃集团的掩护道具暂时性出现的,甚至有网友在看过这部影片后开玩笑似的将淘宝网称为“掏包网”,然而淘宝网积极地利用这次赞助机会,在影片外的领域发动与影片有关的广告攻势。他们不仅出席每次《天下无贼》的宣传活动,电影公映后还利用自己的网络优势,在网站上拍卖影片中所使用过的道具,在影迷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各大城市的公交站台上也无不是“淘宝网赞助《天下无贼》”的巨幅海报,这种阵势甚至压制住了电影其他的主赞助商,淘宝网的网站特点和独特优势也凸显出来。 显然,电影广告化是当下广告业和电影业结合的最佳方式,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甚而至于,在未来的某日,一种崭新的电影形式——广告式电影将诞生于世间。 电影论文:对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 一 世界影坛上曾经出现了不少意识流电影，它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电影界也有一些编导为了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拍摄电影，如著名的影片《苦恼人的笑》、《小花》、《樱》和《天云山传奇》等，但它们还算不上是意识流电影。 意识流电影是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影片样式。20世纪20年代欧美作家将“意识流”运用于文学创作，50年代才进入电影创作之中。什么是“意识流”?“意识流”这个名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意识……并非以一段段的形式出现的，像‘链’或‘环节’那样。它不是联结起来的，而是流动的。河流或流水是描写意识状态的借喻。”这里的涵义在于强调意识活动的连续性，如水流一样不可中断。后来“意识流”被现代派小说广为运用，形成了“意识流小说”派。根据一些文艺史家们的意见，小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早期小说，注重描写情节和人物外部活动；心理小说，着重描写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意识流小说，描写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仅是理性内容即理智思想，还有非理性内容，如幻想、幻觉、情感波动等。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阶段的文学作家们已开始运用人的意识如同水在流动着的概念去写小说，写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活动，改变了过去写事件、写故事情节的手法。 其实，一些作家面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复杂性，他们认为过去写实主义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经被认识到的复杂性，需要寻找一种表现这种复杂性的恰当的文学形式，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形成的，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者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而展开的结构。故事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实际上，意识流小说用的主要技巧和手法就是“内心独白”。1887年法国作家杜夏丹最早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因而被认为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但“意识流”文学的真正鼻祖应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1927)，他们的创作实践受到了伯格森直觉主义学说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强烈影响。二战以后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新小说派，代表人物是阿兰·罗勃·格丽叶，他们就是用意识流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就。于是，在新小说派的影响下，开始把意识流这个心理学概念引用到电影中来。 二 什么是意识流电影?它是指这类电影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要求在银幕上着重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直觉活动的电影。 世界影坛上的意识流电影出现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世界电影史上被最早视为“意识流电影”的是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又名《杨梅树下话当年》)。这位有世界影响的导演，深受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善于通过意识流去体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他敢于运用假定性很大的意识流，如人与神并存、死人与活人重逢之类，但是他力图使这些场面富于纪实性，使环境与人物有机融合，很有电影特性。他的《野草莓》拍摄于1957年，剧情发生在现在时态的约24小时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一个78岁的医学教授波尔格在其儿媳玛丽安的伴随下，驱车前往一所大学接受荣誉学位。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老波尔格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影片结束，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影片主要以人的潜意识为对象，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表现了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这部影片后来成为西方电影研究家们探讨意识流的“范例”。伯格曼的其他著名的意识流影片还有《第七封印》和《处女泉》等，前者描写一个中世纪武士参加十字军征战后，感到精神毁灭而回到瑞典。当时瑞典瘟疫流行，到处可见强奸、盗窃和杀人的罪行。他更感幻灭，要从信仰上帝找到精神支柱。后来他从死神那里得知自己死期快到，乃与死神对弈，故意拖延时间以便找机会在死前做一好事(救了一对夫妇)，以弥补虚度一生的内心悔恨。后者则着重心理分析，有三兄弟作恶多端，合谋强奸少女嘉琳，还杀死了她。她父亲为了报复而处死他们。为了消除内心恐惧，他先举行了异教徒的祭祀仪式。影片结束时，嘉琳尸体下涌出了泉水，象征着道德“干枯”的世界已恢复了精神平衡。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也以运用意识流著称，其特点是强调直觉。他不但受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也受哲学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他们认为，在人的意识中直觉最重要。没有直觉认识也就没有逻辑认识；没有逻辑认识却照样有直觉认识。所以他们极端强调直觉，反对任何理性加工，鼓励创作“内省作品”。费里尼于1962年拍摄的《81/2》(又译《八部半》)正是强调直觉的“内省影片”的典型。它描述了一个名叫吉多的电影导演在筹拍一部影片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顿与危机。这位导演准备拍一部表现人类末日的新影片。为此，他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边疗养边准备拍摄工作。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创作陷入危机之中。影片的主要布景已经搭好，但他的构思还是朦胧一团，处处是阻碍和矛盾，与此同时，他也深陷于个人生活的危机中，与妻子在感情上无法沟通，情妇又对他纠缠不休。他幻想出来的思想女性刚刚出现，立刻就显露出同样令人痛心的世俗态……最后，他举行了一次毫无内容的记者招待会，同请来的客人跳起了伦巴舞。这部影片是费里尼的创作转向表现人的内心现实的标志。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干将阿仑·雷乃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也创作了震憾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尤其是《广岛之恋》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影坛上的“一颗精神原子弹”。这部具有反战倾向的影片，叙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去日本拍摄一部关于和平题材的影片，她认识了一位日本建筑工程师，他们相爱了。在相爱的过程中，女演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在家乡纳韦尔爱上了一位23岁的德国士兵，但是，他在纳韦尔解放的那一天，却被打死了。这位18岁的少女则因为与德国人恋爱而被打成“法奸”，关在地窖内，并被剃光了头，遭尽羞辱，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她去了巴黎，那一天，正是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子。“她”与“他”分手后回到旅馆，因忍受不住孤独的寂寞又来到街上，与徘徊至那里的工程师相会。“他”恳求“她”留在日本，但“她”却难忘巴黎的家。最后，两人互相告别，并深情地呼唤着对方象征的名字：“广岛!”“纳韦尔!”这部影片不少地方运用了“闪回”镜头，由现在转换到过去，由日本转换到法国。日本建筑工程师的任何动作，都引起这位女演员回忆二战 时的那位德国士兵和她在一起的情景。其中有一组镜头特别引人注目：早晨的旅馆里，女演员从阳台回到房间后，看见日本工程师还在床上睡，他的一只手在睡梦中蠕动。接着下面一个镜头，马上就是那个德国兵躺在地上，在临死前一只手痉挛的景象。这两个镜头的突然转换和连接，表明现在和过去的情景同时出现在女演员的脑海里了。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没有故事情节，展现的过去和现在、回忆和联系，全是女演员的意识活动。 雷乃的另一部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继《广岛之恋》后又一部涉及到关于记忆与时间以及遗忘之间关系的意识流影片。这也是一部没有传统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人物身份也极不明确的影片。描写在一座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中，聚集着一大群客人。其中有一位X先生，告诉一位叫A的女士，他们去年曾在马里昂巴德见过面。她当时答应过离开她的丈夫M，与他一起私奔，现在一年过去了，他不愿再等下去，她必须跟他一起走，A女士却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有过这段往事，不承认与X先生有过交往。但在X先生的反复诉说下，她终于抛弃了M丈夫，与X先生一起离开了。 除了介绍以上几位世界电影大师的意识流影片外，当代著名的经典意识流影片还有法国的《老枪》等，也在电影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都具备着共同的创作特点。 三 世界影坛上出现的意识流影片的创作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意识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国外电影理论界围绕“意识流”问题历来有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意识流”与作为表现手法的“内心独白”应严格加以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意识流”也就是“内心独白”，它经过现实主义改造可以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运用。其实，当今世界影坛上不少电影导演都是按照第二种意见去做的。法国影片《广岛之恋》就是以其丰富的“内心独白”(意识流)深入生动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这部影片在主题思想上尽管有暧昧之处，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直白单一，但从今天角度来看，影片既表现了一个异国恋情故事，又折射了战争，影片通过女演员视点中的广岛和回忆中的纳韦尔。她说：“我总是为广岛的命运哭泣。”接着以镜头中把相爱的美丽而赤裸的身体和受原子辐射烧伤、变形、腐蚀的人体相对照，这种蒙太奇组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以爱情为象征的生命的顽强抗争。影片也插进了几个旅游者参观日本和平广场的镜头。她又说：“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一切都会重新开始。20万人死亡，8万人受伤，在9秒钟之内……”这些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画外音)是和各种纪录片镜头组合在一起的。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些特殊的含义：这是在告诫人们，警惕啊!不要“忘记”，“忘记”就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广岛之恋》也是把文学与电影完善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影片中优美的解说词与抒情的语调给影片带来了浓郁的文学色彩。因为影片的剧本出自法国著名的新小说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之手。她曾发表70余部小说，10部剧本，当过14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她70岁高龄时发表《情人》，搬上银幕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广岛之恋》的语言风格明显带有杜拉斯本人的风格特点。影片中大段的内心独白，祷文式的叠句，咏叹式的朗诵，确是其他影片所罕见的。加上导演雷乃又是个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他掌握了视觉和语言之间的完美的平衡，并且运用画面表现了人的潜意识活动，形成了影片中新颖的意识流手法。这部影片于1959年问世后，不久就荣获了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14届英国学院奖、联合国奖以及法国梅里爱奖和1961年纽约评论家协会最佳外语片奖。 第二，时间空间跳跃多变，大大丰富扩展了影片的容量，深化了主题。 意识流电影往往是打破了时间、空间、地点的界限，把时间、地点自由地交叉起来，因为这些影片编导认为，当一个人考虑问题时是没有时间、地点观念的，思想活动往往是没有逻辑性和规则的，他们还认为，要“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就要不受时、空、地的限制，一定强调时间、地点的统一，必然有“虚假”的成分，有“编”的痕迹。当然把时间、空间与地点混在一起的手法，在常规电影中也出现，有时也出现“闪回”、“倒叙”，但它是围绕一个主题和一个中心事件来处理的。意识流电影的“闪回”、“倒叙”却不同，不是为中心事件服务，完全是按照人的潜意识的不规则活动而混在一起的，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当代著名影片《老枪》就是成功的典范。 《老枪》这部影片由法国著名导演罗贝尔·昂里哥于20世纪70年代执导的。他成功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电影传统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探索创新结合起来，使影片取得令人赞赏的成就，因而荣获了1976年法国首届最高电影奖——凯撒奖的最佳电影、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声音奖。这部影片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闪回”。“闪回”在影片中出现10余次，在时间上占据了全部影片放映时间的五分之二，这在一般影片中是少见的。这部影片由“闪回”在结构上形成了两个时空层次，即现实时空层次(客观的时空层次)和心理时空层次(主观的时间)。这两个层次清晰明确地将影片分成两个部分，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二次大战末期，法国医生于连为妻子女儿报仇，手拿老枪，孤身一人消灭德国残敌的故事。另一个是大战前于连和妻子克拉拉从一见钟情，到婚后生育女儿弗洛兰丝的幸福生活。这两个层次展开的两个故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互为因果，推进两个故事双向展开。现实层次触发了心理层次的展开，心理层次又为现实层次的行动提供动机，两个层次互相对比，互相衬托，构成了这部影片剧作结构的基础骨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意识流影片《老枪》中的“闪回”确实充分发挥了作用。传统影片中的“闪回”主要作用在于交代或补充某些事件，以保证影片讲述的故事有头有尾，完整无缺，很少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老枪》中大量使用“闪回”，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将镜头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心态，从而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因此大大增强了影片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影片中的现实层次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心理层次则根据主人公于连的心态呈现出来的，与现实时间恰恰相反。第一次“闪回”，是于连的“想象”：妻子和女儿被德寇用喷火枪残害成“木炭”。这里用于连的想象就使观众亲眼看到了于连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体验到他的激愤之情。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个闪回，使观众从于连的心理角度，看到了于连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甜密的爱情生活。从这些“闪回”里，观众看到了战争在一个人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英雄。这完全来自“闪回”手法的功效。因此说《老枪》是一部借助“意识流”刻画战争的成功影片。这个特色体现了50年代以来人们注重展露战争对人精神上的影响，而一反传统战争片从外部反映战争的老套。 再提一下《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故事和线性的叙事结构。它通过大量的“闪回”和画外音手段，打破了时空界限和对情节的外部描述，把过去与现在、经验与经验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在对记忆与遗忘，经验与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梦魇。影片中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被深深嵌入今天之中，与今天构成了一种隐喻式的结构。影片中移动拍摄的广岛街头的镜头与同样方法拍摄的纳韦尔街头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这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形成了影片一个时间性的主题，片中的“她”就是作为“过去”的一个代表，这两位都有着自己幸福家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显然不能从一般的生活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纳韦尔少女的个人遭遇 与广岛遭受的浩劫完全不能相比。但导演雷乃却有意把这两个相差悬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以一种独特的对比强调战争的残酷。这两个异地发生的事件又能从时间上联系起来(“她”获得解放之时，正是广岛遭受灾难之日)，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它们的空间界限，使其成为人类永恒的记忆。 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也是通过人物的意识在现实媒介刺激下自由地流动，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几乎概括了老教授波尔格整个的一生。影片在一段波尔格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片头后，就是他作的一个恶梦。在梦中，他看见一辆柩车在街上自己行走，棺材打开来，里面的死人伸出来要拉他进去。而他发现，这个死人正是他自己。梦中包含的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思。影片中波尔格探望老母亲的段落是用现实的形象来暗示他对自我的探索。影片中的另一个梦，象征着他对自己的判决，揭示了老教授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否定和自责，而又与他在现实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结尾，老教授又作了一个美好的梦，表现出他对新生活的渴望。伯格曼在影片中不但运用大量直接的心理画面来表现过去的反思，而且通过对现实情景和人物的规定，使其与过去紧密呼应，以强化人物的主观感受。这些现实中的形象既为波尔格的心理活动提供了依据，也使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耦合的整体。 第三，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化结构。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故事片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而这些故事片都是戏剧式结构，故称戏剧式电影。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先有戏剧，后有电影，早期的电影模仿了戏剧。因此电影作为故事片样式从一诞生，就受戏剧影响，总是沿袭亚里士多德、易卜生等的戏剧编剧方法和舞台处理方法，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5个阶段的结构方法，或为三幕剧方法，即第一幕开始，第二幕发展，第三幕结束。但意识流电影的编导们认为，这种创作规律和结构方法不符合电影的特性，电影的特性是能够开拓微观世界，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通过摄影机变成可见的。于是根据这个原理，他们更觉得电影应该表现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化，摒弃“编戏的虚构成分”，才能“如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 因此，无论是《野草莓》、《81/2》，还是《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这些经典的意识流电影，它们的结构都是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是反情节化、反戏剧化、反传统的舞台剧结构，也不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戏剧事件在影片中贯串始终，而是打破时空顺序、随意跳跃、非理性怪诞、无逻辑的闪接。 第四，反对通过电影传达一般的伦理，而是主张“体现一种较伦理更为深奥的哲理”。 哲理化倾向表现在各种题材影片中，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方面，过去有不少电影编导，为伦理道德题材影片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创作途径。他们历来强调“哲理的深度”，力图深化主题和哲理化的探索。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就拍摄了一部惊世之作——《第四十一》，到了50年代又重新改编搬上了银幕，可见编导的别具匠心。影片一直到今天还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在50年代法国拍摄的《广岛之恋》更震撼世界影坛，它把战争给广岛带来的灾难与法国女演员在恋爱问题上的悲剧结合起来，提出战争与和平、个人爱情与民族情感这样的哲理问题。因为单纯从人性角度来看，当年的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两相情愿的恋爱是纯洁的，但从民族感情来看，少女的行为对法兰西民族是有罪的。而在意识流电影编导们看来，“传达伦理的影片只不过告诉观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应该要什么不应该要什么，要体现一种哲理的影片却是让人去理解人生思考人生的真谛”(转引自罗慧生著《世界电影美学思潮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文秘站有”版权所 电影论文:探讨中国电影的现况和问题 一、发行和营销 从发行环节看,目前我国电影的发行方式主要有五种:第一,投资出品加发行。这是目前我国大发行公司主要的发行模式,类似于好莱坞六大公司的模式,大发行公司同时也是投资公司。国内的排名靠前的发行公司多数在业务模式上模仿好莱坞六大,所以投资发行是其主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司从项目研发开始介入,参与制片投资并负责发行,比如光线出品发行了《泰囧》。再如,中影股份2013年出品加发行约10部影片,以宣发代股份出品模式的发行近20部。第二,专业发行公司的发行。缺乏发行体系的制片方负责宣传营销部分,专业发行公司发行部分,按一定比例提取发行费。发行费一般为发行收入的10%左右。比如2013年中影股份发行了100多部影片,光线没投资制作却发行了《中国合伙人》。第三,保底发行。制片公司与发行公司共同商定一个票房保底线(通常是制片公司对影片的最低票房预期或者是保本线),发行方预先支付保底费并垫付前期发行宣传费用。[2]实现保底票房之后的票房分成,发行方占较大比例,比如《小时代》票房大卖,盈利最多的是以保底发行方式发行该片的乐视影业,因为保底线之上的票房,乐视分成为50%。第四,买断地区版权发行。这种方式一般用于国内发行公司对进口批片的发行。所谓批片,是指批量进口的买断地区版权影片,国内片商以固定的价格把国外影片的大陆地区放映权从国外片商处买断,而国外片商不参与票房分成。现在每年我国进口批片的配额在30部左右,批片多数是好莱坞六大公司之外的多样化的影片“,卖相”比不上好莱坞大片,且多数批片的国内发行滞后于全球。国内只有中影和华夏两家公司拥有进口片的发行权,其他公司可以协助推广的名义发行批片,在购得版权后找中影、华夏合作获取进口配额。2010年的《敢死队》以50万美元左右价格买断版权,获得2.15亿元票房;《伯纳德行动》以不到10万美元买断,获得1000多万元的票房。2010年《敢死队》大卖之后批片价格猛涨,亏损案例增多,比如《艺术家》370多万元被买断,但票房却不到400万。第五,进口大片的分账发行,这只能由中影和华夏垄断经营。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例,该片最终票房约为5.68亿元,按照25%的分账所得,出品方20世纪福斯将收到2300万美元的票房分账。从2012和2013年的数据看,我国电影发行公司数量为70家左右。与制片公司上千家的数量相比,发行公司数量固然偏少;但发行环节是一个有规模经济门槛的行当,一个专业的发行公司一年需10部左右的发行量才可良性运转;在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院线发行的中外新片2012年为317部,2013年为305部)的情况下,发行公司不需太多。我国的电影发行业需要的是,专业的发行公司通过行业整合,加大发行吞吐量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竞争优势。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国内的发行公司前十名的市场份额总占比为57.81%,远低于好莱坞前十大发行公司在北美市场的市场份额,说明我国电影发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还不够。进入前十名的门槛是年度票房3.8亿元,占比为1.74%(寰亚数据),这个门槛其实并不高。 中国的六大发行公司分别是:中影、华谊、光线、乐视、博纳、华夏。如果把市场竞争力较弱、依靠政策优势垄断经营的华夏排除在外,则安乐和万达是本土六大公司的有力争夺者。另外,在其他发行公司中值得关注还有,排名第12的卡通先生专长于动画片发行,排名第15的福建恒业专长于惊悚片制作发行,该公司定位为“中国的狮门”。我国的发行环节面临的问题是:第一,中影和华夏占据进口片发行垄断地位,中影数字公司垄断了大部分影片的数字拷贝和密钥制作业务,这些有违市场公平原则,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培育。第二,缺乏有竞争力的专业发行公司。除了中影和华夏凭借政策优势培育的发行能力,只有光线和乐视拥有地面发行队伍(“陆军”),从发行业务起家的博纳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其余的发行公司多数是投资发行公司,制片项目多则发行多,业务波动较大。多数公司还没有进化到好莱坞六大公司那样依靠发行量保持稳定市场份额的阶段。第三,发行公司对项目的掌控力较弱,发行模式同质化。分区域发行、分院线发行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只有《目击者》等少数影片尝试了细分市场发行。第四,优质影片少,小发行公司拿不到好片。除发行外,电影营销环节近年来发展迅速,正独立为电影产业链上制发放之外的第四个重要环节。由于我国电影产业总量逐步扩大,产业链也快速细分,专业化的营销公司逐步出现。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排名前十位的国产片中,只有《中国合伙人》这一部是出品方自己做的营销,其余九部的营销全部外包给了营销公司。传统观念认为,一部电影的营销费用是跟制片成本成比例的,但实际上营销投资更多是跟票房目标成比例的。2012年,我国电影营销费用总额达到24亿元,占全年票房的14%;2013年,电影营销费用为28亿,占总票房比约为13%。[4]目前市场份额较大的专业电影营销公司有:营销了《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和颂世纪、《致青春》的麦特传媒、《警察故事2013》的时代万华、《私人订制》的影行天下、《让子弹飞》的剧角映画、《厨子戏子痞子》的光合映画等。这些营销公司都有经典案例,但规模都不大,后进入者机会还很大。营销是电影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电影营销具有不同于一般营销的特点。电影营销的操作过程中定位和传播两个环节尤为关键。 常见的电影营销方式有近20种,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整合营销的方式,系统化地提升营销效果。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在电影营销中已经得到运用,可极大地提升电影营销的效率。当下中国的电影营销存在四类误区:第一,夸张营销:当下不少大片的营销都存在着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问题,很多大把砸钱的营销活动最终却没有换来高票房。典型的代表是,大投资烂片夸张的营销大于内容品质,过多地炒作导致观众不再相信忽悠。在品质既定的情况下,铺天盖地的宣传倒不如适可而止的营销。此外,部分影片会打出“首部”、“第一”等夸张的噱头来吸引观众目光;或者试图通过开创新类型片来另辟奇径,如“惊悚喜剧”、“爱情悲喜剧”等。这类营销策略要慎用,因为超越类型常规太多的创意意味着越过了观众的“类型期待视野”,违反了观众与片方的“类型契约”,在吸引观众方面存在重大问题。第二,不分阶段的营销:电影营销可以分为概念传播、元素传播、价值传播、商业传播等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营销的侧重点应有所差别。比如,在影片的价值传播期最适合用网络互动的方式诠释影片价值,而非硬广投放。第三,混淆营销对象:电影营销面临着合作企业、院线/影院、传播媒体和观众等四个层面的对象,不可混淆。很多人认为,媒体认同+媒体传播=观众认同,事实上,媒体更加重视的是信息的新闻价值、话题价值,而不是影片本身的质量。所以营销团队在媒体认同并传播之后,还要注重针对观众的营销,才能奏效。第四,误入歧途的营销:多是把热点话题、八卦新闻等同于电影营销。制造话题和八卦新闻可以,但以此驱动电影营销传播,那么八卦的设计一定要和电影营销的诉求一致,否则话题带动的注意力无法转化为对观众的吸引力。之所以出现诸多误区,是因为我国电影营销还不够成熟。电影营销的理想状态是恰到好处,营销的基础仍然是内容为王,发展趋势是有智慧含量的差异化营销。尽管产业分工的细化是长期趋势,而且电影营销业发展迅速,但电影营销公司的发展有天花板,营销方始终是电影业的外围服务 方,无法从根源上改变电影品质。在目前优秀影片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些更有抱负的营销公司已经在向电影产业链的上游制片环节攀升,比如影行天下已参与了上游的创意策划和剧本顾问业务,麦特参与投资了《全民目击》和《致青春》。 二、院线与影院 从2002年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到2013年底,院线和影院发展保持了高速增长。2013年我国新增银幕5077块,银幕总数达18195块,同比增长38.7%,平均每天新增13.9块银幕。2013年全国影院放映场次达到2885万场,同比增长39.7%;2013年全国观影人次为6.134亿,同比增长24.4%。表3可见:2002-2013年,我国的院线从30条增加到46条,观影人次从不到1亿增加到6.134亿,银幕数是11年前的9.9倍。终端的迅猛发展无疑是近年来我国电影票房保持高速增长的基础。我们可以分别考察一下目前院线和影院的情况。从表4可看出,我国的院线目前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表4的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共有46条院线,人次排名前10名的院线票房总额为140.35亿元,占全国总票房的64.47%。第29名的北京九州中原票房为1亿元,排名30-46的都是1亿元以下的院线。排名45的中广国际院线年票房为442万元,排名46的安徽中安院线仅有3万元票房。由此可见,院线两极分化极端严重,排名靠前的几大院线主控市场,年票房不足1亿元的小院线,在未来很可能被整合淘汰。但是,由于我国的院系经营存在地区和行政壁垒,退出机制不合理,产业整合并不容易进行。在所有院线中,值得关注的是万达和大地。排名第一的万达院线以全年31.6亿的票房夺冠,同比增长28.7%。万达院线依托“影院+广场”的运作模式、定位于高端市场的思路和雄厚的资本开创了院线经营的万达模式。到2013年底,万达院线共有影院142家,银幕数1247块,其中3D银幕898块,巨幕114块,院线覆盖全国27个省市区,辐射70多个城市。[7]万达的票房从2009年到2013年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大地院线凭借定位于二、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和城镇的“蓝海战略”和适应小城物价的低价策略,在影院建设和票房增速两项指标上,已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截止到2013年底,大地院线共有影院379家,银幕1798块,其中3D银幕1336块,院线覆盖到27个省市区。2013年,大地已经成为银幕数最多的院线,并以15.7亿元票房一跃为全国第4大院线,同比增长43.9%[8]。 万达和大地为院线发展提供的启示是:民营资本主导,灵活经营,效率致胜;定位明确,或高端大气上档次,或零票房小城蓝海战略;快速扩张,对规模的要求先于对利润的要求;院线以有资产联接的影院为主,院线掌控力强。在院线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加盟影院对院线竞争优势的贡献在下降,院线参与投资的影院逐步成为产业终端竞争的关键。但就是在影院环节,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从表5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2013年总票房为9195万元,场均人次为75.9人。排名第300名的绍兴蓝天国际影城2013年票房为1872万元,场均人次为31.1人。这两家影院的场均人次都远高于全国影院的场均人次21.26人。越是人次排名靠后的影院,场次、票房越少,场均人次也越少。实际上,影院的发展目前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2013年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拥有17个厅,单日最高票房为76.2万元,单月最高票房为1172万元[10]。该影城已连续几年并列总票房和观影人次的第一名,是唯一票房突破9000万的单体影院。同时,我国还有很多业绩很差的影院。2012年,票房超过1000万元的影院为512家;票房在200万元以下的影院为1623家,总票房占全国票房的4.82%。2013年,票房超1000万元的影院不到700家,占全国影院总量的17%;票房不足500万元的影院占影院总量的约70%,而这其中超60%的影院年票房不足100万元。[11]年票房不足100万元的影院已经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未来影院市场的洗牌不可避免,大批缺乏竞争力的小影院将被淘汰或者被改建。 电影论文: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 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__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 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10)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 文秘站: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 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显然，全球化确实已经使大多数人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边缘化了，描写和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无疑应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六代电影在总体上是把握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文化和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大学的兼并、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网络文化的崛起等，不得不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生产。毫不奇怪，这一大潮始终受到本土化潮流的有力抵制。但不无矛盾的是，国内的不少人一方面欢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它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文化上却担心全球化会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趋同”或被后者“殖民”。既然我们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那么我们必定能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也可以使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学者不应为中国电影所处的暂时低谷而感到失望。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最为关心的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尽管事实上，文化全球化也许会模糊特定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但它仍然可以带来某些积极的东西。如果我们正视这种挑战，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以便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语境下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美学精神，使其为世人所知。这样看来，顽固地以一种近似后殖民的本土主义态度来抵制全球化的大潮只能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再度对立，因为就电影的国际性和全球性而言，西方观众是很容易理解影片中所蕴涵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其逆向来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也即将其用来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和电影推向全世界。这样，我们就必须与世界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加剧与西方的对立。在发展中国电影的过程中，我们既不可过分强调其全球化的因素，也不应一味偏向本土的情绪，采取一种超越的“全球本土”(glocal)之策略也许可以防止中国的文化和电影再度陷入危机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全球本土化”的艺术形式---电影中描写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事件，以便加速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我们知道，必须保留我们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若一味强调本土化立场而排斥一切外来影响则会导致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加剧文化环境的不利的一面。我们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研究者应采取一种务实的对策来迎接全球化大潮的冲击：首先是要在不牺牲民族文化认同的情况下与之想适应，然后继续扩大与国际文化学术学界和电影研究领域的交流和对话。中国是一个有着辉煌的文化遗产和丰硕的电影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在经济上而且更应该在文化上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电影论文:电影置景技术的运用和发展综述 一、置景技术的运用及延伸 (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革,电影也随之进入了多元化的艺术发展格局,对影片摄制水平和制作周期都有了更高、更快的要求。在重现历史场景、表现电影故事场面时,特别是大型电影场景,置景工作是保证影片拍摄顺利进行的关键。必须审查、熟读图纸,收集有关资料,编制施工组织计划,测定加工环境,制定加工范围,调查各种材料、设备及做好施工人员的调动和计划。并根据计划和设计图纸,对施工全过程中的进度、质量、安全生产及材料设备的存放以及运输等,进行协调、控制和指挥。其中抓好施工的调度工作是实现施工指挥的重要部分,要对施工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工种进行协调。在布景工程全部完成之后,再进行全面细致的自我检查(包括质量),彻底清理好施工现场。新形势下的布景制作要考虑制作时的运输﹑移动等特性。“分解式”框架布景,既可采用预制布景部件组装加工完善布景,又可满足对布景表面的结构﹑样式﹑色泽及新旧程度效果要求,做到形象逼真,尽可能避免人工修饰的痕迹,与周边建筑形式融为一体,使影片具有真实性的艺术魅力。从“绘画式”到“构筑式”及“分解式”布景制作,在银幕空间构成了技术突破。一部影片布景往往因为与人物事件非常和谐而不觉得它的存在。如果由于局部制作不细致而穿帮,让观众发现了布景的存在,这是影片置景的失败。长期以来,运用置景手段所搭建的场景,形成系列的银幕空间形象。 (二)20世纪60~80年代,电影置景技术又在不断的革新,在材料﹑技术﹑构造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电影的布景制作从此也有了自己专门机构和具体的分工,像:木工﹑瓦工﹑漆工以及花草﹑纸扎等,诸多工种,职责也比较清楚。电影置景技术开始自成体系,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成型木工是置景工艺的主要项目负责人,他依据美术师平面设计图纸要求,画出场景平面图的景位﹑区域等平面地线,并参照美术制作图纸,以木材为主要材料,按照木材的各种特性和具体要求,预制(包括地台﹑结构房架﹑门窗﹑廊柱﹑楼梯及山型框架等)部件。成型木工需要掌握木做材料的物理性能,继承﹑发扬木做工程的传统技术工艺,合理使用材料,将门窗﹑地板等制成布景成品,将木质框架与三合板材料加工成规格化﹑标准化的工具景片,运用“积木式”生材度量备品,随意组合,可搭建标准建筑规格备品。在木质构筑框架上,再钉上树皮﹑麻布或塑料山片。塑型瓦工利用泥土、石膏或聚苯泡沫(就是人们俗称的“白色革命”),在成型工艺的基础框架上预制﹑装饰﹑完善布景部件,加工搭建布景。成型方式大体有以下四种:①注塑成型:以塑料为原料,运用注射机成型为各种零星部件,如花草﹑树叶等。运用“模压抽塑机”工艺(聚乙烯)复制成所需要的部件,如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②泡沫成型:将泡沫(聚苯乙烯)用电热丝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的部件,如砖﹑瓦﹑浮雕饰等。③玻璃钢成型:用玻璃钢原料加工制作布景,是装饰布景的一种造型手段,也是制作树叶﹑屋顶房梁架﹑砖块﹑瓦片等较为理想的置景材料。制作步骤是先根据图纸设计要求,用胶泥塑造出部件原形,再用石膏复制出“阴模”(为了便于组装,其“阴模”要根据所制作部件的形状分解成若干块),然后以树脂为主要原料,用石棉布为辅料,在“阴模”上涂一层树脂贴一层布,待树脂稍凝固后,从“阴模”中取出晾干,切去毛边即可。如果制作立体部件则需把两块以上的部件,粘合到一起磨掉毛边。④聚氨脂(喷塑)成型:此工艺主要用于山、石﹑树皮等不规范布景造型成型上,它的生产过程是由两种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到布景外形上,瞬间膨胀成型。 (三)通过前期布景工作的仿制并组装到金、石、木、土各式浮﹑凹﹑透、镂雕等建筑部件后(见图1、图2及图3),涂绘漆工模拟完成各式建筑及金﹑石﹑木﹑土质地与色彩效果;在成型﹑泥塑所完成的布景框架上,运用水粉色﹑广告色﹑石膏﹑油漆﹑乳胶或其它涂料,通过喷﹑绘﹑涂﹑表等工艺,给新搭制的场景做出生活痕迹和生活气氛。布景涂绘工艺关系到影片的布景基调和生活环境的真实感。布景的色调大多以中间色居多,以使场景浑厚稳重。遇有场景“做旧”,则需按要求特殊作加工处理,如:年久失修的建筑物墙面﹑破损剥落和灰暗色彩、与人经常接触部位的残旧﹑寂静深院中的青苔等,达到风吹﹑日晒﹑雨淋的自然效果。“做旧”大都采用火烤﹑水洗﹑油色﹑涂刷打磨及化学原料处理等方法,并把握“做旧”的分寸感和准确性,使之达到符合剧情的时间﹑年代所要求的生活环境和逻辑,见图4。运用绘景技术,以“喷绘”或幻、投影灯等手段造成场景空间延伸的效果,与所搭制的布景相结合,构成影片所规定的场景。如:天幕上喷绘出蓝天白云﹑晚霞等景象,以及在按所搭制场景的透视﹑比例和色彩关系,表现出延伸出来的街道﹑村落﹑宅院﹑山川﹑河流﹑树木等景色。花草纸扎人员用纸﹑绢、塑料等材料,仿制﹑组装﹑陈设各种花草树木。特殊时,置景还要融合一些其他工艺的协调合作,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殿堂庭院﹑亭台楼阁﹑以及风﹑霜﹑雨﹑雪等特有的艺术效果。景随人移,宛若自如,达到制作景与自然景的和谐统一。在制作颠簸式布景时,要造成晃动效果,如行进中的火车车厢、轮船船舱、飞机驾驶室、座舱以及地震等场景,应在其下部要装有半圆形物体或地面弹簧等装置。拍摄时通过操作,造成摇晃、颠簸效果,颠簸的节奏和运动方向等要符合剧情、符合观众的观感,达到以假乱真、真假结合的效果,造成景物在景中的运动全貌,给人以真实感。运用海波或凡士林以及“玻璃净喷剂”等三种材料制作玻璃窗冰花,其中以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玻璃净喷剂”最为方便,具体方法以涂抹或喷、刷为主。运用硫酸镁、硫酸胺、精盐、大白粉、白灰粉、石膏粉、晴仑棉、白脱脂棉等,制作雪地场景及屋顶雪,用铺、撒、喷、粘、贴等方法,即可单独使用,也可二种或二种以上配合使用,根据“景”的要求进行。制作树挂,用水、泡沫灭火器等材料,冬季以喷、撒水后冻结为最佳效果;其他季节则采用泡沫灭火器喷、撒等。屋檐冰挂,则用玻璃管加工成长、短、粗、细形状各异的空心“冰瘤”,在冰瘤尖头的顶端留有Ф1mm的小孔。在拍摄前用无色透明的尼仑丝或钓鱼线,将冰瘤悬挂于屋檐口的滴水下即可,若需要融化滴水的效果,可在拍摄前由冰瘤上口注入水,即可达到滴水的效果(见图5)。 (四)总之,置景技术的应用,从制作手段到选材,都是为电影布景制作所沿用,并且已被全国各电影制作单位所接受。置景技术工艺在手段上也日趋精良,施工工序也大都采用了机械操作,如花草﹑树叶﹑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的制作。运用成型机将聚乙烯塑料通过加热抽风方法制成各种所需要的零星部件,用电热丝将泡沫(装填材料)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复制成所需要的备品。特殊加工可使用便携式电动工具,高空作业则使用液压升降机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于技术设备的进步,置景制作人员的 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提高,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掘。通过置景加工的各种风格样式场景,再现银幕形象更自然﹑更含蓄,更丰富并富有意境。置景贯穿全剧的环境,运用了建筑艺术形式并借鉴大自然环境中的典型部分或抽象、或具体的几何形体、线条、平面、曲线等各部分的比例、对称、色彩、质感、韵律等统一和变化;从而获得庄严、雄伟、明朗、神秘、恐怖、幽雅、亲切等艺术气氛。在《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火烧圆明园》、《红楼梦》、《骆驼祥子》以及《茶馆》等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影片中,置景发挥了重大作用,电影布景制作工艺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由此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置景技术高潮再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电影思维理念方式的转变,一系列情节新奇﹑怪诞﹑场景的变幻莫测,有强烈声画效果的影片相继问世,连同推﹑拉﹑移﹑摇等诸多摄影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布景制作也已进入“全方位”的立体场景阶段,置景人员的业务范畴已与过去有较大改观。置景部门在影片拍摄前,则要了解影片的建筑结构﹑场景之间的衔接以及表面效果的基调﹑风格样式,并依据美术师的设计图及分场景单体设计图样要求,编制全片场景的总预算,组织指导置景工程人员,准备置景材料,预制场景部件,加工与搭建布景,并对场景施工与工期负责。一部影片往往要有几个乃至十几个场景,而这些场景的体现都需要置景工程人员通过形体﹑色彩效果等多种造型,以虚实相间的技术手段,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全面细致的加工、处理,使之切实符合剧情要求,以此烘托、映衬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最终的布景艺术效果。如在完成“好莱坞式”科幻电影《五行战士》布景制作时,为提高影片布景质量,决定放弃以往所贯用的泥土﹑石膏等材料,选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SPRAY-FOAM材料,它的生产过程是由黑白两种液体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混合,瞬间膨胀成型,膨胀系数为1∶30至1∶50不等。这种材料主要用于制作大树表皮、藤条、土坑、窑洞等等不规则表面效果。具体做法是:先用麻布、丝网、塑料表皮等做外形,然后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筑”到布景外形上,即刻发泡成型。树及藤的形状不规范,只好根据需要,边“喷筑”边造型,最后达到了“生命绿活泉”、“活泉河流边”等诸多场景的效果要求(见图6)。“FIBRGLASS”及“PLASTER”等材料也大量运用,制作了反派战车内貌(见图7)效果得到了多方认可。其以假乱真的程度让目击者叹为观止。布景制作一要讲快捷,二要考虑成本,主要目的是要达到最初的设计要求。为此,需要有娴熟的技艺,巧妙合理地利用空间,科学地安排场景的平面布局,使之有效地占用拍摄场地面积。要尽量缩短更换布景的时间周期,利用借景、改变布景等手法,努力扩大纵深空间,使布景更富于层次变化,造成“一景”多用的目的。要准确无误地体现出场景空间造型,以反映布景的时代变迁和时间推移,进而达到改变环境气氛的目的,将移置的布景环境真实完整地再现出来。如《卧虎藏龙》“聚星楼”一景是在“祠堂”场景的基础上改建的,其场景质量不仅得到了认可,同时又节约了制作费用,缩短了拍摄周期。置景技术是直接为电影服务的,是电影艺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布景在制作思维、实践方面应得到进一步认识。对人体有害,且污染环境的置景材料终将被绿色环保材料所取代。制作工艺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淘汰。今天的电影已经向数字化发展,其以假乱真的技能要相当完备,因此,布景制作必将融合一些特殊工艺。像在影片《天脉传奇》中,搭建制作“卡尔家”(见图8)以及《恋爱中的宝贝》中的酒吧(见图9)场景时,除了运用传统工艺外,还大量运用了不锈钢工艺和加胶钢化玻璃制作工艺。这些工艺在以前的布景制作上我们从未接触过,通过与钢铁研究院以及特型玻璃厂的多次研究,反复实验,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防破裂玻璃地面。此玻璃作为地面既可爆裂,又可承载两吨以上重量的摄影升降器材。同时开发利用了建筑业运用的耐冲击、无碎裂的“JS”复合材料,快速凝固成型。法国影片《最后时刻》(见图10)的场景利用PLEXI-GLASS材料,制作新型不锈钢效果墙面,钢架屋顶自动关闭系统。《天脉传奇》玻璃舞台上的背景活动板,用SERIES材料制作物品柜自动升降系统,通过微机操作,设定时间程序,让其自动转动,而且舞台灯光自动升降(见图11),实现了银幕形象的最终艺术效果。 三、置景技术的发展与未来 虚拟场景的构成,则是通过细致加工的景物,以蒙太奇手法有机地组合起来的虚拟场景。随着未来数字电影的逐渐发展,提高电影置景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尤为重要。未来的电影布景制作,必将使用新型环保材料,如电影《功夫之王》大殿以及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晁衡舘”场景,都是利用易溶于水的丙烯酸(俗称水性油漆)装饰的表面效果(见图12、图13),利用置景技术的展示功能,将其延伸到电影文化的建设中,并通过高科技声、光、电的艺术处理,加大对模拟制作景物﹑景观的科技含量和艺术含量,使之起到美化电影场景模拟建设的作用。今天的数字电影技术,已经对电影工业的生产、制作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下的数字技术语境,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对电影布景制作、建筑装饰都有了新的要求。以前电影场景惯用的竹帘、纱帘、线垂帘等效果很能表现当时的生活环境,但在数字电影场景里,就不甚理想,影片画面会出现爬格的现象。因此,数字电影布景在材料运用上要有选择,既要符合剧情,又要适合数字电影布景要求。IMAX3维立体影片场景的制作,首先要了解IMAX3维影片的特点,即:超大、场景与特效的结合或叫合成技术的特殊性,以及景深、运动方式等。在场景搭建中,首先要突出精细考究,尽可能地将影片场景的深度空间与浅度空间表现出来,处理好场景细节。在所有的施工场景中,不能有一点穿帮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置景专业在IMAX3维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尝试各种未开发的新型材料,特别是像三菱系列的SERIES的标准建筑材料,隔音、隔热、阻燃的LIKEAIR铝塑材料,它是透明度高、重量轻的PC中空材料。它的广泛应用,这正是置景专业艺术不同于其他建筑艺术形式之处。突出了电影置景是既源于生活的建筑艺术而又高于生活的建筑艺术形式。它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置景艺术修养,还要有娴熟的造型艺术和组织管理才能。当今社会,知识的释放已经产业化、系统化,高科技知识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竞争的主要力量。置景行业也将面临高科技布景的挑战。只有拥有专业的知识培训、严格规范的项目管理,才能提升置景工程的艺术质量,从而使置景施工、调度、管理等诸多环节提升至新的高度。置景人应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调动社会各方资源,除延伸传统写实工艺布景技术外,更应努力开拓数字电影布景制作技术,努力将环保、节能、低碳材料及工艺运用到未来3D电影布景制作中来。置景人除了将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应用于未来布景制作中外,更应在电影布景制作专业上树立创新意识,精益求精、拓宽视野,在置景技术上创造出独特的行业发展模式,以适应未来数码电影的发展,为置景工艺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最终赢得观众的喜爱与尊重。 四、结束语 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电影场景技术,才是中国电影技术发展的健康之路。在即将到来的2013年里,要直面困难、团结协作,让所有的电影工作者共同开创电影技术产业化、信息化、国产化的新局面。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置景人的不懈努力与追求,置景技术与艺术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电影论文:电影放映员上访原因、问题、政策和建议 一、电影放映员上访问题怎么回事 1、上世纪70年代初，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农村电影放映的指示精神，组建了电影放映队，且颁发了相关文件和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公社电影队是基层政府的文化宣传事业单位。全国各省市（港、澳、台外）于1974年前后相继建立。2、放映员的配备也是按文件精神每队2-3名，由政府和上级文化主管部门从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民办教师、退伍军人中择优选拔的，应具备能写会画，吹拉弹唱等条件，经严格考核、体检和业务培训后持证上岗的专职电影放映员，这一群体当时的确优秀。从7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坚守在农村电影放映这个艰苦的岗位上。为党的文化宣传事业工作了一辈子，无怨无悔，默默奉献了一辈子。3、由于形势的发展，近一时期电影受电视录相的冲击，使这一群体无用武之地，设备闲置，市场痿缩，但政府从未下文解散电影放映队，国家尚未取消农村电影事业，且在振兴之中，这一群体应随之并存。 中国首批公社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关系到民生民意，以及社会稳定的大事。广电总局及文化部等有关部门已出台过文件精神要求各地予以解决，近年来此事引起全国老放映员的各级上访案件频频出现，也引起了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关注。为此广电总局在12月18日又就此问题召开了由广电总局，国家信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部，以及部分省信访局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就老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做了分析研讨。这些七十年代的老公社放映员，在当年农村文化阵地上风里来雨里去，为广大基层群众送去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食量， 二、部分地区对电影放映员的政策 一是凡是在一九七七年前参加放映工作，一直坚持电影放映十五年以上，并持有“三证”、“一证明”的同志，按机关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完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三证”、“一证明”是：1由山西省电影公司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证》。2由山西省文化厅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技术资格证》。3由原雁北行署文化局盖章的《山西省电影放映单位登记证》。4由所在乡镇府于年前为其本人出据的“证明情况”一份。二是凡是一九七七年以后参加放映工作，工作年限又不满十五年的，可参照国有企业、二轻企业改制职工安置补偿标准办法处理。三是以上经费，按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均由各县区财政和乡（镇）财政解决。四、解决乡镇放映员的待遇问题事关文化事业发展和稳定大局问题，政策性强，影响面广，各级政府一定要责成文化、财政、劳动、人事、乡镇有关部门认真摸底，严格把关，坚决杜绝虚报、漏报现象。五、在处理此问题时，应注意掌握“公开摸底、公平对待、公示结果、平衡周围”的原则，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体向社会进行最少两次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以免新的矛盾产生。 三、电影放映员上访情况 这群人现已年近花甲，随着年岁增高，其职业病遂渐出现 从起，这一群体相继上访，有的地方领导说上面没有文件难解决，有的文件已过时，没有可操作性。据调查，在这近十年的上访时间里，有些地方政府已产生了一些局部的解决方案，例如浙江省的台州市、山西朔州市，相继出台了相关的解决方案，且已实施，收到了稳定社会的最佳效果。 四、做好电影放映员稳控工作的建议 10月10日，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对全市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上访要求的处理意见》(忻政办发130号文件)，对全市各县(市、区)解决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上访要求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今年1月18日又下发了《关于尽快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的通知》，同时组成督查组赴各县(市、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项督查。多数县(市、区)积极行动，对文化站辅导员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如偏关县已将文化站辅导员趵生活补贴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并列入财政预算。但有些县(市、区) 对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问题处理缓慢，致使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多人多次到省和市上访，要求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他们的编制、待遇问题。鉴于此，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照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认真对待，专题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措施。同时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一、对于过去多年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的人员，已与当地县、乡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现在又无法解决编制和录用的人员，应根据《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1481号)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予以辞退，并由当地财政部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二、对于连续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满三十年以上的乡镇电影放映员，应考虑到他们大部分步入中老年，工作无着落、生计窘迫的实际困难，可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出资加入到养老保险体系。 三、由于乡镇电影放映员的问题自七十年代至今已近30余年，涉及人员构成较为复杂，且各县(市、区)的情况也有较大差异，所以在资格认定方面必须由县级人事劳动和文化主管部门严格把关，依据由当地乡镇以上政府部门审批生效的录用聘用审批表、工资发放表或工分补贴记录对当事人予以登记和年限认定。 要求各县(市、区)扎实细致做好工作，认真帮助解决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具体困难，确保不得形成集体上访。 电影论文:论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与字幕翻译 1. 引言 当《功夫熊猫》将中国功夫与国宝熊猫融入美国式成长故事登上票房排行版的时候,当《阿凡达》改变传统的观影理念,将人们带入3D、IMAX影视技术时代的时候,当《泰坦尼克号》时隔15年再一次强势卷土重来的时候,观众不仅享受到了电影的盛宴,也感受到了电影做为文化纽带的巨大作用。 做为文化的载体,电影不仅 仅通过屏幕效果来实现其跨文化传播作用,电影字幕的翻译也为其顺利进行跨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2. 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2.1电影的传播属性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从经济领域开始席卷全球,在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也开始了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交流。全球化语境下,电影艺术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它必须服务于其社会本质。这决定了电影艺术的多重属性:电影不仅仅是一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影像语言,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产业。 带着它的多重属性,电影的传播模式打上了工业时代营销模式的烙印。电影成为了一种商品,它的传播行为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使观众乐意为获取较多信息和视听享受而付出较高金钱和较长时间。做为传播的艺术,要做到艺术的传播,电影必须在传播的5W模式,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的5个W中找到最优化的组合,才能够完美地完成传播功能,实现商业价值。 2.2电影的文化特质 每一部电影刻上了制作者的文化意象,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如张艺谋电影对视觉审美的追求、对城乡差别的关注;周星驰电影中草根式的无厘头搞笑;吕克贝松的新巴洛克电影风格和独特的叙事策略;卡梅隆对科技创新的执着、对人类命运和责任的审视、对危机意识和人性的思考。然而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赢取更好的票房成绩,影片的制作方开始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尝试。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功夫熊猫》,这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它以1.3亿美元的制作成本,在全球取得了超过6亿美元的票房成绩,其中海外票房过4亿美元。傲人的票房让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美国价值观念的成功跨文化传播,同时也反映出全球观众对承载丰富文化特质的电影产品的接受性与包容性。 2.3 电影与电影受众的文化主体性及其差异 电影传播过程中涉及两大文化主体,即电影产品和电影受众。 一方面,电影产品充当影片制作组织的发言人,它向电影受众传递着制作组织的价值观和精神。另一方面,电影受众是其所处文化的产物,带有特定的文化印记。人的生活环境由特定文化构成,告知他们道德和行为规范、赋予他们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这两大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来源、特点和话语权等几个方面是存在差异的。 首先,电影产品、影片的制作组织与电影受众身处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各自的经历和经验,受不同行为规范的约束,受不同价值观的影响,这造就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电影两大文化主体的特殊性。其次,电影属于大众传播的一种,其受众的特征类似于大众的特点: “(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 (4)流动性(5)无组织性(6)同质性” [1]。因此,做为意见领袖即影片制作组织的产品,电影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电影受众个体。 2.4 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电影受众在面对电影产品时,不仅获得娱乐服务,而且会解读它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如文化知识、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及生活范例。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当然这种对话的单向性较为突出。 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电影的制作团队需要考虑两个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上契合度。当契合度较低时,文化分歧就会出现,分歧得不得调解,文化冲突就可能产生,这将直接影响到电影产品的票房收入。然而,即便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人文关怀却是世界性的,是全球观众都可以理解的,如对人性光辉的赞美、对人性扭曲的控诉、对自由追求的肯定等等。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2] “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3]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策略。 影片《卧虎藏龙》将中国老百姓的“平民英雄”情结浓缩在武侠精神中,承载在中 国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这正好与西方文化的骑士精神不谋而合,这种契合是该片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使其一举获得200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奖项。 中国不乏“盗”类题材的电影,但多是山匪路霸,或是绿林好汉,“外海内陆”的地形结构让国人对欧美的海盗文化知之甚少。然而相关知识经验的缺乏反倒刺激了他们对此类电影的 期待与需求,《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将黑暗世界里最富有活力、最自由的海盗文化展示给中国受众,在中国大受欢迎,据世纪环球在线网站统计,影片《加勒比海盗4:惊涛怪浪》(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On Stranger Tides) 在中国上映第22天就突破了4亿人民币的票房。[4] 3. 字幕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工具,电影承载着多方面的文化意象。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一定区域的社会生活或者一定人群的风俗人情的反映。[5] 电影中的语言是其所属社会文化的产物,必定要受所属社会文化的制约,显现该社会文化的特征,烙上其文化的印记。由于中西文化间存在社会制度、道德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文化差异越大,跨文化传播时的挑战也越大,无疑电影字幕翻译处理不同文化意象所做的努力也越大。翻译的优劣影响着观众的理解和欣赏,是电影跨文化传播成功的重要因素。 3.1 什么是字幕翻译 字幕翻译即影视中把原语的对白以共时字幕的方式译为目的语,通常位于屏幕下方[6]。由于字幕翻译不仅可以大大节约成本(费用仅为配音的十五分之一)[7],而且较译制片来说,更能节约制作时间,加速电影的上映速度,尽可能快地实现全球同步公映,因此近年来字幕翻译在中国也日益盛行起来。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字幕翻译还能让目的语观众体会到最真实的异国情调与语言魅力。字幕提醒观众正在经历双重体验——他们不单在看电影,同时也在阅读它[8]。 3.2 字幕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电影字幕的翻译是通过大众媒介完成电影跨文化交流的手段之一,它具备跨文化交流的特性。 传播学界普遍认同传播过程就是信息的流动过程。为进军海外市场而进行的字幕翻译,它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可看成是一个由电影制作团队、所译电影、字幕译者、字幕和海外受众因信息传递而组成的系统。然而,该过程的参与者是各自所在文化的产物,“在潜移默化中成了 那个文化的一份子,接受了那个文化的习俗、观点与世界观。这些深深藏在一个人头脑中。他进行传播活动,他的文化业伴随在身边,藉着语言,也在语言中反映出来” [9]。 为了帮助海外受众更为准确地理解演员对白,享受电影的视听刺激,字幕译者在这个信息传递过程中,充当了“守门人”的身份。1947年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发表了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群体生活的渠道》,对“守门人”的概念予以理性的阐述。他认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总是沿着包含有检查点即“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而“守门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他所接到的信息。做为“守门人”的字幕译者,他决定着字幕信息的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及如何传递字幕信息的重要作用。 “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10]中西文化由于地域和历史等原因两者存在显着差异,电影中也存在着不符合海外受众口味的文化因素。为了使两种文化对话更加顺畅,字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文化进行过滤,保证海外受众在理解对白的基础上,享受到异域文化带来的别样感受。 3.3 字幕翻译的特点 首先,字幕翻译具有传播媒介的特殊性。电影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多元化的,它依靠画面、音乐、文字等方式传递丰富的信息,给电影受众以视、听刺激,电影受众凭借眼、耳所接受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来欣赏电影。字幕翻译的文本必须与其他信息传递形式互为补充、协调一致,才能充分展现影片的艺术性。其次,字幕翻译文本呈现的短时性。众所周知,字幕的显示需与画面同步,配合演员的讲话速度,随情节更换。因此,字幕翻译的长度需适合观众的阅读速度,严格控制长度。最后,口语化是字幕翻译的重要特点。字幕翻译主要是针对电影对白。对白在语言类型上属于口语范畴,所以字幕翻译文本要通俗简洁、清晰自然。 3.4 字幕翻译受到的限制 通过分析字幕翻译的特点,不难看出字幕翻译受到的主要限制之一就是时间。字幕翻译将对白转化为电影受众阅读的文本,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的阅读速度比讲话速度要慢,为使字幕翻译文本跟上演员的讲话速 度,配合画面要求,尽可能同镜头同步切换,简洁性便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另外,字幕翻译还要受空间的限制。画面上字幕过多,必定会喧宾夺主,影响画面整体美感,影响观众的审美体验,削弱影片的艺术性,因此,通常每一个画面上,“字幕最多不能超过两行,否则就占去太多画面,而每一行的字数也要受到屏幕宽度的限制”[11]。第三,字幕翻 译不同于文学翻译,它的时效性决定了不可能对它进行加注处理,无法使用语言类注解。然而,与字幕同时出现的画面、音效等却为电影受众的理解带来了丰富的提示。这三大主要限制对电影字幕的翻译构成了巨大挑战。 3.5 字幕中文化信息的翻译方法 3.5.1 直译 字幕译者在海外受众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将原语对白中的文化词原封不动地移入到目的语中,通过屏幕上的剧情为译文进行注解,方便受众体会真实的异国风情以及文化内涵。 在《老友记》第七季第五集中,罗斯向菲比要回他公寓的钥匙,菲比明明拿在手中,却说没有时,有这么一段对白: Ross:“It’s right there!” Phoebe:“Ok,Sherlock!” Sherlock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小说人物——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学苑音像出版社的中英文对照版本将它翻译成“侦探”,但如果能直译为“福尔摩斯”,一方面不会影响中国观众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对白的幽默特色,很好地诠释了菲比的性格特点之一,即常说出(更多是唱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在《阿凡达》中当Grace从实验连接设备上下来,工作人员用这么一句话提醒大家“Here she is,Cinderella back from the bal1.”字幕译者将其直译为:“这会儿灰姑娘参加舞会回来了。”对于“灰姑娘”和她的舞会,中国观众十分熟悉,译者采用这样的译法比直接说Grace实验结束回来更能活跃气氛,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3.5.2 意译 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存在巨大差异时,为了让海外电影受众取得与原语观众相同的语境效果,字幕译者有时会采用意译的方法,把译语文化放在高于原语文化的位置,体现译语文化及语言特征。 《阿凡达》中当新一批的士兵被送到“潘朵拉”星球上,打开机舱,老兵们是这么说的“Look at all this fresh meat!”,译者没有将“fresh meat”译为“鲜肉”,而译成了“菜鸟”,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缩影,也更好地体现出老兵们的不屑与傲慢。对于危机四伏的潘多拉星球,能生存下来的老兵自然会有这样的优越感来表达不屑。这样的译文让老兵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另外,虽然Jack双腿瘫痪,但仍能面对挑战去“潘朵拉”,所以军官对他的到来和坚持表示肯定的时候说“You got some heart,kid,showing up in this neighborhood.”译者译为“能来到这里,你还满有种的嘛”,用“有种”代替直译的“内心坚定”,这样就把一个铁血战士的无畏与勇气写得更为贴近生活。 又如在《闻香识女人》的结尾处,史雷德上校在全校师生面前为查理辩护,他说:“Boys, inform on your classmates, save your hide. Anything short of that, we're gonna burn you at the stake? Well, gentlemen. When the shit hits the fan, some guys run and some guys stay.”(男孩们,出卖同学,明哲保身,否则我们会干掉你?哦,先生们,当大祸临头,有人逃跑,有人留下。) 这段文字中“burn you at the stake”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知识非常丰富。《圣经》中谈到犹太人最初的法律就是:亵渎神明罪和重婚罪的人要被施以火刑;公元前6世纪雅典人的第一部法典也规定用火刑来处死重罪的人;在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由于信仰的关系,火刑也是非常普遍的,那时候被判火刑的人一般或多或少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他们一般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烧烤而死。译者没有直译为“我们会将你烧死在火刑柱上”,而是用“我们会干掉你”的表达,不仅利于中国观众理解,同时也把权势之人排除异己的狠劲刻画得十分到位。 3.5.3 替代法 根据功能对等理论,“重构”是解决文化差异的方法之一,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12]。电影翻译中,影片中如有海外受众无法接受的词语或文化意象,那么译者可以选用译语中与原片艺术最相似、最贴近的,同时又能让观众易于接受的词语来替代。 《老友记》第七季第13集中莫妮卡向罗斯抱怨父母在他们搬出后把罗斯的房间奉为圣殿,而将自己的房间改造成健身房时说: Monica:“I got to say,a tanning bed and a stack of Victoria’s Secret catalogues,not a gym !”(我得说,一张日光浴床和一堆内衣画册,算不上是健身 房!) Victoria’s Secret(维多利亚的秘密)是美国顶级内衣品牌,它的名字是魅力、浪漫、纵容及女式内衣的代名词,据说该公司每分钟的内衣销量高达600多件,但中国观众对其不一定都很熟悉,因此译者使用替换法,用“内衣”来代替这个品牌的名字,使这句话的意思一目了然。 又如第5集中瑞秋向乔伊许诺送他十件拉尔夫 ·劳伦的衬衫,她说“I’11 give you ten free Ralph Lauren shirts.”Ralph Lauren是个有着浓浓美国气息的高品位时装品牌,无论潮流如何改变,它永远流露出一股自由舒适而华贵内敛的气息。做为Ralph Lauren的时尚顾问,出身千金小姐的瑞秋自然会选择该品牌来送朋友,译者考虑到中国观众对该品牌的认知度问题,用“名牌衬衫”来替代它,处理方式与上例相同。 当然,这种译法的缺陷之一就是削弱了原文的文化内涵,但考虑到前文所述字幕翻译所受的限制,这样的替代可以说是较好地完成了跨文化信息传递任务的。 4. 结语 做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方式,电影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字幕翻译是这一力量得以顺利传导的重要工具。字幕中蕴含着原语文化中的多重信息,如物质文化信息、社会文化信息、宗教文化信息、语言文化信息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为有效传递这些信息,保证电影的可观赏性,进行字幕翻译时要结合其自身特征,充分考虑各种限制因素,将海外受众的心理诉求、审美期待等纳入翻译体系,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从而保证字幕各种信息的等效传播,为争取海外票房做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种文化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对话,文化包容度增大,同时电影受众的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对艺术的理解日新月异,字幕翻译时可考虑对文化信息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更好地保留电影中的异域风情。 电影论文:浅谈在英国看电影的论文 这两年往英国走得多,英国的电影院也进去了好几次,感触颇多,随手记下,和国内的电影娱乐环境作个比较。 英镑一张电影票 首先是票价。国内电影票价虚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全国整体银幕数量较少,使看电影并没有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日常业余生活形式,加上盗版猖獗,进电影院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习惯。这就导致整个电影工业的不景气,投资者对市场没有绝对的信心,就不会花大价钱开那(文秘站:)么多的电影院,从而银幕数量仍然不足以支持每年产出的所有影片,更不要说把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分级播放了。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国内的电影票价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以杭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为例,平均一场电影的票价约为人民币70元;从全国范围来看,平均约在50元。以当年国内票房最高的影片《英雄》来计算,该片全国票房约为2.5亿元人民币,平均票价50元,全国观影人数约为500万,仅占中国13亿总人口的0.4%。而只要过千万元人民币的影片即可算是成功,观影人数仅为20万,占全国总人口0.015%。 那么我们看看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来讲,在英国上映的影片,无论是英伦本土作品或是好莱坞大片,票房能够超过3000万英镑即可算作是票房大卖的成功作品。可是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仅约为3英镑,也就是说,一部成功的作品观影人数可以达到1000万人,占英国总人口的17%。而像哈利波特系列那种超级大片,票房可超过7000万英镑,即观影人数达到2300万,超过全国总人口的40%。这种比例和国内比起来,简直让人惊讶得合不拢嘴。 很明显,英国愿意去看电影的人比我们多。那么,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字对比。按大城市中产阶级计算,国内人均月收入可达到5000元人民币,平均一张电影票50元,占月收入的1%;英国人均月收入2500英镑,平均一张电影票3英镑,仅占月收入的0.12%。那么,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为什么电影票便宜。 电影论文: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类型 摘要:其实早就注意到电视电影中的一些喜剧因素,如《青春与共》《天天有太阳》《河沿儿》等。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的电视电影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恰恰又是几部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带有明显喜剧色彩的轻松愉快的影片,如《翻身》《装修良缘》《十全十美》《从心相恋》《失恋联盟》等,让我不由自主地要拿其中制作精良的电视电影比作优秀的低成本电影。虽然从1999年电影频道在电视节目中电影资源匿乏的情况下开始投资拍摄电视电影到现在,电视电影经历了风风雨雨,逐渐获得了不少专业人士的认同,“华表奖”“金鸡奖”中还设立了电视电影的专门奖项,电影频道也专门为电视电影设立了“百合奖”,可谓成绩斐然,但由于电视电影数量多,难免良荞并存。在很多人眼里,稍显粗制滥造的电视电影仍然不算是能与影院电影同日而语的艺术作品。但是,近期的几部具有喜剧色彩的影片却让我由衷地感到电视电影在探索过程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是其中较显成绩的一方面。 关键词:都市题材 电视电影 喜剧化类型 电视电影成本低,平均每部影片的成本约为50万元人民币,即使用高清晰数字摄像机拍摄制作,平均成本也不会超过100万元。在这样低成本的制作氛围中,都市题材电影的喜剧化是有其现实的土壤的。首先是成本回收容易,创作者不必背负各种沉重的压力。据有关资料表明,电视电影只要在电影频道黄金时间播出一次,就可以通过广告收回成本,因此,“只要你选择好剧本题材、制作班底,别偷工减料,认真去做,就不用担心回收问题,可以把精力放在制作上面。”①其次,创作人员云集。国产电影的现状使得很多电影从业人员加人到电视电影的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率先拍了两部获奖影片《王勃之死》和《阿桃》、最先在电视电影中站稳脚跟的青年导演郑大圣②;还有一些徘徊在电影大门之外的年轻人,可以借助电视电影传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生活体验,如《从心相恋》的编剧邱怀阳,就是从自己熟悉的角度潜心编写了这个讲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恋生活的故事。 再者,喜剧容易讨好。电视电影独有的播放形式,无论对创作人员还是受众来说,喜剧都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体验。“拍摄过程很轻松、很愉快,跟玩儿似的,……”③而某学院一位讲师在看完影片《翻身》后,兴奋地说:“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一部能让我从头笑到尾的电影了。”在生活压力日益加剧的今天,对喜剧的需求反映出人姗视电影】们对轻松、释放的需求。轻松、明快的喜剧自有相当的市场。 但既然是低成本,制作就有相应的制约,除了众所周知的不能用35毫米胶片,不可能有高科技,不会有大明星加盟之外,在题材、选景上也受到一些限制。大多数创作者都是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从自己周边比较熟悉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从性价比上考虑也符合低成本制作的要求。因此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场景通常选择在寓所、街道或城郊等地,很有一些“新现实主义”的特点。像《危险时刻》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郭第一的谨小慎微的男人在面临歹徒时还叫嚷着“一停二看三通过”,结果被见义勇为的、当出租车司机的妻子刘蔓所不齿,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郭第一通过具体的机智英勇的表现,化夫妻之间的隔阂为理解。影片的主要场景就是出租车、办公室、家、街道、歌厅等公共场所。 鉴于上述原因,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似乎可以成为电影频道自觉不自觉的策略倾向。 下面就2003年初的几部影片,谈谈大体印象。 意想不到的情节设置 喜剧电影通常以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为题材,用较夸张的手法,意想不到的风趣情节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喜剧化,顾名思义,就是用喜剧手法使影片具有喜剧效果。因此出乎意料的喜剧情节是一部好的喜剧化影片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翻身》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设置的几个情节看似普通,如三个贼在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替察抓了贼首却又被两小贼给救走了,三个贼抢劫银行等。但是在公共汽车上,当贼挨个抢劫到其中不动声色、见机行事的替察乘客,该替察命令他蹲下的时候,他竟然顺从地蹲下了,同时还传达命令让他的两个同伙也蹲下。这一蹲和这一传达的反常动作,就把整个事件喜剧化了,既把一个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罪犯还没有完全适应狱外生活的一面在轻描淡写中反映出来,同时也刻画了这三个笨贼的本色:他们并不是那种杀人如麻的恶棍,因此和警察就有了以后的几场较量。他们抢劫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抢劫,而是不堪忍受警察的羞辱“笨手笨脚没出息”,逃跑之后决定抢劫警察所管辖的片区里的那个银行,让警察在他所在的派出所里“永远都翻不了身”。三个笨贼抢银行纯粹为的是争一口气,这使本来紧张有余的犯罪行为在愚笨的策划中得以消解,他们为抢劫银行特意准备了西服,因为“电影里都那样”;傻乎乎的老二绑架电影明星,在银行里却舍不得她死,私下摘了雷管的引信,还恳求她在自己的衣服上签名……观众不得不为情节中这些峰回路转的设置暴笑不已。 从严格意义上说,以悲剧结尾的《当爱情失去记忆》是一出悲喜剧,但其中的喜剧化因素占了相当篇幅,让人自然地以为导演刘仪伟是以一种轻快的方式在演绎一个爱情故事。典型的段子就是独在北京的丝丝不堪寂寞,夜里给远在长沙的李不肖打电话,李不肖在电话那头假装留言机:“……如再续留言请按1;如不想留言请按2;如想请我吃饭请按3;如需听我唱歌请按4;热烈庆祝北京申奥成功,请按5;坚决拥护手机单向收费请按6;如想知道昨天和前天的天气请按7;热烈庆祝中国足球参加世界杯,仅输9球,载誉而归请按8;如果你觉得电话机信号不太好,请用力摔打你的电话机;如果是丝丝来电,我在家……”我想,此时荧屏前的观众和电话另一端、握着听筒笑倒在沙发上、原本芳心寂寞的丝丝感觉是一样的。李不肖的性格也就在这样的情节设置和诙谐语言中跃然纸上,他和丝丝的感情也因此大大增进一步。 丰富平实的人物塑造 人物是影片的魂灵,人物的身份、职业和性格决定了一部影片的基调。喜剧化的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植根于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表现都市平民的原生状态,它所选取的人物通常为都市生活中的各类小人物。有时候,时尚的大众文化也给创作人员提供了足够的影像素材,如广播电台音乐频道的工作人员,如电视演播室的现场直播,如报刊杂志的记者等都在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中频频出现。 《失恋联盟》中的宋美美(宋丹丹扮演),带着上幼稚园的儿子和一个香港商客同居,满心盼望港商此次回来能和自己结婚,却没想到港商把两人合买的住所的一半抵给了 公司派来接替他工作的戴思挂(曾志伟扮演),一个长相困难的男。于是一个一心想有家有稳定生活的离婚女人和一个被迫接受“遗留问题”的中年男子住到了同一屋檐下。宋美美先是“傍大款”,后是被欺骗,再后来为了满足虚荣心的需要,和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帅哥产生了“姐弟恋情”,最后终于明白真爱来自自己身边的这个相貌一般、年龄不小的男人。影片具有较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宋美美上网和人聊天(虽然网恋是一个俗滥了的话题),四十多岁了,还硬撑着陪小情人到酒吧喝酒熬夜,为了儿子和自己的未来,又希望能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放心依靠的肩膀。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生动的女性形象:眼看着青春已经逝去,却又不甘心步人即将到来的中年。 (装修良缘》中的刘船,是一个外地的打工仔,没有人际关系,没有文凭,没有在都市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除了一双会做木匠活的手和三寸不烂之舌。而这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不了想自己寻找装修工人的大学教授庄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过天桥时,一个迎面而来的行人推着自行车艰难地上台阶,不是因为刘船本能地走过去帮了一把,他的第一个装修活不知道会在哪里。也正是从刘船那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让庄老师,也让我们看到了被都市生活湮没了的微不足道的打工仔的善良本性。像刘船这样的一个边缘人物和雪村在《当爱情失去记忆》中客串的那个戴墨镜的街头卖艺人,同属于都市的特有现象。他在自弹自唱崔健的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一个路人拿了他的钱跑了,行人为他打抱不平正要追上前去,他摘下墨镜,拉住行人的衣角,煞有介事地说:“不用追了,我只不过是在做一个实验。我今天在这里已经站了一整天了,一共有一百四十九人给了我钱,只有十四人把我的钱抢跑了。啊,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而《从心相恋》中的男主角马晓涛(潘粤明扮演)则是一个在父亲的期待中每每失落的独养儿子,没有考上大学,有着一份不能令父亲满意的厨师职业,和一个青梅竹马的同是独生子女的李丹丹过早地结了婚,很快又陷人了买房和生育的尴尬矛盾中,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婚。 离婚以后,两人又迅速相互思念,历经波折,总算重归于好,演绎了现代都市青年敢作敢当,勇于直面生活的情感故事。 相形见细的叙事缺憾 影片类型化是赢得观众的捷径之一。一个好的喜剧化故事,必定有一个吸引观众往下观看的开头,如《从心相恋》,影片一开始就自觉地运用了快节奏的平行蒙太奇处理方式,用以铺陈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关系,以期达到在“前6秒钟之内”吸引观众的眼球;同时要有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矛盾关系,如《翻身》中贼被警察羞辱,贼逃跑后开始策划抢劫银行报复誓察,而倒霉的警察偏偏只有抓住这三个贼才有可能让自己在年底的工作积分中翻身。另外,强化喜剧效果的细节也必不可少,如《翻身》中三个笨贼对《英雄本色》的模仿:在小马哥出征的背景音乐伴奏下,整齐划一地披上西服,英勇壮烈,起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再如《十全十美》,为了把刘家的调味品放到陈师傅的台面上,刘家奶奶亲自出马,腰缠调味品,和陈师傅来了一场周星驰似的“十全十美”大比试……可以说,这些影片已经努力在朝商业类型片的方向靠拢。 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些影片又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影像和叙事失衡的缺憾,或者说叙事技巧尚欠火候。虽然《从心相恋》的主创人员在反思自己作品的时候,认为影片后半部分之所以较前半部分平淡是因为自身阅历的局限,“如果再过几年,我们回头来看今天,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好”。但是对故事节奏总体把握的不平衡更多的倒像是强弩之末,阅历本身的增多既融会在技巧训练的过程中。 郑大圣说得好:“……我认为电视电影可以变成民族影业最后的防线,可以为国产电影留一个人才和观众的蓄水池,使它不枯竭。……拍的人多了,它就有希望形成一股力量,出现一批又一批的从业人员。……”让我们关注一批又一批从业人员,为他们的不断进步叫好吧 电影论文:中国电影中文学经典重写方式研究 小说文本与电影也都以陌生女人写给作家信的自叙方式展开的,这种自叙方式是小说文本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在这种自叙的方式下,陌生女人充分表达了对作家的情感,将陌生女人的心理情感刻画得十分的细腻,电影在这方面也充分展示了与小说作家及其文本的默契。一般而言,对外国文学名着的改编都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陈和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中写道“:研究者更重要的工作是以事实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如何把外来因素和本民族的传统以及自己的创造个性相结合,铸造出崭新的艺术品。”也是就说,我们注重文学作品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不能忽略改编者的主体创性。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改编的最大独创性体现在将中国特有的民族元素融入到了影片中,显示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与世界的经典文本对接交流的广阔空间。 小说中是没有明确提出故事发生的背景的,徐静蕾改编的电影则将故事放在了中国动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会军和马玉峰整理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得到的———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导演创作谈》中讲到徐静蕾选择这个时间过程的真实记录“:一开始我是想把它改成一个中国现代的故事,从70年拍到90年,基本上改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停止了,因为这个故事后面有一些问题我是无法逾越的,比如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做一个交际花等情节,放在现代里不是不可以,但要避讳很多东西,我觉得就违背了当初我拍这个电影的初衷。在这个电影里我只想讲情感,至于说社会道德批判,我想把它淡化到最淡、最远的地方去。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给我一些建议,说是不是考虑放到三四十年代,一改之下就觉得很顺利,基本上就可以把我主要想表达的东西放到那个年代里去。”从徐静蕾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是为了故事情节进行下去的必要。文本小说中讲到作家R先生以出远门去旅行为由两次从陌生女人的身边离开,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当代,这也是徐静雷不愿意的,放在动荡的年代,作家同时具有了记者的身份,面对时局的动荡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学生游行的街道上促成了他们的见面,以及为后来作家离开陌生女人都找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使故事情节非常顺畅地进行下去。徐静蕾将改编的故事放在三四十年代北平的四合院里,可以看做是徐静蕾为了纯粹地表达爱情故事,最有效地接近小说文本,同时又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无论小说或电影,人物必须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事件、情节和矛盾也是发生发展在一定的环境当中。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当眼前物体的形状接近于记忆中的某一形状时,知觉才可能把眼前的对象想象成记忆中的形状,或将二者合并在一起。受众对电影的欣赏也是如此,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生活的三维时空模式化后置于意识中,并将其作为观众接受心理的起点。只有影片中的时空环境和生活中的固有环境相近或相似时才有欣赏乃至接受的可能。再则由于审美心理具有保守性及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习惯于按照传统趋向进行。”电影的这种改编是十分符合中国受众的心理的。 电影在进行原有的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分散地展现出了很多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北京四合院,过生日吃寿面,踢毽子,丢沙包,写毛笔字,过年放鞭炮,吃饺子,街道上运煤的骆驼,人力车夫,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冰糖葫芦,窗花,旗袍式的棉袍,三四十年代流行的学生头,媒人为母亲介绍继父,女孩子戴在手上的银镯,刺绣,京戏,等等。这些元素无不是包含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无不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和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已不可避免地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冲击下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丢失,而电影这种视觉的盛宴却能使现代的人们在生活的疲惫之余重温童年时代热爱的游戏,重温逝去的美好时光,可以说电影中的这些民族文化元素呈现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受众者的怀旧情绪。“怀旧的基本导向是人类与美好过去的联系,而在现代性的视域下,这一过去不仅指时间维度上的旧时光、失落的传统或遥远的历史,还指称空间维度上被疏远的家园、故土以及民族性;而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怀旧最重要的还包括人类个体及群体对连续性、同一性、完整性发展的认同关系。”怀旧的情绪让人们重新找到与逝去时光的美好联系,重新找回民族认同感,一切有关朦胧而遥远的回忆在受众者眼中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怀旧是神秘而美妙的,人们在这一情境的感性体验中寄托着某种稳定感、安全感或归宿感以此来弥合在当下现实中感受到的精神失落和人性分裂。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怀旧具有强大的乌托邦功能。而它形式化的例子在当今社会比比皆是,如古物收藏、博物馆艺术、老照片、老房子、老城市、旧歌翻唱,等等,现代怀旧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成了一种关于过去的工业文化。鲍德里亚把这一切归结为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他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大众是消费的主体,全部文化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内容。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片长九十八分钟,而在这九十八分钟内分散地呈现了十多种非常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应该说这不是种巧合,而是导演的有意为之,是对怀旧之风成为当下社会一种流行的精神时尚的一种迎合,可以说在影片中的这种独有呈现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商业运作手段,而对于电影改编而言,遵循观众心理规律:商业运作是无可厚非的。 电影改编还有一个独创之处在于运用了非常富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背景音乐,即以琵琶弹奏为主的《琵琶语》。《琵琶语》在电影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影片开头作家开始读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第二次是在女孩初次与作家正面相撞并爱上作家时,第三次是在影片的结尾作家读完陌生女人来信展现其感受时。《琵琶语》音乐忧婉、舒缓,旋律简约而不失张力,如痴情女子的声声低吟,颇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琵琶声的哀凄注定了陌生女人悲剧痛苦的一生。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琵琶曲《昭君出塞》中的王昭君,都是具有悲惨命运结局的中国古代女性,两首曲子都诉说了她们悲戚的故事,琵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重要的表现女性不幸故事的独特人文内涵。徐静蕾在世界经典小说文本影响下的电影的改编,不仅让我们重新领略了茨威格这部经典小说自身的独有魅力,同时又展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使经典的改编打上了民族的烙印,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体现了中国的电影改编者对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主体性、独创性解读。我们应该赞赏徐静蕾独创的智慧,这种经典的重写实践“不但使原文本的影响在历时性的接受过程中一再得到强化,一再以新的精神与内容更新旧作,努力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并且把文本始终置于受众视野,使受众怀着重温旧情的预期心态,最终形成良好的传播与接受互动”。(本文作者:陈红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正在深入。这一讨论一直存在不少热点和分歧。不同意见的讨论 与商榷，对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诠释全球化的内涵，考 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讨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 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 度。 首先，应承认国际社会中“资强社弱”的客观态势。其次，不应过分强调“两制”之 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一面，而应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与 俱荣俱损的特点，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中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恰恰是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占我 国出口贸易量的75%。其中，中美两国贸易犹为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与贸易 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景气，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部条件就宽松，发展就相对顺畅。“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严重受损，中国的 出口状况马上由睛转阴，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两制”的经济合作竞 争状况将决定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反之亦然，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将最终影 响“两制”的竞赛结局。在和平发展时期，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尽快壮大社会 主义经济实力，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对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士的“和平演变” 企图，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思维惯性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转换，意识形态与 政治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经济与科技因素成为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 活的“零和”关系。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制度，现时并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强势的 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应在图存自强的目标下，积极推动相互间的竞争合 作关系，以求共存双赢的局面，这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现实与理智的战略选择 。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重塑’中的得与失──美国新社会史学评析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美国的 “统一的价值体系” 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社会史应运而生，向长期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冲击。新社会史家强调多元文化的美国中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特别是族群特性。他们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新社会史学在史学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很多偏差。特别是对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使历史学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损害。 [关键词]多元文化 统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国新社会史兴起的背景 美国“新社会历史”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已，是所谓美国“统一的价值体系”几乎面临崩溃的时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和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如民权运动的高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高涨、新左派的活跃，等等，都使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意志说”受到深刻的质疑。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被迫再次认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国“民族的发展历程”。 “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有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一百多年来，美国史学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代表是进步主义史学。当时的史学对政治相当关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和命运，核心主题围绕着美国历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竭力挖掘美国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国的“利益一致”历史学派(consensushistory)。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美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阶级区别的、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价值体系所决定。一般认为，新社会史是美国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向美国的传统史观发起挑战，在美国史学界内掀起轩然大波。首先，他们对“单一和统一的民族命运”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们力图否定“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纪60年代这种平民主义史学思潮的崛起还提出了疑问，即只对领袖人物进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吗? 总体说，美国的新社会史是向长期以来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的挑战。这派史学家认为，包括部长、律师和政治领袖在内的新教精英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代表全体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社会。所以，从本质上讲新社会史所体现的新潮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的追求，强调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凯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会史“是对不同集团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新社会史学家们努力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之间的有力而活跃的“相互影响”，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彼此竞争。从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国家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种族、性别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发挥它们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从理论来源讲，新社会历史受到西欧学术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重视历史的结构，即深深潜藏、长期延续的“结构”，而相对忽视具体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战争、条约、皇族婚姻远不如地理、人口变化、气候和贸易模式，以及地区食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来得重要。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物质的“存在真实”和深入的地区性研究。他们还运用人种学技术，扩大资料来源，试图通过微观的方法发现较为宏观的结构问题的线索。他们的研究得助于两种彼此相悖的知识体系。 一种是社会科学行为学派使用的经验方法。它反对主观性，追求精确性，采取社会现实中更为中立的立场。帕森（TalcottParson）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中系统关系的理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有序化原则”。他的社会平衡和社会有机体自我保持能力的观点，表明用“结构”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社会组织机构。他们发现，向现存结构发起冲击的新事件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变化。总之，这派历史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促成社会稳定和静止的结构性因素上。 另一种理论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这派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物质根源，并接受年鉴学派关于历史有科学规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观点，突出生产在近代社会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人民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通过阶级区分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历来是敌对的，它们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见，在特定情况下便对现存政府构成威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动力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二、美国新社会史的贡献 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分为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的称为”旧社会史”，之后的叫作“新社会史”。“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新社会历史家改变了对美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发，他们试图“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人口之间强劲的互动；了解这些利益集团和阶级为获得权力进行的竞争”。结果便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种族、性别和族群特性如何铸造或防碍了一个属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残酷压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在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点贡献。其一，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和物质现实之间、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二，他们的辨证分析用多种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识，当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固定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宗教进行分析；其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聚焦，开启了对“文化”本质、如何发现和定位这种文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长期辩论。 第二，美国人口史研究。社会史学家通过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去发现人口变化和人口移动(迁徙)的本质。这就要求搜集和解释量化的资料，确定人民曾经居住过的地点、家庭和社区的规模和形式，以及人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搬迁。其他一些史学家对学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结构进行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控制的经纪人，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持传统价值观的机制，这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威尔（RobertWell）的美国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说明家庭规模的变化和个人生活周期既可作为史料又可解释变化中的社会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家庭的来龙去脉、族群根源、家庭成员的年龄、都为了解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社会流动性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国梦”的生命力。这方面得到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研究者还特别关注普通百姓与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技术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技术在此结构中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这个结构。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社会史学家关心的是，由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出现在社区所在地和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这些变化的；“无产化”、“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术语不仅论及抽象的过程，而且更涉及到人们与新环境之间发生的具体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这些问题要求社会历史学家去解释：当新的生产技术与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发生碰撞时，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抵抗这种变化的；有人则强调，某些特殊群体却认为技术与工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们所引起的变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还有人认为，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如电影、电视、无线电使美利坚民族更加趋于团结，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这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贫困和犯罪的增加吗？它的影响对不同阶级和族群集团都是相同的吗？环境怎样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逊（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和郊区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详细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化历史，指出这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两种原因的结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国人喜欢独立居住的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结论：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家庭解体并不是城市拥挤和社区崩溃的结果；暴力与城市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城市史研究还直接与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当时的美国，族群、性别、年龄等都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其中，对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时十分兴盛。其研究重点是传统上“默默不语”的下层社会集团，其中族群特性成为新社会史的研究焦点。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机构的总和。族群性研究为的目的是发现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权力结构共存。对于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这种研究无疑对美国社会中各族群—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欧洲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亚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细化，新社会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观”社会行为领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医学社会史、宗教史、娱乐史。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历史，是为与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作为发现和测定美国社会是否健全的一种方法。 新社会史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来源，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想准确地揭示“美国思想”)，仅仅依靠政治领袖和知识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够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发现集体心态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讲话或信件、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工会集会的记录；移民的报刊；劳工阶级的口述自传等都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对下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为”，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如游行、骚乱、抗议示威、礼仪、庆典、投票选举等群体行动。此外还注意普通人的迁移方向、食品结构、消费和储蓄习惯、家庭规模、联盟.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对理性的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倾向，去发现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新社会史最体现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们使用计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协会的报告、详细的地方记录、人口普查结果、时间表、城市指南、税务记录等，来追踪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会史的特点。她在《种植园大家庭之内: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一书中批判了美国“利益一致史学”，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据她的观点，“性”不但是一个社会范畴，同时也是在确定南方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作为一把钥匙，她研究“性之间的关系”“性角色”和“性的认同感”。其中，“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构筑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个体自我意识的核心，因为性关系说明了任何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这部著作还表现了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她把南方作为一个另类社会，把妇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且把微观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描述美国旧南方社会的总体画卷。其次，是对史料和叙述方法的运用。为重建内战前南方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从多重角度，运用不同类型的丰富资料，深入挖掘家族内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南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赖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隶主家中的日记、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报告，生死记录、经济与商业记录、日志、家庭文书和通信，等等。 三、美国新社会史的缺陷 新社会史显然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把历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百姓；丰富了历史资料来源、品种和规模，并为取得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 但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对社会史研究的一套系统方法；缺少能够把五花八门的课题统一起来的对美国基本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它在规范化、学术水平和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新社会史“缺乏综合与归纳”和“漠视理论”，许多史学家一直认为它无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变革的结构。另外，由于新社会史主要关注长期的变化，结果呈现的社会史的静止状态，防碍了对宏观历史过程的动态理解和解释。 另外，因为历史根本无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称“排除了”政治的社会史便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史。某些历史学家怀疑否真的存在一种“完全排除政治的历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编写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会史是一种错误…我绝对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不属于社会范畴”。无论美国社会的社会群体—种族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如何繁多，无论它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何千差万别，无论它们的思想怎样超脱上层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的影响。在研究社会集团和思想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脱离了国家政治是无法有力地揭示问题本质的。 因此，新社会史思潮对政治史研究首先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使社会史学家有意忽略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铸就了美国历史和遗产的著名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词被弃而不用，而改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词被选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会史家的眼里，不过是政客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玩弄选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戏记录，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历史的价值。 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专题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历史研究的狭隘和贬值。而摈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丧失了历史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此外，对象征物的过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为和动机关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它揭示的只是一种“静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断”，而历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 就史料的类型而言，也出现了偏颇。很多传统上认为重要而关键的史料，如宪法、法律、司法决定和辩论、评论、论文等的史料价值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轻视，而民间和私人文字记录的价值却远远胜过官方和正式的资料。 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精心设计的课堂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为上好本堂课打下基础。而创新教学能捕捉课堂锲机、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拓展思维，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课标 创新教育 探索与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创新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在新课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学习贵在创新，老师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健全的个性。而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场所，面对新课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要创新，就必须课堂创新。笔者就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育谈一些浅见。? 一、 结合现实生活，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对书本知识简单地死记硬背。随着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有责任感、有创意、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是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阶段；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的接受性学习，向往成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想方设法结合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骤地开展创新，让学生开发思维，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 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时,首先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运动服装；T0SHIBA（东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电器；McDonald's（麦当劳）、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驰）、TOYOTA丰田汽车；IBM、DELL（戴尔）电脑等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大家知道这些国外品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身边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追根溯源要归功于整体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教师课前悬挂中国政区图，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最远到过哪个地方，乘汽车还是乘火车、乘飞机，需要几天行程。也可让学生指出自己在国内距离最远的亲戚朋友住在哪里，从家乡坐火车或坐飞机多久可以到达那里。然后让学生量出图上直线距离，按比例尺算出实际距离，计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工业文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营造学习氛围，点燃创新之火? 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是引导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服务意识，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必须转变角色，做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组织者；是学生的朋友，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氛围，才能合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换，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以求得解决问题和深化认识。教学观念通过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来达成目标。通过师生及生生的活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的广泛性(发散性)和深刻性，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通过学生间相互合作探索，使学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发思维碰撞，产生思想火花，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认知、探索和创新，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学生合作、交流、讨论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如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教师可首先提出问题：“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不与外面的世界交往、联系，只靠自己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此导入新课。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五·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教师可引用一个观点，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被动局面，形成师生互动、生生有问的良好局面，培养他们自主探究、善于创新思维的意识。? 三、创设教学情境，开展创新实践? 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于某种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创设的情境，正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条件。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他们的情绪。学生一进入情境，就会与画面、老师的语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教学情景，让学生置于情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和去发现，达到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放映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相关影片，引导学生齐唱国歌，提问：“国歌原先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是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当时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此导入新课。影片导入容易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又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 总之，时代在呼唤教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为突破口。因此我们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致于历史与社会课在学生的眼中变的越来越枯燥、乏味。我们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苏东剧变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有了三批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如果这次技术革命给这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机遇，而它又抓住了机遇，那么它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重。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同时侵略了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俄国反应最快，率先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较小；日本反应最强烈，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中国的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它就给日本和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而中国却没有条件抓住机遇，终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提供的机遇去回应挑战。说：“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现在，当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8月5日会见杨振宁等六位著名科学家的谈话。）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进行科技创新当然要增加投入，这方面还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仅涉及投入问题，而且涉及体制问题。苏联为了改变在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断增加投入，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新技术革命中还是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不行。美国研究人力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此作过如下的分析：“在费用和科学家的数量上，苏联和美国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苏联的效率方面比我们低得多”，“在人体和生命科学方面，获得高学位的科学家数量苏联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数量两国大致相等。而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则要大于苏联。在农业方面获得高学位的苏联科学家至少超过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苏联没有一项农业生产率进步是来自其研究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页。）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必须同时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要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实现理论创新。说：“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并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贡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展的挑战中，在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同时，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将在进一步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 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乾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乾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著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 “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他论证说：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P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8]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学诚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14]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如他这样说：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 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 与言夫道也。”[22] 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这里也许容易发生一个疑问，即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种种说法，是否能够都统一到“史”的意义之下。看来并不困难。一是章学诚对“经”的似乎都带有界定性的种种说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迹”、“器物”，还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对 章学诚来说，它们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实践和教化的体现，都是“事”（“史”的一个意义），并且都是由“史官”记载和传承下来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在章学诚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3]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为了“历史性”地来理解“经”本来只是三代政教文物总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宽广的历史空间中。章学诚在申述“经”原本为“史”的时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的。换句话说，他不仅是要寻找“经”原本为“史”的历史根据，而且也要寻找“何以”本来只有“史”而没有“经”的历史基础。在章学诚看来，“三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没有私家之言，当然也没有著述之事；“官师”没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记载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学”与“官”的双重身份；另外，“学”往往都直接与实际性的政治和教化相关，并没有离开政教、公共事务等“实事”和现实实践的所谓“学”、“道”或“空理”、“空论”、“空言”。而“史官”之“学”，恰恰就是政教之实的具体体现。 把“经”还原为“史”，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广义说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章学诚“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的“独特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排除章学诚从先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这一问题的启发、灵感，甚至是已经明确的说法。我们看到，人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思想的寻根，已经有了一些探讨。钱钟书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实质。他引用子书的话并揭示说：“《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纷⒁?紊畚?盾黥哟?罚?囚游剑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4]但是，钱钟书的这一断定，实在难以令人接受。究其实，他所引用的话，其意旨与章学诚所说恰恰是“貌合”（严格说貌也不合）而“神离”。很显然，章学诚把“六经”归结为“迹”，决没有贬低“六经”的意图，他更不会说“六经”是“糟粕”。[25]相反，章学诚通过把“经”还原为“史”，恰恰是要寻找“经”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没有把“道”与“迹”对立起来，他认为，道不离器，道不离迹，必须即器而思道。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26]也有人从司马迁、班固或王通那里寻找“经”即“史”的来源，但是，充其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偶然”地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罢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明代思想家（如胡应麟、王守仁、李贽等）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六经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章学诚。王守仁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27] “五经亦只是史。”[28] 李贽也说：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29] 比章学诚稍大几岁的袁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0]从以上引文来看，“六经皆史”的说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学诚之前已经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使它作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 二 从“史”到“经”：“经”的演生 如果说章学诚对“经”所作的“史”（或“事”）的还原──即寻找“经”的本来面目， 恢复它的“本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纠正对经的误认和对它的始源处的“遗忘”， 是通过把“经”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三代”中来实现的，那么，章学诚对“经”的出现、对“从史到经”演生的考察，则是通过对历史推演过程的认识来把握的。如果说从“经”回到“史”，是对“经”的历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从“史”到“经”则是从“史”出发对“经”的历史变迁所作的“顺向”测量。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或环节。很明显，本来只有“史”而无“经”是“历史”，“从史到经”也是“历史”。如果章学诚只是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体现在对“经”作历史性的逆向还原，而不管“经”的“实际”发生历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历史性”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对“经”之演生的认识，避免了这一结局，从而唤醒了另一“历史记忆”。 本来只是作为“史”的形态而存在的东西何以又会以“经”的形式而存在呢？这是章学诚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对章学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结构中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考察从“史”到“经”的演变来完成的。作为出发点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史”在三代中如何存在以及它何以能够存在的历史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会以“经”的形式来表现呢？在章学诚那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如前所说，“三代”是一个政教、官师、政学、道器“合一”的时代，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没有成为一家之私言。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三代”之后，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丧失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为政、为官者与为师、为教者一分为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作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阐发三代之史的“传”的出现。在章学诚看来，“经”的名称，正是随着“传”的产生而产生的，“经”首先是作为“传”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31] 对章学诚来说，儒家之“经”并不只是因“传”而有，它还与其对典章的“尊奉性”认同相关。在战国诸子争呜中，儒家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诸子抗衡，把他们所依据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经”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经”的说法。章学诚说：“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述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32]说庄子是子夏门人，并无确实根据。但把儒家“经典”这种形式的出现同信仰和认同联系起来，则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对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认同，被大大强化，“经”作为知识、真理和价值的源泉获得了“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历史的推演中，儒家“经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学诚认为是阐发“经”的微言大义的“传”，也升格为“经”。章学诚对这一过程解释说：“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心为经。……后世著录文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33] 但是，在章学诚那里，儒家权威性“经典”形式的确立，不管是与“传”相关，还是与“尊奉”相关，它们都是历史变迁的结果，都是“起于势之不得已”。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本来“只是”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演生为“经”的形态，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社会历史境况及其产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三代”之后社会境况的变化和“经”的出现，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衰变”。[34]但是，章学诚与那些坚持“历史退化论”的儒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三代”之后历史的变迁及其“经”的出现，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势”）。这不只是反映了章学诚主观愿望上的无奈，也反映了他要为其赋予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他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35]章学诚最关心的是有关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识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艺”称之为“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同样意识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赞成那些记载国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经”的非儒家典籍。我们也看到，章学诚还肯定了其它诸子学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经传”的作法。他认为这都是“因时立义”，未可非议，“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6]章学诚对历史“衰变”的不满，集中在“私人”著述这一点上。在他那里，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导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导致了“实不足”而争于“文”的“虚妄性”。章学诚注重的似乎只是“统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轻视那些超出此的“多样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视之为“私言”）。这就促使他对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无关政教、纲纪的著述也以“经”的形式出现作了“独断性”的否定。如他说：“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37]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深藏着制度政教“正统性”和“垄断性”的观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权”，限定在“政治统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和“六艺”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之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但章学诚最终又把这些都归结为“时会使然”，避免了以“主观”加以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对周公的这种“客观性”解释能够成立，也不意味着“无位者”就没有“制作”之权。同样，也不能通过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联系起来，使“道”独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诸子所说的“道”作为“非本真之道”、作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对“道”的垄断意识（当然包括对“经”的垄断），使章学诚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为“非道”：“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38]章学诚没有意识到，“道”是不断被“垄断的”，“大道”恰恰就在众多的“道”之中。“经”也同样，它怎么就只能成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专用符号呢？ 三 实践意识：“经”与“经世”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不管是把“经”还原为“史”，还是寻找从“史”到“经”的演生 过程，都贯穿着章学诚对儒家“六经”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载籍，是三代社会政治统治者实践的产物。正如“经”的古义（“经伦”、“经纪”）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在章学诚那里，儒家“经典”之“经”恰恰就是“经世”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如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39]又说：“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40]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儒家“经典”之“经”是来源于“经世”。这既是章学诚对“经”所作的解释，又是他要求“经”同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据。既然“经”就是“经世”的结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断地“经世”中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三代”之“史”的“经”（在特定条件历史下形成），它对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历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说有效，它又如何才能发挥出它的实践（“经世”）功能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儒家具有损益因革、适时而应变的观念，但这又恰与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识纠缠在一起，并导致了一种简单地以“古”律“今”的思维方式。从我们以上的考察来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他与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对“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批评“好古者”说：“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41]照此所说，制度都因时而变，从来没有固定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应于三代之时而形成的。通过把“制度”放在“时间”之流中使之相对化，制度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因时”而不同，对制度的创新和转化也就成为可能。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42] 如果说制度都是因时而变，“三代”之“经”都是“时王”之制度，“经”就是“经世”，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转化和创新的理论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创新和转化，立足今的“经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蕴涵在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说，章学诚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强调“经”决不是空言和著述，决不是离开“实事”、“器”和“人伦日用”的“理”和“道”。这正是他在“三代”创制的经验中，在对“六经”本然的追问中寻找到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精神”决不像“三代”或“经”中所载的“具体”制度那样，是因时而变化的，它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精神”。章学诚始终都不关心“三代”的“具体”制度，也不探讨某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需要，他关注的是一种普遍的“经”之“经世”精神，关注的是“道”和“理”都离不开时代的“器”和“事”这种普遍的实践意识。这样，原本上是作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载籍的“经”，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经世”或实践精神，它就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理性结合了起来。章学诚说：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奇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3] 据此而论，立足于每一时代的“经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时代的“器”、“事”和“人伦日用”，从每一时代的实际境况和实践需要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们还没有谈到“经世”的主体。在“三代”之时，“经世”的主体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即“王师”、“圣教”、“史”等统一的人格）。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任着行政职务，又是师教和典章制度的确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统一的“官师”人格开始分化，“学”和“著述”变得“个人化”。章学诚并不要求恢复“三代”那种“官师合一”的统一“经世”主体。对他来说，“分化”的单一角色的主体，仍然可以“经世”。只是主体不同，“经世”的方式当然也不同，“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义。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44]在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学术”与“经世”的关系。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关重要。如果说章学诚把“六经”还原为“史”以纠正考据学家对“经”的误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兴趣，那么，这一兴趣则与他要把“经世”贯彻到“治学”中去的实践动机密切相关，或者说最终是服务于这种实践动机的。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出发点是“六经皆史”，落脚点则是“六经”经 世”，“史学”“经世”。“六经”和“史学”“经世”的根本，就是把“学术”完全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彻底克服考据学家那种脱离实践、不关人伦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45] 在学术中贯穿实践意识与直接的实践显然不同。章学诚并不要求学人直接去“经世”，他强调的只是“治学”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具有“学以致用”的客观效果。他反对空言和无关实践的著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都脱离了“经世”的方向。章学诚意识不到，“学术”并非只有同现实之“用”或“经世”结合起来才有价值，“学术”所要从事的“事业”，要比直接的现实实践广泛得多。“经世”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六经”也不都是“经世”的内容。章学诚把“学术”完全限制到“经世”的方向上，把“六经”（特别是他专门讨论的《易》、《诗》和《书》）完全看成是“经世”的产物，显然使学术陷入了狭隘的“实践实用主义”中，并把“六经”丰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单调”的格式中。仅仅就此而论，章学诚经学思想的归宿可能使我们感到失望。况且，“经世”观念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单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来说，就给我们提供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46]章学诚治“经”以“经世”的思想，必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尚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明清之际那种通过回到“经”以达到“经世”目的的“学风”，到了乾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考据学家彻底回到了“经”，但却根本上离开了“经世”的方向。回到“经”，不仅不是为了“经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离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这是非常吊诡的逻辑。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就是对此而发，他通过对考据学偏向的纠正，复兴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并由此而获得了超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论文关键词]历史 社会课堂 情景教学法 讨论法 游戏法 [论文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强调“动”，本文从情景教学法、讨论法、游戏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树立开放的、综合的课程观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观，要保证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并在活动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代教学过程是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向学生单纯传递知识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师生共同参与，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 情景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运用多种知识和教学手段，设置课堂教学情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在情景教学法中，尽量为学生创设各种情景，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感悟，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历史与社会知识，从而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转变，不但能使学生学得轻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时，可创设“中国文化餐——约翰的中国之旅”的教学情景（课件展示）：（1）约翰是一个澳大利亚青年，他准备到中国旅行，请你为他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2）约翰来到北京，见到了这样一幅图案（2008年奥运会会徽），请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设计有何妙处？（3）约翰拍下了三张民居照——蒙古包、窑洞、傣“高架桥”。猜一猜：约翰去了哪三个地方？他在当地吃到什么风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娱乐？约翰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奇特的房子？（4）结束中国之旅时，约翰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当你听到他的赞叹，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创设，在学生心理上造成某种悬念，可以调动学生的认知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又如在教学《》时，插入“”前后经过的记录片录像，用5-6分钟时间，能直观再现当时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中国人民“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决心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与学生一起探讨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这样，就使学生的大脑真正动了起来，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 二、讨论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多动脑，而且还要多动嘴。讨论法教学，可以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讨论法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达到理解知识、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见解，做出评判，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教学《万类霜天竟自由》时，为了理解竞争的含义，作用，可设置以下一些栏目与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说一说：你所知道的竞争是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有哪些？你们参与过哪些竞争？（2）议一议：参与竞争有什么作用？你的观点和依据各是什么？（可与你的同桌讨论回答）（3）辩一辩：竞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组讨论，派一代表发言）这些问题一提出，学生便争先恐后要求发言。尤其是第三个环节“辩一辩”时，正反两方代表进行课堂大辩论。课堂上唇枪舌剑，双方代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一活动训练了学生的辨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学生的个性得到了释放和张扬，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独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教师可虚拟一个“四城申博”场景——法国、埃及、日本、美国各一个城市申办2015年世博会。四个国家邀请四小组同学分别担任本国文化使者，在评委面前大力展现该国风采。一组代表发言，其他三组当评委。尔后出示影像资料——四国文化图片欣赏。让学生准备三分钟来展示才华。这一活动一开始后，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十分热烈，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推荐的代表发言铿锵有力，表达清晰，口头表达能力显现，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轻松，课堂效果明显提升。 三、游戏法，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 游戏法，就是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游戏的本质是假设、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环境中有意识地模仿活动。游戏实际上是为学生创造一种极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故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动手游戏促使学生思维敏锐，使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实效。如在教学《大洲和大洋》时，可安排让学生自己动手搞拼图游戏，让学生“先认图，再拼图”，学生拼好图有了直观印象后，再让个别学生用鼠标点击七大洲四大洋，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课堂上学生十分活跃，动手游戏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的欲望与自信。在游戏中，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平时学到的知识得到充分运用，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又如在教学《应对资源危机》时，为增加学生对节约资源感性的认识，可设计一个“你会垃圾分类吗？”的游戏活动，让学生用动画形式把垃圾分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动中去。本课结束时可设计让学生书写“你的节约倡议”，然后出示教师制作的“残缺的地球”，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倡议逐一贴在“残缺的地球”上，学生通过这一个游戏活动结束本课。这些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唤起学生节约意识，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充分激发，同时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只有让学生动脑，动嘴，动手相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这样的课堂才会真正“动”起来，学生才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就能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从而获取知识经验，就能促进学生发展，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真正做到“轻负优质”，真正落实新课程教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 1] (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 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 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 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 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 了 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 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 “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 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 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 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 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 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 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权力，另一个却是绝对权力在世俗社 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 阶 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 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 是 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 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 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 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 (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 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 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 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 ](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 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 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 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 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 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 而 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 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 ，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 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 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 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 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 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 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 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 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 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 (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 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 “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 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 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成 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 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 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 该 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 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 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 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 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 ，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 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 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 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 。[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 [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 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 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 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 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 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 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 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 ，“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 代英 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 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 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 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 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 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 ”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 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 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 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 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 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 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 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 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 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 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 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 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 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 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 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 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对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 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 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 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 —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 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 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 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陆国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则是与罗马法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法复兴正 是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权力扩张 的反应。为保护市民平等权利，在城市首先开始了废除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确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的运动。[22](P610)而接着受罗马法复兴思潮的影响，教 会法开始强调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也决定禁止教士参与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决的诉讼程序，这也就排除了此前诉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证据制度。 因此，以教会法为榜样的，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而非口头诉讼程序，在欧 洲大陆各国逐渐被采用了。它不仅引起了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 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页。当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对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导致英国对陪审制度的倍 加重视和最有效地利用。参见[20](P245)）在此后的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地方习惯法、教会 法、商法与罗马法互相竞争和渗透，但最终还是导致了欧洲大陆对被视为“成文的理性”的 罗马法的接受，这样，“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23] (P86)罗马法的突出特点是重私法、重实质，也即注重确定个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诉讼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罗马法观念，诉权是对权利的保障，甚至认为“先有诉权而后才能谈 到权利”。[24](P855)欧洲大陆对罗马法接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25](P22)出于适应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新贵族和市民阶级的权利平等保护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权的滥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开审理、言词辩论、自由公证等诉讼原则 得到重申和发扬。正是“由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进行的诉讼的双重合理化，蔓延到整个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和市民社会的普遍规则秩序观念得以逐步确立。经 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欧陆的法典编纂活动，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和制度， 把权利和权力、权利和义务都纳入法律有效规则的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随着城市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规则，一系列可能性和计算，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和致富的艺术”，[26](P609)在相当程度 上，这些城市对外是摆脱封建束缚而自主自治的，对内则是摒弃封建等级而自由平等的，从 而孕育了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观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体现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宪法特征”及“发展能力”。而为满足贸易发展和商人阶级需要而出现的商法，则是 “典型的资本主义法”。[10](P475、407、479—481、424)这些法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内容 和体系，并确立了理性审判程序，从而开始了法律形式化运动。 其次，“3R”运动推动了市民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罗马法复兴的真谛并不在 罗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为承载而体现出来的时代要求。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 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衡平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 相 吻合，“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 了现成的”。[28](P454)而按时代需要对罗马法精神与原则进行改造，进而构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体系，恰是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并突破其城墙而向全社会扩张过程中所 要求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现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注：[7](P68)一些历史学家就曾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 利。因为象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国家是世俗性的，他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忠诚和关心 公 共福利。他们发展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本身的利益。参见[5](P1 25)），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坚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控制”。[29](P67)进而成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会精神的重要源泉。它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流，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 受，也为市民阶级的法意识、法观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对教会而言，它曾将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它动用了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业法在内的罗马法；它掀起贸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并在结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它还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可见，城市市民社会及其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而且，“没有教会 ，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16](P56、54)从11世纪开 始的“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使“一种新的、专门运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16](P61)市民 意识形态 也随之扩散。而在16世纪城市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君权主义抬头及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展开 基础上发生的宗教改革，则促进了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领域里坚持自我权利， 其程度和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促进了民主，至少促进了有限君 主政体”。[50](P21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自由精神及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世 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日趋得到加强。”[30] (P34)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 转折点，它不仅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的源泉。” [10](P642) 再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促动了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 会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相分立，而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抗的公众舆论领域。在这 里，公众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与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并进行理性批判，从而 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并获得自主性的 结果。这时国家权力才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权利也获得了确 认，因而，从等级身分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单个”经济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众。因此，直到18世纪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才率先在英国出现，成 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 能从作为编纂法国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会走向近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所涌动出来的，并日益高涨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会精神，就不仅获得了理性、人权、社会契约、法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论形态，（注：中世纪中后期“法治”观念所依赖的超验的神与自然的正义，已为人权、民主的价值及 相关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论所取代。参见[10](P359)）而且从边缘走进中心而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功能和载体，获得了更加经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导向地位。这个“公共王国恐怕不只是用批评态度监 督国家运行，而是启发、指导和控制它们。它这样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会流行的观念，此外，恐怕还由于它是作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国一旦作为一个置于国家真正中心的选举的议会来构成，便可以为选民服务，并且激活国 家通过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义代表在选举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数或少数 对既定的问题所持的流行的观点的倾向。”[17](P85)事实表明，法德等大陆国家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法典编纂运动，法、德 、奥等国家《民法典》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 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 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从上可以看出，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 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它“试图为社会 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 标准。”[23](P58)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私法经典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反映出从 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16](P246)这样，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会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为理论表现，凭借公共领域而注入法律体系之中，成为西方 法律形式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注：当然，法律的形式化运动也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相关的，也即专制君主在谋求市民阶级支 持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对法律理性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参见K·巴基、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另见公丕祥： 《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 纵观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昂格尔关于西方法治产生的论断的深刻之处 （注：昂格尔断定法治的产生得益于多元集团和高级法（自然法）这两个条件。参见[11](P59)）。但是，更具有历史底蕴意味的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条件和遗传因素，导致了中世纪中后 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进而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最终通过“市民社会革命”使国家权力服从 服 务于市民社会权利，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同时，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涌动出来的自由理性精神，为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内在合法性支撑，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也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首要而基本的价值。[31](P 3、7)纵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近代法治产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 。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其当代挑战 虽然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相继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确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法治在确立、发展并走向现代法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却并不 相 同，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法的统治”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最为典型。这一人所共知 的事实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 差异。应当说，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与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国与大陆国家所不同的是，“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 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多种利益和要求 总 是在折衷调和”，即使是在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铎王朝时代，我们也会“看到民主的 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而不像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多 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1](P218 )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和职能强化，[32 ](P194)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 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无疑加速了英国市民 社会及其契约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其市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能够左右国家前进的 方向。正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通过议会形式与王权进行长期斗争，并 在哈林顿、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发展了“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统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权力之外，所有 政府权力都应当由适当明确的法律来分配和限定”。[32](P34)这样，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 议会，就获得了至上的主权地位，并通过“法律的统治”把国家公共权力框定在法律规则之 下，以制约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利 益的主张和要求，从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并继而在美国的法治构造 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注：美国法治的发展，又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詹宁斯则对戴雪法治的经典定义进行了检讨 ，进而对“法的统治”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参见[33](P30—43、211—220)）。[13](P297) 与此不同，德国从9世纪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长达1000年之久，王权衰微。虽然城市十分 发 达，但因王权十分弱小，教会力量强大和封建势力顽固而无法统一起来，未能占据社会主导 地位。[33](P216～217)当16世纪西欧改革运动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市民社会快速发展，并逐 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时，德国却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之中，“导致民族国 家、主权国家的建立进程停滞，工商业和农业发展延缓，成为旧封建主义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市民社会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议会也与英法不同，市民 社会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为封建贵族的表决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的一个重 大不同，就是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 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35](P52 )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资本 主义所必需的保障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36](P42)这样，虽然使用法治国家的近代词汇，包装 上近代国家的外观，但仍可以使普鲁士的封建、绝对主义权力继续存在。[37]为此，在普鲁 士议会里不得不进行围绕“法治国家”原则的多场斗争，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国家”才赋有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市民社会没能像 英国那样发达到足以对抗国家，并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资本主义 改造和引进法治原则的背景下，必然要产生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理论并付诸实施，从而 构造了德国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导致的强国家、弱市民社会的结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压力下而后发进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国“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36](P18)[37 ] 不管是社会优位型的“法的统治”，还是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都开始出现相互接近的倾向。在英国，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财产的行政权力机构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且新的社会和经济立法赋予这些机构以不断增加的处置权。“更为极端的是，法律 甚至赋予行政机构决定某种‘一般原则’的权力，依据它可以剥夺公民私产。这样，行政机 构就拒绝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规则”，对“法的统治”的尊重也明显下降。这种状况在 美国也有几乎同样的发展，[13](P384)因而出现了“法治国”的某些因素和倾向。在德国， 自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创设行政法院来监控行政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和权 利，从而开始为“法治国”注入实质内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国”向 “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转变。日本在二战后则采取行政权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转化，这就出现了“法的统治”的某些因素和倾向。此时，“法的统治”与“法 治国”理论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视基本人权、重视行政权和用征税完成社会福利等方面发 生 了趋同，[39]并且共同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技迅速 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 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 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使得“政府 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异，必然引发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 制的结构”。[10](P39)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传统法治精神与原则。对此，西方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注：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倡导者的哈耶克就宣称，法治“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此，在一个有过多计划的社会，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 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尔则指出，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导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对实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冲击，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已趋向于解体。[11](P18 0—189)基顿、伯尔曼等人强调福利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10](P45—46)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 义法治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没有导致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表现了连续性。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 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在对自由主义基本权利作出严格规定之外，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 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23](P257)弗里特曼、艾伦等人也指出，回到与自由主义 法治 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的现实了，也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0—481页。）甚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开始讨论福 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波”问题。[57](P5)而后现代主义法学则对西方法律进行了 解构，进而寻求“对法权的关怀，即对人类的关怀”。（ [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 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国家和市民 社会关系发生变异，“后工业社会”冲突、现代性的“断裂”和全球化对世界的“压缩”等 所导致的外在冲击和内在危机的产物。（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 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页。）面对西方国家与市民 社 会的变异给法治带来的种种危机，昂格尔概括提出了超越现代社会法律的“循环论”和“螺 旋论”；[11](P221—225)伯尔曼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研究，探求 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以摆脱其危机。[10](P53)哈耶克力倡明确肯定的、普遍主义的法 治对国家权力的规束，以捍卫自由、民主和私域权利。（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页；《自由宪章》，第321—348页。）而哈贝马斯则提出新型的“程序主义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二者“难局之途”。（ [德]于尔根·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3)，第9—10页。））。 事实上，近代市民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与国家并立发展以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一直是困扰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 干预主义也始终是影响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长。[40]而高度 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市场与计划、企业与政府、微观规范和宏观调控 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1](P3)个人主义学说的化约论也使自己处于要么否认政治主权而陷 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否认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主义的困境之中。[42](P246)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由主义应“承认公众的和私人间的矛盾，承认个人和公民、个人和群体的双重角色。问 题在于：怎样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时又保留达到共同目的的个人手段；怎样确定个人（以及 群体）的需要并找到满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及市场失灵 与公共失灵的现实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殚精竭虑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设计与权衡（注：参见[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变，[44]西方国家 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45](P300)超越“左”与“右” 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 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46]（导论）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合作关 系，以实现“善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旧路还是新途》，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 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善治”赋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则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在西方有关“有效治理”的含义中，法治居于首 位。参见[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肖存毛译，载俞 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第268页。）。法治诉求自然难以机械固守西 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原则，但是，它也绝不会为福利国家的过度权力扩张而张 目。因为“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 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主、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显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张法律主体应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标，自主地构设“私法社会”（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期望只要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即可实现社会正义。可是，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现有规则必须作实质性的详尽说明；另一方面，必须 引入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主张更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会导致的 威胁”。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范式”，则出现了福利温情主 义，它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力位势（差别）的努力，导致了类似“标准化”干预，“这将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对自主的人生目标之追求。”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 系》，景跃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为此，“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40](P7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西方 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也呈现明显的对立与互补之势，[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国家行 动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动关系，以期协调自由与平等、个人/群体与 国家、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见，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而亚洲赶超型国家（如日、韩等）是在“外生后发型”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关系，川岛武宜就曾直言：“我们缺乏市民社 会和作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态势的支配下，向中世纪甚至向‘神话时代’的复 归，否认个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识及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结果只能是靠权力‘从上 面’强行地控制”，[51](P48)这难免会导致一种权力规则秩序。因而，其法治进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目标来构建多元社会，衡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韩国 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主张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逐渐向辅以社会多元立“法”、执“法”过 渡，并最终以社会规范来取代国家法制。[52]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同样构成了当代非 洲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52](P197—198)从上不难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发展关 系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不仅奠 定了法治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法治运行的边际或界限。 三、启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与中国法治之路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进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为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且其唯物史观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第43页；《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然而，东西方的市民社会与 国家呈现的确实是迥异的发展道路。古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共同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复合”而使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17](P96)而古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 了分离，[54](P22—26)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下获得 繁荣发展的，因而呈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状态（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第428—440页，《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第512—527页；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第102—103页、第27—28页、第75页等；金观涛、唐若昕：《西方 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而进入中世纪，表面上是“无国 家”状态，实质上则是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只不过 这种吞噬是脆弱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第284页；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页。），直到近代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与国家并立发展。在印度、中 国、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东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则没有那种曲折发展的 经历，从国家于社会中产生之时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形成国家同化、吞噬市民社会的 “东方专制主义”。它没有古希腊那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也不同于古罗马那种国 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更不具有西欧中世纪国家吞并市民社会所附有的那种多元权力斗 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而是坚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单一性。这种“总合统一体”的国家 神圣气质成为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和历史遗传基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页、第301—364页。）。不仅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也使民 主法治无以产生和发展。直到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严重压力之下，东方国家才纷纷以革命 或变革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追现代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也才提上日程，民主与 法治也才开始起步。虽然我们不能囿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及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那种僵死的二元论（注：进入20世纪后，西方中心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努 力下，逐渐转变为人类文化多元论或全球文明论，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西方学者萨义德、中国学者日知等也对传统二元思 维模式及“东方专制主义论”提出批评或质疑。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第266页；日知：《中西古典学 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页。），但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迥异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法制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已成为一种世界浪朝。就是说，“只 要现代国家还趋于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 起作用”，[56]它构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现一种 “ 全球走向”。[56]可见，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 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应当说，尽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调适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以应付其民 主与法治受到的严峻挑战，但受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局限，他们是难以确立起其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域与私域、权力与 权利、个性与共性才能真正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切实确立 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过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片面 乃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之传统东方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曾推行高度集权 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会，不仅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滞了民主法治进程。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 行市场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适应全 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一“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及其实践，更不应仅仅是法 律制度的简单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及其实施，而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 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 ，立足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而缩减并转变政府职能，进而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 力 权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私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权利、基层自治（如村民自治、乡镇自治、 街委自治等）权利、公司自治权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权利等等。公权力权威意指职能少而有 力的公权力，而不是职能多而无力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应限于宏观调控管理并依法赋权和 运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应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正义法精神，赋有至上地 位并成为治国之根本。），使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相回应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国应立足于对社会的回应，并以市民社会自主自律的内生秩序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权力法律化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懈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 才能以多元权利来分享、平衡和制约权力并扼制腐败，才能使权利和权力共同纳入法律规制 框架之中并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威，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终 确立起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必须纠正教学偏差，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在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探析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问题，以求得对新课程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课程理念 教学偏差 途径策略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把现实社会生活作为教材的基点，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注重运用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有些偏差，教学中也存在许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学偏差入手，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对“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粗浅的看法。 一、纠正学会收集资料等同于学会运用资料的偏差，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让学生收集资料是新课程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学校布置的课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学生们制作的精美的资料册。但在这些精美的资料册背后却是：有的学生只是从电脑上下载资料，装订成册就算完成任务；有些教师将学生制作的资料册收上来，便束之高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阅读。教师更没有引导学生运用所收集的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时间和纸张的浪费。 学会收集资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会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学会分析资料并运用资料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避免让学生收集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而无当的资料；第二，收集资料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取舍；第三，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资料的阅读，概括出当时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结果和进展；第四，根据对资料的研究，让学生提出质疑、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教室里应留出学生展示资料的空间，使资料得以为学生们共享。 二、纠正“自主”变“自流”的偏差，加强教师的组织和指导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要求。但是现实的教学往往把学生“自主”变成了学生“自流”。强调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有的教师上课便让学生自己看书，没有指导，没有提示，没有具体要求，由学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称之为傻读；有的教师甚至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提(喜欢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学习伙伴自己挑(想和谁交流就和谁交流)，典型的“自流式”。这样做，学生表面上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设置动态的教学设计方案，善于放大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思考状态，师生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自主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学生自己学习，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上，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只要教师持之以恒，课堂必定会变得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 三、纠正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重视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突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学具有教育性规律在新课程中的体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可以“独立”和“直接”进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融为一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许多教师通过开展活动的办法，落实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因而不会成为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作用。 新课程所提倡的活动是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的统一，是操作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亲自体验过程。例如，有位教师在讲《我的压岁钱怎么用》这一课时，就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体验正确的理财观。 师：关于理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把算盘打得精一点。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过春节时亲戚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岁钱吗?平时父母也会给你一些零花钱吗?现在花了吗?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库里还有800元钱，请为自己订一个理财计划。 生：日常花费，如买零食、乘车费、学习用品费；娱乐费，如看电影、玩游戏等。 生：准备一个小本，在上面记录花费的用途、时间。 生：每周自己进行结算。也可以交给爸爸、妈妈审核，以便获得改进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钱管理的指导。 生：理财计划单(略)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学，增加收入要选择。 师：个人生活这样，家庭生活这样，国家生活也是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这样的课堂活动是根据学生自己生活经历或经验进行情景设计的，就使新知识在学生的经历和经验的共鸣、碰撞基础上产生。通过“压岁钱怎么用”的角色体验设计，让真实生活经历、体验与虚拟角色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生动的情景角色体验，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自然渗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四、纠正“历史”与“地理”简单累加的偏差，切实体现新课程的综合性 不少教师一时难以适应新课标的要求，照旧按传统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如有关地理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地理学科形式上课，有关历史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历史学科形式上课，从而割裂该课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历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机整合，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课程。新课程性质要求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其综合性。新课标要求教师做到以下几个“综合”：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对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分析、认识进行综合，对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让课程“综合运用”。比如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识，很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地理因素。我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这一历史内容时，改变过去悬挂《隋运河图》向学生介绍开凿年代、运河分四段等讲法，而是挂了一幅《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中国水系的特点。从中国东部的河流多是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开凿一条南北的河”，通过测量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沟通支流”……可见，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凸现出课程的综合性。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根据学科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做如下尝试。 1．古今相联。“通史”是为了“识今”，是为了展望未来。为此，平时的教学要与当年、当月，甚至当今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讲科技就会讲讲“神六”，讲讲mp4；讲和平，就讲讲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讲讲巴以最新冲突，讲讲最新恐怖活动，讲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文理交融。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联系与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赵州桥，可引导学生进行赵州桥的受力分析，从而理解为什么它会历千年而不倒，体会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3．文史哲相融。历史与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观点本身也是一个哲学观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们用全面观点去思考、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另外，七年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有方，信用无价”，八年级的“感悟沧桑巨变”等课题本身都充满了哲学思辩色彩。另外，文史之间的交义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古典文学(如诗词)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对课改的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认识，在反思和实践中逐渐将新课程的理想变成现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尽管有了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但从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说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以史为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反思。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课堂教学论文 1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4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精心的设计教案，在课堂教学中，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违背新课改要求下，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真正的是实现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 现实主义理论家尚弗勒里不仅在1855年发表的著名的现实主义宣言中，提出艺术应真实地表现当代生活，而且之后还宣称：“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① 库尔贝等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既反对僵化了的新古典主义，也反对追求抽象理想的浪漫主义。他们认为现实生活本身便是最适当的题材来源，无须进行粉饰。他们坚持表现当代生活，并以人文关怀的姿态描绘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观念自20世纪传入中国，它的生根首先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自我需求，并伴随着中国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而发生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 一、科学写实精神 20世纪之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豁然醒悟：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客观世界，都可以实证地认识、科学地把握。这正如等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是有规律地发展和演进的。这种思想渗透到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由此，具有科学和民主思想内核的写实绘画在中国盛行就尤其具备了合理性。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发出的疾呼“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是20世纪最早对中国画进行清算和讨伐的文字，也是最早在美术上提出向西方画学学习的文献。该文通过为作者自己的“万木草堂”藏画编目作笔记的形式，对中国历朝画作的发展作了梳理和品评。文章从《尔雅》、《广雅》和《说文》等上古文献中释读“画”作为“存形”的文字本义始，进而论证所谓图画之制，就是“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忘形也”，这是康有为提出向西方画学科学性造型体系学习的逻辑起点。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把改良中国画作为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他在《美术革命》这篇文章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任务就是改良中国画，而改良中国画就是要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②。因此，他比康有为更为猛烈地抨击所谓“王画”，指责它们是“临”、“摹”、“仿”、“抚”中国恶画的“总结束”，他提倡的是能够自由发挥、抒写个性、不断创造的新美术。可以说，革“王画”的命，冲破文人画的禁锢，倡导写实精神，是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在美术革命中的体现。 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上世纪20年代，无论思想认识还是鉴赏研习，既存在怎样认知西洋美术的问题，也有怎样追问民族艺术存在价值的问题，两者都关涉到艺术创作中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1917年负笈日本的徐悲鸿，又于1919年赴法留学，《中国画改良论》一文即发表于他留法的第二年。在中西画法的比较上，在中西美术道路的选择上，他都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味，因此，该文开篇就提出了民族振兴与画学的关系。画学上所谓的“颓坏”，其实是“守旧”和“学术不独立”的结果，他为画学的振兴开出了“中国画改良”的方案：一方面他看到“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因此要守住佳者、继承垂绝者；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尽艺”的缺憾，必须改之、增之、融之③。中国画改良论无疑是中体西用方案，它和“中西合璧”、“西画化”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存在较大区别。《中国画改良论》同时阐述了徐悲鸿倡导写实绘画的思想，即关于“妙”和“肖”的关系。在他看来，未有“妙而不肖者也”，“故妙之肖为尤难”。因此，他“实写”的主张既来自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写实绘画体系，也本源于对中国传统绘画“不能尽术尽艺”的痛陈，而写实主义的思想和技巧，无疑更加强了他对于中国画“实写”的迫切性认识。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和写实主义主张为20世纪人物画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这个世纪人们对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认识。 徐悲鸿执意推崇写实主义，不仅受到了那些引进现代主义的画家的批评，而且也遭到了传统中国画家的围攻。从维护中国画纯粹性的角度而围攻他的，主要是指责他用素描替墨，用写实造型取代了意象写形。徐悲鸿所谓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而师法造化，“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这就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素描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④。 在文人画家看来，艺术是和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证分析等背道而驰的，因此，文人画以极不形似为立论，中国书画乃至中国艺术都以表现主观为旨归。但“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毕竟是深刻认识到了科学对于改造国民精神的巨大作用。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都无一例外强调绘画写实精神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于科学求真的理性精神的崇拜。关于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梁启超在为北京美术学校作的“美术与科学”讲演中，阐述得更为明确。他推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认为绘画对自然的复现，是让主观符合客观的求真认知。他说：“美术所以产生科学，全以‘真美合一’的观念发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⑤ 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推动向西方画学学习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的写实绘画传统，它以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为科学手段，以“摹仿”和“再现”为美学内核。从欧洲绘画史的角度，这种写实绘画并非全是库尔贝、尚弗勒里等人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或许，在中西文化碰撞之初，在中国人开始认识欧洲再现艺术之初，中国倡导写实精神的艺术家，还不能明确分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和同样具有写实精神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其他绘画流派在思想主张上的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具有科学写实精神的欧洲绘画文明的追求。 二、民主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就是实证性地使主观符合客观；所谓“善”，就是对现实存在的人的社会关系即伦理道德进行价值判断；而“美”，则是表达客观现实及社会价值判断的审美理念。现实主义首先以承认审美的客观性为前提，并以表现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属性为主要的创作方法。 20世纪上半叶，蒋兆和的《流民图》不仅用写实的表现方法再现了中国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而且作品通过对流离失所的人民的形象塑造，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性。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和《九方皋》虽然没有直接表现现实中的人物形象，但作品以写实的形象塑造和以历史、神话故事表达的对现实的隐喻，体现了写实绘画的民主思想。这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实际上，现实主义和写实绘画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表达的是艺术主体对于现实社会构成的一种审美判断。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虽没有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概念，但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创作都指向了现实。受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那些作品都成为投向黑暗社会的“投枪”和“匕首”。新兴版画面向现实的审美姿态，决定了其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走到大众前面，为救亡图存而呼唤和抗争。利刀劲笔，直面人生和社会，这正是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画种能够像版画这样活跃和兴盛的原因。这些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具有革命性、宣传性，有的还具有纪实性、叙事性的特点。从整体来看，战时版画作品的内容题材包含了抗战宣传、战争场面的描绘、战时民众生活的写照和对解放区新生活的讴歌与赞颂等方面，被誉为“几乎独步中华大地的形象化宣传战斗武器”和“历史的缩影”。它们“决不是冢中枯骨，换了新装”，而“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它们“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⑥。 到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进一步在学理上确立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内涵。它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的民主思想，其理论家斯塔索夫坚持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点来指导这个画派，这些原则是“美就是生活”，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追求那些不存在的美，也不在于去美化现实生活，而是要真实地再现生活。而作为绘画现实主义的精神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阐述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成为中国画家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艺术的第一个作用，一切艺术作品毫无例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艺术再现现实，并不是为了消除它的瑕疵，并不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够美，而是正因为它是美的。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他进一步指出：“艺术作品的目的和作用，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而是再现它，充作它的代替物。”⑦ 面向生活，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20世纪50年代，传统中国画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表现现实生活的问题。对此，王朝闻在《面向生活》一文中认为：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是决定作品内容好坏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技巧的重要条件。前人在反映生活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技巧之所以可贵，不在于它古老，也不只因为它曾经适当地为他们的创作服务，而是在于它可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以此来表现我们当前的生活以及生活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王朝闻明确指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对于客观事物的状况和性质的深切感受与理解，正是保证能够发挥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改变因袭陈套的作风、避免内容与形式脱离和充分运用想象的必要条件。”⑧ 这里，他不仅强调了“感受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不仅提出了面向生活对于作品主题选择与主题表达的决定作用，而且强调了“感受生活”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技巧的重要作用。 在整个50年代，强调艺术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再现生活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但由此也产生了直接将生活搬进画面、直接在画面说故事、讲道理、宣传政治口号的现象，出现了在主题性创作中，以主题的大小及政治性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的问题。怎样区别艺术与生活呢，王朝闻用“一以当十”概括艺术对于生活的单纯化、典型性的创造作用，他特别强调了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的表达方式，批评了人们在创作中注重了共性而忽视了个性的对于典型性的错误理解。他说：“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艺术家难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不能在认识生活时，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形成新颖的主题；能不能为了适应新颖的主题，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切合特定艺术样式，塑造不落陈套的形象，典型形象。”⑨ 王朝闻关于“面向生活”和“一以当十”问题的论述，都是针对50、60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现状尤其是主题性创作而进行的关于现实主义实践性的理论探索，是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加以中国化和造型艺术化的理论发展。它反映了50年代前后，中国现实主义怎样把反映现实问题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问题的思想内涵，而典型性只是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怎样发挥主体创造作用的一个命题，现实主义的核心还是强调审美的客观性，而且作为一种主体创作，“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 三、理想现实主义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中国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美术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4年，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⑩ 虽然，认识和反映生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原有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们从客观现实出发，从现实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去描绘现实，表现旧事物必然死亡、新事物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用社会主义精神鼓舞和教育人民群众。因此，这个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的现实主义，它所谓的现实，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理想的现实，修正的现实。 “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就好像水中的倒影反映岸上的景物一样，只能反映近岸边涯上的一点，稍微远一点的景物就反映不出来了；这就是说，作者们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它的发展，看到它的将来，所以也就看不清现在，看不见生活斗争的巨大意义，看不见生活里的美；有些作品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实际上只作到反映狭隘的视线所能接触的生活局部的‘真实’，而不能集中地反映生活里存在的那些更高更美的东西，不能把生活现象和生活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不能把现实的斗争和未来的远景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的产生，我以为是美术家对于生活缺乏远大理想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艺术家对于生活没有理想，对于生活前进的道路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那么，他能用什么眼光来观察生活呢？他怎么能够在生活万象中去发现美呢？他的作品又怎么能够在劳动人民中起鼓舞斗志的作用呢？”这是蔡若虹1958年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番话。讲话不仅要求艺术反映现实，而且要求艺术能反映“更高更美”的现实，为此也要求作者“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方面，作者们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和想得不深，恐怕是创作思想的通病。什么是站得不高呢？高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从远处说，我以为高的立足点就是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近处说，就是政治挂帅。”(11) 艺术形象的塑造，离不开艺术主体的想象。现实主义认为想象不是对生活的臆造，而是作者对于生活的美的探索和体现。但理想现实主义同时又认为，想象“又是作者的美的情操在艺术创作中的直接反映”(12)。因此，理想现实主义不仅仅允许想象，而且提倡那种加入主观审美判断的“修正现实”的想象。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如表现抗日战争历史事件的《地道战》、《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等经典之作，不仅注重对于历史主题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刻画，而且注重视觉艺术中对于文学叙述性瞬间的选择与描绘，注重艺术主体对于历史事件的想象与重构，注重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表达与发掘。即使像《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题材，也是“雄壮华彩”的气概大于“悲惨哀伤”的成分，不是悲戚哀恸、惨烈忧伤的实写，而是豪迈激昂、雄浑壮丽的想象与塑造。因此，“崇高”是50、60年代战争主题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的主调。“在生活里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情，作者不可能样样都耳闻目睹，更不可能样样都经过亲身体验，艺术的创造，也并不局限于生活实践的重复，生活实践无论怎样丰富也是有限的，而艺术的创造却是无穷的；这道理就在于植根于生活的想象在艺术里可以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未曾体验和无从目睹的生活现象，只要能通过想象，能通过作者思想感情的反照，也仍然能够发现和体现生活的美的光辉。”(13) 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是英雄与理想的颂歌，是现实理想对于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如果说理想现实主义对于现实和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是“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和客观真实取得一致”的辩证统一，那么到60年代中后期所总结出的“三结合”创作经验，以及“”中被极度庸俗化的创作方式，则将这种理想的现实主义推演到和“现实真实”背道而驰的“伪现实主义”之中。当理想现实主义夸大了“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在表现现实中作用的时候，同时也就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反面。而从理想现实主义滑落到“三结合”的创作模式，即“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群众出生活”(14) 则已经和现实真实无关，它的负面影响必然会使艺术受到政治理念的支配——“美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的艺术就是要从属于我们的政治”。所谓“画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图解——第一，充分表现伟大的革命的时代精神；第二，必须描绘最新最美的题材；第三，必须塑造出最新最美的形象；第四，必须具有最新最美的艺术形式。然而“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首先要求我们的美术工作者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感情，要画革命画，先要做革命人”(15)。所有这些理念不仅不是现实的反映，不仅是用主题先行、观念先行替代现实，而且对艺术主体提出了所谓的“政治审查”要求，从而将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更换为关乎政治内容、政治身份和政治前途的惟一选择。 四、人本现实主义 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逐步实现的。解放思想，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们从极左错误思想的羁绊中冲决出来的重要武器。当时人们不仅要把曾经被神化的领袖还原到人的地位，而且要把对英雄主义的简单颂扬转换为更多地对社会现实的揭露，由此展开的种种论争，都和怎样理解现实主义相关联。1980年1月，《美术》杂志召开由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要只抱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放”，“今天谈思想解放，不应回到五六十年代，而应当迎接八十年代”等观点。在解放思想的“八十年代第一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由此开始。当时以笔名“奇棘”发表的《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16)，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异议的文献之一。文中提出质疑的，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它是从时间艺术假借到空间艺术从而取代了绘画的本质特征；二是我们都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绘画反映生活的广阔可能性失去了它潜在的力量，绘画内容狭隘到最终被规定的政治内容代替了。对这两个问题的质疑，都切中了“”时期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要害，因此，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方法”提出的“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的矛盾”的疑问，也蕴藏着对于绘画艺术存在自身规律的肯定。 而胡德智发表在《美术》1980年第7期的《任何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一文，则首次提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实主义精神”两个概念的区分。文章指出：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也不是现实主义流派所独占的，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流派，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们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表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这个论点的提出，在于矫正了人们长久把“现实主义流派”误作“现实主义精神”的认识。作者也正是从这里引申出了两个话题，一是“现实主义不是惟一的正确描写世界的方法”，二是“任何通向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显然，文章的本意，是通过这个论点来肯定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艺术流派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肯定现代主义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和情绪，肯定现代主义反映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社会现实，尽管现代主义已远离对事物的描绘与再现。