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法论文:中国新闻法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 [内容提要]新闻法学是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新闻法的制定、实施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中国自80年代中叶创议制定《新闻法》，一批学者开始从事新闻法研究，至今专门的《新闻法》虽未出台，但是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现行法律中已有许多调整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新闻法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将中国新闻法学研究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重点为配合起草《新闻法》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是新闻自由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并对新闻法各方面的内容作了广泛探讨。第二阶段重点研究新闻侵权问题，特别就新闻权利同公民人格权利之间的平衡作了种种研讨，丰富了新闻侵权法。第三阶段为研究的深化和综合。已有数部概叙新闻法制框架的专著问世，说明中国新闻法制已有相当具体系统的内容。但现有专著尚属应用性著作，尚须继续进行理论探索。 关键词：新闻法、新闻法学、新闻侵权法 新闻法学，是随着中国大陆新闻法制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中国台湾地区，对新闻法的研究起步较早，据著录，早在公元50－60年代即有吕光、潘贤模著《中国新闻法概论》（王洪钧，1984：233；尤英夫，1997：416），近年则有李瞻撰著《新闻学原理》（1992）和编译《传播法——判例与说明》（1992）、尤英夫撰著《新闻法论》（1987－1997）等，厥作甚宏，影响及于大陆。中国大陆则于80年代中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集结了一批新闻法学的初创者来着手研究新闻法的各种问题，至今不过十五年。 中国大陆学人认为：新闻法并不是仅指以「新闻法为名称的法律文件，而是对于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保障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的相关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之总称（孙旭培等，1985：4；魏永征，1997：27；张西明，1998a：22）。国际上及台港称Media Law 或 Mass communication Law，在大陆尚鲜见使用。或谓研究新闻法，应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于是而有「新闻法学之名称（郑旷，1987：429；梁华、阿茵，1988；王强华，1993：6；鄢光让等，1996：676），或称「新闻法制学（曹瑞林，1998）。本文作者将新闻法学定义为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新闻法的制定、实施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 一、伴随新闻立法而问世 中国大陆“”之乱，新闻媒介受祸尤烈。于是有新闻纳入法治之议。从1980年到1981年，就有新闻界、法律界名流张友渔、赵超构、李纯青、李子诵等从发展民主和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着眼，先后通过媒介或者在人大、政协会议上提出制定新闻法的主张（张宗厚：1982：223；1983：319－320；《新闻法通讯》：1984a）。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改名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可以认为是大陆新闻法学学科建设的发源地。该所成立后不久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国社科院新闻所，1980），收录了从1921年至1956年有关文件359篇，为研究大陆新闻法制的渊源，提供了系统的文献。该所人员还同外单位的人士一起翻译编辑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中国社科院新闻所，1981），钱辛波等选编了《各国广播电视法选辑》（钱辛波等，1984），为研究新闻法学作了资料准备。该所培养的新闻学硕士生，也有好几位以研究新闻法为方向，如孙旭培、张宗厚等人。受前辈专家新闻立法建议的启示，张宗厚发表《新闻也要立法》（1981），尔后又在《新闻学初探》一书中撰「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一章（1982），在同陈祖声合写的《简明新闻学》中列有「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一节（1983），是为有关新闻法的最早论作。 形成规模的对新闻法的研究是在1984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以后开始的。当时决定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双方抽人，在新闻研究所设立新闻法研究室，以商恺、孙旭培为正副主任（商退休后，孙为主任）。新闻法研究室于1984年5月12日宣告成立，它的任务被规定为从事新闻法的研究，在适当时候还将承担新闻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新闻法通讯》，1984b）。作为我国大陆第一个新闻法学的专门研究机构，新闻法研究室的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除按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要求为起草《新闻法》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外，研究室一成立就编辑出版不定期刊物《新闻法通讯》，从1984年8月到1988年4月，共出版20余期，收录了新闻法学开创初期的一批论作和其他成果、资料，总字数70余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继《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之后，研究室又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1987），两本书共收录外国和香港地区的新闻法规30余件，对非成文法国家或没有专门新闻法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的新闻法制，也有专文编译介绍。研究室成员在研究过程中还在其他出版物上发表了若干有一定影响的论作，如孙旭培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即收入《新闻自由论集》（中国新闻学会，1988）一书。 嗣后，研究队伍逐渐扩大。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根据国务院规定的该署职责，新闻法起草工作改由新闻出版署牵头，于1988年1月成立了新闻法起草小组，组长为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共有9家单位派人参加。奉新闻出版署之命，1988年2月在上海成立了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为组长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与新闻出版署的起草组同时开展起草工作，草案报新闻出版署汇总。这个举措也许同1986年上海曾受委托起草过一份《上海市关于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的文稿有关（陈沂，1993：249）。这又带动了一批人参加新闻法学的研究。如北京在1988年9月成立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聘请有关学者和新闻工作者30余人任研究员。在上海则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研人员陆续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新闻法学研究主要配合起草新闻法开展，受到普遍关注，所以又带有群众性的特点。较大规模的群众性讨论如：1985年1月和3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先后在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和深圳（约见香港新闻界人士）等地召开新闻法座谈会（《新闻法通讯》，1985） 。1989年1月，新闻法起草小组派员携《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到上海听取意见，上海新闻界讨论了三天（《新闻记者》，1989a） 。接着，上海《新闻记者》月刊开辟「新闻立法笔谈专栏，专门对《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2月24日，新闻记者杂志社等单位又发起新闻立法报告会，有十位人士发表演讲，数百人冒雨参加（《新闻记者》，1989b） 。这类讨论虽然不属学术研究，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用的思想资料。 著名的三个《新闻法》文稿可视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综合性成果。中国社科院新闻所新闻法研究室的《新闻法「试拟稿》于1985年即已写出，后经修改，发表于1988年4月出版的《新闻法通讯》第20期上。新闻出版署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于1988年6月出初稿。上海新闻法起草小组的《新闻法（征求意见稿）》于1988年7月印就。新闻出版署在1989年初拿出来的「征求意见稿又在吸取另两个文稿和其他意见后作了一些修改。这些文稿虽然都没有成为法律的基础文本，但它们在新闻法学研究中仍然具有无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张西明，1998.9.3.；魏永征，1999b：1－8）。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绩主要有三： 首先，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关于新闻立法的基本原则，早在1980年冬，大陆新闻学、法学耋宿张友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即提出新闻法应当一方面保障新闻自由，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限制、制裁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言论，「既要保障新闻自由，又不许滥用新闻自由（《新闻法通讯》，1984a）。此系大陆高层人士最早明确提出新闻自由（ freedom of the press）概念的公开言论，其「既保障又不许滥用（约束）的表述方式符合大陆普遍接受的「两点论，为后来有关新闻立法的论著所共循（张宗厚，1983：322；郑保卫，1990：188；刘建明，1991：259）。有所差异者，一部分人士侧重于强调保障新闻自由，以至提出「社会主义新闻法是新闻自由保护法的命题（孙旭培，1986） 。也有些人士提出新闻法应是限制新闻自由的（王中，1985），因为经过新闻法的限制，在限制的范围之外就可以获得自由。第三种倾向则强调保障与约束两者并重，缺一不可，侧重何者，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不能绝对化（梁华、阿茵，1988）。在此基础上，一些学人对「新闻自由作了深入研究，其代表性成果即为孙旭培的《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文，本文以「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概念同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相区别，系统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述，论证了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进步性和局限性，苏联新闻模式的缺陷，以及对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原则的构想，作者还以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有关规定为根据，论述了新闻法治与共产党领导的关系。可以认为是当时有关研究成果的综合结晶（孙旭培，1988）。 「新闻自由的概念，由于翻译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当时没有看到过（1），从而在共产党的文件里也没有作为正面概念出现过，研究者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独立地加以论述的。作为这项研究的成果，就是在当时的三个新闻法文稿中都在《总纲》部分写上了「新闻自由的条款，并且在整个文稿中贯彻了「既保障又约束的原则（2）。尽管后来发生过有人利用「新闻自由的口号进行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活动的事端，引起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猛烈批判，从而一度形成对于「新闻自由的chilling effect。但人们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以及有关行为的非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概念为越来越多的新闻学术界人士以至领导人士所接受，已是不争的事实（3）。 第二，对新闻法的各方面内容作了广泛探讨。除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外，诸如：知情权（right to know ,又译了解权）、名誉权（right of reputation）、隐私权（right of privacy）、肖像权、诽谤（libel）、更正和答辩、新闻报道与司法、追惩制（System of punishment after the event）和预防制（System of prevention）、舆论监督、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保守国家秘密、禁止淫秽（obscene ）物品、著作权（copyright,又称版权）等等，皆有专题文章涉及。特别是关于保护人身权各种权利的研究论述，据现有资料，新闻学界还要早于法学界。在80年代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法学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84）、《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等，都没有对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诽谤等概念作出解释。在许多民法教科书中也只是很简单地提到。而在《新闻法通讯》中，在1984年至1985年就相继发表了李祖兴的《论报纸批评与诽谤》和钟声的《新闻诽谤的法律规范和界限》等关于诽谤和名誉权的论文，在1986年初发表陈力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权观念》和廖晓英的《新闻报道与个人隐私》等关于隐私权的论文，等等。陈力丹的论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隐私权的见解作了详细的钩稽，阐发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提出报刊不应揭发个人的私事，但如果这项私事涉及社会生活，则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并且反对任意扩大私生活的范围等观点，同现代隐私权原则相合。至今大陆有关隐私权的专论，均以1890年美国学者S.D.Warren和L.D.Brandeis发表 为起点（王利明，1994：470；杨立新，1996：607；张新宝，1997：37），陈的论文则为隐私权理论起源提供了更早的线索，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与世隔绝，他们的见解自应有其来源。而法学界发表有关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等单篇论文要在80年代至90年代之交（4）。据张西明称：「检索广东中山大学法律系编辑〈1985-1987年全国法学文章目录索引〉，可以发现，在这两年里，中国法学界没有发表一篇关于诽谤法规、名誉权和与名誉权联系密切的隐私权的专题文章。（张西明，1998b） 同时，大陆学人尝试对新闻法原理作综合性的阐述，是为孙旭培、朱晓明、廖晓英合写的〈新闻法知识讲座〉（1985），共十五讲，涉及宪法权利、新闻批评、新闻诽谤、保密、禁载、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新闻机构的创办和管理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构建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最初尝试。 第三，新闻法研究领域的争议得到全面展示。80年代中叶，大陆学坛十分活跃，众说纷纭。三个《新闻法》文稿就各有同异。据王强华当时透露，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草案同另两个草案“不同之处在于，它规定个人有办私人报纸的自由，而另外两个草案没有触及这一点”。此外，还涉及建立诸如新闻评议委员会还是仲裁委员会来处理新闻纠纷的不同设计（王强华，1988）。这类差异反映了新闻立法过程中各种意见的激烈争论，本文不可能加以罗列，谨引用当时两篇综述以见一斑。其一，1988年3月，北京新闻学会开会研讨新闻法，归纳出四个“热点”问题：一、新闻自由；二、民营报纸；三、舆论监督要不要经过批准；四、新闻业的性质、作用，主要是宣传还是大众传播（力单，1988）。其二，1989年2月，在上海新闻立法报告会上参与起草新闻法的人士报告“起草有年，难点九条”：一、新闻法早出台还是晚出台；二、新闻法应立足现实还是理想的超前的；三、是否允许私人办报；四、新闻自由；五、新闻的功能；六、舆论监督；七、法律责任；八、新闻仲裁制度；九、新闻工作者自律（《新闻记者》，1989b）。这些争议对于立法工作成为障碍，以致《新闻法》迟迟未能出台，但是对于新闻法学研究来说，则是指示了研究的难点和重点，提出了现实的研究课题。 这一时期的研究究属初创阶段，今日回顾，幼稚和不足亦显然可见。本文作者概括为“四多于”：一、从政治理论层面的论证多于从法学理论层面的论证：例如新闻自由概念，前一种论证着重于新闻自由同社会制度之关系，以及对民主与法制、自由与责任、保障与约束等等范畴之探讨，这固然十分必要，然而用诸现实的操作层面上则显得隔膜。「既保障又约束，虽为绝大多数所接受，而在不同场合在不同人士笔下甚至可能表达截然相反的意思。后一种研究要求把自由视为现实的社会关系与法律关系，即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就需要对相关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相应承担的义务以及他人对该权利所承担的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二、就理念出发的思考多于对中国大陆新闻制度的实际现状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对马恩列与新闻法制有关的论述作了系统的钩稽和梳理，同时对欧美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新闻法制情况作了大量的介绍，比起过去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撷取片言只语为我所用和对欧美事物一概排斥的学风，已有根本进步。然而上述内容对于本地而言究属理念的东西，是否适用和如何适用于本地，尚需对现状作详细的考察。三、采取演绎方法多于实证方法。四、对个别问题作短促突击式的论述多于对某个专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不足也许是研究的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 二、从研究新闻侵权纠纷突破 90年代开始，新闻法学研究者不约而同将注意力转向新闻侵权纠纷。自《民法通则》于1987年生效以来，新闻侵权纠纷骤然增多，成为新闻界乃至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在新闻学界，有关的研究是从个案入手的。这也许同不同程度卷入纠纷的传媒拥有信息和发表意见的便利有一定关系。如大陆第一件新闻记者被诉犯诽谤罪的「《疯女之谜》案一审作出有罪判决后，记者所在的《民主与法制》从1988年第8期起连续刊登反驳判决的文章达半年之久，为数达数十篇，另有一些报刊则刊登反反驳的文章（5）。在徐良（6）、陈佩斯（7）、李谷一（8）等人的名誉权案中，亦有类似现象。这种做法反映了在法制建设早期，在新闻与司法的关系上尚缺乏规范，但在客观上正是结合个案对新闻诽谤罪或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的有关问题作了分析探讨，留下大量可供研究的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记者》月刊从1989年起开设「新闻与法律专栏，几年内报道了许多新闻侵权诉讼案件并加以评论。该所魏永征从1990年2月起在陕西《新闻知识》月刊连载《新闻官司面面谈》，每期一篇，一共登了20期，采用的也就是个案分析的方法，就案论法，每篇文章通过分析一至几个案例来论述某一法律问题。1993年，新闻出版署王瑞明、董伊薇和北京法院罗东川合作编写《无冕之王走上被告席》，共收入50个案例，逐一加以评析，有些论述颇见精辟（王瑞明等，1993） 。其他零星的「新闻官司个案分析在当时许多报刊特别是法制类报刊时有所见。个案分析紧密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可能有独到见解，但难以做到体系化，难以达到综合研究的深度。 个案分析逐步发展为从法理上对新闻侵权作综合的研讨。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反映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等单位发起在1991年、1993年和1996年举行的三次全国性的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1999） 。参加这三次会议的成员，兼容新闻界和法律界、理论界和实务界、领导管理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等方面，提交的论文和议题涉及新闻侵权纠纷从实体到程序的诸多内容。许多论文被后来有关新闻侵权和人身权、人格权的研究成果和专著大量引用，表明研讨会对新闻法学研究起到重要的孕育、催化作用。同时各地也举行过一些小型的研讨会，许多专业报刊发表若干论作，不及详列。当时研究所涉及的方面包括：一、新闻侵权行为和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行为的成立和排除，二、新闻侵权行为在一般民事侵权行为中的特殊性，三、新闻侵权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和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四、更正和答复的法律效力和履行程序，五、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与保护人格权的关系，六、新闻侵权的预防、新闻工作者的自律和自我保护，七、新闻侵权纠纷的调解、非讼和解和仲裁，等等，可以说是相当完整地涵盖了新闻侵权的主要问题。 1994年，魏永征著《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孙旭培（主编）、王晋闵、张西明合著《新闻侵权与诉讼》 先后出版，有人注意到两书结构有近似之处（陈力丹，1995），这恰好表明对新闻侵权的研究已从个案分析和个别法理的研讨走向体系化。是为新闻法学学科领域第一批学术专著。 至于在法学界，主要是从对人身权、人格权的理论研究入手，涉及新闻侵权。除单篇论文外，90年代中期有一系列重大成果问世，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1994a）、王利明和杨立新主编《人格权与新闻侵权》（1995）、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1996）等，这些著作，都有专章论述新闻侵权问题。王利明还主编《新闻侵权法律词典》（1994b），由新闻学和法学两界研究人员合作完成，是为目前新闻法学领域的唯一的专门工具书 。 若将法学界和新闻学界的研究成果作一比较，那么前者最重要成果就是建立了有关人身权、人格权的理论体系，他们所涉及的，包括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和身份权，在人格权中包括非精神性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精神性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以及跨越两者的自由权、贞操权等等，对于各项权利的概念、来源、内涵、特征，以及侵权行为（tort）的责任等等，均有系统论述。前述在80年代中叶，有关研究基本上尚属空白，不到10年即取得如许成绩，堪足称道。至于新闻学者以及他们与法学者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在新闻学和法学的结合部方面显示自己的特色，这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研究着重从新闻规律的特殊性入手探讨新闻侵权纠纷的发生、处理和防止，体现了在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同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这两类基本权利的冲突之间寻求平衡的意图。有的意见后来为立法司法部门所吸取，丰富了新闻侵权法（Law on Media Tort），显示了新闻学界在新闻法学研究中具有某种优势。试举其要： 一、关于新闻失实与侵权的联系与区别。大陆诽谤法的重要特征在于将事实之虚假直接列为诽谤的构成要件，而不同于英美和港台的诽谤法只是将真实（truth）作为抗辩（defense）理由（魏永征，1999a）。故而在新闻侵权纠纷出现初，原告人往往以新闻失实起诉，法院也往往以新闻失实判决侵权成立。而新闻学者以为，新闻报道由于时效性等特点，难免忙中出错，若与事实稍有出入即判决侵权，实为苛求，主张在新闻失实和侵权之间划一道界限，「微罪不举（孙旭培，1988.12.31.、1991）。至1993年，最高法院颁布司法解释，确认「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成立侵权，即新闻失实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方可下判。 二、关于新闻报道的特许权。新闻界素有「文责自负之说，然不为司法界认同。最高法院1988年司法解释有「报刊社对要发表的稿件应负责审查核实之说，凡稿件出错均可据此推断媒体负有责任。或以为媒介不可能将新闻中所有材料一一到发生的源头去作核实，而提出「权威度之论，以为凡具有足够权威性的机构或人员提供的材料，例如执政党和国家机关提供的材料理应无须再作核实，媒介对其中差错应当免责（王晋闽，1991）。此论其实与英美诽谤法「特许权抗辩（privilege defense）暗合。嗣后，又有学者明确提出引入外国诽谤法「特许权原则（陈泰志，1993、1996）。至1998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新闻媒介根据国家机关正式文书和职权行为所作报道，不认为侵权，被认为正式确立了特许权原则。然目前新闻报道特许权尚限于国家机关的相关材料，远小于外国特许权范围。 三、关于评论的侵权认定。新闻侵权案出现初，一般并未将涉讼新闻中事实与意见加以区分，往往将不当意见作为失实对待，评论文学、艺术、产品、消费品等或有不当，辄成讼案。1992年作家吴祖光被诉侵权案，以驳回原告之诉告结，新闻学界认为是一个突破。（9）论者引入「公正评论（fair comment）概念，指出评论公共事务的意见即有不当，亦应予以优先保护，其标准为真实、说理、善意、内容合法四项（张西明，1995a、b）。至1998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文规定消费者正当评论产品质量和服务不应认定侵害名誉权，认可了「公正评论原则。然适用范围仅限于此，关于对社会公共事务及科学文艺成果的评论规则，因条件尚不成熟，有待时日。 四、关于新闻侵权责任之承担。起初在诉讼中对新闻报道相关人员并未加以区别，时有媒介、作者、新闻源等等一概被追究责任，法院亦有追加被告之权，学界咸谓应区别对待，有论者提出若新闻媒介已被追究责任，则报道新闻之记者应属职务行为，可不对外承担责任（陈翠银，1989；成涛，1991）。1993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采纳这一原则，同时规定按原告起诉确定被告，取消法院追加被告的做法。关于新闻源之责任，论者提出应当区分主动提供行为和被动提供行为（王晋闽，1991），亦为1998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所吸取。 五、关于言论权利和人格权利的平衡。这个问题贯穿于新闻侵权研究之中。论者以为，人格权为基本人权，固然应当重视保护，言论、新闻自由亦属基本人权，同样不容忽略。尤其是宪法已明文规定了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在新闻诉讼中理应予以贯彻维护。论者提出，因批评公职人员而引起的新闻侵权案，其中法律关系具有双重性，不仅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存在公民监督公职人员的政治关系，对公职人员起诉应有抑制（魏永征，1991；陈泰志，1993）。又有论者提出人格权属私法（Private Law），批评权属公法（Public Law），公法应优于私法（张西明，1995）。比较系统的主张如：「一、区分公众人物（public persons）与一般公民：名誉权保护向一般公民倾斜；二、区分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和私人事务：名誉权保护向私人事务倾斜；三、区分当前事务与过去事务：名誉权保护向生存者倾斜；四、区分法人与自然人：名誉权保护向自然人倾斜。（张新宝、康长庆，1997：15－17）对于公职人员以保护名誉权为由抵制舆论批评的行为，人们认为理应予以制裁，作出了种种设计，如追究恶意不实诉讼之责任（李显冬、钟瑞华：1998）。以上论述，有司已有注意，然尚未成为法定规范。 本文作者注意到，台湾新闻界同行也面临着类似的课题，近年刘泰英、赖国洲、蔡兆阳等起诉新闻媒体诽谤案，亦属公众人物案件，虽然刘泰英案媒体胜诉被认为新闻自由的胜利（闵大洪，1997），然辩方为香港媒体，而本地媒体败诉则不在少数，不仅承担民责，而且承担刑责，故有“媒体的新梦魇”之说（石世豪，1998），学界曾就此举行大型研讨，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学者大有交流的共同点。 三、研究的深化和综合 90年代后期，对新闻法学的研究又形成一个新的活跃期。一是成立了新的研究组织，如199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建立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 ，同年8月司法部和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在华东政法学院设立的法制新闻培训中心(含学术部)。二是各种学术研讨活动频繁举行，据记载，仅1997年在北京，除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成立时的学术研讨会外，还有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研讨会（3月）、检察日报社与中国记协主办的“新闻与法”研讨会（8月）、北京广播学院《现代传播》主办的“新闻与法制”研讨会（9月）、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举办的新闻法制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等（张西明，1998.9.3.） 。三是有一些国家级新闻法学领域研究课题通过鉴定，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培汀、丁淦林、张国良、黄瑚承担的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闻•传媒•法律——新闻法研究》（1996年通过），王强华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课题《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1997年通过）（王强华，1997） ，等。四是研究内容从新闻侵权纠纷扩展开来，进入其他方面。这在第三次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就可以看出，提交的论文已不限于讨论新闻侵权纠纷，还有关于新闻报道与著作权法、新闻机构的行政管理、互联网络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致使这次会议变得有点“名不副实”了。下面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作一概述： 一、对新闻活动的权利的研究。新闻侵权研究实质是着重于对新闻活动的相对人即报道对象的权利的研究；他们的权利，对于从事新闻活动的主体（新闻媒介、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作者）则为义务。而在考察后者的义务过程中又势必涉及他们的权利，即进行新闻报道和新闻批评的权利。 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 就把新闻纠纷作为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这两种权利的冲突的表现来加以考察，虽然已有不少人论述过这种冲突，但这个国家资金资助的课题，在分析200件舆论监督个案和180件新闻侵权诉讼案例的基础上，对舆论监督的历史和现状、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司法独立审判的关系、在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两个方面法律规范设定的不平衡等等作了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比前人都有所超越，因而被认为是「新闻管理和新闻法制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很有实际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新闻记者》，1997） 。关于新闻权利研究方面值得称道的还有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宋小卫近年发表的一些论文（宋小卫，1994－1998） ，这些论文对现行法律制度中有关公民参与新闻活动的权利如知情权、表达权（the right to express）以及其他享受传媒服务的权利作了具体的集纳和阐述，比起以往仅就自由与责任、保护与限制、权利与义务等关系作抽象的论述来，是一种创新，显现了对新闻自由的研究向法学理论层面的深化。 新闻自由具体化即为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评论等权利，目前法律上尚无明文规定，新闻界和新闻学界甚为关注。近年有两个问题的讨论值得一提：1997年北京和上海的一些报刊开展关于记者「隐身采访（即不公开记者身份的采访，或称「偷拍偷录）的讨论，实质上是讨论记者采访和报道的自由度 。论者认为，记者隐身采访及报道应当受到隐私权法等有关规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到什么程度，则说法不一。多数认为，记者不公开身份的采访，要区分公开场合还是非公开场合（私人场合和涉及其他应予保守秘密的场合）、观察还是询问意见、所采访事项与公共利益相关还是无关、采访对象是特定个人还是不特定多数人、消极地不公开身份还是积极地伪造身份等等，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铁樯，1997；徐迅：1997/a、b；曹瑞林，1997；董滨，1997）。如果说这场讨论是在媒介的采访报道权同公民个人权利两者之间寻求界定，那么1998年关于报道公开审判的案件的讨论则是在媒介的采访报道权同司法公正独立的权利（权力）两者之间寻求界定。是年最高法院院长发表谈话称，要把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依法公开案件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现场直播，允许新闻媒体如实报道（《法制日报》，1998.4.16.）,冲破了新闻界流行多年的案件审结后方可报道的陈规。新闻界认为，这是对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权的肯定。不久中央电视台即对一起电影著作权案庭审现场进行直播，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表示欢迎，但是也有人士表示质疑（《科技日报》，1998.7.17.）。北京大学贺卫方连续发表文章强调司法程序的特殊性，认为电视直播法庭审判会影响庭审过程的庄重和严谨，进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1998）。由此引发关于新闻和司法、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热烈争论，大致说来，新闻界偏重强调新闻对司法的监督，而法学界和司法界则倾向媒体报道案件应当慎重，不应妄加评论，有的学者明确对「新闻监督司法的权利提出质疑（《北京青年报》，1998.11.2.；《工人日报》,1998.11.7.；《中国律师》，1998）。 二、对新闻媒介行政管理的研究。新闻媒介的行政管理法是新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对新闻媒介一向实行批准登记制，是为行政管理的基础。不过在80－90年代，国家对新闻媒介的行政管理主要以部门规章予以规范，等级较低，而且立法和执法合为一体，亦不符现代法治原则。随着行政法制逐步走向健全，单纯以规章行政已经难以为继。1997年，国务院连续颁布管理出版、印刷业、广播电视的行政法规，使大众传媒管理法提升了一个等级。（10）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士对这些规章、法规时有解释性文章。新闻出版署宋克明的一些论文，把新闻事业的管理体制归纳为共产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法制管理、部门管理、社会管理（行业管理）、内部管理等五种管理机制（1994，1997） 。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制度的，则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赵民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时期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管理的研究——以广播电视法规体系为视点》（1998）。这些论作，按照「依法行政的原理，对名目繁多的法规规章作了梳理和阐述。 三、对新闻传播活动中著作权问题的研究。大陆《著作权法》颁布于1990年，有关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的专著不少，但这属于独立学科。从新闻传播活动的角度研究著作权法的，主要为探讨社会共享知识成果的利益和作者权益、媒介权益和作者权益的合理平衡。如关于如何理解时事新闻不适用著作权法、广播电视节目表是否适用著作权法等问题的讨论，皆与此有关。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修改《著作权法》，争议焦点之一即为现行法律中关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条款。盖“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主旨，即出于满足社会共享权益而对作者权益作适度的限制（11）。论者以为，现行法律对作者权益限制过多，适足以使媒介获取大量利益。如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广播电视非营业性播放已出版的录音作品，属于合理使用，超出国际公约所允许的范围，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应予取消，而此议受到广电管理部门强烈反对（《中华读书报》，1999.1.13.）。论者还认为有关“法定许可”的规定亦应予以调整。 四、对外国新闻法制和中国新闻法制历史的研究。宋克明曾赴美国作较长时期的考察，回国后著《美英新闻法制与管理》一书（1998），作者系根据大量原始文献撰写，重点介绍两国的诽谤法和隐私权法，并涉及保密法、版权法和藐视法庭罪等内容，还介绍了两国新闻界内部管理以及互联网络管理的最新情况，与编译单篇论作或撷取第二三手资料编写的文章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作者从本国文化视角出发，在对外国法制作客观介绍的同时予以适当评析，以利于读者同本国的情况作比较和对照，乃近年新闻法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在中国新闻法制史研究方面，则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瑚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1998），全文紧扣言论出版自由和官方统制的对立这条主线，对近代中国新闻法制的发展轨迹作了系统的叙述。 五、传播新技术法制研究。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传播新技术的兴起，形成对现有大众传播媒介冲击之势，日益引起我国新闻学术界的密切关注，有关论文日见增多。从法的视角作考察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新技术将对现有新闻传播法形成怎样的冲击？将使人们的知情、表达、公共交往等权利要求产生怎样的变化？在保护国家秘密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保护人格权、知识产权等方面带来哪些新问题？应当采取怎样的管理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张西明主持承担了国家「九五期间重点课题《电子网络出版物的宏观发展与管理》，系第一个研究有关问题的国家级课题，尚在进行中。同所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1998）一书有专章论述传播新技术管理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 六、新闻法总体研究。对新闻法的有关原理作总体阐述的，除前已提到的张宗厚、孙旭培等人的论作外，陆续有一些新闻学专著中设立专章专节加以论述，如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在边缘学科介绍中有「新闻法学节（1987），中国新闻学院郑保卫著《新闻学导论》有「新闻事业的活动自由与限制章（1990），清华大学刘建明著《宏观新闻学》有「新闻法制章等（1991）。近年来徐培汀等的《新闻法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对新闻法方方面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分为史实、规范、侵权三个部分，在规范部分分别将公民、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介作为不同的权利主体加以阐述，体现了构建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某种意图。其缺点是有关我国现实的新闻法制的内容过于简略。1998年，黄瑚著《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出版，其上篇「新闻法规，有一半的篇幅系统讲述现行新闻法制（另一半讲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和外国新闻法制），在本学科领域尚属首次。其缺点是部分内容限于复述法律法规条文，对法理的阐述似嫌不足。解放军报社曹瑞林著《新闻法制学初论》（1998），亦有创立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尝试，在理论阐述方面较前述成果有很大拓展和加强，但其内容除总论外，限于新闻出版法、著作权法和新闻侵权法 。1999年，魏永征著《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出版，引用法律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等200多种，涉及宪法权利、国家安全和保密、禁止淫秽色情、新闻与司法、行政管理、新闻侵权法、著作权法、广告法等诸多方面，唯本书以“述而不作”为体例，对拟制的法律关系未于涉及。 在对新闻法的总体研究方面，从当年孙旭培等写《新闻法知识讲座》，到如今有几部概叙新闻法框架的专著问世，内容日益丰富，认识渐趋精深，这固然出于学人努力，然而亦同现实法制建设的进步息息相关。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年，至1999年7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250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106件，国务院行政法规830件（《人民日报》，1999.7.7.）。这些法律、法规中有许多内容同新闻传播活动有关，有的就是直接规范新闻媒介的，所以新闻法制已不复是当初创议立法时那样，只有几句原则可讲，而是已有相当具体的系统的内容了。现有专著所涉及的方面，亦同国际同类专著相合（G.Pobertson A. Nicol,1992,T.B.Carter,1994）。而国人或以为《新闻法》尚未出台，新闻传播活动目前尚属无法可依，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纵观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有专门法的少，没有专门法的多，有专门法的国家的新闻传播活动并不是只须遵守专门法的规范，也要受到其他诸多法律规范的保障和约束，没有专门法的国家并不等于新闻传播活动无法可循，新闻传播活动同样是在法治轨道上运作。实际上，新闻传播活动的走向法治，并不是光靠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就可以解决的，其中许多重要事项，必须由其他法律来予以规范。大陆新闻法学研究的成果，正是由现实的新闻法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同时新闻法制尚不完善，突出的是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诸项权利尚未有明文规范，新闻法学研究将为完善和发展新闻法制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料和设计，这就是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新闻法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尚处于幼小阶段。作为一门学科，应当包括论与史，在论中又包括应用性的理论和基础性的理论，特别是必须拥有有代表性的能体现本学科理论框架的理论专著。按这个标准衡量，现有专著基本尚属应用性著作，理论性探索尚待继续深化。我中华版图之内，两岸四地，实施四种法律，按意识形态，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按法系，则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别，其内容之丰富，实为世界各国所未有。有志于此学者，倘能加强合作交流，多作借鉴比较，博采众长，必可取得出色的成绩。 新闻法论文:浅谈中国新闻法建设兼论新闻法中对新闻自由的保护问题 摘要:本文主要就中国新闻法立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并围绕新闻法立法的核心问题——新闻自由浅谈我国新闻法的构建。通过借鉴西方新闻自由的认识、追求与法律规范,试图为我国新闻法中保护新闻自由问题找一条出路。 关键词:新闻法;新闻自由;新闻评议制度 对于中国法建设的现状,大约有悲观与乐观两种态度。悲观者认为新闻仍是法律的真空领域,大声疾呼《新闻法》的出台。以魏永征为代表的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们则认为我国已有较为完备的新闻法体系,目前最重要的是认真消化、掌握、贯彻、执行现行新闻法的丰富内容,在实践中总结提高,以促进新闻法制建设进一步深化。要弄清孰是孰非就要从中国新闻立法的历史和现状谈起。 一、新闻立法的历史与现状 1979,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也开始酝酿。1980年,赵超构李子诵等新闻界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三次会议期间首次呼吁制定新闻出版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1984年六届人大和政协二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决定制定《新闻法》。两个月后,新闻法学学科建设的发源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并着手起草《新闻法》。(1)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有三个《新闻法》文稿被起草出来,但并没有一部《新闻法》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出台是新闻法学研究领域的遗憾,但也并不能因此得出中国没有新闻法的判断。广义的新闻法不仅仅是以《新闻法》为名称的法律文件,而是对于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保障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规范之总称。我国宪法、法律以及其他领域的专门行政法中都有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规定。我国形成的是以宪法为依托,在专门的新闻法律缺失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来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的关系的立法体系。(2)因此,新闻法制建设的状况就如同魏永征所总结的一样:有法可依,尚不完备。 新闻法建设的现状与我国新闻业发展的特点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报纸是各级党委的机关报,广播电视是各级政府直接管理的一种机关性质的事业单位。各媒体的主办单位对于新闻报道都有严格的规定,不需要专门的新闻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事业单位从实际上的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舆论工具回归,“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十六个字是这种回归的最真实表达。(3)中国对媒体的控制正在由“有形”转向“隐形”,但是新闻改革与新闻法制建设的步伐并不一致。新闻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新闻自由受到各种权力的干预,或是新闻侵权案件激增等等。 魏永征把立法难题归纳为五个矛盾: ① 法的刚性和意识形态的弹性的矛盾。思想性质的问题是不可能用强制的办法来判断、解决的。 ② 新闻媒介社会控制功能与表达功能的矛盾。 ③ 权利的普遍性和权利的等级性的矛盾。我国的新闻媒介隶属不同等级的党政机构,统计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不同等级媒体采访报道权能是不同的。 ④ 法的稳定性和舆论导向的随机性的矛盾。 ⑤ 随机调控和依法行政的矛盾。 我国新闻法制的主要问题是法律效力层次低,以行政管理法为主,而且忽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主体地位和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新闻报道活动是瞬息万变的,需要灵活的政策来规范,但政策不可能也不可以代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尤其是非制度化的政策对新闻媒体自主采访和真实报道的权利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主张了封锁消息、“电话会议”、歪曲事实等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因此,以规范的法律来代替随机性的政策将是新闻法体系建设的趋势。 此外,对于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模糊也给新闻报道活动带来不便。新闻传媒享有的权利通常有:新闻采集过程中的知情权、采访权、摄影摄像权,编辑制作过程中的编辑全、改编权,传播过程中的出版权、广播播映权、权等等;其承担的义务有:采访过程中不得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住宅安全权、沉默权,编辑制作过程中不得篡改实施,传播过程中不得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如不得传播淫秽内容不得泄露国家机密、不得侵害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等等。(4)如果能以专门的行业法形式规定这些权利和义务,无疑会给新闻工作者们一个明确的行动指南。 二、新闻自由——新闻立法的核心问题 新闻立法的核心问题是保障新闻自由,广义上说,即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新闻媒体由于其采集信息的专业性和优势,逐渐成为了公民藉以实现这种自由和权利的物质载体和主要阵地。人们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可以追溯到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的观点:思想的自由市场是达到真理的途径。法国在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中宣布“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交换,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则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新闻自由的法律根源。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是人们对表达自由、新闻自由的追求史。 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一代又一代人孜孜不倦地追求新闻呢? 美国新闻法学家艾默生把表达自由的价值归纳为四点: ① 保障个人自我实现的方法; ② 达到真理的手段; ③ 保障社会成员参加国家政策的方法; ④ 维持社会稳定与变化均衡的手段。 1946年,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发表了《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一文,强调“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提出“政府”“报刊”“公众”的“三极结构”。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特瓦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权力理论”,认为“宪法之所以保障新闻自由,其目的是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媒体,使其能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发挥其制度性功能。”(5) 新闻自由虽然是“舶来品”,是并非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争取民主平等的工具和历史产物,但它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新闻自由是一项制度性权利,在各国新闻立法研究中都占据核心地位。保障新闻自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媒体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制衡政府权利,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保障新闻自由也十分重要。 1949年颁布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在第四十九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进行诽谤,破会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肯定了公民的表达自由,其中也内涵了新闻自由。但是作为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并不能等同于作为新闻传媒的新闻自由。相比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而作为新闻传媒,由于其是在有组织性地从事传播新闻的专业性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有人把它比作“民主政治的窗口”。因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将新闻自由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去规定是十分重要的。世界上不存在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自由,“为某种权利划定界限,实质上是对某种自由的保护,因为它同时也制止了权力任意干涉的可能性。”我国宪法虽然也在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形式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这样的规定比较宽泛,反而是权利虚化,不利于新闻自由的实现。因此在肯定新闻自由的时候还要明确应给予什么样新闻自由的底线。除此之外,在立法保护新闻自由的同时,我们还要自习思考下列问题: ① 从哪里争取自由:新闻媒体怎样保障新闻不受国家权力、社会势力的干涉 ② 为谁的自由:新闻自由究竟是为了新闻媒体自身还是为了新闻的受众即人民 ③ 就新闻媒体内部而言,新闻自由究竟是给予媒体经营者的还是给予记者编辑的问题 ④ 新闻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应给与保护 ⑤ 保障新闻自由应采取何种手段 ⑥ 如何处理消极的新闻自由与积极的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 真理朝前多走一步往往会变成错误。在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体制确不久后,新闻自由这一捍卫新闻职业道德的思想武器因其为新闻从业人员所滥用而开始变性,西方新闻界在解决了原有矛盾后出现了心的矛盾,陷入了新的职业道德困境。(6)中国新闻法立法同样要避免新闻自由的滥用,防止新闻侵权、黄色新闻泛滥等行为的产生。 但是即使出台了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也不能说新闻传播活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们同样要参照其他法律以及新闻职业道德来规范新闻活动。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可以借鉴西方的新闻评议制度。黄瑚在《新闻伦理学》中写到“新闻评议制度,是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运用自律方式让新闻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有效手段。”新闻评议制度与法律法规相比更具灵活性,但是其本质仍属于新闻自律的范畴。因此,对于许多法律无法顾及的方面,用新闻评议制度来解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国新闻法体系尚有较大的缺陷,而尽快制定一部《新闻法》将是弥补缺陷以及解决我国目前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最好途径,也是加快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而《新闻法》制定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和限制。但是有了一部《新闻法》,也并非可以高枕无忧了,新闻传播活动有中许多法律无法控制的内容,而新闻评议制度则是解决的良策。 新闻法论文:电视新闻法则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整合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媒介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提炼出诸如拼贴、复制、解构、多元等后现代法则，并尝试将这些后现代法则与电视新闻研究进行整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陈其利弊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电视新闻；后现代；拼贴；复制；解构；多元 勿庸讳言，当代电视节目因其创造了斑驳陆离、叹为观止的媒介景观而成为了后现代研究的绝佳范本。当人们沉迷于后现代气息炙烈的MTV和电视广告时，对于体察电视新闻的后语境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其实，在大众文化的漫天硝烟下，电视新闻从形式到内容都或多或少地隐匿着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法则。 拼贴、复制与电视新闻的时空幻象 拼贴与复制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性状，也是最受争议的后现代命题之一。本雅明曾对这种技术表现出倾心，他认为：“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1]尤其是摄影技术在表现事物时，通过拼贴式组接或蒙太奇技巧的运用，不只为观者带来视觉的全新体验，也使“展示价值开始整个地抑制了膜拜价值”，[2]从而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 如今，当我们置身于大众媒介营造的视觉王国里，也会深深感受到拼贴与复制的无所不在。电视新闻就是经由电子技术显像，按照特定的镜头语言逻辑，对新闻元素进行声画拼贴与复制的一种媒介形态。其带给人们的新闻资讯无所不包、无远弗界，这种时空体验是以往那种亲历体验方式所无法企及的。面对媒介社会的信息泛滥，电视新闻为了高效快捷地给大众提供资讯服务，使表达当下情感和精神成为可能，也在不断催生着新的节目表现形态。 例如《东方时空》子栏目《时空连线》在国内首创多视窗节目形态，其呈现给观众的画面是主视窗中的主持人与三个分视窗中的新闻当事人的对话。在这里，传统的一元电视画面被切割成若干影像单元，通过技术拼贴使来自不同时空现场的画面被统一在节目当下的时空维度中，这种虚幻的时空景象无疑强化了新闻的即时性。另外，目前频见于各档新闻节目中实时滚动的字幕新闻，也是通过拼贴复制技术使得字幕在画面下方快速滚动，使新闻演播室的直播时空与由文字不断生成的拟态时空互相交错，这样造成了信息空间相对膨胀，而时间因并轨被相对压缩。技术的进步使得新闻的进行时态不断得到强化，而观众也仿佛置身于永恒的当下和永恒的变化之中，随时体验着新闻资讯的鲜活。如此看来，拼贴与复制法则在粉碎我们以往时空体验的同时，也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并找到了当下的存在方式——一种新的时空体验，而这使我们通过电视媒介感知新闻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丰富。 然而，技术带给新闻的也并非完全是福音。创立了诸如类象、内爆、超现实等后现代话语的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在对媒介技术进行阐释时就走向了激进的批判。在他的社会学视野中，传播的扩张性和影像的蒙太奇一起构成了后现代的社会体系，而“真实已经在形象和符号的迷雾中完全消逝了”。[3]由于传媒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整体性，瓦解了曾经为人们提供了统一感的时空量度，因而在电视新闻为大众提供的信息符码中，“历史”就演变成符合编码规则的视觉文本，零散、平面而无深度。在编码过程中，生产者会对一些真实事件的影像声音碎片进行任意地拼贴复制，由此产生的媒介文本会令人们推演出整个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然而就是在媒介技术的过滤、切割和操纵下，真实世界的面貌往往被窃取甚至取消，过往历史的深厚也会变得萎缩和平庸。因此，波德里亚悲观地断言，“人们越是接近真实资料、‘直播’，越是用色彩、突出等手段来追踪真实，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就会越陷越深”。[4] 在现实的媒介事件中，关于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的种种矛盾成为波德里亚的追随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对电子技术的仿拟功能采取批判态度的同时，他们进而对电视新闻传播的真实性进行质疑。由于声画符号是电视新闻报道现实的重要手段，因此符号与现实的断裂也就在所难免，对海湾战争的怀疑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波德里亚曾断言海湾战争根本未曾发生，只是传媒制造了一场影像战争。这种说法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对于电子媒介竞争，尤其是战时新闻中愈演愈烈的媒体大战而言，则不无反讽效果。确实，电视媒介对新闻事实的主观再分割，肯定会导致观众对真实状况的无所适从。传媒对关于“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的反思，就代表着生活于后媒介景观中的新闻工作者的一种理性自觉。 解构之维与电视新闻的“去中心化” 在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由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人创立的解构思想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反结构主义是解构主义的徽章，其解构的目标就是拆除那种具有中心指涉结构的主体。因为在解构主义者的眼中，这种结构根源于对永恒意义和恒定结构的先验性设置，而其本身往往无法逃离权力中心的控制和话语制约，因此需要对这种抽象结构进行消解，最终使得“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5] 解构大师德里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去中心化”，例如对某一文本的关注点不在于其中心，而在于其边缘，在于被隐瞒、被掩盖的那些环节。当电视新闻被视为媒介文本时，其去中心化过程就是建构那些与观众切身经验相关，但以往却处于边缘的意义的过程。 电视新闻诞生之初基本上沿袭的是政党报刊的路数，把宣传与教育作为自身的主要职责，而电视机构的体制属性无疑催生了电视新闻的话语权威性。在我国，长期以来，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宣教新闻是国内电视新闻的主流模式，政治教化成了这类新闻的第一要务，与之对应，那些引领潮流的社会精英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闻中的主角。然而，随着新时期国内新闻理念的进一步演化，新的节目形态开始崭露头角，其中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都市民生新闻成为新的热点。在这类节目中，关注社会普通层面、再现都市生存状态成了新闻首要的价值诉求，而生活在平凡世界、忙碌于街头巷尾的普罗大众就成为节目重点捕捉的新闻人物。如今，随着一批民生态的电视新闻如燎原之势蔓延全国，一度被观众视作政治传声筒和领导见面会的电视新闻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亲和力及创造力，倾力建构着“新闻，为民所用”的全新话语体系，而这类新闻节目大多在各种花哨的技巧外衣下隐含着“去教化中心”与“去精英中心”的策略。 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活跃在电视新闻改革中的这场“去教化中心”和“去精英中心”运动实则暗合了后现代的解构之风。因为在当下这种后乌托邦式的平民生活中，在反精英主义情结日益普遍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等精英话语的灌输已渐生抗拒，他们开始放弃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转而开始向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生活原生态回归。而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传播语态由教化向沟通的过渡、选材向度由唯上向亲民的转变等等，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新闻领域的政治情结与精英情结的一种消解。 然而，正如“后现代”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亦正亦邪的矛盾综合体一样，解构主义也有其与生俱来的思维罅隙，特别是当其一味流连于文本的游戏和差异，却对真理、意义的构建无动于衷时，就会有滑向价值虚无主义的危险。詹明信曾视“去中心化”的文化逻辑为“把生活中无数卑微的细碎一一混进他们切身所处的文化经验里，使那破碎的生活片断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材料，成为后现代经验不可分割的部分”。[6]这种观点作为对时下电视新闻某些弊端的概括颇为到位。例如以表现世俗民风见长的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在初创时期，为了尽可能淡化新闻的政治色彩而不惜出位，以肤浅琐碎的新闻噱头来取悦观众，致使一些未经证实的市井传闻、鸡毛蒜皮的邻里矛盾甚至百无聊赖的猫狗打架都曾一度堂而皇之地步入新闻殿堂。而当节目沉湎于再现这些偏离新闻基本属性、一味媚俗的伪民生题材时，民生新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与琐碎化。其实，新闻的平民化视角并不等同于低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味，还原百姓生活也并不意味着就此取消价值导向和伦理规范，毕竟，电视新闻在传承文化和传播信息方面是责无旁贷的。因此，电视新闻在吸纳“去中心化”的合理价值内核时，同样需要审慎地把握解构这把双刃剑。 新闻谈话节目与元话语权威的消解 受德里达、福柯等人解构思想的影响，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在反对主体性的基础上，进而质疑现代知识的合法性地位，并发展出一整套解合法化的后现代策略，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将知识定义为类似于一种普遍真理和终极价值的元话语体系。在分析了知识的状况、地位的变化以及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范式不可通约”后，他认为“知识元话语权威下的综合原则”已经不适用了，所谓元话语只不过是多种话语中的一种话语而已，不再是绝对真理。因此，把知识重新加以合法化，意味着应该尊重各种话语的差异。他同时还指出，人类对话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因为“那种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相反，对话的目的在于追求谬误推理，目的在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7]据此推断，倡导以更深广的气度来包容差异和多元才是后现代的知识法则。 当我们为利奥塔的犀利和颠覆性思维喝彩时，却发现身边的传媒世界也浸染了这种反叛权威、崇尚异质的后现代色彩。受其影响，媒介文化正在经历着从偏重单一教化到促进多元沟通的转变。这种转变如此深刻而迅猛，以至于一贯以承载意识形态教化为己任的电视新闻也无法逃避。在平等参与、尊重差异的传播理念下，将谈话与沟通机制引入到电视新闻中就多少带有了必然性。这类新闻谈话节目一改过去主持人或专家独家掌控新闻话语权的局面，引进了开放、平等的多人或群体对话机制，话题的参与者都是具有平等发言权的独立个体，现场成为汇集众议的公共论坛。在这个开放的话语空间里，各种信息多向流动，多元价值观相互撞击，宽容代替狭隘，民主超越独断，不再有先验性的思想框架，对话是产生文本意义的唯一渠道。 我们试举央视王牌节目《对话》的一期内容作为例证，节目围绕高校收费居高不下，寒门学子上学难这一社会问题展开讨论。高校把持教育成本分摊制的观点，家长却认为工薪阶层负担沉重；学生抱怨助学贷款申请困难，银行回应欠贷不还现象非常普遍；社会希望政策支持企业救助，而政府认为捐款抵税与国情不符……，多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一个就学话题带出了教育体制、收入分配、银行信贷、税收政策、社会救助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潜在矛盾。的确，在当代这个多元异质的社会中，对与错、是与非的二元维度似乎已很难应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纷繁复杂的差异与矛盾，因为任何话语只能是在历史视点之内的有限性话语。因此，节目秉承“突出思想的交锋与智慧的碰撞”的宗旨，让差异各方尽可能通过对话达到沟通，并鼓励各方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看待矛盾，以一种更宽容的态度来面对现实。 然而，与解构主义所面对的困境一样，多元主义如果片面追求知识的异质性，推崇差异而贬损共识，力主谬误推理而拒斥宏大叙事，其结果就有可能形成“狂欢节式的”众语喧哗。在这里，由于缺乏共识，多元话语之间相互讥讽、语无伦次、前后矛盾，于是“社会联系的纽带被离断肢解了，有秩序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无序的大众聚合”。[8]当然，波德里亚的这一结论未免过于耸人听闻，但这对于当今这个充斥着话语碎片的传媒世界来说，无疑是具有警示效果的。 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类都会渴望从对话中实现沟通，从而满足智慧、信念的精神需求，并体验普遍、永恒的终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取得共识应比陈列差异更有意义。例如在前文所举的案例中，《对话》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不忘启发社会各界提出更多的帮助解决寒门学子入学的建设性方案来。由此可见，电视新闻利用谈话机制建构多元话语场固然重要，但通过对话交流传递人文关怀、催生情感共鸣、引导社会变革，也同样应该是媒体追求的职业理念。 后现代思潮虽发源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浪潮风行世界，其影响已经波及我国。对于这股思潮，盲从或拒斥都是无益的。无数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的思想文化在经过碰撞之后产生的价值整合才是最具意义的，而这也正是本文尝试以后现代法则反思电视新闻的目的所在。 新闻法论文:虚假新闻法律规制管理论文 某刊今年第一期刊载了《读者的“消费者权益如何保护———从桂运波诉《知音》杂志说起》；在第二期又刊载了《虚假报道：侵犯读者的人格权———兼作新闻“真实性”的法律读解》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法律规则》是这个讨论的继续。 本文认为，虚假新闻分为两类：一类有特定指向，侵犯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类无特定指向，但有严重的危害性。读者桂运波诉《知音》一案出现后，人们应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进行理论反思。 新闻打假的呼声，在中国现当代新闻史上可谓是历久不衰。然而，回望漫漫长路，新闻打假却遭遇尴尬：面对与己“无关”的虚假新闻，广大受众虽满腔义愤，但更多的是无奈和茫然。虚假新闻就在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依然得以蔓延、肆虐。 新闻打假难，难就难在虚假新闻形式的多样和权利主体的有时不明确上。从有无特定指向来看，虚假新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一类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前者在报道中有明确、真实的新闻当事人指向。后者在报道中没有指向某特定新闻当事人或其所指向的新闻当事人纯属虚假。对于前类虚假新闻，由于它往往侵犯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新闻当事人一般会主动高举打假旗帜，因此，现实中这类虚假新闻也较好地得到了遏制。而对于后一类虚假新闻，由于法律规制存在着不足，加上业界和学界关注不够，其打击力度也明显较弱，这不能不给新闻打假蒙上一层不确定因素。《知音》一案的出现，使得如何认识和规制这类虚假新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擦边球战术 不断涌现的新闻侵权诉讼表明，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新闻规律，同时也侵害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新闻媒体和新闻作者有卷入新闻侵权法律纷争的可能。透过众多的案例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涉诉的虚假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均指向特定的新闻当事人。有的是在报道中指名道姓，以直露的方式侵害了当事人的人格权。有的则没有指名道姓，但通过特定的时空关系和人物特征的描写可分辨出其新闻指向和侵害对象。 也许是虚假新闻制造者从诸多的新闻官司中领悟到，制造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存在着侵权和被起诉的极大风险，于是，无特定指向这种“有惊无险”的虚假新闻便得以纷纷出笼。《45年前的恋人从死亡名单上走来》一文曾是前些年为许多媒体刊载的一长篇“纪实”通讯，文中讲述了黑龙江省海林市胜利乡一位叫王家政的战斗英雄与长沙姑娘许燕的生死恋情。此文颇为煽情动人。后经《黑龙江日报》记者纪秀英的调查，发现该篇“纪实”通讯纯属“纪虚”，不但许、王其人其事均属虚构，连海林市也无胜利这个乡。河南西峡县某人曾在办公室里炮制出两篇颇具现代意义的法制新闻，一是发表在1998年5月13日《人民法院报》上的《我要凭票看电影》一文，说西峡县某影院在放电影时发现观众只有三人便决定退票，为此一观众诉至法院，法院判定影院单独为这位观众放一场电影。另一篇是发表在安徽一法制类刊物上的《滥用诉权案》一文，说一工人因被人错告使其经济和精神受损，转而起诉此人滥用诉权，最终法院判其胜诉并获赔偿1400元。 以上几例皆属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该类新闻表面上言词凿凿，新闻要素一应俱全，实际上纯属虚构，这类报道的另一特征是“对事不对人”，它追求的是事件的煽情或事件所具有的轰动效应，它不以侵害新闻当事人为目的，实际上也因为其事件乃至人物、地点的子虚乌有构不上对特定新闻当事人的侵权。它使作者追名逐利的渴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又避免了新闻官司的烦扰，这也是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日益泛滥的缘由。 尽管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没有或不能侵害新闻当事人的权益，但其危害性却很明显。个别媒体的虚假新闻不仅损害其自身信誉，而且还殃及整个传媒，危及整个传媒的发展前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使普通受众既花了不该花的钱，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在感情上也受到了欺骗和伤害。另外，受众凭借对媒体的信任，在某些虚假新闻的误导下可能会做出错误的行为抉择，不仅使自身利益受损，甚至还可能有碍整个社会的常态发展。 《知音》一案：普通受众渴求法律之剑 2000年4月，与报道内容并无所涉的普通读者桂运波以被告刊登虚假纪实文章为由(其中有一些便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将国内知名杂志《知音》告上法庭。请求法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刊发虚假文章，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并赔偿原告购买的刊有虚假文章的该杂志价款的一倍，以及精神损失费等，并公开向受骗读者赔礼道歉。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知音》杂志社在答辩中强调，商品和服务是《消法》保护的范畴，而报刊内容并非其保护范畴。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杨竖昆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报刊内容属《消法》的保护范畴。而民法专家何山认为，对于文字内容的虚假，除非是这一期杂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虚假的，单凭一两篇文章中部分的虚假，读者是不能作为原告起诉的，这有个量的标准。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和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当事人的条件，不具有适格的原告资格。 [page_break] 《知音》一案给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作者和刊载媒体敲响了警钟：伴随着普通受众权利意识、法制意识的增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已从单纯的物质产品领域进入到精神产品领域，这种擦边球战术尽管没有侵害某特定新闻当事人的权益，但因其愚弄了一般受众，同样有被诉诸法律并受法律惩罚的可能。 本案引发的争论和本案的一审判决表面上蕴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报刊的内容是否属《消法》的保护范畴?但其背后却蕴含了一些更深层次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普通受众能否作为原告以“虚假新闻”为由提起诉讼?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性质?现行法律对此类新闻的法律规制如何?又该如何规制这一类危害甚大却经常逍遥法外的虚假新闻? 无报刊的内容是否属《消法》保护，《消法》并无明确规定。一期报刊中存在多少虚假内容算是质量瑕疵，法律并未界定其标准。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的确使普通受众从物质到精神上都受到伤害，但它究竟侵犯了普通受众的何种权利呢?现行立法在以上一些问题的模糊和疏漏直接导致了《知音》一案的一审结局，尽管本案已告一段落，但其争议仍在继续，留下的问题也未获解决。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危害性、对普通受众权益的侵犯性确乎是一个昭然的客观事实，而由于法律规制的不足致使普通受众的权益遭到冷落。《知音》一案再次表明：现实呼唤一部专门的新闻立法，新闻立法应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倍加关注! 普通受众的诉权：必要且合理的外部规制 防治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既要仰赖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的道德自律、新闻行业从业规范的约束，更要仰赖法律的规制。对于虚假新闻，我国在一些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作了些规定。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捏造、歪曲事实。”《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的处理办法》中规定，报刊刊登虚假、失实报道和纪实作品的，应公开更正并消除影响，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视其情节轻重将责令限期更正、警告、通报批评或罚款，有关责任人员还将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显然这些规定或措施适用于各种虚假新闻，自然也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有效。但这些规定或措施也有其特殊性：其一，它们本质上属于新闻出版部门的内部制约监督或法律规制。新闻监督和监督新闻同样重要，对新闻媒体进行监督是确保其有序、合法、文明运作，正确发挥其功效的必要前提。它需要普通受众的参与，广大普通受众的参与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制约环境，使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具有一定的透明度，也利于彻底打击虚假新闻的产生和蔓延，并达到消除虚假新闻的目的。其二，尽管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属以上规范性文件的禁止之列，但它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仅是行政责任，受侵害的普通受众无法通过新闻记者或新闻媒体行政责任的负担，使其已然受损的权益能够得到弥补、恢复和赔偿。赋予普通受众以诉权，是弥补现行法律规制之不足的需要，它可使法院通过审判，让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制造者或刊登者承担民事责任，使普通受众在监督新闻媒体的同时又能维护自身的权益，从而有助于有效打击、遏制和消除这一类虚假新闻。 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法律性质也决定了赋予普通受众以诉权具有合理性。笔者以为，从性质上看，刊登、出版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行为构成违约。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普通受众与新闻媒体之间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普通受众通过购买这一交易行为而订立的，受众购得报刊后合同开始生效。依照买卖合同，买方即普通受众的义务是支付价款，他所享有的权利是取得报刊的所有权，并有权就所购买报刊的质量瑕疵追究卖方即新闻媒体的违约责任。提供质量合格的新闻报道为新闻媒介的基本义务。新闻报道的质量不仅体现其载体报刊杂志的纸张、装帧、印刷、错别字差错率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因为报刊的主要价值在于新闻报道的内容，而不是它的载体。读者的购买目的也并非在于新闻的载体“纸”，而是在于新闻报道的内容。对新闻报道内容的质量要求便是报道应具有的基本属性即新闻的真实性。只要出现了内容基本失实的新闻报道，无论一期报刊上有几篇，正如顾客所购的衣服不论它破了多少个洞，都应属质量瑕疵，属于违约，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有时也可以构成侵权行为。传统的新闻侵权理论认为，新闻作品有特定的指向才构成新闻侵权。《知音》一案的出现使我们有必要对该项理论进行反思。 民法的侵权行为理论可成为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是否属侵权新闻的判断标准。民事侵权行为法认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行为的违法性；侵权行为的损害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侵权主体的主观过错。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民法的“帝王条款”，而且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及其实施细则、《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的处理办法》等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作者在主观上对其作品的发表均属直接故意，对作品可能造成的侵害也持有故意或过失，刊载媒体同样存在故意或过失。至于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要构成侵权的另两个要件，以下例子可以证明。1999年《新闻出版报》曝光的虚假新闻———《神农架悬赏50万抓野人》，这一虚假新闻的幕后策划者为深圳“智慧鸟公司”，其真实目的是发行探险旅游卡。某公民在读过此类报道后，受其“50万悬赏”的误导，购买了探险旅游卡，结果发现是上当受骗。在此例中，该公民财产本不应受到的损害直接源于此文的误导，其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以上分析足以说明，在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对普通受众形成误导，受众在该误导的指引下作出了错误的意思判断和不应有的行为时，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构成了新闻侵权，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此类新闻侵权的特征与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的侵权有所不同，前者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一般受众的财产权，它使受众的财产不应减少的得到了减少，而后者侵权的直接客体是特定新闻当事人的人格权。 违约性是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特征，也是一切虚假新闻的共同特征。普通受众可以其违约性，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向新闻作者和刊载媒体主张违约责任。另外，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也可能构成侵权。此时，新闻作者和刊载媒体所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便属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依照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有侵权和违约特征的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既然对普通受众的财产权形成了侵害，普通受众便与案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任选一种责任方式向法院提出其诉讼请求。 其实，依照我国1997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7条的规定，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而使其能够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不在于出版部门对有关主体行政责任的追究，而是在于受其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诉权，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来追究其民事责任。 新闻法论文:论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化 摘要：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体系，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事业面临诸多矛盾，特别是没有属于新闻的法律出台，包括采访权在内的许多新闻活动都属于习惯约定，新闻从业人员缺乏保障。本文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从法制建设的现状、存在矛盾以及发展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化 面对我国不断发展的新闻传播事业，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旧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制规范化道路。本文旨在分析我国新闻法制规范化的现状，从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法规上引申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以求能够找到新闻法制规范化的出路。 一、我国新闻法制化的现状 我国现行新闻法制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宪法》有关条款：一些基本法律和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中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条款：有关报刊、广播、电视的专门行政法规、规章。因此，以我国《新闻法》尚未出台而认为我国新闻传播活动无 法可依的看法是不对的。当然，由于没有《新闻法》，我国新闻法制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 我国新闻传播活动的宪法性 从《宪法》关于“国家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广播电视事业的规定。在许多地方一些行政规章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称为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以法的方式规范新闻传播的方针，这是中国新闻法制有别于世界上现行的成文新闻法的最大特点，这主要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性，从历史上看欧洲曾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采用这种方式，这种从内容到方式都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对社会制度和公众利益发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国新闻法制十发重视新闻传播活动应当有益于社会和人民，应当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正确引导舆论，传播消息和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提供健康的娱乐，反映人民的意见和建议等，以满足人民对新闻传播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这些要求是《宪法》规定的“两为”基本方针的具体化。比如：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的新闻传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印象首先体现在新闻传播为抗震救灾服务，新闻传播成为了抗震救灾有力的工具和为人民服务的渠道，很好的回答了《宪法》两为规定。 2　我国新闻传播活动中适用法律状况 在我国的刑法中包含了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约束和对妨害新闻传播活动犯罪的制裁，据统计，约有二十多种罪名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民法通则对于保障公民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的新闻侵权诉讼几乎都是依照民法通则的原则和条款来裁决的。值得注意的是，最高院在适用刑法和民法过程中所作的司法解释，有些内容也是直接对新闻传播活动做出规范，如1998年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的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释》。与基本法律相对应，其他主要调整某一方面社会关系的法律也同新闻传播活动密切相关。 3　我国新闻传播中行政法规、条例、规章运用状况 行政法规作为传播法的渊源有三种类型：一是管理各类传播媒介的专门行政法规；二是对新闻传播活动中某一具体事项进行单项管理的行政法规；三是一些其他领域的专门行政法规中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规定，这些行政法规涵盖了所有传播媒介的管理，是我国目前管理传媒的最高规范，这些行政法规都是以控制管理为立法目的，禁止性义务性条款多于授权性条款。还有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项条例。 二、我国新闻法制化进程中存在的矛盾 1　我国没有完整的新闻法 随着我国加入WTO，虽然中国政府开放了广告业和发行，但是中国新闻业不可能永远依赖政府的护犊，从我国的新闻事业在近几年发展的状况看，新闻事业进入了群龙混战阶段，我国在新闻法制方面存在多年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问题，那么未来如何改变，已经成为颇受业内人士和专家关注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新闻方面的正式法律出台，因此，新闻官司层出不穷，却又没有相应的权利义务的规范。也没有一部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利义务标准的法律。我们只能从宪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去寻找这样一些规则作为依据。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比如，新闻传播活动主体的授权性规范之不够完备也是人所共知的。一是有些权利还没有进入法律范畴。“新闻自由”尚处于置之不论的状态。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如采访权、报道权等，法无明文。不是说我国新闻工作者没有这些权利，而是说这些权利还只是习惯权利，并没有成为法定权利。英美虽然没有成文的新闻法，但他们都是新闻法治国家。它首先确定新闻是自由的，不受权力机关干预，然后以判例法和各种成文法中的有关条款，来限制和禁止对新闻自由的滥用。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比较注意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条文中，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都有明文规定。相比之下，新闻法制相对滞后，新闻法学也很不健全。这直接导致了中国记者在新闻官司中屡败现象，给记者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记者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所以非常有必要对新闻进行立法，中国新闻要走向法治，就必需制定专门的、系统的新闻法。 2　我国法律还没有使用“新闻自由”这个概念 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外，我国法律还没有使用“新闻自由”这个概念。但我国政府已多次宣布我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除了《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地区才实行新闻管制，从这一点来看我国新闻并非完全没有自由，只是这种自由没有进行相应的立法，当然这与我国国情和社会制度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从尊重和保护新闻自由的角度上来说，新闻自由的法律概念还是必须要使用，这对于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十分巨大，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使用新闻自由的概念，新闻自由的使用并不是完全的放开，与香港的自由和欧美的自由是有所差别的，从目前的状况看新闻事业要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新闻自由可以从除政治以外的领域开放，而政治方面可以参考学术界通常认为新闻自由包括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享有的知晓权和表达权这两大权利，它们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得到重视和保障的。新闻媒体是我国公民重要的知晓渠道和表达载体。这个法依托是《宪法》规定了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这是专指对国家和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特殊的表达权，建议必须是正面的意见，批评是负面的意见，引申到新闻活动中，就是“舆论监督”。 三、我国新闻法制化的发展 1　加快新闻法制化进程 近几年来新闻记者被打现象之所以屡有发生，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新闻记者的新闻采访和报道权利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明确。在日常的新闻活动过程中，我们都知道新闻记者享有采访的权利，取消了采访权，新闻活动就无法进行，新闻媒体也就无法生存。这说明，采访权无论对于新闻记者还是新闻媒体而言，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但是，当我们自得其乐地享受这项权利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客观实际――采访权以及其他许多新闻权利目前还只是一种习惯而不是法定权，也就是说，包括采访权在内的许多新闻权利，目前在我国法律中还没有明文规定。这也是解释许多人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可以毫不犹豫地拒绝甚至肆无忌惮暴力相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我国建设法制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进程看：新闻立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考虑保护新闻自由权、舆论监督权、采访报道权和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法人身份权、名誉权等的平衡。自由的新闻权力不得侵害公民、法人合法权利的行使，否则，新闻记者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重视新媒体的法制建设和引导 目前异军突起的第四媒体，我们称之为新媒体的网络中涉及到的诸多法律问题进一步寻找新闻行业中急需完善的部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它的传播特性已远远超过了纸媒，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电视媒介，对于这样一股新生力量，这里是指狭义上的以网站为单位的从事新闻活动的网络媒介。如果不加以合适的引导并在立法上进行规范，这是非常危险的，但在实际的立法上确实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网络媒介的资格，从业人员的资格，这些与我国现行的新闻管理制度是有矛盾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未来，新闻自由不仅仅是采访自由，也是对新闻从业机构性质界定的自由，我们立法上一定要加快完善新媒体在新闻事业上的作用。另一方从大的网络平台来说由于网络传播的迅速发展和新技术的普遍应用，传统的言论自由理想在现实中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法律必须适应新的技术条件和形势的要求，不断完善和调整。 新闻法论文:规范新闻舆论监督的新闻法设想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纲领，对传媒业的影响不言而喻。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肩负的重要职责，在法治背景下，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既是有效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新闻媒体自身的需要。规范舆论监督，迫切需要一部完备的新闻法。 关键词：舆论监督 新闻法 设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对传媒人来说是最大的福音。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得到凸显，无论是改革还是新闻传播，都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新闻舆论监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完备的新闻法体系，是新闻舆论监督的实现方式和制度安排的要求。新闻法作为一个体系，当然不仅是一个单项法，而是从根本大法宪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新闻法以及其他单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构成的一个完备的新闻法体系。这个体系赋予新闻媒体以基本权利，也相应规定了新闻媒体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我国法制建设的现状而言，新闻法律的基础框架已经形成，但存在体系不够完善、不够具体的问题，可操作性自然较差。专家和业内人士呼吁：新闻舆论监督需要立法。因而，从我国国情出发，做好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对于推进新闻舆论监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法治状态下的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权利，不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新闻舆论监督也不是“办案”。新闻媒体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各有其功能，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行政监督具有强制性，却常常追惩于事后;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性，却有警示、教化于前的功能。二者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同是法治状态下制约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个社会的新闻舆论监督是否能够健康地发展，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对委托出去的公权力的制约实现程度及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的命运。当新闻舆论监督被人们认定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相提并论的第四种权力时候，在公众的意识里，媒体的舆论已经被视做一种力量――一种捍卫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新闻舆论监督这种力量的持久有效必然依赖于法律的保障。实践证明，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有效运行要有立法作基础，新闻舆论监督行为要靠法律引导和规范。 美国社会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①如前所述，美国法律既明确规定了大众传媒应享有的一些权利，又毫不掩饰地对这些权利予以限制。美国对报刊、电台、电视台节目内容的事后追惩，主要针对三个方面的言论，即煽动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的言论、诽谤性言论和淫秽性言论。②发表上述言论，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早在1997年4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新闻学者郑保卫近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国家应当通过新闻立法来规范和管理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工作，使其能借助法律来改变无序和困难的状况，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运行轨道。③新闻学者孙旭培希望新闻法、出版法的颁布早一点。④因此，新闻立法工作应该首先选择在两至三个规模较大的城市施行，在此基础上总结成功的经验及其不足，然后进一步修改新闻法规，扩展到全省施行，在两至三个省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酝酿制定一部成熟全国统一的新闻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具体来说，新闻立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新闻立法有利于我国新闻事业有法可依，规范运作，一方面确保新闻舆论监督，另一方面限制滥用新闻舆论监督，积极参与世界舞台新闻事业的竞争。 一、《新闻法》应明确地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既然出版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那么新闻舆论监督也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特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更应该而且有可能享受这一基本的政治权利与自由。由于宪法在我国目前的非诉讼性，使得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是把它当作治国的“根本大纲”，反而失去了它本身也应该首先是一部法律的基本性质。老百姓知道有宪法而不用宪法，宪法因而缺乏法律权威，在生活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逐步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形成依宪治国的根本理念，同时还需要一部特别法来贯彻实施宪法的这项基本权利。而人们呼吁制定的《新闻法》，无疑是最好的选择。通过《新闻法》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既可从意识上树立新闻舆论监督是一项确确实实的法律权利应该予以保护，还可从实践中通过司法途径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 二、《新闻法》应强有力地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当列宁批判德意志共和国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就是撒谎，就是骗人的时候，他认为实际上这是富人收买和贿赂报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保持自己的地主宅第和最好的建筑等等的“所有权”的自由。⑤这是在从经济的角度上分析广大的劳动人民之所以享受不到这种自由，就是因为劳动人民已经被剥削得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能力去享受这种需要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自由。此外，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中更大的障碍还来自非法的或不当的干预与破坏。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应当为公众服务的所谓公仆却更愿意保守信息秘密”，“这样的保密观念不仅与民主的价值背道而驰，也损害了民主过程;这样的保密观念的预设前提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彼此不信任，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⑥因此《新闻法》在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时，还必须制定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来进行保障，需要明确规定一切破坏新闻舆论监督的行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三、《新闻法》应合理地限制新闻舆论监督。不管是马克思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⑦还是所讲的，“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⑧总之，我们在《新闻法》中确认与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时，也必须明确享受权利的限制，即应承担一定的义务。对“新闻舆论监督”已经做出的限制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新闻法》中对新闻舆论监督做出合理的限制，主要是规定享受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同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这种规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一种合法的限制本身来排除其他非法的限制。 四、《新闻法》应通过其他辅助法律措施，对滥用新闻舆论监督者实行“事后追惩制”。预防制与追惩制是世界各国对新闻出版采取的两种制度，而书报检查制度往往与专制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我国当前，新闻出版领域除了报刊社的成立必须履行许可登记的程序之外，法律未对新闻的出版规定检查制度，实践中是由报刊社内部的总编、编辑进行具体把关的，是一种“自律”，只有在广播电视领域才对进口影片等进行“发行许可”。因此，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通过一些辅助的法律措施，对滥用新闻舆论监督者实行“事后追惩制”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国入世以来，许多传媒法规位阶较低，有些法规带有试验性质，在执行时会带有一定弹性，还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做出新的修改。⑨ 五、《新闻法》应禁止非法剥夺新闻舆论监督，触犯《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除外。言论、出版自由是一种政治自由，那么以此为根本内容的《新闻法》就应该明确禁止非法剥夺公民的新闻舆论监督，唯一的例外情况就只能是《刑法》分则第一章所调整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新闻法论文:如何理解新闻法治 【摘 要】 本文概述了法制以及新闻法治的由来，解读了新闻法制涵盖的内容：对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某些行为是否违法的界定，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判处标准；应该调控政府的、组织、利益集团等团体与新闻行业的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法治；新闻法治；权力与义务 一、法制以及新闻法治的由来 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一书中，对法治的定义是“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们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这个思想得到了后来者的发扬，并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在这里，“良法”和“普遍服从”是法治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应该具有普遍约束性，应该被普遍地服从，它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最高权威。法律是普遍具有理性的人们共同同意的，以理性对感性欲望，要求和冲动加以必要约束和限制而形成的行为规则。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推崇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基于对法律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法制观点，他认为每一个个体人性都带有恶的一面，都有可能作恶，因此，要将所有的人都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防止人的恶性外露于行。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如此重视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因为在他看来，法律能够使得社会的运行更加有规则可循，使社会变得有序，它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能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到有规章可循的轨道上。 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法治“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它意味着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事先规定与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一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的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1]由此可见，哈耶克眼中的法治是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的一种手段，它的目标就是增强政府行为的可预见性，保障民众的权力。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法治”可以理解为是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那么新闻法治也可以被认为是管理、调控新闻业的一种手段，“通过法律、法规或判例，来确定与新闻媒介有关的权力、义务”。[2]根据这个定义，新闻法治应该有两方面的形态，首先是所有涉及新闻传播活动、对此有相关规定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宪法、刑法等；另外它应该还包括专门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传播活动的立法，或以更具体的报刊法、广播电视法、电子媒介法等细分的单行立法的形式存在。[3]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两会中出现了提倡新闻立法的提案，1983年年底获得人大的同意，但目前我国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相关法律法规等主要以第一种形态存在，并没有专门的新闻法。 二、新闻法治的内容 现代的法律从来都是一种权力与义务的平衡，因此新闻法治也应该是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也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义务与对其职业的限制。新闻法治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对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 权力与义务的对立统一是对二者之间基本关系的概述，新闻法治作为管理、调控新闻业的一种手段，也应该具体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力应该具体体现在他在从事新闻报道活动的过程之中，比如说新闻从业人员（记者）应该拥有报道采访与舆论监督的权力。权力与义务的相对统一性要求新闻从业人员与新闻媒体在享有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实现一定的义务，新闻从业人员的义务应该包括如实反映所报道事件的原貌、为受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等等内容，这种义务应该表现为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尊重，或者是体现为一种新闻行业的自律，通过这两种形式来体现新闻行业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比如说新闻从业人员应该恪守社会责任，不滥用新闻自由，尊重新闻的客观、真实性，以事实为依据等。 2、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某些行为是否违法的界定，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判处标准 近几年来由于新闻活动或者新闻报道引发的案件或纠纷不胜枚举，关于某些新闻报道侵害普通公民的人格权、肖像权、名誉权的讨论也一直是公众所关心的话题之一，除此之外“封口费”、“有偿新闻”现象也为公众所关注。比如说在2008年为民众所关注的“山西一煤矿瞒报矿难，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事件中，人们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这种行为是否违法也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律、法规应该对这些内容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使得新闻从业人员、新闻媒介的活动更加有章可循。 3、应该调控政府的、组织、利益集团等团体与新闻行业的之间的关系 对政府以及各种团体涉及新闻领域的权限范围做出相关规定。新闻应该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真实报道，因此它应该是客观公正的，但是由于来自各方权力的渗透与无形制约，新闻报道往往会屈从于权力团体，造成对新闻真实性的损害，因此符合新闻法治理念的法律应该对此做出规约，调控新闻界与权力团体之间的关系，保障新闻自由，对权力团体涉及新闻领域的行为做出相关规定以保障新闻能够真实的呈现给普通民众。比如说在1971年五角大楼越战绝密文件泄密案件中，反战的信念促使绝密文件的提供者埃尔斯伯格将越南战争的真相告诉美国民众，为此他不惜冒着偷窃和泄密之罪名，利用工作之便偷偷地复印了全套文件，并将之披露给了《纽约时报》。经过了四个月犹豫和研究之后，该报决定以记者调查报告的形式每天发表六个版面，连载十天，这被官方认为是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司法部部长便警告《纽约时报》立即停止连载这个文件，否则，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报纸。 如我们所知，这场官司以尼克松政府的败诉而收场。新闻法治作为调控新闻行业与其他部门、团体之间关系的手段理应对政府、组织、团体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人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做出合理的规定。 新闻法治应该是对涉及新闻领域的多方面关系进行管理与调控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新闻法治是对新闻从业人员与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根据目前我国法律中涉及新闻传播的条款，新闻法治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新闻自由与知情权、维护人格权、更正与答辩权、保密权等”[4]这些理念更多的是从义务方面对新闻媒体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的相关行为做出的规定。因此新闻法治也可以被理解为保障新闻自由，同时防止滥用新闻自由、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和治理新闻传播行为的一种理念，它理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新闻法论文:高等院校新闻法课程教学新思路探究 摘 要：新闻法学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作为规范和限制记者实践操作的新闻法学在当今时代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加之在现代化发展中法律体系的不完备，新闻法学的教学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有法可依，尚不完备”的状态鉴于此，总结在新闻法教学中的不足，得出了关于新闻法教学内容的几点补充意见：一是案例教学法；二是模拟法庭法；三是头脑风暴法；四是小组专题讨论。 关键词：高校；新闻法；教学方法 现在的中国是互联网迅猛发展信息资讯高速增长的时代。新闻学教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也面临着全新的改革和创新。新闻法是新闻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规范新闻工作者行为准则的新闻法学开始日益引起新闻学界的关注。笔者作为从事新闻法教学的教师，从总结自身教学过程中的不足出发，认为在新闻法的教学中，有两项内容在以往的教学环节中被大家普遍忽视。其一就是针对新闻法课程中理论知识的基础部分还需夯实和补充，其二就是针对联系实践的教学方法上还需改进和突破。那么，笔者就从这两方面一一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夯实和补充新闻法课程的教学内容 作为日益引起重视的新闻法学课程，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越来越多的开设，同时，也鼓励和建议学生多阅读法律方面的书籍，多学习法律方面的知识。但是由于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而系统、具体的学习散见于诸多法律体系中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这一任务实在太过巨大，所以，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也不能完全做到。因此，教师在课堂讲授时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主要讲授和新闻传播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条例。那么，笔者认为新闻法教学主要内容的讲授除了教材中指定的部分外，还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1.介绍我国新闻法的现状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但是对学生在讲授新闻法渊源时必须强调广义的新闻法应包括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宪法。宪法是近代形成的民主制的标志，是国家的根本法，或称最高法、基本法。各国都把宪法有关内容作为新闻传播法的最重要的渊源。二是法律。在我国，法律特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分为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基本法律包括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调整社会生活中重大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法律。在我们的基本法律中有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定和限制，比如我国民法中有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刑法中也大约有二十多种罪名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例如侮辱罪、诽谤罪等。三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的总成，其效力和地位低于宪法和法律。四是地方性法规。总之，通过对我国新闻法现状的讲授，让学生了解我国目前与新闻活动相关的法律规范，便于在将来从事新闻活动遇到相关法律问题时做到有法可依。 2.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 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是必须让学生了解的新闻法内容之一。国际新闻界通常把新闻自由理解为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报纸自由和批评自由，并且认为这些就是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在我国，新闻工作者关于自身权力谈论较多的是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等。但是在现实中，很多记者对自己权利的概念不清，认为自己是无冕之王，代表政府和人民利益，似乎自由的无边无界了，所以，出现了很多滥用权利的现象。因此，教师的讲授过程中，一定要描述清楚新闻工作者的权利，更要描述清楚其义务。要让学生明白，新闻工作者拥有的是权利而不是行政权力。我国新闻单位不是国家机关，新闻记者不是国家公务员，新闻传播活动不是国家管理活动。教师尤其要把容易引起新闻纠纷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给予详细透彻的分析，让学生学会如何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 3.为什么我国现在不能制定和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 我国现在还不能制定和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其理由有三：一是新闻法必须规定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普遍性，但是，现在传媒按行政等级划分，实际上记者也存在这种等级差异性，这种普遍性和差异性的矛盾是不能很快制定和出台专门《新闻法》的最基本理由；二是新闻法的稳定性与舆论导向随机性的矛盾也是理由之一；三是新闻法面对作为社会行业的新闻业的禁止性规定与作为具体的党政机关一部分的传媒宣传纪律之间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白：法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恩格斯）。法愈开放，对统治阶级中个人的任性的限制愈大。 总之，在新闻法的教学内容方面，一定要让学生了解关于以上的理论知识，这是学习新闻法的必要前提。 二、改进和创新新闻法课程的教学方法 在当代高校的新闻法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理论轻实践，当然，这也是由这门课程本身的特造成的。新闻法本就是诸多法律条例的汇总，理论知识点丰富，课堂中需要讲授的内容太多，所以就形成了偏重理论讲授的课堂风气。这样的课堂设计自然带来了比较单调、呆板的课堂环境，学生普遍反映新闻法学课不生动、不有趣，学习兴趣不浓厚。鉴于此，笔者从自己的教学实践出发，总结出了几点改进的方面，希望用创新的形式来进行新闻法学课堂的设计。这几点改进和创新的方面将分别从案例教学、模拟法庭、头脑风暴法和小组专题讨论来一一叙说，希望能够引导学生从现实实践中学习新闻法，来培养他们对于新闻法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最终能增强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案例教学法 在新闻法规教学中，如果只是对课本内容“照本宣科”，学习兴趣就很难调动起来，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先要系统梳理，精选案例，把这些枯燥的理论讲“活”，这样才能增强学生在新闻采写中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和守法的意识。 案例教学法是指运用身边发生的事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说明道理，给学生的行为以启发的教学模式。一般情况下，由老师讲透原理，然后剖析个案，课后由学生分组搜集案例并讨论，并在课堂上按老师的要求进行剖析。例如，笔者在讲授“批评建议权和舆论监督”这一节内容时，给出了案例“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首先讲述了什么是批评建议权和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新闻从业人员如何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权利。同时分析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中的违法行为，要求学生对这起案例的每一处违法细节进行分析与讨论，最后得出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舆论监督权利的结论。进行案例教学法，旨在培养学生获知新闻事件时能通过法律专业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在案例分析中形成专业思维习惯，促成新闻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模拟法庭法 模拟法庭法是从法学教学中借鉴过来的一个概念。模拟法庭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司法审判中的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笔者在讲授“新闻与司法”这一章内容时，曾引用了“王彬余悲剧”这一案例，希望借此让学生明白“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课堂上，针对案例中的“王彬余案件是否该判死刑”这一问题进行模拟法庭。这一堂课学生们热情空前高涨，很多学生在课前搜集了详细的资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各方“律师”和其他“角色”语言犀利，法理充分，给出了详细、准确、很有见地的意见。通过这一堂课，训练了学生们的辩论技巧、庭审技能，让他们学习了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和司法制度等知识，令他们更深刻地领悟到新闻的操作及运用，也让学生们充分地认识到了法律的魅力，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3.头脑风暴法 所谓头脑风暴，是指专家群体决策尽可能激发创造性，产生尽可能多的设想的方法。头脑风暴指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在新闻法课堂教学中采用头脑风暴畅谈会，一方面可以结合全班的智慧，开创新思路，寻求更好更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也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师生互动。笔者在讲授“商品信息的和报道”这一部分内容时，介绍了广告信息在传播时出现的一些不合法不合常识的地方，但是却依然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得以正常传播的案例，在课程上针对此问题组织学生民进行头脑风暴畅谈会，希望能够得出比较有效的可行性解决方案。结果是同学们对此问题畅所欲言，确实提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意见和方案，开拓了思路，活跃了课程气氛。 4.小组专题讨论 顾名思义，小组专题讨论的概念就是将全班划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专题，小组成员内容分析、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的过程。这样的教学方法将大的议题划分，细分任务和责任，并逐一落实，有利于任务更有效地完成。同时，各小组内容讨论、消化，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写作精神，一举两得。笔者在讲授“特殊新闻的和报道”这一任务时，曾就“突发事件”这一特殊新闻在和报道中的注意事项交由学生们分小组讨论完成。其中，各小组负责一个突发事件新闻，小组内容分析这一突发事件在信息和报道中的问题，最后在全班逐一给出个子结论，最后由笔者汇总，成为这一任务的最终答案。 三、结语 新闻法不仅要做到坚实的理论知识的教授，还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课堂教学方法的总结和提高。也就是说，新闻法教育除了向学生传播新闻法律知识外，也应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当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感受、理解知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是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水平法律工作者的重要途径。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制的发展与思考 【摘　要】新闻法制可以说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在探索阶段。但是，为加快建设中国的新闻法制体系，就势必要对新闻法制的产生及发展进行分析，并对国外新闻法制中适合我国的部分加以借鉴。文章试从以上问题提出对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可行建言。 【关键词】新闻法制；新闻法 一、新闻法制的起源和发展 新闻法制的核心是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式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过程中提出的。新闻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欧洲封建社会的后期，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斗争的胜利，19世纪以后，新闻法律制度也逐步在西方国家得以确立。 西方的新闻法，是指国家在调整新闻传播过程中而产生的规范公共利益、公民利益和法人利益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豍各国的新闻法的主要形式包括：第一，针对新闻活动的专门单项立法。比如法国在1881年制定的《新闻自由法》，瑞典的《出版自由法》等。第二，有些国家没有单行的新闻专项立法，而是根据宪法、民法等基本立法中有关新闻的有关规定而规范新闻活动。比如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规定的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此外，由于英美法系国家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在这些国家内，往往也依据对已决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对新闻活动进行规范。纵观国外新闻法制的发展，主要是遵循了这样一条发展线索：从没有新闻法制到严格的新闻管制，再到民主化进程中对新闻法制态度的摇摆，最后到现代法治国家中对新闻活动立法规制的完善。 我国的新闻法制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报状”、“观察使牒”和“定本制”，到了清末民初，更制定了《大清报律》和出版法，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也制定了《国民暂行报律》，袁世凯也出台了《出版法》，国民党政府时期也颁布了《出版法实施细则》和《新闻记者法》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共同纲领》中第49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在现行的我国宪法当中，也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建议等权利。 我国的新闻专项立法早在1980年赵超构先生就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口头建议。到1984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建新闻法研究室成立，我国的新闻立法正式拉开序幕。到1988年，全国有三个新闻法草案，1989年以来，虽然制定工作停滞下来，但是邓小平曾指出“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豎1997年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豏截止到2012年为止，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并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基础，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主体，兼有规范性文件，并遵守国际公约的新闻法制体系。 二、新闻法制的形式和内容 新闻法制的形式可以从新闻法的渊源的层次上进行划分，主要有以下四个层次：第一，宪法或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文件；第二，专门的新闻法为核心的基本法律；第三，新闻法规；第四，其他相关规定。 虽然新闻法的形式上各不相同，但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闻自由权。新闻自由可以说是新闻法的根基，它应该允许新闻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在不超过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报道。第二，新闻监督权。这是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重要体现，主要是指法律赋予新闻媒体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及时披露及做出合法性评论的权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闻监督权，必须有严格的界定，不能以监督为名冲破司法的界限。第三，新闻的社会责任。新闻的社会责任要求媒体在行使权利的同时要负担相应的义务，要有行业责任和社会良知。这就要求新闻行业要进行行业自律。 三、完善我国新闻法制的思考 在近年来的新闻实践中，随着有关新闻诉讼的个案的出现，如何建设一个规范而有效的新闻法制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这其中，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进行。 第一，树立新闻法治观念，正确认识新闻立法。 在我国新闻专项法律制定的道路上，一直困难重重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转变。只有从思想上认识到我国新闻法治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新闻法治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其中的问题。新闻法治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有了新闻法治的保驾护航，新闻行业的发展必将更蓬勃。而且，从总体上讲，新闻法治的建立和完善也是我国树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际形象的最好办法。 第二，完善新闻法律体系，制定专项新闻法。 虽然我国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印刷业管理条例》等，但是总体而言却缺少新闻法，这样使得新闻法律体系缺失了专项基本法。所以，加紧制定专项的新闻法就成为整个新闻法律体系建设中的最重要一环。 制定和充分实施专门的新闻法不仅可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同时对于规范新闻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发作用。大法治环境的确立无疑为新闻传播活动提供的有力的环境保障，同时，新闻实践的发展也不断的呼唤专门新闻立法的出台，同时，新闻实践也为新闻法的出台提供了大量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准备，所以，制定出适合我国新闻实际的新闻法势在必行。 新闻法论文:从新闻法规新闻自由角度探析癸丑报灾发生的深层原因 【摘要】北洋政府时期对报业的控制是我国报业发展史上十分黑暗的一段时期。尤其是报业史上的巨大劫难“癸丑报灾”，它带给现代新闻研究者的不仅是其体现在表面的理论价值，更是隐藏在背后的关于新闻法规、新闻自由发展内在规律的研究价值。研究癸丑报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现代研究者更好的全面认识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政策，更全面的认识癸丑报灾产生的主观、客观因素，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角度更好的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 【关键词】癸丑报灾　北洋政府　新闻政策　新闻自由 一、社会背景因素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在当时可谓“万马齐喑”。政治上广泛动荡，各系军阀虎视眈眈；经济上迟滞不前，内战频仍民生凋敝；文化上想方设法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新一轮的文化领域斗争一触即发。 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袁世凯设计将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同时藐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专门出台了包括《报纸条例》、《新闻电报章程》、《出版法》等管制新闻的法律法规，不仅如此，他还在制定其他法律的过程中加入了对新闻事业的管制的规定。制定出台这些限制新闻自由的法规政策的原因。是袁世凯政府钳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政策内涵所导致的，更是北洋政府意识到了历史经验中报业重大力量的结果。 在整个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打着“拥护共和”的旗号，实则是为加强专制、复辟帝制，不断进行新闻立法建设。成为了癸丑报灾的始作俑者。 二、矛盾激化过程及导致报灾的直接原因 在辛亥革命之后，报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极盛时代，但是到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与国民党各自在势力范围内加强对媒介、舆论的管制致使本来深厚的矛盾被更加激化，袁世凯更实在取得全国统治权后进行个人独裁，各种法规的限制使报业陷入低谷长达四年之久。1913年4月29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新中国报》在评论宋教仁被刺案时，使用了“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政府罪状”、“民贼独夫”等语言斥责政府，激怒了袁世凯。5月1日，袁世凯指令内务部按照《大清报律》或刑律第16章第31条予以“严重取缔”美其名曰“重秩序而安人心”。据统计，民国元年全国报刊约500家，北京占1／5。“二次革命”后，北京的报刊只剩下20家，上海5家，汉口2家。至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民国元年锐减了300多家，新闻出版遭受到了重大打击。 至此，“癸丑报灾”的直接原因——北洋政府的残酷新闻管制政策，将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果实之一——以无限制言论自由为基础的传媒法制彻底摧毁了。 三、世界新闻思想影响 清末明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时社会矛盾日益激烈，各种新旧观念百家争鸣，在历史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在大时代的浪潮下，留学海外的学生们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洗礼之后，将一部分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带回中国，其中就包含了资产阶级认为是人类最重要的自由“新闻自由”的思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以言论政”，他们一直在努力向统治者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因为他们认识到言论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这个理论对于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他们在将新闻自由广泛传播的同时身体力行，创办报刊。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总是将人带回原地。众所周知，西方的新闻自由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漫长洗礼才逐渐被人广泛接受。在社会发生激烈变革思想异常动荡的清末民初，“新闻自由”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理念很难在短期内落地生根。仅凭一腔热情对其空空追求甚至因此斗争，必将会和当时的政权及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的碰撞；更为重要的是，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念并且坚定的传播着这一思想，但是他们大多数由封建士大夫阶层转变而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所以他们既有传播新思想的积极性，又深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这样的双重性成为了他们在传播民主思想的道路上的障碍。章士钊在《论报律》中阐明了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的天赋权利。这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4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可以说，从西方的自由思想上，中国的报人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启示，在思想上催生了他们的自由观。产生了与限制新闻自由法令相斗争的观念，进而指导了这批报人的斗争。 四、报业追求“绝对自由主义”的主观因素 事物的发生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固然北洋政府对新闻的钳制根本上造成了“癸丑报灾”的发生，但报业对新闻自由的上层建筑与当时的客观经济基础不符的“空想主义”也是这个报业悲剧产生的主观原因所在。民国初期推崇的“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是与当时国情不符的媒介原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更多的是“空想自由主义”的余温。有学者甚至认为：“对清末民初新闻自由造成很大戕害的是绝对主义新闻自由思潮。不要报律、不遵守报律是其典型表现。这种表现在清末尚有促成封建王朝瓦解的积极作用。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就是非理性的，弊远大于利。袁世凯制造癸丑报灾是残酷的，但新闻界的‘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并煽动暴力，却为报灾埋下了伏笔。” 事物在对的时间经历对的状态才能使历史产生最顺畅的前进动力，然而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大背景下，盲目的追求绝对自由，且进行宣战、对抗、一味的批评甚至讥讽，也是造成其悲剧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历史的洪流中带来了传媒和法律进程的无限经验，而经验告诉我们，想要传媒人能够真正有尊严的为民生立命为大众疾呼，就要在根本上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制定中立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我们只能说，在历史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进步的光芒和勇于求索的勇气，但是在追求民主和自由中所难免暴露出来的空想自由主义思想的弊端也是应该为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所警醒和借鉴的。 新闻法论文:从传播效果看案例教学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应用 【摘 要】 本文在阐述传播效果的涵义及其层次、案例教学法特点的基础上，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探讨了案例教学法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运用问题，认为应首先重视理论的讲解，其次重视课堂讨论，以期提高教学的生动性与典型性。 【关键词】 传播效果；案例教学；新闻法规；课程应用 一、传播效果的涵义及其层次 传播效果从广义上讲是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传播效果是和传播实践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领域，也是检验传播活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一般来讲按照传播效果发生的逻辑顺序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信息作用于人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变化；其次，传播效果在受传者心理和态度层面产生的效果；以及最终引起的行动层面的效果。 在高校专业教学工作中，因部分专业课程的高度理论性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低下，课堂反应平淡，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传播效果。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担任新闻专业新闻法规课程的教授工作，新闻法规是一门专业课程，该课程总体上来讲理论性较强，这门课程作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法律规范性课程，从教材上来讲，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关于新闻法制知识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关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讲解。教材的这种结构体系，对学生在入门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要掌握一定的法学基础知识。而实际教学过程中笔者也明显发现，很多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是空白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讲到新闻侵权的构成条件时，为了使学生对这一部分的内容掌握的牢固一些，要先引入在民事案件中，构成一般民事侵权的要素，再进一步引申到、具体到新闻侵权的构成。而在考试过程中却发现，学生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容易产生混淆。 二、以提高传播效果为设定目标的案例教学法 1、案例教学的兴起 案例教学是一种通过模拟案例场景，进行案例场景再现等方式，将教学内容运用到教学过程中的一种典型教学方法。该方法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哈佛学院前院长提出，之后被广泛推广到全球各地，并被较多的运用到医学、法学、军事学等专业教育的实践教学领域。 案例教学中的案例本身具有一定的主题性，它是对现实问题中的各种复杂矛盾的综合反映。案例教学中选用的案例多数来源于现实社会发生的真实事件，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在教学环节中可以通过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和较强代表性的教学案例，将实际生活中的复杂关系呈现在课堂教学中。因其来源于实践，一方面可以最大化的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另一方面为其积累社会经验提供帮助。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笔者认为：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应首先根据教学目的要求，设定好相关教学内容，并根据每项教学内容有目的、有主题的选定教学案例，之后在课堂教学环节中组织学生开展对案例的阅读、理解、分析和讨论，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完成广泛交流活动。针对教学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笔者采用了目前教育领域中得到广泛推荐的这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 2、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1）案例教学法具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性。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所选择的事例多数具有广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直接反映出教学内容中的某些具体方面，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在选择教学案例是也是要根据教学需求选择一些好的案例开展教学。重在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其将专业理论内容紧密的设置在教学环节之中，也直接有效地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印象，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2）案例构成的综合性。教学案例的多数都是来源于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因其典型的社会性特点，表现出案例内容并非只是单一的表现某一项理论，它的构成因素和构成条件往往较为复杂和多元化。鉴于此，学生可以通过对案例的深入体会和剖析，逐层多角度的进行探讨的认识。 （3）传播效果的启迪性。文前提到传播效果的第一个层次是信息作用于人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变化。从案例教学的教学实践效果来看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加深了对教学内容的记忆。其次，传播效果在受传者心理和态度层面产生的效果。这一层面则能够通过学生对案例教学的课堂积极性充分的反映出来。 三、案例教学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运用 新闻法规课程主要向学生们介绍新闻法制的基础理论，以及引导其注重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针对新闻法规课程的这个基本情况，笔者设计了讲练结合为主线、课堂讨论和案例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思路，并且在本学期的课程中具体实施了这个思路，希望可以通过理论讲解使学生的知识系统化；通过课堂讨论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新闻事件培养学生的新闻技能。具体来说： 首先是理论的讲解。由于目前国内大部分新闻法规教材理论内容较多，案例相对较少，对学生缺乏吸引力。所以在讲解理论的时候，教师应首先结合学生的层次特点调整教材的结构，对教材进行大胆设计和取舍以凝练主题。比如针对法制特点部分，教材上强制性、集权性、统一性、阶级性，而实际上，在具体应用中，我们很多情况下常用后两种。所以在实际讲授中，讲授者可有意识的加强后两种方法的讲授。而另外一些章节，比如就如何提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等章节，可做以充分的讲解。通过这样的调整，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得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对他们未来的工作最有用的知识。而这两个部分均可以根据其特点选择案例。尤其是对于新闻侵权等一系列问题完全可以广泛收集选取报刊电视最新的例子，整个授课过程所讲授的例子除了经典例子之外，大都是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此外，还适当为学生介绍一些中国香港及国外新闻节目的一些做法，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这种教学方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而且教学效果很不错。 然后是重视课堂讨论。学生是学习的真正主人，一种好的教育，应当是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投入到学习中去，享受求知的乐趣，享受智慧的升华。对于学生自己已初步形成教师通常会围绕一个问题首先组织课堂讨论，鼓励学生踊跃发言提出自己看法。对他们提出的有创见的想法予以鼓励。针对学生具有一定理论认识基础的部分，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导入、案例分析、假设结果模拟预测和案例总结等阶段开展教学。通过从案例讨论中引申出一定的结论，为后续的课堂教学提供准备。最后可以让学生自行总结，也可以教师总结，讲明案例中的关键点，以及讨论中存在的不足和长处。在总结中，要揭示出案例中包含的理论，强化以前讨论的内容，提示后续案例，给参与者以鼓舞。 四、案例教学法在传播效果实现过程中的作用 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较高层次的要求，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要求教师完成对教学内容的充分认识，还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要能够根据教学重点和教学目的有计划和针对性的设计案例教学的过程和环节。因此，案例教学法对于教师在教学环节中的创新能力提出了要求，并能基于这一设定要求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其次，案例教学是对教学内容综合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它可以在映射教学主要内容的同时，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摆脱了单一理论教学的纯“真空化”缺陷，另一方面，也能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简单培养提供教学资料。 新闻法论文:西方国家新闻法探析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是最高的又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一切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和基本准则。政府、政党、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施法律的最主要的手段是司法，在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司法被认为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无论是他律的行为规范还是自律的行为规范，其基础都是法律。所以讲新闻管理和自律，必须先讲法律。新闻法治是现代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理想的新闻自由就是新闻传播和新闻媒介的活动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绝对自由，只受司法的约束。这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积极行为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干预也在日益深入，如果说对于报刊等印刷媒体的管理主要还是在于经济活动，即把报刊社作为一个企业那样来管理，那么对于广播电视，行政管理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对新兴的互联网，行政也已经开始介入其中。 新闻自由本身就是一条行为规范，是对国家和从事新闻传播活动个体的共同规范，它要求把国家和政府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强制性的外界约束减到最低程度。所以西方各国新闻事业大都有发达的自律机制，通过自律使新闻事业能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不致妨害社会和统治者的整体利益。 了解一个国家的“新闻传播法”，主要不是看这个国家有没有以“新闻传播”命名的法律，而是要看这个国家整个法律制度对于本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有哪些规范。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有充分保障新闻自由的普通法传统。除英国等少数国家外，多数国家都在宪法性法律中对新闻自由加以保护。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公民的言论或新闻自由”。1949年颁布的德国《基本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每一个人都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地表达和传播自己意见的权利，并有自由采访一般可允许报道的消息的权利。新闻出版、广播与电视报道的自由予以保护，不受检查。”《俄罗斯宪法》（1993年）第29条第5款规定：“保障大众信息自由。禁止新闻检查”。印度宪法第19条第l款规定，一切公民均享有“言论和表达自由”。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当代国际人权法和各国法律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也是现代新闻媒介法的基石。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基本人权”和“人民主权”这两大基本理念。这个原则其实只是对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规定一个合理的尺度，只是保护和限制的范围和方式有所区别。这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这样概括，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直接保护”，宣布不能立法限制新闻自由，实质上是主要通过司法来直接对新闻传播活动提出一些限制原则，干预新闻传播活动。二是以各大陆法国家为代表的“间接保护”，亦即由宪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立法限制新闻自由，然后由立法机关制定各种法律包括“新闻传播”的专门法。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兴起的“人权保护”。这以《欧洲人权公约》为代表，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因为英国以前在法律上从未规定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这项权利在普通法里只是在扣除了一切限制后才得到承认，故被称为“剩余权利”，直至1998年英国制定了同《欧洲人权公约》接轨的人权法案，才有了对言论出版新闻自由进行保护的法律条文。 新闻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和作为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的新闻自由制度有很大的虚伪性，面临着种种困境。 从保密和信息公开、禁止诽谤、保护隐私等方面来了解各国有关法律规定。其中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承认新闻自由同维护其他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法律就是要致力于实现和维护两者之间的合理平衡。如，任何国家都有保密制度，而随着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信息公开也已成为现代社会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制度。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世界纷纷制定信息公开法，就是对何种信息必须公开，何种信息必须保密，信息公开如何得到法律保障，泄密如何制裁等予以规范，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它一方面规定政府承担了向公众公开信息的义务以及公众向政府索取信息的程序，另一方面规定有九项豁免披露的范围。 对媒介的管理，西方国家也是存在差异的。美国是大部分信息传播所依赖的软硬件的最大控制者，是公认的网站建设最成熟、信息化工作开展最彻底的国家。美国政府通过一个个完整的、连续的、层层递进的规划，实施信息化战略，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竞争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的网络发展战略还在全世界带来强烈反响，促进和推动了全球的信息化建设。美国一直重视信息法规建设。这些法规还体现了美国法律的基本精神，既限制又保护个人的权利，既保障公民合法的权益不受侵犯，又限制公民侵犯他人利益、危害社会的行为。美国的信息法相对他国而言，是较为全面的，涉及电话通信规则、行业进入规则、数据保护规则、反欺诈与误传法规、消费者保护规则、版权保护规则、诽谤和色情作品抑制规则等，既有对互联网的宏观整体规范，也有对细节的具体规定。面对美国在电子通信领域的成就和互联网在世界的迅速兴起，欧盟意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及相关的服务具有促进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提高竞争力、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体欧洲人的生活质量，以及提高组织效率等作用，同时为了确保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根据新的国际竞争局势调整和制定欧洲信息社会的发展计划。如“增长、竞争和就业”白皮书、“本杰曼”报告、“欧洲通往信息社会的道路――行动计划”、“欧洲电信政策的形势报告”、“信息2000年”等。欧盟针对信息建设及其管理的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性和立法性的文件，表明了欧盟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文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遏制网上非法有害内容和网上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涉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隐私权、消除各类网络犯罪和有害内容等。（2）关于泛欧电信网络的建设。按照这样的指导方针，英、法、德等欧洲各国相应建立了自己的互联网管理体系。 国外的新闻立法经验对我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如美国的诽谤法，以及波兰、匈牙利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新闻法》等。 首先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闻界。在西方人眼中，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媒体正成为社会的“第二政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名誉权都被认为是基本人权。西方的新闻制度虽然还不完美，但有些地方确实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我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新闻制度和新闻法制也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某些做法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作为我们解决类似问题的借鉴与参考。在这些国家里，新闻媒体都自觉地和政府保持距离，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因此，为了监督和制约强大的政府，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闻界。 其次是新闻自由必须受制于新闻法。在当今这个市场经济时代，有不少新闻媒体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而损害了公司或个人的名誉和隐私权，因此，新闻自由必须受到新闻法的限制。在这方面，美国的司法界就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维持这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再次是新闻媒介必须提高法律意识。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在涉及个人名誉的报道时，依然是谨小慎微。毕竟，作为基本人权，名誉权在现代社会中极为重要。因此，为了保证高质量的报道，也是为了避免旷日持久、耗费巨资的诽谤诉讼，《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全美著名大报先后成立了律师事务部。律师事务部的责任是与编辑和记者合作，确保那些批评政府和官员的重头文章能在法律上站住脚。对那些可能使当事人的名誉遭受损害的新闻报道，必须反复核定事实的细节，由律师确认没有法律方面的麻烦后，才能发稿。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新闻报刊，大多采取向保险公司投保“诽谤保险”的办法来避险。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治化的困惑与出路 当今社会，新闻传媒由于其自身搜集传播信息、舆论监督等特性，已逐步成为公民实施言论自由权利的主阵地。完善的新闻法治环境不仅能使新闻活动更加规范，而且更能有力地保障新闻自由。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作为全体人民的共识写进了宪法。然而。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闻立法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虽然当前新闻法律体系中有大量由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不同法律等级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中部分条款不同程度地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给予一定的规范，但至今却没有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新闻法，这将直接影响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新闻媒体发挥作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因过于空泛而无从落实；新闻采访是新闻媒体存在的生命线，虽然记者的采访权在事实上得到了默许和认可，但却没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记者享有“采访权”、“报道权”。因此，一直以来，制定和颁布《新闻法》成为不少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呼吁的对象，并且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新闻法的缺失使新闻法治化陷入困境 1979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校庆学术报告会上率先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问题。1980年9月，赵超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建议。然而，20多年过去了，《新闻法》却始终没有出台，新闻法的缺失，虽然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新闻活动无法可依，但却给当前的新闻传播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具体来说，《新闻法》难产的原因在于对新闻法的性质、功能等关键问题的明确上，行政部门、立法机关、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这些争议的主要问题有：如何界定和表述《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新闻、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新闻媒体和出版社要不要主管和主办单位等。在新闻立法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　新闻法的立法目的难以明确阻碍了新闻事业法治化，新闻立法的宗旨是傈护和发展新闻自由，但也强调了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限制和约束，成为立法与否旷日持久的争执核心。2　新闻法中关于媒体创办权的规定存在难点。曾任社科院新闻法研究室副主任、参与起草过《新闻法》的孙旭培研究员认为，《新闻法》一时难以出台，根本原因在于《新闻法》应该规定谁可以创办传媒的问题，面对全部媒介国家化的情况，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公民和法人能否参与创办传媒?目前的《新闻法》草案被要求不涉及创办传媒，而《出版法》却规定：这样的《新闻法》显然违背《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如果允许公民创办传媒，则又与我国现在的新闻体制不符。 因此，为了改变新闻事业在现实中所面临的这种尴尬局面，摆脱无法可依的现象，必须加快新闻立法的速度和进程，以保障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利，同时也需要新闻立法来约束各种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保证舆论监督的公正和力度。 新闻法治化需要重视的问题 《新闻法》在全世界很多法治国家都是一部除宪法以外的重要大法。在民主国家，新闻媒体被看作是除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力”。而在我国，新闻媒体也扮演着党和政府喉舌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十年的法治建设和新闻实践，为我国新闻立法提供了社会环境；法学研究和新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新闻法治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必要前提；大量新闻纠纷和新闻诉讼案例，为我国新闻立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现实基础。1997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积极推进新闻出版的法制建设。要加快立法工作，加强依法管理，加大执法监督的力度。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新闻法》的颁行已经为时不远。 1　坚持党领导下的新闻法治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都是由党委宣传部门领导，虽然新闻体制逐步放开，但是对媒体意识领域的监控从未放松，部分人认为新闻立法会削弱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实际上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党的奋斗目标之一，而且新闻立法只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把对新闻规律和我国的实际国情的认识凝结到新闻法中，就能充分体现党的引导作用，从而使新闻法中的自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2　加快新闻法及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为保证新闻主体依法实现自己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新闻立法必须建立和健全明确而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这既包括因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侵权行为而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还应包括基于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行政责任，以及因触犯刑法而产生的刑事责任等。 3　新闻法治和新闻自律并举。新闻自律机制的功能，首先是“限制”性的，既约束新闻媒介及新闻工作者，使之恪尽社会责任，不滥用新闻自由的权利，又通过自身行之有效的工作，避免政府直接出面制定严厉的法律。新闻法治与新闻自律并举，使两种机制中“张力”与“限制”互补。政府通过参与建立自律机制，既能达到规范新闻媒介的目的，又可避免与之直接冲突，可以有效弥补新闻法治刚性带来的不足。 总而言之，《新闻法》的制定势在必行，其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新闻采访权等问题作出的大量规定，必将更加完善目前的新闻法律体系，加快推进新闻法治化建设，在新闻法治化的进程中，法治与自律并举，自由与监督并行，才能使新闻事业的作用得到最大的发挥和张扬。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立法必要性分析 1979年。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在历经数次提案后也开始酝酿。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新闻法的立法原则、条文的构建甚至立法的必要性等诸多方面尚存在争议。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人手分析新闻立法的必要性。 明确新闻工作者的地位。保障新闻工作者执业权利的需要 新闻是人们了解周围世界的一扇窗户，通过不同渠道的信息获取。人们可以了解时政要闻，拓展知识，开阔眼界。锻炼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新闻舆论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促进民主与法制的“第四种权力”。然而，上述目标能否得以顺利实现。首先有赖于新闻工作者不受阻碍地自由执业。在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利并未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救济，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在执业过程中被无端阻挠、干扰的情况屡见不鲜，设备被抢夺、损毁，甚至遭受人身攻击、非法拘禁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对此，有学者认为，对于新闻工作者的执业权利已有上位的《宪法》和基本法《刑法》等进行保护，无需制定新闻法。但应当看到，《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其条文大多较为宏观、抽象；特别是《宪法》在我国具有不可司法的特征。不能成为个案的审判依据，显然需要下位法予以落实和细则化。而《刑法》虽设立了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但针对的是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对于阻挠、干涉新闻工作的轻微违法行为并不适用。更重要的是，上述罪名保护的客体是生命权、健康权而非新闻采访权。换句话说，并未针对新闻工作者的特殊职业身份进行立法保护，而是仅仅将其视为一般公民。 应当看到，新闻采访权并非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社会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如果新闻采访、报道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对新闻采访、报道权需要法律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保障，必须通过新闻法的制定明确新闻工作者的执业地位，全面保障其合法的执业权利。 保障新闻自由的需要 当人权宣言宣称“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时。新闻自由开始从一项“自然权利”上升为具有宪法位阶的制度权利。对于新闻自由的尊重和保障，也已成为现代宪政国家的共同选择。 新闻法从其性质上来说应该是新闻自由法而非新闻限制法。首先。新闻自由是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手段。现代的大众传媒能够使人们足不出户便了解到世界任何角落的消息，通过文字、声音、影像、图片等手段的综合运用，让受众有身临其境之感，使政治事务不再遥远和陌生。其次。新闻自由是推进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手段。新闻媒体作为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权力组织，在抑制政府违法、防止政府滥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功能。最后，新闻自由是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没有知情的民众，就没有民主。”通过事实真相的获悉和参与评价。原本分散的个体意志被凝聚成群体意志为国家所重视。新闻法恰当的文本表达必将使新闻自由的理念得以最大化的落实。 规制新闻活动的需要 新闻自由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绝对无边际的。新闻自由有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发现事实、针砭时弊、弘扬社会正气；另一方面，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必将对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造成不应有的侵害。这就使得新闻法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成为规制新闻活动提供准据和尺度。 增强新闻工作者责任心，抑制失实新闻报道。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缺失，为了赶时效、抢新闻，不做深人调查就草率发稿，导致报道失实。更有甚者，甚至炮制虚假新闻。“纸箱馅包子”事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作者”利用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扰乱视听。导致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影响极为恶劣，也降低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新闻法作为新闻界的行业规范，其早日出台必将督促新闻工作者坚持职业操守。从根本上杜绝虚假和失实新闻。 理性的角色定位，保持适度谦抑。“新闻记者的职责是调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记者和编辑的职责不是起草法规或领导一场运动或展开一场道德审判。”新闻媒体是事实的守望者。而非法官，不能挟民意以干涉司法。因为有时民意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和客观，甚至给司法活动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和影响。新闻法的出台将引导新闻工作者找准角色，理性定位。 规范新闻内容和新闻用语。新闻报道受众广泛，其真实性也被视为常态的，因此发挥的社会导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对新闻报道的内容和用语必须加以规范。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告诫英国新闻工作者对自杀事件的报道不应过于详细，以免读者效仿。负责起草这一准则的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成员莱斯・欣顿说：“我们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媒体关于自杀新闻的报道常常导致(读者)模仿自杀。”作为新闻业的行业规范，新闻法应当制定相关规则限制新闻报道淫秽、歧视性、低级趣味的语汇和内容，避免误导，杜绝错误的价值观。 衡平公众知情权和公民私权。公民私权同样是宪法和其他法律保护的对象。公众知情权的获取不能以放弃、牺牲公民个体权利为代价。然而一些媒体、记者在探寻事实真相的过程中，随意采取秘密潜人私人住宅、跟踪、隐匿摄录等手段：为突出真实感和现场感，不惜任意曝光公民姓名、肖像及其他个人信息。新闻法的制定。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衡平公众知情权和公民私权，在两者之间找寻和把握恰当的尺度，并予以细则化、可操作化。 新闻法论文: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变化 摘要：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法国的新闻法规逐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法的形式特征上看，法的调整机制的变化最为明显。本文从法的调整机制上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后法国新闻法规的变化和发展，从中透视新闻法规的进步，兼论新闻法规进步的部分原因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社会控制　新闻法规　调整机制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结构)，反映着法的价值的变化。通过分析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制制度中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结构)，可以透视不同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序列。”因此，研究新闻法规的调整机制对于透视新闻法规的价值有着重要意义。“近代法国法无论内容、原则和形式，都是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法；它系统并且直接地反映出反封建的革命成果，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关系，因而是早期资产阶级法的典型。”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完整地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其新闻法规也因此有着明确的进步历程，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本文所探讨的新闻法规。意指专门的新闻出版法和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与新闻出版内容相关的规定。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新闻法规的主要内容基亟调整机制 专制时代，“君权神授”思想大行其道，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说法形象地反映了大革命前法国的政治统治状况。 法国在印刷术传人后很快颁布各种管制出版和发行的法令。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政府确立了印刷出版特许制和审查制，1521年。法兰西斯一世禁规，此后又一再颁布法令，强化这方面的管理。当时，天主教会还对一切出版物实施严格的检查。禁止教徒阅读“蔡书”。怯国第一张持续出版的周报是1631年勒诺多创办的Gazette，该报经首相推荐，国王路易十三特许出版。“在法国，王权牢牢地掌握着最高控制权，通过敕令、文告指挥着最高法院与教会检查和控制出版物。” 当时法国的新闻法规采取成文法的形式，主要的调整手段有书报检查制度、办法许可证制度、特许制度、追惩制度和限制规模。违反了新闻法规的记者、出版商等往往不经过严格的法院审判就被宣判有罪，上诉权得不到保障，甚至可以完全没有法院审判过程就将记者、出版商等处以刑罚。这时的新闻法规要求新闻记者和出版商承担义务的客体一般是君主、教会和法院的统治权力，而很少涉及或不涉及社会的利益、公民的个人利益。这是由当时的统治方式决定的：第一，君主代表国家，享有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特权，所以国家立法得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限制媒介；第二，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人们很少有主权意识，也没有成形的市民社会，所以新闻法规并不对君主、教会以外的权利进行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新闻法规的主要内容及调整机制 大革命后，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立法开始采用民主的形式。法律代替命令成为解决社会问题、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新闻法规的内容更加规范了，包括对言论自由、新闻出版的保护和对新闻事业必要的限制。 1789年，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揭开了新闻法规权利本位时代的序幕。确立了公民的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作为《人权宣言》的继承和发展的《世界人权宣言》又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使新闻自由拓展到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 虽然在实践中，新闻自由在法国并未从此畅行无阻，革命时期也有书禁和书报检查。拿破仑上台后也开始文化专制主义统治。路易十八复辟后继续进行出版前检查、二战时也曾实行过战时检查制度，等等，但是公开宣布出版自由和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并用宪法形式固定下来，作为政府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国可谓世界上第一个国家。 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出版自由法》，规定印刷和出版自由，废除了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并且把新闻出版活动争议的裁决权归于司法而不是行政。法国现行的《刑法》、《民法》、《军事审判法》等对报纸刊载的具体内容有一定的规定。1947年通过的《梵希特法案》标志着报刊自由发行的原则得以实施。欧洲人权法院要求。在国家通过禁止公开信息而对出版自由权利进行限制时，国家应当履行非常严格的强制性标准。来作为免责理由。因为法国是欧共体的成员国，所以共同体法也是法国法律的正式渊源。具有法律效力。1999年的Fressoz诉法国案就以Fressoz胜诉结案。这也是法国新闻法规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国1978年7月制定的《行政文书公开法》，成为规定法国信息公开的法律。 对新闻出版进行必要限制方面。1881年的《出版自由法》在第四章规定了“煽动犯重罪和轻罪”、“妨害公共事务的犯罪”、“妨害个人罪”、“伤害外国国家首脑和外交官员”等罪名，并在第五章规定了“诉究与制裁”。其中第27条针对提供虚假信息。规定“出版或复制错误的新闻，捏造、伪造或谣传新闻，如其扰乱了公共治安，并属蓄意之举，则处以一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五十至一千法郎的罚款。或仅处以二项惩罚中的一项。”第29条针对诽谤和侮辱，规定：“一切对某一事情的断言或指责损害了其他个人或团体的名誉和声望，即为诽谤。以侮辱性的语言。蔑视或抨击性的词汇肆意归罪于人即为侮辱。”这些对于新闻事业的限制性规范，就是为了保障新闻事业不在非必要的条件下侵犯公民和法人的自由和权利。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政府的义务主要体现在维护新闻自由、确保信息公开等，是针对新闻出版业、公民和社会而设。法国新闻出版业的义务主要体现在提供真实信息、不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危害国家安全、保守国家秘密、遵守法律、遵守社会道德风尚，除了针对国家和政府以外。还出现了更多针对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的内容。这时。新闻出版业和政府承担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情况并不常见。从而保障了国家和政府、新闻出版业、公民和社会的权益，体现了社会制度的进步。法国的法律以权利与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新闻法规也逐渐开始体现权利与义务之间的互补关系。 新闻法规调整机制变化的原因 从专制时代权利义务相分离，到资本主义社会权利义务相统一。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日趋完善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决定的，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社会制度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使公民个人及新闻事业的权利得到了全社会范围内的认可，这为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前提条件、思想基础和法律依据。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天赋人权”深入人心，公民的权利合法化，新闻事业的权利作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外化和延续也随之合法化。新闻法规在赋予国家和政府权利的同时。也就要求国家和政府承担义务以保障公民和新闻事业的权利。 第二，分权原则为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制度基础。资产阶级掌握法 国政权后，立法开始采用民主的形式，分权代替集权成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组织形式。法国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875年宪法、1946年宪法和现行的1958年宪法都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立法和行政的分权使行政权需要遵守的法律来自外部。这样可以使对行政权的授权性条款有合理的限度而使义务性规范得以确认。司法和行政的分权使行政权有了外部监督机制。在行政权出现违法行为时，有外部的强制力量予以有效的阻止并对利益受损方以适当的法律救济，这就使行政权履行义务成为可能。这样，新闻出版活动由立法、行政、司法三种社会权力共同管理，而这三种权力互相节制。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了新闻出版自由，从而为新闻传播活动创造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发展环境。 第三。从新闻事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看，统治阶级无法再对新闻事业进行野蛮残酷的镇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程度的提高，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闻事业日益发展壮大。成了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和手段，人们对新闻事业的依赖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新闻事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同专制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它甚至可以左右政局，催化战争与媾和。面对如此强大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不愿也不能走专制时代的老路。必须更新和健全新闻法规。在要求新闻事业承担义务的同时，也保障公民和新闻事业的权利。 第四，新闻事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新闻法规调整机制完善的历史背景。新闻媒介在资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新闻自由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和巩固自己地位的过程中就已经确立了合法地位，“第三个支配法国大革命时期报刊发展的观点是。报刊不仅构成了政治活动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参与者”。所以资产阶级的新闻法规必然排除以往新闻法规中大量的禁止性规范，增加授权性规范，以保障公民和新闻媒介的权利。 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变化对我们的启示 第一，“民主制的法必定是权利本位的法。”“现代立法以权利与义务为利益调整机制。”我国的立法机关在制订新闻法规对新闻事业进行管理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这不仅是社会进步、现代法律的体现。而且是保障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没有权利的义务和没有义务的权利在结构上都是不稳定的，从短期来看。权利主体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是从长期、发展和全局的眼光来看，这些利益根基不牢；尤其当新闻事业作为信息传播机构和宣传机构的地位来看。如果不能成为权利主体，那么它的信息功能和宣传职能都将严重受损。 第二，新闻事业的发展是新闻法规完善的物质条件。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我国的新闻法规要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适合我国的现实条件和社会状况，适应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过于滞后的新闻法规，会使新闻事业束手束脚、裹足不前，无法获得健康的发展；过于超前的新闻法规，则无异于揠苗助长，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新闻法规的确立、发展和完善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随着社会各项制度的进步、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三，我国的新闻法规要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的范围内与国际接轨。遵循国际惯例和世界通例。在世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这样做可以避免由于不必要的差异导致的误解，避免我国的信息传播和宣传工作陷入被动的局面。可以更好地进行国际信息的传播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风采。

探究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障:浅论新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障 摘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第二条，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人权保障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刑事诉讼法有“公民权利小宪法”之称，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在增加了技术侦察等有利打击犯罪的措施的同时，更加关注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 在人权的各种保障方法中，法律保障是人权保障体系中最基本、最具权威性的。新刑诉法在以下具体规定中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一、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 原则性规定彰显刑诉法之价值 保护人权是宪法中非常重要的法律理念，新刑诉法为了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理念，把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关系处理得当，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第二条，突出保障基本人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在多项具体规定中贯彻这一原则。 能否正确处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评价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的状况，不光要看对其是否尊重和保障“无罪的人”的人权，更要看其“犯罪分子”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和保护。这次对刑诉法的修改，既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价值之彰显，也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重视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更是我国人权事业从理念到行动的深刻进步。 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强化对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 在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在强制措施当中，完善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在侦查程序中，增加规定口头传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完善询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完善人身检查的程序，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等等，这都表现出了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 采取强制措施客观上会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及时通知家属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新刑诉法删除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增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家属的规定，严格限制拘留后不通知家属的范围，并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之后应立即通知家属。这是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是刑事诉讼立法上的重大进步，这一变化最大限度平衡了“通知家属”与“侦查需要”之间的矛盾。 三、补充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不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新刑诉法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指，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同时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宣示了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法律原则，意义重大。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新刑诉法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这次修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是很大的进步。从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保障。 四、补充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进一步保障被害人合法权利 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是国际上近期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趋势。从总体上看，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太多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内容，特别是没有赋予被害人以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权等重要诉讼参与权。实际上，进一步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同样具有必要性、紧迫性，刑诉法修改应兼顾对被告人与被害人两方的权利保障问题。而且，被害人权利保障与被告人权利保障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不会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 此外，新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附带民事诉讼程序。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保证被害人及时得到赔偿,具有重要作用。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新刑诉法加强对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增加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保全措施,明确赔偿标准等。 五、审理未成年人案有专门程序 ,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为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新刑诉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增设了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一章，对办案方针、原则、诉讼环节的特别程序作出规定，对办案审案人员要求、保障辩护权、审前调查、犯罪记录封存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同时，为有利于未成年犯更好地回归社会，设置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利于社会矫正。这些特别规定，体现了进一步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些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进行刑事诉讼的规定，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提供了程序保障。 探究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障: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障 【摘 要】 本文对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人权保障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有待完善的部分：应规定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应赋予被告人享有相对沉默权；应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应规定专门机关调查取证时辩护律师在场权。 【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 一、人权的历史发展及人权保障的理论基础 人权顾名思义就是指人的基本权利，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后的必然产物。人权包括人的生存权、政治权、经济和文化发展权等几个基本的方面。最早提出人权这一概念的是意大利思想家但丁。他提出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得做出违反人权的行为。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对人权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强调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崛起，对抗霸权主义和强权的热情和呼声愈发高涨，这一时期集体人权、发展权等新的人权概念得到了发展和推广，并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现代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人权的内容就是在这些概念上建立起来的。但是现代刑事诉讼法中对于人权的保障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现代刑事诉讼中，起诉和审判的职能分别是由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来执行的，辩护的职能则由被告人和辩护人执行。与属于国家部门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相比，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辩护能力显然处于劣势。要打破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最有效的手段是加强辩护人的辩护能力，这也正是刑事诉讼中遵循的一个原则，越弱势的一方得到越多的保护，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的公平以及公民的人权。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的具体体现 1、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 我国于1997年对原有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部分修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障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为公民提供了更好的人身安全保障。根据《世界人权宣言》，每个公民都具有人身自由权，没有法律的允许，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得对公民进行随意的逮捕和拘禁。但在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前，我国的公安机关却有权对身份不明或流窜作案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强制扣押，这就是收容审查权。收容审查不属于刑事诉讼的范畴，因而不受刑事诉讼监督机制的制约，容易出现随意逮捕和拘留的现象，对公民的人身自由造成侵犯，曾经引起了公众强烈的不满，也影响到了司法行政机关在公民心中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为了给公民提供更好的人身权利上的保障，使每一个公民更好的享受法律的保护，我国取缔了收容审查制度。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力度，我国将原本属于收容审查范围的对象，即身份不明或流窜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纳入了刑事拘留的范畴，并将对这一部分人员的拘留时间延长到了一个月，这样就能有效的改善原先收容审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也避免了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随意性，为公民的人身自由提供了更好法律保障。原来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拘留的时间范围为三至七天，侦查部门必须在这个期限内确定犯罪事实，否则一旦超过拘留期限就必须释放犯罪嫌疑人。但是，在实际的侦查过程中，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犯罪事实，这就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不利于维护社会治安，也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为了避免这一弊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在有效期限内确定犯罪事实改为了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这样更加符合实际办案过程中的进度和情况，因为要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有证据证明其犯罪行为，与此同时，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证据也要有真实性的保障，这也是对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一种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更加适用于监视取保候审以及监视居住这两类嫌疑人对象，由于对监视的对象、时限、条件等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嫌疑人被害人的人身权利。 2、吸收无罪推定原则基本精神，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无罪推定的思想最早是由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的。所谓的无罪推定是指在被定罪之前，任何人都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并且还要为其提供法律上的保护。法国首先将无罪推定的思想吸收进了其《人权宣言》中。该宣言中提到，任何人被判定为罪犯前都是无罪的，而要对一个人定罪必须要经过法院的依法审理和判决。但是在原有的刑事诉讼中包含免予起诉制度，这给予了检察机关自由裁定被告人有罪并免除其刑罚的职权，这从一定程度损害了法院的审判权，也侵犯了嫌疑人上诉的权利，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为了同时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人民法院没有依法判决前，任何人都不能被定为有罪。为了更好的落实这一规定，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思想中的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检察机关在进行公诉前对被告人的称谓统一改为犯罪嫌疑人。其次，举证的职责由控方承担，而不是由被告人自己承担，也不能因为被告人无法给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就判定被告人有罪。第三，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中“疑罪从无”的原则，当案件中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是罪犯时，控诉方可以不予起诉。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要指出由于证据不足或指控罪名不成立的原因做出无罪判决。无罪推定思想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吸收和应用是我国人权理念上的一大进步。 3、改革和完善刑事辩护和制度 犯罪嫌疑人能否有效的行使辩护权是刑事诉讼法是否科学完善的重要衡量标准，而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主要通过律师的法律援助来实现。我国原先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在开庭审批前的七天参与到刑事诉讼过程中。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则将这一时间提前到了案件的侦查阶段，也就是案件转移至审查起诉的阶段。这这一阶段，律师可以全面的参与到被告人的辩护和诉讼中。受被害人委托的律师还可以对案件侦查过程中的资料进行复印和摘抄，还可以在嫌疑人被拘留的过程中对嫌疑人进行探视。这些调整都体现了我国对被告人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此外，我国在加强被害人辩护制度的同时，也为被害人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援助。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被告人由于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无法对其自身进行辩护时，人民法院可以为被害人指派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为其进行辩护。当被告人是残障人士或未成年人且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时，若被害人没有辩护律师，人民法院有义务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为被告人指派辩护律师。联合国的公约中也包含了相似的内容：被告人有权利出庭为自己辩护或选择相应的法律援助为自己进行辩护；若被害人没有选择法律援助，应当告知被害人享有接受法律援助的权利；在司法案件中，当被害人接受了法律援助而没有偿还法律援助相应的费用时，这部分费用不需要被害人自己承担。我国确立的法律援助制度不仅体现了对被告人的保护，还体现了我国对所有公民人权的尊重，有助于促进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向着更加科学完善的方向发展。 4、改革我国刑事审判方式，保障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审判和惩罚 公正合理的审判是确保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这也是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中所强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明确规定，在任何一个刑事案件中，任何部门和个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公开的审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也十分重视公正审判的问题，并将刑事诉讼过程中实现人权的保障作为最高的原则和目标。为此，在审判的过程中需要确保合议庭对案件具有独立的审判权，只有当出现难以做出审判的重大案件和复杂案件时才能将案件交由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并做出最终的决定。其次，必须严格遵守审查的程序，将原先的实体性检查转变为程序性的检查。检察院需要向法院提交完整的诉讼状、证据、证人名单、相关材料的复印件或照片等，帮助法官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决。第三，在开庭审判的过程中可以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的制度，通过控方和辩方的对抗来增强审判的公开性和客观性，还能在一定程度提高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参与度。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应采取的措施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不断修正和完善，我国在刑事诉讼的公平性和公开性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受到传统刑事诉讼法的影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较多缺陷的，与联合国规定的人权保障方面的要求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未来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 1、应规定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可以行使对嫌疑人的逮捕、拘留权，但逮捕和拘留的时限为48小时，在这一有效时限后并没有一般西方国家具备的司法审查制度。若在逮捕和拘留的过程中发生了错捕或错拘的现象，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申诉的方式进行维权。这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护是不利的，也不符合联合国关于人权保障的规定。为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当尽快建立相应的司法审查制度，当被逮捕和拘留人员认为逮捕或拘留的理由不充分时可以及时的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根据逮捕拘留的程序和材料来判定逮捕或拘留是否合法。若法院的判定结果为不合法则要在第一时间释放被逮捕或拘留人员。 2、应赋予被告人享有相对沉默权 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案件调查人员的提问要如实回答，但这与联合国规定的《少年司法标准规则》有所冲突。在该标准中明确指出，少年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接受侦查审问时有权保持沉默。这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被告人的人权，转变被告人的不利处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应当尊重被告人的相对沉默权，防止在侦讯的过程中出现刑事逼供的现象。 3、应建立证据展示制度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律师要获取案件调查过程中的证据和资料是需要经过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部门的批准的，甚至还要得到被害人和证人的许可。这不仅会增加律师取证的难度，延误调查诉讼的进度，还会造成控辩双方在证据资源上的不平等，将被告人置于不利的地位。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建立证据展示制度。这样可以帮助律师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出庭时可以使用的证据，并将所掌握的证据展示给诉讼方。但案件的证据不能提前告知法官，以免使法官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后不仅能提高证据提出的有序性，还能缩短审判的时间，提高控辩双方证据资源的平等性，更好的保障被害人和被告的人权。 4、应规定专门机关调查取证时辩护律师在场权 在以往的刑事案件审理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刑讯逼供的现象，这严重的侵犯了被告的人权。为了杜绝刑讯逼供的现象，应当在审讯的过程中确保被告律师的在场。从诉讼的机制上来看，被告辩护律师的在场权也是对取证机关权利的一种制约和监督方式。在取证的过程中既要对嫌疑人的犯罪证据进行收集，也要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判定和检验。由于侦讯部门的特性，他们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会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收集被告犯罪证据上，而忽视了对犯罪证据真实性的检验。而当被告律师在场时，这种现象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避免。 探究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障:刑事诉讼法修改对人权的意义 【摘 要】法律体系中，刑事诉讼法是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它被称为小宪法。两次人代会审议最终通过，对于过去十六年的法律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大规模修改。引起国内外的广泛议论。本文在阐述新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结合宪法人权等内容，重点阐述新修订的法条对人权保护的措施及意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被害人；律师 一、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时候，应当保证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实践中，未被定罪的犯罪嫌疑人在传唤和拘传中，总是受到不公的待遇不让吃饭不让睡觉，不仅是肉体上的折磨也是精神上的折磨。刑诉法吸取了律师法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一改原来公诉案件中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才能委托辩护人，按照律师法的规定能更好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第二百一十条规定简易程序检察院也应派员出庭，更加重视了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的权利，保证了庭审的公开公正公平。 二、保障律师的权利 第三十一条辩护人和诉讼人有权要求回避，申请复议的权利。将行诉法中的权利保障机制引入。第三十六条明确了律师可以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在侦查期间介入案情提供服务。省去了身份转变的手续。第三十八到四十条，律师可以主动申请司法机关调取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证据资料。律师的主动性增强，变被动为主动，在实际操作中，律师的尊严也得到了维护。律师的意见侦查机关应当听取，并且律师的书面意见应当附案。移动案件，判决书送达的同时，司法机关都应将其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律师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受重视程度越高，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才能更加得到保障。 三、保障相关案外人的权利 援引民诉的制度，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保护了相关其他案外人的权利，商业秘密得到合理保护。在对待没收财产上，法院重视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其可以参加诉讼，法院应当开庭审理。证人的在守法义务之外还规定了应当出庭的条件，以及其他人报复证人及家属的保护措施，证人的经费是单独从司级政府支出。并且在询问证人的地点上，证人有权提出新的地点。在原来监视居住的情况外，新增了“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这条在中国司法制度上迈进了一大步，说明我国立法者开始重视我国古老诉讼制度中精华的部分。南北朝时期的存留养亲，亦称“留养”，指犯人直系尊亲属年老应侍而家无成丁，死罪非十恶，允许上请，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缓期，将人犯留下以照料老人，老人去世后再实际执行。 四、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按照新的刑事诉讼法要求，法院对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就应当决定开庭审判，不需要原来必备的证人目录等，节省了不少司法资源，同时最大最快程度的保障了被害人利益。在被害人没有或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中，法律赋予其法定人或近亲属提起附带民诉的权利，保护了被害人应有的利益同时减轻了其家庭的负担。并且可以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的财产增加了债券、股票基金等，这些变化是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同步更新的。从以上措施不难看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保护是有所增强的，这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 五、保证司法机关权力的实施 行政机关在执法和办案的过程中收集的资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节省了重复查找证据的时间。第二百条规定在案件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情形下，可以中止审理。同时除再审的时效没有增加外其他各个时效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检察院查阅案卷的时间不计入审限内等规定，缓解现在案件积压的困境的同时也保障了司法工作人员的健康权和休息权。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了二审法院不得二次发回重审的规定，大量节约了司法资源，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司法循环没完没了的困境。 综上所述，笔者在通读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过程中，深感我国对基本法修改的重视，风风雨雨这么多的修正案，最终十六年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外国的经验融合在修正案中。法律是建立在社会基础之上的产物。社会不断在变化，信息革命，数字现代化的更新，法律需跟上脚步才能作为良法。就像杰斐逊说过的，“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制订一部永远适用的宪法，甚至一条永远适用的法律。”新修订的刑诉法在条文上去粗取精，整合了很多其他相关的法律，又增加了处理现实遇到的新情况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是一部集大成者。作为法律人笔者期待将来民事诉讼法在此方面能够有所突破。

机构与行政论文: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与去行政化 摘要：从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到今天已经是第十八个年头，但时至今日，不仅仲裁的行政化、诉讼化倾向严重，而且至今都没有能够真正确立仲裁机构的身份定位。因此，我国仲裁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而仲裁机构性质改革则是最为重要和敏感的一个环节，在理论和实践中也越来越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仲裁的相关基本原理、仲裁机构民间性的内涵、必然性以及可行性做初步研究的基础上，阐释出在我国仲裁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实现仲裁机构的民间化与去行政化。 关键字：仲裁机构；民间性；去行政化 一、仲裁和仲裁机构的民间性质 仲裁是指争议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自愿将争议提交民间第三者（双方选择的专业人士或者仲裁机构）进行审理和裁断，并可由法院强制执行其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机制。民间性是仲裁的本质属性。仲裁作为一种司法诉讼外解决商事纠纷的方式、途径或者机制，原本产生于民间，用之于民间，并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了涉外仲裁制度，国内仲裁制度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建立，但是国内仲裁却是模仿前苏联行政仲裁的模式建立的，这种行政仲裁体制，是学习仿照苏联行政仲裁模式的结果，其弊端已十分明显：其一，仲裁机构不仅数量过多，队伍庞大，有不断扩张之趋势，而且基本都靠财政支撑，不符合精简效益原则，长此以往，财政不堪重负。其二，仲裁机构行政色彩太浓，许多仲裁机构都是以行政机关为主，设置在机关内部，机构组成人员绝大多数是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且数量过多；仲裁庭的组成人员多是由相关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即所谓“专职仲裁员”担任。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交织在一起，仲裁职能来源于行政职权，仲裁权以管理权作后盾，权威性以行政权力为依托，在仲裁活动中也往往避免不了用行政权取代仲裁权。这样的仲裁，排除不了长官意志和行政干预，缺乏独立和公正。其三，仲裁程序不能真正体现当事人自愿原则和简便、灵活这一仲裁制度的本质特征。而且这三方面的弊端相互交织，互为因果。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弊端，在1995年，全国人大下了极大决心在制定我国仲裁法时否定了行政仲裁体制。仲裁法明确规定，仲裁机构建立起来之后“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促使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脱钩，摆脱行政干预；为限制仲裁委员会组成员中官员的数量，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法律、经济贸易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即官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国务院组建仲裁机构的文件规定，仲裁委员会设立初期，所在地政府应当“参照有关事业单位的规定，解决其人员编制、经费”，仲裁机构“应当逐步做到自收自支”。这些都是从立法上确定仲裁机构不是行政机构或者代行政府行政职能的半官方机构。遗憾的是，仲裁法实施十多年来，我国的仲裁事业出现了背离仲裁法立法宗旨的种种现象，仲裁的民间性没有得到实际确立，而仲裁的行政化却日益发展。 二、我国仲裁机构目前的“行政化”现状 首先，在我国现阶段，当地行政官员兼任了绝大部分的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领导，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对仲裁委员会的独立工作带来障碍。其次，在为数不少的仲裁机构中，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人数占了很大的比例。根据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数在 11 到 17 人，法律、经济贸易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也即，党政官员不能大于三分之一。但目前很多的仲裁委员会中“党政机关领导”占 50%以上。再次，在国务院的相关档中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成立以后应当“逐步做到自收自支”。但是，相当多的仲裁机构长期以来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维持生存的。这种“吃皇粮”的模式，使得仲裁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性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也使得行政部门对仲裁机构的控制更显得名正言顺，这在极大程度上泯灭了仲裁的固有性质。最后，在仲裁收费的性质界定上含糊不清。我国政府在加入 WTO 谈判中，曾明确“承诺”：仲裁收费“属于中介服务收费”，并为国际社会所公认。但是在财政部下发的通知中将“仲裁收费”定性为“代行政府职能、强制实施具有垄断性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并作为“国有资产”直接纳入“收支两条线”财务管理。这不仅与仲裁法关于仲裁机构性质的规定相矛盾，而且对中国政府人世谈判所作的“承诺”构成了反悔，在实践中也更使人们对仲裁的性质产生怀疑。 三、仲裁机构民间性的现实可行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强调仲裁机构民间性的条件不成熟，为了保证事业发展和队伍的稳定，作为过渡，应先将仲裁机构定为行政支持类事业单位，其人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其实，手段为目的服务，改革路径的选择不能脱离发展方向。路径错误，方向必然错误。至于事业发展，也有朝什么方向发展及如何发展问题。如果认为发展就是案件的增长，甚至不惜通过行政手段、行政权力推动案件增长，以牺牲仲裁机构独立性为代价来争取行政部门的支持，实际是偏离了仲裁法立法精神，与仲裁法立法目的南辕北辙。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强化仲裁机构行政性的做法，达到仲裁机构民间化的目的。 现今，有些人认为，政府比民间组织更有权威，强调仲裁机构民间性，当事人难以认同仲裁；目前一些仲裁机构存在的仲裁不公正、服务差、长期发展缓慢等问题，就是不适当地强调仲裁机构民间性质造成的。这一论点不仅没有实证支持，相反，事实表明，这些问题恰恰因为配套改革措施未跟上，仲裁机构民间化不彻底造成的。按照仲裁法规定，仲裁市场是开放的，不是封闭和垄断的，当事人可以自愿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选择自己信赖的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仲裁机构想要获得权威和公信力，只能靠高素质的仲裁员队伍，公正、高效的仲裁和高质量的服务。这也是仲裁的客观要求。机构不独立，这一要求就无法得到满足。而仲裁不公，服务差，机构就会被当事人抛弃，被社会淘汰。仲裁机构民间性是其独立的前提，是克服长官意志、行政干预、地方保护主义，提高仲裁公信力的制度保障。随着仲裁法的实施，律师、当事人在判断、选择仲裁机构上已有相对成熟的认识。 实践中，仲裁机构民间化程度越高，独立性越强，业务发展越好，越能实现当事人、仲裁员、仲裁机构和社会受益的多赢局面。 四、我国仲裁机构去行政化的建议 落实我国仲裁机构去行政化就是要贯彻我国仲裁机构的民间化性质，就是要以民间化为仲裁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来开展仲裁工作，以仲裁民间化程度作为衡量仲裁发展的尺度。 首先，仲裁机构的组建及运作，要认真落实仲裁法的各项规定，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搞仲裁行政化的做法。其次，要按着仲裁民间化原则，清理、修改不符合仲裁法的规章制度，仲裁法实施初期，为保证新旧体制“平稳过渡”而采取的阶段性、权宜性措施，已不适应形势需要的，也要进行修改。不能以维护稳定、时机不成熟为由，拖延或拒绝清理和修改。其三，按照仲裁民间化原则，制定落实仲裁法的配套措施，大胆吸收借鉴国际商事仲裁的成功经验和通行做法，努力缩短中国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差距，跟上国际仲裁制度发展潮流，不能以国情特殊为由，盲目排斥，自我封闭。 从各个角度来看，我国都有充分理由在仲裁法修改中坚持仲裁及仲裁机构民间化的方向。在此就如何促进仲裁机构的民间化和去行政化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在社会中，尤其是行政领导阶层，积极开展有关法律和仲裁知识的普及宣传工作，在思想上为仲裁民间化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个长期的过程，见效也许很慢，但却是最基础性的工作。有很多人正是由于不了解仲裁的真实含义，更不能认识到其作为一种制度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独特的特色优势，所有在实践中往往忽视它。仲裁事业在我国刚刚起步，其强大的制度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现阶段应该让这个还不太为大众所了解的体制推广开来，这样才能为其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立法层面，应当对仲裁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及其性质做出明确的规定。如上文所述，1995 年我国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规定是受当时的各种条件所限所产生的一个折中说法。近几年，仲裁机构的性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仲裁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所以，完全有必要在立法层面为仲裁机构的改革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应该将国内仲裁委员会界定为非政府性的民间组织，其本质是私法人。此外，应当明确规定行政人员不得在办事机构中兼任任何职务，明确仲裁委员会成员中专家、学者人数，切实减少党政领导干部在仲裁委员会中的比例。建议由全国人大出面组织一次仲裁法执法检查，根据调查情况，组织由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部分参与仲裁法立法工作的同志和专家、学者、组成共同的仲裁法修改领导小组，组织起草仲裁法修订草案。该草案应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讨论，以使这个草案真正反映社会各方利益，提高仲裁法修改质量。或者可同时委托有关学术团体、仲裁机构提出不同的修改文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中集中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机构与行政论文: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在执法监督与行政处罚中暴露的相关问题 【摘 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作为现行医疗机构最高层次法规，对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维护医疗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有着重大意义。但是，由于相关罚则缺失，处罚金额偏低，法规条款陈旧等因素，造成卫生监督机构法律适用困难，执法力度偏弱，监督范围和权限界定不明确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确保医疗监督执法与行政处罚工作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问题；解释制度 1994年9月1日《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维护了医疗市场秩序，医疗安全得到相应保障。但该条例实施至今已有19个年头，受制于当时的医疗体制和社会经济水平，一些条款设计不够合理，可操作性不强。现结合实际工作，就执法监督和行政处罚过程中该条例的法律适用困难做进一步探讨。 1 问题的主要表现 1.1 概念界定不严谨 《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养老院、门诊部、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该条例实施细则中的第二条进一步规定，“条例及本细则所称医疗机构，是指依据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经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可以理解为，适用于本条例规定的医疗机构必须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前提条件[1]。那么打击涉及无证行医的“黑诊所”便无法套用本条例第二十四条与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2]。《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1.2 罚则缺失 在民营医疗机构，有一种现象较为常见。某医务人员的胸牌上标注职称为“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进一步调查核实，发现该医生仅为医师职称。这种虚假标注胸牌内容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上岗工作，必须佩戴载有本人姓名、职务或者职称的标牌”，但是该条款并无对应罚则，所以卫生监督部门只能在《监督意见书》中责令立即改正，无法做出行政处罚。在检查中还常出现一种情况，即发现医疗机构在其大门处私自悬挂未经认证的牌匾招牌，比如，发现一所肝病专科医院大门外擅自悬挂有一块“某某肝病研究中心”牌匾。违反了《条例》细则第五十一条，“医疗机构的印章、银行账户、牌匾以及医疗机构名称应当与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名称相同；使用两个以上的名称的，应当与第一名称相同”。细则并无与之对应的处罚性条款，所以也只能责令改正。 1.3 处罚金额不适应经济发展 实施《条例》的时间是1994年，距今已经近20年，《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所规定的行政处罚金额普遍在3000元以下，明显不适应今天的经济水平[1]。除了由于时间跨度大造成的罚款数额偏低，法律威慑力差等问题，我们必须留意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条例》细则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3000元罚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一）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的诊疗活动累计收入在3000元以上；（二）给患者造成伤害；（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第一项规定，只要机构超范围执业的违法收入累计超过3000元就必须吊销执照。可见3000元的界限成为吊证与否的关键，但是，随着医疗技术不断发展，医疗服务价格不断上涨，很多外科手术一例的项目收费就已经超过3000元。由于3000元标准的易达性和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严苛性，造成法律上限与下限之间缺乏有效过度，不仅从法理上违背法律设置原则，更给卫生监督员在实际行政处罚过程中造成压力。 2 建议与对策 2.1 完善立法 一部运行良好的法律，立法是关键。《条例》及其细则从1994年实施至今，只在2006年由卫生部对《条例》细则的第三条进行了相关修订。所以，由于时间跨度久，法条相对滞后，有必要对《条例》进行一次全面修订，甚至是使其法律化，提高法律效力。从立法层面进一步丰富《条例》的内容设置，完善处罚金额的设定，处理好同《执业医师法》、《母婴保健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增强该项法规的适用性[3]。 2.2 强化法律解释制度 时效性是法律的典型特性之一，近几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深入进行，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医模式多样化的特点，《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新问题新困惑，许多新医疗模式无法套用原规定，或者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互矛盾，此时法律解释无疑成为一种有效手段。涉及卫生领域的法律解释主要分为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对此国家应该做好“两个严格”，一方面，应当严格司法解释的主体，保障司法权独立。另一方面，严格控制行政解释权限，避免行政解释成为新法创立。 2.3 出台《医疗机构服务监督管理规范》 2013年10月1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4]，此举将放宽市场准入，加大医疗服务领域开放力度。由于《条例》所涉及的罚则多针对医疗机构执业资质条件不达标，并没有将关注重点放在医疗服务质量上，所以，现阶段有必要形成一部《医疗机构服务监督管理规范》[2]，就医院乱收费，收取病人红包，病历处方管理混乱引起医疗纠纷等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法律约束，配合《条例》，充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机构与行政论文:仲裁机构的民间化与去行政化综述 摘 要：仲裁机构是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合同争议或其他财产权益争议的民间性机构。仲裁机构应该是民间性组织，但是在中国，由于各种原因，仲裁机构所呈现的形态仍然是行政化的。这不仅不符合国际上对仲裁机构的要求，同时也渐渐不能适应中国现今的仲裁事业发展。由此，中国的仲裁机构必须走上一条去行政化即民间化的道路。 关键词：仲裁机构 仲裁协会 民间化 一、仲裁机构概述 仲裁机构是民商事关系中的"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合同争议或其他财产权益争议的民间性机构"。[1]这种说法，把临时仲裁机组建的临时仲裁组织也认为是仲裁机构。有学者认为：" 仲裁的原始形式是临时仲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组织机构参与其中，协助或服务于仲裁活动，制定并向争议当事人推荐使用仲裁规则，从而发展成为机构仲裁形式，这些组织机构就是仲裁机构。"[2] 本文所探讨的"仲裁机构"被限定于，以1995年全国大规模重组仲裁机构为时代标志，以《仲裁法》以及国务院办公厅的相关文件为立法基础，由市级政府牵头组建的以仲裁方式解决民商事争议的仲裁委员会。对照前文可知，仲裁委员会属于常设仲裁机构。 《仲裁法》第10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仲裁委员会由前款规定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第15条规定："中国仲裁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仲裁委员会是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中国仲裁协会的章程由全国会员大会制定。中国仲裁协会是仲裁委员会的自律性组织，根据章程对仲裁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仲裁员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可见，仲裁委员会的设立机关是市级政府，仲裁委员会的主管机关是中国仲裁协会。 二、仲裁机构的行政化现象[3] 在仲裁委员会的地位上，《仲裁法》第14条是这样规定的："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可是在现实中，往往不是如此。中国的仲裁机构--仲裁委员会，未曾从行政机关中独立出来。 （一）仲裁机构管理模式行政化 在许多地方，当地政府对仲裁机构适用行政机关管理模式加以管理，仲裁机构的组织机构在许多方面套用行政机关的模式定级定编，确定主管部门，由政府为其提供办公用房、办公经费及补贴，甚至于行政部门与仲裁机构合署办公，仲裁机构异化为"二政府"、"小金库"、"权力寻租的新渠道"，替政府行政，替部门敛财，仲裁机构自身特点反而被弱化。 相当多的仲裁机构的负责人由法制部门的官员兼任或由负责组建的其他行政机关领导兼任，行政机关甚至于控制仲裁机构人员、经费、物资和对仲裁案件仲裁员的指定权、大案承办人的指定权，而仲裁机构则毫无自主权，仲裁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在专业机构中，行政人员管理专业人员，往往会使专业人员的水平难以发挥。 （二）仲裁机构运作依赖政府财政 仲裁机构的财政权基本上由行政权掌控，很多仲裁机构对其财务收支均没有独立的权力。仲裁机构收取仲裁费不是按照国际惯例划分为仲裁员报酬和仲裁机构管理费，仲裁收费的标准由仲裁机构上报省级物价部门核定；与行政机关相同，仲裁机构每逢换届要进行换届审计，负责人离任要进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国内许多仲裁机构从开办到日常运作经费来源多为财政拨款，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仲裁机构案源不能保证，完全靠财政，对政府财政的过度依赖使其失去独立性，从设立之初就被视为行政事业单位。"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仲裁机构靠政府"养着"，自然就无心发展自身业务，没有了市场经济环境下应有的服务意识。 （三）仲裁制度推行依靠行政手段 仲裁机构创立之初，在我国仲裁工作整体水平不高，市场开拓力度不够，仲裁员队伍素质普遍不高，办案质量亟待加强的背景下，在整个社会的仲裁法律意识非常落后而仲裁的管辖又依赖于当事人选择的情形下，仲裁机构的案源短缺成为制约仲裁工作开展的一大问题，如何开拓案源、摆脱无案可办、经济紧张的困境，就成了仲裁机构负责人面临的现实问题。运用行政化手段推行仲裁制度对增加案源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且仲裁机构的负责人多为政府官员，面对案源的压力他们的内心普遍有着在短期内追求显著政绩的冲动，于是，为拓展业务量，运用行政化手段推行仲裁制度自然会成为首选。他们往往借助行政力量来落实仲裁条款，用行政命令、规范性文件、借助行政职能搭车在合同文本中预制仲裁条款。此种做法往往剥夺了当事人对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不能充分体现出当事人选择仲裁的真实意愿。 （四）仲裁机构负责人惯用行政思维 仲裁机构的负责人不仅是行政人员兼任，而且在思想上，惯用行政思维，其原因如下：一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认为民间机构腰杆不硬办事不力；二是认为政府在仲裁机构组建时给予了巨大支持，提民间化怕被扣上意识形态自由化的帽子；三是担心仲裁委员会与行政机关剥离后，仲裁机构切断了经费来源无法生存。由此，仲裁机构无法从领导层面上摆脱行政束缚。 （五）仲裁办事机构受控行政机关 仲裁秘书处权力膨胀，借监督操控仲裁庭，对仲裁庭进行行政化管理，用上下级隶属的方式管理仲裁庭，仲裁庭没有独立地位。仲裁秘书处受行政机关牢牢控制架空仲裁委员会，委员会制的优越性无法实现。仲裁委员会本是决策监督机构，秘书处是执行机构，我国的仲裁机构运作中的实际情况却是：仲裁秘书处与仲裁委员会权力划分不清，秘书处凌驾于委员会之上，委员会不能科学决策和实施有效监督，出现委员会虚无化现象，形成仲裁机构畸形的运行机制。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操控和干预仲裁庭，对仲裁公正性和独立性造成负面影响。 三、仲裁机构的民间化依据 在这里，仲裁机构的民间化指的是一个过程，即仲裁机构实现民间性的过程。民间化是与行政化相对的一个概念，也称"去行政化"。 （一）仲裁权的来源决定仲裁机构的民间性 仲裁本是一种"私力救济"方式，只是由于这种"私力救济"方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才被国家立法予以确认，从而上升为一种法律制度。仲裁是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的争议解决制度，从仲裁权的授予到仲裁员的选择，从仲裁程序、仲裁规则到仲裁适用的法律都可以由当事人合意决定。仲裁机构管辖权来源于并仅限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仲裁机构的出现，不但赋予了仲裁现象新的生命，更使得仲裁这一社会机制定型化、机构化、成熟化和制度化，使它成为现代社会诉讼外最重要的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4] （二）《仲裁法》确立了仲裁机构民间化原则 《仲裁法》立法目的是改变原有的行政仲裁体制，建立民间仲裁体制，从立法机关编辑书中可见立法的初衷 "为了保证仲裁机构能够独立性、公正地解决纠纷，应当体现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中介性，避免外界干预……"[5] 《仲裁法》颁布时，我国民间商会尚未强大到能独立组建仲裁机构，因此由政府组建仲裁机构，改变原来各行政部门多头仲裁的局面是必要的，这也是中国仲裁发展中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地方，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参与组建的政府部门的越位，不正当的干预，导致仲裁机构的行政化程度很严重。而在仲裁制度有所发展的现今，是时候让仲裁机构重归民间化的初衷。 （三）仲裁机构应是非营利性民间组织 从世界范围来看，仲裁机构大多为非营利性组织。仲裁机构作为市民社会实现自我治理的一种社会组织，其民间性是国外仲裁机构的一个根本特征。把仲裁机构作为非营利机构来认识，对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非营利组织是以服务大众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的正式组织。非营利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志愿性等重要特征。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的形式有：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单位内部的社会固体、特殊社团法人以及以企业法人形式存在的非营利组织。实践中把仲裁机构定为事业单位，这样的分类与实际情况不符。 首先，仲裁机构运营不以营利为目的。仲裁机构是从事社会服务的单位，向服务的对象收取仲裁费用维持自身发展。但作为法律服务机构，"片面的追求盈利可能会导致仲裁机构在公正性和案件审理质量的减损，并且，仲裁机构注重利润也会和仲裁员在利益上产生冲突。必须保证仲裁机构把精力放在提高案件管理质量和公正审理上而不是追求利润上。 其次，仲裁机构奉行非营利法人的"禁止分配规则"。非营利法人奉行"禁止分配原则"，这是与营利组织（比如公司）的本质区别，即非营利法人可以从事经营性业务并收取费用，只要该商事活动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本组织章程所确定的宗旨，只是对于所获得的利益，非营利法人的所有成员、内部人员都不得予以分配。仲裁机构是独立的公益的社团法人，应同样适用"禁止分配原则"。 最后，仲裁机构不能成为某些特定个人牟取私利的载体和工具。防止不当的资产管理行为，防止私人将仲裁机构的财产转化为个人利益是仲裁机构资产管理制度设计的重点。这一点，与非营利性组织的特征"不能将非营利法人的资产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是契合的。 （四）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加快仲裁机构民间化进程 1.政社分开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下发生的民事纠纷，政府不适宜进行行政干涉，应该通过其它的渠道解决。因为民事权益纠纷涉及到市场主体的生存权、发展权，搞市场经济必须扩大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市场主体有了纠纷，可以自主选择诉讼以外的方式解决，这是对私权的处分，只要仲裁程序严格政府就可放手不管。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一是仲裁必须脱离行政，二是当事人可以自愿仲裁。行政仲裁过渡到民间仲裁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不是万能的，应借助民间力量构建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 2.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要求仲裁机构发挥作用 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国社会从结构层面、从观念层面必然要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的调整，社会纠纷大量发生，各级法院面临"诉讼爆炸"的局面，我国司法改革的趋势之一即是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从整个纠纷解决体系的大视野出发，我们没有必要建立一个与法院相似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的公权力机关去分流法院的案件，民间化解决纠纷组织既可减轻财政负担，又能达到我们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最终追求。国家通过立法或政策导向把应由私法调整的民商事案件分流到其他途径解决，可以减轻财政负担沉重和司法案件过多的压力。 四、仲裁机构民间化的前景 在仲裁机构民间化建设座谈会上，肖峋老师曾对仲裁机构的民间性做了如下三方面的概括，由此可知仲裁机构民间化的前景和发展趋势。[6] （一）裁决权的私权性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权来自于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私权的处分，体现在现实中即仲裁协议。这就要求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是唯一的裁判权来源，行政机关无权干涉仲裁行为，法院也只能在仲裁程序出问题的时候才能介入。 （二）组织上的独立性 仲裁机构既不隶属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也不是事业单位。所以其在组织上是具有独立性的。这里也涉及到仲裁协会的问题，仲裁协会是属于行业自律型组织，仲裁协会不能任命仲裁委员会成员，也不承担仲裁委员会的经费，更不能干预仲裁厅裁决案件，所以仲裁委员会与仲裁协会在组织上也是独立的。 （三）财政上的自主性 在这里，我国涉及仲裁机构的财政问题共有三部法律条文：第一个是在国际条约中，明确仲裁属于中介服务，即财政上是自收自支。第二个是国务院办公厅95年44号文，明确规定自收自支。第三个就是财政部的规定，收支两条线。财政部的规定与前两者不符，而效力显然低于前两者，因此仲裁机构在财政上应是自收自支。仲裁机构在财政上应该独立自主，摆脱行政机关的控制。 五、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在仲裁的本质属性层面还是当今我国的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只有旗帜鲜明地倡导和贯彻仲裁的民间性原则，坚定不移地推进仲裁机构的民间化改革，才能更好地彰显仲裁机制的生命力，使其更充分地发挥在社会解纷系统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构与行政论文:论奖惩制度与医疗机构行政管理 摘 要：奖励与惩罚制度对医疗机构的工作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奖惩制度在各个医疗机构的行政管理工作的运行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如，不按标准评发奖金，不采用绩效评发奖金，不合道理地扣留医务人员的奖金等等。这些不恰当的奖惩形式不但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热忱，而且还造成奖惩机制中掺和了大量的“水分”和“潜规则”。正确落实奖惩制度应坚持原则；制定标准化和措施。 关键词：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奖惩制度 奖励与惩罚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也是现代行政管理工作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激励手段。通过奖励与惩罚，有助于激发医护人员的荣誉感或羞耻心，有助于医护人员明确工作目标，也有助于维护医疗机构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然而，据有关调查显示，近几年来，由于不按标准评发奖金，不采用绩效评发奖金，不合道理地扣留医务人员的奖金等不当奖惩，不但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热忱，而且还造成奖惩机制中掺和了大量的“水分”和“潜规则”，使得本该是光荣和骄傲的奖赏成为人们心中的疑惑和不满。这样的奖惩制度实在是违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论述了自己的几点粗浅看法。 一、奖惩不当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奖惩制度不健全、不完善 根据笔者对几家医疗单位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一个单位具有健全完善的职工奖惩机制，仅仅有几家单位在一些管理制度标有“是部门绩效和个人工作表现予以奖励”的宽泛性阐述，这样的奖惩机制显然不能也根本不能适应现代企事业的行政科学管理。比如在奖金的分配方案上，还有一些单位采用以考勤为主要标准的平均分配方案，导致出现医护人员出工而不出力和尸位素餐的现象；还有些单位的奖惩机制杜绝了各个科室吃单位“大锅饭”的现象；此外，诸如考核办法不合理不科学等也将致使同一单位付出相同劳动的医务人员获得不同等的奖励。 （二）奖惩标准不明确 奖惩不明主要表现在该奖的不奖或少奖，不该奖的得奖，该罚的不罚。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医疗机构的现有文件对奖惩的规定大都为：“对工作出色、成绩突出的医务人员或科室班组给予通报表扬；对不称职的，将及时向有关单位建议予以更换。”对此，我们不禁疑惑：“工作做到什么程度视为优秀，什么程度又应该视为不称职呢？”奖罚不明会造成一个单位人心涣散，会影响单位执行力，不利于单位的长远发展。 （三）奖惩实施过程不够严格、严肃 严格的奖惩制度是在复杂环境和危急时刻帮助人们端正前进方向、确立正确价值取向的风向标。如果医疗机构对忠于职守、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表现突出、给医院带来了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及时予以鼓励和支持，就会挫伤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就会起不到示范带动作用。反之，如果医疗机构对玩忽职守、明知故犯或者造成误诊、误治、误护的科室或个人不及时进行惩处，就会影响医疗工作的继续开展、损害单位的荣誉，使群众对医疗机构丧失信任。 （四）领导干部变相获奖，频频获奖 据统计，无论在哪项奖励中，各个阶层的领导所获得奖励占整个项目奖励的85%以上。这就说明，基本上所有的奖励都给了领导。很多单位在评奖时，首先把领导作为优选人选。这里，笔者并不是认为领导干部就不能获奖，只是为了说明很多单位存在这样的“潜规则”而已。 二、奖惩不当的主要原因 （一）领导干部考虑片面，主观思想干扰严重 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医疗机构的有些领导认为奖励是衡量工作成绩的指标而惩罚是衡量单位行政管理工作严格程度的标准，认为获奖多则工作优秀，罚得越多则管理越严格到位。在医疗机构奖惩机制运行中，有些决策领导不从德、能、绩、勤等方面综合考虑，而是根据他们的主观臆想来评定，甚至有些领导特权思想严重，常常个人说了算，不按原则和程序办事，不经职工集体讨论研究便决定奖惩职工科室。 （二）管理过程虎头蛇尾，政治工作敷衍了事 这种情况往往体现于医疗机构的某些领导管理人员借故称忙，在会议上郑重其事地把任务布置得有条有理，会议结束便放任自流，疏忽日常的监督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遇到困难后便偃旗息鼓，不认真组织医护人员研究对策，一拖再拖，结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最后奖罚了事。 （三）工作落实不到位、流于形式 据了解，在众多医疗机构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工作任务的落实只是流于“开会”的形式大为普遍。这样浮光掠影的“开会”，看起来真的把工作落实下去了，实际上却是“光说不做”并没有深入展开。比如，在很多医疗机构的个人年度考核大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本着过过形式的思想，不按规定的要求和标准在调查卷上给职工评优，仅仅凭关系疏远和个人主观臆想来选评，甚至出现多份所有职工都是优秀满分的调查卷。 三、奖惩不当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不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热忱和主动积极性 如何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在医疗机构的现实经营管理活动中，却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新问题。任何人都有获得更多、更好、更广泛的奖励期望。想要把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应了解职工积极性的来源，奖励制度便是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因素之一。一般情况下，医疗机构管理人员为了刺激员工的积极性，就发奖金。但是，如果医疗机构奖惩不当，干活的不干活的都能拿奖金，就会给医务人员带来不良情绪，进而严重影响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二）不便于医疗工作的贯彻实施和深入开展 在医疗工作的贯彻实施和深入开展中，奖惩机制发挥着现代管理中的激励和制约的作用。针对医疗工作者实施奖惩，通过奖励诱使医务人员严格遵循按时间、地点和过程、方式的计划要求行事，通过惩罚以迫使医务人员规范自己的行为活动。奖惩不当，让医护人员心中不服，致使当事人的人际关系紧张和恶化，同时又会降低奖惩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医疗机构单位的执行力也失去了稳定性。 （三）难以树立“典范、先进”的示范作用 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可以推动医疗工作的向前发展。如果医疗机构在实施奖励工作时搞暗箱操作，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或者在评选和奖励劳模或“先进”时宁滥勿缺，就会使人们失去对劳模或先进集体的敬仰，取而代之的是不屑和质疑。反之，如果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在处罚应受罚人员时，讲情面，怕报复，避重就轻，就会降低奖惩制度的示范作用。 （四）难以弘扬正气，遏制不正之风 清正廉洁，自古以来便是一种高尚的节操。发扬清正廉洁的精神是当前深化医改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医疗机构弘扬清风正气，纠正不正之风，才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营造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良好氛围。奖惩不当，会滋长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收红包”、“开单提成”、“私自外出行医”、“以医谋私”等等不正之风。只有健全合理科学的奖惩机制，才能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行为，严格规范医务人员的行为，推动医疗机构的服务意识、服务态度、服务水平，确保医疗机构纠风工作取得成就。 四、如何正确落实奖惩制度 全面贯彻落实奖惩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医务人员的凝聚力和主人翁责任感，在维护单位正常工作秩序和医患合法权利的同时，也不断提高医疗机构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 （一）坚持原则 1.公正公平的原则 公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医疗机构也如此。如果医疗机构制定的奖惩措施只对部分职工起作用，那么这样的奖惩制度必然不会激发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甚至还会增加医务人员的敌对情绪，从而产生很多负效应。 2.公开的原则 这里的“公开”主要是这奖惩程序公开和结果公开。为了使奖惩公正公平，并达到应有的效果，奖惩的程序公开和结果必须公开，以便让人民群众参与对医疗机构行政管理的监督，防止和杜绝不良行为的发生。 3.及时性的原则 笔者个人认为：奖惩必须要及时，否则会让奖惩的功效大打折扣。医疗机构应按制度对理应奖惩的医护人员不仅仅要当场宣布给予他们的奖励或处罚，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一个月或月末）予以兑现。时差的奖惩会让人产生举棋不定和模棱两可的联想，阻碍单位整体工作的向前发展。 4.科学合理的原则 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有利于发挥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创造力，有利于培养医务人员对医疗机构的经营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必须深入研究医务人员的需求，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才能使医疗机构充满活力，才能为医疗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管理制度保障。 （二）制定标准和措施 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必须深入研究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根据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合本单位可持续发展的奖惩标准，以及“以人为本”的奖惩标准。医疗机构领导层应高度重视奖惩制度的贯彻落实，狠抓绩效考核，按绩给奖，奖惩分明。在构建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的同时，医疗机构要做好责任制度的建设，将奖惩制度与责任制度紧密联系起来，二者齐头并进。 此外，由于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医疗机构全体医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认识，加强学习，正确对待奖励和惩罚，遵纪守法，廉洁自律。 机构与行政论文:公共服务供给与行政机构职能转变 摘要：本文通过对公共服务供给与主体职能之间关系的阐述，解析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中行政机构的角色定位，进而引出了我国行政机构在公共服务供给职能上既是承担者又是监督者，如何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加快行政机构的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公共服务供给；行政机构职能；公共服务改革 1 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供给 1.1 公共服务 学者们对于公共服务常常居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如：无形和有形的角度；提供者和被提供者的角度；从行政职能的角度等等，众说纷纭。不过，公共服务的概念最初源于人们对于公共物品的理解。 时至今日，学者们广泛认同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于公共产品的概念的阐述。1954年他在他的《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中提到：“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①。在文章中萨缪尔森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这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来。首先，公共物品具有两个基本属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与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经济主体间的消费行为相互不影响对方，某一公共物品的提供，不会因消费文体的增加，而增加了消费成本。据此，繁衍出众多关于公共服务概念的定义，更加精准，并具有时代意义。本文对公共服务的理解更倾向于广义上公共服务的概念，即公共服务包括公共产品，同时还包括其他内容，如行政机构行使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和经济调节的职能。 1.2 公共服务供给 在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公共服务属于行政机构的职能范围，但行政机构并非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唯一主体。某些公共服务，也就是被称为纯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必须由行政机构提供，但有些公共服务，由其本身的市场特质决定，由市场参与管理。多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取代了仅由行政机构单一主体提供的方式。由奥斯特罗姆提出多中心治理理论②，正符合这一情况，多中心治理理论打破了产品供给的单一集权格局，形成了多元主体相互竞争的局面，这就构建了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与第三部门所组成的多中心供给模式，改善了由行政机构这一单一供给主体提供公共产品导致的不足。 2 公共服务供给的三种模式 根据公共服务供给三种主体的不同，相应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供给模式： 第一种是权威型供给模式以行政机构作为供给主体，以其权力运作为特征。在这一供给模式中，行政机构处于供给的权力中心，为社会公众生产产品、供应产品和提供消费者消费产品时所需的服务。 第二种市场型供给模式以私营组织作为供给主体，以其商业交易为特征。在这一供给模式中，资源配置采用市场化标准进行，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是私人企业，其目的以营利为准，提供收费的公共服务；相对的消费者也可以在不同的服务供应者间自由选择，并对其提供的公共服务拥有选择权与决定权。 第三种是志愿型供给模式以第三部门作为供给主体，以其志愿慈善捐赠为特征。在这一供给模式中，为社会公众生产产品、供应产品和提供消费者消费产品时所需的服务的生产者和安排者都是些非营利性组织。行政机构在其中扮演的是维持秩序的角色。 3 行政职能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体现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不仅仅表现在生活的水平上，尤为突出的是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性公共需求已经得到满足，追求发展性公共需求日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下一个目标。人们对几种基础性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上升，比如教育、医疗、交通等，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需求。 我国的行政机构，代表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并发挥着最大能量以满足人民大众对公共利益的需求，更有责任督导公共部门改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质量与分配中的公平、公证，这是行政机构作为职能部门的重要责任。利用“有形的手”调控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满足公众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需求，也就是公共服务，这就使行政职能的体现，不紧是在提供这一环节，更重要的是在调控这一环节上。它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公众生活水平和质量全面提高的保证。在享有公共服务的所有社会公众当中，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成为重中之重，这就要求行政机构以公平正义的原则为先，逐步完善行政职能，充分发挥社会责任感，肩负起改善全社会公共服务环境的重要使命。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各国都在改革中不约而同的引进外部力量，但无论如何，行政机构都被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当中的核心力量。 4 我国公共服务改革进程中的行政机构职能转变 建国至今，我国经历数次行政体制改革，每次改革无一不把如何完善行政职能作为重要目标，并把人民利益最大化、一切为了人民作为重要执行标准。2007 年10 月, 党的“十七大”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③ , 并把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公共服务模式发展的新方向。但是，达到这一目标并非毫无阻碍，一帆风顺，而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条件都不完全成熟的当下，加快行政职能转变的步伐就显得尤为关键。 首先，应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加强行政机构的决策职责，为做好下一步管理职责作好准备。行政机构的基本职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核心力量，一定要把握好发展的脉搏，把自己从相对处于劣势的领域中脱离出来，并在公共服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供给效率。 其次，深化行政机构的服务管理职责，加快行政机构的职能转变，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发部相关公共服务信息，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加大力量培养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发展壮大。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改革过程中最有效的制度保障，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是公平、公证的原则性保障，培养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中发挥作用，形成公共服务供给多主体的竞争局面，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 再次，要加强行政机构的监督职责，最大化公共服务的监管机制，切实提高我国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有效的监管，能够防止腐败，保护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利益不被侵害。行政机构不仅要负担起监管的责任，还要负责引导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进行联合监管，形成一股牢固的监督力量，鼓励多方监管，发挥社会舆论监督和群众自发监督的积极作用。 最后，培养服务型行政的先进理念。在我国，行政机构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服务型行政机构，去除行政人员官本位和行政本位的有害思想，端正态度，增强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的培养，建造一个良好的服务环境，使社会公众都能够享有社会主义国家完善的公共服务。 机构与行政论文:论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改革 摘 要：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模糊不清的行政副职认识导致了大量值得诟病的行政现象，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要解决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首先就得明确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政府当前进行减副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副职的设置、人员的产生与任免、行政副职的管理等方面来为中国政府机构规划一个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 关键词：行政副职；政府；机构改革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 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正职管理者负责实施，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整个行政副职的设置合法化。 （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3.副职数的控制。副职数与副职的设置其实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副职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满足行政的工作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收益；而任免安排一定的副职人员必然要增加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是成本。如何确定这种收益与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呢？