这样，也就为当时人们重新认识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在如何认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上，邵大箴说得更为准确：“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作为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作为表现手法，它和写实同一概念，只是一种艺术的写实，不排斥凭藉想象的夸张，其基本要求是明白易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写实表现手法是不能等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作者还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主体认识世界的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强调“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态度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家决不会仅仅把艺术作为一种赏心悦目和自我娱乐的手段和工具，决不会满足自己的作品只有少数知音者而置广大群众的需求、接受能力与欣赏水平于不顾。相反，这些艺术家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真诚地表达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以自己的创作干预现实生活。这样的艺术家可以在画布上，在油泥中，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运用写实、寓意、象征、抽象等多种多样的手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作品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将要产生的艺术效果，但他无疑是忠于生活和忠于自己的感受的。他决不会远离生活去拼凑去臆造，也决不会为了某种一时的需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趋炎附势。他要求自己反映的内容和人民大众息息相关，要求自己的艺术语言为更多的人所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写实的手法通常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采用。”作者并不认同“一切艺术流派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他提出的观点是辩证的：“我们应该有气魄，有胆识，肯定现代派艺术中一切从内容到形式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东西，但不能全盘肯定现代派，不能不加分析地给现代派送上一顶‘现实主义’的桂冠。”(17) 这些文章在廓清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误区，特别是从美术图解政治的主题性创作和伪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总括起来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人们认识的现实主义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清理： 1. 现实主义不应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不应以文学性的描绘削弱或取代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的本质特征。2. 现实主义具有两个基本内涵：既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方法。3.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再现，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或者通过对社会底层人民生存状况的描绘体现艺术主体的人文关怀。4.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和写实属同一种概念，但写实仍包含着艺术主体的想象创造。5.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并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历史上许多艺术流派、许多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当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思考和呈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6. 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真实，尤其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意愿难以得到实现的时候，暴露与批判也因此成为现实主义艺术表达这一意愿最有力的武器。 因此，顺理成章地，新时期美术的起点就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暴露与批判开始的。连环画《枫》、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从揭示“”伤痕到暴露“人性”真实；罗中立的《父亲》，从乡土写实到人道主义的精神孤旅等等。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人们从对英雄和领袖的崇拜中，从理想和教条的束缚中回到现实世界，特别是回到现实中人的真实精神世界。新时期历史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注重对于历史真实与人性的发掘与表达，当时提出的革命历史画要“忠实于历史真实”的观念和强调造型艺术的独特规律，“忌用说明性、解释性的细节来表现故事和情节”的思想，都影响了新时期以来关于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在审美精神上，由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了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像现实中的“伤痕”美术一样，画家们往往也通过战争素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伤痕”。因此，这个时期以表现“大屠杀”为内容的作品非常广泛，而且作品大多通过酷烈的场景描绘，宣泄历史悲剧的纵深面。某种程度上它和50、60年代在表现“悲壮”时的只“壮”不“悲”有所不同。就表现人物而言，也由原来的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而转变为对战争中普通人的描写，像沈嘉蔚《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鸿篇巨制，却刻意把领袖人物隐藏到平民和战士之中，这和理想现实主义时期的领袖形象塑造形成了鲜明对照。 由“解放思想”开始的对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拓宽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人们从单一的写实绘画，开始探索绘画艺术发展的自律性，关注“形式”在视觉艺术中的主导地位，关注个性精神、主体精神对于现实世界的呈现、超越及其独立性。对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对于“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讨论，对于“艺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讨论，对于“艺术本体独立性”的讨论，都试图摆脱“社会政治意识”和“社会人伦判断”的束缚，而走向艺术主体的张扬与整个社会人本主义精神的表达。 从“’85新潮美术”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现代艺术用了几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以张扬主体创造精神为内核的艺术历程。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之所以能潮水般地涌入，正体现了社会对于人本主义精神的饥不择食。那时，人们要摆脱的是那些教条主义的理念。的确，“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观念摧毁了人们许多固有的观念，从90年代起，中国艺术开始了更高层面的本土艺术自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重建。 90年代的所谓“近距离”对当代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倾心，是从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再现，转换到自我视角的“个体意识”的表现。在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中，个体生存体验已成为艺术表达的主要方面，从具象、表现而走向非具象、抽象、超现实，再到实物直呈，都掩饰不住作品中对于社会与自然的“人”此时此刻“自我存在”的肯定，都体现出精神的寓意和心理的体验。它是从个体“人的存在”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总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中国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的整体性反思和理论梳理，没有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人们便不能从“”伪现实主义的禁区中冲出来，去真正表现生活中的“人”，也不可能把现实中的“人性”和“个性”放在揭露“”黑暗的首位。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无疑也拓宽了现实主义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1. “写实”是现实主义的重要表现方法，但不是现实主义惟一的和独有的标志，“写实”作品也可能表达“形而上”的精神观念(如后现代主义一些作品)，也可能反现实或伪现实(如“”中创作的许多作品)。2. 现实主义的思想或精神不只存在于现实主义的流派中，人类艺术史上的许多流派、许多优秀作品(包括众多现代主义流派及作品)都具有现实的指向或现实的针对性，都在一定程度或某些侧面上体现了反映或折射现实社会与生活的创作方法。3. 更加注重造型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而不再移用文学创作中的典型性和情节描绘的瞬间性，将写实传统和象征、寓意、夸张、意象、表现、抽象、超现实、挪用、并置等现代造型艺术语言的探索相融合，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4. 将现实主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转换到对现实中“人”的关注，特别是对现实中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存价值与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于精神寓意和心理体验的现实性表达、对于放逐人性纯粹艺术语言的探索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不可能在“不修正现实，不粉饰现实”所体现的“审美客观性”的时代而产生和放大。 新时期美术实践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显示出的思想意识，内置了对于20世纪引进的科学思想体系与方式的调整，也充分体现了对于社会个体的“人”的尊重和对于“个体存在”价值的肯定，它从审美的社会性走向了人本主义的个体性审美表达，承认并强化了消费社会中艺术主体的精神独立和与物欲横流相对立的艺术主体的创造价值。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象、意、形、神范畴在中国美术批评中的运用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自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概念，象、意、形、神就是中国美术批评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范畴，这些范畴在中国古代绘画与书法艺术批评中得到了广泛使用。研究象、意、形、神及其他有关中国艺术批评范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理论的精神实质，掌握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独自风貌，并于建立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理论也有重要作用。 【摘 要 题】美术批评 【关 键 词】中国美术/批评范畴/象意形神 【正 文】 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国绘画、书法艺术的发展，中国美术批评得以展开。与此同时，开始形成中国独特的批评术语和概念。如象，意的概念，是从先秦哲学中吸收到艺术批评中来，在魏晋得到进一步的阐释。而形、神的概念，也是借助汉魏六朝哲学形神论中的基本涵义，转换到艺术批评中，使形、神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美术批评最重要的范畴。象、意、形、神和其他批评术语成为此后中国美术批评的基本范畴体系，成为批评家们品评作品精神内核和形式的艺术标准。 象、意、形、神，是中国美术批评中的最基本的范畴，在中国美术评论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也成为中国美学的基本概念。 象和形都是一种广义的视觉形象，是和图形、图像相关的，因此和绘画的本质特点相连。所以象和形历来被首先用于进行绘画评论。 我国训诂专著《广雅》解释“画，类也”。意为绘画为类似形物。我国最早解释字义的专著《尔雅》说：“画，形也。”意为绘画就是形状的意思。东汉许慎在所著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中说：“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说文》的这段对画的解释的文字，出自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畛，井田间陌也，即田间小路，引申为界限，区分之义，畔，田界。这可否引申为画即描绘物的形廓。今《说文解字》本，以同治十二年(1873年)陈昌治复据嘉庆十四年(1809年)孙星衍刻字本改刻一篆一行本，对画的解释与张彦远引文不同。今本说：“画，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画之，凡画之属皆从画。”[1] 画就是象田四界，即整齐地画出物之轮廓，聿为古画字之上部，即书写，引申为用笔画。东汉刘熙撰训诂书《释名》说：“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为什么将画释为挂呢？是否是用彩色将物象画成，然后挂起供人观赏，不得而知。以上对画的解释，都同画物之外形，轮廓有关，画就是象形、类形，是与造形，赋形不可分的。 我国绘画，在古代还和书(文字)、八卦紧密相连，有时被放在一起进行论述。据传汉代孔安国撰《尚书序》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2] 伏牺、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愤，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在伏牺统治天下时，就开始画八卦，造书契，结束结绳记事年代，文籍由此而生。《周易》中所说的“设卦观象”，八卦用象占卜，由于八卦是抽象的符号，同时也是一种形象，所以称八卦为画八卦，画八卦对书写文字也相类似，所以称画八卦造书契。书(文字)、画、八卦都有形可观，都是直观的形象，所以它们常常被一起加以论述。书(文字)、画、八卦都是古代中国人观察天地事物而后创造出来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上》)，观天察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就是观察天地之象与形。八卦之象，是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八卦是一种抽象化了、符号化了的直观形象。《周易·系辞上》还说道：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化莫大乎四时，县(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3] 所谓见乃谓之象，即观察天地时，看见的天地万物之形象则称为象，也就是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八卦关系到吉凶大业之大事。在上述引文中，《周易》将设卦观象同书、图三者并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是说圣人观天地之象而设八卦，接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说图绘与书法(文字)的传说中的起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说到“龟字效灵，龙图呈宝”，古代传说在伏牺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又称“龙行行图”)，又有神鬼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牺根据这些图和书，画成八卦，著成《周易》。在《周易·系辞下》中也说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八卦的生成，乃是观天地之象、察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 东汉文字学家、经学家许慎(约58—147年)著《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的重要根据。他在该书序中，论述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和书法与绘画的密切关系。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V，万品以察，盖取诸。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卦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诂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 许慎承袭《周易》说法，庖牺氏作八卦是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苍颉造字，依类象形，根据各类事物的形象来造字，最初的文字，“故谓之文”，文即纹条，所以最初的字是形纹，后来将形纹和声音结合，“即谓之字”，然后再著于竹帛，称为书。文字的产生是“依类造形”的结果。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许慎所说“六书”即六种造字方法，前三种指事、象形、形声方法，所造的字如上下、日月、江河等都与形似有一定关系。象形者画其物也，所以象形字，类似于图画勾勒物体之轮廓。这也是中国讲书画同源的根据。 20世纪我国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在30年代曾于北京大学开设《古文字学导论》课程，其讲稿于1936年印行。一般说来语言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唐兰认为，原始中国语，单言字多，同音异义字多，有声调的变化，而没有接头接尾等形式的变化，这种孤立语的性质，决定了方块式的中国文字。唐兰还对那些认为中国文字是误入歧途，歌颂拼音文字的好处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语和雅利安语等根本不是一条路，我们的祖先只是走其必须走的路而已。唐兰在论到中国文字的起源时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字起源于上古的“结绳而治”的结绳，但所谓结绳论，只是到战国时的《庄子》和《系辞》才讲到，但那只是一种猜想，结绳是否在文字后出现的，也无法考证，因此说文字产生于结绳不一定可信。另一种观点说文字产生于八卦，唐兰认为此种观点牵强附会，因为八卦的抽象符号很难是文字的源头，唐兰还认为，所谓河图洛书是文字之源，这也只是春秋以后的一种传说，至于仓颉造书，也只是战国时的一种传说，唐兰认为文字不可能是仓颉一人所造。那么文字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唐兰认为文字产生于绘画： 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精美的绘画，大都是动物和人像，这已是文字的前驱。画一只鹿或象，别人看见了就认识，就得到和文字一样的效用了。但还不能称为“文字”。因为这种绘画，只能抒写美感，而不能完全表现出作者的意思，假使画一个较长的故事而让十个人去解释，也许会有十种说法的。不过在那时候，除了艺术外，别的文化还不很高，所以这种绘画并没有进步而变为绘画文字。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人类由狩猎生活而变为农业畜牧生活，一般文化均有很大的进步，而绘画雕刻等艺术却反退步了。但绘画技术虽退步，范围则较前为广，一切可以摹写的事物，都做了画材。当这时候国家产生了，一切文化均受刺激而有更速的进步，因之产生了文字，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国家产生后，许多部落的语言，逐渐同化，每一图形，渐有标准的读法，于是可以描写图形来记载一件故事而这记载是可诵读的，就成为文字了。[4] 唐兰的这一观点提示了文字与绘画的关系，文字起源于绘画，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在文字产生的初期，绘画和绘画文字除了可诵读与否外，简直不能区别。后来文字和绘画才有了较大的分歧。由于文字起源于绘画，所以象形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并成为其后造字的重要方法和字源。 由于中国文字，绝大多数是一字一音，只有蟋蟀等少量的字是两字一意不能分开，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文字，不是多音节，而是单音节，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字用方块作为外形。正是中国文字的方块形，使共有了对比、构架等，因而有了每一个文字的空间组合，因而具有了绘画的空间构造视觉特点，这就使中国文字通过一定方法的书写成为一种视觉形式美即书法艺术成为可能。此外，每一个字的写法无定，因为各个书家的技术不同，性情有异，点画偏旁，增减变化，十分灵活，所以书写同一个字，不同人可以写出大致相同而又有所变化的不同的字形来。这就使抒写中国文字可以根据书写者自己的技巧和性情来加以变化，因而才使中国文字通过书写成为一种艺术成为真正的可能，加之书写的工具毛笔与绘画的工具之一毛笔相同，这样在书写文字时，就有了笔力、骨法、刚柔、轻重、疾缓、枯湿等形式美的因素，这使中国书法成为一种东方的神奇艺术，它不但没有因为后来文字的规范和绘画的发展而消失，反倒历久弥新，成为中国艺术与文化的伟大传统之一。如果中国书法没有文字的独立的形，和书法家在规定的形中可以有较大的自由性来重新造形，以及所造的形所具有的丰富的视觉形式美感，中国文字作为书法艺术而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探讨绘画的起源时，认为书画同源，都与象形有关。 古先圣王受命应篆，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 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庖栖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奎有芒角，下主辞章；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佐书、五、缪篆、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日图理，卦象是也，二日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由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焕乎而词章备。[5] 张彦远虽然也相信龟字效灵、龙图呈宝的传说为书画起源的观点，并受儒家思想影响而相信先圣王受天命应?，但在具体论到书画起源时，认为苍颉造字是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而定书字之形，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所以文字书法和绘画都是观象拟形的结果，而且在古代书画同体而异名。所以观象模形成为中国书画起源的最重要的根源。 除用象、形的概念或用观象模形的思想来源讨书画起源外，在先秦至汉魏六朝还用此来评论美术作品，象物、形似成为评价作品的基本标准。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治理有德，“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开始用图形逼真的难易来评定绘画的题材。《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齐王向画家探讨绘画的难易问题，画家告诉他，画犬马难而鬼魅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犬马天天在人们面前呈现，人们熟知它们的形体状貌，画家稍为画不准确，人们就会看出其毛病，所以难画。而鬼魅这东西大家并没有见过，因此画家画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大家不会挑剔，所以画鬼魅相对来说要容易。画家向齐王所回答的难易问题之内在标准就是逼真摹形问题，即形似问题。为什么画犬马难呢？就是因为人们天天见到犬马，画家稍有画不准的地方，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画家必须认真画得逼真。在此逼真形似是画家作品的客观标准。汉代王充将绘画与文章比较，推崇文章具有言教作用，而绘画则“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论衡·别通篇》)王充承认绘画有图形的作用即“形容具存”，所以人们喜欢看图画所绘古之列人。但因图画人物并不能活动，没有言行，所以在教化方面赶不上“古贤之遗文。”当然王充对绘画的特点和作用的认识有一定局限，但他对图画“形容具存”特点的认识还是正确的。 到东晋顾恺之将形、神统一起来并用于绘画评论中，提出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的观点，这可以说，极大地深化了形神理论，并提高了美术批评的标准。但在顾恺之之前，已出现了不仅局限于形似的观点，而将形似与内在精神结合起来评定绘画作用。 在此应提一下《庄子》中的法天贵真的思想：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笑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6] 庄子在此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行为及表情有内外之别，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所以贵真。如果一个人强哭、强怒、强亲，虽有哭、怒、亲的外相表露，但由于不是发自内心情感，因而是内外不一，只是一种假象，人们一眼就可识破。而一个人如果内心真有了悲、怒、亲的情感，那他就会无声而哀、未发而威、未笑而和，这就是真在内而神动于外，而这种真实的情感是自然不可易，不能佯装，是受于天，所以要“法天贵真”，庄子所说的天，即自然本性。在此，庄子虽然不是在评画，但他关于真在内而神动于外的思想，无疑极适合于艺术评论，启发画家不能仅仅以外形为刻画的最终目的，而应将外形的描绘同内真与神采的表现相统一。 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两次论到画的形与内在精神问题。一则说：“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淮南子·说林训》)他告诉我们，有的东西可以远望，有的东西只可细书，画家如果只细心描绘局部细节，有可能对整体面貌和态势把握不住，就像射手只注意所瞄准的某一点而不顾大的方面一样。在此，《淮南子》要求画家不仅要做到局部细节形似逼真，而且还要统领整个形象的貌与势。《淮南子·说山训》中又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一则更明确说明，如果画家只注意画出西施的外表华美和孟贲的眼睛之大是不够的，因为外形华美但不令人愉快(说即悦)，眼睛徒大而不令人敬畏，为什么会这样呢？“君形者亡。”也就是仅有外形而无内真和神采，外形如空壳，虽然华丽如何能打动人呢？显然在汉代，《淮南子》已明确将形似同传神统一起来作为评画的标准，虽然没有运用“传神”“内真”的字样，但其所表现的意思的确是不能仅仅用外表逼真作为评画的唯一标准。《淮南子？原道训》中还清楚地主张应以神为主，这样形从而利，如果以形为制(统领)，把神放到从属地位，则“神从而害”。这说明在汉代，对形神的关系已经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此外汉代的哲学家、文学家杨雄，对言和书作了深层认识：“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杨子法言·问神》)杨雄认为言是“面相之辞”，是人们沟通思想的工具，书则能“记久明远”，天下大事都能记录下来。言和书的本质都是心灵的表现，言是心声，书是心画。所谓声画形，即用言与书表达事物，各种人都能见出，由于言传心声，书表心画，所以能以真情来打动君子小人。将言和书都看成是心声心画的这一观点，肯定启迪汉代以后的画家与评论家不能仅仅将图画看成是外形象物，而应深入到形的精神层面加以认识。 到了东晋顾恺之，他自己既是一位知名的大画家，同时也结合创作实践开展绘画理论研究，并进行绘画评论。他的有关画论言语，在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中保存两则，另外有三篇论文被收入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而得以流传。这三篇文章是《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顾恺之“多才艺，尤工丹青，传写形势，莫不妙绝”。说到顾恺之的文章时“著魏晋名臣画赞，评量甚多。又有论画一篇，皆模写要法。”但在抄录这两文时，将评量甚多的一文题目写成《论画》，而将未有任何评定魏晋画家，只谈绘画要法的纯理论文章题名为《魏晋胜流画赞》，张彦远当时应该是区分清楚了的，可能在后来的传印中将两文题目颠倒。今天我们还是根据文章内容将题目还原，即将评论魏晋绘画作品的一文的题目还原为《魏晋胜流画赞》，将论绘画方法一文的题目还原为《论画》。 在《论画》一文中，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的观点，以形写神成为其后中国画创作与批评的重要的艺术原则。《论画》一文的主旨是“凡将摹者，皆当先寻此要，而后次以其事。”他说的“摹”即画，模写人物，“先寻此要”是指全文所论都是绘画的要法或基本方法，即先掌握绘画摹写人物的基本方法，然后再才有可能谈论其他。《论画》最后一段： 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5] 顾恺之此段原意我们要细心弄清，《论画》通篇都是讲如何摹写对象，要求非常细致，如该文中部告诫画家，画颈以上，“宁迟而不隽，不使远而有失”，因为颈以上为头部，要慢慢细画，不能有闪失。“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失矣。”在此，顾恺之对画人物的比例，用笔刚柔、用色深浅都作了细致要求，每一局部的一毫小失，都会导致人物的神气损害。“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画家要根据人的长短来在画幅中定远近，其高下阔促不能随意变化。“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即生活中的人，没有拱手行礼眼前面无所视的对象，也就是说，人物的眼神和动作都与周围的处境有关。“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所谓空其实对是画中之大失大错，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是什么意思呢？画家运用以形写神的方法本来是很好的，但空其实对则犯错，空其实对是歪曲了对象，画中的人物形与神都与对象不合，或者是画中的以形写神，将人物的形神故作姿态，而与表现的处境无关，人物神态没有根据，空陈其形，这就是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荃乃筌，筌是捕鱼的工具，《庄子》有“得鱼忘筌”“得意忘象”之说。“荃生”即运用来刻画人物形象(生即生人即活生生的生活中的人)的方法、工具，亦即画法，“用乖”即错误运用，这样传神的作用就消失了。整句话的意思是运用错误的方法来以形写神，实则歪曲对象，没有实际的根据，所以传神的效果也就达不到了。“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小察也。”歪曲对象或无根据地空陈其形是大错，而抓住对象特征描绘出现个别地方不准确则是小错。“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明昧是指人的聪明和暗昧。鲍照有诗云：“年貌不可还，身意会盈歇。智哉众多士，眼理辨明昧”。“一像之明昧”，即所画形象所表现的聪明或愚钝，“不若悟对之通神”，即有意表现人物的智慧或愚妄的姿态，不如彻悟对象，与之神通，然后将其神气表现出来。 顾恺之在《论画》全文中，说到“神气”俱失，“以形写神”，“悟对之通神”、三次提到神，所谓“神气”“写神”“通神”都是绘画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至高要求。表现人物对象的神被提到很高的要求上来。“以形写神”，将摹形作为绘画的手段或初步要求，用形来写神(表现神态)则是绘画的目的或更高的要求。 顾恺之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认识到传神的重要性。他为裴楷画肖像，凭空在脸上加三根毛，“如有神明”，即能更好地表现人物的神采。《世说新语》记载他画人，数年不点目睛，其原因是画眼睛最重要，因而十分慎重，“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太平御览》卷七零二引《俗语》说：“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而都不点眼睛，曰：‘点眼睛便欲语’”。《世说新语·巧艺》记载，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晋书·顾恺之传》：“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文选·嵇叔夜〈赠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顾恺之根据嵇康此四言诗作画，故有“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的体验。为什么画手挥五弦易，而画目送归鸿难呢？那是因为手挥五弦是画具体的人物动作，图形较易，而目送归鸿，则要表现人物的复杂神态和心绪，无所托依，则更为其难。手挥五弦是图形，目送归鸿是传神，后者比前者难，要求更高。 形和神的概念，在东晋还被用来品藻人物，并认为眼睛关乎神明。《世说新语·贤媛》中说：“王尚书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在此形骸和神明区分得很清楚。东晋高僧慧远对神作了精到的解释：“夫神者何邪！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究其幽致。”(《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一)神是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慧远还说：“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慧远对神的解释，受到佛学的影响，他还讲到“神形俱化，始自天本”，“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形神观成为东晋佛学所讨论的重要问题。正是在魏晋用形神品藻人物(如《世说新语》中“神意闲畅”“神气豪上”“风姿神貌”“神姿锋颖”“神明可爱”)和东晋佛学中对形神化传问题的探讨的背景下，顾恺之结合绘画实践，发展了他的形神艺术观。 顾恺之所运用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概念在其后的中国绘画批评得到广泛运用，成为评定中国画的重要的艺术标准。“传神”“写照”虽与佛学理论有关，但经顾恺之改造，成为绘画评论的专门术语。慧远曾讲到“神以化传”、“以神传神”、“神之传于形”，讲的主要是佛学中的生死化传，重在神传。顾恺之讲的是绘画中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传达人物的精神情采，重在传神。“写照”之说始于顾恺之。此前讲到画人物形象时，多用“图画其形”(《史记》裴?集解引刘向《别录》)、“写其形象”(《尚书注疏》)、“法其形貌”(《汉书？苏武传》)、“写载其状”(《鲁灵光殿赋》)。“写”也就是“画”，写其形象也就是画其形象。“照”也是佛学中的用语，神光外照，《涅??无名论》中说：“三明镜于内，神光照于处”，(《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五)，照有“穷幽之鉴”的智慧，是一种神光外照的神明。顾恺之用写照二字，一方面有图形写象的意思，同时还有照明精神的意思，即画出人物形象包含的精神特点，心灵智慧。所以写照一词比写形有更丰富的内容。 继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后，到南朝，独立的画品(绘画品评)著作已开始出现。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原名可能为《画品》)，南朝陈姚最的《续画品》是两部重要的绘画评论著作，谢赫因在该书中提出绘画六法，影响深远，姚最的《后画品》则接着谢赫的《画品》往后评论。在这两部著作中，象、形、神的概念得到初步运用。 谢赫对顾恺之的评价不甚太高，把顾放在第三品第二人。评语为：“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迨意，声过其实。”而对陆探微十分崇拜，评语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将陆定为上上品，还嫌屈标第一。谢赫亦未提及和搬用顾恺之的有关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等批评术语，但对象、形、神的概念在品评画家时，还是经常用到。且“六法”中有一法为“应物象形”。可见对形似问题也是足够重视。 《古画品录》在评论张墨、荀勖时说：“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认为二位画家如果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则可谓微妙。因此作画不能被物体所拘束，而应取之象外。在评顾俊之时谢赫认为他精微谨细，有过往哲，他还是画蝉雀第一人，其画风比较细致，“始变古则今，赋彩制形，皆创新意”。顾俊之能在赋彩制形，精微谨细的同时能皆创新意，实乃不易，因而被列为第二品第一人。 谢赫对有些在象形、制形方面略为逊色但在神韵方面有所特征的画家，也是积极肯定的。如卫协，“虽不该备形妙，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卫协虽然在形的妙似方面略欠，但颇得壮气，即画的精神十足，有豪壮之气度，仍为旷代绝笔，属于第一品。评袁?时说，“象人之妙，亚美前贤”，虽然在象形方面比前贤略差，但其艺术成就仍应肯定，“然和璧微玷，岂贬十城之价也！”在评价晋明帝时说：“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这说明形色虽是评画的基本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传神也很重要。晋明帝的画作形色略欠，但神气颇得，因此亦有奇观，作品也算不错。 姚最在《续画品》中进一步运用象、形、神的概念从事绘画评论，所评画家自谢赫后二十名，另对顾恺之重新评议。他运用“象人”的概念来评价梁元帝萧绎，说梁元帝幼禀生知，学究性表，心师造化。“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萧绎能心师造化，即用心观察自然景物，“遇物援毫，造次惊绝”，对自然事物的描绘，有很高的技巧，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善于模写人物，特别能传达人物神韵。所以象人、神妙成为萧绎绘画的特点。在评谢赫时，着重对他模写人物十分精致的特点给予赞扬。“貌写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研精，意在切似。日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事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中兴以后，象人莫及。”说明谢赫笔迹精细，貌写人物，目的在酷似对象，虽然谢赫的作品在气韵精灵方面欠佳，生动之致略逊，但“象人莫及”，不少人模仿他的画风，“委巷逐末，皆类效颦”。由此可见，谢赫虽然制订绘画六法，将气韵生动放在第一，但他的画作则重在象人形物。姚最在评张僧繇时说“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其妙。”认为他画圣贤人物，“小乏神气”，但这点小毛病不应过于苛求，“岂可求备于一人”。说明姚最在评价画家时，对谢赫、张僧繇这样的大画家，既指出他们的长短处，又不求全责备，将气韵，生动、神气作为一个艺术标准，但虽略欠，而在象人貌物方面有特别成就也应充分肯定。姚最在运用形、神标准时，可以说在评画操作中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在唐代，由于绘画创作日趋繁荣，绘画评论与理论研究也更加深入。一方面仍继承顾恺之和谢赫、姚最的分画家专评，即一人或二人一评的传统，如彦的《后画录》，另一方面也出现专文论画如白居易的《记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在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已确立的象、意、形、神的概念在唐代的画评中进一步得到运用的同时，对这些概念及其关系的探讨则有新的发展。 唐太宗时僧人沙门彦著有《后画录》，评点画家的方法，基本沿袭谢赫、姚最。《后画录》收录二十七位画家，是他“观在京名迹”后，品弟优劣差降而写成，自称“帝京寺录”。象、形、神仍是他评画的基本概念和标准。在评论郑法士时说：“取法张公，备该万物”。评隋江志：“笔力劲健，风神顿爽。模山拟水，得其真体。”评刘褒：“鸟雀其变，诚为酷似。”评张孝师：“象制有功，云为尽善。”评曹参军李凑：“挥毫造化，动笔合真。”评展子虔：“触物为情，备该绝妙。尤善楼阁，人马亦长。远近山川，咫尺千里”。彦说他的此文是“帝京寺录”，也就是他在长安观察寺庙壁画后加以评品而写成。所涉及的内容有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他评论这些画家和作品时，将备该万物、模山拟水、象制、合真，酷似作为重要标准，此外他还提出“心师造化”“灵心自悟”“挥毫造化，动笔合真”的观点，说明唐代画评家，在讲究酷似、象形的同时，已认识到主观心灵的特殊作用，心师造化、灵心自悟，即在师造化的过程中还要充分发挥画家的心灵感悟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模拟自然，心师造化提示了绘画创作中主客体统一、情景互渗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挥毫造化，动笔合真”。所谓“合真”已不是表面的相似对象，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切合，亦即创作出符合对象本质特征的绘画形象，这种形象乃所谓“真体”。后来张 谈绘画创作时总结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规律，是对彦 “心师造化”论的进一步阐释。从东晋到南朝的形与神问题，发展到唐代，提出造化与心源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绘画美学的一大进步。形与神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被描绘的人物形象的外形与内神问题上，而造化与心源则主要谈的是客观对象与画家主体精神的关系问题，“心师造化”的提出，说明画家主体意识在增强。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为了记录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画家张敦简的画作，“恐将来者失其传”而作《记画》一文，是年贞元十九年，即公元803年。张向白居易展示了十余轴画，内容有山水、松石、霓云、鸟兽，妓乐、华虫、六畜等。《记画》中说： 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尤者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与役灵于其间者。……然后知学在骨髓者，自心术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张但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笔精之英华，指趣之律度，予非画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觉其形真而圆，神和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7] 白居易在此提出“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把拟与真作为绘画和学画的基本要求。一方面他认为学画得骨髓(即精义)者，自心术得，也就是说要用心体悟画之理，另一方面白居易还认为要工侔造化，由天和来，即师法造化，自然而至，不需雕琢。张敦简的画能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张能工侔造化，又能神会心领，所以在作画时能得心应手，不知其然而然。白居易赞扬张的作品“形真而圆，神和而全”，臻于完美。“形真”“神和”乃是白居易评论绘画作品至佳的标准。如果说东晋和南朝在评论绘画作品时，主要是以象人、象物、象形、或形似的标准衡量作品的形象，重在作品与对象的逼肖程度，那么在唐五代则以真为师，用形真的概念来要求作品，形象既要与人物或事物的外形相似，同时还要与对象的本质相合，这样才能达到“本真”。所以从“形似”到“形真”概念的发展，反映了晋唐审美观的变化以及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谈到，太行山有洪谷，其间有数亩之田，他常“耕尔食之”，在山中观察古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画松号过数万本，虽是大概数，说明他观察及写生之勤，“方知其真”，方始能达到对松的本质特点的表现。荆浩还说，绘画“贵似得真”“度物象而取其真”，他将似与真作了明确区别，物有华与实，应分别取其物之华与物之实，如果执华为实，“苟似可以，图真不可及也。”那么什么是似，什么是真呢？“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所谓似只是外表形象相似，而没有把握物的实与气，所谓真是气质俱盛，真深入到形象的内在实质之中并得以表现。显然荆浩是想提倡由似入真，贵似得真，把真看成绘画表现的更高标准，将似与真的概念加以区别，并阐明二者的关系，对中国绘画创作与艺术批评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论画六法”的篇章中对象、形、意的关系进行论述，而且将这几个概念还和骨气、用笔结合起来，发展了这些概念的意义。张彦远在论画六法中主要是讲对谢赫六法的理解。顾恺之讲以形传神，谢赫讲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张彦远则把顾恺之的“神”的概念舍掉而用“骨气”的概念，显然是把谢赫气朗生动、骨法用笔的思想揉进去了。张彦远说： 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5] 张彦远采取递进方法，层层深入。因为图画最基本的特点是要创造视觉形象，要象人象物，所以他把“象物”作为起点。而象物的基本要求在形似，但形似不能仅仅在皮相上只成为一个空壳，形似必须充满骨气，所谓骨气就是要有内在的气韵和骨力。骨气和形似从哪里来呢？都来源于立意，立意即画家的精神构思和情感因素，有了好的立意，要使人物形象达到形似并具有骨气，归根到底还要有好的用笔，用笔即笔力、表现技巧。也就是说有好的立意而没有笔力工夫和技法，也不能将立意的内容传达出来，而用笔又与书法相通，如画家在书法上有所造诣，笔力劲健，那么画的笔力也在其中，所以工画者也善书。在张彦远的这段论述中，对绘画的评论和要求明显地比顾恺之的以形写神更加全面，从象物、形似说到骨气、立意和用笔，这说明批评概念到唐代得到新的发展。 张彦远对“意”的问题特别提出，并有新的见解，是他的批评理论的一大贡献。因为顾恺之等人主要运用形、神的概念进行评论，张彦远将意的概念突现出来，增强了评论中有关画家的主体意识内容。除前面说到的张彦远关于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外，还在具体评论中运用意的概念。如谈论古画时，认为“古画非独变态，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评顾恺之时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顾恺之除用笔紧劲连绵等特点外，还“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这是说顾恺之在下笔前，已经先构思好了，先有一个绘画全局的蓝本，在思维或意识中已经存在，然后在作画时才能风趋电疾，下笔如神，一挥而就，“画尽意在”，即画完作品，画家之意自然地包含在作品形象中了。在此张彦远将意提到创作中的关键地位，在作画时，起到统领作用。他在评吴道子时也用了“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八个字，这说明，张彦远已把意的问题作为有突出成就的画家作画时的普通规律。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顾陆张吴用笔”一篇中谈到疏密二体时还提到“意周”的问题，用“意周”同“笔周”相对应。 又问余曰：“夫运思精深者，笔迹周密，其有笔不同者谓之如何？”余对曰：“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或者颔之而去。[5] 张彦远认为顾恺之、陆探微是笔迹周密的密体，而吴道子，张僧繇则是笔才一、二，但象已应焉，虽然画面常有缺落地方，这正是二位的妙处，疏密有致，笔不足而意周。画面有的地方表面缺落，实是画家有意为之，这些所谓疏的地方，虽然笔所未到，但意已到，意的气势已笼括全画，所以称为“意周”。意周的问题可以说是张彦远在评点顾陆张吴时的独到见解。“意周”的批评理论对后来中国文人画家们计白当墨、留白的空间处理方法产生较大影响。 宋代绘画得到全面发展，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种均已成熟，风俗画还出现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巨作，工笔花鸟及院体山水达到高峰，同时文人画、写意画形成气候，可以说宋代是中国绘画的辉煌时期。与此同时绘画理论、绘画批评、绘画史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诸如郭熙的《林泉高致》、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米芾的《画史》、还有官修的《宣和画谱》(及《宣和书谱》)等，此外欧阳修、苏轼等文豪在作诗、文、书的同时，也从事艺术批评，撰写论文或以诗评画，阐释他们的艺术思想与批评观念。象、意、形、神等批评概念，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论述，并在批评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他在论画中特别强调意，并对形似难易问题发表不同见解。 自从《韩非子》提出画狗马难，画鬼魅易的论点后，人们一般都接受了这一观点，都以为因狗马天天出现在眼前，为大家熟知，画家若小有画不准确就会看破，而鬼神为人所不见，画家随意画其形象，也不会被指责为不似。《韩非子》显然是以形似作为标准来论画之难易。欧阳修则说： 善言画者，多云鬼神易为工，以谓画以形似为难。鬼神，人不见也，然至其阴威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辄惊绝，及徐而定视，则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8] 在欧阳修看来，画鬼神如画到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或千状万态，也不容易，问题是要达到“笔简而意足”。在此，欧阳修说鬼神也难画，其衡量标准，已不仅仅是形似问题，还有阴威惨淡的氛围背景，还有变化超腾的气势动态，更重要的还要“意足”，所以形似只是评价绘画的标准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这已对“形似为难”的根本标准进行质疑。绘画除形似外还有意足的问题。与欧阳修见解相近的还有与他同时代的董卣： 岂以人易知故难画，人难知故易画耶？狗马信易察，鬼魅信难知，世有论理者，当知鬼神不异于人，而犬马之状，虽得形假而不尽其理者，亦未可谓工也。然天下见理者少，孰当与画者论而索当哉！[9] 董卣明确认为，即使画犬马，虽然得以形似，但若不得其理，也不算工，也不是好画。品评绘画的标准除形似外，还有“理”，天下懂得“理”的人少，知道理的人还懂得画鬼神不异于人，即鬼神不过是人的变种，亦不易画。董卣叹息人们多数只知道以形似论画而不知其理，“见理者少”，很难与画家来讨论绘画的真谛。 欧阳修重意，董卣重理，强调的都是形似以外的东西。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说：“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所谓画意不画形，不是不要形，无形则意无所寄，而是重点在画意上，而不能停留在形上，得意忘形、意重于形。当然形仍是基础，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描述此图形似之妙，“爱其树老石硬，山回路转，高下曲直，横斜隐现，妍媸向背各有态，远近分毫皆可辨。”这都在述状形之妙。所谓“古画画意不画形”中的古画二字，只是欧阳修所处时代风尚还是较重形似，如院体画风就占统治地位，所以他要借古诫今，古画画意只是他的一种理想状态。诗中所谓“忘形得意”，表达了欧阳修关于以形达意的艺术观念。《庄子》中有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之说，王弼则有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论，唐代诗论诗评讲象外之意、言外之旨、韵外之味。唐代李嗣真董论展时说：“动笔形似，画外有情”，诗有言外意，画亦有形外情，情即意。张彦远也提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那么形似之外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情与意和理。到宋代，文人观画谓精鉴妙识者，大多主张忘形得意。如李畋在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序言中说：“大凡观画而神会者鲜矣，不过视其形似。其或洞达气韵，超出端倪，用笔精致不谓之工，傅采炳缛不谓之丽，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始可品绘工于彀中，揖画圣于方外。”显然李畋是把观画仅视其形似的人看成初识画者，而能神会者则为精鉴者。用笔精致达其形似不能算工，只有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才能真正达到精鉴绘画的境界。欧阳修说“梅诗咏物无隐情，”梅诗，指诗人梅圣俞的诗作，他作诗要求“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这是作诗的至高要求，既要状难写之景，又要含不尽之意，诗如此，画亦如此，“不若见诗如见画”，说明诗画在用形达意、得意忘形(诗中还存在得意忘言)方面有共同之点。 欧阳修还将形、意同绘画意境结合起来： 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尔，非精鉴者之事也。[10] 欧阳修认为意浅之物易见，他所谓的意浅之物，即物之自然形状突出者，如物的高下向背，远近重复，飞走迟速等，将之画在画面上容易识别，这只是画工所为。所谓趣远之心难形，即表现闲和严静、萧条淡泊之心境或境界，却不容易，此难画之意。欧阳修评画的倾向十分明确，将意浅之物得其形似者，称之为画工，而将表现趣远之心，淡泊之意者，称之为精鉴，后者品位更高，画意比画形更难。 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是北宋大文豪，于诗、词、赋、文、书、画均是大家，且对元明清文人画产生极大影响。苏轼的绘画思想非常丰富，他在绘画评论中，对形、神、意、象等问题亦发表许多独到见解。苏轼品画中有关形与意的问题的看法，可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 苏轼关于“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一诗，产生极大影响，也引起种种误解，认为苏轼要破除形似，不要形似，包括陈师曾等大家都抱此观点，借苏轼的文人画观来阐释自己的文人画思想，对苏轼的理解上有偏颇之处，这一点阮璞先生已指出。[11] 苏轼的这首论画诗为《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第一首诗主要在论画，第二首则重在评王主薄的两幅画。第一首诗如下：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清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苏轼的这首诗，应作全面理解。黄宾虹《信札残稿》中将“论画以形似”，改为“作画以形似”，显然不当。“论画”是说观画品画时对绘画进行评论不当止于形似，不能改为“作画”时不必形似。此诗前六句是对论画作诗的议论，论画或品画、观画只以形似作为标准，看画是否与对象相似一致，这只是近乎儿童看画，只知道看画中形象与客观对象是否像，而不能深入到画中所表现的深层的意之中。如果作诗只以形似为准，而不求景外之意，那么他一定也是一个不懂诗歌创作规律的人。苏轼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只是唐宋时期关于画外之情，画外之旨，和诗歌中讲求言外之意、景外之趣的艺术观点的进一步阐述。“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是说诗画在创作上有共同的规律，即自然天工无雕琢迹，达到清新纯朗的艺术意境。后六句用唐代花鸟画家边鸾、宋代花鸟画家赵昌的写生，传神特点来衬托王主薄的二幅折枝画，美言王主薄的画比边鸾赵昌的更好，好在什么地方呢？“疏淡含清匀”。赵昌边鸾的花鸟画是写生工细一类，缜密严整，王主薄则“疏淡”，应是另一种画风，“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是说画中关键景物不在多，而要蕴含丰富的意义，这正如唐代诗人所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是在讲画外情，象外意。如果观画，论画局限于形似，那是无法从一点红色中，看出无边春景的。苏轼的第二首诗，则具体来品赏评价王主薄的两幅画，我们仅从前四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就能看出苏轼论画阅画的方法，他从画中瘦竹联想到幽人，从幽花联想到处女，鸟雀在枝上昂首，跳弹摇落枝上花中雨水，真是情景交融，趣味盎然。这说明苏轼评画是不止于形似的，他从画的形象中感悟联想到更多的意与情、趣与理。但画中的瘦竹幽花，雀鸟仍具有形似特点，在这两首诗中我们均找不出所谓打破形似，不要形似的说法。全面理解苏轼的观点，应该是，他主张论画评画不能局限于形似，形似既是作画也是论评绘画的基本要求，但更高的品鉴和艺术评论应从形似中看出象外之意，画外之情，就像从画中“一点红”中把握到“无边春”。 此外，欧阳修讲“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不以形似论画，这还与他们都是诗人、文人相关。他们潜意识中常以诗论画，将诗的精神运用到评画中来。而中国的诗，是抒情诗，诗论也讲情景交融、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那么欧阳修、苏轼将此作为参考来论画评画，也必然不止于关注画中形似逼肖问题，而要深入到画外之情，形外之意了。苏轼在《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中说：“燕公之笔，浑然天成，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他把燕公的绘画成就，归结为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显然，苏轼认为画中有诗人之情的意境，要比满纸精工细刻逼肖人物的画工之作，其审美价值要高。 明代董其昌在《画旨》中说：“东坡有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余曰：‘此元画也。’”明代的董其昌将宋代的苏轼的论画诗看成是在评论元代绘画，好像在打时间差，董其昌所谓元画是什么呢？就是倪瓒等人所谓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意气。”董其昌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也附会成不求形似，所以似乎在评说元画。近代陈师曾将苏轼的此诗说成是要“极端打破形似。”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董其昌和陈师曾等人要将苏轼的论画诗，歪曲成是在评论元画或打破形似呢？难道苏轼的这二首诗原意他们真的不理解吗？我认为董其昌和陈师曾是带着个人的成见来读苏轼，各取所需，才造成这种误解。董其昌倡导绘画的南北二宗，推崇王维以降的南宗，故将苏轼明明是在评同时代宋人的画，故意说成是好像在评元画的萧条淡泊、逸笔草草。陈师曾则在20世纪初竭力维护文人写意画，而反对陈独秀、康有为否定文人画、恢复院体写实画的论调，因此陈师曾从苏轼诗中，臆想出极力打破形似的观点，强加给苏轼。实际上董其昌和陈师曾都在借苏轼的论画诗为我所用。这说明，即使像董其昌、陈师曾这样的大画家兼理论家，只要带有偏见，也会曲解历史上像苏轼这样的大家的艺术思想。所以舍弃偏见，才有可能较公正和准确地把握历史上的艺术观念，特别是有争议的艺术思想。 苏轼另一段关于观士人画的言论也颇引人注目，经常被引用，即《跋宋汉杰画山》中之一段：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 宋汉杰即宋子房，宋代山水画家。苏轼认为汉杰之画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并认为汉杰之画乃真士人画。观看士人画就像九方皋阅天下马一样，取其意气所到，苏轼运用《列子》关于九方皋相马遗其牝牡骊黄而取其“天机”的故事作为比喻，说明观赏士人画，就像九方皋观天下马一样，不能仅看皮毛等项，无一点俊发，即毫无生气，所以看数尺便疲倦了。 从这一段话的原意来看，苏轼是赞赏士人画，而对画工画评价较低，为什么士人画比画工画好呢？就是画工仅取物之皮相，虽外表形似，但形象较为呆板无生气，而士人画则取意气所到，常常忽略皮毛表相，仍能饶有韵味。苏轼在此推崇士人画，还是强调意重于形，他是受到他的老师欧阳修“古画画意不画形”观点的影响的。《天厨禁脔》载东坡论诗画之语有：“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苏轼论诗，意重于名(言)，苏轼论画，意重于形(象)，当然这不能理解为苏轼否定形似或不要形似。他对那种肆意否曲对象，不求形似者也是有过批评的。东坡《净因院画记》中说：“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他把那些画不准形体而借口说客观世界中无此类常形者的做法，称为欺世盗名，应予鄙弃。 宋代欧阳修、苏轼论画评画之最大特点，在于将魏晋以来的形神论发展为形意论，从以形写神发展为忘象得意。对意在创作中的提升实际上是对审美主体即艺术家的精神作用的强化。对意的强调在宋代画评中已是比较普遍。我们仅举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就能窥豹一斑。如评陈州阎士安，说他工画墨竹，笔力苍劲，名著当时，“每于大卷高壁为不尽景，或为风势，甚有意趣。”评丘士元，工画水牛，“精神形似外，特有意趣。”评真宗所示八幅《袁安卧雪图》所画人物车马，林石庐舍，靡不臻极，“从者苦寒之态，意思如生”。所以“意趣”“意思”及苏轼所谓“意气”均是评画的重要概念和艺术标准。 为什么到宋代会出现强调“意”在绘画创作与评论中的作用呢？我想主要有如下三点原因。 其一，顾恺之关于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及点睛之论，主要是指人物画，他强调不仅要形似，还要传神，表现对象的精神特点，这比仅仅认为绘画就是图形写貌、空陈形似要深刻得多。但隋唐以来山水画开始发展，五代及宋花鸟画也得到发展，虽然也能借用人物画传神论来评价花鸟传神，山水传神，但总觉得借鉴人物画中品评语言，不如用意趣、意理、意境、立意、生意等来评述。意的范围更广阔，画中之意，象外之意，是指整个画面和境界，不仅仅局限在人物画的传神上，包括山水、花鸟都可以有立意和达意的问题，所以宋代强调“意”的概念，乃是绘画创作发展的必然。 其二，在顾恺之以前，往往将绘画看成类物、象人、象物、象形、这还处于对绘画的初始认识上。顾恺之系统提出传神论，对绘画的本质认识进了一步，绘画不仅是摹拟外形，还要传出对象的神韵或神采。要在刻画对象的外部形象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的统一上来表现对象，赋予被表现的对象以生命活力和精神光彩。但顾恺之更多的是关心被表现的对象如何得到表现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注意画家本身的心灵意志问题。到南朝陈的姚最已提出“心师造化”的问题，而唐代张更明确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个字，将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辩证地加以精辟说明，绘画创作主体的心源、灵感、想象等精神意绪活动得到重视，认识意才是创作中的关键部分，形似，骨法都本于立意，所以到唐宋，对立意、画意的重视，实际上是在创作中从摹拟客观对象向表现主观情意转化的必然产物和要求，是重视创作主体作用的明证。 其三，唐宋时期我国诗词艺术得到重要发展，诗品、诗评、诗论也进一步展开，由于我国诗歌历来重视“诗言志”，诗的抒情性及比兴隐喻手法是中国诗的特点，诗歌品鉴讲究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加之唐宋时期如王维、苏轼既是诗人又是画家，打通诗画之间的边界，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了解诗画二门艺术的基本差别后更注重二者的联系与相通之处。中国的诗重言志达意，重言外之意、象外之意，这一传统被诗人欧阳修、苏轼借用来强调画外之意，意重于形，意生象外。所谓画意不画形，取其意气所到，正是欧阳修、苏轼诗画美学思想中重意之观点的集中表现。欧阳修与苏轼关于画家不画形、忘形得意、苏轼关于不求形似，取其意气所到的绘画思想及评论观点，对元明清的绘画评论及艺术观产生极大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派受其影响更大。可以肯定地说欧阳修与苏东坡的思想对其后中国的表现性艺术美学及绘画创作中的表现性特点，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动画与中国美术 中国五千年悠久文明史形成的丰厚文化底蕴,成就了中国美术艺术形式的多样发展。中国美术的发展历史绵长,其涵盖的理念内涵与形式技法等特质可谓博大精深,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到绘画,不求肖似，形成了中国美术高度的意向性、装饰性，表现为飘逸、雄浑、古朴、稚拙等风格。中国动画传承了中国美术的形式、造型、色彩、立意、构图等特点，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与艺术语言，震动了国际动画界, 为中国动画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美誉，开创了世界动画新的里程碑。 一、形式的多样性 中国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服饰乃至戏曲、剪纸、皮影、年画等，为中国动画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借鉴材料，造就了中国动画百花齐放的特点。 1.传统手绘动画片：借鉴中国传统年画和古代寺观壁画，创作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传统动画片。 2.偶片：借鉴民间玩偶的泥、木、竹等材料和形式，拍摄了《崂山道士》《真假李逵》等偶片。 3.剪纸片：吸取中国皮影和民间剪纸的外观形式以及传统戏曲服饰特点，制作了《渔童》《猪八戒吃西瓜》等剪纸片。 4.水墨动画片：脱胎于中国画中的写意花鸟和写意山水，把中国水墨虚虚实实的意境和轻灵优雅的画面带入动画片，拍摄了《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水墨动画片，堪称中国动画的一大创举。 二、造型夸张、以形写神 中国美术在造型上不求肖似，强调“以形写神”，装饰性强。如《大闹天宫》，在造型上是从我国古代铜器、造像、绘画以及民间年画等多方面汲取滋养，融会贯通而成；孙悟空、太白金星、土地爷等人物，造型上的超常夸张，强调主观上的意会，以“古雅、神奇”制胜。又如《牧童》采用了国画家李可染塑造的牧童和水牛的形象，简洁而饶有墨趣。《世界报》评论：“《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斯尼作品的美感，而造型艺术又是美国迪斯尼作品所做不到的，它完全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① 三、随类赋彩、色彩相和 中国美术重视随类赋彩、色彩相和。无论是国画、年画、陶瓷绘画、皮影、玩具等色彩，不拘泥于光源、冷暖色调的局限，较重视物体本身的固有色，强调达到色与物、色与线、色与墨、色与色的调和。如《猪八戒吃西瓜》，大胆采用民间美术传统的对比色，格外鲜亮悦目；《大闹天宫》在用色方面大多采用红、绿、蓝、黄等色彩来为笔下人物添加光彩。而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则以墨为主，赋予淡彩，水墨自然渲染，浑然天成，意境优美。 四、写意抒情 中国绘画艺术强调主观的意会，要求笔墨相合，情景相融，气韵生动，有无限丰富的想象，有诗一般的韵味。 1.写意抒情，使影片充满了诗意。在水墨动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一个个场景就是一幅幅出色的水墨画，角色的表情和动作优美灵动，泼墨的山水背景豪放壮丽，柔和的笔调充满诗意，体现了中国画中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境界，如水墨动画片《牧笛》，以国画的传统色彩展示高山峻岭和千尺飞瀑的宏大气象，充分起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全片没有对白，借用富有田园风味的南方民乐曲调，鲜明地揭示并丰富了主题。片尾牧童骑在水牛背上，吹着竹笛从柳树中穿出，走过夕照中的水稻田埂，水光中倒映着牛和牧童的身影，最终与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暗藏了“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诗句，展现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有报刊评论：“中国水墨动画柔和的景色，细致的笔调以及表示忧虑、忧郁和快乐的动作使影片产生了魅力和诗意。”② 2.写意抒情的营造，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哪吒闹海》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影片塑造了一个三头六臂，身披混天绫，手执乾坤圈，脚踏风火轮，眉目之中满含忧伤的英雄形象。哪吒自刎前的那种矛盾与痛苦表现得非常强烈、细腻。为了拯救流离失所的百姓，他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削肉还父那一幕让人历历在目，久久难以忘怀。造就了一部更为人性化、带有英雄悲剧色彩的动画片。影片剧情曲折起伏，想象丰富，气势宏大，色彩绚丽，意境的创造不仅增添了神话的传奇色彩而且能达到境能夺人的效果。而且可运用“简洁”的手法，如《三个和尚》中，简洁奇特的置景、幽默夸张的人物、轻松诙谐的音乐把“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古谚通过突发事件，使和尚在救火中同心协力，进而创造性地改没水为有水，让观众在欢笑声中领悟古谚的深刻性，为观众留有想象的余地。美国电影艺术科学院院长费·卡宁女士赞扬说：“这是一部纯粹中国式的电影，也是一部国际化的电影。”③ 五、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 中国绘画中的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等构图特点深刻地渗入到中国动画之中。“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构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④。中国动画片是按中国绘画的原理来构图的，高远透视，较少有纵深变化，较少运用俯视仰视的镜头。在一个场景或画面里人物常常被处理为侧视，而桌子被处理成正俯视，桌子上的碗、盆等用具和桌子的腿被处理成侧视。人物的运动多从一侧走向另一侧，多采用由左上向右下或右上向左下运动来表示纵深，少有美日动画片中人物由远及近，由小变大的透视变化。如在《牧笛》一片当中,当牧童奔跑至山顶时,即采用了多点透视的镜头，牧童与近山构图上采用仰角镜头,而远山却用俯角的镜头做搭配。 中国绘画在整体效果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空白”。形状各异的空白形成一种节奏变化，给欣赏者无限的想象空间。高日甫在《论画歌》中说：“即其笔墨未到处，亦有灵气空中行。”在动画《气韵生动》中，运用了大量留白的方式，首先是墨线演变成梅树，留白的空间在此比喻为空气和天空，接着转变为竹子，竹子用淡墨的方式表现，配合着大量留白的背景，使得画面透露出清幽高雅之感。再变化为虾与鱼，此时留白的部分便代表着水、虾与鱼悠游其中，充分展现出中国艺术特质中“空白”的美感。 中国美术的点点滴滴对动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中国动画的巅峰，如何把这些无形的资源和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把传统的形式重新解读，使其融入市场之中，更快地发展现代化的动画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人的文化生活，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当代中国动画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美术论文:试论清代“四僧”及其对中国美术教育之贡献 [论文关键词]清代 四僧 中国美术教育 [论文摘要]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4位遁迹空门的画家被称作“四画僧”。这些有创造精神的画家，带着强烈民族意识，以愤世、压抑的情感突破巢臼，在新的审美区域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凡论及唐、宋、元、明、清的绘画成就时，人们往往对吴道子、米芾等人津津乐道，很少谈到画僧的成就，而在区分画家身份时，学界仅有“士大夫文人画家”、“民间职业画家”、“宫廷画家”三种类别，画僧亦遭到忽视。只是在讨论清初的绘画时，人们才注意到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等画僧的成就，画史上称其为“四僧”。他们是一些旧明遗逸，心怀亡国之痛，在笔墨之中抒发激越、压抑的情感。其绘画形式不守前人规范，笔墨豪放，风格奇肆，笔情恣纵，锐意创新，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中皆有建树，合时代新貌，有极大的创造力，为中国美术教育史发展增添了绮丽壮阔的波澜。 一、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享年八十岁。他姓朱名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甲申之变，清政权的建立，使他承受着国破家亡的承重打击，为躲避政治迫害，23岁时便皈依佛门，佛事之余，奋志书画。他有很多别号，如个山、雪个、驴、驴屋等，书画常以“八大山人”署名，四字相连，似哭之笑之。他画山水多有荒寒萧索之气，画花鸟虚疏淡泊，冷逸逼人，这也正体现出其孤傲落寞清空出世的思想情感。他继承文人画传统，其花鸟画不拘形似，以意象为主，在似与不似之间，画面构图大开大合，黑白相映，纵横驰骋，常以一石、一鸟、一鱼、一草，构成单幅画面，不空不塞，突破时空的局限。例如《花鸟图册》是其14幅花鸟画中的一幅，写一小鸟拳足缩颈立于孤石之上，呈抿嘴凝神之状，用笔用墨变化多端，富有层次，画法自如而意味无穷。三百年来饮誉画坛，清代“扬州八怪”，吴昌硕，近代齐白石、张大千等画家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 二、石涛 石涛(1641~1724)，原姓朱，名若极，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相老人、苦瓜和尚，法号有元济、原济等。他是明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终年55岁。因他一遍游名山大川，饱餐“五老”、“三叠”之胜，领悟到大自然中的生动神态，故其艺术修养日益精深。他以炽热的感情，好山，看山，勤于貌写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故而能把握大自然的神韵和规律，成为一代绘画大师。在绘画美学理论上，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形成了带有强烈主体意识和鲜明个性色彩的独特而完整的画论体系。现举其重要的论点分述如下：第一，“画从于心”，心师于自然，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的核心。第二，“我自用我法”，反对因袭，扬弃古法，注重革新、创造，这是艺术创作的生命，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之骨髓。第三，“盲人示盲人”，这是艺术鉴赏之大忌，为石涛品画美学思想准则所不容。他的创作思想，直至今日还有着深刻意义。 三、石? 石?(1612~1673)，俗姓刘，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字介丘，号石?、白秃、残道人、石道人。青年投身反清斗争，失败后一日对镜再三，大哭不止，自剪头发，伤面流血，出家为僧，时年20岁。善画山水，亦工人物、花卉。山水画主要继承元四家，在学习传统基础上，重视师法自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水中度过，经常驻足于名山大川，流连忘返。他喜用渴笔、秃毫，苍劲凝重，干而不枯，并以浓淡墨色渲染，使得笔墨交融，形成郁茂苍浑、酣畅淋漓的情趣，使画面产生雄浑壮阔、纵横蓬勃的气势。存世代表作有《云洞流泉图》、《层岩叠壑图》和《雨洗山根图》等，以繁密的布局、苍劲的用笔、郁茂的景致、幽深的境界，显现出石?鲜明的艺术特色。石溪在继承传统中，直逼古人，但却不为法缚，面向造化，自出机杼，造妙入神，因而被人们列入逸品和神品之中，是一般画家所不能达到的。 四、弘仁 弘仁（1610~1663）俗姓江，名韬，字大奇，为僧后，名弘仁，号浙江，又字浙江僧、无智，梅花古衲。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甲申后，弃发为僧。工诗文，擅长山水，兼写梅花和竹，喜仿云林，深造妙境，虽学宋、元各家，但又直师造化，自题诗云：“敢言天地是吾师”。画有卷册多种，笔墨秀逸，风神洒落，还有设色山水和墨笔山水长卷，均为精绝之作，被称为“新安四家”（又称“海阳四家”）。与石涛等同受益于黄山，因而又有“黄山画派”画家之称。他画的《山水图》造景清新别致，笔墨瘦劲简洁，悬崖直壁，势险而有稳姿。弘仁的个人思想与政局变迁关系密切，因而在诗画中常有流露。出家为僧后，云游四方，十余年中足迹遍大江南北，其艺术的可贵处在于：既尊传统，又主创新，所谓师法自然，独辟蹊径，是他艺术思想的核心。 通过上述史实，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贡献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值得一提的：第一，“四僧”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及美术理论、美术教育上皆有成绩，发展是全面的。如八大山人那些极其夸张、傲岸不驯的艺术形象，成了艺术家主观情感的幻化和象征，极具感染力；第二，艺术贵于创新，“四僧”聪颖好学，在美术发展史上亦有许多创新与建树。如承前启后的石涛虽逃于禅而隐于画，一生云游四方，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于是留下了无数精劲秀逸之致、奇气异彩横溢的作品；第三，“四僧”在中外美术交流中有重要的作用。如石溪的绘画作品，见于著录者近百幅，现存画约30余幅，分别珍藏于北京、南京、香港、美国、德国、英国等地；第四，“四僧”对当时与后世的画坛皆产生了积极地影响。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花鸟绘画出现于“乾嘉盛世”这一时期，各以独特的笔墨、构图、色彩，塑造艺术形象，使这一绘画团体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风格与意义。 我认为清代“四僧”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应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一是“四僧”有高深的学养，扎实的绘画功底，刻苦努力，潜心绘事，精进不懈，死而后已。这都体现在他们学术思想和艺术创作之中；二是“四僧”与民间画工、宫廷画师以绘画为谋生手段的情况有所不同，而是以画为寄托，以画为乐趣，故能不受外界干扰，能独立地作画，抒发自己对美的追求，创造出高于生活的作品；三是“四僧”在晨钟暮鼓声中生活，更少一层凡俗的束缚，而多一层禅思的切身体会，因能将自己对自然的感悟无拘无束地表达出来，将一切恶境皆变为殊胜之境，令人身心无碍，所作亦充溢出尘之思、清高之感；四是“四僧”所居大多为自然环境保护较好之丛林兰若，能直接接触自然，较他人易获得自然天真、淡泊宁静的创作环境，外师造化，而这正是画家创造佳作所需的基本客观条件。 在清代画坛上“四僧”艺术的崛起，有其时代与社会原因，他们以笔墨抒写异常突出的个人感受，以成熟老厉的笔墨情趣，体现若即若离的现实态度，从而推进了中国古代美术的演化。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不仅谱写了灿烂的篇章，并在美术家的行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的独特笔墨意趣是时代社会的心声，是更具表现性的艺术形式。他们学识修养高深，在艺术中的进取与革新精神、创造精神，为后人留下了榜样。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论文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论文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论文:民族传统与中国美术教育 【摘要】 中国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美术教育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学生学习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不仅可以通过知识的学习扩展的知识空间，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带来精神层面的提高。因此，应大力倡导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美术教育。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术；美术教育；文化意识；价值观；重要意义 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加强在中国传统美术文化下的美术教育对培养中国传统美术文化意识有十分必要的意义。在当代的美术教育中传统文化对教育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美术史上，古往今来的艺术家积累了丰富的美术教育理论。这对我国今天的美术教育有着很好的引导作用。我国有丰富的传统美术教育资源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继承对美术教育有着积极意义。 一、发展美术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善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是教育的期望和目标。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美术教育逐渐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美术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术教育有助于感知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能够促进学生的创造和技术技巧意识的形成，能够促进学生个性化和全面发展。我国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迎接新的改革挑战。实施全面发展教育，注重美术教育创新能力培养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发扬和传播美术文化，培养学生道德情操、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当今社会经济与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教育与人才竞争。为培养符合当今社会市场需求的综合人才，要加强在学校美术素质教育中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能够从美术教育中了解掌握更多的有关美术的知识和事物，开阔自己的思维空间，不断完善自我，增强创新能力。马克思曾说：“人和动物不同，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为人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有理智有情感，有物质生活有精神生活。美术教育在培养人的优良素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美术教育不仅能提高学生感受美的能力、自身鉴赏水平和创造创新能力，而且有助于学生建立良好的精神世界，拥有美好的心灵、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一个极好的切入口，重视美术教育的独特功能，把教育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美术课程不同于文字，美术的直观表达容易唤起人的情感体验，直接影响学生的情感。美术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不良情绪的宣泄，平复浮躁杂乱的心情，而且能够升华学生的情感。 二、民族传统美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丰富的各民族美术文化资源和人文自然资源。美术艺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文明的传承、风俗民俗的延续，有着特别的意义。虽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生文化转型重大历史演进传统美术文化受到严峻挑战，但在经历了时期动荡和文化洗礼之后，人们清醒地认为，传统美术文化所包含的精神是民族精髓的沉淀，只有在传统美术这片肥沃的土壤中，才能滋生出新的未来。民族传统美术特有的优秀精神品质是中国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民族传统美术文化的国家意义和民族意义是每个中国人普遍认可的，它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历史底蕴的民族。民族传统美术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沉淀、流传下来的，是国家总体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学生从小接触民族艺术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途径。传统美术具有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色，具备一般教育所不具备的教育功能。保护和发扬优秀传统美术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内涵和发展具有非凡意义。 三、在大众教育中开展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 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我国发展中，传统美术文化是教育和从创作的土壤。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证实了传统美术的教育功能。民族传统美术中所蕴含的优秀品质，在形成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在绘画、书法等方面所凝结的审美意识，都可以凝聚成人们的自身素养并逐步形成民族品格，给我们民族带来持续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这种动力是精神层面的力量，让国家散发活力和生机。传统美术具有民族性、富有艺术特征的部分，如古典绘画、古典书法、古典雕塑等包含了我们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能力和特有的表现意识，而且包含了认识自然、理解人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很多人文方面的启迪。这些教育在充满科技智能的今天，不但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反而更显珍贵。在大众教育中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美术教育中，爱国精神、民族精神这本身也是启迪我们心智开发的过程。这些充满传统精神的美术教育，可以把我们的学生带入民族文化的世界，在那里发现美，逐渐形成自身的优秀的精神品质。 总结 身处快速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我们要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在培养我们接班人的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意义，坚定根本立场，发扬传统美术文化的精华，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创造与时俱进的新民族文化。通过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形成民族文化认同感。通过传统美术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技能上的提升，而是通过民族文化的教育进行的精神教育。

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

文学作品论文: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作品教学方法探讨 一、引言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传统的英语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来看,英语科目设置的目的不仅是提高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还有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作用。英美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引用是一个提高学生兴趣和语言感知能力的新手段。 文学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其蕴含的社会体验,客观真理,文化价值以及艺术魅力为世界人民所认同。将文学作品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内容,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比较注重学生的语言基础,通过对语料不断的重复和模仿来达到学习语言的目的,然而这样的方法过于沉闷,很容易使学生失去兴趣。文学作品的介入,给学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文学作品形式迥异、体裁多样、主题新颖,能使学生在学习应用语言的同时也能提高文学修养。其次,文学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作者以文字的形式反映了客观现实,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感触。学生通过理解和分析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其加深自我理解,完善人生观和世界观。再者,英美文学作品想象丰富,立意深刻,给学生新奇之感,使之更感兴趣。与传统教材比较,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而贴切的语言词汇,复杂而严谨的句子结构,可以拓展学生的语言能力;与此同时,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背景材料,也可以让学生掌握特定语言及其用法。 然而这样的教学素材是否能作为外语教学手段是存在争议的,不少专家认为,文学用语不同于日常用语,学生对文学素材的学习对语言实际应用没有直接好处;其次,文学作品里蕴含着很多中国学生难以理解的文化背景和底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难把握向学生展示的尺度;第三,文学语言是复杂独到的,有些作品用语过于晦涩难懂,其不仅使教师备课难度增加,同时复杂的语法结构也使学生如坠云雾。根据2007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大学英语教学性质和目的的定位,大学英语教育需要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在这样的新要求下,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同等重要。杨自检先生也认为,新世纪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除了基础能力过硬,还需要“有较好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语言学和文学的基本理论修养”(2004)。只有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名着才能提供这样的平台。 因此,怎样恰当地使用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教学素材,是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问题。笔者大胆的进行如下的探讨。 二、文学材料的选择 前文论证了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材料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但是面对每周2-4节课时的大学英语课程,英语专业学生尚且不能完成对英美文学的大量阅读;况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要考虑学生英语水平、师资力量、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想要完全地达到理想的教学目标是不大可能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D.Krashen提出了颇有争议的语言输入假说,其认为单纯主张语料输入是不够的,学习者需要“可理解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可理解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而学习者听到或读到的可以理解的语言材料的难度应该稍微高于学习者目前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如果语言材料中仅仅包含学习者已经掌握的知识或者语言材料太难,对语言习得者都没有意义。因此,在文学材料的选择上,笔者认为教师应当尽量选择学生可以接受的语言材料。由于学生理解和课程长度的关系,可以尽量选择具有鲜明作家和时代特色的作品,如培根的随笔语言精湛,分析深刻而独到,风格古朴典雅;蒲柏的“英雄双韵体”工整精炼,富有哲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结构巧妙,词汇丰富;华兹华斯的民谣体抒情短诗清新深刻,优美动人;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出人意料。这些作品风格各异,构思奇巧,篇幅短小而又兼具独特性,适合课堂分析和讨论。同时可以将一些长篇小说节选作为课外阅读材料。如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等。 三、教学原则和前提 诚然,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英美文学作品和理论对于高校英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课教师应该具有渊博的文学知识,不仅要熟悉英美文学,而且要了解中国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中进行系统全面的对比分析。在文学派别众多,文学史系统复杂,授课对象还不是英语专业学生的情况下,教师还应该兼具化繁为简的能力,把复杂的情况简单有序的表达,才能在教学中做到游刃有余,满足非英语专业学生的需求。因此高校英语教师应该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且加强教师间互助交流,团结协作,才能较好的驾驭这门课程。定期组织课程讨论或者集体备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对课程中的重点、难点进行切磋交流,从而促进教学效果。 避免讲课从背景知识、作家生平、代表作介绍、写作风格、意义及影响这种固定模式着手。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设置的大学英语课程不是专业英语的英美文学史讲解,而应注重文料本身的分析和深入探讨,使学生摆脱僵化的思维定式,深入理解原文,才能够促使他们认识新鲜词汇和表达方法,并且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独到见解。语言教学课堂不是“教师教,学生听”的课堂,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无法掌握听、说的要领。教师应该使用各种有效手段,如提出问题小组讨论,带着问题阅读等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促进学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培根说: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开始,必以疑问告终;如果以疑问开始,则会以肯定告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大胆质疑权威,逐渐使学生摆脱长期依赖于专家观点,不敢发表自己见解的态度。 四、英美文学内容导入教学的策略和方法 1.任务型教学法 任务型教学模式不是单纯的将任务交给学生去做。根据Willis提出的模式,任务型教学应该包括三个阶段:前任务、任务环以及后任务,此三个阶段分别有不同内容。同时按照从易到难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列举型任务、整理型任务、比较型任务、解决型任务、分享个人经历型任务以及创新型任务 (Willis,1996)。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所面对的非专业学生群体,教师应该精心设置三个阶段的任务,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适当选取有效的任务类型。 实施在具体的教学程序设计上,前任务阶段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对于即将学习的作品进行简要了解,如作品主题特色,作品阅读,列举或整理相关信息等。接下来可以要求学生在自己整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意见,这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分别阐述观点,进行比较或者设计目标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后任务阶段,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朗诵或者表演作品,鼓励他们写短诗或者读后感,或者发表补充性评论。在课堂讲授中,教师应该认识到,布置任务的目标不是让学生得到一个终极答案,而是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主动发现,挖掘兴趣,寻求自己需要的知识。 在任务型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任务是繁重的。这种模式要求教师不再是在讲台上照本宣科,而是开放了一种探究式的课堂,教师不光是任务的“提出者”而不是“安排者”,也是任务过程中的“组织者”而不是“领导者”,更是任务的“陈述者”而不是“总结者”。这对教师的授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时刻机智应对课堂中出现的各种难题。而且这样的课程需要学生积极的参与和表现,教师在发挥其引导和组织作用时很难顾及所有学生,所以课程评价最好采取多元的评价体系,即教师自评的同时兼顾学生小组的自评和互评。只有把任务落实到每个学生,才能有利于学生互相监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观摩型教学法 对大学英语教学而言,观摩型教学法多意味着引入电影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吕丽塔认为,电影不但可以“引导学生从趣味性走到探索严肃文学之路”,而且“在保障教学顺利进行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模式,有助于其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2010)。虽然其发表的内容主要针对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育,但对于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同样有借鉴意义。程序化教学的沉闷让学生对于英语课堂教学不断失去兴趣,而多媒体的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能促进教学效果已经得到了论证。正确合理地使用媒体资源,对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美文学作品中,很多的中长篇小说都有被翻拍的记录,甚至被多次翻拍。在实际教学操作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的和涉及作家做出相应安排。在组织学生观看电影的同时,可以列举其他不同版本的同名电影,以供学生研究讨论。由于每个人对于原着的看法不同,因此,每个版本都会有其自己的特色或者改编,在这样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根据原着,组织学生对此版本进行分析和讨论。而且由于教学时长的限制,组织学生观赏整部电影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能合理的利用电影素材,课堂上的电影放映很容易就会成为一种娱乐学生的方式。因此播放内容一定要精炼,体现在两点:其一,所选素材必须要与计划中的讲授内容相关,如简奥斯丁的在《傲慢与偏见》中描写的德比郡迷人的风光,教师可以首先播放电影中表现英国田园风光的片段,给予学生视觉上美好的遐想,然后再过度到小说中细致的描写;其二,对所放映内容要根据教学目的设计好相关的问题,让学生边看边思考,或者记录需要讨论的情景在电影中出现的位置。然后再进行讨论和回放。有必要甚至可以要求学生根据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手法,通过论文表达或者集体演绎(如:课堂表演或者学生喜闻乐见的“微电影”)的方法进行再制作。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同时也对其口语能力进行了有关的训练。而学生在观看和制作的过程中也能获得乐趣。 与任务教学一样,教师所处的位置仍然不是课堂的主导者,教师需要通过耐心的分析和细致的安排,才能将电影与文学作品有机结合起来,这同样需要耗费非常大的精力。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时刻注意将“观看”电影与“观摩”电影区分开来,通过适时插入影评或者作品研究,让学生抓住课堂重点,引导学生的兴趣从电影转到阅读上来。 3.其他模式 很多大学会定期组织大学英语竞赛或英语演讲比赛等活动。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此进行深化改革,如举办诗歌朗诵、英语话剧、模仿创作等内容。或定期组织学生排演根据名着改编的英文话剧,选出好的剧目在校内进行巡演。或者针对英语名着原文阅读学习,开展与本校英语专业同学开展互帮互助,同学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帮助模式,英文专业的同学不但能帮助非英语专业的同学解决阅读上的困难,同时能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水平,也可以在非英语专业同学的身上学到本专业外的技能。在这样的教育和学习的模式中,学生才能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感受到语言的魅力所在。并且,在这样的模式下,学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花费了精力去探究和思考,不仅能提高他们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同样也能培养学生集体协作能力和人文素养。 五、结论 英美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不仅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意义重大,同时能够消除我们现今对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误区。第一,英美文学不是英语专业同学的专利。在现今的世界环境下,各个不同专业的同学都需要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大学英语教学中增强英美文学意识,能够满足学生的自身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其次,在语言教学中,我们不能单独强调语言技巧的作用,要清醒地认识到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含义,才能冲破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使学生能参与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而能否好好利用英美文学作品并将其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不仅受到如学生英语水平,教师教学和文学水平以及学校硬件设施等方面的制约,同时选材和使用方法的合理利用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笔者认为,大学英语教师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应该大胆打破陈规，文学作品的取材可以使用经典名着,也可以采用具有独特时代性的作品供学生阅读,要让学生感悟文学,教师应重视学生的参与和理解,通过对作品的研究和欣赏,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使英语课堂成为开启思维、寓教于乐的人文素质课堂 文学作品论文:从古代文学作品看我国体育的发展 文学传播作为大众传媒层面之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也是文学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作为古代传播信息、传承文化、传达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和古文化传承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主要从传播方式、类型、思想以及传播的价值取向几个方面对社会政治文明和道德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作为文学价值的社会中介,它的传播历史沿革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不仅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还会引起新的传播方式的产生,所以说,研究我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目的和方式,对现代大众媒体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古代文学传目的初探 1、直接目的——对情感波澜和心灵世界的言说 自我心灵和情感的表达是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创作得以源源不断创新的直接目的。人的主观情感需求,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体验,文学创作则是要表达自己对这种体验的感受。这种文学方式的表达和传播对后人而言,是一种原创性的表达方式,值得珍视和赞誉。这种传播方式表达的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体验和认识感受,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心理感受和自我情感态度的变化。由此可见,心灵的感受才是创作的核 心因素。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往往都是要寻求心理的满足和愉悦,以引发心灵世界的情感波澜的涌动。 2、现实目的——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和好奇心 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止境的, 在我国古代,人们企图揭示宇宙奥秘,试图以自己的认识对社会改革起到建设性的作用,以建立起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客观需求。比如在我国周代,当神灵让位于君主进入人治社会后,人们便不再相信神是主宰一切的力量。那么,过去的以神灵秩序为主的世界就转变为以人治为主体的社会 。这一点足以说明人类是具有能动性的高级智慧生物, 也说明了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层次时,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变得更加的敏锐和复杂。当信仰缺失时,人们往往会希望重建灵魂的秩序。当权力失衡时,人们也热衷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时,文学创作就充当了人类表达思想的媒介。 3、功利目的——为了获得生存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不仅为了满足精神需要,人们更倾向于寻求生存技能和生活技能,这种功利性的需要进一步促成了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在我国古代,人们的生存技能, 主要集中于用火、采集、狩猎、 种植以及用各种方式抵御外敌的入侵。在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古代,每个生命诞生以后,都必须学习这种生存本领,依靠掌握前辈们所创造和积累的生存经验来保证自身生命的延续和安全。例如: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是源于人们对生命起源的认识。而在生存过程中会遭遇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等,为了预防和弥补这些灾害造成的损失,人们就创造了女娲补天这种类型的神话,也由此带来了冶炼技术的萌芽和发展。 二、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初探 从传播学中的一般传播方式角度来看,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要遵循以下几种传播方式: 1.比乐弦歌 比乐弦歌,顾名思义,就是把当时的诗、词、曲等文学作品配上乐谱,然后通过乐器演奏的方式,再配以人们的吟唱进行传播。这种传播类型的代表作品就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战国时期屈原的《九章》等作品。比乐弦歌的文学传播方式发展到汉代以后,就有了专门的国家机关汉“乐府”。再到后来,就发展出词、杂剧、等专门依靠歌唱来传播的文学,例如宋代柳永的词,语言优美,唱出来委婉动听,深受人们好评。 2.吟 吟,主要有行吟与吟游两种方式。限于当时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水平的落后,先秦时代文学几乎都是靠作者自己进行传播,行吟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例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所用的就是“行吟泽畔”的传播方式。行吟这种传播方式发展到后来,就演化为诗人在游历过程中以文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时,便出现了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即吟游。这种传播方式的代表人物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李白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壮游塞外的诗人群落,形成了流传后世的边塞诗派。 3.周游列国和聚徒讲学。 这主要是散文传播所凭借的方式。代表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聚徒讲学的另一个作用在于,拓展出一个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 这些都为后来的文学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4.传抄、印刷、题壁 传抄是印刷的原始方式,印刷出现于宋元,到了明代末年印刷术有了很大进步,印刷的传播方式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文学传播形式。在古代中国,印刷技术尚未出现时,文学作品便通过刻石和碑刻的方式进行,分别以李斯的泰山石刻和苏轼的《题西林壁》代表。 文学作品论文:分析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摘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多以没落家庭的情感伦理为题材,以男女之间的爱恨交织为创作主线,语言风格独特,修辞运用不拘俗套,这些都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审美风格和创作风格。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交织的家庭,虽然她从小就生活在高门巨族中,但是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都已经离异,因而张爱玲过着一种孤独而凄凉的生活,这也导致她的文学作品大都表现出那个年代所独有的悲凉和沧桑感。张爱玲的作品以苍凉的艺术氛围,精湛的语言技巧以及奇巧的修辞运用吸引着广大读者。 关键词:张爱玲;悲剧色彩;语言技巧;艺术特色 张爱玲从小接受着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导致她形成了一种中西杂糅的人格品性和怪异自立的人生态度,她的作品也带有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所特有的苍凉感。张爱玲以其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她的代表作有《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同学少年都不贱》等。纵观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题材方面它们大都取材于沦陷前后的香港和上海,描写的多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婚姻关系;在结构方面它们总体结构都十分独特,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引人入胜,张爱玲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采用倒叙的手法来叙述故事;在写作目的方面它们的内容往往都是揭示那个没落年代的人物生存状态;在语言风格方面,一是古典借用造成陌生化效果,二是追求中西方文化与旧现代小说之间的调和;在艺术手法方面意象的营造新颖以及比喻和对比的巧妙运用都发展到了顶峰。张爱玲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她的作品表现了决绝的生活态度和苍凉的视野,带领读者走进苍凉惨淡的小说世界。其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畸形的时代背景下造就了女性生存的悲剧。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大多数女性角色的人格和心灵都是被扭曲的,都是一些深受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营销的平庸小角色。她用独到的人生领悟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刻画出女人在旧式家庭中的沉浮,既挖掘出来女性在历史中所遭受的文化和精神的扭曲,也指出女性生存的困境和情感心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深陷封建意识的影响,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大多数女性都表现出对生活的困窘和不安,展现出了女性的全部弱点以及生存的困境,其目的在于揭示那个年代背景下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心理。以张爱玲刻画女性悲剧命运的经典之作《金锁记》为例,其中的人物形象曹七巧出生于小户人家,为了攀龙附凤,嫁入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却得不到爱与尊重,导致了她的婚姻悲剧。后来曹七巧又把这种不幸转嫁到子女身上,亲手扼杀了他们的幸福。疯狂的欲望使她丧心病狂,丧失了良知和人性。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等人也是女性悲剧形象的代表,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缺乏独立的意识,但是又找不到生活的归宿,没有可以信赖的人,出于对生计的无赖,她们不得不为了谋生费尽心机地为生存而挣扎。张爱玲的作品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展示着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病态人生。 二、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张爱玲从不讳言自己身上的小市民色彩,她的文学作品里也没有惊天动地或者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只有一些世俗里的生活细节,她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也都是一些地地道道的俗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俗欲;而不是像电影里面拥有迷人身材和漂亮脸蛋的俊男美女,他们在喧嚣嘈杂的俗世里只求安生立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消磨 日子。例如其作品《等》,就描述了一群无聊的男男女女在候诊时的家长里短,她笔下的每个人物形象都长着一副猥琐的嘴脸,尤其是描写那群长相丑陋的男子时,真的是极尽嘲讽之能事。 虽然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俗不可耐的小市民,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华丽的人生渴望,她还是渴望大舞台,需要华丽的布景。例如其作品《色·戒》,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王佳芝为了革命,不惜以身犯险去勾引汉奸易先生,可是后来刺杀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她身边的人都开始渐渐地疏离她,她还发现自己爱上易先生。王佳芝原以为易先生也爱上了她,但是讽刺的是最后易先生还是杀了她。本来这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王佳芝假戏真做,让自己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张爱玲的内心深处对于华丽的人生舞台还是有着深深的渴望。 三、精准独特的语言风格 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优美的文字表达,新颖别致的比喻,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以及生动传神的人物描写。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色彩语言的独特性。张爱玲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表达手法,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一般都是用黑色代表罪恶,而用白色代表纯洁;用红色代表热情,而用蓝色代表忧郁。然而,张爱玲却是用图案画来表现语言的色彩,她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主观情绪。以《封锁》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这是一段描写女人白色手臂的话,牙膏的白生涩且带有刺鼻气味,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嫌弃。张爱玲通过色彩传递了她的主观论调。二是用颜色来表现象征。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张爱玲用红色和白色象征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红玫瑰代表对情欲的理想追求,是振保的理想;白玫瑰意味着清白无暇,是他的婚姻理想。红与白本来是互斥的,但是张爱玲却认为红的不过是蚊子血,白的也只是饭粒子。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认为女性在爱情和婚姻当中是处于弱势的,不管是情妇还是妻子,在振保的世界里,都只是附属品。 四、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还具有另一特色,那就是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没有冗长的独白,也没有长篇的心理描写,都只是人物形象自然流露出来的心理状态,她过人的洞察能力和高超的描写能力是其他作家无法比拟的。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人物形象的心理是健全的,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心理畸形,张爱玲的作品体现了她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与人物形象塑造的极致把握。张爱玲在刻画人物心理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可谓出神入化,都能反映出人物心理的变化,并揭示出该心理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赋予了其作品的社会深度。以《同学少年都不贱》中的一个片段为例,“她没作声。提起了芷琪,她始终默无一言,恩娟大概当她犹有余妒——当然是作为朋友来看。火车轰隆轰隆轰隆进站了,这才知道她刚才过虑得可笑。恩娟笑着轻松的搂了她一下,笑容略带讽刺或者开玩笑的意味,上车去了。” 五、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十分擅长运用意象手法,她通过在文学作品中运用意象来表达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悲剧意味。张爱玲笔下的男男女女无论是恋爱还是走向婚姻,都摆脱不了世俗的环境,都是以苍凉和绝望的结局告终。在其文学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意象的继承,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由于受到家庭中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教育的双重影响,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有着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也有着现代西方小说的精髓。其意象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月亮意象 月亮是苍凉寂寞的象征,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曾多次提到“月亮”。比如《金锁记》中的月亮就代表着人物内心的变迁,“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这就代表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张爱玲笔下的“月亮”各色各样,有模糊的、有残缺的、有明亮的、有伤感的、有寒冷的等 ,但是它们唯独缺乏浪漫的,一方面是因为张爱玲想用月亮来象征人物形象的坎坷命运,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她对人生不能圆满的惋惜。张爱玲在其文学作品中创造出了许多月亮形象,特别是蓝月、残月以及圆月意象。蓝色月亮意象象征着绝望、诡异和不祥;残月意象具有暗示人物命运的功能,流露着冷酷忧郁甚至是死亡的气息;而圆月本来是团圆美满的象征,但张爱玲笔下的圆月却不再圆满,而是象征着绝望、恐惧和压迫。 2.镜子意象 镜子在生活中属于易碎品,张爱玲将镜子意象运用到其文学作品当中,是为了说明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很容易粉碎,是靠不住的。《金锁记》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 子……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张爱玲借“镜子”来表现十年光阴流逝和人物事件的变迁,也传达着她的一种苍凉沉重的人生态度。 3.困守及困境意象 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对绣花鞋的描写为例,“……象两只怯怯的未现形的鬼”,绣花鞋一般都绣着成双成对和圆满吉祥的图案,本身象征着喜庆和吉祥,而张爱玲这样的描写却象征了被伤害、被压抑的烟鹂的命运,因而也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性和感染力。 六、比喻与对比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比喻的运用,她的作品也因此而具有独特的美感;除了比喻之外,张爱玲还运用暗示把人物的动作、语言和心理练成一气,营造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一方面张爱玲的比喻运用得很感性化。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万事万物都可以用来比喻,再烂的事物到了她的笔下,都可以是生动形象的比喻,都可以成为她表达爱恨的工具。以《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一个片段为例,“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张爱玲将薇龙的手臂比喻成了往外泼的热牛奶,以来可以增加读者的视觉感受,刻画出乔琪的色欲心;二来又表现出来薇龙的虚荣心。另一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精髓还在于暗示化比喻的运用。《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表面上看是用黄金锁住了爱情,实际上却是锁住了自己。这种暗示化的比喻既可以表达出张爱玲的怜悯之心,还可以唤起读者的同情。 张爱玲的作品外俗而内雅,高明的读者可以透过世俗的外表洞察其内心的苍凉,透过她的语言看到各种意象,感受到她的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力量,读懂其文学作品背后所表现的出的艺术魅力。张爱玲是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也是一位精湛的语言艺术家,她创造了中国文学现代史的一个奇迹,她的作品给人一种永久的回味和无尽的启发,读张爱玲的文字总会让读者有所思考、有所启迪并有所收获。 文学作品论文:英美文学作品语义 1、文学作品的特殊性 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文体,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去表达一个现象,而是以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动的语言,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情景,是以作家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反映社会生活的。阅读英文原作既要阅读其内容,而且还要着力体会原作的感情和意境,所以,了解语境、做好语境分析是文学作品课堂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具难度的问题之一。《阿拉比》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第三篇,属于乔伊斯的早期作品。笔者发现在教授这篇文章时,发现学生初略阅读之后,对其作为名篇质疑声一片。但在教师借助语境分析后,学生再次上交的短评有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2、语境补充的重要性 对语境的理解,不同语言学家观点各异。Lewis(1981)认为语境就是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拥有的背景知识,这种背景知识对听话人理解说话人说出的具体一句话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Dijk把语境理解为语言环境,即上下文,发生言语行为时的实际情况,文化,社会和政治。(白解红,2000)。意义受语境的制约,同一个词语,同一个句子用在不同的语境中会体现不同的意义。语境理论有助于我们有效地赏析复杂的文学作品。钱冠连(1997)指出语境是指言语行为赖以表现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他进一步指出,这个环境有语言上下文和非语言性环境两个大部分组成。前者为语言符号内因素,而后者是语言符号外因素,它可以包括语言之外的显性的,可见的现场,如地点,对象,场合,意外出现的人和物(意外符号)等等,也可以是隐性的,不可见的背景,如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历史事件等等。如下图所示:上下文(可见)语言符号内上下语(可听)语境符号显性:地点,对象,场合,意外出现的人和物语言符号外隐性: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历史事件本文所讨论的“语境”都基于此,而不考虑认知是一种语境等看法。 2.1、语言符号内:通过上下文和上下语构建语境利用语言语境补足,就是利用上下文,前后语列信息,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把内部信息的提示线索,扩展成丰富的语用信息。《阿拉比》描写的是一个男孩青春期的爱情幻想曲,他经历了守候、希望到绝望的过程。看上去挺美,最终却是不堪一击。出于青春期的躁动,男孩迷上了曼根的姐姐,喜欢打量着她,Herdressswungasshemovedherbodyandthesoftropeofherhairtossedfromsidetoside.(她的裙子随着身体的移动来回的摇摆着,柔软的发辫也随之左右摆动)。Whenshecameout,myheartleaped.Ikeptherbrownfigurealwaysinmyeye.…Butmybodywaslikeaharpandherwordsandgestureswerelikefingersrunninguponthewires.…(当她出来走到台阶上,我的心就砰砰地跳。我总让她棕褐色的身影保留在我的视线里……但我的身体就像一架竖琴,她的话语和姿势就像在琴弦上拨弄的手指。)而后,男孩终于和曼根姐姐说上了话,女孩告诉他将有一个阿拉比集市,男孩答应去集市给她捎件礼物。周六晚上,男孩终于等到健忘的叔父回到家才拿到一点钱乘火车去阿拉比集市。到了阿拉比,集市已临近打烊,男孩忽然“发觉自己是受虚荣驱动又受虚荣愚弄的可怜虫;我的双眼中燃烧着痛苦和愤怒。”当语句零碎时,学生们的阅读体验远没有经过引导联系上下文,跟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时间推移和感情的加深而来得更强烈真挚。但如果教师的引导就此为止,而无视一个貌似简单的青春萌动背后的故事,那么世界名篇的魅力也会褪色不少。语境符号外的因素不可小觑。 2.2、语言符号外构建语境广义的语境是指社会文化语境,也就是语言形式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形态,它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到价值观念等等。人们一旦接受了熏陶以后便潜移默化,成为某种内在的东西。由此,文学就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浓缩了那个时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有些英语水平相当高深的学者,感到要完全真正地理解作品也并非易事。如果学生不了解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本人的生活背景这个广义语境,赏析无从谈起,兴致也不高。但当教师逐渐构建起爱尔兰当时宗教信仰逐渐世俗化、宗教势力逐渐衰微的现象,普通人在压抑的现实环境中理想幻灭,弥漫在整个爱尔兰的瘫痪气氛,人们的生存困境时,学生从现实世界出发,由自身经历出发,重写一篇《阿拉比》,效果显着提升。 3、结语 借助语境理解英美文学作品一方面赏析了语言本身具有弹性美和意蕴美,另一方面,也开始逐渐窥见巨大文化背景后所蕴藏的广阔天地。这般优秀的作品不胜枚举。对任何一个教师来说,运用和开拓构建语境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它需要我们更广更好地探索并加以利用。 文学作品论文: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鉴赏能力的培养分析 论文关键词:文学作品 鉴赏能力 语文教学 论文摘要:文学作品的鉴赏在语文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既能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又能让学生陶冶情操、增长知识,还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对语文教学中怎样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进行分析与探讨。 阅读文学作品包含理解和鉴赏两个层次,理解是指搞懂文学作品的词义、句义、全文大义,鉴赏是指鉴别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语言、写作手法、篇章结构,还要鉴别和欣赏它的思想感情和主题的意义,并能对文章作恰当的评价。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不仅需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还需要学生的配合。本文就要从下面几方面对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培养进行分析。 1 读懂文章,训练语感,增强对文章的理解力 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文学语言有感受力。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由字、词、句、段落组成的,能将文章中的字、词、句读懂是鉴赏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要求。而在课本中选编了大量的文言文与白话文,而学生对于作品理解上难免会有困难。因此,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还需要老师对一些困难的词句进行指导。特别是对于文言文,很多的字和现在的汉语有不同的意思,而且有的词还有多种词义和用法。在这方面,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就要对词句分析透彻,找出一些规律,或者是增加一些趣味性的教学,让学生有更深刻的印象。学生只有将文章中的字、词、句的意思掌握精确,才能运用的熟练,从而进一步加深理解。 除了读懂文章之外,朗读训练也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脑海中会浮现出自己所阅读的文章所描述的情景,这样,就会使得文学作品变得鲜活、立体。多次对文章进行朗读就能更多的去感受作者文章中所描述的意境,从而也能加深对作品思想感情的体会。这样,反复的进行阅读训练,不仅能提高语言感受力,还会因为更能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而加强对文章的理解,从而慢慢的提高鉴赏能力。 然而,读文章也不能马马虎虎的去阅读,在朗读文章的时候,不仅要语音准确、语句清晰,还要做到声情并茂。只有在朗读时读出文章的情感,才能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因为,在朗读出文章中的情感时必定是对文中的词句进行了揣摩。而在揣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就会对文章的理解更进一层。 朗读与理解文章是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最基本得一步,而要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还需要对文学知识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不断的拓宽。 2 学习文学作品知识 文学作品的鉴赏除了需要对文章进行阅读之外,还需要掌握文学作品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因为在鉴赏文学作品时还包括对主题、材料、语言、等进行鉴赏。在这方面老师可以开展一些活动,将课本上的知识深入生活中,让学生去亲身体验和感受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性。另外,还可以计划一些系统的学习计划和训练,通过学习与训练让学生对文学知识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才能将那些知识记住并进行运用。 学生除了要掌握老师在课堂上所教授的文学知识外,还要自己在课后积累其他的知识。只有多积累知识和材料,才能提高感悟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一些其他的能力。要做到这些可以再课后去扩展阅读量,阅读量增大也能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加强。 3 了解文学作品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对文学作品的作者的了解应该算是积累文学知识的一部分,因为在学习文学作品时必须要掌握一些着名作者的基本情况,那样在要对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章进行鉴赏时才能更容易理解他的文章。但是,在对一篇文章进行鉴赏之前,除了要了解作者的基本情况之外,还要对作者当时的思想和心境进行了解,那样才能更容易了解文章的思想感情。 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者用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意见态度。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风貌;同一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也具有不同的思想与情调;而同一个作者也会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其文学作品也会有不同的感情。所以,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是必备的功课。 4 学习鉴赏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 4.1 着眼整体,鉴赏局部 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都是先确定其中心,从整体出发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构成完整地作品。作品的某一个局部既有它独特的感情,又和其他局部相联系,共同表达主题。因此,在鉴赏局部时不能将其分开来理解,而应该结合文章的主题思想对局部进行理解,再融入到整体的文章中。这样能更全面地体会和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 4.2 根据文章的体裁进行鉴赏 文章有很多不同的体裁,而不同体裁的文章在鉴赏时也要抓住不同的重点进行鉴赏。虽然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的表达主题的方式不同,但是运用的表达手法却大多相同。所以,在鉴赏文章时,只要根据不同的体裁抓住表达主题的方式,然后围绕主题的中心思想对文章运用的表达手法进行分析与鉴赏。下面以小说为例,根据其体裁特征进行鉴赏。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和环境的描写反应当时的社会生活。鉴赏小说之前,要先对小说的写作背景进行了解,然后对小说所描述的环境进行分析,结合文章的中心思想去理解文章中所描述的环境在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与环境的关系。在了解了文章中的环境描述后,就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文中的环境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更加了解文章中心思想的目的。对文学作品的环境了解和分析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理清文中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特点。在小说的鉴赏中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文章中人物形象的分析能更进一步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而造成的,所以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就能更好地去理解文章。在分析了任务的性格以后,要对文中每一篇文章中的人物的关系进行分析。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能体现故事的曲折与生动,还能更好的塑造人物的形象,体现小说中尖锐的矛盾斗争。总之,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应该要根据不同的文章体裁,抓住文章的要点与中心思想,深刻的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5 总结 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老师必须对文学作品的知识进行讲解并让学生对那些文学知识掌握到位;要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阅读,多积累一点课外知识,培养学生的语言感受力与积累文学知识;还要多鼓励学生朗读文章,帮助学生增强语感与对文章的感受力。鉴赏文学作品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有很好的文学鉴赏力。在对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能有通顺的语言表达能力。除了这些之外,还要让学生了解文学作品的多种体裁,只有对各种体裁都 了解了才能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当一切都需要积累的知识都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需要将文章的体裁与作者的相关信息、文章的背景等其他方面相结合对文章进行鉴赏。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语文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这一方面的能力提高后在语文的学习时也能更加轻松,还能提高学生的感受力与领悟能力。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阶段。 文学作品论文:分析古代文学作品的特性 1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的分类 总结我国古代的诗词,不难看出这些词中运用的意境大多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情境交融。其中情境交融又包括情中见景、景中藏情、情景并茂等三个类型。情境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2)虚实相生。即作品中有虚有实,描写的景象虚实相结合。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3)韵味无穷。这是意境的最高一个级别,也是意境创造的审美特征。 2意境特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1)情景交融 情境交融就是作者的情感和画面和眼前的景物相结合,景象勾起作者的思绪,感染作者的情感,而作者因为自己的思绪又联想到景物,两者结合使得情境交融作者的思维会更上一个层次,勾勒一个独立的意念中的精神世界。具体来说:1)景中藏情。景中藏情的有唐代诗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这样写道“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首景中藏情的送别诗,李白送别好朋友孟浩然感情是十分恋恋不舍的留恋之情,诗词的前两句描写出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分别是三月和黄鹤楼,而后两句则是以帆船的远去和浩瀚的长江为背景渲染出作者送别友人时看着帆船越走越远消失在无尽的长江尽头的留恋之情。浩瀚的长江,远去的故人的帆船,远处的天际等相互结合生成一幅意境开阔的送别画面,表达出作者的情思不绝。2)情中见景。情中见景一般都是作者直抒胸臆,表现方式一般是作者因为自身的情感因素而联想到相应的情境,;例如杜秋娘的《金缕衣》中这样写,“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一首诗本来是劝解人珍惜时间的,但是作者利用的花开这折枝的比喻来更好的说明这一问题,使得花开折枝的景象明朗的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更加明了。并且作者把这一情感寓于花身上,是在这样的情感中才想到了利用花的这个比喻,是作者在怀揣这样的情感时在意境中看到了这样的场景。3)情景并茂。情景并茂是作者把写景和抒情混为一体,把自身的情感和景物的景象融为一体,达到一种“景我相融”的意境高度,使得作者直接景物中获得情感上的共通。例如在张继的《枫桥夜泊》中这样的诗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中的景物有“月落”“江枫”“渔火”“寒山寺”“钟声”还有作者听到的“乌啼”等,这些一个个的单独的景物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江南水乡夜桥枫泊”的画面,营造出一种悲伤寂凉的意境,也表达出作者内心的孤寂和凄凉。这首诗中,作者把自身的感情寄托于夜晚窗外的种种景物,使得景物也蒙上了作者悲凉的感情色彩,可以说是情景并茂。清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就已经分出了物我之境,具体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这就是说在情感的表达方面要依赖于主人公的自身的情感,这个时候看到的景物,景物就会带上作者的主观认识事物的思想,而如果在看景物的时候没有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景物和景象也就和作者无关,更不存在感情上的交融。那么如果用“有我之境”观察事物就会直抒胸臆地把作者的情感作用于景物上,也是表达情感的直接方式。而无我之境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含蓄,作者的感情都隐藏在景物中。但是人物感情的表达都和借助与景物分不开,因此情境交融是主要的意境特征。 (2)虚实结合 在文学中进行表达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帮助表达主题,有时候是情境的需要很多时候会用到虚实结合的手法来展现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感情。虚实结合的表现方式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意境的一个主要特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首诗的前两句主要是写实景,即诗人去游园的时候看到了台阶上的苔藓,并且看到了很久没有开的院子小门,觉得这次的游园很扫兴,于是转身要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作者虽然没有进到院子里面去,却在墙外看到了一直跃出墙来的红杏枝,这是作者就产生了联想“院子里的植物一定长得很茂盛,要么怎么这支红杏会隔着墙就生长出来了呢?由此可见虽然我没有看到院子里的茂盛景象,但是通过这一支出墙的红杏的就可以推断墙里面的茂盛景象。”这一种把眼前看到的较为惨淡的景象和作者心中由推测虚构的较为繁华的景象是虚实结合的描写,也表达出作者由一开始的游园失望,后来因为对园中的茂盛景象感到欣喜的一个情感变化过程,这中间有一种意境变化到了另外一种意境,两种意境的变化和作者的自身情感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又如贾岛的《剑客》中这样写,“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一首诗的表面意思是作者用了十年的时间打磨了自己的宝剑,却没有用过一次,今天把这把宝剑拿出来试试,看看谁有不平之事就可以为他打抱不平。这是诗词的表面意思也是作者表述的实景。但是细细读来,作者表达的深层次意思却是自身寒窗苦读十年却没有被重用,如果自己的才华得到了重用和认可,就一定会为百姓做好事为百姓打抱不平。这一层意思作者没有在诗词中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作者通过磨砺宝剑的实在情境联想到了自身的命运,使得文章即使没有提及自己寒窗苦读的经历也会联想到这样的意境。这样,可以让读者意味无穷的同时,也会同情作者的命运,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这就是虚实结合后产生的另外一种完全升华于纯粹写实的情境所带来的震撼的效果。读者在欣赏的时候也只有读懂了作者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思想也才能真正理解这首诗的意思,理解作者的用心良苦。 (3)韵味无穷 韵味是文学作品中意境的审美特征。韵味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是作者想要表达倒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要靠读者的悟性和领会能力来体会作者的感情去向。而在读者领会这种韵味的时候,又会因为读者的认识和阅历的不同而对这种意蕴产生不尽相同的理解。这种韵味是一种咀嚼不尽的回味无穷的美好感觉,作者即使收住了笔锋但是其心理上的感情还在延续,而相对来说读者即使是读完了文字作品,但是这种文字中蕴含的情调还在心间荡漾,难以戛然而止,因此在情感上和思绪上都会绵延不尽。例如《三国演义》首页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4]。《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着名小说,这一开头词中的每一句都是对小说中的一个阶段或是一个整体的概括总结。描写出了《三国演义》故事中的人物的斗争,英雄的成败,世事变迁,有得有失,恢弘的气势等,将这一部恢弘巨制用区区几个字概括的淋漓尽致却又巧妙恰当,让人读起来就能够联想到其中的各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并感受到小说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的吸引力,令人回味无穷,意味犹尽。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意境主要呈现出情景交融、虚实结合、韵味无穷的特征。但是这三个特征在意境表现中又有不同的分工,其中情境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虚实结合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韵味是意境创造的审美特征。这几种特征的恰当结合可以很好地展现出文学作品的生命活力和文学的魅力。 3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特征大体来说是可以划分成几个大类的,这些作品中意境的运用都离不开这几种模式,即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总结出了这几个特征对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 文学作品论文:谈快速把握文学作品主题的技巧方法 高考语文试卷中,文学作品阅读一直都是一道必考题,且分值不断提高,已达到25分!对这样一道重要的阅读题,学生的阅读和答题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要对材料进行认真的筛选、加工和整合,同时需要具备思维、感悟、表达等多方面的能力。那么,学生在答题过程中怎样才能做到思路清晰、胸有成竹、有条不紊呢?怎样才能做到定位准确、方向明确、有的放矢呢?如何才能笔定乾坤、精确答题、有所收获呢? 一、抓题目——我高高在上 我们常说,“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它是明显的;“秧好一半谷,题好一半文”,它居于最上端,实为文章之首,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文章的题目常常先行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容,或显或隐地暗示了文章的主旨和作者的写作意图。因此,抓住明显的文题,常可以读题析文,从而快速从总体上把握文章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文章的主旨,透过这双“眼睛”,走进文章灵魂的深处,提高阅读速度和得分率。 例如,2007年安徽卷《乡村的风》。从题目上看,考生可以在第一时间明确本文的写作对象——风,并在此基础上先行一步,从总体上大致把握文章的中心:风是“乡村”的风,而非城市的风。这样一来,“风”便与“乡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考生可以紧接着思考“风”与“乡村”的关系,再联系农村生活生产的实际,可以很容易地考虑到本文的主题极有可能是要表现“风”对“乡村”的重要性,从而把握住作者的写作意图,抓住作品的灵魂,即农村的人、物、事都离不开风,与风息息相关:风给乡村带来生命与活力,给平常之物带来诗意,让我感受到乡村的温情,表达作者对风的喜爱和怀念之情。有了这些认识,再来解答下面的题目就有了主心骨,就能抓住最核心的东西,从而方向明,答题准。 附题目:第一题,“作者为什么说风是乡村的魂”,第三题,“第④段写歪脖子黄栌有什么用意”,第五题,“无形的风在文中被描绘得可见可感。试从修辞手法的角度,从第②段举出一句加以赏析”。 又如:2007年辽宁卷《炉火》。题目“炉火”,能驱散冬日的寒冷,象征着温暖、活力、热情、蓬勃、希望等。抓住了这些,就抓住了文章的灵魂。再解答下面的第五题,就简单、快速、高效得多了。 附题目: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不是“怀旧”?为什么?(答案:不是。文章有怀旧情绪,但并非全文主旨。文章主旨是艺术地揭示了“炉火”带给人的温暖与活力、希望与勇气,表明了作者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二、抓关键句——我鹤立鸡群 除文章题目外,正文中有很多关键句子,抓住这些关键句,有助于简单而快速地抓住文章的主旨。这些关键句从表达方式看,多是议论句和抒情句;从在文章中所处位置看,多是段落或全文开头、结尾和中间的句子。因为作品的主 论文题常常在议论和抒情时便明显地表现出来;开头常总领全文,结尾常总结全文,中间常勾连上下文。抓住这些,对于抓住文章的灵魂、把握整体内容意义重大,作用非凡。同时,这些关键句相对其他句子而言,都是比较明显的,有利于视觉快速捕捉。 例如前面所举《乡村的风》一文,文章一开篇便是一个非常吸引目光的句子:“风是乡村的魂。”此句处于文章开头处,且兼具议论性和抒情性。此句特别重要,可以说,抓住此句,就抓住了全文的灵魂。“灵魂”之重要,人尽皆知。无魂则无生命、无精神、无情感、无生活、无生命的灵动、无生活的幸福。而“风”是“乡村”的魂,非言其对乡村之重要而为何?是为议论。对如此重要之物,非爱之惜之思之念之而何为?是为抒情。“风是乡村的魂”,此句实乃文章的魂。抓住了这一显眼的句子,也就抓住了文章的魂,大大提高了整体把握全文核心内容的效率。 又如:2009年安徽卷《董师傅游湖》。文章结尾处四个字单独成句——“他很快乐”。此句是个总结句。既是作者对主人公的描述,又是对主人公的评价。此句要抓,因为根据写作逻辑,上文必然要通过具体内容说明“他很快乐”的原因。抓住这一明显的句子,就很容易抓住文章的灵魂,从而从整体上把握住文章各局部内容的作用——必是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即表现“董师傅”“很快乐”的原因。此句一抓,勾连各处,如此,岂能方向不明、思维不清、效率不高呢? 附题目:“文末说‘他很快乐’。请举例说明董师傅快乐的缘由。” 三、抓“复现”信息——我一唱三叹 “复现”信息即反复出现的信息,或为词,或为句,或为某一意思。 某一信息反复出现,乃至贯穿全文,当然是明显的,也必然是作者着意强调的,是所涉范围或大或小的内容的核心。抓住它们,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作品的局部内容或全文内容的灵魂作用极大。 如教材中《蜀道难》一文,由道路之艰险,写到行路之艰难,最后结于世事之凶险,核心是一个“难”字,其间包蕴着李白对现实环境深切的体味。而文中出现三次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谓是对这一核心的非常明晰的强调。学生在学习中可以通过反复体会,抓住李白这一名篇的灵魂。又如冰心《谈生命》中“我不敢说未来,也不敢信来生”反复出现,意在强调不要寄希望于未来或来生,那么怎么做?当然是把握今生,善待生命,从而表现主题。 例如2005年全国卷Ⅰ《一日的春光》反复出现“我不信了春天”。之所以“不信了”,是因为作者苦苦等待,春天却迟迟不来;越不信,期待、喜爱之情越强烈。这便抓住了主旨。 附题目:“我不信了春天”,作者为什么反复这样说?这样的写法有什么好处? 2005年全国卷Ⅱ《春天的梦》。“梦”代表着理想和希望。她是灵魂的寄托,又是精神的安慰,也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文中多处将“春天”与“梦”联系在一起,凸现了本文期盼春天、渴望变革、呼唤真情的主旨。 附题目:本文的题目是“春天的梦”,文中又多处将“春天”与“梦”联系在一起,请说说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 再如,海明威的《桥边的老人》中,老人反复说着担心他所养的几只动物的话,意在强调老人对生命、生活的热爱,并在此基础上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及反对战争的主题。 《难忘的一课》中“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句话重复了三次,表现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浓浓的爱国之情。 这些反复出现的信息,可谓显而易见的线索,线索把相关内容串联成了一个整体,使文章条理化、简约化。抓住文章的线索,就能把握文章的核心,抓住了核心,就能大大提高理解文章和解答题目的效率。 四、抓前后内容——我手足情深 这种方法,是从前后文间的关系角度着眼的。前文内容和后文内容,无论差别多大,都是有机的整体,总有着某种联系。而有弱种情形是比较明显的:一是前后文内容在某一方面或从某个角度看极为相似,属于“同类”;二是前后文内容紧挨在一起,从表面看却差别很大(前后差别很大,自然也容易吸引目光),属于“异类”。阅读时,学生可以抓住这种明显的“同”或“异”,前后勾连,加以聚合。具体操作方法是:前后文内容属于“同类”的,可以化散为整,即把相同的加以概括;前后文内容属于“异类”的,可以化异为同,即把不同的加以联系。在此基础上,抓住“核”“灵魂”就简单得多了。 例如教材中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前文谈马克思作为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后文谈他作为革命家对人类的贡献,前后勾连,属于“同类”,加以概括,都是谈其对人类的贡献。这其实就是全文核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如,2011年皖北协作区高三联考中的大阅读《转身 》一文中,作者分别写了四个人(年轻人,小女孩,中年乞丐,老年乞丐)的四个“转身”的画面,这四个画面构成了文章的主体,是容易吸引读者注意的。四个画面的诸多共同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与他们都是偶遇;都表现着人性的真善美;都“转身”从“我”视线中消失了。对这四个画面加以聚合概括,能够快速准确地提炼出文章的核心,即美好易逝,抓住眼前,倍加珍惜。这样再来解答文后的第三、四两题,就快速准确多了。 这是勾连前后文,化散为整。 同是《转身》一文,文章第四自然段,前面描写秦岭深处的自然环境(尤其细写小河水),后面则转而写一个小女孩——前写景,后写人,可谓差别很大,容易吸引读者目光。如果学生习惯于将前后文不同内容联系在一起分析则不难发现小河水与小女孩有着共同之处,即都有一种自然纯净之美,作者就是要用小河水的自然纯净之美引出小女孩的自然纯净之美。抓住美,基本上也就抓住了这一层次的灵魂,文后第二题第一问的答案也就自然形成了。 这是勾连前后文,化异为同。 五、抓“常情常理”——我四海皆准 这是根据文章的主要写作对象或题材,联系阅读经验,大胆推断文章主题的一种方法。 作品的写作对象或题材,是很明显的。而某种写作对象或题材,常常表现相对特定的主题这可谓是“常情常理”。因其“常”,故为“显”。抓住这些“常情常理”,有时也能快速把握整体内容,抓住文章的主题。 如上文所举海明威的《桥边的老人》属于战争题材,而这类题材的作品常表现反对战争和揭露战争给百姓带来灾难的主题,联系作者海明威反战思想的知识背景,作品的主题是不难快速抓住的。 又如2006年全国卷Ⅱ《绵绵土》。只看题目,一股“故土”之风便扑面而来。由此可以猜测,文章内容极有可能与“故乡”有关。那么,再进一步猜测出表达作者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的核心主题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上述几种方法实际上是相互联系、互为辅助的,运用时综合考虑,可以对理解作进一步的验证,从而增强分析解答的准确性。 文学作品论文:在中美文学作品中对比“美国梦”与“中国梦” 一、“梦”的含义 自18世纪以来,富有激情、饱含理想的美国人都坚信着,只要经过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也就是说人们依靠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获得成功,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或他人的援助。 “中国梦”的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相应地,“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特征。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的“实力特征”; 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 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 四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中国梦”超越以个人成功为标准的“美国梦”,以个人成功与人们共同幸福为目标,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追求。早日实现“中国梦”,意义深远。 二、“美国梦”为何破灭 我们首先来探究“美国梦”是如何形成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梦”就是由于对财富的渴求和追逐而产生的。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马修·沃肖尔指出:“对金钱的追求,是‘美国梦’中不变的成分”。然而,“恰恰是对财富的过度追逐,使‘美国梦’也在变味,逐步丧失了对世界各地人们的吸引力。”我们可以说早期的美国人还提倡“诚实和勤奋”来致富,可如今则是越来越热衷于寻求“快速致富”。例如,现在美国人最推崇的致富方式是:去拉斯维加斯赌博或买彩票、与大企业打赔偿官司以及参加有奖电视竞赛节目。 通过成功解构“美国梦”的不朽之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我们再来分析,是什么原因使得盖茨比的梦想破灭呢?作者菲茨杰拉德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及“爵士乐时代”的创说人,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笔下的众多人物为人们剖析了以“财富梦”、“出人头地梦”、“爱情梦”为主体的美国梦在逐渐解体和崩溃。以盖茨比为例,不管他怎样开晚会,更换名字和汽车,他还是来自社会下层的人物,不具备有权有势的家庭为他撑腰,他总是受到攻击和排斥。所以,盖茨比的“美国梦”的破灭是必然的,同时盖茨比悲剧也代表着那个时代许许多多年轻人的悲剧,他们对这种“美国梦”追求所费的代价太大。 如果“美国梦”是要坚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它就不可能是个普遍有效的梦,因为没有一个社会空间足以让每个人都成功,“人人成功”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国梦”永远只是“某些人的梦”而非“所有人的梦”,它对某些人来说是美梦,同时对某些人就是噩梦。于是,美国梦的深层含义就是一个粉碎他人梦想而成就自己梦想的自私的梦。 三、“中国梦”如何实现 每个人都有梦,我们同属于一个国家,所以每个人的梦又与国家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连。贤士顾炎武早就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曾在世界上独占鳌头达一千五百年之久。而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她轰然坍塌。这种苦难呼唤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华民族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奋斗,终于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对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贡献。人民日报文章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中华文明的进一步演进。中华文明作为几千年连续不断、传承至今的文明现象,对人类文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华文明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农耕文明是其主要形态。在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先后跨越了农耕文明时期、工业文明时期,逐步实现了社会变化的质的飞跃,对整个国家以及整个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因此,“中国梦”的实现会使中华文明变得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要求。为实现“中国梦”我们的党和国家人民必须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开创祖国更为光明的复兴前景。 第一、实现“中国梦”坚持立足新起点,不断创造新业绩。现阶段,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壮志,以团结奋斗、百敌不催的实际行动,努力把“中国梦”变为现实。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尽管“中国梦”的曙光就在眼前,但要全面实现,仍须经历艰难漫长的追梦之旅。“和而不同,同则不继”,我们既要吸取经验,又要提出新方法、开辟新道路才能不断超越。 第二、实现“中国梦”关键在于实干、实际行动。说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邓小平同志也曾讲过“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同样道理,不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只能停留在梦之中。只有将行动、实干摆在第一位,才能为“中国梦”变成现实打下坚实基础、提供根本保障。 在影片《中国合伙人》中,孟晓俊的经历就是成功实现“中国梦”经历的缩影,就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对美国既有爱又有恨,而他选择在《中国合伙人》中阐释的,是近30多年来中国经历飞跃式的变化之后,主人公们为实现梦想勇敢开辟了新道路,留美学派和中国式奋斗青年一代人的奋斗史。这也是为什么影片最后用民族主义的叙事策略将故事情感高潮设定在为三兄弟齐心协力口若悬河地征服美国人,大长民族志气上。学者冯巍说得很对:“艺术作品当然不是理念的传声筒、不是行动的宣言书,但如果能够为打造人们心中的‘中国梦’,激励人们践行‘中国梦’发挥出更强大的正能量,也是在满足观众审美需求的同时,应和了这个新时代的期待与召唤。” 总的来说,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梦”,不仅要求我们加强学习,深刻领会中国梦,深入了解中国梦的本质和内涵;认真思考,理清中国梦与个人关系,做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还要脚踏实地,承担起青年人的历史责任,重在行动,不断创新,实现梦想。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学作品论文:文学作品的道德美和艺术美的融合 我们写出来的文章是用于别人品读的, 只要品读就会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发和精神促进。 不管是任何的作品均脱离不开这种过程。 哲学类文章也好,理论性文章也罢。 尤其是文学艺术的作家们创作出来的文学艺术作品, 不仅需要有人来阅读,而且还要达到让人爱看,要吸引人, 甚至令人百读不厌的目的,这是阅读当中的铁律。 那么文学艺术类作品凭借什么优势来吸引人和激发人的兴趣和情感呢? 虽然在品读方面的原因不止一二,最主要的还是依托作品中体现出来的 美, 文学之美美在语言和意境,更深入的去探究它的话,她的美是愉悦心灵的兴奋剂;是激发情感的搅拌机;是审视社会的扫描仪,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艺术之美就会净化人的心智,让人的品德思想不断发生着改变, 最终实现对阅读者思想精神的渗透和教育,体现出强大的励志功能。 笔者就文学作品的艺术之美对人的品格修养的作用在此做一个探讨。 一、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美和道德美 说到美,我们自然会想到很多美的事物和美的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美, 很多人在概念上就会想到文章的艺术性,或叫艺术美方面上来, 有的作者或者评论家会谈起艺术魅力。 而实际上,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美的,不仅仅是我们感知上认知的东西, 其构成因素是很复杂的, 如果我们能够综合看待这种艺术性体现出来的美,笔者认为它至少包括道德美与艺术美两个方面。 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是作家经过认真构思而晚场的作品,读者会在阅读中看到很多故事情节和精彩的细节,对人的塑造更是用大量的故事情节给予展现,而这些故事和人物形象就代表着作者的某种思想、某种观点或某种感情取向,这就是作家的创作作品时的艺术表现。 经过作者认真思索过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并不是生活中故事的记录,也不是作家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实, 而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对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现象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审视之后,经过主题建构。 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的缝缀才完成的整体创造,具有了美学意义的审美功能,正是作家所期待的思想和精神的集中体现。 而这样创作出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美,很显然与单纯的自然美有着本质的区别, 自然美是外在的美,而文学作品所蕴含着的美则是需要阅读者认真品读和思考才能感受到。 当然这种美也不是单纯的艺术创造的美,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最主要的原因是创作建构了生动而鲜活的故事,塑造了人们可以经常见到而又常常被忽视的人物形象,这种想象不仅是让人感到心动的,而且还能够在人物身上感受到真实和虚伪,阳光和阴暗、高尚和卑微等,从文学作品中,阅读者能够体会到好与坏、善与恶,而这些因素是蕴含在作品中的,不是读者随意能够直接看到的。 正因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文学作品是集中了道德美与艺术美的综合体。 二、文学作品的道德美与艺术美的融合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道德美不是在艺术美本身中所包含的那种广义的道德美, 其是属于文学作品特定内容的道德形态。 当然,具有文学道德和艺术之美的文学作品不是指那些普通的作品,具有这样潜质的作品,均体现在优秀的作品当中。 如果我们给予一部作品的评价是“美的作品”, 就是我们阅读它的人对作品岁体现出来的道德美和艺术美的综合评价。 文学作品的道德美和艺术美是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尺, 也是判别文学作品是不是具备这两种美的出发点, 道德美与艺术美是文艺作品的整个内容对读者群体的渗透,其传递了怎样的思想,赋予了什么样的精神,给人以怎样的激励,让人的情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才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 我们应该清楚,并非只有艺术才给人以美感,世界上物质中的一切具有美感因素的事物都能够让人感到美的享受。 花卉是自然界的物质,她能够让人感知到它的美,作为艺术形态常常呈献给人们,让人能够体会到美的愉悦。 实际生活中花卉本身并不是做为艺术品而存在, 它知识作为客观世界中的一种美的物质出现人们的面前。 自然界物质的“花”,他的美来自它的生命,当然与它身上的色彩、形状、线条有很大关系,这种有机组合方式的美感, 是有物质的材料组成的,尽管具有艺术的美,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 而我们所讲的道德则是属于精神状态层面的意识, 道德是属于内核潜质的意识, 人们根本就无法看到它美与不美, 而是要通过感知。 分析、思考、判断才能体会到,其与艺术是有截然的区别。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道德美应包括以下三种因素: 即作家描写的对象(例如人或事件) 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阶级的或政治的倾向以及人的感情、精神的美;也包含着作家在描写这些对象时所持的立场、观点或感情、倾向的美, 还包括这些被描写的对象经过艺术表现以后所呈现出来的形态的美。 三、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与艺术美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描写的对象存在着审美意识,需要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判断,例如,作家描写的英雄人物、爱国人士、正义战争、劳动人民等等,他们身上均在作家的意识中是具有美德人物, 而作家选取的内容本身就是感人的, 再经过作家一番艺术表现以后,作品中人物、事件的美感力量就得到了增强。 在有些作品中,作家描写的对象本身看上去并不美的, 有的由于作家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段的不同,描写对象就呈现出来丑的事物, 如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董卓、 秦桧、 容嬷嬷等;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南霸天、刘文彩、假洋鬼子、等等, 从这些人代表的阶级倾向和内在的品质来说, 他们代表了罪恶和丑陋,对于这样的丑,作家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人物塑造和故事建构的方式揭示他们内心深处的丑道德, 这是作家思想中竭力鞭挞和批判的对象,尽管是体现了他们的丑儿嘴脸,但是就文学作品而言道德美的倾向更加明显。 这就是文学艺术的能力所在。 同时,因为创作者在艺术刻画中,符合生活的真实, 同时也属于具有美感因素的艺术典型, 让读者从反面去欣赏人物的形象,那么这样的人物就具有道德美教育的艺术对象了。 我们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一个作家如果在思想、立场上缺少道德倾向,就会混淆美丑的概念,将富有道德美的人或事塑造成丑的, 将道德品质恶劣的人塑造成美的, 那么作品根本没有道德美的倾向。从艺术表现形式看, 创作者如果对于具有道德美的描写对象在进行艺术描写上表现的不够充分,那些具有道德美的事物就无法让人感到是美的, 相对的那些具有道德丑的人或事件,如果艺术典型化不足,没有完全对他们丑的实质给予揭露, 很自然会影响到作品道德美揭示程度。由此我们看到,一部文学作品中, 让人能够感受到美的不仅仅是艺术美,同时还包括了道德美。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道德美和艺术美是融合在一起的,如果缺失了哪一种美,那么作品是不成功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谈到文学作品的美, 习惯性地联想到艺术美, 忽略了艺术的道德美。 在道德素养的形成中,文学作品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不管是哪位作家,无论是哪部作品,都需要接受伦理和道德的检验。 文学作品论文:神性与人性——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道德主题 论文关键词：莎士比亚 文艺复兴 道德 人文主义 神 论文摘要：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莎士比亚文学作品进行考察。以文化为参照，以人为基点，以道德主题嬗变的整理讨论为指归透析文艺复兴“人”的道德 图式。文艺复兴是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 的时代，其成为莎士比亚文学创作 的主要特征。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享受现世节制的自然之爱，同时以上帝之爱消弭邪 恶。莎士比亚文学作品道德主题体现为神性超拔人性 、人文终极的图式。 一、 引 言 瑞士著名史学家、文化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称文艺复兴为“人”的发现时代。之所以被定义为“人”的发现，是因为相对于中世纪人是神的奴仆而言 ，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 的大幅度提升。人的价值不仅在于服从上帝、信仰彼岸世界的安宁幸福，而且在于人本身是世间的上帝，勇于追求此岸世界的美好和谐 。 人文主义(也叫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张一切以人为本，以此来反对罗马教会所代表的神权的绝对统治。针对教会认为人生是苦难和罪恶的邪说，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肯定现世生活，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针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人文主义提倡理性，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而有权追求知识，探索未知，了解自然和研究科学；针对封建压迫和封建等级制度，人文主义倡导仁慈、博爱 ，歌颂纯真的友谊和崇高品德，提倡平等和冒险精神。总之，人文主义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和乐观进取的精神，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欧洲文艺复兴是一个 产生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便是该时期应运而生的巨人。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是莎士比亚文学创作 的主要特征。享受现世节制的 自然之爱，同时 以上帝 之爱的合理性消弭利欲滋生的邪恶，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代表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最高峰。“从来没有比他的剧本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人的 状态了。”莎士比亚的创作已经产生超出描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义和作用，其戏剧可以看成整个人类的缩影。他所具有的包 容性、前 瞻性使其成为文艺复兴的总结性人物，至今为止无人可以比拟。 基督式的上帝之爱守护古希腊式的自然之爱是莎士比亚不变的创作主题，虽然传承了世俗人本传统的文化内质，但是超世俗的理性指引着世俗的情感，这在他早期的诗歌和戏剧创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二、基督爱的力量 莎士比亚早期的诗歌和喜剧多以爱情为描写对象。他热情地讴歌爱情，肯定人自然欲望之合理性以“爱情是天经地义的”来反对禁欲主义，这与前期人文主义相似。不同的是，他笔下 的爱情并非一 味的放纵、疯狂 、粗野，而是奔放又节制 ，激情又不失理智。莎士比亚指出，情欲是贪婪的——你容易变得嫉妒和专制。他主张用人的理性来约束原始欲望不让泛滥的本能毁灭自己。文艺复兴时期人固然冲破了禁欲主义的压制 ，但是却又陷入 自我情欲 冲动的牢笼 ，这是 他较早期人文主义先进成熟的地方这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也有表现 ，是他从始至终 的思想。 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都描写了男女青年冲破封建伦理道德、传统偏见、宗教禁忌以及自私、欺骗等旧思想、旧观念 的束缚，运用个人的智慧、聪明和勇气，大胆地追求自由、纯洁的爱情 。这 当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闪耀着人文主义理想光辉的敢 作敢为的文艺复兴新女性艺术形象。她们年轻美丽、温柔多情 、乐观 ，敢于而且善于为实现美好理想而斗争到底。如《无 事生非》中的贝特丽思漂亮、聪慧、泼辣，好为人抱不平 ；《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有勇有谋；《辛 白林》中的伊摩琴美丽善 良、爱憎分 明，为了爱情不惜抛弃荣华富贵；《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为情人的死去而殉身等。 莎士 比亚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上升。当时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蒙昧主义思想走向没落，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世界观 日益深人人心，人文主义在社会 文化思潮中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开始摆脱 禁欲 主义，追求 自由和恋爱的权利。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执著、勇敢机智地与各种邪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反映出莎士 比亚对封建制度的残酷 黑暗及 对人性禁锢的批判 ，表现了人文主义歌颂 自由爱情 和反封建禁欲束缚的社会人生主张，和新兴 资产阶级希望建立新型社会关系和伦理思想的要求。这为人文主义在英国和欧洲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还有另外一个倾向，即鼓吹“人类之爱”，认 为爱情拥有融化仇恨 的力量。这是因为处于人问“伊甸园”世界中的人们 由于接受人性理智的指引而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并且做到以宽厚和仁爱去消解怨愤。因此，美总能战胜邪恶是早期莎士比亚依据基督式仁慈的自信而产生的乐观。 “爱”是莎士 比亚戏剧的出发点 ，是莎士 比亚人文主义的中心内容 。莎士比亚的喜剧直接歌颂爱，他的悲剧也以爱为出发点，几乎莎剧中一切难题都可以用爱去解释。在这一时期，莎士比亚虽对其爱的理想充满乐观情绪，但他并不回避现实社会中在爱和善的对立面还存在着一股邪恶势力 ，这股势力时时在破坏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 ，莎士比亚的喜剧在歌颂爱的同时又揭露邪恶者。《无事生非》中的唐 ·约翰和波拉契奥 ，专事造谣生事，阴谋破坏；《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贪欲和嫉妒使他丧失人性，竞欲以屠刀置人于死地，并且毫无宽容怜悯之心，成为一个“恶魔”。莎士比亚认为，对于邪恶不仁的现象，应用爱的力量去消弭。他的喜剧证 明，正义可以战胜邪恶，人类之爱一定能普遍实施 ，邪恶者在爱的感召下，有可能弃恶从善，重新做人。《皆大欢喜》中的弗莱德里克、奥列佛篡夺权位 ，残害手足。但弗莱德里克在军队攻打隐居在森林里的公爵途中，经过一位修道士的开导，终于悔过 ，决定放弃非分之位 ，痛改前非。而在奥列佛生命危急之时，他 的弟弟奥兰多不念旧仇，舍身相救，致使奥列佛幡然悔悟，哥俩和好。即使对于顽 固作恶的，莎士比亚也不放弃爱的感化。在莎士比亚看来 ，基督正是爱 和善的化身。因此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扼杀人性的封建社会里发现了人性。 三、英明的理想君主——亨利五世 在莎士 比亚早期历史剧 的典 范《亨利 四世》及《亨利五世》中，社会历史背景被设定为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亨利四世首先凭借老练阴险的政治手腕实现了他勃勃的政治野心，登上了王位的宝座；然后利用他过人 的政治才能平息了大贵族叛乱，使国家安定统一。亨利四世为了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而狡诈、冷酷、奸猾甚至于残暴，这在权 力纷争时代为了国家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却不是莎士比亚所肯定并寄予希望的理性君主。亨利五世的人物形象为人们提供了答案。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及《亨利五世》中精心塑造了亨利五世这个回头浪子式理想君主的形象。剧中的亨利五世要比历史上的亨利五世高大完美得多。他出身皇室贵族，明事理，有胆略，有超人的军事才能，有不凡的政治胸怀，能文能武，是个了不起的帝王将才，作者几乎把能够给予一个理想君主的品德 ，统统集中在他身上。但是，这样一位英明君主，在没登上王位之前，竟 是一个 “自贬身价，结交匪类”“放浪形骸”的浪子，只是在一个“光荣的 日子”到来时 ，他才一反往 常突变成非凡人物。在 即位后他立刻与过去一刀两断，忠心国事，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 ，成为英 国历史上有名 的明君。为什么莎士 比亚要安排这样一个奇异 的转变过程来表现理想中的君主形象?人物史专家和学者们是这样解答的：“作者寄托了一个开明君主、民族英雄的理想。亨利五世改邪归正的转变过程反映出作者改造封建君主的思想。”[2 在《莎士比亚全集》的“前言”里是这样写的 ：“《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描写了亨利五世为太子时在下层社会厮混 ，与流氓为伍，即位后改邪归正，成为英明的理想君主。” 又说：“这两个剧本体现了作者的人文 主义思想，认为道德改善可 以产生开明国王 ，进行自上而下改革，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与理想的社会制度。”还有一些类 似的说法，都认为作者塑造亨利五世这个人物 ，是为了说明一条道理：只要君主进行道德改善，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就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贤 明君主。但是，从作 品的人物纠葛、戏剧冲突、剧情发展的始末来看，亨利五世这个人物所显示出的思想深度已大大超越作者的主观意图 ，他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改善 的君主形象。莎士比亚之所以如此评判是因为他认为以恶制恶的方法是不合理的，只有依据基督式 的上帝博爱才可以消除邪恶，清除污浊，创设人类世界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虽然仁慈与爱这些善 的力量的取胜过程不像早期喜剧中那样轻而易举，但用神圣的爱去化解恶使得作恶者弃恶从善是他自始至终的信念 。 四、活力主义者——福斯塔夫 约翰·福斯塔夫作为莎剧 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 ，不仅历来被认为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喜剧形象，同时浸染着作者的心 ，是莎士比亚精神苦役的具体表现。福斯塔夫这一角色最早出现在《亨利四世》中，他暴露出的丑恶形象是一个拦路抢劫 的山林大盗，是不务正业的浪荡太子的亲密伙伴，这时的他，是一个 目无法纪、胆大妄 为的亡命之徒。他寡廉鲜耻，恣情纵欲，酗酒狎妓；他贪财贪吃，欺诈行贿；他出乖露丑，作恶多端。而在另一出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他充当了主角。这回，他已经是一个奇丑的白头翁，但老不正经的性格仍使他淫气未减，因而人们在此剧中，又见其以一副老色鬼的面貌登台亮相。于是“道德败坏者”“寄生虫”长时间成为扣在他头上的帽冠。然而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戏谑又饱含深情地赐给读者一个这样的福斯塔夫 ：坚定忠实的个人 主义和享 乐主义者 ，代表文艺复兴时期强烈的个人实现方式和价值理念。“为 自己活着不是大逆不道”是他的信条。他重视现世，对满足世俗世界里的情欲具有无 以比拟的热情，并从不怀疑当下的幸福作为自由之路的神圣性。由此，他已经从观念到实践都在自觉地尊奉内在的生命。他的宣言是明确的，在人多的地方还更加响亮 ：“一个人在自己本分 内忙活可不是罪过。”一种压倒一切的内在性此时正用鲜活的、具体 回归的生命之身来证 明生命这一庄严主题。他礼赞生命，热爱 自己的信仰这一点任何人干涉不了。 然而，值得探究的是 ，这样一个吹、嫖、抢、骗，无恶不作的兵痞 ，本当令人憎厌 ，但相反 ，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并没有把他投入道德 的监狱，甚至还有些喜爱他。他身上真正 的精髓是福斯塔夫式 的昂扬精神。他是个伟大的活力主义者，具有高度的活力 主义，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充满自信的个性上。为了充分地自我表达，他宁愿把世人的毁誉当成是享受并认为那是对他的赞扬。福斯塔夫 的求变意识 已经觉醒，他的机灵秉性使他不再受惑。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 ，提倡重人生，反对崇神性，信科学、讲实际。福斯塔夫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一员，文艺复兴的新风必然也吹拂着他。因此 ，在他 的鲜明个性中，也或多或少地散发着时代的新气息。如他老而不衰，精力充沛，而且有着不知忧愁的乐天性格，这些都和早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乐观进取精神有所类似；他无拘元束、敢做敢为的行径，有着个性解放和冒险主义的因素；他放纵肉欲的人生观和中世纪的禁欲 主义两相对立 ；他毫无信仰的精神状态又和神权主义大相径庭。 五、道德高尚的上帝子民——哈姆雷特 早期 的戏剧反映莎士 比亚理想的“人”，但当他亲眼目睹高贵的仁爱被污浊的邪恶大肆践踏的残酷事实后 ，他曾经创造的美德世界变得虚幻而遥远，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也随之黯淡。这促使其悲剧创作的繁荣。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悲剧《雅典的泰f-I》标志着作者对时代、人生的深入思考，着力塑造这样一些新时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在近代黎明的照耀下，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在同环境和内心敌对势力的力量悬殊斗争中，遭 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 。他的悲剧描写了一幕幕仁慈与宽厚遭到蹂躏的惨剧，那是一个失落了上帝的时代。于是他笔下出现了与当初美好世界相反的局面：哈姆雷特为报父仇而发现“整个时代脱榫 ”了，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是空怀大志，无力 回天。奥赛 罗正直淳朴 ，相信人而又疾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为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李尔王在权势给他带来的尊荣 、自豪、自信中迷失本性 ，丧失理智 ，幻想以让权分国来证明 自己不当国王而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同样或更加伟大，因而经受了一番痛苦磨难 。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 ，性格 中有善和美的一面 ，只因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 ，沦为“从血腥到血腥”、懊悔无及的罪人。这些人物的悲剧深刻揭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 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理想的君主只能以魂灵的方式 出现并倾诉悲怨 ，而具有宽仁人性 的哈姆 雷特也在恶人 当道 的宫廷 中挣扎烦恼 ；现实的君主要么像麦克白般被自己的贪欲吞噬天良，沦为政治奴隶 ，要么像李尔王一样丧失理智，居功 自傲 ，流落民间。“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这是恶欲大行其道的生动写照。莎士比亚的人文理想几近破灭。“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这样被赋予高贵理性的“了不起的杰作”，也沦为恶欲冲动的动物性占上风的人。即使是哈姆雷特这种作者心 中理想的、具有神性的上帝的子民，也只能发出世界变成“一堆污浊瘴气的集合 ”的悲叹。道德高尚的哈姆雷特悲痛欲绝，而在果 断杀死继父 ，了却父亲遗愿，尽了身为人子 的责任后，他内心又变得更 加沉重 ，因为 自己成为新 的暴力不公的制造者。惩 罚罪行 的暴力违 背他 内心 的反省和谐。由此可见 ，理性 的呼唤在那个时代精神 的熏蒸下显得微弱苍 白。“重重 的疑虑使我们全变成 了懦夫 ，决心 的炽热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 宗教信仰认为，人在神的面前等于无 。抱有这种信仰的人不为变化的事件所扰，因为变化是上帝 的产物。而 当仆人成为主人 时，他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但同时 ，这骄傲与信心遭到的挫折又引起一种可怕的虚弱感。 正是因为莎士比亚看到了人 自身的堕落与恶欲的放纵并且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 ，他才对博爱这种基督式理性精神的重要意义更加依恋，对世界抱有一线希望。在晚期传奇剧中，和解、宽恕、道德感化成为基本主题 ，悲剧中人的神性在 道义上取得胜利到创作晚期真正变成现实，拯救已经趋恶的人，使其弃恶从善。哈姆雷特认为原本的人是行为上的天神 ，因为是上帝 的造物而分有上帝的神性，有高贵的理性 ，这也是莎士比亚关于“人”的一种理想对人存在意义 的追寻，使得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有共通之处 ，都体现出对人的超验存在意义——超越现世存在的永恒意义的追求。但是，在对超验性的理解上，它们之 间有着本质 的不 同。基督教是神学本体论 ，即先验地设定超验上帝 的存在 ，将人 的自由意志置于上帝的 自由意志之下 ，所 以它 的超验性其实是对人 的自由意志的遏止。而莎士比亚戏剧所体现 的是宇宙本体论，它的超验性来 自于主体的理性作用 ，来 自于苦难的净化和对现世人生的悲剧性体验，体现为人性升华后所达成的精神超越，以及人在对 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所生发的对宇宙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人既是自然欲望的人，又具有趋善本性用理智抑制贪欲 ，用上帝 之爱去感化并战胜邪恶是他的人文图谱，因此他笔下 的人物与基督教的理性型人有着血缘关系，其成就非前期人文主义所能比拟。这也决定了他从世俗关照神圣，主张以神性规约人性。实现人 的超拔，使人成为人间 的上帝是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反思，他自身也成为无人企及的文化巨人。 文学作品论文:文学作品中反讽的言语行为理论阐释——试析《傲慢与偏见》为例 [论文摘要]以《傲慢与偏见》为文本，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其中的反讽言语行为，可以发现，该作品的主旨即为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小说人物所实施的微观反讽言语行为分为五类，均对推动故事发展、刻画人物形象起到重要作用。研究还证明了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与“普通语言”中的反讽言语行为一样，均可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中得到阐释，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 [论文关键词]文学作品；反讽；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 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Austin)于1962年首次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的功能除了陈述、描写、说明外，还可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言之所述，言之所为，以及言之后果。其中，言之所为是该理论的研究重点。通过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s)、祈使、疑问及陈述三种句型来表达命令、请求、疑问及叙事的是直接的言之所为；间接言之所为是指通过实施一个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行为。听话人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主要依据常识及一般推理能力，评价言语行为则要通过适合条件。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在语言学界引发巨大反响，继而成为语用学的基础核心理论之一。此后，美国语言学家舍尔(Searle)进一步把适合条件归纳为：根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和诚意条件。他还把言语行为放在一组对话交际中分析，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语境因素，并进一步将言语行为分为五个大类：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及宣告类。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国外许多学者对该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研究：玛丽·普兰特(M．Pratt)指出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范代克(VanDijk)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出文学作品中决定整个语篇的宏观言语行为和语篇中单个句子所执行的微观言语行为。我国学者朱小舟认为，“宏观言语行为实际上是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所进行的交流，即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反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平均每4页就有一例反讽。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修辞技巧上，也隐含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和主题表现上。反讽的使用属于间接言之所为，其言外之意是对其命题内容的对立、否定或矛盾。海佛凯特(Haverkate)特别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 三、《傲慢与偏见》中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为读者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反讽艺术。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在讲述青年男女迂回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同时，用反讽手法批判了19世纪初英国中上阶层一味追求金钱和地位的婚姻观。 作者在小说一开场就通过反讽点明主题。“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作为卷首第一句话，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无疑会影响读者的认知思维，进而博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但随后的一句“这样的单身汉……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又不动声色地推翻了上文的“真理”——不是有钱的单身汉想娶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非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这便将句中“人们”的代表人物班纳特太太的真实心态表露无遗：一心要把五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嫁给有钱人。经过“真理”的陈述及推翻，讽刺意味一目了然，令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不禁为作者含蓄展现其智慧魅力拍手叫好。在小说结尾，书中的“智者”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等人都受到了现实的嘲讽，而可笑的“愚人”班纳特太太、科林斯先生等却被证明是正确解释了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奥斯汀通过形式多样的反讽抨击了当时英国中上阶层错误的婚姻观，这既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也是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为整个语篇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四、《傲慢与偏见》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文学作品中，微观上的言语行为主要体现在人物对白中，由小说人物执行。反讽作为《傲慢与偏见》中最出彩、最显著的语言艺术手段，在人物对白中贯穿始终。小说人物的反讽言语行为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与整部作品的反讽基调相得益彰，令读者回昧无穷。 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反讽也可分为五种类型，即：阐述性反讽、指令性反讽、承诺性反讽、表达性反讽和宣告性反讽。反讽言语行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见于阐述类。 1．阐述性反讽。阐述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陈述、描绘、报道、说明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所表达的命题是真的，适应方向是言语到世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信念。舍尔指出阐述性言语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说话人在不相信命题真实性的情况下仍然发出话语，则该话语就含有言外之意，具有反讽意味。 当班纳特太太得知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搬到了附近，便匆忙将此消息告知丈夫，并敦促他即刻去拜访这个新邻居。班纳特先生不堪其烦，故意气她说：“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或许倒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 班纳特先生假意赞美妻子的美貌，是希望班纳特太太能依据语境或句子的语义结构从反面领会其言外之意。然而，班纳特夫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嘲笑，反而信以为真，令读者忍俊不禁。 2．指令性反讽。指令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其目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愿望，命题内容是让听者做某事。它的言之所为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当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语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他会依据关联原则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此种情形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班纳特先生故意不断地提到彬格莱，不明真相的班纳特太太感到厌烦，迁怒于咳嗽的女儿。但是，当她得知丈夫已经拜访了彬格莱，立刻兴奋异常，对丈夫说道：“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的好老爷!……”“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 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班纳特先生的回答就是一个指令性反讽。该言语行为并非针对女儿吉蒂，而是对一心只想着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的妻子的嘲讽。 3．承诺性反讽。承诺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意图；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做某事。它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通过许诺，说话人就自觉承担起做某事的义务。如果交际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又主动承担义务，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班纳特太太听说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住了附近的内瑟菲尔德庄园，急于抢先结识，便试着说服丈夫尽快去拜访他：“……你的确应该去一次，要是你不去，叫我们怎么去。”“你实在过分心思啦。彬格莱先生一定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他把她娶过去……”。。 班纳特先生所说的“写封信给你带去”，承诺性反讽言语行为。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习俗的制约，班纳特太太是不可能去拜会那位新邻居的，班纳特先生的许诺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毫无诚意的口头许诺，其实是对班纳特太太一门心思寻找有钱婿的挖苦讽刺。 4．表达性反讽。表达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其目的是表达由真诚条件说明的心理状态，这种表达式无适应方向。此类表达式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是预设的，命题内容的真实与否是判断话语是否具有反讽性的前提。 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那傲慢的神情和居高临下的口吻令对方感到反感，以致遭到拒绝。当伊丽莎白以犀利、刻薄的语言历数他所犯下的罪恶时，达西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达西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向屋子那头走去。“你原来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解释得这样周到。这样看来，我真是罪孽深重!’，达西所说的“谢谢你……”就是一例表达性反讽。凭借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达西一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当他决定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丝毫不曾料到会遭拒绝。此刻突遭意料之外的指责和拒绝，达西内心的震惊和沮丧是不难想像的，但他毕竟是有教养的绅士，不便有过激的言行，于是他在房间里飞快地来回走动，并以这缺乏诚意的“感谢”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这一反讽言语行为使得这一幕成为小说开篇以来最强烈的冲突。 5．宣告性反讽。宣告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任命、辞职、命名、解雇等。这种言语行为与诚意条件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因而较少出现由于违反诚意条件而实施的反讽言语行为。但是，海佛凯特强调指出“宣告性言语行为如果违反了合适性条件，同样可以表达反讽”。实现宣告不仅需要语言规则，还必须有超语言惯例——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另外一个适合条件就是可接受性，即交际双方都清楚说话人所承诺的行为将给听话人带来益处，所以听话人从内心愿意接受说话人的承诺。如果违反了该条件，话语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的“宣告”变成了实质上的“威胁”。 咖苔琳夫人是一位极度自负、傲慢无礼又尖酸刻薄的贵夫人。为了让外甥达西娶自己的女儿，防止伊丽莎白与他结合，她兴师动众地跑到班纳特家向伊丽莎白问罪，以此来扼杀他们之间的爱情。咖苔琳夫人对伊丽莎白威胁道：“……不允许(你)这么做。……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会斥责你，轻视你，厌恶你……” 殊不知正是她这次不辞劳苦的奔走为两位默默相恋的青年及时地“穿针引线”，促成了他们的美满结合。这真是对咖苔琳夫人弄巧成拙的极大讽刺。 通过言语行为理论来分析《傲慢与偏见》中最具特色的反讽艺术，既验证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评论的可行性，也使读者更加明确地意识到小说中的反讽言语行为具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在语境中展示人物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关系、动态性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 文学作品论文:浅析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 随着网络的发展，我国的网络原创文学和网络文学网站近几年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电子阅读成为阅读的新形式，但随之而来的诸多侵权问题却成为了网络文学发展中的棘手问题。网络文学产业的规模日益扩大，我们应该进一步重视保护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本文将通过分析与探讨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内涵，归纳总结了网络文学侵权行为，并就网络文学著作权保护的方式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网络文学作品 著作权 著作权保护 2013年7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中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较2012年底增加43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的用户规模比2012年底增长了12.0%。在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拿着智能手机阅读小说的人在我们身边经过，我们在平时也更倾向于使用电子书阅读，简便可携带的电子书的确方便了我们的阅读，但大量的复制传播，使得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难度系数增大，因此，探究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进一步保护网络文学作品，显得格外重要。 一、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概念与特征 要讨论“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我们首先要讨论“网络文学作品”，根据通说，网络文学作品是以计算机及互联网为媒介而存在和传播的作品。网络文学作品有以下几种主要形态表现：一是使用电脑创作，初次发表于网络的原创文字性作品；二是初次发表在传统载体上而后经数字化编辑上传至网络的原创文学作品；三是利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交互作用制作的超文本、多媒体作品，包括借助某款特定的软件机械生成的“机器之作”。初次发表在传统载体上而后经数字化编辑上传至网络的原创文学作品，虽然因为发表于网络上而具有许多首次发表于网络的原创作品的特征，但是由于其初次发表在纸质载体上因而具有传统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其网络特征只是表面性，本质上仍然是传统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网络文学作品，故而本文所讨论的网络文学作品，是指初次发表于网络的原创文字作品。这类文学作品可以是发表在各大文学网站，也可以是发表在BBS等论坛上可供网友跟帖回复相互互动的作品。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是指著作权人对其创作的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相较于现有的传统文学作品著作权，对于直接以电子形式创作的作品，其著作权包括法定的署名权、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其中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较为重要的一点。与传统著作权相比，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特征更为繁复。一是其著作权归属难以确定。由于网络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作品与媒介之间联系的日益削弱，多层传播导致难以确定源头，传播过程中也会加入传播者自己的删减增补，因而归属更加复杂化。二是著作权的专有性特征大大削弱，网络中传播变的异常简单，一个复制粘贴，一个转发即可传播，那么著作权人根本无法控制他人对其作品的不合理。三是著作权的地域性特点消失。网络传播超越时空，由于网络是跨国界传播，每一个国家的作品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被其他国家的网民取得，网络著作权不似传统的著作权由一定的地域性，因而其保护难度更加增大。 二、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主体与客体 著作权的主体是依法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著作权的人。要保护网络著作权，首先应当明确其主体确定，即著作权的归属。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即著作权采自动获得原则，对于这项原则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并没有特别的规定，因而采用同样的原则。著作权的取得来源于主体的创作行为，但主体的资格、权利内容却是国家法律直接规定的。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著作权的主体包括中国作者、著作权的继受人和外国人等。而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主体的特殊性在于虚拟的网络环境下，绝大多数的网络文学作品的署名均为网名，即使署名，其真实性也很难确定，因此网络文学作品很难明确著作权的主体。由于难以确定著作权的主体，因而著作权人在主张权利时很难得到确认。著作权的客体，即网络文学著作作品。《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对著作权客体的表述为“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作品，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著作权法》第3条列举了9类作品形式，第5条规定了一些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形式。传统著作权客体有三个特点，一作品是思想或情感的表达，二作品具有独创性，三作品具有可复制性。而网络文学作品的客体是以文字、图片、音像等形式表现的以电子化形式存在的，以互联网为媒介存在的作品。本文所指的网络文学作品是以数字化形式，以网络为载体进行创作、传播的作品。尤其是以文字形式发表在网络的可复制的原创作品，包括发表在大型网络文学网站如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网的作品，包括在个人博客上发表的作品。在相当多博客，尤其是个人的博客中，多数记载着有博客作者直接创作的博文作品作，主要表现为文字、照片及其组合，个人的博客创作内容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均为其个人的独创性作品。但不少博客中还包括转载内容，是其他人著作权的客体，因而不属于其著作权客体。有一种观点是个人发表于博客等免费写作平台，由于其免费性，并且也是经过博主个人的注册，相当于放弃著作权，因而可以随意转载。也有人认为，博客等网络服务提供商虽然表面上提供免费的写作和发表平台，但因为博客内容的新颖性和原创性，提升了网站的点击率，网络服务提供商也从中获取了利益，因此，作者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并不能视为放弃著作权。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作者在博客上发表文章不等同于放弃文章著作权，没有明确的声明，不能任意剥夺著作权，根据著作权自动取得的原则，当博文发表到网站上，博主则享有著作权。 三、侵犯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行为 鉴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文学作品的传播非常快捷易行，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更容易遭到侵犯。方便的下载，也造成了方便的盗版，网络文学作品的盗版现象非常的普遍。《2010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指出，全国约有53万家文学盗版网站，每年盗版市场规模约为50亿元。网络文学作品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因而进一步保护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通说而言，网络著作权侵权可分为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又无法定免责事由，擅自利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行为。《著作权法》第10条明确规定著作权人享受的17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第47-48条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视为侵权。根据《网络著作权解释》（2006）第4条“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追究其与其他行为人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责任”。该条文意在民法中“共同侵权”可以理解为“间接侵权”。直接侵权的表现形式较为明确，比如未经网络小说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出版其小说，或抄袭剽窃其内容，或发表在网站上供人付费下载，这些都直接侵犯了网络文学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可以归类为直接侵权。总结来说，直接侵权行为，是一种直接非法形式著作权人或邻接权人的权利或妨碍他们行使这一权利的行为，侵权人的行为直接涉及作品。在网络技术时代，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侵权责任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由传统的直接侵权责任向新型的间接侵权责任转变，并以连带责任的形式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独立责任。网络为他人侵权行为负责的规则，是著作权法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民事侵权责任的基本分析原则。间接侵权是指即使行为人并未直接侵犯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但是其帮助、教唆他人侵犯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或与他人侵犯著作权的直接侵权由某种特点的关系。在网络文学著作权的间接侵权中，主要是指网络提供商对第三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提供的帮助与支持，比如提供空间平台，或者进行扩散传播。当然，网络提供商也有直接侵权行为，比如未经著作权人同意，擅自将其享有著作权的小说发在网上，供人付费下载等。在间接侵权中，美国最高法学在著名的“索尼案”中指出：“版权法中虽然没有这样的明示语言，但并不排除让一些自身没有涉入侵权活动的当事人承担版权侵权责任。承担代位侵权责任，几乎存在于著作权法的所有范围中；而帮助侵权的定义更是一个宽泛的问题，即确认在某些情形中让某人为他人的行为负责是公正的。”因为间接侵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代位侵权与帮助侵权。间接侵权的主体主要是网络服务商，为了更好的使文章更广泛的传播，不局限网络文学的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引入了“避风港”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了免于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在这里笔者就不一一赘述。 文学作品论文:译者主体性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操控” 摘 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译者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尊重和认可，而其体现出的三大特性彰显了在文学翻译中，为了使译入语读者更好地接受、融入到译入语文化中，译者对译作的“操控”满足了译入语文化的需要。葛浩文作为一个拿中文读、用英文写的美国汉学家，在从事莫言作品翻译工作的时候，一方面，基于对中国特有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和精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仅对英语的应用驾轻就熟，且熟知英美文化之道，基本上做到了游刃有余地传情达意——既保存了原作的风貌，又满足了译入语读者的语言和文化需求。囿于篇幅限制，本文选择了葛浩文译的三部莫言作品阐释译者主体性对文学作品的具体“操控”路径。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葛浩文 莫言 文学作品翻译 操控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因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一国的文学作品经过译者的创造性转换，不仅改变了原来的外在形态，也因翻译的文化目的而打上了译入语文化的烙印，从而成为译入语文化中的一分子，融入到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系统中。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它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能动性”是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没有任何规限和制约的。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作用于客体，必然要受到客体的制约和限制，同时能动性发挥还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因此，主体性同时还包含着“受动性”。“受动性”是能动性的内在基础，是主体之所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依据。它既表现为人对客体对象的依赖性，又表现为客体对象对人的制约性。主体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为我性”，即翻译的目的性。任何文化翻译活动都有自己的目的，并且任何译入语方的翻译都面向自身的文学、文化。 茅盾说过：“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而朱光潜在《诗论》中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自然也是翻译艺术的成熟境界。我想，“从心所欲”就是得模糊处不妨模糊，得自由时不妨自由，但是不能超越正确的范围，这就是“不逾矩”。 二、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年出生于美国的长滩，美国著名的翻译家，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翻译作品包括萧红、陈若曦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因而，夏志清教授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中说，葛浩文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葛浩文曾经回应别人，为什么自己笔头功夫好却没有从事写作而从事翻译的原因时，回答道：“我喜欢拿中文读，用英文写。我喜欢这其中那种挑战，那种似是而非，那种不确定。我喜欢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甚至两者之间免不了的折中——那股费琢磨劲儿。”他认为，诚如意大利谚语所说，“翻译即背叛”。就是在这种琢磨中，他从事了三十多年英文小说的翻译，而其中有20年的时间是在翻译莫言的作品。 正如莫言2000年3月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中所说：“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我与葛浩文教授1988年便开始了合作，他写给我的信大概有一百多封，他打给我的电话更是无法统计，……教授经常为了一个字，为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他不熟悉的一件东西，而反复磋商……由此可见，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 是葛浩文的英文翻译使莫言的作品为西方人所了解、所认可，然而，也正是因为翻译莫言 作品，葛浩文步向了自己翻译事业的高峰。葛浩文真心喜欢莫言的所有小说，并对翻译它们乐在其中。喜欢的原因各式各样，比如：《酒国》可能是其读过的中国小说中，在创作手法方面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作品；《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正如作者所希望的，极富音乐之美…… 德国波昂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直言，葛浩文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起到了两种作用：第一，他是很好的译者，他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而是概括大概的意思。这样，他避免了长篇小说的诸多毛病。因此，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当代世界文学。另外，无论葛浩文去任何地方，都公开推广莫言。 三、译者主体性在葛浩文译莫言作品中的“操控” 1.葛浩文的翻译观 葛浩文在选择作品的时候通常在乎两个条件：一是喜欢，二是适合翻译。在葛浩文的眼里，翻译不应当有什么技巧，也不应当有直译或者意译的理论。他说：“我翻译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而且我是个翻译家，不是作者。原著本身就是我的‘指南针’，我只能跟着它去走，不能用固定的方式来翻译那么多部不同的作品。”所以，在一般翻译过程中他会选择一边当读者，一边当译者，以保持对作品的新鲜感，而在一字一句逐步翻译作品的过程中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结合具体的翻译实例，文军教授等对葛浩文的翻译观做了如下四点归纳：（1）对原文和译入语的忠实； （2）翻译即背叛；（3）翻译是重写；（4）跨文化交际活动。他认为翻译是背叛、重写，但忠实始终是葛浩文翻译实践的第一准则，而“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则是他对翻译本质的认知，因为翻译的这一特性，使得“背叛”和“重写”成为必要的手段，目的是更为“忠实”地把原文传达给译文读者。 2.葛浩文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作为母语是英语的美国人葛浩文在翻译选材时，就会对所选文本的内容和文化的可接受度进行遴选，同时，因为受到本国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及对译入语读者需求的满足，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考虑到对文本进行有意识的改动；同时，他非常清楚英语读者喜欢什么，想读什么，然后有效地将这些信息翻译过去，传达给译入语读者。 基于译者的民族性，葛浩文对自己本国的语言和文化相当精通，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加之其教育、文化背景，使他在翻译的时候能尽可能地让译入语读者和源语读者接受到同样的信息，而针对其研究领域，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题材、文体、内容等方面都会有很细致的选择。 3.葛浩文译莫言作品时主体性对文本的“操控” 自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阐述了翻译始终受到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三种因素的操控以来，国内外有许多学者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对翻译的影响，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且收获颇丰，但此处的“操控”主要是突出译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材、内容、布局和策略选择中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葛浩文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当你翻译文本时，拿走了原来的语言，换成了你自己的。虽然这不是一种强暴，但我始终是夺走了原作并做了一些很糟糕的阐释。这是能让人人都阅读到文本的唯一方法。翻译者一直都在抱歉，我们用一生的时间说‘对不起’”。 从1988年至今，葛浩文翻译了莫言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到目前为止，葛浩文共翻译了莫言的九部作品。之所以喜欢译莫言的作品，在葛浩文看来，译者下笔要同时考量作者原意、读者喜好、编辑建议和自己的专业判断，在其中寻求平衡，受到的限制比作家多，而莫言对翻译的态度开放，给译者很大的发挥空间，也就是说，他在翻译莫言的作品中，寻求到了译者和作者的平衡，寻找到了作为译者的拓展空间。 《红高粱家族》（以下简称《红》）的翻译开创了葛浩文中译英翻译旅程的新篇章，是其翻译走向高峰的标志。因为《红》是莫言第一部一译介到美国就进入商业运作流程的小说，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基于译入语读者的需要及潜在市场的考虑，对文本进行了相应的变异，加之译者在读原文之前的固有观念、认知水平以及他不同于汉语的语言背景、政治观念、审美情趣、伦理价值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译者在翻译时对文化的误读。虽然会使得译入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相互包容，丰富译入语文化的题材和各 种技巧，但对源语文化的有效传播和交际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而对《天堂蒜薹之歌》的翻译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轶事，可以充分论证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体现出的译者主体能动性。当时莫言乃是一无名作家，据说一听到有外国人要翻译他的作品，开心得不得了。但葛浩文觉得原文的结尾太过悲观，不合美国人的口味，就和莫言沟通。最终说服莫言修改，使得小说的英文版本呈现出了另一个结尾。 《生死疲劳》可以说是获奖颇丰的一部作品，因为其本身是根据中国民间的传说创作出来的关于世间生死轮回的反复，小说中的聚焦人物共经历了六度轮回，采用了“历史—家族”的叙事模式，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而译者通过调适、置换、改编和对等四种曲径翻译的转述模式将其呈现给译入语读者， 使其更能与译入语文化的意象相匹配，准确、形象且生动地表达源语的言外之意。 因为翻译了诸多的作品，此处只探讨了三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进行分析，阐述了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为了使译作在译入语读者中有更高的可接受度，实现更行之有效的传播与交流体现出的对译作的“操控”。 文学作品本身的特点就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诉诸读者以感情和想象，其鉴赏者侧重于艺术真实和审美创造的判断。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求译者对源语和译入语的语言文化均有所了解，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过程、内容、方法及策略进行适当的“操控”，以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需求，实现源语文化的有效沟通和传播。 文学作品论文: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作品教学方法探讨 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作品教学方法探讨 一、引言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传统的英语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来看，英语科目设置的目的不仅是提高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还有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作用。英美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引用是一个提高学生兴趣和语言感知能力的新手段。 文学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其蕴含的社会体验，客观真理，文化价值以及艺术魅力为世界人民所认同。将文学作品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内容，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比较注重学生的语言基础，通过对语料不断的重复和模仿来达到学习语言的目的，然而这样的方法过于沉闷，很容易使学生失去兴趣。文学作品的介入，给学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文学作品形式迥异、体裁多样、主题新颖，能使学生在学习应用语言的同时也能提高文学修养。其次，文学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作者以文字的形式反映了客观现实，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感触。学生通过理解和分析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其加深自我理解，完善人生观和世界观。再者，英美文学作品想象丰富，立意深刻，给学生新奇之感，使之更感兴趣。与传统教材比较，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而贴切的语言词汇，复杂而严谨的句子结构，可以拓展学生的语言能力；与此同时，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背景材料，也可以让学生掌握特定语言及其用法。 然而这样的教学素材是否能作为外语教学手段是存在争议的，不少专家认为，文学用语不同于日常用语，学生对文学素材的学习对语言实际应用没有直接好处；其次，文学作品里蕴含着很多中国学生难以理解的文化背景和底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难把握向学生展示的尺度；第三，文学语言是复杂独到的，有些作品用语过于晦涩难懂，其不仅使教师备课难度增加，同时复杂的语法结构也使学生如坠云雾。根据2007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大学英语教学性质和目的的定位，大学英语教育需要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在这样的新要求下，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同等重要。杨自检先生也认为，新世纪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除了基础能力过硬，还需要“有较好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语言学和文学的基本理论修养”（2004）。只有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名著才能提供这样的平台。 因此，怎样恰当地使用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教学素材，是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问题。笔者大胆的进行如下的探讨。 二、文学材料的选择 前文论证了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美文学材料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但是面对每周2-4节课时的大学英语课程，英语专业学生尚且不能完成对英美文学的大量阅读；况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要考虑学生英语水平、师资力量、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想要完全地达到理想的教学目标是不大可能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d.krashen提出了颇有争议的语言输入假说，其认为单纯主张语料输入是不够的，学习者需要“可理解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可理解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而学习者听到或读到的可以理解的语言材料的难度应该稍微高于学习者目前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如果语言材料中仅仅包含学习者已经掌握的知识或者语言材料太难，对语言习得者都没有意义。因此，在文学材料的选择上，笔者认为教师应当尽量选择学生可以接受的语言材料。由于学生理解和课程长度的关系，可以尽量选择具有鲜明作家和时代特色的作品，如培根的随笔语言精湛，分析深刻而独到，风格古朴典雅；蒲柏的“英雄双韵体”工整精炼，富有哲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结构巧妙，词汇丰富；华兹华斯的民谣体抒情短诗清新深刻，优美动人；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出人意料。这些作品风格各异，构思奇巧，篇幅短小而又兼具独特性，适合课堂分析和讨论。同时可以将一些长篇小说节选作为课外阅读材料。如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等。 三、教学原则和前提 诚然，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英美文学作品和理论对于高校英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课教师应该具有渊博的文学知识，不仅要熟悉英美文学，而且要了解中国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中进行系统全面的对比分析。在文学派别众多，文学史系统复杂，授课对象还不是英语专业学生的情况下，教师还应该兼具化繁为简的能力，把复杂的情况简单有序的表达，才能在教学中做到游刃有余，满足非英语专业学生的需求。因此高校英语教师应该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且加强教师间互助交流，团结协作，才能较好的驾驭这门课程。定期组织课程讨论或者集体备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对课程中的重点、难点进行切磋交流，从而促进教学效果。 避免讲课从背景知识、作家生平、代表作介绍、写作风格、意 义及影响这种固定模式着手。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设置的大学英语课程不是专业英语的英美文学史讲解，而应注重文料本身的分析和深入探讨，使学生摆脱僵化的思维定式，深入理解原文，才能够促使他们认识新鲜词汇和表达方法，并且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独到见解。语言教学课堂不是“教师教，学生听”的课堂，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无法掌握听、说的要领。教师应该使用各种有效手段，如提出问题小组讨论，带着问题阅读等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促进学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培根说：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开始，必以疑问告终；如果以疑问开始，则会以肯定告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大胆质疑权威，逐渐使学生摆脱长期依赖于专家观点，不敢发表自己见解的态度。 四、英美文学内容导入教学的策略和方法 1.任务型教学法 任务型教学模式不是单纯的将任务交给学生去做。根据willis提出的模式，任务型教学应该包括三个阶段：前任务、任务环以及后任务，此三个阶段分别有不同内容。同时按照从易到难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列举型任务、整理型任务、比较型任务、解决型任务、分享个人经历型任务以及创新型任务（willis，1996）。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所面对的非专业学生群体，教师应该精心设置三个阶段的任务，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适当选取有效的任务类型。 实施在具体的教学程序设计上，前任务阶段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对于即将学习的作品进行简要了解，如作品主题特色，作品阅读，列举或整理相关信息等。接下来可以要求学生在自己整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意见，这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分别阐述观点，进行比较或者设计目标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后任务阶段，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朗诵或者表演作品，鼓励他们写短诗或者读后感，或者发表补充性评论。在课堂讲授中，教师应该认识到，布置任务的目标不是让学生得到一个终极答案，而是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主动发现，挖掘兴趣，寻求自己需要的知识。 在任务型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任务是繁重的。这种模式要求教师不再是在讲台上照本宣科，而是开放了一种探究式的课堂，教师不光是任务的“提出者”而不是“安排者”，也是任务过程中的“组织者”而不是“领导者”，更是任务的“陈述者”而不是“总结者”。这对教师的授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时刻机智应对课堂中出现的各种难题。而且这样的课程需要学生积极的参与和表现，教师在发挥其引导和组织作用时很难顾及所有学生，所以课程评价最好采取多元的评价体系，即教师自评的同时兼顾学生小组的自评和互评。只有把任务落实到每个学生，才能有利于学生互相监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观摩型教学法 对大学英语教学而言，观摩型教学法多意味着引入电影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吕丽塔认为，电影不但可以“引导学生从趣味性走到探索严肃文学之路”，而且“在保障教学顺利进行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模式，有助于其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2010）。虽然其发表的内容主要针对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育，但对于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同样有借鉴意义。程序化教学的沉闷让学生对于英语课堂教学不断失去兴趣，而多媒体的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能促进教学效果已经得到了论证。正确合理地使用媒体资源，对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美文学作品中，很多的中长篇小说都有被翻拍的记录，甚至被多次翻拍。在实际教学操作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的和涉及作家做出相应安排。在组织学生观看电影的同时，可以列举其他不同版本的同名电影，以供学生研究讨论。由于每个人对于原著的看法不同，因此，每个版本都会有其自己的特色或者改编，在这样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根据原著，组织学生对此版本进行分析和讨论。而且由于教学时长的限制，组织学生观赏整部电影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能合理的利用电影素材，课堂上的电影放映很容 易就会成为一种娱乐学生的方式。因此播放内容一定要精炼，体现在两点：其一，所选素材必须要与计划中的讲授内容相关，如简奥斯丁的在《傲慢与偏见》中描写的德比郡迷人的风光，教师可以首先播放电影中表现英国田园风光的片段，给予学生视觉上美好的遐想，然后再过度到小说中细致的描写；其二，对所放映内容要根据教学目的设计好相关的问题，让学生边看边思考，或者记录需要讨论的情景在电影中出现的位置。然后再进行讨论和回放。有必要甚至可以要求学生根据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手法，通过论文表达或者集体演绎（如：课堂表演或者学生喜闻乐见的“微电影”）的方法进行再制作。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同时也对其口语能力进行了有关的训练。而学生在观看和制作的过程中也能获得乐趣。 与任务教学一样，教师所处的位置仍然不是课堂的主导者，教师需要通过耐心的分析和细致的安排，才能将电影与文学作品有机结合起来，这同样需要耗费非常大的精力。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时刻注意将“观看”电影与“观摩”电影区分开来，通过适时插入影评或者作品研究，让学生抓住课堂重点，引导学生的兴趣从电影转到阅读上来。 3.其他模式 很多大学会定期组织大学英语竞赛或英语演讲比赛等活动。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此进行深化改革，如举办诗歌朗诵、英语话剧、模仿创作等内容。或定期组织学生排演根据名著改编的英文话剧，选出好的剧目在校内进行巡演。或者针对英语名著原文阅读学习，开展与本校英语专业同学开展互帮互助，同学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帮助模式，英文专业的同学不但能帮助非英语专业的同学解决阅读上的困难，同时能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水平，也可以在非英语专业同学的身上学到本专业外的技能。在这样的教育和学习的模式中，学生才能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感受到语言的魅力所在。并且，在这样的模式下，学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花费了精力去探究和思考，不仅能提高他们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同样也能培养学生集体协作能力和人文素养。 五、结论 英美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不仅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意义重大，同时能够消除我们现今对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误区。第一，英美文学不是英语专业同学的专利。在现今的世界环境下，各个不同专业的同学都需要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大学英语教学中增强英美文学意识，能够满足学生的自身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其次，在语言教学中，我们不能单独强调语言技巧的作用，要清醒地认识到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含义，才能冲破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使学生能参与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而能否好好利用英美文学作品并将其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不仅受到如学生英语水平，教师教学和文学水平以及学校硬件设施等方面的制约，同时选材和使用方法的合理利用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笔者认为，大学英语教师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应该大胆打破陈规，文学作品的取材可以使用经典名著，也可以采用具有独特时代性的作品供学生阅读，要让学生感悟文学，教师应重视学生的参与和理解，通过对作品的研究和欣赏，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使英语课堂成为开启思维、寓教于乐的人文素质课堂。 文学作品论文:英美文学作品中典故的翻译技巧与文学魅力 一 引言 众所周知，汉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包含大量内容、形式丰富的典故。这些典故来源广泛：历史故事、市井轶闻、神话传说、文学作品……这些典故被总结成了简介有力的成语、俗语、歇后语，并派生出诸多灵活多变的表达技巧。它们的存在使我们的语言表达更加生动、富有活力，是汉语文学中一抹鲜亮的色彩。而英美文学中，也有着堪与汉语典故相比拟的璀璨的典故文化。 典故用字简洁、意义深远，翻译时既要保证意义不变，又要将其语言魅力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译文读者，难度不可谓不大。正如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所言：“外国文学最难了解和翻译的就是联想意义。”也正因此，许多技巧运用得当、效果传神的翻译作品才具有独立的文学魅力。 二 英美文学中的典故来源 英语的发展历史并不像汉语那样自成体系，从古英语发展到现代英语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英语对其他文化的兼收并蓄的过程。因此，英美文学中的典故来源非常广泛，且丰富多样性。《英语典故的起源与发展》中将英美文学中的典故来源归结为如下几类： 1 《圣经》与宗教文化 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典故来源以宗教典故最为独特。《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整个西方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英美等国家，《圣经》可谓妇孺皆知，它的身影广泛地投射在英美文学的方方面面。《圣经》长于以人喻义、以事喻理，创造了大量在西方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甚至是脸谱化的形象。例如家喻户晓的奸险小人犹大，偷吃禁果的亚当、夏娃等。 2 历史 同汉语文化与二十四史的紧密结合一样，欧美文化业牢牢地扎根于他们的历史。自古至今，历史的道标标注出了无数著名的历史事件，它们被人们所熟知，并用简洁的词汇表达出来，成为广泛沿用的成语。 以国人较为熟悉的滑铁卢为例，这场战役使本来战神般的拿破仑几乎失去了一切，于是人们将整件事用简单的“滑铁卢”三个字概括，用以形容彻底的惨败。 3 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神话故事源远流长，对英语的表达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英语中有大量的典故取材于此。潘多拉的盒子、伊阿宋的金羊毛，俱是如雷贯耳。 4 童话和寓言故事 童话和寓言在英美文学中的地位十分独特，它是众多英美文学家的启蒙作品，然而其深意又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文学作品。童话和寓言故事取材于人民的生活，又被人们在生活中口耳相传，它的流传度之广泛难以估量，也对英美语言习惯带了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丑小鸭、灰姑娘、龟兔赛跑等故事几乎成为全世界对于某一类事物的通用标签。 5 文学艺术作品 文学作品借用各种源自其他方面的典故，也在同时创造大量新的典故。英美文学中对文学作品典故的引用方式最为灵活，既有用单词指代也有对原文的整段摘录，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化用。在引用与被引用的循环中，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典故被无数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6 日常生活 艺术总是来源于生活的，人们的实际生活是这个社会组成中最丰富多彩也最富生机的一环。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英美文学带来了大量全新的典故。 总之，这些出处各不相同的典故，在被兼收、融合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英美文化的烙印，使之富有不可磨灭的民族色彩。而典故的翻译，则是要在使读者懂得作者所表达的文字内容的同时，感受到这些典故所传达的隐性的、属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 三 英美文学中典故的翻译技巧及其文学魅力 英语和汉语的典故有着诸多相近之处，在其取材来源、表达手法、组织结构等方面均有体现。然而，这些典故同时各自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因各自的历史发展、生活习惯、风俗人情等众多方面根深蒂固的差异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形态。因而翻译时要兼顾其原词含义和表达技巧等方面，力求完整展现作者用典的本意。为此，针对不同类型的典故，常常需要选择不同的翻译技巧，而在这些翻译技巧的转换中，也有着令人折服的文学魅力。 《论典故的翻译技巧》一文中，曾将英文中典故的翻译技巧大致归结为这样几类：套用本土典故、直译、直译加注释、意译。下面，笔者就这几种具体的翻译技巧谈谈不同翻译技巧的运用是如何表现英美文学的文学魅力的。 1 套用本土典故的魅力 《圣经》中曾言“日光之下无新事”，此言对于语言文学同样适用。英美文学中所广泛使用的典故，常常能在汉语言文化中找到相近的例子。典故的直接替代是对英美文学中典故翻译最好的方法，既能保留原意，又方便本土的读者理解，而且能加深认同感。 例如，英语中有个词组：better to reign in a hell than serve in heaven，直译应译为“宁肯在地狱里做统治者，也不在天堂受奴役”，语出自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这句话在英语中已成固定句式，然而这个句型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翻译成中文将破坏读者阅读的趣味性。因此我们在翻译时常常用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代替它：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宁为鸡首，毋为牛后”的典故出自《战国策》，其词义与原句相去不远，而胜在对于本土读者更为亲切熟悉，且本身来源于生活，不含有什么特殊色彩，可以准确地表达相同的含义。因此在翻译时可直接用以替换掉弥尔顿的句子，使译文不失本意却更加朗朗上口，正是信、达、雅魅力之所在。 再如，英文中的burn one’s boats直译为“烧毁船只”。该词语出自历史事件，原意是指古罗马时期，凯撒大军乘船征战，渡河后烧毁船只，用以向士兵表明死战到底的决心。无独有偶，它与中国的历史上的“破釜沉舟”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在翻译时，将这个短语套用“破釜沉舟”来翻译，可以完美地表达它本来的意思，同时以本国的历史唤起本土读者的共鸣，使文学作品的魅力一目了然。 直接套用汉语中的典故是英美文学翻译过程中最有魅力的技巧了，它不但起到了传达作者原意的作用，更是一种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方式。通过这样的翻译，我们可以了解到欧美文学中有着大量跟中文相通的词汇，它们或许出处不同、表达方式迥异，但却讲着某些相同的道理。这些富有默契的文化内涵超越了地理和文化的隔阂，描述的是所有人共同有过的念头，放之四海而皆准。而这，也正是文学交流的魅力之所在。 2 直译的魅力 典故包含着大量的信息，它们通常可以侧面反映一个民族的传统和整体人格。直译在保留其原汁原味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译文的表现力。 文化的传播使世界各地的人们互相了解彼此的语言与文明。在信息化的现代，英美文学中那些最富有代表性的典故，即便对于足不出国门的本土读者而言，也是耳熟能详了。如伊甸园的禁果、苦命的有情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大侦探福尔摩斯……这些被我们广泛知晓的典故，直译足矣。 典故的直译建立在“被人熟知”的基础上。当这些典故出现在文中时，即便是对英美文学并不太了解的读者，也能心领神会，它不需要解释和注明，却能用最简洁的词汇表达丰富的含义，并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味道，让我们感受到真正原汁原味的英美文学。这正是直译的魅力之所在。 例如，二战时期美国《华盛顿日报》曾有一篇著名的时评，称日本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表明对其野心和威胁的认知。汉语中“狼子野心”“如鲠在喉”等词皆有相似的含义，然而都不能准确地形容出原文那种“巨大而邪恶的威胁近在眼前”的紧迫感，在翻译成中文时，便不妨直译。“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词所包含的深意，读者一望便知。 直译是传达作者思想的最有效翻译方式，也是最能原汁原味地展现英美文学作品独特的气质的翻译方式，不同于移植于本土的典故，它对原文的保留使得作者的行文风格、思想倾向都能完整地传达给译文的读者。 直译对于文化的传播也具有积极作用，英美文学作品译文中直译的典故，间接地向本土读者介绍了大量英美典故的意义和用法，如此读者们也将学着用类似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文化的交流就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例如，现在我们常用的“乌托邦”“伊甸园”等词的普及，皆是得益于英美文学作品的直译。由此，汉语的丰富度也得到了提高。 直译的魅力，尽在于此。也正因如此，直译虽然技巧简单，却被翻译界经久不衰地反复使用。 3 直译加注释的魅力 直译虽有诸多好处，却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并非所有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典故都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耳熟能详，有时直译的文学效果虽佳，却不得不考虑读者的知识背景和接受程度。 而此时，直译加注释的方式就显得必不可少了。直译加注释不仅能保留原文的味道，也为不了解背景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详尽的解释，读者在阅读这类翻译的时候，往往需要仔细阅读注释的内容，了解原文词汇的内涵，进而回到原文中去，再细细体会这个词所表达的深意。其过程虽然不像直译和套用现成典故那样简明，但却平添了几分英美文化背景的氛围，使阅读过程更加富有趣味性。 例如，《圣经》谋杀自己兄弟的罪人该隐，虽为基督教徒所熟知，然而在国内的普及度并不算高。而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复仇女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你是说担心他背叛了你吗？你们可是至亲兄弟。”“是啊，可是那弟弟的名字叫该隐。” 显然没有太好的词语可以将“该隐”一词的内涵准确地表达出来，此时直译加注释就成了最妥善的方式。读者即便没有读过《圣经》，在通过注释了解到典故的原意之后，也不难体会说这话的人对于被兄弟背叛的痛苦和无奈。 直译加注释虽然繁琐，然而却是最直接的传达手段。它能使读者最准确地体会原文的情绪、态度和风格，同时也加深读者对作品文化背景的了解。可以说，直译加注释是最能展现英美文学中典故运用的文学魅力的翻译方式。 4 意译的魅力 如果说翻译的标准是信、达、雅，那么意译无疑是其中最“不信”的方式。意译舍弃了典故本身，而只保留了其喻意本身。然而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有些典故很难在本土文化中寻找到贴切的对应物，此时只有意译才能解决这种文化“水土不服”的尴尬。 例如，英语文化中“龙”这个形象与中国传统的龙大相径庭，它常常被描绘成凶恶的喷火蜥蜴的形象，用以形容恐怖的事物。在《哈利·波特》中，曾有人形容穆迪的脾气“like a dragon（像一条龙）”，直译显然是不合适的，而汉语中也没有什么典故可以完美地替代这个形象，那么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将其意译为“他性情暴躁”。 意译是翻译技巧中的万金油，它的技巧性不强，表达效果也较原文大打折扣，然而却能解决英美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时因为文化背景而造成的“排异”现象，为译文读者提供更流畅的阅读体验，同时使译文的语言更加富有张力。这便是意译的魅力之所在。 三 小结 翻译是这样一种再创作过程：它要求译者亲身深入原作者精神世界和外国文化背景，深刻理解作品本身，同时感受一部作品所深深扎根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将它们用本国的语言再现出来。这个过程需要译者对双方文化背景的高度理解，对原文的深入解读，和对本国语言的高超驾驭能力。惟其如此，才能合理运用各种技巧，将文章以最佳的角度呈现给读者。正如台湾学者冯明惠所言：“一个好的翻译是一个文学作品的转生”。 英美文学中的典故代表了不逊于汉语典故的璀璨文明。把典故中包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传达给读者，如同将粮食酿成美酒的过程。对典故的翻译，在技巧运用得当时，常常会成为点睛之笔。对英美文学中的典故的翻译技巧有着其独立的、不可替代的文学魅力，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探讨。

服装设计论文:谈服装设计的艺术性和商业性 摘要:在强调服装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的设计方式是发展我国时装业的正确方向,在设计中如何正确运用这两者的联系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应该既是循序渐进的,又是全方位提高的。使社会和设计师本人协调地联系起来,为发展中国时装事业做出努力。这一切对于我们时装设计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高要求。中国时装业要更快发展,需要每一个设计师刻苦钻研,解放思想,不懈地努力,及与社会各部门建立协调的关系。 关键词:时装设计 服装商业性 服装艺术性 当今社会是信息的时代,生活中人们以追求时髦,讲究穿着以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时尚。服装设计越发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时装,既是商品又是艺术.谈起服装,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它的款式、色彩、面料等.学术和艺术因素,对于一个单纯搞服装设计者来说,更偏重于艺术方面的研究.但在服装厂家、公司眼中,首选的是市场,设计出的服装有市场才有价值. 服装属于商品文化。东西方对其理解大相径庭。西方人把艺术作为其价值的评价主体;而我们则以功利评价服装为主。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时装设计之中的艺术性和商业性呢?个人认为,应该从时装设计的社会客观性和设计师的人为主观性这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首先,在允许的条件下要极力追求时装美的表现形式。在我国,以功利为评价核心,追求以销售为第一性的时装设计一直没有得到快速发展,这是由于人们对时装的整体认识尚未完善,着装知识尚未普及等等因素。也就谈不在时装的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如何完美结合了。比如我国的旗袍,以合体、反映人体曲线美,具有民族味作为主要特色而为不少中国女性青睐。但是,旗袍的穿着场合限制较大,与现时代人们的的生活距离较远。可某些服装厂家不顾现装,对其进行简单的修改就期望大批量生产,于是出现了既失旗袍的优雅端庄又缺现代筒裙款式的味道‘新式样’,这样的“设计”之后果必然是造成产品的积压。当然,我国设计时装的另一因素是长期的封建意识造成我国人保守的思想和严重的“从众”心理,促使着毫无个性的设计产品充斥市场。 因此,作为一个设计人员在设计之前必须建立一个正确的设计思维。艺术性的,商业性是一个相互联系为作用的两个要素,任何放弃了它们的前提而孤立强调其中之一设计都不能也不可能会创造优秀的作品。艺术性和商业性在设计中应该是并列的,而这其中,艺术最终应服务于商业性。 时装艺术是既联系与其它艺术又区别于其它艺术的独立文化。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联系媒介,就是必须通过消费者加之鉴定设计的成败。可见必须把商业性作为设计的首要条件。鉴于国内的经济基础及设计水准,把功利作为评价之核心,以人为设计目的,这也是一种循序渐进和正确的发展方向。那么,如何提高设计作品的商业性呢?应该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 流行倾向与市场的销售状况。现代时装最显着的特征是“变”,我国在近几年随着经济、政治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加深,在服装业上这一种趋势,越来越靠近世界的流行轨道而逐渐显着起来。由此而来,如何追求时尚的穿着成了消费的中心问题。于是,流行倾向的研究就成设计师作品致胜、服装厂家、商场部门获得的重要一环。时装的适应性差、流行周期短等特点首先表现在商业性上的是具有良好商业较益的时装在设计销售上是以多品种、多层次、多变化来适应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的。其次应该明白时装的流行倾向特点是泛指某几种类形的面料、某几组色彩及服装款式的长短,大小、松紧的总趋势。它的要求是设计师应结合市场需要灵活地把流行趋势溶入自己的设计风格中。求类似而并非盲目照搬。再次是流行倾向与市场消费的紧密结合表现在对时间与流行的掌握上。时装的流行千变万化,但它还是有一个产生、发展至消亡的过程。这就需要设计师具备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在流行倾向产生之前具备准确的预测能力,而当一种流行和款式已形成和定型之后才跟随它去设计生产是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商业价值的。 第二, 设计与生产、销售的协调性。时装设计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门强调人与人协作关系的艺术。因为时装设计很大一部分是感觉的东西、心理学的东西、带有某种数学的东西。从设计到生产到销售经历了设计师与厂商之间、厂商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设计师之间的循环反复的关系,只有适当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使设计作品发挥良好的效益。关于这一点对与我国市场来说,由于服装业刚刚起步,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因而在市场上就不难发现经常有这样的现象:设计师的作品厂商无法接受进行批量生产;而厂商的商品的产品又缺乏其艺术属性而被消费者持否定态度;设计师渴望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有失去了服装厂商这中间环节的支持。这种互相间的不协调产生了服装业发展的不稳定。要改变现状首先是各服装厂要有自己的设计师,有自己的名牌产品,有自己的消费者。 第三, 时装之所以是时装,就是因为它以时尚为准则,以美与新为核心内容。圣。若朗从绘画上吸收灵感,创造了蒙得里安系列及一系列极富绘画艺术特点的高档时装,显示了惊人的神韵和设计师本人高雅的艺术修养;三宅一生的布料塑造的具有立体形态的时候使穿者成了一个会移动的塑造。。。。。。。。时装的艺术性可以这样理解,即指设计师运用的艺术修养尽善尽美。因此我们的设计师应该把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视作提高作品艺术性首要条件。 第四, 提高艺术修养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这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需要设计师自身意识到其重要性而不懈的努力。时装艺术广泛地包融着建筑、音乐、绘画、文学等等美学形式。如中世纪地哥特风格使时装艺术大放异彩;时装的节奏感来源与音乐上的韵律;从绘画中引入了达达主义、主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设计风格等等。正是设计师对其它艺术的融合贯通,来完善自己独树一帜的设计风格的。这表现出设计师高雅的鉴赏力,然而它的前提则师每个设计师必须具备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不难想象:如果一个一点也不懂时装史的人为迎合近几年的复古风而设计的古典情调的作品史什么样子的。 其次使设计作品富有艺术价值还在于设计师的设计角度。一名设计师的作用应该是以他的设计思维,设计作品来引导消费。在我国常形成这样畸形的流行:一种好看的款式、一人穿、百人穿,象发的工作服;一种流行色彩,一人穿,生活象一下子失去了七彩色。前年流行运动服,全城的人都成了运动员,今年看好广告衫,大街小巷一下出现了不计其数的产品推销员。这里自然存在着一种 对流行倾向的理解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一种“从众”的观念困惑了设计师的设计思维,表现在设计上这不是进行设计,不是进行引导消费,最多只能算来“样”加工。自然无从谈及设计艺术价值了。一名优秀的设计师应该是跨越时空限制,从新的角度创造出时装与人体的整体感和氛围。设计师应该广泛地从自然界、人类历史、社会、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进行创造性的设计。世界上的名设计师们没有忘记这笔丰富的设计资源,它不仅仅只是历史的遗产,而且还时刻在生中创新、补充、发展。象圣 诺朗经过中国一行推出的以中国古文化为特点的“中国风”系列哄动巴黎时装界;帕克 拉邦纳的金属唱片制成的时装来源于现代文明;保罗 戈蒂埃用闪光面料及黑色网纱、拉链塑造的“未来形象”得至自然界的蜘蛛网也独领风骚。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的现代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历史上,我国曾被誉为衣冠王国,礼义之邦,从博大的唐风到明清的秀丽,历代精美的服饰品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遗产以及遗留下来的诸如雄伟的故宫、小巧的苏州园林等等各种风格独特的建筑;驰名世界的中国丝绸,浪漫的丝绸之路;多民族不同的有服饰特点;不同地貌产生的各异的自然美......。为每一个设计师创造了丰富的设计资源。皮尔 卡丹从中国故宫飞檐得到灵感,创造了风摩世界的时装翘肩样式;帕克 拉邦纳从长城得到启发,设计出了独具一格的长城领。同样的东西在我们的设计师是否站在一个设计的全新的角度去进行创造性的思维。这是提高设计作品的艺术性的重要一环。 总而言之,在强调商业性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的设计方式是发展我国时装业的正确方向,在设计中如何正确运用这两者的联系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应该既是循序渐进的,又是全方位提高的。其中应该做好如下几点: 第一、建立起商业性的流行预测机构。以消费都的反馈和西方国家流行倾向为依据,为设计师提供客观的设计方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设计师、服装行业至少对于市场调查这一环节必不可少。 第二、树立正确的商业性概念。我国目前不少服装厂家(设计师)进行的所谓纯商业功利性设计与生产,其实应归结成不符合今天市场现状的计划性产品生产为主体,辅助以少量的消费反馈,而这种生产方式在西方国家的时装商业中已很少见,甚至于已不可见。我们的企业是以消费者是否接受为标准的。因此,我们的设计中其实已经放弃了以人为设计目的这一商业性设计的首要条件。时装设计需要设计师与厂商之间的协调发展。故要发展时装业,还需经营决策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生产经营机制的良性循环。 第三、提倡时装的艺术表现力,摆正艺术与商业之间关系,使国内时装业走向高级时装发展的正确轨道。中国时装必将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这一切对于我们时装设计师提出了一个高要求。中国时装业要更快发展,需要每一个设计师刻苦钻研,解放思想,不懈地努力,及与社会各部门建立协调的关系。只有这样,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的另一个时装中心。 服装设计论文:绳结艺术对服装设计的作用 目前流行的有韩国丝、如意带、金银等金属类线材等材料。现代成衣绳结的选材还可以与不同材料组合,充分体现质感和表面肌理效果。这些材料因质感和肌理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纤维空间构成感与工艺感,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感觉。巧妙地运用材料本身所独有的形式美感,开发材料固有的审美特性,再加上多样的绳结自身质感与色感与不同面料相组合,便可形成丰富的独特的服饰视觉效果。现代成衣绳结设计绳结艺术经过千年的发展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形态和审美语言,现在中国传统绳结艺术被视为东方文化的一种传播载体,正被赋予现代设计理念,散发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展现在世界艺术舞台上。现代成衣绳结艺术的表现手法是用各种可塑线材和传统图案纹样作为设计延伸元素,通过现代意识与传统文化相糅合的设计创作出个性化的成衣,对传统“绳结”技艺和内涵作出崭新的诠释。现代成衣绳结设计不能只凭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更不仅仅是造型和色彩的形式组合,而应该是对某种观念意识和情感表达的诠释。现代成衣绳结的色彩设计较传统绳结丰富很多。红色是传统绳结艺术的主色调,它蕴含着符合中国绳结最质朴的吉祥的文化内涵。然而现代成衣绳结的色彩设计除了传统的红色外,也可选用一些金黄色、绿色、黑色等其他颜色。现代绳结艺术要注意选择材料以及色彩的搭配,例如同种色、相近色,以及一色系中深浅色搭配在一起会产生和谐的美感。 结构设计是绳结设计的重要内容。绳结按其功能价值可分为两大种类:实用结和装饰结。作为实用结主要是用绳子编制成钮扣、腰带等起系、捆、扎等连接、固定的作用。作为装饰结如花结,主要是充分展示绳结本身的结构美和工艺美,代表着美好的寓意和象征着喜庆、吉祥。现代成衣绳结在原来绾、结、穿、绕、缠、编、抽七种不同的编制方法基础上,创新绳结编制方法,图案新颖。绳结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如单结、带结、块结和网结。单结是完整而简练的单体绳结,它除了本身的功能外,还可以反复编制形成更为复杂的群结。带结是一种以一维的形式用一根或多根的绳结反复编制成连续延伸的线状群结,如手链或是腰带等。块结是由单根或是多根绳结盘绕穿插而成。网结是以单根或是多根绳线通过基本结的重复、勾连、延伸而形成的面状群结。绳结的结构设计还可以与其他的多种艺术形态相结合应用在成衣上。绳结图案在成衣面料上的应用绳结艺术运用到现代服装上是十分广泛的。现代绳结设计充分融入其它服饰技艺,开发创新绳结艺术应用在现代成衣面料上。如绳结可作为花纹图案雕刻在饰物中,印在素绉上、织在锦缎里,用以表达美好的吉祥寓意,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绳结机理在成衣面料上的塑造在装饰方法上,绳结可运用在布贴、刺绣、绒绣等工艺上,使之更加多彩。如利用缝制线迹肌理进行装饰的方法,在面料上采用粗细不同的毛线、丝带和绒条,以扎、结、盘、填的方式塑造肌理,表现立体化的花卉、吉祥文字等纹样,浅浮雕般醒目的绳结肌理与面料底纹对比强烈又不失优雅,古意盎然中透出现代气息,东方情调中传递出大家风范。绳结艺术在成衣配饰上的体现绳结作为衣服上的配饰变得流行起来,如以各色丝带线、皮条等编结并串接珠子制作疏密有秩、变化丰富的结饰腰带。如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身穿的唐装,盘扣运用于服饰中,既实用又美观,还体现了东方特有的韵味。绳结还可用以点缀装饰,如在领口、胸前、衣缘、袖口、腰部等处都可运用一些设计巧妙、款式精美的绳结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在绳结服饰配件创作时,不能只是进行杂乱无序的堆积,而必须遵循服装设计规律进行题材选择、画面构图、决定作品大小、设计色彩搭配等等一系列的构思。 在人们个性化、时装化的着装心理和服装工业呈现出多品种、小批量、短周期、现代化的生产特点的背景下进行服装创作,期望能找到既有个性体验,又能适应成衣生产的技术途径。探索结果可以将传统的绳结装饰技艺结合现代服装艺术设计理念和现代加工技术,拓展服装设计与制作新领域,适应中国绳结装饰服装的现代化批量定制。市场调研调研中高档女装市场,了解都市白领女性的服装需求。在纷繁复杂、琳琅满目的时尚世界里,都市白领女性渴望感知一种纯净却不羁的共鸣。优雅是一种坚持,时尚延续着这样一种坚持,她们希望拥有一种源自内心的从容和宁静,诠释自己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以期满足被认同被爱的心理需要。设计创作面料整理后,系列服装结构设计先采用立体构成方法进行造型和粗裁,把裁片展开进行平面修改,再在人台上进行试样,修正完善后进行精确裁剪、图案绘制、拓下样板、缝制加工。立体裁剪与平面裁剪交错应用,用立体裁剪的方法来造型和修改,用平面的方法形成制作样板,达到工业化生产要求。用手工尝试多种花纹图案的绳结小样制作,经过多次反复比对后确定图案后再进行实样批量制作。作品市场化为适应现代化生产,编制技术文件。其内容包括构思说明、效果图、款式图、规格表、结构图、放缝图、推码图、工艺单、生产流程图和成本核算等。依据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结合服装行业背景,提出满足个性化着装需求和现代化生产相统一的目标,技术与艺术结合,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平面构成与立体构成相结合的结构设计技术,顺应了现代成衣订制的特征与趋势。二是传统装饰元素与时尚风格服装的结合,古朴韵味的手工技艺与现代生产技术的结合。 服装设计论文:谈谈服装设计人才的培养 一、服装设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及培养模式 服装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的综合体，体现着人的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民族风貌和时代精神，浓缩着人类发展史和文明史，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随着时代的发展，服装产业已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转化，企业的竞争已由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转向品牌的竞争，其中服装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以及创新将是竞争的关键，这就对服装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要求。我们必须就目前相对落后的教育观念、教育形式、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以培养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较高的科技素养，高尚的审美品位、较强工程技术能力的高素质服装设计人才。 所谓培养模式，是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标准，为受教育者设计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一结构的方式。根据培养目标服装专业应采用以应用能力和基本素养为主线，同时注重应变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模式。按照宽知识、厚基础、能力强、素质高的要求，建立新的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采用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其中最核心的是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 二、服装设计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作为一名符合时代需要的优秀服装人才，除了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外，还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素养： 1．人文素养爱因斯坦曾指出：“学校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业一个专家。”一方面服装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综合反映。曾有位学者调侃地说到，如果让他沉睡一百年，醒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本最新的女性时装杂志，通过它就能够了解到一百年后的社会是个怎样的状况。可见，服装不仅仅是商品，它更是一种文化，凝结着一定的文化素养、文化个性和审美意识，展现着一定的文明水平。另一方面，服装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如果把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分割开，而仅仅就事论事地讲服装设计、工艺、技术等，抛弃了服装发展的灵魂、动力与背景，就会使服装看来只是某个设计师的所谓“灵感”的拼凑，服装风格的形成完全是偶然的结果；如果忽视了对服装发展的历史逻辑必然的关注，就会导致设计中出现盲目的模仿与抄袭，断章取义、玩弄形式，追逐所谓新潮流和表面的浮华；而割断服装发展的文化脉搏、割断服装的民族传统的服装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没有生命力的。正如艺术大师、教育家吴冠中先生所说：“艺术创造中，路遥知马力的‘力’字，往往隐藏在文化底蕴中。” 因此，我们所培养的服装设计师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要学会做人，有社会责任感，关心他人、关注社会、关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有高尚的情操和审美品位。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把真正时尚、健康的文化传播给大众，才能设计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服装。 2．科技素养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正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伦理观念、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互联网的出现和运用，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使我们能真正做到在规模化生产的同时，能很好地满足人们需求的差异、多样化和个性化，建立起真正的快速反应系统，大大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生物和材料科学的进展，产生了大批新型纤维；莱卡的广泛运用，使穿衣中长期困扰人们的舒适与合体的矛盾得以解决；tencle、彩色棉、新型醋酸纤维面料、绿色聚乳酸纤维面料等新型纤维面料，既具有天然纤维的风格，又具有合成纤维的性能，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对环境的污染；再加上后整理技术的进步，使得服装面料的科技含量大大提高，赋予面料以新的风格和内涵，丰富了表现力，使服装呈现出新的视觉冲击，散发出新的魅力；随着“基因工程”的突破性进展，不久将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绿色环保纤维和面料。科技的迅速发展，在改变着我们的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审美取向。在工业经济时代，为适应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形式的需要，人们崇尚简洁美简约主义，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生产个性化的产品成为可能，人们又强调个性美。鉴于工业化所造成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对人类带来的危害，以及生物化学和环保科学的发展，导致了人们以“绿色”为美，形成了当今的“绿色文化”潮。由此可见，科技对于服装来说，不仅仅是技术，它还将影响到思想、文化和美学等诸方面的问题。 3．跨文化素养在跨国际经营中，由于文化的差异使服装产品在款式、色彩、面料、装饰手法及广告、营销等手段上，与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风土人情、价值观、道德观不一致而造成滞销的状况，经常发生，人们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文化障碍”；相反，如果产品能同当地人们的文化背景相一致，则称为“文化沟通”。因此，我们的服装要想占领国际市场，创立世界名牌，设计师就必须了解国外市场，了解那里的消费者的文化背景、审美观、价值观、消费观以及其历史、宗教、哲学，等等。此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别是中国即将加入WTO，中国经济将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正在成为现实。国与国间的经济交往的增加，必定带来国家间的文化渗透和融合。经济资源的共享，也必定带来文化的共享。未来的服装，可能很难说清它是源于何种文化。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善于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符合当代社会思潮、美学意识及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抛弃狭隘的民族意识，广泛吸收世界各国文化之长。使我们培养的学生心胸开阔，具有一代新风，能设计与生产出与全球 化时代相适应的、具有世界性的中华服装。4．市场经济素养服装是一种商品，必须遵循商品的一般规律。从产品到穿在消费者身上，才是设计的真正完成。我们的很多服装设计师在T型台上的设计是成功的，但在市场上却大都是失败者。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缺乏市场意识，不懂市场经济，不懂产品的真正涵义，没有真正深入分析和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不懂得消费者真正需要什么。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和审美化，这在给我们设计师带来施展其才能空间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挑战。由于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地理位置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人们消费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对于产品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从营销学的角度来看，一件完整的产品有三层涵义：实质产品核心产品、形式产品和延伸产品。比如对于受教育程度高，收入丰厚的人来说，在购买一件服装时，往往把精神上的满足看做是产品的实质，即他她从产品中追求的利益所在。而面对一般消费者来说，他她可能更看重的是产品的实用功能，把产品的实用功能看做是产品的实质所在。所以，作为一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必须是一位市场整体的策划者，充分熟知市场运行规律，找准自己的消费群体，进行正确的市场定位，了解你的消费者真正需要所在。正如一位世界著名高级化妆品生产企业家说的那样：“我们在工厂生产的是化妆品，在商店出售的则是信心和希望。” （文秘站整理） 服装设计论文:分析电影服装设计与角色性格塑造的理念 一、电影服装设计自身所代表的文化含义 服装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载体。最初用于保护身体、遮羞蔽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服装装饰和美化开始被重视原来简单的屏蔽效应修正功能已经从社会的实际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服装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服装艺术民间暗示的含义和代表的政治意义,完美地体现出来。 影响深远的电影艺术,跨度大,广阔的时间和空间所描述的内容,也对服装的要求很高的,需要的真实性,但也兼具艺术性。电影的影视作品中必不可少的道具,而穿着的服装字符的外表形象传达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审美取向。服装是的元素最亲近的人,最能体现性格的人,所以,在影片中的服装不仅要反映的装饰美,而且还与情节的特点和作用,建立人物丰满的层次感,反映中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二、影视人物造型所蕴含的服装信息 人物的身份,除了用言语和行动,以显示最重要的,但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是依靠合适的衣服,视觉上的冲击,让人们观看电影和电视的时候,初步的印象。观众将很快就能服装信息,以确定人物的性格和角色的定位。 服装被称为“身体的延伸”。心理学认为,服装是一个反射的心理和心态”装扮和修饰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别,种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性格,爱好,和值。这件衣服可以起到美化自己的表现内心世界,并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的作用,可以反映不同态度的人对自己的角色在社会和周围的世界。许多专家研究和分析的服饰和人物的心理,性格的问题。服装与某种信息,因此,服装和心理的趋势密切相关,反映一个人的情感和性格。 在电影版的《杜拉拉升职记》中,抛去精彩紧凑的剧情,最大的看点是由中外时尚团队合作打造的主角徐静蕾和有着“美丽时尚达人”称号的吴佩慈。吴佩慈以红色褶皱抹胸裙搭配黑色铆钉高跟凉鞋出现,大长腿的优势显而易见,很有“白骨精”的味道,让人觉得个性十足;而徐静蕾则是层叠上衣加上西裤外带鱼嘴高跟鞋的形象,既掩盖了比吴佩慈身材丰满的劣势,也显得比较低调,实用性很强,容易模仿。通过这样对比,影视中的角色形象更加丰满,也在不知不觉中,透露给观众一种微妙的时尚信息。 三、电影服装设计对人物性格的剖析与展示 影视服装是剧组的设计人员根据电影剧本以及导演对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刻画而进行的设计创造,通过对人物的认知和理解,展现出角色的性格、地位、职业、身份以及他们的情绪和命运。电影服装和舞台上的戏曲服装在运用上大不相同,戏曲服装的主要表现是沿袭旧制,通过几百年以来的艺术沉淀,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很少有变化。而影视服装的设计来源是生活,设计的依据和灵感同样是生活,利用生活的多姿多彩和千变万化,设计出来的服装可以更贴近生活,从而形成“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千古真理,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思想和性格的种种特征表现。例如:电影《红楼梦》中的贾府是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在原着的小说作品中,有很多关于珠环翠绕、锦衣绣袄、让人眼花缭乱的服饰描写。而在电影中,这些描写被直观地展现出来,让观众从服装的视觉感受上,对人物的性格、心理都产生了深切的认知。贾宝玉是贾家的希望所在,是全剧的男主角,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宝玉在生活中绝对是时尚和精致的代表。他的情感在服装上也有体现,其服装的主打色彩就是红色。在宝黛初见的时候,通过林黛玉的眼睛,我们见到了衣着华贵、服装色彩斑斓的宝玉,大红箭袖、红丝束发、银红大袄、大红鞋使得宝玉的形象一下子深入人心,把一个活泼好动、喜欢自由、风度翩翩的贵族美少年展现得堪称完美。那“平生万种情思”的形象,一刹那间深深地镌刻在黛玉心中,为两人的情投意合奠定了初步基础。同时,也暗示了宝玉在贾府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特殊身份。男人在称呼女性朋友的时候,往往会说“红颜知己”,红色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的也是女性。而宝玉是那样关心女性、推崇女性,红色的装饰是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的颜色,表现出他积极、亢奋的性格特征。他所居住的“怡红院”,他小时候的诨名“绛洞花主”,红色在展现贾宝玉的性格特征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电影服装设计对人物角色的塑造 电影和电视服装设计不仅需要设计师有良好的美学基础和绘画能力,更重要的是敏锐的观察力,高度的对人性的敏感和强烈的情绪生命的力量。斯坦利·库布里克曾经说过:“如果说,电影是虚构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更喜欢音乐,它是一个情感和情绪化进程的推进。主题隐藏在背后的情感意义,最后出现”服装设计这是前进的一种无声的机器演员还没有说话的神神不知鬼不觉数字悄悄地呈现出来,然后再与跌宕起伏的剧情和角色的过程,反映自己的美丽和紧张感。 所以,如果他们中的人物,没有深入的分析理解能力的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无论多么美丽豪华的苍白。在《莎翁情史》中,女主角薇奥拉的服装就几乎和她的语言一样为我们清晰地描述了这样一个聪慧而勇敢的女人:她穿着那件像蜻蜓一样的彩虹褶皱纱和杏黄花缎的外衣;还有那件浅湖绿色的衣裙,看上去就是一位海底公主;唯有那件沉重暗淡的金色婚礼服,使她看上去僵硬呆滞,即使是那块很轻的头纱也不能减轻这件服装的重量。在整部电影中,薇奥拉的婚礼服装是唯一件看上去不对劲的衣服,但正是这种感觉使得它成了一件很搭的衣服。薇奥拉穿着它的时候,她所有的动作都变得很困难,她变得犹豫不决,踌躇不定,变得没有那么性感——令人窒息的绗缝紧身胸衣似乎是对她将来单调沉闷的生活的预兆,似乎是她为适应这种生活所必需要上的第一堂课。我们都知道,伊丽莎白时期,服装的整体造型是庞大夸张,在其中脱颖而出。 服装设计论文:对舞台服装设计思路探索 由于舞台服装要为舞台艺术服务,所以必须受到舞台艺术的制约,这也就决定了舞台服装的假定性必然会高于其实用性。令舞台艺术的受众能够从舞台艺术中联想到真实生活,并认同舞台艺术所表现出的内容,是舞台服装设计及舞台服装运用的重要目的之一,这就是舞台服装的假定性。人们心中的审美尺度会影响人们对艺术真实性的认知和认可,而假定性作为一种约定成俗的属性能够满足人们心中的审美尺度。总而言之,舞台服装在舞台效果的要求下必须要具有假定性,而在符合假定性的基础上实用性中的合身、便利、耐穿等都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舞台服装作为舞台艺术中的一部分,与舞台中其他艺术表现形式是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受到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与制约,如在舞台艺术表演中,舞台空间与服装的搭配程度、演员与演员之间的关系、角色自身的形体条件等都会对舞台服装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在舞台服装设计中,舞台艺术中的其他方面也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只有实现舞台服装设计与舞台其他表现艺术的和谐,才能够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舞台艺术中的舞台与观众席会有一定的距离,而这种距离效应会使舞台服装强调的内容不在于缝制工艺,而是在于整体的轮廓与造型,尤其表现为对材质和色彩的重视。同时由于距离效应的存在,舞台服装在再现生活服装方面的材质选择上通常会以假代真,即利用类似的色泽与质地来仿制生活服装。而事实也证明,这种以假乱真不仅经济,而且在表现效果上也更加事半功倍。这也就决定了在舞台服装的设计中服装样式、材质、色彩的选用应当放在突出的地位上。 舞台服装设计与舞台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关系 (一)舞台服装设计与化妆造型的关系 由于舞台服装设计与化妆造型都是为塑造角色外貌服务的,所以舞台服装设计与化妆造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都能够通过直观的视觉效应来使观众感受到角色的内容,为角色的外部形象起到定位的作用。两者不同的是化妆造型在舞台艺术中难以做出改变,而舞台服装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做出不断的变换。无论如何,在舞台服装的设计中,重视与化妆造型的相辅相成应当是重要的原则之一。 (二)舞台服装设计与舞台美术的关系 舞台美术应当包括舞台服装设计,因为舞台服装能够塑造良好的舞台形象,为舞台艺术的受众提供更好的视觉享受,所以舞台服装设计应当属于舞台美术的范畴,但是舞台服装设计又与舞台的设计、灯光、道具、效果等各个部门在媒介语言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由各个部门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要将舞台艺术做到相对完美,就必须实现舞台服装设计与舞台美术的相互融合与互补,在与道具、灯光等默契匹配的基础上保持舞台视觉形象的整体性。 (三)舞台服装设计与表演艺术的关系 舞台服装设计与表演艺术的体现载体都是演员,在舞台艺术中,舞台服装设计是否贴切也将影响表演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舞台服装能够促使演员尽快进入角色。舞台服装作为演员的外部形象,能够折射出角色的特点及情感状态,所以通过对舞台服装的定位可以诱发演员去体验角色,从而促使演员能够更形象地表达角色的感觉;二是舞台服装设计需要与表演艺术互补。舞台服装设计是舞台角色的外在特征,而表演艺术需要演员通过表情、心理活动表现出来,所以这种表现手段的差异应当通过互补来达到完美的统一,这就要求设计者在服装设计中能够对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与把握。 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传承与创新 (一)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传承 现代服装设计对传统服装设计的传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构成样式的传承。在舞台服装设计中,坚持创新势必会带来发展,但是事实上舞台服装设计领域中的许多方面必须受到表演艺术形式的局限而不能随意做出改动。例如在一些传统的舞台戏曲表演中,舞台服装中的样式、花色等方面都是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发展而固定下来的,也使受众形成了一种审美习惯,这也是许多老戏迷通过人物的服装就能辨别出角色的原因,所以这些具有“写意性”以及“符号性”的舞台服装应当继承而不能进行随意的创新;二是对传统服装设计审美观点的传承。同样是以传统戏曲为例,传统戏曲重视整体美与对比美,在舞台服装颜色上包括黑白对比、华素对比、同调对比和援例对比,这些色彩的运用十分独到并且对现代舞台服装设计仍旧具有很大的气势与借鉴作用。 (二)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创新 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观念的创新。随着文化交流的国际化,现代舞台服装设计逐渐体现出国际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代舞台服装设计中我们应当在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基础上实现国际化,从而保留舞台服装设计的本土性与民族性,而无论是背离传统性还是国际化都是不符合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发展趋势的;二是科学技术的创新。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应当挖掘和发挥出传统舞台服装设计中所不具备的优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舞台服装设计在服装造型、服装面料、服装制作的设备、服装的材质工艺、服装的装饰工艺等方面都具有了更多的选择,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对现代舞台服装设计进行创新将使舞台服装设计成为科技发展的一个符号,使舞台服装设计具有更深的人文内涵。 现代舞台服装设计思路 (一)重视与角色形象和情感的结合 舞台服装的设计能够塑造出舞台角色的形象、体现出舞台角色的情感,也正因为如此,舞台服装设计由于受到舞台人物形象的局限,必须要表现出特定人物的特点,如通过服装的颜色来体现角色的情感变化,蓝色表现出角色的悲伤与忧郁;粉色来体现出角色的柔情;白色来衬托出角色的高贵和纯洁等,符合舞台角色的舞台服装设计能够成为一种传情的工具,通过给予观众视觉冲击来使观众体会到舞台艺术要表达的内容,所以重视舞台服装设计与角色形象和情感的结合,能够对舞台表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重视服装的统一与变化 舞台服装设计的统一能够使舞台艺术更加整齐与单纯,而舞台服装设计的变化则会使舞台艺术更加活泼,没有变化的舞台服装设计只会使舞台艺术显得过于呆板。所以舞台服装设计要重视统一与变化的结合,统一的准则是和谐,而变化的准则则是适度,只有和谐的统一才会给予观众更好的视觉享受,而适度的变化才能够实现与统一的互补,并且没有杂乱的感觉。 (三)突出服装的时代性 在一些传统的舞台艺术中,尊重传统的服装设计构成样式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同,但是在一些具有现代感的舞台艺术如现代音乐剧中,服装设计应当体现出时代性的特点,即要具有时代感与时尚感,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对当前时装设计的原色做出借鉴,在角色衣着的风格中也可以适当地运用夸张来突出角色的个性化,从而加强观众对剧目发生背景的印象及对角色的印象。 (四)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 将现代科学技术融入服装设计理念能够给予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也能够使服装设计成为体现科技发展的一个符号,例如在2008年奥运会闭幕式中的铃衣舞就是利用现代科技进行服装设计的实例,铃衣舞采用许多银铃作为装饰,成为了服装设计的一大亮点,而与演员身上的灯带结合进行舞蹈可谓是有声有色,给观众带来了难忘的视觉享受,同时也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服装设计论文:论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艺术的影响 一、前言 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和彻底的现代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在艺术设计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现代艺术作为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态,它的突出特征是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写实的风格为主,而是体现艺术家个性的观念和形式语言,并且形成了许多艺术流派,一个时期以某种艺术流派为主导。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代表性的现代艺术是立体主义。它颠覆了古典艺术"真"的原则,即彻底放弃了空间透视的方法。主要艺术家有毕加索。二战后至今,现代艺术主要是沿着达达主义的轨迹前行。它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是反艺术。主要艺术家杜尚。其影响一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其它流派还有野兽派、未来派、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照相写实主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传统艺术不同程度的否定。 无论何种艺术形式,它所反映和表现的都是现代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心理特征,都是艺术家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而服装设计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着装体现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具有时代气息,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现代艺术对服装图案设计的影响 (一)抽象的几何纹样 抽象的几何纹样受抽象派画家观念的影响,以直觉和想象力为创作的出发点,仅将造形和色彩加以综合、组织在画面上,打破了绘画必须模仿自然的传统观念。二战以后,由抽象观念衍生的各种形式,成为二十世纪最流行、最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抽象绘画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对自然物的概括与提炼所创作的抽象绘画,带有浪漫色彩。另一种是用单纯的点、线、面、形体与色彩构成的抽象绘画,比较理性。这种艺术形式最具装饰性和图案特征。如荷兰风格派的主将蒙德里安的创作,他利用垂直水平结构和原色矩形色块的作品,简洁却蕴含着严谨而复杂的结构关系,虽是装饰性的,但具有深刻的哲理,使得许多人产生了精神共鸣。 服装设计师也直接采用了蒙德里安的语言,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存在着。抽象派美术对现代装饰艺术和图案艺术影响广泛,使得印花织物的纹样处理呈现崭新的特点,随意的抽象的几何纹样取实的精致的花卉纹样而广泛流行。 (二)平面构成纹样 平面构成纹样的产生源于包豪斯的构成理论,以点、线、面、体来高度概括复杂的事物,将几何形体进行理性的排列,构成新的艺术形像。这种平面构成纹样被广泛运用于染织图案中,并不断推陈出新。如男式衬衣的印花图案就是比较典型的平面构成纹样,以极小的几何图案重复并且有规律的进行排列,形成大面积的几何形态,不仅男士衬衫上会应用平面构成纹样,T-恤,领带,围巾等也有平面构成纹样的应用。 (三)欧普纹样 欧普纹样来源于欧普艺术(optical art),又称为光效应艺术、视幻艺术或视觉艺术,在60年代流行于欧美。 60年代以前,布料上的织纹图案仅限于苏格兰格纹、千鸟纹和人字纹等传统织纹。60年代,纺织和印染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再加上欧普纹样比较便于拷贝和复制,使得欧普纹样广泛应用于服饰品设计,掀起时尚界的革命。 因此,欧普纹样应用在服装、丝巾、领带等服饰品上会产生一种时尚前卫的着装效果。另外,欧普图案所产生的视觉错觉还能达到修饰、雕塑身材的目的。如07年秋冬季,以60年代为设计主轴的马克·雅各布斯、乔治·阿玛尼等设计师品牌,相继推出采用类似欧普艺术手法的服装。英国知名时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奎恩、日本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Comme de Garcons)和纪凡希品牌以大小不同的黑白棋盘式格纹等。 (四)立体派纹样 立体主义开始于1906年,由乔治·布拉克与帕布洛·毕加索所建立。立体主义的艺术家追求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形成分离的画面——以许多组合的碎片型态为艺术家们所要展现的目标。它追求一种几何形体的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美感,探索画面结构、空间、色彩和节奏的相互关系,在造型和表现上突破了时空限制。 立体派纹样应用于服装面料的印花设计中,使平面的布料仿佛具有立体感,赋予服饰品独特的美感,采用这些图案设计的服饰大有毕加索之风。这种纹样的融入使着装者洋溢着充满时尚的气质,在当时的欧美社会一度流行。 (五)野兽派的杜飞纹样 杜飞应用印象派和野兽派的写意手法,吸取马蒂斯绘画的装饰风格,线条质朴简洁,花卉图案形像夸张变形,人物动物相互交错,豪放粗犷,流畅自然,具有创造性、装饰性,后人把这种写意花卉图案称之为杜飞纹样。时装设计师利用杜飞纹样体现服饰设计作品的独特灵魂,体现一种自然美、野性美,利用流畅飘逸的线条结合服饰品的造型,生动而鲜活地突显出服饰的独特魅力。 (六)迪斯科纹样 迪斯科纹样的命名源于迪斯科音乐和舞蹈,迪斯科纹样有着迪斯科般的风格特点,新鲜、多变、富有活力。迪斯科纹样最初来源于美国影片《星球大战》,大多是描绘星系和宇宙的主题,超人、外星人、天空流行等图案,后来,迪斯科纹样采用抽象派巨匠康定斯基和西班牙画家米罗的绘画作为服饰面料的图案,从两位大师的艺术中汲取营养,平铺色块,流畅潦草的线条,强烈的对比色,用干笔在纸上一蹴而就,挥洒自如,当然,印有迪斯科纹样的服饰品也会被赋予迪斯科个性,给人以富有活力、浪漫、新潮、潇洒的视觉感受。 三、现代艺术对服装材料设计的影响 20世纪的女性追求独立,彻底抛弃了紧身胸衣,喜欢式样简洁,有综合功能的服饰,由蕾丝、花边、丝绸面料组成的内衣问世时,曾引起轰动,有人称它为“内衣革命”。现代服装设计越来越注重材料的开发性应用。然而在二战之前,服装设计基本上以款式、结构和造型的变化为主。50年代的蓝色丝缎晚装。极其轻柔的面料,被称为“女人的肌肤”。20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面料,有句名言:仅次于情人爱抚的,是好的布料。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设计师开始以材料为出发点进行服装设计,如1966年拉巴尼设计了以仿金属片链接的时装,七十年代后“面料魔术师”三宅一生作品的面世,都给了服装设计界以巨大的冲击。到八、九十年代,材料逐渐成为设计师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一些共识。 四、现代艺术对服装廓形设计的影响 战争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将19世纪浪漫主义风潮打破。现代西方服饰逐渐去除了大量不必要的装饰,越来越强调其功能性,服饰变得简单、实用。随着女权思想的逐渐成熟、普及,女装与男装之间的差异日渐缩小。随着20世纪下半叶年轻风潮的兴起和大众审美标准的变迁,服饰流行日益多元化、平民化。 1、20世纪20年代:永远的经典——可可·香奈儿“现代主义”设计师追求人与机器之间的一种和平共处,在追逐机械化、现代化的同时,女性的束缚也被逐渐解除。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法国女时装设计师可可·香奈儿,以她简洁的日常服装、运动装、便服和度假服装,将女性从束缚中解放。她推出直线型男孩儿式的轮廓和新潮的短发,提倡背肩包与针织品套装,她把晚礼服“法定”的拖地长裙缩短到与白日服一样的长度,尽可能使造型朴素、单纯化,她教给人们如何用人工宝石来装饰自己,把服饰品的装饰作用提到首位。 她提供了具有解放意义的自由和选择,让女人也可以穿裤子将服装设计从男性观点为主的潮流转变成表现女性美感的自主舞台。香奈儿设计时装追求实用,推 动了服装设计新概念,对现代女装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2、20世纪30年代的服装廓形:斜裁女皇——玛德琳·维奥内特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光滑轮廓与"现代主义"秩序井然的线条相和谐,这可以在不少设计师的作品看到,如玛德琳·维奥内特的斜裁真丝缎子的紧身女装,巴斯博物馆两件藏品的其中一件是1934年的拖地长袍,裙子的上半身是蕾丝褶皱紧身胸衣、飘逸的绸缎轻盈地从肩上泻下,下半身是招牌式垂坠长裙,腰间饰以褶皱。 维奥内特的设计强调女性自然身体曲线,反对紧 身衣等填充、雕塑女性身体轮廓的方式,有“裁缝师里的建筑师”、“斜裁女王”的称号。在大师一生的作品中,“古希腊女神式”的斜裁和皱褶垂坠连衣裙是她设 计中的经典代表。她打破了之前打版制样的裁缝传统,而直接将布料或垂挂或缠绕在身体上进行裁剪,利用衣料的自然垂坠使得时装如第二层肌肤般轻盈飘逸,勾勒 出女性流动的曲线和曼妙的体态,皱褶则是这种剪裁方式 所衍生出的特有细节。 但这些最终都被更精心制作的轮廓所替代,到了这10年结束时强调肩部、掐腰和连身的裙子更加坚定了新浪漫主义设计倾向,并预示了战后“新外观”的出现。 3、20世纪中后期的服装廓形——迪奥 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主宰巴黎的高级女装潮流的人是迪奥,他的设计与他丰富的艺术修养和让敏锐的艺术感觉是分部开的, 1947年,考虑战时物质节制强加给服装业的简朴需要,迪奥推出的“花冠线条”轰动了时装界,被誉为“新风貌”。1952年,迪奥设计的三件套——羊毛夹克、线条简洁的帽子和柔软淡雅的结绸短裙,多年来一直成为时装设计的样板。迪奥设计的裙子,常在裙上打褶,或者用各种颜色的布镶拼;有时还缝上绢网,打造丰满感;各种各样的帽子侧戴头上,再配以硬高领的上装。接着又有了不对称裙子、O型、A型、 Y型、H型、郁金香型等各种廓形的服装。他在巴黎时装界辛勤工作的10年里,巴黎女装从整体到细节都发生了耳目一新的变化他的线条设计和整体结构设计优美绝伦,几十年来一直影响着妇女和其他服装设计师们。 服装设计论文:服装设计中的图案应用与探讨 摘要：图案作为一种装饰元素在服装设计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已经成为服装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服装美的重要体现。好图案的设计与选择可以掩饰形体的不足，也可以给人无限的遐想。 关键词：图案 服装 设计 装饰元素 情感表述 文化差异 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服装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审美的需要，是地位的象征。我们通常设计服装会从三个方面着手：款式、色彩和面料，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很多时候人们却忽略了图案在服装中的重要作用，这个现象与以往设计师设计完图案无法得以实现有关。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印染技术的提高和数码喷印技术的出现，这个瓶颈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近年来图案在服装设计中已经大行其道，成为一种流行趋势。那么，图案在服装设计中如何运用才能起到审美的作用呢？又有着怎样的情感表述呢？ 图案作为一种装饰元素在现在人们看来已经司空见惯了。据史料记载，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凸版印花技术，到西汉时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现在，圆网印花、平网印花、数码喷墨印花等印染技术已经普及，不光应用在服装上，已经遍及了每一个装饰角落。在服装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图案的应用形式及部位 服装设计中图案的装饰主要集中在领子、胸部、腰部、袖口和下摆等部位。 领子、袖口、门襟、衣摆和裙摆部位多以二方连续纹样装饰为主，并且多体现在套装上，但这也是相对而言。在领角和衣襟的摆角部位通常会使用角隅纹样，并且多是以对称形式体现，形成对称美。胸部、衣摆或裙摆的装饰，尤其是大的衣摆和裙摆通常会采用不规则的单独纹样，或是单独纹样进行散点式排列，在大小、疏密上形成不规则排列，给人以生动活泼的感觉。另外，运动装、t恤衫和童装等也会经常采用单独纹样进行装饰。童装中除了采用花卉图案表达甜美可爱，还会采用卡通图案造型赢得儿童喜爱，体现其童真活泼的感觉。 四方连续图案在我们服装或是家纺产品中应用广泛，但都是作为印染面料图案使用，多直接作为服装整体图案，而不是应用于某个局部。 二、 图案与人体 服装除去防寒保暖的基本功能外，人们比较在意的就是审美感觉了，服装的美感主要体现在款式美、色彩美、材质美和工艺美这几个主要方面。但图案其实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一部分，并且图案的使用与人体美紧密相关。在这个以?为美的时代，纤细苗条的身材是人们尤其是女孩子们所向往的，好的身材可以更充分地体现服装美。我们可以利用图案和色彩给人们造成的错觉，达到显瘦的视觉效果。比如胖体在选择花型或波点图案时比较适合选择中等大小花型或波点，过大的花型和波点会有扩张感适得其反，过小的花型和波点图案又会显得琐碎与小气，与人体特征不符。同样在色彩的选择上深色系会优于浅色系，因为深色系有收缩感，而浅色系会有扩张感。 另外条状图案也会给我们视错感，比如竖条图案会让我们觉得有向上的延伸感和挺拔感，横条图案会让我们觉得在左右方向上有拉伸感，利用这个错觉我们就可以给胖体型人设计竖条图案服装，让其有瘦高的挺拔感；相反对于过瘦的人体我们可以采用横条图案设计，不仅可以使形体显得丰满，还会产生活泼可爱的节奏感。设计师在设计之初就应该考虑这些，但服装设计不是一次性设计，作为穿着服装的消费者其实也是自己的设计师，通过选择与搭配完成服装的二次设计。 三、图案的情感表述与联想 大千世界中万事万物无论是以什么形态存在，只要用心去体会都能给人以无限遐想，色彩如此，图案亦是如此。大花型譬如牡丹之类给人以高贵、大气、华丽之感；玫瑰图案给人以浪漫感；小碎花型给人以田园感；格子图案给人以质朴感；波点、卡通图案给人以活泼感；传统图案给人以民族感；佩兹利、莫里斯等纹样给人以异域感；波普图案给人科幻感；动物毛皮图案给人以时尚感，其中也不乏野性之美，比如豹纹图案等等。 当然对于图案的联想表述还跟其色彩与面料有关，深色系的图案给人以沉重感；浅色系的图案给人以明快感；暖色系的图案给人以华丽感；冷色系的图案给人以沉静、质朴的感觉。带有光泽的面料让人感觉华丽，亚麻、棉布等就会让人感觉质朴。这些需要人们细心观察、真心体会才能够得 的情感语言，也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感悟。 四、图案的地域性文化差异 图案作为装饰元素尽管给人以美感，但是由于民风民俗以及各个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不同，对于图案的喜好也不同。 中国的很多传统图案不仅老百姓喜爱，也深受设计师们的青睐，不仅因为它们带有浓郁的东方特色，还因为很多图案带有吉祥的寓意，比如鲤鱼代表连年有余；松鹤代表延年益寿；喜鹊、梅花代表喜上眉梢；凤凰牡丹代表婚姻美好、荣华富贵等等。 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别，每个国家的喜好也不同。比如加拿大喜欢枫叶图案；意大利喜欢植物、动物等自然图案，尤其是猫狗，这跟意大利人喜欢大自然密切相关，而狗却是泰国的忌讳图案；埃及不喜欢星星图案，但是星星和新月却是多数穆斯林国家的标志；日本喜欢松、竹子、梅花图案，忌讳菊花、荷花，而在泰国，荷花却受到欢迎和喜爱；乌鸦在中国是不吉利的象征，但在斯里兰卡却被视为神鸟；中国人不喜欢猫头鹰，而在西方人眼里猫头鹰却是智慧的象征等等。 因此，服装设计师不仅要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与传统，只要是自己的设计对象就应该了解他们民族的风俗与习惯，这样才能打开市场，让自己的产品被接受。 服装设计师需要掌握的知识有很多，图案在服装设计中不是最重要的，但图案美是服装美的重要体现。因此，服装设计师必须很好地了解与把握。 总之，好的图案设计会给人以美感，能够恰到好处地应用于服装设计中去，图案美就会成为服装美的一部分，服装设计师应该很好地把握和应用。 服装设计论文:浅谈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继承与发展的文化特征 论文关键词：满族服饰 文化特征 继承 发展 论文摘要：本文从服饰的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论述了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中继承的文化特征主要包括中国服饰元素的象征、礼仪性表现、标志性特点、流行的体现等四个方面；满族服饰其发展的文化特征主要有阶级等级的消除、中西结合的创新等方面。 服饰是人类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物化形式 ，它以一种符号反映了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信仰 ，同时也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民族之问的涵化、融合 ，民族服饰自身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每一个民族都有 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每个民族的生产方式 、风俗习惯、宗教礼仪、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艺术传统等等，无不折射到他们的衣冠服饰上。服饰不仅能展现出人类文明的全部，也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形态。 我国有 56个民族 ，有多种多样的民族服饰 ，作为 中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服饰文化，满族及其先世的民族服饰文化元素影响着整个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 ，其中众所周知的旗袍、坎肩、马褂等已被近、现代中国人接受并认可 ，并成为中华民族服饰 的典型代表。满族和汉族的服饰在文化、礼仪等方面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呈现出民族服饰文化融合的特点。满族服饰元素已成为中国服饰乃至世界服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了丰富的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 一、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 中继承的文化特征 满族的民族服饰文化是文化变迁和绚丽多彩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族服饰不但继承了汉族在历史上衣着的长处，而且还把自己民族经历过检验、实践，证明既适合于生活需要、又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它把继承、借用、创新，有机地融为一体，它是当代中国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民族借鉴的重要内容之一。满族服饰的形成 、发展和变迁 ，促进了满族的不断进步也为中国民族服饰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提供了实际的例证。满族服饰发展和变迁的轨迹对研究中国民族服饰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推进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的共同繁荣、对现代服装设计中传统民族服饰文化与流行时尚的结合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经过长期的积累与沉淀，满族服装样式演变发展成为现今的旗袍，在现代生活中被广泛穿着，已成为现代中国女性的国服，成为中华民族女性服饰的象征，在现代服装中表现着丰富的文化特征。 (一)中国服饰元素的象征 满族服饰沿袭至今主要以立领、盘扣、开衩、龙凤等题材团花图案、立体圆扣等服饰元素体现在服饰中，这些服饰元素包括镶、嵌、滚、绣等变化丰富的装饰技法，已经成为“中国元素”的象征，应用这些元素的服装被界定为 “中式服装”。 (二)礼仪性表现 开放政策使我国各行业对外交流活动el益频繁，出席各种外事活动时为了表明我们的身份，礼仪性服装则需要穿着中国特色的民族服饰，中式服装自然最为恰当，尤其是女性的旗袍；在百姓生活礼俗中，婚礼等场合穿着旗袍也成为一种习俗，尤其是新娘的礼服，大多是大红色龙凤团花镶金织锦的旗袍，象征富贵祥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三)标志性特点 国际问文化 的传播带动文化产业与产品呈现标志性特点，医学、酒店、餐饮等都有中式和西式差别，相应 的服务人员所着服饰也有着中式和西式风格区别。中式服装基本都以满族服饰元素体现其中式特点。 (四)流行的体现 因为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大的变革或事件，从而会导致某种服饰流行。皮尔卡丹等世界级大师的中国风时装设计和世界首脑apic中国区上海会议的中式服装都使中国元素服饰火热流行。 二、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 中发展的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类的进步和文化的交流 ，服饰 式样 、着装方式与服饰观念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对 旧的服饰文化的彻底否定 ，而是对 旧式样 的更新 ，对 旧观念 的进一步完善与充实，满族服饰的发展体现了旧文化的变革与新文化的融合。 (一)阶级等级的消除 清王朝的一般官员上朝时要穿补服 (即官员的朝服)，体现了文官武将的等级差别，①补服就是在前后心处补一块有多处纹式 的外褂 ，补子又分为 圆补和方补，在补子上饰 以各种鸟兽 图案作为品级的徽识 ，清朝 《会典》规定补服图案文武官员官阶不同。现代服饰中补子则没有了阶级意义，演变成补花 图案 ，成为现代 中式服装元素。 “龙、凤”图案表现了帝、王、后、妃至高无上的尊荣，在清朝时期，只有帝王与帝后的衣服上方可以绣上龙凤图案。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龙、凤”图案已没有了阶级等级的限制，现代人认为龙凤是富贵权利的象征，所以现代中式服装中的团花图案题材很多还沿用龙凤图案，寄托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 (二 )中西结合 现代西方服饰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着装观念和方式，中西合璧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服饰文化特征，不是单纯地再现，主要是对沿袭的满族服饰的分解并与现代西方服饰元素重新组合，总体风貌建立在现代主义设计的构造基础之上，将传统的代表中国的满族服饰元素巧妙地和现代西式服装造型相结合，体现适体 、简洁、轻松、 自由的风格。 所谓现代中式服装设计主要从造型、面料、款式、色彩、装饰工艺等方面进行改良。国内设计的比较成功的有 “木真了”、“玄色衣裳”、“阁兰绣”等品牌，既有时尚性又能展示浓郁的中国特色，具有很大的市场占有率。国外的皮尔·卡丹、伊夫·圣洛朗等设计师也曾运用这种设计手法设计了很多成功的作品；tom ford在 2004年为ysl rive gauche所做的设计中，大量运用了龙的图案和中国旗袍的造型，并巧妙融入时尚气息，创造出典雅而前卫的新旗袍样式；john galliano的设计，则运用立领 、扣袢系结等，结合时尚元素设计的服装华贵、自由、洒脱而前卫。 目前，中式服装不但在中国流行，而且在世界上受到各国、各民族妇女们的欢迎，这是满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世界服饰文化的一大贡献。设计师要在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把握东方文化的精神理念防止符号化、表面化②地组合中国满族服饰元素，比较东西方差异，提高知识修养和对文化历史的了解能力，使中国元素与现代流行和国际风格完美结合。 总之，满族服饰与现代中式服饰一脉相承，如果说满族服饰是工笔画，那么现代中式服装就是写意画。满族服饰对于中国服饰文化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努力搜集和弘扬满族的服饰文化，把中国的民族服饰文化发扬光大。21世纪，中国文化必将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主流，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服装的需求将呈多元化趋势。如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既保持本民族的主体文化特色，又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融洽的相处，真正做到 “文化自觉”，如何将传统和现代以及世界 的服饰元素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服装设计论文:中国传统图案与现代服装设计 【论文关键词】传统图案 装饰工艺 服装材料 服装款式 【论文摘要】传统图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它随着全球范围内“中国风”服饰时尚风潮的愈演愈烈，而深受世界各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的青睐，研究和探讨中国传统图案在服饰设计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图案经过千百年来的沉淀，形成了各种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图形和纹饰，它凝聚了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与深厚的华夏文化内涵，它是民间、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千百年来沉淀的结果。 1中国传统图案的发展历程 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在彩陶上运用纹样来装饰自己的生活。新石器年时代仰韶文化的精髓—彩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骄傲，它的纹样结构严谨，疏密适宜，色彩雄厚朴实，它主要反映的是原始人的渔猎生活，水是当时纹样常用的题材，水波纹、旋涡纹、重叠同心圆、弧形三角形都是从水的动态中摄取而来。此外，谷叶纹，斜叶纹是反映当时人们耕作生活的。 商周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从艺术风格到制作工艺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青铜器促进了图案的发展，其图案以云、雷变化的回纹为主要形式，还有蛇纹、羊纹、鸟纹··一以及具有图腾象征的龙凤纹、怪兽纹，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龙与凤的形象在人们的理想中发展完善并流行了数千年。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龙凤的形象经久不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并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龙凤呈祥”、“九龙戏珠”等纹样在民族服饰中不仅隐喻着图腾崇拜，而且抒发着“龙的传人”的情感。到封建社会，战国时代的工艺美术上出现花卉图案和人物、动物图案，春秋时期，上层社会的人们不劳而获，其图案也受其影响，精美严谨、规整多样，配色调和而华美。汉代织物和绣品的图案，以变化的云雷纹和动物纹为主流，也有以植物为主题，服饰中常用题材有人物、动物、几何纹、花卉等，形象生动概括，风格粗犷豪放，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和文化艺术的鼎盛时期，花卉纹样日趋成熟，运用广泛，著名的唐草纹一直影响宋、元、明、清的图案风格，唐代图案丰满、富丽、端庄、大度。宋代图案古朴浑厚，豪放流畅，色彩较唐代沉着淡雅，服饰图案以写生折枝花为主。明朝是我国古代图案遗产最丰富，存在世最多的时期，明代图案特点是结构严谨，造型简洁而丰满，色彩沉着而富丽。大都运用谐音、会意的手法，如“五谷丰登”、“连年有余”等图案，都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条件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图案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 2中国传统图案的特点 中国传统图案，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无论是在纹样造型上，还是色彩上，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它是构成古代灿烂的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具有四个艺术特征。 2.1图案题材丰富多样 中国传统图案题材广泛、丰富多样，它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在创造美的活动中，善于借助无情的山水、花鸟等，将其物化到本民族的图案中，寄托自己的情感，采用这种“移情”纹样，常用叙事形式的手法，使观者也觉得它遇有了情感和生命，并逐渐成为本民族图案的一大特色。也可能是人们主观想象的如龙凤等纹样。 2.2图案造型具有“写意”性 写意是一种精神，一种纵横观照，一种宇宙观，是相对于物质世界的一种存在。它不是客观，而是一种思维、思想和状态的存在，是主观化的客观存在，是精神而不是物质。中国的传统艺术观向来都是轻“实”重“意”的，在认识和理解客观物象的基础上，结合工艺的特点，以自身的理想、感情去刻画形象。传统图案留下了许多诸如“意境”、“意象”、“意趣”、“意绪”、“意在笔先”、“意在言外”等语言和思维的结晶。 2.3图案纹样具有“标识”性 在纹样题材内容上充分体现社会价值地位，图纹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堆)，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麟为斧形，象征决断;献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这是“十二章”图案的象征意义，又是社会意识在图案中的集中反映，充分体现了纹饰这门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逾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同时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人的等级，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 2.4图案构成具有“寓意”化特征 中国传统图案极其讲究寓意，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如汉代植物图案中常见茱英纹，这是由于茱英是古时的祭品之一，有去灾辟邪的寓意。((龙凤呈祥》是很好看的一种图案。作为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文化现象，龙和凤都是中华民族的图章、徽记、标志和象征。如果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按其功能效应的大小排个座次的话，龙无疑是要坐第一把交椅的，那么，第二位就该是凤了。神性的互补和对应，使龙和凤走到了一起，一个是众兽之君，一个是百鸟之王;一个变化飞腾而灵异，一个高雅美善而祥瑞;两者之间的美好的互助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便“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了，中国传统纹样的吉祥寓意在明清图案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3古代传统图案在现代服装上的运用 任何一个优秀的传统图案，在它所处的历史时期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前瞻性，是无数艺人与工匠多年的创作结晶，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图案，是历经几代或几十代工匠、艺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提炼而成的。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单纯优秀的传统文化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传统图案引入到最时尚的设计中，中国儿千年的传统文化与底韵在服饰文化中得以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服饰中复古风潮的流行就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完美的体现。由于时装带有鲜明的时代个性，因此，复古的流行也决不会是简单的重复过去，而是以现代的形式予以新的包装和淦释，所以现代的服装设计不仅要体现传统的文化韵律，更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材料和技术手段，使传统纹样释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3.1传统图案与现代工艺手法的结合 在过去，传统纹样多以手工刺绣的形式表现在服装中，而今科技高度发展，各种新设备、新仪器、新工艺层出不穷，人们所追求的是一种高速度、高品位、单纯优质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审美观也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龙凤纹样是皇家的专属，装饰手法也以刺绣为主;而现在，除了在晚礼服中常用外，其工艺手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是传统的刺绣与珠绣结合，也可以是直接印染，甚至可以做雕花镂空处理。 3.2弱化传统图案的寓意，注重其形式美感 中国传统图案讲求寓意，而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完全可以弱化其寓意，只追求其形式美感，服装上的龙凤纹样已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折射出一种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芒与生命力，是民族文化的体现与升华。如在一个多袋的休闲裤中绣上龙纹样，既增添了裤子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它的时尚感与休闲感。 3.3传统图案样与现代材料的结合 只有将传统纹样的各类题材同现代各类织物的质感和色彩恰当地结合，才可发挥出异于一般纹样的造型效果，才能为时装的意境塑造增光添彩，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传统纹样不仅应用在绸缎、棉麻等常规面料中，而且常常在新材料，如现代皮革等材料中广泛运用。 3.4传统图案与现代服装款式结合 传统的图案是中国服装文化的出新之处，其相对的独立性使它们可以大量地移植到现代服装中去，但是，在运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传统图案只有与具有现代时装款式造型的服装结合在一起才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要注重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元素的有机结合，展示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3.5古今结合、中西合璧，揉合时空创造新机 中国传统纹样对于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往往显得过于繁杂，所以，在应用时必须加以简化，可以保留图纹的古意，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需要“宜男百草，吉庆(馨)有余(鱼)”的吉祥意境，但要放弃满地花的纷繁格式。古纹样历经年代的粹炼，具有典雅的风格与深度的内涵，它蕴含着先人们的无限巧思，如能将其图形精神维持，另透过现代设计观念，予以精简图形，保留原创的部分，必然呈现新的面貌。同时将传统的图案装饰手法与西方的图案装饰手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兼容并蓄，自成一格，自然呈现另类新意。 以中国传统图案作为灵感来源的时装，表现出不同凡响的生命力，这些时装的外形虽以现代的设计方法进行包装，却充满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青烟淡墨，超尘出世的气质，在这些中国味十足的时装中，有的很难说清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的哪个朝代，但已成为时装界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纹样，于是突然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服装设计论文:浅谈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继承与发展的文化特征 论文关键词：满族服饰 文化特征 继承 发展 论文摘要：本文从服饰的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论述了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中继承的文化特征主要包括中国服饰元素的象征、礼仪性表现、标志性特点、流行的体现等四个方面；满族服饰其发展的文化特征主要有阶级等级的消除、中西结合的创新等方面。 服饰是人类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物化形式 ，它以一种符号反映了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信仰 ，同时也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民族之问的涵化、融合 ，民族服饰自身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每一个民族都有 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每个民族的生产方式 、风俗习惯、宗教礼仪、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艺术传统等等，无不折射到他们的衣冠服饰上。服饰不仅能展现出人类文明的全部，也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形态。 我国有 56个民族 ，有多种多样的民族服饰 ，作为 中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服饰文化，满族及其先世的民族服饰文化元素影响着整个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 ，其中众所周知的旗袍、坎肩、马褂等已被近、现代中国人接受并认可 ，并成为中华民族服饰 的典型代表。满族和汉族的服饰在文化、礼仪等方面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呈现出民族服饰文化融合的特点。满族服饰元素已成为中国服饰乃至世界服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了丰富的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 一、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 中继承的文化特征 满族的民族服饰文化是文化变迁和绚丽多彩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族服饰不但继承了汉族在历史上衣着的长处，而且还把自己民族经历过检验、实践，证明既适合于生活需要、又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它把继承、借用、创新，有机地融为一体，它是当代中国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民族借鉴的重要内容之一。满族服饰的形成 、发展和变迁 ，促进了满族的不断进步也为中国民族服饰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提供了实际的例证。满族服饰发展和变迁的轨迹对研究中国民族服饰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推进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的共同繁荣、对现代服装设计中传统民族服饰文化与流行时尚的结合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经过长期的积累与沉淀，满族服装样式演变发展成为现今的旗袍，在现代生活中被广泛穿着，已成为现代中国女性的国服，成为中华民族女性服饰的象征，在现代服装中表现着丰富的文化特征。 (一)中国服饰元素的象征 满族服饰沿袭至今主要以立领、盘扣、开衩、龙凤等题材团花图案、立体圆扣等服饰元素体现在服饰中，这些服饰元素包括镶、嵌、滚、绣等变化丰富的装饰技法，已经成为“中国元素”的象征，应用这些元素的服装被界定为 “中式服装”。 (二)礼仪性表现 开放政策使我国各行业对外交流活动el益频繁，出席各种外事活动时为了表明我们的身份，礼仪性服装则需要穿着中国特色的民族服饰，中式服装自然最为恰当，尤其是女性的旗袍；在百姓生活礼俗中，婚礼等场合穿着旗袍也成为一种习俗，尤其是新娘的礼服，大多是大红色龙凤团花镶金织锦的旗袍，象征富贵祥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三)标志性特点 国际问文化 的传播带动文化产业与产品呈现标志性特点，医学、酒店、餐饮等都有中式和西式差别，相应 的服务人员所着服饰也有着中式和西式风格区别。中式服装基本都以满族服饰元素体现其中式特点。 (四)流行的体现 因为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大的变革或事件，从而会导致某种服饰流行。皮尔卡丹等世界级大师的中国风时装设计和世界首脑apic中国区上海会议的中式服装都使中国元素服饰火热流行。 二、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 中发展的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类的进步和文化的交流 ，服饰 式样 、着装方式与服饰观念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对 旧的服饰文化的彻底否定 ，而是对 旧式样 的更新 ，对 旧观念 的进一步完善与充实，满族服饰的发展体现了旧文化的变革与新文化的融合。 (一)阶级等级的消除 清王朝的一般官员上朝时要穿补服 (即官员的朝服)，体现了文官武将的等级差别，①补服就是在前后心处补一块有多处纹式 的外褂 ，补子又分为 圆补和方补，在补子上饰 以各种鸟兽 图案作为品级的徽识 ，清朝 《会典》规定补服图案文武官员官阶不同。现代服饰中补子则没有了阶级意义，演变成补花 图案 ，成为现代 中式服装元素。 “龙、凤”图案表现了帝、王、后、妃至高无上的尊荣，在清朝时期，只有帝王与帝后的衣服上方可以绣上龙凤图案。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龙、凤”图案已没有了阶级等级的限制，现代人认为龙凤是富贵权利的象征，所以现代中式服装中的团花图案题材很多还沿用龙凤图案，寄托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 (二 )中西结合 现代西方服饰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着装观念和方式，中西合璧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服饰文化特征，不是单纯地再现，主要是对沿袭的满族服饰的分解并与现代西方服饰元素重新组合，总体风貌建立在现代主义设计的构造基础之上，将传统的代表中国的满族服饰元素巧妙地和现代西式服装造型相结合，体现适体 、简洁、轻松、 自由的风格。 所谓现代中式服装设计主要从造型、面料、款式、色彩、装饰工艺等方面进行改良。国内设计的比较成功的有 “木真了”、“玄色衣裳”、“阁兰绣”等品牌，既有时尚性又能展示浓郁的中国特色，具有很大的市场占有率。国外的皮尔·卡丹、伊夫·圣洛朗等设计师也曾运用这种设计手法设计了很多成功的作品；tom ford在 2004年为ysl rive gauche所做的设计中，大量运用了龙的图案和中国旗袍的造型，并巧妙融入时尚气息，创造出典雅而前卫的新旗袍样式；john galliano的设计，则运用立领 、扣袢系结等，结合时尚元素设计的服装华贵、自由、洒脱而前卫。 目前，中式服装不但在中国流行，而且在世界上受到各国、各民族妇女们的欢迎，这是满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世界服饰文化的一大贡献。设计师要在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把握东方文化的精神理念防止符号化、表面化②地组合中国满族服饰元素，比较东西方差异，提高知识修养和对文化历史的了解能力，使中国元素与现代流行和国际风格完美结合。 总之，满族服饰与现代中式服饰一脉相承，如果说满族服饰是工笔画，那么现代中式服装就是写意画。满族服饰对于中国服饰文化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努力搜集和弘扬满族的服饰文化，把中国的民族服饰文化发扬光大。21世纪，中国文化必将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主流，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服装的需求将呈多元化趋势。如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既保持本民族的主体文化特色，又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融洽的相处，真正做到 “文化自觉”，如何将传统和现代以及世界 的服饰元素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服装设计论文:中国传统图案与现代服装设计 【论文关键词】传统图案 装饰工艺 服装材料 服装款式 【论文摘要】传统图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它随着全球范围内“中国风”服饰时尚风潮的愈演愈烈，而深受世界各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的青睐，研究和探讨中国传统图案在服饰设计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图案经过千百年来的沉淀，形成了各种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图形和纹饰，它凝聚了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与深厚的华夏文化内涵，它是民间、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千百年来沉淀的结果。 1中国传统图案的发展历程 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在彩陶上运用纹样来装饰自己的生活。新石器年时代仰韶文化的精髓—彩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骄傲，它的纹样结构严谨，疏密适宜，色彩雄厚朴实，它主要反映的是原始人的渔猎生活，水是当时纹样常用的题材，水波纹、旋涡纹、重叠同心圆、弧形三角形都是从水的动态中摄取而来。此外，谷叶纹，斜叶纹是反映当时人们耕作生活的。 商周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从艺术风格到制作工艺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青铜器促进了图案的发展，其图案以云、雷变化的回纹为主要形式，还有蛇纹、羊纹、鸟纹··一以及具有图腾象征的龙凤纹、怪兽纹，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龙与凤的形象在人们的理想中发展完善并流行了数千年。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龙凤的形象经久不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并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龙凤呈祥”、“九龙戏珠”等纹样在民族服饰中不仅隐喻着图腾崇拜，而且抒发着“龙的传人”的情感。到封建社会，战国时代的工艺美术上出现花卉图案和人物、动物图案，春秋时期，上层社会的人们不劳而获，其图案也受其影响，精美严谨、规整多样，配色调和而华美。汉代织物和绣品的图案，以变化的云雷纹和动物纹为主流，也有以植物为主题，服饰中常用题材有人物、动物、几何纹、花卉等，形象生动概括，风格粗犷豪放，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和文化艺术的鼎盛时期，花卉纹样日趋成熟，运用广泛，著名的唐草纹一直影响宋、元、明、清的图案风格，唐代图案丰满、富丽、端庄、大度。宋代图案古朴浑厚，豪放流畅，色彩较唐代沉着淡雅，服饰图案以写生折枝花为主。明朝是我国古代图案遗产最丰富，存在世最多的时期，明代图案特点是结构严谨，造型简洁而丰满，色彩沉着而富丽。大都运用谐音、会意的手法，如“五谷丰登”、“连年有余”等图案，都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条件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图案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 2中国传统图案的特点 中国传统图案，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无论是在纹样造型上，还是色彩上，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它是构成古代灿烂的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具有四个艺术特征。 2.1图案题材丰富多样 中国传统图案题材广泛、丰富多样，它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在创造美的活动中，善于借助无情的山水、花鸟等，将其物化到本民族的图案中，寄托自己的情感，采用这种“移情”纹样，常用叙事形式的手法，使观者也觉得它遇有了情感和生命，并逐渐成为本民族图案的一大特色。也可能是人们主观想象的如龙凤等纹样。 2.2图案造型具有“写意”性 写意是一种精神，一种纵横观照，一种宇宙观，是相对于物质世界的一种存在。它不是客观，而是一种思维、思想和状态的存在，是主观化的客观存在，是精神而不是物质。中国的传统艺术观向来都是轻“实”重“意”的，在认识和理解客观物象的基础上，结合工艺的特点，以自身的理想、感情去刻画形象。传统图案留下了许多诸如“意境”、“意象”、“意趣”、“意绪”、“意在笔先”、“意在言外”等语言和思维的结晶。 2.3图案纹样具有“标识”性 在纹样题材内容上充分体现社会价值地位，图纹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堆)，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麟为斧形，象征决断;献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这是“十二章”图案的象征意义，又是社会意识在图案中的集中反映，充分体现了纹饰这门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逾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同时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人的等级，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 2.4图案构成具有“寓意”化特征 中国传统图案极其讲究寓意，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如汉代植物图案中常见茱英纹，这是由于茱英是古时的祭品之一，有去灾辟邪的寓意。((龙凤呈祥》是很好看的一种图案。作为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文化现象，龙和凤都是中华民族的图章、徽记、标志和象征。如果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按其功能效应的大小排个座次的话，龙无疑是要坐第一把交椅的，那么，第二位就该是凤了。神性的互补和对应，使龙和凤走到了一起，一个是众兽之君，一个是百鸟之王;一个变化飞腾而灵异，一个高雅美善而祥瑞;两者之间的美好的互助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便“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了，中国传统纹样的吉祥寓意在明清图案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3古代传统图案在现代服装上的运用 任何一个优秀的传统图案，在它所处的历史时期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前瞻性，是无数艺人与工匠多年的创作结晶，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图案，是历经几代或几十代工匠、艺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提炼而成的。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单纯优秀的传统文化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传统图案引入到最时尚的设计中，中国儿千年的传统文化与底韵在服饰文化中得以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服饰中复古风潮的流行就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完美的体现。由于时装带有鲜明的时代个性，因此，复古的流行也决不会是简单的重复过去，而是以现代的形式予以新的包装和淦释，所以现代的服装设计不仅要体现传统的文化韵律，更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材料和技术手段，使传统纹样释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3.1传统图案与现代工艺手法的结合 在过去，传统纹样多以手工刺绣的形式表现在服装中，而今科技高度发展，各种新设备、新仪器、新工艺层出不穷，人们所追求的是一种高速度、高品位、单纯优质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审美观也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龙凤纹样是皇家的专属，装饰手法也以刺绣为主;而现在，除了在晚礼服中常用外，其工艺手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是传统的刺绣与珠绣结合，也可以是直接印染，甚至可以做雕花镂空处理。 3.2弱化传统图案的寓意，注重其形式美感 中国传统图案讲求寓意，而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完全可以弱化其寓意，只追求其形式美感，服装上的龙凤纹样已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折射出一种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芒与生命力，是民族文化的体现与升华。如在一个多袋的休闲裤中绣上龙纹样，既增添了裤子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它的时尚感与休闲感。 3.3传统图案样与现代材料的结合 只有将传统纹样的各类题材同现代各类织物的质感和色彩恰当地结合，才可发挥出异于一般纹样的造型效果，才能为时装的意境塑造增光添彩，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传统纹样不仅应用在绸缎、棉麻等常规面料中，而且常常在新材料，如现代皮革等材料中广泛运用。 3.4传统图案与现代服装款式结合 传统的图案是中国服装文化的出新之处，其相对的独立性使它们可以大量地移植到现代服装中去，但是，在运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传统图案只有与具有现代时装款式造型的服装结合在一起才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要注重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元素的有机结合，展示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3.5古今结合、中西合璧，揉合时空创造新机 中国传统纹样对于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往往显得过于繁杂，所以，在应用时必须加以简化，可以保留图纹的古意，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需要“宜男百草，吉庆(馨)有余(鱼)”的吉祥意境，但要放弃满地花的纷繁格式。古纹样历经年代的粹炼，具有典雅的风格与深度的内涵，它蕴含着先人们的无限巧思，如能将其图形精神维持，另透过现代设计观念，予以精简图形，保留原创的部分，必然呈现新的面貌。同时将传统的图案装饰手法与西方的图案装饰手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兼容并蓄，自成一格，自然呈现另类新意。 以中国传统图案作为灵感来源的时装，表现出不同凡响的生命力，这些时装的外形虽以现代的设计方法进行包装，却充满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青烟淡墨，超尘出世的气质，在这些中国味十足的时装中，有的很难说清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的哪个朝代，但已成为时装界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纹样，于是突然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服装设计论文:浅析对当前服装设计专业教育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 服装设计 教育 实践 就业 论文摘要： 本文分析了服装设计专业教育在当前服装行业中的重要性。服装设计专业教育各门课程合理设置，学生才能得到综合性培养。教师应该安排好学生的课堂学习与实践，分析现在企业和学生就业的客观情况，指导学生以正确的心态面对就业面对社会。 服装设计是综合性的美学设计，它的基本构成要素与穿着关系着人的心态、心理、品味等，以及服装的外形、色彩、材料、工艺甚至是社会文化、经济等潮流。服装设计既具有审美性，又具有实用性、经济性、独创性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它属于设计美学的范畴。 从古至今，服装就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装饰品，也是人们扮演角色的重要工具，同时还是一种流通的商品。特别是后者的壮大，使服装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成为重要的一部分。 在新的世纪里，服装市场不断壮大发展，服装企业必须对市场作出快速的反应，缩短商品周期，降低库存，环保意识的增强。在这复杂的环境中，设计师要以清醒的头脑，镇定的姿态，敏锐的目光，为企业产品导航。正因如此，设计师这一职位的竞争日益激烈，服装企业对设计师的要求更加严格，服装设计教育则成了重要的后备力量。而如何培养一个迅速适应市场的设计人才，是服装设计专业教育的主要课题。 一 在服装设计专业教育中，各门课程的设置关系到学生对专业的认识、理解、掌握，以及毕业之后适应市场的能力。大学的课时基本上是固定的，在这固定的课时内怎么安排学生的学习内容是我们要考虑的。 首先是基础知识的把握。服装设计专业应该掌握中外服装发展历程、服装人体工程学、服装结构学、服装工艺学服装材料学、服装色彩的搭配及摄影基础等基本知识。例如，在服装发展史中，把握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服装特点；在服装的结构中，了解人体结构特征，线条的运用；在服装材料中，了解不同面料的缩水、缩热、保暖、吸湿等性能；在色彩中，掌握服装色彩的搭配方法，不同区域人们对色彩的尊崇和厌恶，等等。只有这些知识丰富了，才能够充分表现设计灵感。手头能力的练习也是基础知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艺课开设和绘画课开设加强了对学生手头能力的锻炼。 其次是创造性思维的开发。在第二个阶段课程设置时，在基础知识的层次上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像服装结构变换应用中分割线和省道的处理、服装面料中面料再造艺术等方面的内容，而这样的内容要结合立体裁剪这样创造空间比较大的课程进行，使学生将基础的知识通过自己的想法进行加工，自然地延伸，完成设计。 再次，在后期教育阶段应该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市场化的内容，让学生了解自己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能力的优缺点，市场对于设计师的要求和对于设计师产品的标准。如服装商品学、服装心理学、服装卫生学、服装人体工程学、服装企业管理学及服装各种软件等课程的内容。 最后，在这些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还要不断培养学生的养成教育。设计师是一种相对比较独立的职业，也是一种责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设计师的水平对于企业有决定作用，而设计师的素养对其作品又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从学生阶段就应该抓起，使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知识和素养，如政治、历史、哲学等学科，看起来和服装设计的关联并不大，但它们是几乎所有文化表象的底蕴和本源。服装设计作为文化的载体，本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设计师除了掌握服装方面的设计理论知识，还要对艺术史论、美学、中外服装史、艺术概念，甚至包括非本专业领域的其他艺术或设计内容，如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文学等知识有所了解有所涉及。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各门艺术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是相同的，可以相互启发借鉴”。［1］ 二 “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指大学生在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了解社会、研究社会、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建设的能力。它服从于社会对大学生素质的总体期望和要求，具有未来指向性，即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形成过程，是他们为未来工作、学习和社会做准备的过程”。［2］ 着眼于信息化社会，知识经济时代，以及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我们在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培养的同时，也要加强其综合能力的锻炼。教师要给学生充分的创作空间，并提供最新服装专业知识信息和服装市场信息，面对众多竞争对手，让学生有对知识和信息加工处理的能力，还要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质就是社会交往中人际关系的处理，因此交往能力也是学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过程中，要遵循学生是主体，教师是支持者的原则，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老师必须深刻认识到自己在学生实践过程中的作用，做好向导和助手。不仅要指导他们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而且要让学生从中明白做人的道理，发现自己的价值。 三 作为教师，欲正人，先正己。教师这一角色甚至可以决定学生是否有能力适应社会；而学生的表现也反映着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否行得通。特别是现在很多艺术专业中，教师是刚毕业的“80后”，学生也在“80后”到“90后”的阶段，年龄相差甚少。年轻教师的教学经验有限，现在学生性格多样性，年轻人与年轻人的碰撞，问题自然多。 在艺术设计专业中，基本上都是小课，每个班的学生不是很多，老师应该尽量了解每一个学生的习惯和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法，特别是有些性格怪癖的学生，要耐心地进行沟通，和学生一起学习，并在此过程中给学生解决问题，从而既丰富了自己，积累了经验，又把学生带领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四 服装设计专业教育和服装企业是现代服装产业链上两个密不可分的环节。在服装企业纷纷走品牌道路的今天，现代服装产业特征之一是服装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运作都围绕提升品牌价值进行，服装企业是服装品牌运作的执行者，院校是提供维系服装产业运转人才的制造者。 在供大于求的今天，学生毕业所面对的问题太多。服装业还处在一个不太成熟的时期，服装企业从节约成本出发，多选择偏僻的地方落址，规模也不太大。学生刚毕业时多憧憬着去大公司就职，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给他们第一个落差。对于新手，服装公司总是先安排做一些打杂、剪样板之类的事情，这些小事淹没了学生要做设计师的愿望，这是第二落差；千元左右的工资，除去每月开销基本就没有剩余，有的企业工资要拖后几个月才发，这和每年万余元学费之间的巨大差距形成第三落差。 这样，在一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理作用下，一些学生不愿从最基本的小事做起，总期待着有朝一日会到大公司就职；而平日安逸的环境让一些学生养成了自私的性格，不会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在要求完成的项目中，缺乏自我牺牲的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在付出与得到之间不能平衡，付出就认为自己吃亏，别人占便宜。一些学生觉得企业档次不高、条件苛刻、薪水太低，去一次就不想再去。这些使得企业形成了对服装院校学生的一种偏见，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眼界高、资格硬，而学生设计的东西又不理想，在接纳了第一批新人之后就不愿再接纳。 针对以上这些情况，教师应不断更新、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避免一本备课笔记讲到老的情况出现。 总之，老师不仅要安排好学生的学习和实践，而且要注重自身的修养，给学生正确的指导，才能有效地培养出实用型的服装设计人才。 服装设计论文:浅析高职高专院校服装设计教育体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服装设计；教育体系 论文摘要:进入新世纪，服装产业已逐步在工业化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正在悄然进驻到蓬勃发展的服装产业中，服装是以科技为依托，以美学为规范，以肢体语言为形态，以市场价值创造为目的。那么我们在确定服装设计教育办学方向，明确办学思路上，必须充分了解目前服装行业的现状以及服装行业发展趋势。 服装教育也要与时俱进，紧跟飞速发展的服装产业变化、绝不能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使服装设计教育体系，与服装产业发展以及市场脱轨。 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通过“产、学、研”逐步形成具有高职高专院校服装设计教育体系，特色化的发展思路，所谓特色就是优势，特色因体现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的独特风格，作为高职高专服装设计教育，应立足于“技术与设计并重”走一条特色服装设计教育发展之路，逐步形成特有的“学院与市场”的办学特色，“技术与艺术”的教学特色，“设计师与企业家”的育人特色，“传统与国际”的发展特色。 一、将崭新的教学理念贯穿于教学始终 必须在社会需求及服装产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更新学科，完善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服装市场和服装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即是培养人才的方向和目标，现代的服装设计教育与未来的人才关系，爱德华牛顿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服装产业是一种‘今天’的事业，‘今天’的人穿什么衣服就做什么卖什么就可以了，而教育则是‘明天’的事业，他左右着这个国家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并最终决定其在世界的地位。”在这段论述讲述了教育具有前瞻性、长期性、重要性之外，还说明了设计教育与人才质量、设计教育与企业发展乃至国家未来地位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摈弃以往“大统一、大而全”的服装教育模式，这种服装教育模式所显现的突出问题就是学不致用，学生一旦走入社会适应性、实用性较差，他们在专业上好像什么都懂，却什么都不能胜任。这种较长且痛苦的磨合期，使学生面临的选择不是跳槽就是改行。归其根本就是现有的教育模式以呈现出“僵化”，服装教育体系远远不能适应对服装产业、服装市场灵活多变、多层次、多方面、多类型、有特点的人才需求，所以对教学内容（专业设置）必须不断的进行及时更新、调查和修正。这也是服装产业和服装专业自身的属性和特性所决定的。 对专业设置应该突出针对性、专业性、科学性、避免大而全、力求精而专，设置的重点应是智能、技能及创性能力的培养，开拓学生的应用及动手能力。服装教育应与学生为本，以学生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为本，积极地探索和解决教育与实践的脱节、教育与市场的脱节，打破固有模式，在学科的交叉和更新，在社会实践方式的选择等方面，重新进行优化组合。 二、服装教育的市场化之路 从开办服装专业以来，我们高等服装教育，为社会、为企业输送了许多人才，但许多企业仍在疾呼，服装真正人才的需求太难，让人可悲的是现在的毕业生连市场的基本概念都不清楚，更让人遗憾的是一些学生，甚至还自我陶醉在单纯的“艺术设计”迷恋中不能自拔，他们崇尚艺术，鄙视技术，不清楚设计与产品的关系，不关心市场对设计的需求和内涵，在加之学院和社会结合上的误导，使学生们只热衷于毫无目的的行空大赛和纸上谈兵，缺少动手能力更没有市场意识，这样的人才培养智能是扭曲的，不合格的，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更应及时对现在服装设计专业作出调整，特别是在教育的方向和定位上，一定要坚决的向实用性上转移，充分的突出服装技术的掌握和技能的应用，改变我们在服装教育上的偏差和教学结构上的不合理。在服装教育中共性是基础、个性风格，没有基础谈何风格，同时服装也不是纯艺术，它是实实在在的商品，现在服装院校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重设计轻工艺，他们误认为服装设计才是“阳春白雪”而工艺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高职高专院校服装教育应与企业、市场并轨衔接，真正的面向市场，走学以致用的办学渠道。 三、师资结构的调整 高职高专院校服装专业的教师不仅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更需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他不仅是一名教师，还更是服装产业的实践者、职业人、或开拓者，这是新时期服装教育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要把服装行业的名师战略引入高校，形成名师效应，在整个服装教育中，既有教授又有名师，这样就形成了特色而具有鲜活力，特色往往产生于特色的人才之中，同时让我们服装专业的教师努力走向产业、走向市场、走向品牌、融入社会、打造自我、实现自我。将社会需求、市场需求、产业目标和项目带回院校、搬进课堂、融入教学之中，使校园与校外、课本与实际有机的结合。教师利用暑期停岗实践，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努力扩展自己的视野，所以极具特征的教师队伍，名师群体，对我们高职高专服装设计教育体系的进一步修正、完善和更新十分重要。

古代文学论文:论女性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我国封建社会中,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在文学领域。几乎也是男性一统天下。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这样的男权社会的夹缝中,依然有女性文学的出现,者为数不多的女性文学家的点缀,使得我国古代文学的星空更加绚烂多姿。此外,女性一直是美的代表,作为审美对象,她们成为男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古代文学作品中,歌咏女性的诗文俯拾即是。在历史上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女性,不仅名留史册,在文学史上也同样留下了她们的身影。甚至可以说,没有女性,就没有多姿多彩的古代文学。 一、女性是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 1.说起女性题材,我们不得不想起四大名着之一的《红楼梦》,鲁迅先生曾说“自从有了《红楼梦》,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显然,这是对红楼梦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言的,但事实是,《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远不止于此,而是《红楼梦》出现以后,源远流长的女性文学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学史出现巾帼不让须眉的盛况。女性文学创作在后期出现繁荣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清代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时期,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也可以看做是对之前女性文学的集中发展。曾有人说过“女性的进步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清朝后期女性文学的繁荣也是因为女性地位的提高红楼梦是女性话题,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小说,它虽然不是女作家的创作实践,但是它的作者曹雪芹不仅以女性命运和女性生活作为创作题材,而且在小说中,对女性的美有独特的看法,打破了传统的男权意识,对女性经验、女性意识加以肯定和探讨。红楼梦描绘了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婚姻理想,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特色。 2.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乏经典的女性形象,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美丽善良的刘兰芝、《窦娥冤》中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窦娥、《木兰诗》中代父出征的花木兰,在她们身上,表现出古代人们对女性性格理想化的追求,更是蕴涵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争取婚姻自主,追求幸福生活,坚决扞卫自己的人格尊严,顽强反抗封建家长制,这些都体现了刘兰芝性格中“刚强、刚烈”的一面。出嫁以后,刘兰芝的勤劳善良孝顺由体现除作为女人的温柔一面。当刘兰芝最后无路可走,她毅然选择了以死抗争。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殉了自己的尊严和理想。但是文中,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时,情意绵绵,她既要他有充分的的心理准备,又不忍心打破他破镜重圆的幻想,这段描述把刘兰芝多情、体贴和善良表达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 花木兰则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冲破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驰骋疆场,像男子一样保家卫国,这些都表现出木兰性格中的“勇敢、刚毅”。她出生入死的驰骋于沙场,“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十多年征战岁月里,木兰在艰苦的战场上,一边打仗一边还要克服女性生理和心理的障碍。这些都需要她具有异乎寻常的毅力和坚强的个性。木兰虽然是个巾帼英雄,但也具备女子柔情。出征途中,她表达出“不闻爷娘唤女声”的思亲情怀,这正是她难以摆脱初离爷娘膝下的少女心理的表现。战争结束、木兰胜利凯旋之后,一进卧房,便“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个红装女郎的形象立刻展现。这样的举动都表现出浓浓的女性印记。 这三位女性,虽然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思想意识,性格上也各具风采,她们的性格中都存在着“刚”性的光芒,也正是由于这种刚性,她们才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光辉女性形象的代表。但是作为女性本身而言,她们又具有善良、温婉、多情等的传统女性特征,在她们身上看到的是“刚”与“柔”的完美统一。 二、女性对文学创作的贡献 在男权当道的我国封建社会,其实也不乏优秀的女性文学家,其中着名女词人李清照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李清照是我国两宋之交的一位着名女词人,她以才名于世,并影响后世,称誉百年。刘大杰说李清照是“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崇高地位的天才女作家。”这并非都是溢美之词,有其充分理由的。一个文学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最根本的的是要看她的作品。清照于词史地位的确立,主要依凭于其出色的文学作品,她的词引出了人们对人类精神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情感世界的关注。李清照所作的词可以说是集情感、理想和文采于一体。她在词作中,完美的艺术技巧和精湛的语言,揭示了女性生活中婉美、多情的特点。她一生创作的所有作品集中起来,完全可以构成一部女性情感历程的巨着。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人学”,它完全不同于思辨的科学,文学反映的是人类自身的情感,以及人与人之间密切相关的道德伦理等,李清照的词通过完美展示了女性情感世界,构成了一部展示心灵历程描述人性变化的宏着,并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系统。开创了婉约派词风的先河。她对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贡献比起很多男性文学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女性对我国古代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她们美好的形象成为很多文学作品的素材,促使女性文学的产生,使我国古代文学更加精彩纷呈。而且,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女性文学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创作出的作品,以其独有的特色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光彩熠熠。 古代文学论文:从古代文学作品看我国体育的发展 文学传播作为大众传媒层面之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也是文学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作为古代传播信息、传承文化、传达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和古文化传承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主要从传播方式、类型、思想以及传播的价值取向几个方面对社会政治文明和道德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作为文学价值的社会中介,它的传播历史沿革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不仅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还会引起新的传播方式的产生,所以说,研究我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目的和方式,对现代大众媒体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古代文学传目的初探 1、直接目的——对情感波澜和心灵世界的言说 自我心灵和情感的表达是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创作得以源源不断创新的直接目的。人的主观情感需求,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体验,文学创作则是要表达自己对这种体验的感受。这种文学方式的表达和传播对后人而言,是一种原创性的表达方式,值得珍视和赞誉。这种传播方式表达的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体验和认识感受,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心理感受和自我情感态度的变化。由此可见,心灵的感受才是创作的核 心因素。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往往都是要寻求心理的满足和愉悦,以引发心灵世界的情感波澜的涌动。 2、现实目的——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和好奇心 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止境的, 在我国古代,人们企图揭示宇宙奥秘,试图以自己的认识对社会改革起到建设性的作用,以建立起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客观需求。比如在我国周代,当神灵让位于君主进入人治社会后,人们便不再相信神是主宰一切的力量。那么,过去的以神灵秩序为主的世界就转变为以人治为主体的社会 。这一点足以说明人类是具有能动性的高级智慧生物, 也说明了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层次时,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变得更加的敏锐和复杂。当信仰缺失时,人们往往会希望重建灵魂的秩序。当权力失衡时,人们也热衷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时,文学创作就充当了人类表达思想的媒介。 3、功利目的——为了获得生存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不仅为了满足精神需要,人们更倾向于寻求生存技能和生活技能,这种功利性的需要进一步促成了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在我国古代,人们的生存技能, 主要集中于用火、采集、狩猎、 种植以及用各种方式抵御外敌的入侵。在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古代,每个生命诞生以后,都必须学习这种生存本领,依靠掌握前辈们所创造和积累的生存经验来保证自身生命的延续和安全。例如: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是源于人们对生命起源的认识。而在生存过程中会遭遇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等,为了预防和弥补这些灾害造成的损失,人们就创造了女娲补天这种类型的神话,也由此带来了冶炼技术的萌芽和发展。 二、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初探 从传播学中的一般传播方式角度来看,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要遵循以下几种传播方式: 1.比乐弦歌 比乐弦歌,顾名思义,就是把当时的诗、词、曲等文学作品配上乐谱,然后通过乐器演奏的方式,再配以人们的吟唱进行传播。这种传播类型的代表作品就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战国时期屈原的《九章》等作品。比乐弦歌的文学传播方式发展到汉代以后,就有了专门的国家机关汉“乐府”。再到后来,就发展出词、杂剧、等专门依靠歌唱来传播的文学,例如宋代柳永的词,语言优美,唱出来委婉动听,深受人们好评。 2.吟 吟,主要有行吟与吟游两种方式。限于当时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水平的落后,先秦时代文学几乎都是靠作者自己进行传播,行吟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例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所用的就是“行吟泽畔”的传播方式。行吟这种传播方式发展到后来,就演化为诗人在游历过程中以文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时,便出现了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即吟游。这种传播方式的代表人物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李白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壮游塞外的诗人群落,形成了流传后世的边塞诗派。 3.周游列国和聚徒讲学。 这主要是散文传播所凭借的方式。代表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聚徒讲学的另一个作用在于,拓展出一个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 这些都为后来的文学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4.传抄、印刷、题壁 传抄是印刷的原始方式,印刷出现于宋元,到了明代末年印刷术有了很大进步,印刷的传播方式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文学传播形式。在古代中国,印刷技术尚未出现时,文学作品便通过刻石和碑刻的方式进行,分别以李斯的泰山石刻和苏轼的《题西林壁》代表。 古代文学论文:外国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刍议 论文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着。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菊花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沾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着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着,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古代文学论文:谈多媒体用于古代文学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论文关键词:多媒体教学 古代文学 误区 论文摘 要:古代文学是一门传统课程,本文结合传统的教学方法通过对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古代文学实际教学中教学效果的探究, 分析了多媒体技术手段在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误区:过分追求多媒体表面效应,忽视传统教学手段;违反信息量适度原则,忽视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过分依赖多媒体资源,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以期对古代文学教学有所裨益。 古代文学课程是所有综合性及师范类大学的一门传统课程, 是高校中文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主干课、基础课。近几年来传统的教学方法受到多媒体技术的巨大冲击,如今,仅仅运用板书和教师口授的方法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难以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更不能把古代文学的优势充分地表现出来。而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视觉和听觉综合形象,声像兼备,将古代文学知识与传统的音乐、书画联系在一起,使学生将学习古代文学知识当作一种享受,同时扩大了课堂的知识容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趣味性,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更有利于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的提高;它使教学方法多样化,教育手段多样化,信息技术传递立体化,具备了以往教具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符合认知理论模型,对现代教育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为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在教学中受到很多教师的欢迎。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新兴事物,还处于发展阶段,同时它也对教师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说,任何真理走向极端就会变成谬误,在这种手段的具体操作运用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误区,还有许多领域有待探索。比如在理论上显得超前和乐观,把多媒体技术会带来优质课堂教学的可能性当成了必然性,同时片面地否定传统教学模式,导致多媒体教学模式难以发挥应有的优势等等。本文试就如下几个问题做些探讨。 一、过分追求多媒体表面效应,忽视传统教学手段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总结出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多媒体技术手段仍不能脱离传统的教学手段,必须承认传统教学手段仍然具有生命力,多媒体教学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而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教学模式。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同教学方法一样,只有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才是有效的。否则,就不可用,也不能用。比如经常见到有的教师将教案内容原原本本搬到了电脑屏幕上,再用投影仪设备投射到大屏幕上,用课件替代黑板,学生拼命记笔记,但也赶不上教师的讲课速度。而其他教学方法依旧。老师眼不离显示器,手不离鼠标、键盘,无章法的机械式教学模式,实际上是把课件变成了单纯的“黑板搬家”或“课本搬家”,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的极大浪费。过多地使用这种方式,也会造成“审美疲劳”,使学生出现厌学症。长此以往学生必然失去学习兴趣,多媒体也起不到辅助教学的作用了,这样的教学效果也绝对不如板书。还有的教师认为多媒体课堂教学具有传统教学模式所没有的优势,于是他们为了哗众取宠以达到烘托课堂气氛的效果,竟做得花里胡哨。更有甚者,竟故弄玄虚,给课堂教学造成了负面影响。这都是没有把握好尺度、过于极端的表现。由此可见,把课件作为教案的翻版或完全替代黑板的教学,弊大于利,应慎之又慎。 二、违反信息量适度原则,忽视与学生的互动交流 教学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传输过程。课件教学以其容量大、速度快、易操作、课堂教学效率高而备受青睐,是不是课件教学过程中就要无限制地向学生传递教学信息呢?显然不能。但是,在多媒体教学中我们是否真正重视了这个问题呢?众所周知,传统教学都能存在“吃不饱”和“吃不了”的现象,何况在多媒体课件教学中,如果稍不注意,就更容易发生“吃不了”的现象,从而严重制约多媒体教学优越性的发挥。在实际教学中,往往出现信息量堆积过多过大、画面切换得太快的现象,像电视或电影画面那样一闪而过,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思维水平和思维速度,不容学生细看和思考,学生难以消化吸收,违背了信息量适度这一条教学原则,过犹不及,反而影响了教学效果。另外还有些课件教学把所有抽象思维、文字语言的理解都用多媒体形象展现出来,实际上是扼杀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有的教师违反多样性的教学规律,上课时只顾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单方面地一味播放、讲解,而无暇顾及学生听课时的表情反应,结果使多媒体教学成了讲稿演示。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都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动接受知识,无法与教师进行很好的交流,无法进行教学互动,也就无法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所以,教师应根据教学需要选择合适的媒体,在教学过程中有效组织信息资源,提供适度的信息量,在解决教学难点、重点、扩大视野的同时,又能给学生留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理解、思考、交流和质疑。采用了多媒体教学以后更需要教师的激情、学术修养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教师也应该站在讲台前面,面向学生,有表情、有手势、抑扬顿挫、即兴发挥,和学生要有交流,对学生的表现和表情要有所反应,要让学生感到面对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台机器。否则,学生完全可以自学。也就是说,有了好的工具,还要有好的使用者,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过分依赖多媒体资源,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 多媒体技术与课程整合,其主体是课程,而非多媒体技术。不能为使用技术而使用技术,更不能以牺牲课程目标的实现为代价,应以课程目标为最根本的出发点,以改善学习者的学习为目的,选用合适的技术。切忌在使用传统教学手段就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情况下,还 去生硬地使用多媒体技术。如有的教师在进行网络教学时,即使与学生近在咫尺,却非得通过BBS对话方式才可以交流,认为这才发挥了多媒体的作用。其实恰恰相反,这样反而人为地拉远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我们经常说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网络上的课程学习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只是教师主导作用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创建了公共学习邮箱、讨论区、把学习资料挂到网上后,有些教师随之在实际教学中把主体回归的课堂变成了主体放任自流的课堂,过度弱化了教师的指导作用,在教学中出现了放手让学生在网络中自学而不进行监控,在讨论区中自由发言而不围绕主题的现象。这样,在网络环境下学习的优势不但没有发挥出来,而且连传统教学的任务也没有完成。教师应在实际教学中系统考虑教学活动诸要素和诸环节的相互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方式优化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学生在通过多媒体技术、多种学习策略和多种活动形式主动学习的同时,不断地将反馈信息传递给教师,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地对教学过程实施随机调控,达到和谐共振的状态。整个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交流互动、不断循环、不断调控的过程。可见多媒体仅仅是教学的辅助工具,教学中教师还要发挥其主导作用,也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如果过分夸大课件的作用,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思维与视角的转换 一、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与视角的实践探索 (一)创新性思维 1.从教师的角度 传统的古代文学课堂上枯燥乏味的现象并不少见,通常是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从时代背景、题目分析、作者简介、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多方面鉴赏并解读文本,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肢解一部作品,虽然“面面俱到”却难以抓住作品的个性与特征,缺乏针对性和深刻性,更缺少联系实际需要这一层面。大多数学生也是被动去听,记笔记、背笔记来应对考试,理解、感受、体验文本并学有所用付诸于实践的学生少之又少。所以对教师来说,改变传统教法、设计好课堂、增强自身修养尤为重要。改变传统的方法和模式,不断更新教学内容,用全新的观念融入到课堂当中。当讲到庄子的《逍遥游》时,可以把一些新奇问题穿插融入进来,如:提出“你自由吗,庄子所追求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由,我们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吗?庄子超凡绝俗,追求自然、自由,孔孟周游列国,致力于实现仁政的理想,追求建功立业,他们谁更可贵?谁更可取?在当今社会,是否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庄子?这个社会还需要他吗?你想成为他吗?”等等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这样创设问题,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体验去回答问题,进而达到鉴赏的目的。在培养学生的同时,教师也要注重自身的创新性思维的培养,要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见识,拓宽视野,在教学内容方法,教学理念、模式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改革,把这样的状态和创新性思维投入到教学中去,才会更有目的性、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所以说,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与教师自身的思维视角不断更新息息相关。 2.从学生的角度 教师改变传统教学观念的同时,也要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向学生传达一个信息:要求他们也改变以往的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使其逐步适应由束缚到自主,由思索到讨论,由体悟到创造的过程。课上自读并思考讨论回答出老师设计的问题,自由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课外学生大量增加自己的阅读量,开展一些定期交流、辩论比赛的活动,一方面检验了古代文学作品鉴赏的收获,更重要的是使这个收获有了一个施展的平台。 (二)综合性视角 很多研究者已从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视角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了多角度解读,在前人的基础上,笔者选择采用针对古代文学作品鉴赏的特点,结合社会现实需求去探索,具体表现为审美与实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视角。 1.审美与实用相结合 文学作品鉴赏的根本还是要注重所具有的审美性: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能力,在教授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时,引导学生用审美的眼光关照作品,从艺术美、情感美等角度去评析作品,比如:我们赏读陆游《钗头凤》,要抓住其音律节奏和谐的语言美,那透过“一双红酥手”的间接形象美,还有那“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美人、美酒、美景的境界美,这些都是艺术层面的审视,我们还应该把握作品的情感美,堪称千古绝唱的爱恋与相思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让我们在审美愉悦中享受到了这种人类普遍情感,感应到人美情更美。除了审美,在作品鉴赏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结合现实的应用。比如:在注重鉴赏审美的同时,要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目标学生的实际,这就需要教师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充实自己的专业及实践技能。如果针对考研的学生,教师可以在课外找一些相关的历年考研试题,在鉴赏作品的同时,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一提,使部分想考研的同学复习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偏重。如果面对部分未来要做中学教师的同学,因为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传统的模式存在问题,如何适应并改变中学的教学,在鉴赏教学中也可渗透并涉猎到相关的层面。还有很多同学毕业要从事其他的工作,如:文化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办公室管理和文员、秘书工作,那鉴赏时的思维训练及领略精神内涵的层面对其走上工作岗位都会有一定的潜移默化的帮助。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时,应坚持传统文论和西方理论相结合,使理论丰富起来,更能全面地阐述作品。比如:通过中国传统与西方现论相结合解读杜甫的《登高》,解读这首诗之前,我们自然要用到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这样的传统文论,在了解作者的基础上,才能对作品进行更具体深刻的分析。在赏读过程中,我们可运用西方的互文性理论,互文性理论强调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的,与其他的文本有很大的关联性,研究文本应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探讨,所以我们应以这种开放性的视角去审视《登高》,把其放在唐代甚至整个诗歌史上研究其地位和价值更有意义。解读作品应该多维度,作者、作品还有读者,如果从不同时代读者对《登高》的阅读接受来加以补充阐释,可以丰富我们对其的解读。讲授理论的同时,要适时地地激发学生的创作积极性,如:作品鉴赏就是评价作品,可以让学生尝试去写一写短小的文艺评论,为今后的毕业论文打基础。还可以针对所讲作品情节和人物形象,在课堂上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尝试即兴地创作,例如散文、散文诗等文学文体,要求学生课下将课上 所写加以整理,并在下节课前加以点评。而且如果鉴赏的篇目很适合朗诵,也可以给学生上讲台上诵读的机会,一方面锻炼学生的胆量,另一方面也可以规范学生的语言。 二、结语 在社会需求及学科改革这个大环境下,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与视角转换有其必要性,但对它的实践探索还在进行中,还需要更多的同人投入到研究和探索的行列中来,以促进和完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的思维与视角,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对其他相关学科的教学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古代文学论文:以现代文化解读古代文学 一.先声夺人 激趣入境刚一上课,教者便用多媒体音频展示了“台湾第一词人”方文山的作品 《菊花台》,然后在优美的旋律中抛出一连串的问题:这是谁的作品?你们喜欢这歌词吗?为什么喜欢?这种音乐鉴赏与语文结合的方式首先拉近了课程与学生的距离,引发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为下一步教学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学生回答中老师可以见缝插针地渗透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以及审美观点与批评方法对认识事物的重要性。 二.趁热打铁 合作探究借学生热烈讨论的热情,再把问题深入。这首词作中“菊花”这一“意象”的来源是什么?在学生思考中,播放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视频:夫妻反目,父子相残一系列惊悚的血腥宫斗后,成千上万朵菊花“淡定、从容、优雅”地掩盖一切恩怨情仇,与电影开头的满眼“素菊”前后呼应,仿若一切未曾发生一样,全片运用了“菊”这一意象,以其典雅暗示了人本应有的价值观。然后给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典雅》中的核心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从而介绍作者和典雅的全文。指出“人淡如菊”是唐人所推崇和追求的境界和品格。然后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讨论问题:若以画面形式展现,这首典雅包含了几个画面?又召示出几层境界?探究后得出结论,典雅全诗里包含了三种境界:第一种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雅致,如文“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表露得势时的内敛洒脱;第二种是“孤云独去闲”的雅趣,如文所述“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尽显于无拘束中率意适情的风雅;第三种境界是“身无锦绣,心无明月”的雅德,如文所述“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终归恬淡脱尘的心境。 三.依本溯源 深入浅出解析了文本,再展示《菊花台》的歌词。重点指出:典雅全文不仅本身堪称一首耐人寻味的佳诗,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评价其它诗、词乃至艺术作品的一把标尺。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说过:“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不同于西方‘分科治学’批评,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是在叙事和抒情中明理。”方文山将“菊”作为其歌词的意象,虚实相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类似于中国诗的境界。“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淌”,“断肠”出自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秋风凄,菊花零,伊人的模样也已然在泪水中模糊。此句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将视觉中“菊花的黄”与触觉下“黄的笑容”混淆一起,自然深刻,使人感到,那温暖的笑容正在逐渐淡化、如逝,哀婉而又揪心的情感自然流露。无论字词的斟酌,还是用典,修辞格的使用,尽得古典文学创作中的典雅与庄重。因此这种只可意会,不尽言说的“古典美”,使得方文山的歌词在白话盛行的年代“鹤立鸡群”。 四.诗音画舞 拓展延宕在学生意犹未尽中指出各类艺术形式的审美理论和批评方法都是相通的,然后快速切换画面王亚彬的《扇舞丹青》舞蹈视频。音乐背景配以《高山流水》的曲子,舞台背景配以张大千的泼墨山水画,王亚彬一袭白衣,如“仙子天中来,飘落尘世开,随风入画里,仙境几徘徊,飘缈云烟过,悠悠六出开,苍山遮不住,丝丝墨香来。”可以让学生谈观后的感受,90%以上的学生都会有谈感受的主动要求,这种美的享受使人很难不用“典雅”“飘逸”来解读。经此顺理成章地将《典雅》引渡到文艺评论的标尺上,完成了教学难点的传达,而此时也把“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理念完美地付诸了实践。 五.回归主旨 美的发现最后做回归主旨的总结。罗丹说过“世界上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通过现代元素音、诗、画、论的多角度结合,让学生发现中国古典文学的美,了解中国古典文论的的精妙,学会用古典文艺理论的“以文学模式去鉴赏文学作品”的“体味方法”去揭示现代世界的美。可以说在整个教学中,我们摆脱了知识灌输式的单调授课模式.充分运用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全新教学理念,用现代流行元素深入浅出地把这些古典佳文当成一个鲜活的审美对象,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这篇文章是美文,从而引导学生欣赏古典名着,培养学生古文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审美情趣,以彰现语文所蕴涵的人文张力。 古代文学论文:分析古代文学课应重视古汉语知识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与古代汉语课是师范院校中文专业两门重要的基础课。这两门课程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性质、内容和教学方法,但两者之间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古代汉语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为语言材料来进行教学的,如果离开了这些作品,古代汉语课的教学只能从理性到理性,不能联系古代的语言实际,这样势必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这两门课的教学任务也是密切相关的。古代文学课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和提高学员阅读、欣赏、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从而胜任初中语文课的文言文教学”;一个重在赏析,一个重在阅读,但二者都要落实到培育学生胜任中学文言文教学的能力上,彼此是相通的。阅读是鉴赏的前提。只有认认真真地“咬文嚼字”(进行语言训练),才能实实在在地“含英咀华”(进行鉴赏训练)。因此,师范院校古代文学课的教学中注意古汉语知识的渗透,是十分必要的。下面从几个方面举例谈谈。 语音是古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一些古汉语的音韵常识,对于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韵文作品是很有帮助的。例如在《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一文中,描写冯谖开始投奔到孟尝君门下做食客时未被重用,受到不公正待遇——“食以草具”。于是他便三次“弹铗而歌”。第一次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第二次又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第三次又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既然是“歌”,那么这三句歌词就应当是押韵的。可是,“鱼”、“车”、“家”这三个韵脚字在今天普通话里声、韵母都不相同,不能相押。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收集整理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下同)的注释中对此也未作说明。如果老师能在讲授时向学生简单说明一下古今语音的发展变化,指出这三个韵脚字在上古语音系统中同属“鱼”部,是完全可以押韵的(车,古读若“居”,家,古读若“姑”)。这样一提示,学生对冯谖弹铗而歌的声情就能领会得更为传神,有助于理解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字词是构成作品的基本元素。学习古代文学作品,首先应明字词。正如吴小如先生所说的:“如果连字句都没有弄懂,那么分析得天花乱坠也不会得出正确结论,还谈什么赏析。”这句可谓切中肯綮。文学课不是语言课,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每篇作品都去下一番字斟句酌的功夫,但在字词方面至少应注意两点:一、词的古义与今义的联系;二、词的本义与引申义的联系。这两点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作品理解的准确程度和深刻程度。例如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山水诗佳作,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更是历来为人称美的字句。“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这二句诗教材中未作解释,仅对“变”的词义稍作提示。有的学生读后产生疑问:诗人描写的既然是初春景色,那么,绿茸茸的嫩草为什么会浮像萍一样生长在池塘的水中呢?如果我们在教学时能从古汉语词汇学的角度稍作分析,这一疑问就会焕然冰释了。因为“塘”在唐以前的古义是“堤”的意思。这里的“池塘”意即“池的堤岸”,是一个偏正词组,而不是一个名词。这样,“池塘生春草”的含义就好理解了;而且我们还能看出,它与下句“园柳变鸣禽”正好构成工整的对仗(“池之塘”对“园之柳”)。在古典诗词教学中对此作出适当的提示,既可印证已学过的古汉语词汇知识,更能帮助学生真正领会诗词的意蕴,并通过赏析获得审美的享受。 语法是文章遣词造句的规律法则。古今汉语的语法大致相同,但由于语言的历史演变,古代汉语中也存在一些比较特殊的语法现象,如词类活用,特殊语序以及多种省略等。这些也充分地体现在古代诗文作品之中,例如古典诗词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特殊的语序变化,它们有些是为了适应诗歌声律的要求,但也有很多是出于表达的需要。如杜甫的名句“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这一联如还原为常规语序应为“风折(之)笋垂绿,雨肥(之)梅绽红”。语序倒装之后,不仅增添了诗的韵味,给人一种新奇、典雅的美感,而且还极为真切细腻地表现出诗人对景物的感知过程:开始扑入诗人眼帘的是一团翠绿,走近一看,又发现这段翠绿呈下垂的形状,再经过观察分析,最后才得出了“风折笋”的结论(下句分析略)。如果教学中能从语序变换的角度来指导学生进行赏析,就能更为深刻地领会到诗句新奇的意境和诗人独运的匠心。可见,在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中适当地进行语法分析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修辞也是古汉语一个组成部分。它对文章的表达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古人写文章是十分重视修辞的,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古典文学作品的凝练、含蓄、生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修辞手法的运用。如《荀子·劝学》通篇用比喻以及比喻构成的对比手法来阐明刻苦学习的重要性,生动形象,发人深思。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尤其是要注意那些古代汉语特有的修辞现象。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中有“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话,教材仅对“隳突”一词作了解释,对全句的表达方法未作提示。在讲授时教师应指出这是互文修辞手法的运用。全句的意思应理解为:“(悍吏来吾乡之后),东西南北,到处骚扰破坏,(弄得鸡犬不宁)”。如果学生不理解这一文义互补的修辞现象,仅扣字面理解为“(悍吏)在东西方叫嚣,在南北方隳突”,那就未免胶柱鼓瑟,有乖原意了。其他如“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烟笼寒水月笼沙”(杜牧《泊秦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等,都是互文句,其前后语义是互为呼应、彼此渗透的,这样能表达出更为丰富的涵义。教学时应向学生作必要的提示,以免误解。 以上从语音、字词、语法、修辞四个方面举例分析了师范院校古代文学课的教学中渗透古汉语知识的必要性。这种“渗透”能帮助学生克服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障碍,准确地理解作品的含义,把握作品的题旨和艺术特色,从而达到“培养和提高学员阅读、欣赏、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的目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师范院校的学生毕业后都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都要教文言文,而从目前现状来看,中学文言文教学的重点难点都是字、词、句等语言方面的问题,因此,这种“渗透”还能帮助学生毕业后更好地胜任中学语文课的文言文教学。 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中多媒体素材的实用性 一、图片素材的使用 相较于文字素材而言,图片及音频、视频素材更能展示多媒体技术的优势。传统教学模式下,板书加教师讲解的方式,很难达到形象再现的效果,合理利用图片及音频、视频素材却能够事半功倍。对于图片素材,一个误区是仅把图片作为多媒体课件的装饰品,只将其用于美化课件,对教学起不到真正的促进作用。合理地使用图片素材,是多媒体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下文就个人教学实践,浅谈几点拙见。 (一)引证参考图片文献 在教学活动中,对某一个文学现象进行解读,单纯的文字说明比较抽象,适当地引用图片文献,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讲解元杂剧的舞台演出情况,用文字介绍诸如角色、乐工、戏台等,始终比较抽象,如果结合泰定元年山西洪洞县霍山明应王庙(俗称龙王庙)正殿墙面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讲解,则会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再如讲解《西游记》成书过程时,结合唐僧取经故事遗迹———两处“西游记壁画”:甘肃安西县境内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六幅取经壁画及张掖大佛寺(建于西夏永安元年即1098年)的《西游记》连环壁画,学生对取经人物的形象演变以及故事内容的转变,都会形成更为直观深刻的印象,促进课堂教学的效果。 (二)再现情景,营造氛围 古代文学与现代生活相隔较远,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必须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够深刻理解。那么,该怎样再现情景,将学生引入到古代文学情境中,营造良好的讲读氛围呢?利用图片拉近古今,切入主题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以笔者个人教学经验为例,讲解陆游《沈园》一诗的时候,以沈园园景图片为媒介,讲解历史上的沈园故事,何处是传说发生“惊鸿照影来”的地点,尤其是刻有《钗头凤》的石壁等景物,引起了学生强烈的共鸣,拉近了古今的时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讲解赵孟頫《岳鄂王墓》一诗时,将岳飞墓图片投影给学生,介绍墓地雕像的寓意,四大奸臣跪像的历史等,将岳飞故事讲给学生,把诗的文化背景形象地再现给学生。学生对岳飞形象有了深刻的理解,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诗歌的讲解也就变得生动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了。 (三)历史实物直观展示 多媒体技术的一大优势,便是其直观性。讲解古代文学作品时,常常涉及古代典章名物、历史遗迹、服饰文物等,传统教学方式很难使学生形成直观的印象,这时便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的优势。比如讲解元代文学背景时,介绍元朝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来发行,便可以图片形式展示“交钞”实物,加深学生印象;元代的青花瓷艺术、渎山大玉海(酒具)等都可以通过图片方式加以展示,如果能与文字解说(文献)配合使用,会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再如讲解《儒林外史》时,涉及科举考试,如“周进撞号板”,如果能结合江南贡院的实物图片,配以讲解科举考试的实际情况,可以使学生形成更为形象直观的印象。这方面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诸如《诗经》《山海经》的名物,《楚辞》的服饰,古代书籍的版式等,合理使用会对教学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四)复杂结构关系整理 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其内在线索或人物关系常常非常复杂,讲授时学生非常容易混淆,而且也难以理清,这种情况也可以借助多媒体来进行处理。比如讲解《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涉及到四大家族,人物关系非常繁复,仅就贾氏宁荣二府理清五代人物关系就非常困难,如果加上旁支及丫鬟就更加繁乱。这时就可以将主要人物关系列表,以图片形式展示给学生,讲课时据此讲解,就不会出现学生分不清人物身份的问题。处理复杂的线索,同样可以用此方法来列表图示解决。 (五)地图平面图等应用 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涉及大量地理名词,而由于时代久远的原因,学生经常难以理解。如杜甫《潼关吏》中强调潼关地理位置的重要,如何重要?柳永《望海潮》的“东南形胜”又从何而来?如果能借助地图讲解其特点,则明白易晓。《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隆中对”特别强调荆州的战略意义,其后来北伐时“六出祁山”,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路线?如果只是口头讲解,很难真正明白,结合三国地图,则一目了然。《三国演义》的“失、空、斩”情节非常有名,涉及极为详细的战略部署,充分显示了诸葛亮及司马懿的才能。其中涉及地名众多,如街亭、阳平关、箕谷、新城、列柳城、郿城等,如不知道山川形貌的地理特点及战略位置,是很难理解二人运筹帷幄的的才能的。配以三国地图讲解,则问题迎刃而解。再如讲解《红楼梦》,涉及到贾府大量居所,单就大观园就有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等,文字解说很难表述,这种情况就可以借助贾府平面图来讲解,以收到形象生动的效果。 二、音频与视频素材的使用 音频、视频的使用范围广泛,诸如范读、再现实物等,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具有比图片更加形象生动、信息容量更大等特点,优点自不必言。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特别注意,运用图片素材时教师的讲解依然是课堂的中心,教师依然主宰课堂教学;运用音视频素材时,教师则退居次要地位,如果使用过度,很容易喧宾夺主。使用音频、视频素材时,“度”的把握及对素材精当剪裁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注意控制课堂,不可被多媒体控制“,以播代讲”。音视频素材的应用,以下几个方面比较突出: (一)营造艺术氛围 图片素材的形象性来自于视觉效果,而音频、视频可以营造艺术氛围、再现情景,在视听两个方面形成立体感知,具有其他素材所不具备的优势。如讲解柳永《雨霖铃》之“寒蝉凄切”,阐释蝉的文化内涵,可以讲得清晰明了,但对“凄切”两字,还是很难有更直观深刻的感受。现在的学生生活远离自然,对自然事物比较陌生,对蝉的形貌及特点很难有深刻了解。如果结合音频和视频,不但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蝉的习性及特点,还可以对其“高洁”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凄切”的悲鸣形成深刻认知。而且,很多时候音频、视频可以让学生在声、光、电多角度的刺激下,更快进入艺术氛围。讲解《红楼梦》时,笔者曾用电视剧《红楼梦》的《枉凝眉》曲引入正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直观感知艺术 古代文学与音乐关系密切,早期诗歌本就是诗、乐、舞三者一体,词与散曲更是本身就具有抒情歌曲的功能。从文体上讲,中国古典戏剧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剧。虽然一些艺术形式的演出情况已不能得知(如元杂剧),但还是有部分剧本保留了原貌,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比如昆曲。在讲授《牡丹亭》的时候,便可以适当地使用昆曲《牡丹亭》的音频资料。学生身临其境感受其艺术魅力,不但可以了解昆曲的特点,也能更加深刻地体会不同艺术的差异。徐渭《南词叙录》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渺,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8(]P.245)这段文献所谓的“柔媚”,不亲身体验,很难真正理解。当然,所选音频、视频的时间不能过长,而且要精当剪裁,如可选择最经典的《游园惊梦》一段,否则会影响教学效果,喧宾夺主。 (三)重现经典章节 在文学作品讲解中,经常有一些经典段落,人物众多,剧情复杂,教师讲解可以清晰地分析文本,但当时的故事场景却很难再现。比如《三国演义》之“舌战群儒”一段,描写诸葛亮只身过江,与东吴群儒辩论的场景,写得极为精彩,极见诸葛亮的气度风神。这时完全可以借助影视作品《三国演义》的片段,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将学生带入到场景之中。结合视频讲解这一段落,可以取得良好的课堂效果。其他方面诸如文化背景介绍、 历史概述等,都有音频、视频发挥作用的空间。多媒体素材的应用方式必须结合课堂实际情况,这是最基本的问题。这里仅就个人教学实践经验浅谈几点,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多媒体技术的应用空间非常广泛,有很多细节问题值得探讨。但是应当注意,任何教学手段都不是万能的,它只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一种辅助手段。多媒体技术也有它的缺点,比如受光线影响较大,阳光明亮时投影不清;严密遮挡光源会使教室环境较暗,容易影响视力;课堂笔记记录困难,课件信息量大,学生容易“消化”不良等。当然,若想更充分地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除了硬件方面的建设之外,教师还必须提高多媒体课件制作水平,合理运用素材,扬长避短,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组织好教学活动。 古代文学论文:分析古代文学作品的特性 1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的分类 总结我国古代的诗词,不难看出这些词中运用的意境大多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情境交融。其中情境交融又包括情中见景、景中藏情、情景并茂等三个类型。情境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2)虚实相生。即作品中有虚有实,描写的景象虚实相结合。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3)韵味无穷。这是意境的最高一个级别,也是意境创造的审美特征。 2意境特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1)情景交融 情境交融就是作者的情感和画面和眼前的景物相结合,景象勾起作者的思绪,感染作者的情感,而作者因为自己的思绪又联想到景物,两者结合使得情境交融作者的思维会更上一个层次,勾勒一个独立的意念中的精神世界。具体来说:1)景中藏情。景中藏情的有唐代诗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这样写道“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首景中藏情的送别诗,李白送别好朋友孟浩然感情是十分恋恋不舍的留恋之情,诗词的前两句描写出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分别是三月和黄鹤楼,而后两句则是以帆船的远去和浩瀚的长江为背景渲染出作者送别友人时看着帆船越走越远消失在无尽的长江尽头的留恋之情。浩瀚的长江,远去的故人的帆船,远处的天际等相互结合生成一幅意境开阔的送别画面,表达出作者的情思不绝。2)情中见景。情中见景一般都是作者直抒胸臆,表现方式一般是作者因为自身的情感因素而联想到相应的情境,;例如杜秋娘的《金缕衣》中这样写,“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一首诗本来是劝解人珍惜时间的,但是作者利用的花开这折枝的比喻来更好的说明这一问题,使得花开折枝的景象明朗的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更加明了。并且作者把这一情感寓于花身上,是在这样的情感中才想到了利用花的这个比喻,是作者在怀揣这样的情感时在意境中看到了这样的场景。3)情景并茂。情景并茂是作者把写景和抒情混为一体,把自身的情感和景物的景象融为一体,达到一种“景我相融”的意境高度,使得作者直接景物中获得情感上的共通。例如在张继的《枫桥夜泊》中这样的诗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中的景物有“月落”“江枫”“渔火”“寒山寺”“钟声”还有作者听到的“乌啼”等,这些一个个的单独的景物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江南水乡夜桥枫泊”的画面,营造出一种悲伤寂凉的意境,也表达出作者内心的孤寂和凄凉。这首诗中,作者把自身的感情寄托于夜晚窗外的种种景物,使得景物也蒙上了作者悲凉的感情色彩,可以说是情景并茂。清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就已经分出了物我之境,具体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这就是说在情感的表达方面要依赖于主人公的自身的情感,这个时候看到的景物,景物就会带上作者的主观认识事物的思想,而如果在看景物的时候没有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景物和景象也就和作者无关,更不存在感情上的交融。那么如果用“有我之境”观察事物就会直抒胸臆地把作者的情感作用于景物上,也是表达情感的直接方式。而无我之境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含蓄,作者的感情都隐藏在景物中。但是人物感情的表达都和借助与景物分不开,因此情境交融是主要的意境特征。 (2)虚实结合 在文学中进行表达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帮助表达主题,有时候是情境的需要很多时候会用到虚实结合的手法来展现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感情。虚实结合的表现方式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意境的一个主要特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首诗的前两句主要是写实景,即诗人去游园的时候看到了台阶上的苔藓,并且看到了很久没有开的院子小门,觉得这次的游园很扫兴,于是转身要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作者虽然没有进到院子里面去,却在墙外看到了一直跃出墙来的红杏枝,这是作者就产生了联想“院子里的植物一定长得很茂盛,要么怎么这支红杏会隔着墙就生长出来了呢?由此可见虽然我没有看到院子里的茂盛景象,但是通过这一支出墙的红杏的就可以推断墙里面的茂盛景象。”这一种把眼前看到的较为惨淡的景象和作者心中由推测虚构的较为繁华的景象是虚实结合的描写,也表达出作者由一开始的游园失望,后来因为对园中的茂盛景象感到欣喜的一个情感变化过程,这中间有一种意境变化到了另外一种意境,两种意境的变化和作者的自身情感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又如贾岛的《剑客》中这样写,“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一首诗的表面意思是作者用了十年的时间打磨了自己的宝剑,却没有用过一次,今天把这把宝剑拿出来试试,看看谁有不平之事就可以为他打抱不平。这是诗词的表面意思也是作者表述的实景。但是细细读来,作者表达的深层次意思却是自身寒窗苦读十年却没有被重用,如果自己的才华得到了重用和认可,就一定会为百姓做好事为百姓打抱不平。这一层意思作者没有在诗词中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作者通过磨砺宝剑的实在情境联想到了自身的命运,使得文章即使没有提及自己寒窗苦读的经历也会联想到这样的意境。这样,可以让读者意味无穷的同时,也会同情作者的命运,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这就是虚实结合后产生的另外一种完全升华于纯粹写实的情境所带来的震撼的效果。读者在欣赏的时候也只有读懂了作者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思想也才能真正理解这首诗的意思,理解作者的用心良苦。 (3)韵味无穷 韵味是文学作品中意境的审美特征。韵味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是作者想要表达倒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要靠读者的悟性和领会能力来体会作者的感情去向。而在读者领会这种韵味的时候,又会因为读者的认识和阅历的不同而对这种意蕴产生不尽相同的理解。这种韵味是一种咀嚼不尽的回味无穷的美好感觉,作者即使收住了笔锋但是其心理上的感情还在延续,而相对来说读者即使是读完了文字作品,但是这种文字中蕴含的情调还在心间荡漾,难以戛然而止,因此在情感上和思绪上都会绵延不尽。例如《三国演义》首页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4]。《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着名小说,这一开头词中的每一句都是对小说中的一个阶段或是一个整体的概括总结。描写出了《三国演义》故事中的人物的斗争,英雄的成败,世事变迁,有得有失,恢弘的气势等,将这一部恢弘巨制用区区几个字概括的淋漓尽致却又巧妙恰当,让人读起来就能够联想到其中的各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并感受到小说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的吸引力,令人回味无穷,意味犹尽。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意境主要呈现出情景交融、虚实结合、韵味无穷的特征。但是这三个特征在意境表现中又有不同的分工,其中情境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虚实结合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韵味是意境创造的审美特征。这几种特征的恰当结合可以很好地展现出文学作品的生命活力和文学的魅力。 3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特征大体来说是可以划分成几个大类的,这些作品中意境的运用都离不开这几种模式,即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总结出了这几个特征对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 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视域下体育教育的论述 对于姜太公来说,他自己把“人鱼”都忘却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主要突出的是一种乐观、宽容的初始心态。白居易在对待人和事物方面,也积极地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他面临人生困境时,就算是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无论是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和挫折,都要笃定地生存下去。或许通过这样还有机会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价值,并有机会洗刷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正是通过此诗,借助垂钓这一活动来展现自己内心中的思想情操。在另一个诗人吕从庆的创作中,通过以钓鱼为主题,说道“我志不在鱼,毋问寡与多”,其中传达出来的思想境界与白居易的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同的,宋代苏轼创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明代王兆云的《王世懋性嗜佳山水》等都共同展现了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心态和人生志趣。古人一直以来都十分注重养身,并说道“养身先养心”。的确,无论是做什么工作,首先应该追求的是一份好心情,体育运动不仅仅能锻炼身体,更主要的是借助体育锻炼这一形式能获取好心情。明代刘基着的《郁离子》一书中,其中讲到一个《郑有躁人》的寓言故事,从反面来说明一个不擅长射箭等体育活动的人就无法进行自我改善。寓言中的人物直到病死后,都还不明白他的病源是因为内心的暴躁。 体育运动是一种健康的锻炼方式,体育运动中有一些是竞技型的活动,与同伴之间的相互搏击有很大的关系性。有些体育特长者不仅身强力壮,还在搏击、砍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造诣。因此,从古至今,所有练习武功和刀剑的人,都十分注重自身的道德熏陶。 我国古代也有很多文学作品对这些道德高尚和严以律己的人进行歌颂,而对于一些居心不良、欺世盗名的人则进行批判和讽刺。在清代纪昀着作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录了打虎的事情。书中说道安徽旌德县有老虎已经打伤猎户多人,于是当地人特地去请远近闻名的唐氏打虎家族,把人请来后,其中一个是老翁,已经长满了须发,并不断地咳嗽;另外一人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众人对此感到十分失望,但在最后还是依靠这祖孙两人的力量杀死了老虎。从这一则故事中可以得知,祖孙两人自身拥有不凡的绝技,但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有需要的地方,而并没有以来博得众人的热捧。在《清史稿》中,王来咸是一个专门帮助人解决纠纷的人,有一个人愿意出高价让他杀害他的弟弟,王来咸果断地拒绝了。他认为兄弟之间的不和睦很多都是为了争夺家财,但不论责任在谁的身上,兄长找人去伤害弟弟都是禽兽行为。只要是真正武艺高强的人,往往都是不轻易显露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地使出自己的绝招来伤害他人的。 在《甘凤池》一书中,大力士张大义听闻甘凤池的名声后,特地从济南来到了京师想和甘凤池一较高下,但甘凤池拒绝了他,而张大义则执意要和他比武,并在脚拇指上佩戴了一个铁套,意图通过这样来处死甘凤池。出乎意料的是甘凤池借助他的脚,反而使张大义的拇指套入了铁套之中。甘凤池在扬州的时候遇到了身强力壮又懂轻功的马玉麟,马玉麟看到甘凤池坐在地上心中感到一阵不悦,于是要和甘凤池比武,但在最后他却十分羞愧地狼狈而逃。最有趣的是清代吴炽昌着写的《淮阳难子》中,描写了一群脚夫和一个力气可以劈断树木而又十分自大的人,这些人竟然都不及一个遇难沿路乞讨的女子。最让人深深折服的是当这个女子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后,她父亲严厉责骂了她,训斥她不应该用泰山压顶势来伤害别人,并责骂她说,这样的行为是会“败人衣食”的。 从中可以看到其父是一个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格情操的人,而这个女子也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施以颜色的,并不是做得很出格。这些摘选自不同朝代和文本的故事,都采用生动的语言和情节来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思想道德和个人的修养在一个擅长武功的人的身上是很重要的。在《礼记?射义》中也记述道,一个惨败的将军和亡国的士大夫以及不能守护家族利益的人虽然不能参加射箭活动,但对他们应该以礼相待,这是因为永不倦怠的学习和根深蒂固的礼仪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从中可以说明,体育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它的总体状况可以集中展现出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程度和水平,而反映在个人的身上,就集中展现在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之上。 文章中所摘选的一些以体育运动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都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中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在《庄子?达生》中记录了一则故事,吕梁游在三十里外的飞瀑下面,而在四十里外鼋鼍鱼鳖都不能够适应,更别说吕梁在这个之下。所以孔子认为他必定会死,并命令弟子沿着河流去救援他,但令人吃惊的是吕梁竟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孔子问他其中的缘由,吕梁说他是随着水的漩涡而前进,与上涌的水一同出现,并且完全依照了水的性子,这也正说明了吕梁熟悉水性的原因。无论是哪一种技能,都必然是在长时间的训练过程中积累而来。还有些古代文学作品则详细地讲解了日常学习和体育训练中应当遵循的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指导下取得成效,反之相悖而行,只会带来害处。在《孟子?告子上》中描写了一个《二子学弈》的寓言故事,说明在学习和运动训练中都要十分的用心和专心;摘选自《吕氏春秋古代文学论文:审己》中的《列子问射》一书中,则主要强调“悟”在学习和运动中的积极作用,领悟其中的道义和规律是极其重要的;在《庄子?达生》一书中记录了《东野稷败马》的故事,说明人在进行体育训练时要根据自身体力的承受情况来看,这和训练马的道理是一致的;在《孟子?滕文公》中讲述的《王良与嬖奚》的故事中,特别强调学习一门技术应重视规律性的作用,并应遵循公众共同遵守的规则。古代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前秦时期着作的寓言故事《羿射不中》,还是《赵襄主学御》,都共同说明了:无论是在学御上,还是在学习射箭的过程中,都不应该把成败看得过重,而是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技能。而在《吕氏春秋?壅塞》中讲述的《齐宣王好射》的故事中,则从反面印证,如果学习射箭时只喜欢听别人的夸奖,并欺骗自己,是永远都不可能学好一门技能的。另外在《列子?汤问》一书中所记述的《造父学御》的故事中,专门讲述了学习御术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 这些摘选于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对我们今后学习任何一门技能都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也借助这些体育上的技能来说明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潜在规律。综合来说,以体育作为主题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分别从多个方面给我们一些思想上的教育和学习上的启迪。每一个求学者,都应积极地完善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情操,并要适当地规范自己,从而进一步来指导我们今后的人生,做一个积极进取、海纳百川的人。 古代文学论文:分析新闻传播广告的古代文学教育 一、教学重点 汉语言文学传统的教学重点一般放在知人论世,详解作者的生平以及时代背景、重点还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并重点强调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并以此来理解文学史的演变过程。而在新闻与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结合新闻学广告学的理论知识,把教学研讨的重点放在二者相结合的地方。首先,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看到新闻传播广告的内容。例如《西厢记》教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重点一般放在反封建的思想、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等等。而对于新闻与广告专业来说,教学的重点不妨放在由元稹《莺莺传》到王实甫《西厢记》的演变过程,用传播学的理论解释其中的原因。元稹的《莺莺传》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并受到时人的称赞。《莺莺传》的思想观念是唐朝门第观念和门阀制度的婚姻观念下的产物。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创作于元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追求。所以产生了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为主题的《西厢记》。从中可以看到,对于作品的改编也是一个接受的过程,与时代的影响息息相关。同样,还可以引述后人对于王实甫《西厢记》的评价,启发学生思考《西厢记》的传播。同样,在《梧桐雨》教学中可以介绍引述《汉书》等资料,联系王安石《和王介甫明妃曲》等昭君题材的作品分析梳理昭君故事的演变过程,结合传播学理论分析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昭君的不同理解。其次,在新闻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还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的新闻广告素养。现有的古代文学教育多反映的主流思维,大学生尤其是新闻学、广告学的大学生,不仅需要文化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培养学生观察问题的角度,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换句话说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还以《西厢记》为例。主流观点认为该部作品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选读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的时候,不妨让学生提前读一读司马光给王安石的来信《与王介甫书》。司马光曾说当时朝廷上下对于变法的态度是“士夫沸腾,黎民骚动”(《赐参政知事王安石不允断来章批答》)。并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即《与王介甫书》,来反对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言:“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可见悔故也。”说明王安石决定抛开其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坚持推行自己的既定方针。结果,变法还是失败了。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后人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讨论。而对于新闻传播与广告方面的学生来说,不妨从舆论舆情的方面讨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二、教材引申 面对新闻与广告专业的学生,除了让他们了解一些文学史的基本知识以外,还应该关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新闻广告元素,对此要发挥引申。例如讲《诗经?卫风?氓》,可以讲讲“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中包含的古代实物交易中的广告元素:实物广告。讲白居易《曲江》“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的时候,可以结合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李中《江边吟》“闪闪酒旗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谈谈其中的酒旗文化,谈谈古代的招牌广告。关于教材的引申发挥,教师可以启发引导学生发现现代新闻广告对于古代文学的运用。例如讲杜甫时。可以联系《杜甫很忙》事件。杜甫很忙是2012年3月发生在新浪微博上的一个涂鸦、恶搞语文课本插图《杜甫像》的网络活动、话题,“杜甫很忙”成为3月末中国互联网的热词之一,并被商业广告利用。某公关团队和新浪微博先后声称此次网络行销为其策划。从传播的角度看,可以看到现代网络对于经典的解构,反映了当下人们的解构心态。此后。“杜甫很忙”事件继续发酵。众多商业人士继续演绎“杜甫很忙”的创作,推出各种各样的广告。例如:2012年4月2日,杭州市,街头出现了“杜甫很忙”的广告。被恶搞的杜甫推着一辆购物车,旁边配着文字称:“杜甫很忙,现在买钻流行去卖场。”4月,在京东商城首页,杜甫成为三星笔记本的“代言人”。沈阳华邑世纪城的房地产广告打着杜甫很忙的图片,配着“安得广厦千万间,买到现房才欢颜”。除此之外,长春中冶蓝城、重庆金悦城、重庆中房千寻等项目也运用了杜甫形象进行宣传炒作。尽管,这种恶搞的经典人物的方式有待商榷,但至少说明了古代文学与现代广告的结合。再如讲白居易《长恨歌》的时候,可以引申发挥到西安华清池的大型历史实景山水歌舞剧《长恨歌》。该剧斥资5000万元,打造具有亚洲唯一的全天候折叠式全色真彩LED软屏、国内首创水中机械组合多变式立体活动舞台和户外演出设施全隐蔽式设计,成为中国最大的水上舞台,并请来了国内一流的音、舞美、灯光、音响、服装、道具大师和阵容庞大的专业演出团体,倾力打造这台完美的演出。该剧以骊山山体为背景,以华清池九龙湖做舞台,以亭、榭、廊、殿、垂柳、湖水为舞台组合元素,以白氏《长恨歌》为歌舞剧情节线索。集历史文化之韵、山水自然之美与科技之奇为一体;将历史与现实、自然与文化、人间与仙境、传统与时尚交融一起,较好地演绎了该诗主旨,给人无限遐思。由此,可以启发学生引申思考当代旅游业与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化的结合:随着张艺谋发展了中国第一台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以后,中国各大景区都对当地古典文化资源进行了开发利用。比如三峡艺术团的《盛世三峡》,张家界的《天门狐仙》《魅力湘西》,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梦回大唐》等。启发学生把古典文学与广告结合,经典的古典文学本身已经为人所熟知,广告在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基础上创作发挥,自然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在讲《西游记》的时候,可以联系近年来对于《西游记》的影视剧改编。1982年,用六年时间拍成了25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轰动一时。上世纪90年代,香港TVB电视台分别拍出了《西游记》(1996)和《西游记2》(1999)。到了2002年,台湾八大电视台与香港中天 公司联合投资,再次拍摄了《齐天大圣孙悟空》。接着刘镇伟和周星驰合作了《大话西游》系列。 2010年,浙江永乐影视制作公司制作了《西游记》。在讲《红楼梦》的时候,可以联系87版的经典《红楼梦》,也联系当下出现的红楼梦热潮,百家讲坛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以及由韩三平担任总制片人,李少红担任总导演的电视剧新版《红楼梦》。启发学生分析在光电媒体下中国古代经典的传播的优劣得失和当代人对于古代经典的接受心理,进而鼓励学生研究在新的技术下、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传播古代经典的对策。以上从三个方面谈了为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学生讲授《古代文学》的教学策略。其实,还可以运用设置思考题,推荐课外阅读书目等方法,引导学生把两个专业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只要教师主动了解一些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的知识,结合古代文学的知识,用心思考,总是可以发现两个专业的知识结合点,给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的学生以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启发。 古代文学论文: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体验式教学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但是在长期的工具理性的教学背景下,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逐渐僵化枯燥。随着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新课程改革的开展和深入,古文教学的价值逐渐被发现,它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语文素质的培养,乃至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价值。体验式教学则消解了语文学科的工具理性,将生命、生活、文化和情感融为一体,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既体现了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也是语文学科的价值所在。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体验是非规定性的思,从而也是非统治、非宰制存在的思,它倾听着、感受着、领悟着,在主客统一性中经历着生命过程和周遭世界的变化。”[1]体验是生命个体的直接经验,通过体验,生命个体成为自然性、社会性和自主性的有机统一体,体验将自然、社会和个人有机联系起来,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文学作为抒情言志的一种表达方式,不仅体现了生命个体独有的个性与风格,凝聚了他的情感和体验,而且因为“艺术家所经历的那部分人类生活在审美体验的瞬息获得了新的改造与美化”[2],具有了永恒的意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语文教学,以知识为本位,割裂了作品的意义世界,忽视了语言的人文意蕴,造成了教育价值的失落。文言文被很多人当成“第二外语”,与受教育者的阅读、写作、思维训练无关,更与他们的生活、心灵无关,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远离了生活,远离了大众,缺少对生命、情感和精神的深切关怀,拒人于千里之外,其中蕴含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也被遗忘,古文教学甚至成了一种毫无价值的知识游戏。而体验式教学就是要跳出工具理性的束缚,从体验古文的文化意蕴出发,通过与古人心灵的对话,提高语文素养,理解生命的意义,唤醒生命的自觉意识,促进文化的传承与更新。 体验式古文教学有利于受教育者个性的陶冶。个体的素质离不开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影响,而阅读恰是愉悦情性、抒怀明智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逐渐沦丧,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我们的心境能够得到慰藉,性灵得到舒展。古文作品包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意义,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验式古文教学注重对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和提高,在民族文化的长河中,追溯、探寻民族精神。通过对先民文化精神和实践的触摸和巡礼,理性地继承和发扬其中的优秀传统,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以敞开的心境对待每一个独特的个体,促进多元化、创造性的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实现生命主体的自主建构。 体验式古文教学强调对生命和文化的观照,这种观照不是空泛的玄想,而是要落实到古文教学的实践中。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天然载体,虽然时代变换,古文中的汉语形态与现代汉语有了很大差异,但它们之间的血脉关系是抹杀不掉的,在人文精神上也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抒情言志之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其中蕴含的生命体验和主体精神可以跨越时空的藩篱,在人与我、古与今融通的过程中,将对古文的学习扩展到受教育者的阅读和写作中去,扩展到日常生活和实践中去,让学习对象和受教育者的心灵互相碰撞。 古文教学的意义并不能简单地用获得多少知识、掌握多少技能来衡量,在工具理性和应试教育理念的束缚下,古文独特的文化魅力被简单化,甚至忽略掉了,“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3]体验式的古文教学要求把人文精神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注重生命意义的彰显和拓展。在课堂教学中,尊重并发挥受教育者的自主性,致力于他们自主精神的培养,通过探索世界、探索自我,体验到情感的满足、意志的独立和自由。 在课堂教学中,工具理性强调客观,注重分析,而体验式教学关注的对象则是丰富多彩、变化多样的,将学生的知、情、意、行等各种认知和技能融汇到特定的情境中,以诚挚、敞开的胸怀,追寻文本的审美价值和情感意蕴。因此,体验式古文教学需要调动受教育者丰富的情感,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体验文本的多重阐释和解读。这种个性化、开放的体验方式,将受教育者从繁琐的知识教学和观念灌输中解放出来,发现了自我的力量和价值,开始积极、主动地理解他人和融入社会。在讲到《爱莲说》时,我们可以带领学生到盛开的荷塘,去观察莲的姿态,感受莲的品格。在讲到《鸿门宴》时,可以通过分角色表演,模拟每个人物的神态、言行。通过创设特定的情境,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对文本的体验,对自我的体验,自然会不断深化。 体验式教学注重感同身受,因为感同身受是体验产生的基础,文学作品是作者情感体验的抒写和生动形象的展示,古文阅读和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对文本的内涵和意蕴进行细致的品味,更要将文本置于相应的历史视野中去观照。《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是间接的知识,但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同情中,在与他人的交流、沟通中,开阔视野,获取有益的启示,从而重塑自我。生命个体在不断成长,他们的期待视野随着理解的逐步深入,也在不断提升,教师作为引导者和组织者,或给予恰当的点拨,或营造相应的氛围,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带领学生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进入到古文世界中去。 可以说,体验式古文教学更加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情感性,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更符合语文教育“立人”的宗旨。 古代文学论文:对于古代文学中的梅雨意向论述 一、梅雨意象内涵的丰富 (一)梅雨特征描述的细致化 到了宋代,由于南宋时期文化政治中心发生了南移,江南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这一时期的人们对于梅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也就有了更加丰富的文献记载。陆佃在《埤雅》中对于梅雨的地理范围、特征、发生和持续的时间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罗愿在《尔雅翼》中对梅雨的记载说其“连日不绝,衣物皆裛”,又说明了梅雨持续时间长、容易使衣物发霉的特征。地理环境能够对人的心理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梅雨细密绵长的特征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敏感和消沉的情绪,而且梅雨天气一般伴随着高温、无风,会使人感觉到湿热、沉闷和压抑。文学作品中也对此有着很多的描写,如陆游在《枕上》中写道:“冥冥梅雨暗江天,汗浃衣裳失夜眠。商略明朝当少霁,南檐风佩已锵然。”写出了长时间的梅雨天气下空气湿度较大、万物容易发霉的特征。 (二)梅雨内涵情感的丰富 潮湿闷热的空气容易使人心情压抑、愁苦,而且淅沥绵长的雨丝往往会触动文人的愁情。比如王之道在《相山集》中写道,“昏沉浑似醉,憔悴不禁愁”,其中饱含了浓浓的愁思,还有刘敞和袁燮的两首《梅雨》诗,都写出了梅雨所蕴涵的这一感情特点。虽然梅雨的持续时间长,然而梅雨中农人们却可以借此时间暂将农事放下,享受一下难得的闲适和逍遥。宋代的文学作品里面有着很多这一类生活的描写,比如袁燮笔下有“小小闷人人莫厌,解教禾稼勃然兴”的诗句,表达了梅雨带给人们的悠闲惬意的感受。宋代文人经常赋予梅雨以“轻”“细”的特点,用“溟蒙”“处处”等词语来描写如烟如幕的梅雨景色,如李纲《梅雨》诗中写道:“小麦青青梅正黄,连山雾雨湿溪乡。轻丝袅袅摇空界,重滴涓涓响暮廊。”着重描写梅雨的缥缈、细密、轻柔的特征。还有赵师秀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把梅雨时节描写得清新自然,富有自然和生活情趣。梅雨有着如烟如雾、丝丝缕缕的自然状态,与爱情的缠绵悱恻极为相似,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梅雨来比喻男女之间绵绵的情思。如晏殊的《鹧鸪天》、程垓的《忆秦娥》、向子諲《鹧鸪天》等诗词,都抓住梅雨的缠绵、轻柔、无绪的特征,梅雨的这些特征像极了男女的离愁别恨,因此能够恰当地把男女感情表现出来。 (三)梅雨意象和江南地域特征的联系 由于江南地区在宋代成为文人墨客聚集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而且描写梅雨的作品也大大增加,梅雨的意象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文学意蕴和艺术美感的得到了突出,这也就使得梅雨的意象和江南的地域特征有了紧密的联系。梅雨落在江南的暮春时节,其自然有序的情境很容易引发文人的春愁和感叹。梅雨意象的文学和情感内涵在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丰富,而且自宋代以后,梅雨和江南文学象征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如“烟雨江南”这一种意象的固定表达。 二、梅雨意象经典表述的形成 (一)“烟雨江南”经典表述的形成 自宋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梅雨似乎已成为江南的标志。在王琪《望江南》中有着“江南雨,风送满长川。碧瓦烟昏沈柳岸,红绡香润入梅天,飘洒正潇然”的诗句,描述了江南的一川无边烟雨中,碧瓦、杨柳、红墙相互掩映、若隐若现的场景,这是江南梅雨时节的典型写照。元代《平江记事》中细致地描写了梅雨对吴地居民生活的影响,这说明在元代,梅雨已经成为江南地区民俗中重要的一部分。从地理意义上看,说起“梅雨”,即令人首先想到江南。从美学上来看,梅雨意象的江南地域性在地域、心理和文化优势三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强化,在人们的心理认知上,“烟雨江南”即指的是梅雨季节的江南景色,如古诗中常用的“江南风物”“江南烟雨梅子肥”等词句就说明了这一点。从实际生活来看,梅雨和江南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茶叶出产自江南,而采茶的习俗和梅雨有着重要的关系,清代《续茶经》中关于梅茶的记载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作品中对于梅雨的描写大多和江南有关,比如“迷蒙”“烟雨”“溟蒙”等词语,而这些词语正是如烟似雾的梅雨的真实写照,这在雨的意象中是独特和别有韵味的。 (二)苏州的“烟雨江南”意象 明清以来,浙江、江苏等地由于其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优势,不仅成为地理意义上的江南,也逐渐成为人们心理认知中的江南,因此苏州也就逐渐成了烟雨江南意象的代表地。苏州地处江南,由于其地势较低,在梅雨的时节,池塘青草、树木、山峦、黛瓦粉墙在迷蒙的烟雨中若隐若现,别有一番韵味。以清代王士祯的“诗地相肖”的文学理论来看,梅雨和苏州正是绝妙的搭配,宋代王仲甫也有“好去渡江千里梦,满天梅雨是苏州”的诗句。 (三)明清时期“烟雨江南”表述的固化 在明清时期,“梅雨”和“江南”的经典意象表述组合已经逐渐固化,梅雨有着迷蒙如雾的状貌特征,迷蒙的江南正是对梅雨意象之美的最好体现者。在明清时期,描写江南的诗句中无不是这一点的突出体现。明代高启的《梅雨》诗中有“江南烟雨苦冥蒙,梅实黄时正满空”一句,写出了梅雨江南迷蒙满空、婉约缠绵之美。而“烟雨江南”这种极富诗意和离愁别绪意味的表述方式又成为明清文人常用来抒发情怀的意象,无论是诗句还是书画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在明代《清河书画舫》《续书画题跋记》,清代《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画典籍中,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意象。 三、结语 梅雨由单纯的气象学方面的意义逐渐变为文学中的意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从西晋和南北朝时期的“梅雨”概念的出现,到唐朝梅雨文学意象的基本形成,再到宋代梅雨作为文学意象其情感内涵的丰富和细致化以及明清时期“烟雨江南”的经典表述的定型固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记载较为丰富、较为特别的意象之一,梅雨这一文学意象有着独特的美感和文学内涵,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着独特的韵味和魅力。 古代文学论文:论在中专古代文学教学中要恰当运用多媒体 古代文学课程是一门传统课程, 是中专教师必修的一门专业主干课、基础课。近几年来传统的教学方法受到多媒体技术的巨大冲击,如今,仅仅运用板书和教师口授的方法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难以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更不能把古代文学的优势充分地表现出来。而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视觉和听觉综合形象,声像兼备,将古代文学知识与传统的音乐、书画联系在一起,使学生将学习古代文学知识当作一种享受,同时扩大了课堂的知识容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趣味性,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更有利于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的提高;它使教学方法多样化,教育手段多样化,信息技术传递立体化,具备了以往教具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符合认知理论模型,对现代教育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为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在教学中受到很多教师的欢迎。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新兴事物,还处于发展阶段,同时它也对教师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说,任何真理走向极端就会变成谬误,在这种手段的具体操作运用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误区,还有许多领域有待探索。比如在理论上显得超前和乐观,把多媒体技术会带来优质课堂教学的可能性当成了必然性,同时片面地否定传统教学模式,导致多媒体教学模式难以发挥应有的优势等等。本文试就如下几个问题做些探讨。 一、过分追求多媒体表面效应,忽视传统教学手段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总结出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多媒体技术手段仍不能脱离传统的教学手段,必须承认传统教学手段仍然具有生命力,多媒体教学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而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教学模式。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同教学方法一样,只有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才是有效的。否则,就不可用,也不能用。比如经常见到有的教师将教案内容原原本本搬到了电脑屏幕上,再用投影仪设备投射到大屏幕上,用课件替代黑板,学生拼命记笔记,但也赶不上教师的讲课速度。而其他教学方法依旧。老师眼不离显示器,手不离鼠标、键盘,无章法的机械式教学模式,实际上是把课件变成了单纯的“黑板搬家”或“课本搬家”,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的极大浪费。过多地使用这种方式,也会造成“审美疲劳”,使学生出现厌学症。 二、违反信息量适度原则,忽视与学生的互动交流 教学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传输过程。课件教学以其容量大、速度快、易操作、课堂教学效率高而备受青睐,是不是课件教学过程中就要无限制地向学生传递教学信息呢?显然不能。但是,在多媒体教学中我们是否真正重视了这个问题呢?众所周知,传统教学都能存在“吃不饱”和“吃不了”的现象,何况在多媒体课件教学中,如果稍不注意,就更容易发生“吃不了”的现象,从而严重制约多媒体教学优越性的发挥。有的教师违反多样性的教学规律,上课时只顾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单方面地一味播放、讲解,而无暇顾及学生听课时的表情反应,结果使多媒体教学成了讲稿演示。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都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动接受知识,无法与教师进行很好的交流,无法进行教学互动,也就无法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三、过分依赖多媒体资源,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 多媒体技术与课程整合,其主体是课程,而非多媒体技术。不能为使用技术而使用技术,更不能以牺牲课程目标的实现为代价,应以课程目标为最根本的出发点,以改善学习者的学习为目的,选用合适的技术。切忌在使用传统教学手段就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情况下,还去生硬地使用多媒体技术。如有的教师在进行网络教学时,即使与学生近在咫尺,却非得通过BBS对话方式才可以交流,认为这才发挥了多媒体的作用。其实恰恰相反,这样反而人为地拉远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网络上的课程学习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只是教师主导作用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创建了公共学习邮箱、讨论区、把学习资料挂到网上后,有些教师随之在实际教学中把主体回归的课堂变成了主体放任自流的课堂,过度弱化了教师的指导作用,在教学中出现了放手让学生在网络中自学而不进行监控,在讨论区中自由发言而不围绕主题的现象。这样,在网络环境下学习的优势不但没有发挥出来,而且连传统教学的任务也没有完成。教师应在实际教学中系统考虑教学活动诸要素和诸环节的相互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方式优化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学生在通过多媒体技术、多种学习策略和多种活动形式主动学习的同时,不断地将反馈信息传递给教师,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地对教学过程实施随机调控,达到和谐共振的状态。整个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交流互动、不断循环、不断调控的过程。可见多媒体仅仅是教学的辅助工具,教学中教师还要发挥其主导作用,也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如果过分夸大课件的作用,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古代文学论文: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诵读法 论文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 诵读教学法 原因 价值 运用 论文摘 要: 当下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诵读法运用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制约,以及师生自身的素质缺陷和认识偏差。诵读的显着价值在于“因声而见情”和“传情发于声”,诵读教学法的宗旨在于体认到声情统一的神妙。强化古代文学中诵读法的教学,要从改善客观环境和改造主观认识着手,在具体运用层面,诵读教学法应与注意培养、文意理解、写作训练、考试测评等手段相结合。 凡是出声念读,广义上都可以称为诵读。对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来说,诵读方法很多,但朗读和吟诵是其中最基本的两类。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今天,大规模经典作品诵读活动在全社会渐成热潮,这当然令人欣慰。很多有识之士深切认识到,经典诵读必须从基础抓起。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将诵读活动推广到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与经典诵读活动相呼应,在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主战场,大多数老师在文言文教学中能积极运用诵读法。“稚儿勤诵读,音节更琅琅”(孙枝蔚,《无酒》诗之一),古人理想中的良好读书氛围正在幼儿和少年段的人群中复兴。 令人遗憾的是,大学却并没有很好地保持这种氛围。朗朗书声陡然变得微弱,满校园除了听到些许诵读英语的声音外,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传统经典都快成“绝响”了。经典诵读的这种一头热、一头冷的非正常现象,必须得到有效纠正。承担经典特别是文学经典教学任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理应恢复诵读法的基础地位。时不我待,适逢其时,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强化诵读法毋庸置疑。因为它不只是方法上的革新,更是引领大学校园乃至社会文化氛围的推手。 一 造成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上绝少书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概括起来,无非是外部环境的制约,以及师生自身素质和认识上的问题所导致的。 从客观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当今浮躁实用的社会心态影响下,重要性与日俱降,边缘化速度之快正考验着人们的想象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本是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在一些学校的关联文科专业也有开设。该课程一般由“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两部分构成。在市场化和功利化专业设置的影响下,包括古代文学在内的许多基础理论课程在大多数大学里突然变得很不吃香。它们不得不让出部分教学时间,以保证那些市场反应灵敏、应用性强的时兴课程的开设。在这种大背景下,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普遍受到严重削弱。由于课时的大幅压缩,这就不得不迫使授课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做出调整。一般情况下,教师在有限的时量内,会最大限度地保证文学史知识的系统传授,相应的文学作品部分的教学时间就要大幅减少。作品讲得不多,自然诵读法也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久而久之,老师也就只知道讲课,而对诵读一事就选择性遗忘了。 从主观因素来看,诵读法运用不多跟师生的素质和认识有很大关系。现在不少古代文学教师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几乎没有受到过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教育。他们都是在现代教育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对旧式的诵读法已经相当陌生。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素质上的致命缺陷。不少老师自己朗读功底不行,由于缺乏自信,有意识地在课堂上忽略这种方法的运用。就吟诵而言,现在除了老一辈的霍松林、叶嘉莹、袁行霈、周有光等先生还深谙此道外,能继承者实属凤毛麟角,真担心过不了多久,吟诵又要变成真正的文化遗产。既然如此,吟诵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又怎么不成为绝响?在对教学方法的认知上,许多老师也出现了偏差。他们认为,诵读属于摇头晃脑的旧式先生,这种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课堂了。他们甚至将诵读看成是死记硬背的代名词,干脆视之为封建糟粕加以抛弃。由于普遍地采用“满堂灌”的授课方式,整个大学课堂都是出奇安静。有些古代文学老师还担心,叫学生诵读产生的声响未免会影响邻近的课堂,因而认为这种方法不合时宜。 从学生方面看来,很大一部分已经对文言形式陌生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们在新式标点下读好一篇古文都觉得费劲,指望他们在情感上产生同情和共鸣无异于缘木求鱼。在这种没有兴趣的状态下,要他们主动去诵读显然是不现实的。还有一部分同学对诵读有种厌倦和反感,这是中学过于功利化教育的后遗症。为了高考,将诵读与分数目的直接挂起钩来,被动重复,死记硬背,物极必反,到大学以后必然产生对诵读的“仇恨”感。再加上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人类已经走进了图像时代。图画的直观性和音频的立体性,使很大一部分同学产生了依赖性和惰性。经典的诗文诵读在图像的包装下,已经包办一切了。学生若有兴趣,则只要带着耳朵享受一番就好,亲自开腔显得多余,而且没有自信。在功利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校园,人们已经习惯于听到英文诵读,若偶然听到有人高声诵读古诗文,一定会惊诧莫名。整个氛围的丧失,乃是文学诵读无法展开的根本原因。学生的种种情绪,有意无意间影响到老师,一旦师生有所“共鸣”,古代文学课堂上诵读展开不充分、效果不理想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 开口发声在古代文学课堂竟然成为奢侈,这在古人看来真是咄咄怪事。诵读法不但是过去启蒙教育的第一方法,而且在各级学校的教学中,它的基础地位从未曾动摇过。史载教育家胡瑗办学时的盛况:“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1]朗朗书声和着悦耳琴声,响彻课堂内外,像这样的动人场景,在古代是十分常见的。 一篇优秀的古典诗文,人们常用“声情并茂”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是恰如其分的形象描述。诵读法的好处有很多,但我以为,其最显着者当在“因声而见情”和“传情发于声”上。“声”与“情”一而二,二而一,互为表里,彼此生发,其妙处非反复诵读不能体会。这种关系正如曾国藩在《处事金针·学问之道》中所描述的那样:“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可渐入佳境。” 一方面,诵读可以体会到中国文字的音韵之美。久之便能披音入情,从而体会到不可言传的巨大愉悦感,这就是所谓的“因声而见情”。因声韵而产生押韵和平仄,这是中国古典诗文格律美的重要体现,具有鲜明民族特色。正如陆机《文赋》所言:“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声音之美如同五色相映,其抑扬顿挫的转折变化正是情感的外在表现。循着声音一路探美 ,情怀随之次第展开,境界自然也别开生面,读者往往因为这文学的美景激动而陶醉。四声之说明确提出虽说是在南朝,但注意音韵美在《诗》、《骚》中就成为高度自觉。《离骚》鸿篇,若默读不足以体会其波澜壮阔的情怀。唯有高声诵读,其自信、激越、悲愤、悱恻、坚定、深沉、流连等百般滋味,万种情感才能娓娓展开,声促情涨,到高潮处已难辨读者和屈原之别。我每次在课堂诵读《离骚》,情感就要受到新的洗礼,心灵无不受到震撼。这也更让我深刻地理解了“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2]这句话,与其说这话是赞美名士风度,不如说是倾倒于《离骚》的声韵之美。能在酒精的作用下,自由解放自己,旁若无人诵读美文,听着自己的声音,感受到君心我心原为一心,这才是真正的名士境界。 另一方面,诵读有利于还原文学场景,将古人之情传达于读者之心。古今人同心会意后发之于口,这份激荡的情感便有如平上去入四声调,拍打于心岸,带来审美的别样冲击波,这就是所谓的“传情发于声”。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在论述“情”之所托时,都不是对应“文”,而是“音”或“声”。“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由此可见,音声之重要性高于字句。因此古人进一步明确说:“诗有比兴不能尽者,故被之声歌,使抑扬以毕其意。”(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上)又云:“性情,诗之体;音节,诗之用。”(乔亿,《剑溪说诗》)这都直接说明了“声”和“情”之间的一体两面关系。明乎此,我们在诵读之前,不妨先默读精思,用心捕捉和体会到作者的情感。识得其酸甜苦辣之后,在深得我心的状态下脱口而出,即能收声情一致之妙,这也就是叶圣陶先生所说的“美读”。“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这无非如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设身处地,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诸如此类。……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的心灵相感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3]叶先生的这段话,精辟地点出了情由声出的道理,对诵读在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沟通作用作了特别的强调。 “声”与“情”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缺少了诵读这个环节,关系怎么能得到体现?因此,诵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揣摩和理解的过程,简单地认为诵读是死记硬背的一种手段,实在是过于肤浅。 三 要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强化诵读法的运用,必须改善客观环境和改变主观认识。从客观条件来看,改善古代文学的生存环境,提高该课程的尊严和地位,从而创造出一个诗意葱郁的氛围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弦歌讽诵满校园之日,便是民族文化自信饱满之时,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有憧憬。从主观改造来看,师生必须提升自身的素质,提高对诵读教学法的认识,尽其所能创造出课堂改革的良好气氛。 在具体实施诵读教学法的时候,教师应该注意发挥好引导作用。不能单纯为诵读而诵读,而应当将诵读与其他教学任务结合起来,在适度压力下提高效率。在目前的情况下,追求审美和功利的统一,是诵读教学法的现实可行之路。 第一,诵读教学与注意培养相结合。集中注意力是高效率完成事情的重要条件,诵读亦是如此。明代薛碹说得好:“凡读书须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密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真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又岂能识其旨趣之所在耶?”(《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五)朱熹认为,读书必须三到,即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朱熹,《训学斋规》)因此,教师在实施诵读法的时候,千万告诫学生聚集精气神,细看文字响亮读,以不读错一字作为检验标准。注意力一旦成为习惯,便能心平气和,有如此好的心态作保障,阻碍诵读教学的其他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诵读教学与文意理解相结合。“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能生巧,温故知新,对文意理解的加深有时候是和诵读的频率成正比的。因此,教师不只是在古代文学课堂上要求学生诵读,更要鼓励学生在课后继续。诵读和精思要同步进行,要仔细揣摩作品奥义,以及作者境况和情志,将心比心,成为作者千古知音。正如黄子云《野鸿诗韵》云:“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日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惚恍之间,或得或丧,若有若亡,始也茫焉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矣。”达到知己境界,则作者之言仿佛出于我之口,作者之意仿佛凝于我之声,诵读境界至此,方为有得。 第三,诵读教学与写作训练相结合。“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诗句所揭示的道理广为人知。写作时语感非常重要,而语感的获得显然需要大量阅读的积累。诵读不只是能得到文意的语感,肖其神气,而且能获取文声的语感,合其音节。相对于默读,诵读在语感训练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有了很好的语感,就会产生模仿创作的冲动。正如曾国藩在《家训》中所言:“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若能臻于此境界,诵读教学法的效果就会有所增强。因此,教师要将诵读与学写古典诗文联系起来。提醒学生在创作时注意音感,完成作品后,在节奏、平仄、押韵等方面与诵读的原作比较。培养学生通过念诵来修改文章的习惯,使他们体认到“遇到念来不顺的地方,就是要修改的地方”。 第四,诵读教学与考试测评相结合。没有压力便没有动力,适当采用一些功利手段来促进教学是必要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作品来进行普通话训练,并将这视作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的一步骤来实施。加强对诵读作品的考核,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出要求。一些特别经典的作品可要求学生背诵,并在试卷上明确考核内容。除书面考核后,平时课堂上也可随机抽查,期末甚至可以集中时段当面考查诵读情况,将其结果列入平时成绩。教师还可以采用激励机制,创造条件让学生主动参与各种诵读活动和比赛。比如鼓励学生将自己的诵读作品做成音频文件上传网络与同好分享,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级别的经典诗文朗读大赛,邀请高水平专家为学生举办朗读、吟诵等讲座,并为他们与专家的交流搭好平台等。 世上之事看起来难,但只要努力去做,难事就会变得容易。相信通过全体古代文学教师和爱好者的共同奋斗,诵读之风一定会蔚起校园,广及社会。当诵读经典成为一种大众自觉时,人们随处可以听到吐珠纳玉之声。和着铿锵悦耳的声调,精神为之轩昂,境界为之高尚,人生因为这样的诗意而无限美好。 古代文学论文:论中国古代文学互动式教学模式 中国古代文学的科研与教学现代化是近年来研究和教育界共同关注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改革和研究,要求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改革教育模式等。“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1]老学科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其教学模式经历了由“灌输式”“理论式”“压迫式”到“启发式”“案例式”“互动式”的探索。 一、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教学模式是指授课过程的组织形式。以往古代文学授课多“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即课堂上以教师讲授为主,每节课教师从头讲到尾,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和附庸的地位。这种教学模式既不能体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创造性,又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然而约定俗成,每一节课,老师从上课铃响讲到下课铃响,因而往往远离作品本身而肆意发挥,学生则无暇看课文,只忙于记笔记。花同样的时间精力,究竟是读名篇名着好,还是记笔记、背笔记好,似乎不难做出合理的结论。”[2]互动式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强调培养学生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是目前教育界研究的重要的教学模式之一。 传统的教学模式课后的延展式教育较少,学生除了完成教师留下的作业外,对文学作品的把握往往以考试为导向。考试多为笔试评定,文学史的内容占试卷的60%,文学作品分析占40%。这种评估体系只能体现学生对于文学史的熟知程度,对其提高写作能力与综合素质并没有很大的帮助。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其实践创新能力。“近几十年来,由于对于传统的错误认识,以及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新生代才学的不足,原本在高校古典文学教学中还尚存一线的写作练习几乎绝迹,与古代文学的隔膜越来越深。于是学生鉴赏时莫名其妙,老师评点时隔靴搔痒。”[3]文学作品中的仁义礼智信只有被学生化为人文素质,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承。互动式教学模式克服了传统教育的弊病,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和实践,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实践的能力。 二、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建立 互动教学模式互动作为教授和学习的手段,在互动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教学,通过教学、讨论和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配合。学生通过这种教学模式了解文学的经典作品,掌握评价和审视文学作品的方法。它分为课前、授课和课后互动三类。 (一)课前互动包括指导学生自主阅读和收集材料。我院创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网上教学资源库》,通过网络课程提前将讲授课程的预习和思考题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前对所讲授的知识有所了解。学生通过查询资料的过程中寻求答案,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如在讲授《牡丹亭》前请学生查阅其的版本,很多学生在查询中发现其版本在科白上存在很大变动,得出舞台表演和文学剧本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结论。 (二)授课互动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以学生为主体,运用提问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情景模仿式教学等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讲授《鸿门宴》时运用情景模仿式教学,教师让学生扮演《鸿门宴》中的角色,对鸿门宴的场景进行了模仿,课堂妙趣横生。最后的作业是每个班级编一个短剧《鸿门宴》。有的学生用现代人的观点戏说鸿门宴,表演时尚幽默,经过多年演绎已经成为话剧社节日表演的保留剧目。运用这种授课方式激发了学生学习创作的热情。 (三)课后互动以网络为平台,教师答疑,指导学生阅读、写作和实践。教师指导学生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和生活中。学生创办具有特色的文学社、戏剧社和杂志。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引入了对联、绝句、律诗、长调词之类的写作训练。我校成立了徐州高校诗词协会、楹联协会和话剧社,每年都举办采风活动、诗词朗诵和创作大赛。戏剧社创作课本剧参加高校大学生DV大赛。通过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写作和社会实践能力。 三、互动式教学模式的成效 古代文学教学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大学的素质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其宗旨、其核心是育人,或让学生学会做人。但是这种教育不能仅仅依靠课程教学,课程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却不是唯一的形式,育人、素质教育很重要的一环是‘养成’,即通过大量日常生活和环境的熏陶,潜移默化地、润物细无声地对人的心灵予以感染、纯化。”[4]互动式教学在教学过程、教学效果和评估体系上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一)增强趣味参与性教学。互动式教学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愉快的美学享受,如在教授《春江花月夜》时可以安排多媒体教学播放古筝曲《春江花月夜》,加深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同时安排周期性讨论会,师生共同评议文章,各抒己见,见仁见智。先让学生评议,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然后教师进行修改、评议和总结。一篇文章经过师生的反复评议会出现很多亮点。学生的思维和参与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二)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通过假期社会调查和实践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比如2012年的暑期社会实践题目是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调查和研究你感兴趣的地方传统文化。很多学生通过调查和研究写出了不少好文章。如《唐代徐州进士考》《宋代徐州进士考》《明代徐州进士考》《清代徐州进士考》《苏轼在徐州文学创作研究》《苏轼在徐遗迹的考证和研究》《徐州古代名人遗迹考察与研究——以彭祖、项羽、刘邦为例》和《张竹坡文化遗迹调查与研究》等。学生运用学到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进行调查和研究,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三)形成开放灵活的评估体系。在考核考试方式上将参与讨论、 学期论文和课外实践与期末考试一起计入学期总成绩。用灵活的评估体系扭转学生被动、应试学习的不良倾向。采用考查和考试相结合的评估体系,考查的成绩占30%,考试的成绩占70%。考查内容分为平时的课堂讨论、学业论文的写作和课外实践三个部分,各占三分之一。考试采取笔试方式,试卷考查的重点突出学生对重名家名篇的掌握,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达到以点概面的效果。通过这种考试方式,学生在具有扎实的文学基础知识功底的同时,也提高了古文的审美和鉴赏能力。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前提下,中国古代文学面临着推进课程向综合化发展,教学内容、教学技术和教学模式现代化的课题。加强学科建设,改革教学手段和模式,全面发挥课程在德育、智育、美育等方面对学生的作用是改革的重点。互动教学模式将交流和对话作为教学实施的核心和灵魂,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教学实践,通过讨论交流相互作用、影响和配合。它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协作和自主创新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素质,增强教育效果。 古代文学论文:论古代文学鉴赏课中的细节教学意义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细节教学 论文摘 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课讲授当中,细节教学受到的重视程度随着教育层次的提升而逐渐呈下降趋势甚至被忽视。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想象能力及其感悟和把握作品能力都是十分不利的,应该引起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细节”,按《汉语大词典》释为“细小的环节和情节”。字面上的理解,细者,小也;节者,单位或要点也。“细节教学”顾名思义是指教育者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去引导教育对象去关注一些不易察觉的小处从而发现一些问题作出一定的思考并得出结论。教师在中小学阶段善抓细节教学这对于培养学生思维细节的能力无疑是有利的。可是到了大学这种良好的教育方法就逐渐地被淡出视野,老师更注重教授学生宏观地把握作品。这对开拓学生知识面固然有所帮助,可是在教学中弱化或丢掉细节教学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果:“文学与诗意光辉的暗淡,想象的翅膀的折断,创造的智慧的夭折,几乎是无可避免的。”[1](卷首) 下面以《木兰诗》为例进一步谈谈这一问题。我们对于这篇作品的教授往往只集中在木兰形象的分析上或木兰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上。而关于诗中的“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句常常一笔带过、忽略不计。关于诗中的“十二”大部分资料都认为是非确指为多年的意思。课改后的各种版本的教材和《教师用书》也仍然沿用这一注释。与“军书十二卷”,“十二”表示多数情形相同。不管是确指还是不确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木兰在军中数年未被别人发觉是女性不禁让人生疑,可能吗? 刘勰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文心雕龙·时序》)也就是说歌谣的文辞思想与社会的风尚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从《木兰诗》中“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窥视出北朝有着怎样的习俗呢? 在《木兰诗》中我们发现木兰是一个习武之人而且对于所使用的武器装备非常熟悉,在出征前她曾到集市有条不紊准备自己所需之物:“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而且她英勇善战、冒死前行,临死不惧,“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妇女习武,魏晋之前,史籍不多见。而北朝妇女习武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并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巾帼英雄。《魏书·李安世传》所载《李波小妹歌》就反映了这种时代特点:“李波小妹字雍容,赛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有学者认为:“这诗咏叹李波小妹武艺高超,藉以显示李波的人马精良,势力强大。”[2](P263)歌词重在“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二句,表明妇女尚武直追男子。又如北魏名将杨大眼的妻子潘氏善骑射,身穿戎装,驰骋沙场,时人谓之曰“潘将军”。北齐高欢娶尔朱荣之女为别室,此人善于弯弓射箭,曾与蠕蠕公主有过较量:“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鸱,应弦而落。妃引长弓斜射飞乌,亦一发而中。”[3](P518)北朝女子受少数民族尚武之风的影响,普遍习武而其中又不乏武艺高强之人,甚至可以与男子一比高低。也就说,从技能上看,木兰虽为女性但很难与男性区分开来,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文学作品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的。它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北朝妇女尚武的特色风采。 其二,北方民族以畜牧为业,善于骑射,男子锻炼出了雄健强悍的体魄、粗犷豪迈的个性。如《企喻歌辞》中“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他们热爱武器甚至超过妙龄女子。“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辞》)这说明北朝的男子他们的兴趣点与生活关注的重心显然不在女子身上,他们情感不够细腻,在与女子交往的过程中缺少应有的观察,男女情感问题似乎是他们的一个盲区。因为北方没有像南方那样繁密而多彩的植被、曲折而温润的水网,景观缺乏细部的变化。然而,大自然就在这单调之中充分显示出它的雄伟、严峻、粗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会去注意细微的东西,目光总是被引向高远之处,看到的是巍峨的高山、广漠的草原。久而久之,人们的心胸也就随之扩展开来,形成粗犷豪放的性格。北方人民多生活在高原,连年的战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动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又培养了他们自由独立、好勇尚武的性格。他们从小就受到了环境的艰苦磨炼,受到了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深刻影响。他们能骑善射,英勇异常。“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足必跋黄尘下,然后决雌雄。”(《折杨柳歌辞》)健儿与快马,快马与健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了草原游牧生活中最动人的图景。对于汉民族文学作品中细腻曲折地表达情感难以体会和捕捉,所以亦有北朝乐府民歌中的“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折杨柳歌辞》)。所以,即便有女子出入身旁他们也并不在意更何况是身着戎装的木兰呢? 其三,在语言上,北朝女子传情达意的时候直率大胆与男子区别不大。“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诗歌以问答体的形式,将木兰内心的隐忧和一种急不可耐地为家庭承担责任的心情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即便是在最高统治者面前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一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北朝情诗上,女子表现出了异样的大胆与直率。“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哪得儿孙抱。”(《折杨柳枝歌》)“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歌》)“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折杨柳歌辞》)“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捉搦歌》)加之北朝女子礼教束缚不严,关于这一点《颜氏家训·治家》就写道:在北方,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看来少数民族受儒教的熏陶甚少,没有像汉儒鼓吹的那样,把男子看成“天”,礼法束缚松驰,妇女说话时心态放松、比较自由随意,在家庭中没有表现出男性话语霸权的现象,女子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均较为优越。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从话语方面男女差异不大。 其四,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整个北方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从公元318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大地上出现了十六个国家之多,史称五胡乱中华时期。因此,频繁的战争是北朝社会一个严重而突出的问题,因而北朝民歌中反映战争的诗也较多。如《企喻歌辞》中的后三首,《紫骝马歌辞》中的第三首,《慕容垂歌辞》三首,《隔谷歌》二首,以及《陇上歌》(《杂歌谣辞三》)等,均属此类题材的作品。《陇上歌》对战争的描写较为具体: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聂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聂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辞》)“兄在城中弟在外 ,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隔谷歌》)这些发自内心的悲吟与呼号,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广大人民悲剧的命运。所以,如何在残酷的战争中获胜并保全自己的性命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因此,本是粗线条的北朝男子加之在沙尘滚滚的战场更是无暇顾及身边之人的性别了,诗中的女主人翁也不乏骄傲地说“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明显是一个比喻,说的是兔子在奔跑时很难分辨出性别来。以此说明在烟尘弥漫激烈厮杀的战场上要分出男女来同样也是十分困难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千万不要忽视对作品的细节的阅读,细节之中往往藏着大学问。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呵护和激发学生的感悟作品的能力,其根本做法就是:逐渐培养他们的细节观念,多留心作品中的“小”并从中及时发现有价值的事物,这样学习的态度必将使他们终生受益。 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教学实践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 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电影欣赏论文:浅谈英文电影欣赏与英语教学 [摘要]利用英文电影丰富的语言素材和有效的教学资源，提高英语学习者语感、对语言的直接理解能力、听说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语言综合技能，培养他们的电影鉴赏力、审美观，拓宽学习者知识面。 [关键词]英语电影　教学资源 综合能力 电影，是在20世纪的100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是传播最快、最广、最有国际性的艺术形式。世界电影艺术的经典作品，尤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英美电影。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文化特性展现出不同民族的艺术风格。将经典电影作为有效的教学资源，通过对电影的观赏和分析，可以逐步培养学生的感受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欣赏能力、英语思维能力和对语言知识的转换能力。加强对英语国家文化、历史、宗教、习俗等方面的了解，激发英语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养。 一、培养英语学习者的语感和直接理解能力，提升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同时也是一门语言艺术，众所周知，电影融合了人物、声音、音乐、情感气氛和社会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以活动的画面塑造形象、叙述故事、抒发情感、阐述哲理，用画面、声音和光彩直接构成感性形式，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因而可以营造出一种最有利于语言“习得”的条件，提供更为丰富而直观的言语刺激。在这种环境下，学习者可以了解东西方在语言、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逐步培养出语言的直接理解能力、模仿能力、使用能力，最终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语言交际能力。 通过欣赏英文电影，学生可以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不自觉地接触英语本土化的语言，熟悉各种英文表达、句型句式，增强语感。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电影资源，如选取电影中精彩的人物对话让学生进行角色跟读、角色模仿，也可以就整部影片或某一精彩片段进行电影剧情介绍、剧情分析、片断描述、片断评述、电影评论、台上角色表演、台下角色配音等师生互动活动，以视觉效果带动听说训练，使学生在浓厚的英文环境中自主、自发地开口模拟练习，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逐步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二、向英语学习者提供丰富、实用、口语化的语言素材 电影融入众多的人物，而人物通过语言来传递信息、抒发情感、塑造形象、触动观众。一部好电影离不开好剧本和好台词，离不开活生生的人物对话和情感交流。随着电影剧情的涤荡起伏，不同人物纷纷登场，众多精彩的人物对话呈现给了观众。 电影《阿甘正传》中母亲去世前向儿子表达自己对待死亡的独特见解和抒发的母子情怀：“Death is iust a part of life，It’S something we’re all destined tO do，I didn’t know it，but I was destined to beyou r Momma，I did the best I could，”。动画影片《狮子王》中父亲教导儿子一段哲理：“I’m only brave when I have to be，Simba，Beingbrave doesn’t mean you golooking for trouble，”。这些对话有些充满激情，有些蕴含人生哲理。让听众回味无穷，是语言学习者学习语言的很好素材。 电影语言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在于其口语化和真实性。由于电影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展现人们的不同生活，其广泛的题材、众多的人物、不同社会生活层面决定了电影语言的丰富性、真实性、口语化和生活化的特点。以词汇为例，单词ass，damn，luck，bitch等可视为英语中“脏话”，因而教材中并不常见，但在日常对话中，其使用频率较高。真实性、口语化、生活化的电影语言对以书面语为主的教材是一个较好的补充。 三、拓宽英语学习者知识面，了解世界多元文化，提高综合人文素养 作为一门艺术，电影囊括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以其独特的视角再现或展示历史事件、社会现实、独特文化、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电影的民族性、时代性和社会性为电影观众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为英语学习者了解英美国家的文化、历史、社会、文学、宗教、伦理、民俗风情等提供更直观、更形象、更便捷、更全面、更易于消化吸收的资源。 以电影《阿甘正传》为例。这是一部反映当代美国文化的经典影片。影片融神话、历史、战争、爱情、奇迹和普通人的故事于一体，充满了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体现了当代人崇尚的返朴归真的人生哲理。影片不仅以电影艺术形式塑造阿甘形象，而且透过其人间接地展示美国二战后30年的时间内发生的大大小小一系列事件：越南战争、中美乒乓外交、种族斗争、女权运动、水门事件、总统暗杀、文化。 一部优秀影片就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学生在直接感悟语言的同时领略到语言赖以生存的不同社会、多元文化，了解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开阔视野，提高综合人文素养。英美经典电影中相当一部分取材于经典文学作品。例如，影片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影片The Scarlet Lette《红字》。欣赏这些影片犹如在解读一部部文学作品，以一种有别于常规的阅读方式，接触、认识、理解、体会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作者的创作意图。 电影欣赏论文:大学英语电影欣赏的评价视角 摘要　英文电影欣赏课程的设置，使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陡增。在电影中展开的故事情节丰富多彩，应用的英语地道纯正，给了学生们创建了一个很浓郁的英语视听环境，大大有利于英语学习效率的提高。电影欣赏能够增强学生们学习英文的兴趣，同时，也应该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学会如何才能尽量做到以专业的角度来欣赏英文电影。 关键词　电影　欣赏　视角 电影从出生到现在，只不过只有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尚且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艺术形式。喜欢电影的人很多。因为“电影一直是人类漫漫旅途中的精神伴侣”。人们在电影中寄托了光荣和梦想，在电影中获得知识与经验，体验人生的苦与乐，在电影中与许多伟大或平凡的灵魂交流……因此，我们可以说。电影是大众文化的核心，她能够受到正在大学中学习的莘莘学子们的喜爱便不足为奇了。学习电影，不仅仅是一种专业的需要。也是媒介时代的一种素质需要。就大学英文电影欣赏课程而言，最终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能够对于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增强了解，通过对电影所展现的题材、类型、人物、主题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更多的能够把电影当作一种社会文化文本来解读。本文试图通过介绍电影的类型、角色和演员、叙述手段、评价视角等方面对大学英语电影欣赏课程中的欣赏视角给予定位。 一、电影类型 在观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就说出一些影片的“类型”。比如把《阿甘正传》说成是一部喜剧片大家都会认同，这就是说大家对于“喜剧片”的概念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因为它符合几乎所有喜剧片这一类型的标准，它轻松搞笑，讲述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结尾皆大欢喜，对待人生的态度也基本上是积极的。 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一部影片，到底应该如何划分它的类型呢?从题材上来说。电影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表现严肃的社会主题的社会问题片；2)表现爱人之间浪漫关系的爱情片；3)描写美国都市中的帮派活动的黑帮片；4)展现军事冲突的战争片；5)讲述未来技术或未来世界的科幻片；6)展示奇幻世界或幻想任务的奇幻片；7)描写美国西部风情的西部片；8)表现自然或人为灾难的灾难片；9)叙述犯罪活动和对其进行的调查的犯罪片10)展现有关圣经或古代历史的是诗篇。从电影的形式上可以分为有动作场面的动作片和有歌舞场面的音乐片。从观众的反应可以分为使人发笑的喜剧片，使人害怕的恐怖片和使人激动的惊悚篇。 二、角色与表演 角色塑造和表演是电影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没有角色就没有叙述，没有叙述就没有表演，没有表演，角色也就无法呈现给观众。 电影中的角色可以分为三类：主要角色、次要角色和小角色。这三种角色都具有自己的功用。主要角色一般都是电影中的重要角色，通常被称为“主人公”，他／她的行为会推动故事情节的向前发展。但有时，剧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主要角色。 例如《刺杀肯尼迪》， 电影的主要角色就是肯尼迪，但肯尼迪已经死了。故事要向前发展所需的“主人公”就由记者来担任。记者对肯尼迪的被刺进行调查，挖掘其中的秘密。主人公的动机和目的推动故事的发展，当目标实现的时候，故事便完结了。在整个电影的叙述中，观众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因此主人公这个角色的视角就是整部电影的主要视点。次要角色适合主人公相联系，并且在叙述发展上有重要影响的角色。 例如：《克莱默夫妇》中克莱默夫人这个角色就是个次要角色。由于她的行为(离家出走)给主人公的生活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和故事，主人公与之产生某种冲突(离婚时争取儿子的监护权)，当冲突解决(克莱默夫人放弃了监护权)的时候，故事就到了尾声。 当观众观看角色的行为时，实际上看到的是演员们的表演。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演员有“两个身体”，即表演的演员和被表演的角色在公用一个身体，因此“观众既能感受到演员的存在也能感受到角色的存在” 与演员的“两个身体”相对应存在着两种表演方法：表现风格和再现风格。表现风格及强调演员的真实性，如玛丽莲梦露，再现风格则抑制演员的真实性，而是再现他所扮演的角色，如达斯汀霍夫曼。 三、叙述角度 影片的发展便是一种叙述，讲故事便是要逐步地把信息透露给观众。但是故事讲的或曲折婉转，或浪漫温馨，或动魄惊心，或催人泪下。效果不同，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也不同。信息的透露是很有技巧的，要能引起、保持和控制观众的注意力便需要十分巧妙的技巧。有时候需要信息有所保留，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期待。 只给观众提供少量股市信息的叙述方式叫做“限制性叙述”，限制性叙述通常只把某个角色知道的信息透露给观众，因为信息保留可以在观众间产生好奇和惊讶。推理片和侦探片通常会出现这种叙述方式。而“非限制性叙述”就是让观众比任何所有角色知道得都多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适合那些制造悬念电影。因为当时观众意识到危险而角色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悬念就出现了。 好莱坞著名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可克便是这两种叙述的最擅长者，在他的影片《精神病患者》中，两种叙述交替应用，创造出了最佳的放映效果。在刚开始的场面中，叙述是限制性的：观众(和女主角一样)没有察觉贝茨汽车旅馆的主人诺曼，贝茨是一个疯子。因此，在影片中最那个著名的淋浴场面里，女主角马里恩兰克被用刀残酷地扎死时，此时的观众感到极度震惊。但是，当马里恩的姐姐和情人来到旅馆进行调查的时候，观众此时和在场的角色就不同了，观众们已经完全知道诺曼贝茨是一个疯狂的杀人犯。在此时。非限制性的叙述产生的效果就是悬念。因为观众焦急地等待着角色是否会发现贝茨汽车旅馆的真相，是否他们也会成为贝茨先生的刀下之鬼。限制性叙述和非限制性叙述，都是为了在故事的讲述中更多地吸引观众的注意而设置的。 四、电影内容的角度 电影是一门艺术，分析电影的主要角度，和文艺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作为一件艺术品，电影也必定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大学英文电影欣赏课程中，通过观看电影了解电影所反映的内容。以上三点都是有关电影形式方面的介绍，而课程中最重要的点睛之笔应来自对电影内容的评论。分析电影内容的传统方法是分析电影的“主题”。主题也就是中心思想，电影的其他的元素都是围绕着主题而展开的。 例如简・砍皮恩的《钢琴课》。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电影，主题，结构和角色的塑造都非常有趣。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字叫做艾达的女人，被轮船送到新西兰和一个她也从未谋过面的男人斯图尔特结婚。她从不说话，只是通过弹奏钢琴表达自己的心绪。但是，另一个男人贝恩斯把钢琴买下来了，并用钢琴来获得艾达的身体。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艾达最后爱上了贝恩斯，并且决定和他共同开始新的生活。 《钢琴课》中，最能表现其女性视角的手段，就是否定了“男性注视”的霸权。在很多电影中。电影窥视镜头的对象往往是女性。而这部电影却恰恰相反，电影镜头的重点不是女性的身体，而是男性的。《钢琴课》一反传统女性在电影中的角色定型，即女性作为受害者，女朋友，“天使般的母亲”，“严厉的母亲”，妓女，或是受害者等单一的角色特质。艾达是一个很复杂的多面体：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景，呈现出不同的类型：艾达是一个女朋友(因为她原来有个男朋友)，是个天使般的母亲(与孩子嬉戏玩耍时)，是个受害者(被斯图尔特报复的时候)，她也是个妓女(用身体买回的钢琴)。一个坏母亲(为了和贝恩斯做爱将孩子撇在一边不管)，她也是一个蛇蝎美人。是两个男人陷入谎言和欺骗。艾达身上所有种种的方面使观众不能用通常的妇女角色的定型给艾达一个归类。 以上几个方面是在大学英语电影课程中解析电影的几个角度。通过电影的放映，不仅仅学习了英语，也将电影的欣赏水平大大提高，真是一举两得! 电影欣赏论文:电影《梅兰芳》欣赏课的教学设计 摘要　在欣赏电影《梅兰芳》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以点评的方式，使学生思考影片的主题意义，激发学生对我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兴趣；同时使学生了解传记影片与历史的关系、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区别等相关知识。 关键词　电影　《梅兰芳》　欣赏　教学设计 陈凯歌在拍摄经典影片《霸王别姬》的15年后，再次回归他所熟悉的伶人题材，拍摄了带有传记性质的电影《梅兰芳》。影片通过梅兰芳与十三燕打擂、与孟小冬聚散、拒为日军演出等片断，展示了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情感世界。这是一部在商业和艺术上均取得优秀成绩的电影。 伴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影视文化对人们的生活观念、行为和思维方式等都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对当前热播热映的影视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引导大学生掌握解读影视作品的正确方法，理解影视作品的丰富内涵。这也是作为艺术通识教育课程――影视欣赏课的主要任务之一。 以下是电影《梅兰芳》欣赏课的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的 首先通过对影片《梅兰芳》的点评。使学生准确把握影片的主题，激发学生对我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兴趣：同时使学生了解传记影片与历史的关系。并通过与同档期的《非诚勿扰》的比较。了解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区别。 二、课前准备与教学方法设计 课前，让学生主动查找资料，观摩影片，使学生对此片有充分的了解。 课堂教学应注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紧扣电影文本，穿插片段播放，引导学生畅谈自己对影片主题以及对京剧等的看法。使学生整体把握影片的文化内涵。 三、关于京尉大师梅兰芳 梅兰芳(1894―1961)，中国戏剧艺术大师，名澜，字畹华，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梨园世家，他8岁学戏，11岁登台。因其功底深厚、嗓音圆润、扮相秀美，与程砚秋、尚小云、苟慧生一同被举为京剧四大名旦，并开创了“梅派”戏剧表演艺术。 梅兰芳在艺术方面是宗师，在为人方面也堪称楷模。抗日战争期间。梅兰芳留居香港、上海，在日伪统治下蓄须明志，拒绝演出。 他曾于1919年、1924年和1956年三次访问日本。1930年访问美国，1935年和1952年两次访问苏联进行演出。获得盛誉，他是第一位将京剧艺术推向世界的人。 他的代表剧目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奇双会》《凤还巢》、《宇宙锋》、《生死恨》、《洛神》、《游园惊梦》等。 (播放京剧《贵妃醉酒》片段)。 四、影片概况 导演：陈凯歌：制片：赵海城：艺术顾问：梅葆玖(梅兰芳幼子)：编剧：严歌苓、陈国富、张家鲁：出品：中影集团北影制片厂、中环国际娱乐、英皇电影：公映日期：2008年12月5日。 12月9日的《新闻联播》中，以“多部国产片齐贺岁，《梅兰芳》叫座又叫好”为标题，点名表扬了陈凯歌的这部新作。目前该片票房已过亿元。 五、导演陈凯歌 著名电影导演，1952年生于北京，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主要作品有《黄土地》、《孩子王》等。1993年他导演的《霸王别姬》因其娴熟的艺术技巧及内蕴丰厚的东方化的人文主题获得了法国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等8项国际大奖。 (播放《霸王别姬》片尾部分) 六、剧情点评 1、序幕、纸枷锁与影片主题 开场，梅兰芳在读他大伯的信。大伯在信中告诉他，宫里有一种刑罚，就是让犯错的戏子戴上一面纸做的枷锁，双手捧着一碗水，纸枷锁撕破了，受罚者就会被乱棍打死。 (播放“纸枷锁”片段) 纸枷锁和大伯的信，在电影里反复出现，纸枷锁是一个有着象征意味的意象，它象征了梅兰芳是处在社会的、历史的、艺术的和个人情感的等各种不同形式的“纸枷锁”之中。纸枷锁象征了梅兰芳一生的桎梏、挣扎与无奈，自由与束缚的主题在影片中被层层铺垫渲染‘梅兰芳与十三燕的关系是写他被规矩束缚，与孟小冬的关系是写他被婚姻束缚，架在脖子上的军刀表现的是日本侵略者的威逼胁迫。梅兰芳尽管一直在追求自由一自由的演出、自由的创作、自由的生活，但终究因世事、人事、梨园事而不能选择，“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对“纸枷锁”所构成的世界的逃离与抗争，构成了梅兰芳独特的道德人格与情感品质，对梅兰芳形象的分析、解读都离不开“纸枷锁”这一意象。陈凯歌也说过，“细看梅兰芳的一生，就会发现他的一生是被绑架的一生。” 2、开端部、京剧艺术的传播 梅兰芳没有想到他步入人生的第一个竞争对手竟然就是和梅家有三代情谊、名满北京的老艺人十三燕(原型：谭鑫培等)。梅兰芳在打对台中因唱新戏在青年学生的追捧下大获成功。代表老一辈辉煌历史的十三燕败了，他以一曲人去楼空后孤独的绝唱了结了自己的一生，他败得惨烈、死得悲壮。梅兰芳僧《黛玉葬花》中的唱词“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来诠释十三燕的人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成为他所深深热爱的爷爷的挽歌。 (播放打对台第三日的平行蒙太奇片段) 梅兰芳知道，十三燕在擂台上所争的是尊严：做人的尊严、艺术的尊严。正如十三燕所说：“爷一辈子要的就是个脸儿”。在清末的中国，戏子的地位等同于娼妓。邱家老太太的一句“我们家认识的梅兰芳不是唱戏的那个”、十三燕死前留给梅兰芳的那句话“希望你好好地将伶人的地位提拔一下”都说明了这一点。 十三的片中燕那句名言“输不丢人，怕才丢人”，不仅是说给自己的，也是说给梅兰芳的，这句话对梅兰芳的影响很大。对这句话我们同样也可理解为是导演陈凯歌说给自己的励志之言。十年前的《荆轲刺秦王》遭受了市场最为无情的回绝：三年前，迎接《无极》的则是骂声一片。“输不丢人，怕才丢人”，有了这句话。我们才看到了《梅兰芳》。 这一部分是本片的精华部分，它一方面将京剧艺术的历史境遇与京剧名伶的人生悲欢相互剪接，在世道变化中展示梅兰芳高洁的人格品质：另一方面扮演青年梅兰芳的余少群，扮相俊美、亦柔亦刚，把梅兰芳的忧郁气质表现的恰到好处。他在影片中反串苏三、樊梨花、杜丽娘、柳迎春、林黛玉等角色，成功的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梅派形象，更是令观众赞叹不已。片中出现的梅派经典剧目《玉堂春》《樊江关》、《游园惊梦》、《汾河湾》、《穆桂英》、《四郎探母》、《一缕麻》、《卖马》《黛玉葬花》、《定军山》等片段，展现了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精华部分。其中梅葆玖的幕后配唱配音，包括《樊江关》、《女起解》、《黛玉葬花》、《游龙戏凤》以及昆腔《游园惊梦》、时装戏《一缕麻》等，无论在梅派风格的把握、韵味的呈现。还是在声乐上的表 达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影片中王瑕瑜和张克配唱的老生段子，韵味也很醇正。 梅兰芳之所以被广大观众所关注，不只是因为他有一两段浪漫的爱情，也不是因为他在民族大义面前捍卫了尊严，而主要是因为他是京剧大师、一代名旦。观众普遍欣赏斗戏部分，除了人物命运值得关注外，精彩的舞台演出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了舞台上这些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梅兰芳作为一个京剧大师的形象就缺少说服力。导演借着这个宝贵的机会让观众切身感受到了京剧的魅力，舞台上的一个个角色托起了作为艺术家的梅兰芳的形象。通过电影形式推广传统戏剧艺术，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戏剧产生兴趣，带动了戏剧乃至传统文化的回归，这就使影片有效的发挥了电影艺术的传播影响力。 如果影片沿着梅派艺术的诞生与发展的思路走下去，那就能写出一个著名京剧流派的辉煌历史，写出一个京剧大师为了攀登艺术高峰而将人生的某些情感深藏心底的痛苦和悲凉。写出一个为艺术、更为人生的悲壮人格。假如影片在发展部浓墨重彩的去表述梅兰芳是为了艺术而离开孟小冬的，那就跟这部分统一为了一个主题。但导演并没有这样做。影片在塑造一代京剧大师形象的同时，在后半部分把梅兰芳对京剧、昆曲艺术的创新、发展，包括梅兰芳本身的艺术造诣成就等表现甚少，梅兰芳骄傲于世的东西在影片的后半部也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在影片的后半部。梅兰芳大多是作为一个名人的形象出现的，而作为艺术大师的形象则缺乏表现。导演有意弱化了京剧表演，他更为关注的应该是一个取得如此艺术成就的人的人生心路历程，这和田壮壮拍的《吴清源》有些相似。但是，没有京剧就没有梅兰芳。对梅兰芳艺术形象的塑造与京剧艺术紧密相连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3、发展部及传记电影与历史真实等 孟梅之恋在片中则被处理为一段惺惺相惜的神交，雨中巧遇，伞中同行，继而合唱《游龙戏凤》，二人互相引为知己，他们的愿望只是一起去看场电影。最终也未能实现。由于福芝芳与邱如白的反对。孟小冬说了一句“孟小冬再也不见梅兰芳”，一走了之。当梅兰芳孤独走在美国街头时候。旁边响起的是孟小冬留给他的一句话：“畹华，别怕!” (播放孟梅二人表演《游园惊梦》片段) 电影《梅兰芳》对众所周知的一些大事的处理，应该说是基本符合人物和历史的真实，如梅兰芳坚持艺术革新，国际巡演以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蓄须明志的民族气节等。 但我们应当看到，影片只是带有传记性质的故事片，并不是梅兰芳的编年体“传记”。它只是以亲情、爱情和家国之情三段故事构成全剧的情感内核，用诗体史剧的叙事技巧来呈现梅兰芳人生与人格中所蕴含的普遍价值。 为塑造梅兰芳的艺术形象，影片对史实进行了大胆的虚构，其中很多人物，是糅杂了当年一些真实人物综合而成的。比如十三燕的形象，“十三燕”这个名字，应该是从闻名遐迩的“老十三旦”艺名中化出来的，看影片中的叙述，原型应该是谭鑫培等人。 影片中的很多情节，不论是与十三燕同台斗戏、孟梅之恋、还是日本军官因不愿继续逼迫梅兰芳而饮弹自尽，都是戏剧化的演绎。孟梅之恋，大致情况应当是二人1925年相识。1927年成婚，1933年因福芝芳的反对而分手。再如日本侵略者拘禁并羞辱梅兰芳一段，在历史中，抗战时期的梅兰芳先是从上海去香港避祸，回上海后即蓄须拒演，以卖画维持生计。并未被日本人拘禁。 为了表现梅兰芳戏的受欢迎程度，影片甚至让蔡元培、胡适、袁世凯和张季直这些新旧人物同场观戏。陈凯歌对此也并不忌讳，“本片只是对于梅大师的一种戏说和自我解读，和真实梅兰芳尚有区别。” 在观看传记类电影时，很多观众会把历史题材的影视艺术作品当作信史来看。其实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并不以传播历史知识为首要功能。对于影视艺术作品中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处理上，一般认为艺术作品应当是在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加上合乎情理的虚构，使人物事件发展达到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即可。艺术家是以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感受去认识和阐释历史、塑造艺术形象并达到作品的讽喻、教化的社会功能的。郭沫若先生也认为历史研究应当“实事求是”。史剧创作则可以“失事求似”。 4、高潮及结尾部、艺术电影与商业片 由于日本入侵，梅兰芳决定不再登台演出。他蓄须拒演。面对日本人的屠刀，他淡淡的说了句“在台下。我可是个男人!”抗战胜利了，梅兰芳又回到了舞台上。 这是影片的最后一部分，说是高潮有些勉强。日本侵略者拔刀威逼，梅兰芳不为所动，大义凛然，这样的表现手法反而公式化了。影片以胜利后的万众欢呼做结，也缺乏《霸王别姬》结尾的震撼，倒更像一部商业片的结尾了。 (播放记者招待会片段) 影片下半部对京剧的颂扬，包括梅兰芳在纽约的成功、全数洋人观众起立鼓掌，以及日本侵略者田中隆一对京剧和梅兰芳的迷恋与崇拜，都是把京剧的伟大借助于美日强势文明对京剧的认同来反证其价值，由于缺乏铺垫，影片中的处理并不令人信服，尤其是对于那些80后、对传统戏剧艺术缺乏了解的当代大学生而言。 (播放梅兰芳访美片段) 由于影片在表现手法上融合了艺术片、商业片和主旋律片三种元素。在主题上兼顾了人性、文化传播与民族大义，在形象塑造上坚守忧郁的气质、高雅的品味、凛然的英雄气概等，其结果是影片各部分自成一体，缺乏连贯，结构的分散又；中淡了“人生无奈”这一主题的表达。影片结尾留给观众思考的余地不大。这和商业片倒有些相似。 结合同一档期上映的商业大片《非诚勿扰》。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文艺片与商业片的不同。 电影分类按其美学流派可分为表现主义和再现主义电影，按其表达方式一般分为故事片、纪录片、实验电影等。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并非电影分类的一种标准，对此一般是从创作目的来划分的。 商业电影主要以追求最大票房价值为目的，在影片中一般包含有多种商业元素如大场面、大明星、高科技大制作、大规模的宣传等来吸引观众。类型片多属商业片，中国的贺岁片也是较为典型的例子。 艺术电影以追求电影艺术的创新和表现力为主。制作者主要考虑的是实现自己对电影的思考和探索。它倾向于强调具有个人化视点特征的视觉风格，如法国的左岸派电影等。 因电影具有商业性，艺术电影也有追求其商业价值的目的，所以具体到某一部电影，很难将其完全归入其中的一类，我们只能说某部电影的某种成分大一些而已。 简单讲商业电影是为了赚钱，更重视电影的娱乐性：艺术电影则更重视制作者的个人观点及其表达方式。 例如贺岁片《非诚勿扰》，投资4300万，宣传费1700万，共投入6000万，冯小刚+葛优的贺岁片本身就是一个卖座的招牌，加上舒淇、范伟、方中信、冯远征等明星的号召力，到09 年初就取得了超过3亿元的票房收入。(《梅兰芳》投资估计超过3亿，收回成本较难。) 影片剧情借鉴陈国富的《征婚启事》加上屡试不爽的冯氏喜剧风格――“顽主”式的男主人公，美丽又“实心眼”的女主人公，有爱情。有调侃，笑料丰富，加上大团圆的喜庆结尾。温情而幽默的给处于金融风暴阴影中的观众“打了一针麻药”(冯小刚语)。 艺术片《征婚启事》的创作动机是找一个借口来看“某些人的嘴脸”，并从中折射出台湾中下层社会对人生的态度一一悲哀成为影片中的一个象征，影片有着较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播放杜家珍与小学国文教师见面的场景) 《非诚勿扰》的初衷则是希望在09年贺岁的时候带给观众一个励志、深情的喜剧故事，冯小刚说：“今年发生了很多的事。雪灾、地震、金融危机。大家觉得08年是有点不太顺利。所以要拍一个喜剧让观众在年底的时候心情放松一下，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电影还是为大众服务的。” (播放影片结尾部分秦奋与风险投资人再见面的场景) 七、课后作业 1、思考论述：比较电影中的梅兰芳与历史上的梅兰芳 2、剧本续写《梅兰芳》下部：1945―1961 电影欣赏论文:从欣赏英语原版电影谈大学生的英语学习 [摘要]　英语原版电影用于大学英语的听说学习，如果目的明确、选材恰当、科学操作，不仅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原片，而且促使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由被动地看转变为主动地看。学到地地道道的英语，最为重要的是。整个学习过程由此变得生动有趣，激发了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关键词] 原版电影 英语 学习 能力 一、前言 多年的英语学习，说出来的却是别人听不懂，为什么?因为把语言当成了科学知识来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词和句式的正确使用与否直接体现了对异国文化了解的程度。当语言、语调、节奏、用词、句式达到与美国人的形似，如果又学会了美国人的思维和文化，则可达到神似的效果。电影就是最好的媒介，是语言文化的一扇窗户。电影学习专家邱政政认为，看英语原版电影才能把外国人的思维、文化和语言一起来理解。就一部电影而言。它的场景、人物都一定的限制；但电影的优点就是它本身是要说故事，尤其是其中的人物矛盾冲突，所以它的语言丰富多彩，能真正反映人物的心里的语言。所以大学生学习者除了学习语言本身外，提高对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选择一些影片进行学习可以起到双管齐下的作用。大学生经过中学阶段的学习，已掌握了基本的英语语法知识，同时从电视、收音机、从因特网的网页上，学生都已初步接触过真实的视听材料。笔者对五个学习班进行过调查，首先放映一部英语电影Wuthering Heights，反馈意见表明，100％的学生欢迎电影学习，但学生对电影的兴趣点不尽相同，其中80％的学生对电影故事情节感兴趣，对语言学习的兴趣次之。另外20％的学生既对电影的内容感兴趣，又对语言感兴趣。对故事情节表现出极大兴趣说明他们把看电影主要定位在消遣、娱乐这一层面，而对看电影学语言的兴趣较弱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所放影片语言较难；--是学生没有充分意识到电影对外语学习的优越性，这恰恰说明他们需要引导。事实上，运用电影培养学生学习英语这一点也正是电影欣赏课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二、欣赏英语原版电影优势 在汉语环境下学习外语，如何创造语言环境是关键。任何交际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场合中发生的，而电影展现的是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和交际场景。学生通过观看原版的英文电影，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地道纯正的英语。如何把多媒体学习以及电影的形象性应用到英语学习当中，借助原版电影来优化英语能力，是每位英语学习者所思考的问题。电影创造了一种真实的语言环境，这个语言环境包罗万象――语音、文化、思维。在这个环境中耳濡目染，英语水平就会不断地提高。 (一)电影学习创造了真实轻松的口语交际氛围，激发了学生口语学习兴趣，能够有效提高口语学习效率 用原版电影安排学习活动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愉快学习”的新模式。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者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因，是一种为满足个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渴望了解、认识世界的心理态。马克思说：“人的根本动力就是需要”。欣赏一部优秀的英文原版电影，感受电影艺术所带来的愉悦，是大多数学生的一种心理需要。欧美教育学家认为，学生积极投入学习过程时，学习效果是最佳的。笔者在一个时期的电影实验课《傲慢与偏见》后，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98％的学生对看电影学语有浓厚的兴趣。著名教育学家乌申斯基说过“没有任何兴趣，而被迫进行的学习，会扼杀学生掌握知识的意愿。”爱因斯坦也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见学习兴趣是至关重要的。电影恰恰给学习者提供了一个轻松的氛围，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语言学习者的焦虑感和消极态度。电影源于生活，并借助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展示生活的真实性。电影学习无异于把英语口语放到真实的交际情景中来，使口语学习更自然直接。在学生理解享受影片带来的精神愉悦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开口说英语的热情。 (二)电影语言的丰富性和真实性为口语学习提供大量真实的语言材料 电影的优点是故事性强，尤其是其中的人物矛盾冲突，所以它的语言丰富多彩，电影中的语言多是英美国家中不同社会阶层、文化程度、职业、年龄的人们的对话，是最接近现实生活的语言，最能真正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学生在感受到英文电影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同时，也可以从影片学到大量地道的口语句子。这些句子中包含了很多英语语音发音技巧，如连读、弱读、缩读、失去爆破等。通过对这些句子的不断模仿、不断重复，学生在掌握大量口语句子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发音得到了纠正。电影展现的是活中的真实情景，学习者接触的是真实语言环境中地地道道的英语。借助声音和图像，不仅易于理解真实的语言材料，而且能逐渐掌握英语为母语者说话的特点，可帮助学生突破听力理解的大难关，同对他们的口语也有促进作用。 (三)电影学习丰富了口语课堂学习手段 随着大学英语学习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课堂学习方法已经远不能满足现阶段口语学习的需要。电影学习的引进，在激发学生兴趣，增加口语输入的同时也为口语的输出提供了多种选瘛？谟镅习理念的转变和学习手段的丰富必然为学习效果的提高创造了可能。 (四)电影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电影是一面镜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最直观、最生动的反映。它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电影通过对不同故事的刻画去折射文化。电影从它的一开始，就作为一种国际现象而存在。爱森斯坦说得好：一个国家的影片，不仅可以“川流不息地在世界各国上映”，而且还“能够建立起最活跃的创作思想上的国际联系”。并且它还促进着国际间的文化融汇。电影的蒙太奇方式，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使世界各国各族之间的情感形态更为接近。英语电影从多方面对文化的了解又是学好语言的保证。通过电影学习，学生可以加深对英美国家文化的认识，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而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口语交际能力。 三、欣赏英语原版电影的方法 英语电影学习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及其它相关能力的综合性训练方式之一。分析成功的经验，结合我们的学习实践和理论上的论证，英语电影可以提供真实语言环境的学习情景，达到提高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尤其是听力和口语表达能力的目的。从相关的学习理论和学习实践来看电影学习有以下方法。 (一)导入文化背景知识，减少由此造成的认知障碍 对于非英语专业背景的学生来说，文化背景知识对他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和影片所要表达的内容构成障碍。因此，首先了解影片中所涉及到的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学生在欣赏 电影之前就能形成一些概念范畴，建构一定背景图式和文化模式来帮助理解、记忆观看中的新信息。比如，《简爱》、《傲慢与偏见》、《乱世佳人》等一些经典名著改编的电影包含了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背景知识，并且作者的经历在作品中也得以反映。在观看这些电影之前，就增加了文化内容的导入。而这些文化内容的导入会更有效地帮助学生在新旧信息间措建一座桥梁，克服学生在认知上的障碍。 (二)输入与输出双管齐下 Krashen认为，首先让学习者接触大量的易懂的实际语言输入，然后通过具体的交际情景和上下文理解其意思，这样寓于交际语言中的句子结构就自然学会了。语言的交际功能也会自然实现。电影学习有可供欣赏的画面和情节，可用于视听的英语对话，可以根据需要提供可用于阅读的字幕，可以同时进行阅读和视听全方位的语言输入，同时也把语言的语用功能展示给学生。因此，可以说英语电影不仅给学生输入了活的知识，也输入了活的语境把生动的语言和真实的语言环境移到了我们的学习当中，既提供了听的材料、说的话题，又提供了写的内容。Swain提到：如果学习者想使他们的第二语言既流利又准确的话，不仅需要可理解的输入，更需要可理解的输出。根据输入与输出之间平衡的观点，电影学习既强调英语语言的输入，也强调语言的输出。同时考虑到大学生对原版英语电影欣赏还有一定的困难，特为学生设计课前导入练习和课后导出练习；导入练习可以帮助学生有意识地摄入语言知识，扫除听的障碍，降低电影观赏的难度，帮助学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输入：导出练习则是一些课堂讨论的话题、模仿练习或课外作文，让学生在观赏完整部电影后将片中学到的表达方式运用到要讨论的话题与写作等练习中，而这样的导出性练习又有助于学生把刚从电影中学到的大量习语、表达方式内化成自己的知识。 (三)有目的的学习与无意识记忆相结合 学生在进行电影学习的时候，应该有选择地进行学习任务的安排，教师注意引导学生在不同的情景和场合中，领悟英语语言的用法和含义。可就学生即将听到的某一片段设计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有目的的、有意识的看电影。这样，他们在看电影时就会集中注意力去发现那些与问题有关的线索。同时也应关注电影学习中无意识习得的特点。在心理学中，有一种识记便是无意识记忆。在观看英语电影的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得到充分的调动，除了教师指定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学习要求以外，每一个具体的情景、片段一定还会有许多无意识的、不知不觉的、零零碎碎的语言现象接触点，实现所谓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自然同化。 (四)文化欣赏与技能培训相结合 英语电影全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风情和人物，演绎的是不同时代的家庭、生活、社会问题以及爱情故事，具有极大的文化欣赏性，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观察的对象，模仿的标准模式。学生在观影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去把自己已经学到的语言知识与电影中的模式进行比照。会把所看到的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表达与本族的风土人情、语言模式加以对比，经过这些观察、模仿和对照，就能成功地、最大限度地接近所学语言的原形，学生的听的能力首先得到提高。心理学认为，凡是已经形成的技能对于新技能的形成有促进作用，称为“技能的迁移”。因此，听的能力的提高自然会对说的能力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学生在进行电影学习时，应根据所看电影的内容，安排大量的模仿、讨论等练习，实现听能向说能的迁移。 四、欣赏英语原版电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一)选择适合自己的影片 首先就电影这种题材来讲，有它的优势和局限性，它的局限性在于，任何一部原版的电影，它都不是用来教语言的，所以它的语言有很大的随意性。还有各种语音都掺杂其中，如果不加以分析，一概拿来，势必会搅乱方向。而且就一部电影而言，它的场景、人物都有一定的限制。这就要求在实施电影学习的过程中要注重方法，结合学习内容、专业的特点来选择让学生易于接受电影素材。应选那些英语发音清晰、难易程度适中、和学习内容相关具有一定思想性艺术性的影片。不必是一部完整的影片，可以是影片中的一重要情节电影片段，或者是一些经典的对白场面，也可以是电影剪辑。 (二)避免把英语听说课变成电影观赏课 听说课毕竟不是电影欣赏课，一个班级的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要想利用电影欣赏的方式来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无法全面兼顾。听说能力好的学生可以借英语电影提高自己的听说水平，而英语较差的学生则只能抓住几个片段、几个词，要依赖中文字幕来理解影片，这样就无法达到把电影欣赏应用于英语学习的目的。因此，欣赏整部影片尽可能放在课外时间。课堂内可以借助多媒体播放电影片段，采取讲的方式。放映前由教师介绍影片内容，提出学习要求，放映时由教师口头伴讲，边看边作说明。必要时还可以放映机稍停，用倒退功能再次观看，让学生看清楚重点内容。教师伴讲，要按照学习要求启发诱导，帮助学生更好地观看和积极地思维。放映结束后组织学生讨论影片内容与课程关系，以拓宽学生知识、增强学习效果等。 (三)要做到精听与泛听的有机结合 阅读中有精读和泛读，听力中也有精听和泛听。在训练听力的过程中，应以精听为主、泛听为辅。许多学生在跟电影学英语时走入“只看不听，或只听不看，只泛不精或只精不泛”的误区。观看电影片段时，最好选择无字幕状态。先让学生完整地听一遍，尽量写出关键词，然后再一句一句地听。要点是听句子的主谓宾、实词以及说话人的语气，最好要求学生写下来。听懂一句过一句，直到全部听懂为止。最后选择英文字幕，讲解语言点和难点。总之，在电影学习中，教师应使学生明确听或看的目的，使他们有心理准备，调节他们的注意力，以恰到好处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英文电影的辅助学习作用。 (四)正确对待师生在电影学习中的关系 在交际学习法的指导下，师生之间在课堂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师由传统学习一一课堂学习中的统治者到现在课堂活动的总导演，学生也由过去的配角变为现在的主角。要发挥电影学习优势，达到培养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目的，一方面教师应充分掌握多媒体学习技巧，及时更新学习观念，精心设计口语学习内容，积极引导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口语活动。另一方面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把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为电影学习中的主角，使之在提高口语水平的同时体验到电影学习的乐趣。 五、结语 英文电影学习为学生创造了一个真实地道的口语学习环境，提供了大量鲜活的语言材料，有利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同时也丰富了英语口语学习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手段。它体现了大学英语课程学习要求，也逐渐被大多数外语教师所接受，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口语学习手段。因此教师如果能在英文电影学习过程中把握好其学习特点，电影题材选择合理，充分准备课堂学习内容再加上必要的课外指导，激发学生的口语学习热情，必将发挥英文电影学习的巨大优势，逐步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电影欣赏论文:电影欣赏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意义 摘要　电影欣赏是以优秀电影为欣赏对象，将其整合纳为高校学生工作的方法和手段。作为素质教育的绝好教材，电影欣赏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发散性思维。 关键词　电影欣赏　素质教育　意义 中外优秀影片凝结着艺术创作者的智慧，传承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资源。电影欣赏是以优秀电影为欣赏对象。将其整合纳为高校学生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可以使学生在通过对电影艺术的审美接受产生自我感性认知、丰富想象和理解诠释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后，经内心自省，养成个人的高尚情操，提升自我文化和道德修养。我们应该有力抓住电影艺术作为思想文化传播载体的特点，使电影欣赏与高校学生思政工作以及素质教育得到合理交融与整合。 1、电影欣赏是素质教育的绝好教材 《易传・象》“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意思是山下流出泉水，灌溉田地，使万物萌生，即是发蒙。君子就当用“果行”来培育健康的人格品性。什么是“果行”?就是以人类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为准则的模范“行”为作榜样，才能培育自己和孩子的优良品德。素质教育是一种全面教育。它既有科学文化知识方面的，也有劳动实践能力方面的，更有健康人格培养方面的。因此怎样真正把“素质教育是一种全面教育”这一教育理念变为教育实践，怎样给学生配备全面的“营养大餐”，一直是摆在教育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比如自从人类发明电影1 66年来，我国拍了无数的电影故事片，讲述了上下50D。年的故事。其中有许多电影伤口思想性强，艺术性高，时代特色鲜明，民族情感浓厚……经久不衰、淘汰不掉、内容永不过时、形式百看不厌，值得学生看一遍又一遍的精品。这些精品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教育内涵。好中挑好，精益求精，选取最好的一部分来入课，则它们的观众――学生，无论在道德品质、理想抱负、行为能力、知识积累、艺术感受、人际交往、创造精神等诸多方面都将综合受益。因此，运用经典电影的传播对提高学生的素质，必然成效显著。 2、电影文化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指导，唱响社会主旋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价值体系，是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和愿望要求的价值体系。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人们个体的、集团的价值选择、价值认同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相协调。这样才能够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打牢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作为文化的载体，电影作品必定反映自己所属国家、民族的社会生活，传达出社会文化的各种信息和人们的精神追求，进而体现出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从媒介的社会责任而言，电影作品应发挥正面导向作用，在经济和社会效益上找到平衡点。而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驾驭者、使用者则应清醒地认识到媒介的文化承载和传播功能，以及媒介开启心智的功能，使其肩负起教育国家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责任。电影文化传播的思想文化导向应该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电影文化的品位，提高道德情操，唱响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发挥电影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3、通过电影欣赏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德育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部门在加强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其中运用电影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实践证明：优秀的爱国主义电影片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艺术内涵，具有形象、直观、生动、可信、感染力强的特点，深受大学生的欢迎。当代大学生在欣赏这些爱国主义的电影作品中，激发了爱国主义情感和理想主义情怀。用优秀电影片对广大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素质教育，已成为国家、社会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措施。 “电影、音像对大学生道德的养成、人格的塑造、审美的熏陶，影响之大，是父母和老师教诲的强有力的补充。积极向上的电影作品将成为大学生知识教育、科学普及、了解社会和个性发育的重要选择之一”。电影电视作为宣传媒体，必然对学生的成长产生影响。加深对电影作用的认识，有利于我们能动地利用这个有效工具，为素质教育服务。 4、让学生通过电影欣赏，调整大学生的价值观 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形成重在引导，大学生人生阅历浅，价值观处于形成时期，具有不成熟性和可塑性特点，个体理性选择能力和辨别善恶能力较弱，在价值观的选择和取舍，以及价值目标的实现中易入误区。在高校开设电影欣赏课，帮助大学生澄清个人价值标准认识上的冲突和价值选择上的困惑，为大学生的人生定位、理想与追求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将电影文化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蕴含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剖析，让学生通过电影鉴赏活动，加深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的认识。因为优秀的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电影作品，通过其自身的美作用于学生的感官和心理。使学生通过它在感知外部世界的同时产生审美愉悦，使其心灵得到净化，审美意识得到增强，精神境界得到提升，并最终使人格趋于完美，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音乐、美术、戏剧乃至文学。通过对大学生电影欣赏的指导，使大学生在面对电影作品时，真正进入“审美”层次。能够从电影文化中筛选各种有用信息，加深大学生对于自身和社会的认同感以及对社会价值的遵从，更好的促使大学生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价、选择和认可，把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有机的整合，形成正确的理念和价值取向。 总之，将电影作品与现代教育理论相结合，使之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这对于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及形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明显的强化作用，也是高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有利途径。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文化；中突转型的今天，电影文化在高校的传播，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师，有责任向学生推荐优秀的经典电影，具备初步的电影文化欣赏能力，并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观来武装自己，才能使当前的电影文化热潮很好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电影欣赏论文:电影欣赏中的视觉思维与视觉注意 [摘要]电影是由静态和动态影像构成的视听艺术。在电影欣赏过程中，视听元素始终作用于观众的心理和生理。电影创作者通过有意识地利用视觉与听觉特性，合理运用声响效果、丰富的色彩和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影片内容与形式和谐地融为一体，从而给观众带来无限的视觉享受和超越时空的感官愉悦。 [关键词]电影欣赏　视觉思维　视觉注意 一、电影欣赏中的视觉思维 长期以来，一提到思维，研究者通常将它和语言文字联系在一起，认为思维是语言文字的特权，而把“视觉”仅仅看做是人对外界的一种感知。近年来现象学与格式塔心理学研究为“视觉思维”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许多研究表明，从人脑的加工对象和加工方法看，“视觉思维”的存在已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艺术心理学家阿恩海姆在其著作《视觉思维》中。就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视知觉本身具有认知功能、理解能力和一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得出结论：所谓“视知觉”就是“视觉思维”。 视觉属于获取知识的感性认识范畴，视知觉(即视觉思维)则属于理性认识范畴。视觉思维是对输入的刺激进行深层次的加工，这种加工往往借助于三种意象来进行其一是人们看到的意象，其二是人们通过心灵之窗所想到的事物，其三是人们随意画成的东西或绘画作品。视觉思维加工的对象是视觉表象，主要表现为色彩、纵深、形式和位移。也就是说，人们在“看”的时候，主要是对被视物体的这四个属性做出反应。加工的方法有分析、综合、联想和想象等。分析是将一个事物的完整表象分解为若干个组成部分的心理操作过程，综合是将同一类事物的表象加以合并，使之变得更完整、更精确的心理操作过程，联想是指由一种事物的表象想到另一种事物的表象的心理操作过程：想象是对原有多种表象进行整合、重构的心理操作过程。 电影给人们提供了一系列静态或动态的影像，一方面可以引起人的各种心理反应，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视觉达到大脑皮层，一旦与大脑皮层早已存在的某种经验图式相吻合，观众就会主动、顺利地实现对电影的认知。例如。当人们被告知《云中漫步》这样一个片名时，不知不觉就会联想到某种恋爱的感觉，仿佛自己也漫步在云中，像插了翅膀，羽翼轻柔地穿梭在漂浮的云端…--。此外，电影创作者还经常设计某些特殊情节，以唤起观众的想象。如，同样是在《云中漫步》这部影片中，大火烧过之后，葡萄园里的凄凉景象真是令人不堪回首，然而，当男主角保罗将大家视为图腾的葡萄根拔过来，维多利亚的父亲鉴定出它仍然还“活”着时，每个人都因为重新看到了葡萄园的希望而情不自禁地热烈欢呼起来!导演在设计这个情节时，仅仅是利用了一棵存活的树根，其视觉表象一下使观众的紧张心理得以缓解，同时也使男女主人公的“爱”在希望之光“重现”时再次升腾! 