由于副职的设置来自于正职的实际需要，在编制上有其特殊性，故不宜纳入行政编制体系。在具体确定行政副职人员数额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职位分析入手，通过对正职工作的总体考评，估算出具体的工作量，然后需要考虑同类职位、正职的一般实际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在现有科技水平的支持下，以及现阶段副职后备人员的素质能力水平，并结合管理幅度的相关原理，从而确定出某一职位所需的具体副职数。 只有通过这种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的建立，才能为政府部门合理有效的减副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才能保证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深入。 机构与行政论文: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之设置与职能重构 摘要：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在设置与职能上存在的问题较多，不利于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依据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原则以及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我国有必要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进行重构。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将管理职能与执法职能相分离，以提供高质量的行政服务为基本理念，弱化乃至取消行政裁决职能，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知识产权；机构设置；行政管理；行政执法；重构 2008年6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发展进入国家级战略高度。其中“健全知识产权执法和管理体制”是《纲要》确立的五大战略重点之首。众所周知，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知识产权管理，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又是知识产权管理中的重要方面。对此，《纲要》特别提出要“深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这表明，改革、健全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已具有切实必要性和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从我国目前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力分配情况来看，涉及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机关众多。这是由于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一直采取单行立法模式，基本上每个单行法规只调整知识产权的某项特定客体，然后再根据国家机关的职能划分和任务平衡的原则规定一个主管机关。这样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客体在我国就设置了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管理全国的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工作；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商标权和类似权利给予保护，并负责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国家版权局主管全国的版权管理工作；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统一管理全国的原产地名称保护工作；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对植物新品种权给予保护；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是互联网络域名系统的管理机构，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工作委员会则协助国务院信息办管理我国的互联网络域名系统；海关总署则负责知识产权的边境保护。为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领导，2004年，中国政府还建立了由这十多个部门组成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负责各部门的协调，并推动加快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指导各地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上述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自成体系，除中央机构外，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设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并且行政职能涵盖知识产权的多个方面，包括行政管理、行政服务以及行政执法功能。因此，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目前实行的是“双轨制”，即对知识产权既提供司法保护又提供行政保护。相较而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在对知识产权予以确权、行使和保护等管理方面以及向公众提供行政服务方面的职能与其他各国相比差异不大，但是由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直接行使着根据权利人的请求对知识产权纠纷进行调解、查处和裁决的行政执法功能确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一大特色。 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在设置与职能方面具有多元化、多层级和一体化的特点。所谓“多元化”是指知识产权由不同的行政机构来保护；而“多层级”则是指各行政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又分为若干个管理层次；“一体化”则是指行政立法、授权和保护职能集于一身。 这种多元化、多层级和一体化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与执法体制在知识产权普及、推广和保护等方面曾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它也很容易形成管理机关设置的分散、执法主体过多及相互职能交叉和权力冲突的局面，从而成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性障碍。具体而言，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在设置与职能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机构设置过于分散，职能部门太多，行政管理成本过高。由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达十数家，每家又下设地方机构，结果人员、机构臃肿，造成大量的设备与资金的浪费，行政管理硬性成本过高。而且各机构之间职能虽有交叉，信息却不能互通和共享，容易出现审查标准不统一、重复授权、无效授权等结果，无形中又增加了软性的行政成本。比如商标权和商号权分别由商标局和地方工商局两个部门管理，当权利主体不同时，极易导致权利冲突，难以协调。可见，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过多也是一些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原因之一。 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给公众造成困扰。由于各部门职能划分不够清晰，各机关往往各自为政，不断设法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部门利益化现象日益严重，整体效能不断下降，阻碍了政府综合协调职能的发挥，给接受服务的社会公众造成不必要的困扰。社会公众在遇到知识产权问题需求助于行政管理部门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钻行政迷宫”。虽然中央成立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来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但其本身也难以形成协调统一的保护措施和执法合力，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我国服务型政府形象的树立。 第三，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集行政立法、管理、执法职能于一身，负担和压力过重，且不符合法治制衡的原则。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权的配置是根据知识产权的种类不同，与该类型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权划归同一政府机关，各执法部门之间没有从属关系。而现实中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侵权或违法行为往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模式必定会产生行政执法的效率降低、力度削弱、资源浪费以及保护范围限缩等问题，并使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承担过重的行政负担。再者，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既拥有知识产权立法权限，又肩负着执法功能，将本身属于不同阶层的行为合并在一起不符合法治原则，不利于有效监督，因而近年来饱受诟病。 第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多元化、复杂化不利于TRIPS协议的执行及开展国际交流。TRIPS协议将透明度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一成员做出的司法裁定和行政决定涉及知识产权的有效性、范围、取得、实施和防止滥用，都应以官方语言加以公布。”我国作为TRIPS协议的成员国，应这一原则的要求，行政管理机关理应尽量提高行政透明度。但实际上，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各部门政令繁多、数量巨大，甚至有时相互冲突，难以贯彻执行透明度原则。而且由于知识产权行政机构的分散设置，且各自又享有外事权，其他国家或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在与我国进行知识产权交流合作时不得不分别同我国的知识产权各管理部门一一进行洽谈、磋商。这种知识产权行政机构分散的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国际交流。 因此，改革与健全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设置与职能已经势在必行。 二 (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之一般原则 有效的行政管理活动有赖于有效的行政机构 设置，科学、合理的行政机构设置是提高行政效率和实现行政职能的开端和基础。改革、完善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无论是机构设置方面还是职能方面的改革，都必然涉及相关机构的分、合、并、转，甚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改革。对此，我们应谨慎行事，坚持以下原则： 首先，要适应知识产权发展的需要。一个国家行政机构的设置是否科学，是否合理，首先要看它是否合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现有模式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很多地方还有待完善。过去的单行立法模式造成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多元化。然而，知识产权毕竟共性大于个性，知识产权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随着民法典的编纂，知识产权立法不论是纳入民法典中单独成编，还是在民法典之外独立编撰法典，其逻辑化和体系化已是必然的历史选择。与此相应，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也需要统一的机构。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知识产权涉及的领域会越来越广，新的知识产权客体会相继出现，如果还是根据领域的相关程度将其归口分配给各个部门管理，势必出现每个部门都要设立自己的知识产权子部门，因而又重蹈目前重复建设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知识产权的性质还是从发展规律来看，由一个统一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会是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 其次，要遵循精简、高效的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2003年，我国政府也明确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优化政府内部组织结构，促使同类管理职能的集中化和一体化，打破部门分割状态，构建新的职能体系和协调运转机制。而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多元化、多层级的行政管理体制显然有悖于精简行政机构的方针和公共管理学的基本要求，很难体现“精简”和“效率”。因此，政府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以行政资源的节约和效率的提高为出发点来设置行政机构，该设的设，该并的并，只有行政权限集中化，将同类事务划归一个机关管理，在统一领导下，才能避免工作重复、权责冲突，实现以最小的输入求得最大的产出。也只有在这样体系完整严密的组织领导下，才能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协调高效运转，实现对纵向系统的有效监督和横向系统间的密切协作。 第三，优化职能，坚持服务行政原则。所谓“服务行政”，是一种以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为导向，强调社会治理方式以服务为主的行政管理模式。知识产权本身作为私权，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应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不宜过多地进行行政干预，若动辄以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自身的调节，势必泯灭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这又无异于退化到知识产权萌芽期的“皇室特权”时代。因此，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要逐步实现由控制者、管理者向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身份转变。 (二)国外有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与职能的一般做法 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上，从世界范围看，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相对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机构设置。据统计，全世界实行知识产权制度的19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二合一体制，即将专利和商标的行政管理机构统一设置，称之为工业产权局或专利商标局。这其中，又有74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三合一体制，将专利、商标和版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统一在一起。而采取将专利、商标和版权分散管理的只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利比亚、希腊、埃塞俄比亚、埃及、文莱和中国不到10个国家。 由此可见，国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总体上还是比较统一的。因为知识产权种类虽多，但各类权利之间存在同质性，尤其是作为授权性知识产权的专利和商标在行政管理上存在许多共同点。为此，许多国家都将授权性工业产权的行政管理归到同一个行政机关名下。而版权由于具有非授权性和意识形态管理的特点，因而有的国家将其单独设置管理机关。如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专利商标局负责美国国内专利和商标的行政管理，版权办公室则隶属于国会图书馆；日本通产省下属的特许厅负责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以及商标的行政管理，版权由版权局管理。而德国，专利商标局负责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商标事务，版权由联邦司法部下面的贸易与商法部管理。 将工业产权管理和版权管理分开来的二合一模式有其一定的优势。由于专利、商标都需要资格审查和在先检索，具有同质性，专利纠纷和商标纠纷也常常联系在一起，需要联合执法，因此，将所有的工业产权活动集中在一个工业产权局管理之下，有助于管理者更有效地使用管理技能，更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效率，并能缓解专业人员不足的现状。 除二合一体制外，有些国家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进一步统一化，将传统的知识产权类型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版权几个领域都归到统一的部门之下。如英国贸易工业部下属的知识产权局，负责全国的包括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版权在内的所有知识产权的受理、审批工作，并执行知识产权相关立法，遵照欧盟相关法令协调英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促进及支持知识产权保护活动。与英国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十分相似的还有加拿大。加拿大的知识产权局主管专利、外观设计、商标、版权、集成电路，而植物品种权由食品监督局负责。 总的来看，将知识产权管理集中在一个权威机构之下，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采纳。反观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有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管理系统，行政管理成本高企，行政效率却很低下。 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考察，国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主要可概括为如下四方面：知识产权的登记、注册与评审；知识产权的信息传播与管理；提供立法建议与制定行政规章；对外谈判和国际交流等。 由此可见，国外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与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在管理职能上基本类似，但很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它们并不承担行政执法任务，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解决法律问题或冲突。即使有的管理机构具有执法职能但并不涉及对侵权的查处，而在我国侵权查处是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 由于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关在设置与职能上存在明显不足，为切实提高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绩效，提升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水平，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本着行政管理机关的设置原则，适当精简管理机构，整合行政职能，合理配置行政资源，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应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这里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将所有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归于一个部门统一领导下的三合一模式，在该部门之下再按各种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设分支机构；另一种方案是采用二合一模式，将专 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商标、地理标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授权性权利集中在一个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而将版权归到另一行政管理部门，在这两者之上再设立一个协调机构。从确保我国知识产权战略高效实施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协调高效运转的角度出发，采取三合一模式在国务院直属机构中设立一个统一的知识产权领导机构――国家知识产权总局，在国家知识产权总局之下再分设两个司――著作权司(或称版权司)和工业产权司的方法较为可取。设立国家知识产权总局，将绝大部分知识产权置于同一屋檐下，有助于协调对各类知识产权客体的管理，整合行政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优化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资源配置，同时也有助于贯彻执行TRIPs协议，开展国际交流，一旦发生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际争端，能对敏感问题做出迅速反应，妥善解决问题。在统一的领导下，行政机构内部还应进一步进行科学合理的横向分工，以适应不同职能的需要。但是在划分横向部门的时候，应避免分工过细，以免造成部门林立、效率低下。 其次，优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将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相分离。虽然各国都有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但是各国通行的是由专门的行政机关保护，比如海关。而我国是由行政管理机关直接去执法，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客体种类的增多，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审核等行政管理工作将日益加重，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将其职能主要立足于知识产权的审核登记、政策制定、宣传教育、人才培养、信息咨询、公共服务等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工作中。将行政执法的职能剥离出去，减少执法耗散，使其职能专业化，有利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加强行政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集中精力更好地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特别是在网络技术广泛应用的当代，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更应大力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优化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环境。譬如，可以构建知识产权网络信息服务平台，把一些常规性、程序性、同质化程度较高的服务项目在网上开展实施，实行网络申请与网络缴费，建立信息数据库，定期各类知识产权网络公报，逐步实现电子化管理，为申请人进行权利申请、文献检索、利用知识产权情报信息提供便利条件。这些服务性措施对于节约资源，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水平十分有利。 第三，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队伍，并适时调整行政执法内容。由于知识产权特别是工业产权的专业性极强，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基本上难以妥善解决纠纷。而现有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中专业人士缺口较大，反馈到执法上，各地区的执法标准与认识差别很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支专业过硬的、对知识产权制度设置与内涵把握精准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只有成立这样一支队伍，才能做到相同案件相同的处理，避免由于行政执法的错误而造成不公平竞争状况。因此，将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职能相分离，并非是要取消行政执法，而是要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队伍，实行执法权的集中化配置。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不但不会削弱已有的行政执法，而且可以大大强化行政专业执法。” 关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队伍的组建，我们不妨将原来分散在不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系统的执法人员和装备整合起来，成立统一的行政执法队伍，划归到知识产权局的框架下，由其统一领导，主要查处那些影响社会公众利益和市场正常秩序的，具有明显违法特征的行为。但是作为例外情况，针对进出口货物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应当继续由海关负责。 关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容，过去主要有行政处理(包括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仲裁等)、行政查处(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救济、行政处分、行政法制监督等形式。其中，行政查处构成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最为核心的内容。而对于行政处理特别是行政裁决，学界一直存在“存与废”的探讨。行政裁决是行政主体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的一种行为，如果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传统理论认为应当提起行政诉讼。然而知识产权本质上是私权，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上，更多的应是由权利人作为民事主体自行启动民事程序从而得到民事救济。只有少数对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情况下，才启动行政执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认为行政裁决制度混淆了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分工，认为应逐渐弱化行政执法在裁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维护私权)方面的作用，直至完全取消。按照TRIPS协议的规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也应整体被弱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不再具有终局性，所有行政保护均须接受司法审查。这是因为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将司法机构设置为民事争议的最终处理机构更符合法治原则。但是知识产权毕竟也具有公益内容的一面，有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给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造成损害，因此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给予行政保护，可以说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因素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提供了客观基础和内在条件。而且由于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相对司法救济而言具有程序简易、成本低、周期短等优势，特别是从我国解决纠纷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机制角度看，民众对行政机制解决纠纷的权威性和认可度还较高，因此，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在未来仍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作用。有鉴于此，《纲要》提出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和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言下之意，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还将继续存在一定时期。 因此，我国未来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制度的发展模式可以定位为：以提供专业的行政执法水平作为基本理念，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的建设，在不减损已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前提下取消对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适时调整行政查处力度，最终由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双轨制向司法保护的单轨制过渡。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发展与行政机构优化 公共行政的发展以及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出现，需要我们对传统的行政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认知，依法推进行政组织结构的变革，破解行政体制改革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实现行政组织结构的整体优化。建立在传统行政组织理论基础上的行政组织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公共行政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需要我们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的行政组织理论，以及以该理论为基础的行政组织结构，深入了解行政组织理论以及行政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问题的原因所在，以审慎的态度，提出科学合理的构想，有效回应行政体制改革与公共行政发展的现实需求。 一、对行政组织与行政组织结构的新认知 (一)行政组织的概念与构成。传统认为，行政组织是由国家设立的管理行政管理的组织，是行政机关与行政机构的综合体。伴随现代行政的发展，公共行政不再被简单理解为国家行政，在国家行政之外，还存在社会公行政，虽然目前对如何界定社会公行政，以及如何划定国家行政与社会公行政的界限等问题仍存有疑义，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人们逐步承认政府以外的其他组织也承担一定公共行政职能。基于此，有学者提出行政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其他公共机构与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等，进而将行政组织界定为“是指行使行政职权、管理公共行政事务的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以外的承担行政任务的其他组织的总称。”［1］3－4笔者赞同这种对行政组织概念的拓展性界定。首先，“行政组织”中的“行政”指公共行政，它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行政，在国家行政之外，还包括由非国家组织承担的社会公行政;其次，“行政组织”中的“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原则建立起来的有序组织体，它具有科学严谨的组织结构形式。据此，笔者认为，行政组织是指由依法行使行政权，管理国家及社会公共行政事务的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构成的具有一定组织结构体系的统一体。该概念首先揭示行政组织是承担公共行政事务管理职能、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凡是不承担行政职能的组织均不能称为行政组织，因权能性质的不同，行政组织不同于行使立法权的立法机关，以及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更有别于不承担公共行政事务管理职能的其他组织;其次，该概念明确了行政组织的构成，行政组织是由国家行政组织与承担公共行政职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共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该有机统一体组织结构严谨，职责权限分明，以公共行政职能的承担与履行为其存在的目的和价值。 (二)行政组织结构的概念与构成。行政组织结构是指构成行政组织的各要素按照一定规律和方式组合而成的完整体系，包括国家行政组织结构、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结构以及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结构三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其中，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在行政组织结构中的地位最为重要，其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行政组织结构的科学性，因而优化行政组织结构最为重要的部分是对国家行政组织结构进行优化。 1．国家行政组织的结构。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包含国家行政组织的横向结构(管理幅度)和纵向结构(管理层次)，同时，国家行政组织所构成的规模体系对组织结构的合理性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横向结构、纵向结构及规模结构共同构成了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有机体，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国家行政组织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横向的管理幅度大，纵向的管理层次少，这种“扁平状”的组织结构形式分权优势比较明显，有利于各组织成员积极性的发挥;反之，横向的管理幅度小，纵向的管理层次多，这种“金字塔状”的组织结构形式集权优势比较突出，有利于命令的服从与执行，传统的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往往呈现出这样一种多层级的集权性组织形式。同样，国家行政组织的规模结构与其横向及纵向结构也是相互影响的，严格控制行政组织的规模结构，有利于实现行政组织结构整体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结构。与政府机构相比，“非政府公共组织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组织，其组织形式不同于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组织的运作也不是按照行政指令机制，而是扎根于社区的、权力流动双向或多向的、独立运作的组织。”［2］作为一种独立存在与运行的组织形式，非政府公共组织彼此之间并不具备行政隶属关系，它们在各自的职能领域内独立发挥作用。而在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内部，为有效实现该组织的职能，也存在纵向上的三个管理层级，即决策层级、管理层级以及具体的操作层级。同时，为了对社会公共行政事务实施有效管理，非政府公共组织同样应当具备一定的组织规模和人员数量。因此，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结构应当包含各组织之间的平行结构形式、组织内部的纵向管理层级以及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结构三项内容。［3］ 3．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结构。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组织体系内的关系结构也是影响行政组织结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重要因素，国家行政组织结构、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以及两者的关系结构共同构成了行政组织结构的完整状态，只有三者都是合理的，行政组织结构才能实现合理性。关于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结构，我们认为主要涉及到两者是否具有隶属关系、各自的活动界限以及两种的规模比例三个方面的内容。 (1)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行政隶属关系。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独立性意味着非政府公共组织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与政府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非政府公共组织应当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独立履行职责，并独立承担其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行为不受任何制约，对非政府公共组织及其行为的法律监督是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政府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监督是监督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监督关系不等于隶属关系。 (2)两者的活动界限。一是与政府的职能类型有关。如果是全能型政府，则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存在与作用空间将非常有限;如果是有限型政府，则非政府公共组织将获得相应的履行公共行政职能的空间。对有限与有为政府的模式选择意味着政府的职能与权力是有限的，要求公共行政职能在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二是与公共行政的社会化程度有关。如果公共行政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社会管理创新越深入推进，则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范围就会越宽，反之则越窄。从公共行政发展的进程来看，公共行政的社会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三是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达程度相联。如果非政府公共组织越发达，自主能力越强，则能够承担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就越多，反之则越少。当然，应当明确的是，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范围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两者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需要进行动态调整，这也对政府能力与行政组织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两者的规模比例。二者的规模比例应当是科学合理的。对国家行政组织的规模要求是，国家行政组织的机构和人员规模应当以满足能有效履行公共行政管理职能为限，过大会导致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权力寻租、财政压力巨大等弊端，过小则难以承担其应当履行的公共行政职能。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要求是，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组织规模和人员规模应当以满足能够对社会公共行政事务实施有效管理为限，能够有效提供只能由国家行政组织提供的纯粹公共产品以外准公共产品和其他公共服务，构成对国家行政有益的补充。 二、我国行政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横向组织结构不合理。在横向组织结构上，宏观与微观结构均不合理。就宏观管理幅度而言，显得较为狭窄。①就微观管理幅度而言，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下辖相当数量的下属机构，机构设置名目繁杂，数量众多，如办公厅(室)、职能机构、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办事机构等，以及各种各样为处理临时性问题设立的临时机构，以及为协调、处理、解决机构间的问题和矛盾而设立各种各样议事协调机构等单位或机构。这在一定程度导致了国家行政管理宏观协调不够、职能分割、合作不足的弊端。 2．纵向组织结构不合理。实践中，我国政府组织的宏观纵向层级已经突破宪法规定的层级要求，形成实际上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微观上各政府部门内部亦再细分为若干层级，宏观和微观的纵向层级设立过多。再加之上下级政府之间在机构设置上讲究对应的原则，地方政府除国防、外交外，设立的机构与中央政府相差无几，形成上下级政府之间机构设置同构现象。这就导致无论行政管理的幅度有多大，上下级机构规模均呈现出“一般粗”的不合理状态，机构重叠、多头管理、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端在所难免。 3．规模结构不合理。国家行政组织在横向、纵向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以及党政两套班子机构设立重叠的客观现实，必然会影响其规模结构的合理性。目前，机构规模过大、人员众多、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等问题非常突出，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 (二)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及与国家行政组织关系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能力和活动范围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首先，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数量与规模尚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是我国尚未形成关于非政府公共组织整体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法治化建设与实际需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二是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生活中被公众认知度还比较低，欠缺社会自治意识基础的客观状态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制约了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其次，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未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一是从活动能力上来说，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内部管理、外部活动、创新、可持续发展、筹资、社会治理、政治参与、组织协调等能力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从活动范围上来说，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范围还较为有限，尚不能满足政府职能转变的需求，需要扩大组织规模，拓宽活动范围，与政府的公共职能形成有效的衔接。 2．非政府公共组织与国家行政组织的良性关系尚未建立。首先，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角度而言，受政府支配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在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构成中仍占主导地位，这些组织的独立性很差，与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依附关系，受政府控制和支配，而非平等协商、合作互动。独立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数量和规模仍较为有限，活动能力和空间尚未能与政府职能范围形成有效衔接。其次，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政府对非政府公共组织尚未能形成信任和放权的意识，政府对非政府公共组织更倾向于管理、控制、支配而非培育、引导和监督，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其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尚未建立起来。 三、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的标准 以行政组织结构的整体优化为视角系统考量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的标准包含以下三方面。 (一)国家行政组织结构是否能够保障政府职能的有效实现。设立国家行政组织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优化国家行政组织结构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该组织结构是否有助于政府职能的有效实现。 1．外在标准:是否能有效满足政府职能转变后的履责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政府在职能范围、职能重心以及履责手段和方式上予以转变，决定了政府组织结构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动，以满足职能转变后政府履责的需要，这是国家行政组织结构优化的外在标准。一是政府职能范围的转变要求政府职能从其他领域退出，集中于法定的职能范畴，需要政府的规模结构作必要的调整，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该调整的调整，该撤裁的撤裁，该加强的加强，政府的宏观规模和微观规模都会因此而变动。二是政府职能重心的转变意味着政府组成机构及其构成比例的相应调整。政府的职能重心由经济管理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相应地需要减少经济管理部门，适当调整或增加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三是政府履责手段和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政府的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都要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动。一方面，政府的履责方式由微观、直接向宏观、间接转变，应当加强对政府组织结构的整体整合，突破“条块”之间，特别是“块块”之间的限制。另一方面，政府的履责手段由主要依赖行政手段转向综合运用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需要适当缩减行政管理的层级而扩大行政管理的幅度。 2．内在标准:是否符合精简、统一、效能原则。要克服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已经存在的弊端，保障政府运行的有序和高效，需要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设置符合其内在的规律性和科学性———组织结构所要求的精简、统一和高效，这是优化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内在标准。所谓“精简”，就是要求国家行政组织的机构、人员、层级、工作程序等克服现存的机构臃肿、人员庞大，组织层级过多，工作程序过于繁杂等弊端，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机构精减、人员精干、办事程序精炼的有限有为政府。所谓“统一”，是指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设置应当能够保证其运转的协调统一，保证各组织结构之间权责关系的协调统一，最终保证政府职能履行的协调统一。按照统一的原则，优化行政组织结构，应当有利于克服实践中存在的机构之间分工有余而协作不足，强调部门利益、地区利益而忽视甚至漠视全局利益，中央与地方关系不顺，垂直部门与所在地方政府关系不顺等各种弊端，实现机构运转、职能履行的协调统一。所谓“效能”，是指国家行政组织实际的履责效果。精简和统一原则最终的指向都是政府的履责效果，要求政府以较高的行政效率完成职能的履行。精简和统一是高效得以实现的前提和路径，而高效是精简和统一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只有在机构精简、职能统一后，政府高效地履行了其行政管理职能，国家行政组织结构才真正实现了优化。 (二)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是否能够满足对社会公共行政事务管理的需要。要保证政府职能转变的真正实现，非政府公共组织在职能上的承担和结构上的合理就成为必须要求，能否满足对社会公共行政事务管理的需要，是优化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最为基础可行的标准。一是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结构能否满足公共行政的履责要求。政府职能范围的转变意味着非政府公共组织行政管理范围和管理事项的扩张，也必然带来其组织规模、人员规模结构等的改变。因职能履行的需要，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整体规模和个体规模都将发生相应改变。二是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独立性能否满足其履责需要。如果具有独立性的非政府公共组织所占比例较少，显然不能满足独立履责的要求，则要求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构成比例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动。三是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职能分配是否合理。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在职能范围扩大，规模结构扩大的同时，同样会出现类似国家行政组织结构曾出现的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端，因而优化其组织结构，必须保证各组织之间职能分配合理，独立、高效地处理社会公共行政管理事务。 (三)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结构是否合理。行政组织结构的优化应当是一个整体性的优化，各构成要素的优化为整体性的优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如果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不合理的话，其整体的优化难以得到有效的实现。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关系结构是否合理，是判断行政组织结构是否优化的重要标准。一是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是否在公共行政事务的管理上做到了各司其职，特别是国家行政组织的职能范围是否严格限定在了法定的“应该管、管得了和管得好”的领域。二是非政府公共组织是否剥离了政府附属机构的地位。剥离附属地位，实现组织和地位的独立性，是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优化的必要要求。三是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法律监督关系是否确立。保持彼此的独立性，政府在其职权范围内实行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监督，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履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如此，行政组织结构的优化具备了监督的保障。 四、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的构想 (一)优化国家行政组织结构。 1．横向组织结构的优化。 (1)宏观横向组织结构的优化———扩大政府横向管理幅度。一是增加省级政府的建制，扩大中央政府的横向管理幅度。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应当增加至50个为宜，［4］也有学者指出，我国一级行政区划应当增设到50个到60个。［5］笔者认为，增加省级政府的建制，缩小其管理规模，扩大中央政府行政管理幅度，增强其宏观调控的能力，实现行政管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是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应当在全面考虑影响行政区划改革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平衡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合理确定省级政府的具体建制，循序渐进的推进改革。二是省直管县(市)改革。现行的市级政府的设置增加了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纵向层级，也降低了省级政府的横向管理幅度，是导致政府规模膨胀以及管理低效等弊端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在进行的省直管县(市)改革对扩大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缩减政府纵向管理层级作了有益尝试，有利于政府组织结构的合理化。 (2)微观横向组织结构的优化———大部制改革。以职能整合、同类项合并为标准设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具有“宽职能、少机构”的显著特征，对于克服计划经济时代按照行业和专业职能设置“小部门”所导致的职能狭窄、机构林立、扯皮推诿、效率低下等弊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部制改革要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不能将大部制改革等同于简单的机构合并和行政权力的再分配。正如学者所言:“大部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行政组织的设置与其内在职能的吻合，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6］ 宽口径、宽职能的大部门设置只是大部制改革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应当在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有限有为的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在进行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对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应当有明确的认识和严格的遵从，否则容易使改革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二是决策、执行、监督权由不同的行政组织行使，即通常所称行政三分制在大部制改革中的必要性。大部门的设置对于解决现存的组织结构缺陷所带来的问题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必须保证这些大部门能够规范履责，否则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组织结构缺陷:一方面是对外整合职能建立大部门，克服职能狭窄，行政低效的弊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是在内部实行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分，防止专权和滥权。两者有机结合，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方能有效实现。三是强调法治对大部制改革的意义。我国正在推行的大部制改革目前主要依据的是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文件，尚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障。比较而言，政策和文件更倾向于纲领性、临时性和指导性，法律则更具规范性、稳定性和操作性。从我国以往的改革经验来看，欠缺立法的刚性规范和约束，不利于改革成果的巩固和保障。应加强立法，将大部制改革纳入法治的轨道，以法治保障大部制改革的成果。 2．纵向组织结构的优化。 (1)宏观纵向组织结构的优化———减少地方政府层级。一是逐步取消市级政府建制，实行省直管县(市)。市级政府的建制客观上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纵向层级，缩减了省级政府的横向管理幅度，扩大了国家行政组织的规模结构，降低了行政效率，且违反了宪法关于省、县、乡三级地方政府建制的原则规定。二是推进乡镇政府改革，条件成熟时取消乡镇政府建制。对乡镇政府的改革已历经多次，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乡镇政府的职能或由县级政府设立的派出机构代行，或者由于社会自治的发展放权于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或者因为需要上级政府的协调而无法独立行使，乡镇政府能够有效行使的职能已经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乡镇政府机构因上下对口设置的原则而规模庞大，与职能履行的有限性形成强烈冲突。从乡镇政府职能履行的现状客观分析，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取消乡镇政府建制，进一步缩减政府管理的纵向层级，缩小机构规模，精简机构人员。 (2)微观纵向组织结构的优化———减少政府部门层级和内设机构层级。区别于宏观纵向层级，我国现有的组织立法并没有对政府的微观纵向层级作出明确的立法规定，但政府部门层级和内设机构的层级同样不宜过多。借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改革经验:政府部门层级应当尽可能的控制在二级以内，对于能够压缩的机构、职位应当尽量压缩，从而实现部门层级、内设机构层级和行政职位层级的最优化。 3．规模结构的优化。在横向、纵向组织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最终取决于组织规模结构的合理性，规模结构合理是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实现优化的重要保障。一是国家行政组织的机构设置应当严格遵守因事设岗的原则，保证机构规模和职能机构比例的合理性。这就要求根据政府所承担的职能设置相应的机构，并根据政府的职能重心合理确定各职能机构在机构体系中的比例，从根本上克服实践中存在的政府职能过多、机构膨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不足、以及始终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等弊端，在机构设置、机构规模和职能机构比例上实现优化。二是切实推进党政联动的机构改革，促进机构规模的合理化。合理调整两套班子的设置，明确党政各自的职责，撤并职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门，整合相关的职能，对确需共同履行的职能尽可能采取合署办公的形式，实现机构的精简和行政的高效。三是要求并保障常设职能机构充分履责，清理、撤销现存大量的临时机构，合理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可以由、应该由常设机构完成的职能，不再设临时机构。对确需设立的临时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要依照法定的程序设立，避免机构之外再设机构所造成的机构、人员不断增加，政府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但效力却更为低下的现实矛盾。四是尽快进行编制立法，以立法的形式实现人员规模的合理性，避免人员膨胀和人浮于事。因欠缺编制立法而导致人员编制的膨胀和失控，不利于对机构和人员的规范和约束，故应积极推动编制立法的出台。 (二)优化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及与国家行政组织的关系结构的构想。 1．合理界定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职能。在有限政府的职能要求下，非政府公共组织应当承担政府职能以外的公共行政事务管理职能，但必须遵循两者对公共行政管理职能的承担既不能包办代替，也不能重复交叉的原则。合理界定非政府公共组织职能的范围，既是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及于与政府关系结构合理的前提，也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2．扩大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目前，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尚不能满足对公共行政事务管理的需要，扩大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需要做好下列工作。一是注重观念培育。在社会层面形成对非政府公共组织职能、作用的正确认识，在政府层面克服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怀疑和不放心，以客观和信任的态度认可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存在并引导和推动其发展，奠定非政府公共组织发展和壮大的思想观念基础。二是加强规范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法制建设。应当克服现行制度缺失和法律保障不足的困境，形成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性质、法律地位、职能、作用以及职责和法律责任等的完整规定，依法推动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三是克服实践中存在的约束和限制非政府公共组织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如对成立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置的必须获得主管单位同意的前置性条件规定②、对非政府公共组织实行的登记单位与主管单位双重管理的体制、对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的制度歧视等制约和限制了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需要克服这些障碍性因素，为非政府公共组织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平等空间，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机构和人员能够满足履责的需要。四是非政府公共组织彼此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对外以组织形式独立履责，组织的个体履责是非政府公共组织职能履行的基础，因而要特别注重其个体规模和组织间职能分配的合理性，既要保证组织自身的机构、人员规模的合理性，满足自身履责需要;也要保持组织之间职能分配和规模结构的合理性，满足整体履责需要。 3．增强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独立性，建构与政府之间监督与合作的关系结构。一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政府应当合理界定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承认并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独立性，不去指挥和干涉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避免把非政府公共组织变成政府的附属机构或派出机构，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在机构上、职能上的独立性。二是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角度而言，非政府公共组织应当克服在体制和观念上延续着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模式和思维定势，避免出现效仿政府机构的行为方式及运作规范等“官本位”留下的痕迹，［7］339－340保持机构、人员、内部管理的独立性，保证对外履责的独立性。三是完善减免税制度等相关法律制度，扩宽非政府公共组织资金、经费来源的渠道，帮助非政府公共组织摆脱在资金、经费上对政府的依赖，实现独立履责.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机构预算革新与核算的协调 一、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 编制和执行财务预算是行政事业单位的常规性工作。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不仅体现了财政资金的收支变化，还反映了作为资金物化形式而存在的国有资产的增减变动情况。因此，一套科学、完整的财务预算体系不仅应当包括资金收支安排，还应包括资产的构建、配置以及处置的相关计划或安排，即资产预算。资产预算，作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预算年度内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有关国有资产配置方面的收支计划，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事业单位的资金收支规模、业务活动范围和方向。因此，资产预算的编制应与财政资金预算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财政预算。但是，资产预算又不等同于财政资金预算，其侧重点在于它是政府资产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做出的有关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购置、配置和处置的决策方案，因此，主要体现的是作为资金物化形式而存在的国有资产的增减变动计划。 编制资产预算时，要尽可能的细化预算内容，以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预算编制部门应对资产配置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提出各单位资产预算的具体内容和计划。资产预算应包括资产项目的具体技术参数，如各项资产规模、类型、构建或处置方式、资金来源等。以资产购置方案为例，预算内容主要包括资产购置项目提出的具体依据，资产购置数量、规模及型号，资产购置项目的支出规模和资金来源等具体项目。同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如有其他配置或处置方式，如租用或部门调剂等，资产预算内容还应包括欲购置或租用资产的性能、价格及其运转、维护费用等因素分析，部门间资产调配的可能性分析等。 预算编制仅是预算管理工作的开始，更重要的是预算的执行和落实。为了确保预算编制的严肃性和有效性，资产预算一经审核批准，预算单位就必须严格执行，这是深化预算管理的关键环节。预算执行必须严格遵照预算内容和项目进度计划，预算单位要接受财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及时对预算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审核。预算执行过程中，如发现行政事业单位擅自改变资产用途，或者挪用资产购置资金的，应立即减少或停止财政拨款，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同时，必须强调的是，预算执行内容一般不得随意调整，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国家政策、单位职能或其他环境因素发生变化，有时也需要对预算进行适当的调整以确保预算的科学性。预算调整必须遵循严格的审批程序。一般而言，预算单位需要调整或追加国有资产预算的，应提前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按程序调整或追加预算。资产预算执行结束后，主管部门应对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考核。 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一）配套制度的相对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操作难度由于现行的财务制度中费用报销的标准，大多数制定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的开支规定不够具体，有的标准偏低，同当前的经济水平和实际情况有着差距。例如差旅费标准、住宿费报销等等。这是会计集中核算实践中，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如何把握好既坚持规章制度，以达到节约经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的，又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实际开支的报销问题，以保证行政事业单位正常业务活动的开展，这是对中心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判定能力的严峻考验。 （二）内控制度不足，造成单位内部牵制与监督机制的弱化单位财务纳入会计核算中心后，其原有的会计出纳相互牵制及内审制度被不同程度地弱化，财务会计知情面缩小，虽然核算中心在记账时，也履行了牵制和监督职能，但由于其置身单位外部，对单位经济业务只知其表，不知其里，表现在支出的合理性、发票的真实性难以把握，造成了财务治理与会计核算分离，失去了实地实时监督的优势，单位报账时，会计中心只能根据经验来判定，一是看报账发票的手续是否完备;二是看票据是否规范合法。只要手续完备，票据合法有效，不管反映的经济内容是否真实，都必须报销。这就使得一些单位假借住宿、会议、印刷、修理、运输、劳务费、代办费开支等合规票据列支送礼、超标准吃喝招待、滥发奖金，补贴、公款旅游等不合规支出，造成了新的监管隐患。 （三）财政监督管理不力行政事业单位主要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这种性质对其财务行为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主要表现为：①看银行存款花钱“有钱不花，过期作废”的错误观念比较严重；②较少关注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四）会计人员素质不高目前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直接来源于财经专业的很少，大多数会计人员是从其他岗位转岗而来或直接由其他岗位人员兼职。 三、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改革与会计核算的协调 （一）继续加强部门预算管理，加快部门科学预算推行的进度部门预算是一个涵盖各部门所有公共资金的完整预算，其预算编制以部门为单位，将各类不同性质的财政资金均统一反映在该部门的年度预算之中。因此，要进一步推行预算管理改革，改进和完善预算支出科目体系，早编细编预算，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预算单位所有的财政支出都要严格按规定标准和相应的科目列入预算，一经审核批准，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都要严格按预算执行；财政部门要对各部门实行从预算编制、预算下达、资金拨付到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督管理，实行从预算编制、预算下达、资金拨付到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督管理，并追踪问效。 （二）完善会计集中核算体制，减少财务日常监管盲区，促进各项会计制度的执行，更好地维护国家财经法纪首先要扩大会计集中核算的覆盖面，将核算单位所有下属单位的账务也逐步纳入进来，不留尾巴。其次，完善各项配套的操作办法，让单位和核算中心的职责定位和情况沟通有章可循、易于操作，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密切配合。再次，定期组织对单位的资产盘点，加强实物管理。财政部门要严格界定固定资产范围，使会计中心能够统一固定资产入账口径；要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报废处置审批制度，健全固定资产账务审核机制，严格规范预算单位固定资产核算。 （三）发挥财政日常监督与审计综合监督的合力作用，及时纠正会计集中核算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单位财务管理规范化水平的提高首先，财政部门应做好对核算中心的业务指导，提升基层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不断改进会计集中核算工作。其次，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单位的财务监督和管理，通过定期或专项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不断研究对策进行整治。再次，审计部门对由于核算中心方面原因而形成的问题，应在审计报告中一并反映，并要从宏观角度提出改进建议。 （四）积极创造条件，搞好会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收付的融合一是将所有预算单位的资金全部集中在国库。可以避免库外资金的无效、低效运作，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二是能够减少国库、会计中心与专业银行之间人为的频繁的资金划拨、结算和对账的麻烦。三是将大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尤其是会计中心所提供的月、季、年终决算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囊括资料的全面性及会计信息的可利用性。因此，我们应搞好会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收付的谋合，努力实现收入税收化、支出预算化、账户国库化、了解全面化、核算完整化。 （五）在科目体系中增加行政单位“上级补助收入”及“上缴上级支出”等科目目前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无法核算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的经费补助收入和下级单位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解决的办法有两种方法可以考虑：一是将这类收入和支出融入目前的会计科目体系当中，收入可以列入“其他收入”中核算，支出列入“日常公用支出”中核算，但这种方法很牵强；二是在行政单位会计科目体系中，增加上级补助收入和下级补助支出两个科目，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相对应，这种方法可以清楚地核算和反映行政单位的这类收入和支出。 （六）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以贯彻实施《会计法》为契机，切实加强会计队伍的后续教育，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严格执行修改后的新《会计法》及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提高财会信息质量。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改革论文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 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正职管理者负责实施，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整个行政副职的设置合法化。 （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3.副职数的控制。副职数与副职的设置其实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副职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满足行政的工作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收益；而任免安排一定的副职人员必然要增加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是成本。如何确定这种收益与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呢？由于副职的设置来自于正职的实际需要，在编制上有其特殊性，故不宜纳入行政编制体系。在具体确定行政副职人员数额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职位分析入手，通过对正职工作的总体考评，估算出具体的工作量，然后需要考虑同类职位、正职的一般实际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在现有科技水平的支持下，以及现阶段副职后备人员的素质能力水平，并结合管理幅度的相关原理，从而确定出某一职位所需的具体副职数。 只有通过这种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的建立，才能为政府部门合理有效的减副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才能保证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深入。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机构信息安全的风险分析与应对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高度发展，行政机构办公越来越离不开信息网络，如何保证行政机构的信息安全将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课题。行政机构的信息安全涉及到多个方面，从信息的采集、存储到传输、访问整个过程，每一个过程中都存在信息安全风险。本文着重对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有效的控制措施。 【关键词】信息安全;风险;应对 随着计算机应用范围日益广泛，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已经离不开信息网络。信息技术成为行政机构中重要的资源之一，很多行政机构都大量引入了信息化办公手段，运行于系统、网络和电脑的数据安全成为了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面临的重大问题。尽管很多行政机构都认识到信息安全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也纷纷从人员配置、资金投入、技术更新等多方面加强对信息安全风险的管理，但是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并没有随之消失，相反却在不断地增长。现在，机构在越来越多的威胁面前显得更为脆弱。网络攻击日益频繁、攻击手段日益多样化，从病毒到垃圾邮件，这些方式都被用来窃取机构信息，如不提前防范，一旦被袭，网络阻塞、系统瘫痪、信息传输中断、数据丢失等等，无疑将给行政机构业务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因此，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控制势在必行，它不仅是行政机构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 1.行政机构信息安全的风险分析 1.1 黑客的入侵和攻击 行政机构面临着一系列的信息安全威胁，其中最普遍的一种信息安全威胁就是病毒入侵。黑客技术的网络资源随处可见，很多年轻人处于好奇或者出于牟利目的，从网上购得黑客技术，对行政机构网站进行攻击。 1.2 行政机构不重视信息安全的风险问题 目前，很多行政机构都加强了信息化建设，通过资金投入、技术改造等多方面来加强行政机构信息安全。但是信息风险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更重要是人的意识层面对安全风险的认识。在行政机构中，很多部门和个人依然对信息安全风险问题不重视，有的认为信息风险安全是网络部门的事情，与其他部门或者员工没有关系，而且也帮不上忙;有的人认为对信息安全的宣传有夸张的嫌疑，真正遭受过网络攻击的行政机构屈指可数，肯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有的行政机构缺乏信息安全风险管理的制度建设，没有出台具体的故障制度，造成员工无章可循，不知道怎么应对网络信息风险，出现问题也不知道如何化解和处理。有的行政机构尽管已经制定了规章制度，但很多都是流于形式，没有针对性，也没有操作性，长年累月不进行更新和修改，滞后于信息化时展的要求。 1.3 行政机构信息安全权限的规定不严谨 很多行政机构在实际工作制定了大量的安全管理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行政机构员工以及信息服务人员的口令卡、数据加密等要求很难得到落实。部分员工长期使用初始口令、加密强度较弱的口令，有的员工登陆系统时使用别人的账号，使用完毕后也没有及时关闭账号，也不关电脑，外来人员很容易登陆电脑窃取行政机构机密文件，机构内部也缺乏信息安全风险管理的意识，员工可以任意下载行政机构资料，可以随意将行政机构资料设置成共享状态，在拷贝行政机构文件或者数据时，也没有经过杀毒过程，直接下载或者用邮件发送。甚至很多行政机构员工在上班时间看电影、玩游戏、下载文件比较普遍，员工随意打开一些不安全的网站，随意接受一些来源可疑的邮件，成病毒传播、木马下载、账号及密码被盗，自己还浑然不知。这些不良行为都严重威胁行政机构的信息安全，加上现代行政机构人员流动比较频繁，员工跳槽很普遍，很多员工离职后也没有上交机构账号和口令卡，依然可以登录原机构系统，给行政机构网络风险带来隐患。行政机构废弃不用的一些安全设备也没有及时进行加密和保护处理，里面的数据没有及时进行删除，安全设备随意放置，外人很容易从这些设备中还原和复制原有的信息资源。 1.4 行政机构缺乏对信息技术装备和设施的监控与维护 很多行政机构为了加强信息安全风险管理，都有针对性的部署了一些信息安全设备，然后这些从安装上就很少有人问津，设备的运行状况和参数设置都不合理，都是根据系统提示采用默认设置，由于行政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行政机构之间的信息安全风险也相差迥异，采用默认状态无法照顾行政机构的真实情况，不能从源头上有针对性的加强信息安全风险管理。很多行政机构缺乏对安全设备以及运行日志的监控，不能有效的根据设备运行状况进行细致分析，从而采取适当措施加强信息风险管理。总之，在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管理中被动保护的情况比较普遍，缺乏主动防御的意识，而且对于大多数中小行政机构而言，行政机构资金和规模都比较小，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行政机构将主要精力用于市场开拓和产品的影响，以期在短时间内获得可观的利润，行政机构在信息安全风险上的投人比较少，很多设备都老化了，线路都磨损严重，却没有得到及时更新和维护，为行政机构安全风险管理埋下了隐患。 2.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的应对 2.1 机构人员须提高个人信息安全意识 维护行政机构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是行政机构每一位员工都应该关注的课题，行政机构要加强信息安全风险防范的宣传，让每一位员工都对基本得到网络安全信息技术有所了解，对计算机风险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每位员工尤其是网络技术服务人员要把口令卡和账号管理好，不能泄露或者遗失，使用者的网络操作行为和权限都要进行一定的控制，防止行政机构员工越权浏览机构信息，对于一些涉及行政机构机密的文件要及时进行加密，对文件是否可以公开访问进行限制，减少不合法的访问。还要及时清理文件，一些废弃的或者没有价值的文件要及时进行删除，要彻底删除不能仅仅放到回收站，保证其他人无法通过复制或者还原电脑设备中的信息。对于行政机构电脑设备要注意防磁、防雷击等保护措施，行政机构职工要对电脑设备的基本保养和维护措施有了解，不要在过于潮湿、气温过高的地方使用电脑，要懂得如何对电脑系统继续软件更新和漏洞的修补，从而保证计算机处在最优的防护状态，减少病毒入侵。 2.2 加强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 行政机构要加强信息安全风险防范的资金投入，资金投入主要用于行政机构日常安全信息管理、技术人员的培训以及安全设备的购置等等，每年行政机构从行政机构利润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来加强信息安全的投入，投入的资金与行政机构规模、行政机构对信息安全的要求息息相关。针对很多机构信息化设备老化，线路损耗严重的现实情况，行政机构要加强线路的维护和改造，购买新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等等，在采购和使用信息安全产品时，行政机构一定要重视产品的管理功能是否强大、解决方案是否全面，以及行政机构安全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例如行政机构可以购入UPS电源，突然停电时可以利用该电源用来应急，以保证机构信息化建设中系统的正常运行和设备技术的及时更新。 2.3 加强行政机构网络的防火墙设计 由员工网络操作不当造成的黑客入侵、商业机密泄露也威胁着行政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一直以来，行政机构信息安全解决方案都需要来自多个制造商的不同产品，需要多个工具和基础结构来进行管理、报告和分析。不同品牌、不同功能的信息安全设备被杂乱无章地堆叠在行政机构网络中，不但兼容性差，还容易造成行政机构网络拥堵。正确地部署和配置这些复杂的解决方案十分困难，而且需要大量时间。另外，大量安全产品互操作性不足，无法与已有的安全和IT基础结构很好的集成。这样组成的解决方案难以管理，增加了拥有者总成本，并可能在网络上留下安全漏洞。行政机构可以引入终端安全管理系统进行信息安全风险的防范，例如瑞星终端安全管理系统采用了统一系统平台独立功能模块的设计理念，集病毒查杀双引擎、专业防火墙和信息安全审计等于一身，具有网络安全管理、客户端行为审计、即时通讯管理和审计、客户端漏洞扫描和补丁管理等功能;行政机构信息安全新品还采用了模块化的新形式，行政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相应的功能组合;通过瑞星在线商店，行政机构也可以随着信息安全需求的变化添加所需模块，减轻首次购买的支付成本及后续的升级成本。 总之，随着网络应用的日益普及，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问题日益复杂。要切实加强对信息安全风险的认识，从规章制度、技术手段以及宣传教育等多方面加强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防范，确保网络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机构与行政论文: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行政效能建设与经济发展 摘 要：在改革开发的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得到全面的发展。而道路运输行业在这过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支撑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一个行业的管理部门，各个地区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方面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各项制度也亟需进行改革，各省市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管理机制和行政效能建设以及人员机构的设置和配给上都存在漏洞。为了能够尽快促进道路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就有必须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政效能建设做出统一的部署和安全，从而能够形成科学有效的道路运输管理机制。 关键词：道路运输管理 行政效能建设 经济发展 引言 开展道路运输管理机制行政效能建设和经济发展这已经成为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道路运输管理韩各样的行政效能建设，不断促进我国的大陆运输行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这也是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和公正透明以及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这些都是关系到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大局。本文从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政效能建设为出发点，逐步分析当前我国道路运输方面的存在的问题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对我国道路运输行业的产生积极影响。 1、行政效能建设的具体含义 行政效能是对行政机关以及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而言提出的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效能是能够衡量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结果的尺度，总的来说，行政效能建设是一种高效能、高层次的管理形式和载体，是以行政效能为基本的目标进行的，为了能够实高质量的管理目的，将行政管理的诸多因素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行政功能的母的。能够依法有效地实行行政管理方面的职责，而社会各界群众是行政效能建设的客体，主体行为是一种通过管理为手段，服务人民群众为宗旨、以满意为目的的行政行为。所以，行政管理建设就要能够以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为基本准则，不断强化相关对于行政主体的行为约束，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行政管理的客体。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能够充分调动行政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创造性，能够不断增强行政机关人员的“群众”意识，能够充分利用好行政管理机制不断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确保各项政策能够有效地落实到位。 2、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的现状分析 2.1、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经费管理机制亟需完善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还有很多是事业单位，只有很少部分是已经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变为行政机关，在之前的行政管理方面，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各种费用开支都是来自与运管费的征收，在某种程度上说，运管费是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的大部分经济来源。为了能够维持相关管理部门正常的运行，有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出现了收取部分费用，有的甚至是出现“钓鱼执法”在国家实行税费改革后，有的运输管理机构可能由于经费的因素影响了行业管理工作的开展。 2.2、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管理模式还有待加强 在我国，各个地区省份的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是不一样的，有些是采用“条块管理”，而有些省份是采用“垂直管理”对于“条块管理”模式地方的道路运输管理机制很容易出现政策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而对于“垂直管理”的地方运输管理机构，但是由于在道路运输管理方面还是存在方面的不足之处，需要公安和城建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但是由于管理模式之间的不同，从而也使得统一的行业管理政策法规方面难以出台和贯彻执行。 2.3、全国统一的道路运输管理规章制度未能健全 在对于2013年出台的《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出台，对于道路运输管理行业做出新的规定，对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情况进行修改，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道路运输管理体制还在运行当中，各个地方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开展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还是有很多的地方依靠部门规章和地方性的法规，难以在全国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从而使得各个区域行政法规的不统一，例如，一些道路运输方面的超载和重叠执法的现象，给市场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同样的也给相关的执法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2.4、对于各个道路运输管理机制规模和人员配置上有待统一规范 目前，我国很多各地的运输管理机制规模大小不一，对于各个运输管理机构的名称也不尽相同，这就给全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带来一定的麻烦。 2.5、道路运输管理队伍建设水平有待加强 在我国很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是属于事业单位，不属于政府财政行政预算之内，但是由于管理模式和从属关系不一样，让一部分的地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队伍建设存在一些问题，而对于一些基层运输管理部门的人员也相对较多，有的单位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经验不足，职业素质不高，以及单位人员构成不合理等等一些问题都始终困扰着很多的政府管理部门人员。 3、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行政效能建设的措施探讨 3.1、持续深化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体制改革办法 对于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改革，首先，就需要将事业单位改变为政府行政部门，这是当前解决道路运输管理方面的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从而能够使得更加全面规范行政管理职责，规范地实施行政执法，从而确保道路运输性行业管理的严谨以及规范性的进行。 3.2、进一步深化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改革 要能全面理顺道路运输机构的管理体制，就必须要能够加强“条块管理”和“垂直管理”两个方面的管理格局，将下级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的财政投入到上级的管理过程中去，能够将人员配置方面及时与地方政府进行协调和商议，并沟通地方其他相关的执法部门的机构，从而能够确保政策的落实到位，确保道路运输管理行业管理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 3.3、全面提高道路运输行业的整体专业水平 首先，我们就必须要能够建立合理的人员考核制度，并采用公开考试录用制度，可以由国家统一进行考核、录用和分配。在对于录用的人员要能够进行相关的专业培训，从而能够使得录用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水平，进一步提升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水平，并能够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实施统一的管理奠定基础，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能够建立统一、合理的激励奖赏制度，定期对道路运输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监督，此外，还要能够注重对录用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从而能够保持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的活力性和公平性。 3.4、注重协调好相关执法部门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能够清晰地认识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业管理职能，这就不仅仅要在《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中有明确规定，还要能够不断调整相关的道路运输设计的相关法律法规，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各自的职权所在，不断促进我国道路运输行业管理上的重叠执法问题，在对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中要能够专门设立相关的机构来负责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工作，尤其是在综合执法的过程中要能够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合理高效低分配好人员工作，从而能够形成好道路运输管理方面的合力，不断加强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效地破除地方管理的限制，从而能够共同促进我国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水平的不断提升。 4、结语 一方面，努力提升道路运输管理机制上的创新和改革，就必须要持续深化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体制改革办法，并进一步深化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改革。在另外一方面，还要能够全面提高道路运输行业的整体专业水平，加强对道路运输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注重协调好相关执法部门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方面的创新发展，更好地促进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水平。 机构与行政论文:试论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摘要：国家人权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促进和保护一国国内人权具有重要作用，其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是研究国家人权机构价值的重要视角。在实践中，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由行政机关发起设立或成为其内设部门，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发挥作用。该文从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入手，进而阐述其职能，从而分析国家人权机构对行政机关人权保护工作起着调查、建议、监督等补充作用，同时，对国家人权机构相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具有独立性这一重要特征进行论述。 关键词：国家人权机构；行政机关；职能；独立性 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即《巴黎原则》，为各成员国设立国家人权机构提供了国际标准。已经有116个国家和地区依据《巴黎原则》设立了119个国家人权机构，其中，美洲国家建立的较早，而亚太地区到90年代后期才有所发展，目前为止，已经有19个亚太地区的国家建立了国家人权机构。但对于何为“国家人权机构”，联合国系统内尚没有一个统一和公认的定义。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1995年了《关于设立和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手册》，根据《联合国手册》，从联合国保护人权的活动来看，国家人权机构是指“由某一政府按照宪法、法律或法令建立的机构，其职责是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角度而予以特别规定。” 自国家人权机构产生以来，其与传统三权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关系就一直是研究的焦点，理清二者之间关系对于促进和保障人权有着重要意义。《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也提出：“每个国家有权选择最适于自己国家一级特殊需要的框架，鼓励设立和加强国家机构。”可见，相关的国际文件和宣言对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采取开放的态度，因此，研究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不仅要有理论架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归纳和总结。 一、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巴黎原则》的通过，为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提供了最低标准，国家人权机构的概念在联合国范围内逐渐被具体化，其第2条明确指出，“应赋予国家机构尽可能广泛的授权，对这种授权在宪法和立法案文中应有明确规定，并具体规定其组成和权限范围。”国家人权机构是在《巴黎原则》通过之后得到真正的发展，它并不是非政府性组织，而是一个法定的国家机构，具有官方性质。 由其性质决定了国家人权机构与国家行政机关有着密切联系。实际上，从三权的角度来讲，所有的国家人权机构均属于行政机构，而非立法或司法机构。因此，国家人权机构最好是由宪法授权产生，这样才可以与政府、立法和司法机关处于平行。在亚太地区现存的19个国家人权机构中，斐济、菲律宾、泰国和尼泊尔四个国家人权委员会采用了此种设立方式。 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由行政机关主导设立，例如东帝汶，阿尔及利亚的人权机构均是由该国行政机关组建，部分国家人权机构设立为行政机关的下属部门，例如乍得国家人权委员会隶属于总理府。 再者，一些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也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提名或委派的。例如斐济群岛共和国宪法第42条规定，斐济人权委员会的成员由首相提名，总统任命。除此之外，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的主要成员由国家行政机关指定，尼泊尔人权委员会由主席和4名其他成员组成，均有总理根据宪法委员会的建议指定。 除此，国家人权机构成员的构成也体现与行政机关的紧密联系。《巴黎原则》中规定了国家人权机构的组成，人权机构的组成成员应当具有多元性，法官、律师、大学老师、人权学者等都可以成为人权机构的成员，这也包括了政府部门官员。例如阿尔及利亚人权委员会成员就来自各个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既有政府部门代表，也有民间组织代表，既有保护人权的专业人员，也有少数民族代表，这样的构成对促进和保护人权具有积极意义，也使民众更容易对其产生信任和尊重。 虽然根据《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理想的或者具有充分独立性的国家人权机构应该设立在国家行政机关之外，但也有例外情况，有的国家人权机构与国家行政机关并非保持平行的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因此在实践中，通过对其职能权限等进行具体规定，恰当的处理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国内人权保障的作用。 二、国家人权机构的职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巴黎原则》对国家人权机构的职责进行了规定，与行政机关相关的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类：①对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调查；②向政府机构就人权事项提供建议；③监督政府遵守其人权义务。 （一）调查职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国家人权机构主动发起调查，是了解本国人权真实状况的有效手段。国家人权机构开展调查可以采用法律授权等多种手段。一些国家授权国家人权机构可以发起公众调查，进入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场所，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如监狱、拘留所；走访检查，检阅任何与人权事项有关的文件；询问证人等。妨碍国家人权机构进行调查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再者，国家人权机构有调查侵犯人权，受理个人或团体申诉的职能。虽然不是所有的国家人权机构都有受理个人申诉的职权，但有效的调查机制对于人权保护具有直接作用。根据《联合国手册》，一个有效的调查机制必须具备充足的法律能力、相关的组织能力、确定和适当的优先考虑问题以及履行其职责的政治意愿。对于后一点，如没有政府的某种程度的支持，一个调查机构是无法正当工作的。经验一再表明，尽管有法律权力，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机构是无法有效开展工作的。 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国家人权机构在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申诉后，一般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侵害了申诉人的权利展开调查。国家人权机构调查对象主要为涉案的国家行政机关或有关官员，部分国家人权机构也可对涉案的国家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或官员展开调查。例如，在新西兰，该国的人权委员会可以对行政机关任何涉及或者可能涉及人权侵犯的事宜进行调查。其二，国家人权机构对行政机关展开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有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和公开性。部分委员会可以调查任何人在行使政府行政职能的过程中实施的行为过程、行为的结果以及未履行的行为。其三，国家人权机构在对行政机关进行调查中享有广泛的权力：传讯；从任何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机构、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搜集和获得必要信息及资料；要求惩罚任何侵犯人权的官员；要求专家给予必要专业协助等等。再者，对于行政机关阻碍国家人权机构的调查行为，部分国家人权机构可以追究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进行惩处。但如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国家人权机构的调查提供了服务，应视情况给予一定的报酬。《巴黎原则》提倡赋予国家人权机构以调查权，调查侵犯人权行为并向受害者提供帮助对侵犯人权行为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国家人权机构是否有对行政机关的调查权对国家人权机构有效履行其职能有重要意义。 （二）建议职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巴黎原则》赋予了国家机构尽可能广泛的职权，这包括“就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任何事项，向政府、议会和其他任何主管机构提出意见、建议、提议和报告”，“促进并确保国家的立法和惯例与该国所加入的国际人权文书协调，及其有效执行”，“鼓励批准上述文书或加入这些文书并确保其执行”，“受理和审判有关个别情况的申诉和请愿”，与其他国际组织、国家机构进行合作，进行人权与反歧视的宣传教育等。 国家人权机构的建议职能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可以就总体政策和行政事务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并就现有的行政安排发表意见。国家人权机构作为专职机构具有较高的人权知识和实践经验，因此能够分析有关政策是否侵犯了人权，在发现政府的政策或做法对个人或团体的人权造成有害影响时，可以正确的分析政府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供建议，以更好的保障人权。加之，在政府部门或机构的行政行为影响到人们的权利时，权益受到侵犯的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寻求国家人权机构的帮助，而非行政机关，这样国家人权机构在经过分析之后就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这不仅有利于处理侵权纠纷，而且也为行政机关分担了工作量，有助于改善一国的国内人权状况。其二，在执行国际人权标准方面提供建议和协助。各种国际人权标准的建立及各项国际条约的缔结为各国的人权发展指引了方向，根据本国国情，将国际人权标准与国家人权标准结合起来，是保障人权的关键所在。因此，国家人权机构具有的建议职能可以将某一个国际文书对缔约国要求的义务的确切性质告知政府，并提出是否批准或加入该国际文书的建议，还可以审议现有的国内法是否已经符合这些文书要求的各项人权标准。例如国家机构可以建议，政府为了履行国家的国际义务可以或者应该采取何种其他措施。这类措施可能涉及：改变财政或货币政策、调整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重点和做法、在政府各部内以及在部与部之间建立报告机制以及执行积极行动方案和开展公共教育活动。通过国家人权机构的相关建议，政府部门能够较充分的了解本国所应当履行的国际人权义务有哪些，以便更好的保护人权。其三，协助政府提交报告。一些国际人权文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需要缔约国向相关机构如人权事务委员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等提交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关于该国如何努力履行国际义务以及落实文书所保障的某项权利的情况等。国家机构凭其具有的特别专业知识以及独特的地位帮助本国草拟准确、详尽、得当的报告。在许多情况下，国家机构能向负责编写报告的政府部门直接提供情况、资料或统计数字。一些机构可以审查报告草稿，以确保其准确性和完整性。还可以利用一些机构作为协调点来汇集政府各部门和各类组织提供的资料。 （三）监督职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虽然《巴黎原则》对国家人权机构有关建议职能的描述中并未使用“监督”的字样，但有效监督是提出合理建议的前提。一方面，国家人权机构只有通过对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国家机关行为进行监督才能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将“监督”从建议中提炼出来，有助于体现国家人权机构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根据各国实践情况，许多国家人权机构的确被赋予了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监督的职权。《巴黎原则》中规定，国家人权机构“就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任何事项，向政府、议会和其他任何主管机构提出意见、建议、提议和报告”。根据这一表述，国家人权机构应当有权对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任何事项进行监督，即对任何参与上述事项的主体进行监督。 国家人权机构对行政机关的人权监督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其二，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其主要形式包括到行政机关进行走访、调阅行政机关文件、询问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等。人权监督职能是国家人权机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武器，从权限上来说，国家人权机构有权监督国内各个领域的人权状况，包括监督国家相关法律的制定与遵守、本国己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的实施、人权政策的落实等，并就监督过程中发现的任何与人权有关的问题向有关机关提出建议。从方法上来说，国家人权机构可以采取谈话、走访、公共调查等多种有效手段了解国内人权状况和各个国家机关保护、促进人权的情况，并通过后续措施敦促有关机关执行建议；从对象上来说，国家人权机构有权对几乎任何国家机构进行监督。因此，国家人权机构行使其人权监督职能，必会对国内人权状况产生影响。该项职能行使得当，对实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最高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国家人权机构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它不隶属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它的存在是对传统体制的补充，以弥补传统调查建议监督机制的不足。国家人权机构的特色在于从人权的专业视角审视国家人权状况，发现其他国家机关人权工作的缺陷，并以国内法律和国际人权标准为基准，向有关部门或机构提出建议，敦促其弥补缺陷、解决问题。这种补充作用需要与其他国家机关合作，经其他国家机关认可和执行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三、国家人权机构相对于行政机关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指国家人权机构必须具备独立的法律地位，能够在人权保障领域独立进行活动，不受来自政府、政党和所有其他可能影响其工作的实体的干涉和影响。在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特点中，尤其强调独立于政府等国家机构。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能够保障其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解决人权问题，是机构进行有效运作的重要要素。 《巴黎原则》特别注重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设有以“组成和独立性与多元化的保障”为题的专门章节，对国家人权机构保持其独立性做了规定，大致包括以下几点：①国家人权机构的组成及其成员的任命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予以确定；②国家人权机构应具备使其能顺利开展活动的基础结构，特别是充足的经费；③国家人权机构成员的任期要有一定的稳定性。此外，国家人权机构成员的多元化也是确保国家人权机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强调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它要同其他政府机构特别是行政机构处于对抗状态。如何处理好国家人权机构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合作并保持其独立性，需要由每个国家人权机构根据其自身的运行环境来决定。 （一）能够独立行使职权 国家人权机构对行政机关应享有独立性，这样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实行有效的监督。这意味着，国家人权机构依法行使其职权时不受国家行政机关的干预。从实践上看，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由国家行政机关设立或发起设立，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参与国家人权机构的工作。因此，若国家人权机构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内设机构或对国家立法机关负责或报告工作，它相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独立性较强，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较有力。反之，若国家人权机构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向国家行政机关负责或报告工作，它将受制于国家行政机关。 为了维护国家人权机构相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独立性，部分国家还通过立法保护国家人权机构成员的豁免权，使其在行使职权时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因此，是否能够独立行使职权或者有独立的授权是国家人权机构取得独立性的关键。 （二）有独立的经费 国家人权机构应有独立的经费预算和国家财政拨款。以便它们在一定的财政控制范围内认为合适时可以使用。这种预算至少应足以使它们拥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和办公室，因而它们不必在这方面依靠国家。《巴黎原则》解释为国家人权机构配备充足的经费的目的时，特别强调此举“是使它不受可能影响其独立性的财政控制”。实践中，大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的经费来自国家财政部门的拨款，这些经费包括维持机构日常运作的所需费用以及行使职权所必须的所有工作费用。还有少数的国家人权机构经费来自政府不同部门的拨款，例如，德国人权协会的经费主要来自德国联邦政府下设的三个部门，分别是外交事务部、司法部与经济合作部，这三个部门每年给予德国人权协会的拨款列入本部年度财政预算。还有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的经费来自政府财政部门以外的部门，像新西兰人权委员会和荷兰平等待遇委员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司法部。 若国家人权机构能独立作出经费预算并经国家立法机关审查通过后由国家财政部门拨款，它便具有独立和稳定的财政来源，这不但可以保障国家人权机构履行职责所需要的资金，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工作免受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反之，若国家人权机构没有独立的财政预算权，其经费不是国家通过财政部门直接拨付，而是需要国家其他部门批准其财政预算或通过其他部门拨付经费，其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费保障可能不充分，其工作可能受到批准其预算或向其拨付经费的国家机关的不当干预。可见，国家人权机构的经费来源与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息息相关。 （三）成员组成具有独立性 国家人权机构的各项职能都是通过其成员执行，因此成员的独立性对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巴黎原则》从保障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角度出发，规定机构的成员必须具备组成的多元代表性、一定的人权资历以及品行和政治素质等其他条件。再者，保障国家人权机构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而不受任意的干涉。例如，在丹麦，主席的任命发生在相关机构内部，丹麦采用的是在已经任命的委员中选出主席。丹麦人权委员会确保领导成员独立的一个通常的措施是他们的工资不应受制于行政部门或受行政部门的影响。 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有助于国家行政机关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实行监督。实践中也有所不同，有的国家的人权委员会由政府官员构成，与政府关系密切，例如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有的国家则禁止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担任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例如菲律宾。但笔者认为不论政府官员在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构成中是否占有一定地位，关键是国家人权机构必须免于被其他机构和任何个人或因素控制和影响，由此，国家人权机构才能具有独立性，避免因批评政府遭受威胁，从而更好的促进和保护人权。 四、结束语 目前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建立了国家人权机构，尽管各国因其法律、政治状况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国家人权机构模式，但通过对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关系的探讨可总结出如下结论： 其一，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是一种补充的关系。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并不会改变国家行政权力由国家行政机关享有和行使的局面，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对行政机关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进行补充，发挥联系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纽带作用。其二，传统人权调查建议与监督机制逐渐显现出一系列弊端，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人权事业发展的需要，赋予国家人权机构调查建议与监督职能及时有效地弥补这些不足。其三，国家人权机构相对于行政机关的独立性是保障人权的关键。独立的行使职权而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与行政机关的合作来促进工作的开展，达到促进本国人权保护的目的。 随着人权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人权机构相继建立，各国国家人权机构在保护人权，促进建立法治政府等方面都取得了显着成就，但国家人权机构的发展还面临诸多不足和挑战，其与其他国家机关关系的探讨也成为人权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因此，在未来国家人权机构发展的道路上，各国要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与本国的政治体制、人权文化背景和公民素质等方面相结合，不断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机构运行模式，为人权事业的蓬勃发展开创出新的道路。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改革 摘要: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模糊不清的行政副职认识导致了大量值得诟病的行政现象,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要解决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首先就得明确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政府当前进行减副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副职的设置、人员的产生与任免、行政副职的管理等方面来为中国政府机构规划一个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 关键词:行政副职;政府;机构改革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 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正职管理者负责实施,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整个行政副职的设置合法化。 (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3.副职数的控制。副职数与副职的设置其实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副职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满足行政的工作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收益;而任免安排一定的副职人员必然要增加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是成本。如何确定这种收益与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呢?由于副职的设置来自于正职的实际需要,在编制上有其特殊性,故不宜纳入行政编制体系。在具体确定行政副职人员数额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职位分析入手,通过对正职工作的总体考评,估算出具体的工作量,然后需要考虑同类职位、正职的一般实际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在现有科技水平的支持下,以及现阶段副职后备人员的素质能力水平,并结合管理幅度的相关原理,从而确定出某一职位所需的具体副职数。 只有通过这种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的建立,才能为政府部门合理有效的减副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才能保证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深入。

刑事诉讼法论文:论新旧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论文摘要 本文就中国新旧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变化展开系统系剖,以找到其中的不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针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背景,展开有关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积极探讨,这是日常对于法制的要求,也是一种必然发展的趋势,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积极进行刑事诉讼法系统的分析,找到运行中的漏洞,展开有效的监督、执法,从而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国家的法制建设等。 论文关键词 新旧刑事诉讼法 被害人合法权益 方案设计 具体措施 一个国家脱离了严格的法制系统,必然就不能得到长久的发展,这就需要做好日常的法制工作的事情,在具体环节中,综合利用各种措施,进行积极的法制改革,以维护被害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政治运行的稳定性,有利于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促进国家发展的稳定环境。 一、关于新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背景 近年来,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系统取得了一系列完善,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不足,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剖析,找到其中运行的不足。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法制建设取得了一系列进步,经济、政治与法制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尤其是这几年来的政治建设的展开,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驱动力,在此过程中,民主法制化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党的十五大会议开展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确定了依法治国的优良战略,它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大力发展,有利于完善中国仍然存在漏洞的政治体制,在这一过程中,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理念取得了巨大的改变,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健全。在此其中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在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中,重点强调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强化了对国家权利的监督,有利于国家行政执法部门的建立健全,有利于国家经济政治建设的广阔深化。在这一过程中,被害人的相关权益有所提升,有利于保证中国公民的合法利益、合法权利,这是新经济形势下,公民权利与国家机关的平衡和谐。 自从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政治建设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政治改革,逐渐得到深化,并且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机制的完善,中国公民的意识也得到一系列提升,公民本身更加注重以及明确自身的合法权益。新型的政治建立有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觉醒,有利于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这一条件下,改革的成果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则性,另一方面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为政治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避免了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社会动荡,秩序紊乱问题,也解决了政治改革,没有强大物质做保证的问题。有利于整个国家机器的合理有序运行,有利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进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少数国家的推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对国家日常的经济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防止国外势力的政治意识渗透,我们要积极进行相关刑事诉讼法的改革,以确保中国刑事诉讼法系统的建立健全,有利于保证中国公民的人权,以避免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保证国家机器的合理运转。这与国家进一步推动刑事诉讼法改革是分不开的,需要我们进行大力推动,以保证国家的政治形象,避免被其他国家利用人权借口进行攻击,也避免其他国家意识文化的渗透,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明确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进行具体系统的改革。 二、关于新旧刑诉法变化的分析 目前,刑事诉讼法,有利于针对目前的国际形势,国内实情,给出正确的解决方式,有利于中国刑事诉讼法系统的建立健全,有利于保证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形成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良性监督,有利于维护国家司法的公正性,有利于打击社会违法犯罪活动,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秩序,有利于国家政治建设的顺利开展,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的改善深化,有利于公民良好法治意识的养成,有利于国家司法行政体制的建立健全,有利于解决中国在政治建设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具体指导,具体解决,以确保国家政治建设的稳定推动,促进中国司法建设的日益深化。 中国新刑事诉讼法的改革,进一步保障了人民的合法权利,有利于保证人权,有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在以前的旧刑事诉讼法中,由于有些规定的不明确,不能很好的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不利于中国的司法政治体制的深化完善。在旧的诉讼法中,被害人与检察院的关系没有做到完善的和谐性,有时候不利于对被害人的权益实现,在一些情况下相当于公民的合法权益被剥夺。在新刑事诉讼法之后,被害人的权益维护问题得到了一些改善,有利于被害人直接参与相应的诉讼程序中,有利于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在此过程中,有利于被害人与国家司法行政体制的和谐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被害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协调,有利于国家政治建设的平稳运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法制建设的有效结合,共同发展。新刑事诉讼法的建立健全有利于保证中国司法政治体制的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政治的顺利开展,有利于中国公民权利权益的实现。 通过新旧诉讼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国家司法体制建设的日益完善,中国公民权利范围的日益提升,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中国法制社会的建立健全,更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政治实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以应对国外不良意识形态的侵蚀。 三、关于被害人合法权益在法律规定上的缺陷分析 在日常司法行政建设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密切, 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对权利关系,是同一刑事诉讼中的对象、主体。在实际法制建设中,新刑事诉讼法,不能对两者的权利权益关系给出一个系统的公平性,也就是相对公平性,这不利于保证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比如在新刑事诉讼法法中,缺少对被害人委托诉讼人权限的具体规定,不能合理的进行权利划分,也就不能形成良好的司法环境,不利于形成相对平等的诉讼权利与公平性的诉讼地位。国家司法机构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完善,促进辩护人权利系统的完善,以有利于建立健全中国的司法行政建设,有利于中国各个诉讼阶段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保证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诉讼人的权利范围没有给出具体的划分,导致人的权限不明确,不能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案件中,确保该确保的权利,避免该避免的问题。这些东西对于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需要国家行政司法部门给予相关重视,以确保中国政治建设的蓬勃发展,以实现现阶段中国刑事诉讼系统的建立健全,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案件中,关于被害人的上诉问题,总是遇到一些麻烦,新刑事诉讼法中也缺乏了相应对于被害人上诉权利的详细规定,只是给出一些大体的方案。这对中国司法机构保证被害人的权益水平是很不利的,不利于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不利于中国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国家司法体制,健全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体制关于人权权益的保护更加完善健全。 在实际诉讼案件中,一些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依然根据以前相关诉讼法的规定,将被害人的范围限制在一个小范围里,不利于中国司法行政体制的完善,不利于中国政治建设的建立健全。由于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不能对被害人范围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这就不能避免在实际生活中,被害人相关权益保障的缺乏,不利于打击目前社会中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利于保证国家政治建设的稳定进行,不能很好实现目前国家对于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就不能适应目前国家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不能保障中国政治建设的平稳运行。针对目前新型犯罪的日益增多,对于日常增长的法人犯罪率,我们需要积极的进行刑事诉讼法体系的建立健全,稳定社会政治秩序,以促进中国政治建设的顺利运行。针对具体情况,扩宽被害人的应用范围,以满足当前形势犯罪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扩大被害人的适用范围,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提升,有利于被害人日常政治权益的维护。 四、关于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经济体制建设的发展,中国各种性质的犯罪形势与以往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注重的是国家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的维护,违法犯罪分子的危害性。国家公诉机关取代被害人的相关权利,一定程度上,不能让被害人渗入到司法体系中,不利于被害人具体权益的保证,不利于被人害权益系统的延伸完善。在以前的体系下,被害人起到的作用是辅助国家公诉机关进行办案,并且其缺乏必要的灵活性,限制了被害人相关权利的发挥。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了相对提升,具有一定的控制权与灵活性,有利于实现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在实践中,硬性的刑事法律调整所产生的结果有时候与社会所期望达到的结果有所差别。对被害人而言,伤害既已造成,这时候理性的做法应该是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里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经济利益用以弥补人身和财产损失,精神利益则是通过惩罚犯罪人使被害人或是被害人家属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对犯罪人而言,在自由和经济损失之间,自由总是显得更加可贵一些,大多数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愿意选择刑事和解的。刑事和解不仅有利益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更能保正刑事被害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通常来说,有些刑事案件可以避免,但是由于犯罪人与被害人当时的情绪冲动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双方矛盾的恶化,在导致刑事案件之后,双方可能出现后悔的举动,甚至有些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是亲戚、朋友、远亲等的关系,新刑事诉讼法法中的冲突双方的和解设定,有利于缓和双方矛盾,改善双方的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利于保证国家政治法制建设,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的降低被害人的损失。有利于调动犯罪人与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的能动作用,有利于双方的沟通交流,有利于双方关系的缓和,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矛盾,促进社会环境的和谐。 五、关于新刑诉法对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分析 纵观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发现中国社会每个时期的政治建设特点都是不同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别害人的权益根本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人权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刑事诉讼程序的主动者是国家中央集权机构,而被动者只是被害人,这段时期是没有人权,缺乏基础人权保证的社会。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国家刑事诉讼法制体系的建立健全,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日益的改善,其在国家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有利于中国被害人权利的保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潮,在此过程中,相关人们的权益得到了维护,中国人权保证日益得到了维护。 刑事诉讼法论文:略谈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保护 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现代各国对刑事犯罪的追诉，有的采取国家追诉主义，即检察官公诉垄断主义，有的采取国家追诉和私人追诉相结合，但是不管采取何种方式，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正是把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为修改重点之一，进一步强化了对被害人的法律保护。被害人内容上的修改是新刑诉法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本文试就现行刑诉法与新刑诉法中被害人的不同规定加以比较分析，以此透视一下二者在立法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方面的变化趋势。 一、关于被害人法律规定上的变化 （一）法条数量上的变化 现行刑诉法涉及被害人的条文有10条，其中将“被害人”一词直接用于规定的仅有8条；而新刑诉法关于被害人的条文有20条，其中涉及被害人一词的规定就达17条。新刑诉法较现行刑诉法改动了110处，其中补充、修改有关被害人的规定占改动问题的七分之一。刑诉法修改决定对被害人的原有规定之所以大幅度地增补，旨在平衡打击与保护的关系，增强被害人的控诉功能。同时力图通过被害人诉讼保护这一窗口，体现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程度。 （二）被害人诉讼地位上的变化 现行刑诉法第五十八条将被害人列为诉讼参与人之列，其诉讼地位与证人相似，不同于证人之处是被害人享有一定的申请权或申诉权。现行刑诉法中的被害人不属于诉讼当事人，一般不直接参与诉讼，只是由于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了犯罪行为的侵害，才与刑事诉讼发生联系，其参与刑事诉讼是被动的，其在诉讼活动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被害人诉讼权利受诉讼地位的制约，其诉讼权利的行使主要依靠并通过司法机关对犯罪追诉行为的实施而达到自身合法权益保护之目的。改现行刑诉法第五十八条为新刑诉法第八十二条，将“被害人”修改为“诉讼当事人”。被害人由诉讼参与人变为当事人，这一规定上的变化使其由被动变为主地，势必将形成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等且独立的诉讼地位，这将大大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刑事诉讼的程序，为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提供更多的契机。 （三）被害人诉讼权利上的变化 现行刑诉法中的被害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其诉讼地位有近似于当事人之处，执行一定的控诉职能，有一定的独立请求权，但不是当事人，有证人的作用，而不是证人。现行刑诉法中的被害人实质上是介于证人和当事人之间的一种诉讼参与人，是具有一定独立请求权的特殊证人。其诉讼权利主要有：①控告犯罪和请求赔偿经济损失。控告后如果不立案，有权申请复议；②对人民检察院免诉和不起诉决定有申诉权；③可以亲自参加法庭审理，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证人、被告人发问，有权参加法庭辩论；④在自己的诉讼权利受到非法限制或剥夺时，有权提出控告；⑤委托人依法参加诉讼。新刑诉法则对被害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①控告权。对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列出专款加以规定；②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③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者案件处理发表意见权；④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⑤直接起诉权；⑥参加法庭审理权；⑦申请提出抗诉权；⑧对生效裁判的申请权。此外，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还被明确赋予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 现行刑诉法中被害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其诉讼权利带有较大的局限性，权利范围相对狭窄。被害人权利的局限性在现行刑诉法中最显著的表现有三：第一，诉讼权利的行使往往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相对滞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决定其不能直接参加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权利也只有在诉讼中的部分阶段体现出来，而且一般要在司法机关作出某种诉讼行为之后，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譬如，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申诉权，要在人民检察院作出免诉或不起诉决定之后才能行使。第二，某些诉讼权利的法律依据有限。被害人的委托权现行刑诉法中没有规定，根据律师暂行条例和司法实践，被害人在起诉后，开庭前可以委托律师或近亲属担任其诉讼人参加法庭审理，其委托权的行使仅限于法庭审理阶段。第三，诉讼权利范围窄小。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局限于控告权、申请复议权和申诉权等一些补救性权利。窄小有限的权利范围直接束缚、抑制了被害人控诉职能的发挥。鉴于现行刑诉法中被害人规定的种种局限性，新刑诉法首先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规定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之一，明确赋予被害人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并将委托诉讼权扩及整个诉讼阶段；其次，对被害人在诉讼全过程中的诉讼权利作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主要体现是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了被害人的控告权、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参加法庭审理权和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等原有权限的适用规定；另一方面增设了被害人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案件处理发表意见权、直接起诉权和申请提出抗诉权等新权项的规定。新刑诉法完善并扩展被害人的诉讼权限、丰富其权项内容，有利于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诉讼的广度和深度，强化了被害人作为公民个人的法律保护，充分体现了新刑诉法既注重依法惩治犯罪，又注重保证诉讼民主，维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 （四）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关系上的变化 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告状无门”的问题反映强烈。有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害后，投诉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不上案，甚至不被受理；有的立案了，对被告人却该逮捕的不逮捕，该起诉的不起诉；法院判案，也存在着重罪轻判，该判不判等问题。究其原因，不可否认这背后常有“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祟；但也不能忽视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行为缺少外部力量的有效制约，尤其是缺乏被害人一方的制约。 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提高和权利的扩展必然对公检法行使职权产生制约，从而使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现行刑诉法实施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诉讼行为在不同诉讼阶段分别受到三机关不同程度的制约。其诉讼行为以三机关的主诉讼行为为前提而存在，属于辅助性、附属性或补充性的行为。纵观我国公诉案件追诉活动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我国现行的刑事追诉形式是国家追诉。公检法机关在国家追诉活动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被害人成为附属。诉讼中的公检法与被害人存在着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被害人无法约束影响公检法的诉讼行为，其投诉难、告状难的问题在所难免。造成此问题的症结是现行刑诉法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规定明显匮乏，关于被害人对公检法机关诉讼行为的反制约缺少规范。笔者 认为，立法界修改现行刑诉法时可能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在新刑诉法里建立了一套新制度，增补了三项重要规定：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被害人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检察机关不立案、不追究的，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被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其中对不立案提出异议权、申请提出抗诉权的规定是被害人通过合法手段间接制约、监督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诉讼行为的立法规范。直接起诉权是三项规定中反制约特色最突出的一项，这一规定表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若不服或不满公安、检察机关阶段性的追诉结果（结论），可以直接起诉（自诉）。直接起诉权的行使，可以使公诉案件转化为自诉案件，使国家追诉转化为个人追诉（自诉）。这实际上扩大了自诉的范围，有利于解决“告状难”的问题，使被害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积极性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和监督，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可以预测，新刑诉法实施后，公诉案件的刑事追诉将构成以国家追诉为主要形式，个人追诉为补充形式的双轨追诉机制。为依法惩治犯罪，行使国家追诉权的公检法机关与拥有自诉权的被害人双方在诉讼中将形成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新型关系。 二、关于被害人规定上的不足及立法建议 被告人与被害人，本是犯罪行为中相对的双方，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被害人应享有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同或相对的权利，然而，新刑诉法中双方的某些诉讼权利既不相同，也不对等，被害人的权利规定明显存在两点缺陷：其一，新刑诉法缺乏被害人委托诉讼人权限方面的规定。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之一，其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有同等的诉讼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推而及至，其委托诉讼人也应与辩护人享有对等的诉讼权利，具有同等的诉讼地位。新刑诉法关于辩护人的权利规定得系统、完善、具体且贯穿于不同诉讼阶段，便于操作。相比而言，关于被害人委托诉讼人的规定仅见于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此条规定也仅仅是列举了诉讼人的范围，没有述及诉讼人的权限。被害人的诉讼人与辩护人在权限规范上的不对等、不均衡，无疑是新刑诉法的疏漏之处。其二，新刑诉法缺少被害人上诉权的规定。对于应不应该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是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势必产生两大弊端，一是导致上诉案件数量大大增加，不利于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二是将使上诉不加刑原则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能够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被害人上诉的案件中，上诉的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的关系也难于处理。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弊大于利。另一种意见认为，注重保护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现行刑诉法在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规定得很不够。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依法行使检察权，不是被害人的代表，对于被害人请求抗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并不一定会提出抗诉，因此应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上诉权。上述两种意见都有其道理，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笔者则认为，尽管上诉权的适用中可能会出现诸多棘手的问题，但上诉权是被害人的一项固有必要的诉讼权利，不可取消或剥夺。取消上诉权，就会破坏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整性，这与人权保障的全面性要求不相适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还可减少刑事终审裁判后的申诉现象。权衡利弊，为了既避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能产生的弊端，又加强对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笔者建议对被害人的上诉权可限制有条件的适用。即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尚未生效的一审判决、裁定不服，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决定不抗诉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此外，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范围，现行刑诉法是指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适用对象包括自然人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对这一解释，《刑诉法》修正案既未修改补充，又未出台新规定，致使被害人的适用对象依旧狭窄、套用，不能适应当前犯罪斗争形势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法人犯罪和其他新型犯罪日趋增多，犯罪中经济损失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方往往是法人和国家。法人、国家能否成为被害人？若将法人、国家界定为被害人，其诉讼权利由谁行使？笔者认为，扩大被害人的适用范围势在必行。建议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细则》中重新界定被害人的内涵，划定被害人的范围，将被害人的适用对象扩及到法人和国家，适应当前惩治各类犯罪的需要。同时还应明确规定：若被害人是法人的，其法定代表人可依法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若被害人是国家的，在国家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不法侵害，受到一定程度损失的情况下，从立法上应根据具体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犯罪客体来具体确定被害人。即确定有职责代表国家保护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社会关系，依法有义务维护国家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利益不受侵害的国家职能机关或主管机关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由其具体承担国家作为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诉讼中在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情况下，若其不服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的决定，只要其有证据证明其所维护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国家利益遭受了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不法侵害，可代表国家作为被害人行使自诉权，以维护国家的合法权益，挽回国家的经济损失。 为顺应世界潮流和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在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方面突出被害人的立法保护，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应制定专门的法律，采取下列措施对被害人的权益予以切实保障。首先，扩大被害人适用对象的范围；其次，对被害人的控告权在情况紧急时的相应保护措施；第三，对不立案决定、不起诉决定的申请复议权，司法机关应慎重对待，在规定期限内，将不立案的原因和复议结果及时告知被害人；第四，赋予被害人对未生效的判决和裁定有限的上诉权；第五，确立被害人在参加庭审活动中与被告人同等的诉讼权利；第六，扩大对被害人法定赔偿损失的范围，确立被害人先行对被告人财产进行预防扣押的申请权；最后，确立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诉讼法论文:分析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研究 论文摘要 近几年来,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不只是在内容上的拓展,在研究方法上是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却没有被拿来研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就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现在的困境以及解决的办法来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论文关键词 刑法 刑事诉讼法 协调统一 在我国法律的实践过程中发现,行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协调的问题,二者互动不明显,无论是在法制观念上还是在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中,二者的关系都是分离、割裂甚至是断层。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因为犯罪联系到一起,他们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都受到刑法政策的知道,在我国法律历史上是并存的,所以,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的认识,对于树立形式一体化的观念和整体立法是非常重要的。 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 (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本质上是因为犯罪而联系在一起的 犯罪时人和人之间因为利益的冲突而发生恶变,从而产生了犯罪,犯罪这一行为不仅仅是侵犯了当事人的利益,更严重的是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秩序,为了消除犯罪这种不理性的行为,国家就一定要对这种犯罪行为进行规范,所以,刑法以及保证刑法能够顺利实施的一系列诉讼法就产生了。 格兰威尔·威廉斯在《刑法教科书》中是这一命名犯罪的:“犯罪是一种可以引起刑事诉讼并导致刑罚的违法行为。”因为犯罪的联系,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更加密切,没有刑事诉讼这一程序,案件就没有办法展开认定,犯罪的不到打击,刑事纠纷也不能解决,刑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刑事诉讼是刑法两个最近被要素——犯罪和刑罚之间一个连接,是一个过程。 反过来说,刑事诉讼法也是离不开刑法的,刑法是对保护对象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如果一旦没有了刑法,那么定罪量刑就没有了标准,诉讼过程也会无的放矢,刑事诉讼法也没有了实际的意义,对于国家惩处犯罪来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们的共同的功能就是处理犯罪引发的刑事纠纷,真是因为这样,才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联系到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取向是一样的 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刑法和心事诉讼法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书本上的字里行间,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次和理念上的默契,在价值取向上具有相同的特点,“正义所关注的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正义的体现,是刑法的最终的追求,而这一追求靠的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 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遇到的困境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我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我国的基本的法律,同时他们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二者互相配合,和谐发扎。但是在我国的法制实践中,二者的关系还石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对二者的关系认识理解上存在误差 在认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的方面,存在着两种极端的认识,一是在我国法律的发展史上,都是延续着“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古老观念,刑事诉讼法的地位没有得到体现,而是作为刑法的附属品与其他的法律合并存在,这种情况延续到现在社会。二是随着法律程序法基础理论的发展,尤其是程序正义理论的导入,刑事诉讼法的价值被很多学术研究者逐步的认识了解,并且去提升它的地位,在学术界开始引起一番实体与程序那个重要的争论。 (二)对于刑事立法来说,没有考虑协调统一的特点 对于国家来说,立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在立法的程序中,一定要保证规范和严密,并且要考虑到其他的法律,保证协调统一,但是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时间不能同步,这就造成了刑事诉讼法在处理犯罪问题时候的不协调。 (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收到形势政策的指导影响 形势政策值得是一些能够代表国家权利的公共机构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围绕着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一些有力的措施,还有对这些策略和措施鞥够涉及到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态度。国家在形势政策的指导下创立设置了刑罚,刑事诉讼的中心任务就是对刑事责任进行落实,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形势政策的最终决定意义才得以体现。 在刑事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刑事的政策,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刑事政策的一个载体,刑事政策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制定的一个依据和标准,刑事政策的精神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体现出来,刑事政策可以说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灵魂和核心。 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实现良好关系发展的方法 (一)在观念上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联系起来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要解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当前的这种不密切的关系现状,首先就要从观念上改变认识,重新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定位,这是能够正确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处理好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在对待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上,对任何一方面的重视或者是疏忽都是片面的,过度的对程序独立价值的强调,牺牲了实体的价值,这种方法只是架空了刑事实体法,并且让刑事程序的本身失去了存在了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实体法的支持和指导,程序的推进是盲目且没有目的性的,在实体法的立法过程中冒然将动态的诉讼过程切断,留着一些看着很美好的刑法的制度,最后却没有一点实用价值。 所以,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进行理论性的研究,都应该将刑事一体化的观念摆在前头,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联系起来思考问题,将原先的重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区别,却忽略二者之间的联系将他们分开对待的陈旧思想,从根本观念上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等一些不科学的观念,对二者的关系要理性的对待和认识,真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二者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一观念竖立起来。 (二)在立法的时候注意立法的整体性 在立法的层面正确处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能够保证二者的互相呼应和配合是非常重要的,要想在立法的过程中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二者衔接的自然通常,就要将它们密切联系,看成是一个整体,这样才能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在系统配合的上才能做到完美。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施和废止也应该做到时间的统一,在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时候,要宠妃考虑刑法相对应的问题,同样的,在制定刑法的时候也要将刑事诉讼法的问题考虑进去,将二者的实体法规范完美结合,对他们进行探讨和沟通的时候也要保证是同时进行的,保证二者在立法方面的协调统一和互动。除了注意立法时候的协调统一,在二者法律的内容规定上和技术方面也应该做到协调,心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内容中,要注意协调,多推敲文字记述的处理,对二部法律内容上出现的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要尽量避免,努力做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互相交流和共同发展。 (三)在刑事立法之前,应该做好前期准备 在刑事立法之前,预测工作是不能避免的,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系统的工程,所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自身的特点应该和当前社会发展、经济形式等各方面相结合,制定者不仅要有远见,还要有良好的预测性,能够提出立法的方向、趋势和立法的重点,喂将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能够创建一个良好的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在学科研究方面也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联系 由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的,他们都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的对象及领域,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被放在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因为这种划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更加疏远,各自发展,没有互动也没有联系,对于二者的发展和沟通是非常不利的,导致很多刑法的研究者都忽略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的研究,学习刑法的只研究刑法,学习刑事诉讼法的只研究刑事诉讼法,将它们越拉越远,二者的研究者对彼此的领域有的只是简单的涉及,却做不到像研究本学科一样精通,这种后果就是研究者们在研究法律上各自为政,思想停留在一定的地步不会前进,这种思维模式,造成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想交叉研究的缺乏,就造成了对很多问题的研究都只是表面性的,做不到深入的研究。 所以,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研究领域,就要做到知识的相互联系和使用,对研究二者的学者要进行知识的普及和联系,鼓励他们多将二者联系起来,从研究的领域解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遇到的瓶颈问题,这样不仅能够确定立法的严密和准确性,保证二者之间的亲密联系和和谐统一,更重要的能够促进我国立法的准确稳定的进行,更好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服务,创建一个和谐统一的安定社会。 刑事诉讼法论文:仅凭同案被告人揭发不能定罪───兼谈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 陈某与曾某因合伙经营事务发生纠纷，于92年8月30日下午，纠集甲、乙、丙、丁四人，言明去“教训”曾某。随后，五人于当晚二十时许，驱车赶至曾某居住的工棚。陈某留在车上，甲等四人下车后，用拳脚和携带的凶器将曾打伤，致曾头部、躯干部多处受伤，倒地不起。作案后，陈某担心被围攻，立即率领甲等四人乘车逃离现场。后曾某因肝脏破裂，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陈某回到住处后，害怕曾某伤情严重，产生严重后果，随又连夜返回现场查看情况。当晚，陈某和丙、丁三人被公安人员抓获，甲、乙二人闻风潜逃。2001年11月12日，甲荒车毓踩嗽弊セ窈笠扑凸榘浮I笪适保⒍《私曳⒓锥质凳┥撕υ承形猓？其余被告人和现场证人均未证实甲实施了伤害行为。甲自己亦只供认到了现场，但未曾动手参与殴打曾某。 审理本案中，对被告人陈某系主犯，认定其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没有疑义。但对甲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甲事先明知是去“教训”曾某，并相随数人一同前去现场，同案其他俩被告人丙、丁均检举揭发甲分别在工棚内和工棚外参与殴打被害人，是本案实行犯之一： 第二，甲拒不承认有动手直接伤害曾某的情节，只有丙、丁这两个同案被告人检举揭发，而其他同案被告人陈某（主犯）、乙和证人均未证实甲动手打人，仅凭丙、丁的口供，不能认定甲动手参与殴打被害人。即，甲不是实行犯，而是帮助犯。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就是七种证据之一，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共同犯罪中，常常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举报案外人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攀供”，其具有多大的证明力，其可采信和可信性如何，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切忌追求“内心确信真实”，满足于“高度盖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又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并提出了证据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反映了法律对口供慎之又慎的态度。 上述运用证据的原则和证明标准，都要求我们在对口供进行审查判断时，要审查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是否受到外界干扰影响？如引诱、逼迫、威胁、暗示等，逼供和串供等情况是否存在？还有这些口供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前后一致，对同一事实情况是否一致，有无矛盾之处？要审查其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能否一致，相互印证。 我们知道，口供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最清楚，可能是案件最真实、最全面、最具体的证据材料；另一方面，由于案件的处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责有直接利害关系，出于各种动机，他们会作出虚假的供述和辩解或虚假的检举揭发。一方面是证据的一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具有辩护的性质，是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口供的真实成份与虚假成份并存，有时也可能全部是虚假的成份。口供自身的这种特点，也要求我们对其从形成过程、内容、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的关联程序来查证。本案五被告人在共同实施伤害曾某行为中，究竞甲是否有罪？在作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处于什么犯罪地位？而甲及其辩护人认为本人确未动手，亦无证人证实，仅凭丙、丁二被告人的“攀供”，不能认定其有罪，应作出无罪的推定。下面按照前述审查口供的要求作一下分析：首先丙、丁的口供从来源、形成过程上看，没有证据反映出存在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或存在串供；从口供的内容上看，丙、丁二人在涉及实施暴力时，均对自己的行为轻描淡写，且相互推诿。在具体细节上亦不完全一致。如丙说甲在工棚内动手打人，丁说甲在工棚外动了手。可见，对甲动手打人这一点虽然是一致的，但时间、地点不能吻合；从动机上看，不能排除丙、丁二人无推卸罪责，逃避处罚的可能性。恰恰相反，证人林某证实，在实施殴打行为的人当中只看清楚丙、丁两人实施殴打行为，且动用了凶器，这俩人是“主攻手”。心理学告诉我们愈是罪行严重，愈会在对其追究责任时将罪过推得一干二净，本能使然。从平素表现看，丙、丁二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且有前科，作案当天才来到包工头陈某的工地，并非同甲乙二人一起打工劳动。故丙、丁二被告人“攀供”的真实性质更加值得怀疑；从与案内其他证据的联系来看，丙、丁的口供无法得到印证。因为，再无其他证据证明甲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行为，那么，丙（或丁）的口供只能用丁（或丙）的口供来印证，但这又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用真实性值得怀疑的事实去证明另一个事实的真实性。这也正是“先入为主”在逻辑上的矛盾表现之一。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丙、丁的口供不能查证属实。 （2）再换一个角度来分析。把被告人供述、辩解理解为仅指甲本人的口供，那么，丙、丁的口供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对待。同样可以发现，由于丙、丁二被告人受其诉讼地位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影响，不能排除其没有隐瞒事实真象，编造谎言，蒙混过关的动机，也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在重要细节上陈述并不完全一致，其证言亦不能证明甲动手殴打被害人。而且，由于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口供，因其相互检举揭发与对其本人的定罪处罚有相当的利害关系，即使甲、丙、丁三被告人口供相互一致，也即甲作出了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如绝对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的可能性，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未翻供，细节基本一致，分别指认的现场情况相互吻合，符合情理，且无不良动机等等，才能谨慎地以口供作为定案的根据。特别是在涉毒、贿赂等具有证据种类单一化特征案件的审理中，尤需严把此关。 （3）甲虽不能认定为与丙、丁是同一犯罪地位的实行犯，但其仍然是有罪的，不能因未直接动手打人即可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甲从主犯陈某的工地随同其他被告人出发时，即已明知此行前去打架，是去“教训”曾某，而且是结伙行凶。甲未以任何言辞或行为表明自己是搭乘顺车外出办事或纯粹看热闹，其余被告人亦无这样的认识。这说明，在主观上，甲的个人认识和意志与其他同案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认识和意志已经联结成他们共同的认识和犯罪意志，那就是──“教训”曾某。客观上，甲自己也承认进入作案现场。从工棚内的挑衅、撕打到工棚外的暴力行为，整个过程均能较为详细地描述出来，这一事实已查实。即使其本人确未曾直接动手打人，但其冷眼相观，即不劝阻，又不制止，在客观上一方面助长了实施殴打行为者（即实行犯丙、丁等）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其更加有恃无恐，恃无忌惮，使犯罪行为升级化。另一方面也使被害人及其身边的人产生畏惧心理，不敢反抗。甲的这种冷漠态度和“坐收渔利”的行为并没有切断自己先前伙同他人乘车前来打人的预备行为与共同犯罪的联系，从而丧失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原因力作用。在这种特定的场景 中，甲的不作为实际上对犯罪的完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道德的底线，超出了道德所能调整的范围，应受刑法的调整。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替实行犯出主意，想办法，撑腰打气，站脚助威等均属于对实行犯的精神性帮助，其与物质性帮助一样，同样也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是帮助犯。而帮助犯只有在及时制止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并且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中止，显然，被告人甲的不作为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4）虽然，对被告人甲动手参殴的事实不能认定，即甲不是实行犯，但对其站脚助威的行为则完全可以认定，即甲是帮助犯。而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可以作为主犯量刑，对本案而言，个别实行犯的实行过限要由全体实行犯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帮助犯只能作为从犯来量刑，不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后者在刑罚幅度上要轻于前者。因此，这样处理也符合“疑罪从无，疑罪从宽”的原则精神。 （5）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46条中的“被告人”应包括共同犯罪中的同案其他被告人，笔者认为可以。关于被告人口供，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层意思：承认犯罪或指控的事实，叫供述；说明自己罪轻、无罪，是辩解；还有对他人犯罪行为的陈述，则为检举揭发（本文仅指对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供述纯粹是针对自身行为，而检举揭发则是矛头指向别人，所述事实皆由他人所为。以本案为例（仅指甲是否动手这一事实展开讨论），甲与丙、丁的口供可分为几种情况： 1、甲不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丙、丁却检举揭发之； 2、甲不承认犯罪，丙、丁亦未检举揭发其犯罪事实； 3、甲供认自己的罪行，丙、丁亦有相同的口供印证； 4、甲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丙、丁的口供不能与其相互吻合。 5、甲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丙、丁亦交待了各自的犯罪事实。 对了第1种情形，前面已论证了它的不可信性，在此不再讨论。第4种情形属传统意义上的“只有被告人供述”，对其如何处理，法律已有明确规定，即不能认定甲动手参殴；第3种情况，表面上看甲、丙、丁三人口供都能一致，相互吻合，似乎可以定案了。但实际上，丙、丁亦处于被告人地位，受其复杂的心理动机（如报复、陷害他人、相互推诿、蒙混过关、出于私情包揽罪行等）影响，对其口供真实性的怀疑是相当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符合一般经验法则。因此，如果除被告人口供外其他种类的证据一点也没有，绝对不能轻易定案，除非满足所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至于第2种情形，则属典型的“没有被告人供述”，此时就要靠其他证据来认定，只要确实充分亦可认定甲动了手。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是1、3两种情况。审判人员往往为在审限内结案或不使罪犯逃避惩罚，勉强以丙、丁二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来认定甲动手打被害人的犯罪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且在审查被告人供述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一致时，将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放在同物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同等证据地位上来印证待证事实，这是一个误区。被告人的口供笼统地讲既包括甲的供述、也包括丙、丁的检举揭发。但仔细研究， 刑事诉讼法第46条中的“只有被告人供述”，仅指甲（或丙、丁等）承认自己犯罪或有被指控的事实存在，即“供述”：“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则指甲（或丙、丁等）说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的辩解，甚至对他人罪行的检举揭发。这里不能将“供述”扩大解释为“口供”。因此，把这一点搞清楚，“被告人”的范围有多大则不言自明了。现在反过来再看第5种情形，就可以发现甲、丙、丁三被告人所供认的罪行均关乎自身，亦未相互纠缠，是清一色的“被告人供述”，此时如无其他证据，他们的供述无法得到查证属实，当然不能认定甲动手打人这一情节。可见，无论是被告人的供述，还是辩解和攀供，它们都处于同一的证据地位，具有相同的特性，尽管出自数个被告人之口，但对其互证力不应期望过高，即“不轻信口供”，一般情况下，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被害人死亡未留下任何陈述，即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更不能轻易用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证其罪。而要把着力点应放在口供外的其他证据补强上，放在调查研究上，要“淡化”口供。这既是口供自身特征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人权，杜绝刑讯逼供，促使司法人员提高办案水平特别是侦察水平的大势所趋。立法者的本意也正在于此。 刑事诉讼法论文:浅论对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反思 论文摘要 技术侦查侦查措施的使用无不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因而从适用对象、批准权限,以及每一措施的适用方式和期限,都要按照法律规定严格进行,坚决杜绝违反程序使用、越权使用和滥用。故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存在已久的技术侦查措施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势在必行的一步。 论文关键词 新刑事诉讼法 技术侦查措施 进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于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一方面,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刑事犯罪的攀升与犯罪手段的智能化、技术化,已经成为不可争议的现实。这一现实告诉我们,不仅侦查观念要更新,而且侦查模式、技术手段更要更新;另外,在侦查行为方面,由于不规范导致的冤假错案也时有发生,收集证据中的违法乱纪现象,滥用侦查权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侦查权运行的现状急须加强制约和监督。针对以上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侦查程序方面作了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批准,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的交付;明确规定采用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适用。 一、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法律上规定,是对权力限制的必要体现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刑事诉讼活动其主要特征之一在于国家公权力的参与,故需加强对公权力制约,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是处于打击惩罚犯罪的合理需要。由于公权力带有天然的扩张性,所以必须对其严加控制防范,以防其成为脱缰之野马。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自然具备了公法的属性,即应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有效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防止因公权力滥用给被追诉人造成损害。“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便绝对地腐败”,应把权力制约为修法的重中之重,这是实现其保障人权目的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刑事诉讼法才是一部“民权法”而非“治民法”。在刑事诉讼法中,事关重要的首为侦查权。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的“双刃剑”,既关系到犯罪的控制又关涉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应当缜密设计,以防止权力滥用给犯罪嫌疑人权利造成侵害。在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其中之一亮点是新增了“技术侦查”一节,把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从现实中的“幕后”推至立法的“台前”,修正案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交由相关机关执行、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以及期限等相关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来进一步增强技术侦查的外部制约因素,从而减少技术侦查行为恣意的可能。 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规定了相关原则 在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其中之一亮点是新增了“技术侦查”一节,从第一百四十八条到第一百五十二条不难看出,条文本身对技术侦查措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 首先,“重罪”原则。“重罪”原则指所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要与侦查机关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相适应。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去讨论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的投出要与收入成正比,起码不至于失衡,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如果对轻微的刑事案件而采取与之不相符的或者说投入成本大的技术侦查措施,那就必然会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不符合侦查成本效益分析原则;因为它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性比传统侦查行为的侵犯性更为严重。在此次的刑事修正案中,首先规定的就是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案件的性质,明确规定公安机关采取措施的为“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检察院的为“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同时修正案也通过以上条文明确除此之外无其他例外情况。 其次,人权保障原则。从保障人权角度讲,由于技术侦查措施所主动介入的事件(活动)性质有时会尚未确定(即是否犯罪事件),此时所采取的侦查措施是建立于“假想犯罪”之上的,于是它也就可能会对公民的隐私权、通讯自由权等人权造成侵犯。从保障人权角度分析第一百五十条,其对公民的基本权益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也做出了保障。在采取措施时,应注重保障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在进行俗称“卧底侦查”的时候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于此同时也规定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对期限的延长也做了相对的规定。 再次,侦查程序法定。程序法定原则对于诉讼法的重要性不言而明,而现代刑事诉讼中同时亦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重要作用,刑事程序法定包括立法和司法两层含义:一是立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程序应当由法律事先明确规定;二是司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的刑事程序来进行。刑事程序法定,是由刑事诉讼涉及利益的重大性决定的。刑事诉讼的过程,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过程,而刑罚权包含着国家以强制力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等最重要的人权。因此,程序的确定性、公平性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程序(法)即无实体(法)”。这一法律格言,在刑事领域体现得最为彻底。为此,由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事先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程序,规范刑事诉讼活动,保证刑事诉讼的有序性和公正性,就显得尤其必要。此次的刑诉法修正案的出台,规范了技术侦查一章。在此前技术侦查的主体、对象、程序、监督、 救济和结果使用等方面在刑事诉讼法中均没有明确规定;以及技术侦查其本身的特性决定,在其没有程序规定时必然会导致滥用或者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此次修正案从规定有权决定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执行主体、执行种类、期限、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等方面都做了相关的规定,完善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 三、对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了规定,完善侦查机关侦查措施,屏蔽法外手段的需要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出台前,各种技术侦查措施和秘密侦查措施都在法外存在,而且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从权力法定的原则看,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时使用法外的侦查手段又是缺乏法律基础的。由于是法外手段,必然会缺乏监督,权力缺乏限制;于此同时,基于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手段的自身特性加之其法外性,导致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由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存在许多不同的技术侦查措施,如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录像、进行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在我国,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包括三类:技术类侦查措施(电子侦听、电话窃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象、邮件检查等);诱惑类侦查措施(如机会提供型引诱、虚示购买、控制交付等);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从而不难看出,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第151条肯定以上三大类的技术侦查措施。此条文明确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即明确了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以及“对涉及给付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即明确了诱惑类侦查措施。 四、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证据合法性。 在法律上,我国相关法律已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做了一定的规定,如《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公安部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3条第2款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移送案件时,只移送诉讼卷,侦查卷由公安机关存档备查。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需要作为证据公开使用时,按照规定采取相应的处理。由于上述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加之规定的法律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导致的结果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在事实上无直接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的反侦查能力却在提高,增加侦查取证的难度,尤其在“一对一”案件、无被害人案件中,取证难度不断加大,制约了侦查工作的打击犯罪效果。尽管我国在实践中,技术侦查工作取得了许多经验,实践工作中对提高科技含量热情很高,但是法律对此却没有积极回应。我国技术侦查多是以“隐形法”规制。 然而,在此次新修正案中明确规定采用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适用。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修正案此规定为侦查机关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所获得、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弥补了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案件侦查难,取证难的不足。 刑事诉讼法论文: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存在的问题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从1997年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它总结了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施行16年的经验，又吸收了国外刑事诉讼发展的新成果，在内容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体现了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统一。《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总体执行情况良好，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主要的有： 一、认识观念问题 一是实体和程序的关系问题。《刑事诉讼法》是一部程序法，和作为实体法的《刑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已经成为制约新刑诉法正确实施的一大障碍。一些办案人员认为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不考虑方法、程序。对刑诉法程序的完善反而认为是“束缚了手脚”、“影响了打击犯罪”，因而违反程序、省略程序甚至规避程序进行办案。侦查机关开始摆脱新刑法刚出台时的担心，仍然存在刑讯逼供现象，在新刑诉法实施后，有的警察甚至还因刑讯逼供致人死亡而被判刑。有的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只是“走过场”，“先定后审”现象仍然存在，律师辩护依然是“你辩你的，我辩我的”。为了达到“直接开庭、当庭宣判”的效果，只得进行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开庭。名为控辩式庭审，法官往往不自觉地又和检察官一起追诉犯罪，控审职能不分，难以达到控辩式庭审的要求。 司法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从古到今，对一些行为认定为犯罪的实体标准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对由谁认定、如何认定等程序问题上却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也是司法文明进步的表现。司法实践中，被上诉或再审改判的案件毕竟是少数，但群众有意见的案件却不少，程序总是是一个重要原因。粗暴执法、办案拖拉、司法人员和利害关系人私下频繁接触，怎能不引起群众的不满？ 二是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问题。刑诉法的修改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保护人权的精神，如比如第一次在法律上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行确定有罪”的原则，取消了收容审查和免予起诉制度，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案犯在交付审判前都称为“犯罪嫌疑人”，等等。从实施情况来看，“宁错勿纵”、“有诉必罚”的观念仍然很有市场。特别表现在宣告无罪的案件中，有的法院规定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不必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但对宣告无罪的案件却非常慎重，一定得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害怕被指责为“放纵犯罪”。尤其是对因证据不足而被指控无罪的，不仅观念上难以接受，实际操作上更是谨小慎微。也正是由于忽视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律师介入诉讼才举步维艰。不仅会见在押被告人有许多条条框框，在实际开庭辩护中，也往往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被告人的辩护权难以得到彻底的保障。监视居住被曲解为到指点地点进行居住，由于监视居住可长达六个月，使之形同收容审查。 违反程序也是违法。只有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才能适应依法治国的需要，真正发挥刑诉法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中的作用。 二、司法解释问题 由于《刑事诉讼法》比较抽象，适当的法律解释是必需的。但自新刑诉法实施以来，出现了多头制定司法解释的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刑诉法实施规定就达1159条，是刑诉法本身条文的5. 15倍。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为342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实施细则》为414条，公安部的《程序规定》为355条，以上三部门及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部委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48条。由于实施细则制定主体繁多，内容上不协调，有的已超越刑诉法本身的内容。由于刑事诉讼从侦查、起诉到审判本身是连贯的过程，但法律解释上的不一致影响了司法过程的互相衔接。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时，“保证人保证与保证金保证对同一被告人不能同时使用”，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实施细则（试行）》则规定“必要时，也可以责令犯罪嫌疑人同时提出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不仅如此，地方立法还与中央立法不协调。如刑诉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检察院许可也可会见。但广东公安厅却明文规定要由检察机关批准会见文书才准予会见，律师也不例外。可见，各自为政的解释有损于法律的统一和尊严，造成办案程序的混乱。 三、审判方式改革问题 修订后的刑诉法，顺应刑事诉讼发展的科学规律，提出变革审判方式。审判方式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控辩式”庭审，让公诉人和辩护人就犯罪是否成立进行辩论，法官居中裁判而不是和公诉人一起审问被告。所有定案的证据，应当在法庭上经过当庭举证、质证、认证。但在实施新刑诉法进行审判方式改革中也遇到不少问题： 一是检察机关的地位问题。控辩式诉讼要求控、辩、审三权分离，检察官和辩护方在法律地位上平等，亨有同等的诉讼权利，法官居中裁判。但是检察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诉讼的一方，又是法律监督者，造成控辩双方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官更多 地要考虑控方的观点和主张。控辩双方地位在开庭礼仪上也很能说明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25条规定“审判人员入庭时，请全体起立”，就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强烈不满，最终无法实行。 二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独立行使审判权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不仅包括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权，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涉，也包括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新刑诉法实施后，法院行使审判权受到其他机关干涉的情况有所好转，这也是全社会法制意识提高的结果。但在法院内部却并不能完全做到独立行使审判权，表现在先定后审和请示报核两个问题上。在案件开庭前，法官就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在合议庭内部先进行讨论，预先确定判决刑期，这就是先定后审。先定后审与新刑诉法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使开庭流于形式。不仅如此，有部分法院对审理中遇到的疑难复杂案件，动胤打报告向上级法院请示，而有关法院也乐于解答，以为是帮助下级法院解决实际问题。从请示报核的动机上看，业务水平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上诉后被上级法院改判而被追究错案责任。请示报核的存在，违背了二审终审制原则。因为经请示后判决的案件，实际上是二审并为一审，便当事人的上诉权得不到保护。 三是证人作证问题。按照控辩式庭审的要求，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公开质证、认证。根据举证责任的要求，证人应当由举证方负责保证出庭。但新刑诉法规定证人由法院通知，并且绝大部分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据某法院统计，该院审理的刑事公诉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只有5％左右。证人作证难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刑诉法上没有规定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的后果，也没有对证人的具体保护措施。另一方面，是由法院、检察院还是律师负责通知证人出庭，各方认识不一。第三，证人本身法律意识不高，害怕打击报复、得罪人，存在传统上不愿涉讼的心理，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证人不出庭作证，当事人就只能对书面证言发表承认或否认的意见，无法对证人进行询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质证。 四、司法机关的配合问题 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实现刑诉法的目的。新刑诉法施行一年多来，虽然总体上配合得不错，但在某些方面也衔接得不好，主要表现在二方面： 一是赃款赃物移送问题。新刑诉法专门增加了一条关于赃款赃物移送的规定，但比较原则。在实际执行中，有的司法机关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不移送赃款赃物。因为有的地方财政对赃款赃物采取提成的办法，即使不提成，执法机关也可凭入库赃款数额为筹码要求多拨办案经费。而且在六部委的《规定》中，一方面讲“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依法移送”，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得以未移送赃款赃物为由，拒绝受理案件”。如果公诉机关不移送作为证据使用的赃款赃物，（事实上赃款赃物肯定是案件证据，且是否是赃款赃物只有通过审判程序才能确定），法院则处于两难境地，既不能退回侦查，也不能轻易作出罪名不成立的判决。赃款赃物不能依法移送，还很容易产生司法腐败。 二是卷宗材料移送问题。新刑诉法对庭审结束后检察院是否向人民法院移送案卷材料无明文规定，而“两高”司法解释又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检察院在庭审后3日内将其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且移送的证据材料必须是原件。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证据只移送复印件，且不移交内部材料。另一方面，对移送的卷宗材料中，如发现在庭审中未被指控的犯罪，按控辩式庭审的要求，法院不能处理。但如果不处理，是否会导致放纵犯罪？ 五、财产刑执行问题 新《刑法》实施后，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适用范围扩大，相关条文从20条增加到139条。但新刑诉法关于财产刑执行的规定仅2个条文，即使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也仅有2个条文，造成司法实践中产生一系列问题。如被羁押的犯罪分子，是由其本人缴纳还是应由其亲属代为缴纳？应在判决生效时缴纳还是刑满释放后缴纳？对未成年人应否适用罚金？如果适用应由谁缴纳？对死刑犯的罚金或没收财产如何执行？如何区分犯罪分子个人财产及其家庭财产？罚金刑由刑庭执行还是由执行庭执行？诸如此类问题，由于法无明文规定，各地做法不一，使刑事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受到影响。 这些问题立法机关应当加强研究，完善立法。司法机关应严格依法办事，不断规范程序，以更好地发挥刑诉法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中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论文:分析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缺陷与完善建议 一、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存在的缺陷分析 (一)该条依然把“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作为辩护人的责任,却又未指明这一责任是针对谁应付的责任和性质,易使公安司法机关依然误认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责任还由辩护人承担;一旦辩护人未尽到这一责任,公安司法机关完全可能据此作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刑事裁决。 (二)该条虽然规定了辩护人上述责任,却没有规定,辩护人未尽其责,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难以保证辩护人怀着满腔热情,积极主动、自觉地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努力“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相反,他可能根本不“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因为即使如此,辩护人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这样,就很可能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三)该条规定与刑法的规定不完全相符合。根据我国1997年刑法有关规定,当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有如下几种:①单纯有罪宣告,减轻处罚;②作有罪宣告,从轻处罚;③作有罪宣告,减轻处罚;④免除其刑事责任等。例如,1997年刑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就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等等。“根据法律”的要求,辩护人有权也应当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提出其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的职责。然而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却没有规定辩护人要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这一职责,这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该享有的“从轻处罚”的合法权益落空! (四)依然重视实体辩护,没有规定辩护人有权也有义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刑事办案机关及其办案人员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的职责,只是笼统地规定辩护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这可能导致辩护人本来想提出,却不愿或不敢提出抑或根本就不提出此类辩护意见,因而不能确保辩护人去积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五)把原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中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改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它合法权益”,本意很好,强化、扩大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的内容和范围———使之从笼统的“合法权益”具体到“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但是,却依然把其作为辩护人应实施的行为内容及其结果本身”,而不是作为其“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刑事办案机关及其办案人员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所追求的结果和希望实现的目标,未免强辩护人之难。因为,这一结果是否得以实现,不完全取决于辩护人是否提出了这些材料和意见,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裁判方是否公正司法,听取和采纳辩护人所提出的正确材料和意见。即使辩护人提出了上述正确的材料和意见,如果裁判方也完全可能置之不理,作出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它合法权益的裁决。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不考虑辩护人的个人能力及其主观努力程度,一律要求辩护人完全做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它合法权益,显而易见,这是勉为其难!另外,本条也未限定辩护人的责任的时空范围和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合法权益”所指,有可能使人们误认为,只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论其是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案件相关联,辩护人都有责任加以维护。 二、对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再修改的建议 笔者以为,为确保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科学化,协调其与刑法的关系,促使辩护人更好地尽力履行自己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职责,消除不良影响和后果,有必要对其进一步修改。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明确规定辩护人的职责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而不是仅仅笼统地规定“辩护人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以便从根本上排除“公安司法机关和其他人错误认为辩护人应当向它们履行这一职责”的理念和可能性,从而防止和消除公安司法机关以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为据,以辩护人未向它们履行该职责为由,作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裁判。 (二)在本条尾部,增加责任规定,即增加“辩护人不履行该职责,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内容。“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同理,“没有责任的义务或职责,不是义务或职责。”一个人的义务或职责,只有在其得以全面正确地履行的时候,才能真正表明其真实的存在;当其没有被全面正确的履行,义务人就必须依法承担因此带来的不良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义务人或承担此职责之人积极主动、尽心尽力全面正确地履行自己的应尽的义务或职责。一个人不全面正确履行义务或职责,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应尽义务或者职责的得以全面正确履行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 作为辩护人,也不例外。因为,一方面,既然辩护人具有这一义务或职责,当他未全面正确地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这一义务或职责时,毫无疑问,也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辩护人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促使辩护人积极主动、自觉全面正确地履行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尽的义务或职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树立辩护人敢于承担责任的优良形象,建立起人们(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辩护人的信任度或依赖感,以便人们愿意更多地寻求获得辩护人的法律服务,从而为辩护人拓展法律服务市场创造条件。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辩护人的这一法律责任,还有待法律进一步完善。 (三)与刑法相协调,增加“根据事实和法律,辩护人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或者“从轻承担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的内容。因为,一是,“从轻处罚”与罪轻还是存在明显的不同。前者是量刑问题,既可以是轻罪引起的“从轻处罚”,也可是因为存在“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而作出的;而罪轻既包括罪质方面的轻即轻罪,也包括罪量方面的轻,具体有两点:①某一犯罪存在不同的量刑幅度的犯罪时,指其中的轻刑幅度的该犯罪;②指某一犯罪的同一刑罚幅度内的轻刑所对应的犯罪情形。二是基于此,这是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任务,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的需要。 2012年3月14日新刑事诉讼法第一条中规定: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其中,查明犯罪事实“是指查明谁实施了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过程,以及其他与他定罪量刑有关的情况。” 而这有赖于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明犯罪事实(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证据,也仰仗于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忠职守,积极提出能够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正确应用法律”,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将法律应用到已经查明的具体案件事实时,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非罪的界限,做到定罪准确,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做到量刑适当。” 为了实现上述刑事诉讼法目的和任务,规定辩护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存在从轻处罚的情形,一经查证,这无疑有助于公安司法机关依法从轻处罚。“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仅仅指通过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的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包括依法处罚犯罪人,做到罪形相适应,罪当其刑刑应其罪,不过分剥夺、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当辩护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且经查证属实,被公安司法机关采纳,贯彻、体现和实现了公安司法机关对犯作出相应的“从轻处罚”的裁判,这无疑是切实“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精神和宗旨。 不仅如此,新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都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材料和意见”其中,“根据事实,是指辩护人根据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情况,包括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一切事实情况。其中,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的从轻处罚的情节在内;“根据法律是指根据与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案件有关的所有的法律、法规等法律规范,理所当然包括刑法在内。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具有刑法所规定的“从轻处罚”情节时,辩护人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以便公安司法机关采纳,并对他(它)们作出从轻处罚的裁判。 (四)增加“辩护人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公安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的内容,真正强化程序辩护,维护程序公正,从而真正实现刑事辩护的维护实体公正与程序统一的维护司法公正职能。 (五)在“维护……权益”之前加个“以”字;在“其他”与“合法权益”之间增加“与案件相关的”限定词。笔者之所以建议作如此修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把“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设定为目的,使之与“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的行为区分开来,增强后者的目的性,表明辩护人实施这一行为是为实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服务的,而不是盲目的;二是明确后者作为目的,有可能实现———若能实现则最好,也有可能不实现。如果辩护人全心全意,竭尽所能,做到了“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承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旨在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但是由于辩护人所无力、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公安司法机关徇私枉法,对其材料和意见断然拒绝采纳,依然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极为不利的裁判,不能苛责于辩护人。因为“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不能命令人们实施不可能的行为,也不能禁止人们实施不可避的行为。” “即使是善良的事项,但如果不可能,法律也不强求。”这是法律正义的要求和体现,也体现了法律对辩护人的公平。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将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再次修改为:“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心尽责,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承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其因公安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辩护人不履行该责任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刑事诉讼法论文: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乃至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侦查中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其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很不完善,现有的收集规则零散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学术界对此问题也较少涉及。笔者力图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反思探寻更为合理的规则。 一、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立法现状及反思 我国现代证据立法吸取了大陆法系证据立法的有益成分,在诉讼法内以专章对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作了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也有专门规定。然而,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法律规定却不甚完善,存在立法缺陷。 (一)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了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第89条至第118条、第131条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该规则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诱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该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该《规定》第九章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与刑事诉讼法相适应,《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以上为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 (二)反思 1、法律本身的缺陷——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强。 一项完整和独立的刑事程序性规则由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构成。实体性规则指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什么诉讼行为的规则;实施性规则指规定如何实现实体性规则的内容的规则。同样,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也分为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解释》第61条、《规则》第140、160、265条、《规定》第51条属于实体性规则,其余规定属于实施性规则。目前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其缺陷具体表现在: 刑事诉讼法论文:谈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批捕条件、羁押审查、诉讼程序、审问方式、辩护制度等诸多方面都提出新规定，也对基层检察院行使公诉、批捕、法律监督、反贪污贿赂、反侵权渎职等职能做出了新要求。牵一发而动全身，新法律产生了连锁反应，对基层检察的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制度与机制建设都提出了新挑战。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呢？我简要谈几点看法。 一加强学习培训，提高基层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行意识。 针对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可以从四个方面重点开展培训：首先，重点培训新法律条文。组织法律专家、业务骨干等开展新法条文学习活动，全面把握新新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与规定，特别突出修改部分的内容，指导干警全面掌握法律条款。可开展新法专题考试活动，可开展新法知识竞赛活动，可开展新法适用理论研讨活动，引导干警加强自学，积累新法规知识，把握尺度，学会依新法办事。其次，重点培训新法精神。以培训方式指导干警把握新法规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和立法意图，明确新法对于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的重要意义，增强基层检察队伍的执行意识。可开展“我与新法关系”的大讨论、大辩论活动，重点明确新法给基层检察员、各科室、各岗位带来的新任务、新责任，引导检察队伍转变旧思维，树立新观念，自觉执行新法律。三可开展模拟演练活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客观上给检察工作增加了难度。可充分预见执行新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突发情况、高难度审讯情况、媒体炒作等，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开展应对各种情况的模拟训练活动，提升攻坚能力。四可强化职业操守与职业形象培训。新法对文明执法提出更高要求，比如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无疑增加了检察工作的透明度，这就需要强化对干警职业操守与职业形象教育，以便展示检察队伍依法办案、公正执法、专业能力强的整体形象。 二主动对接新法规，改进检察业务管理制度。 按照新法规依法行使检察机关各项工作职责，必须突出建章立制，规范业务管理。一要全面梳理检察业务流程，建立健全程序性制度。对照新法精神和具体内容，全面梳理检察业务流程，该简化的简化，该增加工作的程序的增加工作程序，确保执法程序合法、规范。比如，过去的审查逮捕工作程序相对简单，主要采取“构罪即捕”、“一押到底”的作法；新法要求“确有必要逮捕方可逮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可结合这一转变，建立健全有关“必要逮捕”的条件性规定和捕后羁押的审查规定，明确什么条件进入审查，审查的程序是什么等，适当增加执法程序与工作环节，落实新法的规定。二要全面梳理业务制度，补充改进业务管理制度。有些不符合新法的制度，该废除的要废除，需补充的要补充，该新建的要新建。要特别注意完善业务部门管理制度，视情增加部门的新职责；比如审查起诉工作要从单纯的指控犯罪向同时承担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和收集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转变，相关职责要增加；要特别注意完善岗位职责制，将落实新法各条款的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防止出现走老路、违规执法现象。比如，针对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时间和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时间的相关规定，可建立相关岗位职责和部门管理制度，落实好相关执法环节在时间上的规定。当然，亦可针对“案情特别重大、复杂，拘留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的时间才可以从14日延长至17日”这一规定，明确什么情况属于“案情特别重大、复杂”，建立相关执法标准。三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创新业务制度。新法的实施必然会使检察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包括检察队伍、法律监督对象及罪犯嫌疑人都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在实践中中要及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细化工作流程和相关制度，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三适应新法律环境，完善基层检察工作机制。 为了适应新法律环境，还需要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一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健全新的考核制度和评价体系，把各部门、各岗位落实新法的情况作为重点考核事项，除联合其他执法工作进行综合考核外，还可以针对新法的执行开展专项考核，高度关注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工作策略。二是完善组织机构机制。新法给一些部门一些岗位增加了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基层检察机关原有的组织机构不一定适应新的工作形势，可适当结合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人员岗位，给相关部门充实人员，人员配置上向业务一线适当倾斜。三要完善物质保障和科技保障机制。新法的实施给侦破、取证、调查、审问等环节增大难度，加大了某些部门的的执法成本，因此亦应强化物质保障机制建设，在资金、设备、办案交通工具等方面予以保障；结合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从传统的人力密集向信息密集、技术密集转变，以及审问办案过程对现场录像的要求，坚持科技强检，适当引进运行效率高、投资成本的信息技术新设备，加强技术保障。 总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基层检察工作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和新挑战，关键要需要基层检察班子转变思想，提升观念，以制度建设、机制建设、队伍建设为抓手提高业务及队伍管理水平，积极适应新法律营造的新环境，促进检察工作再上新水平。（编辑：圆圆） 刑事诉讼法论文: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草案完善的基本方向以人权保障为重心 2011年8月,期待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颁布并面向公众征询意见,通过认真学习,笔者认为,《修正案(草案)》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步:如完善辩护制度、明确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对于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进程意义重大。与此同时,《修正案(草案)》在控制犯罪方面也加大了力度,如增加了技术侦查及特别程序的规定,赋予司法机关较为笼统宽泛的决定权,这也极有可能对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造成损害。 基于对《修正案(草案)》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思与担忧,笔者认为,《修正案(草案)》的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强化人权保障,凸显立法目的“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贝卡利亚语),那么,刑事诉讼法则可以被看作被告人的大宪章。”刑事诉讼的本质决定了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是其永恒的主题。一方面,刑事诉讼中的强弱对比关系决定了人权保障的必要性。在公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犯罪表现为公民个人与国家、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对抗,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追诉,被追诉人的弱势地位十分明显,其个体的基本权利极有可能遭受国家公权力滥用的侵害。 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要保证控辩对抗能够平等理性地进行,就必须特别关注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即通过立法确认、赋予被追诉人权利,使之有能力与公权力相抗衡。正如德沃金所言:“在大多数社会里,给予老人、儿童和残疾人以明确的法律保护。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群体的成员自我保护的能力较弱,而不是由于这些人对社会更有道德价值。与此相类似,给予个人的更多的权利保护,是因为面临政府滥用权力的时候,个人是脆弱的。权利理论强调个人权利,因为需要特殊保护的是个人而不是社会。”另一方面,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考察,被追诉人的权利实为社会上每个公民应有的个人权利。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即是对每一个公民的人权保障,故必须认真对待权利,在立法上构建科学完善的权利保障体系。 刑事诉讼法论文:诱惑侦查初探——刑事诉讼法理角度的思考 [内容摘要] 诱惑侦查，是犯罪侦查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但对其合法性存在争议。本文针对实践中两类诱惑侦查的特征和法律性质，从法理角度划清了诱惑侦查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着重剖析了“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违法性危害及法律后果。 [关键词] 诱惑侦查 犯意诱发型 提供机会型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日益复杂化，出现了一些无被害人的犯罪，如贩毒、行贿、组织、伪造货币等。由于其具有隐蔽性和组织性，给侦查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于是产生了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诱惑侦查，就是被实践证明为查获此类犯罪的行之有效措施之一。 所谓“诱惑侦查”，或称“诱饵侦查”，是指侦查人员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而又没有足够证据时，亲自或者使用民间侦查合作者创造情境，诱使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然后当场将其抓获进行证据收集。这种侦查手段的优势在于，由于事先设置了诱饵，整个犯罪过程都在侦查机关的严密监控下，犯罪嫌疑人很难毁证、匿赃、逃脱，也难以翻供翻证，所以案子破得干脆利落，富有效率，因此对于侦破一些较难获取证据的案件是极其有效的。因此，诱惑侦查即使在法制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刑事侦查中也并不少见；在我国，由于打击犯罪的需要，诱惑侦查在各种刑事案件的侦查中也越来越受到青睐。然而，对此法律上并无相应规制，因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 一、诱惑侦查的基本类型 诱惑侦查的一般做法是，警察或警察雇用的原犯罪集团的成员，扮作犯罪者，根据已掌握的线索接触嫌疑犯，伪装要卖、宿娼或行贿，而在对方同意并开始交易时立即将嫌疑人逮捕。引蛇出洞，诱以利益，后发制人——从侦查技巧上分析，这无疑侦破疑难案件的成功方案。然而，如果某人并不吸毒或以戒毒，但扮成贩子的警察却一再向他推销或者怂恿贩毒，使他决定试一试。如果因此而将这个人逮捕，则我们显然会感到这是不公平的。那么，我们如何从法律角度来判断这种诱惑侦查是不公平或者违法呢？ 其实，归纳实践中采用的诱惑侦查，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我们称之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这种诱惑侦查的主要特征是，被诱惑者原本是没有犯罪意图的，他只是被侦查者认为是嫌疑人；而诱惑者采取了“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致使被诱惑者在强烈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方法在美国曾经广为采用，并为法律所允许，直到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警察设置的圈套实际上是在“引诱”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构成非法搜查。[1]对于圈套(entrapment)的确切定义尽管仍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它应包含这样一种情形，即“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innocent person)心里植入(implant)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然后使他们受到追诉。”[2]所以美国的所谓“警察圈套”（police entrapment）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例如，在某重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侦查人员化装成刑事被告人的亲友，向审理该案的法官行贿，并一再表示无论事成与否决不声张，保证没人知道等，待法官经不住反复劝诱而收下贿赂时，再以贿赂罪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在这类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无异在诱使或者鼓励无罪的人犯罪，所以应当属于非法的侦查行为。现实中许多国家也是对“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是持否定态度的。 第二种类型是，诱惑者为已具备犯意的被诱惑者提供机会，我们称之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这种诱惑侦查的特征是，被诱惑者本来已产生了犯罪意图，甚至已有犯罪行为，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特定条件和机会，相对来说，侦查机关的行为是被动的、消极的，往往是守株待兔地等待犯罪人现身或犯罪团伙暴露，所以并不存在诱发无罪者犯罪的倾向。例如，警方得知有一抢劫团伙欲在某银行运钞途中行动，遂把作了记号的大量现金用运钞车招摇过市运往银行，暗中布下严密的控制，待犯罪分子全面行动之时将其一网打尽。在这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决定性因素是其早已产生的犯罪意图，警察的行为只是提供了其实施犯罪的有利场合与环境，目的是获取证据，擒获隐蔽的罪犯。由于避免了引诱清白者犯罪的弊端，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均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持肯定态度的。 二、诱惑侦查的实践区分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和“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在理论上较易界定，但在实践中如何区分二者的界限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 首先，从诱惑侦查的作用对象来看，有无明确的犯罪嫌疑人和充分怀疑理由是区分“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先决性条件。笔者把这称之为“目标明确性原则”。如果侦查机关事先掌握了大量的线索，确定某人（也许是潜在的）有犯罪嫌疑，说明侦查机关的行为并非随意性，诱发犯意的危险性就降低了；反之，毫无根据地把某人确定为诱惑对象，就可能面临侵犯一个根本没有犯罪意图的清白者的声誉。 其次，从被诱惑者的主观方面来看，“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中的被诱惑者应当具有明显的犯罪意图（正在进行犯罪准备活动或正准备继续犯罪），这可以称为“犯罪倾向性原则”。当然，被诱惑者主观上有无犯意是较难判断的，但是主观犯意也会在不经意间通过外部行为暴露出来，例如在言语中流露出明确的犯罪预谋和计划，事先已作好进行犯罪的准备活动，或者有迹象表明其正在秘密从事犯罪。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在初步的侦查中掌握一定的证据材料，根据线索确定犯意是否已经产生。要注意避免一种思维定势，即把有过犯罪前科或者类似劣迹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具有犯意，而应当具体的犯罪案件中具体分析，否则很容易走入“天生犯人”或“犯人无法矫正”的犯罪论误区。如果犯罪意图在诱惑前已经产生，即犯意是犯罪嫌疑人“自发性产生”而非经诱惑者“植入”的，受到诱惑后“一拍即合”，从而自觉实施犯罪行为的，我们就不能认为是“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 再次，从侦查者的行为强度来看，诱惑程度是否超过合理限度，是决定诱惑侦查属于何种类型的客观标准，此乃“行为适度性原则”。例如女警察假扮“女护士”对存在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诱惑侦查，如果该“女护士”身着性感暴露，并且用身体或语言进行挑逗引诱，致使被诱惑者受到巨大刺激而犯罪，则该诱惑侦查可以说超越了“提供机会”的限度。行为是否适度，可以以一般侦查行为的强度，普通人承受诱惑的能力等作为参照进行判断。 当然，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如此详尽的规定，所以上述分类和判断标准只是从学理上进行研究得出的，但这并不妨碍暂且抛开法条的局限，就诱惑侦查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思考，并为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三、诱惑侦查的违法界线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基本上可以下结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而且考虑到目前与贩毒、行贿、组织 、伪造货币等犯罪斗争的严峻形势，应允许其使用；“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则基本上是违法的。所以在此主要讨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违法性及其法律后果问题。 笔者认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在侦查活动中虽然对侦破特殊案件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从法律价值层面分析，它却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危险： 第一，“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侵犯了公民的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人格自律权。首先，从公民权利角度说，公民作为有理性的人，应被视为对自己行为的利益后果有着认识的，只要不触犯法律，他可以在社会容许的范围内依靠自律决定自己的行为，而排斥公共权力的任意干涉，所以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不能毫无根据地对无罪的公民采取侦查手段。人格自律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许多国家被规定为宪法权利（例如日本宪法第13条就明确规定了人格自律权），尽管在我国宪法中并无反映，但并不能因此无视其存在而任意侵犯；其次，从人性的弱点来说，不能否认人有七情六欲，有贪心，易受诱惑，甚至有犯罪的冲动，但只要不明确地表现为特定的犯罪意图，只要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并未造成任何妨碍，我们应允许任何人通过自律改正，如果利用人性的弱点而使其实施本来不会实施的犯罪，则无异于引诱清白的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就大了。 第二，“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突破了打击犯罪的底线，有陷人于罪的嫌疑。诚然，诱惑侦查手段的采用是为了侦破难以取证的案件，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如果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手段则又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国家只能打击和抑制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这是国家行为的基本界限，也是任何公民行为基本界限。”[4]而在“犯意诱发型”的侦查中，政府充当了诱人犯罪的角色，无异于设置圈套，陷人入罪，显然背离了其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职，违背了诱惑侦查的初衷。这种情形如果用中国一句古谚来反讽，倒是颇耐人寻味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第三，“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由于不要求掌握犯罪嫌疑人具有犯意的一定线索和证据，容易被侦查机关滥用，特别是受部门利益的驱动，而过分扩大犯罪的打击面。这里的利益驱动，并不一定是经济利益，更多的往往是社会治安的压力和上级部门的影响，如在一定时间破不了案显然会有一种“不利益”的后果，这有可能导致侦查机关不择手段，为求破案率而不顾侦查活动本身的合法性，甚至侦查机关知法犯法的事情也时有耳闻。这就误导了侦查活动的基本方向。 第四，从根本上说，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已经背离了现代诉讼（包括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有损于侦查机关的道德责任，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威信。它不仅违背了法律精神，也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消极影响。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5] 四、违法诱惑侦查的后果 既然“犯意诱发型” 诱惑侦查是违法的，那么这种侦查活动将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日本诉讼法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致有如下三种观点：（1）有的学者主张对通过违法的诱惑侦查获得的证据，应该适用违法收集证据排除规则；[6]（2）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违法的原因是程序不公正，应以违反正当程序为依据驳回公诉；[7]（3）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违法时，因为缺乏国家处罚的资格，所以应予免诉。[8] 应该说，诱惑侦查的违法性问题并非单纯地属于非法收集证据的问题，而是超越了证据可采性的更大问题，所以第一种观点未免有失偏颇。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的区别是，驳回公诉的判决在日本是形式判决，不适用一事不再理，而免诉判决属于形式判决还是属于实体判决在日本虽有争议，但一般认为它是发生一事不再理效力的。所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田口守一教授认为，如果诱惑侦查违反程序的程度已经到了不允许行使国家刑罚权程度的话，可以通过一事不再理效力的免诉中止程序。[9] 在我国对诱惑侦查的研究中，实际上也存在诱惑侦查违法时的法律后果问题，但学者论及较少。而实务部门呢，一般是不加区分诱惑侦查的类型而采纳其获得的证据的；也有少数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采用诱惑侦查手段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以“诱发犯罪”为由不予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虽然，公安机关使用诱惑侦查方法侦破案件在法律上没有直接的依据，但是检察机关的这种做法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我国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只是在理论界，有人分析后指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所取得的证据，应该不予采纳。[10]然而，这对于明确违法性的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说依然是不全面的。 笔者认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基于本文前述的种种危害，权衡利弊，应当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禁用，以免过分倾重打击犯罪而侵犯了基本的人权，因此，对于通过“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相应地就必须在刑事诉讼中排除；如果属重大违法（如引诱清白的人犯罪，陷无辜者入圈套）且达到了不允许行使国家刑罚权的程度，就应当不予受理（我国并未真正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视违法情节的轻重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对于“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由于其并不违法，考虑到打击犯罪的需要，可以采用，并可根据其收集的证据定罪处刑；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在量刑时应适当从轻处罚。 刑事诉讼法论文: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与被告人之人权保护 一、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概述 在中国近代化以前，中国的刑事诉讼以发展了近2000年，但这种刑事诉讼只能归类于纠问式刑事诉讼，其文明与民主成分含量极少。因此，到了现代，这种纠问式诉讼制度就毫不犹豫地被抛弃了。而一部科学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刑事诉讼法典，应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结合起来，并贯穿于各个程序，各个制度之中，成为人权保障的有力屏障。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除了通过打击犯罪以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以外，主要指：（1）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等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行使；（2）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和惩罚；（3）保证有罪的人得到公正的惩罚。以上三点，第一点是从诉讼过程中说的，第二第三点是从结局上说的，只有诉讼参与人权利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保障，才能使诉讼结果的人权保障得到实现。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十分重要的，世界上任何民主的刑事诉讼法，都着重规定了旨在保障人权的各种原则、制度。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是如此，它不仅规定了“保障无罪的人有受刑事追究”的任务，而且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规定了辩护权、诉讼参与人权利及其保障，规定了其他一系列保障人权的原则、制度和程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刑事诉讼中的人权理念和制度保障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现仅从被害人和被告人角度上阐述一二。 二、 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补充健全了我国人权保障制度 （一）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 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8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另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被害人、法定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和委托人。”从中可看出，被害人是处于一种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证人，而是执行控诉职能的独立诉讼参与人与类似诉讼地位的有机统一。这就使得刑事被害人诉权难以实行，严重地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鉴于以往立法的不足，并借鉴外国立法经验，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的地位。 新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当事人”指被害人、自诉人、被告人……。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突破了刑事被害人不能成为刑事当事人的禁域，开创了刑事被害人能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刑事诉讼的先例，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被害人诉权的法律保护有了重大发展。 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害人指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并在诉讼中执行控告职能的主体。首先，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害人，对犯罪的全过程有较为清楚的了解，能准确地提供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分子的特征，对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一般来说被害人不仅可以完整地，全面地向法庭提供被告人的犯罪情况，还能有力地揭露犯罪真相，反驳被告人的无理辩解，对于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查明犯罪分子的全部犯罪事实、核实证据都有重要作用。其次，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的欲望，而且更有着使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上受到法律上的谴责、惩罚的要求。刑事诉讼的进行，在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处于待定状态的同时，也使被害人的上述欲望和要求处于待确定状态，这是赋予他当事人诉讼地位的理论基础。再次，被害人基于实现使被告人受到合法的报应这一要求，具有积极主动地参与诉讼过程、影响裁判结局的愿望。只有满足被害人的这种愿望，使其作为拥有较广泛诉讼权利的当事人，诉讼活动的进行才能对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等各方面的权益作出适当、合适的平衡。因而，确立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对于查清犯罪事实，正确定罪量刑、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的要求。 但是，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与被告人居于大致相同的诉讼地位，但刑事诉讼毕竟不同于民事诉讼，在检察机关作为追诉机关已成为被告人的强大对手的情况下，被害人如果再拥有与其完全相同的诉讼权利，那么被告人事实上将同时面对两方面的指控，其诉讼地位将处于十分不利的状态，因此，为维护控、辩双方的地位平衡，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也作出了一些限制，使其不至于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原告人。 （二）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身份的权利 1、 申请回避的权利 诉讼法第28条中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在肯定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后，理所当然地享有了申请回避的权利，这一立法意图的转变，正是新刑事诉讼法保护人权最显著的地方之一。这是因为：第一，法律规定回避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司法人员徇私舞弊或偏袒一方，保证对案件作出公正处理；第二，被害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等等。 2、 赋予被害人委托律师诉讼的权利 委托律师代为一定的刑事诉讼行为，是被害人借助律师的法律知识、诉讼技巧， 实现自己诉讼权利，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1979年刑事诉讼法，只赋予了被告人委托的权利，没有规定被害人有该权利。在新的刑事诉讼法第40条中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人；自诉、附带民事诉法的当事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人。”这从立法上是一个小的转变，但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角度出发，它起到了到关重要的作用，更有利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和保障。 3、 刑事被害人申诉权，起诉权的确定 赋予被害人的对公安机关不予侦查决定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以及对检察 机关决定不起诉不服而提出申诉或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的权利，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保护刑事被害人诉权的又一新发展，它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已开始以被告人权利保障为主逐步转向寻求被告人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平衡，从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新刑事诉讼法第88条、第145条规定了被害人对于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及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的决定不服时，规定了法律保护措施。根据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不立案侦查时，可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如不立案理由不成立时，检察机关应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被害人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应将审查结果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对维持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后，检察机关应将有关材料移送法院。这些规定对于消除司法不公，加强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犯罪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4、 刑事被害人请求抗诉权的赋予 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第一审的判决后，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赋予刑事被害人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权利，改变了以往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对裁判结果只能被动接受，完全无能为力的状况，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体现和具体化。 三、 被告人享有更多人权保护，这是刑事诉讼立法不断完善，走向法治化人权保障正轨的标志 （一） 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区分具有深刻意义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对涉嫌犯罪而受到刑事追究的人的两种称谓。公诉案 件，受到刑事追诉者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前，称为犯罪嫌疑人，在检察机关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后，则称为被告人，作此区分，具有深刻的实质意义。 首先，根据诉讼法的一般理论，提起正式的控诉是确定被告人的前提。控诉是 指依法拥有起诉权的部门或个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正式的控告，要求追究某人刑事责任的法律行为。它是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器。而在检察机关正式提起控诉以前，受刑事追诉者之所以参与诉讼活动，是因为他涉嫌犯罪并受到起诉，而不是因为他受到控诉，他只是犯罪嫌疑人，而不具备刑事被告人的身份。所以作此区分，符合包括不告不理原则在内的一系列诉讼原理。 其次，将犯罪嫌疑人确定为被告人需具备法定的条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 机关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审查案件是否具备起诉的条件。其中确定据以证明受追诉者有罪的证据是否已达到提起公诉所要求的证明程度，是实体审查一个重要方面。受追诉者能否被正式确定为被告人，也要视审查起诉的结果而定。在程序上，如果条件具备了起诉的条件，检察机关应正式提起公诉，制作起起诉书，犯罪嫌疑人随之被确立为被告人，因此作此区分，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实际进程，也与他在诉讼中地位的变化相适应。 再次，将受到刑事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统一称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诉讼 公正、民主和文明的重要标志。两种称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标志着受刑事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不是罪犯，这从法律上排除了他的罪犯身份，赋予他诉讼主体的身份，这是彻底废止有罪推定防止主观臆断所必须的，也是诉讼民主、文明、公正的重要标志。 （二） 无罪推定原则的确定，是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最大突破 无罪推定是在废除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 事诉讼基本原则，它与罪刑法定原则共同构成了现代刑事法律制度，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人在法院依法确定有罪之前，一律被推定为法律上无罪。这一原则包含着一系列法律规则：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一律由起诉方承担，这一责任是不可转移的；检察官证明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否则就不能推翻无罪推定，原来的无罪推定也就会转移为无罪的判定；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或责任，而享有辩护的权利，在其罪行得不到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在维护司法公正，保障被追诉者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保障任何人免受不公正的追究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以往的刑事立法，通过“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导致很多的案 子无法作出确切结论，实事求是原则在处理疑罪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当案件事实因各种原因而无法查清时，按照该原则就不能作出确切的结论。于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便成趋势。 新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 定有罪。”这条明确了无罪推定原则，成了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最显著之处。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我们不能称被告人为罪犯，但也不是说他没有罪或者假定他无罪，即“宣告一个人无罪并不等于他事实无罪，只能说明我们不能证明他有罪，只要不能证明他有罪，就得宣告他无罪。”②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这一规定的设定是重要的，并且也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赋予被告人各种权利，让其享有人权内容的保护。 为了贯彻这一原则，新的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首先，废除了 免除起诉制度，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后不得作出有罪但免于起诉的决定，将原免于起诉的部分对象纳入不起诉的范围，防止分割法院定罪权，防止因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造成人民检察院滥用定罪权侵犯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其次，明确由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公诉人在法庭调查中有义务提出证据，对被告人有罪承担证明责任，并应使这一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被追诉者则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另外，刑事诉讼法摒弃过去长期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与“宁枉勿纵”“有罪推定”观念相联系的疑罪从有、从轻原则，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 （三） 被告人的权利 1、 被告人不受不必要羁押的权利 依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1）逮捕人犯的条件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拘留的条件是：罪该逮捕，有新刑事诉讼法第61条的7种紧急情况之一；逮捕的程序是：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的批准或人民法院的决定。（2）被拘留者对逾期的拘留有向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要求释放的权利。这些都是在合法程序下进行的，是对被告人人权保护的有力表现。 2、 接受迅速、公正和公开审判的权利 根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1）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和二审公诉案件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到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特殊情形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一个月（新刑事诉讼法第168条，第196条）。（2）为了保证公正的审判，被告人有权申请回避。（3）除涉及未成年人、国家机密、个人隐私以外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新事诉讼法第152条），且所有案件的宣判必须公开。这些规定合理、及时地保护了被告人的权益。 3、 被告人有辩护权和辩护依赖权 根据规定：（1）被告人有权自行辩护或委托辩护人辩护。（2）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副本时，应当告知他有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权利；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的，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原因或其他原因未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等等一些应该说被告人在法院有罪判决之前，有充分的权利为自己辩护，解除或减轻自己的责任。 4、 对不公正判决的上诉权及申诉权 根据规定：（1）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新刑事诉讼法第180条）。（2）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新刑事诉讼法第190条）。（3）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新刑事诉讼法第203条）。 四、 刑事诉讼立法实践中有关人权保障的不足和改进建议 （一）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关于证人了庭作证方面，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比例相当高，原因有：第一，对证人安全缺乏具体的保护措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上述规定侧重与事后对伤害证人的行为实施惩罚，但由于对证人事前和事中的预防性保护制度尚未确定，还缺乏有组织的保护运行机制；第二，缺乏对证人的财产权保护。证人因出庭作证，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对此，刑诉法中未作规定；第三，对拒绝作证缺乏有力的制裁措施，证人作证本是一项法律义务，如不履行这一义务，就应当加以适当的制裁。刑诉法未作相应规定是一漏洞。此制度对于保护被害人、被告人权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④证人的作证能使被告人得到公平的对待，从而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为了让证人能出庭作证必须从制度上入手，来确定证人作证保障机制：第一，确立证人对控辩双方的平等作证义务，现行法律规定不利于控辩双方的抗衡；第二，完善证人作证的保护制度，应加强对证人人身安全保护，进行事前、事中保护，并建立补偿制度，保护证人的财产权利；第三，健全拒绝作证的制裁制度，可采取强制性措施，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作证的证人，司法机关可以强制传唤，甚至可以考虑采取一定的罚款或拘留措施，并且严重的，可判其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二）关于逮捕羁押的运用 根据刑事诉讼法对逮捕运用条件及程序的严格限制，逮捕羁押对于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逃跑具有一定意义，其运用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只有当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严重到足以阻碍诉讼的进行时，才应逮捕羁押。然而，据统计，我国各级人民检察中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基本上被羁押，受到羁押而最终未被处于刑罚的比例相当高。这说明在现实中，滥用逮捕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有的不必要逮捕的，公检法机关为图省事，一抓了之，将导致官僚主义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公。审判中，已被羁押而未有证据证明有罪的被告人未被处于刑罚，但人身自由事实上被剥夺了一定时期，而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并未对些做出规定，实在是立法的一大缺陷。 为此，为了更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应更加严格的控制逮捕的程序， 不得滥用逮捕权，同时在立法上确立对此类情况进行国家赔偿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 （三） 关于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的基本含义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 的信息。这一制度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 求指控方将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展示给辩护一方，展示的具体方式是允许其阅览、 复制；同时，在法定特殊情况下，法庭也可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 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意义最主要是保护辩护权利，保证被告人，犯罪嫌 疑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事审判实行由控辩方举证的庭审方式的情况下，实行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方式下，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这使得律师较多依赖于侦控方所收集的证据，这就使庭前查阅证据具有更大的作用。但现实中律师的阅卷受到很大的障碍，需要完善：首先，应明确规定控方向辩方开示证据的范围，原则上应全部开示；其次，应明确规定辩方向控方开示的证据的种类和范围，如被告人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等；再次，确立违反证据开示制度的制裁措施，包括程序性制裁和实体性制裁等。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法治化的向前推进，公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人权的法律保障正逐步走向完善、成熟。我国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便是一例，它特别强调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刑事诉讼主体的人权保护，并逐步健全。另外，人权保障制度深深渗透刑事诉讼法的方方面面，使人权保障在刑事法方面得到有力体现。 刑事诉讼法论文:透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上的变化 论文摘要：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着眼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进行了较大的变化。在法条数量上，涉及被害人的由原来的10条增加到20条，直接用于规定的由原来的8条增加到17条，注重平衡了打击与保护的关系，增强了被害人的控诉功能。在诉讼地位上，被害人由先前的诉讼参与人变成了当事人，获得了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等且独立的诉讼地位，为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在诉讼权利上，明确赋予被害人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并将委托诉讼权扩及整个诉讼阶段。在与公检法机关关系上，增补了三项重要规定，扩大了自诉的范围，有利于解决“告状难”的问题，也增强了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公诉案件的刑事追诉构成了以国家追诉为主要形式，个人追诉为补充形式的双轨追诉机制。公检法机关与被害人双方在诉讼中将形成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新型关系。新刑事诉讼法存在的不足之处：一是对被害人的上诉权及其委托人权限没有明确规定；二是对被害人范围界定上，仍未将法人、国家界定为被害人，致使被害人的适用对象依旧狭窄；三是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保护上，如何使被害人实现其诉讼权利、防止再度被害及精神损害赔偿与《民法通则》不协调的状况等方面有待于继续完善。 关键词：被害人 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害人指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并在诉讼中执行控告职能的主体。现代各国对刑事犯罪的追诉，有的采取国家追诉主义，即检察官公诉垄断主义，有的采取国家追诉和私人追诉相结合，但是不管采取何种方式，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正是把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为修改重点之一，进一步强化了对被害人的法律保护。对被害人内容上的修改是新刑诉法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现试就79年刑诉法与新刑诉法中对被害人的不同规定加以比较分析，以此透视二者在立法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方面的变化趋势。 一、关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在法律规定上的变化 （一）法条数量上的变化 79年刑诉法涉及被害人的条文有10条，其中将“被害人”一词直接用于规定的仅有8条；而新刑诉法关于被害人的条文有20条，其中涉及被害人一词的规定就达17条。新刑诉法较79年刑诉法改动了110处，其中补充、修改有关被害人的规定占改动问题的七分之一。刑诉法修改决定对被害人的原有规定之所以大幅度地增补，旨在平衡打击与保护的关系，增强被害人的控诉功能。同时，力图通过被害人诉讼保护这一窗口，体现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程度。 （二）被害人诉讼地位上的变化 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8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另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被害人、法定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和委托人。”从中可看出，被害人是处于一种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证人，而是执行控诉职能的独立诉讼参与人与类似诉讼地位的有机统一。这就使得刑事被害人诉权难以实行，严重地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如果被害人对审判结果不服,认为判决过轻或不公,但由于其不是独立的当事人,只能通过请求检察院来实现愿望,如果检察院不接受请求,则对被害人明显不公.有鉴于以往立法的不足，并借鉴外国立法经验，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为当事人的地位。 新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当事人”指被害人、自诉人、被告人……。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突破了刑事被害人不能成为刑事当事人的禁域，开创了刑事被害人能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刑事诉讼的先例，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被害人诉权的法律保护有了重大发展。 79年刑诉法第五十八条将被害人列为诉讼参与人之列，其诉讼地位与证人相似，不同于证人之处是被害人享有一定的申请权或申诉权。其中的被害人不属于诉讼当事人，一般不直接参与诉讼，只是由于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了犯罪行为的侵害，才与刑事诉讼发生联系，其参与刑事诉讼是被动的，其在诉讼活动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被害人诉讼权利受诉讼地位的制约，其诉讼权利的行使主要依靠并通过司法机关对犯罪追诉行为的实施而达到自身合法权益保护之目的。而事实上，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害人，对犯罪的全过程有较为清楚的了解，能准确地提供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分子的特征，对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一般来说被害人不仅可以完整地，全面地向法庭提供被告人的犯罪情况，还能有力地揭露犯罪真相，反驳被告人的无理辩解，对于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查明犯罪分子的全部犯罪事实、核实证据都有重要作用。其次，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的权利，而且更有着使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人受到法律上的谴责、惩罚的要求。刑事诉讼的进行，在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处于待定状态的同时，也使被害人的上述权利和要求处于待确定状态，这是赋予他当事人诉讼地位的理论基础。再次，被害人基于实现使被告人受到合法的制裁这一要求，具有积极主动地参与诉讼过程、影响裁判结局的愿望。只有满足被害人的这种愿望，使其作为拥有较广泛诉讼权利的当事人，诉讼活动的进行才能对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等各方面的权益作出适当、合适的平衡。因而，确立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对于查清犯罪事实，正确定罪量刑、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的要求。 改79年刑诉法第五十八条为新刑诉法第八十二条，将“被害人”修改为“诉讼当事人”。被害人由诉讼参与人变为当事人，这一规定上的变化使其由被动变为主动，势必将形成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等且独立的诉讼地位，这将大大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刑事诉讼的程序，为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提供更多的契机。 （三）被害人诉讼权利上的变化 79年刑诉法中的被害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其诉讼地位有近似于当事人之处，执行一定的控诉职能，有一定的独立请求权，但不是当事人，有证人的作用，而不是证人。被害人实质上是介于证人和当事人之间的一种诉讼参与人，是具有一定独立请求权的特殊证人。其诉讼权利主要有：①控告犯罪和请求赔偿经济损失。控告后如果不立案，有权申请复议；②对人民检察院免诉和不起诉决定有申诉权；③可以亲自参加法庭审理，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证人、被告人发问，有权参加法庭辩论；④在自己的诉讼权利受到非法限制或剥夺时，有权提出控告；⑤委托人依法参加诉讼。新刑诉法则对被害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①控告权。对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列出专款加以规定；②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③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者案件处理发表意见权；④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⑤直接起诉权；⑥参加法庭审理权；⑦申请提出抗诉权；⑧对生效裁判的申请权。此外，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还被明确赋予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 79年刑诉法中被害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其诉讼权利带有较大的局限性，权利范围相对狭窄。被害人权利的局限性最显著的表现有三：第一，诉讼权利的行使往往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相对滞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决定其不能直接参加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权利也只有在诉讼中的部分阶段体现出来，而且一般要在司法机关作出某种诉讼行为之后，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譬如，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申诉权，要在人民检察院作出免诉或不起诉决定之后才能行使。第二，某些诉讼权利的法律依据有限。被害人的委托权在79年刑诉法中没有规定，根据律师暂行条例和司法实践，被害人在起诉后，开庭前可以委托律师或近亲属担任其诉讼人参加法庭审理，其委托权的行使仅限于法庭审理阶段。第三，诉讼权利范围窄小。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局限于控告权、申请复议权和申诉权等一些补救性权利。窄小有限的权利范围直接束缚、抑制了被害人控诉职能的发挥。鉴于现行刑诉法中被害人规定的种种局限性，新刑诉法首先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规定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之一，明确赋予被害人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并将委托诉讼权扩及整个诉讼阶段；其次，对被害人在诉讼全过程中的诉讼权利作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主要体现是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了被害人的控告权、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参加法庭审理权和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等原有权限的适用规定；另一方面增设了被害人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案件处理发表意见权、直接起诉权和申请提出抗诉权等新权项的规定。新刑诉法完善并扩展被害人的诉讼权限、丰富其权项内容，有利于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诉讼的广度和深度，强化了被害人作为公民个人的法律保护，充分体现了新刑诉法既注重依法惩治犯罪，又注重保证诉讼民主，维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 （四）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关系上的变化 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告状无门”的问题反映强烈。有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害后，投诉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不上案，甚至不被受理；有的立案了，对被告人却该逮捕的不逮捕，该起诉的不起诉；法院判案，也存在着重罪轻判，该判不判等问题。究其原因，不可否认这背后常有“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祟；但也不能忽视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行为缺少外部力量的有效制约，尤其是缺乏被害人一方的制约。 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提高和权利的扩展必然对公检法行使职权产生制约，从而使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79年刑诉法实施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诉讼行为在不同诉讼阶段分别受到三机关不同程度的制约。其诉讼行为以三机关的主诉讼行为为前提而存在，属于辅助性、附属性或补充性的行为。纵观我国以往公诉案件追诉活动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我国一贯的刑事追诉形式是国家追诉。公检法机关在国家追诉活动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被害人成为附属。诉讼中的公检法与被害人存在着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被害人无法约束影响公检法的诉讼行为，其投诉难、告状难的问题在所难免。造成此问题的症结是79年刑诉法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规定明显匮乏，关于被害人对公检法机关诉讼行为的反制约缺少规范。立法界修改刑诉法时可能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在新刑诉法里建立了一套新制度，增补了三项重要规定：第一项是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第二项是被害人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检察机关不立案、不追究的，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第三项是被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其中对不立案提出异议权、申请提出抗诉权的规定是被害人通过合法手段间接制约、监督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诉讼行为的立法规范。直接起诉权是三项规定中反制约特色最突出的一项，这一规定表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若不服或不满公安、检察机关阶段性的追诉结果（结论），可以直接起诉（自诉）。直接起诉权的行使，可以使公诉案件转化为自诉案件，使国家追诉转化为个人追诉（自诉）。这实际上扩大了自诉的范围，有利于解决“告状难”的问题，使被害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积极性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和监督，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新刑诉法实施后，公诉案件的刑事追诉构成了以国家追诉为主要形式，个人追诉为补充形式的双轨追诉机制。为依法惩治犯罪，行使国家追诉权的公检法机关与拥有自诉权的被害人双方在诉讼中将形成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新型关系。 二、关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在法律规定上存在的不足之处及其变化趋势 （一）新刑诉法中关于被害人的权利规定存在的缺陷 被告人与被害人，本是犯罪行为中相对的双方，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被害人应享有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同或相对的权利，然而，新刑诉法中双方的某些诉讼权利既不相同，也不对等，被害人的权利规定明显存在两点缺陷：其一，新刑诉法缺乏被害人委托诉讼人权限方面的规定。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之一，其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有同等的诉讼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推而及至，其委托诉讼人也应与辩护人享有对等的诉讼权利，具有同等的诉讼地位。新刑诉法关于辩护人的权利规定得系统、完善、具体且贯穿于不同诉讼阶段，便于操作。相比而言，关于被害人委托诉讼人的规定仅见于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此条规定也仅仅是列举了诉讼人的范围，没有述及诉讼人的权限。被害人的诉讼人与辩护人在权限规范上的不对等、不均衡，无疑是新刑诉法的疏漏之处。其二，新刑诉法缺少被害人上诉权的规定。对于应不应该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是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势必产生两大弊端，一是导致上诉案件数量大大增加，不利于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二是将使上诉不加刑原则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能够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被害人上诉的案件中，上诉的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的关系也难于处理。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弊大于利。另一种意见认为，注重保护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和趋势。79年刑诉法在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规定得很不够。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依法行使检察权，不是被害人的代表，对于被害人请求抗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并不一定会提出抗诉，因此应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上诉权。上述两种意见都有其道理，但第二种意见更具说服力一些。尽管上诉权的适用中可能会出现诸多棘手的问题，但上诉权是被害人的一项固有必要的诉讼权利，不可取消或剥夺。取消上诉权，就会破坏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整性，这与人权保障的全面性要求不相适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还可减少刑事终审裁判后的申诉现象。权衡利弊，为了既避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能产生的弊端，又能加强对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对被害人上诉权的适用可以有条件的加以限制。即，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尚未生效的一审判决、裁定不服，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决定不抗诉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二）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范围的重新界定势在必行 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范围，在79年刑诉法中是指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适用对象包括自然人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对这一解释，《刑诉法》修正案既未修改补充，又未出台新规定，致使被害人的适用对象依旧狭窄，不能适应当前刑事犯罪斗争形势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法人犯罪和其他新型犯罪日趋增多，犯罪中经济损失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方往往是法人和国家。法人、国家能否成为被害人？若将法人、国家界定为被害人，其诉讼权利由谁行使？因此，适当扩大被害人的适用范围已势在必行。建议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细则》中有必要重新界定被害人的内涵，划定被害人的范围，将被害人的适用对象扩及到法人和国家，适应当前惩治各类犯罪的需要。同时还应明确规定：若被害人是法人的，其法定代表人可依法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若被害人是国家的，在国家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不法侵害，受到一定程度损失的情况下，从立法上应根据具体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犯罪客体来具体确定被害人。即确定有职责代表国家保护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社会关系，依法有义务维护国家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利益不受侵害的国家职能机关或主管机关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由其具体承担国家作为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诉讼中在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情况下，若其不服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的决定，只要其有证据证明其所维护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国家利益遭受了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不法侵害，可代表国家作为被害人行使自诉权，以维护国家的合法权益，挽回国家的经济损失。 （三）促进诉讼制度民主化，突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保护 为顺应世界潮流和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在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方面突出被害人的立法保护，我国全国人大应制定专门的法律，采取下列措施对被害人的权益予以切实保障。首先，扩大被害人适用对象的范围；其次，为被害人实现其诉讼权利提供物质保障。例如：被害人因经济困难无力参加诉讼应如何救济、被害人缺乏起码的诉讼常识应如何提供帮助等等；第三，加强对被害人的整体保护，防止被害人再度被害。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害人因人身受到威胁而不敢参加诉讼，有的隐私案件的被害人在诉讼中因人格、名誉受到毁坏而苦不堪言。因此，国家立法应在整个法律过程中加强对被害人的整体保护，必要时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防止对被害人的威胁和报复行为；第四，扩大对被害人法定赔偿损失的范围，将精神损害列入法定赔偿的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和刑法第36条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赔偿范围仅限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对于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失，被害人不得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我国《民法通则》中已将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这就在我国立法上形成了一个极不协调的状况。因此，刑诉法的规定应尽快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协调，将精神损害赔偿合法化，消除就同一问题两部法律的规定相冲突的现象及由此导致的弊端；第五，建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在实践中，由犯罪导致的被害人死亡、伤残以及惨重的经济损失，往往会因犯罪人无力赔偿致使被害人承受无限期的被害延续。为了避免被害人痛苦的无限延续，应由国家对不能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赔偿的被害人的损失进行赔偿。这样，可以使被害人的心理得到平衡，提高被害人及其他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犯罪人的负罪感，唤起其良知从而有利于矫正犯罪。 总之，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的变化及其权利的赋予，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在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使其拥有完整的诉讼权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利于刑事被害人充分行使法律赋予其的各项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进行依法保护的最突出表现。这些变化对于消除司法不公，加强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犯罪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建设的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将会更加完善。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文明监狱狱政管理标准论文 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现代化的监管改造设施和健全的狱政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改造的社会主义监狱。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以良好的狱内监管秩序和改造环境及有效的狱政管理活动来保障。 一、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具体内涵 标准化是近代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和现代化生产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并且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美国人泰勒在1911 年提出了以标准化为基础的科学管理方法（亦称“泰勒制”），其主要内容是：工人利用标准条件，根据操作标准进行标准作业，完成按标准时间计算出来的生产定额，超额者奖励，完不成定额者受罚。“泰勒制”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效率和企业管理水平。当前国际经济领域流行一种说法：“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当前，标准化建设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标准化建设从工业领域向农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行政管理系统等领域拓展。 把标准化管理理念引入到监狱管理领域是一次重大尝试。推行监狱管理标准化，就是要依据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将监狱各项管理工作制订量化考核标准，建立和完善监狱管理工作的指标体系和标准化体系，把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融于实际工作流程中，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从而实现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监狱管理标准化必须体现以下特征： 1、科学性。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既是监狱法治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又是衡量监狱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参数。因此，在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中的各项标准，要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把能促进监狱管理、提高改造质量和强化监狱职能的最佳方案纳入标准中去，并随着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提高，使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始终保持科学性和先进性。 2、导向性。确立标准是监狱管理标准化的起点。标准一旦确立，就对监狱管理活动所指向的预期效果具有导向、激励和评价作用。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既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又是今后一个时期新的目标和要求，它通过总结过去的实践，设计未来的目标，科学地确定总体标准，分层次、分等级地确定各科室、各专业、各职位的分项标准，并以纵横交错的网络方式连结和协调总标准与分标准之间的功能，构成一个彼此协调、相互支持的标准系统和标准网络矩阵，引导监狱每个职位角色将注意力集中于实现标准上，使监狱的工作秩序、改造质量、管理效能和社会效益始于标准、终于标准。 3、实践性。在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全过程中，贯彻标准、实践标准是关键。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实践性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制定、颁布的标准必须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标准化的效果只有标准实施以后才能获得，没有付诸实践的标准只能是一纸空文。三是标准的准确性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才能不断完善标准和迅速建构标准化体系。如果实践标准的环节中断了，标准的循环发展过程也就中止了。 4、协同性。监狱各执法岗位彼此间纵横交错，构成监狱的动态工作系统。其协同性主要体现为: 一是制定和实施标准既要考虑和兼顾到各部门、各岗位的特点，又要从整体出发，建立起相互依赖和支持、整体联动和制约的群体标准化体系；二是监狱各部门和岗位的分项标准，都是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的组织部分，必须服务于总标准；三是要做好监狱各部门和职业角色之间的协调工作，合理地分解和量化分项标准，使所有人的活动都在期望的规范之中，实现管理标准化活动的同步化、和谐化与整体化。 5、权变性。在实施标准的过程中，随着主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监狱工作者要不断追踪标准，及时修正标准，使标准在反馈调控中日渐规范和科学。监狱各项标准只有通过不断的制定、颁布、实施、反复修订、再实施的循环往复过程，才能最终形成真正科学严谨的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 二、 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的关系 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就是要通过强化监狱一切工作的法律、法规、工作制度或公认标准管理，在管理效果上实现监狱设施完善、装备先进、法制健全、执法公正、管理文明、改造手段科学、队伍素质过硬、物质保障有力。其基本要求是：监狱的各项工作依法依规制定建立相应的标准，严格按照标准管理。从哲学层面分析和考量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二者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系； 1、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管理正规化是通过监狱各项工作的标准化运作体现和反映出来。离开了管理标准化建设，监狱管理正规化将成为空中楼阁；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的显现，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的。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升级在每个具体执法环节和执法管理流程的具体显现。 2、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切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管理标准化是从微观的角度，以监狱管理各个环节为着眼点，以推进监狱狱政管理、生产劳动、教育改造、生活卫生等各项工作标准化为着力点，通过制定岗位标准和工作标准，促进监狱各项具体管理环节的标准化进程。管理正规化从宏观的角度，着眼于监狱管理的整个领域，强调全盘考虑，从宏观的角度探索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 3、管理标准化 与管理正规化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量变，而管理正规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质变。管理标准化是管理正规化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是实现监狱正规化的有效途径。监狱管理正规化是旗帜，是方向，是管理标准化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达到一定程度实现质的飞跃就是实现管理工作正规化。监狱管理正规化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通过管理标准化的量变过程来逐步实现。 三、推进管理标准化建设的具体途径 1、科学设置岗位是前提和基础。要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工作岗位设置标准化是前提和基础。换言之，要把警力资源配置从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才资源开发管理转化，做到人尽其才。要对监狱内部人力资源的获取、整合、激励、使用与增减进行统一管理，从执法管理岗位设置、岗位人员资格、工作内容、职责与权限、检查与考核等方面制定严格标准，特别是要量化工作内容，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考核和奖罚，以实现人力资源最大化。同时，要对专业技术岗位的层级、比例、结构、程序等问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科学设置，逐步建立与职务岗位相对应的岗位薪酬制度，完善警察津贴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警察的工作积极性。 2、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关键。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监狱管理标准建设的关键因素。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在监狱警察招录中，要结合警察队伍的现状，分析队伍结构的现实优势、潜在优势和存在不足，根据实际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需要，确定招录警察的学历、专业和技能。二是加大分类培训力度，完善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模式。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观念，结合岗位需要和警察个体状况，建立警察个别培训教育档案，建立一套系统性、针对性、吸引力和强制性兼容的知识更新和技能培训制度，将“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归口管理、分级实施”的培训工作体制贯彻到位；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广泛开展业务知识和实用技能培训，着重培养警察的履职能力，实现警察队伍整体专业素质的跨越。三是建立健全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成长机制。建立健全警察岗位考核制度，将岗位考核成绩与年度评优、津贴发放、职务晋升挂钩；建立专业技术人才的正常晋升机制，建立专业人才库，逐步形成鼓励成才、促进成才的长效工作机制。 3、建立健全监狱制度体系是重点。所谓现代监狱制度，是指具有中国特色，以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与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相适应、相协调、相一致的科学文明公正法治的制度体系。监狱制度是一项政治制度，但同时它又是一项技术制度，体现的是矫正技术。健全完善监狱制度体系，能规范监狱日常执法行为，提供业务指引，使监狱警察日常执法行为在制度的允许框架内进行，树立法律的权威。一是建立监狱各执法环节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明确监狱每个执法岗位的工作标准，岗位职责、责任划分，使警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二是加强执法流程衔接制度建设。建立部门间和部门内部工作流程对接制度，建立单个执法环节的标准化结算制度和零违规操作目标责任制，确保执法链条的每一环都不存在违规操作、随意变更和变通的问题。三是加强执法流程监督制度建设。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保障机制，监狱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将会是一纸空文。因此，加强业务监督、层级监督、纪律监督和警务监督等各种形式监督的制度建设，建立全方位、动态的监督体系，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确保执法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从而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4、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是手段。监狱每个执法环节标准化是整个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的组成元素。要实现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就是要通过对现有工作流程的梳理和工作流程网络信息化，实现工作条理的规范性及增加现有相关工作流程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管理体制。一是流程的汇总与补遗。采用较适合宏观层面的完备性检查法和较适合微观细节层面的逻辑性分析法，对每个流程进行检查、分析，发现流程不全、尚需要补充细化的，要及时与业务部门联系，回溯补遗。二是流程的对接与整合。梳理工作应从内而外进行，先在每个部门内部进行流程的对接，之后再处理各部门间流程对接的相关工作。从业务流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分为串行流程和并行流程两类。串行流程的特点是一个工作节点连接的对象是唯一的。以减刑假释程序为例，从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监狱长办公会决定、人民法院裁定的过程，就是一个串行流程。而并行流程的特点是所面对的节点对象是多个，例如，生产现场执法管理环节的参与人员不是一个人，任务分配面向的流程就是一个并行流程。当然，执法管理工作流程可能不是完全串行或完全并行，有时会产生某个阶段是串行而另一个阶段是并行的混合情况。因此，在流程对接工作中，较多地会涉及两类流程节点间的处理，即串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和并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实现执法管理环节与另一执法管理环节“无缝对接”。三是流程的监控和查询。每个工作流程结束后将自动归档，经过授权的相关人员及操作人员可以检索和察看已经发生的工作流程。所有工作流程的发起者将在整个流程的流转过程中随时看到流程进程的位置，并且还可以看到所有已经完成操作的角色和他们的动作，也就是说流程发起者可以对整个流程的处理过程作以监控，实现工作流程的透明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现代化论文:民初法学教育和法制现代化 近代新式法学教育自清末兴盛后,到民初仍沿着强大的惯性在运行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所不同的则是将法政学堂改称为法政专门学校。这一时期新式法学教育潮流的激荡起伏、奔腾分衍,不仅表现了民初社会政治法律发展对教育变革的急切呼唤,而且也折射出志士仁人对法制现代化的执着追求,是近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下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对我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民初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民初,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转变。在辛亥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既继承和发展了清末学制的合理部分,又批判和改进了它的不合理部分。经过此后逐步深化的教育改革,1922 年诞生的新学制———壬戌学制, “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1]由于民初学制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先天不足导致理工类生源奇缺,文科类却因政体变革的特殊需要形成法政专业的一枝独秀。其发展之迅猛,与清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唯法政专门教育。尝静验之,戚邻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2]黄炎培的这番话生动地描绘了民初法学教育遍地开花、盛况空前的局面。据统计,1916 年8 月至1917 年7 月,全国共有专门学校65 所,其中法政科就高达32 所,占49. 2 %.[3]与此同时,为适应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法学高等教育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中,高等学堂被改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4]为宗旨。其中,法政专门学校得到了充实,分为法律、政治、经济3 科。但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初法学教育的兴旺仅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其教学质量却相当糟糕。当时各地法政专门学校承清末旧制,多于本科、预科之外办有别科,还有不设本科而专设别科者。从民初教育部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法政学校泛滥的程度相当严重。例如广东省的法政专门学校“多办别科,有本科者殊少;且学生程度亦参差不齐,非严加甄别,恐不免冒滥之弊。”[5]民初法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与其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定相违背,严重制约了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针对民初法学教育貌似繁荣实则混乱的办学局面,1913 年10 月,教育部下令法政专门学校应注重本科及预科,不得再招别科新生,该年11 月,又通知各省请各省长官将办理不良的私立法校裁汰。1914 年9 月,教育部又责令各省将严格考核公立、私立法政学校。在政府的严令限制下,民初法政教育“遂若怒潮之骤落。其他专门教育机关,亦多由凌杂而纳于正规。”[6]1916 年,法科专校已降至学校总数的42. 1 % ,学生数降至55. 7 %.[7]尽管如此,法政学校的数量仍高居各种专门教育之首。 民初法学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一枝独秀不是偶然的,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原因: 1. 民初政治法律制度的革新迫切需要新型法律人才。民国肇建,百端更新。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后,迫切需要对在职官员进行法律培训,使各级政府人员更新旧有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和文化素质,从而征集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新知识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在订定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法律的高潮中,更迫切需要从西方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理论依据,急需大量的法律专门人才。可以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是民初法学教育兴盛的根本原因。 2. 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推动。民初法政专门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之人才”, [8]但由于法政学子入仕做官具有相当的优势,众多学子受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淫浸,出于功利考虑,竞相投身其中。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学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9]民初北京政府鉴于“改革以来,举国法政学子,不务他业,仍趋重仕宦一途,至于自治事业,咸以为艰苦,不肯担任”的现状,提出“法政教育亟应偏重造就自治人才,而并严其入宦之途”的整顿方针。[10]显然,民初法学教育兴盛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3. 法学的学科特点,为其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民国肇始,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若兴办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大学,现有师资、校舍和实验仪器设备根本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而开办法政专门学校则不然,所需经费较少,不需多少仪器设备,校舍可因陋就简。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法政学校与理工类学校不同,其主要靠 教师之口授和私室之研究,每班人数略多也无妨。 加之,在自清末兴起的留日热潮中,大部分留学生进入的是法政类学校,其中一部分已学成回国,此时比较容易凑齐办学所必需的师资队伍。这些都为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兴盛提供了客观条件。 综上所述,由传统律学教育向现代法学教育的转化,是民初社会转型的本质要求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潮流。同清末相比,虽然民国时期无论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制度、教育规模、学科标准、教育质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但法学教育仍过度膨胀,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此外,民初法学教育的大发展,虽与近代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总趋势相符,但也折射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失去作用。中国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必将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的转型过程,其对民初法制现代化的影响,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二、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推进 从总体考察,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变革、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正在兴起中的法制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这是它的积极方面,也是它的主流。这主要体现在: 1. 民初法学教育有助于普及法律知识,并培养了一大批新型法制人才。民国建立伊始,孙中山就明确指出:“现值政体改更,过渡时代,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11]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和量多质不高的问题,但也有部分法校办得卓有成效,造就了一大批懂得近代法律知识的人才。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骤然勃兴,对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生长,促进了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末新式“学校的种种办法与其课程,自然是移植的而不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西方文化的逐渐认识,社会组织的逐渐变更却都植基于那时;又因为西政的公共特点为民权之伸张,当时倡议者为现行政制的限制而不能明白提倡民权,但民权的知识,却由政法讲义与新闻事实中传入中国,革命之宣传亦因而易为民众承受,革命进行亦无形受其助长。所以西政教育积极方面最大的影响,第一是西洋文化之吸收,第二是中华民国之建立。”[12]而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原以癸卯学制为蓝本,自然民初新式法学教育也继承和发展了对西方法文化传播的传统。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对中国社会法律知识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 民初法学教育促进了法制建设,推动了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清末,以日本学制为楷模而订立的癸卯学制,已在法律形式上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民初法学教育则进一步深化了从清末开始的法学教育改革,批判和改造了它的不合理性,继承和发展了它的合理性,充实和发展了清末法学教育的内容和体系。在西法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洋法学对民初法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民国仅仅继承了大清帝国为数有限的法律文献,而又无法读懂西洋法律书籍,这便很自然地转而求诸日本人大多以汉字写的西洋法律着作??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例??学校所用教材的70 %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13]由此,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加快了资产阶级民主法律制度的建设和西方法的移植。 3. 民初新式法学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立法,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现代化。民初政策的制定者和法学教育工作者继承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传统,大力引进西方法学教育制度,推动了教育立法。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14]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1913 年1 月,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15]法科又细分为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三门,并详细拟定了各学科的学习科目。自此,大学学科门类有了比较完整明确的划分,课程设置的规定也大体适应甚至个别超前于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针对私立法校办学质量的低劣,1913 年11 月,教育部又为此专门颁发了《1913 年11 月22 日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办讲习所》,[16]进一步调控法学教育的规模,整顿法学教育秩序,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 民初法学教育立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适应了民初社会生活及其主体的利益需要。在新式法学教育立法的带动下,民初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涉及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留学教育等方面的一批教育法规,从而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法律体系。其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毕竟对民初资本主义教育起到了确立、规范和积极推进的作用,为民国教育法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民初法学教育的勃兴及其立法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育转型的必然,是西方教育立法影响的结果,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历史演进现代化。可以说,民初法学教育及其立法活动,总体上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大趋势和教育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三、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生机。但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偏差,存在着种种弊端,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民初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造成教育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质量下降。民初法政专门学校数量居于专门学校首位,大约占专门学校的一半,其结果是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郭沫若回忆说,辛亥年间“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17] 据统计,1912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9 633人,而法政科学生为30 808人,占77. 7 %;1914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1 346人,法政科学生为23 007人,占73. 3 %;到1920 年,法政学校学生占全国专科学校学生之总比例,仍达62 %以上。[18]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使此时教育内部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法政学生相对过剩而其他门类毕业生相对紧缺。 民初法学教育发展在规模失控的同时,其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民初不少法政专门学校,尤其是一些设在地方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并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它们的创办多由利益驱动, “借学渔利者,方利用之以诈取人财。有名无实之法校,先后纷至。”[19]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泛滥的程度已相当严重,其教学质量自然毫无保证,结果使法政人才培养陷入到名不符实的尴尬境地,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2. 民初法学教育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致使仕途拥滞,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的腐败。由于清末民初勃兴的新式法学教育的样板是西方法学教育,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而在创办新式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只好照搬照抄西方法学教育模式。以民初学制为例,壬子—癸卯学制效仿德国,壬戌学制则承袭美国。人们满以为新式法学教育制度引进后,就能造就满足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法制人才,但历史的发展却告诉人们,西洋教育不能整体照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民初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建立新式教育后,其实际状况是:“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而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 ,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至今日而图穷匕现。”[20] 民初刻意追求的新教育精神,受到了科举陋习的侵蚀。就民初新式法学教育而言,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人才”,但此时学生受“学而优则仕”的引导, “以政法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腥膻趋附,熏莸并进”,亟亟乎力图“以一纸文凭,为升官发财”铺路。[21]因而民初“专门法政教育,纯一官吏之养成所也??萃而为官吏则见多,分而任地方自治之事则异常少见也”,[22]使得地方自治人才缺乏,地方自治事业难以推进。 为克服青年学生热衷仕途之弊端,民初规定对于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不得与以预高等文官考试及充当律师之资格”,[23]欲以此堵住法政学子进入仕途的通道,但收获甚微。据梁启超估计,民国初年全国“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24]其中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是求官大军中的主力之一。 为求得一官半职以遂心愿,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四处奔走,钻营请托。1914 年,北京举办知事考试期间,学习“政治法律者流咸集于各馆,长班颇为利市,考员亦复打起精神到处探询何人可得试官。”[25]大批法政学生跻身仕途,腐蚀败坏了社会政治,“凡得官者,长官延揽百而一二,奔竞自荐计而八九,人怀侥幸,流品猥芜”。 综上可见,民初新式法学教育在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拖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后腿。这充分表明,民初法学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现代化论文:医院培养技术带头人,促进现代化建设交流材料 加强技术带头人培养促进医院基本现代化 近几年来，我们结合创建基本现代化医院，认真对照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市新世纪科学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的意见，在县委人才工作领导组的指导下，我们切实抓好对培养对象的培养管理和考核，不断提高我院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了医院基本现代化进程。具体做法如下： 一、健全规章制度，形成管理体系。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重视了规章制度的健全，着力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培养管理体系。我们坚持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每一批培养对象首先与他们签订三年目标责任书，切实增强这些高级人才的目标责任意识；坚持档案管理制度，经常与培养对象联系，全面掌握他们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及其取得的业务成果和考核、奖惩情况，并做到将他们的有关情况及时存入其个人档案；坚持定期报告制度和领导与专家联系点制度。院领导与4名“××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建立了联系，经常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科研经费、科研设施等各种困难，使他们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充沛的精力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 二、重视宣传工作，营造双尊氛围。为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热情，我们着力加大优秀知识分子的宣传力度，认真组织实施了高级人才典型事迹宣传活动。全院高级人才，得到不同形式的宣传表彰，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都得到宣传报道，院部进一步加强与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单位的合作，明确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由他们派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同时利用《医苑之窗》特聘通讯员，组成宣传小组，配合做好宣传工作。通过这次活动，总结宣传了这些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的奋斗业绩，展示了他们在社会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投身于科研的工作热情。 三、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理论水平。我们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着力提高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为了切实提高学术、技术带头人的政治业务素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组织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组织各类拔尖人才，包括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学习政治理论，进行了知识经济、医院经营创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知识讲座。通过培训，大家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促进找材料到文秘站网网上服务最好的文秘资料站点了观念转变。选送部分培养对象到外地参加业务进修、学习。与此同时，还组织培养对象报名参加与南大联合举办的研究生课程班，以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和业务水平。 四、落实上级政策，搞好优质服务。为加强对学科技术带头人的培养和管理，尽量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促使其尽快提高学术技术水平，根据市、县两级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管理办法规定，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知识分子办实事、做好事，积极改善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财政确保津贴的发放，确保科技项目资助经费的到位。另一方面还坚持每年为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五、逐一对照标准，认真实施考核。自收到海委人才办20__5号组织“关于做好我县20__年以来确定的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工作的通知”后，召集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以及相关培养对象，专门开了会议，并要求各考核期满的培养对象，围绕《××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作双向目标责任书》履行情况，就政治思想表现、学术技术水平、主要工作成果实绩等方面进行总结。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对培养对象的总结进行逐一对照评比，经过认真考核，4人在考核期内都能按照自己所定的目标，积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现代化论文:加强军队人才素质教育走现代化之路学习心得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军队的人才建设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军队各级党委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各类人才在军队建设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任何一级领导都懂得，事业的传承靠的是一批接着一批的人才群体。这些年来，我军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步伐，人才队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仍然存在令人担忧之处。如相当一部分的中高级干部的科技文化素质、战略素质与信息化战争形态不相适应，特别是一方面急需的人才十分缺乏、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人才不断流失的现象同时存在，说明了在人才管理机制上亟待调整改革。 一、用系统的军事教育培养人，在教育的竞争中发现人才 最近几年，随着社会事业的进步、征兵制度和军官来源的调整改革，初级军官的科学文化基础状况已得到很大改观。但是，军事教育的整体情况并不乐观，中级和高级军事教育存在着短期行为与互不关联的状况，应当进行必要调整，形成与社会教育相衔接、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军事教育体系，使不同层次的军官都具有坚实的军事基础素质。无论是指挥军官的三级培训，还是技术军官的两级培训，都应既与军队基本结构相符合，又与人才成长规律相适应。 在基础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与刻苦精神，这是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在应用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将知识与实践结合的能力，也可以看做是接受社会知识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素质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在高层次教育（如战略）中的情况决定了人才发展的最大或最后空间，或者说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与军事舞台上所能表现的最活跃、最精彩的结果。所以，在各个层次的学习情况是衡量人才质量的第一个指标，学习成绩或学习能力不好的人，不能成为培养的重点。 在初级教育的改革中，重点是解决科学文化、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的扎实程度和系统性。在进入军官队伍的门槛后已经解决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军事教育主要应解决好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由于初级教育是打基础的阶段，所以在教育中的目标不宜定得过高，只有少量的淘汰或决定其仅能从事初级职务即可，给更多的人以平等发展的机会。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军事基础教育时间短，培训效果达不到部队官兵的期望值，形成了新任军官以自身的弱势状态起步，不仅使一些很有潜力的人从此丧失了进步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即使是以后发展成才的人，也始终存在基础知识薄弱和技能不扎实的问题。 因为能够进入中级教育的人已是经过逐级筛选的优秀的初级军官，培训的对象和目标一是担任师团级指挥员或中层管理人员，二是产生一批将来能够担当重任的精英，所以在中级教育中，重点是扩大学员的知识面，不仅要学习新的军事与科技知识，还要学习战略知识，提高思维层次，具备对各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能力。对这一层次的人在普遍解决军事硕士学位的基础上，鼓励其争取博士学位或社会学学位。在全方位的考察检验中，一批综合素质极佳的人才就会显现出来，这是军队建设的中坚骨干，也是可以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力量。对这一批人要冠以荣誉或称号，作为在今后的任职过程中始终予以重视并优先培养使用的依据之一，也是选拔担当重任者的必备条件。我们现在中级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培训的性质与种类不稳定，时间太短，所学的内容有限，学习和任职使用脱节，在一个军官成长进步的过程中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高级教育是进入重要领导岗位的最后一道门槛，应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进行系统扎实的战略学习，时间不少于一年，学习成绩的优劣决定他们是否具备晋升的资格，这样就可以保证我军的高级军官都能够用本文//新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履行新的职务，在战略层次的工作得心应手。二是用多次短期轮训的方式集中研究重大的国际、国内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达到统一思想、集思广益、找出对策、减少失误的目的。 二、用丰富的工作经历锻炼人，在多种岗位的能力积累中选拔人才 最近几年，军委总部积极推行干部交流使用，这项措施在锻炼干部、提高军官素质以及加强风气建设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干部交流能够更加完善、更加持久地坚持下去，主要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形成规范的干部交流制度，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干部交流实行了几年的时间，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完全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规范干部工作。这个制度要明确，交流的对象不仅是提升的人，也包括平职调整的人；交流的时机为任职二三年之间、并不得高于三年；交流的层次要降低，交流的范围要扩大，其中排职在团、连职在师、营职在军、团职在军区、师在全军交流。通过交流不仅开阔干部的眼界、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而且可以有效地消除经营小圈子的不正之风。二是建立单位人员结构标准。无论是机关还是部队，现在综合性、合成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对每一个单位的人员各种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各个单位根据年龄、专业和来源等理想的结构标准决定人员的进与出，不仅能够保持良性循环，还与培养人的工作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三是将任职经历作为一个干部的可视化能力与晋升的资格。作为任何一级指挥员，都应该要求其具有下一级或下两级岗位和机关的任职经历，这样就提高了胜任的概率，也明确了干部成长进步的导向。一个单一经历的人难免存在能力的缺失，要胜任新的职务总需要一个补课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造成工作的损失，把人才的进步放在工作成本的增大或不必要的付出上是不明智的做法。为了保持工作（或战斗力）效益的稳定或将损失尽可能减到最低，其主要措施就是丰富军官的任职经历。我们现在应该努力的是使每一个主官都是多种任职经历，并且把任职经历作为晋升的重要条件。 三、用完善的考评机制检验人，优先提拔使用在各方面都得到优异结论的人才 现在有很多干部怕交流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权威的干部考核制度。一个人年度工作的状况、在一个岗位的业绩只是在小范围内知晓，而且与提拔使用、个人进步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换一个单位则可能荡然无存，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因此，干部制度完善的重点内容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这个机制应能够对干部一年中各个方面的情况（其中主要是能力和业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评价的结论来自多种途径，其中上一级主官评价以及下一级的综合评价应占主要份额；要能够将几年的情况综合成岗位的任职结论，这个结论能够在同等级别、资历的群体中进行比较并产生优秀分子。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对每一个人的评价结论都由众多人的意见集中后形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可以遏制将干部的命运过多地集于主官手中而滋生腐败的情况。每一个人都具有评价其他人 的权利，实现了优秀人才在群众的监督和培养中产生，实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实行计算机管理，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偏差，增加公信度。这是一个减少领导决策负担而又没有降低领导权威与责任的机制，能够让领导干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主要工作上，无需为用错人而担忧。 四、通过重要的事务看本质，确保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才让党和人民放心 在干部队伍中，爱学习、勤奋工作、待人诚恳、有熟练的专业技能的人很多，但是，如何在平凡的好人群中，选拔出真正的优秀者确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又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看似众多的人群，从本质上可以概括为事业型、职业型和利益型三种。其中事业型的人，其特征是具有远大的、明确的目标，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有在任何条件下坚韧不拔的刻苦精神，是我们选拔人才的主要对象。职业型的人，稳定和平常的心态为主要特征，是一个为数较多的群体，既可以通过教育把其中一部分人引导为事业型人才，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一些暂时的困难和不顺而走向滑坡甚至堕落，所以这些人应当是主要的教育对象，也是优秀人才的储备队伍。利益型的人，没有理想和志愿，明确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无论利益的大小都会不择手段地摄取，因此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对各种私利的贪婪性，以及手段的隐蔽性、多样性、欺骗性。对于这种人，各级领导和机关应予以注意，不能让其进入关键岗位，不能给其更多的权力。 区分这三种并不困难，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是两种。一是根据对工作、对事业的态度来判定，通过在作战、抢险救灾、职务变动、生活环境变化中的表现，是主动还是被动、是乐观还悲观、是有所作为还是仓促应付，基本上可以做到一目了然。二是看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对待个人利益的态度、个人财富的占有程度与支配的方法途径。这些问题看似凡人小事或个人隐私，但却反映了一个人的本质，留心一下不难掌握，完全有可能列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条件。 选拔优秀人才必须抓住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有求实的作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一定是经过多种环境选拔、锻炼和考验的干部，一定是让党和人民放心的、让广大官兵尊敬的精英分子。 五、建立让优秀的人才优先得到提拔任用的机制 为了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必须采用把学历及成绩，经历及业绩（立功受奖）、年度综合考评的结果（历年累计）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基础条件，再与新的单位人员结构要求和岗位任职标准结合起来产生人选的方法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做到科学公正，降低用人失误，还可以对军官个人的成长进步起到明确的导向作用，对避免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和预防腐败也是治本的硬措施。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在干部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机制一经建立，不仅可以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军队建设的发展，而且对其他方面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大大增加，是杜绝不正之风的利器；促进民主集中制的落实，提高党建工作的活力；把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多地用在作战能力的提高上；对军官成长进步的导向作用最为明显，每一个人进入军官队伍后既可依此为自己设计出一条明确而又理想的发展之路，同时又可预见到几种可能的人生结局，因此成为对官兵进行生动的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是军队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也是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论文:探析公司现代化经营体制的构建 证券公司是服务于证券交易活动双方的组织,当前我国已经建立的很多大型的证券公司、商务大楼,这些对于证券行业乃至金融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促进作用。在沿用早期经营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传统模式的不足之处。因而,构建“现代化”经营模式则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一、传统证券经营的成果 早期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社会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而证券作为新兴金融行业的代表,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虽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也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价值。早期证券经营的成就包括: 1.效益增长。与银行相比,尽管证券公司出现较晚,且在社会群众的意识中较为陌生。但经过5-10年的经营改革,“证券”开始被人们所熟悉,大量的投资者开始加入到证券投资行业[1]。证券交易活动的广泛开展,为金融行业效益增收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2.持续经营。国家为了保证证券行业的长期经营,制定了许多有助于证券公司发展的法律,其中最为着名的则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证券法》,该法律的颁布为改革开发之后的证券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了证券公司经营至今的一个关键的法律保证。 3.扩大就业。在证券公司经营的同时,其必须要招纳相关的人才致力于公司内部建设。公司“人才引进”计划实施之后,相对增加了社会就业人数,为那些经济专业人员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从现在看来,公司在聘用人才之后给自身带来的利益是相当可观的。 4.跨国经营。这里提高的跨国经营实际上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想象,这主要还是由于早期我国的证券公司依旧持续着“封闭”状态。在为数不多的世界经济交流活动中,证券公司开始认识到走跨国道路的意义。虽然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在理论上的构想为现代证券跨国打下了基础。 二、现念发现的问题 长时间的摸索、尝试之后,我国对于金融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回顾早期的证券公司经营方法,笔者发现了传统证券模式中的诸多不足之处,这对于未来高层次的经营战略创建是很不利的。 1.混业经营。“混业经营”是现代金融行业提出的新概念,其旨在强调把“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产业联合起来经营,实现业务、交易、经营上的往来,让所有的金融机构实现一体化经营。很显然,这种混业模式在传统的证券公司经营中几乎没有实施。 2.市场范围。改革开放之前的证券公司只重视于本国内的证券经营,对于进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未能正式考虑。世界是一个相互融合的“大市场”,每个国家之间需要加强证券交易往来,彼此之间才能发现经营优势。从现代市场理念看,传统证券公司没有做到“世界市场共融”。 3.分配制度。对于分配工作主要是指证券投资者们的收益分配,早期证券存在两方面的分配问题。首先,分配方式混乱,这使得证券公司于投资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证券投资群体减少;其次,分配利益失衡,证券公司私自操作收益,收益分配达不到投资者预期。 4.资金收支。当筹集到一定的资金之后,证券公司不能对资金科学管理,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所有的资金都集中于证券这一个行业后,对于其它行业的收支会带来影响。且证券公司管理意识上的疏忽,造成公司内部资金没有充分利用,影响到了正常的经营计划。 三、构建先进的证券模式 经济全球化必将带动世界金融的一体化经营,针对这一未来发展趋势,证券公司必须要顺应时展潮流。证券公司作为金融经济的机构之一,其应当从我国的金融行业为出发点,对当前的经营模式不断优化调整,创建出先进的证券模式来满足经济需要。 1.国际经营。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等诸多经济学理念的提出,足以证明世界各项经济都在走一体化模式,这也决定了我国证券公司必须要坚持“国际经营理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跨国经营指日可待。 2.产业升级。证券虽是金融业的分支,但当期发展壮大到特定程度后则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因此,证券公司应该做好产业升级准备,对内部经营结构不断调整,在人员、体制、管理上改进变动。 3.遵守原则。“原则”是证券公司经营中必须压坚守的,没有了原则整个经济行为就缺少了稳定性。公司在参与证券交易活动时,应该把“公正、守法、规范”等当做重要宗旨,所有经营活动以此为准。 4.管理体制。对于证券公司日常经营涉及到的各项问题加以管理,不仅可以严格控制经营活动,还能保证经营效率的提高。如:财务管理可降低成本,业务管理可增大收益等,都是管理中需要注意的。 早期的证券经营模式已经适应不了当前需要,“现代化经营”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为了满足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适应全世界金融体系的变动,证券公司必须要从早期经营模式中吸取经营,创建符合现代化需要的新模式。 现代化论文: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对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文章论述了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仍在于提高效率。行政民主是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取向，不能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目标相混同；改革要兼顾机构改革与政治职能两个方面，使二者协同发展；目前改革的难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形成良性互动，行政体制本身的改革并不配套和适度，改革在操作层面上有很多阻力。对此，文章提出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对策，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进行。 【关 键 词】政府/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改革/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本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应当说在政治学和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并不局限在政治学或行政学界，虽然那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尚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研究也不可能明确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理论较为肤浅，有关研究又深受现实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较多，富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还不多见。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体制改革理论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在此情况下，总结和分析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繁荣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第329-3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未能彻底解决。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 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 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政变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膨胀，紧缩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像西方学者库夫曼指出的，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可以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其中效率是行政体制的核心目标或终极价值，其它目标只是维持和保证行政效率的充分实现。（注：Herbert Kaufman:"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29 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 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注：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主应成为行政改革的最核心价值追求。(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共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把政府与外部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指行政体系内的改革，体系外的变动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注：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 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 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 “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注：参见何颖、李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重构》，《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期；沈荣华、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 正是在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磨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以往单纯精简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否定。与此相呼应，有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下放权力也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方，甚至也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认识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形成。有经济学家曾总结了两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涉及到经济改革，而且也关联到了行政改革。第一种思路认为：(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决策权力过分集中，抑制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改革的要旨，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充分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3)调动积极性主要靠下放权力来实现。第二种思路则认为：(1)旧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2)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经济而言，唯一可能有效代替行政命配置资源方式的，是通过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制度来配置资源；(3)因此改革要以建立生产性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地进行。就政府功能而言，前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后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进程中妇女发展展望与对策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主体，它包括价值观念现代化、思维方式现代化、心理结构现代化、行为方式现代化等。妇女发展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的现代化过程离不开妇女的发展。 妇女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妇女作为一个由性别分层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进行自我超越，追求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妇女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即妇女自我意识的高度觉醒，与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尊严、人格与价值，平等地参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务，发挥自己的潜力与才能，但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妇女发展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总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相对于男性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尤其是“男尊女卑”思想依然比较严重，阻碍着妇女自身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发展的追求，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现实生活中还得不到真正实现。一些发达国家的妇女发展道路也警示我们，现代化并不一定带来妇女的发展与进步。如在美国，妇女追求自身的独立自主和人生价值，年轻时就离开父母独立学习、谋生，婚后许多人仍承担社会职务。但这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她们中许多人牺牲家庭与生育换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妇女中独身者迅速增加，即使结婚也不要孩子，结果导致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而在日本，女性从学校毕业后暂时就业工作，结婚后便退职回家，专事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结果导致妇女自我价值被埋没，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这两种极端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也是不可取的。此外，目前有关衡量现代化的主要评价指标中，还没有一项能够准确地反映作为性别分层的妇女群体发展水平的。而一项未曾考虑性别因素的战略，往往会带来片面的发展和新的社会不公。 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妇女发展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彻底解决。但是任何强调客观，甚至消极等待、观望、无所作为的思想也是万万不可取的，我们必须用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行动扎实推进妇女的发展。 一、要真正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各级党和政府是现代化目标、任务、政策的决策者。决策者的认识、行为和认同度直接影响着性别意识在决策中的位置和作用。决策者在制定法律、公共政策、方案和项目时，只有把男女平等作为参照值，充分考虑发展过程中将会对男女两性特别是对仍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造成的影响，才能使妇女的发展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应抓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将妇女发展内容列入现代化目标和现代化衡量标准之中。一要将妇女发展规划与现代化总目标以及各级有关现代化发展的子规划、公共政策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之中，加强性别统计、性别分析，以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二要将妇女工作真正纳入政府的职能之中，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实质性的妇女工作部门，更有效地承担起促进妇女发展的职责，改变目前各级政府虽然设有妇女工作机构（协调组织）而实际工作仍由不具备行政效力的群众团体——妇联来承担的状况。三要继续建立完善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坚持打击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为妇女平等参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四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法律的、行政的、宣传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消除“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影响，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五要关注和有效地解决妇女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如占妇女人口70的农村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权益保障问题，确保妇女参与国家和地方各级决策管理机构、平等地行使权力问题，妇女潜在的人才资源向显性的人才资源的转化问题，消除色情服务业滋长问题等等。 二、广大妇女要更自觉地参与现代化建设，以素质、作为求发展。妇女只有不断提高素质，积极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实践，作出贡献，才能使自身发展获得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而未来的社会以知识为本，以能力为本，将为妇女创造更多更好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机遇。广大妇女要树立起自我意识、成就意识、成才意识、竞争意识，不仅仅把参与社会作为解决自身生存的问题，而且要把参与社会作为人生不断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善于自我设计，在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的基础上，有志于向更高层次迈进，努力做到在思想观念上不断更新，在志向目标上不断追求，在知识能力上不断充实提高，使自身发展获得持续的内在动力。 三、各级妇联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承担起推进妇女发展的神圣使命。要紧紧围绕“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基本职能，在四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一要通过参政议政等渠道，更有效地推进男女平等国策和性别意识进入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各项决策之中，从根本上为妇女发展创造条件。二要进一步密切与各界妇女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加强对策研究，为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三要进一步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唤起妇女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引导帮助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高素质，实现自我超越，发挥“半边天”作用。四要适应现代化需求，加强妇联的自身建设。以改革、创新、务实的精神，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妇联干部队伍，努力探索和改进新时期妇联的思维模式、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断提高妇联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 现代化论文:我国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分析 [内容摘要] 我国宪法的现代化应当基于两个维度：一是针对原有宪法存在的问题，一是尊重宪法的普适性价值。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二是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人权 民主 价值 形式主义 现代化是一项双向比较运动：一方面，现代化面对过去，过去构成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或者对传统的扬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变革、创新或扬弃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模式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为原型来描述的，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的过程。就“面向过去的运动”而言，由于各民族国家背负传统的差异，在变革与创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而对“指向未来的运动”而言，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内容与过程都必然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些普遍性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因此，现代化必然既是一个转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纳普遍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结果形态上大体一致，但若将各自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分解成若干细目，则可发现在这些细目的选项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这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传统因素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国家宪法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要针对原有宪法及实施中存在的特有问题确定解决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从发达宪政国家的现代宪法中概括出基本的普遍性要素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为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一是推进宪法的形式主义。 一、厘清宪法的价值承载 （一）价值在宪法中的意义 1、价值判断与宪法学 根据哈耶克的研究，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尚未分化。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现在看来非常明确归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当时既可以称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19世纪上半叶，科学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而科学的成功导致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 实证主义正是这种“专制”的哲学解读——它“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 韦伯也主张，“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应当价值中立，而它就是价值中立的”。 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侵入了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切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也运用所谓“物理的”科学的方法，试图消除科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法律科学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调查中。 “实证主义导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非理性的说教”。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或者集体方式相同的基本评价，也就是说，人员对某一对象物的种种感觉状况转换解释为该对象物的一些特征，亦即被客观化。东西不是美或者丑，行为不是善或者恶，等等，而是一些人员或者人员圈子对它们的中意还是不中意，赞成它们还是不赞成它们。 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主观的，而且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确认：如果多数人对某物持共同评价——他们赋予其相同的用途，或者期待它在相关的人看来具有相同的效用，那么，该事物就有价值。实证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所谓“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 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反，一些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完全置于价值判断之上，如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对他来说，整个法哲学是“法的价值的观察”，法哲学必须探索各种价值，在各种价值的基础上，某一种实在法的法制显示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法。 事实上，法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边沁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是，“（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 宪法学的研究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宪法是怎样的，二是确定宪法应当怎样。无论你如何小心，只要你冀望确定宪法应当是怎样的，则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到（Seeing），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依赖于我们的看（looking），看反映了关切、理论、目的和理念的整个系统，它们引导我们去追寻所考虑的事物中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本性。 马丁·洛克林反问道：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辩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他说，在我看来，这一学科中的知识必定关系到人的目的以及我们赋予给周遭情境的意义。这标明：首先，知识必须到意义中去寻找；其次，知识是关系性的。知识的这些特性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目的的社会背景之外来确定真理或谬误。 可以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任何一个从事宪法学研究的人，他必须先为自己预设必要的价值判断，至少他必须确认对宪法学的研究这一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判断构成了他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中可能改变其价值判断，而在改变之前，他一定又接受或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其次，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成果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再次，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宪法学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是宪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黑格尔曾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 我国传统宪法学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判断的存在。这导致宪法学研究的单调，缺乏创新，研究本身不过是对某种价值 判断的注释。 2、价值与宪法文本（或宪法规范）。 林来梵博士将宪法规范喻为“单纯的容器”，认为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因此，事实与价值可以相对分离，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而注入宪法规范。 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者不含任何价值观念的宪法规范。首先，事实上，宪法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之前而产生的。 制定宪法的动议及制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宪法在制定时就已经被预设了价值理念。此时，价值是制宪者为宪法预设的道德目标。宪法规范只是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手段才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宪法规范根本不可能与价值分开来，“单纯的容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丁·洛克林的断言：“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 其次，并不是宪法文本中每一个宪法规范或每一具体条文都能读出价值内涵。但这并不排除一些规范或条文，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直接表述宪法的价值，这类规范可以称为宪法的价值规范。其他不直接表达宪法价值的规范可称为非价值规范，它又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类。从形式上看，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任何一部宪法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不含任何价值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部宪法中，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总是要与价值规范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宪法规范的整体，而且，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只有在促进价值规范的实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即使内容完全一样的技术性、社会性宪法规范，在纳粹德国和其他真正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实践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再次，宪法一旦颁布实施，其价值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隐藏在规范的背后。价值必须借助于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转化为调整具体宪法行为、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才有可能在具体的行动领域得以彻底、全面的贯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宪法规范获得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宪法规范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过程获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我们以往的宪法并非没有确立价值，而是所确立的价值仅停留在纸上，换句话说，宪法文本叙述的价值与宪政实践中的实际价值诉求并不一致。 （二）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 1、对人权保障作为宪法价值的一般考察 （1）西方国家一开始就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其经典表述是：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自近代以来，宪法在西方世界一直是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概念。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为我们建立起一套关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学说。同时，为实现人权保障价值，他们还绞尽脑汁设计出以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制方案。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特别是1791年获得批准的“权利法案”，使这套价值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政制方案在北美洲率先实证化。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 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人权价值成为宪法存在的前提，法国革命者们情绪化地高喊：“无宪法，毋宁死！” 法国1791年、1793年、1795年宪法都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作为宪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1946年、1958年两部宪法序言虽未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但都确认了1789年《人权宣言》所载权利与自由。至此，“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 美、法两国宪法极具示范效应，以人权价值迅速获得了普遍认同。到上个世纪，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 人权保障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几乎在当今170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被奉为神圣。 （2）近代以来中国接受宪法的直接动机是富国强兵，人权保障未成为宪法的核心诉求。 在中国，宪法是舶来品，对宪法的接受不是基于价值认同，而是别有原因。面对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先是在器物上感到不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举办洋务。及至中日甲午一战，洋务运动破产，人们才痛切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不止于器物，更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 “日本有宪法而强，中国无宪法而弱”。 于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立宪强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共识。1904年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 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 在谈到1954年宪法时也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清末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之所以“接受”宪法，其实都是将宪法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来看待的， 保障人权未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哈耶克曾追问：“难道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政府顺利且有效地运转，而不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难道宪法仅仅在于富国强兵或者国家稳定，而不问国家的目的？ 不过，1949年后的几部宪法在形式上似乎更关心人权，但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前面提到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哲学。几部宪法在价值上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始终没有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的主要目标仍然不是保障人权，每一次修宪都发生在国家重大政策、方针发生变化之后，每一次对宪法的修正都不过是为新的政策、方针提供“合法性”。第二，即使宪法文本中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或者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得特别完善、全面，但由于未规定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制度，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常常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到实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面规定并将这部分内容放在显著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第三，强调国家或民族的集体权利如发展 文秘站: 2、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彻底贯彻，仍然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一目标意味着：（1）要确立人权保障价值相对于秩序、效率等其他价值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人权保障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终极性，在人权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优先保障人权，不能在秩序、效率等的名义下损害乃至牺牲人权价值。（2）要将这一价值贯穿整个法律体系，保障人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精神。这就是说，不仅是宪法，而且其他法律规范体系也都要以人权保障为其价值目标。（3）价值是制度和规范的灵魂，但价值不会自动实现，它必须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即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及其保障制度）并通过制度与规范的执行来实现。这要求人权保障制度如宪法诉愿、违宪审查等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4）为避免绝对化的理解，我们还必须明确：强调人权保障价值对于宪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人权价值是绝对的。相反，“权利观念承认对权利的一定限制是允许的，但限制本身应受到严格限制。”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以下两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是平等的要求。即人人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为保证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权利而产生的限制是可以容忍。二是紧急状态的要求。国家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瘟疫及严重的社会动乱如战争等紧急状态下，为防止因紧急状态的发生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可依法对公民合法权利进行一定范围、 一定限度的限制乃至剥夺。但这种限制或剥夺，其范围和程度必须事先严格限定，而且还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底线。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公民权利是不得克减：人的生命权，不得施用酷刑，不得使用奴隶，不得仅仅因无力履行约定而被监禁，不得把追究溯及既往的行为定为犯罪，人格权受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侵犯，等。当然，还必须明确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侵害时必要的救济手段和途径。 在这一底线之下，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其他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廓清宪法的民主价值，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与民主的法律化。 1、代议制成为实现民主的根本形式。 在十八世纪的英美世界，民主是“表示由人民治理的政府”，即“它不只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而且实际管理政府的权力也在人民手里。” 这种理解在当时被称为简单民主或纯粹民主制，也即后来所谓直接民主。美国制宪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看好甚至反对民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民主理解为直接民主。 根据卢梭的教导，由于规模等难题，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 同时，当时的思想家们还存在另外一个担忧：多数决定原则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 古希腊时期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民主”的名义对人权的践踏与忽视，都是“多数的暴政”的显例。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美国宪法中通篇找不到“民主”的字眼。但是，美国的宪法确实是对民主的确认！不过，这种民主即美国早期称为“共和”的代议制度，而非直接民主。代议制度被认为是“用少数来取代多数”，最早来源于英国。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相信，在下院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建立起制度的保障。他们将“民主制”（即代议制）一词与君主制和贵族制合在一起使用，都作为其混合政府或者平衡政体的一个核心部分。 2、宪法对民主的确认。 现代宪法理论认为，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宪法是对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各国宪法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确认了民主： （1） 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确认。“人民主权”原则是民主的精髓， 它已经成为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1958年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第4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 我国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规定了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第2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2）规定代议民主的制度构成和程序。民主在本质上是一套程序。程序对于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法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确保代表或议员不会偏离选举人的意志行使权力，使他们能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民主是一种多数决策的过程，在决策前并不存在预设的实体结果，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结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事先接受了形成这个决策的程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程序决定了实体。在这方面，我国的宪法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宪法规范的内容重实体而轻程序。宪法对民主的程序规定篇幅很少，残缺不全。 二、宪法中未确定正当程序原则。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 （3）规定对代议民主的制约和补救。从各国宪法来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创制、复决权。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定条件下公民享有直接立法权，以克服或纠正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不能有效地反映民意甚至违背民意的现象。二是规定全民公决。这是通过由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某一重大问题的制度，它通过公民以主权者的身份直接行使的决断权。三是规定对代表或议员的监督与罢免。我国宪法未规定公民享有创制、复决权，也未规定全民公决制度。对代表的监督与罢免的规定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3、民主应当成为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因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于是“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 笔者对所谓“历史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但仍然非常赞同福山的初步断言：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民主原本具有手段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但人们逐渐发现，民主早已超越了其手段或技术的意义，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对人权的程序保障在某种程度上比实体保障更为根本，人权的实体保障最终通过程序保障来实现。民主本身也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 从民主的价值出发，我国宪法现代化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民主化。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付诸实施的活动。 权力是政治的基本要素，政治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用。因此，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所有公共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所有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反映人民的意愿。 （2）民主政治法律化。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行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或者都由宪法和法律进行规范。这要求宪法对公共权力的获得与运行要作出完备的规定。民主可分为人治民主即以人治方法实行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即以法治方法实行的民主。法治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用法律来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并按照“服从法律的就应当是法律的创造者”的精神与要求来制定法律；法律至上；国家权力受宪法和法律限制；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实施。 法治民主所蕴涵的正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 （3）建立以权力制约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我国目前而言，最关键、最紧迫的是，尽快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二、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一）形式合理性优先：宪政的法律之维 理性在启蒙运动以来被用以为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启蒙运动的开展及其对宗教的猛烈批判，整个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过程，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走向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他对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的分析工具。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指由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来衡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从根本上不具有可精确计算的属性，因为用以判断实质合理与否的价值是无限多的，不仅仅有来自于政治上、伦理上和习俗上的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就是在那些信奉同一种政治和伦理学说的人们中间，也不大可能有两个人的价值标准在一切方面都完全一致。 可见，实质合理性意味存在着一套主观的、价值的标准。学界虽然承认存在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但终究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甚至探究这种确定标准的手段也难以获得。追求实质合理性的道路充满崎岖，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追求难有实质意义上的结果。从法律的方面看，强调“实质合理性优先”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的正义理想，但它在 司法领域的贯彻，将导致个案正义优先于普遍正义，法外的标准优先于法律的标准， “直接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实践也总是难以摆脱人治、专断、反复无常或神秘主义等非理性力量的控制。” 诉诸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导向一种人治的司法模式。 而“法治主义强调形式合理性优先”。 法律的形式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码的要求。 韦伯在其关于法律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法律的形式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他赋予法律的形式理性以相对独立的地位。D·M.特鲁伯克将韦伯的法律形式理性解释为：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其逻辑性也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体现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学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种思维富于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的特定逻辑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 韦伯还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形式理性的意义：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它把法律过程看作是和平解决利益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让利益斗争受固定的、信守不渝的“游戏规则”的约束。 形式合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指用理性化的法律来判定是非曲直”。 因此，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它要求宪法必须成为法律，而不能是政治宣言、道德原则，这已经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这就要求，宪法的内容尽可能采取法律的外在形式，即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跟其他法律一样，能以特有的“法律”的方式或依实施一般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手段予以实施。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就是宪法采行法律的形式，宪法的形式合理化即是宪法逐渐采行法律形式的过程。 那种认为宪法主要用以确认个人尊严、基本权利与自由等价值，其关键是合理确定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并有效制约权力以实现权利的主张，体现的是一种对宪法的“实质合理性”理解，它将宪法所追求的目标确定为“实质合理性”。这意味着，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优先考虑实质合理性。我们承认，宪法的确对人权等最根本的、最重要价值目标给予了正式确认。但是，宪法也是法律，因此在制（修）宪的过程中，也同法律一样，“应当最大限度地将实质合理性转化为形式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把实质合理性由个别存在物转化为普遍存在物，由分散无序的状态转化为理性可以把握和预计的固定形式”；在宪法的实施中，也须“借助于而不是绕开形式合理性去实现实质合理性”。 因此，宪法也不例外，其生命也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 强调宪法的形式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实质合理性的否定或排斥，它仅仅表明：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相对于实质合理性而言，具有优先性。即：（1）宪法的实质合理性通过形式合理性予以实现。（2）在宪法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以形式合理性所确立的标准来最终判定实质合理性。（3）宪法的所有内容尽量实现形式的合理化。“在所有理性化的法律制度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 因此，宪法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必然意味着宪法形式主义的兴起。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都以追求实质合理性为目标。这体现在：（1）宪法详细而全面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却没有规定保障的具体制度和途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侵害，却无法有效的救济。（2）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种类，甚至也规定了行使的程序，但却未规定违宪审查制度，面对大量存在的违宪行为，宪法却无能为力。（3）宪法中过多地规定政策、方针及其他非规范性内容，一些本来是规范性的内容却又未具体规定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宪法至今仍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其价值诉求的。因此，我国宪法的发展必然有一个形式合理化的过程。宪法的形式合理化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程序正义优先：宪法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指人的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其次，存在一个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的实践理性即意在探寻法律的正义在实践中确定的判定标准。那么，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过程中，我们将根据什么方式来确定“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行为的结果，一是根据行为的过程。如果借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正义概念，那么，就前者而言，可以理解为实体的正义，它“意味着只要结果正确，无论过程、方法或程序怎样都无所谓”； 后者可理解为程序的正义，它意味着“无论处理个案的过程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这一过程都应当受到某些实体正义之外的其他正义原则的指引和限制”, 也即是说，要考虑程序自身的存在理由，或者说是要确立程序的独立价值。 问题是，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这才是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关键。宪法的实践理性要求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中获得一套客观的、确定的标准，是依实体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抑或依程序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取实体正义优先还是程序正义优先？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罗尔斯以分蛋糕的比喻为例将程序的正义分为三种：一是完善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对什么是公平的分配有一个独立的标准，一个脱离随后要进行的程序来确定并先于它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是可能的。” 由于标准不在程序之中，要探究这一标准是困难的，因此，罗尔斯警告说，“完善的程序正义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罕见的。” 实践中，我们并非要真正的、绝对的达到平均分配蛋糕，而只需确定由动手切蛋糕的人最后领取自己的一份，即可认为它符合正义。可以认为，只要设计的程序被认为是正义的，其结果也被认为是正义的（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并非这个结果就真的是正义的）。二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 刑事审判被罗尔斯分类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某被告是否真正犯罪存在着绝对的标准，但除了万能的上帝，人类并不掌握任何时候都能满足绝对标准的认识手段，实际中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就与分蛋糕并无多少区别。 也就是说，在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情况下，仍然是以程序是否正义来判定结果是否正义的。三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它“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只要程序正义，其结果就一定正义。 从理论上讲，在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三种分类中，程序的地位是略有差异的。但在实践中，结局都是一样的：实体的正义最终都由程序来保证，即程序正义决定实体正义；或者，在二者冲突时，程序正义应当优先于实体正义。 关于正义的理论适用于法律的领域，产生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及其关系的问题，在确定以什么标准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时，出现了实体法中心观和程序法中心观两种对立的主张。前者认为，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是前提，程序法仅仅是“助法”或“附带性规范”，即“程序仅仅是以判决的方式产生出其结果的机械性过程或就是这个机械本身。” 程序法中心观则认为，程序法并不是助法，而是实体内容形成作用的法的重要领域。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现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 程序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体法是通过程序法来确定的，即所谓“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针对我国目前在宪法实体规定方面已趋完善，程序的阙如使实体规范不能有效实现而成具文的现状，笔者曾撰文指出，“与其让完备先进的实体规定留在纸上，还不如先完善程序，使实体规范完全得到实现。同时，优先发展程序，并不否定实体规范的适时发展，只是强调在现阶段宪政建设的侧重点是发展程序。” 在该文中，笔者讲的是一个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即宪政建设的先后次序、以何者为重点的问题。这与本章中笔者提出的宪法程序正义优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已了然于胸。 宪法程序正义优先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的意蕴。其基本含义是：第一，宪 法内容的程序化。它要求，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化为一种程序性规范，或者说，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通过程序规范体现出来。宪法的实体价值隐藏于程序之中。这意味着从立宪、修宪到宪法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程序，意味着国家权力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不同机关的权力均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并严格按照预设程序运转，意味着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第二，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一方面使宪法程序尽可能合理、科学、完善；另一方面，赋予宪法程序以独立的地位，以及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冲突时优先考虑程序正义的合法性。 （三）当前我国宪法形式化的主要内容 本章所讲宪法形式化，既包括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也包括宪法的程序正义优先所导向的程序化倾向。实现宪法形式化的一个前提，是存在一套以宪法形式主义为目标的、完整的、内部协调的概念、范畴体系，一套能对当前绝大多数宪法现象做出自洽性解释的、完备的宪法理论。针对我国宪法的实际，当前关键是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宪法文本的形式合理化。（1）制定一部可包容香港、澳门及未来台湾等与大陆实行不同制度的统一的宪法典。（2）重订宪法序言。应减少序言中对历史、政策等的叙述性说明。（3）宪法内容的规范化。最大限度地使宪法中的内容都成为宪法规范，尽可能使宪法条文中规范结构完整。（4）减少宪法中的政策性、道德性等非规范性规定。 2、建立、健全四大宪法制度。（1）健全宪法解释制度。（2）建立违宪审查制度。（3）建立宪法诉讼制度。（4）健全宪法效力保障制度。 现代化论文: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 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和主线。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提出明确要求，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创新，在政策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高度自觉和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坚定决心。当前，我们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以改革精神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逐步实现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坚决遏制腐败蔓延。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 方向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政治性、政策性都非常强。只有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有针对性地设计时间表、路线图，才能实现改革成本最小化、成果最大化。 紧扣“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就是第一次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统筹考虑、系统谋划，体现了当前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既是“五位一体”改革的重要组成，也是重要保障。各项改革要顺利推进，都离不开风清气正的改革环境，都需要全程加强反腐败工作。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等改革措施，本身就是源头治腐的重要举措。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不能单兵突进，必须与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同步谋划、同频推进，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紧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中央纪委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定位作了进一步明确，就是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全面履行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从浙江的实践看，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通过调整机关内设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等举措，收紧了拳头，突出了主业。当前，要把这一要求贯穿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始终，通过改革推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进一步强化执纪监督职责，集中精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紧扣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目标。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效果如何，干部群众能否满意，关键是要看腐败蔓延势头有没有得到遏制。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必须着眼于这一形势，全面破除不利于坚决查办案件的体制弊端，弥补权力监督制约不力的制度缺陷，使惩治更加有力、预防更加有效，以腐败遏制度、群众认可度、社会信心度等实际成效检验改革成果、取信广大群众。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 总书记在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目前反腐败体制机制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就要在这些紧要处发力，通过“小切口”解决“大问题”。 强化党委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些新要求针对性强，关键是抓好落实。建立党委领导班子定期研究、带头检查责任制落实情况，以及党委每年向上级纪委报告责任制落实情况等制度，以加强对党委主体责任的动态考评。近年来，浙江省坚持推行“三书两报告”制度，通过给党委、政府领导发送责任分工报告书、落实任务建议书，给牵头部门发送责任分工函告书，党委常委会听取党政领导专题报告，纪委听取牵头部门情况汇报等，强化了党委的主体责任和主体意识。同时，要制定责任追究办法，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重大违纪违法行为，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也要追究领导责任，增强责任制的刚性约束。建立健全启动程序，注重从信访举报、案件检查、执法监察、巡视等工作中发现问题，确保责任追究及时、准确。 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这项决策符合党章精神，切合实践需要。当前，关键是要研究制定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指导性意见，进一步明确双重领导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特别是在查办腐败案件和下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等方面，亟须出台更加细化、明确的操作办法，使上级纪委加强领导有章可循、下级纪委接受领导有据可依。 强化派驻机构的监督职能。派驻机构是各级纪委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好这支队伍作用，等于增加了一个纪委的力量。党和国家机关领域广、部门多，全面派驻很难一步到位。要从实际出发，条件成熟一个派驻一个，逐步实现“全覆盖”。此外，要在纪检监察机关设立专门机构，强化统一指导和协调，防止派出机关内设部门多头下达任务，解决派驻机构疲于应付、工作难以深入的问题。 强化巡视制度的监督作用。当前，巡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坚决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新要求，全面推进巡视工作制度创新。从近几年浙江省巡视实践看，注重拓面延伸、加快节奏、发现问题，巡视监督作用不断彰显，实现了机关、地方和企业的“全覆盖”。在巡视重点上，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放松，适时开展专项巡视和重点巡视，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在结果运用上，要加强问题分类处置，建立快查快办机制，对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快速启动、立巡立查。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路径 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先例可循。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规律，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使各项改革措施逐步落实、逐见成效。 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从现在算起，只有短短7年，时间紧、任务重。要统筹谋划、倒排时间，尽快出台更加细化、量化的“一揽子”改革进度表，抓好责任分解和任务分工。要结合实际，在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研究制定一系列能落地、能管用的举措，注重制度设计的细节。要把监督检查贯穿始终，充分运用专项督查、重点抽查等多种形式，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对不及时推进、不按规定改革的，要限期整改、倒查责任、传导压力。 坚持试点先行、循序渐进。改革既要谋变，也要求稳。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涉及权力、利益再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要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做到“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对于推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等新部署的任务，以及推进新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等工作，可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推开；对于完善派驻工作机制、改进巡视监督制度等已有实践基础的改革措施，要抓好经验总结和顶层设计，迅速启动、加快推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坚持群众路线、鼓励创新。改革是开创性事业，力量在于群众，办法来自基层。从浙江省反腐倡廉实践看，正是基层和群众在建设村务监督委员会、防止利益冲突、防控廉政风险等方面的创新创造，提升了治理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对于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探索中的新招、实招、硬招，要及时发现、认真提炼、积极推广；对于改革探索中的一些失误和不足，不搞求全责备，积极加以引导，不断改进完善，更大限度地释放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 现代化论文: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促进对策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内涵 特点 制约因素 对策 摘要:基于学界对农业现代化基本内涵的不同观点,提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概念的认识。指出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同于世界各国的个性特点以及影响其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及途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关系着中国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设更加富裕型小康社会的实现,而且关系着中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说“三农”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大局。因此,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途径。在党和政府日益关注“三农”问题的同时,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一直给予了高度重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农学等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其中农业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学术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自20世纪中期我国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来,学者们围绕着农业现代化的科学界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长时期的讨论,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转变论。人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出发,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世界范畴的、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它作为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传统的生产部门转变为现代的产业部门的过程。 第二、过程论。学者们认为农业现代化不是农业领域一个方面、一个过程的现代化,而是全方位、全过程的现代化。包括生产过程的现代化、流通与消费过程的现代化及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 第三、制度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于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而引发的组织制度、管理方法的变革与创新。 第四、可持续发展论。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完整涵义是用现代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能保持和提高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过程。 我们认为,对农业现代化的界定,不能仅从一个或几个方面来界定。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应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所应有的“共性”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个性”上去把握。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依据国际公认的现代农业的标准来定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我国农业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与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生态资源及劳动力条件等因素,走自己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科技、农业管理、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组织的社会化、农业生态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 在分析、界定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的同时,学术界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位学者的观点表述上虽有差异,但通过疏理后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是研究视角的差异。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来审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认为:从世界上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来看,农业现代化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为代表,他们主要走从现代机械技术起步到现代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道路;二是以日本、荷兰、比利时等国为代表,主要走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起步到现代机械技术的发展道路;三是以法、德、英等国为代表,走机械技术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同步发展道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既不能走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道路,也不能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术的实现为主要特征的道路。而应根据中国特定的条件,走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现代生物技术与现代机械技术、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与现代农业科技、机械化、半机械化与手工劳动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5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至少应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工程化等三个显着特点。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农业、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 把农业现代化看作是一种过程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应从其所具有的动态性、区域性、世界性和时代性、整体性上去分析。因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性较强的概念,只有阶段性目标而没有终极目标,即在不同时期应当选择不同的阶段目标以及在不同的国民经济水平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同时农业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同一区域的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有很大差异。但强调这一点,并不能否认我国农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要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因而也应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分析农业现代化,依国际标准来确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种手段的学者们则从农业现代化的构成要素上来分析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认为: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生产技术科学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决定因素;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上学者们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特征的表述,都有可取之处,如同我们讨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一样,对其特征的描述 也可以是多角度的。我国农业现代化应避免重复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但也要避免“一刀切”走灵活多样的发展道路。从整体上看至少应具备如下特征:第一,把现代生物科技与机械技术结合起来,寻求传统的精耕农作技术和现代化农业在保持生态良性循环下的有机结合;第二,农业现代化必将与农业的商品化、产业化、集约化相伴随;第三,就全国而言,农业必将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第四,把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与城乡差别、地区差距的缩小、农村工业化与乡村城市化以及农民的现代化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因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它与国家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的调整、城乡关系的调整、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密不可分。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虽有长足进步,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有学者参照国内外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建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并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比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具体描述。10也有的学者从区域农业发展的现状出发,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做了实证研究。11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学术界在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上的差异(2001年前后,国内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有数十种之多,白人朴在《关于衡量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的探讨》中有详细论述,原文刊载在《实验研究》2001年第2期),学者们大都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无论在速度、规模、结构、效益、程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都有较大差距。这一客观事实,使人们日益关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制约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从农业生产要素的层面来探讨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未能向现代农业转型,劳动者(高素质)、土地、科技、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欠缺、要素市场发育迟缓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没有高素质的、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懂得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的新型劳动者,中国农业要实现代化是不可能的。12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支撑。资金短缺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如何建立一个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与资金保障体系事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土地市场化与农地使用权流转一直是研究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关注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目前中国农业经济、农业产业化水平、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等问题,而且关系到农民的利益。 其二,从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层面来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起着很大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中就曾断言: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制度的变革。学者们对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历史及制度效益进行了历史考察。18对农业制度变迁的内涵、特点及制约当前农业经济制度创新的深层障碍,如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供给、分配制度、不清晰的产权制度、不合理的税收制度与风险分摊制度等,展开了充分研究。19 在对农业制度变迁进行审视的同时,还有学者们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国家公共政策的取向等方面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20 21 其三,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目前实际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滞后的城市化是导致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是通过制度变迁、制度效率的改善来影响其他各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和效率来实现的,其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直接贡献与间接贡献。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同其他投入一起共同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直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对其他要素投入起保证、激励、阻滞或诱导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制约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主要有: 1.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农业机制尚不健全。尽管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严格地说,目前市场农业的发育还很不成熟,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尚不健全,要素流转和生产安排仍有盲目性。(1)农户没有真正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户在投资决策上还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2)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足。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尚未根本改革的户籍制度妨碍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使以劳动力为典型代表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始终滞后。(3)社会化服务体系滞后。服务体系在多数地区还不健全,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所需的信息、技术、资金、物资、加工、销售等社会服务体系明显滞后。 2.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未能建立与健全有效的土地流转与集中机制,使土地难以在很大范围内流转与合理配置,妨碍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3.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没有形成,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产潜力下降、农业公益福利事业的投入也严重滞后于城市水平,使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福利事业体系发育不足。 4.不清晰的农村产权制度为侵害农民的利益提供了可能。按照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属农村社区公有。在这种规定之下,农村集体资产性质模糊不清、资产所有权代表不明确,诱使各行为主体、尤其是拥有垄断行政权利的基层政府和部门对农民利益的侵害成为可能。 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措施 如何化解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从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对策、建议。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1.土地制度改革,实现规模经营。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可行性的思路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消除土地投资的制度风险,克服农民的短期行为;另一方面,实现经营权的自由流转,有利于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适度集中。 2.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业就业在社会就业中所占比重的降低,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在我国现行条件下,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 3.加强农业市场体系和产业化组织建设,进一步协调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为此,国家要积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流通、科技开发的各种专业性服务机构;大力发展农业市场组织,对农业生产和流通环节,提供技术、资金、信息、经营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市场咨询和服务,使农村经济和市场经济接轨;消除各种自然的以及人为的经济和行政的市场阻隔障碍,使农村经济发展纳入统一的市场经济轨道。 4.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其转化和应用步伐。其一是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在鼓励社会多元化投入的同时,应大 力提高政府对农业科技的财政支持力度;其二,加大对农业科技的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其三、把农业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体系转向社会化,逐步形成以企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各种产业化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5.大力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开发力度,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他们成为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现代商品生产者。 6.实现城乡统筹,消除二元经济阻隔,在加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7.不断深化改革,消除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31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解决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在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的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不能随意改变其制度内核。 第二,坚持农地集体所有,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目前土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要在明确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增强生产要素重组的灵活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通过规范流转行为、明确利益关系,鼓励农业的规模经营与生产的专业化。 第三,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提高农业的组织化、集约化水平,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坚持多样化,不搞一刀切。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农业制度创新形式的选择与推进,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不要强行移植,也不能靠行政推动,必须坚持多样化发展。 8.结合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来推进农业现代化。 9.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来论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这主要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方面来阐述。 现代化论文:中国物流现代化及其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物流是进行生产和建设的物质前提，是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客观基础，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 一、中国物流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就与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19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9．9％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每年增长7．4％。物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逐步改革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分配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突破了在国有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真正的商品的束缚，培育和发展了生产资料市场，改变了物资流通格局。 第二，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了“物流”概念，借鉴其理论和方法，从大流通的视角，不仅把运输、装卸、仓储、包装和流通加工等物流环节作为一个系统，而且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流通、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视为一个整体，从而有利于货畅其流，提高效益。 第三，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规模增加了物流设施。中国交通运输的主力是铁路，其营业里程从1978年的4．86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5．46万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从1978年的 10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9700公里。公路从1978年的89．02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115．7万公里。1996年又新增公路2．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增加11 17公里，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里程达2141公里。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1978年的83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 17200公里。远洋运输的国家的主力船队——中远集团船队于1996年已发展到1700余万载重吨位的能力。民用航空运输仅机场建设从1980年至1995年共投人475亿元，1955年底全国拥有137个机场，其中4个可容纳波音747-sl个可容纳波音737。包装已经形成包括包装材料。包装制品、包装机械。包装装境印刷等门类齐全的新兴产业。在装袭搬运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叉车、托盘以及其他机械等等。 第四，通过国内研制、生产和从国外引进，提高了物流技术水平。如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装产业已研制和开发数千项新产品，基本上适应国内资源特点并符合国际包装的发展方向，大大提高了包装水平和质量，不仅在出口商品中基本扭转了“一等商品、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的现象；而且也明显改变了重大产品由于包装不善造成的损失，如改变了水泥包装，每年大约节省水泥土500—600万吨；改进了化肥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l亿多元；改进了平板玻璃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100多万重箱。与此相联系，推行了物流标准化，而集装单元标准化是其基础，已经从单一商品的标准化逐步走向商品系统整体的综合标准化，也就是从货物分类编码、计量单位。包装方式、装卸设备。运输工具、库存条件。安全要求等等，逐步实行统一化、系列化、通用化，并与国际物流接轨。 第五，在物流管理方面，1991年初国家体改委和前物资部在无锡进行以配送为突破口的物资流通制综合改革试点，近几年又进行了制试点，并推选连锁经营。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700家连锁公司，1万多个门店，钢材与汽车销售的金额已超过250亿元。由于采用了这些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促进了管理水平的提高。 第六，在物流信息方面，从流通企业到管理部门，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从八十年代末以来，较多地采用微机，各物流部门已初步形成覆盖面广、横向纵向相结合的信息网络。 总之，物流的发展保证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流通部门的一些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是很多国有生产资料流通企业转换机制较慢，管理不力，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有的出现亏损，近两年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三是物流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例如准高速、高速列车今年才起步，由铁道部部主持的时速200公里及其以上高速列车综合试验至1999年年初才成功。四是物流系统中的“瓶颈”制约未完成克服，交通运输尤其是铁道运输仍然比较薄弱。五是对减少环境污染重视不够，如包装材料在生产和使用中，回收利用不够，造成污染，尤其是塑料包装制品造成白色污染比较突出等等。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流现代化的内容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幅员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技术落后，人均资源较少。经过48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有些部门的总量指标在世界上已位居前列。 落后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与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并存，以大量的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为基础的落后科学技术与少量的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并存，广大的经济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与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发达地区并存。因此，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时间上的长期性。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实现现代化一般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如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起步，至七十年代基本完成。但据中国国情，具有巨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急于求成。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于1964年12月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而实际起步则是1978 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完成大约要到21世纪中叶。包括在四个现代化之内的物流现代化，显然也要到那时才能全面完成。 （二）地区间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经济比较发达，改革开放以来，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省五个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开放了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了经济开放区等等，现代化进程很快，大约到2012年，可以基本实现物流现代化，正如所指出的：“力争经过20年的努力，使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至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特别是沿边地区还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发展潜力都很大，可以加快开发，但完全实现物流现代化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三）技术上的多元化。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也由于各种货物具有不同特性并对物流有不同的要求等原因，在技术上应兼容必要的手工劳动、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和高技术自动化，形成多元结构。 （四）宏观上的调控性。物流现代化不仅需与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协调，而且需要在地区协调。同时，各物流环节之间也需要协调，从而涉及到国家的总体规划、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的同时，必须有国家的指导和扶持，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基于上述，中国物流现代化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一）物流设施现代化。现代物流设施，是物资空间转移和在一定时间内必要停留的载体，时至今日，在数量上仍然不足，例如还有相当大的地区不通铁路，又如港口泊位不足和有的泊位装卸效率低，仍有压船压货的现象等等。可见要建立一个综合的高效的现代化物流系统和网络，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二）物流技术现代化。与物流设施现代化紧密相联，必须使物流技术高度化。仅就铁路运输而言，蒸汽机车占有较大的比重，时速较慢；电气化铁路1960年才从四川铁路宝成线上出现，至今也不过1万公里左右；准高速列车1999年4月1日已经起步，要在各中心城市之间建成高速、超高速铁路网尚需较长的时间；此外，需要建高速公路网，建立高效能的机场和港口，发展集装箱运输，建立立体仓库，利用改造废矿井作为地下仓库等等。 （三）物流信息系统现代化。信息在当代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建立中国信息高速路的同时要着力建设物流信息系统。 （四）物流管理现代化。物流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都应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在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型的两个转变过程中，应建立现代财务、成本、质量管理和科学决策制度；继续发展、配送连锁经营等新的物流方式和经营方式，发展集约型的配送制，推行佣金制，推进连锁经营的规模化、规范化；采用价值分析、价值工程、最低库存（Just－in－time inventory）甚至零库存等新的管理方法。 三、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12亿多人口，经济规模大，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潜在市场。仅就直接以物流为基础的商品市场而言，1996年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614亿元，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为35700亿元，外贸进口总额为1388亿美元。到21世纪初，中国将向世界提供将近7000亿美元的市场。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临进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 首先，促进中国与接壤的周边国家的合作和开发。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促进澜沧江一循公河流域各国的合作开发。1996年8月底在中国昆明市举行的澜沧江一循公河区域经济合作第6届部长级会议上，一致赞同以泛亚铁路和中泰铁路为核心的东亚铁路网建设计划。也就是计划修建以新加坡为起点，经吉隆坡。曼谷、金边、胡志明市和河内抵达尾明的泛亚铁路，并计划修建支线通到仰光和万象，预计 2000年完工；同时计划修建以昆明为起点，经祥云。思茅、景洪、琅勃拉邦、万象、廊开抵达曼谷的中泰铁路，也将于2000年竣工；这就将中国铁路网和中南半岛铁路网联接起来。显然，这不仅将大大促进该流域的合作开发，而且将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2、拆进图门江地区的合作开发。1995年 12月6日，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五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正式签署了关于开发图门江地区的三项协定，即五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图门江地区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谅解备忘录》以及中。朝、俄三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地区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积极支持这几个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物流现代化将有利于推动这一项目的实现。3、促进沿亚欧大陆桥有关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俄罗斯及中亚各国与中国存在着资源互补、资本互补、技术互补、产品互补、人力资源互补、经验互补。地缘互补、基础设施互补等八种互补性，中国物流现代化无疑将推动沿亚欧大陆桥各国的合作开发。 其次，促进中国与太平洋诸岛国以及太平洋彼岸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随着中国海运和航空的发展和现代化，有利于在平等互利、相互开放、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上述各国的经济合作与贸易交流。尤为主要者有两个国家：一为与日本的经济技术合作。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两千年的友好交往，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日益加强。二是与美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这种合作虽然在总体上得到不断改善和发展，但常受美方的重大干扰。今后只要对方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流现代化，中美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不断扩大。 此外，应当指出，香港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信息中心， 1997年 7月三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对加强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促进亚太地区 的国际贸易 各种物流设施是外贸商品的载体，物流现代化将大大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1996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经达到2899亿美元，比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了13倍，平均每年递增 15．79o。在外贸总值中，对亚太地区的进出口值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美国、日本、香港地区是名列前茅的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进出口总值的快速增长，将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人活力，同时也影响国际市场行情，仅就中国的某些进口产品而言，如合成树脂（聚乙烯、聚丙烯等）、纸浆、谷物、大豆和棉花等的进口，由于数量较大，就曾经直接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上涨或停止下跌。预计在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无疑将对亚太各国经济发展将提供新的推动力。 （三）促进亚太地区投资的旅游业的发展 中国物流现代化可以大大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截止1996年8月底止，中国批准的外资项目超过了28000个，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中国吸引外资最近已连续三年在世界上占二位，这一势头，正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亚太地区各国进行投资，也将日益增加。 物流设施中的交通运输部分，同时也可以运送旅客，其现代化可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 1996年中国的国际旅游创汇达102亿美元，与1978年2．63亿美元相比较，增长了37．8倍，18年来平均每年递增22％以上；国内旅游收人为1638亿元人民币，中国旅游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外，中国人出境旅游也与日俱增，其中多数是往亚太地区，尤其是往东南亚各国，可见也将促进亚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探讨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新刑事诉讼法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对法律援助制度给予了进一步的完善与修正，使法律援助制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法律援助制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以下就对新刑事诉讼法下法律援助制度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和进步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下刑事诉讼法下法律援助制度所面临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将大幅增长、法律援助所需经费投入增大、刑事法律援助专业人才需求量增大、需加大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力度以及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之间的衔接有待完善等挑战进行了分析。以期为促进法律援助工作公平、公正、正确的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进步挑战 法律援助是我国刑法诉讼程序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环境推动之下，法律援助先后被写入了我国的宪法以及新刑事诉讼法中来。我国在2012年3月14日，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会第五次会议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订。重新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整个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特别是进一步推动了法律援助，尤其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进步。为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但与此同时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一、新刑事诉讼法下法律援助制度的进步 （一）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扩大了法定援助的范围 与未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范围相比，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将原本的酌定援助对象进行了进一步扩大。原本的酌定援助对象为公诉人出庭案件中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而新刑事诉讼法将这一对象扩大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所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并且对于本条例中的“其他原因”在《关于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中也给出了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扩大了酌定援助的范围，同时对法定援助的援助范围也进行了扩大调整，主要表现在原来的援助案件类型基础上又增加了两类案件，这两类案件分别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和当事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之所以增加这两类案件是出于以下考虑，对于前者案件来说其考虑在于这类人群是在部分丧失辨识能力和控制能力情况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因此，这类人群在的自我辩护能力相对较弱；对不后者案件来说，主要是考虑无期徒刑是非常重的刑罚，当时在面对如此重的刑法面前如果没有辩护人进辩护，则无法保障案件审判的公正性，因此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中将该类案件也纳入到了法定援助范围内。 （二）新刑事诉讼法将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进行了提前 在未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下，不管是对于哪类援助，都是在审判阶段向被告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服务的，被告人在审判前的程序中是很难获得法律援助的。而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下，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很大的进步，将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这一改变意味着只要被告人或者是犯罪嫌疑人满足获得法律援助的相关条件，那么其在审判阶段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同时，新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公安机关要保障符合法律援助的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法律援助权利，并且通知、监督相关部门为其指派相应的律师进行法律援助。 （三）新刑事诉讼法改变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 新刑事诉讼法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改善和调整不仅仅表现在以上两个方面，同时还改变了一些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在未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为由人民法院指定相应的律师来为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提供辩护。但是在新刑事诉讼法之下，对法律援助的方式进行了改变，将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于符合酌定法律援助条件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本人申请或者是其亲属申请的方式来向相关法律援助机构申请，以获得法律援助；另一种方式是对于符合法定法律援助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公安机关根据其所处的不同诉讼阶段，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实施法律援助。 二、新刑事诉讼法下法律援助制度面临的挑战 （一）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下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将大幅增长 新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法律援助的援助范围的扩大，从而使得仅仅是法律规定下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数量就至少要增加数倍。不仅如此，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规定，对于部分的由于经济困难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没有辩护人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即使其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活动法律援助的条件也能够依法向相关的法律援助机构进行申请，来获得法律援助。尽管从目前来看，处于这种情况下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通过申请的方式成功获得法律援助的情况并不多，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数量。而在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的深入实施之下，这类情况的案件数量也必然会不断增加。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新刑事诉讼法法律下的援助制度所面临的第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的大幅增长。 （二）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下法律援助所需经费投入增大 由上一点可以看到，新刑事诉讼法下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必然会导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发生大幅度的增长。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的显著增长必然会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投入有更大的需求，因此，新刑事诉讼法下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所面临的第二个大的挑战就是法律援助所需经费投入增大。以30万个法律援助案件为例进行计算，如果每个法律援助案件所需的法律援助费用为630元（这一数据是2009年全国法律援助案件平均费用），则30万个法律援助案件则需要投入的经费为1.9亿元。如果每个案件的费用增加到800元，那么30万个案件的总共费用就需要2.4亿元的投入。而当每个案件所需的费用达到1000元时，则总共所需法律援助的投入经费则超过了3亿元，这是一笔非常大的经费投入。就以2012年的数据来看，全国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投入总计10.22亿元，以上数据分别占其总投入费用的18.6%、23.5%和29.4%。二者其中最高投入3亿元的费用，已经超过了2012年全年的法律援助总投入费用。 （三）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下对刑事法律援助专业人才需求量增大 从我国目前从事法律援助的专职工作人员来看，其中法律专业的专业人才所占比重并不大。对于从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人员必须是具备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但是从目前已经取得律师执业证的刑事法律援助专业人才的总数与全国法律援助案件的总体需求量也相差甚远。举例来说，从我国2009年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到2009年为止，全国仅有4185名具备了律师职业资格证的法律援援助律师，占我国全国法律援助机构总体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32%，这一数量远远无法满足法律援助的需求。不仅如此，在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会在短期内使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急剧增加，这一情况导致对专业法律援助律师人员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由此可见，在新刑事诉讼法下的法律援助制度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对刑事法律援助专业人才需求量增大。但是很显然，在较短的时期内不可能急剧的增加专业法律援助人员的数量，因此当前情况下，应该对现有的法律援助专业人才进行合理的组织、动员，使其积极地投入到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当中，来缓解目前法律援助工作中专业法律援助人员缺乏的局面。与此同时，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最大程度上培养法律援助专业人才；同时积极的吸收刚毕业的具备司法资格的青年法律人才，促使其投身到法律援助事业当中来。 （四）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下需加大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力度 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并仅仅是在形式上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使其获得无偿的律师辩护，而是需要从根本上给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维护，达到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因此，在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过程中，首先是给符合条件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提供无偿的法律辩护，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不仅要为其提供无偿的律师辩护，同时还要使其不流于形式，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确保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真正意义上获得法律援助。尽管在相关的规定中对于提供法律援助的质量也给出了相应的规定和管理对策，例如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中，就对法律援助承办律师所需要进行的具体工作，律师所在法律机构对法律援助活动的监督指导，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情况实施奖励和惩罚以及公检法机关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通报法律援助了表示违法违纪损害受援助人利益的行为等工作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是对于如何执行法律援助案件的监督管理、如何细化对办案过程及重点环节的管理、考核，以此来确保法律援助质量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做法。这也是目前，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实施所面临的又一大挑战。 （五）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制度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之间的衔接有待完善 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主要是在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接受法院审判的阶段才进行实施的，而在侦查阶段以及起诉阶段基本不会介入。究其原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对于公检法司等机构，对于如何具体的进行法律援助工作，如何具体实施法律援助工作，目前并没有一个详细而统一的执行准则导致的。除此之外，这四家机构之间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衔接机制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缺乏这种衔接机制的缺乏，导致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法律援助权利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这是法律援助制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又一挑战。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提前了法律援助诉讼阶段，并且改变了法律援助的方式，促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进步。但是与此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制度所作出的这些改变，也使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因此，在实施新刑事诉讼法下的法律援助制度时，需深入分析新刑事诉讼法下法律援助制度的这些变化，并对其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刻剖析，建立积极的应对措施，才能够确保新刑事诉讼法下的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公正实施。 作者：金鑫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探讨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对爱辉区法律援助工作的影响及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延伸了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调整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对于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体现程序正义，促进实体公正，都将产生重大的意义。现结合爱辉区的法律援助工作，探讨新《刑事诉讼法》对爱辉区法律援助工作带来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 一、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我区近三年共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41件，受援人绝大多数为未成年人且都是由法院指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这几年，我区在规范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查、指派、承办、案卷归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还专门建立回访机制，通过电话回访等方式，对受援人进行回访，听取受援人对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群众的监督。经费保障情况更是大有好转，目前我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已由过去的500元/件，提高到现在700元/件。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调整 （一）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 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如果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应当为被告人指定法律援助律师。原来只有下列三类案件，一是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二是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三是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现在又增加了两类：一类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另一类是当事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 （二）调整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法则把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即处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只要符合援助的条件，均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三）加强了刑事法律援助的方式 一是对于可以援助的对象，应当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其近亲属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辩护。二是对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对象，则根据所处的不同诉讼阶段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各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再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 三、新刑事诉讼法对于我区法律援助工作的影响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将大幅增长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让更多的对象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提前了刑事法律援助的介入阶段，使得法律援助能够贯穿整个案件程序，丰富了刑事法律援助的方式，拓宽了获得法律援助的途径。这三个方面的新规定都预示着未来我区法援案件的激增。 （二）法律援助人员不足和经费短缺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新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增长，一方面相应地要求增加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人数或律师办案的次数，也对律师的办案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刑事法律援助经费支持。 （三）法律援助机构与公安、检察机关在受理刑事法律案件过程中及时、有效的衔接，也将是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常运行面临的挑战 新法把刑事法律援助提前到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后，就使以往并无工作基础和经验的我区法律援助中心与当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工作衔接中面临一项新考验。 四、如何开展好我区新形势下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一）增加刑事法律援助人员和提高经费保障水平 新刑诉法实施后，由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提供援助，刑事援助案件肯定会相应激增。因此，需要增加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同时办案经费也需要较大幅度的提升。 （二）建立健全与公安、检察院、法院之间的衔接机制 把发挥我区法律援助机构自身职能作用与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结合起来，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公、检、法部门的告知、转交申请和相关协助义务等。 （三）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宣传阵地和普法宣传日等时机，积极开展刑事法律援助专题宣传活动，使更多的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晓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途径和方法，获得法律援助，以保障其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真正实现刑事诉讼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加大培训力度，提高法律援助刑辩护律师的办案能力 一方面刑辩律师要全面学习《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法条，深入探究法条的学理解释，正确把握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针对法律援助刑辩律师的实战培训，以提高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质量，全面维护和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对我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勇于创新，就能更好地面对这次的机遇和挑战，不断推动我区刑事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取得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辉煌成绩。 探讨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摘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实现对人权的基本保障，同时也是构建法治社会，推动我国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需要从援助机关、援助对象、援助资金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不断完善。 【关键词】法律援助刑事诉讼司法公正 所谓法律援助，在实践当中又被称为司法援助、法律帮助或者说是法律扶助，在援助的范围上可以分为民事法律援助、刑事法律援助以及非诉讼性的法律援助，而在法律实践过程中被人们所广泛关注的还是刑事法律援助。从狭义上来说，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案件中针对贫困人员所提供的司法援助，而在广义上来说还包括国家对这些法律援助对象的扶助。 法律援助制度概述 就法律援助而言，具体可以将其定义为由政府所专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充分组织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实现对某些特殊案件以及经济困难当事人所提供的廉价或者是免费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制度是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人权保护的客观要求而产生的，其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人权的根本保障，而人权保障又是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基础，因此很多国家都格外重视法律对人权的保护。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在国家立法上明确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二是利用法律来实现当事人利益受到侵害时的补救和保护。 法律援助是国家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旨在保护那些特殊案件以及经济困难案件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减费或者是免费的方式来实现法律帮助的一种法律行为，不仅实现了法律对弱者或者贫困者的保护，体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重要法律原则，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手段，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 推动法治进程。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作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发展目标，而法治基本的意义就是要实现合法性跟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文明、效益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完美结合。表现在具体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法律援助，让所有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都可以得到拥有法律专业知识人员的帮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健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仅可以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对弱者和贫困人员的法律保障，实现法律救济机制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同时也还能通过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实现对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对法律尊严的维护，从而实现对法治进程的推动。 保障司法公正。我们通常所说的司法公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司法程序公正和实体法律公正，而后者实体法律公正的实现往往必须要依靠程序上的公正。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的参与，一般都会被认为是程序上的不公正，因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律师的介入是体现程序公正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想要保障司法上的公正就必须要保证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律师有效的帮助，这也是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意义所在，在为当事人实现法律援助的同时，实现对司法公正的保障。 实现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法律原则，其体现出来的内容不仅表现为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同时也表现为法律利益和结果上的平等。而在实践过程中，法律上的平等如果想要变为现实中的实质性平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要让所有的个体都能拥有寻求法律保护的机会。由于我国在诉讼法中规定公民在进行诉讼活动和请律师的过程中都必须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有些公民无力承担诉讼费用的情况，如果没有法律援助制度，势必会让这类人群因为贫困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无法得到专业法律上的保护，其公民享有的法定权利就无法得以实现，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过程中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 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措施 增加法律援助的指定机关。我国目前在刑事诉讼法上对被告人接受法律援助的具体时间，都是在审判阶段，这就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指定机关只能是法院。而最高检、最高法以及公安部和司法部在2005年9月针对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下发了相关文件，在文件中规定了法律援助的申请机关可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所在的法律援助机构。当犯罪嫌疑人在被公安机关或者是人民检察院第一次讯问之后，或者是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必须要告知犯罪嫌疑人，如果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可以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除了一些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案件，其他的在申请法律援助的过程中都不需要得到侦查机关的批准。 而在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应该在收到移送审查起诉案件三日内，在告知犯罪嫌疑人可以有权委托律师等辩护人的同时，如果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可以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在对被害人、法定人以及近亲属告知可以委托律师等作为诉讼人的同时，也要告知如果存在经济困难可以申请当地的法律援助。而这些形式都是对于刑事诉讼法上关于法律援助的一种补充 适当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由于我国目前自身发展程度并不高，其经济实力并不雄厚，这就决定了我国目前在法律援助上没有过多的财力可以覆盖到更多的人群，但是纵观法律援助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发展可以看出，刑事法律援助在适用对象上的扩大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针对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中，对经济困难的被告人，法律条文上用的是“可以”为其申请法律援助，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或者是可能会被依法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用的则是“应当”为其申请法律援助，这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说明了对于经济困难的被告人而言还是存在不为其申请法律援助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应该将两者统一起来，针对经济困难这一人群也应该使用“应当”，这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法律援助的意义所在。 在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上，跟国外的法律援助相比，我国目前的适用对象还比较的狭小。首先笔者认为，可以在法律援助的人群中适当增加妇女和老年人，体现出对特定人权的保护，同时在针对盲、聋、哑的残疾人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可以继续扩大为对所有残疾人；在经济困难的参考标准上，不能仅仅将贫困的标准限定为贫困线以下，而是需要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而实行不同的参考标准。整体上来说，我国就是需要逐步将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人员扩大为国内所有在经济上无力承担法律服务的人群以及可能会受到监禁的所有特定人群，这是法律援助适用人群的最低标准，同时还要在国家经济能力可以承受的前提上，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各项标准。 大力发展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目前在法律援助机构中主要依靠的就是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实践中就是指在法律援助机构执业的律师。专职律师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于接受援助机构的指派，为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员进行无偿的法律服务。这些专职律师跟普通的社会律师不同，其收益并不是依靠具体办案中的收费，而是有其固定的工资收入，因此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只能接法律援助的案件。目前在不少国家没有法律援助的专职律师，而一般的社会律师又不愿意接受，因此只能选择那些尚不成熟、专业能力不高的律师来进行，这样就无法很好地实现法律援助的根本意义。 规范社团组织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社团组织是我国目前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可以利用的比较主要的社会力量，但是由于社会团体自身的性质所决定，我国的社团组织在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更为严格的规范。首先是必须要对这些社团组织给予足够的定位，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都是以律师作为主体力量，并且需要有统一的工作程序、机构设置和服务对象，这些限制都决定了社团组织只能作为法律援助的辅助力量；第二就是需要对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范围进行界定，其界定的原则需要从受援助的最大可能性以及我国法律援助对象的分布情况来进行综合考虑；第三是要对社团组织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客观要求给予最为基本的规定。 拓展法律援助资金来源渠道。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中，援助资金是援助制度的核心问题。援助资金的来源大致有以下几种：国家财政拨款、从律师管理费中提成和社会捐资。法律援助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提供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及其他人员的劳动酬金。法律援助主体范围扩大，资金来源仅靠政府拨款是不行的，即使靠社会投资或从律师费中提成，也难以保障。笔者认为，可以考虑设立一项专门用于法律援助的基金，并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基金会体系。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基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国内社团、企业、商社及个人的捐赠和赞助；二是基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的利息；三是购买债券和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益。基金会的基金用途是，在保证基金会本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关规定，使用基金的增值部分来资助符合基金会宗旨的活动和事业，不得挪作他用。 综上所述，法律援助制度为现代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法律制度，是法律文明与社会进步的体现。刑事法律援助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与对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其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损失赔偿而进行的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维护司法公正，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是第一宗旨 ，其立法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贯彻诉讼经济原则，避免人民法院，当事人、证人等的重复劳动，在惩处犯罪的同时，及时地挽回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减小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重视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利益，给刑事案件被害人以必要的经济补偿，这是当今世界刑事法制的一大发展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均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操作上的不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不利于在诉讼程序上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下面，笔者谈一谈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 1、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立案程序随意性较大。这在公诉案件中反映特别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检察机关就刑事部分向法院提起公诉后，法院立案庭往往只就刑事部分审查后立刑事案件号，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没有专门的案号，使得刑事案件与附带民事案件在案号上没有区别，让审判庭在接收案件时无法确认是否有附带民事诉讼。由于《解释》中规定的是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没有作出硬性规定，造成在司法实践中有人对此理解为也可以不告知，于是在刑事案件立案时就有意无意地省略掉了这一告知程序，造成有的被害人失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机会，起诉权得不到保证。二是有的当事人在立案环节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在刑事部分的审理过程中提起。有的就由审判庭直接受理进入了审理程序，而立案庭却不知道还有附带民事案件，造成了一些附带民事案件只有结案而没有立案的现象；有的就在立案庭和审判庭之间相互推委，甚至有的审判人员图省事、怕麻烦而有意拖延，造成被害人在刑事部分已经审理完毕其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都还未被受理。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公诉案件后应当履行向被害人告知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权。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并不知道被告人是谁、是否归案、刑事案件何时提起公诉，有的甚至还不知道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将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作为人民法院受理刑事公诉案件的一项法定工作程序，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权能够得以实现。随着人民法院立审分离制度的建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案与审理程序也应该严格分开，要坚决消除由刑事案件审判庭自立自审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状况，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立案程序规范化。附带民事案件虽然在刑事案件中处于从属地位，但从性质上讲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应当在立案时从案号上加以区分，以便于人民法院的审判管理工作。考虑到附带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中的从属性，可以在所立刑事案件案号后加上一个附属号码作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案号。这样的话，如果附带民事案件与所属刑事案件一并判决，就可以只用刑事案件的案号；如果附带民事案件在程序上或者实体上需要另行处理，就可以直接用附带民事案件的案号。 2、对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时间，法律规定不具体。刑事诉讼法中只是规定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刑事诉讼过程是一个包括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甚至重审、再审程序的时间跨度非常大的过程，如果不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加以适当限制，就会造成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权的滥用，有违设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宗旨。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笔者认为《解释》的这一规定不妥，因为这种限制当事人诉权的规定应当由国家基本法律加以规定。另外，刑事诉讼法已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如果被害人是在刑事案件已进入开庭准备程序或者已经开庭，甚至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然会打乱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工作，不得不停止刑事案件的开庭准备甚至休庭，以等待附带民事案件立案后重新安排开庭。而刑事公诉案件的审理期限是很有限的，这样一来就会白白浪费人民法院有限的审理时间；而不这样做的话，又会使得“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这一法律原则性规定成为一纸空文，从而使得人民法院陷入两难境地。虽然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有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但毕竟这是一种例外性规定，如果这一类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都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继续审理，也有违刑事诉讼法这一规定的立法本意，也会使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这样的规定无法落到实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也就是说，对于普通程序刑事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时间最快也要在受理案件后十日以后。如果将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限定在人民法院受理普通程序刑事案件后十日内、受理简易程序刑事案件后五日内就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但是这种限制当事人诉权的规定最好由刑事诉讼法这一基本法律加以规定，不宜由司法解释规定。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如果被害人在人民法院受理简易程序刑事案件后五日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当将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才有可能实现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的法律原则性规定。 3、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法律规定过窄，限制太死，严重妨碍了被害人行使诉权。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也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还专门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司法解释都是将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定在物质损失的范围内，而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侵害生命权、健康权的，被害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似乎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精神损害赔偿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但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却又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同一事项，同一有权机关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显得很不协调和严肃。 笔者认为，应当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仍属于民事诉讼，在于解决民事权利争议中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无论是将其归入特殊的民事诉讼还是将其归入刑事诉讼，其宗旨都是解决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争议。在这一点上，其与普通的民事诉讼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因其发生与刑事犯罪活动有关，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使其要同时受到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范，简单地将其视为刑事诉讼的“附带品”是不妥当的。如果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得不到支持，甚至连对此提起诉讼的司法救济渠道都没有，对被害人而言是极其不公平的。有的犯罪行为在触犯刑事法律的同时也具有民事侵权性，在侵害后果上，造成的精神损害程度还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害，其中的被害人与一些单纯的民事诉讼中得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受害人受害的情况相比更严重，经受了更大的精神痛苦。如果附带民事诉讼中连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的机会都不给被害人的话，不仅使被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对犯罪分子也不能完全制裁，甚至放纵犯罪行为。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之外，还会带来一个弊端，即不能很好地解决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促进的问题和在量刑时很好地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罚原则的问题。对有的犯罪来讲，虽然没有给被害人造成物质损失，但却给被害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如果法律不允许被害人就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不能通过诉讼促使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积极的赔偿。被害人的巨大的精神创伤除了等待被告人被科以刑罚而得到纯精神上的安慰外，再不能通过诉讼而及时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补偿，这对被害人是极不公平的。此外，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态度的积极与否，是衡量被告人是否具有悔罪表现的重要方面。如果法律上规定被害人对被告人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附带民事诉讼，就会造成被告人不会有实质性的悔罪表现、被告人很难真正悔罪和得到宽大处理。如果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则上述弊端有望得到解决。 精神损害赔偿是由于精神权益受到侵害而引起的法律后果。什么是精神损害赔偿？至今立法上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通说，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侵害或遭到精神病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立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 . 精神损失是一种人身非财产损失，主要表现为对人格尊严的贬低，使受害人的威信下降，产生精神上的痛苦、不安以及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损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体现了人们自主意识的增强和现代法律对人权的关注和保障，是社会正义和效率的要求。保障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权利已是世界刑事法制的一大趋势。比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对重罪、轻罪或违警罪造成的损害请求赔偿的民事诉讼，由本人遭受犯罪直接造成的损害的人提起。” 该法第3条第2款规定：“对因受到追诉行为所引起的物质上、身体上、精神上的各种损害提起民事诉讼，均得受理之。” 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伤害，往往是巨大的、难以恢复的和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作为法治国家的特征之一，作为基本人权，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法律对已经在刑事案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害人受到的的这种伤害“视而不见”，不予保护，就是对人性的轻视和践踏。 从我国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来看，建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贯彻民事法律有损害就有赔偿基本原则的需要。对于侵权行为造成他人物质损失的，侵权行为人应当给予赔偿，这是我国《民法通则》早已明确规定的，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民法通则》已有一定的规定。其中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 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从这次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我国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初步建立。二是保证刑事法律规范与民事精神赔偿制度互相衔接、协调一致的需要。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已被立法所确定，更被司法解释所明确，因而完全有理由而且应该将民事诉讼中能够得到处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这样才更能体现附带民事诉讼经济、方便的立法宗旨。在刑事案件中，侵权行为人侵犯被害人人格权、健康权等权利的同时，大多数给被害人精神上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种精神上的损害，有些要比物质损害严重得多，如毁人容貌的故意伤害、强奸、侮辱、诽谤等，物质损失却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只赔偿物质损失，对被害人遭受的巨大精神损失视而不见，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和人文精神。三是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精神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如果能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同时追究被告人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经济赔偿责任，对严厉打击犯罪，全面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必然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四是切实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 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公民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生命健康等基本人权越来越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不但在民事审判领域，而且在刑事、行政审判领域，非财产性损害即精神损害作为损害赔偿的内容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成为多数国家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对公民人格权的保护，应当不仅仅体现在刑事惩罚和物质损害赔偿上，也应当体现在对公民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的赔偿上，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保护人权，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犯罪分子的刑罚，对于被害人来说虽是一种精神上的抚慰，但这种抚慰不能代替经济赔偿。精神损失是无形损失，相对物质损失来说，它可能更让受害人刻骨铭心，甚至带来终生影响。所以，精神损失赔偿与物质损失赔偿对被害人是同等重要的。应当树立“刑民并重”的观念，消除判刑与赔偿二者只可居其一的错误认识，将精神损害赔偿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只有这样，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诉讼效率的价值、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协调统一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4、关于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法律规定不够具体、明确，不完善，造成司法实践中不便具体操作，甚至引起混乱。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解释》中也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由此可见，目前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在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且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也未作具体规定。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不能在集体财产遭受损失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为其代表集体组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法理上行不通，从民法理论来看，集体组织作为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其享有对其财产的自由处分权，无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都有权决定是否提起民事诉讼，是否要求享受民事实体权利的自由。强行代替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民事权利，实行国家干预并无充足的法律依据。在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原告人的诉讼地位是可以理解的，但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不能仅限于此，对那些因犯罪行为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失的案件，检察机关也应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相当程度损害的犯罪案件，既没有具体的受害单位、也没有具体的受害个人，比如破坏环境资源、国家财产方面的犯罪案件等，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由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私法领域加以必要的干预，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完全有必要的。关于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是刑事诉讼法中一项比较大的立法疏漏。 目前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无论提起刑事诉讼、还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都是在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都处于国家公诉人的地位；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既是公诉机关，又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具有国家公诉人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双重身份；第三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既是公诉机关，又处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地位，但不是实体上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刑事、民事两种诉讼的合并审理。就附带民事诉讼结构而言，没有原告显然不能成立诉讼，那么由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它在形式上就充当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角色。但实际上，检察机关并不是其所主张民事权利的所有者，真正的权利人应该是国家和集体组织，因此检察机关只能以国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代表国家或者集体组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诉讼中检察机关不能享有对公共财产的处分权，有别于实体上的原告，它只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发起者。由于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实际地位不对等，如果让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作为原告甚至国家公诉人，就会破坏民事诉讼中原被告诉讼地位平等的诉讼结构，有违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只是在程序上启动附带民事诉讼，但无权处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实体权利的法律地位，以免在司法实践中引起混乱，从而防止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被他人非法处分。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与对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实务问题探讨 一、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新特点。 从当前刑事审判实践来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案件数量多。2000年我庭共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38件，占当年收案总数191件的19.89％；2001年我庭审理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42件，占今年收案数148件的28.37％。其中，上半年收案16件，下半年收案25件，下半年比上半年增加了9件。2001年二审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有上升，上半年收案27件，而下半年收案则达31件，比上半年多了4件。 2、涉案金额大。2000年全年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涉案金额为123万余元。而2001年涉案金额达220万余元，与去年相比增长了78.86％。在这些众多案件中，当事人一方提出附带诉讼民事诉讼最高金额今年为75万，最少的也有10万元。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涉案金额仅下半年就达98万元，平均每件案件达3万余元。 3、涉案罪名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规定明确指出，“因人身权利受到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该说，这条规定涉及众多罪名，然而在审判实践中涉及罪名并不多。刑事一审案件中，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案，也有少量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其中故意杀人案附带民事诉讼的占了整个一审案件的约80％；刑事二审案件中，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案，约占整个二审案件附带民事诉讼的80％左右，当然还有重婚、交通肇事等其他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案件。 4、审理周期长。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不同于其他案件审判程序，当事人可以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提起。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往往会碰到有的案件当事人一开始不提起，到了庭审后才提起，这就迫使法院就民事部分再次开庭审理；有的开庭前突然追加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使法院只能休庭，重新通知新的被告，再排期开庭；有的一方当事人在法官做了大量工作后表示要调解，但由于不能满足其要求又表示反悔，如此等等，不仅使法院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且确实使审理周期延长。如某一个刑事案件案情较简单，原计划在一个月内审结，由于附带了民事诉讼，增加了大量的工作量，不得不延长审理期限。可以说，有的民事部分审理时间、难度超过了刑事部分，我庭报审批延长的案件不少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的刑事部分早已审理完毕，而民事部分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在审理之中。如原告人金中诉被告人张燕青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了半年二次报延长才了结。 5、审理难度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或涉案的被害人由于对有些法律规定知之甚少，因此对法院这类判决期望值过高。有的既要求法院满足其对被告人的严厉处罚，又要求满足其提出不切实际的各项赔偿，一旦两个方面有一个方面不能达到目的，到处上访。如一中法院前不久受理的高志祥故意杀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我院对高志祥依法判处死刑，应该说满足了被害人的要求，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已经过多地考虑了被害人方的经济利益和实际情况，判处高志祥赔偿被害人人民币5万元。被害人一方认为在经济赔偿方面与他们提出的赔偿75万元相差甚远，为此大吵大闹。这类一方当事人不满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而情绪激动或上访案件在不断增多，我庭已有多起案件成为市里挂号的上访重点户。 二、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一并审理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据此，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方式可分为两种：一是一并审理，二是分别审理。所谓一并审理，是指法院对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进行一案审理，一案判决，两种诉讼在审判程序的阶段上没有先后之分；所谓分别审理，是指法院对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进行不同步审理，两种诉讼在审判程序的阶段上有先后之分，即法院先对刑事部分进行审判，再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民事部分。 审判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理十分重要，它便于法院的同一审判组织在一个诉讼程序里全面查清案件事实，正确解决因同一侵害行为而产生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对被告人正确定罪量刑，使被害人合理得到经济赔偿。这样做，既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避免法院在人力、物力上的不必要浪费，并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又能使案件及时审结，避免因分案处理而导致对同一侵害事实在认定和处理上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影响裁判的严肃性。同时，许多案件一并审理还使一些民事赔偿案件在审理和判决阶段得到及时履行，解决了判决以后的执行问题，避免了因赔偿金额不到位而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然而，实践中，我们对一并审理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分开审理的案件也占了一定比例。事实上，一些分开审理的案件最终审结以后都出现了当事人不履行，法院无法执行以及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般情况下要坚持一并审理，即便由于特殊原因分开审理，也尽可能在刑事判决前，将民事案件审理完毕，然后在考虑对刑事案件作出判决时，充分考虑民事判决的赔偿情况，履行情况，使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互相衔接，以解决当前因分案审理带来的种种不稳定因素。 三、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的民事化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以刑事诉讼为主、以附带民事诉讼为辅的一种混和诉讼。刑事诉讼是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民事诉讼是解决被告人赔偿责任问题。因此，在处理附带民事诉讼时主要采用的应当是民事诉讼解决方式。 这就要求审理案件的法官首先要认识到在附带民事诉讼审判过程中，原、被告在诉讼中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这一原则要体现在审判全过程，这包括让被告有说话、申辩权利，在赔偿数额认定上要重证据等，以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不仅仅是原告人一方。其次，要克服“重刑轻民”的思想，注意角色转换，切忌用审理刑事案件的方法来审理民事案件。审判实践中，审理刑事案件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往往缺乏亲和力和调解力，说话“硬邦邦”。这样，不利于民事案件的解决。因此，强调诉讼方式民事化，就是重视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进行调解，双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来处分自己的权益，在法院宣告判决前也可以自行和解。 四、关于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原则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实行什么原则，是根据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来赔偿，还是依照民事法律规定实行实际损失的原则来赔偿。 笔者认为，既然是民事诉讼，就应当按照《民法通则》、《民事 诉讼法》及有关规定来办理，应当坚持实际损失原则，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补偿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同时适当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这个实际赔偿能力既包括现在已经具备的赔偿能力，也包括将来可能会具备的赔偿能力，但以现在已经具备的赔偿能力为主。审判实践中，我们审理这类案件往往会出现“抬一头，压一头”的情况，在计算赔偿金额、运用证据方面，比较容易或者偏向原告的意见，同时，还往往会忽视考虑被告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这个问题，应该说这都是不对的。任何不按照实际损失原则作出的判决，违反了民事平等的原则，也是对被告人的不公。任何不适当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而作出的判决，也将是一种不切实际、一纸空文的判决，到头来不仅无法执行，还将影响法院形象。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应当予以关注的问题。 五、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模式创新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一般涉及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造成伤害和损失的案件。同样以一中院受理的案件看，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约占整个一、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80％。其中，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主要是故意杀人案，而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要是故意伤害案（含自诉案件的故意伤害案）。根据这类案件的特点，我们认为鉴于一审刑事案件均是大案、要案。这包括由于民事赔偿数额也较大的情况，必须严格按照诉讼程序审理。但是，从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可以探索庭前证据交换方法，探索证人出庭制度，以配合全国法院明年将要出台的证据规则的实施。 而对于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仅3年以下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3年以上15年以下的只要被告人具备以下二个情况：一是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无异议，二是被告人自愿认罪，都可以适用简化程序，不仅刑事庭审简化，民事庭审也可以简化，不仅庭审可简化，裁判文书也可以简化。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盲、聋、哑人、涉外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案件、以及有重大影响案件，虽然被告人具备了上述二个条件也不能适用简化程序。具体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简化程序如何审理，刑事部分、民事部分哪些应该简易，还需要具体探索和研究。 实施刑事二审简化程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首先需要法官转变观念，改变传统审理模式，该简的简，该繁的繁。同时还需要检察院、律师的支持和配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应注意在充分发挥审判简易审理功能的同时，不能一味追求简化而降低审理质量，侵犯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六、关于检察机关的告知问题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会查明有无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发现有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被害人尚不知道行使这种权利的情形时，检察机关会告知被害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这已成为近年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出于保障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诉讼权利的考虑，而实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告知制度，其出发点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一般来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检察机关告知后，均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虽然附带民事诉讼不需要缴纳诉讼费，但当事人因为参加诉讼往往会支出一些交通费、误工费等，有的当事人聘请律师诉讼的，还要支出律师费用。这些费用在被告人具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当然会得到补偿，但从目前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的被告人均没有赔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本来因为被告人的犯罪而已经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再加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支出得不到补偿，其情绪往往会更加激烈，容易导致矛盾激化，甚至影响刑事案件的处理。也往往导致被害人对法院的权威发生怀疑，产生对司法的不信任感，这无疑也违背了检察机关实行告知制度的初衷。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告知制度，不应机械执行，应当区分案件情况而定，在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没有提起民事赔偿请求的情况下，如果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公诉阶段发现被告人有赔偿能力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发现被告人无赔偿能力的，则没有必要进行告知，以实际起到保障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利益的作用。 七、关于重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断增多，这类案件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也不断增多，已成为影响法院审判和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以一中院为例，今年以来因这类案件判决后引起一方吵闹、上访案件已有多起。经分析引发当事人不满意的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一方原告人既要求法院对被告从严判处，又要求得到更多的经济赔偿，两个方面或者有一方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二是一方原告人坚决要求法院对被告从严判处，经济赔偿可随法院依法判处，但由于案件被告人有法定从轻情节，未能满足被害人一方要求的；三是被害人要求法院依法对被告判处，但在经济上要求得到更多补偿，但法院在考虑对被告依法判处同时依法对经济赔偿作了判处，由于经济赔偿数额达不到被害方预期要求的。 因此，笔者认为在审理案件中，在坚持依法公正的前提下，要做好向当事人宣传法制、调解矛盾、化解纠纷工作。同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尽量在判决前让赔偿的钱款到位。现在，一些矛盾激化的案件一方当事人认为，刑事方面处罚轻了，钱款也赔少了，但是就是这个少了的钱有时还是一纸空文，这对一方当事人来说是不公的。因此，象这种案件我们要注意把被告人的钱款先弄到位，然后再作刑事判决，不然钱不到位，刑罚还判轻了，到时候一方当时人再申请执行，恐怕被告人家属就不那么配合了。一方当事人拿不到钱，当然要大吵大闹了。为此，做好这项工作也是缓解和解决不稳定因素一个重要方面。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与对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与对策:试析当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摘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工作，以其独特的方式，一直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所重视。在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加强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有效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起着积极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来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工作，从而更好地加强和开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工作。 论文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制度　调解工作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同时有别于单独的刑事与单独的民事诉讼的特别的诉讼形式，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结合，设立的宗旨是在程序上方便涉及刑事案件中的受害当事人进行诉讼，追回自己因刑事受害人不法侵害所遭受的损失。但是，由于我国在司法制度设计上遵循的是“刑优于民”的立法指导思想，所附带的民事诉讼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要求相冲突，不利于切实保护受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强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的相对独立地位、强调受害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问题 （一）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民事诉讼的不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决赔偿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样，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赔偿范围仅仅限定于直接的经济损失，排除了精神损害赔偿，否定了独立民事诉讼中的全面赔偿原则。 （二）请求赔偿范围和标准存在局限性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为被害人因人身权利或财产受到犯罪侵犯而实际或必然遭受到的物质损失。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具有精神抚慰性质的名誉权利、民主权利、人身权利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而附带民事诉讼仅限定于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仅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直接将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排除在外。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实际损失为限，不包括间接损失。这一规定无论从程序或实体将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标准作了严格限制，损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附带民事诉讼提起与受理规定不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也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赋予了符合附带民事诉讼条件的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但如何提起，什么时候提起，能否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起，公安机关、检察院对于受害人在侦察、起诉过程中提起的怎么办？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受害人经告知仍不提起，能否提起独立民事赔偿诉讼等，这些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不利于操作，且缺乏可操作性。 （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缺乏强制规定，导致被害人的诉权常被忽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这里规定的是法院“可以告知”，而非“应当告知”，不是强行性规定，实践中就出现了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因为怕麻烦而怠于履行或疏忽大意忘记履行该项义务的情况，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到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却被告知刑事案件已经审结，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审判合并审理有损受害人的诉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审判的合并审理在运作中存在着不合理因素，合并审理的目的是简化诉讼过程，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办案效益。但合并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其对刑事证据享有举证、质证、听证、认证的权利，仅对民事部分享有陈述、申辩权利，而代表国家利益的控方检察院，根深蒂固的“国家本位主义”，无论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适用，都以刑事审判为中心，甚至受害人对有关犯罪事实、定性、质证、认证的辩论权也被完全剥夺或限制。损害了受害人的诉讼权利。 （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被动与局限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民事诉讼案件在适用法律、赔偿标准、赔偿范围的差异，直接导致赔偿数额的差异，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困难。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受到刑事法律体系的限制，赔偿少之又少，而独立的民事诉讼案件适用的是全面赔偿原则。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受害人一方坚持依照民事法律体系赔偿，而被告人一方则坚持依照刑事诉讼法律体系赔偿，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照现行的刑事诉讼的赔偿制度，赔偿额大大缩小，独立民事案件的赔偿额则成倍增加，导致受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很难平衡。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完善该项制度，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行为，因此，改革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应依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逐步纳入到民事法律体系调整的轨道；（2）理性对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因犯罪而引发的民事诉讼行为，在程序上具有依附性，在法律上具有复合性，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之间、刑事法律与民法原理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和矛盾，以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和整合功能。（3）充分认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关系，将国家刑罚权的实现与被害人损害赔偿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民事赔偿的最大化。在今后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构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总体思路是：缩小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赔偿范围，鼓励并告知刑事受害人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加大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力度，具体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完善。 （二）赋予受害人程序选择权 即确定刑事与民事诉讼发案发生交叉时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规定凡因犯罪行为所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均必须在刑事审判中附带提出，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结后，作为独立的民事诉讼案件审理，树立民事诉讼并不必然为刑事诉讼所附带和依托的思想，是否以附带方式一并解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由当事人自主选择。 在司法实践中适当放宽扩大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受害人不仅可以就因犯罪行为遭受的人身损害或财产被毁损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可以就财物被犯罪行为非法占有、挥霍经追赃不能退赔的通过提起独立民事赔偿请求解决，对人身伤害中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也可一并提起，能否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或判决支持多少，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根据被告人的实际情况”判决。这样，既可以防止给法院带来法律适用不统一的不利影响，也可以做到维护法制的统一。 （三）应当适当限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 刑事案件有特别重大刑事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之区别，受害人在提起诉求内容上，有精神损害赔偿和单纯的物质损害赔偿之别，在请求的主体上有针对刑事被告人和非刑事被告人之差。因此，法院应对不同的案件进行梳理，繁简分流，区别对待。具体而言，除受害人具有程序选择权外，法院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亦应依法进行审查：一是审查是否存在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应当对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它单位和个人；二是审查受害人是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三是审查是否属于特别特殊的侵权行为，是否属于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是否涉及举证责任倒置等情形。经过审查，如果案情简单，适宜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则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如果案情比较复杂和繁多、则通过独立民事诉讼渠道进行单独立案然后进行独立审判。 （四）公检法三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作，高度重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害人赔偿请求的提起与受理工作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一审判决前提起。因为刑事案件尚未立案，意味着刑事诉讼能否成立还不确定，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也就不存在，如果刑事案件一审判决已经宣告，再允许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会造成刑事审判的过分延迟，带来审判程序的混乱，又因失去合并审理的机会，而使附带民事诉讼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在一审判决前仍没有提起的，以后就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也可向公安、检察院提起，公安、检察院也可告知符合条件的受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向公安、检察院提起赔偿请求的，人民检察院、公安应当记录在案，可以组织双方调解，调解不成的，将其诉讼请求和相关材料在提起公诉时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在合并审理时应加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审判实践中，刑事案件的审判，法律赋予公诉机关举证权利，往往受害人对刑事案件证据的认定、事实的证明等不享有陈述、申辩权，附带民事诉讼也便成了庭审中核实票据，无形中剥夺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权利。因此，对刑事定罪量刑证据、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及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应当征求受害人意见，并听取其意见，记录在案。在附带民事部分的审判中，亦应按照民事审判的庭审操作规则进行，不得随意限制或剥夺受害人的诉讼权利。 （五）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加大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努力化解社会矛盾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好坏，对刑事受害人物质赔偿权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额与独立民事诉讼赔偿额差异如此悬殊的今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对化解社会矛盾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因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如果不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表面上强化了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力度，但实际上却往往导致受害人权利的落实，容易引发许多问题。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管是死亡赔偿金还是精神抚慰金，甚至是追赃退赔均可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范围，只要被告人自愿赔偿，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都可以确认合法。本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对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法和实体法进行整合，使之与独立民事诉讼相一致或最大限度地缩小差距，从而更好地指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工作。