视觉思维过程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即对于象征意义的理解。影视作品可以通过象征手段调动人们以往的认知经验，使之加深对事物的理解。例如影片《情书》，一开始创作者便交代了影片的氛围，以“白色”为情感基调，用大面积的“白色”进行构图――白色的山脉，白色的蜿蜒小道，漫天飘落的白雪。随风起舞的白色窗帘，以及白色的试卷，等等。这么多“白色”的景象，一方面象征着男主人公少年时代纯洁、理想的爱情，同时也蕴含着某种死亡的讯息，或一段情感的消逝。影片中男主人公的不幸遇难，女主人公伤心的回忆，都使影片中唯美的“白色”被观众视为哀悼的象征。 二、电影欣赏中的视觉注意 1、视觉注意与心理体验 “注意”通常的定义是，“心理能量在感觉事件或心理事件上的集中。”“视觉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视觉对象的指向与集中，“视觉注意”能主动地选择自己的心理方向，它能舍弃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摄入对自己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视觉在选择焦点时，总是被一个最引人注意的“点”首先吸引过去，迫不及待地要看个清楚，其次的点被排在后面，最次要的点可能完全被忽略。如图所示’ 在电影欣赏过程中，观众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影视信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产生积极主动的心理回应。由于电影艺术的呈现形式是流动多变的画面，因此，除了主题、故事、内容这些因素之外，创作者对光、影、色、镜头长短、拍摄视角等，一般都要精心设计，以便对观众造成视觉冲击，引起观众对电影作品的注意和兴趣。直接调动观众积极的综合心理反应。仅以远景镜头为倒。远景镜头通常用来介绍剧情发生的环境背景，可以使观众置身于广袤宏大的空间之中，为观众提供开阔纵深的视野，观众的内心亦会随之产生一种空旷感，体验到气势超凡的审美感知。近些年无论是进口大片还是国产大片，观众都可以看到许多气势恢宏的场面，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勇敢的心》、《指环王》等等。在这些影片中，首先吸引观众的并不是其故事情节，而是影片中震撼人心的宏大场面。此外，近年来深受观众喜爱并获得高票房收入的影片，一般都是动作性较强的功夫片或枪战影片。由于强烈的运动是视觉最容易注意到的现象，因此当观众看到影像快速运动时，会同时在体内产生一种震动，引起感官上的紧张和难以名状的兴奋。例如，在影片《007》系列中，被赋予重任的男主人公邦德常常被对手追杀，影片多次呈现出飞机反复俯冲扫射的场景。随着男主人公的狂奔，呼啸的飞机来回俯射。影片从多种角度构图，给观众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令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观众对片中的惊险情节叹为观止。 2、无意注意与有意注意 “事先没有预定的目的，也不需要作个人努力的注意，叫无意注意。”“无意注意”常常产生于周围环境变化之时。人在某些刺激的直接作用下，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感觉器官转向刺激物，并试图进一步认识这些事物。在电影艺术中，环境颜色的变化，光线明睹的对比等，往往都是引起观众视觉注意尤其是无意注意的重要因素。例如，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其冷色与暖色反差强烈，无形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红灯笼成了权力与情欲的象征。每位太太为了“点灯”。暗地里不停地钩心斗角，恐怖的青灰色庭院毫无生气可言，给人以冰冷、阴森的地狱之感：最后，在自雪覆盖的院落中，每个人的结局一展现出来颂莲疯了，丫鬟雁儿死了，三姨太梅珊也死了，而老爷又在迎娶第五个姨太!凄凉的“白色”充分表现了一系列令人无奈的人间世态炎凉，导演张艺谋运用红色、灰色、白色的变化，使观众在“无意”中注意到许多令人深思的内容。 “有预定目的。在必要时还需做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叫有意注意。”“有意注意”是主动服从于一定活动任务的注意，它受意识的自觉调节和支配，故又称为“积极注意”或“意志注意”。引起和保持“有意注意”的主要条件有两个，一是要加深对客观刺激的理解，培养间接兴趣，对于刺激的各组成要素理解得越清楚、越深刻、欲知愿望越强烈。越容易引起和保持“有意注意”，二是合理地处理刺激物之间的关系，提出一定的“自我要求”，这会加强“有意注意”。在电影表现手法中，像剧情的悬念、蒙太奇剪接等等，均可加强观众的期待程度，使其特别注意剧情的下一步发展或最终结局。如，在影片《情书》中，导演特意安排渡边博子与藤井树两位女主人公见面。之后，渡边博子在浏览自己逝去的未婚夫藤井树中学时代的照片时，突然发现他的同学中有一个女孩的相貌竟与自己十分相像，渡边博子后来还得知这个女孩与自己的未婚夫竟然有着同样的名字――“藤井树”。“他是爱她9还是爱与她相貌相像的我?”影片的叙述就这样在博子的团团疑惑中启动了，同时也紧紧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使观众不停地思考，已故的男主人公究竟爱的是藤井树还是与藤井树相貌相像的博子?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导演运用“回忆”这种倒叙的手法，最后终于使电影的女主人公博子和观众都明白了：已故的男主人公内心真正爱的是和他同名的那个女孩“藤井树”l此时，同开篇的场景一样，影片结尾又是那片白雪皑皑的茫茫大地，还是博子的黑衣黑发……。在一阵痛彻心扉的呼喊声之后。博子彻底抛弃了未婚夫藤井树给她带来的伤痛，也包括昔日的美好回忆…… 三、结语 电影是由静态和动态影像构成的视听艺术，其诞生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不同于一般的视觉体验。在电影欣赏过程中。视听元素始终作用于观众的心理和生理。闪亮的银幕、真实的影像、清晰的声音和各种色彩的运用，无不蕴含和表达着创作者的真实情感。观众通过视觉与听觉能直接感受到这些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甚至可以下意识地产生某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电影不仅可以通过视觉画面来刺激观众的感知，更重要的是，让观众通过这种感知来重新认识外部世界。电影创作者正是通过有意识地利用视觉与听觉特性，合理运用声响效果、丰富的色彩和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影片内容与形式和谐地融为一体，给观众带来无限的视觉享受和许多超越时空的感官愉悦。 电影欣赏论文:利用英文电影欣赏构建网络第二课堂 摘要　由于英文电影所特具的优点使它在大学英语网络第二课堂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媒体环境下有效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创新型英语电影欣赏活动与在线电影课程相结合的模式开展网上英语聊天室、网上听力比赛、网上词汇比赛等活动来构建有效的大学英语第二课堂必将能达到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提高英语学习的参与性和互动性。 关键词　多媒体　网络平台　英文电影欣赏　第二课堂　大学英语教学 一、引言 当前各高校都已经意识到英文电影欣赏活动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项活动也在第二课堂里被作为经常开展的活动之一。但是目前这一活动的有效性以及它与口语角、听力、词汇比赛等活动的联系上还不太强。事实上，英文电影欣赏在网络多媒体环境下的第二课堂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高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完全可以借助网络平台使英文电影欣赏成为这些活动的纽带和桥梁。英文电影欣赏与网上电影课程相结合的新模式能把第二课堂的活动有机地组织起来以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提高英语学习的参与性和互动性。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谈一下具体的构思和实践。 二、网络多媒体环境下的大学英语第二课堂 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第二课堂是相对于正规的课堂教学而言的，它是指学校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活动之外，在网络上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校园英语网站建设引导和组织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在网上开展的各种英语学习活动，如网上聊天室、在线听力比赛、词汇比赛等活动。第二课堂的宗旨就是利用课余时间以趣味性、实践性、创造性为主要特征，开展丰富多彩的外语课外活动，将课堂所学的外语知识通过课外活动所创设的语言环境，激发学生富有创造性的学习和自主学习，使学生将第一课堂所学的语言知识通过第二课堂活动得到巩固和扩展，从而提高语言能力。 三、英语电影欣赏在网终第二课堂中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第二课堂的宗旨之一即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由于英语原版电影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悬念迭起的片段、优美动听的歌曲、集声音、图象、文字、艺术、表演等多媒体为一体的特点。加之它又非常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和观赏性。使学生在课余愿意主动观赏并刺激他们的模仿行为以及语言实践的热情。这都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激发其潜在学习动机，培养自主学习的良好行为习惯。 2、有利于实现第二课堂的宗旨之二即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2.1简洁流利、标准生动的电影语言可以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 众所周知，英语电影语言就是当时真实的口语具有简洁、任意、时尚、流利、标准、生动、形象等特点。学生在故事情节中欣赏影视的时候易于理解，便于记忆能迅速提高听说能力。 2.2逼真的语言环境能够提高学生交际能力 电影中的人物总是处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的，与教科书僵硬的语言相比，逼真的语言环境能够让学生懂得在真实的交际环境中该如何去用英语实现交际。 2.3双语字幕英语电影具有扩大学生词汇量和阅读量的作用 双语字幕电影随时为学生提供大量词汇，学生可以通过耳听声音、眼观宇幕、循环放映、适时语境、加深印象，快速扩大词汇量且英语电影中由经典小说、戏剧改编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也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增加阅读量。 3、可以巩固课堂所学、拓宽学生视野、学习西方文化知识 那些课堂中所学的与电影相关的内容总是能激起学生对原有知识的回忆，并激发起其对新知识的渴求。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人物纪录片总能再现当时历史、社会背景，风俗人情等帮助学习西方文化拓宽视野。 4、最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第二课堂参与性广、互动性强、灵活性好的特点能巧妙地把网络聊天室、在线听力、词汇比赛、戏剧表演等其他实践活动有机地融合起来 由于英语电影的趣味性强且网络不受时空的限制，使之成为学生参与性广。灵活性好的一项活动。通过电影欣赏又为学生在网络聊天室找到了共同话题和素材便于学生自主参与聊天室建设。与此同时，电影欣赏与在线课堂测试又增强了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直接提高了他们参与在线英语比赛的积极性和成绩。在线课堂的交互性功能又能提高学生的模仿、表演能力。 四、如何通过电影欣赏活动与在线课堂相结合的新模式发挥其在网络第二爆堂构建的关键性作用? 电影欣赏与在线电影课堂相结合的新模式在网络第二课堂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在第二课堂构建中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和潜能，真正发挥其关键作用。在实践中要从下列几个方面入手： 1、在线电影课堂与电影欣赏联合的新模式须具有以下特点： 1.1组织形式上应突出由教师主导、网络管理人员参与、学生协作共建的新模式。具体地说就是由专任英语教师负责前期电影资料推荐、在线答疑、在线电影题库建设等活动逐渐过渡到后期由学生负责主持的形式。 1.2内容上应突出实用性、创新性、多样化的特点并与其他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宜增加以下板块： (1)看电影学英语学习方法介绍和课前问题设计：多数学生在看电影时还停留在只关注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上他们不清楚应怎样通过电影提高自己的英语语言运用能力。因此网站就有必要给予学生这方面的策略指导并设计出适当的问题吸引学生思考。 (2)经典片段精讲和观赏中问题设计：选择经典的片段以供赏析，可以对当中所出现的经典内容进行简评并设计问题让学生回答。 (3)电影简评：对电影内容提供包括中英文故事情节梗楷及关键词提示或者提供名家影评。 (4)经典对白赏析和经典戏剧原著阅读：把电影中出现在具体场景中的经典对白提炼出来然后对其中所出现的经典句子给予点评并提供在线听说操练和经典戏剧原著让学生对比阅读。 (5)文化背景、风俗礼仪讲解：提供影片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风俗礼仪简介。 (6)词汇、难句注解和俚语、习语精讲便于学生扩大词汇量。 2、在线课堂与电影欣赏要突出交互性的特点可增设以下板块 网上论坛=借助能实现师生交流的此平台，学生们可以提交感兴趣的电影话题或就疑难点发表意见，实现在线英语聊天。边听边写：提供在线的适时电影甸子听力比赛。同时使用网上先进的电影软件让学生在看了电影后能够就完整或逐句播放电影、切换或隐藏字幕、区段循环复读、逐句复读、即时语音(录音)训练、电影配音角色表演以此提高学生的语音和口语提供在线口语、词汇比赛：歌曲模仿秀、场景对白模仿秀、自拍改编经典影片光盘提供在线表演比赛等。 3、观后学习活动执导 课后要求学生完成在线听力、阅读、词汇、句子等在线测评和电影知识竞赛。建立学生作品展示园地：“电影小报”“影评”“人物模仿秀”“电影改编”“剧本改编”等。 五、结语 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巧妙地把电影欣赏与网络课堂联系起来创建一种全新模式就能够有效地把其他实践活动如在线聊天室、听力比赛、词汇比赛、戏剧表演比赛等统一起来就能发挥网络第二课堂的巨大作用。学生也必将在这一新模式中培养起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提高其英语学习的参与性和互动性。让学生在快乐享受影片的同时感受西方文化知识，开拓视野提高听说读写译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最终达到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目的。 电影欣赏论文:英语电影欣赏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摘要]电影是文化产品，孕育着丰富的文化背景，英语电影以图像、声音、字幕等多种信息传播介质于一体的特征，被广泛地应用在英语教学中。用英语电影教学，符合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和克拉申的习得一学习假说理论，它对学生的记忆、交往，学习环境的营造，对于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促进学生了解英美文化，提供真实的语言环境，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电影；英语电影；英语教学 目前，多数学校开展英语教学主要是通过课堂学习使学习者获得语言知识，缺乏在自然真实的英语语言环境中习得的条件，而英语电影所提供的语言真实丰富，可以提供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极大地弥补了英语课堂教学的不足；在减轻学生语言学习焦虑、激发英语学习动机和兴趣，使学生具备扎实的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培养运用语言能力等方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理论基础 英语电影教学以多种信息传播介质为手段，融视、听，说于一体，学生能够更加容易地接受，更加主动地建构信息。它符合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和克拉申的习得一学习假说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生成是学习中的基本认知过程，它是对学习材料中各部分关系以及学习内容与知识，经验关系的积极建构，当学习者对学习的事物产生意义时，有一种与其以前的经验相结合的倾向。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学习的过程是学习者一种原有知识与从环境中接受到的感觉信息相互作用，主动建构信息意义的生成过程。通过英语电影观赏，刺激学生对已有经验的回忆，加上英语影片较强的现实形象性，从而使学生更主动建构信息意义。 语言教育学家克拉申针对第二语言知识的获得提出了习得一学习假说。他认为获得第二语言的方法是一种潜意识习得，即在自然环境中获得；另一种是有意识的学习，也就是通过课堂学习获得，而且克拉申认为习得的语言才能在交际中自然流利地表达思想。英语电影营造的身临其境氛围，给学习者创造了良好的习得语言的条件。这有助于刺激他们的模仿行为，增强学习英语兴趣。 二、英语电影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1　英语电影能够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众所周之，兴趣是学习最好的动力。英语电影教学以多种信息传播介质为手段，融视、听、说于一体，使传播知识和接受知识的通道加宽，调动人的多种感官来接受信息，例如：影片《罗马假日》中安妮是一个可爱的公主，在出访罗马时私自出游，与记者乔邂逅，乔串通摄影记者偷拍了许多公主的精彩镜头，本来打算做特别报道，却与公主坠入情网，为保护公主形象，最终抛弃功成名就的良机。这部电影中所呈现的情景真实生动，语言丰富地道，形式活泼多样，活跃了学生的英语课堂气氛，为英语教学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英语电影包含有战争、生活、科幻、爱情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让他们由对影片的喜爱发展到对英语的喜爱，激发学生自身的语言表达欲望，在潜移默化中英语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2　英语电影可以提供真实的语言环境。 在汉语环境下学习外语，如何创造语言环境是关键。创设真实轻松的语言环境，克服英语学习的焦虑情绪，学到真实生活中的英语而不是汉语式的僵硬英语。英语电影的故事情节取材于现实的生活，情景直观，内容生动丰富，语言地道通俗且接近生活，影片中有大量展现英语国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工作娱乐的场景，能真实而多方面地展现所学语言的背景和使用环境，既具有语言技能学习的特点又有语言习得所需的条件，为学生创造了摆脱母语束缚、调动大脑和各感官对语言做出综合反应的环境，使学生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直观效果。 3　英语电影可以促进学生了解英美文化。 在传统的课堂英语教学中，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语言的外在形式和语法结构，而忽视了语言的社会环境，特e是语言的文化差异，致使学生不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交际能力很差。电影是一种大众文化载体，是现实生活的浓缩与升华，是文化沟通的桥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文、历史及思维方式的最直观、最生动的综合反映。例如：影片《阿甘正传》通过展现片中主人公阿甘从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生活历程，反映了美国社会思潮的转变，全面和形象地再现了期间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也鲜明地体现了美国个人价值观的一些变化。学习英语的过程也就是学习英美文化的过程，通过深入了解英美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等，扩大学生的英语知识面，培养跨文化意识，才能正确地掌握和使用英语，作为沟通中西方文化便捷的媒介，英语电影蕴涵了鲜明的文化特色，向观众传递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电影能够生动和形象地反映欧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习惯，通过欣赏英语电影，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就了解了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风俗等方面的知识，这种教学方式取得的效果是传统英语教学所达不到的。 由此可见。英语电影欣赏弥补了传统英语课堂教学的不足，是英语教学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它综合了英语的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训练，有利于在汉语环境中营造一种身临英语其境的氛围，使学生在较为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英语语言，感受中西方文化差别，进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兴趣，使学生学到真实纯正的语言知识，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水平，使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进一步得到发展。 [作者简介]孙鹏(1979―)男，吉林省白城人，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 电影欣赏论文:电影欣赏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合探析 [摘要]中外优秀影片凝结着艺术创作者的智慧，传承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资源。电影欣赏是以优秀电影为欣赏对象，将其整合纳为高校学生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可以使学生在通过对电影艺术的审美接受产生自我感性认知、丰富想象和理解诠释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后，经内心自省，养成个人的高尚情操，提升自我文化和道德修养。我们应该有力抓住电影艺术作为思想文化传播载体的特点，使电影欣赏与高校学生思政工作得到合理交融与整合。 [关键词]电影欣赏；高校思政工作；整合；作用；探析 一、电影欣赏是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手段 艺术对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重大的作用。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工作要增强实效性，必须以人为本，发挥文化艺术的教育功能。构建灵活多变的具有活力的艺术课堂。电影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法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对受众有着政治的、审美的和道德的巨大精神作用。电影欣赏有助于电影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组织作用的有效外化和释放，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来传达正确的价值观念与崇高的思想情怀，从而进行文化思想传播，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抽象的内容形象化，达到同志所说的“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 所谓“欣赏”，是在接受艺术中经过体味、领略，通过丰体的有意识接受而产生的愉悦情感，它与艺术的创造一样，也是知(认识)、情(情感)、意(意志)等过程的系统组合。电影欣赏是以优秀电影为欣赏对象，通过对电影艺术审美接受产生自我感性认知、丰富想象和理解诠释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后，经内心自省，养成个人的高尚情操，提升自我文化和道德修养。中外优秀影片凝结着艺术创作者的智慧，传承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资源，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载体。电影欣赏可以成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手段。 二、电影欣赏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1．促发欣赏者的内心自省。 通过优秀影片与欣赏者的主客体互动，使学生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活动得到操行的自我修炼。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素来讲究“诗言志”、“成教化、助人伦”和“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左传》中夏“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的传说鲜明地显示了艺术创作实施着思想政治服务的功用。东汉王延寿云“恶以戒世，善以示后”。现实主义传统铸就了许多中外优秀电影，它们深切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底层百姓的命运与苦难，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的塑造，展示他们的喜怒哀乐，褒扬美好的人性。 外国电影中如《阿甘正传》，以小人物阿甘为底层群众的代表，歌颂善良、纯朴、诚实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并以其来反衬所谓精明人的狡诈，鞭鞑那种明是聪明实则愚蠢的欺骗，呼唤纯真。对这种影片的欣赏，学生可以使自己在理性思索的基础上，通过通俗化的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直观作用，更形象地明了勤奋的美德，在学习中便会更加脚踏实地，并学会善良地对待自己的同学和他人。中国电影中如《天下无贼》，以民间立场充分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存，通过民间的世俗叙事形态来歌颂人类的美好品德，以对下层百姓朴实无华的性格描写来证明终究邪不压正，正直与善良终究是人类追求的道德意义。学生通过这类影片的欣赏能在内心自省的同时，培育其善良的秉性和诚实的品格，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效果。 2．让学生得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熏染。 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逐步深入，外来文化越来越多地冲击着大学生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行为，让学生拓宽视野的同时也会由于经受不住西方价值观念中负面因素的诱惑而对文化失去了应有的判断能力，从而显得无所适从，并盲目否定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失落了自己的文化家园。优秀电影充分提供展示各种文化的平台，可以使学生在无所适从中找到准确的坐标位置，从而能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尚不成熟的大学生们给予积极的引导。 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性表张，以其独有的手法使中国文化传统在荧屏上得以再现和表述。在其代表性的影片中，张艺谋进行大方位的文化表征的渲染。张艺谋的影片不厌其烦地大量使用红、黄、绿、蓝、黑这样的中国式色彩，使用中国文化意味浓烈的灯笼、菊花等物事，并完美地融入剧情。再如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等，尽管如评论家所说，也许只是中国文化表象化的或奇观化的表达，但以此为切入，可以让学生找到一个兴趣点，形象地进入中国传统文化，从而自觉地去寻找有关方面的书籍与资料，了解并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对外国优秀影片的学习，则能使学生了解“他”文化的精髓，学习并养成自我的多元文化素养。 3．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提供思想支撑。 随着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各阶层的相继涌现，多种价值观念和利益同时并立。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学生对于文化和道德选择缺乏一定的判断能力和选择利用能力，进而迷茫以至产生信仰危机。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大学生肩挑着我们事业的今天和明天，担负着未来民族振兴和传承先进文化的重要使命，他们的思想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兴衰存亡，因此，让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朝着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需要发展，引导他们践行和代表“先进文化”，将是我们惟一的选择。 这类影片的选择可以有《国庆大阅兵》、《开国大典》、《》、《焦裕禄》、《任长霞》等。事实证明，借助于优秀影片实施和促进高校学生工作，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电影艺术是现代的诗与乐，对其合理开发与利用，可以带来预期的效果。 三、电影欣赏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实施 1．电影欣赏的过程实施。 首先是影片选择。要有目的地选择影片，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可以借助和通过班团日主题活动等同学共同性的活动来有意识地选择主题影片，增强学生自发性与主动性，使之更有兴趣。 其次是观前点评。在选择好影片之后，教师应多方面了解所选影片的背景知识，给学生以正确的引导。比如，观赏《墨攻》，可以在学生进行影片欣赏之前讲解墨家知识，并说明《墨攻》并没有真正体现墨家的思想和观点，还可以展开讲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派，使学生知识面拓宽，同时做到正面地和批判性地欣赏影片，充实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再次是观后活动。可以沙龙讨论或作业评论或故事重述等形式进行。通过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感性观赏的基础上得到理性的升华，从而达到最理想的思想政治工作效果。 2．相关方式及配套措施。 首先是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可由教师组织，也可以是在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发组织，以有利于形成长效机制。 其次是在有关校园文化节或合适的时间段中进行相应的电影欣赏活动。有关调查显示，学生对电影是有着极大兴趣的，但是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网吧或其他一些公共场所观看，网上信息良莠不分，沉渣泛起，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从而失去判断能力，这就必然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尚不成熟的大学生们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在校园文化节中举行优秀电影故事复述竞赛、每月举行月电影欣赏等，进行有意识地引导，并形成热烈讨论的氛围，更好地激发学生的热情。 再次是有效利用校园网进行视频点播和建立BBS，让学生可以随时点播学校组织的优秀电影库，并能使学生在观看后在BBS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四、结语 电影市场良莠不齐，或因审美疲劳、或因市场利益驱动，使得部分电影制作档次低下，追求媚俗，造成电影视觉文化的肤浅直观，在这样的影片中，或宣扬极端个人主义，或追求享乐和纵欲，或冷漠搞怪，或低级趣味等等。这就使得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观看优秀电影成为必要。而对于喜爱电影艺术的大学生来说，电影对他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有力抓住电影艺术作为思想文化传播载体的特点，在高校学生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使电影欣赏与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得到合理交融与整合。 电影欣赏论文:浅谈英文电影欣赏与大学英语教学 [摘要]电影是文化产品, 孕育着丰富的文化背景, 英文电影欣赏教学课是一门语言文化课。 英文电影在英语教学中对学生的记忆、交往、学习环境的营造、学习情绪的调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典英美电影放映过程中，要选择适当的放映时间、地点。影片赏析应与多媒体教学平台有机结合, 以创造优化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的教学情境；同时影片内容尽量与课本相结合，并要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 [关键词]英文电影；大学英语教学 电影作为一种娱乐方式，集光、影、声于一体，非常生动逼真，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年轻人。一部好的电影可以影响一代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国家正在与世界接轨，大量的外文电影进入到了我们的文化生活中。这些电影使我们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同时也了解到了异国的文化习俗和风土人情。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语言学习者增强语言学习的文化积淀和跨文化交际的实际能力，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热情。笔者认为英文原声电影可以使我们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 不仅能保证语言材料和语言环境的真实性, 而且还能生动地把文化知识、社交技巧等展示出来, 从而增强对英语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一、英文电影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的优点 英文电影欣赏教学课是一门语言文化课。传统教材和课型侧重语言形式而忽视的是语言的学习而非文化学习。而影视课在提供学习目标语词知识、语用知识的同时也提供了了解目标语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因素和行为的机会。英美电影文学课丰富多样的视听材料所提供的语言形式和社会文化语境可以培养学生识别文化差异的能力,激发同化动机, 从而把目标语语词学习与目标语的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深入地学习并真正掌握该语言。 首先，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从认知心理学角度上说, 让形象和言语结合起来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和外语学习规律的。学习兴趣是非常活跃的心理因素, 对学习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学习兴趣一旦形成, 学生便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从而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带有描述性画面的电影对提高学生的语言听力有极大帮助。在同等听力材料下, 那些在课堂上观看电影的学生, 比以声音为媒介来提高听力的学生理解力更好, 尤其是当电影中的对白配以夸张的动作或者电影与相关的图片和背景性文字结合运用的时候。英美原版电影辅助的大学英语教学是贯彻这一原则的具体实践。因此我们可以说音像结合的教学手段能更加全面而真实地展示语言信息, 它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眼、耳、口等感官去积极捕捉并理解语言信息, 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所以说英美原版电影丰富的内容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语言学习成为一种精神享受, 进而成倍地提高学习效率。 其次，可以促使学生深入了解英美文化。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对英美文化及社会背景的讲解比较死板、笼统、抽象, 不容易被学生彻底领悟, 而电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最直观、最生动的反映。它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反映了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可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化的了解。这是我们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所不能达到的。要全面深刻地理解语言, 必须了解其中蕴涵的文化背景。因此, 在教学中应该坚持语言与文化并重的原则。英美原版电影可使学生学习语言的同时深入了解英美文化。声像并茂的电影使学生始终处于一个英美文化环境中, 各种感官受到刺激, 再通过教师的适当点拨, 学生就可以在真实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学会使用并巩固语言知识。 再次，有助于掌握地道的、口语化的英语表达。通过读书或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英语学习, 只能靠死记硬背, 机械、被动地掌握, 很难记准确。而通过英美原声电影, 可以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教师再加以强调, 学生们很容易便印在脑海里, 终生难忘。 最后，英文原版电影还能够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英美原版电影可以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手段, 它有助于在一个非外语环境中营造一种外语的氛围, 使学生在这种半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语言, 感受文化差异, 从而增强活学活用的外语交际能力。 二、英文原版电影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的方法 首先，要选择适当的放映时间、地点。与传统教学相比, 英美原声电影辅助英语教学, 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将历史事件、人物、地点呈现给学习者, 图文并茂, 画面动感, 容易给学习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学习内容易记难忘, 不容易产生乏味感, 听、说、读、写、译各技能的训练可以紧密地安排在同一时段, 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经典英美电影的赏析应与多媒体教学平台有机结合, 创造优化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的教学情境。一般来说尽量把放映时间选在听说课上, 以学生为中心,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其次，内容尽量与课本相结合。影片内容应尽量与教材相结合,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和课堂安排着重突出学生的读写能力,因此应选择与精读课文主题相关联的影片, 与课堂教学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 再次，要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简单而又精彩的电影片断是学生听说能力提高的突破点。开始看英美原版电影时要选一些情节简单、语言清晰的电影, 慢慢领略熟悉了电影的语言之后,再循序渐进选一些语速较快、难度较高、情节更为复杂的影片, 以推动学生进步。对于刚入校的大一新生, 他们的语言基础较薄弱, 听说水平有限, 应选择通俗易懂的影片，如《狮子王》等。对高年级的学生, 则选择有深刻文化背景知识、语音纯正的影片。 最后，放映方式要多样化。要坚持整体放映与局部放映相结合的方式。整体放映是完整地展示影片内容。结束后可布置作业, 让学生根据所看影片内容写观后感或影片的简介。但在英美经典电影的赏析中一定要适当穿插教学活动。教师可根据影片所剖析的社会现象或就某个人物让学生展开激烈的讨论, 这有助于改进学生的语音、语流、语速, 提高口语听说能力, 也可以让学生就某个情节进行模仿或改编, 用角色表演的方式展现出来, 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提高英语交际能力。此外, 影片中还会出现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或经典对白, 可让学生学唱或背诵, 以进一步培养语感, 陶冶情操。 电影欣赏论文:论大学生电影欣赏对传统道德价值的建构与回归 [摘要]电影欣赏不仅仅是枪战、武打、谋杀、游戏与解构，还需要激励、鼓舞、理想、感动与建构。本文论述了通过电影史充满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想文艺片的欣赏，可以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与情感教育、道德与责任教育，让大学生在欣赏电影的审美中既得到审美欣赏水平的提高，又强化了传统的人文精神熏陶。挖掘传统人文优秀片，对丰富大学生业余生活与道德价值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大学生电影 ；传统人文电影；道德审美教育 作为高等院校的娱乐宣传，几乎每所学校都有各种电影观摩与欣赏，国家每年都举行一次大学生电影艺术节，可见我国政府对当代大学生电影欣赏与审美倾向的重视。但从最近几年大学生电影节的电影来看，虽然出现了不少大家认可的电影作品，但总的质量不算很高。学校由于体制原因，为了追求票房价值，学校电影院平常也是以市场电影档线作为标准，都是以美国好莱坞娱乐电影为主，这样，对大学生的审美修养和人文素质并没有多少建设作用。为此，希望大学校园能够将中外电影史册上最优秀的文化片作为选修或业余欣赏课程开设，从而，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文化与审美素质，更重要的是通过电影的观赏，提升传统道德价值的建构与回归。 传统道德价值的回归主要是因今天消费时代的追求享受与娱乐而提出的，当下整个社会的文明道德似乎在滑坡，国家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及人道主义精神正在被解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电影的欣赏，鼓舞当代大学生重新塑造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及人道主义的高尚情操，及对真、善、美追求的人生情怀。 一、战争、英雄与爱国主义精神的塑造 中国及世界电影史上最多的电影题材就是属于战争，无论是前苏联，美国还是中国，战争题材最基本的两大主题就是：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同学们对中国战争题材最优秀的片子已经十分熟悉，《上甘岭》、《》、《英雄儿女》、《地道战》、《闪闪的红星》等看了数次，虽然这些电影有很强的政治教育作用，但如果再对大学生进行强行灌输，估计学校电影院里上座率可能寥寥无几。为此，对于战争片子的放映，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表现中国战争的题材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战争题材电影是一切电影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最能让观众得到情绪共鸣和强烈认同的，因为战争中人的生存只有生与死的两种选择，因此战争最能考验人性。将通过战争去表现人性、表现人性的摧残与毁灭、表现男人也有儿女泪、表现美好的爱情在战争中毁灭，而那些在战争中维护了人的尊严，保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坚持了人类的正义，保全了后方的母亲及人民，这样的战士无论是牺牲还是活着，他们都是英雄，都是爱国主义的楷模。因此，对于大学生欣赏战争题材，应该选择具有战争性，人性与复杂性交织一起的，具有深刻内涵和震撼人心的文艺大片。我们可以列举三部片子作为我们教学的案例。 《西线无战事》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优秀战争片子，被看成是奥斯卡授奖以来第一部有强烈的思想性的作品。迈尔斯通以沉重的笔触和简明精炼的手法写活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荒谬无情，透过一名德国士兵从迷恋战争到心冷、心死的每一次心理转变，渲染了战争的恐怖及其对人性的摧残，表达了对人类自相残杀的反感和把人民推向灾难的当权者的厌恶，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回味和沉思。《太极旗飘扬》是一部轰动美国及西方世界的韩国大片，电影彰显出强烈的亲情与民族情结。以南北战争这一民族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太极旗飘扬》将他们的民族情结发挥到了极至。这部电影让同学们更深刻体会到了人性情感的宝贵，贫困、残酷的内战、阴暗的政治，越是在艰难绝望的时候，人越能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越是能激发出自己生命的潜能。影片较客观地反映了那段内战时期的真实情况，让我们认识到战争的毁灭与残酷，并对内战提高到更高的理性层次解剖：内战绝大多数都是罪恶的，没有所谓的正义与邪恶，这部影片除了对于内战进行批判外，也赞扬了人道主义，让观众们意识到人权、道德与尊严的重要。《高山下的花环》虽然题材已经不再提起，但那段历史是无法抹去的，作为国内最优秀的战争片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主题完全可以推荐给学生。这部电影歌颂了刚正不阿的雷军长；歌颂了梁三喜、靳开来等指战员为国捐躯的精神，以及梁大娘、韩玉秀为国分忧、忍痛负重的高尚品质。同时，它还通过吴爽利用职权，为儿子搞“曲线调动”的情节，批判了部队的不正之风。它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让学生知道懂得去爱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家园！《高山下的花环》是一部内容深刻，感情炽烈真切，震撼人们心灵的好影片！一幅幅的图片记载和镌刻着血与火、生命与灵魂；一帧帧的画面涌动和奔泄着情与恨、呐喊和回忆。它深刻地反映着一个个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日子！ 二、 青春、困惑与积极人格的自我实现 当代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比较个性与富有青春的朝气。但是，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既有快乐，成功，友谊，温情，但也有青春的烦恼、学习事业的失败及爱情的困扰。通过对中外最优秀的青春电影片子的欣赏，让大学生们学会正确对待自己的青春时光，珍惜生命与快乐，摆脱烦扰，追求理想，塑造一种积极、健康、阳光、帅气的青春个性。国内反映青春题材的片子数量非常多，绝大多数都是与革命战争的热血与牺牲联系在一起的，同学们对《青春之歌》、《青春祭》、《庐山恋》都比较熟悉，因此，针对今天学生的特点，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具有真正青春经典意义的作品，让同学们可以从电影主人公形象上吸取正反两方面的人生经验和力量，拥有一种正确的生活观、爱情观、理想观和事业观。为此，我们推荐三部作品，作为经典的青春片予以欣赏。 《情书》是一部清新隽永，让人永远难忘的日本影片，是导演岩井俊仁（又有译成岩井俊二的）的剧场电影处女作。这部电影与其说是演绎了少男少女间情窦出开的故事，不如说又激起了成年人心中最深处的情感涟漪，仿佛所经历的一切又被电影洗涤了一遍。想忘却而未忘却的记忆变得更加鲜亮了……阿树对渡边博子说过，喜欢她是因为一见钟情，而她那时还不知道，那是因为她长得像阿树第一次喜欢的女生，岩井俊二就是用电影委婉地诠释了有些人的内心情感“秘密”。导演岩井俊仁片子风格迥异，有的清新温暖简单宁静，如《情书》、《四月物语》；有的残酷暴虐而又绝望，如《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但《情书》确实是一部最值得欣赏的电影。《男孩别哭》是1999年由希拉里・斯旺克主演的电影，是当年获得诸多奖项的优秀片子，因为里面涉及到了性的更改和同性话题，比较受争议，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掩盖这个片子的光芒。这个片子对所谓的道德伦理进行了一些颠覆以及抨击常人对同性恋女孩的残酷行径。影片最为纯洁美丽的画面与血腥而且残酷的画面相互交织，令人震撼。通过这个片子，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认识性的选择性与多元文化的现代价值观。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2001年入围第51届柏林电影节赛单元，王小帅被认为是电影节中的一匹黑马，也成了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这部电影以城市最底层北漂小青年作为主人公，展示了青春少年生存的艰难及外乡人在北京面对的挤压。《十七岁的单车》中，王小帅告别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冲突，开始试图进入平民的核心。这部电影以现实主义叙事风格的回归手法，通过一部单车表现了17岁少年的青春祭奠。 三、 苦难、人生与人性崇高的追求 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几乎是中国百年苦难的艺术反映史。 “苦难”是艺术最大的主题之一，在电影艺术中，表现个人命运的悲剧，民族灾难的悲剧及一个国家整体的悲剧影片十分繁多，“苦难”成了电影的一个课题。优秀的影片，让人通过“苦难”去思索命运，去了解生存的艰难，去表现人生意义的探索，在苦难中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中国第五代导演，以多种电影手法与写实性镜头去表现中华民族的生存艰难，在艰难中表现出我们民族的坚韧不屈与忍辱负重的个性，《黄土地》、《人生》、《活着》、《红高粱》、《黄河绝恋》、《嘎达梅林》……，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的生存秩序与艰难处境。在粗犷的大自然与贫穷的生活现实环境中去表现个人、民族及国家的命运。《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号》、《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这些影片都是展现了生命之光的闪耀。我们以三部表现苦难、叙述人生、追求崇高作为课堂的经典影片推荐，同学们在电影镜头面前感伤、惆怅、痛苦及欢乐之后，对人生、情感、生命、人性及崇高的道德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感悟。 《辛德勒的名单》是上世纪90年代最佳美国电影之一，将作为电影史上永恒的光辉而存在，它是电影史上一部经典中的经典，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名字也将与这部影片联系在一起而永远流传下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对《辛德勒的名单》评论说：“它让德国感到震惊，让世界感到震惊，它真实地再现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恐怖罪行，它让我们重新回忆和审视那段历史，我们愿以真挚无华的追思，共同思考和感受那段历史的伤痛。”导演斯皮尔伯格对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惨剧的回顾，影片以悲观阴郁的基调和富于强烈戏剧张力的惊悚元素，透过主人公辛德勒的眼睛，重回二战时波兰的科拉科，带领人们经历这个城市从繁荣到废墟的一切，同时在那个没有人性的年代中努力寻找人性的微芒，最终揭示了一个主题――人类自身对战争凝重的反思。在科拉科集中营里，幸存的犹太人用自己保存下的一颗金牙，也是他们战后仅存的惟一的所有，为辛德勒铸成了一枚戒指，刻上了犹太法典上的一句希伯莱经文：“救一条命等于救全世界。”正是战争中人性的魅力，让全世界观众相信，高尚的人性与得到最终会战胜邪恶与战争。 《天堂的颜色》是一部描写儿童苦难的极为优秀的抒情片，是儿童电影的最高杰作，本片在2000年国际影坛被受广受关注，获得了代表伊朗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资格。每个看完电影的同学内心的激动无法平静，甚至在影院里随着镜头的拉开而悄然流掉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都有难忘的回忆，无论快乐与不幸，童年的人性最天真、最纯洁、最令人感动。在电影世界中，虽然北野武与侯孝贤都以似乎相同的格调与风格回忆了他们的童年，但对大学生来说，可能最接近他们的影片是《妈妈再爱我一次》、《暖春》这样直接展示儿童苦难命运与人性考验的作品。《天堂的颜色》则是另一种表现风格的优秀电影，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这是“一部平实而简单的感伤电影。曾拍过令人喜爱的作品《天堂的孩子》的导演麦基迪，创作出这部故事、颜色与结构都能绝妙地交融的影像织锦绘。就如同其它伟大的伊朗电影一样，《天堂的颜色》以最简单的故事，牵引出你最深沉的情感。”导演麦基迪喜欢通过小孩的视角来诠释成人的世界，因为在他看来儿童眼中的世界才是最真实、最动人的。在影片中，盲童穆罕默德的境遇更令人悲伤，他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中却在自己的心中升起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妹妹、奶奶及父亲每个人都那么感人。 最后要推荐的一部影片是中国的《天云山传奇》，当代大学生很多没有听说过的一部电影，但在百年电影历史上绝对有它的价值。该影片是我国导演大师谢晋的优秀作品。之所以为同学推荐这部片子，是让同学们了解“”，缅怀他们爷爷、奶奶的青春岁月，更是让同学们懂得什么是真爱，什么是人性中最善良、最崇高与最感动的成分。虽然有特殊年代的政治因素，（下转第60页）（上接第54页）但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转折点的时代背景学生非常熟悉，电影中罗群、宋薇、冯晴岚三个主人公及同学关系，他们之间的恋爱与婚姻的展示，充分体现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全片抒情气息非常浓郁，特别是一组比现在贾樟柯使用的长镜头还更长的，足足有十分钟左右的画面，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电影画面最感人和最催人泪下的经典镜头之一：右派分子罗群被他的同学及老婆宋薇抛弃了，在低矮的破旧茅屋里孤独的病得即将死去，此刻，一直暗恋他而没有结婚的老姑娘、小学教师冯晴岚不怕别人的谣言与政治风险，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罗群的生活责任，她用木板手拉车，独自在大雪中拉着病入膏肓的罗群，灰色的天空、飘飞的雪花、蹒跚的步子、缓缓移动的手拉车、悲怆的音乐……这组长镜头将故事推向高潮，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同学、一个暗恋者、一个妻子的形象，而仿佛是一个伟大的英雄母亲、一名与政治邪恶斗争的“丹娘”、一名捍卫人性与尊严，追求崇高生命的坚强女战士。正是冯晴岚的光辉形象，让我们对这部电影表达的苦难、人性、尊严与崇高的人生意蕴一直深深感动。 作为当代大学生电影欣赏的题材与影片是多层面的，个人兴趣的选择也是迥然有别的，但是，如果将电影欣赏作为学校的选修课程，既让学生得到了学分，又提高了学生欣赏电影的积极性。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具有人文主义积极思想的经典电影，通过生动的电影故事，让大学生在欣赏电影的时候达到情感教育与道德教育，提升自己的人文素质，主动追求人性中的真、善、美，对人间的苦难赋有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道德责任感。总之，优秀的电影欣赏，对当代大学生的传统道德价值的建构与回归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茹秀华，(1961- )女，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德育、音乐艺术与电影欣赏。 电影欣赏论文:英文电影欣赏与英语学习 [摘要]英文电影是英语学习的必要手段，它能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它在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有着兴趣激发、语言习得、思维创新等功能。但在使用英文电影进行教学时，更要注意看电影学习英语的具体方法，把握好看电影学外语的各个实践环节。英文电影欣赏与自主学习相结合，才能最有效地发挥电影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关键词]英文电影；英语学习 电影，这种古老而传统的娱乐方式在英语学习活动中,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英语作为一门人文类的语言学科,高效的记忆和对其浓厚的兴趣是学习、掌握这门学科的基础,因此,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学习手段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是英语学习的关键。 一、英文电影是英语学习的必要手段 鲁迅先生曾预言:“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电影学习手段能给学习者创造一个轻松舒适的环境,增强学生对语言学习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学习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教师的督促和简单的说教。为学习者提供生动逼真的情境、丰富多彩的资源,从而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习者的视觉、听觉。学习者只有对英语学习有积极的情感,才能保持英语学习的动力及较高的学习效率。消极的情感不仅会影响学习的效果,而且会影响学习者的长远发展。大学英语学习主要是通过课堂学习使学习者获得语言知识,但缺乏在自然的英语语言环境中习得的条件。而英文电影学习的作用相当于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习得语言知识的条件。它通过可视素材使学习者如同置身于英语的语言环境中,了解和掌握英语国家人民在真实的英语交际中语词的运用。英文电影以真实、生动和形象的语言材料使学习者得到大量口语化的语词,在“真实的交际”环境中通过习得词、搭配义、句法功能和感情色彩,从而地道地掌握现实交际中英语的表达形式,而且视听说相结合的教学形式能激发学习兴趣,多感官调动能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词信息。传统教材和课型侧重语言形式而忽视语言形式的社会意义及在实际场合的适用性。而英文电影将英美国家真实的社会交际带到了学习活动中,使学习者“身临其境”,了解到语词与环境地点、语词与说话人的地位、语词与场合的正式与否等的相互关联。掌握怎样在不同环境,针对不同对象遣词造句。在学习语词的同时学会交际中的语用规则。通过这种教学,还可以学到口语表达中合理的冗余技巧和手势、表情等非语言运用对言语的修饰作用,如强调词势、节奏感对气氛的烘托,对情感的抒发等。学会灵活运用这些技巧,能使之更好的服务于交际的不同需要。 二、看电影学外语的实践环节 1．迈出关键第一步：硬着头皮看。 初次看英文电影的感觉是又喜又悲,喜的是能较直接感受到中西生活方式及文化的不同,也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悲的是很多人除了听懂简单的几个单词就全靠画面理解电影的主题了。坚持多看几部,会渐渐熟悉基本情节,习惯不同背景下人物的言语表达及发音,至少能看下去了。 2.了解文化背景及历史知识。 电影是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生活的一个真实窗口,比如《Jesus Christ》让我们了解圣经故事及其在西方文学中的作用与地位。《National Geography》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大自然的神奇。这些对提高英语能力和人文修养都很有帮助。 3．通过电影掌握地道的口语。 电影中有大量的习语、俚语及略语甚至是一些非语言的东西,这是真实生活的交际形式的一个侧面反映,而且各个阶层的人所处的生活背景也不尽相同。 4．音乐及英文歌的欣赏。 电影的主题曲及背景音乐会让人情景交融,一些奥斯卡名片的音乐至今传唱。 5.积极主动，成为学习中心。 在英美经典电影的赏析中,学习者不应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而应成为学习活动的中心。电影教学应按照交际法的教学原则,以学习者为中心展开活动,尽力营造有利于交际的语言环境,激发学习者的想象和创新能力，确保学习者积极参加活动并有足够的练习机会。应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调动学习者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以提高英语综合水平。可根据影片所剖析的社会现象或就某个人物性格让学习者展开激烈的讨论,学习者就某个故事情节进行模仿或改编,用角色表演的方式展现出来,主动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提高交际能力。 三、培养利用英文电影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好语言,课堂的系统讲授与“学得”(learning)固然重要,课外的语言环境与“习得”(acquisition)更是不可或缺。目前国内的英语学习环境已大为改观,除外籍教师、英语授课等课堂因素外,英文读物、电影、录像等更是触手可及。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学习的自主性便显得尤为重要。英语教学的目标应当是学习者的独立性(learner independence),也就是说,让学习者成为学习的管理者,根据自身的语言需求制定学习目标和计划,选择学习材料和方式,自主进行学习和评估。对电影“知之、好之、乐之”,才能最有效的发挥电影的作用。 首先，根据自己的爱好、需求和语言能力，选择电影,查找相关资料,控制放映进度,随时中断、定格、回放、决定是否使用字幕,保证适度的理解。同时，寓学于乐，心情轻松、愉快地观赏电影。 其次，专注于电影本身的娱乐、信息功能。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素质,体会到运用语言的乐趣,却不必时时为语言分散了注意力。 最后，在重复观看电影时以训练发音、学习语言、提高听力技巧为目的,选取精听/观部分,通过配音、模仿、选看英文字幕、预测等活动提高语言能力。 另外，写影评、谈观感、参加电影模仿/配音比赛等形式把语言的输出和输入结合起来，或者就某个精彩片断反复播放,角色扮演,背诵精彩片段。良好的电影观赏习惯和学习自主性会向其他领域迁移,如看电视、利用网络资源、课外阅读等,都能成为英语听说读写的契机。 接触语言、使用语言一旦成为习惯,学习者会终生受益,不断提高语言水平。经典英文电影的赏析是促进英语教学的有效手段之一,它综合了听、说、读、写的各种基本技能的锻炼,既能提高听力理解力,学到活生生多姿多彩的语言,又能了解英语世界的风俗民情、价值观念、人生百态,还能提高艺术欣赏水平,提高自身素质。 [作者简介] 石颖（1980―），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现就职于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外语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姜力（1972―）， 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现就职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外语系，研究方向：典籍英译。 电影欣赏论文:试论播客与英文电影欣赏的结合 [摘要]英文电影欣赏对大学语文教学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学习英语的兴趣、然而，利用传统教学方式学生难以欣赏到足够的影片。因此，基于播客传播的信息主要以音频和视频信息为主；写英文电影欣赏相结合，是一种新模式。当然其成功与否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来检验。但广大师生都应该在思想和行动上充分利用其有效性，从而为教学服务。 [关键词]播客；电影欣赏；英语水平；途径 一、引言 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技术不断涌现，播客(Podcsst)是继E-mail、BBS、ICQ、博客(Blog)、维基(Wiki)等交流方式之后又涌现出的新型信息交流方式，它能将文字、图片、动画、声音和视频等素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通过网络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让资源与资源使用者、使用者与使用者之间开展有效的交流沟通，尤其是它摈弃了文字博客的不足，有效地将音频、视频素材融入其中。与传统的Blog相比，Podcast更能展示个性，更有针对性，同时又拥有更强大的交互能力。“播客”用声音传达信息，“播客”的内容更富有感情，更具个性，形式多样，有故事播客、脱口秀播客、音乐播客、文学播客等。随着播客技术的发展，播客正开始进人教育领域，出现了教育播客。基于播客最显著的特点即播客传播的信息主要以音频和视频信息为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把播客和英文电影欣赏教学结合起来，对促进大学英语教学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二、英文电影欣赏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与现状 电影是语言教学的有效手段之一，它可以起到传统课堂教学无法比拟的作用，它可以作为传统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英文电影欣赏课可以有效地弥补课堂教学中真实环境语言输入的不足，对于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有着积极的作用。 首先，大量的英文电影欣赏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听说能力。任何交际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场景中实施的。电影故事情节取材于生活，其中的场景、道具及其他方面都充分展示生活的真实。因此，看电影时，学生有亲临其境的感觉，这等于把语言学习放在真实的交际情景中进行，无疑使语言学习十分真实自然。经常看英文电影，学生就会逐渐地学会在不同情景中得体地使用语言。同时，电影展现的是生活中的真实情景，演员说的英语也是生活中本族语者说的英语。经常看电影可以学会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可以有效地减少“中式英语”，也有助学生掌握正确的语音。 其次，英文电影欣赏可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加学生对英美文化的了解。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学习一门外语不可能不了解相应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电影是一面镜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最直观、最生动的反映。它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通过英文电影欣赏，学生可以加深对英语国家文化的认识，了解中英文化差异和思维方式，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能力。 第三，英文电影欣赏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电影丰富的内容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很好地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英语学习从课堂教学的单一与枯燥中摆脱出来，使语言学习成为一种听觉享受、视觉享受、精神享受，进而成倍地提高学习效率。 据调查，绝大多数大学英语学习者对英文电影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期望，许多学生把英语电影欣赏作为一种提高英语水平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大学英语教学的课时较少，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来安排英文电影欣赏就显得捉襟见肘，一般学校不开设专门的视听课，学生在一学期内只能在听力课时间观看一两部英文电影，这对提高英语水平来说显得微不足道。而教师布置学生课后个人观看又不太可行。一方面，学生可能缺乏自觉性，教师也缺乏对学生的监督性。另一方面，学生的观看也带有盲目性，不利于英语水平的提高。因此，探索一种把新型的信息技术播客应用于英文电影欣赏的模式，使学生在进行英文电影欣赏中提高英语水平，是一个必要和有益的尝试。 三、播客及其使用方法简介 Podcast，中文译名尚未统一，但最多的是将其翻译为“播客”。它是数字广播技术的一种，出现初期借助一个叫“iPodder”的软件与一些便携播放器相结合而实现。Podcast录制的是网络广播或类似的网络声讯节目，网友可将网上的广播节目下载到自己的iPod、MP3播放器或其他便携式数码声讯播放器中随身收听，不必端坐电脑前，也不必实时收听，享受随时随地的自由。更有意义的是，你还可以自己制作声音节目，并将其上传到网上与广大网友分享。就像博客颠覆了被动接受文字信息的方式一样，播客颠覆了被动收听广播的方式，使听众成为主动参与者。 播客的使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创建播客和收听收看播客。 1、创建播客。 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软硬件制作与播客，过程并不复杂。主要步骤如下： (2)将录音文档存作MP3格式文件。 (3)上传该MP3文件到网站。 (4)有播客附集(podcast as an enclosure)的RSS源。 播客使用的是一种基于XML的叫做RSS的技术，这种技术正在被越来越多网站用来提供即时信息。不同的团体用这种方法把新的内容和信息列在一个XML或RSS文件里。很多网站会用XML或RSS来标示它们提供RSS源。 2、收听收看播客。 用户把播客(MP3格式)下载到电脑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收听。另外，也可以把播客下载到MP3播放机，这样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按自己的要求去听播客了。搜寻和收听播客的步骤为： (1)找到并订阅一个播客源(XML或RSS)。 (2)在线选择和收听收看播客。 (3)下载和收听收看播客。 (4)把播客下载到MP3播放器上。 四、播客与英文电影欣赏相结合的可行性与模式 播客传播的信息主要以音频和视频信息为主的特点，因此把播客与英文电影欣赏相结合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也是可行的。利用播客，可以有效地利用学生的课外时间使学生进行英文电影欣赏。现在大学生的上网条件较好，因此收看或下载播客上播放的英文电影比较方便。具体来说，播客应用于英文电影欣赏的模式如下：1、教师选择适合的英文影片上传在播客上。2、教师布置学生在一定时间内收看播客，并布置一些针对影片的问题或让学生观看后写出观后感，这样教师对学生的观看行为就有了较为有效的监控性，播客用于英语教学目的的实现就有了一定的保障。3、教师也可对学生分组，使学生能够对影片进行交流。4、在规定期限截止前，学生上交个人或小组的有关影片的作业，或让学生进行互评。5、教师对作业进行讲评，评出优秀作业，以此作为对学生的鼓励。然后开始下一部英文电影的欣赏周期。 五、结语 播客在目前还是一个新事物，它应用于教育教学方面的案例还比较少。因此，播客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英文电影欣赏课的尝试与探索的成功与否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来检验。然而，作为一种新技术，广大师生都应该在思想和行动上充分利用其有效性，从而为教学服务。教师与学生都要提高自己的信息素养，教师更是需要具有很高的综合素养，例如播客制作技能、影视欣赏与鉴别能力等。另外，在播客的使用中，也要认识到播客的安全性问题，提高自身的网络道德素养。总之，随着人们的进一步探索，播客在包括大学英语教学在内的教育教学领域里将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电影欣赏论文:欣赏心理电影 促进心理健康 [摘要]心理电影是伴随着人们对心理的逐渐认识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成为心理咨询的重要辅助手段，并得到了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心理电影欣赏是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一种心理咨询的重要辅助手段，对于预防和治疗身心疾病、调适不良情绪、培养健康情感和协作精神、促进自我表达、开发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心理影片的欣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观众自己欣赏；另一个层次是属于心理医生对心理影片的解析。 [关键词]心理电影；电影疗法；心理电影欣赏 在工作、生活、情感重压下，郁闷、灰心、沮丧、猜疑等各种思想问题堆积成了都市人的精神疾病。2007年中科院心理所“国人心理和谐状况的研究”项目组发表了《2007我国民众心理和谐状况研究报告》。研究表明75.8％的民众心理和谐的总体状况介于“不确定”和“比较和谐”之间，但仍未达到“比较和谐”的程度，离“非常和谐”更有段距离。有4.4％的民众心理不和谐。少数心理不和谐的人群，有可能转化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人群。在这方面，心理学家采取各种积极举措，不断扩充治疗手段，增加治疗内容，更新治疗方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欣赏心理电影就是一种治疗的新方法。 一、何谓心理电影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所以严格地讲，所有的电影都包含有心理描写的成分，反映了人的精神世界。而我们界定的心理影片，是指在现代西方心理学发展成熟后，反应或展示某种心理学原理或者典型心理障碍的电影，其主题往往更集中于表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它以人性和心理作为其情节的工具和底色。心理影片就如同一个个现实的案例，一段段丰富的、真实的，或者极端的生活片段再现，把人性中的黑暗病态，和人性丰富、正向的一面都生动鲜活的呈现，给观影者带来身临其境的直观对应和深切触动。当艰深的心理学搭载在电影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上，就成为引发公众对心理学产生兴趣，吸引公众了解和学习心理学健康知识的良好途径，这也是目前日益流行的开放式、引导式的传播模式。 二、心理影片的发展历程 心理电影是伴随着人们对心理的逐渐认识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反映人类生存活动的综合艺术，电影自其诞生起就一直没有脱离过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发展的轨迹。 中世纪以前，人们把精神病看成是魔鬼力量的体现，因此，残酷的拷打、禁闭、火烧、水淹放血等所谓“驱魔”手段就成为治疗精神病的方法。这给无数精神病人带来悲惨的后果。17世纪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精神疾病是一种需要医治的疾病。1798年法国精神病学家彼奈尔首次废除了对精神病人镣铐加身的管理制度，推广精神疾病的概念，成为现代精神病学诞生的标志。但是这种认识也是肤浅的，人们无法去治疗精神疾病。此时有声电影问世不久，精神病人只是电影中悲剧人物的结局。1916年，德国心理学家雨果・明斯特伯格发表《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提出“电影不存在于胶片上，甚至不存在于银幕上，而只存在于把它实现的思想中”的立论，强调电影是 “一种心理学游戏”，做了电影心理学研究的初次尝试。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渗入电影理论领域。精神分析学的重要范畴，如无意识、潜意识、镜像阶段、初始场景、浓聚、移换、窥视癖等概念被用于解释电影的机制、观看主体的心理活动、电影作品的创作和感受过程，从而形成现代西方电影心理学的新阶段。一大批以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为线索的优秀影片重现了好莱坞影坛昔日的辉煌。特别是近年来，表现人类异常行为更是国际影坛上形成趋之若鹜的一股热潮，吸引了大量投资和观众，其中较为熟悉的近期作品有《雨人》、《沉默的羔羊》、《本能》等。这些影片已成为世界电影宝库中的经典作品，是人类艺术成就中一笔珍贵的财富。近年来，心理电影出现了新的趋势，人们开始关心精神病人的生活，电影中也开始出现描写精神病人的生活片、言情片。如《飞越疯人院》、《阿甘正传》、《美丽的心灵》等。另外，也有许多心理电影探索着未解的心理问题，使人们对心理有更深的了解。如周润发主演的《赌王》、黎明主演的《双雄》分别对失忆、催眠进行讨论。心理影片的崛起和流行使得心理学家开始利用电影与病人沟通，借此令沉默的病人吐露心事。最先把电影艺术与心理治疗结合起来研究的法国著名的电影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他认为电影是与人的“利比多”打交道，也就是说，电影在同人的需求或欲望打交道，在与人的性格发生接触和交流，进而影响人的心理活动机制。经过十几年来的临床实践，英国心理医生弗德尔发明了“电影疗法”，于2003年得到了英国心理及精神病领域最具权威机构――英国皇家精神病学院的正式认可，该学院建议将他的心理治疗方法在全国推广。近年来，在欧美许多国家，“电影疗法”正成为心理咨询的重要辅助手段，并得到了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美国主流社会已广泛接受这种疗法。 三、如何欣赏心理电影 欣赏电影不同于看电影。在日常生活用语中，我们通常把走进电影院去接受一部影片称之为“看电影”，而很少称之为“欣赏电影”。欣赏电影意味着更深一步地对影片的介入，这种介入是否可能，便取决于欣赏者在知识、经验和审美意识方面有没有更充分的准备。他对一般的生活经验和理论知识上的积累，他所具有的审美意识的修养，他对电影艺术的掌握程度，都直接影响着他对一部影片的欣赏。所以，欣赏电影又要比一般的看电影具有更强的接受影片的能力。 赏析心理电影又不同于一般的电影欣赏，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情投入，而是要带着问题去看，特别要重视其中的情绪以及象征；也不是将一部影片看完之后，再加上心理点评分析就叫心理影片赏析，而是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走进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角色的心灵言语。在心理咨询师的带领下，通过对剧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与行为表现进行分析，可以更深的领会影片内涵和观影启示。观众在欣赏电影的视觉冲击、视听享受，得到心理休闲和放松身心之余，也能品尝到深入浅出、营养丰富而回味良久的心灵大餐。 对心理影片的欣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观众自己欣赏，通过对剧中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表现进行欣赏和分析，揭示其内涵和启示，从而推动人类对自身的再认识，在别人的故事里解读自己的生命体验，在深层次认识自我的基础上重新规划自我。观众在欣赏电影的时候，观众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电影的信息，而是在积极地思考，对于情节的推进不断作出期待、预测和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形式也日益成为公众了解和学习心理学健康知识的极佳方式。 另一个层次是属于心理医生对心理影片的解析。他需要陪伴读者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走进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刻感受角色的心灵言语，是对电影内容在心理学层面呈现的常识和规律的深度探讨，并以心理学视角来关心影片故事的感染力在哪里? 对心灵的冲击力和吸引力在哪里?从而利用剧情来进行心理治疗。弗德尔医生自己从小就是个电影迷，喜欢看各种艺术片，但直到15年前他为一位女子进行心理咨询时才产生“电影疗法”这个灵感的。“她的丈夫背叛了她，当时她脸上的痛苦表情让我想起影片《码头风云》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角色，当他发现自己一直崇拜的兄弟是个骗子时的神情与这位病人的神情一样。我问她是否看过此片，她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对，我就是那种感觉’。”结果因为“对症下药”，女患者受到电影启发逐渐摆脱了心理障碍，获得新的生活。同时，心理影片欣赏并非只是剖析、揭露和治疗，更是引导、启发和鼓舞。心理学希望人们了解和解决的，并非只是人性中的黑暗病态，它更启发人性丰富、正向的一面。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自己，因为从旁观的角度观看自己，所以可以把自己看得很清楚把问题想得很透彻，心理的问题不就是这样的吗，因为看不明白所以走不出去。既然看明白了，所有的痛苦伤悲都可以更理性更客观更加正确地判断和抉择了，这就是电影疗伤的秘密。这对男性或有难言之隐的病人尤其有用。 四、心理电影的选片原则 在心理治疗需要用到的影像资料中，可以是整部电影，也可以是电影片段，通过一定的解说，使观看的患者产生某种领悟，在影像、音乐、对话等全方位的冲击下对自己的人生状态产生思考，以此起到治疗的作用，但并不是随便选取一部影片就能达到目的，“电影疗法”的关键是找到产生强烈共鸣的影片，因此在选片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　反映心理问题构成的环境。 我们可以选一些关于青少年成长系列的影片。这类影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咨询师完善自己对儿童青少年成长中各种影响因素的理解。例如父母的教养方式与态度，童年人际关系，儿童青少年的性启蒙、虐待等等。类似的影片有：《美丽人生》、《第一滴血》或《阿拉伯的劳伦斯》、《帝国反击战》等等。这类影片适合群体观摩，对象可以是进行父母教育、青少年教育，也可以是对探索自我内心世界感兴趣的成年人。观看完毕展开讨论，也可以是团体咨询。 2　反映某些心理疾病的临床表现。 我们可以选一些关于心理、精神疾病症状表现系列的影片。这类影片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一些疾病，例如：抑郁、强迫、幻视、妄想、人格分裂、人格障碍的症状。比如性心理变态电影杰作《钢琴师》；展现精分患者的幻觉世界的《美丽心灵》或《飞越疯人院》；治疗酒鬼就让他看《酒鬼岁月》或《玫瑰》等等。这类影片原则上不适宜大范围观摩，只限于特定的患者。 3　展示某些经典治疗方法的理论与技术的影片。 希区柯克导演的《爱德华大夫》，对后来的精神分析影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库布里克导演的《带发条的橙子》堪称行为主义经典影片，这就是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验发展出的“厌恶疗法”。这类影片更多的是专业人员观摩、交流、讨论。 4　开阔心理学工作者的视野。 我们可以选一些关于人生道路选择系列的影片，这类影片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开拓面对这类问题的视野。并且有些影片本身就做出了反思给出了一些选择的根据，也是可供咨询师和来访者共同讨论思考的。比如肖恩，加瑞提导演的《清醒》中展示了一些心理咨询技巧。这类影片不适宜群体观摩，除非是专业人员内部。 5　人际交往系列。 选出的此类影片，能够较为形象、生动的展现人与人际互动的部分场景，也能给出我们不同角度的反思。美国电影《断臂山》和《海上钢琴师》让我们能够看到复杂的人际关系。这类影片适合群体观摩及讲解。 总之，运用电影艺术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手段是可行的。它可以让我们在光影世界的心灵分享中，休整略感疲惫抑或麻木的灵魂，在别人的故事里解读自己的生命体验，整理自己淤积的情绪，在深层次认识自我的基础上重新接纳自我，带着一份如阳光般温暖、轻盈和纯粹的好心情，投入新一季的生活和工作中去!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音乐美探讨 摘要：基于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之美以及园林美与音乐美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音乐凝固之韵和律动之美进行了简单介绍和探讨，以期增进人们对古典园林艺术的认识。 关键词：古典园林；艺术美；园林美；音乐美 就审美原理角度来看，园林和音乐虽属于2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二者之间却存在很大的关联性和共通性，这在结构、创作法则、处理手法上都有所体现，从音乐艺术角度来理解和品鉴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更能够为人们所接受，而且对现代园林设计也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1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音乐凝固之韵 1.1园林艺术和音乐艺术有着相同的节奏和韵律 园林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与音乐艺术的节奏和韵律有共通之处，二者都集点、线、色彩、质感等效果于某一特定空间，继而营造出或是表达出特定的思想情绪、格调氛围，景观配置和音乐韵律的高与低、曲与直、完整或零散、严肃或活泼，都带给人一种美的感受。中国古典园林的景观配置，具体细化为各要素的布局，都是通过对局部的建构来达到整体的平衡，其中运用到的结合、对比等创作法则和艺术处理方法，都是通过形象思维产生的艺术效果，符合音乐艺术传递出的节奏和韵律的艺术效果，由此可见，二者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1.2古典园林音乐化的艺术处理和乐律性的景观编排 音乐艺术中有强弱、缓急、重复、高低、曲折、停顿等创作手法，这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也有所体现，如景观的高低配置能够在空间上产生层次感，内外配置能够给人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楼台亭榭便是园林艺术的停顿，这些都与音乐化的艺术处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走进中国古典园林，领会园林艺术巧妙的布局，仿佛间是在聆听一首让人赏心悦目的乐曲，换言之，游人是在音乐化的空间里行进。以苏州留园为例，该园虽小，却将时空化的艺术处理方式体现得淋漓尽致，别开生面，错落有致的空间体系赋予了整个园林丰富的色彩感和节奏感，仿佛是一首轻音乐，收放自如的艺术处理手法，让人叹为观止。中国古典园林在景观编排上更具乐律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时空的连续和变化上，都与音乐的节奏感不谋而合[1]。 2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音乐律动之美 2.1古典园林的布局章法 古典园林的布局章法可以分为动静交织、虚实相济、旷奥有度、曲直对比、大小相宜、开合聚散等6种表现方式，这些艺术处理手法的应用，赋予了古典园林一种音乐律动之美。动静交织是中国古典园林整体布局的一个显著特点，主要体现为动静区域的划分，如可供游戏游赏的山水就属于动的区域，可供休憩坐赏的亭榭就属于静的区域，动静区域的划分根据园林规模的大小，各有侧重，通常规模较大的园林，游览路线比较长，且有回旋的余地，主要以动观为主，静观相辅，规模较小的园林正好相反。从整体布局来看，园林有动、静两大区域，这两大区域又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各种景象混合交替，动与静也处于交替变换之中，使得园林的艺术结构就有了向音乐一样的动静对比和转换的律动之美。至于虚实相济，主要体现在近景和远景、景处和留空处的对比布局的关系上；曲直对比，讲究一个“藏”字，曲径通幽，方显其中韵味，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趣，更能够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2]。 2.2古典园林的结构韵律 古典园林的结构布置都围绕一个“韵”字展开，“园韵”是园林的“魂”，也就是园林艺术的风度和气质，这主要体现在“独奏”和“协奏”2个方面：园林景观的“独奏”有3种表现形式，一是重复、变化和齐一，这种节奏形式是音乐节奏的基本形式，但也常出现在古典园林艺术中，其中，游廊就是最有节奏的景观；二是层递，这种形式是由重复衍生而来，音乐节奏比例的层递与园林空间造型的层递极为相似，在艺术上是相通的，都能够给人以美的感受；三是循环和回旋，园林结构也具有曲式结构中起、承、转、合的特点，这属于音乐性的循环和回旋，其作用于立体结构中，更富有音乐抒情的乐感。园林景观的“协奏”体现在“动”上，移步换景取得的观赏效果与音乐的流动性特点极为相似，游人在感受到各种景致之美的同时，仿佛是在聆听一部大型的协奏曲，具有浓郁的乐韵[3]。 3结论 艺术是共通的，具体体现为结构、创作法则、处理手法上的共通，园林艺术和音乐艺术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古典园林不仅具有音乐凝固之韵，也具有音乐律动之美，虽然实现路径不同，但都遵循着美的法则，在艺术上都以实现美为目标。 作者：谢洁 单位：西南林业大学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的营造路径思考 中国古典园林以儒家、道家思想等作为园林设计的指导思想，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以丰富古典园林的意境。通过山石、水池、花鸟树木等自然元素，可以产生“小桥流水、荷花飘香”的意境；通过亭台楼阁等建筑物，可以营造小巧精致、错落有致的环境；通过诗文、篆刻、匾额、字画等艺术品，可以增添园林的文化情趣，产生诗情画意的境界。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园名、假山、树木、建筑物等都渗透着文人的人生态度，充满了诗情画意；自然山水、楼台庭院等都寄托着造园者的理想与审美境界，在有限的空间中表达着无限的思想情感与意境。可以说，古典园林是自然美、建筑美、文化美的完美结合，是一种有格调、有品位的园林意境。 中国古典园林意境美的具体表现 （一）理念上师法自然 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中国人有着强烈的自然崇拜意识，在民族的长期发展中逐步积淀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在哲学上表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庄子曾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因而，古典园林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在造园过程中设计师极力模仿自然，以表现和模仿自然山水本色为特色，并将文人雅士的理想追求、思想境界等融入园林设计之中，用自由的方式实现建筑与山水花木的交融，体现生命的勃发自然生机，使园林之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深刻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敬之情。“师法自然”却又不拘泥于自然，人工设计却又不留人工开凿痕迹，充分表现了设计者对自然山水的崇拜之情。在古人看来，自然山水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境界，园林之美不在于它的外在形式和对自然本身的模仿，而在于它体现了“返璞归真”、“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的境界，以及通过感悟自然中蕴藏的道，体现设计者对自然生活、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追求，从而使中国古典园林具有了独特的艺术追求。 （二）文化上诗情画意 中国传统文化是孕育中国古典园林的沃土，使中国古典园林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艺术生命力。我国拥有大量的、优美动人的诗词歌赋，这些古典艺术被广泛应用于造林中，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意境。艺术之间都是相通的，书法是一种有民族特色的抽象艺术，运用笔墨可以对汉字进行艺术加工，使之成为蕴涵着生命力的、鲜活的艺术形象。书法艺术也被广泛应用到园林设计之中，在设计园林时将中国的书法诗词铭刻在园林中，既可以增添园林的诗情画意，又可以起到点景的作用，还可以使观赏者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与陶冶。“无文景不意,仅景景不情”，诗文书画在造林中具有润饰景色和揭示意境的作用，因而，也成为我国古典园林意境美营造的一种重要元素。 （三）建筑形式上顺其自然 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亭、台、楼、阁、榭等，这些建筑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巧妙布局的，这些建筑融合在自然山水之间，给人以天然生成之感，毫无造作之感，这也表明了中国园林对自然的崇尚。园林中建筑布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的美学思想。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用虚实结合的方法，在有限的环境中创造出无限意境，实现了建筑形式美与山水美的有机结合，创造了中国古典园林特有的意境美。 （四）君子比德的思想 比德就是寓意于物，从山水花草等自然景物中体会人格美。君子比德思想是园林设计的重要理念，也是古典园林意境美的重要表现。君子比德思想可以引导观赏者感悟园林的主题思想和品格，使园林拥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如岁寒三友、四君子等，这些植物都象征着一种品质和性格，造园者抓住了自然形象的诗意特征，使这些自然形象具有了主观色彩，实现了融情于景、以景传情的目的，产生了余言未尽的韵味。 中国古典园林意境美的营构 意境是一个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古老的园林艺术清晰记载着时代的更迭与文化的嬗变。园林中处处蕴藏着诗情画意，正如计成在《园冶》中所言，溶溶月色,瑟瑟风声,静扰一榻琴书,动涵半轮秋水。因而，意境营造成了古典园林设计、建造的重要内容。 （一）用多种元素营造诗情画意的意境 中国古典园林造景多从大自然中选取素材，将自然山水、花草树木作为造景的基本元素，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模拟、概括与艺术加工，实现“缩千里江山于方寸，一拳则太华千寻”的目的，创造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境效果。在园林有限的空间内，通过人工造景让人产生广袤自然的意境，领略无限的空间。水体、山石、花木等是古典园林的基本构成要素。水体是古典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妩媚而有灵性，常令人陶醉。园林中的山石不仅源于自然，还有着自然山石的形与神，古典园林也常常借助山石来抒发情怀，如在个园中就用不同的背景陪衬春、夏、秋、冬四种石头，以显示一年四季的景象。花木是古典园林空间环境建构的直接参与者，对园林景点的意境表达有着重要意义。如拙政园的雪香云蔚亭周围有许多高大乔木与腊梅，在大雪纷飞的冬季，梅花与瑞雪交相辉映，成为欣赏冬景的绝佳之处。古典园林中的建筑物与周围的山水、植物等相融合，能够形成完美的意境，如拙政园中的香洲就是一座画舫状的建筑物，三面环水，水中长满了荷花，能使人产生一种置身于画的感觉。中国古典园林在追求自然美的同时，赋予自然更多的意境，使园林中的景物充满了象征意义。 （二）在暗示对比中营造意境 古典园林建造时讲究“欲露先藏、欲显故隐”，常用引导、暗示的表现手法，让人们按照游廊、小路、曲桥等顺序欣赏景色，使人产生一种空间纵深感。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等都处于城市之中，空间面积较小，常用花墙、曲径、游廊等来扩大园林的虚化空间，产生一种耐人寻味的意境美。当游人循径而去时，会感到空间有曲有直、时放时收，犹如音乐中流动的音符。空间对比也是古典园林中常用的表现手法，如通过大小空间相连来以小衬大。留园的设计就用了空间对比的方法，入口部分空间狭窄、封闭，当走到园林之内就会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感觉。此外，对比还表现为情趣对比，如相邻的、不同情趣的院落会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 （三）用情感空间来营造意境 中国有着文人造园的传统，山水园林多为仕途坎坷的文人所建，这些园林的立意较高，表达着一种人格理想与审美情趣，有着借物言志的目的。如苏州的耦园中“耦”就有着夫妻同耕、双双归隐的含义；苏州的拙政园就取名于潘岳《闲居赋》中的“是以拙者之为政也”，表现了园主仕途不顺的宦海经历与自命清高的性情；吴江的退思园则取自于《吕氏春秋》中的“进则尽忠，退则思过”，这与园林主人任兰生的人生经历有关，任兰生因贪污而被罢免官职，回到故里之后建造了退思园，以表达自己的反思与忏悔。园林风景题名也是营造园林感情空间的重要方法，匾额、题记等可以反映出园林主人高雅的情趣与景观特色。承德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建筑群，就因远处的岩壑、附近的古松而得名，当清风吹入松林时，就会发出瑟瑟的涛声，正如康熙皇帝所言，“云卷千松色,泉如万籁吟”。在拙政园的远香堂上，环视四面景物定会有“香远益清”的感觉；登上绣绮亭，则“绮绣相展转，琳琅衾青荧”的诗句定会涌上心头。这些园林借题名点题意，产生的意境远远超越了自然空间本身，在情景交融中让人浮想联翩，感受那种诗情画意的意境美。 中国古典园林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质和精神，它有着以小见大、托物言志、以景传情的特色，并可以营造出千变万化的意境美。意境美是园林创作的灵魂，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艺术境界，没有意境的园林只是景物的堆积而已。中国古典园林“诗情画意”意境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美的探索，有着陶冶情操、净化思想的作用。（本文作者：薛侠 单位：安阳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形式和风格 一、古典园林建筑的特点 建筑与环境的结合首先是要因地制宜，力求与基址的地形、地势、地貌结合，作到总体布局上依形就势，并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 其次是建筑体体量是宁小勿大。因为自然山水中，山水为主，建筑是从。与大自然相比，建筑物的相对体量和绝对尺度以及景物构成上所占的比重都是很小的。 另一要求是园林建筑在平面布局与空间处理上都力求活泼，富于变化。设计中推敲园林建筑的空间序列和组织好观景路线格外突出。建筑的内外空间交汇地带，常常是最能吸引人的地方，也常是人感情转移的地方。虚与实、明与暗、人工与自然的相互转移都常在这个部位展开。依次过度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国园林建筑常用落地长窗、空廊、敞轩的形式作为这种交融的纽带。这种半室内、半室外的空间过渡都是渐变的，是自然和谐的变化，是柔和的、交融的。 为解决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问题，中国园林建筑还应考虑自然气候、季节的因素。因此中国南北园林各有特点。比如江南园林中有一种鸳鸯厅是结合自然气候、季节最好的离子，其建筑一分为二，一面向北，一面向南，分别适应冬夏两季活动。 总之，园林建筑设计要把建筑作为一种风景要素来考虑，使之和周围的山水、岩石、树木等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优美景色。而且风景是主体，建筑是其中一部分。 二、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形式 廊有覆盖的通道称廊。廊的特点狭长而通畅，弯曲而空透，用来连结景区和景点，它是一种既“引”且“观”的建筑。狭长而通畅能促人生发某种期待与寻求的情绪，可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弯曲而空透可观赏到千变万化的景色，因为由可以步移景异。此外，廊柱还具有框景的作用。 亭子是园林中最常见的建筑物。主要供人休息观景，兼做景点。无论山岭际，路边桥头都可建亭。亭子的形式千变万化，若按平面的形状分，常见的有三角亭、方亭、圆亭、矩形亭和八角亭；按屋顶的形式有掂尖亭、歇山亭；按所处位置有桥亭、路亭、井亭、廊亭。总之它可以任凭造园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丰富它的造型，同时为园林增添美景。 堂往往成封闭院落布局，只是正面开设门窗，它是园主人起居之所。一般来说，不同的堂具有不同的功能，有用作会客之用，有用作宴请、观戏之用，有的则是书房。因此各堂的功能按具体情况而定，相互间不尽相同。 厅堂是私家园林中最主要的建筑物。常为全园的布局中心，是全园精华之地，众景汇聚之所。厅堂依惯例总是坐南朝北。从堂向北望，是全山最主要的景观面，通常是水池和池北叠山所组成的山水景观。观赏面朝南，使主景处在阳光之下，光影多变，景色明朗。厅堂与叠山分居水池之南北，摇摇相对，一边人工，一边天然，既是绝妙的对比。厅的功能多作聚会、宴请、赏景之用，其多种功能集于一体。因此厅的特点：造型高大、空间宽敞、装修精美、陈设富丽，一般前后或四周都开设门窗，可以在厅中静观园外美景。厅又有四面厅、鸳鸯厅之分，主要厅堂多采用四面厅，为了便于观景，四周往往不作封闭的墙体，而设大面积隔扇、落地长窗，并四周绕以回廊。鸳鸯厅是用屏风或罩将内部一分为二，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后的装修、陈设也各具特色。鸳鸯厅的优点是一厅同时可作两用，如前作庆典后作待客之用，或随季节变化，选择恰当位置待客、起坐。另外，赏荷的花厅和观鱼的厅堂多临水而建，一般前有平台，供观赏者在平台上自由选择目标，尽情游赏。 榭常在水面和花畔建造，藉以成景。榭都是小巧玲珑、精致开敞的建筑，室内装饰简洁雅致，近可观鱼或品评花木，远可极目眺望，是游览线中最佳的景点，也是构成景点最动人的建筑形式之一。 阁是私家园林中最高的建筑物，供游人休息品茗，登高观景。阁一般有两层以上的屋顶，形体比楼更空透，可以四面观景。 舫为水边或水中的船形建筑，前后分作三段，前舱较高，中舱略低，后舱建二层楼房，供登高远眺。前端有平?与岸相连，模仿登船之跳板。由于防不能动又称不系舟。防在水中，使人更接近于水，身临其中，使人有荡漾于水中之感，是园林中供人休息、游赏、饮宴的场所。但是舫这种建筑，在中国园林艺术的意境创造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知道，船是古代江南的主要交通工具，但自庄子说了“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邀游，泛着不系之舟”之后，舫就成了古代文人隐逸江湖的象征，表示园主隐逸江湖，再不问政治。所以它常是园主人寄托情思的建筑，合适世隐居之意。因为古代有相当部分的士人仕途失意，对现实生活不满，常想遁世隐逸，耽乐于山水之间，而他们的逍遥伏游，多半是买舟而往，一日千里，泛舟山水之间，岂不乐哉。所以防在园林中往往含有隐居之意，但是舫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的含意，如苏州狮子林，本是佛寺的后花园，所以其中之舫含有普度众生之意。而颐和园之石舫，按唐魏征之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由于石舫永覆不了，所以含有江山永固之意。 三、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风格 1、表现含蓄 含蓄效果就是中国古典园林重要的建筑风格之一。追求含蓄乃与我国诗画艺术追求含蓄有关，在绘画中强调“意贵乎远，境贵乎深”的艺术境界；在园林中强调曲折多变，含蓄莫测。这种含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其意境是含蓄的；其二，从园林布局来讲，中国园林往往不是开门见山，而是曲折多姿，含蓄莫测。往往巧妙地通过风景形象的虚实、藏露、曲直的对比来取得含蓄的效果。如首先在门外以美丽的荷花池、桥等景物把游人的心紧紧吸引住，但是围墙高筑，仅露出园内一些屋顶、树木和圆内较高的建筑，看不到里面全景，这就会使人引起暇想，并引起了解园林景色的兴趣。北京颐和园既是如此，颐和园入口处利用大殿，起掩园主景（万寿山、昆明湖）之作用，通过大殿，才豁然开朗，见到万寿山和昆明湖，那山光水色倍觉美不胜收。江南园林中，漏窗往往成为含蓄的手段，窗外景观通过漏窗，隐隐约约，这就比一览无余地看有生趣得多。如苏州留园东区以建筑庭园为主，其东南角环以走廊，临池面置有各种式样的漏窗、敞窗，使园景隐露于窗洞中，当游人在此游览时，使人左右逢源，目不暇接，妙趣横生。而今天有许多好心肠的人，唯恐游者不了解，水池中装了人工大鱼，熊猫馆前站着泥塑熊猫，如做着大广告，与含蓄两字背道而驰，失去了中国园林的精神所在，真太煞风景。鱼要隐现方妙，熊猫馆以竹林引胜，渐入佳境，游者反多增趣味。 2、强调意境 中国古典园林追求的“意境“二字，多以自然山水式园林为主一般来说，园中应以自然山水为主体，这些自然山水虽是人作，但是要有自然天成之美，有自然天成之理，有自然天成之趣。在园林中，即使有密集的建筑，也必须要有自然的趣味。为了使园林有可望、可行、可游、可居之地，园林中必须建筑各种相应的建筑，但是园林中的建筑不能压倒或破坏主体，而应突出山水这个主体，与山水自然融合在一起，力求达到自然与建筑有机的融合，并升华成一件艺术作品。这中间建筑对意境的表现手法如：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乃仿浙江嘉兴烟雨楼之意境而筑，这座古朴秀雅的高楼，每当风雨来临时，即可形成一幅淡雅素净的“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诗情画意图，见之令人身心陶醉。 园林意境的创作方法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和深远的文化根源。融情入境的创作方法，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体物”的过程。即园林意境创作必须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对特定环境与景物所适宜表达的情意作详细的体察。事物形象各自具有表达个性与情意的特点，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如人们常以柳丝比女性、比柔情；以花朵比儿童或美人；以古柏比将军、比坚贞。比、兴不当，就不能表达事物寄情的特点。不仅如比，还要体察入微，善于发现。如以石块象征坚定性格，则卵石、花石不如黄石、盘石，因其不仅在质，亦且在形。在这样的体察过程中，心有所得，才开始立意设计。 “意匠经营”的过程。在体物的基础上立意，意境才有表达的可能。然后根据立意来规划布局，剪裁景物。园林意境的丰富，必须根据条件进行“因借”。计成《园冶》中的“借景”一章所说“取景在借”，讲的不只是构图上的借景，而且是为了丰富意境的“因借”。凡是晚钟、晓月、樵唱、渔歌等无不可借，计成认为“触情俱是”。 “比”与“兴”。是中国先秦时代审美意识的表现手段。《文心雕龙》对比、兴的释义是：“比者附也；兴者起也。”“比是借他物比此物”，如“兰生幽谷，不为无人而不芳”是一个自然现象，可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兴”是借助景物以直抒情意，如“野塘春水浸，花坞夕阳迟”景中怡悦之情，油然而生。“比”与“兴”有时很难绝然划分，经常连用，都是通过外物与景象来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意的方法。 3、突出宗教迷信和封建礼教 中国古典建筑与神仙崇拜和封建礼教有密切关系，在园林建筑上也多有体现。汉代是园林中多有“楼观”，就是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神仙喜爱住在高处。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体现，皇家建筑的雕塑装饰物上才能看到的吻兽。吻兽既是人们对龙的崇拜，创造的多种神兽的总称。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开端的象征；炎黄子孙崇拜的图腾；龙所具有的那种威武奋发、勇往直前和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理想的象征和化身。龙文化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人们仍可见到“龙文化”在新建的仿古建筑上展示，如今的龙文化（装饰）不仅仅是为了“避邪”；而且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海内外，凡饰有“龙避邪”的，一定是华人宅府），凝聚了民族的魂之所在。吻兽排列有着严格的规定,按照建筑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不同,最多的是故宫太和殿上的装饰。这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显示了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它古建筑上一般最多使用九个走兽。这里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只有金銮宝殿(太和殿)才能十样齐全。中和殿、保和殿都是九个。其它殿上的小兽按级递减。天安门上也是九个小兽。北京故宫的金銮宝殿“太和殿”，是封建帝王的朝廷，故小兽最多。金銮殿是“庑殿”式建筑，有1条正脊，8条垂脊，4条围脊，总共有13条殿脊。吻兽坐落在殿脊之上，在正脊两端有正吻2只，因它口衔正脊，又俗称吞脊兽。在大殿的每条垂脊上，各施垂兽1只，8条脊就有8只。在垂兽前面是1行跑兽，从前到后，最前面的领队是一个骑风仙人，然后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共计10只。8条垂脊就有80只。此外，在每条围脊的两端还各有合角吻兽2只，4条围脊共8只。这样加起来，就有大小吻兽106只了。如果再把每个殿角角梁上面的套兽算进去，那就共有114只吻兽了。而皇帝居住和处理日常政务的乾清宫，地位仅次于太和殿，檐角的小兽为9个。坤宁宫原是皇后的寝宫，小兽为7个。妃嫔居住的东西六宫，小兽又减为5个。有些配殿，仅有1个。古代的宫殿多为木质结构，易燃。传说这些小兽能避火。由于神化动物的装饰，使帝王的宫殿成为一座仙阁神宫。 因此吻兽是中国古典建筑中一种特有的雕塑装饰物。因为吻兽是皇家特有的，所以也是一种区分私家和皇家园林及建筑的一种方法。 4、平面布局简明有规律 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这就是每一处住宅、宫殿、官衙、寺庙等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一般地说，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家中主要人物，或者应和外界隔绝的人物（如贵族家庭的少女），就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同时，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也称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这是封建礼教在园林建筑布局上的体现。 5、地域文化不同园林建筑风格有异 洛阳自古以牡丹闻名，园林中多种植花卉竹木，尤以牡丹、芍药为盛，对比之下，亭台楼阁等建筑的设计疏散。甚至有些园林只在花期是搭建临时的建筑，称“幕屋”、“市肆”。花期一过，幕屋、市肆皆被拆除，基本上没有固定的建筑。 而扬州园林，建筑装饰精美，表现细腻。这是因为，扬州园林的建造时期多以清朝乾隆年间为主，建造者许多都是当时巨商和当地官员所建。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财富、粉饰太平，因此带有鲜明的功利性。扬州园林在审美情趣上，更重视形式美的表现。这也与一般的江南私家园林风格不同，江南园林自唐宋以来追求的都是淡泊、深邃含蓄的造圆风格。 四．结论 纵观中国古典园林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在古典园林中的这种具有古代中国人审美特征的园林观，绝不仅仅限于造型和色彩上的视觉感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心理描述，而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即通过园林艺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调节，来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特征和意义。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剖析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与类型 中国古典园林是建筑、山池、园艺、绘画、雕刻以至诗文等多种艺术的综合体。其作用，一方面具有可观、可居，另一方面使园林移步换景、渐入佳境，同时，更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我国现存的古典园林中，保存了大量的建筑艺术瑰宝。它不仅是人们审美要求的体现，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权力的象征，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价值。可见，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文化博大精深。下面，结合古代园林建筑实际情况，就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和类型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 园林建筑按照所属性质和地域的不同，风格也有很大的不同。皇家园林建筑体量大，装饰豪华，色彩金碧辉煌，表现出恢弘的皇家气派。而江南园林建筑突出“玲珑、活泼、通透、淡雅”，将秀丽、雅致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风格迥异，但建筑在园林中的作用却基本相同，主要概括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其实用性。根据人们的休憩及活动需要而设置，如亭、榭，即可供人停留赏景，又可以按需要兼做小卖亭、游船码头等用途。二是强调其独特性。配合园内风景布局形成的游览路线，在人们视线所达不到地方，园林建筑以其有利的位置和独特的造型，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或动或静的自然风景画，并与廊、墙、路等形成一定的活动路线。三是提升其园林意境。我国园林通常在园名、匾额、楹联中反映出其意境来。正如《红楼梦》中说大观园：“若大景致，若是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从而营造了园林意境。 二、园林建筑的特点 经过上述功能分析，可以看出，园林建筑有如下特点： 1、使用和造景，具有观赏和被观赏的特点。园林建筑既要满足各种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要符合园林景物布局原则，同时，也要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愉悦。因此，园林建筑既是物质产品，也是艺术作品，这就要求园林建筑要适合游人在或动或静中观景，又要使景色富于变化，达到步移景易的效果。 2、为环境服务，与自然景致充分结合。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与自然因素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使自然环境增添情趣，这就要求园林建筑的设置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做到布局上依形就势。这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的高度统一，正是中国古典园林不断追求的境界。 3、园林建筑独立性和组合性。我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一般体量较小，按大小、形状不同，具有不同的功能，根据使用上的需要，既可独立设置，又可用廊、墙、路等不同的建筑组合成一个群体，这种组合群体形成了富于变化的建筑外形轮廓，使建筑与风景相得益彰。 三、我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类型及应用 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时采用了浓厚民族风格的各种建筑物，将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因此，其类型十分丰富，主要有亭、廊、榭、桥、墙、舫以及花架、小品等多种类型。 1、园亭。是供游人休息和观景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周围开敞，在造型上相对小而集中，常与山、水、绿化结合起来组景，作为园林中“点景”的一种手段。亭的体量虽不大，但形式多样，其造型取决于它的平面形状、平面组合和屋顶形式。亭具有丰富变化的屋顶形象和轻巧、空灵的屋身以及随意布置的特点，很适合“观景”和“点景”建筑的需要。单体亭的形式有四方亭、圆亭、多角亭等形体，在亭与亭、廊、墙、房屋的结合上，又创造出了重檐、三重檐、攒尖顶、歇山顶及组合亭等。亭多布置于主要的观景点和风景点上，或作为主体建筑陪衬。在规模较小的私家园林中，亭常常成为组景的主体和园林艺术构图的中心。在一些风景游览胜地，则成产增加自然山水美感的重要点缀。设计中经常运用“对景”、“框景”、“借景”等手法，创造风景画面。 2、园廊。屋檐下的过道及其延伸成独立的有顶的过道称为廊。它不仅是联系室内外的建筑，还常成为各个建筑之间的联系通道，是园林内游览路线的组成部分。它既有遮荫蔽雨、休息、交通联系的功能，又起组织景观、分隔空间、增加风景层次的作用。廊的形式和设计手法丰富多样。按结构形式分有双面空廊、单面空廊、复廊、双层廊和单支柱廊等五种，按造型及所处环境可分为直廊、曲廊、回廊、抄手廊、爬山廊、叠落廓、水廊、桥廊等。 3、水榭。它是供游人休息、观赏风景的临水园林建筑。其典型形式是在水边架起平台，平台一部分架在岸上，一部分伸入水中。平台跨水部分以梁、柱凌空架设于水面上。平台临水部分围绕低平的栏杆，或设鹅颈靠椅供坐憩凭依。平台靠岸部分建有长方形的单位建筑，面水的一侧是主要观景方向，常用落地门窗，开敞通透。既可在窒内观景，也可到平台上游憩眺望。屋顶一般为造型优美的卷棚歇山式。 4、园桥。即园林中的桥，可以联系风景点的水陆交通，组织游览线路，变换观赏视线，点缀水景，增加水面层次，兼有交通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作用。园桥在造园艺术上的价值，往往超过交通功能。在自然山水园林中，桥的布置同园林的总体布局、道路系统、水体面积、水面的分隔或聚合等密切相关。其位置和体形要和景观相协调。大水面架桥宜宏伟壮丽，小水面架桥宜轻盈质朴。水面宽广，桥宜较高并加栏杆，水面狭窄，桥宜较低并可不设栏杆。水陆高差相近，宜平桥贴水，过桥有凌波信步亲切之感，水体清澈明净，桥的轮廓需考虑倒影，地形平坦，桥的轮廓宜有起伏，以增加景观的变化。园桥的基本形式有平桥、拱桥、亭桥、廊桥、汀步等。 5、园墙。园墙在园林中起划分内外范围、分隔内部空间和遮挡劣景的作用。精巧的园墙还可装饰园景。中国古典园林中，按材料和构造可分为版筑墙、乱石墙、白粉墙等。分隔院落多用白粉墙，墙头配以青瓦。用白粉墙衬托山石、花木，犹如在白纸上绘制山水花卉，意境尤佳。园墙的设置多与地形结合，平坦的地形多建成平墙，坡地或山地则就势建成阶梯形，为了避免单调，有的建成波浪形的云墙。此外，中国古典园林中，园墙还通常设有洞门、洞窗、漏窗以及砖瓦花格进行装饰。 6、舫。依照船的造型建在水面上的园林建筑物。供游玩宴饮、观赏水景之用。舫是中国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模拟、提练出来的建筑形象。处身其中宛如乘船荡漾于水中。舫的前半部多三面临水，船首常设有平桥与岸相连。舫的基本形式同真船相似，一般分为船头、中舱、尾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模拟、提练出来的建筑形象。处身其中宛如乘船荡漾于水中。舫的前半部多三面临水，船首常设有平桥与岸相连。舫的基本形式同真船相似，一般分为船头、中舱、尾舱三部分。船头作成敞棚，供赏景用，中舱最矮，是主要供休息、宴饮的场所，舱的两侧开长窗，坐在里面有宽广的视野，后部尾舱最高，一般分为两层，下实上虚，上层状似楼阁，四面开窗以便远眺。舱顶一般作成船篷样，首尾舱顶则为歇山式样，轻盈舒展，成为园林中的重要景观。 7、园林小品。是园林中供休息、装饰、照明、展示和为园林管理及方便游人之用的小型建筑设施。一般没有内部空间，体量小巧，造型别致。园林小品既能美化环境，丰富园趣，为游人提供文化休息和公共活动的方便，又能使游人从中获得美的感受和良好的教益。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特征论文 中国古典园林是建筑、山池、园艺、绘画、雕刻以至诗文等多种艺术的综合体。其作用，一方面具有可观、可居，另一方面使园林移步换景、渐入佳境，同时，更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我国现存的古典园林中，保存了大量的建筑艺术瑰宝。它不仅是人们审美要求的体现，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权力的象征，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价值。可见，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文化博大精深。下面，结合古代园林建筑实际情况，就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和类型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 园林建筑按照所属性质和地域的不同，风格也有很大的不同。皇家园林建筑体量大，装饰豪华，色彩金碧辉煌，表现出恢弘的皇家气派。而江南园林建筑突出“玲珑、活泼、通透、淡雅”，将秀丽、雅致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风格迥异，但建筑在园林中的作用却基本相同，主要概括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其实用性。根据人们的休憩及活动需要而设置，如亭、榭，即可供人停留赏景，又可以按需要兼做小卖亭、游船码头等用途。二是强调其独特性。配合园内风景布局形成的游览路线，在人们视线所达不到地方，园林建筑以其有利的位置和独特的造型，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或动或静的自然风景画，并与廊、墙、路等形成一定的活动路线。三是提升其园林意境。我国园林通常在园名、匾额、楹联中反映出其意境来。正如《红楼梦》中说大观园：“若大景致，若是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从而营造了园林意境。 二、园林建筑的特点 经过上述功能分析，可以看出，园林建筑有如下特点： 1、使用和造景，具有观赏和被观赏的特点。园林建筑既要满足各种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要符合园林景物布局原则，同时，也要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愉悦。因此，园林建筑既是物质产品，也是艺术作品，这就要求园林建筑要适合游人在或动或静中观景，又要使景色富于变化，达到步移景易的效果。 2、为环境服务，与自然景致充分结合。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与自然因素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使自然环境增添情趣，这就要求园林建筑的设置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做到布局上依形就势。这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的高度统一，正是中国古典园林不断追求的境界。 3、园林建筑独立性和组合性。我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一般体量较小，按大小、形状不同，具有不同的功能，根据使用上的需要，既可独立设置，又可用廊、墙、路等不同的建筑组合成一个群体，这种组合群体形成了富于变化的建筑外形轮廓，使建筑与风景相得益彰。 三、我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类型及应用 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时采用了浓厚民族风格的各种建筑物，将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因此，其类型十分丰富，主要有亭、廊、榭、桥、墙、舫以及花架、小品等多种类型。 1、园亭。是供游人休息和观景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周围开敞，在造型上相对小而集中，常与山、水、绿化结合起来组景，作为园林中“点景”的一种手段。亭的体量虽不大，但形式多样，其造型取决于它的平面形状、平面组合和屋顶形式。亭具有丰富变化的屋顶形象和轻巧、空灵的屋身以及随意布置的特点，很适合“观景”和“点景”建筑的需要。单体亭的形式有四方亭、圆亭、多角亭等形体，在亭与亭、廊、墙、房屋的结合上，又创造出了重檐、三重檐、攒尖顶、歇山顶及组合亭等。亭多布置于主要的观景点和风景点上，或作为主体建筑陪衬。在规模较小的私家园林中，亭常常成为组景的主体和园林艺术构图的中心。在一些风景游览胜地，则成产增加自然山水美感的重要点缀。设计中经常运用“对景”、“框景”、“借景”等手法，创造风景画面。 2、园廊。屋檐下的过道及其延伸成独立的有顶的过道称为廊。它不仅是联系室内外的建筑，还常成为各个建筑之间的联系通道，是园林内游览路线的组成部分。它既有遮荫蔽雨、休息、交通联系的功能，又起组织景观、分隔空间、增加风景层次的作用。廊的形式和设计手法丰富多样。按结构形式分有双面空廊、单面空廊、复廊、双层廊和单支柱廊等五种，按造型及所处环境可分为直廊、曲廊、回廊、抄手廊、爬山廊、叠落廓、水廊、桥廊等。 3、水榭。它是供游人休息、观赏风景的临水园林建筑。其典型形式是在水边架起平台，平台一部分架在岸上，一部分伸入水中。平台跨水部分以梁、柱凌空架设于水面上。平台临水部分围绕低平的栏杆，或设鹅颈靠椅供坐憩凭依。平台靠岸部分建有长方形的单位建筑，面水的一侧是主要观景方向，常用落地门窗，开敞通透。既可在窒内观景，也可到平台上游憩眺望。屋顶一般为造型优美的卷棚歇山式。 4、园桥。即园林中的桥，可以联系风景点的水陆交通，组织游览线路，变换观赏视线，点缀水景，增加水面层次，兼有交通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作用。园桥在造园艺术上的价值，往往超过交通功能。在自然山水园林中，桥的布置同园林的总体布局、道路系统、水体面积、水面的分隔或聚合等密切相关。其位置和体形要和景观相协调。大水面架桥宜宏伟壮丽，小水面架桥宜轻盈质朴。水面宽广，桥宜较高并加栏杆，水面狭窄，桥宜较低并可不设栏杆。水陆高差相近，宜平桥贴水，过桥有凌波信步亲切之感，水体清澈明净，桥的轮廓需考虑倒影，地形平坦，桥的轮廓宜有起伏，以增加景观的变化。园桥的基本形式有平桥、拱桥、亭桥、廊桥、汀步等。 5、园墙。园墙在园林中起划分内外范围、分隔内部空间和遮挡劣景的作用。精巧的园墙还可装饰园景。中国古典园林中，按材料和构造可分为版筑墙、乱石墙、白粉墙等。分隔院落多用白粉墙，墙头配以青瓦。用白粉墙衬托山石、花木，犹如在白纸上绘制山水花卉，意境尤佳。园墙的设置多与地形结合，平坦的地形多建成平墙，坡地或山地则就势建成阶梯形，为了避免单调，有的建成波浪形的云墙。此外，中国古典园林中，园墙还通常设有洞门、洞窗、漏窗以及砖瓦花格进行装饰。 6、舫。依照船的造型建在水面上的园林建筑物。供游玩宴饮、观赏水景之用。舫是中国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模拟、提练出来的建筑形象。处身其中宛如乘船荡漾于水中。舫的前半部多三面临水，船首常设有平桥与岸相连。舫的基本形式同真船相似，一般分为船头、中舱、尾 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模拟、提练出来的建筑形象。处身其中宛如乘船荡漾于水中。舫的前半部多三面临水，船首常设有平桥与岸相连。舫的基本形式同真船相似，一般分为船头、中舱、尾舱三部分。船头作成敞棚，供赏景用，中舱最矮，是主要供休息、宴饮的场所，舱的两侧开长窗，坐在里面有宽广的视野，后部尾舱最高，一般分为两层，下实上虚，上层状似楼阁，四面开窗以便远眺。舱顶一般作成船篷样，首尾舱顶则为歇山式样，轻盈舒展，成为园林中的重要景观。 7、园林小品。是园林中供休息、装饰、照明、展示和为园林管理及方便游人之用的小型建筑设施。一般没有内部空间，体量小巧，造型别致。园林小品既能美化环境，丰富园趣，为游人提供文化休息和公共活动的方便，又能使游人从中获得美的感受和良好的教益。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从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看现代酒店中庭设计 摘要：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艺术体现了中华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对现代设计也有着深远影响。文章介绍了现代酒店中庭设计的两种趋势，并阐述了中国古典园林美学中六个主题思想对现代酒店中庭设计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现代酒店中庭设计；现代设计 我国的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古典园林艺术源远流长。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艺术受我国古代诸子思想和佛道文化的影响甚重，体现了中华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我国辉煌灿烂的古典文化的一部分，在世界园林艺术的长河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也正是在这种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浸染之下所逐渐形成，而我们不仅仅是要看我国古典园林的美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我们要看到这种美学思想对园林以外的现代设计产生了什么 性质的影响。 一、现代酒店中庭设计的两种趋势 现代酒店中庭设计是现代公共场所中室内设计与室外设计的一个结合，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建筑师波特曼提出的中庭空间理论之后，大量的公共建筑比如酒店、旅馆、博物馆等空间里就运用了中庭空间理论，不管是哪种公共建筑的中庭空间里都大量的采用了绿化植被来营造一个室内环境室外化的特点，因此绿化植被成为现代酒店中庭设计的一个主角，而随着人们的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酒店中庭也成为设计师费尽心思要考虑的重点，纵观国内的设计形式，总的来说现代酒店中庭设计朝着两个大的趋势发展，其一，随着经济全球化，我国对外来文化的不断吸收，现代酒店中庭设计追逐西方酒店的设计方式，在植物的选择上大都采用外来植物品种，在设计风格上追求西方的华丽、规则的设计方式，使得酒店中庭呈现出一种异域色彩。其二，尽管异域色彩的酒店中庭设计成为一种潮流，可是这种设计风格却不占主导地位。随着我国对古典文化的不断开发、研究与继承，现代酒店中庭绿化也逐渐受到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影响，逐渐出现了一种“园林式”的中庭设计，其主要体现在酒店中庭的植物与空间序列上，这样的酒店中庭设计宛然就是一幅中国古典的山水画：含蓄、合适、丰富。起初这种酒店中庭设计在沿海的广州地区发展较为迅速，然后逐渐传播至内陆地区。 二、中国古典园林美学中六个主题思想对现代酒店中庭设计的影响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的精髓在于意境，而意境的产生体现为六个具体的设计手法，这六个设计手法也可以说是五个主题思想，它们分别是指：师法自然，巧夺天工；以退为进，镜像万千；曲径通幽，步移景易；气韵生动，物我合一；无中生有，虚实相生。下面我就分别以这五个主题思想为基础来阐述现代酒店中庭设计。 （一）师法自然，巧夺天工 在中国古代造园的过程中，童总结出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要素：一为花木池鱼；二为屋宇；三为叠石。这里第一个要素指的是自然要素，第二个要素指的是人工要素，由此可见我国古典园林在布局上首先讲究的是自然美，“中国造园艺术，是以追求自然精神境界为最终与最高目的，从而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目标。”（余晓川：《中国园林艺术浅说》）。 我们以广州市的白天鹅宾馆为例，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自然式园林酒店”，它的中庭设计体现了人类的自然价值观：其一，造型不一的本土植物，广州白天鹅宾馆里植物内容丰富，有天门冬、南天竹、棕树、文竹、兰花等，且这些植物很少人为修剪，而是根据每种植物的特性来配置，高低起伏，疏密变化；其二，自然曲折的水岸线，广州白天鹅宾馆水池岸线每个凹凸半径不等，长短有异，水中种植有荷花、睡莲等水生植物，呈现出野生态的气息，与之迥异的是具有异域色彩的酒店中庭水体设计往往非常规整，水中常不种植任何水生植物而是配以喷泉雕塑与之搭配，显然为人工斧凿的痕迹；其三，有天然雕饰的石景，以广州白天鹅宾馆为代表的现代“园林式”酒店中庭的置石的造型要求也很高，虽没有古典园林里以“怪、透、漏、瘦”为显著特征的太湖石那样讲究完美，但作为室内局部的主景，它的艺术造诣要求更高。“一拳石则苍山千仞，一勺水则碧波万顷；层峦叠嶂，长河巨泊”广州白天鹅宾馆中庭积石成山、跌水相置，这是对自然景观浓缩的模拟。 （二）以退为进，镜像万千 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土地资源利用率也越高，用地的紧张状况也随之增大，南北造园也受其土地限制的影响，逐渐便产生了一种关于空间延伸的美学思想，这一思想即指“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视觉无尽的、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张家骥《中国造园论》）用以退为进的设计手法产生镜像万千的自然生态的效果。 植物则在这一有限的空间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由于大量的绿化植物经过合理的配置才尽可能的创造出这一美学效果。以退为进其实就是为了改善空间的氛围，广州地区是东南部沿海人口稠密的地区，人均用地相对紧张，因此人们无形中就产生了对于土地渴望，对空间的控制感，广州白天鹅宾馆的中庭设计正式在这一形式下孕育而生，广州白天鹅宾馆的中庭设计把古典园林的美学要素自然加以运用，我们可以清楚的从图1看到它中庭四周的回廊上种植有大量的天门冬，长长的枝条悬挂在楼层之间，对中庭四周的回廊进行一部分遮挡，设计师们除了在中庭的地面空间营造出高低有落的植物空间效果以外，还考虑到垂直空间的绿化布置，考虑到了人们仰视的效果，这样既让人能在高处俯视中庭的美丽景色，也能让人站在中庭的平面空间上仰视垂直的绿色景观让人浮想联翩，从而产生空间延伸的视觉效果，达到以退为进的美学目的。 （三）曲径通幽，步移景易 “曲则全，枉则直”（老子 《道德经》），因此中国古典园林小径都很曲折，曲折的路面一是能够产生路径的动感美，其二曲折的路面还能够产生步移景易的效果。我们在江南的私家园林中就能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我们来看广州白天鹅宾馆，虽然受场地的制约，无法设置非常曲折的小径，但由于植物的疏密搭配，近景和远景的创造，一路观景也能产生步移景易的效果。我们从图1中可以看到植物主要集中在中庭两侧和假山处。游人从室内空间走到中庭空间，中庭的景致豁然开朗，远观假山跌水到假山脚下游人的视、听、触觉又是另一番感觉。对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酒店中庭设计则不太讲究这种“步移景易”的效果，中庭植物只是作为配景起到一个绿化效果。 （四）气韵生动，物我合一 在中国的山水画理论中，“气韵生动”为“荆浩六要”的第一要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气”，一是植物产生的“内气”，二是中庭景观所产生的 “外”气。 “内气”指的是植物的文化内涵，中国古典园林植物往往都是文人墨客因自己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而栽种，用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与志向，因此植物不仅仅只是悦目，每种植物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梅、兰、竹、菊，被认为是清高雅逸的“四君子”，兰花则因孔子的“且夫芝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的诗句，被视为学者不追求名利的高贵品节；竹子因高直挺拔、中空有节、质地坚硬等特征，被人赋予“正直，坚贞”的高贵品质。再如莲花因“出淤泥而不染，濯青莲而不妖”的经典名句，象征着文人不畏权贵的高贵品节。植物成为了自然有情观的一种体现，在中国人眼里植物就是感情和吉祥的化身。在广州白天鹅宾馆里植物的选择也根据植物“内”气而来，兰、莲、竹、菊也成为了广州白天鹅宾馆首选的植物，兰花和菊花主要是以盆栽的形式摆放在中庭水池的两岸以及酒店室内空间，莲花则漂浮在水池上。 “外气”我们指的是水流动的韵律感，众所周知江南园林中水贯穿了整个园林，于是才有了“无园不水”的说法，可见水也是产生气韵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从图二中可以看出广州白天鹅宾馆中庭利用假山产生的地势高差设计了一处跌水效果，水的流动打破了整个空间的寂静，让人欣赏此番美景，参与此番美景，让人有身临大自然的感觉，达到物我合一的效果。 （五）无中生有，虚实相生 我们知道在围棋里有一项常识是“金角银边草肚皮”，即应尽量占据角地，想在中腹活棋是不明智的。我国古典园林里有许许多多的角点是来限制空地，再在这空旷之处产生活路来。现代的设计也受我国古典园林这一美学思想的影响，在广州白天鹅宾馆的中庭，假山亭阁即是它的角点，换句话说就是它的焦点。把其它的地方留出来透气，让原本虚无的空旷之地产生美景来，我们可以把假山亭阁之处看作是水墨画里的黑色，而中间的空地可以看作是留出的白色，黑色即实，白色即虚，虚的部分往往更令人浮想联翩产生意境，这就是所谓的无中生有。不仅仅是广州白天鹅宾馆如此，受这种美学思想影响下的中庭设计也很多，它们大都采用一两颗高大的植物比如有毛竹、棕树等作为主景，这些高大的植物正是运用了无中生有的美学特点占据有利的角点而给中庭的中腹地区打开了良好的视野景观，让人观看过后有主有次、循序渐进。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我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的五点分析，我们逐渐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园林式”酒店中庭是如何孕育而来，酒店中庭设计不断被赋予文化的内涵，继承了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魅力，随着时间的推进也逐渐朝着更精更细的园林景观特色发展以此来满足现代人的心理需求。 作者简介：曾增（1985－），女，湖南娄底人，西南林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室内设计与理论。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文人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的山水画不同于西方的风景画，前者重写意，后者重写形。中国的画家游名山大川，研究大自然的千变万化，领会在心，归来后于几案之间挥洒而就。这时候所表现的山水风景已不是个别的山水风景，而是画家主观认识的、对时空具有较大概括性的山水风景。因此，能够以最简约的笔墨获得深远广大的艺术效果，这种情况与园林艺术对大自然的概括、抽象从而获得“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特点十分相似。造园与绘画的创作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从立意构思直到具体技法全面借鉴于绘画以增强其艺术表现力。 周维权认为中国古典园林被分为五个时期，即生成期(殷、周、秦、汉)、转折期(魏、晋、南北朝，也称快速发展期)、全盛期(隋、唐)、成熟期(两宋至清初)、成熟后期(清中叶到清末) 。陈传席则指出中国山水画可分为:山水画的产生(魏晋时代)、山水画的停滞发展和突变(六朝后期至隋初，隋至唐初，唐中)、山水画高度成熟并居画坛之首(唐末、五代、宋初)、山水画的保守复古和变异(北宋中，后期)、抒情写意山水画的高峰(元)及派别林立的明清山水画等六个阶段。由此可以看出文人山水画在古典园林的转折时期产生并对成熟时期的中国园林风格有着很重要的影响。黄长美系统地概括了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发展上的关系:“周秦以前，人民生活困苦，无暇作此类发展，待社会逐渐稳固之后，传统又以人伦政教为先，教诲人们:“卑宫室”、“居勿求安”(帝王苑园不在此限)，故建筑和园林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绘画上也是如此，中国早期的绘画以人物动物为主体，直到魏晋南北朝之时，社会动乱，老庄思想抬头，才形成了山水画和园林产生的背景。至唐宋之时，文治武功均发达，山水画因而大盛，园林也日益普及，其后二者风格的发展，元尚写意，明趋秀润，均有相似的历程。当然山水画和庭园的发展并非全然吻合，抑或有相违相异的地方，然而因为二者需要的文化背景相似，义理相通，故大致发展趋势相近”。山水画的发展和变化对中国古典园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声势较大的独立画种；而宋元以降，人物画、宗教题材绘画渐渐淡出中国画坛。而以气势磅礴著称的宋元山水画逐渐成为绘画的主流。 宋王朝统一中国后，以崇文抑武为国策，对外虽屈辱求和，对内则造就了长期安定的社会局面，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社会的审美意识也渐渐移情于表现大自然的情趣，追求超凡脱俗的山水画中。 中国山水画至北宋初,分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又说：“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北方山水画派宗师有李成、范宽等人。李成清劲，范宽雄伟。李成传派更广，著名的有郭熙、许道宁、王诜等人。另有来自南唐的僧巨然，则继承董源，专画江南平远山水，所谓”淡墨轻岚“，自成一体。苏轼作画，古木竹石，简练潇洒，又拈出”不求形似“和”文人画“等说法，在画坛上起了很大影响。宋徽宗赵诘，最喜爱绘画，他扩充了皇家画院，提高了画家们的地位和待遇。由他亲自构思设计的万岁山艮岳气魄恢宏，构思缜密。其艺术手法一改汉唐园林对于宏伟、壮阔、天然之美的单纯模仿，转向对于细腻、幽深、自然之美的高度提炼。自此以来，富有意境追求的景观审美已成为园林艺术的根本目的，而皇家园林也于此时完成从畋猎、游乐向自然、人文艺术创造的转变。 这时期绘画上崇尚细节的真实和诗意的表达，我们可以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看到宋代文物昌明，蒸蒸极盛，千里江山，处处皆有园林，尽情享受造物之无尽藏，人与自然达到高度的和谐。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汴京的街铺市肆，无不在门前、庭中植树栽花，不是园林，通于园林。 著名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曾论山水画的功能，在于“不下堂筵，生穷泉壑”以满足“太平盛世”的文人士大夫的“林泉之志，烟霞之侣”。造园艺术作为立体的山水画，“可行、可望、可居”所体认的也正是这一文人的高致。沈括《梦溪笔谈》以为山水画之法，要在“以大现小”“如人现假山”，而造园之法，自然也与山水画的构思经营一脉相通。所以，此时的园林不仅止于自然之美的追求，而且进一步突出了以园明志的人文气象。 如果说北宋山水画艺术以雄浑、辽阔、崇高胜，南宋山水画则以秀明、工致、优美胜。这种风尚同样潜移默化地出现在江南园林的构造中。 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被称为“南宋四大家”。 刘画工整，马、夏简劲或苍率，趋向又各自不同。以四人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开创了南宋山水画艺术的新风格。他们的作品往往从一个独特的视点出发，以少概全，言简意赅，隐现参半，以少胜多。画卷上常表现的主题，也被嫁接在园林中，“柳溪归牧”“风雨归舟”“秋江暝泊”“云关雪栈”等等画题，也就常被用来作为构园造景的素材，以体现园林意境情趣的内容和追求的目标。这种对景造意转入自然写意，抒情达意的表现手法，寓细节的真实和诗意的完美于一体的追求，正是他们的美学特色。 这一时期的园林对于景观极尽雕琢，无论在技巧和结构的处置上，毫不失严谨和睿智的作风，对山石、楼台、亭榭的布局构思上都极具匠心，以茂林修竹山清水秀的湖光山色为描绘对象，呈现出桃李争妍，山峦叠翠，青山渺渺，水波漾漾的园林景象。 明清山水画艺术追学宋元，独创一格。后世并称“二石”的僧髡残，僧原济的山水画，别开生面，雄奇纵逸；朱耷山水，源出董其昌，变为崎险。 明清园林继承宋元文人山水园林求意境求形势的特点，使山水意境与园林意境有机结合在一起，把画卷中的奇、险、怪引入叠山、引水、凿石、飞瀑等之中，具有曲折、得宜、借景等特点，置园林如立体的山水画卷及自然的画廊中。 此时更多的文人画家参与了园林设计与造园实践，出现了一大批既善长绘画又是文人的造园家，如计成、张南阳、米万钟、张涟、石涛等。使造园艺术染上了浓郁的文人色彩和诗情画意。 （作者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论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 【摘要】被誉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最”的中国古典园林，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和绚丽瑰宝，其发展也离不开山水画的影响与推动。中国古典园林更是与山水画合称为“姊妹艺术”，由此可见二者间的密切联系。在新时期，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以促进现代园林创作的发展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从山水画的视角入笔，从创作背景、创作理念及创作手法三个方面出发，通过对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园林之间联系进行阐述，对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山水画；中国古典园林；创作理念；创作手法 一、创作背景 （一）历史渊源 综观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这二者间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先秦两汉时期，山水画尚未出现，此时缺乏二维理论支撑的中国古典园林，也处于探索萌芽状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山水画意趣理念的出现促成了山水画的独立与形成，同时也推动了以意趣欣赏为主的私家园林的涌现。唐以后山水画迅速发展，以其多姿多彩的风格充实了古典园林的艺术源泉，山水画更是为画坛之首，于唐末至宋初进入到高度成熟期。与此同时，山水画于北宋中、后期进入变异期，抒情写意山水画成为绘画的高峰。而古典园林的发展进程与山水画相互对应，相继出现了园林规划设计的新形式，相互渗透，相互联系，而对园林的规划设计又反作用于山水画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画入园，因画成景，因景成画”的造园艺术传统。由此可见，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园林之间的历史渊源之密切。 （二）画家的双重身份 圣人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古人谓追求山水为追求良好的德行，一些文人画家亦以园林为载体寄托个人情怀，而亲自参与到古典园林的规划设计中去，以二维的绘画理论支撑三维园林的创建，使古典园林充满“诗情画意”，达成“形外之意，象外之象”的效果，具有独特魅力。如辋川别业“水墨渲染”，艮岳“括天下美”、退思园素净淡雅、狮子林清淡简远……诸多种种难以尽言。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文人画家在古典园林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山水画稿为建园粉本，山水画论为造园理论。画家的双重身份在无形中极大地推动古典园林发展进程。 二、创作理念 （一）遵循“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古人构园置景，以立意为先。立意即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细致观察而得出的主题思想，在绘画中体现为对自然的艺术概括“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园林中则表现在对自然的规划设计，“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由此可见，这二者在表达主旨上的一致性，都遵循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崇尚自然而妙造自然。在山水画的创作中，画家将胸中意气赋予笔端，于挥毫泼墨中展示自然山水的灵气，在抒情达意中揭示自然风光的美妙，达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效果。同时，造园之理与绘画之道极其相似。中国造园首先从属于绘画艺术，是一幅壮丽的三维风景画，“虽由人造，宛自天开”是每个园林设计师的艺术追求。在传统自然观的影响下，古典园林将自然美与人工美巧妙地结合，显得浑然一体，呈现自然的质朴美感。 （二）营造“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 “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是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创作中的共同艺术追求，营造“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亦是这二者所关注和实际运用的内容。山水画追求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审美享受，以“胸有成竹”“意在笔先”的绘画手法，于挥笔自如中表现造化自然的生动气韵，于描绘有致中展示自然的理想图景。山水画的创作，并不拘泥于固有的形式，而讲究发散思维，充分利用想象力，于无形的空间中显示出有形的独特韵味，言有尽而意无穷。在绘画中，既描绘自然景物，又寄托个人情思，充分利用自然景物进行巧夺天工的布局，创造出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独特意境，使身之所容、目之所瞩，即意之所游。古典园林建造中亦如此。园林的规划设计充分吸收了山水画中的艺术源泉，“寓诗情画意于自然景物中”，古典园林的意境不仅体现在自然的原有景物的格局中，更是体现在对细微之处的精确变动，哪怕一树、一花、一水、一草的细小摆动，都蕴含着特殊的美感，体现着园林设计者的缜密思绪，形成一幅有机和谐的构图画面，浑然一体。 三、创作手法 （一）虚实结合、有无相生 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中都采用了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在古典园林中，格局为实，画景为虚。在山水画创作中，山为实，水为虚；景为实，物为虚；近为实，远为虚……在此不一一而论之。山水画的画面层次表现离不开虚实相间的表现手法。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如画面中会有留白，此处的“留白”表面上为虚，其实为实，以无的空间描绘出有景的画面，虚实中自为一体，不着点墨，而意味悠长。在园林建筑中亦如此。作为三维的物化形态，古典园林亦借助“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表现手法，构建一幅壮美的三维立体画。在山水景致中，山实水虚；在颜色搭配中，亮为实暗为虚；在排列布局中，密为实疏为虚。依据各种艺术表现手法，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在对自然山水的真实展示中，也有意识地呈现出虚幻的景致，以求得以假成真的效果，给观赏者以独特的审美享受，增强艺术感染力。 （二）主次分明、动静有序 绘画之道与造园之理有其相似的成分。在山水画中，画家往往注重格局的分布排列，力求与自然融为一体，洒脱自然，妙不可言。绘画者将自己对壮美山川的主观意识聚以笔端，辅以个人的情感，探究自然的特征，构建整体的和谐统一之美。古典园林的设计中也遵循山水画讲究主次分明的布局特点，高低有致、错落有序。在建造中依据原有地形基础，而进行有意识的修整与规划，对自然进行概括展现自然的美感。中国古代匠人利用独具特色的理景手法，动与静、高与低、远与近、俯与仰，各种手法层层递进，甚至于不同植物的配置也暗含着时季的不同变化，在纷繁杂乱中蕴含着错落有序的韵味，在园林营造中推进层次空间的变幻。画面的内容与园林的整体构成要素具有一致性，“择成馆舍，舍构亭台”。顺应自然之势，布局山水之利，参差有致，构建和谐的共生之境。 （三）小中见大，咫尺山水 山水画与古典园林都采取了小中见大的手法，于咫尺中再造乾坤，于有限中揭示无穷。正所谓，一勺代水，一拳代山。在山水画中，有些具有极高艺术修养的画家甚至“搜尽奇峰打草稿”，一张薄薄的画纸已装载厚重的自然之万物。在有限的画纸中，借助对山石、花竹、流水等自然美景的描绘，赋予画面鲜明的主题和美感，看似平凡之景，实有不凡之韵味。同时，山水画又往往为古典园林的建造提供一个理想状态的规划蓝图，是其理论指导的来源。人们追求“居城市而有山林之乐”，故古典园林设计中遵循山水画的小中见大的特点，人工美与自然美的有机结合，使自然美景几乎全聚集在一起，令人心旷神怡，从而达到“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怡，身居闹市而有山林之乐”的效果。古典园林在山水画的写意风格影响下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建筑技巧和增添人文内容，将自然意趣浓缩在这“咫尺”的建筑中，以小见大，意味无穷。 C上所述，山水画艺术形态的不断发展也在无形中推动着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趋势，为其提供理论支撑，使古典园林朝着重写意、贵意境的方向持续发展。山水画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理想模式，古典园林又是山水画的物化形态，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为推动现代化城市的和谐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构建良好的生态文明社会，来进一步探讨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园林这二者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将是不变的主题。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论中国古典园林构景处理中的主从原则 杰出的艺术家善于运用巧妙的手法将事物联系在一起，从中获得一种和谐的效果。这就是他们善于处理主从与重点的关系，达到了多样统一。多样就意味着变化，园林中的花木、水景、亭榭、叠石等构景元素以及巧妙的构景手法构成了丰富的变化，但如何在园林构景处理中建立良好的主从关系以达到统一则更为重要。 主从原则在古典园林构景处理中的普遍运用 对于小型园林如寄畅园，将其划分成四个规模大小和景物的丰富程度都不同的院落，其中位于秉礼堂前的庭院不仅地处仝园中心位置，面积也更大，四周山石环绕、花木葱颖，在视觉和心理上吸引人们的注意，从而成为仝园的重点；中型园林如苏州的怡园，全园分为若干景区，其中藕香榭是其中最大的庭院，坐落在水池旁，相互衬托，烘托出景区的主体地位；对于大型园林而言，如北海，它并没有像寄畅园和怡园那样刻意突出某个景区以求得主次分明，而是借助大型园林特有的丰富的地形变化，选择高地建造建筑群或风景点，如琼华岛和岛上高大突兀的的白塔，可以通过它俯览全园，从而起到很好的控制全园的效果。 由此可见，主从原则在中国古典大、中、小园林中都有着广泛的运用，但由于规模、地形的原因，具体处理的方法不尽相同，下面就详细分析这些具体运用方法。 主从原则在古典园林设计中的具体运用方法 （一）轴线处理 轴线处理的方法，是将主体和重点至于中轴线上，利用中轴线对于人视线的引导作用，来达到突出主体景物的目的。最典型的是北海的画舫斋，由于画舫斋是行宫，因此主体建筑群必须保持严整的中轴对称布局，正方形水池的轴心正好与全园的中轴线相吻合，围绕水池设置建筑，产生出一种明显的向心作用，加之方正形态的强烈对比，从而使全园正院主景重点突出，不显呆板。 （二）主景抬高 对于特大型的皇家园林，主体景区必须有足够的体量和气势，增加主景区的高度成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其中最典型的是颐和园，万寿山是颐和园中的高地，佛香阁便建立在万寿山上，利用山的高度增强了它作为制高点的控制力。与此同时，昆明湖宽阔的水面降低了视点，与高大的佛香阁形成鲜明对比，有力的烘托出佛香阁作为制高点的宏伟气势，从而增强主体景物对于全园的控制力。 （三）几何中心 利用园林区域的几何中心在中小型园林中较为常见，这些园林面积较小且形状较为规则，利用几何中心可以很好的达到突出主体的作用。如怡园和留园。对于大型园林来说，园区的边界模糊且不规则，很难确定具体的几何中心。鉴于此，大型园林多将主体景物至于园区的构图重心，如北海的琼华岛位于园东南水域，岛的面积比较大且建筑密集，成为全园的重心所在，加上高高矗立的白塔，起到很好的控制全园的作用。 （四）循序渐进 中国古典文化有欲扬先抑的思想，即通过抑来达到感情的升华。这同样是中国古典园林造园的手法。相对而言，配景多采取降低、小化、侧置等方式配置，纳入到统一的构图之中，形成主从有序的对比与和谐，从而烘托出主景。典型的如留园，其人口的地方十分狭长、曲折、封闭，人在其有沉闷压抑之感，但当走到主体空间时，便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开始的抑使随后的扬更为强烈。 中国古典园林主从原则的思想渊源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者多是一些文人如画家和学者，一些优秀的画家在设计园林时，将绘画的理念和手法运用到园林的创作中去。所以，中国古代画家所尊崇的主从统一的思想，也渗透到古典园林设计中去。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明代画家文征明。他的作品《真赏斋图》以其简洁的构图，突出的主体，不知不觉中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山间的庭院和人物，显示出画家杰出的整体把握能力。 这种思想和能力也在他设计的园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苏州的拙政园，拙政园属大型的私家园林，它不能简单的以园林某个独立的部分作为全园的重点。在这个问题上，文征明将其高超精妙的绘画思想融入其中，在重点的景区将强调的范围更为缩小，形成了重点中的重点，从而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整个拙政园分东中西三个部分，中部为全园的重点，其中远香堂虽是园中最大的庭院，但景色却不如南轩以西以水景为主题的景色更富有变化，远香堂以东的景色相较于南轩也显的较为平淡，由此可见，南轩便是中部景色中重点中的重点。通过对于中心景区的巧妙规划，使整个园林虽然面积很大，但重点突出，富有层次感和整体感，让人印象深刻。 对现代园林设计的借鉴意义 随着功能的扩展以及各种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涌现，现代园林逐渐与城市建筑和城市设施融合起来，这就导致现代园林构景元素相较于传统园林更为复杂，如何使其呈现出良好的主从关系，显得十分重要。我们可以从古典园林的处理手法和理念中获得启发。例如中国古典园林循序渐进的空间序列，通过有意的设置序幕来引出主体，达到高潮。现代园林同样可以使用这样方法，营造自然到人工的过渡性空间，使整个园林通过自然的过渡突出主题。 总结 综上所述，主从原则源于中国古代绘画的思想，并在古典园林的设计之中有着广泛的运用。在现代园林的设计中，不仅应当遵循这种原则，更要深刻理解其中的思想内涵，使得中国古典园林精髓在现代得以传承和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艺术浅析 摘要：纵览中国古典园林之大观，从源于自然山水的皇家园林，到后期巧夺天工的私家园林，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园内景观，曾引得无数文人望景抒情，驻足留墨。本文以苏州拙政园为例，从造园缘起、元素和手法三方面，基于时间和空间纬度的造园缘起，结合山之瑰丽、水之灵动、筑之精巧、植之多彩四个造园元素的特点，总结出对景、障景、借景、框景等造园手法。文章最后指出，因地制宜、主次分明、以人为本、巧于组景的设计理念是造就中国古典园林这一艺术奇观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 造园艺术 拙政园 一、引言：园林之美，师法自然 提到“园林”，相信多数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类似的画面：一方绿土，山水相间，或曲径通幽，或亭阁林立，“园”、“林”二字字形字义尽显。而在众多形式的园林中，浸润着悠久汉文化的中国古典园林，则是中国园林、乃至世界园林中独树一帜的艺术奇观。有那绚丽恢弘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也有那精巧雅致的私家园林拙政园；中国古典园林之绚丽，已不知引得多少文人墨客在园内驻足观赏，以景为题，以文会友：“疏影横斜水清浅”之轻盈，“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幽然，“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含蓄……细数起来，怕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道不尽。中国古典园林，也是承载着华夏文化的自然瑰宝。 园之景色，虽变幻无尽，然无外乎是在时间的变迁中，由基本的造景元素经由特定的造景手法组合揉捏而形成。池水、假山、建筑、植被作为园林景观的基本要素，配合得当的布局原理与造景手法，方筑就了拙政园这般的园林经典。 二、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艺术浅析：以苏州拙政园为例 拙政园坐落于古城苏州东北角，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作为中国四大名园之首，拙政园已有五百多年历史。走进拙政园，就仿若走进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教科书。笔者怀着对园内奇观的憧憬，通过实地走访，试图从缘起、元素、手法三方面，揭开这座江南园林的神秘面纱。 （一）造园缘起 1.历史演变 拙政园为明王献臣官场失意还乡后所始建，其名取自晋潘岳所著《闲居赋》：“筑室种树，灌园粥蔬，此亦拙者之为政耳”，暗喻园主向往淡泊名利，归隐山林生活之意。然而，不似园名之淡然平和，而如园主仕途之坎坷，拙政园也屡经易主：藩王吴三桂、忠王李自成、巡抚李鸿章……遍历沧桑，如今之拙政园，其明代建院伊始容貌仅在中部尚有留存。园主友人文征明曾在此园落成后绘制《拙政园三十一景图》，画中之景现也多难寻其踪。 2.空间格局 几经易主，分分合合，经历数次重建与修缮，原先浑然一体的园林景观也屡改屡变，演变为现如今相互分离、自成格局的东、中、西三部分。东部多为近代根据《归田园居记》重建，已非原貌，多以平岗草地为主，具有开朗明快的田园风格；中部为全园之精华，山水交融、建筑处理、植物配置与庭院布置均显雅致精巧，尚可窥见些许明代遗风；西部则建筑华丽，布局稍拥挤，较东、中两部分而言，清代景象及韵味略显浓重。 （二）造园元素 水体为灵魂，山石做骨干，建筑为主题，植物做点缀。水、山、筑、植四大造园元素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拙政园层次丰富、步移景异的园林空间。 1.水之灵动 江南水乡，因水而兴。拙政园也因水成园。全园面积约六十二亩，水域面积即占到其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园内水路萦回，岛屿间列：东部的一弯清流，中部的开阔水域，西部的幽然曲折――既不乏化整为零的水池溪流，又有主题突出的大面积水景。“凡诸亭槛台榭，皆因水为面势”。水之灵动，构成了拙政园成园的主体灵魂。 池水营造上，造园者因地制宜，借助场地原有地势低洼多水的特点，参考自然水系形态并予以加工，形成园林与会曲折的水体形态，一览不尽，是苏州园林内分散理水典范。池塘、小湖泊、溪涧等多种水体形式环绕园中，结合场景主题辅以独具特色的山石、建筑、绿植，使得水体营造疏朗自然，源远不尽。 2.山之瑰丽 “叠石造山”是中国古典@林中常见的造园手法。山体空间的营造，不仅可使园林内形成高低错落，竖向空间层次丰富的景观界面，也可起到分隔空间、设置观赏景点的重要作用。若说水为拙政园的灵魂，则山石则形成了拙政园的骨干。 拙政园内共有九座假山群。中部园林开阔水面上叠有两座主体山石，构成整座园林的制高点，四周水面被划分为南北两部分，溪涧串流其间；山顶建有观赏亭，与四周水面交相呼应。东部园林与西部园林另有大小山体七座，有的通过点植几株高达乔木，增加了山势；还有的形成小丘，点缀在庭院之中，塑造微地形，并结合植物配置形成园中主要的景观，不仅使得竖向变化丰富，营造出丰富的天际线的同时引导着游园者的视线。水面、山体、植物、建筑、天际线间通过山体分隔空间自然过渡，山水相依而又妙趣横生。 3.筑之精巧 作为住宅建筑向园林的延伸，园林建筑通常承载着观赏性与功能性的双重属性。经过历朝历代时间的洗礼，拙政园内部的建筑也呈现出风格多变特征：既有临水而建的观景楼阁，傍山而设的亭台榭宇等小体量观赏性建筑，又有厅堂、园中园等大体量功能性建筑。建筑布局整体呈现由南至北的序列变化：南部建筑体量大、密度较高，实用性强；而北部建筑体量小、密度较低，观赏性更高。根据环境与造景需要，建筑也呈现出丰富的建筑形式：四面为厅的远香堂、氛围清幽的听雨轩、见山楼旁的爬山廊……厅、堂、轩、馆、廊等多样的建筑类型贯穿院内，共同构成了园内淳朴整体的建筑空间。 4.植之多彩 “园林”之“林”，乃园内之植被群落形成之景。不似山石障景的“密不透风”，植被后隐藏的园林之景，多有“若隐若现”之朦胧美。拙政园内四时之景各不相同：春之盎然，夏之浓厚，秋之明亮，冬之淡雅。不同时节的植被在季节交迭更替下，绽放着自身的勃勃生机。 时间维度的变化为园内植被景观定下色彩转换的主基调，而空间维度的交融则为园内花草树木构建高矮错落的视觉美感提供可能。乔木、灌木、草本植物、水生植物……不同物种的植被在造园者的手下，或垂柳岸边，或草木幽深；或荷塘浮萍，或花团锦簇。山水建筑，因植被点缀而虚实相接；场所意境，因植被配置而鲜活多彩。 （三）造景手法 四大造园元素构成了拙政园园林景观的主体空间。而运用丰富的造景手法，充分整合并发挥各元素特色，在有限的空间内构造并创造妙趣横生的无限空间意识，这是拙政园造园史的又一艺术成就。拙政园的造景手法丰富，粗粗品来，大体可分为对景、障景、借景、框景四大类。 对景，多为运用轴线关系确定造园元素的主从关系。拙政园内的对景多见于主体建筑之间，随着曲折的平面，在游客正前方徐徐展开：由四面厅远香堂向北面远眺，西山之上云蔚亭跃然眼前。亭堂交相呼应，悄然入画。 障景，屏障景观之意，又做抑景。中国传统文化多中庸含蓄，见之于拙政园――经过园门入口假山“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娇羞遮掩，暮然窥见园内一弯池水“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开朗新奇。藏景障景欲扬先抑的手法，在引导游赏者视线变换的同时，也为游园景致增添新奇有趣的观赏效果。 借景，《园冶》所赞“园林之最要者”，在加强空间联系时突破场地限制，无限延伸空间境界。拙政园内的借景，不仅有远借北寺塔深远的倚虹亭，有邻借荷花柔情的荷风四面亭，也有巧借松枝苍然的松风水阁。远景、植物、声音……借景内容之丰富，使得拙政园园内院外空间气氛巧妙结合，相映成趣。 框景，通过有意识的设置框洞结构，引导游人赏框内之景。拙政园内方亭上的圆洞门、漏窗等，均采用框景的造景手法，使园景产生绘画般的艺术效果。 除此之外，还有漏景、点景等在上述四类手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其他造景手法，在此仅选取四类拙政园之主体造景手法稍作阐释，余下暂且不表。 三、结语：因地制宜，巧夺天工 朝代更替、时代变迁，岁月并没有洗去拙政园原有光彩，相反，历史的沉淀和文人墨客佳句点缀，更为拙政园园林景致增添了厚重与幽韵。虽为私人建造而成，但如今的拙政园，早已成为一个开放的公共园林，成为苏州的形象代言之一。@林之美，师法自然，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艺术杰出代表，拙政园因地制宜、主次分明、以人为本、巧于组景的设计理念贯穿其造园始终，其深刻的造园文化、精湛的造园艺术、丰富的造园意境表达也引领这座私家园林走向公众的视线，使之成为现代园林的学习典范，接受世界的关注与赞叹。 （作者单位：杭州第四中学）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色彩组合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应用 [摘要]：中国的古典园林在历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现代景观学科的规划设计上，还是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缺乏系统的景观理论体系。同时，在很多作品上，受西方影响过重，缺乏了景观设计的民族性特征。针对于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中对于视觉冲击理念的重视，研究与分析中国的古典园林文化与手法，通过对于中国古典园林中色彩的常用搭配与综合应用的分析，寻找出符合于中华民族景观审美要求的色彩应用形式，是对于古典园林文化继承与发展十分有效地手法。同时，结合现代景观设计的理念与手法，综合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现代景观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也应该具有积极地意义。 [关键字]：古典园林；色彩；组合 [引言]： 中现代的景观规划设计学科，植根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山水情怀，融合了大量的国外现代景观规划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先进理念。与传统的中国古典园林的咫尺山林的方寸之间精致繁琐的设计不同，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强调在大尺度大范围的空间中，以简单的手法，简洁的线条，快速形成景观美学与景观生态学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性学科，与传统的中国古典园林相比，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在价值观念、判断尺度、实践范围、专业背景和理念方法上都有了极大的扩展和变化。 相比起步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现代景观设计学，国内在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起步较晚，学科建设真正的高速发展应该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的时间内，但依托辉煌的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理念，还是创造出了很多中国特色的景观规划作品。在这样的大环境的影响下，讲中国古典园林中优秀的设计元素，融入到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实践之中，应该是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特色之路。 1、研究综述 1.1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随着中国中国聚居环境建设的不断扩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的景观作品涌现出来。在这些作品中，有古今结合的典范，但也有很多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较大的缺陷。中国的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学科还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深受美国景观学的设计理念，于是，现代景观作品很大程度上缺乏了民族的特色。 中国的古典园林在历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现代景观学科的规划设计上，应该还是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缺乏系统的景观理论体系。起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城市公园运动中页的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力求达到视觉景观形象，环境生态绿化和大众行为心理三要素的和谐统一，在这个过程中，色彩作为对于视觉形式最强烈最直接的刺激，对于视觉形象跟环境行为心理，都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对于整个景观设计作品优劣最后的评定，应该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1.2研究目的 通过对于中国古典园林中常用的色彩在相互之间的组合形式上所产生的视觉效果，结合环境行为心理学的相关理念，讲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优秀设计元素加以概括和凝练，运用到现在景观规划设计的工作中去，以期创造出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特色的现在景观规划设计的优秀作品，这正是论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图1）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景观学科背景下，中国的园林营造已经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方案的竞争中，常常在与国外景观事务所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现在的景观作品，过于西化，缺乏了民族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古典园林中设计元素的提取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应该是中国的现代景观设计冲破枷锁，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 1.3研究范畴 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对于景观色彩组合的分析与探讨，研究范围主要针对成熟期的经典的古典园林作品。主要针对北方地区的皇家园林和江南地区的私家园林展开。 中国的古典园林，历经两千多年的延续性发展，终于在清朝中叶达到了她的鼎盛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北京地区的皇家园林，主要集中在京城的西北郊，在这儿，筑山理水，连成了著名的三山五园，颐和园处在中间的位置，是几个园区连接的枢纽。同时颐和园是这里面最晚建成的，属于真正集大成者，乾隆将他全部的景观修养在这山水之间尽情展现，应该是最能代表中国古典园林风格的意见艺术与技术并存的作品。 江南的私家园林，风格较为相似，个人认为留园属于这其中之冠，在咫尺之间，讲空间变换运用到极致，在色彩上，结合光影的变化，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境界。 1.4研究方法 在具w问题的研究上面，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实际考察中的感受结合相关的环境行为心理的理论加以概括与凝练，最后形成几种色彩组合形式与其所产生的心理感应，这应该是问题研究的具体思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大致遵循如下的步骤： （1）实地考察同时搜集相关的资料，整理图片与文件（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所使用图片均为作者实地拍摄） （2）对于实际考察中所形成感受，结合图片、资料加以总结 （3）得出结论报告 1.5研究框架 2、现状及存在问题 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建设进程逐渐加快，城市景观也被带动而急剧建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色彩应用的杂乱无序，使得各地区的景观建设缺乏个性。在景观色彩的研究与应用方面，国内的研究相对空白，缺乏指导性的原则与法令。同时，由于过多的引进美国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文化，在某些方面完全舍弃了中国古典园林中的精华理念，由此而产生了没有的地域差异性很民族特色的景观。民族景观文化中的色彩应用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美国现代景观中的应用方式所取代。（图2） 在国外的城市与景观建设中，日本在这方面做的较为出色。早在1981年，日本就出台了《城市空间色彩规划》法案，对于城市中的色彩应用，通过立法的形式进行城市规划与景观的设计，2004年的《景观法》，更是法律形式规定城市建筑环境与色彩的典型代表实例。 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与学科发展环境的状态下，研究与分析中国的古典园林文化与手法，通过对于中国古典园林中色彩的常用搭配与综合应用的分析，寻找出符合于中华民族景观审美要求的色彩应用形式，是对于古典园林文化继承与发展十分有效地手法。同时，结合现代景观设计的理念与手法，综合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现代景观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也应该具有积极地意义。 3、基本理论研究 3.1色彩的基本理论 对于色彩的应用于变化，本质而言，是对于色相、明度和纯度三个因素的变化应用。色相是区别色彩最主要的因素，是色彩对于视觉的直接冲击，有色彩的三原色相互叠加组合而成。明度是对于色彩亮度的修饰，不同明暗程度可以使人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而纯度更多的是对于色彩的饱和程度的修饰，其结果形成的是色彩的鲜艳或者纯净程度。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对视觉形成冲击作用，最终产生了缤纷的色彩世界。 3.2色彩组合形式在古典园林中的应用 中国的古典园林，产生于商周，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在清朝中叶达到其发展的顶峰。在造园的理念上，中国古典园林强调天人合一的境界，要求的是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艺术。于是，自然的色彩在整个空间中占据了主导大地位。造园要素主要由山石、水体、植物与建筑构成，在园林的营造中，建筑往往依附于整体景观规划之中，山石的灰或黄，植物的苍翠，水体的淡蓝色，往往是整个园林空间色彩构成的基础，自然的颜色在园林营造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图3） 中国的古典园林，依据风格因素的差异，在表现形式上，以北方地区的皇家园林和江南地区的私家园林最为出名。江南的私家园林，是咫尺之间营造古典园林空间意境的典范，强调的是“一拳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顷”的营造手法；北方的皇家园林，则是大范围、大尺度的空间营造，强调的是真山真水的意境，在大自然的环境背景下，依山就水，山环水绕，将自然美与中国古典的园林意境结合到了极致，应该是辉煌的东方古典园林艺术的杰出代表，在营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创作手法与表现形式，对于后代的景观创作于营造，应该具有很好的代表性的作用。 就风格而言，北方的皇家园林和江南地区的私家园林是典型的代表之作。皇家园林园林在大范围大尺度的空间中营造，强调真山真水，于是山体的绿色和水体的蓝色，形成了主要的色彩构成，其间有建筑和金黄琉璃瓦面和朱红建筑主体的衬托，整个环境大气和谐，彰显皇家气派。江南的私家园林，往往处在高深的院墙的环绕之中，整体空间较小，便在抽象化的构筑之间做文章，对于山川与水体的凝练与概括，整体色彩朴素、雅致、天然。两者也就分别形成了中国园林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区域色彩风格。 4.实践研究 4.1颐和园 作为中国皇家园林的最后的大手笔，颐和园可谓是皇家园林艺术手法设计的集大成者，乾隆在北京城的西北郊，依万寿山和昆明湖之势，将自然环境与建筑环境完美结合，创造出的是意境丰富的古今艺术与技术的大成之作。颐和园应该是最适合与对于色彩组合的分析研究，以期概括凝练。 万寿山昆明湖区域，是颐和园景观区域的主体，是整个园区色彩搭配的中心环节。昆明湖面积广阔，湖面的蓝绿色与天空的蓝色遥相呼应，形成的是强烈的基底色调，但由此也带来了整个区域环境较为平淡，于是采用堤坝和岛屿的形式进行分割，区域的空间层次性得以加强。在色彩方面，用反光性较好的白色作为铺装和假山配色，结合灰色建筑与清翠的柳树，富有很强的视觉冲击效果，在万寿山方向有很强的观赏性。（图4） 万寿山是颐和园的景观核心分布区域，对于山的处理，在其间广泛种植松柏 一类的植物，以茂林形成的是深绿色的图底色彩，在这样的环境之间，进行的是山体空间的布置和建筑空间的营造，很容易形成突出的效果。（图5）皇家园林讲求轴线关系，在万寿山的中心区域，自下而上的建筑空间组合，形成的是统领整个景区的建筑轴线，通过阶梯式的上升，在佛香阁的位置达到空间变化高潮。整体的前山建筑群，形成的是朱红色的建筑主体色彩，与背景色对比明显，加金黄琉璃瓦屋顶，配以绿色的边缘修饰。在深绿色植物的背景衬托下，色彩突出，有很强的对于整体景观区域的控制感。轴线两侧对称分布的附属建筑区，屋面形式不再采用金黄色的形式，而以绿色代替，与周围环境较为协调一致，同时，在屋顶色彩上，也是对于明度和纯度都相对较高的金黄色的突出。（图6） 后山区域有很多独立园区，在造园风格上一改前山中轴对称的风格，尺度变小，具有更强的亲和性，很多都是单独形成园中园的形式。在空间风格上，与江南的私家园林相近，在私家园林中一并分析。 4.2留园 在造园艺术手法的应用方面，江南的私家园林做的同样优秀。由于是在小范围的尺度进行山水空间的营建，不可避免的会跟周围的建筑环境相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达到相互之间的协调处理，园林与周围环境无论是在空间组合还是在色彩搭配的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留园是苏州园林的代表，也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到最高峰r期的杰作。在建筑的空间形式以及色彩光影的变化上，当推江南园林之冠。就整体而言，可分为中部、东部、北部和西部四个景区，每一部分都体现出不同的风格与表现主题。中部筑山理水，营造山水空间，是全园造景的中心部分，（图7）最能体现私家园林的特色，也是色彩搭配研究的中心空间区域。 在白墙灰瓦与厅台建筑的围绕下，园林空间在这一区域展开，江南园林筑山理水，空间的基础色调建立山石水景之间，灰色的太湖石结合土黄色的黄石，相互交错搭接，在极小的空间范围内模拟自然山石之妙。其间点缀可亭，尺度适中，灰色顶棚，结合周围淡雅的建筑外墙，整体色调搭配协调，体现出的是江南园林淡雅的色彩风范。 在基本色调的基础上，需要灵动的颜色来打破这一平淡，留园中假山上悉数天然的植物便起到了这一作用。乔木种植疏朗，绿色的树冠幅大而色调深，形成的是强烈的背景色调，靠近厅台的区域植物多采取嫩绿色，明度的纯度相对较高，有很突出的感觉。这在色彩的衬托与对比上，与北方的皇家园林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色彩明暗的变化上面，漏窗是最常用的形式。区域的东南角，是入口空间与山水空间的过渡转化区域。漏窗的存在，使得两空间之间隔而不阻走廊内光线明暗变化，使得相同的景观色调在观赏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同的视觉感受。（图8） 5、结论 总体而言，皇家风格的景观色彩营造，通常使用大范围的深色作为基底，使用色彩明度和纯度相对较高的颜色打破这种平淡的色彩布局，同时突出所要表现的景观内容，从深层的意义上来看，这与皇家园林的皇家气质与唯我独尊的造园理念是分不开的。而江南的私家园林在造园的过程中，理念则要低调很多，黑白灰的简单结合，营造的是疏朗、雅致、天然的艺术境界，以绿色色彩的纯度与亮度的变化，打破这一色调的单调组合，应该是造园过程中色彩的常用搭配形式，而漏窗这一景观构筑物，则是对于光影变化的灵活运用于体现。 针对于现代景观设计中不同设计理念的需求，结合古典园林中的色彩搭配方式的应用，对于景观整体中国风格的形成，应该会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也不失为园林设计中古今结合的一条思路。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分析 [摘 要]本文首先对中国的古典园林的形式进行大体上的说明，依次回顾了各个朝代的经典园林。再以中国古典园林杰出的代表苏州园林为例，详谈它的布局特色。最后，指出人们对待传统建筑所应持有的态度和保护方法。 [关键词]古典园林的形式、园林建筑类型、苏州园林、人们的态度和保护方法 1、中国古典园林的形式 中国古典园林的形式通常有：堂、厅、楼、阁、馆、轩、斋、榭、舫、亭、廊、桥、墙等。 首先，堂是古典园林的主要建筑形式之一，常与厅合称为厅堂。堂有很多不同的用途，多用于主人宴请宾客、观赏景色。建筑总体造型典雅、端庄，堂前广植花木，叠石为山，用于观赏。在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中曾提到了不同地位的人物的不同厅堂，其中从对荣国府上大扁上“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V彝，一边是玻璃海。”[1]的描写可以看出当时荣国府的尊贵与气派。故古典园林中的厅堂可以象征着一个家族的兴旺（图1）。 楼也是古典园林建筑中的主要形式。古时有“重层曰楼”的说法，楼平面为方形或多边形，四面开窗，以保持有良好的光照情况。随着朝代的变更交替，人们往往对楼的外檐和屋脊也做出了艺术上的创新。《滕王阁序》中的“披绣闼，俯雕甍”形容的就是滕王阁屋脊的形态。楼在园林中通常作为卧室、书房或观赏风景。为了观赏更远处的风景，古典园林建筑中的楼也通常建得很高，以至于人们在很远处就能看到。因此楼渐渐也成为了园林的标志性建筑。阁的基本形态与楼相同，多用于藏书，后期与阁合称为楼阁。 轩，《园治》中说“类车”“去轩轩欲举之意，宜置高敞，以助胜则称。”意思是说轩这种建筑形式像古时候的车，取其空敞而又居高之意。把建筑至于高旷之处，可以增添观景之效果。这里的“轩轩欲举”，指虚敞而又高举之意。取自《酉阻杂俎》：“明皇召李白便殿，神气高朗，轩轩欲霞举。”[2]轩多用于休闲和观赏，它讲究的对称也不如厅堂般拘谨，分布比较随意，相对于其它一些古典园林建筑来说，比较轻快、不受拘束。就拿苏州网师园中的竹外一枝轩来说，不但两边不对称，而且做得很狭长，外观上看起来像是一条廊。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也是一种对传统建筑的创新，它打破了传统建筑的格局，在外在形式上可以有多重变化。这种形式既继承了传统建筑的意蕴，又有它独特的创新，促进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发展（图2）。 亭：体积小巧，造型别致，它有平面构型和立体构型两种。平面构型即是指的是它的平面形状，立体构型则主要指的是它的立体结构。《释名・释宫室》云：“亭，停也，人所停集也。”亭原是供旅人途中遮荫避雨，稍事停憩的简易建筑。大多坐落在村头，路旁，渡口和山野之间，供过往行人歇脚，称为路亭。有些路亭会有壁画和雕刻，有文人墨客途经此处，观其景致，品其联额，亦会借题发挥，即兴作诗，题于亭壁。而有不同见解者，便又加以点评，路亭成了诗亭。[3]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曾创造出了经典之作《兰亭集序》，其中的兰亭也就是古典建筑中一个很好的代表。其中的兰亭是一些文人雅士的汇集之处，是他们商讨文义之处。从其中对兰亭周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4]”等优美环境的描写更是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再加上兰亭曾有多位文人雅士的足迹，由此能够感受到丰厚的文化底蕴更是令人向往与陶醉。所以说，古典园林中的亭这种形式，也是古典文化的一种寄托和象征（图3）。 桥，是古典园林建筑的一大标志，同时也是能体现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一种建筑形式。桥可以分为：石梁桥、平拱桥等类型。石梁桥则以洛阳桥最为著名。洛阳桥的尖劈形桥墩更是有效的分开了江流的冲袅Γ达到了减缓阻力的目的。由此可见，一些有特色的古典桥，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超群的智慧，也推动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发展与进步。 桥早期很大一部分主要是用于各地之间的交通、经济文化的交流，但是，在后期古典园林建筑中，桥也成为了一处供人们观赏的景点。现在的人提到古典园林中的桥也会自然而然的联想到桥下池塘里清澈的水流，池塘中自由游动的锦鲤和亭亭玉立的荷花，没错，古典园林建筑的桥与它们相映成趣，互相点缀渲染，构成一幅优美的自然画卷（图4）。 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走廊，用于连接各个房间供人行走的通道。一说到廊，也许就会自然地联想到苏洵在《阿房宫赋》中所写道的“廊腰缦回”，其中把廊描述的像绸带一样蜿蜒曲折。这描述的蜿蜒曲折就是古典建筑中廊的一大特点，一些较为豪华的园林里的走廊甚至会让人绕来绕去，例如《红楼梦》中对一些豪宅的园林中廊的描写，让人仿佛陷入一个仙境般的迷宫之中。不过廊除了起连接作用之外，还起到一个分割布景的作用：将一个区域的景色和建筑布局与另一个区域的景色和布局所分割开来，比如：在这一块区域以种植桃树为主，在与之被一个走廊分开的另一块区域以种桂花树为主，以达到调节景色布局的目的，这样也能使园林显得更有系统和规律性（图5）。 2、各个主要朝代的经典园林 秦、汉、唐、清这几个朝代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时代，纵使它们仍有些不足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是秦，秦朝可谓是属于中国古典园林的生成时期一个代表。在秦朝，园林建设通常是与宫殿建设一起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园林”的概念也从此出现。其中当时最大的一座皇家园林是上林苑。上林苑原为秦国的旧苑，至晚建成于秦惠王时，后来秦始皇再加以扩大、充实。它的范围，南面包括终南山北坡，北界渭河，东面到宜春苑，西面至周至。[5]其中杜牧的《阿房宫赋》中“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也是上林苑建筑的核心。据《汉书》史实记载，当时的上林苑还有专供君主使用的狩猎场，渭、泾二河一直在这种建筑群中流动，甚至困于其中，无法流出。由此，当时最大的的皇家园林建筑群的规模之大可见一斑，放眼秦汉两朝，这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著名园林建筑群。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虚实相生”哲学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 摘要：园林是时空的艺术，造园处处涉及虚实。“虚”与“实”是中国古典造园理论中一对重要的理论范畴。实是指物镜的建造，而虚可指意境和情境的开拓。化虚为实，虚实相生，由触景生情到情景交融，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虚实相生；古典园林；造园艺术 道家的虚实相生观促进了中国艺术境界的生成，也产生了中国美学独有的意境论。虚实相生是意境的结构特征。虚境指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的空间，虚境通过实境来实现，实境要在虚境的统摄下来加工，虚实相生成为意境独特的结构方式。两者存在辩证关系。 在中国造园艺术中，虚实关系的处理到处可见。这是一种手法，所谓疏与密、藏与露、浅与深都是相互联系的。虚就是空，是空灵或者说是无；实就是实在、质实，就是有。造园讲究虚实结合，留出间空。下面将从园林的构成要素和造园手法方面来分别阐述虚实在造园中的运用。 1.园林构成要素的虚实相生 1.1建筑 古典园林中建筑以其丰富多彩的造型诠释着“虚与实”的妙处。以建筑来看，实可以指建筑本身的形体，而它所构成的空间，则为虚。老子曾说：“凿户书墉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对于内部空间以开放为主的私家园林来说，其中的建筑物更是强调空灵、通透。“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钱泳《履园丛话》）对于古典园林建筑物来说，往往以粉墙为实，廊或其它透空的部分如门窗、孑L洞等为虚。而漏窗、隔扇等则属于半虚半实的要素，往往起到调和与过渡的作用。古典园林建筑的里面处理常常使用虚、实及半虚半实这三种要素的巧妙组合形成虚实相生、妙趣无穷的效果。如无锡寄畅园东部的廊院，（图1）清响小院以粉墙所围合是实，上开圆形月洞门及棱形门与外相通为虚，西靠三面临水的知鱼槛，以虚为主，而郁盘廊由粉墙构成，上有漏窗，是实中有虚的范例。 1.2叠石 古典园林中的叠石同样体现虚实结合，园中掇山讲究“片山多致，寸石生情”。中国欣赏太湖石瘦、绉、漏、透的特点，它的千窍百孑L打破了石头的顽笨。假山的堆叠切忌布置迫塞，“宜上大下小，似有飞舞势”玲珑动感才具有生意。密集的山石可以给人千岩万壑和咫尺山林的感觉，但处处都是山石林立会让人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如狮子林的山石分布就有明显的留白，疏密对比强烈，密的地方让人如置身茂密的山林，疏的就如同数峰兀立。（图2）假山的放置也要和周围建筑保持适当的距离，留下空白，否则影响石的观赏和审美效果，给人以拥塞的感觉。 1.3理水 理水的虚实处理主要体现在水面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中，力图体现所谓的“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种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和实中见虚的表现手法。明末清初的著名造园家张南垣通过江南真山真水所得到的启示，“师法造化”而获致其自然神韵，尽收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奠定其一代掇山大师的地位。古典园林的理水，是对自然山水特征的概括、提炼和再现。古典园林中的各种水景形态，并不刻意追求水体的绝对体量接近真实自然存在的大小状态，而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如何表现各种水体的艺术特征和内在精神上。（图3）这是“小中见大”、“以少胜多”的艺术表现手法。 2.造园手法中的虚实相生 中国造园手法中有夹景和框景，这两种景观处理手法同样体现了虚实相生的哲学思想。在人的视野中，两侧夹峙而中间观景为夹景，四方围框而中间观景则为框景，这是人们为组织视景线和局部定点定位观景的具体手法。类似照相取景一样，往往达到了增加景深、突出对景的奇异效果，夹景多利用植物树干、断崖、墙垣、建筑等形成；框景多利用建筑的门窗、柱间、假山洞口等。选择特定角度，濒取最佳景观。夹景和框景都是利用“无”而实现“有”，利用“虚”而看到“实”。 3.结语 有了虚，才能显出实的自然生趣，有了实，才能体现虚的空灵有致，这便是“虚实相生”的道理。虚实是相辅相成的，处理得当，便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如果处处实，则僵硬，处处虚则形神俱散，只有虚实相生才气韵生动。充分掌握、利用好虚实处理手法，将有助于现代风景园林设计创作和审美水平的提高。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浅析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植物应用 【摘要】：植物是园林五大要素之一，对园林空间的构成，声色的营造，意境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西方园林和现代园林，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植物应用具有独特性，体现在植物的选择搭配，造景手法等诸多方面。从外在美到风韵美，中国古典园林植物都具有明显的美学特征。本文将从美学特征和造景手法两个方面对中国古典园林植物的应用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古典园林；植物；美学特征；风韵美；造景手法 1、中国古典园林植物的美学特征 1.1形态美 形态美是指植物的形状和姿态美，不同形状的树木经过科学的配植，可以产生韵律感和层次感等艺术组景的效果 。[1] 植物的形态美给人直接的视觉感受和空间感受。松柏类植物具有笔直苍翠的形态美特征，给人以整齐规则，庄严大气的视觉震撼，古典皇家园林中常大量应用，来体现皇家高贵的姿态，严肃的氛围和弘大的气势；龙爪槐又叫盘槐，形态奇特多变，树冠优美，网师园中照墙前就有对植两株龙爪槐，蟠曲如龙，苍桑古朴；青枫叶形爪状，果形翅状，在避暑山庄的青枫绿屿大量种植，叶茂荫浓，景色宜人。形态美包括植物的树形美，叶形美，花型美，果形美等诸多方面，在古典园林中皆有体现。 1.2声响美 植物的声响美给人以直接的听觉感受，可形成独特的声景。中国传统园林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植物造景理念，将自然中的声响组织到园林，并升华声音的审美内涵 ，形成独特的声音意境 。[2]尤其是利用植物形成声景，营造意境。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王维的“雨打芭蕉叶带愁”；唐顺之的“风来松涛生”无不体现着人们对植物声响美的独特喜爱。承德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拙政园的“留听阁”和“听雨轩”等，都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对植物声响美的应用实例。 1.3色彩美 色彩美是形式美的重要因素，人们在进行园林审美活动时，色彩美所引起的视觉震撼和视觉冲击占有很大比重。北京香山静宜园的黄栌，红色尽染；沧浪亭“翠玲珑”的竹叶，碧绿青翠；狮子林、拙政园等古典园林中的银杏，叶色金黄；杭州西湖的桃柳，红绿交融。还有常见的荷花，牡丹，秋枫，南天竹等植物，都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展现着自己的色彩美。 1.4风韵美 美的形式分为外在形式美和内在形式美。形态，色彩，声响是植物的外在形式美，那么植物被赋予的品格，寓意则是内在形式美。如果说外在形式美给人的是视觉听觉的震撼，那么内在形式美则是给人心灵上的震撼。 风韵美，也就是意境美，是中国古典园林植物的最大亮点之一。利用特定的植物来进行风韵意境的营造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常见的手法。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儒家的君子比德思想；佛家的神仙思想都对中国古典园林意境风韵文化的产生具有深远影响。中国还有花神文化，有花朝节这一传统节日，极具浪漫主义色彩。古人对植物进行拟人化，赋予一定的文化寓意，并融入自己的主观情感，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和生活情趣。比如常见的玉堂富贵（玉兰、海棠、牡丹、桂花）、岁寒三友（松竹梅）、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梧桐，比喻为官清正；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玉兰洁身自好；拙政园兰雪堂之春兰，象征超尘脱俗、孤芳，高洁的隐士之美；菊“超脱傲俗，不趋炎附势”，是高傲、隐逸的代名词。[3]中国古典园林中植物可以巧妙地形成各种意境，无论是静谧幽深的风韵美，凄凉萧瑟的风韵美还是庄严肃穆、雄伟壮阔的风韵美。 2、中国古典园林植物的造景手法 2.1空间的营造 园林植物对空间的营造具有重要作用。利用植物的不同高度，冠幅大小，颜色差异、形状变化进行合理的分层和色彩搭配，疏密有致，错落有序，使得空间层次和色彩更加丰富。[4]孤植和选用低矮植物一般可以产生开阔的视野和空间感，形成舒展自由的意境；丛植和群植可以围合空间，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感，形成幽静深远的意境。高度不同的植物的配置可形成不同的空间，还有树种的选择，种植的位置都决定了最后的空间效果。另外，因色彩具有距离感和运动感，对空间的营造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可对植物的色彩进行对比，互补，调和等处理，来达到想要的空间效果。 2.2与其他园林元素的搭配 园林植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常与其他园林要素进行搭配的，如建筑，水体，山石。在与其他园林要素进行搭配的过程中，植物的地位或为主要，或为次要，合理的搭配既能衬托出其他要素的生机活力，又能展现植物本身的美感。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常与园林植物结合搭配，甚至很多以植物来命名，比如拙政园的玉兰堂和梧竹幽居；留园的小桃坞；圆明园的牡丹台；怡园的藕香榭等。植物可以软化建筑物本身生硬的线条，突出建筑的主体。比如王安石的“墙角数枝梅”，梅花打破了墙体生硬的线条，并形成了艺术构图，还得到了梅花色彩的点睛之笔。建筑的形态是固定的，而园林植物可以利用其年周期和生命周期的变化赋予建筑景观更多的变化，使得建筑更活泼生机。 中国古典园林中很重视水体的应用，处理好植物与水体的搭配很重要。根据水体的面积和深浅选择合适的植物，因水制宜，配置时应采取自然式，并能够合理利用水的倒影功能。池中放莲，岸边植柳，柳间夹桃，是园林中常见植物成景方法，也可起到线条构图的作用。[5]园林植物可以软化生硬的驳岸，丰富水体景观，使得园林环境更加的活泼有趣、生态自然。 山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园林中的山石因其具有形式美、意境美和神韵美而富有极高的审美价值。[6]但在山石上加以植物的应用会使得山石更朴实自然。巧妙地运用植物的形态色彩可以衬托山石的形态和气质。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山石常常作为障景，起引导视线作用而设立在入口处，如果把植物作为山石的背景或前景加以丰富，就会使得山石更有层次感和空间感。 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植物因其独特的美学特征而被广泛应用，尤其是他的风韵美，使园林有了灵魂，赋予了园林更多精神层面的内涵。植物与其他园林要素的巧妙搭配，可形成良好的景观效果，使得园林更加的生机自然。现代园林如果能吸取中国古典园林中植物应用的精华，那将促进园林事业的不断前进。 中国古典园林论文: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若干美学思想分析 摘 要：园林设计是现代设计领域中最重要的设计门类之一，对其美学的理论进行深刻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园林是一个宽泛的、多学科交叉的概念，它和自然、建筑、生态环境等因素密切相连。并且，园林美学需要考虑具体的土地和人的关系，绝大多数都是“人化的自然”，甚至就是“人造的自然”，是人和自然相协调的产物。 关键词：园林设计；环境；美学 园林设计可以给人们提供良好的栖居生活环境，保持人与自然的最佳关系，并且促进人类、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景观设计不懈的追求。随着工业的高速发展，人口高度集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问题不断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们希望创造出一个健康而舒适的生存环境，以便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园林设计可以使人的内心获得宁静、满足并产生一种愉悦和美的体验。 1 园林美学思想 中国美学的起点是从老子提出和阐述的一系列概念开始的，老子的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数千年来，大量的哲学家、美学家、艺术家不断地在这个领域探索，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美学体系。以“和”为美，就是在进行审美创造和评价时要具有整体意识，譬如，古人追求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正是整体意识的体现。儒家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论证了其环境美学的思想，这一理论对园林设计美学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与指导作用。道家老子认为，自然规律是宇宙万物普遍存在的，主宰万物的运行，如果从道家的观点出发，园林设计最大的道就是顺应自然。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行事，做合乎道的园林设计，符合传统美学思想和现代设计发展潮流，违背自然之道的园林设计必然会使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建立在古代中国哲学“气”的概念基础上的风水学说，是一种传统的文化思想，也是一种广泛流传的民俗。从客观角度上可以反映古代中国人追求自然环境协调统一的思想真谛，其中的某些观念，如生态环境理论，与现代园林设计中的一些美学主张不谋而合。 2 园林设计中意境的表达 中国美学思想中有一种西方所没有的“意境”之说，意境是什么？有人认为，意境是内在的含蓄与外在的表现之间的桥梁。自然美是一切美的源泉，是一切美的范本，其中穿插着设计者、施工者个人创作的主观感受，并在创作过程中很自然地传达他的创作情感，借景传情，使其成为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美感。而意境可以从诗、画的游览中获得。它们产生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当我们再去欣赏、吸收、品评它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得到朴素的自然美和出水芙蓉的美。因此，意境是景观设计的根本目的所在，它引导人们由满足心理需求到深化心理需求，从而达到情境交融的至高境界。 意境在达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容纳一定行为功能以及符合具体物质条件限制的空g场所内，用一切可能的条件让使用者产生美的联想，它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心理和哲学意味，而不是简单地将观念与场景叠加。在古人留下来的园林作品中，我们时常看到传统的“借景”设计手法在空间布局中起到的作用，借景对空间的暗示，使得狭窄的园林获得无限的眼神，这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中强调的虚实关系。庄子是最早提出虚实相生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他曾提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道以‘无’为基础，没有虚空的存在，万物就不能生长”。借景在于把观者的目光引向园林之外的景色，从而突破有限的空间而达到无限的空间，把远处之“虚”化为园林之“实”，使园林之“实”扩充到外界无限之“虚”中，这样可以扩大观者的审美感受。在园林中，虽然都有山水花木、小桥流水等，但是景物的疏朗与紧密、光滑与粗糙以及色彩的纯度和冷暖的不同组合给人以轻重、远近、华丽与朴素等不同的联想，园林中的花木配置也独具一格，植物的有机结合，高矮和疏密的变化令人层次分明、丰富。这种造景手法为中国画的层次变化奠定了基础。 3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美学分析 园林是建筑和人居环境设计中的精髓与明珠，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蕴含的美学思想，也是祖先智慧和文化的宝库。例如，“曲径通幽”的空间组织手法、个体景物和整体布局的平衡与协调、造景的同时对自然形态本身的学习与尊崇等都可以提炼出经典的美学原理思想。 “曲径通幽”是中国古典园林常用的空间组织手法，通过设置曲折的路径，使人们从嘈杂的环境进入幽静之处，这也体现了古代造园家“出世”的思想，以及道家“清静无为，修身养性”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景观的组织上把园林的墙、廊、景等分割开来，化整为零，变单一为多样，在迂回中取得层次，让人感受庭院深深，因此常有“不尽尽之”的说法。在植物的配置上，绿树把边缘隐藏起来，用化有为有的手段，变化有边无边，使空间变化丰富，在游览的同时，回味无穷。 另外，中国古典园林的美不仅在于个体景物的美，还在于整体的布局与规划，以及不同景物的形态、材质、色彩的对比与协调。在园林的设计中，景与景之间都是环环相扣的整体联系。以“网师园”为例，网师园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又富于变化，园内有园，景外有景，精致幽深之至，建筑虽多，却不拥挤，山池虽小，却不觉得仓促。另外，从苏州园林来看，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在于比例、尺度、均衡、韵律、对比等形式美法则的运用。无论是规模宏大的拙政园，还是小巧静雅的网师园，无论是建筑在整个园的比例，还是花木的配置和材料的对比运用，都体现出形式美的法则。 中国自古以来都崇尚自然，在哲学上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老子说：“人法地，地法人，天法道，道法自然。”古代造园家计成在《园冶》里提到了“随由人做，宛自天开”的思想，在艺术上一直提倡“师法自然”，认为自然是艺术的源泉。由于造园的主要材料是运用自然材料、造景方法上更多是以自然景观为参照，甚至有时是模仿自然，如假山、盆景等都是对自然的模仿，所以，在造园的领域也强调“师法自然”。 4 结语 艺术设计在经历了由传统手工艺美术向现代设计的过渡与发展后，逐渐壮大和丰富。设计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设计门类的丰富带来了设计理论的完善。它的理论研究对园林设计的总体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景观园林设计是为人服务的，它的设计不仅满足了人的物质需求，也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使园林成为人的“心理对应物”，并产生共鸣。运用美学的观点指导景观设计，可以使景观园林设计更加注重景观体验者和审美者的感情心理因素，真正地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使人与园林协调发展。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园林花卉论文:园林花卉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运用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生活环境的质量。城市绿化的发展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园林花卉被应用到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中。不仅美化了城市的形象，给人们带来了视觉上的美感，还推动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 1适用于城市建设的园林花卉的界定 应用到城市建设中的园林花卉，要具备基本的观赏价值，即草本植物的花朵或叶子可以为人们带来美感。例如，月季花、牡丹花、山茶花、樱花等都是典型的观花植物；吊篮、铁树等是观叶植物；仙人掌、光棍树等是观茎植物。植物种类繁多，但并不是全部都可以作为城市建设用的园林花卉。在张家港地区，比较常见的可以用来观赏，能给人们带来视觉美感的花卉有：樱花、桂花、紫薇、海棠、玉兰、腊梅、梅花、碧桃、茶花、牡丹、月季等。通常被用到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中。 2园林花卉用于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必要性 2.1园林花卉有助于净化空气 园林花卉植物属于绿色植物，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里的有害气体，比如二氧化碳、氯气、二氧化硫等，同时释放出氧气；还能大大减少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粉尘等，有效净化了空气；园林花卉有助于减少太阳辐射，植物的绿叶层可以减少太阳Y射线的辐射剂量，并可以有效降低太阳的辐射强度，同时吸收紫外线。这样使人们生活在一个安适的绿色环境中，减少太阳辐射对身体皮肤带来的伤害。园林花卉有助于减少噪音，改善噪音给人们带来的烦躁不安、疲劳、反应迟钝、工作效率低下等各种不适。园林花卉带给人们的视觉美感，可以让人们心旷神怡，心情舒畅，使人们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得到释放，有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1]。 2.2园林花卉的应用可以体现一个城市的文化含蕴 现在很多城市都有可以代表这座城市特征的一种或者几种花，被称之为市花。市花是当地人根据当地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自然环境、民俗民风、历史情况等为依据而选定出来的。市花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城市建设中以市花的象征意义为主体，和其他的植物花卉进行合理的配置，不但可以美化城市的形象，还能赋予这座城市浓郁的文化气息，同时也能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2]。因此，张家港地区也可利用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花卉装饰整个城市，通过园林花卉的设计体现张家港独有的文化特色和含蕴，也使得该城市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得以提升。 3园林花卉应用到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中需要遵循的原则 3.1适用性 在园林花卉的运用过程中，要考虑到园林花卉的适用性原则。尽量选择一些投资少的景观去设计，以达到建设过程中经济上的节约。要根据当地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遵循自然规律，合理的规划园林花卉的格局；要根据花卉的生长条件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地生长的园林花卉；要结合周围的环境，合理地种植一些可以互补的植物，以达到美化环境的效果[3]。 3.2美观性 美观性从选择花卉种类和布局设计两方面来说。首先，并不是所有的花卉都可以用在城市建设的绿化建设中，园林花卉要选择具有观赏价值的物种，比如，张家港地区可以选择观赏价值非常高的月季花、牡丹花、山茶花等。从园林花卉的规划和布局上，精心设计。园林花卉体现的是一个城市的形象风貌，因此，园林花卉的设计不仅要和自然景观的发展相联系，又要联系到整体布局设计的美观。 3.3时代性 在设计园林花卉布局时，尽量避免走传统设计路线，要用最新的设计理念，与时代相结合。突显城市现代化和自然相融合的视觉效果，要不断开发新的园林花卉设计样板，创新花卉布局，或者引进一些其它地区的花卉物种，增添新鲜的元素，给人们呈现一种新颖的视觉效果[4]。3.4可持续性在城市建设中应用园林花卉，应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原则，确保园林绿化的持久性。在土地规划利用上要有长远打算，进行科学合理地规划，以减少人力、财力以及花卉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同时，在设计园林花卉的布局的同时，做到不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不以牺牲现有的环境资源为前提进行园林花卉布局的规划。 4园林花卉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4.1在城市街头小品中的应用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园林绿化建设的工作也在不断加强。在城市的街头、天桥、高架桥等地方，都添加了很多立体的花柱、花球等花卉装饰，形成一种立体景观带[5]。因此，张家港的城市建设设计中也可以应用园林花卉，可以在工业路和街头布置一些花箱，并种植一些八仙花、牡丹、月季等；可以在政府大门、公园大门、商场大门、车站等一些公共场所的大门两侧配置些花墙景观和花柱组合景观，以红色、粉色、紫色的月季和各种颜色的牡丹搭配出一条色带状的景观。 4.2在绿地中的应用 用园林花卉对绿地进行装饰，让绿地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张家港的绿地设计可以在绿地中进行花镜、花丛等形式的布置，通过花卉丰富的彩色和错落有致的形态，彰显一种自然美。例如，可以在分车带的绿地中种植一些八仙花、牡丹花。在公园的绿地、小区周边的绿地、城市街头的绿地等种植一些海棠花、樱花、桂花、梅花、碧桃，紫薇，同时种植一些茶花、牡丹花等。总体形成一个错落有致、丰富多彩、相互协调的景观，以提高人们视觉上的美感，让人们有一个舒适美丽的生活环境。 4.3在街道中的应用 街道的园林布置需要考虑到环境的因素，比如空气的污染、沙尘颗粒等；还要考虑到人们出行的便利程度和美观程度。很多城市在主干道旁边都会用一些花卉装饰，以达到美化街道的效果，同时多选择一些生命力比较强的植物，比如兰花、桂花等，既可以用来观赏又可以起到抗污染的效果[6]。因此，张家港的主街道旁也可以布置一些花箱，多组连接的花箱可以形成一道带状的景观。因为花箱要高出地面一部分，立体美感会更加突出。植物的搭配可以选择一些株型较矮的，比如铁树、山茶花等，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很有趣味的装饰小品。 5结语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化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不断增大，因此，城市绿化建设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而园林花卉是构成绿化建设的重要元素。将园林花卉科学、合理地应用到城市现代化建设中，不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美化了城市的形象，还有效的推动了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 作者:朱磊 单位:江苏永联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园林花卉论文:剖析树木花卉在园林造园中的重要性论文 摘要：随着旅游山庄的不断发展，山庄的园林建设也以人为本，逐步提高园林自然质素。而其中树木花卉植物是园林造园的重要因素，如何提高树木花卉在山庄的造园艺术，本文作一些阐述，对改善造园质素方面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山庄树木花卉；植物造园艺术 随着国内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质素不断提高，逐步增强向往回归大自然的心态，因而园林山庄建造雨后春笋，到处可见。其中山庄园林创造丰富多彩的树干花卉起着重要的造园艺术，对提高山庄园林艺术和功能等方面，都占一定的作用。 1.树木花卉的有机布置，极大丰富了园林景色 在现代造园景色中，树木花卉是经济的，受地形、地势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也比较小，构图灵活，空间富于变化，而且可以通过色、香、味、型等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感染力强。所以，树木花卉历来为造园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法。 树干花卉是园林景色一种造园手法。如我国著名的避暑山庄在造园中，“万轩松风”是以树之声——松涛为风景主题的；“青枫绿屿”与“金莲映日”是以叶色和花色组织风景构图的。“冷香亭”、“香远益清”、“曲水荷香”等是利用荷花的芳香，作为园林风景题材的。其它，如“西岭晨霞”、“远近泉声”等，也是以树木花卉与其它园林素材相结合，组织风景构图的。这样起来，几乎山庄的每一“景”都与树木花卉有关。正是由于树木花卉为园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风景素材，从而大大丰富了园林景色。 2.树木花卉的合理布局，提高了对园林风景的艺术欣赏 山庄以松树为骨干树种，强调了全园，使整个园林形成了一个宏伟的艺术整体，加强了园林风景构图的和谐强统一。同时，大量引种各地有代表性的树木花卉，展示各地自然风貌。通过园林手法，反映了在风景构图中，加强了园林艺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树木花卉与山水等自然素材相结合，形成了森林、平原、溪流等许多自然景色，众多的树木隐蔽了楼台、亭阁等人工建筑，使园内与园外的自然山林，从空间上连成一个艺术整体。这些都有力地渲染了园林的自然风采。 树木花卉还有力地加强了山庄园林风景构图的节奏感。任何艺术都要有一定的韵律，要有节奏感，它对艺术品起着丰富和变化的作用。否则，艺术的统一就会变得呆板，这是形式美的法则之一，也是园林风景构图的艺术标准之一。 树木花卉有力地显示了地形的错综复杂变化。古人曾说：“山借树为衣，树借山而为骨”，这也适用于园林风景的布置。当山庄建造在山岭环抱的位置之中，松苍翠，峰岭滴翠，不同的树种，各具姿容，显示不同的特点，从而使人强烈感觉到山峦的起伏变化。 山庄园林树林花卉可以利用不同的栽植方法，以加强风景构图的节奏感。若采用行列栽植法，给人以整齐庄重的感觉。而湖岸、山峦区则采取随地势而自由散植的方法，给人以轻松闲适的感觉。 利用树木花卉型体、叶状的变化，加强风景构图的节奏感，也是造园惯用的一种手法。若山庄区内松树体型高大挺拔，湖岸的垂柳多姿，湖中的荷花随波荡漾于水面，平坡区的绿草平铺如织……它们不同的体态，形成了一种天然韵律。松叶如针、柳叶如眉、枫叶如掌、杨叶阔园，这样多不同的叶状，也是一种自然节奏。 花色、叶色的变化，也是一种节奏。金莲花灿若黄金，红荷美若丹霞，敖汉白莲浩白雪，风叶如丹……这是造园用植物色彩的变幻，谱出的一部动感乐章。 利用树木花卉以应时令，是传统的园林手法之一。在这方面，山庄也有独到之处。梨花为山庄早报春讯，荷花怒放恰当夏炎炎，如丹枫叶为金秋添色，傲雪苍松是严冬的胜景。它们显示着季节的交替，是一种时间节奏感。 3.对“宜人调养之功”的园林“小气候”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园林是人们进行生活和休息的环境之一，应该满足人们卫生防护、文化休息等功能的基本要求。适应人们生活、休养的园林“小气候”是园林艺术的重要因素之一，树干花卉对提高山庄这方面的功能，也是有着重要的作用。净化空气：一是吸收有害气体。呼出人类所需要的氧气。根据有关数据显示，一亩林每天约吸收60公斤二氧化碳，呼出40公斤氧气。一个山庄如果按1000亩林计算，在树木生长期内，每天约吸收65吨二氧化碳，呼出43吨氧气；二是杀死细菌。很多树木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分泌出大量挥发性杀菌素。据测算，一亩松林一个月能分泌约60公斤杀菌素，如果按1000亩松林计算，每月可分泌约65吨杀菌素，可以杀死大量的结核、伤寒、白喉、痢疾等病菌；三是吸收灰尘。灰尘是人类健康的大敌，它吸附的许多有毒的金属籽子进入体后，可以引起各种疾病。而树木树叶多，树冠大，可以降低风速，减少飞尘，树木的枝干和叶片表面粗糙有毛细气孔，能分泌粘液和油脂，可吸附大量的灰尘。据有关资料测算，一亩林每年可吸收各种灰尘20-60公斤，如果山庄按1000亩林计算，每年可吸附各种灰尘40吨~150吨。 减少噪音。噪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休息，长期在超标准的噪音环境中生活，会使人听力减弱，甚至会引起心脏、血压和神经系统的慢性病。树木可以通过繁密的枝叶和干皮，削弱和吸收声波的传播，特别是由乔木、灌木、绿篱和草坪混合配置的具有一定阔度的绿带。减噪作用最为显著。以乔木、灌木、草坪混合配置的25米宽的绿带，可净减噪量3-5.5分贝。山庄作为数里宽的大绿带，其减噪作用是很大的，这些对于改善山庄的气候和环境无凝起了良好的作用，所以说树木花卉合理布置有力地提高了山庄的园林功能。 综上所述，山庄的树木花卉在植物的配置、园林风景构图艺术性等方面，都有强烈的特点。山庄的合理布置植物素材对于提高园林风景的艺术，加强园林功能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现在从实践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对于今后山庄树木花卉植物科学布置，改善现代的园林景观效果都提供有益的帮助。 园林花卉论文:园林花卉栽培技术探讨 摘要：园林是现代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生态绿化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园林中栽培各种花卉，既可以提升美化效果，还可以为人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本文将简述园林花卉栽培技术，旨在进一步促进园林的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园林；花卉；栽培技术 在现代城市建设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对园林的建设，从而达到树立城市良好形象、提升城市软实力的目的。而在园林建设中，花卉栽培是关键的环节，不同于对树木、草地的栽培，花卉栽培对技术要求更高。对此，需要掌握一定的园林花卉栽培技术，这关系着整个园林的美化效果。 1.土壤选择 在园林花卉栽培期间，因为花卉种类很多，所以对土壤的要求也不一样。通常而言，多数花卉适宜生长在疏松肥沃、排水条件好的土壤上，且具有较强的透气性，腐殖质含量要高。此外，很多露地花卉适宜在PH值为7.0左右的土壤上生长，而温室花卉要选择酸性土壤。 露地花卉：（1）二年生花卉：适宜在沙质土壤上生长，如果是粘土或轻质土壤，则不利于生长。土壤最好有较高的地下水位和深厚的表土，有机质含量要高，保持适中的干湿度。花卉如果在夏季开花，土壤必须处于湿润状态，排灌条件要好。对于羽扇豆、金盏菊、矢车菊等秋播花卉，应选择粘质土壤；（2）多年生宿根花卉。这种花卉通常入土很深，根系比较发达，土层的厚度应在45cm左右，同时要将排水物设置在土壤下层。在花卉移栽中，主要施用有机肥，土壤结构要好。很多宿根花卉幼苗期适应在腐殖质含量高的土壤上生长，第二年则移植到粘重的土壤内；（3）球根花卉。这种花卉对土壤要求很高，适宜在轻质土壤上生长，且腐殖质含量要高，有较好的排水条件，下层应为沙质土壤。 温室花卉：这种花卉的土壤应柔软疏松，腐殖质含量要高，具备较好的透气性与排水性，并始终处于湿润状态。此外，多数温室花卉的土壤应为酸性。 2.整地育苗 在整个园林花卉栽培中，整地育苗是关键内容，应按照下面的流程进行：（1）结合花卉具体状况，认真进行整地，秋冬两季要做好土地深翻整平工作。花卉品种不一样，对土壤深度有着不同的要求，很多花卉应浅耕，通常为25cm左右，而一些花卉则要求深耕，深度为35cm左右；（2）换土清理。在园林花卉栽培期间，要及时将存在的建筑垃圾等清理干净，填上肥沃、干净的土壤，确保花卉栽培有良好的条件；（3）花卉的栽培与灌溉。一般来说，花卉栽培主要选择畦栽的方法，不过这样灌溉不便，保水效果差，极易发生土层板结的问题。对此，可以采取喷灌、滴灌等方法，提升其效果；（4）盆栽土的处理。花卉盆栽之前，应做好对盆土的预处理工作，即对土壤进行消毒，同时晾干，常见消毒方法有高温消毒、化学消毒以及高压消毒等；（5）育苗基质的制备。主要用于一年生、两年生的花卉栽培中，通常利用泥炭、珍珠岩、蛭石等混配的方法，尽量为花卉创造良好的生长空间。 3.育苗繁殖 育苗繁殖能够增加苗木的数量，对各种花卉进行繁殖。对一年生、两年生花卉而言，主要使用播种的方法，实现育苗繁殖。对宿根花卉而言，在育苗繁殖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分株、嫁接、压条、扦插的方法，而对球根花卉而言，应选用分球育苗繁殖的方法。 4.间苗、分苗与移栽 （1）间苗。通常用于一年生和两年生的直播花卉，或者是不能移栽的直播花卉。间苗主要在叶发后进行，应将时间控制好，不能过迟，否则会造成苗株拥挤、徒长，容易引起病虫害。通常间苗最佳时间为雨后和灌溉后，这个时候土壤较为松湿，能够连根拔除。在完成间苗后，需要及时浇水，促进苗株的生长；（2）分苗。为避免幼苗生长得过于拥挤，相互之间造成影响，应及时采取分苗的措施，加大苗株的距离，为幼苗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空间。这样可以加大光照面积，促进幼苗的生长，并增强其抗病虫害能力；（3）移栽。园林花卉在栽培期间要进行分苗和移栽，并在花盆中定植。一般来说，当幼苗有2-3片真叶后，需要采取移栽措施。 5.浇水灌溉 在园林花卉栽培过程中，浇水灌溉是重要的环节，对花卉的生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常见的灌溉方法包括地满灌溉，不过这种方法会浪费大量的水，并引起土地的板结，不利于花卉的正常生长。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花卉栽培时采取喷灌、滴灌两种方法，能够获得较好的效果。通常在苗株移栽结束后，需要灌溉花卉，连续进行3次，灌溉后还应松土追肥[3]。有些花卉有着发达的根系，2次灌溉后应采取松土措施，不需要再次浇水。有些花卉根系很弱，在第三次灌溉结束后，要等10天才能灌溉。季节的不同，浇水灌溉的量与频率也不一样，春夏两季应多浇水，而秋冬两季气温较低，应降低浇水的量。此外，由于球根花卉极易干旱，因此需要相应增加浇水的量c频率。而对于黏重的土壤，应该分次少量慢浇，松散的基质土壤则增加浇水的量。 6.施肥除草 在园林花卉施肥中，必须结合花卉品种与生长状况。对一年生、三年生的花卉，应在幼苗期施用氮肥，注意磷氮钾肥的比例应控制为3：2：1，确保茎叶可以正常生长。在进入生长期以后，应及时施用磷钾肥，将磷氮钾肥的比例控制为3：2：3。在进入开花期以后，一般不用施加肥料。不过若是花卉的开花期较长，则应该施用适量的肥料，促进其尽快开花。在园林花卉栽培中，除草也是非常关键的部分，常见的除草方法有化学除草、机械除草和人工除草三种。应结合花卉具体状况，选择最恰当的除草方法，确保获得较好的除草效果，为园林花卉的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7.结束语 总之，在我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中，园林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在园林建设过程中，花卉的栽培是极为重要的内容，需要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确保各种花卉的正常生长。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园林的美化效果，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园林花卉论文:乡土冷色花卉及其在城市园林中的开发应用 摘要 本文以冷色系花卉植物资源及其应用情况为出发点，分析了冷色植物在城市园林中的特点和功能，筛选出在内蒙古中西部分布的部分观赏性高、抗逆性好的野生植物种类，就乡土冷色系花卉植物的园林开发应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乡土植物；冷色系花卉；城市园林；开发应用；内蒙古包头 1 色彩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 “色彩”一词系指色光在视网膜上所引起的一切色觉，包括色相、明度和彩度3个基本要素[1]。色彩在园林中最能体现美感，可直接引起人的情感反应。良好的植物色彩构图配置，不仅突出了园林景观的特色，更是体现园林景观生命力的关键因素。 在园林花卉的色彩配置中，可利用不同花色、叶色创造空间感或景观效果。冷色光波长短、可见度低，主要指青、蓝及邻近色彩，视觉上有收缩感、深远感，能够营造宁静和庄严的氛围[2]。在花坛、花境或花带配置中，若将冷色植物置于后排或作背景材料，在视觉上有增加景观深度、宽度的作用；在空间较小的环境条件下，相比暖色系花卉，冷色系花卉植物的应用，可使空间有扩大感；冷暖色植物搭配使用时，可适当增大冷色系花卉植物的种植面积，以弥补冷色的收缩感，平衡视觉对景观面积的感受[3]。 2 北方地区常见冷色系园林花卉植物 随着新品种的开发和推广，北方地区的园林植物种类日益丰富。目前，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常见冷色系园林花卉植物有一年生草本花卉蓝花鼠尾草和三色堇、矮牵牛等蓝紫色花系列品种，以及多年生草本植物马蔺、桔梗、紫花地丁等（表1、2）。目前，冷色系植物种类少，相应可供园林景观配置的植物材料缺乏。现有种类中，多为外来引入品种，虽然经过品种筛选得以推广应用，但遇到气候或栽培条件较恶劣的情况，则易出现生长的不适应性表现，甚至死亡。 3 乡土冷色系花卉植物资源调查 包头地处我国半干旱地区，降水少而集中，随着城市及绿地面积的日益增加，绿化规模及模式都带来了水资源消耗的巨大压力。因此，开发乡土植物，建设具有内蒙古特色的节约型城市、生态园林景观，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生态意义和经济意义。 本调查以包头市为中心，对周边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等具有独特气候环境的地区展开，其中包括内蒙古唯一的高原草甸草场春坤山、乌拉山第一高峰大桦背、高山草甸型草原黄花沟、大青山南支的蛮汉山等地区。通过调查，发现有裂叶荆芥、达乌里黄耆等一年生草本花卉植物，小型花灌木蒙古莸，以及阿尔泰狗娃花、黄芩、华北蓝盆花、翠雀、天蓝韭、乌头、华北蓝盆花、毛建草、聚花风铃草、大花荆芥、蓝刺头、细叶鸢尾、白头翁、秦艽、柳叶沙参等多年生草本植物（表3）。 在调查所获得的植物中，秦艽、柳叶沙参等植物由于植株间性状差异大、观赏价值低等因素，不适宜用于园林开发；其余多数植物种类在花型、花色、花期、抗逆性及植物观赏形态等方面各有特色，具有作为城市园林、生态园林及生态环境景观恢复植物材料的开发潜力。除本次调查筛选出的植物种类外，内蒙古地区仍分布有大量蓝紫色野生花卉植物资源，针对这些植物的开发和利用是打造内蒙古特色节约型生态园林的重要植物材料基础。 4 乡土冷色花卉植物在包头城市园林中的应用前景 包头及附近地区春秋季短，植物生长尤其是花卉植物主要观赏时间集中在炎热、干燥的夏季。乡土冷色系花卉植物的开发利用，可有效降低水资源的消耗、节约园林管护成本，实现园林景观的低碳化目标。另外，冷色系植物具有增加视觉深度、降低视觉温度、平抚焦躁心情等功能，对于炎热、干燥的夏季气候环境，城市园林景观中冷色系花卉的合理配置应用，可给予观赏者心理上降低温度的作用，尤其是配置于道路两侧及周边，有助于缓解驾驶者视觉疲劳[4]。在城郊及草原生态恢复中，对乡土植物的开发利用，符合原生植物种类建群的原则，修复的草原植物种群更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种群及自然生态系统更加稳定。其中，乡土冷色植物的应用，除生态功能外，更能蛘瓜志哂心诿晒盘厣风格的观赏价值。 5 展望 园林的研究、建设水平不断提升，除了基础的观赏和展示的作用外，生态功能、社会意义更是现代园林所追求的目标。在内蒙古草原、荒漠、高山等自然资源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乡土野生植物，是展现地区文化特色，节水、低耗能的节约型生态园林建设的重要植物资源。 园林花卉论文:基于园林花卉常见虫害的综合防治技术分析 【摘要】：园林花卉是城市园林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对城市园林质量有着决定性作用。在园林花卉的栽植与培养过程中，切实存在一些问题，影响花卉的生长，主要问题是虫害对花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鉴于此，笔者结合自己园林花卉相关工作，对常见的几种虫害进行分析，并提出综合防治虫害的技术，希望能够在园林花卉虫害的防治工作中作出微薄的贡献。 【关键词】：经济社会；居住环境；园林花卉；综合防治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建设质量的提高，园林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园林花卉，不仅为提高了园林整体的建设质量，为人们营造了更好、更具美感，也更加自然的园林环境，而且也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目前园林花卉的管理当中，还切实存在一些不足，导致园林花卉遭受到严重的虫害灾害，抑制了花卉的健康成长，也影响了花卉行业的发展，因此，本文对这一题目展开研究，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1常见的四种虫害 1.1刺吸式口器害虫 此类害虫对花卉的破坏是较为直接的，直接用害虫的口器吸收花卉的汁液，导致园林花卉汁液大量的流失，最后出现绿色退化，形状畸形，最终导致花卉的死亡。与此同时，刺吸式口器害虫吸食花卉汁液时，在花卉身上留下的伤口，还可能导致花卉的病菌感染，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病害灾害，对花卉的成长有着严重的不利影响。此类害虫破坏花卉时，主要形式是通过害虫的针型口器，刺入花卉的茎脉之中，对汁液进行肆无忌惮的吸取，主要害虫品种包括粉虱、蚜虫、还有椿象等等。 1.2咀嚼式口器害虫 此种害虫的危害性极大，产生的危害也特别显著，咀嚼式口器害虫主要以叶子、花根，还有娇嫩的花茎为食物，若是花卉中发生此种虫害，则会对园林花卉产生严重的影响，主要是阻碍花卉的绿色光合作用，同r，还不利于花卉对营养物质的吸收。此类害虫品种众多，危害性较大的包括以下五个品种，第一种是刺蛾，第二种是枯叶蛾，第三种是卷叶蛾，第四种是毒蛾，第五种是夜蛾，无论是哪一种咀嚼式口器害虫，只要发生虫害灾害时，都会对花卉的叶子造成严重的咬食，对花卉的生长产生不利影响[1]。 1.3食杆型虫类所引的虫害 顾名思义，此类害虫主要对花卉枝茎造成破坏，其破坏力与破坏程度不容小觑，主要的破坏方式是利用自身的尖锐、锋利口器，刺入园林花卉的花根还有花茎当中，然后对其进行吸食，有时，刺吸式口器害虫甚至会完全钻入花根花茎当中，导致园林花卉的根，还有茎上存留许多的孔洞，甚至直接导致花卉的死亡。 1.4其它害虫 除了上述三种害虫以外，还有其他种类的害虫，主要包括两种，第一种是蛀干害虫，较为常见有四种，一是木毒蛾、二是茎蜂、三是吉丁虫、四是天牛，顾名思义，蛀干害虫对花卉的破坏主要是对枝条，以及花卉的茎杆进行破坏，破坏方式也是以钻蛀为主要方式，害虫直接进入到花卉的枝干当中，这一环节在花卉根茎上造成许多空洞，在取食的过程中，会造成枝干内部存有许多的爬行隧道。第二种是指蛾害虫，此类害虫品种众多，包括大的蟋蟀，还有其地蛆，甚至是蛾姑等，通常，此类害虫更多的是潜伏在园林的土壤当中，一般情况下是发生的春秋两个季节，难以被人们发现[2]。 2园林花卉虫害的防治措施 2.1提高花卉管理人员的预防意识 想要有效的预防和避免发生虫害灾害，其关键是园林花卉相关工作人员，只有工作人员具有防范意识，才能保证园林花卉虫害防治工作的高效进行，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防范意识，则能够促使工作人员在虫害灾害没有发生时，或者是虫害灾害的初期，多久对进行预防和治理，可以提升虫害灾害预防工作的有效性。具体而言，工作人员认真负责，定期对花卉进行巡查，若是发现花卉中存在害虫，则要在第一时间展开治理，或是灭虫，或是喷洒农药，在源头上减少虫害带来的不良影响。这要求工作人员掌握一定的花卉虫害预防和治理理论知识，同时，还应该不断学习先进的虫害预防和治理技术，如此，才能提高在园林花卉管理工作中的工作能力，有效的处理常见的虫害问题[3]。 2.2提高提高园林花卉虫害的防治技术 花卉虫害种类众多，园林花卉中虫害的种类，要会随着花卉品种的增加而增加，花卉与虫害之间的关系是一对多的形式，也就是说一种花卉可能收到一种虫害的侵害，同时，一种花卉也可能同时受到多种虫害的侵害，这对园林花卉虫害防治工作而言，极大的增加了工作难度，为园林花卉的成长还来严重的阻碍。目前，在我园林花卉管理工作中，花卉常见虫害的防治工作，是其中的工作重点，也是工作的难点。因为一个园林中可能有几十种甚至是上百种花卉，所以虫害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数不胜数，在虫害防治工作中，要对不同花卉，以及不同虫害进行具有针对性的防治，如此方可提高园林工作中虫害防治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例如，若是园林花卉中产生咀嚼式口器虫害，此时，在防治工作中可以分而治之，对于刺蛾，则可以使用药物治理，若是有大量的毒蛾，则可以综合使用药物以及灯光诱捕的方式，对于刺吸式口器虫害，在防治过程中，可以使用最为常见也最为有效的药物治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在花卉的叶片背面进行喷洒农药，药物治理不留死角，让虫害无处可逃彻底灭绝，高质量的完成虫害的防治工作。对于不同的虫害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保证防治效果[4]。 总结 综上所述，城市园林建设，是现代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加生态、更加自然的居住空间，也能够起到美化城市作用。园林花卉的管理工作，对城市园林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相关工作人员要做好常见虫害的防治工作，保证园林花卉的健康生长，提升园林中花卉的整体质量。 作者简介：劳智滢，女，汉族，广西北海人，大学本科，助理农艺师，主要从事园林管理工作 园林花卉论文:园林绿化中花卉的栽培及养护 【摘要】：城市园林绿化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审美要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园林绿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花卉是园林绿化中不可或缺的材料，以多种形式被广泛运用于园林绿化中。在园林绿化中合理的运用花卉不仅可以能够更好的满足城市绿化的需要，而且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丰富园林绿化景观，为人们提供更好的休闲娱乐环境，更好的满足人们对园林绿化的需求。花卉的栽培及养护管理工作是园林绿化管理中的重点内容，是花卉充分发挥园林绿化作用的根本保证，因此，对园林绿化中的花卉栽培及养护进行探究，对于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从花卉的栽培及养护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园林绿化；花卉；栽培；养护 近年来，为改善生态环境，满足人们对大自然的渴求，高平市积极创建国家级园林城市，加大了对城市的绿化建设，如：扩大城市绿地、建造景观园林公园、建造休闲小游园等。花卉是园林绿化建设的重要材料，有着美化环境和净化空间的作用。若要延长各种花卉观赏周期，花卉的栽培和养护显得特别重要。 1、园林绿化中花卉的栽培 1.1基础栽植 在建筑物及构筑物基础的周围通常用花卉作基础栽植。建筑物周围的花卉栽植与道路之间常形成一狭长地带，在此地带上栽植花卉能够丰富建筑的立面，使建筑物周围的环境得到美化，并对建筑物和路面起到衔接作用。在公园和广场中的雕塑、喷泉、塑像的基座附近，通常用花卉作基础种植，起到烘托主题、渲染气氛的作用，并能软化构筑线条、增加生气。例如纪念性公园的塑像通常设置于中轴线上形成主景，用花卉来装饰基座能烘托英雄人物的崇高形象，加强塑像的艺术感染力。鲜艳的花卉色彩与塑像基座形成对比，增加高度，提高了景观效果。游园道路用花卉镶边，也是基础栽植的一种形式，有助于提高游园道路的景观效果，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 1.2花丛和花群栽培 花丛及花群在园林绿化中的运用可以很好的提升园林绿化景观的趣味性和观赏性，主要是把自然风景中的野花散生于草坡等园林绿化景观中。花丛及花群在园林景观的运用也有一定的特点，一是花丛及花卉布置简单，运用灵活，株少为丛，丛连为群，繁简皆宜。二是在花卉种类的选用上，往往选用高矮不限，但茎干挺直、不易倒伏、花朵繁密、株形丰满整齐的种类是首选。三是关于应用的范围，一般来说，花丛及花卉在开阔的草坪周围、道路的转折处或是院落中的应用较为广泛，能够产生较好的观赏效果。 1.3花钵栽培 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花钵作为一种活动式的花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花卉以花钵形式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具有造型美观大方、移动方便、景观形成快等特点，人们可以根据季节及观赏的需要随时更换花卉种类，通过灵活的移动和更换，可以更好的实现装饰效果。花钵在广场、街道及建筑物前装点中的应用较为广泛。 1.4花台栽培 花台也是花卉在园林绿化景观中的一种非常广泛的形式，是将花卉种植在高出地面的台座上而形成的突出的花卉景观，也称为高设花坛，多被应用于庭院景观中。通常来说，由于空间的限制，一个花台中只布置一种花卉，而且加上花台的位置较高，往往选用株形较为低矮的花卉进行整形布置。 2、园林绿化中花卉的养护 2.1栽植与更换 在城市园林绿化中，所选用的花卉一般为一到两年生花卉，为了保持花卉的色彩及株形，以确保花卉在园林绿化中的栽培效果，花卉在后期养护过程中往往要进行多次的栽培与更换。对于花卉的栽培，要确保花卉的正常生长，就要严格按照花卉的生长需求条件进行育苗。而对于花卉的更换也是有多方面的要求的，移栽应该在花卉含苞待放时进行，且花谢之后要进行及时的清除与更换。花坛的布置一般在4-10月之间进行，期间要进行4-5次的花卉更换，具体更换次数根据花卉的观赏期来确定。不同的花卉在进行栽培与更换时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例如对于藤蔓类花卉，就应该在盆栽后等初具观赏性时再移栽到花坛中；而对于球根类花卉，如果是有效植株或者枝叶较少的品种，在栽培时就可以在植株间种植一年生的花卉，这样不仅能够衬托球根类花卉的，还能达到相得益彰的景观效果。 2.2土壤与施肥要求 任何植物对土壤及施肥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虽然说园林绿化中的花卉对于土壤的要求一般都不是很高，但是为了更好的促进花卉的栽培和生长，肥力和透气性还是要有所保障的。一般来说，盐碱地、工业污染土地等由于肥力较差往往不适合花卉的栽培与种植，如果一定要进行花卉移植，就要进行土壤改良处理，如果土地只是肥力较弱，通过施肥就可以实现改良。栽培后的施肥对于花卉的健康生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种类的花卉施肥要求也不同，通常多年生的花卉在栽培^程中施肥，而如果是1-2年生的花卉，在营圃育苗的过程中施肥就比较合适，移植后由于花期较短一般不用再施肥。 2.3花卉的修剪和养护 在圃地培育的草花，一般很少进行修剪，而在园林布置时，要使花容整洁，花色清新，修剪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要经常将残花及枯枝黄叶剪除。毛毡花坛需要经常修剪，才能保持清晰的图案与适宜的高度。对易倒伏的的花卉需设支柱。其他宿根花卉在秋冬枯黄后要及时清理或刈除。需要防寒覆盖的可利用这些干枯枝叶覆盖，但应防止病虫藏匿及注意田园卫生。 2.4浇水 浇水操作对花卉栽培来说至关重要，必须根据不同花卉的需水量和生长周期去浇水，才能生长良好和充分发挥其观赏效果。夏季干燥炎热，花卉需水较多。水生类植物一刻也离不开水。观叶植物大多需要经常保持土壤处于微潮状态。通常较小的植株或新繁殖的植株不耐旱；较大的植株或已成型的植株较耐旱。 结语 总而言之，花卉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对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要充分发挥花卉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的作用，就要对花卉进行合理科学的栽培及养护，应该结合花卉的品种、应用形式等进行针对有效的栽培与养护，以提升花卉在园林绿化中作用。 园林花卉论文:故事教学法在高校园林专业《花卉学》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高校园林专业花卉学教学中采用故事教学法有很大的优势，并介绍具体的实施过程，故事教学法不仅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知识，还可培养大学生的艺术修养，对于有分类知识为主要学习对象的课程，故事教学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故事教学法；园林专业；花卉学 一、引言 《花卉学》是园林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内容包括各种园林花卉的生长发育规律和分类。认识常见的花卉种类，并能将各种各样的花卉应用到不同意义的园林景观中去，是园林专业学生应该掌握的专业技能。尽管《花卉学》课程学习的对象赏心悦目，但实际上内容繁杂、枯燥，尤其是花卉分类的这部分内容，需要同时识记几十到上百种种类。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摸索出在课堂上通过讲述一些有趣的故事情节，让学生记住与故事相关的花卉特征的教学方法，不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能让学生长时记忆，经久不忘。 二、故事教学法运用在《花卉学》教学中的优势 故事教学法，是教师将与上课内容相关的简短小故事穿插在课堂上，以说明或强调所讲内容，或用故事代替讲课内容，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听课兴趣，启发学生思考，掌握其中知识技术的一种深入浅出、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各学科各层次的教学研究表明，运用故事法教学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目前，对花卉学分类部分的教学，传统的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教师运用科学、严谨的专业语言为学生们讲授，学生通过各种方法记忆知识点。这样的学习过程对大部分学生来讲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而故事教学法不仅通过记忆有趣的故事情节来学习知识点，再加上教师生动的语言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习过程变得轻松愉快。同时使用故事教学法进行教学，不仅能丰富大学生的情感和想象力，而且对于培养园林专业学生在景观中营造意境的能力有所助益，使其设计的景观更有深度和内涵，增加景观的故事性，赋予景观生命和活力。 三、故事教学法在《花卉学》教学中的实施过程 1.选取故事。（1）选用故事的主题要能突出花卉的特征。选取的故事应与花卉的外部特征、内涵、意义和功能等要有关系，能够让学生产生联想，启发他们的想象力，用故事帮助记忆知识点。如在讲授“万寿菊”这一花卉时，穿插下面这则小故事。在晚清，有个员外在准备六十大寿时，恰逢秋天，管家用一种黄色的菊，把庭院装点得像花海，员外看了格外高兴，满意地问道：“这是什么花？真漂亮！”管家答道：“老爷，是瓣臭菊！”哪知员外听力不好，笑道：“万寿菊！好好好！”从此，人们就把这种花改名叫万寿菊。从这个故事知道，万寿菊也叫瓣臭菊、臭芙蓉，因叶上有腺点，有强烈气味，可提取精油，用于制作驱虫农药或高级香水。所以，万寿菊可陆地种植或盆栽，在满足景观功能的同时还可防虫。（2）所选故事能扩充知识面，引导学生参与。讲故事时最好让学生能够参与其中，让学习氛围轻松愉快，也可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如在讲授郁金香时，提问会想到哪个国家呢？郁金香和其他哪些东西并称为荷兰四宝呢？风车、木鞋、奶酪、郁金香号称荷兰四宝。尽管郁金香给荷兰每年带来巨大的出口创汇，但其实郁金香的原产地是土耳其，所以郁金香除了是荷兰的国花外，也是土耳其的国花。（3）故事题材可以多样，也可多种形式结合。故事的形式很多，可以是神话、传说甚至一幅名画，也可以是名字本身的含义和引申的意义，如在讲授虞美人时，就可以先讲述虞美人名字的来由，指的是美人虞姬，相传楚汉相争失败后被围于垓下，虞姬自刎，告别霸王，后来在虞姬的坟墓上开出一种花，花艳如血，犹如翩翩起舞的虞姬。人们叫它“虞美人”，所以古代此花有生死离别、悲歌的意思。（4）充分挖掘别名、地方名。每一种花卉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名字寓意不同，可以结合本身的特点来制造记忆点。如波斯菊，也叫八瓣梅，表示花瓣是八个，也叫扫帚梅，表示叶是二回羽状复叶，小叶线型，与本地用于做扫帚的扫帚草（地肤）相似，也叫秋英，表示花期是秋季，即为典型的一年生花卉，属短日照花卉。（5）学习花文化，了解花卉内涵。通过故事学习花文化，为创造意境积累资料。每一个故事都能表达一份情感，不同的花卉承载着不同的感情，这种情感可以通过花卉的传递能够流动，尤其是这种交流受到限制或者含蓄表达时。如波斯菊，在西藏也叫格桑花，传说谁要是找到八个花瓣的格桑花，谁就找到了幸福，实际上波斯菊的花瓣一般都是八个，也就是说，我们见到波斯菊就等于找到了幸福，那么我们可以在庭院里、阳台上播种波斯菊，种上波斯菊就能得到幸福。 2.制作课件。可以通过网络收集一些具有典型特征的植物花卉图片，或者教师自己绘制花卉板画，用于讲故事时展示花卉的特征。也可以教师自己运用动画制作软件，制作与故事相关的多媒体动画，结合故事情节，强化学生的记忆。 3.教学过程：以三色堇为例，20min。（1）概述：三色堇是一种著名的早春花卉，品种多，色彩艳，花期长。原产地是在欧洲，按照原产地气候类型来对其归类，是属于欧洲气候型花卉（复习欧洲气候型特点），即三色堇适宜生长在冬暖夏凉的地方（点明其栽培需要的条件）。三色堇在欧洲特别受崇拜，意大利将三色堇作为“思慕”和“想念”之物。（呈现图片，给学生直观感受）（2）讲述故事：传说天国花园里，每年会长出不少好看的花草。一个春天的早晨，美神维纳斯早起，精心打扮后来到花园里。这时大家正围成一圈正在欣赏什么，受了冷落的维纳斯凑上去一看，一片堇菜花开得十分茂盛，众天神赞不绝口，这让维纳斯很生气。天黑后，维纳斯对着堇菜花一顿猛打，发泄完就回家了。堇菜花因为挨了打，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变成了“花猫脸”。第二年春天，堇菜花从原来的单色变成了一朵花上有好几种颜色的“三色堇”，这种“花猫脸”使它看起来更加美丽动人。正是堇菜花的坚强成就了自己的美丽。（情感教育）（3）总结特征：三色堇也叫猫脸花，有花瓣5枚，相互重叠，大部分品种有紫、白、黄三色相间，在它侧方花瓣基部密被须毛，下方花瓣有短距。另外三色堇植株低矮，叶多基生，卵圆形，叶缘有钝锯齿。园艺上用的多为大花三色堇，是三色堇和耕地堇菜的杂交种。（4）园林应用：三色堇是早春花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温暖的地方甚至作冬季花材布置花坛，露地花卉。也可作为地被栽种，尤其是应用在一些活泼的氛围中，比如儿童公园、街边游园等。（5）其他应用：除了在园林上的应用外，有中国古代的医学研究显示，三色堇可杀菌、治疗青春痘等问题，药浴也有丰胸作用。（6）总结：三色堇属于典型的二年生花卉、长日照花卉，是早春花卉里的优秀种类，因花上常有紫、白、黄三色而得名三色堇，原产于欧洲，喜欢冬暖夏凉的环境。可运用于春季花坛，也具有杀菌、治痘、丰胸等功能。 四、故事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1.如所选取的故事不能体现该种花卉的形态特征，教师应对故事进行再加工处理，把一些细节融入到故事中去，使故事能很好地和教学内容相吻合。 2.故事教学法对教师或故事讲述者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求较高，教师要充分运用语气语调调节课堂气氛，并恰当运用肢体语言。 3.一般来说，讲故事时学生注意力比较集中，感兴趣，但总结时有所松懈。这时可以利用回顾与知识点紧密相关的故事情节或用其他教学法结合进行，取长补短，增强效果，如现场教学法。 4.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能用故事教学法来进行讲授，教师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来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 总之，故事教学法并不仅仅是讲故事，而是讲跟课程内容相关的、有意义的故事，或是创造故事情节来帮助学生记住一些枯燥的知识。为了和学生一起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教师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还要在人文方面有所修养，不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 故事教学法不仅适用于花卉学，对于园林或相关专业的以分类为主要内容的其他课程也能发挥重要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习效果。 园林花卉论文:宿根花卉在包头市园林绿化中的应用 摘要：宿根花卉由于其品种繁多、适应力强、有着鉴赏价值等优势深受包头市民的欢迎。宿根花草在园林绿化中的作用不可小觑，挑选适当的宿根花卉进行栽种不仅能让城市绿化成为一道风景线，还能够节省开支。 关键词：宿根花卉；包头；园林绿化；应用；解析 宿根花卉其根部以下能够宿存在土层中度过寒冷的冬季，来年春暖花开之时又可以顽强的复苏、开化、结果，其相较于1～2年生的草花，生命力更为旺盛，而且能够节约水资源、抵抗旱灾、便于管控。近年来，伴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对生活品味越来越重视。而在城市绿化方面，对植被的栽种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这也促使包头市园林建设领域持续开拓创新。而宿根花卉由于其诸多特征，成为了包头市园林绿化中的首选，其对园林绿化的影响日益深远。 1 宿根花卉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宿根花卉应用方面最大的难点是剪裁。宿根花卉有相当多的品种具备连续开花的功能，这对延续花期来说极为关键。通常状况下，第一茬花因营养充足，开花情况最好、最大、最齐整、最绚烂，这个阶段是最好的观花阶段。而后，植被结出果实，消耗掉大部分的营养，用在花芽以及发育花骨朵的营养被缩减，开花不论从数目上或质量上都无法与先前相比拟。如剪掉残存花朵，再辅助施以肥料，那么就会形成二次开花的奇景。然而在枝条顶端开花后，后期的开花位置渐渐移动到顶端往下的腋芽位置，比如婆婆纳等，这类状况下，不能重剪，只需要将开剩的残花剪除就行。 2 宿根花卉具备的优势 2.1 宿根花卉品种繁多 当前，包头市普遍栽种的宿根花卉通常有红景天、八宝、石竹等。在公园、民居等小气候绿地内还能够栽种芍药、一丈红等。 2.2 繁殖容易，管理简单方便 宿根花卉的繁衍、栽种大部分都缺乏硬性规定。通常采用播种繁衍，还能够运用扦插繁衍、分根繁衍等。仅需把控栽种节气，就可以栽种成功。并且一年栽种，多年鉴赏。 此外，宿根花卉的病害不多，通常只需根据天气或节气的改变，对其灌溉肥料与水分就能成长并开花、结出果实。假如需要其定时开花或二次开花，提升鉴赏价值、延续鉴赏时间，则需要进行科学的剪裁和抹芽，并辅助施以肥料，方可达到预期功效。 2.3 宿根花卉的适应性强 包头市位于中纬度地区，属半干旱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其特征为：年温差大，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冬季寒冷干燥，春季多风沙，夏季高温多雨，降水集中在夏季，但全年降水量不多，土层pH值呈微碱特征。而在宿根花卉中，大部分有着抗旱、抗寒、耐贫瘠、耐盐碱性等极强的适应性能，其在包头市区域内，不用保护就能安全度过冬季。如果要让宿根花卉成长成优质的花卉，就需要依照其相异的生物学特征，科学栽种并管控。 2.4 宿根花卉群体效应好 宿根花卉通常是单株栽培，鉴赏意义不大，然而成群的栽种以及与其他花卉、灌木、乔木等混合栽种，则鉴赏价值会增大。自2005年包头市建设我国文明城市后，公园、广场和路边两端的绿化带土壤不能暴露，因此包头市栽种成群的宿根花卉，并且还在阿尔丁植物园中布置了宿根花卉栽种示范区，依照花色、花期、植被高度等特征，把八宝、福禄考等成群栽种，获得了较为理想的鉴赏功效。试验证实，科学配搭、成群栽种，不仅能够提升鉴赏性，并且为相异生物特征的花群生长提供了条件，提升了园林绿化的涵盖率，让城市空气变得更清新。 3 宿根花卉的园林应用 3.1丰富植被种类与引种 与我国大部分城市类似，包头市园林绿化领域进步明显，绿地面积逐步增长，不管是人均绿地面积，或是城市绿地率等都呈逐年增加趋势。然而，受包头市地理位置与气候制约，园林绿化中能应用的植被材料偏少，让大部分绿地景观呈现出的效果较为雷同，没有体现出其本身的特色。 此外，草坪与一年生草花的大规模投用，给绿地养护带来一定的负担。因此在包头市园林绿化中，唯有让植被景观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方可打造层次鲜明的群落植被，构成繁复美观的景观。而且在园林绿化领域迅猛进步阶段，园林植被引种的普及以及使用，会让园林绿化得到大众的认可，改变单调的景观格局。 3.2旱性宿根花卉的栽种 经过多年的摸索，包头市的园林绿化在我国所有城市中有着极高的知名度。然而包头园林绿化景观中草本花卉品种较少、色调类似。包头市属于水资源紧缺的城市，绿化所用的支出不是一笔小数目，在浇灌条件差的道路或小坡栽种草坪或一年生草花困难程度较大，并且会导致景观观赏性降低。所以根据包头市的生态环境条件，栽种一部分耐旱性宿根花卉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3.3立面与纵向布设 繁复的宿根花卉运用对夏天与秋天的园林景观来讲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繁复的立面以及纵向的艺术布设，让宿根花卉构成植物群落景色，其与大众回归自然的心境是吻合的，让民众在劳累了一天后，能够在自然的怀抱中体会到一丝惬意与满足，这与当代生态理念不谋而合。这部分宿根花卉林区或专属类的林区在包头市的各类公园内随处可见，其对城市园林的种类是一种丰富。 4 结论 宿根花卉的栽种应根据相应的光照条件、水分、温度、土层等立地环境决定。在挑选品种阶段，应尽可能形成实地实花的局面。在运用阶段，要关注季相、色调的改变与比较。宿根花卉品种多样，花期早晚都有，色调极为繁复。在种植设计阶段，应重视季相的改变，还应权衡到同一节气内彼此的色调、花姿和与周围色调的比对。 园林花卉论文:园林绿化中花卉栽培技术的分析与应用 摘 要：园林工程是我国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工程，是城市生态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美化了城市景观，还提升了现代城市的生活质量，花卉是园林植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建设的重要材料，起到了美化、香化城市环境的目的。本文主要对园林建设中花卉植物设计要点及栽培技术进行了分析与探究。 关键词：花卉；园林建设；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花卉栽培应用与养护技术也得到了很多改善和拓展，通过人们的努力，将绿色植物与环境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人们美好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花卉是整个园林绿化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绿化过程中对花卉的栽培和养护，将直接关系到整个园林绿化的效果，因此，加强对园林花卉栽培和养护的探讨，有助于园林工程的健康发展。 1 花卉植物设计的要点 1、花卉设计的科学性 先对花卉寿命、种类进行充分了解，因地制宜地进行花卉类型的选择，才能实现设计的合理性。其次，对花卉种植季节特性进行掌握。由于花卉具有不同生命周期、生长发育周期，具有较为显著的季节性，进而呈现出不一样的观赏特点。最后，因生长期的改变，花卉植物叶、花及果期也不尽相同，进而其具有不同的观赏性。通过花卉的观赏时间进行花卉设计时间层次的合理规划，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一年四季具有不同的景观。 2、花卉设计的艺术性 园林构成形式要素的和谐、要素和要素间的和谐、要素组合整体空间布局的和谐为园林景观设计和谐统一的主要内容。园林花卉种植设计应充分融入园林整体景观设计，对整体园林设计相适应，才能将园林设计美感充足展现出来，才能将花卉景观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我国古典画作遵循“丈山尺树，寸马分人“的美学比例，园林设计也应具有美学价值。在种植设计花卉景观时，应重视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性，确保其配置符合审美观点，如园林具有较大的空间时，选用的植物应具有高大、量多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协调景观的作用。 2 花卉栽培技术在园林建设中的应用 花卉栽培技术主要包括草本花卉的概念及分类、草本花卉设施栽培的设备与应用、花卉应用、花卉与环境的关系、草本花卉的繁殖以及工厂育苗、花卉栽培技术、花卉常见病虫害及其防治等内容。花卉的种类很多，与其生长发育相适应土壤的特性也有很大的差别。一般而言，多数花卉要求土壤富含腐殖质，土壤疏松肥沃，排水良好，透气性强。绝大多数露地花卉要求土壤的pH值在7.0左右，而温室花卉则要求酸性土壤。 1、花坛 花坛多用于广场及公园、机关单位、学校等观赏游憩地段和办公室教育场所，应用十分广泛。主要采取规则式布置，有单独或连续带状及成群组合类型。花坛内部组成的纹样多采用对称的图案，并要求保持鲜艳的色彩和整齐的轮廓。一般选用植株低矮、生长整齐、花期集中、株形紧密、花或叶观赏价值高的种类，常选用一、二年生花卉或球根花卉。植物的高度与形状，对花坛纹样与图案的表现效果有密切关系，如低矮而株丛较小的花卉，适合于表现平面图案的变化，可以显示出较细致的花纹。花丛花坛以表现开花时整体效果为目的，展示不同花卉或品种的群体及其相互配合所形成的绚丽色彩与优美外貌，选用的花卉以花朵繁茂、色彩鲜艳的种类为主，如金鱼草、鸡冠花、一串红等。在配置时应注意陪衬种类要单一，花色要协调，每种花色相同的花卉布置成一块，不能混种在一起。 2、花境 花境是模拟自然界中林地边缘地带多种野生花卉交错生长的状态，运用艺术手法设计的一种花卉应用形式，是一种半自然式的带状种植形式，以表现植物个体自然美和它们之间自然组合的群落美为主题。欧美国家特别是英国园林中花境应用十分普遍，而我国目前花境应用较少。花境中各种花卉在配置时既要考虑到同一季节中彼此的色彩、姿态、体型、数量的调和与对比，花境的整体构图也必须是完整的，同叶还要求在一年中随着季节的变换显现不同的季相特征，使人们产生时序感。依据花境所处的环境不同，边缘可以是自然曲线，也可以采用直线，高床的边缘可用石头、砖头等垒砌成，平床多用低矮致密的植物镶边，也可用草坪带镶边。 3、花丛和花群 这种应用方式是将自然风景中野花散生于草坡的景观应用于城市园林，从而增加园林绿化的趣味性和观赏性。花丛和花群布置简单，应用灵活，株少为丛，丛连成群，每简均宜。花卉选择高矮不限，但以茎干挺直、不易倒伏、花朵繁密、株形丰满整齐为佳。花丛和花群常布置于开阔的草坪周围，使林缘、树丛树群与草坪之间有一个联系的钮带和过渡的桥梁，也可以布置在道路的转折处或点缀于院落之中均能产生较好的观赏效果。同时，花丛和花群还可以布置于河边、山坡、石旁，使景观生动自然。 4、花台 花台又称高设花坛，是将花卉种植在高出地面的台座上而形成的花卉景观，我国古典园林中这种应用方式较多。现在多应用于庭院，上植草花作整形式布置，由于面积狭小，一个花台内常只布置一种花卉。因花台高出地面，故选用的花卉应株形较矮、繁密匍匐或茎叶下垂于台壁，如玉簪、芍药、鸢尾、兰花、沿阶草等。 5、花钵 花钵可以说是活动花坛，它是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花卉种植施工手段逐步完善而推出的花卉应用形式。花卉的种植钵造型美观大方，从造型上看，有圆形、方形、高脚杯形，以及由数个种植钵拼组成六角形、八角形、菱形等图案，也有木制的种植箱、花车等形式，造型新颖别致、丰富多彩。这种种植钵移动方便，里面花卉可以随着季节变换，使用方便灵活、装饰效果好，是深受欢迎的新型花卉种植形式。主要摆放广场、街道及建筑物前进行装点，施工容易，能够迅速形成景观，符合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需要。 6、花卉基础栽植 在建筑物以及一些构筑物基础的周围通常用花卉作基础栽植。建筑物周围的花卉栽植与道路之间常形成一狭长地带，在这一地带上栽植花卉能够丰富建筑的立面，使建筑物周围的环境得到美化，并对建筑物和路面起到衔接作用。对于具有落地玻璃窗的建筑来说，窗外栽植的花卉与室内的环境融为一体，给室内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在墙基处栽植花卉可以缓冲墙基、墙角与地面之间生硬的线条，对墙体和地面具有软倾向装饰作用，特别对丑陋难看的墙角具有遮挡作用。若在单色的墙面前种植花卉，墙面如同画布，栽植的花卉好像一幅画一样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在雕塑、喷泉、塑像及其它园林小品的基座附近通常用花卉作基础种植，起到烘托主题、渲染气氛的作用，并能软化构筑线条、增加生气。也是基础栽植的一种形式，有助于提高园路的景观效果，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 7、温室专类园栽植 为满足人们对温室花卉的观赏需要，可以专门开辟观赏温室区，布置热带、亚热带花卉供参观游览。如兰花和热带兰、仙人掌及多浆植物等种类繁多、观赏价值高、生态习性接近的花卉可布置成专类园的形式。而对温度要求不太高的植物，如棕榈、苏铁等，可用来布置室内花园。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花卉种植作为园林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提升其造景效果，应确保其设计的合理性及提高其种植技术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园林建设的发展，才能体现其社会效益。 园林花卉论文:园林花卉养护与管理的探讨 摘 要：环境的优化离不开园林花卉的装点，花期虽有季节性，但怒放的一刻却久久留存。合理利用花卉的区域性和多样性可以提升园林花卉的观赏价值，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本文从提高花卉育种的培植技术入手，详细阐述了园林花卉的肥水管理，提出了维护花卉生长状态的有效方法，为园林花卉养护和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园林；花卉养护；优化管理 园林花卉给城市生活增添了色彩，大到旅游街景，小到婚礼佩花，丰富的活动现场、节日里互赠定情、房舍布置都少不了这点喜庆。当然园林花卉的商业化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对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积淀的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前园林花卉养护和管理的落后技术与进出口竞争的激烈还存在有待调和的矛盾，改善我国花卉市场的管理现状，就要从本国花卉养殖技术的改进开始，育种培育是基础，因此，提出园林花卉养护和管理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一、提高种植培育技术 1、花卉育种的基础是土壤，肥沃土壤才能为花卉种子提供全面的营养。土壤的松软度、含水率和颗粒粗细都会影响种子发芽期的长势，疏松的土壤才能确保掩埋种子的呼吸气流供应，盖土的厚度和种粒大小要相匹配，种子越大盖土厚度越大，反之则越薄；较细的种子可以不用土壤掩盖，细粒种子很难将掩盖的土层顶破，自身扎根更适合细粒种子。土壤干燥则需多浇水，以免影响种子破土发芽，一般可以先用手捏试试干湿程度，湿润的土壤更有利于种子生长，要尽量渲染土壤的潮湿环境。 2提高种子发芽率。种植发芽需要适宜的光照，强烈的光照并不利于种子发芽，反而会造成种子水分流失，相反适当的遮挡对种子发芽更有帮助。少数植物种子发芽不需要阳光，黑暗中便可实现，要适度减少光照。因此要提供适宜的光照环境以提升种子发芽率。 3、提高种子发芽后存活率。花卉的成长速度取决于环境的温度，而在种子发芽生长的阶段温度可以保证其存活率。为了种子发芽后能健康成长，发芽阶段的温度设置要略低于其原本需要的温度。所以环境温度不仅能影响花卉的生长速度，还能决定它的存活。种子的培育技术提升可以增加园林花卉种子的多样性并提高出口贸易额。为了更好的满足现代人对园林花卉的应用需求以及通过出口获得更大的城市经济效益，必须使花卉在保持多样性品种的条件下得到更好的养护与管理。 二、园林花卉的肥水管理 1、正确施用肥料。人们吃粮食来维持生长，粮食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对于园林花卉来说，肥料就像是它们的“粮食”。对于南方花卉而言更需要的是酸性土壤，比如硫酸钙、硫酸钾等酸性肥料可以促进南方花卉的成长。而对于盆栽类花卉，为了避免养分过快流失，可以施草木灰、骨粉等肥料，在养分齐全无毒的情况下同时也延长肥料的保留时间，而且不会出现花卉根部腐烂的情况。而不同季节植物对于吸收肥料的速度也有不同，冬季植物不需要施肥，因为植物在冬天生长缓慢；相比较而言，春夏季节万物生长旺盛，对植物施肥并且适当的追肥会有更好的效果。对于花卉根系营养不足的情况可以通过喷施叶面肥来作补充。 2正确进行浇水。观赏性的园林花卉有不同类型，这些不同类型花卉对于水分的需求也不一样。对于热带干旱植物来说，避免浇水过多，比如仙人掌类，它们的肉质植物体内本就储藏了大量的水分，浇水过多只会使其根茎烂掉，从而死亡。对于半干旱的植物比如梅花、山竹类，等其干透，然后再浇透，这也是这种植物浇水的最好方法。而绝大多数观赏性园林花卉介于湿生植物和旱生植物之间，也就是所谓的中生植物，如我们常见的月季、桂花、茉莉、悬铃木、樟树等。中生植物土地的含水量控制在 50% ～ 60%就可以了。生活在空气湿度较大或者是水边的植物有耐湿性，如水仙、垂柳等。此类可以耐湿的植物秉承宁湿勿干的原则进行浇水。荷花、睡莲等花卉的根茎有强大的通气组织，它的叶柄和藕中的孔就相当于人类的呼吸道，可以自由输送气体，而巨大的荷叶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使其健康的生长。 3、正确调节环境温度。在花卉生长适宜的温度的条件下，花卉能达到最快的生长速度，而如果超出了这个适宜的温度花卉反而无法健康的生长，甚至生长速度停滞不前；就像人的胃部如果承担适量的食物就会健康的蠕动运作，如果在饱和状态下继续添加食物不仅影响胃部的蠕动甚至伤害了整个胃部结构。在园林花卉的养护过程中，温度调节是园林工作人员最主要的任务，虽然温度达到花卉生长可接受范围内的最高温度可以加快花卉生长的速度，但是对于结果阶段的花，为了其更好的繁殖成长，反而要避免高温的环境。 4、正确进行日照。植物分为阴生植物与阳生植物两大类。像仙人掌类的多肉植物、向日葵、米兰等都需要充足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这些花卉植物就适宜放在室外种植；文竹、芦荟、蕨类植物则喜欢阴，就适合放在室内种植生长。根据不同花卉植物对阳光的不同需求进行养护。一般对观花植物来说，只有汲取充足的阳光才能开出花蕾，花色才艳丽鲜艳；而对观叶植物来说，强烈的阳光会使叶片暗淡甚至灼伤，叶片也会随之变厚。 三、高效维护花卉生存状态 保证园林花卉的存活率及生长率的同时，对花卉生存状态也要有基本的管理。做好花卉的驱虫、防寒工作，提高艺术观赏性。 1、有效驱虫。为了预防植物花卉被虫子咬烂或者在花卉根上产卵钻孔等，必须做好防控工作。可以采用抗病虫的品种进行栽培，并且进行水质与肥料的管理，及时消灭病源虫源，清除病叶虫枝；也可以使用光、辐射等人工物理处理方法减少病虫的破坏；可以使用不同药剂交替喷洒减缓虫害的繁殖增生，从而还能避免虫害对药物产生抗体。 2、注意防寒。有些花卉在冬季寒冷季节容易冻伤或是冻死，所以做好防寒工作对保护花卉品种来说至关重要。搭棚进行防寒或是将其转入暖室都是最为普遍的方法。花卉的高效培养以及维护可以提升园林花卉的多样性，从而减少对发达国家园林花卉的进口率并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 3、园林优化管理制度 园林优化管理工作离不开管理制度的建设，美好的园林景观，需要每个园林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养护工作大到整体布局，小到每个养护细节都会影响到园林景观的整体效果，甚至稍有粗心，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每个养护工人要遵循“养护要尽心，管理要有序”的原则，因此，必须要提高园林优化管理的覆盖面，加强养护管理的制度化。首先要注重养护人员的技能培养，提升园林养护的科学性。其次要对园林养护岗位和职责做合理的分配，让养护工作有规范可依。最后要健全各种例会制度、考勤制度、资源管理制度和思想政治建设制度。 结语：为营造美丽园林花卉景观，需要每个养护工人的尽职尽责，将每项养护工作做好做实，才能促进整个环境优化效果的实现。只有提高种子培育技术，高效培养花卉以及维护花卉生存状态，才能使得园林花卉品种多样化、优质化。从而必然会增加花卉出口率，获得更为显著的经济效益，中国园林花卉市场也必然会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文学教育论文:探论当前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论文摘要:当前汉语言文学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所运用的教学方法可谓是五花八门,导致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环境良莠不齐。本文针对目前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并结合今后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就改革汉语言文学教学方法提出了几点对策。 教学策略是教学方案的集中体现,它是为了促进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改革,按照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发展方向而制定的一种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教学策略的选择与制定过程中,务必根据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具体实际,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结合目前汉语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已经存在的或者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根据汉语言文学教学目标,顺应目前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以培养更多的现代化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为宗旨。 一、重点搞好教育理念的培训工作,使得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指导思想得到统一 教育理念是广大教师在深刻领会教育工作实质的前提下产生的有关教育的基本观点以及信念。汉语言文学有四个方面的教育理念:即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准确把握语文教育的核心;努力提倡协作、自主以及探究的学习方法;构建开放而又充满活力的语文课程体系。对于这种指导性的纲领广大教师必须系统而全面地进行学习,在准确掌握大的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必须遵循理念指导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而并非在肤浅的学习过后,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随意制定教学方法,从而无法有效解决应试教育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素质教育也就难以顺利实施。汉语言是一门基础性的课程,其教学工作更加应当遵循教学改革的理念,在统一的教学指导思想下,根据具体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顺应汉语言文学发展趋势的对策。 目前有不少教师为了适应课改的趋势,发明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种创新发展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的观念无可厚非,然而其可行性还有待检验。问题在于教师不能为了应付课改而随波逐流进行创新,仅仅凭着应试教育的实践经验,所制定的教学理念难以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对于教育理念产生较大的误解,造成教学效果并不明显。 二、掌握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实质,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 针对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实质说法众多,事实上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本质主要涵盖了文字、文章、文学以及文化等诸多元素的教学,是以言语为核心的一种教学活动,工具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符号性以及人文性是其辅助的特征。尤其是在教学改革的情形下,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工具性就显得愈来愈重要,努力培养学生以语言作为工具,有效运用到实际生活以及工作过程中是其关键所在,而并非应试教育中通过考试、升学,唯分数论成败,所以,教师的首要职责是根据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基本特征,制定科学可行的教学方法。 应试教育下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考试成绩,主要体现在考试分数的高低。教师教学的本质是为了学生能够取得好成绩,分数是根本,对学校而言升学率则是教学的根本目标。而通过教学改革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本质应当是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思维能力等,由之前有形的的表现形式转化为有着极为深刻内涵的内在无形的形式,按照这种本质上转变来制定科学可行教学法,从而做到有的放矢。比如目标教学法,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获得享受,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教师始终围绕教学目标开展导向性的教学活动,学生始终围绕教学目标进行多样化探究式的学习,进一步明确了教学目标,教学成效非常明显。 文学教育论文:浅谈文学教育与文学应试之矛盾 一、 问题的提出 语文固然有语言文学的含义，全国统编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也占到了约四分之一，人教版语文实验教材（南师附中高中正在使用该教材）中的文学作品更占有一半以上的篇幅，但就中学语文教育的实际情况看，文学教育一直处于低幼水准，高中学生对文学的隔膜与浅近功利的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学性缺乏症常常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实在不能让人乐观。 如果从整个当代教育体系中艺术教育的匮乏这个大背景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语文教育正在做的与其本身应该负载的功能不相对称的原因，同时也就不难理解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的缺乏的必然性。一句话，学习是为了高考，高考不考文学，学它何用？每年的高考作文要求中不是必有“不得写成诗歌”这一条吗？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从能力上来说，一个能够写出一篇漂亮的叙事诗与能够写出一篇记叙文孰优孰劣真的那么明显？再说，一个习惯于用哲理诗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感情的人却不得不用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一篇议论文（当然不必枯燥无味，但这样更为保险，江苏语文阅卷点主任何永康教授每到一地讲座，不是必谈“保险文”吗），这不是赶鸭子上架是什么？ 然而，我们纵使撇开文学教育的修身育人功能不谈，仅从高考这一浅近的角度来看，文学教育也到了一个我们必须重视的时刻了。 随着近年来素质教育的呼声不断高涨，高考模式已经顺时应势作了一定的调整，语文试卷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今年已有教育行内行外的多家报刊消息说2000年的高考语文试卷中作文的比重将占一半，且要增加对考生作文文学性的要求，这就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新的课题：如何进行文学教育？如何进行应试文学教育？考，当然就得有一个明确的评分标准，而因为文学教育本身的个性化、非标准化特征，必然给应试背景下的文学教育带来极大的难题。要考，又没有标准，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悖论。 二、 文学教育的特点 文学是艺术范畴，艺术的价值在于个性，甚至在于它的多义性与不确定性，比如同样的一首诗，让五十个学生各自获得与众不同的理解就是文学的、艺术的，如果非得五十个学生对同一首诗达成绝对一致的认识那就只能是糟蹋艺术，糟蹋文学！正因为此，文学不便于教，不便于考，甚至也不便于学。比如我们在教学中学习一首诗，一篇小说，更多的是让学生知道有这样的一部作品，就它的常识性问题进行一些介绍与阐释，以利于学生去理解、领悟其中的艺术性，而恰恰是这部作品的艺术性是我们万万不能直接教给学生的。 这样就给教师教学带来了难题：你如何启发学生去感受一部作品的兴趣？如何引导学生自己去领悟作品的个中滋味？如何把你自己对一部作品的情感稳定藏起来而不致误导你的学生在领悟这部作品的艺术性之前就已经从你语言中，甚至从你的脸色上判断这部作品的优劣？更重要的，你如何从更高的角度，从文学史乃至艺术史的高度上去评价学生所作的艺术判断的高低与优劣。事实上，我们的教师所多的是常识，是对作品字面上的理解，所少是恰恰是对这部作品艺术性的高妙把握。 简单点儿说，我们通常认为疏通字句，再多读了几遍，乃至耳熟能详，就算完成了文学教育，其实这些都只是文学教育的准备与铺垫。调动各种艺术手法，展开联想，使学生尽可能地进入作品有声有色的艺术境界之中，于动情处歌泣流连，于沉思中绞尽脑汁，才是入门。入于作品之中，出于作品之外，有所收获，看人生通透明朗，处世事游刃有余，可算过院。读得万卷书，行得万里路。言由其衷，行不逾矩，见高山而知仰止，望大洋乃悟兴叹，方谓登堂入室。至于恣肆，至于卓尔不群，至于苦心孤诣，孔孟之后，非敢奢望于今日之教育。 三、 文学怎么考 但有一点人们似乎很有信心，那就是文学引入高考之后可以考察学生的文学水平，并由此衡量其“素质”，其实恰恰是这一点让人迷惑。 如果我们认定了高考的分数与一个学生的实际文学水准并无什么必然的联系，那问题就会简单的多，考就是了，反正是一张试卷，考什么其实都一样，都是考学生背书做题猜答案的功夫。但遗憾的是主张将文学引入高考并认为这样就是素质教育者不在少数，其实这样只能造成阅卷的更深层次的不公平。 本文不想为所谓的素质教育再添什么乱，所以放弃“素质”，不谈，只想就文学以正面免冠照的形象进入高考后的状况作点儿猜想。 文学鉴赏题是近几年来每年高考必考的题目，通常是对一首诗歌“分析正确的一项”，古诗新诗都有，占3分或6分。但这仍然是我们所说的常识性考试，不是真正的文学性的考试，是文学常识的另一种考法。现代文阅读理解题中同样对某一句话“分析正确的一项”，这句话通常是一句具有文学色彩的话，即要求学生透过字面的意义，透过修辞手法看出它本来的意思，这样的考题如何我们不作评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题目也不是文学的考题，它考的是语言。作文似乎是最应该接近于文学的考题，然而所提供的材料，或者所提供的题目都是毫无文学性可言的，比如“假如记忆力可以移植”，比如“尝试”，比如“战胜脆弱”，这样的材料，这样的题目本身给考生提供的信息与文学就完全是两码事，再加上所要说的话就是那么一些，还谈什么文学性？ 这样的回顾对于我们是有益的，因为2000年的高考题再有革命性的变化也只是原有题型变化，最多出现一两个新题型，增加一两个新要求，如此而已，因为首先要保持的是高考题型的连续性。毕竟，那是高考，是十三亿人的高考。 到底，文学怎么考，换句话说，怎么考文学？有如下几种可能： 一、 体裁上不作限制，可以并且鼓励写成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 二、 改变供材料作文的形式，提供某种实物或图形，自由写作； 三、 考文学鉴赏； 四、 必须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与多种修辞手法。 诸如此类，但问题首先不在于考生有没有经过这些训练、能不能写得出来，同样的，让那些“文学”去考“不得写成诗歌”的考题是赶鸭子上架，让“不得写成诗歌”前提下教育出来的考生去考什么“文学”也是赶鸭子上架，或许，更难。而更重要的在于试卷怎么改，因为上文所说的文学的非标准化特征必然带来评分的困难，对于阅卷老师来说，文学是难以把握的，更何况我们有的阅卷老师自己并无文学修养可言呢？考生意气风发写了一篇“文学作品”，恐怕命运只会比老老实实写一篇“记某某某二三事”更不可捉摸。 四、 结束 我们既已知道文学离我们的课堂如此遥远，我们又知道了文学离我们的考试如此之近，2000年将成往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还能做什么？ 文学教育论文:浅论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 论文摘要:教育制度改革热潮在我国掀起之后,引起了教育观念及教育模式的改变,我国各大院校的语文教育工作也越来越被重视,语文教学在随后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在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上,还存在一定差距。应该看到,汉语言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实现对接不仅是提高语文教育水平的发展需求,也是适应新时期,新文化的发展需求。 汉语言文学应该说,它本身就属于语文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但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应试教育模式下的语文教学并没有重点把握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反而更多的是为考试而学习而不是为文学而学习。加上我国语文教育的师资水平整体来说还没有满足新时代汉语言文学的教育要求,因此,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应该实现更多方面的共通和交流,应实现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性教育,这样才能够重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高素质和高质量,也才能更好地弘扬我国的汉语言文学精髓。现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其实不会存在什么不良的冲突,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比如在语文知识的运用上,教学方式或者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的运用上,都要进行对接性思考,这样才能够把汉语言文学的一些信息反馈到语文课堂教育中去。另外,我们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特别是现在教学理念越来越宽容,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正确理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问题。 第一,关于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在实践能力方面的思考。 不管是语文教育还是汉语言文学教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二者都能够对学生的精神面貌或者认识观念等产生一定的影响,都能够丰富人的见识,并重塑自我。汉语言文学和语文教育要实现很好的对接,要能够形成结合性发展模式,首先要实现二者在实践能力方面的对接。汉语言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应该寻找他们的共通点,虽然语文和汉语言文学在本质上有区别,但是语言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包含汉语言文学教育这个模块的,因此,二者在教学内容或者一些理论指导上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实践方面,应该抓住这些共通的东西,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人才,要积极地探索提高实践能力的方法,挖掘学生的实践能力。