浅谈公共危机管理机制:试析公共危机管理中关于公众参与问题的分析 论文摘要 随着公共危机事件的不断发生，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导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公众作为社会成员需要与政府协作，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实践上，公众参与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危机意识不强，意识与能力欠缺，传统管理理念严重阻碍束缚着公众参与危机管理，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广泛灵活的组织等，亟待措施解决：开展危机教育，培养危机意识，提升参与能力;转变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积极促进公众参与危机管理;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法律体系;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组织的自由性和灵活性。 论文关键词 公共危机管理 政府 公众参与 近几年来各类公共危机事件，无论是自然灾害事件还是社会危机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建立一个全面的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初步建立，政府作为管理体系的主导人承受着巨大压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单靠政府的单薄的力量是无法出色完成公共危机的治理完善，这个时候就需要组成社会成员的公众、各种社会组织的力量。古语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公众的参与对于公共危机的管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 公众参与对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实际意义 首先，公众参与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表达了一种管理的新思想，要实现治理，实现善治，不单单依靠政府这一角色，更需要公众、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进来，努力协作，共同实现善治;其次，由于公共危机具有不可预料性、不确定性、破坏性大等特点，政府也因为自身的局限性，在短时间内提供的公共资源有限，空间分配的密度也有限，从而对于某些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无法做到有效及时的处理，导致大量人力、财产损失，这样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达到良好的危机管理的，公众的参与是实现良好危机管理的重要保障;再次，公众参与能够增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公众通过参与危机管理，了解危机事实，增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能力，而且，公众能够监督政府，保证政府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保证公共利益，促进政府有效及时的处理危机事件。政府也通过公众参与，了解到公众的利益诉求，尽可能的满足公众的正当利益，从而也能够减少了一些社会危机事件的发生。 二、公众参与的现状及出现的问题 在近些年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可以看到，公众参与在不断地进步。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公众的危机意识和参与意识在不断地提高，而且参与的能力也不断地增强。例如云南鲁甸地震后，有许多公众自愿组成救护队赶往灾区，大量的公众捐献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灾区。 第二，公众参与的理性化程度增加。在以往的危机参与中，公众分析看待事件往往依据情感因素，理性因素比较少，而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推进，公众在分析事件中就尤为客观和科学，参与管理时也比较理性化。 第三，与政府的沟通互动趋于良性化。政府在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保证了信息的公开透明，让公众了解到事情的进展，也有效的抵制谣言的传播扩散;第四，危机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广泛，各种社会组织，各个社会阶层都积极参与到危机管理中，齐心协力促进危机事件的解决。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公众参与依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众参与危机意识不强，参与意识与能力欠缺 首先，从公众自身情况来看，公众习惯把自己当做危机管理中的受助者，处于被动地位，等待政府的救援，虽然在每次自然灾害发生后，很多公众会自愿献血，自驾车去救灾等等，但是从整体上看，公众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高。 其次，大部分的公众缺乏危机前积极的预警意识和防范意识，从而使得危机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再次，由于公众在危机发生时会处在一种恐慌状态，心理承受能力低，任何一种风吹草动都会使其做出强烈的反应，更有小部分公众会产生从众的心理，做出不理性的行为，不仅不利于危机事件的圆满解决，而且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二）传统管理理念严重阻碍束缚着公众参与危机管理 在传统的管理理念中，政府一直占据各种管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在浓厚的官僚制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公众一直被看做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在危机发生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广大的公众参与进来，政府对公众参与的作用认识不到位，忽视公众的力量，这样可能会导致政府作出的决策与公众的实际利益脱节或者相冲突，达不到良好的危机管理效果。而且，政府官员本身还有自利性，为防止公众触及自己的利益，极力排斥公众的参与。 （三）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为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公众参与的程序，需要承担的责任等具体事项并没有在法律中呈现，保障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很多有关的程序规则模棱两可，模糊不清，无法为公众参与提供参考，具体表现在：公众成为管理主体的地位无法得到制度程序上的保证，公众参与的合法权利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制度上的不明确使得公民在参与危机管理过程中无法可依，极易造成混乱。另外，对于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出现的人身或财产上损失也没有制度上的保障。 （四）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缺乏广泛灵活的组织 公众作为单一的个体，没有形成有序的组织或集体，盲目参与到危机管理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危机管理的无序和混乱。随着社会的进步，更多的代表公众、表达公众利益诉求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如志愿者协会、慈善协会等，但是在数量和能力上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并且，我国的社会组织一般为官办组织，寻求政府的庇护，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相对来说缺乏自由性、灵活性和创新性，很难真正发挥社会组织应有的作用。 三、 公众有效参与危机管理的对策措施 （一）开展危机教育，培养危机意识，提升参与能力 第一，全国各大中小学、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都应该开设危机教育课程，政府注重加强危机方面的宣传监狱，让每位公民都能切身体会到危机防范的重要性，逐步培养起公众的危机意识。 第二，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理论的实现需要实践，在危机管理中，公众需要的不仅仅是防范危机的意识和知识，而且更需要具备相关的防范技能，所以，各个社会单位要经常组织危机演习，通过虚拟的危机现场，不仅可以完善危机管理的监控和预警体系，而且能够提高政府和公众的危机意识，提升参与能力。 （二）转变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积极促进公众参与危机管理 第一，在我国传统的管理理念中，政府是管理者和主导者，公众作为被管理者要接受政府的领导，听从政府的安排，被动的接受政策，按照政策开展工作学习。而且由于官僚组织结构的封闭性，管理强调技术和专家指导，公众参与一直被否定排斥，但是，随着危机事件的不断发生，政府单薄的力量需要公众和社会团体的帮助，因此，政府应该转变管理理念，大胆放权，给予公众充分的信任。 第二，政府还应当不断改革和完善组织结构，促进组织更加透明开放，为公众参与奠定基础。 第三，政府应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的环境，改善传统的公民参与制度，如信访制度，保证公众参与渠道畅通。 （三）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法律体系 第一，应该通过立法明确公众的参与权利，使其成为合法权利。这点是重中之重，也是首先必需要做的。在我国，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公众没有合法的参与权利，就无法实施合法的行为。 第二，在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的构建中，需要明确哪些危机事件是需要公众参与的，哪些事件是避免公众参与的，换言之，就是公众参与事件的范围。同时，还需要对参与的主体范围、参与的方式、程序、参与权的监督和制约都要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公众做到有法可依，有程序可依。 第三，在处理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政府为确保危机事件在可以掌控的范围内，必须对公众的某些权利和义务做出规定或限制，保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四）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组织的自由性和灵活性 社会组织是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重要桥梁，也是危机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员，因此，政府应大力支持社会组织的建立发。 第一，政府应努力转变政府职能，完成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大量的资源和优越的发展环境，同时，在财政上给予社会组织优惠或补贴，也可以给予一定的技术支持。 第二，政府要在社会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做好引导和规范，保证社会组织在法律范围内，按照程序，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协助危机事件圆满解决。 第三，政府需要放开对社会组织的管制，为其发展创造一个自由的氛围，并对其创新给予鼓励和奖励，使社会组织能够自由发展。 浅谈公共危机管理机制:试论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 [论文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 法制化建设 必要性 基本原则 基本内容 [论文摘要]公共危机的本质是社会结构系统的失衡,现代社会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种类越来越多,应对和处置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深入地探索和认识危机形成、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据此构建完备的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以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有力的秩序控制来应对、调控和处置危机,是必然选择。 危机管理又称突发事件管理、紧急状态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特指公共危机的潜伏、爆发、控制、化解、修复、常态化等全过程中的应对机制和制度安排。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事件对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需要实施应急法律规范并运用行政紧急权力,来调整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 在危机时期,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紧急措施来对抗危机,而法治行政的原则又要求政府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危机管理的各项权力,即政府危机管理的法治化。离开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政府的危机管理可能会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可能导致滥用职权、超越职权,损害公民的宪法权利。所以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加强对政府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首先应该从法治原则的要求出发,将政府危机管理严格地限制在法治行政的范围之内来加以讨论。 一、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 重大自然灾害、疫病、恐怖主义或者重大社会冲突与骚乱等事件的发生将导致社会进入危机状态,公共管理机构必须行使非常权力并采取特别的应急措施以领导和组织社会与民众共渡危机,尽快结束危机状态。在危机状态下,政府的权力与措施将会突破常态法制的框架,超越平时法治的要求,甚至可以暂停某些法律乃至某些宪法条款的执行或效力。但是非常时期和特别状态下不能成为背离法治的理由,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法制。危机状态法制或称非常法制的出发点,就是迎接各种社会危机对法治提出的挑战。在宪法中规定危机状态是为了通过宪法对危机状态制度的确立,明确政府在危机状态下所享有的行政紧急权力,防止政府在危机状态时期随意行使行政紧急权力,以免对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造成侵犯。实施危机状态制度是为了能更好更快地恢复社会的正常状态以恢复正常的宪法秩序。 关于危机状态法,在现代法治原则的支配下, 各个国家十分注意制定法律来调整危机状态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以防止危机状态的发生而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因此,各个国家都制定了在危机状态时期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以及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就构成了危机状态法,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时期实行法治的法律基础。 二、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将危机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世界各国建立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行政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政府危机管理遵循的法律原则有: 1.合宪性和合法性原则。合宪性主要是指政府采取危机管理措施必须有宪法上的授权;合法性主要是指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必须要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合宪性和合法性原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也是政府危机管理是否符合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准。关于合宪性原则,《马尔代夫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在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共和国总统有命令临机应变之权,但这种应变命令不得违反宪法[1](P88)。关于合法性原则,如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规定:当出现联邦法规规定的可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时,总统有权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2](P158)。上述规定都是从合宪性和合法性两个不同角度强调了政府危机管理的“合法”原则。 2.合理性原则。所谓合理性原则,就是指政府在启动危机管理机制的时候,必须针对所发生的公共危机状态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为了避免政府不必要地实施危机管理,许多国家对政府危机管理的期限作了严格规定。如法国1955年《紧急状态法》规定:非经法律批准,实施紧急状态不得超过12天[2](P158)。此外,还规定对于那些可以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来处理的事务,也不应当通过实施应急管理的手段来进行。如1987年《菲律宾共和国宪法》就规定:戒严期间,不得停止实施宪法,不得取代民事法院和立法议会的职能,不得在民事法院能够正常行使职能的情况下授权军事法庭和军事机构行使对平民的司法管辖权[1](P89)。合理性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政府滥用危机管理权力而破坏宪法和法律秩序的基本要求。 3.保障公民权利原则。在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期间,政府依据宪法和法律采取各种危机管理措施来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紧急状态,特别是可以通过适当限制公民权利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但是政府在启动危机管理机制后,仍然具有保护公民权利的职责。这种法律上的义务主要表现在,不应该对那些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加以不必要的限制。此外,对于因采取危机措施的需要,给公民的财产和权利造成损失的,也应当在事后给予必要的补偿。如1984年《马来西亚共和国宪法》规定:在紧急状态生效期间,不得依据宪法的规定将议会权力扩大到涉及伊斯兰教法律和马来人习俗的任何事项,不得使与宪法关于宗教、公民资格及语言的规定相抵触的任何规定生效[1](P94)。 4.责任原则。要保障政府实行危机管理权力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就必须建立起与行使危机管理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制度,这是各国政府危机管理法律制度所确立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如1978年《西班牙宪法》第55条就规定,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宣布特别状况和戒严时,非法使用或者是滥用有关组织法所赋予的权力将像践踏法律所保障的自由和权利一样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1](P348)。这一规定可以说是非常清晰地表明了政府危机管理的责任制度。 5.时效原则。政府危机管理一般会以限制公民权利为前提,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政府采取危机管理的措施必须严格控制在一定的期限内,否则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来延长。这一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利用实施应急管理的便利,滥用或者超越职权,给公民的权利保护造成一定的危害。各国实施政府危机管理的期限并不是统一的,有的规定不超过12天,有的规定不超过3个月。可以延长的次数有的是一次,有的允许两次以上。但少见无限期延长的。如《马耳他宪法》规定:宣布紧急状态的公告令如未被总统提前撤销,应自宣布之日起届满14日停止生效,延长生效期不得超过3个月[1](P362)。 三、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一切行为的准则是守法、依法。政府在危机状态下享有更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可能对国民的基本人权、社会的法治造成一定的威胁。为了将政府行为在危机状态下纳入法治的范围,使政府的紧急权力接受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从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开始制定专门的危机状态法,在各种有关的行政管理法中规定危机状态下行政权行使的特别条款。现代法律对危机状态下的行政权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规范的: 1.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来明确政府紧急权力的范围和边界。法律对政府在危机状态下必须具有的权力,事前应明确规定。如制定和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条例、决定、命令的权力;作出对疫区实施封锁、对被污染水源实施封闭决定的权力;命令停止集市、集会、停工、停业、停课,征用房屋和交通工具;以及强制疏散、强制隔离、强制检疫和强制治疗的权力等。另一方面,法律也要严格确定政府应用紧急权力的边界。如政府不得限制紧急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没有授权其限制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现代法治不允许法律授予政府无边界、无限制的紧急权力。 2.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明确规定政府的职责。确定其处理危机事件的职责范围,是防止其应对紧急状态失职、不作为。如法律规定政府在突发危机事件出现后,应迅速制定应急预案,组织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分析、报告和;采取救助遇难、遇险、致病、致伤、致残人员以及防止危害扩大等各种措施;组织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医疗器械及其他物资和技术的储备和调度;等等。对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疏忽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法律应对之规定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3.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条件。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虽然享有比平时更多且更具强制性的权力,但法律授予政府这些权力是附有条件的。如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在授予公安部门可协助防疫部门采取强制隔离措施的权力时,也规定了具体条件:(1)隔离对象应是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源携带者或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病人;(2)隔离对象拒绝隔离治疗或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3](P73)。如果政府和政府部门违反法定条件行使权力,即构成滥用权力,将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 4.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程序。法律应明确规定行使紧急权力的严格程序。如意大利宪法规定,警察机关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临时预防措施,须于48小时内通知司法机关并申请其批准,如在48小时内未获司法机关批准,则视为该措施已被取消,警察机关应解除对相应人的人身自由限制[1](P343)。 5.通过各种相应法律规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目的。在法律授予政府权力时明确规定授权的目的,以便制约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定目的的范围内行使所授权力,防止其滥用紧急权力,在授予政府紧急权力时尤其如此。例如日本的《警察法》在授予警察处理紧急事态以及各种相应权力时,为保障这些权力和警察的其他权力的正当行使和不被滥用,在该法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保障以民主观念为基础的警察管理工作和有效地完成其任务[2](P183)。 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因危机状态的发生而被政府随意剥夺,许多国家宪法和国际人权文件都规定,即使是在危机状态时期,一些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命权、语言权、宗教信仰权等也不得被限制,更不得被剥夺。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防止政府随意滥用行政紧急权,而使公民失去不应当失去的权利。在危机状态下,政府不仅享有法律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 还有一些权利,如公民的知情权,因为它不仅实现着危机管理的公开性,使民众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而且有利于公民“趋利避害”,减少危机产生的社会危害。政府必须通过履行公开义务和危机信息通报责任来予以切实回应。 四、启用危机管理法律机制的条件 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行使危机管理权力,即便是依据合法,正确行使应急权力,这种非正常行使管理权力的方式也会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一定的威胁。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都对政府启动管理机制提出了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要求,以保证政府行使管理权力的合法性,更好地约束政府行使应急管理权力的行为。这些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危机事实的存在。所谓危机事实,即是社会正常秩序或者说社会关系内部和社会关系之间出现了混乱,国家的正常管理机制失灵,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危机事实的存在是政府启动应急管理机制的客观要件,没有危机事实的存在,政府是不能启动法律所规定的危机管理机制的。二是危险要迫在眉睫。没有危险性的社会秩序,不能称之为危机状态。危机状态必须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对于危机状态,由于其迫在眉睫,不能通过正常的管理手段来加以控制,所以,必须要启动危机管理机制。所谓迫在眉睫,主要是指危险已经发生,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或者是危险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必须立即采取危机措施来加以防范和制止。三是有必要采取危机措施。在社会出现了公共危机状态之后,如果是政府可以采取一般性的管理措施就可以有效加以解决的,就没有必要启动危机管理机制,行使危机管理权力。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四是对需要采取政府危机管理措施的紧急状态应当通过合法程序加以确认,并且通过合法的程序加以宣布。此外,对于危机管理机制生效的期限、宣布解除应急管理措施等,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五、立法机关在公共危机法制化建设中的作用 现代宪政国家,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能否依法办事,是对一个政府的能力和法治水平的考验,是法治和宪政的一个重要标志。 危机状态法作为宪法秩序下的一套非常制度,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立法,需要解决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它包括:第一,宣布进入危机状态的条件、程序和决定,危机状态的及时解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战争状态和戒严(全国和个别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而引起的危机状态,由政府来宣布。第二,给政府或社会组织的授权。它主要包括:特别指挥机构的建立,对立法和行政机关特别授权的范围和界限。危机状态时期的特别权力涉及到:危机立法权和特别立法程序;危机的财政权,主要是增加财政拨款和预算的变更,以及所需的特别程序;危机状态下的行政措施和特别行政程序;对公民人身自由的特别强制措施和对公民财产的限制与征用;警察的特别使用和军队的投入使用的条件和指挥;对危机状态下某些现行犯罪的处理和特别司法程序;授权程序和限制;等等。必须对授权的程序和范围有较明确的规定。第三,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应予以保护。在危机状态下要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一些限制,但应该明确限制的条件和程序,特别要规定哪些是不可限制和剥夺的权利。危机状态立法的核心主要是要解决给政府特别授权和对公民权利予以适当保护和救济的界限问题。给政府授权要充分、有效,但又要给出必要的界限和程序限制。 立法机关在危机状态下不是无所作为,放任政府,而是负有更重大的职责。为此,立法机关也要获得一些特别的权力和程序,包括宣布危机状态、召开立法临时或紧急会议、按特别程序行使紧急立法权。立法的形式也可以多样化(可以就特定问题或特别时间的问题制定特别问题的法或特别时间效力的法),如决定对政府的授权、决定紧急财政问题、决定设立临时应急指挥机构;监督紧急权力的行使、宣布或监督危机状态的及时结束;等等。 立法机关不仅在危机时刻需要研究新形势、新问题,需要启动紧急程序,还要从法制的角度寻找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手段,把危机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规范和约束公共权力,同时要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当危机过后在社会常态下,立法机关应该积极主动地研究有关公共危机的法律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危机,制定防范和处理的法律法规,保证危机状态下有法可依。一些社会性的公共危机,如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恰恰是由于法律的不健全、执法的不公或者司法的腐败造成的。对于这一类问题,公共危机管理机关在依法处理之后,还要认真研究有关立法、司法与行政问题,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浅谈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关于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在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论文摘要：政府公共关系是将维护社会稳定、公众利益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以服务社会和公众为目的，是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在这样一个危机不断的社会背景下，公共危机管理是否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关的决策及其在危机事情中的执行。本文从7.23甬温撞车事件中，来分析我国政府公共关在危机管理中的现状，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提高和完善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的职能。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关系；危机管理；问题；措施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铁道路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2011年7月23日，D301次列车在甬温线永嘉至温州之间的高架桥上与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被记者询问到为什么事故发生后掩埋事故动车车头时及在宣告救援工作结束后在7月24日下午5点，事故发生约21小时后，救援人员在损毁的D3115次列车车厢里发现了2岁半女童项炜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答的语言，当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极其不满。目前中国的政府公关很难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需要，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政府职能开始重新定位，政府切实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建设服务性政府，这是新时期对政府职能的要求。 一、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 政府公共关系：是指政府组织为了维护、塑造政府的良好形象，利用现代各种有效传播途径和沟通方式，获取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为目的，对社会公众进行的宣传、沟通的一种有效的政府活动。政府公共关系作为一种特定的管理活动或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建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争取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维持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 公共危机管理：指政府充分运用科学手段，并在其他社会各级组织和公众的协助下，对威胁到环境，社会利益和生命安全的突发性的自然灾害、社会问题和个人因素所引起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在以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有效的监测、预警、疏缓、预防、决策、处理和评估等一系列管理措施，以避免和减少危机带来的对生命财产、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的威胁，提升政府应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处理能力，达到稳定社会，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的目的，它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如果政府危机事件处理不当，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及信任力的下降，严重损坏政府形象，甚至威胁到政府的权威和统治。因此，政府必须要承担危机事件带来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责任。而且，在社会秩序处于混乱或社会公众利益受的损害时，也只有政府才具有整合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动员、有效行使危机管理的合法性职能。 政府要公共危机中顺利处理好危机的工作，满足广大民众的意愿和要求，减少公共危机造成的损害，维护政府良好形象，并顺利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必须进行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危机处理是公共关系一个重要实务，从处理危机的效果上可以看出政府公共关系的水平，也是执政能力的直观评价标准之一。 二、我国政府公关在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公共关系作一种管理职能，服从并服务于政府的整体职能，这在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过程中相当重要，日益成为政府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公共关系作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在我国发展历史才20余年，而政府公关作为公关的一领域，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在我国政府公关实践中存在许多缺陷，从甬温撞车事件中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公务人员的优越感。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一些政府机关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公关意识还相当薄弱，没有真正认清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为官者仍不知权从何来、权为何用;社会公众也不明了谁赋官权、权应何用。现代政府理论告诉我们,官员仅仅是权力的行使者,而不是所有者，摒弃高高在上的统治思想和官僚作用。一些领导喜欢高高在上，让公众捧着他，不认真、踏实的为公众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为社会服务，意识不到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人民带来满意，用热诚的服务为政府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政府的责任就是为公众谋利，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为公众服务是政府的根本宗旨。 （二）信息传播不公开、透明。信息传播是公共关系活动过程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它是实现政府公关目标的重要手段。要运用有说服力的传播手段或方式去影响公众，加强与相关公众之间的传播管理，以达成与公众的相互理解。“凡是公开的都不是重要的，凡是重要的都是不公开”这样的说法，在公众心中已经根深地固，现实中，政府公共关系传播透明度不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政府向公众信息时有意隐瞒事实的真相，任何隐藏、遮掩的行为都只会给社会新一轮的矛盾。政府危机公关的核心就是信息的透明和公开，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也来于政府的透明和高效。 （三）核实信息，慎原因。政府虽说掌握了大量的传播工具。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都由政府管理，政府可牢牢掌握主动机，将各种需要传播的信息，从各个角度反复进行信息传播，从而大大提高公关效率，牵引舆论导向，但是随着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实事求是是政府公关的生命，核实真实信息、真实信息在政府危机管理中最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不仅可以向公众开展信息宣传和互相交流以，而且可以取信于民，真正树立起政府的良好信誉和形象，并不是把危机事件的真正原因给掩盖，把责任推到天灾人祸中去，政府公共关系的本源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歪曲事实、脱离实际的做法，都会根本上动摇政府公共关系的基础，阻碍实现政府公共关系的目标，甚至使政府公关活动无法顺利地开展下去。 三、完善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在危机管理中的解决措施 随着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和公众参与意识的觉醒，良好形象对于政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总之，当代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会波及和影响到政府的形象。 （一）增强政府公关人员的公关意识。 目前，我国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对公共关系工作的任务了解甚少，重要性认识比较肤浅，或者存在各种偏见。因此，提高各政府部门公务人员的公共关系意识是当前加强政府公共关系在危机管理工作的当务之急。首先，各政府部门公务人员要转变官本位思想，强化公共关系意识，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形象是政府整体形象的一部门，他们代表着政府的良好形象，始终坚持为公众服务是政府的根本宗旨。其次，要加强公务员的专业知识能力的提高。公共关系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政府公关人员不仅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还要对其他相关学科学习，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不能保守僵化、一成不变；最后，要增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公关意识，并加强公关人才的培训。 （二）重新设置公共关系机构。目前，我国还没有成立专门从事政府公关的机构，大多部分分散在办公室、宣传、对外联络、办事处、新闻等职能部门中，即使有些部门设置了公共关系职位，但设置分散，职责不一，各执其咎，很难满足政府公共关系在发生危机突发的处理。国外一些国家的危机管理体制非常健全，如日本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是以法律为依据：内阁总理大臣为最高指挥官，内阁官房长负责整体协调和联络，通过安全保障会议、中央防灾会议以及相关省厅负责人紧急协商会议等决策机构制定危机对策，由国土厅、气象厅、防卫厅和消防厅等职能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在这一体制下，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建有各自的危机管理体系。所以，目前我国在成立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特别重要。 （三）加强公共关系沟通渠道。沟通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准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沟通作为搞好政府公共关系的重要渠道，并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沟通必须坚持不懈、长久开展，不断巩固政府公关的已有成果，最终实现政府的目标。要做好沟通工作，应当建立健全沟通的各种制度和渠道，如建议制度、听证制度、谈心服务制度、民意测验制度、定期评议制度、领导接待日制度等；还要大胆创新，开辟新的沟通机制，如市长、网络直播面对面、开通政府微博等。同时，注重沟通的技巧和艺术，如会谈会见、会议组织、对话、倾听、演讲、谈判的各种方法。 四、总结 政府公共关系在危机管理中，对管理者来说它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了有效的对公共危机进行管理，政府应高度关注公共关系的开展，以依据事实，客观真实地进行信息传递和互动交流，从而建立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维护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公民利益，协调政府与公众关系，真正树立政府的良好信誉和形象。 浅谈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公共危机条件下的信息博弈与管理 摘 要：在发生公共危机的条件下，信息成为政府、传媒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围绕着信息的控制与管理、信息的辨别与筛选、信息的接受与传播，政府、媒体和大众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博弈关系。对公共危机条件下的信息博弈与管理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应急动员能力，构建高效、有力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进而提升政府公共管理的品质。 关键词：公共危机 信息博弈 危机管理 在发生公共危机的条件下，政府和公众是应对危机的最重要主体，但是应对危机的主体并不限于此。考虑到传媒对新闻事件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同时传媒对普通民众具有舆论优势，所以，在公共危机的应对过程中，传媒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见，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参与的主体主要有三类：政府、传媒、公众。上述三者之间的互动会直接影响到公共危机应对和管理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三者在公共危机相关信息问题上的博弈。 一、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公众的信息诉求 1.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的信息诉求。在公共危机产生之后，政府凭借其行政特权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相关的信息，并据此决定应对策略。但是这种信息优势并不能够直接转化为决策优势，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政府所掌握的危机信息并不充分。相对其他主体，政府可以更快、更全面地掌握有关公共危机的信息。但是在重大的危机面前，这种信息优势并不足以支撑政府做出必然正确的选择。由于造成公共危机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所以政府很难获得充分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错误的信息还可能引导政府做出错误的政策选择。其次，政府倾向于对信息进行筛选甚至是屏蔽。除一些不可抗拒力造成的危机以外，有一部分公共危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有人为因素的。在某些情况下，公共危机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不作为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在面对公共危机时，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会倾向于对相关信息进行筛选，尽量防止传媒和公众了解到对自身不利的信息。最后，在特殊情况下，政府还可能对信息“视而不见”。在突发性公共危机，尤其是自然灾害型公共危机发生前，往往会出现种种先兆。出于社会稳定和多方面的考虑，政府很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些信息暂不做出反应。而在危机爆发之后，出于控制风险和减少损失的考虑，政府也可能会继续选择对此类信息控制或有选择地传播。 所以，在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相对于其他主体具有信息优势，但是由于所获取的信息与其职责往往难以匹配，政府仍然具有很强的信息诉求。同时，出于规避风险和控制局势的目的，政府会倾向于适度控制信息的传播。这种行为虽然会妨碍到传媒和公众的部分知情权，但是对于避 免在更大范围内引起恐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2.公共危机条件下传媒的信息诉求。由于公共危机会对社会造成重大的冲击，所以往往会被传媒格外关注。但是，传媒对公共危机的报道却并不是处在“真空”之中。事实上，在对公共危机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传媒往往是处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受到各方利益与需求的制衡。所以，公共危机条件下传媒的信息诉求也就具有高度复杂性。首先，公众的知情权和传媒的职业道德是传媒信息诉求的基点。在公共危机条件下，公众既是危险的承担者，又是潜在的危机应对者。由于危机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公众应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这是构建危机应对机制的前提。同时，传媒负有将事实真相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义务。所以，在公共危机条件下，传媒的信息诉求必须以维护公众知情权为基点，以恪守职业道德为底线。其次，有利于公共危机的控制与化解是传媒信息诉求的价值标准。传媒对公共危机的报道不应被视作个体行为，而必须考虑到其社会影响。对于传媒来说，负责任的做法是将自身的信息诉求融入到公共危机的应对中，把维护公共福利作为行为的出发点，把有利于公共危机的控制与化解作为重要的价值标准。最后，不仅要有及时的报道，还要通过深层的分析来引导公众。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后，传媒的价值不仅仅限于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将资讯传递给公众，更重要的是传媒可以通过基于事实的深度分析来引导公众。在国内外多次公共危机过程中，传媒都扮演了公众利益和公共理性捍卫者的角色。例如，2005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禽流感疫情。在此情况下，许多媒体不仅及时报道了禽流感的动态情况，还通过与专家合作进行宣传等形式来消除公众对于禽类食品的恐惧，有效地起到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 综上，在公共危机条件下，大众传媒负有传递信息的义务，也有及时、准确报道危机进展的诉求。但是，鉴于应对公共危机的特殊需要，传媒对于公共危机的报道还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需要有所取舍。所以，任何媒体对公共危机的报道都要在全面性和公益性之间进行平衡。 3.公共危机条件下公众的信息诉求。任何公共危机发生之后，公众都会在第一时间将注意力放在危机发生的地区，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获取相关的信息，并进而对此次危机可能引发的后果进行判断。当公众认为危机可能威胁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会普遍地表现出不安、紧张甚至是恐慌的心态。而这种恐慌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往往比公共危机本身更加可怕。究其缘由，还是由于公众对信息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对未知的恐惧压倒了理性的思维。所以，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角度讲，及时有效的向公众传递公共危机的信息是缓解公众恐慌心理，控制危机破坏力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没有保留的将公共危机的所有信息都传递给公众。在危机爆发之后，政府应该向公众如实通报危机出现的原因、危机造成的损失等信息，着重公布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公众面前树立坚强的政府形象，帮助民众重建信心。同时，应该对恶意散布虚假信息的媒体或个人进行严厉的打击。 二、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公众的博弈模式分析 在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和公众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依据上述三类主体在公共危机中关系的性质，我们可以大体将公共危机管理分为两类： 1.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与公众的良性博弈模式。这主要是指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后，政府通过媒体与公众之间建立了直接、迅速、有效的联系。这其中包含着三层意思：首先，公众可以通过媒体了解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后续发展状况；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媒体将危机管理措施传达给民众；最后，民众关于此次危机的疑问和诉求可以在传媒整合之后传达给政府，政府对此做出及时回应。要达到这种模式，政府必须从以下几个角度做好安排：首先，注重时效。在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危机的蔓延是极为迅速的，而危机管理的时效性往往对危机的处理效果有决定性的意义，按照国际社会公认的标准，“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的24小时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黄金生命线’，也是媒体报道的黄金时间。”①在危机发生之后，如果能迅速引导媒体、掌控舆论，就可以安定民心，将危机带来的损失控制到最小。同时，在短时间内给媒体足够的信息可以有效的抑制虚假消息的产生和传播，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限制危机的社会负面影响。其次，要注意管理行为的指向性。危机发生之后，政府的管理行为应立足于减少危害，控制事态，防止危机加剧这些目标上。所以，政府的具体作为应该明确传递给民众这样一个信息：政府是以所辖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的，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为了保证民众基本利益，决不允许牺牲民众利益来保全政府形象的情况发生。再次，政府在与传媒沟通时要有所选择。危机发生后，三类主体都对于了解事实真相有强烈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由于自身特殊地位而享有信息优势。从总体上说，政府负有将事实真相告知媒体和民众的义务。但是，出于更好的处理危机的目的，政府可以对信息共享的范围和对象做出筛选，这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是必须注意的。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对信息进行筛选并不包括制造虚假信息。因为，任何低估传媒和民众智力的行为都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揭穿，到时政府丧失的就不仅仅是危机干预的时机，更是民意民心。 2.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民众的恶性博弈模式。这主要是指由于各种原因，政府、传媒、民众之间没有建立起顺畅的沟通渠道。政府的作为不被民众了解，因而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媒体无法从政府得到及时、准确的信息，只能通过各种渠道捕风捉影，结果出现大量虚假信息；民众对政府作为失望，进而影响到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种模式里，三类主体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源于政府面对危机的态度和策略。而其中最大的失策包括以下两点：首先，试图控制信息传播的想法低估了传媒的能力。传媒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当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民众个体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大大增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公共危机在小范围内造成影响，其影响的进一步传播就是不可逆转的。其次，不了解限制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最好方式就是及时向媒体提供真实信息。只有及时给媒体和公众提供真实消息，才能有效的遏止谣言的传播，防止社会动荡。再次，政府没有对公众的诉求予以适当的回应，直接导致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危机状态中，社会公众会提出相应的政策诉求，要求政府制定相应的危机解决政策……公众的态度和要求影响着公共危机的发展趋向。”②而如果政府不能够满足公众的合理诉求，公众就会对政府丧失信心，进而采取各种非理性的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将会大大加深公共危机的严重程度。 三、基于信息博弈模式的危机管理制度安排 1.从政府对待媒体的态度和策略来讲，在当代社会，媒体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在非常态下更是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现在，正常情况下，大众对于媒体的报道还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但是在身处危机的情况下，这种辨别能力会大幅度下降。所以，媒体的报道和引导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媒体统一作正面引导，可以有效的抑制大众的恐慌心理，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如果媒体作负面引导，或与政府口径不一致，那么就会助长对政府的怀疑，会引发更深程度的恐慌，甚至引发骚乱。 在探讨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的时候，首先要对媒体进行分类。在公共危机爆发时，媒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主流大型媒体。这类媒体的特点是和政府关系密切，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报道实力和渠道。由于上述特点，所以这类媒体应该成为政府在与公众沟通过程中的主力军。政府应该与这类媒体建立稳固的合作渠道，一旦有危机发生，保证这类媒体首先对危机进行采访，并在第一时间通过这类媒体向公众介绍情况，而且这类媒体的报道应该达到一定的数量级，以显示政府对于此事件的关注和处理的决心。这样可以有效地稳定大众的心理，但是由于这类媒体与官方的密切关系，所以公众在接纳这类信息时会心存疑虑。所以，在这类媒体的报道中切忌出现“假、大、空”信息。 二是非主流大型媒体。这类媒体的特点是与政府关系不甚密切，但是同样拥有较强的新闻报道实力，而且在大众中间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这类媒体，政府应该使用有效的策略，控制信息供给，加强信息监管，有效利用其影响。因为这类媒体如果采取不负责的态度来进行报道，甚至是捏造负面报道，那对于政府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对于事件的处理是相当不利的。所以，政府应该将这类媒体当作第一种媒体的补充。即允许此类媒体对事件进行跟踪报道，但是不允许此类媒体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擅自进行判断。同时，政府可以授意此类媒体针对主流媒体的某些重点消息进行深度挖掘。这样一来，此类媒体的报道就可以作为主流媒体报道的佐证，有利于危机的控制。 三是非主流小型媒体甚至是个人。在公共危机的处理过程中，这类媒体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由于这类媒体规模有限，同时又不受到政府约束，所以这类媒体普遍是本着吸引公众眼球的目的撰写报道，在报道公共危机时可能出现偏差，这样对这类媒体政府应加强监管和引导，使其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有助于公共危机的顺利解决。 2.从政府对待公众的策略讲。在公共危机面前，公众之间所面临的其实是一种非合作状态下的集体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自保的动机，公众之间不可能产生理性的同盟，取而代之的是公共秩序的混沌失序。尤其是在没有关于事件的权威报道时，公众会普遍陷入“囚徒的困境”。其结果不仅是政府权威的丧失，更是社会运行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尤其小心出现公共政策执行失范，即由于公众对公共政策失去信心，而导致政策运行成本激增的情况，这对于政府解决公共危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出现公共危机时，政府对待公众的策略应该是：首先，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公众基本生活条件。在公共危机的初期，伴随着民众的担心，可能会出现哄抢风潮。而如果各类生活必需品供应出现了问题，公众的恐惧心理就会被强化，其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公共危机下，政府一定要保障公众的基本生活条件，注意安定民心。其次，在保证正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对相关危险区域和行业进行调整，保证公众利益少受损失。政府应该视事态严重程度，及时对发生危险的区域进行隔离。应急预案中应该包括在何种情况下采取何种方式疏散哪些人群的内容。这样才能使公众放心，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再次，政府应加强与公众沟通协调，促使相应民众自救组织的出现并对其加以有效利用。政府要相信在危机面前，公众是具有理性的，同时，要意识到公众的配合对于危机解决的重要性。所以，促使公众自发成立应对危机的民间组织，并引导这些组织监督政府的行为，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恢复民众的信心。在与公众沟通的过程中，政府也应该注意内容的选择。与其让公众接受各种渠道传来的关于损失的消极信息，还不如主动披露危机应对的结果。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而是关心结果。一旦开始产生结果，政府就必须测量、提供文件并公布数据。”③通过对危机结果的实时跟踪报道，公众可以充分地获得资讯，也就消除了流言传播可能带来的后果。再次，政府不仅要充当信息的者，更要扮演信息的接收者。在公共危机条件下，公众并不甘于被动的接受信息，他们会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政府能够更加人性化地对待公众，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聆听公众的呼声，就可以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政府与被管理者之间信任裂痕出现的原因在于传统上的政府沟通是单向的。”④在发生公共危机的特殊情况下，通过双向沟通获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无疑是政府明智的选择。最后，政府在通过各种传媒手段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时，要区分建设性公众和发泄性公众，对不同公众采取不同政策。在面临危机时，公众会有不同的表现，部分会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而部分则纯粹是借机发泄，而在恐慌心理的影响下，后者的意见往往容易为公众接受，并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政府部门要有足够的抗压能力，诚实、虚心应对公众的建设性意见，同时注意鉴别信息，做到不受破坏性意见的影响。 浅谈公共危机管理机制:论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探索 论文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管理机制 论文摘要：建立科学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是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强化危机意识；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强官员问责制度，修正考核体系；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管理机构。 美国学者罗森豪尔对于危机的界定是:“ 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危机是相对于人类生活中正常的社会关系秩序而引入的一个概念。它意味着在社会中，一系列终止和平进程和瓦解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正在迅速展开，使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大大超过了正常水平，迫使相关的系统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采取控制或调节行为，以维持系统的生存，如果举措不当，就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及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笔者以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强化危机意识 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全社会的危机治理意识，危机意识是危机治理的起点。各级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公共危机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大意思想，切实做好公共危机防范工作。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树立起危机管理不只是危机发生后政府的迅速回应和对危机局势的严厉控制，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及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防止危机爆发的意识。换言之，各级政府必须要有忧患意识，要能将危机管理于日常的制度建设和管理之中，优化政府常态管理。在日常的公共决策中，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先导，采取科学民主的决策方式，在源头上降低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 二、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政府的所有管理行为，包括危机治理必须依法进行。法治是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常态还是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法制化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应急权力也是法律授权的结果。公共危机管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他们有比较全面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框架，在紧急事态面前，有法律依据，政府应该做什么，公民应该做什么，相关的社会组织应该做什么， 法律有基本的甚至是详尽细致的规定。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检疫法》《突法性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体系尚不完整。一是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不统一，每个单行的法律只能适应一种紧急状态，一旦紧急状态产生的原因复杂，就很难有一统一的紧急状态下的指挥机制；二是有关紧急状态法对政府可以采取的紧急措施规定得不够清晰，特别是一些必要的行政程序缺乏，很容易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权力或不作为留下法律上的漏洞；三是公民的权利很容易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各方面的侵害，但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有效救济。因此，针对我国突发性公共危机的特点，亟须建立信息畅通、反应敏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应急法律制度，满足法律体系中两个相互关联的标准：第一，法律体系的全方位内涵，囊括国家安全、经济、交通运输、福利保障、新闻舆论等宏观领域的危机立法，以及具体管理环节的实施细则。第二，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在全方位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宪法、部门法、地方的行政法规等法律条文不得相互矛盾冲突，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纠错和补救。这样才能在法律上明确各级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责任，建立较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用法律保证应急减灾的胜利。 三、加强官员问责制度 修正考核体系公共危机治理是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和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容许出现不负责任的官员的。 在“ 问责制”下，贪赃枉法、失职渎职与平平庸庸的官员必须引咎辞职或被免职，有利于促进政府官员的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在加强“ 问责制”的同时，要进一步修正考核体系，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准，尽快按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体系，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实现各级政府运作的公开化、程序化、透明化，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树立统一的“ 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最终标准。 四、完善信息沟通机制 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的特点，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时，人们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去获取与危机相关的信息，当人们获取的信息不足时，就会出现各种流言。这时，政府应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公开危机真相及相关信息，以官方的权威来稳定民心。只有及时地传递真实的信息，才能正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 不产生过激反应和行为。而且，及时公布信息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垄断和封锁信息则会导致公众对政府不信任，从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并且会影响政府危机管理系统的运行效能。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在公共危机管理的各个环节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提高危机管理的信息透明度，不仅有利于政府防治危机而且便于全民动员，群防群控，缩短危机周期。在公开危机信息时，要通过召开新闻会、面向群众开通信息网站以及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等多种渠道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确保公众及时、充分地掌握所需的有关危机的信息。 五、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管理机构 由于危机事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科学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常设管理机构，以搜集分散的各类信息，同时负责整个危机事件的处理。预警机制强化政府责任，从地方到中央分别制定出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建立突发事件的预警监测制度，定期、定点对可能的危机范围进行科学预测，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进行避害或将危害的发生减小在最小范围。在公共危机全球化的今天，危机管理机制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考验，要充分认识其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以适应现代社会新的发展要求。

学生管理论文:浅论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执行中的学生权利保障 [论文关键词]高校　学生管理制度　学生权利 [论文摘要]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要求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要从以学生义务为本位转变为以学生权利为本位。保障学生的合法权利应是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主线，为保障学生权利，文章指出在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管理制度执行者的法律思维方式，规范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正当程序，建立大学生权利的救济途径。 教育部于2005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确立了一系列依法治校、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新规则，明确了学生权利与义务，确立了学生权益救济制度。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修订参与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育法制研究所所长张永华教授说，我们的学生管理要从以学生义务为本位，转变为以学生权利为本位。因此，保障学生的合法权利是高校在制定其内部学生管理制度过程中的主线。 一、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与大学生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是由高等学校作为主体，依据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经过教育行政机关审核的本校章程制定的，调整有关本校学生的教育教学活动和生活秩序，确定学生管理的规则和办事程序，在本校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它体现学生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统一。 大学生权利是取得高等学校学籍的学生的权利，是法定的实在权利，是合法的权益。其内容具有层次性：首先，是大学生作为一个公民享有的权利。其次，是大学生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享有的权利。再次，大学生作为一个受教育者，一个学生身份特有的权利。《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都有相应的规定，其中《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专门列出一章“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关于学生权利与高校学生管理的关系，张永华在《以学生权利为本位规范高校学生管理》一文中提出：首先，高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学校和学生。学校作为法人是教育主体，教职人员代表学校实施对学生的教学管理，实现学校的教育权。学生是受教育者，在校学习期间享受着法律规定的相应权利。其次，高校在校学生的权利是法律权利而不是应有权利。在我国高校是公益事业机构，设置高校的目的是实现公民法定的受教育权。在校学生实际享受的权利既不能低于法律规定的标准，也不能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第三，高校管理的轴心保障是学生实现法定权利。学校必须依法制定管理制度，实施具体的管理行为，使学生实际享受法定权利，保障在校学生在法律许可的范围自由作出法定行为。因此，高校在校学生法定权利的内容决定着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内容和界限。 显而易见。高校内部学生管理的对象是在校大学生，然而近年来，大学生权利诉求的不断增强给旧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提出了种种挑战。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制定出来后，贯彻执行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如何执行制度，关系到学生的权利能否得到保障，以及能得到多少保障的问题。 二、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执行中保障学生权利的思路 1．培养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执行者的法律思维方式。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执行者，指高校的全体学生管理人员，以前很少有人给予界定是哪些人。笔者认为，按目前大部分高校的管理办法，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学生工作系统人员、教务系统人员、任课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1)学校党政领导，负责学生管理总的方面。(2)教务系统人员，具体指教务处工作人员，二级院(系)行政领导、教务秘书。主要负责学生教学、入学与注册、成绩考核与记载、转专业与转学、休学与复学、退学、毕业、结业与肄业等方面的管理。(3)学生工作系统，具体指学生工作处(部)、招生处(办)，保卫处、武装部、团委工作人员，二级院(系)党委(总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有些还包括组织部、宣传部、学生宿舍管理人员。主要负责学生思想教育、日常管理、奖惩、助学、招生就业、学生团体、课外活动、班级建设等方面的管理。(4)任课教师，主要负责学生的课堂、教学、考试等管理。(5)其他工作人员，包括财务管理人员、医务人员、图书馆管理员、实验室员都对学生的某方面进行了管理，学校保安、楼管、宿舍值班员都参与了学生管理。他们都是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的执行者。 人们处理事情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有法律思维方式、道德思维方式、经济思维方式、政治思维方式等。所谓法律思维方式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原理和精神思考、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习惯和取向，它的特征是讲法律、讲证据、讲程序、讲法理。培养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执行者的法律思维方式，就是在进行学生管理上，特别是处理学生的问题时，要按照“法”，即制度的有关规定处理，不首先按照传统习惯的、道德的思维方式办事。这首先要学习、了解学校有关学生管理制度，处理学生问题时讲证据，不主观臆断，按照正当程序办理相关的手续。 2、规范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程序保证公正，公正依赖程序。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执行，特别是学生处分涉及学生权益问题，需要严格按照规范公正的程序进行。在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正当程序包括： 第一，事前程序。事先通知，即事先将学生内部管理制度在学生中公布，保证学生“知法”“守法”，知道“违法”后果。 第二，事中程序。首先，调查事件。事件发生后，学生管理部门派人到事件发生现场，或找事情有关人员调查了解事实的真相。其次，说明理由。向学生说明作出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有关制度的相应条款规定，事实与规定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再次，听取学生陈述、申辩。在学校作出决定之前，给予学生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陈述、申辩、质证的机会。听证。如果有必要，启动听证的程序。最后，作出决定。作出决定的人与事前调查的人应该分离，并且二者应该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学生处理或处分决定书必须以学校名义出具，否则出具的文书将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对开除学籍处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7条阐明：“学校对学生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决定，应当由校长会议研究决定。处理或处分决定书，必须载明学生救济的途径。” 第三，事后程序。一方面是送达。最终的处理决定应及时送达学生本人，要求本人签字。若不能签字，可采取在一定场所或媒体上公告或者用书信送达的方式。为了避免涉及隐私和其他不便于公告的情形，可采取书信邮寄送达的方式。书信邮寄时，一定要采用挂号的方式，并将挂号回执妥善保存。告知学生救济途径及时效。同时，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3．建立大学生权利的救济途径“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高校内部学生管理制度执行过程中，必须完善学生权利的救济途径。在学校内部，大学生权利的救济重要途径就是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建立校内申诉制度。《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0条规定：“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 对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上规定不是非常具体，在具体实行中，笔者认为，学生申诉委员会委员应当包含：(1)主管纪检监察、学工、教务工作的学校领导；(2)学校监察、教务、学生工作、研究生工作、团工作的部门负责人；(3)学校的法律顾问或法律专家；(4)学生代表，包括学校学生会主席、研究生会主席、申诉人所在二级院(系)学生会或者团总支负责人、申诉者所在班代表，学生代表的人数不能过少。这样的构成才不会使双方代表过于失衡。学生申诉委的日常办事机构一般应设在纪检监察、信访、学校办公室、法制工作机构等部门，不宜设在如学生处、教务处、保卫处等学生处分管理的职能部门。 学生管理论文:如何夯基础抓重点,提高高职院学生管理工作精细化水平 论文关键词： 高职院校 学生管理工作 精细化水平 论文摘要： 随着高校扩招，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因为家庭、社会的多重影响，学生生源整体水平相对下降，高职学生素质更是良莠不齐，很大一部分学生进入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混文凭，这无疑加大了学生管理工作的难度。要实现高职院校的育人目标，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就要从学生的基础文明抓起，以生为本，培育优良思想，规范学生行为，提高学生工作的精细化水平。 从1999年开始，全国高校招生规模急剧扩大，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高校扩招后，因为家庭、社会的多重影响，学生生源整体水平相对下降，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学生尤为明显：集体观念欠缺、学习态度不端正、组织纪律性差等问题不断暴露，这对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一、高职院校学生的整体现状 随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富足，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呼声中，相当一部分高考分数较低的学生“迫不得已”选择进入高职院校完成学业，很多学生进入学校后没有了目标，就等着熬完三年拿到那一纸文凭，或者单纯为了了却父母的心愿，这样的动机导致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暴露出种种问题。 （一）思想意识不稳定，集体观念不强。 高职院校的学生正处于青年期，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虽初步形成但仍不牢固，其对是非对错的判断能力没有成熟，易受环境影响而发生改变。对于自己的将来没有明确的定位。作为“90”后的当代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习惯于独来独往，处于家庭的中心地位，缺乏团队意识及集体观念，做事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很少考虑其他人的感受，经常导致人际交往的失败，加大了学生管理工作的难度。 （二）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习惯不好。 高职院校的学生多数入校时的分数较低，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以2010年江苏省高考录取分数为例，普通高校本一批次的录取分数线是文科345分，理科355分，而第一批高职分数线文科类210分；理科类200分，两者有100多分的差距。考试分数虽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目标不明确。具体表现为缺乏学习主动性，学习兴趣不高，“60分万岁”；作业不能独立完成，靠抄袭交差；“平时不努力，考试就作弊”，平时课堂上下没有多少积累，临时报佛脚又嫌太辛苦，为了考试合格，打起了歪主意：夹带资料、传递纸条、手机作弊、找人代考，这些现象阻碍了学生的健康发展，同时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学风建设。 （三）自我约束力不强，组织纪律性差。 “90后”个性张扬，因为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自我约束力不强，喜欢“随心所欲”，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都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做事不考虑后果，易冲动。对于学校的规章制度不能很好地遵守，迟到、早退、旷课，违反宿舍管理规定，打架斗殴等现象时有发生。犯了错误不反省自己，反而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为自己开脱。这些现象向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二、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途径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育与市场接轨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而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行为现状与这个目标相距甚远，这就要求学校在三年中要对学生进行“改造”，通过教育教学把低水平进来的学生培养成高起点的社会有用人才，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夯实基础，把握重点，努力提高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精细化水平。 （一）把握重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教育工作。 行为以思想为主导，要规范学生行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需要加强思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稳固的“三观”，正确对待自己的学业，为将来踏入社会积累资本。 1.关口前移，开展“入学教育从学业生涯规划开始”新生入学教育。 新生刚入校对学校、专业都不了解，处于迷茫状态，为了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完成角色转变，稳固专业思想，可以通过举办“入学教育从学业生涯规划开始”主题教育活动，邀请企业人员、专业主任、教研室主任为学生做就业、专业教育报告会，讲解就业现状及专业发展前景，为新生打开一个了解社会、了解企业、了解专业的窗口；同时可以邀请优秀毕业生代表与新生进行经验交流，为新生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提供借鉴；召开新生家长见面会，解答家长疑问，间接稳固学生的专业思想。 2.以节假日为依托，加强学生的日常思想教育。 利用重大节假日的特殊意义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清明节祭扫缅怀先烈、“五四”青年志愿者活动、“十一”讴歌祖国、“一二·九”纪念活动等，加强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远大的理想，把学生的日常思想教育节日化，提高学生思想教育的实效性。 3.健全报告制度，抓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后因为环境、学习方式等方面的改变，容易出现各种不健康的心理倾向，继而引发各种问题，所以心理健康教育是学生管理教育的重点。在日常管理中要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推动心理健康教育进课堂、进宿舍；根据学生心理问题日渐凸显的实际情况，可以建立班级信息员制度、班级情况一日一报制度，从不同层面及时把握学生的心理动向，特别关注“三困生”的思想教育，给予他们更多精神上的关爱。 4.利用信息网络，发挥网络的教育服务功能。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在学生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可以建立育人信息服务网，充分利用网络的教育服务功能，通过宣传学习生活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树立典型，展现当代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充分发挥服务网在思想教育、服务学生、促进和谐中的积极作用。 （二）稳固基础，做好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服务工作。 1.从日常管理与教育入手，扎实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和稳定工作。 安全稳定是学生工作的第一要务。要高度重视学生安全工作，学生管理人员经常深入班级、宿舍进行安全大检查，倾听学生反映问题，消除安全隐患；平时加强学生安全意识教育，严格落实学生请销假制度及晚就寝检查制度；在日常工作中教育学生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注意“防火”、“防抢”、“防盗”、“防骗”。通过组织消防安全知识竞赛、消防安全演练、观看消防安全科教宣传片等活动增强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的消防安全技能，营造“时时讲安全，处处抓安全，人人保安全”的良好氛围。 2.从抓学生基础文明入手，切实推进班风与学风建设。 大学生作为接受过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是掌握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群体，是人们眼中的“天之骄子”，但随着高校扩招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生的基础素质出现很大滑坡，要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需要从基础文明入手，推进班风与学风建设。 （1）开展大学生文明养成教育活动，深化文明礼仪教育，强化学生的文明意识，提高学生文明程度。通过开展文明班级、文明宿舍创建和争当“文明大学生”等活动，要求学生增强安全意识，提高责任意识，树立创新意识，摒弃生活陋习，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说文明话，行文明事，做文明人”，营造健康、文明、和谐的校园新风。 （2）推荐先进，树立典型，发挥示范作用。要注重舆论引导，通过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来教育、引导、激励学生。通过各种评奖评优及先进表彰活动，宣传报道校园的先进个人及事迹，努力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3）开展诚信教育，增强学生的诚信意识，引导学生诚信行为。通过催缴学费，召开考证、考级、考试教育，助学贷款催款等相关工作，对学生进行诚实守信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诚实守信意识；利用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引导学生的诚信行为，比如通过诚信征文、诚信演讲、诚信辩论帮助学生树立诚信意识，规范行为。 3.从关心学生入手，加强学生资助管理工作。 虽然高职院校学生整体的家庭情况较好，但仍然有部分学生来自家庭经济相对困难的家庭。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这部分学生存在更多的学业压力和思想负担，是学生管理工作的重点对象。要通过各种途径帮助这些学生树立信心，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一是要认真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保证认定工作的公正、公开、公平；二是要认真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让有限的资助费用发挥最大的作用；三是要鼓励、引导、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展勤工助学等自立行为，通过诚实劳动自食其力，既减轻家庭负担，又增强自信。 学生管理论文:浅议远程开放教育环境下的学生管理工作 论文关键词：开放教育　学生管理工作 论文摘 要：开放教育的学生工作是个新的领域，相关工作基础还相当薄弱，开放教育学生工作从理论基础到工作机制都还尚未形成，明显滞后于开放教育事业发展。所以，推进开放教育学生工作，探索并构建开放教育学生工作模式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1、开放教育的概念 教育部先后于1999年4月和8月，印发了《关于开展“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研究工作的通知》（教高厅【1999】1号）和《“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考放教育试点”项目研究实施意见（试行）》（教高厅【1999】4号），正式启动开放教育项目，开始开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简称开放教育）项目的研究工作。 开放教育是相对于封闭教育而言的。普遍认为开放教育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学校和教学为中心；采用各种教和学的方法手段；取消和突破种种对学习的限制和障碍。比如开放教育对入学者的年龄、职业、地区、学习资历等方面没有太多的限制，凡有志向学习者，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的，不需参加入学考试，均可以申请入学；学生对课程选择和媒体使用有一定的自主权，在学习方式、学习进度、时间和地点等方面也可由学生根据需要决定；在教学上采用多种媒体教材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等。 开放教育的本质是人人享有终身接受教育的权利，不仅意味着对教育对象的开放，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教育资源和教育过程的开放。开放教育可以在远程教学、也可以在面授教学的条件下进行，但相对于面授教育，远程教育更适宜于实现开放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和开放教育的结合，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国际上的开放大学都是进行远程教育的，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尽快建设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远程教育开放大学。 2、我国开放教育发展情况和学生管理工作现状 2.1开放教育发展情况 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当今世界上有10所在校生10万人以上的巨型大学，全部是远程教育开放大学，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列居这10所巨型开放大学之首。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教学系统。截止2007年底，中央电大设立开放教育教学点3292个，中央电大开放教育累计注册学生458万。 2.2开放教育学生管理现状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于2007年12月8日至9日在贵阳市召开了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学生工作研讨会。此次会议是中央电大首次召开开放教育学生工作专题研讨会，也是中央电大建校近30年来首次召开专门会议研讨学生工作。 中央电大副校长严冰在会议上指出，探索并构建具有开放教育特点的广播电视大学学生工作机制，是开放教育实现“内涵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电大作为开放大学的基本建设。开放教育学生工作是个新的领域，根据开放教育和成人学习者的特点开展工作，有许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课题。要根据开放、保证质量、强化特色、打造品牌的方针，着眼于广播电视大学的办学定位及特色，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开放教育学生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尽管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但相关工作基础总体而言还相当薄弱，开放教育学生工作从理论基础到工作机制都还尚未形成，明显滞后于开放教育事业发展，不能适应开放教育“内涵发展的要求”，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3、开放学生的特点 3.1开放教育学生的群体构成复杂 参加开放教育学习的学生主要在二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学习基础参差不齐，且90%以上是在职公职人员，工学矛盾突出是一个重要特点。 3.2开放教育学生的学习动机具有明显的功利性 从开放教育学生的学习动机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主动学习，看重自己的专业水平和技能的提升；二是被动学习，由于多种原因没有机会进入其他院校学习，为补学历，提职晋升而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类学员占的比例较大。 3.3开放教育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偏低 开放教育的学生绝大多数有工作和家庭负担，远程学习的时间通常是非常紧张的，而且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十分艰辛的事情，大部分学生缺少刻苦学习增长知识的动力和压力，自主学习的能力较差。另外，由于受传统教育方法的训练和影响，学习者在学习上往往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绝大多数人没有做好自主学习的准备和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只有少部分成年人在实践中可能成为充分自主的学习者。 4、远程开放教育环境下学生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开放教育学生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学生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深入分析学生的基本特点和他们的学习优势、劣势，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工作；开放教育学生工作者应转变观念，逐步从管理学生向服务学生转变，从首先考虑方便管理向方便学生转变，结合实际有重点地开展学生工作。 4.1充分利用开放教育的网络优势，设立学生管理与服务平台 开放教育学生的学习，有别于普通高校校园内的学生，也有别于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其最大的区别是，学生以自主学习为主，利用网上教学平台进行学习，因此学生需要具备或逐步培养自我学习的能力。而开放教育学生多数自主学习能力较低，学习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缺少学习动力，并且师生异地、“教”与“学”在时空上分离，学生容易产生孤独感。 设立网络学生管理与服务平台，可以加强学生与学校的有机联系，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对克服学生远程及自主学习的孤独感，维持和强化学生学习动力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4.2建立网络心理咨询中心 开放教育学生类别丰富，层次不一，他们的个体差异决定了他们的服务需求也不尽相同，所以需要耐心细致地个别服务，以满足每个学生的各方面的学习需求和心理帮助。网络心理咨询中心的建立，加强了开放教育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咨询中心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强化心理辅导，关注学生心理发展动态，对重点问题和突出问题及时处理，帮助学生消除或减少了学习障碍和困难。 4.3制定适合开放教育学生的奖（助）学金制度 开放教育的学生不同于普通高校的学生，不能单纯用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品质来作为衡量奖（助）学金的标准。要结合开放学生学习的特点，综合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等诸方面因素来制定奖（助）学金制度。鸡西广播电视大学于2008年春率先在黑龙江省试行了开放教育学生奖（助）学金制度，奖（助）学金制度的实行，有力地调动了开放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4.4建立辅导员制度 开放教育学生工作的定位是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服务，建立辅导员制度可以更好地贯彻为学生服务的思想。 开放教育的学生个体差异很大，学习基础参差不齐，居住地分散，自主学习存在困难。辅导员应充分发挥连接学生和学校的桥梁作用，利用电子邮箱、语音信箱、BBS讨论等媒介和学生沟通，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帮助学生制定个人学习计划，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居住地区等方面条件组成学习小组，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辅导员要做学生的良师益友，随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状态、生活状况、个性心理特征及倾向性，找到学生进步和提高的着力点，对不同的学生进行教育要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全面、深入地了解、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和个性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开放教育从1999年至今，已经历了10个春秋，开放教育学生工作机制、学生工作管理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确立和完善。电大学生管理工作者应从开放教育学生的学习特点入手深入探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学生管理，建立科学可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机制，全面认识和发挥电大开放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实现电大又好又快发展。 学生管理论文:试析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刍议 论文摘要：高职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作用越来越明显。然而由于高职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导致新时期学生管理工作中呈现出一些问题。针对当前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相应地提出了管理对策。 论文关键词：经济发展；高职教育；特殊性；学生管理工作；管理对策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新机制改革的产物，在近几年规模逐渐扩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由于当前高职院校的学生来源渠道广，因此在文化基础与技术能力的素质上相对较差，缺乏学习主动性与自信心。鉴此，本文对当前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相应地提出一些管理对策与建议。 一、新时期我国高职生呈现的问题分析 （一）社会发展的原因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呈现的多样化的趋势逐渐明显，许多经济成分与分配方式的出现，让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取向以及生活方式都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而这种社会现象也对于高职学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当前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高职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与生活方式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信息的高度共享，让高职学生具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与更多形式去选择与接受多元化的思想，这对高职学生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他们在社会与娱乐，甚至是学习与工作都呈现出离开校园，进入到社会的趋势，而不单单是原来的单纯地学习或者生活的模式。由于高职学生的思想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状态，这让高职学生在学习目标制定与理想追求上都出现了多样化的特征，这是对我国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尤其是思想教育工作上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二）家庭影响原因 许多高职学生都属于“90后”，一般都是独生子女，因此许多家长都会对自己的孩子过分地关心与溺爱，对于学生学习上缺乏严格的要求与正确的引导，而这样做会直接导致孩子的学习上进心不强，抗压力差，自理能力差，缺失责任心，甚至严重的出现好吃懒做。当前我国高职院校许多学生都缺乏了坚强的意志与团队精神，甚至还有一部分学生性格孤僻、任性，很容易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当他们遇到挫折与困难的时候，难以正确地面对问题对解决，而是让自己萎靡不振，这样做只会让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出现很大的阻碍。对于这些现象的存在，让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让高职院校的学生勇于面对挫折，树立加强的意志，这是我国高职院校当前学生管理工作者们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网络负面影响原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深入应用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给人们带来便捷生活与工作的同时，互联网络也具有不少弊端。当前我国互联网络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依然充斥着网络色情与电脑病毒，让整个网络世界一直动荡不安。许多青少年通过网络来发泄自己的心情进而忽视了社会中伦理道德的存在，他们在网络上缺乏与他人的沟通与交流，这容易让青少年产生一些盲目相信错误信息的状况，许多学生沉迷在网络游戏中难以自拔，耗费了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直接影响着学习与身体健康。 二、当前我国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呈现的问题 （一）高职学生管理工作方式落后 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开始，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一直利用强制性的外部规章制度来限制学生，试图通过强制性的方法与机械式的管理思想模式来达到管理学生的最终目的。进而难以充分调动起高职学生的主动性，难以形成高职学生管理工作者与高职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另外加上高职生源质量的持续下降，让高职学生的素质普遍低下，在学习上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不强，学生自我管理意识差，许多学生在生活上不文明，缺乏学校组织纪律性。另外，高职学生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有许多贫困生，高职院校管理工作难度大。 （二）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理念落后 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面对的是广大在校学生，是具有独立行为与思考能力的个体。一直以来，高职院校的管理工作依然难以摆脱政治性的管教模式，依然以管理者为主体，通过管理制度来对学生行为进行约束，并且以管制为主要的工作方法，重视教育者的主导性，忽略教育者的主体性。同时，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大部分都是直接将本科院校管理工作方式照搬过来，难以突出高职教育的办学特征，也难以体现出高职学生的个体特征，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职院校管理教育的有效性提升。 （三）高职学生管理教师队伍匮乏 在2006年教育部出台的《普通高校教育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规定》中要求管理人员数量与所带学生的数量比例为1：200，但是实际上我国许多高职院校都会远远超过这一个比例。高职院校辅导员带领的学生较多，因此针对每个个体的精力就会下降，让多数学生与教师的沟通交流时间较少，甚至许多学生长年见不到管理人员，这极大地阻碍了教育人员对在校学生日常思想动态与行为的掌握。在另一方面由于教育人员日常工作繁琐，因此经常忙于学校交给的任务与工作，让他们难以长时间去对学生进行较为详细的政治教育工作，难以及时地给予学生心理问题的引导。 三、加强我国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措施 （一）以学生为本，注重科学管理 由于当前高职学生的特点，传统的机械式的管理方法已经难以发挥出较大的作用。我们需要根据当前阶段的新形势与情况，通过科学发展的观念来树立起以学生为本的管理观念：让高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教育管理的起始点与归宿；对高职学生进行人性化的科学教育管理，教师要一直关心学生与理解学生，尊重在校学生的个性发展。作为改革时期的高职学生管理工作人员，当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要始终充分尊重学生，客观地了解到学生的思想动态。我们要在保证日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将高职学生提升到与管理人员平等的位置上，让在校学生感受到自己主人翁的位置，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尊重，并且学生也会理解教师与尊重教师，这样可以有利于管理工作的开展与解决问题。在另一方面，学生管理工作者在处理学生问题中必须要利用“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原则，与有问题的学生进行沟通与交流，帮学生认真分析产生的错误与原因，通过科学有效地引导学生，将管理工作做细，认真与科学处理好每件事情。 （二）创新高职学生管理方式 当前网络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工具，也是人们获得有效信息的重要途径。我国的高职院校要适应当前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在传统的管理方式基础上，逐渐融入互联网元素，进而开辟出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新途径。我们在日常的学生管理工作中，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直观性与互动性强等特征，能够准确地了解到在校学生的思想动态，因势利导地展开管理工作。 （三）加强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建设 在高职院校的教师队伍中，辅导员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是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核心，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也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与学习的组织者与引导者。所以我们要提升辅导员的综合素质技能，直接关系到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效果的成败。我们首先要鼓励中青年教师敢于全身心投入到学生管理中，其次加强教师全面素质的提升。要汲取区域内其他学校的教育经验，不断提升教师综合素质，进而提升学生管理工作的质量。最后要制定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与鼓励政策，切实推进在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四）建设良好的高职校园文化环境 我们建设校园文化过程中应当以建设良好的学风与校风为核心，以优化高职院校环境为目标，符合时代的特点与高职院校的特征。我们要充分利用多种宣传渠道，加强对道德思想观念的舆论宣传，努力营造文化氛围。另外还可以积极地开展多元化的高职院校的文化活动，将美育与德育等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活动相融合，促进在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与专业文化素质的整体发展与提升。我们可以通过鼓励学生参与到学校各个社团活动中，让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及时发现问题，帮助在校学生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全面来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学校还可以与企业结合，鼓励学生在节假日去企业参加社会实践，通过参加到社会实践中，不但能够检验自身学习专业知识的牢固性，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还能够在院校通过有针对性的学习来减少将来顶岗的时间。 四、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管理主体的变化，如何切实有效地做好学生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我们高职院校管理者要充分调动好高职院校、社会与家庭多方面的力量，形成各方面的协调配合的综合管理模式，进而满足不同年级与层次的高校学生的需求，增强管理工作效率，促进高职学生发展，进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我们要面对教育过程中的多种变化，切实有效地研究出新的对策，进而创造出富有成效的学生管理工作方法。 学生管理论文:试析就业导向角度谈高职学生管理工作 论文摘要：学生管理作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正常进行、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支撑与保障，在促进学生就业工作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从以学生管理工作促进毕业生就业的角度出发，对当前学生管理工作现状进行了剖析，提出高职院学生管理工作必须以就业为导向，积极转变管理思想，进一步明确才培训目标，强化课程改革，确立实践教学的主体地位，坚持产学结合，提高学生的就业素质，从而提高学生就业率。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就业；改革 学生管理作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正常进行、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支撑与保障，在促进学生就业工作上就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从以学生管理工作促进毕业生就业的角度出发，对当前学生管理工作现状进行了剖析，并针对当前高职教育学生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高职教育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强化管理工作的就业服务功能等建议，以期对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有所帮助。 一、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现状分析 （一）学生的多样性给学生管理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逐步推进，高职院校在校生的规模得到扩大，学生多样性的特征也变得更加明显。部分学生在社会、网络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吸烟喝酒、旷课迟到、不尊重老师，各种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因个体兴趣爱好方面的差异，很多学生加入了老乡会”、网络游戏中的“战队”、各类兴趣小组等各种非正式组织，而这种非正式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学生产生更大的影响。需要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引起重视；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再加上部分学生经济困难，思想压力很大，如不及时给予心理辅导，很容易产生压抑、抵触程序，轻者产生悲观失望、散漫厌学的思想，有些甚至产生厌恶人生、仇视社会的不健康心理；由于考试手段对人的能力评价的片面性，也使得高职生之间的能力差异比较大，学生发展不平衡等。学生的多样性特征使得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日益繁重，且呈现多样性的特点，这是管理者们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手机、互联网等信息化的普及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挑战。当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学生管理方面，一方面，随着信息及技术的日益普及，学生无论何时何地均能够非常方便地过手机、互联网等通信方式上网，强化了他们的信息面和知识面，改善了他们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语言习惯。但另一方面，网络上的不健康、不稳定信息更容易渗透到学生群体当中，一些学生年轻气盛，难以辨别和抵御，部分学生甚至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三）校园环境的复杂化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冲击。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职院校的招生规模也得到不断扩大。为满足教学工作的需求，一些学校建立了分校区，出现了一个系的学生在不懂得小区上课、生活的现象。此外，随着高校宿舍公寓化管理的实施，不同专业、不公院系的学生混住在同一个宿舍。这些校园环境的变化，导致学生管理工作量的大量增加校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冲击。 （四）管理制度制约学生管理工作的效果。长期以来，面对高校扩招，随着学生数量的急剧膨胀，出现了教学管理制度的弱化现象。学生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整，有时甚至无章可循，使得学生管理工作者在执行过程中无所适从，制约了学生管理工作的效果。 （五）学生管理队伍建设滞后约学生管理工作的效果。从目前高职教育办学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师资队伍不足的情况，难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到学生管理工作当中，使得学生管理工作者工作量大、压力大，没有时间学习新的管理办法和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技巧。有些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者甚至为外聘的教师，管理队伍稳定性差。管理者的这些状况都制约了学生管理工作的效果，增加了学生管理难度。 二、搞好高职高专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途径 （一）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建设。高职院校应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一方面，在新生入学之初加强学生管理制度教育，明确告诉学生在校期间他们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帮助学生树立法制观念，强化制度管理意识；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维护良好的校园管理环境，为日常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把以就业为导向的方针贯穿于管理工作的全过程。高职院校在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中，必须树立以就业为导向的工作方针，把就业工作放在各项工作首要位置，积极解决高职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为此，需要再日常管理工作中，积极收集学生就业岗位信息，并结合学生管理工作实际，具有针对性地强化学生就业岗位素质教育和就业技能教育，为学生就业服务。 1.以市场为导向加强专业建设。职业性、地方性是高职教育的基本属性，也是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内在要求。高职院校在专业建设方面应以立足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市场为导向，以职业岗位能力培养为目标，在强化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瞄准地方经济、职业岗位需求变化，强化专业的职业属性，使所设置的专业及培养的毕业生与地方经济社会需求变化趋势一致。 2.就业指导工作必须全方位展开。在新生入学伊始，高等职业院校就应该加强新生就业指导教育，具体内容包括向学生介绍专业情况以及就业前景介绍，积极帮助学生做好职业发展规划。进入大学二年级，可适当增开一些“职业指导课程”教学，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指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帮助他们掌握就业相关知识和技能。而对于面临毕业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应重点加强就业政策和就业方针的宣传，开展就业技能指导和就业心理辅导，使其做好就业准备。同时，要定期组织人才交流会，努力拓展就业渠道和空间，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双选”活动,及时择业,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3.提升就业指导者工作素质。就业指导者是学生与用人单位沟通的桥梁，需要积极与用人单位联系，采集就业信息，并给学生合理的就业指导，帮助学生找到理想的工作。由此可见，就业工作是一门学问，需要集成各方面的知识。就业工作指导者除了要精通自己的工作之外，还要对目前社会发展形势、国家有关就业政策、经济发展趋势等有足够的认识和判断，才能给学生做好就业指导工作。因此，就业工作人员需要积极考取国家的职业指导资格证书，努力提升自己的工作素质；高职院校应该重视就业指导者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这同时也是考核高职教育工作是否成功，符合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一个重要指标。 4.强化学生就业心理辅导教育。从目前的形式来看，我国高职毕业生就业环境非常严峻，部分学生因为就业压力较大而引起了了一些心理问题，需要高职院校加强心理教育辅导。针对一般性的心理问题，高等职业院校可以通过板报、心理辅导讲座等形式，加强教育引导，缓解他们的负面情绪。对于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要开展个体心理咨询，针对个案进行针对性、系统性的辅导，使他们正确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提高毕业生的成熟度和心理抵抗能力。 5.要以就业为导向，工学结合，实现校企“零距离”对接。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院校为谋求自身的发展，实现与市场接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针对性与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一项重大举措；一方面通过工学结合、将学生融入企业，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达到“学中有工、工中有学”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工学结合，学生与企业实现了零距离对接，培养了学生实际就业工作能力，符合“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思想，体现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人才培养观。 （三）深入开展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学生深入社会了解国情、锻炼能力、培养品格的重要途径，也是当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通过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可以增加高职学生的社会阅历、职业阅历，而且能够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因此高职院校要把社会实践活动纳入到学校教育的总体规划当中，为其提供必要的经费，积极开展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实践活动。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强化学生参与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强化学生的自我管理，为学生自我综合素质的培养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要加强对学生社团的引导和建设。为给学生创造一种积极宽松的环境，释放学生的个性，实现学生的自我价值。 （五）强化学生管理工作队伍建设。同志说学生教育管理者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学生接触、沟通、交流最多的是学生管理工作者，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均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高职院校应强化学生管理队伍建设，提升学生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提高学生管理工作效率。同时，为保证学生管理工作队伍的稳定性，要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学生管理者，调动七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适当安排他们参加各种教育和培训活动，提升他们对学生的引导和服务能力。 （六）引导学生自我管理教育。高职院校要加强对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培养，逐步实现由外部管理到自我管理的过渡。引导学生学会自我认识与自我肯定，并在管理者的赋权引导下，逐步摆脱依赖思想，以主人翁的精神参与到管理中。同时，管理者在创造条件让学生进行能力锻炼的同时，还应对学生多加强方法的指导，做好学生的领路人。为此，管理者要做到“反馈、控制、协调、总结”，以便使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综上所述，在高职院学生管理工作中，必须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积极转变管理思想，进一步明确才培训目标，强化课程改革，确立实践教学的主体地位，坚持产学结合，提高学生的就业素质，从而提高学生就业率。 学生管理论文:简论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探究 [论文摘要]文章立足于民办高职院校专职辅导员的工作实践，对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的特殊性进行剖析，在针对学生特殊性的基础上，对辅导员如何做好学生管理、育人工作进行思考总结，提出几点意见，希望对其他辅导员工作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论文关键词]民办高职院校 辅导员 学生管理工作 特殊性 民办高职院校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民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之一，通过培养高技能、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应用型人才向社会各界输送有用之人，为社会作出贡献。民办高职院校虽然隶属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但是与其他普通高等学校相比，自身有着许多的特殊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是民办高职院校所具有的特殊性下的必然产物，由于民办高职院校学生所具有的特殊性，辅导员的日常管理、育人工作难度更大、要求更高。 一、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的特殊性 1.学生普遍底子差，基础薄。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高考录取批次基本靠最后，这带来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学生的入学分数普遍较低，而普遍较低的高考分数中确实有部分学生会因为高考的一次发挥失误而名落孙山，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学生来说，入学前的不良学习态度、不当学习方法以及学习习惯差等多种因素导致了学习基础薄弱，学习成绩低的现实。所以进入民办高职院校以后，很多学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自卑心理，于是学生原先并不高涨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可能变得更低或者更受打击。由于学习兴趣不够浓厚，学习氛围的缺乏，部分学生即使克服了自己存在的自卑心理，希望自己在大学阶段有所转变、提高，那也是要付出极大的个人努力和意志力的，并且类似于学习习惯等长期素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长期积淀的不良学习习惯在向好的习惯转变时其过程势必更加艰辛，需要学生本人付出不懈的坚持和努力，但是考虑到民办高职院校学生学习风气的大环境，这种犹似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坚持和努力很容易被冲碎在浪尖中。 2.自我管理能力弱，日常行为规范表现自觉性比较差。虽然学生成绩与平时行为表现并不呈现出绝对的必然相关性，但是笔者在民办高职院校担任专职辅导员切身体会表明：大部分学生不仅缺乏应有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学习态度不够端正，学习习惯比较差，学习自制力低，而且他们在平时行为规范中也表现出比较多的问题。比如，上课迟到、早退、旷课，不认真听讲，玩手机、吃东西、睡觉等。其实，成绩与行为习惯之间对的相关性应存在这些学生身上，并不难理解。民办高职学生大部分都缺乏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缺乏正确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成绩差、学习自制力低的学生身上本身就缺乏一种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和行为习惯的欠缺表现在平时行为规范上，也同样奏效。每天不睡懒觉按时上课，不迟到早退，也是需要付出个人意志力的，需要去克服一些困难和阻碍，但是缺乏自我约束力的学生又怎么可能及时督促自己，约束和反省自己不遵守规章制度的行为呢？！大部分学生的成绩差并不是出于偶然，那么学习上出现的问题反映到平时行为习惯上来，也是一种“习惯使然”。因此，在民办高职院校中，学生中的“双差”（学习差、行为表现差）现象普遍存在。也正因为学生的这种特殊性，院校大多都采取一系列严格的日常管理制度以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日常行为习惯。 3.学生个人素质普遍较低，文明教养缺乏。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不仅在入学时分数低，日常规范表现的自觉性不够，而且由于自我约束能力薄弱，在个人素质以及文明行为举止等个人教养方面，表现出严重匮乏。在校园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不文明的言行举止：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爆粗口、抽游烟、男女学生搂搂抱抱、不文明着装，上课教室的卫生（桌面、墙壁……）实在都令人担忧。真的让人不得不感慨，很多学生有愧于自己大学生的文明风范和高素质形象，实在让人难以把当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与眼前这些各种不文明的举止行为相提并论。 4.学生心理问题比较普遍，偏差行为突出。大部分学生在入学前后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自卑心理，有的学生会因为自卑心理而放弃对自己人生目标的规划和对自己人生理想的追求，从而产生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不良心态，终日得过且过，混日子，其精神状态游离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精神面貌相当颓废。民办高职院校当前面临的基本都是“90后”的学生，这些学生由于家庭条件普遍比较优越，家长过分溺爱的教养方式而导致自我中心意识过强，以自我为中心，过分苛求别人，很难或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从而造成人际关系紧张，宿舍人际矛盾冲突无法成熟处理解决。而且，对于民办高职院校大部分学生来说，学习并不是主要任务，因为学习兴趣低，学习动力严重不足，把本该用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间更多地用在了谈恋爱、上网、睡觉、娱乐游戏等，甚至因为一些口角纠纷或者误会动辄纠结所谓“社会上的人”斗殴打架，因为觉得只有对“仇家”使用暴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才能泄愤，才能挽回自己的面子……像这种存在各种问题的学生在民办高职院校中并不少见。问题学生大多心理、人格上存在各种偏差，并非完全是入学以后形成的，更多是前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很可能与家庭教养以及童年经验都密切相关；还有些偏差行为和偏差心理表现普遍，如无法正确处理失恋问题、网瘾问题、人际关系紧张问题而造成各种混合问题等。 二、民办高职院校辅导员如何做好学生管理工作 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的种种特殊性为辅导员的学生管理工作带了各种挑战，如何做好辅导员工作，笔者从个人体会和经验出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1.对学生，要具备“四心”，严爱结合。辅导员要具备的“四心”指的是：关爱之心、真诚之心、体恤之心以及宽容之心。民办高职院校针对学生的特殊性，大多对学生采取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作为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第一线人员，与学生每天直接接触最为频繁，对学生无论进行什么方式的管理，其出发点，都应该是关爱学生——对学生有颗关爱之心，这也是对辅导员工作最起码的要求，只有对学生有爱心、关心，辅导员的工作才能顺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下去。其次，不管学生身上有多少不足的地方，首先要平等地对待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信心，要能够看到并使学生自己也能看到他们身上的优点和长处，不断地激励学生。而且，对于辅导员来说，对学生的关爱、体恤之心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这样学生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辅导员真正的关心和爱护，才会拉近与辅导员的心理距离，对辅导员存有信任感和安全感，不然，辅导员对学生所做的一切教育和管理工作可能只是白费心机，事倍功半。当然，作为民办高职院校的辅导员，面对各种学习兴趣低、平时表现不尽如人意以及在个人素质、修养方面还有所欠缺的学生必须有强大的包容心和耐心，体恤学生的一些负面情绪，并能给予各种帮助——这点对于民办高职院校的辅导员来说，尤为重要。 针对学生的特殊性，辅导员管理应该要一切从严出发，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要求学生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对待自己的问题要一丝不苟，督促以及帮助学生纠正不良的个人学习习惯、行为习惯，形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作风习惯。不过，辅导员在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也不能忘了对学生的关爱和帮助是自己工作的出发点，而不是一味地为了严格而严格，所以还需严之有度，严而有方，严爱结合。 2.关心学生的成长，努力去理解学生，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意义。辅导员是学生人生的引路人，在学生思想政治方面、学习生活方面、心理健康方面都要给予各种关心，关心学生的成长、发展。作为民办高职院校的辅导员，面对具有各种问题的学生，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与其先入为主地去责怪、埋怨、批评学生，不如换位思考，尝试理解自己的学生，理解他们行为背后深藏的意义。“理解万岁”——每个人都会说，但是，真正能做到理解，尤其是去理解与自己有差异的行为或者是自己无法苟同的行为，真可谓难上加难。不过，在辅导员的育人工作中，“理解”往往比“批评”有用。“90后”的学生自我意识极强，主张宣扬自我，强调个性，所以，一味地批评或许能管用一时半会儿，但是对于学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当行为，仍然不得而知。换而言之，下次换来的仍然是重复的犯错——重复的批评，久而久之，学生反感，老师麻木……恶性循环。如果反过来，辅导员能够尝试去理解学生的行为、解读其背后的含义，或许能在更深层次上提供帮助。有些学生不爱上课，经常逃课旷课，也许责任并不完全在学生身上，学生会觉得并不是自己不想上课，而是因为老师讲课太深太快，自己无法跟上；或者是老师讲课水平不高，上课没有重点等等。笔者作为辅导员，曾经调解过一个学生宿舍的矛盾问题，宿舍四个女生，有三个女生都对第四个女生有意见，长期的不满导致了一点小事引发的吵架纠纷，宿舍人际关系相当紧张。当笔者在听着学生各自的陈述时，提出了大家对第四个女生的不满并不是她自己刻意想造成的，而是因为她的童年经历、早期经验引发的自身缺乏严重的安全感所导致后，这个女生得到了宿舍其他人的理解和谅解，矛盾最终得以解决。所以，辅导员在面对各种问题学生时，有时需要尝试理解对方，因为理解仿佛比直接的批评教育更有效果。 3.注重学生的养成教育，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民办高职学校的学生通过高考的专二批次录取，虽然也同样接受高等教育，但是，由于他们本身具有的一些特殊性，学生的各方面表现与普通高校的大学生还存在各种差距。虽然，作为辅导员，对学生的不足提出批评，帮助其改正是必需的，但是考虑到行为表现只是他们自我管理能力、自我教育能力不足导致的自觉地性欠缺的必然结果，因此，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如果不从内在进行优良习惯的培养和形成，而只是一味地不断批评指正恐怕只能治标不治本，说到底，这些学生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和自我约束、管理能力的逐步培养和提高。学习习惯、行为习惯甚至日常生活习惯等，都需要慢慢培养，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不仅仅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更重要的是它自始至终是个人自我意志力坚持践履的结果。所以，民办高职院校的大部分学生，欠缺的不仅仅是学习成绩、文明举止、规律的作息习惯，他们所欠缺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习惯养成，良好习惯的养成可以帮助学生从他人教育、约束转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从他律到自律的飞跃才是学生真正的发展进步，而不是让他们永远沦落为他人强力管制下的“奴隶”。 4.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各种素质的提高。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首先给人的印象是入学成绩差，学习基础差，学习不好——这是事实，但是，学习成绩并不代表一切。紧随学习基础差、成绩不好的背后，浮现出的是学生更多的其他方面问题。随着国家素质教育的推广，学生各方面全面发展已成为当前教育的中心任务，作为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学习成绩有所要求的同时，学生的道德教育、个人素质教育以及养成教育可能需要引起更大的关注。道德教育帮助学生认识到，作为学生，首先要做好“人”，先成人，然后才能是一个学生。个人素质教育让学生成为一个举手投足间都能让人感觉到文明气息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生。养成教育在学生各种良好行为和习惯的培养以及由他律转化为自律上提供了重要保证，它是学生践履的现实行为基础。所以，若想将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培养成符合社会、时代要求的发展型人才，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必须重视其个人道德素质以及养成教育等。 5.辅导员要重视自身的言行举止对学生的潜移默化的榜样示范作用。由于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的性质，基本要求辅导员一周住校，全天24小时封闭式管理，这样，辅导员与学生的接触时间和机会无疑比其他类型院校更密切。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辅导员自身的言行举止、道德素质修养，对学生本身也是一种教育方式。辅导员如果不注意自身素养时常在学生面前无意间暴露出一些个人的不良言行举止，那么学生很容易有一样学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辅导员在要求学生形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同时，却不注意自身的表现，那么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是缺乏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很可能造成学生心理上的抵触和不满，因而也更无从谈起有效的教育管理效果。比如，学校明确要求学生不许在教学楼抽烟，上课不许穿背心拖鞋。那么，试想一下，如果某辅导员在督查学生晚自习时站在教室外面抽烟，学生看到老师这样的举动，心里会有何想法？如果这位辅导员以后在教育班上学生不许在教学楼抽烟时，学生反问一句，你自己还在教室外面抽烟呢！辅导员何以作鉴？所以，作为辅导员，自身的责任有时并不仅仅反映在琐碎繁杂的学生工作上，其一言一行也足以影响学生的方方面面。 6.辅导员要学会调整自己的“职业枯竭”等消极情绪，避免将消极情绪带入学生工作中，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民办高职院校的辅导员相对于普通高校的辅导员来说，工作压力更大，也更容易导致“职业枯竭”等消极心理的产生。所谓职业枯竭，是由于持续工作压力和消极情绪体验造成的职业倦怠心理，是一种身心疲惫、消耗殆尽的状态。辅导员虽然从事的是神圣的育人工作，但是辅导员首先是个正常的人，正常人都会出现消极不良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尤其民办高职院校工作的辅导员，每天面对的工作压力和学生环境，出现职业枯竭心理，完全能够理解。但是，辅导员意识到自己出现的这些消极情绪和心理后，一定要及时进行自我调整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因为如果把自身的消极心理和情绪带入到学生管理工作中，那么就会对学生以及辅导员日后的管理工作产生许多不利影响，而且，作为教育工作者，也有违自己的职业道德。所以，产生不良情绪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不及时排除解决，影响到自己的学生，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人与人是互相影响的，而且学生潜移默化地将老师作为榜样进行学习、模仿，因此，面对学生，辅导员应该保持一个积极健康的心理和情绪，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具有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面对存在各种问题的学生，辅导员的管理、育人工作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和挑战性，笔者只是在自身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几点总结。众所周知，说永远比做要容易，辅导员在现实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有些问题解决起来会更艰难，需要辅导员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作为辅导员，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的学生有信心，这样我们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抱着“一切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了一切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态度和信念，坚守自己的岗位，为培养高技能发展型学生，为培养符合社会时代要求的当代大学生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学生管理论文:试析“以人为本”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理念 ［论文摘要］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在开展学生管理工作时，高校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理清“以人为本”的含义，分析其在高校管理工作中缺失的表现，切实将“以人为本”理念落实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去。 ［论文关键词］以人为本 学生管理工作 高校辅导员 理念创新 高校中学生的管理工作是由“人”（即辅导员老师）来具体实施的，服务的对象也是“人”（即学生），而管理工作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促进“人”（即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高校在开展学生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工作理念也应当是“以人为本”。 一、“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含义 首先，人是现实性的存在，人的现实性包括自然性和社会性。高等学校的学生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现实的人开展的实践活动，而不是某些虚幻的、空想性的东西。德国哲学大师康德曾经指出：“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身上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上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成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成是手段。”人的存在即目的，康德的目的论思想指导我们辅导员在开展学生管理工作中，不能只将“管理”这个行为视为一种带有命令式的强制性的方式，更应该把“学生管理”这一行为看成是一个实现人本化的过程。这里体现了人的社会性，而人的自然性是人的基本属性，旨在挖掘人内在的潜质与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促使人在社会中得到尊重与激励。所以，在高校辅导员的管理工作中，就应该首先实现人的自然属性，进而不断地发展其社会属性。其次，人是主体性的存在，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马克思强调“人始终是主体”，即在强调人作为自己的主人始终有着自主性，也就是说，在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过程中，不能把学生简单地看作是管理的对象、被动性的存在，而应尊重学生作为主体的差异性，积极引导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施行因人而异的管理方式，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特征。最后，人是发展性的存在，人的本质是全面自由地发展。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学校不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实现知识结构的建构与完善，还应该在心理、精神、体质和情感等诸多方面不断完善，实现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根本上而言，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体组成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个体的发展，只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能促使人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本”理念的缺失性表现 1.重视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忽视个体发展的价值实现。目前，高校学生工作的开展是为了实现学校生存、稳定、发展，以及学生成才成人的目标而进行的，以解决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为必要前提，不断地调和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过程。就传统而言，学生管理工作的重心偏向于集体利益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容易忽视个体利益与个体价值的实现。对于学生个体而言，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与个人发展的价值实现，是相互融合的统一体。个体需要为自身的发展确立既定目标，充分利用学校的有利资源，促进既定目标的实现；同时，在学习过程中明白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赋予个体的价值意义，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社会作贡献。在高校日常学生管理中，学校是由老师和学生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即为实现学校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确定的目标、制订的计划。学生的发展问题往往被学校忽视了，学生是学校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学生的发展问题是学校工作的核心问题之一，只有学生实现全面、健康的发展，学校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全面提升。许多辅导员在开展工作时，本着自己能够顺利完成上级领导部门指派的各项工作任务，达到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为目标，把学生视为其顺利进行工作的手段与工具，随意分配工作给学生，往往学生在参加了许多学校的活动后，自己本身的能力和素养却没有得到明显地提升，这就严重忽视了个体发展的价值实现问题，片面强调学校和社会的价值意义，从而忽视了学生作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阻碍了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 2.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心理和道德教育。有一位学者说过：“在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些关乎个人存在、意义生存、幸福生活的内容，由于种种原因却被淡化、忽视或遗落了，从而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中的低效。”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不应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全部内容，它可以作为实现思想教育政治工作的目标前提，但是却不能当成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全部内容。从思想上对学生进行教育，政治教育是核心，但不是全部，还应注重从学生的心理、道德以及思想上进行教育，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部分，这四部分的有机整合才能形成教育的合理，才能在管理工作中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当前我国学校管理工作中只重视政治教育，而忽视了其他三方面，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在以往的大学教育中，政治教育课程是大一学生首先必须开设的课程，其重要程度由此可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就业形势愈加严峻，学生的思想和心理能力也越来越低下，在高校中，自杀、轻生的现象越来越多，已经成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出现的又一项难题。道德教育也越来越少，我们在反思以往的道德标准的同时，也应该反思现代社会为什么存在着道德缺失的问题。功利性色彩不仅存在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在现代高校的教育和管理中，这种现象也比比皆是，这从本质上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忽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现实需要，是应该值得思考的问题。 3.情感交流上的沟通严重匮乏。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物质水平相对较高，社会思潮呈现出“一切向钱看”的趋势，这种功利化的潮流日益影响着在校大学生。现代网络信息化的高度发达，计算机网络的广泛使用，人与人的面对面交流逐渐生疏。当然，在辅导员的管理工作中，大多数还是人与人之间事宜的商谈，但是，学生思想素质的提升，不仅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指导，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还要关注学生情感方面的教育。依据马斯洛人性需要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了五个等级，人在实现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就应该向更高的层次追求。需要层次理论的最高需要就是人的情感需要，辅导员在进行学生管理工作中，除了进行制度化的学习和生活关注外，往往忽视学生的情感需要，师生之间的交流仅仅是例行公事，缺少从必要的情感需要上进行交往等；传统的教育模式，也是导致情感交流较少的原因之一，缺乏自由、民主、轻松的讨论氛围，缺乏对学生进行人格发展的引导和激发情感体验的方法。 三、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落实“以人为本”理念 大学学生工作“教育、管理、服务、发展”四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是“以人为本”思想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具体应用。将“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落到实处，体现在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日常管理、完善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四个方面。高校学生工作者，要改变工作理念，转变工作作风，积极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觉成长成才。 1.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推进落实素质教育。高校学生工作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形势下，要结合当代大学生大多为“90后”的特点，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多途径、分层次、全方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和综合素质教育，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全过程，做到在思想上引领学生。高校教育在于不断地锻炼和提升学生的自理和自立能力，从而真正地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与主体性。素质教育不仅包括学生的文化素养教育，还需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以及健康的心理素养。辅导员在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应该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注意适度原则、发挥杠杆作用，在可控制的范围内，给学生以独立空间和发展空间，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鼓励学生勇于创新，在实践中充分锻炼和提升自己的能力。 2.提高日常管理水平，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要积极探求学生管理长效机制，突出强调规范化、稳步推进法治化、全面实行信息化、充分体现人本化，切实提高学生管理科学化水平。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制度，保障学生教育管理与时俱进，科学规范。同时有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建设学生管理系统一体化，使各项管理工作精确便捷，提高工作效能。充分采用柔性管理手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坚持用人文关怀引导学生，使其树立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意识，积极探索实践路径，将他律转化为自律，将外部约束内化为自觉行为。 3.完善服务保障机制，做好心理疏导与资助服务工作。“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落实和完善服务保障机制，积极主动地在经济资助、心理调适、学涯规划、场所保障、智识支持等方面了解学生需求，解决学生难题，优化育人环境。辅导员要重点做好心理健康和资助服务工作两个方面。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工作的实效性和心理教育的普及性，健全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及早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解决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同时利用课程教学广泛传播心理健康相关知识，利用校园文化载体努力陶冶学生良好心理品质。充分发挥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做到既在经济上帮助学生，又在精神上培育学生，实现资助与育人的有机结合，促进每位受助学生的健康成长。全面落实国家关于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方针措施，体现资助指向的政策性；努力培养受助学生树立自立自强意识、诚实守信意识、勤俭节约意识和感恩奉献意识，体现资助效能的教育性。 4.推进就业创业指导，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人的价值包含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人的发展也就包含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学生管理工作过程中，应坚持依照“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行“教育、管理、服务、发展”四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加强对学生就业指导，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创业，努力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学生能将所学真正发挥所用，才是高校教育的根本。在校学习其目的最终在于引导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高校的学习和锻炼，造就其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毕业之后能在社会立足，发挥自己的专长。 总之，只有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人本思想，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创新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模式，切实提升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学生管理论文:关于法治视野下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探析 论文关键词：司法制度 高校学生管理 对策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中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内涵及特点,并依此提出了依法加强高校学生管理的具体措施。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iy具有先i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为我国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更是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繁荣和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全民族思想适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而临着全方位的挑战，在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我们必须重视当前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上存在的法治意识缺位问题，积极探讨法治视野下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构建。 一、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依据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依制定机关和法律效力的等级可划分为先法、教育基本法、单行教育法、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教育法规、教育行政规章等，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先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先法第19条关于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规定是我国教育立法的依据。教育基本法是依据先法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公布实施的调整教育内部、外部相勺_关系的基本法律准则，有人称之为“教育的先法”，即由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单行教育法主要是指依据先法和教育基本法，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并公布实施的调整某类教育或教育的某一方面的教育法规，如《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等。行政法规是指根据先法和法律授权，由国务院制定、批准的法规，如《学位条例祈行实施办法》、《高等教育管理职责祈行规定》等等。地方教育法规是指根据先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授权，由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只在其行政区域内有效的法规，如《安徽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办法》等等。行政规章是指根据先法、法律和国家行政法规的授权，由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祈行实施办法》等等。我国高等学校依据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拥有对学生的管理权。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4条的规定，学生管理是指对学生入学到毕业在校阶段的管理，是对高校学生学习、生活、行为的规范，主要包括学生的学籍管理(入学与注册，成绩考核与记载办法，升级与留、降级，转系、转专业，转学、体学、停学、复学与退学，毕业)、课外活动管理(文娱体育、勤上检学、社会活动)、校园秩序管理、对学生的奖励与处分和对学生的安全管理等。 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不仅是教育界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法学界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同时也是防治高校与学生之间出现法律纠纷的前提。 1.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基本内涵 一是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学校(高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我国教育法中关于学生学籍管理的规定，以及学位管理条例中对高校学位授予权的规定等，都体现了这种性质。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高校代表国家或者说高校受国家的委托，对有关学生教育的事项进行管理。这种法律关系强调的是管理与服从，双方地位是不平等的，是一种纵向的行政管理关系。一是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高等教育是收费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学生自费(国有公办高校学生部分自费)上学、自主择业，学校收取费用、提供服务。通过学费这一媒介，学校与学生之间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学生与学校的法律主体地位是平等的(或趋向平等的)，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当然，在现实的学生管理过程中，有时很难判定某一行为的性质。但是，从理论上讲，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一者是能够分清，也应该分清的，这对于确认学生管理的指份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从行政法律关系讲，高校必须依法行政;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合同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特别是高等院校，不能逃避自身的基本义务。 2.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特点 从高校是教育机构、学生是受教育者来看，高校与学生是教育者与受教育的关系，我国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于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做出了规定;从高校是一种组织系统、学生是其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和地位区别来看，高校与学生又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即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一般由学校的章程和规则加以规范，法律规定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高校与学生的平权型法律关系，也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关系，学生依然承担认可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高等学校有权依据自定规则限制甚至剥夺学生的权利，直至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普通的民事关系，也不是普通的行政关系，而是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特定主体，依法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权力。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的为保证其机构管理职能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是我国法律对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是法律对于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 二、建立高校法治学生管理模式的策略 随着依法治校步伐的加快，传统的大学生管理模式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坚持以人为本，加快高校法治学生管理模式建设，是履待解决的大事。 1.坚持“德法并蓄，宽严并济”的高校学生管理原则 德法并蓄，就是要实现德治和法治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统一。依法管理是学校保持稳定有序的基础和前提，但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却离不开德治的配合。依法加强学生管理，尤其是实施惩罚时，要以教化为前提，即教化在前、惩罚在后。新生入学时，应对新生进行必要的校规校纪教育，要让学生懂得哪此纪律需要遵守，违反要受到何种惩罚，做好这项工作无疑会大大减少学生违纪现象的发生。对受处罚的学生，应耐心细致地做好其思想政治上作，帮助他们寻找错误根源，鼓励他们自觉纠正错误。要通过对违纪学生的处理，进一步强化遵规守纪教育，真正达到惩一做百的效果。 2.不断完善学生管理制度 要搞好法治化学生管理必须建立和充实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以便形成权力法定、公开透明、制度统一、注重程序的大学生法治化管理体系。目前要做好以下儿件上作:一是请求上级有关部门做好教育立法，尽快出台目前高校大学生管理所急需的法律法规，以便指份学校“立法”;一是尽快整理现行的有关大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对有悖于上位法的或相互冲突、抵触的法律法规予以修正，对不符合现行学生管理实际的法律法规予以废止;三是搞好学校“立法”，学校应根据法律授权制定好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学校“立法”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必须遵循统一原则，即规章制度的制定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不得与之相冲突，不得与先法相抵触;一是必须贯彻平等和公正原则，确保学生应有的法律权利和正当利益;三是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即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制定规章制度时要听取学生的意见，使规章制度科学化、合理化、有可操作性。 3.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逐步形成法治化育人环境 尽管大学生法治教育已经进入课堂，然而部分学生“学用分离，重学轻用”，法律意识淡薄，更谈不上用法律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应当大力加强大学生法治教育，使它贯穿于大学生的整个大学学习阶段。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加强他们在学习期间监督督高等学校依法办学的意识，从而有利于高等学校依法办学进程的推进，同时也为大学生打下牢固的法律基础，使其养成良好的学法、守法和用法的习惯，为他们毕业后步入社会发挥不范作用，从而推进整个社会法治化建设的进程奠定基础。 法治化育人环境的构建不仅仅体现在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中，高校学生管理上作人员是否具有法律意识也是法治化学生管理育人环境构建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高校学生管理上作者必须学法、懂法，重视强化自身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不论日常的教育、管理和服务，还是处理学生违纪问题，都要依法行政、依法育人，真正把教育、管理学生与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结合起来，既要严格教育、管理学生，又要尊重和平等对待学生，依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学生管理论文:浅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 以人为本 法制化建设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使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从分析新形势下学校外部环境、学生主体、学校及高等教育改革的现状出发,指出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积极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改革和创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当前,教育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办学主体多元化,高教对象普及化,这对于高校来说是机遇,更是挑战。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高校学生工作也将接受新的挑战。高校教育规模的扩大,在校生数量剧增,加之当代青年思想活跃,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市场经济的重利性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深切感受到,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管理工作难做了。这就要求现行的学生管理工作不能再沿袭过去传统的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管理手段而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进行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一、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学生管理体制面临新考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原来受单一计划经济影响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日益显得僵化,学生管理观念和教育手段的落后日益凸显,难以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校扩招,使得学生管理的内容与日俱增,高校学生管理面临一系列的转变。譬如,学生工作的部分管理职能正在向服务职能转变;大学生就业已由有计划分配向自主择业转变;固定学制正在向弹性学制转变;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由原来的发放助学金、困难补助向助学贷款和勤工助学转变等等,这一系列转变都需要有新的、系统的学生管理理念和方式来保证实施,而目前与之相适应的机制和办法尚未完全形成。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日益增强,原有的学生教育管理单一模式已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1]因此,要增强学生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必须改革原管理模式,建立起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新体制。 (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给学生管理带来新的问题 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乃至思想观念发生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网络正极大地改变着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甚至是语言习惯。对学生工作而言,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阵地和领域,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网络也给传统学生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1]首先,网络信息的快捷性、丰富性和开放性特点,使得从学校获取知识的权威性受到怀疑。在网络普及的社会条件下,大学生能够借助网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捷地获取信息,而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和有关干部教师在获取信息的渠道、时间、数量上已不占明显优势。 数量巨大的网络信息,“淹没”了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尤其是凶杀、色情等不健康信息的冲击,使学校教育者所要传达给学生的信息很难在学生头脑中沉淀,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其次,网络的虚拟性、隐蔽性使得网络成为有害信息的孳生地和传播地。一部分人利用信息技术参与社会政治,一些虚假、不健康甚至反动的信息污染了学生思想教育的环境,使得大学生难以判别和抵御,有的上当受骗,还有的沉溺于网上虚拟世界不能自拔,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三)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之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思想、文化在交流中融合、碰撞。在全球化趋势下,国内高校在与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交流与竞争中,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育方式、教育产业等都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必然与世界先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接轨,带来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全球一体化使得文化交流渠道空前广泛和频繁,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和“弱化”的手段、途径更加多样,开放条件下的交流使得外来文化、外来习俗和观念的影响日渐增多,如何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中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树立健康正确的文化心态,都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 (四)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的实施使学生教育管理面临新的变革 目前,全国各高校普遍实施了学分制。在学分制下,学生管理打破了学年制整齐划一的教学管理模式,学生专业班级观念淡化,形成了以课程为纽带的、多变的听课群,使不同专业甚至不同学校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学生管理工作不仅局限于本专业学生,而且还要管理选修课程形成的其它专业或其它学校的学生。同时,学生管理除了对学生进行教学和思想生活管理外,还需指导学生选课,帮助学生构造合理的学科知识结构,并要求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由定向学习变为自主选择性学习,学生管理工作由学年制下的指令性管理变为指导性管理。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学生管理工作必须寻找和构建新的“平台”。 (五)高校后勤社会化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新的问题 高校后勤社会化,实际上是建立一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实现了高校后勤社会化。高校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开放学校市场,允许社会上的人员、资金、技术、设备开发校内市场,这些经营者进入高校市场的主要目的是盈利,而学生在缴纳各种费用的同时也树立了教育投资意识,对学校教学生活条件有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就使二者容易产生矛盾。比如,学生宿舍管理实行公寓化管理后,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班级的学生混合居住,就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以前按班级,院系管理的模式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探索新的学生管理模式将是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二、以人为本、依法治校,推进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改革 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具体落实到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就是“以学生为本”,就是着眼于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从学生需要出发,改变传统的学校与学生处于管理和被管理的对立格局,适应高校发展要求,变管理学生为服务学生,通过转变角色,来应对学生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一)转变管理理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 创新高校学生管理,最重要的是转变学生管理理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变管理为服务。 首先,要树立服务意识,传统的大学办学理念强调的是对大学生进行严格规范的管理,学校各部门扮演的是管理者的角色,这往往导致学生情绪上的对立。因此,要改变过去把学生管理工作看成“管理学生”的错误认识。学生管理部门要培养“以学生为本”的服务意识,一切为学生利益着想,了解学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学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次,要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根据“依法治校、科学管理”的要求,一方面,明确地告诉学生,他们在学校里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在充分享有权利的同时不能忽视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对学生的合法权益要予以维护,针对学生的决定,要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处分恰当,学生对学校的处理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诉权,学校要有明确的程序予以保证。 (二)发挥学生主体能动性,变被动管理为自我管理 做好学生管理工作,在工作中要注意调动好学生自身参与管理的积极性,让学生积极参与学生管理工作,改变学生在学生管理工作中从属和被动的地位,不单纯地把学生看作是教育管理的客体,以利于消除大学生对于被管理的逆反心理,实现大学生的自我管理。以往,高校一般实行在学生工作处直接领导下的、以辅导员为中心的绝对的学生管理方式,使学生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模式中,学生管理工作常出现管理不到位和管理滞后的现象。针对于此,学生管理中宜推行以学生工作处指导下的、以辅导员、班主任为调节、以学生自治为中心的相对的学生管理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学生本身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学生在这种角色转换中大大提高了自我管理能力,在学习知识的同时锻炼了自己,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也明显增强。 (三)依法治校,建立一套科学、规范、完善的学生工作制度 高教改革的迅猛发展,大学越来越成为没有“围墙”的校园,大学生个体之间、个体与学校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迫切要求学生工作运用法律和规章制度调节规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新时期的学生管理工作应树立依法治校、制度管理的意识。[2]现在,学生工作制度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不完整、不健全,在学生教育和管理的全过程中仍有许多空白点,以至于无章可循,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二是临时性、应急性的“通知、办法”与规章制度并存,朝令夕改,制度的严肃性、连续性和持久性不能保证;三是由于规章制度本身不严密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规章制度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依法治校、依法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是高等教育的任务,也是高校学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因此,建立科学、规范、完整的学生工作规章制度是学生工作的需要。高校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依据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完整的、可操作性强的程序、步骤和规章制度,并以此规范学生的行为,行使有效的管理。当前,要特别针对高校后勤工作社会化的现状,进一步明确各方面关系,不能仍由学校单独履行学生管理的义务和使用管理学生的权力,参与学校后勤管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理应享有学生管理的权利和承担学生管理的义务。要在高校、社会职能部门、承担后勤工作的单位或个人、学生以及家庭之间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或进行立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界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做到责、权、利分明,便于相互之间进行充分、有效的协调,从而依法依规对学生进行管理。 (四)加强学生工作队伍的法制化建设 中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一直十分突出教师的主导与主体地位,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使得部分学生管理工作者法律意识淡漠,较少从法律角度认真思考学校与学生的关系,较少用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管理学生,导致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都以学校和管理者为主体,势必造成对学生权利的漠视。要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必须要有一支具有法律意识和素质的较高水平的学生管理队伍,培养一批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道德修养较好的学生管理队伍。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担负着在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并对大学生的在校行为进行监督和引导。他们是具有服务意识的新型管理者,如果仍旧按照过去的思维开展工作,必然无法面对新局面呈现出的新问题。因此,高校学生管理者应当转变固有观念,客观地看待学生的思想变化。高校要通过举办法制讲座特别是教育法制讲座、督促学生管理工作者自学等方式,培养学生工作者依法育人、管理的正规化、法制化意识,尤其是民主思想,平等观念,公正精神,法律观念等,从而自觉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言行,通过正当程序开展学生工作,规范权力运行秩序,保证管理行为的高效和权威,实现大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平等和合法权利的实现。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一个过程。随着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不断落实,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虽然面临挑战和压力,但只要转变观念主动出击,树立法治观念,以充分的法律准备和信心迎接挑战,就能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另外还必须做好辅导员、班主任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工作,要严把“入口关”。高校要从思想认识上彻底转变过去那种“无需选择”的观念,不断把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和优秀毕业生充实到学生工作队伍中来,学校应有切实的措施和有效的机制,为他们提供再学习的机会,加强和重视对他们的培养和提高。[2] 总言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作为高校学生工作管理者,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用与时俱进的管理理念,加强理论研究,拓展工作思路,努力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前高校学生管理的新方法来,在工作内容上由“理论说服管理约束”向“教育指导、服务引导”转变,把学生管理工作重点转移到培养学生能力,提高学生素质上来,为学生成才提供必要的服务。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合格、品德高尚、专业过硬、素质优良、遵纪守法、意志坚强、全面发展、奋发向上的21世纪的合格大学生,使他们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学生管理论文:浅谈中专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与学生管理 论文关键词：计算机基础教学 学生管理 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对中专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一方面，阐释计算机基础教学自身所具备的学科特点；另一方面，针对现存的一些教学问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同时，注重教与学的双向互动关系，将学生管理纳入教学改革的视野中，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计算机基础是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的一门公共基础课，早在几年前，计算机就与英语和驾驶成为现代人必备的三大技能，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职场对高校毕业生计算机软件应用及简单的程序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计算机基础教学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始终很难得到提高，一方面由于其自身的学科特点所致，更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学生管理方面缺乏更为科学化、系统化的经验体系，本文试图在这两方面进行简单论述，最终使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一、计算机基础教学的学科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1.实践重于理论，教学中二者脱节 计算机基础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在部分高等院校非计算机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始终是分为理论讲解和上机操作两部分。而在学期考核时往往只将上机操作作为最终课程评估的方式，这就难免让学生产生重操作而轻理论的错误认识，很多在理论课上学的知识由于时间间隔较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被逐渐淡忘。 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在课程设置上将计算机基础教学明确地划分为理论课和操作课两部分，教学效果往往低于预期，学生也就很难将实际的应用问题转变成自身的技能。 2.教材更新速度慢，与学科发展不同步 1946年2月14日，世界上第一台电脑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当时主要应用于军事国防领域，不到一个世纪，微型计算机已经在家庭中普及，这样快速的发展，是其他许多学科无法望其项背的。 然而，在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并不能跟上学科发展的速度，很多知识随着技术的改进而变得陈旧，这也就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如果教师不能及时跟进，学生就很可能被教材的权威性所误导。 3.计算机等级考试致使教学出现应试性 在很多学校，学生英语等级考试与计算机等级考试的成绩，成为顺利毕业的必要条件，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多的是为了拿到证书而不是真正掌握技能。与此同时，计算机等级考试分为省级和国家级两部分，一般的省部级院校会要求学生通过省级计算机通一考试，文科要求通过省一级，而理科的要求相对较高为省二级。还有一部分学生为了就业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会选择计算机国家等级考试。 问题在于，所有的考试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学生为了顺利通过考试往往会使用题海战术，但计算机学科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高速的发展性，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很多学生通过了考试，而实际操作能力却往往不容乐观。 二、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学生的管理 在学校公共课的设置上，始终存在几种不同的声音，学校及相关领导部门始终认为公共课的设置对所有专业的学生都是必要的，而学生往往会认为，我所学的专业很少会用到公共课上学习的知识，因此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所能够产生的共鸣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建立在强制性的基础上。而计算机教学这一课程设置的初衷越来越难实现，针对这一问题，学校可以在学生管理上进行适当的改变。 文章第一部分提到的几个问题有一部分是由于高校教学体制上所存在的顽疾，但如果从学生管理角度进行思考，其中的很多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1.布置课外作业，让学生消化知识 由于学校计算机硬件设施资源有限，不可能让学生在每一堂课都有机会上机练习，而课时数的限制又要求理论课是不能偏废的，因此教师可以在理论课之后为学生布置少量的课外作业。例如office操作与简单的编程都需要大量的实践操作，而知识的连贯性又要求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对知识进行温习。 2.加强教师的一对一教学 当前的计算机课堂上，教师往往充当一个讲解员的角色，而事实上，很多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并不能及时得到教师的指导，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发挥。 所以，教师应该在课堂上走下讲台，积极解决学生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疑惑与难题，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快、更好、更扎实的掌握新知识。 3.加强学生的责任意识，保护教学设施 毋庸赘言，计算机硬件在计算机基础教学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一旦硬件受到损坏，不仅影响实际的教学工作，还会给学校带来经济损失。 因此，在上机操作的课堂上，应该加强学生的责任意识，对号入座，并对自己所使用的机器的健康状况负责。一旦出现损坏，则按价赔偿。这不仅保证了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也是对学生的有效管理。 三、结语 计算机基础教学课程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信息技术素养；提高学生利用计算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之具有较强的软件应用能力和一定的程序设计能力。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实际教学中保证技能与知识的传授，还要及时发现课程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纠正和改善。毕竟，教与学是两个严密结合的整体，哪一方面都不能偏废，只有把学生当做教学过程中的另一个主题，尊重教育学规律，才能用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审视计算机基础教育，更加理性的对待计算机基础教学。 学生管理论文:新媒体时代的学生管理困境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新媒体时代 学生管理 知识管理 论文摘要：本文针对新媒体时代在网络聊天、知识搜索、信息保密、人际沟通方面的管理问题，提出有效利用新媒体开展学生管工作的应变办法。 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p．Goldmark于1967年首次提出了“新媒体”的概念，它是一个相对且不断更新的概念。在传统三大媒体的基础上提出的“第四媒体”概念，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因特网的“新媒体”性质。于是，因特网就成了一个媒体的媒体，它使传媒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像博客、搜索引擎、电子邮箱、移动多媒体等，都是“新媒体”的“家庭成员”。 在新媒体时代，传播的主体、客体、技术、内容、形式，以及传播信息的数量、速度、传播观念等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平等、自由、互动、开放的传播特点使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可以通过新兴媒体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面对这一变化，学生管理遭遇了双重“洗礼”：一方面，新媒体提升了信息传输的效率；新媒体支持点对点和互动性的传播，改善了师生沟通并创造了资源共享。另一方面，新媒体使学生工作者的权威受到了摇撼。因为“管理者一旦丧失了舆论影响力的主导权，会处于一种劣势，一种失语的危险状态，他的权威性和信任度就会受到挑战”。所以，新媒体对学生工作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新媒体时代将是学生管理工作不可回避的现在和未来。 一、新媒体时代的学生工作困境 1．搜索引擎——知识易得．权威不在 随着网络信息搜索方式的发展，学生的知识获得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多的信息意味着更丰富的知识。学生可以轻松地获得比课堂教学更全面、更丰富、更有趣的知识，无论什么作业，问题都可以方便地在网络上找到答案，学生对教师的知识依赖感大大下降了。数字化的媒体内容及其带来的便捷复制和即时传播等特点，使得信息数量远远超出学生的分析处理能力，信息内容大大超出了学生的分辨理解能力。当知识搜索的窗户打开时，知识运用的大门却关上了。学生变得不再认同教师的权威，转而依赖于网络搜索。 2．信息传播——全球同步．随时失控 新媒体使得传播模式由传统的“一对多”变为“多对多”，新媒体的“草根性”还使得人人都可以便捷地运用媒体。学生可以通过发短信、写博客、发起群聊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进行信息传播，这突破了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壁垒。同时，新媒体还使得信息内容与信息主体分离，令信息主体更大胆和随意。在新媒体时代，秘密边界越来越模糊，保密时间越来越短暂。虽然，有的学校想出很多办法来加强信息管控，如禁止配备手机、设置与互联网络分开的内部网络，这些方法或许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学校管理者们也无奈地发现，大量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在莫名外泄，新媒体时代，坏事快速传千里，好事也会出远门，无事还会乱生非。一个真实的例子是，北京某艺术学校的学生上课殴打教师，很快就在网上广泛传播，使得校方和学生成为舆论指责的对象。 3．师生沟通——渠道很多．效果很差 过去，学生和教师以及学校管理者进行沟通，只有通过书信、电话和面谈等有限的方式。在新媒体时代，信息沟通是那么的唾手可得，电子邮件、短信、MSN和QQ等聊天工具使得师生之间的沟通变得随时、随地和随意。这些沟通方式在新媒体时代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但性质却越来越边缘化。这表现为：一方面，新媒体的普及使这些正式沟通方式越来越个人化，传播内容越来越私密化，正式沟通方式成为私人沟通和休闲娱乐冠冕堂皇的掩护：另～方面，新媒体时代媒体之间关联的强化和单个媒体边界的弱化使得学生用于正式沟通的方式多元化，传统的正式沟通在师生沟通中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小。 相应的问题是沟通的渠道虽然越来越多，沟通越来越方便，但是效果却越来越差。学生向老师发了一个祝贺教师节快乐的短信，除了表明学生还记得你外，从这个沟通中很难判断出什么其他的信息。就好像有个学生如果提出转学，从那些冠冕堂皇的转学邮件里面似乎并看不出他的动机，最后班主任还是需要亲自沟通。 4．虚拟群体——参加越多，氛围越差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班级开会、学生组织活动、表扬和奖励、学生之间的一些感受交流或者讨论都是通过传统的方式来进行的，比如在黑板上写通知或者告示，下发通知、班级组织活动等。但是现在这些变得越来越快捷和简单，群发邮件、群发短信使用等使内部沟通变得更加实时、透明，信息大大丰富，而且传递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可能10分钟前的事情，你马上就知道了。 不仅如此，班机还有QQ群、同学录、班级博客等，这些新媒体工具改变了班级的氛围，也同样带来问题。比如，学生刚开始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大家都是为了沟通信息，促进学习，久而久之，开始有学生发～些和学习不相关的内容，然后就会引起大家的讨论。学生在QQ群里讨论班主任的长相以及家庭生活，有些学生则通过群发邮件散布小道消息，甚至有一些学生为了取悦大家赢得在同学中的好感，就会花心思在网上闲逛，专门寻找一些休闲娱乐的东西发给大家，还有的班级建有学生的个人主页，可以有BBS论坛、聊天室、建议区、公告栏等。班级的同学分成一派一派的，分别有聊天派、游戏派、论坛派等。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小群体，甚至有各自的网络流行语。总之，弱化了班级正常的团队氛围。 二、新媒体时代学生管理如何应变 无论愿意与否，教师和学生已别无选择地处于新媒体的“围城”之中。站在瞬息万变的新媒体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我们要么调整风帆、0顷势而行，要么墨守成规、随波沉沦。哈罗德·英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指出，一种新媒体的诸多优势最终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产生。新媒体时代中的学生工作必然面临管理思路的调整变化，以适应新媒体导致的新文化，以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新问题。 1．少“管”多“理” 学生管理永远需要与时俱进。在新媒体时代，以管冶人将越来越乏力，而以理服人则既是需要也是出路。以“理”服人最重要的是“理解”，站在学生的角度去了解、理解他们的行为，才能够找出合理的管理办法。强制性的管理措施在更加民主和自由的新媒体时代不仅会效果下降，还可能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和过激行为。因此，教师和学生工作者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去体验其行为，才能找到适宜的管理办法。以网络聊天为例，教师亲身体验就会明了：首先，每个人都有沟通交流的需求，网络聊天就是满足需求的一种方式；其次，每个正常人的网络聊天行为是理智的，他们将其视为手段而非目的；第三，这种工具可以为学习所用，为学习和生活交流提供便利。 2．重“用”轻“有” 从长远的立场看，拥有信息和知识只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是可以复制和再生的：而运用知识和信息是一种能力，这是不可模仿和替代的。在信息获取越来越方便的新媒体时代，帮助学生从信息的海洋中分辨有用的信息并利用它们，才是当务之急。网络上获得的仅仅是知识，但是每个人的实践经历是不一样的，通过大家的讨论，就能把这些间接的冰冷的知识转变为鲜活的题材，成为大家的能力。因此，教师和学生工作者应该充分利用传统的讨论式学习、兴趣小组、读书会等形式，将网络上的知识和学生的个人经验结合起来，为知识转变为能力搭建通道。 3．以“导”代“禁” 媒体本身只有功能之别而无好坏之分，能为学生所爱同样能为学习所用。因此，教师与学生工作者与其花心思设置屏障，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禁止学生上网，禁止学生玩游戏，不如多考虑如何利用新媒体为学习、为提升能力服务。一些学校利用局域网搭建内部交流的良好平台；许多班级在QQ和MSN上建立各种“群”，为处在相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学生开辟虚拟会议室；通过聊天工具群发信息，已成为许多教师和学生工作者传递资讯的常用方式。也可以充分利用电脑程序，把枯燥的学习素材整合成音形色兼备的多媒体，变“娱乐软件”为“学习软件”。 4．以“诚”取“信” 既然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开放性使得信息管控能力越来越弱，教师和学生工作者何不坦诚相见。主动传达正确的信息，以获得学生的信任和支持，获得外部的理解和关注，才是新媒体时代有效的信息管理方式。新媒体不仅能带来沟通便利，更将是传统媒体的有益补充，它不仅能强化“正式沟通”的某些长处，也能弥补其现代化沟通中的功能缺失。博客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写博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阅读博客。教师不妨开设自己的博客，向学生展现自己的思想魅力，交流自己对于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的看法，以扩展师生沟通的渠道，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李开复的个人博客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假如，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工作者都主动开通自己的博客，坦诚地表达自己的经验和价值取向，无疑，我们的课堂将会又一次得到延伸。 三、结语 乍看去，新媒体时代好像一个大漩涡，充满了日新月异甚至有些失控的技术和行为。不过，这也是一个充满无限机会和可能的时代。我们只有正视和理解新媒体为管理带来的影响和冲击，适时地调整思路和方法，才能在新媒体时代从容前行。 学生管理论文:依法治校 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状态 摘要： 在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侵犯学生权益的现象，具体包括： 侵犯学生受教育权、侵犯学生人格权、侵犯学生财产权、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侵犯学生程序性权利、侵犯学生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权利。之所以造成高校学生管理的非法治化状态，主要因为高校管理者法治意识淡薄、高校的法律地位及高校与学生的关系理论认识及法律规定的模糊、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以及学校校规的违法性等。充分保障学生权益，就必须依法治校、依法管理，这是高等学校实现教书育人、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的要求，更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要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化状态，首先应该完善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从而促使高校管理者转变观念，增强法治意识，并依法建章，真正把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关键词：依法治校 依法管理 高校学生管理 法治化 伴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理念深入人心，公民个人权利意识不断增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几年来，高校侵犯学生权益现象屡见报端，学生状告母校的诉案也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与管理理念陈旧，法治观念淡薄，以及整个教育法治化进程落后不无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大学生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就必须依法治校、依法管理。依法治校作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组成部分，就是按照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对学校进行管理。具体到学生管理工作，就是用法治的理念和法律思维的理性，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制度和程序，规范学校秩序，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权利，将其纳入法治化、程序化轨道，实现法治状态下的学生管理。本文通过考察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非法治表现，并分析其成因，从而提出依法治校，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状态的应对措施。 一、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非法治化状态 英国学者帕金曾说过：“大学对一切都进行研究，就是不研究它自己。”[1]对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此言一语中的。长期以来，由于传统学生管理思维及模式的惯性作用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致使高校学生管理中侵犯学生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的现象较为普遍，但并没有引起我们教育管理者的足够重视。直到现在，学校管理制度中的不合法、不合理的规定以及管理过程中的侵权现象仍然随处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遵守法律、法规。……（三）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在学生管理实践中，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学生权益的行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侵犯学生受教育权。 《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义务教育法第五条）《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表明，受教育权非依法律规定、非依法定程序受剥夺。 受教育权其实质是学生的学籍权，表现在入学与退学两方面。（1）在入学方面。学生录取工作中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如2001年8月，山东青岛三个高考考生状告教育部，认为其于2001年4月16日作出的《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受教育权。教育部在该行政行为中，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的限定，这种限定使得不同地域的考生被划分成了高低不同的等级，并在这不同的等级中参加高考。等级之间分数标准差异巨大，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2]尽管此案不了了之，但其中确实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再比如，有些学校对并不影响专业学习的身体缺陷过分挑剔，从而将学生拒之门外，实际上也是侵害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当然，随着教育部对体检工作的改革，这方面的问题正逐步得到改善。但在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还有中央电视台去年揭露的北航招生中有人敛财的报道，引起社会震惊，然而这并非个别现象，在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钱学交易”“钱权交易”甚至愈演愈烈，[3]教育的公平性不能不受到公众的质疑。（2）在退学方面。主要表现为学校违法处分学生，特别是在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方面存在着违反法律的现象。退学、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是对大学生身份的改变，牵涉到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学校处分一个学生可能是小事，但对于大学生本人却是大事。因此，学校在行使改变大学生身份的处分权时，要格外审慎，并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严格依法办事。2002年10月初，重庆邮电学院一女生与男友同居怀孕，学校对二人做出了“勒令退学”的处分；2004年9月，成都某高校一对男女学生在教室接吻、拥抱，被监控录像录下，学校以发生“非法性行为”为由勒令两人退学。以上两个案例尽管都被法院以“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但学校因学生恋爱和同居行为而开除学生，与《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第六十三条可以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法定六种情形不符。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大学生谈恋爱甚至同居，“法不禁止即自由”，这些行为是每个人的权利，当然也是每个大学生的权利。如果把这些大学生定性为“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就显得有些荒诞。还有很多高校为严肃校风校纪，本着“从严治校”的良好初衷，规定“凡是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这种规定于法无据，处分明显重于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是一种违法处分行为。 （二） 侵犯学生人格权 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这里着重讨论大学生的隐私权问题。 隐私权是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个人宁静生活以及决定私人事务等享有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它包括个人信息的保密权、个人生活不受干扰权和私人事务决定权。作为公民的一项人格权，隐私权在性质上是绝对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4] 我国《宪法》和法律都对公民的隐私权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保护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近几年来，学生的隐私权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99年11月，湖南外语外贸学院的6名男女学生因先后两次在女生宿舍同床过夜被学校开除，随后学生以“学校在公众场合宣扬此事侵害了隐私权”将学校告上法庭。一审胜诉，二审裁定“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而败诉。2003年8月，上海一名大学生因高中母校把他与女友在教室接吻的录像公开播放而把母校告上法庭，成为全国首例因侵犯学生隐私起诉母校案。再比如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是学生的隐私，如果不经过本人同意而张榜公布，这也属于侵犯他人的隐私权；教师为监督学生是否“早恋”而私拆学生信件，侵犯了学生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还有的学校为监督和管理的需要，在校园内安装摄像头，把所拍摄的涉及个人隐私的资料公开播放或随便使用，也会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 （三） 侵犯学生财产权 在学校的管理中，广泛存在着对学生罚款的现象。《中国妇女报》报道：江西某师范大学为整顿考试纪律，规定作弊一次，交纳4500元罚款；北京某大学规定，学生宿舍楼内严格禁止留宿异性，而且严禁留宿同性客人，留客每人每天罚款50元；西安某学校教师新订班规：谁谈恋爱罚款10元；北京市卫生学校开出违纪罚单，迟到罚5元抽烟罚200；再看看来自“景明网”的信阳某师范学院《校园文明管理处罚条例》，更让人触目惊心。由此可见，许多学校罚款成风，严重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第十五条规定：“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学校不是行政机关，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无权对学生实施罚款，其罚款行为是违法的。[5] 学校在为新生配备生活用品过程中收取高额回扣现象也较为普遍。近日，教育部专门发出通知，严禁直属高校在经济往来中违规收受回扣。学生代购代销物品产生的折扣收益，除去必要的劳务开支外，应主要让利于学生。拿“回扣”是对学生财产权侵犯的一种违法行为，数额较大的，还会构成犯罪。教育“乱收费”现象也是对学生财产权的侵犯，包括：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继续对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实施收费；擅自制定或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违反规定以择校费、赞助费、捐资助教款、建校费等名义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费用或实物；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接受社会服务类代购或服务，或在学生中从事商业性推销活动的；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征订教辅材料、课外读物、报刊杂志等。《教育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四） 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评价应该客观公正，这既是学生的一项权利，也是教师师德的要求。1999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也从侧面反映出高校对学生评价的标准、程序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武汉理工大学学生王某被学校认定为考试作弊，被留校察看一年。根据学校的学籍管理规定，在校期间受过留校察看处分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王某毕业后时未被授予学士学位。毕业后，王某一纸诉状把母校高上法院。武汉洪山区法院一审判决：撤销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武汉理工大学对王某进行资格审核，做出是否颁发学士学位的决定。武汉理工大不服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法院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6] “校规”终归大不过“部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　具有学籍的学生，德、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学士学位。”根据《学位条例》第四条规定：“ 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学士学位。（一）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原《武汉工业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暂行条例》第四十五条，“在校期间受过留校察看处分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与以上法律法规相抵触，当属无效。学位证书是对于学生学术水平的评价，而不是个人道德素质的评价，二者不能混淆。还有一些高校为了抓教学质量，强行规定本科生必须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才能授予学士学位，这也违反了《学位条例》的规定。 （五）侵犯学生程序性权利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对犯错误的学生，要热情帮助，严格要求。处理时要持慎重态度，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善于将思想认识问题同政治立场问题相区别，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由此可见，学生对于学校的处分享有被告知权、申辩权、申诉权、诉讼权等程序性权利。对学生的处分行为不仅内容上合法，即实体上合法，而且形式上也要合法，即程序上合法。实体上合法是管理行为公正、合理的基础，程序上合法是管理行为合法、有效的保证，这是程序正义原则的要求。然而，在目前学校学生管理中，“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明显，忽视对学生程序性权利的保护。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其程序瑕眦可见一斑。学生程序性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形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高校的学生违纪处理条例中涉及违纪处理程序以及其它程序方面的内容偏少，措辞也较为原则、概括和模糊，操作性差；（2）在处分学生过程中，只体现学校管理者的单方意志，不注重调查取证，没有听证会，学生也没有机会申辩；（3）在事后救济方面，学生的申诉权也往往不能有效行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碍于各种利益往往互相推诿敷衍，使学生申诉无门。同时，由于目前法律的滞后性，学生的诉讼权也得不到有效保障。 （六） 侵犯学生的其它权利 学生作为公民，还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权利，如人身自由、政治权利和自由、结婚权利、生育权利等。西安东郊一所大学在读女博士参加该校笔试时，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按学校有关规定，在校女博士不能“做妈妈”，导师告诉如果想上博士，必须打胎。为了能够保住孩子，她跑遍了学校的相关部门，但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做了人流手术。（见大河网2005年1月4日报道） 还有北京某高校女博士唐女士，怀孕后被迫放弃学业，因为该校规定研究生“在校期间不允许生育”。（据《北京晨报》2005年1月21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章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些学校的做法侵犯了她们的生育权、受教育权。在高考已经取消年龄限制的今天，高校校规中的“禁婚禁育”规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原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的内容：“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也违反了《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以上分类是基于学生基本权利所做的划分，也可以根据侵权的性质分为民事侵权和行政侵权两类。民事侵权主要包括侵犯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等方面，行政侵权主要包括在学校招生、对受教育者的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颁发学业证书等一系列的管理活动中的侵权现象。[7] 二、造成高校学生管理非法治化状态的原因 造成高校学生管理非法治化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思想理论层面的，这是根源；有法律法规和制度层面的，是思想理论落后的延伸；还包括管理过程中的具体方式方法层面的，是传统思维和法治观念淡薄的具体表现。 （一）传统思维依然强势，法治人权观念淡薄 “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些传统观念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还是根深蒂固。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中，学校与教师往往居高临下，具有绝对权威，学生只能尊重和服从。即使老师有错误，也容不得学生怀疑和辩解，否则就被视为对老师的不尊重，甚至大逆不道。在这种思维习惯的支配下，教育者很难把受教育者当作平等主体加以对待，在学生管理中也就容易出现“家长”式作风，进而造成对学生基本权利的忽视和侵害。《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规定：“教育之目标在于充分发展人格，加强对人权及基本自由尊重。”尊重学生的人权和自由，尊重法律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发展学生健康人格的需要，是培养学生民主自由精神、塑造完美个性的需要，更是法治社会的要求。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了受教育者及受教育者作为公民广泛的权利，作为教育管理者应该认真加以学习和研究，并切实保障在学生管理领域内受教育者权利的实现和不受侵犯，否则就有可能违法。上面提到的诸多侵权现象，教育管理者可能并不是有意违法。往往基于“为学生好”这种美好愿望和良好动机，对学生严格要求而侵权，并不知道其所谓“严格要求”有时是违法的。因此，教育管理者的法治观念淡薄是造成高校学生管理非法治化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延伸到学生管理的各个层面。 nbp; （二）关于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比较模糊 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如何定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划分，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这实际属于私法上的界定。法德等国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我国行政法没有公务法人的划分，只是根据“特别权利关系”，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作为“特别权利关系”，按照传统的法学理论，是一种管理和服从关系，不由法律调整、不得寻求法律救济。后来，德国行政法学界进行了修正，大多数学者提出应以处罚事项是否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是否应该纳入司法管辖的依据，德国理论界为此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把特别权利关系分为管理关系与基础关系，并把基础关系（即学生的身份资格取得、丧失等）作为可诉行为，从而开创了特别权力关系可以纳入司法管辖的先河。我国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且未体现于法律明文规定的问题。如果高校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受司法审查，学生管理也就无所谓违法与否，“侵权”这一概念本身在学生管理中就毫无意义。进而，就会出现“法外治权”，高校也就会成为法治社会的“空白地带”，但这是“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我国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围明确加以界定，更为严重的是内部行政行为一直被排斥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尽管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把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管理处分学生的行为理应纳入司法审查的倾向，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并没有被各地法院所接受。各地法院仍然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于侵犯学生权益的案件有的被受理并作出判决，有的却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被驳回，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现象。同时，高校管理行为哪些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哪些属于其办学自主权的范围，理论界的认识和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也相当模糊。 （三）法律法规的滞后和缺失 上面论述的关于“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这种缺失是当前学生权益得不到法律救济的主要原因。同时，我国教育立法整体上看，内容陈旧，语言笼统、粗糙，不够严谨，立法观念落后。《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分别于1981年、1989年、1990年实施，是特定背景下由政府推进立法的产物，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比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规定，对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种带有主观性和政治色彩的语言实践中很难把握，容易引起歧义。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的，道德的评价具有时代性、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不应该成为法律用语。而有些高校却把学生同居定性为“品行恶劣、道德败坏”，让人不可理解；还有第65条规定，对因“政治问题作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有关部门同意。”这意味着党委有关部门不同意的话，该处分无效，但这是对违法者的处罚，而不是对违纪党员的处罚，[8]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政治思维的怪圈。其次，教育法律法规宣言性条款多，操作性差，程序性规范少，可诉性弱。最后，教育法规存在与上位法冲突的问题。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的内容就违反了《婚姻法》第二条“婚姻自由”以及第四条“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的规定。 （四）高校制定的规章制度违法 高校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普遍存在着重视学校权力而轻视学生权利，权利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严重失衡的现象。翻开各校校规，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应该”“不准”等限制性条款，几乎属于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的罗列，很少甚至没有对学生的授权性规范。权利与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反之亦然。校规中权利与义务设定的严重失衡，足以说明我们对高校学生权利的漠视。同时，在“从严治校”理念的指导下，高校管理者往往从严制定校规。这种校规与相关法律法规相比，对学生要求的标准更高、管理更严、处分更重，从而与法律法规抵触。如规定“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本科的毕业证或学位证与大学英语四级证或计算机等级证挂钩，将纪律处分与学位证挂钩，在校研究生不得生育等，都与法律法规抵触，当属无效。 由以上分析可见，从理论认识到高校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从法律法规到高校校规，都隐含了侵犯学生权益的危险。高校学生与高校管理者相比，处于弱势地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是依法治国的要求，是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 三、依法治校，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状态 依法治校的本质是学校管理者在学校管理中体现法治精神，并以法律为最高权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把学校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所谓“法”，是指学校管理之法源，有广狭两种理解，广义的“法”不仅包括专门的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法》、《学校教育法》、《继续教育法》等，还应包括《宪法》中有关学校教育之内容，同时其他与学校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等，也涉及有关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各部门法。狭义上主要是专指有关学校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治校所依之法，宜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事实上，依法治校既应依专门规范教育事项的特别法律，又必须依全社会共同遵守的一般法律。所谓“治”，是指管理，而非管制，是管理和服务的统一，不是消极地运用法律来管治学校，而是指在学校管理中能动地开展依法育人、依法管理。不能把依法治校片面地理解为“以罚治校”，法律除了具有惩罚、警戒、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还有评价、指引、预测人们行为，保护、奖励合法行为，以及思想教育等基本功能。依法治校对学生管理的要求就是依法管理，从而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状态。当然，这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作，牵涉到方方面面，并与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推进息息相关。 （一）树立人权观念，增强法治意识，强化高校学生权利保护理念 人权指的是人的权利，是能使一个人成为人的权利，包括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其基本特性是自主性和平等性。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凡是与人的尊严、价值和地位相关的权利都逐渐地转为“人权”的重要内容。“人权”概念比法律权利概念更为宽泛，所以就人权保障来讲，其范围远比公民法律权利或基本权利的保障更为宽泛。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公民基本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时候论及公民的人权保护，实际上指的就是国内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基本权利”又与“公民基本人权”同义。[9]在我国，由于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追求人权的道路比较曲折。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是我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意义深远，。大学作为承传历史，创造未来，使人类历史文化生生不息的圣地，理应成为尊重和保障学生人权的典范；以人为本，维护人的尊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也是大学人文博雅精神的应有之意。大学生作为公民，理应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平等权、人格尊严、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婚姻自由等。高校学生管理首先要保障学生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 高校学生还具有“学生”这一特殊身份，享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具体包括：实体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两方面。实体性权利有学籍权、获得良好教育权、民主管理权、教育教学活动参与权、获得公正评价权、获得学历学位证书权、获得学金权、组织社团权等；救济性权利有申诉权、诉讼权等。[10]依法保障大学生作为“学生”的基本权利，是高等学校义不容辞的义务。 树立人权观念，增强法治意识，强化高校学生权利保护理念，是做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前提。一方面高校管理者应该更新教育理念，把学生当作平等主体对待，平等交流、双向互动，塑造和谐的师生关系；同时，还应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认真研究大学生的基本权利，“知法”才能真正“守法”，才能主动依法管理，切实保障大学生基本权利从“应然”到“实然”。另一方面，大学生自身应该明确自己所享有的法律上的基本权利，逐步提高维权意识，敢于维权，善于维权。我国首例“”状告母校讨学位案中的原告范小明，就是通过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并拿着从网上下载的有关类似官司的判决资料与法院交涉，才最终立案[11]——从而说明大学生主动维权，善于维权的重要性，并且，这种维权行动也会有效遏制学生管理中侵权现象的发生。在高校管理中，逐步树立尊重学生权利、保障学生权利以及依法执教、依法管理的法治观念，有利于教育理念的更新，有利于教学和管理的效率的提高，有利于自由、民主、平等精神的培育。 （二）立新法，修旧法，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依法治校”中的“法”是指良法，即良法之治。因此，修改和完善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使之成为“良法”实属必要。《教育部2005年工作要点》第34条称，要加强教育法制建设与政策研究，全力推进《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尽快颁布；完成《教育法》修订草案和《学位法》草案制定工作，并上报国务院；推进《学校法》和《考试法》草案制定工作。推动各地制定配套性教育法规和规章。由此可见，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已经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 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首先体现在“修”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与依法管理息息相关，但其规定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教育部已经着手修改，即将出台。刘燕文诉北大博士学位案一审中，海淀法院的判决虽然回避了校学位委员会是否拥有实质审查权的问题，但判决的内容仍然隐含了法院的倾向性：法院之所以作出撤消判决而非直接授予学位的判决，背后的法理无非是法院这个外行不应该代替学校这个内行作决定；依据同样的道理，校学位委员会这个外行也不应该代替答辩委员会这个内行作决定。但《学位条例》并没有就程序性审查和实质性审查对学位委员会和答辩委员会的权限予以明确划分，致使实践中出现外行决定内行的怪事。因此，《学位条例》也应该加以修改，使其内容能更加清晰明确，并规定不授予学位的情况，让高校不再因此而卷入官司。关注学校乱收费、教育经费挪用、老师体罚学生等社会热点问题的《教育法》的修订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那么，如何对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呢？贵州省教育厅出台的《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也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该规定允许学生分阶段完成学业，其中女生达到晚婚年龄结婚后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可以请产假，并分阶段完成学业。同时对学生做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处分，须由学校校务委员会（或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处理结果报省教育厅备案。学生对学校的处理不服，可在30天内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诉。学校有责任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并在接到申诉后30天内向申诉人做出复查结论。修改教育法律法规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1）尊重学生权利的原则。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在设置权利义务时，往往偏重学校权利的授予。在其修改过程中，应该加强对学生权利的研究，突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价值取向，强化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保障。特别是在教育市场化、学生缴费上学的今天，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正逐步演变为一种契约关系，刚性的学生管理必须向服务育人的理念转变。因此，以学生权利保障为核心，理应成为教育法律法规修改的一个重要原则。（2）不得与宪法法律抵触原则。教育法律法规，特别是教育部的部门规章不得与宪法以及其它法律相冲突，是一条原则，也是法学领域的常识。贯彻这一原则，是保持我国法律体系协调统一的需要。（3）增加程序性条款。程序合法能够切实保障实体性权利得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同等重要。而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操作性差，从而在实践中产生了管理和处分学生的随意性。在修改中，可参照《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律，对教育管理中的程序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使之细化，从而保证管理和处分的程序公正。 其次，还体现在“立”上。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不够完备，有些领域存在着法律空白。比如考试作弊问题，各学校处罚的依据主要是《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这两个部门规章，而今年有望出台的《考试法》将弥补这一法律缺憾。还有的学者就学生申诉权不能有效保障问题提出应该制定《学生申诉条例》，就申诉条件和范围、申诉的受理部门、申诉处理程序以及不服申诉后的处理结果可提出行政诉讼的范围和期限等事项加以规定。[12] 通过“立”与“修”，使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无论从具体内容上，还是从立法技术上，更加科学、合理，体系上更加完备，使各项教育活动有法可依，实现教育领域的“良法之治”。 （三）依法建章，保证高校校规的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 根据《教育法》及《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校具有办学自主权，有权制定自己的内部规则。校规，是“学校所定的学生必须遵守的规则”[13]，而规则是“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14]，其具有预先设定性、一定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虽不具有法的全部属性，不属于法的范畴，也不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和参照，但作为内部管理规范和自治规则，在合法的前提下，可被认为是对法律规范的一种补充或完善，并对内部成员具有约束力。[15]高校在管理和处分学生时，往往把校规作为直接依据。然而，目前各高校校规存在的问题较多，违背法治精神的现象比比皆是。表现为权利义务设定严重失衡、有些条款与法律法规抵触等，从而成为高校屡屡被学生推上被告席的重要原因。校规校纪是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关于学生权利规定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依法建章。 依法建章，应当遵循法律优先原则，适当适用法律保留原则。所谓法律优先原则，从字面理解是指法律优于行政权，实质是行政应受既存法律的约束，不能与法律相抵触，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行为原则上是可以撤销和可以诉讼的。这一原则应当无条件地适用于学校行政活动的各个方面。[16]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指出：“学校依照国家的授权，有权制定校规、校纪，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但是制定的校规、校纪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由此可见，这一原则已被我国的司法实践所确认。据此，高校制定的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自治规章当属无效。遵循法律优先原则是法律对高校管理的最基本的要求。所谓法律保留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指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应当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来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不得抵触法律。它涵盖了民主政治原则、法治原则和基本权利保障原则。[17]公立学校制定校规校纪等行为是否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传统的理论认为，学校作为公务法人，享有在其公务领域内制定内部章程和规则的权力，这些内部规则对外不具有法的效力。学校可以在没有法律授权之下自行制定内部规则，并可依照内部规则做出处理决定，这些都不必遵循法律保留原则。但20世纪中叶以来，所谓的福利行政、给付行政的领域越来越大，法律保留原则逐渐扩大。学者们认为，如果公立学校制定校规的行为不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就有可能成为“法治国下的一个隙裂”，因此，要将公立学校这一传统上在法律保留原则之外的对象，纳入法律监督之下，减少其利用特别权力关系规避法律的空间。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公立学校应当部分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因为公立学校既不应脱离法治的监督，也不同于行政机关，是一个特殊组织，应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自治特征。因此，公立学校应适用法律保留原则，但不能和行政机关那样完全适用，应当允许公立学校在适当的领域保持特殊性。但是，在公立学校制定校规校纪的时候，究竟哪些领域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哪些领域学校可以自行规定，现在还没有公论。不过在涉及到学生身份的取得及丧失，如退学、开除学籍等，还有一些重要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时，理应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来规定，而不能由校规校纪自己设定。 依法建章，还应当遵循合理性原则。在遵循法律优先原则，适当运用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高校对于学生的管理还存在着大量的自由裁量权空间。高校行使自由裁量权，不仅要合法，还应当受到合理性原则的制约。所谓遵循合理性原则，是指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实施、规则内容、处分标准等均应体现公正合理的法理精神，例如不能因上课迟到而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这实际是对“从严治校”这种管理理念的限制。如果不遵循合理性原则，学校的自由裁量权往往会打着“合法”的旗号而侵犯学生利益。但是在特别权力关系中学校内部管理规章未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项可能不具有可诉性，从而使这种自由裁量权有可能恣意妄为，学生的合理性的权益得不到有效救济和保障。合理性原则应该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得到确认，或者提供一个参考意见，并在校规校纪的制定中得以体现。 在制定校规校纪的方式上，一般都是由学校单方面加以制定，从而使权利义务设定严重失衡。尽管学生没有法定的权利参与校规校纪的制定，但从学校民主管理的角度出发，应当允许学生参与讨论制定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这样可以集思广益，使学生意见和建议能通过正当途径得以表达，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同时，在其实施过程中，会得到学生的尊重和支持，减少阻力，提高学生遵守的自觉性。 在校规校纪的内容上，应当设置明确合理、操作性强的程序条款，遵循正当程序原则。通过正当程序，可以控制管理过程，规范权力的运行秩序，把对学生实体性权利侵犯的危险降到最低。在现实中，学生涉嫌违反校规校纪，经过校方确认，就直接作出处理，中间没有允许学生就事实进行陈述以及申辩的机会，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武断性。对于关系学生重要利益处罚，一般应设置以下程序：学生管理部门对事实的调查取证程序；专门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听取学生陈述和申辩，并作出处罚的程序；处罚的执行等。对于一般的处罚，也要充分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防止权利滥用。不服从处罚的，可向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当然，正当程序不仅包括处罚学生的程序，管理过程中的某些方面也需要设置合理的程序，如学生的评优程序、学生干部的选拔任用程序等。 （四）完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 学生的权利救济属于正当程序的组成部分，应当在教育法律法规中加以规定，相关内容也应在各校的校规中得以体现。之所以单独列出，主要由学生救济性权利的重要性所决定。有权利必有救济，英国法学家韦德（H.W.R.Wade）曾精辟地指出这一点。[18]置言之，没有救济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权利，没有救济也就没有权利。由此可以看出权利救济的重要性。但对于这样重要的问题，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却规定的相当原则和模糊，致使学生的救济性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从法治的角度对学生权利救济制度予以完善和重构，显得十分迫切。 （1）建立校内申诉制度，健全行政申诉制度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运行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法律和规章尽管赋予了学生依法申诉的权利，但却没有规定如何行使的具体程序。为了依法保障学生申诉权利的实现，笔者认为应该建立校内申诉制度，健全行政申诉制度，并把这些制度在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中加以明确规定。 校内申诉制度，就高校学生管理来讲，是指学生因对学校有关职能机构或人员作出的有关处理决定不服，或认为其有关具体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申请学校依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查处理的制度。学校应设立申诉委员会，受理学生的申诉请求。申诉工作程序包括申请审查、受理、直接听取争议双方的意见和理由，进行必要的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依多数意见形成处理意见书，经学校批准后，正式作出申诉处理决定。校内申诉制度作为内部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在公正、合理的前提下，可以有效地把学校有关职能机构或人员与学生的纠纷消化在内部，避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司法的介入，充分维护高校学生管理的秩序性和稳定性。 关于学生的行政申诉制度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学生申诉请求的制度。现实中，教育行政申诉案件被安排在信访部门，申诉也并不必然引起法律程序，致使学生的申诉往往石沉大海。因此，必须对行政申诉的机制和处理程序加以完善。首先，应该加强处理行政申诉相应机构的建设。其次，应明确其受案范围。教育行政申诉的受理范围应该主要包括：学生对学校作出的处理或处分不服的；学生因学校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请求的。最后，对其处理申诉案件的程序加以规范。主要包括：申诉应以书面的形式提出，并附交有关的证据材料。申诉受理审查、申诉处理都应以书面的形式作出决定，通知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并在一定时限内完成。对有关申诉请求，申诉处理机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作出维持、责令限期改正、撤销原处理决定和在管理权限内作出变更的决定。当然，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行政申诉案件，还应该充分尊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某些事项如果超出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应告知学生撤回申诉，选择其他救济途径。 （2）建立教育仲裁制度 教育仲裁制度是指根据教育法律的规定，当学生与高校发生纠纷时，依法向专门设置的教育仲裁机构申请，由教育仲裁委员会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调节、裁决的一系列活动。教育仲裁制度除具有仲裁制度的一般法律特征之外，还具有自身特点，如仲裁机构应设置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内部；仲裁员的组成上应由教育行政部门代表、高校代表、等组成，并聘任教育界人士、法律界人士担任兼职仲裁员，从而保证教育仲裁的专业性和合法性。教育仲裁的受案范围应当与诉讼的受案范围一致。当学生未能或不愿通过申诉解决纠纷时，可以在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之间选择，对仲裁裁决不服仍可以提起诉讼。教育仲裁制度作为学生申诉与诉讼的衔接制度，具有自身的优势，主要表现为：1、有利于及时解决教育纠纷，化解学校与学生的矛盾。 教育纠纷发生后， 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 可以提起教育仲裁，教育仲裁委员会按照及时、有效、公平合法的原则迅速地加以处理。2、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教育仲裁作为教育纠纷诉讼的前置程序，使得一部分教育纠纷案件在仲裁阶段就得以解决， 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节约了诉讼成本。3、有利于充分发挥教育行政机关的职能作用，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依法建立教育仲裁制度，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充分保障学生的诉讼请求权 长期以来，关于高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一直没有厘清，高校与学生的纠纷是否具有可诉性争执不下，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致使实践中各地法院根据各自对现有法律的理解，对于这种纠纷有的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有的却被驳回，学生的诉讼请求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诉讼请求权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通过司法裁判方式支持其主张的权利。司法救济是解决社会冲突与纠纷的最后救济方式、最高救济方式，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保护实体性权利，必须要配置相应的诉权，否则当权利受到侵害而状告无门，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信念都会为之动摇，司法的最高权威也就难以树立。因此，解决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可诉性问题并对诉讼范围加以界定，实现司法权对高校管理的介入，是实现依法治校的当务之急，也是解决大学生权利保护的关键所在。 法院对待高校与学生的纠纷之所以采取审慎的态度，主要在于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顾忌。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赋予了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概念体现了大学自治的原则。“大学自治”传统发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其内涵是指大学可以自主地治理学校的内部有关事务，最大限度地排除外界的干扰和支配。大学自治主要是因为大学事务的专业性、学术性和复杂性，并且只有专家学者才能有能力理解并解决这一领域的问题，“由于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此他们最有资格决定开设哪些科目以及如何讲授。此外，教师还应该决定谁最有资格学习高深学问（招生）、谁已经掌握了知识（考试）并应该获得学位（毕业要求）。”[19]大学自治在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中体现为“特别权利关系”。依据学界通说，特别权力关系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作为特别权力主体的一方当事人总是处于优越地位，有权对相对人实施强制或处罚，而相对一方则处于服从的地位。第二， 相对人义务的不确定。特别权力关系的相对人，其义务是不确定的，只是一种概括性的权力服从关系，权力人只要在达成目的的范围内尽可给予对方相当之义务；第三，有特别规则。不适用法律保留原则，行政主体可以制定特别规则拘束相对人，无须法律授权，即可限制相对人的基本权利。这种限制措施最明显的表现在有关纪律的惩戒权力上，惩戒人可以依据目的取向来决定惩戒的种类及实行的要件，造成双方地位的绝对不平等；第四，缺乏法律救济途径。有关特别权力关系的事项，皆不得提起民事诉讼，亦不得提起行政诉讼，不接受司法审查。 然而，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特别权利关系理论”决不能成为排斥司法审查的理由。否则，在大幅度及广泛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大学当局可以对学生权利甚至其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肆意专断，而学生却得不到法律的救济，不能不说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悲哀。于是，二战后，德国的乌勒教授对“特别权利关系”理论进行了修正。他将特别权力关系划分为“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20]所谓“基础关系”，是指涉及该特别权力关系产生、变更及消灭的事项，例如学生身份资格的取得、丧失等，均属“基础关系”所涉及的事项，可以提起司法救济。所谓“管理关系”，是指为了达到行政目的，权力人所为一切之措施，如学生的考试考核的评定、仪表规范、宿舍规则等等。此类规则措施，视为行政内部的指示，不视为行政决定，故不可提起司法救济。按照这一理论，凡涉及相对公民权利影响较大的基础关系事项，都可以获得法律救济及司法保留的机会，有助于基本人权的保障。而对于相对公民影响较小的的管理事项，不可提起行政诉讼，有助于内部纪律的维持和有效完成行政任务。该理论虽然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但亦有瑕疵，即“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之间的差别不易区分。因此，在乌勒理论的基础上，德国又发展起了“重要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务员及学生在任何情况下均属权利主体，其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应受保障，故凡涉及相对人之基本权利者，无论是秩序行政还是服务行政，均不应排除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该理论实际已对乌勒教授的理论做了大幅修正，即凡涉及“基础关系”的事项，固然应完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及司法救济程序，即使是“管理关系”中的事项，如涉及人权的重要事项也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具体到高校管理来讲，涉及到学生受教育权、平等权以及人格权等基本权利方面的决定，司法机关应该予以审查。 因此，当高校与学生的纠纷涉及到学生身份的取得与丧失以及学生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时，理应得到司法救济，并应该在相应的法律法规中明确加以规定。令人欣慰的是，最高法院针对高校频繁被诉以及师生维权无门的现状作出了积极回应。据《法制日报》披露，最高法院拟出台一项司法解释，将有关高校招生、学历发放、教师资格处理和学生退学等方面的教育纠纷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这将在依法治校进程中起到里程碑的重要作用。 法治的价值是以人为中心和归宿，实质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依法治校，要求高校的学生管理必须以尊重和保护学生权益为核心，努力创造有利于学生发展的环境。在我国正在逐步走向法治社会的今天，衡量高校管理工作好坏与成败的标准，已不仅仅是效率的高低，同时还要看其是否实现对学生的正当权益的维护和保障。高校学生管理必须高扬教育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树立法治精神和维权意识，充分体现对学生的尊重与关怀，从而在高校学生管理中逐步营造尊重权利的浓厚法治氛围，这将有利于学生自由、民主、平等之精神塑造，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培育，有利于教育目标的达成和实现，最终服务于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由此可见，依法治校既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也是“教书育人、以学生为本”教育理念本身的要求。而要真正做到依法治校，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状态，首先必须对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完善，这是根本。其次，应该彻底解决高校与学生权利纠纷的可诉性问题，在充分尊重学术自由和高校自治的前提下，明确界定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实现依法治校、依法管理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促使高校管理者转变教育理念，树立法治信仰，并依法建章，从而把高校管理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使高校管理工作与建设法治社会的步伐协调一致。 学生管理论文:试析高职学生管理工作 论文摘要：随着大学的普遍扩招，专科学校更是炙手可热，由于国家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重视，各地高职院校扩招的同时，也给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难题。