另外,对汉语言文学中,诗词歌赋的品读和学习也是要重视的,汉语言文学的实践能力主要体现在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探索和运用方面。而在语文教育中,也要把握汉语言文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方向,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及创作诗词歌赋的能力进行培养。比如开设一些实践性课程就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实践课程相对语文教育来说是比较少的,因此,应该加大汉语言文学教育实践课堂的创设和开展。汉语言文学实践课堂的开展形式可以参考语文教育的实践课程,比如通过开展一些汉语言文学实践讲座,或者让学生做一些相关知识的社会调查等,参考语文教育的一些有效的实践方法,更好地实现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另外,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二者要明确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样,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才能满足对接要求。 文学教育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教育创新 [论文关键词]汉语言文学 就业 教育创新 师范 文秘 [论文摘要]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能力,实施就业教育创新已成为必然。在承袭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方法基础上,针对当下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要求,改革汉语言文学教育机制,是从根本上改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必经之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方向基本上可归为两大类:一类为教师方向,另一类则是文秘方向,本文就这两个方向的就业教育创新给出几点建议。 一、 师范类方向就业教育创新 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决定生产的方式和数量。消费促进生产,如果把学校培养出学生比作生产的话,那么社会对学生的需求就是一种消费。时代在前进,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人才类型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改变。生产出逢时对路的“产品”、产学结合是当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来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是大部分同学的首选。但是,就当前中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更重视语言和文学的理论教学,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也很大。相对来说语文教学等实践方面则被忽略了。很多高校包括重点大学都会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来开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课程,而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和语文教育学这些实践性课程则相对薄弱,这就造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一个困惑——学不能致用。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1.优化课程设置 首先应该提倡创新性课程设置。身为母语教学的语文教师,他们是对后代人影响最早,也是最久远,最深刻的群体,中国的人才是否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教师的教育方式息息相关。因此,教育观念非常重要。高校汉语言专业必须培养学生的前瞻性、创新性观念,为中国的创新教育培养一批预备队员,以便他们把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习下去,为中国未来的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要优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就必须对传统的“一听到底”,“满堂灌”的授课方式进行改革。传统的课程体系过于封闭,很多同学都带着“熏”和“浸”的意识在听课,当然,这种听课方式可以好好的感受大学教师的学者风范,体会他们滔滔不绝,声情并茂的讲述,但是,很多同学听完后脑子里面什么都没留下,也从来不思考,自己应该怎么样去让自己以后的学生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优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应该把学生纳入课堂中来,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真正做到“熏”、“浸”之后的“刺”和“提”,真正做到教学相长。改革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强课程的人文性品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大特色是它的人文性,学生不仅在本专业可以学到关于汉语言文学的系统的理论知识,还可以在本专业感受到强烈的人文关怀。这对于学生将来步入教师队伍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增强课程设置的人文性同时也是为了回应新课改和新热点,做到教学联系实际,当下小学和中学教学都提倡人文教育,对小学生、中学生实施人文关怀,给学生减压,所以,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加入人文性元素是对同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是社会对教育者提出的要求。二是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说就是把学生纳入课堂的主体地位,改变传统的学生只要带“两只耳朵”去上课的方式。例如,教师可以先把要讲授的内容告诉同学,让同学们预习,然后在上课之前每个学生都要提一个问题,看看谁的问题最具有建设性。 2.提高实践能力 实践是师范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高自己能力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不仅仅要通过理论性的课程汲取精深的专业知识,还要通过实践课程掌握扎实的实践知识。作为一个教者,他必须知道“教什么”和“怎么教”,不懂得实践,就有“心中浪翻浪,口中不见波”的感觉,学得再好,不懂得教,也不是一个好老师。究竟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呢?改变传统的实习方式势在必行。老一套的实践方式无非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出去实习一个月,这种方式可能对某些同学有用,但是它只是给同学一个实践机会而已,并没有在观念上给学生们一个实践的转变,有很多同学并不能适应角色的转变,等到自己适应老师的角色之后实习已经完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关键是从观念上的角色定位,也就是说让学生一进大学就有老师的观念在他心中,在大学四年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学生的实习期间。这就相当于每个学生都有四年的工作经验。 二、文秘方向就业教育创新 文秘方向的学生就业方向要远远大于师范类的学生,记者、编辑、机关单位的文书等等都比较适合文秘方向的同学,但是近年来文秘专业毕业生表面上的供不应求和实际上的就业质量不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分析文秘专业学生就业趋势和就业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提高文秘专业学生就业质量的有效路径,为文秘专业的建设指出努力的方向。从文秘专业就业方向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工作的的共同点都写作。 小结: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专业技能强,适合市场发展的人才,闭门造车并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产学结合以成为现代教育办学的宗旨。高校就业教育与教育一样重要,汉语言为学专业不是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加强就业指导显得尤为重要,为适应当下市场对人才的要求,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就业教育必不可少。 文学教育论文:谈语文学科生命教育的渗透 《语文课程新标准》突出强调语文教学要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而丰富的人文内涵就包括对生命意识的重视,与一切生存状态、生存环境、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教育。关注生命,培养生命意识是语文教育的要求,也是人文内涵的体现。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师要讲究策略,把握合适的机会,适时对学生渗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他们学会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语文学科集社会性、工具性和人文性为一体,在生命教育方面具有不能比拟的优势。中学语文教材中许多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含有对生命意识的体验和思考,处处蕴含着“生命情感”的信息。那么,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呢?作为语文教师,当我们将教材中一些现有材料中的积极向上的“感性材料”细水长流源源不断地输入学生的心田,必然会对他们的情操志趣起到滋润感化的教育作用。教师在语文学科中渗透生命教育的途径也有很多,如在研读文本中挖掘生命教育点,在阅读感悟中体会生命的珍贵,在语文活动体验中感悟生命教育的价值。下面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在研读文本中挖掘生命教育点,珍爱宝贵生命 中学语文教材中有很多的关于生命教育的课文,对蕴含生命哲理的课文,我们要善于挖掘文章的内涵,联系生活实际,创设生动真实的情景,充分调动学生情感。如苏教版必修二“珍爱生命”专题,就很值得对文本中生命教育内容的挖掘。史铁生《我与地坛》一文中,可以充分挖掘作者对生命的思考。史铁生作为一位残疾作家,“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他剖析自己当时的心路历程,“想关于死的事”:我的身体残疾了,我的生命是不是该就此结束,一死了之?又想“我为什么要出生”?想通了这两个问题后,又继续想了“怎样活的问题”。这些不都是教育学生珍爱生命的最好的素材吗?地坛风雨沧桑而生命更为精彩更为炽烈——落日映出的最后的灿烂,雨燕高歌生命的力量,古柏坦然面对一切,落叶“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这些景象,正暗示史铁生虽然残疾但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甚至是更为坚定地活下去。而读者也很容易得到精神鼓舞,获得对生命意义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史铁生瘫痪后,在十五年漫长岁月中,除了地坛成为他精神的支柱,给了作者生命的启迪外;还有他的母亲一直陪伴他进行着艰难的跋涉,史铁生从母亲身上读懂了她对待苦难的命运所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和以及她奉献给儿子的毫不张扬的的母爱。这些又是很好的感恩素材。独生子女,自然有很多优点,但其不足之处也令人堪忧,他们不了解别人为自己的付出,自然也很难尊重、关怀、欣赏他人的生命。而教育学生学会感恩,从感谢父母开始,感谢一切给予过自己帮助的人,才会更加热爱生命,关爱他人,收获平和与快乐。 作为语文教师,在研读文本的过程中,要用心体会课文中的生命教育因素,让学生在学习技能、知识的同时,也学习到如何做一个懂得生命、珍爱生命,进而去关爱生命的大写的“人”。 二、在阅读中感悟生命教育的真谛,理解生命价值 在挖掘到生命教育点之后,怎样让学生所接受,让它随文本潜入学生心田,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呢?我觉得手段很多,朗读感悟、小组探讨等都是有效的手段,关键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进行渗透,引导学生自然而然地感悟生命真谛。如果把它上成思想品德课,一味地说教,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就是一篇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好文章。《祭十二郎文》“字字是血、字字是泪”,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及作者的亲情观念和人伦观念。韩愈以满腔悲情,悲老成,悲兄嫂,悲整个韩氏家族,因侄儿之死十分悲痛,所以他在文中悲叹“吾其无意于人世矣”。然而作者想到今后的责任,即使如此悲痛欲绝,即使感到对人世没有什么留恋,但韩愈还是坚强地面对生活承担起抚养并教育十二郎子女的责任。“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对此通过阅读教学引导学生反复朗读,感悟作品中真挚的情感,让学生认识到“亲情”的可贵,认识到个人在家庭、亲人、朋友中的重要性,增强自身生命的责任感、使命感,从而理解生命的宝贵价值。 再如,必修二上的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中,老画家贝尔曼为了让病重的年轻画家琼西有坚强的意志力生存下去,在雨夜为常春藤树画上最后一片叶子,自己却因此而患上肺病死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挽救了琼西年轻的生命,更温暖了每一个读者的心。欧·亨利笔下这片小小的常春藤叶,沐浴着人性的光辉,创造了挽救生命的奇迹。在狰狞的死神面前,生命的信念往往比名药更有效。信念是生命赖以延续的坚强支柱。琼西因有生的信念、对自己生命的珍爱而活了下来;老贝尔曼因对他人生命的珍爱,虽然死去,但精神至今感动人心,他的生命通过那片永恒的叶子在琼西的身上得到延续,他活在了人们的心里。他们共同谱写了一曲生命与希望的赞歌!通过对人物形象的赏析,也让我们学生更理解了生命的价值所在。 三、在语文活动体验中感悟生命教育的价值,释放生命张力 在语文教学中,除了可以通过研读文本、朗读感悟等渗透生命教育,还可以通过开展有价值的实践活动,使学生在语文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感悟生命的真谛。语文活动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可以组织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的有关生命问题进行探讨和思考,如我们教授了必修五“直面人生”专题后,开展了“直面挫折”的语文活动体验课,让学生围绕“怎样战胜挫折”进行小组讨论,在活动体验中,学生懂得了要正视人生的苦乐顺逆的道理,懂得了拥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通达乐观的健康人格的重要性。还可以指导学生阅读有关生命教育的课外读物,摘抄有关生命教育的名言警句,促使学生的思考与了解,并指导学生写写读书笔记。也可以围绕生命专题进行写作。叶圣陶先生曾说:写文章不是生活的点缀和装饰,而是生活本身。在作文教学中引入生命问题的题材,可以促使学生思考生命问题,从中体会生命的伟大、生命的可贵,体会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在教学中,要抓住有利于学生表达自我,对生活的认识的感受,引导学生在写作中升华对生命的认识;引导学生通过写作,自由的抒写自己的生活,倾诉生命情感,表达生命意志,释放生命张力。 我们必修一“像山那样思考”这个专题,意在引导学生谛听天籁,感悟自然,我在教授了这个专题后,布置了一篇以“大自然的启迪”为题的作文,我们年级里印发的四篇佳作,都可以作为“生命教育”的典例。如陆紫兰同学从校园里的马樱花的开放中获得这样的启示:马樱花不因我的悲伤而留恋冬天,也不因我的喜悦而延长花期。你欢乐或者忧伤,它都在那里静静地绽放、凋零。所以我们要善于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在评讲这篇作文时,除了从结构、语言、写法等方面肯定其优点,引导学生借鉴外;更从文章的立意层面作拓展延伸——我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该怎么做,同时请两位同学即兴发言。通过作文评讲,学生既学到了由物及人的写法,懂得了文章的立意要积极向上,同时思想上受到了洗礼—— 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要学会努力绽放自己,证明自己。 总之,语文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其自身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传承文明,塑造灵魂的使命。新课程认为:“教学成功的关键是在于教师从生命的高度、以动态、生成的观点看待课堂教学。”课堂里的每一个学生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不同的生命阅历,学生的复杂性决定了课堂教学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恰恰是我们应该加以利用的“生成性”教学资源。因此,在“生成性”的课堂教学中,关注生命内涵是生命教育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的关键。作为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加强生命教育,按照语文新课标的要求,从课文实际内容出发,注意对文本中生命教育内容的挖掘,运用形式多样的各种方法来挖掘出文章内包含的生活技能和精神食粮,充分利用语文教材优势培养身心健康的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生命观。 文学教育论文:谈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具有的教育特色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的职业定位比较模糊,因为它不像法学、会计学以及医学类专业那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专业性,因此难以与应用型直接相提并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的人文类学科,不仅承载展现人文精神风貌的历史重任,还担任着提高全民族整体语言文化素质的重任。它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外优秀文化及其遗产的学习和传承,其核心内容是关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即对人类、国家、民族、集体、个人与自身的一种挖掘。因此,其专业教育的特色在于培养出的毕业生主要就职于人事的相关工作,对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比较重视;教育并非要直接体现于应用方面,而是从对社会人文观念及精神文明择取的影响上加以体现;不注重直接创造出的、可以进行计算的经济收益,而是注重对无法以数值计算的社会收益的创造等等。目前,在社会不断进步以及就业形势逐渐严峻的情况下,教育的实用性逐渐成为教育的追求目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来讲,进行适当变革是很有必要的,在坚持传统的同时,积极与社会需要接轨。 二、当前汉语言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普修课课程安排,专修课的上课时间明显太少,导致对专业的深度学习出现不足;其次,教育教学方式中存有的问题,实践类课程安排较少,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不强。 考核体制与考核形式方面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研究及掌握不足,但是都能够顺利获得相关学分以及通过最终毕业考核,这其实是对专业考核体制与专业考核形式存在缺陷的一种展现。例如:部分试卷考核的只是一些简单的专业概念,等等。同时,试卷决定课程最终成功的观念使得学生们只关心考试的最终结果,而忽略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 学生对自身所学专业的热爱程度不足的问题。对自身所学专业的认知不足,缺少对优秀文化传承与发扬的光荣感及使命感,同时自身专业素养还有待提升。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可采取的措施 1专业教学借助实用性理念来指导 在《中国大学生》这本杂志中,该专业的就业方向被描述为各类的编辑职务、教师、文案策划工作人员以及文秘等。然而,现实中,这个领域的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多为新闻出版社、政府工作机关、企业公司以及科研机构,还有部分人从事了新兴的产业,诸如房地产、律师、金融外贸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的就业面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此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往往面临着有关专业的竞争压力,比如像新闻、公共管理、广告、文秘等专业。 2优化课程,增加学生专业知识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量多且杂,包含了诸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等十几门课程,为了使汉语言专业具有更好的竞争力,我们应当从三方面对课程进行优化:(1)课程内容精简化,要随着本领域的发展步伐,将最新的知识体系以及分析方法注入每门课程中。(2)核心内容凸显化,每门课程的结构都必须优化,学科基础的建立应根据此学科当前的发展来确定。(3)课程内容体系突出化,将各课程中的内容进行整合,使交叉重复现象最大限度地消除。 3提高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 为了满足就业的需求,必须提高专业的应用性,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增加其专业应用性。应该在“读”、“写”、“说”这三个领域下功夫,这三方面的技能必须得到强化。此专业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实用性教学工作:现代各种类型问题的写作能力、古今各种问题类型的阅读能力、信息的调研能力、语言的教学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课程体系必须得到良好的设置,教学内容也应丰富化,最好是能够形成某些应用模块 来辅助专业课程的教学。只有这样,学生的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才能加强,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个专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人才。 4要始终围绕着目标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 结合开放式的人才教育培养目标,教育教学中后续课程与该课程的衔接工作应得到我们的重视。比如,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都有某些相同的文字,我们应该对此部分知识进行整合梳理,让重复度降到最低。安排课程内容的教学工作,不必追求过深,只要“够用”“必须”即可。要结合本专业的最新动态精选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语言敏感度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关于教学资源的选取问题,学校应根据课程改革以及教学大纲的需求,优化选择各种不同的教材。一方面要选择使用频繁的教材,满足语文教师的各种新需求以及现代教育的新挑战;另一方面要选择足够量的参考教材作为后备资源。这样一来,诸如教学标准的制定、教学大纲的实施、课程体系的确立、教学辅导的夯实、教学资源评价以及数字化工作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我们要借助网络,稳步有序地组织有关的教学辅助资料以及与本课程有关的教材档案体系。 四、专业教育要具有创新的理念作为指导 我们进行创新就要做到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创新以及教学思维的创新,各自的具体内容如下。 1教学内容创新要突破专业限制 该专业的毕业生虽然拥有着一个广阔的就业面,然而因为专业针对性不强,其就业工作往往受到其他专业学生的强力冲击。因此,本专业的教学工作不能仅仅考虑文学和语言本身,而应该适当地结合就业现状和学科的发展历史推陈出新,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其实说白了,像广告、公共管理、文秘以及新闻专业,其实就是在汉语言文学这个领域经过创新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在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前提下,我们还应该突破传统的限制,不断改革创新,让汉语言文学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诸如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工作、社区文化管理、公关和文秘、广告文秘等,都可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个应用模块,借助各个模块的学校教育,学生可以获得宝贵的从业能力和动手能力。 2强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极强的文学底蕴,要求学生不仅要有坚实的东方文化底蕴,还要有深厚的汉语感情。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能力与自身关于东方文化的亲和力以及自己推陈出新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一方面,教师要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具有极强的意识以及新颖的教育教学思路,他们不仅要潜心实验、乐于探索,还要不断地开拓进取。要一改以往的那种文化传声筒的角色,通过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针对某些社会问题(例如新媒体传播方式、博客等)可以为我所用,将其带到课堂之上供学生思考。 总之,新课堂不仅饶有趣味充斥着人文气息,而且还洋溢着人性的光辉,它让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工作做到了最好,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新课堂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了精神栖息的最佳港湾,培育新型思维的一方沃土,更成为师生人生历程的一次洗礼。如今的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还不能实现如此完美的教学目标,但只要我站在了神圣的三尺讲台之上,我就要孜孜不倦、竭我所能地工作。学生是我国的未来,我们在进行中文教学的过程中,更应该贯彻实施上面提到的问题,学生实际掌握的语文知识丰富了,学生的汉语言体系自然就完善了,只要这样,中华文化才能不断地流淌,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地传承和弘扬。 文学教育论文:远程教育模式下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探索 英美文学课程一直以来都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主干必修课程之一,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规定,“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着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1由此可见英美文学课程开设的重要性,但是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对于远程开放教育来说,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却不容乐观,目前英美文学的教学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我们作为远程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面对困境利用网络媒体技术探索出适合时展,符合学员要求的崭新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模式。 一、 英美文学课程开设的重要性 英语专业的教学目标就要让学生能够良好地掌握并灵活地运用英语,所谓灵活,就是要求学员除了具有书面表达能力以外,还有口头表达能力在这其中包含着英语口头交际能力,而口头交际能力的提高除了需要对所学语言知识有着良好的掌握外,还需要对所使用目标语言相关国家文化背景有所了解。英美文学课程的文学就不仅让学生学习到了英美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以及他们所体现的哲学、人文、美学等方面的价值,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2因此在学习英美文学的过程中同样也是学生不断地完美人格、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及个人素质的过程。由此可见,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对于英语专业的学员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在学习英语时,不应该只把它看到语言知识和交际工具,而是应该从文化入手全面提高学员的基础知识、听说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写作能力、文学素养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所以英美文学课程是英语专业中关键性的课程,同时也是非英语专业学员了解英美文化,提高英语文学鉴赏水平的有效途径。 二、 传统教学模式成为英美文学教学的障碍 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虽然对于英语学员的学习十分有益,但是目前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影响了英美文学课程的课堂教学效果,在这其中的主要有以下个方面: 1、 课程教学时数少 英语专业本身所开设的课程科目较多,而英美文学相对于其它科目来说实用性不强,因此在考试和功利等因素的影响下,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时数设置通常周学时不超过3学时,有限的教学时数相对于教学内容来说太少了,无法正常完成教学内容,因为英美文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通常会包括英美文学史和英美文学选读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就直接导致了任课教师无法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量,也就使得任课教师要抓紧时间完成教学内容,这种授课方式也使得英美文学课堂教学效果不佳。 2、 学生学习兴趣不浓 既然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对于学员有着很多的益处,那现在却出现了学员学习兴趣不浓,学习效果不佳的局面是什么原因呢?本门课程对于授课教师的要求较高,除了需要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以外还有一定的文学素养,那么从学员的角度来说,在学习这门课程时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在语言基础方面,学员在英语语言方面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内容,如果作品内容都没办法理解哪还谈得上赏析呢?其次,学员还要对英美文化和历史有所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特点是与当时历史时代背景有关。可是,学员本身对这门课程却有着很大的抵触,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比较生涩,再加上历史事件较为遥远这都成为学员学习的障碍,也就减少学员的学习兴趣。 三、 多媒体技术与英美文学课程的有效融合 在远程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又该如何去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的优势来解决英美文学教学中学员遇到的困难呢?在网络资源及多媒体技术匮乏的传统教学模式中,课堂容量小、信息量传递不足,学生的知识获得主要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储备,而一个教师即使再博学,也无法达到网络资源所覆盖的信息面。3在网络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任课教师应该改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方法,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来提高课堂的知识容量,扩大信息传送途径,从而增强学员的学习兴趣。目前英美文学课程多媒体教学资源主要有PPT文档、视频材料、音频材料和网上的文本资源。 1、 PPT文档 PPT文档是多媒体教学资源中最常用的一种,它可以将普通的文字教学内容以直观的形式展现给学员从而加深学员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大部分英美文学课程中的教学内容对于学员来说都是陌生的,且难于理解,所以越是对于学员来说生僻的内容越是需要用直观的形式引起学员的兴趣,因此在课堂中任课教师运用多媒体幻灯片将平面的内容形象直观地呈现出来,并且在其中还可以穿插地融入相关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知识,这样就能解决传统教学形式中学生对于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内容溃乏而导致学习效果不佳这种情况。 2、 视频材料 在英美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学员除了要掌握文学背景知识以外,还要了解各个文学时期的代表作品,在这其中还包括文学作品的赏析。提到文学作品的赏析,最基本的就是要了解与掌握文学作品的内容,但是对于学员来说文学作品的长度过长,其中又会出现一些生僻的词汇,这些都会成为学员学习中的障碍,从而直接导致学员的学习兴趣不浓。在现如今,多媒体资料日益丰富的今天,任课教师可以有效地运用视频与音频材料将文学作品以生动的形式来呈现给学员,组织学员收看英文原着电影,以此拉近学员与英文原着作品的距离,学员还可以通过影视材料与英文原着对比,形成自己的文学鉴赏观点,减少学员学习过程中的困扰, 提高学习英语文学作品的兴趣和课堂学习效果。 3、 网络资源 英美文学课程与其它课程的区别,本门课程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从文学作品中吸取给养,提高文学素养,因为课程中理解的内容多于记忆,而理解的任务是任课教师无法替学员来完成的,只能依靠学员自己来理解与领悟。任课教师可以有效地利用网络,来引导学员来完成这部分的内容,让学员利用网络来深入地了解文学背景与文学作品,将网络作为学员自学的工具。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用电子邮件方式,对学生的课外阅读和写作予以指导, 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或批改作业;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学会上网搜索文学电子书和文学评论资料,使学生更主动地参与到文学学习中。 四、 结语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为了让学员掌握文学基本知识和提高文学鉴赏水平,任课教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媒体资源和网络资源来弥补传统教学资源和教学形式中的存在的弊端,才能更好地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提高英美文学课程课堂的教学效果。 文学教育论文: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措施 1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的理念 大学英语教育可以说是对学生的英语能力的教育,应关注与学生的英语技能、英语情感以及英语使用,英美文学类课程进入大学英语教育之中,无形地给大学英语教学注入了文学情调,即为文学人文情怀,这就要求在英语教育中实现对学生的人本教育与素质教育,坚持新型的人本教育理念。其一,实现“技能教学”向“素养培养”扩展。传统大学英语教学定位于英语知识的传播,而对于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培养课程设置较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英语专项技能提升,如英语交际能力、英语应用文书写能力等,同时,相对于技能教学来说,人文教育在大学英语教育中更为缺失,这不仅背离了素质教育之要求,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人文思想、情感以及心理等,而英美文学类课程引入大学英语教学,其以文学情境创设、中英文化比较以及中英文学教育的方式,加入历史、哲学、艺术、文学等内容,充分提升了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者正适应了现代社会对社会性人才的需求标准。其二,实现“教师结构”“教材结构”向“学生结构”转变。素质教育条件下,实现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以教师为主导,以教材为基本,展开“以师为本”、“以教为本”的教学,而相对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缺乏了对学生心理特征的分析,造成学生成为学习的被动者,而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以情境教学为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教学的情境范围,如展开文学人物对话、进行文学场景模仿等,这就使得学生的表现力提升,进而实现学生的个性化、主体性发展。 2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的环节实践 大学英语是高等教育本科阶段的重要课程,对于非专业英语教学来说,一般设置于大一、大二,是每个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出于对素质教育以及社会多元性发展的要求,大学英语内部课程设置越来越偏向人文教育,而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成为首选,但是在其课程改革中,必须以各环节的人本性落实为基础,才能实现英美文学教育功能的实现。 2.1英美文学类课程目标改革 英美文学类课程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其课程设置必须以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为基本,服务于大学英语整体性教学目标的实现。如基于英语言语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基本教学目标,英美文学类教学通过创设交际对话场景,让学生观看文学作品电影等方式,来提升学生的言语感知力、理解力和应用力。文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对人的教育,这就要求英美文学类课程目标定位于人的力量的实现,即为人的技能培养与人文培养上,这就要求其课程目标立足于学生的能力培养,尤其是人文素养提升上,通过其课程目标的指向作用,再展开教学内容的挑选与教学。如设置学生审美感受力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教师依据教学目标,进行教材内容补充或是教材创新,进而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感。 2.2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1)精选英美文学作品,展开作品教学。英美文学类教学展开的基础是文学作品,在对教材的选择上,不仅要适应于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要求,而且要以精美的文学作品为主,其包括审美性、对比性、教育性、情感性以及人文性的教学内容,例如选择《简爱》展开情爱审美教育与情感教育;选择《理智与情感》展开人性纯美教育;选择《雾都孤儿》展开历史情感教育;选择《老人与海》进行人与自然之挑战,人性能动力教育等,促使包涵丰富而又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被学生认识与感知,让这些民族的、人民的精神影响到大学生的人本发展、社会发展和心理发展。2)选择“大众性”作品,展开学生心理教学。这里的“大众性”作品是指学生在以前的学习中所涉及到的或是着名的作品,便于学生理解的作品,用此类用作品展开英美文学教学,不仅因为此类文学作品本身含有较高的人文精神,更多是基于学生的心理要求,因为学生对这类作品本身就已经有所感知,或是因为作品影响力而想去了解,所以,在设置课程内容中,尤其是在展开教材教学中,要适应于学生的心理要求,这不仅能够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而且最大程度上适应了学生的心理走向,有利于学生学习主体性的发挥。3)教学内容设置人本化,展开阶段性教学。对于非英语专业来说,英语课程一般作为必修课设于大一、大二,由于此阶段是大学生进入校园的起始阶段和适应阶段,其心理新鲜感与滞留感较强,所以在教学内容设置上,要进行学生心理分析,采取阶段性的教学内容设置教学,如在大一上学习,学生心理处于高中向大学升华过渡期,在其中对情境性教学的适应性较弱,所以教学内容要以轻快、感受的基本内容为主,如展开优美诗歌赏析、进行电影欣赏等,以便于培养学生的英语情境感受能力;在大二时,则偏重学生的英语实践能力展开情境教学,如进行文学情景对话、角色演出等。 2.3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方式改革 1)以阅读、欣赏为基础,培养学生文学感受力。对于文学类学习来说,文学感受力是展开教学的第一步,在教学中教师通过选择适宜的文学作品,在课堂上,以美文阅读、音乐播放、诗歌朗诵以及影片欣赏等多种形式,为学生赏析文学作品提供平台,这就有效地培养了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喜爱度,而文学揭示普遍的价值,描述日常生活之故事,这不仅让学生充分感知文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了解社会,促使学生多元化思维的形成。2)以“寓教于乐”“师生互动”为手段,创设学生学习主体性情境。课堂是实现学生各项素质与能力培养的主要场地,文学自身的情境属性,要求英美文学教学必须有高氛围的情境进行支撑。一方面,采用多样化教学模式,寓教于乐,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如采用角色教学、模仿教学、场景教学等方式,将教材人物引进课堂等。另一方面,关注学生主体性,实现师生互动,提升学生的参与力。如采用合作教学,加强师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教师以有效激励方式,促使学生各抒己见,这不仅能够开拓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的言语表达能力,而且有效地将学生变为课堂主宰者。 2.4提升英语教师素质 教师作为 教育教学的主导者,其素质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素养与能力的形成,要展开有效的英美文学教学,教师首先要进行自我提升,这不仅要求教师加强基本英美文学知识学习,丰富其教学技能,而且要求教学具有较高的文化、思想以及素养。 3总结 素质教育下,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必须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在其课程目标定位上以整体性教学目标为基础,以自身课程特点为依据,以学生实际为根本,以全面化的指导理念作用于教学内容的制定与教学方式的展开上,同时,加强英语教学素质培养,以强有力的教师素质为支撑,来实现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情感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培养与提升。 文学教育论文:谈语文学科素质教育的实施 教育教学改革进行到今天,素质教育已不再是新鲜的话题。可是什么是素质教育?如何切实提高学生的素质?这是我们每个教育实施者不容回避的问题。语文教育则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各种建设人才的培养都要从掌握语文这个工具开始,语文素质是人的素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高中语文学科如何实施素质教育?下面我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中学语文素质、语文能力教育目标体系的内涵 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就是提高语文素质的教育。由于语文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所以要清楚地界定语文素质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几乎是不可能。一般语境下多将语文素质分解为语言素质、智能素质、品德素质、心理素质和审美素质这样五部分。 语言素质:语文素质中最基本、最稳定的部分。指的是识记汉字的量,积累词汇的量,语言知识的理解及运用,文化文学常识的了解,文学名着的阅读,对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的关注程度,以及正确的普通话语音和规范化地书写汉字。 心理素质:语文素质中最核心的部分指的是学习语文的兴趣、毅力、良好习惯和情绪,对学习策略的调控能力,以及正常发挥非智力因素的积极作用。 品德素质:指的是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学,热爱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文学传统和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学文中学做人。 智能素质:指的是以理解为其本质的听话和阅读能力,以表达为其本质的说话和写作能力,以思维为其本质的观察能力,以语言为其工具的社会交际能力。 审美素质:语言素质与语文能力中最高层次、最富球艺术性的部分,指的是对语言美、形象美、意境美的发现和感受,并具有初步的赏析和评价能力,以及包括音乐、美术、书法在内的广泛的艺术爱好和兴趣。 六、提高语文素质、语文能力的途径 “大语文”观认为,生活就是语文教育的课堂,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同,这无疑为我们进行提高语文素质、语文能力教育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因此,我们在寻找最佳途径时,既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也不能在生活的海洋里失去了方向,而应该把内外课堂联系起来,把课堂教学作为提高学生语文素质和语文能力的主渠道。同时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外活动,并把提高语文素质和语文能力渗透到学生的社会实践及他们所感兴趣的事情上。做到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并且这也对于培养学生尽快适应现代生活起到积极作用,“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最有生命力和表现力。 所以,课堂、课外、生活三者相联系,并且充分发挥各自作用的时候,素质教育才能有效地在语文教学中得到实施。 二、提高语文素质的方法 1.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对话”式教学 众所周知,素质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也必须做到“目中有人”。就课堂教学而言,这个“人”无疑就是全体学生。因此,作为语文老师,在授课时应面向全体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调动他们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人人得以展其才、尽其能。 这就要在课堂教学中建造一个平等、民主、和谐、宽松的新型师生关系,我们教师要敢于放下架子,走进学生,给学生创造一种敢说敢做的开放氛围,以平等的关系,引导学生敢于说“不”,勇于探究,在交流中对话,在对话中创新。 例如,在学习老舍先生的《我的母亲》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课文第13自然段写了母亲三件事,那么母亲的哪件事最让你感动?朗读课文相关语段,谈谈自己的感受。同学们刚开始还没有投入进去,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我就结合自己的经历朗读了“母亲亲筹巨款送我上学”这件事,也许是受了老师情绪的感染,同学们变得主动起来,甚至有的同学朗读的时候不觉有了哭声。同学们声情并茂的朗读、真诚地叙说也感动了我。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一种平等对话在语文教学中的魅力。 2.语文素质的提高,知识积累不能忽视 在语文教学中,不注意积累,学生的语文仓库就会贫乏,学生的语言源泉就会干涸。如果没有知识的积累,语文素质的提高便无从谈起。而要做好知识积累,就要在“记”“背”上下一些功夫。“背功”为识记能力,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活动力的训练、词语的积累、语感的形成,以及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等方面的培养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这种“积累不能局限于课堂,在课外、在生活中处处留心皆学问。 3.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语文是一块充满情感的天地,语文教材中那些文质兼备的文学作品,给学生提供了真、善、美的标准,语文教学应充分利用语文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产生爱祖国、爱自然、爱生活的真挚感情。这些爱祖国,爱亲人,爱老师的感情,才能引起学生蕴藏在心底的真挚感情,才会使学生产生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样,提高学生素质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4.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一个人能否适应当今飞速前进的社会,心理素质的好坏至关重要。设想一位满腹才华的师范学院毕业生,站在讲台上语无伦次,手脚发抖,满脸汗珠,这怎能是优秀的人才。究其原因是心理素质太差,因此,中学生必须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作为教师在课堂上要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大胆讨论。刚开始,可能不太容易,没关系,可让学生在上课前对自己说“这节课,我一定要回答两个问题”,这样,慢慢锻炼,就会有很好的效果。此外,还要多参加一些公开活动,不为得奖,只为参与的过程,长此下去就能慢慢养成一种良好的心理素质。 总之,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切实有效地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这不仅是家长、老师、学生的呼声,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教育论文:语文学科中的心理健康教育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心理健康教育已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目前,不少学校开展了心理咨询活动,并开设了心理辅导课,然而由于从业人员数量过少,专业水平又普遍不合格,致使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收效甚微。以课堂为主渠道,充分发挥各科教学的心理教育功能,不失为一条弥补的好途径。而在众多的学科中,语文教学在心理教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下面就语文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浅谈几点体会: 一、营造宽松和谐的课堂心理氛围,张扬学生个性 中学生自我表现的欲望空前迫切,独立意识强,渴望与他人沟通,渴望得到他人的接受和尊重,渴望在人际交往方面得到成功。因此,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情感力量,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在愉悦自信、宽松自如的氛围中有所发展、有所提高、有所创造,让学生想说就说、敢于标新立异,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良好的课堂心理氛围,应该是宽松与严谨、严肃与活泼、热烈与深沉的有机统一。这种情境氛围的创设,可以缩短教学中人与人、人与文本的距离,丰富与活跃学生思想,开放心灵空间,让学生多一份活气、增一份灵气,产生美好的心理体验,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比如在阅读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文本中喜欢的内容作出个性化的反应,对文本的内容、表达提出自己的看法、疑问和评价。尽管学生的感受理解可能很肤浅,甚至可能很“怪异”,使人一下子感到不可思议,但是,站在师生平等对话的立场上,抱着尊重学生的态度,教师不应该轻视学生的感受,应热情地鼓励、引导,用心去呵护熠熠生辉的思想火苗,同时针对其认知结构和思维过程中的缺陷、不足,开展积极有效的帮助。 课堂是学生生活的主要空间,也是他们心灵得以成长的主要环境,因此,积极的课堂心理氛围将对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要给学生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使得课堂真正成为学生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 二、挖掘教材心理健康教育的因素,培养健康人格 语文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语文教材本身就是由一篇篇生动、形象、富含哲理与情感的文章构成的,学生可通过阅读认识世界、了解人生、体味生活。数百篇课文不仅可以对学生进行认知心理的教育,也渗透着心理健康教育的其他内容。当然,这种教育不是集中有序地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是深深地蕴藏在课文中,蕴藏在字里行间;也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其他教育因素综合且并存的。教师要正确处理和利用好语文教材中的心理健康资源,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1.引导学生珍爱生命 近年来关于青少年的暴力事件屡屡见诸报端,报复、自杀现象触目惊心。青少年对自己(他人)生命的漠视,令人忧心。在震惊、惋惜的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生命教育对广大学生而言势在必行。只有从小教导青少年敬畏生命,才能促使他们热爱自己的生命,进而尊重、关怀、欣赏他人生命,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因此,在课堂上当我们慷慨陈辞赞颂“文天祥宁死不屈”、“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临危不惧”的英雄壮举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引导学生珍爱生命,树立“生命最宝贵”的理念。诚然,英雄的事迹可歌可泣,但不一定值得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孩子们学习和效仿。 2.帮助学生树立自信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心理教育的首要任务。通过心理教育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能力,以帮助学生进行人格塑造,无疑是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因此在语文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尊、自强和自信心。 如学习《小桔灯》,教育学生学习小女孩在困境中仍对生活充满信心,镇定、乐观地迎接生活的挑战,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精神。 学习《为了忘却的记念》等课文,教育学生学习那些革命者在黑暗社会中坚强地站出来与反动势力英勇地斗争,他们的自尊、自强、自信心是何等强烈,又是多么不容易。同时通过课文学习,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谈体会、写读后感,深深地激发了他们的自信心。 3.培养学生战胜挫折的能力 生活中挫折无处不在,学生常会因为学业担忧、社交障碍、生活失意等而忧郁苦闷紧张,从而产生挫折感,影响到身心健康。教师应经常向学生推荐优秀的文学作品,使他们从中吸取力量,以书中的主人公作为自己行动的楷模,自觉锻炼自己的意志,正确面对挫折,学会调适心理。遇到挫折,首先要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多方分析原因,不能怨天尤人,再尽力去补救或改变,走出困境。 如学习课外古诗《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那坦然面对挫折之精神就值得学习。他四十几岁才进入长安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可一年后就被权贵排挤出长安,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可他并未消沉,而是蔑视权贵,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让学生在阅读伟大的心灵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应融入各科教学之中,融入教学活动的各个角落,这是我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在教学中的尝试。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会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我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探索,与同行们一起开辟一条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文学教育论文:古代文学视域下体育教育的论述 对于姜太公来说,他自己把“人鱼”都忘却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主要突出的是一种乐观、宽容的初始心态。白居易在对待人和事物方面,也积极地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他面临人生困境时,就算是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无论是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和挫折,都要笃定地生存下去。或许通过这样还有机会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价值,并有机会洗刷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正是通过此诗,借助垂钓这一活动来展现自己内心中的思想情操。在另一个诗人吕从庆的创作中,通过以钓鱼为主题,说道“我志不在鱼,毋问寡与多”,其中传达出来的思想境界与白居易的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同的,宋代苏轼创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明代王兆云的《王世懋性嗜佳山水》等都共同展现了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心态和人生志趣。古人一直以来都十分注重养身,并说道“养身先养心”。的确,无论是做什么工作,首先应该追求的是一份好心情,体育运动不仅仅能锻炼身体,更主要的是借助体育锻炼这一形式能获取好心情。明代刘基着的《郁离子》一书中,其中讲到一个《郑有躁人》的寓言故事,从反面来说明一个不擅长射箭等体育活动的人就无法进行自我改善。寓言中的人物直到病死后,都还不明白他的病源是因为内心的暴躁。 体育运动是一种健康的锻炼方式,体育运动中有一些是竞技型的活动,与同伴之间的相互搏击有很大的关系性。有些体育特长者不仅身强力壮,还在搏击、砍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造诣。因此,从古至今,所有练习武功和刀剑的人,都十分注重自身的道德熏陶。 我国古代也有很多文学作品对这些道德高尚和严以律己的人进行歌颂,而对于一些居心不良、欺世盗名的人则进行批判和讽刺。在清代纪昀着作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录了打虎的事情。书中说道安徽旌德县有老虎已经打伤猎户多人,于是当地人特地去请远近闻名的唐氏打虎家族,把人请来后,其中一个是老翁,已经长满了须发,并不断地咳嗽;另外一人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众人对此感到十分失望,但在最后还是依靠这祖孙两人的力量杀死了老虎。从这一则故事中可以得知,祖孙两人自身拥有不凡的绝技,但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有需要的地方,而并没有以来博得众人的热捧。在《清史稿》中,王来咸是一个专门帮助人解决纠纷的人,有一个人愿意出高价让他杀害他的弟弟,王来咸果断地拒绝了。他认为兄弟之间的不和睦很多都是为了争夺家财,但不论责任在谁的身上,兄长找人去伤害弟弟都是禽兽行为。只要是真正武艺高强的人,往往都是不轻易显露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地使出自己的绝招来伤害他人的。 在《甘凤池》一书中,大力士张大义听闻甘凤池的名声后,特地从济南来到了京师想和甘凤池一较高下,但甘凤池拒绝了他,而张大义则执意要和他比武,并在脚拇指上佩戴了一个铁套,意图通过这样来处死甘凤池。出乎意料的是甘凤池借助他的脚,反而使张大义的拇指套入了铁套之中。甘凤池在扬州的时候遇到了身强力壮又懂轻功的马玉麟,马玉麟看到甘凤池坐在地上心中感到一阵不悦,于是要和甘凤池比武,但在最后他却十分羞愧地狼狈而逃。最有趣的是清代吴炽昌着写的《淮阳难子》中,描写了一群脚夫和一个力气可以劈断树木而又十分自大的人,这些人竟然都不及一个遇难沿路乞讨的女子。最让人深深折服的是当这个女子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后,她父亲严厉责骂了她,训斥她不应该用泰山压顶势来伤害别人,并责骂她说,这样的行为是会“败人衣食”的。 从中可以看到其父是一个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格情操的人,而这个女子也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施以颜色的,并不是做得很出格。这些摘选自不同朝代和文本的故事,都采用生动的语言和情节来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思想道德和个人的修养在一个擅长武功的人的身上是很重要的。在《礼记?射义》中也记述道,一个惨败的将军和亡国的士大夫以及不能守护家族利益的人虽然不能参加射箭活动,但对他们应该以礼相待,这是因为永不倦怠的学习和根深蒂固的礼仪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从中可以说明,体育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它的总体状况可以集中展现出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程度和水平,而反映在个人的身上,就集中展现在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之上。 文章中所摘选的一些以体育运动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都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中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在《庄子?达生》中记录了一则故事,吕梁游在三十里外的飞瀑下面,而在四十里外鼋鼍鱼鳖都不能够适应,更别说吕梁在这个之下。所以孔子认为他必定会死,并命令弟子沿着河流去救援他,但令人吃惊的是吕梁竟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孔子问他其中的缘由,吕梁说他是随着水的漩涡而前进,与上涌的水一同出现,并且完全依照了水的性子,这也正说明了吕梁熟悉水性的原因。无论是哪一种技能,都必然是在长时间的训练过程中积累而来。还有些古代文学作品则详细地讲解了日常学习和体育训练中应当遵循的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指导下取得成效,反之相悖而行,只会带来害处。在《孟子?告子上》中描写了一个《二子学弈》的寓言故事,说明在学习和运动训练中都要十分的用心和专心;摘选自《吕氏春秋?审己》中的《列子问射》一书中,则主要强调“悟”在学习和运动中的积极作用,领悟其中的道义和规律是极其重要的;在《庄子?达生》一书中记录了《东野稷败马》的故事,说明人在进行体育训练时要根据自身体力的承受情况来看,这和训练马的道理是一致的;在《孟子?滕文公》中讲述的《王良与嬖奚》的故事中,特别强调学习一门技术应重视规律性的作用,并应遵循公众共同遵守的规则。古代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前秦时期着作的寓言故事《羿射不中》,还是《赵襄主学御》,都共同说明了:无论是在学御上,还是在学习射箭的过程中,都不应该把成败看得过重,而是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技能。而在《吕氏春秋?壅塞》中讲述的《齐宣王好射》的故事中,则从反面印证,如果学习射箭时只喜欢听别人的夸奖,并欺骗自己,是永远都不可能学好一门技能的。另外在《列子?汤问》一书中所记述的《造父学御》的故事中,专门讲述了学习御术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 这些摘选于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对我们今后学习任何一门技能都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也借助这些体育上的技能来说明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潜在规律。综合来说,以体育作为主题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分别从多个方面给我们一些思想上的教育和学习上的启迪。每一个求学者,都应积极地完善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情操,并要适当地规范自己,从而进一步来指导我们今后的人生,做一个积极进取、海纳百川的人。 文学教育论文:技工古典文学教育研究 一、古典文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1、教材设计上存在“厚此薄彼”现象。以现正使用的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3版教材《语文》为例,教材将学习内容进行阶段分类。一些优秀、经典的古典文学作品如节选自《红楼梦》的《宝玉挨打》虽然也纳入了课文学习的范畴,但却作为鉴赏作品排在课本的最后。前面的单元内容已经将教师的授课计划占得满满的,很难腾出多余的课时进行古典文学的学习、讲解,导致学生在语文课堂上难以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教育。 2、教师思想上存在“顾此失彼”的现象。一些语文教师在教学上存在惯性思维,惯于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教学大纲要求掌握的知识点,力求让学生掌握这些好学、易学、能用的知识。对于需要花时间、需理解、重领会的古典文学教育,教师囿于自身的文化功底、兴趣爱好等因素,觉得教古诗文不如教现代文轻松自如,往往将一篇篇血肉丰满的古诗文进行肢解,机械训练,极尽繁琐之能事,把美的语言变成了僵死的符号。 3、学生学习上存在“不学亦可”的思想。技校生的文学知识基础薄,底子差,往往对文化课学习兴趣不浓厚。他们的学习目的较为明确,技能知识的获得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单纯的人格与审美教育在目前很难得到学生的广泛认可。 二、古典文学教学中的技能因素 实际上,古典文学教学本身包含了多种能力的培养,这些能力是学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学生的职场竞争力和社会适应性具有重要作用。 1、听的能力。古典文学中不乏美的诗歌、散文,细心听,用心领悟是古典文学必备的基本能力。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同音字、同音词的存在也是一大特色,在“听”中锻炼学生前后词语的连贯能力,用心领会其中的意义,有助于学生日后在求职、社交活动中能够准确把握他人话语意思,加强沟通。 2、说的能力。古典文学作品适于朗诵,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朗诵、演讲技巧,培养学生公众演说的能力。有意识的指导学生进行古典文学作品的朗读训练,能使他们掌握停顿、快慢、抑扬顿挫等语言表达技巧,语言流畅且富于逻辑,使得学生敢于说话、善于说话,也使他人愿意与其交流。 3、写的能力。很多学生都会写,但很难写好。当前是信息迅猛发展的年代,“火星文”、“3Q体”、“鲸鱼体”等各种奇文异字层出不穷,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现正接受教育的学生。面对这些难以理解、稀奇古怪的不规范文体,古典文学作品是最好的纠正范本。古代作家对写作要求极高,用字遣词不仅考虑词义、通顺,更要考虑意境、语境,一字一句都经过反复推敲而成。掌握准确、简洁的语言有利于学生的书写交流。 4、分析鉴赏能力。一篇古典文学作品,我们不仅要分析当中的人物形象、主旨思想,更要联系作者生平与时代背景,挖掘文章背后的深刻内涵。同样,这种分析鉴赏能力不会局限于文学作品,更可运用在对社会现象的解读和对一般事物的分析上。对于社会中各种繁杂事物,我们都需要一种客观的判断、鉴别能力去了解原委,掌握关键。在古典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具体案例,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掌握分析、鉴别的技巧,形成良好的分析力和判断力。 三、加强古典文学教育的几点建议 1、充实课本选材 (1)在《语文》教学大纲中加入一些具有较高艺术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的古代文学作品都是艺术性、趣味性、思想性、大众性的作品,教师教授这些文学作品不仅要强调其艺术性、故事性,更要着重对其中蕴含的积极意义进行讲解,如《三国演义》的领导艺术,《西游记》的团队精神等。这样的教学内容不仅学生易于接受,同时也是对学生的“岗前教育”。 (2)在《语文》教学大纲中加入一些与专业课程有较强联系性的古典文学作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大多以理工、经管类为主,古代有部分优秀的文学作品涉及了大量的科技、商业内容,适当加入相关的作品有利于引发学生学习兴趣,辅助学生专业课程的学习。 (3)在《语文》教学大纲中加入一些具有较强实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现今频繁使用的应用文文体都与古代应用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优秀的古代应用文简洁、精美,如现在家家户户门口贴的春联,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请柬、信函,更是体现了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在教学大纲加入古代应用文的写作方法,不仅可以激发、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甚至可以引导学生掌握特殊的写作技能。 2、提高教师素养 技校语文教师应夯实古典文学基础,要有过硬的专业功底。如果只知道搬书本搬教材、照本宣科讲课,是很难培养出优秀学生的。语文教师的知识应该说在大学期间就掌握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点可能被忽略了,那就是教师本人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背诵与积累。教师要有意识地在课堂教学或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交流中,妙用已学或将学的古诗文,给学生做出榜样。当然要带好头,教师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认识问题,要有长远的眼光,教学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审美素养,更是提高他们的职场竞争力和社会适应性。 3、创新教育方法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课堂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提高个体生活质量以及生命价值和意义为旨归的特殊的生活实践,是一个学生不断地超越和提升现有的生存状态,从而创造一种更为完满的可能生活的动态生成过程。在古典文学的教授上,教师要从学生的爱好、情感以及接受知识的具体情况出发,创设一种自由开放的教学环境,给学生以充分的创新空间,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教师可用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模拟教学、角色扮演等教学模式,转换角色,成为与学生平等研讨的参与者,让学生在自主参与、自主发现和感悟的过程中,实现个体能力的提高。 4、引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选准学生的兴趣点并以此为切入点导入课堂尤为重要。古典文学作品大多具有经典的故事情节及有趣的人物形象,教师要抓住这一教学特点,以耐人 寻味的故事情节和鲜活有趣的人物形象吸引学生关注。现在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已以电视剧、电影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这些也是很好的教学辅助手段。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播放《红楼梦》“黛玉葬花”的片段,引导学生去学习分析林黛玉的人物形象及时代背景。将古典文学作品中优秀的思想内涵与现今的社会生活相联系,也是引发学生兴趣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在学习苏轼的《赤壁赋》时,不能局限于了解苏轼被贬到黄州的遭遇及体会其感情变化,而应引导学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理想受挫、身处逆境之时应如何面对,启发学生对宇宙人生的思考,这样更容易拉近学生与古典文学的距离。 文学教育论文:民族文化文学教育思维 在人类文化的长河中,俄罗斯文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坛,群星璀璨,作家们以反对封建农奴制度、追求人性解放和人身自由的抗争精神,以同情小人物坎坷命运的人道主义精神,促进了俄罗斯社会的进步,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历史添加了光辉的一页。他们所展示给人们的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他们所创造的富有哲理、栩栩如生的语言,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俄罗斯社会最为动荡的年代。俄国的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俄罗斯社会的舞台,荡涤着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此时,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亮相,出来表现自己。俄罗斯文坛上,出现了流派纷繁的局面。除了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继续发展和创新之外,象征派、未来派、阿克梅派等现代主义的流派也相继兴起,开创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历史向我们证实,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具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因此,一个人文学修养的高低,标志着他文化素质的水平。由此可见,不仅文学家、语言学家的文学修养要高,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对文学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物理学历史上的罗蒙诺索夫,既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哲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语言学家。我国的鲁迅和俄国的契诃夫都曾学习过医学,后来他们都成了世界知名的文学巨匠。 文学有两个重要功能,即教育功能(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аяфункция)和教养功能(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функция)。前者为提高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功能,后者为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素质的功能。文学能促进语言更加丰富多彩,更富有表现力。语言中的许多成语、典故、新词、新义或源于文学作品,或被文学作品所认定。如俄语中的человеквфутляре(套中人)源于契诃夫的作品;сплечдело(万事大吉)源于格里鲍耶多夫的作品;汉语中的“罄竹难书”源于《旧唐书?李密传》;“风马牛不相及”源于《左传》。这些语言现象没有文学、历史或其它方面的背景知识,就很难正确理解,更谈不上准确运用了。成语голодныйфранцузворонерад(饥不择食)中,为什么要用француз和ворона两个成素,而不用англичан和курица或其它词表示,是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正如汉语成语“司空见惯”中的“司空”不能用其它官职代替一样,因为这一成语来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人们正是通过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大量语言材料及表现手法,不断提高自己的思维及表述能力,使语言有效地为社会服务。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生存环境、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和生活习俗。这一切对语言都有直接影响,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对这些现象有具体而形象的感受。这里我们不妨摘引一段普希金在《杜布罗夫斯基》中对俄罗斯人犯讳的描写:Вдомесмотрителясиделвуглупроезжий,оннеспрашивалсебеничай,никофе,поглядывалвокноипосвисталквеликомунеудовольствиюсмотрительши,сидевшейзаперегородкой。(在站室的角落里坐着一位旅客,他不要茶,也不要咖啡,他望着窗口不断吹口哨;这使坐在隔壁的站长老婆老大不高兴)。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得知,客人吹口哨对主人是不吉利的征兆,会给主人带来麻烦,从而引来“站长老婆的老大不高兴”。由于比喻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广泛运用,某些作喻体的词逐渐获得了指喻或联想意义。如俄语中经常遇到трещатькаксорока(喋喋不休地说,像鹊鸟似的),болтливыйкаксорока(像喜鹊般的唧唧喳喳)。这种比喻使сорока(喜鹊)一词获得了“铙舌妇”的指喻意义。 俄罗斯童话中有сорока-воровка(偷东西的喜鹊)的形象出现,又使сорока能联想到воровка窃贼)。汉语中有一付广泛流传的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因而使得“松树”获得了“长寿”、“青春永驻”等象征意义。“松鹤延年”也对此作了印证。社会在不断发展,新鲜事物在不断涌现。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表达新鲜事物的新词新义必然在语言中出现。它们往往首先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然后通过各种媒体进行传播,最后在传播领域和文学领域中进行加工和选择而加以确认和吸收。汉语中的计算机———微机———电脑和俄语中的э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ьнаямашина----компьютер----электронныймозг就处于被选择的阶段。这里文学对语言起到了丰富和净化的作用。由此可见,语言教学中文学的教养功能是不可缺少的。文学作品能激发人们的形象思维。作者的思想感情借助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感染给读者,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教人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催人奋进;一部坏的文学作品能毒害人的心灵,把人引向邪路。这就是文学的教育功能。无论是语言教学还是文学教学决不单单是传授知识、教授技能。它们自始至终承担着育人的职责。 正如伟大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所说:Поэтомможешьтынебыть,ногражданиномбытьобязан.(你可能成不了诗人,但必须要做一名公民)。因此,文学的教育功能就显得尤为突出。文学是为社会服务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和时代的要求去审视文学作品。作品中的思想和主张,我们或接受、或扬弃、或吸收、或排除。但文学教育功能的发挥,应根据文学自身的规律进行。文学创作是以情感人,理寓于情之中,我们审视文学作品时就要以理释情,从审美的角度去发掘作品的内涵。在过去的文学教学中,由于过分强调文学教育功能,在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时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特别偏重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忽视了审美原则对审视文学创作的意义。这样,有些作家和作品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十年动乱时期,有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把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称作“文艺界修正主义的鼻祖”,称他的名着《一个人的遭遇》是宣扬“战争恐怖”和“叛徒哲学”的大毒草。我国着名翻译家草婴因为翻译了这一着作而受到了“批判”。这种做法,完全失去了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原则,也背离了基本的审美原则。在我们的文学教学中一定要引导学生正确分析作品,正确认识社会和时代,从而正确对待俄罗斯文学的价值。不仅要从中学到俄罗斯优美的语言,了解俄罗斯民族的生活,还要吸取其中的精华,丰富我们的知识。只有这样,文学教学在俄语教学中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文学教育论文:分析新闻传播广告的古代文学教育 一、教学重点 汉语言文学传统的教学重点一般放在知人论世,详解作者的生平以及时代背景、重点还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并重点强调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并以此来理解文学史的演变过程。而在新闻与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结合新闻学广告学的理论知识,把教学研讨的重点放在二者相结合的地方。首先,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看到新闻传播广告的内容。例如《西厢记》教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重点一般放在反封建的思想、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等等。而对于新闻与广告专业来说,教学的重点不妨放在由元稹《莺莺传》到王实甫《西厢记》的演变过程,用传播学的理论解释其中的原因。元稹的《莺莺传》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并受到时人的称赞。《莺莺传》的思想观念是唐朝门第观念和门阀制度的婚姻观念下的产物。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创作于元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追求。所以产生了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为主题的《西厢记》。从中可以看到,对于作品的改编也是一个接受的过程,与时代的影响息息相关。同样,还可以引述后人对于王实甫《西厢记》的评价,启发学生思考《西厢记》的传播。同样,在《梧桐雨》教学中可以介绍引述《汉书》等资料,联系王安石《和王介甫明妃曲》等昭君题材的作品分析梳理昭君故事的演变过程,结合传播学理论分析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昭君的不同理解。其次,在新闻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还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的新闻广告素养。现有的古代文学教育多反映的主流思维,大学生尤其是新闻学、广告学的大学生,不仅需要文化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培养学生观察问题的角度,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换句话说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还以《西厢记》为例。主流观点认为该部作品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选读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的时候,不妨让学生提前读一读司马光给王安石的来信《与王介甫书》。司马光曾说当时朝廷上下对于变法的态度是“士夫沸腾,黎民骚动”(《赐参政知事王安石不允断来章批答》)。并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即《与王介甫书》,来反对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言:“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可见悔故也。”说明王安石决定抛开其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坚持推行自己的既定方针。结果,变法还是失败了。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后人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讨论。而对于新闻传播与广告方面的学生来说,不妨从舆论舆情的方面讨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二、教材引申 面对新闻与广告专业的学生,除了让他们了解一些文学史的基本知识以外,还应该关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新闻广告元素,对此要发挥引申。例如讲《诗经?卫风?氓》,可以讲讲“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中包含的古代实物交易中的广告元素:实物广告。讲白居易《曲江》“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的时候,可以结合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李中《江边吟》“闪闪酒旗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谈谈其中的酒旗文化,谈谈古代的招牌广告。关于教材的引申发挥,教师可以启发引导学生发现现代新闻广告对于古代文学的运用。例如讲杜甫时。可以联系《杜甫很忙》事件。杜甫很忙是2012年3月发生在新浪微博上的一个涂鸦、恶搞语文课本插图《杜甫像》的网络活动、话题,“杜甫很忙”成为3月末中国互联网的热词之一,并被商业广告利用。某公关团队和新浪微博先后声称此次网络行销为其策划。从传播的角度看,可以看到现代网络对于经典的解构,反映了当下人们的解构心态。此后。“杜甫很忙”事件继续发酵。众多商业人士继续演绎“杜甫很忙”的创作,推出各种各样的广告。例如:2012年4月2日,杭州市,街头出现了“杜甫很忙”的广告。被恶搞的杜甫推着一辆购物车,旁边配着文字称:“杜甫很忙,现在买钻流行去卖场。”4月,在京东商城首页,杜甫成为三星笔记本的“代言人”。沈阳华邑世纪城的房地产广告打着杜甫很忙的图片,配着“安得广厦千万间,买到现房才欢颜”。除此之外,长春中冶蓝城、重庆金悦城、重庆中房千寻等项目也运用了杜甫形象进行宣传炒作。尽管,这种恶搞的经典人物的方式有待商榷,但至少说明了古代文学与现代广告的结合。再如讲白居易《长恨歌》的时候,可以引申发挥到西安华清池的大型历史实景山水歌舞剧《长恨歌》。该剧斥资5000万元,打造具有亚洲唯一的全天候折叠式全色真彩LED软屏、国内首创水中机械组合多变式立体活动舞台和户外演出设施全隐蔽式设计,成为中国最大的水上舞台,并请来了国内一流的音、舞美、灯光、音响、服装、道具大师和阵容庞大的专业演出团体,倾力打造这台完美的演出。该剧以骊山山体为背景,以华清池九龙湖做舞台,以亭、榭、廊、殿、垂柳、湖水为舞台组合元素,以白氏《长恨歌》为歌舞剧情节线索。集历史文化之韵、山水自然之美与科技之奇为一体;将历史与现实、自然与文化、人间与仙境、传统与时尚交融一起,较好地演绎了该诗主旨,给人无限遐思。由此,可以启发学生引申思考当代旅游业与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化的结合:随着张艺谋发展了中国第一台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以后,中国各大景区都对当地古典文化资源进行了开发利用。比如三峡艺术团的《盛世三峡》,张家界的《天门狐仙》《魅力湘西》,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梦回大唐》等。启发学生把古典文学与广告结合,经典的古典文学本身已经为人所熟知,广告在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基础上创作发挥,自然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在讲《西游记》的时候,可以联系近年来对于《西游记》的影视剧改编。1982年,用六年时间拍成了25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轰动一时。上世纪90年代,香港TVB电视台分别拍出了《西游记》(1996)和《西游记2》(1999)。到了2002年,台湾八大电视台与香港中天 公司联合投资,再次拍摄了《齐天大圣孙悟空》。接着刘镇伟和周星驰合作了《大话西游》系列。 2010年,浙江永乐影视制作公司制作了《西游记》。在讲《红楼梦》的时候,可以联系87版的经典《红楼梦》,也联系当下出现的红楼梦热潮,百家讲坛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以及由韩三平担任总制片人,李少红担任总导演的电视剧新版《红楼梦》。启发学生分析在光电媒体下中国古代经典的传播的优劣得失和当代人对于古代经典的接受心理,进而鼓励学生研究在新的技术下、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传播古代经典的对策。以上从三个方面谈了为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学生讲授《古代文学》的教学策略。其实,还可以运用设置思考题,推荐课外阅读书目等方法,引导学生把两个专业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只要教师主动了解一些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的知识,结合古代文学的知识,用心思考,总是可以发现两个专业的知识结合点,给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的学生以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启发。 文学教育论文:对远程教育模式下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探索 英美文学课程一直以来都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主干必修课程之一,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规定,“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着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1由此可见英美文学课程开设的重要性,但是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对于远程开放教育来说,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却不容乐观,目前英美文学的教学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我们作为远程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面对困境利用网络媒体技术探索出适合时展,符合学员要求的崭新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模式。 一、 英美文学课程开设的重要性 英语专业的教学目标就要让学生能够良好地掌握并灵活地运用英语,所谓灵活,就是要求学员除了具有书面表达能力以外,还有口头表达能力在这其中包含着英语口头交际能力,而口头交际能力的提高除了需要对所学语言知识有着良好的掌握外,还需要对所使用目标语言相关国家文化背景有所了解。英美文学课程的文学就不仅让学生学习到了英美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以及他们所体现的哲学、人文、美学等方面的价值,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2因此在学习英美文学的过程中同样也是学生不断地完美人格、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及个人素质的过程。由此可见,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对于英语专业的学员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在学习英语时,不应该只把它看到语言知识和交际工具,而是应该从文化入手全面提高学员的基础知识、听说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写作能力、文学素养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所以英美文学课程是英语专业中关键性的课程,同时也是非英语专业学员了解英美文化,提高英语文学鉴赏水平的有效途径。 二、 传统教学模式成为英美文学教学的障碍 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虽然对于英语学员的学习十分有益,但是目前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影响了英美文学课程的课堂教学效果,在这其中的主要有以下个方面: 1、 课程教学时数少 英语专业本身所开设的课程科目较多,而英美文学相对于其它科目来说实用性不强,因此在考试和功利等因素的影响下,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时数设置通常周学时不超过3学时,有限的教学时数相对于教学内容来说太少了,无法正常完成教学内容,因为英美文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通常会包括英美文学史和英美文学选读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就直接导致了任课教师无法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量,也就使得任课教师要抓紧时间完成教学内容,这种授课方式也使得英美文学课堂教学效果不佳。 2、 学生学习兴趣不浓 既然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对于学员有着很多的益处,那现在却出现了学员学习兴趣不浓,学习效果不佳的局面是什么原因呢?本门课程对于授课教师的要求较高,除了需要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以外还有一定的文学素养,那么从学员的角度来说,在学习这门课程时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在语言基础方面,学员在英语语言方面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内容,如果作品内容都没办法理解哪还谈得上赏析呢?其次,学员还要对英美文化和历史有所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特点是与当时历史时代背景有关。可是,学员本身对这门课程却有着很大的抵触,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比较生涩,再加上历史事件较为遥远这都成为学员学习的障碍,也就减少学员的学习兴趣。 三、 多媒体技术与英美文学课程的有效融合 在远程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又该如何去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的优势来解决英美文学教学中学员遇到的困难呢?在网络资源及多媒体技术匮乏的传统教学模式中,课堂容量小、信息量传递不足,学生的知识获得主要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储备,而一个教师即使再博学,也无法达到网络资源所覆盖的信息面。3在网络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任课教师应该改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方法,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来提高课堂的知识容量,扩大信息传送途径,从而增强学员的学习兴趣。目前英美文学课程多媒体教学资源主要有PPT文档、视频材料、音频材料和网上的文本资源。 1、 PPT文档 PPT文档是多媒体教学资源中最常用的一种,它可以将普通的文字教学内容以直观的形式展现给学员从而加深学员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大部分英美文学课程中的教学内容对于学员来说都是陌生的,且难于理解,所以越是对于学员来说生僻的内容越是需要用直观的形式引起学员的兴趣,因此在课堂中任课教师运用多媒体幻灯片将平面的内容形象直观地呈现出来,并且在其中还可以穿插地融入相关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知识,这样就能解决传统教学形式中学生对于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内容溃乏而导致学习效果不佳这种情况。 2、 视频材料 在英美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学员除了要掌握文学背景知识以外,还要了解各个文学时期的代表作品,在这其中还包括文学作品的赏析。提到文学作品的赏析,最基本的就是要了解与掌握文学作品的内容,但是对于学员来说文学作品的长度过长,其中又会出现一些生僻的词汇,这些都会成为学员学习中的障碍,从而直接导致学员的学习兴趣不浓。在现如今,多媒体资料日益丰富的今天,任课教师可以有效地运用视频与音频材料将文学作品以生动的形式来呈现给学员,组织学员收看英文原着电影,以此拉近学员与英文原着作品的距离,学员还可以通过影视材料与英文原着对比,形成自己的文学鉴赏观点,减少学员学习过程中的困扰, 提高学习英语文学作品的兴趣和课堂学习效果。 3、 网络资源 英美文学课程与其它课程的区别,本门课程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从文学作品中吸取给养,提高文学素养,因为课程中理解的内容多于记忆,而理解的任务是任课教师无法替学员来完成的,只能依靠学员自己来理解与领悟。任课教师可以有效地利用网络,来引导学员来完成这部分的内容,让学员利用网络来深入地了解文学背景与文学作品,将网络作为学员自学的工具。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用电子邮件方式,对学生的课外阅读和写作予以指导, 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或批改作业;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学会上网搜索文学电子书和文学评论资料,使学生更主动地参与到文学学习中。4 四、 结语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为了让学员掌握文学基本知识和提高文学鉴赏水平,任课教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媒体资源和网络资源来弥补传统教学资源和教学形式中的存在的弊端,才能更好地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提高英美文学课程课堂的教学效果。 文学教育论文:对素质教育背景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探讨 一、我国高等教育中英美文学教学现状 1.实用理念下英美文学受到空前冷落 由于受到不同理念的影响,从1990年以来,教师和学生更加关注对诸如《科技英语》、《商务英语》、《旅游英语》等实用英语的教学和学习,更加注重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专业英语等级考试,而对英美文学这个英语主干课程不够重视,认为学习外国文学不会对提高英语考试成绩有太大的帮助。 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英美文学受到空前的冷落,师生只强调学好语法和词汇,掌握好语音的准确发音,培养好听力理解能力,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种忽视内涵丰富的文学教育理念和方式,导致学生外语整体素质较低,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较弱。 2.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有待完善 对于英美文学教学来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取的就是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教学,对教学内容上事先进行了规划和统筹,不具有创新性。而且,在这样的模式下学习英美文学,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有效发挥,学生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分析以及想象力的提升等方面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审美意识在刻板、僵化的模式教学中渐渐丧失。这对于学生的全方面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急需完善。 二、英美文学教学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1.开阔学生视野,增强文化宽容精神 英美文学主要凝聚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结晶,是非常有价值的知识,对于培养青年学生的人文主义素养和审美意识、开阔学生的视野,是意义重大的。学生在阅读和学习英美文学作品过程中,不仅可以对西方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西方文明进行全面而真实的了解,培养对文化差异的充分了解和认识,进而可使他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 2.提升审美情趣,加强文学艺术修养 通过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学习,对语言的充分分析和揣摩,进而来研究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主要思想,这是培养学生提高审美情趣和对语言的欣赏能力的一个过程。通过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使学生获得文学艺术修养方面的提高,还可以开拓知识面和人生的视野,拓展心智空间,从而陶冶情性,提高人生的境界。 3.培养思辨能力,促进人文素质提高 学习文学作品可以获得鉴赏能力和美学修养的提升,还可以培养学生构建健康的道德观和高尚的审美观。这主要是因为,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渗透作用极强,文学语言的丰富多样也可以为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创新能力提供有效的学习素材。英美文学有很多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对这些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这种把丰富的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感受、分析、表达能力,将使学生受益终生。 三、素质教育背景下英美文学的教学模式 1.更新英美文学教学内容 首先,教师应对一些教学中的陈旧、过时的观点进行及时的更新。在讲授英美文学作品时,应重视对一些文学常识的介绍,增加对文学研究理论等知识的重点讲解,增强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力; 其次,除要求学生认真阅读经典作品外,还要背诵其中一些优美的语句。教师可以把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思想与人生问题结合起来,在学习文学知识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在潜移默化中更好地理解和感悟人生,在感受优美语言的同时深刻领悟文学作品丰富的内涵。 第三,可以根据课程教学的安排。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适当安排和课程紧密相连的实践教学。诸如将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改编,或者进行舞台表演,目的在于增加学生应用语言的机会、培养其创新与创造的能力。 2.改革英美文学教学方法 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学生的一些能力和素养没有得到提升。因此,有必要打破传统的授课方式,采用创新的教学模式来实现师生的广泛交流和互动,增强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的效果。教师可以采用目前比较流行且实用性较强的Jigsaw模式进行英美文学的教学。这个模式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整体配合能力、相互合作的和谐精神,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利用Jigsaw模式进行英美文学的教学,首先要合理设计需要教授的课程,然后进行分组教学。初次分组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避免强弱结合,否则学习能力水平低下的学生只能是被动地参与学习了;另外,教师的作用也非常关键。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对课堂进行有力的监控,及时发现和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且,也要注重对课堂效果以及信息的反馈。课后,教师要积极与学生进行教学效果的回访,按照反馈的结果考虑以后教学的课程设计,不断提高英美文学的教学效果。 在此合作学习的基础上,学生不仅更好地理解了英美文学作品包含的丰富思想,同时,他们的语言表达和阅读灯的能力也将得到快速提升。 3.创新英美文学教学手段 传统的教学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因此,亟待创新英美文学教学手段。可以采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英美文学的教学,减少教师写板书的时间,提高教学效率。而且,多媒体技术在课堂上的使用,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给学生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学生就会改变原有的学习状态,不再被动地去听课,而是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主动地去寻找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丰富思想和内容,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利用多媒体进行英美文学的教学,是现代化教育的必然趋势,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必备手段之一。 英美文学课程作为一门英语专业的主干课程,在外语类的学科建设中,尤其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做好素质教育背景下的英美文学教学工作,需要教师不断创新思路,适时更新英美文学教学内容,不断改革教学方法和创新教学手段,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进英美文学教学中的素质教育,让素质教育贯穿于英美文学教学的始终。 文学教育论文:高校英美文学教育质量的提高 普通高校英美文学是英语专业主干课程之一,该课设置的目的不仅在于加强学生语言基本功训练,更是提高学生素质和培育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指出:“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着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英美文学课在外语专业曾经备受青睐。然而,在“重技能,轻人文”的大潮冲击下,功利主义泛滥,实用型的课程如口语、听力、翻译课等成了重要的专业课程。英美文学课则显得可有可无,逐渐被边缘化。目前,很多高等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大大压缩英美文学课程。根据调查,河南省大部分本科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时仅为72个学时,其中,英国文学36个学时,美国文学36个学时。每周两个课时的文学课,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一、普通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概念不准确,内容不完整 英美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读是作为两门课程还是一门课的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外语学院都是把英美文学史和英美文学作品选读两门本应分开的课程合为一体,称为英美文学。还有些学校没有开设“英美文学史”这门课,只在学生进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分别开设一学期的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学生对整个英美文学史没有系统和宏观的把握,就直接研读作品,使学生只掌握少数具体的作家作品,对各个文学流派、文学传承以及与时代的联系缺乏整体掌握。 (二)课时安排偏少,边缘化趋势突出 为迎合重商主义的社会风气,全国外语院系刮起了一股砍削文学课的飓风。更改教学大纲,削减文学课程,并不顾自己的实际,硬性增设经贸、金融等课程。英美文学课从一二十人小班的、讨论式的教学变成了一两百人的大班讲授式,从两个学年的课程“浓缩”到一个学年、甚至一个学期的课程。有的外语院系干脆把英美文学课定为选修课,英美文学课遭遇严重的“边缘化”。 (三)开设时间不合理,教学内容脱离学生实际 很多学生尽管是英语专业,但在大学一二年级很少接触英美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文学功底差,到了大三突然接触深奥的文学作品,如经典剧作《浮士德》、《麦克白》等,感到艰涩难懂,因而没有学习兴趣,教学效果很差。实际上,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重任,我们除了要重视专业教育外,也要在大学一二年级就加强学生在文学方面的教育,提高学生的外语综合素质。而学习外国文学是提高综合素质有效而重要的一环。 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与教学的现状不利于英语专业学生文学素养的养成,大大降低了英语专业的教学质量。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大学英语专业培养的将只是翻译工具,而不是全面发展的英语专业人才。作为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教师,应该以提高英语专业教学质量为己任,探索教学改革的途径,走出英美文学课程困境,充分发挥英美文学的人文价值。 二、英美文学课程改革措施 (一)调整英美文学课的教学内容 许多年来,英美文学的教材一直沿用“文学史+选读”的固定而陈旧的模式,教材按照历史顺序,分别列出各种各样的文学史知识,如所有作家的时代背景、生卒年月、作品概况介绍等,这些内容占了大部分的篇幅。其实,将宝贵的教材篇幅用来介绍背景知识是不科学的,这可能会让学生忽略文学作品本身。文学作品应以文学鉴赏为基础,并提升文学批评鉴赏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我们的建议是在作品之前设置一些预习作业与问题,让学生利用现代化的网络和多媒体设备查找和总结作家介绍和作品背景,将宝贵的篇幅留给文学作品本身。作家和文学作品的遴选也是教材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传统的英美文学教材往往是厚古薄今,尤其是早期的经典着作对古英语涉猎过多,如学生在文学课的开始就遭遇内容晦涩难懂的古英语诗歌《贝奥武夫》,难以把握作品的精髓与内涵,这样很容易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于英美文学时间跨度大、内容非常广泛,名家名作不胜枚举,教材的设置和作家的取舍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进行宏观把握下的重点筛选,比如在讲美国文学中的当代戏剧时,应将重点集中于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三大戏剧家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和田纳西?威廉斯,并将他们的写作风格、历史传承进行对比研究,对其代表作如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进行对比阅读分析,找出现代人的孤独、欲望和工业社会对人性的摧残等剧作家想要揭示的共同主题。这种方式有利于学生对不同文学时期的科学把握,也有助于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降低学习难度。 (二)改革英美文学课的教学模式 由传统的英美文学教材衍生出教师一言堂的“填鸭式”教学模式,英美文学教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学生则疲于对这些知识死记硬背,根本谈不上自己对某一具体作品的见解和思考,更不用说对文学经典的鉴赏与文学情趣的提升。由于教材死板,授课方式墨守成规,英美文学课变成了精读课+历史课,学生学到的只是一些具体的语言知识点,而没有提升对文学文本的整体分析能力和感悟能力。英美文学教师可以尝试设计研究性课堂和实践教学模式。在英美文学课开始时,由教师推荐一些有关英美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课题给学生进行研究,如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研究、美国梦文学研究、美国现代戏剧研究等。全班学生分成若干组,承担不同的课题,并在课堂上用幻灯片等方式陈述研究结果。另外,为了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学习兴趣可以 采取多渠道的实践教学活动,如举办英文诗歌朗诵比赛、英语戏剧表演、适时组织收看英文原版电影等。 (三)采用多媒体及计算机网络辅助教学手段 英美文学远离我们熟悉的母语环境和语言习惯,且跨越时代久远,陈旧、落后的“书+黑板+粉笔”的传统教学模式难以创设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情景,难以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采用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辅助课堂教学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有利于改革英美文学教学效果。目前多数高校普遍存在多媒体设施不足和设施陈旧等问题,高校应加强在这方面的投入,为多媒体及计算机网络辅助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和推广铺平道路。 首先,借助多媒体和网络的课堂教学模式可以让抽象、晦涩的文学作品通过视频、音频等材料更生动、直接和立体地呈现在学生眼前耳边,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改善英美文学课堂上沉闷、单调、枯燥的教师一言堂的顽疾,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其次,借助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教学模式,能更大限度地克服授课时间与授课场所的限制,有助于将学生的自主学习向课外有效延伸,实现学生的个性化自主学习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衔接。 多媒体和网络辅助教学形式下教师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深刻钻研材料,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制定出明确的课堂教学目标,设计出为之服务的方案,确定有效传递教学信息的媒体类型和使用技巧,使媒体发挥更大的作用。授课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和方法,懂得设计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活动。教师应由原来的“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并通过培训等方式快速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方法,有效配合传统的教学方法,实现学生语言综合技能的提高。 本文通过对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教学质量现状的研究,针对普通高校的英美文学被“边缘化”的现状进行了探讨,指出英美文学课程对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并探索了英美文学教材选择和课堂教学模式,对于激发学生学好英美文学的兴趣与热情,为我国培养出更多既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又有较好的人文素质的优质外语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学教育论文:古典文学教育危机分析 一、中国古典文学面临的危机 首先,整个社会的古典文学水平普遍偏低。在当今的中国,不说用口语文言文,读不懂文言文文章,不认识繁体字的大有人在。中国古文博大精深,是世界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化之一,其中“假字”是文言文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各大古典电视剧中,由于怕电视观众看不懂文言文,而对其字幕的配制全套是白话文。其次,古典文学人才的严重匮乏。现代教育中,也许只有大学开设的汉语文学专业的学生和一些古典文学爱好者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了解,而大多数只是迫于义务教育或无意识而接触到它,古代的文学着作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二、中国古典文存在危机的原因 首先,文学教育以现代文学教育为主。、新文化运动至期间,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只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的文学思想。直到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高考,才让中国古典文学教育重新回到教育的层面。但由于深受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还是以“照本宣科”的教育理念为主。 其次,应试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以高考古典诗词鉴赏为例,中国的高中教育,老师会给出文言文中高考的重点,而学生则根据重点去刻板的面对高考。从2002年开始,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的诗歌鉴赏考查由选择题型变为简答题型,改变了以往的诗歌鉴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为选项分析能力考查的状况。 第三,现代文学多元化的趋势对古典文学造成威胁。文化也是在时代中不断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发展,1998年,第一本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使台湾和内陆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网络文学的狂潮,此后的题材除了爱情,也有历史、武侠、恐怖、魔幻、侦探、悬疑、纪实等,拉开了一股“新新人类”的“新新文化运动”,人们更加愿意喜欢阅读新颖的题材类型。文化种类的增多,人们更愿意接受网络带给我们的快捷、娱乐化的信息,使得古典文学的地位更加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文学的教育。 第四,古典文学的接触渠道较少。中国教育的模式普遍是填鸭式教育,这也让在校的学生能够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机会只限在课堂。但书本上的文言文、古典相对于中国2500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只是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古代文学在地域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使得学生在接受时有一定的难度。 三、如何面对古典文学教育存在的危机 首先,加强教师的职业知识素养。古典文学的传教,不一定要按严肃、古板的方法。而是要课内课外的结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教师也必须加强古典文学“深”度、“广”度,才能满足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讲诗经侧重于艺术的角度,突出情感的渗透;讲唐宋文学,侧重想象力的发挥,扩散学生的思维;注重自己在各方面知识的扩展,不应只按教材式的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应用现代教学方法将古典文学拓展到学生心理。 其次,通过多渠道传播学生宣传古典文学教育。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可以把古典文学上传到网上,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快捷的阅读古典。老师经常带动学生到名胜古迹、博物馆等地进行交流学习,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美;不断拓展古典文学的传播渠道。 第三,在先进的网络技术中发展古典文学教育。随着网络的普及发展,随着电脑的走家入户,我们的学习、写作条件已相当优越。我国最早论述为学问题的着名专论——荀子《劝学》即通过“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的联翩喻体强调了诵读积累的重要意义,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方法常为人们所称道。古典文学电子版的出现,能给那些爱好古典文学又无迹可寻的人,提供一个大量的传播信息库。 四、结语 读古典文学,就是读祖先内心深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倾听最原始的民族召唤,我们甚至可以将读古典文学看做是品古典文化。网络快捷,信息交流容易、自由、个性甚至先进性的影响,我们也应该适应时代的变化,同时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与审美自律观念的确立,形成了专业化的古典文学教育,我们应该在人类教育史与当代教育体系这个坐标中确定古典文学教育的位置。当然,在古典文学面临“失重危机”的今天,古典文学的发展也需要全民的支持,在中华名族儿女的共同努力下,让我们中国文学精髓——古典文学,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经典教育论文:浅析“信而好古”的经典美术教育思想 摘要:儒家思想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基础,本论文对“信而好古”的基本思想、基本精神介绍和分析,以及“信而好古”形成的原因等三方面进行了阐述,使更深刻的了解“信而好古”的经典美术教育思想。 关键字:信而好古 人文精神 教育思想 一、“信而好古”的经典教育思想 《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中“古”古典、古训的作用在重视教化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孔子的儒家思想影响最大,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 《论语》中,正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有教无类”、“不学诗,无以言”等,我们再熟悉不过。可见,孔子的对“古典”的强调,对“雅正”的强调,具有普遍的观念指导意义。“好古” 是讲孔子学习的主要取向是前人的经验教训的文化继承,而“信”是讲喜爱文化继承,并注重证实前人理论之理性的现实性,也就是学习前人理论,并通过实践证实或者证否它。孔子的“信而好古”是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并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同时,也随着中国美术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 二、“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的基本精神 “信而好古”重内在精神和生命的连续,意义在于重质、重情。在其思想中,体现了人文精神论、重视教师的观点。 中国的道德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指出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尊严。在中国儒学中,孔子是重人文精神的开先河者。他重人事而轻天命,重对人的德性的培养教育。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克己复礼”的“从道者”,同时也潜心尽力的培养众多的忠实于仁与礼的“护道者”。人文精神论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主张先圣之理。全面的人文精神,贵在全面“人文”,夫子“温、良、恭、俭、让”,做事情中正,心态平和,虽然孔子不敢和周公比,但他对于自己的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是看得很清楚,是很自信的。 先秦时期,对礼、仪、法、规的遵从,在教育实施中,表现为对师、傅的尊重。这种思想在荀子著作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荀子特别重视教师的地位,常常把君师并称,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孟轲引《尚书•泰誓》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把君师并列起来。荀子以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正礼”,而学生的任务则在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的教导。《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智若师也。情安礼,智若师,则是圣人也。”师道尊严是教育的基本前提。荀子在《劝学》篇中又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达。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这些对师法的重视,对师、傅言传身教重要性的揭示,在教育思想上,与“信而好古”的观念一脉相承,也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中普遍遵循的原则。 三、“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教育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 《礼记•学记》云:“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集中代表了这一原则。儒家历来将“德”、“礼”的作用用在“政”、“刑”之上,奠定了君主治国的思想基础。如汉章帝诏书说:“三代导人,教学为本。”魏明帝诏书说:“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历代封建王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力发展教育,为巩固他们政权而服务。这是封建统治教育的目的,在先秦时期封建统治者根据儒家理论,将兴学设教作为基本国策,使教育在中国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国家掌管的教育事业归根结底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出于统一思想、移风易俗和培养、选拔人才的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并牢牢控制教育。儒家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及切实可行的兴学措施、教学内容和师资。 (二)孔子亲身体验“信而好古” 杨伯峻先生在《论语注释》中关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概括为四点。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这是说孔子的家世对孔子学说思想形成的基础性的影响。二,孔子是鲁国人。当时的鲁国,正处于新旧的交替之中,即有改革,但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孔子的思想不能不受当时鲁国的特定环境的深刻影响。三,孔子说过自己“信而好古”。他的弟子子贡也说过“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苦读好学,在读书中吸取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少的影响。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且适作评价,慎作取舍。这对孔子学说思想的形成也有影响。 孔子的“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自古以来对中国画的学习有很深的影响。元赵孟\“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概括的言简意赅。这种观念通过艺术理论反映出来,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基础,并通过遵循典章仪轨、摹拓临写样范法帖等主要美术教育途径,达到师授传习的教育目的。贯通整个总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可见其影响之大。 经典教育论文:以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为视角思考大学英语通识教育 【摘要】英语教学中电影赏析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其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关系方面的研究不算多，本文用英美经典电影系列的案例分析，寻求经典英美电影片段赏析在大学英语课程人文价值方面的突破。从学科特点、教学难题、可行性三个方面思考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与独立院校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关系。 【关键词】英美经典影片赏析 大学英语教学 通识教育教学改革 学术界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英语课程中电影赏析如何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听力口语教学、任务和输出型驱动教学、纯语言知识、情感体验等几个方面体现功用；翻译学视阈中研究英美经典电影的片名、字幕和文本解读；跨文化视野下英美经典电影的个案分析；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与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关系研究。上述研究成果的相关论文如：康燕彬《英语电影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发表于2010年9月《读与写杂志》；林黉《英文原版电影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发表于2011年5月《楚雄师范学院学报》；胡贞《鉴赏原版英文电影 提升跨文化语用能力》发表于2011年第2期《电影文学》；吴S《多维立体化的翻译教学研究――以美国电影为语境》发表于2011年1月《外语电化教学》；殷和素、严启刚《浅谈大学英语通识教育和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关系――兼论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方向》等。 本文从学科特点、教学难题、可行性三个方面思考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与独立院校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关系。 一、学科特点 1.语言水平与教语言水平。除了研究语言专业知识外，教师应该注重教语言水平的提高，通过广泛涉猎各学科书籍提升人文素养，使大学英语教学成为实现通识教育的路径。 2.道与术。大学英语教学实现通识教育的功用，要处理好道与术的关系，道术并重，将人文素养和英语语言技能培养深度融合。 3.工具性与通识性。大学英语教学赢得学生，靠的是鲜活的语言材料和充沛的情感，既要让学生学习使用语言，也令其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4.语和文。重“文”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传统，近年来强调“语”的教学逐渐成为发展方向。在慕课平台等技术逐渐走向成熟，翻转课程日益成为主流的情况下，重点训练“语”的听说课程及其教学改革必须跟上。 5.英语和母语。英语和母语在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大学英语教学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教学难题 1.技术限制。语音室教学环境难以实现全覆盖，普通教室操作听说课受限制影响效果。慕课平台框架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新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英语教学受限于语言室资源的问题。非商业目的使用欧美经典影片资源以构建翻转课堂，学生可以反复利用资源提高语言水平，教师可将教学重点放在课堂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建构。 2.听说课程。外教人手不足，外教教学难以实现全覆盖。慕课平台框架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汁原味的英美经典影片作为网络教学和网络资源可以反复使用，操作便利，学生在课后自学并做好充分准备，课堂成为情感沟通和语言交流的平台。将“语言输入”为主的课程扭转为“语言输出”为主的课程。 三、英美经典影片赏析实现大学英语教学通识教育的可行性 结合视觉文化风靡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论证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以跨文化思维方式赏析英美经典电影片段为切入点，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重点思考英美经典电影蕴涵的人文价值和思想突破，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提供实施路径。 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的主题和案例系列及人文价值，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提供内容。重点思考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蕴涵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将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系列和主题加以总结，思考其对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的意义，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内容。 美国经典科幻电影，指向未来和人类终极命运如《12猴子》、《地球停转日》；对文明冲突和人类作茧自缚自我毁灭的隐忧如《终结者》、《黑客帝国》、《银翼杀手》等；探索物种进化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如《人猿星球》、《X战警》；表达对神经、精神世界未知和混沌的恐惧如《盗梦空间》、《少数派报告》；对宇宙奥义的追问如《2001漫游天空》、与外星生命的合作和对抗如《星际迷航》、《星球大战》。该专题旨在启发学生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时间、生死等终极问题。又如思考人工智能与智人命运的纠缠，近几年诞生出《机械姬》、《机器纪元》等影片，对智人的未来作出预测和反思。《超体》和《星际穿越》等影片，勾勒出科学和思想的边界。 代表美国魂和精神内核的电影，谈殉道者的孤独和伟大：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如《七宗罪》、《沉默的羔羊》、《肖申克的救赎》；孤胆英雄的非凡勇气如超人系列《超人》、《蝙蝠侠》等，西部牛仔的浩然正气如《正午》，警匪片对舍生取义的讴歌如《变脸》，政要和名流的底线和良知如《杀死一只知更鸟》、《洛城机密》等。该专题旨在启发学生用理性思维看待人性的弱点并思考宗教和文学对现世的超越。 另外还可以探讨如英美名著及电影，闪耀着人类普世价值的永恒之光，英美女性文学及电影涉及的爱情和独立问题，英美史诗电影的崇高和美，黑帮片看社会的显规则和潜规则等。 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活动，收集包括大学英语电影教学的跨文化研究类书籍和相关论文、英美经典电影DVD、经典电影鉴赏中英读本、大学通识教育（ELE）英语读本、西方正典中英读本、英文经典名著详注等，从教学实践和理论素养两方面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教学改革做大量前期准备工作。最后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如何以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课程的人文价值和精神，为实现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功用提供可能性。 目前学术界在跨文化视野下，对英语教学中电影赏析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而其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关系方面的研究不算多，本文用英美经典电影系列的案例分析，寻求经典英美电影片段赏析在大学英语课程人文价值方面的突破。以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来实现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的旨趣，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文史哲修养、审美品位和思辨能力，这是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意义所在。 经典教育论文:谈儒家经典在教育中的德育作用 现在，中小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是“小皇帝”、“小公主”，受到家长的溺爱，“拿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娇生惯养，自理能力和承受挫折的能力很差。许多人养成了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自私自利、专横霸道的恶习。而且电视上各种不健康的镜头，以及各种不健康的书籍，特别是网络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各种不健康的东西严重侵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出现了许多违法犯罪的现象。所以，认识的肤浅、知识的浅薄、道德的缺失，是现在青少年的通病。这也给德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肩上担负着对学生德育的重大责任，面对德育的新问题，我们应清醒认识，认真对待。要改善德育工作，提高工作实效，还需要我们认真去探索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光明日报》发表过评论，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有出现断层的危险性，重新建设中国文化，已刻不容缓。当务之急，我们应该从娃娃抓起，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使他们从小知道祖国的历史和祖国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和优美的人格。 一、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 儒家经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体现，它其中关于伦理道德，思想修养的内容，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沉淀了丰厚的内容，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许多方面对人有很有成效的教育作用：智、仁、勇、忠、孝等，能帮助学生规范学生的行为，培养思辨的头脑，培植学生的品格。“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刚建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诚实守信，勤俭廉正”的道德品质，“修身养性，慎独律己”的修养态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等内容在二千多年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伟大人物，他们无不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像闵子褰“母在一子单，母去二子寒”，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故事都说明了儒家经典的作用。不只是过去，就是在现在一些现代的著名人物小时候也是对儒家经典耳熟能详，深受影响。现在世界“孔子热”的现象表明儒家经典是被世界所接受的，它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作用，韩国一直把儒家的道德伦理作为德育教育的中心。在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中就开始灌输有关儒学的观念。“国民伦理”科开始就系统讲授儒家伦理，“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妻之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强调忠孝等伦理和互相团结的精神。 二、具体措施 厚德载物，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儒家经典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文化的最佳结合点。是中国璀璨夺目的古代文化中一颗明珠，其形式多种多样，风格迥然各异，内容五彩斑斓，意蕴含蓄绵长。其中广为传诵的经典文段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今，都是不可轻视的。早期经典的教育、启蒙、渗透，对于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水平、思维能力、识记能力和文化素质，以及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都很有益处。《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篇（段）。可见，让学生识记、背诵一定量的古诗文，已是时代对师生的要求。在这个黄金时期，受教育的儿童要接受中国古代文学的熏陶，感受中华民族古典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最可行也是最简洁的方法就是对中国较浅易儒家经典的诵记与研读，而且这也是他们将来一生受用不尽的“打根基”的训练。可见，学校此项活动意义深远。 我们开设《论语》校本课程以来，学生由新鲜、好奇到被吸引住，出乎人的意料，更可喜的是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在学业上和为人处世上，不知不觉间就“懂事”了。所以学校把儒家经典教材作为德育的主阵地，希望通过这种学习将德育教育落到实处。 当然学习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让孩子们在儒家经典的潜移默化中培养道德修养、做人准则，从而接受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这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探讨，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把儒家的道德教育资源与现代社会性的教育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使我们的根永远不被忘怀，民族文化科学素质得到提高，道德素质也得到提高，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环境。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启今日教育 国学经典凝聚着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体现了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在国学教育呼声愈来愈高的今天，《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越来越广泛的在各领域中被关注，对这一经典的解读也可谓见仁见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有幸重拾起这一经典细细品读，若干年前在书中作的批注，如今看来却又有了别样的见解。惊喜之余，我将《论语》中另有启发的语录进行了简要整理，以学前教师的视角，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挖掘。 一、“力不同科” 1.“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早在公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指出，射箭，主要不在于射透箭靶子，因为每个人的力量大小是不同的，放眼今天，便是承认“个体差异性”。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认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智力，每一个人都是用各自独特的组合方式把各种智力组装在一起的，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教学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同样的活动，有的幼儿表现积极，而有的幼儿则表现相对迟缓，同一个问题，有的幼儿能沿着规范的思路回答，而有的幼儿却能另辟蹊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便是差异造成的结果。 2.“因材施教” 孔子提出，育人要“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幼儿的个体差异大，承认差异或许比较容易，然而根据差异进行“因材施教”却困难得多。孔子对子路和冉有提出的同一问题“闻斯行诸”，却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因为冉有懦弱，要激励他的勇气，而子路武勇过人，需要让他谦逊。孔子几乎完美的实行了因材施教，而在班级授课制的教育中，完全做到因材施教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幼儿教育中，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去衡量教育效果，这就需要教师观察了解每一个幼儿，在活动中充分注意到幼儿的兴趣爱好的差异，鼓励幼儿发展自己的特长，激发每一个孩子的积极性，并给每位幼儿创造表现的机会，不作统一的要求，不要抹杀学生的个性，在集体教育中体现个别教育。 3.“于从政乎何有”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特点，每个人都有成大事的可能。在教育中我们不能给学生盖棺定论，而是要给予每一个孩子肯定，并激发其潜能。季康子问孔子，仲由、子贡和子有能否派他们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仲由办事果断，子贡精通人情事理，子有多才多艺，治理政事都没有困难。在教育中，我们往往会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每个孩子，美好的希望他们按着我们心中的榜样成长，乖巧懂事、踏实上进的孩子被认可，而顽劣古怪、调皮惹事的孩子不被重视，活动中积极表现的孩子深受大家的喜爱，而迟钝不吭声的孩子往往被冷落，游戏中遵守规则的孩子被表扬，而打破规则的孩子往往被批评，这样的偏执并不可取。我们应该允许孩子的不同个性，认可他们的不同表现，引导他们发挥所长，像孔子一样信任并支持每一位学生的成长特点，相信每个人不同的特点都会创造出不凡的价值。 二、“既往不咎” 互乡这个地方的人难于跟他们交谈，而一个互乡的少年却得到了孔子的接见，孔子这样回答学生们的疑惑：“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人家已经去掉了污点而进步，就要赞许他的洁净，对他的过去不应抓住不放。孔子认为无论犯了什么错误，“改之为贵”，我们应当对其“既往不咎”。学前期，是启蒙时期，每个人在懵懂的时候都会犯很多错误。我们面对的这样一群孩子，他们通过不断的犯错，来学习认知并适应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在摔跤中学会走路，我们不应该带着错误的想法去看待孩子们的错误，更不该对反复犯错的孩子耿耿于怀。教师应该用更多的耐心去允许每一个孩子犯错，宽容每一个孩子的错误，帮助每一个孩子改正。图书撕坏了，教给他们正确翻阅与修补的方法；积木打翻了，教给他们合理搭建与整理的方法；小伙伴们打架了，教给他们友好交往与和解的方法。让我们笑着接受并忘记孩子们的错误。 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孔子在教导学生时，不到学生努力想弄明白但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时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心里明白却又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时不去启发他。孔子反对“填鸭式”的教育，主张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启发式教学”。从早期教育的角度，这句话里还隐现着要抓住学生学习关键期的教育观点，在关键期对孩子进行启发教育，孩子能快速掌握学习内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认为抓住学习关键期，不仅体现在心理学上，如在幼儿语言发展关键期时多与之交流，锻炼其语言表达能力，更是体现在幼儿日常活动中。我们应该善于发现，抓住每一个细小的教育契机。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1.“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孔子认为君子之于天下，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要求该怎么样做而不该怎样做，只要合理便行。教学也一样，没有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作为教师，要在活动中寻求合理的改变，而不是墨守教案。 2.“视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 如何在才能不拘泥于教案，在教学活动中能灵活应变？这要求我们不光要备教案，更是要备学生，既要“听其言”，又要“观其行”。我们不应该固执的将自己的备课笔记作为既定标准，而应该去考察孩子们究竟是什么状态、需要什么。“视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只有细心的教师才能了解孩子们的所思所想，才能让每一个活动更好的为孩子们服务。活动中，当孩子们想去探索时，不妨给他们多一次机会去操作；当孩子们想歌唱时，不妨给他们多一次机会展示歌喉；当孩子们想挥洒创意时，不妨给他们多一些纸墨去创作。也许你的教学活动因此而打破计划、拖延时间、甚至改变教学目标，但这又有何妨？ 3.“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尊，这是孔子对自己的约束，也是我们每个教师应该做到的。让我们放低姿态，蹲下身姿，用平视的目光去亲近孩子、关心孩子、了解孩子，为他们创设一个自由、自主、尊重、和谐的成长环境。 经典教育论文: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研究 高职院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可以构建和谐的人文校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营造高职院校浓厚的文化氛围，推进高职院校大学精神建设、品牌建设和学风建设。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大力推动经典诵读教育，从而建设人文的、和谐的、丰富的、高雅的校园文化，提升办学的品位和人才培养的质量。近年来，诵读中华传统经典已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自2007年开始，教育部国家语委推出了以“亲近经典、承续传统”为主题的“中华颂经典诵读”系列活动。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文明办又决定从2010年开始共同实施“中华颂经典诵读行动”，要求将“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战略主题贯彻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将诵读经典打造成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历史文化传承，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和平台。高职学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建设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重要人才，在高职院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亲近中国文化，逐渐热爱中华文明，创新传统思想，弘扬民族精神，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开创新局面。 一、经典诵读的内涵 根据各类工具书的注释，“经”的本义是“织布的直线”，是织成一匹布的先导，引申为“天经地义的常理常道”。“经者，恒久之圣道，不刑之源教也。”（出自《文心雕龙・宗经》），这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的阐释。而“典”即典范的意思。因此，文学经典就是承载着关于天地人生永恒规律和哲理的文学作品，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历代文人智慧的结晶。本文所谓的经典，就是指文学经典，包括经史子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的经典著作等。“经典诵读”，主要是指背诵或诵读文学经典诗词著作等。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丰厚文化底蕴，启迪品性灵气，全方位地提升各方面素养。 二、经典诵读的特点 （一）经典诵读是一个对话过程 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交流探讨的对话过程，每一部文学经典都呼唤不同的读者的对话与理解，让读者叩问人生意义和价值。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超时空对话过程，召唤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最大限度的范围内发挥再创造的才能，读者在诵读的过程中能主动感受到博大精深的文化。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经典的意义的多次对话，通过反复诵读，读者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崇高精神进行对话，读者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得以强化，思想境界得到净化和提升，内心世界变得丰富和强大。随着不同读者的参与对话，经典的意义也在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二）经典诵读是一个感悟过程 文学经典具有原创性和本源的意义，它是旷古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精神的精华所在。经典诵读具有开放性，它是一种没有限制性和先期条件的诵读过程，读者可任意进行多元的理解和透视。面对同样的经典文本，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个性化的解释。文学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感受、体验进而感悟中国文化的过程，它能让人走进一个特定的精神体验世界，感受美好的形象、丰富的情感，感悟生命的伟大、人性的美好，激发生活的热情，寻找人生的梦想等。 （三）经典诵读是一个建构过程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经典是一个典型的召唤结构。因此，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建构文本的意义世界，还要建构读者的自我世界。文学经典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它的特质相对来说是恒定的。它是人类精神成果的最高标准和典范，是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大浪淘沙最终积淀下来的经典之作，牵引着人类的精神向度，唤起了后人的师法和实践。经典诵读的终极意义便是建构读者的精神家园，建构自我的灵魂和人格，建构自我的生活与人生。 三、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 （一）构建和谐的人文校园 校园文化是影响学生未来成长的重要环境因素，经典诵读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教育角度看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二是从生活角度看可以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经典诵读能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培育高职院校特有的院校精神。高职院校的院校精神建设，其终极目标在于创建一种和谐的校园氛围，以陶冶高尚的情操，构筑健康的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如果学生长期置身于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便会形成共同的风格和气质，这种风格与气质表现便是一种院校精神。诵读经典具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特点，能够构建和谐诗意的人文校园，让经典的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在校园里传播，成为一种无形资产，让每个学生得到同化与塑造。在经典诵读的活动中，学生能感受到凝聚力和向心力，自豪感和荣誉感逐渐增强，团结协作能力也逐渐提高。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思索升华，达到“以文化人”的境界，以促进技术的进步和创新。 （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经典诵读能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长期坚持诵读寓意深刻、博大精深的经典诗文作品，可以使高职学生全面了解中华经典文化。高职学生诵读经典可以增强语感，掌握诵读技巧，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精深，大大提升他们的口语表达水平和审美鉴赏能力。高职学生领悟经典，可以开启心志，砥砺意志，培养情商，完善人格，培养民族精神，培养积极进取的优秀品质，培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培养远大理想和博大胸怀。总之，经典诵读可以整体上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情操。 （三）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 经典诵读活动的精神成果能够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经典诵读活动影响着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意识与道德素质，而其思想素质将直接影响其对生活与社会的态度，受过良好的精神文明熏陶的高职院校学生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带来的不仅是专业化的技能，而且还有积极的工作态度，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他们勤奋肯干的精神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其自身的技术型人才的优势，推动社会的发展，体现自我价值。他们的文化积淀、人文底蕴将成为行业和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将引领行业和企业文化的发展。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营造高职院校浓厚的文化氛围，可以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推进高职院校学风建设、品牌建设和大学精神建设。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大力推动经典诵读教育，从而建设充满人文气息，丰富高雅和谐的校园文化，提升办学品位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罗惜春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412004） 经典教育论文: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学经典危机也越来越显著。为了能够让文学教育更加科学合理，需要全面了解文学经典危机。本文主要针对文学经典危机进行分析，并对基础教育模式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关健词：文学经典 危机 文学教育 研究 一.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无论在何处，当代的社会文化都处于大变革的时期，有学者指出当代社会正在步入消费社会。在本文中指出消费社会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而是为了能够将社会变革时期出现某些新动向、新特征凸显出来而采用的权宜性的称呼。 其一：在不断扩张资本支配力的情况下，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和新特征：通过现代传媒当代社会不断将消费理念制造出来，使得新的消费需求增加，能够极大的扩大社会的生产力，使得利润最大化。虽然现代社会的活力充足，但也让人们生活体验物质化形势加剧。 其二是商品的形象比实体更能获得商业价值。丹尼尔・贝尔说：“消费经济常常通过事物的表面才能够得以存在。”在商品营销中品牌与包装的重要性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其三是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接受如同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对于精神性的因素往往会受到重视。我们通常需要通过这些新动向和新特征，才能够将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走向摸清，这样才能将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考察出来。 二.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的特点 在现代的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尚书・尧典》中记载到：“帝曰：要！命女典乐，教胃子。”这里的“乐”指的是诗、歌、舞的统称，在古代的“乐教”中已经将文学教育包含在内。不管在何处，现代社会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学教育。独立的文学教育就是专业化的文学教育，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使得不断形成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产物就是现代专业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特别是专门的科研人才和技术人才。所以，现代专业教育通常是指文学教育、科学原理教育和技术教育。为了能够将社会所需的文学教师、文员等培养出来，一般可以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学教育定位成文学知识教育，写作能力教育和文学阅读能力则可以定位为研究方法教育与文学原理。在现代高校文学教育并不是代表当代文学教育的全部，当前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教育。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核心课程语文主要由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组成，现代文学教育往往会被视为读写能力教育、文学知识教育、思想规训等。 然而在现代的文学教育中，其对人文教育已经相对较少，更多的是趋向于书本理论知识。从五四文化的变迁到当今时代文化的变革，文学危机一直都不曾断层过。所以，文学教育是应对文学危机的有效方式。 三.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与经典文本研读 文学教育主要包括写作能力训练、阅读能力训练、文学史知识教学等内容，其中经典文本的研读最为重要。一方面，研读经典文本对于文科生来说是一项基本功的训练。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读，能够对文学史知识进行深入的了解，来对写作方法教学的不足与空泛的阅读方法进行弥补，对受教育者的阅读能力进行训练，使得写作能力能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当对研读经典文本进行深入时，受教育者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经典文本中的人文境界，感受经典文本的审美感染力，使得文学教育能够将审美教育与人文教育进行落实。对于文学教育的实践中，可以通过文学史功进行训练。来深入的了解文学史知识，能够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研究文学史知识概论，这会使得文学专业的学生虽然知道相关的文学史知识，但不能够深入的了解文学本身，甚至不能够辨别出作品的优劣程度。对于经典文本的研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求受教育者不仅仅只是对文学史知识概论进行学习，而是能够进行研究性的阅读。这样才能让学者在好学力行中臻于至善。 四.结语 文学经典危机对整体的文学教育影响深远，为了能够让文学经典危机得到全面的应对，就需要进行全面性的教育，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各种文学特色，不断改善整体的教学方法，让每一个学者都能享受到合适的文学教育，在好学力行中不断臻于至善。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通识教育视角下高校人文经典课程改革探析 摘要：经典是生命的学问，经典教育以培养“全人”为诉求，应该是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的核心。高校教师应引导学生多读一流书籍，读原著，从而启发学生思维，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生命意识、人格意识，实现灵魂的完善、精神的丰盈。 关键词：通识教育;人文经典;高校课程改革 “通识教育”是指人的受教育全过程中，以人类成员和社会公民身份诉求下应接受的那部分教育，是帮助人发展为“整全的人”的教育，尤其注重学生的寻根意识、视野的整体性、心性的修炼，鼓励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的形成，其目的是使“人”真正“成人”，成就模范公民。“人文经典”则是指人文科学中那些具有持久震撼力或权威性的典籍，是代表人类共通性或普世性诉求的智慧精华。本论文着重分析目前国内高校文学经典课程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对目前的高校教育改革提几点浅薄的建议。 一、通识教育与人文经典关系之溯源 西方的人文经典教育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由教育。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经过英国的纽曼，直至美国的赫钦斯，古典名著教育逐渐被推广到教育实践中去。1929年，赫钦斯对芝加哥大学进行改革，大力推行经典名著教育，所涉范围包括希腊罗马的史诗、戏剧及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领域。1984年，美国教育部长贝内特在《拯救我们的遗产――高等教育人文科学报告书》年中提出以经典名著为线索的核心课程来实施人文教育的理念，该报告指出，人文科学更能触及人的情感领域，更多的要求学生自我发挥，在写作中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想，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自由思想，并因此呼吁教育界应该重视人文经典的传承，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 中国也一直保有经典教育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经典对教育的重要价值。孔子《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他看来，《诗三百》具有极大的文化意义和伦理价值，它可以激发情志，对观察社会、促进朋友交往、怨刺表达大有裨益，还利于侍奉父母、君王，增加名物等方面的知识。进一步而言，整个一部中国文化传统发展史，其中每次复归传统的抗争，几乎都与对经典的释读有关。到了当代，推崇经典教育的学者更不乏其人。如教育家涂又光认为人文精神在于行，却也离不开人文知识，所以要增进人文知识，就应精读经典;学者黄俊杰认为，现代大学教育普遍重视教科书，而轻视原典选读，深化大学通识教育是改变这种局面的有效途径，各学科应着重对经典原文的精读、细读等。在实践层面，国内很多高校围绕通识教育目标进行了课程改革，如复旦大学将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分为六大模块，为学生呈上精心设计的系列文化大餐。其中“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从文化传统方面，集中以名著精读的形式引导学生与人类文明史中最伟大的作品进行心灵对话。 中西方教育者不约而同地重视人文经典教育，是因为经典阅读跟通识教育的原旨紧密契合。首先，阅读经典的过程实际上是与哲人先贤思想交流、灵魂对话的过程。经典之所以不可磨灭，是因为凝聚了人类文化的精华，承载了深广的社会场域和丰富的人生境遇，能够给人以思想启迪。将经典名著纳入通识教育，能为学生提供前瞻性思考或反思式体验，更有助于学生未来的理性判断和科学决策。其次，通识教育是一种超验的理想和公民职责感的培育，引导学生追求崇高理想、塑造高尚人格。绝大部分人文经典都是建立在对人性、人格、人情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产物。将两者融合，对学生健全自我、完善人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阅读经典作品对传承文化的教育使命一脉相承。经典无一例外都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历经沧桑后的精华留存。几乎每本经典都因其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意蕴，促使人们超越时空的局限引起心灵共鸣，其中部分典籍甚至会影响国家、民族甚至世界文明进程，成为人类文学、文化所秉承的本源。因此，重视经典与经典教育，必能使学生立足现实又能超越现实，扎根现实又能反思时代，既砥砺了思想，又启迪了智慧，使文化传统得以源远流长。 二、人文经典课程构建现状及其突出问题 对于文学经典在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分歧性争论却一直持续于中西方教育界。美国著名教育家麦克耐利在严密的调查基础上，认为通识教育课中的经典教育旨在为大学生多元化的学习提供基础以便锻炼学生的自主批判思维，但这并不一定能够培养出有实用价值的公民，原因是在实际操作中，学生需要侧重较为专一的技能。国内也有反对阅读经典名著的学者，如张寿松教授认为，面对物欲横流的物质社会，要安心修习庞大而艰深的经典名著，是相当枯燥和困难的事情，需要极大的定力;他还认为一部经典名著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每一部经典名著都是一个独立体，这是经典名著课程最为致命的缺陷;方展画教授也认为经典名著可能会因为缺乏内在的逻辑而不能科学反映人类知识的演进，更不符合人的认识活动规律，因此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领域的名著作为学校教材，是有悖教育规律的。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通识性人文经典教育，仍然挣扎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舆论场中，进而对具体教育实践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国内实施通识教育的高校中，人文经典类课程所存问题可概括如下。 （一）大学教育目标不明确，各学科间壁垒森严 我国传统典籍《大学》开篇便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凝练语句指出“大学”之要义。“大学”之道可视为“大人”之学，其所重在修身，重在推己及人、达己达人，重在道德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在近现代，“大学”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专门性概念，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象征，其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为“高等的”教育，以把人培育为带有理性之光的自由人为主要目的;二为高深的研究，以探究知识，促进人类进步为重要使命，处处闪耀人文之光。16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主义和拜物主义的兴起，工具理性思想慢慢渗透到高等教育中来，当代大学教育开始被赋予太多的工业社会或个人实用目的，学生的人文精神开始极度匮乏。尤其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阅读显示出浅层化、碎片化、无序化阅读的倾向，前景实在堪忧。这种背景下，“通识教育”理念及人文经典类课程的大力推广确为应时之需。但根据笔者调查，有近半数的通识教育试点开展情况不顺利，甚至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遭受外界更大阻力。究其渊源，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因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们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不同，而导致高校之间人文经典类课程开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二是通识教育难以呈现短期的教育成效与人们的高期望值之间产生矛盾。按照教育发展规律，通识教育和人文经典的课程要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效果，需要较长周期，而现实中追逐立竿见影效果的功利化视角和短视行为，无疑影响了通识教育的价值体现。三是原有学科分类的局限使各学科间壁垒森严，互补通问，客观上成为通识教育发展的障碍。通识教育所关涉的学科较多，势必造成与专业教育的交叉和融合，如果高校对院系之间资源分配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加剧院系、学科、专业之间的隔阂，最终损害通识教育。 （二）课程设置水平良莠不齐，教育理念的整体呈现不足 就目前来看，高校对非专业学生进行的人文经典课程大都置入选修课程，受传统的专业教育本位思想钳制，很多非专业学生将这类课程视为换取学分的“工具”，教学效果并不明显。教师在讲授中也未摆脱工具性思想束缚，陷入原理、概论加通史的固定模式，忽视学生对经典文本的直接阅读体验。事实上，这种讲读经典的方式，其实是对经典的背离。以文学为例，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一代代的读者，其魅力在于作家对人性的永恒描述及文本所蕴含的丰富意蕴及普世化价值，而目前的文学批评，流派迭出，大多以抽象艰涩的剖析示众，却单单空缺了作品本位的表层阐释。向学生大量灌输批评理论而不引导学生阅读原典的做法，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学生可能还未接触原典就已经沉沦于各种各样的诠释内容中了，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三）教师授课模式囿于传统，考核手段单一僵化 就笔者调查，大部分普通院校的通识教育师资水平很不乐观，呈现低职称化、低龄化趋势，其中青年教师、讲师比例最高，教授群体参与度相对低。课程设置水平也有待提高，大部分课程个人色彩比较重，不仅缺乏师资梯队的建设规划，也背离了通识教育培养“全人”的初衷。在授课方式上，则以“讲座式授课”为主流，以“回答问题”为课堂互动主要形式，这并不太受学生欢迎。尤其是人数较多的班级，这种个别回答的教学形式，容易使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方式与评价体系方面，仍采用“点名”和“考卷”的单一评价方式，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动态监控。 三、对人文经典类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 通识教育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人文经典名著类课程作为通识教育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各部门的重视。针对国内大学推行通识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人文经典类课程的系列问题，笔者仅从高校管理、教师授课及考核标准等角度，提供几点粗浅的建议。 （一）注重顶层设计，达成育人共识 笔者认为，一个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接受的教育应不仅仅指基本专业知识的训练，还应包括学会如何“做人”，如何成为既“有能力”又“有教养”的人，既“道问学”又“尊德性”的人。高校管理层应大范围、大力度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注重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衔接与融合，在课程设置中就渗透进对学生通识教育的重视，着重培养文理兼通、融会古今的“通才”学生。应加强院系合作，达成育人共识，既要培养学生“成材”，又要培育学生“成人”。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厘清“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以整合全校资源，进行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高校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通识教育的不可或缺性，并做好顶层设计，在培养方案中科学置入人文经典课程模块，要求教务部门在教学管理方面转变作风，在启发学生思维上下功夫，鼓励高校教师引导学生多读些一流的书籍，多读原著，少读点二流三流的入门、阐释类书籍。 （二）突出教育理念，注重启发学生思维 受应试教育培养影响，大学生的思维存在许多问题，如善于寻求标准答案，“解题”能力强，发现问题的能力却严重缺失等。对此，人文经典类课程的设计和讲授都应尽量突出问题意识，注重多学科思维的互补与融合，以激发学生思维。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古希腊的“学园”传统以及欧美名校一些通行的通识教育经典教育模式，都不失借鉴意义。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变原来的输入型学习为输出型学习，变原来的被动学习为主动、积极、创造性的学习。其次，应不遗余力创设灵动课堂，鼓励师生、生生之间的多频率互动，在课堂活动与经典人文精神相契合的前提下，拓展学生视野，鼓励学生文理兼通、融会古今。第三，积极探索多样化授课模式，注重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让课堂“鲜活”起来。如充分完善助教答疑制度，鼓励学生互评读书报告、开展读书会，创设团队论辩、讨论，鼓励兴趣小组开展特色化的经典推介活动，还可向学生推介学术前沿，鼓励调研，撰写调研报告等。 （三）注重过程考核及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人文经典课程应最大程度地引导学生阅读原典，领悟文本，促进学生思想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尽量做到学生以学为主、教师以导为主，因而评价方式的革新也是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考核方式的改革上，应增加课堂学习自由度，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考核评价办法，增加过程考核的比重。如拓展考试周期，细化分数组成等，甚至创新考核方式，以最大限度引导学生对经典进行有效阅读和深入思考，如浙江大学有名的“三自模式”就是对考核评价模式的有益探索。所谓“三自”，即学生自主命题、自我测试、自行评价，教师鼓励期中测试中前20%的学生自行出题设计试卷，并做出答案，然后写下出题和做题的体会，审核通过的学生可以获得免考资格。除了考试方式的改革，在作业布置上也可进行一定的变革，如鼓励一部分学生自己设计作业，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四、结语 经典是生命的学问，经典教育以培养“全人”为诉求，经典原著能启发学生更多人生哲理与感悟，因此，人文经典教育应该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重中之重。通识教育视域下的人文经典课程改革，关键不在于数量是否繁多、门类是否齐全，而在于学生是否做到深入阅读文本、接近原典精神，是否真正启发了学生思维、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生命意识、人格意识。大学本科阶段是学生形成价值观、完善人格的关键时期，引导学生重读、精读、细读经典，对信仰匮乏时代人们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的建设，对现代化进程下古今中外精神通道的架构，具有莫大的意义。 经典教育论文:读教育经典 做智慧教师 教育经典是千百年来教育大师们的智慧结晶，所阐述的道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推敲，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行动指南，需要我们好好诵读，潜心其中，广泛摄取。 教育需要智慧，智慧来自经典。从我国古代的孔子、朱熹，到近现代的陶行知、叶圣陶；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他们对教育的探讨和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有着很强的启迪意义。教育经典给予我们教育的灵性，给予我们教育的自信，给予我们教育的激情和热情。深入其中，灵活运用，它能帮助我们发现教育的奥秘，获得新的教育灵感，破解教育的密码，启发我们用科学的思维去实践。 读教育经典，做智慧教师。经典是教师工作中必须依靠的拐杖。抛弃了经典，就像一个行走需要拐杖的人一样，身体就有可能失去平衡，就会栽跟头、跌倒。虚心学习这些宝贵的教育食粮，广泛汲取其精神营养，为我所用，将会使我们走得更快，行得更远。 然而，有些教师不懂得教育经典的重要性，忽视教育经典，疏远经典，抛弃经典。有人认为，社会发展到信息爆炸时代的今天，教育的环境都大不一样了，教育经典这些老古董，不够鲜活，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啦。有这种僵化思想的人，说明对教育经典缺乏科学认识，显得十分幼稚、无知和愚蠢。 对教育经典有如此的偏见，说明人们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这很不利于教师的发展。重视经典，重读经典，活用经典，传承经典，让经典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应成为教师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 一个教育工作者，有没有眼光，有没有教育智慧，这要看他读了多少教育经典。一个熟读教育经典的人，他一定睿智，大气，思维活跃，深沉老练。一个没读过教育经典的人，一定浅薄、孤陋寡闻，处理问题随意，而且缺少智慧。做智慧教师，就要让教育经典发挥作用，让经典武装头脑。 自觉走进教育读经典，努力地从经典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十分惬意的事，也是一件十分优雅的事。当教师忙完工作，静下心来，怀着喜悦的心情捧起经典，仔细阅读的时候，该是多么自豪，多么美妙，多么高尚啊！因为这是在和那些先哲大师们进行智慧对话，在近距离地触摸大师的灵魂， 全心沉潜其中，你会被那一句句充满哲思的智慧金言所迷住，从此爱不释手。那将是什么样的境界？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怀？那又是怎样的风景？一旦烂熟于心，心领神会，真正融入我们的血液，经典将会对我们产生不可想象的影响，就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经典有无穷的魅力，有特别的吸引力。我们要主动走进经典，自觉捧读，让那浓浓的经典书香伴随我们成长。 我们的成长需要经典，需要经典给予我们智慧，需要经典给予我们力量。这种智慧比什么都宝贵，都有价值！我们要主动放下身价，虚心走进经典，向经典学习，让经典充实我们的大脑，充盈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聪明。从经典中汲取最有价值的营养，从经典中寻觅走向成功的捷径，从经典中寻找教育的真谛，从经典中寻找全新的教育，实现我们的教育理想，这是我们的目标和追求。 向经典学习，向经典致敬，自觉地向大师靠拢，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大师的肩上。如果我们抛弃了教育经典，我们就有可能进入教育的迷途，会失去自我发展的方向，可能永远也寻找不到理想的教育。我们之所以有时会在教育的实践中迷失方向，就是因为我们从教育的经典中汲取的营养太少。其实，很多教育困惑、教育错觉以及教育误判，都是因为我们不深入研究经典，远离教育经典所造成的。 读教育经典，做智慧教师。我们不是缺少教育的智慧，而是缺少亲近经典，缺少经典的浸润。我们坚信，只有孜孜不倦地学习教育经典，不断地借鉴经典精华，才能使我们更从容，更自信。 相信经典，相信经典会给予我们无穷的教育智慧；相信经典，相信经典会给予我们巨大的力量！当我们进入思想的高原，遭遇实践的瓶颈，无论多么努力都不能取得教育的突破时，也许这时停下来，认真地读一读经典，你会思路大开，精神振奋。实现教育的飞跃，需要我们熟读经典，好好地亲近经典，让经典润泽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无缘无故地远离了经典，也许我们会不停地跌跟头，走弯路。迷茫时，去教育经典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困顿时，从经典里寻找突破问题的办法。经典里有灵丹妙药，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只要我们潜心学习，领会贯通，就能为我们所用。 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我们常常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有时让人胆战心惊。要想在平日的工作中能从容前行，超越自我，就要不断学习经典，让经典武装我们的头脑。一句句经典让我们茅塞顿开，一句句经典让我们信心百倍，一句句经典让我们浑身充满力量。经典让我们脑子变得更灵活，思维更睿智，行动更敏捷。经典让我们从迷雾中走出，走向教育的理想之国。经典让我们少一点幼稚，多一点睿智；少一点随意，多一点理性；少一点鲁莽，多一点优雅。 相信经典，它一定会给我们一双更明亮的眼睛，一个更聪慧的大脑。经典引领我们向着峻峭的山峰进行诗意的攀登……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渗透与整合 摘 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五千年的智慧结晶在几经沉浮之后，依然焕发光彩，被广大教育工作者公认为当前最有价值的教育内容。而幼儿园教育，作为儿童接触知识世界的启蒙乐园，更是应该秉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用民族文化哺育幼儿成长，培养他们的博大胸怀和坚毅的品格。幼儿教育应该面向国学经典，让国学走进园区，与各类活动教学相结合；走进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去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等。 关键词：国学经典；幼儿教育；活动教学；道德教育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良好传承，将国学经典引入幼儿园教学既符合幼儿园教学的宗旨，也是充分利用国学资源提高幼儿综合素质、培养幼儿学习能力的重要表现。具体来说，国学经典具备以下几点优势：它涵盖面广阔，包括语言识字、思想道德教育、常规礼仪和生活常识等众多领域的知识。其次，语言优美、文字凝练，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多读来朗朗上口。再次，它立意高远，对于加强幼儿德育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开展国学教育极为必要。 一、树立国学经典的教育目标 1.快乐阅读 改变以往的枯燥背诵方式，让孩子们认识到国学经典的艺术魅力，在快乐中阅读经典，做到国学经典教育所提倡的“说文解字”“知行合一”。以生动的语言教学方式，让孩子能够轻松掌握大量的国学经典作品。 2.了解民族传统文化 国学经典中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让幼儿熟读国学经典就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小养成热爱民族文化的良好习惯，从而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3.提高幼儿道德修养 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古人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程度极高，而且常常将自己对道德修养的认识渗透到国学经典中，为后人修身养性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开展国学经典的学习，教师要树立这种提高幼儿道德修养的意识，从而使幼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二、在幼儿园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的措施 1.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 国学经典文化不仅可以运用于语言学习中，还能渗透于礼仪、艺术、道德、情感等其他学科教育中。具体来说，幼儿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学科教学中的国学经典文化进行渗透。比如，在语言识字教育中，让幼儿诵读经典篇目，从而培养幼儿对文字的认识和理解，帮助幼儿逐渐积累一些基础性的语言知识。在礼仪教育中，教师可以用古人的礼仪故事来指导幼儿，从小养成谦让讲礼仪的好习惯。以幼儿园社会实践活动为例，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幼儿进行礼仪培训，并且带领孩子们走进社会、走进福利院和养老院等公益场所，与老人孩子进行交流，践行讲文明、讲礼貌的行为准则。其次，还可以在艺术教育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从小指导孩子学习书法、中国画以及一些古典乐器，并且结合相关的国学故事，激发幼儿学习这些国学艺术的兴趣。 除此之外，国学经典也应该走进幼儿德育教学课堂。通过国学经典中的“仁义礼智信”内容，帮助幼儿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使幼儿得到情感熏陶，改正生活中和性格上的一些坏毛病，从而形成健全的人格。具体来说，教师可以结合传统节日文化来开展情感教育。比如，向幼儿讲解每一个传统节日的文化背景，对传统节日进行宣传、庆祝，开展慰问活动。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给幼儿布置一项家庭作业，即给妈妈一个拥抱或亲吻，向妈妈表演一个节目，说一句关爱的话语等。 2.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渗透国学经典 为了让国学经典全面渗透到幼儿园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学科教学之外，幼儿园的其他娱乐休闲活动，也应该积极渗透国学经典。比如，在清晨幼儿进园时期，可以播放一些和国学有关的音乐，或者童声版的古典诗词朗诵，让幼儿和家长踏着韵味十足的朗诵声而来，使每天的入园时间令人耳目一新，也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在中午进餐之前，教师可以带领幼儿进行简单的国学经典朗诵活动，让幼儿学会感恩，即感谢老师的教导之恩，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食堂阿姨为自己准备好吃的饭菜等；让幼儿学会基本的餐桌礼仪，长者先幼者后以及懂得谦让等。其次，幼儿园还可以开展专门的国学活动，在活动时间内，组织某一班的幼儿用唱歌、舞蹈等表演形式，展示本期国学活动的主要内容。每个班轮流主持，从而实现班与班的友好交流。 3.在幼儿园环境中渗透国学经典 在幼儿园营造出浓厚的国学环境，将有利于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国学文化的影响。比如，在幼儿园墙上张贴一些国学经典字句，在走廊上挂满极具古典文化气息的灯笼，在每个班级的教室一角设置国学经典书架，以及在幼儿园大厅或门口用LED灯滚动播放国学文字，营造出幼儿园的国学书香气息。让幼儿和家长感受到国学文化的熏陶，从而提高他们对国学教育的重视，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等。 总之，在幼儿园教育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程。它要求幼儿园管理者和教师从细节处做起，从学科教学和日常生活中共同渗透国学文化，同时还要从幼儿的学习特点出发，为幼儿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他们对国学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经典教育论文:以国学经典为支点开展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性探索 [摘 要]高校廉政文化教育是当代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今时代，对高校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以《论语》等重要著作为代表的国学经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今时代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珍稀资源。在“廉政文化进高校”“廉政文化进课堂”活动的背景下，回溯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历史，探讨《论语》中所塑造的“高洁”的“君子”形象，挖掘其间所蕴含的优质文化资源，并创造性地运用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中去，以丰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内容、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平台、强化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效能，切实推动当代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赋予高校文化素质课教师的重要使命和重大责任。 [关键词]高校；廉政文化；廉政教育；“廉政文化进课堂”活动；《论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中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内部环境则表现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多样文化、多种思潮跌宕冲击，“利益至上”的观念撩拨人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对大学生即将树立的廉洁思想构成潜在的威胁。对高校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正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重大策略，也是将全社会反腐倡廉预防教育“关口”前移的创造性举措，因此成为当代思政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我国有着漫长悠久的历史，更有着优秀厚重的廉政文化传统，笔者借助“廉政文化进高校”活动开展的良好契机，以《论语》这一国学经典论著为支点，积极借鉴优秀廉政历史，把廉政文化的优秀传统与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时代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将培育廉政价值观融入高校教育之中，并以此作为支点设定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求及实践路径，力求为助力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 《论语》德育思想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价值 廉政文化教育是指通过积极践行廉政文化理念和指导思想，褒扬勤政廉政人物、宣扬社会正气，培养广大民众对廉洁从政的信仰和追求，抨击各种不廉洁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以期在全社会形成“敬廉崇洁”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社会风尚。作为全社会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以高校教师、高校管理人员和高校学生为主体，包括廉政从教、廉洁从政和廉政修身三部分内容，涉及从高校廉政文化生成到最终践行的全过程，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廉政修身教育。高校是大学生成长、成才并奠定终身发展基础的重要阵地和关键机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代表着青年人的主流方向，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命运。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高度关注高职大学生的发展，高度重视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在21世纪初就制定了将学校纳入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方略，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发〔2005〕3号）、《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2013―2017）》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2015）》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充分肯定了“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以及“廉政教育体系”基础工程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对学生进行廉政教育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将“高校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区和辐射源”。因此，在高校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借助其相对完善的文化传播渠道和系统的文化建设载体，将廉政教育锻造并融入到高校文化中去，正是将反腐败斗争提前到学生“职前”阶段，是提升到文化反腐高度，从思想根源上清除腐败病灶、实现标本兼治、打破腐败“反复发作”怪圈的必然选择。 同时，加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还应当做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充分准备。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蕴藏了丰富的“廉政文化”，而这些“廉政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历久弥新，最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华廉政文化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延绵不衰的宝贵精神源泉。因此，加强高校廉政教育，应当回溯至廉政文化的发源处，从传统廉政文化中淬精撷华，使之为推动高校廉政教育工作的稳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助益。孔子所著的《论语》一书，正是廉政教育最当之无愧的宝贵成果之一。该著作成书于春秋时期，正值我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化的转型阶段，政治危机频发、人类所信守的道德信条被破坏，无数哲人陷入了对“道德”“天人关系”等重要命题的深入思考中，涌现出了诸多经典著述和思想理论，成就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一次不可多得的大繁荣。《论语》一书完整翔实地记述了孔子关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全部设想与“理想人格”的热切期待，以更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及更强的践行力，对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论断。认真研究《论语》的“德育”思想，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当代价值，从中找出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做好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性转换，使其更好地为改善和提升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更好地为培育和践行高校廉政教育服务，是当代高校思政教师所应关注的重点。 2 《论语》德育思想体系及内容与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高度契合 “廉”及“廉政”是我国古代伦理学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概念，其中：“廉”由本义为厅堂的侧边引申为一种道德品质和行为，具体指人在利害矛盾、冲突面前节制谨慎和方正刚直的表现；“廉政”则具体指从政者在这种道德品质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崇尚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严守法纪、艰苦朴素，杜绝贪污受贿、以权谋私、铺张浪费的高尚行为。廉政教育，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则更多地表现在对其主体人格及道德方面的修正与规范。从这一角度来讲，作为一部“君子”修身、立德、自省的“教科书”的《论语》，正与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目的、理论及方法论高度契合。 2.1 以“仁”来修身正心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仁”是其间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仁”的内涵十分深远：第一层含义是一种可使人安身立命的道德追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因此，“仁”是人心所在，同时，孔子对这种人之本性还寄予了一定美好的期待，认为“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强调了内心处于“仁”的状态是很美好的事情，并相信具备了“仁”的美德，即可安于贫苦，专心于仁道的修炼，而颜回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被孔子所称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讲，以“仁”这一至高道德范式来规范和修正内心，使内心处于一种平和安乐的良好状态，波澜不兴地面对当前腐败所带来的物欲诱惑，正是再恰当不过了。第二层含义则指一种人生活在世上的具体选择道路。孔子所推崇并认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君子”人格是与“仁”这一人生道路选择紧密联系起来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对于大学生而言，选择与“腐败”为伍还是与“廉洁”相伴，在孔子那里似乎就可以很轻松地找到答案；第三层含义是人格的完善及人生价值的实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孔子没有对“仁”进行具体界定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实现“仁”的实践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大学生都是性格分明的鲜活个体，在道德和人格完善方面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需要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但只要坚定目标、坚持不懈，就必然能够“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2.2 以“礼”来规范行为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礼”则是“仁”的外在形式和标志，是实现“仁”的一种制度保证。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规则这个时候被破坏殆尽，这使得孔子在《论语》中对“礼”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界定和说明：第一，“礼”需要以“仁”之心为心理基础，仅有“礼”的外壳而无“仁”的内核，则“礼”的根基也是虚无的，因此，孔子强调“三年之丧”这一守丧礼制是建立在儿女感恩父母恩德基础之上的真心实意的行为。对于大学生而言，只有坚守廉洁的行为而缺乏对“廉政”的高度认同，其行为也必然是无法一贯而终的。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既要使学生知道“如何做”，更应当使其明确“为何做”，唯有如此，这一教育才是成功的、可持续的；第二，“礼”具有规约人、评价人的重要功能。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指出了“礼”的作用就是发挥使事情发展最终恰到好处的约束作用。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当以廉政文化思想及行为体系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行为，当然，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将“礼”的约束之力上升到制度层面，即将廉政文化教育与法制教育密切联系起来，最终使其成为自觉遵循、自觉维护法治社会的高素质人才；第三，“礼”是指使人的人格得以完善、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使人获得行为规范，具体培养人性，启发心智，使人开始走向人性之道，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也应当始终把握教育的主线，始终贯彻“完善人、发展人、成就人”的教育理念，使学生在思想、人格和行为方面得以全面完善，最终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2.3 以“义”来引导人生 “义”，即“宜”，是指以相适宜的行为来做相适宜的事。“义利之辩”是我国古代社会伦理中的重要命题，在孔子的“德育”思想领域中，“义”也同样被放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高度，将“义”作为衡量人道德品质的最高准则，“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孔子进一步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始终坚持“君子以义为上”（《论语・阳货》），肯定“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以比”（《论语・里仁》），特别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甚至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强调以“义”来调节和引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中华民族道德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人们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人格精神境界。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与孔子所提倡的去除“私欲利诱”十分契合，人文素质课教师要以“义”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提高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孔子虽然坚持“义重于利”的“义利观”，但并不是全盘否定对“利”的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认为在合理合法下获取收益是完全可以的，这样的廉政文化教育也更符合“人性”，即可以有适当的欲望，但不可毫无节制，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也因此而更具有说服力和践行性。 3 以《论语》德育思想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路径 春秋时代是一个“最好的”、也是一个“最坏的”特殊时代，这样的特殊时代和社会形势，造就了孔子这样一位伟大的先贤，也成就了他的“德育”思想和育人事业。开展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将孔子的“德育”思想看作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高度珍惜其间所蕴含着的理论思维的积极成果以及可以激活当代文明发展的活性因素，将会对于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产生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高校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对孔子及其《论语》的“德育”思想加以现代诠释，使之与当今时代精神相熔铸和升华，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充分实现价值发挥。 3.1 明确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点 目标明确是强化高职廉政文化教育践行性的目标保障。孔子在《论语》中刻画了一个鲜明的“君子”形象，这也是千百年来儒家在德育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终极目标，将成为“君子”这一目标“拿来”作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使整个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更为形象化、生动化、明确化，使教育主体――广大学生自觉树立道德修养的理想，积极主动对身心进行修正和“规范”，使自己最终成长为一个拥有较高道德修养，能够遵循礼乐伦理，拥有“循义、尊礼、谦逊、诚信”等优秀道德品质的彬彬“君子”，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自愿的追求，而这将进一步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3.2 完善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 完善的理论体系是促进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深化的理论保障。孔子及其所著的《论语》，最初就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道德规范”系统，再历经数千年的完善、阐释和锤炼，已经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成为被高度认同的道德准则体系。我国高校开展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廉政文化教育是以“廉政文化进校园”这一活动为起点的，最初主要借鉴了党员干部廉政文化教育的理论、办法和经验，在理论体系方面仍有待于完善。将孔子的“德育”理论纳入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中来，正是健全充实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举措。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要牢牢把握这一点，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梳理清晰孔子的“德育”理论体系，并使其“为我所用”，成为建设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支撑的宝贵资源。 3.3 丰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知识内容 丰富的廉政文化知识是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实效性的内容保障。“仁”“礼”“义”“利”“孝”“悌”等“德育”概念、“德育”知识、“德育”资源，使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知识体系更加丰满，内容更加丰富，也使得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时有更多的“着眼点”和“下脚处”。当然，人文素质课教师也要始终把握“时效性”原则，在保留孔子“德育”精髓的基础上对其中所包含的理论、观念和知识内容进行适当的“加工改造”，不断地注入新时代的内容，消除因时代久远而造成的阻隔影响，拉近与现实及教育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强大学生对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认同感。 3.4 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路径 创新路径是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的方法保障。孔子在进行“德育”教育时十分尊重“人”的主体性，这一点值得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学习和借鉴。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时，要采取更符合“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将“廉政理念”渗透到形式多样、类型丰富的各项校园活动中去，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来激发大学生参与廉政文化教育学习的积极性，使廉政理念入耳、入眼、入心。例如，在学校门户网站上开设“廉政大家谈”专栏，引导学生针对一些热门话题、典型案例进行辩论、研讨，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充分利用社团组织，使社团成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重要的活动载体，组织开展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座谈会、读书会、知识竞赛和辩论大赛等形式更加活泼的教育活动，切实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效性。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高职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反腐倡廉工程的基础部分，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引导他们明晰何谓腐败、何谓廉洁，帮助他们构筑一道坚实的拒腐防变防线，培养他们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确保他们成为“崇廉敬洁”的坚定支持者，增强他们廉洁从业、做人、处事的自律性，是一项播撒廉洁种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使一切更有利于逐步解决腐败现象深层次问题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廉政传统。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作为中华民族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其“德育”思想的内容、原则、路径和方法，《论语》一书中所蕴涵的高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为今天我们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推动“反腐倡廉”工程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参考，丰富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优质资源，奠定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教育的坚实根基，有助于引导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把握廉政文化教育的价值导向，强化廉政文化教育的教育效力，对于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具有深远的意义。 经典教育论文:浅谈国学经典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 摘 要：幼儿园教育对个人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该阶段是幼儿形成基本认知能力与良好行为习惯的黄金时期。近年来，许多幼儿园在日常教学与课外活动中引进了国学经典，有效地丰富了幼儿的国学知识储备。结合工作经验与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了国学经典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措施，供有关人员参考借鉴。 关键词：国学经典；幼儿园；整合 某种意义上，幼儿园教育质量决定了个人未来的学习生活质量。幼儿园阶段幼儿的模仿能力与可塑性较强，是幼儿树立良好品行与人格的关键阶段。中国历史悠久，在五千年发展历史中积淀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对幼儿开展国学经典教育能够有效陶冶幼儿的情操、提升幼儿的涵养，从而为其今后的学习与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1.有利于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 国学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总和。国学囊括了极为丰富的文化知识，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能够显著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丰富幼儿的文化知识储备。现阶段，许多幼儿园提倡幼儿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等国学经典，幼儿徜徉在国学知识的海洋中，自身的文化修养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也为幼儿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习惯与品质 无论是《菜根谭》还是《三字经》，无论是《论语》还是《千字文》，千百年来国学经典都在不断地丰富国人的精神世界，引导国人不断地完善自己，锻造优秀的人格。幼儿教育对个人人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显著的，幼儿园教师的职责之一是帮助幼儿树立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帮助幼儿形成坚韧不拔的品质，让幼儿在遭遇挫折后依旧能勇敢地爬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国学中有太多经典的语句激励着、鼓舞着人们不断地克服苦难、勇敢攀登。综上所述，在幼儿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品质。 3.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承事业的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绝大多数人只是在幼儿阶段学习国学经典，步入社会后便再也不主动学习国学知识，究其原因是国人普遍缺乏继承、发扬传统文学文化的决心与毅力，对国学的热情不高。鉴于以上情况，我认为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是极为必要的，其有利于传统文化继承事业的发展。为幼儿提供国学经典教育，能够培养更多国学文化的继承者与发扬人，从而实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大繁荣的目的。 二、幼儿园教育整合国学经典的原则 1.趣味性原则 应当看到，幼儿的年龄较低，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具有爱好新鲜、趣味性事物的特点，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过程中，要提升教学语言与课程设计的趣味性，采用“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案，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学习兴趣，从而提升教育的质量以及效率。 2.思想性原则 国学教育内容的选材工作极为重要，客观上看，并不是所有国学知识都适合幼儿教学，教师应当选择一些能够启迪人们思想、提升幼儿思想素质的国学教材，进而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品德。由于幼儿具有善于模仿的特点，教师的行为对幼儿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所以教师应当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进而为幼儿树立优秀的榜样。 3.参与性原则 相关研究表明，幼儿园教育应当严格遵循参与性原则，即让幼儿积极、深入、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活动中，如此能够集中幼儿的注意力，使幼儿充分融入集体学习生活中。教师在对幼儿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进行广泛的提问，尽可能地提问到每一个学生，力求促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融入班集体学习活动中。 4.整合性原则 对幼儿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工作具有较高的难度，幼儿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不易集中，单靠课堂教学难以有效地扩充幼儿的国学知识储备，因此教师应当充分遵循整合性原则，创设多种多样的国学知识学习环境，教师应当把握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将国学经典教育整合至学科教学中，整合至环境创设中，整合至家庭教育以及幼儿日常生活活动中。 三、如何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 1.营造浓厚的国学经典诵读氛围 国学经典中有大量广为流传的诗词语句，这些语句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与文化研究价值，幼儿通过诵读国学经典能够不断地深化对相关知识的记忆与理解。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可以在幼儿园围墙彩绘经典的诗句与文明礼貌用语、习惯。笔者所在的幼儿园在教室墙壁、走廊楼梯等处张贴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与国学人物警句，从而为幼儿创设了良好的国学经典诵读、学习环境，使得幼儿能够主动地学习了解国学经典知识。 教师应当带头活跃国学经典诵读学习氛围，例如可以在幼儿入园后、活动前带领幼儿诵读有关的国学经典，在此过程中及时帮助幼儿答疑解惑，从而促进幼儿的不断进步。在活动后，离园前，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复习一遍日前所学的国学经典知识，并要求幼儿回家后讲给爸爸妈妈听，遇到不懂之处向父母寻求帮助。 2.组织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幼儿对国学知识的学习兴趣，突出幼儿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笔者所在幼儿园定期组织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其中包括“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等。幼儿在经典故事演绎活动中非常快乐，虽然表演动作稍显稚嫩，但是态度十分认真。以往我园存在一些对国学经典学习兴趣较低的幼儿，而这些幼儿在参加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后对国学的兴趣陡然上升，开始主动地学习国学知识，遇到疑惑也会积极地向相关教师寻求帮助。 3.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不仅要有理论学习阶段，还需具有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如此才能促使幼儿更好地认知、认同、践行国学经典中的思想价值观。笔者所在幼儿园要求幼儿在遇到教师、同伴后主动用礼貌性用语问好，每周必举行升国旗活动，在升旗活动结束后，相关教师结合传统文化知识向幼儿普及爱国教育故事，从而帮助幼儿形成爱国主义精神与情怀。应当要求幼儿做好力所能及的事，自己吃饭，自己动手穿衣叠被，尊敬父母、孝敬长辈。《三字经》与《弟子规》是国学代表之作，要求幼儿定期诵读上述经典，积极践行优秀的价值观。家长应当主动地帮助子女学习国学经典知识，在为子女答疑解惑的过程中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让子女形成严谨的治学精神与优良的学习习惯。 4.组织传统体育活动 当前，许多幼儿不热爱体育锻炼活动，这些幼儿一般身体素质较差、缺乏坚韧的学习毅力。为此，幼儿园借开展国学教育的机会组织一些传统体育游戏活动，结合幼儿生理特点，组织开展了抖空竹、跳绳、风火轮等传统体育活动。通过让幼儿参加传统体育锻炼活动，既能让幼儿感受到传统体育器械的魅力，又能增强其身体素质，为国学经典学习工作奠定良好的身体基础。 新的发展形势下做好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的整合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广大幼儿园教师应当积极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主动地为幼儿解决国学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为幼儿树立优秀的学习榜样，从而不断地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与道德水平。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教育在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价值与应用 内容摘要：精神文化生活贫乏是如今高职大学生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并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探讨国学经典教育对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性，试图找出在国学经典教育重构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的对策。 关键词：精神文化生活 国学经典教育 价值与应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该要求旨在引领大学生提高人文素养，提升精神境界，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所以关注并研究大学生特别是“重技能轻人文”的高职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是高职教育的重要使命，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重要意义。而国学经典教育作为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对提升学生素质，培养人文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鉴于此，本文浅谈如何通过国学经典教育提升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高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现状 高等职业教育兼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但是“以服务经济建设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理念，造成了高职院校技能教育和人文教育失衡的局面，致使高职大学生个性发展不充分，素质培养不全面。纵观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在价值观方面主要表现为理想信念缺失，精神生活空虚。在多元的文化冲击下，对主流文化缺乏了解和认同，从而导致重功利轻理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在人际交往方面，以网络为依托的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普遍表现出集体主义观念淡漠，道德情感冷漠。为人处事缺乏自信，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生活方式方面，呈现出娱乐化、功利化的倾向。加之现代大学生普遍从电脑、手机获取信息，盲目求新求快，对知识的了解呈现出碎片化、浅显化的倾向，缺乏自主和深层次的思考。 二.国学经典教育在高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价值 何谓“国学经典”？所谓“国学”，一般来说是指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沉淀，内聚了中华民族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是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所谓“经典”，《现代汉语》解释为“权威的著作”，著名学者钱理群认为“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1]。“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2]。并提出“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这一概念，“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到这样的经典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3]。概而言之，国学经典就是本民族经过历史的沉淀留下来的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蕴含常理常道，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精神世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理想信念。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曾说道：“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大学生通过国学经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知爱国情怀。“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追问与诠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深沉广博的仁爱。无疑都将给大学生以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内化为大学生内在品质。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促使情感智慧的提升。对于国家应“人皆为尧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论身居何位身处何地，以国家社会为己任；对待他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人交往要“言必信，行必果”，从而形成和谐的班级、宿舍关系；对自己要“慎独”，“吾日三省吾身”，不沉迷于网络、恋爱，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审视自己的行为。坚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生活观念，摒弃追求物质享受，盲目攀比的不正之风。在遇到困难挫折时要“不怨天，不尤人”，要有“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应充分运用先哲们的智慧，造就大学生健康人格。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扭转高职专业人才的“单一性”，纠正“职业至上”的功利性成才观，改变学习中重技能轻人文的倾向。高职学生不能只靠技能独步天下，还要学会与人交往的智慧，驾驭风险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才智。这一切只有通过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从国学经典教育中汲取人生智慧，才能成为有技能，有思想，全面发展的当代大学生。 三.国学经典教育在提升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应用 首先，加强渲染具有国学经典文化的校园氛围。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学生活动，培养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兴趣。学生会开设各类读书竞赛、交流学习讨论会，共同分享好的作品。成立与国学、读书有关的社团，如国学社、汉服社等。利用音乐剧、娱乐晚会等形式将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表演中。二是将公共文化课作为国学经典教育的主要阵地，并辅以高水平国学类讲座。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中的道理，激发大学生学习国学经典的热情。三是营造国学经典的在校园环境中育人氛围。如通过立雕塑、挂经典名句的方式，利用校园环境的隐形教育功能，增强校园物化景观的育人作用。四是图书馆应保证同学对国学经典类图书的用书需求。通过氛围营造，让大学生切实感受到国学经典的魅力，而不只是热衷于英语四六考试，忽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只知韩国明星，对古代圣贤一无所知。盲目推崇情人节、圣诞节，对中秋节、端午节不以为然的尴尬局面。 其次，提升国学经典教育的有效性。在积极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同时，极易犯教育活动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脱节的错误。尽管校园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学生的参与度、认可度并不高。所以，应积极探索新形式，注重国学经典资源的选择和设计，调动大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可以有以下几个做法：一是将国学经典与新媒体结合，利用新媒体的变化性给予国学经典教育更多的可能。二是将国学经典与“时尚潮流”结合。以流行歌曲唱国学，用动漫演绎国学的方式开展国学经典教育。三是将国学经典与现代意识结合。在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文本时，不简单的照搬经典，要努力寻找与大众文化的联接点，既要有对经典文本的通俗化解读，又要寻找经典文本的现实意义。让学生结合自身经验、兴趣爱好对文本进行再创作。 最后，教师要提高国学经典教育意识，提升人文素养。部分高职教师认为大学生应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或者把人文教育等同于简单的德育教育，以德育来替代人文教育。这种重技能轻人文，重短期各种知识技能的培训，轻长期个人修养提高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保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给人的身心全面和长效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当前，大学生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不说与国学经典教育缺失有关。因此，高职院校教师应重视国学经典教育的学习，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同时教师应积极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国学素养，丰富精神世界，设计好教学方案，将国学经典教育融入到教学中，使得国学经典教育得以真正落实。 （作者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小学低年段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实践研究 一、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必要性 近年来，由于国家相关文件的提出、社会的呼吁以及学校的倡导，“让孩子读点国学经典”的观念渐入人心。目前，国学经典教育的内容集中在《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儒家经典上，而对道家经典教育则很少涉及。这使得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头的道家思想很难被学生接触和了解，也表明目前的经典教育自身存在着片面性和不完整性，这是当前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1] 当前，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自主性，强调学生的创造力开发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共识，而这恰恰与道家经典《老子》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老子》是道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后世尊为“天书”“万经之王”，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与《易经》《黄帝内经》等一道被视为中华文化最独特的文化标识。对道家经典《老子》的教学开发，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国学涵养，丰富学生的人文底蕴，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想象力与记忆力。对小学低年段学生而言，规范个人行为，树立仁爱之心，会对他们以后的人生之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的目标内容设计 （一）教学目标与教学重难点 本次校本课程开发分别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三个维度设计教学目标。从知识与能力维度，本次研究旨在认识老子以及初步了解《老子》的篇章内容。从过程与方法维度，了解“阳光爱心经典诵读法”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学会运用想象力，掌握诵读要领；通过口语表达，锻炼叙述能力。从情感与态度维度，帮助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努力做一个内心充满仁德的人。 本次校本课程实践的重点是让学生利用“阳光爱心诵读法”诵读道家经典教育《老子》，达到熟读、背诵的程度，并且深刻体会《老子》对自己修身、处世、言谈的重要性。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本次校本课程的教学时间共计10课时，其中9课时为《老子》校本课程教学，1课时为成果展示，每星期进行一次校本课程的教学。本次研究主要选取《老子》中的“双一章”，《论德》与《观眇》，以及德篇的《得一》《闻道》《反复》等。这样设计教学内容，主要考虑到低年级段学生生理上的特征和学习特点。 本次校本课程研究主要以具有道家传统诵读特色的“阳光爱心诵读法”为主要教学工具。阳光爱心诵读法，是中华传统冥想诵读的一种，强调有为与无为的有机结合，这与儒家强调音调韵律的变化为主的吟诵以及现代各种诵读方法在诵读机制上有很大的区别。阳光爱心诵读法以反映老子“三生万物”思想的道家图文符号旋极图为注意力集中的载体，依照“恭熟忘合灵”五个心境调节的次第来深入练习和体悟。与一般的冥想类诵读一样，阳光爱心诵读法在诵读前也强调“三调”。[2]首先是调心，要求心中正气肃穆，平静而专注。第二是调身，全身要放松，端正宁静，虚眉垂帘，面带微笑。第三是调息，即以逆腹式呼吸，使呼吸平稳下来。本法实践的关键，是进入“恭”的状态，即以感恩心与经文作者相感格，以大公心宏愿立志。[3]阳光爱心经典诵读法可以让孩子在心平气和、聚精会神的观想诵读过程中，逐步产生德慧智的深层效应，增强记忆力，充分享受“阳光爱心诵读法”带来的乐趣和感应。 三、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教学环节 本次校本课程实践采用情境化、对照化、趣味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进行内观诵读，按照调心、调身、调息的“三调”步骤营造一种安静、心神宁静、聚精会神的经典诵读氛围。 （一）创设传统文化学习所需要的教育情境 每节课上教师都会播放《老子》相关章节的诵读音频资料，让学生静听三分钟，这就是聆听环节。对刚从课间休息、打闹进入上课学习状态的学生来说，三分钟的聆听模仿，既能使心情迅速平复，又创设出了诵读《老子》的情境。低年级学生善于模仿，对于教师讲解的诵读方法，他们也许不能够完全理解。因此，只有充分调动孩子的感官，让他们去听、去模仿才会有效。教师也可以播放一段轻柔的音乐，引导学生放松身心，感受心灵和身体的宁静平和，缓解和消除平时的紧张或压抑感。现代社会喧嚣忙碌的城市氛围，与经典文化所要传递和表达的宁静、悠远是不一致的。如果学生找不到清静自然的身心感觉，那么经典诵读只会停留在动口不动心的状态，难以深入体会经典的博大精深。 （二）引导诵读并进行对照体验 在本次实践中，无论是“三调”体验还是阳光爱心诵读法，都采用对照的方式学习。先让学生自己自由读，再讲阳光爱心诵读法的基本步骤与原理，然后要求学生照法诵读，体会两种读法的不同。低年级学生虽然理解能力较弱，但体验和感受力却极强。亲身感受两次不同的读法后，很多同学都反映，按照老师教的方法诵读，心里会很平静，精神容易集中；而自己自由读，会越读越烦躁，持续时间短。 为了检验这种对照式学习的效果，本次研究在同年级的另一个班取消了对照式学习环节。结果发现，教师问学生诵读完《老子》身心感受如何时，学生很难说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有的甚至认为这种方法比较麻烦。通过本次对照化的诵读体验，学生清楚地感受到应用阳光爱心诵读法的观想诵读方式，自己心境与身体感受都有了改变，对于《老子》的学习也增加了信心。 （三）趣味性诵读作为辅助 课堂教学中，教师设计了多种诵读方式，辅助学生学习《老子》。包括：①小组间诵读，然后选一个读得最好的当代表，参加全班比赛；②一人上台诵读，其他同学对其进行评价；③男女生之间诵读比赛，凡诵读好者奖励一枚“爱心”。这些方法有效地激发了学生诵读的积极性，提高了诵读的质量，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气氛。 针对低年级学生思维活跃，精神不易集中的特点，教师还通过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小传说，比如老子究竟姓什么等，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引领他们的思维活动，从而加深学生对道家经典文化的印象，使传统文化学习不再单一、枯燥、沉闷。 每节课上教师还设计了简单复述章节内容的环节。老师先讲大概的思想内容，然后让学生复述，这样的设计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与言语能力。在课堂的最后还有展示环节，例如手抄报、学习心得展示等，以增强学生自信心。 四、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发现与收获 国学校本课程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交往组合方式，如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学生与家庭之间等，它不仅涵盖国学课堂教学，也存在于课外国学学习中。[4]通过将学生与教师、家长紧密联系起来，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与收获。这表明，绝大多数老师和家长开始从素质教育的高度认识到国学教育给小学生全面发展带来的益处。[5] （一）学生反馈 本次研究中，教师设计了“自我监测诵读时间记录表”，让学生每天自己在家记录从心平气和、聚精会神地诵读到读不下，觉得枯燥的时间，旨在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来发现自己诵读的变化。统计显示，全班90%的学生发现，伴随着诵读次数的增加，聚精会神、心平气和的读书时间越来越长，记忆的速度也随之变快。通过每天在家进行课外诵读，有45%的学生体会到，阳光爱心诵读法带给自己内心的安静以及可以感受到的积极力量。学生反映，通过多次诵读《老子》，对国学经典越来越有兴趣，在课余时间更加热爱读书了。 （二）班主任反馈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班主任通过统计了解到，全班15%的学生课上小动作明显减少、精神集中；20%的学生朗读课文丢字添字现象减少，17%的学生在其他学科成绩提高；25%的学生追跑打闹现象较少；12.5%的学生在写作上得到进步，不嗦、不反复。校本课程的开发，还拉近了班主任与家长的距离。班主任与家长的沟通联系变多了，也更加了解每一位家长的思想动态，同时也督促家长课下要尽可能地帮助和监督学生的学习。 （三）家长反馈 本次通过对家长的相关调查显示，全班70%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家喜欢读书，读书时间也长了，能主动要求看书了；89%的家长认为，孩子更懂事、在家愿意帮助父母做事。 通过学生反馈、班主任反馈以及家长反馈不难发现：观想诵读《老子》对儿童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以及创造力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提高了孩子的阅读能力，规范了他们的行为举止。 当然，在本次研究中，如何根据低年级段学生的生理水平和学习能力创设轻松宁静的课堂情境；如何将语文教材内容与国学经典文化有效衔接，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路径分析 关键词: 民间文学 艺术 ；权利主体；著作权；保护 内容提要: 民间文学艺术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然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 法律 保护犹如法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的构建是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最大障碍。为此，我们应在保存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明确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宗旨，完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充分保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传承活动可持续 发展 。同时，确立 科学 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权利流转制度保障体系，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民间文学艺术被誉为人类 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是进行文学及科学技术创新的源泉。我国存在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然而，现实生活中对民间文艺作品存在一些不当使用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的采风者也疯狂地掠夺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例如，“木兰从军”是其一，确立科学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的目的在于相对准确地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管理、贸易及侵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比较流行的评估知识产权价值的方法有三种。其一，成本法。成本法主要是指依据开发一项知识产权所花费的成本或者是重置一项知识产权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这种方法不反映从资产的所有和使用中带来的 经济 利益，相反，它只反映资产的最小价值。申言之，成本法给与知识产权所能够带来的市场收益关注不够，即它未能反映资产潜在的收益。故成本法经常适用于技术使用的萌芽期或者没有适用市场或没有获得收益的资产。其二，市场法。市场法是指无形资产通过比较在相似的市场环境下，相似资产的近期销售或其他交易方式的差别而进行的价值评估。这种方法如果在一个活跃的市场环境中是最适宜的。但大多数无形资产的交易不够频繁，无法建立以市场为评估基础并可与其他资产比较的价值评估。由于缺乏充分竞争的知识产权市场，所以无法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其三，收益法。收益法是根据知识产权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来进行估价的。这种方法应用最广，因为使用收益法进行价值评估所必需的信息通常相对精确并且很容易获取。根据收益法，一项资产的价值是指给资产所有者带来的未来经济收益的现有价值。这种方法要求对由于知识产权而产生的未来收益流的预测，对未来收益流期限的估价预测，以及对收益流相关风险评估。虽然收益法由于包含多项评估，看起来没有成本法精确，但是评估需要的信息可以被精确地开发和确定。这种方法额外的好处是它具有通过参数调整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在特别情形下价值评估各种因素的重要性。[15] 由此可见，成本法和市场法都有较大的局限，成本法只适用于某些特殊的资产，市场法则依赖于较为充分的信息披露，而收益法的应用范围更广，更为适合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16] 自然 也适合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相对于专利权和商标权而言较为复杂。专利权和商标权一般涉及两种贸易形式，一是整体转让，二是许可使用，所以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评估一般只涉及专利权和商标权整体价值评估或者许可使用权价值评估。而民间文学艺术权利的内容和交易形式都要丰富的多，它涉及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的问题。以财产权为例。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既可以进行著作财产权整体转让或许可使用，也可以选择财产权当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转让或许可使用。如果将每一项权利（或者与其他权利一起）的转让或许可使用作为一种交易形式，按照数学中排列组合的 计算 方法，著作财产权一共可以呈现中的交易形式将令人惊奇，这是商标权与专利权所无法比拟的。而每一种交易形式都涉及评估问题。由于著作权中不同权利的赢利模式不同，在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时，应根据不同的赢利特点进行计算。 其二，引进集体管理制度。民间文学艺术集体管理制度，是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制度。民间文艺集体管理制度是实施版权法的重要手段。 网络 数字技术的 发展 引起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的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巨大变化，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其权利不能控制或难以控制的情形。多数情况下，权利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网络侵权事实的存在，即使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出于讼累及诉讼成本的考虑，也很难逐一去主张权利。采用集体管理组织的形式无疑可以弥补以上的不足。可以说，如果没有集体管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的权利行使有一半以上将会落空。 从性质上讲，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一种民事权利管理制度，是信托的一种具体形式，[18]即权利人将自己作品的版权一并转让给集体管理组织。采取信托方式的最大优越性在于，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授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所管理的权利；同时，集体管理组织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人进行包括诉讼、仲裁在内的 法律 交涉，这对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及其传承人的正当权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的法定制度表面上似乎与集体管理制度相冲突。其实，法定制度所要解决的是权利主体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问题，集体管理制度则是权利的具体行使方式问题，两者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不一样，但是二者结合起来，能相得益彰，充分保障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权利的实现。 结 语 当前，我国学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存在“综合保护模式与单一保护模式”、“直接保护模式与间接保护模式”、“著作权保护模式与特别权利保护模式”及“现行著作权模式和经有限修改的著作权模式”[19]等理论分歧，争议的焦点则集中在“特殊权利保护”与“著作权保护”这两种模式的选择上。从法理层面来分析，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实行著作权保护；其二是授权立法的问题，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或措施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据悉，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条例》已纳入了国务院立法规划。诚然，即便将来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条例，但民间文学艺术毕竟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存在诸多不同。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客体，它既包含有形资产，又包括无形资产，既包括个人财产利益，也牵涉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还需要理论研究的更加深入和司法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 文学艺术论文:研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法　法律保护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分析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我们发现作品的定义是要求“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些要求显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出新的知识。以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题材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原先的素材是分开的，具有确定的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表达形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重叠性比较大，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这是我们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规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刘春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的文学艺术形式[1]。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群体集体创作，通过口传心授、模仿等方式，在本区域内世代流传的、反映本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群体特征、自然环境等特有成分，又不断的为群体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品。列举式规定可吸收和借鉴《示范法条》的典型表现形式，具体表述为：1）故事、诗歌、谜语、谣谚、传说、寓言、神话以及其他口头或书面民间文学作品；2）民歌、戏曲、器乐以及其他以音乐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3）舞蹈、游戏、民俗活动以及其他以活动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4）皮影、剪纸、绘画、书法、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以有形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确定的权利主张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智力创造成果是一个群体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它“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它逐步变成了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整体的作品，其作品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2]，这会导致谁是真正的权利主张者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财富，“有些民族或群体认为属于本民族的作品或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不愿为外人所知，若随意发表，不论其赢利与否都会严重损害该群体的精神利益”[3]。 （二）保护时间不易确定 现在各国是对于一定的知识产权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其自身价值形成的特殊性，简单地规定一个期限非但不能给予保护，这样会使相关的权利合法地被免费使用，原因就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所形成的价值是一个集体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三)保护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民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创造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就是它的广泛性、开放性，民间文学艺术更多所体现的是其群体的文化特征，注重这种文化能否得到持续存在并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被歪曲和随便利用。另外，运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经济权利的确立、合理的商业利用及市场价值。民间文学艺术作为特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又无法行使专有权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基因等传统资源的初始意图不同。 （四）新作品与原作品的差别性 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集体性质，创作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但是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特定的，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经过改编整理，创作出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于民间，具有长期性，而再创作作品是“作者在运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经历几代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虽有创新，但还保留着原有风格特色，而再创作作品想要受《著作权法》保护，必须具备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根据其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的区分把握也是需要解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建议 （一）明确著作权的主体 针对主体不确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民族聚居地或地方设置例如××民族理事会、研究会、××地区会所等形式，来研究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保护并发扬光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根据其内容、表达形式、体现的特色等可以明确属于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如某个民族特有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像属于全体赫哲族群众的《想情郎》等，可以由该民族的理事会、研究会来代为行使整个民族对此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国家可以规定文化行政部门主管该项工作，各民族理事会可以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经过整理，报经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二）明确改编者的权益 我们可以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任何人的歪曲、篡改和丑化，鼓励改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改编者和整理者对其改编整理后形成的新作品必须注明来源出处，并且要向一定的部门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任何人都不得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他人对其重新进行改编和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或组织，应尊重产生该作品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得歪曲原作品，不得给产生该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伤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经改编创作而形成的作品不得向外国人卖断著作权。同时私人、集体所有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坚决禁止出售或转让赠于给外国人。 （三）无期限保护 《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中规定了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死后50年，合作作品到最后死亡的作者的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这都有明确的期限。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再创作流传数年，认定它的起始与终结不易，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丢失它，更不能确定一个期限来保护它而其他时间任由他人任意践踏它。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无期限保护我们丰富多彩、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使用上采取许可使用和收费制度 让文化行政部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它也可以将其部分权利下放由各民族理事会、研究会来许可，但是要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收费。明确属于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用由该民族理事会收取，提取其中少量部分上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该许可使用费除支持理事会的基本运作外，主要用于宣传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组织专业人士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研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等联手搞项目，像建旅游基地、度假村，让游人身临其境感受某个民族的民族风情等。 面对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公众性课题，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相结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应积极地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运用多种法律诸如文物保护、旅游管理等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以及公共政策的扶持如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项措施，更重要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商业上的开发和利用的，而是以保持、尊重与弘扬为直接目的。 文学艺术论文:从语言的模糊性看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 1. 前言 在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但凡经典美文都不乏模糊性的语言，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在当代翻译界也是众多研究学者热切关注的重点课题。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还是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中，语言的模糊性均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在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多样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会造成翻译者在翻译英语文学艺术作品时，无法将原文的主旨精确地翻译出来。所以，研究语言的模糊性，使翻译者能够采用正确的英语翻译策略来应对因语言的模糊性所引起的歧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模糊性语言的涵义 语言的模糊性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定义语言的模糊性的历史第一人是皮尔斯。皮尔斯认为，当对同一种事物有着几种可能性的理解时，即便讲话者已经进行了十分周密和认真的思考，但是却仍然无法对这个事物的归属性进行确定，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失误是模糊的。实际上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当中，模糊性通常是指不明确性，极易使人产生多种多样想法。虽然语言的模糊性具备着显著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人们长期的使用，因而已经逐渐地形成了一种自觉，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地使用并不会对交往目的的实现产生影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响。所以，语言的模糊性也可以这样定义：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自身所具备的属性，是长时间人类社会使用语言不断积淀所形成的认识方式，而且属于不确定的一种表达方式。 3.模糊性语言的主要类别 作为一种语言本质属性的模糊性语言，其在各种语言形式中极为常见，比如词、短语以及句等等。一般可以把模糊性语言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3.1言外之意所造成的语言模糊 在很多英语文学作品当中，有些英语原文在字面含义以外都有着一定的弦外之音，必须借助于上下文的结合才能这些弦外之音推断出来，这些迫切地要求英语翻译人员必须十分熟悉原语的文化。有些看起来表达十分准确的话语往往也极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造成语言模糊。在人们的日常交际用语中，人们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语言附加言外之意，语言的模糊性便由此产生，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说话者的表达，相反还会使得语言的表达显得更为生动。 3.2模糊性语言的使用造成信息模糊 3.2.1模糊词 几乎所有词性的词基本上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模糊性，比如模糊形容词包括“漂亮的”、“清晰的”和“年少的”等；模糊名词包括“早晨”、“将来”等；模糊数词包括“部分”、“好多个”等。从这些模糊词当中，可以看出要想使用模糊词，那么就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参照物。 3.2.2模糊限制语 就模糊限制语而言，其使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模糊限制语往往会与精确的语言结合使用，以便于使得语言的精确性有效地转变为语言的模糊性。模糊限制语与模糊词有着很大的不同，模糊限制语本身的语义较少，对语言情景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历史上使用模糊限制语最早的学者是拉可夫，在拉可夫《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一书中，拉可夫把模糊限制语定义为：将事情弄得更不模糊或者更加模糊的词语。比如，he is two years old. he is about two years old. 在这两个句子中，正是因为使用了“about”，使得本来对年龄表述非常精确的语句转化成为了模糊的句子。英语语言中有着非常多种类的模糊限制语，比如a little bit， more or less， a kind of等等。所以，翻译者必须对英语语言当中的模糊限制词加以全面地掌握。 4.英语文学作品中模糊性语言分析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其形象性。读者是通过头脑中的再造想象来欣赏文学作品的，而这种再造想象正是以模糊性为特征。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使用大大拓展了读者的视野和想象空间，也彰显了文学作品的魅力。《王子复仇记》中“to be， or not to be”短短几个单词引起了读者无尽的揣测和解读，或许正是这六个单词如此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学作品中成功运用模糊语言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以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在描写小说中的主要角色时，常常借助模糊语言向读者展示人物形象，同时也展现了模糊语言的魅力。例如，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项上金缡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王。 模糊性作为语言的本质属性，可以在语言的不同层面即单词、短语和句子中得以展示。本文拟从单词和短语两个层面来分析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有关模糊句子的翻译策略将会另作论述。其原因之一在于英语句型和句法结构复杂多变，这就决定了仅是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很难达到翻译好模糊句子，尤其是复杂的模糊句子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句子的翻译，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到单词和短语这两个基本语言层面的分析上。 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精粹便是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是文化艺术的一大瑰宝，而对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翻译是广大翻译者长期以来的最大心愿。就英国知名小说家萨克雷的作品《名利场》来说，它充分地向人们展示英国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的景象，当前我国已经有许多部小说的翻译版本，但是被翻译学界公认为最好的翻译版本就是杨必所翻译的。因为《名利场》一书中有着非常多的模糊性语言，因此这本书的翻译难以准确地进行把握，而杨必却很好地对此书中的模糊性语言进行了处理。所以，下文我们将结合杨必对《名利场》的翻译对语言的模糊性加以探究。 4.1糊词语的翻译 举例1：guff goes home every saturday， but can not this， because he has 2 black eyes.此句当中的black一词是属于颜色词。在英语翻译中，颜色词所表述含义的界限相对来说较为模糊，因为颜色自身就属于一个整体。所以，不同的民族都会对不同的颜色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所使用的词语也是不同的。原文当中的眼睛因被打而变得“black”，而若翻译为黑色的话，那么就难免有歧义的产生，比如中文当中的眼睛变黑，既可能是由于熬夜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缺乏睡眠所导致的，而被打“黑”，中文中一般用“青”来进行形容，比如中文词语“鼻青脸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非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black coffee表示的是清咖，dark tea表示的是浓茶，green man表示的是新手等等。 4.2模糊语义的翻译 通常很多句子看起来翻译很容易，但是在这些句子中一般会潜藏着一定的言外之意，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翻译称为模糊语义的翻译。比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日行千里”等，这些语句当中的“千”并非指的是我们平常说的一千，而表示的是模糊性的含义，表示的是距离长、多的意思。模糊语句的使用能够使得文学艺术作品更加地富有表现力，对模糊语句进行翻译能够考量出翻译者的实际翻译能力和翻译水平。 5.结束语 总而言之，语言的模糊性虽然对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造成诸多的障碍，但是合理地运用语言的模糊性能够使作品更具特色，并且使读者对作者的意图更为理解。所以，必须结合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及作者意图、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对等情况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以便于使英语文学作品实现其自身的艺术魅力。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多元化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 #183;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 #183;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 #183;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 #183;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影视管理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和文学艺术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正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英国茶文化与英语文学艺术分析 摘要：茶原产于中国，可以说中国是最早形成茶文化的国度。在过去中国对英贸易的过程中，茶叶和瓷器、丝绸一样作为重要的出口货物，逐渐俘获了英国人的心，在英国流行开来。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也形成了自己的茶文化，并因其子民对茶叶的如痴如醉，演变成了西方国度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国家之一。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带来的影响在英国方方面面都有映射，在英国人的母语文学———英语文学中其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主要从茶进入到英国以及茶文化在英国的形成与衍变进行分析，探讨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茶文化；英语文学；艺术研究 从开始进口茶叶至今，英国人爱茶的形象已经维持了长达400多年，茶也从最开始只属于贵族的奢侈饮料逐步进入寻常家庭，成为英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用属于舶来品的茶，英国人不仅孕育出了独有的红茶文化，还开创了优雅的下午茶，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茶文化。而英语文学作为英语语言及反映英语国家社会风情的集大成者，是进行英国茶文化的研究有效渠道。 1茶叶在英伦土壤的生根 茶叶最早来自中国，在很早之前，除了中国其他国家不出产茶叶，更别说出现茶这个词语，在茶叶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同时，“茶”也逐渐被引入到印欧语系当中，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外国语言中与茶相关的词汇都是由“茶”的汉语发音或者地方方言发音演化而成，比如英语中茶的单词Tea都是从厦门的方言中演化成英文单词的。虽然英国已经有400多年的饮茶历史，但是具体英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茶叶的，还存在争议。由于英国既不生产茶叶，也没有重视茶叶交易的发展，早期英国人饮用的茶叶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进口的茶叶数量十分有限，加上政府对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征收的税收率高达119%，普通市民没有经济实力承担，因此最开始茶在英国只是流行于其上层社会。其中查理二世的妻子凯萨琳皇后更是因为喜欢喝茶被称为“饮茶皇后”，创造了极富英国特色的英式下午茶。直到1826年，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发现野生茶树，并在茶树种植上取得成功，英国人开始在印度进行茶园种植，将茶叶运回英国本土，市场流通的茶叶增多，茶叶价格下降，茶叶才进入普通人家。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的英国，人们越来越关注饮食等生活质量问题，茶得到进一步推广，茶文化也开始成型完善。 2英国茶文化及其演化 2.1英国茶文化的主要形式 在英国，茶的身影遍布，英国人的一天是从饮茶开始，从饮茶结束的。它主要以以下几种形式出现： 2.1.1Earlymorningtea。即英国早茶，是英国人在早上起床之后进行的饮茶活动。在弥漫着茶香的茶杯中根据个人口味，添加适量的牛奶或者柠檬，借助茶中的咖啡因保持头脑清醒，开始一天的生活。早茶多饮用红茶，精选的红茶多来自阿萨姆等红茶产地，无论是色泽口感还是气味，都相当讲究。2.1.2上午茶。英国人无论是上班与否，都会在上午11点的时候进行小憩，来一杯茶，作为工作生活中间的一种调剂方式。因为上午茶时间并不长，只有20分钟左右，这就决定了它在英国茶中最不讲究，也最简单，少为外人知晓。 2.1.3英伦下午茶。在英国茶中，下午茶是最重要也是最考究的一部分，凭借其丰富的内涵和优雅的形式，承载了英国茶文化的内涵。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英国人都能获得半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英国人会备上三层茶点，配上伯爵茶，大吉岭等传统茶饮，在优美的音乐中度过美好的下午茶时光。如今茶会除了是英国人休闲的重要时光，也是人们进行社交的重要时机。 2.1.4高茶。高茶也叫晚餐茶，在傍晚时分进行，通常是与晚饭一起进行的，虽然经常有人会把高茶与下午茶混在一起，但是比起下午茶，高茶更具平民色彩，配茶的茶点并没有过多的讲究。 2.2英国茶文化的内涵 经过长年累月的渗透，茶在英国逐渐衍生出带有英伦风范的茶文化。无论是将享用茶品的时间固定化，还是对饮茶时的服装进行严格规定，又或者是成套的使用精美茶具，英国人将饮茶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全，甚至连茶点的食用次序都有着细致的讲究，英国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英国人对优质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 2.2.1从健康角度衍生出的饮品文化。在茶叶刚传入英国本土之际，人们对于茶叶的认知还停留在中国的一种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的药草的层次，认为其能促进人体健康，驱除人体的邪气，解除宿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把茶叶当成来自中国的仙草。随着茶叶浸入普通大众的生活，人们对茶叶的研究增多，对其认识也逐步深入，人们渐渐将茶当作一种日常饮品，并创造性的添加糖，柠檬，牛奶等物质，茶已经不再简单的只是一种解渴或者药用的东西，而是经过英国本革后形成的一种既营养又好喝的饮品。 2.2.2从休闲角度衍生出的典雅生活方式。几百年的时间里，茶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茶摆脱过去纯粹的饮食地位，演化成一种融合了饮食，礼仪，休闲等因素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成为英伦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英伦下午茶，随着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他已经不再是过去为了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的餐饮活动，而变成一种对活动环境要求高，融入英伦古典文化，集合审美与使用与一体的娱乐休闲方式，同时也是民众进行社交会友，交流思想的场所。 2.2.3从艺术角度衍生的茶道文化包含了泡茶技艺和品茶艺术两个方面，而在英国，饮茶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为了生理需求而不得不进行的活动，而是升华到另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和中国与日本的茶道不一样，英国赋予了茶道更为开放的内涵，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尊重茶道。 3英国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和中国人爱茶从而颂茶一般，英国茶文化对英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在英语文学中也表现得很突出。 3.1茶文化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在茶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之际，茶文化不断形成，在英语语言体系中也开始出现一系列与茶相关的词汇语言。正如前文所说，英语体系原本是没有茶这个单词的，tea是从福建厦门的方言中音译过来的。同时teacup,teacake,teagarden等英语词组相继出现，极大的丰富了英语词汇体系。在英语词汇不断多样的同时，不少与茶相关的俗语也相继出现。比如说“That’snotquitemycupoftea.”直译为“那真不是我喜欢的东西”，甚至还被引入中国，翻译为“那不是我的那杯茶”。 3.2茶文化对具体文学创作的影响 除了英国语言体系中茶文化的身影越来越密集，在英语文学中，不少作家和诗人都用各自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茶的喜爱。诗人喜欢用诗意的语言来传达对茶的喜爱。济慈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就曾用“一点一点地吃着烤面包，在叹息中等待凉茶”的诗句生动的对人们等待喝茶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与他处在同一个时期的大诗人雪莱则用一首长达300多行的诗歌这样写道，“那药师医士抱怨的饮品，而我会不顾劝诫大口痛饮，当时神来临，我们将抛硬币决定为饮茶而死谁第一。”茶事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从不少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于饮茶也从来不会吝于笔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狄更斯在其知名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使用“茶”这个单词多达80次，并通过生动细致的场景描写给读者展示了许多非正式场合的英国茶会是什么样子。而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中，对于主角们用茶的生活场景并不少见，用晚餐后必然会出现一场英伦范茶会。“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挤在桌子周围，贝内特小姐在桌旁沏茶……茶具收走，牌桌摆好知识，太太小姐们都站起身来……”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片段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品。而法国作家安•莫洛亚笔下的英国诗人拜伦爱茶成狂，在《拜伦传》中，他还详细记录了拜伦爱茶的各种趣事。茶从中土西传，进入英国，渗透进英国人的生活，形成茶文化，并演化成英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影响到英语文学，给英语文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素材，成为著名英语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文学著作也成为今人详细研究了解英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4结束语 茶叶漂洋过海从东方进入西方世界，在不断的征服人们味蕾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生活已离不开茶，茶文化已经进入内心深处。即使是在当今繁忙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下，英国人依然没有放弃对茶的痴迷，甚至已经将下午茶发展成英国的一张特有的名片，变成人们眼里英伦风的一部分，不管是英国红茶还是水果茶，又或者是香草茶，都深为众人喜爱。茶里来茶里去，这样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的被英国人重复着，各种名义的茶会让英国人将许多时间都花费在饮茶过程中。这样的生活虽然在英国出现不过几百年，却让英国文学家对茶衍生出浓烈的感情，茶文化更是深深融入到英文文学当中，出现在各种文学著作之中，成为英国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为英语文学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更是展现了茶文化在英国的重要地位。 作者：王新灵 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活动与旅游文化建设探索 一、旅游文化渗透于旅游的全过程 渗透于吃、住、行、游、购、娱等诸多旅游要素之中。文学、艺术，也属于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形式，如小说、散文、诗词、楹联以及戏剧、音乐、电影、绘画、书法等，在旅游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独有的功效。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对于促进罗平旅游文化建设，提升罗平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特殊作用。罗平县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支持和关心文学艺术活动，致力扶持、培养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罗平作家、艺术家们创作的文学精品，丰富了罗平旅游的文化含量，提升了罗平旅游文化的品位。与曲靖其它各县市相比，罗平是曲靖文学艺术的高地，已经形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传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罗平的文学艺术活动十分活跃，文坛盛事不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屡获殊荣。罗平文学既有领军人物，如县文联主席何晓坤，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诗人，著作丰厚，新作不断;也有群体性力量，罗平县文联旗下的文学期刊《多依河》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展示身手的平台，并培养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作家、诗人。罗平本土作家、诗人，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罗平县文联连年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如《罗平文学艺术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十卷本，与旅游文化和地方文化相关联的就有《罗平景区优秀楹联选》、《走进罗平》、《罗平风情录》、《罗平景区景点传说》等4本。近期，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迤东诗丛》首发，而且召开了研讨会。《迤东诗丛》一共5本:《空杯子》(彭翕霖著)、《行云流水》(马绍稳著)、《叶脉诗丛》(罗光茂著)、《荒芜与安宁》(九光著)、《我看见太阳》(张诚著)。《迤东诗丛》的出版，是近年来罗平诗歌创作成绩的一次集体性展示，也是对罗平文学百家齐放的未来的展望和期许。在罗平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搜集整理方面，尤其是对罗平布依族文化的搜集、整理、研究，扎实推进，成效斐然，《罗平旅游文化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其中就有一本《云南布依族文化研究论文选》。近年，《罗平文苑》网站开通;罗平文学艺术馆开馆;云南省文学创作基地、摄影创作基地落户罗平。在影、视、剧等多媒体艺术方面，依托罗平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秀丽山水，先后已有《翠火》、《大学生村官》、《多彩季节》、《千机变》、《翠香》、《纪委书记》等多部电影(电视剧)在罗平拍摄。尤其《布依姑娘》，就是第一部反映罗平本土民族特色的电影。 二、罗平旅游文化，必须要内涵罗平的地方性、民俗性、民族性等因素 也就是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性完美融合，旅游文化才具备独特性和生命力。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罗平的自然景观、风俗人情以及时代社会变迁，起到了旅游开发的部分作用。但是，罗平旅游文化建设，罗平文学艺术，还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即旅游文学的研究、整理、开发、创作。中国文学有旅游文学的优秀传统，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游记，有很多就是千古名篇，现当代的很多关于风景名胜的篇什，也已经成为文学经典，旅游文学自古至今，就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一个类型，而且非常繁荣、发达。旅游活动产生旅游文学，而旅游文学又深化了旅游文化，促进了旅游发展，旅游文学本身也就具有了旅游资源的属性，对景点具有文化渲染和包装开发作用，对游客的旅游动机是一种强大的驱动。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发展，建设旅游文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即旅游文学成了旅游景观的免费广告，是促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重要载体，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潜在的游客，而且，这种影响完全可能是久远的。从这方面的意义而言，罗平旅游文学才开始起步，是罗平文学艺术的不足之处，也是罗平旅游文化的短板，因而也就大有文章可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大力度塑造排他的、独特的，具有罗平气派的旅游文学。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只要定位准确，群策群力，合理规划，集中优势创作资源，罗平旅游文学的空间十分宽广，既然已在路上，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够产生可观的成果，重要的一点是，打造精品，持续发展。积淀深厚的罗平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罗平文学艺术活动，生机勃勃的罗平文学艺术创作，发展中的罗平旅游文学，在推进罗平“文化大县”建设，提升罗平旅游文化内涵，提高罗平旅游的知名度，促进罗平旅游事业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大有可为。 作者：蔡焱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式当代文学性观念分析 （一）将文学性引向消费化、娱乐化 中国式当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学性已经逐渐向现实展示一种特有的文学视野，且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引领下与当代生活方式实现统一，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消费文学、网络文学等具有更强的消费性与娱乐性。消费文学与网络文学不但是一种新型文学形式，也可以为人们带来新式文化体验。消费化与娱乐化的文学性体现了文学对于当代生活中新感觉、新品味的追求，同时也适应了现代人构建标新立异式生活的需求，从而使现实生活变得具有艺术化。另一方面，文学性的消费化不仅是生产形式、生产结果，同样也反映了文化的符号性。消费文化出现后，人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文学发生深度连接的桥梁。此外，当代人在理解文学性时，也会受到现实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生活体验中，对文学性的理解也更倾向于消费化、娱乐化。在这样的文学性观念影响下，文学性将可能会逐渐失去统一性、自足性的立场，但同时也使文学性在现实中的研究领域实现了扩大化，审美体验、文学体验不仅仅局限于符号性与情感性，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就为当代文学性观念的重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 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在体验文学性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媒介，互动性体验、多向交流体验或双向交流体验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再加上信息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也使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非经典化、大众化及个体化，因此文学性可以得到多种体验。在当代文学中，网络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学而言，网络文学体验逐渐拉近了文学性与阅读性之间的距离，并进一步解开了文学性神秘的面纱，使文学性逐渐成为文学艺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及文学艺术生命活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与文学市场的不断延伸也逐渐将文学性的东西转变为一种享受性明显的载体，这就可能造成传统式文学性中的精英意识、经典意识被逐渐削弱。当精英意识与经典意识被削弱时，就会对文学性知识的重构带来许多难题。为了避免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性意识被不断弱化，则需要高度警惕当代中国文学中娱乐性文学观念不断蔓延的趋势，以避免因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而造成文学性变为娱乐性，并由此阻止文学彻底沦为一种社会需要的商品，保证文学具有一定的审美性、情感性及符号性。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学性是文学艺术得以存活与发展的根基，深入探讨当代文学所具有的文学性有助于建立起批评及褒奖当代文学艺术的准绳。如中国式当代文学缺乏一定的问题性与批判性，则可能难以产生具有启示性或独创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难以保证当代文学可以在世界文学中独占一席之地。 作者：康小红 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典园林的文学艺术研讨 园林的文学形式一般以诗、词、曲、赋、散文等诗文形式，为园林、景区甚至一草一木题名，并撰写丰富多彩的楹联。创作者往往通过园林中的匾额、楹联、题写诗词歌赋等来直接衬托出相应风景的意境，而很多园林也会加入一些与园林相关的文学、绘画、书法、理论等创作，借此更好地表现园林的文学艺术气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会穿插一些以景寓情、以景怡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来增加园林的无形的“意境”及内涵。让游园的人在游览园林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园林所包含着的“诗情”，所包含着的“画意”。因此，不仅仅文学是对园林的反映，园林同时也是对文学的表现，文学与园林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园林文学艺术的发展 我国的园林文学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时代的《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是最早的园林文学。《诗经》中早有关于“囿”的记载。而在我国关于园林的赋中，必须要提的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杜牧的《阿房宫赋》，从水景、石景、植物、动物以及建筑等多个方面表现了当时园林设计的巧妙。还有很多园林的散记，比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唐代白居易的《冷泉亭记》以及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将人、景、物紧紧结合，表达高超的思想境界。例如，在东晋大文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人们向往的人间仙境，对造园艺术和文学发展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 到了元、明、清，中国的园林文学已经发展到了精益求精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很多文人都在自己的剧曲作品中通过写园林写景色来抒发一些咏史、叹世、怀才不遇的情怀［3］。在元朝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曲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中，通过秋天、西风、瘦马、老树、枯藤描写得萧瑟来呈现出羁旅荒郊的凄凉。 到了明清时候，已经将造园工艺和文学艺术的融合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在很多的文人作品当中都是可以见到，例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等。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园林的布局、园林的题名及园林的诗赋等都融入了特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综上所述，古典园林从构园、造园到题园、咏园，都是与园林文学紧紧相随的，因此，古典园林的发展与园林文学的发展相随相伴的。另外，通过园林中景物的题咏，使得游园的人们不仅欣赏到园林的美景，更能感悟到造园者赋予景物的思想内涵。 文学艺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应用 （一）成景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独到的匾额、优美的楹联、精湛的书法篆刻。我国古典园林也多是主题园林，多以典故和内涵来突出园林的主题。例如清代初期文学家张岱的园子，取名为“不二斋”。而在古代“，斋”代表园子不大，比较小，而“不二”二字主要是指“可以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法门”之意。另外有一些园子的面积比较小，常常取名为“残粒园”、“寸园”“、半园”“、芥子园”或者“壶中天地”等，也常常暗含主人家淡泊名利、闲情逸致的超脱性情。这些标题往往有画龙点睛的功效，主人家需要很用心才能确定园名。而对于游园的人来说，首先要通晓这其中的意义，才能够很好地欣赏园内的景观，通晓主人的用意。也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十七回中道出了书画在构园造景中的重要性———“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在我国古典园林中，随着骈文和律诗的发展，楹联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同时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文学艺术形式［4］。古典园林中的楹联丰富多彩，从一字一音一义中反映人们的认识和客观规律，以及一些亘古不变的哲理。一般由古典诗文的对偶以及押韵演化而来的楹联，它在内容上不仅引入了类似诗词曲赋等的长处，而且往往从形式上表现出对仗工整，把散文的气势与韵文的韵律很好地配合在一起。如我们熟识的位于苏州古城的“拙政园”，在它的“雪香云蔚亭”中有一副对联写道“蝉噪林更静，鸟鸣山更幽”。又比如扬州瘦西湖月观中一副楹联为“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再有就是有名的回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使人读起来连绵不绝，柔情尽洒。此外，这些楹联和匾额不仅文字隽永、文书美妙，而且意寓深远、情境含蓄。园主也往往通过文字和书法来点明景点的精华，抒发自己的情怀。而在我国古典的园林中，篆、隶、草、行、楷五大类书体都有，每种书法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使得两者相得益彰。 （二）点景 点景往往以最凝练的词或字来点出景点的环境特征、景观境界［5］。古典园林非常重视意境，至今还保留的古典园林不少，比如苏州的“网师园”和扬州的“个园”。网师园一开始是由南宋文人史正志兴建的，到了清代由宋宗元将网师园买下并重建。宋宗元自比为渔人，号网师并以此号来为花园命名。因为网师有“渔隐”的含义，都有归隐的意思，因此园内的格局布置和题名都带有很浓的隐逸情怀。盐商黄应泰在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个园，因为黄应泰本人喜欢竹子，借鉴了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意，在个园中种植了很多的竹子。另外，个园的“个”字就是“竹”字的一半，以表现竹子的坚贞不屈。 （三）拓景 拓景点出了园林的主题和景色意境，但是为了增加园林对主人思想感情的表现和寄托，往往需要发挥联想、想象来扩大意境表达的外延。通过借助诗词、散曲、匾额等文学形式来营造中国古典园林的深邃意境，并以此丰富其思想内涵。 总而言之，在营造园林的情境中，以题名、楹联、诗歌、散文等园林文学发挥园林景观的神韵。园林的意境与文学的意境通过园林与文学的相互融合来达到最佳的统一。文学与造园二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此情、此景表达得淋漓尽致。（本文作者：王义兵 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代文学艺术审美研究 一、审美惊奇的文字学考察 拨开历史的风尘迷雾，汉字的象形和会意显示出直逼本相的简洁与明快。《说文解字》解释惊(驚):“驚，马骇也。从马敬声。”所谓“马骇也”，意为马因害怕而受惊鸣叫或狂奔不受控制，也可以聚焦于马受惊而扬蹄欲奔的刹那。无论是鸡犬相斗，还是老虎和熊举起前爪要扑人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动作，①这一时刻画面感极强(莱辛认为，画家表现动作应选择发展顶点前的那一顷刻，这一顷刻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可以让想象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另外，汉字符号“驚”本身也浓缩了马腾空而起将欲狂奔的这一极富张力的动作画面，体现了汉字画、形、意相通的特点。《说文》释“奇”为:“奇，異也。不群之谓，一曰不耦。从大从可，会意。”这里有几点可以注意，其一是“不群之谓”，即不同凡响，奇异超群;其二是“一曰不耦”，此处“奇”与“偶”相对，本意为“奇特、奇异”，无可与之相匹配之物;其三为“从大从可”，可解释为“大可”，现代汉语里称之“非同小可”，本义是奇异、特出之物;最后，“奇”可释为“珍奇”、“稀奇”，言珍贵罕见之物，可训“珍”。 《说文》云:“珍，宝也”;“宝，珍也”，本意指珠玉等宝物，皆指有罕见价值而受到追逐和珍爱。可见，无论哪种说法都透露着“奇”(不凡)超越“常”(一般)的品质，泛指一切奇特、异乎寻常的人或事物。由此，“惊奇”可释作“为奇所惊或因奇而惊”，诉诸审美活动，即是“为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或因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谓之“审美惊奇”，它通常是指主体心理的审美效果而言，是一般美感的极致状态，可称之为“极度美感”。以上是在探究“惊”、“奇”本义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可以训“奇”的一些汉字的研究，解读其背后潜伏的共通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何以能引起主体的惊奇美感。研究表明，审美主体能从象征着珍奇、稀有、罕见、奇特、奇异、神奇等特征的非常态事物中获得审美感受。当然，同“珍”(怪)或“奇”(异)之于审美惊奇一样，相近的还有“新”、“变”。两者无论作为名词抑或动词，都有引发主体审美惊奇的潜能。但是，“新”不等于“奇”，“创新”也不等于“创奇”;“变”亦非一定指向“奇”。“新”、“变”提供了惊奇之美产生的可能，它们之于审美惊奇的产生是或然性的而非必然性的。 二、审美惊奇的重要构成因素———至大至刚 对“至大至刚”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构成因素，也不是具有“至大至刚”特点的文本都能带来审美惊奇，因为这和主体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但从审美效果角度看，“至大至刚”在引起审美惊奇时最为明显和常见。作为一种有独特内涵的审美原则，审美惊奇也反映了以古老的诗性智慧为根基的思维方式的深层要求，因此，与“自然”、“雄浑”等范畴一样，贯穿了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并在漫长的迁变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丰富与发展。从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也约略可以窥见这一古老审美原则愈发明晰的演变轨迹。对“奇文郁起”的屈原，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又说，“《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心雕龙•辨骚》)因此屈原的《楚辞》为我国古代的审美惊奇观念赋予了奇伟瑰丽的形式美特征。审美惊奇在“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汉赋里有更精彩的表现，仅以枚乘《七发》为例:“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此天下怪异诡观也。”观涛为《七发》中著名的一段，涛形雄奇奔放，雷奔云走、铿锵镗踏，让人目不暇接，魂驰魄荡，冲击力极强;且文字里夹杂着许多难读字体，表现极其奇异、诡谲，具有陌生化特征，延长了理解和感知的时间，增强了语言的弹性和审美表现力;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排比的运用，使文章气势不凡，一泻而下，审美主体的直觉能力也得以全面张扬;显示了极为摄人魂魄、动人心弦的心理震颤特点。 一般而言，以“至大至刚”为构成要素的审美惊奇多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与我们的生命相遇，这瞬间的震撼与迷狂、灵感与兴象，万千齐发，伴随着生命的狂喜与激荡，如此真实、又如此难以把捉，如此短暂、又如此执拗地盘踞在我们心中，每每想起，总不免让人怦然心动。它是惊心动魄的审美强音，在美感经验的制高点与我们的生命不期而遇。然而，人类的审美感知并不是数学中的某个常数，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审美经验的不断增加而发展变化，文学艺术提供给参与审美活动者的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审美经验里，发现并重新建构新的审美心理图式。审美主体调动已有的审美心理图式，置于当下的审美经验里，过滤掉芜杂、散乱、废旧的信息残留，重新加工、整合，形成新的认知体系和审美心理图式，以全新的姿态向未来时间沉潜，通过反思与重构，为审美惊奇的再次发生创造可能。 三、审美惊奇的连续性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中，审美惊奇理论表现了一定的连续性。“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段话常被用来阐释“诗”与“情”、“志”的关系，即通常所谓“诗言志”和“诗缘情”，也有学者用以把握“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①笔者认为，《毛诗序》的这段文字可谓生动、准确地描述了审美惊奇发生的全过程，并且几乎调动了与审美主体相关的各种要素。其中包括“情”、“志”、“心”等精神因素，还包括了“言”、“手”、“足”等物质因素，在紧张剧烈的心理体验中，尽可能地运用多种载体来呈现审美主体所能经验到的极致美感状态。朱光潜认为:“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②此话洞见甚深。应该注意到，这56个字，以情感为动因和主线展现了一个逐层递进的链条: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诗。“志”在心中不安游走，具有要求实现自我的言说冲动;“情动”是审美活动开始的契机也是终极动因，要求审美活动持续进行;“言”是物质载体，要求符号化的情感表达;“嗟叹”诉诸声音，彰显了“言”的局限性;“永歌”是自然之声向审美之音的提升，开始了美感的具体化;“舞蹈”是肢体的符号语言，借助有节奏的肉身的旋转、跳跃、飞腾，实现了审美活动由“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到“声、乐、舞”一体的完整表达。至此，审美惊奇全面呈现，表现为手舞足蹈的忘情狂欢;此过程付诸文字，“诗”便真正产生。即由“声、乐、舞”转变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交响合鸣，审美惊奇的符号化据此诞生，而此符号化也恰恰见证了审美惊奇的激荡表达。历代有关审美惊奇的论述较多，仅举两例如下:“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公诗，文体多，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方东树《昭昧詹言》)以上两例，或作为创作的艺术理想追求，或作为评鉴的艺术价值标准，都对审美的惊奇效果给予很好的描述与论断。这种极致美感给审美主、客体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是不易企及的审美标准，散发着不同流俗的审美之魅。显然，引文都很好地表达了审美惊奇应有的属性，也显示了审美惊奇理论的连续性。 审美惊奇是审美心理体验的极致状态，这也决定了惊奇美感体验具备审美体验的一般特征，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审美心理效果等有所差别而已。从美和奇异之美或惊奇之美的关系而言，惊奇之美是美的高级形式或极致状态。这说明惊奇之美首先是美的一种，在心理效果上，审美惊奇是一种极度美感，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对惊奇之美的体验，某种程度上可喻为审美的“接着讲”。综上所述，审美惊奇不同于一般审美，无论是思想内容(如立意、题材等)还是表现形式，都对文学艺术文本要求甚高，同时亦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经验密切相关。在审美惊奇中，个体生命暂时摆脱了庸常与烦闷，获得惊奇美感体验的补偿，这使之不断保有对审美惊奇的探求与追问，并在对惊奇的思慕和对庸常的反抗中，体验到审美惊奇而倍觉安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惊奇，也亦因此永恒之思而多姿多彩。主体辗转于永不停息的追问之中，这不但是审美惊奇理论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其所以存在之原因。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对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作用 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因此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将大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现代社会的需求。文学艺术对于人们情感、道德、智慧、品格、审美等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将文学艺术运用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促进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张赣 单位：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探究 一、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实践 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起端于2003年，2005年承接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个试点项目”为标志，拉开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建设的序幕，已形成了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格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 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领导协调、专家咨询、保护研究三方面形成了区、地、县三级系统化的工作机制。同时，于2008年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在文化厅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当前，除自治区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并新增了7个全额事业编制外，新疆已有90％的地州、县（市）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截止到2009年底，新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已达557人。 （二）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 首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级文化部门投入本系统人员1896人并吸收社会力量9063人参与，经过三年的全面普查，获得阶段性普查成果3772项，初步掌握了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基本情况。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新疆已形成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世界级3项，国家级70项，自治区级293项，地（州、市）级535项、县（市）级2480项。13个世居民族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国家级和自治区保护名录。2012年计划建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名录项目”，实施分类保护。再者，注重扶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新疆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7名（共3批），中央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8000元；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427人（共3批），自治区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3600元。各县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共登记各民族传承人17483人，给予一定的传承补贴。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和对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的考核机制，贯彻落实权利义务和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各民族优秀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充分调动了他们传承、教习的积极性。最后，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道。以维吾尔木卡姆的保护传承为重点，逐步开拓了五种传承通道。一是坚持原生态传承，统一规划建设10个木卡姆传承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3个，4个在建，实行民间艺人就地传习、教学、展示；二是专业传承，积极支持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做好维吾尔木卡姆的收集、整理、规范、展示等工作；三是文本传承，《十二木卡姆》已有3个版本，《哈密木卡姆》已有2个版本，《吐鲁番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各有一个版本出版，经过深入研究，还将出版更为完整、严谨的木卡姆版本以传之后世；四是教育传承，区内有关大专院校开办维吾尔木卡姆传承班、招收木卡姆专业研究生，编写维吾尔木卡姆的普及型乡土教材，推动其进校园、进课堂；五是多媒体传承，出版有关维吾尔木卡姆的多种图书和音像制品，编制《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数据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传播 由新疆艺术研究所和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头编撰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新疆卷》“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出版面世，该套志书始于1985年，历时24年，是全面搜集、整理新疆各民族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浩大工程的标志。此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等陆续面世，2012年“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正式启动。从2006年起每年“文化遗产日”系列展示活动、“新疆民间文化艺术节”、“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首届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全国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依据“十二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拟在新疆13个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街区、村落或特定区域，建立莎车县“维吾尔木卡姆生态保护区”、布尔津县“哈萨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等4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强在地整体性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活态传承和发展。 （五）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2011年吾库萨克乡热合曼•阿布都拉传习所———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列为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2年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举办了“2012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成果展”。目前正在落实设立4个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实验区，推进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产业发展、文艺创作繁荣，促进其在民间的保护和活态传承。① 二、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实践 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给予立法保护始于1985年1月1日文化部颁布实施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立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目前拥有“新疆美术工艺大师”126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名。1991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其间国家版权局曾于1997年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2012年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进程被列为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同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列入“开展‘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项目，将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内容纳入中国民间文艺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形成可操作的中国民间文学数据库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工作措施。我国2004年8月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国务院先后颁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并于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制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体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8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施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法制轨道。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2010年4月19日新疆颁布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加强传统知识、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促进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发展被列为专项任务，以知识产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成为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新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和新疆地理标志保护等地方性法规及政府文件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2011～2015）的工作措施。 三、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司法保护实践 新疆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所引发的典型纠纷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积累了有益的司法实践判例。 （一）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纠纷 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之争引发人们的关注最早要追溯到“西部歌王”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版权纠纷，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纠纷。1992年王洛宾在台湾与晏茜茜女士签订协议，将《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十首民歌作为个人的著作财产由台商买断。期间王洛宾指控罗大佑推出的《情歌纪念日》专辑，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和署名权。罗大佑就此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通过学术界、音乐界、文化界和法学界弄清这些“根本是民族遗产的新疆民谣，究竟版权归属什么人”。此事件在音乐界引起一片哗然，在西部也引发了许多关注。1994年《人民音乐》从第6期开始开辟专栏，展开了持续一年针对王洛宾和西部民歌版权的讨论。 （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著作权纠纷 代表案件之一是关于王洛宾多曲民歌权利归属问题出现的多起案件。在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哈力旦•乌甫江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涉案歌曲《高高的白杨》经过鉴定与原告《我的花园多美丽》的曲调在音高组织、旋律骨干音及旋法节奏形式、句式结构等主要方面基本相同，在节拍形式、具体的润腔及结构细部有所差别。两首歌曲中曲调的母体均源自同一首维吾尔民歌，只是歌词不同而已，因而无法认定《高高的白杨》是由原告作品改编而成的作品。因此，在王洛宾生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能被确认为侵权作品的情况下，王洛宾应享有《高高的白杨》的著作权。①代表案件之二是万志民诉葛顺中等侵犯著作权案。歌曲《相爱》是原告万志民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整理后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司法实践认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一方面归属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但为促进民歌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应允许公众对民歌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被告进行改编不需经过原告许可，形成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的作品著作权应归有独创性贡献的葛顺中。判决多次提及两首歌曲改编自民间艺术作品，在署名上仍应注明民间艺术作品的来源。② （三）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纠纷 新疆近年来民间文学艺术标示纠纷以“刀郎”之争为最。首先是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诉罗林侵犯著作权及姓名权纠纷案，受理法院认为：尽管“刀郎”一词具有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等含义，但因罗林以艺名方式推出其歌曲作品为公众所认知，“刀郎”一词不仅带有原有含义而且亦兼具“演唱者罗林”的特定署名含义。飞乐影视制品公司与潘晓峰专辑在其包装上标示演唱者时，弱化使用“西域”，突出放大“刀郎”，构成对罗林“刀郎”艺名的使用和演唱者身份的假冒，侵犯了罗林的作品署名权和表演者权。③此后的“刀郎”商标被热注成为酒、刀具和服装类商标，早先被注册为酒类商标的“刀郎”商标行情看涨，据称将以3000万元的底价拍卖。④“刀郎舞之乡”新疆阿瓦提县县委宣传部注册了daolang．cn、“刀郎”等近10个域名。⑤类似的争议还有“木卡姆”注册商标专用权⑥以及“阿凡提”注册商标纠纷案等。⑦ 四、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制约评析 从行政、立法和司法来看，对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行政保护方面，新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框架下，扎实推进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传承体系的建立健全，遗产整理与传播以及生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的推进。在立法保护方面，新疆在全国列位于较早开展地方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省区，开辟了我国专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省级地方单项立法的首例，并首创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地方立法保护的初步尝试。在司法保护方面，新疆多起相关案件，既有较为普遍的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权利案件，更有全国首例民间文学艺术纠纷案件，在司法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有益的判例作用。通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现状，可见一条这样分明的脉络：法制层面从国家到地方，《著作权法》第6条勾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路径，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第22条“利用木卡姆艺术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应当依法保护木卡姆艺术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并尊重木卡姆艺术传统样式和特定习俗，不得对其歪曲、滥用”的规定首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立法尝试。但这两条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法规与之配套，其实际的法制效用是非常有限的。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现有民事法律机制架构实际就是一部国家法律和一个地方条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的法制依据，从《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均是行政法规。行政立法保护与行政政策的保护是互为因果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与立法保护实际是在同一行政法律机制架构下展开运行的。而在司法实践层面，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属异议关乎的都是知识产权制度：除了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可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的条款之外，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元素在“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未出台之前事实上处于民事法律调整视阈之外，充其量依托极特殊个案判例，①或现有可援引的法条来展开运行，而后者方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本体。由此，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呈现出法制层面事实上的不均衡、法制与司法事实上的脱节：行政法律机制丰沛而民事法律机制单薄；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面临大量的民事案件无法可依，现行法律捉襟见肘的局面。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事实上遭到了忽视。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这种状况也正是我国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五、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出路探析 文化的本质使民间文学艺术既是精神智力文化、又是经济文化、也是政治文化，这客观需要将其视为文化人权与主权，也需要将其视为经济产权；民间性使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客观需要将其视为公共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维持族群与其文化间的互力，维持族群与其他文化利用者之间良好互补，客观需要将其视为群体私益。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交织客观决定了保护机制的非单一性出路。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机制是以市场为环境的交易制度保障，以权属的厘清为市场行为的基本前提，遵循市场法则并呈现市场调节的特点。其优势在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注重激励、自发淘汰，形成微观经济体的竞争活力；其劣势在于利益至上、两级分化、宏观失调。民间文学艺术是体现价值创造和精神需要的智力成果，凝结着民族的价值、信仰，传递着民族的历史、知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灵魂，实际上无法也难以以市场价值来衡量其价值。①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位一体权利；其主体二元统一，体现出浓重的公共品格；民间文学艺术的族群人权性要求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私权与人权协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意义从族群生存发展需要，扩展到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关系国家的文化安全乃至政治安全。这与产权机制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行政保护机制高效、统筹、均衡的特点，能对市场机制实行有效互补，方能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利用优势资源后发赶超，增强文化软实力。行政法律机制是借助行政法规与行政政策，将管理者宏观目标通过被管理者贯彻落实。以国家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遵循政府管理法则并显现宏观调控的特点。其优势在于总量控制、调节分化，形成宏观经济环境的健康；其劣势在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指导滞后，导致活力不足。在新疆实地调研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行政法律机制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卓著成效的巨大推手，其效用持久与政策力度成正比，这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投入荷载是严峻考验。行政法律机制外在的善意在极大提升族群文化自尊自信的同时，族群自身应对环境的能力建设依旧滞后，这种差距使族群总体缺位于主动的文化保护和促进，并引发文化传承内核虚化、文化开发内涵空化。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第一，当前法律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主体仅涉及到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普通传承人、民间文学艺术族群主体的权利搁置，这在实践中已经引发矛盾纠纷，削弱了族群成员个体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第二，整理者的权利义务缺乏相应规定导致争端；第三，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新创作对原作品与素材的权利尊重问题；第四，商业性演出以及改编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歪曲、不当使用造成精神伤害问题；第五，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获益有限，主体缺位难以实现对保护利用的有效监督；第六，跨境共有民间文学艺术申报与归属问题。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缺乏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认定，尚未建立相关群体、个体传承人与再创作者之间合理利益分享机制，尚未设置保障公众使用的权益机制。而这些正是知识产权机制努力的方向。无独有偶，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重要的两个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的相关立法活动，表现了在探索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侧重点发生变化和保护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走向民事法律机制的私法保护与行政法律机制的公法保护二位一体的进路。WIPO于2000年成立了专门机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WIPO－IGC），其工作主要围绕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等三个主体展开。着手探讨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推动各国相关立法，继续发挥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主导作用。UNESCO所辖的诸如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行了有益探讨，发动了超越WTO体制的“软法”造法活动：一是颁布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二是鼓励各国尽可能利用《知识产权协定》的弹性条款和开放性条款，在协定的“总轮廓之内型塑权利和权力的结构”，“以满足缔约方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政策目标”。②先后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国际社会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行动框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①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私人产权，这即是WIPO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文化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集体文化权利，这即是UNESCO的非知识产权保护模式。WIPO主张的著作权或专有权，都是授权性的保护措施，即是以赋予产权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提供保护。UNESCO在其公约中所提出的“保护”，包括“保存”、“维护”和“加强”等9种方式方法，主要是行政性的保护措施，即是国家从文化主权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两种保护方法分属于民事法律机制和行政法律机制的不同领域。②回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轨迹与现状，也是这种需要和进路的翻版，这与民间文学艺术非实现国际保护不能成就其真正保护不无关联。概观国际、国内保护脉路，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综合保护、全球协调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必经出路。 综上，就一国国内法而言，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应采用二位一体的综合保护模式，即公法与私法结合，行政法律制度与民事法律制度结合的保护模式。在立法操作上，由于法律属性的区别，可以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一部行政法律制度统领下，同时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客体的属性分别建立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民事法律制度。以民事法律制度注入私权动力，以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利益均衡，实现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互补，私权与人权的统一。民间文学艺术综合保护机制在不同阶段的倚重点是有区别的。就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来看，存续是第一要务，法律保护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存续，而不是明晰产权，激励发展。因此法律制度保护的路径，首先是通过政府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存续保护，这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前提基础。其后才是民事法律制度发展保护的逐步介入和深入，最终走向以存在推动发展，以产权激励发展，以发展促进生存，提升综合法律制度保护机制，培育民间文学艺术自身“造血”功能，促进和实现民间文学艺术自主良性发展。应当客观看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寄托于它所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善良的意愿，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间文学艺术会在与生产方式的互动中实现新陈代谢，那些失去依存环境的部分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那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部分将会被不断地再创造。 作者：吕睿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工农兵文学艺术奉献 由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到的赞扬和贬否都最为激烈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赞扬它的人，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从政治着眼的，如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1]。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在政治的语境中，给某些作品以艺术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对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旗谱》评价说：“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贬否它的人，则从“”开始至今21世纪，尚且抛开“”时期不说，即就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3]当今，因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这样一来，似乎工农兵文学只有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当然，这是指文学不应追求的政治宣传“价值”），而缺失艺术价值。因此，一个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绵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究竟有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站在21世纪今天的时间点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几十年前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的整体，准确地评价它的艺术价值，进而确定它的文学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这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在探讨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之前，必须弄清工农兵文学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工农兵文学，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且要表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另一种是“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4]笔者在谈论工农兵文学时，又曾经指出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建国前阶段、中期的建国后至“”前阶段和后期的“”阶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论述一下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二是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由于文学（此指书面文学）是一种以文字表达能力为基础的精神活动，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底层民众极为有限，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底层民众作者是极少的。同时又由于文学作品对作者生活体验的依赖，所以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也是以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我国封建时代的市井小说就是如此，西方那些粗俗文艺亦是如此。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表现工农兵群众”[6]59，这“工农兵群众”就是指底层民众。所谓“表现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但又不止这些，因为这“表现”是可以持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感情的，为此，又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6]49，“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52，这实际上是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来审察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要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来表现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当然，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眼光”是指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实际上是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眼光，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觉悟了的、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思想感情。而进一步说，所表现的就是底层民众自己感受到的、表现底层民众自己利益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底层民众自己表现自己。我们看看，不但是赵树理小说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就是建国后《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其他众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小说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思想感情来审察、来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的，所以才会有对二诸葛、三仙姑阻挠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不满和反叛；《红旗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所以才会有作品对朱老忠们的赞颂；《创业史》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情怀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和描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所以才会有对梁三老汉的怨艾和惋叹。同样，正是因为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为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50、60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准《李双双小传》（1960）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表现底层民众的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只不过是些原本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直接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书面文学，不用说古代极少，就是有，如《水浒传》也不具有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生活的，所以才会认为造反的农民必须招安。再比如对于李逵的描写，既写他的造反，同时又以把玩、嘲笑的心态写他的鲁莽，这都是缺少底层民众思想感情的结果。看看世界文学，哪里会有以底层民众的情怀来审视和表现民众生活的作品呢？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描写农民的作品，都是以上层社会的眼光来审视的，如《堂吉诃德》所写的桑丘，他的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是饱含着作者对他的嘲笑和嫌弃的，这和农民自己的情感不同。所以，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农兵文学的内容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多样性应该是它重要的特征。而工农兵文学的这种以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情感来审察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范式，就不但为中国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新的内容样式，是为世界文学已有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三是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在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强调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在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6]147还说：“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6]15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6]153应该说，此前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但是在1951年，他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又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43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6]158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风格可以多样化的意思。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他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是要求工农兵文学作品，既要有个人风格，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族风格。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就文学而言，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口味是很不相同的，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是遭到蔑视和鄙视的，因而也是遭到压制的。因此，中庸性质的“平和、雅致”就成为上层社会的作风和气派。那么，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底是指底层民众的，还是指上层社会的呢？当然是指底层民众即工农兵群众的。因为特别的强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一再提醒文艺工作者要重视工农兵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6]93，以及秧歌、春联、年画[6]107，这些都说明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喜好为准则，是大众视角下的，不是以上层社会视角下的作风和气派。所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是指民族化，又是指大众化。换言之，即大众的民族化。 还是回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作家个人风格的统一问题上来。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工农兵文学作品，赵树理小说的朴实、平易和大西北的泥土味，是他的个人风格，而这又是工农兵群众的平朴、通达、亲切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具体体现；周立波《暴风骤雨》所表现出来的激越、豪爽和幽默感，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然而其中又表现出亲近土地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作风和气派。孙犁《荷花淀》等作品表现出来的沉静、优美、充满诗意的个人风格，也透露出中国民众追求安定、和谐生活的作风和气派；同样，梁斌《红旗谱》的大气磅礴也表现出中国民众的豪情；柳青《创业史》所表现出来的稳健、沉静风格也表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平稳、宽宏的气韵。强调个人风格，这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历代的文论家们都十分注重对作家风格的推崇，并以对作家风格的认识作为他的学术眼光的标识。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古代的文论并不十分强调中国的民族风格。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大一统”[7]42。民族风格本已存在，所以没有必要强调；而西方国家地缘并不那么广阔，国家之间来往频繁，“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以及丹麦、西班牙等国在相当久远的年代，彼此间的文化就开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7]1，因此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突出，由此，也就不可能强调各个国家的民族风格。同时由于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之后，就强调个性解放，极为重视个人的权利和特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极为注重表现作家的个人特点。而又由于西方特别重视思维，注重哲学，所以在文学作品中重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的独特感悟和作品的哲学意蕴。相比之下，对于作家个人的风格，并不那么强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工农兵文学这一民族风格和作家个人风格统一的风格式样，都显得非常特别。试问，赵树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有哪一部像是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或者《水浒传》？《水浒传》虽然由其情节、结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平朴是大众化的民族风格，但作品所写的造反者们对宋江的意见既想不通而又照办，唯“好官”、“兄弟”宋江是从，宁愿含冤负屈的思想作风，以及全书所表现出来的含混不清的混沌氛围，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豪爽、通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相违，和《红旗谱》所表现出来的坚韧而奋勇向前的气势大相径庭。而《王贵与李香香》既与李白、杜甫诗歌不同，也与白居易诗不同。白居易的叙事诗如《卖炭翁》，其语言的平易、朴实，固然有大众化的民族风格的成分，但其居高临下的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哀怨和愁丝难断的心境，这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追求正义、豁达勇猛的民族气派不同，与《王贵与李香香》所表现出来的虽然屡陷困境却勇往直前的气概有别。与国外相比，应该说，西方无论哪一个作家，其风格都不是大众化的个人风格。所以从世界范围看，工农兵文学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民族化、大众化统一的文学风格式样。 上面所谈的是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不但是从横向（世界）着眼，而且是从纵向（历史）着眼的。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工农兵文学都是非常独特的。作为学术界，不能以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派的眼光来看待它，也不能以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它。因为它并不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也不是中国古典文学。它就是它，不是别的什么。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同于前苏联文学的政治斗争文学。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它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才使它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独特的艺术贡献。世界文学应该是多元的，既然西方可以有各种“主义”的文学，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独特的政治斗争文学呢？在谈论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时，笔者同时也认为，它存在着好些文学方面的失误，形成了以故事情节诠释公众意识的模式，导致了文学的浅露化和趋同化；对个人独特情感的轻视与漠视，减弱了情感的震撼力和作品的感染力；把思想引导变为行政领导，影响了文学的自由度等等。而这种失误，也是独特的。当今学术界的好些人正是以此为依据，对它作彻底的否定。只看失误，不看贡献，笔者认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现代性及分期 当前人们所讨论的关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忽略了其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新时代的背景下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应该立足于现代性的“地面”等客观问题之上，人的现代性生存体验是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现代性指的是人的生存体验感受，而文学现代性的分期我们可以将其划分成为现代1和现代2两种意识形态。 一、文学的现代性 (一)文学现代性的“地面”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话题已经成为时下我们讨论的热点。无论在论文答辩，还是现代文学、文艺学专业的论文题目当中都涉及了许多关于文学现代性的问题。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现代性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而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与此同时现代性通向文学的桥梁在何处。文学史通过语言描述的方式，形象生动而又具体地向我们阐述了现代性的客观意义，这属于思维层面的问题。文学现代性拥有着独特的审视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方式。深入地说，笔者认为，文学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体验，也就是人对于他所生存环境的一种敏锐和特殊的直觉。文学创作来自于生活，是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的感悟和体验的呈现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桥梁。这里所提及的体验，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思维模式不同，不是我们心理学意义上的思想和心理行为过程，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体验中所产生的包括感受、情感、欲望、想象、幻想和理智的统一结合体，贯穿了整个人的生存直觉思维方式，是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过程。就是这种现代性的体验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地面，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性的思想、理念、情感和艺术审美方式和特点。我们在对文学现代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能够回避的，首先，要深刻认识到现代性并不仅仅只是精英人物的现代性体验过程，而是属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现代性特征。其次，现代性并不仅仅局限在思想的层面上，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累积，是人类整个生存方式的现代性。 (二)文学现代性的基调 思考文学现代性体验可以为现代性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更加严谨和系统的思维模式和参照系。从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环境来看，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主要指的是由于全球性和地方性共生境遇的演变和生成过程而产生的，也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全球地方性。与它相比较而言，中国古典型体验的最基本特征和内涵是由于中国中心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行为。中国的现代性自始至终都与全球性拥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古典型文学相比较而言，现代性则体现的是在新的全球性世界地图当中探寻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和完成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体验着从自身以及中心边缘的现实世界。 二、文学现代性的类型 文学现代性体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惊羡体验、感愤体验、断零体验。惊羡体验指的是又惊奇又羡慕，与此同时还涉及一个新生的概念的过程，属于未来的新维度，而感愤体验主要充满的是怨恨和愤怒，它是一个主流的思维方式，属于现在维度。断零体验则更加侧重于人们对于过去、现实以及未来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更多的倾向于断裂绝境所产生的感受。首先，惊羡体验。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王韬。当人们提及现代性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他。他是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前就已经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1874年他主编了《循环日报》，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创办的最成功的一份中文报纸。王韬是这份报纸的主笔，写了大量的政治评论散文，梁启超的启超体或者是新文体都是在王韬之后出现的，他的视觉独立、自由，他提出的变革思想激进有力。不久之后他的文章不胫而走，深受欢迎，穿越过清朝政府的边关封锁，受到了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重视，他在大多数文章当中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怎样加强边防，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振兴中华等。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独到的观点，比如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是数千年未有的创举，从“器”的同一走向“道”的大同的体验过程之旅等。其次，感愤体验。这个词来源于梁启超评论黄遵宪的一句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基调是干冷的、悲伤的并伴随着些许的愤怒。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大好河山，衰败的社会文化，有识之士挺身而出。现代文学里尽管有不少是激昂的，然而更多的是低回的声音。黄遵宪在他的大量作品中都记录了自己对当时历史社会变迁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在1885年创作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最后，断零体验。它主要指的是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深刻体验，这其中夹杂的更多的是悲怆和愁苦，这也是在前面两种现代性文学体验过程中我们所感受不到的。零断体验的代表作品当属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在这部作品中，苏曼殊通过对主人公绅士的描述再现了中国现代性的悲惨境遇以及自己所产生的断零感受。我们可以看到后来鲁迅在《药》《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中都流露出了自己内心的迷茫与焦虑。“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从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中我们更神奇地倾听到了那一句句撕心裂肺的呐喊和呼唤，也可以感受到怨羡情节带来的沉重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失望的感受。这些都注定要在后来的文学中产生深入的变化。 三、文学现代性分期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体验过程并不需要我们从现代性体验理论体系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的探索，而是需要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系统的理论寻找出使用的阐释框架的过程。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都一度被称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最佳诠释方式。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分法的观点已经不成立了。长期以来我们几乎已经默认应该把文学分成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形式，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文学三分法，然而它却深受政治思想和时代特点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在建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联系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忽略20世纪开始前的几十年间的晚清文学在文学现代性发展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至少从1874年王韬开创现代政治评论散文文体的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现代性的变革就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仅仅只用20世纪这个概念进行文学时期划分就不能深刻地体现这一点。除此之外，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史的概念的背后仍然缺少相应的系统性文化概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代性体验理念的支撑与辅助作用，从内容上面来看显得过于空洞。因此，如果想要更加全面系统地体现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体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就需要对文学分期提出新的看法和理念。笔者认为，就好像中国文学古典性经历了从先秦时代到清代上千年超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中国文学现代性也包括了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可以说，从晚清时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时期，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文学现代性1期，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将其划分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第二个时期，即文学现代性2期。这两个划分了较长历史时间段的时间可以形象具体地展现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全过程，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二者之间的那种微妙的转型体验轨迹方式。当然，这里我们所提及的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的划分理念，首先就强调了文学现代性本身的划分特点，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风貌特点，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可以从整体上将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前者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从地球体验的角度来进一步取代天下体验的层面，也就是说从天下之中央模式到地球之一国模式。相对应的，现代中国人在地球上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和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实现大一统，与其他民族和谐友好的生存和相处，以及这种生活价值的系统是怎样构成的，这就是文学现代性1期最重要的讨论议题。黄遵宪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就描述了从内陆到太平洋语境转换过程中诗人在月亮的提示下的情感体验转变过程，这也解释了文学现代性的新内涵和重要特征。在否定和认同的矛盾中希望能够探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位和世界身份地位。 四、结语 文学现代性2期的侧重点则在于动感的全球体验过程，它成功地取代了静态的地球思维体验方式，也就是说从地球的某一个国家到全球的某一个地区的思维体验过程，进而形成了全球地方性的体验之旅。这个时候的中国文学创作再也不像文学现代性1期那样过于强调寻求地球化和世界化的思维模式，而是希望在成人存在地球化的基本前提之下寻找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力量，展现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中独特的魅力与个性。这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地方超越性和狭隘的世界性幻觉思维，而是一个从自律和自觉的角度出发去观赏世界性之中的地方性的特点。现代中国人在全球性境遇的过程中究竟怎样才能够更加完美地展示出具有东方魅力的独特个性，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学艺术论文:影视动漫产业文学艺术构建 一、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分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也在迅速的发展，转眼间，中国动画片年总产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然而，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却发现，中国目前的动漫产业在形式、内容、技法上大都缺乏文学的积淀。面对今天喧嚣的动漫，作为产业前沿的经济价值和大众的关注度是动漫产业发展的基石，但要真正作为具有艺术的作品形式，影视动漫就必须以文化的标准来重新打量它在纵的历史与横的比较中的优劣。然而今天中国的影视动漫，其作品大有泡沫多于内容的意思，大有动漫人缺乏灵魂观照的窘境。回顾中国的影视动漫，曾经经历过辉煌期，比如熟悉的《大闹天宫》、《阿凡提的故事》、《哪吒闹海》等等都是世界动画史上数得着的动画片，（如图1）这些由水墨动画以及民间剪纸、皮影、木偶等作为美术表现的动画片曾经构成了“中国动画学派”，是至今令世界动画人所称道的对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拥有清晰的中国动漫观，我们首先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动漫在文学上的素养其实并不是很好。从宏观讲，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以及新世界知识体系的衔接有关，即中国动漫同中国的文学、哲学、绘画等一样，遭遇着旧文化不深入、新文化少创造的阶段，我们目前阶段有的恐怕也就是如何拉动经济，而不是文化话语权的优势。从创作者的小环境来讲，我们则可发现中国大量的动漫人对经典文学是不阅读、不熟悉，多从纯粹的绘画和计算机专业出身，专业空间比较狭隘，兴趣上也比较难博采众长。此外，动漫编剧人才的匮乏造成了中国动漫不会讲故事，讲了也不生动、缺乏文学性的原因。所以，要完成一部优秀的影视动漫，只有动漫专业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动漫创作人员具有综合的素质，具有团队协作能力、具有很高的文学功底，具有每个动漫人都是导演的想法。例如当年万籁鸣先生制作《大闹天宫》时曾经说过“我在这部《大闹天宫》中是总导演，你们每个做原画动漫的都是小导演。我出题目你们做文章，来丰富我的想象力”，于是关于每一个人物的相貌特征、表情特征和动作细节被不断地细化、夸张，从而富有了故事性、戏剧性，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导演和原画作者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编剧团队的关系，它对导演和原画作者的要求其实是溢出于美术之外的良好的文学感悟力和想象力。这也说明了动漫是一门交叉学科和交叉艺术，制作人员需要复合型人才和具备团队协作能力的特点。图1中国早期影视动漫作品由此可见，影视动漫是一门真正的艺术，而非愉悦大众的影片，影视动漫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观看人群也逐渐由以往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甚至中老年。当人们习惯于直接去阅读屏幕上出现的东西时，我们对文学内涵和作品真正的内容是否有所冷落；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到底应该呈现出哪种关系才较为合理；影视动漫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能否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主品牌的、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关注的内容。 二、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影视动漫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其合理存在的一面，而存在的同时都会起着双刃剑的作用。影视动漫直白的表现情感和故事发展情况，带来的情感共鸣可能是一时的悲哀或者恐惧或者欢乐，但是时间久了人们便会发觉那种快餐式的文学累积会使情感变得苍白无力。文学的抽象而发人思考，只有真正地把心境投入其中，才能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怀。在观众集体式的欣赏上，影视动漫艺术有时不能把作者的倾向性赋于形象性，不能把大段的议论的文字对冲突双方的或对生活的评价表现出来。影视动漫艺术必须在短时间内用具体的，塑造性的原画主角和各种镜头的转换给观众视听的综合性审美。（如图2）影视动漫比文学拥有更多的群众性，是任何文学作品不能比拟的。文学的表现工具是文字，有相对的限制性；影视动漫艺术有无比的精确性和敏锐性，能较好的反应一切复杂的生活现象。对观众直接诉之于形象，使观众得到的是完全逼真的感受。另外，影视动漫艺术具有空间和时间的魔力，我们可以看到同代人的生活景象，也可以看见一切动人心弦的历史的重演，因此影视动漫它必须具有震撼力和表现力。图2动漫原画镜头转换诚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影视动漫从艺术手段、表现内容等多方面受到了文学的滋补；反过来，影视动画也在无声无息之间补给了文学，影视动漫的视觉性表现方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途径，包括一般电影的表现手法——蒙太奇，也大量于无意之间进入了文学创作。文学，这一艺术领域里的文字王国，面对今天的读图时代，多少有些落寞了。然而，影视业的发展在“挤兑”文学的同时，也为文学添上了新的翅膀，受其滋养，甚或依赖于它提升着自我。所以，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在当今信息时代彼此促进、彼此发展。 三、中国影视动漫作品需要文学性构建 人们看影视动漫作品，有时是怀着一种期待和被感染的心态，但一部影视动漫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性和传承性，是很难打动观众的心灵的。这就需要文学影视动漫的诞生。所谓文学影视动漫，指的是富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是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影视动漫。这标志着此类影视动画更加注重品位、创造力、艺术感和有质地的动漫美学以及其实验性探索。影视动漫应该向艺术电影学习，向更多的文学作品靠拢，使影视动漫编剧接触古今的经典故事和小说，不断锻造好的故事和深厚的内涵，使好玩的故事和有创意的想法进行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中国动漫的层次差异，这种层次差异指的是“生态观”。坚持生态观对任何环境包括文化构建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回顾中国影视动漫，目前缺乏多彩斑斓以快乐为本的商业动漫佳作，更缺乏独树一帜以创造力为标志的艺术动漫佳作。作为信息时代的前沿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动漫在这个时代正是我们文化整体实力的一个呈现，而发展具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也是中国影视动漫的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换言之，无论技术如何变迁并呼唤我们紧紧跟随，但人性的应对和满足依旧是所有艺术要回答的主题，动漫与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紧密合作与交融，求其在中国动漫产业中的贡献。 四、小结 作为新兴的影视文化艺术，影视动漫不仅综合了声、光、化、电等现代科学技术，也综合了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古老艺术经验，还综合了编、导、演、录、美等不同的创作人员，更不必说它的镜头、景别、蒙太奇等等。在技术层面上，它比较复杂。这是它的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优势，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影视艺术不低于文学，不等同于文学，也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影视动漫必须深入文学，文学所能表达的深度和广度并不是影视动漫所能做到的，而电影所表现的光影与声音的互动也是文学所不能及的。中国的影视动漫必须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特点来发展，深入中国文学艺术，掌握中国文学知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文学是影视艺术要吸收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把握文学艺术在中国影视动漫中的作用，是中国影视动漫人设计具有中国特色影视动漫的重要手段。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弱化创建 随着人们对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社会与经济价值的不断了解，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利用越来越广，使用主体也由此获得丰厚的利润。如取材于我国民间文学的美国卡通片《花木兰》在全球票房收入超过5亿美元，改编自非洲祖鲁族民歌的动画片《狮子王》配乐的版权使用费收入在2000万美元左右。然而，这种商业利用却没有给相关利益主体带来利益。花木兰民间故事属于无偿使用，改编狮子王配乐的非洲祖鲁族歌唱家林达只拿到了象征性的1英镑。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说，民间主体也应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获得回报。那么民间主体获得回报的依据是什么？如何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分享利益？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利益分享是我们构建私权体系的基点利益分享的基础是利益平衡原则。任何一种“现代”的科技与文化成果都有其发展的根基，都离不开传统文明的铺垫。 任何创造、创新或创作都离不开前人的贡献，现代许多绚烂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子。民间文化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进步的源泉。尤其对那些千百年来未离开故土的民族而言，传统的自然与人文财产仍然在其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②带着这种认识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发现众多不公平之处。西方国家有些科技文化产业的创新，很多都是在我们古老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他们从这种使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无需支付任何代价；反过来，我们要使用在我们文化技术基础上发展来的最新成果就要支付高昂费用。而现代社会的知识资源也是匮乏的，知识资源的储备和传承也要花费巨大代价，所以应该建构一种机制，让所有参与知识资源创造和传播的相关主体共同分享利益，使资源提供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分享。利益分享能激发持有群体的传承动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仅仅靠持有群体的兴趣与责任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切实的经济回报，很难激励持有群体进行传承，更别说创新了。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需要对其持有主体的利益予以维护，激发他们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持有者权利正当性的论述，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希望在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使用过程中，创作、传播主体的利益都能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制度限制外来者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鼓励外来使用是权利构建的原则对于那些依然根植于其原生境的传统知识而言，鼓励原生境人民充分利用并因此而受益应当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首要目标。但是，如果原生境保护显然存在障碍，或者事实表明已经不可能使传统知识得到发扬光大，借助外界力量加以保护，并使其得到有效利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来者的使用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民间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需要外来者的参与。其实，很多当地原住民并不认同本地区、民族的文化，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是被外来世界的人们源源不断地发现，并在外部世界被不断商业化使用并广为传播。如赫哲族民歌经过郭颂的改编，成为人人传唱的乌苏里船歌。江苏六合民歌经过采风者改编成茉莉花，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首歌，不仅在我国广阔大地上传唱，并且通过悉尼奥运会走出国门传向世界。经过外来世界的改造和使用，民间文化焕发了耀人的光彩。民间文学艺术的创新更离不开外来者的参与。持有主体大多处于经济信息落后的地区，不掌握现代的高新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不掌握现代的营销渠道，很难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而不经过现代文明改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在市场中立足，并取得长足的经济效益。如贵州蜡染，很多人都喜欢，但不经过现代工艺的处理，不解决褪色问题，很难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对象，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消费量有限。如前两年红极一时的土家族掉渣饼，一上市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由于缺乏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理念，缺乏对产品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理，结果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较多的事实表明，多年来，虽然存在着外来世界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资源的肆意掠夺，但外来世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再创造，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用，其硕果累累已超过原生境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过外来世界使用、改造后的民间文学艺术其生存空间扩展了，而民间文学艺术只有被市场化，持有主体才有可能依据私权益进行利益分享。鼓励外来使用有利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将本民族的发展置入世界发展的大循环圈中，在这种发展状态中，互通有无、分解争端。而不同种类的文化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民族民间文化应当是这种交流的促进剂，其执法的措施与程序不应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障碍。 民间文学艺术毕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使用成本的增加会给文化的传播与输出带来障碍。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也应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对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于利益分享，并非是通过私权，保持本民族地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支配地位，使其流动完全按照本民族设定的途径和程序来进行。限制外来者使用的思路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传统也不符，我们现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需经过任何人的许可。而且民间文学艺术属于集体权利，实际当中也很难控制文学艺术的流传，反而会给一些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在对民间文学的保护时要考虑到所涉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权利体系构建的的政策取向。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目标的评估，可能选择促进、容忍或阻止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技术问题，但是该决定具有重要的法律和技术含义。⑤如果一个国家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打算阻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行为，可以以加强管理为目的设置更多的程序，采取广泛而复杂的管理制度，为私权所有者规定更多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应用，则建立的制度必须相对简化，而不应涉及过于沉重的交易费用和官僚化的烦琐手续。我们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间文学艺术流失严重，而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保护和利益分享依托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利用，更需要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传播和弘扬。所以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应当确立促进和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政策，尽量降低使用者的利用门槛，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方便他们的使用。 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的内容。注重利益分享，鼓励作品的使用是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核心。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权利的构建也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与版权的客体具有契合性，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与作品有很多共同点，可以仿效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去构建：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有权利要求使用者标明创作主体，并禁止他人不正当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配套存在，在于其所属群体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它们与土地、文化遗产和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应享有人身方面的权利。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如民间剪纸的图案、民歌的曲调、民间建筑的风格等等等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情感、思想、信仰、追求等，在使用时应考虑这些民间艺术作品的使用环境。但是现在出现很多有悖于群体习惯和原创目的使用的现象。经过外界的使用后，原先的民间文学艺术往往变得不伦不类，有的与原先使用的环境、意义完全相反，极大地伤害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群体有权禁止其不正当使用。不建议规定修改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作品一般是采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同时，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时间、地域、民族民俗生活的变化等因素影响而显现出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应该“与时俱进”，才能实现其价值。 如果由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主体控制作品的修改，不符合使用的现状与传统。民间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在民间流行的，也不存在发表权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主体财产权的内容则应与一般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不具有控制作品传播的权利，但享有获得报酬权。有权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中受益，可以根据后续使用的不同情况、不同程度收取一定的使用费。其财产权可以由集体管理机构代为行使。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传统艺术论文: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植入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艺术;传承;创新;服装设计;植入 论文摘要:中国服饰艺术能够在世界时尚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树立本民族品牌,离不开中国历史大背景。“民族的就是国际的”,没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服装是没有根的服装。中国传统艺术成为了服装设计中需要不断注入的既古老又新鲜的灵感血液。如何认识这一点,并准确的将博大的传统艺术精髓植入到现代服饰中。并有效结合成为整体,是我们将要研究的课题和任务。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被忽略的传统民族艺术也逐渐成为艺术工作者表现形式的主流。对于服装设计教育来说,从上世纪末便提出的“民族的即是国际的’旧号,也从未像今天这般为我们所感同身受。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族艺术,如何将传统民族艺术更好地融人服装设计的教学实践中去,也成为高等院校进行服装艺术设计教学所面临的课题之一。对于服装设计来说,将传统民族艺术与实际应用完美结合,积极吸收新的艺术元素并加以创新是服装设计从业者应认真对待的任务之一。 中国传统服饰的源流追溯起来是一部涣涣长河,其大背景就是中国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衣冠中华”谱写了绚烂的服饰宝典。在经历了“西服东渐”的冲击之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其服饰的文化归属感在国人心目中也表现的愈来愈强烈。 在今天的服装艺术教学与创作中,民族化与时代化之间,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传承与创新之间,它们枝蔓缠绕的关系不禁使得一部分人困惑、矛盾。时代感,是文化最具生命力的品格,无论在哪种文化之中,时代感的强弱都是其文明程度最敏感的标志,服饰文化也不能例外。作为一名服装教育工作者,将传统民族艺术植人服装设计教学实践中,以民族传统为基础,面向时代,以现代服饰设计为目的,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 一、注重传统艺术的发掘与借鉴,力求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它们共同构建成了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奇葩。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本民族文化有着积极的成就,也有着不足之处。我们应该用批判的态度进行选择,有机把握传统艺术文化中的“利”与“弊”,以便于汲取并传承传统艺术中的精华。今天,许多传统艺术面临湮灭的尴尬,许多传统技艺后继无人,甚至失传。我们今天的学习与继承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民族艺术的挽救,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像我国古代的绎丝工艺,由于其工艺精繁、对工人素质要求高,时间花费多,见效慢,其有些技艺在建国后慢慢消失,不过,这种技艺在我们的邻国—日本,被很好地保留并传承了下来,现在的日本仍保留着从隋唐时期传人的“本绎丝”及“引金箔腰带”技艺。今天,这项在中国失传的技艺在两国的文化交流中辗转回到中国。这不由得我们不警醒—不要让老祖宗的好东西败在我们手中。 二、传统民族艺术在服装设计教育中的植入形式 我们要做到将传统艺术很好地植人服装设计教育中,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服饰有机结合,它们应成为互为包容、相互协调的统一体。他们之间既相互包容,又相互对立。我们应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引导学生深人了解传统艺术的文化性、地域性,注重传统艺术符号在服装设计中的嫁接与借鉴。摒弃程式化的、流于形式的肤浅模仿,注重挖掘传统艺术精髓中认识传统艺术的文化土壤及历史属性,学会在服装设计的学习中把握和体现传统艺术的文化脉络。在当今的服装设计界,中坚设计力量对此有了很深的体会,并将传统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融人作为开启世界时尚大门的金匙。 其次要重视地域文化,促进服装创新。纵观服装的历史发展,也是一部时代变迁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得到文明发展的脚步,同时反映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准及人们的审美观念,由于自然条件(种族、地理、气候)、精神状态(风俗习惯、时代精神)、历史环境等因素,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性服装文化。其服装以外的艺术形势也强烈的表现出这一特征。 传统民族艺术在服装设计教育中的植人形式很多,我们简单总结如下: 1.意境植人方式 我国传统民族艺术讲究意境,尤其以寓意吉祥美满的内容居多,往往通过图案及图案的形式来完成。这是我们祖先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创作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完美的将吉祥与图案结合在了一起,代表着传统的民俗民情。 吉祥图案涉猎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学、历史、风俗、宗教等方面,赋予人们积极向上的内涵与意义,是中国人热爱生活、努力创造幸福、美满、乐观的心理反映。如“喜上眉梢”,“竹报平安”,“五福(蝠)临门”等等。“龙”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代表奋进、勇敢、尊贵与威武。这些吉祥图案以其寓意被用于传统艺术的各个门类,不论是雕刻还是瓷器装饰,不论是剪纸还是染织,千百年来这些带有美好寓意的图案被赋予了生命与灵性,成为中国人重要的精神寄托。如今,这份宝贵的艺术遗产成为了设计师们表现的法宝之一,新锐设计师祁刚为影星高圆圆精心设计的“喜上眉梢”惊艳戛纳,以民族传统吉祥图案传递着特有的中国文化。 2.图案植人方式 中国传统图案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国文化从开始就认识并强调纹饰的作用。我国传统图案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从变幻无穷、风格各异的传统图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各时代的工艺水平和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许多传统图案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经久不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服装设计中,将具有传统艺术形式的图案与现代服装相结合,成为设计师们常用的设计手段,传统图案在服饰中的巧妙植人,成为时尚与古典的重要碰撞形式。 传统图案在植人服装设计中时,要注重图案与服装结合的形式美感,形态与功能的关系、形态与材料以及工艺的关系,这样才能将传统图案与服装完美结合在一起,更有效地完成对服装文化内涵的诊释。 在具体的图案植人时,首先要考虑到地域性、时代性,才能在选题、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的把握上做到严谨、准确,有特色;其次要考虑到传统图案的创新,有意识地进行一些试验性创作,得到新的启发,获得创新灵感,给古老的艺术注人新的生命与活力。 3.色彩的植人形式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懂得使用色彩的民族之一,最早确立了自己的色彩结构。形成了属于中国人特有的色彩喜好。在传统艺术中,像“青花瓷”、“唐三彩”等以色彩命名的艺术形式比比皆是。传统镀金工艺中的“婆金”、“描金”,妇女妆容中的“花黄”,纺织工艺中的“撒花”等在引发后人无限遐想的同时,也为我们揭示古人对色彩的种种喜好,甚至今天国际上以“中国红”这一对红色的命名来显示中国人对这以色彩的偏爱。 三、结语 中国传统艺术植人服装设计的形式还有很多种,这要求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认真总结、体会。曾经我们的设计师在国际上茫然得像个孩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中国服装设计从起步发展到今天,在经历过模仿甚至抄袭后,开始了创新,民族的面孔重新回到世界的面前,将中国现代服饰艺术带向国际。他们立足民族特色,汲取传统艺术精髓,让中国服饰艺术重新焕发了新姿。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也将致力于传统文化艺术的研究,为服饰文化教育的发展不断努力。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由于市场经济的需要,人类社会对艺术设计的需求无论是在范围还是在内容上都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多。尤其在目前的中国,随着国门开放的那一刻起,设计的需求就在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中逐渐扩大,相关行业的从业也在不断增多,但真正的精品设计却实在贫乏。我们应该勇于面对现实而思考如何走我国艺术设计的创新之路,而不应再继续迷失下去了。而笔者认为在目前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从中吸取有用的元素将其融入我们的作品中,这是目前提升我国艺术设计层次的一条便捷之路。 关键词:艺术设计传统文化应用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政治、经济的原因在近200多年以来在文化艺术方面几乎停滞不前以至于与整个时代有很大的差距。而由于近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艺术设计方面的需求却是空前的。在我们设计发展的初期只能是在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是发展的必然阶段。 在当代社会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水平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而中国作为一个自强不息的大国在各个方面都不甘落后于人,在艺术设计领域尤其需要新的创新和突破,这不仅仅是民族自尊心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传统不是落后和过时,它像流水一样,是民族自身演变的过程。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同样她的传统文化也是最复杂和深厚的。地域的广博造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悠久的历史又促成了其文化的兼容性。这些纷繁、复杂、厚重的传统文化才是我国艺术设计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目前很多文艺工作者发表自己的观点,反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认为造成中国目前现状(主要指对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不满意)的主要罪魁祸首就是“儒家”思想,认为正是其造就了中国的“农耕文化”和“羊”的精神。这一观点在去年最流行的小说《狼图腾》中得到了较完整的阐述和论证。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5000年的封建文化曾使中国在300多年前就站在世界之巅(中国在乾隆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整个生产总值的一半还多)。但又恰恰是这种最为完善统治制度阻碍了中国近代的发展。但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到“农耕文化”被“狼文化”取代,“野蛮人”打败“文明人”其实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定理,而应该说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在全世界的人类历史上都是这样: “希腊人”赶走“爱琴海人”(特洛伊被希腊人摧毁);“罗马人”取代“希腊人”,“英国人”打败了“西班牙人”,而最终“日不落帝国”的霸权又拱手让给“山姆大叔”,历史从来都是这样,但是谁又能说希腊文明应该抛弃呢?“罗马神话”恰恰是全面抄袭了“希腊神话”,就象“宙斯”和“朱庇特”的关系。就是现在谁会认为英国人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逊于美利坚国。“胜则为王败则寇”仅仅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艺术上却恰恰相反。如果将成吉思汗与赵佶在艺术领域上的成就进行比较,宋徽宗虽是亡国之君但其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是一代天骄骑着“汗血宝马”都追不上的。任何文化都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就象殖民地文化的最大好处是当地人的外语(入侵民族的语言)基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样,中国长期的腐化和奢靡的封建社会生活习气恰恰成了滋生民族传统文化的温床。可以概括的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其涉及面十分广博,艺术设计工作者应从中吸取相应的文化元素将之融汇贯通加以利用,其实“古为今用”在当今中国艺术设计领域里比“洋为中用”还管用。 二、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直接应用---主要是针对不同的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慎重的选取相应的图案或符号,发挥其原有的图形信息。但这种直接使用在使用时应注意使用环境和材质。这种使用实际上最为简单和实用,初学者往往愿意使用但一定要注意在组合上不能是简单的堆砌,而要注意其融合。否则直接罗列和附着会给人一种突兀或牵强附会之感。这方面的成功作品中以大连金石滩的“万福鼎”最为典型。该鼎高5.6米(代表中华56个民族),宽4.8米(代表四面八方),其四面由8888个小福字组成。寓意深远的数字构成与应运而生的吉祥个数,囊括了其能够祈福呈祥的所有含义。 扩展使用---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其“意”传其“神”,其实这是一种转化。这需要设计者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和很高的艺术修养。例如中国书法的精髓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应用最为广泛,汉字书法的构成不外乎章法、线条和结构,同样好的景观作品不外乎追求自然、和谐和超凡脱俗,其布局的合理与正确是最重要的,这一点设计者可以吸取书法中布局的特点,但其各部分组成和功能模块的架构也是相当的重要,好的作品“随形就势”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尽量减少人工的斧琢痕迹是优秀设计师的追求。让人们在隐藏的技巧中看出艺术的智慧来,这才是最为出色的作品。 将传统文化中所传达的民族特征、理念与现代设计结合为可视的形态呈现出来,即抽象的继承。这种运用在建筑设计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在建筑设计中采用“易经、风水”(有人说是迷信)的理论。建筑风水学的核心就是天地人合一,即人与自然融合,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排斥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并指导人们的建筑选址乃至营建,其人与自然环境间和谐思想,这也是现代生态建筑学或“环境友好”建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城市中的90%以上的建筑(高楼大厦)实际上都是过渡产品,公寓楼(水泥楼房)本身的出现就是欧洲国家为解决部分贫困民的居住问题而造出的产品,楼房的弊端在发达国家已经产生,因此英、法等国都已经采取相应行动,恢复庭院式居住方式。目前大部分中国设计者仅将目光注意在建筑新材料在其作品中的应用,简单的变形和多变的色彩就被认为是优秀设计,真是可笑。笔者认为中国设计者在这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这与当前中国的整体国情有很大关系。什么时候建筑方面的最高奖由“鲁班奖”变成了“创意奖”,那么中国在建筑方面的设计可能才会真正得到体现。目前最好的相关作品只能推荐大家看看潘石屹自己的别墅(时尚杂志中有介绍),真正的好作品是和谐与自然,大气却不失精致,通透却不空落。其所有的布置和装饰都是隐合中国的易经之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广泛,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其特有的元素也是多元化的。现代的艺术设计种类也很多,涉及到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将传统文化元素在所有设计领域中的应用一一列举出来,以上的论述仅仅是一小部分。但我们应该知道当一个设计师丧失了其民族特性时,她不可能在国际设计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凸现她的本土性和个性化特色才能继续发展。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很好的融入在现代的艺术设计中,中国的设计者如果能很好的运用其相应的元素,并给予一定的创新应用,则可以在其各自的领域中取得新的突破,使中国的设计者能够在国际设计领域中占领一席之地。 传统艺术论文:论波普艺术对传统艺术的影响 1、波普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差异和影响视角 波普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之间影响力有着明显的差异,事实上这种影响力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是有紧切关联的。西方的文化发展脉络一直兼承着确立颠覆的方式交替进行的。从古西腊、古罗马时期的人性极度释放,其艺术样式均呈现出歌颂人体的美感,人情的真情态为视角,哲学家的思维亦是围绕人是什么,从何而来之类的话题展示,一直发展至这种生存环境破灭,宗教便开始占据主流,人物开始忏悔放纵的罪恶,艺术理所当然的成为人们罪恶心灵慰籍的宗教语境,到宗教禁锢人性到达最高的临界点时,文艺复兴之类的反宗教现象又主导文化艺术发展的话语权……波普艺术的产生亦是人们经历苦难的全人类战争的情形后产生的对苦难恐惧压抑太久后的精神放纵,可以说是人们对工业文明诞生的比冷兵器杀伤力太千万倍的热兵器的排斥,亦可以说是对生命个体在战争中形同草介的消极放纵。总而言之,西方的文化发展脉络是代表时代特征的鲜活血液。波普艺术好或坏的评价暂且不说,但至少无人可以置疑其时代与社会性,它是时代特征的真实记录,安迪沃霍尔等杰出的艺术家之所以成为流行艺术的代名词与其对社会现象的敏锐洞察和典型提炼是密切相连的。而东方的传统文化艺术发展却与内陆文明的共识主流相关联。 内陆文明繁衔所倚仗的往往是大江大河,江河能孕养人类,亦可以毁灭生灵,所以人们往往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形成文化主识,凝聚统一的力量,久而久之,国家意志便成为话语权的核心,与国家意志相呼应的文化主体便成为哲学、艺术等文化外化形式的色彩特征。儒家思想主导国家意志的历史由来已久,亦经久不衰,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发展四步曲产生了诸如类假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哲学思想,所以,艺术的发展角度亦形成了技法的把玩到意境的提升再转入逸品要求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飘逸无为,虚融淡泊,其终极目标是追求个人修为的超凡入圣,进入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从上述的述论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西方艺术侧重对社会现象的记录和批评,而中国艺术特别是传统艺术则偏向于个人精神的内省和升华。 社会发展直至今天,地球村和地域文化特征被高速传播的信息所淡化,我们已无法再回归到传统的天圆地方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无为心境中,同时完全照搬西方的文化艺术样式,并传统而不顾亦是焚琴煮鹤大煞风境的做法,至少传统的可圈可点之处是我们的艺术样式富有地域色彩的必要手段。所以中为体西为用,内外兼修的新文化运动的前辈先驱的提出的观点可以为我们的当代艺术提供一条学习舶来文明同时传承传统文明的途径。 2、中体西用、内外兼修的中国当代艺术思维方式 艺术性的主要表现是技巧所形成的美感的完美体现。所有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脱离技巧。纸本创作,架上绘画创作,中国传统画论中技巧的高度锤炼和指导都是十分有用的。而且画论中相对玄奥的意境,个人精神内涵的修养可以很好的让我们有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相对平和的心态,以旁观者的心态来思考和社会现象,使艺术创作更具思维深度。同时这种自省式的修养也能够更好的学习技巧,反作用于画面东方审美情趣的表达。这种内省便是“本体”。对波普艺术的借鉴和学习可以是其影响力背后对社会事件的精确把握和深入解析。而不是照抄安迪?沃霍尔的马蒂莲?梦露来一个的组合。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在这种情形下作用非凡,能影响观者的作品往往是其身边的,时代环境中的物象,用生活中的事物来进行创作,无论是变形金刚,还是魔兽世界,只要能很好的融入创作中都是可行的,这些物象并不意味浅薄。这便是笔者认为的“西为用”。 以东方传统艺术的技巧和思维情趣为本体,以影响空前的波普艺术对时代特征成功把握为用,进而内外兼修于当代艺术创作至少比完全照搬传统,用油画颜色画山水画,抑或完全西化一眼就能看出师出哪位大师门下之类的哗众取宠的方式来得要稳妥得多。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这种选择方式或许算得上中庸之道。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美术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应用 一、现代艺术设计 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艺术设计早已脱离了物品形式,成为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象征,反映了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美学风格。现代艺术设计作为美学和文化的综合表达形式,它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各个领域,所以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认识我们应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现代艺术设计作为表达社会意识的一种艺术形式,能从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现代艺术设计与民间美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容易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且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基本都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会影响现代艺术设计的对象,还会拓宽艺术设计的方式和构图思维。 二、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 民间美术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文化内涵、强烈的对比色、素材选取、表达形式等。强烈的对比色是民间美术最大的特征,鲜明的色彩对比使得民间美术极具艺术感染力,其独特的视觉效果更使它成为了现代艺术设计师的最爱;文化内涵也是民间美术较为显着的一个特征,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期盼。由于民间美术在表达形式上极具美学特征,这种特征可以将设计转换成一种语言,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不仅增加了现代艺术的民族特色,同时也剔除了民间美术中的粗俗部分,使民间美术在提炼之后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美感,为现代艺术设计开拓了一片全新的领域。 (一)民间美术是现代艺术设计的源泉 在大多数艺术家和文学家的眼中,最好的艺术素材往往来源于人们的生活。生活作为艺术的一部分,经艺术家的提炼和润色后会充满文艺气息。民间美术来源于民族文化,它是承载民间文化的载体,作为艺术设计的源头,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物质和精神。物质是人们的生活基础,也是民间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精神文明则反映了当代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从艺术表达形式的角度分析,民间美术是艺术设计的源头和潮流,民间美术可以让现代艺术设计满足人们在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等心理方面的需求。从古至今不论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有不同的艺术设计,而每个地方的艺术设计又因风土人情、经济水平等因素得到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发展,由此可见,艺术设计受民间美术的影响非常之大,也可以说艺术设计的内容大多来源于民间美术的民族底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的艺术设计,尽管它在表达形式和设计内容上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深,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其中蕴含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论是高科技产品、工艺品还是包装纸,大大小小的艺术设计中都散发着浓郁的本土气息,这就是民间美术在现代设计中的重要体现。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民族文化,丰富的民间美术作品是我国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的重要源头,设计者应当通过吸取民间美术中的精髓部分,设计出属于自己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在促进艺术设计发展的同时,传承我国灿烂悠久的民族文化。 (二)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共通的文化内涵 民间美术和现代艺术设计在色彩的运用、人文精神的体现和图式造型的设计上都存在共同之处,相同的文化内涵促进了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民间美术在创造过程中始终以人生理想、原始信仰和生命价值为创作主题,而民间美术作为承载人们生活情感的载体,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美好的愿望。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信息电子产品也在网络上普及开来,艺术设计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也开始脱离了原来的属性被赋予现代气息,作为一种物质产品迅速充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相对于民间美术而言,现代艺术设计对人文精神更为忽视,因而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就成了现代艺术设计的主要目标。随着民间美术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广泛运用,现代艺术设计在时间和空间观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民间美术蕴含的人文精神则是现代艺术设计需要吸收的精华;其次民间美术的设计主题可以激发现代艺术设计的选材灵感,通过分析民间美术作品主题就能发现,几乎所有的作品内容都取自当地的物质资源。丰富的资源优势使得民间美术呈现出多彩的形态,随处可见的创作材料和普通的创作工具使得民间美术具备非常浓郁的生活气息。而现代艺术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审美需求,所以生活气息对现代艺术设计尤为重要。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有利于增加现代艺术设计质朴简洁的艺术感染力,人文精神的借鉴不仅拓宽了现代艺术设计的选材范围,还发扬了朴素的自然观,从而达到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文化内涵共通的目的。 (三)民间美术拓展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创造力 通过分析现代艺术设计作品就能发现,民间美术作品对其影响是多方面、多角度的,首先民间美术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是现代艺术设计源源不断的灵感源头,独特的创作视角和设计方式为现代艺术设计拓展了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陕西着名的民间剪纸为例,民间剪纸大多由民间艺人创作,尽管他们能将剪纸创作得栩栩如生,但并不是所有的创作对象他们都见过,所以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剪纸进行巧妙的构图,从而创造出生动的剪纸形象。由此可见,民间美术在创作和表达上大多是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将自身想要表达的情感用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将民间美术运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中,不仅能培养艺术设计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能培养他们发现寻找素材规律的能力,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和表现事物,从而达到发散思维提高创造能力的目的。民间美术的创造性思维不仅体现在想象和选材等方面,构图技巧和设计内涵都是凸显艺术设计创造性思维的重要体现,因而我们应加强民间美术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拓展现代艺术设计的创造力。 (四)现代艺术设计对民间美术的借鉴和应用 随着各类现代艺术设计活动的开展,我国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走上了国际道路。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这部分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立足本土,借助传统文化来丰富艺术作品的内涵,尤其是现代艺术设计对民间美术和传统艺术的借鉴尤为明显。尽管现代艺术的设计元素在不断创新,设计风格也随着人们的审美意识在不断转变,但民间美术的精髓在现代艺术设计的作品中始终得以保留,如字体设计、海报设计和包装设计,这类艺术设计都是在原有民间美术理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新使之被赋予新的含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艺术设计作品当属奥运火炬,祥云图案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在民间美术和传统文化中都具有深刻的内涵,而设计师在对其翻新后使之成为一件具有民族代表性的艺术设计作品,在向世界人民展示我国民族风格当代性的同时,为现代艺术设计拓展了一片全新的领域。 三、总结 随着现代艺术设计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传统的民间美术似乎也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尽管二者在审美和功能上各有千秋,但这并不会促使两者出现在对立面上,民间美术具备的精神内涵是现代艺术设计需要学习的,而现代艺术设计所具备的经济性和高科技性也是民间美术所缺乏的,因而二者存在互补优势。现代艺术设计作为一种集美观、功能、经济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它既能满足人们对审美的需求,也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民间美术的实用性、生活性和民族性为现代艺术设计开拓了一片全新的创作领域,二者的融合在促进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的同时传承了中国民族文化,使得中国民间美术得以长久流传。 传统艺术论文:浅论民间传统艺术之剪纸 “民间艺术”是艺术领域中的一项分类,顾名思义举凡在民间形成、发展并广为流传的各种通俗的传统艺术以及具有民间色彩的技术与艺能都称之为“民间艺术”:例如传统工艺、雕塑、剪刻……等等,都属于民间艺术。而剪纸则是最为流行的民间艺术之一。 一、剪纸的起源 据考证,从商代开始就有人用金银箔、皮革或丝织品进行镂空刻花制作装饰品,后来蔡伦改进和推广前人的经验开始大量造纸,这种镂花形式因找到了更易普及的材料从而诞生为现在的剪纸艺术。而现代,大约因其材料易得、成本低廉、适应面广而普遍受欢迎,更因它最适合人们闲暇制作,既可作实用物,又可美化生活。全国各地都能见到剪纸,甚至形成了不同地方风格流派。而传统艺术进课堂时,更成为连小学生都能熟练掌握并制作的一门学科。 二、剪纸的制作 剪纸不是用机器而是由手工做成的,常用的方法有两种:剪刀剪和刀剪。剪刀剪是借助于剪刀,剪完后再把几张(一般不超过8张剪纸粘贴起来,最后再用锋利的剪刀对图案进行加工。刀剪则是先把纸张折成数叠,放在由灰和动物脂肪组成的松软的混和体上,然后用小刀慢慢刻划。剪纸艺人一般是竖直握刀,根据一定的模型将纸加工成所要的图案。和剪刀相比,刀剪的一个优势就是一次可以加工成多个剪纸图案。剪纸作为一门民间艺术各地广为流传,其中又以蔚县剪纸最为着名。蔚县剪纸,有悠久的历史。蔚县剪纸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三分刀工七分染”上。刻制时以阴刻为主,兼有阳刻或阴阳结合的方法,使得作品玲珑剔透,层次分明。而我们在教学生制作的时候,则从最简单的“折”、“剪”教起,让孩子们体会制作的乐趣。 三、剪纸的作用 剪纸有很高的装饰装饰作用,可点缀墙壁、门窗、镜子、灯笼等,也可以装饰在包装盒上,甚至剪纸本身也可作为礼物赠送他人。因为剪纸具有它独特的吉祥寓意,人们利用莲花和鱼的谐音剪刻“连年有鱼”,用松树和鹤来剪刻“松鹤延年”,在逢年过节或喜庆典礼的时候,也常常用来装饰在房间或是客厅里,来打扮节日喜庆的气氛。因为它们有很朴实的品质,贴近生活。所以每一件都可以称之为精微的艺术品。他们产生、流传、发展是民族色彩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把对于生活中的朴实明朗、火热向上的态度利用艺术的形式很自然的表达出来,记录着人们内心最纯正的、最真挚的、最善良的、最直率的、最热情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人们在通俗的生活环境中,提炼出来的一种具有十足韵味的艺术形式,虽没有非常拘谨的框架结构,却是流传最为广泛和突出的艺术类别,是最自然和纯粹的艺术语言。是民族历年发展的、创造的、各类特色艺术文化的集合,是大众智慧的杰作,是值得我们去深究和发扬,去传承去挖掘的重要载体,从剪纸艺术中我体会到了“物以致用”“就地取材”“因材施艺”的魅力,它必然会在民间绽开最美的艺术之花。 传统艺术论文:浅析现代标志设计教学与传统图形艺术的结合 标志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大众传播符号，它以精练的形象表达一定的涵义，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别、联想等思维能力，传达特定的信息。标志传达信息的功能很强，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超过语言文字，因此它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现代标志设计也就成为各设计院校或设计系所设立的一门重要设计课程。 以笔者从事设计教学的经验来看，在“现代标志设计”这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有许多教师由于受到西方设计思潮的强烈影响，所以他们在指导学生进行标志设计时，往往习惯首先从源于包豪斯基础教育体系的构成学出发，让学生去尝试作各种各样点、线、面、体的分割与组合，并且在设计完成的最后也大多只是强调标志的形式感和现代性。这样一种忽略了传统图形艺术的教学，导致学生在处理标志造形时也只是狭隘地从简化的字母、字体以及现代抽象形的角度来着手进行设计，这样设计的标志虽然现代感、信息感、商业感会比较强，但多了也就让人感觉缺乏中国的文化韵味和民族根基。因此，针对这一弊端，笔者想就“现代标志设计教学与我国传统图形艺术的结合”这一问题略陈己见，以期共同探讨。 我国传统图形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先民就开始使用图形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石刻等等这一些不仅记载下了先民对自然的理解与期盼，同时也成为了人类最早的图形艺术。中国的图形艺术不仅起源早，而且不断得到发展，虽然时快时慢，但从未中断，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图形；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代漆器上的凤形、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文形态等。中国传统图形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 将传统图形艺术结合到现代标志的设计教学中，这是引导学生设计出具有主张性、时代性和国际性的现代标志的关键。但这样的一种结合，并不是指让学生对传统图形进行纯粹的拷贝或者简单的挪用，而是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去认识和了解传统图形，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学会逐步挖掘、变化和改造传统图形，让传统图形成为他们进行设计的一个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从而设计出焕有生命力的中国型现代标志。而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的结合，笔者认为可以分别从传统图形的“形”、“意”、“势”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与沿用： 一、“形” 的提取与衍生 “形”一般指图形所表现出来的物象外形与结构。中国传统图形是植根于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渊源中的，他们与现代图形的造型方式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中国传统图形主要注重的是实形（或称为正形）的完整性与装饰性，关注形与形之间的呼应、礼让和穿插关系，在组构时多遵循求整、求对称均齐的骨式。如由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的中国最原始、最基本的吉祥图形“太极纹”；由两个娃娃的头、身、手、足巧妙连接而形成的上、下、左、右都能看到四个娃娃的“四喜人纹”（图一）；由五行、五方观念所形成的九宫格，米字格图形以及由鱼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鱼形文字和以车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车形文字等。 将传统图形中的“形”运用到现代标志设计的教学之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首先学会从传统图形中提取其形的元素，然后再结合构成课程中所学到的一些构成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将这些提取的形元素再进行新的设计重组，最后再让学生将这种立足在传统图形原形上，而又对原形不断分解、转变和重构的衍生形糅合到标志的设计之中。这样设计出来的标志，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艺术的神韵，又能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还能充分地表达标志所蕴涵的理念与个性。 将传统图形元素衍生后，再运用到现代的标志设计中，香港的设计大师靳棣强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的“靳棣强设计有限公司”的司标，就是在公司“以人为本”理念的同导下，采用了代表“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形作为其基本框架。司标原形虽然取至“方胜”，但靳棣强先生敏锐的视觉感受力以及他对传统图形内涵气韵的深刻感悟力，使他没有对原形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的提取、衍生和再造，使司标更加具有东方民族个性，也更加适应以后的展开使用，这对于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成功的启示！因此，陈汉民在评价该司标时说：“我认为靳先生这一设计之所以成功，其一，是民族性和现代感的结合，且自然贴切，无牵强之感；其二，司标注重理念，内含容量大，富有哲理，供人联想；其三，形象可变异性，而且应用很好。当然，这首先是原标的‘功劳’。” 同样，首都精神文明的标志也是将传统图形与现代构成表现技巧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很好范例。首都精神文明标志的基本元素为“天坛祈年殿”和“心”形。“天坛祈年殿”象征首都，“心”形体现精神文明的抽象含义。设计师李林运用现代构成中“图底转换”的手法将二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在标志的顶部进行了形式美的处理，使“心”形凹处与“天坛祈年殿”顶部接合得自然而流畅，这样不仅使得标志的内涵得到了充分而又直观的表达，并且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表现效果。 二、“意”的沿用与延伸 从古至今，世世代代，人们之所以反反复复地描摹着同一个图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外形具有多么美好的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传统图形后面，往往蕴藏着更多更深的吉祥意义。外在形态是内在意义借以表达的方式，是内在涵义的外化和物化，所以最初只是源生于人们对自然和宗教崇拜的传统图形，经过时间的衍变，进而延伸出期盼“生命繁衍昌盛，生活富贵康乐”等许多美好象征意义来。 将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教学相结合，这不仅要求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去提炼和创新传统图形的形，同时还要求教师能够带领学生一起去探求和挖掘蕴涵在它们背后的“意”。因为不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对美好的事物都一样的心存向往，这正如司徒虹所说：“中国人文化意识和形态哲学观念的体现，它具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包含科学合理部分，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二是它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它体现了中国人对吉祥幸福的向往。”，所以传统图形 背后的吉祥意味同样也适宜沿用在现代标志的设计之中。 如，中国传统图形——“盘长”，在民间它常结合 “方胜”图案来使用，并以此表达人们四环贯彻、一切通明的美好意愿，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就是采用了源于佛教八宝的“八吉祥”之一“盘长”的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本意来延展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的寓意。该标志造型中的四个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意之意；六个圆形有路路相同、处处顺畅之意；而标志中的10个空处则有圆圆满满和十全十美之意。无论从对称讲，还是从偶数说，整个标志都洋溢着古老东方已流传的吉祥之气。 所以，将约定俗成，并已经在中国民众心中形成共识的传统图形“意”，沿用到标志所属公司的固有的内涵之中，从而延展出更新、更深层次的理念精神，使其更具有文化性与社会性，这也是现代标志设计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靳棣强先生为荣华饼家设计的标志，同样也是沿用传统图形吉祥寓意的一个很好范例。创业于1950年的香港荣华饼家已有50多年的历史，它标志的基本元素是方饼、牡丹花和明月。在标志中，“方饼”这一元素是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牡丹花”与“明月”都是传统图形，并且牡丹花给人雍容华贵的感觉，与明月一起也就有了花好月圆的吉祥意味。荣华二字是书法，这很重要，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中最辉煌的冠冕，它的构成不过是几种简单的墨色线条，然而确实是“造型之造型，抽象之抽象，动静之交汇，时空之凝聚，自我之至深至微的表现。”（李砚祖）。荣华饼家的"荣华"笔画有很多不规则的弧线，但很有特点，象牡丹花的花瓣。牡丹花图案通过修改、强化、重新造型，没有改变。金色的花，蓝色的饼，很中国，很传统，很吉祥，也很现代。 三、 势”的把握与承传 “势”通常指图形所蕴涵的气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态势和气氛，“势”能传达整个图形的精神。在传统图形“势”这一点上，特别要提到的还是中国的国粹——书法。书法是从观察自然界万物姿态而得到启示，匠心结体而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个性与风格，如：大篆粗犷有力，写实豪放；小篆均圆柔婉，结构严谨；隶书端庄古雅；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活泼欢畅，气脉相通；草书飞动流转，风驰电掣。书法不仅有结构，更有笔势。结构仅仅是书法运笔的依据，而书法个性形态的形成还是靠其“笔不到而意到”的笔“势”。 把握与承传传统图形的“势”，并最终将其融合到现代标志的设计之中，是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结合的一个难点。对于传统图形艺术中“形”与“意”的沿用，学生比较好理解，也比较好掌握，但这种沿用只能说是对传统图形艺术一种浅层次的理解和认识，而一种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是需要教师带领学生一起在研究传统图形时能够摆脱其物化表面而深入到它们精神领域的内部。因为只有在深入领悟了传统图形的艺术精华之后，再在现代西方设计思潮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才能打造出属于我们本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的现代标志。 倍受世界瞩目的北京2008申奥标志可以说是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一个经典之作。该标志整体结构也是取自传统吉祥图案“盘长”，但可贵的是它没有对这一传统造型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书法中所特有的“笔不到而意到”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的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动势与意象，并籍以表达标志主题和传达人民的祝愿。 Long Island Aquarium是一个现代的水族用品公司，该公司的司标是由香港的设计师蔡永耀为其设计。因为是水族公司，所以标志的基本形便考虑为“鱼”的造型；又因为该企业是香港一家现代型企业，所以设计师便采用了公司名的首写字母“L”。“L”是运用中国书法中草书的技法书写而成，笔势所到之处，加上两点，便成了两条生动活泼，游戏水中的鱼。这样一种设计，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在一起，十分具有代表性。 另外，中国邮政的标志也是很好地运用了传统图形中的“势”。中国邮政的标志，其基本元素是中国古写的“中”字，在此基础上，设计师根据我国古代“鸿雁传书”这一典故，将大雁飞行的动势融入到标志的造型中。该标志以横与直的平行线为主构成，形与势互相结合、归纳变化，表达了服务与千家万户的企业宗旨，以及快捷、准确、安全、无处不达的企业形象。 最后，将现代标志的设计与传统图形艺术相结合，教师还应该告戒学生，应用传统图形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 第一、在传统图形艺术中并非所有的内容都是好的。因为，中国传统图形艺术萌发于人类童年时期，成长和发展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所以，它有着从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带出来的印记。因此，教师应该让学生明白，一些传统图形也存在有迷信、落后的糟粕成分。要将传统图形艺术运用到现代的标志设计之中，就应该要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去伪存真，让其具有民族性、现实性的一面得以弘扬光大。 第二、学生在使用经典的传统图形时如果不求甚解、依样画葫芦，只搬用一点民间或原始符号，就开始进行肤浅的形式美和现代美的组装，那么设计的标志将难免落入俗套。所以，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把握好传统图形的精神实质与内涵，并让这样一种文化气韵在他们的设计中自然的流露出来。 转载自：博兴二中艺体部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戏曲艺术的生存和传播 中国的传统戏曲是世界范围内完整保存下来的三大戏剧文化体系之一,它是包含着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杂技、武术、表演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艺术。在我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和乡村社会格局中,传统戏曲所积淀的是一种带有地域色彩的整体文化精神。保留了传统戏曲程式精髓、文化内涵、思想意韵,得到观众普遍认可,并在时间或空间上广为流传的改编、新编、移植的剧种、剧目亦都属于传统戏曲的范畴。传统戏曲的传承、发展过程,也是传统戏曲艺术传播的过程。本文所谓的传播,是指广义上的传统戏曲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内涵的扩张,在开放的艺术交流、艺术借鉴、受众参与的影响下传统戏曲程式形态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市场和科学技术因素在传统戏曲革新中的辅助功能。 一、传统戏曲艺术的历史传承与审美内涵 中国传统戏曲根脉久远、绵延悠长,上下几千年的筋络穿起了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传统戏曲作为浸透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灿烂文化的活化石,给后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空间。传统戏曲自身的发展,经历了生存的坎坷和艺术的蜕变。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传统戏曲具备了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历史的传承、沿革和发展中,传统戏曲一直活跃在文化阵地的最前沿,而且具有强烈鲜明的时代性,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我国的传统戏曲在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中,不断地演化、借鉴、丰满。与诗词、舞蹈、音乐的结合,使传统戏曲自产生之日起便具有多种元素相互交叉协调发展进步的特点,呈现出综合艺术的特质。《乐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言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这是古人对传统审美的认知,是对综合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的初步概述。现代的欧阳予倩则更明确地说:“中国戏是歌(唱工)、舞(身段和武工)、表演(做工)、道白四者同时具备而又结合得很好的特殊的戏剧艺术形式。”[1](P19) 可见,传统戏曲的综合性特征是其审美内涵的首要因素。传统戏曲的综合审美性的表现可概括为角色行当化、内容多元化、表演歌舞化、舞台虚拟化四个方面的特点,它们全面展示出传统戏曲的魅力。传统戏曲在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角色行当化是和异彩纷呈的流派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在传播中迎合了不同审美群体的需求。以京剧为例,行当分四:生、旦、净、丑。在这四大行当中又分为很多细小的行当,如: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老生、小生、武生、铜锤花、架子花、文丑、武丑等。从地域上来讲,有在北京扎根以正统自居的京派和以上海为代表的其他各地京剧艺人的海派之分,京、海两派各有千秋、人材辈出。北方出现了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等;南方则出现了“麒麟童”、“盖叫天”等表演艺术家,随着时代的发展,京派和海派的各自特色已经出现了多方面的融合,在丰富了京剧的艺术表现力的同时,也使京剧的发展更具潜力。京剧的流派之多、之全、之广,可谓异彩纷呈、繁花似锦,而其它地方剧种亦有类似的情况,在这里不多赘述。传统戏曲在内容表现上多种多样,人伦道德和历史文化知识教育是其中重要一环。在忠、孝、仁、义、礼、智、信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体系下,关于“忠孝节义悌”的各类传统戏曲剧目数不胜数,核心的儒家文化内涵在传统戏曲的传播过程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形成了高度统一的价值观。观众通过看戏加深了对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理解和接受,学会了为人处事的道理,一定程度上传统戏曲为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反过来这种文化接受氛围的形成和审美模式的出现,使传统戏曲可以在一定的规律之下不断发展、创新,不因改朝换代或突发的历史事件而消亡,进而能趋利避害,发挥宣教的特长,成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欣然接受的文化形态。 在表演上,传统戏曲的伴奏和唱词基本上保持着对应的关系,因为戏文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诗歌的韵律特点,一般的情况下比较规整,不但体现内容美,也能体现节奏美。但同时板腔体的多种体式,有时又不是词曲一一对应的,比如有时紧拉慢唱、字稀腔长,有时反之,营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例如《玉堂春》(《三堂会审》一折)中,西皮慢板“鸨儿买奴七岁整”,字疏腔密,一方面唱出苏三此时诉说的悲凉的心情,一方面表现京剧的音乐伴奏的节奏美。接下来的流水“那一日梳妆来照镜”与之形成强烈的对比,美在其中。不同的板式有不同的伴奏与戏文的方式,通过长时间的审美传播,这种标准已经被人们接受,并成为约定俗成的评判标准。其实就音律来讲,因为其集成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精髓,并融入了传统民歌和曲艺,增加了其表现方式的多样性,也拓展了传统戏曲艺术表现的音乐空间。传统戏曲的念白,虽然有时是无伴奏的,但也体现着音乐内在的美。原则上有以下的对应关系:伴奏音符的多少、音阶的高低和唱词字数的多少、字音的高低相对应;伴奏拍式的长短、拍数的多少和句法的长短、句数的多少相对应。唱词内在的韵律美和节奏美是内在固定的,这样即使在念白时无伴奏,观众在欣赏时还是可以体悟到音乐的节奏美。把无形的音乐融入到欣赏中去,在欣赏的同时也是观众对传统戏曲审美的认知过程。即使观众不明白其中的理论关系,仍可以感悟到其中的美,这便是传统戏曲深刻审美的映照。 传统戏曲艺术是对生活的浓缩反映。就像摄影的布光、绘画的构图、音乐的旋律、舞蹈的步伐、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传统戏曲艺术用高度精炼、集中、诗化的歌、舞、念白、人物动作等手段表现生活。传统戏曲的伴奏乐器是中国民乐中使用的乐器,传统戏曲的语言共通着诗词歌赋规范,传统戏曲的精神内核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对传统戏曲的历史性的梳理,审美内涵的把握,自身综合特点的认知,可以发现传统戏曲的生存动力是强大的,而且完全具备继续发展繁荣下去的潜质。要发扬光大传统戏曲,我们要做的是去发掘传统戏曲的美,传播传统戏曲的继承精神,巩固固有的体系程式,改善其不足,从内核上保持其审美特性。 二、传统戏曲艺术的生存和传播 中国传统戏曲是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化,它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精髓,从民间艺术中获取给养,在成长中吸收了剪纸、皮影、面塑等民俗艺术的造型、色彩、制式等元素;又从民间口头文学、曲艺和地域文化中借鉴优秀历史故事和传说来丰富自己的剧目。在发展过程中,戏曲又与多元的民间文化相结合,借助民间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同时,观众的参与和培养,发展着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也是传统戏曲传播重要的保证,是传统戏曲生命的不竭动力。康熙年间有北方民谣说:“山东六府半边天,比不上四川半个川。都说天津人烟密,比不上武强一南关。每天唱上千台戏,找不到戏台在哪边。”其中“千台戏”指的就是戏曲年画。年画艺人受到传统戏曲文化的影响,把自己亲身所感受到的戏曲故事、戏曲舞台、戏曲人物,塑造在他们的木版年画作品的创作中,使传统戏曲舞台上的形象得以长留在人们的心中,使戏曲艺术的传播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得以实现。戏曲年画以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成就最高。桃花坞戏曲年画内容以徽戏为主;杨柳青戏曲年画的内容前期为昆曲、京腔剧种的演出剧目,如《盗仙草》、《辛安驿》等,后期大多反映的是梆子和皮黄戏的内容。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桃花坞后期戏曲年画面向看戏较少的农村购买者,随时需用文字对画面进行解说;而杨柳青戏曲年画在极其熟悉戏剧情节的京、津民众面前,常常省略这些。这正是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使用不同形式和程度的传播方式方法,追求不同的传播效果典型实例。戏曲界有句老话:“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传 统戏曲始终把三国故事当作重要的题材来源,不同的剧种,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不同风格的三国戏曲作品。《三国演义》的绝大部分情节都在传统戏曲舞台上得以再现。《群英会》是其中最为精彩生动的篇章,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赴东吴与周瑜共同筹划联合抗击曹操大计,二人相互斗智,其中包括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打黄盖等情节。20世纪60年代,北京电影制片厂把京剧《群英会》拍摄成彩色影片,遂成为千古绝唱的艺术经典。选取《群英会》进行拍摄,一方面是烽火连天的战场、数十万人的拼杀、犬牙交错的矛盾冲突,刘备、曹操、诸葛亮、周瑜等一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行当、唱段丰富齐全,能全面展示京剧的水准;另一方面,北京京剧院云集了谭富英、马连良、叶盛兰、袁世海、裘盛戎、萧长华等名角儿,增强了票房的号召力。这样既传播了京剧艺术,又取得了经济上的回报。 传统戏曲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重要的娱乐活动,逢年过节和喜庆的日子演戏是乡村的传统习惯,各地的民俗庙会和普通的婚丧嫁娶都会有戏曲参与。到农村找观众,参与到民间戏曲的氛围中,为广大农民朋友创作喜爱的作品,为平民百姓服务是戏曲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乡村的戏曲是淳朴的、善良的、世俗的,寻找民间传统戏曲艺术形式走出农村走进城市,是扩大民间戏曲市场的必要实践,需要自身的探索。例如获得了广泛好评的新编古装传统闽剧《红豆缘》就是根据民间传统戏《城下夫妻》改编再创作的,它定位于戏曲舞台的最原始状态,精神价值和舞台魅力回归于传统戏曲本体,把一个感慨世态炎凉、嫌贫爱富的传统老故事,改编成为一出充满平民生活气息和呼唤人间真情的作品,取得了成功。城市戏曲庙会作为新的戏曲传播形式,也为戏曲的演出和推广增添了别样的韵味,上海嘉定南翔古镇首届南翔戏曲庙会是很好的例子:戏曲庙会上演出了京剧、越剧、沪剧等剧种,邀请名家登台献艺,戏曲票友也得以粉墨登场,一展风采,过足了戏瘾。戏曲庙会的形式是一种新的尝试和创意,搭建了业余戏曲爱好者登台献艺的平台,吸引了民众的广泛参与,沟通了演员与百姓的情感,传播了传统民族文化,展现了百姓精神生活与节日娱乐的和谐氛围。将来类似的创新肯定会层出不穷,促进民间戏曲和舞台戏曲形式的交流,最终服务于传统戏曲的继承、发展、传播,促成传统戏曲的革新。 没有观众的传统戏曲,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传统戏曲诞生数百年来,经历了迅速扩张和长时期的辉煌,戏曲观众的钟爱、支持和参与在这其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如今传统戏曲进入了相对低潮的阶段,有些剧种和剧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一些流派正在或多或少地隐退于边缘化的地位,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例如俏丽中带刚劲,大方中见洒脱,豪爽遒健的“尚派”,尚小云先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把武生风格融入旦角大胆创新,在《汉明妃》(《昭君出塞》)、《失子惊疯》等戏中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他为了艺术更是散尽家财创办“荣春社”科班,弟子遍布全国。时过境迁,今天大师博大精深的艺术居然面临失传的窘境。这里面尚先生后来移居西安是一个原因,尚派本来就难学也是一个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观众,首要层面的因素是尚派在与梅、程、荀的竞演中,忽视观众群的开发,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流派的发展上,慢慢地对尚派缺乏兴趣,对其关注度也随之而降,形成了互动中的恶性循环,观众急剧减少。加之,传统戏曲市场不景气,整体观众数量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各流派面临的生存压力都很大,尚派的处境就更加窘迫。没有观众捧场,就没有了市场,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动力,要振兴尚派首要的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拓展观众群;振兴京剧亦是如此。 观众的参与渗透于戏曲的策划、创作、表演等每一个环节,观众从欣赏的角度提出的问题是有独到之处的,可以弥补创作人员和演员的主观创作的不足。现在观众参与的方式虽然较过去有所增多,但是观众的欣赏关注点被其他娱乐形式分化,加之有的戏曲团体和演员本身缺乏交流意识,戏曲观众的真正参与的比重较过去反而少了。振兴传统戏曲必须培养观众,让那些热心观众能广泛参与。巩固中老年人的观众群,重视青少年观众的培养,激发当代青少年对传统戏曲的兴趣与情趣,成为在新世纪振兴传统戏曲、培养观众的重点。京剧进入小学课堂是一个培养观众的契机,让孩子们了解京剧艺术,在审美上受到传统艺术的熏陶与启发,帮助孩子们建立对传统戏曲艺术的认同感。循序渐进、积极引导,观众群一定会慢慢地扩大充实起来。现在举办的各种票友大赛上出现的戏曲小明星,让我们看到了观众回涌的苗头,也看到了传统戏曲振兴的希望。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的先后到来,使传统戏曲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传媒手段的不断更新,技术的不断进步,联系的不断紧密,使得传统戏曲在传播和接受上更加迅速,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整个传播环境促成了传统戏曲新的发展机遇。 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的进步贯穿在人类社会生成发展的进程之中,是人类文化创造和积累的产物,并直接参与到各个时期的文化建设中去,启蒙大众,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特别是传媒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变革,不断地提升和丰富,使受众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就中国传统戏曲而言,传媒的发展有利有弊,总起来说是利大于弊的。随着时展进步,新的科技手段和新的理念让传统戏曲得到了有效传播,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在传统的搭台演出之外,广播、电视、茶楼、网络等传播方式正在成为传统戏曲传播的主要途径。观众在电视前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名家名段,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欣赏自己喜爱的传统戏曲,戏曲网站、博客、邮件、QQ群等成为广大戏曲爱好者的联系交流渠道。另一方面网络文化的发展,使受众对不同文化的接受能力激增,同时也增加了选择的多样性。在这个过程中与其他流行文化相比,由于网络受众群体的年龄和文化背景的原因,传统戏曲相对处于劣势。这就要求传统戏曲要努力适应网络传播的要求,最终促进传统戏曲的革新。层出不穷的传媒技术的出现,使传统戏曲的传播得到了保障和更加广阔的空间,为民族文化特别是传统戏曲文化的振兴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世界上任何事情只要步入良性循环,就有了生命力,戏曲亦然。要在继承传统与借鉴吸收的前提下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进行新的综合,以达到传统戏曲艺术永葆青春的总体要求。在传统戏曲的不断的继承实践中,各种有利因素集聚形成合力,共同促成自身艺术上和外部环境上的平衡,以达到发展的目的,是保持传统戏曲生命力的关键因素。在保持良性循环的同时,还要加强这种良性循环下的创新发展。 三、传统戏曲艺术的改革和创新 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保护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面对挑战,把艺术、技术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勇于改革创新,突破体制的束缚,解放演员和观众,成为其继承发展的必然的选择。传统戏曲萎靡的根源在于缺乏浓厚的现代意味,在创作上缺乏对现代生活的有力展示和表现,而舞台艺术又没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审美特性,所以当今的戏曲作品未能产生出震撼人心的审美效应。市场竞争环境下,传统戏曲需要不断地去探索新的商业生存空间,在艺术上需要大胆地革旧布新,开辟传统戏曲新的表演阵地,为观众打造新的审美情调,传统戏曲改革势在必行。市场手段能促进和引导传统戏曲的革新,但是创新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这其中政府应该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旗手发挥重要作用,包括理念上的更新、政策上的支持、财政上的资金投入等,都对于戏曲的发展至关重要。 传统戏曲的不景气首要原因是体制的弊病,历史上辉煌一时的戏班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国营剧团体制所代替。缺乏“主角制”的创作观念和制度使国营剧团缺乏创作的生机。在突破体制的实践中,有很多形式和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张火丁工作室就比较有代表性。为了摆脱体制的限制,让演员有一个更好的展示艺术的平台,中国国家京剧院为张火丁筹备组建了张火丁工作室,选取了国家京剧院最好的配角演员为她配戏,并为 她量身订制演出剧目,组织工作室到全国各地演出,获得了很好的声誉,随着张火丁息演从教,这项工作告一段落。不可否认,这次尝试是实现传统戏曲艺术与商业市场的有机结合的有益探索。在戏曲的发展中,受市场的影响,商业演出的地位在不断提升。传统戏曲的商业演出可溯至梅兰芳大师,他先是两次赴日本演出,后来又到美国和苏联演出。特别是赴美演出是那个时代商业演出的巅峰。为了加强商业宣传,演出方提前半年在展演当地媒体上刊登广告展开宣传攻势,出版了介绍中国传统戏曲和梅兰芳的书籍,并赠送带有梅兰芳标志的小礼物;为了适应国际审美需要进行了变革,废除捡场陋规,净化戏曲舞台,剧本力求精练集中,加强演员舞台交流;按照西方的审美习惯,选择西方人能理解的故事和以表情动作为主的剧目。经过以上工作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既达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又取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马连良的“扶风社”赴港演出就没那么幸运了,演出入不敷出,后来不得不拍摄戏曲电影维持,不过这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可谓因祸得福。这些案例对于现代戏曲的市场运作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商业市场的冲击或许是戏曲突破传统走向创新的机遇,近年来的小剧场演出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就拿根据昆曲《烂柯山》、京剧《痴梦》改编的现代小剧场京剧《马前泼水》来说,这出戏经过改编,从朱买臣休妻的传统故事和传统道德伦理批判中解脱出来,用现代人的观点重新审视人的生存与婚姻、选择与命运,找到了撞击现代观众心灵的共鸣点。“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生存问题是每个人首要考虑的问题,当所嫁之人无法让妻子维持生计的时候,妻子想要寻求新生活是否是属于嫌贫爱富;一介书生无法金榜题名博得功名利禄,甚至让自己的媳妇填不饱肚子,是否说得过去……新颖有趣的话题都吸引了文化修养层次较高的小剧场观众的目光。而将传统京剧置于现代小剧场之中,演出样式上的新颖独特和演员表演的精彩得当、典雅细腻也是一扫小剧场创作粗糙状态的有益尝试。更重要的,它一改传统戏曲的教化功能,而更注重艺术对人生的况味的揣摩。事实证明该剧取得了很好的商业效果,成为一种商业操作的新探索。 进入新世纪,传统戏曲的改革更加任重而道远,改革的方式多种多样,传统经典剧目新排、历史剧新编、剧种间经典剧目的移植改编、实验戏曲等形式很好地实践了改革的初衷,为传统戏曲的振兴开辟了新的道路。传统经典剧目新排是一条改革之路。京剧《大唐贵妃》改动了原来《太真外传》和《贵妃醉酒》的程式结构,用现代人的爱情观演绎出这段古代帝妃间的断肠情史;并且新创了30多段梅派唱段,将“鹊桥仙舞”、“霓裳羽衣舞”搬上了舞台。这种挑战经典的做法曾受到过质疑,但是从实践的效果来看,《大唐贵妃》的改革是成功的,得到了梅派掌门人梅葆玖的支持,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梨花颂”唱段更是传唱开来。历史剧新编也是一条改革之路。新编京剧历史剧《泸水彝山》讲述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编剧以《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的故事为素材,参考河南越调《七擒孟获》创作完成。这出戏行当齐整,表现手段丰富,既具备了传统戏曲的所有元素,又有不少诸如蒙太奇、少数民族音乐舞蹈、高科技手段以及真实的流水场景的运用等创新之处,使其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感,给人以全新的视觉感受,这种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取得了实践的成功。地方戏曲在这方面也不甘示弱,新编晋剧历史剧《傅山进京》把具有民族气节的学界泰斗傅山搬上了舞台,同样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剧种间经典剧目的移植改编是另一条改革之路。像京剧改编自地方戏的同名剧目有豫剧《穆桂英挂帅》、川剧《柳荫记》、莆仙戏《春草闯堂》、滇剧《瘦马御史》等,且都成为新的经典作品。豫剧《程婴救孤》是河南省豫剧二团在京剧《搜孤救孤》、《赵氏孤儿》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剧种的特点加入新的艺术理念打造出来的。该剧进京演出大获成功,使濒临倒闭的河南省豫剧二团起死回生。有的地方戏剧团则将视野扩展到世界文学艺术的领域,越剧《马龙将军》就是根据莎士比亚名着《麦克白》改编的。这种国内国外的借鉴,一方面解决了剧本创作的问题,另一方面扩大了艺术上的交流,巩固了传统戏曲阵地。实验戏曲也是一条可行之路。革新,是一切艺术发展永恒的主题。没有不断的革新,就没有艺术的生命。推动传统戏曲走向现代化就需要大胆的实践。实验戏曲的尝试争议很大,从效果上来看,由于先锋派戏剧、实验话剧等形式存在,在吸引观众上突破并不是很明显,但是这方面的改革还在进行,相信找到传统与现代最佳交点的戏曲,最终会在当代观众的心目中树立起新的形象,赢得当代观众的普遍喜爱。 另外,戏曲电影的新突破也是戏曲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舞台是戏曲的根,但戏曲想要有更多的观众,必须要有新的传播方式,有现代的传播手段,才能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戏曲电影是中国电影特有的片种,上世纪50年代程砚秋的《荒山泪》等剧目的拍摄,使我们能一睹大师的风采。到“”时期样板戏的兴盛催生了样板戏电影,从艺术的角度看,样板戏电影无论从拍摄的技术还是戏曲舞台形式的尝试都是很成功的,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潮流。改革开放以后,也有各种戏曲电影出炉,延续了戏曲电影的生命。进入新世纪,戏曲电影的创新尝试还在进行,数字戏曲电影《对花枪》、《白蛇传》、《锁麟囊》等相继问世。数字手段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京剧的传播,也推动了戏曲电影的创新。数字技术的运用使传播优势更加突出。例如,《对花枪》保留了京剧的大写意手法,利用数字技术营造背景渲染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演员的唱做更美、更干净利索,不同景别的镜头表现,增强了演员的艺术感染力。今后,要通过当今发达的传媒推广,高科技的影视手段,将更多更好的戏曲剧目呈现在银幕上,让戏迷观众不但只能坐在剧场听戏,还可以在家里欣赏到演员的精彩表演,大力开辟戏曲电影的阵地,为传统戏曲的传播做出应有的贡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戏曲发展过程中,由于全国各地交通不便、经济自给自足、文化交流有限、方言差别大、各地民俗不同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形成了诸多地域特色明显的地方剧种。中国的传统戏曲剧种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区别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差异。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表演体系不应束缚在京剧的范畴之内,而是广义的中国东方戏曲体系,是整个涵盖统一于表演的大的文化集成。被称为“国粹”的京剧的革新需要不断推进,地方戏的革新更应该予以同样的重视。在这方面,目前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四、结论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之所以发展至今,是源自其开放的艺术精神。它敢于借鉴一切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艺术形式,敢于推翻自己、重塑自己,敢于在时代的轮回中做出关键的艺术选择。而这些是在保持其本身艺术价值、审美内涵和服务观众的前提下完成的,它既做到了生存于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历史长河,又维系了其传播、娱乐、教化、交流的艺术功能,表现出了不竭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这种生命力来自不断的艺术革新。在新时期传统戏曲的革新是需要大量的资金保障的,面向市场则成为必然的选择。这就需要有大规模的市场营销策划进行积极的市场运作,以取得票房上丰收。政府的支持当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戏曲艺术的革新、传承需要各级政府和文化 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同时需要政府财政上大力的资金支持。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艺术才会迎着新世纪的号角,走出低谷,走向振兴 传统艺术论文: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与民间文学艺术在研究什么 ——传统知识保护的思路 「摘要当前对三大主题保护的探讨与研究，使人们首先想到了知识产权制度在该领域的延伸 .然而在冷静地分析他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之后，人们可能会提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不是保护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的唯一手段。 一种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贯彻，依赖于一定的条件。这是考虑用知识产权法保护传统知识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其核心价值在于界定人们因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当人们考虑将该制度延伸到传统知识领域时，不得不 回答后者与知识产权既有客体间是否具有共性的问题。 障碍 我们认为，这两者是否同质固然应该予以考查。但是，更需要注意到，即使传统知识和既有知识产权客体相同，也不能证明它就应该在知识产权范围内受到保护。因为，知识产权制度从来就不是，现在也不是保护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的唯一工具。例如，科学发现一般并不受知识产权保护；所谓“公有领域”之中的智力的成果实际上也不受知识 产权法的保护。 其实，用知识产权保护新的客体时需要解决的更关键的前提条件是客体的确定性和主体的确定性。这两者是成功协调利益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就客体而言，众多的概念虽然都各有道理，但都无法准确在界定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传统知识到底包括哪些传统成果，它和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文明成就的界限何在。而这种边界的极度模糊性 必然使得通过财产权制度来理清权利义务关系的目标落空。 至于主体，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仅就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建议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几种 ：国家、民族、社区和个人等。而事实上，任何一个主体都很难被确认为某一区域内传 统知识的唯一的所有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有关部门起草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 ，国家应当然地被规定为唯一的主体，我们认为这种具有浓厚国有制色彩的构想是需要 审慎对待的。 作用 我们无意否定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传统知识方面的价值。相反，正是由于传统知识与 知识产权客体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使得知识产权法成为传统知识综合保护制度的有 机组成部分。 原则上，传统知识中任何一项可以被特定化，能够确定具体主体的成果，如果符合法定的其他条件，都能够直接地为知识产权法所保护。例如，民间舞蹈可以受到邻接权的保护；传统标记、地理名称可以受到商标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传统医药、工艺可受到商业秘密法的保护；等等。知识产权法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还常常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当地人合法地利用它进行再创作时，有关成果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所有者虽然并非知识产权权利人，但是，其利益在以下方面得到了间接的肯定：文化渊源的确定、完整性的尊重、文化影响力的增加，以及特定情形下分享经济利益的机会，等等。当然，对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知识所有人利益的局限性 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实践 事实上，传统知识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的保护需要依赖综合的手段，既需要法律 的调整，也需要政策扶持。略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许多法律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传统 知识的保护问题。例如，人权保护、文物保护、环境保护、旅游管理及文化市场管理等 法律制度。 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法律对保护传统知识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1997年5月20日颁布 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2000年9月1日实施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 例》等等。 从性质上来说，上述诸种法律多属于公法，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支配公共资源 ，维护、促进传统知识成就的存续和繁荣。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传统知识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在这个领域中的国际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各国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制定的《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1992年6月5日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1995年联合国的专门工作组发表的《保护土著人遗产的原则和方针草案》、2001年11月3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通过的《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条约》，等等。 改造知识产权制度以满足保护传统知识的需要有着巨大的困难。具有300年历史的知识产权法律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经过不断的修补，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禀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传统知识的主要手段。就算是把这部机器交给了传统社区或者它的人，往往也很难有效地运转。 我们的结论是，传统知识的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解决它需要综合利用法律、政策等手段。 韦之 凌桦 传统艺术论文:浅析中国传统元素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传统元素　认知心理学　现代环境　艺术设计 论文摘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试图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及人的记忆系统中已有的经验、信息等对于设计的影响，并以中国元素的视觉形象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来阐述其在当下空间设计中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中华文化经历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涵和审美情趣。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大量的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在设计界中暂露头角，加深了中国元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如何有效地运用中国的传统元素来做设计，并将其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使之服务于现代人，成为现在设计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课题。 笔者持着学习和探讨的态度，试图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及人的记忆系统中己有的经验、信息等对于设计的影响，并以中国元素的视觉形象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来阐述其在当下空间设计中的意义。 一、认知心理学与现代设计 1.认知心理学的相关概念 认知心理学是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思潮，研究的是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主要是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等。认知心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认知心理学认为凡是研究人的认识过程的，都属于认知心理学。而目前西方心理学界通常所指的认知心理学，是指狭义的知心理学，也就是所谓的信息加工心理学，它认为人的认知过程就是信息的接受、编码，贮存、交换、操作、检索、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归纳为四种系统模式:即感知系统、记忆系统、控制系统和反应系统。在这个系统模式中，记忆系统与设计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记忆是原先的刺激不复存在时所保持的有关刺激、事件、意象、观念等信息的心理机能，是个体对其经验的识记、保持、回忆或再认’。在记忆系统回忆和再认的过程中，存在对于先前的信息和经验重组和创新，因而，这个过程对在设计过程中创造性思维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对设计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2.记忆系统与现代设计的关系 阿恩海姆在他的著作《艺术与视知觉》一书当中，曾经提出过:“我们得到的最新形象，是储藏于我们记忆仓库里的大量形象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认知心理学认为人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他的行为和当前的认知活动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在艺术设计一中，我们所得出的新的视觉形象都和我们记忆系统中的经验有关，通过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对记忆系统中的经验和信息的视觉形式进行复制和重组。因此，如果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元素设计中的运用，可以这样认为，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把存储在记忆系统中的不同记忆类别的元素信息进行提取、重建或者重组，通过创造性思维将信息编码输出，用产品的形式或者视觉形式反映到我们的设计作品中。如何将记忆系统中的传统元素重建或者重组?我们应该首先存储或者理解传统元素，才能更好地驾驭传统元素在设计中的正确应用。 二、中国元素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视觉形态的应用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形而上的，而在艺术设计中，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实际上是对这一意识形态进行了物质化，以可视的形态，通过我们的创造性思维，最终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实际上是对其视觉形态的运用。 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进行设计，重点在于借用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形态来表达某种志趣、情感和思想;或是对传统元素进行创新，将传统的设计语言渗透于现代的设计之中，创造出新的视觉形态，使其既有传统元素的形似和神韵，又具有现代设计的意味与形式，唤醒个人的记忆与民族的记忆，进而体现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具体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复制和仿制。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如色彩、造型以及纹样，遵循原有结构上的韵律、节奏和秩序，采用“传统外观，现代结构”或者“现代外观，传统结构”等方式，与现代事物相结A e进行重组和重建。这种方式是对传统文化视觉形态的一种借用，并非机械的照搬，而是要运用现代事物作为载体，做到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的形象。 由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卢昊悉心设计的中国限量版法拉利599 GTB Fiorano跑车就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中西合璧的最好例子。卢昊用现代创意的手法将中国古典元素—宋代哥窑开片瓷器式的纹理通过手工漆绘形式在车身上。方向盘点火按钮上“启动”和转速表上“零一十”的字样，均采用中国书法篆体。将中国元素和西方现代事物完美结合在一起。 2.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变异和进化。对元素的提取、转化和抽象再重构，这是当前设计中广泛使用的方式。设计师在丰富的文化传统中去捕捉和发现美的元素，在这些元素中提取适用的材料，使其成为自己创作的素材;同时对这些提取的元素进行转化和抽象，根据形象的构成，结合现代构成意识对中国传统艺术重构。用现代的观念和审美情趣去重新阐释和发掘传统的精华，寻到东西方文化的接合点，再有效的与设计作品相结合，形成有传统文化气息的设计作品。1998年建成的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提取转化处理典型的例子:设计师将古典的“塔型”结构运用到一个现代的摩天大楼的建筑设计中，没有将中国塔形生硬的放大，但整个建筑的比例是与中国塔形美学比例和力学是相吻合的。建筑师将中国传统的密檐式塔作为设计构思的原点，将密檐式塔的韵律、轮廓线及细部加以高度的概括，使用“高技派”的设计手法，将传统建筑的精神通过现代的设计理念和构造手段表现出来。 3.透过文化元素表象寻求思想根源。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中寻求构思源泉，推陈出新。吴良墉先生设计的曲阜孔子研究院建筑群，它是传统文化及建筑思想运用的成功范例。 孔子研究院的园林设计采用的方式是古代的“书院”方式，构思精巧，布局严谨。设计中在建筑的北面堆土以象征坐山，南面堆土以象征案山，同时建筑左面引水成渠以喻青龙，前面的小沂河正对应风水中的“金带环抱”，整个布局体现了传统的文化观，也气和了传统的风水说要求建筑的选址负阴抱阳，前面有案山，背面有坐山的要求。整个设计还运用提炼的传统元素，充分使用隐喻的手法，将多种古代建筑元素作为设计的原型，并按照现代的美学观加以变异，来重新演绎传统。 三、结语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当中的运用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设计的过程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同样，观者欣赏设计作品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了解认知过程的发生，不管是对于创作还是审美欣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记忆系统中存在的文化背景和经验，是促使我们运用传统文化进行设计的原因。我们所处社会的文化语境充分的激活了记忆系统中的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思维，我们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进行重组和重建，使我们设计出来的作品既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又不失现代感，还能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 每一个设计师，既承载着历史也延续着历史。我们要善于将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运用到设计中来，方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之路。 传统艺术论文:试论传统戏曲对于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论文关键词:传统戏曲　传统音乐　传统文学　传统观念　高等学校艺术教育 论文摘要:中国戏曲以其“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独特的审美与艺术价值，而且还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内容。文章从传统音乐、传统文学、传统观念这三个方面来探讨传统戏曲在高等学校艺术教育中的价值和意义，为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 艺术是在人类诞生之初便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而产生、发展并逐渐形成的，是人类在感知外界事物、表达内心情感、创造表达情感之形式并以此来获得愉悦的过程中，最终呈现出来的人类活动的精神成果。 将艺术作为一门课程进人教育领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早在周代，统治者就将包括“艺”(即“艺术”)在内的“六艺”作为学校教育和学生学习的必要内容。而到近现代，作为现代教育奠基人之一的蔡元培先生仍将“美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历史的车轮将我们载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党中央更是将“美育”放在了学校教育的重要位置之上。 作为一名从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工作者来说，笔者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悠久与博大精深，更深知它对于整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大意义。那么，笔者就从传统戏曲这一点切人，来侄释它对于传承传统文化、开展高校艺术教育不可取代的价值。 一、保存传统音乐 作为一种集“唱、念、做、打”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戏曲的真正形成较中国其它民间音乐形式要晚。但正由于此，才使它能够广泛吸收各种音乐艺术成果，并且将民间音乐的艺术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由于时代的更迭与人们审美趣味的变更，我们今人已经很难再听到早期戏曲形式—元杂剧和南戏的音乐了。但是，作为南戏在发展、衍变过程中产生的两个支脉—昆曲与弋阳腔，却依然能让我们聆听到600多年前先人们所欣赏的音乐。那一首首细腻、婉转的（醉扶归）、〔步步娇〕，不正在向我们展示着传统文人的艺术追求与情感表达吗?还有那一阵阵燎亮的锣声，那一段段豪迈的唱腔，不也是在向我们诉说当时平民百姓的娱乐形式与情感宣泄方式吗?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保存下来的戏曲品种带进课堂，展示给学生，使他们得到传统戏曲音乐的熏陶，这也许是传播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较好的途径吧! 其实，上述做法在近现代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早在清朝光绪年间，曲学大师吴梅就应聘去东吴大学堂(今苏州大学)讲授词曲，首先把昆曲教育引进大学课堂，开了戏曲进大学的风气之先。”而在现在的江西师范大学，学生们可以选修赣剧以获得学分，其学习“课程内容包括弋阳腔和赣剧的历史、戏曲基础理论、戏曲表演等。”川而“对已经公演并延续演出的赣剧《牡丹亭》，则“按工种(唱腔、乐队、服装、道具、灯光、音响、化妆、表演等)招收学生，由专业老师传授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此外，苏州大学周秦教授在学校“开设了‘诗词写作与吟唱’选修课，讲授诗词格律和昆腔字格，教学昆唱词曲和曲笛。还有“昆曲艺术”选修课，讲授昆腔发展史和曲律曲论，教唱昆腔南北曲名段，并传授曲笛技艺。”“同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都有自己的戏曲社团”。 上述不同学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使我们对于戏曲音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为高校艺术教育课堂上的学生能够身临传统音乐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桥梁与途径。 二、保存传统戏剧文学 任何事物都是由其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来构成的。传统戏剧文学也不例外。说到它，就不能不谈到戏剧文学的体裁样式与题材内容这两个方面。 自古至今，我国都是一个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国度。不论是魏晋南北朝之前，以《诗经》、《楚辞》和乐府为代表的古体诗，还是唐代以来，唐诗、宋词和元曲的新体诗，它们所取得的成就都为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高度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传统戏曲正是在这座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开放出来的奇葩。从第一个成熟的戏曲样式—元杂剧，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体裁对于戏曲艺术的滋养。那四句一段的定场诗，那长短参差、错落有致的曲牌形式，都成为戏曲艺术丰富表现力的一个因素。 那么，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赏析，就不仅仅是培养高校大学生聆听传统音乐的耳朵，而且还使他们进一步贴近了古人，贴近了古人的语言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 下面再来探讨一下传统戏曲所表现的内容。 传统戏曲是以我国的古典文学作为其创作的素材来源的。而“作为人文学科文学类的一个领域，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到清代，名家辈出，佳作涌现，涉及历史、哲学、艺术、道德、思想、政治—几乎囊括了人文学科的所有内容。……而且蕴含着先进的文化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民族精神，对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在汉魏六朝、唐代之时，出现的小戏样式还多是取材于神话传说或日常小事，情节还较为简单、冲突缺乏戏剧性的话，那么元代杂剧和南戏之所以成为成熟的戏曲样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剧本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古典文学，不仅是文学作品，它更多地是在向我们展示人、展示时代、展示社会，当然这里的人是剧作者借以呈现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状况的一种途径与媒介，“人”是传达特定时代与社会所具有的人文精神的具体形象。 高明《琵琶记》中蔡伯嘈的形象、《荆钗记》中不弃糟糠之妻的王十朋形象与《秦香莲》中不认前妻的陈世美，这都是中国传统戏曲塑造的典型形象的代表，以致于到现今还被人们所熟知。其中看似三种不同的人物性格，从而造成了三种不同的婚姻状况，但是其实它们都是中国官僚体制、婚姻模式和普遍信奉的封建道德标准等文化背景的具体产物。 这种类型的戏曲，在令观众欣赏戏曲音乐的同时，还呈现了一幅封建主义社会百姓的生活图。图中的景致不仅形式丰富，而且其中的韵味也耐人回味。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表现的正是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全景图，我们可以使高校大学生在其中一幕幕的悲欢离合中接近历史、感悟传统。 三、保存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在此笔者主要从价值观与审美观两方面切入。 1.传统价值观 我国著名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将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分为两个阶段，即自孔子至淮南子的“子学时代”和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的“经学时代”。其中，前者的“百家争鸣”时期历时四百余年，而后者的“独尊儒术”时期则历时二千余年，在时间上的绝对优势已经可以体会到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形成与巩固的深远影响，而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宣传与利用，无数文人对它的进一步引申与深化，以及在其“忠、孝、节、义”的封建礼制观念影响下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封建礼制的顺从与效仿，都使得儒家所宣扬的“德”与封建统治者所渴求的普通民众的“德”在上至宫廷下至)’一大群众的社会各个阶层中得到空前的重视，使得中国历史上具有“德行”之人不仅被封建统治阶级、而且被宗教所大肆利用与宣扬，成为教育与同化民众的楷模。这一重要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戏曲的表现内容中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成为这种“高台教化”所要教授给广大人民观众的一个最为核心的观念。 在中国的历史人物中，关羽可谓是忠和义的统一。他追随刘备兴复汉室，表示与刘备“誓以共死”，始终不渝，既表现出他对蜀先主刘备的忠，又表现出他对“恩若兄弟”的刘备的义。现存最早的关公戏剧本当是关汉卿的《单刀会》和《双赴梦》(此剧同时写张飞)。此后，关公形象则被人们不厌其烦地称颂，相继出现了《关羽显圣》、《千里独行》、《单刀赴会》等等多出表现其英武与忠义的戏曲剧目。 此外，《精忠记》中岳飞对大宋国君的“忠”，《琵琶记》中赵五娘对于公婆的“孝”，《杀狗记》中手足之间的“义”，还有《白兔记》中李三娘的“节”，都可以说是进行“道德教化”的典范之作。它们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久演不衰，不仅仅反映了戏剧文学本身的魅力，更加体现了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对于“德”的推崇。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所宣扬的“封建礼教”等观念有其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传统价值观念中也不乏爱国、忠义、节操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在我们当代商品经济时代恐怕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通过在高校中开设传统戏曲的赏析课，选择宣扬高尚品格的精品剧目来陶冶学生们的情操、感染他们的心灵，也是一种非常必要且有效的手段与途径。 2传统审美观 人类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在初始阶段，就具有两种相反相成的冲动，一种是感性冲动，即不可扼制的生命冲动;一种是理性冲动，即把握生命活动的形式冲动。人的任何行为究其根源，都是出自于这两种冲动。中国写性的艺术向来被认为偏向感性的艺术形式。即通过基于现实的客观存在，对其进行适当的想象与抽象，从而以虚拟的手法，再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存在。这一手法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方方面面，例如画家常通过写意手法来借物抒情，戏曲通过写意来纵横时空、塑造典型，而诗歌则通过写意来寄情山水、“造景”喻情。 这里笔者将从戏曲的人物塑造、时空转换、舞台装置三方面来略论传统戏曲艺术对于“写意”手法的具体运用。 首先是人物塑造，其中还包括人物造型与人物性格这两个方面。 戏曲的造型是“写意”的。如关公的红脸，曹操的白脸，青面虎的绿脸，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却能显现性格特征，因为这种“写意”性的脸谱是“实象”的高度提炼与夸张，是现实情况的艺术升华，为戏剧人物的塑造起到了典型化的作用。 其次是时空转换。戏曲是一种典型的舞台艺术，它主要是借助于方丈之间的舞台空间来表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世事变迁。因此，舞台一方面为作家与观众感受世间万象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也为展示情境的无限性造成了局限。而传统戏曲却通过写意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可以使观众“一日三秋”、“一日千里”，在时空转换上达到自由与无限。如演员在台上通过打吨、抬头、揉眼、伸腰等动作表示日夜的更替。这些做法都明白无误地向观众展示了剧情的延展，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无限想像的空间，使“情”与“景”的交融在“形”“神”的互补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与发挥。 最后来谈谈舞台装置。舞台装置主要包括表演道具、舞台美术与装饰等。 就道具来说，戏曲的最突出特点莫过于“无马而日行千里，无舟而舟行水上”。这种特殊效果的形成仰仗于舞台道具的巧妙运用。例如川剧《秋江》中硝公仅凭一桨舞蹈便舟行碧波荡漾之中，而京剧《悦来店》十三妹凭马鞭挥动即呈现了她骑马疾行的形象。此外，刀枪剑戟的形象化运用、舞台上幕布的多样性设计等等都为剧情的展开、情节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感与历史感。 “写意”的手法来源于中国历史上较早形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与审美观念，是我国传统文化之为其特点的深层根源，也是我们能够承中国艺术的关键。中国传统戏曲通过几千年的凝铸与锤炼，已经将这种观念深深地融入到自身的肌体之中。如果我们能通过它来使高校学生感受传统、接近传统、认识传统，那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 “历史像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很可能还有余温，我们的任务不是翻扒已经冷静的灰烬，而是把我们的手伸进灰烬，去触摸那个余温。”世界上有很多古老的民族，都会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这一民族的气质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士比亚的戏剧，这些都是该民族骄傲与自信的源泉。中国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之梵剧被世界公认为三大古老戏剧形态文化之一。它虽然较其二者出现较晚，但是却以其高超的成就与独特的魅力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如何能够使当代大学生走进这一家园，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是我们高校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笔者就“传统戏曲对于高等师范生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通过赏析传统戏曲的形式，使学生们从传统音乐、传统文学、传统观念这三个方面来走进戏曲、感受传统，为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 传统艺术论文:浅谈我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摘 要：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艺术设计的影响,提出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借鉴不能仅停留在表象,应进入到更深层的思想领域;指出设计发展的必要前提在于植根传统文化，只有坚持传统的、民族的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关键词: 传统文化；民族设计；当代艺术 一、当代设计需植根传统文化 当今社会, 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中国本土艺术设计在世界艺术的发展浪潮中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现代设计文化思潮影响。西方比较成熟的艺术设计理念、理论和经验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设计业的快速发展, 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本土设计界对国学的淡漠、对本民族文化认知的缺乏、甚至对传统文化的抛弃。 科学无国界, 而艺术有国界,这一点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韩美林先生也曾说过:“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民族的东西, 就没有趣了。世界艺术的大同之日就是世界艺术的末日”，所以,设计的民族性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我国是拥有几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当代艺术设计更需要植根传统文化,将传统与现代巧妙地借鉴、融合, 继承并发扬光大。 二、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一）传统文化对设计者的影响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对设计者的艺术设计构思、形成等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艺术的主体行为者是人，传统文化往往通过对设计者本身的长期熏陶和影响，从而影响着艺术。从设计的角度来看，设计者对本土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不仅仅是设计者应对强势文化全球化的策略，也是其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纵观国内外一些成功的设计作品，不难发现,不只我国，很多国家设计者的作品，虽然设计手法各有不同，但都能恰到好处地体现其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并维护和保存着这些传统和特色。如斯堪的纳维亚设计、意大利设计、法国设计等等。 （二）传统文化对艺术发展的影响 民族的文化特性不仅取决于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 也取决于这个民族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素材, 无论这文化素材是外来的还是本民族自己创造的。我国传统文化既包含着视觉图像类的物质形式, 也包含着观念思想类的意识形态,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设计之所以在不同国家会形成迥异的风格和特征, 正是设计对各国文化的一种反映和诠释。可见， 艺术设计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 而文化就是一个传承和学习的过程。著名香港设计师靳埭强的成功就在于懂得如何将中国千年的文化如中国的水墨画、儒家文化等精髓融入到现代设计中。这种将传统文化融入设计的手法, 既能起到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又能加深民族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 虽然当代艺术设计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艺术仍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一方面，艺术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切形式的工艺美术,都是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尤其是在民间传统图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艺术设计从根本上离不开传统图案的滋养；另一方面，东方人因其文化背景形成了特殊的审美理念，因此当代设计也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同时，我们知道艺术设计通常包含着两种功能:一种是外延功能（即实用价值）；另一种是内涵功能（象征价值）。这两种功能中，内涵功能往往有着长期而浓重的历史和文化沉淀，是传统文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无论现代艺术设计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必然对当代设计的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三）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视觉形态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视觉效果，因此艺术设计比较注重装饰效果，注重“美”的形式，当代艺术设计依然如此。中华文明的悠久、稳定使不同民族、地域、宗教及风俗产生的传统工艺美术数不胜数,展现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陶瓷、刺绣、版刻、建筑等，这使得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体系完备，内容丰富，在视觉资源方面颇有优势。如人面含鱼的彩陶盆，古色斑斓的青铜器，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数不尽的宋元山水画，还有著名诗人作家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留下的诗词书画作品，它们无不展示的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和文化传统,时代精神的火花和精髓正是通过这些艺术作品得以凝冻、积淀下来,至今仍然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沉淀下来的这些珍贵传统资源不仅是中国设计发展的重要条件, 也是中国当代设计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传统文化对当代艺术设计的影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可以对这些传统文化艺术的视觉形态进行提炼、再造与运用。在当代设计中融入这些传统视觉形态既可以传递文化和历史的信息, 同时又能展现了视觉和心灵的美感。比如香港设计师靳埭强先生为中国银行设计的标志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该标志取形于中国古代的钱币,同时又融入了汉字“中”的结构,共同构成了一个简洁且现代的企业标志。钱币的形态暗示了银行的行业特征，汉字 “中”鲜明地标识了该企业的地域, 同时赋予了原本严肃生硬的银行更多的民族文化内涵。在当代艺术设计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觉形态理解不能仅停留在装饰层面,更不能仅仅追求美的形式,而应注意传统元素及形式对应的独特的文化内涵。比如,经过长期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方胜、如意、盘长等传统吉祥图案, 早已深入国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特定的含义和信息传达功能,通过设计师对这些传统符号的深刻理解、联想, 通过准确的表现方式, 很容易在作品中引起受众的共鸣。 （四）传统文化对艺术思维观念的影响 只研究传统文化中的美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 在设计创作中,思维是一个隐性的层面,不论作为设计者还是受众, 所谓的文化感、美感都是在这个层面上相互感应的。我们借鉴传统文化是为了创造新的民族设计形式, 这就需要摆脱美学传统的表象进入深层思想领域去探求, 回到传统文化最根本的观念起点上去。现代艺术设计的真谛在于其传达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是契入灵魂深处的那种意义体验, 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获得精神生命的永恒。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中吸取一些思维与观念的养分, 从中获取灵感, 再运用联想、类比、隐喻等手法生成符号语言, 将传统的文化精髓植根于现代设计的土壤中, 在设计作品中含蓄地营造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蕴, 从而增强作品的深度和情趣。例如北京奥运会奖牌的设计,在金、银、铜牌设计中分别镶入了白玉、青白玉、青玉龙纹造型的玉璧, 外观外形上中国特色浓郁,内涵上,融入了自古以来”以玉比德”、 ”黄金有价玉无价”的价值观和人文观念,用以体现对获胜者的礼赞.再如著名民族艺术家韩美林与香港设计师陈邵华为中国北京申奥设计的会徽也是一个经典范例。在作品中,传统文化中中国结、太极人形的形态隐约可辨, 但对这些传统形态又没有直接借用, 而是运用传统的书画艺术手法将它们写意地表现出来, 使作品形象宛如行云流水、和谐生动。这样的标志既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同时,中国结与太极人形包含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特殊理解, 一切积极的民族情感都被含蓄地包容在了这个小小的会徽里。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几幅画、几行字, 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模式, 一种处事态度。当代设计中,学习传统、把握今天, 用现代设计的语言续写传统文化的精髓, 这是设计者追求设计本土化的基本方向。 三、结束语 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有无数经典的视觉艺术资源,而且这种艺术资源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审美思维,为当代设计师提供了设计的观念、方法和线索。作为当代设计师, 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只有努力顺应时代的步伐,在借鉴国外先进方法的时候,不能漠视本土文化,应使本土设计具备民族性,这样才能为多样的世界消费市场所接受, 获得更多的认同。 传统艺术论文: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在装饰陈设艺术中的体现和应用 1 细数那些代表中国韵味的“中国风”元素 在一些国际上的装饰与设计会上，“中国风”的唯美、富有的民族特色的特点，往往惊艳全场。中国红、中国结、中国的文字、陶瓷、中国刺绣、中国的古典乐器、中国的旗袍、中国的水墨等实在太多的东西都能表达“中国风”的韵味。这些元素也一直活跃在设计师的灵感里，体现在艺术作品当中。下面我就针对这些有中国传统团文化艺术特色的风格元素的体现与应用。 中国红，一直是中国独有的颜色。一提到某种红色，大家就能立刻对中国产生联想。而中国红运用最广泛的莫过于中国式的“成亲”礼仪中。红红的盖头，喜娘的喜服，即代表了中国特色，有过千年来婚俗的体现，很多的外国人也纷纷效仿中国的传统婚俗所穿的服饰，新颖又具有新意，而红色的中国结一直国人心中的文化瑰宝，就更能代表中国的传统艺术了。 中国的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历史都要悠久。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字也在不断地演化，仅仅在字体上就有不下百种。例如，夏、商、周使用文字是甲骨文、金文（篆字）；到了秦朝，以小篆作为通用的字体；汉朝以隶书为主；唐宋之后又出现行书、楷书、狂草等直到现在的简体字，种类真的数不胜数。如果说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那么没有比文字更加适合的了。 陶瓷，中国的英文称为“china”而陶瓷的应为则是小写的“china”。早在东汉时期，陶瓷就已经传到国外，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相互沟通，外国对这种上面有精美花纹的器皿，赞叹不以。于是称中国为瓷器之国。瓷器中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就是“青花瓷”，那种妖娆的造型，别致的花纹，可以说赋予了瓷器生命。 中国刺绣。一提到次就就会想到中国的丝绸。这些都是古代的能工巧匠用他们巧夺天工的技艺与智慧创造的。中国的苏州，是刺绣之乡，苏绣一直是代表中国去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也就是中国风格服装文化的支撑。旗袍是民族服饰，丝绸和刺绣组成的旗袍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在一次各国首脑剧集中国的峰会上，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被赠与一件中国风的旗袍，在一奥运会上，颁奖礼仪小姐也是身着旗袍，因此旗袍是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一种艺术。 水墨、中国古典乐器都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承表现，具有民族的精神。最值得一体的就是在2008年在中国的国际奥运会。盛大的开幕式上，张艺谋导演将中国风发挥的淋漓尽致，在这种世界盛会上不但让古国人民对中国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给内心带来的那种震撼而表示赞叹。水墨画、中国服饰、中国国学、中国古乐、罄、击缶、中国传统的吉祥图腾等一个个目不暇接的精彩展示让观众乃至世界人民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深沉与厚重。 2 中国传统文化在装饰陈设艺术中的体现和应用 2.1 在建筑整体风格的体现与应用上 建筑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与外国的哥特式教堂、清真伊斯兰教一样，中国的传统建筑也具有传统的风格艺术。具有代表特色的北京“四合院”、福建的“客家土楼”、黄土高原“窑洞”、西双版纳的“竹楼”等，最具艺术特的可以算是北京的故宫了，在空间与结构上都十分的细致。运用“中轴线”绕过建筑群左右对立平衡，是故宫的建筑艺术特点。现在的城市高楼耸立，都是现代化的建筑群，不会轻易见到有中国风格特色的建筑。不过在很多城市中还是保存着以往的古典建筑风格，有的形成了“仿古一条街”的建筑群，建筑中也融合了中国的色彩、中国的花纹、装饰中的结构特点，中国文化的图腾。因此，现在在建筑中，真的可以利用一些中国独有的艺术元素作为装饰与点缀，不仅能使建筑看上去独特新颖、而且也具有文化特色，让建筑变得更加具有内涵。 2.2 在馆厅、会场布置上体现的艺术风格 像是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博物馆，在布置与设计上都是具有了自己国家文化的艺术特色。所以中国的博物馆、一些历史文物的展厅布置也是体现了“中国风”的艺术特色。像是内部购置，蕴含了中国的雕刻，中国风格的壁画，蕴含宗教风格的器具摆设，不仅突出了庄严典雅的气度，潇洒飘逸的气韵，还象征着深奥超脱的性灵意境。让人们在参观鉴赏之余还能体会到中国传统艺术与中国历史传承的灵魂所在。 2.3 对家居室内装饰陈设体现与应用 自古代开始，人们对家居室内环境的装饰就十分的注重与考究。现在的装饰风格有很多，欧式的、日式的、韩式的等等，但是都不能与中国传统风格的装饰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自然，对自然采取顺应、亲和的态度，对自然景物非常喜爱。这种淳朴亲切的自然情怀反映在室内空间的处理和陈设设计上，将自然要素尽量组织到内部空间中室内的陈设艺术通过再现、点睛、提炼等表现手法在本质上传递着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可延续的传统。如在室内陈设一些原始情调的饰物，增加自然的意境。在室内添加一些陶瓷制品，可以凸显屋自然、淳朴的感觉，并且能够增加室内的空间感。室内放置一些中国传统的古典乐器，可以为室内增添另一种文艺术特色，并且让居室整体都呈现出以中国古韵古风的。书法、水墨一直是室内装饰普遍采取的一种方式，行云流水的线条，大气磅礴的字迹笔锋无不透露着屋子主任对待文化艺术的崇尚与追求，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在室内装填一些中国特色的画作与墨宝，很有舒适、高雅的感觉，真的更加提升了室内整体气质，散发着独特的艺术内涵。具有中国古典艺术特色的装饰设计数不胜数，元素也是随处可见，只要能够表达出一种传统传统的文化，那就不难发现与运用。 3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是值得所有中国人学习、研究与利用的。一开始前面说的那些元素都是很普遍，还有许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竹象征高洁孤傲的气韵，中国的茶将清香带向全球各地，中国的文化已经传遍四方，深刻审视华夏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责无旁贷地发扬与传承传统文化。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文化艺术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古代先哲对人居生活环境的思考与探索延续至今。其中蕴涵的审美心理、价值取向等对室内设计影响深远。现代家居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深化和再创造，寻求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成分与审美思想来指导现代家居室内设计并进行运用，优化建筑信息，使之和谐共生，从而整体、有效地营造一种理想的家居生活艺术环境，具有非常广泛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 室内设计 艺术 一 解析传统文化 “传统”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传统是已经形成的遗产或文化；也有人说传统是具有民族生活情感的，在民众中不断流传、继承下来的文化。本文认为传统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传的、流变着的诸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 1 什么叫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的对今天和明天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类文化的精华。如中国的“彩陶文化”距今已有六千年历史，其彩陶图案丰富多彩，所刻画的动物形态栩栩如生，如鱼纹、鸟纹和蛙纹等，至今在室内设计中仍起着装饰的点睛作用。又如古埃及文化距今也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并与建筑关系极为密切，它所建筑的金字塔，至今还令世人叹为观止。而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追求理想的人居环境，在室内设计上都喜欢遵循具有文化传统的建筑理论。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核心。中国传统文化对环境所持有的价值观与心理行为的取向，其宗旨是周密考察了自然环境，顺应自然环境，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与生存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如中国古代园林布局，无论是北方园林的宏伟、大气，还是江南园林的玲珑、典雅、都强调园林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思想，即“天人合一”。常运用曲折萦回、欲扬先抑、意犹未尽等手法，达到人工园林与环境的惊人吻合，达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成”的效果。我国四大名园，即北京的颐和园，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留园、拙政园，都是浓厚的传统文化的体现。 2 传统文化在室内装饰上的艺术表现 室内设计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它以儒家倡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标准。传统室内设计充分体现了人文意识，其装饰内容和载体大多都有文化的意义，集中表现为重道德、助人伦和敦教化。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室内装饰成为传统艺术隐喻、象征和表达心愿、信仰及审美意趣的主要手段。如我国主要图腾物“龙”和“凤”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装饰元素，具有人格精神，和人共融，为人所用。“龙凤呈祥”是中国传统室内装饰的骨干脉络，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开端的象征，至今我们还有“龙的传人”的说法。凤是原始社会人们想象中的保护神，并被视为神鸟而予崇拜，它经过形象的逐渐完美演化象征了美好与和平，预示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吉祥。艺术家们以丰富的装饰语言生动地表现龙凤多姿多彩的艺术风韵，龙凤组合的题材有很多，比如龙飞凤舞、游龙戏凤等。龙凤题材一直在民间室内装饰设计中广泛应用，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寄托及力量的象征。 二 现代室内设计的含义与内容 现代室内设计是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高度集成的产物，它将功能实用性和审美艺术性融为一体，是创造良好室内环境的特殊艺术。室内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空间处理 空间处理是通过调整空间的尺寸和比例，处理好空间的分隔，强调空间的性质，解决空间的对比和统一等的精心设计，赋予空间更具人性化及更为丰富的内涵。如使用不到顶的墙、家具等实体性界面来划分空间，形成一定的视觉范围，又具有开放性。还可以使用栏杆、玻璃、悬垂物等非实体的手段来划分空间，造成空间界面模糊的感觉，使空间更开放。 2 整体装饰效果 整体装饰效果包括室内墙面、地面、屋顶的造型、色彩、材质等构造的设计，是室内空间从造型、色彩、工艺到风格的综合体现。如可利用室内家具、地毯、窗帘等不同装饰材料的质地等通过对地面的高差处理，可实现转换空间、界定功能，让光线、视线、空气在无阻碍中自由融合。 色彩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是室内设计中最生动、最活跃的因素。色彩处理既要符合功能性又要能获得审美的效果，通过对色彩的视觉感受，可以产生丰富的联想、象征与寓意。如为了打破单调的六面体空间，可以采用超级平面美术方法不依天花、墙面、地面的界面限定，自由地突出其抽象的彩色构图，模糊了空间原有的构图形式，从而扩展了空间形式，创造空间意境。 3 室内陈设 室内陈设包括家具、橱具、电器、灯具、工艺陈设品、装饰品以及花卉植物等的选择与配置。他们之间的合理搭配对于形成室内环境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工艺品、雕塑、字画、纪念品等的点缀是室内设计中必需的内容，可以起到赏人悦目的作用。 另外，在科技的不断发展下，材料也随之快速更新，生态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生态设计在强调人类遵循生态规律的前提下，注重自然生态美，欣赏质朴、简洁，以此带给人们持久的精神愉悦。 三 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带来了不同感受的改变，这要求室内设计必须与时俱进。但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寓意并没有改变，它们仍然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富贵吉祥的向往。因此，用现代的理念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并将其运用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使设计在满足实际功能和理性追求的基础上，既能体现传统文化特质，又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1 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即天人原本一体，物我自然两宜，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对自然加以改造，要求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并将其思想运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去，使营造的室内空间在本质上与室外空间环境、自然环境能和谐共生。在现代家居室内设计中，我们应该在观念上将室内空间看成是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区环境、室外环境与室内环境等一系列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组合。 在现代的室内空间设计自然一致中，把古建筑中优秀的设计手法结合实际住宅巧加运用，更能体现人本身的内涵。如将中国传统园林的手法引入室内空间的设计，将其融为一体，做到室内空间室外化，让阳光温暖着室内与室外的人们，让人充分感受到外面的美妙景色，再利用光影创造出明亮、宜人、愉快的视觉效果。 对于开放性的空间强调的是空间的延续以及空间的交流。设计时必须考虑到人们在室内与室外所体验到的感觉，从而使空间里的内墙与空间的分隔带有音乐的优美旋律。比如套间住宅的阳台，别墅的赏花露台，以及住宅内部的某些能做成通透的隔墙，通常用透明的玻璃进行隔断，这样的设计简洁而无假饰，室内与室外、空间与空间互为借景，形成视觉上的空间的连续与扩充。 现代室内设计注重人们对空间不同的心理感受。随着人们进门一刻的脚步移动，如由客厅走到卧室，或由卧室走到书房这个过程中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成功的空间设计是要让人们随着视点的转移体会到不同的装饰风格与艺术品位。传统建筑空间中弯曲流畅的线条给人造成视觉上的流动感，空间分隔上的隔断、花罩、窗、门让人对于传统空间有无限遐想与希望。因此，现代设计师可以根据传统设计，针对室内空间大小，利用色彩、明暗线条设计出感官上的空间延伸效果以及将室内与室外环境交织相融的效果。 对于封闭性的空间，要尽量利用窗户营造室内空间的某种氛围，使人们通过空间氛围体现出他们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性格差异、不同的教育背景等。古代窗户的形式多种多样，大都取法天然，如梅窗、扇形窗、尺幅窗，等等，而现代的平窗、凸窗、斜窗等虽然在取材用料方面与古代已截然不同，但用意都是为了能更好地与自然对话。因此，现代设计师要借鉴传统文化，充分利用窗户把室外的景色纳入室内。 2 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色彩设计中的应用 色彩是一种视觉的艺术，中国传统装饰色彩以白、黄、青、赤、黑五色为主，如绿色象征生命与健康，黄色象征尊贵与华丽等，它是室内设计中最生动、最活跃的因素。在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颜色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不但颜色的外延扩大了，而且与事物的形状也建立了某种对应的联系。如在现代设计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色彩莫过于红色，它代表的是中国人的热情、热血和鲜明的特性。我国古代木建筑中最高等级的、流传至今的宫殿建筑，就以红、黄二色为主色，它深深影响了传统色彩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即便是现在，吉庆日子到处张灯结彩，灯是挂的红灯笼，彩结是的红彩绸。居室中的一整面红墙，餐厅中大面积的红桌布、红座椅等仍然是喜庆的象征。 又如金、黄两色在传统装饰中通常搭配使用，体现主人的尊贵感。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人们吸取了传统装饰手法，结合当代技术条件，创造出华贵氛围。例如，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室内改造工程中，设计主题非常鲜明，即“中国的金色大厅”。这一设计空间定位清晰明朗，风格细致淡雅，充满中国古典意味，天花采用中国古典建筑中的藻井造型，八边石材柱间的梁枋采用传统沥粉贴金的手法，色彩及纹样具有敦煌壁画温润调和的风格，因而被称为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 3 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陈设中的应用 传统文化在中国家具上的印记很深，传统家具民族性特征极强，尤其是明式家具的艺术造诣和文人气质在世界家具史上别具匠心，至今无法超越。我们在书房放置一组典型明清风格家具，往往会因其独特的艺术气质，唤起历史情感的回归以及陈年的记忆。 雕刻、匾额、书画、挂屏、文房四宝等陈设都是中国传统人文意识的载体，它们既能从形式上供人欣赏，又能从内容上起到激励、自勉和警世等作用，有效地围成一种具有传统文化气息的空间。 另外，我们可以对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装饰纹样进行移植嫁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象。传统文化中的几何纹样有水波纹、回纹、冰裂纹、万字纹等，它们在窗花、屏风、隔扇的传统装饰点依然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被使用，并且还用在了电视背景墙、天花、铺地等装饰的造型中。现代设计师打破了狭窄的传统文化概念，继承其优秀的文化精华，配合新的造型和新空间对传统纹样大胆创新使用，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借鉴传统的创作手法，使传统纹样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有了新的生命力，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四 结语 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它强调要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规划和设计，并巧妙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冲突，以获得和谐的生活环境。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研究传统文化，应用其美学思想，对现代室内设计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注：本文系延安大学校级重点扶持学科项目。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文化下的晋商雕刻艺术研究 摘要：晋商建筑不仅在大的不仅和建筑形象上都具有精湛的建筑艺术，而且其细部装修设计也很丰富。本文主要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对晋商建筑的木雕艺术、砖雕艺术、石雕艺术等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传统文化；晋商；雕刻；艺术 雕刻是我国传统建筑装饰艺术之一，其中木雕、转雕、石雕、共称“三雕”。山西雕刻艺术作为我国传统建筑砖雕主要流派之一，主要集中在晋中一代的民居建筑中，尤其以晋商建筑雕刻为代表，晋商精雕细刻的建筑艺术，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和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 一、晋商的木雕艺术 木构件是晋商建筑的灵魂。它们不仅构成建筑的骨架，有些部件还构成建筑的装饰物，形成了晋商建筑丰富多彩的内容。乔家大院处处都可以看到木雕艺术作品。如各院的正门上都有木雕人物，而且各不相同。分别为天官赐福、三星高照、和合二仙、招财进宝、麒麟送子、回回献宝等多种形式。柱子雕刻也多种多样，有八骏、有松竹、有葡萄表示漫长久远、有垂瓜象征瓜瓜绵绵、有垂莲象征连生贵子，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其中镂空式雕刻最具艺术性，是将整体构建雕刻出一种主体景物的效果。所雕刻花卉鸟兽皆跃然栏上，生动自然，这种雕发所雕刻出的作品，地与面高差甚大，最大高差可达十厘米左右。大院正厅的“连连有喜”，及门廊的“凤凰戏牡丹”的雕刻就属于这种技法。由于这是由完整的木材雕刻而成，因而又成为“高浮雕”。此外，合叠加式颐名思义，是一种复合组构的木雕形式。做法是先将地纹刻好，然后将片外加工刻成的人物景象再复合叠加嵌镶干底板的地纹上。从而组成各种内容的图案，这种做法的效果，较缕空式别具风味。 二、晋商建筑的砖雕艺术 晋商建筑虽然以木结构为主，但由于气候及观念等原因，建筑的维护结构以及—些结构构件钉大量砖石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有功能作用，它们同时还是精美的艺术品。以王家大院为例，王家大院东园小门额枋仿国画长卷图轴雕以松竹梅兰寿石，树林间又雕梅花鹿两只，互相盼顾，颇有情趣；东院大门的额枋，雕以琴棋书画四艺图，周围衬以菊花、牡丹、鼎等浮雕装饰纹图；西院偏门额枋，则在替子二龙头上方，雕以瑞云翩翩，以示乘苍龙青云直上。进入小偏门是私塾，其院门门框用4块青石雕成，上面刻以松、竹、梅、寿石、喜鹊，这一雕刻设计清新，刻制精细，既表现岁寒三友的清气，又体现喜上眉梢的喜气，透视关系也完全按照中国画散点透视手法，显示出其不合比例的合法性。东院内的石雕风景照壁，高2.6米，宽1.82米，被镶嵌在建筑物山墙内，起萧墙的作用，画面用平面阴线雕成，砂粒圆点做底纹，图纹为松、柳、山、水、楼阁，云气浮游于天空，小舟行驶在水中，煞是一片江南景色。建筑就其本体属性来说，融实用坚固与审美为一体，在修建过程中，对间架结构及其布局，除用力学掌握支点、力点、重点外，在造型上还可以体悟到它的美学趣味、价值观念、精神感情等 三、晋商建筑的石雕艺术 晋商建筑的石雕艺术，数丁家大院最为完整，艺术性较高，每个年代的石雕均具特色。例如在丁家大院中，石作构件应用广泛。其中有以下几种：一为柱础，所有建筑杆础，全部用整块石料雕琢而成，其中，尤以正厅和门廊施用者最为华丽壮观。门砧石这种专门为垫托门框的石质构件，几乎有门即施，但以大门、二门，厢房者雕刻得最好。踏石设在大门、二门和天井内，由于建筑台基皆高出地平面，故设踏石以登堂入室。这种构件不但数量多，而且雕刻细腻华丽。在丁家大院，柱础石内容丰富，样式各异，灯笼形、圆鼓形、六角形、宝瓶型等等，各个院子绝无雷同重复。上面的六角灯笼形柱础石，上下六个层次。各种石雕充分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四、各种雕刻协调统一，尊重自然 晋商建筑中的雕刻艺术伴随着晋商的生活习俗和其建筑的结构类型，不仅融合了当时的社会阶级形态，阐释了晋商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而且体现了晋商以及当时的建筑设计者对自然的尊重。如如灵石县王家大院，梁架往往采取“砌上露明”的方式，让梁架暴露在外，展现梁架的结构和木材的本色，又雕梁画栋， 即具有结构功能，又体现出和谐美观。王家大院大门上的门框装饰，其额枋也各有千秋，东院小偏门额枋仿国画长卷图轴雕以松竹梅兰寿石，树林间又雕梅花鹿两只，互相盼顾，颇有情趣。东院大门的额枋，雕以琴棋书画四艺图，周围衬以菊花、牡丹、鼎等浮雕装饰纹图。西院偏门额枋，则在替子二龙头上方，雕以瑞云翩翩，以示乘苍龙青云直上。纵观整个王家大院，所以的主要雕刻品，都是成双成对，追求对称，而不让人感到重复，以体现协调统一统一，给人以完全自然的的感觉。 总之，许多晋商都曾历经艰辛，他们用自己饱含着汗水的业绩，衣锦荣归之后，给后人留下了这些雕梁画栋的宅院，这些雕刻精美的建筑，古色古香、突出了传统文化、给研究我国近古的建筑雕刻艺术提供了难得的直观资料。 传统艺术论文:浅析剪纸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积累所形成的一种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理念。剪纸艺术与其他的传统艺术一样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在创作题材上，而且在创作理念、艺术表达形式以及制作技法上也都流露出传统文化的特征。 关键词：剪纸艺术，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与其他的传统艺术一样，受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创作者不仅在她的作品内容上喜欢选用中国传统题材，而且在作品的创作理念、艺术表达形式以及剪刻技法上也自然地流露出传统文化的特征。这种流露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剪纸中的感情表达方式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中“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方法论中的“五行运化”理论也是顺理成章的。 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通的，故而可以达到统一。这种思想熔铸了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融入在剪纸艺术品中，就是剪纸的“心里想的”，注重表现抒发情感和理想的意念。“天人合一”论中强调了天与人的统一。也就是天地、自然界是大天地，小天地是个体的人，大天地与小天地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人体中感情的发生表达，以及它的走向和互相作用的规律，都是与天地相互统一的，即人的情感世界，也遵循自然界中物质运化的规律。 人的感情是丰富多彩的。交流喜悦之事，倾诉悲愤之情，抒发哀怨之思等，都是人体自身经常需要的，但这些情感历来都是受到伦理制约的，绝不是动物性情感的自然宣泄。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看艺术所具有的协调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价值，高度重视并利用艺术具有的陶冶人的情操、稳定社会秩序的独特作用，用以加强其精神统治。所以，“天人合一”论，既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又是艺术扩展自身，把对周围事物深刻的了解和体验高度升华到意念，注入艺术自我情感，表现大自然、大天地的需要。在精神领域里让人与山水、自然界的动植物产生某种情感的交流，也就是让人在欣赏自然时得到启示，从而精神得到升华与净化。这种人和自然的情感交流在剪纸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承认人的现实存在，同时也承认在进入精神绝对自由境界可能性的生命存在。在不受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了伦理规范制约的意境中，民间剪纸艺人把自己的感情大胆地宣泄到了他们思念向往的形象中，把不曾见过的天堂仙境抽象成月宫瑶池等，把不存在的龙凤、鬼神兑现为神奇可视的艺术形象。这一切都带着明显的心理体验特征。在人与周围环境的现实关系中，一旦摆脱了“外物”的桎梏，就能在精神世界中更体会到自由人的“小天地”的存在。民间剪纸往往都是从当前利益得失的观念中超脱出后，就创造出无数描述自由、美丽的“小天地”的艺术作品，并且是带着个体的强烈的情况，使艺术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并且释放出艺术的光辉。 缺乏感情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但所带的感情应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强行加入的感情，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每位艺术承受者会欣赏、了解艺术中的感情。人的情感基本可分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这七种情感可归结为五大类： 喜，包括快乐、舒畅；怒，包括愤怒、威严、至尊至上；忧思，包括忧愁、思虑、远见卓识、思想；悲，包括悲痛、伤心，没落；惊恐，包括惊吓、恐惧、害怕、畏缩。 这七种（五类）情感的表达在剪纸制作中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五行运化理论，从客观上解释了自然界和人体中生克制化的关系。在剪纸艺术的情感表达上也同样适用。 五行运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世界上的物质分为五种，即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的分类是根据客观上的物质、物体或生命体的所有属性综合起来分类的。 在情感上，以上五类情感也可分属五行，如喜属火，怒属木，忧思属土，悲属金，惊恐属水。下面分别加以阐释： 喜：喜属火。在五行运化理论中火的性质就是向外发散。 在图形占有面积上，向外发散占有的最大空间是圆形。在数学中，当周长一定时，面积最大的是圆；在四边形中，面积最大的是正方形。所以人们不自觉地常用圆形和正方形，以及向外发散的线条造型来充分地表达喜悦之情，总造型是圆形或正方形。要使剪纸作品表现出喜气洋洋，应尽量使之发散，不加边框。比如经典作品《老鼠娶亲》，在创作时样稿几次改变，最终把花轿放在正中间，四周二十个老鼠，不论是放炮的、吹唢呐的，还是送礼的、献花的，都显得喜气洋洋。由于周边不加限制，似乎炮响一直继续，欢庆的气氛在不断扩展，使作品中“喜”的情感得到充分表达。 怒：怒属木，木性升发，其气机向上。自然界中树木向上长，有向阳、向上的趋向。五行理论中木代表生发力量的性能，标示宇宙万物具有生生不息的功能。古人对怒有“怒发冲冠”的形容。如作品《钟馗捉鬼》中的钟馗，怒发冲冠、眉毛向上，其威严的神态将小鬼震吓得匍匍倒地、瑟瑟发抖。剪纸《包公》也是用一种凛然的气势来剪成的，不仅官帽向上，而且官袍上的火焰也向上，衬托出包公嫉恶如仇、为民除害的一身正气。在具体剪的过程中，作品为表达怒的情绪常突出向上的尖锐的直线条。 忧思：忧与思属土。土的属性是集结收敛。同时，还具有土载四行为万物之田，承载受纳的性能。在人体中它主管气机的“气结”，即气体扭缠混绕在一起。因此，在剪纸中，凡扭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的线条或结构都是忧思的情感表达。爱情作品《相思鸟》就是用一圈鸟儿头顶上集结的许多缠绕在一起的云彩来表达鸟儿的相思情。而《沧桑岁月》是用许多蔓藤缠绕在两棵大松树上，同时用线条绕出了“沧桑岁月”四个字，体现了对岁月的思考，隐喻作者的思绪延伸到很远很远。凡是线条向内、向中心结集的趋势，均可以表现忧思的情感。如著名的雕塑作品《思想者》的主人公就是半蹲半屈，全身各个关节呈曲状，向中心集结。即使可以不看主人公的面部表情，仅仅从他的姿态就能明白，他正在思索或正处于忧虑状态。 悲：悲属金。在人体的脏器里，肺属金，中医的基础理论中阐述了肺的客观属性是主哭，主一身之气。肺藏魄，即魄力、气慨。金也有服从、顺从、收敛之意。如果悲伤过度，自然就失去了魄力，没有了气概。哭的太甚，也会软弱无力，重则晕倒甚至休克。肺主的是一身之气，悲情过度，一身之气不足，就会正气消耗、咳嗽上逆，气短乏力，伤风自汗，弯腰驼背。所以中医明确提出“悲则气消”。 使正气消耗的“悲”的情绪在剪纸的表现上是一派无力、萧条的景象。要剪悲情的人物，此人一定瘦弱无力，风吹欲倒。如果弯腰驼背有碍于美，在作品中只有使其削肩、细腰、低头、内视等。悲情的动物一般表现为低头、皮毛不乍起而顺之下滑，并瘦弱无力。悲情的植物一般表现为枝条软弱，叶茎细小并下垂，随风摆动。 惊恐：惊与恐属水。水向低处流，水具有滋润、顺下、闭藏的特性。 “惊恐”中的“惊”会造成逆乱。传统剪纸《钟馗捉鬼》 中的那些形态各异的小鬼因为害怕钟馗，跪趴在钟馗的脚下，个个形态惊乱。若要表现剪纸中的小动物受惊，要把小动物所处的环境剪成逆乱的线条。如表现小鸟受惊，只要把小鸟周围的树枝剪成摆动的混乱状态，美丽的小鸟儿就变成了受惊之鸟。 用剪纸表现不同的情感。除了有上述总体造型上的规律外，在剪纸的具体制作上，各种情绪之间的剪法也有较明显的区别。不同剪法剪出来的线条所表达的情感内涵是有区别的。 例如，剪“喜”的感情时，走剪的速度均匀、流畅、光滑、圆润。即使需要跳跃，也如欢乐的小溪一样柔顺，向外自然发散。 “怒”的剪法，直接迅速，笔直向上，拐弯处硬而不流畅，剪出的线条横来直去，干脆利索。 “忧思”的线条，由于是缠绕扭结在一民的，因此剪时最不流畅，很少有一剪子剪到底的线条，其线条多细长、柔软。 如作品《小鹿梅花》中既有表达思虑的线条扭结，又有流畅、圆润之感，所以表现了小鹿正沉浸在一件美好幸福的心境之中。一般地说，表现忧愁的线条要细些；表现思考的线条要粗些。思考中含有愉快情结盟的线条光滑粗大一些；含愤怒情绪的线条粗壮笔直向上；含悲哀情绪的线条则细弱垂下。 “惊”的情感是逆乱，剪此种情感的线条，一般为短小刚硬，互不连接。其中，杂乱、重复、折叠的线条出现频多。一般不用连续对称的图案。 “悲”的情感是消耗正气，软弱无力。走剪时，剪速相对慢，从小向下，越剪线条越细，常常将极细的线条靠在一个参照物上。此线条虽柔弱，但并不中断；虽无力，但不会随风起动。因为“天人合一”论说明，“悲”的环境宜用无力之风、柔弱之水来表示。 “恐”的剪法也是向下，走剪时线条相对有力，好像是哆哆嗦嗦地向下行。在下行中不断地有各种小弯曲，这些小弯曲无规律、不连续、不对称。例如，表现人被吓得两腿发抖，两腿就不能像跳霹雳舞那样有节律、有力度。 值得提出的是，剪纸这门艺术几千年来主要出自农家妇女之手，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广大的妇女被禁锢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天地里。旧时的妇女，命运大多数是不幸运的。婚姻靠媒妁之言，婚后伺候公婆，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没有地位，任人摆布，挨打受骂是常事，她们潜藏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但在封建伦理和“三从四德”的重重约束下，又不得不屈服，艰难地苦度着岁月。这种悲痛的心情，感受在五行中属金，金（悲）可以滋生水（惊恐），再滋生就是木（怒），就会起来反抗。反抗若无出路，金（悲）可以被火（喜）所相克，用喜庆、快乐的剪纸来克制、转移悲的剪纸来克制、转移悲的情绪，这也是她们排解不良情绪的一种手段。 正如她们自己所说：一拿起剪刀进入创作，仿佛进了仙境，心里美滋滋的，忘记了一切悲苦、烦闷。所以，她们剪出的喜庆剪纸占绝大多数，如《卖莲》、《农家乐》等。而现代城市女性自由、洒脱、心情愉快，属火（喜），火生土（忧思），也就是火（喜）滋生、助长促进土（忧思），所以，城市女性创作的剪纸自然就多一些忧思的情感，其哲理性、思想性和忧国忧民的成分就更多一些。 用“天人合一”论与“五行”学说来解读人的情感，诠释传统剪纸作品中蕴含的艺术语言和艺术表现形式具有一些实用性和指导性，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超出朴素直观的范围，毕竟它们产生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分开的时代。因此，从剪纸的长远发展的角度上说，应站在现代最先进的认识水平上，从现代科学与哲学的最新成就中去寻找剪纸艺术与感情表达有联系的东西，让剪纸艺术在当代开出更鲜艳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代少数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科学凭借时空、力、物质、运动、质量、惯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话，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灵来感悟、审视、体验世界。综观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他们在进行汉语抒写的同时，也没有扔掉本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相反，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谚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汉语抒写中得到文学的审美体现，给整个民族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不仅赋予了生存本身以极其浓郁的艺术化品性，而且在为更深刻的层面上激活了艺术本身所潜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的自由表现在此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接”这主要体现在仡老族作家赵剑平、王华，苗族作家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吴加敏、蜀虎、赵朝龙小说创作上。赵剑平的《困豹》以乌江流域为创作背景，以疙疤老山与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荣和木青青与当地政府的不和谐为线索，展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失衡现状，揭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发展重重困境，试图指示现阶段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理想之路。小说在文字的不厌其烦的叙事中，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和哲学的思辨气息。在目前乌江流域内，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乌江水地域文化生态小说，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语和歌谣情诗等少数民族知识性话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写作的视域。《困豹》小说的审美特色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于民族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上，作为在乌江乡间成长起来的赵剑平，本身的语言就具有一种质朴的野性，行文中缓缓流淌的方言土语，突破了常有的习惯性语言审美愉悦，以一种民间姿态使小说流溢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唤”、“阴悄悄”、“挞斗”、“裹跑”、“衩衩裤”、“牢实”、“松活”、“活路”、“滚水”、“跑不脱”、“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连天”、“活摇活甩”、“挨邻则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问提壶人”、“烟搭桥，酒开路”、“倒大不细，两头受气”等等诸多俗语、俚语、口语土语、谚语，这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渝黔交汇的地方出现，如果用本民族语言表述出来是很难达到交流效果的，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更能传达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俗风情。