本文从学生管理工作出现的诸多问题入手，首先辅导员要充分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重视德育教育，其次要管理与引导并重，要求学生勤奋，守纪，思想积极进步。再次要求学生要重视自身的综合素质提高，发展学生个性，尊重学生的自我特点，因材施教，善于观察学生，发现他们的闪光点，让他们自我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达到社会环境的多元化，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论文关键词：学生管理；高职教育；学生个性 随着大学的普遍扩招，专科学校现在更是炙手可热，蓝领技术工人的短缺，专科学校更是备受关注。由于国家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重视，各地高职院校扩招的同时，也给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难题。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是：一方面职业院校人才供不应求，有一项过硬的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另一方面，绝大部分人认为，职业人才门槛过低，会成为一线的劳动者，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这都给职业院校的教育管理带来的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滞后的管理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国家的发展需求。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则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学院工作的生命线，推行素质教育“一技多能”使教学管理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这样才能不断地优化学生能力，增加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学生管理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管理、引导 学生工作也要紧跟时代的步伐，要与时俱进，应有一些新的技巧，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当代需求。要把学生管理工作做成纯粹的“管理学生”，就是把教育事业推向死胡同。殊不知，青年人大多思想不成熟，涉世未深，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会产生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有一些学生会表现出道德水平低，自私自利，政治观淡薄，缺少法律观念和纪律观念。诸多问题处理不好，则会给学生成长的道路上设置很多障碍，会导致学生的不健康成长。我们培养的人才是要求身心健康，有修养、有素质的新时代大学生。这就要求学生工作者，既要有管理者铁一般的纪律，也要为人师表，体现老师的博大与关爱。众所周知，每一个学生都是有进取心、上进心的，没有人自甘堕落，只是在成长过程中，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塑造出的性格，从而导致了行为习惯的养成，所谓的问题孩子就是这么养成的，并不是学生们的天性，所以作为管理人就要深入的了解学生，成为学生们的贴心朋友，让学生信任你，“亲其师而信其道”从而达到了教育和管理的目的。高职生活学习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是人格和性格完善的阶段，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的成长格外关注。 首先，要尊重学生的主观意向，明确自己的道德准绳和做人方向，才能一碗水端平，不带有色眼镜对待人，在培养自己的道德水准的同时也给学生们做了榜样，及时帮助和教育学生改掉身上的陋习，同时注意方式和方法，让学生更能够容易接受，不伤害到学生的自尊心。如果说音乐能让人心情舒畅，是人类的灵魂，那么教师则是灵魂的工程师，要在心灵上给学生以触动。抓住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动向，加以引导说服教育，发挥教师的领袖魅力，注意言行举止，得到学生的认可，甚至成为你的“粉丝”，就做到了管理与引导并重的教育管理理念。 其次，真诚，老师也要有一颗真诚的心。我们都知道，如果拿一件玩具去给小孩，当小孩接受的时候，你却把手缩了回来，这就会让孩子们产生深深的记忆，从此他就会有戒备心。学生们也是如此。所以说，对待学生一定要诚恳，实事求是，说到做到。要有老师的威严，叫做老师无戏言，对学生奖惩分明。不急功近利，不折腾，给学生一个平和的心境，在遇到问题时才会不慌不忙，游刃有余，更善解人意。 再次，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对于学生违反纪律的行为，在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的时候，首先要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告诫他们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注重培养自身的品德素质，这样才能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其次要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行为还会影响到身边的人，要做到以身作则，要积极的影响他人。学生应该虚心接受导员及老师的批评指正，要以谦逊的态度看待自己。能够协助辅导员及老师、配合同学共同把班级的工作做好这才是一个高职学生应该具有的品德。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这部分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很明显有了好转。 其实在高职院校中，学生们更希望得到辅导员及老师的表扬，尤其是在他们为班级同学做过一些事情，并圆满的完成以后，教师更应该去尊重学生，关爱学生，激励学生。在过去，有一些劣迹的学生在辅导员老师的耐心劝导和帮助下，在全班同学的强烈感召下，他们的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转变，摒弃了旧习，从而使班级的面貌焕然一新。再加上辅导员及老师们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顾，也使学生树立起更强的自信，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学习中。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教师应该做的不仅仅是思考如何去教好学生，而是要想方设法去努力和学生交朋友，真正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教师是神圣的使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关爱是教育的基础，引导是教育的灵魂。作为教师，应该在充分尊重学生人格的基础上，更要不断地发掘每个学生身上的优点，只有这样，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其言传身教将会陪伴学生，在学生的一生中如影随形。 二、严格管理 通过校规，校纪来督促每个学生的行为规范，使学生能够自觉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学生工作管理人员应及时进行疏导工作，应以一颗仁慈，关爱之心去爱护学生，并且在平日教育学生的工作中，随时关注学生的生活，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旨在了解学生的生活状况及个人未来职业规划情况，帮助他们解决成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高职院校就如同一个小社会，学生管理人员应经常向学生介绍社会的当前形势，充分考虑学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学生学习，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帮助他们提高领导能力和多才多艺的能力。同时，应培养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培养他们一定的创造能力，帮助学生建立起合理的知识结构。特别要注意引导学生，把个人成才目标与以后的就业形势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完善自我，进一步坚定扎根博远的信念，爱岗敬业，努力提高专业技能，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才能收获学习所带来的喜悦。 三、建立章制 为了全面地促进学生发展，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应按照现代学生的特点，全面而系统地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学生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样可以使学生进校后就能按照校纪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的行动，选择适合自己的成才方式，促进自身全面发展。同时为了促进学生成才，方便学生就业，使学生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学校还应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了解学生的心理，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以满足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的需要。在学生就读学习期间，学校为其构建了职业技术教育的立交桥：一方面通过套读，使专科学生能够获得专科学历证书；另一方面开通专升本课程，使学生能够享受在校一站式服务，为今后走向社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管理工作体制的优化 学生管理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应把学生的管理放在首要位置。各个部门都应大力协助学生的管理工作，通过紧密配合、统一步调去完成。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学院应着力开展好以下工作：第一，完善机构的建设并提高其组织协调能力。首先应明确学生系统各个部门、各岗位人员的职责、权限关系，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并且能够彼此配合，相互协调，使具体工作能够达到高效率、高质量、无遗漏的完成。第二，与学分制相适应，应分专业、分年级实行辅导员和班主任制度。学院要强化以专业为单位的年级辅导员制度，并且通过班主任的直接管理，进一步增强专业教学之间的融合力度。 五、全面践行素质教育，使每个学生都能成才 作为一所高职院校，教职员工要以饱满的热情和负责的精神一丝不苟地践行素质教育，努力为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适应时代要求的中高级人才。首先，应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不允许教职员工对任何一个学生存有偏见，无论学生的学习成绩优异还是落后，都要本着公平对待、不偏不倚的原则施教。这就要求教职员工对每个学生都进行反复细致的教育，正确引导学生，使之能够发挥潜力，积极进取。并且能够帮助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学业。其次，应对学生的发展要全面的培养，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加以重视和提高，对学生的评价也应始终坚持综合评价。再次，应注重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提倡“让学生主动发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作为学生管理工作人员要善于全面观察分析每一个学生，发现和开发学生潜在的闪光点，因材施教，给学生创造一个自主发展空间，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六、高度重视德育教育 首先，要重视学生的德育工作，可以成立专门的机构和组织专业人员来负责这项工作，也可以通过班主任、辅导员或是全体教职员工，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就可以使学院的德育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可以使广大学生通过教职员工的引导增强社会责任感，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自觉地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次，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不仅可以让学院的素质教育有所提升，也能让学生养成多动手、多实践的好习惯，可以从中学到更多在理论课上学不到的东西，将理论和实践有效的结合起来。另外，还要重视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让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从实践中去感受生活的真谛。所以在教学设计上，教师应该去引导学生把视野投向校外，让学生自己去主宰他们的课余时间，这个时间并不是单纯地让学生放松玩耍，而是学校通过严格的管理，通过教师的积极引导，合理地安排好课外活动的内容以及时间分配。希望学生以此次学习为契机，从思想和行动上提高个人素质，顾全大局，维护集体利益，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好自己应有的作用。 学生管理工作虽然是一个复杂的管理过程，但是管理工作者一定会抓住时机，时刻掌握工作就业的最前沿信息，跟上电网发展的潮流，做真正业务水平过硬的电力工作者，并且会结合书面理论，不断的付诸于时间，在工作中不断的探索，发觉新思路，创造新方法，找出一条既符合学校的发展理念，又对学生有更多帮助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而提高专科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 学生管理论文:关于法治视野下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探析 论文关键词：司法制度 高校学生管理 对策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中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内涵及特点,并依此提出了依法加强高校学生管理的具体措施。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iy具有先i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为我国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更是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繁荣和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全民族思想适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而临着全方位的挑战，在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我们必须重视当前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上存在的法治意识缺位问题，积极探讨法治视野下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构建。 一、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依据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依制定机关和法律效力的等级可划分为先法、教育基本法、单行教育法、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教育法规、教育行政规章等，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先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先法第19条关于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规定是我国教育立法的依据。教育基本法是依据先法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公布实施的调整教育内部、外部相勺_关系的基本法律准则，有人称之为“教育的先法”，即由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单行教育法主要是指依据先法和教育基本法，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并公布实施的调整某类教育或教育的某一方面的教育法规，如《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等。行政法规是指根据先法和法律授权，由国务院制定、批准的法规，如《学位条例祈行实施办法》、《高等教育管理职责祈行规定》等等。地方教育法规是指根据先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授权，由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只在其行政区域内有效的法规，如《安徽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办法》等等。行政规章是指根据先法、法律和国家行政法规的授权，由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祈行实施办法》等等。我国高等学校依据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拥有对学生的管理权。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4条的规定，学生管理是指对学生入学到毕业在校阶段的管理，是对高校学生学习、生活、行为的规范，主要包括学生的学籍管理(入学与注册，成绩考核与记载办法，升级与留、降级，转系、转专业，转学、体学、停学、复学与退学，毕业)、课外活动管理(文娱体育、勤上检学、社会活动)、校园秩序管理、对学生的奖励与处分和对学生的安全管理等。 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不仅是教育界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法学界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同时也是防治高校与学生之间出现法律纠纷的前提。 1.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基本内涵 一是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学校(高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我国教育法中关于学生学籍管理的规定，以及学位管理条例中对高校学位授予权的规定等，都体现了这种性质。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高校代表国家或者说高校受国家的委托，对有关学生教育的事项进行管理。这种法律关系强调的是管理与服从，双方地位是不平等的，是一种纵向的行政管理关系。一是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高等教育是收费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学生自费(国有公办高校学生部分自费)上学、自主择业，学校收取费用、提供服务。通过学费这一媒介，学校与学生之间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学生与学校的法律主体地位是平等的(或趋向平等的)，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当然，在现实的学生管理过程中，有时很难判定某一行为的性质。但是，从理论上讲，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一者是能够分清，也应该分清的，这对于确认学生管理的指份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从行政法律关系讲，高校必须依法行政;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合同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特别是高等院校，不能逃避自身的基本义务。 2.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特点 从高校是教育机构、学生是受教育者来看，高校与学生是教育者与受教育的关系，我国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于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做出了规定;从高校是一种组织系统、学生是其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和地位区别来看，高校与学生又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即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一般由学校的章程和规则加以规范，法律规定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高校与学生的平权型法律关系，也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关系，学生依然承担认可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高等学校有权依据自定规则限制甚至剥夺学生的权利，直至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普通的民事关系，也不是普通的行政关系，而是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特定主体，依法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权力。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的为保证其机构管理职能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是我国法律对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是法律对于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 二、建立高校法治学生管理模式的策略 随着依法治校步伐的加快，传统的大学生管理模式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坚持以人为本，加快高校法治学生管理模式建设，是履待解决的大事。 1.坚持“德法并蓄，宽严并济”的高校学生管理原则 德法并蓄，就是要实现德治和法治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统一。依法管理是学校保持稳定有序的基础和前提，但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却离不开德治的配合。依法加强学生管理，尤其是实施惩罚时，要以教化为前提，即教化在前、惩罚在后。新生入学时，应对新生进行必要的校规校纪教育，要让学生懂得哪此纪律需要遵守，违反要受到何种惩罚，做好这项工作无疑会大大减少学生违纪现象的发生。对受处罚的学生，应耐心细致地做好其思想政治上作，帮助他们寻找错误根源，鼓励他们自觉纠正错误。要通过对违纪学生的处理，进一步强化遵规守纪教育，真正达到惩一做百的效果。 2.不断完善学生管理制度 要搞好法治化学生管理必须建立和充实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以便形成权力法定、公开透明、制度统一、注重程序的大学生法治化管理体系。目前要做好以下儿件上作:一是请求上级有关部门做好教育立法，尽快出台目前高校大学生管理所急需的法律法规，以便指份学校“立法”;一是尽快整理现行的有关大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对有悖于上位法的或相互冲突、抵触的法律法规予以修正，对不符合现行学生管理实际的法律法规予以废止;三是搞好学校“立法”，学校应根据法律授权制定好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学校“立法”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必须遵循统一原则，即规章制度的制定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不得与之相冲突，不得与先法相抵触;一是必须贯彻平等和公正原则，确保学生应有的法律权利和正当利益;三是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即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制定规章制度时要听取学生的意见，使规章制度科学化、合理化、有可操作性。 3.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逐步形成法治化育人环境 尽管大学生法治教育已经进入课堂，然而部分学生“学用分离，重学轻用”，法律意识淡薄，更谈不上用法律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应当大力加强大学生法治教育，使它贯穿于大学生的整个大学学习阶段。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加强他们在学习期间监督督高等学校依法办学的意识，从而有利于高等学校依法办学进程的推进，同时也为大学生打下牢固的法律基础，使其养成良好的学法、守法和用法的习惯，为他们毕业后步入社会发挥不范作用，从而推进整个社会法治化建设的进程奠定基础。 法治化育人环境的构建不仅仅体现在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中，高校学生管理上作人员是否具有法律意识也是法治化学生管理育人环境构建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高校学生管理上作者必须学法、懂法，重视强化自身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不论日常的教育、管理和服务，还是处理学生违纪问题，都要依法行政、依法育人，真正把教育、管理学生与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结合起来，既要严格教育、管理学生，又要尊重和平等对待学生，依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学生管理论文:浅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 以人为本 法制化建设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使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从分析新形势下学校外部环境、学生主体、学校及高等教育改革的现状出发,指出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积极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改革和创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当前,教育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办学主体多元化,高教对象普及化,这对于高校来说是机遇,更是挑战。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高校学生工作也将接受新的挑战。高校教育规模的扩大,在校生数量剧增,加之当代青年思想活跃,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市场经济的重利性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深切感受到,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管理工作难做了。这就要求现行的学生管理工作不能再沿袭过去传统的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管理手段而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进行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一、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学生管理体制面临新考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原来受单一计划经济影响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日益显得僵化,学生管理观念和教育手段的落后日益凸显,难以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校扩招,使得学生管理的内容与日俱增,高校学生管理面临一系列的转变。譬如,学生工作的部分管理职能正在向服务职能转变;大学生就业已由有计划分配向自主择业转变;固定学制正在向弹性学制转变;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由原来的发放助学金、困难补助向助学贷款和勤工助学转变等等,这一系列转变都需要有新的、系统的学生管理理念和方式来保证实施,而目前与之相适应的机制和办法尚未完全形成。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日益增强,原有的学生教育管理单一模式已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1]因此,要增强学生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必须改革原管理模式,建立起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新体制。 (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给学生管理带来新的问题 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乃至思想观念发生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网络正极大地改变着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甚至是语言习惯。对学生工作而言,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阵地和领域,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网络也给传统学生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1]首先,网络信息的快捷性、丰富性和开放性特点,使得从学校获取知识的权威性受到怀疑。在网络普及的社会条件下,大学生能够借助网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捷地获取信息,而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和有关干部教师在获取信息的渠道、时间、数量上已不占明显优势。 数量巨大的网络信息,“淹没”了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尤其是凶杀、色情等不健康信息的冲击,使学校教育者所要传达给学生的信息很难在学生头脑中沉淀,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其次,网络的虚拟性、隐蔽性使得网络成为有害信息的孳生地和传播地。一部分人利用信息技术参与社会政治,一些虚假、不健康甚至反动的信息污染了学生思想教育的环境,使得大学生难以判别和抵御,有的上当受骗,还有的沉溺于网上虚拟世界不能自拔,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三)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之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思想、文化在交流中融合、碰撞。在全球化趋势下,国内高校在与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交流与竞争中,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育方式、教育产业等都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必然与世界先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接轨,带来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全球一体化使得文化交流渠道空前广泛和频繁,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和“弱化”的手段、途径更加多样,开放条件下的交流使得外来文化、外来习俗和观念的影响日渐增多,如何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中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树立健康正确的文化心态,都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 (四)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的实施使学生教育管理面临新的变革 目前,全国各高校普遍实施了学分制。在学分制下,学生管理打破了学年制整齐划一的教学管理模式,学生专业班级观念淡化,形成了以课程为纽带的、多变的听课群,使不同专业甚至不同学校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学生管理工作不仅局限于本专业学生,而且还要管理选修课程形成的其它专业或其它学校的学生。同时,学生管理除了对学生进行教学和思想生活管理外,还需指导学生选课,帮助学生构造合理的学科知识结构,并要求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由定向学习变为自主选择性学习,学生管理工作由学年制下的指令性管理变为指导性管理。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学生管理工作必须寻找和构建新的“平台”。 (五)高校后勤社会化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新的问题 高校后勤社会化,实际上是建立一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实现了高校后勤社会化。高校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开放学校市场,允许社会上的人员、资金、技术、设备开发校内市场,这些经营者进入高校市场的主要目的是盈利,而学生在缴纳各种费用的同时也树立了教育投资意识,对学校教学生活条件有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就使二者容易产生矛盾。比如,学生宿舍管理实行公寓化管理后,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班级的学生混合居住,就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以前按班级,院系管理的模式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探索新的学生管理模式将是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二、以人为本、依法治校,推进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改革 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具体落实到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就是“以学生为本”,就是着眼于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从学生需要出发,改变传统的学校与学生处于管理和被管理的对立格局,适应高校发展要求,变管理学生为服务学生,通过转变角色,来应对学生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一)转变管理理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 创新高校学生管理,最重要的是转变学生管理理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变管理为服务。 首先,要树立服务意识,传统的大学办学理念强调的是对大学生进行严格规范的管理,学校各部门扮演的是管理者的角色,这往往导致学生情绪上的对立。因此,要改变过去把学生管理工作看成“管理学生”的错误认识。学生管理部门要培养“以学生为本”的服务意识,一切为学生利益着想,了解学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学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次,要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根据“依法治校、科学管理”的要求,一方面,明确地告诉学生,他们在学校里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在充分享有权利的同时不能忽视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对学生的合法权益要予以维护,针对学生的决定,要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处分恰当,学生对学校的处理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诉权,学校要有明确的程序予以保证。 (二)发挥学生主体能动性,变被动管理为自我管理 做好学生管理工作,在工作中要注意调动好学生自身参与管理的积极性,让学生积极参与学生管理工作,改变学生在学生管理工作中从属和被动的地位,不单纯地把学生看作是教育管理的客体,以利于消除大学生对于被管理的逆反心理,实现大学生的自我管理。以往,高校一般实行在学生工作处直接领导下的、以辅导员为中心的绝对的学生管理方式,使学生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模式中,学生管理工作常出现管理不到位和管理滞后的现象。针对于此,学生管理中宜推行以学生工作处指导下的、以辅导员、班主任为调节、以学生自治为中心的相对的学生管理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学生本身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学生在这种角色转换中大大提高了自我管理能力,在学习知识的同时锻炼了自己,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也明显增强。 (三)依法治校,建立一套科学、规范、完善的学生工作制度 高教改革的迅猛发展,大学越来越成为没有“围墙”的校园,大学生个体之间、个体与学校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迫切要求学生工作运用法律和规章制度调节规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新时期的学生管理工作应树立依法治校、制度管理的意识。[2]现在,学生工作制度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不完整、不健全,在学生教育和管理的全过程中仍有许多空白点,以至于无章可循,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二是临时性、应急性的“通知、办法”与规章制度并存,朝令夕改,制度的严肃性、连续性和持久性不能保证;三是由于规章制度本身不严密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规章制度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依法治校、依法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是高等教育的任务,也是高校学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因此,建立科学、规范、完整的学生工作规章制度是学生工作的需要。高校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依据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完整的、可操作性强的程序、步骤和规章制度,并以此规范学生的行为,行使有效的管理。当前,要特别针对高校后勤工作社会化的现状,进一步明确各方面关系,不能仍由学校单独履行学生管理的义务和使用管理学生的权力,参与学校后勤管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理应享有学生管理的权利和承担学生管理的义务。要在高校、社会职能部门、承担后勤工作的单位或个人、学生以及家庭之间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或进行立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界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做到责、权、利分明,便于相互之间进行充分、有效的协调,从而依法依规对学生进行管理。 (四)加强学生工作队伍的法制化建设 中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一直十分突出教师的主导与主体地位,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使得部分学生管理工作者法律意识淡漠,较少从法律角度认真思考学校与学生的关系,较少用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管理学生,导致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都以学校和管理者为主体,势必造成对学生权利的漠视。要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必须要有一支具有法律意识和素质的较高水平的学生管理队伍,培养一批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道德修养较好的学生管理队伍。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担负着在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并对大学生的在校行为进行监督和引导。他们是具有服务意识的新型管理者,如果仍旧按照过去的思维开展工作,必然无法面对新局面呈现出的新问题。因此,高校学生管理者应当转变固有观念,客观地看待学生的思想变化。高校要通过举办法制讲座特别是教育法制讲座、督促学生管理工作者自学等方式,培养学生工作者依法育人、管理的正规化、法制化意识,尤其是民主思想,平等观念,公正精神,法律观念等,从而自觉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言行,通过正当程序开展学生工作,规范权力运行秩序,保证管理行为的高效和权威,实现大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平等和合法权利的实现。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一个过程。随着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不断落实,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虽然面临挑战和压力,但只要转变观念主动出击,树立法治观念,以充分的法律准备和信心迎接挑战,就能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另外还必须做好辅导员、班主任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工作,要严把“入口关”。高校要从思想认识上彻底转变过去那种“无需选择”的观念,不断把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和优秀毕业生充实到学生工作队伍中来,学校应有切实的措施和有效的机制,为他们提供再学习的机会,加强和重视对他们的培养和提高。[2] 总言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作为高校学生工作管理者,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用与时俱进的管理理念,加强理论研究,拓展工作思路,努力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前高校学生管理的新方法来,在工作内容上由“理论说服管理约束”向“教育指导、服务引导”转变,把学生管理工作重点转移到培养学生能力,提高学生素质上来,为学生成才提供必要的服务。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合格、品德高尚、专业过硬、素质优良、遵纪守法、意志坚强、全面发展、奋发向上的21世纪的合格大学生,使他们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治安管理论文: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探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5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可以调解处理。这从法律上规定了,公安机关在行使治安处罚同时,可以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造成损失或伤害的赔偿部分进行调解处理。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存在着久调不结和在程序上做法不够规范情形,常给人民法院审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带来困惑。笔者想结合审判实践,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认定、法院受理条件和责任认定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看法。 一、关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认定问题。 从《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上看,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以下称治安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有两种情况,一种涉及到财产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另一种涉及到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对诉讼时效期间计算本身而言笔者没有异议,但是在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时,应如何计算和确认诉讼时效中断期间,正是笔者要提出来探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安机关对治安案件涉及赔偿部分常常久调不结,也不宣告调解终结,或者没有做出裁决。在这种情况,当事人往往又向人民法院起诉。造成法院难以确定其行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4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处达不成协助议,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这就明确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起算时间,既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请求时,诉讼时效开始中断;但是,对诉讼时效中断的终止时间的规定,就相当含糊了,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可以是第一次,也可以是多次之后,从该规定上看,无法确定调处达不成协议具体时间。因而,在审理治安民事赔偿案件中,给法院计算和确认诉讼时效中断时间带来因难。实践中,不易于操作。由于《治安处罚条例》对公安机关调处治安民事赔偿案件的期限没有做出规定,其他法律、法规对公安机关多次调解达不成协议,如何计算诉讼时效也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就必然造成了法院在具体操作中无从认定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起始时间问题。从适应审判需要出发,有关部门对此应早日作为规定,为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提供法律依据。因此,笔者建议,公安机关应当比照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程序做法,对治安赔偿案件进行调处。即公安机关对治安民事赔偿案件在立案之日起45日内进行调处,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必须在规定结案期内做出裁决或者宣告调解终结,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诉讼期限。这样可以解决诉讼时效中断期间计算和确认问题,不影响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 二、关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法院受理条件问题。 由于民间纠纷引发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机关可以对治安部分依照程度上进行处罚,尚能容易做到。但对损失或伤害赔偿部分常有久调不结现象,表现在人为地将案子长时间搁浅一边,不告知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或者虽有告知,也不规范,而且该类案件当事人又不愿向法院起诉,这就造成了给当事人认为,案件已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只有找公安机关解决的假象。实践中,受害人欲寻求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存在举证困难,法院即使受理了,也较难打赢官司。所以,当事人只好长时间找公安机关要求解决问题,直至最后向法院起诉为止,才获新的认识。同时,法院对这类案件的事实查清、责任认定也存在困难,这就造成法院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出现了法院与公安机关相互推诿现象发生,导致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产生该弊端其实质原因在于: 1、公安机关执法程序上不规范,对外履行法律手续不完备。公安机关对治安、赔偿双重性质案件的调处与交通警察对交通事故的处理存在着程序上差别,前者程序上不规范,没有统一规定,执法随意性较强,其对外履行法律手续也不完备,主要体现在公安机关久调不结,不受期限限制,没有宣告调解终结或者宣告调解终结不规范,不告知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权利等。后者在执法程序上已经形成规范,履行法律手续也较完备,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强。 2、立案管辖界限不明确,导致法院和公安机关相互推诿。公安机关在尽了调处努力后,一般都将该类案件推给法院,而法院又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又将之推回给公安机关,造成相互推诿现象。现实中,存在这种现象,在案件发案后,受害人首先向公安机关报告要求处理,而公安机关则要求受害人先作法医鉴定,法医鉴定结论作出以后,对于构成轻微伤或轻伤的案件,公安机关难予调处时,便将案件推给法院。而法院对此类案件审理难度大,便借公安机关在程序上做法不规范弊端,又推回公安。双方就立案管辖界限发生争执。从而,导致失去有利的取证条件,使本来可以顺利解决的案件变得复杂化起来。 3、该类案件处理难度较大。由于这类案件往往事发民间纠纷,处理不好,会带来不好的社会效果。同时,这类案件的受害人和致害人双方之间对立情绪很大,在司法机关处理时,一方或者双方往往找关系,托人情,甚至出伪证,为处理案件设置障碍,使调查取证十分困难,容易导致错案的发生,办案人员大多不愿受理此类案件,更不愿意承担错案的责任。 因而,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机关应当比照交警处理交通事故程序做法进行调处。首先对打架斗殴或即损害他人财物现场进行处理,然后查明事实,认定责任,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进行治安处罚,最后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应在立案之后45日内宣告调解终结,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限。只有规定公安机关对该类案件调处比照交警调处程序做法,才能给法院审理该类案件时提供事实依据,避免错案发生。因此,当事人就该类案件向人民法院起诉,除提供诉状外,还应当提交公安机关制作的调解书、调解终结 书或无法认定该纠纷为哪一方过错责任的结论。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予受理。除此之外,法院可以不予受理。这样法院可以对事实不清的案件不进行审理,从一定程序上,可以避免了错案发生。因此,法院限制对治安民事赔偿案件的受理是必要的、确实的、可行的。 三、关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责任认定问题。 在解决和规范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造成损失或伤害案件调处程序做法时,法院就不难对治安民事赔偿案件责任进行认定,其主要依据是以公安机关对责任的认定为前提,通过开庭审理,进一步查明造成损失或伤害的事实、原因。然后,根据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造成损失或伤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以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造成损失或伤害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所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受理该类案件后,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定案依据。它可以不受公安机关对责任认定的限制。 在审理治安民事赔偿案件中,我们可以把责任认定,划分为四种,即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当事人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其行为与造成损失或伤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应采用过错归责原则,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虽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行为与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上述的因果关系,我们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区别对待以下三种情况: 1、一方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造成损失或伤害的,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一方应当负全部赔偿责任;其他方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虽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行为与结果无因果关系,则不应负赔偿责任。 2、两方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均造成对方损失或伤害,给损害结果造成严重的一方,应负主要责任,反之,另一方则负次要责任。 3、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造成损失或伤害中,结果相同,作用相当,两方负同等责任。 在遵守上述责任认定原则同时,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情况: 1、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共同造成损失或伤害的,应根据各自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造成或伤害作用大小、损害结果,来划分责任。 2、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打架斗殴造成损失或伤害现场,毁灭证据,使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全部责任。 3、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损害责任无法认定的,视情况承担责任。 4、当事人各方均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损害责任无法认定的,应采用混合过错原则,责令他们承担相应责任。 此外,双方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责任,法律规定要承担责任的,我们在认定责任时,则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法律没规定要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我们在审理时,可以根据据实际情况和公平原则,酌情由当事人分担责任。 治安管理论文: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探讨 罗朝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5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可以调解处理。这从法律上规定了，公安机关在行使治安处罚同时，可以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造成损失或伤害的赔偿部分进行调解处理。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存在着久调不结和在程序上做法不够规范情形，常给人民法院审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带来困惑。笔者想结合审判实践，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认定、法院受理条件和责任认定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看法。 一、关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认定问题。 从《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上看，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以下称治安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有两种情况，一种涉及到财产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另一种涉及到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对诉讼时效期间计算本身而言笔者没有异议，但是在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时，应如何计算和确认诉讼时效中断期间，正是笔者要提出来探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安机关对治安案件涉及赔偿部分常常久调不结，也不宣告调解终结，或者没有做出裁决。在这种情况，当事人往往又向人民法院起诉。造成法院难以确定其行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4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处达不成协助议，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这就明确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起算时间，既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请求时，诉讼时效开始中断；但是，对诉讼时效中断的终止时间的规定，就相当含糊了，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可以是第一次，也可以是多次之后，从该规定上看，无法确定调处达不成协议具体时间。因而，在审理治安民事赔偿案件中，给法院计算和确认诉讼时效中断时间带来因难。实践中，不易于操作。由于《治安处罚条例》对公安机关调处治安民事赔偿案件的期限没有做出规定，其他法律、法规对公安机关多次调解达不成协议，如何计算诉讼时效也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就必然造成了法院在具体操作中无从认定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起始时间问题。从适应审判需要出发，有关部门对此应早日作为规定，为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提供法律依据。因此，笔者建议，公安机关应当比照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程序做法，对治安赔偿案件进行调处。即公安机关对治安民事赔偿案件在立案之日起45日内进行调处，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必须在规定结案期内做出裁决或者宣告调解终结，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诉讼期限。这样可以解决诉讼时效中断期间计算和确认问题，不影响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 二、关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法院受理条件问题。 由于民间纠纷引发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机关可以对治安部分依照程度上进行处罚，尚能容易做到。但对损失或伤害赔偿部分常有久调不结现象，表现在人为地将案子长时间搁浅一边，不告知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或者虽有告知，也不规范，而且该类案件当事人又不愿向法院起诉，这就造成了给当事人认为，案件已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只有找公安机关解决的假象。实践中，受害人欲寻求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存在举证困难，法院即使受理了，也较难打赢官司。所以，当事人只好长时间找公安机关要求解决问题，直至最后向法院起诉为止，才获新的认识。同时，法院对这类案件的事实查清、责任认定也存在困难，这就造成法院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出现了法院与公安机关相互推诿现象发生，导致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产生该弊端其实质原因在于： 1、公安机关执法程序上不规范，对外履行法律手续不完备。公安机关对治安、赔偿双重性质案件的调处与交通警察对交通事故的处理存在着程序上差别，前者程序上不规范，没有统一规定，执法随意性较强，其对外履行法律手续也不完备，主要体现在公安机关久调不结，不受期限限制，没有宣告调解终结或者宣告调解终结不规范，不告知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权利等。后者在执法程序上已经形成规范，履行法律手续也较完备，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强。 2、立案管辖界限不明确，导致法院和公安机关相互推诿。公安机关在尽了调处努力后，一般都将该类案件推给法院，而法院又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又将之推回给公安机关，造成相互推诿现象。现实中，存在这种现象，在案件发案后，受害人首先向公安机关报告要求处理，而公安机关则要求受害人先作法医鉴定，法医鉴定结论作出以后，对于构成轻微伤或轻伤的案件，！公安机关难予调处时，便将案件推给法院。而法院对此类案件审理难度大，便借公安机关在程序上做法不规范弊端，又推回公安。双方就立案管辖界限发生争执。从而，导致失去有利的取证条件，使本来可以顺利解决的案件变得复杂化起来。 3、该类案件处理难度较大。由于这类案件往往事发民间纠纷，处理不好，会带来不好的社会效果。同时，这类案件的受害人和致害人双方之间对立情绪很大，在司法机关处理时，一方或者双方往往找关系，托人情，甚至出伪证，为处理案件设置障碍，使调查取证十分困难，容易导致错案的发生，办案人员大多不愿受理此类案件，更不愿意承担错案的责任。 因而，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机关应当比照交警处理交通事故程序做法进行调处。首先对打架斗殴或即损害他人财物现场进行处理，然后查明事实，认定责任，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进行治安处罚，最后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应在立案之后45日内宣告调解终结，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限。只有规定公安机关对该类案件调处比照交警调处程序做法，才能给法院审理该类案件时提供事实依据，避免错案发生。因此，当事人就该类案件向人民法院起诉，除提供诉状外，还应当提交公安机关 制作的调解书、调解终结书或无法认定该纠纷为哪一方过错责任的结论。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予受理。除此之外，法院可以不予受理。这样法院可以对事实不清的案件不进行审理，从一定程序上，可以避免了错案发生。因此，法院限制对治安民事赔偿案件的受理是必要的、确实的、可行的。 三、关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责任认定问题。 在解决和规范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造成损失或伤害案件调处程序做法时，法院就不难对治安民事赔偿案件责任进行认定，其主要依据是以公安机关对责任的认定为前提，通过开庭审理，进一步查明造成损失或伤害的事实、原因。然后，根据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造成损失或伤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以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造成损失或伤害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所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受理该类案件后，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定案依据。它可以不受公安机关对责任认定的限制。 在审理治安民事赔偿案件中，我们可以把责任认定，划分为四种，即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当事人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其行为与造成损失或伤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应采用过错归责原则，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虽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行为与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上述的因果关系，我们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区别对待以下三种情况： 1、一方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造成损失或伤害的，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一方应当负全部赔偿责任；其他方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虽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行为与结果无因果关系，则不应负赔偿责任。 2、两方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均造成对方损失或伤害，给损害结果造成严重的一方，应负主要责任，反之，另一方则负次要责任。 3、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造成损失或伤害中，结果相同，作用相当，两方负同等责任。 在遵守上述责任认定原则同时，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情况： 1、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共同造成损失或伤害的，应根据各自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造成或伤害作用大小、损害结果，来划分责任。 2、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打架斗殴造成损失或伤害现场，毁灭证据，使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全部责任。 3、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损害责任无法认定的，视情况承担责任。 4、当事人各方均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损害责任无法认定的，应采用混合过错原则，责令他们承担相应责任。 此外，双方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责任，法律规定要承担责任的，我们在认定责任时，则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法律没规定要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我们在审理时，可以根据据实际情况和公平原则，酌情由当事人分担责任。 治安管理论文:治安管理领域行政强制措施辨析 摘要：通常所言的“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法学体系中指的是“行政强制”，是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居于同一层面上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其适用目的为标准，可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即时性强制措施和执行性强制措施。以其调整的内容为标准，可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人身方面的强制措施、财产方面的强制措施和对经营活动(行为)方面的强制措施。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滥用现状 一、目前公安实践领域中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存在的问题 (一)学理上对行政强制措施含义的理解 通常所言的“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法学体系中指的是“行政强制”，是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居于同一层面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1、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和特征。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为了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通过依法采取强制手段迫使拒不履行行政义务的相对人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或者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需要，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采取紧急的即时性强制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总称。 (1)行政强制措施的主体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适用行政强制措施的主体，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都必须由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其本身没有直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权力的情况下，它们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实施强制。 (2)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是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行政相对人或危及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行政相对人。行政强制措施并非适用所有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相对人，但相对人必须是违反了特定的法律、法规，符合适用行政强制措施的条件。 (3)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保障法定义务的彻底实现或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其目的多在于控制，一般不具有惩罚性。 (4)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性质是一种具有可诉性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措施属单方行政行为，由行政主体单方面作出，无需相对方同意。但相对方不服行政强制措施，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理论分类： 公安行政管理涉及治安秩序管理、出入境管理、户政管理、消防管理等方面的业务内容，这些管理业务都涉及行政强制，但本文重点谈治安秩序管理中的行政强制措施。 1、以其适用目的为标准，可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即时性强制措施和执行性强制措施。即时性强制措施简单地说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法律赋予特定行政机关的一种紧急处置权。其目的在于预防某些情况的发生或者制止某种危害行为。即时性强制措施的主要特征是具有紧迫性，行政处理和执行同步，相对方必须无条件执行，即先执行后争讼，这一特征区别于行政强制执行。即时性强制措施包括强制带离现场、盘查、约束、扣留、收容审查，使用警械和武器等。 执行性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为了保证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主体本身作出的行政决定所确定的行政相对方的义务的实现，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迫使拒不履行相应义务的相对方履行义务或通过其他法定方式使相应义务得以实现。执行性强制措施包括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扣缴、抵缴等直接强制执行措施和代履行、执行罚等间接强制执行措施。 直接强制，是指在采用代执行、执行罚等间接手段不能达到执行目的，或无法采用间接手段时，执行主体可依法对义务人的人身或财产直接实施强制，迫使其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强制执行方法。直接强制是一种实力较强的强制方式，因此其运用在不违背现行立法规定之外，还必须坚持一定的合理度。 代履行，又叫代执行，是指义务人不履行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或者行政行为所确定的可代替作为义务，由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或第三人代为履行，并向义务人征收必要费用的行政强制执行方法。 执行罚是指有关行政主体在相对人逾期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对相对人处以财产上新的制裁，以迫使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执行罚是多数国家均采用的一种强制执行手段。 2、以其调整的内容为标准，可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人身方面的强制措施、财产方面的强制措施和对经营活动(行为)方面的强制措施。 对人身方面的强制措施包括：责令严加管教、责令严加看管和治疗、约束、责令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强制带离现场、责令停止活动立即疏散、收容教育、收容审查、强制戒毒、强制性教育措施(劳动教养)、强制传唤等。对财产方面的强制措施包括：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扣缴、收缴、追缴、强制铲除等。对经营活动方面的强制措施包括：责令改正、取缔。 (三)法理上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位 具体行政行为的种类繁多，理论上的归纳一般包括如下：行政征收、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监督、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裁决。 行政强制措施在一定情况下是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如预防性、制止性的行政强制措施大多数如此。但在多数情况下，行政强制措施是从属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执行性的行政强制措施大多数是从属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另外，个别的行政强制措施既可以是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能成为从属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如盘问、收审等。 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属于行政强制的范畴，而应属于司法强制。也有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实质上是行政权的延伸，故应归人行政强制的范畴。 (四)实践中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误区 通过调查发现，实践中很多人搞不清什么是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不分。实际上，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区别主要体现这些方面： 1、性质不同。行政处罚是对行政违法行为的事后制裁，是一种最终的处理结果，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改变。而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它既不是最终的处理行为，也不是制裁，适用过程中只要达到行政目的，行政强制措施即可解除。 2、目的不同。行政处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惩戒行政违法行为，使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以教育其遵守法律。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或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或继续，以及促使被强制人履行法定义务。 3、法律后果不同。行政处罚是为了最终制裁相对方的违法行为，因而在处罚内容上主要表现为课以或增加相对方的义务。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是为了保障行政执法的目的得以实现，其本身不给相对方课以或增加义务。 4、适用的频率不同。行政处罚适用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即一事一罚或一次性处罚，不能对同一事多次进行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可以适用一次，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对同一相对方持续适用，直至达到行政目的。 5、诉讼结果不完全相同。行政强制措施是羁束的行政行为，诉讼中对违法或适用不当的，人民法院只能判决撤消。部分行政处罚行为是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对其中显失公正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 此外，二者实施的对象也不尽相同。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违法的行为人，而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不一定是违法的。 二、公安实践中运用行政强制措施存在的滥用现状问题分析 (一)滥用现状问题之———程序问题。这一问题的主要表现是不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不规范、任意实施。造成此类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立法滞后，立法不健全，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过于分散。二是程序意识差，权力意识太强。 行政强制措施的一般程序，是指实施各类行政强制措施都应遵循的程序规定。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给予相对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除当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外，事前须经行政主体负责人批准，然后，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等等。在对财物实施查封、扣押时，行政人必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并当场交付当事人查封、扣押决定书。当场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查封、扣押清单，并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补办查封、扣押决定书，送达当事人。行政机关发现当事人的财物已被其他国家机关依法查封的，不得重复查封。 冻结存款应当由特别法规定的行政主体作出决定，并且不得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作出该决定。行政主体冻结存款应当书面通知金融机构。 (二)滥用现状问题之二——比例原则的问题。现代行政法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国家权力(包括警察权)的行使保持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特别是在法律不得不给执法者留有相当的自由空间之时，如何才能保证强制权的行使是适度的，不会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不会采取总成本高于总利益的行为。在大陆法中，这项任务是通过对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衡量来实现的，也就是借助比例原则来进行有效的控制。 比例原则源于19世纪德国的警察法学，其最初的含义是指警察权力的行使只有在必要时才能限制人民的权利，也即警察在对人民做出任何不利之处分时，都必须以侵犯人民权利最小的方式为之。所以，比例原则在行政法学上又被称为“最小侵害原则”。于是，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来进行。比例原则在台湾地区行政法中，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已经较多的见诸于行政法的规定。 (三)滥用现状问题之三——混用问题。这一问题体现在没收与收缴不分、收缴与追缴不分、传唤与盘查混用等问题上。实际上这些强制措施在性质、适用对象、表现形式等方面并不相同。 治安管理论文:试析以打促建，进一步完善专业市场的治安管理和经营监管体系建设 论文摘要 专业市场是荔湾地区商业贸易的传统品牌，在市场繁荣的背后，存在着治安秩序混乱、刑事案件多发的隐忧。在2011年至2012年第一季度审查批准逮捕的案件中，发生在区内各专业市场的案件共138件181人。其中，2012年第一季度批捕23件26人，同比上升43.8%和30%。如何创新专业市场的管理机制，预防和减少刑事犯罪，是司法机关、政府职能部门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论文关键词 专业市场 商业贸易 刑事犯罪 一、专业市场治安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盗窃等侵犯财产犯罪比较突出 从批捕的专业市场案件看，盗窃案共90件100人，占总数的65.2%和55.3%；抢夺、抢劫、诈骗（含合同诈骗）案共16件18人。这些侵财案件的特点：一是作案对象主要是专业批发市场商铺经营者及其顾客，包括盗窃存放、运送过程中的批发商品和档口内、顾客身上的现金及贵重物品，当中尤以发生在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环市西、站前皮具、鞋材、服装批发市场的盗窃案较为突出。二是案发地段集中在场内人流、物流集中的经营区域，有部分案件则发生在市场公共、配套区域，包括电梯、门口、停车场等地。三是案发时间多数是营业的高峰期，乘商户繁忙之机下手作案，一些甚至连续多次落手盗窃。而少数案件则发生在临近关门至夜间，这类案件多为抢夺和抢劫案件。四是部分侵财案件是熟人作案，犯罪分子利用熟悉人员、环境等便利条件盗取财物，个别犯罪分子本身就是商户内部人员。有的案件则是财物所有人轻信他人、误中圈套被熟客诈骗财物。 （二）黑恶势力有组织地争夺市场利益 专业市场发生的案件中已经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踪迹，上述时段批捕的市场发案中，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2宗。此外，有组织的黑恶势力为争夺专业市场的经济利益，不惜以犯罪手段来实现其目的，对市场管理、乃至社会秩序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三）部分市场存在欺行霸市行为 故意伤害（含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是专业市场案件中比较突出的犯罪，共批捕11件31人居于第二位。一些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犯罪行为背后隐藏着欺行霸市活动。 （四）假冒注册商标等不法经营活动屡禁不止 售假、销赃等违法经营行为是专业批发市场的老大难问题，上述批捕的案件中，涉嫌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共2件3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共3件5人，反映出专业市场的个别商户违规营商、非法经营现象依然存在。 （五）贩毒、赌博等犯罪分子以市场作掩护从事犯罪活动 批捕的专业市场案件中，涉嫌贩卖的6件6人、涉嫌赌博的1件1人。贩毒分子是利用专业批发市场人员流动性大的特点，在市场公共场所，如楼梯间、消防通道、洗手间等地进行交易。赌博案件则发生在生意相对冷清、较为隐蔽的市场档位。 （六）纠纷化解不善引发刑事案件 由债务、侵权等民事纠纷激化起刑事犯罪是专业市场管理中不能忽视的问题，这类案件包括妨害公务、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当事人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矛盾，没有通过理性手段及时妥善解决纠纷，而用升级矛盾、甚至暴力等方法处理问题，从而引发这类刑事犯罪行为。此外，专业市场周边地区无证经营、非法营运突出，行政执法部门在履行职能过程中常遇到当事人抗拒，一些不法之徒甚至聚众暴力抗法，演变成群众性事件。 二、专业市场管理难点的症结所在 （一）专业市场传统管理手段在经营监管上遇到瓶颈 专业市场内大小商铺成百上千，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面对无限商机，各种经济主体积极介入是必然的。而专业市场的经营模式一直都是市场招租、档主自营，市场的业主、管理方不管具体经营，经营者有独立的自主经营空间。同时，参与主体进入市场经营的门槛较低，甚至是不设限，使得专业市场鱼龙混杂，一些黑恶势力、不法之徒乘机介入其中谋取利益，导致各种刑事案件多发显而易见。 （二）专业市场的经营环境让侵财犯罪有机可乘 一是人流密集。市场内每日流动的客商、流转的商品和资金难计其数，不少经营场所内的平方人流量远高于其他公共场所，这就为盗窃、扒窃犯罪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商户应接不暇。不少商铺只有一两名店员看档，繁忙时只顾招呼客人、推介商品，而疏于看管店内及自身财物。三是物流管理混乱。批发的商品及其包装外观没有明显的区分标记，贮存、转运过程时常混放，商品进出营业场地没有查验，为盗窃批发商品并转移赃物提供了方便。四是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商户风险防范的意识不强，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不够重视，在经营中容易被盗、被骗，案发后也认为财物价值不高、无法追偿而不及时报案。 （三）市场监管制度不落实、管理存在漏洞 部分专业批发市场自身管理混乱，物业管理存在漏洞，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监管责任不到位。一是物业管理力量不足，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综合素质有待加强，在预防、打击场内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制度建设、人员和设备投入不够，是盗窃等侵财犯罪多发的不可忽视因素。二是在用电、防火管理上松懈，对自身及有关商户装修施工方案、专业人员资格等不作审查，把关不严，以致发生失火等责任事故。三是日常管理放任自流，以租代管，致使一些商铺存在非法经销假冒伪劣产品、违禁物品、收购销售赃物等违法经营现象。四是对经营竞争不作引导，对场内的不正当竞争苗头，不及时制止、疏导，视而不见，让其壮大为黑恶势力，滋生欺行霸市行为。 （四）商户的守法经营、规范经营意识有待加强 由于专业批发市场的准入门槛较低，经济活动主体以个体经营者和民营企业居多，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不高、法制观念淡薄、守法经营和诚信经营意识欠缺等问题，个别经营者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惜违法经营。此外，为数众多的商户及其从业人员由外来人员组成，一些外来人员以乡籍、亲情“抱团”经营，在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中，容易逐渐发展成欺行霸市行为，甚至壮大成黑恶势力。 （五）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存在薄弱环节 一是专业批发市场一直存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重叠，但又缺乏统筹，责任不清晰等管理问题。二是专业批发市场及其周边地区的基础建设有待完善，市区的专业市场附近马路、街道狭窄、拥堵，城郊结合部的专业市场公共配套服务不足，无牌经营、非法营运屡禁不绝，商品流转不畅，令一些犯罪活动有可乘之机。三是对社会治安动态的掌握未够全面，未能及时发现事态苗头，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尚需加强。四是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资源仍有欠缺，基层执法部门面临人力少、任务多的困难，投入到专业市场查禁违法经营、预防与打击违法犯罪的力量未能完全应付需求。 （六）基层社区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不足 一些案件之所以会因经济活动纠纷而演变为刑事犯罪案件，其原因一方面是民事、经济活动主体出现纠纷后，没有寻求司法、行政等合法途径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法外手段、激化矛盾等方式处理；另一方面，基层社区、专业市场内化解社会矛盾的力量薄弱，未能帮助出现纠纷的企业、商户将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律监督的触角有需要深入延伸至专业市场和基层社区。 三、创新和加强专业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的建议 （一）贯彻“三打两建”工作部署，全面加强专业批发市场管理 建议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贯彻“三打两建”工作部署，净化市场环境、规范经营秩序的专业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一是公安、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强对专业市场的日常巡查，对已经发生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的经营场所进行重点督促检查，及时打击犯罪活动，取缔各种违法经营，营造“三打两建”声势。二是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要加强协调，贯彻和落实《关于加强“三打两建”工作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机制的意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加大对欺行霸市、制假售假行为的惩处力度。检察机关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前介入、准确引导“三打”专项案件侦查取证，在快捕、快诉的同时，深挖欺行霸市、制假售假背后的“保护伞”。三是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各专业批发市场的监督和管理，督促市场及管理人员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提高物业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引导市场及其他经济活动主体规范经营活动，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将综治任务分解、落实到项目招商、经营租赁合同中，用社会责任、契约责任约束经济活动中的各方主体，共同做好社会治安防范。四是整合市场管理各职能部门的力量，建立联合执法、统一管理的机制，对场内外违法经营采取执法行动时，要集中相关行政执法力量的优势兵力进行联合行动，速战速决，避免妨害公务发生和演变成群体事件。 （二）常抓不懈，加强对盗窃等多发性犯罪的打击力度 一是加强市场内的防盗、防骗宣传教育，组织法制宣传展览，提高商户和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二是指导市场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引导批发市场建立大宗货物进出查验制度，以有效监控进场商品来源和出场商品正当。三是有针对性地加强警力和巡查，白天在专业市场增派巡警、便衣加强巡查；夜间市场周边地段增加见警率，有效震慑和及时制止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发生。四是加强治安管理基础建设，在专业市场和周边公共场所增设治安监控、摄录设备，及时发现犯罪行为并及时固定证据。 （三）组建市场行业公会，规范市场经营活动 建议由工商联或有关职能部门牵头，组织区内各专业市场成立行业公会或商会，制订行业自律守则，规范业内经营行为，引导市场业主、管理方守法经营、正当竞争，及时反馈不良动态，特别是对欺行霸市、制假售假行为实行业内预警，培育公平、诚信的市场交易氛围。通过行业组织将社会管理的触角遍布到各市场活动参与主体，发挥其在指导市场经营管理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完善市场配套服务，铲除欺行霸市土壤 组建正规、大型的仓储、物流等市场配套服务企业，为全区或特定区域、行业的专业市场提供配套服务，统一服务标准，规范经营行为。条件未成熟的，引导有关专业批发市场对货物仓储、场内搬运、停车场地等配套服务项目实行自营，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监督和管理，防止这些欺行霸市高发领域滋生黑恶势力强迫交易。 （五）创新工作机制，将法律监督触角伸延至专业市场 检察机关要结合检察工作机制创新，在专业市场集中的街道、社区试行派驻检察机构，以常驻、巡回等方式将法律监督工作延伸到基层，受理涉检信访，开拓民事行政检察和职务犯罪线索来源，加强对涉及专业市场案件的诉讼监督，深入市场及有关行业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社情动态，对市场管理存在的漏洞，积极向党委、政府提出强化管理、消除隐患的检察建议，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和企业切实履行防范、打击违法犯罪的责任，配合各方共同维护专业市场的社会稳定。 （六）升级品牌，提升专业批发市场的品位 将传统专业市场打造为国际商贸和物流中心是荔湾区实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市场产业的转型升级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立足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的高度，根据城市规划发展定位，加强对区内专业市场的宏观规划和管理，组建、整合集团式行业专业批发市场，减少行业恶性竞争。二是结合城区环境综合整治，对部分传统专业市场作优化调整，分流商户、人流，控制、抽疏市场网点。三是逐步提高专业批发市场的准入门槛，淘汰低端、质劣的旧货市场，清理、取缔制假售假窝点和无证经营点档，改善场内布局和交易环境，提升传统专业市场品位，彻底改变专业市场“脏、乱、差”的旧貌，实现市场产业的转型升级。 治安管理论文:探析网络时代治安管理问题 摘要：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使社会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互联网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加剧了社会治安的紧张局势。主要从社会治安管理的问题入手研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希望对加强网络治安管理能有所帮助。 关键词：网络时代；治安管理；管理机制 1 网络时代治安管理问题的主要表现 1.1 互联网舆论良莠不齐，威胁了社会的稳定 由于网络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使得网络舆论目前已经发展为社会舆论的一部分。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在网上蔓延的速度非常快，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存在着诸多矛盾，这使得对现实不满和偏激的恶劣情绪常常通过网络扩大化。治安管理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过激言论、宣传黄赌毒的有害内容、揭露隐私的不良言论等，以及有人利用网络组织的大规模的犯罪活动，这些都严重威胁了社会治安的稳定。 1.2违法交易日益增多使得互联网滋生出各种犯罪 和传播虚假和欺诈信息、利用互联网进行伪劣、违禁品交易都影响了网络市场的秩序，威胁了社会的安定、和谐。众多网络事件都涉及到了治安管理，如在互联网上进行仿真枪、雷管等危险物品的交易、从事非法买卖刀具、黄牛票等违禁物品、进行旧货收购等行为。互联网交易中双方进行交易时采用隐藏真实身份的做法，增加了网络监管与侦查的难度，众多现象屡禁不止。 1.3利用互联网从事赌博问题增加，扰乱了社会治安 网络赌博比传统的赌博行为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便利性，加之赌博团伙用高回报引诱，使利用互联网从事赌博的数额、人数大量增加，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动摇了互联网产业的稳定与发展。据统计调查显示，利用互联网进行赌博而使资金大量流入境外的赌资数额竟高达数千亿，与全国的旅游行业年收入持平，这种资金的损失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1.4 色情问题的肆意蔓延污染了互联网环境 网络色情问题是长久以来威胁互联网健康发展的难题，严重影响了接触互联网的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互联网由于隐蔽性强、成本低、受众面广诸多特点，刺激了网络色情问题的蔓延，许多不法商业网站利用互联网进行色情视频、色情图片以及招嫖信息的传播活动，采用宣传教育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网络色情活动，只能切断利益关系链。 1.5新动向以及新苗头层出不穷易引发新的治安问题 互联网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也越发明显。网络治安管理的对象愈发呈现网络化、多样化、虚拟化等显著特征，利用网络进行犯罪的新动向和新苗头层出不穷，互联网给不法人员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犯罪平台，治安管理工作的施展难度日益加大，新的治安问题日益涌现。 2 网络时代治安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外部管理制度的缺陷 2.1.1 网络治安管理缺乏先进的法律法规做支撑 为了控制网络犯罪，我国先后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以及《刑法》修正案等，在解决部分网络犯罪方面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利用互联网进行犯罪的形式日益多样化，而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在进行网络犯罪的治理和惩罚方面缺乏足够可以遵循的法律法规，因此使得治安管理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2.1.2 管理体制过于分散不易形成管理合力 互联网涉及范围广，各行各业都涉及到互联网的使用，如工商、教育、出版、信息产业等，而各个使用部门之间没有统一、规范的管理规则，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使得管理体制非常分散，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合力，不利于管理工作的开展。 2.1.3 缺乏跨国际、跨地区的协同合作 互联网覆盖范围广，很多网络犯罪活动可能是跨国际的犯罪，而不同国家的司法体系和管理规则常常不一致，各国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合作，使得对网络犯罪的打击难以顺利进行，这给治安侦查带来一定的障碍。 2.2治安管理内部存在的问题 2.2.1对网络犯罪缺乏充分的思想认识 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与之相配套的治安管理工作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管理人员对网络治安管理的工作认识不充分、工作手段不先进、信息情报的开展没有合理展开，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这 都制约了网络的治安管理水平。 2.2.2 网络治安管理工作机制不健全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网络治安管理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工作机制刚刚建立还不是很健全，缺乏充分的磨合与必要的完善，针对网络安全的管理工作缺乏线上和线下的通力合作，完善的工作机制和具体的规范流程没有建立，尚处于简单粗放的管理模式。 2.2.3 治安管理的技术水平跟不上新形势的需求 我国网络治安管理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没有跟上时展的步伐。从目前的发展状态来看，网络治安的工作技术含量低、软件配备不到位、在数据搜索、跟踪以及整合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提高网络治安的技术水平和从业人员的综合能力都是非常必要的。 3 针对网络治安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3.1建立健全治安管理机制，构建综合治理的网络治安管理新格局 由于网络治安管理工作关乎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项较为系统、复杂、综合性的工程，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治安管理体制。 （1）立法部门要结合网络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准确定位网络犯罪活动的基本特征以及活动规律特点，以此来制定较为先进的法律法规，为网络治安工作的开展提供法律依据。 （2）政府部门做好充分的带头作用，引领公安、信息管理、新闻宣传等职能部门共同建立联合机制，明确划分责任分工，健全网络舆论引导机制、信息通报机制、协调配合机制、危情处理机制等，形成综合性的网络治安管理新格局，加大对网络犯罪的惩处力度。 （3）建立健全联动机制，加强国际和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实行治安、网安以及刑侦等多警种配合机制，加强情报信息交流、落实联动管理等措施。加强与信息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网络治安的开展铺就顺畅道路。 3.2 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督与控制 宣传部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同时，信息管理相关机构加强对信息资源的合理掌控。 （1）网络治安管理部门加强与各大媒体网站的沟通与联系，通过媒体网站的协调配合，建立长效的治安管理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 （2）建立健全网络治安的舆论情报整理、搜集、分析、汇总等反应机制，对治安舆情信息进行全面系统的监测与管理，对舆情所反映的社会矛盾进行解决和处理，做到提前预防、主动防控、增强舆论引导力，全力营造互联网的有序发展空间。 （3）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不对推动网络舆论情报工作的顺利进行，建立信息资源库，研究数据预警模型，设定对舆论信息的研判标准，形成指标体系来推进治安工作的深入开展。 3.3 进行管理队伍培训，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效能的治安管理队伍 加强治安管理队伍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力求建设创新型与专业型的网络治安管理队伍，全面提高网络治安管理工作人员的自身素养和技术水平，从思想上提高认识，提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加强网安管理人员的素质队伍建设。构建掌握技术、懂得创新的全新型网安人才，最终才能保证网络治安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治安管理论文: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协调研究 关键词: 刑罚; 治安管理处罚; 缺失; 衔接 内容提要: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存在着协调的基础和适用上衔接的可能。两种处罚的协调首先表现在处罚种类的协调, 可增加治安管理处罚单处罚款和刑罚单科罚金的条文; 增加侵犯财产权行为和部分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的罚款数额; 以违法所得数额或违法涉及数额为基准, 处以一定比例的罚款; 保留行政拘留和拘役, 设定适用行政拘留情形与其他处罚任选, 缩短行政拘留期限, 减弱行政处罚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治安管理处罚中可借鉴刑罚的管制刑设定非监禁处罚, 并增设相关法律措施。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存在证据规则不规范、案件调查手段适用程序混乱、听证程序名不符实、相关法律措施程序缺乏等问题。两种处罚的适用衔接学理上采选择适用说和合并适用说的集合, 适用程序上衔接采刑事优先原则。 从法律层面上讲, 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是两种性质的处罚, 然而就其处罚对象来看,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犯罪行为在违反社会秩序、危害社会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 两种处罚存在着协调的基础和适用上衔接的可能。 一、两种处罚协调问题的提出 (一) 两种处罚协调问题 两种处罚协调问题, 实质上是考量两种处罚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所谓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1] , 处罚体系则可以理解为以处罚为核心的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整体。那么, 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协调即围绕着惩罚违法行为(包含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犯罪) , 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设定相互配合适当的以处罚为核心的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以发挥良好的处罚作用。治安管理处罚体系构成要素包括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相关法律措施和处罚程序; 刑罚体系则是指刑法规定的并按照一定次序排列的各种刑罚方法的总和[2]。 研究两种处罚的协调, 在于两种处罚权常常交织在一起而发生矛盾, 进而影响处罚的效果。诸要素自身存在的问题, 使得它们之间不能很好地发挥惩罚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的作用。如涉及诈骗的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只设定了宽泛意义的诈骗, 即凡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公私财物的, 都是诈骗。刑法则以骗取公私财物的方法不同设定了多种诈骗罪, 构成这些不同诈骗罪的骗取财物起点数额亦不相同。除了一般诈骗罪外, 常见的还有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 构成犯罪的数额起点从5000元以上到上万元甚至数万元。如集资诈骗, 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是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数额起点。①不足起点数额的, 其诈骗不构成犯罪而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诈骗行为范畴。由此可见, 诈骗行为包含的诈骗数额差异非常大, 法定治安管理处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显得单调和力不从心( 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②) 。就集资诈骗罪而言, 法定刑罚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20000 元以上200000 元以下罚金, ③ 处罚层次从高到低较丰富, 且罚金数额较大, 基本上达到不使行为人在经济上获益的目的;而诈骗数额达数万元的(集资) 诈骗行为受到的处罚既不能安抚被侵害者, 更不能保障社会经济安全, 因而处罚不协调。再如, 北京奥运会期间许某以1万元出售了3张每张面值800元的田径比赛门票, 从中获利7600元, 许某以倒卖有价票证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被行政拘留处罚, ④ 法定治安管理处罚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⑤ 如果倒卖有价票证数额较大构成倒卖有价票证罪, 法定刑罚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⑥ 1000元以下罚款针对获利7600元与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针对更多获利,都不足以从经济上给予行为人严厉处罚, 因而处罚不协调。 (二) 两种处罚协调的基础 两种处罚之所以能够协调, 不仅在于两部法律目的一致、功能相同、处罚的对象关系密切, 更主要的来源于权力的制约和交织。 西方国家权力分为三种, 即“三权分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 由不同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 以防止权力滥用。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 但实行权力制约, 授权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行政权, 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由于行政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关系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 为提高行政权运作的效率, 法律会赋予行政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事物的性质来说,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3]司法权提供了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治安管理处罚权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为其价值和出发点, 讲求效率, 同时也遵循公正原则; ⑦ 刑罚权(或说司法权) 以公正为其最高价值, 但也兼顾效率。因而在立法和执法中, 两种权力交织是法律发展的结果和趋势, 诸如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中引进司法程序、告知制度、听证制度以及处罚决定后可以提起诉讼等, 保证公正的实现; 而刑罚中的自诉、刑事和解等, 又是行政权的典型表现。 二、处罚种类缺失分析 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包括两部分: 一是处罚, 包括警告、罚款、拘留和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以及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 二是相关法律措施, 主要有收缴、追缴、责令严加管教、责令严加看管和治疗、约束、责令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强行带离现场、责令停止活动、责令改正、取缔、强制性教育措施。 刑罚种类也包括两部分: 一是主刑, 二是附加刑。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本文重点分析罚款与罚金、行政拘留与拘役、非监禁处罚与管制和相关法律措施。 (一) 罚款与罚金 治安管理处罚属于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的核心也是其与刑罚的主要区别在于大量设定财产罚, 这也是各国和地区行政处罚法律的典型标志。 如德国《违反秩序法》处罚种类主要是罚款,也有没入和警告, 罚款幅度一般为5马克至1000马克。罚款之适用非常详尽, 明文规定: 罚款之处罚以违反秩序的种类及行为人所应受非难程度为衡量基础, 亦应斟酌行为人的经济关系; 罚款得超过行为人因违反秩序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如法定最高金额仍不足以符合上述规定时, 科处得超过法定最高金额之罚款; 过失行为之罚款, 仅得处以规定罚款最高金额之一半[4]。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规定罚锾是六种处罚种类之一, 但罚锾的适用达到了该法分则中的每一个条文、每一种行为。该法分则从第63条至91条共设29个条文, 其中罚锾和拘留可以选择适用的条文计13条, 其他16个条文都是罚锾处罚或者少量的罚锾与申诫、勒令歇业、停止营业的选择或并处。也就是说, 每种违法行为均可能处以罚锾处罚; 而且规定罚锾逾期不完纳者,警察机关得声请易以拘留; 在罚锾应完纳期内, 被处罚人得请求易以拘留。 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都非常注重罚款处罚及其适用, 甚至用剥夺人身自由来保证罚款的执行: (1) 每一类违法行为均可能受到罚款处罚; (2) 对罚款处罚考量各种情形, 分别予以从重和从轻处罚, 如从违法行为中获取大于处罚最高幅度的经济利益的, 从重处罚, 过失行为则从轻处罚; (3) 易科拘留保证罚款的执行。 相比较我国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罚款的设定有以下缺失: (1) 罚款数额偏低。对于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侵犯财产权利以及大量妨害社会管理行为, 罚款数额最高1000元尚不足以达到惩戒违法行为人的效果, 尤其是经济违法行为。如前所述尚不够刑事处罚的集资诈骗行为, 其侵犯财物数额动辄上万元, 而对其罚款最高1000元的处罚显然偏轻。尽管还有行政拘留处罚, 但最高拘留15日的惩戒效果远不如高数额的罚款。(2) 罚款适用范围狭窄。处罚设定的条(款、项) 共计127项, 直接适用单处罚款和可以选择罚款共32项, 占处罚总项的25%, 显而易见, 罚款处于附加罚的地位, 与其行政核心处罚地位大相径庭。(3) 保证罚款及时执行的制度尚未建立。与拘留直接送达拘留所执行不同的是, 罚款执行设定了罚缴分离原则的一般缴纳程序和当场缴纳程序,而当场缴纳不能实现的转为一般缴纳, 一般缴纳程序有期限选择, 而我国目前尚无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由于一些公民的法律意识较弱, 相当比例的罚款缴纳不能实现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法律设定了强制缴纳措施, 但从其效力来看微乎其微。 刑罚的罚金刑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即根据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大小等, 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决。刑罚发展至今增加了新的内涵, 如为避免监狱内交叉感染的非监禁化, 为有利于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非犯人烙印化以及总体趋势的刑罚轻缓化等, 罚金刑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特点是: (1) 适用范围较为广泛,主要适用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 皆涉及经济犯罪。(2) 罚金数额既原则又灵活, 且没有上限,以使行为人不能从经济犯罪中获得益处为原则, 确定三种形式: 规定罚金下限不能少于1000元; 规定相对确定的罚金数额, 如集资诈骗罪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金; 以违法所得数额或犯罪涉及数额为基准, 处以一定比例或数倍的罚金。(3) 单科罚金的法条过少, 一般都是与自由刑并处, 因而是附加罚的地位, 影响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笔者认为, 罚款与罚金刑的协调可考虑: (1)增加治安管理处罚单处罚款或者罚款与其他处罚种类可以选择适用的条、款、项, 使罚款居于核心处罚的地位; 增加刑罚单科罚金的条文, 尤其涉及经济的犯罪。(2) 增加侵犯财产权行为和部分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的罚款数额, 以与罚金刑衔接。(3)以使行为人不能从经济犯罪中获得益处为原则, 在当前相对确定罚款数额的基础上, 以违法所得数额或违法涉及数额为基准, 处以一定比例的罚款。 (二) 行政拘留与拘役 行政拘留(本文简称拘留) 是六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含两种附加罚) 之一, 拘留期限为15日以下, 数行为并罚, 合并执行不超过20日。就拘留处罚的设定来讲, 如前所述, 处罚设定的条(款、项) 共计127项, 直接适用单处行政拘留和可以选择处行政拘留(包括并处或者可以并处罚款) 共四种形式84项, 占处罚总项的66% , 有的尽管是并处或可以并处罚款, 但以行政拘留为基础, 与罚款设定情况相比, 可见行政拘留已是治安管理处罚的主要形式; 刑罚的拘役设定为主刑, 且分则中70%以上的条文都有拘役, 因此, 这种短期剥夺行为人人身自由的处罚分别属于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的主要处罚种类。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还是刑罚, 短期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被认为是能够促进违法犯罪改造的较好的处罚方法, 但也正是短期自由罚使违法犯罪者丧失对人身自由拘禁的恐惧,且极易交叉感染而再犯。 德国《违反秩序法》来源于原德国刑法的违警罪, 违反秩序行为是整合违警罪而来, 在其设定行政处罚的法律《违反秩序法》中, 并没有将短期自由刑带进该法, 而以罚款为主。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拘留处罚来源于1947 年的《违警罚法》, 发展至《社会秩序维护法》时, 只有一少部分行为选择性地适用拘留, 拘留期限缩短为3日以下, 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不超过5日, 且拘留的决定权由法院行使, 显然是废除或减弱行政处罚中的剥夺人身自由权。 笔者认为, 根据我国历史渊源和当前社会状况,行政拘留和拘役依然可保留, 但二者处罚的协调应当考虑: (1) 设定适用行政拘留情形与其他处罚任选, 变其主要处罚形式为可选处罚形式, 针对各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的情节严重者适用; 拘役除应包含行政拘留适用情形中的构成犯罪的轻者外, 其他各种犯罪亦少用为好。(2) 缩短行政拘留期限至7日以下, 减弱行政处罚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同时也避免交叉感染; 拘役期限可保持不变。 (三) 非监禁处罚与管制 刑罚的管制刑是主刑中最轻的一种处罚, 是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而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的非监禁刑, 适用于主观恶性不大的初犯、偶犯、未成年犯, 范围较宽。这种处罚一方面不影响罪刑较轻的犯罪分子的劳动、工作和家庭生活, 有利于改造;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免罪刑较轻者在监狱中交叉感染, 又符合世界刑罚发展的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当前在实践中, 管制刑形同虚设, 原因在于管制刑的执行难以操作, 尚无合理的执行程序。同时, 笔者认为, 治安管理处罚中可借鉴刑罚的管制刑设定非监禁处罚, 与上述减弱行政拘留权的思路匹配。 (四) 相关法律措施 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关法律措施是非处罚性质的措施, 它们与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相辅相成, 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对治安管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成为治安管理处罚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针对不同的情形适用不同的法律措施, 能够及时恢复被违法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8条规定, 举办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 违反有关规定, 有发生安全事故危险的, 责令停止活动, 立即疏散, 对组织者予以处罚。在此种情形下, 立即“停止活动”显然要比事后对组织者处罚重要得多。 刑罚中可考虑增加辅助处罚的法律措施, 以体现教育预防功能。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判决刑罚的同时作出及时执行的相关法律措施, 如某未经公安机关许可的旅馆, 负责人组织构成组织罪, 依照《刑法》规定对组织者处以刑罚, 但对该非法旅馆如何处置, 《刑法》并没有规定。尽管有相关法规可以对其处置, 但在《刑法》中设定取缔并在同一判决书中作出取缔措施则更加科学;如果该旅馆具有合法资格, 可在《刑法》中设定吊销许可证并在同一判决书中作出吊销许可证措施(吊销许可证属于行政处罚种类, 但作为刑罚的相关法律措施并不矛盾) 等。于此情形, 刑罚具有优先权, 任何行政机关可依照刑事判决依法履行职责。《刑法》中设定了法律措施, 在对行为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 既可控制该旅馆, 也可避免尚未最后判决行为人是否有罪旅馆即被查封的后果, 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判决刑罚的同时作出刑罚执行后应当执行的相关法律措施, 类似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如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行为人, 刑罚执行后应当在一定时限内不得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获取的信息告知于他人, 或者在一定时限内不得使用计算机或者不得使用计算机网络等。当然这种法律措施更适用于短期自由刑、管制刑、罚金刑和单处剥夺政治权利, 长期自由刑和无期自由刑不存在上述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 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可考虑设定警告、罚款、限制人身自由罚(非监禁罚) 、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以及对外国人适用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与现行法律相比, 罚款数额增加, 拘留期限减少, 限制人身自由罚期限最高20日或30日(以有别于管制刑) 。 刑罚种类可考虑设定主刑罚金、管制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 另设相关法律措施。在此罚金成为主刑, 设定管制刑的执行程序, 拘役适用范围包含拘留适用情形中的构成犯罪的轻者, 同时适当扩大其他犯罪的适用, 总体适用范围不宜过大。 三、处罚程序缺失分析 刑罚是司法权, 实施刑罚适用司法程序, 司法程序由专门的刑事诉讼法规范, 并随同刑法不断发展和完善。而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缺失阻碍了治安管理处罚的发展和完善, 本文主要分析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缺失。 (一) 证据规则不规范 证据的基本范畴包括证据的法定形式、证据与证据材料的关系、定案根据与非定案根据、证据能力与证明能力以及其他证据规则。证据是认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治安案件) 的核心, 没有证据也就无所谓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治安案件中的证据适用更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 一个价值100元的财物被损坏的案件, 行为人和被侵害人对事实和财物价值无异议, 那么此财物价值还要否进行鉴定? 再如一个伤害案件中, 行为人将被侵害人胳膊打出一块淤青, 这种伤要否鉴定? 当然从总的证据适用原则来讲, 这两种情形应当进行鉴定, 但办理治安案件的成本会大大提高, 其效率则大打折扣; 而且从行为人和被侵害人角度看, 是否合情和必要也值得讨论。 治安管理处罚的证据规则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9条只是笼统规定, 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 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这种证据规格和证明标准均不明确, 在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对违法行为人和公安机关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公安机关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 即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 对部分证据规则作出规定, 其权威性以及法律的严肃性值得商榷。我们认为, 证据规则可分为两个层次, 由法律设定最基本的证据规则, 如证据的法定形式、定案根据与非定案根据、证据能力与证明能力等, 再由部门规章对其进行细化以方便操作。 (二) 案件调查手段适用程序混乱 案件调查手段适用程序的混乱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盘查权的禁止性适用规定。盘查权是《人民警察法》赋予公安机关控制违法嫌疑行为人的一种必备的手段, 各国都有类似权力的设定。为防止基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滥用盘查权, 公安部了部门规章《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据我们了解, 自该规定施行以来, 实践中盘查权的继续盘问因为苛刻的适用程序而无法适用。诚然, 公安机关在以往适用盘查权过程中的确发生了许多滥用权力的问题, 但将此权力通过部门规章进行控权性解释而完全控制不得适用, 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是公民住所检查权的约束。为保证公民住所不受侵犯, 针对涉及案件的公民住所的检查应当予以控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7条规定“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是必要的, 但此规定过于机械而不能满足实践需要。如公民住所内正在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事) 件等, 不立即检查可能对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害时, 依然要求检查人员开具检查证才能实施检查, 显然不合情理, 也违背了人民警察依法及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宗旨。但此情形由规章《程序规定》予以扩权性解释,尽管满足了实践需要, 却违背了法治原则。 对于第一种情况, 一是规范盘查权适用程序是必要的, 但应当在立法本意下进行; 二是能动性是行政权行使的一项原则, 为防止其能动性变成滥用, 当加强权力监督, 而非限制权力本身。对于第二种情况, 则属于立法的缺陷, 应通过法律“修正案”形式进行补充, 而不能由部门规章设定。 (三) 听证程序名不符实 听证程序作为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的事中监督, 在中国的行政程序中至关重要。《行政处罚法》专节规定听证程序, 《程序规定》更是用了专章四节规范听证程序(不仅仅是规范治安管理处罚, 还包括其他公安行政处罚) , 但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却甚少适用听证程序。究其原因, 一是听证适用的案件范围过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8条规定, 吊销许可证以及处2000元以上罚款的, 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吊销许可证处罚限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4条第3款的一类行为; 2000元以上罚款处罚限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1条、62条、66条等规范的17种行为(以公安部的《关于规范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的意见》为标准) , 约占全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同前述标准) 11%, 其中除了第70条规范的赌博行为和第73条规范的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行为处拘留并处罚款外, 其他行为均是处拘留可以并处罚款。因此, 上述11%中又有大量行为实际上没有被并处罚款或者罚款达不到2000元而行为人无权要求听证。二是拘留处罚的听证问题。如前分析, 拘留是治安管理处罚的主要形式; 拘留又是治安管理处罚甚至是整个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处罚。《行政处罚法》第9条强调规范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拘留的暂缓执行等替代听证程序的说法是讲不通的, 因而拘留被排除在听证程序之外只能使听证程序处于尴尬境地。 (四) 相关法律措施程序缺乏 相关法律措施不是可有可无的, 能够发挥处罚本身不能发挥的作用。目前相关法律措施作用弱化, 由于程序不健全, 影响其发挥良好作用。从治安管理处罚的功能看, 设定各种处罚种类正是发挥其惩戒功能, 使其体验违法而受处罚的苦痛, 如剥夺人身自由, 剥夺财产等。但是处罚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是远远不够的, 不能达到处罚的最终效果。因此, 法律中设定一些相关法律措施, 依据其主观恶性程度、人身危险性等适用, 以体现教育预防功能。这些法律措施同样具有法律强制性, 涉及人身或财产权利, 因而必须附加相应的适用程序, 才能发挥良好作用, 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弥补处罚的不足, 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从目前的立法来看, 恰恰缺失程序的设定, 给予执法者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导致滥用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措施。 四、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适用衔接 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适用实践中衔接有两个层次: 一是处罚适用衔接; 二是处罚程序适用衔接。 (一) 处罚适用衔接 1 处罚适用衔接的基本原则。处罚适用衔接是指在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竞合时, 如何对行为人适用处罚。目前理论界有三种主张[5] : (1) 选择适用说, 或称替代主义说。该说认为在行政处罚和刑罚中选择一种处罚, 不能并用, 且按照重罚吸收轻罚的原则, 选择刑罚处罚。(2) 附条件并科说, 或称免除代替说。该说认为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时, 处罚上可以并科, 但是任何一个处罚执行后, 认为没有必要执行另一个处罚时, 可以免除该处罚的执行, 即执行上的免除。(3) 合并适用说, 或称双重适用说。该说主张既适用行政处罚, 又适用刑罚。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了处罚适用的衔接原则。《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规定, 扰乱公共秩序, 妨害公共安全, 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妨害社会管理, 具有社会危害性, 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我们认为, 这两条规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 选择刑事处罚; 二是如果已经行政处罚的, 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应当再选择刑事处罚, 是上述选择适用说和合并适用说的集合, 即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首先适用刑罚, 如果由于其他原因适用了行政处罚, 应当还要适用刑罚。这种适用原则是合理的, 从其具体适用上也可以验证。 2 处罚适用衔接的应用。 (1) 性质相似的处罚的适用。性质相似的处罚即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或是刑罚种类同属于人身自由罚或财产罚, 如行政拘留、拘役和有期徒刑、罚款和罚金, 其处罚适用首先选择刑事处罚; 如果已经作出行政处罚的, 要选择刑事处罚, 而将行政处罚予以折抵。(2) 性质不相似的处罚的适用。其处罚适用首先选择刑事处罚, 再选择行政处罚。如选择适用了有期徒刑, 但行政处罚对此行为规定了罚款或吊销许可证, 再选择罚款或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如果先对其作出了罚款或吊销许可证处罚, 还要选择适用刑事处罚的人身自由罚。(3)免予刑罚处罚后, 选择适用行政处罚。(4) 不予刑事处罚的, 选择适用行政处罚。如15岁的未成年人盗窃财物价值上万元, 但根据《刑法》第17条规定不予刑事处罚, 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二) 处罚程序适用衔接 根据上述处罚适用衔接原则, 处罚程序适用衔接采刑事优先原则, 即同一案件既是治安案件又是犯罪案件, 首先选择刑事诉讼程序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再选择行政处罚程序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行政处罚法》第22条规定,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 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5条规定,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的, 移送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包含: 一是违法行为涉嫌犯罪, 移送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同案犯中只要一人涉嫌犯罪, 全案移送主管机关调查、证实其犯罪; 三是同案犯中有不构成犯罪的, 移送行政机关依法追究行政责任。这样既可解决予以刑事处罚的同时再选择行政处罚适用程序的效率问题, 降低执法成本; 进而可考虑由同一法院对“同案犯中不构成犯罪的”一并作出行政处罚。 治安管理论文:治安管理处罚裁量初探 【摘要】由于各地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裁量部分的问题认识、理解不统一，加之有权解释机关对此问题的解释不具体、不透彻，出现了各地裁量标准不一、裁量随意性不断膨胀等现象。笔者借助本文提出观点，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判定、法定裁量种类与酌定裁量种类的运用以及裁量方法等问题进行初步探析，以期促进基层执法机关逐步理清对此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法定裁量；酌定裁量；裁量方法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充分利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一法律武器，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由于各地对该法关于裁量部分的问题认识、理解不统一，加之有权解释机关对此问题的解释不具体、不透彻，出现了各地裁量标准不一、裁量随意性不断膨胀等现象，因此，有必要对该法裁量方面的问题进行探析。 一、对“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理解 《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第二十三条到第七十四条，分别规定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及量罚幅度。其中，共有17条先规定一般情节的量罚幅度，后规定 “情节较轻”的量罚幅度（如第二十五条等）；共有6条先规定一般情节的量罚幅度，后规定 “情节较重”的量罚幅度（如第二十三条等）；共有12条先规定一般情节的量罚幅度，后规定 “情节严重”的量罚幅度（如第二十四条等）。还有部分条文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但是从条文的结构中也不难看出，立法机关事实上已经将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一般情节和“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或“情节严重”上作出了区分。而在执法实践中，只有确定某一行为符合“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或一般情节中的某一种时，才能找到与之对应的量罚幅度（即“对号入座”），然后在该幅度内进行裁量。因此，正确理解“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是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进行裁量的基础和前提。 （一）当前各地对“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应对方式及存在的问题 面对如此众多的“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基层执法机关往往无所适从，而各省级公安机关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分别制定了一些指导性意见，如江苏省公安厅制定了《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苏公厅〔2006〕394号）、北京市公安局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关于下发〈北京市公安局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细化标准〉（试行）的通知》（京公法传发〔2006〕4号）。这些文件无疑为基层公安机关准确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供了统一的尺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笔者认为，通过各地制定指导性意见的方式应对这个问题，存在如下方面的不足： 1、指导性意见违背法律规定。如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第二款第三目规定：在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属情节较轻。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根据该条规定，即使是在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也要根据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处罚，而不是将“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与“情节较轻”划上等号。 2、指导性意见与有权解释相冲突。如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第二款第一目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预备、中止、未遂的，属情节较轻。而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行为人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不予处罚；行为人自动放弃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结果发生，没有造成损害的，不予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由于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应当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 3、各地指导性意见标准不一，导致适用量罚幅度不统一。如对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山东省公安厅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细化标准（试行）》规定情节较轻的情形：（一）确因生活所迫且所得不多的；（二）已谈好价钱或给付钱物，着手实施，尚未发生性关系的；（三）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北京市公安局关于下发〈北京市公安局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细化标准〉（试行）的通知》规定情节较轻的情形：已给付金钱等财物并着手实施，但由于行为人主观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发生性关系的。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情节较轻的情形：（一）、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的；（二）、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初次的； （三）、以口淫、手淫等方式初次的；（四）、因生活所迫初次的；（五）、初次未遂的；（六）、初次并检举他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查证属实的。如此不统一的量罚标准必然造成量罚的不公平，侵害公安执法权威。 4、基层公安机关对指导性意见的法律性质认识不透。笔者认为，从法律性质的角度考察，这类指导性意见其实并不属于规范性文件，案件一旦进入司法审查程序，法院不但可以不“适用”，而且可以不“参照”，基层公安机关在执行时完全可以灵活掌握。但事实上，对于上级机关制定的各类指导性意见，基层公安机关往往不对其法律性质进行准确定位，盲目、机械执行，导致个别案件处理不公。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 有权解释机关应当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践执法经验，吸收各地指导性意见中科学、合理的细化标准，尽快制定出相关解释。当然，解释不可能穷尽所有现实中的违法现象，基层公安机关在掌握“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时，应当充分、全面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有责性和客观违法性，使量罚的结果最大程度地与行为人“罪责”相适应，真正贯彻落实过罚相当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审议过程中，为了体现与刑法的衔接，将部分“情节严重”的规定修改为“情节较重”的规定，因此，在量罚时，还必须同时考察相应的追诉标准，防止以罚代刑。 （三）“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判定 笔者认为，“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中的“情节”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具有某种关联，但是又不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治安管理处罚法》部分条文对此已有暗示，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猥亵他人的，即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这就说明，只要是猥亵他人的，就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仅仅是严重情节的几种情形之一。 因此，判定“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必须首先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是什么。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在具备主体、主观方面要件的情况下，某种行为达到了足以侵害《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要保护的法益的时候，就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可见，构成要件要素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要保护的法益密切相关。而“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中的“情节”虽然不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但是并未超出构成要件要素所辐射的范围（部分拟制规定的情况除外）。例如，对于殴打他人的行为，只要该殴打行为足以造成对公民健康权的危害，就已经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殴打行为造成的后果才是是否“情节较轻”中的“情节”，殴打他人的方式、手段也是是否“情节较轻”中的“情节”，显然，这些情节并不是殴打他人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但是均因不管是否造成伤害、不管采取何种方式，都因其对“殴打他人”这一客观行为起到一定的征表作用，而没有超出构成要件要素所辐射的范围。但是，殴打他人的场所、殴打他人的动机等，因为其本身并不是“殴打他人”这一行为所要考察的对象，或者说，其本身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要保护的法益（公民健康权）并无实质性关系，所以，不能将其评价为“情节较轻”中的“情节”。 同理，判定其他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也需要先从构成要件要素入手，逐一考察某一具体情节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再进行综合判断。 那么，到底以什么标准判定“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呢？笔者认为，判定“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需要与一般情节进行比较。而立法对一般情节的规定存在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文本中，是客观意思，基层执法机关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结合社会实际情况，综合分析行为人的目的、动机，采用的手段，侵害的对象，造成的后果，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客观判断。概言之，在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下，行为人一般具有何种目的动机，一般采取什么手段，一般侵害哪些对象，一般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是判断是否属于一般情节的重要标准。 （四）“情节较轻”与 “情节特别轻微”之辨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一）情节特别轻微的……”实践中， 对于具体的事实属于“情节较轻”还是 “情节特别轻微”较难界定。 有观点认为，情节特别轻微，即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情节特别轻微。判断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否特别轻微，应当从违反管理行为人的年龄、身份，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所持的态度，违反治安管理的目的、动机，采用的手段，造成的后果，认错的程度，改正的情况，造成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如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没有实施终了，行为人自己已经悔悟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等。[1] 根据上述观点，“情节较轻”与“情节特别轻微”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 共同点表现在： 1、二者都以危害行为已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为前提。若某种行为还没有足以造成对《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要保护的法益的侵害，或者，侵害还没有达到紧迫的程度，那么，这种行为还没有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既不能认为是“情节较轻”，也不能认为是“情节特别轻微”。如行为人为诬告陷害他人而捏造事实的，因捏造事实的行为还没有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因此，不能认为是“情节较轻”的“诬告陷害他人”，也不能认为是“情节特别轻微”的“诬告陷害他人”。 2、二者都较一般情节轻。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的轻重方面考察，“情节较轻”与“情节特别轻微”均比一般情节要轻。 区别表现在： 1、功能不同。“情节较轻”为执法机关指明量罚的幅度，具有“对号入座”的功能；“情节特别轻微”为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提供法律依据，具有“减免功能”。 2、行为的轻重不同。从法律文本的表述上看，“情节特别轻微”显然比“情节较轻”的情节更轻。 3、“情节特别轻微”所涵盖的范围宽于“情节较轻”。根据上文的分析，“情节较轻”中的“情节” 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具有某种关联，而“情节特别轻微”中的“情节”则包罗了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所有客观情况及能够反映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所有主客观情况。 二、裁量种类 澄清了“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基本含义后，紧接着需要分析裁量种类。执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行为人具有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情节，需要对行为人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本文将之称为“裁量种类”）。理论上讲，裁量种类可以分为法定裁量种类和酌定裁量种类。 （一）法定裁量种类 法定裁量种类，是指《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文规定的、执法机关应当执行的从轻、减轻、从重处罚和不予处罚的裁量种类。《治安管理处罚法》总则部分、分则部分均规定了从轻、减轻、从重处罚和不予处罚的情节。其中总则部分第十二条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硬性裁量情节，第十四条是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弹性裁量情节，第十九条是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的硬性裁量情节，第二十条是从重处罚的硬性裁量情节，分则部分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二款是从重处罚的硬性裁量情节。 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量罚幅度以内决定较轻的处罚。与此相对应，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定量罚幅度以内决定较重的处罚。而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量罚幅度以下决定处罚。 1、“中间线”问题。目前，基层执法机关存在一种观念，认为从轻处罚或者从重处罚就是在法定量罚幅度的“中间线”以下或以上决定处罚结果。如甲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应当在“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的量罚幅度内从重处罚，即在潜意识下认为，只有对甲某处七日以上拘留，才能符合从重处罚的规定。笔者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从重处罚，应当是指根据行为人行为的主客观方面，将量罚的结果重于一般情况下的量罚结果。易言之，如果行为人本来不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就不会受到最后这样的处罚。如上述例中，根据甲的情节，如果其不是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而是阻碍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对甲最终处以五日拘留最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而正是因为甲现在是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最终对甲处以六日拘留。这样的处罚结果，也不失为从重处罚。[2] 2、从轻处罚不等于降格处理，从重处罚不等于升格处理。实践中，部分基层执法机关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区分，造成了一些案件的错误处理。如乙非法携带管制器具，情节较轻，应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但是因为乙曾在六个月内因盗窃受过治安管理处罚，应当从重处罚，遂最终在“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这一量罚幅度内作出处罚决定。这种做法完全混淆了从重处罚与加重处罚，应当在实践中予以杜绝。 3、减轻处罚的幅度问题。对于减轻处罚的幅度问题，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四条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一）法定处罚种类只有一种，在该法定处罚种类的幅度以下减轻处罚；（二）法定处罚种类只有一种，在该法定处罚种类的幅度以下无法再减轻处罚的，不予处罚；（三）规定拘留并处罚款的，在法定处罚幅度以下单独或者同时减轻拘留和罚款，或者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单处拘留；（四）规定拘留可以并处罚款的，在拘留的法定处罚幅度以下减轻处罚；在拘留的法定处罚幅度以下无法再减轻处罚的，不予处罚。 但是，“法定处罚幅度以下”这一规定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例如，一般情节的盗窃行为，法定处罚幅度为“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但是“法定处罚幅度以下”是否还包括一日以上五日以下拘留？若包括（肯定说），则符合减轻处罚条件的，可以处一日以上五日以下拘留；若不包括（否定说），则只能不予处罚。笔者赞成肯定说，理由如下： （1）《治安管理处罚法》实际上将拘留设定为五日以下、五日以上十日以下和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三个格。《治安管理处罚法》多个条文有“五日以下拘留”的规定（如第二十五条等处），适用五日以下拘留不会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也不会侵犯国民的法感情。 （2）持肯定说更符合公平、正义。如果坚持否定说，则会出现未设定五日以下拘留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适用减轻处罚时，与设定五日以下拘留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相比，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例如，张某盗窃，情节一般，因其未满18周岁，根据其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客观情况，应减轻处罚，但是因为对盗窃行为未设定“五日以下拘留”的量罚幅度，根据《解释（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对其不予处罚；李某扬言实施爆炸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一般，因其未满18周岁，根据其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客观情况，应减轻处罚，因为对扬言实施爆炸扰乱公共秩序行为设定了“五日以下拘留”，故根据《解释（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对其拘留三日。那么，都是因为适用“未满18周岁”而减轻处罚的，为什么最终对张某不予处罚，而最终对李某拘留三日？这样的不公平已经显而易见。 （3）否定说的主要理由是肯定说的做法违背了行政合法性原则。该说认为，《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就是行政处罚法定原则，即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行政处罚主体不得实施行政处罚。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片面的。“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行政行为都必须有直接而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依据。”“一般说来，只要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行政法上的基本权利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为（如行政处罚，笔者注），需要有直接明文的法律（包括法规和规章）依据；此外的行政行为，只要符合法的精神便可。”[3]笔者认为，即使象行政处罚这样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在量罚上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也并不是必须有直接而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依据，只有在量罚上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才需要有直接而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依据。而肯定说的做法恰恰是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做法，因此，并不违背行政合法性原则。而否定说将减轻处罚直接等同于不予处罚，虽然在结果上看似乎对行政相对人更加有利，却不符合法的精神。 减轻处罚是否应当包括法定处罚种类的减轻？例如，对违反国家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情节一般的，符合减轻处罚的条件，能否减轻至五百元以下罚款？对此，《解释（二）》第四条明确予以否定。但是，笔者认为，减轻处罚理应包括处罚种类的减轻，理由如下： 1、处罚种类的设定顺序反映出处罚种类性质的轻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不难看出，立法实际上将“警告”视为性质最轻的治安管理处罚，“罚款”的性质重于“警告”，“行政拘留”的性质又重于“罚款”。对本应行政拘留的行为人，因符合减轻处罚条件，最终对其罚款，其实质上也属于减轻处罚。 2、便于划清减轻处罚与不予处罚的界限。《治安管理处罚法》多个条文对减轻处罚与不予处罚进行了并列式的列举，这就表明，减轻处罚与不予处罚完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而《解释（二）》第四条无疑将部分减轻处罚的情形与不予处罚划上了等号，这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申言之，无论怎么减轻处罚，都不可以不予处罚，这是“减轻处罚”的应有之意。 当然，或许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若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客观情况，本应对其警告，但是又符合减轻处罚条件的，又如何减轻呢？对此，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行为本身就具有明显的轻微性质，可以直接适用不予处罚的规定对其不予处罚，而不是通过适用减轻处罚最终对其不予处罚。从这个方面讲，就需要基层执法机关综合把握案件事实，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正确适用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 （二）酌定裁量种类 酌定裁量种类，是指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明确规定，但是行为人具有酌定裁量情节，需要予以酌定从轻或者从重处罚，从而对其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裁量种类。而酌定裁量情节，是指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明确规定，但是能够切实反映出行为人客观违法性与主观有责性的增加或削弱，需要在裁量时予以考虑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情节。如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行为后态度、行为的动机、方式、手段等。 笔者认为，把握某一情节是否属于酌定裁量情节，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1、是否与行为人本身有关联。某一情节是否属于酌定裁量情节，首先要分析这一情节是否与行为人本身有关联，是否能反映出行为人本人的人身危险性增加或削弱。如，行为人殴打他人后，根本无意对被侵害人赔偿，但是其父亲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对被侵害人进行了赔偿。笔者认为这一情节不属于酌定裁量情节，因为不能反映出行为人本人的人身危险性增加或削弱。 2、是否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身有关联。酌定裁量情节的基础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身，若将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身无关联的情节作为酌定裁量情节，则违反了行政合理原则（考虑不应考虑之情况）。例如，甲吸食，同时，甲在家中还经常虐待老人，对甲在家中还经常虐待老人这一情节即不属于酌定裁量情节。若作为酌定裁量情节，便无异于间接处罚。 3、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例如，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行为人必须是“多次” 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方能构成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多次”成为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就不可再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否则，便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当然，当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上的“多次”已经超过构成要件要素中的“多次”时，对多余部分的次数则可以单独予以评价。 确定案件事实中存在酌定裁量情节后，正确适用酌定裁量种类，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酌定处罚种类不包括减轻处罚，也不包括加重处罚。酌定处罚实质上体现的是基层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自由裁量权的存在需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为基础，因《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对酌定减轻（加重）处罚进行授权，故不可以超越法律而酌定减轻（加重）处罚。 2、酌定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幅度不应高于相对应的法定从轻或从重处罚的幅度，否则将导致法定从轻（从重）处罚的规定形同虚设。例如，甲、乙共同违反治安管理，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本应分别处7日拘留，若行为人甲属于未满18周岁的人，从轻处罚后决定行政拘留六日，行为人乙违反治安管理时是刚满18周岁的第二天，可酌定从轻处罚，则应当以不低于行政拘留六日为标准进行裁量，否则，酌定从轻的幅度便高于法定从轻的幅度，使法定从轻处罚的规定形同虚设。 3、某一情节已经作为法定裁量情节适用后，便不再属于酌定裁量情节。如行为人是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已经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四条对其减轻处罚，就不可以在因为其生理状况再酌定从轻处罚。 三、裁量方法 （一）判定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或者“情节严重” 这是正确裁量的前提。因为，只有先找准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或者情节一般，才能确定立法在不考虑其他情况下予以认可的量罚幅度，之后的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才有基础。 （二）对照法定、酌定裁量情节进行裁量 最后的裁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必须在全面把握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反复推敲，运用科学的方法，最终使裁量结果合法、合理。笔者认为，在此过程中应关键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单一法定裁量情节按顺位适用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共有三处（分别为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同时规定了两个以上的裁量种类，那么，如何选择裁量种类呢？笔者认为，裁量种类在具体条文中的顺位反映了立法的倾向性，一般来说，顺位在前的应优先考虑适用。如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首先考虑适用从轻处罚，只有在从轻处罚后仍不能符合过罚相当原则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减轻处罚。 2、法定裁量情节优于酌定裁量情节原则。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既有法定从重情节又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当先从重、在从重的基础上再从轻并最终体现从重；既有法定从轻情节又有酌定从重情节的，应当先从轻、在从轻的基础上再从重并最终体现从轻；同时具有法定从重、从轻情节，或者酌定从重、从轻情节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符合过罚相当原则的决定；对具有法定减轻或不予处罚情节的，应当依法优先减轻或不予处罚。 3、硬性裁量情节优先适用原则。笔者认为，法律文本的表述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立法机关的价值取向。当法律文本表述为“应当”适用某一规则时，说明立法机关要求执法机关，当适用这一规则的情形出现时，必须适用这一规则；当法律文本表述为“可以”适用某一规则时，说明即使出现适用这一规则的情形，立法机关对执法机关是否适用这一规则也不作强行要求（当然，一般情况下也应当适用）。因此，当硬性裁量情节与弹性裁量情节同时存在时，应首先适用硬性裁量情节。 4、同时具有同向裁量情节不升（降）格的原则。即使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同时具有两个以上从轻（从重）情节的，也不可减轻（加重）处罚；同时具有两个以上减轻处罚情节的，亦不可不予处罚。 5、裁量情节适用对应原则。即每一裁量情节的适用，必须要与折射该裁量情节的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相对应。例如，行为人殴打他人后逃跑，并被受案调查，逃跑过程中，行为人又实施盗窃行为，后行为人主动投案，且如实供述了自己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但是对其盗窃违法事实并未如实供述，因而，对于殴打他人的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减轻处罚情形，而对盗窃行为，不符合该项规定情形，故只能对殴打他人的行为减轻处罚，不可对盗窃行为一并减轻处罚。 治安管理论文:《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协调研究 关键词: 刑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 协调 内容提要: 《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中重视了彼此之间的衔接，较好地体现了法制统一的原则。两部法律都将保障人权作为其立法价值选择。在总则方面，关于立法目的与任务、管辖权体制、行为与惩罚相适应方面都趋于一致。在行为及其处罚规定上，关于调整范围、构成要件、处罚体系构建、责任年龄与特殊人员的责任能力方面实现了衔接与协调。同时，处于同一位阶的这两部法律在彼此的协调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以实现立法的更好统一，保证执法、司法的最佳效用。 一、《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价值选择上的协调 我国传统立法注重强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相对被忽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人权利在所有利益中的基础性地位，相应的，人权在我国立法中越来越受重视。近年来我国立法的趋势是，注重贯彻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等民主内容，这些从我国《宪法修正案》、《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指导思想有三：一是适应社会治安形势发展的需要，补充完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严厉打击和惩治危害社会治安违法行为，为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二是处理好本法与《刑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衔接，维护法制统一，防止以罚代刑。三是在保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受到必要惩处的同时，规范警察权的行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1]可见，严厉打击和惩治危害社会治安违法行为与规范警察权的行使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两个重要任务与功能，前者是维护社会秩序，后者是保障权益，所以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也是治安处罚法的价值选择，与刑法的价值选择具有协调一致性。 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诞生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更是其鲜明的价值取向。首先，在总的立法指导思想上，该法仅仅抓住治安处罚与增进社会和谐的关系，注意处理好维护社会秩序、实施治安处罚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关系，慎用警力，多做教育、引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小心谨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意人性化，注意用科学的管理方法营造社会和谐气氛。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总则增加规定了“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等内容。[2]这些规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次，从该法的内容看，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都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思想。如该法第21条规定对某些特殊群体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70周岁以上的老人；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对他们的特殊保护。[3]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由社会控制型法律转向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立法主旨、以保障人权为指导原则的法律，体现了保障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所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理念，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将人权保障的内容写入宪法，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终极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根据宪法的原则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贯穿该法始终。《刑法》虽然制定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入宪之前，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也旗帜鲜明地昭示了保障人权的立法价值选择。 二、《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总则方面的协调 1．在立法目的与任务方面 《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第1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第1条）。《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手段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第2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出强调“加强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第6条）。可见，两者在立法目的与任务方面具有一致性，只是运用的手段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综合治理手段对《刑法》的惩罚手段发挥了很好的协助和补充功能，较好地体现了与《刑法》的衔接。[4] 2．在管辖权体制方面 根据《刑法》第6条，凡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凡在我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条，在我国领域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适用本法；在我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这表明，两法在属地管辖的规定上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刑法》采取的是以属地管辖为主的混合管辖权体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只规定了属地管辖原则。 3．在行为与惩罚相适应方面 根据《刑法》第5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此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第1款，“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此即治安管理处罚与治安管理行为相适应原则。两者在惩罚的轻重与违法犯罪行为的轻重要相适应上是一致的。 三、《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行为及其处罚规定上的衔接与协调 1．在调整范围上的衔接 《刑法》规定了420余种犯罪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238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所以两者在具体行为规定上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是两法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等方面实现了调整范围的有机衔接。即上述四大类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予以了规定，构成犯罪的在《刑法》中予以了规定。原来，《刑法》规定的很多犯罪行为，如损毁广播电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非法携带枪支、弹药进入公共交通工具的行为、计算机犯罪行为等，在情节轻微或对象非特定，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并无对应的处罚条款，《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弥补。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维护铁路运行安全的规定、第37条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第65条有违善良风俗的规定、第29条计算机违法的规定等，皆与《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实现了调整领域上的对接。[5] 2．在构成要件上的衔接 违反治安管理的大部分行为，从构成要件上看，与犯罪行为的表述类似，只是存在量或程度上的差异。如盗窃达到一定数额、伤害达到一定等级即为犯罪，否则就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可见，对同一行为是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往往只是因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同而已。与犯罪行为相比，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是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属于一般违法行为，接受治安管理处罚。[6]例如，非法持有鸦片的行为，除了在持有数量上以200克作为区分情节是否严重从而决定罪与非罪的临界点标准外，在主体、主观方面及行为要件等方面也是同样的构成标准。再者，在违法犯罪主体上，两法在规定自然人主体之外，都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主体。应当说，构成要件的进一步统一不但使立法体系更统一，也使执法、司法更规范，更便于操作。 3．在处罚体系构建上的协调 我国刑罚体系由主刑和附加刑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借鉴刑罚模式，构建了新的治安处罚体系：第一，将治安处罚种类分为主罚和附加罚两类。主罚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和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附加罚包括对外国人的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两种。第二，治安处罚体系中的罚款与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在适用上趋于接近。两者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并罚）；罚金刑主要适用于财产犯罪或经济犯罪，罚款处罚的适用也注意了处罚模式的选择与违法行为特点的结合，很多不宜进行罚款处罚的违法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就没有选择适用罚款处罚，如第29条规定的计算机违法、第41条规定的滋扰性乞讨和第45条规定的虐待、遗弃违法行为等。第三，在人身罚的处罚程度上两法实现了进一步统一，使治安处罚更趋科学。根据《刑法》第42条，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6条，行政拘留合并执行的期限最长不超过20日。如此，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拉开了合理区间，更趋科学。当然，《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完全照搬刑罚种类的划分理论和立法模式，而是在理性反思基础上的科学借鉴。比如，刑罚中的附加刑可以单独适用，但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两类附加罚——对外国人的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便不能单独适用，只能附加适用。这与该两类附加罚的自身特点、特定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是密切相关的。[7] 此外，在共同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上两法的规定也有一致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7条第1款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第2款规定：“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这与我国共同犯罪的理论及《刑法》规定相吻合。 4．在责任年龄与特殊人员的责任能力方面的协调 《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17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18条）。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1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不同责任年龄和不同精神状态的人也规定了有区别的对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第12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第13条）。对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第14条）。可见，两法在责任年龄与精神状态方面的规定具有一致性。[8]同时，根据《刑法》第18条，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的规定模式与此相同：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 四、《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尚需进一步协调的问题 1．《治安管理处罚法》尚需改进的方面 （1）基本原则问题。《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对防止刑罚权的不当行使，保障人权意义重大。《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对处罚权行使方式作了严格的限制，也有学者据此认为该法坚持了违法行为法定原则，[9]但是笔者认为，该法没有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对应的法定原则的宣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但是，何谓“强制性教育措施”？法律所指不明，这与“违法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的缺位不无关系。2006年1月23日公安机关在《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有关问题的解释》指出：“这里的‘强制性教育措施’目前是指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是我国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问题，对这么一个严重的行政处罚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明文规定为法定的处罚种类，却可以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适用，显然与法治精神相悖。 （2）溯及力问题。《刑法》第12条明文规定了溯及力问题，即采取重法不溯及既往的从旧兼从轻原则，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溯及力问题没有表明态度。2006年1月23日，公安机关在《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有关问题的解释》中指出：按照《立法法》第84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溯及既往。《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后，对其施行前发生且尚未作出处罚决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是，如果《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认为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尽管这一解释说明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溯及力问题，但是溯及力是法律适用中的重大问题，宜在法律中明确。 （3）阻却事由问题。《刑法》第16条、第20条、第21条分别规定了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却未涉及这些问题。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已经是法律中定型化的免责行为，中外法律皆有规定。例如，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在第15条与第16条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进行了排除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第11条至第14条规定了四项“阻却违法事由”：依法令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可抗力。笔者建议，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治安违法行为，立法应当规定其责任排除，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可提升之处。 （4）单位主体的处罚原则问题。《刑法》第30条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是以双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8条规定单位作为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时却以只处罚责任人员的单罚制为主双罚制为辅。笔者建议，应借鉴《刑法》规定为以双罚制为主的处罚模式。因为，一般而言，双罚制更能体现罚当其过。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第30条（对法人和人合团体罚款）规定了对法人和“人合团体”的罚款处罚。我在国台湾地区，法人得受行政秩序罚，为迄今实务界及学术界所普遍接受。[10] （5）主观方面问题。根据《刑法》第14条与第15条，犯罪行为的心理态度包括故意与过失两种；治安违法行为的主观方面，从理论上说，也应是行为人对自己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所引起的后果所持有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过失”未作相关规定，也未对“故意”和“过失”作技术上的处理。有关“故意”规定，如“故意向列车投掷物品的”等，仅把“故意”作为某个治安违法行为的法定条件，而没有上升为总则性的一般规定。在其他的治安管理法律规范中，几乎也没有对“过失”的规定。[11] 2．《刑法》尚需进一步改进的方面 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刑法》施行数年之后才出台，所以《治安管理处罚法》更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某些方面的内容在《刑法》未来的修改过程中值得借鉴。 （1）《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总的立法指导思想——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值得《刑法》借鉴。《刑法》的修改制定工作完成于我国第三次大规模“严打”运动前后，有一定的重刑化倾向，突出的体现就是死刑过多，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有68个之多。在未来修改刑法中，应注意刑罚的轻缓化。《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处罚的轻缓化上树立了一个较好的榜样。例如，该法将罚款处罚分为200元、500元、1000元三个档次，根据各类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罚款处罚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的不同，设定适当的处罚幅度。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可以处5000元、3000元罚款的几类违法行为仍维持原来的规定，未作调整。[12] （2）《刑法》在基本原则的规定上有欠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这一条原则在《刑法》上没有相应体现。构建和谐社会，应以人为本，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应从教育其成为新人为出发点，因此，建议在刑法的基本原则方面考虑增加“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 （3）《刑法》在属地管辖权上有欠缺。《刑法》第6条第2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没有“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的规定，那么从语言逻辑来看，在港澳台的船舶、飞机内的犯罪也适用本法，但事实上不能这么规定，也无法这么做，故在法律条文上对此应有明确的阐清。[13]这一点，《治安管理处罚法》值得借鉴，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 （4）《刑法》的追诉时效需要调整。两法都规定了时效问题，并且在时效的计算上采取的原理是相同的。《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的处罚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但是，《刑法》第87条规定的最短追诉期限是“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规定第1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由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在某些行为类型上的重合，罪与非罪往往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在时效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统一为6个月，犯罪行为最短为5年，相差甚大，脱节明显，所以建议可以适当降低犯罪行为的最短追诉时效，以保持法律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总之，《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中重视了彼此之间的衔接，较好地体现了法制统一的原则，不仅有利于该法的顺利实施，防止因相互冲突而产生的尴尬局面，而且也为今后其他立法活动作出了榜样，其意义重大。[14]同时，处于同一位阶的这两部法律在彼此的协调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以实现立法的更好统一，保证执法、司法的最佳效果。 治安管理论文: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法哲学思考和修改建议 【摘要】我国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客观上突出了“处罚”，强化了权力，与我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人性化”管理、“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的理念不相适应，而且还会助长执法主体“权力本位”的优越感，不利于公众对“权力”的监督，反而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本文建议将《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成《治安秩序维护法》，突出治安执法主体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与义务，还公民的“权利本位”，定政府的“义务本位”。 【关键词】治安管理；治安处罚；权利本位；治安法 【正文】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名称、指导思想和一些具体内容不能很好体现“服务政府”、“人性化管理”的理念，应作修改。 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以下简称《治安秩序维护法》）。 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顾名思义，可从三个层次上予以解读：一是治安法；二是治安管理法；三是治安管理处罚法。 根据本文的逻辑结构，我们先议管理法和处罚法，后议治安法，最后提出修改意见。 一、关于治安管理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管理法。所谓管理就是社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优化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管理活动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存在于一切社会组织中。有关管理的学说、理论随着人们对管理实践、管理规律的探索而不断深化。早期的管理模式是经验型，完全凭借管理者个人的智慧、才能、好恶和情感因素来实现的，随意性非常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科学管理”论曾风靡一时。它主张把人所从事的活动分解量化、制定标准动作、标准工作量和标准工资。这一理论把人当作机器，忽视了人的思想和情绪，激化了社会矛盾，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当代盛行“人性化”管理，构建利益共同体，尽力缓解管理活动中实际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领导与被领导、被服从与服从的矛盾和可能出现的冲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社会治安管理属于公共行政管理，又称为国家行政管理，即国家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决策、组织和管理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一种理论认为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不干涉公民的自由。这样的政府自然很少侵害公民的权利，但也不便利用公共资源有效组织、协调社会各种力量，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在造福于民众方面无所作为，使民众大失所望。在实践中，还有一种利用国家强制力，严格控制、剥夺公民思想、言论、结社、出版、迁徙等等自由权利的专制型管理模式，国家权力运用到极致，公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自然要激起民众强烈反抗，注定是短命的公共管理模式。现代国家行政管理普遍奉行“法治化”管理或依法管理模式。所谓法治化管理就是行政管理主体必须经法律授权，同时，行政主体必须依法定程序、依法行使职权，“无法律则无行政”。依法行政是现代文明国家行政管理最基本的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正是为了授予各级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行使治安管理职权和依据本法来行使职权而制定的。正如本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鉴此，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就获得了治安管理的法定职权。有人说“行政法是授权法”，其支撑点就在此。对于各级公安机关来说，行使治安管理职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其权利在公安机关有资格以国家、政府的名义行使治安管理的权力；其义务在公安机关必须行使治安管理权力，不得放弃，不得处分，否则就是对国家、对民众的失职，将受到法律追究。但是，公安机关的权利是行使权力，义务也是行使权力，这就向“权力本位”、权力中心的管理模式靠近了一大步。而且这种法定的国家行政管理权具有确定力、公定力、执行力、拘束力等效力。它的行使以国家意志为出发点，相对人乐意接受的要行使，相对人反对的也要行使；正确的自然要执行，违法的、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在有关法定机关未撤销前，同样要执行，否则将以干扰执法论处。无形中滋生、助长了行政主体以管理者、掌权者、执法者自居，形成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恶习，进而腐蚀其机体，使权力异化、变质，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具动力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这种权力的危险也是始终存在的。……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线的诱惑”[②]，权力具有的这种侵略性、扩张性，对广大民众来说，其权利随时有可能受到侵害。有人说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最大威胁来自行政权力，其根据就在此。因此，我们说依法授予公安机关治安职权，是公安机关依法行使治安管理职权的前提，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仅仅是取得资格而已，更重要、更关键的是严格规范公权力，控制公权力，有效遏制公权力寻租变质、被滥用的可能性；有效遏制公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危害性；有效遏制公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威胁性；有效遏制公权力对行政机关本身的腐蚀性。只有完善对公权力约束的法律机制、监管机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才有保障，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人性化管理、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现在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授权很明确，但制权却不够，而且缺乏可操作性。 二、关于治安处罚法 从逻辑学角度讲，管理与处罚是两个属种包含关系的概念。管理的外延宽，包含有处罚；处罚的外延窄，包含在管理中，有管理就会有处罚。处罚具有威慑、惩戒、警示、教育作用，是管理的重要手段。 所谓治安处罚，就是经法律授权的各级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那些公然违法，公然“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 的行为，经法定程序，依法给予惩处、制裁的行为。治安处罚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处罚的对象按现行法律规定是违法或轻微犯罪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行为。治安处罚是为了警示人们：若违法破坏了社会秩序，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必然遭遇法律制裁。这是对受处罚者和他人的一种教育。从反面教育人们遵守法律，遵守治安管理秩序。从而达到治安管理的目的——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治安管理处罚是治安管理的具体内容、手段和措施，治安管理本身就包涵有治安管理处罚。因此，没有必要将管理与处罚并提。 按常理，在制定、公布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时候，同时应该制定、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奖励法》。因为现代管理没有放弃惩处，但更注重激励。没有只要激励而不要处罚的管理，也没有只要惩处而不要激励的管理。激励和惩处都属于管理，都是管理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处罚警示人们不要违法，奖励则鼓励引导人们守法。处罚和奖励同等重要，不得偏废，只注重处罚而不注重奖励，从指导思想上分析，是过分坚信人性“恶”的理念，不相信有“善”、人性可以“从善”的现实；过分迷信权力在治“恶”、以“恶”治“恶”的作用，而低估了我们的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扎实的社会基础；低估了宣传、教育、引导的社会作用，低估了广大人民群众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低估了“善”在治“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就应有《治安管理奖励法》与之相配套。没有《治安管理奖励法》，只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表明其意在突出处罚、强化处罚。把管理建立在处罚之上，妄图通过处罚来实现管理，以罚代管、寓管理于处罚之中。这样的管理已不是一般意义的管理，而是典型的管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影响对公安机关的定位。根据政府《组织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行使治安管理职权的机关是公安机关。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公安机关处在阶级斗争最前沿，肩负着打击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是专政机关。在努力建设“法治国”、“法治政府”的今天，当然不能再把公安机关看作是“抓坏人”、打击阶级敌人的机关。但是因为公安机关是行使治安管理处罚职权的机关，自然经常行使处罚权，可能还有不当甚至违法行使了处罚权，被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印象深刻，而对公安机关维护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民服务方面所做大量工作却觉理所当然，未予足够关注，从而把公安机关看作是治安管理处罚机关或治安处罚机关或处罚机关，破坏了公安机关的形象，破坏了警民鱼水关系，从而也影响了整个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治安管理处罚法》不利于法律规范自身的规范、统一。在我国作为行政机关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规范已有很多，诸如：《海关法》、《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税收征收管理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森林法》、《环保法》、《铁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有这些法律中都没有加“处罚”两字，所有这些法律都授予执法机关相应的处罚权，事实上也在行使其处罚权，难道《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处罚”两字执法机关就丧失了处罚权、就难以履行职责吗？显然不是。问题很清楚，《治安管理处罚法》尚未完全摆脱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权力本位和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保留、继承了一些不该保留、不该继承的内容和提法。为了维护法律规范自身的规范，治安管理方面的法律就不应命名为《治安管理处罚法》。 行政处罚已经有法可依，不需要第二个《行政处罚法》。我国于1996年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它对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的原则、种类、管辖、程序、实施机关、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它是所有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应遵循的基本法，毫无例外，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只要处理好《治安法》与《处罚法》的衔接，完全可以解决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依据问题。没有必要在《行政处罚法》之外，再制定第二个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就治安处罚而论，本是很正常的行政行为，因为法治社会是责任社会，任何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既然违法，就应接受处罚。但在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中，有一种称为“行政拘留”的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三，行政拘留”。第三章有关条目就行政拘留的适用作出详尽具体规定，第十六条又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对于“行政拘留”处罚，涉及四个问题：1、行政拘留就是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对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的直接侵害，作为政府应慎重对待。2、《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也有相同的规定。这是为了给当事人更充分的申辩、陈述的机会，也给公安机关留下重新审查处罚决定的机会，以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准确性，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但受行政拘留处罚的当事人却没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在程序上少一次申辩和陈述的机会。3、当事人对其他处罚不服要求听证和申请行政复议的不缴纳任何费用，所需费用由执法机关支付，然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保证金岂不成了启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开关吗？又是明显的不公平。4、行政复议机关对不服行政拘留的复议申请审理后，如认为原行政拘留处罚主体适格、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该如何执行！复议之日起开始拘留吗？事隔两月有余，事态已经平息，再拘留有何实际意义？如果原行政拘留处罚确实不当，但因当事人无力交保证金而未予复议纠正，其行政拘留处罚不是很冤枉吗？如果当事人逃跑了，保证金自然被没收，只是这每日200.00元的标准有何依据？所有这些都凸显出不公平的对待，有损于法律本身正义的价值、有损于“良法”的法律价值。 三、关于治安法 “治安”的“治”是治理、整治；“安”是安全，即治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亦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治安法就是调整治安关系的法律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治安法律关系，一种是治安刑事法律关系，一种是治安行政法律关系。治安刑事法律关系当然应由刑法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才应由行政法来调整。我们这里所说的治安法，仅指治安行政法。规定治安法律关系主体——公安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维护治安秩序活动中权利与义务的法。公安机关有权行使治安管理职权，但必须履行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的义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请求公安机关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护其合法权益、监督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权利，同时必须遵守治安秩序，配合、接受公安机关就治安问题所作的处理。因为“治安”概念本身内涵、外延的宽泛决定了治安领域非常宽泛，而且在治安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与权力的矛盾、博弈表现得非常突出、尖锐和集中，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法治理念，不同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的治安行政法也会千差万别。在重私权、奉行“权利本位”、权利为中心的国度里，治安行政法侧重保护私权，严格控制公权，如象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秩序维护法》之类。在军政府或专制国家，治安行政法保证权力的有效行使，甚至根本不需要什么法，一切听命于权力。公民权利不但没有基本保障而且受到严重践踏。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制定本法”，清楚表明两点：1、治安行政法是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为已任、为目的的；2、治安行政法是以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为出发点、为已任、为目的的。是尊重权利、规范权力模式。但不可否认，治安行政法命名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又清楚地表明它非常注重处罚，非常注重强化权力，再加上国家对人身自由权保护的力度不够，对政府约束的法律机制、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客观上增强了权力的扩张性、侵略性、侵害性，从而使行政权力侵犯其神圣的授予其权力的法律，侵犯其国家的主权者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为了摆脱管制型政府形象，总理在200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③]在国家行政管理，包括治安管理活动中特别需要强化“以人为本”“权利本位”的理念。营造维护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秩序不是依仗处罚，而是通过关心、解决民生实际问题，通过服务来实现。不可否认，有人就是要违法，就是要破坏民众所盼望的良好秩序，对于他们的行为给予制裁处罚也是必要的。但这不是为处罚而处罚，而是为了维护良好秩序。 不是简单地强化管理而更重要的是强化服务，不在处罚中实现有序，而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现管理。这是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仅由政府变化某些形式和方法，是很不够的。除了转变观念外，还必须从行使管理权力的源头入手，只有从立法上不授予行政机关管制型管理权，行政机关才有可能从管制型权力模式中解脱出来，否则将仍是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 鉴此，我建议将强化管理、强化处罚、强化权力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治安秩序维护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秩序维护法》。 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是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的法律。首先必须明确、准确界定其调整范围。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清楚表明，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不是根据行政职权和行政法的性质、特点来界定和确定的，而是依刑法为标准，依够不够刑法处罚为标准确定的。把轻微犯罪尚不够现行刑法规定的管制、拘役、徒刑处罚的统统列入行政法调整范围，授权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予以处罚，这是很不科学、很不妥当的，不符合国家机关职能分工的总原则，有行政参与司法之嫌，应作修改。凡治安犯罪，即使轻微犯罪也应列入刑法调整范围，通过司法程序予以处罚。至于轻微犯罪尚不够现行刑法处罚，应修订刑法。绝不能把现行刑法未调整的空白领域简单地分配给行政法来调整。根据行政职权和行政法的性质、特点，治安行政法只能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只能就作为行政主体的公安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治安行政活动中的权利、义务作出规范，就维护治安行政秩序的法律行为作出规范。准确科学界定治安维护法的调整范围，避免以罚代判，避免行政权的滥用，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授权公安机关行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包括对违反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予以处罚的权力，不削弱公安机关的权力。公安机关行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有充分保障。不过我国的公安机关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又具有司法侦查权，既是《治安秩序维护法》的的执法主体，又是刑事犯罪侦查的司法主体。因此，作为行政主体对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违反《治安秩序维护法》的行为行使处罚权时，应遵循行政程序；对治安犯罪包括轻微犯罪行为行使处罚时，应以司法机关的资格遵循司法程序。分清不同的资格身份、遵循不同程序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十分注重对公安机关行使权力的规范与监控，明确其营造、维护良好治安秩序的义务，明确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义务。同时，应赋予当事人以更多的抗争权利。使公安机关在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时，不再是盛气凌人的治安处罚权的主宰，而是社会治安秩序维护者，是为人民、为国家而营造良好秩序，是为人民、为国家履行义务。形成公安机关行使权力是义务，履行职责还是义务的氛围，突出了公安机关的责任、义务和服务。从而从以权力为中心、权力为本位的管制型管理模式，转化成以责任为中心、义务为本位的服务式管理模式。有效抑制行政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和侵害性，有效抑制权力本身对执法机关的腐蚀作用，有利于建塑服务机关、服务政府的光辉形象。 第三，文明执法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反之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影响、冲击和谐社会的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维护法》不再是处罚法，也不是管制法，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维护社会秩序服务法，能更好体现人性化管理与服务政府，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和谐。是一部遏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建设和谐社会的良法。 第四，慎用行拘留权。人身自由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不经司法程序由政府行使20日（一年之5％、一月之2/3）拘留，对于一个公民的伤害太大了，渴望自由是人之本性，政府应努力营造尊重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社会氛围。只有在不拘留就无法控制混乱局面，不拘留就无法保护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以及其他处罚不足以使当事人受到深刻教育的情况下，才予以拘留，而且应尽量通过司法程序实施治安刑事拘留，慎用行政拘留。以显示政府对宪法的尊重，更好体现政府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良好形象。 治安管理论文:试析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未成年人的程序适用研究 论文摘要 程序法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做出强烈的摆动。可见，程序正义举足轻重。近年来，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不断推进，程序法再次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一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规范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履行治安管理职责的重要法律。其对未成年人也适用，但其在程序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容易导致司法权力滥用，以致未成年人的权利不能全面的维护，本文首先对一些基本概念理清，然后通过逐步分析归纳的方式，对未成年治安案件的程序进行研究。 论文关键词 行政程序 治安案件 程序正义 一、程序、法律程序和行政程序的理解 “任何社会形态下公共管理权力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规则来运行” 行政程序是法律程序的一种，而法律程序在现代社会除程序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含义以外，还被赋予规范权力正当行使并保护人权的含义，实质是一种正当法律程序。一方面程序含有技术理性因素，另一方面程序最直接关联民众的利益诉求，是公民面对行政权力最直接、最重要的权力保障机制。理解行政程序的内涵，需要把握几点： 一是程序表现为过程，从程序启动到结束。有些长的过程是由若干短的过程所组成，因而一个大程序中包括若干小程序。如行政处罚程序中包含听证，听证本身也是一种程序。 二是程序具有目的性。人们选择、启动某一程序，总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目标决定人们选择或预设何种程序。 三是程序具有选择性。为了达到一定目标，就要选择或预设一定程序。但是，虽然目标决定选择，选择或预设也会影响能否很好达到目标。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当然，不同的目标要选择不同的程序去完成，但也有可能运用同一程序去完成不同目标。前者显示程序的个性和差异性；后者反映了程序的共性和统一性。 四是程序具有客观性。为达到特定目标，就要选择能最好最快达到目标的程序。这种程序不是主观臆想的，而是必须符合要办事情的客观规律。主观选择、预设的程度符合客观要求，这就是科学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因此行政法中程序的内涵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是关于程序的具体内容有其特别规定。 所谓法律程序，即指程序规则为法律所规定时，该项程序就被称为法律程序。法律程序的主体享有各自的程序选择、履行相应的程序义务。如果义务人没有旅行法定程序义务，则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法律程序运行结束后往往产生一个法律实体结果，因此在法律学上，“程序”一词往往与“实体”相对称，指按照一定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做出法律决定的过程。程序关心的是形成决定的过程，而实体关心的是决定的内容。由于私法领域的活动实行意思自治原则，民事主体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关系，法律一般不对其活动程序做出强制性规定。而在公权力领域，由于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如果滥用极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法律往往对权利行使的程序做出明确规定，以确保权利行使的理性、公正。所以，法律程序就其规范对象而言，主要是公权力。与现代国家权力被分立为立法行政权和司法权相对应，现代法律程序主要有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 对法律程序的划分，以程序所规范的权利为标准较为适和。行政程序作为法律程序的一种，是行政权力运行的程序，具体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做出行政行为所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的总和。有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离不开行政相对人的参与行为，因此，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程序也是行政程序不可缺少的内容。行政程序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点把握：第一，行政程序是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第二，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为行政行为的程序。第三，行政程序的构成要素包括：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第四，行政程序的运行结果是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或者作出行政决定。第五，行政程序是一种法律程序。从行政程序的种类上看，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程序分为抽象行政行为程序和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等，本文仅研究《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存在着具体程序。 二、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内容上看，该法在程序方面分为处罚程序和监督程序。处罚程序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广义的处罚程序指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一切程序。从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决定对相对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即决定程序。本文将从广义上研究治安管理处罚程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处罚程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传唤、询问、取证、裁决等程序性内容作了规定，对案件管辖、证据种类、违法物品的扣押等办理治安案件的基本程序做出了规范。同时第3条还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这样的规定保证了公安机关在作出治安处罚时应遵循的程序在法律上都有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定的程序众多，但其并不是只适用未成年人，有些程序对未成年人并不适用，本文仅研究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治安处罚程序有：治安调解；行政管束；传唤与盘查；检查；扣押、没收和收缴；当场处罚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罚款和拘留的执行等，其中本文研究的涉未成年人的程序主要有以下：治安调解、传唤与盘查、拘留的执行。 三、《治安管理处罚法》程序上对未成年人的适用 法理上所说的法律适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适用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实现法律规范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法律适用一般被称为法的实施。狭义的法律适用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其职权范围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事项的活动，特指拥有司法权的机关及司法人员依照法定方式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的活动。本文中的法律适用指的是狭义上的法律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对适用的行为对象作了规定。简言之，适用的行为对象是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主要是指要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关于新旧法在调整行为对象上的差别，公安部2006年1月10日下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宣传提纲》中明确提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由原来的73种增加到现在的238种，基本上减轻版的犯罪行为种类。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家重视对未成年人在各方面的培养，重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还处在少年时期，社会知识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没有预见能力，也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对这些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主要是教育，使其明辨是非，不再给予出发，更有利于其成长。但不处罚不等于放任不管，要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以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考虑到他们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和辨别力，但又还处在成长中，其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的特点。对此类未成年人，采取应当从轻或减轻的规定，“从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幅度内，选择较轻或者最轻的处罚，如依本法对规定，对结伙斗殴行为应当给予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那么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给予6或7日的拘留就是从轻的处理。“减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的下一档处罚幅度内给予治安处罚。 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但不执行该行政拘留处罚的四种法定情形。其中两种针对未成年人的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适用上述规定有几点要注意：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而且《治安管理法》对该行为规定了拘留的处罚，并且从违法行为热的违法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考虑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只有对本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下的违法主体才不是用拘留，除此之外应当执行；在本条四种情形下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之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对行为人不在追究处罚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由法律规定了拘留之外的其他处罚，仍然要执行。2006年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40条也规定：“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做出处罚决定，但不送达拘留所执行：（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的”这是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具体适用时的规定。但是不执行行政拘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措施。根据《公安机关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有关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规定，被处罚人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应当会同被处罚人所在单位、学校、家庭、居（村）民委员会、未成年保护组织和有关社会团体进行帮教。 六、结语 《治安管理处罚法》并不是单独对未成年人适用的，而是既适用于成年人，又适用于未成年人。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程序的分析，特别是对未成年的程序适用问题进行分析，引起《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未成年人的关注，加强《治安管理处罚法》研究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治安管理论文:关于新形势下农村基层社会治安管理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口居住分散，加之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信息越来越通畅，农村流动人口增多，农村社会治安工作出现了新情况，遇到了新问题，农村社会治安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从强化农村社会治安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当前农村社会治安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提出了科学的防范对策。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治安；违法犯罪；基层组织；对策 社会治安是指社会在一定的法律、法规及制度的约束下呈现的一种安定、有秩序的状态或状况，社会治安问题是指影响社会安定的各种矛盾、因素。一个地区社会治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秩序的持续稳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做保障。当前，农村的治安工作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传统的社会治安控制手段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原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也难以适应新的需要，农村社会治安管理亟待进一步改善和加强。 一、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现状 当前，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大局是好的，整体是稳定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利益分配方式的转变，城乡差距的拉大，流动人口的增多，农村社会治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遇到了新问题。 (一)侵犯财产的犯罪案件增多，方法手段翻新。集中表现在盗窃、诈骗、抢劫方面，以前在城市发生的如传销和团伙诈骗等犯罪形式逐步向农村转移。作案手段逐步升级，由过去的挖洞、撬门、别锁等单一方法发展到使用快速交通工具、制作专门工具、跨地区作案等。作案成员也由个别、少数人发展到团伙，呈现盗抢、窝赃、销售一条龙犯罪。 (二)农业生产资料屡遭侵害，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农村生产生活区域广阔，防范困难，农田水利设施、用电设备基本处于无保护状态，象变压器电线、水泵、拖拉机、耕牛等生产资料，是作案的首选目标。这些资产屡遭侵害，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给受害人及其家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影响极坏。 (三)封建迷信、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近年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封建迷信活动又有所抬头，一些不法”信徒”打着宗教旗号，坑蒙拐骗，聚众滋事，扰乱社会治安。农村赌博之风也屡禁不止，”大赌小赌到处都有”，严重的地方男女老少齐上阵，农闲时节更甚。这些现象不仅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而且诱发抢劫、盗窃等刑事犯罪活动的发生。 (四)群众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目前农村中各类民间纠纷较为繁多，家庭成员间因为赡养老人、财产分割、恋爱婚姻、家庭琐事等经常发生矛盾；邻里之间因宅基地、农田土地、山林场地、建房修路、经济债务、用水用电等因素也常引起纠纷。在城市化过程中，涉及农村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移民安置等问题时，矛盾尤为突出，甚至引发治安或刑事案件。 二、当前农村治安问题频发原因分析 社会治安问题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我国目前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转型期社会深层矛盾积淀后的集中反映。 (一)社会分配不公，积累社会不稳定情绪。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些分配不公的现象，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在人们的心理上有一种传递发酵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情绪，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尤其那些想通过自己努力改变自身贫困命运的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基本社会保障欠缺，当生活消费欲望的膨胀在通过各种正当途径难以得到满足后，就容易产生使用不法手段达到快速致富的目的。 (二)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农民法制教育滞后。由于村级干部的工资待遇较低，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后，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个人致富上，对社会治安问题视而不见，被迫处理些问题时方法也是简单粗暴，直接影响干群关系。有的村社由于连年更换村干部，遗留问题较多，班子软、散、瘫，缺乏凝聚力与号召力，对广大农民的思想教育工作更是无法及时跟上，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教育和法制教育滞后。在农闲时间，农民们除了谈天、看电视外，基本上没有其它的娱乐方式，精神生活空虚、贫乏，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建设出现空白。 (三)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不到位。目前在农村提抓社会治安普遍认为是警察的事，是政府的事，还没有真正形成”社会治安人人抓，社会治安人人管”的工作格局，农村社会治安管理机制相对滞后。有的村治保主任不明确，治保会成员也完全挂个名，有的长期在外务工，从未履职，不能正常工作；有些地方治保会、巡逻队的人员报酬得不到落实，大多名存实亡，治保、调解组织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大量民事纠纷不能及时调解，大量不安定因素不能及时发现，出现问题无人管，使问题积小成大、积少成多，导致村民治安防范组织处于无序状态。 (四)”留守人群”防范能力不足。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家中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即所谓“3861”部队。这些”留守人群”法制观念淡薄，自我防范能力较低，邻里互助能力较弱，给不法分子做案以可乘之机。 (五)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力度不够。农村警务室人员少、经费不足，一线干警人员短缺，无法适应”地域广阔，居住分散”的农村实情，无力承担细琐繁重的治安工作任务，工作成效不明显，不能有效震慑犯罪。农村不管大事小情，一有矛盾和纠纷，动辄就调遣派出所警力处置，也分散了仅有的警力。有些本来需要多部门联合解决的矛盾，如土地、房屋纠纷、路塘建设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让派出所介入，一旦处置不好，群众抵触情绪增长，有可能演化为刑事案件。 三、对策与建议 (一)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尽快扭转不公平的分配格局。分配不公平是影响社会不稳定的首要因素，也是最根本的因素。改革分配机制会触碰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改革固然是艰难的，但如果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改革是势在必行。当前的首要问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强城乡合理流动的社会机制，创造一种”勤劳才真正能致富”的社会大环境，引导广大农民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发展经济上来，推动农村经济更快发展，从而达到稳中求富，富而思进，繁荣农村的目的，消除一些人潜存的不劳而获的心理，化解社会不稳定的情绪。 (二)加强和巩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其在治安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农村基层组织的选举工作，加强和完善农村治保会、调委会等基层治安防控组织的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治安案件，避免事件升级。同时基层组织应依靠群众，引导群众，充分发挥群众在治安防范中的作用，让群众把治安防范变为自觉行为，形成人人参与的良好局面。 (三)严厉打击农村违法犯罪活动，给犯罪分子以警示震慑作用。进一步加大对农村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保持对农村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对农村发生的治安、刑事案件发现一起尽快查处一起，以震慑违法犯罪，取信于民。一是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农民人身安全的犯罪。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原则，严厉打击杀人、伤害、强奸、抢劫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恶性犯罪；二是严厉打击盗窃、诈骗、抢劫、抢夺等严重侵害农民财产安全的犯罪；三是严厉打击侵害”留守人群”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四是严厉打击非法邪教组织活动。在邪教组织活动猖獗的区域，适时组织力量展开专项斗争，并教育、发动群众自觉抵制邪教活动。五是坚决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 (四)加强农村法制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应当前农村发展的教育机制，破除封建迷信活动，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采取灵活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使农民知法、懂法，自觉遵守法律规范和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运用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矛盾的意识；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崇尚社会主义美德，发扬艰苦创业精神，鼓励自食其力，劳动致富；四是在农村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活跃乡村农民文化生活，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上新台阶。 (五)加强农村特殊人群管理，消除不稳定治安因素。一是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及违法青少年的帮教工作，会同司法部门、治保会等把工作落到实处，防止其再次犯罪；二是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及时掌握外出就业人员的流动情况，强化流出地和流入地公安机关的配合，预防犯罪；三是加强对”留守人群”的管理，做好”留守人群”的摸底排查工作，建立”留守人群”档案；加强对”留守家庭”的法制宣传，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尤其要与学校配合，切实增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度，引导其健康成长，预防和减少其违法犯罪。 (六)以农村公安派出所建设为中心，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是以警务运行机制改革为契机，规范农村派出所建设。按照”宁缺机关、勿缺基层”的原则，合理调配农村警力，做强做精农村派出所；二是警务前置，大力开展农村警务。通过警力前移，警务前置，民警进村，力争实现农村社会治安管理由静态模式向动态模式的转变、工作作风由机关坐堂办公向现场处置模式的转变、打防脱节向打防一体化转变、为群众服务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三是联勤联动，建立农村治安防范长效机制。驻村民警要主动深入人民群众，广泛接触社会，做到有信息就收集，有隐患就排除，有问题就解决，有案件就查处，并及时动员、指导村委会、治保会、调委会和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形成联勤联动模式，逐步形成农村社会治安工作的群防群治长效机制。 治安管理论文: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工作实施方案 一、实施步骤 （一）宣传清理阶段。 由县公安局牵头，对全县印章刻制行业进行摸底，掌握我县目前印章管理的基本情况。并对全县印章刻制行业集中开展一次清理工作，依法取缔一批无证和违法经营的印章刻制点，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同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做好加强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重要意义宣传工作。县公安局将建立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网络信息平台，提供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政策、法规知识、系统的使用及简单数据的查询知识，方便人民群众学习了解。 （二）系统建设阶段。 根据公安部《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标准》要求，依托市公安局搭建覆盖全县的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印章的审批、制作和查询比对信息化、规范化、现代化，使印章印模具备信息采集、传储、存档、查询、鉴别等基本功能。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由县公安局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社会机构承担，并负责印章系统的安装、维护及升级服务，切实保障印章数据安全保密。县公安局要设立“印章治安管理中心”，负责对印章的审批、刻制、领用管理工作，建立面向广大公众的公安外网的网络信息平台，提供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系统的使用及简单数据的查询。 （三）推广使用阶段。 全县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现使用的公章及其相关“专业章”、法定代表人铭章或按规定需要进入信息系统管理的其他印章，应当纳入印章治安信息系统管理。对于印章规格不符合规定的，要按规定更换印章；对不影响进入信息管理系统的印章，印章所有人要求更换的，经审批后逐步予以更换。县公安局要在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印章备案申领窗口，受理印章申领、更换的有关工作；工商、质监、经信、国税、地税、银行等部门可在业务窗口配置与系统匹配的验章器或者下载相关客户端软件，对印章进行系统查询。凡新设立和变更的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铭章等印章，必须纳入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管理。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办理设立、年审、开户等工作时，应当查验印章是否按要求进入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对未进入的应督促印章按规定进入信息系统管理，保障印章使用安全。 二、加强组织领导 县政府成立由县政府办公室分管副主任任组长，县公安局、工商局、质监局、经信局、国税局、地税局、人行等单位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公安局，负责印章系统建设的日常管理工作，推动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要建立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联席会议制度，适时召开联席会议，加强协作配合，提高办事效率。 治安管理论文:社会人治安管理思索 作者：张胜前 单位：湖北警官学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巨大变化,社会成员固定地从属于一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已被打破,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他们游离在传统的管理体系之外,成为管理的“空档”和“盲点”。公安机关作为社会管理的职能部门之一,如何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管理的新形势,切实加强和改进“社会人”管理工作,做到既服务好“社会人”,又管理好“社会人”,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新时期治安管理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视角:“社会人”的概念及群体构成 (一)“社会人”的概念 所谓“社会人”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人都在社会之中,人人都是“社会人”。从狭义上讲,“社会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对应的概念:有“自然人”、“社会人”之分;有“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对立;还有从“企业人”、“单位人”到“社会人”之说。[1]本文所指的“社会人”是相对于“单位人”而言的。所谓“单位人”是指那些党政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他们的工资、福利、养老保险等均由单位保障。生活在单位制下的人,基本上是以单位为其生存的原点,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只能在单位中才能得以满足;除单位之外,几乎不存在满足个人的资源需求机制和领域,个人的命运只能和单位紧紧绑在一起,所以称之为“单位人”。而“社会人”是指在社会、经济等各种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原由各单位或村委会、居委会管理的人员,在当前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社会大流动的冲击下,脱离原单位或土地,自由地流入社会,从事各种工作从而成为相对自由的群体。他们在社会上自谋职业,自求生存,工资、福利、保险由社会保障或者没有保障,其生老病死与单位无关。 (二)“社会人”的群体构成 “社会人”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相对于“单位人”而言的,“社会人”是游离于传统单位管理体制之外的“自由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人”主要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闲散青少年、离退休人员、退役军人、自谋职业者、未就业毕业生、流浪乞讨人员,以及有单位有组织人口中长期脱离工作单位组织的人员等。当前,“社会人”主要由以下几大群体构成:一是下岗职工群体。在企业改革、破产、重组过程中,大量企业职工成为下岗、离岗职工,成为新增“社会人”的主体。当他们由传统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时,普遍存在失落感。特别是40~50岁人员,再就业难度大,家庭负担重,很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是当前“社会人”管理中应当重点关注的对象。二是个体工商户和个体从业人员群体。这一群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不断扩大,他们常年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对单位、集体的认知程度低,自由主义倾向较重,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人”。三是城市失业或无业人员群体。这一群体中有的因无业可就或好逸恶劳,为了生活或追求享受,很可能铤而走险。特别是“两劳”回归人员和有问题的青少年,他们普遍存在贪图安逸享受的思想,游手好闲,其中不少人结伙滋事,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成为严重危害一方平安的团伙甚至是黑恶势力,是“社会人”管理的难点和重点。四是闲散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这一群体中的不少青壮年,常住户口虽然在村里,但只是名义上的村民。他们常年不回家,既无固定职业,又居无定所,辗转于农村与城市之间,是“社会人”管理的盲点。五是退休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退休职工的管理服务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退休职工也成了单位和社区都不管的“社会人”。这一群体有稳定的收入和固定的住所,社会责任感强,影响力大,是“社会人”中最稳定的群体。“社会人”中既有常住人口,又有流动人口,他们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我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应引起各级党政部门及全体社会的高度重视,给予正确的引导和积极支持。 二、观察:“社会人”给治安管理带来的挑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既进入一个战略机遇期,又面临一个矛盾凸现期,各种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社会人”和“社会组织”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伴生的社会现象,对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涉及群体性事件的人员越来越多,主体成分多元化由于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充,原来的“单位人”脱离了单位,成为无单位束缚或管理的“社会人”。一部分“社会人”通过自主创业,大胆创新,逐步富裕起来;而另一部分人因下岗失业、征地拆迁失去生活来源,却缺乏必要的技能,或者因循守旧、不思进取,逐步陷入贫困,造成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各种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再分配,亦使矛盾冲突日益凸显,一些“社会人”为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既得的利益,非理性地介入群体性事件。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人”在政府引导下的组织化程度低,利益表达的无序性和非理性化,往往为非法组织利用和操控提供了机会。同时,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人”使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愈显多样化,数量将逐步增大,而且是在职职工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个体业主、复转军人、离退休人员等各阶层人员并存。他们的文化程度、职业特征、思想观念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成为人口管理和社区警务的重要服务对象。所有这些,都造成了社会治安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加大了公安机关维护治安稳定的难度。 (二)“社会人”活动高度自由化,容易造成人口管理上的盲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通设施的进步,静态的社会格局被打破,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形成民工潮等新现象。在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过程中,人们对“社会人”的合法权益和自主地位很快得到了确认。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就业方式日趋灵活,已有60%以上的城镇从业人员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工作[2],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兴趣爱好和专业特长在社会上大范围流动择业或经商务工等。“社会人”的自主流动由于合法而变得十分频繁,流动人口大量增多,人户分离现象十分普遍;而“社会人”现代社会的责任意识尚未形成,从而成为社区警务管理中的“空档”和“盲点”。大量流动人口居无定所,出租屋业主又受利益驱动,依法出租意识不强,给违法犯罪人员提供藏身之地。同时,部分基层公安机关仍然习惯于封闭社会条件下人口管理的静态模式,造成人口管理基础工作十分薄弱;尤其是对暂住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对重点人口漏管失控,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仍大量存在。 (三)自发组织和社会团体增多,治安监管难度增大人们在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过程中,为寻求多样化的社会心理需求,不少群体以利益、地域关系等为纽带,催生了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社会组织。应该看到,这些非正式组织在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也要看到,由于这些组织毕竟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作为“社会人”应具备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尚未真正形成,其行为往往缺少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意识,很可能带来不可控性问题。尤其是当群体或成员利益受到侵犯时,这些组织往往会迅速集结成一股抗衡力量,与正式组织、政府机构发生冲突,对有关部门形成压力。有的非正式组织成立本意是为维护自身权益,但在得不到社会承认的情况下,就会慢慢发展成为“帮会”,从当初的维护自身利益走向后来的帮助他人武力解决问题的恶势力。同时,一些没有进行社团登记的自治性组织,处于若隐若现的状况,既成为治安管理的盲点,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四)违法犯罪案件多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社会人”的自主地位虽然有了很大提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自主择业、自主决定去留、自由安排生活,受单位管控力少。但他们作为“社会人”应具备的主体意识、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并未真正形成,特别是其中的无业待业人员、刑释解教人员以及问题青少年,由于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社会道德弱化、法制意识的淡漠以及现实利益的矛盾冲突等,极易成为违法犯罪的主体。目前,“社会人”的违法犯罪问题已成为社会治安问题的重点和难点,特别是流动人口群体、城市失业或无业人员群体和闲散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的违法犯罪现象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三、思考:加强和改进“社会人”管理的建议 加强“社会人”管理,最主要的途径和方法就是要尽可能地把他们纳入制度框架之内,使他们能够在现有的组织和制度框架内,表达自己的诉求,规范自己的行为,有序地参与社会生活。公安机关要大力实施社区警务战略,把群众工作做进社区,把管理工作落实到人,真正做到既服务好“社会人”,又管理好“社会人”。 (一)按照分层次管理原则,强化对“社会人”管理“管住了社会人,就抓住了治安问题的牛鼻子”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要不断创新“社会人”管理新模式,对各类“社会人”实行分层次管理,突出管控重点。按照“社会人”有无职业及所从事职业,有无违法犯罪前科,是否为流动暂住人口以及性别、年龄等条件划分不同的管理层次。以有前科劣迹、有意逃避登记、无固定职业、昼伏夜出、行踪不定等人员为重点,从中排查和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或可能和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高危人员。一是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控制。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采取政府联合管理形式,形成齐抓共管局面,促进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取得新发展。借鉴西方国家将居住登记作为居民就业、务工、参与社会福利的必要条件的作法,可协同劳动人事、社会保障、教育部门积极推进流动人口的居住登记立法,将居住登记作为聘用、务工等社会活动的必要条件,提高动态社会下对人口流动情况的掌握。在具体管理上,把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管理服务纳入社区工作,是加强人口管理的需要,是为流动人口、出租屋业户主服务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要以“以屋管人”为契机,坚持以落脚点控制为基础,突出强调对高危流动人口的实时管控,着力提高流动人口与其落脚点的“人户一致”率。对所有居住房屋进行调查摸底,了解房屋使用性质和居住人员情况,切实做到辖区流动人口、出租房屋底数清、情况明。对摸排出的重点出租房屋逐一登记,每月进行一次回访检查,改变过去只找租赁户而不找出租户的局面。对从事重点行业和无正当职业人员租住的房屋实行重点管理,定期不定期上门检查,及时发现和抓获藏身在出租房屋中的在逃人员和违法犯罪嫌疑人。同时,要强化其中从事娱乐服务行业人员的治安管理,重点是美容美发店、桑拿、歌舞娱乐场所内人员,对从事违法活动予以查处,同时要加强教育,督促他们做好自防工作。二是强化对刑释解教人员等高危人员的管理控制。排查和管理高危人员是人口治安管理的关键所在。基层公安机关要在进一步澄清人口底数的基础上,加强对高危人员的排查和管理,切实提高管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应加强与司法部门(即原管教单位)的联系,及时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和流动情况,从源头上防止失控、漏管等情况产生。对有刑释解教人员、有劣迹或有违法犯罪倾向的人员,要逐人建档,强化跟踪管理,及时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各部门、各警种互通信息,对建档人员住址发生变动的,要实行流出地和流入地派出所双重列管,定期互通情况,随时了解掌握其现实表现。同时,在全面查清基本情况的前提下,要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办法,强化管控,掌握动态情况和现实表现,服务现实斗争。三是对下岗失业和离退休人员的管理控制。对下岗失业人员,要搞清该部分人员的底数和活动情况,区别对待。对长期游荡在社会、交友复杂人员要强化管理,同时积极配合其家庭做好教育工作;对其中有劣迹人员,要做好帮教工作。对离退休人员,以了解其有无参与邪教组织以及是否对现实不满、存在聚众上访苗头为重点进行管控,收集掌握预警性、苗头性信息,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 (二)探求社会化管理,提高“社会人”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当前,处于经济转型、体制转轨时期的“社会人”需要政府及社会的关怀。公安机关更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切实加强和改进“社会人”管理,推动建立社会管理网络,在维护社会治安、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社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只有在“社会人”摆脱了长期形成的依附人格,具有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责任意识与自主精神;只有在社区范围内形成了一种由居民直接参与、始终围绕自身需要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自下而上的自治体制和运作机制后,才能真正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要大力整合社会力量,充分组织和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治安防控工作,推进社会治安防控工作的社会化。各级党委、政府和各基层单位要把各种专业的、义务的治安防控力量组织起来,不断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丰富群防群治内容。一是要大力发展保安服务业,加强保安队伍建设。保安服务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安工作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必然要求。要按照统一录用、统一管理、统一着装、统一培训的要求,从下岗职工、复退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和治安积极分子中招收一定数量的保安员队伍,统一进行培训,统一持证上岗,并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划分区域,落实责任,开展全天候、全时空的治安巡控。要加强保安服务业的监督与管理,依法取缔非法保安服务组织,切实维护保安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二是要积极开展群防群治工作。依靠社区党政组织,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和措施,广泛发动“社会人”在社区管理、构建和谐社区中的作用。下大力气整合社区资源,积极动员和充分发挥辖区内退休职工群体在治安防控中的作用。进一步挖掘社区治安防范资源,建设社区巡防队伍、治安志愿者队伍、治安信息员队伍和暂住流动人口协管员队伍等多支群防群治队伍,参与社区管理和治安防范工作,影响和带动社区居民共同维护好社区治安秩序,从而进一步完善社区防范网络,提高防范能力。既帮助“社会人”重新找到了“单位”的归属感,又使群防群治组织覆盖社区各个阶层,实现治安防范工作的群众化和社会化。 (三)加强社会组织的建设与管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改进“社会人”管理的思路,就是要把各种人群的组织隶属关系理清楚,把各种社会组织的属性理清楚,从而把每个人都归属到各种社会组织之中,把各种新的组织都纳入有序管理之中。对这些问题,既要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更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社会管理资源的作用。[3]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游离社会组织之外的“社会人”中,由于思想矛盾和困惑往往一时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和缓解,出现信仰危机,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因此,要警惕一些非法组织、邪教组织在社区中滋生发育和蔓延。同时,我们要正视社会组织存在的必然性,基层公安机关在工作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社会组织这股“体制外力量”在维护社会和谐过程中的作用,充分调动他们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积极性。 公安机关要积极挖掘社会团体、民间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力量,着力推动这些新生的社会组织走上合法的自我管理的途径,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人”的管理工作。如房屋中介组织参与“社会人”管理工作的积极性需要有效地调动起来,他们在从事房屋中介服务过程中,掌握着大量的出租房屋和“社会人”的动态信息,但是公安机关对于这一信息来源并未进行全面有效地利用。公安机关应与其他管理部门建立起长期有效的联动机制,从措施和目标上共同加强对房屋中介组织的治安管理,并以此为突破口,挖掘房屋中介市场内所汇集的“社会人”的信息资源为公安机关所用,以有效地填补现有管理工作手段获取信息的不足。此外,在商品房市场蓬勃发展的情况下,还可发挥房地产开发公司、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等在物防、技防、人防等工作中的作用,促进他们参与“社会人”的管理工作。[4]工作中要注意方法策略,既要加强与自发组织的沟通,建立起为己所用的情报信息网络;又要保持一定距离,以免行政干预过多造成群众误解;既要加强对非法社会组织的打击,又要积极扶持合法社会组织开展活动。工作中还要注意区分重点,对一些没有正式注册的社会自发组织、管理松散的社会自发组织加强监控和指导,特别要注意某些带有强烈利益需求、政治需求的自发组织的动态信息收集,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确保社区稳定。

法律认识论文:民法法律认识管理 我国理论界对于劳动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劳动关系视为隶属关系，完全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节；第二阶段，将劳动关系视为平等关系，用民法的理论来协调劳动关系；第三阶段，认识到劳动关系是兼有隶属性和平等性的一种社会关系，用社会法的理论来揭示劳动关系的内涵。尽管第三阶段的理论最具科学性，但其他两种认识还继续为一部分人所接受，至今对劳动关系的实践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1、行政认识论 建国以后，经过民主改革，所有国营企业也建立了与当时苏联体制相仿的管理体制。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体制大体效仿前苏联，形成了对国营工业、基本建设、物资供应等部门的管理体制。而我国的通过劳动立法及有关的劳动政策，形成在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几方面相互配套、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这一阶段对劳动关系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行政认识论的阶段。 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关系被当作一种依附于行政关系的社会关系来看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劳动关系和劳动行政关系往往不加区别，许多劳动法规对这两种关系的调整也往往是融合在一起。虽然，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但劳动关系行政认识论的影响依然存在，这种影响，造成了人们对劳动争议的性质产生错误认识。例如，在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过程中，很多劳动者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希望通过这种合同，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而长期的劳动关系。而事实上这种想法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固定工制度给人们留下的影响。又例如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人数众多的团体性争议，当事人往往更愿意直接通过行政部门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因为按他们的理解，这不是简单的劳动争议，而是国家对劳动者的就业分配问题。而这种对劳动争议性质的错误认识，又导致对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错误认识。例如，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竟然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为被告，将其诉讼到行政庭作为行政案件处理。这显然是把劳动争议仲裁制度错误理解成行政制度的结果。 2、民法认识论 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和平等经济。与此相一致的是，注重平等、自愿原则的民法理论开始在我国得到重视。这一理论进而被用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劳动关系。这一理论把每一劳动者都视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者，作为平等主体，劳动者可以“自由地”把他的“劳动力”转让给任何一个雇佣他的人。这时就出现了所谓“自由”的劳动关系。很多民法学者主张将这种劳动关系视为民法的调整对象。 这种看法忽视了劳动力所有关系背后的资本增殖关系，在表面平等掩盖下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而具有局限性。持这种理论认识的学者往往将劳动争议看作一般民事争议，或者将劳动争议与一般民事争议相混淆。例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很多学者就认为应该以民法上的人身伤害赔偿来追索用人单位的责任。而事实上，一旦将此案件作为人身伤害赔偿案来处理，对劳动者并不公平。因为，在人身伤害赔偿案件中，执行过错责任，也就是用人单位有过错才承担责任。而事实上很多工伤案件，用人单位是没有过错责任的，过错往往在劳动者一方。如果用民法理论，将此案件视为一般民事案件，而不是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的权益很难得到“平等”的保护。 正是这种民法认识论的影响，导致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采用了民事诉讼制度。而且，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许多制度沿袭了民事诉讼制度，导致劳动者在看似平等的诉讼制度下，得不到真正的保护。例如，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案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处理民事案件，法院主动调查的职能极其有限。而劳动争议案件中，这一原则被机械地套用，导致在劳动关系中处于被管理一方的劳动者无法提供证据，同时，法院又不主动调查取证。这种结果显然是对民法原则适用劳动争议案件的一种否定。 3、社会法论 社会法是国家为保障社会福利和国民经济正常发展，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公法一般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而劳动法就是一种社会法，兼有公法和私法的性质。 一般意义上，关于劳动关系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劳动关系是人们在劳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从法律研究的角度，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劳动法学所要研究对象的特点，与“经济学”上对劳动关系的定义差别不大。从狭义上说，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一定义从劳动法学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所要研究的劳动关系的主体为劳动者、劳动力使用者，劳动关系的性质为社会关系，而且是劳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这就排除了很多劳动过程以外的许多劳动行政关系和社会保障关系。而从社会法的角度，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 （1）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而生产力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是劳动者凭借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时发生的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因此，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构成生产力的基本三要素。在这三要素中，劳动者是主导因素，因为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能动的要素，物的因素（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归根到底要为人所用，而且物的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人的劳动技能及其劳动过程中的发挥程度。因此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导因素。但是，在现代社会，劳动者往往不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劳动资料通常为企业、事业等用人单位所掌握。这时，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必须通过生产资料所有者才能实现。 在目前阶段，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因此劳动者只能通过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获得生活的条件。而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其不存在谋生的问题，而存在获利与否的问题。因此两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地位上的差别，可以说这种差别是先天的，同时又是渗透在劳动关系的每一个方面。其次，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决定了劳动者依附于生产资料所有者，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依附于劳动者；第三，这也决定了劳动力依附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而不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依附于劳动力。 （2）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 劳动者为了谋生，将自己所有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所有者进行商品交换，这种交换应具有商品经济的共性，即平等性。但由于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差异，又决定了这种交换过程具有隶属性。这种商品交换使劳动者一方获得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因此具有财产性。但同时，这种商品交换过程，是劳动者的活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应此具有人身性。 a、劳动关系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的特征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劳动者作为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满意的用人单位。而用人单位在选择应聘者时，也可不受干预的作出选择。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双方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相对的。从总体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经济利益上是不平等的。但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尽管其在经济利益上弱于用人单位，但由于用人单位的数量很多，因此他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等的用人单位。因此，这种平等性是在总体上的不平等而给予的部分的平等，或者说是受限制的平等。 正是因为这种平等是有限制的，而要劳动者正真要享受到这种有限的平等，还需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而在劳动关系中，如果所有的用人单位达成一致，以非常扣克的待遇支付劳动者，则无论劳动者作出何种选择，其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而用人单位是否有可能达成如此广泛的一致呢？历史与现实均证明，这是可能的。由于用人单位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给予劳动者的待遇越低则越能实现这一目标。于是，用人单位在市场经济中很容易达成这种默契。这种情况，类似于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的平等选择权。商家与消费者在地位上是天然不平等的，如果任由双方采取貌似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易，则商家为了获取利益，必然会出现标准合同、除外责任等损害消费者的做法。因此，为了保证劳动者有限的平等，国家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干预，以确保任何用人单位提供的条件不低于劳动者的生活底限，以此确保劳动者选择就业时的相对公平。 劳动关系的平等性，一般只体现在劳动关系建立前；而且这种平等性具有触发性，即一旦劳动关系正式建立，劳动关系的平等性即为隶属性所替代。当然，这种替代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以劳动合同的签订为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可以对劳动条件和劳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商榷，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平等性，但也存在一定的隶属关系（这是由双方的经济差别所决定的。）当劳动合同签订的一瞬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转变为隶属性为主，平等性为辅。劳动者必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成为被管理者。 商品经济是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个体的劳动力归用人单位所支配，以使他的劳动力现实地成为集体劳动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劳动力与劳动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用人单位成为劳动力地支配者，也就成为劳动者的管理者。这种隶属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生产过程中，个体劳动者作为整个用人单位地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用人单位的生产需要；在分配过程中，个体劳动者必须依赖于用人单位整体的分配制度，而不能自行决定。只要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的一员，则这种隶属性就会保持下去，直至劳动者脱离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但劳动者随即又会寻找新的用人单位。如此反复，因此劳动者是不断地由劳动关系地平等性走向隶属性，再由隶属性走向平等性，不断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必须保持其连续性，这是劳动关系的重要特点。任一环节的中断，对劳动者均会产生损害。 b、劳动关系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性质 人身关系是基于一定的人格和身份而产生的，体现的是人精神和道德上的利益。它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从权利角度，与人身关系相联系的是人身权，它分为身份权和人格权。人格权是主体依法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它一般包括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身份权是指一定主体依一定的行为或身份关系所产生的权利，如亲权、配偶权等。 劳动关系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人身关系。劳动力的消耗过程也是劳动者生存的实现过程，这种劳动力消耗过程与劳动者生存过程的高度统一是劳动关系的重要特征。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既包括劳动者的人格权也包括身份权。前者以劳动者的“工伤保护”和“劳动保护”为代表，一旦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劳动者可以从保护人格权的角度进行维权。后者以劳动者的“用工手续”及“劳动手册”为代表，一旦劳动者的录用或退工手续未被及时办理，劳动者即可以维护身份权为理由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财产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法律用语，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从广义上说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因此也具有财产关系的一部分。劳动者通过劳动关系，将活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用人单位，同时自用人单位处获得用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这种伴随着劳动关系的产生而产生的交换关系，是劳动力财产与物质财产的交换关系。而劳动关系中的工资、福利、劳动力成本等概念，均是这种财产关系下的概念。 以上即是“劳动关系”理论在法律范畴下的三种认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上述三种关于劳动关系的理论认识同时存在，不但同时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同时存在在于现行的法律规范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因此，为了规范现行的劳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需要我们以社会法的理论去理清一些问题，提出改革的方案。 法律认识论文:专利转化率认识发展法律论文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9年5月27日报道《调查显示中国专利平均实施率达70%》，其中大专院校的实施率为33.9%，如此高的实施率令人惊讶。而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另一篇报道《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在何方》却说我国高校成果转化率平均不到2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数据的统计方法不同会有很大的出入，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本文试图阐述一个人们更关心的问题：如何提高专利的转化率。 两篇报道中提到了三个概念：实施率、转化率、产业化率，这三个概念并没有看到权威的解释，也不好妄断概念的差异，本文使用转化率这个概念。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在此对转化做一个简单直观的界定，本文所指转化包括自己实施，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自己实施应当是批量生产专利产品，或者批量使用在产品上或者实际用于产品生产线上，不包括产品的小试或者中试。 一、专利转化难在那里 1、专利转化难本身有认识上的误区 并不是每个专利都是为了转化的。国内的企业或个人申请专利很多是为了申请专利而申请，大部分专利都是单个申请的，几乎没有策略上的安排和规划考虑。而成熟的专利申请会有很多策略上的考量，其中有些专利不是为了对该技术进行保护，而是为了防备他人起诉侵权而申请的。有些专利是组合申请的，其目的只是为了保护某个核心的专利技术，就像商标有联合商标和防御注册一个道理，真正使用的只有一个核心的专利技术。那么为了防备他人起诉侵权而申请的专利，以及“众星捧月”的“星”这些专利都不是为了实施而申请的，因而这些专利是不需要转化的。 2、专利转化难，难在有的专利不具有可转化性 永动机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发明引得无数英雄尽折腰，黄维，这位原国军的悍将在淮海战役兵败被俘，经特赦后就醉心于永动机的发明，河南的南街村为永动机的发明也投入了大量资金。理论上有关永动机的发明不能获得专利，如果因为其他原因也许侥幸获得了专利，那么这样的专利是不可以转化的。因为实用新型专利不进行实质审查，致使很多实用新型专利其实是在低层面的重复别人的技术，某专利权人拥有一件实用新型专利，该专利是在圆珠笔上附加一个涂改液装置，他坚信自己的专利技术具有非常大的市场前景，具有很高的价值。其实相同的专利在专利数据库中可以检索到很多，这样低水平重复的专利也不具有转化的价值。有个老技术人员家里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但是并没有舍得将旧的燃气热水器丢掉，而当地阴冷多雨的气候使太阳能热水器经常不能发挥作用，老技术人员庆幸没有丢掉旧的燃气热水器。老技术人员研制出来了两个热水器相互切换的装置，有效利用了太阳能热水器中现有的温水，减少了燃气的使用，老人申请了专利。现在太阳能热水器本身自带电热功能，更为简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这种专利针对太强，专门解决特殊环境条件下的特殊问题，可推广转让性很差。技术人员自我陶醉在技术的创新的标新立异中，不考虑是否适合消费者的使用，不考虑价格是否适应市场的销售，实用性极差或者不符合市场要求，这类专利技术因为没有市场价值必然是转化困难。 3、专利转化难，因为有些专利转化风险太大 专利也有各种不同的种类，比如非职务发明，这些发明人发明的创意大多来自生活实践，其发明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这样的专利可以直接用于现实生活，转化相对比较容易。有些职务发明直接是为了改进生产工艺，改进现有产品，这样的专利也容易转化。但是科研院所前瞻性的发明，比如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发明大量的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始终找不到市场方向而不能转化。我国在1958年就提出了无线通讯技术（手机通讯技术的前身），但是我们手机相关技术却靠引进。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高新技术孵化了苹果、微软、3com这样著名的公司，但是该研究中心并没有自己进行转化，因为该技术过于前沿，该技术可以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该技术是不是可以直接生产出产品？从技术到产品还要多少技术配套等等都是未知和不确定的，因而从商业角度而言转化的风险极大。 二、如何破解转化难题 1、建交易平台 破解专利转化难，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为此各地都在建立产权交易中心或交易平台，其目的在于在专利权人和专利使用人之间建立桥梁，让需要专利的人找到专利权人，让专利权人的专利找到买家，但是成效并不大。除了政府建立的产权交易中心或交易平台，很多民间机构也在尝试建立这样的交易平台，有的专利机构，在为专利权人专利申请的同时，也在帮助这些专利寻找买家，这种寻找方式相对比较简单，就是建立一个网站，将各种专利分门别类放在一个数据库中，任由需求中从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专利。现在也出现了专门的专利交易网站，这种网络交易平台运行成本很低，有一些盈利就能维持，因此逐渐在活跃起来。 无论是政府建立的交易平台还是民间建立的交易网站，其作用还基本还是展示、检索专利。专利数据库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查询，专利权人的信息在专利库也是公开的，需要专利的人很容易在数据库中检索到需要的专利，也很容易找到专利权人的信息和专利权人直接联系，而专利权人同样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潜在需求方直接和需求方联系，花费大量资金建立的交易平台其实在网络上可以免费实现。因而笔者认为破解专利转化困难不在于买方和卖方的信息沟通，因而解决专利转化困难并不能依赖简单建立交易的平台。 2、扶持专业辅助中介机构 去年世界金融危机波及到南方沿海省份，大量的农民工只有返回家乡，这些农民工有一些资金积累，有一定的见识面，他们不再安分种地的生活。如何让这些反乡的农民工留下来也是地方政府需要考虑的事情，有的地方提出让这些人创业，而本地的产业基本处于饱和状态，于是想到了专利，让这些返乡农民工用专利技术创造新的产业，这是相当不错的想法。不过这个想法也有些浪漫，随着技术的发展，产品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比如手机不再是当初移动接打电话的工具，已经集成了照相、录音、收音机等多种功能，而每一种功能都涉及到许多的专利，一部功能齐全的手机，其包含的专利高达几千个，涉及到的专利权人数量也相当的庞大。一般的农民工当然不可能有能力和这么多的专利权人谈判购买这些专利来生产手机，即便是山寨版也不可能。已经很少有产品只靠一个专利就可以生产，而且生产过程中和可能涉及到生产中的专利也需要取得许可。因而适合农民工购买应当尽可能简单、实用，单个的专利即可以实现生产，并且可以就地取材生产，就地销售，这样的专利并不多。购买专利还需要知道专利的技术含量，哪些技术适合自己购买使用，这需要有一批懂技术的人员对这些专利技术进行遴选。 其实有很多人手头上有些闲钱，想购买专利做个项目。但是购买专利不像买机器设备那么简单，这个专利值多少钱？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不清楚，在实践中专利权人总是期望太高，认为其专利至少可以卖几百万元以上，这个价格当然没有人买。那么应当引进独立的评估机构对专利的价值进行评估，以免双方因为价格因素无法达成协议，目前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还比较空白，尤其是对未经实施的专利进行价值评估，同一个专利不同的人来实施创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专利的边际效益对购买成本会有影响。专利的评估不仅要从财务上进行价值评估，还需要从法律上评估。大家普遍有个误区，认为只要拿到专利证书就是个有效专利，其实并不然，影响专利的有效性的因素很多，其中专利文书如果撰写不好，很可能使该专利实际不受保护。即使该专利是有效的，还要看权属问题，也就是看这个权利人是不是可以对外转让或者许可，实践中专利权属纠纷并不少，还有很多法律问题需要专业的律师来把关。 购买专利是件很专业的事情，而且还需要技术、评估、法律等多方面的人才的共同参与才能很好的完成，如果每个产权交易中心或者交易平台都配备这些专门的人才非常的不现实，只有让这些人才以中介形式参与。 3、对发明人进行指导 以上我们分析了专利转化难，难在专利本身先天的问题造成转化困难。因为专利本身实用性差，没有市场价值，因而注定该专利的转化困难。实用性差和市场价值低不等于没有技术含量，这样的专利可以通过改造而使其具有市场价值。笔者曾经接待一个专利权人，他的发明点很好，可以有效解决了新鲜水果的就地加工问题，避免因为销售或者气候等因素造成水果的腐烂，也可以使鲜销水果保持极高的新鲜度。但是该技术却无法推广，笔者帮其分析原因，该技术需要投入100万元以上的设备，因而该专利的潜在的消费者中，具有加工能力的工厂不需要，因为工厂本身有设备，而水果销售商也不会买，这个价格难以承受。笔者询问这个产品是不是可以将价格降低，发明人说很简单啊，完全可以降到10万元以下，这个价格农户也可以购买。同一个技术改变一下消费者的定位，立刻显现市场的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资讯通道对发明人进行恰当的指导，使其发明更加贴近实际需求，更加具有使用价值，那么专利转化也就要容易得多。 4、引进“技术风险投资” 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拥有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技术以及一大堆专利，但是这些技术并没有为中心的投资方施乐公司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但是却被从该研究中西分离出去的企业发挥得淋漓尽致，培养出了诸如苹果、微软这样的世界著名的公司，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施乐公司不自己使用这些专利技术？非常现实的原因，这些专利技术太前沿，施乐公司不知道市场在那里，应该用什么商业模式去发展，巨大的不确定性包含的是巨大的商业风险，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当然不会冒这种商业风险。该中心的科研人员从施乐公司购买了这些专利技术的许可后，为什么就成功转化呢？因为这些人背后是强大的风险投资机构，他们以敏锐的市场感觉认为这种专利技术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愿意投资对该专利技术进行产品改造，对于原来的科研人员来讲，巨大的商业风险已经被风险投资机构承担，又有资金对专利技术进行产品化改进，于是技术与风险资本的结合就成就了这些专利技术的成功转化。 我国也有风险投资机构，但是风险投资机构一般只对成长性好的公司感兴趣，在公司成长的关键时期，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而后在该公司上市后，从股市中套取几倍、几十倍的回报。其实风险投资也可以直接从技术投资开始，这样的投资看起来风险大，时间长，但是回报更高、投资却非常的少。可能只有区区几百万元甚至更少都可以做到。技术创投在我国有成功的案例，清华同方对清华大学的一个即将解散的课题组的一项技术进行投资，目前这项技术生产的产品占有世界70%的份额，年利润高达几个亿，这个产品在机场、车站都可以看到，就是检查包裹的机器，这就是同方威视。目前我国的政策支持直接用专利出资成立公司，有的高新开发区给予一定的孵化资金，由政府进行第一笔的技术创投的天使基金。光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应当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技术创投才能将整个技术孵化市场做起来。 综上，专利转化困难是世界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需要理性的头脑进行分析，找到原因，有针对性去解决。 法律认识论文:认识刑事诉讼法律论文 我国刑事诉讼法自创制实施以来，在追究、惩罚以及控制犯罪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社会的全面发展带来了观念的重大变化，我们需要对既有的、似是而非的刑事诉讼观念重新进行审视，对刑事诉讼法的职能、任务、本质和证据采信原则等再行考量。而今，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对人的关爱，对人的尊重和保护应该在刑事诉讼立法及其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并有相应制度保障。本文试从四个方面论述刑事诉讼立法应当具备文关怀的特质，以期能为我国司法文明法治民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建设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一、平衡控诉、辩护和审判三项职能，创设实现社会正义的法律秩序 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它关涉社会生活形式；正义则强调公正性、共同福利及社会审美要求，追求安全、平等、自由等价值实现。“正义所关注的却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①“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②顺着这一思路，我们不难理解，法律秩序乃属手段层面，社会正义则是目的范畴，“法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惩罚与压制，而是为人类共处和满足某些基本需要提供规范安排。使用强制制裁的需要越少，法律也就更好地实现了其巩固社会和平与和谐的目的。”③ 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在有组织社会中存在较多的犯罪行为和犯罪者，其动作功效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它的各项职能的平衡与否则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我们所理解的刑事诉讼法的职能主要是实行专政的工具，或仅仅是专政的工具。**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开篇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④这使得我国司法机关所开展的刑事司法活动完全围绕专政来进行，中心工作便是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这也成为司法机关工作的基本定式。**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指导思想上作了调整，“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⑤此中，既强调了该法作为专政工具的属性，又突出了它的程序法属性，即必须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既然作为程序法，它的职能就不仅仅再是为追求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而进行控诉和审判，其包括的职能应是三项：控诉、辩护和审判。 新的刑事诉讼法为这三项职能的平衡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它也是我国司法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和表现。然而，司法实践中，我们很难从过去的专政定式中摆脱出来，仍然漠视其中的一些重要职能，过分地强调另一些职能，导致诉讼法律关系的倾斜。这种倾斜的诉讼关系一般只强调控诉方的利益，漠视辩护方的利益。也就是说，这是由专政方主导的诉讼关系。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漠视辩护方利益的倾向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刑事案件辩护率较低的现象应该是前述倾向的直接表现。它不仅反应在审判阶段，当然这是较为显见的一个阶段，被告人委托辩护律师较为困难，或辩护意见难以得到法庭的关注。同时，在侦察阶段和检查起诉过程中，刑事诉讼法职能的偏差更为突出，只不过那是隐性偏差而已。而此种隐性偏差比显性偏差所造成的危害及对被告人直接损害可能更为严重。刑讯逼供的幽灵挥之不去，司法文明前进的步伐当然就要受到羁绊。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更与时代潮流相悖。因此，强调控诉，辩护和审判三项职能的平衡是势所必然，刑事诉讼法专政职能的唯一性应该予以改变。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曾对社会的各种控制力量进行分析，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那些以某种具体的和妥协的方式将刚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原则、具体制度和技术中，它们把稳定连续性的优长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一种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要实现这一创造性的结合……要求立法者具有政治家的敏锐，具有传统意识以及对未来之趋势和需要的明见，还要求对未来的法官和律师进行训练；……同时还不能忽视社会政策和正义的要求。只有在法律文化经历数个世纪缓慢而艰难的发展以后，法律制度才能具备这些特征，并使其得到发展。”⑥这一结论性意见意味深长，对当代中国的刑事司法现状犹有警醒意义。 二、强调惩罚犯罪、保证无罪者不受追究和教育公民遵守法制三项任务并重，追求司法效能的最大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地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⑦概括来说，就是三项任务：其一，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其二，保证无罪者不受追究；其三，教育公民遵守法制。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就上述任务在完成方面差距较大。其中，惩罚犯罪的任务被强化了，而另两项任务被弱化了，可谓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便如此，惩罚任务在实践方面也打了折扣，因为很多情形下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达到惩罚的目的。例如震惊全国的石家庄爆炸案就很能说明问题。该案犯罪人于此前因犯他罪在监狱服刑10年，出狱不久便容到云南作案杀死二人，随后潜回石家庄制造了死亡108人的血案。就此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10年的监禁惩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达到了怎样的效果？所以，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便暴露出来了，事前的犯罪预防和事后的改造教育被淡化了。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对犯罪一味地打击、惩罚并不能真正减少或杜绝犯罪，还可能适得其反。“预防犯罪的最可靠的也是最艰难的措施是：完善教育……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不于科目繁多而无成果，而在于选择上的准确，当偶然性和随意性向青年稚嫩的心灵提供道德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摹本时，教育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过感情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为了防止他们误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无可辩驳性，而不是提供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来的只是虚假和暂时的服从。”⑧我们应该抛弃非教育刑罚观和刑罚目的观，这种抛弃不是口头或形式的，而是真正意义的。联邦德国每年以国民经济生产总值20%用于预防犯罪的做法值得借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⑨ 而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李斯特在其《刑法的目的和观念》一书中就主张，刑法及刑事诉讼活动必须以防卫社会、预防再犯、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他认为，刑罚不应该是对罪犯的报应，而是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无法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⑩ 三、强调维护国家安全、追求社会效率和保障个人人权三项本质同等重要，体现人本思想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是国家本位主义。这一思想有其一定的历史源渊，也有其现时的必要性。国家垄断刑事司法权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国家本质的要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刑事诉讼法的国家本位思想越来越显现出固有的缺陷。由于一味地强调国家安全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往往会造成社会效益和效率以及人权保障的缺失。实现国家利益不惜牺牲巨大的社会效益和人权代价，这便大大背离了现代国家的目的。国家实现政治统治和建立良好而稳定秩序，必须最终能体现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社会保障条件的完善，必须体现在社会全体成员个人价值、个人自由、个人安全的充分实现，个人需要的极大满足，个人尊严的维护，以及全社会人道精神的实现。刑事诉讼的过程当然应以此主宗旨。那种只强调或一味追求国家利益的思想和做法便有悖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我们再不能为了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不择手段。而在今天，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些群众含冤告状的现象，为什么一些侦查机关还专门在夜间讯问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一些超期羁押的现象还迟迟解决不了？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我们对刑事诉讼法本质的重新界定。那么刑事诉讼法的本质应是什么呢？它应同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实现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利益，追求社会效率；保障个人人权，维护社会公正。 于此，我们应推动诉讼法价值的转型，即由一元论而为三元论，不能再把刑事诉讼法仅仅认为是实现专政的工具。它当然具有工具的价值，这也是极其重要的方面。而除此之外，还应实现另外两种价值：其一，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刑事诉讼法要能够保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体现出民主、进步、文明、法治的精神，使之成为高度的法治水平的标志。刑事诉讼活动始终能渗透着民主思想，其本身就是传播民主思想，追求社会进步，推动社会文明水平提高的活动。诉讼活动的一切参加者置身其中，都能深深感知其民主文明的精神和氛围。其二，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价值。刑事诉讼法保证每一诉讼案件及其每一阶段的处理都能够是高效、正确、准确和及时的，必须有效地力避人们为申冤而告状，消除超期羁押，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力避人民群众为司法腐败而怨声载道的现象；力求维护司法公正体制和司法机关的权威，确保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解决纠纷中至上性作用的发挥。 四、抛弃客观真实，树立法律真实的证据采信观念，禁止非法取证，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体现尊重人权 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一直是本着客观真实的原则，所以如此，是基于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的形式为7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⑾此中“真实情况”和“查证属实”显然是极有份量地两个词，其实问题也正在这里。“真实情况”需要“查证属实”这一法律规定当然成了司法实践中采信证据的至高无上的信条，从而导致形而上学的证据制度的出现。 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却忽略了重要的两点：其一，每一诉讼活动的进行都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一定时间条件的，司法机关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结案。案件却是过去发生且不能重复的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弄清过去的事件的点点滴滴，的确存在着时间和技术方面的障碍，正如一只打碎了的杯子，我们是不可能使之回复到完好的原始状态。刑事案件中的真实有如打碎了的杯子，要做到百分之百地查证属实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一切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所认的“事实”都是推论的结果，而还有一些事实连推论的可能都没有，更不可能做到查证属实。其二，诉讼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是任何人、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从事的活动，它要求有特殊的人员、特殊素质、特殊的程序，在特殊的条件限制下才能开展。所以，不同的人员，即使是不同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进行证据的调查、搜集、认证、取舒、采信中，难免因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证明效果和不同的司法结论。而另一方面却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做到这些，这使得司法机关处理一些案件时左右为难。比如，怀疑某人犯罪，又无足够证据作为立案依据，那么，立案还是不立案？此时的做法一般是既不说立案，也不说不立案，只是对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实施长期羁押，或以刑讯逼供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立案依据。这样司法机关工作效率便非常低下，也不可能不犯错误。 要解决长期困据司法机关的这些问题，必须抛弃证据制度的客观真实观念，树立法律真实观念。证据制度法律真实的基本内涵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即能够证明主要的犯罪或违法事实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如杀人案中的杀人者被确证无疑。而次要事实不必要求充分，如杀人案中的杀人者如何杀的人，诸如手段、工具等细节问题允许有个别不清楚的地方。但同时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必须排除一切合理地怀疑，保证没有任何新的证据使得主要事实能受到丝毫动摇或怀疑，不存在任何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其他解释余地的，则决不能立案，只有等待新的证据出现。 20*年5月26日，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公诉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义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以证据为本，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凡是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依法坚决予以排除。所以如此强调，是尊重人权的体现，也是我国刑事审判从传统思维向现代司法审判标准转变的体现。疑罪从无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审判原则，如果证据不足，不能证明或认定被告人有罪，就应该推定被告人无罪，尽可能少出冤案。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有”或“疑罪从轻”的现象时有发生，即使证据并不确凿、充分，但司法机关仍定其有罪。比如，“命案必破”，这仅是一种理想，现有科技手段并不能实现，警方不能为了“破案”而违背法律原则过分强调“破案率”，这样会使执法机关忽略对犯罪人权利的保障。 疑罪从无原则的贯彻实施，也意味着对我国司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求侦查机关不能“重口供、轻证据”，证据链必须扎实有效；其次，要求检察机关加大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第三，要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有罪定罪，无罪放人，而不能“疑罪从有”或“疑罪从轻”。如此，既要疑罪从无，排除非法证据，又要做到尽量不放过任何一个不法分子。实际上，这是在考量我国的司法质量和人权保障。 法律认识论文:医院护理员的法律认识刍议 在HIV职业暴露的预防和处理上，乡镇医院平均正确率为49．7%，县区医院为58．8%，除HIV职业暴露的随诊观察项目无差异外，其他项目乡镇医院均低于县级医院(P＜0．05)。护士对于HIV检测、报告、告知等7项相关法律问题，乡镇卫生院平均52．1%，低于县级医院61．4%(P＜0．05)。 无论是县区医院还是乡镇医院护理人员对黏膜暴露的处理、HIV职业暴露的如何随诊观察、HIV阳性信息告之规定等三项目问题正确率均低于50%，而这些问题都是基层医院护理人员可能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说明基层医院护理人员AIDS相关法律知识仍十分缺乏，对艾滋病的疫情控制不利，可能与护理人员平时工作繁忙、外出学习机会较少等有关。基层医院护理人员对HIV职业暴露防护认知不足在医院，医务人员职业暴露较为普遍，暴露发生率国外为52．0%～89．4%［3－4］，国内为80．6%～93．3%［5－6］，护理人员是血源性职业暴露发生的最高危职业群体［7］。董晓梅等［8］报道，乡镇医院护士1周内皮肤、黏膜暴露率分别为40．9%和11．1%。若暴露于较多的血液量和/或高病毒载量的血液时，其传播概率可能大于5%，但是如果皮肤或黏膜发生职业暴露后能及时进行正确的处理则能降低感染的危险性［9］。艾滋病无法治愈，目前主要依靠预防，护理人员正确进行防护及处理十分关键。暴露后的处理包括局部处理、预防性用药和HIV抗体监测等内容。 在暴露后应该尽可能在24h内使用预防性用药，并在暴露后的第4周、第8周、第12周及6个月检测HIV抗体。姚亚萍等［10］报道浙江省50例职业暴露后经预防用药无一例感染。我们调查发现，护士在皮肤、黏膜防护及暴露后的局部处理、预防用药上，乡镇卫生院为20．2%～68．7%，平均49．7%，县区医院30．4%～97．0%，平均58．8%，与刘淑然等［11］调查发现的54．9%相接近。除HIV职业暴露的随诊观察项目无差异外，乡镇医院明显低于县区医院(P＜0．05)，与姜祥坤等［12］调查结果相似，说明基层护理人员艾滋病职业暴露防护知识水平仍较低，特别在黏膜暴露的局部处理办法上，乡镇医院正确率仅20．2%，县区医院仅30．4%。基层医院护理人员对HIV检测、报告、告知等问题认知不足《HIV/AIDS和人权国际指针》和我国艾滋病相关法律都规定，实行艾滋病自愿检测制度，必须依法进行检测、报告、告之，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密。这对减轻HIV感染者的心理、社会压力，提高艾滋病公共卫生策略的价值和效果有积极意义。临床护士作为接触AIDS最主要的人群之一，其HIV检测、报告、告之等相关法律认知水平至关重要。我们调查发现，护士对于HIV检测、报告、告之等7项相关法律认知水平，乡镇医院平均52．1%，低于县级医院的61．4%(P＜0．05)。 虽然均高于张兴华、康殿民等［13－14］的调查结果，但正确率仍然明显偏低，特别对于HIV阳性信息告知规定、孕妇HIV检测法律规定及筛查阳性结果正确处理办法等三项问题，正确率为22．7%～51．1%，明显偏低，这可能同乡镇卫生院信息不畅、培训不足等有关，调查结果与柔克明等［15］抽样调查发现的乡(镇)级明显低于省、地、县级相一致，需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基层医院医务人员承担着社区居民、农村农民的预防保健等工作，他们与社区的密切联系为AIDS预防控制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鉴于浙江省西南区域基层医院护理人员艾滋病相关法律知识水平较低状况，建议进一步加强基层医院护士的艾滋病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特别要强化乡镇医院护理人员有关HIV检测、报告、告之、保密、职业暴露防护等与专业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培训。 作者：饶和平 李胜琴 方春富 魏华 金祥宁 法律认识论文:文化权的法律认识 自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后，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对此予以了重申和强调。2006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设专篇“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设“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篇(即第十篇)，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显然，“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国际公认以及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文化权密切相关。特别是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更是明确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可以说，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已经成为中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无疑，正确认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文化权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促进公民文化权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宪法关于文化权的规定 文化权是一项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二)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甲)参加文化生活;(乙)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丙)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权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三、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四、本公约缔约各国认识到鼓励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的好处。”像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一样，中国现行宪法也将文化权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加以规定。《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而且，第20条还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第22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第23条规定:“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中国已经加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遵守该公约的规定是中国的义务，为此，我们理应参照《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有关文化权的规定来理解和解释中国宪法上的文化权。综合起来，文化权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1)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即公民自由探讨科学领域的问题、自由进行文艺创作并发表自己研究成果的权利;(2)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指公民在享有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利的同时，还享有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并有权分享文化事业发展、科技进步及其应用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包括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使用图书馆、博物馆等各种文化设施，欣赏文化珍品等;(3)文化成果受保护权，即公民科学研究、文艺创作的成果所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享受保护的权利。 二、宪法上文化权的性质与功能 对于文化权的性质，可以借助德国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进行分析。在德国的宪法理论中，基本权利被认为具有“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双重性质［1］226。而作为“主观权利”是指个人得依自己的意志向国家提出要求，而国家必须按此要求作为或者不作为。基本权利作为“客观法”的基本含义是指基本权利除了是个人的权利之外，还是基本法所确立的价值秩序，这一秩序构成立法机关建构国家各种制度的原则，也构成行政权和司法权在执行和解释法律时的上位指导原则［2］。正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规定:“基本权利为直接有效地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法则。”中国宪法上的文化权也不例外，具有基本权利所具有的“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双重性质。 (一)作为主观权利的文化权 作为主观权利，文化权是指个人依宪法上的文化权而要求国家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这一权利功能首先体现为传统的防御权功能，即文化权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干涉。正如有学者所言:“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而言，宪法的基本权利之规定，无疑是在保障人民免于遭受国家权力滥用之侵害。因此，基本权利本身是一种消极的权力，也是一种‘防卫权’，来对抗国家的侵犯。”［3］中国宪法上公民的文化权就是一种具有防御权功能的权利，即公民可以自由地进行科学文化研究、艺术创作及参与其他方面的文化生活，国家不得任意干涉。同时，作为主观权利，文化权利还具有受益权功能。文化权的受益权功能是指公民可以依宪法上的文化权而请求共享文化利益的权利。比如，国家已经提供文化艺术活动或设施时，每个公民便应当有参与及参观的权利，如果国家禁止私人参与或参观则是对公民平等的文化共享权的侵犯。同时，在国家提供文化奖励和资助的资源时，凡符合其所列资格的公民都有请求参与平等共享的权利，国家如果毫无理由地拒绝给付，也就侵犯了公民的平等的文化共享权［4］34。一般情况下，文化共享利益的实现要依靠国家文化权方面立法的具体落实，单纯依据宪法的规定很难为公民提供具体的权利救济途径。正如有学者所言:“一般认为，由于宪法中基本权利规定过于抽象，对于国家给付的种类、范围、条件等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个人不能直接依据基本权利的规定请求国家提供一定的给付。只有在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明确了国家给付的具体内容后，个人依据法律之规定才可以请求国家积极‘作为’。所以，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一般并不直接导出个人请求国家积极作为的主观权利。”［2］但是，当立法不完善，致使公民的文化共享权益无法实现时，为充分实现公民宪法上的文化权，就应当赋予公民有依宪法上的文化权请求国家机关(如立法不作为的违宪审查机关)给付文化共享利益的权利。 (二)作为客观法的文化权 文化权作为“客观法”意味着其构成了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这一价值秩序构成一切国家机关的行为准则，国家必须为公民文化权的实现提供实质性的前提条件。“基本权利的实现当然要求国家不要干预，但基本权利要想真正落实，却往往需要国家提供各种物质和制度条件。”［5］113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文化基本权受到侵害，但文化权在作为客观法的功能下，仍可形成宪法上的客观价值决定，使国家不得违背其落实文化基本权的义务，而且应当时时注意履行这些客观法义务［4］36。中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一规定意味着国家机关负有保障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包括文化权)实现的神圣职责。此外，上文提到的宪法总纲的第20条、第22条、第23条及第47条第2款都明确要求国家应当积极为文化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都体现了文化权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文化权作为“客观法”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又可分解为以下三个具体的功能: 1．制度性保障功能。基本权利的保障离不开立法的积极作为，而构建具体制度以保障基本权利的落实也是立法者应尽的宪法义务。正如有学者所言:“国家立法机关应制定出一套制度来形成基本权利的内涵并保障该基本权的实现，因此制度性保障功能有积极要求立法者应朝向何种方向立法之积极功能，如果立法者反其道而行，以致丧失建立制度保障基本生活之意义者，即属违宪性法律。”［6］基于宪法规定的文化权的抽象性，单纯宪法规定难以为文化权的落实提供充分而具体的法律依据，立法机关必须积极地构建和维护文化权得以实施的具体制度，以明确文化权的具体内涵，为宪法上文化权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2．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要求立法者积极构架实现基本权利的组织与程序方面的制度，因此，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与制度性保障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只是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更强调组织与程序的设计问题。“国家应透过适当组织或程序设计的规定，来设立某一种组织或设立某一种程序，确保基本权的实现，使人民的基本权能得到有效保护。”［7］文化权的实现离不开组织与程序上的保障，前者强调国家在构建具体制度时必须对文化权实现的组织作出相应的合理设计;后者主要指公民的文化权受到侵害时能获得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的保障。 3．保护义务功能。文化权的保护义务功能主要指文化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应当保护其免于第三人的侵害。这主要体现国家对侵犯公民文化权利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制裁。① 三、宪法上文化权实现的国家义务 文化权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国家义务的履行。作为主观权利的文化权的防御权功能与受益权功能对应着国家的尊重义务与给付义务，而文化权的制度性保障功能、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和保护义务功能则对应国家的制度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和保护义务。这一理论上推导出的国家义务完全符合《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中国宪法的相关规定。《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具体规定了文化权实现的国家义务，其中第2款规定国家应采取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第2款还规定国家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第4款规定国家应鼓励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可见，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国家对文化权不仅具有消极的尊重义务，还负有积极作为、提供各种保障的义务。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4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增加到《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中。可以说，这一新增加的条款明确而恰当地宣告了国家对包括文化权在内的基本权利的义务:“尊重”与“保障”。“尊重”就是消极的不作为，而“保障”则是积极保护的作为［8］。上述的给付义务、制度性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保护义务，都属于“保障”义务的范畴。具体而言，文化权实现的国家义务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的国家义务 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在其他国家宪法上往往属于良心与思想自由的范畴，国家不得加以任意干涉。如在德国，科研自由是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思想自由的保护内容，“基本法禁止国家对艺术与学术活动进行任何的监管、调控与干预。”［1］314在日本，科研自由被称为“学问自由”，而学问自由是内在精神活动的自由，构成了思想自由的一部分。国家权力不得弹压、禁止学术研究及研究成果的发表［9］。在中国，科研自由和文艺创作属于接近思想自由的范畴。“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在终极意义上多属于人的内心的精神作用。与许多外国的宪法不同，中国现行宪法没有明文规定思想与良心的自由。然而，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显然涉及思想与良心自由的范畴。”［10］因此，国家对公民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首先便负有尊重的义务。具体而言，国家尊重科学研究追求真理的最终目的，不能仅仅将科研作为一种促进生产的手段而对其加以任意的行政干预;国家尊重公民自由从事文艺创作及发表成果的权利，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存在，国家权力不得非法干涉文艺创作，做出限制时应注意合理的界限。 同时，国家对公民的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还负有保障义务。首先，在制度性保障方面，立法机关应当积极立法为公民在宪法上的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提供具体的法律保障。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93年通过、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就是国家履行文化权的制度性保障义务的体现。其次，国家还要履行组织和程序保障义务。国家应当支持学校、科学院、文学艺术团体、职业协会等组织及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并保障教师、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之间及上述组织和机构之间能够自由地进行科学、技术和学术观点的交流。国家要尽量明确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受到侵害时的司法救济程序，这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仅要在实体上保障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还要在程序上保障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的实现。再次，国家要履行给付义务。国家应当为科研人员和文艺创作者提供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所必需的经费和条件。正如学者所言:“科研文化权利也是公民的社会权，它要求国家给予‘帮助’，也就是国家负有一定的给付义务。国家对于科研文化权利的给付义务主要是提供科研经费和科研条件的义务。”［5］96 最后，国家还应履行保护义务。国家应当对公民从事科学研究及文学艺术创作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使其免受第三人的侵犯。如国家对扰乱科研工作秩序、侵犯公民知识产权的行为人予以法律制裁等，就是履行保护义务的重要体现。有必要指出的是，国家对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的尊重义务和保障义务是有限度的，如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给付义务的履行要受国家财力的制约;国家为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等重要的权利，可以对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行为加以必要的限制。 (二)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的国家义务 国家对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主要负有保障义务。国家应积极提供人们得以拥有文化生活参与权与分享权的必要条件。首先，国家要提供制度保障，应当在立法上明确政府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责任以及政府在保障公民文化参与权方面所必须采取的必要措施，并且要从制度上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保障公民能够及时享受科技进步及其应用产生的福利。比如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规定了政府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管理和保护方面的一系列义务;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2008年修订)在第五章专章详细规定了政府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文化生活参与权所必须采取的措施;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公民能够及时享受科技进步产生的福利提供了制度支持等，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都是国家积极履行制度性保障义务的体现。其次，国家应提供组织和程序上的保障。国家应鼓励和支持各类艺术团体、尤其是民间艺术团体的成立和演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国家应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与生产企业相结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国家应当为公民的文化生活参与权与分享权的实现提供有效的司法程序上的保障。再次，国家应积极履行给付义务。国家应为促进大众对文化生活的参与提供资金，尤其是要积极设立与维护文化基础设施，如文化中心、博物馆、图书馆、剧院和电影院等;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经费，应当拿出一定比例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等。最后，国家应提供保护义务。国家应当保护公民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免于第三方的任意侵犯。《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鼓励国家投资、资助或拥有版权的文化产品无偿用于公共文化服务。”这些规定明确了国家对公民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的保障义务。 国家对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的主要义务是保障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不负有尊重义务，同样，国家对公民文化生活的参与权与分享权应当予以充分的尊重，不能任意加以干预。此外，有必要提及的是，国家对文化生活参与权与分享权的保障义务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作为公民文化参与权实现基础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公民文化分享权的实现要受科技发展程度的限制。 (三)文化成果受保护权的国家义务 公民文化成果受保护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蕴涵于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之中，但基于这一权利非常重要，《世界人权宣言》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对其加以明确规定。虽然中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公民文化成果受保护权，但第47条关于“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的规定和第20条关于“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的规定包含了公民的文化成果受保护权以及国家的相应义务之内容(宪法解释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此作出明确的相关解释)。为此，国家理应积极履行相关的义务。保护文化成果，首先要求国家应当尊重文化成果，即国家对文化成果的发表不得任意加以干预，对公民文化成果产生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得随意加以剥夺。国家对文化成果加以全面保障具体表现在:第一，国家要对文化成果加以制度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法律对作品、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文化成果加以保护，可以说是国家履行制度保障义务的重要体现。第二，国家要对文化成果加以组织与程序保障。国家应当鼓励和支持维护文化成果的组织和机构的成立。比如，国家应支持作家协会设立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等组织以维护作家的合法权益，鼓励、保护优秀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国家立法机关应当全面规定文化成果受到侵害时的司法救济程序，目前这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对司法救济程序的规定。第三，国家应履行给付义务，国家应当对取得优秀文化成果的公民给予奖励。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15条规定:“国家建立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对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家鼓励国内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设立科学技术奖项，对科学技术进步给予奖励。”为此，行政机关应依法履行给付义务。第四，国家对文化成果应及时履行保护义务，即国家应对第三人侵犯公民文化成果的行为加以制裁。这一方面体现在相关立法对于侵害公民文化成果的法律规定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章“法律责任和执法措施”就专章规定了侵犯著作成果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体现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相关法律的贯彻执行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宪法上的每项基本权利都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双重性质，但总的说来，自由权(即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住宅自由、良心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通信自由、信息自由，等等)以消极权利属性为先、为主，以积极权利属性为后、为辅;而社会权(即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则以积极权利属性为先、为主，以消极权利属性为后、为辅［11］。相应地，就“文化权”这一社会权的国家义务而言，应以国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公民文化权的实现为主，但同时国家也要注意充分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应当在积极保护与充分尊重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以切实保证每一个公民充分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文化权。 法律认识论文: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认识 武树臣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把法律文化放入到人类文明的大概念下面进行解析，法律文化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有关法律习惯、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等一系列法律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①法律文化是在法律活动中形成的，把法律思想和法律活动相结合，运用法律思维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法律思想指导法律实践的一种文化。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经过无数西藏本土地区的法律实践和藏族先辈们的法律思想融汇而成的。认真研究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既是对以往法律文化的一种提炼和凝结，也有利于对未来法律发展趋势的把握。西藏作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法律文化作为西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被深深的打上了独具民族特征的烙印。如何对西藏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精准化的解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其对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有着迫切的需要。 一、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价值 西藏是一个宗教文化色彩浓厚的区域，本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形成的法律文化，自然深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然而，经过历史的沉积以及一轮又一轮严苛的筛选之后而留下的传统文化，必然有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值得吸收借鉴的优秀品质，对于这些优秀文化，我们要吸收、改造及发展，使其在法治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一，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倡导社会本位与人本社会的理念，具有准确的社会法治定位。社会本位和人本社会是以人民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社会的发展是以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优先，社会的大部分利益的创造也是通过民众来完成的。我们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国家的政体是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国家的法治理念。所以在西藏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的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我们立法、执法、司法的核心，将“人本”理念充分吸收、发扬光大，使它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熠熠生辉，是西藏现代化法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第二，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追求秩序和谐与定纷止争的民间调解制度是现代社会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在现行民事诉讼中，本着自愿原则以及利民惠民原则的现代审判中的调解制度是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的制度。 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让人民采用非诉的方式解决问题，双方以理性协调方式达成共识，既节约时间与精力，又不浪费司法资源减少社会成本，还增加社会的稳定性。毋庸置疑，调解制度受传统法律文化“无讼是求、以和为贵”、“追求和谐社会秩序”思想的影响，甚至上升为民诉中解决纠纷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在西藏长期的历史社会中，人们或部落认为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他们往往通过调解来解决各种纠纷，互谅互慧。民事纠纷，不仅有官府调解，大多由部落头人、贵族首领或者宗教上层人物组织说服调和。因为组织调解的人多为当地德高望重、办事公道的人，所以这种调解方式会让双方信服，并心理确信他们作出的决定也会不偏不倚。因此，在法律资源极其缺乏的时代背景下，西藏社会仍能稳定地发展，调解息讼的传统法律意识在现代西藏法治社会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藏族传统法律制度中的民间调解制度在西藏地区深入人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充分发挥民间调解优势的同时，对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在西藏的实施有着积极的影响，也有助于西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第三，传统法律文化中崇尚惩恶扬善与清正廉明的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一致的。 西藏长期以来就有尊老爱幼、帮扶残弱的民族美德，如《十善法》中的“孝顺父母、尊敬师长”法则，它不仅是统治者施政仁爱的体现，也是关爱生命个体、尊重人性之善之美的人文关怀渗透。在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藏传佛教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崇尚道德、宗法并行的思想可以弥补法律调整范围的局限性。在当今，这些思想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而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基本价值观。对此，应将其予以传承、发扬，对现代法治建设具有诸多正面的价值和意义。第四，伦理思想中值得借鉴的积极因素。首先，藏传佛教提倡的“不杀生”、“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伦理思想客观上成为了西藏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教化的缩影。关爱生命、反对滥杀无辜、尊重人性理念在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不杀生，珍爱生命的慎用死刑理念不仅在现代思想层面得到渗透，还在现实司法实践和法律操作中也有反映和体现。藏族传统社会讲究道德、宗教教化，而刑罚作为辅助手段，在道德、宗教均不能发挥作用时，刑罚手段才予以调整。刑罚只能惩罚犯罪，而教化却能防范于未然。党的十六大要求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在进行法治建设的同时，必须辅之以道德建设，二者相互促进。这种传统的宗教、道德兼并法律治理国家的模式，对现代法治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既不重视道德轻视法律，也不轻视道德重视法律，两者的地位同等的重要。因此，将硬性调整模式(法律)与柔性调整模式(道德、宗教)有机结合起来，能更好更有效地促进法治现代化进程。充分发挥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道德文化，推动西藏自治区的道德建设，有利于维护西藏地区的和谐稳定，也将有利于实现依法治藏、法治西藏的目标。 其次，藏族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基础，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性，在天人关系上，讲究人与自然合二为一、和谐相处。道家始祖老子曾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②的说法，说明万物皆有两面性，“和”乃为天地万物之本质，是天地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与自然共存共亡，没有谁是谁的主人，也没有谁是谁的仆人，人的行为应该与自然相协调。古往今来，藏族传统文化也一直遵循崇奉自然、不得违背天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精神，并将藏族人们自身生活与自然、天地紧密联系起来。在环境保护方面，藏传佛教强调万物有灵，万物皆父母，要与自然、动物和谐相处，由此制定了很多保护土地、动物的法令。如保护土地、草原方面，藏族农区广泛存在的农田间歇的“歇地”(不同农作物合理轮作)、“年歇”(隔年耕种)习俗，对牧区破坏草原的行为，予以相当重的处罚，西藏当雄宗规定“失火者烧草原属大案，罚款很重，一马步伐一块五银元。”③对动植物的保护最早出现在吐蕃时期，有“十善法”、赞普敕令、法令等，如法王赤坚赞索朗贝桑波颁布公文:“尔等尊卑何人，都有要遵照原有规定，对土地、水草、山岭等不可有任何争议，严禁猎取禽兽。”④这些环保思想有助于国家环境法的实施，也与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相一致，对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积极意义。 二、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因素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是基于西藏本民族区域形成的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民族文化。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从此开拓了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征程。在当今西藏法治化的进程中，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有不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与现代法治理念产生冲突，对于这些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我们要坚决剔除。 第一，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宗教文化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又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生活在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对社会的影响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西藏是以藏族等少数民族为主的聚居区，其形成的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在西藏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曾成为藏族社会最雄厚的力量。在当下法治社会，宗教的信仰对人们的生活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自然也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吐蕃时期，制定法律就有对佛教十善律的吸收，把佛教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贯穿法律的始终。再如，传统法律文化中有关采集生产的规定:藏族人民未经头人许可，不准到“神山”上去挖虫草、贝母、秦笼、知母等药材，否则处以罚款。经其许可者，须将所挖药材上交头人一半。并且不准砍“神树”，也不准越界到其他头人辖区内砍柴，否则要罚款，退还所砍的柴，并没收其砍柴的斧头和背柴的绳子。⑤这些法律规定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可见，宗教文化在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影响根深蒂固。现代法治社会是一个崇尚信仰科学、信仰法律的社会，这种“宗教高于法律”的准则与现代法治理念相违背，对于这些文化糟粕我们要积极予以剔除和丢弃，要使人民树立法律信仰，知法、守法、懂法，学会运用法律解决问题。 第二，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对人权的践踏。由于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是为旧西藏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极大的专制性，其本质是压迫剥削及奴役广大劳动人民，受治者是广大农奴，治人者是农奴主。这种法制下的文化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例如法律惩罚方式的严酷性以及极大的不平等性。典型的是“赔命价”制度。藏族对杀人案的凶手，处以抽筋、挖眼、投河等刑罚，或者是赔命价。打死人命以后，被害者一方要出兵报复，杀人的一方则给对方送一百元左右的牲畜做挡兵款，表示低头认罪，愿意谈判解决。命价因地区、死者的身份而有差异，一般为500—1000元藏洋，如打死的是有钱人或小头人，则其头、手、足另加命价。凶手的马、枪归死者家属。凶手的亲友，每户罚马一匹。杀人一方要买经卷，送给寺院。纠纷调节后，双方见面和好，杀人一方再给死者一方若干钱的牲畜，死者家属得1/3，2/3归调解人，纠纷全部结束后，写一份协议书，由头人保存。外来户打死当地户的人，处罚更重。⑥这些残酷的刑罚以及不平等的“命价”是对生命尊严与人权的赤裸裸的践踏。现代法治国家提倡尊重生命、捍卫人权。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这才是真正的“人本”社会所提倡的发展理念。具体到部门法上，在刑法上也明确规定“罪刑法定”、“罪罚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这些都是对每个公民人权的极大保障。对于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践踏人权，与现代法治理念极度抵触、背道而驰的观念、制度要彻底抛弃。 第三，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观念的淡薄。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所具有的宗教性和道德性的特征，就决定了人们法治观念的淡薄，法律理念的缺失。由于宗教力量是统治社会秩序的主导因素，传统法律文化也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宗依文化中的宗教戒律以及道德性的特征贯穿于法律文化的诸多方面。例如《十善法》、《十六法》的规定，基本上是宗教戒律和道德力量的法律化。因此，在这种统治秩序下，就形成了民众“道德高于法律”、“宗教让位于道德”的普遍社会心理。在遇到纠纷、矛盾，甚至发生杀人事件等刑事纠纷时，都不愿采取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甚至是不懂运用法律的思维解决问题。这种传统法律观念的缺失与当今依法治国的理念大相径庭。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民众法律观念的树立，法律意识的增强。现代社会的法治建设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提高公民的整体法律素养，才能提高社会的法治水平。只有人人信仰法律，尊崇宪法，在生活中懂得遵守法律、运用法律，才是我们真正所追求的法治社会。 作者：苏雪菁 乔素素 袁溥钰 单位：西藏大学政法学院 法律认识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认识 一、课程教育目的与教学 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干课程之一，其教育目的在于“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丰富学生的思想，提高道德修养境界，“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本课程的学习不仅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课程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更强调学生把理论学习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观察生活，分析问题，探索对策。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修养水平和程度需要通过他们的实际行为来表现，也必须强化“知行统一”，努力实践，才能锤炼自己的品格、提高思想觉悟。同时，人们的德行完善、思想行为的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是一生的努力［2］。考察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具体言行，成为辨别他们是否接受和坚持正确的思想与道德观念、是否具有高尚的理想与思想品质的关键因素。在“基础”课程教学中，需要突出和强化“实践性环节和过程”。有不少高校开设了2个学分的集中“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集中”表现为把5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统一起来，对学生(小组)实践的具体过程、实践的主要内容、实践报告的写作等都形成了明确、具体的“标准”。学校对学生实践的集中安排，是很有必要的，在多年的实践中也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但是，有必要加强“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实践性环节。首先，课堂“教与学”的交互关系。引导学生关注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把握，关注授课教师的观点、讲授方式等;教师应启发和引导学生，把握学生的情绪变动，积极同学生展开讨论，甚至辩论。其次，教师应深入学生班级、寝室，参与学生班级活动，尤其是“大学生科技挑战杯”、“实用发明大赛”等科技文化活动，支持和帮助学生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在生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师生情感交融。再次，鼓励学生走出书本、走出校门，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和社会实践。 二、考核的内容及方式 课程考核或考试，是课程学习过程的重要和必要环节。在考核中应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反映教育(教学)目的，考核或考试内容(题目)的设置应实现教学和教育的理论性与实用性的统一，基本任务(要求)与拓展知识的结合。同时，题型设计和各部分内容权重(或分值)应偏重于必须掌握的原理、理论、观点以及容易产生混淆的或比较普遍但不完全正确、需要加以澄清的看法、观点;侧重于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需要引导的事例和现象。我们应该把课程的考核或考试作为课程学习的当然延伸、而不是简单的终结环节，发挥考核或考试的导向功能，指导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2］。不要简单地检验学生“记忆”了多少东西，而应了解大学生这一高层次人群是不是愿意思考、思考的深度如何，了解他们运用所学所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和反映的自我思想、观点。同时，在考核或考试的过程中，还会进一步地表现出学习者(考核对象)对待所学内容的立场和态度。因此，考核或考试就成为一个知识传播的新起点:对于学生，可以引发他们就自己感兴趣的、存在疑惑的问题进行长期持续的关注和探索;对于教师，可以检验此次教育、教学在内容、方法、效果等取得的收获和存在的不足，发现学习的难易点和针对性，这将有利于改进和完善我们的教育效果和教学质量。在进行课程考核时，应该围绕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把握基本理论、主要观点、重要事件和基本要求，这是保持教学与考核一致性所必然的，可以加深学生对教学目的、要求、内容等问题的理解。同时，也有必要强化与社会现象的结合，即时下流行的对生活、事业、个人价值、爱情等问题的观点和态度，除教学过程给予关注、引导学生进行辨析外，还作为我们考核的一个重要选择方面，以调动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的积极性。我们还应该尝试在考核的问题中，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并进行分析。因为有很多问题，比如一些人和事件，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未能关注到，对学生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需要给学生一个阐释看法的机会。这样的设计还可以强化学生作为真正的“教与学”的主人的体验，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增强学生参与教学的持续性。考核的方式应该主要以开放的形式来进行。即在考核的时间、地点和形式等，可以进行较灵活的安排。采用闭卷方式考核学生的知识难以达到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设计，且考试内容大多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由于本课程涉及多学科领域，理论观点、规范原则等繁复庞杂，学生在应对考试时不容易把握而产生压力和负担，甚至出现投机行为。通过调查，绝大多数学生表示，闭卷考试的方式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也是影响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开卷考核的方式，在形式上比较合理，也更符合本课程学习的要求和目的。但目前在进行开卷考查时，内容过于简单，考查目的往往有敷衍之嫌。这种做法带来的危害是明显的。其一，所考查的问题，往往是教材或教师的讲稿(课件)能找到现成的分析和结论，弱化甚至割裂了考核作为教学的有机过程和环节;其二，不能引导学生学习和观察思考，更难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与学”;其三，无法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知识掌握状况;其四，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严肃性和主阵地地位。这样做无疑是迎合甚至是纵容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和边缘化。因此，我们主张采取开卷考核的方式，但要求考核问题的设计要达到前述要求和目的，要通过考核，让学生明确本课程的学习有难度、有压力，而难度和压力主要表现在要求学生多观察、勤思考，注重社会现实和生活实际。 三、考核环节及其管理 对学生的考核或考试，主要采用“开卷”方式后，有必要强化考核内容(题目)的审核，考核或考试目的、要求及考核问题的分析方法、主要结论的明确，学生成绩评定及其构成的合理性、可操作性。首先，确定学生课程成绩构成及其权重。对学生成绩评定办法各学校采用的方法不尽一致。西南科技大学采取“平时成绩+期末卷面成绩”，“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包括上课出勤、课堂讨论、完成作业等;卷面成绩占70%。复旦大学构建了“4+4+2”结构型的考核模式，即理论知识占40%、社会实践占40%、平时考核占20%;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针对当代学生成长的环境变化、心理特征、认知特点以及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更加注重学生的“参与度”、“问题意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武汉大学的考核方式是:平时成绩占40%，期末占60%。平时表现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免考［3］。河南工业大学采取的是“平时考核+小论文+课程论文”的考核方法，即平时考核占30%，两次小论文占30%，课程论文占40%［4］。其次，现行办法是各个学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断进行探索、创新的结果，有积极意义。但尚有不足。其一，大多数成绩评定办法是立足于闭卷考试;其二，在“平时成绩”的给定中过于简单化;其三，课程成绩高低与学生对内容的接受状况(程度)和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不相关联，失去教育对人们的影响作用。我认为可以分三部分来考核，即开卷理论考查(试题、论文、调查报告等形式)，占30%;课堂教学参与、课后研习及其他运用活动，占30%;任课教师组织的专题社会调查、学校集中组织的社会实践、同时期的学生日常表现(学生获奖和违纪情况纳入考核［5］)，占40%。其次，实行开卷或闭卷考试，其试题要立足现实生活，并结合学生思想和学习情况，有针对性的考查学生分析和理解社会问题、剖析低俗现象的能力。以论文形式进行考查的，对学生论文选题、写作格式、逻辑结构及观点素材等，教师要给予指导和把关，要反映学生的观察、思考和自己的认知水平，杜绝抄袭(下载)。第三，学校的学生行政管理机构(部门)、后勤服务部门、教学主管机构和思想教育管理部门等相关机构(部门)须加强联系，协调一致，形成教育和管理学生的合理分工与协作，建立协作机制，信息共享，共同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管理和服务机构(部门)要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支持，为推行“开放式”教学创造条件、提供经费保障。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试办法势在必行，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改革考试方式，是要鼓励学生把精力用于思考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关心社会的发展，将自我发展、成长和成才融入社会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是希望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压力，使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能合理地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锻炼和提高综合能力;是为了有效消除考试作弊的“顽疾”，培养学生诚实的品格。考试改革，更是为了促进学科建设，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的大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和我们的不懈努力。 本文作者:赵毅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 法律认识论文:法律事务教育改革认识 一、在理论教学中坚持以法条为核心的教学模式 经过20多年的法制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本法律制度层面上,我国的立法都有相应的体现而且在立法理念上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学生从事法学专业的学习,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具体的条文,只能根据一般原理传授知识。[2]作为法律事务专业高职学生,如果仅仅学习教材上的原理,而不了解相关条文的具体规定,就不能适应社会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这就要求学习方式应当从以抽象掌握一般原理为主向通过学习法律条文掌握法律基本精神为主转变,使法学理论体现在法律条文和具体案例的解决之中。法学基本原理、基本知识是通过法条表现出来的,同时法条又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依据,因此,法条是理论与实践的联结点,对于突出基本原理与实践技能的高等职业教育来说,理应成为法律专业教学的核心环节。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对应用性课程应坚持以法条为核心的教学模式,教师讲授尽量以法条为中心展开,具体教学中要求教师选择出常用的、重要的法条,用典型案例阐释其涵义,讲解其应用,再用同类案例加以强化,让学生能举一反三。倡导学生养成研读法律条文的学习习惯。学生应该首先记住法条的内容,理解它的意义,学会它的应用,然后自己找一些相关案例进行练习与实践。这样,法学理论就不再是象牙塔中的思辩,而是有声有色的具体的法律事实与法律现象。与此相配套,在考试环节,不应再以对法律概念和原理的记忆为主,而是通过生动的案例考察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明确了教学要以法条为核心以后,还应强调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新颖性。要以现代化教学手段为支撑,通过制作与课堂运用多媒体课件,大力推进案例教学;针对不同课程的性质与特点,分别采取启发式教学和抗辩式教学方式,有条件时引进诊所式教学方式,即讨论式教学、模拟法庭、模拟律师事务所教学和“诊所式”教学。 以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合作精神,提高思辩能力。采用“案例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知道所学的“知识点”用于何处和怎样具体应用,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改革传统的灌输式、说教式教学方法,以案例教学法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在于学生具有高深的学术水平和理论功底,而在于学生参与并完成实际工作的能力。在我国的法制建设日趋完善的今天,电视、报纸、网络等越来越多的媒体将触角伸向法治领域。《今日说法》、《法治纵横》、《法治进行时》、《拍案说法》等节目都以通俗易懂且具代表性的案例为对象,通过专家学者对其中法理的分析点评和诠释,将法律生动地展示给了观众,社会效益极大。同样,在我们的法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一直都在用案例教学法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十分显著。在我国的高职法学教学中,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做法,将理论教学浓缩、精炼,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用案例教学法使学生从更深的层次理解法的内涵,使法律规则成为“活的法律”。我所教的婚姻法是实用性很强的专门法。学习婚姻法,如果仅限于熟记婚姻法的条文,而不懂具体运用;或只是泛泛地讨论一些规则,但不了解规则的实际效用,就仅能了解婚姻法的常识内容,而不可能掌握婚姻法的精髓。通过案例教学,学生即使不能准确背诵婚姻法的条文,也可通过对婚姻法精神与意识的领会达到学习的目的。在典型案例方面,成功取决于案例选择的典型性,另一部分取决于老师的分析技巧。案例的选择,忌使用有争议无定性的案例。我们在教学上选择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的案例和英美法律中的具有开拓性的典型判例(LEADINGCASE)。其次案例教学的成功还取决于教师的分析水平和技巧。案例分析,教师最好多设计一些问题,层层设问,步步引入,如抽丝剥茧,这种设问带有一定的引导或暗示;在时间上,案例可以放在课本内容讲述之前讲,也可以放在讲述内容后讲,应当根据内容和时间而定。原则是涉及重要理论的讲述案例在后,一般条文规定的案例在前,两堂课连续上的案例设在开始或第二节的开始时间,以对应解决学生的困乏。 建立模拟法庭,通过担当不同的角色,使学生充分验证和实践理论知识。模拟法庭一直是各高校法学教学中应用较多的一种方式。在模拟法庭上,由学生亲自组成审判庭,担任原告、被告、人,通过法庭质证、调查、辩论,深入探寻案情,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参与者对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其效果是课堂教学无法比拟的。模拟法律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主要是为学生就业做准备。律师助理和司法文秘的多数工作并不需要学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而是需要他们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能够灵活、及时处理问题的能力。因此,通过在模拟法律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训练,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可能。“诊所式”教学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等法学院正在尝试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这种“诊所”中,老师是“医生”,学生是“实习医生”,由“实习医生”亲自处理“临床”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医生”负责把关,并在“治疗”过程中及时给出各种意见和建议。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和模拟法律事务所、模拟律师事务所配套使用。另外,还可采取“创设情境法”、“讨论法”、“研究法”等教学方法[3]。 二、加强实践性教学 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实务的人进行科学且严格的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够娴熟地处理社会当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规范化的、系列的、严格的实践训练,使学生具有过硬的动手能力,具有一技之长,是学生立足之本,是高职自下而上立命之点。这也是在当前用人过于注重学历的背景下,高职学生能找到就业岗位的主要优势所在。这就要求转变教学观念,加强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比重,完善实践教学的方式和内容。为此,我们要制定实践教学建设规划,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开设一系列专门的实践教学课程。在院系的支持下,应设立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庭、模拟律师事务所、“法律诊所”等教学场所,硬件设施要完善。实践性教学形式要做到多样化。以讲练结合的方式在课堂进行实践性教学,每学期(至少从第三学期开始)有分阶段的专业实训的实际操作,毕业前有综合模拟实习和校外实习基地的实习;(2)在理论教学课程中增加实践性环节,实践性内容占总课时的20%。实训教学既要注重理论,更要注重操作与创新能力的养成。实训成绩既要有理论知识的要求,更要考评动手能力;(3)与唐山的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企业等单位合作,建立一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一方面,教育部门为法律实际部门提供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法律实际部门也要为人才的培养提供实习基地,并承担一定的法律实践课的指导和协助的工作。这样,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我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实践性教学的基本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其基本特征是学生自己动手解决实际问题,教师只起指导作用,因此教学方式应当有别于理论教学方式。教师在教学上主要的投入应当是素材的选择和条件的设定,而不再是知识的传授。在课堂上,老师除了介绍背景材料、指明解决问题的目标、对一个实践单元结束后进行必要点评外,一般不做更多的讲授,把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以上是我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对法律专业教学方法改革的一点体会和思考,限于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教学经验,文中所说的教学方法很可能错误或者不切实际,敬请大家指正,希望能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发现、挖掘出更好的、适合我院实际的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 法律认识论文:高速经济时代群体性事件法律认识论文 【摘要】当前群体性冲突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秩序控制模式下，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走出当前群体性冲突事件困境的最终途径在于厉行法治。 【关键词】群体性冲突事件；法社会学；危机；法治 近期以来，媒体公开报道了国内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冲突事件，例如贵州翁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江西铜鼓事件、安徽砀山事件等等。从表面上看，这些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是孤立的、偶然的，但仔细审视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些共性：即事件发生的原因多数基于基层官民的对立与冲突，且事件的处理过程一般都具有程式化的特点。笔者认为，如何处理这类群体性冲突事件，是新时期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道德的一个严峻考验。由于此类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应对与法、法律实施、法的实效等有关，因此，从法理角度对其进行剖析，找出根源并寻求解决的途径，以期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群体性冲突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 （一）群体性冲突事件折射出政府危机 1、基层地方政府权力运行脱法失控的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之所以发生，多数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在经济利益趋使下，官商勾结，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事务中突破法律规定，滥用公权力，出于权力的自负，不断挑衅民间，甚至突破当地民众容忍的底线。由于群众受侵犯的权利在体制内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受伤害的感情不断积累，遇到偶发事件作为群众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的渲泻口，遂导致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例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翁安事件教训时指出，翁安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1] 2、解决冲突的路径依赖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之初，当地政府通常都会通告，将事件定性为少数黑恶势力、不法分子教唆、煽动、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起哄闹事，要求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全力做好稳控工作云云（将事件定性为是对政权的威胁，可以合法采取暴力手段），行文间充满了主客体际思维支配下的训诫语气，而不是通过主体际间平等的沟通、对话来解决冲突。这种把群体性事件简单、模糊定性的思维，反映了在基层官员的思维里传统专政思维的惯性仍然十分强大。后由于事态的严重以及中央政府的介入，一批对事件的发生负有责任的官员被撤职，对事件的总结一般都定性为有关责任官员党性不强、服务群众的意识淡薄，然后开展官德教育活动。事实上，这种程式化的冲突解决模式并未走出传统压制型治理模式下泛道德化、泛意识形态化以及传统中国“对行政权力恣意行使的遏制不是由于公民能够对违法过程提出效力瑕疵的异议，而是借助于高一级行政权力对下级僚属的惩戒予以保障”[2]的路径依赖。 3、政府的诚信危机。事件发生后，在中央政府和中央媒体介入之前，当地媒体经常处于失声或与当地政府一个声调的状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网络上往往却是民意汹汹，民众对官方单方面的信息持普遍的质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事实上，民众之所以如此，往往基于自身的经验。由于我国没有西方国家发达的民间协会和私人传媒，民众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政府，因此，政府公布的信息如果不实，将会对公众的信心构成致命的打击，而这在近年的实践中却是不乏其例的。例如，非典初期，有官员声明“北京没有‘非典’”；股市印花税上调前，有财政部官员还在公开声称“不会上调股市印花税”；山西尾矿溃坝事件，当地政府瞒报伤亡人数，不顾当地根本没有降雨的事实，竟然公然撒下弥天大谎声称事故原因在于洪水；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故意犯罪的企业居然持有“国家免检产品”证书，这不仅是商业信用的破产，更严重的动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使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 （二）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本质是一场社会的法治危机 1、权力者违法导致法律空转。近年来我国立法一直处在快车道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初步建成，改革开放之初的无法可依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但是，现在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有法不依的现象大量存在。特别是由于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在逐利目标的支配下，一些地方政府充当企业的保护伞，在企业破坏当地生态资源、污染当地环境、严重侵犯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权的情况下，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动用公权力对群众合理、合法的诉求予以压制。特别是近年来在征地、拆迁等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与房产商、企业结成利益同盟，动则动用公权力，突破法律规定，侵犯公民权利。这正应验了学者所言，“权力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易变的原则，在权力未受到控制时，可以把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而其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力的行使，常常以无情的和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它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再者，在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制度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夺弱者。”[3] 2、事件处理过程中程序正义的缺失。“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容忍。”[4]“合理而公正的程序是区别健全的民主制度与偏执的群众专政的分水岭”，[5]威廉姆•道格拉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断言，“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6]程序正义要求“任何人不得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必须听取另一方的陈述”。[7]但是，在很多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结论无一不是由官方，甚至媒体往往采用的是全国统一的通稿，很难听到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民众的声音。因此，事件的处理往往会遭到公众普遍的质疑，人们之所以怀疑“真相”，主要原因在于事件处理的程序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原则。 3、司法的苍白与无能。众所周知，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堡垒，司法独立是出自司法权属性的本质要求，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保证判决的公正，换言之，司法独立是判决公正的必要条件，虽然独立的司法不能保证所有案件的判决都必然公正，但不独立的司法产生公正则纯属偶然。虽然司法必须独立在法治国家里是一个妇孺皆知的真理，但在我国由于司法改革的滞后，迄今为止法院的人、财、物都还事实上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被定位为“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角色实为必然。因此，大量与地方政府有关的征地、拆迁等类型的案件在当地法院诉讼往往难以得到公正的救济，由于我国司法审判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终使得这些案件的审判难以跳出当地政府所能影响的范围。由于通过诉讼难以获得公正的救济，权利被侵犯的群众只能被迫转入非法治化、非程式化、成本高昂、或然性程度高、人治化特色明显的“上访”。亦即，由于司法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的缺位或无能，而使中央政府承担了在一个司法能正常发挥功能的社会里，中央政府本可以无须承担的政治压力，甚至会产生使执政合法性资源一点一点流失的严重后果。 二、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 （一）官员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 1、体制的不完善，党的领导在实践中往往演变成为各个地方党委书记的个人领导。由于地方的党政官员事实上由上级任命，长久以来，官员们养成了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习惯。特别是基层的县委书记，拥有人权、财权和事权，三权独掌，而且一般兼任人大主任，可以动用公安、城管甚至武警等暴力或准暴力力量，事实上其权力处于无有效约束的状态，在所辖区域内处于权力的峰顶，其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绝对权力容易导致绝对腐败，因此，近些年来，县委书记一职往往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有个别县委书记一手遮天，为追求任期内“政绩”最大化，把任职地方弄得环境恶化、民生凋敝甚至民怨沸腾。至于不受约束权力的蛮横，则可以从近期的“彭水诗案”、陕北志丹县“短信诽谤案”、辽宁西丰“抓记者案”、山东高唐“网络诽谤案”等一系列所谓的“诽谤领导”的案件处理中可以窥见一斑。[8] 2、权力监督机制失灵。在我国，权力监督机构之多，实为当代世界各国所罕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民众对腐败的痛恨以及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例如，体制内正式的机构即包括：党的系统有纪委；立法系统有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行政系统有监察局、公安、信访等机构；司法系统包括检察院反贪污局、法院；综合的有预防腐败局等。但是，正式的体制内监督模式存在以下缺陷：（1）同级监督模式独立性差，难以奏效。在我国，由于监督部门事实上听命于地方党委和政府，故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对后者的监督职责。而上级监督部门又由于距离远，难以了解下级地方的实际情况，故事实上也难以对下级地方进行有效的监督；（2）在运作方式上，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模式。例如，对于党员干部违法犯罪的查处，往往是在纪委“双规”之后才进入司法程序，这使得司法的威信大打折扣，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 除了体制内正式的监督机制外，还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但是，由于新闻媒体的体制化与地方化，以及人民群众监督无严格的程序性保障，法律化程度低等原因，都难以有效地负担起监督的职责。对于这种缺陷，学者指出：我国的监督是以非诉讼的信访、视察、批评、建议等手段为主的，“这种监督手段生效是以监督对象的自律为前提的，一旦监督对象缺乏自律，法律监督就难以生效。事实恰恰是违法主体大都是缺乏自律的。如能自律就根本不用法律监督。”因此，“这种以非讼形式为主要手段的法律监督其实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理论之上的：它的成功依赖监督对象的自律，同时监督又以对象的不自律为前提。”[9] （二）秩序控制模式下社会理性交往渠道的缺失或被阻隔 1、权力－公民场域中理性交往渠道被阻隔。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与民众的对话机制被阻隔，“民声”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渠道。原因在于：首先，一刀切的官员问责制，事实上起到了鼓励官员压制舆论的作用，官员们出于自保的侥幸心理，出事即本能地拼命捂住；其次，新闻媒体的体制化和地方化，便于地方官员控制当地的信息；第三，法律规定了公民信访的权利，但实践中信访数量却同官员的政绩直接联系，如此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规定，催生出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地方政府运用公权力在北京、在省会城市设办事处，派员进驻，专事对本地上访群众进行拦访、截访。另外，《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属地管辖”原则，实践中直接导致推诿。事实上，正是由于涉及当地官员的利益而无法在当地得到公正处理，群众才会“越级上访”，但“属地管辖”却将上访材料“批转”回地方，正是在不断的来回之间，上访群众的忍耐力到了极限，极易导致暴力性冲突；第四，公民基本权利受到过多的限制。例如，我国宪法确立了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事实上工会、妇联、甚至连律师协会、消费者协会、作家协会、各种学术团体等都被纳入了体制内管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对公民行使以上宪法自由权利予以了过多限制，实践中难以操作。 2、资本－劳动场域中理性交往渠道的缺失。我国宪法中迄今尚未确立罢工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营经济已占国民经济总量过半的今天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当前国内劳资纠纷主要围绕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而展开，并不带有政治色彩，事实上这种诉求往往合理、合法，在市场经济国家纯属常见，通过法制化的劳资博弈完全可以正常应对，政府实无必要对之予以包办或干涉。但在秩序控制模式下，工人自愿的结社被禁止，一方面导致资方可以任意践踏劳方的权益，劳资矛盾日积月累；另一方面，由于正常的劳动者团体交涉程序的缺失，劳方只能采用中国式的无序罢工来回答。 3、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失灵。首先，司法不独立，法院事实上的地方化，在涉及一些征地、拆迁等地方政府所认为的“敏感”案件时，往往不予立案，即使予以立案，这类案件也难以得到公正的判决。由于司法判决不公现象严重，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认同度较低；其次，社会弱势群体在体制内获得救济的成本太高。例如，《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至于整个社会的成本则至上在三倍以上。[10]由于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失灵，受伤害的群众容易在趋于暴戾化的社会群体心理影响下走极端。 总之，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控制模式下，我国市民社会缺乏必要的成长空间，官与民之间处于直接接触的状态，社会缺乏中间缓冲地带，一出事就把政府推到最前面，事件的处理过程及结果将直接考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由于传统思维及处理方式惯性的存在，在官民博弈中，官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民众的自由空间受到挤压。透过众多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可以发现社会群体心理有趋于暴戾化的趋向，这是一个社会断裂的危险信号，必须对之予以深刻的反思。 三、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 市场经济的基础在于法治，市场经济社会和法治社会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公民权利一律平等，政府负有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定义务。社会经济上的事务主要由市场自由竞争来解决，政府原则上不予过多参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由纳税人通过法定的由公民按照各自纳税能力所承担的税收所供养，政府的科学定位应当为市场交易规则的供应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以及通过税收来调节市场自由竞争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负担起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生存照顾”的义务，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严守中立，不应有任何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法治的不完善，遂导致政府在履行职能方面经常处于缺位和越位的状态。 1、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现为：（1）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观念的主导下，不顾一切保增长，集中一切资源用于拉动增长，成为政府的主导思维。“这种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战争思维，它把发展经济当作一场在总量上赶超竞争对手的经济战争”。[11]在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思维支配下，以及在片面的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下，各地政府纷纷热衷于“招商引资”，甚至充当企业的看家护院角色，不惜以牺牲当地环境、破坏生态资源为代价去追求GDP的增长；（2）由于我国分税制度存在的缺陷，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剥夺过多，地方财政上难以为继，[12]一些地方政府转而依靠“卖地财政”来维系运作，长久以往遂形成与房产商、企业的利益共进退的关系，由于公权力约束的不到位，在利益催使下容易产生官商勾结。特别是，国务院颁布的《拆迁条例》不分“公共利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一概由政府负责拆迁，使得地方政府为企业、房地产开发商“保驾护航”变得“有法可依”，在公开报道的众多暴力性征地、拆迁事件中大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影子；（3）违反行政伦理，利用公权力直接谋利。长期以来，在中国“吃饭财政”现象严重。由于冗员过多，许多政府职能部门设机构，但是财政却不全额拨款，甚至全部由收费、罚款来解决，称“设机构，给政策”。在具体渠道上，或者为自收自支，或者为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导致相关职能部门产生并维护自身的部门利益，同时利用我国“部门立法”模式的弊端，使得“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公平正义的品质，沦为维护部门利益的手段，同时也使得部门利益因此而尾大不掉甚至形成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众多部门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收费指标”、“罚款指标”，执法活动在相当程度上被商业化，由此而导致乱象环生的景象则不难想像。试举公路交通为例：有学者指出，由于权力的垄断，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租车行业已演变为一种畸形市场化的特殊行业，只有官方特许的公司才可以经营。出租车公司把车租给司机，收取高额的一次性押金，然后每月收取租金，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剥削，一般都达到了80％，甚至更多，实际上，只要获准开办出租车公司，就可以凭空每月收取大笔的租金，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出租车公司像吸血鬼一样的盘剥才是当前许多城市出租车司机“罢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真正原因所在。[13]另外，从公开报道的情况看，选择性执法、诱使他人违法而进行罚款的“钓鱼执法”大量存在。[14]各地公路收费站林立，运输成本高昂，公路运输超载罚款，不超载亏本，但由于超载被罚具有或然性，其发生有一定的概率，因此，许多运输者不得不被逼超载。法之违反，其根源竟然在于政府的竭泽而渔，不得不发人深思并引起执政者警惕！[15] 2、政府的缺位表现在：片面追求效率，忽略了公平，部分出台的社会政策过度不公，整体上忽视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照顾义务，财政支出直接投放到教育、医疗等方面比例过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供应严重不足，导致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基尼系数在2007年已经达到0.48，已经远远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过家，甚至超过了一向被认为“贫富差距很大”的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41左右的美国。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成为人民群众的“新三座大山”，社会大众未能充分地从经济发展、GDP高速增长中享受到应当享受的利益。 由于一些垄断行业、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和经济利益过多地纠缠在一起，容易形成自身的利益，故在出台一些重大的、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政策时，往往不能充分考虑民众的意愿，甚至部分政策逆民意而为。例如，举民众反映强烈的汽油价格来说，近年来，中国汽油价格一直处于不断上涨的态势，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国内的立即跟着上涨，名为“接轨”。可是，当国际石油价格下降时，国内的价格却并不“接轨”而下降；又如，当前民众苦于房价高腾久矣。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作为商品，房价起落属正常市场规律的作用，政府本不应对之过多操心。但是，由于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财政上过多依赖“卖地财政”，故不愿意房价下落，于是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房产“救市”政策。此举违反了行政伦理，严重伤害了民意，对社会道德、政府的公信力构成公然挑战。事实上，当前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频发，当从此寻找深层次的根源。公务员之家 四、厉行法治，走出传统中国“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怪圈 当前，在中国发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并未突破传统的“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16]的命题范围。在该命题下，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直在周期震荡中循环，每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每当社会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情绪的极端和暴戾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发展到顶点，然后马上来一次大的震荡，把几乎所有积累一扫而光，接着一切从头开始，从零甚至是从负数开始。[17]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有理论上最先进的制度，有宪法、法律及完备的法律实施机构，但为什么会宪法、法律会空转？那种出了事后靠严惩个别腐败官员、然后组织官员进行政治学习等传统应对的方式实践证明效果有限。笔者认为，必须直面民意，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理性对待、积极回应各类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通过现代性的观念与制度变革，踏踏实实的厉行法治，才能使中国最终走出传统的“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怪圈，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一）改革传统观念 1、从秩序至上到人权至上。去除传统国家主义观念影响，确立国家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人权才是核心和最终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以及确立保护公民依法维权就是保护法律的尊严、保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保护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理念，尊重并切实保障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实践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重承诺。 2、从压制型治理到自治型治理。在自治型治理模式下，政府无须大包大揽，越是离民众近的事务，越是应当通过民众自治来进行，因为只有民众自己才了解自身的需求和偏好。全能的“家父主义”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由于包揽过多而造成的冗员过多、效率低下、腐败现象。实行自治型治理，由于大量的社会性事务由社会自治团体完成，这样可以为政府机构改革挪出空间。同时，伴随着自治型社会的建立，我国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宽容、和谐的社会氛围势必得到进一步培育和发展，这样可以为整个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必要的空间。 3、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假如我们相信政府具有永远正确的秉赋且永远不会走极端，宪法便没有必要设定这些限制了。”[18]因此，应当放弃计划经济年代秩序控制模式下政府包办一切的习惯性做法，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严格地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奉行中立、谦抑原则，回归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 4、从效率至上到公平至上。在当前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衍生出很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对社会安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此，必须转换思路，将重点放在发展社会保障、提供社会福利方面，改变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重塑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化解当前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 5、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首先，党的领导不等于地方上某个具体党员干部的个人领导，体制上要保证党中央的权威，制度设计上要做到权责必须平衡，防止官员在地方上独大而滥用权力；其次，权力分立在当代世界被称为优越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组织之原理”，[19]因此，它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其中所蕴藏的公理性成份完全可以成为制度建设借鉴、参考的对象；第三，去除公务员性善论的制度前提预设，制度设计从人性发出，“假如不把人预设为恶人，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一个共和国制定宪法或法律”，“不信任是每个立法者的首要义务。法律自然不是用来反对善的，而是用来对付恶的，所以，某个法律对它的接受者预设的恶行内容越多，其本身反而显得越好”；[20]第四，从政治性思维转换到法律思维，依靠公正的执法和司法来解决社会纠纷与冲突，这要求政府应当摈弃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那种充当社会万能“保姆”角色的观念及做法，避免成为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心，应当定位在地位中立的社会纠纷调停者的角色；第五，转换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阶级斗争惯性思维，抛弃暴力性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众所周知，革命党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人民有武装革命的权利；而执政党的合法性则在于宪法、法律的确认、授权、以及人民对党执政的普遍认同。因此，角色的转变，必然带来工作重心的转变，新时期的工作应当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而展开。 （二）突破解决冲突的传统路径依赖 当代世界，由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政府、环境的资讯充分暴露于网络通讯中，决策的速度、品质势必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政府包办一切、垄断资讯、单方面公布信息的做法，势必引起公众的质疑，当公众质疑累积到相当程度将可能造成合法性危机。按照发展社会学的观点，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区间，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当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社会矛盾由隐性转为显性而直接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如何处理群体性冲突事件，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效，因此，突破解决冲突的传统路径依赖极为必要。 1、在处理群体性冲突事件过程中，不但要公正，而且要让人们明白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公正，因为，原因很简单，公正来源于信任。“正义不仅要被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这并不是说，眼不见则不能接受；而是说，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21]因此，应当改变当前对群体性冲突事件的调查、鉴定由政府部门一手包办的现状，为保证事件调查、鉴定结果的权威性、公正性，必须建立一个独立、透明的事件调查、鉴定的机制，整个事件的调查、鉴定完全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负责实施。对于有重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进行。在调查、鉴定的过程中，应当平等地听取双方的声音，同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及时公开信息，接受媒体的公开监督。 2、对于事件的处理，地方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应当保持中立，对群体性事件的最终处理通过公开、公正的审判进行，允许媒体进行公开的报道，让所有人知道事件的真相，“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一切都能够在阳光下运作，相信人民的信心、信任感也会不断的增加，社会的基本共识亦会得以重建。 （三）保证社会理性交往渠道的畅通 首先，当前一刀切的官员问责制做法弊端明显，往往驱使官员出于自保而封锁信息。因此，有必要将行政首长问责纳入法制化渠道，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及被问责官员的实体及程序性权利，在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问责。 其次，只有公民充分地行使表达自由的权利，才能使下情及时地上达，形成公民与政府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必须认真对待权利，认真对待宪法，放松具体法律、法规中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保障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宪法中有必要确立公民罢工自由等权利，保障劳动者团结起来和资本进行谈判协商、平等博弈的能力。此外，尽快制定《新闻法》，充分保障新闻自由，同时新闻媒体必须在体制上进行改革，摆脱地方化控制。 第三，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取消“越级上访”的禁止性规定。同时，信访制度的科学定位应当被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机构，而非纠纷解决机构。[22] （四）政府权力产生与运行法治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其名著《权力与繁荣》中，指出经济成功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要有对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是没有掠夺行为。他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只有这种“强化市场型政府”才能保证经济的持久繁荣与社会的稳定。笔者认为，所谓“强化市场型政府”实质就是法治化的政府，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走向深入，以及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迫切需要权力产生与运行的法治化。 1、改变官员事实上的行政任命方式，使权力产生真正做到民主化。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降低人大代表中官员的比例，减少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以提高效率，逐步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以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及明确其参政责任。 2、完善我国财政制度。（1）大力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坚决裁撤冗员，彻底告别“吃饭财政”的现状，减轻人民的负担；（2）政府机构公务人员由财政全额供养，严禁通过罚款、收费谋取部门私利。废除相关罚款、收费单位“提成”的财政制度规定，执法行为必须与执法部门、具体执法者的利益完全隔绝；（3）税收在中央与地方分配是极严肃的宪法问题，属宪法保留内容，因此，有必要从宪政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分税制，从地方事务与财权统一，从财政收入与支出两方面一并考量来完善分税制度，加大地方法定的税收分配比例；（4）完善罚款、收费制度。目前，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二章“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中的规定：在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规章均可设定罚款行政处罚，但是该法对设定罚款行政处罚的原则、条件及限制等却缺少必要的规定。至于收费，从法律性质上，收费具体可以分为规费（行政规费与使用规费）、受益费、特别公课三种类型，目前在我国尚缺少统一的《规费法》予以调整。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实践中乱罚款、乱收费现象严重，处于混乱不堪的局面。笔者认为，由于罚款、收费涉及对公民宪法财产权的侵犯，属于法律保留的内容，必须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作为依据，法律可以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具体的规定，但授权必须符合明确性原则，而不能采用概括性授权。 3、政府在出台有关国计民生的政策时，必须充分尊重民意。众所周知，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型，客观上造成制定的游戏规则有利于利益集团。这种状况必须予以改变，政府在出台政策时，一方面，政策的内容要接受伦理正当性的拷问，即必须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另一方面，政策出台的程序要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即保证决策程序的公开、透明以及保证公众的广泛参与。具体而言，决策的有关内容应当提前向社会公众公布，决策应通过代表民意的人大表决，或通过召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听证会来进行。惟如此，才能使决策具有民主正当性，获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和服从，减少执行政策的成本。 4、政府依法行政。马克斯？韦伯指出，在理性化方面取得进步的社会中，“合法的”统治权威必须是“非私人”的，它需要恪守统治规则和制度程序。“如要使‘法律规则’得以坚持，宪法就必须确保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必须同受其权力管辖的那些人一样服从法律程序。这一点对于从法律上保护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来讲，其重要性十分明显。”[23]而事实上，“强制私人尊重法比较容易，国家在此可起举足轻重的仲裁人的作用，而强制国家尊重法比较不易，因为国家掌握着实力”。[24]因此，必须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完成从人治型到法治型模式的转变，具体而言：（1）完善权力之间监督和制衡的分权机制；（2）必须保证权力监督部门的独立性；（3）权力监督通过诉讼的法治化方式进行；（4）保证新闻独立与自由，充分发挥法治社会中“第四种权力”的监督作用。 （五）通过司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最终整合社会 在法治社会里解决纠纷的地方是法院，而不是其他机构，“司法使法律降临人间”，[25]法院代表着法律，象征着公平与正义，法院负有保障法律的正确、有效的实施，通过保障权利、对任何侵犯权利的行为进行矫正和惩罚、让被侵犯的权利得到及时救济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司法作为一个缓冲带，其有效运转可以及时分解掉社会中的大量冲突，缓和对立情绪、消解社会矛盾，负有在现代多元社会里整合社会，防止社会分裂，防止由于政府直接介入冲突解决过程而使官民之间直接产生冲突从而使冲突有可能转化为政治问题，以及防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冲突解决不公而影响政治制度合法性之责。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多元利益与多元思想并存，各种冲突大量涌现，矛盾错综复杂，透过群体性冲突事件，可以看到当前社会阶层在扩大，社会存在断裂的危险。因此，通过司法及时地、公正地解决纠纷，化解民怨，医治社会的创伤，整合社会利益冲突，以达到基本的社会共识构成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题任务。笔者认为，为达此任务，应当充分地发挥法院的功能。而充分发挥法院功能的前提在于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通过司法公正来树立法院的权威。 1、司法独立。“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权力的时候。”[26]“没有这种独立，就无法防止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滥用，也不能防止强化行政权力的强制力量的滥用。”[27]司法独立作为当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为当代世界宪法性惯例，其价值为文明社会所公认。在司法独立问题上，必须去除那种将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简单地对立的观点。在我国，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的方针、政策通过转化为法律而为全国人民所遵守，而法院审判则是通过具体适用法律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更好地适用法律，而更好地适用法律本身就是在更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两者实质上是统一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司法独立属当然的其中之义。因此，必须在制度上保障司法体系独立于政府体系而运行，同时接受公众舆论及人大等权力机构的法治化制约。同时在制度上保障法官身份的独立，使法官在判决时能无须顾虑任何外在的压力，做到只服从法律和良心，作出公正的判决。 2、建立司法违宪审查制度。众所周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以限制政府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内容，规定了各项国家最基本的制度，是治国的总章程。同时，就功能而言，“宪法的功能不同于位阶在宪法之下各种法律，宪法不但明定立法者之裁量范围及界限，同时对于不同法律间因不同之评价标准所造成之漏洞与差异，负有整合及统一之功能。”[28]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必须被严格遵守。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宪法保障机制。现代法治国家的实践证明，“违宪审查制度乃是宪法保障制度中的一个主要的，最具有实效性的机制”，[29]当代世界各国，违宪审查方式有多种，但通过司法（宪法法院或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是普遍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对于司法违宪审查的意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独立的、拥有司法审查权的、容易接近、能实施这些权利的司法机关，那么，包括平等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保障就只是一堆空洞的浮词丽句”。[30]当前在我国，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行。但遗憾的是，迄今违宪审查程序尚未被启动过，这与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违反宪法现象得不到纠正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借鉴法治国家的做法，建立我国司法违宪审查制度显得十分必要。 法律认识论文: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范围认识论文 内容提要：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构成需同时具备法定违法行为、有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等四个条件。离婚损害赔偿法定原因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题只限于无过错配偶，承担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只能是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并导致离婚的过错配偶。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民事责任方式宜采用非财产责任和财产责任两种方式。离婚赔偿金韵数额可由夫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法官酌定。 关键词：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 2001年4月28日颁布实施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新增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适应了我国新形势下调整离婚关系新隋况的需要，反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为正确贯彻实施这一法律规定，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界不少同志撰文，探讨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大家对很多具体问题存在不少分歧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往往会造成实践中执法的混乱，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因此亟待我国有关部门做出法律解释，以指导司法实践工作。本文拟对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期为我国有关部门制定有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解释提供一点参考。 一、设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第一，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完善我国婚姻法律制度的需要。保护婚姻家庭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方针。我国刑法、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对于夫妻、父母子女等家庭成员，在婚姻家庭中权利义务关系都明确给予了法律保护的。但由于我国1980年《婚姻法》的离婚制度中缺少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过错配偶实施违法行为如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配偶等导致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的损害，不能依法追究其赔偿责任。这使我国法律关于保护婚姻家庭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有损社会主义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新形势下保护离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离婚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随之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因夫妻一方当事人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虐待、遗弃对方而导致婚姻破裂的离婚案件增多，在某些地区已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占离婚案件的数6096以上。许多无过错离婚当事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过错配偶上述侵害婚姻关系的违法行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却得不到法律救助，发出了强烈要求填补“法律漏洞”的呼吁，以期有效地保障婚姻家庭、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据报道，北京市妇女法律援助分中心从2000年10月至2001年5月短短7个月内受理的200余例来访和咨询中，婚姻家庭类咨询占总数的8496，其中，“在796件离婚咨询中，离婚损害精神赔偿的问题相对集中，咨询者希望通过新设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实现对自己权益的保护。” 第三，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使司法部门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从我国司法界看，由于我国婚姻法未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因此，离婚时对于离婚过错方对无过错方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的和非财产的损害，法院一般未责令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例如，根据2000年6—8月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庭的调查：“1998年和1999年全年的涉及婚外恋的124起离婚案卷进行统计，这些离婚案，无一例责成离婚中的过错方或第三者对无过错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例。尽管有些已“证据确凿"，但由于法律对无过错方的救济手段明显滞后，所以执法者对明日张胆践踏“一夫—妻制"的行为，显得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可见，这不仅放纵了离婚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不利于保护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而且不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故基于公平、正义原则，应当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依法追究过错配偶违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和功能 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根据我国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第一，须有法律规定违法行为。这里的法律规定违法行为，指新《婚姻法》明确规定的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且已导致离婚的四种违法行为。这些是严重违反婚姻义务或严重侵害配偶他方的人身权益，并造成离婚的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实施的是法定违法行为之外的其它违法行为，如赌博、吸毒等，或虽实施了前述法定违法行为尚未导致离婚的，均不属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 第二，须有损害事实。即因配偶一方实施了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无过错配偶由此受到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何谓离婚财产损害，在我国学者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离婚财产损害，是指因实施法定违法行为致配偶他方现有财产利益受到损失等，如拒不履行家庭扶养义务，造成配偶他方现有财产利益的损失或夫妻共同财产的减少，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造成配偶他方人身或精神上的损害所引起的财产损失，如医药费、误工费等。即包括所持财产的减少和可能失去的利益，后者如可预期利益的丧失。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之一就是填补损害，故离婚财产损害的范围，当然既包含财产方面已发生的现实损害；至于可预期利益之丧失即消极损害是否包括在内，则应当区别对待。凡属于过错配偶违法行为造成的夫妻共同财产可预期利益的损失，应包括在离婚财产损害的范围内。但配偶继承权的丧失，则不应包括在内。因为，配偶继承权的实现，除以配偶身份的存在为前提外，还需同时具备其他法定条件。如夫妻一方死亡、留有遗产、生存配偶未被取消继承权等。也就是说，配偶继承权将来实现与否尚不能确定：保险受益权亦同，故均不宜包括在内。至于夫妻抚养请求权是否应列入赔偿范围，亦应区别处理：无过错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如果已经具备抚养条件，实施法定违法行为的过错配偶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如尚未具备受抚养条件的，不宜列入抚养范围。因为，在我国夫妻一方是否对他方在经济是上给予抚养，取决于是否具备法定的抚养条件。凡具备法定的抚养条件的配偶一方，即使离婚后也享有他方给予适当经济帮助的权利。 离婚非财产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前者指人身受到的伤害，后者包括精神利益(如名誉权、自由权、贞操权等)的损害和精神创伤两个部分。精神创伤指因过错配偶实施重婚、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等行为，致使婚姻的破裂而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 第三，须有因果关系。配偶一方实施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使无过错配偶遭受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的直接原因。离婚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均属于物质损害，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违法行为是发生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才能认定有因果关系。精神损害，只需确认配偶一方有上述违法行为已导致离婚的，就可以认定，但是如果违法行为未导致离婚，受害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提出追究过错配偶责任的，应按婚内侵权行为处理，不适用离婚损害赔偿。 第四，须有主观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以配偶一方有故意的过错为主观要件，即配偶一方故意实施上述违法行为。但请求人无过错。如因过失伤害家庭成员等导致离婚的，因不具备主观要件，故不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以上四个要件同时具备，即构成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离婚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责任，主要具有三方面的功能：第一，填补损害。补偿损失，使受到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和恢复。第二，精神补偿。精神损害之补偿金，是一种特殊赔偿金，兼具经济补偿和精神补偿双重功能：一是从经济上填补损失，二是补偿受害方因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之痛苦。以为，对于精神补偿而言，不能完全客观地以金钱计量和赔偿。所以，给付赔偿尽可能填补损失外，更主要的是受害人心理上得到了慰籍，平息怨恨、报复情感。第三，制裁、预防违法行为。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填补过错配偶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抚慰无过错方的精神创伤，预防、制裁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以维护合法婚姻关系和保护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 必须指出，关于损害赔偿的功能，我国有些专家认为，实行离婚损害赔偿，除前述功能外，还可以保障离婚后妇女儿童的生活，对于单亲家庭生活保障，特别是子女的健康成长，会起到积极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离婚双方特别是经济上处于劣势一方的后顾之忧，从而使离婚自由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诚然，通过离婚损害赔偿，能够减少离婚配偶一方及其子女的生活困难，有利于提高单亲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适用离婚损害赔偿时必须明确，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填补损害、预防、制裁违法行为。只有因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导致离婚而引起的损害，才能请求赔偿。如果不是因为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导致离婚的，即使离婚配偶一方及子女生活困难，也不能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在我国，离婚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及子女的生活保障，主要是靠离婚后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育等法律制度予以救济的。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 根据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包括重婚、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四法定情形。但我国有些学者和司法界的同志认为，新《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范围太窄，应将通奸、有配偶者票等危害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包括在内。有的学者还认为还应该包括违反婚姻自由的过错行为，如一方婚前故意隐瞒结过婚的历史等骗婚行为。笔者认为，上述意见不妥。因为行为通常是秘密进行的，主要是危害社会公共秩序，我国刑法和有关行政处罚条例对其已规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至于一方婚前故意隐瞒有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而结婚的按新《婚姻法》的规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至于一方隐瞒其已婚史、性生理缺陷而结婚的并非所有的配偶他方都不能原谅而导致离婚，故不宜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原因，但如果因此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可以依法请求离婚。 四、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及行使时间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主体仅限于无过错配偶。根据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无过错配偶，才能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成为请求权的主体。至于什么是“无过错”，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违法行为。但是我过有些、学者主张，在物质损害上，应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如双方均有过错，当一方提起赔偿之时他方也可以提起反诉，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过错抵消，抵不足的部分可以要求赔偿”笔者认为，这里如果配偶双方故意实施了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的，其违法行为性质相同，只是在数量上可能有“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由于违法行为数量的多少往往较难查证；并且基于离婚损害赔偿的功能之一，就是预防、制裁侵害配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故不宜实行过失相抵。从国外立法看，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仅限于无过错配偶。如瑞士、墨西哥、法国亦原则上限于无过错配偶。所以，我国新《婚姻法》将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的主体仅限于无过错配偶，而不采取过错相抵原则，这有利于促使公民严肃认真对待婚姻关系，预防侵害配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的发生，也可避免为证明离婚配偶双方过错大小之举证困难，是合理的。 至于因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由此受到损害的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是否也可以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在国外，如日本有司法判例在特别情况下允许未成年子女提出损害赔偿。但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是因配偶一方婚内实施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过错配偶因此造成无过错配偶物质的和精神的损害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和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不宜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如因离婚受到损害，只能作为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时予以考虑的一个情节。如果成年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造成物质和精神的损害，受害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有关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侵权之诉，依法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是否仅限于离婚时行使?我国新《婚姻法》未作规定。目前我国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离婚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另一种观点认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既可以离婚时提出也可以离婚后提出，但时效以一年为限。笔者持第一种观点，因为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宗旨在于填补无过错配偶的损害及抚慰其精神，并制裁违法行为，仅限于离婚时行使请求权，“既可以避免因时过境迁，法院难于调查取证，也可以促进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 五、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除过错配偶外，是否应当包括插足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对此，新《婚姻法》第46条未予规定，我国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第三者应当是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当作为共同侵权人而负连带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并导致离婚的过错配偶，不能包括插足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因为“离婚及离婚过错赔偿是配偶之间的纠纷，解决的是配偶之间身份关系及民事赔偿责任问题。不宜将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和民事赔偿责任规定进来。”“对于第三者的行为，更适宜用道德来调整，只有在第三者插足严重，损害重大时才规定第三者赔偿责任。受害者可另行提起侵权的损害赔偿之诉。"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这时首先必须说明“第三者”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通常是指介入他人婚姻，与夫妻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人。其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如果第三人有配偶者秘密地发生两性关系，属于通奸；第三者与有配偶者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公开共同生活，属于姘居；第三者产生原因也很复杂，有的属于上当受骗，不知对方有配偶；有的是有配偶者的关系早已破裂，甚至已经分居多年，但配偶对方就是坚决不同意离婚，在此情形下，继续这种婚姻关系已是不道德的；有的是第三者贪图享受“金钱"等。所以，对第三者“不宜一概用法律加以惩罚。对于这些不同形式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应当根据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予以区别处理。第三者如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构成重婚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他与有配偶者姘居、通奸的第三者，一般可以通过道德谴责，行政处分治安处罚以及批评等方式处理。但如果第三者实施违法行为，侵害合法配偶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造成损害后果的，受害人可依《民法通则》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六、离婚损害赔偿适用的程序和赔偿范围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程序，新《婚姻法》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既适用于行政登记离婚程序，也适用于诉讼离婚程序。因为，基于婚姻法的私法性质，在夫妻双方同意行政登记离婚的情形下，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必进行干预；如果双方就离婚损害赔偿问题不能达成协议，则可以通过诉讼离婚，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另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只是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而不是物质损害赔偿。因为如果被侵害的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或人身自由权，”民法上已有规定，要求赔偿，也不需导致离婚。如果因为过错方的过错而导致对方物质利益减少，则属于财产返还的范畴。只要有过错行为，不问结果，受害方即可提出损害赔偿。笔者持第一种意见。因为，第一，如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侵害配偶他方的人身或财产权益，依照我国《民法通则》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规定，受害配偶有权请求婚内侵害赔偿。但是，如果受害配偶基于维护婚姻关系的考虑，未在婚姻期间提出侵权损害赔偿的，离婚时对其因过错配偶的违法行为导致离婚所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均应有权依法提出损害赔偿。这才是合理的。第二，新《婚姻法》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蔽、转移、变更、损毁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是对离婚时夫妻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违法行为的处理措施，而不是赔偿损害，因此，对于因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所造成的财产损害，不能援引此条规定予以处理。第三，按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要有过错行为，不问结果，受害方即可提起损害赔偿。这并不意味着离婚损害赔偿仅仅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而否认物质损害赔偿。从立法精神看，在离婚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填补受害配偶的精神损害与物质损害，维护其合法权益，并制裁过错配偶的违法行为。 七、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 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是否仅限于财产责任方式?从国外立法看，大多只规定对离婚所受的损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瑞士民法除规定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外，还规定可请求给付抚慰金。前者填补财产损害，后者着重抚慰精神创伤。笔者认为，从现实生活中看，离婚无过错方所受的损害，往往以精神损害为多。因此，瑞士立法值得我国借鉴。建议我国今后在制定民法典时，在民事责任中增设给付抚慰金之规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违法行为人，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并且，根据该法第120条规定侵害名益权等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和赔偿损失的财产责任两种方式，才能更好地维护受害的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即基于过错配偶对其所受的物质损害，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过错配偶所受的精神创伤，可以请求给付精神损害补偿；无过错配偶的名誉权等如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八、离婚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和给付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立法是否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我国有些学者主张，立法应对离婚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统一规定“下线”或“起步价”或“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以确保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有效地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广东省人大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做出的具体规定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即赔偿起价5万元。这一规定，不妨在过错离婚中，作为给予精神赔偿的起价也可采用。"笔者认为，鉴于过错配偶的主观过错程度不同、违法行为导致离婚造成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的手段、情节及后果往往不同，并且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离婚赔偿责任主体的经济负担能力亦有差异。因此，我国立法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宜统一规定一个“起步价”或“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离婚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可由夫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再由法官酌定，可能会更合理。公务员之家 法院判决离婚损害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应当考虑哪些因素?笔者认为，原则上物质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应当按照赔偿实际损失原则，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宜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酌定。 离婚损害赔偿金的给付方式如何?笔者认为，可由夫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综上所述，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离婚时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故基于公平正义原则应当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从而依法追究过错配偶违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法律认识论文:正确认识法律规避推动行政管理法制化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对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评析；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行政程序卜的法律规避现象、行政实体的法律规避现象、规避行政诉讼法律规定的现象、行政管理中存在法律规避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合理性、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危害性、立法上力求高度周密和科学，要符合实际、行政执法部门必须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发挥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制止行政管理中的刁很的法律规避行为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处在巨大发展变化时期，出现法律规避现象将是相当严重的。其中，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更是客观的大量的存在着。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危害性的一面。为了推动行政管理早日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对其法律规避现象要采取正确态度，即发展合理的因素、克服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首先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要依法行政，正确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处理问题，其次是积极发挥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但最重要的是尽早完善立法体制，力争立法更加周密和科学。 论文关键词：行政管理法律规避现象客观存在评析正确处理 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等监督行政的法律法规颁布施行后，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更加显现，影响着我国法制建设。笔者认为，对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应当加以分析研究，既要看到其不合理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合理的一面，采取正确的态度，克服其消极的影响，以推动行政管理走法制化的道路。 一、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 (一)行政程序卜的法律规避现象。 1.为争行政主管而进行法律规避。产生这种规避现象，主要原因是有关法律法规关行政管理的规定出现交叉的情况，享有管理权的各行政部门从自己部门利益出发根据有利于自己行使管理权的法律规定主管案件。有的行政部门甚至把同一事实违反了两个以的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应分别由不同部门主管的案件，自己一并处理，产生法律规避。如深圳市14家药店销售带有“上海牌商标的六神丸假药，被工商部门查获。工商部门以14家药店销售带有“上海牌”商标的假药，侵犯了商标专用权而给予处罚，同时对该批假药进行没收等处罚。结果就存在法律规避问题。药品是特殊商品，对于药品的生产、销售等行为，按《药品管理法》规定应由卫生管理部门主管，工商部门处理是超越职权的，规避了《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有的行政部门利用法律法规关于违法事实性质的规定小卜分明确清楚的情况，从有一利于自己行使管理权来解释和适用法律规定，避开其他法律规定。比如对于公路路肩栏杆遭到行驶的汽车意外碰撞而破坏的事件，如果按照《公路管理条例》规定·，属于破坏公路设施行为，应由公路管理部门主管。但公安部门发现时，便进行查处，其理由是本案属于交通事故，按《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应由公安部门主管。 2.级别管辖上的法律规避。有的法律法规对行政级别管辖问题规定的比较具体明确，有一的部门为了行使管理权，故意规避法律规定。比如《土地管理法》第25条规定:国家建设征用耕地1000亩以上，其他土地2000亩以上的，由国务院批准。征用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卜地，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3亩以下，其他土地10亩以下的，由县人民政府批准。有的县人民政府为了行使征用土地批准权，故意化整为零，把大项目分解为小项目，使之符合县政府批准征地权限范围，把本应由上级政府行使的批准权自行行使了。 3.自行设立简易程序，避免普通程序。有些行政部门如公路管理部门规定，罚款200儿以下的可以当场处罚。实际工作中，对当事人处罚，发给一张收据，不发给处罚决定朽。有的地方「商部门也采取这种做法，在市场管理中，罚款100元以下的可以当场处罚，处罚时发给一张罚款收据。 4.联合行使行政管理权避免行为违法。传统上，行政管理中存在着行政机关之间没有严格的分_L_，职责不明，遇到有经济利益就争着管，遇有麻烦的问题就往外推等现象。这种现象影响到现在。如现在公安、工商、海关都对走私行为案件行使管辖权，尽管《海关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但公安机关以其有权侦查走私犯军案为由，继续查处走私行为案件，查获的物品款项没收，不移交海关处理。管理上矛盾很大。广东省政府根据打击走私的实际情祝，为了发挥公安、工商、海关部门的互相协作作用，解决查处走私案件中的矛盾，经召集公安、l商、海关协商后，作出规定，决定走私行为案件依据《海关法》规定应由海关作出处罚。公安、工商在行使职权中查获到走私行为案件的，由海关作出处罚决定，罚没物品和款项按比例部分归海关处理，一部分归查获部门处理。 5.设立专门机构综合行使几个部门的管理权。现代城市管理事务越来越繁杂，行政管理往专业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专业化管理中也带来一些问题，各有关行政部门在管理中常发生扯皮现象，管理效果不理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城市设立专门机构行使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权。如广州市人民政府制订规章设立城市监察大队，管理广州市的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绿化保护、生活噪声等问题。对于这些方面的违法行为，监察大队可以行使一定的行政处理权，需要作出处罚的交有关主观机关办理。实践中城市监察大队往往也行使处罚权，如对违章建筑行为责令停建，通知拆除，甚至组织力量强行拆除。 6.临时机构行使主管部门的职权。临时机构林立的情况还未得到改变，各级政府都依赖一些临时机构开展有关工作。如城市道路扩建办公室、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办公室等。“打私办”是为了协调各有关部门关系，解决查处走私案件中的矛盾而设立的。但有时“打私办”手上有案件，也自行作出处理或处罚。又如各级人民政府为了处理土地山林纠纷案件，设立调处土地山林纠纷办公室调处土地山林纠纷案。有的调处纠纷办公室以自己名义作出处理决定，处理之后，其态度是:如果纠纷双方服从处理决定，那么该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不服起诉，调处纠纷办公室便宣布处理决定是无效的。所属政府也表示调处纠纷办公室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决定不代表政府，应由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才有效。 （二)行政实体的法律规避现象。 1.越权行政时，对实体问题的处理与相对人“私了”。存在这种现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受经济利益驱动，明知不属于自己管辖，但见到有经济利益，仍然插手，在查获财物后，与当事人“私了”。比如有的公安、_工商部门在查处走私案件时，对查获的财物既不移交海关，也不以海关名义作处理，而是自行私下与相对人进行讨价还价了结。据一些地方反映，这种“私了”的情况很严重。法院也接到不少群众来访，反映行政机关越权处理中的“私了”现象。有的原告虽然与行政机关“私了”了，但事后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感到由于行为违法难免承担败诉的责任，便立即撤消其违法的行为，把罚没款和财物退给相对人，或者移送有关部门。 2.为了避免行政争议，重过轻罚，轻过免罚，或者协商处罚。有的行政机关要求工作人员在作出处罚时与相对人协商，采取相对人能够接受的方案处理。如有的地方公路管理部门执法时，把处理方案和理由同相对人说清楚，相对人接受了才作出决定。有的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后，送达时要求相对人在送达回证上写明“同意本决定，保证不上诉”。 3.行政时考虑了不应该考虑的因素，或应考虑相关因素而不考虑，以权谋私，违反法律的目的和宗旨滥用处罚权，构成对法律的规避。有的公安部门对不符合收容审查条件的人员以种种理由进行收审关押;有的卫生监督员对一些饭店不给予他优惠等方便而不满，随意以饭店条件差不符合卫生要求为由给予处罚，或该轻罚的给予重罚，该罚款的却给予停业整顿;有的行政机关以相对人态度恶劣为由对该轻罚的给予重罚。 4.在实体法的运用上，选择适用地方性法规而规避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如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规定，房屋拆迁人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公布拆迁范围后，公民不能再迁入户口于拆迁范围。而广东省房屋拆迁办法中规定，公告后，公安机关不得再办理拆迁范围的户口迁入工作，工商部门也不得再办理拆迁范围的营业执照发放工作。在贯彻执行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规定时，广东执行广东省房屋拆迁办法的规定。又如《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追回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广东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第24条规定，对个人违法占地建房的，除可按《土地管理法》第舫条规定处罚外，还可以并处罚款，与《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不一致。有的地方的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广东的实施办法，适用了罚款的规定。 (三)规避行政诉讼法律规定的现象。 规避行政诉讼的现象近几年来比较严重。行政机关怕当被告，怕败诉，怕承担行政责任，因而千方百计规避行政诉讼。上面所例举的法律规避现象中如“私了代协商处罚、联合行使行政处罚权、临时机构行使行政处罚权等也属于规避行政诉讼的问题，此外，还有下列现象: 1.自行设定复议作为提起诉讼的前里条件。《行政诉讼法》第”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选择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再起诉，也可以选择直接向法院起诉。法律、法规规定应先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再起诉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可见只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先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再起诉的，复议才是前置条件。而有的行政机关把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复议前里的，也自行决定复议为前里条件，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写明“不服处罚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2.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或处理决定时，不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不知道起诉。按照法律规定，规范做法，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根据行诉法第37条、38条、39条规定，在文书上交待诉权和起诉期限。但行政机关不这样做，其目的是让相对人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意在用此法规避诉讼。 3，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制作、不发给书面文书，使相对人难以起诉。行政书面文书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相对人凭此文书可以更方便地依法行使申请复议或起诉权。没有书面文书，相对人起诉，法院也依法受理。但如果没有书面文书，相对人要提起诉讼，首先要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因而起诉权的行使遇到困难。 4.不依法行使行政司法权，使相对人无法行使诉权起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拥有一定的行政司法权，行政机关应依法行使。比如《上地管理法》第13条规定，人民政府对仁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纠纷有裁决权，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从，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但有的政府为了避免行政诉讼，不当被告，对纠纷“调而不处”，调解达成协议的便制发调解书，调不成的便搁置起来不作裁决。有的政府领导，遇到换届选举，怕因起诉案件多影响选票，故意不作处理。由于政府不作处理决定，当事人无法提起行政诉讼。 5.公安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以刑事侦查为名，规避诉讼。有的公安机关对不符合收容审查条件的相对人收审，一旦相对人起诉，公安机关便以刑事侦查为名，拒绝参加诉讼。有的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为名插手经济纠纷案件。如某市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买卖水泥，由乙公司从广西某单位购进水泥供给甲公司，甲公司直接付款给广西方。交易成功后，由于甲公司未及时将货款付给广西方，广西方向公安局报案指控乙公司诈骗。公安局不顾交易三方为民事货款纠纷的事实，将乙公司的营业员收审，并查封了乙公司的银行帐号。乙公司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公安局以侦查诈骗案为由以图不应诉。 6.诉讼过程中与原告“私了，威胁原告或者改变具体行政行为，令原告申请撤诉。在行政审判中发现，诉讼过程中原告申清撤诉的案件一直占30%左右。在这些撤诉的莱件中，有相当大比例是因行政机关改变了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也有的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对行政争议“私了”或者为了不承担败诉的责任与原告协商解决行政争议;有的行政机关采取报复或以报复相威胁，迫使原告申请撤诉。如某一原告起诉县公安局查处走私的行为，被告县公安局把原告的弟弟抓起来，理由是其弟参加过赌博(没有事实根据)。又如某原告不服公安局以他参加赌博为由罚款2万元的处罚起诉，公安局知道后通知原告谈话说，告状可以，公安如打败官司可以追回2万元，但官司一完就要把原告抓起来，依法迫究刑事责任。原告害怕了，便申请撤诉。 7.行政机关不应诉，不出庭，出庭后退庭，或提供材料不全，抵制诉讼。行政机关不应诉的现象，多发生于人民政府或公安机关当被告的案件。有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观念未改变，认为当被告受审不好受。如某市公安局一名干部宗收审案件出庭应诉.庭审进行中途退出法庭。他说我从来是审问别人的，今天却被法院审，受不了。有的政府在向法院提供材料时，只提供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证据等材料，不提供对自己不利证据等材料，使人民法院难于全面客观地审查案件事实，作出判决。有的政府对法院行政审判施加压力，要求法院判决支持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否则，在人、财、物方面给法院制造困难。 二、对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评析 1.行政管理中存在法律规避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为何在行政管理中会出现法律规避的现象户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有差别。有的思想比较先进，有的相对地落后些;有的对法律法规精神掌握得好，有的相对地要差些;有的人出于不良的执法动机，以权谋私，或者为部门利益驱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法律规避;客观上，存在容易产生法律规避的情况。第一，法律规定留下了选择适用的空间。法律规定存在冲突的情况，行政管理人员可能选择适用一定的法律规定而不适用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处理问题。第二，现实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存在法律规定滞后的问题，给法律规避找到了“理由”。第三，中国是个大国，行政事物务纷繁复杂，各地区的情况不同，在行政管理中，各地区有时偏重考虑地方的情况而适用地方性法规、规章，规避中央法律规定。第四，国家法和地方法规对法律规范并不都是合理的。行政管理为了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可能要规避不合理的法律规定。同时，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之处，容易为行政管理人员钻空子，达到在“不违法”的情况，完成其任务。由于卜面所述主客观的原因，不可避免存在法律规避现象。在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发展变化时期，法律规避的现象将是相当严重的。 2.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合理性。法律规避现象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过去人们是给予否定的回答的。现在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并非一切法律规避的现象都钱不值，而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理由是:第一，行政机关出于善良的正当的动机，为提高行政管理效能而作出的符合法律目的的规避行为，有其合理性。比如行政机关设定简易程序的做法，可以避免般程序的繁琐做法，工作方便，对提高行政效率有好处。正因为简易程序有其合理性，《行政处罚法》制订时吸收 简易程序。又如行政机关联合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做法，广东省政府发文让公安、工商、海关联合查处走私行为，在一定程度卜解决了当时公安、工商和海关关于走私行政案件管辖L的矛盾，发挥了公安、工商部门的积极性。第二，根据实际需要，采取灵活做法，建立专门机构，综合行使若干部门的一部分管理权，解决行政管理中出现的大家都来管，大家都管不好的矛盾，也是合理的。如广州市成立城市监察大队进行城市管理的做法。又如佛山市规定，对城市涉及居民生活的违法案件，统由佛山120巡警处理。生活噪音、环境卫生、治安问题，等等，“有事请拨120巡警电话，”巡警随叫随到，处理问题迅速及时，深受市民欢迎。 第三，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改变错误的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减少诉累，也是可行的。第四，当法律规定不很符合发展了的情况，或法律规定冲突时，根据社会管理需要，从提高行政管理的社会效果出发，在不违反法律原则的情况下灵活处理，或选择更加合适的法律规定，也有其合理之处。第五，行政机关的行为所规避的法律规定其实也在对其行为起到了某种调节的作用。比如联合作出行政行为的做法，行为的形式和实体内容都体现了有关法律规定的指导作用。又如行政机关设立专门机构综合行使几个有关行政机关职权的，一般也以有关法律规定为准，不但有关行政法对之起到调节作用，而且行政诉讼法也在起到调节作用。 3.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危害性。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从某个角度看，在某些方面有其合理性，但它的社会危害性也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第一，为经济利益驱动，越权行政，滥用职权行政，会引起行政管理上的混乱。如县级人民政府为了行使土地征用审批权用化整为零的方法，把征用的大面积上地分化为小面积，使之符合自己审批的权限，从而审批。这样做，势必影响行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几年来出现的乱批地现象，造成耕地锐减，上地资源浪费的后果，就是很好的说明。第二，有悖于法制的统一性原则，不利于依法治国的推行。 按照宪法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行政执法也应当遵守这些原则。实践中产生的适用与法律有抵触的法规，或适用与法律、行政法规有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有悖于法律规定统一性原则。依法治国要求保持全国法制统一，全国一盘棋，不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会造成和扩大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第三，行政部门为行使管理权，解释法律规定往有利于自己方面理解，容易出现主管争议。如违反物价管理的法律和政策的行为，《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3条第10项规定“哄抬物价”的，工商部门可按该条例第9条规定处罚;而《价格管理条例》第29条第3项规定，“抬级抬价”的，第6项规定:“违反规定层层加价销售商品”的，物价检查机构应当根据《价格管理条例》第30条处罚。物价部门和工商部门就为这两个法规规定争执主管权。第四，为了规避诉讼而不依法履行国家职责，工作上失职，其后果是损害国家利益。特别是与相对人“私了”，协商处罚而不讲原则，不顾国家利益的做法，危害更大。第五，为规避诉讼而在行政时不制作、不发给决定书，不告知诉权，或以报复、威胁为手段阻止相对人起诉，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权，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第六，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还容易出现腐败现象。 三、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问 1.立法上力求高度周密和科学，要符合实际，有利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发挥行政效能。第1，有关行政主管方面的法律规定，要明确具体，方便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国家职权。有的行政事务需要若干个行政机关合作进行管理的，更应尽可能具体划分各行政机关的权限，否则，不利于各部门行使职权。如《外汇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对违法案件，由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分局，或者由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按其情节轻重，强制实行收兑外汇，单处或者并处罚款，没收财物，或者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这条规定各行政机关享有共同管辖权，但各机关权限不清，造成执法上矛盾。 后来1985年国务院颁布该法实施细则，在第13条规定划分各行政机关的职权，才解决了主管问题上的矛盾。第二，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现象。法律冲突容易造成执法上的混乱，应当改进立法体制，加强审议工作，力争立法更加周密和科学，同时也应加强立法监督，建立完善的立法监督制度，及时解决发现的法律冲突问题。第三，解决法律滞后不适应发展情况的矛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出现很多新情况新矛盾，需要适应的法律调整，不适应的法律规定应及时进行修改，及时制订出新的法律规定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第四，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现实中存在的有利于社会管理的合理的做法，立法_}二应加以研究，开发新的思路，加以解决。比如对建立综合执法部门的立法问题。《行政处罚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在立法上是一个创新，非常有一益和值得以后借鉴。 2.行政执法部门必须树立依法行政观念，正确处理好法律规避问题。第，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应当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依据法律规定履行其职权和责任。国家职权不能滥用，也不能随意放弃。不认识这点，就不能保证依法行政的实现。同时，对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应当实事求是加以分析评价。有的法律规避行为有其合理性，但法律规避的危害性却是不容忽视的。对于规避行为，必须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必须端正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用正确的指导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要追求行为目的和法律目的相一致，避免发生损害我国法制和国家利益的后果。第二，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要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正确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处理问题。依法行使职权是一般要求，在遇到法律冲突问题和法律规定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问题时，应当正确运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一致的方法处理。 一是要在法律原则指导下灵活处理问题，不能丢掉原则为所欲为;二是要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三是执行法律和对法律的解释运用应当公正。不能见到有部门利益就争着去管，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定，规避不利于己的法律规定，而遇到难办的事情就往外推，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社会调整效果。四是要舍弃为规避诉讼而无原则放弃行政管理权或不严格执法的做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国家负责，讨人民负责，勇敢行使职权，乐意参加诉讼，通过诉讼检验其行为，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提高执法水平。第三，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互相配合的机制，解决行政管理中出现的管辖权争议问题。现在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了法制机构，该法制机构应该有所作为，可以建立一定的协调制度，在政府法制机构的卜持下协调解决管辖权争议。对于实际中存在的有其合理性、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些规避行为，认为应当通过立法解决的，要提出立法建议，希望立法解决。在立法之前，应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处理。省级人民政府还可以按《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解决行政管辖的一些问题。第四，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临时机构等的管理。由于这些机构没有独立的执法权，应当明确规定他们的工作权限和制度，避免发生法律规避现象，影响正常的管理秩序。 3、发挥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制止行政管理中的刁很的法律规避行为。首先是要发挥好行政审判的司法监督作用。对于行政机关为了规避诉讼而与相对人“私了”、协商处罚，或者采取报复或威胁手段等等的，如果相对人起诉，应积极大胆受理，并积极做工作消除原告的思想顾虑和排除实际威胁，提供法律救济，通过诉讼纠正行政机关的法律规避行为;坚持严肃执法，对于违反法律原则和宗旨的规避行为，在审判时坚决予以纠正，该判决撤销的判决撤销，对于责任人故意规避法律造成不良后果的，应提出司法建议，交有关部门处理;对于原告申请撤诉的行政案件，要依法认真审查，如果属于行政机关为规避诉讼无原则地改变或撤销行政行为，或者以恐吓威胁手段，使原告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撤诉，依法继续审判;经常保持与政府法制机构的联系，互通情况，共同发挥监督职能作用，以提高依法行政的质量。第一二，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人大应当注意从不同的渠道了解行政管理的情况，应适度安排执法检查工作，善于发现问题，监督解决，对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提出要求，令各有关部门协同处理好，推进依法行政。第三，注意倾听群众的来信来访意见，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群众对行政机关的法律规避现象很憎恶，特别是“三乱”问题，违法增加农民负担问题等。对于损害群众利益，影响政府和群众关系的行为，有关部门应当严肃处理，不应姑息迁就，通过不断地清洗和净化，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第四，发挥纪检、监察部的监督作用，打击以权谋私，腐败行为，确保行政管理机制的健康，以发挥更佳的管理效能。 法律认识论文:法律认识错误研究论文 1认识错误的概念和分类 1.1认识错误的概念刑法中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存在不正确的认识。行为人发生这种错误时，就产生了是否阻却故意的问题。[1]故意与过失是认识因素的范畴，行为人的认识因素不同，故意或过失会影响到行为人的意志因素，进而影响到犯罪行为的罪过形式。 1.2认识错误的分类我们知道，认识错误及其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关系密切。故意或过失作为认识因素的两个方面，认识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刑事责任的承担。可见，在发生认识错误的场合下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追究理应有所不同。因而就有了认识错误的分类。我国刑法理论采取传统的分类方法，把认识错误分为法律上认识的错误和事实上认识的错误。[2] 2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2.1法律认识错误及刑事责任法律认识错误，有学者称之为“违法性错误”。本文采纳“法律认识错误”的说法，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及刑事处罚存在不正确的认识。法律认识错误通常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2.1.1想象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行为人误认为构成犯罪，即刑法理论上通常所说的“幻觉犯”。这种认识错误不影响行为的性质，即行为人是无罪的。 2.1.2想象不犯罪行为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而行为人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种认识错误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即行为人的行为性质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而不是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 2.1.3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在罪名和罪数、量刑轻重有不正确的理解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对其行为触犯了何种罪名，应当被处以怎样的刑罚，存在不正确的理解。笔者认为这种错误认识并不影响其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既不影响定罪，也不影响量刑，司法机关按照他实际构成的犯罪及危害程度定罪量刑即可。 2.2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关于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在刑法理论上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二种学说。否定说认为“不知法不免除法律责任”。笔者赞同“不知法不可免责”的观点，不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可以阻却刑事责任。总之，笔者认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不论上述列举的何种情况，都不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是：不免责，按照法律的规定定罪量刑即可。 2.3事实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所谓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的事实状况的错误认识。事实认识错误可能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客体的认识错误、对行为性质、犯罪对象错误、犯罪手段错误、打击错误、因果关系认识错误[3]。五个分类对事实认识错误及其刑事责任进行论述。 2.3.1客体的认识错误客体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侵害的客体的认识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客体认识错误可能影响罪过形式、犯罪的既遂与未遂，甚至可能影响犯罪的成立。 2.3.2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所谓犯罪对象错误，是指行为人预想加害的对象与实际加害的对象不一致。 对行为对象的认识错误，有以下几种情况：①误把甲对象作为乙对象加以侵害，而二者体现相同的社会关系。②误把甲对象作为乙对象加以侵害，而二者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③误将犯罪对象作为非犯罪对象加以侵害。④误将非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对象加以侵害。 2.3.3行为认识错误行为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或方式的认识与实际情况不符合。行为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行为性质认识错误。第二，行为方法认识错误。即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对自己所采取的方法产生不正确认识，从而影响危害结果的发生。 2.3.4犯罪手段的认识错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采用的犯罪手段的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①行为人所使用的手段本来会发生危害结果，但行为人误认为不会发生危害结果。②行为人本欲使用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手段，但由于认识错误而使用了不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手段。③行为人所使用的手段根本不可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行为人因为愚昧无知而误认为该手段可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2.3.5打击错误打击错误，也称行为误差，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意欲侵害的某一对象实施侵害行为，由于行为本身的差误，导致行为人所欲攻击的对象与实际受害的对象不一致。笔者认为，如果这种打击超出了同一犯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就不能认定为同一犯罪，而应在主客观相统一的范围内认定犯罪。 2.3.6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即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和造成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实际发展进程的认识错误。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况：①危害结果虽然发生，但并不是按照行为人对因果关系的发展所预见的进程来实现的情况（有学者称为狭义的因果关系的错误）。②行为人实施了甲、乙两个行为，伤害结果是由乙行为造成的，行为人却误认为是甲行为造成的（有学者称为事前的故意）。③犯罪结果已经因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没有故意地实施了可能产生一定结果的行为后，才产生故意，其后放任事态的自然发展，导致了结果发生（有学者称事后故意）。④犯罪构成的提前实现，是指提前实现了行为人所预想的结果。笔者认为，要认定这种行为是否成立故意犯罪既遂，关键在于行为人在实施第一行为时，是否已经着手实行，如果能得出肯定结论，则应认定为故意犯罪既遂，如果得出否定结论，则否认故意犯罪既遂。 2.4事实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关于事实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理论上大致有三种学说：具体的符合说、法定的符合说、抽象的符合说。理论和实践中的通说是“法定的符合说”。依此学说，只要侵害的是同一性质的法益或在构成要件上相一致，就成立了故意。通过上述分类分析，当发生事实认识错误的情况下，行为人如何承担罪责？因为笔者承认事实认识错误可以阻却刑事责任，故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于具体事实错误的处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说；而在抽象事实错误的场合下，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当实际的犯罪事实较重而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其重时，应依轻罪处理；当客观犯罪行为轻时，则一律依轻罪处罚。 关于认识错误，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作为一种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承认的。对于具体事实错误的处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说，而对抽象事实认识错误的场合，则应坚持主客观一致的原则，既反对只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想象定罪，也不能单凭客观后果而归罪。对于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就我国的国情，仍应坚持“不知法律不免责”的传统原则，反对“不知者无罪”的肯定说。 法律认识论文:重婚的法律认识探究论文 摘要 这篇论文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重婚这个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比较。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比较，重点在于横向的比较。包括不同法律学科对于重婚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界定；不同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共同看法与区别之处；以及重婚与事实重婚的区别与联系。纵向的比较也就是重婚问题的历史与渊源，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重婚问题在当前社会下，突出表现为认定困难。因为我们国家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社会的变革，各种思想的斗争，阶级矛盾的存在，新思潮的出现与经济的发展。这些都决定了重婚问题的出现是带有很强社会性的，很多重婚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例如一些是在建国以前就形成的一夫多妻重婚关系；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夫妻失散，之后再次嫁娶造成重婚的事件；还有些是出国之后，在与原配偶未进行离婚登记，而在国外再次结婚的重婚现象。总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重婚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其次，重婚是和文明背道而驰的，从历史的研究来看，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它们要么是生产力发展低下的产物，要么是剥削社会男女不平等的表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重婚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消亡，只有在一些宗教或落后的国家与地区才部分存在；重婚孳生丑恶，为大众而不容，重婚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诸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辨证的角度看，重婚来源于社会，被社会所制造所决定，但反过来它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只有对重婚问题有很清楚的认定，我们才能很好的去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对于重婚的处理，是建立在认定基础上的，严重的触及刑法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要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一些社会原因形成的重婚，注重区别、严格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一些事实重婚是我们研究重婚问题时不能忽视的问题，重婚罪中所指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而且给社会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不由得我们不重视。 关键词：重婚事实婚姻一夫一妻重婚罪 一夫一妻制度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制度。任何人都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得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配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婚姻关系是男女两性基于爱情的结合。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必然要求一夫一妻的结合。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前那些对于重婚的认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重婚问题在新的社会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事实重婚也成为我们考虑重婚问题时必须研究的内容。 一、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 （一）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婚姻法上，重婚是被归于无效婚姻的。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没有做过多的涉及。一般意义上认为，相对于重婚罪，婚姻法上的重婚范围要更广。首先，一些重婚行为并不严重，没有达到罪的级别，不认为是重婚罪，但在婚姻法上认为是重婚。还有一些事实重婚，虽然婚姻法还没有具体的把这些行为认定为重婚，但把其划为重婚的呼声很高。 （二）刑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1）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主义婚姻关系。重婚罪破坏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现实的婚姻家庭关系。它不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屈辱，而且对子女的抚育和成长也带来不利的影响，破坏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2）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两种人：一种是有配偶的人在没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的；第二种本人虽然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其本身来说，他（她）是初婚，并不是“重”婚，但因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就成为重婚罪的共犯，他与重婚者共同破坏了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以也要以重婚罪论处。 （3）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一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有配偶而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结婚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办理结婚手续，取得结婚证，夫妻关系才算合法建立。要解除婚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领取离婚证书；非双方自愿离婚，而只是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一般是由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在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准予离婚还是不准离婚。男女双方在登记结婚后，未经合法程序解除婚姻关系前，如果一方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则构成重婚罪。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也构成重婚罪。二是事实上形成非法婚姻关系。我国《婚姻法》虽然早有明文规定，但由于多年来一些陈规陋习习惯势力影响，群众法制观念不强，一些部门执法不严，一些偏僻地区登记不便等等因素的存在，还不能使每一对结婚男女都能自觉地执行婚姻登记的规定，以致在目前的社会中，未经合法登记而成为事实婚姻的，尚占一定的比例，它不会因《婚姻法》的颁布，施行而在短暂内消失。如果对事实婚姻从法律上不给于承认，将会脱离实际，也不符合婚姻法保护一夫一妻，自愿结合，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原则。因而重婚罪中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就是符合重婚罪主体条件和主观要件的人，虽然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因此，重婚罪的两个婚姻关系，可是是两个登记婚姻，可是是一个登记婚姻，一个事实婚姻，也可以表现为两个事实婚姻。 （4）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表现为自己已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或明知对方已有配偶而仍然与之结婚。因此，无配偶的一方如不知对方有配偶而受骗与之结婚的，不构成重婚罪，有配偶的一方构成重婚罪。重婚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出于喜新厌旧，玩弄女性；有的是贪图享受；有的是家庭不和，受到虐待而引起的；有的是封建思想作祟，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有的是因生活困难，外流谋生困境所迫使。一般来说，重婚的动机不影响案件的定罪而影响量刑。 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现实状况和重婚案件的复杂性，在处理重婚案件中，主要是正确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要注意区分： ①.重婚罪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而重婚的界限。一些地方拐卖妇女的犯罪较为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自己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所以该妇女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②.重婚罪与临时姘居罪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双方不以结婚为目的，临时或含约定期限在一起非法同居生活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③.掌握重婚行为的情节是否严重的界限。重婚行为的情节有轻重，危害有大小之分。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重婚行为，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不宜认为为重婚罪。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由于他人结婚的，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较小，所有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二是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在我国一些地方，确有因遭受洪涝，天旱，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现象。有时夫妻一方外流后，直到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迫于生计，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有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故意，但其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三是男女双方进行了婚姻登记，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一起同居，但其合法夫妻关系已经成立，如果双方或一方未依法解除该婚姻关系而由于第三者登记结婚或形成事实婚姻关系的，属于重婚行为。四是由婚姻关系的男女一方，已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要求，在案件审理期间和上诉期间，当事人就同第三者登记结婚或者形成事实婚姻的，也是重婚行为。五是男女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或不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而非法同居的，因这种关系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所以，其中一方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同居，通奸或姘居的，均不构成重婚罪。六是有的配偶出于某种需要办理了假离婚的手续，以后弄假成真，一方面借此再婚的，因这种离婚并非双方真正的意愿，本来是假的，应视为无效离婚。其后某一方的再婚，应视为重婚行为。 ④.重婚罪与强奸罪的界限。在实践中，有的男子本来有妻子，但却利用某种关系，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长期与其他妇女过性生活，对外也毫无顾忌，以夫妻关系同居，而女方却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屈从。对于这类案件应按强奸罪论处，不应定重婚罪。区分是重婚罪还是强奸罪，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侵犯的客体。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二是在客观方面。重婚罪在客体上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自己有配偶又与别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第二种是凡是符合重婚罪主体，主观要件的人，尽管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这里既包括经济生活，也包括性生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强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 二、对于重婚的处理 （一）.婚姻法对于重婚的处理： 婚姻法给人的感觉是弱惩罚法，有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婚姻法，但对其浑不在意。因此对于婚姻法的责任追究应加大力度。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在民事上应负的责任包括：一是停止侵害。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判决当事人解除重婚、同居关系，停止继续侵害合法配偶权益；二是损害赔偿。重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可以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三是离婚时分割财产和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时，无过错方应得到照顾。如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改房，离婚时，如果是过错方取得房屋产权的，过错方应给予无过错方按该房屋市场价一半金额以上的补偿，或对产权按照顾无过错女方及子女作分割。对有证据证实固定资产或其他价值较大的财产，属于过错方购买给第三者的，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刑法对于重婚罪的处理： 重婚罪的刑事责任：《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犯重婚罪的行为人量刑时，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手段，情节，影响，后果等综合考虑。对那些一贯玩弄女性，喜新厌旧，腐化堕落而重婚的；采用伪造证件，欺骗单位，欺骗对方等手段而重婚的；犯重婚罪，屡教不改的，应当从重处罚。同时宣告解除其非法婚姻。 构成重婚罪的当事人要负刑事责任。刑法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追究重婚罪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公安机关依报案、举报或其他线索自行侦查，或是法院、检察院发现有重婚嫌疑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侦查终结后通过检察院提起公诉，由人民法院审判。配偶发现另一方有重婚行为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二是由受害者收集证据后，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可以向法院控告重婚的，除合法配偶外，受欺骗而与有配偶的入结婚的也是受害者，也可以提起诉讼。 （三）关于重婚诉讼的一些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建立了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追诉机制。危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以及侵犯社会公益的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追诉，而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情节简单轻微的犯罪案件的追诉权则由被害人行使。重婚案件就其本质而言应属于公诉范畴，因为重婚案件不仅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它破坏了公民之间的合法婚姻关系，给合法婚姻关系的一方及其子女造成伤害，而且侵犯了我国婚姻法所保护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严重败坏社会道德风尚，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故对重婚案件的审理应区别于一般的自诉案件。 （四）重婚的管辖问题： 审判管辖包括级别管辖、地区管辖和专门管辖。重婚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重婚案件的审判管辖问题主要是指重婚案件的地区管辖，即同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地。”就重婚案件而言，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由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引起的，重婚案件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1)被告人，也即重婚行为人通常有二人，一人不可能单独重婚；(2)被告人的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3)重婚的犯罪行为地有可能为多处，即多处重婚。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在对“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理解不一，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故由被告人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应指被告人重婚前最初居住地，也即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故由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对管辖权理解的差异易导致同级人民法院互相推诿管辖责任，既不利于被害人行使自诉权，又不利于人民法院及时、准确地查明案情，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人认为，基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更为适宜”应理解为更为有利于被害人起诉，在重婚案件中，被告人居住地应包括有重婚犯罪行为的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各重婚犯罪行为地。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对被害人选择其中之一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而不应互相推诿。对被告人多处重婚，被害人向多处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自诉的，应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管辖，其它已受理的人民法院可将案件移送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若从法院的角度来理解“更为适宜”就易导致管辖权的互相推诿，若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更为适宜”，及时受理重婚案件，则不仅便于重婚案件被害人及时行使自诉权，而且可以避免管辖权的推诿，提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效率，还有可能防止和制止因重婚纠纷导致的一些不法行为及犯罪行为。 三、重婚的横向思考 （一）重婚在不同的部门法中的比较： 重婚在婚姻法和刑法上都是被明令禁止的，在主观方面当事人都表现为故意，都是明知一方或者或者双方有配偶而以夫妻名义进行生活。他们重婚破坏的对象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合法婚姻关系秩序。而且在社会危害上是一致的，这些重婚都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但是两者对于重婚的规定和处理也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同： 第一，《婚姻法》与《刑法》对于重婚惩罚度不同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理由，《婚姻法》保护的是公民合法的婚姻关系，这就决定了《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婚姻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婚姻家庭法》中对于重婚，主要是制止其存续，使其不能继续破坏社会主义婚姻秩序，要求重婚造成离婚中的过错一方给予无过错一方损害赔偿。而刑法对于重婚的要追究重婚者的刑事责任，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主体不同《婚姻家庭法》的主体是指有配偶而重婚的自然人，刑法上除了这种人之外，还包括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自然人。也就是说，刑法对于破坏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当事人都进行追究责任，而婚姻法仅仅是保护婚姻秩序不被破坏。 第三，《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范围不同《婚姻家庭法》对于重婚认定的范围相对比较广，只要是破坏了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形成法律重婚或者事实重婚，都认为是重婚。而刑法上对于相对比较严重的以重婚罪论处，而一些社会危害小、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重婚。对于那些因为胁迫、违背自身意愿，或者由于特定原因而重婚行为的不以重婚罪论处。 （二）法律重婚与事实重婚的比较： 在比较重婚和事实重婚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事实重婚和法律重婚的概念。事实重婚是指一方或者双方现存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形成被其他公民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发生重婚关系的双方并没有在国家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没有采取骗取的手段登记、领取结婚证。法律重婚则是指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现存的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了结婚证而成就婚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显著不同点在与是否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在主观上，法律重婚有着更强的犯罪故意，在了解一方或者双方有配偶的情况下，为了使他们的非法的同居关系为社会所接受。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欺骗，从而在国家登记机关拿到结婚证，达到他们的目的。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它们发生的环境一般有所差别。事实重婚往往出现在交通相对闭塞，积极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在一些我们国家的婚姻法律登记制度还无法很好贯彻的地区，事实婚普遍存在，事实重婚隐藏其中，更难于被发现。而法律重婚多出现在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基层管理组织比较健全的地区，因为意识、经济、管理严格等多方面的原因，促使当事人采取欺骗的手段去的结婚证。 其三，这和当事人也有很大的关系，法律重婚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往往有一些法律知识，为了维护他们之间非法的关系，他们考虑到要有证明他们婚姻关系的国家证明。而事实重婚的双方，往往文化素质比较低，对他们之间的非法婚姻关系采取顺其发展的态度。 （三）事实重婚与同居的比较： 重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事实重婚，而事实重婚中，就是当事人之间没有去骗取结婚证而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被人民大众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它与现在社会中的同居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到底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对他们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重婚与一些不正常的两性关系的区别。 这里所谓的“同居”，指的是男女双方并没有依法缔结正是的婚姻关系而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它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双方均为无配偶者的同居。其中有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仅以一种单纯的同居关系或者以“试婚”为名义的同居，另一种是双方以夫妻互待的共同生活。另一种是有配偶者又在婚姻关系之外与他人同居。 对上述各种“同居”应按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 没有配偶的一男一女出于自愿而同居生活，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社会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人对待两性关系采取了轻率放任的态度。虽然这种行为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容易产生各种纠纷，侵害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同居而没有财产或者子女抚养方面的纠纷，它就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减少以至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依靠道德制约和行政规制。如果因为财产或者未婚同居生育的子女抚养而发生纠纷，首先应当由双方协议解决，协议不成时可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按照《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没有配偶且又没有婚姻障碍的一男一女以夫妻互待同居生活的，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应当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如果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而又没有补办结婚登记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其非法同居关系。如果涉及非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可以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人民法院因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解决。如果因为同居期间的财产问题发生纠纷，应按一般财产关系处理，即同居生活其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各自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应按个人财产对待；同居生活期间，因为共同生活和经营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在非法同居期间，一方死亡，另一方要求继承财产的，可根据互相扶养的具体情况，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分的适当的遗产。 修改后的《婚姻法》明文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一）》，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双方应当解除同居关系，必要时可以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如果属于包养暗娼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并对配偶他方或者子女、父母有遗弃、虐待行为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基层组织予以劝阻、调解，或者请求公安机关依法干预，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支付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的判决。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无过错配偶要求离婚以及请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四）国内外对于重婚问题的比较： 重婚，多重婚在美国大多数州都是无效婚姻，而且州刑法对重婚亦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确认一夫一妻制的司法判例是在1878年。最高法院在审理摩门教徒雷诺兹的案件时，认定雷诺兹犯有重婚罪，因为他同时娶了几个妻子。雷诺兹称，根据摩门教教义，上帝要求其信徒实行多妻制，在某些情况下，不娶多妻还会被罚入地狱。最高法院为此宪法第1修正案：法律可以干预宗教活动，当宗教与法律发生冲突时，以法律为准。故雷诺兹犯有重婚罪。 多重婚是指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同时有几个配偶，而重婚是指在前婚未解除时又缔结第二个婚姻。传统上，州的重婚法对承担刑事责任不需要有特别的故意，但是现行的刑法和几个最近的判例要求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为了防止善意相信他方配偶已经死亡的无辜者婚后违反州的传统的重婚法，许多州制定了被称为“EnochArden”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一段时间后，一般是5-7年，配偶一方就可以以失踪一方已经死亡为由再婚。然而，这一法令并不能使后婚有效，它只是是重婚者不承担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绝大多数的司法部承认重婚和多重婚的法律效力，还是有些州通过推定婚姻实际上不承认重婚和多重婚，，并在法律上给予保护。 虽然重婚和多重婚在绝大多数国家遭到禁止，但这种婚姻在穆斯林国家和非洲亚洲的一些国家依然得到认可。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原因这一现象已日益减少，但仍然有专家认为，重婚和多重婚有利于道德和法律。其理由有以下四点：（1）多妻是宗教赋予男人的特权；（2）多重婚在妻子不育或不能多育的情况下，允许丈夫多妻以生育子女，同时又不离弃第一个妻子使其流离失所；（3）多重婚可以防止不道德行为。例如嫖妓，强奸，通奸以及在许多西方国家存在的高离婚率；（4）在战争和灾难期间，多重婚可以保护寡妇和孤儿。 四、重婚的纵向思考 重婚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文明问题。在阶级社会中，男女间的地位一般难以平等，重婚往往被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或诏令所允许；另外在社会不发达的阶段，一个人有两个以上的配偶被普遍所认同，只有随着人类逐步走向文明，重婚禁止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 （一）在原始社会时期 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子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在这个阶段普遍采取走婚，原始的婚姻还没有形成，所以更谈不上重婚问题。父系氏族社会中男子地位由原来的从属上升为统治，原始的人类“占有思想“使得那些在氏族公社中有地位的男性以拥有更多的妻子作为自己地位的体现。重婚多婚乱伦现象严重，婚姻基本上表现于混乱。在这个时期，掠夺婚盛行，掠夺婚又叫抢婚，是指男子以暴力劫夺女子为妻的婚配形式。他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从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转变的过程中。 这是由于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迫切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在这个阶段，走婚或者多婚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人类数量的增长，虽然原始野蛮，但是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掠夺婚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当时婚姻制度正在往一夫一妻制转变，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是进步的，相对于原始的混乱婚姻制度，这种制度野蛮，但是一种观念进步。抢到的妻子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能被他人所侵犯，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出现的产物。 （二）在奴隶社会时期 夏、商、西周的婚姻制度基本上是在礼的规范指导下形成的，主要体现的是宗法伦理道德精神和男尊女卑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虽然实行一夫一妻的原则，但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一原则对各级宗主贵族而言是没有约束力的，他们之间广泛盛行一夫一妻制形式下的一妻多妾制。 （三）封建社会时期 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基本上延续了奴隶社会的婚姻制度，有创新也基本上都是程序上的。在这个时期，婚姻家庭的法律原则包括包办买卖婚姻、男尊女卑、维护家长权利和亲属等级关系、实行等级内婚等。在中国宗法制度下，礼制和法制都要求“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必有“主婚”和媒妁才能成立婚姻；实行“一夫一妻”；要求女性服从男性，在夫妻关系中，“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强调“人各有偶，色类须同”，严禁良贱为婚。 （四）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建立以后，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婚姻家庭法律原则，包括个人本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等。但中国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使得这种婚姻制度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就是在资产阶级内部，象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等也都是封建主演变而来，他们依旧是沿袭旧的婚姻制度。即便是新兴的资本家，养小妾现象也很严重。 （五）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婚姻以男女双方的感情为基础。恩科斯曾经指出，“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因此，“以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在我国，一夫一妻原则意味着一个人在一个期间内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允许任何多偶关系的存在。重婚被法律所严格禁止。重婚行为人要承担形势和民事的法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重婚是一种婚姻家庭领域的犯罪行为；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事由，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 重婚是一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不允许。因为其一方面破坏了一夫一妻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破坏了家庭幸福，侵害了广大弱势群体的权益，另一方面遗留给社会种种问题，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重婚是一种犯罪，打击它是社会主义秩序稳定和保障，是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公共道德的要求！ 法律认识论文: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认识论之思 摘要：在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针对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理论指导，阐释法律意识的内涵与特点。研究考量了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存在法律基本知识不足、观念陈旧、法的心理因素与自我控制力不足等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这些问题作了社会、学校、学生3个层面的成因分析；政府、社会团体和家庭应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创造条件和保障，营建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学校应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纳入到教育教学中，推动法律教育教学方式和内容改革，并用社会实践来强化法律意识；大学生应发挥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端正法律态度，在实践中深化法律意识，处理好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等这些方面，就是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育的认识论路径。 关键词：依法治国；大学生； 法律意识培育； 认识论；法律实践；法律态度 全面依法治国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要求和实践期待是要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指出：“要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1]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中公民的基本素养，只有牢固树立法律意识才可能使遵法、守法、用法成为人们的理性追求和自觉行动。新时代大学生承载着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民族使命，发展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这一代大学生的责任担当。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与法治国家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偏失，与国家对大学生的“角色期待”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在对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上还存在一定的表象形式和经验形态。“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亟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武器分析大学生法律意识出现偏失的主客观因素，并以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价值原则，从认识论视域建构解决路径，以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和践行。 一、法律意识的内涵和特征（一）法律意识的内涵 对于法律意识的概念，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法律意识的解释是：“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法律知识），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3]随着法学研究和实践的深入，法理学家沈宗灵在1994年主编的《法理学》中指出“法律意识，泛指人们关于法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其含义相当于我国日常生活中所称的‘法制观念’，但主要的是指反映对现行法的态度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4]这一界定成橹髁餮说被法学界所认可。近年来，法学界对法律意识分别作了结构学、心理学和与法的关系学多方位的研究，但总体来讲，法律意识蕴含了较为丰富的内涵，一是人们对法的认知领域，即对法律的知识的掌握、了解，对法律认识形成的思想、观点；二是人们对法的心理状态，即“法律意识主要指人们对法律现象内在领悟及领悟到的感觉、知觉、观念、态度和情感等心理观念因素”[5]；三是人们对法的行为评价，即是对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涉及法律行为的判断和价值评论。 （二）法律意识的特征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个专门化分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也具有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与反作用力的属性，这种属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一是法律意识有着自身的形成发展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通过在法律及其法律意识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反复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提升和跃迁，进而不断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以指导主体的法律行为。二是法律意识同各种形式诸如经济意识、政治意识、道德意识、文化意识等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构成一个反映社会存在的总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它所调整的指向是非常广泛的，由此形成的法律意识必然反映各种社会关系，因而法律意识同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意识之间的关系是广泛而深刻的，表征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性、渗透性、影响性。三是法律意识的反作用力。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由社会存在的物质运动形式所决定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们的社会实践必然是在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支配下进行的，社会意识对实践的指导性印证了社会意识的能动的反作用性。法律意识通过法律实践活动表征出对现存社会的认识与改造。它的反作用力所形成的价值生成性主要体现对法律在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作用、特征、规律等方面认知的进一步深化。同时，通过法律意识去规约人们的行为并形成一种遵纪守法的理性自觉，以法律意识去指导法律在法治社会中发挥教育、惩戒的作用，保证社会良好的秩序和和谐的局面。 二、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 问题考量及其认识论分析根据对法律意识内涵以及特征的分析，可以得知法律意识的偏失必然会影响人们法律思想和法律行为。对其进行客观的考量和透视，以及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分析，是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逻辑起点。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问题考量 第一，法律知识匮缺。对法律知识的掌握本身是对法律意识的一种衡量。“就法与法律意识的相互关系而言，法是第一性的东西，法律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法律意识应当是法这一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和映象。”[6]当前，大学生整体上法律知识匮乏，了解掌握的不多。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实用主义”的作祟，认为专业课是将来安身立命之本，法律知识对自己遥远，只要自己不违法，学习用处不大，因而，在法律知识学习中投入不够，精力不足。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法律知识学习中，非法学专业大学生课堂上所学的法律知识仅见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后3章，而在学习中，大学生比较多的重视和自己相关的具体法学习，例如民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对于宪法以及其他法律精神的学习不够重视，直接导致法律知识的储备不足。在涉及权利与义务时，大学生既不能很好地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不能用法律规约自己去履行好自己的义务。柳倩宇在对中国23所高校的大约2 000多名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当大学生被问到“您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有哪些基本权利和义务吗”的问题时，55.9%的人选择了“大体知道，但不很清楚”；32.3%的人选择了“知道，我的行为就是根据这个来确定的”；其他则分别选择了“我只要知道不犯法就行了”（7.0%）和“不知道”（2.4%）；个e人没有选，可视为不知道[7]。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最基本的法律知识，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清楚，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匮乏可见一斑。还有的大学生因对法律的无知做了违法的事情。 第二，法律观念陈旧。法律观念作为法律意识的一种形式，表征了法律意识的强弱。当前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大学生的法律观念有所提升，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法律观念陈旧的现象。例如，大学生在日常的谈论中仍然存在“权大于法”的观念，认为法律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只要有权就可以不受法律或者弱化法律的制约。与此相关联，也存在“人情和金钱大于法”的观念，甚至有的大学生可以列举他听到的甚至看到的类似现象。在这种陈旧的法律观念下少数大学生中竟然形成了“法不可犯但可违”的谬误，认为只要不触犯刑法，其他的法律都可在权力、金钱和关系的控制之下。针对“打赢官司靠什么”的有关调查显示，50% 的大学生认为要想打赢官司必须得靠关系，30% 认为应当有理有据，20% 认为应当找一个好律师[8]。 第三，法律心理因素矛盾。作为人们对法律现象内在领悟及领悟到的感觉、知觉、观念、态度和情感等心理观念因素的法律意识的表征之一，“法律心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法律实践紧密相关”[9]。当代大学生出现了法律心理因素的矛盾，具体表征在对法的知行观上。法的心理因素是对法律知情信意行的心理过程，一般情况下人们的知情信意行是一个不同心理因素的统一过程，然而大学生在这个法的心理因素过程中出现了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对法律本身有一定的认知但并不认同，所以一俟遇到实际情况，其行为表现上就很难与认知相契合，表现出 “知而难行”；二是对法律知识能够做到认知，也有一定的认同，但法律信念不坚定，在实践中不愿为，表现出“知而不行”；三是明明知道法律的内容和原则，但为一己之私利铤而走险，做出违法乱纪之行为，表现出“知而逆行”，反映出当前大学生法律心理因素矛盾下的知行不一。 第四，大学生犯罪时有发生。法律意识的最大特点在于反作用力，即对实践的指导。法律意识的偏失不可能对人们形成正面的规约和行为的指导，反而在扭曲的法律意识和错误的价值观导引下，还会出现“知法犯法”。近年来，大学生犯罪整体表现出犯罪主体多元化、动机复杂化、手段智能化、行为极端化、犯罪类型多样化等特点。例如电信诈骗案是2016年公安部网络违法犯罪工作的重要治理对象，受害人多以心智不成熟的大学生为对象，而犯罪分子也包含了部分90后的计算机或通信专业相关的大学生，他们依借专业优势，但却目无法纪，以编造虚假信息来设置骗局，走向了犯罪的道路。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原因的认识论分析 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原因是一个多向度的综合，它反映在宏观层面是社会因素，中观层面是学校因素，微观层面是个体因素。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深刻剖析形成原因才能有效地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第一，宏观层面的社会因素。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这是认识论的出发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和自我意识必然打上社会的烙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市场经济的“双刃剑”也带来了一定的负向价值，“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大学生的个人价值取向总是受制于社会的价值取向，当社会非主流价值坐标发生震荡会引起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困惑乃至错位。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偏失毋容置疑是受到了具有否定意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客观存在的影响。 第二，中观层面的学校因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10]。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也经历了认识论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承担着重要的教育责任。反思学校在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上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法律知识的理论教学上缺乏针对性。理论教学没能很好地联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实际，而这种实际就是大学生法律认识的感性认识，这样的理论教学使学生感到“空”，而在理性提升阶段由于呆板的教学方法使学生难于做到理性的深化。二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飞跃出现一定的断层。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偏失很重要的因素是缺乏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法律实践观对于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它是法律意识完善的本质特征。然而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很少能参与法律实践活动。三是法律意识培养过程中没能掌握很好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工具，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是认识论的武器和方法[11]。当前学校在法律意识培育过程中出现了与认识工具即科学方法的疏离。主要表现在法律意识的培育缺乏整体性，简单地将法律知识作为一门理论课对待，未能很好地做到把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育与全面依法治国联系在一起，与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联系在一起，使得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缺乏高度。再是法律意识的培育未能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在理论教学和相关活动中也未能调动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些学校因素也导致了大学生法律意识出现一定的偏失。 第三，微观层面的学生因素。大学生是法律意识培育的主体，主体的因素在法律意识培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自身原因主要是在法律认识上的问题。当今许多大学生对法律的认识仅处于感觉、知觉、表象的感性认识层面上，只是将法律所直接反映的表面特征与外部联系进行思维上的简单处理，并没有将这种感性认识跃升为理性认识阶段。其表现形式一是简单地看到社会负面的局部现象，进而以偏概全得出“学法无用论”，因而仅停留在一般的感知阶段；二是将法律知识作为一门书本理论去学习，而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应付考试；三是完全凭兴趣出发，即对自身感兴趣的法律条文也只是一知半解的感知。这些认知上的问题究其原因是未能把法律意识的培养与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联系起来，未能与自身培养目标和历史的任担当联系起来，因而缺乏法律意识的培育动力和目标，其逻辑运演必然造成法律意识的偏失。 三、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育的 认识论路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指出一切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2]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因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必然存在整体性运作的效应。 （一）营建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作为社会存在的大学生，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有利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 第一，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以取信于民。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普及法律知识，逐渐营建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以正能量的社会价值取向引导大学生个体的价值取向，使得大学生在社会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断增强法律意识。 第二，作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要联手学校进行大学生法律教育，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创造条件和提供保障。“2003 年 3 月 28 日，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南京 10 所高校成为首批中心成员，研究大学生违法和犯罪问题，并提出预防措施。”[13]从而使大学生的法制教育走向了社会。另外司法部门要创造条件在司法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大学生参与有关的司法活动，例如出席开庭审判、开展司法宣传等活动。 第三，形成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的”大学生法律教育格局。其具体分别为，政府主要由学校所在社区、家庭可由家长委员会代表、学校由职能部门成员共同组成。由政府牵头不定期开展情况通报、问题分析、宣传教育等工作。社会、学校、家庭要构成“三结合”的综合力量，统一协调、分工合作、各司其责，使大学生在任何活动场域内都能学习、感受、体验到法治思想的教育、法律意识的培养。 （二）加大学校教育培养力度 学校是培育大学生法律意识的主渠道，要在总结以往培育的经验与问题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和创新性，从而有效地开展法律意识培育工作。 第一，学校应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重新定位，将其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参数纳入学校的整体教育教学中去。将法治现代化理念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创新高校法治教育体系，将其蕴含于学校规划设计、教育内容、日常管理、学校文化等体系中。同时，学校要加大依法治校的力度，建构依法治校的有效机制，明确大学生的义务和权利，关心大学生的切身利益，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要营造浓厚的法治校园的氛围，使得学生在校园里就能感受到法治精神的熏陶，得到法律意识的培育，得到法律思想的实践。 第二，加强教育教学的改革。大力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一是采用互动式教育法。高校教师需要自觉成为具有有效传播力和引导力的“法律意见领袖”，在思政课课堂教学中发挥积极引导作用。提升大学生课堂的整体参与度，发动学生共同挖掘网络中关于法治的资源，在开放性的环境中共同探讨和交流。二是采用典型案例教学法。教师和学生可以将自己身边所知晓的法律案例搬入课堂，以典型案例带动教学，使大学生在身边发生的实际案例中，得到启发和教育。三是采用模拟教学法。可将有关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相关联编成“小品剧”，由学生扮演相关角色，来演绎和诠释教学内容，把日常中生活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案情搬上课堂，使学生在形象化的感受中得到领悟、受到教育。另外，要将法治思想和法治信仰蕴含在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之中，可开设“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法律与人生” “中国法律史”等选修课，指导大学生在履行“三观”中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 第三，积极有效地开展网络教育。在2016年12月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用互联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互联网的亲和力。充分运用网络技术手段，建立校园网络直播的法律小课堂。可设置“法律理论热点”“法律咨询和答疑”“法律案例分析”等栏目，安排校外专家和校内老师事先录制或者现场答疑。学校可以开设网络培训班，对学生进行技术培训，学生可使用个人的专属账号，在课余时间进入校园网络中进行学习。学校可定期进行学习成果展示以及在线测试并对成绩优异者进行奖励，每一学期进行总结。这样随机且生动活泼的网络式学习有利于大学生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法律意识的培养。 第四，强化法律意识培育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的意识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及其最终结果在于应用，即将法律意识转化为法律行为。学校要充分把握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强化大学生法律实践，为此要做到将法律实践成为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社会实践可设“法律实践社会行”， 组建“法律服务志愿者”，开展法律咨询、法律知识服务等援助工作，做到学法与用法紧密结合，使得学生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城市和农村中进行调查研究，开展普法宣传，参与有关的法律活动，并将法律实践的成绩计入法律课中去；也可以设立校外“法律实践基地”，与当地的司法机构建立合作协议，学校可以主动联系相关单位或者人民监督员。以学院为单位，组织学生前往当地的高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开展法治教育实践活动。学校应主动开展“校园法律文化活动”，以贴现实、多样化、广参与为原则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律文化活动，构筑孕育法律意识的校园文化和培育氛围，组建大学生法律社团，开展演讲和辩论比赛，开设模拟法庭，使学生身临其境地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来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三）凸显大学生法律意识培育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才能正确地理解认识中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在法律意识培育过程中，大学生是认识的主体，这里特别强调大学生的主体特性。主体间性哲学观扬弃了传统“主客二分”的哲学观，确立了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主体间的关系。受教育者大学生不纯粹是知识和品行的接受者，而成为学习和实践的主体。大学生在实践中将法律认识进行“物化”，进而再以对象化的活动方式在实践中进行深化，并指导实践。在全过程的认识论发展里，大学生应发挥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成为有法律信仰、法治精神的人。 发挥大学生主体作用，第一，需要主体端正态度、深学笃用。“态度是一种最低要求最高标准的法律意识”[14]，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务必将端正法律态度作为核心要义。要把法律意识的培育和成为社会主义可靠的接班人、合格的建设者的成才目标联系起来，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担当联系起来，要深刻认识现代人必须具备健康、正确的法律意识，树立依法做事的现念和对法的价值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理性自觉，主动地去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第二，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握法律认识全过程的规律。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各环节中学习新知、形成认同、努力践行、勇于创新，不断提升大学生主体自身法律意识。第三，正确地处理好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权利与义务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不仅要让大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享有的权利还要明确应尽的义务。学校要正确引导学生履行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例如，学校内的人大代表选举不能仅仅给予学生投票的权利，需要让学生有知情权；学校邀请学生参加的会议也不能仅仅赋予学生的参会权，应该要满足学生表达自己意见的诉求；在评教考核方面还是与学生的对话中，都应该鼓励学生主动反映存在的问题等。 四、结语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工作对于建设法治现代化国家而言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教育工程，为此必须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视域下提高大学生主体的法律责任意识、树立正确法律观念、培育法律信仰、增强法律素质，并且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充分地将法律意识转化为实践的动力。另外，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及时转换传统的灌注式的法治宣传教育模式，审时度势地站在大学生群体的视域下分析法律意识的认识出现偏差的主客观因素，深入研究大学生法律思想观念体系的现状，从而以系统化的解决路径来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提高大学生的法律实践观，用新理念迎接新状态。 法律认识论文:浅谈法律谈判认识的现实意义 【摘 要】法律谈判是由双方当事人委托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解决纠纷的一种非规范性纠纷解决方式，它是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进行来取得最大利益的博弈。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法律谈判以高效率、低成本、专业性、和解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逐渐被社会认可。本文从分析法律谈判的理论基础入手，重点从当事人的角度阐述其利弊，从而使社会对法律谈判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为研究非诉讼解决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法律谈判；认识；意义 法律谈判，就是谈判双方或多方围绕同一话题，运用法律知识和技能，共同提出一种解决理由最佳方案的过程。在法律谈判中，律师利用谈判技巧，再借助其职业技能，与对方进行磋商。法律谈判中，双方当事人合作与竞争并存，不仅有各自的利益取舍，还有共同的利益追求，一致的目的就是争取庭外和解。 一、法律谈判的应用价值，提高当事人的法律观念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只有少数冲突通过诉讼解决的。并且，在诉讼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争议是通过谈判磋商化解的。法律谈判作为一种高效地冲突化解方式，必定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理论基础。关于法律谈判的应用价值，本文从以下方面简要分析：谈判律师利用了他的法律技能和技巧，并且从专业的法律角度与对方谈判。所以，谈判律师在妥善处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同时，能够有效地灌输、强化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在一些纠纷中，还能使当事人了解并注意善良风俗意识和公共利益意识 二、法律谈判可以充分反映当事人意志 法律谈判以当事人自愿协商为基础，它无疑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最优选择。对于很多缺乏法律知识和谈判经验的当事人来说，谈判律师也只能在授权范围内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只要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够真实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就可以委托谈判律师为其争取利益。一名优秀的谈判律师，应当最大程度地做到让当事人的自由决策体现在谈判的每个环节和过程。所以，法律谈判的每个阶段，其实都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有效反馈。 三、法律谈判既能减轻当事人压力，又能有效地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 法律谈判是在求同存异、实现双赢的最终目的下，考虑如何将时间、精力、费用等成本降至最低的同时，探索化解冲突的最适宜方式。正是因为法律谈判的这种优势所在，使得许多民事纠纷不经诉讼程序便得到妥善的处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谈判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讼累，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很大程度上减轻司法机关日益严重的案件负担。 四、意思自治，发挥当事人主义 法律谈判以沟通协商为前提，是当事人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模式的过程，是当事人自治为理论基础的一种纠纷解决模式。当事人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有选择的自由，这种选择自由不仅包括当事人对自身权利义务的承受上，也包括纠纷发生后双方对处理纠纷的方式的选择上。法律谈判中以律师与当事人的沟通为主要内容，当事人在律师详细告知案件具体进展下享有充分的选择权。在谈判预备时，律师在对案件的法律冲突焦点和证据强弱评估之后预测案件的发展情况，向当事人列出最有可能的案件结果，由当事人选择自己更为满意的一种结果后，最终由律师制定相应的谈判方案。在谈判过程中每一个谈判环节的发展律师都必须详尽的告知当事人，律师的每一次要求和妥协也都基于当事人的同意和授权，当事人在整个谈判中无论对于谈判方案的选择还是谈判中采取何种举措都处于主动地位。在双方律师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对于执行的时间、地点当事人依照协议进行商议，其执行的灵活性较诉讼的强制性来说更能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 五、实现诉讼与非诉解决方式的自由过渡 诉讼因其程序的合法性，国家强制力保障等优点成为争端解决的主要方式，但诉讼严格的程序化要求使其自由价值的实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调解在成本、程序、周期等方面有显著优点，但因其调解结果以当事人共同认同感为基础，以道德为约束，具有结论与执行的不确定性，一旦当事人不再认同调解结果，就需转入诉讼程序，效率相对于直接诉讼反而更低。 法律谈判由于其程序的规定实现了诉讼与调解的自由过渡。法律谈判分为诉前谈判和诉中谈判。诉前谈判是指纠纷在进入诉讼程序前，当事人约定避开诉讼进行和解。诉中谈判是指在诉讼程序进行到某阶段时，当事人双方认为不必要进行诉讼转而进行谈判。诉讼中谈判根据当事人的需要由诉讼程序转为自由协商，尊重当事人意愿，权利执行也得到保障，同时法律谈判通过处理不必要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分流法院压力，节约了因诉讼而产生的配置司法人员、按照诉讼程序等产生的司法成本，为司法改革提供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间和环境。 六、法律谈判的和解性与保密性 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许多当事人非常注重信誉和社会地位的保护，隐私显得尤为重要。诉讼中案件以公开为一般原则，以不公开为特殊情形，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也要公开判决，因此无法为当事人的隐私做全面保障。