这些方言词汇，经过地方文化长期浸蚀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语句，是黔渝边地人们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语言的特殊表达，是乌江地域文化积淀与本土文化代码体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们长期劳动过程中生存体验的凝练和简索，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生存法码。 在王华的《傩赐》中一些充满巫性和民间文学色彩的儿歌民谣和山歌，机智幽默，和谐铿锵。在傩赐这个地方，哭丧有哭歌的，各人家的丧情不一样，哭出来的调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词差不多变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妈这样伤心哭到：“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道士雾冬在四仔爸发丧出门时，高喊一声“起”，管材被壮年抬起来，紧接着唱道：“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黒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这种悲壮氛围更加浓烈起来，周边的人也收到强烈感染，都流着伤痛的泪水。 在《困豹》中，也写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开坛时，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来神不神，法事开坛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转回仙山，屙一泡屎哟！／此水为非凡之水，乃天宫闪电之水，左边洗过招财路，右边洗过招财来，天瘟扫出天朝去，地瘟扫出地府门，人来有路，鬼来无门，主人清洁，四季平安。……”这在幽默中渗透着喜剧因素，把主人的悲伤情调通过端公的诉唱转化为感激。 还有在《傩赐》中，对爱情的表达，也是通过山歌表露出来的，秋秋在拒绝岩影的爱意时，岩影一转身就唱起山歌来：“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在岩影被“我”妈拖出后门进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给秋秋唱起来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开在哥哥心房处。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处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娇，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搂在怀，刺就扎进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绵绵，歌声寥寥，忧伤回荡，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秋秋的心。傩赐庄，在叙述者看来，“桐花节”是傩赐人民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几个男人娶一个女的发端，秋秋的到来，无疑成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为傩赐人民过一个晴朗的桐花节。过“桐花节”就得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对歌，藉以表达一种纯真的爱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执著向往” 赵剑平《困豹》口语土语的娴熟运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个画家画个你，把你画在杯子上，每天喝水亲死你。”，在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中，作者从生活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白粉墙村的真实故事出发，以四代花灯艺人的艺术人生为线索，饱蘸着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沧桑，着重对土家族原始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渗透着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花灯口语民间调子，涉及到爱情、农事等，仅仅关联着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历史沉浮。 田永红小说《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动喧哗的江涛，那一泓悠长坎坷的航道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奋斗史、苦难史。那一声声山歌“半夜三更（哪个）睡不着，打开窗予（什也）望月落。打开窗子（哪个）月落了。月下无妻（什也）怎奈何？”叹出对生命的无奈，仿佛又只有认命。 这些口语化的汉语抒写，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的从民间提炼出来的出面语言文字，增强了文学性和表达力，美的质感也正出现在这里，通过汉语抒写的传达，尽情展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本质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和触摸特定的人文语境，领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间艺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母语的写作意味着创作者自觉地确立了他与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联系。母语的言说能唤醒我们最亲切的情感，在母语的神思过程中，人的整个心灵都充溢着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声音构成了最亲切的母语写作情境”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信息承传下来，而且也方便了与汉民族进行传播和交流，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的缘由。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在于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图把本民族纳入一个多民国家体系的构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谐的审美动态叙述话语，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情愫和思绪能够被汉语读者理解、认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视与反思：挖掘底层求生者的苦难历程及生存命运 凝视底层，纵览宏宇，响应当代底层求生者的心声与道德良知，叩问底层人魂灵与生存命运。底层写作者注重发掘底层求生者的生存状况，对其心灵的苦痛和肉体的折磨作出独到的挖掘和审视，遂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的一幅独特剪影。进入新世纪九年多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当代文学发展必然的收获，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今日，底层文学虽然遭到了一些学人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丝灵气和生机，这几年最能撞击人的心灵震动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在少数民族写作者中，也并不是不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整天沉浸在津津自乐的民风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们也更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对其道德良知进行拷问。 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中篇小说《回家》《在天上种玉米》，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田永红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林照文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罗漠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着底层写作者更多地将目光由细碎的人性内部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之间的重重阻隔，探索我们这个时空领域里底层求生者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历程和生存现实，深入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求生者的欢乐与梦想，焦虑与孤独，愤怒与抗争，欲望与追寻内在的复杂性、斗争性、荒谬性和尖锐性。 在王华《桥溪庄》中，开篇就定下了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情感基调，“黎明无风。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这预演着人事的悲哀与无奈，临近的厂房，打破了宁静的山庄，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气，桥溪庄人寄托于厂房的梦想恰恰是他们人生命运低谷的开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辈的孩子们是生长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来也注定村庄人们恶果的到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作家，王华对农民生存的欢悦与哀痛，追寻与失落是深有感触的，心理凝固着一团火热的“农民情结”。尽管她笔下的李作民、陈大懂、陈小路、兰香和雪字辈们对生活执着追求，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们表现出的刚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狱。《村小》、《天上没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家园》和《傩赐》都是用汉语抒写底层的作品。《傩赐》作为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的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种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冉正万中短篇小说《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着生活》等在充满一种乡村气味生活气息的境况下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运，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时更多体现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篇小说《纸房》试图在建构和谐家园意识时对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引进进而扰乱纸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态破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一幅人生悲哀图，土地原生态的彰显与现代商业的的浸淫产生强有力的张力，一种乡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构。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忠诚于生养他的故土乌江作为他的创作源头，因而他的小说创作的资源来源于乌江，写乌江人，写乌江两岸的风物山川，写那些绞滩人、信号工、走江汉子、农夫农妇……写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焦虑与孤独，忧伤与喜悦，追求与无奈，力尽描摹一幅低层劳苦人民悲欢离合的画面。龙潜《铁荆棘》以一个少年的记忆和回味，抒写记忆中的苦难。田永红《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人物，大多为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的命运。潮砥滩的石柱，洋荷滩的山妹子，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岩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们生活的本真，实在，给人一种忧郁、阔达的调子。罗漠中篇小说《大雨瓢泼》，给人一种内心的涌动和震撼，小说写的是底层文人生存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群当下社会底层文人的众生相，体现了他对当下的文化关怀。 三、展示与创新：艺术风格多元化 展示艺术的多姿多彩，承传古代文人底蕴、文风、诗学价值，在生存境界中领悟人的生命真谛，述说真诚话语，阐释生命哲思，坚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文体的多样化，在创作中逐步摸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开拓模式，这是乌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乌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体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这些作家在从事这一创作的同时，也把笔墨伸向了戏剧领域。各种体裁的作品不仅处处流露出少数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各个时代、乌江流域各个角落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老庄佛禅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红色文化、傩文化、“萨母”文化、独特的生态资源多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由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个体独特的审美爱好和审美倾向，想象意识浮现，按照审美符号和语言的图式，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表象。现就诗歌和散文作简要的艺术剖析，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古典性，乡土性和风俗风景风情交媾磨砺出的神性，通过再现和表现有规律地表征在其创作中。 就诗歌而言，冉冉诗集《空隙之地》、冉仲景《从朗诵到吹奏》《众神的情妇》，周建军《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笔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独的太阳》，宁坤强《情满乌江》，王新华《高原梵歌》，何小竹诗集《写到1000首诗之后》，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学《走过界面》，杨见《五种声音》，王晓旭《后现代的香蕉》，蔡劲松《人在边缘》、白沙《玫瑰园》，林亚军《爱在雨季》，赵朝龙《梵天净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乌江》，魏荣钊《独走乌江》、刘照进《陶或易碎的片断》、王鹏翔《村庄的背影》，马仲星《黑白乐府》、龙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现代性二重背逆下，诗文家们自在自乐的构筑地域文化世界，他们带着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血液，美丽的山水，独特的民风民俗，原始生态资源，从梵净山脚下到乌江之滨，从故乡的江到中国的雪，从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风情，由对人生的诗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岁月，寻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绮丽瑰异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必然在其诗歌中交织和穿插着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考察。“真实的东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景——就其自身来说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想象，就其本质结构来说，包含着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说美的东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观察者通过他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这一群体上的作家正是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着血脉与归宿形式，关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所建构的审美对象——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铸造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刘照进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乡俗生活中追寻一种历史沉淀的感伤情调和记忆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庄上的”是苦难、亲情、温情，一种怀恋，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现代、虚浮给予作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灼痛，同时，也充斥一种现代性的张力。魏荣钊《独走乌江》，体验更多的是孤独，作者的思绪紧随乌江跳动的脉搏，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两岸的历史、自然、风俗和人情，丰富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诗中可以找到证据，《野火》一诗意象“野火”，“石头”，从石头中产生又轮回到石头中，这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表露。王新华《梵歌》组诗，《梵净山》组诗直接把佛写进诗歌中，成为一种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彝族作家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农具、人畜、节气、庄家、风俗风物将村庄的背影诗化，尽力挖掘对模糊村庄的记忆，在心灵的村庄寻求栖居之地和灵魂的归属。少数民族诗人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构筑诗性的乐章，他们在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社会交结中也身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是用汉语来抒写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谣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乌江风景等凝聚着诗歌、散文的梦想，在地域风情和文化记忆中熔铸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与汉族并共同赋予其生命意象。“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在周建军的诗中，对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较深，他的诗《采石艺人》、《摆渡江湖》、《打铜老人》彰显着对本民族化传统的忧患与礼赞，其主人也就自然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绿、杏黄、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只母羊与三只小羊在缓行，在这种诗情画意中，最伟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唤起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灵与大自然的邂逅，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乡情韵味、难以压抑的乡情和异常纯净的山涧景色、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何小竹诗集《六个动词，或苹果》中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质素，《梦见苹果和鱼的安》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对“乌江文化精神敏锐的观察和表现” 冉仲景的组诗《土家舞曲》“灵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毕兹卡！//霞光走来一群收割燕麦的女人/她们腰肢丰腴：乳房硕大/被鼓点激烈的脚步/刚好踩在了恋爱、婚姻、生育的节奏上/朴素和清白，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更是她们的肉体和节操”。传达了土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情愫或语言的“密码”，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的生命潜力的内在张力。从词义里表达出的地域风情、文化和内在精神，散发出诗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民族个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强调小说的地方特色时指出“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这一个性也正好体现了乌江流域诗歌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情来自于对物的感触，诗文“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诗文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家、山歌、唢呐、芭茅、对牛哥、梵净山、乌江等等都是来自于自然之象，是诗文家切身的体悟进到人生哲理的升华到达的一种生存境界。林亚军的《乌江呀乌江》，宁坤强的《情满乌江》，马仲星的《乌江月》，赵朝龙《乌江吊脚楼》等诗作更是对“自然之象”的真情表达，而安元奎《行吟乌江》更是将乌江浓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灵魂作为自己追索的家园意识的精神烛照。 思乡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产生的一种孤独情绪的生发，在少数民族诗歌中我们感受着“民谣淹没月夜的苍凉／不再孤独”（《异乡望月》林亚军）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鲜艳的绽放／孤独地／它使我深深地牵念”（《故乡印象》马仲星）“还有许多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关怀和鼓舞着我们”（《想念家乡》王新华）的家乡，然而，面对家乡，特别是亲人，“我”似乎有种内疚，因为“这些年，流浪在外／背着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乡的风丢了》末未）。 四、困境与突围：捕捉多领域题材，凸显现代性 在以宽阔的胸怀挖掘民族民风民情，静心描摹生态图景，透视民族生存历程时，以更加切身的感受，开阔的眼光审视世界，将创作主题延伸多领域，凸显现代性，这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所警觉到的，因为“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然而，我们审视一些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创作，会隐隐觉察到他们在陷入民族创作困境的危机感时，猛然意识到不能全面的复制民族地域风情，沉默在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中，题材不能单一化，在技艺上应该有所突破和创新。从目前出现的作品看，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新的迹象，而迹象也表明，这种创作趋势、创作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困豹》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乌尔沁认为“身为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是从整个现世人类的高度，审读和透视我们国土上面变革中的旷野乡原，作者的笔力重重地击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存永恒的家园。他笔下的木家寨不仅仅是乌江边上的民族生存的乡村，它是中国整个乡村的缩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图寻求“又纯洁又宁静”的一片栖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坏和霸占，于是寻找曾经的家园，可遭受到的正是现代性观念和行为侵略处境。令狐荣作为民办教师，抱着良知去寻找救助三个被拐卖的无辜少女，闯入城市，屏气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木家寨为代表的穷乡僻壤的与世隔绝和孤陋寡闻，这在他纯净的心灵里投下了一丝阴影。这部小说尽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谚语、歌谣的表述，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大气和质地，相反，透视出一种浓烈的当代意识，“困豹”不仅困的是豹子，它还困着民办教师令狐荣、木青青，也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这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穿透着诗性的力量，具有浓烈地域色彩与现代气息的奇异偶合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文本风格。 从上世纪末，何小竹逐渐把笔力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企图投向大都市的怀抱，创作了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弥》及中、短篇小说《圈》、《天堂旅馆》等，诗人注意力的转移，我们不妨猜测到视为都市的欲望和市场的诱惑使然。在冉正万、王华和蔡劲松的创作上，他们不再固执地将笔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风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着重关注当下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态资源描摹转移到生态平衡与人的和谐建构上来。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由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农村田园的美梦，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我九岁的时候，纸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雨滴是干净的，下雪时，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现在呢，山变样了，水干涸了，雨水浑浊。雪很少下，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现和灵魂拷问，充溢着焦虑感，给即将破坏的生态家园一种人道关怀和警示。作家蔡劲松是目前侗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作风格多元化。其小说题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说中主要围绕大学校园、研究所、遥远的武陵边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笔在大学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卖鸡蛋的盲人、下岗职工各种人上。他笔下的“历史”已有了新的内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体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出了《屋檐记》、《大桥上的新闻》等。王华的小说创作，驱魔了传统的技艺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渐转移了视角，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大家所关注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轨迹上来，特别警觉到“民工”在“家园”追寻上的拷问。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以两支红军曾经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为原型，以侠的形式构思文本，企图对历史的重构，而长篇新作《酒脸》在涉及历史的叙述上更宏大，对土家山寨民风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达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蕴和生命诗学，因此“这部小说还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陈晓明语）。 总之“优秀作家首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面对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也要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势，更敢于面对现实变动对自己民族的冲击”，乌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应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始终把握民族脉搏的跳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借鉴西方现写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今后创作文本质量、影响广度和深度怎样？诸位读者将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对之试目以待。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中土族文学艺术 [摘要]土族民间文学艺术丰富多彩。土族人民用“花儿”、宴席曲、安召、叙事诗、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童话、谜语、谚语等民间文学形式,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土族人民同大自然、同旧制度、同反动统治阶级所作的斗争,表达了土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显示了土族人民生产劳动的场景和生活习俗。新中国成立后,土族文学有了新的发展,赞颂新人新事的文艺新作不断涌现。 [关键词]土族；文学艺术；详解 “花儿”是甘、青、宁三省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特别是甘肃河川、青海湟水流域的“花儿”,曲调高亢嘹亮、节奏明快奔放、比兴运用自如、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土族“花儿”独具一格。它既不与汉族的“花儿”类同,又与藏族“拉依”有别。土族“花儿”曲调优美,婉转动听,如“土族令”、“互助令”、“尕马儿令”、“绕三令”等,颇为流行。另外,土族还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传统情歌,“嘎达古道”,唱起来亲昵委婉、曲折悠扬、倾诉男女青年相互爱慕的心声和愿望,如“玛森格”、“蒙古尔孔尼阿姑”、“阿甲哟”、“阿柔洛洛”“阿吾烈”等。土族人民不论男女老少,人人爱唱,不论田间地头,还是在庙会山岗,都是“花儿”赛场。演唱者自编自唱的能力很强,一般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词。解放前,土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男女把“花儿”作为爱情的媒介和桥梁,也把“花儿”作为评击反动统治的有力武器。 长诗在土族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祁家延西》、《拉仁布和琪门索》、《土族垦荒歌》、《登登玛秀》等。其中《拉仁布与琪门索》堪称土族长诗的明珠,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首抒情长诗以深沉悲壮的曲调,优美动听的诗句,道出了他们纯真的爱情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的向往,向万恶的封建社会控出了强烈的控诉。《祁家延西》则歌颂了德高望重的延西将军,不顾年迈体弱,率众击退入侵之政的勇敢精神,充分体现了土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安定和谐的强烈愿望。 宴席曲是土族人民在喜庆婚嫁时,邻里亲戚前来庆贺,表达他们对主人的祝福所唱的歌。土族也把宴席曲称为酒曲、喜曲。主要分以下几种: 一是赞歌、赞词。是宾主之间相互赞颂的歌。歌词以华丽的词藻来宣染夸张,如主人赞颂客人德高如兰天,恩深似大海,意志象雄鹰一样坚强,知识象大海一样渊博;客人赞颂主人的殷情款待:檀木的桌子,放了宝贝般的酒具,吃了肥美味醇的羊肉,喝了醇香的美酒。宾主互相赞颂,增添了喜庆、热烈而欢乐的气氛。 土族人民举行婚礼时,不论新郎冠戴、拜天地、还是款待宾客、谢媒人等,都有整套整套的赞颂词,语言精炼、比喻优美、贴切,仪式庄重。 二是对答歌或对唱歌。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又有生产、宗教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类型。对答歌含蓄而生动,曲调悠扬而多变。它是宴席曲的主要组成部分,流行的对答歌主要有《腾德尔格玛》、《霍尼》、《青蛙》等。 三是婚礼歌。是举行婚礼时唱的歌。它有固定固定的曲调和歌词,歌词的内容随着婚礼的程序或场面不同而异,有些歌词生动活泼,有些却很风趣,有些则严肃庄重。婚礼歌主要有十二首,如《纳信妥若》、《拉隆罗》、《阿依姐》、《纳信斯果》等。婚礼歌最能体现土族人民的习俗人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土族人民逢年过节,喜庆婚礼,都聚集在打麦场或庭院里,纵情欢唱、翩翩起舞,洋溢着十分欢乐的气氛,充分显示出以土族人民乐观豪放、能歌善舞的民族特色。歌舞是一种诗、歌、舞相结合的形式,一般由一个歌手领唱,众人挤在歌手后面边舞边唱,所以往往以众合的衬词为曲调名,如“安召”、“召应召呀”、“拉热拉莫”等。 土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的条件下,以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却很丰富,如神话、传说、故事、寓言、谚语等流传很广,深受土族人民欢迎。神话如《阳世的形成》、《黄牛的故事》、《唐德格玛》等。《唐德格玛》描写了少年开荒种田,先到天上捉青龙,青龙逃走了;又到山里捉野牛,野牛又跑掉了;最后到了平原捉黄牛,终于将又肥又壮的黄牛捉住,架起犁开荒种地。展现了土族人民披荆斩棘、辛勤劳动的品质。 民间故事有直接以阶级斗争为主题,揭露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压迫剥削的,如《狗气杀地主》、《红水沟》等;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大自然作斗争,同残害人民的邪恶势力“蟒古斯”作斗争的,如《黑马张三哥》、《蟒古斯》、《花牛犊》等;也有表现青年男女为了摆脱封建买卖婚姻的桎梏,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向不合理的宗教道德观念挑战,蔑视权贵,不爱金钱的,如《山雀叫了的时候》、《孔雀》、《登登玛依》、《阿丹寻妻》、《青蛙女婿》等。 土族寓言《想吃太阳的鸠》、《红毛狐狸和黄眼狼》、《凤凰和麻雀》等。童话如《兔儿和羊羔》、《懒人必受穷》、《饥寒哥》等。都是以物语理,形象生动,含蓄深刻,富有哲理性。有的寓言还映射旧社会的社会现象,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地主、土司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罪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尔虞我诈、凶恶残酷的本质。新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土族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涌现了一批土族业余作者,创造了一批好作品,如《雪里送炭》、《金色的长城》,《拉线琴之歌》,《劳动的歌舞》,《流水欢歌》等。 土族人民特别酷爱艺术,不论修房建寺,还是衣着服饰,刺绣图案,争相斗姘,巧夺天工。土族历来多项式能工巧匠,如互助的土族阿姑,从小学习刺绣技艺,个个都能绣出“玉瓣梅花”、“转魁子”、“太极图”、“富贵不断头”,也有“孔雀戏牡丹”、“狮子滚绣球”、“石榴寒雀探梅”等各种刺绣图案和花纹,尤其绣的盘绣美观大方、耐久朴素、细致匀称、色彩鲜艳、栩栩如生。 在党的民族政策下,土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在文化部门的协助下,土族人民译制出了土族电影《雪山泪》、《闪闪的红心》、《山寨火种》、《喜盈门》等四部,深受群众的喜爱,还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土族风情》和青海电视台摄制的《土族婚礼》;互助文工团排演了歌剧《拉仁布和琪门索》和东沟公社大庄大队业余文工队排演了土族歌舞《迎亲》,还有大型的土族歌舞剧《彩虹部落》,这些都丰富和活跃了广人民大群众的文化生活,使土族文化走出了土乡,走向了全国各地,使土乡的文化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幸福的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高校汉语言文学课程改革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面临着诸多困境，然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对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改革实践，突破困境，实现办出特色、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愿景。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新晨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 在审视2007年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或许会感到一些欣喜和宽慰。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默默执守、不懈努力下，我们在不断收获：理论创新、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作品研究的力度与广度的深入开拓，族别文学和区域文学的回顾与展望，都为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不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推进：宏观视野和学科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应该要有更宽阔的视野，杨义自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来一直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今年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纲目》等文中，他从方法论着手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大文学观,其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是“一纲三目四境”。大文学观即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纲，三目为：时空结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发展动力体系――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四境乃是以一纲三目加以贯穿的四个学科分支或学科交叉领域，即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这种纲、目、境的充分展开，也许可以改变以往以汉族文学史充当中国文学史的局面。 扎拉嘎、汤晓青的《实践与理论并进――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深入阐释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学科的确立意义。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学科，意义在于可以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实践和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实践出发，在与比较文学理论的交融和与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提出和探讨具有更为广阔意义的理论课题。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也达到一定的深度。刘大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对既有的学科建构提出疑义，认为当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当代性”。李楠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简析》提出将作品的民族性作为界定其民族归属的必要条件，而把作品的语言和作者族别看作充分条件。齐亚敏、杨志强的《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分别从民族性、世界性以及市场性三个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近年的发展倾向，也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如何确认自身的文化定位问题。李庆雯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走向》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张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比较之商榷》提出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汉民族文艺理论的二元对立理论已不合时宜，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应走出为自己“正名”的初步阶段，借鉴晚近阐释人类学的成果并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赋予其新的阐释。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从“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域出发，结合文化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对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学解读。作品评论：丰富的个案研究 和开阔的视野 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等具有少数民族身分的现代名家以及玛拉沁夫、吉狄马加、阿来、张承志、叶广芩、石舒清等知名当代作家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研究资源，但研究角度和视野则更为开阔。 关于老舍的民族身分认同与表述，关纪新的《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指出老舍道德观念的起点带有满族古典伦理色彩，其价值迟早会被人们重新认识与捡拾。舒乙的《老舍和少数民族文学》认为满族贫民的出身对老舍日后的生活、文学创作及人生观都有决定作用。 关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任葆华的《文学疗治：沈从文小说文化意义的别一种解读》论述其利用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进行自我疗救，同时实现了由一名患者到现代社会人性治疗者的角色转换。蒋淑娴的《沈从文的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刘海军的《心理批评视阈下的沈从文文学批评》、肖向明的《原乡神话的追梦者――论沈从文的原始宗教情结及其文学感悟》等文章从多角度的切入研究也算是各有千秋。 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到更为广泛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吴思敬的《图腾诗：民族诗歌发展的一种可能》侧重于南永前诗歌中体现的朝鲜族古老图腾意识与现代审美文化思维空间的融合。黄伟林的《“身份焦虑”与“浑身是戏”――壮族小说家凡一平小说论》考察了作家本身的身分转换对其创作的影响。杨荣的《意义与限度――重评〈美丽的南方〉》以当下的视角对陆地的经典作品有了更深层的重新阐释。陈庆的《扎西达娃的小说：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则从概念入手质疑对扎西达娃小说定位的准确性。这几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他们不落陈臼，尝试新的研究角度。 关纪新《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发掘了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认为此书是迄今能读到的用中文书写的、最为真切详备地收录有民国伊始京师旗族命运场景的纪实之作。王菊、罗庆春的《从本能到自觉:民间立场坚守与批判精神高扬――栗原小荻文学评论思想探析》认为栗原小荻站在真正的民间立场，追求一种自在地探询和自为地表述的生存方式。李生滨的《生命承受苦难的文学追求――东乡族作家了一容小说创作散论》评论了一容被许多批评家看好的“西海固文学”，是自觉书写苦难、贫困和内心坚韧的文学，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以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回汉文化的交融，带给宁夏作家鲜明的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 还有其他的评论涉及白族诗人晓雪、土家族作家叶梅、傣族作家段林、藏族作家龙仁青、哈尼族作家哥布、满族诗人牟心海、大解，壮族诗人黄遥侗族诗人王行水、纳西族散文家杨世光、苗族作家向本贵、侗族作家隆振彪、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佤族诗人聂勒等，较充分地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论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摘 要： 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多样，通过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分析，提出对策和建议，实现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深层次的共建共享建设。 关键词：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文献资源 共建共享 民间文学，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口头创作，包含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长篇史诗、寓言、戏剧、曲艺、诵词、风习歌、谚语等。少数民族文献作为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最好的依据。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聚居着以汉、壮、瑶、苗、侗、京、回等12个民族，是壮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地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以壮族的文献最为丰富，也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最为悠久、珍贵的文献。 文献信息资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与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信息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探索建设良好的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寻求文献信息资源效益最大化，不仅能促进跨时间、空间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而且能够降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成本，弥补馆藏资源不足，从而实现图书馆之间文献信息资源的互通有无，减少重复浪费。 一、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基本情况 广西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丰富多彩，在远古社会即已产生，但是对它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却很晚。汉代刘向《说苑・善说》所载用汉字记音的《越人歌》（出现于春秋前期楚国南部）及汉译，被认为是最早的壮族口头文学整理。北魏、唐、宋、明、清的一些作品也偶有涉略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但都未有完整的整理和研究专著。在广西，真正大规模搜集、整理、研究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是在1950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从1958年到1966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专著是《广西壮族文学》，全书31万多字，是中国探讨和论述壮族各个时代民间文学演变和发展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期间民间文学研究工作陷于瘫痪，直至1976年粉碎“”后民间文学研究才又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研究成果多而且突出。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主要有壮、瑶、仫佬、毛南、京等5个民族的文学概况以及《壮族文学史》和《瑶族文学史》，80年代起，相继出版了《广西各族民间文学丛书》、《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布洛陀经诗》、《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广西民间文学散论》、《歌海漫记》、《壮族文学概论》、《壮族民间文学概观》、《壮族文学史》、《瑶族文学史》、《瑶族歌堂诗述论》、《侗族民间文艺美论》、侗族长篇创世史诗《嗄茫莽道时嘉》等专著和《广西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及古歌价值初探》、《壮、侗、瑶族创世女神的比较研究》、《回、 彝、水、仡佬、毛南、京族民间故事巡礼》、《孟姜女传说在壮、侗、毛南、仫佬族中的流传与变异》、《论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壮族青蛙神话剖述》、《瑶族歌堂诗述论》、《漫谈瑶族造人神话》、《论侗族琵琶歌》、《桂西苗族民歌初探》、《毛南族民歌初探》、《浅谈彝族神话及其民族特色》等文章。 纵观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涵括内容有：壮族民歌、歌圩、歌会，壮族神话和传说故事，瑶族民间文学，瑶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以及侗族民间文学研究，侗族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苗族民间文学研究，毛南族民间文学研究，仫佬族、彝族、京族、仡佬族、水族民间文学研究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二、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 目前，广西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主要有：广西文化共享工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西科技文献共享与服务平台、广西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共享平台、桂林市工程技术文献信息平台、广西医学文献信息服务平台等，由全区公共图书馆、科研院所、科研系统图书馆、高等院校、高校图书馆等单位进行协作共建。从整体上看，广西区内的文献资源体系共享平台建设仍不够完善，在公共图书馆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南宁市图书馆、玉林市图书馆、北海市图书馆等均有自建的地方特色资源专题数据库（以多媒体专题资源为主），但是地方文献资源的数据库和专题收录有限，涉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献资源尚无共建共享。 那么在文献资源流通便利、共建共享发展兴盛的今天，极具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共建共享？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意识不强。21世纪是全球网络化发展的时代，追求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人们的需求和目标，但是传统的管理体制对共建共享的认识意识不够，局限于以往单一的“人有我有、人无我无”式资源结构，各馆故步自封，认为地方文献资源为本馆的馆藏特色资源，缺乏开放和共享意识。 二是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组织。广西的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各类图书馆馆藏数量不少，但各类图书馆之间、公共图书馆中省馆与市馆、市馆与县馆之间缺乏整体的划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源搜集和建设缺乏标准，没有组织和统一协调。 三是实践中遇到困难。目前对于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还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资源尚待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仍然很多；广西部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研究中心馆藏机构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但整体上资源分散、集中收藏难度大；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级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设施设备发展不平衡，导致资源整合、共建共享难度大。 三、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对策和建议 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成为现代社会文献信息资源传播和传递的载体，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和网络化建设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广西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实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可以缩短广西少数民族在世界上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同时也为世界认识和了解广西少数民族提供信息平台，促进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承传播。基于此，特提出如下的对策和建议：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的“赋”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传统修辞表现方式之一的“赋”，在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也被大量运用。这些作品通过“赋”的运用来达到对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的模仿，并在仪式、表演中得到加强和确认。“赋”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整齐、秩序与协调，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质。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 赋 自然 一.口传文学中的“赋”：对自然力量的模仿 自古至今诸多学者们对赋做了大量研究，认为其涵义主要是“诗文直陈其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笔者认为这里应包含两个方面：一、直书其事；二是铺陈其事，通过对事物的铺陈或直书以达到强调或重复的目的，铺陈与直书有时分别用之，有时兼而有之。除具有以上涵义外，从现代修辞学的角度看，赋涉及的修辞手法主要有排比、反复或重复等。 人类在自然之中生存，面对的环境是众多的自然物。一方面，面对缤纷复杂的自然物，人类的意识或感觉到的是一种混乱的状态，人类最初对此无能为力。当语言产生以后，人类以修辞的方式来表现自然物，语言和修辞的魔力让所有的自然物似乎都变得秩序井然、整齐划一了，人类主动地从混乱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中看到了秩序与谐调。另一方面，自然物还以规律的方式让人感知，随着人类意识活动的继续、观察能力的提高，人类感知到某些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的运动、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日月更迭，花开花谢、生死交替等，这种规律性的运动、变化让人类相对被动地从自然中发现秩序与谐调。 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让人类感到了自然的力量，并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逐渐去摹仿这种自然的力量，以便语言也能在摹仿中拥有这种力量，于是作为表现自然物的修辞就在摹仿自然生命、事物变化的同时具有了自然化的力量。赋的手法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赋的特征是直书和铺陈，这是修辞表现和自然力量的结合，修辞表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事物的指称和意思表达准确，直书其事是对事物或意思的直接指称和表达，符合语言产生的目的和人类沟通的需要；铺陈其事是人类摹仿的自然的力量，因为人类感知到的自然力量是一种集合的或普遍的方式，而非简单的“单称事物”，“审美的对象都是个别事物或个别形象显现……审美判断却不然，它虽是单称判断，却仍带有普遍性。”[1]人类对自然物的认知虽然没有达到审美判断的阶段，但是人类在认知过程中，既然能将自我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也能将不同自然物的种类分离开来，以类的或量的概念去认知，由此自然的力量就在此显现出来。 自然的力量不仅显现于上文所说的秩序、谐调，还显现于其混乱和荒凉，正如康德认为“大自然通常激发起崇高的理念毋说是在它的混乱中，或在它的极端狂暴、极无规则的无序和蛮荒中，只要可以看出伟大和力量。”[2]自然以其数量和力量显现出崇高，并给人类以震撼。如在傣族民间长诗《RM罕》[3]中就有大量的例子既说明赋的表现形式与自然生命结构的关系，又说明人类早期的原始观念。诗中写道，当坤贺罕的君王西里南达纳坤召（又称召贺罕）生了王子之后非常高兴，甚至在王子苏旺纳长大之后，将“两年一次、三年一回”的拜祭勐神寨鬼、地神家鬼的规矩忘记了。勐神寨鬼和地神家鬼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希望给忘记祭神的国家带来灾难，文中用了一组排比句来形容生命的死亡，从不下雨变成干旱，然后草木、庄稼、花儿、绿枝、鸭子、鸟儿等等的死亡，让人意识到死亡将降临到自己身上，最终让人类感到恐慌，不敢再忘记祭祀鬼神。 二.口传文学中“赋”得以强调的原因 从现代修辞学和文学的角度理解赋，赋可以被细化为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修辞手法，人类为何要用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方式去指称事物、表现对象呢？这是因为在口语文化（口传文学）中，人类主要运用的感觉器官是听觉。听觉不像视觉那样精确，不要求表达必须严谨，有时需经过不断重复才能使信息被接收，这不断重复的信息是几组意义相近的词语。人类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就需要通过不断地重复，才能达到语言运用或信息传递的目的。还是在《RM罕》中，当RM罕被猎人带走，母亲痛哭起来表达对女儿的思念时[3]（p77），一方面是通过不断回忆女儿身体的某一部分，希望能够以此唤回昔日女儿在身边时的情景；另一方面这种描绘让歌手在演唱的过程中，即使听众没有听清其中一部分内容，但是只要能听清其中某一句，就可以明白母亲对女儿思念的痛苦之情，让听众心灵触动，唤起情感的共鸣。 又如在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中，也运用了一系列“赋”的手法来描绘各种植物和动物的出现或产生是由于厄莎种的树而形成的。[4]这就是因为在歌手表演过程中，信息通过听觉被听众所接收，也需要一定整齐、和谐的形式，这种形式也表现为排比和反复等平行关系的句式，“利奇将平行关系称为‘最显著的规律性’。它涉及带有系统性差异的重复，比如语音的重复，语义的重复，或者韵律结构的重复，是一段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不变的和变化的因素的结合。”[5]琅琅上口并符合语音押韵形式的语言在表演过程中由于更容易被接收，所以在口传文学中，修辞表现和句式长短也显现为整齐、谐调。 在口传文学中，文学的创作、表演和传承也需要不断地重复，史诗的掌握者，如年长的歌手要将所掌握的史诗知识传授给年青的歌手，年青的歌手要通过不断地记忆、反复地吟诵、经常地表演歌中的程式和主题。“歌手对程式和主题有一个不断积累、重新组合和反复修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完善、丰富他的演唱艺术。”[6]固定的程式、相同的主题，稳定的句式等都必须反复被记忆、创作和吟诵，年青的歌手才能成长，而歌也才能被不断地传承。 歌的表演场景也会不断地重复，有些歌只能在某些场合才能被吟唱和表演，有些歌只能被某些歌手表演，这些场合和歌手都必须在固定的仪式中才能吟唱和表演这些歌，有些歌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表演，在神圣的仪式和日常生活中被表演的歌反复地被记忆、表演和传承。“史诗的吟诵不仅有曲调和内容的不同，同时还有传承场的规定。以梅葛为例，婚丧嫁娶、敬神祭祖，要吟唱不同的梅葛……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场合是截然分开的，梅葛吟唱的方式和内容也因之而严格区分。”[7]通过对神圣仪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区分，重复的力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神圣的仪式（通常表现为节日时间）上，通过歌的演唱，人类追思先祖逗留过的无数地方来重温先祖在神话时代所做过的同样的事情，从而形成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和信仰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自我认同和信仰可能被销损，但是通过节神圣的仪式（节日），它们会被重新回忆并得到加强。 三.小结 赋产生于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摹仿，也产生于歌的表演和传承，更产生于仪式的铺陈和重复，在这些过程中，都需要反复、排比等类似于自然力量的行为，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体察，民族内部的关系得到加强，也才能使排比、反复的手法被重复使用，最终在口传文学中，排比、反复的修辞手法被加强和确认。 从审美的角度来讲，自然美的和谐、整齐能给人以震撼，“自然美的抽象形式一方面是得到定性的因而也是有局限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包含一种统一和抽象的自己对自己的关系。但是说得更精确一点，它按照它的这种定性和统一，去调节外在的复杂的事情，可是这种定性和统一并不是本身固定的内在性和起生气灌注作用的形象，而是外在的定性和从外因来的统一。这种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整齐一律，平衡对称，符合规律与和谐。”[8]讲究直书其事和铺陈其事赋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就是这种整齐、秩序和谐调，这是人类从自然中看到的，希望能够摹仿并像自然一样生态地可持续发展；也是人想要得到的，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如此的一种表达和愿望；更是人类一直想要做到的，希望自身能够与自然和谐地相处。 （作者单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中爱国精神的弘扬 【摘要】不同的民族，其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本文围绕新疆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结合作品内容，从文化的角度探析新疆蒙古族文学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新疆蒙古族文学；传承与发展；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在逐渐变化，还应包含为祖国繁荣、富强、独立献身的伟大精神。具体内涵概括来讲，有民族自信力、抵御外辱、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建设祖国等内容。不同的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民族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优秀文化的最初基调是讴歌新生活，赞颂伟大的党 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爱国主义精神都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主题。新疆解放之初，蒙古族作家们发表了符合当时党的文艺方针、人民心声的以叙事诗为主的诗歌以及民间祝词、赞词、谚语、格言、歌词等作品，主要是表达对各族人民带来自由、幸福生活的共产党和的感激之情；歌颂伟大胜利，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赞美富饶美丽的祖国山河；讴歌社会主义社会；歌唱家乡的新变化；描绘草原新生活和蒙古族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号召人民珍惜新时代建设新家园；揭露牧主剥削人民的罪行；怒斥旧社会黑暗本质等内容的作品。 浩・巴岱怀着对祖国诚挚的爱写出的文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他的爱国情怀、赤子之心随处可见，他在小说《昵美尔山风云》中描写老爷根登巴音的二子乔龙拒绝父亲最后的嘱托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您不是再三表示过，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咱们可不能忘记，是穷人的血汗把我们养大的。”这样的话，是年轻一辈对老一辈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们顽固与腐朽彻底的反抗，同时，也是借乔龙之口，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热爱，更是代表一种新的年轻的思想发出的声音，他们对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份自己的理解，相信的是看得见的东西，而不是走向末路的谎言。还有小说中莫尔根在包勒德和齐布嘎婚礼上说的一段：“旧社会，我们草原虽强大，穷人却连搭蒙古包的地方都没有一块，连肚子也填不饱，要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如今在党和的领导下，穷人才当了草原的家……”新与旧的对比，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来自普通民众的说法，更为真实地表达出牧民对新社会、新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他们犹如新生的婴儿，需要国家的关注与疼爱，对国家也有着热切的盼望和美好的幻想，他们相信在强有力的政权体制下，他们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这种孩子般的依赖，使他们对伟大的祖国产生了深沉的爱恋。在《“傻瓜”贡且》的故事里，也有相似的情感表达，小说中，小伙子贡且运用智慧和力量，不畏艰险与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而这种勇气的来源，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他想让牧民们远离苦难的折磨，想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和富饶。 在诗歌中，浩・巴岱的这种爱表达得更为强烈，《在喜庆的日子里》说：“论起过去与现在，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过去的社会多黑暗，现在的生活多幸福。”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家乡的变化，富饶的生活，对现在的满足，强烈的反差使作者对祖国的感谢溢于言表，在《开都河颂》中，作者也表达了对故乡深深的爱恋和不舍，他这样写道：“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怎能把故乡的河水忘记！即使经历千秋万代，怎能把自己的故土遗弃！”对故土的爱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对伟大祖国的爱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感情在《迎接牛年》中就更明显了，“人民安居乐业，前途光明远大，国家繁荣富强，气象万千更胜一年”，是对祖国母亲更为诚挚的祝福。 在新疆大量优秀的各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普遍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它们的这种想象和情感在新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否定了旧文化价值规范，同时，也为新文化的价值规范体系增添了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形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新疆文学的小说创作中，对新时期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诗歌里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讴歌，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使文化大系统更为多姿多彩，更加充实、丰富。 英雄精神是蒙古族文学的基本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基本的体现 这与北方游牧民族中普遍流行的英雄崇拜有直接关系。不论是蒙古人原始信奉的萨满教中的保护神，还是歌颂英雄的蒙古民间文学，以及蒙古人民对成吉思汗的顶礼膜拜，都不难发现英雄崇拜的盛行，更不难发现英雄精神的影响之大。 研究蒙古族文学，英雄史诗是不容忽视的，不管是长篇还是中篇英雄史诗，都刻画了一些虽名字不同但却有着相同历史责任与使命的英雄，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英勇顽强同敌人战斗来誓死保卫自己的家乡与亲人。 当时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文化价值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价值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对个人的能力和勇猛有一种强调的意味。而在蒙古族的英雄史诗中，刻画了不少这样的英雄，体现着当时的文化价值。作为一名英雄人物，是个有地位的人，要能通过竞技的测验，这是对其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英雄的基本评判标准，也是普通男子成婚的必修课――考婚（各种技能竞赛）。这或许是遗存下来的一种古老的成人仪式。在上述考验的基础上，英雄们还要独自承担起保卫国土亲人的重任，借助于各方面的力量独自同敌人作战，最后取得胜利。 在新时期的蒙古族文学中，英雄“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化的，而是时代的、社会的新英雄”，英雄“从神坛走向民间、大众，成为百姓中的一员”。长篇历史小说《奔腾的开都河》是继《命运》后浩・巴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用文学创作的手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用反革命武装镇压革命力量，欺骗和拉拢民族上层人物，企图分裂革命队伍的反动本质。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热情地歌颂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作者在作品中采用了生动的民族语言，记录了这场斗争的真实过程。作品展示了革命队伍中不同阶层人士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充分证明了广大牧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决定力量这一真理。可以说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英雄典型形象，身上具备了社会公有的文化价值，集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于一身，同时集真、善、美于一身。这些典型形象具有文学教育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成为社会行动范式，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嘎・贡巴在他的系列中篇小说《边防哨所》和《拜格孜吐山的雄鹰》里成功地塑造了达答、阿拉西加布等察哈尔蒙古部落的英雄形象，他们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不屈不挠地与沙俄侵略者进行血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概。长篇小说《小溪》以三区革命为背景，以额尔德尼领导的蒙古骑兵团战斗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居住在博尔塔拉一带的察哈尔蒙古人民悲欢离合、流血牺牲、不屈战斗的感人故事。故事之复杂，人物之多，在新疆蒙古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蒙古族文学爱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家乡之爱 祖国是十分广大的，而每个人只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里，人们对祖国养育之恩的体验，也总是首先体现在故乡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然后进一步上升为祖国养育之恩。从普遍意义上来看，一定的文化条件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先天土壤，因此展示文化现象的文学作品，必须在作家具备一定的情感、理想、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学作品创作工具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文化是文学作品的助推器，文化的演变直接助推文学作品的演变与发展。 早期的蒙古族文学的代表作有策・乌力扎巴图的《祖国――金色的摇篮》、《新时代的妇女儿童》，额・刊载的《我们的太阳》，玛・陶浩图和的《我们的北京》等诗歌，以赞美共产党、，歌颂祖国、家乡、社会主义社会和揭露、抨击黑暗社会为主旋律，这些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满足了他们渴望知识的需求，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斗志昂扬，勉励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以饱满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建设祖国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尼・索苏尔先后发表了《好马・好汉・哥哥》、《蒙古人及其酒和歌》、《有一种声音总使我疼痛》等散文，主要是对故乡之爱。作者在“游走”家乡的“文化群落”、在9000多字的散文里，以动态的笔触――似乎带着读者一起骑着马，漫游在作者怀念故乡的思绪中，明写对过世哥哥的追忆、对兄弟深厚感情的回忆，暗写作者在都市生活中难以排解的个体孤独、人性思索；明写哥哥对牧马的热爱、对草原的热爱、对游牧生活的热爱，暗写作者内心深处埋藏着的对给予生命和爱的亲人及家乡的愧疚，对浸润在血液里的游牧文化的难舍难弃；明写哥哥作为一个优秀牧民对牧马的依恋和赞美，暗写作者对都市纷繁、浮躁的厌倦和对自由快乐的精神解脱的向往；明写作者寻找家中丢失的马，暗写作者捡拾心中失落的情。 另一位作家特・那木吉拉写有《春的思索实话实说》、《牧民话》、《希望・花・坟墓》、《留恋戈壁的诗》等长短诗200余首。他的诗歌在蒙古族读者中颇有影响。诗作大多是描写戈壁小村的风土人情，显示作者对家乡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以及对家乡的热爱。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简练、表现手法和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作者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突然有一天，有人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他诚惶诚恐地抬头，才发现世间还有这样的去处，于是他紧随而行，并且矢志不渝，恰巧的相遇，成了维系一生的信仰，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党，而那个家就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感谢这样的一个归属，一片赤子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但是，仅有故乡之爱，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如果把自己的思想仅仅局限在“故乡之爱”，而不爱祖国，就是狭隘的。要把“故乡之爱”上升为爱国主义，就必须把对故乡的热爱扩大到对整个的祖国之爱。 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尽管尚处于一种“弱势者”的文化状态，面对外来的“文化霸权”的强势渗透，有时会表现出无所适从或盲目跟风，面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并没有进入“主旋律”。因此，在采摘能够引以自豪的所谓“文化资本”，比如有关狩猎、语言、建筑、音乐、沙漠、戈壁的知识，有关屯垦戍边、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精神，这些初步构成了新疆人共同的生态观念、行为模式和道德范式，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各民族文化都要勇敢面对世界“大文化”的挑战，敢于面对冲突，积极反思，弘扬优秀传统，增加文化的新鲜血液。 综观新疆蒙古族文学，无论是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还是一个作家的各类作品，大多都包含有英雄题材，他们歌颂英雄、怀念英雄、崇尚英雄，这种英雄情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集体的地域观念，特别重视乡音、重视故土、重视历史遗留物，沉浸在“英雄”过去的恢弘时代。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的迅猛冲击，受到了文化量变和历史量变的冲击。如果说“文化”是一种习惯，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发展出来，是以社会记忆的形式积累下来的集体知识，那么，面对开放性强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积极行动起来，挖掘和传承优秀文化精神，使“英雄”永远光照世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编校：董方晓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要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 近日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在少数民族作家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喜人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为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特殊魅力，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作家们表示，要倍加珍惜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加强学习，潜心创作，以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贡献，开创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新局面。 “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认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纳入繁荣发展中华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战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回顾过去，少数民族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正是新中国的产儿，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正是长期受到和中国作协的关心支持才走到了今天。他说：“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具有创作实力和创作潜质的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形成规模。这些，正是我们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指引的结果。”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土家族作家彭学明说，近年来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和翻译工作得到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不断加强，许多母语创作作品及时得到了翻译介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坚持“三贴近”，积极投身时代洪流，努力在创作中体现更加浓郁的时代气息，有力地唱响了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的中华民族大文化建设，对于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方面，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是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言人，都是民族文化链条中重要的一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是指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继承了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作家本身，他们也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启后就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不断发展、弘扬和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相信少数民族作家们可以创作出更多表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见证本民族时展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为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本身，也应该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努力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坚持在继承中创新，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创作风格、艺术手法，表现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当然，前提是要艺术地体现，要合乎文学规律地体现。” 作敢于担当的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 “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少数民族作家要不断见证、记录和表现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进行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伟大创举。我们要加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生活背景的民族之间的深层次交流和文化上的包容沟通，从而促进民族团结、增加民族和谐，营造一个安定团结、和谐发展的文化环境。”吉狄马加说。“贯彻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少数民族作家都要认真地学习科学发展观，把它作为行动的指针、创作的感情来源，用它去观察生活、深入生活、分析生活、感悟生活、提升生活。但愿我们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能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成为优秀的作家。”玛拉沁夫说。 彭学明说，我们要做向世界推介中国优秀文学成果的使者。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电子化的背景下，文化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间的文化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和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学的“走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各民族作家要更多地开掘积极的、美好的民族情感，展示伟大的民族精神。要让广大外国读者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认识和感受到一个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充满活力、和谐进步的国家形象。 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做好事实事 近年来，中国作协努力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造条件，营造良好氛围。除了与国家民委合作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共同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外，还举办了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讨班和“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大团结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大繁荣。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的学员们表示，能够来这里学习提高，深深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的光荣。大家表示，一定认真学习，潜心创作，拿出真正的好作品，唱响“祖国颂”，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 《民族文学》主编、土家族作家叶梅说，和中国作协领导对《民族文学》一直十分关心，《民族文学》近期已经获得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刊号，近期将出版蒙古文、维吾尔文和藏文版，把多民族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以上三种文字，促进我们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交流和繁荣。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说，在今年的中国作协新会员名单中，又增加了塔塔尔等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从而实现了55个少数民族都有中国作协会员的目标。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着祖国文学。作协要广泛团结各民族作家、翻译家，将我国各民族母语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更多地介绍给全国读者，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翻译事业。 据悉，在今年国庆节前夕，中国作协还将推出20卷本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其中将收录55个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这是少数民族文学60年发展历程的巨大收获。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生逢其时，将迎来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一定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及其学科建设研讨会在穗召开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发展格局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其语言文学)也面临着现代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冲击，有的被更加边缘化而处于濒危状态，有的与汉化及其他文化相互吸收、融合而共同发展，有的被融入主流文化之中，有的经主流语言而得以广泛地传播。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态势，搞好相关学科建设，2009年4月10日来自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共50余人，在暨南大学举行了“中国社会转型与多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关系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面临的濒危、传承、发展、教学、现代化、族群冲突与认同危机以及学科建设和学术空间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有论者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已得到普遍认可，这一概念的确立为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和谐统一关照及全面平等对话的学术可能，但其文化多元融合的历史是有层次的，仍需做细致深入的研究。我国历史上有过3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学史料和文本，还有丰富的口头叙事作品有待整理，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对其进行现代学术阐释。以呈现各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并使其纳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整体格局中。有论者提出，由于民族文学研究分布于现当代文学、民俗学、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需要利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叙事学等资源，置于古今中外的跨学科视野来审视。才会有益于文艺理论的建设；与此相应，应在汉语言文学系也开设少数民族文学正式课程，才便于有效推广。有论者注意到，中国少数民族诗学也形成了多元发展格局，包括口头诗学、经籍诗学、同韵诗学、劝喻诗学、《涛镜》诗学、回回诗学、南夷诗学、八旗诗学、新变诗学、史诗诗学、族类诗学和文化诗学等。还有论者指出，濒危语言研究有多种目的，含维持语言活力、延长语言寿命、维护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保存语言文化遗产和为语言学及相关学科服务等；其语言学价值包括语言类型转换研究、语言接触与混合问题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等价值；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的软实力，要确立本民族信心，实行标准化、文字规范化，开发工具书，通过媒介实现资源共享。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中国作协大力扶持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 提起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民族文学》主编叶梅首先对记者谈起一些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她说，这些诗读了一次就让人忘不了，少数民族作家有着本民族非常独特的表述方式，这是其他民族的作家代替不了的。对于近10年来涌现出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叶梅和很多作家都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文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和创作水准的提升。 叶梅表示，少数民族作者队伍在近10年来得到了很大发展： “过去很多族别出现一个作者就非常不容易，现在很多偏远地区都产生了大量的青年作者。少数民族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创作不断繁荣发展的态势让人欣慰。” 记者从中国作协相关部门了解到，截止到2007年，中国作协会员8129人，少数民族会员885人，青年作家（40岁以下）61人。在本年度发展的新会员中，民族分布广泛，新会员中包含了蒙古、回、藏、维吾尔、彝、布依、朝鲜、满、土家、哈萨克、达斡尔、羌等16个少数民族作者。目前55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都有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家。叶梅表示，正是因为有了数量上的基础，优秀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也越来越多。比如在今年审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卷的入选作品中，10位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中，就有4位是少数民族作者，如壮族作者李约热、纳西族作者和晓梅、仡佬族作者王华等。 “像女作家和晓梅，年纪不大，但作品带着浸入血液的纳西族文化符号，引起了很多评论家的关注。这一是说明少数民族作家里还有非常多的新星等待我们去挖掘，二是说明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水准已经非常高了。”叶梅表示，少数民族青年作者数量的增多和作品质量的提高，除了时代大背景的因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近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和保护措施，比如举办研修班、讲座、采风等等。 实际上，作为各民族作家之家，中国作协始终坚持为全国各民族作家提供良好的服务，努力扶持新人队伍，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良好的环境。近年来，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合作先后召开了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举办了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24个少数民族的50余位作家参加了学习，并且在每期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举办了“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来自普米族、裕固族、毛南族、阿昌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42位作家参加了学习研讨。组织了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颁奖活动，举办了“繁荣西部少数民族文学论坛”，积极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同时还选派少数民族作家出国访问。 中国作协还分期分批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到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深入生活。去年组织了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东部行采风活动，今年组织了我国22个人口较少少数民族作家采风团赴东部采风。此外，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出版、评论以及研究和教学，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有序的规模和体系。已有30多个民族出版了本民族的文学史。 创作园地方面，专门开设了《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和中国作家网少数民族文学专栏。《民族文学》仅去年来就邀请了近200人（次）的民族作家进行交流。为了打破本民族评论家评本民族作品的局限，杂志社在活动中还专门请来很多汉族的著名评论家和学者、出版家。同时邀请《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参加各项交流活动，吸引他们对少数民族作者的关注。 “各项活动对扶植少数民族新人的效果都非常显著。比如说鲁院的高级研修班，很多作家从这里一步步走向成熟。今年举办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上，赫哲族作者参会，被当地政府和群众认为是极大的荣誉。这个作者回家后写了非常多作品，还写了一封很长的非常感人的信，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恩。系列采风活动和交流活动，更是扩大了西部作者的眼界，提升了文学修养。”叶梅说，从去年第7期开始，《民族文学》开设了青年佳作专栏，专门针对35岁以下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青年作者、较少少数民族作者和母语创作作者，将始终是刊物关注的三大主线。 据了解，在继续开展好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中国作协还将注重扶持各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加强与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省区市作协的合作，实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每年翻译出版一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明年将编辑出版一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把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列入当代中国百部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等，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我国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如何改革创新教学模式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在新的时期下，我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应当如何改革创新，转变思维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从而培养出更多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汉语言文学人才。文章首先分析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弊端与缺陷，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改进和转变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交流。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问题；转变 汉语言文学是传承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门重要专业学科，其主要是为了研究我国传统的古代诗词、文学作品、成语、典故等一些具有我国古代文化特色的语言常识，这对于我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是起到很重要的奠定基础作用的。目前我国的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发现教学效果并不能达到满足的效果，尤其是近年来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对人才的需求，这时加快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的转变就显得极为重要。以下本文笔者就在结合自身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分析新时期新形式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探讨如何转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1、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学科种类划分上来讲，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属于一门人文学科而非自然学科，其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强大的，这是我国古代文化流传下去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从目前我国的大多数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还是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与不足的，教学思维较为固定和守旧，并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教学需求。其主要存在的问题大概表现在以下几点： 1.1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约束，在现阶段不少高校教学中都是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思想和积极性。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在三尺讲台上，口若悬河地滔滔不绝，将各种知识点分解为条条框框逐一的列举在黑板上，下面学生通过对黑板上知识进行记录的方式来对各知识点进行理解，这就造成了学习的被动性和学生听课的不主动。学生在听课的时候一般都是昏昏欲睡和埋头抄写笔记，等下课的时候一哄而散，很少去对知识点进行交流和探讨。一个学期下来，师生的彼此认识和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由此可见，这种教学模式明显地存在极大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上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教师永远是高高在上。缺乏应有的互动，有趣的人文课程变得刻板地抄录笔记，无法激发起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热情，学习效率自然低下。 1.2教师忽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将来的社会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信息时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到对各种专业知识点的教学，同时还要教学生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更好的掌握知识，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具体来说就是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上。可是我们不难发现，如今不少中文系教师往往只重视教材上的知识传授，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课，完全缺少对问题的思考，没有小组讨论和交流的训练，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到了实习的时候，方知道在讲台上非常害羞，说不出半句话来。至于书面的创作，更是少，连实习学校的教案都不会写，更不用说学术论文的发表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教师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完全忽视学生的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 1.3教师不重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训练 理论知识是客观实践的高度总结，对实际运用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但是如今不少汉语言文学的教师往往只重视理论知识的教导，譬如。学生还没认真把文学作品原著浏览一遍，教师马上向学生总结出该作家以及相关流派的特点、思想意义和历史地位，到考试前，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一下课堂笔记。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的查资料、筛选资料、归纳总结等基本动手能力根本没有调动起来。至于调查报告、撰写公文、新闻稿等贴近实际需要的应用写作，还是比较缺乏应有的指导和训练。 2、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面对当前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若还是一味沿袭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显然是不可行的，必须要在当前的教学方式基础上着手改进与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以此来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到传统文化的精髓要点，能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充分发挥其所学到的知识内容。在此笔者提出了一些改革和转变当前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具体如下所示： 2.1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主体 思想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想要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首先要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首先，在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将教材看成确定、客观的认知对象，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概括、抽象、推理来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识，从而使教材知识的获取超越了知识技能的范畴，并将其融入到生活领域中去；其次，汉语言教学应具有开放性，不能将教材单纯地看做真理和知识载体，学生只能认知和掌握，却不能重新构建。开放性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见解，不应把教师的定性理解强加于学生。教师采取“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教师与学生的联系就是传授知识，教师和学生是上级与下级的不平等关系，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以教师、知识为主体的陈旧教学观念，直接导致课堂的教学活动只存在着教师的单向传授知识，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讨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自然较低，对知识的理解只是处于表面的识记层面，缺少应有的深入反思。 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2.2转变落后的教学法，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 至于在教学法上，我们必须转变落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探究型教学就是指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性的引导下，主动地参加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并且最终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与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相比，探究型教学的最大的根本区别是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自主地探究问题的存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在此过程培养起学生对问题的解决能力。因此，探究型教学的步骤口以分为：选择课题（发现问题）――收集、分析资料（分析问题）――总结归纳结论（解决问题）。 2.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作为理论性较强的一门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若一味的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则违背了我国“应用型人才教育”的倡导。由此就需要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既要力争“实践、创新、应用”还要遵从我国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将汉语言文学推向更广的社会层面，尤其是发挥“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例如：2011年4月1日，上海浦东机场一名留学生因学费问题与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就拿出行李中水果刀刺伤母亲。这虽是个案，但也要引起重视。教师教授先秦诸子散文孔子的《大学》：“为人子，止于孝”时可将“孝”作为一个专题。让学生认识到符合孝道，是为人子女的最基本的要求。不爱父母焉能爱他人？不爱家庭焉能爱祖国？以此类推，将“爱国”、“礼仪”等美德也作为专题，既学前人文才，又品思想，使学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道德教育。为此，在转变教学模式时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实践教学，将社会中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需求转化成实践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辅助教学来使学生更加全面与客观的了解到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性与实用性，这样才符合新时期社会对人才能力的需求。 3、结语 总之，汉语言文学对于我国的文化传承来讲是非常重要且关键的一门学科，为了在保持我国文化的传统与特色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化发扬光大，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发展，改革转变落后的教学模式，积极利用新的教学工具与教学理念，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 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言的教学，其中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想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要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物、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得过多、过繁，讲得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得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的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可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要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地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地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的内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辨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要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简论 摘要：本文分析了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的起因、发展和未采的发展趋势，并说明了借助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天然优势，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具有前沿性价值，对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 一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外部世界关系的科学”。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为生态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搭起了一座桥梁，标志着生态文学的正式诞生。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概念。并以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生态哲学思想催生了作家的生态意识，一批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诞生。美国亨利・大卫・索罗的《瓦尔登湖》、前苏联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中国作家的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贾平凹《怀念狼》、张炜《九月的寓言》等，这些作品虽然基调不一，感情各异，但关注的都是生态问题。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兴盛，内蒙古生态小说创作开始崛起。 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与国内生态文学的创作同步，甚至早于全国。乌热尔图、郭雪波、满都麦、阿云嘎等作家以小说、散文、随笔的形式展示民族风情，关注草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品中表现出的种种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生态文学作品的产生并非偶然。首先，民族宗教文化的濡染造就了作家的创作灵性。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接触较多的是萨满教和喇嘛教，萨满教崇尚万物有灵，平等相待；喇嘛教提倡众生平等，宣扬普度众生。这些宗教教义与生态文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相一致。其次，自然的珍贵启示滋养了作家的心灵。与工业发达的中东部相比，地处边疆的内蒙古更好地保存着原生态的大自然。一大批作家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在灵魂深处仍保有一份与自然水乳交融的亲密。少数民族作家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对于生态意识的追求以及对草原上的生灵的理解和亲和，笔下万物皆有灵，草木皆有情。再次，现实的冲击更多的触动了作家敏锐的思维。近几百年来，人类违背草原生态规律大肆垦殖，导致草原的沙化。50年代的，向草原、沙漠要粮，导致生态危机加剧；“”时期，知青以改天换地的斗志，以“人定胜天”的呓语，制造了更多的荒漠；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为了发家致富，草场、牲畜包产到户，一望无际的草原被分割成一个个网状的格子，每个单元格承载了载畜过量的牲畜。草原沙化，草原生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以上三个原因，更为直接地催动了内蒙古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当然，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当代生态文学思潮以及国内外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兴起，也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 二 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是内蒙古乃至全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先锋，其作品《琥珀色的篝火》、《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乌热尔图以森林为背景，描写了鄂温克人狩猎和驯鹿生活。他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出发，展示了鄂温克人与森林互养互惠的生态整体观，森林养育了鄂温克人，而鄂温克人也与自然呼吸、共命运。这是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长期的生活积淀铸就的生态文学作品。乌热尔图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作品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对话中诠释人与生态的关系。《七岔犄角的公鹿》里，“我”放走了美丽、骄傲、强壮的七岔犄角公鹿，而换回了继父特吉扭曲人性的舒展。在征服与被征服之间，人与自然生灵和解了，人与人和解了，人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人类自身的和谐。《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芭莎老奶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奔向虚幻的驯鹿奔跑的世界，在灰暗的丛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将最后的温暖留在了那里。她死后被放在“给徒具四壁的木房添了几分暖意”的驯鹿皮上，人与驯鹿真正地融为一体，肉体与周围环境完美地融合而实现灵魂的再生。老奶奶的死隐喻个体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宗教精神的感召下，真正的鄂温克人告别世界的同时亦融入大自然，他们并没有与自然真正分离。 80年代兴起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揭露批判人对于自然地破坏的生态文学，而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更多的是描绘曾经存在的美丽和温馨，在回忆中唤醒迷失的精神价值，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表现族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性之美。乌热尔图后期的作品则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用震撼心灵的场面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化其美学意义。《胎》里猎人舒日克捕获一只怀孕的母鹿，他想到了自己正怀孕的妻子。他一直在跟这只母鹿喃喃而语，好像自己也变成了它，体会着它的烦恼和恐惧。舒日克最后射死了母鹿，但他的眼睛里却是妻子的幻影，他觉得杀的是自己的妻子，心灵不断颤抖。疑虑、麻木、懊悔、悲哀诸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冥冥中害怕自然报复的恐惧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乌热尔图以人的情感去体味动物，亦以动物反观人性，人不能善待自然生灵，亦不能安抚自己的灵魂，揭示了生态危机导致了精神危机，预示着人类内在生命系统的崩溃。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以《大漠狼孩》、《大漠魂》、《沙狐》、《银狐》等生态小说而声名远播。他的小说围绕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对日益荒漠化的故乡土地的哀叹，对现代人性的反思，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反映了作者对生态危机的深层关注。郭雪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被流沙掩盖的古城遗址，像一首首哀婉的歌，重复着沙漠吞噬草原的悲剧：沙漠步步紧逼，人类步步后退。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揭露了违背生态规律给人类带来的恶果。《沙狐》中那只具有灵性的老沙狐，《大漠狼孩》中的那只蔑视人类的公狼，《苍鹰》中的母鹰，它们与人一样，体验着自然大化赋予它们的盎然生机；同时，也显现着它们自然自在，天真无邪的野性。以动物未泯的真纯反观人性的卑微，呼唤具有真正生态人格的人。“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具有生态人格的人都是自然和大地的看护者。《沙葬》中的云灯喇嘛，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众生一体的生态境界看护着自然生命，这是郭雪波生态理想的实践者。 面对生态危机的直接后果――沙地，面对精神危机的直接后果――道德沦丧，作者呼唤的是对自然地敬畏与感恩之心，呼唤回归传统的宗教文化，追随萨满教的教义――信奉长生天为父，信奉长生地为母，信奉闪电雷火，信奉山川森林土地，信奉万物有灵。只有信奉这些，尊崇这些，人类才能控制自身的欲望，以感恩和敬畏之心，与自然达成和谐，从而追求更高层级的精神生活，回到人的终极生命的意义上来，这是郭雪波生态小说的起点和终点。 蒙古族作家满都麦、阿云嘎是用母语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家。语言的隔阂，使得他们在中国生态作家的名单里缺失，但并不影响作家以更传统、更诗意的笔触关注草原生态、地球环境以及现代人类生态文化。 满都麦以神话世界的古朴和苍凉叙写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失落、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人性的沉沦，透视着沉郁的救赎意识。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揭示诗意的破碎，在破碎中以悲剧的审美，探寻生态危机的内涵，寻找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意和神性的和谐之路。满都麦的小说多以“仁爱”为主题，《瑞兆之源》写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善，《马嘶・狗吠・人泣》描写了人对自然之爱，《四耳狼与猎人》中的“狼”在嗅出了“恩人”的味道后知恩图报，揭示了“狼性”之善。《人与狼》中，他揭示了“人类那种极端自私、无比贪婪、肆无忌惮、绝无仅有的卑鄙秉性”，充满母爱的年轻的灰色母狼惨死，年幼的两只小狼崽只为了人要做皮帽子、大衣领子就被活活剥皮。“朝克始终替两只小狼在难过，感到非常愧疚”，而慈悲为怀、悲天悯人的东日布老汉最后因无法承受活剥狼皮的罪恶自杀身亡。人类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就轻易地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准则，造成人的主体结构的内在性缺失，精神危机随之产生。满都麦小说在描写人性之善恶和“狼性”之善恶中，是对诗意的过去的追念和当前人类走出文明困境的反思。爱的撒播与人性向善的回归是人类救赎的唯一出路。善是“一种神性领悟，一种诗意情怀，一种人性的博大和完美”。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表现诗意的破碎，更是在追求更高意义上的诗意重建。即在尊重自然生态的同时，建构生态自我，从而达到生态境界。所谓“生态境界”即指“人体验到与自然万物的大生命融为一体、主客不分、大化流行、生机盎然的境界，这是生命意义的最终圆满的境界”。其小说所思考的不再是民族生存的现实问题，而是人类普遍意义的终极关怀。 阿云嘎的生态小说《燃烧的水》、《有声的戈壁》以戈壁为背景，围绕生态与权力、生态与伦理，在平实生动的描绘中表现深刻的人文内涵。“浓烟和烈焰像数不清的巨大怪物，不断地变换着形状在那里相互缠绕着，扭动着，膨胀着，疯狂着，整个大院变成了魔鬼的舞场”。这是对油田大火的描写，更是象征、隐喻人与自然、人与人裂变之后的恶果。作者在对恶的揭示中重新思索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的辩证关系。人类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能不能在更高意义上回归生态文明？作品在质疑中探寻人类的救赎之路。 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根植于民族长久的信仰和大自然的质朴，这一天然优势使得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即开始了生态文学创作，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少数民族“特有的人与世界、人与万物之间的同一性、亲缘性的情感关系”。以诗意的笔触描写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人与自然共兴共衰，体现了生命整体意识。这有别于80年代以揭露批判为主的主旋律生态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即“生态中心主义”。作品中对人与自然朴质、真纯，充满诗意的描写，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性，从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革命，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内蒙古独特的地域性和独特的文化气质给作家带来的优势，历史和传统因素提供的丰富素材，民间文化的独特视角，更接近于原生态的叙述，使边缘的内蒙古文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前沿性价值。内蒙古作家应从更高意义上重塑自我，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的意识，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看待现实问题，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和生态人文观。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任务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语言的教学，其中汉语教学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谨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头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过多，过繁，讲的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的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再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的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的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以下几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地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 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辩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学习语言最基础的是学习文化背景，尤其是汉语这样一门历史悠久的文化，其底韵内涵之深，其概括力，语言弹性，包容性之大更增加了其学习上的难度，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起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摘要】凉山少数民族初中生大多来自农村，受到了地域和环境的影响，同时因为他们自己民族的母语的影响，学习语文普遍感到吃力，提不起兴趣。因此，我们应加强他们对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培养 著名教育学家叶圣陶老先生曾说过：“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而教师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自己就得继续不断养成这些良好习惯。”目前在少数民族班教学的我深感语文教学的难度。少数民族学生基础差，又受自己民族母语的影响，大多学生连基本的汉话也不会讲，书写中错别字较多，字音不准确，每周作文句子完全不通顺……面对这种情况，就更加需要培养他们的良好学习习惯，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一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文完全是听之忘之，读文章时不懂的字词不去查工具书，只读不思，读完后不知所以然；写字马马虎虎，极不认真，作文应付了事甚至学校的正式考试中也有学生在作文一题完全空白！这样的学习态度，怎能学习好语文？对刚跨进中学大门的少数民族学生，我在激发他们学习兴趣的同时，首先抓他们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比如：指导他们预习课文时，会使用工具书排除阅读上的障碍，每周阅读课学生都须带上摘抄本摘抄好的文段；对部分书写不认真的同学，每天要求练一篇小字。语文学习中的每―个环节，都要求学生独立认真去完成。整个过程老师都只作为一个引导者。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口语交际习惯 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每个单元完都有口语交际训练，《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口语交际的总目标，其中，对初中生的要求是：“能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会文明得体地进行交流，耐心专注地倾听，能根据对方的话语、表情、手势等，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意图；自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清楚、连续，不偏离话题；注意表情和语气，说话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交流过程中，注意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表达内容和方式，不断提高对话的能力，能说适当的话题，作即席讲话和有准备的主题演讲，有自己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课堂内外讨论问题，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有中心、有条理、有根据的表述，能听出讨论的焦点，并有针对性的发表意见。”由此看来，必须要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要阵地，用好教材中的“口语交际”内容，让学生能够通过各种典型话题的实践，积累丰富的口语交流经验。同时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交际活动，我们必须要引导他们利用这些活动来开展学习和锻炼。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交谈中都是使用的本民族语言，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在一些公共场合也不敢使用汉语进行交谈。这样，教师就应该利用学校中的有限时间，多深入到学生中去主动的和他们谈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并鼓励他们使用汉语进行交谈，并及时纠正他们因母语而导致的―些语法错误。口语训练中我还采取了多种训练方式，来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我利用自习时间，放一些范读材料给他们听，让他们复述所听内容，进行3分钟课前演讲等活动，让每一个同学都得到充分的锻炼。 三培养学生“写”的习惯 “写”，不仅仅是写作，还包括了“写字”。许多少数民族学生书写较差，为学生选定一本规范的临帖，每天指导学生练一篇小字。但很多同学自觉性太差，往往应付了事，因此，这个过程就必须要求教师亲自督促，只要你持之以恒地抓下去，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写作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之一，也是语文教学的难点所在。近些年来，作文教学似乎让老师们费尽心机，学生却越写越不知怎么写。我要求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必须坚持写周记，而且要写自己的真实感受，让他们有感而发。另外还要求每位同学准备一个摘抄本，每天坚持积累一些好词好句，每天下午饭后由值日生或课代表宣读优秀作文，并摘抄一篇自认为的佳作。这样一来，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写作素材，而且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可根据课内阅读的内容，选择一些贴近生活实际的例子进行课外练笔。例：读冰心《谈生命》时让学生写出对生命的理解；学《愚公移山》时让他们讨论愚公真的不愚吗，你怎么看？；讲到《夸父逐日》时让学生讨论夸父的行为是否值得我们借鉴……通过一系列的练笔，逐步提高了同学们的写作兴趣，使他们的语言及思维能力得到了发展。 四培养学生“读”的良好习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明多读书对学生的极大益处。对汉语都不能顺畅表达的少数民族学生，更应抓好阅读的培养。《课程标准》中特别强调加强朗读，老师应很好指导学生完成教科书的课内阅读，把读教材放在首位。要让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遇到不认识的生字、不理解的词语、不明白或含义深刻的句子就圈画下来，或在旁边做好批注，借助工具书，疏通生字词，了解文章基本含义。所以，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是时而书声朗朗，时而静而无声，时而讨论论激烈，而不是老师的独言堂。 鼓励学生去阅读课外书籍，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作为老师应经常向学生介绍中外名著，以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要求学生每个月看一本名著，并作读书笔记。通过课外知识的积累，将这些材料储存于大脑，成为学生终身学习的好素材，成为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旦被激活，极有利于学生接受和表达能力的提高。 五培养学生综合性学习习惯 新课程学习理念中，强调学生综合性的学习方式。在语文教学中，应鼓励学生质疑，不要迷信教材和老师，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问题”是培养学生进行研究的关键，有了怀疑的精神才能产生解决问题的欲望，也才能激发学生对问题思考。教师在教学中应同学生一起探究，为此，老师要在行动中放手，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好奇心。比如：我给学生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有许多同学就认为里面的私塾教育太过死板，让学生失去了自由以及童年的乐趣。我抓住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让学生展开辩论，真正达到综合性学习的要求。在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过程中，老师一定要多鼓励学生，利用好的评价来激发学生。可为每―位学生建立一个成长记录袋，把他们每一次成功的作品、每一次讨论的素材都装进去，让他们看到自己学习成长的足迹。 总之，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老师耐心的引导，需要学生循序渐进地转化。也希望我能在自己的教学中让少数民族学生真正体味到一些学习语文的乐趣，真正养成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建筑欣赏论文:论建筑艺术欣赏在素质教育的价值 中央电视台大楼、南京商茂大厦、芝加哥西尔斯大厦、悉尼歌剧院等，通过建筑艺术的欣赏，了解社会生产力发展史，感受现代化建设是如何令人振奋！中国现代建筑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突飞猛进，上海浦东金茂大厦（420米），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80米），与傲然屹立的东方明珠电视塔（460米）对立，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成为人们认识时代精神、观瞻新风尚的窗口！这些现代建筑艺术的新成就为我们组织教学内容，发掘建筑的艺术感染力量，启发学生思维，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而每位教师所面临的困难是：素质教育如何操作？因材施教、因时因地制宜、分层次分程序教学是一个大的范畴，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摸索、去实践。“素质”一词，生物学上本义指与生俱来的生理解剖特点，即所谓的“遗传因素”，它是人的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 素质也可理解为：当你抛开一切知识与书本后剩余的东西，它不是某些具体的知识或技能，而是所有事物、知识、文化等在人的身体、心灵、头脑、骨髓中内化之后表现出来的品质。“人之初，性本善”的善也应该指与生俱来的好素质。有专家认为“，审美教育，是达成素质教育的最好途径，也是当前教育改革及运作的突破口，更应是身临现代困境的人和社会解放的必要中介。”审美心理结构的完善，将极大地影响人的智力开发，使审美教育与单纯的以传授知识和技能、培养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为主的传统模式的智力教育或空洞说教走形式主义的德育教育区别开，“以美启真”“以美储善”，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建筑艺术的特征有四个方面：形式美、静态美、动态美、意境美。课堂教学中建筑艺术欣赏方法，一是了解和掌握形式美法则，以审美的态度来欣赏；二是具备一些建筑学知识，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三是善于发掘作品的文化内涵；四是从整体结构上全面、完整地欣赏艺术作品；五是加强广泛的艺术修养，掌握各类艺术相通之处。课堂教学中，有限的时间还要用于组织教学，教学任务是主要。如此，建筑艺术的欣赏内容必须有所取舍，以利于组织，发挥高效率。因此，应遵循潜移默化的原则，尽可能不显现教育的意图，以便更大效率地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即所谓不露痕迹地起到教育目的。根据教学的需要，有时穿插在课堂教学中间跟随某个知识点之后；有时直接在授课之前，开始上课时介绍；有时在课后和大家谈论；更多时候是让学生自主搜集这些信息，做调查报告，做展板展示，以拓展知识面，提升专业学习的兴趣。 从基本层面上讲，学生是爱学习的，然而传统教育模式的打压策略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激情，加上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学生不满足于枯燥的课堂教学。计算机知识的普及，使学生兴趣转移，从互联网上接受知识很快，它的优点在于信息多、更新快，问题出现在管理的调整和网络的安全检查方面，如一旦解决，则传统的多教师教育局面将面临冲击，教育观念的更新非常紧迫，作为教师，应该积极地探索实践新的教学方法，让课堂丰富多彩，使学生能接受较多信息。教育调查显示，教师的人格力量和博闻强记是学生喜爱的重要因素。 因而，建筑艺术欣赏应用于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增加了知识的信息容量，同时，教者再控制好知识点的相互关联，能有效完善教学环节，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我发现这种建筑欣赏的教学模式的确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教学反馈显示学生课堂上再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积极参与的。 作者：袁顺利单位：江苏省溧水中等专业学 建筑欣赏论文:国内建筑艺术欣赏教育缺失与建构 一、幼儿园“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的主要类型要科学地开展 “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活动，教师首先要认识到它是幼儿艺术欣赏教育的重要部分，在此基础上，还要了解中国建筑艺术的基本类型，并根据幼儿的接受心理和兴趣点，选择适宜的教育内容。基于研究，笔者认为，中国建筑艺术的形式多样、造型各异，为了便于活动的开展，下文根据建筑的结构、色彩、装饰、造型与占据的空间位置等构成的外观特征与象征意义，依据满足人们生活居住需要与精神文化需求的属性，将中国建筑艺术分为园林建筑艺术、宫廷建筑艺术、民居建筑艺术、现代建筑艺术四大类，为幼儿教师组织相关教学活动时提供参考。 （一）“园林建筑艺术欣赏”教育 园林建筑是指建造在园林和城市绿化地段内供人们游憩或观赏用的建筑。下面以苏州“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欣赏为例，说明“园林建筑艺术欣赏”教育在不同年龄班应有的不同侧重点。小班幼儿：感知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造型中视觉艺术的美，喜欢观看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作品，能简单表达自己欣赏后的感受。中班幼儿：通过欣赏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作品，理解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的基本组成部分，能简单表述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的特点。大班幼儿：通过欣赏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能够运用美术技能表现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的结构、色彩、造型等。 （二）“宫廷建筑艺术欣赏”教育 宫廷建筑艺术是帝王朝会和居住的地方，规模宏大，雄伟壮丽，格局严谨，给人强烈的艺术感染。下面以宫廷建筑艺术中“故宫”欣赏为例，说明“宫廷建筑艺术欣赏”教育在幼儿园不同年龄班各有侧重。小班幼儿：感知故宫的宏伟，色彩的鲜艳，造型的多样性，对故宫的各种布局感兴趣，喜欢欣赏故宫。中班幼儿：通过观察与教师的讲解，能理解故宫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典型建筑式样，特点是布局方正整齐，各部分之间对称、均衡、和谐，感受故宫建筑的艺术美。大班幼儿：在感知、理解故宫特点的基础上，用涂色、填画、造型等手段，表现出自己对故宫的感受。 （三）“民居建筑艺术欣赏”教育 民居建筑艺术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是人类最早的、最常见的建筑艺术类型。下面以欣赏“北京四合院”为例，说明在不同年龄班开展“民居建筑艺术欣赏”教育时的侧重点。小班幼儿：感知北京四合院布局，对其布局产生兴趣，能够运用动作和表情表达欣赏后的感受。中班幼儿：通过观察北京四合院的布局，理解对称建筑艺术的特点，知道东房、西房、南房、北房的名称和位置。大班幼儿：在感知、理解北京四合院布局的基础上，能通过动手制作北京四合院的模型，进一步表现自己对传统民居建筑艺术的认识。 （四）“现代建筑艺术欣赏”教育 现代建筑艺术是指20世纪后建造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建筑。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代表性建筑“鸟巢”为例，它的欣赏活动在不同年龄班有不同的侧重点。小班幼儿：感知“鸟巢”的造型美和主要功能，对比感知“鸟巢”与鸟窝的相似点。中班幼儿：通过理解“鸟巢”造型特点，知道其用途和意义，感知“鸟巢”的造型美、色彩美和线条美。大班幼儿：在感知与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绘画、手工等美术技能进一步表现与表达“鸟巢”建筑的形状、色彩、结构等，理解“鸟巢”的寓意及其中蕴含的中国现代建筑艺术美。在实施上述类型的教育过程中，教师不仅要选择一些代表性建筑物，而且要充分利用本土的优秀建筑资源，让幼儿到现场观察和欣赏，进一步感受身边的建筑艺术美。 二、幼儿园“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的实施途径建议 在了解“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的基本类型并确定了欣赏内容之后，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家长资源、网络资源等多种渠道去收集丰富的欣赏资料，供幼儿操作，然后通过以下几种途径组织欣赏活动。 （一）在主题活动中系统而灵活地开展 主题活动是近年来幼儿园课程的主要实施途径。在主题活动中应该有“中国建筑艺术欣赏”的一席之地：不仅可以通过集中教学活动开展，也可以在区域活动中进行。在组织教学活动时，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活动不仅出现在艺术领域活动中，也应渗透在健康、社会、科学、语言等领域的活动中。活动的组织方式应以实地参观考察的方式为主，让幼儿在多通道参与的欣赏中亲身体验、真切感受到我国建筑艺术中特有的造型、结构、色彩等要素。也可以通过欣赏照片、课件和拼接图片等方式，了解中国建筑艺术的视觉美，理解中国建筑艺术中造型的鲜明特点和象征性，体验其中的情感。还可以通过主题背景下的区域活动开展相关教育。比如，在建构区中教师可以投放一些自制的仿中国建筑艺术的活动材料，如画有飞檐图案的插塑等，供幼儿自主游戏；在美术区投放画笔、纸张、颜料等，供幼儿自主表现出对中国建筑艺术的感受；在表演区，可以投放中国建筑艺术模型为舞台布景，供幼儿戏剧表演时使用；等等。与此同时，在主题活动的实施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有计划、呈系统地安排中国建筑艺术的教育内容，让幼儿能较为全面地感受到中国建筑艺术的基本构成、突出特点和整体精神风貌，从而循序渐进地提高幼儿的艺术素养。 （二）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渗透 环境是幼儿的第三任教师。通过环境创设这个载体，为幼儿提供一种良好的欣赏环境，帮助幼儿自然地感受和理解中国建筑艺术。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环境创设：一是在幼儿园的建筑装饰风格上突出中国建筑艺术特色，在造型上呈现中国建筑艺术的元素。比如在园内适宜的地方放置按比例缩放的中国建筑艺术模型。二是在班级的环境创设中，结合主题活动的开展，运用不同风格的中国建筑艺术元素来装饰中国建筑艺术主题墙，并邀请幼儿参与设计和布置。三是在区域活动中开设中国建筑艺术欣赏区域，特别针对我国多个少数民族建筑艺术模型或图片进行欣赏，如傣族竹楼、彝族土掌房、哈尼族蘑菇房、客家围屋等。 （三）在生活中随机进行 “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还应在幼儿的生活中随机进行。比如，教师与家长沟通，让家长在外出旅游时，多为幼儿介绍当地的中国建筑艺术。让幼儿有更多机会实地观察和体验优秀的中国建筑，感受不同时期中国建筑的特点和美感；也可以与社会联系，组织幼儿参观本地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充分利用幼儿的家庭资源和社区资源，延伸“中国建筑艺术欣赏”课堂。在上述基础上，教师还要注重整理相关教育经验，尽快将“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融入到当前幼儿园的美术课程中，以进一步丰富幼儿艺术教育的内涵和形式。 作者：王冰 付晓莉 李云霄 建筑欣赏论文:中国古建筑欣赏 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年、民宅……。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而且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欣赏中国古建筑，就好比翻开一部沉甸甸的史书。那洪荒远古的传说，秦皇汉武的丰功，大唐帝国的气概，明清宫禁的烟云，还有史书上找不到记载的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聪明才智，都一一被它形象的记录了下来。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以木结构为主，以砖，瓦，石为辅发展起来的。从建筑外观上看，每个建筑都有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为屋顶，下为基座，中间为柱子，门窗和墙面。在柱子之上屋檐之下还有一种由木快纵横穿插，层层叠叠组合成的构件叫做斗拱。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建筑所特有的构件。它既可承托屋檐和屋内的梁与天花板，有俨然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斗拱这个词在谈论中国古建筑中不可不提，由于它在历代建筑中的做法极富变化，因而成为古建筑鉴定的最主要依据。 中国古建筑的屋顶样式可有多种。分别代表着一定的等级；等级最高的是庑殿顶，特点是前后左右共四个坡面，交出五个脊，又称五脊殿或吴殿。这种屋顶只有帝王宫殿或剌建寺庙等方能使用；等级次于庑殿顶的是歇山顶，系前后左右四个坡面，在左右坡面上各有一个垂直面，故而交出九个脊，又称九脊殿或汉殿，曹殿，这种屋顶多用在建筑性质较为重要，体量较大的建筑上；等级再次的屋顶主要有悬山顶（只有前后两个坡面且左右两端挑出山墙之外）。硬山顶（亦是前后两个坡面但左右两端并不挑出山墙之外）。还有攒尖顶（所有坡面交出的脊均攒于一点）等等。所有屋顶皆具有优美舒缓的屋面曲线。无论它是源于古人对杉树枝形还是对其他自然界物质的模仿。这种艺术性的曲线先陡急后缓曲，形成弧面。不仅受力比直坡面均匀，而且易于屋顶合理的排送雨雪。 从建筑类别上说，中国古建筑包括皇家宫殿，寺庙殿堂，宅居厅室，陵寝墓葬及园林建筑等。其中宫殿，寺庙，陵墓等都采用相近的建筑形式与总体布局方式即对称齐整，主次分明。以一条中轴线将个个封闭四合院落贯束起来，表现出封闭严谨含蓄的民族气质或可以说是地道的儒家风范。唯园林建筑与此迥异，布局自由灵活，变幻无穷，极力追求自然情调。当是更多地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与西方古建筑相比，中国古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偏爱木材，几前年来一直如此，并以木构架结构为主。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及顺檩等主要构件组成。各构件之间的结点用榫卯相结合，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这种榫卯结合的形式，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建筑遗址中已有发现，表明它在距今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木结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井干式，即是以圆木或方木四边重叠结构如井字形，这是一种最原始而简单的结构，现在除山区林地之外，已很少见到了。二是“穿斗式”，是用穿枋、柱子相穿通接斗而成，便于施工，最能抗震，但较难建成大形殿阁楼台，所以我国南方民居和较小的殿堂楼阁多采用这种形式。三是“抬梁式”（也称为叠梁式），即在柱上抬梁，梁上安柱（短柱），柱上又抬梁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特点是可以使建筑物的面阔和进深加大，以满足扩大室内空间的要求，成了大型宫殿、坛庙、寺观、王府、宅第等豪华壮丽建筑物所采取的主要结构形式。有些建筑物还采用了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形式，更为灵活多样。 “墙倒屋不塌”这一句中国民间的俗语，充分表达了上述梁柱式结构体系的特点。由于这种结构主要以柱梁承重，墙壁只作间隔之用，并不承受上部屋顶的重量，因此墙壁的位置可以按所需室内空间的大小而安设，并可以随时按需要而改动。正因为墙壁不承重，墙壁上的门窗也可以按需要而开设，可大可小，可高可低，甚至可以开成空窗、敞厅或凉亭。 由于木材建造的梁柱式结构，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框架，这就使它还具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抗震性能强。它可以把巨大的震动能量消失在弹性很强的结点上。这对于多地震的中国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因此，有许多建于重灾地震区的木构建筑，上千年来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如像高达67米多的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为现存世界上最高的木塔，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观音阁高达23米，这两处木构已经近千年或超过了1000年。后者曾经经历了在附近发生的八级以上的大地震，1976年又受到唐山大地震的冲击，还安然无恙，充分显示了这一结构体系的抗震性能的优越性。这是中国古建筑的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以它优美柔和的轮廓和变化多样的形式而引人注意，令人赞赏。但是这样的外形不是任意造成的，而是适应内部结构的性能和实际用途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像那些亭亭如盖，飞檐翘角的大屋顶，即是为了排除雨水、遮阴纳阳的需要，适应内部结构的条件而形成的。两千多年前的诗人们就曾经以“如?斯飞”这样的诗句来描写大屋顶的形式。在建筑物的主要部分柱子的处理上，一般是把排列的柱子上端做成柱头内倾，让柱脚外侧的“侧脚”呈现上小下大的形式，还把柱子的高度从中间向外逐渐加高，使之呈现出柱头外高内低的曲线形式。这些做法既解决了建筑物的稳定功能，又增加了建筑物外形的优美曲线，把实用与美观恰当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适用与美观的统一佳例。 中国古建筑的平面、立面和屋顶的形式丰富多彩，有方形的、长方形的、三角形的、六角形的、八角形的、十二角形的、圆形的、半圆形的、日形的、月形的、桃形的、扇形的、梅花形，圆形、菱形相套的等等。屋顶的形式有平顶、坡顶、圆拱顶、尖顶等等。坡顶中又分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攒尖、十字交*等种类。还有的把几种不同的屋顶形式组合成复杂曲折、变化多端的新样式。 建筑的平面布局是决定一座建筑、一组建筑、一群建筑，甚至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形制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基本上有两种平面布局的方式。一种是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一种是曲折变化，灵活多样。举凡帝王的京都、皇宫、坛庙、陵寝，官府的衙署厅堂、王府、宅第，宗教的寺院、宫观以及祠堂、会馆等等，大都是采取前一种形式。其平面布局的特点是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物。这种布局主次分明，左右对称。以北京的寺庙为例，在它的中轴线上最前有影壁或牌楼，然后是山门，山门以内有前殿、其后为大殿（或称大雄宝殿），再后为后殿及藏经楼等。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整齐划一，两相对称，如山门的两边有旁门，大殿的两旁有配殿，其余殿楼的两旁有廊庑、配殿等等。工匠们运用了烘云托月，绿叶托红花等手法，衬托出主要建筑的庄严雄伟。这类建筑，不论建筑物的多少、建筑群的大小，一般都采用此种布局手法。从一门一殿到两进、三进以至九重宫阙，庞大帝京都是这样的规律。这种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以陪衬为主的方式完全满足了统治者和神佛教义对于礼敬崇高、庄严肃穆的需要，所以几千年来一直相传沿袭，并且逐步加以完善。另一种布局方式则与之相反，不求整齐划一，不用左右对称，因地制宜，相宜布置。举凡风景园林、民居房舍以及山村水镇等等，大都采用这种形式。其布局的方法是按照山川形势、地理环境和自然的条件等灵活布局。例如民居甚至寺庙、官衙，凡位于山脚河边者，总是迎江背山而建，并根据山势地形，层层上筑。这种情况最适宜于西南山区和江南水网地区以及地形变化较多的地点。这种布局原则，由于适应了我国广大的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和多民族不同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的需要，几千年来一直采用着，并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式的园林更是灵活布局，曲折变化的实例。山城、水乡的城市、村镇布局也根据自然形势、河流水网的情况，因地制宣布局，出现了许多既实用又美观的古城镇规划和建筑风貌。 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非常丰富。有的色调鲜明，对比强烈，有的色调和谐，纯朴淡雅。建筑师根据不同需要和风俗习尚而选择施用。大凡宫殿、坛庙、寺观等建筑物多使用对比强烈，色调鲜明的色彩：红墙黄瓦（或其他颜色的瓦）衬托着绿树蓝天，再加上檐下的金碧彩画，使整个古建筑显得分外绚丽。在表现中国古建筑艺术的特征中，琉璃瓦和彩画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琉璃瓦是一种非常坚固的建筑材料，防水性能强，，皇家建筑和一些重要建筑便大量使用了琉璃砖瓦。琉璃瓦的色泽明快，颜色丰富，有黄、绿、蓝、紫、黑、白、红等等。一般以黄绿蓝三色使用较多，并以黄色为最高贵，只用在皇宫、社稷、坛庙等主要建筑上。就是在皇宫中，也不是全部建筑都用黄色琉璃瓦，次要的建筑用绿色和绿色“剪边”（镶边）。在王府和寺观，一般是不能使用全黄琉璃瓦顶的。清朝雍正时，皇帝特准孔庙可以使用全部黄琉璃瓦，以表示对儒学的独尊。琉璃瓦件大约可分作四类：一类是筒瓦、板瓦，是用来铺盖屋顶的。第二类是脊饰，即屋脊上的装饰，有大脊上的鸱尾（正吻），垂脊上的垂兽，戗脊上的走兽等，走兽的数目根据建筑物的大小和等级而决定。明清时期规定，最多的是十一个，最少的是三个，它们的排列是，最前面为骑鹤仙人，然后为龙、凤、狮子、麒麟、獬豸、天马……等等。第三类是琉璃砖，用来砌筑墙面和其他部位的。第四类是琉璃贴面花饰，有各种不同的动植物和人物故事以及各种几何纹样的图案，装饰性很强。 彩画是中国古建筑中重要的艺术部分。我们今天看见天安门城楼、故宫三大殿以及天坛、颐和园、雍和宫等等重要建筑的室内外，特别是在屋檐之下的金碧红绿彩画，使这些阴影部分的构件增强了色彩对比，同时使黄绿各色屋顶与下部朱红柱子门窗之间有一个转换与过渡，使建筑更觉辉煌绚丽，这实在是一种很成功的手法。建筑彩画也有实用和美化两方面的作用。实用方面是保护木材和墙壁表面。古时候有一种椒房，即是在颜色涂料中加上椒粉，不仅可以保护壁面和梁柱而且还可散发香气驱虫。装饰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房屋内外明快而美观。彩画的图案早期是在建筑物上涂以颜色，并逐渐绘画各种动植物和图案花纹，后来逐步走向规格化和程式化，到明清时期完成了定制。明清时期的彩画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完全成为图案化的彩画，分为和玺（以金色龙凤为主要题材）、金线大点金、墨线大点金、金琢墨、烟琢墨、雄黄玉、雅五墨等，它们都以用金多少和所用的主要题材来定其等次贵*.另一类是后来才兴起的“苏式彩画”（苏指苏州），它的特点是在梁枋上以大块面积画出包袱形的外廓，在包袱皮内绘各种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以及各种故事、戏剧题材。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彩画，如故宫太和殿的柱子以贴金沥粉缠龙为饰，遵化清东陵慈禧陵在楠木梁枋上素底描金彩画，达到了金碧辉煌登峰造极的地步。 朴素淡雅的色调在中国古建筑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如江南的民居和一些园林、寺观，以洁白的粉墙、青灰瓦顶掩映在丛林翠竹、青山绿水之间，显得清新秀丽。北方山区民居的土墙、青瓦或石板瓦也都使人有恬静安适之感。甚至有一些皇家建筑也在着意追求这种朴素淡雅的山林趣味，清康熙、乾隆时期经营的承德避暑山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国古建筑有着丰富的雕塑装饰。古建筑的雕塑一般分作两类，一类是在建筑物身上的，或雕刻在柱子、梁枋之上，或塑制在屋顶、梁头、柱子之上的。题材有人物、神佛故事、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等，龙凤题材更被广泛采用。雕塑的材料根据建筑物本身的用材而定，有木有石，有砖有瓦，有金有银，有铜有铁。另一类是在建筑物里面或两旁或前后的雕塑，它们大多是脱离建筑物而存在的，是建筑的保藏物或附属物。建筑物内的雕塑多为佛、道寺院内的佛、道教内容。 中国古建筑在建筑与环境的配合和协调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有许多精辟的理论与成功的经验。古人不仅考虑建筑物内部环境主次之间、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而且也注意到它们与周围大自然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建筑中有一种讲究阴阳五行的“堪舆”之学，也就是看风水之学，其中虽然夹杂了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剔去其糟粕，仍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特别是其中讲地形、风向、水文、地质等部分，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师和工匠们，在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的时候，都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等等，都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务使建筑的布局、形式、色调、体量等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例如《管子》论述选择都城条件时就强调，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涝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等等。至于山区城镇、城堡、村庄、寺观、园林、民居等等，也都是随着山形地势起伏转折，高低错落，相宜布署。江河湖海岸边的建筑物必然随着港湾河汊的地形高下予以安排。历代陵墓尤其重视地形环境。所谓的“龙脉”即考虑到周围数里、数十里，甚至数百里范围的地形、风水。园林更是综合了空间与时间的艺术，景随时换，步移景转。对园内外环境的关系，相互配合最为讲求。“借景”就是造园技法中巧妙地运用环境的一种表现手法。明计成《园冶》一书中专门有“借景”一章。他说：“园林巧于因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把园外远处的山峰冈峦、楼阁塔影以至山林树木、海山景色都可借入园内成景。景与景之间，也相互为借，隔院楼台，出墙红杏都可相互借用，构成一个大的环境空间。 综合上述，中国古建筑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它给我们以审美享受，为研究历史和科学提供实证，为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提供借鉴。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建筑欣赏论文:中国古代建筑欣赏 摘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绵绵五千年的风波历史，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特色。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民宅等。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而且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欣赏中国古建筑，就好比翻开一部沉甸甸的史书，它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是我们的文化瑰宝。 关键词：中国古代建筑 建筑文化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绵绵五千年的风波历史，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特色。文化的沉淀，不仅仅凝聚在优雅诗词歌赋和动人心弦的历史故事中，更多的是存在于我们的身边，随处可见的地方。 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民宅等。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而且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欣赏中国古建筑，就好比翻开一部沉甸甸的史书。那洪荒远古的传说，秦皇汉武的丰功，大唐帝国的气概，明清宫禁的烟云，还有史书上找不到记载的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聪明才智，都一一被它形象的记录了下来。 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各个构件之间的结点以榫卯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中国古代木构架有抬梁、穿斗、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抬梁式是在立柱上架梁，梁上又抬梁，所以称为“抬梁式”。宫殿、坛庙、寺院等大型建筑物中常采用这种结构方式。穿斗式是用穿枋把一排排的柱子穿连起来成为排架，然后用枋、檩斗接而成，故称作穿斗式。多用于民居和较小的建筑物。井干式是用木材交叉堆叠而成的，因其所围成的空间似井而得名。这种结构比较原始简单，现在除少数森林地区外已很少使用。木构架结构有很多优点，首先，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屋顶重量由木构架来承担，外墙起遮挡阳光、隔热防寒的作用，内墙起分割室内空间的作用。由于墙壁不承重，这种结构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其次，有利于防震、抗震，木构架结构很类似今天的框架结构，由于木材具有的特性，而构架的结构所用斗拱和榫卯又都有若干伸缩余地，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可减少由地震对这种构架所引起的危害。“墙倒屋不塌”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结构的特点。这种结构，之所以会如此久的存在于我国，大体是因为古代木材资源丰富，木材做的防震。而用石头砌墙,需要很好的黏合剂，而且材料难求，这个在古代而言要有相当的财力和物理的，一般人家都是没这个奢望的。 与西方古建筑相比，中国古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偏爱木材，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并以木构架结构为主。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及顺檩等主要构件组成。各构件之间的结点用榫卯相结合，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这种榫卯结合的形式，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建筑遗址中已有发现，表明它在距今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木结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井干式，即是以圆木或方木四边重叠结构如井字形，这是一种最原始而简单的结构，现在除山区林地之外，已很少见到了。二是“穿斗式”，是用穿枋、柱子相穿通接斗而成，便于施工，最能抗震，但较难建成大形殿阁楼台，所以我国南方民居和较小的殿堂楼阁多采用这种形式。三是“抬梁式”（也称为叠梁式），即在柱上抬梁，梁上安柱（短柱），柱上又抬梁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特点是可以使建筑物的面阔和进深加大，以满足扩大室内空间的要求，成了大型宫殿、坛庙、寺观、王府、宅第等豪华壮丽建筑物所采取的主要结构形式。有些建筑物还采用了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形式，更为灵活多样。 中国古代建筑以它优美柔和的轮廓和变化多样的形式而引人注意，令人赞赏。但是这样的外形不是任意造成的，而是适应内部结构的性能和实际用途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像那些亭亭如盖，飞檐翘角的大屋顶，即是为了排除雨水、遮阴纳阳的需要，适应内部结构的条件而形成的。两千多年前的诗人们就曾经以“如翚斯飞”这样的诗句来描写大屋顶的形式。在建筑物的主要部分柱子的处理上，一般是把排列的柱子上端做成柱头内倾，让柱脚外侧的“侧脚”呈现上小下大的形式，还把柱子的高度从中间向外逐渐加高，使之呈现出柱头外高内低的曲线形式。这些做法既解决了建筑物的稳定功能，又增加了建筑物外形的优美曲线，把实用与美观恰当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适用与美观的统一佳例。 建筑的平面布局是决定一座建筑、一组建筑、一群建筑，甚至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形制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基本上有两种平面布局的方式。一种是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一种是曲折变化，灵活多样。举凡帝王的京都、皇宫、坛庙、陵寝，官府的衙署厅堂、王府、宅第，宗教的寺院、宫观以及祠堂、会馆等等，大都是采取前一种形式。其平面布局的特点是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物。这种布局主次分明，左右对称。以北京的寺庙为例，在它的中轴线上最前有影壁或牌楼，然后是山门，山门以内有前殿、其后为大殿（或称大雄宝殿），再后为后殿及藏经楼等。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整齐划一，两相对称，如山门的两边有旁门，大殿的两旁有配殿，其余殿楼的两旁有廊庑、配殿等等。工匠们运用了烘云托月，绿叶托红花等手法，衬托出主要建筑的庄严雄伟。这类建筑，不论建筑物的多少、建筑群的大小，一般都采用此种布局手法。从一门一殿到两进、三进以至九重宫阙，庞大帝京都是这样的规律。这种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以陪衬为主的方式完全满足了统治者和神佛教义对于礼敬崇高、庄严肃穆的需要，所以几千年来一直相传沿袭，并且逐步加以完善。另一种布局方式则与之相反，不求整齐划一，不用左右对称，因地制宜，相宜布置。举凡风景园林、民居房舍以及山村水镇等等，大都采用这种形式。其布局的方法是按照山川形势、地理环境和自然的条件等灵活布局。例如民居甚至寺庙、官衙，凡位于山脚河边者，总是迎江背山而建，并根据山势地形，层层上筑。这种情况最适宜于西南山区和江南水网地区以及地形变化较多的地点。这种布局原则，由于适应了我国广大的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和多民族不同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的需要，几千年来一直采用着，并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式的园林更是灵活布局，曲折变化的实例。山城、水乡的城市、村镇布局也根据自然形势、河流水网的情况，因地制宣布局，出现了许多既实用又美观的古城镇规划和建筑风貌。 中国古代建筑的平面布局具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就是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组群。就单体建筑而言，以长方形平面最为普遍。此外，还有圆形、正方形、十字形等几何形状平面。就整体而言，重要建筑大都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以庭院为单元，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借助于建筑群体的有机组合和烘托，使主体建筑显得格外宏伟壮丽。民居及风景园林则采用了“因天时，就地利”的灵活布局方式。同时，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也称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 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丰富多彩，包括彩绘和雕饰。彩绘具有装饰、标志、保护、象征等多方面的作用。油漆颜料中含有铜，不仅可以防潮、防风化剥蚀，而且还可以防虫蚁。色彩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明清时期规定朱、黄为至尊至贵之色。彩画多出现于内外檐的梁枋、斗拱及室内天花、藻井和柱头上，构图与构件形状密切结合，绘制精巧，色彩丰富。明清的梁枋彩画最为瞩目。清代彩画可分为三类，即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雕饰是中国古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墙壁上的砖雕、台基石栏杆上的石雕、金银铜铁等建筑饰物。雕饰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有动植物花纹、人物形象、戏剧场面及历史传说故事等。北京故宫保和殿台基上的一块陛石，雕刻着精美的龙凤花纹，重达200吨。在古建筑的室内外还有许多雕刻艺术品，包括寺庙内的佛像、陵墓前的石人、兽等。 中国古建筑在建筑与环境的配合和协调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有许多精辟的理论与成功的经验。古人不仅考虑建筑物内部环境主次之间、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而且也注意到它们与周围大自然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建筑中有一种讲究阴阳五行的“堪舆”之学，也就是看风水之学，其中虽然夹杂了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剔去其糟粕，仍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特别是其中讲地形、风向、水文、地质等部分，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师和工匠们，在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的时候，都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等等，都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务使建筑的布局、形式、色调、体量等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例如《管子》论述选择都城条件时就强调，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涝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等等。至于山区城镇、城堡、村庄、寺观、园林、民居等等，也都是随着山形地势起伏转折，高低错落，相宜布署。江河湖海岸边的建筑物必然随着港湾河汊的地形高下予以安排。历代陵墓尤其重视地形环境。所谓的“龙脉”即考虑到周围数里、数十里，甚至数百里范围的地形、风水。园林更是综合了空间与时间的艺术，景随时换，步移景转。对园内外环境的关系，相互配合最为讲求。“借景”就是造园技法中巧妙地运用环境的一种表现手法。明计成《园冶》一书中专门有“借景”一章。他说：“园林巧于因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把园外远处的山峰冈峦、楼阁塔影以至山林树木、海山景色都可借入园内成景。景与景之间，也相互为借，隔院楼台，出墙红杏都可相互借用，构成一个大的环境空间。 中国古代建筑，不仅仅是为了居住而已，它还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现状和文化习俗。在中国奴隶社会早期，服务对象不同的建筑就有了不同，不仅在规模上有差别，还有诸如使用夯土起台，石灰抹面装饰等区别。这种差别昭示了日后建筑等级制度的发生。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伦理思想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它一直是中国文化总体取向的依据，其仁义礼制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倚重和利用，成为指导国家社会生活和行为的准则。这一点在建筑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明显的表现在建筑的礼制化上。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以建立的礼制为规矩准绳，当然建筑也不例外。等级森严，一丝不苟，这样以礼制等级为依据，就不难明白紫禁城井然有序、主次分明的布局是如何产生的了。建筑本身的结构和形象被人们与政治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本于天道的，因此，建筑等级制度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建筑的“内在”要求，不可违背。这就是由文化而发展来的建筑学，礼制的影响，使得中国古代的建筑除了在结构，布局，装饰上具有别具一格的特色。大到故宫，园林甚至是陵墓，小道居民的住宅都有这些文化的烙印。 综合上述，中国古建筑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它给我们以审美享受，为研究历史和科学提供实证，为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提供借鉴。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而且是我们现代人学习借鉴的一部百科全书, 是我们的文化瑰宝，我们不仅仅要保护好它，更要以此为基础，使得我们的建筑学更上一层楼。 建筑欣赏论文:中国古代建筑欣赏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建立在城市之中，这些建筑犹如一道人工风景般映入我们的眼中，让我们对其产生不同的联想。建筑是空间的艺术，环境的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建筑始终保持了其自身的独特性格。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是中国人的伦理观、审美观、价值观以及自然观的深刻体现。 [关键词]对称美 布局 形象美 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体现在许多方面，而中国古代的建筑更是让古今中外对其叹为观止。其规模浩大、形象曼妙。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观赏中国的古代建筑，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 一、中国古代建筑的对称美 对称美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之一，我国古代很多事物都体现了对称美这一思想，例如女眷的发饰，窗户上的剪纸。同样对称美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一大特色，在我国古代建筑中，对称无处不在。建筑是一代人生活习惯和思想的沿袭，所以我国古代建筑也深受宗教思想、文化教育等影响。道家的中庸思想在我国古代建筑中的到了很好诠释，其具体思想就体现在古代建筑的对称美上。 二、中国古代建筑与自然景色的天然合一 在科技还不发达的古代，淳朴的古人只能用迷信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因此，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在我国古代的建筑中，有很多与天最接近的古建筑的传说，如：云顶天空，蓬莱仙道等。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建筑建到了离天空很近。例如布达拉宫屹立在西藏首府拉萨市区西北的红山上，布达拉宫是13层宫殿建筑，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堡式建筑群。它的地理位置是古时候燃烟较少的西藏，而且它确实做到了“与天同高”，给人一种天空的假象。 我国古代建筑与自然的天然合一还体现在许多其它的方面。例如：我国古代的皇宫里都有御花园，而许多南方的园林小院里也有自己的后花园、假山、鱼塘等。 三、庭院式组群布局 中国建筑特别重视群体组合的美。这些建筑十分重视对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学的追求，这些建筑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审美习惯，与欧洲等其他建筑体系建筑个体的体形体量、外向性格的强烈对比等有明显差别。 在古代中国，封建思想牢固，有“长幼有序，内外有别”思想意识，所以古代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这种庭院的建筑方式体现了古人门第思想深固，另外这种庭院结构也能体现当时庭院主人的家世如何。一般情况下，庭院的规模和庭院主人的财势官力是成正比的。这也就有了古语“庭院深深深几许”，“侯门一入深似海”。 这种错落有致的院落结构不仅加深了古人之间的门第思想，而且也给我们后人今天参观留下了几许神秘色彩。 此外，我国还保留了一些老北京四合院的房屋。这也四合院也体现了古人庭院式组群布局建筑。古人不仅爱将生前居住的地方建成庭院式结构，考察很多官宦人家的墓地，很多也是“庭院式”结构的，古墓中主墓是墓主人的死后栖息所，而除主墓外还有好多坟墓在古墓中，这些坟墓构成一个“庭院式”结构，把亲人死后也可以联系在一起，也体现了古人生死相依，封建迷信。 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 中国古人无疑是最有想象力的。我国古代的建筑多半是以牛马蛇神之类的动物作为依托来建筑的，在我国许多古楼之中，有很多房梁，支柱等建筑上都有龙凤的雕刻，让人望而生畏。而古楼的楼顶四周也多以神兽动物来装饰，给人一种威严感。 而中国古代的石狮应该是中外显著的标志之一。石狮多半放在古代权威人家的门口“看家”，让对主人有非分之想的小人望而却步。同样，石狮高大威猛，目光凶狠，给人一种威严感，象征主人的财力与权势。是家里、门第雄厚的代表。 《红楼梦》中贾府无疑是当时最为有实力的家庭之一，而大观园的门面上也同样矗立着两个石狮，象征着贾府的势力。 此外，中国古代的建筑最敢于使用色彩也最善于使用色彩。不过，古代建筑在用色方面也是有阶级之分的。不是每种颜色都是可以随便运用的。即便如此，我国古代的建筑无不体现了一种大气、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尤其是在佛门之地、皇宫贵族的应用，让人看后无不感慨天朝的壮观，浮想联翩。 五、古代建筑与“风水”的结合 风水之说也是起源中国，并且可以说是流传至今，在现在，我们很多家庭盖房子还会找风水先生算上一挂。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古人对封建迷信的依赖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所建建筑每一处都有风水之说。尤其是国都选址，皇陵建造，无不是“风水宝地”。古人崇尚“天时、地利、人和”，而这里的风水就是讲的“地利”，而风水宝地之处多是高山多水之处。先不说这些地方是否真是风水宝地，但是这些远离尘世的地方多少可以使人心灵沉静，是佛家陵墓的首选之处。也可谓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风水宝地了。 传统风水学所追求的美，是自然的美。风水所说不需要雕饰，只需要选择。在选择风水宝地时，我们首先应当注重地势的“美”与“恶”，与此同时，风水之说以天然的美为最好。这种天然美，就是井然有序的和谐。 其次传统风水学说追求的美，就是整体的美，而并非零散的、支离破碎的美， 这种整体美，就是有机统一的和谐。和谐美，首先是体现在人为建筑与周围大自然上的和谐统一，而在这个前提之下再追求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和谐美。 这种和谐，又和古人中庸的思想和为一体了。 六、总结 建筑的历史美，主要是体现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建筑上。我们人类的每个时代，均是用它所有的技术来创造建筑。而那些被历史遗留下来的建筑，有它存在的理由，也有被我们欣赏的道理。 建筑欣赏论文:建筑学中外美术欣赏课教学内容初探 一、社会背景 在艺术史上，把古希腊罗马之后到文艺复兴之前的历史称为中世纪。在时间跨度上是指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15世纪的欧洲历史，对于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不同，时间划分也不相同。一般认为，欧洲中世纪在社会制度上属于封建社会，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早在战国时代就开始了。欧洲中世纪存在着世俗和教会两种等级制度，国王把大部分土地封给大封建主，如公爵、伯爵、侯爵，后者把部分土地封给中等封建主，如子爵和男爵，中等封建主再把土地封给最低的封建主骑士。上一级是下一级的封主，下一级是上一级的封臣。天主教会也按等级分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甫、助祭、副助祭，这就是教阶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完全被排斥在封建等级制之外。城市市民被称为第三等级，政治上也处于无权的状态。在中国，许多人误以为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是不同的宗教，而事实上它们都属于统一的基督教Christianity，只是由于具体仪规不同和基督教特殊的历史而分为三个教派。基督教在中世纪消灭了所有的异教，基督教以外的任何宗教都被视为异端。在艺术史上，最能体现基督教思想的自然是教堂和与教堂相联系的各种作品（包括祭坛画和雕塑）。 二、教堂实例 基督教是由犹太教分化而来，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耶稣的门徒把基督教传播到罗马帝国，起先基督教是下层人民群众信仰的宗教，罗马帝国统治者担心人数日益增多的基督徒会威胁到帝国的统治，对基督徒采取迫害的政策。后来许多中上层人士直至皇室成员都相信了基督教，君士坦丁皇帝终于在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380年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此教堂在欧洲大陆广泛建立，成为欧洲文化的重要代表。 （一）圣索非亚大教堂。 圣索非亚大教堂（Sophia Cathedral）建于公元532—537年，平面接近方形，东西长77米，南北长71.7米。前方有一座三面围以柱廊的院子。中央大厅上方覆盖着大穹顶，穹顶距地面55米。建筑师采用了一套穹顶体系支撑巨大的穹顶：正中高悬在上的是直径33米、高15米的半球形穹隆，由40根拱肋构成，下接一个鼓座，在四角通过一种叫做“帆拱”的三角形拱体把圆形过度到方形平面，架在四角各一个南北长18.3米、东西7.6米宽的巨大半穹顶上，以抵挡大穹顶的南北侧推力。大穹顶的侧推力在东、西两侧各由一个半穹顶承受，半穹顶的侧推力又由其拱角上较小的次一级半穹顶和墩座传递出去。在中央穹顶下面的鼓座上，开着一圈采光窗，从下仰望，大穹顶仿佛漂浮在半空中。墩座和墙体用白、绿、黑、红等彩色大理石贴面，组成图案，两侧巨墩之间有上下两层列柱，柱身呈深红或暗绿色。柱头白色，上贴金箔。穹顶和拱顶以及地面用马赛克装饰。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把圣索非亚大教堂也改为伊斯兰教清真寺，在教堂外面四角增加了四个尖塔，内部也增加了伊斯兰教箴言装饰。拜占庭建筑在俄国、东欧得到广泛传播。拜占庭建筑在集中式基础上又发展出平面十字形教堂，十字的四臂等长，称为“希腊十字”。在十字的每一个臂上都升起一座穹顶，与中央大穹顶相呼应。 （二）巴黎圣母院。 基督教神学的秩序感在建筑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在“巴西里卡”的基础上出现了早期基督教建筑和罗马式建筑，后来又出现了哥特式（Gothic）教堂。 哥特教堂首先在法国出现，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是其第一个成熟的作品，这种风格后来逐渐普及到全欧洲。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奠基，1320年竣工。巴黎圣母院平面上属于“拉丁十字”（和“希腊十字”相对，纵臂长，横臂短）。整个教堂全长130米，宽47米，中部堂顶高35米。全部建筑用石头砌成。正立面按常规向西，进门后是长达127米的中厅和左右两条侧廊，十字交点以东是祭坛、三面围绕祭坛呈半圆的回廊和廊外隔成一间间的祈祷室。正立面是典型的哥特式双塔结构，分三层：底层有内凹的三座尖拱券门，拱券门内侧层层后退，下部布满雕像，上部是层层线脚，被称为“透视门”。右侧“圣安娜门”的中柱上雕有公元5世纪时巴黎主教圣马塞尔的像，拱肩是圣母和两位天使，两旁是莫里斯·德·苏里主教和路易七世的雕像。中门表现内容为“最后的审判”，中柱上是耶酥在世界末日审判每个人的场景：一边是升入天堂的灵魂，一边是被推入地狱的罪人。左侧的“圣母门”是三门洞中最精美的，中柱上雕有圣母和圣婴像，拱肩部分表现的是圣母生平。哥特教堂的特点是垂直感强，整个建筑有一种向上的动感。巴黎圣母院属于早期哥特建筑，到后来，哥特教堂更加强调向上的动势。在巴黎圣母院内部，中厅的宽度是12.5米，高度却达到30多米，上面交织着尖耸的肋拱。教堂后部在十字交点上是尖细的高塔，高达90米。横轴向左右伸出侧厅，立面上也有尖拱和圆形花窗。在教堂外面侧部还有凌空的扶壁支撑教堂。 哥特式教堂主要在法国、德国等北部欧洲国家流行。欧洲有一种说法，认为那些又高又直的哥特尖塔正是北欧森林的再现。在南欧的意大利，哥特式建筑不太突出，开始得也比较晚。1385年动工，建了500年才完成的米兰大教堂是其著名代表。“哥特”（Gothic）一词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它的贬称，意义与“野蛮”相近，但在艺术和建筑史上，它却逐渐成为了经典的象征。 建筑欣赏论文:中国园林建筑欣赏与设计 摘 要：我国园林建筑历史悠久，类型多姿多彩，不仅有丰富的美学价值，也能为人提供方便。常见的园林建筑有亭、厅、楼、阁、廊等，其中以亭最为典型，亭不仅是园林设计中的重要建筑点缀，也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元素，高处建亭可俯览全景，深林置亭可如诗如画，临水筑亭可相映成趣。亭是我国园林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美令人赞赏，其设计理念亦值得探讨。 关键词：园林；建筑；亭 1 中国园林亭欣赏 亭是园林中颇为活泼的审美因素，她作为园林建筑中的建筑小品之一，其本身是一种艺术，同时又是审美的出发点，“江山无限景，全聚一亭中”，园林亭的美包含了其建筑本身、园林环境以及整体的文化内涵，“中国建筑之美为群屋之联络美，非一屋之形状美也。”其美是多角度的，也是无穷的。 我国园林亭的美往往是虚与实的结合，是一种含蓄的美，饱含了浓烈的古典文化意蕴，所谓的"实"指的就是园林亭本身，她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有着自身阿娜多姿的美，而所谓的“虚”则是与园林相互辉映所营造出的美的意境，虚实结合，虚实相生。而设计师们所期待的就是让变幻多姿的实体亭来获取无限美的意境。 我国园林亭大多选用木质材料，因为木质材料建筑的园林亭往往能与自然融为一体，让人感觉到大自然的亲近，这种设计也正体现了朴素的宇宙观，而亭的屋顶也是亭整体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形状则富于变化，有简单的正方形、长方形以及常见的六角形、八角形，还有灵活的圆形、扇形等，如八角的塔影亭给人以稳重壮实的美感，圆形的笠亭给人以温暖和谐的美感，等等，其形状的变化体现着人设计理念的灵活以及大自然的丰富和包容千万景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园林亭也得以不断发展，增添了不少的元素和创新，园林亭的装饰也呈现出各种风格，包括材料的运用以及色彩的处理等等，而在当代，园林亭的建造往往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尊重生态环境，同时还兼顾其地域特色以及园林所能带动的辐射区内的经济。 2 园林亭设计 园林建筑的设计主要体现在造型、布局、空间处理等方面，不同的设计给人的感觉千差万别，类似的亭子建筑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就是不同的韵味，而相同的环境中摆放不同类别的亭子也有可能一个是败笔而另一个可能就是创举了，所以，园林亭的选址一定要细细斟酌。园林亭选址与组景构思是分不开的，设计师必须要让设计的亭子与周围环境相融合，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建亭处的地理因素对亭的影响，在保证美观的同时，还必须保证建筑的质量，可谓内外兼修，园林设计师经常会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园林的地理优势，增添优美的风景。根据具体环境进行分析，平地筑亭往往选择道路交叉口或路旁的荫凉之处，这种亭子不仅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还能为游客提供方便，还能作为标志，指引游客；山顶或山腰建亭也非常普遍，比如叠彩山的游览就是从亭子开始，行至半山腰又添置一亭，供游客驻足欣赏，待登上山顶，亭子又如终点，站在亭中，近处远处的景色尽收眼底，而游客身处的亭也成为了美景中的一部分，山中建亭不仅能方便游客游览，为游客提供绝佳的视角。 根据园林环境选定亭址，下一步就该深入研究亭本身的构造以及布局，使之与具体环境能融为一体。园林亭的平面结构往往比较简单，基本都是选择比较规则的几何形体，其构造除主体构架的柱子、亭顶、栏杆、座椅之外，通常还会有桌子、碑匾等等，亭的入口普遍会选择穿过式设计，一个或者两个入口将人引入小亭。而亭屋顶的设计对于整个亭以及园林来说都很重要，因而其设计风格往往也比较多变，有三重檐、歇山、盔顶、平顶等等，强调自然野趣意境的园林亭，其材料多选用松、竹、棕榈等结构或木结构，甚至是茅草顶也可以用来突出自然野趣的风格，也有仿欧洲古典、伊斯兰等具有不同地域风情的亭屋顶，其柔美的线条给人不一样的感受，为人营造出童话般的意境，但也不会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同时，园林亭的装饰也不能忽视，这些细节的设计不仅能体现出设计的精致，还能给人带来很温馨的感觉，比如淡雅的挂落能给人柔和之美，而精致的花格设计则能给人如诗如画般的感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以及艺术的延伸，现代化的园林亭的设计在尊重其文化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新的元素，提倡”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以及”回归文化，人文合一“的人文生态原则，要求园林的设计更多地与城市生活相融，提高人们的生活享受，因而，城市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园林以及园林亭，其设计往往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一种新的园林亭设计理念。 建筑欣赏论文:关于中外建筑欣赏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 高职类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有个相同的特点，学生在上课时一味的追求软件的技术运用，而设计的作品总感觉在设计上美感不足。原因是很多学生没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或者是学生的审美能力不行。学校开设一些基础类课程，如素描、色彩、欣赏课等课程似乎是在给学生打基础，但实际的教学中，课程的结构和学生之后的设计联系不紧密。教学时经常是非常枯燥地讲解图片，这也成为这类课程一个很大的误区。在此对中外建筑欣赏课程进行了以下几点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法，以期对课堂教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建筑赏析 教学设计 教学改革 众所周知，艺术讲求审美和精神，技术针对实用和物质。但是无论如何，艺术和技术都要结合才起作用。在很多高职院校都开设了艺术设计类专业，其中艺术欣赏类课程都是必不可少的必修课程，如：艺术概论、中外设计欣赏、建筑赏析等课程。老师上课的形式以讲授为主，学生没有动手实践的机会，学生的学习只是停留在简单地被告知上。却忘记上这门课程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把知识能运用到实践中去。而大多数课堂教学中却忽略了这些，迷失了教学的方向。笔者在几年的教学工作过程中，通过课堂教学改革，总结出了以下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 1 明确教学目标和课程目的 高职艺术设计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动手能力，培养懂艺术设计观念的操作能手。但很学生在非常熟练地使用一些软件操作上做出来的作业总不尽如人意，其实就是忽略了基本美术知识的加强。以中外建筑赏析这门课程为例子，首先我们应该让学生了解学习此课程的目的。本课程旨在使学生通过中外建筑赏析，了解国内外著名建筑，从这些建筑中让学生体会到各种建筑之美，在课堂上学生通过老师的讲授对建筑审美有所感悟，课外学生通过阅读去了解更多的建筑知识，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和鉴赏能力。为后续将要开设的关于设计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做准备。比如：在欣赏作品的时候，需要从不同方面去考虑：材质、结构、构架、环境、技巧等，并且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其中，课堂中应多让学生表达出自己的感悟，不应简单的满足于对表象的了解，学生只有对一个作品有了自己的感悟，知识才能升华成灵感，才更容易将其应用到自己的设计中去。学生了解了课程的目的，学习起来将更有动力，有方向。 2 课程的教学结构应辟新路 这里所说的教学结构应辟新路，并不是舍弃传统，传统的教学方式所讲授的建筑欣赏给人的感觉是老师知识丰富而学生孤陋寡闻，课程上完后写一篇论文草草了课。传统的建筑欣赏课，大多老师都是按照历史的发展去计划上课的内容。上完课程之后留下在学生的脑海里的却是很多历史标志性的时间，建筑大师的名字，忽略了艺术设计学生真正要走的方向。那么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呢？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的重点应该是在短短的课程中如何得到“启发”，如何去挖掘建筑中的精髓。所以作为建筑欣赏的教学不能再用老模式去讲授课程。以下是我对该门课程的结构的理解。整个课程结构分两部分：认识建筑艺术和体验建筑艺术。课程根据学生专业可以选择性学习。如室内设计方向学生，根据课时我们可以只学习体验建筑艺术这部分，这部主要包括：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宫殿建筑、宗教建筑。着重点可以放在各种建筑的特色上，这主要是为了能为学生以后的设计增加设计灵感。如图1所示。 图1 课程内容结构图 3 教学中应该要教学互相促进 时代在发展，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1]学习艺术也是一种提高个人精神情操的行为，它可以使人们在繁忙的工作后放下疲惫的身躯，感受身边美好的事物。但在艺术作品教学中怎样让学生去思考艺术的内涵，领略作品的精髓，并探索新的艺术之路呢？我们以苏州园林和苏州新博物馆为例。苏州园林充分体现了“自然美”的主旨，在设计构筑中，采用因地制宜，借景、对景、分景、隔景等种种手法来组织空间，造成园林中曲折多变、小中见大、虚实相间的景观艺术效果。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形成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写意山水园林，在都市内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山林”。苏州新博物馆设计者设计大师贝聿铭的祖籍是苏州，对于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贝聿铭设计博物馆新馆，设计结合了传统的苏州建筑风格，把博物馆置于院落之间，使建筑物与其周围环境相协调。博物馆的主庭院等于是北面拙政园建筑风格的延伸和现代版的诠释。在学生学习《园林建筑》这一章节时，我们可以把园林建筑与苏州新博物馆联系起来分析，分析他们的传承与发展。如果去枯燥的讲解苏州园林，学生可能很难领会园林的巧夺天工。但把当今的新博物馆和苏州园林联系起来去思考，这也许能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如图2所示。 图2苏州园林与苏州新博物馆 综上所述，在进行艺术设计时不需要理论去左右设计，太注重理论，将把我们的设计限定在一个框框之内。在平时的教学课程中，首先要告知学生的是课程的学习意义，让学生知道学习本门课程的目的。其次，旧的教学结构需要更新，用更好的方式去启迪学生发现美。最后，教学中应该要教学互相促进，知识不是孤立存在，传承与发展也是我们在设计中经常用到的。在课堂的内容的编排上要多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引领他们去发现美、实现美，这才是课程的真谛。 建筑欣赏论文:中学生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欣赏 有人说建筑是首凝固的诗，其实建筑比诗更华美，更厚重，更感人至深。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建筑种类多样，异彩纷呈，别具特色。在高中欣赏课中也有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欣赏内容，如何引导学生学会欣赏古代建筑，能体会和感受建筑的内在美，这是任课教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让学生们对中国古代建筑感兴趣，笔者尝试了以下方法。 一、缩短古代建筑与学生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兴趣 现代社会是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各种新颖的建筑艺术作品罗列在我们眼前，学生往往受其影响，更愿意多了解现代建筑，而忽视了我国独特的古代建筑。而这恰恰是我国建筑的根本，是不能忘却的记忆。应该如何引起学生兴趣呢？笔者觉得精彩的开头很重要。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精彩的导入能使人眼前一亮，能成为课堂的“点金之笔”。精心设计的导入过程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把学生离散的自由思维状态引导到教学中来，大大提高教学效率。建筑与我们的生活联系比较紧密，教师可以选择一些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画面来引起学生的兴趣。例如在教学《皇权的象征――宫殿建筑》一课时，笔者播放了一段故宫的全景视频。这段视频的拍摄角度比较特别，在一分多钟的背景音乐中，画面从北往南俯瞰着故宫，极具震撼力的场面，让人不禁感叹故宫的庞大与威严。视频同时也勾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他们觉得自己原来对故宫还是知之甚少的，因而自然而然地有了想去了解的欲望。 二、严谨的教学结构，让学生主动获取知识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否就看教学过程是否严谨有序。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我们可以从建筑的布局等方面去欣赏，从而了解建筑的基本知识，学习欣赏古代建筑的方法。中国古建筑例如住宅、宫殿等，在布局上有一些相似的规律。它们大多由若干个庭院组成。一般来说，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家中主要人物，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古人所说的“侯门深似海”就很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建筑在布局上的重要特征。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 为了让学生了解这一特性，笔者就举故宫建筑为例。北京故宫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宫殿建筑，具有代表性。故宫建筑大家都比较熟悉，有些学生还去过故宫，于是笔者就请去过的学生回忆一下，在浏览故宫时都参观了哪些地方，然后在故宫俯视图上指出这些建筑的位置，尝试让学生总结参观地点的规律。学生很快发现，原来大家几乎都是沿着一根直线行走的，从前到后参观了这条直线上的建筑。配合图片浏览，学生得出结论，故宫建筑是沿中轴线左右对称的，重要的建筑就放在这条中轴线上。然后观看一段简短的视频，让学生从几张建筑照片中看哪种布局与故宫相似。大家都认为四合院的布局与其最为相似。这也就说明了故宫的布局是一种庭院式的布局，是一层套一层的。 通过图片浏览，学生能感受到故宫建筑的布局是对称的，而且是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同时也体会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像一幅中国画长卷，必须一段段地逐渐展看，不可能同时全部看到。走进一所中国古建筑也只能从一个庭院走进另一个庭院，必须全部走完才能看完。古建筑的艺术形象也就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了。 三、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实践体验中国古代建筑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古典园林与我们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学生也都游览过古典园林，让学生用所学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方法去分析古典园林，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用分组合作的形式进行，既增强了相互间的合作能力，又在无形中融入课堂内容的学习中，课堂气氛十分融洽。 这样的学习方式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有学习小组都很积极地去寻找关于园林的材料，并配合PPT讲解自己小组的学习成果。从PPT展示的过程中看到了学生对于园林艺术的独特见解，每个小组重点分析的内容都不一样，正好形成了知识的互补。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的兴致很高，在搜集整理制作的过程中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有了自己展示特长的机会，在快乐中学习，这是最棒的学习状态。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就如一座座高峰，我们要定期登上这些山峰去看一看，去呼吸新鲜空气去汲取营养，然后我们才能神清气爽地下山，勇敢地投入生活。”对高中学生来说，更加要注重对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熏陶，让他们学会欣赏分析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体会建筑艺术的美感，汲取古典艺术的精华，从而更加热爱中国的民族艺术，将中国的伟大文明传承下去。 建筑欣赏论文:建筑审美欣赏中的意象重建 摘要：建筑既是实用的，也是艺术的，而艺术是要通过审美欣赏才能获得的。在建筑艺术欣赏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意象重建，它同时也是建筑审美欣赏的核心。本文从文学的美学角度，着重分析研究了在建筑审美欣赏中意象重建的作用和欣赏过程中领略的不同层次，由外及内，由里触及建筑欣赏中人物相融的最高境界，以期提高建筑欣赏的品位与水平。 关键词：建筑；审美欣赏；意象重建 建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人们用泥土、砖、瓦、石材、木材、钢筋砼、型材等建筑材料构成的一种供人类居住和使用的空间，如住宅、桥梁、体育馆、窑洞、水塔、寺庙等等。广义上来讲，景观、园林也是建筑的一部分。在西方，建筑素有“凝固的音乐”与“石头史书”的称誉。古罗马建筑家维特鲁耶的经典名作《建筑十书》提出了建筑的三个标准：坚固、实用、美观，这三个标准一直影响着后世对建筑的认识和发展。 建筑物只是坚固、耐用却不美观，那它只能是满足功能的房子。只有具备了实用和审美两重性的建筑物才可称为“建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艺术。建筑具有独特的审美，因而对建筑艺术的欣赏就要从领略建筑艺术欣赏内在的审美规律出发，探索建筑欣赏的内核——意象重建。 意象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系统，所谓“意”是指人们在审美活动中的意向、意欲和表达的思想情感、艺术追求等，而“象”则指人们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能为感官直接感受、知觉、体验到的非现实的表象。意象是人与世界的交流融合中生成的精神品，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存在和一个审美表象系统（包括仿象、兴象、喻象与抽象），经过物态化和物化构造生成的现实的艺术品。 为什么在欣赏建筑艺术时要进行意象重建？这是因为意象在建筑创造和建筑欣赏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艺术创造的核心是意象的生成”，而欣赏建筑艺术依然是意象生成的过程。在建筑物起始的构建及建造过程中，设计师及建造者们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理念、思想、精神、情感意象倾注融灌于建筑中，在建筑物中无不打下建造设计者的精神世界与艺术追求的意象烙印。而审美欣赏者站在创作者的肩上欣赏建筑，在接受创造者原有意象的同时，也在重建扩展着自己对建筑的新意象。虽然这种建筑欣赏生成意象的契机来源于已有建筑艺术品，受其外观和内涵的暗示与引导，重建的意象不会完全脱离原有意象，重建一个与原有意象毫无任何关系的意象，但这种意象的生成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复制，不可能完全获得建造者创作的原始创意，而是欣赏者对建筑能动的产生意欲、情感、想象，重建着一个与原创意既有相通，又有区别的新的建筑意象世界，这一意象世界的生成是建筑欣赏的核心，其实质就是建筑艺术欣赏的意象重建。 建筑意象的重建，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和不同的人所生成的意象也不尽相同。从古至今，众多名人名家、文人墨客和欣赏者住足在建筑成果前，在赞叹中流连忘返，留下了无尽意象世界的千古绝唱。如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它最早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历代王朝都进行过多次扩建与修缮，主要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其作为城堡防御匈奴、东胡的南下掠夺，其军事作用是卓有成效的。而随着朝代的更迭，长城的防御功能逐渐弱化，赋予它更多的内涵是中华民族智慧与聪明的象征。由于它多建于群山之颠和逶迤的险山峻岭中，为欣赏者留下丰富的意象世界。曾写道“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和“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大气磅薄的诗句。而今，长城作为春秋至明时期的古建筑，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成为向世人开放的游览圣地。在穿越历史的金戈铁马和峥嵘岁月的空间中，游览者寻找着古人建造者的足迹，感叹着先人们伟大的创举，生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意象。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嗟叹道：“在这里，我们要对中华文明表示极大的崇敬，在悠久的历史面前，我们的时间太短暂了。”从单纯的军事作用，到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再到对历史感叹的变化中，对长城的审美欣赏中所生成的意象，充分反映了建筑审美欣赏中意象的重建过程。 即使在今天，建筑欣赏的意象重建也无处不在，如当今流行的以“怀旧”为特征的新型审美需求，在许多地区成为时尚，如北京、上海等地区的一些老军工企业、钢铁厂、纺织公司等废旧厂房和设施，在工厂旅游、产业观光、艺术工厂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建筑设计师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定位、重新挖掘和重新改造，对这些老厂房和旧设施在实用功能、保护资源、历史文化方面，从表现形式到建筑内涵重建意象，让游人在留恋建筑原有创意的同时，对新创意也倍加欣赏，使老企业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与青春，也提升了建筑艺术的审美欣赏水平。 优秀的建筑艺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欣赏者有着不同的意义。建筑艺术的欣赏，不是重建意象一蹴而就，对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群体，它是一个开放的无终极结果的过程。欣赏者对建筑艺术产生审美的感受也是一个多重结构，它是由外到内，由表及里，不断升华的审美感受，是从孕育到朦胧再到清晰的心理变化的阶段性过程。因此，在建筑艺术欣赏的过程中，对建筑审美意象生成各个层次的理解和把握，要细致入微的探寻这一精神层面在建筑意象生成过程的三个阶段。 一、建筑立面须突出观察 观察是欣赏者透过艺术的形式符号在直观层次上初步感受和重建意象。对于建筑作品，欣赏者最初接触时，首先看到的是由物质材料堆成的建筑外观，通过建筑的名称、实用功能及所处空间，对建筑外部形体有一个最初直观的了解，通过建筑的线、面、造型、体量、排列、色彩等独特的艺术抽象语言，欣赏者开始感觉到其背后隐含的或历史、或文化、或地域等方面的意义，从意识上初步有了一个不太完整或是粗浅的意象，或多或少的能够感觉到建筑外表所体现的直观上的美。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朦胧之美，对于不熟悉的建筑作品，欣赏者凭借自身的艺术敏感力，来感受这种似有似无潜意识中的朦胧之美，但这种对建筑的感受毕竟是浅显的，且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心理状态，有些欣赏者甚至没有感觉到建筑的这一朦胧之美，尤其是在一些建筑作品中，表现出的思想意义非常隐喻或隐晦，欣赏者对表现出的某种宗教、非现实流派、地域文化等缺乏了解和熟悉，如建筑上的后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一些“光亮派”、“银色派”、“高技派”等，其创造的意象就不是普通欣赏者所能体会到的。 建筑欣赏论文:古建筑欣赏 中国古建筑的屋顶样式可有多种。分别代表着一定的等级；等级最高的是庑殿顶，特点是前后左右共四个坡面，交出五个脊，又称五脊殿或吴殿。这种屋顶只有帝王宫殿或剌建寺庙等方能使用；等级次于庑殿顶的是歇山顶，系前后左右四个坡面，在左右坡面上各有一个垂直面，故而交出九个脊，又称九脊殿或汉殿，曹殿，这种屋顶多用在建筑性质较为重要，体量较大的建筑上；等级再次的屋顶主要有悬山顶（只有前后两个坡面且左右两端挑出山墙之外）。硬山顶（亦是前后两个坡面但左右两端并不挑出山墙之外）。还有攒尖顶（所有坡面交出的脊均攒于一点）等等。所有屋顶皆具有优美舒缓的屋面曲线。无论它是源于古人对杉树枝形还是对其他自然界物质的模仿。这种艺术性的曲线先陡急后缓曲，形成弧面。不仅受力比直坡面均匀，而且易于屋顶合理的排送雨雪。 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年、民宅……。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而且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欣赏中国古建筑，就好比翻开一部沉甸甸的史书。那洪荒远古的传说，秦皇汉武的丰功，大唐帝国的气概，明清宫禁的烟云，还有史书上找不到记载的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聪明才智，都一一被它形象的记录了下来。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以木结构为主，以砖，瓦，石为辅发展起来的。从建筑外观上看，每个建筑都有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为屋顶，下为基座，中间为柱子，门窗和墙面。在柱子之上屋檐之下还有一种由木快纵横穿插，层层叠叠组合成的构件叫做斗拱。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建筑所特有的构件。它既可承托屋檐和屋内的梁与天花板，有俨然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斗拱这个词在谈论中国古建筑中不可不提，由于它在历代建筑中的做法极富变化，因而成为古建筑鉴定的最主要依据。 从建筑类别上说，中国古建筑包括皇家宫殿，寺庙殿堂，宅居厅室，陵寝墓葬及园林建筑等。其中宫殿，寺庙，陵墓等都采用相近的建筑形式与总体布局方式即对称齐整，主次分明。以一条中轴线将个个封闭四合院落贯束起来，表现出封闭严谨含蓄的民族气质或可以说是地道的儒家风范。唯园林建筑与此迥异，布局自由灵活，变幻无穷，极力追求自然情调。当是更多地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与西方古建筑相比，中国古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偏爱木材，几前年来一直如此，并以木构架结构为主。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及顺檩等主要构件组成。各构件之间的结点用榫卯相结合，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这种榫卯结合的形式，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建筑遗址中已有发现，表明它在距今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木结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井干式，即是以圆木或方木四边重叠结构如井字形，这是一种最原始而简单的结构，现在除山区林地之外，已很少见到了。二是“穿斗式”，是用穿枋、柱子相穿通接斗而成，便于施工，最能抗震，但较难建成大形殿阁楼台，所以我国南方民居和较小的殿堂楼阁多采用这种形式。三是“抬梁式”（也称为叠梁式），即在柱上抬梁，梁上安柱（短柱），柱上又抬梁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特点是可以使建筑物的面阔和进深加大，以满足扩大室内空间的要求，成了大型宫殿、坛庙、寺观、王府、宅第等豪华壮丽建筑物所采取的主要结构形式。有些建筑物还采用了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形式，更为灵活多样。 “墙倒屋不塌”这一句中国民间的俗语，充分表达了上述梁柱式结构体系的特点。由于这种结构主要以柱梁承重，墙壁只作间隔之用，并不承受上部屋顶的重量，因此墙壁的位置可以按所需室内空间的大小而安设，并可以随时按需要而改动。正因为墙壁不承重，墙壁上的门窗也可以按需要而开设，可大可小，可高可低，甚至可以开成空窗、敞厅或凉亭。 由于木材建造的梁柱式结构，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框架，这就使它还具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抗震性能强。它可以把巨大的震动能量消失在弹性很强的结点上。这对于多地震的中国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因此，有许多建于重灾地震区的木构建筑，上千年来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如像高达67米多的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为现存世界上最高的木塔，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观音阁高达23米，这两处木构已经近千年或超过了1000年。后者曾经经历了在附近发生的八级以上的大地震，1976年又受到唐山大地震的冲击，还安然无恙，充分显示了这一结构体系的抗震性能的优越性。这是中国古建筑的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以它优美柔和的轮廓和变化多样的形式而引人注意，令人赞赏。但是这样的外形不是任意造成的，而是适应内部结构的性能和实际用途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像那些亭亭如盖，飞檐翘角的大屋顶，即是为了排除雨水、遮阴纳阳的需要，适应内部结构的条件而形成的。两千多年前的诗人们就曾经以“如翚斯飞”这样的诗句来描写大屋顶的形式。在建筑物的主要部分柱子的处理上，一般是把排列的柱子上端做成柱头内倾，让柱脚外侧的“侧脚”呈现上小下大的形式，还把柱子的高度从中间向外逐渐加高，使之呈现出柱头外高内低的曲线形式。这些做法既解决了建筑物的稳定功能，又增加了建筑物外形的优美曲线，把实用与美观恰当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适用与美观的统一佳例。 中国古建筑的平面、立面和屋顶的形式丰富多彩，有方形的、长方形的、三角形的、六角形的、八角形的、十二角形的、圆形的、半圆形的、日形的、月形的、桃形的、扇形的、梅花形，圆形、菱形相套的等等。屋顶的形式有平顶、坡顶、圆拱顶、尖顶等等。坡顶中又分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攒尖、十字交*等种类。还有的把几种不同的屋顶形式组合成复杂曲折、变化多端的新样式。 建筑的平面布局是决定一座建筑、一组建筑、一群建筑，甚至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形制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基本上有两种平面布局的方式。一种是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一种是曲折变化，灵活多样。举凡帝王的京都、皇宫、坛庙、陵寝，官府的衙署厅堂、王府、宅第，宗教的寺院、宫观以及祠堂、会馆等等，大都是采取前一种形式。其平面布局的特点是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物。这种布局主次分明，左右对称。以北京的寺庙为例，在它的中轴线上最前有影壁或牌楼，然后是山门，山门以内有前殿、其后为大殿（或称大雄宝殿），再后为后殿及藏经楼等。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整齐划一，两相对称，如山门的两边有旁门，大殿的两旁有配殿，其余殿楼的两旁有廊庑、配殿等等。工匠们运用了烘云托月，绿叶托红花等手法，衬托出主要建筑的庄严雄伟。这类建筑，不论建筑物的多少、建筑群的大小，一般都采用此种布局手法。从一门一殿到两进、三进以至九重宫阙，庞大帝京都是这样的规律。这种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以陪衬为主的方式完全满足了统治者和神佛教义对于礼敬崇高、庄严肃穆的需要，所以几千年来一直相传沿袭，并且逐步加以完善。另一种布局方式则与之相反，不求整齐划一，不用左右对称，因地制宜，相宜布置。举凡风景园林、民居房舍以及山村水镇等等，大都采用这种形式。其布局的方法是按照山川形势、地理环境和自然的条件等灵活布局。例如民居甚至寺庙、官衙，凡位于山脚河边者，总是迎江背山而建，并根据山势地形，层层上筑。这种情况最适宜于西南山区和江南水网地区以及地形变化较多的地点。这种布局原则，由于适应了我国广大的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和多民族不同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的需要，几千年来一直采用着，并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式的园林更是灵活布局，曲折变化的实例。山城、水乡的城市、村镇布局也根据自然形势、河流水网的情况，因地制宣布局，出现了许多既实用又美观的古城镇规划和建筑风貌。 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非常丰富。有的色调鲜明，对比强烈，有的色调和谐，纯朴淡雅。建筑师根据不同需要和风俗习尚而选择施用。大凡宫殿、坛庙、寺观等建筑物多使用对比强烈，色调鲜明的色彩：红墙黄瓦（或其他颜色的瓦）衬托着绿树蓝天，再加上檐下的金碧彩画，使整个古建筑显得分外绚丽。在表现中国古建筑艺术的特征中，琉璃瓦和彩画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琉璃瓦是一种非常坚固的建筑材料，防水性能强，，皇家建筑和一些重要建筑便大量使用了琉璃砖瓦。琉璃瓦的色泽明快，颜色丰富，有黄、绿、蓝、紫、黑、白、红等等。一般以黄绿蓝三色使用较多，并以黄色为最高贵，只用在皇宫、社稷、坛庙等主要建筑上。就是在皇宫中，也不是全部建筑都用黄色琉璃瓦，次要的建筑用绿色和绿色“剪边”（镶边）。在王府和寺观，一般是不能使用全黄琉璃瓦顶的。清朝雍正时，皇帝特准孔庙可以使用全部黄琉璃瓦，以表示对儒学的独尊。琉璃瓦件大约可分作四类：一类是筒瓦、板瓦，是用来铺盖屋顶的。第二类是脊饰，即屋脊上的装饰，有大脊上的鸱尾（正吻），垂脊上的垂兽，戗脊上的走兽等，走兽的数目根据建筑物的大小和等级而决定。明清时期规定，最多的是十一个，最少的是三个，它们的排列是，最前面为骑鹤仙人，然后为龙、凤、狮子、麒麟、獬豸、天马……等等。第三类是琉璃砖，用来砌筑墙面和其他部位的。第四类是琉璃贴面花饰，有各种不同的动植物和人物故事以及各种几何纹样的图案，装饰性很强。 彩画是中国古建筑中重要的艺术部分。我们今天看见天安门城楼、故宫三大殿以及天坛、颐和园、雍和宫等等重要建筑的室内外，特别是在屋檐之下的金碧红绿彩画，使这些阴影部分的构件增强了色彩对比，同时使黄绿各色屋顶与下部朱红柱子门窗之间有一个转换与过渡，使建筑更觉辉煌绚丽，这实在是一种很成功的手法。建筑彩画也有实用和美化两方面的作用。实用方面是保护木材和墙壁表面。古时候有一种椒房，即是在颜色涂料中加上椒粉，不仅可以保护壁面和梁柱而且还可散发香气驱虫。装饰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房屋内外明快而美观。彩画的图案早期是在建筑物上涂以颜色，并逐渐绘画各种动植物和图案花纹，后来逐步走向规格化和程式化，到明清时期完成了定制。明清时期的彩画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完全成为图案化的彩画，分为和玺（以金色龙凤为主要题材）、金线大点金、墨线大点金、金琢墨、烟琢墨、雄黄玉、雅五墨等，它们都以用金多少和所用的主要题材来定其等次贵*.另一类是后来才兴起的“苏式彩画”（苏指苏州），它的特点是在梁枋上以大块面积画出包袱形的外廓，在包袱皮内绘各种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以及各种故事、戏剧题材。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彩画，如故宫太和殿的柱子以贴金沥粉缠龙为饰，遵化清东陵慈禧陵在楠木梁枋上素底描金彩画，达到了金碧辉煌登峰造极的地步。 朴素淡雅的色调在中国古建筑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如江南的民居和一些园林、寺观，以洁白的粉墙、青灰瓦顶掩映在丛林翠竹、青山绿水之间，显得清新秀丽。北方山区民居的土墙、青瓦或石板瓦也都使人有恬静安适之感。甚至有一些皇家建筑也在着意追求这种朴素淡雅的山林趣味，清康熙、乾隆时期经营的承德避暑山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国古建筑有着丰富的雕塑装饰。古建筑的雕塑一般分作两类，一类是在建筑物身上的，或雕刻在柱子、梁枋之上，或塑制在屋顶、梁头、柱子之上的。题材有人物、神佛故事、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等，龙凤题材更被广泛采用。雕塑的材料根据建筑物本身的用材而定，有木有石，有砖有瓦，有金有银，有铜有铁。另一类是在建筑物里面或两旁或前后的雕塑，它们大多是脱离建筑物而存在的，是建筑的保藏物或附属物。建筑物内的雕塑多为佛、道寺院内的佛、道教内容。 中国古建筑在建筑与环境的配合和协调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有许多精辟的理论与成功的经验。古人不仅考虑建筑物内部环境主次之间、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而且也注意到它们与周围大自然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建筑中有一种讲究阴阳五行的“堪舆”之学，也就是看风水之学，其中虽然夹杂了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剔去其糟粕，仍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特别是其中讲地形、风向、水文、地质等部分，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师和工匠们，在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的时候，都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等等，都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务使建筑的布局、形式、色调、体量等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例如《管子》论述选择都城条件时就强调，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涝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等等。至于山区城镇、城堡、村庄、寺观、园林、民居等等，也都是随着山形地势起伏转折，高低错落，相宜布署。江河湖海岸边的建筑物必然随着港湾河汊的地形高下予以安排。历代陵墓尤其重视地形环境。所谓的“龙脉”即考虑到周围数里、数十里，甚至数百里范围的地形、风水。园林更是综合了空间与时间的艺术，景随时换，步移景转。对园内外环境的关系，相互配合最为讲求。“借景”就是造园技法中巧妙地运用环境的一种表现手法。明计成《园冶》一书中专门有“借景”一章。他说：“园林巧于因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把园外远处的山峰冈峦、楼阁塔影以至山林树木、海山景色都可借入园内成景。景与景之间，也相互为借，隔院楼台，出墙红杏都可相互借用，构成一个大的环境空间。 综合上述，中国古建筑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它给我们以审美享受，为研究历史和科学提供实证，为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提供借鉴。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建筑欣赏论文:我国古建筑的美学欣赏 建筑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具体到物力上就是建筑材料的使用。而由此散发的建筑美也给人深思，对于古建筑的美学欣赏必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筑设计。 一、材质的美学欣赏 古代没有现代的高科技没有钢筋混凝土，他们采用的材料大多都是纯天然的，仅仅进行简单的人力加工。技术条件决定了古代建筑只能以木材和石头为主，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建筑大都是木结构和石结构的。 就木结构而言，由于木材的长度有限，那么用木材构建的建筑也就不会很大，而且会有很多的支撑柱子，内部结构小巧紧密很有安全感。这反映出古代人追求内心的宁静和高雅。这种小巧玲珑的木结构建筑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从美学艺术上讲也就是取法自然。这样的建筑群让人有一种喜悦感，很有回归自然的感觉。与欧洲古典的石料建筑相比显得温润柔和，同时显示出中国古人欣赏自然的美学价值。北京故宫建筑群最主要材质就是木头，体现古人追求意境和自然之美的美学观点。 就石料结构而言，大多是指就地取材的山寺建筑和园林雕刻。相对于木结构的而言石料建筑较少，这与古代人力物力有限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如此古代石料建筑还是和木结构建筑一样最大的体现自然之美，很少有人类刻意雕画的痕迹。许多流传至今的皇家园林都是用天然成型的石料来布景。石料建筑与木结构的建筑往往相映成趣，浑然天成。 二、造型的美学欣赏 中国的古建筑可以说是形形色色，造型也是不计其数，每一种不同的类型都显示出不同的美学价值。古建筑造型中最突出的是屋檐的造型。中国古代建筑的屋檐与屋身有很大的统一性与连续性，也就是屋身的变化会带来屋檐的变化。古建筑的屋檐主要有屋檐高大、翼脚翘起的特点。飞起的屋檐有一种动态美，把本来静止的建筑带动的灵动欲活。这既有美学欣赏价值，也体现中国古老的动静结合的辩证思想。 除了屋檐，屋顶的造型多为曲线形，像希腊那样的平顶式基本很少见，这样的屋顶使本来笨拙的建筑显得灵动。而且这样的架构符合没美学的逻辑在简单和自然中增加美感，静态的屋身在动态的屋顶和屋檐的带动下极具美感。 古代建筑造型中不可忽视的是斗拱，斗拱使连接屋顶和屋身的部分。中国古代建筑大都是木结构的，这就有了特殊的构件斗拱。斗拱是古代劳动人民根据木材本身的结构把他穿插架构在许多木构件之间，一层层的叠加，放在屋檐下柱子和屋顶之间。斗拱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经过唐宋到明清时期发展成熟，他的最初出现只是为了连接柱子和屋顶，但随着建筑业的发展变化，渐渐成了装饰的结构。斗拱有着一律整齐的形式，而且相互对称相互均衡，各个部件之间都十分的协调，而且衔接的很巧妙，使整个建筑拥有和谐的韵律。斗拱的构件大都是正方形和长方形，就是从侧面看也多是倒过来的等腰三角形，从上面俯瞰有的斗拱成“十”字，有的是“田”十分的对称。并且斗拱的外观还有完整的几何关系的美感，展现出和谐统一的韵味。这种斗拱除了实用和美观价值之外，还或多或少的体现古代人的社会伦理和思想观念，和各种制度的秩序美。 三、色彩的美学欣赏 建筑有了形还离不开色，有形有色才是完整的美观的建筑。色彩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不同的色彩传达出不同的信息，不同的搭配和组合也会有不同的效果。色彩是比较形象直观的表现方式，在建筑物上也是如此。中国古建筑大都是木质的，木头容易潮湿被腐蚀，为了长久居住和保持就需要在木结构建筑物的表面涂一些涂料来对建筑物加以保护。这些用以保护建筑物的涂料往往也兼具美学欣赏的价值，这是古代实用和欣赏相结合的价值观。在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是非常森严的，这种差别也明显的体现在色彩上，尤其在衣服颜色的运用上要求十分严格。所以在古代建筑涂料的颜色运用也十分的谨慎。斗拱是在屋檐的阴影下面，常常以冷色调为主，比如青蓝碧绿。木建筑的柱子和墙壁大都以丹红色为主，这样的红色和檐下的青蓝碧绿相互映衬，形成鲜明的对比，达到很美的艺术效果。这样的对比色在寺庙建筑中运用的比较多，寺庙的柱子多用黑色，而底下的台基多是白色，这样就形成了鲜明的黑白对比。 古建筑中注意用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能颜色太杂，这样就不能现实建筑的庄严。我们经常用金碧辉煌来形容一座很富丽的建筑，但在中国古建筑中很少能找出能用这一词语修饰的建筑，即使作为几代皇宫的故宫也没有色彩斑斓，而是以黄红两色为主。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那建筑不可避免的表现等级制度，所以流传至今的古代建筑大都十分庄严，为了展现庄严在颜色的分配上不能杂乱。色彩的单纯给人一种崇高的威严感，宫廷建筑的黄瓦红墙达到了色彩的和谐还展现了皇家的雍容华贵。 四、平面布置的美学欣赏 古代建筑不仅单个的有很大的美学价值，就其整体的布局而言也具有很大的美学欣赏价值。古代的建筑都是庭院式的。有许多单个的房屋相互连接形成一座屋，然后在屋的周围布置一些其他的景观建筑，这样的庭院和建筑构成错落有致极具美感。古代院落式的布局是在重要的建筑前修建许都院落，主建筑放在庭院的最后，能够激发人们寻找主建筑的兴致和情趣，增加建筑的美感。同时依靠院落里的景致映衬出主建筑的重要地位和居住之人或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古代的庭院还能使单一的房屋建筑富于变化，是主建筑的形态，呈现不同的姿态，从而达到衬托的效果。古建筑的庭院布局是建筑平面结构的纵深发展，呈现出非凡的艺术美感。 除了庭院组合古建筑也十分讲究布局的对称，主建筑大都建在中轴线上，其余的建筑都围绕中轴线对称分布，这样均衡的布置严肃又井井有条，体现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和不容僭越的君臣关系。 庭院和围廊组合的建筑在古建筑中是最常见的，像北京的故宫和明十三陵都是主建筑群掩映在层层的庭院之后，既显示出皇家的威严，又有很大的审美情趣。 结语 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他的灿烂辉煌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中国古建筑除了深厚的文化韵味外，在材质、结构、色彩和布局上都体现很大的美学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思考。通过将古建筑与现代化建筑相融合，能够更好地体现我国的建筑文化精髓，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游戏设计毕业论文:手机游戏开发中软件工程的设计与改进 摘 要现阶段计算机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使得网络游戏层出不穷。同样道理，手机等移动通信终端走进了千家万户，手机游戏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目前手机性能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手机游戏需求逐渐呈现出增加趋势。在手机游戏开发过程中，本身从性质上讲，手机游戏隶属于软件工程，因而需要软件项目团队的充分参与。本文浅要分析手机游戏开发阶段，如何加强软件工程设计及改进，并浅谈自身关于软件开发相应方法。 【关键词】软件工程 手机游戏 开发 设计 改进 现阶段手机在我国实现广泛普及，手机游戏越来越受到大众群体欢迎。尤其是目前手机在性能方面逐步开始完善，手机游戏市场得到十分迅速发展。上述背景下，只有注重加强软件工程团队建设，才能充分有助于手机游戏开发工作顺利开展。尤其是对于手机游戏软件而言，只有充分借助于科学软件工程技术，才能有效规避软件危急，同时减少成本消耗，使手机游戏开发贯彻落实。为此，有必要结合相关实践，加强手机游戏项目建设过程中，软件工程技术的应用和探索。 1 项目准备及项目需求分析 在实际软件开发阶段，需求管理工作尤为关键，该工作需自始至终融入到全部软件开发阶段。对于手机游戏开发而言，本身不具备特定客户需求，因为手机游戏最终为广大用户服务，用户通常是通过移动互联网等平台进行相应游戏的下载。为此，通常要分析客户实际要求，也就是等同于游戏企划本身需求。对于手机游戏企划而言，需要指定相应企划方案，然后才能进行开发计划制定工作。通常来说，只有当企划过程中存在一定需求变化，亦或者由于技术方面出现问题，游戏企划才会在需求方面做出相应调整。项目准备过程中，如果不采用相关软件技术，只需要游戏负责人做好分配工作即可。对于应用软件技术项目开发而言，还应做好计划策略工作。例如，采用TSP方法过程中，应对项目进度进行严格遵循，并对进度加强检查。具体来说，应做好下面几点： （1）开发人员应加强沟通交流，将实际问题充分解决。 （2）鉴于手机游戏属于规模很小软件，因而尽量避免重新进行任务分配。 （3）做好项目计划总结等方面工作。 （4）做好应用计划策略方面工作。 2 系统设计阶段 对于手机游戏开发而言，还应首先做好相应构架，通常构架需根据游戏策划进行，同时也应加强与程序员之间沟通交流。实际手机游戏开发阶段，鉴于其易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因而设计基本不可能一次成功，因而系统设计本身需要不断持续进行，这样才能避免需求变化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如果设计始终一成不变，必然不会是真正好的设计。例如，采用XP方法过程中，遵循简单设计原则进行。为此针对RUP使用，开发人员先要加强构架设计工作，构架设计需遵循本质需求，并尽量做到设计简单的同时使其充分发挥实效。从本质上讲，RUP剪裁过程中，本身已属于软件设计再开发工程。以某款手机游戏为例，该游戏设计阶段，总共开发周期时间达到4周，从迭代周期上讲，主要包括下面四个阶段：第一周期，主要针对于程序框架构建工作，主要是需加强角色模型构建。第二周期，主要针对于手机程序，然后对程序进行地图增设，并进行地图碰撞检测工作，并适当增设相应角色模型，促使人物能够自由行动。第三周期，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添加电脑控制，并进行相应逻辑判断工作，并对触发条件加以科学设定。第四周期，适当添设菜单及对话框，并开展记录程序编写工作。从阶段来讲，迭代周期包含下面几个方面： （1）初始阶段。该阶段需加强项目明确工作，包括项目规模、计划等。 （2）细化阶段。该阶段需加强体系结构处理，并注重加强体系结构不断完善。 （3）构建阶段。力求通过开展优化资源配置，将开发成本实现科学控制。 （4）交付阶段，首先应通过XP等科学方式方法，广泛开展代码重构工作，并加强系统整体测试工作。 3 程序编写阶段 对XP实践来讲，该阶段包括下面四种实践：第一种，系统隐喻。在进行程序编写过程中，程序员通常单单重视自身板块，而程序注释相应较少，在起名的过程中也相应非常随意。在实际编码实施阶段，系统隐喻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开发小组实际工作阶段，对于程序命名来说，通常采用相对较为简单方式方法。为此，采用系统隐喻具有其一定优势，尤其是手机游戏本身隶属于小型软件，省去了观看文档时间，用户可以对游戏程序功能一目了然。第二种，集体拥有代码。之前手机游戏设计阶段，本身程序员单单需要对自身工作做好即可，而对其他人一点联系都没有。对于现阶段而言，该问题能切实得到解决。第三，结对编程。应用XP方式方法，主张程序员编程过程中，不同程序员之间通过相同电脑实现。 4 测试部分及系统 对于软件项目而言，测试尤为关键。应用XP方法过程中，主张测试先行。实际程序开发过程前，应根据开发代码，实行测试用例编写工作。对于编写代码而言，程序员应切实做好单元测试工作，并力求实现测试自动化。系统阶段，以XP为例，主要采用小版本方法。该方法应用过程中，不同迭代开发之后，就可以进行使用版本获取，然后才能进行添加相应功能，并最终实现科学完善。 5 结语 本文浅要探究手机游戏开发阶段，如何加强软件工程设计及改进，并浅谈关于软件开发方法。手机游戏开发过程中，通过相应软件工程技术，不仅使项目进度得到提高，而且使软件质量得到保障，同时也有利于软件成本控制。同时，开发小组应将眼光放远，并加强团队建设，这样才能使软件开发不会落后于人。 游戏设计毕业论文:沉浸式设计在游戏治疗中的运用研究 摘要：文章简述了沉浸式设计以及游戏治疗理论的相关概念，进一步探究游戏治疗中的沉浸式设计思维。以现有电子治疗游戏为例，发现游戏治疗中的沉浸式设计主要体现在明确的游戏目标、不受干扰的游戏环境和及时的游戏反馈三方面。 关键词：沉浸理论；沉浸式设计；游戏治疗 游戏治疗即以游戏的方式对患者进行治疗，治疗师对游戏的设计在治疗过程中占据重中之重的地位。沉浸式设计，是游戏体验设计的重要方法之一。因此，研究游戏治疗中的沉浸式设计方法，直接关系到游戏的治疗体验和治疗效果。 1沉浸理论与沉浸体验 匈牙利藉美国心理学家兼克莱蒙研究大学教授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著有开创性作品《创造力：心流与创新心理学》，书中详细阐述了“沉浸理论”的概念。Csikszentmihaly教授发现，人在进行日常阅读、基本工作、艺术创作和体能运动等活动时常常会出现沉浸的体验。所谓“沉浸理论”（Flow Theory）又称心流理论，是指人高度集中注意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某项日常活动中，已忽略时间的流逝和环境因素，从而达到一种“忘我”的沉浸状态。在沉浸体验中，因个体被活动所吸引，从而进入一种共同的经验模式。这种经验模式聚焦狭窄的意识行为，导致个体只对清晰、具体的目标反馈有所回应。简言之，我们暂且可用“废寝忘食欲罢不能”来形容沉浸体验。 1975年，Csikszentmihaly教授早期的沉浸理论认为挑战和技巧是影响沉浸体验的主要因素。较高的挑战导致人缺少对环境的控制能力，从而产生焦虑或挫败感；相反，挑战过低使人倍感无趣。只有在二者较为均衡的情况下，沉浸体验才会产生。1985年，米兰大学的马塞洛・马西米尼（MarcelloMassimini）等人根据挑战与技巧的差异提出沉浸体验模型的8个区间，即心流、控制、厌倦、轻松、淡漠、担心、焦虑和激励。如图l所示，沉浸体验位于高技能和高挑战的第2区间时，人的身心处于积极的心流状态（即沉浸状态）；高挑战和中等技能水平会激发人的好胜心，从而热衷于技能的提升；高技能和中等挑战难度令人感到兴奋，较强的掌控力会带来愉悦的体验；而其他几种情况均会促使人产生厌倦、淡漠、担心和焦虑等负面心理情绪，很容易导致活动的放弃。因此，良好的沉浸体验需要及时地调整挑战和技巧之间的关系，确保心流体验在第1至3区间的循环。 那么，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Csikszentmihaly教授认为，影响沉浸体验的因素有八个方面，即清晰明确的活动目标、及时的活动反馈、能够完成活动的高技能、自我意识与行为的高度融合、全神贯注的专注力、对活动的掌控力、自我意识丧失的忘我状态、忘记时间和环境等因素。 2沉浸式设计 沉浸式设计，顾名思义是将沉浸理论的相关研究运用到设计实践活动中。其目的在于最大可能地排除外界一切因素干扰，使人能够集中全部注意力去完成预期活动，并从活动过程中产生某种情感或体验。2012年12月，微软公司（MicrosoftCorporation）正式推出全新沉浸式用户界面（Immersive），它将内容平铺在应用中，被桌面隐藏的默认操作需要右键才能够被唤起展开。这样的沉浸式设计正是为了让用户集中精力去关注当前所进行的操作，避免被其他操作所影响。 伴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沉浸理论逐渐延伸到各个领域，尤其是游戏行业受其影响深远。以游戏设计的视角来看，游戏玩家丰富的认知经验和感官体验的结合，才能创造令人投入的心流体验。譬如，众所周知的棋牌类策略小游戏《扫雷》是玩家根据认知经验去完成的游戏活动，游戏过程中所产生紧张或兴奋的心理情绪正是玩家的感官体验。对于游戏设计师来说，满足玩家的沉浸体验还需要明确以下几点：游戏的目标是什么？游戏难度和关卡的设定是否根据每个玩家的技能水平进行？游戏过程中玩家对游戏是否具有专注力和掌控力？玩家的操作是否及时获得反馈等等。 3游戏治疗 游戏治疗（Hay therapy）又称游戏疗法或游戏辅助疗法，顾名思义指的是以游戏作为治疗媒介的一种干预性治疗手段。它是以脑的可塑性和大脑功能重组理论为依托，娱乐疗法为主干线的一套游戏活动。游戏治疗的学派和理论学说众多，主要囊括精神分析游戏治疗、结构主义游戏治疗、人本主义游戏治疗、指导与非指导性游戏治疗、格式塔游戏治疗以及认知行为游戏治疗几大领域。 游戏治疗是源于心理分析学派的理论发展起来的，并首先运用在儿童群体的游戏治疗上。儿童游戏治疗主要是通过游戏将儿童的心理焦虑外显化，结合游戏治疗师的互动增强儿童对主观情绪和自身行为的认识，有助于他们面对困难时的自信心和处理困难的能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是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他开创了儿童心理治疗与游戏结合的先河。1909年，他的首例儿童心理分析案例――“小汉斯与大坏蛋”，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协同她的学生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将这种方法运用到有心理问题的儿童的实际治疗当中。克莱因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先驱，她将弗洛伊德父女的研究发展为精神分析游戏治疗（psychoanalytic playtherapy）。1982年，国际游戏疗法协会成立，这标志着游戏治疗在心理学领域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20世纪90年代以后，游戏疗法逐渐发展为一种被普遍适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其适用性人群也在不断扩大。 桌面游戏治疗是较为传统的游戏治疗方式，其治疗手段主要是游戏治疗师事先依据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游戏治疗方案，并依托各种桌面游戏道具如卡片、拼图、棋牌等，对患者的感官（视觉、听觉、触觉等）进行刺激治疗。而现如今，通讯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电子游戏治疗的兴起。所谓电子游戏治疗，主要是以手机、平板电脑或台式电脑为载体，将设计好的游戏程序内置在游戏中，在患者进行游戏的同时记录并保存相关游戏数据，并对有效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工作。目前，在Apple Store中下载量较高的治疗游戏APP有Brainwars、Fit Brains、Memorado、左右脑实验室和2048等益智类健脑小游戏。这些脑力游戏均是用游戏治疗的手段，为训练人的大脑、提高个体认知能力和减缓认知老化而设计的。 4沉浸式设计在电子游戏治疗上的运用 沉浸式设计思维贯彻在游戏治疗过程的始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4.1明确的游戏目标 游戏治疗的目的简单而明确。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需要观察患者行为和精神状态等方面的特征，从而设计游戏治疗方案以达到减轻或治愈患者病症的目的。由前文可知，明确的游戏目标促进玩家的沉浸体验，对于治疗游戏而言也同样适用。 以《2048》数字类治疗游戏为例，它通过有效的脑力训练起到科学健脑的作用。该游戏规则明确指出，以组成标有“2048”数字的方格为游戏的最终胜利。为此游戏玩家孜孜不倦地追求数字“2”的倍数，由“2+2=4，4=4=8……512+512=1024，1024+1024=2048”为原则进行数字方格间的叠加运算。清晰明确的游戏目标可以使玩家心无旁贷地完成游戏，有利于玩家的沉浸体验从而大大提升游戏治疗的效果。 4.2不受干扰的游戏环境 通常情况下为了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游戏需要选择温馨、整洁，且较为封闭式的治疗环境进行。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闭合环境易于患者注意力的集中，促使患者沉浸在游戏中而不受周围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干扰。 电子游戏治疗的环境主要体现在游戏界面上，游戏界面的沉浸式设计有利于玩家的沉浸体验，对游戏治疗的帮助很大。电子游戏界面，一般由游戏内容区域和游戏功能性区域组成。当游戏功能性区域设计得不够合理时，面积过大或颜色、图形的设计过为显眼都对游戏治疗的正常进行产生了不必要的干扰。“六六脑”科学健脑游戏和《Memorado》脑力游戏都是较为典型的治疗游戏。如图2是“六六脑”科学健脑游戏中“快递装箱”游戏环节和《Memorado》脑力游戏中“空中符号”关卡的游戏截图。图中标有淡蓝色的区域为游戏的功能性区域，均被设计在界面较为边缘化顶端部位，且区域较小、颜色和图形的设计也不突兀。如此一来，玩家能够专注于游戏主画面内容的观察，不会因其他干扰性因素影响到游戏治疗和训练的效果。 4.3及时的游戏反馈 游戏治疗中的反馈是双方面的。在治疗师与患者进行交流时，患者需要积极配合治疗师，完成游戏中的提问或规定内容；治疗师也需要根据患者的言语和行为做出有效的反馈。为了保证游戏顺利进行不被中断，及时有效的反馈也是沉浸式治疗游戏设计的关键性因素。 《Memorado》脑力游戏中“颜色混淆”关卡专为训练人的注意力而设计，游戏界面上所出现的词和该词的字体颜色有时是一致的，而有时却不一样。对于游戏中所提出的问题，玩家需要在游戏界面下方的操作区域中选择“是”或“否”来进行回应，以保证游戏的继续。由此可见，治疗游戏中的反馈是无处不在的。也正是因为有了玩家和游戏之间的互动，才能够确保治疗游戏的顺利进行。 5结语 本文从游戏目标、游戏环境和游戏反馈三方面分析了游戏治疗中的沉浸式设计思维，是为了满足游戏玩家更好的沉浸体验和治疗效果。游戏策划师和设计师在进行治疗游戏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沉浸式设计思维在治疗游戏设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力求让玩家体会到游戏所带来轻松、愉悦的感受，同时又能够训练大脑、提高认知能力，真正意义上起到游戏治疗的成效。 游戏设计毕业论文:游戏设计如何通过强化理论提升用户依赖性 摘要：强化理论是美国现代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斯金纳提”出的一种经典理论。本文通过对强化理论应用于游戏设计的典型案例分析，解析手机游戏如何通过“强化”一步步引导用户对其产生的依赖心理，发掘其应用的路径和法则，为其今后作用于更广泛的领域提供积极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游戏设计；强化理论；依赖性 1强化理论的定义 强化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斯金纳基于巴普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理论之上提出的一种概念。斯金纳通过实验发现，动物的行为是随着起强化作用的刺激而发生的，他把这种动物的行为延伸到人类的行为上，发现虽然人类行为的性质比动物复杂得多，但也要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其特点是：有机体必须先做出所希望的反应，然后得到“报酬”，即强化刺激。他的“操作条件反射”理论指出“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当行为的结果对他或它有利时，这种行为就会重复出现，当行为的结果不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减弱或消失。” 其中，斯金纳还根据强化物的性质，把强化分为积极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和消极强化（negative reinforcement），现在广泛应用于手机游戏中的玩家激励机制，即为积极强化。游戏设计人员通过应用多种不同形式的“强化刺激”让玩家形成依赖性行为，从而提高游戏的活跃率、用户依从性等指标。 2强化理论在手机游戏中的应用――以奇迹暖暖为例 “奇迹暖暖”为国内时下正火的一款换装养成类手机游戏，主要受众群体为年轻女孩。在其游戏的设计中，体现出了大量强化理论的应用，因此以它为例分析强化理论如何增强游戏玩家的依赖度。 斯金纳根据行为发生与强化物出现间隔的时间，把强化分为连续式强化也称“即时强化”和间隔式强化也称“延缓强化”。 连续式强化，是指对每一次或每一阶段的正确反应予以强化，就是说当个体做出一次或一段时间的正确反应后，强化物及时到来。常见形式――游戏通关奖励。 典型案例：暖暖的旅程。在游戏主人公――少女暖暖的旅程中，每通过一个关卡，就可以得到一件漂亮的新衣服或是新饰品，以此作为激励机制，对此款游戏的主流用户人群女孩们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可以看出，理论在其中的运用：只要用户每次通过关卡即做出正确的反应时，强化物就及时到来，以此不断鼓励用户继续玩下去，探索更多新的奖励，从心理上提升用户对游戏的依赖性。 间隔式强化，是指行为发生与强化物的出现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或按比率出现。间隔式强化分为时间式和比率式。时间式又分为定时距式强化和变时距式强化；比率式又分为定比率式强化和变比率式强化。 定时距式强化就是每过一定时间间隔之后给予强化。例如，每隔一天或一化一次。常见形式――每日礼包发放。 典型案例：奇迹暖暖的谜之屋。原本玩家需要通过150钻石（即15块人民币）才可以购买到的礼包，每隔48小时就有一次免费抽取的机会，通过定时距式的手法让玩家感到非常珍贵且获得不易，从而增加对礼包里所赠送的稀有部件的渴望。如果超过48小时而没去领取的话则让玩家倍感损失，从此玩家体内就像被定上了一个生物钟，到了时间点就会受到潜意识的提醒，不自觉地打开游戏去领取“非常难得”的奖励。强化理论在这里又一次培养了用户定时开启游戏的使用习惯。 变时距式强化，是指每次强化的时间间隔不等。例如，第一次隔5min进行强化，第二次隔10min进行强化，第三次隔8min进行强化。常见形式――节日礼包。 典型案例：奇迹暖暖的节日特别活动。奇迹暖暖每逢中秋、圣诞、元旦等典型节日都会推出节日专属礼包与相应的活动，日常也偶尔会有一些主题庆典，几个活动之间的时间间隔无法预料，这让一批长期固定的玩家对于每次突如其来的礼包活动都充满了期待与好奇，只要坚持每天打开游戏，也许就能获得特别的活动礼包。但这一强化作用也有其劣势，如果这种变化过于无规律的话，容易引起使用者的不知所从，从而影响使用体验。 定比率强化，是指强化与反应次数之间呈一固定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强化不是在一定时间间隔，而是在预定的多少次反应之后出现。例如，动物必须在按20次横杆后才给予强化。常见形式――连续签到有礼。 典型案例：奇迹暖暖的30天签到礼包。第1天签到可获得金币2000，累积5天签到可获20体力，累积签到10天可获新发型……以此类推，每轮强化间隔5次，只要用户每坚持5次签到操作，强化物即用户心仪的游戏礼品则会悉数到手，如果用户不坚持执行这一“正确的行为”，则无法获得奖品，这会让用户产生失去感，从而更加坚定地执行这一操作。这是典型的变时距式强化反应之一。 变比率式强化，是指强化与反应次数之间的比例是变化的。例如，第1次动物在按20次横杆后，给予强化，第2次动物需按30次横杆后才给予强化，第3次……这个次数可以是递增比率，也可以是循环比率。常见形式―关卡难度设计。 举例游戏：奇迹暖暖的关卡设计。不断解锁新的游戏章节本身就是对玩家想尽办法通过关卡的重要奖励，通过通关时惊喜和畅快的体验鼓励玩家不断玩下去。但奇迹暖暖游戏中设置的关卡实际上是一个可变比例的奖励：前期新手上阵时，关卡难度设置得非常低，让玩家很容易就过关，尝到轻松驾驭游戏的甜头，等10关之后，关卡的难度便不断递增，想要通过必须尝试至少2～3次才有可能。这便是运用了强化理论中的变比率式强化，新手只要稍作努力即可得到强化奖励，老玩家必须付出加倍的体力和智力才可以获得强化（如图4），越到后期的关卡获得高分的难度越大，这是典型的递增比率。 另外，还有一种为循环比率。为了防止玩家因为某一关太难无法通关而半途而废，奇迹暖暖关卡的设计中通常是难度极高的关卡之后会紧跟4～5个中等或容易的难度关卡，一方面可以给玩家制造惊喜；另一方面不至于让玩家不堪重负离开，导致大量流失用户的产生。虽然用户在不断地克服困难后获得轻松过关的舒畅体验，但实际上他仍在游戏中重复同一个循环强化。这种强化有利于提升操作者的技能，也常被应用在学习活动当中。 3强化理论的应用策略 以上提到的连续式强化、定时距式强化、定比率强化比较利于培养用户对产品的基础粘度和依赖性，保证用户每天定时定点激活想玩此款游戏的潜意识。 变时距式强化与变比率式强化适合在用户已经对游戏产生较强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后，更深层次地去培养用户的游戏习惯，提升用户的操作技能，使其在游戏中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等级从而在游戏中产生成就感，而这份成就感也是让玩家更离不开游戏的终极强化剂。 现在，我国有大批沉迷于游戏的青少年，可以看出强化理论的作用力之大。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论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如教育领域。先在课程里设计连续式强化、定时距式强化、定比率强化的内容，增强学生潜意识里对学习生活的喜爱，以及定时进行学习活动的依赖性，再通过变时距式强化与变比率式强化提升他们的学习技能和知识水平，获得学习成就、增强自我的认同感，从而优化学习体验。同理，这个理论也可以广泛应用在更多领域，以期取得成效。 游戏设计毕业论文:幼儿园游戏与课程整合的有效设计 摘 要： 文章从学习了解游戏在课程中的重要性入手，逐步探讨了游戏与课程整合所必需的条件、材料、环境等，对幼儿园课程与游戏整合的设计进行了相应分析，提出了客观的见解。 关键词： 幼儿园 游戏与课程 整合 设计 通过几年来的不断学习、交流与探讨，逐步体会到幼儿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学习特点，决定了幼儿园的课程必须与游戏整合。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是每一位幼儿教育工作者熟知的教育理念，幼儿园教育工作原则之一就是“以游戏为基本活动”，那么课程与游戏如何整合，我们主要有以下几点做法。 一、教育资源整合化，为游戏课程创造必要条件 幼儿的学习、经验获得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分不开的，也是教育教学最直接的途径。幼儿园的游戏环境，是游戏课程实施的必要条件。现在都非常重视为幼儿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如：校园环境的绿化和活动室内环境的特别布置，给幼儿一种新奇的、舒服的、能勾起他们对此情此景的兴趣进行观察，自然引发他们创造的积极性。激发幼儿创造欲望，让幼儿能通过灵巧的小手表达、表现自己对美的感悟，让环境体现多样性、开放性和探索性。教师都能够注意挖掘和利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让幼儿们关注环境，参与环境创造，促使幼儿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成长。此外，我们十分重视家长和社区多种教育资源的综合利用，为幼儿发展服务。 二、游戏本身具有的整合性 游戏之所以能整合幼儿园的课程，除了“儿童的生活需要游戏”、“对游戏与学习关系的新认识”及“游戏与课程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三方面原因外，游戏本身所具有的整合性也是重要因素。首先，游戏是在假想的情景与角色下进行的，想象使儿童的行为涉及众多学科。儿童可以利用想象在游戏中进行自由的创造，丰富他们表现的各种能力。不仅表现在学习上，同时在生活上得到较深的情绪体验。在游戏中，儿童不仅能感受、体验兴趣、直觉、意志和情感，还能对客观、真实、具体的社会存在、规范要求做出理智判断与逻辑思考。而且，游戏的情景和材料本身是超学科的、完整的，不是分割和分门别类的。其次，儿童的游戏经验与游戏行为也是整合的。儿童在游戏中通常能想象地运用各种材料、方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想象使儿童的思维在学科领域间自由穿梭，于是游戏自然地整合了学科领域的内容。再次，游戏是儿童现在或先前时空生活的反映，也可能是对成人生活的反映。游戏不是儿童主观臆造的，也不是儿童头脑中先前就有的。成人生活中的真实反映，常常会体现在儿童的游戏当中。以模仿形式出现，表现幼儿对现实社会与生活的观察和认识。 三、保证儿童较充分的游戏时间 游戏时间的增加通常预示着传统集体教学活动时间的减少，也预示着他们有更多的自主选择、自主活动机会。在目前幼儿园的课程实践中，尽管教师从理念上开始认同游戏是儿童的基本活动，但从实施的情况看，集体教学活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组织儿童上课、示范、讲解仍然是主要的课程教学方法。虽然我们不是要绝对否定集体教学活动的价值，但也要反驳实践中集体教学活动占据绝对优势，因为多多少少剥夺或削弱了儿童自由的活动和游戏的时间，儿童不得不顺从于教师所进行的全班统一的、步调一致的各种教学活动。这样的游戏与课程没有良性互动，所以游戏就没有与整合课程的可能了。 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转变游戏观与课程观以外，提供儿童充分的游戏时间是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的前提条件。因为在游戏中儿童的经验是整体的，儿童的游戏行为也没有学科的界限，同时儿童在游戏中可以学到许多有益于现在与将来生活的经验。教师可以结合课程的目标与内容创造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环境，使游戏既成为课程的教学形式，更成为课程的内容，因此以儿童的自选游戏为特征的活动应成为儿童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主要活动，只有这样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才有可能。 四、选择并提供充丰富多样化的游戏材料 “游戏材料是一种信息，是各种符号的综合，是一种信息的发出和接受形式，游戏材料对‘儿童发展’的作用只是一种隐蔽的潜能，只有当儿童使用物体时才能发挥它的全部意义”。因此，游戏要担当整合幼儿园课程的重要角色，就要为儿童提供充足、多样化的游戏材料。当前很多幼儿园实践中，真正可供儿童在游戏中操作的玩具材料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种类很单调，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实现让儿童在游戏中学习、游戏与课程融合是比较困难的。因此，需要幼儿园在资源调动与开发上作出较大投入。 五、给幼儿创造自由自主的游戏环境 创设自由自主的活动环境是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的重要手段。一个良好的游戏环境不仅渗透出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还呈现出充满情趣和表现幼儿智慧的生活活动空间。而且这是一个布局合理、结构优良、材料丰富、儿童可以充分活动的游戏环境，教师需要根据特定的课程目标与具体内容创造与课程主题相关的物质环境并营造适宜的心理氛围。儿童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自主选择，自由、充分地活动，从而获得发展的关键经验。 六、教师在整个游戏中的角色地位 首先，教师是游戏环境的创设者。为了保证儿童的主动学习，我们应当为儿童的游戏和学习提供丰富多样的、与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相适宜的材料，让儿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进行选择、组合和不断改造，从而有利于儿童跨越范围的学习。其次，教师是游戏中必需的引导者。在儿童的游戏过程中，教师应当敏感地觉察儿童的需要，并能相应作出反应，以拓展儿童的思维与行动的范围与能力。再次，教师应贯穿儿童所需的知识和游戏所需要的经验。只有为儿童游戏提供真实生活的游戏材料，扩展其生活经验，游戏才会更有意义，更富创造性。最后，教师是儿童游戏协调者。在游戏中，教师应根据不同年龄和游戏水平的儿童提供个性化的游戏干预，在他们需要呵护与帮助支持的时候，引导儿童游戏向纵深层次和健康、积极向上的方面发展。 总之，游戏与课程的整合，是目前学前期较完整的教育教学方式，只有我们在日常教育教学中，不断发现，不断创造，不断完善，才能使幼儿在学习、个性及诸方面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 游戏设计毕业论文: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新闻应用游戏化设计评价 摘 要：本文以感性工学理论为指导，以移动应用的游戏化设计为目标，引入模糊层次分析法，建立新闻应用游戏化设计的评价模型，借助某新闻客户端游戏化设计改版实例，比较评价其4.0版本和5.0版本的游戏化设计程度，验证游戏化设计评价模型的有效性和可用性。 关键词：感性工学；模糊层次分析法；移动新闻应用；设计评价 体验经济时代，移动应用领域掀起了体验优先的设计潮流。新闻应用作为人们日常了解国际国内新闻大事的重要平台，自然也顺应潮流以良好的用户体验为设计目标。 1 评价方法分析 感性工学通过对影响人们真实感情产生的影响因子的探讨，将原本模糊不定、难以描述分析的情感化因素转化为定量的可分析计算的数学模型[1]，可利用语义差异法分级量化确定感性评价指标。 2 新闻应用游戏化设计评价模型 首先确定进行游戏化设计评价的新闻应用，然后选取受调查专家45位，包含移动应用设计师15位，设计学研究生15位以及资深新闻移动应用用户15位。由于新闻应用的特殊性，需要受测试的专家提前一个月对测试的新闻应用进行实际的使用体验，以得到全面透彻的了解。 2.1 评价指标权重赋值 首先对于二级评价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得到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以九级标度法打分赋值，得到二级评价指标判断矩阵Λ2。 设评价指标元素的权重向量为Q，则根据矩阵性质可得： 其中，λmax为各判断矩阵Λ的最大特征值。计算可得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 同理可得三级各评价指标权重向量 2.2 模糊评价矩阵构建 用游戏化设计感性词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指标集合P={p1，p2，p3，…，p9}，设定评价集V={v1，v2，v3，…，v5}，制定评价级为五级，建立评价集及对应模糊隶属度函数。 受调查人员针对移动新闻客户端两个版本，按照9个评价元素指标分别打分赋值之后，利用模糊隶属度函数公式将百分制的分数转换模糊评价矩阵R，矩阵R中n表示评价指标的个数，这里n=9。 利用模糊隶属度评价矩阵R和各评价元素指标权重矩阵Q计算每一组评价元素指标，可得出评价结果矩阵J。 Ji=Q×Ri（i=1，2，...） （2） 4 结论 综上可知，新闻应用游戏化设计评价模型评价结果与实际数据显示结果一致，具有有效性和可用性，并可推广运用到相关产品的感性评价中。 游戏设计毕业论文:声音设计在网络游戏传播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 本文梳理了网络游戏声音设计的发展脉络、应用分类和应用效果，探讨了网络游戏声音设计的发展趋势。认为，网络游戏的声音设计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是增强游戏互动、提升游戏内涵、烘托游戏气氛，潜移默化地深化网络游戏的趣味性与沉浸感的重要手段。而“次世代”网络游戏的设计将实现画面音效的突破和玩法的变革，也就是着重提高网络游戏的操作感、技巧性和代入感。 【关键词】 网络游戏；声音设计；发展历程；应用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报告显示，截止2014年6月，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已经达到3.68亿，网络游戏的使用率达到58.2%。在庞大的玩家背景与市场份额驱动下，如何使网络游戏的试听表达精益求精，成为网络游戏设计者应该思考的问题。随着《勇者斗恶龙》、《魔兽世界》等融入多种音乐形式与风格的网络游戏的广泛传播，游戏制造商已逐渐意识到网络游戏声音设计对于一款优秀网络游戏的重要作用及潜在的巨大市场。声音设计作为网络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作用于玩家的交互式体验与游戏粘度。目前，我国网络游戏中声音设计的相关研究具有数量少、内容杂、泛系统化等特点，本文就此全面梳理了网络游戏声音设计的发展历程、应用及效果显示，提出在“次世代”网络游戏时代背景下声音设计的发展方向。 一、网络游戏声音设计的发展历程 同电影初期的发展一样，网络游戏也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过程。随着互联网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的日益成熟，网络游戏声音设计正逐渐走向专业化、系统化、普泛化。 1、早期网络游戏中的声音 由于计算机硬件设备、声卡制造的工艺局限，早期网络游戏的声音设计受到诸多外界条件的限制，声音只能通过计算机中类似蜂鸣器的喇叭发声，起到简单的提示作用。 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第一家专业的电子游戏公司――雅达利（Atari）成立。Atari公司发行了电子游戏《乓》（Pong），游戏中乒乓球来回碰撞所产生的叮叮声被公认为世界第一个电子游戏音效。[1]1978年，日本TAITO公司的《太空侵略者》发行，该游戏借助速度不同的4个单音音效，当敌人接近的时候，音效节奏加快，使玩家体验紧张的气氛，提前做出相应的反馈准备，这是网络游戏通过音效强化情感、增强沉浸感的雏形。 2、网络游戏中声音设计的多元化发展 科技进步对于推动网络游戏声音设计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网络游戏音乐经历了由无作曲家到交响乐配器、由单声道音效到立体环绕、杜比仿真系统音效。MIDI传输协议的提出更是解决了网游声音设计中的卡顿问题，大量MIDI音乐开始应用在网络游戏当中，仅需250KB内存就可以保证音乐的流畅播放。 1984年，Enix公司为FC开发了一款名为《勇者斗恶龙》的游戏，首次邀请作曲家加入游戏音乐创作中，其独特的后巴洛克时期和前古典主义的音乐风格使整个游戏中的音乐曲调美的就像20世纪中期的美国电影。[2]也正因为这样独特的音乐形式，给《勇者斗恶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网络游戏制造商们开始意识到网络游戏声音设计对网络游戏的重要意义。网络游戏声音时代揭开了历史的序幕。 3、网络游戏声音设计发展现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网络游戏声音设计进入多元化发展的阶段。集新纪元音乐、爵士摇滚音乐、民族乐器的配奏综合应用在背景音乐、主题音乐和特殊音效中。新纪元音乐多用于地图背景音乐、开篇CG动画及画外音介绍背景；爵士摇滚乐以其反和声、反调性、反准则、反美学的特性，与玩家的娱乐性、沉浸感、自由度充分契合，在节奏感、噪音极强的声音下更易于玩家情感的释放与表达，满足特定玩家的审美需求；民族音乐主要应用在民族风网游中，《诛仙2》中，不仅采用了以道教音乐为素材的青云山音乐、以民族音乐为素材的南疆音乐，还有以民族乐器古筝独奏为开场的河阳音乐，以及根据游戏地图特色使用不同的民族调式和民族器乐。[3] 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外国网游公司早已将声音设计作为网络游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将优秀的游戏音乐视为网络游戏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关键。[4]暴雪公司产品《魔兽世界》的原声音乐已在多国举办多场音乐会演奏会，受到广大玩家的热烈追捧。2011年，被誉为“音乐界的奥斯卡”之称的“格莱美音乐大奖”也在评选中设置游戏音乐奖项，包括最佳视觉媒体音乐、最佳视觉媒体改编配乐、最佳视觉媒体原创配乐和最佳视觉媒体歌曲4个奖项，游戏音乐将首次被视作和电影、电视或其他视觉媒体音乐同等重要的参评对象。网络游戏声音设计的前景可见一般。 二、网络游戏传播中声音设计的应用分类 从音效格式和声音功能两方面来看，声音设计在网络游戏传播中的应用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按音效格式分类 （1）单音音效，是指单个wav文件为一个独立音效，游戏中的音效绝大部分都是单音音效，由程序调用发声并控制远近、左右位置。 （2）复合音效，是指具有多个声音元素，在游戏过程中由程序即时对这些元素合成发声的音效，如《魔兽世界》中武器声、动作摩擦声、角色打斗声及辅助声音的综合应用，极大丰富了游戏界面的画面感与叙事性。 （3）乐音音效，乐音音效是一小段音乐，通常在进入地图或CG开头动画中出现，起表现大环境及引出背景的作用。[5] 2、按声音功能分类 （1）背景音乐。背景音乐，即BMG（Background Music），指在游戏、电影、电视剧中作为背景衬托的音乐。[6]通常在游戏情节变幻的、场景更迭的重要场合反复出现，成为游戏的附加品牌。诸如《魔戒》、《剑侠情缘》、《新诛仙》、《魔兽世界》等大型网络游戏都会把游戏中BMG抽离收录到原声带OST中，作为副产品进行发售。游戏背景音乐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玩家对整个网络游戏声音设计的期待程度。 （2）主题音乐。游戏主题音乐是表现主旨的乐曲，通常是对游戏的基本内容、人物性格、戏剧矛盾冲突的集中概括，贯穿游戏情节的进展，有时与背景音乐相同。2008年5月，北京完美时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推出基于古典仙侠小说改编的网络游戏《新诛仙・六道轮回》，制作公司邀请歌手董贞演唱了游戏的主题曲《情醉》，歌词写道：“用生命换永远，驻你心间；缘起缘灭，轮回，落凡间。”充分紧扣游戏的主要内容，主题曲出现在游戏的开始，带领玩家与游戏角色共命运。 （3）游戏效果音效。游戏效果音效是游戏中，根据主角、环境、情节等，播放符合人们一般经验以获得游戏真实性沉浸感的效果环境音。如晚风萧萧，狂风肃肃，金戈敲击，铁马嘶鸣等，这类声音效果在网络游戏中被广泛使用。[7] （4）游戏信息提示音。游戏信息提示音是在游戏中，根据用户的操作，游戏中环境的突变等，以提示为主要目的的音效。 三、网络游戏声音设计在网络游戏传播中的应用效果 虽说网络游戏声音设计的出发点是为网络游戏本身服务，但网络游戏的声音设计是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是增强游戏互动、提升游戏内涵、烘托游戏气氛，潜移默化地深化网络游戏的趣味性与沉浸感的重要手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增强游戏互动效果 网络游戏中声音设计对于增强游戏的互动效果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游戏中的互动主要包括人机交互和人人交互。人机交互是玩家的控制通过鼠标、游戏柄、键盘等输入设备传送到计算机，计算机对网络游戏发出实时的指令，由游戏引擎进行处理后作出回应，再通过计算机的输出设备显示在游戏的界面中，使用户感知到回馈信息并做出相应的决策。[8]而人人互动是指在网络游戏这个平台中，玩家与玩家之间产生交流互动的过程。[9] 美国传播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J.Meymwitz）在书中写到：“即使对有文化的人来说阅读也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但是声音却是将自己注入到环境中，接受讯息几乎不费什么力气。”[10]在网络游戏与用户的交互中，网络游戏通过游戏画面和声音特效将信息传送给用户，而用户对画面的接受是一个主动寻找有价值内容的过程，而声音对用户的感官影响则是一种自然的接受过程。声音以隐视的交流方式引导着用户的游戏进度，对用户的操作给予及时、恰当的反馈。在游戏中，声音总会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当危险来临的时候，适当的提示音效有助于帮助用户更加进入状态，做好准备及时应对突发情况做出相应的反馈。用户一定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玩《极品飞车》的过程中，游戏音乐采用大量的说唱和和声，歌词也颇具挑衅意味，非洲鼓紧锣密鼓的敲击声配合引擎的轰鸣声，使用户在打开游戏的瞬间进入赛车的情景。另外，曾有公司尝试通过声音模块的设置来控制魔法，比如玩家说“飞火流星”，画面上即闪耀一道魔法攻击敌人。但由于语音识别能力等硬件设计的局限，该项技术并没有被广泛推广。 《魔兽世界》的声音设计是网络游戏中的典范，所有音乐、音效、环境音等当角色越接近时声音越大，远离的时候声音逐渐消失，声音设计通过拟真的手法将现实与虚拟交融，从而更具真实感，用户更容易接受。在《魔兽世界》的2.2.0版补丁中加入了集成语音聊天功能，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人间通过语音的互动，用户可以使用Team Speak、Ventrillo等三方聊天工具来进行语音通话及时交换信息，解决如何打造角色、遇到困难和障碍时迅速解决问题，协调队伍行动，增强游戏乐趣。 2、丰富游戏内涵 游戏内涵，是指在用户体验了游戏的娱乐性后还能感受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游戏不再单薄苍白。如何把文化与游戏相结合，是网络游戏产业需要思考的另一大问题。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为网络游戏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而蓬勃发展的网络游戏也应当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网络游戏《仙剑奇侠传》共二十首游戏音乐，几乎每首都采用了民族音乐，通过羽调式、角调式等具有东方特色的音乐曲调形成一段哀婉、忧伤的音乐曲调。[11]序奏音乐《云谷鹤峰》音乐曲调清新明快，富有活力，在清新恬淡中借助笛声表达青山幽谷的独特景色。 根据游戏内的场景设定，作曲家往往会在一定范围时空内选择一个地方风格的音乐，使整个游戏带有一定的空间色彩。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的音乐旋律便是依据游戏的特定地图、种族、背景来创作的特殊声音设计，旋律融合了管弦乐、民族乐、电声等多样化的音乐调式。有爱尔兰、印度、中国等民族风格的音乐，还有单音、复合音等音效组成的旋律。当然还有营造恐怖、灵异、不和谐的噪音电声音效。多样式的音乐反映了《魔兽世界》对多方文化的包容性，世界各地的用户在网络游戏中都能感受到本土文化的音乐时，间接提升了对此游戏的认知度与归属感。 一款优秀的网络游戏不仅可以使用户体验到游戏本身带来的自由感、娱乐感，还能通过游戏声音设计产生“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回响效果。 3、烘托气氛，表达情感 声音在审美上是一项非常纯粹的元素，高长调清脆明亮，适合表现活泼、爽朗的画面，中长调平稳舒缓适合表达舒适、轻松的氛围，而低短调阴郁沉闷，适合表现恐怖、哀伤的电子图像。[12]游戏声音设计的最大功用就是烘托气氛、表达情感，给玩家营造身临其境的游戏环境。[13]如美国EA制作的第三人称射击类游戏《死亡空间》中，游戏为了营造恐怖的气氛，通过加强对现实声音的模仿让用户体验更拟真的游戏环境。如主角跑步的喘气声、走廊中的脚步声、看不到的敌人在船舱内爬行的金属声令人毛骨悚然。在昏暗的船舱内还会发出很多意外的声效，如电子元件短路发出的电流声、失控的门不停开关产生的碰撞声、若隐若现的女子歌声等。游戏通过声音音效设计制造的恐怖氛围让人毛骨悚然，有用户评论：“令人赞叹的气氛营造，阴森恐怖的太空冒险让你做恶梦但是又欲罢不能。”这就是游戏声音带给用户强烈心理刺激后产生的依赖感。 不得不提的还有另一款由EA公司发行的网络游戏《FIFA online 2》，该游戏通过逼真的解说的声音效果营造真实足球场景。当玩家在玩《FIFA online 2》时，游戏程序的解说员会根据玩家控制角色的动作实时进行解说，其逼真程度和人们看足球直播效果一致。[14]该游戏为广大足球爱好者创造了虚拟现实的游戏空间，满足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游戏快感。这种独特的解说形式也把声音设计对游戏气氛的烘托渲染发挥到了极致，激发游戏玩家的情感体验。 4、表达叙事性，增强画面感 网络游戏声音设计的音乐和音效简单重复，通俗易懂。通过反复播放的“机械性样式”使网络游戏音乐更深入人心，其音乐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感使网络游戏声音设计具有很强的表情性，有益于游戏叙事的展开。网络游戏音乐强调音乐与叙事场景间的关系，由于创作声音设计动机不同，各音乐音效段落以“蒙太奇”式的方式组接在一起。也正是由于这种拼接式段落结构，为音效的叙事增加了戏剧感、冲突感。在闯关游戏《小小大星球》中，每个阶段玩家都有四次闯关机会，当前三次机会失掉，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时，界面会发出“嘟嘟”的提示音提醒玩家小心操作、把握机会。 网络游戏的音乐通常会在游戏叙事或空间转换时发生变化，如果在游戏中将要出现危险时，一般呈现出一段恐怖、阴森的诡异音乐，而当危险解除的时候，则会再次切换到轻快的音乐，使玩家的心理情绪得到释放。在一些游戏时空场景间隔时期，音乐的出现有助于弥补暂时的时空暂留，起到连接剧情及戏剧性表现的作用。 5、提升网络游戏的审美价值 网络游戏声音设计虽然不为审美而生，但从理论上来说更偏重功能性声音设计，通过表现情感、调动玩家的情感体验，让更多人参与到游戏当中，这就是网络游戏声音设计审美价值的存在依据。网络游戏中的声音设计是网络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游戏内容画面的结合表现，既可以丰富画面的情感表现，又可以直接参与叙事，达到视听统一，相得益彰的最佳审美效果。1990年我国自主开发的网络游戏《轩辕剑》投入市场，迅速受到广大玩家的青睐。古色古香的中国水墨画风界面，笛子、二胡、琵琶等极具中国民乐特色乐器演奏的背景声音设计使玩家迅速沉浸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虚拟环境中。 四、网络游戏声音设计的发展趋势 回顾网络游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文字MUD到2D游戏，再由2D游戏经2.5D升级到3D。[15]目前，网络游戏随着计算机技术、贴图技术、音响音效技术的发展步入次世代网络游戏的阶段。“次世代”源自日语，即下一个时代，未来的时代。次世代网络游戏就是把次时代网络游戏开发技术融入到网络游戏之中，通过增加模型和法线、颜色贴图技术配合次世代网络游戏引擎改善画面效果，通过包括5.1环绕立体声和DTS杜比双解码的多通道音频的输出格式来提供一场网络游戏的听觉盛宴。[16]“次世代”象征着突破，突破同质化严重的现状。突破的途径分为两种：画面音效的突破和玩法的变革，也就是着重提高网络游戏的操作感、技巧性和代入感。 次世代网络游戏使用世界顶尖的Unreal3（虚幻3）或Cryengine作为游戏引擎，为画面的真实化创作、音频的立体仿真提供了强大的平台支撑。简单的来说，游戏引擎就相当于一款游戏的动力核心，操控着整个游戏的基本运算、画面特效、人机交互等具体功能。“次世代”网络游戏的标志性技术是Normal Map法线贴图和AO Map环境闭塞贴图这两种贴图在游戏中对画面效果的视觉呈现，增强画面物体的逼真感和三维空间的真实效果。[17]震撼的立体环绕音效是“次世代”网络游戏的另一大特点。其可视化音效工具可以为声音设计者提供对音效的全面控制，包括声音强度、顺序、循环、过滤、调制、变调和随机化。[18]5.1环绕立体声和杜比双解码为网络游戏的声音设计提供了综合多通道录制的可能，对于玩家来说这一技术的发展在游戏中直接表现为一种身临其境的沉浸感受。玩家可以通过不同方位的声音判断敌人的距离、方位。久游公司旗下的《勇士OL》是“次世代”网络游戏中的典范之作，游戏以中世纪骑士文化为背景，游戏背景音乐恢弘大气，充满历史感。逼真的打怪音效，打斗过程中的空间感和定位感被多通道音效的设置推向极致，仿佛将玩家置身于战火纷乱的时期。同电影中的声音一样，网络游戏声音设计正在逐渐被游戏制造商和用户重视。网络游戏中的声音和画面互相补充、协同发展，共同为提升网络游戏的自由度、娱乐性、沉浸感而努力。 五、结语 网络游戏声音设计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单音音效到复合音效、从平面声源到立体环绕的更迭，如今“次世代”网络游戏的声音设计基本可以实现用HRTF（头部相关传输函数）分析声源数量与声源位置，更佳有效的突出声音设计在网游中的重要作用。良好的沉浸性是“次世代”网络游戏声音设计带给用户的最大审美感受，未来的网络游戏声音设计仍需要通过声卡和技术的改进，保障声音在区域环境、封闭环境等不同游戏场景中产生不同的效果，将不同声波冲突噪音降至最低，最大限度实现网络游戏声音设计的立体保真将是网络游戏声音设计发展的必由之路。 游戏设计毕业论文:商科模拟游戏设计方法探析 摘 要 本文基于体验式学习的相关理论及实践，介绍了商科模拟游戏的概念与分类情况，并对模拟游戏的内容设计方法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在模拟游戏内容设计上，本文提出从内部系统逻辑和社会系统两个部分进行游戏内容的开发。首先，应该进行关键概念或理论的识别；其次，建立概念逻辑关系图，明确不同概念间存在的关联；最后，根据内部系统逻辑图，对模拟游戏的角色、规则和资源进行设计。在模拟游戏执行中，本文提出采用描述、解释和预测的情况说明方式，对游戏体验进行反思和知识概化。 关键词 模拟游戏 体验式学习 教学模式 模拟游戏教学属于体验式教学的一种方法，具有教学过程生动、参与者互动性强以及参与程度高的特点，已经被西方大学普遍地运用到本科课程的教学中来提高教学效果。模拟游戏教学，是指由授课教师把学生组织起来，通过设置一个模拟的情景，让学生们分组进行竞争和对抗式的游戏。它能有效增强教学情景的真实性和趣味性，通过模拟游戏尽可能还原现实情境，让学生们在游戏过程中体会和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技巧和技能，提高他们的分析能力、管理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然而，模拟游戏教学在国内大学商科教育中依然很少被采用，涉及的课程内容范围也非常有限，缺乏适合商业专业教育的模拟游戏。其中的最大障碍可能是商科专业教师缺乏模拟游戏设计的方法，因此本文将探索模拟游戏的设计方法。 1 模拟游戏的概念及分类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大学已经意识到商科教育的重点不在于理论知识（“是什么”类型知识）的传授，而是要培养学生对知识进行应用的能力（“如何做”类型知识），即把习得知识转换成分析技能和实践操作技能。然而，传统的“教――学”范式能有效地传递“是什么”类型的知识，可以使学生全面了解相关课程的基本概念、事实和理论，但往往缺乏与具体实践工作的关联性（韩琳琳，孟祥革 2011）。按照Bloom等（1956）的观点，有效的学习应从认知学习、情感学习和行为学习三个主要结果进行衡量。传统的教-学范式仅关注于认知学习的结果，使学生了解基本概念、事实等知识。情感学习结果则是关注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态度和感受，行为学习结果则注重于学生学习新信息或知识后所带来行为上的变化。因此，教育学学者们提出了体验式学习的概念和方法，它能有效解决传统教学范式的欠缺（Ruben，1999）。体验式学习是一种以交互为主导的学习，通过采用模拟、游戏、角色扮演、案例研究、情境、多媒体展示等教学技术，让参与者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高度介入学习过程。 以模拟为主导的学习方法，主要是为了模仿一种系统、主体、现象或过程，来呈现或者预测所要关注的行为和问题；它能允许实验参与者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观察采取真实行为之后所产生的各种可能的结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学者们提出了众多不同类型的模拟学习，并开始对模拟学习类型开始进行分类；例如Feinstein等（2002）把模拟学习分为角色扮演、游戏和计算机模拟等三种，它们各种在其构成方式和效用上都具有很大的区别。计算机模拟，是通过数学公式、模型等方式来复制一个系统的运作，具体可以分为计算机模拟游戏、计算机模拟培训以及计算机数学模型三种；在角色扮演中，参与者们需要以特定的角色和情景下，遵守某种规则与其它参与者进行互动或非互动的活动，例如演讲和表演；按照参与者之间是否有互动行为的标准，又可分为交互式角色扮演和非交互式角色扮演；模拟游戏则常常会涉及各种形式的竞争、合作、冲突、共谋等高互动性的行为，需要游戏制定者事先设定一套完整的游戏规则和游戏流程；按照模拟游戏实施的工具，通常被分为实地模拟游戏、纸类模拟游戏、卡片模拟游戏和沙盘类模拟游戏。 2 模拟游戏的设计方法 2.1 模拟游戏内容的设计过程 模拟游戏的内容设计，主要由内部系统逻辑和社会系统两大部分所组成。在每个部分的模拟游戏内容设计中，设计者需要按照不同的环节和阶段对模拟游戏进行内容设计。 内部系统逻辑，是指在设计模拟游戏时，设计者需要根据课程教学内容（概念、理论等）来设置游戏环节。具体而言，游戏环节需要对应于教学内容的主要概念，而游戏中各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则对应于教学内容的各种理论或变量关系；因此，内部系统逻辑设计的第一个环节，需要设计者针对目标课程中所涉及的知识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前期的梳理工作，把重点或主要概念和变量进行抽离；第二个环节是建立概念逻辑关系图，具体而言是要求设计者对目标课程中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以网络图的方式进行构思和绘制。 社会系统，是指在模拟游戏中需要设计角色、规则和资源等三个主体，通过三者的互动过程及结果来模拟现实中的商务及管理活动。因此，模拟游戏的参与者不仅是学习游戏的内部系统逻辑，即理论和概念，还需要在模拟环境中学会遵守各自角色的指定规则与其它参与者进行竞争、沟通、合作、协商等各种交互活动，来实现自身资源的最大化利益；最后，当模拟游戏中的参与者以各自角色进行互动时，游戏的内部系统逻辑就会按照设计方案进行呈现，而游戏参与者们会逐渐形成并演化成一个企业群落生态。 2.2 模拟游戏教学反馈过程的设计 模拟游戏是一种基于体验式学习的教学模式，通过模拟的各种商务情境，促使学生采用主观体验和多重感官学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在亲历的过程中理解并建构知识、发展能力的一种教学形式。因此，设计者同时也需要对模拟游戏的教学反馈环节或方法进行设计，本文在基于心智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模拟游戏的反馈环节中可以采用情况说明的方式对游戏体验进行反思和知识概化，从而帮助游戏参与者建立新的心智模型。从心智模式理论的视角，情况说明可以包括描述、解释和预测三个环节。描述是指游戏每个阶段结束后，每组学生需要收集信息了解和汇报企业运营的基本概况分析（例如，市场份额、利润等）以及与其它小组的排名情况；本环节可以让游戏参与者立刻获得他们决策后的结果反馈；解释是指游戏参与者需要把游戏环节中概念间的内部逻辑关系进行识别，并介绍游戏中的小组决策依据和过程；预测是要求游戏组织者引导参与者讨论本游戏环节与真实世界商务活动的关联，鼓励游戏参与者的进一步思考和分析。 3 结语 目前，模拟学习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会计、物流、生产运营等商科专业的课程教学中，它通过创造一种模拟商务环境，让参与者在游戏环节中进行管理决策，从而学习商务知识、原理和技能的教学技术。该教学方法能最大程度的模拟一种商务或管理情境，让缺乏管理实践经验的大学生，能够在这种虚拟环境中进行管理的决策，并能实时获得决策的反馈结果。它使得教学活动，从“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突出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它能充分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们的实践、思考、分析和创新能力，有效提升本科应用型人才教育的教学水平和办学效果。 游戏设计毕业论文:基于Andr0id手机的手语连连看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摘要：描述了一个在Android操作系统上的手语连连看游戏的设计实现过程，并给出了相应的算法和代码。通过该游戏了解、认识、学习手语，让更多的人会用手语和聋哑人沟通交流。让更多的人去关爱聋哑人，更好的从精神和生活上帮助聋哑人士。 关键词：Android；手机游戏：连连看 现在常见的智能手机平台有：Symbian、Windows、Mobile、PALM、Blackberry、iOS、Android等。Android是Google开发的基于Linux平台的开源手机操作系统，是首个为移动终端打造的真正开放和完整的移动软件。本文通过对Android系统架构和应用开发进行初步研究，设计一款手语连连看小游戏。在对系统进行详细需求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要求对游戏的菜单界面、屏幕绘制、时间控制、布局算法、连通算法、关卡设置、音效和动画进行了设计并最终实现了一个界面友好、高效稳定和富有娱乐性的手机连连看益智小游戏。通过该游戏了解、认识、学习手语，更好的从精神和生活上关爱聋哑人士。 一、环境的搭建 编写Android应用程序，必须对编程环境进行一定的配置，以适应Java开发。要进行Android应用程序开发，需要在计算机上安装以下软件： Java Development Kit（JDK，Java开发包）Version； 兼容的JavaIDE如Eclipse，需要带有JDT（JavaDevelopment Tools）插件； Android SDK，包括工具和文档； Eclipse的Android Development Tools（ADT，Android开发工具）插件。 创建AVD，为使Android应用程序可以在模拟器上运行，必须创建AVD。 二、设计与实现 2.1游戏的初始化 进入游戏界面，首先需要显示出来图片矩阵，如果是第一关，就把地图设置成2行2列，如果是第二关和第二关以上，就把地图设置成3行列，其代码如下： 2.2判断消除图片 消除图片时要判断是否可达，即优化判断是否可以消除的算法是本程序的灵魂，连连看游戏分为三种消去方式，分别为“0折型”，“一折型”，“两折型”，如果两点间只需要一条直线能够连接起来，则A、B两点的横坐标或纵坐标必定相同，有了这个条件，我们判断A、B两点是否只需要一条直接连接就简单了许多。其分析如下： 2.2.1“0折型” 水平消去或者垂直消去，如果两个点击的两个图片相同，并且它们在同一水平或垂直方向上，即返回HLINE的画线类型，代码如下： 2.2.3“两折型” 如果点击的两个图片相同，它们不在同一水平或垂直方向上，并且它们要用三条直线相连，则称为“两折型”，对两张图片分别进行x和Y方向的扫描，满足条件则被消除。 2.3图片之间连线 当判断两个图片之间有路径可以相连，并且两图片之间可以用不超过三条直线的线把它们连接起来，代码如下： 2.4游戏结束的判断 要判断游戏的结束，只需对地图中的所有区域的状态进行检测就可以了，若检测到所有的图片都被消除，则证明游戏胜利，可以重新再来一次，即调用前面的初始化算法重新开始；若检测到区域中出现任意不可能消除的两个图片时，游戏进入死锁状态，显示游戏失败，也可以重新再来一次，即调用前面的初始化算法重新开始。 三、结束语 本研究首先描述了环境的搭建，然后分析了该游戏中游戏的初始化、消除图片、图片之间连线、游戏结束的判断的核心代码，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行关卡的设置，通过图片消除后，剩余图片按一定规律改变位置来提高游戏难度，可以增强游戏的挑战性。 游戏设计毕业论文:小学英语教育游戏中的人物角色分析与设计策略 【摘要】在新时期下，英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出来，为更好的提高英语教学效果，在教学中采取了许多的教学方法，利用游戏进行教学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旧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本文着重对小学英语教育游戏中的人物角色进行分析，并给出一些相关设计上面的策略，希望能够为小学英语教育游戏的开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小学英语 教育游戏 人物角色 设计策略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它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小学英语是我国教育机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也是英语学习打基础的阶段，因此，小学英语教学的有效性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利用教育游戏来进行小学英语教学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 一、小学英语教育游戏中的人物角色分析 小学英语游戏教育法其主要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在娱乐和玩耍的过程中学习英语的相关知识。但是在教学实际应用当中，首先应当着重对小学英语教育游戏中的人物角色，然后才能更为有效的在英语教育游戏中使用。当前在小学英语的教学之中，许多的英语教师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方式，让班上的学生来扮演游戏之中的角色，让他们通过切身体验来提高对英语的兴趣和相关知识的理解。 二、小学英语教育游戏中人物角色扮演存在的问题 当前许多学校在使用小学英语游戏教学法之后，英语教学的效率有着较为明显的提高，但是其中仍旧存在许多的问题，影响着其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现根据调查显示小学英语教育游戏中人物角色扮演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1.教师自身教学水平的限制。在游戏教学中，教师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游戏的设计，游戏相关知识的讲解，游戏的组织能力等都会对英语教学产生影响。当前在一些乡镇或山村教学中，往往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英语教学教师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在对某篇英语文章进行游戏设计和讲解的时候其意思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这使得学生在对人物的理解上面存在很大的问题，然后开展角色扮演的时候，不能够正确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含义，使得教学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2.小学生自身身心不够成熟。小学生由于受到年龄的限制，对外界一些事物的理解能力还不是十分的充足，在对游戏教学中人物的理解上面存在着问题。如果在开展英语游戏教学的时候，小学生经常出现这种状况，跟不上教学的节奏，会使得小学生逐渐的失去对英语知识的学习兴趣，使得小学英语游戏教学法取得相反的效果。 三、提高小学英语游戏教学中人物角色扮演的有效性措施 1.保持趣味性。趣味性是保证小学英语课堂游戏教学有效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只有保证游戏教学充满乐趣，才能吸引学生主动的参与到游戏中去，只有充满趣味性才能让学生对课堂游戏教学充满着期待和高度的注意力。因此，我们在设置小学英语游戏教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趣味性，最好是将学生感兴趣的或者当前的一些热门游戏经过改良使用到课堂教学中去，同时加入一些喜剧元素，不要太过死板，这样就能够使设计的小学英语游戏教学充满趣味性。 2.保持针对性。我们之所以设计丰富的课堂游戏教学，是为了提高小学英语的教学效率，因此，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教学目的。在设计教学活动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我们教学的要求，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锻炼，通过某一个游戏扮演来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锻炼，这样就能够有的放矢，使得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学习效率得到提高。例如我们需要学生记住关于应聘的一些单词或者语法，那么我们在设计游戏教学的时候可以模拟社会招聘的过程，安排应聘者和招聘者，以面试的方式来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 3.保持多样性。尽管教学活动比较新颖，相对于传统灌输式教学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优势，但是如果我们的教学活动过于单一，时间一长，也会失去它的趣味性，让学生失去兴致。同时，有时候为了教学的需要，我们需要根据实际需要来设计教学游戏，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某种形式，要保持多样性，来达到我们不同的教学要求。因此，我们要保持小学英语课堂教学游戏的多样性，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游戏，来满足我们的教学需求。例如对于同一种游戏，我们可以改变游戏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具有不一样的体验，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课堂活动与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更多更新颖更加有效的游戏教学。 4.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尽管小学英语课堂教学游戏给予学生课堂上很大的自由，让他们受到的束缚有限，但是我们仍然要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只有良好的教学秩序才能保证教学游戏的顺利进行，才能通过我们设计的教学游戏来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否则，整个教学游戏乱成一锅粥，教学游戏根本无法正常进行，这样一来，中学英语课堂教学游戏就无法达到提高我们教学效率的目的，同时也是在浪费时间。因此，老师在事先需要制定好游戏规则，适当的约束学生的言行举止，同时在游戏进行的时候要维护好教学秩序，引导学生向正确的方向进行游戏，制止学生的不当言行。 四、结语 英语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中重要的交流工具，我们需要提高小学英语的教学效率，保证小学英语课堂教学游戏的有效性，充分发挥课堂教学游戏的优势，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游戏设计毕业论文:从安全角度对居住区儿童游戏场地的设计思考 摘 要：安全的户外游戏场所倍受家长的关注，创造一个安全的儿童游戏场所是居住区景观设计中首先考虑的问题。本文从材料选择、设计高度、交通、游戏器械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在儿童游戏场地设计中对安全空间的营造。 关键词：儿童；游戏场地；游戏设施；安全 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8年联合出版的《世界预防儿童伤害报告》显示，3～5岁之间的儿童是意外发生最高的群体。而户外活动作为儿童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活动，要充分考虑儿童的安全性。而居住区儿童游戏场所承载着儿童活动与游戏的功能，其安全性越来越受到广大家长的关注。因此，对活动场地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其安全性。 1 防护高度和地面材料安全 在居住区儿童游戏场所中，不合适的防护高度和地面材料的选用会对儿童的安全构成不同程度的威胁。防护地面可以是沙地，安全地垫，木屑等，但是必须有足够的厚度来减缓冲击力。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The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已就活动器械和弹性铺面制订了安全性导则，松软型材料如沙、绿豆石和护料，如果得到正当维护并且厚度适宜（高于1.8米的器械一般需要30cm厚），其防护效果不逊于橡胶垫、泡沫橡胶及注塑铺面等商业型材料。但是，要注意设计游戏空间的最高跌落点，超过一定的高度，再好的铺面缓冲材料也会失去它的保护作用。对于材料的选择，要符合国家标准，尽可能地选择安全的自然材料，如：沙土、木材、废旧的轮胎等，不使用含有毒物质的材料，如含有铝，砷的木料以及其他废旧材料，如旧电线杆，铁路枕木等。 对于防护高度，在器械下部的跌落区，即器械周边向外1.8米的区域内，地面必须铺设缓冲撞击的面材。若场地边界设有防护围栏，高度至少要有1.2米高且不允许攀爬，平台、阶梯和离地面50cm高的爬梯或邻近地区，都应该有至少lm高的栏杆。 2 交通安全 儿童游戏场地应注意交通安全的问题，地点应尽量选择远离机动车道以及车道的交叉路口，远离停车场，远离车辆拐角处，减少汽车的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儿童户外活动的安全。因为儿童在这个成长阶段有个显著特点，即进行游戏和玩耍时比较专注，常常以自我或小团体为中心，不太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喜爱跑来跑去。因此，在场地的选择上应充分考虑交通系统的规划设置，避免儿童乱跑时处于司机视野盲区而发生意外。 另外，即使儿童活动范围较大，而且已经为他们设置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游戏场所，他们有时候还要跑到道路上玩耍，容易存在安全隐患。处理的方法通常是进行适当的围合，在儿童游乐场与交通道路连接处利用绿篱、栏杆、水池等进行适当的围合，假如靠近绿地等没有安全隐患的一侧则不需要围合，以便让儿童增加更多的游戏空间。因此，合理规划居住区的道路系统，将人流量大的道路远离儿童游憩空间，限制车辆的穿过，提高空间的稳定性以利于儿童活动的开展。例如：瑞典哥德堡郊外Skintebo小区实行人流和车流严格分开，在规划的步行道上结合住宅组合空间布置了活动场所和儿童游戏设施等，使步行道充满生气和活力。而车行道背向住宅，只有车辆能过，无人愿意在上面走。 3 游戏器械安全 在户外活动空间中游戏器械和设施本身可能存在着对儿童造成伤害的问题。 因此居住区的儿童游戏器械在设计和选择时要注意以下内容： 第一，尽量选择自然材质的游戏器械，选择商业化的游戏设施一定要符合标准，严禁有毒有害的材料制作器械设施，儿童接触这些物质容易引起过敏等症状。如油漆的使用不仅使易敏体质的儿童发生过敏症状，在夏天使用油漆、铁质、不锈钢等材料经过高温暴晒，温度急剧升高，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弱，玩耍的过程中很容易被烫伤。 第二，游戏设施上的开孔大小要根据儿童的尺寸，以免儿童的头、手指、脚趾、手臂被夹住或卡住；突出的钉子、螺栓或锋利的边缘和尖角等容易钩住衣服导致儿童突然失去平衡造成危险或划伤皮肤；金属和木头的边角都应磨圆，金属构件没有焊接的突出物，以免刺伤或划伤，金属构件边缘应滚圆或有圈形保护盖；木头部件应该光滑，并且没有较大的裂纹，以免儿童在玩耍时夹伤手指或脚趾。 第三，活动场地器材中的所有固定装置，如混凝土底脚或柔性攀缘器材底部的横向支架，必须安装在地面或保护面层材料的底层之下以防止绊倒使用者。 第四，对于订购的商业化成品游戏器械，应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游戏产品，有安装经验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最大限度地保证其牢固性及安全性。 4 设计标准与规范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儿童游戏场所这方面系统的标准和规范，需要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美国关于儿童游戏场所安全的标准有两套：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方针和美国材料实验协会规定的标准。美国的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制定了公共游戏场地安全手册，来保护儿童在游戏场所的活动安全。它是基于NEISS提供的受伤数据、专家观点、公众评论和研究数据作为依据制定。手册分别详述了2～5岁和6～12岁儿童的游戏区域。借鉴美国关于儿童游戏场地的安全标准，概括整理出以下几点关于儿童游戏场地的设计标准与规范： 第一，年龄。游戏场地要根据儿童不同年龄段进行分区、设计，学龄前儿童指的是2～5岁的幼儿，学龄儿童指的是6～12岁的儿童。包括游戏类型、游戏设施的材料、规格、颜色、高度以及设施的区域安排。在混合区域，即适合所有儿童的活动场地上，设计路径和景观最好要根据两个不同的年龄段分开设计。同时，活动区域里要安装指示牌，以指导家长们带领孩子到相应的区域游戏。 第二，护拦和保护性屏障。在离地面一定高度的游戏器械上，要根据设备高度设计安装护栏或保护性屏障，在学龄前儿童使用的设备上，护拦的高度要达90cm，保护性屏障则要超过90cm，以防跌落。在学龄儿童使用的设备上，护拦的高度则要更高，应视具体情况来定。 第三，滑梯与秋千。户外的滑梯和秋千非常适用于活泼的场合，游乐设施的结构安全耐用，其设计巧妙，色彩和谐，备受儿童喜爱，也是儿童使用频率较高的游戏器械之一。因此，在材料的选择上应避免使用金属材料，以免夏季高温烫伤儿童。对独立式滑梯而言，两侧应有护壁，以免儿童在滑行的过程中脱离滑道，高度至少要有10cm高。在居住区儿童游戏空间中，旋转式滑梯是不主张采用的。对于秋千的设置，支架上每根横杆上悬挂的秋千不能超过两个。同时，将秋千缚在混合结构上亦不可取。当秋千静止时，两个相邻的秋千之间的距离不少于60cm。 第四，安全区。安全区内地面应覆盖保护性铺面材料，如沙、木屑、碎树皮、工程木纤维、橡胶、仿塑胶材料等，包括设施的下方和四周以及设施周围180cm内的区域都应铺设保护性地面材料。对某些特定的设施，例如秋于和滑梯，其安全区的范围超过180cm。 另外，对于容易刺伤皮肤的锐边、尖角要坚决避免，对可能划破衣物或触伤身体的突出物、扭点、尖角也要避免。各紧固件一定要安装严密，防止松散。此外，还应注意的是：表面设备下方和周围的铺面材料要有临界高度，因为这是利用率很高的一部分。滑梯和设施的表层决不能采用金属材料，这不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因为金属表面经长时间曝晒以后，会达到很高的温度。 以上标准是以美国儿童为参照制定的，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儿童，所以我们应该制定符合本国儿童要求的标准。使儿童游戏场地的设计建设有所依据。 5 结语 安全的室外居住环境倍受家长和儿童关注，创造一个安全的室外儿童游戏环境也是我们在设计时应首先考虑的问题。在儿童活动场地设计过程中，应避免危险因素或容易对儿童造成伤害的隐患。当然，没有一个活动场地会是绝对安全的。在很多情况下，儿童受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儿童特点，以儿童的心理、行为特点出发，从多个角度出发设计真正符合儿童的、安全的户外活动空间。 游戏设计毕业论文:中国传统元素在游戏设计中的发展与运用 中国传统元素是指被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民族元素，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它在中国五千多年来的历史长廊中逐渐发展演变，有着其独特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魅力。在当代设计中运用传统元素，既体现民族特色又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积极意义，可以说中国传统元素是现代设计可以用来学习和鉴赏的宝库。近几年来，中国游戏领域的发展借助了中国传统的很多元素，它既在视觉细节设计上真正做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又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设计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传统元素释义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传统元素就是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淀的，能被人们所感知、认同，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凸显民族性格，具有区别于他国典型文化明显特征的，体现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的符号、风俗习惯及精神理念。它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是民族文化凝结的精华。 中国传统元素包含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精神文化。有形的物质文化可以理解为我们可以看到或听到的具体元素，它包括图形、文字、民族音乐、民族戏曲、国画、诗词歌赋等。无形的精神文化则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上，内化、积淀、渗透于人们的心理深处。 1.《惊梦》――将中国传统元素和手游相互结合 《惊梦》，主要讲述了一段亦真亦幻的爱情故事。杜丽娘和丫环春香到后花园游春后，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后心中仍在追恋梦境，不久忧郁成疾葬于亭旁。三年之后杜丽娘托梦柳梦梅并让他掘坟开棺，最终杜丽娘复活并成眷属。它是由网易公司出品的一款纯正中国风手游，游戏的画面充满古香古色，背景音乐悠长动听。它推出让不少人惊讶，甚至还有些不太敢相信这是网易推出的产品，毕竟现在国内发行的大部分手游产品，出发点大多都是盈利，即便是部分单机弱联网游戏也难免要在底部加上一个广告窗口，真正从艺术和审美角度出发的几乎很少，更别说融合中国传统元素且做的这么精良了。 2.《惊梦》游戏中的中国传统元素 （1）剧情。《惊梦》中的剧情融合了中国传统元素中的戏曲文化，它来源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汤显祖的《牡丹亭》，如对“游园惊梦”进行吸纳、提取和再创造，并整合《庄子・齐物论》中《庄生梦蝶》的典故，构成唯美起伏的游戏剧情。 （2）音乐。《惊梦》中的背景音乐采用了中国传统元素中传统民族弦乐器和竹制管乐器，集合了著名古筝曲《渔舟唱晚》和著名古琴曲《关山月》等名曲。在中国都堪称经典。 （3）诗词。诗词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诗乃文学之祖，艺术之根。诗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学体裁，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在中国传统元素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手游《惊梦》中，时常都用到诗词。如在游戏开篇“寻梦”章节中，男主人公柳生偶得奇能，双手可取自然之色。但见大门深锁，牌匾上赫然“惊梦”二字，寻思道：先不管不顾，想想如何开锁。遂取绿草之色，将其挥洒于墙上枯藤，宛如新生。行走不远，见一股青流溢于墙间，依葫芦画瓢，将水色注入盆栽，青花遍生，红蝶翻飞。柳生诗意大发，水色流转入花色，花荣尽展引红蝶。深宫朱墙，以色为匙，兴许就开了这锁，柳生果然入门。玩这篇章节时，右上角会以诗词的形式提示玩家吸取何种颜色，“水色流转入花色，花容尽展引红蝶”，此章节中此句就向玩家提示了先吸取水的蓝色染给花的颜色，此花开放，展引红蝶即可通关。此游戏中每一关的右上角都会以诗词形式提示给玩家。不论是在叙述剧情，还是在描述人物和阐述情感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建筑。在《惊梦》中运用了中国古代的经典建筑特征，即明、清时期古建筑的主要建筑形式。攒尖建筑则有三角、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圆形、单檐、重檐、多层檐等多种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建筑仿佛如天宫般，画面精美，让人惊讶其魅力。? 结语 中国传统元素以其独特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魅力成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它作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理念的双重体现，为现代设计领域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素材，合理的在游戏设计中运用它，不仅可以让游戏蕴含中国传统文化中“气韵生动”之美，还能营造出只属于中国特色游戏的意境和神韵。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挖掘中国传统元素的精华，把这些融入到自己的民族游戏设计中，这才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游戏设计的更有效、更合理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 作者简介：李静（1995-），女，汉，江西抚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2013级本科生，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研究方向：游戏设计。 游戏设计毕业论文:游戏动画场景设计分析 场景是游戏的重要因素，不仅是游戏元素的载体，更是游戏玩家的平台。因而游戏场景是衬托主体、展现内容的不可或缺元素，要营造良好的气氛，更要增强游戏的艺术效果以及感染力，用以吸引观众。本文主要介绍场景设计中的制作流程，风格和设计规范等，为游戏动画场景设计提供文字参考。 动画、游戏以及广告等着系列内容，都是镜头语言的组成和表现形式，作为镜头语言作品，要展示出角色和角色活动这两大部分，其中“环境”即场景。场景作为角色表演的重要支撑点，要向观众阐明事情发生的地点、实践以及相关的环境地理特征等内容。 游戏动画中场景设计的重要性分析 同环境设计、绘景存在本质的区别，游戏动画的场景设计具有较高的要求，要拥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创新性，能够更好的突出游戏动画效果，充分的体现故事情节，烘托出游戏人物的性格和特色，构建出一种极具艺术感的空间。在对游戏动画场景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基于整体的角度，全方位的把握和分析动画游戏剧本、角色造型及游戏动画发展线索等因素。镜头画面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是游戏动画场景设计，要想优化镜头画面，必须要落实场景空间设计工作，应根据景别、氛围、镜头运动、视角等多种方式开展场景设计工作。 游戏动画剧情的发展与场景设计有很大的关系，在游戏动画环境和建筑确定的情况下，人物的身份和角色也就固定了下来，行为和剧情也要围绕场景进行设置。场景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影视动画欣赏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大量动画元素的综合作用下，观众才会从游戏动画中获得兴奋、紧张等感受。所以用户从游戏动画中获取兴趣感受的关键就是场景设计，这就要求在开展场景设计工作时，必须要科学的运用多种设计手段，对光影、构图及颜色进行搭配，增强游戏动画的视觉表达效果。 场景设计内容简介 场景设计即动画、游戏中的角色造型，包括这以外的相关内容，随着时间变化发展形成的一切物以外的造型设计，构成角色的表演支点。场景设计概念起源于早期的电影和舞台布景，主要为角色构建舞台，伴随着故事以及情节的开展，要将内容全部围绕在角色周围，探究与角色相关的所有场景，也就是角色所处环境，包括生活的场所、陈设的道具或者社会环境等。甚至包括出现与社会背景内的群众角色，都隶属于场景设计范畴。场景设计包括与：内景、外景、内景和外景结合。场景设计中常规设计图包括与：场景效果图设计，也可以称之为气氛图设计，场景的平面、立体和细节图等。 场景设计要结合整部作品的艺术风格和视觉感受，主要展示故事情节，目的是展现出戏剧的冲突性，要详细的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在互动游戏中力求突出时空造型艺术，优秀的场景设计要体现出“场”的作用，更确切点介绍，是要产生场景气氛，让景和物全部笼罩其中，对玩家形成吸引力。 游戏动画场景设计对策研究 1.以游戏动画作品基调及主题为主，突出场景设计的整体性 要基于整体性的角度，全方面的把握游戏动画场景设计工作，明确场景造型，将主体意识渗透到整个设计过程中。在实施设计工作的过程中，首先要确立好游戏动画场景设计的主题，围绕主题塑造视觉形象，遵循场景整体构思、局部组成及场景整体归纳的顺序，细化场景设计的内容，根据动作的不同科学、合理的调度相应的场景。确立好游戏动画场景的艺术基调后，才可以使场景视觉形象充分的表现出来，之后即可在基调的基础上打造独特的风格，使游戏动画故事节奏、色彩及造型更加丰富多彩。同时还要树立良好的造型意识，突出场景造型的表达效果，摆脱传统说明性的场景设计思路，而是通过叙述性的方式表达出不同的场景。 2.烘托良好的场景气氛，打造优秀的游戏动画场景 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游戏动画场景设计不仅仅是单一的作品创作，更体现的一种世界观，在设计过程中应遵循视觉艺术表现这一基本原则，借助二维及三维空间形式，构建出具有虚幻特点的电子空间。打造优秀的游戏动画场景的具体步骤如下：（1）开展场景设计工作的根本目标就是营造出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例如：阴暗、紧张、夜晚及清新等，这些差异化的色彩、气候都可以让用户产生不同的感受，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2）使游戏更加具有真实是设计动画场景的关键所在，游戏中的真实感同用户的实际生活完全不同，但是场景是合计人员也要尽可能的按照相应的气候、地理状况和时代来构建游戏场景；（3）把握好场景设计中夸张、真实的均衡性，一方面要尽可能的再现实际世界，对实际物体进行提炼和浓缩，另一方面也要在游戏中搭建一种接近实际的理想化世界。这就对游戏动画场景设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充分的发挥想象力和联想力，对夸张、实际进行合理的取舍，以特有的游戏动画世界观来吸引更多的用户。 3.高效利用多种造型形式和场景设计表现手法 游戏动画场景设计是一项繁琐而艰巨的工作，道具、装饰、场景、人物及建筑等都属于场景空间要素，而场景的效果要素涵盖光源、色彩及外观等，只有协调好物质和效果两大关键要素，才能构建出高质量的动画场景。在设计动画场景的过程中，可以借助景深使场景空间感进一步增强，充分发挥光影、引力感的作用，打造出一种特有的深度感及距离感，使空间效果更加丰富。在科学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利用数学造型动漫软件，灵活的创建一种介于幻想和现实间的场景，对大量的信息进行处理，搭配多种魔幻效果，使场景更加具有神秘色彩。为了使信息更加直接、准确的传达出来，烘托游戏主题，让用户在丰富的场景空间中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感受游戏带来的快乐。 结语 动画以及游戏的场景造型中更需要美感，因而设计师需要在这方面加大关注点，场景设计的关键是需要展现出故事情节，在完成戏剧冲突和刻画人物上面有所侧重。所以创造时，好看的场景必然会带动整部作品的基调。一个优秀的游戏场景设计需要有着精美的背景，所以要具备娴熟的绘制，更要有细致的前期设计。 （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游戏设计毕业论文:3D游戏开发技术设计与应用 【摘要】 如今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于娱乐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目前，网络游戏广受欢迎，也属于大众化的娱乐方式之一，其中随着时代的进步，有较高技术含量的3D网络游戏被推出，受到人们的喜爱。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了3D游戏的具体内容、研究背景以及研究现状，其次对3D游戏开发技术设计与应用进行较为详细地阐述，最后对此进行总结。 【关键词】 3D游戏 游戏开发 技术设计与应用 一、前言 1、3D游戏。3D游戏，也被称为三维游戏，具体是指设计者使用空间立体计算技术，利用三维立体模型来设计基础模型，利用空间立体变成算法来控制人物角色，从而实现操作的游戏。相比二维游戏，三维游戏能够为玩家提供更加真实的游戏体验，从而广受游戏玩家的喜爱[1]。2、研究背景。21世纪，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开发商设计和推出游戏软件或项目的规模也在日益扩大。在这其中网络游戏的开发规模大约是其他同类型单机游戏的开发规模的三倍，成为难度最高的游戏项目。国外对于网络游戏软件的开发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以及积累的过程，其技术较为成熟；相比之下，由于国内网络游戏开发的时间较短，还有很多需要完善之处以及进步的空间。3、研究现状。游戏软件技术开发和设计是一项工作量浩大的项目，需要及时把握玩家的喜好并随之作出游戏设计上的改变，以引起游戏玩家的兴趣。目前，网络游戏是游戏开发商主要致力于研究和设计的对象。从纯技术角度来看，网络游戏开发的核心技术大多是在国外；从服务器技术角度来看，由于国内网络游戏玩家数量较多，较为优秀的网络游戏的服务器承载量都是比较大的[2]。 二、3D游戏开发技术设计 3D游戏引擎是开发和设计游戏软件中的核心部分，具体是指某些完成编写的可编辑游戏系统或是某些交互式实时图像应用程序的重要组件。那么游戏引擎在抽象层的功能设计上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好坏对于最终游戏的程序运行有着直接的联系。1、渲染器。渲染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硬件渲染器，二是软件渲染器。它是3D游戏引擎中最关键的部分，其主要工作是将3D物体通过绘图的方式显示到游戏画面上。3D游戏世界是模拟现实世界的，那么在设计的时候可以想象成一个由离散采样的顶点构成的一个数据流，数据流包括了3D世界数据，然后将其转交至渲染器，渲染器经过对数据流进行一定的数据处理后，最后生成一个二维游戏平面，显示在游戏玩家的显示器上。这一过程就是渲染器工作的各个步骤[3]。2、场景组织系统。场景图具体是指由一系列节点构成的一个树形图。它将3D世界的物体保存在计算机的存储体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具有层次结构丰富的优点。场景图中的每个节点都会由自身的模型空间坐标向游戏世界坐标进行转换。3、运动系统。3D游戏是一个动态的游戏，其场景图内中各个节点的属性都会随时变化，而这些运动是以一个抽象的时间控制器为基础进行的，并且这一层是最高层。时间控制器的基本工作内容如下：第一，标记运动时间；分为两种方式，跟随应用程序或是以自己的开始和结束来进行标记。第二，将运动分为循环运动和反向运动。4、碰撞系统。碰撞系统也是以场景图为基础的，那么对于碰撞系统的检测也是基于场景图节点的，分为不同的层次。碰撞检测一般情况下分静态与动态两种，静态碰撞检测只在当前桢是做几何形态上的碰撞检测，动态碰撞检测则需要考虑到间隔的时间片，基本在前后2桢左右，再进行碰撞计算处理[4]。 三、3D游戏开发技术应用 1、应用程序框架。在完成的3D游戏引擎上的建立一个游戏框架，框架内容包括游戏窗口的建立，状态机和缓存机制的设计等。一般来说，客户端是指游戏显示逻辑，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那么要建立客户端结构首先要构造一个基于当前操作系统的游戏程序窗口，并且需具备几点功能：接受和处理系统消息、控制输入与输出以及与操作系统实现交互[5]。2、状态机。状态机被广泛用于编程设计的各个部分。由于客户端的逻辑存在多种状态，可以通过状态机协调其高层的抽象设计，把客户端设计成一个对于接收到服务器消息所对应的状态切换响应的状态机。3、客户缓存机制。客户缓存机制用于帮助客户端的状态之间进行切换的平稳。作为状态机，客户端在切换姿态是需要过渡期，比如处理系统消息等过程，因此客户缓存机制就相当必要了。另外，具有缓存机制的状态机可以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中同步使用。 四、小结 3D游戏软件技术的设计与应用不仅是顺应着时代的发展，满足游戏玩家的需求，其对于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和促进作用。最后，希望我国3D游戏开发技术的设计与应用能够持续发展，不断更新！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提高高中语文学科教学质量的途径 【摘 要】研究性学习是语文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如何开展语文学科的研究性学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领域，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一个探讨。 【关键词】语文教学；研究性学习 一、语文研究性学习的特点 什么是语文研究性学习呢？指学生在语文学科领域和现实生活情境中，通过发现问题、调查研究、表达与交流等探究活动，获得知识技能，培养学习态度和研究意识的一种学习方法。 语文研究性学习具有以下特点： （1）重自主。语文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性学习为基础。学生学习什么内容，采用什么方式，哪些人在一起学习，全由学生自己做主，老师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给学生做指导，提看法，完全不受老师的兴趣、爱好、视野的限制。学生想研究《红楼梦》的人物，有这一爱好的同学可以组成一组，开展研究。对本地方言有兴趣的同学，又可组成一组，到各地收集素材，积累资料。研究性学习自主就自主在学生可以按自己的兴趣选择和确定研究学习的内容，可以自由组合学习小组，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研究方式。可以说整个研究小课题的内容、方式、进度、实施地点、表现形式等都取决于学生个人的努力。 （2）重过程。语文研究性学习重在过程、思维方法的学习和思维水平的提高。语文研究性学习的“成果”不一定是“具体”有形的制作成果。它可以是一个方案设计， 一个广告创意，提出一种新见解。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是否掌握了具体知识和技能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对所学习的知识有所选择、判断、解释，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也就是学习过程的本身也就是所追求的结果。比如说，《鸿门宴》第六自然段中当刘邦逃脱，张良入谢献璧时，愤怒的范增接过玉斗扔到地上，拨剑击破玉斗，说：“唉！竖子，不足以谋！”教材的注释是：“骂人的话，相当于‘小子’，这里指项羽和项伯”如果说学生能提出问题，认为这种说法不妥，通过查阅资料，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小论文，即使结论不一定正确，它同样有存在的价值。 （3）重应用。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学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A、概念学习。通过概念了解事物的性质。B、规则学习，懂得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C问题解决学习，运用概念和规则来解决问题。研究性学习主要是第三层次的学习。其主要目的是发展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它与一般性学习的主要区别。如果说学生想做一个评论家，洞察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必须以语文为基础，及时地选取反映新动向的重大国际事件作为评论对象，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熊熊燃烧了八年之久的两伊战火，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布什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布什政府对外政策有何新的动向？这些都在运用已有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通过研究可以提高学生的实用能力。 二、语文研究性学习的整体设计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在语文研究性学习中，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有时比开展研究更困难。问题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但其根源依然是“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因此对现实事物的观察和思考，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基本途径，对大量资料的搜集和占有，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基本方法。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外延相等的理念，正说明语文研究性有着广阔的天地。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第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一句，按常规，教师说一说“不宁静”的原因就可以了，但我们多问一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颇不宁静的呢”，多查阅一下资料，多问几个为什么，与学生一道研究，答案就不再是那么单一简单，除了政治原因外，有的说可能是经济原因，因为朱先生是穷知识分子，又是一位正直的爱国人士，家庭发生了经济危机；有的说可能是文化原因，因为朱先生是文化名人，一方面他受到“文化围剿”比较厉害，应该有孤立无援、愤懑不已的感受；也有说是家庭原因的，甚至于有人说到信仰问题，这种研究如果提高一个层次，把它形成一个小课题的形式，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性学习小课题。又如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书信中，常称许广平为“广平兄”。也许我们一览而过，没有留下疑问，反转一想，许广平是他的妻子，学生，何以称她为“广平兄”呢？这里有什么深刻含义吗？ 问题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需要通过研究才能解决，问题同样有它的“层次性”。问题由目标、条件、障碍三要素构成，目标――表明“问题”解决的对象是什么？最终要达到什么程度？条件――面临“问题”，你已经拥有哪些主客观条件？障碍――面临“问题”，你需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有无解决途径？由这三个要素构成的问题，就形成了一般性的问题、较难的问题、需研究的问题三类，一般性问题，目标明确，条件充分，障碍不大，课堂上学生和老师可以共同解决；后二类是最容易形成课题的，但过去我们常常把一个较难的问题，当成了一般性问题对待，讲一讲，说一说就算完成了任务。发现了问题，不应由教师来解决问题，可以放手让学生去查阅资料，设计方案，提出对策，形成课题，写成小论文。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教育教学工作， 信息技术成为一座架设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不可替代的桥梁。信息技术作为教育信息化条件下的重要的发展因素，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目前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来看，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高中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和可能性，也随之带来了一些问题。深度了解信息技术给高中语文教学带来的利益以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对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进行论述，包括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研究为信息技术下的语文课堂的教学、研究、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信息技术；高中语文；现状；作用；应用方法模式；变革 让信息技术充分服务于高中语文教学，既是提升课堂教学效率的需要，也是提升高中语文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率的需要。信息技术作为当今乃至未来社会必须掌握的一种技能，它不仅丰富了教学手段，也预示着未来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高中语文信息化教学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着传统教育。要深入了解信息技术下的高中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并且对信息技术合理充分应用，做此项研究是相当有必要的。此研究通过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信息技术、高中语文、应用研究为关键字进行了检索，下载并整理了35篇相关文献，提出16篇为重点研究对象。 1 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现状 从图1的柱状图中的线性趋势我们可以得出近十年来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重视度越来越高。文献主要来源中国信息技术教育、中国电化教育、中小学电教、新课程研究基础教育、科技信息、新课程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在不同教学环节中的应用方法模式、在不同教学内容（古诗词、写作）中的应用方法或模式、信息技术下高中语文教学整合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误区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等。 2 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笔者认为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具有极大的价值，如陈争京提出信息技术让原本死板的语文课程变得生机盎然，拓展了作文教学，改善了传统作文教学方式，扩大了高中生的阅读视野，提高了语文素养[1]。王招平信息技术为语文教学提供丰富、直观的感性材料（动画、文字、图形、声音等）和高效、及时的反馈；培养研究性阅读；为语文教学构建了一个多媒体、网络和智能有机结合的个别化、交互式开放性的动态教学环境[2]。张笑则发展性的表明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有利于逐步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改革；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的学习方式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3]杨蕊则直观概括为8句话：浓厚学习氛围，调动学习热情；增加课堂容量，丰富课外知识；利于答疑解惑，实现方式转变；促进师生互动，提高教学效率[4]。 多位研究者以自己的认识讲述了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中的巨大价值，但是各自所讲述的价值是相对模糊的，浅层次的价值反复搬弄，而深层次的价值无人去仔细挖掘。毫无疑问，信息技术支持课堂图文并茂、影音结合、动静结合、信息容量大、传输快，活跃课堂，是教育界新型有力武器，独特的“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多变化”的主体演示功能，使教学内容，或无法观察到的现象，能生动、形象、新颖、直观展示 3 不同教学环节、教学内容中的应用与变革 信息技术作为语文教学工具实现了教学内容、教学环节的变革。信息技术下不同教学环节、不同教学内容中的全新变革一切都是为了学生的学习。 3.1 教学内容 1）信息技术支持下的高中语文阅读教学： 2）信息技术支持下的高中语文写作教学：改变写作工具、写作过程和写作形式。 3）信息技术支持下的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多媒体创设生动、活泼、有趣、愉快的课堂情境再现古人情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4）信息技术支持下的高中研究性学习：信息技术介入为研究性学习开拓了广阔的平台。信息技术为语文研究性学习提供了最有力、最便捷的支持。如：WebQuest、ThinkQuest、MiniQuest、BIG6、基于问题的学习、主题学习等探究性学习的模式[5]。 3.2 教学环节 4 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误区及相应的解决措施 4.1 应用的必要性 新课程改革倡导提高课堂效率，改变传统“填鸭式”教学，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中，课件上的图片、声音、动画和视频等，可以让学生生动地感受到教师所讲授的内容。学生的学习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6]。 4.2 存在的问题、误区 信息技术教学优势显而易见，然而在课件制作和实际应用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些问题：1）强调媒体，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2）课件成为课堂中的主宰，学生不能作为一个课件的观看者的身份出现在课堂上；3）注重直观，忽略文本的解读品味；[7]4）课堂教学模式“形聚而神散，看不到教学思维和教学模式的真正改变和创新；5）人机对话导致师生产生交流障，多媒体技术却喧宾夺主[8]；6）课堂随机生成应对乏力，多媒体教学课件播放的“线性”特点和在随时调整方面的技术困难，要求课堂必须按照教师预设步骤来有序地实施[9]；7）信息技术技术使用不当，课件设计质量不高；8）片面追求信息技术；9）过分强调教学的多样性；10）一位注重教学设计过程精细化[10]。 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举不胜举，其中时尚化（片面追求时尚，失去教学目标），琐碎化（缺乏关联性），低幼化（展示表面的信息，抑制思考），过分追求多样性最为突出。 4.3 解决措施 笔者提出学生应该应用现代网络技术，阅读量，促进感官认识，提高学习效率。教师要努力做到：1）改变教学观念，改进的教学方式，促进课堂教学方法的优化；2）拓宽教学思想，提高备课质量；[11]3）更新教学观念；4）课前有效备课；5）提供方法指导；6）开发并利用好教材实例；7）实践教学案例对比分析反思；[12]8.改变教学模式；10）师生互动活跃；11）信息技术与课本内容相融，扩大课本知识的外延；12）教给学生利用网络学习的方法。[13]提高教师素养为“第一要务”[14] 在应用、实践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是必然的事情，找出问题的解决对策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信息技术下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一种过程， 更是一种理念。我们应该在语文教学中：1）处理好资源浏览与文本阅读的关系；2）处理好语言感悟与感官感受的关系；3）处理好现代与传统的关系；4）处理好人机关系。 5 应用研究建议反思与发展趋势初探 1）应用研究建议反思 如今的信息化时代，高中语文教学方式的创新改进势在必行。我们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多媒体信息资源进行多媒体技术的组合，优化语文课堂教学。[15]在语文教学中，课文内容中涉及到的很多地方学生都没有去过，很多事情也都没有真正体验过，有的内容很陌生，学生凭现有的阅历难以理解。而我们的语文多媒体教学，可以将趴在纸上的文字活起来，生动起来；[15]唤起学生的形象再现感；帮助学生丰富头脑中的表象；使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以此来加深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悟。因此，教师在备课时，要根据教材本身的特点，结合社会实际生活，多找一些合适的媒体资源如：文字、实物、图象、声音等来丰富课堂内容。[16]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特有的声、光、电、影像组合和立体动画效果，弥补传统教学中用语言很难让学生理解和接受的教学难点，为学生创设出一种既有利于身心发展，又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让学生在乐中学，学中乐。 2）发展趋势初探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将走向高度融合发展的道路，语文教学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信息技术也离不开语文教学的衬托。 6 结语 信息技术在语文课程中，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信息技术作为认知工具，无疑将是信息时代中占主导地位的学科课程学习方式，必将成为21世纪学校教育教学的主要方法。因此，在当前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倡导和探索信息技术下雪语文，将复杂抽象的语文知识变得形象生动，提高了同学们学习语文的兴趣，对于发展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必须反思信息技术在语文学科教学中的地位。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离骚》与高中语文学科教学中的无痕德育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最能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道德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在当前备受争议的重智轻德的教育背景下，人们所期望的德育是道德观念在自我意识下愉悦地接受，道德情感在亲身体验中产生，道德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养成。 语文作为基础学科，对于培养高中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学语文，就是学做人”，叶圣陶先生曾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语文与德育之间的关系。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文因道存，道以文显”的说法，“文”和“道”是不可分割的。德育因素在语文学科中并非是直接的，但它往往借助于文学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文学作品是语文教学的内容，学生通过学习课文、分析人物形象、理解作品思想内涵，受到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陶冶，从而无形之中完成人格的塑造。 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是语文课程教育的基本要求、基本任务。语文学科对学生德育，具有得天独厚的的优势，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离骚》一文隐含的德育主题 古诗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是前人的思想文化的结晶。学习古诗文，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而且还能激发爱国情感，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和审美情趣。《离骚》作为中国古典诗文的杰出代表，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其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德育作用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从人教新课标版的选文来看，结合教学实践，可以归纳出这些德育主题： 1、热爱祖国的品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这是《离骚》的主题，也是屈原人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千秋万世同日月争辉，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浴血奋战以身报国。“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第一要求，也是德育的主旋律。因此，爱国主义教育是学科教学中渗透无痕德育的重中之重。 2、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辩证看待屈原爱国忠君的行为。在教学过程中要全方位、多角度地评价历史人物，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屈原生活的时代距我们已有两千余年，他的作品必然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要科学和全面地分析研究《离骚》思想倾向。同是爱国，不同时代和不同历史条件下就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差异性。一是“国”的概念问题，处在列国分立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爱国，很难与我们当今的爱国同日而语。二是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君主与国家几乎是同义词，导致过去时代的爱国与忠君难以分辨。三是旧时代的爱国者在国破君亡之时，往往采用杀身成仁来自我了断，从表面上看是至死不渝，究其深层次原因则可能是腐朽的名节观念。 3、树立目标，刻苦学习，提高修养 屈原在“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的情况下，又坚持美政的理想，“朝搴o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刻苦自励，提升自我，这对高中生树立目标和刻苦学习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4、创新精神 从政治层面上说，屈原敢于变革，提倡美政，敢于打破不合理的旧制度;从文学的层面上看，他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结合楚地方言，开创了楚辞新诗体，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新天地。 5、自尊自爱，诚实正直 “沉思高举洁白清忠”，屈原出淤泥而不染，不与小人同流合污，怀瑾握瑜，为人正直。“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即使别人不了解他，他也依然坚持自己的操守。其高尚品德为后人所敬仰。 二、在《离骚》教学过程中渗透无痕德育要把握六个环节 1、合理设定教学目标 首先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定位上，就应该明确：通过学习和鉴赏《离骚》诗句，体悟诗歌中“香草美人”的意象，总结主人公的形象特征，学习屈原追求美政、忧国忧民的高尚品德。 2、作者生平及写作背景介绍不可或缺 屈原为实现楚国一统诸侯的大业，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由于屈原的改革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利益，屈原遭到群小诬陷和怀王疏远，最后被顷襄王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之间。《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作品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这里通过对当时社会背景和屈原生平的介绍，激发学生想要进一步了解屈原的欲望，同时也使屈原这位忠贞不渝的爱国者形象也在学生心中留下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3、充分利用诵读法这一语文学习的基本手段 教师示范背诵，学生集体朗诵。在朗读过程中，注意朗读准确，通过反复诵读，进入诗歌情境，对于情绪激昂的地方要读出抑扬顿挫，如“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等。诗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国家命运的无比关切，对奸佞小人的严厉呵斥都要读得有声有色。通过诵读，既加深了对必考篇目的记忆，又对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 4、通过细节探究深入理解文章内涵 设置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加以剖析，如：诗歌开篇强调自己的先天禀赋，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诗人感到流年似水后又是怎样做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在行文上有何作用？“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两句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设置，让学生真正读懂诗歌，理解屈原的爱国情怀和政治理想。 5、引导学生进行全面的、辩证的人物形象分析 屈原的人物形象分析，是本篇学习的重点之一。应引导学生在全面了解屈原的情况下，对其人物形象做具体的、一分为二的全面的分析。屈原出身显赫、自尊自爱、品德高尚、才能卓著、勤于修能、追求真理、忧国忧民、洁身自好、怀才不遇、忠君爱国、嫉恶如仇。他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不向黑暗现实妥协的斗争精神。然而就屈原一生的政治表现和刚烈的性格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先求适应再求发展，是任何政治家实现抱负的第一要义。屈原在心理上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遭遇困顿时过于苛责环境，而没有从自身找问题。他性情严厉、因此孤独无友。这些弱点是导致他在政治上难以成功的内因。 6、通过开放性探索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人生信念 一是对屈原投水自尽的探讨。通过这个问题的探讨，让学生学会以正确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死观，积极乐观，热爱生命。应明确：屈原有着强烈的爱国之情。然而，就算他出身贵族，他的理想也只有在君王支持下才能实现，他的高洁的节操只有君王帮他力排众议时才能保持，当君王不赏识他，他便失去了支撑的柱石，屈原的自沉是黑暗的政治环境下的无奈之举。从另一方面来看，屈原虽遭楚王放逐但楚国人民并没有抛弃他，他自感理想无法实现便抱石沉江，他的心理有其冲动和脆弱的一面。战国时期，有许多政治家如苏秦、吴起、张仪等，离开故土后反而有更大的作为。屈原应坚强地活下来，因为活着便有希望。屈原的行为启示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不随波逐流，如果像“墙头草”一样“随风倒”，人生就会失去方向;但如果改变不了环境那就应该积极地改变自己，生命高于一切，要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二是正确看待屈原的爱国之情。应明确：屈原的爱国思想究其根源，是一种“忠君”思想。战国后期的“合纵”“连横”之争，是中国内部矛盾，战国群雄都是周王朝的诸侯国。屈原力主联齐抗秦的策略，是要在保卫楚国的基础上，实现楚国的霸业，这是争夺对诸侯国的领导权的内部斗争，并非是抵御外敌侵略，对于屈原宗国观念的存君兴国，我们不必过于拔高理解。但是，我们也不能以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国家动乱，民生艰辛，屈原心忧如焚，奔走呼号，尽管爱国之情有古今之别，但爱民之心却无可非议。 闫达尉，教师，现居广东佛山。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小学语文学科教学中的探究学习方式初探 摘要：当前，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已较普遍地应用到语文教学中，但探究学习似乎还开展得很不够。笔者近来对学生的探究学习方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形成了自己一些肤浅的观点。 关键词：语文；教学；探究学习；初探 当前，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已较普遍地应用到语文教学中，但探究学习似乎还开展得很不够。自主学习是探究学习的基础，合作学习是探究学习的重要组织形式。真正意义上的探究学习是自主学习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方式和过程。其作用在于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增强探究意识，学会探究方式，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笔者近来对学生的探究学习方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探索，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 1.创设情景，引起学生探究的动机和兴趣 所谓创设情景，就是表现课文所反映的儿童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场景以及与之相应的学习氛围。目的在于诱发学生原有的认知水平与情感状态同课文所揭示的深刻道理及情感之间的差距与矛盾，促使学生产生困惑、提出问题，从而引起学生探究问题的动机和兴趣。这种探究问题的动机和兴趣是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内部心理倾向，是激励学生自觉地参与教学过程的内驱力。 例如：《麻雀》一课教学时，我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老麻雀为拯救自己的幼儿而准备搏斗的那部分段落："它扎煞起全身的羽毛，绝望地尖叫着。"，"可是因为紧张，它浑身发抖，发出嘶哑的声音。它呆立不动，准备着一场搏斗。"我让学生反复领会"紧张、绝望、发抖、嘶哑"等词所表达的含义，体会此刻老麻雀的内心矛盾和思想感情。于是学生发问了："老麻雀为何害怕？为何要冒险救小麻雀？是什么力量驱使它这样做？"经过一番讨论，学生领悟到了：爱――伟大的爱，是它冒险的真正动力。接着我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究：麻雀的这种力量，人有没有？在什么条件下，弱小可以战胜强大？在问题情景的一步步引导下，学生经历了深层次的情感体验，形成了深层次的理性认识，使他们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对弱者的同情。 2.开展语文实践活动，指导学生在探究中学习语文 语文实践活动的基本因素是听、说、读、写以及寓于其中的认知和情感因素。学生通过语文实践活动，不仅可以获得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在语文实践活动中学会学习语文，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 2.1读中生情，情中感知。读，是语文实践活动中最重要的方面，小学语文教学在指导学生读（包括速读、精读、研读、品读）的过程中，有任务的读、有感情的读，在读中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在读中陶冶情操，在读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2.2说中有辩、辩中探理。说的训练在语文教学中也非常重要，他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锤炼思维过程，促进情商和智商的发展。我在设计说的训练时，多采用辩论的形式，引导学生在辩中探理。这里仍以《登山》为例。为了让学生在说的训练中探究事理，我引导学生思考："列宁走了小路、也看到了日出，为什么回来时还要再走小路呢？这是不是自讨苦吃，是不是真有必要？"我先让学生找到意见相同的同学讨论一下，讨论怎样才能说服对方，再开展辩论。学生迅速分成两拨儿，激烈地辩论起来，最后双方选出代表各抒己见。反方说：没有必要，因为他已经体验了小路的险，而且看日出的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必要再去冒险。正方说：很有必要，列宁再走小路是想锻炼自己的意志，这样的锻炼机会不多，列宁认为很有必要再走一次。正方的人数、气势、道理明显压倒反方，但反放并不示弱。这时候，我引导学生读课文最后一段，体会列宁的话所包含的道理："一个革命者不应该让害怕把自己压倒。咱们得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锻炼自己的意志。"反复朗读、辩论之后，学生达成了共识：列宁再走小路，很有必要。接着我又引导学生深思：意志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意志？怎样才能培养自己的意志？学生经过一番讨论和探究，在教师的指导下，初步懂得了意志是人的一种心理品质，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意志。 2.3写中有感、感中探义。写是语文课堂教学的迁移和内化的过程，它更能体现学生的探究意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再以《登山》为例，我给学生布置了写的作业：读《登山》有感、我的意志力、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让学生任选一题，要求写的时候，谈自己的感受和从中受到的启迪，引导学生深入探究。 3.运用探究式教学策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3.1创设自由民主的学习氛围。自由民主的学习氛围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基本保证，是探究学习的最佳境界。例如：一个小组在导学《猎人海力布》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海力布把自己打来的猎物都分给了乡亲们，说明他不贪财。可是他为什么又要龙王的宝石呢？"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沸腾了，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他们在考试时，还出了这样一道题："假如海力布没有变成石头，会怎样（续写）"。这道题激发了孩子们的想象力。我在教学实践中体会到：只有给学生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真正实施"以参与求体验、以创新求发展"的教学，才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课堂，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3.2延迟评价，鼓励学生发表意见。在探究学习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学生就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能促进使学生敢说、善说的有效策略是教师适时而巧妙的评价。我在课堂教学评价中最常用的有两种评价：一是暂不评价。即在学生得出答案时，暂不表示肯定或否定，而是引导学生回顾自己的学习过程。我常常这样问学生："你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你是通过哪几个途径得出答案的？"。这样提出问题，可引起师生之间的激烈争论，激发学生通过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求得学习、探究的方法。另一种评价是"归谬法"。就是当学生得出错误的结论，并且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结论有什么不妥时，为了让他有一个在思考中求知、在探索中寻识的过程，我有时会顺着学生的推论走，采用归谬法，让学生自己否定自己，从而获利真知。 在上述的语文实践活动中，我巧用教材，巧于质疑，灵活指导，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地探究人和事中的情和理，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升华了他们的人格，培养了他们的探究精神。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浅谈如何应用教育技术手段优化语文学科教学 摘 要：以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丰富了学科教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多时候这类教育技术的应用与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教学效率。在语文教学中，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对于优化课堂教学也是比较重要的。技术的应用往往在学科的教学中改变的不仅仅是形式，更多则可能是观念和思路。 关键词：教育技术；优化；语文学习；教学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教育的基础学科，其在学生认知发展和能力形成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如何利用如今现今的技术手段来对语文的课堂教学进行优化，以实现最好的教学效果，逐渐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1] 1.关于教育技术的概述 广为人们认知和认可的教育技术概念是这样的：教育技术就是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进行设计、开发、管理、利用和评价的理论和实践。而就目前而言，在学科教育教学领域被人们广为认知和普遍接受的则更多地集中在一些信息技术或者是计算机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一些具体的应用和实践。 教育技术既是教育也是技术，教育是主要的出发点和归宿，技术则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和途径。教育技术已经成为了一门特有的学科，并有很多的工作者、研究人员对此进行研究深化，它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并且朝着更深、更广的领域进行发展、拓展中。 2.语文教学中的教育技术 语文学科属于基础性学科，在整个教育教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语文教学历来也被教育界所重视。很多的语文教学工作者因为自身的努力和不断研究形成了自己一套特有的教学方法和理论体系，而这些人也大都成为了教学名家，换句话说，从事语文教研工作的人员更容易在实践中成为教育领域中的精英。[2]语文教学与其他学科相比，其教学方法的可选择性更大、课堂表现形式的受限制因素也不是那么多。因此在语文教学中采取一些信息化的教学手段或者说教育技术手段是可行的，这也是语文教学的特点所形成的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语文教学对于教学方法、知识表现形式的多样化需求实际上是相对较高的。教学过程中，运用一些教育技术手段往往能节省很多的时间，也更能帮助学习者直观地理解一些知识和内容。[3]当然以上这些都是相对的，在具体的实际教学中也许情况也不是这样的，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总体上的情况。 教育技术在语文教学中是有广阔的应用空间的，以语文教学为载体能够更好地实践一些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同时，语文教学中对于教育技术手段的实践和应用，对于进一步丰富教育技术的理论体系等方面也是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对于技术的改进也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应该说技术的发展是离不开其具体在实际行业、领域内应用的，这点对于教育技术也是同样适用的，教育技术相关技术手段的发展和进步，都是需要植根在具体的学科教育教学领域内的。 3.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更好地利用教育技术手段提升教学效率 （1）在语文教学设计环节中，充分做好教育技术手段应用方面的设计。教育技术手段是可以提升语文教学的实际效率的，但是如果应用不好的话教育技术手段则会形同鸡肋，完全失去其在课堂教学中应用的价值。所以在实际的课堂教学设计中，需要对可能用到的教育技术媒体、素材等进行充分整合，结合实际情况做到具体有效地应用。 （2）开放、自主化的教学模式，更多地应用在实际的教学环节。自主、开放的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在这样的模式下需要教师主导，但是教学“教”的角色被淡化，学生“学”的作用是主体。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是可以起到一定替代教师“教”的作用的，而且这样的“教育者”可能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 （3）充分发掘新技术、新理念，贯彻实践于实际的课堂教学。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一些新技术、新理念需要被教师关注，在对这些技术进行关注和认识的过程中，重要的还是需要对这些技术与语文教学如何结合进行探究，当然也要考虑到具体的条件，可以作为参考但是绝不能将其当作一种硬性的指标来看待。[4] 总的来说，在语文教学中实践教育技术手段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实际的应用中必须要考虑到实际的具体情况，不能单纯地将其当作一种指标来看。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高段小学语文学科教学的障碍及对策 有效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一段时间的教学之后，学生获得具体进步和发展，它的核心问题就是教学的效益。新课程应改变“老师教得很辛苦，学生学得很痛苦，但学生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的状况，这就要求教师具备有效教学理念，掌握有效教学的策略，根据课堂实际变化不断调整教学，使课堂具有明显生成性。下面我结合教学实践谈谈对教学实效的认识和做法。 一、确定目标，以趣引路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新课程理念下的课堂教学，仍然是依据教学目标进行教学，那么对于教学目标的把握直接关系到课堂实效。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关注教学目标，结合生成及时调整预设。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我在导入时创设一定的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把教学目标转化为学生感兴趣的学习任务。例如在设计二年级上册《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一课的导入时，我围绕紧扣“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升旗时的庄严隆重”这一目标，从学生实际生活出发，结合每周一的升旗仪式的生活经验，提出：“升旗仪式上我们学校的旗手们的表现给你什么感受呢？”学生在这样鲜活的情境中，了解“庄严隆重”这个抽象概念也就容易多了。兴趣是有效学习的“推手”，因此应围绕教学目标精心创设情境，以唤起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让学生在兴趣驱动下主动学习。 二、自主学习，以疑寻知 课标指出：“自主学习是指在教学条件下学生高品质的学习。所有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发展的学习，都一定是自主学习。”教师应该给学生足够的活动机会，使学生身心得到解放，这样学生才能敢想、敢问。一旦学生在认知上产生疑问困惑，就能激发他们去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如三年级上册的《鹬蚌相争》，学生在观察插图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鹬和蚌怎么会这么傻被打鱼的人轻易捉走呢？”接着我让学生通读课文，从文中找出它们“傻”在哪里。这样寓言的寓意就被学生疑问带出来了：不能互相争执不下，不然结果就让第三方捡到了便宜。实践告诉我们让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自主解决问题而寻求到的知识是学生记忆中最深刻的，这样的知识已成为学生自己的、活的知识。 三、优化课时，以点带面 提高教学实效要通过提高教学水平和知识有效性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课堂时间损耗，使课堂学习的实用时间充分利用。虽然一节课只有40分钟，但是我们应将教学活动聚焦在有限的目标内，抓住关键点，以点代面，提高教学实效。 例如，我在执教《庐山的云雾》一课时，在学生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后，我紧扣“千姿百态”和“瞬息万变”这二个关键词，让他们把体现这二个词语的优美词句以提纲形式罗列出来。学生动手摘抄的时候不但加深对这些好词佳句的理解，而且对于这种以中心句提纲挈领的形式有所领悟。这样的课程结构，教师所教时间不超过15分钟，真正做到“把课堂还给学生”。 四、巧借错误，以思促悟 英国心理学家贝恩布里奇说：“错误人皆有之，作为教师不利用是不可原谅的。”学生的错误是一种鲜活的课程动态资源，对于学生的错误，教师要善待、引导学生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悟出真理。二年级上册《小马过河》，阅读到课文第五自然段后，我让学生思考小马是听老牛的话对还是听松鼠的话才对呢？学生一下子讨论开了，班里分成了三个阵营：赞成老牛的、赞成松鼠的、还有徘徊在二者间的中间派。在这有趣的格局下，我让各方代表陈述理由，最后在激烈的争辩中悟出了道理：老牛和松鼠的话不全对，小马要自己下河去试试，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巧借错误，既可以帮助学生检查、分析、查找出错误的原因，又能使学生真正养成认真仔细的好习惯。让“错误”服务于教学和学生的发展，同时也丰富我们的教学机智。 五、适度拓展，以浅入深 《新课标》非常重视语文课的容量，重视语文学习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并把“拓展”和“延伸”列入了课堂模式之中。例如在教到三年级上册《好伙伴》这一课时，我注意到主人公“猎狗”和“乌鸦”两个好伙伴之间虽然有着感人的故事，可是文中却不曾有二者之间的对话。在学习了课文之后，我给学生一道题目：在猎狗掉进枯井后，乌鸦怕猎狗被饿死，一次又一次地叼肉来给它吃时，会如何鼓励猎狗？猎狗又会如何感谢这位好朋友呢？请结合这个情境为它们设计对话。下面是学生的设计方案： 猎狗：乌鸦，我的好伙伴，你这样飞进飞出为我送食物，真让我感动！ 乌鸦：猎狗，你要坚持住，马哈多会来救你的。 猎狗：井太深了，夜晚来时我特别害怕，真想再回到你们身边啊！ 乌鸦：你很快就能出来的，主人也在四处找你了，他已经看到我朝这边飞来了，一定会发现你在这儿的。 猎狗：你真是我的救世主！ 真没想到学生的构思不仅能紧扣文本，还把自己的理解加入其中。对话充满了童真童趣，把二位好朋友友谊的境界升华了。 综上所述，真正的课堂又是生成的，教师应运用教学机智及时调整教学预设，让学生在学习中得到发展。充满智慧和艺术的课堂，必将超越有效教学，走向优质教学。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如何在初中语文学科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人们保护自己的主要武器便是法律。因此，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就成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的中小学法制教育普遍存在方法呆板枯燥、内容脱离中小学生生活和学习实际、缺乏实效性等问题，导致学生被动地接受法制教育，这样不但未能提高学生的法制意识，甚至还造成了学生以消极方式抵触，从而背离了学校开展法制教育的初衷。在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我发现，语文课堂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充分、合理、科学地挖掘语文课程中的法制教育资源是一种现实、可操作而有实效的途径。这种运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文本的“法眼”解读，以及运用艺术眼光对法律文本、法律事件的“文学”欣赏，不仅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也必将使得法制的神圣光芒照进语文课堂，照进学生的心灵。那么，如何在语文课堂中渗透法制教育呢？下面就是我的几点建议： 一、语文老师要在语文活动中进行法制教育 作为学校，班级里也会举行许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课外活动，我们还可以将法制教育巧妙地融合到这些活动之中。例如在学完《威尼斯商人》之后，我在班里举办了一次“模拟法庭”的语文活动，要求学生自己选择一件“班级悬案”进行法庭审判和辩护。要求有原、被告双方和主审法官，有申诉状和辩护辞，有法庭陈述和法庭辩护，有证人、证据、证物，有最终的法官判决等等。学生个个情绪高涨、参与积极，不仅提高了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锻炼了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也对法庭审判有了更为形象而直观的印象，法制意识自然大为增强；在学习《那树》时，可以带领学生开展“我为‘老树’写诉状”的活动；在学习《羚羊木雕》时，可以组织学生召开辩论会“谁动了我的羚羊木雕”；震惊全国的“阜阳假奶粉”事件发生后，可以要求学生举行“我为‘大头娃娃’做律师”的综合实践课……这一系列的活动的开展，使得学生能够尽情地在法律的殿堂里呼吸文明的空气，在语文的世界里酣畅淋漓的遨游。所以说，在语文教学的各种活动中进行法制教育最为重要。 二、语文老师要在阅读中进行法制教育 学生读书阅读，我们能够利用好这个途径进行法制教育，就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语文教学中，要求学生必读的课外名著有很多篇目，而《西游记》、《水浒传》等又是学生非常愿意的古典名著。以《西游记》为例，谈自己是如何利用课外阅读这一平台适时向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水浒》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小说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的。 三、语文老师要在学生的写作中进行法制教育 习作是学习语文的最高层次，它既是个体对生活现象的深切感受，也是个体对生活实践的独特体验。在习作教学中引入法制事件，诱发学生思考、分析、比较、反思、议论、总结，不仅可以深化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学生的习作水平，而且还可以规范学生的法制行为。 （1）利用法律条文的语言特点，引领学生品味事理说明文的写作方法，体会准确使用词语的重要性。说明文是文体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说明文的教学、尤其是事理性说明文的教学则因其枯燥、乏味而让大多数语文教师头痛不已。其实，法律条文便可以成为我们教学事理说明文的最佳助手。 （2）利用法律文书，指导学生学习记叙的表达方式在议论文、应用文中的合理运用。 （3）搜集《今日说法》标题，体会作文拟题技巧。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深受大家喜爱，它的成功除了选题贴近百姓生活、讲述真实生动、弘扬道德风尚、普及法律常识外，还得益于每一期都有一个好标题。这是向我们传授作文拟题技巧的好办法。 综上所述，在对学生法制教育中，不仅要向他们传授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法律观念，所以在语文教学这个主阵地上进行法制教育内容就显得尤为必要。所以，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应当积极想办法，充分、合理、科学地挖掘语文课程中的法制教育资源，同时，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也应当在日常琐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开动脑筋，积极想办法，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学生的法制素质，为学生的健康快速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谈谈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的整合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把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方法、人力资源和课程内容有机结合，共同完成课程教学任务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小学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立足于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我们教师要遵循语文学习的规律，正确把握小学语文教学的特点，根据课文的教学需要，找准融合的整合点，选择相应的信息资料和教学策略，使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学科的整合达到无缝隙的的融合。那么，如何实现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呢？ 1.恰当运用信息技术，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在教学中应积极运用信息技术来营造轻松的学习环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可以解决学习中单调枯燥的问题，学生既感到有趣，同时又加深了对新知的理解。教师要深入钻研教学文本，从教学文本所提供的语言信息中精选出为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所规定的那些最具有语文价值的部分，精心地研究，把它作为整合课的整合点。在语文教学的过程，教师要通过语言文字训练向学生传授知识，引导学生认识事物，并逐渐提高语文能力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感知、理解、巩固、运用四个环节的有机统一。为了保持并端正这种兴趣，我们更应精心设计教学任务，不断深化教学内容和方法。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目的。使用的教学课件应具有互动性和开放性，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学双方的随机交流，信息技术的交互性，使得学习的互动性增强，实现了语文教学的真正开放，这也是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整合课的生命力所在。聆听音乐，营造优美的学习环境。学生通过听音乐放松了神情，活跃了思维，创新意识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发挥；展示图片，营造民主的学习环境。不同的图片会给不同的学生带来不同的视觉效果，引起学生不同的情绪变化。我们可以在课堂中充分发挥教学图景片的视觉效果，通过展示与课文相联系的不同投影片，放手让学生自由观察；播放动画，营造自由的学习环境，利用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所配备的动画素材，引导学生观察，各抒己见，必将会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在自由的学习环境中得以最大程度体现。 2.恰当运用信息技术，结合学科特点，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2.1突破难点，拓宽视角。课文中的难点单凭教师讲解有时是难以理解的，通过先进的电教媒体形象的演示，能清楚的把一些难以演示的实验，不易理解的科学规律等变得具体化，化难为易，打破时间空间的局限，使空间想象力、综合分析能力得到开发和发展。信息技术在小学语文的整体感悟训练中，彰显出其独特的导思引悟优势：一是可以提供形象直观的多面式学习内容，奠定整体感悟基础；二是能提供多感官综合刺激，导思引悟，激发情感，有利于学生参与感知语言的实践。如教学《爬山虎的脚》一课时，爬山虎如何向上爬对于学生来说缺乏了解，因此可以制成爬山虎向上爬的课件，以动画为主进行展示，让学生仿佛真真的看到爬山虎长叶、茎上伸出细丝，细丝触着墙头上变小圆片，巴住墙如何一脚一脚向上爬的全过程，清晰的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看的清楚听的明白，溶入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教师此时只要稍加点拨，即可为学生突破难点。教师精心制作以学为主的课件，或构建相关"资料库"，让学生通过相关资料的阅读，在线讨论的实践，在线测试的检验等相关链接，增大知识储备容量，拓宽了视角。 2.2借助图像，放飞想象。运用信息技术，在设计课件时对所学内容进行情节处理，采用有所跳跃，有所省略的方式，特意给学生留出想象的空间。利用信息技术将课件中的动画定格，请学生们延伸想象，续说故事，可有不同的结局，这无疑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想象力。 3.恰当运用信息技术，改变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课堂教学要能够做到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采取借助现代教育技术改变课堂教学手段，使课堂教学充满情趣、充满乐趣、充满活力的方法，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好的教学手段包括： 3.1实物演示。写入小学语文课本内容中的许多物体，孩子们都没有亲眼见过。孩子们一概不知，如琥珀。这很不利于孩子们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此教师可以在上课前准备几块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琥珀，上课时利用实物投影仪分别演示给学生看。由于是实物，他们看的兴趣就会很浓，看的时候就会很认真很细心；他们就会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提出许多自己认为还不明白的问题，然后通过询问查找讨论，搞懂了，弄清了，自己的创新能力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加强。 3.2摹拟试验。例如《画杨桃》，同是一个杨桃，它能被画成不同的形状。其原因是每个学生所坐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杨桃的形状就不一样。教师可以把一个杨桃通过实物投影仪展现在屏幕上，让学生试着自己也去画一画，然后再变换位置看。这样一画一换，虽然学生仅仅是动动手动动腿，但他们在动的过程中已经是锻炼了自己的一种创新能力。 3.3虚拟假设。在小学语文课本中，许多文章的主人公结局都是极具有悬念性的。如《凡卡》《穷人》《卖火柴的小女孩》等，他们后面的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可以把这些文章的图片通过剪辑整理合并在一个地方，让学生自己选择其中的一个人物，把它后面的故事虚构成一段文字讲给同学们听。此举一方面是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一次综合考验。 4.结束语 信息技术是教学手段，是学习工具。信息技术的多样性与丰富的语文实践活动在整合中协调统一，使学生听说读写加强了，扎扎实实的语言文字训练进行了，这也是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整合课的活力之所在。当前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目标，是建立在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教与学的改革基础之上。 "信息技术和课程整合"是我国面向21世纪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观点，它要求教师能从自己的学科教学过程中研究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帮助自己的教学，把信息技术融入到课程教学中，也就是指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能把信息资源、人力资源和课程内容有机结合，共同完成课程教学任务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使小学语文教学朝着特色、个性的教学方向发展。因此现代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整合这一双赢的新型教学模式定会让我们的语文课堂与整个社会更精彩。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与语文学科教学的对比分析 同样是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与传统语文学科教学存在很多方面的差异。语文学科教学丰富的教学理论内涵和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借鉴和指导。本文从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了对外汉语教学与语文学科教学的异同，指出二者可以相互借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汉语热”不断升温，世界各个国家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现如今，不但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到我国来学习汉语，而且在国外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热爱汉语，他们渴望学习汉语，接触中国文化。持续升温的“汉语热”直接导致了对外汉语师资的扩大。迄今为止，我国多所大学开设了对外汉语专业，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才，汉办每年从高校中选聘优秀的专业人才到国外的孔子学院任教。 一、教学对象的对比分析 对外汉语教学指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教学，其教学对象大都没有汉语基础甚至是零基础，这些人不熟悉汉语与汉字，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而语文学科所面对的是长期生活在中国并一直都使用汉语的学生，他们对语文学科有一定的了解，会写会用汉字，了解中国文化，能够很好地运用汉语使用规则。所以，对外汉语所教的学生在知识迁移方面会比传统语文教学的学生困难的多。因为在语文学科的课堂上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都是同一年龄层，有着相同的文化环境。但对外汉语课堂上的学生文化背景存在差异，教师需要了解各国文化，因地制宜地进行教学。 二、教学目标的对比分析 第一，对外汉语教学与传统的语文学科教学的教学目标都对词语的掌握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在选择生词和对词语的掌握程度方面却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高中课本中《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的生词“阜盛、敕造、紫檀、雕梁画栋”等，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生僻，在生活中不常用的词语，教师在课堂上不会细说这些生词，认识生词往往是学生课前预习的工作。对外汉语高级教材《我们天天在说谎》中的生词列出了“大手大脚、将心比心、炫耀、无所不能”等词语，而这些词语是不会在初高中语文教材中出现的，但在面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学习者时，教师需要落实到每个字的读音，例如“手”是第三声，学生可能会发不好这个音，教师就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示范并且一遍遍地纠正读音，直到他们读准。除了要学生读准读音外还需解释字词，“大手大脚”这个词学生会理解为人的手和脚都大，对外汉语老师就需要向他们解释“大手大脚”的引申义为花钱、用东西都不节省，比如说“这个人花钱大手大脚的”，这是在指责这个人浪费钱，不懂节约。在传统语文学科教学的小学阶段，语文教师会着重讲解生词，要求学生会写；初高中阶段，教师只会指出那些生僻字的读音和意义，很多是学生提前自学的。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生词的学习是贯穿整个教学阶段的，需要学生掌握课文中的重点词语并能够正确使用词语进行对话。对外汉语的学生对于词语的掌握程度在于能否正确运用，学科语文中对于词语的掌握不同于对外汉语的要求，它还需要学生了解词语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词语的色彩意义，比如虚伪是贬义词。 第二，两者的学生都会接触到语法学习，但是对外汉语教学更加重视语法规则的讲授，而语文学科教学接触到的语法知识是粗线条的。例如“就”这个语法点，语文教师会简单地说明它是一个时间副词，而对外汉语教师会在其词义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它的用法，包括“就”在句中的位置和经常跟它搭配的词，也会归纳出其在句中的结构“主语+时间状语+就+动词”，用“就”表示说话人认为动作或者事情发生的早的时候句子末尾要加“了”，这时结构就是“主语+时间状语+就+动词（+宾语/补语）+了”。可见，对外汉语教学更加重视语法知识。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从小接触汉语，他们知道如何使用汉语，但第二语言习得的学生不了解汉语的规则，而汉语中很多词语有不同的用法，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时需要注重这方面的讲授，让学生了解汉语使用的规则。 第三，两者都要求学习者了解文章的主旨，体会文章所表达出的感情，要求学生能够结合上下文推测理解词义，正确理解文中的字词含义这样有利于学生对文章内容和主旨的理解。中级课程《小议食文化》中的教学目标有一点是锻炼学生的猜词能力，“阿里来中国留学三年了，他说的汉语很地道，大家可以向他学习学习。”这句话中的“地道”一词便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需要学生根据词所在位置的前后句来推断词在文中的意思。再如《雷雨》中周朴园用了“贤慧”、“规矩”来形容梅小姐，这对于有着牢固的语文基础的学生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对于从零开始学习汉语的人来说却不容易，更因为文化的差异，他们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词语，教师在讲解时便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 最后，语文学科教学是将学生的终身发展纳入教学目的，而对外汉语教学则更多的是将汉语作为语言交际的一种工具，这是两者教学目标差异的根本所在。语文学科教学除了要教语言知识，提高学生们的语用能力，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和道德情操，提高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标。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应用汉语。 三、教学方法的对比分析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教师上完一节课之后发现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这并不是因为教师教学水平不高，而往往是因为没有选对教学方法。如果教师想要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很好的互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很好的完成教学任务，那么教师就应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前需要根据学情、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选择不同的方法，常言道：“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所以，教师一定要重视教学方法的选用。 教学方法是为完善教学任务而采用的方法，它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技能、获得身心发展而共同活动的方法。对外汉语教学与语文学科教学二者的差异首先反映在教学目的和任务上，任何教学方法都服务于一定的教学目的和任务，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语言交际，语文教学是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身心健康的发展。因为不同的教学内容，对外汉语教学注重发音语法教学，语文教学注重阅读和写作。所以，根据教学任务与教学内容的不同，二者会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的选用上二者存在着区别，但又有些方法却都适用于它们两者，只是在运用时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像情境教学方法不仅适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也可以应用到语文教学中。例如刘白羽的《长江三峡》，学生没有到过三峡，他们很难想象有关三峡的画面，教师可以播放一段纪录片作为课堂导入，不仅可以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讲解到不同时间段的三峡时，教师还可以用幻灯片展示相关图片，让学生将文字与画面相结合，在脑海中出现秀美的三峡与险要的三峡，这有助于学生理解文本。同样，练习法也适合对外汉语教学，俗话说的好，“光说不练假把式”，对外汉语教学也同样需要学生多做练习来巩固所学知识。在《小议食文化》教学中，教师有目的地训练学生依据上下文推测词语含义的能力，在课程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做些选择题，如“地道的菜要做几天几夜（ ） A、道理B、真正的C、地下通道D、好吃”，或者是给学生一个句子“这幅画很出名，被很多人津津乐道”让学生分组讨论“津津乐道”的含义。适当的练习可以帮助学生复习所学知识，及时地进行查漏补缺。 当然，有些教学方法更适合一种教学内容。比如语法翻译法，因为语法翻译法的特点，它并不适合语文教学，但是它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更能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时要将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知识和技能，这就需要教师运用听说法、归纳法、对比法等方法，让学生快速正确地掌握语言知识并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普通话进行日常的交际。 对外汉语教学形式是小班教学或者一对一的教学，而我国的语文学科教学形式是班级授课制，加之教学对象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不同。语文课堂以讲授法为主，教师是课堂的领导者，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上学生是主体，教师是引导者。随着中国教育理念的变革以及吸收国外的优秀教育经验，中国的课堂正在朝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方向迈进，讨论法正体现了这一点。 语文学科教学历时长，实践多，经验足，无论是理论的积淀还是实践的总结都能给仍处于探索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借鉴和指导。同时，由于对外汉语教学接触到不同教学理念，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与传统语文学科不同的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在向语文学科教师取经的同时，传统语文学科教学也可以对照对外汉语教学，反思自身教学中的不足，促进自身教学水平的提高。 （夏琰 扬州大学文学院 225000）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寓德育于语文学科教学中 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也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这两句话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概括了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特点。同时也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诠释了教师工作的特点。教育学生的目的不仅是要都会学生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交往。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正所谓“育人先育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国的教育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劳“五育”全面发展，德育作为“五育”之首，如果一个学生连起码的道德都没有，还谈什么全面发展呢？学校是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场所，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的，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对培养目标也有明确规定“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成为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同样也是把“德”放在首位。可见德育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同时在各学科的教学中也应该渗透德育教育，特别是语文学科更是这样。因为语文学科的既有“工具性”也有“人文性”的学科特点所决定。同时语文学科又是一门思想性很强的学科。 要完成基础教育任务，加强素质教育，只靠每周一节思想品德课，一节班队会或开展几次活动来完成是不够的。那么主要阵地是什么呢？是各科教学！这才是德育最主要的途径。寓德育于各科教学之中，是德育与传授知识相结合的有效方法，也是改进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多年来，我一直把德育教育渗透到语文学科的教学工作中并有了一些体会。 运用情感因素，渗透思想教育。因为语文学科是一门思想性很强，情感因素丰富的学科。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渗透了人间真情，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是非曲直”等都能从文本中体会到。从而让学生的心灵得以净化、陶冶。在教学中要有目的会挖掘教材的思想性，把教材的中心思想贯穿于教学的始终，做到既教书又育人。如我在讲《纸船和风筝》这篇课文中，我就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语言创设情境，使学生受到深刻的感染，引起思想上的共鸣。学生不仅懂得了宽容、谅解，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他们对友谊的理解和认识。在班上同学们积极互动，说说别人的优点，找找自己的缺点，谈谈如何去宽容、谅解别人。如何去珍惜朋友之间的友谊。这样让学生学会尊重，学会交往。我相信这会让学生受用终身。 “感人心者莫乎情”。在语文课文的教学中，能使文章的情感、教师的情感、学生的情感融为一体，我想这样的教学才能算是实现了德育教育在语文课教学中的“有机渗透”。才不愧“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称号。 总之，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情感传到作用，落实三维目标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发学生情感上的共鸣。使学生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受到“情”的陶冶、“理”的启迪，这样就能收到“迁情入化”“润物无声”的德育教育效果。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的整合现状与分析 摘 要：语文是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学科，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效果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本文调研了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整合的现状，分析了学科整合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并对存在的问题和可行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规划。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学科整合；语文学科 一、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整合的探索 1.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上，语文学科得到较多关注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已成为一种趋势，给学科教学创新和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1]语文是基础教育阶段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将现代信息技术与该学科的课程教学进行整合，已成为提升语文教学效果的一条重要途径。《新课程标准》在课程基本理念中提出“语文课程应当密切关注当代社会信息化的进程，推动语文课程的变革和发展”。[2] 目前，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的研究与应用深度上，各学科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通过统计分析教育信息化领域三大核心刊物（《中国电化教育》、《电化教育研究》、《中小学电教》）近三年发表的论文，共得到181篇涉及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的论文。其中，各个学科所占的数量与比例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众多学科中，语文以18.3%的比例位列第二，仅次于数学学科。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得到了较多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语文学科作为一门重点学科，教师和主管部门对信息技术与该学科教学整合较为重视，并且该学科的实践过程和应用效果更具示范性，因而相关研究和应用的成果较为丰富。 语文教学不是单纯的识字造句、阅读理解或作文，而是要通过构建不同的情境、使用不同的语言来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技能，锻炼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文教学过程大体可分为感知、理解、巩固、运用几个阶段。[3]在信息技术学习环境中，学习资源图文并茂，具有信息量大、动态感强等传统教学技术无法具有的优点，有利于再现其它直观手段难以展示的语文教材中的有关形象，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事物，进而优化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4]正因为如此，在语文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已成为越来越多教师的自觉选择。 2.存在的问题 与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上程度更高的数学学科相比，语文学科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上距离学科教学的现实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信息技术产品 在数学学科中，几何画板是被绝大多数教师所熟知的教学支持软件。在大多数师范类高校的数学教育相关专业中，几何画板已被设置为一门专业必选课或选修课；基础教育阶段的在职教师信息技术技能培训，也把几何画板列为首选软件。在语文学科方面，相关的教学辅助软件、资源库、教学平台等信息技术工具不少，但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和较广范围的使用。 （2）理论研究较多，实践应用少 在现有大量关于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整合的研究论文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多，实践应用方面的文章较少。有些论文动则模式研究，概念名称混乱，充斥着大量套用教育理论的“教学模式、原则和方法”，却很少有结合具体课程教学的应用过程和效果分析。一线教师若真按照这些模式进行整合时，却发现无从下手。 （3）实践应用的深度较浅，范围较小 在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跟风现象，从最早的e-Learning、Webquest、Blend Learning、Mobile Learning 到Moodle，各种各样的整合都有，看似热点频出，但事实上这些整合应用的范围较小（大都是某几个教师在一个班级或一个年级中进行的），时间短（一两节课），因而应用的深度有限，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大。 3.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经典成功案例――小学语文“四结合”[5] 多年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做了很多工作，但教育效果上并没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底子较薄，前期工作主要以硬件环境建设和教学资源的数字化为主，忽视了信息技术与具体学科教学相融合的研究与应用，包括研发面向具体学科教学需求的信息技术、探索信息技术与具体学科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和方法等。 《小学语文“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研究》（以下简称为“四结合”）是信息技术与具体学科教学进行整合实践的一个经典成功案例，它是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于1994年批准立项的重点科研项目。项目由何克抗（北京师范大学）、李克东、谢幼如（华南师范大学）、王本中（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作为总课题组负责人，根据需要还吸收了一批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学科教师和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参加研究。试点校涉及几百所小学，遍布全国20多个省。 “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探索计算机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以及探索信息技术环境下小学语文教学的模式和方法。该试验第一阶段的目标是“识字、查字、编码、打字”四结合，其具体目标是：①研究一套能实现“四结合”的新型小学语文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探讨实现“四结合”的教学理论问题。②编写一套实现“四结合”教学的新型小学语文文字教材。③研制与“四结合”教学配套的计算机辅助语文教学多媒体软件。 由于第一阶段试验的反映效果很好，试验进一步扩大。从小学扩展到中学，加上计算机硬件的普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四结合”不仅仅停留在认字打字的阶段，还发展到为第二阶段四结合――“识字教学、阅读理解、作文训练、电脑运用”四结合。 “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眼、手、耳、脑并用，通过计算机手段实现了因人而异的个别化教学，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有助于他们个性的发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将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的规律和需求充分结合，为运用先进教育思想和认知学习理论探索基础教育改革找到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途径。 4.语文教学中主要的信息技术手段 语文是语言和文字的综合，涉及听、说、读、写等多个方面，知识点零散而广泛，一个单纯的软件难以满足学科教学的所有需求。 通过调研市场上的与语文教学相关的信息技术手段和方式，可以发现，信息量大的资源库（包括资源网站和平台）和满足语文教学某一个方面需求的软件是面向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相结合的两个最主要形式。以下分别对语文资源库和相关软件进行介绍。 二、语文资源库 1.资源网站分类 在卓越、当当网，可搜索近百种与语文教学相关的软件类产品。其中面向小学语文教学的居多，中学的少；资源类产品多，平台工具少。按网站形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类：[6] （1）门户型网站 门户型语文网站是指以语文教学为主题的大型、综合性网站。这些网站资源丰富，全方位地辅助语文教育教学工作，从教师到学生，从课内到课外，从交流到分享，从素养到应试，可谓一应俱全。门户型语文教育网站不仅是提升语文教师综合素养的一个平台，而且是加强各地语文教师之间交流的一个枢纽，同样也是辅助学生课外学习语文的一个舞台，有中华语文网、三槐居语文网、语文超市等。 （2）资源型网站 资源型语文教育网站以提供优质语文教学资源为主。这类网站搜集、整理、筛选各类资源，然后分门别类地存放于网站之中，以供广大语文教师检索下载。这类网站就像一个语文教学的数据库，提供语文教师教学过程中所需的一切资料。这类网站为语文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提供最直接的帮助，因而也是目前各类语文教育网站中最受欢迎的一类，有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语文资源网等。 （3）论坛型网站 这类网站重在交流、信息。由于教师大都希望直接得到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不是讨论学习。这类网站受欢迎程度较低。 （4）博客型网站 博客的最大好处是能让普通教师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助于同行之间沟通交流。但目前大多数普通教师写的博文，访问者寥寥无几。一些名师的博文受到追捧。 （5）主题型网站 办大型综合性网站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所以一些小网站专攻某一方面，突出主题特色。譬如有专门搜集诗文朗诵资源的网站，有专门辅导学生写作文的网站。 2.资源分类 上述这些网站资源大致可分为识字写字教学资源、阅读教学资源、写作教学资源、口语交际教学资源、综合性学习资源以及语文课程评价资源等类型。 （1）识字写字教学资源。学习语文，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识字写字阶段，它是义务教育阶段最重要的教学任务。这方面的资源比较齐全，譬如对于常用汉字，都用动画形式给出读音、笔顺、笔画、偏旁部首、组词五个部分。 （2）阅读教学资源。语文的学习离不开文学作品的阅读。网络可提供大量免费的电子书，并且与传统的纸质媒介相比，题材更加广泛，呈现内容更加丰富。 （3）写作教学资源。网站为写作提供素材、个性化的指导及交流平台，以往很难发表的学生作文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公开发表，让学生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4）口语交际教学资源。口头为语，言之为文。可见，口语交际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网站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口语交际素材资源、范例资源以及教学方式资源。譬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热点新闻进行讨论，或者是下载朗诵资源进行模仿。 （5）教学评价资源。语文教学评价，是语文课程实施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传统的语文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和选拔的功能，而新的语文课评价转向对学生学习能力、发展潜能和多元化的评价。 三、语文教学相关软件 1.汉字宫 《汉字宫》把3500个常用汉字，依据汉字的“相似原理”，用古人造字的神话故事，运用现代数字影视技术，采用故事电视片的形式展现出来，观赏中愉悦身心，玩耍中学习汉字，是具有创造性的汉字识字方法。《汉字宫》具有如下六大特点： ①符合儿童形象思维特征和认知事物特点，激发儿童潜能，开发儿童智商。②倡导兴趣教学，使儿童在看动画的愉悦气氛中学习语言知识，既在学中玩，又在玩中学。③全新的幼教视听教材形式，充分调动儿童的多重感官，使儿童牢记语言知识点，提高语文综合素质。④语文内容极其丰富，全面与小学教育接轨。涉及天文、地理、植物、动物、人体、器物、自然环境等领域3000多个知识点。⑤培养儿童自主学习能力，使孩子在较少教师和家长的参与下，也能独立学习，为将来奠定良好的基础。⑥综合了多名幼教专家、儿童心理专家及优秀幼儿教师的经验与智慧开发制作，并得到实践的验证，科学性和操作性极强。 《汉字宫》荣获2004年好莱坞国际电影电视新星奖最佳创意奖。 2.翰林汇智能题库：高中语文（软件） 翰林汇智能题库产品包含高中语文、高中数学、高中英语、高中物理、高中化学、高中地理、高中生物、高中历史等8门学科。学科试题总量超过6万道，集全国特高级教师的经典试题和优秀一线教师的大量新题。其功能主要包括：①试题管理，可增加、修改、删除或输出试题；②智能组卷，可快速生成不同类型的整套试卷；③手动组卷，按需手动组卷，使试卷完全个性化；④试卷分析、添加、修改、收藏和输出；⑤开放性设计，开放的出入口，如自建题库、增加、修改、删减试题；⑥试题可随意导入导出；⑦查询性能，查询简单、准确、快捷；⑧应用领域，考试组卷、试卷分析、题库设计、题库管理。 3.交互式电子白板精品课例：小学语文（软件）[8] 《交互式电子白板精品课堂》系列光盘是由中国教育类核心期刊《中国电化教育》杂志、全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联袂打造而成。 该课例集汇聚了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交互式电子白板教学观摩大赛的全部精华，集成了众多一线名师使用交互式电子白板的体会与感悟。这些精品课例可以在实践中指导教师在交互式电子白板环境下开展教学设计和课程教学，以促进教师的专业提升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4.初中语文多媒体备课系统七年级 《初中语文多媒体备课系统七年级》由文字资料（电子书）、图片素材、视频素材、音频素材、课文朗读、素材下载、网络升级等7大类内容立体化构成。目前新课标、新课程给初中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顺应这些新情况，该软件产品以“大语文”的意识组织框架，进行系统性、多角度、多维度的编纂。 5.备课好帮手：（语文八年级上册）（软件） 开放式多媒体教学课件《备课好帮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和北京东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全国数十位课程标准专家组成员、著名特级教师以及一线优秀教师倾力研发而成，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课程资源促进有效教学的研究与实验”研究项目。它包含备课资源和示范课两部分。 6.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语文（七-九年级）6CD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学软件由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和河北远东博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特邀北京、天津及河北省的数十位一线优秀骨干教师、教育教研专家及教授（其中数位是参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制定的核心成员）研发而成。它以计算机技术与多媒体教学为技术环境，以PPT电子课件为基本平台，以文字、图片、动画、音频与视频为基本元素，把各相关的课程标准、知识要点、重点难点、知识阐发、归纳总结及练习巩固等整合成一个多媒体教学辅助平台。 7.小学语文词语智能记忆训练 包含了成语的拼音、解释，同、反义词，例句等，还有近2000个词语的近、反义词，多达2000条的成语例句，2000个成语的真人发音。 该软件在词语的学习、辨识、记忆方面提供了多种便捷手段。软件包含多用户（身份）记录、词语跟读、成语互义，成语与词语的同义词、反义词、单词卡管理等16种功能，帮助学生轻轻松松记忆成语、词语。具体包括拼音，解释，读音，根据成语选择正确的解释，根据解释选择正确的成语，根据成语、词语选择相应的近、反义词，根据给出的近、反义词选择成语、词语等。 此外，该软件还有58首经典唐诗和45首经典宋词，以及每首诗词的内容、作者、注释、说明、译文，再加上50道诗词的相关练习题。 8.小学作文金钥匙 该软件汇集了100多个作文题目与命题分析，收集了全国各地、各个时期的优秀作文，可以帮助学生丰富词汇量，并对学生写作起到启发和开拓思路的作用。该软件主要包括四个模块：①词语小天地，按照写景、写人、写物、其它分门别类地汇集了极为丰富的词汇，使小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能够做到词语丰富、语言生动；②作文赏析园，以写景状物、记人、记事、议论、说明、应用为标准，对每类文章，按照写作的知识点，给出了完整、实在的写作方法的指导；③作文精品屋，准备了20篇优秀获奖的作文作为模块，供学生欣赏和模仿；④作文小题库，汇集了100多个作文题目，对其进行了较为贴近小学生作文实际水平的浅显易懂的分析，对提高小学生作文的文字表达能力有相当的参考借鉴价值。 9.汉语拼音互动学习 该系列学习工具和资源由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多名一线优秀教师共同开发，从认、听、读、写、练等多个方面帮助小朋友学习汉语拼音知识。 汉语拼音互动学习工具主要功能包括：①认识汉语拼音的字形、笔顺；②准确发音，认识和掌握标调号的规则；③掌握复韵母和鼻韵母字形；④认识、读准整体认读音节；⑤学会汉语拼音的两拼法和三拼法；⑥正确区分易混淆的声母、复韵母和鼻韵母。 四、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方向 现代信息技术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完成语文教学的各种需要，但是，只有深入到具体学科中去，才能发掘出真正的需求，才能认识到学科教学的规律和学生的认知特点，进而找到整合的模式、方法和技术手段。[9] 应该说，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值得研究的地方很多，关键是找准点。何克抗先生主持的小学语文“四结合”之所以产生很大影响力，就是找准了切入点。在90年代中期，能够将小学生认识汉字和计算机输入汉字结合起来，就算是非常前沿的工作。这项工作，对于提高学生的识字能力、理解汉字读音和框架结构具有显著帮助，并推动了我国国民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的提升。 在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整合中，语文教师自身信息素养的提升是整合效果好坏的关键因素之一。语文教师要有灵活运用信息工具的能力，要培养自己敏感、主动的信息意识，提高自身处理信息的能力，并能充分利用信息工具进行学习和研究，要能将现代化教育技术应用于语文教学过程中，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为学生创设一种信息的环境，授之以渔，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10] 需要指出的是，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单单是教师一方面的事情，而是一个系统的配套工程。正如何克抗等总结的那样，任何教改实验要想取得成功，至少需要具备如下四方面的条件：[5]①正确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②明确的目标；③有效的组织管理，包括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的重视；④教师的积极参与。 五、建议 基于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整合已有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以及语文教学的现实需要，我们给出了可供下一步实践和应用的两个具体方向： 1.语文网络实验室[11] 为适应不同教师的需求，可建设一个资源和服务集成平台――语文网络实验室，以满足不同教学阶段教师的需求。该网站可分为资源区、学习区、交流区、教师区。 （1）资源区分为站内资源和网络资源。站内资源有在线图书馆、基础知识、高考特区、文学史、学习方法、课件等。 （2）学习区分为课文、阅读、写作、口才、研究几个版块，具体的教学内容在相应的版块以不同的课件形式呈现。 （3）交流区有论坛和聊天室供学生进行异步或同步交流。 （4）教师区介绍在线教师情况，提供电子邮箱，解答学生疑难问题。 这样，利用信息技术可以创设一个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并与广泛的社区相联系的学习环境，这种学习环境的建立，为培养学生探究、合作、自主学习的能力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并且，在学好语文的同时，学生的信息素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2.值得关注的特殊教育――信息技术辅助耳聋学生学语文[12][13] 如何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来辅助耳聋学生来学习语文，是一个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相整合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方向，已有研究人员开始关注这个方向。 耳聋学生不像正常学生那样，学前已有口语基础，入学识字后依语学文。他们无论是学语还是学文都从入学后开始，依文学语，以语学文，是他们学习语与文之间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特点。对于聋生而言，字音、字形、字义都要通过间接经验获得，即要通过学才能获得，而这种学又几乎全部依仗眼睛来完成，所以聋校的语文教学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抽象类字词的传授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信息技术能为语文课程创设教学情境，激发耳聋学生学习语言的欲望，拓展耳聋学生的想象空间，促进耳聋学生的智商与情商并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等。在这方面，信息技术对耳聋学生学习语文带来的优势甚至比正常学生更明显。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浅析如何提高农村学校语文学科教学之成绩 我从毕业至今一直担任小学语文学科教学。在已进入信息时代的当今社会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瞬息万变，未来的学校教育只能传授给学生最基本的理论、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和信息。因此，就小学语文教学工作来看，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书写、复习等三个习惯，既是当前摆在小学语文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在教学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根本要求和努力方向，也是提高小学语文教学成效的重要途径。 一、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要正确处理好四种关系是提高教学成绩的重要途径之一 备课是战略问题，授课是战术问题，在精心备课的基础上，要达到最佳教学效果，课堂上应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处理好重点、难点与一般知识的关系。课堂上要突出重点，在时间安排上，分清主次，把重点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特别是对教学重点和难点一致的知识内容，要下工夫，在课堂上花比较大的精力解决。 ――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教学中要以知识为载体，以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为目的。课堂上让学生积极参与，发挥学生的“主体”、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自觉配合、努力实践，才能实现知识与能力的协调发展。这里我们需要强调活动性教学、开放性教学，千方百计地让学生把所学的知识与生活与社会联系起来，开展丰富多彩的拓展型延伸性的学科活动，只有在活动中学生的能力才能真正得到培养和提高。 ――处理好教法与学法的关系。强调衡量教学是否有效关键看学生，而学生的进步和发展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独立学习，能自己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需要一定的方法。所以教师在教学生知识的同时更多的要教学法。 ――处理好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关系。教师在重视学生智力培养的同时，重视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要重视创设和谐的课堂气氛，让学生学得轻松舒适；重视师生的感情交流，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师对学生要倾注慈母般的爱，使他们振奋精神，愉快学习。教师风趣幽默的教学风格也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情景教学不失为影响学生兴趣、情感、注意从而提高他们学习效率的好方法。 二、小学语文都是要耐心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形成阅读能力、保证阅读质量、提高阅读效率、顺利达到阅读目的有着重要作用。小学语文教材丰富多彩，有文学性的、常识性的、说理性的、科普性的等等，学生读好这些文章在整个小学阶段至关重要。要培养每天阅读的习惯。从一年级开始，逐渐培养学生在校在家经常阅读的习惯，保证每天都有一段读书时间。如此，学生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循序渐进，慢慢进入正轨，最后形成儿童的自觉行为。要培养专心阅读的习惯。要给小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其能够集中精力、安心读书。同时，作息要有规律，该阅读时专心阅读，该休息时及时休息，该游戏时快乐游戏。 三、语文老师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 写字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功，规范、端正、整洁地书写汉字是有效进行书面交流的基本保证，也是学生学习语文和其他课程，形成终身学习能力的基础。有些小学生存在坐姿及执笔方法不正确，书写字体歪斜、不工整、字迹潦草，缺乏书写的自信心和自觉性等问题。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首先要增强书写的自信心。由于小学生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能力较差，往往老师一句不经意的表扬，一句勉励的话语都会影响他们一生。因此，要辩证地对待学生书写的问题和不足，正面地、积极地引导学生，在点评、打分的时候尽量放宽尺度，逐渐增强小学生书写的自信心，养成喜爱书写的习惯。其次，要培养书写的兴趣。学习兴趣是学习活动中最现实、最活跃的成分。事实表明，小学生对不感兴趣的事是做不好的。因此，要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就必须培养浓厚的书写兴趣。要上好习字课，强化学生书写训练；要经常开展一些有趣的活动，比如“看谁写得好”、“争当小小书法家”等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锻炼和提高。再次，教师的书写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书写心态和情绪，因此要给学生树好榜样，让学生向老师学习、向老师看齐。 四、农村小学语文都是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复习习惯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语文学习要战胜遗忘，就不能忽视强化学习即复习的重要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想获得牢固的知识，不仅要靠课堂上老师的讲解和课堂上的练习，更关键的是还要培养学生主动积极复习的习惯。因此，教师应该布置一些开放性的课外作业，如：让学生上网查阅资料，根据课文特点设计相应的填空，根据课文想象作画等等，让学生通过这些趣味性的、开放性的作业对旧知识有个整体的、及时的回顾，从而逐渐加深对旧知识的印象，另外，还要定期不定期地抽查学生对旧知识的掌握，以免学生遗忘，渐渐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复习习惯。重点是培养两个习惯：一个是课后复习的习惯。教师应该针对各学习环节的不同特点给学生适量布置听、说、读、写、背方面的作业，形式上要尽量做到游戏式、趣味化，努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从而使他们自己养成及时复习的习惯，不懂就问，在复习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让他们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另一个是阶段复习的习惯。从时间安排上，可以当天巩固新知识，每周进行小结，每月进行阶段性总结，期中期末进行全面系统的学期复习；从内容上看，每课知识及时回顾，每单元进行知识梳理，每章节进行知识归纳总结，必须把相关知识串联在一起，描绘知识结构，形成知识网络，达到对知识和方法的整体把握。 小学生良好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广大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学习习惯的培养，只有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才能给学生的未来搭建一个基础和平台，供孩子们在今后广袤的天地间翱翔。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对当前语文学科教学的再思考 自进入新课程教学改革以来，语文教学逐步回归理性，但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当前语文教学的改革出现了一些失误。例如，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不能统一，语文姓语问题，教师过分强调多媒体应用等。上述的这些问题无不影响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下面笔者就上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语文学科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 “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就意味着在语文课程中，工具性与人文性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他们既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又有内在的一致性[1]。那么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呢？“课标”肯定语文是一种工具，其中有关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质疑批判探究能力，读、写、口语交际能力应该属于语文工具性的范畴。但事实上，语文课程又是充满人文性的课程，人文性是指以人性、人道本位的价值取向。语文的人文性更多地表现为学习的意志、品质、责任感、人的情感态度和对母语的挚爱之情等。 然而笔者在听课实习的过程中，发现有一部分的老师在教学时轻工具性重人文性。正如有研究者所言：“自1997年‘语文大讨论’以来，大家逐渐认识到必须重视语文教学的人文性，但又出现了离开语文来讲人文的倾向，而且日趋严重。”一位教师，在教《春》时，先让学生交流课前收集写春的诗句，然后逐个展示关于春天的多媒体课件，各种各样春天美丽的图片，欣欣向荣、多姿多彩，全方位地展示了春天，学生大呼：“哇，春天真美啊！”最后让学生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表达对春天的赞美。学生有的用绘画汇报，有的用唱歌展示，有的用朗诵展示。整节课非常热闹，互动非常高。然而这样的课好像只是媒体展示课，活动课。这样的课堂刻意追求学习形式的变化，教学情境的变换，盲目追求多学科的整合，却脱离了学生的读、写、听、说实践，架空了文本和语言，其实凭空追求的所谓“人文性”，也不是语文课所需要的人文性。教师必须明白，语文课对人的关注和培养并不是空洞的，语文教学所追求的人文性是通过语言学习实现的。人文性是在掌握和提高语言文字能力的过程中完成的，当学生在认真阅读、品味那些文笔优美、富有思想情感的文章时，自然会受到感染熏陶，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教益。 语文课的基本属性不是“人文性”，而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所以，当教师大力弘扬人文性的时候，也应该让学生积累知识、形成语感、理解词语、训练思维。语文课程的工具性是在人文关照下的工具性，语文课程的人文性也是与工具性相统一的人文性。过去语文教学中出现的那种肢解文本、繁琐分析、刻板操练的教法，不仅扼杀了人文性，也扭曲了工具性。 所以，对于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着重看待和解决的，不是工具性与人文性两者之间的区别，而是两者的统一，两者的联结。语文学科教学应坚持“工具性”这一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还应该不断加强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性”熏陶。 二、新课改下语文姓语问题 语文就是语文，语文课就是应该要姓“语”。语文是基于语言的学问，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是语文的基本特征。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核心，是其它学科教学的基础[2]。所以在语文课堂上一定要十分重视对语言的积累、揣摩、感悟、品味和鉴赏。但教师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出现了过分强调学生个性发展、情感熏陶、内心体验，而忽视了语文必要的读写训练。教师用大量的时间去深究文本思想内容，而削弱了对语言形式的把握。教师不范读、不板书，这样不仅淡化了教师的指导作用，而且让很多非语文的活动占据课堂。古人说得好“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语文教学就应该要重朗诵、重语感、重表达、重写作，让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感受，在训练中自己掌握运用语言的技能技巧。 语文教学要重读，这对于语言的积累、揣摩、感悟、品味和鉴赏，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新课标提倡读中思，读中悟。读是手段，在读中落实语言文字的训练，体会文章人文的情感，读出语气语调，读出轻重缓急，让学生领悟语言的艺术魅力，从而提高语文素养、语文水平。常言说得好“读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读书破万卷，下笔信如神。”想要与文本深入对话，更需要在读中思考，在读中感受，读出作者，读出理解，读出情感。所以现在的语文课堂上，老师都十分重视读，读的分量很重，形式也很多，都实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自己读，相互读，扮演角色读。但是我们也遗憾地看到，课堂上书声琅琅，却缺少了教师的引导和点拨，显得有点机械与虚浮，表面上的抑扬顿挫，却缺少了对文本的真切体悟，显得空泛与肤浅。老师应该勇敢地担当教师的引领作用，以老师良好的语言面貌给学生提供模仿的榜样。教师应对文章的背景、难点作必要的介绍和疏通，对段落层次的划分、句式的特点进行点拨，让学生真正读出抑扬顿挫。但是又应切记讲的过细、过多，因为许多东西还是应该让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自己领悟。学生熟读、背诵多了，语言的积累也就越多，语言表达能力也就相应提高了。 三、语文教学与多媒体的运用 随着教育现代化的普及，多媒体计算机在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多，也正在影响并改变着语文的教学活动。现在多媒体教学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而受欢迎的教学方式，与传统教学相比它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它改变了传统教学中粉笔加黑板的单一、呆板的表现形式，能使抽象、生涩的知识直观化、形象化，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能让一些在普通条件下难以实现、观察的过程形象化地显示出来等等。但是，如果多媒体教学使用不当，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多媒体辅助教学这个现代化教学手段，教师应该更努力地去寻找它和传统教学手段的最佳结合点，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使它在教学中恰到好处地应用。 科学、恰当地使用多媒体计算机工具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兴趣、增强教学效果。多媒体技术融入了声音、图片、视频等功能，将一些传统教学手段难以表达的教学内容以图文并茂、声像结合的形式清晰直观地展现给学生，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可极大地改变传统语文课堂的教学模式，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效果。但是如果运用不科学、不恰当，为“用”而用，盲目乱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这会使教学流于形式，不利于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和良好语感的形成，会阻断学生个性化感受和体验之路。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于“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画面直观、形象，便于理解，但却剥夺了学生亲自感受、理解、品味、想象语言文字的机会，从而也抹杀了学生的创造力。良好语感的培养和个性化的感悟也成了纸上谈兵[3]。其实语文课堂教学的灵活性是很大的，师生们在分析、探讨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课堂教学的一切活动对话都应围绕文本，或者说以文本为基点来展开，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及时凭借画面的内容，引导学生对语言文字的回放和还原，回归文本，探究作者到底是运用哪些语言材料和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或描绘景物，注重内容的展示和评价及讨论的有机结合，帮助学生梳理、思考、合作等等，从而让学生凭借影视画面更直接地领悟语言大师是怎样用典范、优雅的语言来表述特定的人物和事物，以达到增强课堂教学真正互动性的效果。在课堂上，教师想做到一个真正的组织者、引导者，只有引导学生吃透文本，才能引导学生亲自感受、理解、品味、想象语言文字。按照文本的要求与特点辅助性地使用多媒体才是正确使用多媒体之道。 语文教学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教师在反思的同时，更应该积极思考，合理建构最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有效的教学理念。通过努力，语文教学定会革除弊端，朝着健康、高效的方向发展。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新时期请重视高中语文学科教学 摘要：新时期，高中阶段语文新课改在广大教师的倾情关注下.课堂教学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新课改所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也不可否认，目前的课堂教学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发展。完全忽视学生的感受，这样的教学能高效吗？我们一直反思，并且不断地努力，只为构建高效的高中语文教学课堂。 关键词：高中语文 教育教学 课堂 导入 主体 环境 分类 众所周知，高中阶段语文教学效率低下是目前课堂教学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有效改进和实施课堂教学策略，切实提高课前准备、教学结构、教学方法和教学反思等环节的有效性，科学创设和谐情境，优化教学节奏，以生为本。激活思维，回归理性和语文教学之本，是我们语文教师的当务之急。作为一名高中阶段语文教育工作者，经过多年的教学，以及参阅大量的文献，对于新时期高中阶段语文优质课堂的构建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此表述，供同仁参考指正。 1 优质的导入是优质课堂构建的关键 不容否认，语文课堂，特别是高中阶段的语文课堂都是相当枯燥的，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优质的导入显得格外重要。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当课堂开始之前，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那么学生就会更加专心的听讲，更加用功的听讲，这是高效课堂构建的关键。因此，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的导语，也是摆在语文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高中语文课堂的导入也应该精心构思，巧妙设计，具有形象美、情感美、和谐美、悬念美，使教学过程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生机盎然，充盈着美的气息，让学生感受一种神圣、魅力和诗意。好的导语，是一块磁铁，能牢牢抓住学生的心魄。考察一些著名教师的教案，会发现他们对导语的设计无不精心备至。从一定程度上说，一堂课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导语设计。笔者认为优质的导语首先应该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入选高中语文教材的课文，有不少时隔久远，且内容深奥，这就要求教师在设计导语时首先要考虑如何激发学生对这些课文的学习兴趣，能唤起学生的注意力，拓展学生的思维跨度。其次，要突出重点。导语设计贵短，切用过于冗长的导语。最后就是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高中语文课程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容，对人们的精神领域产生着深广的影响，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学生随时受到语文材料的熏陶感染，并产生独特的体验。人文性和情感性决定了我们语文教师在课堂上要努力营造出动人的教学情境与氛围。而选进教材的课文，绝大部分是文质兼美，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教师在设计导语时，除了考虑知识的传授外，还必须把握文中的“情”。因此，优质的导入需要教师的不懈努力，不断地奋斗，才能构建优质的课堂。 2 重视学生主体地位，以及教学方法的合理指导 过往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教育的需要。作为新时期的高中语文教师，要积极地为学生创设学习情境，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使得学生主动的进行学习。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提高高中语文课堂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高中语文实施成功教法的集中体现。不同课堂情境，有着不同韵味。使学生产生不同的学习心理，带来的是不同的课堂效果。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在和谐愉悦的氛围中思维处于最佳的状态。学生在和谐愉悦课堂氛围中。才能进入最理想的学习状态。教师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教学策略，创建和谐的课堂氛围。语文教师更加要注重运用亲切的笑容、适度的幽默、鼓励性语言、师生平等互动等方法营造良好氛围.创设学生学习的良好情境。教师千万不可把平时生活中的不良情绪带入课堂。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师生平等基础上与学生进行有效对话。高中语文教师要成为学生引路人。要十分注重让学生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营造“民主、平等、理解、赏识”的新型师生关系，新课标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才能在和谐愉悦课堂氛围实现高效率。因此，新时期，作为教师的我们要正视学习环境的重要性，不断地提高自身能力，为学生营造和谐欢快的学习氛围，从而有理由高效课堂的构建。 3 因人因时而异，进行科学的教学 不容否认，高中时期，是学生的性格特征形成与完善的重要阶段，高中语文教师要充分掌握好各个阶段学生不同发展状况。比如高一、高二、高三。首先要抓紧在高中一年级做好学生性格特征成熟前的培养和教育。继续初中时的习惯。定期背诵诗歌，定期运动等。高中二年级教材选取了许多古典诗歌。教师可以由课内诗歌进行拓展。比如同一题材的，要集中背诵，且要结合名家点评进行分析，理解、感悟其境界。另外，可指导学生自行查找有关作家的资料，由各学习小组成员整理，选取时间进行分享、评比。其次。对高中生进行性格培育，要从提高其认知水平入手。可指导学生多看些气势豪放、大气磅礴且饱含爱国情操的作品。最后，由于高中生的性格类型和特征表现已基本定型，要改变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教师要有充分的爱心和耐心。语文课程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很强的实践性，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和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应该让学生在广泛的语文实践中学语文、用语文，逐步掌握运用语言文字的规律。 总而言之，新时期，对于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作为教师的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优质的导入吸引学生的兴趣；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生创设和谐欢快的教学环境；以及因人因时而异，进行科学的教学，从而真正的构建高效的高中语文教学课堂。 语文学科教学论文:初探语文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 【摘 要】 随着以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普及应用，人类开始步入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不仅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教育和学习方式。学校教育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社会信息化的强大浪潮之中，课堂教学正面临着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不仅仅是教育形式和学习方式的重大变革，更重要的是对教育思想、理念、模式、方法等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远程教育资源 语文教学 应用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老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主动构建知识意义的过程。因此，构建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把“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看作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在教学中，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教学要以学习者为中心，让学生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主动建构意义。建构主义的学习和教学理论，为教育开辟了一个新的通道，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一多媒体和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其特征特别适合于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创设，为促进学生认知发展提供了理想的认知工具，因此，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必然成为课程与教学发展的必然方向。 现代信息技术所创造的教学时空，已成为当今世界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发展的新舞台，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审时度势，选择和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母语教学规律的新理念和教学模式。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作为目前教学改革的一个有效途径，其视听结合、手眼并用的特点以及模拟、反馈、个别指导和协作的内在感染力，是传统教学方式无法匹敌的。所以，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是时代的需求，我们每个语文教师都要与时俱进。下面是教学实践中对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一点体会。 一、利用计算机编写语文课件，进行课堂演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是一件艰苦的脑力劳动。但是，学生一旦对学习有了兴趣，“苦事”也就变成了“乐事”了。如何让“苦事” 变成 “乐事”呢？传统教学中，学生面向静态呆板的课本和板书，难免枯燥乏味，教师注重知识的灌输，在教学手段上比较单调，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极易产生疲劳和厌倦感，学习兴趣自然会受到一定兴影响，计算机多媒体的使用改变了这种乏味的现状。学习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主动投入到学习中去，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在多媒体计算机教学的模式下，计算机作为指导者，是将传统教学过程中的教师通过黑板，投影片，教具模型，等媒体展示的各种信息，有计算机加工成文字，图形，影像等资料，通过大屏幕向同学展示。多媒体让课堂化无声为由声，化静为动，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机会，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情景又是激发学生兴趣的动和源泉。运用多媒体技术导入新课，能通过情景画面，以情激趣，全方位多角度的激发中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是他们产生学习的动机。情境导入的方法很多，如情境引入，悬念引入，设问引入，图画引入，音乐引入，表演引入等。如讲《十里长街送总理》时，可以把人民群众送总理和灵车和灵车开来的场景制作成课件，伴随着哀乐展示给学生，学生会深刻的感受到人民对总理的怀念之情，以及人民的心中的悲伤之情。多媒体课件创设情境让学生深深地沉浸在此时此景，让学生进入人物的喜怒哀乐，自然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增强了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了语文学习的效率。 二、将远程教育引入课堂，提高课堂效率 语文学科是个涉及范围很广的特殊学科，天文地理，无不涉及，而单靠教材中所介绍的内容，完全满足不了学生的学习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就学要利用远程教育来弥补不足，这也恰恰满足了学生学习的需要。在课余，教师可以推荐和课文有关的网站，让学生利用搜索网站进行网上观看，如在学生通过有关网页能对鲁迅的各方面情况作全面的了解，中学课本中名家名作占很大比例，像鲁迅的作品，语文课文中所讲到的内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从未有过亲身体验，通过互联网引入既可以弥补教学中的不足，还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更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消化理解，如讲《挑山工》生活在平原的孩子们很难理解这种现象，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远程教育查阅相关图片，使学生全方位了解挑山工的生活及其工作的重要意义，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 三、远程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 “自主学习”是让学生利用网络及多媒体提供的信息资源进行个体学习探索，它是整个教学的核心环节，学生通过操作多媒体课件，观察课件中的动画，声音，文学调动多种感官参与学习，例如：学生可以通过操作多媒体课件，观察课件中的动画，声音，文字，调动多种感观参与学习，例如：学生可以通过“热键”随时可以在计算机上观察他所学要的动画，图像或查询学习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难字词，学生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口述课文，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渐次学习课文的不同部分内容，在这个环节当中，学生完全是学习的主导者，通过人机交流，自主独立学习，掌握学习重点，初步形成自己的观点。 远程教育技术于语文教学，及时迅速的开拓了信息通道，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活动，提高了学生感知，选择和快速浏览能力，感悟理解和分析概括能力，以及表达创新能力，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强化了自我效能感，增强了自信心，通过合作学习培养了团结协作的意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品格。 总之，利用信息技术构建学生的多种学习渠道，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使学生学习变得生动有趣，提高了学习效率，锻炼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在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今天，语文学科课程教学，利用信息技术已经逐渐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信息技术将不仅仅是一种学习的手段，而且将成为人们学习的重要途径。

园林艺术论文:传统造景手法在园林艺术中的运用 摘要：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就是一项一直值得考究的话题，现如今，越来越多的教授和莘莘学子们在传统文化的考量上不断给出思考与研究的方向，而在传统艺术的探讨中，不仅仅是分析了传统艺术的演变规律，而更是将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进行融合交汇，让我们从固有的传统中看出有利于现代艺术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自然与文化的再次的碰撞，然而也正因为在传统艺术史上，自然性与生态性的研究占的比重较大，所以当我们在分析任何一项传统艺术的手法时，都可以说是为了完善现代的艺术观。 关键词：传统艺术；自然与现代；生态景物的传承手法 1园林艺术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1.1多层面看待造景手法中表现的文化价值 古典的园林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这为现代艺术界中不仅带来极高的美学价值，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文化价值，更对后世的园林艺术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2传统造景手法对现代园林艺术发展的影响 在后世的艺术表现中，我们有许多的假山，微景观雕塑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深受传统造景手法的影响。造景即是运用人工的手段将自然中的地形地势，山林水体，水流山石等自然条件构成的所有要素相结合塑造出景观设计师所想要表现的微小版的建筑设计。主要的表现有：地形再造和湖泊的挖凿；植物的养育；假山奇峰与洞壑危崖的砌叠；山谷溪涧与卵石溪流的布置；浅水小池与石山喷泉的修筑；雕塑的重设与建置等一系列的手法在现代园林艺术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不仅如此，这些造景手法的产生也给我们带来了视觉艺术盛宴，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利于现代社会的良好的发展[1]。其次，在造景手法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主景手法与次景手法的相结合，就像是小区的设计中对休闲区域的打造，一般会设计湖水与假山的结合，这就属于园林艺术运用在生活中的实践之一，湖水作为假山的陪衬设计，给人视觉上的协调感，同时山与水给人一种静谧舒适的感觉，这样的设计可以很好的让每个住户满意，当然虽然湖水是作为辅助景观出现，但是，湖水的比例同样是设计师要考量的重点，这时就可以参考传统的造景手法了，假山作为主景的构图中心，湖水的比例就是为了突出主景的表现力，这也是主景与次景的功用合作关系，这样不仅可以使园林艺术更具特色，还可以充分突出其艺术感染力，这样的设计正和福州五一广场有异曲同工之处，设计师将主景雕塑喷泉安装在广场的中心位置，这既突出了设计主题，又满足和平衡了游客的视觉感受，实在是值得众多设计师借鉴与参考[2]。 1.3造景艺术对于现代园林设计中产生的作用 一般来说，古代的文人画家都常常喜欢把梅、兰、竹看作是花中的“至清”之物，把松柏看作是木中之“幽韵气清”者，它们一旦入诗入画，那么产生的韵味就可谓是自然天成，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当然这也可以引申出我们的造景艺术，造景艺术作为一门视觉艺术，是要将画中美景转换为形象立体的实物，这样才可以被人们所感知，所认可。而这几年的园林设计也的确是在稳步中逐步有了发展和创新，这样也就使得园林设计师的设计感在稳步的提升，而这也正是当下社会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 2园林艺术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 2.1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要想有发展就一定不能摒弃传统文化中的艺术价值，因此如何传承精华所在的部分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2.2怎样真正实现 在园林艺术中，不光要求对景物的构思还包括应如何创造的问题。我们想要创造出崭新的东西，那么前期一定会进行一定的模仿，这就相当于造景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借景，借景能够很有效的突破空间的限制，为我们设计的园林增添美感，借景有时正如编导拍摄画面时对于构图的要求一样，远，全，中，近，特，在借景设计中，也同样的有近观，远瞻，仰视，俯瞰，等不同视角对于呈现在眼前效果的展示，所以这就更加要求在造景中要极其细致，传统的造景手法极其严格，所以当它运用于现代的园林中，我们也将应该在借景中充分的展示园林自身的优点，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优质的融合发展。 结束语 中国传统的造景手法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共同交汇孕育下的宝贵成果，将这样的一项成果运用到现代园林艺术的设计中毋庸置疑是最好的选择，这很大程度提升了人们生活的环境质量，并且也更加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因此作为当代艺术工作者，要更加发扬优质造园理念，设计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园林景观。 作者:杨学忠 单位: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转导乡人民政府 园林艺术论文:漫步中外园林艺术美术课堂的文化内涵 ［摘要］当前世界美术教育呈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关注美术教育的文化属性，主张通过美术教育引导学生关注本土文化和世界多元化。这也充分反映在我国新一轮的基础美术教育课程改革中，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现行中职“美术”教材中的苏州园林，如果把这堂课设计成一堂高质量的美术鉴赏课，又如何能上出新意，特别是如何“挖”出其背后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意义，这是颇费思量的。现就该课的教学设计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希望得到指正。 ［关键词］挖掘；文化内涵；美术 一、该课的定位 一堂课谈苏州园林的景点、布局，这样内容是否显得单调，学生是否会感兴趣？我觉得：中小学美术的学习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技能训练，而应视为一种文化学习。应通过美术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差异性，以及人类社会的丰富性，并在一种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 二、该课的设计思路和实践验证 （一）创设和谐、有感染力的教学情境（导入） 知识需要融入情境之中，才能显示出活力和美感。德国一位学者就教学情境的概念做过一个精彩的比喻：如果让你直接咽下15克盐无论如何你都难以下咽。但如果把15克盐放入一碗美味可口的汤中，你会在享用佳肴时，不知不觉将这15克全部吸收了。情境之于知识，犹如汤之于盐。新课改后最大的特点，就是许多知识的引入和问题的提出、解决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中展开的。在开课伊始，教师设置了一个情景展示：随着杜丽娘的一声“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浸润在那婉转优雅的曲调中，就像空谷幽兰一般，美到极致的艺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这样就很自然地把学生带入园林的情境中来。 （二）剖析中国园林特点 1.诗情画意，寄情山水的人文美（环节1）自然地进入到山静泉流，水静鱼游，花静蝶飞，粉墙黛瓦，栗柱灰砖，春柳轻，夏荷艳，秋水明，东山静……分别从园林的构成因素：水、山（石）、花草树木、建筑，以及春夏秋冬的季节更换、阴晴雨雪的气候变化品味苏州园林的自然美。领略园林艺术“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自然天成、淡泊含蓄的意韵，恬静清新、淡雅超脱的情调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2.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空间美（环节2）宋代的郭熙论山水画，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林泉高致》）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也是园林艺术的基本思想。窗子在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窗子并不单为了透空气，也是为了能够望出去达到新的境界，使我们获得美的感受。从苏州园林最具特色的花窗和漏窗入手，介绍四种园林艺术造景方法：框景、借景、分景、障景，烘托出或含蓄或深远或无限的意境。如拙政园的怡虹亭把园外千米之遥的北寺塔借入园中，创造出了“山外青山楼外楼”“远山近水皆有情”等意味悠长的意境。领略古人在造园时通过亭台轩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等各种造园技巧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艺术意境。3.虽由人造，宛自天开的自然美（环节3）中国古典园林是“形象的诗、立体的画”，是有无限意境的美的空间，对自然美加以艺术化，巧运匠心而创造出的园林艺术。引导学生从以下方面欣赏寄情山水，如诗如画的人文美：“引经据典、意境深远”“植物寓意、以物寄情”“景点题名、格调高雅”以此体会园林景物表达出的园主人的思想感情，唤起共鸣，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领会中国园林艺术的精髓，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学生通过这三个环节的学习，初步领悟了园林艺术的博大精深。三环节中，我积累了很多的诗词歌赋，为的是营造一种诗情画意的人文之美。园林艺术表面上看来五光十色，而形形色色的风格其实都是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形式的背后有更深层的自然、社会、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等原因。这种相互关系及其内在规律，是我们在学习艺术史中应当特别注意的。 三、文化内涵是美术课堂的命脉 我们正处于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等一些领域，确实有着鱼龙混杂的情况，尤其是艺术领域，现今的艺术作品有相当部分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必要。欣赏一件绘画作品或者艺术，也存在着讲些什么、从哪个角度去讲、用什么样的方法解读等诸多问题。美术课程的理念、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方式，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对美术课程而言，美术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技能，还包含感知、表现、创造、反思等能力。美术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学生人格的健全和素质的提高。要将课程改革的精神进一步引向深入，稳步提高美术课堂教学的水平和效益，我们就必须注重教学内容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否则美术课堂教学的优质无从谈起。 作者:吴丹 单位:浙江省义乌市国际商贸学校 园林艺术论文:茶树在园林艺术中应用研究 摘要：茶文化和园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我国的园林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茶树具有园林植物的特点，在园林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通过对茶树在园林艺术中地位价值的论述及茶树在园林艺术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为研究茶树在绿篱、观赏植物、盆景、行道树中的具体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茶树；园林艺术；应用研究 1茶树在园林艺术中的地位及价值 从古至今，人们都很重视茶树在园林中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经济价值，更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审美价值。茶树可以美化街道，是街道最适宜种植的树种，人们可以停下脚步，静心观赏也。茶树经济价值很高，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农作物，较其他名贵的树种更为便宜，方便就地取材，可以节省城市和乡镇绿化的成本开支；茶树是园林设计中的重要部分，对于园林绿化和造景有着重要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传播茶文化的作用。 2茶树在园林艺术应用的可行性研究 2.1品种丰富，形态多样 茶树种类繁多，可分为乔木型、半乔木型和灌木型，为制作大型的盆景、中型的盆景和小型的盆景提供了大量素材。茶树叶的叶片形状颜色以及类型各不相同，有椭圆形和长椭圆形之分，极少数一部分呈卵形和披针形，叶片颜色众多，有淡绿色、绿色、浓绿色、黄绿色和紫绿色之分，叶面也有隆起、微隆起、平滑之分，这些都是布局园林的素材；按分枝又可分为直立型、半披张型和披张型，枝条的弯曲程度也不相同，有的枝条细软如藤，枝条弯曲有序，整个枝条也具有很大的可观性，这些为制作茶树景观提供了可能。 2.2花期长、抗性强 茶树发芽一般是在每年的6月份开始，次年的1月份结束。盛花期在9—10月左右，10—11月盛花，11月下旬——12月中旬终花，这个时期开花的植物已经很少，将茶树作为园林植物进行栽培，可以弥补这一时期花少的不足，让人们在这一时期观赏到植物的开花。茶树花期和果实的生长期比较长，成熟慢,因此在同一茶树上,常常可以看到茶花和茶果并存,这一情况在其他植物上并不多见。抗性是指植株在发育中为适应不良环境而形成的一种生理特性，茶树的抗性就十分强，它喜温而又耐寒，喜肥而又耐瘠，喜阴而又耐阳，喜湿而又耐旱，恶劣的环境并不会影响到茶树的生长。 3茶树在园林艺术中的应用 3.1茶树在绿篱中的应用 由灌木或小乔木进行密植，栽成单行或双行紧密结合的称为绿篱。绿篱是园林绿化常用的手法之一，栽培方式简单又可修剪成各种造型，符合种植价值和艺术价值，绿篱具有遮盖不良视点、防尘防噪等美化环境以及引导路线的作用。茶树是常绿的植物，生长良好，除非特别恶劣的环境否则很容易栽培；茶树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在园林设计中常常作为首要选择，是做绿篱的好材料，茶树作为绿篱既可与其他植物混栽，也可单独成行，但须注意栽茶的土壤必须是酸性，具有一定深度。 3.2茶树在盆景中的应用 盆景植物在某些能力上比其他形态的植物更强，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再生能力，就好比仙人掌——典型的盆景植物。在众多的盆景植物中，茶树显得独树一帜，正好具有再生能力强的特点。在园林造景中，可以选用一些小茶苗或者茶树的老桩作为盆景。老桩可以快速成型，进行精心栽培修剪后，可以成为一盆漂亮的盆景。修剪下来的枝叶可以用来制作茶叶。 3.3茶树在行道树中的应用 茶树是行道树的主要树种之一。它的植株高大、枝干比较粗、主根发达、分枝部位高、树叶一年四季常绿，非常适合作为行道树。茶树一般都是在春季秋季发芽，秋冬季开花，花期较长，人们可以每个月都见证茶树的生长，看到的是一片绿葱葱的现象。此外，茶树还可以为人们遮阳，阻挡一丝夏日的炎热，还可以起到美化绿化街道的效果。 4结论 茶树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变得越来越广泛。社会的进步使得人们对于生活水平有了更高的追求，并且对传统文化也开始逐渐变的重视了起来，人们变得懂茶，也学会了品茶。茶树园林艺术把人们带进了古韵的茶的世界，熟悉了茶树，了解它的各种特性，对茶文化也进行了推广。茶树作为园林所进行栽培的植物之一，不仅方便园林栽培以及增加植物的类别供人们观赏，而且还增加了园林的文化底蕴，是园林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园林艺术论文:北方园林艺术景观设计植物应用思考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也越来越重视，园林是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园林设计的重要性日益显著。植物是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呈现园林特色的基础，植物的净化作用是提高环境质量的有效途径。文章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介绍了北方园林常见的植物，具体分析了北方园林设计中对于植物设计的原则以及园林植物工程中的矛盾与解决措施，最后总结出北方园林中植物的应用与意义。 关键词:北方园林;绿地环境设计;景观设计;主题性;生态化;美学意义 一、北方园林 我国的园林造景艺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别，即各具特色的南、北方园林。园林的研究成为我们为重建周围栖息环境而做出的重大跨越。地理位置的差异、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历史的遗迹、以及气候的影响等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南北方园林的差异。正因差距的存在，我们总结了南方园林建设中可吸收的精华之处、北方园林中最博大精深的民俗特色以及北方园林的荡气回肠的历史底蕴。我们北方园林的建设是可以借鉴前辈的经验，南方的经验以及外国的经验。只要是合理的、适用的就可以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将各种文化融汇贯通，形成新的北方园林的文化形式。 二、植物 我国园林植物造景艺术已有千年历史，这千年历史的开篇便是北方的皇家园林。以帝王宫苑为代表，大多根据自然山水改造而成。园林植物是园林五大要素之一，也是季节特色的传承载体，蕴含着丰厚的自然语言。不光是古代帝王对园林植物造景相当的重视，作为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传承者，植物景观的研究与发展也应当引起当代人的持续关注。 (一)植物及种植方式 根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植物在不同的环境中要遵循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生存法则，在不断地进化过程中，遵循物种多样化。据不完全统计，园林中绿化面积一般占整个园林面积的30%－80%，这使植物在园林设计中显得尤为重要。 1．乔木。乔木是园林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高达五米以上，且明显主干内有木质层和木质部，乔木又可分为落叶乔木和常绿乔木。常绿乔木一般分布在公园、陵墓以及山上等，如云杉、白皮松、迎客松等。由于乔木高大，枝叶茂密，在园林设计中可以起到消除噪音，净化空气、引领以及遮阴作用;在艺术领域还可以根据植物的生长规律做出不同的造型，如公园中植物盆景艺术(人工造型)、迎客松(自然造型)。 2．灌木。灌木也有木质层和木质部，它和乔木的区别在灌木是主干不明显、植株矮小且丛生的植物，在园林设计中一般起到装饰作用。园林中的观花、观果、观枝类植物一般为灌木，常见灌木有石榴、茶树、沙柳、茉莉、牡丹等。 3．草本植物。草本植物一般分布在园林植物中的最低层，其茎具有不发达的木质部和韧皮部，但没有形成层。与木本植物相反，其木质包围在韧皮部的外侧，其茎称为草质茎。 (二)北方园林中植物设计原则 在北方园林空间设计中合理搭配各种植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植物的生态和习性，充分发挥他们在园林中的功能和观赏特性．在设计过程中我们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结合当地自然环境，把当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元素融入到园林景观中，塑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园林景观。然后，我们还要按照园林的整体性原则以及植物特性把周围环境与植物特性有机结合起来，使园林空间统一协调。最后，远期工程与近期工程相结合，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三)北方园林植物搭配原则 树丛的组合，平面和立面的构图、色彩、季相及园林意境园林设计中植物之间的搭配我们应考虑到以下几点: 1．局部与整体的搭配。在植物搭配的过程中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统一很重要，不一样的植物搭配，营造出不同的环境，植物的生长发育是一个过程，要是景观得到较好的保持，不仅要考虑植物之间的搭配，还必须掌握植物的生长规律，以及草灌乔之间的结合，这样才可以使园林的整体美学得到发挥，增强植物之间的错落感; 2．色彩与环境搭配。在园林景观之中植物虽然不一定是主体，但是植物的色彩却影响着整个空间的气氛，色彩与环境的搭配不同会使园林风格不同，因此各种情况下都要考虑到颜色搭配的主次关系。要处理园林整体色彩时，我们应该多考虑以绿色为主色调，为之加以补色以及辅色，我国北方夏季以及冬季占据的时间比较长，应多考虑这两个季节的植物色彩搭配。 3．植物与建筑小品。实际上一组优秀的建筑小品作品一定是与周围环境相融合的，它离不开植物的衬托。建筑小品和植物同为园林建设的重要因素，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营造景观氛围。 三、植物在北方园林中的应用 修建山水、改造地形、辟筑道路、铺装场地、营造建筑、绿化栽植等多个方面都为园林工程所涵盖。建造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致力于营造更加赏心悦目的景观效果。然而由于部分工程的特殊性，而导致的植物反季栽植的现象屡见不鲜。本着为生物创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原则，为了树木的高成活率为前提，在植物栽植的运用中就需要对应问题采取相对的措施。除去植物在绿化工程中的应用，植物在生活中的应用也及其广泛，可净化空气、吸附尘土、减弱噪声等，其中最重要的应用就是防止尘土飞扬和水土流失。 (一)原有绿植的保存 在工程期间，绿植一经确认被保存，在施工前就要开始防护。机械施工对植物带来的损伤，属于物理损伤也即轻度损伤，可以用草织物保护起来。而在施工过程中，危害性最大的因素要数石灰和水泥，其危害程度可造成土壤碱化，严重危害树木生长，这种对土地和树木都有危害的因素，在必要时可作垫层保护树穴。 (二)反季节栽培 通常北方地区落叶树栽培时间为3月下旬至4月上旬;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常绿树栽培时间为3月上旬至4月下旬;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常会受工期等因素影响，而不得不反季种植。若要确保反季节栽植的成活率，可使用生物培育途径。其中涉及与生物学科的交叉，需要各工程之间相互配合。 四、北方园林中植物的应用意义 北方气候等制约因素很长时期以来限制着北方地区植物景观建设。建设好北方园林植物景观，无论从人们的观赏角度还是对社会的贡献意义来讲，都具有非凡的价值，因此，以下将北方园林植物应用的意义作为一个重要部分。 (一)全球经济已经步入高速前进的轨道。商业和旅游业都是当下迅速发展起来的行业，园林的绿化应用越来越受人们关注。优秀的园林设计可以作为人们向往感受自然生活的新动力，与此同时生态、自然的园林自然而然的吸引旅游业及其周边产业带动北方经济快速发展。 (二)减小南北方园林的差距。尽管最早出现的园林是北方园林，但较于南方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北方园林的发展不得不令业内人士担忧。通过研究北方园林中植物的应用与意义，能逐步减小南北方园林的差距，缩短南北方园林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大江南北能够相互借鉴、缩小差距、共同发展。 (三)千年造景文化的传承。树木千差万别的姿态造型决定了中国具有千年历史的园林造景艺术，植物与植物之间的搭配更是经过历朝历代能工巧匠的精研细琢才成就了园林造景艺术。通过写北方园林，除却给人呈现一种地域感，更为重要的是为呈现一种文化感，这种文化是千年流传的文化，是造景艺术的文化，是在我们中华儿女间流传的文化。 (四)全民绿色行动。在城市绿化匮乏的今天，说起植物并不能为城市中麻木的意识流带来什么冲撞，但若是一座园林，一片植物，不仅能唤起人们心中潜在的绿色向往，也能唤起人们绿色家园意识。在全球气候变化的今天，园林的建设也代表着时代的进程。 (五)利于缓解土地资源问题。在土地资源极度紧缺、土壤功能衰退的今天，土地俨然已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即合理利用，努力做到不损害、不浪费，避免土地富营养化。 五、结语 北方的冬季，并不只在现代人的眼中是孤寂的，在千年前诗人的诗中就流露着北方冬季的萧条，甚至是惨淡。作为园林，其意义是提供人们陶冶情操的艺术价值，带来丰厚的精神洗礼，如沐春风一样的享受。气候的影响，环境的制约，土地资源的限制都在为北方冬季园林建设带来不断的新挑战的同时带来了新的机遇。所以，在北方万物萧条的冬季不仅要配以耐寒常绿的植物，更要适当配以可供观枝型的植物，使土地资源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使冬季既有冬味，且实现有景可观。这些对于我国北方园林植物景观的设计工程都具有不可小觑的非凡意义和深远影响。 作者：周磊 刘娜 刘乐 薛莉莉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园林艺术论文:成都武侯祠园林艺术与结构布局 摘要：成都武侯祠是我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祠庙，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意涵，而且从园林艺术的角度来说，成都武侯祠也是我国园林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其结构布局对川西园林与祀庙特色较好地实现了融合。 关键词：成都武侯祠；园林艺术；结构布局 三国时期能够保留至今的园林并不多，成都武侯祠因而在我国古典园林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成都武侯祠是为了纪念蜀国丞相诸葛亮而建造的一座祀庙，由于诸葛亮这一人物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广为人知的影响，因而成都武侯祠背后的文化意涵一直以来都掩盖住了其本身的园林艺术特色。事实上，成都武侯祠的园林艺术特别是结构布局方面的特色也是我国古典园林艺术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武侯祠本身的建造目的是为了纪念蜀国丞相诸葛亮以及蜀国皇帝刘备等蜀国英雄的，属于祀庙园林的范畴，但是在后来的改建变迁中，也不断融合了新的园林艺术形式，吸纳了祀庙园林的特色和川西园林的一些艺术形式，成为一座包容性很强的综合性园林。 一、成都武侯祠概述 成都武侯祠始建于223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期间多有损毁，经过几次较大的变迁和修缮保留至今。成都武侯祠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诸葛亮而修建的，诸葛亮身为蜀国丞相，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历史影响深远，而且成都武侯祠君臣合祀的形式在我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诸葛亮病逝于234年，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由于诸葛亮在我国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成都武侯祠因而也是成都的一个重要景点，自古以来便有许多人参观游览。据《三国志》记载，223年刘备病故后葬于惠陵，并且修建了汉昭烈庙，而成都武侯祠最早便与汉昭烈庙相邻，后在南北朝时期被合并在一起，目前成都武侯祠的主体建筑修建于1672年，现为我国AAAA级旅游景区，也是我国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在一千多年的变迁中，其结构布局和园林艺术风格也多经改变，因而从园林艺术的角度来分析，成都武侯祠的园林艺术风格是在历朝历代修缮变迁中不断融合而成的园林艺术[1]22。同时成都武侯祠作为川西园林的一个重要代表，在其修缮变迁中，川西园林风格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当前成都武侯祠的面貌中也可以看到许多川西园林的影子。并且在1672年的修缮中，将刘备与诸葛亮合祀的格局打破，分为了汉昭烈殿和武侯祠殿，这一格局保留至今。因而我们当前所看到的成都武侯祠面貌，其主体沿承主要是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其园林艺术特色和结构布局也受到当时园林建造的一些影响。 二、园林艺术与结构布局鉴赏 1.古朴典雅的园林风格。从整体的园林艺术风格上来看，成都武侯祠的园林艺术风格是古朴和典雅的，园林文化以“三国文化”为主要脉络，这也是将之称为“三国圣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成都武侯祠在园林艺术中有着浓厚的古朴和典雅气息，追求诗情画意般的意境，既有规则布局又有自然布局，以静远堂后的荷塘为分界线，荷塘西北有船舫和桂荷楼，桂荷楼是水景区域的最高点，也是欣赏全部水景的最佳地点。从桂荷楼上放眼望去，整个荷塘景色尽收眼底，而船舫则采用悬山样式建造，与荷塘交相辉映，十分自然地融为一体。荷塘的水景部分散发着古朴典雅的气息，并有着浓厚的文人底蕴。唐代杜甫曾居住于成都，多次游览成都武侯祠，并留下许多传世佳作，杜甫诗作中对于武侯祠的描绘在后来的修缮改建中也起到了很大影响。因而成都武侯祠园林艺术风格中古朴典雅的气息与杜甫诗作文化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在武侯祠的密林中修建有三座独立庭院，分别是听鹂馆、听鹂苑与和畅园，这三座独立庭院中有着浓厚的川西园林特色，建筑形式古朴简约，隐藏在密林中，由小路连通，正可谓“曲径通幽”。从我国的传统园林文化中可以看出，这种建筑形式背后的文化意涵也有“藏而不漏”、“君子守拙”之意。这三座独立的小院在建筑风格上也别具一格，将自然元素有效地利用了起来，建筑布局也并非完全对称，而是以融合外界自然事物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对称，并不追究繁琐和奢华，以简约、古朴、自然为主基调[2]3。 2.具有人文气息的植物景观。成都武侯祠的植物景观也是其艺术风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杜甫诗中所言“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柏树便是武侯祠中主要的植物景观。柏树在我国园林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柏树常被种植于纪念性园林中，在我国现代的一些烈士陵园中也多有种植柏树，以示对先人的怀念和祭奠。同时，柏树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还有着其他的含义，柏树被看做君子的象征，而武侯祠中柏树景观的形成一方面源自杜甫诗作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柏树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成都武侯祠中种植的植物景观非常多，以柏树为主，辅以榕树、松树、喜树、香樟等常绿乔木，并且还种植有大量的灌木，如丁香、宝珠香、六月雪等等，地被则以麦冬为主。在此之外，武侯祠中另一个重要的植物景观便是竹，竹同柏树一样，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也是君子形象的代表，武侯祠中种植的竹种类很多，有棕竹、毛竹、文竹、紫竹等等，数量超过一万根，分布在溪畔、江岸等各个地方，形成了一种古朴典雅的独特景色[3]37。正如诸葛亮所说“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竹这一意象不仅符合诸葛亮的形象和品质，也符合我国文人雅士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从中也可以看出，成都武侯祠在植物种植选择方面并非是无意的，而是通过自觉的人为选择，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具有深厚人文气息的植物景观。这种植物景观与武侯祠本身的建筑文化风格也十分协调，充分烘托出了建筑古朴典雅的风格，并且也给人以更多的文化意涵。 3.富有层次的空间处理。武侯祠的主要建筑材料为木材，开敞式、封闭式、楼停式等各种建筑形式错落其间，园中的建筑风格也并不统一，祭祀殿以庄严肃穆为主，而其他景致院落部分则以古朴典雅为主。在刘备殿西侧的碧草园中有一个水池，水池中心处建有鸳鸯亭，通过廊桥连接，构成“品”字形，这种庭院格局就形成了多层次的立体空间结构，并且其他院落也呈散落式分布，这些院落又与武侯祠的整体布局形成了空间层次结构。各个院落独自构成一个封闭的小区域，各自之间又相互连通，没有破坏武侯祠的整体格局，而又将院落建筑风格与整体建筑风格相融合。如荷花池、香叶轩、爱树山房、三顾园等等，在层次结构上十分丰富，巧妙地进行了空间处理，形成了立体感很强的空间结构。因而整体上而言，院落之间的封闭与开放在空间处理上就形成了统一，并且辅以树木和亭宇，保持了空间结构的完整性。各自封闭院落之间也有着一些重叠之处，走廊和花墙成为院落间相互渗透的关键点，通过这种渗透，使得独立封闭的小园相互融合，空间上的处理与层次丰富更加有机地统一在一起[4]28。这也使得游客在游览武侯祠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空间视觉上的错觉，形成一种独有的美感，置身其中能够领略到各个小园中曲折蜿蜒的独特景致。刘备殿较为宽敞，大气庄严，十分肃穆，而其他独立院落的风格就与刘备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同的建筑风格在武侯祠中实现了统一。在这之中，空间上的巧妙处理与丰富的层次结构，就是融合这两种建筑风格的重要部分，正是在这种过渡效应下，二者的融合才更加协调和自然。 4.中轴线对称的整体布局。以中轴线为分界，两端对称的布局结构是我国古典园林中常用的布局方式，在成都武侯祠的整体结构布局中也是如此，武侯祠中的主体建筑分布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分别为诸葛亮殿、过厅、刘备殿、二门、大门，其中大门是武侯祠的入口处。在中轴线上的建筑中，刘备殿和诸葛亮殿是主体，这两座建筑以中轴线为基准，分布在整个武侯祠的中心处，两座大殿建筑风格十分庄严肃穆，刘备殿更加宽敞、大气，诸葛亮殿则更为紧凑。从大门处一直到最后的诸葛亮殿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中轴线两端散布着众多独立的小院落。这种布局方式是我国古典建筑中常用的方式，在川西园林中也十分具有代表性。在康熙年间对成都武侯祠的修缮中，将原本合祀一殿的诸葛亮与刘备分开，并且刻意将刘备殿修得更加宽敞，放在诸葛亮殿前，以此体现君尊臣卑的思想。但是事实上，从诸葛亮殿的结构形式和其他院落的分布来看，诸葛亮殿依然是武侯祠中的主体建筑，依照我国传统古典园林建筑中的思想，中轴线上位置最后的大殿并不是主体建筑，主体建筑应当在前或者在中间部分。武侯祠中的刘备殿位于中轴线最中间部位，大门、二门在前，过厅、诸葛亮殿在后。但是事实上，诸葛亮的名望和影响很大，并且武侯祠的建造目的也是为了纪念诸葛亮，因而虽然在清朝康熙年间被人为地进行调整过，但是依然无法改变诸葛亮殿的主体建筑位置，这一影响并不仅仅是文化因素造成的，从其建筑的后续修缮中，也能够看到这一点。 作者：罗嘉 单位：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园林艺术论文:风景园林艺术化发展思路 摘要：我国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承载了重要的历史文化，这些都是风景园林体系中可以借鉴的优秀素材，恰的运用可以充实和提升园林内涵和造园水平，蕴含着深厚艺术形式的风景园林景观更能贴切民意，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因此，风景园林艺术化将会是是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风景园林；艺术化；发展 1风景园林的艺术意境 所谓意境，是一种由“意”和“境”相结合的美学范畴，是指由艺术形式表现的感情和描绘的图景糅合而成的一种美的境界。园林艺术意境则包含了群众游览园林时情感的主动感受——意、园林艺术表现形式的客观实体反映——境，这两方面的情景交融、共同作用就形成风景园林的艺术意境。“情景者，境界也”，正确的指出了意境构成的两个基本因素：情与景。情在人，是主观的；景在物，是客观的[1]。当风景园林中的二者交融之后，便意中有境，境中有意，难以分离，自古以来，我国的风景园林范畴非常重视园林艺术意境的营造。中国园林经过3000多年的发展，园林艺术意境的内容一直随着历史进程而逐步丰富和完美。 2风景园林艺术化的创造手法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认为，意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个方面”。园林艺术意境的表现方式包括：其一，广泛运用文学修辞手法，如状写、寄情、言态、比喻、象征、寓意、点题等，创造园景意向。如古典园林中的：荷风四面亭，网师小筑、雪香云蔚，真趣亭等等。其二，借助文学诗词等多种形象语言，使园景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如“留得残荷听雨声”、“小楼一夜听春雨”、“粉墙花影自重重，帘卷残荷水殿风”等[44]。其三，采用建筑、乐器、文学、诗画、雕塑等多种艺术手法，糅合在一起，使园林艺术意境深邃悠远，让游览者从空间上、时间上对风景园林产生一种艺术的享受和富有哲理的思维启迪。风景园林运用艺术化创作理论，巧妙的将花木、石雕、山水等物质形态综合布置，进而表现画卷般的意境，创造出“风景美如画”的园林艺术化境界，可以说，园林即是是立体的画，更是凝固的诗，美丽婉转。由此而来，中国风景园林的美，不仅表现在园林景物的形态、神态上，更深的表现在与游赏者主观的情感相交融的意境中。 3风景园林向艺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3.1古典园林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一直以来，艺术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的重要因素。艺术创作描述记载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使后来人能够目睹前人遗留下来的这些历史文化。无论在上海、北京、巴黎等各个古文明都市中的建筑物和园林景观构筑物等艺术作品都在诉说着各自的历史。一直以来，景观规划师往往集艺术家于一身，各门类的艺术对园林建设的影响总是不能回避的；中国古典园林以诗画作为素材，造园者往往具备较高层次的文学艺术修养。我们对田野景观中那自然恬静的美、对古典园林中那经过设计饱含诗画的美，有着人类天性的和文化艺术历史传承的触动。古今中外，从鲁本斯的油画到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到帕拉迪奥的建筑再到勒•诺特式的古典园林，这些艺术形态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曾得到如此完美如一而不分彼此的融合。就连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出现的英国自然式风景园，也摆脱不了同时期盛行的风景画和浪漫主义田园诗歌的影响[2]。以此来看，古典园林总是和艺术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艺术创作中发掘营养元素。 3.2现代艺术与风景园林的关系 从古典园林与古典绘画、雕刻的形影相伴，到由现代艺术影响下出现的多种风格的风景园林，艺术一直在风景园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初期，在西方国家产生了一系列的艺术改革，这些艺术改革从艺术创作手段、思想表现形式、表达媒体介质等方面上对人类的传统艺术进行了全面彻底性的变革，完全改变了视觉艺术的内涵和外延，这巨大的改革浪潮即称为现代艺术。为现代艺术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源泉，继而也影响到风景园林艺术化的改革。如今风景园林设计者也从现代艺术作品尤其是视觉领域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3]。提供了风景园林审美上的某种指向性，进而为风景园林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提供了多彩多样并具备思考意义的艺术模式和艺术氛围。 3.3风景园林艺术化发展的思考 钢筋水泥的快速筑城导致着人与生态环境、艺术传承的渐行渐远。人类在之所以需要艺术，就在与它可以有助于我们逃离尘嚣，超越世俗，升华灵魂，获得本真。当我们在艺术的天国徜徉流连之后，我们的灵魂已经得到了净化，艺术，正像一缕天光，照彻了碌碌尘世，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之路。经过艺术化处理的园林作品，同样会带给人类似的感受，这是园林艺术化的根本目的。风景园林艺术化是文明的象征，人与环境的关系根本上反映着人与文明的关系[4]。风景园林不仅要表现为舒适美好的外部空间环境，更要满足人民群众亟需的艺术文化需求，在园林环境中沐浴人类所创造的文化艺术是风景园林发展的理想状态。人类发展进程不应以文明失落为代价，在艺术文化精神追求的前提下做到与自身外部环境和谐共存。与传统园林绿化仅仅注重净化空气、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等功能性相比，积极寻求风景园林外貌审美下的空间艺术、文化、人文精神的交流，关注风景园林与公众的对话，将各类艺术形态巧妙的介入风景园林中，使风景园林中具备更多的人文艺术景观，因而就能超越了可触摸、传统的、限于空间的“自然环境装饰”的园林范畴，注重和推进多样化艺术模式建设风景园林。风景园林艺术化将会是是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者：杨林1 聂文鑫2 徐晓芳2 单位：1.衡水市建筑市场管理处 2.承德医学院 园林艺术论文:高职园林艺术课程教学对策 摘要：本文全面的分析了《园林艺术》课程在高职园林类专业中的地位以及该课程目前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以实现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园林艺术；教学；对策 《园林艺术》课程是高职园林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也是充满艺术性和想象性思维的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对景观的分析能力、鉴赏能力，让学生掌握园林基本理论和解决一般园林场地设计问题的能力。随着园林行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园林行业人才有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传统的《园林艺术》课程教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行业的要求，需要对该课程的教学方法、理念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 1园林艺术课程在高职园林类专业中的地位 《园林艺术》课程是园林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该课程的前导课程有《素描》、《园林制图》、《园林花卉》、《园林树木》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为《园林艺术》课程的学习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园林艺术》课程同时衔接了后续课程《园林规划设计》、《植物造景》、《园林工程技术》等课程的教学，也为考取园林设计员奠定基础。确切地说《园林艺术》课程在整个园林类专业课程体系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2《园林艺术》课程教学目标和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不同的园林风格形式、园林空间造型艺术手法、园林设计基本要素的合理运用和园林造景技巧等知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园林艺术鉴赏分析能力，并能综合运用于实际的园林方案设计和园林工作中。园林艺术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园林艺术特征分析、园林构图艺术分析、园林风景艺术分析、园林色彩艺术分析、园林山水地形艺术分析、园林建筑小品艺术分析、园林植物种植艺术分析、园路广场艺术分析。内容涉及学科范围较广，是一门相对综合性的课程。 3《园林艺术》课程教学方面的问题 3.1课程本身涉及内容面广、知识点杂，实践操作难度大 园林艺术是融入了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它是融文学、绘画、书法、建筑、工艺美术、雕塑等艺术门类于一体，涉及园林植物、园林建筑小品、地形、水景等多方面的知识点，内容较为庞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好把握，同时也不便学生们的理解与记忆。再者，该门课程内容本身就偏理论，开设的学期相对较早，在具体的实习操作过程也有一定的难度，单纯的参观欣赏典型园林形式显得太流于形式，让学生绘图设计又专业知识掌握的不够全。要真正的达到想要实习目的也不简单。 3.2学生艺术修养欠缺，自主学习能力较差 园林类专业要求学生有开阔的眼界、丰富的知识储备、良好的审美意识，然后再有意识的培养其对园林美的感受力、表现力和创造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今后的园林岗位实际工作中游刃有余。而对于绝大多数高职学生来说综合素质相对较差，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艺术修养，对于园林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先得有发现美的眼睛，然后去欣赏美，进而创造美。设计师是一个辛苦的职业，作为一名初学者应该要不断的练习、思考并不断的查阅资料充实自己，而对于现在的部分高职的学生相对来说自主学习的能力还有待培养与提高。 3.3课程内容与其他课程间内容重叠多 由于园林艺术课程涉及的内容较多、范围较广，和园林类专业的好几门课程的内容有着紧密的关联和交叉，如果在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未能及时沟通的情况下，极容易出现课程之间教学内容相似或重复的情况，比如园林植物种植艺术分析与后续课程《植物造景》中的内容有相似处；园林山水地形艺术分析与后续课程《园林工程技术》的内容有重复之处；而园林建筑小品艺术分析与后续课程《园林建筑设计》有类似内容出现。如果沟通不好就会重复讲授，浪费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 3.4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 一是部分教师教学理念相对陈旧，知识更新速度较慢，由于园林行业发展迅速，艺术设计类课程一直没有较完善的与时俱进的教材，部分教师仍以相对比较陈旧的教材为主授课，会影响教学效果；二是部分高职园林类专业《园林艺术》课程的教师都是年轻教师，他们是从“学校”到“学校”，对于园林企业对人才业务素质需求以及整个设计项目的实际流程不是很熟悉，势必影响到教学效果；再者，高职学生生源多样化，学生素质层次不齐，这就要求教师具备判断分析能力的同时，还要能结合实际情况分层次因材施教，这个也容易被不少教师所忽略。 3.5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应用问题 部分教师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选择依旧是全程授课采用“黑板粉笔”形式，或者是有投影，也只是普通的幻灯片的形式，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也仅仅局限于课堂。对于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应用较少。 3.6考核形式单一的问题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园林艺术》课程的考核一般分为理论试卷考核和图纸作品考核，此考核方式相对单一，理论考试通常是应付型的考试，临考前死记硬背；图纸形式的作品考核也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学生往往都是套用其他的一些优秀设计作品，或没有章法的随意“填充”，缺乏创新，学生的潜能没有完全发掘，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很难准确有效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不利于学生对于《园林艺术》课程的学习，也不利于学生设计创新能力的培养。 4园林规划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具体对策 4.1整合、协调课程的教学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学生的反馈意见,积极与园林类专业别的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进行交流与沟通,适当调整园林艺术课程中的相关内容,区分不同课程中这些内容的侧重点,作好与专业课程间的衔接,制定好课程标准尽量避免教学内容的重复与遗漏。通过整合使课程结构更加合理,教学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完善了教学体系。 4.2提高学生艺术素养，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 平时要增强学生对各种艺术形式和艺术流派的了解和参与度，鼓励学生参加一些国内的园林类博览会等，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各种艺术形式之间都存在着共性，找到兴趣点，会有助于艺术修养的提高，只有广泛通晓各种艺术流派，才可能采各家之长，培养起高尚的艺术情趣。平时要给学生课余安排、引导和督促，慢慢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 4.3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传授现代园林规划知识的教师，都应该不断充实、更新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双师型”教师指的是一专多能、专兼结合的教师，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程度直接关系到课程的教学质量，园林艺术课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艺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注重实践技能培养，利用分批去园林公司锻炼、老带新等措施提高在校老师的素质；同时，也可以外聘一些实践经验丰富的校外专家兼职园林艺术实践课程教学。 4.4丰富教学手段和方法 要通过现代教学技术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教育教学效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首先可以制作多媒体课件，课件可以包含有大量园林设计图片、动画、实验实训演示录像等，图文并茂、直观形象的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进而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其次可以结合一些软件进行教学，实现教学辅助管理、教师操作演示、文件资料发放、学生操作监控、学生作业提交等功能，对课程的教学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再者就是课程网站的建设和使用，课程网站提供了大量教学文件、学习资料、相关网站链接等，学生通过互联网真正实现了自主学习，学生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在线测试对学习效果进行评价，课程论坛、博客等则建立了师生间超越时空的联系，方便师生课下随时的沟通交流，使得该课程学习变得更加方便。 4.5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和考核中贯彻能力本位的理念。变单向教学评价为多元评价，将静态教学评价变为动态评价；变学生被动应对考试为主动参与考核，将结果式考核变为分阶段分层次的过程考核。采用小组评价、教师评价和学生自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评价=过程评价50%+期末作品评价50%。 5结束语 在十来年的园林艺术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笔者根据具体情况，不断的进行教学的改革与探索，在协调好课程教学内容的同时及时更新课程内容，采用先进、多样的教学手段，逐步培养和提高职园林类专业学生们的园林鉴赏能力，激发专业学习兴趣，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吴昊 单位：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园林艺术论文:药洲遗址园林艺术启示思考 摘要：九曜园是五代十国南汉国的宮苑遗址，是古代岭南园林的千年遗迹，也是广州作为古代皇城的见证，因此药洲园林具有皇家园林的属性。探究药洲遗址的园林艺术，能丰富岭南园林的文化内容，拓展岭南园林的时间跨度，同时深铸广州的文化底蕴。 关键词：药洲遗址；皇家园林；岭南园林 “药洲遗址”又称九曜园，是五代十国南汉国的宮苑遗址，是古代岭南园林“药洲”的千年遗迹。它位于广州市教育路与西湖路交界之处，东依北京路，西连教育路，南面西湖街，北靠葱郁的越秀山公园。九曜园因其石碑文化而令文人所向往，在古代广州起到了荟萃人才、酬唱诗文、雅集翰墨的作用。 1药洲的历史渊源 药洲是岭南地区人文与自然景观的名胜遗迹，其典故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据有关文献记载，当年的南汉宫苑，湖光山色，窈窕宫室，歌台舞榭而笙歌终日不绝，可见当时宫苑气势之恢弘。南汉王朝于公元971年被宋所灭，历经刘龑、刘玢、刘晟、刘鋹四主，共存55年[1]。 2药洲的园林艺术 南汉宫城苑御中，最著名的是南宫区的药洲。《南汉春秋》记载有：“凿山城以通舟楫，开兰湖，辟药洲。”药洲的园林艺术可概括为理水、置石、种药（用植物观赏）三个部分。 2.1理水艺术 当时广州的西湖路以西有天然的水道流经此域，药洲原为天然湖沼，泉水从湖底流出。南汉王刘龑命罪民开凿并扩大湖区面积达10公顷，其湖水北接文溪，东连沙溪后流人珠江，周围500余丈，湖面呈现南北狭长的形态。药洲的北面修筑有玉液池；湖畔栽满柳树，湖边筑有含珠亭、紫霞阁、明月峡、黄鹏港等建筑景物，红墙绿瓦掩映绿茵丛中。湖中水清如碧玉，沙岛上红药紫草倒映水中，如镶嵌于碧玉中的彩云。放眼望去，药洲可谓柳绿莺啼，水波荡漾，绿潮红雾，其风景绝佳。 2.2置石艺术 药洲之石以九曜石而闻名，南宋方信儒在《南海百咏》中说他当时所见的药洲积石如林，可见南宋时药洲石景仍相当可观。因药洲以石景胜，又有人称之为“石洲”。 2.2.1堤岸桥石 药洲两岸均用石垒叠成峡谷，形状有如明月，峡谷堤岸石旁栽植杨柳，洲岛间以石架桥，《南海百咏续编》记：“采砺山石，跨湖为桥”，题咏家称之为“宝石桥”。据传宝石桥的桥石光洁如玉，每块长丈有六，横三尺，厚二尺，平列如砒。药洲的石桥之美观由此可见一斑。 2.2.2洲岛置石 药洲池中设岛，岛上构石成山，园中奇石林立，元代吴莱有记载药洲“列石嵌奇，突出者九”。九曜石得名于天上的星宿，九曜指梵历中的九星（宿），亦称“九执”[2]。史记九曜石为刘龑命带罪之富人从江苏太湖周边运回来的太湖、灵壁石，但也有专家经考证后认为五代时期太湖属吴越和南唐两国，距离南汉国比较远，从太湖运石回南汉的可能性较小，并且现存遗石不是太湖石或灵璧石，而是属于“石灰石”，很可能取自西江的封州（封开），用船运载到广州。 2.2.3置石诗词艺术 一千多年来，千百文人墨客慕名前来游览药洲，并在此立碑刻石，留题赋诗，使之成为富有历史、书法艺术价值的园林古迹。书法家米芾在“笏石”（因该石的形状非常像朝廷大臣叩见皇帝所用的朝笏而被称为笏石）所题的“药洲”二字最为有名，石中上书“药洲”，下款“米黻元章题”，被历代赏石之人视为瑰宝，可惜“笏石”上的字样已经模糊不清，所幸有真迹复制品刻于碑廊的碑石上。该“笏石”历史上曾被多次移动，先被放置于“广东布政使署”后堂的东院，后又被张之洞放置在两广总督署，1934年又移回“广东布政使署”东院，新中国成立以后“笏石”才被移返药洲九曜园。另外，米芾还曾题诗：“碧海蜃阁，青空起夏云。瑰奇怪石，错落动乾文。”于九曜石中的“掌迹”石上，但该石已不存在，今仅存摹刻碑石（清道光年间叶志诜摹刻）一块，放置于九曜园池畔。 2.3花药艺术 药洲不但湖秀石奇，同时也注重栽植奇花异草。药洲因其在湖中设置沙洲，岛上栽植花药，因而称为药洲。花药是可供观赏的药用花卉植物，一方面可以装饰药洲西湖的风景，远可观其色块之美，近可赏其婀娜之态，另一方面可以供炼丹者用于炼制“长生不老”之药。刘龑设置药洲以象征神山，集中炼丹术士在西湖洲岛上修炼丹药，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刘龑最终虽没达到其目地，但客观上造就了药洲之美，《宋•九耀石刻》有诗句描述“花药氤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可见当时的药洲西湖上炼丹者众，炼丹之气雾缭绕，西湖因而形成一片水雾蒸腾，云雾缭绕的气象，加之堤岸垂柳飞絮随雾飘荡，沙洲花红草绿镶嵌于湖光雾影中，时隐时现，仿佛一片人间仙境一般。药洲之名实至名归，充分体现南汉国都高超的花卉培育技术，及古人对药用植物与观赏植物的运用技术。 3药洲园林的发展与衰落 南汉王朝灭亡后，宋、元、明、清期间虽然不断遭受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以修复，药洲仍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各方文人墨客，为士大夫觞咏泛舟、游览避暑之胜地，数代均有名人雅士（如苏轼、米莆等）到此泛舟，留题赋诗。南宋嘉定元年（1208）略使陈岘加以整治，在湖面种上白莲，称之为白莲池，建爱莲亭。到明代，西湖仍具有数百丈，景点留有宝石桥、黄鹏港等，高大的九曜石傲立湖中，时以“药洲春晓”列为羊城八景之一。到了明朝后，由于溪水变道，断绝了西湖的水源，湖面不断淤塞缩小，同时，由于广州商业的繁荣，城市街道的规划，西湖水面渐渐消失。沧海桑田，宽阔的西湖在清代后大部分变成了陆地，只留下现今“九曜园”这片小块园地，以及九曜坊、西湖路、仙湖街等名街名巷。 4结束语 药洲遗址是一座千年历史的名胜遗址，它饱含了诗词书画等文学艺术与人文景观，是广州货真价实的皇家园林杰作，是广州作为千年古都的历史见证。它填补了岭南园林空缺的区域性代表绝作，是丰富岭南园林文化的绝好内容，是深镌广州文化内涵的重要篇章。我们期待药洲遗址这座璀璨的皇家园林古迹，能受到广州政府与人民更多的关注，在未来的日子里绽放光芒。 作者：周罗军 王江锐 单位：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园林艺术论文:北方园林艺术精神思考 摘要：中国园林艺术历史悠久，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法则，集建筑、文学、书画、雕刻等艺术于一炉的综合特性享誉世界。因地域广阔，中国各民族、各地区对园林艺术的理解和偏爱各不相同，于是出现了风格迥异、极具特色的园林。在这之中以江南园林、岭南园林和北方园林最广为人知。南方园林自其风格形成之始便对北方园林产生影响，并成为北方园林学习的对象。而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北方园林，因受环境、气候等因素影响，其硬朗率直、雄壮厚重的风格又不同于江南的柔美婉约和岭南的轻盈自在，具有一种独特的诗意和气质。 关键词：北方；园林艺术；精神 中国是园林艺术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周时期。《国语•周语》中说：“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囿为中国古代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的园林形式。《说文》释义：“囿，苑有垣也。”垣就是矮墙，被矮墙所围合的苑就是囿，是中国园林最初的雏形。陈从周先生曾作《园林分南北，景物各千秋》一文，他以散文家而非建筑家的姿态总结了北方园林的华丽和南方园林的雅秀。北方高亢而南方婉约，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文化、经济、地域、气候等因素兼而有之，其中气候的影响可能是最为显著的原因之一。南北园林各有千秋，从时间上说，中国园林最早时起源于北方，发展于南方，最终南方又对北方形成深刻影响。 一、南北园林的差异 中国地域广阔，论及园林艺术，受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各地各具特色，其中以江南园林、岭南园林以及北方园林最为典型，广为人知。清华大学周维权教授在其所著《中国古典园林史》一书中曾有论述：江南、北方园林风格早在元、明时期就已经形成，入清以后，岭南风格异军突起，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覆盖两广、福建、台湾等地。就全国范围内的造园活动而言，除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几乎都受到这三个地方风格的影响或者作为它们的辐射波而呈现为许多“亚风格”。这许许多多的地方风格，都能够结合各地的人文条件和自然条件，呈现出浓郁的乡土色彩，形成百花争艳之大观。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上的这个终结阶段，私家园林长期发展的结果形成了江南、北方、岭南三大地方风格鼎峙的局面。 （一）北方园林 因气候的差异，北方园林的人造景观较南方园林少，更强调与自然的结合。相较于南方，北方水资源匮乏，园林供水较为困难，所以常见两个极端：皇家园林气魄非凡常伴大山大水，私家园林需凿井取水甚至旱地水作，更少见南方园林小桥流水之景，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北方园林善借自然之河湖山川为景，大气开阔，气势令人震撼。元、明以来，北方园林艺术受皇家园林设计理念的影响，多为规模宏大、气势恢弘之作，其景致端庄大气，包罗万象，不拘一格。总地来说，北方园林多为帝王贵胄所建，规模较南方更大，强调自然山水，凸显历史的厚重感；院落与景观融分有度，气度沉稳。而在这种大开大合的雄壮粗犷之下，秀丽媚美也就显得有所不足了。 （二）江南园林 “吴才大贤，尽出江南”。江南地区风物清嘉，人文荟萃，名士辈出，长期以来就是中华文苑艺林的渊薮之地。自南宋政府迁都临安（今杭州），江南逐渐经济繁荣，百工兴旺，至明清达到顶峰，贾而好儒者不乏其人。文人雅士好结社，而结社多在园林。有了文人的参与，江南园林自然比北方更显清新淡雅，与众不同。江南园林以私家园林为多，整体规模较北方要小，且景观以人造为主，因水量充沛，园内多设亭台水榭。总地来说，江南园林依水而建，布局紧凑巧妙，繁复而细腻，园内景观精致细腻，淡雅朴素，粉墙黛瓦，曲折幽深，犹如江南女子一般婉约。当然，受地势所限，园内面积普遍较小，难免略显局促。 （三）岭南园林 岭南有临海之利，其海外通商的历史由来已久，因此形成了“多元共存，商文合流”的独特文化，也造就了岭南人理性、务实、达观的个性。和岭南人一样，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是岭南园林最大的特点。岭南园林面积通常比江南园林更小，宅居通常与庭院融为一体，使得岭南园林直接反映出了岭南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情趣。岭南园林不追求大而全，而在于实用，庭院布局以适应主人的生活起居为主，一切水石花木只为营造更为自然的氛围。总地来说，岭南园林受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双重冲击，将西方古典雕塑手法与中国自然山水园林布局相结合，园内尤以雕刻见长，精细素雅，玲珑可品，形象上的通透开敞更胜于江南。不同于北方园林的壮丽和江南园林的秀雅，岭南园林更加轻盈自在。但因园林面积小且气候炎热，建筑为满足通风要求多体量偏大，使园林显得深邃有余而开朗不足。 二、南园北鉴 南方园林虽然历史不及北方久远，但发展迅速，对北方园林影响深刻。我国“南园北鉴”的历史由来已久，大概可以追溯到宋徽宗时期。宋徽宗曾将荔枝树北移栽于皇宫内的宣和殿前，甚至当年还开了一次花，结了果实，因此有了“蜜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枝丹”的诗句。虽然徽宗皇帝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写生，而并非建园造林，但自徽宗开始，历代都有前赴后继者不辞艰辛地尝试“南景北移”。这种风气在清代达到顶峰，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乾隆皇帝。周维权教授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中有一段描述：乾隆皇帝作为盛世之君，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平生附庸风雅，喜好游山玩水。他自诩“山水之乐，不能忘于怀”，对造园艺术很感兴趣也颇有一些见解。乾隆曾先后六次到江南巡视，足迹遍及江南园林精华荟萃的江宁、扬州、苏州、无锡、杭州、海宁等地。凡他所喜爱的园林，均命随行的画师摹绘为粉本“携图以归”，作为北方建园的参考。康熙以来，皇家造园在实践经验上已承明代传统并汲取江南技艺而逐渐积累，乾隆又在此基础上将设计、施工、管理方面的组织工作进一步加以提高。由此不难看出，北方园林在清代已深受南方园林影响，不论皇家园林还是私宅园林，都能看到南方园林的影子。“南园北鉴”既非始于今日，也不会自今日而止，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古人的态度比今天更理性。周维权教授的《中国古典园林史》中有例：狮子林是苏州的名园，元代画家倪云林曾绘《狮子林图》。乾隆南巡时三次游览此园，并且展图对照观赏。倪图中所表现的狮子林重点在突出叠石假山和参天古树的配合成景，而乾隆咏该园诗则谓：“一树一峰入画意，几弯几曲远尘心。”实际上也是对倪图意境的赞赏。因而先后在北京的长春园、承德的避暑山庄和静寄山庄内，分别建置小园林亦名“狮子林”。它们并不完全一样，也都不同于苏州的狮子林，但在以假山叠石结合高树茂林作为造景主题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所以说，长春园、避暑山庄、静寄山庄的狮子林乃是再现苏州狮子林造景主题的变体。追求神似而非形似，不单纯模仿，这是古人创新创造之所在，也是今人应学习之处。 三、北方园林的精神 中国园林因气候和地形等条件限制，各有其特色。江南园林典雅，岭南园林俊秀，北方园林显得雄奇浑厚。直到今天，谈及北方园林，人们总会以“北方自然环境恶劣，地理环境单一”为评价之基础。如此看来，似乎北方从根本上并不具备产生优秀园林艺术的条件。不可否认，南方相对温暖的气候使得南方园林——尤其是岭南园林四季如春，艳丽多姿；江南地区水资源丰富，亭台水榭灵活运用于庭院之内，水流动静相交，更是让人拍案叫绝。相比之下，北方气候寒冷，植物生长期短，水资源又相对匮乏，以至于在北方除皇家园林能够享有大面积水域外，其余各种类型的园林中水体所占比例都很小，甚至旱地造园，“旱地水作”。但“四季如春”的气候就是绝对的好吗？南方园林的温婉灵动是否就是绝对的美？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北方寒冷的气候成就了北方的四季分明，不同于岭南园林的轻盈通透与江南园林的灵动清秀，北方园林的四季分明所凸显的是一种更加硬朗且率直的气质。想来在北方的景致之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并非大山大水的壮丽，而是四季不同的景色和不断变换的色彩。一般认为，北方园林在景观植物的选择上常用松树、柳树、槐树等，但事实上北方园林中常见的植被远不止于此，如元宝枫、樟树、银杏、黄栌、稠李等在不同生长阶段会呈现出不同色彩与形态的景观植物也是极为常见的。在设计者的精心搭配之下，北方园林植被层次鲜明丰富，四季不断变换，园内的色彩与形态也不断变换，不同景色排列于眼前，更显得朦胧有致，意韵悠长。所谓“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四季分明的硬朗而直率的气质与历史的厚重感，这正是属于北方的独特诗意。想来气候其实无所谓好坏，四季不变的气候难免有些单调，而北方正因四季分明才有了四季不断变化的景色。四季更替，因而人的创造力也是无限的，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北方的园林艺术中，四季分明的气候恰恰就是最独特、最宝贵的创作资源。若说北方园林艺术的精神，区别于江南柔美婉约的硬朗率直，不同于岭南轻盈自在的雄壮厚重，这才是北方园林所拥有的独特气质。 四、结语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园林艺术大概也是如此，正如江南自古多文人雅士，江南园林就体现出一种人与自然间的情趣；岭南沿海而富庶，岭南园林便显得精致华丽，中西兼容；而北方的园林也如同北方人的性格一样，硬朗而非柔弱，率直而少晦涩气，这是北方园林艺术的精神气质。既然北方园林艺术比南方园林艺术的历史更为久远，那么北方园林也必定有其独特的历史厚重感。因此，作为园林设计者，作为北方园林艺术的继承者，我们该有一种自信，即创造属于北方诗意的自信，这来自于北方园林厚重的历史积累，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精神。 作者：赵辰飞 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园林艺术论文:日本茶庭园林艺术特色探讨 摘要：日本茶文化是在中国茶文化的基础上经民族生活习性、民族性格和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下形成。日本茶庭作为茶文化中特色组成部分，也是在借鉴中国古典园林建筑风格、布局、色彩的前提下经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改造下形成的，对日本茶庭以及茶庭中园林艺术的研究是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差异性比较的重要举措，对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精神文化特征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日本茶庭文化内涵做简要概述，其次着重分析茶庭的建造布局、艺术风格、色彩搭配以及具体用途，在此基础上分析日本茶庭的园林艺术中所体现出的宗教色彩、美学原则以及茶文化内涵，从而为进一步解读日本茶道文化提出思考。 关键词：日本茶庭；园林艺术；精神内涵；艺术特色 1日本茶庭文化内涵概述 在日本，茶庭文化、茶室文化和饮茶文化是茶文化的核心构成部分，自中国茶文化引入日本之后，由于日本民族性格喜爱饮茶和追求清新自然的田园生活，所以在中国传统饮茶习惯基础上不仅创新饮茶方式、发明饮茶工具，而且在逐步发展中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茶道。在日本茶道文化中，茶庭和茶室在建筑风格上保持一致、两个部分相通相连，互为补充。茶室建筑是包括有茶室、水屋、走廊、外景组成。和茶室相对的是茶庭，茶庭种类较多，功能性也不同。常见的有供读书休闲的疏远茶庭、修禅静心的修禅茶庭、露天观赏茶庭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草庵茶庭，该类型茶庭在日本最为常见，又可被称为露地，根据建造规模和周围环境不同，其露地级别还不同，比如三重露地式样的建筑结构其露地从外到内又可以分为三区庭园。日本茶庭的建筑风格和建造方式别具一格、十分精致讲究，这些都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思想和传统文化内涵。 2茶庭的建筑构造和艺术风格 2.1内部景观 日本茶庭内部景观都是按照一定的园林建造思想进行设计，日本茶庭园林不仅是饮茶修身养性的场所，更是修禅的圣地，所以日本茶庭的建造都有很强的禅宗意境。在茶庭的构造中，道路往往设计成弯曲状，铺设高低起伏，常常在道路两旁放置山石，用此来代指茶庭身处深山。在道路两旁和石块处种植低矮植物，来代指山林。在茶庭设置假山、水塘、小涧，流水潺潺的意境营造山泉流动的情境，并协助石灯笼的色彩点缀来总体烘托出茶室所处环境的清幽、宁静和和谐。在日本这样一个土地资源匮乏的国家，茶庭的设计面积一般较小，内部景观设计大多精巧玲珑，但是营造的禅境氛围十分浓厚。将日本人所追求的大自然景观和自然感觉都融入到茶庭的园林构造中。这不仅和茶庭的观赏、修身养息功能相关，而且营造出的宁静致远氛围能平复人焦躁心情，在进入茶室之后能以平和的心态饮茶，真正体会到茶道。 2.2色彩搭配 茶庭的主要作用是营造一种和谐、宁静的意境，为进入茶室饮茶的客人提供心灵的洗礼，所以在色彩的搭配方面一般是以绿、灰为主，来达到融入自然的感觉。比如内部景观山石、假山、道路以灰色为主，植被、水景以绿色为主。常见的草庵式样茶庭一般在道路两侧还会设置白色沙石作为分界标志，这样不仅给茶庭增添纯净感觉，而且和总体颜色形成对照，起到很好视觉效果。此外，景观的颜色以自然色调为主，不加入人工修饰，茶庭布景对原始自然美的追求也是民族性格和日本茶道文化的体现。在日本茶庭的园林布景中，一般很少设置色彩斑斓的花株，但是深山中常见的品种可以常见到，比如梅花，总的来说，茶庭色调追求朴素，也正是营造幽静深远饮茶环境和心境的重要体现。 2.3趣味性 日本茶庭的建造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幽静深远的禅宗意境，而且在具体布景中能体现出的是日本别具一格的建筑艺术风格。总的特征是具有浓厚的趣味性。从布景小样的建造规模来看，大多小巧精致，形状不一、色调搭配和谐、布局合理有据，既不会造成视觉冲突，也不会显得突兀。比如假山流水布景处的洗手钵（主要代指山间小涧的洗手功能），在茶庭内的形态各异，有的是水盆形状、有的是山间石块原貌、有的是经人工雕琢，别具一格。路边石块的设置也独具特色，有的随意堆放，有的成双成对，有的孤零一个，总体看来则乱中有序，却又不失观赏审美功能。从布景的规模来看，运用象征手法和思维想象的理念将一系列物景用来代指大自然景观，体现出日本茶道文化中独具民族特色的智慧情趣。茶室的建设地点一般远离喧嚣集市，环境优美，清净悠远的场地，用茅草、石块、木头等原始材料进行人工改造，建造茶室。泥墙、茅草屋顶、纸糊窗户构建的茶室周围设置一个很小，却别有洞天的茶庭，在此饮茶、参悟人生，这也是远离闹市，追求亲近自然，修身养性的禅宗精神。 3日本茶庭园林艺术中的文化内涵 3.1宗教色彩 无论从茶庭的布局还是建造风格，其中主要体现的文化内涵就是具有浓厚的宗教理念和格调。这和日本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宗教信仰息息相关。首先，茶庭就建造结构和设置理念来看，其主要目的是给茶室营造一种众星拱月的意境，茶庭的建造目的不是饮茶，也不是单纯的欣赏，不仅具有引导饮茶者进入茶室，安抚其心境的作用，还起到烘托整个饮茶环境的效果。在日本，饮茶具有严格的饮茶规定，除了饮茶者必须着衣得体、正式、整洁，言语、动作神态必须得体优雅，茶具和泡茶流程也都要求十分严格。其次在饮茶过程中，饮茶者之间只能谈论哲学、宗教等话题，日常俗事、庸俗化话题严明禁止。对茶会的组织者和茶庭所有者来说，对茶庭的视觉、心灵体验效果要着重注意，不仅要做到各个布景之间的完美衔接，保证其整体性的和谐，而且要对每一处布景的单项作用进行考究，通过茶庭的过程中心灵能得到感受，从而达到一种禅宗的境界。早在日本封建社会时期，武士阶级在进行征战之前会在茶室进行坐禅，以此来达到心境平和的状态，以此可看出，茶庭中的园林艺术中承载的茶道文化对日本人来说还具有精神安抚的功能，这也是宗教理念的体现。其次，日本茶道中的清净、自然、朴素的理念也正是佛教思想的体现。佛教自中国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主流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日本茶道的发展和演变始终体现出佛教所宣扬的清、寂、静思想。茶庭无论从构造、布景、建造材料还是内涵意义上都体现出佛教思想，在佛经中有这样记载：“菩萨冲过三界火宅到达露地。”说明露地的本身就是修行圆满之处，也是佛家修行的圣地。 3.2美学思想 日本茶道界普遍认为，日本茶道文化内涵深厚，涉及到的社会各方面因素复杂。其中主要的是艺术因素、美学因素、社交礼仪和宗教思想，这几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贯通，但艺术因素处于主导和统领其它三个因素的地位。日本茶道文化除了品茶禅悟思想，其艺术特色中的美学思想独树一帜，成为日本茶道文化中重要思想内涵。茶庭的设计布景理念中，除了朴素、和谐、宁静之外，错综复杂，缺陷美也在茶庭的设计中有显著表现。追求整体美，不过分追求对称，也不忽略单个布景的意境。在茶室中枯槁之感的美学特征尤为突出，暗黄木头制成的茶桌、枯叶色调的茶具以及墨迹和破旧不堪却不失古朴色香的茶盒都是茶室中美学思想的体现。日本民族不过分追逐过分人为雕琢的艺术品，唯独对自然状态下形成的艺术品情有独钟，这也是一种对美的执着和艺术品经时光雕琢的本质美的体现和喜爱，体现出日本人对内心和真实的追求。所以在茶庭的设计和建设中，这种美学思想被完美运用和诠释。比如茶庭建造的选址，选择远离尘嚣的僻静处、设计理念的自然象征性、茶室建造使用材料取于自然原态。整体呈现出清新自然、简单朴素、宁静致远、禅意深远的意境。 3.3茶文化和园林文化的融合 日本茶文化和园林文化在发展中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经过长期发展，日本茶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和意境在园林文化中都体现了出来。首先是禅宗思想在园林艺术中的融合。在茶庭的构建中，以清幽、宁静、禅意、和谐等佛教思想理念为指导，在具体布景中讲究还原自然状态，运用象征性手法将自然物象巧妙缩小，还原在茶庭。通过乱石的和谐、低矮绿树的衬托，再加上假山流水的声音，整个茶庭被营造出一种潺潺流水、层峦叠嶂、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乱中有序的自然景象，再加上空旷的草坪和色调的和谐搭配与自然材料搭建而成的园林建筑，无论在视觉、听觉还是心灵感受中，都能达到日本茶文化中所宣扬的清、幽、静的体验。其次是人文思想和宗教元素在园林艺术中的融合。日本园林自从中国引入后，前期是以观赏为主，在发展和演变中其作用逐渐由观赏性变成传递人文思想性。在茶庭的设计中，运用物象的合理安排和人为设置来传达出内心的精神世界和民族性格的价值取向。用假山、水景、植被、乱石等来营造自然意境，运用阳光直射和水体反射以及物象的倒影来体现光的美感。用最原始的木材、茅草、石头构建房屋主体，来和茶文化内涵融为一体，来体现精神上和饮茶这种物质行为上都是在追求一种自然、朴素和宁静致远的心灵感受，这不仅是日本民族人文情怀的体现，这也是佛教思想在茶文化形成以及园林建造中的明显标识。 4结语 综上所述，茶庭和茶庭中的园林艺术作为日本茶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将日本茶道文化无处不在融入其中。从茶庭的自然性回归建造，自然意象景观的设计，到茶室主体建筑的朴素、简约建造和原始性回归。从中不仅可以洞察到日本茶道文化的核心内涵和日本民族的精神世界向往，而且可以从中解读到茶庭不仅仅扮演着营造禅境氛围的作用，其主要作用是承载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向往，人们通过物镜来表达自己内心向往和精神追求。日本茶庭虽然没有气势恢弘的建筑体也没有色彩绚丽的色调，但是它所体现的朴素自然、优雅别致、宁静致远理念不仅仅对我们当代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向往起到一定的熏陶和影响，对今天园林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作者：罗琪 单位：西安外事学院文学院 园林艺术论文:休闲农业中园林艺术研究 摘要：发展休闲农业有助于旅游空间拓展，实现农业高效，并有效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而要让休闲工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就需要让其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这就需要园林艺术的支持。文章主要就“相地合宜，因地制宜”、立体种植、文景相依等3种园林艺术设计方法在休闲农业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休闲农业；园林艺术；自然环境 休闲农业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主，并将旅游业与农业结合到一起进行发展。这是一种新兴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其发展势头非常强劲。休闲农业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而是将新颖的人性化的休闲服务融入了其中，这样不仅仅是可以对农业资源的潜力进行深度开发，有效地改善农业环境，促进农业价值增加，同时还能够让农民获得更高的收益。在休闲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园林艺术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如果将园林艺术设计应用到休闲农业中去，将能够让休闲农业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发挥。 1“相地合宜，因地制宜”在休闲农业中的应用 在中国传统的园艺理论中提出“相地合宜，因地制宜”，在对休闲农业进行规划时也应该应用园艺理论。在对休闲农业进行规划之前，需要对现场场地的地形、地貌、地势等各种情况进行充分的调研，也就是要做到“相地合宜”，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到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如遇山则应顺其势，这样将能够在休闲农业规划上获得良好的效果。在对休闲农业进行规划的过程中，需要从现有的项目区域基址的地形地貌与原来的道路水系情况出发，本着因地制宜、相地合宜、合理利用投资的原则，将现有的区内的道路以及基本水系作为规划的基准点，发展农业项目时要有明确的空间范围，做到土地规模化的利用。在确立了具体的休闲农业开发思路的前提之下，需要对项目选择、土地利用现状、区位特点、周边交通以及社会基础配套设施等各种要素进行综合考虑，做到因地制宜、系统考虑、科学规划，对不同项目的用地位置与规模进行统筹安排，尽可能地避免出现大拆大建的情况。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休闲农业更好地发挥出作用。 2立体种植在休闲农业中的应用 所谓立体种植就是对空间、时间等各种种植条件进行充分的利用，实现优质、高效、节能、环保的农业种养模式。在开展立体种植的过程中运用园林设计的方法，将人们眼中单调的农作物变成了可以真实接触到的园艺作品，让人民可以享受到更加高品质的休闲农业。在园林艺术中立体种植主要包括了空间、色彩与形状这3个方面。空间上的立体指的是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因为不同的生长特性，在时空上得到合理的搭配[1]。例如那些高大的农作物之下可以种植那些低矮形对光照要求不高的作物，在向阳的地方可以种植上喜光的农作物，在背面则可以种植耐阴的作物。从农作物的特性出发，对休闲农业土地利用率进行改善，形成一种具有空间层次的种植结构。色彩上的立体，在园林艺术上的表现就是冷色系与乱色系之间的调和与对比。运用到休闲农业中，就是充分的利用农作物各个生长期的颜色。例如在桃树下可以播种油菜花的种子，因为两者之间的开花时间较近，两者开花之后，粉白想捡桃花加上其底部的柠檬黄与绿色的点缀，会让色彩更加的丰富饱满，并具备良好的层次感。所谓形状上的立体，在园林艺术上指的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形态来对主题进行表现。为此，在休闲农业中可以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之下，对农作物进行一定的整形修剪。通过不同的造型，形成一种似曾相识却又迥然不同的氛围，让人们可以置身到造型精致的作物之中，感受到移步“换景”的乐趣。 3文景相依在休闲农业中的应用 在园林艺术中，强调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这是园林艺术设计中的“文景相依”的具体体现。在休闲农业中，文景相依的应用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当前的世界范围内，文化旅游的思想已经逐步地成为了旅游的主流。而文化旅游就是指得在旅游的过程中，通过对特定文化群体区域的民俗文化的了解与熟悉，在欣赏风景的同时又能够增长知识、陶冶个人情操。如今的游客，在观光旅游的过程中不再局限于看风景，对于景区背后的文化内涵所产生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2]。在规划设计休闲农业的过程中需要与文化进行紧密的集合，做到文景相依，使得休闲农业园区做到“诗情画意”，并成为城市居民回归田园、拥抱大自然的精神寄托所在。为此，在休闲农业的规划设计过程中，要从中国传统园林的精髓出发，实现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的有机结合，将文化融入到自然之中，让游客在欣赏休闲农业园区风景的同时，还能够品味到其中的文化内涵，进而能够产生共鸣。为此，需要挖掘当地的特殊文化项目，例如剪纸、糖人、织网、牧羊、挤牛奶、手工艺品加工等等。都可以作为特色文化内容，融入到休闲农业规划中。 4结语 在休闲农业上，园林艺术的运用相当广泛，这不仅仅是可以有效挖掘农业生产潜力，还可以推动自然景观的可持续发展。为此，需要积极的就园林艺术与休闲农业两者的结合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推动休闲农业的发展，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 作者：宋红卫 宋晓波 单位：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园林艺术论文:城市绿化中园林艺术意义及作用 摘要：我国积极建设园林化城市，以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园林绿化逐步将系统结构与关键技术相融合，与经济建设相互作用(园林艺术在城市的发展乃至缓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园林艺术；城市绿化；意义；作用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令园林绿化苗木的产业及花卉产业发展迅猛(但因当前种植面积巨增，有些品种出现过剩的情况，因此，不可盲目发展(城市园林绿化对于建设现代化城市而言尤为关键，因此，园林艺术在城市绿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及作用( 1园林艺术在城市绿化中的意义 1.1城市果树的绿化 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令其对城市绿化的美化标准也逐步提升，不但注重树种的观赏价值，还注重树种的经济价值(城市果树绿化不但能够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还能够净化空气’抑制污染，通过其优美的姿态’芬芳的香气’各种硕果’成荫的绿叶，为人们提供优美的景色。 1.2生态的建设 园林绿化生态建设尤为关键，其不仅能够净化空气’降低污染’吸收CO2及有毒气体，还能够吸附粉尘，具有防风固沙’保护水土’降低沙尘暴发生率以及阻碍荒漠化，降低雾霾’风速的能力(园林绿化通过树木的形态’搭配’颜色，为城市进行!上妆"，提高环境的艺术感，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增加了城市居住的幸福感。 1.3庭院的绿化 小区’庭院是人们生活与居住之所，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品质，在庭院中种植观赏苗木，能够为人们营造健康的氛围，而适宜种植的果树包含了月季’桂花’红梅’黑松等。 1.4改良城市小气候 在炎热的夏季，城市绿化的枝叶构成了浓密的绿荫，将太阳的辐射阻隔在外，降低了地面’墙面乃至其它相邻物的反射热度(城市绿化地段具有较强的蒸腾效果，能够耗费掉60%)70%的太阳辐射能量，因此，可以令城市温度明显下降。 2园林艺术在城市绿化中的作用 2.1烘托城市的文化氛围 通过当地景观特色，有效解决生态自然景观的关联性，因地制宜，打造出具备地方特点’人文性与历史性的景观(将自然环境置于城市景观设计当中，与当地的气候’地形’生活习惯紧密相连，不但可以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富的城市文化，还可以向外国游客展现出更加具备城市特点及历史文化的内容[1](在植物景观园林艺术中，通常使用大量的本地树种(这是由于本地树种不仅适应性强，有利于生存，而且还由于其较低的成本，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2.2有利于加快生物多样化的发展，抑制自然灾害的发生 园林艺术城市绿化透过种植与管理大量植被，实现生物多样化的发展(自然植被的生长，加快了自然环境的构成，人们通过有意识的种植及造型管理，改善了所有植被的生存环境，加快植物’生物’动物的多样性循环发展(由于城市园林绿化引进了不同物种，依据其生长特征’根系发育情况有效改良了土壤结构及微生物循环，令空气’水’土壤实现了更新氧化，控制了水土流失与环境污染的恶性状况，抑制了自然灾害的产生。 2.3调节温湿度 城市里随处可见高楼大厦，人口尤为密集，令空气流动迟缓，总体温度提高，而绿色植物恰恰可以调节气候的温湿度，为人们带来冬暖夏凉的感受(园林植被透过树枝与树叶蒸发的水分及庞大树根吸收的水分，构成大量水分气流，降低了四周的环境温度(在气温变低时，由于园林植被树荫的覆盖，降低了风速，阻隔冷空气流动，温度提高(由于植被的覆盖，调节了气候的湿度，令植被周围区域的气流湿度显著提升，可以看出园林艺术在城市绿化中的效果尤为明显[2]。 2.4净化空气质量，减少噪音污染 园林艺术在城市绿化中经由其浓密枝叶的覆盖，错落有序的排列，过滤掉空气中的悬浮物及灰尘，有效净化了城市的空气质量(另外，园林绿化还可以将大气内的有毒气体进行吸收，有效阻隔噪音，通过规划设计，令园林绿化的配置能够更加科学，以此降低城市的噪音污染。 3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园林艺术中的绿色植被而言，不仅需要考量到其外观，还需因地制宜，选择一些符合当地的植物，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规划，为人们打造一个健康’绿色的生活环境。 作者：石日祥 单位：桂林市阳朔县杨堤乡林业站 园林艺术论文:园林艺术中的画境研究 摘要：画境是中国园林创作的第2层艺术境界，它把从自然生活中发现和体验到的美，通过概括’取舍’提炼与提高使之成为一个有主体’有烘托’有呼应的多样统一的完整布局，把生境美的素材通过艺术加工，融入中国山水画的笔意，从而上升到艺术美的境界(让景观与画境相通，从而让人们得到视觉与心理的双重陶冶( 关键词：园林艺术；画境 园林艺术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问，它囊括了艺术’文学’哲学’建筑等多方领域的知识(一个好的园林设计作品带给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精神上的享受(中国的园林艺术分为3个层次，一是生境，即是对来自自然’来自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反映；一是画境，是一种艺术美的境界；一是意境，即创造一种!触景生情"，产生浪漫主义的激情和理想主义的追求(本文所探讨的是园林艺术的第2个层次 画境( 1中国古典园林与山水画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博大精深，是世界景观设计艺术中最丰富的遗产之一，综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如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绘画’诗文’书法’建筑’雕塑’植物学’园艺学等(她是中国人生活环境中最美的部分，作为整个国家文明和品质的象征，是具有生命的文化遗产(谈到中国古典园林，首先印入脑海的就是非常具有书卷气息的文人园林(士大夫寄情山水，啸傲烟霞，躲避嚣烦，既见之于行动，又出之以诗文，以诗画表达对自然界鬼斧神工的由衷赞赏，而且在自然界中再现这种自然美，并应目会心’借景抒怀(随着人们对自然山水风景的认识逐步深化，多数文人开始将画意融入造园，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画境是中国园林创作的第2层艺术境界，它把从自然生活中发现和体验到的美，通过概括’取舍’提炼与提高使之成为一个有主体’有烘托’有呼应的多样统一的完整布局，把生境美的素材通过艺术加工，融入中国山水画的笔意，从而上升到艺术美的境界( 1.1王维与辋川别业 一代诗画宗师王维开创了文人水墨山水画的先河，他的写意山水画在总结自然山水构成的客观基础上，追求笔墨神韵，直抒情怀，表现了理想的自然山水美景(他的代表作是位于陕西西安的辋川别业，这是一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园林，不仅是因为王维曾著文赋诗咏赞园景，更重要的是他用画意和诗意造园(现时虽然无迹可考，但是从流传下来的文字当中可以窥见一斑(他在$辋川集序%中明确地告诉读者这座建于蓝田县城外的园林风貌：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沂’官槐陌’临湖亭’南坨’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坨’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99王维在$山居秋瞑%和$终南别业%里都反映了辋川别业的胜景，园中建草堂’精舍，堂前屋后有竹林果园，园内园外都是一派自然的色彩(依托山水构筑，凭借湖光山色之胜，创造出既有山川自然之美，而又有人工诗情画意的园林，完全是一幅立体的山水画(同时也表达了一种闲适隐逸的避世思想，人身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感觉(宋代画家郭熙也曾经说过：!凡经营下笔，必合天地(何谓天地？谓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见世之初学，遽把笔下去，率尔立意，触情涂抹满幅，看之填塞人目，已令人意不快，那得取赏于潇洒，见情于高大哉？"他所论述的是作画的布局与裁剪(作画如此，造园亦如此( 1.2明代绘画与造园 文人画在进入明代之后，已经完全成熟，并且占据着画坛的主要地位(文人作画一般都要在画幅上署名’钤印’题诗’题跋，甚至以书法的笔力入画，真正把诗’书’画融为一体，因而人们赞誉一个画家就常用!诗’书’画三绝"一类的字眼(人文画的!三绝"再结合它的清淡隽永的韵味，就能呈现出一般所谓的!书卷气"和!雅逸" 即包含着隐逸情调的雅趣，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间造园活动的趋向(在造园过程中除了运用古代山水画的画理来达到一种入画的境界，在各种景观要素的组织上也充分运用了绘画中的构图原理(例如用特置的洞门或空窗，将远处的景物引入，宛若嵌在框中的构图完整的画面(又或者是在一块雪白的墙壁前植上修竹红梅，以粉墙为纸，以窈窕之态’苍劲之姿作画，将自然纳入园中，赏心悦目(园林设计与绘画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是不一样的，但是意境和画理是相通的，明代著名造园家计成在谈到他所构筑的庭院时，也说用到了五代画家荆浩’关仝的山水画意，画家李昭道的小副景物，还有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半壁山水( 2西方现代景观设计中的绘画艺术 中国的古典园林可以说是意境与画境结合的典范，值得后人借鉴与学习(在西方，景观设计中也有画境的融入，早在18世纪英国风景式造园也有绘画派（PicturesqueSchool），被誉为!诗心画眼"（ThePoet:sFeelingandPainter:sEye），不仅是在字面上，更是在蕴含上也与中国古典园林的画境遥相呼应( 2.1杰弗里#杰里科与克利的绘画 英国的景观设计师杰里科是景观规划设计领域的一代先驱，他一生设计作品无数，为大家所熟知的有肯尼迪总统纪念花园’莎顿庄园’穆迪历史花园等(场所精神是其设计的核心，杰里科从广泛的学科中汲取营养，文学’哲学’欧洲古典园林’中国古典园林都是他灵感的来源(当然，要深刻了解杰里科的作品，不得不说一个人，那就是20世纪最富有诗意与改革精神的一个艺术家 保罗#克利(他以讽刺性和幽默感的表达手法，极富感性的诗意线条，结合梦幻意象与多样技法，致力于抽象与非具象表现的研究，由观念转入视觉，从人物转入大自然与历史，乃至于纯艺术的追求，借由象征来传达艺术理念(!从乱画开始，带着线条去散步"，是他大部分作品弥漫的诙谐’幽默的写照(杰里科的许多设计思想’创作手法包括表现形式都来自于克利的启迪，因此，他的设计作品同样有着超现实主义的特点，梦幻而神秘的鱼形的水面和小岛’弯曲的水道等，借鉴克利的绘画，杰里科还将规则的花坛转化为不规则的曲线花坛，构成梦幻的神秘场景( 2.2布雷#马克斯与抽象绘画艺术 布雷#马克斯作品体现了巴西的文化传统与发源于欧洲的现代艺术思想的结合，创造了适合巴西气候特点和植物材料的崭新风格，并与巴西的现代建筑运动相呼应(他认为，艺术是相通的，景观设计与绘画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只是作画工具的不同而已(他用艺术的手法来设计园林，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布雷#马克斯擅长使用流动的’有机的’自由的形式来设计园林，通过大面积同种植物种植形成大的色彩区域，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他曾说：!我画我的园林（Ipaintmygardens）"这一句话正道出了他所信奉的设计手法(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的设计作品大多平面形式强烈，铺装’植物种植’水体形式等各个元素的组合就是一幅饱含激情的画(这幅!画"不仅是二维的’平面的，更是空间的’立体的，草地’砾石和水面提供了一个平坦的连绵不断的大空间，乔木和灌木分割或限定了竖向上的空间(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为科帕卡巴纳海滩所进行的景观设计(布雷#马克斯将街道当成一块画布，用流动抽象的图案丰富平面构图，铺装材质为具有巴西民族特色的马赛克，颜色来自于本地天然的白’黑和可可棕（红）(从高空看来，是一系列连续而又抽象的图案，自然而流畅，并且没有哪两个图案是完全一样的，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引人入胜，减轻了司机长时间开车的单调感(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教授孙筱祥，在1次国际会议报告中曾说：作为一个园林大师，必须要:5条腿才能站起来，首先，必须是一名充满爱心的诗人；其次，是一名画家（他曾师事孙多慈’徐悲鸿学习西画）；第三，是一名懂栽培种植的园艺家；第四，生态学家；最后，才能是一名景观设计师(因此，在致力于园林艺术专业学习的我们，更应该提高自己的艺术涵养，让景观与画境相通，从而让人们得到视觉与心理的双重陶冶。 作者：周雯文 单位：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园林艺术论文: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魅力 摘要：院通过分析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对人们的感觉器官影响，为园林景观的发展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对园林艺术设计和创造更美好的人居环境提供启迪借鉴和推动。 关键词：院感官体验；中国传统园林；魅力；审美价值 中国传统园林以其天人合一、自成一体的风格在世界园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要求风景园林的设计与创造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发展。园林是一门艺术，但它又不同于绘画、雕塑等纯粹的视觉艺术形式，它是一门与人们生活空间和环境紧密相关的综合性艺术。它不仅作用于人的视觉，同时作用于人的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调动人的所有感觉器官全方位地感受和体验它所营造的意境和美。 1总论 中国传统风景园林的意境之美是指能带给欣赏者意韵悠长、回味无穷、含蓄隽永、情景交融的审美体验。而体验必须以人们的感觉器官的感知为基础。山河、寺庙、云霞、植物、虫鸣、鸟语、花香，这些风景园林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时刻作用于人的感官，形成多维协作、交叉聚合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园林艺术具有五官协同的多感觉的美学特征，通过刺激和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形成丰富的情感体验，甚至融入到意境之美的深刻而独特的审美体验中去。 2视觉 视觉是人最重要的感觉器官。据科学家研究，至少有80%以上的外界信息是经视觉获得。通过视觉，人能够辨别外界物体的形状、色彩、明暗等属性及物品所处的空间状态等各种信息。 2.1形状 形状效果当中最容易受到关注的是轮廓。建筑、植物、水和山石的轮廓都在中国传统园林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寺庙园林，一般都建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或险峻的山上，云遮雾绕，使人感觉到神秘莫测。皇家园林，宽广而开阔的湖面展现的是皇族特有的大气磅礴、辉煌宏壮。而苏州众多的私家园林，空间轮廓就自由多了，绝不会出现一线开阔的空旷和寂寥，或假山湖石，或栈桥铺道，婉转自由、灵活多变。 2.2色彩 在影响视觉的所有因素中，色彩是最鲜明、最直观的元素。中国传统园林在色彩效果中最富代表性的当属皇家宫殿。紫禁城中三大殿均采用金色的瓦顶黄屋，红色的柱和墙，白色的大理石台基，整体色彩形成了蓝天、白云、黄瓦、红墙、白基的色彩关系；内部装饰雕梁画栋，鲜明悦目。整个建筑颜色简洁明朗而又辉煌灿烂，极为壮观。行走其间，你能感觉到古代皇帝的浩荡之威，不由自主鼎礼膜拜、心生畏惧。 2.3明暗 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对明暗的应用，广泛表现在对物体对象空间属性及状态把握的效果巧妙设计。例如利用植物的叶色深浅及落叶和针叶的季相规律来安排近景、中景、远景的层次变化；利用深水来表现深邃、厚重、磅礴，利用浅水来表现欢欣、灵动、轻松的情绪；利用粉墙、黑瓦、幽竹的明暗对比来制造多变的视觉效果。更重要的是利用明暗的规律来影响并创造不同的情感体验和意境体验。 3听觉 感官体验当中，听觉的重要性仅次于视觉。而且更容易与视觉产生联系形成感觉联动的效果。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中意境的创造往往最重视这两者的关系，当代园林艺术设计把听觉感受的园林设计内容归纳为“声景”，并通过传统园林的各种成功的范例不断发掘和创新。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中声音的产生一般分为自然发声和人工发声2种，自然的声音如风声、雨声、鸟兽虫鱼等，人工发出的声音有晨钟暮鼓、管弦琴瑟、梵音禅唱、吟诗诵读等。个圆的“风音洞”，在东山后的岩石间开了24个空洞，风吹入孔洞呼呼作响；“雨打芭蕉”的场景在很多私家园林中有相表现，雨随屋檐跌落打在墙角的石板或者特意放置的水缸里，发出滴答或者叮咚的声音也颇能映衬惋惜惆怅、寂寥落寞的情绪。至于植桐种柳、培花护土、理水载荷、杂草竹石，自然是蝉鸣蛙叫、虫啁鸟啼的好去处了。 4嗅觉 凭借自然界中具有幽香叶脉腺体的植物和应季相开花引蜂闹蝶的花卉，与园林景观中意境韵致联系起来创造独特的效果，这在现代园林艺术设计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即“香景”的设计范畴。三秋桂子、荷叶芭蕉、冬日腊梅、空谷幽兰、八月桂花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中惯用的香味来源。北京著名景点香山之名就源自于杏花之香，其中香雾窟、雨香馆、香岩室、香山寺等景点都因香而设。尤其是位于半山腰的香雾窟，乾隆根据其景周围绿树环绕、花香扑鼻的特点，把香味和朦朦胧胧的雾景联系起来而命名为香雾窟。 5总结 作为人造艺术领域，园林也是有感情的，欣赏者身处其间，在利用眼耳口鼻等感觉器官与园林交流的过程中产生共鸣获得情感。艺术审美的过程就是设计者、欣赏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设计者的意、园林的境、欣赏者的情，三者的高度融合，就是园林艺术审美意境价值的完美呈现。 作者：周静毅 单位：重庆萱颜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园林艺术论文: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音乐美探讨 摘要：基于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之美以及园林美与音乐美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音乐凝固之韵和律动之美进行了简单介绍和探讨，以期增进人们对古典园林艺术的认识。 关键词：古典园林；艺术美；园林美；音乐美 就审美原理角度来看，园林和音乐虽属于2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二者之间却存在很大的关联性和共通性，这在结构、创作法则、处理手法上都有所体现，从音乐艺术角度来理解和品鉴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更能够为人们所接受，而且对现代园林设计也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1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音乐凝固之韵 1.1园林艺术和音乐艺术有着相同的节奏和韵律 园林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与音乐艺术的节奏和韵律有共通之处，二者都集点、线、色彩、质感等效果于某一特定空间，继而营造出或是表达出特定的思想情绪、格调氛围，景观配置和音乐韵律的高与低、曲与直、完整或零散、严肃或活泼，都带给人一种美的感受。中国古典园林的景观配置，具体细化为各要素的布局，都是通过对局部的建构来达到整体的平衡，其中运用到的结合、对比等创作法则和艺术处理方法，都是通过形象思维产生的艺术效果，符合音乐艺术传递出的节奏和韵律的艺术效果，由此可见，二者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1.2古典园林音乐化的艺术处理和乐律性的景观编排 音乐艺术中有强弱、缓急、重复、高低、曲折、停顿等创作手法，这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也有所体现，如景观的高低配置能够在空间上产生层次感，内外配置能够给人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楼台亭榭便是园林艺术的停顿，这些都与音乐化的艺术处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走进中国古典园林，领会园林艺术巧妙的布局，仿佛间是在聆听一首让人赏心悦目的乐曲，换言之，游人是在音乐化的空间里行进。以苏州留园为例，该园虽小，却将时空化的艺术处理方式体现得淋漓尽致，别开生面，错落有致的空间体系赋予了整个园林丰富的色彩感和节奏感，仿佛是一首轻音乐，收放自如的艺术处理手法，让人叹为观止。中国古典园林在景观编排上更具乐律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时空的连续和变化上，都与音乐的节奏感不谋而合[1]。 2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音乐律动之美 2.1古典园林的布局章法 古典园林的布局章法可以分为动静交织、虚实相济、旷奥有度、曲直对比、大小相宜、开合聚散等6种表现方式，这些艺术处理手法的应用，赋予了古典园林一种音乐律动之美。动静交织是中国古典园林整体布局的一个显著特点，主要体现为动静区域的划分，如可供游戏游赏的山水就属于动的区域，可供休憩坐赏的亭榭就属于静的区域，动静区域的划分根据园林规模的大小，各有侧重，通常规模较大的园林，游览路线比较长，且有回旋的余地，主要以动观为主，静观相辅，规模较小的园林正好相反。从整体布局来看，园林有动、静两大区域，这两大区域又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各种景象混合交替，动与静也处于交替变换之中，使得园林的艺术结构就有了向音乐一样的动静对比和转换的律动之美。至于虚实相济，主要体现在近景和远景、景处和留空处的对比布局的关系上；曲直对比，讲究一个“藏”字，曲径通幽，方显其中韵味，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趣，更能够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2]。 2.2古典园林的结构韵律 古典园林的结构布置都围绕一个“韵”字展开，“园韵”是园林的“魂”，也就是园林艺术的风度和气质，这主要体现在“独奏”和“协奏”2个方面：园林景观的“独奏”有3种表现形式，一是重复、变化和齐一，这种节奏形式是音乐节奏的基本形式，但也常出现在古典园林艺术中，其中，游廊就是最有节奏的景观；二是层递，这种形式是由重复衍生而来，音乐节奏比例的层递与园林空间造型的层递极为相似，在艺术上是相通的，都能够给人以美的感受；三是循环和回旋，园林结构也具有曲式结构中起、承、转、合的特点，这属于音乐性的循环和回旋，其作用于立体结构中，更富有音乐抒情的乐感。园林景观的“协奏”体现在“动”上，移步换景取得的观赏效果与音乐的流动性特点极为相似，游人在感受到各种景致之美的同时，仿佛是在聆听一部大型的协奏曲，具有浓郁的乐韵[3]。 3结论 艺术是共通的，具体体现为结构、创作法则、处理手法上的共通，园林艺术和音乐艺术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古典园林不仅具有音乐凝固之韵，也具有音乐律动之美，虽然实现路径不同，但都遵循着美的法则，在艺术上都以实现美为目标。 作者：谢洁 单位：西南林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