法律谈判仅仅是当事人及其律师之间根据争议焦点进行讨价还价，不涉及第三方，其谈判程序的非公开性使得大量涉及当事人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民事纠纷在不透露给公众的情况下秘密解决，因此，非正式的法律谈判符合保护隐私的需要，有效的减轻了双方当事人可能面对的舆论压力，更容易被人们选择。在法律谈判中双方律师基于道德诚信、互相信任、以和为贵的思想通过理性的协商、交流、对话，避免当事人情绪主导处理结果，针对于诉讼中利益的对抗性与态度的敌对性有利于缓和其带来的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与社会关系的紧张。法律谈判的推广改变了当事人对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的传统思维模式，促进司法观念的变革，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同时保持双方合作关系的持续发展，带来双赢的结果。 综上所述，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高度的法律化一定离不开道德的支撑。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必将对社会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并不完善，必须深刻认识到二者的不同，并在二者的不同中寻求更多的一致性，以达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这是法治的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行政论文:司法行政职能作用论文 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平安 社会和谐平安是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基础。司法行政机关是政法系统和政府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法律保障、法律服务和法制宣传三项基本职能，在维护社会和谐体系中既是保障力量，又是建设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南昌市正处在全面加速打造“带动全省发展的核心增长极”的重要时期，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为南昌加速打造核心增长极营造和谐平安的社会环境是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重大使命任务。 坚持发挥法律保障在维护社会和谐平安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 司法行政机关担负人民调解、劳教戒毒、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法律保障职能，在构筑社会和谐体系中兼具源头防范、社会防卫等多重功能，是维护社会和谐平安的重要基础。 注重源头治理，发挥好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人民调解被西方法学界誉为“东方一枝花”，在化解矛盾中具有独特优势，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减压阀”。南昌市人民调解工作突出“四个着力”。一是着力加强组织建设，在夯实市、县（区）、乡（镇）、村（社区）“四级”调委会的同时，不断拓展新型领域和跨区域调解组织建设，积极推进调解组织覆盖面，如建立了南昌市医疗、物业、环保等多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健全调解组织的同时，注重加强人民调解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建设，规范工作流程和文书制作，提高纠纷调解成功率和调解协议履行率。二是着力推进“大调解” 工作机制建设，积极开展诉调、检调、警调对接工作，将人民调解纳入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大平台，进一步健全完善“三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如成功推进了南昌市医患调处中心和高新区道路交通速裁机制建设。三是着力加强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建设， 按照专业化的要求配强调解队伍，狠抓调解员的培训工作，提高其政治素质、法律知识和调解技能。四是着力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和经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最大限度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市每年成功调处各类矛盾达2万余件，有效避免了各类矛盾纠纷激化升级，保障了社会和谐平安。 注重履行“第一责任”与坚持“首要标准”的有机统一，发挥好劳教戒毒在维护社会和谐平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的重要功能作用。一是确保监所的安全。劳教戒毒场所的安全直接关系公共安全和社会和谐。南昌市司法行政机关坚持把劳教戒毒场所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严格落实安全各项制度规定，健全完善了以“四项机制”和“四防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安全长效工作机制，实现了无脱逃、无重大所内发案、无重大疫情、无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四无”工作目标。二是切实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把更多的劳教戒毒人员教育改造成为守法公民，是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基础，对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具有治本作用。南昌市司法行政机关以开展 “五好监所”竞赛、“教育质量年”和绩效管理活动等为载体，坚持把教育挽救劳教戒毒人员作为中心任务，探索建立教育改造质量评估体系，加强对戒毒人员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提高了教育改造质量和强制戒毒工作效果。三是狠抓场所日常管理。科学严谨的场所日常管理关系监所安全和教育改造质量。南昌市司法行政机关切实加大监所日常管理、所情分析研判、矛盾排查化解、安全生产工作力度，建立应急指挥中心，实施应急演练，完善场所安防设施，始终牢牢把握场所安全工作的主动权，切实有效提升监所“四位一体”安防水平。 注重以人为本，发挥好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工作在促进社会和谐平安中的基础性保障作用。刑释解教人员、社区服刑人员等特殊人群，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目前，南昌市在册社区服刑人员已达2688 人，处于安置帮教期的刑释解教人员近 8000余人，扎实做好这类特殊人群的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关系社会和谐平安。南昌市从建设全市一体化的特殊人群综合信息管理运用平台入手，于去年11月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市级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中心，全市录入社区矫正人员信息2510人，录入比率达到95%以上，纳入gps定位监管的社区矫正人员1262人，占全部应纳入监管人数的90%以上，基本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网络化、执法规范化、定位动态化，形成了有效监管、科学监管的良好局面，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千分之一以下。南昌市安置帮教工作严格落实必接必送等“无缝对接”措施，突出做好技能培训、过渡性安置和就业指导等管理服务工作，全市共建设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26个，今年全市新出监所刑释解教人员539人，接送率100%，安置就业60人，其中“三无” 刑释解教人员安置率达100%；在册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为1.56%，继续保持稳步下降趋势，新接人员无一人重新犯罪。 坚持健全完善法律服务体系，以服务发展和保障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和谐平安。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各种矛盾的根本；民生改善，是社会和谐平安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抓住发展和民生，就是抓住了社会和谐平安的关键。司法行政工作特别是律 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等工作，在服务发展，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平安方面具有重要保障性作用。 拓展服务领域，努力为南昌打造核心增长极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南昌市以律师、公证为代表的法律服务业积极开展“企业大走访”、“法企大联姻”、“法律体检”等活动，主动服务全市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投融资体制改革、千百亿产业及地铁等重大项目落地开工、重要工程征地拆迁、重点企业上市融资，切实履行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法律顾问职责，积极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战略制订、贸易争端解决、法律风险预警防范等提供多样化法律服务，有效发挥法律服务工作在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增强市场诚信、维护经济秩序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如南昌市西湖区公证处围绕经济发展、旧城改造、房屋征收等工作，积极参与了吉莲高速公路招标现场监督、金融机构抽奖现场监督、楼盘选房现场监督、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银行保函公证，为地铁轨道1号线、洛阳路隧道工程动迁户提供各项公证，为轨道征收评估机构选定抽签进行现场监督，为桃花镇观洲村、老洲村、大塉村农民公寓分户抽签及朝阳农场拆迁安置房分房抽签提供现场监督等法律服务。 规范行业管理，努力做好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工作。法律服务工作既能反映社会诉求，又能规范社会行为，为此，南昌市强化规范行业管理，积极引导法律服务工作者牢固树立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观念，切实加强行业自律，主动服务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建设领域，为广大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协调利益关系、保障合法权益、解决矛盾纠纷提供规范化、法制化、机制化的渠道和途径。南昌市在不断完善律师诚信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公证规范化管理的同时，于今年6月成立了“全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推动基层法律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并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关于规范司法鉴定工作的意见》、《关于规范交通事故伤残司法鉴定委托工作的若干规定》等规范性文件；20__年，在全省公证机构规范化建设评比中，南昌市共有4家公证处进入全省公证机构规范化建设工作前十名；南昌市还进一步完善规范律师参与调解、信访工作机制和保障政策，每年律师参与接待来访案件都达300于起。全市律师业每年办理各类诉讼案件及非诉讼法律事务近万件，公证业每年办理各类公证业务近4万件。 ，！ br / 促进社会公平，努力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力度。法律援助使困难群众和特定当事人平等获得法律保护，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从20__年起，南昌市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民生工程，在构建市、县、乡三级法律援助机构，实现“一乡一站”（法律援助工作站）、“一村一员”（法律援助联络员）的基础上，健全完善了工、青、妇、老、残社团组织和监所、农民工聚焦地等法律援助站点建设，逐步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工作网络，为有效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针对群众生产生活出现的新情况，南昌市法律援助机构进一步降低了法律援助门槛，将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放宽至现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至2倍，实现了“能援尽援、应援尽援”。近年来，南昌市每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3000件，办理其他事项的法律援助2万余起，受援群众满意率达到100%，市法律援助中心被评为“全国法律援助群众满意窗口”和“南昌市十佳群众满意窗口单位”。 坚持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为维护社会和谐平安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南昌市认真贯彻落实“六五”普法依法治市规划和市委《法治南昌建设纲要》，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开展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努力为南昌打造核心增长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着力抓好领导干部、公务员及青少年等五类重点人群的学法用法。继续打造和完善了“春节上班第一天全市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千名领导干部讲千堂法制课”、“红铃铛法制快车进校园”等特色普法品牌；建立完善了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政府常务会议前学法、人大常委会任命干部考法、副科以上领导干部考法等制度，每年都组织全市近1.5万名副科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法律知识考试; 健全完善了“法制副校长”、“三官二员”（警官、检察官、法官、司法助理员、综治工作 信访员）进社区（乡村）等制度，全市100%的中小学都配备法制副校长，95%以上的社区（乡村）实现了“三官二员”进驻的常态化。 着力创新普法手段及载体，不断推进“法律六进”活动。创办发行了以“传递高层法治声音、交流法治工作经验、展示法治建设亮点、记录法治南昌进程”为办刊宗旨的《法治南昌》杂志；组织了“百万网民学法律”知识竞赛活动，近二年有20多万干部职工及学生参加了网上答题；开通了“南昌市普法手机报”，通过手机彩信对市民进行法制宣传，至今累计发送160余万条手机彩信；8个县区建成了各具特色、主题鲜明的法治文化主题公园。此外，南昌市完成了市县级100米、乡镇（街道）50米，社区（村） 30米的全市法制宣传长廊工程建设，还编印了《南昌市家庭法律顾问手册》共计15万册免费发放到全市每户家庭；各县区创新开展了“巴士在线”、“农民工法制夜校”、“法治文艺下乡”等形式多样的“法律六进”活动。 着力提升群众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依法解决矛盾和问题。在每年广泛宣传普及《宪法》等重点法律法规的同时，市普法办还联合综治、公安、妇联、环保、消协等职能部门广泛利用“综治宣传月”、 “3·15”消费者权益日、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6·26”禁毒日、“12·4”法制宣传日等时机开展各类主题法制宣传活动，通过采取法律咨询、案例展示、法制文艺演出、现场受理法律援助等多样的广场宣传形式，引导群众自觉把法律作为指导和规范自身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以理性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好习惯。 着力开展法治城市创建活动，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实践。法律秩序是最稳定的秩序，一个地方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水平关系一方社会的和谐平安。南昌市把开展法治南昌创建活动作为依法治市工作的创新载体，成立了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为第一组长的市委法治南昌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建立完善了党委统一领导，人大、政府、政协各司其职，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上下联动、有序推进的法治南昌建设工作机制；把法治南昌创建工作纳入了全市年度综合目标绩效考评，每年依据各自法治建设职责对全市13个县区和87个市直部门（单位）进行考核，并将重大行政违法行为、行政败诉、发生国家赔偿案等刚性指标列入考评细则；建立完善了《南昌市“法治县（区）”创建考核实施办法及评分标准》、《南昌市“法治乡镇（街道）”创建考核实施办法及评分标准》、《南昌市“法治建设先进单位”考核管理办法》等系列法治南昌创建考评体系，积极推进法治县（区）、法治乡镇（街道）、法治单位、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工作，夯实法治南昌建设基层基础。目前，全市已命名“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037个，其中国家级6个，省级45个，市级376个，县区级610个，创建率达到61%。今年初，南昌市作为全省唯一设区市被司法部评为“全国法治城市创建先进单位”。 坚持突出重点、创新举措，努力为南昌市打造核心增长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司法行政工作“点多、线长、面广”，较之先进地区南昌市司法行政工作仍存在着普法实效不强、基层基础薄弱、创新推进不够、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面对新形式、新任务、新要求，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坚持瞄准问题、突出重点、创新举措、狠抓落实，努力为南昌市打造核心增长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加强普法依法治市工作，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一是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以深入推进法治南昌建设作为全市普法依法治市工作新载体，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法治南昌建设的意见》（洪发［2013］15号）文件精神，扎实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继续深化“法律六进”活动，积极创新法制宣传教育载体和方式方法，努力在基层法制宣传 “六有”、“四占领”上下功夫、见成效，不断提高法制宣传教育渗透力和实效性。二是要继续突出抓好以领导干部、公务员及青少年为主的五类重点人群的学法用法，探索建立非选任制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和领导干部诉法制度；继续加强法制宣传长廊、电子显示屏、法治主题公园(广场)等阵地建设，推进“一区一品”的法治文化建设，弘扬法治精神，努力提高干部群众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和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三是要深入开展地方、行业、基层等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积极推进法治县（区）、法治乡镇（街道）、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法治单位等系列法治创建活动，进一步夯实社会管理法治化基础，提升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法治、崇尚法治、厉行法治的良好氛围。 加强法律保障、法律服务工作，促进社会安全稳定和谐。一是切实保证劳教戒毒场所的安全。要积极应对劳教制度改革带来的影响，坚决贯彻中央决策和上级部署，保持劳教系统干警队伍的稳定；要坚持监管工作“首要标准”，落实场所安全防控各项措施，认真总结监所多年“四无”目标取得的好做法、好经验，完善监所安全稳定工作制度及长效机制，切实提高监所安全稳定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以监所的持续安全稳定直接服务于全市社会和谐平安。二是切实推进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人员管理创新。要全面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事前调查评估、定置监管、应急处置等机制，健全全市一体化的特殊人群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提高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监管中心建设和运行水平；探索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全额保障制度，落实必接必送等“无缝对接”措施，综合运用监管、教育、心理矫正、帮扶等手段，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和安置帮教效能，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三是切实加强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大力推进人民调解组织进社区、进企业、进行业；借鉴全市医患纠纷、 交通事故调解经验，积极推进在劳动争议、征地拆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疑难复杂领域健全完善专业调解组织，进一步推动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扎实构建“三调联动”工作格局。四是切实发挥法律工作者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专业优势。要引导广大律师及基层法律工作者通过依法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为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企业依法经营、公民依法办事提供法律咨询，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健全完善律师参与调解、信访、法律援助及重大敏感案件、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工作机制和保障政策，协助政府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促进矛盾纠纷妥善解决。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促进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一是加快市级司法业务用房和市劳教戒毒场所改扩建工程建设，加强对各县、区司法业务用房工作督导，争取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多渠道筹措资金，改善市、县司法行政技术和业务装备条件，提升保障能力。二是加快推进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深入开展“五好”司法所创建活动，要以落实司法所人员编制、机构级别、经费保障等为重点，通过争取中央政法专编、地方行政事业编或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等多种方式，解决司法所人员短缺困难，把解决司法所长副科级待遇作为“一把手”工程，配齐配强司法所力量。要坚持“建管并重”，全面履行司法所各项职能，真正把司法所建成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一线指挥部”和综合服务平台。三是加快推进法律服务行业的监督管理，要加强国家司法考试的组织管理，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大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行业案卷规范化建设，视办案质量和公信力为生命线，探索建立行业评价制约机制；要健全完善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加强法律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引导法律服务行业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要强化社会监督，不断提升法律服务工作群众满意度。 加强队伍建设，促进司法行政干警素质和能力提升。一是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健全完善干部任职竞岗选拔制度、干警绩效量化考核体系及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形成良性健康的用人机制和导向；要认真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司法行政文化建设，不断增强广大干警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二是切实加强能力素质建设。要坚持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抓手，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把政治素养、法律知识、业务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可靠、执法为民、务实进取、公正廉洁的司法行政干部队伍。三是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班子成员要带头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规定，扎实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干部作风持续转变；要扎实推进有司法行政特色的惩防体系建设，切实加强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工作，按照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要求，以公开促公正，以法治树权威，不断增强司法行政机关执法公信力。 行政论文:浅谈如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部分。有资料表明，在数以千计的法律法规中，属行政执法范畴的占了八成以上。毫无疑问，要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就必须花大力气抓好行政执法工作。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理的深入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群众抱怨过多，颇有微词的依然是行政执法问题。事实上，权大于法、情重于法、贪赃枉法的现象在行政执法中的确时有发生，这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形象，而且严重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权力缺少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我认为，要遏制行政执法中的腐败现象，确保行政执法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轨道，就必须建立一种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全方位的监督制约机制。 一、抓好法制教育，构筑一道自我约束的思想防线 从历史上看，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史的国家，封建专制意识浓厚，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盛行。这些东西正是法治的大敌。可以说，在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以权压法、以情轻法、贪赃枉法等腐败问题，主要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在作祟。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依法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为他们构筑一道法律至上的思想防线。当前，我们应该将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普法教育作为一个重点。通过开展深入的法制教育，促使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转变思想观念，清除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等封建专制意识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权力与法律的关系，牢固树立法律权威至上、法律大于权力、权力服从法律的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严格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才有可能做到自我约束，摒弃私心杂念，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侵袭，确保秉公执法，文明处事。也只有这样，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二、防微杜渐，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 要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关键要从行政执法部门内部抓起，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正本清源，防微杜渐。首先，要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全面推行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经费由财政部门核拨，行政部门在执法中的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全额上缴财政，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制度。彻查部门设置的小金库、小钱柜，以期从源头上堵塞乱收费、乱处罚。其次，要建立和实施执法责任制和错案（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要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将行政法律法规分门别类，按其内容确定实施的行政机关，并层层分解落实到各有关职能部门及岗位，明确执法职责，促使执法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全面提高执法水平。同时，要把实施“两制”与国家公务员的考核奖惩制度结合起来，明确考核标准和奖惩办法。对执法成绩突出者予以奖励，对执法过错者予以坚决追究，对情节严重者，要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调离、清除出执法队伍。第三，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一要把好进人关。通过公开招考，选拔、录用执法人员，努力建设一支思想素质、法律素质、业务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二要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廉政监督，坚决纠正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三要实行定期交流和轮换岗位制度。执法机关的负责人要定期交流，重要岗位执法人员要定期轮换。第四，要加强监察、审计监督。监察、审计部门同属政府行政机构序列。在建立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机制中，要充分发挥监察和审计部门的作用。要通过监察、审计部门的有效监督，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和行政执法中的不正之风。 三、推行政务公开，接受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在不少行政纠纷案件中，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就是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没有充分陈述行政收费、行政执罚的依据和标准，认为他们是在搞“暗箱作业”。这种行政执法缺少透明度的做法，说轻些是有关人员素质低下、态度生硬，说重点是执法人员剥夺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不敢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的，也是与依法治理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高度正视这个问题。行政公开，是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原则。实践也充分证明，政府行政部门只有无条件地全面地推行行政公开，将所有行政执法行为置于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有可能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首先，要加强对行政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行政执法的主要依据是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因此，行政执法部门要各司其职，采取多种形式将负责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提高人民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的自觉性，为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其次，要全面实行行政执法公示制。行政执法的主要客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关行政部门要本着对人民负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态度，将执法的依据、程序公之于众，并告知当事人不服执法决定的申诉方式，以增加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当事人向行政机关了解执法依据和程序时，行政机关要耐心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实行行政执法公示，一方面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监督，这是遏制行政执法“三乱”（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现象的一种有效措施。 四、务求实效，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我们要做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切实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强化执法监督力度，促进依法行政。首先，要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政府行政执法行为，除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外，许多时候是以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为尚方宝剑的。而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一些乱收费、乱处罚问题，往往根源就出在规范性文件上。因此，我们要抓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审查政府规范性文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要建立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及时向人大报送规范性文件的制度。要以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及时组织力量审查政府报送的规范性文件。一旦发现有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要迅速向政府提出监督意见直至撤销该规范性文件，以便从源头上堵塞违法行为。其次，要采取各种有效形式监督行政执法。一要抓好执法检查。有 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执法检查，确保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正确实施。二要抓好个案监督。对在执法检查以及接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中发现的违法或严重处置不公的行政执法案件，要及时进行个案监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三建立和实施执法责任制和错案（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是推进依法治理的重要措施之一。要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对错案、执法过错的监督，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确保依法行政。 五、敢于曝光，发挥舆论监督的特殊作用 舆论监督，是一种受之于众的社会性的监督形式。由于这种监督的公开性，往往会产生一种其他监督形式所无法替代的特殊效应。现实情况表明，某些违纪违法的行政执法事件，采取诸如纪律处分、通报批评等内部处理形式，往往会触动不大，甚至对某些有关部门及责任人来说，还会无动于衷，过后依然我行我素；而事件一旦被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开披露后，就会产生一连串的震动效应：当事人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组织的处理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所在单位会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整改工作，以尽快消除负面影响；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会以此为鉴，开展教育活动，抓好防范工作，等等。因此，要搞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就要敢于曝光，发挥舆论监督的特殊作用。首先，新闻记者要勇于负起责任。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工作者的崇高职责。被誉为“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要不负众望，敢于为民请命，伸张正义，揭露行政执法中种种腐败现象，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其次，各级党委、人大、政府要做舆论监督的后盾。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单位行使监督权就是行使人民的民主权利的体现，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全社会的支持。因此，各级党委、人大、政府要从惩治腐败，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着眼，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不怕露丑，做舆论监督的坚强后盾，大力支持新闻媒体对行政执法中所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所进行的揭露和鞭挞，以警效尤，推动依法行政、公正执法。 综上所述，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应该是一个由多方面组合起来的系统工程。如果能够把这个在党委的领导下的以内部监督为基础、以人大监督为主体、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为辅助的全方位的立体监督体系建立起来，多管齐下，形成合力，那么，行政执法活动就一定会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行政论文:探讨强化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 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建设，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长效机制的要求，是实现监管领域由低端向高端延伸、监管方式由粗放向精细转变、监管方法由突击性和专项性治理向日常规范监管转变、监管手段向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迫切需要。本文结合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实际，就如何推进“四化”建设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着力加强队伍建设——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推进“四化”建设，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建设政治过硬、业务过硬和作风过硬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决策部署，把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放在全局性、根本性和基础性位置抓紧抓好。要大力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充分认识推进“四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推进“四化”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强化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和业务学习研究，加强市场经济、经济管理、法律法规、信息科技等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学习，着力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四化”建设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增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和创造性；在着力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和业务能力建设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干部队伍的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监管执法服务能力和水平，推进“四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障。 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核心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部门，职能定位决定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都必须依法行政。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工商机关推进法治化建设的依据，同时，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确定了工商机关履行有关职责的方式、步骤、途径、时限等程序性要求。此外，法律、法规及规章是最高层次的制度，因此，依法行政成为连结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建设的纽带，是推进“四化”建设的核心。目前，基层工商行政管理依法行政形势不容乐观，干部队伍的法律素质整体偏低，不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履行职责越位、错位和失位等问题时有发生，推进依法治市任务艰巨，需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树立和筑牢依法治国理念，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法律业务素质，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和廉洁执法，全面提高和规范行政许可、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执法监督等执法行为，全面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要以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动力，树立和筑牢积极行政、合法行政、合理行政、有效行政理念，筑牢监管执法就是服务的意识，全面深入总结分析目前的监管执法现状，找出找准监管执法薄弱环节和领域，全面加大监管力度，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全面规范执法行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促进“四化”建设整体推进。 三、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关键 制度建设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管理的有效手段和方式，要按照以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要求，全面加强制度建设，有效弥补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的不足或者通过制度建设使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具体化。通过全面加强制度建设，有效推进管理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建设，有效保障和促进法治化进程。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要求，着力建立健全领导班子建设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组中心组学习教育、重要问题集体研究决定、重大决策征求意见、重要决策公开、重要决策监督等制度，努力提高领导和管理水平；要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为核心，加强内部管理事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干部队伍学习教育、干部队伍监督、干部选拔任用、干部培养和交流、经费预算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安全保卫、环境卫生、党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车辆管理等制度；要以推进监管执法职能到位和规范监管执法行为为核心，建立健全企业个体登记监管、消费维权、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市场监督检查、商标监管、广告监管及经济违法案件查处等制度。 四、推进信息化建设——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随着工商系统信息化 建设的不断深入，信息技术成果转化运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依托信息网络技术推进和规范了企业个体注册登记监管、消费维权、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及系统内部事务管理。实践证明，信息化建设是推进办公自动化、节约监管执法成本、整合监管执法资源、提高监管执法科技含量、规范监管执法行为、增强执法效能的重要途径，推进“四化”建设需要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建设保障和促进“四化”建设。要加大资金投入，大力加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网络平台；要大力加强干部队伍教育培训，掌握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同时，大力培养和引进专业技术人才；要大力加强业务软件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在着力加强技术与业务有力结合和统一上下功夫，加快信息化成果转化运用力度，提高信息化建设的科学性，增强信息技术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拓展信息技术运用领域，强化信息技术在提升职能效能方面的作用发挥。 五、加强保障机制建设——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必备条件 推进“四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来支撑和保障，否则，会造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工商系统实行省以下垂管近十年，相应的物质基础建设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目前的经费供给只能确保日常办公正常运转，与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相差甚远，需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只有加大基层硬件建设投入，才能更好地解决好信息网络建设、监管执法装备建设、基本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面临的很多问题，为推进“四化”建设创造必备条件。内和还需要外顺，要建设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障机制，加强对外汇报、请示、沟通、协调和配合，着力营造良好的监管执法外部环境，力求得到地方党委的理解、重视和支持，得到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协调配合。此外，在保障机制方面，建议抓紧健全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及规章，进一步解决好有法可依的问题，同时，需要国家进一步解决好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等问题，进一步为查处制售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提供保障。 行政论文:需求层次理论在中国行政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对于充分调动组织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吸引和留住人才以及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中运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结合行政管理的具体特点,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和有效激励体系,是提高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行政效率的科学选择。 关键词:需求层次理论;行政管理;激励;绩效 一、中国行政管理中的激励问题 1.约束不对称、重监督而轻激励 加强监督,对公职人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约束。但监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通常具有滞后性和对公务员激励的被动性,激励成效有限。因此,除了加强监督以外,还应该强化内在激励机制,从积极方面引导广大公职人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从源头上减少公务员的失职行为,并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2.考核激励的作用难以得到体现 考核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将考核结果与公务员的奖惩、职务升降、级别和工资的调整等挂起钩来,促使公务员积极工作,尽职尽责。而公务员考核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易产生考核误差,影响对公务员德才表现的准确评定,影响考核对激励功能的发挥。我国目前对公务员只进行定性考核,如某乡镇机关2007年年终考核,有48名公务员参加考核,除了4名公务员为优秀外,其余44名公务员均为合格,“不合格”一档形同虚设。这种考核无疑有失全面和客观公正,甚至没有体现出考核的意义。 3.干部选拔机制中缺少激励 中国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公平、竞争、择优原则体现不够,科学的具体的操作规范也不够健全,干部选拔过程中缺少激励,缺乏活力,必然导致利益分配激励功能减弱。由于工资基本固定,收入与努力无关,与组织目标完成情况无关,其结果是玩忽职守、无所作为、消极怠工等“搭便车”现象反复出现。这从根本上说,不是某个人的过失和责任,而是在组织制度中缺乏竞争激励机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二、需要层次理论及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美国行为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 H. Maslow)于1943年出版的《动机激发论》中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着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生理需要,另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据此,马斯洛把人类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产生次序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1] 。 行为学家们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将需要的层次、激励的因素以管理的策略对应成表,为管理的实践提供指南[1]:(1)生理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工资和奖金、福利、工作环境,管理策略可表现为完善的工资和奖金制度、贷款制度、医疗保健制度、工作时间(休息),创造健康工作环境,住宅和福利设施。(2)安全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职位保障,意外事故防止,管理策略为安全生产生活条件、危险工种的营养福利制度、合理的用工制度、离退休养老金制度、健康和意外保险制度、失业金制度等。(3)隶属与爱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良好人际关系、组织的认同,其管理策略为和谐工作小组和良好人际关系、协商和对话制度、互助金制度、工会及其他团体活动、娱乐制度、教育训练制度。(4)尊重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名誉、地位、权力与责任、被人尊重与自尊、与他人工资奖金之比较,管理策略为人事考核制度、工作职称晋升制度、选拔择优的进修制度、委员会参与制度与提合理化建设制度。(5)自我实现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有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组织环境、承担有挑战性的工作,管理策略为决策参与制度、建立攻关小组、提倡创造性工作、发动职工研究发展规划、交给职工挑战性工作和破格晋升制度。 2.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薪酬制度和灵活的福利机制 薪酬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薪酬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已经超出了物质激励的范围,成为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的重要因素。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曾指出:“金钱对那些抚养一个家庭的人来说要比那些已经功成名就、在金钱的需要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迫切的人,就重要得多。”[2] 在中国公共部门传统的人事管理中,公职人员的薪酬一直实行等级工资制,一般工资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薪金的公务员制度,一位高级行政官员的年俸可以与首相相比。鉴于中国的国情,目前不可能实行高薪金公务员制,但近年来公务员待遇的提高体现了决策者们对薪酬因素的重视。目前,中国公务员薪酬提高的趋势使得公共部门在与企业及其他行业争夺人才的竞争中增加了优势。但是,要使金钱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激励因素,必须保证“在各种职位上的人们,即使级别相当,但给予他们的薪酬也必须能反映出他们个人的工作业绩”。也就是说,薪酬应当与绩效挂钩,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以往刻板的工资报酬制度正逐渐被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所取代。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是基于这样的论点,即“公务人员的工资收入应该符合经济市场的工资水平,并且不论公务人员之间可能存在何种差异,他们工资报酬的多少应该取决于其工作成绩的好坏,工作成绩越好,所得到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这一论点意味着传统的、强调统一的公务员制度应该被取代。尽管公务员无疑也会 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但在以前,公务员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强烈的服务意识,并将为公众服务作为他们努力的目标。然而,金钱奖赏正逐渐取代这些无形的、但却是真实的价值观和激励因素而成为招聘人员和提高其积极性的主要手段。”[3] 3.权力激励——公务员自我实现的需要 国家公共部门的公职人员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和尽可能合理地配置,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在公共部门这个庞大的机器不停地运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公共服务产品的过程中,权力始终都在对支配和使用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起着不容忽视的激励作用。 公职人员处于何种行政职位,就拥有相应的行政权限,职位越高,所享有的权力就越大。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满足对物和人的支配欲望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级——自我实现的需要,使自己越来越成为受人瞩目和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建立并完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权力激励体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权力对于各级公务员的激励作用集中体现在,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必须在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勤奋工作,取得显着的成绩,得以受到提拔,从而能够行使更高职位上更大范围的权限。 在建立权力激励体制过程中,必须在广大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避免出现“为了掌权而掌权”的不良倾向。要明确公共权力是人们赋予的,是用来更好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合理的运用权力激励,不仅能够激发公职人员的工作热情,进一步提高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权力腐化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丰富激励手段,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 1.拓宽激励渠道,注重加薪、休假等激励方式 有时将公务员晋升到一个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奖励,反而使公务员无法很好发挥才能。在晋升中,并不一定是业绩最好的人得到晋升就是公平。业绩优秀者应该得到奖励与表彰,但是否晋升到高一级的职位则更主要地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能力与个性特点。这一点应在晋升标准与要求中明确说明,并在晋升人选决定之后加以解释。对未能晋升的优秀公务员应有足够的表彰与补偿,以体现他们应有的地位与价值。激励渠道多样化有利于公务员合理地自我定位,从而可以不必将职务晋升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2.在工作设计方面,尽量丰富工作内容 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内容,采取工作轮换、工作丰富化等工作设计方法,尽量丰富工作内容。对公务员工作内容的改善及对其工作行为的认同和奖励,可以使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满足感、成就感,从而促使工作不断创新。如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由于每个公务员个性特征、兴趣爱好、职业生涯规划不同,对岗位的要求也不尽一致,因而须建立岗位流动机制,使公务员能感到工作的乐趣。 3.打造和谐有序的行政组织文化 良好的行政文化凝聚了公务员行政智慧和行政实践经验。行政文化诸要素对于激励机制的制定、激励手段的确定、激励机制的实施和激励结果的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4]。健全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以良好的行政文化为基础,促进行政文化的建设,要鼓励公务员树立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意识,成为协调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主体,促进公务员对政府工作的主动参与,有效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如果能做到公务员都相信:职位只是分工,薪酬体现贡献,那公务员就不会去追求层级的发展,而转向关注工作的内容,这样才会提高效率。随着公务员整体素质的提高,群众之间、干群之间沟通会更容易,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会为和谐公务员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行政论文:论中国民族自治机关在农村环境的行政管理 中国环境行政管理在农村非常薄弱,民族自治机关在农村的环境行政管理更是几近缺失,导致民族地区农村环境处于无人监管的境况。民族自治机关在农村环境行政管理失灵的表现:一是民族自治机关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完善,难以适应农村环境保护监管的需要;二是民族自治机关环保行政决策机制不科学,缺乏环境与发展兼顾的综合决策机制;三是民族自治机关环保行政执法理念落后,手段单一,效率低下;四是民族自治政府权力介入时的各种扭曲现象,影响了行政执法效果;五是中央政府设立的环境管理制度在民族地区农村很难得到完全的落实;六是对民族地区农民环境权益配置不公,导致引导性环境政策在农村失去市场。 一、民族自治机关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完善,难以适应农村环境保护监管的需要环境管理体制是环境保护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环境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完善的环境管理体制,是国家环境战略方针、政策、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保障。 中国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是按照辅助性原则为依据的统分结合的多部门、多层次的管理体制。国务院设立了环境保护部,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立了环境专门机构,工业集中的乡 (镇) 也大都设立了专门机构或者由有关部门监管,甚至较大的工矿企业也设有环保科 (室) 与环保专职人员。 但是,绝大多数乡(镇) 没有设立环境保护机构,环境监测和环境监理工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为数不多的乡 (镇) 环保监督部门,也由于没有足够的人员和经费支付众多行政管理成本,环保职能基本没有履行。农村地域广阔,环境问题具有小、多、杂等特点,乡 (镇) 环保部门人力、物力、财力都很缺乏,难以胜任广阔农村面临环境污染防治的重任。如有条件,在村一级建立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在村民小组设立环保联络员能起到更好的效果,而中国农村离这一目标还相距甚远。 中国的环境管理一直按照行政区划进行,对于跨行政区和流域的生态保护和污染控制缺乏管理机制和控制措施。在局部利益的驱动下,各区域和流域发展相互脱节,使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协调都相当困难。由于资源的多头管理,在相同地区同时存在多种规划,如土地规划、农业规划、林业规划、水利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等等,但没有统一的综合生态环境规划。区域和流域管理体制的缺陷,使得农村环境管理矛盾重重。 二、民族自治机关环保行政决策机制不科学,缺乏环境与发展兼顾的综合决策机制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脱贫致富的压力还很大,所以,在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政府总是对发展格外偏好,因为庞大的政府队伍与公共部门需要解决开支与生存问题,要通过发展生产解决当地的下岗就业问题,缓解社会压力,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准的政绩考评制度更促使各级政府急迫追求经济效益。如此一来,民族自治机关在决策的时候,自然更多考虑发展利益,而较少关注环境保护,尤其在两者相冲突的时候,最后往往是发展优先。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当地方私益与全社会公益相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损害环境公益,这种行为可能发生在各级政府的身上,只要他们不考虑全球范围内的人类整体利益,他们那里的环境私益就永远不等于环境公益。在此前提下,地方政府在决策时可能就会无视自己地域内的污染现象,纵容或支持他们耗用当地资源,向更大的公共场所或其他地区排污,而不顾由此造成的更大范围内的环境与资源损害。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地方政府已经代表农村成为博弈的一方而存在了。比如,在云南省红豆杉森林遭受灭顶之灾时,一个本该有保护红豆衫责任的政府部门为了地方经济利益居然承担起了收购树皮的业务。 市场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市场失灵”的一个因素。然而,以科层形式组织起来的政府也难以掌握充分的信息,政府掌握的信息不足,使政府很难做出正确决策,更危险的是,政府干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信息扭曲,每一级政府都是进行理性选择的,他们会对信息进行搜集、加工、处理、筛选,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往往采取报喜不报忧,或者是扩大成绩而隐瞒问题,使信息失真,并导致决策失误。 即使政府象一个超人拥有充分的信息,通过政治过程来在不同的方案中作选择仍然会很困难。政府的决策会影响到许多人,但真正参与决策的只是少数人,不管选举人怎样产生,他们在决策时都会不自觉地倾向自己所代表的阶层或集团的偏好与利益,即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很难真正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即使选举人有代表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愿望,但由于政府不存在可以准确及时反映公众对公共物品偏好的有效机制,使得民选政府的决策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值得怀疑的。尤其在偏远的民族自治地区的农村,能代表农民心声的决策者少之又少,农民的环境权益自然在决策的时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行政论文:谈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及完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类行政案件的相继出现,使得受案范围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了它的缺陷与不足,并对行政诉讼的有效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着一系列的局限,在实践也制约着行政诉讼的施行,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作用,应对其进行全面的认识,并找出相应的问题所在,提出解决措施,进而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键词:受案范围 行政行为 主要局限 完善 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含义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解决行政争议的范围,也就是说法院对于哪些案件予以受理,哪些案件不予以受理。”【1】它既关系着行政相对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范围,也关系着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从总体上指明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判断标准,也即法院受理的是行政机关做出的涉及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具体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诉讼法》第11条又明确规定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审理范围,包括:“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强制措施、侵犯法定经营自主权的行为、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的行为、涉及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不作为的行为、发放抚恤金的行为和违法要求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为等。” 二、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原有的法律、法规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已经不再适应现实的需要,并且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不足。 行政诉讼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是涉及相对人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而把抽象行政行为的案件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做出的行为,是针对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的影响是针对个别的、具体的行政相对人而言的,而抽象的行政行为则是针对大众的、广泛的社会群体而言的;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不合法的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则是大范围的、多层次的。如果法院不对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有效的审查与监督,那么就很有可能因为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而造成大范围的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也可以说,不合法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危害性更大。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法院管辖受理行政机关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除了法律、法规的特别规定外,法院不受理侵犯其他的权利的行政行为。”【2】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是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中的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在诉讼中,如果只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予以规定,而忽视对其他权利的规定保护,则会造成公民的其他权利得不到保护。也即当公民的其他合法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时,却不能寻求司法救济,得不到司法救济的保护,不利于更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在审查行为上法院只审查外部行政行为,而不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行政诉讼法在行为审查的规定上,同样的对行政行为的范围作了规定,即只审查外部的行政行为,而不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内部行政行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具有人事性质的,也即行政机关对内部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业务、表现等情况下的奖惩、任免等决定;还有一种是涉及工作性质上的行为,比如说上级公务员领导对下级公务员的批示、命令或是对下级的报告的审查、批准等。”【3】两类不同性质的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上也有差别。第一类具有人事性质的行为,虽然不直接涉及相对人的利害关系,但是却牵涉到了行政机关内部工作人员的利益问题;第二类具有内部工作性质的行为,几乎完全不涉及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我国司法领域完全排除了对内部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不利于保护由于其内部的决定而侵犯到的公民的利益,因为在实践中,在很多情况之下,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内部行政行为和其所做的外部行政行为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有些内部行政行为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如果简单的把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将可能会导致一些涉及内部行政行为的外部行政行为或是涉及外部行政行为的内部行政行为被排除,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完善我国的司法救济程序。比如说,2002年重庆邮电学校的两名同学因为偷吃禁果而导致怀孕,随后学校给予了勒令退学的处分,同年底,由于两名同学不服学校勒令退学的处分,便向该市南岸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撤销学校的决定,但是这两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随后,两人便向该市一中院提起上诉,但是该市一中院经过审理之后,以重庆邮电学院对两名同学的处分属于法律、法规、规章所授权的内部行政行为,而不属于行政处罚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为由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裁定。这个案件从实践说明了法院对有些内部行政行为不进行审查,就会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利。因此,在实践中应该适当增加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范围。 没有对公益诉讼的规定 行政诉讼法对可以提起诉讼格的原告做了严格的限制,只有认为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的行政行为涉及到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当违法的行政行为侵害的利益主体是不特定的时候,则被侵害的不特定的相对人便没 有权利,也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救济自己的权益;或是当具体的行政行为侵害的相对人是特定的、具体的时候,但由于相对人诉权意识的薄弱或是不具有与行政机关相抗衡的能力时,这时的相对人没有提起诉讼,也没有使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国家或社会处于保护公众的权益或是保护社会弱者的利益,应该代替其提起诉讼,来保障相对人的权利。 三、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一些思考 逐步将抽象行政行为规定在受案范围之内 由于抽象行政行为针对的是不特定的相对人,所以它产生的实际影响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的实际影响,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的规定上,基本上排除了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受理的可能性,这样既不利于更大范围内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法院对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监督,因此,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逐步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理论与现实的需要。 扩大受案范围对权利的保护范围 “虽然法律赋予了我国公民的广泛的合法权利,但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却只规定审查、受理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忽视了对其他权利的救济,而行政诉讼又是行政法律体系中最主要的救济方式。”【4】如果在救济方面,行政诉讼只局限于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对其他的合法权利不予保护,就不能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的司法作用,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有效的监督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 把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之内 国外的许多国家在审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时,并没有区分内部与外部行政行为,而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内容上却做了明确的规定,规定法院只审查行政机关的外部行政行为,而把行政机关涉及内部工作人员的内部行政行为加以排除。在对待内部行政行为时应该分情况来确定,对涉及工作性质的行为,如果完全没有涉及到侵犯相对人的权利时,可以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而对涉及到内部工作人员的利益问题上时,应承认侵害内部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的事实。 适当增加公益诉讼 《行政诉讼法》对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对人的严格限制忽略了我国的具体情况,使得当行政行为侵害不特定的当事人时,被侵害的不特定的相对人却没有权利提起诉讼,也无法通过司法的角度获得权利的保护,间接的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一部分人由于自身的能力问题或是经济状况而无法提起行政诉讼,以救济自己的受损的合法权益,其他有能力或有条件的人又没有权利提起诉讼,这样就损害了相对人权利救济的实现。因此,应该逐步扩大公益诉讼的可能性,以使得合法权益能得到更好、更大范围的保护。 行政论文:分析工商管理行政指导效果 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中,工商行政机关一般采取行政检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强制性手段来实现职能到位,因为此类刚性监管方式好似重拳出击,立马见效,立显权威。但实践中也易于出现摩擦,激化矛盾,引发行政管理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与刚性监管方式相对应的是,近年来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资助等柔性监管方式在工商行政管理实务中运用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并发挥出特殊的管理功能。 所谓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其行为依据是多元的(如软法),行政指导这一行为方式、管理机制乃至行政职能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具有特殊的社会背景。这是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行政执法机关普遍面临着体制不畅、环境复杂、职能交叉、手段不足等问题,有必要通过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来提高执法水平和服务实效,而行政指导则是一个重要的选项。行政指导作为一种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柔性监管方式,注重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方式灵活多样,能有效弥补立法缺失,降低执法成本,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利益均衡,有利于形成行政执法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协调关系。 具体说,行政指导有着补充和替代、辅导和促进、协调和疏通、预防和抑制等特殊作用。推行行政指导不仅是行政管理改革的趋势,也是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一些基层工商部门确立新型服务理念,推行行政指导,采用指导、劝告、建议、提醒、说服、疏通等非强制性手段来弥补单一强制手段的不足,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任何事物的出现或某种行为方式的改变都具有一定的两面性,只重视其积极的一面而忽视其可能带来的消极一面,容易顾此失彼,反之,过分放大负面效应,又可能出现因噎废食的现象。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特点,在实施行政指导的具体实践中注重弘扬积极面,抑制消极面,切实发挥行政指导的应有功能和实际成效。弘扬行政指导的正面效应,首先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工商部门行政指导的价值追求。以人为本突出了人的核心价值,彰显人是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开展行政指导应当把人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言之,就是工作行为和工作目标要体现企业和群众的要求,符合企业和群众的愿望,保障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通过行政指导所推崇的柔性管理方式,着实改变行政管理者与相对人之间的不对等地位,让被管理者与管理者“平起平坐”,有效架起沟通协商的桥梁,营造政企平等、政民互动的友好环境,让企业群众享有更多的话语权、选择权和决定权。比如,无锡工商系统率先推行的行政处罚说理式文书,就较好地改变了过去的“判决”式语调,把法、理、情融入其中,使行政处罚的标准从“合法”的基本要求上升到“合法、合情、合理”兼而有之的新高度,这种创新,不但没有削弱行政管理机关的“权威”,而且使行政处罚相对人感受到了人本尊严,也使过去一些被处罚对象从“口服心不服”逐步变为现在的“口服心亦服”。其次,要把和谐稳定作为工商部门行政指导的工作主线。 和谐稳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保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有市场监管的重要职责,构建并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相对于刚性监管方式而言,行政指导这一柔性监管形式为工商部门维护和谐稳定大局找到了切入点。因此,工商部门在开展行政指导时,要坚持把维护和谐稳定纳入题中,做好做足“柔”字文章。比如,当前各级工商部门都对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提心吊胆”,责任重、压力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从当前实践来看,流通领域食品安全问题的确十分复杂,仅靠“严管狠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流通领域食品经营者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指导,通过前期行政教育、行政告诫、行政劝导、行政奖励等柔性管理措施,促使食品经营者逐渐养成诚信经营、守法经营的良好职业道德习惯,从源头上着力营造放心安全、和谐稳定的消费环境。第三要把民主行政作为工商部门行政指导的基本理念。柔性管理与刚性管理的结合,能够充分表达、实现和维护相对人的愿望和权益,这其中柔性管理应当体现更多的民主特征。 行政民主化的优点在于,一是具有广泛参与性。这些参与主体延及公民而不再是局限于行政管理相对人,作为行政主体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民主行政意识上要具有很强的为民服务意识、适度管理与社会自治意识、法制意识等,达到民主行政真正意义上的目的和要求。二是双边互动性。民主行政改变了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不对称态势,行政指导的过程成为彼此发生作用或变化的过程,通过双边互动找到共同点、消除分歧点并形成默契,进而取得积极的结果。三是平等协商性。行政管理机关在实施行政指导 :请记住我站域名/ 行政指导在行政管理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已经不言而喻,但在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情况下,运用不当亦可能产生负面效果。抑制行政指导可能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当把重点放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要防止规避法律责任。行政指导作为行政执法和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其法律关系尚未理顺,角色也不够明确。在工商部门具体工作实践中,哪些需要运用执法或监管手段基本能够明确,但哪些需要运用行政指导手段并无明确规定。如果过度运用行政指导,弱化执法职能,对一些需要加以惩处的经济违法行为不动“真格”,有可能导致法律形同虚设,也有可能使一些违法行为以要求行政指导为名趁机规避法律责任。因此,行政指导也必须要用一定的行政程序来进行规范,明确行政指导的适用类型、工作对象、指导内容、过程监督、结果评价等,使之与行政执法、行政监管刚柔并济、相得益彰。二要防止懈怠行政职责。所谓行政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过程中,所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其法律特征是义务性、法定性、强制性。也就是说,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如果不按照一定要求履行法定的行政职责,势必要受到“问责”。而行政指导虽然是行政管理创新的重要课题,但在法律层面上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至少目前还未上升到行政职责的范畴。基于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实践中要适度并恰当运用行政指导手段,不仅要防止以行政指导来替代行政监管和行政执法,同时还要防止因行政指导不当而懈怠行政职责。三要防止出现变相干预。由于行政指导涉及的内容比较丰富,方式方法比较灵活,因而决定其在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应用范围也相对比较宽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行政指导尚无明确规范的情况下,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因行政指导运用不当,从客观上给相对人带来不利影响,或个别人员借行政指导之名、行变相干预之实,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比如,在行政指导过程中,倘若缺乏民主协商,依旧“我说你听”、“我教你做”;忽视对等地位,依旧以管理者自居,行政指导就难免会变味为权力行为,继而也就失去了行政指导的作用和意义。四要防止滋生腐败行为。行政指导与行政执法、行政监管一样,需要很强的公正性来保障,否则就没有公信力。因此,要注意防止行政指导动机不尽纯正的现象发生,比如对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经济违法行为滥用行政指导,甚至以适用行政指导还是适用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来暗示或要挟相对人,从中牟取私利,发生腐败行为。对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配套制度和措施,在工作程序、审批手续、监督机制上进行严格把关。同时,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培训,正确实施行政指导,避免因方法不当而发生失职渎职行为。 行政论文:当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 高校行政管理,是指高校党政部门对学校事务的组织管理活动,是高校在设定了工作的目标之后,通过运用一定的行政方法和行政措施,领导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利用既有资源完成学校的各项工作任务,实现既定工作目标的组织活动。高校行政管理的主要工作在于处理好教职工、学生与党政部门的关系;教学、科研与管理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一、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意义 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集中体现高校管理与服务的水平,直接反映高校的对外形象。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学校的三要素为:行政管理、教育与研究。教育与研究是高校的基本社会功能,它们的实现需要由行政管理做基础,需要发挥好行政管理的服务功能。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高校行政管理水平在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这对高校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许多高校在迎接新形势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显得缓慢而被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正确认识和分析高校行政管理的特点、提高效率的意义及面临的新问题,据此得出问题的原因并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探求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方法和路径,是服务“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现高校“培养人才、研究科学、服务社会”三大社会功能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高校提高竞争力的必然途径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飞速,高校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更是扩大到国际范围。但高校间竞争的层次反而有所降低,从原先高水平的学术竞争,演变成低级别的生源争夺竞争。例如当前香港高校和内地高校之间对优秀生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内地高校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生源争夺竞争。高校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科研与教学水平、人文素养以及行政管理水平等综合实力的竞争。高校在竞争中的成败实际上取决于自身实现三大社会功能的优劣程度,高校如果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就应通过提高自身的行政管理效率,来提升自身的科教水平和人文素养,最终以综合实力战胜对手。 (二)是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项事业高速发展,社会的快速发展对高校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进行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呼声。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有赖于高效率的行政管理能力。当前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机制转化、减员增效和精简机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成绩不够大,改革的速度比较缓慢。这就要求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以加快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速度。 (三)是高校社会形象的重要决定因素 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不仅限于从事高校日常的行政管理,为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服务,而且还要充当高校与社会各界交流的纽带。因此,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社会各界对高校的看法,直接关乎高校自身的形象。另外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高校的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从而影响高校三大社会功能的实现情况,这就间接地影响了高校自身在社会中的形象。因此,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是高校塑造良好社会形象的必由之路。 二、高校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管理制度落后制约管理效率提高 当前高校的行政管理制度比较机械、单一,主要依靠岗位目标责任制和各类规章制度对管理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这虽然能够保证政令的畅通与落实,但却极大地压制了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种管理制度之下,管理人员容易产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滋生思想惰性,办事循规蹈矩而又缺乏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这就严重地制约了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 (二)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管理框架存在不合理性 由于高校管理模式存在路径依赖的现象,长期实行的权力集中的管理模式得以沿袭至今,各级管理机构和人员按照岗位的级别被限制在各自的权责范围内,由上到下层层节制,权力过分向上集中,形成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框架。这种管理框架虽然便于保障管理工作运行的平稳,却容易滋生“官本位”的思想。在这种管理框架之下,领导具有极大的权威,民主氛围欠缺,管理人员唯上不唯下,为了向领导负责甚至牺牲工作效果。权力的过分集中容易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可能削弱科研和教学在高校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容易形成管理人员的权力崇拜。 (三)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缺少科学性 高校行政管理机构在设置上模仿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导致了高校行政管理机构臃肿、权责不清、令出多门、人员冗杂、人浮于事、决策和执行效率低下等问题。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的不科学导致部门和人员职责的重叠,同一件事情往往涉及到几个部门或几个管理人员。一旦出现问题,部门和人员之间相互推诿和扯皮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增加了高校行政管理成本的同时,反而降低了行政管理的效率。在当前国家整合教育资源,高校合并频现和高校扩招的背景下,高校行政管理机构进一步的庞大带来了管理问题的进一步严重。 (四)管理方法和理念跟不上时代要求 当前是知识经济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新的理论和技术层出不穷,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很多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却并未跟上时代的步伐抓住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对新知识、新方法、新理念的认识和掌握不足。仍在凭过去的经验和方式从事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甚至固步自封,抵制新知识、新方法和新理念。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有涉及面广、涉及对象复杂多样、工作量大和重复性相似性工作内容多等特点。实践证明传统的工作方法和理念已经跟不上时展的要求,难以满足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要求,成为制约高校行政管理效率提高的巨大障碍。 (五)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培养人才、研究科学、服务社会”是高校的三大社会功能,教学和科研工作理应处于高校工作的核心地位。但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以服务好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当前许多高校并未认识到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只重视改善教学科研条件和增强师资力量,忽视了对行政管理队伍的建设和投入。导致当前高校行政管理队伍中普遍 存在管理人员来源复杂,专业管理知识欠缺和业务素质不高等情况。这就严重制约了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许多高校也并未重视对行政管理人员业务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处于一种受忽视的氛围之下,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受到打击,缺乏职业使命感和归属感,更遑论高校行政管理水平的发展和提高。 三、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措施 (一)完善行政管理工作绩效管理体系 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绩效管理体系的完善,是改善当前落后的管理制度,从制度层面提高管理工作效率的现实措施。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首先,明确各岗位的职责。通过科学地分析各个岗位的特点,明确岗位的职责内容、职责权限和职位要求。然后根据岗位特点和人员特点来安排合适的人员,实现人员与岗位的匹配。其次,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目标。通过全面考虑各岗位的特点和性质,制定合理可行的绩效目标,激发人员的积极性。再次,制定科学的绩效考评办法。在制定了合理的绩效考核目标之后,绩效的考评办法就成为保障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制定科学、合理、全面、可行的考评办法,对管理人员工作中的表现进行考评,以确定奖惩程度。最后,有效地利用考评结果。将考评结果和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机会、职位晋升和薪酬调整等联系起来。同过考评结果对行政管理人员进行引导,激发他们提高工作效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改善行政管理体制并调整管理部门和精简人员 当前高校普遍建立起校、院两级行政管理体制,以应对办学规模的扩大。但这种管理体制下权力还是处于过于集中的状态,这不利于提高院系的运作灵活性,压制了基层组织创新的积极性。权力的过于集中还会使上层管理人员面临道德和法律风险,滋生“官本位”的思想。高校行政管理的权力分配格局应进一步下移,使基层管理组织具有更多的权力和自主性。同时调整行政管理部门和精简管理人员。通过合并和裁撤等方式使部门权责进一步清晰,部门间工作范围的界限进一步明确。依照部门职责精简管理人员,以杜绝部门或人员之间扯皮、推诿的现象,提高工作效率。 (三)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并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是影响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直接因素之一。综合素质包括:工作能力、道德修养、业务知识、政治思想以及工作观念等内容。通过培训和组织学习等方法使管理人员树立民主的管理理念,改变行政权力至上的思想,提高管理工作的能力和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注重现代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引入和学习,以此来提高在岗人员的综合素质。另外,需要提高对人员聘用环节的重视,通过引入管理合约机制和岗位竞聘机制等先进方法,从源头上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并做到人岗匹配。 行政论文:基于行政监察程序完善路径分析 行政监察应当是一种主动性的监督方式,但是由于某特特殊原因的存在,例如监察体制的问题,往往实践中表现出来是一种事后监督,一种“马后炮”式的行政监察。只有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时间,我们才进行严厉查处。这对国家和监察个人都是一种严重的损失。由于缺乏即时监察,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边腐败边提拔,甚至出现了腐败越多提拔越快的不正常的现象。例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大肆收受贿赂,保养情人,伪造学历和学位。还有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初步查处的“社保案”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1]。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内查处,说明监察的方式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 透明就是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的运行程序、过程以及结果处于一种公开的状态,监察机构设在政府内部,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监察机构更有利于熟悉情况和收集情报。但实际上普通百姓对监察工作到底是如何运行的,运行的结果是什么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虽然我国一直在推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根本不是法律和宪法规定,往往是考虑某些领导的个人意志。该级行政机关人为设置障碍以阻碍监察工作,不愿披露内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从而影响了监察活动所应有的透明度,导致行政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或建议难以执行。许多准备被查处的案件经常会被有关部门以注意社会影响为由搁置,或者内部消化处理,所以社会公众根本无法了解真实情况,监察运行过程及结果的公开化更是无从谈起。长期以往,必然影响行政监察机构的办事效率和行政权威。 被判处死刑的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有句“名言”:“官儿当到局级,就没人能监督了。”这话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现实[2]。例如,陈希同、王宝森在东窗事发之前,种种腐败行为已持续多年,而且愈来愈明目张胆,可是监察机关的基本的监督职能、罢免程序,甚至连质询这种起码的监督程序都没有进行?可见我国的行政监察程序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1.程序应体现便民性 行政监察程序应体现便民性。在信息化的时代影响下,行政监察机关应当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增加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为行政相对人的投诉和举报提供方便,不断地完善行政监察程序。增加公民的投诉渠道,可以通过信件、传真、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投诉。政务公开、便民原则是目前国务院反复强调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只有公开便民才能使人民群众了解到行政机关的工作情况,才便于人民群众监督,便于社会监督。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和实施,监察机关的一项法定义务就是依法公开有关信息。比如说那些对于社会的广泛关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有关专项检查,监察机关也有义务通过一定形式向社会公布,使人民群众了解监察机关有关工作并且接受监督。在这方面,将政务公开的问题写入了行政监察法,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具有重要的作用。 2.救济应秉承司法程序 一项制度是否完备,权利救济机制的建立是重要的标志之一。当公民权利受到政府或政府官员的侵害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是我们通常采用的基本方式。可实践中,这些救济手段的弊端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公民权利救济的需要。一方面,行政诉讼受到诉讼成本和司法体制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公民对行政复议缺乏足够的认识,以及公民对行政复议这种救济方式信任度的逐渐下降,行政复议程序的广泛适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开辟和增加新的权利救济途径是必要的。行政监察就是一种弥补上述两种手段缺陷的最佳途径。行政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也完全有可能作出侵害监察对象以及其他公民合法人合法权益的行政监察行为,如何对行政监察机关进行监督?我国行政监察监督采用系统内部监督的方式,即:由作出监察决定的行政检察机关进行复审或者由上一级监察机关进行复核。完全交给行政监察系统内部处理,这与“自己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相违背,并且可能造成不公正或给人以不公正的印象。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行政监察机关置于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之下,也就是说,只要相对人认为监察机关作出的不履行法定职责、超越职权、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等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且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之内,均应允许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3.发展电子政务 把电子政务的发展作为重要的预防行政监察措施看待,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如下预防腐败的功能:一是可以通过网路实现政务的公开、透明;二是可以借助计算机程序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防止公务员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加大制度和规则的执行力度;三是可以对政务实施全程监察和实时监察。韩国利用电子网络系统提高了政府行政过程的透明度,报统计资料,大学生申请优惠贷款等都可以直接在网上操作。韩国首都首尔在20世纪末开发“民愿处理在线公开系统”,将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10个领域54项行政业务处理过程在互联网上公开。市民可以利用网络这一平台查看和确认与自己相关的民愿申请被怎样处理,提出处理有误的问题,实施全天候监察,从而防止公务员拖延业务或处理不当[3]。 4.设立举报制度 根据西方有关机构的数据统计,国家行政监察的案件其中超过50%的案件来自相对人的举报。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当设立举报制度。目的是 为了适应行政监察工作的发展需要。监察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因此应当信任群众。监察机关建立举报制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那些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工作人员,随时有可以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对实名或者匿名的举报,监察机关应依法受理并应当及时给予回复。对于举报人担心的自己及其亲属的人身安全,监察机构应对受理举报事项、举报情况以及相关的信息予以严格保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监察法规定:“泄露举报事项、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关的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论文:试论我国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 论文摘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正处在完善阶段,尽管已经初步形成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监督体系,但仍存在着监督主体不明确、监督程序不完善等问题,监督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论文关键词 依法行政 法治 公安依法行政 监督机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行政管理体制也经历着变革,21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加入WTO、举办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逐步提上重要议程。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之一,其依法行政的建设进程直接影响着我国依法行政建设进度。有资料显示,在数以千计的法律法规中,属行政执法范畴占八成以上,公安行政执法占行政执法实际工作量的一半以上,且公安行政执法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都直接受到影响。毫无疑问,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一方面着力公安行政执法工作,另一方面着力执法监督工作。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理的深入开展,公安行政执法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群众依然时有抱怨。事实上,权大于法、权重于法、贪张枉法等等现象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确实时有发生的,各种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也大多存在于公安机关,这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也严重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影响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权力缺少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遏制行政执法中的腐败现象,确保公安行政执法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轨道,就必须建立健全一种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全方位监督机制,使其符合时代的要求。 一、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内涵 公安执法监督是指宪法规定的各执法监督主体对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公安行政执法监督和公安刑事执法监督两个方面。公安执法监督工作的首要原则是依法监督,依法监督的前提是有法可依,有一个统一、完整、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督法律体系可依。其基本特征为: 1.监督主体的广泛性。目前,我国形成了公安机关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公安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监督的主体主要有公安机关内部监督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人大、纪委、检察、监察、人民群众及社会媒体等,形成了广泛的监督体系。 2.监督对象的特定性。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对象是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及其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及其遵守党纪的情况。 3.监督过程的程序性。监督主体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督,不得随意进行监督,以确保公安行政执法的权威性。 4.监督形式的多样性。各监督主体通过检查、审查、调查等多种形式对公安行政执法进行监督 二、我国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及建议 (一)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 目前,我国建立起了一套监督主体广泛性、监督形式多样性、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的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的确立与运行,对于及时发现并纠正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改进公安行政执法工作,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公安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监督力量的整合、监督队伍自身建设与肩负的使命、承担的责任相比很不适应。仍然存在各监督部门职责划分不清,工作配合与衔接不够,整体监督合力还未形成,监督工作的力度不够大,一些地方还不适应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客观需要等等问题。 (二)当前我国公安行政执法监督不到位的原因及建议 1.执法监督体制不尽合理,执法监督制度不够健全。应完善公安行政执法国家机关监督,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国家机关监督作为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国家机关监督存在着监督部门过多,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效。唯有通过精简机构,明确分工,清晰全责才能有效解决。具体来说,首先从监督主体上,规定监察、纪委、检察机关为法定的监督机关,确保监督到位。其次明确监察、纪委、检察机关的职责,对三监督机关以分工,监察机关主要对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不合理的行为予以监督纠正,纪委则对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违纪行为进行监督纠正,检察机关则对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纠正。再次对三监督机关的监督程序予以明确规定,成立一个联合执法监督小组,对公安行政执法违法违纪行为统一受理,接受群众举报,进行初查,形成报告,然后根据分工移送相关职能部门查处处理。最后,规定监督责任,对监督主体不作为,徇私舞弊等违法乱纪行为加以规定,确保有权必有责,违法必究。 2.监督不力,惩处不严,监督主体独立性、权威性不强,影响监督实效。应理顺公安行政执法内部监督机制,提高监督主体地位,增强监督合力与实效。监督机制应有一个主次之分,不仅靠某一方面的监督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各种监督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执法监督真正的实效。因此,公安机关内部应进一步研究内部监督机构的科学设置和职能分工,最大限度整合公安机关内部的监督力量,调整合并有关监督部门及职能,理顺内部监督体制,确保内部监督有效运转。 3.社会监督、民主监督的力度不够。应当进一步健全警务公开制度,增强公安行政执法权运行的透明度,进一步完善舆论监督机制,正视新闻媒体的特殊舆论监督功能。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公安行政执法全力而言,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建立健全警务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安执法工作的透明度,以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警务工作直面群众,社会公众对公安行政执法最有发言权,“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总而言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公安行政执法监督制度,是有效遏制公安机关腐败的重 要手段,是贯彻、落实执法为民理念的重要途径和保障,是践行“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只有不断完善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加强对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才能有效遏制公安行政执法违法乱纪行为;才能有力预防和打击人民警察贪污腐败现象;才能确保公安行政执法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轨道;才能早日实现依法行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 行政论文:浅谈新时期如何做好司法行政信息工作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建设法治化国家的目标推动下，司法行政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做好新时期司法行政信息工作，对于司法行政事业抢抓机遇，战胜挑战，实现创新与发展，将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司法行政信息工作的主要作用 司法行政信息产生于司法行政工作，通过采写编写等信息组织工作，反作用于司法行政工作，促进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新形势下，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等众多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更加自觉发展的历史时期，给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司法行政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必将更加凸现信息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新时期司法行政信息工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宣传作用。在我国，由于法制建设的历史较短和特殊的司法体制，社会对司法行政的职能缺乏普遍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司法行政信息工作通过特定的载体，将司法行政系统围绕党委、政府中心任务开展的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发挥的职能作用，以及以司法行政的眼光透视社会现象的建议与看法，及时反映给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使其更多地了解司法行政，从而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更多地关心和支持司法行政工作，更加重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 （二）协调作用。协调是事物发展的基本条件。司法行政在发挥职能和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自觉运用信息做好协调工作，有利于促进司法行政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的解决。信息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便于解释问题。司法行政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往往与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现状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主观上也有客观上的。司法行政部门往往不便于更多地进行正面解释，如果利用正面信息进行反映或利用问题类信息对原因进行剖析，能够起到较好的解释作用，使有关领导和部门对司法行政工作给予充分的理解。 二是便于同时向众多领导和部门进行沟通。在工作中常常需要就某一个问题向众多领导和部门进行沟通，争取理解和支持。运用信息，能较好地起到这种作用。 总之，运用得当，信息工作可以成为领导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使领导轻装工作。 （三）交流作用。目前，司法行政工作的信息载体，多数单位设定为简报和重要信息专报两种。一般来说，简报的发送范围比较广，重要信息专报作为上报信息的载体，往往也在系统内部作扩大发行，这就使信息工作的交流作用得到更好地发挥。来自司法行政各个业务条线和基层单位的做法、体会以及对问题的研究探讨，通过信息进行交流，能够起到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作用，促进司法行政事业整体发展。 （四）引导作用。简报、重要信息专报等信息载体作为机关准文件，对基层工作有着明显的引导作用。司法行政系统各单位、各部门，通过接收司法行政信息，全面了解司法行政全局情况，有利于正确分析和评估本单位、本条线工作形势，正确决策和科学制定工作计划。这类信息比较多，如领导对司法行政工作的言论与指示，司法行政重要会议的精神，对各类先进典型的宣传，以及对苗头性、倾向性事物的剖析和对具体问题的探讨研究，等等。 二、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第一是单一化。目前司法行政信息工作都在办公室，这是对信息进行层级管理和科学管理的要求，因此，不能忽视或减轻各业务条线对信息工作的责任感。办公室在信息工作的组织、管理方面，应注意发挥各业务部门做好信息工作的优势。信息工作的内在规律客观要求其责任必须是多元的，工作必须是全员的。因为信息工作具有整体性、全局性、渗透性和创新性。 第二是写法不清。常见的问题是将信息写法等同于新闻消息的写法。司法行政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和政法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工作信息属于政务信息，在写法上虽然具有新闻消息的某些特征，但二者毕竟有着严格的区分。一是服务对象不同。二是传递载体不同。三是使用的价值不同。 三、司法行政信息的主要内容 司法行政信息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司法行政自身改革与发展的工作动态与理论探索，也有推进地方法治化进程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活动，还有围绕党委政府中心任务开展的各项工作与建议。正确认识司法行政各类信息，是做好司法行政信息工作的重要前提。 司法行政信息从用途上大致可分为上报信息、交流信息、提示信息。上报信息是指为上级领导和机关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作出决策服务的信息。交流信息主要是指一定层级下的司法行政各单位进行工作情况沟通，为各单位更好地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工作服务的信息。提示信息则是指信息制作机关对下属单位的工作要求和希望。 笔者认为，做好司法行政信息工作，必须在充分认识信息工作意义的基础上，努力做好加强工作组织程度、提高信息服务水平、促进信息成果转化“三项措施”。 （一）落实措施，在加强信息工作组织程度上做文章。做好信息工作的关键在于组织、制度、技术等措施是否落实到位。 一是健全组织网络，提高信息反馈的灵敏度。司法行政信息发生在司法行政领导工作、管理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各个层面，有机地存在于司法行政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只有建立健全信息工作的层级管理机构和信息员队伍，形成严密的信息工作组织网络，才能及时捕捉和采编到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二是强化激励机制，提高信息工作的主动性。司法行政信息工作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决定了信息工作的全员性。因此，必须强化激励机制，变一般要求为刚性任务。要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把年度信息工作的目标量化分解到机关处室和基层单位及信息直报点，纳入目标考核和评先条件，实行信息工作计分考核，落实定期通报和年终表彰等措施，做到单位有指村，个人有任务。同时，认真执行上级关于紧急信息限时报送的有关规定，对漏报、迟报、瞒报重大信息的单位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三是运用现代技术，提高信息工作的时效性。信息对时效有着特殊的要求，丧失时效往往导致信息价值的减少甚至灭失。做好信 息工作除信息工作人员要有良好的工作作风外，还需要较强的技术支撑。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单位应注意加大对现代办公设施的投入，重视加强网络建设。信息工作人员也要注意学习现代化办公知识和技能，运用现代办公设备，提高工作效率。 （二）提高素质，在提高信息质量上下功夫。信息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和业务性都比较强的综合性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求信息工作人员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和良好的知识素养。不断提高信息工作人员基本素质，是做好信息工作的重要基础。提高信息工作人员素质，除有关部门要加强培训和业务指导外，信息工作人员自身应加强学习和锻炼。一要有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现时代党的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不断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同时还要加强法律、金融、科技、文化等知识以及信息作业务的学习，努力扩大知识面，提高业务能力。二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努力把握好信息工作的服务方向，立足本职，胸怀全局，切实提高信息工作的服务质量。三要有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从事信息工作的同志对自己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科学高效的原则，认真采集、筛选和编辑信息，切实把好信息报送关，决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四要有团结互助的协作精神。信息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单位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团结协作，特别处理一些反映司法行政全面工作和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信息，要从大局着想，齐心协力，确保及时、准确、全面地收集和上报。 （三）深度开发，在实现信息滚动增值上求实效。信息的作用在于运用，信息的价值在于开发。对静态的信息成果进行动态开发，促进信息成果转化，实现信息滚动增值，是信息工作服从并服务于中心工作的基本要求。 一是注意对策研究，努力将信息成果转化为决策成果。从本质上说，信息是为决策服务的，但由于信息工作属于机关工作，而决策属于领导行为，信息成果并不能自然地成为决策成果。促进信息果转化为决策成果，是信息工作的最高目标。机关工作人员应针对信息成果中的问题和建议，联系司法行政工作实际，进行研究和论证，协助领导制定决策预案。 二是重视信息调研，努力将信息成果转化为理论成果。信息是实践的结晶，在提出问题和反映做法中，蕴含丰富的理论成份。由于时效的要求和篇幅的局限，信息往往只从某个侧面对工作进行浓缩化反映。机关工作人员获取信息成果后，应结合业务工作开展深度调研，进行一番“拓广度”和“掘深度”的理性思考，使信息成果中的理论成份更加完整和系统，形成理论成果，融入司法行政重要文稿，实现信息成果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增值。 三是搞好信息指导，努力将信息成果转化为实践成果。信息源于实践，还必须回过头来指导实践。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单位要重视运用信息成果指导工作，通过信息来落实完善有关工作计划和措施，形成工作与信息的良性互动，促进司法行政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 行政论文:烟草行政执法技巧探析 烟草专卖稽查人员与管理相对人之间存在着矛盾。处理得当，矛盾得以缓和、化解，处理不当，矛盾有可能激化而向相反方面转化。因此，执法中要尽可能运用技巧取得管理相对人的理解和配合，使执法过程平稳有序，取得成效。管理相对人一般可分为积极配合型、中间型、消极抵触型三种，后两种类型的人占大多数。执法中，即使是性质、情况类似的案件，同样的处罚对象，但如果我们不同的执法者，以不同语气态度及措辞，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效果往往是不一样的，社会上的群众反响也不一样，因此讲究执法技巧已是稽查队伍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形象展示技巧烟草行政管理部门要通过各种形式来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减少管理相对人的心理对抗，缩短管理过程，从而使执法工作顺利地开展。 1、外观形象展示。经过适当的打造、修饰和包装，并赋予一定内涵，使相对人透过这种“形象展示”，感受到法律的尊严。 2、内在形象展示。这是烟草执法形象的灵魂。在执法过程中充分体现出的烟草专卖执法人员的内在素养，包括政治思想素质，文化科技业务素质。同时又要体现出大局意识，集体主义思想和奉献精神，同事间的互助精神及忠于职守、文明礼貌等执法形象。 二、规范文明的语言技巧 俗语说：一句话说得好惹人笑，说得不好惹人跳，在烟草执法中语言特别有讲究，不同的话在不同的情况与状态下对不同的人讲，有时就象催化剂一样，会促使矛盾向不同的方向转化。 1、规范管理，文明用语 烟草执法是烟草行政管理机关以国家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力，并通过执法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本质，执法人员一言一行要文明有礼貌，严肃而庄重，说话有分寸，不能说脏话、粗话。作为受处罚者，在一般情况下，其心态是抵触的。当管理相对人内心感受到执法人员对其人格的尊重时，会唤起其理性的思考，促使其抵触情绪的弱化，乃至消除。 2、法律意识，规范用语 在执法过程中，我们用语言体现法律意识，也是宣传法律法规的重要手段之一，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任何被处罚者，都要始终保持法律意识，用规范的语言，对管理相对人讲清楚其需要提供的有关证据，交待清楚其违法事实和违反法律法规的条款，本机关处理、处罚的决定情况等。 3、简明扼要，通俗用语 案件查处的过程，也是我们使管理相对人顺利完成从“接受?邛认同?邛自觉守法”的过程。因此办案中我们用通俗而便于沟通的语言把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大道理简约成老百姓容易接受的通俗用语，传递给我们的管理相对人，使外在的法律规范转化为管理相对人的内心守法需求，使他们迫切地感受到我要学法，我要守法，从而变成自觉的行动，从根本上保证烟草专卖及其相关法规的实施。 三、环环相扣的询问技巧 询问在执法办案中十分重要，询问得当，可使扑朔迷离的案情陡然真相大白，询问得不好，会使并不复杂的案情突然断链，结果造成案件的流失。 1、询问中平等待人、平常心待人 管理相对人既是我们的管理对象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规范他们的经营行为，为他们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保驾护航是我们的职责。就公民权利而言都是平等的，在执法中平等相待是管理相对人很敏感的问题，如果我们自认为高高在上，以审问的口气来询问，结果常会招致管理相对人反感，反使我们自己处于被动的局面。 2、询问中始终把握好案件主题 为确保立案和案件质量，询问中要紧紧把握住案件主题进行，提问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严格执法程序，层次清楚，观点鲜明，要求管理相对人回答明确，如对方回答偏离主题要及时巧妙地加以点拨与引导。 3、询问中增强与管理相对人的相容性与亲和力 诚恳真挚，认真耐心地听取对方的意见，让他们把话讲完，弄清事实真相，理顺案情中的各种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心平气和地指出存在的问题，使对方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在。 4、询问中灵活机动的形式 一件事百样做，一句话百样说，紧紧抓住主线条，针对不同的案件案情，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根据对方的个性特点，思想情绪，精神状态等采取不同的询问形式。同时打消当事人不必要的警觉与防备，使其讲出真话实情。 四、刚柔相济的进退技巧 执法办案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需要执法人员随机应变，灵活机动，因地制宜。有时案情不易一次弄清，不必强行，尽可能做好现有证据的取证工作，进行“冷处理”，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原因，以利有针对性地再战；对一些不太复杂的案件，如在对销售假冒卷烟窝点的查处时，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把量大影响大、有利于立案的证据取实；而对一些量小，既耗人力又费时间的无关紧要，可取而又不可取的无举足轻重的证据可以适当地“放”，一来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二来有利于矛盾的缓解，三来避免时间拖延过久，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因为在某些执法活动中时效性尤其重要；但如遇有不明群众围攻，一触即发，有可能引起一定负面社会影响的案情时，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处理能力，沉着、冷静应对，注意防止矛盾激化，不能意气用事地“以牙还牙”，此时可以考虑暂缓，这种“缓”不意味着退缩，更不是害怕，而是审时度势，顾全大局的明智之举，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依法行政，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执法中要把握住分寸，掌握能伸能曲的技巧，进退自如地依法行政，以维护国家行政执法机关的威严和执法人员的尊严，同时也为我们自身营造宽松的执法空间。 行政论文:对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思考 摘要: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指对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进行监督检查,通过对行政管理结果的考察评估,促进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笔者在提出如何寻找行政管理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后,论述了经济学上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探讨了利用该方法进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可行性以及实施过程中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成本收益;机制 行政管理工作是各类行政机构的一项经常性、主导性工作,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是行政管理的首要目标。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指对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进行监督检查,看其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否认真、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是否努力为人民服务,是否降低了行政成本。具体内容包括,(1)是否依法依规办事。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否按规定的程序办事,是否执行了内部行政管理制度。(2)是否完成计划。计划既是行政管理的指南,又是行政管理的目标,也是行政机构之间的一种定约形式。定约的执行情况就成为评价行政管理效能的一个重要标准。(3)是否合理。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合理地、有效地使用了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条件,充分发挥了现有潜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得了理想的行政管理效能。 一、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有效性 行政管理效能越来越多地成为考量行政机构行政能力的指标,但是由于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缺位,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一是效能评估不及时,不能有效发现行政管理中出现的低效问题,不能及时对管理方案进行纠正和完善;二是效能评估不到位,不能评估到行政管理中的每个环节。评估了面上的工作,不能深入到点。或者正相反,评估了个别点上的工作,忽视了整个面的工作。 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选择的不恰当,往往是由于不能选择成本一收益比最低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作用,就要提高行政机构科学决策的水平,就要设计更好的效能评估工作程序。以成本一收益为核心的绩效评估可以为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提供科学工具,有助于工作程序的科学化,有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评估质量。通过成本一收益分析,一是对不同行政管理领域及相应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能选择具有最高净收益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目标;二是对不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的成本一收益比较,能选择行政管理成本最低、净收益最高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 二、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 成本一收益分析是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与产出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它是一种计划方案,是预先做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单位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要考虑具体经济行为在经济价值上的得失,以便对投入与产出关系有一个尽可能科学的估计。成本一收益分析是一种量入为出的经济理念,它要求对未来行动有预期目标,并对预期目标的几率有所把握。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是一个普遍的方法。经济学可以用它来研究各种条件下的行为与效果的关系,探究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将成本和收益的概念推而广之,几乎可以无所不包,其他社会科学也可运用它来分析人的行为。 行政管理行为是一种公共物品,是既无排它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是供整个社会共同享用的物品。事实证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能完全由市场上的个人决策来解决,必须由行政机构提供,这就是行政机构行为的指向和价值。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来分析行政机构管理行为的效率是可行的,对于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工作同样也可以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来考察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行政机构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行政机构管理行为的对象是庞大的社会成员,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分析所用的数据收集更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是,不建立一个有效的评估机制进行有效地评估,就可能因为无效的行政管理行为导致的行政成本提高,资源浪费更是难以计算。相对来说,建立行政管理效能有效评估机制不失为一项正确的选择。 三、建立符合成本一收益原则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 行政管理效能有效评估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非常复杂的,其中的制约因素很多,有政治问题,涉及价值冲突、权力冲突;有法律问题,涉及评估机制的法律框架;有技术问题,涉及评估的适用范围、分析方法、以及质量控制和结构设计;还有行政文化传统等等。 借鉴经济领域有效评估的成功经验,在行政管理效能评估中引入有效评估机制要做以下工作。 1.制定法规,确立行政管理效能的有效评估制度。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的必要内容,所以,此项工作要依法依规进行,需要相应的法规规范。 2.确定行政效能评估有效评估的适用范围。要充分考虑到分析能力、资源有限性以及效率等,应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确定行政效能评估中有效评估程序的适用范围,可集中在关键部门、关键领域,针对突出问题,从而增强行政管理有效评估的可信度和可用性,由点到面,不断摸索经验,稳步推进。 3.确定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责任,要具体落实到相应部门,明确职责、明确任务、明确方法。 4.使用统一、灵活的分析方法。对所有行政管理效能评估事件都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具体的分析方法可根据对可行性和成本分析的实际判断来确定。在选择分析方法时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好的分析需要一定的专业判断,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也不可能只用一种方式。 5.寻找有效的数据收集机制。数据收集是有效评估最困难的环节之一,有效的评估取决于有效的数据收集,有效的数据收集是做出正确评估的基础。数据收集的方法是:(1)直接征求公众意见,尤其是受行政管理行为影响的公众的意见,具体方法有公开问卷调查、接待来访、热线电话、网络收集等等,这种收集方法得到的数据要进行认真分析,去伪存真,要保证数据的真实;(2)相关学术机构的研究成果,对于政府工作,相关研究机构也在做一定的数据收集,其中的部分数据是有价值的。 6.相关信息的公开。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分析、资料及其数据收集过程要公开,要接受群众的监督。 总之,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不仅涉及复杂的制度设计、技术操作,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实践中,可区分不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对象,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具有普遍性或者是突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实验,从而找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可行性而且较为稳妥的评估方法。 行政论文: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行政处分（verwaltungsakt）与具体行政 摘要：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是中国行政法上作为进入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而德国行政法上的行政处分概念曾经也承担这一“角色”。本文从具体行政行为面临的问题着手，在法规范的语境中，对两者之间的法律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借助大陆法系的优势理论来完善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中的问题。文章认为，鉴于目前学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诸多歧义，有必要对这一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重新命名。 关键词：行政处分概念，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法律特征 一、问题和方法 长期以来，行政处分（verwaltungsakt）概念一直是德国行政法上的中心课题，[1]从纯粹学理的角度，行政处分因其“设权性”而被视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它是一个为适应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而设置的“功能创设性”概念，即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以行政处分的存在为前提。基于行政法控制行政权、保护人权的基本精神，德国学理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致力于对行政处分概念作扩张性的解释，以起到扩大人民诉权、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之目的。晚近德国、中国台湾等国（地区）的行政诉讼制度趋向于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在受案范围上确立了“一切非宪法性质之公法争议”的标准。相应地，行政处分在救济法上的功能也将悄然改变，即从提请救济的前提要件功能转换为决定诉讼种类等功能。[2] 中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最终确立于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该法亦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因此，它与德国行政法上传统的行政处分概念的地位十分相似，也是中国行政法上的“功能性”的概念。200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虽未直接涉及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3]，但通过对不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以及行政机关内部奖惩、任免行为的排除，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作了扩大解释，从而使其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4]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努力旨在扩大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尚未达致“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的效果（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均未纳入受案范围），但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德国法为师的一贯立场。 由于理论研究的薄弱和司法审判经验的缺乏，中国的行政法学和司法实务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学界一般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因而属于行政法律行为，所谓法律效果，是指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5].依此推论，则行政法上的事实行为应当是不产生法律效果、不导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但学界同时又把诸如“行政主体或执法人员违法使用武力”[6]等对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视为行政事实行为，其间区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标准显然是模糊不清的，从而导致具体行政行为涵盖范围的不确定；再如，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这一直接决定具体行政行为功能范围的问题至今未能形成共识，仍然困扰着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法官；[7]等等。这些问题使得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以至于有人主张废弃这一概念，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笔者认为，就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现状而言，保留一个作为进入诉讼程序“管道”的“功能性”概念仍然是必要的，受案范围的扩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盲目地扩大受案范围将导致制度与社会政治环境相脱节，进而削弱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效性”（effectiveness）。“比较法有时能使我们超越比利牛斯山”[8]，德国学界和实务界为扩大受案范围对行政处分概念所作的一些列扩张性解释对于我们完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或许是大有裨益的。在法律方法的意义上，对某一法律概念的界定关键在于以法规范为基本语境、把握概念的结构性要素或基本法律特征，对之进行法解释学层面上的操作，[9]而不是着重于其定义，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理解其内涵及外延。深谙法律学方法（Juristic Methode）的德国学者正是在这一路径上对行政处分概念进行了精致的锤炼。这一方法尤其值得中国学者效仿，一些中国学者倾向于将法律学操作意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导入哲学等非规范研究的方法，人为地将问题复杂化，[10]从而使其研究结果缺乏可操作性。本文试图在一个法规范的语境中，以比较分析为基本思路，对行政处分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各项法律特征进行法解释学意义上的探讨，以期借助大陆法系的优势理论完善中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这一分析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思考过程。 二、行政处分概念与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法律特征的比较分析 中国行政法上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创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德国法中行政处分概念的借鉴。[11]因此，两个概念的法律特征基本相同，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行政处分概念具有“行政机关所发”、“公法（行政法）案件”、“单方行为”、“外部行为”、“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和“个别案件”等法律特征。[12]除了“单方行为”这点以外，[13]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特征与行政处分大致雷同。对于这些法律特征的解释，决定着其功能范围（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大小以及在救济程序中的可操作性程度。以下拟就两个概念的各项法律特征作一比较性的探讨。 1、行政机关（或行政主体）的行为 行政处分首先必须是行政机关所为之行为，而具体行政行为则被认为是行政主体的行为（受行政主体委托的组织和个人也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它本身不能成为行政主体）。中国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这一称谓盖受大陆法系行政主体概念的影响，但两者之间的涵义却有所不同。大陆法系传统行政法学将行政主体等义于公法人[14]，是指在行政法上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及一定职权且 得设置机关，并藉此实现其行政上任务之组织体。行政主体的成立须有公法上的依据。但因公法人资格的取得非常不容易，随着行政法学的发展，行政主体的涵义逐渐趋向于广义，即不以具有公法人地位为条件，凡公法上之独立组织体，有特定职权得设立机关以达成其任务者，均属行政主体。广义的行政主体概念包括国家、省、县、乡镇、不同层次的市，不具公法人地位的机关、学校或其它营造物等，私法人及自然人如依法获得公权力之授权，亦可成为行政主体。[15]行政机关是行政主体所设置的独立组织体，它可在一定的职权范围内代表行政主体对外行使该权力，其效果则归属该行政主体。简言之，行政机关乃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机关，它是行为主体而非权利、义务主体，它的行为效果均由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行政主体承担。由于行政主体范围的广泛，行政机关已不能与宪法分权制度下的行政权组织相等同。[16]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对行政机关的确认应从实质意义的行政观点出发，如立法机关对其内部职员作出任免时，法院从事律师登录等行政事务及对院内职员作出任免时，公立或私立学校在录取学生、确定学籍、奖惩学生、核发毕业或学业证书时，公法团体在行使法律授予的公权力时，乃至私人或私人团体在行使依法授予的公权力时，均被看作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机关。[17]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与广义的行政主体概念范围相吻合，这一理论极大地拓展了行政处分概念的范围，从而扩大了人民的诉权。 在中国的行政法学中，行政主体不是法律概念，而是法学概念，系指依法拥有独立的行政职权，代表国家以自已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承受行为效果的组织。[18]与大陆法系行政主体概念不同的是，中国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既是行为主体，又是权利义务主体，具体行政行为由行政主体实施并承担行为效果；行政主体只能是组织而不能是个人。行政主体由组织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来充任。当行政机关对外行使行政职权时，法律、法规授组织对外行使该职权时，即成为行政主体。行政主体理论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行政法在确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这一问题上，已采用部分实质行政的标准而非仅限于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对实质性标准的适用仍然是不彻底的，学界和实务界在认定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时往往从法律条文的形式上判断，而没有从实质行政标准着手。按照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相当一部分行使着实质意义行政权的组织（如垄断性的公用事业组织、某些执政党组织等）都不能被视为行政主体，其行为均不可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在中国行政法的初创和发展阶段，行政主体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解决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认定标准，但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而言，中国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概念，行政主体仅仅从形式意义上被界定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此可以和行政诉讼的被告认定标准相衔接，但《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将行政诉讼的被告扩大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这是否意味着行政主体理论有必要进行修正？倘若行政诉讼的被告范围在司法实务中不断地扩大，行政主体概念是否要随之进行无休止地修正？这反映了中国的行政主体概念过于依附于司法实务的功能而缺乏理论厚度。从长远来说，行政主体理论应当吸收大陆法系的实质行政标准，塑造自身的理论品格。 2、公法（行政法）上的行为 在大陆法系，公法通常仅指宪法与行政法，行政机关所为宪法或国际法上的行为，大多为统治行为，不属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因此，行政法是国内公法。确定行政处分的范围，首先要对公法与私法进行划分。这个问题向来是在陆法系行政法学中的重要课题，就行政法而言，其重要的功能在于法律救济途径的规范之上，即公法争议须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救济。[19]因此，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已不仅仅是纯理论上的问题，而且涉及行政处分概念在行政诉讼中的涵盖范围和可操作性程度。 公法与私法的二元论是大陆法系的传统理论，但公私法的划分标准并无统一的学说，归纳起来，主要有利益理论和服从理论两种[20].前者依法律所要保障规范的利益是公益或是私益来区分公法及私法；后者以法律所规范对象的平等性与否来区别公私法。近来流行的“修正主体说”和“综合说”，其理论基础为修正服从理论，该理论认定实质意义上的权力服从关系为公法（行政法）关系，[21]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行政处分作为公法上的行为，具有如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第一，一个行为是否构成行政处分，必须以行为的性质为基准。凡是行使公权力的行为，而行为对象处于权力服从关系的地位，则不论行为主体是国家机关或私人，则该行为是行政处分，这也正是行政处分的实施者既可能是组织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也可能是法院、立法机关、营造物、私人等的原因。 第二，以行为性质作为确定行政处分的基准，从而将某些独占经营事业与营造物利用关系纳入公法关系，行政处分概念的涵盖的范围呈现出扩张的趋势。如，德国、台湾和日本将邮政业务、电信业务视为公法关系，理由是，邮政、电信等为国家独占经营之事业，人民除此别无选择余地，其利用关系具有强制性，且利用方法与价格完全由行政主体单方决定，使用人必须遵守；为了业务的推行，法律还赋予邮政、电信部门以公权力，因此，邮政、电信的利用关系应视为公法关系，其利用许可应看作行政处分。[22] 第三，“统治行为”向来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所排除，如总统任免大法官、紧急命令或处分、授予荣典、行使特赦等，但德国近来倾向于承认总统的特赦乃至授与或撤销荣典的行为是行政处分，理由是这类行为仍受法律的拘束，尤其不能耐抵触平等与比例原则，自然成为为司法审查对象。 总之，在公、私法划分问题上，实质上标准的确立，极大地扩张了公法的调整范围和行政处分概念的范围。 中国正统的法学理论并不主张公、私法的划分，但对行政法律关系与其它部门法法律关系（尤其是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区分，仍然是中国的行政法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行政法的通说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以行政职权的存在为前提，强调它的公权力性质，综观各种学术观点及行政立法的规定，中国行政法对行政法律关系的定位采取的是一种“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相统一”[23]的标准。一方面在论及行政法与民法的区别时，强调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力性、命令性和关系双方的不平等性”，[24]“不管主体是谁，只要是国家的事务管理或社会的公共管理，均属行政”，[25]这与大陆法系的权力服从理论相似；但另一方面，行政职权的承担者行政主体又仅限于形式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从而将大量行使着实质意义 上行政权的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党组织的行为排除在行政法的范围之外。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小于大陆法系行政法，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法上的行为其适用范围也十分有限。中国行政法应在目前的宪政体制和制度环境中，尽量采用实质行政的标准。扩大调整范围从而扩张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及司法审查的范围。 3、外部行为 将行政行为分为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是德国行政法的一贯做法。所谓内部行政行为，是指不发生外部效力的行政内部活动，如机关内部的职责分配、人员配置、公文流程等事项，以及行政内部的意见交换、请示与指示监督等。关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相对人不得提起行政争讼。所谓外部行政行为，系指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行政命令或作成行政处分，对相对人发生一定效力的活动。行政处分是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属外部行政行为。如何划分外部行政行为与内部行政行为，直接关系到行政处分概念范围的大小。 在德国，内部行政关系与外部行政关系的区别，一直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交织在一起。传统理论将行政法律关系分为“一般权力关系”与“特别权力关系”。“一般权力关系”是指行政机关基于公权力的作用，对其所管辖的相对人行使管理的关系，例如警察权与征税权等。而“特别权力关系”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基于特别法律原因，在一定范围内对相对人有概括的命令强制权力，而另一方面相对人负有服从义务者。[26]“特别权力关系”的范围包括：（1）公法上的勤务关系，如国家机关与公务员的关系，部队与军人的关系等；（2）公法上的营造物利用关系，如学校与其学生的关系、监狱与其犯人的关系；（3）公法上特别监督关系，国家与公共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国家与特许企业等之间的关系。[27]“特别权力关系”因与机关内的指示有密切关系，因而是一种内部行政关系。传统理论将“特别权力关系”定位为“力”的关系而非“法”的关系，即特别权力人对行政相对人享有概括的下命权，相对人的义务具有不确定性，排除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有关相对人不得提起争讼，因此，特别权力人对相对人权利义务处置均不适用行政处分。二战以后民主、人权理念的盛行，要求法律大幅度、广泛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遭到广泛的批判。70年代，德国行政法彻底扬弃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目前的通说认为，只要相关的措施涉及到行政相对人的基础权利，足以影响个人地位，即视为行政处分允许提起争讼。“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改弦更张，大规模地缩小了内部行政行为范围。行政处分概念的“外部性”特征，逐渐失去了原先的重要意义，判断一个行政活动是否行政处分，以具体个案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有无规制为准。换言之，行政活动是否对相对人发生法律效力，才是问题的关键。 内部具体行政行为和外部具体行政行为，是中国学者研究行政行为时常用的一种分类。内部行为是行政主体代表国家对隶属于自身的组织、人员和财物的一种管理；[28]外部行为亦称为公共行政行为，它是行政主体对“社会行政事物的一种法律管理”。[29]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行为所针对的对象与行政主体是否有行政隶属关系以及行为的效力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发生对内效力的内部具体行政行为即使对内部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构成侵害，亦不构成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理由。中国行政法尽管没有提出所谓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亦将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任免、惩处行为划入内部行政的范围，免受司法审查。而部队与军人、监狱与受刑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未纳入中国行政法的调整研究范围之内。在这一方面，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所言：在中国，“许多涉及国家与公民关系的重大问题并不在行政诉讼范围内，例如公务员与其所属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军人与其所属部队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行政法中所用的‘具体行政行为’如今支配中国行政法的实践”。[30] 如今，这一局面正逐步得以改变，1998年发生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案”似乎是一个转折点，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1条、2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8条的规定，认定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受法律、法规授权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组织，从而将此案适用《行政诉讼法》予在解决。此案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将学校与学生的关系纳入行政诉讼的调整范围之内。[31]此后，发生了一系列学生起诉高等学校的案件，如“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学位案”等。 与德国法目前的状况相比，中国的内部行政行为之范围显得过于宽泛。内部行政与外部行政的划分，本来是基于权力分立和保持行政效能的考虑，使内部行政免受司法审查从而让行政权保有一定弹性、不受过份拘束。但过于强调这一点则有牺牲人权保护之嫌。在受案范围的确定上，不应过于强调具体行政行为的“外部性”特征，大陆法系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显然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4、单方行为（或包括双方行为） 行政处分必须是行政机关的单方行为，这个特征使它与现代行政另一活动方式行政契约相区别。区别行政处分与行政契约的关键在于：前者仅由行政机关单方意思即可产生法律效果，毋须相对人的同意亦可生效；后者由双方或多方意思表示的合致才能成立。 但某些行政处分的作出，须相对人事先申请或事后同意（受领）或既须事先申请又须事后同意，这类行为被称为相对人参与的行政处分。它们在程序、规范内容及效力上，与行政契约颇有相似之处，容易使人混淆。德国法的理论认为，区分行政契约和相对人参与的行政处分的标准主要在于考虑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是行政契约中的要约或是行政处分的意思，从客观上对这个意思表示加以评断。[32]在实务上，一般以行为最后形成的书面文件是由行政机关单方签署或由双方共同签署而定，即凡是仅有行政机关单方签署的，即推定为须相对人参与的行政处分，由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推定为行政契约。在中国的行政法中，“相对人参与”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表现为“依申请的行为”，如 行政许可。 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作出规定时，并未将双方行政行为排除，这可以视为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涵义所作的扩张性解释，从而使得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与行政处分概念发生了区别：具体行政行为包括双方行为，而行政处分仅指单方行为；中国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个囊括了行政契约的广义的概念。 行政处分、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政主体）所为公法上的就具体事件、针对确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为。事件具体、相对人确定这两项特征使行政处分概念与行政命令[33]概念、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与抽象行政行为概念相区别，在行政诉讼实务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层面上说，事件具体、相对人确定是行政处分与具体行政行为共同的特征，但就该特征而设置的技术性操作规则而言，两者之间的完善程度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行政处分概念形成了一套与行政命令相区别的、极具操作性的技术性规则。 一般来说，行政处分是规制个别事件的行政行为，这个特征构成了行政处分与行政命令的重要区别。行政活动的对象为不确定的多数人，其内容是一般（抽象）性规范的，是行政命令；若行政行为的对象为确定人，其内容是具体的事实关系，则此行政活动是典型的行政处分。从上述两者之间的基本特征的差异延伸，还能得出另一区别标准，即效力是否具有持续性：行政命令可反复适用，而行政处分通常只能一次完成。但这只不过是行政命令、行政处分的原型，行政事务的复杂性使得它们在具体个案中并不常常以这种典型的面目出现。德国的理论及实证法皆已承认行政处分的一项“变体”，即“一般处分”概念。“一般处分”又分为“与人有关的一般处分”和“物的一般处分”。前者是指相对人为确定或可确定之多数人，作为处分内容的事实关系具体而明确的行政处分。[34]如“警察下命某街道在固定时间内禁止通行”，在这个命令中，事件是具体、明确的，所针对的人似乎是不特定的，但在“固定时间内”行经特定街道的人实际上是可确定的；再如警察用于指挥交通的红绿灯装置所作的命令，红灯亮意味着禁止通行（事件具体），受红灯管制的相对人似乎是不特定的，但实际上受某一特定的红灯信号所约束的相对人是可确定的；后者是指内容具体，但所针对的人不确定的处分，如将某一建筑列入古迹保护、开放公共设施供公众使用等。“物的一般处分”被视为行政命令不得提起行政争讼；而“与人有关的一般处分”则相反。确立“一般处分”概念的意义在于，在介于典型的行政处分、行政命令之间难于区分的中间状态中，将事件具体相对人似乎不特定，但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可确定的个案划入行政处分的范围，从而扩大了司法救济的对象。依据事件是否具体、相对人是否确定两项标准对行政处分、行政命令所作之区别可用下列关系说明： 第一，事件具体、相对人确定。这是最典型最常见的行政处分。 第二，事件具体、相对人不确定（不特定多数对象）。这种情况属行政命令（包括物的一般处分），如某市政府下命在市区内禁放烟花爆竹，事件具体明确（禁放烟花爆竹），但针对之相对人无法确定。 第三，事件具体相对人不特定，但在一定期间内可确定（依一般性标识可确定）。此种情况是“与人一般处分”，可提起行政争讼。如市政府下命在元旦期间市区内禁放烟花爆竹，由于受“元旦”这一特定期间的限制，相对人是可确定的。 第四，事件不具体（抽象），相对人确定。此种情况亦属行政处分。如行政机关对一个工厂颁布的处分，命令该厂对一切妨害环境卫生的事项，如废气、废水、噪音都负有排除之义务。 第五，事件不具体（抽象），相对人亦不确定（不特定的多数人），这是典型的行政命令。 随着“一般处分”概念及其相关规则逐渐形成，[35]大陆法系的行政诉讼已不再为行政处分与行政命令的难以辩识所困扰。 在中国的行政法中，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实务界。《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具有操作性的规定，学理界对此问题虽有研讨，[36]但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最具说服力的观点为：以“能否反复适用”为标准区分两者，或者外加“是否有溯及力”、“行为适用的次数”等标准作综合判断。但仍未解决如何确定相对人这一技术性难题。一些学者则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对“具体”与“抽象”的分类方法进行批评与否定。 笔者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是一个法律学操作方法（Juristic Methode）意义上的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角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规范法学所能承载的范围，中国学者与其苦苦地“自寻出路”，倒不如直接引进德国法上较为成熟的规则和标准。 6、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 行政处分、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机关（行政主体）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也就是对相对人权利与义务产生规制的行为。这一特征使其成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行政法律行为的理论基础已从最初的源自民法的“效果意思表示说”演变成现今通行之“客观意思说”。判断一个行政行为是否为法律行为，只以该行为是否直接发生法律效果，是否对行政相对的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拘束（规制）为断，而不管该法律效果是依行政机关（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还是依法律规定而生。“客观意思说”扩张了行政法律行为的涵盖范围。与此相应，行政事实行为应该界定为对相对人不直接产生拘束（法律效果）的行为。 这个标准已使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了根本的区别。问题在于，学者们对这个标准的游离不定，时而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法效意思说”来诠释行政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时而又回归到这个标准上来，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37] 三、结语：重置行政诉讼“功能性概念” 行政处分概念、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涵盖范围及其可操作性完全取决于对其法律特征的诠释，德国行政法上成熟的行政处分理论可以为解决具体行政行为概念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借鉴。需要明确的是，这两个概念完全是为适应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需要而设置的“功能性概念”，在其扩张解释（为了扩大受案范围）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学理的要求产生冲突，如，由于受到经典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影响，学者总是不自觉地用民法上的“法效意思说”来理解具体行政行为，[38]从而导致学理与实践的冲突。 笔者认为，鉴于目前学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诸多歧义，有必要对这一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重新命名。其实，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用“行政行为”这一称谓取代具体行政行为已隐含了这种倾向，但在《行政诉讼法》作出相关的修改以前，我们尚不能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这一称谓已寿终正寝。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进行重新命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将 “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象德国那样进入“任何非宪法性质的公法争议均可诉讼”的阶段。因此，本文的分析对于完善中国行政诉讼的“通道”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笔者建议，中国行政法不妨用“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理行为”的称呼取代“具体行政行为”这一名称。“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理行为”隐含有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处置、规制之意，实属适宜之称谓。 行政论文: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关系及协调 摘要: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是大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明确界定了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概念,对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归纳了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现状。在明确了两者的关系之后,针对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协调两者关系的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及途径。 关键词:大学管理;学术管理;行政管理;协调途径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发言建议,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随着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以及我国大学的扩招,大学的学术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显得与时代环境越来越不相适应,这一现象值得关注6。 一、大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辨证关系 学术管理是指对高等教育中学术性事务和活动的管理,大学的学术管理是指对高校内部学术性事务和活动的管理。学术管理是高校管理区别于其他社会管理的重要特征,是高校管理的核心内容。大学行政管理,是指大学内部管理主体依据学校章程和某种民主程序及上级赋予的职权,运用有效的管理方法对学校工作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带领和引导师生员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有效地完成学校工作任务,实现预定目标的组织活动7。 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复杂,两者在功能上相互统一,相互支持,相互扶助,在实际运行中又相互交织,相互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存在差异。 (一)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统一于大学管理的整体,是大学管理系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学校的整体目标。从系统的角度来讲,要保持系统的有效性,就必须优化系统内部组织结构设置和外部交换的畅通。在大学内部,通过大学行政管理来协调校、院、系和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维持整个学校的正常运转,同时又要协调好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如教育经费问题、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问题、资源配置等。换言之,大学行政系统是大学系统良性运转的保证体系和支撑平台。与此同时,一所大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学科的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表现在学校不断追求新的学术目标,探索新的科学发展途径和技术方法,并且通过努力在学术上保持先进水平,这是高校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大学学术管理的作用在于规划发展方向,选择发展战略,激励学校创新,使学校达到一个更高级的状态,正是大学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大学在整体稳定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发展和提高。 (二)学术是大学理念的精髓,行政管理为学术管理提供支持与服务 学术管理的目的在于求得学科发展,创造学术自由的氛围,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大学学术管理必须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必须遵循高等学校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学术事务的管理是由相关学科的专家权威来完成的,他们用所拥有的知识和人格力量来影响他人。大学学术管理的重心在基层,由此形成的管理信息交流关系往往是横向的。这一点,与纵向以信息交流为主的行政管理结构有很大差别。激励学术系统有序和高效的运行是提升学科水平和推动学校发展的关键。以学术管理为主的大学管理结构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如德、法和意大利等国,以及日本的一些国立大学。 学术的发展事关大学的成败兴衰。立足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努力追求学术声誉己明显成为当代大学进行学校规划、运行、管理和评价的重要内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每年一度的最佳大学排行榜的评估指标中,“学术声誉”一项占总分分配的25%,足可见美国对大学学术的重视程度。大学处于整个学校教育体系的最上层,历来被称为传承、批判和探索高深学问的殿堂。大学的逻辑起点首先应该是学术,高水平的大学更不能例外。对此蔡元培先生认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授课,造就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也为研究学术之机关”。朱九思先生在谈及他的大学观时也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大学的根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学术’”。没有学术,大学就失去了灵魂8。 我国的一些学者在对美、英、法、日、俄等国家着名大学深入研究后,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应具备的主要特征:人才培养出类拔萃;学科建设领先;师资队伍学术造诣深厚;科研成果新;办学层次高;面向世界;经费充足。不难发现,这些特征的“焦点”集中在“学术”上。因为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是探求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场所。大学区别于其他性质学校的标志是学术,而学术的成败得失则在于学术管理9。 大学学术管理是学校管理的中心,行政管理为学术管理提供支持与服务,如果行政管理偏离了这个中心,出现行政管理“越位”,进而导致学校泛行政化,那么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也就不存在了,大学也将不是大学。 (三)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相互交叉,学术管理的效能依赖于行政管理是否高效 学术目标与政策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经过逐级论证和协商,最终集中在学校得出整体的学术管理的计划方案。然而,对学术管理的目标决策的认可,表现为将这一学术发展 目标列入学校的总体目标并予以实施,其实施过程即纳入了行政管理系统。于是,学术管理的某些因素和过程就转化为行政管理。人们判断学术管理决策是否正确,还必须看这一决策下的学科发展实际情况如何。显然,这一点又要受决策实施过程的影响。可见,行政系统是否高效,直接关系到学术管理的实效。此外,从行政管理角度制定的政策对学科发展会产生影响来看,大学的行政管理是着眼于完成大学的社会职能和提高办学效益。 (四)行政系统是大学管理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织体系 大学行政管理的目的是使大学充分发挥作为教育和科研机构的作用,提高办学效益。行政管理首先必须对学校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和分配,以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转。行政管理主要执行上级的批示,权力结构由上而下逐级进行。大学行政系统运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是实现学校整体目标的基本要求。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高校知识创新和自身发展壮大的任务十分艰巨,这涉及到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学科建设、师资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等各个方面。如何在这个关键时刻把握学校建设发展方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使有限的人、财、物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这就要求行政管理工作发挥支柱作用,运用管理的手段对学校各项工作进行协调、控制和监督。优化的管理能充分发挥各行政部门的职能,会使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协调的运作起来,从而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并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总之,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二者缺一不可。 二、当前我国大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大学管理体制过分强调行政权力的作用,忽视或削弱了学术管理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学校的内涵发展。 (一)大学学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大学的事业单位性质、行政职能不断得到强化,而学术机构的性质日趋减弱,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大学管理上主要沿袭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在大学的渗透,严格套用行政管理的科层化模式。导致了大学的核心职能——教学科研被涂上了严重的行政色彩,学术管理显现了严重的行政化倾向。 在学术管理上,相应的管理机构总是沿袭“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校部职能部门在学术发展方向、人员编制、课程编制、科研课题等学术问题上有较大的决定权,而最熟悉本院系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基层管理机构和广大教师没有发言权,只是处在一种执行命令的被管理地位。 高校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决定了教授治校及教授参与学术管理的必要性。教授更大程度上进入行政管理有利于倡导“学术自由”的氛围,提高管理的效率。但是由于目前高校教授介入管理活动有限,权力过于向上集中,形成倒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常常感到被行政权力所左右,影响基层创造性的发挥,也影响了大学学术创新所要求的组织柔性化、灵活性。 (二)大学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大学本是知识、信息、人才荟萃的地方,其中不乏行政管理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但实际上,大学行政管理存在诸多问题,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决策缺乏民主等,导致整个管理水平不高。 长期以来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我国大部分高校形成了一种以党政管理为核心的运行模式,使大学与政府机关一样,习惯于以行政管理模式来建立组织架构,大学的学术权力很大程度上被行政权力所取代。例如职称评定基本上是由行政系统确定的,在课题审批、论着评奖等本应是学术管理的事务中也掺杂了大量的行政管理,并且行政权力的作用有时超过了学术权力的力量。正是由于行政权力起主导作用,并用效率化的行政衡量尺度来要求教学与科研工作,从而造成了学术研究人员不是着重学术力量,而是唯行政权力是瞻,导致了学术的急功近利、泡沫化和以赢利为目的的学术欺骗。 同时,在行政管理系统中,存在行政管理职责不明、行政管理关系不清、政策法规不配套,如长期以来,由于观念的陈旧,对行政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往往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最终导致工作失误;管理队伍结构不尽合理,如目前我国培养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院校很少,现有的管理人员大都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现代管理的知识贫乏,往往办事主观臆断,只是凭经验办事。 三、协调两种管理关系,提高我国大学管理效能的途径建议 完善大学的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协调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之对高校改革和发展发挥最大的功效。针对我国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协调途径: (一)淡化行政权力,打破大学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 行政干预权力太大,导致了官员的“寻租”行为,如大量的政府官员通过非正常途径去读学位,而大学的领导和教授也乐于接受他们,因为他们通过行政干预可给学校和教授本人带来实际利益。大学行政化改革,要打破大学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法治框架中的大学和政府的委托关系。需要制定有关立法,确定国立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路、目标。从取消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开始,通过建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实行校长遴选制度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使部属高校成为首先落实自主权、自主办学的高等学校。 (二)充分发挥学术组织和机构在学校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 大学行政化,严重地挤压了平等自由的学术论辩空间。在官场,讲究的是服从,下级服从上级,行政系统才可能有效运转;在大学,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独立思考。两者方枘圆凿,不可混一。大学泛行政化,使学校处于严密的行政体系之下,那么,教学科研人员本该自由平等的学术论争首先就成了权力大小的较量。这和自由平等的学术精神背道而驰。在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过程中,要处理好领导与负责、集体与个人、分工与合作等方面的关系。党委会作为大学中的最高决策机构,应该吸收相当比例的党员、教授和学术人员参加,使学术人员在党委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发挥学术组织和机构在学校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在体制上为学术权力参与管理定位,不能让学术组织和学术机构只是提意见和建议,而是应该让他们参与到咨询、决策、审议、监督、保证等主要环节中去,淡化大学的权力意识,还大学充足的自由民主的学术空间。 (三)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实行民主遴选 校长应该是一所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两大系统共同的灵魂,校长的办学理念、教育思想,对一所大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目前在我国有的高校,校长作为大学的法人,其作用尚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如何在大学内部形成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和以教授为主的学术权力系统,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校长负有重要责任。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大学校长必须拥有现代的教育理念,丰富的管理经验,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这就要求大学的校长必须朝职业化方向转变。为此,有必要建立新型校长遴选机制,在大学理事会的领导下,组织专门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校长任用要求选拔、任用校长。 (四)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提高学者专家参与学术事务决策的积极性,保证其权利的行使为了保证学术的改革发展,保证学术委员会站在学校整体大局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对学术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大学校长及主管学术事项的副校长,教务、科研、研究生教育等 业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各学院院长或系主任等,应当是当然的委员人选。所有委员都应具备这一条件,他们必须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有教授的头衔。但同样,为了发挥教授参与学术事务决策和管理的积极性并充分利用他们的专业影响和专业智慧治理学校,同时防止学术组织的行政化倾向,未担任行政职务且在学术上所建树的教授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比例必须合理增加。 (五)应成立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事项 目前,高等教育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将通过知识的创新更大地参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学术组织变化迅速,高等教育内部也在不断改革,学分制的全面实施,教学方式的现代化、网络化等等,使得大学内部的行政管理关系发生着十分重大的改变,过去比较稳定的行政管理模式已经受到重大的挑战。学术组织变迁的形势,使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注重整体战略规划与管理,为此有必要成立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事项,包括战略发展方向、校长遴选、预算审批等决策。大学理事会组成成员可包括: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知名校友、学生代表、社会贤达。 (六)优化行政管理机制,营造学术氛围,充分发挥基层教师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 营造尊重教师和学术的良好环境。大学是知识密集和人才云集的地方,行政管理系统必须从政策上、制度上制定有利于调动他们创新积极性的机制,使管理系统为知识创新服务。在学术上要保障他们自由探索的权力和学术研究的条件,在决策时应尊重教师们的意愿。要通过整合科研力量、培育科研群体、开辟科研阵地、形成拳头成果等措施,不断提升大学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通过采取各种激励手段,激发大学教师自愿地将隐性知识如教学技巧、科研手段通过隐喻、象征的方式表达出来,并通过以课题组、交叉学科团队等形式推动知识共享,让外部知识融入组织内部、个人知识上升为组织知识,从而不断增强大学的学术实力。 四、小结 在大学内部,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在功能上应是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在运行特点上又有一定差异甚至矛盾。两种管理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和分析对改革和优化大学管理框架、提高运行机制的效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有待更进一步深入。

行政类论文:关于酒类行政执法的调查 酒类行政执法是开展酒类流通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也是商务行政执法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酒类行政执法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眾的饮酒健康和生命安全，对维护国家利益，社会稳定及保证酒类生產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有著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市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水涨船高，各类宾馆酒店、夜总会、KTV、酒吧和夜市异军突起，市一跃成為名符其实的饮料酒消费大市。加强酒类行政执法，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為此，市商务局酒管办历经几届人的努力，克服机构调整、人员异动、经费短缺，执法环境不佳等因素的影响，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為指引，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產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及商务部2005第25号令《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和《省酒类流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坚持依法依规，严查快处的原则，有效打击制贩卖假酒和倒酒扰市的违法违规行為，為规范我市区域内的酒类流通秩序，促进酒类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国家利益，保护酒类生產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酒类流通现状 目前我市拥有合法酒类生產企业6家，分别分布在我市的区和县境内，其中年產量在30吨以上200吨以下的生產企业有3家，年產量在200吨以上的生產企业3家。另有已登记备案的酒类批发企业183家，零售企业2680家。根据年市酒管办收集的监测数据显示，年我市共消费白酒5620千升，黄酒2870千升，啤酒28468千升，红酒7950千升，累计共消费饮料酒44908千升。进口酒类由于营运成本较高，申请备案登记资料要求严格且市场需求不大，个别经销商虽有兼营行為，但均不愿主动向市酒管办提出许可登记和备案申请，业务往来基本都没有开具酒类随附单，故无法纳入监测统计。由于我市酒类生產企业基本属于中小型传统企业，生產能力低，品牌知名度不高，故我市目前酒类消费仍以外地品牌酒為主导。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流通的国產白酒品种数量有200余种，啤酒种类达到20余种，红酒品种多达40余种以上，价格高、中、低档齐全，其质量也是优劣参半，鱼龙混杂。虽然自开展酒类执法工作以来，市场较以往更规范，制贩卖假酒的行為得到了有效扼制，但由于我市推行酒类执法工作起步较晚，执法经验不足及执法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导致酒类行政执法工作推进速度慢，执法力度不强，执法影响不广，酒类行政执法工作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二、酒类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 （一）酒管执法力量薄弱，执法经费短缺是导致执法不到位的直接原因。据统计，目前我市拥有合法酒类生產企业共6家，登记备案的酒类批发企业有183家，酒类零售企业2680户。而事实上，6家生產企业除索卡黄酒办理了生產经营许可证外，其余5家都没有办理酒类生產经营许可证，应登未登的酒类批发企业也远远不止183家，酒类零售企业更是多达3260户以上。而目前我市全部酒管人员（含执法人员）不过73人。个别县（市、区）的酒管部门还属于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经费短缺，酒管从业人员收入低微，相对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来说，商务酒管执法人员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受人员和经费短缺的影响，对偏远乡镇的酒类流通监管执法显得力不从心，鞭长莫及。 （二）执法主体不明，职能部门协调不畅是导致酒类执法难到位的根本原由。酒类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商务局酒管办，但打击假冒偽劣却归属于市工商局，质量检测又是技术监督局的职责。商务部门对无证经营和没有开具酒类流通随附单的酒类只能就地扣押，不能没收，这无疑削弱了酒类执法的权威。对于涉嫌假冒或者造假的酒类必须依靠工商和质监局的配合，才能执法到位，遇上暴力抗法，除了报警外没有其他有效的行政手段，而事实上是，目前我市部门之间各自為阵，互不协调，仅凭商务酒管部门单打独斗，面对宠大的酒类流通市场，明显势单力薄，事倍功半。 （三）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发动不到位是导致酒类执法不力的重要因素。我市酒管执法正面临著群眾不知晓、经营户不理解、不配合的困惑。从我省其他市州酒类执法现状来看，政府重视是关键。我省、、等地市，当地政府在参照《国家食品安全法》和《省酒类流通管理条例》的基础上都出台了符合本地区实际的酒类行政执法条例，并且充分利用本地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等新闻媒介资源，大力宣传酒类执法，广而告之，不仅让全市老百姓知道酒管执法是政府行為，同时也给当地的酒管执法部门找到了执法的依据。在培养酒类经营户增强持证经营、守法经营意识同时也从根本上起到了震慑制贩卖假酒违法犯罪的作用。 三、加强酒类行政执法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宣传、扩大影响，定期开展打击假冒偽劣酒类违法行為的专项行动。结合打击经销假冒偽劣酒类商品违法行為行动，大力宣传酒类执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良好的形象对外展示酒管执法队伍，以“12312”商务举报投诉服务中心為平台，向酒类消费者和酒类经营者宣传酒类流通领域的法律法规知识，定期举办酒类流通法律法规培训，同时全方位与有关媒体合作，利用平面媒体、网络平台和全市各项专题活动，加大宣传力度，為开展酒类行政执法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政府支持，建章立制，為酒类执法提供执法依据。参照我省、、等地市的做法，在严格遵循《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產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及商务部2005第25号令《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和《省酒类流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按照《省行政程序规定》和《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参照市直相关行政执法单位的经验和文本，制定《市酒类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市委、市政府两办名义发文实施，并在政府网站予以公布，从而使我市酒管执法做到有据可查，有法可依。 （三）职能部门应相互协调配合，建立行政执法联动机制。酒类管理和行政执法涉及部门多，只有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才能形成战斗力，将案件执法到位。遵循法律法规关于执法职责划分的规定，与公安、卫生、工商、质监等部门密切配合并建立跨部门的信息通报、联合调查、案件移送等工作机制；建立联席联审会议制度，成立专项整治工作小组，组织开展联合执法；加强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监察等部门和单位的联系，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努力提升商务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扩大商务综合行政法的影响。 （四）建立酒类行业协会，用行业标准促行业自律。我市是酒类消费和流通的大市，仅凭酒管执法人员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尽快成立酒类行业协会，运用行业标准去促进行业自律，从而杜绝或减少制贩卖假酒及倒酒乱市行為的发生，真正保护酒类生產企业和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五）提高酒类批发准入门槛。现行酒类批发准入规定对批发企业拥有资金要求不高，一般一个品牌或者其中的某个系列就能申办批发许可证，按照现行的酒类流通管理制度，批发许可证有效期為三年，期间不年审。事实上有些企业因為经营不善或资金周转问题而被迫提前中止经营，此时容易出现许可证转让或者租借等情况，由于联系人、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变更，导致出现监管盲区。提高酒类批发准入门槛，鼓励企业发展多种经营，既有利于酒管部门加强对酒类流通企业和酒类流通市场的监管力度，又有利于扶持酒类批发企业做大做强，形成產业。 （六）定期举办酒类从业人员的资格培训，做到持证上岗。目前我市酒类从业人员多达18000余人，应定期组织对酒类从业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并发给培训证书。通过培训，增进从业人员知法、守法经营的自觉性和辨别真偽酒类的能力。规定所有酒类经营企业的从业人员未经培训，不予核发酒类批发许可证或者零售许可证。宾馆酒店，KTV酒吧、夜市等场所的酒类推销人员，未经培训，不予聘用。培训所需经费应由财政列入年初预算并建立专门帐户，做到专款专用。 （七）严格落实酒类随附单和建立进销台帐溯源制度。对所有从事酒类批发、酒类零售店实行酒类随附单及销售台帐制度，加大对超市、宾馆酒店、酒吧及KTV、夜市等终端消费场所的监督和检查。让流向市场的每瓶酒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明，让消费终端的每瓶酒都做到有据可查。同时重点加大对国產名优名酒和进口红酒的监督检查。 行政类论文:德美行政诉讼种类之对比与借鉴 摘要：从法国国家参事院的建立算起，行政诉讼制度存在已经有200多年历史。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类型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本文对德美行政诉讼类型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行政诉讼有所借鉴。 关键词：行政诉讼类型；类型化；比较与借鉴 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是20世纪以来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总趋势。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因国而异，但一般来说，不外乎考虑以下因素：诉讼人的请求、当事人的诉讼资格、法院的判决权限及诉讼程序。本文中笔者着重考察和分析了德国和美国的行政诉讼类型，通过介绍、比较和分析两国行政诉讼类型的优劣所在，以期对于我国下一步修改行政诉讼法，确立行政诉讼的类型有一定的借鉴效应。 一、德国行政诉讼类型 诉讼类型的划分是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按照权威的观点，基本诉讼类型是形成之诉、给付之诉和确认之诉。各种诉讼类型之间又有一定的交叉，因此，期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对于同一事件，当事人可以出于不同的考虑方式提出数个类型的诉讼，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1．确认之诉，是指确认公法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诉讼类型。《行政法院法》采取简便的二分法：即一般确认之诉；继续的确认之诉，又称为事后的确认之诉。 2．给付之诉是原告方要求被告方提供特定的“给付”即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诉讼，此种类型既适用于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也适用于行政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其中，典型的是的职责之诉，即公民提出要求行政机关做出原先拒绝或者没有做出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履行法定义务的诉讼，又被称为义务之诉。 3．形成之诉，是成立、变更或者消灭某种法律状态的事实，是一种开放的、不确定的诉讼类型，既适用于行政行为，也适用于其他行政活动形式。形成之诉可以分为诉讼上的形成之诉和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包括以下类型：变更之诉、强制执行之诉又称为反强制执行之诉、重新进行之诉、机关诉讼、撤销之诉。 德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对于诉讼类型的规定从三个方面体现：（1）在《行政法院法》中有明示或者默示的规定。（2）由《行政法院法》指示使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形成。（3）法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认可特别的诉讼类型。不过后两种模式也可认为是在《行政法院法》规定的基本模式下的衍生产物。 二、美国的行政诉讼类型 美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类型，由于强调三权分立以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因而和行政诉讼相似的制度在美国被称为司法审查。根据联邦司法审查的方法，美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可以分为： 1．法定的审查。法定的审查是指法律对于行政机关的某项活动直接规定的审查，一般规定在机关的组织法中，法定的审查具体又有两种方式：一是特定的法定审查。二是普遍的法定审查。最典型的是霍布斯法。 2．非法定的审查。一切行政行为未明白禁止审查时，都可受到司法审查，这种法律所未明白规定的司法审查称为非法定审查。联邦法院的非法定审查主要有8种：侵权行为赔偿之诉、制止状、确认判决、提审状、禁止状、追问权力状、人身保护状、执行状。 3．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是一种间接审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不提起诉讼，而是在当事人不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行政机关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判执行的时候，当事人主张行政决定违法作为抗辩的理由，否认行政决定具有执行力量，法院在裁判以前，必须解决两个问题：（1）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成立。（2）当事人是否违反行政决定，或者是否没有执行行政决定。因此，执行诉讼的裁判也是法院取得司法审查权力的方法。 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可以发生在两种情况：（1）法律对行政决定完全没有规定执行的方法。（2）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执行措施，但是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力。 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联邦行政机关的一切重要决定，几乎都有成文法的司法审查形式。在成文法对行政机关的决定没有规定司法审查时，只要法律形式没有明白禁止司法审查，法院都假定可以审查。这时，法院根据法院具有的一般管辖权限进行司法审查。当事人对法律的规定不服，能够根据宪法主张司法审查，只限于行政机关的决定涉及到宪法问题的时候。 当事人根据宪法主张司法审查的权利出现在两种情况：（1）行政机关侵犯当事人的宪法的实体权利，如侵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2）侵犯宪法保障的程序权利，如剥夺当事人的自由和财产而没有按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两种情况，如果受害人没有其他的司法审查权利，或者这种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时，可以根据宪法权利申请司法审查。 三、两国行政诉讼类型的比较 对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定两国有很大的不同，德国代表着典型的大陆法系传统，美国则沿袭英美法系的格式。虽然两国行政诉讼类型存在诸多差异，但是行政诉讼制度又有某些普适的原则。 1．相同之处 （1）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都遵循着相同的目的或是价值基础。不论在德国还是在美国，设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一种最可信赖的司法最终救济手段，保护相对人的权利和自由。二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公共利益，维护行政法治及行政法律秩序。 （2）都注意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在美国有私人检察总长理论，认为国会为了维护公益，可以授权检察总长对行政机关的行为申请司法审查，国会也有权以法律指定其他的当事人作为私人检察总长主张公共利益。在德国协会之诉和民众之诉，协会之诉指协会因其成员或他人的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民众之诉指原告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 （3）行政诉讼类型化标准的多样性。在德国有传统的分类方法，根据原告诉讼请求的目的，将行政诉讼分为基本的3个类型。也有是根据诉的标的将诉分类为针对行政行为、事实行为和法律以下的法规三大类别。此外，还可以根据诉的提出系针对国家权力的消极防御还是积极要求，以及系针对不再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正在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或将来才会出现的行政活动而对其进行分类。在美国由于英美国家没有公私法的划分，它的行政诉讼类型主要是根据法院取得司法审查方式也将行政诉讼分为4种类型。美的两国的行政诉讼类型是多样化的。 2．不同之处 （1）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标准不同。德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主要是行政诉讼的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诉讼目的，是从实体的角度进行的划分。而美国则是通过程序上的标准不同来划分行政诉讼的。 （2）行政诉讼类型宽窄不同。在美国存在着执行诉讼，在相对人不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或不履行行政义务时，行政机关原则上不能采取强制执行手段，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履行。相对人如不履行法院的命令，法院将以藐视法庭罪处以罚金或拘禁。美国执行诉讼的基础在于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特点，为有效地控制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把这种对公民权益极易造成损害的强制执行权交由法院行使，而强制执行的发动权属于行政机关。而在德国则没有此类诉讼，若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机关的决定，德国的行政机关可以自己强制执行，无须向法院提起诉讼。 （3）两国的行政诉讼类型体现了他们对私益和公益保护的侧重点不同。在美国，制止状、人身保护状、禁止状及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体现对私人权益的保护，都以突出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而在德国，撤销之诉和变更之诉则是体现对行政法治、行政法律秩序的维护之上，体现对公共利益的高度重视。 四、中国对于两国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借鉴 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的类型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非类型化使得在行政诉讼的司法实务中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诉讼效率低下，司法资源浪费。行政争议相对于民事纠纷来讲，其性质较为复杂。例如“行政争议有外部争议和内部争议之分，行政争议还有直接争议和间接争议之分。因为行政争议的性质如此复杂，法院在处理行政争议的时候。应当针对不同性质的争议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显然，现行的规定降低了行政争议的效率，不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 2．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的不完善。在中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的模式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类型，其结果是使得公民的起诉范围过于狭窄，公民只有在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才能提出行政诉讼。使得那些被抽象行政行为损害合法权益的公民投诉无门，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我国行政诉讼体系的设置不科学。我国没有明确的行政诉讼类型，这使得法院在定位某一具体行政诉讼时通常采用结合《行政诉讼法》第5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的种类的方法，而将行政诉讼的定性分别对应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履行判决、确认判决等，分为撤消诉讼、变更诉讼、履行诉讼、确认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这几种类型。从逻辑关系来看，这种由判决方式倒推诉讼类型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倒果为因的做法，从而破坏了整个行政诉讼体系的科学性。 4．不利于我国法治社会建立。在法律上明确行政诉讼的类型，可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自身的建设，促进宪政制度的建立，使对国家的管理建立在一个理性的规则之上，我国这种行政诉讼非类型化的模式有可能阻碍国家法治社会的发展和宪政制度的建立。 借鉴诉讼制度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验，行政诉讼类型化已经是此次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大势所趋。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于类型化一直没有规定，但是学者们已经开始对诉讼的类型化有了不同的设想。例如薛刚凌教授在其《行政诉权研究》一书中，以法院行政判决权的大小为标准，将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的类型分为撤销诉讼、变更诉讼、履行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四种类型。马怀德教授则认为，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我国的判决形式，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变更诉讼、赔偿诉讼、履行诉讼等五种类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逐步实现，这些构想将变成更为适应现实律条。 行政类论文:行政诉讼类型化分析论文 一、行政诉讼类型化概念探析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除了诉权,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三、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构想 我国应当在充分汲取域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模式的基础上，周密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具体如下。 1.立法模式的选择 因为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对诉讼类型的多少以及是否具有可扩展性有直接的影响。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上看，尽管“默示主义”更能赋予法院较大的诉讼种类形成空间，使民众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多。但基于诉讼类型明确化和程序规则定型化的考虑，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选择了“明定主义”，如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类型应当是开放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我们应当采取概括主义与例举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在确立基本诉讼类型之后，在基本类型下又划分出一些亚类型，并没定某些特殊的诉讼类型，或承认法定诉讼种类之外的其他“无名诉讼类型”。 2.类型构造的基本标准 对概念进行划分时，必须按照分类的规则来进行，即划分时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并且各子项外延必须互不相容。只有建立在科学、明确的标准基础上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价值。鉴于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诉权的有效保障，因而类型区分的标准也应当着眼于当事人对其诉权的具体行使，亦即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只有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请求，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显现，审判权才能真正受到诉权的约束。综观各国行政法治的实践，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内容的不同作为区分行政诉讼类型的核心标准业已成为城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重要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分标准，其本身应具有高度的涵盖性，能够揭示行政诉讼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最基本的标准。本文由收集整理。 3.我国应确立的行政诉讼类型 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主导性区分标准，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应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这三类诉讼几乎涵盖了当事人起诉的所有情形，因此应作为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最重要的基本类型。在基本类型下根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维护客观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根据诉讼标的的不同，进一步区分出若干亚类型。撤销诉讼可以再分为原行政行为撤销之诉和行政复议行为撤销之诉；行政给付之诉可以分为课予义务之诉与一般给付之诉，其中课予义务之诉又包括纯粹行政不作为之诉和行政拒绝作为之诉两种子类型。现在学界探讨比较多的行政诉讼形式，如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等，这些诉讼类型充其量也只是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争议的属性发生某些变化而已。诉讼请求无非是撤销、变更车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其仍需借助于“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四、结语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在我国大陆的兴起，既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界的自觉行动。虽然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构造做出明确规定，但这种非类型化的诉讼格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察。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建立科学、统一而独立的行政诉讼类型化划分标准，设计出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所迫切需要的诉讼类型已成为学界共识。当然，诉讼类型化的研究也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科学完整、严谨务实的诉讼类型体系必将载入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法典！ 行政类论文:我国区域行政类型分析论文 (1)中央直辖市区域与普通省制区域行政。它们基本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解放区不断推向全国,军管会逐步过渡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而形成其基本蓝图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实施,与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相匹配,建立并推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加强行政权力的集中统一,于是,在中央之下,逐级建立了省一县一区一乡四层级行政体系。此后一个历史阶段,地方行政建制趋于基本稳定,某些具体环节的变化并未从实质上引起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地方行政建制有了新的调整和发展趋势,行政层级以省(直辖市)——地市(区)——县——乡为主体框架,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相继进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区域序列,地方行政格局出现局部变动。不仅如此,中央实施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需要的行政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与措施,精减机构,简政放权,地方随之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促进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中央与地方间权力重新配置,利益共享或分享。但是,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实际上只能在一定范围、部分权限内进行,中央政府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和国家政治与行政体系中的某些权限诸如外交、国防等是排它而不可划分的。中央向地方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放权让利,使得特区与非特区、沿海与内地等行政区域间政治、经济差异性增多,存在着不平等和不公平竞争,而且地方主义、宏观调控不力,政治监督机制不健全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不容忽视的比重,影响中央的权威,政府组织与管理社会的效率及政府行政能力,制约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区域整合。由于市场经济尚在发育和成长中,中央与地方关系仍具有较大的变动空间和潜力,蕴含着政治发展新的内容和走势。 (2)民族区域自治制区域行政,民族区域自治制区域行政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合,就是在国家所辖领土的地区内,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地方自治,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以实现其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它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赋予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及其所居地区更多的自治权和自主权,保证了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并为逐步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提供了政治条件和现实可能性。 民族自治区域的自治机关具有双重性质,首先它是我国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一部分,与普通省制区域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同质的;其次,它又是民族自治区域的一级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享有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自治权。在县级以下的少数民族自治乡是基层行政区域,因地小人少,则不具备有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的、宪法规定的全部自治权的条件,不能制定自治条例。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其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的规模应当同它的行政地位相适应。 在民族区域自治区中,西藏自治区具有一定典型意义。西藏近代社会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政教合一,西藏人民在官家、僧侣、贵族三大领主统治之下,几无人权可言。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协议》规定了西藏各民族的基本人权,是西藏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人权宣言。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社会从封建农奴制社会逐步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其区域行政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自治机关民族化。自治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藏族工作人员,而且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行政时,一般使用藏语文,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付诸区域行政,坚持“两个离不开”,克服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促进了民族间相互尊重和团结,共同繁荣和发展。在实践中为从西藏具体实际出发,开辟了一条民族进步及其政治发展的渠道。(3)特别行政制区域行政同样是区域自治却高于民族区域自治程度的“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域,已纳入中国当代区域行政范畴和政治发展轨道。特别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它所享有的各种自治权以及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中央人民政府新赋予的,只是由国家在法律上确认原有的而已,其政治不是“完全自治”,却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就是比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区域的自治权力还要广泛得多。 香港回归中国后,依据《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政制以“行政主导”为一大特色,行政长官实际上具有双重法律地位。一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另一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是香港的最高地方长官,并负有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之责,他不同于过去的香港总督,也有别于普通省制、中央直辖市、民族区域自治等行政区域的行政首长。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香港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悖,即政治从根本上不发展。香港主权回归后,中国对其恢复行使主权和治权、港人当家做主人,区域行政既消除了原来的殖民地因素和一些明显属落后、不合理的方面,又吸收其中与现代人类相吻合的积极进步的内容。这在香港发展史上是个历史性的转折和飞跃。对于香港、澳门,中国是恢复行使主权,而台湾问题则是国家和平统一的问题。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后,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可保留军队;台湾当局和有关各方以及台湾人民的利益都将得到切实保障。特别行政在香港的运行和在澳门、台湾的现实可能性,是要长期影响中国当代政治发展内容和基本走势的。 行政类论文:建设局综合类行政执法工作汇报 一、开展工作情况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建立健全领导和办事机构，按时对实施情况进行自查和总结，并按要求报送执法情况。我局成立了××县建设局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并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充实，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二)结合实际，稳步推进 根据我局所开展的行政审批(服务)项目目录，将法定执法职权职责的依据明确到法律规范的具体条款，并将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纳入执法目录，将执法责任职责落实、细化到具体领导和内设机构、执法人员。并以文件形式印发局属各部门执行，在××县建设局网站、××县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和建设局橱窗内向全社会公开。我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德芳亲自抓行政执法工作，对我局的行政执法工作负总责，并将目标责任层层分解落实。 (三)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资格合法。所有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依法使用执法证。未出现无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现象。 (四)实行行政许可公示，制定了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依法实施行政许可。我局全年行政许可未出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案例，许可程序均合法，手续不完善。 (五)强化队伍建设。本年度末未出现1名执法人员违纪、领导违纪事件。 (六)结合部门工作实际积极开展执法培训。今年我局法制员参加了县政府法制办举办的行政执法培训，同时派出执法人员参加了《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城乡规划法》、《安全生产法》、《云南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动态管理》、《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房屋安全鉴定、恢复重建技术培训、物业管理培训等。 (七)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未出现内容、程序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八)规范执法案件卷宗宗材料管理。 (九)抓好部门法的宣传、培训。我局今年抓好了《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城乡规划法》、《安全生产法》、《云南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动态管理》、《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部门法的宣传、培训。 (十)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今年行政执法工作中，未出现不作为和依法该立案而未立案的、超时限办案办事的、违反法定程序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依据错误的、越权执法或滥用职权的、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申请未予以或未按时限予以行政许可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法律文书不符合规定的、重大行政行为未备案的十大行为。 (十一)按时办理人大建议、批评和意见，按时办理人大交办并要求反馈结果的重要信访案件，及时办理市长、县长热线电话交办的事项，及时组织和参与调处社会矛盾。 二、存在问题 1、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 2、群众对执法不理解，抵触情绪大。 三、下步工作打算 1、加强执法培训，加大执法力度; 2、完善执法程序，依法行政; 3、加大各项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法制意识。 行政类论文:行政诉讼类型分析论文 一、行政诉讼类型化概念探析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除了诉权,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三、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构想 我国应当在充分汲取域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模式的基础上，周密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具体如下。 1.立法模式的选择 因为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对诉讼类型的多少以及是否具有可扩展性有直接的影响。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上看，尽管“默示主义”更能赋予法院较大的诉讼种类形成空间，使民众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多。但基于诉讼类型明确化和程序规则定型化的考虑，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选择了“明定主义”，如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类型应当是开放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我们应当采取概括主义与例举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在确立基本诉讼类型之后，在基本类型下又划分出一些亚类型，并没定某些特殊的诉讼类型，或承认法定诉讼种类之外的其他“无名诉讼类型”。2.类型构造的基本标准 对概念进行划分时，必须按照分类的规则来进行，即划分时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并且各子项外延必须互不相容。只有建立在科学、明确的标准基础上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价值。鉴于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诉权的有效保障，因而类型区分的标准也应当着眼于当事人对其诉权的具体行使，亦即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只有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请求，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显现，审判权才能真正受到诉权的约束。综观各国行政法治的实践，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内容的不同作为区分行政诉讼类型的核心标准业已成为城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重要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分标准，其本身应具有高度的涵盖性，能够揭示行政诉讼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最基本的标准。 3.我国应确立的行政诉讼类型 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主导性区分标准，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应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这三类诉讼几乎涵盖了当事人起诉的所有情形，因此应作为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最重要的基本类型。在基本类型下根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维护客观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根据诉讼标的的不同，进一步区分出若干亚类型。撤销诉讼可以再分为原行政行为撤销之诉和行政复议行为撤销之诉；行政给付之诉可以分为课予义务之诉与一般给付之诉，其中课予义务之诉又包括纯粹行政不作为之诉和行政拒绝作为之诉两种子类型。现在学界探讨比较多的行政诉讼形式，如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等，这些诉讼类型充其量也只是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争议的属性发生某些变化而已。诉讼请求无非是撤销、变更车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其仍需借助于“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四、结语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在我国大陆的兴起，既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界的自觉行动。虽然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构造做出明确规定，但这种非类型化的诉讼格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察。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建立科学、统一而独立的行政诉讼类型化划分标准，设计出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所迫切需要的诉讼类型已成为学界共识。当然，诉讼类型化的研究也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科学完整、严谨务实的诉讼类型体系必将载入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法典！ 行政类论文:行政执法类职位考生申论写作技巧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纲关于申论考试的内容与往年相比有较大的变动。最为显著的就是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考试分设为两类试卷——一类试卷是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一类试卷是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考试大纲进一步指出，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职位申论考试主要测查报考者的阅读理解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其中的“贯彻执行能力”特别引人注目：在笔试中如何考查考生的贯彻执行能力呢？针对此，华图教研中心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李天甲老师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解读，希望能对广大考生备考有所帮助。 关于“贯彻执行能力”，考试大纲解释道：“能够准确理解工作目标和组织意图，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及时有效地完成任务。”根据考试大纲的解释，华图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李天甲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把握所谓的“贯彻执行能力”。 申论材料往往涉及一个或者两个社会现象或者社会问题，同时，给定材料中也会包含一些解决该社会问题的具体措施。因此，华图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李天甲认为，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考试很可能会要求考生针对材料中提到的某一项具体措施提出（写出）具体的执行方案或者实施方案。考生在写出具体的执行方案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准确理解工作目标和组织意图。实施方案的关键在于把握好相关部门出台这项措施的背景、目的与意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工作目标和组织意图。对此，考生可以通过阅读材料来了解出台这项措施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其次，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所谓的依法行政原则，简单来说包括六个方面：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在申论考试当中，考生除了要固守原来提对策的基本原则——可操作、合常理之外，还需要特别体现我们具有“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的意识与素质。我们的主体要合法，我们的措施要合法、我们的程序要合法以及我们的执行措施要高效便民，而不能低效扰民。 再次，根据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考生仔细阅读材料，充分体会材料设定的“场景”存在哪些“客观实际情况”。针对这些客观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灵活变通地制定相应的执行方案。 最后，及时有效地完成任务。这项要求与前文提到的“高效便民”之“高效”重合，此不赘述。 专家认为，制作一份执行方案或者实施方案基本上也属于对策措施题的一种，因此要贯彻对策题的作答原则——可操作、合常理。同时，李老师提醒各位考生，在复习的过程中注意对“贯彻执行能力”这一要求的思考。 行政类论文:行政诉讼类型化比较论文 摘要：行政诉讼类型化是二十世纪以来各国行政诉讼发展的共同趋向之一。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有助于公民诉权的切实维护和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因此是一国行政诉讼制度变革的核心新问题。文章通过对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理论界定，借鉴国外和我国太湾地区行政诉讼的分类标准，以及对其类型异同的分析，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构建的一些想法。 一、有关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理论界定 根据太湾学者蔡志方先生的界定，所谓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意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行政诉讼请求救济且法院仅在法定的裁判方法范围内裁判的诉讼形态。"私以为，蔡先生的表述恰当的反映了类型化的主旨，基本上能够揭示类型化的实质，可以为大陆学界所沿用。鉴于行政诉讼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因而行政诉讼类型化相比较民事诉讼类型化而言，自然具有其非凡的一面。但是，行政诉讼究竟脱胎于民事诉讼，因而两者之间仍存在许多关联，尤其是民事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和结果，对行政诉讼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来，各国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简约化即体现出其和民事诉讼的渊源。对行政诉讼类型和受案范围、诉讼请求、判决类型、诉讼模式等概念的区分，则有助于提升我国行政诉讼法学探究的范畴意识，在范畴提炼乃至体系化的基础上，重构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理论体系。私以为，应当尽快结束对受案范围的"聚焦"，将探究重点转向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比较上。 二、有关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的划分 （一）法国 法国没有有关行政诉讼类型的法律规定，但学术界的讨论比较激烈，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摘要：第一种是以法官判决案件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完全管辖之诉、撤销之诉、解释、审查行政决定的意义和合法性之诉以及处罚之诉；第二种新的分类方法是以诉讼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客观之诉和主观之诉。传统分类方法的优点在于标准的明确性和易于执行，而新的分类方法存在于不能穷尽行政诉讼类型、标准较模糊而不易把握等缺点。因此，传统分类一直是法国实务界的主要依据。 （二）日本 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将行政诉讼划分为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机关诉讼，而抗告诉讼又分为撤销诉讼，无效确认诉讼、不作为的违法确认和无名抗告诉讼。在日本，抗告诉讼具有重要的地位，大多数的行政案件都是通过其解决的。日本的这一划分包含着两个层次摘要：第一是以诉讼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划分为抗告诉讼和其他三种诉讼；第二是主要以行政判决的内容为依据将抗告诉讼分为四类。 （三）英国 英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和令状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主要依据诉讼程序的性质，划分为普通救济诉讼和非凡救济诉讼。普通救济诉讼是一种私法救济，完全是以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以诉讼请求为标准，分为禁制令之诉、宣告令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而非凡救济诉讼是一种公法救济，强调依法行政和法律秩序的维护；以诉讼请求为标准分为人身保护装之诉、调卷令之诉、禁止令之诉和强制令之诉。 （四）美国 美国没有典型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制度。她的司法审查就类似于行政诉讼制度。按照诉讼的性质和功能，美国的行政诉讼划分为个人救济诉讼、纳税人诉讼（或监督诉讼）、执行诉讼、和程序诉讼四类。美国的司法审查实现了比行政诉讼更为广泛的功能。 （五）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三条摘要："前所称之行政诉讼，指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及给付诉讼"；第七条规定了提前行政诉讼时可以合并请求损害赔偿；第九条规定了公益诉讼；第十条规定了选举罢免争议诉讼。现台湾学界主要讨论行政诉讼类型的诉讼要件、各诉讼类型之间的关系、原告对类型的选取、行政诉讼类型和行政行为的关系、对一种诉讼类型的具体探究等。可见，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类型理论探究较深入，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比较以上几个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摘要：从历史发展来看，行政诉讼类型有逐渐扩大的趋向；第二摘要：在分类标注上，划分标注呈现多样化。这一方面表明了标准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行政诉讼类型的具体划分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如诉讼价值取向、法律传统、原有的法律体系以及包括宪政在内的政治制度等。英美法系主要从程序角度考虑划分标准，而大陆法系主要从实体角度考虑，这和两大法系的法律传统和大陆体系是一致的。 三、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构建设想 针对我国行政权历来膨胀且极为强大，及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的目前状况，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应侧重保障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权的合法行使。为更好的实现这一目的，行政诉讼的类型就应当规定的全面。 （一）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属于形成诉讼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法院以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方法，原则上溯及既往地消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使原告因该具体行政行为被侵害的权利得以恢复。提起撤销诉讼的条件，主要是因撤销之诉的诉讼标的违法，导致侵害原告之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在公益诉讼时侵害的是公共利益，这和原告的诉权或适格有关。因而法院在对这类行政案件进行审理时，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审查，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 （二）课以义务诉讼 课以义务的诉讼目的是原告向被告行政主体依法提出的申请，被行政主体违法拒绝或不予答复，使其权利收到损害，因此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行政主体做出原告依法请求的具体行政行为。课以义务之诉，主要适用于干涉行政领域。 （三）给付诉讼 给付诉讼的目的是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被告履行金钱或财产的给付义务，假如行政主体再次拒绝，则可予以强制执行。提起条件是行政主体应当履行金钱或财产的给付义务而没有履行，其形式可能是安置、补助、抚恤、优待、救灾扶贫等，由于该诉讼标的未履行或未做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四）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的目的在于借助法院的"确认判决"，确认具有争议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无效、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相对于其他积极的诉讼种类，确认诉讼仅具有补充性质，即只有在其他诉讼种类不得提起时，才可提起确认诉讼，因此具有补偿性、从属性、次要性和后备性。 （五）公益诉讼 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应当是某法律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使公众的公共利益收到损害。有关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例如由谁来提起公益诉讼、对于哪些情况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应如何审理及判决等等。目前，呼声较高的是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由检察院作为提起公诉的主体。 （六）当事人诉讼 当事人诉讼是行政诉讼的一种非凡类型，他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导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从而引发民事当事人之间或者和行政机关之间的争议，法院审理此类争议的活动称之为当事人诉讼。 结语 借鉴诉讼制度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验，行政诉讼类型化有了不同的设想。例如马怀德教授认为，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我国的判决形式，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赔偿诉讼、履行诉讼等五种类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逐步实现，这些构想将变为更为适应现实的律条。 行政类论文:行政处罚种类分析论文 行政处罚的种类分析和论文关键词行政执法；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罚金 论文摘要对行政执法实践中的3个问题，即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罚金3种处罚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种类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为行政执法尺度的确定和执法工作实践提供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共7项，前6项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常用的处罚种类，而第7项只是笼统地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法学上规结出行政处罚种类共四大类，即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自由罚。申诫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行为违法，教育行为人避免以后再犯的一种形式。它区别于其他种类处罚的特点在于对违法行为者实施的是精神上或者名誉、信誉等方面的惩戒，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其他实体权利的剥夺或者限制，因此申诫罚更能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财产罚是指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剥夺其原有财产的行政处罚。这种处罚的特点是对违法的相对人在经济上给予制裁，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财产罚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指对非法收入应采取没收措施，而罚款是处罚违法相对人的合法收入，这是罚款与没收的主要区别。行为罚（能力罚）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权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制裁措施。这里所说的行为主要是指经行政机关批准同意从事某项活动的权利和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就意味着违法。如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自由罚（人身罚）是限制或者剥夺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的处罚。自由罚的实施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就是行政相对人在短时期内将失去人身自由，如行政拘留。除了上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常用处罚种类外，许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了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下面将就这些规定是否行政处罚进行探讨。 1责令改正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许多学者们和执法工作者持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法》中没有规定，因此它只是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或者是行政强制，而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它是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书面文书送达的，并且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要求相对人必须执行的。《行政处罚法》除了规定6种基本行政处罚种类外，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0章法律责任第62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①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包装的。②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③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④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⑤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这些规定中的“责令改正”是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呢？笔者认为如果由行政处罚机关没对行政相对人下达处罚决定之前，单独口头或者以文书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就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起要求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纠正其违法行为的作用，具有教育意义；如果单行法条款中规定了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以行政处罚决定形式书面下达的，那就是行政处罚。地方法规中规定的“责令改正”是不是行政处罚呢？如《江苏省种子条例》第6章法律责任第42条规定，违法本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未经批准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理《江苏省种子条例》只是地方法规，只能规定6种基本的处罚种类，但是该条例的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行政处罚法》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该条例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对《种子法》第61条第3项作出的具体规定。另外，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法律责任或者罚则中规定类似于责令改正的，应一并如上理解。2通报批评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对于通报批评，在法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不是行政处罚的一种，而是一种机关内部指出错误的方法，不具有处罚性，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是一种行政处罚，一旦作出将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名誉、信誉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通报批评用于单位内部上级处理违纪的下级，或者党和行政机关内部监察部门或者纪委处理违反纪律的人，这时只是一种行政处分，不是行政处罚。当行政机关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使用通报批评时，是否是行政处罚呢？按照《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第（7）项规定，先看一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第43条规定，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这条规定中包含警告，也就是行政处罚的一种，笔者认为，单独对违法行政相对人以书面形式通报批评时，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行政机关利用责权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一种警示，利用其声誉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将通报批评写入行政处罚决定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书面通报批评的，就是行政处罚。因此，通常有人把通报批评同警告一起，作为申诫罚的2种最重要的形式。其实，警告通常仅限于直接告知违法行为人，而通报批评告知的范围较广泛，不仅限于告知行为人自己，还包括告知与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3罚金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有的人将罚金和罚款混淆，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写了“处以罚金××元”之类的文字，这是错误的。罚款，属于财产罚，是指行政机关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缴纳一定数额的货币从而依法损害或者剥夺行政相对人某些财产权的一种处罚。罚款就是依法对违法行为人财产权的剥夺，不管行为人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只要违反了法律、法规，危害了行政管理秩序，就可以依法予以罚款。在行政处罚中只能是罚款，是行政机关对违法而没有犯罪的行政相对人实施金钱的处罚，而罚金是对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个人或者组织的一种刑事处罚，是刑罚中的一种附加刑，是由人民法院实施和执行。另外，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与司法上排除妨碍诉讼行为的强制措施的罚款也不同，后者是针对在诉讼程序中实施了妨碍诉讼活动的违法行为人进行的，由人民法院决定与实施。 行政类论文:行政性垄断概念分类论文 这些年来，行政性垄断一直是经济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讨论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关于行政性垄断的见解仍然是众说纷纭。 一、行政性垄断的概念分类 许多学者认为，行政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共同构成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而行政性垄断对竞争的危害远甚于经济性垄断。因此，反行政性垄断是反垄断法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行政性垄断（又称行政垄断）是指中央政府所属的各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各管理部门以及被上述政府和政府管理部门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违法行为。 行政性垄断可分为两大类，即地区垄断（又称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又称行业垄断）。所谓地区垄断是指某一地区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保护本地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或者本地企业参与外地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地区垄断多由地方政府以命令、文件和通知等方式作出。对地区垄断即地区封锁，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地区垄断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制。 所谓部门垄断是指政府所属部门为保护本部门的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其他部门企业参与本部门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没有规定，以致于个别学者认为没有将部门垄断单列的必要。事实上，部门垄断与地区垄断虽然也有些微的交叉、渗透，但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 二、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及成因 具体来说，行政性垄断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第二，损害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和消费者的利益；第三，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第四，阻碍自由、公平的有效竞争秩序的形式；第五，破坏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阻碍其进一步深化；第六，培养、扶植并保护经济性垄断。至于行政性垄断的形成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以及贯彻执行不力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根本原因；多元化的行政利益的趋动，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规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法律意识的淡薄等也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现状以及完善行政垄断规制立法的若干思考 我国现有规制行政性垄断的法律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第7条和第30条把行政性垄断行为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十分简略的规定。除此以外，国务院还先后颁布了一些行政法规。 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现状看，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法律文件效力层次大多较低，欠缺应有的权威性；二是对行政性垄断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太轻，且欠缺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三是反行政性垄断的主要机构设置不当，使得反行政垄断执法举步维艰。 笔者认为，要有效制止行政性垄断，应创建以下几项新制度和新机制：第一，应在充分总结本土经验基础上博采众长，制定包括反行政性垄断在内的统一的反垄断法典，并在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全过程中，建立能够充分发挥专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作用的相应机制；第二，建立严格的行政性垄断法律责任制度，并使其落到实处；第三，设立高度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具有准司法机构性质的反垄断主管机构，并赋予其对行政性垄断禁令的权力；第四，赋予反垄断主管机构针对行政性垄断在特定的条件下提起诉讼的权利，包括建立民事公诉制度；第五，在未来的反垄断法典中，应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行政类论文:税务行政处罚种类论文 税务行政处罚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反税收征收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依法应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由税务机关依法对其实施一定制裁的措施。行政处罚是一种行政机关主动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名誉或其他权益限制或剥夺，或者科以新的义务，体现了强烈的制裁性质，因此国家专门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 一、税务行政处罚管理现状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有七种：(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和（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实施规定的处罚种类。考虑到其他法律法规具体调整的需要，因此《行政处罚法》在规范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种类时在第八条特别作了一条附加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这实际上是在行政处罚的种类上开了一个口子，按此规定在《行政处罚法》颁布前其他生效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还可以继续适用，而且以后出台的法律、法规还可以补充行政处罚的种类。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六款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包括：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其中停止出口退税权的处罚设定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是在二00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六条才予以明确为一种行政处罚，这才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种类设定权限的规定。 正确划分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有利于规范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因为税务行政处罚是对管理相对人违反了税收管理秩序后，税务机关给相对人一定制裁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可诉讼行为，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作出，否则税务机关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因此应当正确界定税务行政处罚行为和“税务机关不予依法办理或答复的行为”（《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七款规定）。 然而，在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出台前，对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规定还不规范和完善，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及税收征管工作规程等规章规定，确定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少，与基层税务机关的管理实际不相适应，一些税务机关根据税收征管规程规定，在管理中已经采取的有效管理措施在法律上没有充足的依据，特别是涉及到损害到纳税人利益的措施，如果不在法律上予以明确，不利于日常税收管理。因此，应当根据税收征管的发展情况，将原有规章、规程规定的有效管理措施上升为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根据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应当有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停止出口退税权、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 其中责令限期改正从实质来看，它基本近似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警告，无论是就其作用还是性质而言，几乎与警告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和停止出口退税权是《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中已明确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在原《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已明确规定的处罚措施，《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将其作为单独的复议情形，未作为税务行政处罚。而全国税务人员执法资格统一考试用书《税收执法基础知识》第57页认为“其他法律法规还规定有关机关可以依法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可以采取驱逐出境、限制进境或出境、限期出境的行政处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其它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未结清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其出境。”从该种措施的性质和手段看，应该属于税务机关依法提请，而由有权机关协助执行的一种税务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因此应当将阻止处境作为一种税务行政处罚。 新《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后在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了“经税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的处罚措施，这与阻止出境措施的执行主体相似，都是由税务机关依法提请，由有权机关依法执行的一种处罚措施。吊销营业执照是《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的一种处罚措施，阻止出境按照其性质也属于其他法律规定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只是执行机关的特殊性。根据税收法律规定，执行该两项法律规定的处罚措施的原因是相对人违反税收征管秩序，税务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处理后，才能提请相关机关执行，在提请之前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调查取证、审理告知无效后，再由税务机关提请相关机关执行，只是最终执行的结果由相关部门执行。这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税务罚款的措施相似。因此该两项措施应当是税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一种特殊的执行主体的税务行政处罚。这与我国现行的执法体制有关，是由于我国税务机关执法范围和权限的有限性决定的。管理相对人对该处罚措施可以依法申请上一级税务机关复议，也可以提请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税务机关为被告或与具体执行机关为共同被告，而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当全部由税务机关负责。因此对这两项税务行政处罚措施的程序、法律责任应当进一步规范和明确。 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是税务机关早已使用的一种管理措施，基层主管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违章情况采取了停票或缴销发票等不同方式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国家税务总局也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发票控管办法。然而长期以来从税收立法到税务机关实际操作中没有将停止供应发票作为一种处罚措施，《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只将这一措施作为一种税务机关不作为的行政行为。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财务管理不断的规范和税收征管措施的日益强化，发票作为经济往来的重要凭据，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明确经济责任的主要的原始凭证，纳税人交易活动的重要凭证。对发票的控管成为税务机关控税管理的有效手段。作为发票管理的主管机关，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停止或缴销发票后，势必影响到纳税人的正常经营活动。纳税人正常取得和使用发票以保证其经营秩序的运行无疑是纳税人的一种权益，在税务征管活动中税务机关应当充分尊重纳税人的权益，然而在新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前，税务机关对发票的停售和缴销随意性较大，影响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发票控管措施提出诉讼。税务机关在诉讼中法律依据不足。 新《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后在第七十二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从立法的角度给税务机关的收缴发票予以认可。税务机关收缴和停止发售发票，是对纳税人使用发票权利的制裁，符合行政处罚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税务机关在采取收缴和停止发票处罚措施时应当按照税务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行管理。 三、规范税务行政处罚措施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税收征管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因此七种税务行政处罚措施中停止出口退税权、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应当由县级税务机关作出。 然而在《税收征管规程》中，对警告和罚款外的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得不具体，在基层税务机关执行中很不规范。急需完善现存的税收征管规程中税务行政处罚程序，当相对人违反税收管理秩序，需要给予税务行政处罚时，除警告和罚款外，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处理，例如对欠缴税款的出境前，需要阻止出境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将欠缴税款情况及催缴文书报县级税务机关审理，县级税务机关将欠税情况及文书审理后向当事人下达《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然后在当事人陈述申辩后制作阻止出境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交当事人，并制作《阻出境通知书》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交进出境管理机关执行，当事人在收到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不服的，可以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或提请行政诉讼。 因此，现行税收征管规程中关于税务行政处罚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对除警告、罚款外的税务行政处罚程序需要的税务文书应当尽早制定，以便于税务管理程序的规范化、合理化。

行政管理论文:践行科学发展观推进行政管理制度建设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等等这些俗语或古训无不在阐明一个道理：无论是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一个单位的平常工作，还是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都必须靠一定的制度来维系。好的制度能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提高社会效率，减少社会管理成本。那么什么是“制度”，它包含哪些方面的范畴呢？根据辞海及通常的解释，制度是指人们在行为中所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是人类行为的规范或约束规则的总称。通俗地讲，制度就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或共同认可的模式。 作为社会细胞之一的单位，其内部管理也常常会涉及到如何进行制度建设的问题。这里，制度设计的合理与否，是保证单位能否良性、有序发展的前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因制度设计的缺失，引发出种种的尴尬。 那么怎样才能完善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各项制度，构筑单位管理的基础网络呢？ 凭着本人的学习理解与管理实践证明，要抓好一个单位的工作，长期保持一个集体团结和睦、有条不紊、健康有序、高效廉洁的运行，必须建立和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 第一，完善职责分工制度，使之责任明确。要用制度的形式把所有人员的工作内容、工作目标、工作要求加以确定，规定在拥有哪些权力的同时，必需明确相应的义务，真正做到责任“落地”，守土有责。 第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使之有章可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建立规范有序的管理机制，是维系单位正常秩序必不可少的保障机制。因此应建立健全日常工作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利益分配制度、议事决策制度、廉政责任制度、考核奖惩制度，等等，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滋生。 第三，严格工作督查制度，使之工作到位。“法贵在行”，有了制度就要按制度办事，用制度规范行为。否则，制度再好也只是挂在墙上、写在纸上、说在嘴上，形同虚设。必须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度，加强对执行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有令不行、有法不依、有章不循、任意违犯的，要严肃查处，保证政令畅通。 第四，坚持阳光作业制度，使之公开透明。有人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单位所有重大事项的决定与执行，都必需要客观公正，透明有序，自觉接受各种监督。坚持做到管理公开，程序办事，决策民主，群众参与。 第五，落实外部监督制度，使之体系完善。“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加强监督制约，是促进正确使用权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要健全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和追究责任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纪检、监察、组织、审计的工作监督和人大政协的法律、社会监督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问题。 第六，规范“一把手”权力行使制度，使之首端控制。现实生活中，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严格有效的制约，存在有权无责、权大责小、权责脱节问题。因此，应建立健全规范“一把手”权力的系列配套制度，形成首端控制的权力制约机制。坚持重大问题集体决策，讨论重大问题一把手末位表态，一把手不直接参与项目工程和分管财务，对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的要追究责任。 在建立和完善制度的同时，应尽量做到以下几点。 1.制度要合理。要保障和维护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要真正体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 2.制度要切实。要符合客观环境，要不断的修订和完善。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一定是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反应。不切实际或盲目照抄照搬的条款，无疑是一纸空文。 3.制度要稳定。执行制度要保持相对连续性，不能朝三暮四，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4.制度要含情。制度要体现人情味，单位应推行人性化管理。制定制度时，在规定一般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包容可能存在的个体差异，以便充分发挥个体优势，为共同目标服务。 5.领导要垂范。执行制度领导要身体力行，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执行制度的表率。不论何时，榜样的力量都是很大的，有道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总之，只有坚持用纪律束人，制度管事，令行禁止，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有章可循，保证我们的干部少走弯路，不走邪路，才能保证一个单位健康、有序、效率的推进各项工作，促进社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行政管理论文:行政管理法制化构建 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而行政管理法制化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只有扎实推进行政管理法制化,才能实现依法行政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一、行政管理法制化的意义 行政管理法制化是指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将行政管理置于法律的调整与支配下,切实保证行政活动能够依照法律进行,从而使行政行为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道路。行政法制化主要体现在法制意识的培养、行政管理组织法制化、行政管理职能法制化、行政管理程序法制化等方面。法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宪政和人权保护的坚实基础。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的法制意识薄弱、依法行政能力欠缺,因而,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对推进整个社会的法制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依法行政是维护政府形象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是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和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的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着公民的各种权益。依法行政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一种政治道德和社会价值。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落实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二、我国行政管理法制化的现状 1、行政管理程序法制化滞后当前,我国的许多行政程序还没有实现法律化、规范化,许多行政行为的步骤、方式仍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野蛮执法、越权执法、滥权执法、以权压法等行政违法行为屡见不鲜,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了很大的质疑。这些大大降低了行政执法的效率,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此外,由于执法体制不畅、行政管理体系不完善带来了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扰民执法等许多执法问题。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涉及的监管部门有十几个,结果是大家都管,但是都管不好。这种重复执法不仅带来了行政执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2、行政管理执法方式落后行政管理执法方式落后集中体现在城市管理中。由于执法人员素质、执法环境与执法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城市行政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社会管理主体单一,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社会机构、民间组织等很少参与社会管理;缺少长效管理机制,执法部门热衷于专项执法、运动式执法,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少整体考虑和长远规划,缺少长效管理机制,以致于群众满意度低、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 三、推进行政管理法制化的几点建议 1、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法治不仅体现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上,更体现在人们的法制意识、法律素养等方面。因此,推进依法行政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在现实中许多执法者将法律作为统治百姓的工具,执法手段简单粗暴,在民众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为此,广大执法人员应转变执法理念,应树立服务意识、理性执法意识,将执法作为增进民众福利、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种手段。执法观念决定着行政人员的执法行为,影响着执法效果。因此,执法者应树立行政服务、民主参与、平等互动的执法理念,自觉约束自己的执法行为,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同时应在严格遵守法律的情况下,提高执法的能动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全面提高行政执法能力要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就必须高度重视执法人员素质建设。应通过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等方式,使广大执法人员树立正确的正确的金钱观、权力观、人生观,能够自觉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能自觉做到文明执法、规范执法、严格执法。同时应完善法律制定与修改的程序,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不断修改和完善法律,促进法律建设的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应建立完善的法律学习培训制度,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法律培训,以提高其法律素养。此外,还要培养执法人员的行政程序意识,使执法者能够严格按程序执法,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各种合法权利,促进执法公正。推进执法组织建设也是加强行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应理顺行政管理体制。依法行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许多部门和多种利益关系,现实中因部门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推诿扯皮、重复执法、多头执法等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必须从体制上理顺各个执法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完善的部门协调机制。此外,应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和执法责任,建立完善的执法责任制,将执法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杜绝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应建立明确的执法考核标准和奖惩办法,加强执法管理监督,强化行政执法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3、进一步完善执法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基本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在行政执法上还存在着许多漏洞,如行政法规中背离法律等级性,越权立法的现象普遍存在;行政法规之间相互冲突,造成执法难的现象屡见不鲜,等等。为此,应完善行政立法制度,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如在立法之前应建立科学的立法规划,并对立法项目进行充分的论证;应完善立法程序,通过调查、座谈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通过立法听证会等方式来保证立法的公平性、合理性。另外,还应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及时修订过时的、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各种法律法规,确保法律法规的科学性。依法治国是我党的基本治国方略,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为此,我们应深入研究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提高行政人员的法制意识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全面提高行政管理的法制化水平,深入推进我国的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 行政管理论文:机构编办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体会思考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相关意见。认真学习之,深感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意义重大,机构编制部门责无旁贷,必须深刻领会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真学习,加强研究,统筹安排,突出重点,精心部署,坚定不移地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机构编制部门应切实做到“五要”： 一、要明确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从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愿望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有：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相协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立足国情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改革创新；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做到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二、要掌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和主要方法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保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和进一步明确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和主要方法,为全面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提供理论支撑。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从本县实际情况出发,确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原则和步骤方法；坚持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紧紧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重点,统筹兼顾,稳步推进；重视民主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基础性作用,运用法治手段推进和保障改革；遵循行政管理的一般规律,积极借鉴国内外公共行政改革的有益经验和通行做法。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法:在改革战略的谋划上,要注重系统思维与问题意识的统一；在改革任务的部署上,要注重长期目标与近期重点的统一；在改革举措的实施上,要注重质的突破与量的积累的统一；在改革进程的推动上,要注重自下而上广泛参与与自上而下集中推进的统一。 三、要抓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在改革过程中,机构编制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明确部门责任,确保权责一致。必须 做到: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要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四、要落实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 根据各级政府的职责重点，合理调整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在中央、省、州确定的限额内,需要统一设置的机构应当上下对口,其他机构因地制宜设置;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和明确权责关系；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不再保留的,任务交由职能部门承担。要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设置,涉及跨部门的事项,由主办部门牵头协调。确需设立的,严格按规定程序审批,一般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对现有事业单位分三类进行改革。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转为企业;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强化公益属性,整合资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监管。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完善相关财政政策;认真执行政府组织法律法规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严格控制编制,严禁超编进人,对违反规定的限期予以纠正。建立健全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预算、组织人事管理的配合制约机制,加强对机构编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快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的法制化进程。 五、要积极配合做好改革的组织实施工作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机构编制部门要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与其他部门一道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狠抓落实。要抓紧制定县政府机构改革、议事协调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方案,制定和完善县政府工作部门“三定”规定;要严肃纪律,杜绝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干预下级机构设置和编制配备的行为发生;要重视研究和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引导舆论,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行政管理论文:海洋体系行政管理学的论文 一、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现状 海洋行政管理学始自20世纪后期人类对于海洋利益的高度重视。超越陆地,走向海洋,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社会共识,如果说古代海洋开发利用与近代航海时代停留在尚未完全成型、统治管理职能不够明晰的政府的引导之下,那么近几十年来海洋事务的兴盛,则是由成熟的管理型行政的政府统摄之下推进而成,海洋行政管理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内涵。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研究人类海洋事务管理规律,服务于社会对于海洋快速增长的需求。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与海洋部门官员对于海洋领域具体管理问题的论述。进入21世纪,学者逐渐开始由实证研究转向理论提升的过程,作为一门学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不断地得到展开,如郑敬高于2002年出版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目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设计上。最初的研究尚无明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学者通过基于海洋管理学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略加阐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界对于海洋管理学的定义突出政府的主体作用,这与海洋行政管理学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相合。 王琪在《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一书中引述以往有关海洋管理的定义,如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美国海洋管理》对于“海洋管理”的定义:“指政府能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的干预行动”。早期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管理的理解近似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比如“海洋管理市政府对海洋及其环境和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而王琪等编着的《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多是从倡导海洋管理的高度,着重介绍海洋管理的已有研究成果,并且将海洋管理归于公共管理范畴,认为“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这一思路与世界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一脉相承,海洋行政管理学只是以专业名词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也没有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2013年3月出版的《变革中的海洋管理》一书中在公共管理的思路下审视行政管理,辟有“海洋行政管理”一章。在该书中,王琪等认为“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并且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海洋特色、系统性、以政府为核心等原则,将海洋行政管理体系划分为基本理论、管理组织、管理行为以及工具、具体实践、海洋行政伦理、海洋行政管理发展等六个方面,并结合国内海洋管理实际,具体分析了海洋执法体制与海洋政策问题。这部分论述关涉海洋行政管理定义、构建原则、体系设计等基础内容,可以视为学界系统探索海洋行政管理的代表,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海洋行政管理学》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总结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的着作。 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属于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以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总体的规范效应,但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它是“以涉海行政组织及其行政实践行为为研究对象,要揭示海洋行政组织的职能、结构特征,海洋行政组织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海洋领域中的特殊管理问题”,由此海洋行政管理学既要研究传统行政管理已有的行政职能、行政组织、海洋政策、行政法治等内容,也要展现海洋信息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岛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特色部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兼具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特色内容。针对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国内学者还有其他表述。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吕建华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体系设计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战略、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等七个方面。现有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依然没有达致理论自洽。其一表现在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原有研究只是原则性的将其理论基础划分为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科学理论,这种思路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缺乏细致的理论再分解,因而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缺少管理行为工具层面的论述。以往只是在论述政府职能时提及经济职能,体现资源分配作用的海洋政策以及海洋财政没有凸显出来,而海洋政策与海洋财政正是与海洋管理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部分。此外,正式着作中缺少海洋战略的规划设计,这与国家层面海洋强国的整体实践不能有效衔接,因而也不能体现行政管理学的问题导向意识。理论体系的前瞻性设计影响着后续理论发展乃至具体实践,实践的需求又会反作用于理论,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学本就是由海洋管理实践所触发,当前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更是呼唤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由此需要重新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历 经几十载发展,海洋行业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区域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素材,从明确构建原则出发统合素材、形成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水到渠成。 (一)工具性原则 行政管理学自19世纪末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工具性与应用性色彩,它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决政府管理无效现实以及政党分肥现象而逐步创造出来。技术与效率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尤其以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为最显着。虽然此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等理论对行政管理工具性价值取向大加鞭挞,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却不断提醒世人行政管理追求效率的合理性。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民主与效率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证明面对新兴事物,效率是初始阶段的首要价值。针对海洋这一新兴领域发展而来的海洋行政管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走上追求工具性价值的道路。突出工具性价值,强调应用性,能够引导人类实践迅速适应海洋的易变性;并且海洋事务的发展首先需要海洋科技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对于工具性管理的需求,因而,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不应放弃工具性价值,应结合海洋科技,更好的服务人类海洋实践。 (二)差异性原则 海洋赋予海洋行政管理学相较于传统行政管理学的鲜明特质,这样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一方面,海洋行政管理学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制度支持为研究目标;其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海洋事务有效管理的规律;另一方面,海洋又使得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比如针对海洋信息、海洋环境保护的研究。因而,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需要遵循与传统行政管理学相差异的原则。 (三)系统化原则 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需遵循系统化原则,即“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联系、符合逻辑性,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需要认真考察理论整体与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达到逻辑自洽的效果。比如,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意指何在,其外延能否已由各个子部分有效呈现;子部分之间演进的逻辑顺序又是如何,是否遵循一般行政管理学的规律等。系统化原则有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结构,解决以往该领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 (四)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原则可做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与工具性原则相对,生态性原则呼应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在海洋行政管理学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侧重海洋环境管理的研究,为人类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工具;二是注意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美国也有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发展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必然要借鉴国外成果,然而需要利用中国的文化生态加以检验和甄别,不可盲目照搬,单纯从纯学理角度引入国外理论。 三、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 按照人类一般的认知规律以及行政管理学现有的框架体系,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包括海洋行政管理学概念阐释、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基础、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海洋行政管理主体、海洋行政管理行为工具、海洋行政管理实践等六个部分。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学理论和海洋科学理论;理念层面包括海洋意识与海洋价值、海洋伦理相关理论;管理主体部分按照传统行政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部分内涵管理客体内容,并且应该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海洋性特色的体现,意即包括海洋权益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由此,从管理理念到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部分的设计,体现了由精神层面过渡到制度层面再到操作层面的演变。 (一)概念阐释 在构建框架体系时,概念的区别为体系构建提供边界,因而厘清概念尤为必要。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首先应该认真处理“海洋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综合管理”等基本概念的关系。对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一般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海洋管理涉及多元主体,这与强调政府单一主体的海洋行政管理有着明显区别,借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比较容易在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概念区分上达成共识。然而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则很难简单加以分别。现有的研究将海洋综合管理定义为“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和教育等手段,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等事关全局、影响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及行为过程”,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都是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机关,海洋综合管理属于高层次的战略管理层面。学者在编写教材体例上多将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并列,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分类理由。笔者认为,随着行政国家的发展,政府往往借助行政、立法乃至部分司法功能达成预定的公共目标,加强海洋的区域管理亦或是综合管理,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应有之义,因而海洋综合管理可以归于海洋行政管理之列。此外在美国学术界。美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分为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工业管理、政策与冲突解决、海洋环境管理四类。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海洋经济价值的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海洋资源管理内涵广阔,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更多的属于工商管理或者经济管理的范畴;海洋工业管理可以说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体现,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至于强调海洋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意在加强所属海洋权益的维护以及国际国内海洋争端的处理,这对于目前中国复杂的海洋事务具有借鉴意义。而美国海洋行政管理(Marine Administration)已经将研究范围从“海岸带(coastal zone)扩展到海洋深处(marine),并且将陆地、海岸带、海洋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海洋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将注入全球、地区、国家视野。”在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构建中应注意明晰海岸带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在设计基本框架时要突显海洋行政管理与陆地行政管理的差异,与国外海洋行政管理相接轨。 (二)理论基础 一般性行政管理学理论是指发展较为成熟,可以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借鉴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强调组织所处的环境决定着所适用的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以变化与因地制宜的思维方式指 导管理实践;整体治理理论赋予管理者统摄全局的视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海洋科学理论侧重于海洋生态学理论、系统理论在海洋事务方面的运用以及提升总结。海洋生态学是“研究海洋生物及其与海洋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海洋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海洋生物在海洋环境中的繁殖、生长、分布和数量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阐明生物海洋学的规律,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增养殖,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提供科学依据。”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海洋是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重视海洋自身的客观规律。海洋生态学与系统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体现出海洋行政管理学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旨趣与尊重海洋自身规律的科学精神。 (三)管理理念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念包含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海洋事务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国际性特征,海洋行政管理关涉的领域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其管理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梯度,由于海洋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在上述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需具备整体化思维;海洋行政管理相对传统行政管理,一国政府在海洋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行为不仅对本国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周边国家乃至更广的范围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海洋行政管理政府行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此外,海洋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均需遵循海洋环境的生态规律,否则将会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因而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更应该突出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注意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协调国际海洋事务,不要局限于传统的一国或者一区的范围之内。 (四)管理主体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管理主体自然以政府为核心,研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涉海行政组织。政府职能包括政治统治职能与管理服务职能,海洋行政管理学更应加强对于行政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的研究,尤其要明晰行政组织职能的边界与职责,以优化涉海行政组织结构。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对海洋行政组织具有的维护海洋公共秩序与海洋国土权益职能的确认与优先体现,但是不能就此忽视引导海洋有序开发利用和激发国民海洋意识等经济、文化职能的有效实现。职能决定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的结构域过程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也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同样,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对其顾客或者服务对象也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组织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务者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以往“九龙闹海”、多头治理海洋事务的局面使得中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时捉襟见肘,虽然这一情况随着海洋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海洋局重置、中国海警局的设立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如何有效整合原有的涉海行政部门、优化涉海组织内部结构是一项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五)行为工具 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研究海洋行政管理实务中的行为工具,以更好地服务实践要求,这主要包含海洋战略、海洋政策、海洋财政、海洋法治。海洋战略大致分为总体战略与子战略,如海洋强国战略与海洋经济战略的划分;海洋政策主要是为落实海洋战略服务,注重微观层面的规划设计;海洋财政主要针对政府在海洋领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状况,包括海洋财政占总体财政的比重以及财政手段在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有效使用;海洋法治包括海洋立法、海洋司法、海洋执法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海洋执法集中体现出海洋行为与技术工具的发展状况。 (六)管理实践 这部分内容应该着力突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特色,体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具体门类,可分为海洋信息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海洋信息管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海洋信息数据库,将其作为海洋行政管理的资源共享平台;海洋环境管理是政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进行的管理活动;海洋应急管理包括一般性海洋突发事件应对(如海上溢油事件)以及非传统型海洋突发事件(如各种形式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四、深化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思考 (一)跨学科整合 亚里士多德最早进行了学科划分,近代启蒙思想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学科细分成为发展潮流。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边界,威尔逊与古德诺的学术努力又将行政学从政治学分离出来,使行政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凸显,这就使得原有泾渭分明的学科之间有了许多共同主题或者学问交叉点,甚至有学者如张康之认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可能会整合成为社会治理的科学”,这就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环境下,学科间由分化走向综合将成为趋势。随着当今行政管理领域对于公共性等价值理性的高度认知,以往过分注重效率等工具理性的做法得以纠正,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念中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品格。海洋科学从本质上是对技术的推崇,也就是对于工具理性的重视,如果仅仅出于认识海洋的目的,工具理性已经足以应对,然而,海洋的多重价值使得人类的开发利用不会单纯停留在认知角度,人类必将对海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利用,其中涉及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单靠海洋科学无力回答实践要求,因而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入手,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海洋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海洋自身活动规律,掌握涉海科技,尊重海洋的客观规律,探求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限度;另一方面应该探索政府与涉海其他主体的关系,探索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有效方式,为海洋事业的发展供给完整的制度架构与管理手段,开拓海洋科学的运用平台,并为海洋科学的实际应用注入价值理性。 (二)争取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一词多见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意义上的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从“权利”来看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从“权力”角度则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学术话语权的取得,有赖于学术 的数量与质量以及相关学术组织的建立。海洋行政管理学归属于行政管理学,但是目前海洋行政管理学在行政管理学难以进入正统研究行列,缺乏基本的学术话语权。仅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历届年会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为例,历届年会收录的文章中,《中国行政管理》自1994年到2013年间仅有孙迎春的《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吕建华与高娜的《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李白齐的《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等少数文章。海洋管理类学术组织也只有中国海洋学会、太平洋学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海洋领域如海警局的设置等实践的广泛开展,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实践上海洋事务的勃兴与理论层面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迫切要求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加强海洋特色管理研究入手谋取学术话语权,积极响应海洋实践的需求,以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 (三)深度开展海洋管理实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重视开发渔盐之利。建国后也比较重视海洋领域的管理,并且由最初的行业管理发展到综合管理、区域管理,重点集中于海洋行政执法体制的有效整合以及国际海洋事务处理,但是,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海洋强国前瞻性的出台海洋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海洋发展战略等举措,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同时海洋实践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学界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五、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思潮已经给自威尔逊、韦伯等就已确立起来的传统行政管理学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诚然,公共管理以其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协商的对话方式等特点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公共管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论范式,其中就有管理主体空心化的危险。有学者指出,西方公共事务管理经历了“政府科层、企业市场、公民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以上三种模式的协同互补出现的“元治理”模式则使得政府成为唯一主体,近年来金融危机、各类非传统安全等社会治理需求也使得政府重新扮演着应有的重要角色,这说明以政府为中心研究的行政管理学并没有丧失发展活力。与此相对应,海洋以其流动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更加需要政府的良性介入与有效引导,加强对于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研究有助于国家海洋事业的顺利发展,海洋行政管理学未来也将有着长久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 行政管理论文:房地产行政管理的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 房地产行政管理是房地产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相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它主要研究在房地产经纪领域内,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作为房地产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它对于帮助学生打好理论基础,了解房地产管理的政策、法规级管理规定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提高分析和解决房地产业和物业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搞好这门课程教学方案设计和实施是十分必要的。 1.课程教学方案 制定课程教学方案是课程教学的基础和首要任务。近年来建筑工程学院开展毕业生职业岗位适应情况的专项调研为基础,全面修订了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同时对课程教学方案的制定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房地产和物业管理课程组的成员,以高等职业教育理念为先导,全面分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课程教学目标,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团队、教学环境、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系统思考和设计了本课程教学方案。 课程教学目标是制定课程教学方案的基础和落脚点。《房地产行政管理》课程以“懂”与“会”、“学”与“做”、“知识”与“能力”的跟进关系为主线,主要设计了掌握房地产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房地产行政管理工作流程;依据目前建筑市场特征,能够实际进行市场调研、分析,项目实践的参与,对房地产管理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通过实务、案例、实际调研、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目标规划,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培养团队精神和创新能力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位一体”的具体教学目标。 课程教学团队明确课程教学目标的基础上,从建筑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咨询公司邀请企业专家和技术骨干,针对岗位任职要求,共同研究、设计了本课程教学方案,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根据房地产企业行政管理的实际工作过程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编制课程标准和具体授课计划,合理选择教学场所。 (2)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推进“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打破传统单一的知识传授教学模式。在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构架下,课程教学方法由传统的归纳、分析、综合等方法向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教学法、现场教学法等模式转换。 (3)结合房地产行政管理岗位任职要求,在分析典型工作的基础上,系统创设教学情境,实现模块化教学、模块化考核。 2.课程教学方案实施 (1)教学内容 按照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思路,针对房地产行政管理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科学创设学习情境,认真选取教学内容,本着“基础知识以必须、够用、兼顾后续发展为度”的原则,根据市场对专业技术人才不断细化的要求,将《房地产行政管理》课程的学习情境确定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房地产开发建设管理、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和物业管理政策与制度等。为了确保教学组织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论证该课程与其他相关课程之间的内容衔接及渗透关系,使理论教学和案例分析一体化,实现了课程内容的整合与秩序化。 (2)教学方法与手段 为了更好地推进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团队积极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创建一系列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如“实例+实战”教学法、“沟通+鼓励”教学法、“项目驱动+情境体验”教学法、“启发+互动”教学法和“学+做+考+创”教学法等。在教学组织进程中针对不同模块的内容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全面提高学生的听、说、写、做的能力。随着教学方法的更新和改革,实现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教师普遍采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教育手段进行教学,应用网络教学平台与学生互动,开发了与课程教学模块对应的教学课件、教学视频,实现了专兼教师在网络空间内共同组织教学。 行政管理论文:论关于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思考 摘要: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指对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进行监督检查,通过对行政管理结果的考察评估,促进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笔者在提出如何寻找行政管理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后,论述了经济学上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探讨了利用该方法进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可行性以及实施过程中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成本收益;机制 行政管理工作是各类行政机构的一项经常性、主导性工作,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是行政管理的首要目标。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指对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进行监督检查,看其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否认真、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是否努力为人民服务,是否降低了行政成本。具体内容包括,(1)是否依法依规办事。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否按规定的程序办事,是否执行了内部行政管理制度。(2)是否完成计划。计划既是行政管理的指南,又是行政管理的目标,也是行政机构之间的一种定约形式。定约的执行情况就成为评价行政管理效能的一个重要标准。(3)是否合理。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合理地、有效地使用了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条件,充分发挥了现有潜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得了理想的行政管理效能。 一、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有效性 行政管理效能越来越多地成为考量行政机构行政能力的指标,但是由于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缺位,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一是效能评估不及时,不能有效发现行政管理中出现的低效问题,不能及时对管理方案进行纠正和完善;二是效能评估不到位,不能评估到行政管理中的每个环节。评估了面上的工作,不能深入到点。或者正相反,评估了个别点上的工作,忽视了整个面的工作。 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选择的不恰当,往往是由于不能选择成本一收益比最低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作用,就要提高行政机构科学决策的水平,就要设计更好的效能评估工作程序。以成本一收益为核心的绩效评估可以为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提供科学工具,有助于工作程序的科学化,有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评估质量。通过成本一收益分析,一是对不同行政管理领域及相应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能选择具有最高净收益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目标;二是对不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的成本一收益比较,能选择行政管理成本最低、净收益最高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 二、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 成本一收益分析是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与产出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它是一种计划方案,是预先做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单位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要考虑具体经济行为在经济价值上的得失,以便对投入与产出关系有一个尽可能科学的估计。成本一收益分析是一种量入为出的经济理念,它要求对未来行动有预期目标,并对预期目标的几率有所把握。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是一个普遍的方法。经济学可以用它来研究各种条件下的行为与效果的关系,探究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将成本和收益的概念推而广之,几乎可以无所不包,其他社会科学也可运用它来分析人的行为。 行政管理行为是一种公共物品,是既无排它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是供整个社会共同享用的物品。事实证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能完全由市场上的个人决策来解决,必须由行政机构提供,这就是行政机构行为的指向和价值。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来分析行政机构管理行为的效率是可行的,对于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工作同样也可以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来考察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行政机构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行政机构管理行为的对象是庞大的社会成员,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分析所用的数据收集更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是,不建立一个有效的评估机制进行有效地评估,就可能因为无效的行政管理行为导致的行政成本提高,资源浪费更是难以计算。相对来说,建立行政管理效能有效评估机制不失为一项正确的选择。 三、建立符合成本一收益原则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 行政管理效能有效评估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非常复杂的,其中的制约因素很多,有政治问题,涉及价值冲突、权力冲突;有法律问题,涉及评估机制的法律框架;有技术问题,涉及评估的适用范围、分析方法、以及质量控制和结构设计;还有行政文化传统等等。 借鉴经济领域有效评估的成功经验,在行政管理效能评估中引入有效评估机制要做以下工作。 1.制定法规,确立行政管理效能的有效评估制度。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的必要内容,所以,此项工作要依法依规进行,需要相应的法规规范。 2.确定行政效能评估有效评估的适用范围。要充分考虑到分析能力、资源有限性以及效率等,应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确定行政效能评估中有效评估程序的适用范围,可集中在关键部门、关键领域,针对突出问题,从而增强行政管理有效评估的可信度和可用性,由点到面,不断摸索经验,稳步推进。 3.确定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责任,要具体落实到相应部门,明确职责、明确任务、明确方法。 4.使用统一、灵活的分析方法。对所有行政管理效能评估事件都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具体的分析方法可根据对可行性和成本分析的实际判断来确定。在选择分析方法时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好的分析需要一定的专业判断,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也不可能只用一种方式。 5.寻找有效的数据收集机制。数据收集是有效评估最困难的环节之一,有效的评估取决于有效的数据收集,有效的数据收集是做出正确评估的基础。数据收集的方法是:(1)直接征求公众意见,尤其是受行政管理行为影响的公众的意见,具体方法有公开问卷调查、接待来访、热线电话、网络收集等等,这种收集方法得到的数据要进行认真分析,去伪存真,要保证数据的真实;(2)相关学术机构的研究成果,对于政府工作,相关研究机构也在做一定的数据收集,其中的部分数据是有价值的。 6.相关信息的公开。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分析、资料及其数据收集过程要公开,要接受群众的监督。 总之,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不仅涉及复杂的制度设计、技术操作,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实践中,可区分不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对象,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具有普遍性或者是突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实验,从而找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可行性而且较为稳妥的评估方法。 行政管理论文: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理性思考 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近年来得到不断加强和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在深刻剖析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规范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的同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措施,以供参考。 关键词:计划生育 行政执法 理性思考 一、准确把握行政执法的内涵与规范计划生育行政执法 什么是行政执法?“执法”是指国家机关依法实施法律的活动,它包括国家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也包括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以及国家权力机关的执法。因此,所谓行政执法,是人们对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执行法律、法规活动的统称,是行政主体执行法律的行为。 要准确把握行政执法的内涵,规范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行为,应当特别注意行政执法的几个最重要特征:行政执法主体的法定性,行政执法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执法行为的职权性,这就是说行政执法必须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并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行政执法保障的强制性,行政执法是行政主体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行为,故其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实施的保障;行政执法过程的程序性,这就是说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相应的准则和程序。 总之,只有深刻把握行政执法的内涵和其最基本的特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才能在其工作过程中真正做到规范执法。 二、目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自费执法”现象仍然存在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在其执法过程中往往因利益的驱动,使其执法行为扭曲、变异,特别是部分基层计生行政部门,往往对执法队伍实行自收自支或差额拨款的方针,由此导致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以“利益”为指向,出现了“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自费执法”现象造成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行为与执法目的的严重背离,并衍生出了一系列严重问题。 (二)违反程序执法时有发生 法律的执行要求执行者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所规定的一整套程序和步骤来展开。而在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由于长期以来就存在这样一些认识偏差:计划生育是国策,怎么干都有理;计生工作任务重、时间紧,而计生法规条条框框太多,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太繁琐、太慢,削弱了工作力度;基层不必讲法制,执法就是凌驾其上……。这些错误认识使一部分计生执法者无视计生法律、法规之规定,或者为了追求工作的效率,不依法定程序,甚至违反程序执法的现象十分普遍。虽然它没有背离执法目的,但违反计生法律法规之法定程序的执法行为同样是对法律的贽渎。 (三)职权异化 计划生育行政管理人员的执法权是一种职权,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职权往往被异化为个人权利或者个人特权。其职权异化的表现有:一是以“人情”作为计生执法的尺度。其执法尺度的依据是违法者与自己是否有人情关系,这种关系的亲密度如何。二是权钱交易。在计生行政执法中,有些执法人员把职权蜕变为个人私权,并将其作为筹码进行权钱交易,使得违反计生法规者逃避了应受的惩罚。三是滥用权力。比如,在计生执法中以权谋私,武断专横,拖延履行职责,该罚不罚,处罚程度随意而定,甚至因个人恩怨而刻意报复等等。总之,职权异化在计生执法中形式繁多,几乎难以罗列穷尽。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寻找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目的是为了规范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并把计生工作推向更高层次,因此,必须寻找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加强宣传,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观点、思想、心理和知识的总称,它对法治实践具有重大影响。现代社会强调“法律统治”,崇尚法治,政府同公民一样必须受法律的支配,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服从法律规定。因此,要克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的问题,首先必须加强宣传,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二)切实强化计生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中“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针对执法人员而言的。计生行政执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与未能很好贯彻这一精神有关,比如“自费执法”、违法程序执法就是没有贯彻“有法必依”,而以“人情”为执法的尺度则是对“执法必严”的违背。因此,必须按照“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要求切实强化计生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意识。通过教育引导,转变他们对依法行政、依法执法的错误认识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法律才是其执法权力的来源和依据,不依法就无权执法;最终要使“依法行政、依法执法”成为他们工作的习惯。 (三)健全和完善计生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 要克服计生行政执法中的种种问题,必须健全和完善计生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计生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完善,一方面要靠整个国家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例如探索更有效发挥人大、司法等机关的监督方式。然而这些监督机制监督的范围和领域较广,所以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健全和完善计生行政事业自身的监督机制。 四、结语 总之,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新旧管理体制的转换过程中,计生行政执法领域存在一些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但只要我们正视这些问题,并不断探索各种解决的方法,这些问题是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作者简介: 赵作杰,渭源县会川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 行政管理论文:职能转变和体育行政管理体系改善 一、我国政府体育事业管理方式的回顾 我国现代体育从西方传入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现代体育传入中国。但由于旧中国连年战争,经济发展迟缓,现代体育虽然得以传入,但运动技术水平长期处于极为低下的水平。 第二阶段,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利用体育作为展示新中国形象、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由国家集中全社会资源,建设专业运动队伍,通过体育运动成就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最大的政治需要。这一时期,体育为政治服务、为外交服务的特点十分突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在体育战线上把计划经济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上世纪末,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重要阶段。在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伴随着我国重返国际奥运舞台,体育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在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专业竞技运动体制的黄金时期,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我国的体育综合实力已经大大超过综合国力在世界上的排名。在这一阶段,中国体育运动开始打破封闭,逐步开放,专业竞技体制形成并巩固,竞技体育在国际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全社会普遍的价值重建。随着政治功能的弱化,体育的其他功能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政府对体育事业的管理职能也随之发生变化,长期以来由政府包办的体育事业面临着深刻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49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30年里,我国体育一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和发展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体育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举国体制”的建立与计划经济体制高度相关,计划经济体制特有的集权能力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提高了部分竞技运动项目的水平,运用行政手段推广和普及了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集中资源培养、造就了一支体育工作者队伍。这一时期体育事业管理方式既针对竞技体育发展,也针对群众体育发展,它是一种组织资源,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得到极大的发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体育事业自身不断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组织管理方式固有的缺陷日益暴露,即“一切体育事务都由政府的体育行政部门来操办和控制”的方式已经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1992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发展我国的体育产业,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体育要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特别是2002年8月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的颁布,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新时期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形成“有利于体育事业发展的组织架构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运作方式”。由此,以政府自身改革为主的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的探索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到本世纪20年代,我国人均GDP将翻两番,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居民消费结构将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发生变化,从衣食住行的基本层次向文化娱乐、教育保健等方面较高层面发展。体育在满足人民娱乐健身消费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体育作为生产健康的产业,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世纪的中国体育正在与国际接轨,以适应现代体育功能转化的趋势。不仅要通过体育来彰显民族精神,弘扬爱国热情。同时,还要发挥现代体育的其他功能,使体育比赛和表演成为现代文化娱乐的主要载体之一。 应该看到,体育活动的本质是文化的而不是经济的,它起码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生产部门。但是,文化对经济可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新时代,我国体育不但要为提高国民素质服务,而且要积极通过体育的综合功能,以健康为导向,满足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广泛多样的身心需求。 二、我国体育事业传统模式的缺陷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从无到有,并在管理全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发展模式;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我国现有的体育事业发展模式尚存在明显缺陷。主要表现是: 第一,政府机构自身改革滞后。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政府本身的改革。当前政府体育行政机构政事不分、管办不分,致使体育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体育局系统内的事业。同时,社会体育组织职能虚化,社会各方面兴办体育的积极性、创造性很难发挥。 第二,在体育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管理方面,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在观念上视体育为纯公益性事业,在实践上把体育机构作为事业型单位来对待,排斥公有制以外的体育企事业单位的生存和适度发展,这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所有制结构应该和我国多层次的生产力结构相适应的基本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育事业的发展。 第三,政府对体育事业的财政投入难以确保。由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职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程度很低,不能很好的按市场需求来扩大体育服务和发展体育产业,使得体育事业发展经费的来源渠道单一,经费异常紧张。尤其在体育事业整体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没有财政投入的持续增加就难以确保政府对体育事业发展始终保持足够的控制力。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各国之间的相互交往日趋频繁,体育事业规模日益扩大,体育经费需求日益增加与国家财政供给乏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第四,体育资源利用的低效率。体育资源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用人制度使得体育事业单位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动力,各种体育资源浪费严重,体育管理工作效率和效益低下,制约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再定位 目前国际上体育管理方式大致可概括为两种:政府办体育和社会办体育。它们的区别体现在办体育的主体、动力和资源配置方式三方面。政府办体育的主体是各级政府的体育行政部门,动力源于满足政府的需求以及由此得到的财政投入和自身拥有的行政权力,资源则是用计划手段来进行配置; 社会办体育的主体是各类事业法人、社团法人、企业法人和自然人,动力源于满足大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以及由此得到的实际利益,而资源是由市场机制来进行配置的。因此,从实质上讲,政府办体育是指通过行政力量来管理体育的方式,而社会办体育则指通过市场力量来管理体育的方式。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世界性的政府改革大趋势。新的政府理念为各国政府管理职能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代表着政府管理职能转变的新趋势,其中,也包含了政府的体育管理职能的再定位。 第一,政府服务以公众或市场为导向。新的政府行政理念注重政府的服务作用,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公众的需求向公众提供服务。我国的体育管理工作已经处于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过去那种以行政命令为政府行为导向的管理方式已不能给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带来活力,必须改革我国体育管理部门的决策机制,淡化计划经济下的行为方式,加强市场导向力度。 第二,政府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新的理念认为政府行政必须关心其行为的产出和结果,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也应该相应的考虑改革成本,包括经济代价、政治代价和人力资源代价等方面。这对于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转变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我国的体育工作必须重视成本和收益,提高工作质量。 第三,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的管理理念主张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这样可以缩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机构,减少开支,提高行政效率。我国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宏观间接调控职能(分级管理、授权监管),微观的直接操作则应交给相应的利益主体,从而实现微观主体责、权、利的统一。 第四,政府行政中引入市场化模式。新的管理理念主张将市场机制引进到政府的管理活动中去。在体育领域,市场化模式可以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政府体育行政部门采用私人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行使某些管理职能,如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强调成本———效益分析、提高效率等。二是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应在公共领域的社会体育管理活动中引入竞争机制。 四、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改革的重心、方式和关系 针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行政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趋势,结合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发挥现状,有必要深入研究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改革的重心、方向和关系。 第一,职能重心的转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重心要向运用各种必要措施和合法手段,为每一个体育组织、团体和个人参加体育活动制定规则,为体育事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内外环境的方向转变,并把主要注意力、发挥作用的基本点明确无误地放到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和无法通过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得到有效解决的体育社会事务领域。 第二,职能方式的转变。由运用行政手段为主转向运用经济手段为主,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为主,由重视计划、排斥市场转向把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构造起在政府指导下的以满足大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为动力,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激励与约束并存、权力与义务对等的社会化的体育组织与管理方式的微观基础,承担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公益性体育和有影响的重大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任务。目前我国在这几方面虽已取得重大突破,但并未真正建立起理想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而仅仅处于向新体制的过渡之中。 第三,职能关系的转变。不同的管理职能该由谁来行使以及管理主体之间职责权限的划分问题,是实现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当前,应按照“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权划分,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的要求,①理顺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总会、奥委会、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单项运动协会、各类体育企业以及其它社会体育组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其“定位”,改善各微观主体的运行不规范、职能不明确、自我生存能力弱以及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 五、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的新途径 1.精简机构,适应市场化形势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也将面临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竞争环境,那种“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包打天下”的角色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悖,也与市场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不相适应。当务之急是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简政放权,集中精力把握大势,增强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意识,能综合协调和正确运用竞争、经济杠杆的机制,让市场机制更好的发挥作用。 2.从以直接参与体育事业发展为主向以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服务为主转变 政府的体育行政部门不应再包揽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而应将其重点放在市场失灵、社会不能的公共服务领域,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多角度、高质量的服务。 3.将政府体育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化 所谓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化是指在体育事业的公共服务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将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组合,提高政府功能输出的能力,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功能的优势来弥补政府功能的劣势。公共服务市场化恰恰是利用政府权威制度对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进行决策,利用市场交换机制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 4.从体育资源配置职责向管理体育发展秩序职责转变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优化资源配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将全球范围的体育资源进行最有利的配置以便更好地提高优势体育资源的效率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政府本身并不是这一问题的直接解决者。政府的职能应向管理体育发展秩序转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体育事业的发展当中包含很多双方或多方的合作与交易行为,这需要各方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如果市场秩序条件比较完备,交易的成功率就高,合作的成本就低,使市场主体预期收益得以顺利实现,最终促进体育事业向前发展。体育发展秩序离不开一国的政治、经济及法律环境,培育良好的宏观大环境对于建立合理、良性的体育发展秩序非常重要。对良好宏观大环境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只能由政府承担,这不仅体现方便、节省和效率,而且也体现了社会的公正。 5.大力培育体育中介组织,建立、健全体育经纪人制度 社会中介组织是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的产物,是资源控制权由政府部门高度集中向社会和市场分散转变的产物,同时它又促成多元化、社会化的资源控制体制和配置体制的形成。政府职能转变需要中介组织来参与,因为它们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土壤,离开中介组织,容易出现权利真空,而这会使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重新走入恶性循环。我国现阶段的体育中介组织为数甚少,运作不规范,功能单一,组织机构不健全,缺乏强有力的管理和约束,对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政府应该从制度、法律等方面为我国体育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经纪人的运行在激励体育消费、繁荣和规范体育市场,以及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体育产业的后发国家,我们必须加快体育经纪人队伍建设,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不可缺少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 行政管理论文:谈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 ，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 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行政管理论文:企业行政管理作用及存在问题分析 【摘 要】企业行政管理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是企业立足市场竞争的根本保障。因此,正确认识企业行政管理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当前企业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与建议具有显着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管理;问题;改革;发展 一、企业行政管理作用 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可以保障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总体效益。我国企业可以通过有效的行政管理促进企业员工的学习与发展,建立学习型的先进企业;也可以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并且将其转化到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中去。这样,就能够提高我国企业的科技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企业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 (1)企业的行政管理往往被忽视,照搬党政机关的模式过多。当前,我国的很多企业都处于一种比较新兴的发展阶段,过多地重视企业的经济效益,把生产和销售发展主要的地位,其他部门几乎可有可无。尤其在一些中小型企业当中,在管理方式上非常教条。有些企业甚至不去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部门,没有系统的管理体系。(2)一些企业管理缺乏现代化模式,无法做到真正的现代化管理。这些企业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中只是粗犷地进行一些日常事务的登记。这样不仅缺乏现代管理的手段,更是没有现代管理的意识,而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企业事务部透明,间接地导致员工积极性受损。(3)企业行政管理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企业行政管理的关注点仍然较为集中在企业行政活动中的具体事务上,例如办公室的管理、后勤提供管理、档案摆设管理等等,这样的一种管理体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匹配,从而也忽视了行政管理本身所能发挥的重大的作用。 三、企业行政管理改革措施 (1)选择合适的企业行政管理模式。为了解决我国企业行政管理现存的一些问题,有必要在考虑企业的实际需要和企业行政管理的特点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企业行政管理模式。企业行政管理必须时刻着眼于为企业的经济利益服务,这要求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甘当幕后英雄,企业行政管理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润物细无声”。还必须强化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管理职能,社会上许多企业都设有企业管理部,但由于很大一部分企业管理职能往往还保留在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企管口”和“行政口”二者的职能往往发生重叠和冲突。为了避免这种互相重叠和冲突造成的互相削弱,“行政口”与“企管口”必须合而为一,要将一般企业的“企业管理部”的职能注入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强化其企业管理职能。(2)选择规范的企业行政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企业行政管理中的“游击作风”、“打乱仗”的现象是我们应当大力反对的。企业行政管理是企业内部管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健全有效的内部管理,企业的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执行,经营者也不可能及时的发现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失误,从而给企业带来败局。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企业行政管理的核心应该在于设置合理有效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和结构体制,使各部门各岗位在行政管理工作的协调下处于良好的运作状态。(3)联系实际开展工作。企业行政管理必须时刻着眼于为企业的经济利益服务,反对“为管理而管理”;必须坚决摈弃形式主义,切实讲究实效;必须大力讲究勤俭节约,反对大手大脚;必须根据企业实际需要和可能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方法,一切以企业利益为最高原则,反对泥古不化、因循守旧。(4)构建企业行政管理新体系。首先要构建企业行政管理的权力体系。构建企业行政管理的权力体系就是设计企业行政架构,企业行政架构的设计与应时而变是企业行政管理的核心内容,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企业组织的概念、类型、治理结构、组织结构设计的原理和内容、企业组织力量的整合、行政流程的结构设计、职能分解、岗位设置、人事相合等。其次要构建企业行政管理的技术体系。企业行政管理需要技术支撑,企业行政管理的技术体系包括:企业行政管理中的领导与管理,这部分是关于在组织中行政管理人员如何进行有效领导与管理的内容;企业行政管理中的沟通与协调;企业行政控制与监督。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政管理对于企业的生存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可以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积极性,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可以保障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总体效益。当前国内的企业行政管理存在管理模式单一、流于形式缺乏现代化管理模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以及企业文化积极构建合适的、规范化的企业行政管理,为保证企业的长足竞争力,维持企业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 行政管理论文:行政管理与行政体制的改革 行政管理及其有效性主要以科学、效率、效果、效益为基本着眼点,立足于改革和创新,重在实效。它涵盖着不同的层面,涉及到方方面面,是当前我国整个改革进程中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是改革总体推进中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入展开,对日常行政的指挥、监督、控制成为强烈的必需,科学化管理的需求日益上升。实践证明管理者素质的高低,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务效率与质量。对新时期行政管理科学化问题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行政管理要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管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作为实践是历经无数人的努力,步步演变,才走向科学化。从最初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工业化时期的泰罗制和福特制管理,管理开始进入科学管理时期,科学管理是由组织、协调、合作、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等多种要素结合而成的。现代行政管理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行政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入。首先是从流行程序管理变为倡导目标管理。其次,是从单一管理发展为分层管理。再次,是从刚性管理发展为柔性管理。刚性管理强调硬性行政命令约束,管理思维是非此即彼,容不得权变。而柔性管理认为管理存在弹性,管理者往往根据不同的被管理者和不同的情境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从而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第四,从无风险管理发展为危机管理。 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在变,管理的指导思想也在变。如“鲶鱼效应”和“木桶原理”,面对被管理者的差异与管理环节问题的差异,最薄弱的那一个环节,可能会导致管理上/:请记住我站域名/的麻烦与致命伤。因此,一名优秀管理者应从最薄弱环节改进入手,去提升整体的管理绩效。只有经常性检查,经常性抓落实,抓责任制的贯彻才会获得满意的管理效果。现代科学还告诉管理者,如何将自己所管理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传统的管理认为,被管理者一次充电,受益终生,知识、才能运用只须储备一次,便可应付全部的挑战。 二、现行行政管理存在的误区 当前,一些人戏称流行的行政管理模式为“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一些管理人士并将其作为管理上的金科玉律。这其实是行政管理庸俗化的表现,是一认识误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管理将贻害无穷。首先,将开会布置任务,理解为科学决策的替代,这首先是管理者的悲哀。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会海”连绵,管理者开了会就等于事情完成了,长此以往,落实工作成为顽症。而没有落实的政策一切都是空的,管理的效能无从体现。其次,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把管理权限混同于单项财权行使、赚钱的行为,这是极端简单化的表现。的确,好的管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管理不是为了收费了事。这是管理导向的错误,会造成管理可有可无,机构形同虚设,人浮于事,最终断送了事业。再次,协调就是喝醉,这是将管理极端庸俗化的表现。当然,协调是需要将方方面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对各方倾向、意见进行妥协,但绝对不是一喝了事。还有一种管理误区就是多定制度,认为有了制度就有了管理。从而导致规章多如牛毛,有否贯彻执行则无人问津。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文山”现象,管理者须签阅大量的文件,哪有时间、精力去真正管理呢?其实,有了制度不等于就有管理,有了制度,只是为管理准备了一些基本前提、准备了一些条件,这只是管理的开始,实际上,被管理者是否自觉执行这些规章,这需要监控、需要调研,这都是管理题中之义。制订过多的规章等于没有规章,因此,规章过滥也会影响管理的效能。 三、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 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二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刨造者;三是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而不应该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左右。 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要突出理顺“四个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不能“缺位”。针对当前政府工作存在的“错位”现象。要强凋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 2.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 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如财政税收改革、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等。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根据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应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任,并相应调整收支关系。 3.推进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的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市场化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在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迁面前。应该说社会体制改革是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如何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协调多元力量之间的关系,以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成为制度创新的新课题,在探索社会运转和社会服务新机制,形成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方面做出努力。此外,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行政管理论文:展望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新问题分析 论文摘要:行政管理 政府行为 行政行为 论文摘要摘要:当前行政管理面临新的形势,但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观念、管理方式、程序、队伍建设和管理水平方面跟时代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按照政府行为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要求,行政管理必须在严格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行政程序、加强行政监督方面做出切实努力。 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新的形势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非凡是在政治领域,其对我国的整个政府管理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促使我们必须正视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新问题,并探索使之完善并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行政管理模式。 一、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新问题和不足 首先,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观念有待改变。改革开放* 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为了适应以市场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仍然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培植资源的运行机制尚未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尤其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些行政管理观念尚未摈弃,诸如直接干预、微观管理、人治管理等,在部分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相反,许多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观念,如民主参和的管理、法治化管理、自治管理等,又尚未建立起来。假如不及时解决这个新问题,将难以和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竞争。因为在市场经济要求下,首先约束的是政府行为,要求政府必须遵守市场法则,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运行规则,尽快树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观念,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清除旧的管理体制、观念和垄断利益。我们要尽快摈弃那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被实践证实已经是过时了的行政管理理念,形成新的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理念。 其次,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方式有待改进。市场经济要求在一切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坚持以法律手段为主,尤其是在对外活动中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和国际接轨。为此,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中国在加入,-.的谈判中,承诺按照,-.规则办事/即应该按照被时间和实践检验了的、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接受和公认的、迄今为止仍被视为公正和节约成本的国际规则办事,再也不能片面强调所谓的“中国国情”“、中国特色”。过去,我们虽然也宣称要按国际规则办事,但往往是中国化的“国际惯例”,如我国目前虽然也实行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制度这样一些国际惯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不尽如人意。据国家有关部门对 0个国家投资项目的稽查发现,其中真正公开、公平招投标的只有’1,有"21的项目招投标失灵,未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我们要切实改变行政管理方式,坚持以法律手段为主,建立一套规范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并使这套法律体系和国际上的规则相衔接,以便形成真正公平的市场竞争。就目前而言,必须系统地清理各部门的法律、法规,对那些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法规、规章,必须逐步进行修改、补充、完善。 第三,我国行政管理的程序有待完善。我国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既缺乏行政程序的宪法规范,也没有缺乏法典化的行政程序予以规则。并且在现有的行政程序立法中,往往重事后程序,轻事前和事中程序。行政程序的参和性弱,公开度低,对违反行政程序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行政程序的参和性的强弱和公开度的高低,是行政程序民主化程度的重要体现。在我国,相当一部分行政程序缺乏民主性和参和性,没有说明理由、听证程序,甚至于当事人没有申诉权。市场经济需要我们按照行政管理程序办事,提高办事的效率,真正做到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这对我国现行的行政程序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按照法治化的要求构建完备、透明、适应国际规则的行政程序体系。 第四,我国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管理水平在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的要求。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公务员队伍的素质还不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比较低,开放市场后,国外企业进来了,要求和国内企业平等竞争,从而需要政府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是对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工作效率和公务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凡是各级政府的决策水平和行政领导的决策能力,这也是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所以说,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管理水平。 二、完善行政管理对政府行为的要求 完善行政管理对政府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政府行为的民主性。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而非政府才是唯一的经济主体,企业的经济自主权是其主体地位的真正体现。政府应将蚕食、侵夺企业的权利还给企业,政府行为的政治价值定位是追求民主。通观历史,国家权力重心下移是历史的潮流和内在选择,其趋向表现为国家本位让位于社会本位,官本位让位于民本位。入世后,中国的这一历史进程必将加快。民主在经济纬度上表现为企业主位,在政治纬度上则凸现为人民主位,政府政治行为的民主性是其经济民主性的集中体现,社会经济主体的地位不断强化和实现,必然促使其作为政治主体地位的强化和实现,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决非仅在经济框架范围,更是政治观念、制度设计及运作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民主宪政观念下的传统文化改造、构筑民主的生存土壤对我们而言决非轻松,更非过时。政府行为的民主性是经济民主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制度设计、运作符合民主的人文关怀,摈除传统体制下的政府行为的非民主性及民主不充分性,加快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的现代政治行为模式转换。政府行为的民主性是其科学性的前提。广泛、充分地实现民主,汲取社会力量和资源,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政府行为科学性的实现。 其次,政府行为的科学性。实行市场经济,非凡 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仅仅意味着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更意味着政府应在全球视角下解读其管理行为。随着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政府间的交融、沟通进一步加强。借此机会学习、借鉴它国政府行为所体现出的时代进步意义和科技成果,可以促进我国政府行为的科学性。电子政府和网络政府的迅速成长,行政信息的快速膨胀、政府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等都需要我国政府摆脱传统的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陈旧管理模式和管理行为。同时,在加入世界统一大市场后我国和世界的交往将进一步加深,和此相适应,政府间交流也应上升一个更高层次,诸如选派优秀的公务人员出国学习、交流,邀请国外优秀的管理专家到我国讲学,加强政府间信息的沟通等。政府行为的科学性体现的是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无关的实践理性,是全人类共同的进化文明。从政府行为的行政成本而言,科技界乃至政府内部都应努力提高我国行政技术的科技含量。在追求政府行为科学性的过程中,努力降低行政成本,这也是企业化政府、廉价政府的内在要求。 第三,政府行为的法治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文明的成熟性是市场经济实现的必要条件。政府行为的法治性是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体对政府行为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面临的一次严重挑战。不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不但要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更要符合实质法治的要求;不仅要符合实体正义的内涵,更要符合程序正义的内涵。在法治行政下,社会的主体地位从以往隐性、附从地位上升到显性、主体地位。政府行为的法治性要求立法、司法、执法、普法等诸环节加强法治建设,即严格依法行政,树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和终裁的法治意识。政府公务人员应该率先垂范,任何对法治的破坏即是对正义的最大讽刺。政府行为的法治性应在开放性、全球性的视角下,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更多地和国际接轨,而非盲目自闭地强调特色。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从法制行政到法治行政,对我们而言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目前而言,要有效地控制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构筑社会权利的保障机制,这是政府行为法治性实现的重要举措。 三、完善行政管理的途径 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严格依法行政,将行政行为契合在法律和理性的框架之内。依法行政就要做到既严格地合法行政,又充分地合理行政。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符合正当的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办法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其次,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依法界定和规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功能。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保证市场监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打破部门保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 第三,加快行政程序建设,保证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公平、公正、公开,听取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见,要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和权和救济权,并严格实行回避的制度。要切实保证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事前陈述和申辩,事后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以及对重大事项,要求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必须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权力侵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严格实行责任追究。通过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完备规范,切实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程序权利。 第四,完善行政管理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要完善人大监督,对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当严格实行依法报送备案的制度,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权力机关必须依法严格审查,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不能使这种备案审查流于形式。要完善司法审查制度,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管理活动依法实施监督,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同时,还必须加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包括强化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和专门监督。上级行政机关要建立健全经常性的监督制度,通过层级监督,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强化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工作,并和检察机关密切配合,互通有无,形成监督合力。最后,要完善 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监督。通过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机制,促使行政管理工作严格依法、公正地进行 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资源型旅游景区行政管理模式探讨 内容摘要:旅游景区行政管理是旅游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对我国旅游景区资源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从委托理论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公共资源型景区的行政管理模式,促进我国旅游景区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旅游景区 行政管理 管理模式 旅游景区行政管理是旅游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共行政管理和旅游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论观点,旅游景区行政管理可以初步理解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其授权的相关旅游职能机构,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方针、遵循旅游景区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对本国、本地区的旅游景区进行总体管理和综合调控的过程。简言之,就是旅游行政部门对旅游景区的总体管理。 张听竹对风景名胜区的政府规制研究中指出,应取消地方政府对公共资源类景区的直接管理,使旅游景区变成一个小级别的行政单位,把资源保护的职能内生化,将旅游景区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收费权一体化,而刘秉升却认为旅游景区作为旅游经营单位,从事企业化经营,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加强管理的力度,尤其是法制管理、规划管理及技术管理。张凌云认为当前我国旅游景区实行行政事业性管理必须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推行企业化管理。张吉林在研究我国西部旅游景区管理模式时认为采用特许经营权委托的方式可能更有利于政府和企业目标的实现。 旅游景区资源特征分析 (一)景区资源垄断性特征 旅游景区位置的独特性、资源特点的唯一性、景区资产的不可分割性、游客观光体验的差异性,决定了景区的不可替代性和自然垄断性。这种自然垄断性意味着对景区经营者收费必须实施经济管制,否则,景区经营者可能滥用其垄断地位,为获取垄断利润而制定较高价格,从而损害公众利益的实现。 (二)景区资源公共物品特征 经济学研究表明,公共物品在不具有排它性的同时,根据其有无竞争性又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拥挤性”,即公有资源消费者的数目从零增加到某一个可能大的正数,即拥挤点时,公有资源消费就显得十分拥挤。在没有超过拥挤点的范围内,可以增加额外的消费而不会产生竞争,即每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当超过拥挤点之后,增加更多的消费者将减少所有消费者的效用,增加额外消费者的边际成本趋于无穷大。按照以上理论,风景名胜资源无疑属于准公共物品。 (三)景区资源外部性特征 景区资源外部性表现为旅游者的消费不仅可以给景区带来收益,而且景区所在地居民也都能从中获利。因为旅游产品不仅可以给游客带来休闲和娱乐,提高所在地区的环境质量而且带动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增加了就业机会与隐性收入,从而提高了当地的整体社会福利,旅游地整体形象的推广能大大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会使旅游目的地的企业从形象推广中获得收益。 (四)景区资源信息不对称性 信息不对称性是指经济效益的双方对商品价格与质量的有关信息了解程度不一致。在选择出行旅游时,旅游目的地对旅游者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对象,旅游者在获得关于产品的信息方面处于劣势,旅游产品的提供者与需求者显然在信息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紊乱,甚至会出现“劣品驱逐良品”的现象。景区资源只有通过政府正确信息的才能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及社会公平。 基于委托理论的旅游景区行政管理模式 (一)委托理论概述 委托理论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通过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起来的。委托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委托关系也广泛地存在于旅游业中, 但是在旅游业中的研究和应用却几乎空白。 委托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实际上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关系。为了使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效用函数,委托人一方面对其人进行激励;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经理人市场”的监督作用。 (二)委托管理模式 如果说公共型景区资源特征是旅游行政管理委托模式的必要性,那么旅游景区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则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实际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依据委托理论,旅游景区资源行政管理过程中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委托关系。 旅游景区实施委托模式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国家所颁布的有关旅游区(点)经营管理上的主要法律文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以及《旅游景区(点)的质量等级规划与评定》等。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旅游景区(点)的经营,促进了环境与资源的保护。但是,也应看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景区在旅游业中的地位、作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其所面临的制约性因素也相继发生了变化,一些条例在立法的高度和操作性上都已无法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此外,有很多是以“暂行条例”、“暂行规定”、“暂行办法”等形式存在。这种法律的不成熟和不稳定大大削弱了旅游法律的权威性,使其对旅游活动的管理、规范、指导和保障作用等功能被大大削弱。因此,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对现有的旅游法规、规章进行完善的基础上,对不同归口管理单位的法律法规进行整合至关重要;同时,应加强旅游行政执法的力度,统一处理旅游违法行为;此外,还可借鉴国际旅游发达国家的旅游立法经验,促进旅游法制建设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 (二)合理规划旅游景区 目前,在旅游景区的经营过程中,由于旅游资源大多属于公共资源,大部分经营者、管理者都只追求其经济利益,规划缺乏长远性,过度开发、先开发后治理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摒弃以往的资源导向的开发战略,转向创新规划开发。创新规划开发即景区必须面向市场、适应市场、对内部资源进行筛选加工。因此,国家相关旅 游行政部门特别是各地方政府旅游局首先应对旅游规划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在规划编制单位由旅游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开招标,规划编制完成后力求认真实施,使其在开发经营景区的过程中注重景区的长远发展,加强对景区资源的长远保护,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结合起来,以实现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在景区的开发经营过程中要顾及到周围社区的发展,实现共赢局面。 (三)景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景区景点多头管理是我国目前旅游景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顽疾,而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旅游景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因此,政府作为国家的最高管理者应该继续推行产权制度改革,不仅要实现政企分开,把一部分职能转让给有能力、有责任的企业和承包商,从宏观上给予企业一定的指导;而且政府应根据景区资源隶属不同的行政管理主体的现状,基于委托理论,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该作为国家旅游资源归口管理的唯一法人,集中行使景区的行政管理权,原有归口部门对其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和委托管理。这样一来,旅游管理部门就有了明确的权限和职能,企业有了明确的责任,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和热情。 (四)改善景区投资环境以扩宽资金来源 虽然近年来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旅游业的发展,相继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单靠政府单方面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致使许多景区景点的开发项目得不到资金支持。因此,积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和引导投资成为摆在地方旅游管理部门眼前的迫切问题。首先,要积极促成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由于中国旅游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因此个体私营经济在发展旅游业、完善旅游各个领域供给方面具有特殊意义。但是目前大多自有资本运作时,不能享受外资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此外,在费改税之后,部分收费项目模糊,因企业而定,在这种情况下旅游企业通常要承担比其他企业重的费用负担。部分地区的相关部门巧立名目,对景区内的企业乱摊派,这就需要旅游主管部门对乱收费现象予以制止,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增加企业投资的信心。其次,增大银行贷款力度。旅游管理机构应该本着发展旅游业的目的对旅游项目进行细化财务分析,做可行性研究和宣传,以赢得银行的信任和支持,努力增大银行的贷款规模;再次,采用景区资源归口管理单位、企业和当地社区各出一部分资金的办法成立旅游发展专项基金,由旅游管理部门负责基金的具体运作,景区资源归口管理单位、企业和当地社区给予一定的监督以保证资金的实际用途。 (五)注重交叉地带景区的开发与管理 目前,处在交叉地带的许多景区景点,由于在行政划分上同时属于多个地区管理,导致出现了实际上的无人管理,或只从自己受益的角度规划与开发,注重局部利益,没有形成大旅游的观念。鉴于全国都存在许多处在交叉地带的旅游资源,建议在这些区域打破行政界限成立高于行政划分之上的专门的旅游发展组织,负责交叉地带旅游资源的规划与开发,地方不再对其进行直接管理,而是托管形式。该组织直属上一级旅游局并对其负责,但在景区的规划与开发过程中地方各级相关部门要给予一定的配合和支持,争取发挥特有资源的优势,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共赢局面。 (六)加强景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虽然目前旅游从业人员日渐增多,但其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水平层次不齐。根据《中国旅游业发展“十五”计划和2015年、2020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首先制订旅游人才建设整体规划。其次,从委托理论出发,对旅游从业人员进行指定地点的集中培训,提升区域整体服务质量。此外,加强对旅游教育的管理,包括控制和调整旅游教育整体结构;强化旅游人才素质教育;加强旅游学科和课程建设等。 行政管理论文: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核心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 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行政管理论文:村镇思政工作对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工作已经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如何抓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必须面临和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在新时期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对基层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来说是做人的工作,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最终决定我们事业的成败。中共共产党人早在1934年2月召开的“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就“突出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党领导群众夺取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否则就会使人们的根本信仰、根本信念产生动摇,甚至迷失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村改革稳定推进,甚至有不少地方过上了小康生活。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就是农业生产滑坡,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与此相应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二、在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生活方式、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各种落后思想卷土重来,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压力和挑战。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有如下几种表现:一是有的农民思想觉悟滑坡,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漠。由于有些地方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不够,再加上一些利益失调,甚至个别干部腐败现象,有的农民对社会主义渐渐失去信心,价值观混乱。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地位下降,有的基层干部对思想政治工作认识不足。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假”、“大”、“空”、“形式主义”的问题,部分工作人员从主观上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为了政绩,往往主要抓经济建设,搞形象工程。对群众的主观思想看得比较轻,认为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看不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的干部素质偏低,精力不集中,工作方法简单、模式化,缺乏灵活的工作艺术,这就导致思想政治工作难做,对思想政治工作缺乏信心。三是干群关系紧张。有的基层干部作风不硬,自身不廉,脱离群众严重,搞特权主义,有的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于是群众思想上存在抵触情绪,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有些集体单位经济薄弱,村里各种开支都向农民伸手,这就导致农民负担有增无减。四是农村集体观念的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由集体经营转为家庭经营。虽然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膨胀了。许多青壮年外出务工多年,根本不参与集体活动,更不交税、交费。另外,随着部分地方集体经济的衰落,村集体吸引力弱化,农民不满和失望情绪增加。 三、在新时期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求以及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针对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要从多方面进行创新、改革,加强针对性、主动性,提高实效性。 (一)发展农村经济经济上的落后会严重影响思想政治工作。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实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群众自然会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最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如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的农民增收困难“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人民群众注重实际,这就要求我们抓住人民群众的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我们的政策和工作真正体现群众的愿望,使群众从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因此,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二)抓好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建设一支作风硬、业务精、能力强的干部工作队伍是当务之急。首先,抓好乡镇党委的自身建设。乡镇党委是农村党组织的核心力量,要从思想、作风、纪律各方面进一步提高党委班子的政治敏锐性,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自觉提高干部遵守规章制度的自觉性;加强廉政建设,不以权谋私,不请客送礼、行贿受贿,要始终保持党员干部的一身正气;继续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艰苦朴素、勤俭持家,提高领导水平和艺术。其次,要加强村党支部建设,建设一支领导能力强的班子。完善制度,做到财务、政务公开,接受百姓的监督,管好农民的钱,用好农民钱。再次,加强干部队伍自身建设。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民主的原则选择好干部队伍,不任人唯亲,任人唯钱;坚决杜绝跑官卖官、拉选票的现象发生;教育、培训干部,提高其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强政治与实践的结合,树立办实事、讲实效、求实绩的政绩观。 (三)搞好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农村广播、电视、宣传栏等方式加强宣传工作,引导广大农民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提高农民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认识和对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认同感和理解力。定期举办各种培训活动,讲政治,学文化,传播科技知识,认识封建愚昧活动的危害性,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同时,要树立典型,抓好群众性学科学、学法律、比收入、比贡献活动的开展,通过“文明户”评选等活动倡导符合“小康”社会的健康、文明、崭新的农村生活。 (四)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方略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在农村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同样也离不开法制建设。在农村中要加大法制的力度,对那些以权谋私、通过不正当途径致富而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人,要严格按照法行政办事能力,文明执法,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农业执法论文:农业行政执法探析 一是要加强对农业环境的监管。严格控制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垃圾对农业环境的污染，要建立农产品产地环境普查和定点监测制度，对农业环境实行动态监管。要坚决关停并转高能耗、高污染工业企业。同时，保护好农业用地。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要制定政策，鼓励农户和企业积极开发土地后备资源和复耕；要加强对基本农田、标准农田、农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带土地的保护，不是国家建设特殊需要，不得随意征用这类土地，守住基本农田这条红线。 二是要加强对农业投入品的监管。坚持控制与治理并举、农艺与工程结合，严格控制农业投入品。要加强对化肥、农药、鱼药、兽药、农膜、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的监控，大力推广使用有机肥，积极运用检测手段，对农药的品种及使用量、肥料质量、兴奋剂、瘦肉精等开展全程监控，严格禁用高毒高残农药、兽药和鱼药，禁止在饲料中使用对人身体健康有影响的各种添加剂。结合“绿剑打假行动”，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加强对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的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各类破坏资源环境、损害农产品安全和假冒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品牌和标志的违法行为。 三是要加强动植物疫病的监控。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动植物防控体系建设。要根据杭州城市的性质，加快组建杭州市动植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动植物疫情监测、疫情预防与控制、疫情收集与报告、疫情评估等业务，提升动植物疫病防控能力。强化外来动植物疫病的监控，实施动植物疫病的可追溯管理，消灭或基本消灭重大动植物疫病。 四是要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要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第三十五次常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要求，农业部门要积极与工商、贸易、质监、城管执法等部门联合行动，加强对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流通市场及餐饮消费等环节把关，对蔬菜、猪肉等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追溯管理要尽快全面到位，从源头上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第五要加强立法工作。要充分发挥杭州副省级城市有部分立法权的优势，强化立法工作。2009年要加快修订《杭州市蔬菜农药残留监督管理条例》、《杭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同时，要根据杭州都市农业发展的实际，围绕有关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安全预警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强立法调研，做好立法项目储备，使维护农业安全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配套。在强化对农业生产安全执法监管的同时，要大力加强农业行政执法队伍的建设，提高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服务素质，既要做到严格执法，又要做到规范执法，为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驾护航。 农业执法论文:农业执法规范化建设思路 1存在的问题 1．1执法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农业执法人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知识面不宽、知识更新速度慢，原来从事的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从事农业执法工作属“半路出家”，只进行上岗前的短期培训，对农业法律、法规系统学习时间较少，缺乏行政执法所必备的法律知识及相关的执法技能，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执法人员不懂执法、不会执法、不善执法和不敢执法的现象。 1．2农民群众维权意识淡薄 在市场检查过程中发现，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差。在购买农资产品时不懂识假辨假常识，不索要发票和合格证，不查看有关证照和资料，往往在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不知或不能有效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3农业执法机构性质不顺 虽然县上建立了农业行政执法机构，但是是按“内部调整编制、理顺业务关系”的办法组建起来的，属事业性质，没有纳人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执法人员的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待遇不落实，有后顾之忧。同时，种子、蚕种、兽药、冷冻细管等农资是农业系统下属单位经营，不利于农业执法单位工作的开展。 1．4农业行政执法经费短缺 国家、农业部、省已颁布实施的农业(种植业)法律、法规种类很多，农业行政执法量大面宽，需要大量的办案经费，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农业行政执法没有专项经费保障，导致执法手段落后，执法检查、调查取证和实施处罚困难，影响了执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1．5管理对象法制意识不强 一是经营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进货渠道不规范，质量无法保障，导致假冒伪劣农资流人市场，损农、坑农、害农的案件时有发生。二是农资经营者一证多点、无证经营、百货食品农资混合经营等问题仍然存在，大多数兽药经营门店没有兽药经营许可证，种子门店串乡经营，二级委托设点等现象比较普遍。三是部分私营和个体农资经营门店经营档案记载不全或根本没有建立经营档案，出了问题无据可查。四是农资经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很多从业人员没有相关的资质证书，缺乏农资基本常识。五是农资经营者在售后服务和指导农民科学使用农资方面做得不够。 2机遇与挑战 2．1实行农业综合执法法律依据明确 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八十七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健全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执法，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1-2008J17号)规定，要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推进综合执法试点，从源头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缺位等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J37号)等文件为农业执法体系建设和运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 2．2法律法规赋予农业执法职责众多 到目前为止，陕西省农业厅编写的《陕西省农业法规全书》共收录了作为农业行政执法主体的法律、法规、规章有l11个，涉及种植业，畜牧兽医、农机、农业科教等方面，这些执法职责和权力法律要求公开、透明地运行。随着涉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陆续出台实施，赋予的执法职责越来越多；依法行政和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农业执法行为的规范等，使我们肩上的执法责任更加沉重。《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农业部门承担初级农产品的监管职责，由于农产品的多样性，给检测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县级农业部门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在执法实践中大多只能对可疑农产品采取肉眼等感官检查、判断，没有定量检测设备，导致执法取证难、查处难，加大了基层执法人员的责任风险，致使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 2．3农资市场监管任务越来越艰巨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一直是民生大计，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很重视。农业管理部门发展订单农业、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和品牌农业等现代农业，以及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用上“放心种”、“放心肥”、“放心药”，种上“放心田”的心愿，都与农资市场监管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息息相关。全面贯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全方位加强农资市场监管，这既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农、加快农业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机遇，又是农业执法面临的挑战。因此，组建一支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执法公正、行为规范、廉洁高效、装备齐全、反应快速的农业行政执法队伍，加强农业执法规范化建设势在必行。 3思路与对策 要行使好法律法规赋予农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及行政许可等职权，就必须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提高农业执法人员执政能力和农业部门的整体实力，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环境。 3．1必须明确职责范围 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及决策、执行、监督分离的原则，整合机构，调整职能，明确职责，建立县级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纳人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依据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的主管范围，按农业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的以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为执法主体的执法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权行使职责。县农业综合执法范围主要包括：农作物种子、农药、肥料、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农业植物保护、农业转基因管理、生物菌菌种管理、农业环保、农机、农产品质量安全、蚕种、果苗、种畜禽、兽医兽药、饲料与饲料添加剂、生鲜乳等。《动物防疫法》、《植物检疫条例》授权的各执法机构既可单独承担有关法律、法规的行政执法，也可以纳入综合执法范围。 3．2必须优化执法队伍 按照“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要求，着力建设一支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执法公正、行为规范、廉洁高效的农业行政执法队伍。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全县农业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教育和执法业务能力培训，不断强化执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法律意识，提高执法水平。建立考核评价体系，把执法能力、法律法规精通程度、依法行政能力和为民服务成效作为农业执法队伍考核评价的重要指标。通过素质教育培训，实现农业执法队伍从提高法律意识向提高法律素质转变，从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转变，从注重行政处罚向执法服务转变。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严格规范农业执法行为，做到文明公正执法。同时，要增强服务意识，寓执法于服务之中，树立崭新的执法为民的农业执法形象。 3．3必须完善工作制度 一是建立健全农业执法工作责任制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与执法机构内部职能层级实行分级负责，层层建立责任制，签订责任状，并定期进行责任考核。制定《农业行政执法责任考核办法》和《农业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建立农业执法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使农业执法和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是建立健全案件报告备案制度。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影响较大的、具有典型或代表性的、涉案和处罚金额较大的农业行政违法案件进行报告和备案。 三是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结合我县农业行政执法的实际，对执法内容、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期限、管理相对人权利进行公示。 四是协调部门联动综合执法制度。农业部门与工商、质监、公安等部门要分工负责，并积极协调配合，形成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行为的高压态势。 五是建立健全案卷评查制度。随时随地对执法案卷进行抽查、调阅，实行随案监督。 六是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制度。执法部门要以适方式公开农业执法投诉举报电话、网站网址，建立投诉举报平台，接受群众、舆论和社会监督。 3．4必须构建诚信体系 构建农资诚信体系是实行依法治假、以信治假、以德治假，从根本上规范农资生产经营行为，加强长效监管的基础性工作。一是对全县农资经营人员开展法律法规学习培训，做到学法、知法、懂法、守法，依法经营；加强其业务知识培训，增强为农服务的本领。抓职业道德教育，保证不销售“假、冒、伪、劣”农资。二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农资管理信息系统，构建农资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信息查询、和案件通报网络化。三是指导农资经营企业、门店建立经营档案，记录产品名称、数量、进货渠道和销售去向，向消费者提供销售凭证，实行质量可追溯管理。引导农资经营者推行农资质量管理公开承诺制、缺陷农资产品召回制度、售后跟踪服务等内部管理制度。四是认真总结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的经验，推广农资连锁、农资农技双连锁、农资农业专业合作社连锁、农资行业协会等模式，构建新型农资经营网络，畅通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渠道。五是根据市场主体资格、经济实力、执法检查情况、守法程度、公众评议与信息指标进行综合评定分级，坚持每年开展县级诚信农资门店的创建活动，对信誉好的企业给予表彰奖励，对失信企业予以警示或限期改正对多次违法且性质严重的企业列入黑名单，向社会公布并予以重点监控。六是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组干部和种养大户为农资市场信息监督员，及时反馈信息，公开举报电话，制定举报奖励办法，掌握农资市场动态，加强经营门店的长效监管。 3．5必须落实各项保障措施 农业综合执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依法管理的重要内容，必须把农业执法机构和人员的经费列入同级财政足额预算，并逐步增加办案专项经费，确保教育培训、市场监管、质量抽检、伪劣农资处置、信用体系建设和举报奖励等工作正常、有序和高效运行。农业执法人员长期在一线从事执法实践，工作辛苦，应注意落实其福利待遇，解决其后顾之忧。同时，可以参照公安、纪检等部门的做法，给予一定的办案补贴和检查津贴。继续完善必要的执法设施设备，推行统一着装，改善执法形象。要建立和完善农业执法信息网络，便于投诉举报、信息、监督检查结果的相互交流、许可资料查询，推进信息共享，提高执法快速反应能力。同时要严格执行罚没款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 3．6必须严格执法检查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行政管理在于作为。按照执法为民、依法护农的要求，围绕农业发展大局和社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实行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管、质量管理与标志检查、诚信服务与处罚教育三个结合，突出种子、农药、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种畜禽五大类农业投入品监管，严查经营主体、产品质量、标志标签、经营档案、违禁农资等五种行为。围绕重点季节、重点产品、重点对象集中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同时，要优化执法管理。按照先发展后规范，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原则，开展公正执法、公平执法、文明执法、和谐执法，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纠风、纪检等部门的监督，接受管理相对人、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监督。加强执法人员管理，狠抓作风建设，按照“团结、实干、创新、奉公”的精神和行为准则，完善各项制度，强化自身建设，树立农业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为发展现代农业、保护农民根本利益保驾护航。 农业执法论文:基层农业执法中的新问题及解决办法分析 摘要：面对基层农业执法执法经费不足、设备落后的新问题，农资市场面广量大、经营者复杂的局面和违法违规经营行动隐蔽的情况，提出了支拨经费、宣传服务、重点整治、强化监督和长效机制建设等措施。 1基层农业执法中的热门、难点新问题 1.1农业执法经费不足，办公条件落后，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一是许多处所财政拨款的经费只够用于执法人员工资的发放，甚至有些处所连工资都很难得到保障，使执法工作难以正常有序开展；二是因工作经费不足，导致执法设备缺乏，执法工作还是靠一支笔、几张纸和两条腿，使违法行动难以取证，影响了执法公平性和力度；三是许多处所财政变相地将行政处分款按比例返还，导致部分案件处分混乱，有的甚至履行处分款收支一条线管理，使执法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1.2农资市场面广量大，经营人员多而杂，监管难以全面到位 一方面，随着农资市场的放开，农资市场浮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向，个体经营者不断增多，经营人员也相当复杂，一些企业下岗人员和不懂农业生产、缺乏农资经营常识的人相继融入了经营农资的行列，有的人因利益驱动故意违法，有的因不懂法而违法，这些都给农业执法工作带来了许多难处；另一方面，基层农业执法因人员编制有限，面对县乡村宏大的农资市场，使农资监管很难全笼罩。 1.3违法违规的农资经营行动隐蔽，难以创造和取证 近年来，经过农业执法队伍对农资市场的严格监管，一部分农资经营者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违法经营行动更加隐蔽，将违法农资不上门面柜台，而是暗处和下级农资经营者或者农民做交易。因违法违规农资大多价格较便宜，少部分农资经营者、小商小贩和部分农民贪便宜，购置违法违规农资，且大多数没有票据，使得下级经销商和农民很难维权，农业执法也很难取证。 2策略 2.1支拨执法经费是基础 建议将基层的执法人员全额工资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工作经费纳入上级农业执法部门财政预算，改良执法设备，以有效地进步执法能力。 2.2广泛宣传服务是手段 本着服务群众的原则，积极开展政策咨询、法律援助、信息服务和技巧领导。一方面，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和散发材料、现场咨询等多种情势，向农民宣传《种子法》、《农产品德量平安法》、《农药管理条例》等农业法律法规和农资识假辨假常识、重视事项以及维权道路，勉励他们向执法部门举报假劣农资；另一方面，通过举办培训班、知识讲座和市场检查等方法，向农资经营者广泛开展种子、农药、肥料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服务运动，告诉其违法经营的成果和导致农业生产事故的赔偿责任。 2.3突出重点整治是要害 一方面，在每年购置农资旺季前，由种子管理部门、植保部门、土肥部门分辨对农资市场的种子、农药和肥料实行抽检，凡是质量不合格的农资再送往有资质的检测部门复检，根据检测情况，决定是否让其在市场上销售；另一方面，农业执法部门在重要的农时季节，对重点市场、重点品种、重点经营户进行拉网式执法检查。种子看其标签标识是否合法，是否为未审定品种，是否合适本地种植，内外标签是否一致；农药看其标签是否规范，是否高毒高残留农药，是否假冒登记证，是否过期农药，是否为国家明令禁止应用的农药；肥料重要看复混肥、有机肥、微生物肥及叶面肥的标签是否合法，是否有登记证，是否为过期肥料。通过检查，假如有违法违规经营行动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另外，还要对市场进行不定期突击检查，一旦创造违法违规经营行动要立即予以禁止，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 2.4完善执法监督是保证 一是农民监督。农民创造有经营假劣农资的，可以向农业执法部门投诉、举报，执法部门必须建立档案、记载查处情况和处理成果。二是农资经营者监督。农资经营者创造其他违法经营农资的，可以向农业部门举报。创造农业部门执法不公的，可以向农业的监察部门或者同级政府的法制部门或者上级农业部门举报。三是农业部门内部监督。农业部门一般都设立了政策法规科（处），对农业执法的文书格式和程序、根据都进行审查。四是同级政府法制部门监督。同级政府法制部门可以调阅行政处分案件，吸收行政复议，对行政处分案件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五是人大政协监督。国民代表大会处所委员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处所委员会可以对农业执法部门的工作随时检查，可以明察暗访农资市场。六是上级农业部门监督。上级农业部门可以吸收行政复议，对行政处分案件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还可以对下级管辖领域内的农资市场明察暗访、检查督促领导，并可对下级辖区内的重大案件提取处分。七是社会舆论监督。由社会群众利用报纸、电台、网络和言论监督。 2.5建设长效机制是根本 一是健全工作责任制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和机构内部职能层级履行分级负责，层层建立责任制，签订责任状，并定期进行责任考核。二是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将市场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上把好三关摘要：一要严格把好种子生产经营者资格准入关，对相干允许申请按照规定请求进行严格审查审核，不符合条件请求的，果断不审批；二要把好产品准入关，重点放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农药和肥料登记、产品的包装标签上，不符合规范的，不得流入市场；三要把好产品德量的准入关，在督促生产经营企业加强内部质量管理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监督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产品依法查处，杜绝流入市场。三是完善新问题创造制度。向社会颁布了投诉举报电话和具体负责部门，设立举报信箱，并完善“有诉必接、闻报必动、接案必查”的处理机制；通过网络、案件通报交换，农业执法系统内部履行信息共享机制；县（区）各乡镇聘请2名以上农资监管信息员，及时报告违法农资信息，信息员履行金钱勉励机制。四是和谐部门联动综合执法制度。农业部门和工商、质监、公安等部门要分工负责，并积极和谐配合，形成严格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行动的高压态势。 农业执法论文:农业整体执法难题以及举措 农业综合执法是将法律法规赋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内设的执法机构行使的执法模式,是农业行政部门由专门执法机构履行法定的职责、义务和权利,对农业及其相关领域实行监督管理的行为。其成立将有效地促进和实现依法治农、依法兴农、执法护农,对促进农业生产,有效遏制坑农害农现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助农增收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如何建好一支高效、精干、务真求实、依法行政、公正执法的农业综合执法队伍和机构,是摆在农牧部门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1西吉县农业综合执法现状 西吉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是2006年4月经县编委批准成立的,属事业性质,股级建制,隶属农牧局领导,经费实行全额预算管理。主要职责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传有关农业法律、法规;二是贯彻执行有关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为执法主体的法律法规,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三是承担全县范围内的种子、农药、兽药与农资监管及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具体承办全县及19个乡镇管辖范围内的农资市场监督检查及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四是负责查处全县农业违法案件,并配合协助上级和公安、工商等部门查处跨县区数额较大的农业违法案件;五是负责全县农业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和农业行政执法证件办理及审验工作。根据工作需要,人员构成均从农牧局内部进行调整,调整后核定编制21人,其中大学生8人,大专生9人,中专生4人;高级职称者4人,中级职称者6人,初级职称者11人;所有人员全部持证上岗,有2名同志持双证上岗;平均年龄38岁。 2农业综合执法存在的问题 2.1农业综合执法程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法制建设越来越重要。西吉县是农业大县,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委托相关专业事业机构执法的局面尚未彻底改变。农业综合执法机构不规范,宣传不广泛,管理相对人和群众法制观念淡薄,认识不到位。从主观上看,一是对现行的法律法规执法尚未全部展开,存在用法不到位、执法不力和执法死角等问题;二是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的性质为事业机构,定性事业编制影响了参与综合执法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从客观上看,一是有的现行法律法规操作性不好掌握,责、权、利脱节;二是有的农业领域农业综合执法法律依据不足,甚至无法可依(如肥料);三是县农牧部门经费不足,检查检测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农资、农产品和农业环境质量难以监控,制约了农业执法工作的开展;四是宣传力度薄弱,农资经营者、农村、农民对农业综合执法不理解。 2.2农业综合执法体系建设 农业综合执法依据实施的法律、法规数量大,专业种类多,专业性强。作为履行农业主管部门独立行使执法权的机关,农业综合执法体系建设在以下4个方面的“统一”还不完善,一是执法标准和目标统一,但上下贯通还不衔接;二是建立与工作性质相互统一的工作机制还不健全;三是农资市场整治缺乏统一的行动方案,往往各自为政;四是建立跨区域查处案件的统一工作体系不健全。 2.3经费保障 农业综合执法是行政行为,罚款必须全额上交国库,农业执法机构是没有任何赢利收入的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机构。由于西吉县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头绪多,加之又是山区,地域宽广,交通不便,执法车辆少,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或有突发事件时,租车执法,摄像机、照相机等取证设备落后,电脑、打印机等基本办公设备不足,明显不适应现在涉农违法犯罪者作案隐蔽、手段高明的形势。 2.4执法人员的待遇 农业综合执法人员开展执法工作常年奔波于乡村,很多时候休息不足,在查处案件时,常常还要接触有毒物品,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同时执法者与违法者是2个对抗的主体,矛盾突出,农业执法人员常常受到违法分子的辱骂,甚至殴打,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农业行政执法工作具有特殊性,执法人员也没有相应的岗位津贴,长期从事行政执法工作而编制为事业性质,人员在工资标准和职称评定上也没有特殊照顾等都影响着农业综合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加快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的对策 3.1提高认识,增强农业综合执法的责任感 农业综合执法人员是开展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的主体,农业的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要有强烈的思想紧迫感和执法责任感。首先,要明确认识农业综合执法是落实《农业法》的重要举措,是确保农业生产健康、安全、持续、有序进行,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性工作,是农业综合执法人员的重要职责。其次,实施农业综合执法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必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积极转变职能,加强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监督管理,坚持依法行政,建立和完善法治化管理的运行机制,实行政府牵头、部门协助、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三是实施农业综合执法是服务“三农”的迫切需要,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充分运用法治手段,紧紧围绕“打假、护农、保农、增收”的目标,加大市场整顿力度,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保障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3.2完善农业综合执法体系建设 一是着力推行2个分工:一方面要政令分工,让农业企业成为独立法人进入市场,行政领导不参与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要政事分开,还权于政,将事业单位行政处罚权按上级要求集中到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并以行政机关名义实行,事业职能部门全力配合。二是推行有效工作机制。将农业综合执法工作与工作绩效配合,实行奖罚制度;按农时季节,由农牧局统一组织,职能部门配合,联合执法;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执法力量,统一案件查处,统一执法文书,形成经营组织配合、部门参与、相互衔接、群众监督的良好氛围。三是扎实搞好执法队伍建设。挑选办事精干、工作大胆、为人公正、已取得专业执法许可、长期从事执法工作、熟悉法律知识、专业素质高的优秀人员从事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组织参加上级执法培训,确保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亮证执法,规范执法,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造就一支政治合格、业务精通、作风过硬、公正廉洁的农业执法队伍。四是着力推行农业综合执法的原则。首先坚持依法行政原则。执法机关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执法机构职权与职责相统一,应作为而不作为、应不作为而作为都是违法,都应承担法律责任,着力纠正违反法律的行政处罚行为;其次坚持改革创新的原则,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务“三农”为基础,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农业执法体系,按照依法行政、依法治农、依法护农的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切实转变职能,加快改进执法力度;再次坚持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原则,农业综合执法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要结合西吉县农牧业工作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农业自然条件、人口现状和执法现状、特点与实际开展工作。五是争取做到经费和制度保障。经费保障是搞好执法工作的前提,要多争取上级支持,在保障工作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争取早日配备办案经费、办公用品、交通工具、通讯设备、摄像器材等。同时,为保障综合执法的合法性、规范性,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执法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必须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应建立健全农业综合执法责任制、农业综合执法错案追究制、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统计制度、农业综合执法公示制、农业综合执法处罚取证制度、农业综合执法回避制、农业综合执法文书送达制度、农业综合执法罚没款物收缴制度、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备案制度、农业综合执法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农业综合执法办公室制度、农业综合执法证件管理办法等,用制度规范执法人员言行。 3.3加大宣传力度,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工作有序开展 在普法宣传上下功夫,重点搞好农业法律法规宣传。加快农业综合执法,除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协作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与支持,必须千方百计地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农业法规、农业依法行政的认识,提高广大群众守法、护法、用法的自觉性,使违法行为无立足之地。 3.4在监督落实上下功夫,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加快推进农业综合执法,确保执法为民,必须强化对执法权力的监督,要积极推行约束制度和群众举报制度、新闻监督制度、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审计监察监督制度、重大事情集体决策制度、社会公示和听政制度,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制,对超越权限、违反程序决策、造成重大损失的,应追究决策者的责任。 3.5规范执法行为,树立农业综合执法的良好形象 实施农业综合执法,要坚持做到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一要实现4个转变,即执法人员要由专一向多能转变,由依赖型执法向独立执法方向转变,由被动管理向主动执法转变,由突击性监督检查向执法经常化转变;二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全面履行法定职责,更重要的是立足当前,面对现实,克服一切困难,以法律为准绳,把职责履行到位,把权利用足、用好。为群众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正常活动提供保障,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形象。 农业执法论文:农业行政执法调查与思考 摘要：文章通过分析高台县农业行政执法工作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执法体系；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加强法制教育，优化执法环境；积极创造条件，完善保障机制等4个方面，加强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农业行政执法；高台县；成效；建议 农业行政执法是依法治县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维护、农业发展环境的优劣和农村社会大局的稳定。经过多次机构整合，当前，高台县农业行政执法工作初步形成以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为骨干，农机局、畜牧局、农经局、农技推广中心、农检中心、减负办等其他职能单位相配合的局面，共有农业执法人员约30人。其中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成立于2009年11月，隶属于县农委，依法履行县农委的种植业执法权，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 1主要成效 （1）完善规章制度，并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对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管理进一步加强，相关部门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对一系列执法工作进行严格的规范，这样可以避免农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的发生。近年来，未发生一起农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2）加强法制宣传，法治意识进一步增强。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介和送法下乡、农资打假等活动载体，广泛宣传农业法律法规知识，设立咨询台、曝光台普及农资识假辨假和科学使用知识，有效提高了农民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识假辨假能力。 （3）加大培训力度，业务素质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引导鼓励执法人员积极参加上级业务部门举办的培训，并结合实际聘请法律顾问和法律专家开展现场培训，执法人员业务水平明显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农业行政审批、以会代训等方式加大对农资经营者法律法规培训力度，假冒伪劣农资案件明显下降。 （4）加大执法力度，合法权益进一步维护。随着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的设立，农业行政执法工作有了抓手。近年来，每年立案查处种子、农药、化肥等方面的违法案件20件以上，收缴罚没款10万余元，调处农资纠纷20余起，累计为农户挽回经济损失近千万元。 2存在的问题 （1）工作认识有偏差。高台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目前仅执行种子、农药、化肥的行政处罚，畜牧、农机、农村土地、专业合作组织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仍然有相关业务部门执行，农业行政执法机构多乱杂，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多头执法，重复交叉执法问题突出，各执法机构之间职能不清，责任不明，关系不顺，且没有突出的主体形象，导致执法工作的盲目性，进而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的综合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执法保障跟不上。①经费短缺，政府部门没有下拨用于农业行政执法的专项经费，且执法过程比较落后，给执法检查、调查取证和实施行政处罚带来较多阻碍，影响最终的执法效果。②执法装备短缺。尽管配备了车辆，录音录像设备，但现代的取证设备数量少、质量不高，无法保证执法工作的迅速性、准确性以及公平性。同时，在执法过程中，工作人员必须统一着装，这样才能提升农业行政执法的权威性。③执法人员待遇不高。农业行政执法人员未纳入公务员或参公管理人员，存在后顾之忧，不利于农业行政执法队伍的稳定和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的开展。 （3）工作能力不胜任。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绝大部分原来从事的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属“半路出家”。仅通过短期培训学习，并考取上岗证，就开始从事该项工作，对相关的性质执法知识与技能仍比较生疏，进而影响农业行政执法的质量和效率。 （4）体制机制不顺畅。①执法机构和执法机关的关系不顺畅。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是受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委托的农业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机构，以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名义执行农业法律法规，受委托单位的监督管理。执法人员对主体责任和委托义务理解有偏差，执法程序不规范，协作配合不够。②行政审批的事后监管和检验检测体制尚未完全理顺。检验检测技术和设备设施落后，检测能力和水平与农业部门日益繁重的农业行政执法不相适应。 3对策和建议 （1）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执法体系。建立健全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管理、行政执法公开公示、重大案件审批查处备案、执法过错和错案责任追究、评议考核等制度，加快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管有效、保障有力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①扎实推进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构建以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为主，与法律法规授权的执法机构相结合的农业行政综合执法体系。②加强农业检验检测机构建设，构建以农检中心综合性检验检测为主的检验检测体系。③建立健全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网络，在农委内设法制办公室，综合协调农业行政执法工作，以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为主体，整合畜牧、农机、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执法资源，实行综合检验检测，形成专业管理机构相互协调配合，纵横交错、广范围的农业行政执法网络。 （2）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严把“进人、用人”关，将政治素质好，专业技术强，法律素养高，具有复合型工作能力的人员选配到农业行政执法队伍。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人员执法培训，使执法人员精通相关法律法规、准确应用法律条款、依法执行执法程序，达到文明、公正执法。 （3）加强法制教育，优化执法环境。①抓好执法人员法治教育，不断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严格遵守法律，严格依法行政。②在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过程中，加大对农业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③农业行政执法单位利用开展市场检查、各项专项行动的时机，定期不定期对管理相对人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依法经营能力。 （4）积极创造条件，完善保障机制。把农业行政执法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县、推进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内容，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把农业行政执法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证执法办案经费。以项目建设为支撑，加大投入，进一步配齐配全农业行政执法办案硬件设施。执法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落实待遇，解决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的后顾之忧，调动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作者：罗黎晨 单位：高台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农业执法论文:农业植物检疫行政执法工作现状 摘要：植物检疫行政执法是植物检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北京市大兴区植物检疫行政执法工作进行梳理，阐述了植物检疫行政执法工作的主要做法和采取的措施，并对工作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同时提出了推进植物检疫执法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植物检疫；行政执法；现状；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各国贸易的增加，植物检疫工作的任务从传统的保护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到新形势下的保障国家经贸安全，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可以说植物检疫工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农业植物检疫执法工作是植物检疫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我国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科学的做好植物检疫执法工作，有效地把好检疫关，服务好群众，维护植物检疫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确保植物检疫工作为我国农业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这是植物检疫管理者和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本文作者结合大兴区植物检疫情况，对目前植物检疫执法现状进行了分析，针对农业植物检疫执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提升农业植物检疫执法水平提供参考。 1植物检疫行政执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1.1有害生物传播蔓延加快 随着农业市场的发展，农产品流通加速打破了农产品地域的局限性，但随之也加快了外来物种的入侵和传播蔓延的速度。2002年之前，我区未监测到检疫性有害生物，2002～2010年，共监测到检疫性有害生物4种，虽然2010年后至今，我区未再监测到新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但随着国际、外省市籽种等农产品流通我区数量增多，使我区植物检疫工作肩负更大的社会责任。 1.2社会对植物检疫行政执法要求更高 植物检疫行政执法是农业行政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护农业经济、农业生态及人身安全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法制制度、农业贸易快速发展，对于农业植物检疫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大兴区植物检疫行政执法基本情况 2.1植物检疫行政执法体制现状及人员配备情况 植物检疫现行行政执法依据为《植物检疫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实施主体为大兴区植保植检站，负责本行政区植物检疫行政执法工作。大兴区植保植检站设立植物检疫室专职负责植物检疫行政执法工作。单位现有植物检疫执法资格人员23名，专职植物检疫人员3名，主要从事植物疫情的监测、普查和行政执法等工作。 2.2植物检疫行政执法工作开展情况 2.2.1拉网检查与专项检查结合 近两年，由于平原造林和新机场建设等原因，我区农资经营店数量、经营规模发生较大变化。所以我站将拉网检查作为重点工作，目的是摸清我区农资店数量、规模，全面掌握全区农资店经营情况，2016年经过拉网检查共统计经营单位158家，与2015年相比净减少22家。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新机场建设进行了征地拆迁。同时为了增加执法的针对性，提高执法力度，执法人员结合换茬期、三夏期和西瓜、小麦等主栽作物的播种前期开展专项检查，加强对重点时期、重点作物的监管。做到事前提醒，事中检查，事后处罚。提高对主栽作物的执法检查力度。 2.2.2全面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 由于大兴区种子经营户数量多、分布散、规模小的特点，因此我站根据经营户经营规模和平时表现，将经营单位分为ABC三级，进行区别化管理。做到全面管理中抓重点，重点管理中分级别，提高执法工作效率，做好我区农资市场的监管工作。同时我站2016年施行了双随机执法制度，对经营单位和执法人员进行随机摇号，既避免执法人员任性执法，执法扰民，同时又做到了执法的科学性与覆盖面。 2.2.3宣传教育与执法检查结合 一是在年初通过执法检查与监管对象签订《大兴区种子经营单位保证书》，明确其守法义务，并发放检疫性有害生物宣传材料，宣讲植物检疫的意义等，深化经营户对植物检疫的认识。二是针对企业和经营单位开展集中培训。每年年初与种子生产企业召开座谈会，部署工作重点，传达重要精神，同时倾听企业的诉求，加强沟通，为企业更好的服务。开展种子经营单位的分片培训，通过培训通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以提高种子经营单位的检疫意识。三是充分利用电视、报纸、手机短信和科普赶集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和培训。同时制作了相关展板在科普赶集和执法宣传中进行展示和宣传。四是把每年的9月定为植物检疫宣传月，通过媒体宣传、组织培训和在种子企业中悬挂条幅等活动，积极营造政府重视检疫、社会支持检疫的良好氛围，全面提升植物检疫监管水平，为更好的开展植物疫情的监测与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2.2.4联合检查与行政处罚结合 注重与种子、肥料、农药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同时加强与工商、镇农产品安全员的联合检查。在市场检查中，通过与镇安全员协作，协助监管各镇种子经营户，做到监管工作下移，进一步增强了对种子经营单位的监管力度。行政处罚方面，根据执法检查和联合检查中发现的典型违规行为开展行政处罚，近几年每年均有针对违规调运开展的行政处罚案件。通过行政处罚锻炼了执法队伍，同时也震慑了经营单位的违法行为，提高了植物检疫证书持证率。 2.3取得的成效 2.3.1辖区内种子生产、经营企业检疫意识显著提高 通过科普赶集、执法检查、田间学校和集中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宣传，使辖区内种子生产、经营单位的检疫意识有了显著提高，同时通过与种子企业签订生产、经营承诺书，进一步规范了其经营行为，提高了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 2.3.2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通过近两年规范经营行为，我区种子持证率明显提高，同时针对小麦腥黑穗病、瓜类果斑病等曾经发生的疫情进行关键时期市场检查；并从市场抽样，开展瓜类果斑病种植监测，确保我区种植西瓜品种不含检疫性有害生物。通过执法人员的努力，我区2010年至今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切实保障了我区农业生产安全。 3存在问题 3.1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植物检疫法律法规是各级检疫机构开展检疫工作的法律依据，现行的《植物检疫条例》是1992年颁布，距今已有20余年，《植物检疫实施细则》也有近10年没有进行修订。虽然北京市于2013年7月1日颁布了《植物检疫条例实施办法》，但由于实施范围和权限有限，也只能是在《植物检疫条例》的基础上进行微调，无法彻底改变植物检疫执法现状。但由于近些年无论是在种子的贸易量和贸易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条款已经无法满足目前的检疫执法工作，比如：植物检疫证书编号的编制方面，目前市场上种子包装袋上的检疫编号随意，位数不一，且无法从网上进行查证。在执法过程中很难通过植物检疫证书编号去判定该批种子是否通过检疫。 3.2社会对植物检疫工作认识不足 一方面由于植物疫情的初步发生涉及面小和发生后对于大多数人的生产生活影响比较间接等特点，媒体对于植物疫情的报道和关注较少，所以造成社会对于植物疫情的发生重视不够，对植物疫情的了解知识不够。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撤销了种子经营备案制度，种子经营单位只需要直接去工商局办理工商执照就可进行经营。所以造成种子经营企业对于检疫工作的不重视、不清楚。同时也造成执法人员对于辖区内的经营单位变化情况较被动，不能及时开展相关培训和宣传。 3.3植物检疫执法能力相对较弱 一是由于《植物检疫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由于制定时间较长，造成实际执法工作中可操作性较差，所以使执法人员的执法积极性不高。二是植物检疫执法工作各地区要求不一，比如植物检疫要求书的开具，现实执法中我站要求种子调运企业需对方开具植物检疫要求书，企业的反馈是对方所在地区不给开具，还有不知道去何地开具等现象。三是由于之前植物检疫工作主要是重监测、普查等业务工作，对于执法工作一直重视程度不够，所以造成执法能力、执法知识有待提升。四是目前执法人员均为事业单位编制，主要靠职称晋级决定人员收入。所以就造成执法人员还要参与其他业务工作，使执法人员精力不能集中。五是植物检疫执法工作还需要相关检验检测为依托，而目前针对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执法人员主要的手段还是通过眼看，检疫技术水平与应施检疫植物的检疫要求存在差距，影响检疫准确性。 4建议 4.1加快修订植物检疫相关法律法规 植物检疫法律法规是检疫执法的依据和保障，面对我国目前市场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植物检疫相关法律法规也应及时作出调整，特别是针对近些年新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包括快递行业的规范、疫情销毁的补偿机制等都需要细化和完善。同时要注意新手段和方式的监管，如植物检疫证书能否网络化，实现实时查证，及时处罚，给执法人员足够的执法证据便于开展市场监管，同时也便于经营单位保管和查证。 4.2加强部门沟通，做到联合执法 植物检疫工作不是一个部门也不是一个地区能够办好的事情。特别是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植物检疫工作的一体化还需要进一步推进。要进一步加强与河北和天津植物检疫部门的协作，互通植物疫情情况和检疫执法情况，对于发现的违规问题能够跨地区开展检查和处罚工作。同时还要积极联合本地区的工商、铁路、邮政等部门，寻求相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对于违规调运等违法行为形成打击合力，使不法分子得到应有的处罚。 4.3提升执法地位，增加执法力度 通过近些年的努力，执法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执法相对人对于执法工作也有了更积极的认识。但同其他执法工作相比，植物检疫执法还是相对薄弱。执法地位的提升一是靠基层执法人员的积极宣传和严格执法，同时更要靠执法体系的理顺和相关领导的支持和重视。所以建议将检疫工作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形成政府主体责任，这样也有利于部门联合执法和推进工作。 作者：孙璐；赵安平；王美入；贾淑芬 单位：北京市大兴区植保植检站 农业执法论文:简析农业执法规范化的建设 1取得的成效 1.1规范了农资经营秩序 1.1.1强化日常监管采取日常检查、交叉检查、联合检查等形式，围绕重点产品、重点区域、重点对象，对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农业机械维修网点等农资市场开展经常性检查。去年共开展检查158场（次），其中：与工商、物价、质监等部门联合检查6次，检查整顿门店358个（次），查处包装不规范、超范围经营玉米种子65小袋145公斤，过期蔬菜种子165袋，假劣蔬菜种子180袋，失效农药1845瓶（袋），超范围经营鼠药7瓶，禁限用兽药55盒，过期饲料添加剂9种110袋，现场纠正违法违规行为82起，使农资生产经营活动更加规范。 1.1.2突出专项治理紧紧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暨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年活动，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印发“农药市场监管年”、“兽药专项整治”等配套文件。定期不定期采取拉网式对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进行监督检查，杜绝生产、经营和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和在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瘦肉精等有毒、有害物质和违禁药品，严厉打击坑农害农行为。同时，督促千星食用菌、四季青蔬菜等5家农产品生产专业合作社进行标准化生产，建立健全生产记录，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1.1.3狠抓案件查处按照“有闻必动，有诉必接，接案必查，查必到底”的原则和案件投诉举报、核实处理要求，严查经营主体、产品质量、标识标签等行为。全年共立案8起，其中：种子2起，农药4起，饲料、兽药2起，受理投诉举报15起，其中：大豆、玉米、蓖麻种子等群众上访案8起，处理答复率达到100%，协调补偿群众4000余元，挽回经济损失12万元，打击了各种违法行为，维护了农资经营秩序。 1.2增强了行业自律意识 1.2.1建立农资经营门店电子管理档案在全县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建立电子档案194家，其中：种子、农药、肥料43家，兽药、饲料17家。档案中详细记载名称、地点等基本情况和奖励及违法违规等相关信息，为进一步加强农资监管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 1.2.2建立农资义务监督员队伍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村干部、种养大户、产业带头人、农口退休老干部中选聘了10名农资义务监督员。坚持每月最少与监督员联络一次，互通信息，了解情况，实现了监督员对执法人员和农资经营行为的双向监督。 1.2.3培养农资经营示范店按照经营种类在农资行业中选择基础条件好、经营信誉高、无违法经营行为记录的10个门店,创建全县农资经营示范店，使其建立质量责任承诺、缺陷农资产品召回等制度和警示牌，为全县农资经营行业树立了榜样。 1.2.4制定农资诚信经营体系评选办法为了规范农资经营行为，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发了《千阳县关于开展“诚信农资经营企业（户）”评选活动的通知》和《千阳县农资诚信经营企业（户）评选管理办法》，根据市场主体资格、守法程度、群众投诉等信息指标进行综合评定分级，实现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增强了企业参与诚信评选的积极性。 1.3普及了农业法律法规结合“五五”普法工作，采取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大力开展农业法律法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1.3.1加强执法主体培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坚持把法律法规学习作为履行职责的第一要务，组织全队执法人员全面系统地学习了《行政许可法》、《农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学习，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行政的能力。 1.3.2开展经营主体培训，强化依法诚信经营理念每年举办全县农资经营人员守法诚信经营培训会，邀请市县专业人员对全县农资经营人员进行了法律法规和农资科学使用知识培训。全年共开展农资经营人员培训2期300余人，编写《千阳县农资经营人员培训资料》16.7万字，印发240多套，开展理论考试测试2期4场（次），经考试合格率达到100%。通过培训提高了农资经营人员法律意识和业务技能。 1.3.3加强农民群众培训，形成依法治农氛围开展了“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科技“三下乡”、“法制宣传日”等活动，宣传了农资识假辩假技巧、法律法规和如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等知识。共开展宣传咨询活动52场次，发放《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千阳县农资打假投诉举报奖励办法》等资料2万余份，制作展板39块，刷写标语20条，接受咨询服务6000余人。广大农民群众识假辨伪的能力得到提高、依法维权的意识普遍增强，提升了农业执法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全社会依法治农的氛围初步形成。 1.4转变了农业部门职能实行综合执法，将执法职能从技术推广、经营服务机构中剥离出来，有效地克服了政事特别是政企不分的状况，使执法机构专司执法，规范了执法行为，体现了农业行政执法的公正性，也使农业管理、技术推广、经营机构能够各司其职，集中抓好本职工作，促进了科技与生产的结合。近几年来我县粮食面积几乎面积保持稳定不变，粮食单产和总产稳步上升，调整农业结构与布局，奶畜、蚕桑等主导产业不断壮大，一村一品发展成效显著，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农业科技创新步伐不断加快。 2存在的问题 2.1执法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农业执法人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知识面不宽、知识更新速度慢，原来从事的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从事农业执法工作属“半路出家”，只进行上岗前的短期培训，对农业法律、法规系统学习时间较少，缺乏行政执法所必备的法律知识及相关的执法技能，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执法人员不懂执法、不会执法、不善执法和不敢执法的现象。 2.2农民群众维权意识淡薄在市场检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差。在购买农资产品时不懂识假辩假常识，不索要发票和合格证，不查看有关证照和资料，往往在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不知或不能有效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3农业执法机构性质不顺目前，虽然县上建立了农业行政执法机构，但是是按“内部调整编制、理顺业务关系”的办法组建起来的，属事业性质，没有纳入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执法人员的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待遇不落实，有后顾之忧。同时，种子、蚕种、兽药、冷冻细管等等农资是农业系统下属单位经营，不利于农业执法单位工作的开展。 2.4农业行政执法经费短缺国家、农业部、省已颁布实施的农业（种植业）法律、法规种类很多，农业行政执法量大面宽，需要大量的办案经费，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县级财政很少解决农业执法办案经费，农业行政执法没有专项经费保障，导致执法手段落后，执法检查、调查取证和实施处罚困难，影响了执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2.5管理对象法制意识不强 2.5.1经营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进货渠道不规范，质量无法保障，导致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损农、坑农、害农的案件时有发生。 2.5.2农资经营者一证多点、无证经营、百货食品农资混合经营等问题仍然存在，大多数兽药经营门店没有兽药经营许可证，种子门店串乡经营，二级委托设点等现象比较普遍。 2.5.3部分私营和个体农资经营门店经营档案记载不全或根本没有建立经营档案，出了问题无据可查。 2.5.4农资经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很多从业人员没有相关的资质证书，缺乏农资基本常识。 2.5.5目前市场上经营农资的在售后服务和指导农民科学使用农资方面做得不够，他们一般只关心如何卖出农资。 3机遇与挑战 3.1实行农业综合执法法律依据明确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八十七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健全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执法，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号）规定要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推进综合执法试点，从源头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缺位等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等为农业执法体系建设和运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 3.2法律法规赋予农业执法职责众多到目前为止，陕西省农业厅编写的《陕西省农业法规全书》共收录了作为农业行政执法主体的法律、法规、规章有111个；涉及种植业，畜牧兽医、农机、农业科教等方面，这些执法职责和权力法律要求公开、透明地运行。随着涉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陆续出台实施，赋予的执法职责越来越多；行依法行政和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农业执法行为的规范等等，使我们肩上的执法责任更加沉重。《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农业部门承担初级农产品的监管职责，由于农业生产品种的多样性，给检测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县级农业部门尚未完全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在执法实践中大多只能对可疑农产品采取肉眼等感官器官检查、判断，没有定量检测设备，导致执法取证难、查处难，加大了基层执法人员的责任风险，致使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 3.3农资市场监管任务越来越艰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一直是民生大计，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很重视。农业管理部门发展订单农业、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和品牌农业等现代农业，以及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用上“放心种”、“放心肥”、“放心药”，种上“放心田”的心愿，都与农资市场监管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息息相关。全面贯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全方位加强农资市场监管，这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农、加快农业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机遇，又是农业执法面临的挑战。所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具备一支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执法公正，行为规范，廉洁高效的农业行政执法队伍；同时又要兼备良好的执法装备和快速反应打击能力。因此加强农业执法规范化建设势在必行。 4思路与对策 要行使好法律法规赋予农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及行政许可等职权，就必须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提高农业执法人员执政能力和农业部门的整体实力，更好的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环境。 4.1必须明确职责范围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及决策、执行、监督分离的原则，整合机构，调整职能，明确职责，建立县级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纳入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依据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的主管范围，按农业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的以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为执法主体的执法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权行使职责。县农业综合执法范围主要包括：农作物种子、农药、肥料、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农业植物保护、农业转基因管理、生物菌菌种管理、农业环保、农机、农产品质量安全、蚕种、果苗、种畜禽、兽医兽药、饲料与饲料添加剂、生鲜乳等。《动物防疫法》、《植物检疫条例》授权的各执法机构既可单独承担有关法律、法规的行政执法，也可以纳入综合执法范围。 4.2必须优化执法队伍按照“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要求，着力建设一支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执法公正，行为规范，廉洁高效的农业行政执法队伍。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全县农业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教育和执法业务能力培训，不断强化执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法律意识，提高执法水平。建立考核评价体系，把执法能力、法律法规精通程度、依法行政能力和为民服务成效作为农业执法队伍考核评价的重要指标。通过素质教育培训，实现农业执法队伍从提高法律意识向提高法律素质转变，从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转变，从注重行政处罚向执法服务转变。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严格规范农业执法行为，做到文明公正执法。同时，要增强服务意识，寓执法于服务之中，树立崭新的执法为民的农业执法形象。 4.3必须完善工作制度 4.3.1建立健全农业执法工作责任制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与执法机构内部职能层级实行分级负责，层层建立责任制，签订责任状，并定期进行责任考核。制定《农业行政执法责任考核办法》和《农业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建立农业执法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使农业执法和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3.2建立健全案件报告备案制度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影响较大的、具有典型或代表性的、涉案和处罚金额较大的农业行政违法案件进行报告和备案。 4.3.3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结合我县农业行政执法的实际，对执法内容、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期限、管理相对人权利进行公示。 4.3.4协调部门联动综合执法制度农业部门与工商、质监、公安等部门要分工负责，并积极协调配合，形成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行为的高压态势。 4.3.5建立健全案卷评查制度随时随地对执法案卷进行抽查、调阅，实行随案监督。 4.3.6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制度执法部门要以适当方式公开农业执法投诉举报电话、网站网址，建立投诉举报平台，接受群众、舆论和社会监督。 4.4必须构建诚信体系构建农资诚信体系是实行依法治假、以信治假、以德治假，从根本上规范农资生产经营行为、加强长效监管的基础性工作。 4.4.1对全县农资经营人员开展法律法规学习培训，做到学法、知法、懂法、守法，依法经营；加强其业务知识培训，增强为农服务的本领。抓职业道德教育，保证不销售“假、冒、伪、劣”农资。 4.4.2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农资管理信息系统，构建农资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信息查询、和案件通报网络化。 4.4.3指导农资经营企业、门店建立经营档案，记录产品名称、数量、进货渠道和销售去向，向消费者提供销售凭证，实行质量可追溯管理。引导农资经营者推行农资质量管理公开承诺制、缺陷农资产品召回制度、售后跟踪服务等内部管理制度。 4.4.4认真总结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的经验，推广农资连锁、农资农技双连锁、农资农业专业合作社连锁、农资行业协会等模式，构建新型农资经营网络，畅通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渠道。 4.4.5根据市场主体资格，经济实力、执法检查情况，守法程度、群众投诉、公众评议与信息指标进行综合评定分级，坚持每年开展县级诚信农资门店的创建活动，对信誉好的企业给予表彰奖励，对失信企业予以警示或限期改正，对多次违法且性质严重的企业列入黑名单，向社会公布并予以重点监控。 4.4.6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组干部和种养大户为农资市场信息监督员，及时反馈信息，公开举报电话，制定举报奖励办法，掌握农资市场动态，加强经营门店的长效监管。 4.5必须提高各项保障农业综合执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依法管理的重要内容，必须把农业执法机构和人员的经费列入同级财政足额预算，并逐步增加办案专项经费，确保教育培训、市场监管、质量抽检、伪劣农资处置、信用体系建设和举报奖励等工作正常、有序和高效运行。农业执法人员长期在一线从事执法实践，工作辛苦，应注意落实其福利待遇，解决其后顾之忧。同时，可以参照公安、纪检等部门的做法，给予一定的办案补贴和检查津贴。继续完善必要的执法设施设备，推行统一着装，改善执法形象。要建立和完善农业执法信息网络，便于投诉举报、信息、监督检查结果的相互交流、许可资料查询，推进信息共享，提高执法快速反应能力。同时要严格执行罚没款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 4.6必须严格执法检查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行政管理在于作为。按照执法为民、依法护农的要求，围绕农业发展大局和社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实行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管、质量管理与标识检查、诚信服务与处罚教育3个结合，突出种子、农药、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种畜禽5大类农业投入品监管，严查经营主体、产品质量、标识标签、经营档案、违禁农资等5种行为。围绕重点季节、重点产品、重点对象，集中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同时要优化执法管理。按照先发展，后规范，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原则，开展公正执法、公平执法、文明执法、和谐执法，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纠风、纪检等部门的监督，接受管理相对人、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监督，加强执法人员管理，狠抓作风建设，按照“团结、实干、创新、奉公”的精神和行为准则，完善各项制度，强化自身建设，树立农业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为发展现代农业、保护农民根本利益保驾护航。 作者：李剑英单位：陕西省千阳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农业执法论文:农业行政执法完善路径分析 以“打假护农”为重点，切实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可以结合“三下乡”、“3•15”等活动加强法制宣传，送法下乡、送法入企、送法进基地、送法到农户，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识别真假农资的能力，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增强抵制生产、经营、使用违规农资的自觉性和防范意识。二是与服务对象签好承诺书，从而进一步明确责任、规范服务对象的经营行为，确保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有序推进。三是加大执法力度，开展例行巡查和专项整治。采取日常例行检查与专项整治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加强与食安委成员单位的协调配合，整合执法资源，形成齐抓共管联动机制。四是开展农资生产经营单位基本情况调查统计和推行农业投入品经营档案格式。结合农资市场例行巡查工作，对农资经销情况进行全面的排摸，并登记造册，对有证农资经销户发放农业投入品经营档案，如实记载。五是认真组织开展农药监管年活动。配合相关部门对农药经销门店进行地毯式的检查，通过检查规范农药经销的秩序。六是开展专项整治。通过整治和督查规范生产秩序，进行地毯式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不规范想象，逐一开出整改通知书，限期改正，如不改正，按有关法律法规坚决予以查处，以提高执法的公信力。 以生产基地为重点，加强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监管 一是狠抓重大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监管。加大食品安全宣传力度，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意识；整合监管资源，加强对重点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管；严控农资市场和农产品生产基地，把好食品质量安全关。二是与服务对象签订责任承诺书，规范服务对象的生产经营行为。三是加强食用农产品安全工作的培训和辅导。四是加大抽检密度，建立抽检台账。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蔬菜基地产品农残例行监测制度。加大农产品检测频度，每7d安排2次以上深入基地现场抽检。五是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坚持对各生产基地、种植集散地、集贸市场的每月巡查制度，重点检查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建章立制情况和台账记录等情况，控制源头污染，严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从严惩处罚违规生产、销售和使用农业投入品行为，突出抓好重点区域、重点对象、重点品种的整治。六是开展专项整治。对检查中发现的不规范现象，逐一开出整改通知书，限期令其改正，如不改正，按有关法律法规坚决予以查处。七是积极引导，加强宣传培训。在平时检查和督查活动中，充分利用现场有利条件，积极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以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狠抓“三网”建设，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通过各镇、街道农产品质量安全联络员、乡镇农资市场监管信息员及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组成群众监督网。同时，设立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建立畅通、便捷的群众投诉渠道，做到有报必动、有诉必接、有案必查、有查必果。在监督检查中，充分发挥、利用好群众监督网的作用，努力营造全社会监督的氛围。 继续做好宣传发动，提高全民食品安全意识 一是宣传食品安全科学理念和科学知识，使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科学的食品安全理念和风险意识，掌握相应的食品安全知识，夯实吴中区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基础。二是宣传食品安全相关法律知识，增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法制意识、诚信意识和首责意识，促进依法经营；增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倡导消费者依法维权；增强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科学监管能力，提高监管服务水平。三是宣传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知识，提高食品监管人员和企业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标准知识水平，促进食品企业依法生产经营和食品安全自控能力的不断提高。四是宣传优秀企业、优良品牌和优质产品，增强社会对食品安全的信任程度。（本文作者：钱洪良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农业局） 农业执法论文:农业行政执法档案管理思路 1农业行政执法档案的独特性 1．1农业行政执法档案的概念农业执法档案是指在农业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数据、声像以及相对人违法事实等各种形式载体的文件材料。 1．2农业行政执法档案的特点 1．2．1专业性强农业行政执法档案是农业行政执法活动的产物，是一定专业执法活动的真实记录。农业行政执法档案体现了明显的农业特点，其档案内容必须与农业科技、种植(养殖)方法和环境等相配套，其内容的描述必须符合农业专业术语要求，而且必须符合农业行业的特点。例如植物检疫、动物检疫、农机监理、农药管理等，它们活动的范围空间、对象目标等与其它行业都有明显不同，表现出较强的专业性。 1．2．2程序性严格一个独立的农业行政执法案件，从立案到处罚决定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如在农药市场执法检查中，查到假冒伪劣农药一案，从立案到作出处罚决定必须经过调查取证、询问笔录、勘验检查笔录、抽样取证凭证、证据登记保存、立案审批、检测化验、送达处理意见书、听证、作出处罚决定书、行政复议等全过程，直到结案所形成的全部档案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程序。而且不能用其他行业的档案代替。另一方面，执法档案必须成套提供利用的，拆开会使案件不完整，而且影响其使用价值。 1．2．3现实性能强主要表现在农业行政执法档案与现实的商品生产经营关系密切，不仅反映依法行政的查考作用，而且在提供利用中还有现实的作用，一经利用就可挽回经济损失，能收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故有现实性。 1．2．4存储意义大执法档案一般是某一专业执法活动的结果，记载了专业执法活动全过程的真实情况，如案件发生地、相对人，违法事实违反了哪一部法律法规，调查取证是怎样进行的，依据什么来作出处罚决定等等，在档案中都存有大量的相对人违法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法规依据，必要时在执法上可以借鉴和利用。 1．3农业行政执法档案的现实作用 1．3．1农业执法档案是执法活动的依据和凭证在农业执法活动中，一切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连续性，前一案例为后一案例提供依据。农业执法档案的依据性同农业执法自身的复杂程度以及记述的各起案例的复杂程度成正比，所记载的内容越复杂，依据性越强。主要表现为：一是管理工作依据，在管理工作中，无论是执法工作评价，还是产生经济、社会效益分析等，都离不开档案；二是执法人员的劳动凭证，在执法人员的考核、选拔中，除人事档案外，还需要有执法档案做依据；三是在追究行政执法错案责任时起凭证作用。 1．3．2农业执法档案是进行交流的工具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各种各样的交流占有重要位置，同样，农业执法工作也需要交流。目前，农业行政执法刚刚起步，执法体系正在深化改革，执法力度不断加大，逐步走向规范化。执法档案正是交流、协作、借鉴的有力工具。 1．3．3农业执法档案是积累经验、提高执法水平的手段一是执法活动的真实记录，它记载着执法人员对案件的发现、调查取证方法和办案水平，记述了查办案件的全过程和最终结果；二是作为办案思路、办案方法、办案结果的载体，具有积累办案经验和提高执法水平的作用，使得农业行政执法档案成为办案经验和提高执法水平的工具和手段，对于一个执法单位来讲，如果有质量较高、数量较多的执法档案库藏就标志着它有比较雄厚的办案技术储备和基础。 2农业行政执法档案业务的主要工作内容 农业行政执法档案工作是执法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执法活动的重要环节，各级农业执法机构应把执法档案工作与整个执法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其工作的主要内容： 2．1收集 就是把分散形成的但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执法档案接收过来，集中保存在执法档案室，以利于有关人员使用。 2．2整理 就是把分散收集来的执法档案，按规定程序，将其分别类、系统排列和科学编目，便于安全保管，更重要的是满足对执法档案利用的方便和需要。 2．3鉴定 就是鉴别执法档案的价值，需对档案不断进行去粗取精的鉴别工作，挑选那些需要定期或永久保存的档案，销毁那些无需保存的部分。 2．4保管 就是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好执法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保守机密，防止并克服各种自然的、社会的不利因素对执法档案的损坏作用，不断延长执法档案的保管寿命。 2．5编目与检查 农业执法档案数量庞大，成分复杂，要根据归档时的情形而形成的程序，按照一定的方法整理和保管。农业执法档案分类应从实际出发，当前可分为种植业、畜牧业、农机执法档案和农民减负档案等，在种植业中又分为植检、农药、肥料、种子管理等。同时，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提示档案的内容和成分，提供查找档案的检查和手段，方便于有关人员的查找和利用。 2．6利用 就是创造各种条件满足执法档案利用的各方面要求，积极做好应有的准备，包括编制各种查考工具，汇编各种参考资料，以及时有效的方式介绍和提供执法档案为各项执法工作需要服务，这也是保存执法档案的目的。 3做好农业行政执法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几点想法和建议 农业行政执法档案是执法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农业行政执法档案管理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国家有关农业档案工作的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切实做好农业行政执法档案的管理工作。 3．1加强领导，建立组织 搞好农业行政执法档案的管理，领导是关键。因而，要建立档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档案鉴~fJ／j,组和管理网络等组织，应把档案列入执法工作的议事日程，使档案工作有领导、有组织、有管理地开展，使之逐步规范化、标准化，走上依法建档的轨道。 3．2制订制度，明确职责 制订档案管理各项规章制度，是搞好档案管理工作的关键，是规范管理者行为的主要手段。因而，要按照《档案法》的规定，制订《档案管理制度》、《档案管理人员岗位责任制》、《档案保管保密制度》等，进一步明确档案管理人员的职责。 3．3加强培训，掌握技能 首先，要选用政治素质较好、熟悉档案管理工作、懂农业法律法规、热心于农业行政执法工作和责任心较强的执法人员，担任农业行政执法档案的管理员。其次，加强学习培训，既要管理人员掌握农业法律法规和档案知识，又要学会建立档案的实际操作技能，还要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不断提高管理者的业务水平。 3．4规范管理，开发利用 针对当前农业行政执法档案建立时间短、数量少、不规范的现状，尽快出台农业行政执法档案管理办法，统一管理制度，统一分类，统一编目等，使档案管理规范化。同时，积极开发农业行政执法档案管理计算机软件，充分利用档案的信息源，发挥它在农业行政执法中的价值和效益，为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做出贡献。 农业执法论文:农业行政执法对策探究论文 摘要结合农业行政执法实践，分析了县级农业行政执法目前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健全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加强监督并确保依法行政、突出重点并强化源头监管等对策与措施。 关键词县级农业行政执法；存在问题；对策与措施 县级农业行政执法是农业行政执法体系中最直接最关键的环节。目前，农业和农村工作已进入一个重要时期，农业行政执法工作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1县级农业行政执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农业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绝大多数专职执法人员原来从事的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对农业法律、法规系统学习时间较少，缺乏行政执法所必备的法律知识及相关的执法技能，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执法人员不善执法和不敢执法的现象。 1.2管理相对人和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依法行政的舆论氛围不浓 在市场检查过程中，管理相对人受到处罚时，往往以不懂法、不知法为由，推卸责任，逃避处罚，干扰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差，往往在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不知或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3农业行政执法机构的性质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目前，县级农业行政执法主体属于行政机关的比例不高，均是按“不增编制、理顺体系”的办法组建起来的，属事业性质，农业行政执法分散于各个基层单位。有的没有解决农业执法办案经费，农业行政执法没有专项经费保障，导致执法手段落后，执法检查、调查取证和实施处罚困难。缺乏相应的配套和保障，以致于影响了执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1.4行政执法面临的难点 农业行政执法由于起步晚，经验不足，相对人、执法人和行政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和素质不同，导致执法难，难执法。有些由于认识不到位，行政执法难以放到应有位置，执法中取证难，处罚决定难以实施，执法机构履职无法独立完成，干扰因素多，法律法规未能有效落实；在少数地区，农资产品质量问题日趋严重，管理机构重标识、轻质检，重处罚、轻管理，重外地、轻本地产品现象普遍存在。 2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对策与措施 2.1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完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 将分散在各事业单位的执法职能统一起来，单立机构，专司执法工作，单独行使职能；把农业行政执法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人头经费、日常办公经费和执法办案经费，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保障体系；努力提高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建立一支业务能力强、清政廉洁、秉公执法、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2.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特别是管理相对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只有努力学法，真正懂法，才能守法。法制宣传教育要建立一些长期有效的制度。使普及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法律化、制度化。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标语、印发资料等多种宣传形式加强农业法律法规宣传，推动全社会依法治农氛围的形成。 2.3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执法行为 通过制度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管理制度、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行政执法公开制度、重大案件审批、查处、备案制度、执法过错和错案追究制度。做到制度到位，责任到人。依靠制度，强化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做到主体合法、依据合法、行为合法、程序合法。 2.4加强执法监督，确保依法行政 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一是加强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明确执法机构领导干部及执法人员的责任。二是建立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向全社会公布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投诉电话，接受管理相对人的监督，接受人大的监督检查，接受司法机关和社会舆论监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纠正本位主义和地方及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消除执法中的腐败现象。2.5突出重点，强化源头监管，促进农资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 抓住关键环节和关键季节，组织开展系列执法行动，严把农资市场准入关，对农资生产单位强化重点管理；加强农资信用监管，指导企业建立生产经销档案等，引导连锁经营，建立完善激励和警戒机制；经常组织明查暗访，通报典型案例并予重点回访，对农资市场管理始终保持有力的监管态势；严厉查处坑农害农事件。通过集中执法、专项整治、明查暗访、接受举报等途径，及时掌握违法案件线索，发现一起，严厉查处一起。通过重大案件的查处，有力地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 农业执法论文:农业行政执法存在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结合农业行政执法实践，分析了县级农业行政执法目前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健全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加强监督并确保依法行政、突出重点并强化源头监管等对策与措施。 关键词：县级农业行政执法；存在问题；对策与措施 县级农业行政执法是农业行政执法体系中最直接最关键的环节。目前，农业和农村工作已进入一个重要时期，农业行政执法工作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1县级农业行政执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农业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绝大多数专职执法人员原来从事的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对农业法律、法规系统学习时间较少，缺乏行政执法所必备的法律知识及相关的执法技能，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执法人员不善执法和不敢执法的现象。 1.2管理相对人和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依法行政的舆论氛围不浓 在市场检查过程中，管理相对人受到处罚时，往往以不懂法、不知法为由，推卸责任，逃避处罚，干扰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差，往往在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不知或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3农业行政执法机构的性质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目前，县级农业行政执法主体属于行政机关的比例不高，均是按“不增编制、理顺体系”的办法组建起来的，属事业性质，农业行政执法分散于各个基层单位。有的没有解决农业执法办案经费，农业行政执法没有专项经费保障，导致执法手段落后，执法检查、调查取证和实施处罚困难。缺乏相应的配套和保障，以致于影响了执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1.4行政执法面临的难点 农业行政执法由于起步晚，经验不足，相对人、执法人和行政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和素质不同，导致执法难，难执法。有些由于认识不到位，行政执法难以放到应有位置，执法中取证难，处罚决定难以实施，执法机构履职无法独立完成，干扰因素多，法律法规未能有效落实；在少数地区，农资产品质量问题日趋严重，管理机构重标识、轻质检，重处罚、轻管理，重外地、轻本地产品现象普遍存在。 2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对策与措施 2.1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完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 将分散在各事业单位的执法职能统一起来，单立机构，专司执法工作，单独行使职能；把农业行政执法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人头经费、日常办公经费和执法办案经费，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保障体系；努力提高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建立一支业务能力强、清政廉洁、秉公执法、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2.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特别是管理相对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只有努力学法，真正懂法，才能守法。法制宣传教育要建立一些长期有效的制度。使普及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法律化、制度化。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标语、印发资料等多种宣传形式加强农业法律法规宣传，推动全社会依法治农氛围的形成。 2.3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执法行为 通过制度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管理制度、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行政执法公开制度、重大案件审批、查处、备案制度、执法过错和错案追究制度。做到制度到位，责任到人。依靠制度，强化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做到主体合法、依据合法、行为合法、程序合法。 2.4加强执法监督，确保依法行政 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一是加强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明确执法机构领导干部及执法人员的责任。二是建立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向全社会公布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投诉电话，接受管理相对人的监督，接受人大的监督检查，接受司法机关和社会舆论监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纠正本位主义和地方及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消除执法中的腐败现象。2.5突出重点，强化源头监管，促进农资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 抓住关键环节和关键季节，组织开展系列执法行动，严把农资市场准入关，对农资生产单位强化重点管理；加强农资信用监管，指导企业建立生产经销档案等，引导连锁经营，建立完善激励和警戒机制；经常组织明查暗访，通报典型案例并予重点回访，对农资市场管理始终保持有力的监管态势；严厉查处坑农害农事件。通过集中执法、专项整治、明查暗访、接受举报等途径，及时掌握违法案件线索，发现一起，严厉查处一起。通过重大案件的查处，有力地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 农业执法论文:对当前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的思考 [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各地农业综合执法工作都得到不断加强，促进了农业经济、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确保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随着各地农业经济、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农业综合执法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无法适应目前的农业执法要求和特点，如不及时加以解决，不仅会影响执法工作的进行，更会阻碍农业经济、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本文结合实际，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以供参考。 [关键词] 农业综合执法 工作 思考 1 农业综合执法 农业综合执法是将法律法规赋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给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内设的执法机构所行使的执法模式，是农业行政部门由专门执法机构履行法定的职责、义务和权利，对农业及其相关领域实行监督管理的行为。 2 存在的问题 2.1 农业法规不健全，执法过程有难度。我国的农业综合执法工作起步较晚，现行多数涉农的法律法规，大都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制定颁发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多数法律法规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部分法律法规不尽健全和完善，有的条款细则不够全面和具体，有的法规条款之间甚至存在明显的冲突。如《农药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农药经营主体对象不包括个体经营，但实际情况却是农药的主要零售方式多是个体经营者，也包括农药的生产厂家和批发商，还有像种子、化肥的质量控制标准等方面也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使农业行政执法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在日常执法过程中造成了较多的困难和问题，严重影响执法工作的开展和进行，而且农药、种子、化肥等方面的问题关系到人们的生存、健康。 2.2 机构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各地农业综合执法机构不健全、不规范，在具体工作中仍然存在着执法不到位、执法不严、执法不力、执法死角、职责不清等突出问题。有的地区，由于主管部门领导干部缺乏足够的认识，使得当地的农业执法机构的设置、人员配制、综合配备等方面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在执法过程中，监管力度不够，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质监、工商、公安等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足，易出现“断链”现象。个别地区因为职责不清甚至出现了相互推诿、相互扯皮、无人负责、无人管理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当地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的开展。 2.3 缺乏专业知识，人员素质不高。农业综合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普遍不高、年龄偏大，多数人员是由农技人员转职而来，对农业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的不够全面、不够具体，对新出台的一些农业法律法规不能及时掌握，尤其是年龄偏大的工作人员，学习能力较弱、接受能力较低、掌握能力较差，欠缺的专业知识和执法技能，直接影响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同时，因诸多原因造成了一些主管部门不够重视，认为此项工作可有可无，日常缺少一些有计划有组织的学习与培训，对待考核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错误做法，使相关执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不能得到提高，不仅无法更好地胜任执法工作，还会影响当地农业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 2.4 执法经费不足，办公设备欠缺。目前，各地农业综合执法经费尚未纳入财政预算，农业执法机构是没有任何赢利收入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机构，无论是办公设备还是办公经费都严重不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会涉及到交通车辆、通讯设备、现场勘测、摄像取证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办公经费的不足，直接导致了设备落后、办公条件滞后的局面，无法满足当今涉农违法犯罪案件的现状，阻碍了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的进行。 3 加强农业执法工作的具体对策和措施 3.1 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执法体系。要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实施，不断完善执法体系，规范相关机构的设置，明确职责范围。相关机构和部门要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特点，改进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水平。科学用法、执法，不断改变工作作风，行使好法律所赋予农业综合执法部门的权力。同时，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还要做好监督监管，及相互支持、协调、配合工作，责任到人、责任到岗，实行问责制。 3.2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专业知识技能。各地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真正认识到农业综合执法的重要性。要重视执法队伍的建设，定期组织学习和培训，严格考核，依靠制度，强化管理，不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使农业执法人员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知法、懂法、守法、护法。坚决杜绝滥用职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公谋私的行为，抵制执法腐败，为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坚实的基础，维护农业执法部门的威信。 3.3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办公设备。国家和各级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确保执法经费及办公设备的补充与更新，与时俱进，使农业综合执法工作跟上时展的步伐，保证执法人员能够迅速地到达，进行取证、处理，及时解决问题。避免延误，影响最佳的处理时间，从而提高执法效率，促进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的有序进行。众所周知，农业执法部门的工作对象是与农作物、农药化肥、动物检疫、水产渔政、环境监测等方面息息相关的，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问题。因此，日常工作中，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违法违纪者必须依法从严从重处理，确保百姓的生存安全。 总之，在国家和各级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应的法规制度，执法人员要严格执法、规范执法，确保农业经济、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为家乡的良好、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最佳的环境，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农业执法论文:农业执法现状及其完善对策探析 几十年来，经过中央及各级政府和我县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县农业发展状况呈稳定上升趋势，以务农为主的人们，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农业执法作为真正可以确保“三农”群体利益的政策措施之一，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人民的利益具有极大的影响。近年来，我县的农业行政执法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农业部关于全面加强农业执法只是推进综合执法意见》、《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关于执法的规定和要求，服务于人民，维护人民利益。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开放发展，对外的贸易不断增加，，农业执法也慢慢显现出了跟不上时代进程的弊端，而且这种现象在某些地区愈发明显。所以，如何正确面对农业执法现状和制定有效的解决方式，并有效的贯彻下去，是我们目前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 我县农业执法遇到的问题 1.1 执法力度不够 我县的执法人员都是来自于本地，在执法过程中难免遇到熟人，关系网密集，不能使执法工作做到真正的公开、公正、公平。 1.2 相应的执法经费严重不足 执法过程中，经费是执法人员进行执法行动，解决执法问题等必不可少的。必要的经费保障，能提高农业综合执法工作，解决执法必要的交通、通讯、取证办案等所需经费，为农业综合执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1.3 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 不少执法人员的选取并不是通过相应的正当过程，这导致执法队伍的能力素质得不到保证，在进行执法的过程中，对于问题的解决方式方法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这使得执法队伍给人民群众的印象不满意。 1.4 执法部门相对混淆不清，主要部门不够突出 对于农业执法来说，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受到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下的传统思想束缚和影响，农业执法不能很快很好的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些因素导致了执法队伍不明白自己的具体执法对象，处理不了大的问题事故，现已成四不像的对外形象。 1.5 面对庞大的服务群体，执法人员相对不足 尽管我县已具备一定程度的执法队伍规模，但是，在实际行动过程中，每天遇到的大小事件并不相同，真正能够有效处理事件的合格的执法队员较少，这使得行事效率大大降低，而且人民对于执法队伍的评价和拥护日渐低迷。 1.6 各级监督力度不够 执法队伍的权利缺少监督，其中的腐败现象愈加严重。农业执法是真正关切老百姓生活幸福的，但现如今很多成为了违规单位的保护伞，为了利益，放下自己的责任而为其服务护航，这本不应该出现的。 2 我县就相应问题的整改措施 2.1 通过严格有序的录用措施，组建真正有能力的执法队伍 对执法队伍进行一定程度的删选，进行专题考试，问题处理，开展服务对象的评选等一系列活动，将真正能够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执法人员删选出来。完善录用流程，大量吸收有能力，有素质，有责任心的优秀的执法人员，扩充执法群体， 2.2 完善并加强对执法的监督机制 完善执法的监督机制对于农业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农业发展中，对农业的监督机制完全影响着农业发展秩序。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农业监督管理机制，我县的农业管理执法会非常的混乱。所以说加强农业执法监督机制是农业执法现状必须完善的一项。 2.3 明确农业执法的职责所属，使分工明确 一个完整的执法机制以及系统必须有一个很明确的分工。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中明确的分工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和谐发展，对于农业执法过程来说也无一例外。我县的农业执法体系中应该有着分工明确的执法单位，每个执法体系中的一部分都尽职尽责，整个执法过程就会向好的方面发展。所以完善执法体系就要使得每个执法单位分工明确。 2.4 保障经费的充足 执法经费不足是我县执法大队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难题，在农业执法过程中深受影响。如果说没有足够的经费，一些执法人员可能会因为一点小恩小惠做出一点对执法过程中不利的事情，不仅如此，执法过程中没有一定的硬件保障，在此过程中会对执法结果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应当对执法经费做出充足的保障。避免不必要的因素影响我们的执法进程。 2.5 对执法队伍定期进行法制教育，保证队伍的纯洁性 执法队员的素质教育、法制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执法过程来说。我县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保证队伍的纯洁性，使得队伍不能因为一个半个的不良人员腐蚀整个执法大队。一定要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法制教育，深受法制影响，衷心为党，一心一意为人民做好事。队伍的正直影响着我县农业发展的进程，有了高效率的执法队伍，我县农业发展也会有很大的进展，因为有一个严格的因素约制着不良因素的发展。 2.6 加大执法力度，赏罚分明 在农业执法过程中执法力度的加大对农业执法来说是一个良性的因素。只有加大执法力度并且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恶势力进行严打，对优秀的人才进行提拔，这样对我县农业发展有着很大的推进。会使得一个健康的正直的农业体系蓬勃发展。 2.7 综合治理，树立农业执法新形象 农业执法过程其实涉及的层面非常多，处理起来也很复杂，但是如果我们加强对农业执法的管理，树立一个新的执法形象对于农业执法来说是一个新的进展，并且要有一个跳跃性的发展。加强执法力度，打击贪污腐败，推进科学农业发展等对农业进行综合治理，对农业执法进行新的改革。 3 总结 总之，我县农业执法现状不容乐观，虽然有着比较先进的思想有着整体的执法机制以及执法人员，执法队伍也在不断的扩大，但是还是遇到很多农业执法中的问题使得农业发展不是非常的健康，在农业发展中执法起着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对农业执法进行改革势在必行，他掌握者农业发展的命脉，农业是否健康发展不仅取决于农民的因素，政府因素更加重要。全心全力、多管齐下，在农业综合执法过程中能够以党委的领导为主的内部监督作为基础，以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作为核心，并且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作为辅助，建立起全面的监督体系，相信执法部门能够健康有序、朝气蓬勃地发展。 农业执法论文:农业行政执法案件归档的重要性 [摘 要]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性行业，是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保证。而农业行政执法是我国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工作，加强和改进我国农业执法工作，对促进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在农业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案件档案管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其关系到档案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存，对保证地区农业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对农业行政执法档案业务的内容进行分析，最后对农业行政执法安全归档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希望本次研究对更好的促进档案管理顺利的开展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 农业发展 行政执法 档案管理 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行政执法能够保证我国的农业生产行为有序的进行下去，同时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保护城乡居民的健康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而在农业行政执法过程中，与执法相配套的农业行政执法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彰显了其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为安全的追溯、行政复议以及案件的来龙去脉提供全面的材料，同时也可以为农业中执法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对农业执法安全档案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应该从档案业务的内容和重要性两个方面确定。 1 农业行政执法档案业务的主要内容分析 在农业行政执法过程中，档案管理工作是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行政执法过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各个部门的农业执法机构都应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将档案管理工作和整个农业行政执法工作有效结合起来，在档案业务开展过程中主要的档案业务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档案材料的收集工作。就是将农业行政执法过程中各种分散的案件材料和值得保存，有价值的执法案件接收过来，并将其集中保存在档案室内的行为，以方便后续的使用;其次，档案整理工作。就是将分散的各种执法档案案件材料按照一定的程序和相应的规定，对其进行分类整理，系统的进行排列和科学的编目，以利于对执法档案材料的科学保管，同时在管理过程中，还需要对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档案进行全面的销毁处理;再次，档案鉴定。档案鉴定就是对档案的利用价值的高低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对档案鉴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档案的价值性，选择那些需要定期或者永久性保存的有价值的档案，销毁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行政执法档案;第四，档案保管。档案保管是指在档案管理过程中，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好执法案件档案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保证行政执法安全档案的保密性，防止各种人为和自然以及社会等不利因素对档案造成的损坏作用。通过合理的对档案进行保管，延长档案的使用寿命，保证其发挥更大的空间;第五，编目和检查。在农村进行农业行政执法过程中，其形成的档案数量是十分庞大的，其成分都比较复杂，因此在对这些档案进行管理过程中需要根据相应的管理程序进行编目。农业行政执法档案分类应该从执法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畜牧养殖和农业生产等多种内容进行合理的分类管理，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的档案管理，对档案的内容、成分进行有效的分类。同时还需要提供档案查找的方式和手段，方便相关人员对档案进行查找和利用;最后，档案的利用。创造各种利用条件，提高档案利用的效率。包括编制各种考察工具，汇编材料等，及时的介绍和提供相应的服务，全面提高档案的利用效率。 2 农业行政执法安全归档的重要性分析 2.1 农业行政执法案件归档是执法活动的依据和凭证 在农业行政执法活动开展过程中，一切活动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前面的案例为后面案件工作提供充足依据。农业执法档案的依据性同农业执法自身的复杂性以及案件的复杂性成正比。其中记录的内容越详细，其依据性就越高。主要表现在：首先，管理工作依据上。在管理工作过程中，不管是执法工作的评价还是各种效益的评价都离不开档案管理的支撑;其次，对执法案件进行归档处理，是执法人员的行为凭证。在对执法人员考核和选拔过程中，需要档案作为拼争依据;最后，在追究各种刑事责任过程中，档案内容起到凭证的作用，因此做好行政执法案件的归档工作十分有必要。要立足档案资源多方位的开发利用，拓宽服务渠道，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层次和领域，多编写、出版一些能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经济效益的编研资料，扩大影响力，提高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同时，强化监督职能，对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单位，限期整改。 2.2 对案件进行归档处理是进行交流的工具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交流工具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样，在农业行政执法过程中也需要进行全面的交流。继续加大《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力度，强化执法监督职能。我们要有重点、定期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宣传活动，增强全社会档案意识。随着国家经济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农业行政执法迎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执法体系不断深化变革，执法力度不断加大，对执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提高了更高的要求。而将农业行政执法案件归档处理之后能够保证执法部门利用这些档案进行沟通、交流、协奏和借鉴，全面保证农业执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2.3 对案件进行归档处理是积累经验提高执法水平的重要手段 首先，档案是农业行政执法活动的真实记录，其记载了执法人员对安全执法过程中的手段和办案水平，记录了案件的整个查办过程;其次，作为办案的思路和办案方法以及办案结构的最终体现，对案件进行归档处理之后能够切实提高执法的水平，使得农业行政执法档案成为执法过程中重要的借鉴依据，提高执法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在进行农业执法案件档案归档处理过程中还要争取各级各部门领导的重视，进一步支持、关心档案工作，提高档案员的地位、待遇，调动档案员积极性，安心本职工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时了解档案员变动情况，抓好短期培训，发挥机关档案工作协作组作用，互相学习、交流，提高业务水平。定期开展检查考核工作，评比先进，交流经验，增强工作责任心。 结语 农业行政执法案件归档处理是执法过程中重要的工作环节，其能够切实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和执法水平，对于提高农业行政执法质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

行政管理类论文:浅论如何建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论文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 乡镇体制改革 乡镇自治 基层政府建设 村民自治 【论文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农村乡(镇)村管理体制进行了大的调整。由过去的”政社合一”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高度集中的垂直管理体制改变为“政社分设”的乡、村、组的相对独立和集中的管理体制。改变了过去政企不分的状况．自治权力在基层政权体系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也得到了加强。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农村经济一体化要求日益突出。但目前我国实行的条块分割、相互封闭的乡(镇)村管理体制，客观上制约了农村大市场的统一管理和规划，人国地阻碍了区域之间、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的横向联系和紧密协作，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协调、健康、迅速发展。因此，探讨我国目前乡(镇)村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和完善乡(镇)村管理体制，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1．乡镇一级“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政府利益与部门利益的冲突日益加剧。条块分割的乡镇管理体制与乡镇政府行政效率的要求不相适应。乡镇政府．作为国家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承担着管理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事务等繁重任务。繁重的任务客观上要求行政的高效率运转。但由于现行条块分割的乡镇管理体制。乡镇政权的职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行政管理很难实现高效运作。 2．乡镇一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解体后。乡村两级组织仍然承担着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公共服务职能。如兴办农村教育、修建乡村公路、优待军烈属、供养五保老人、兴办农林水基础设施等等。此外，还有落实计划生育国策、征收农业税费和“三提五统”。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治安、调节民事纠纷、组织防洪救灾、实施移风易俗、举办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等项工作。乡镇一级“小政府”与“大服务”“强政府”与“弱财政”长期并存的格局。造成乡镇主要领导想方设法增加乡镇财政收入，必然成为乡镇政府的第一要务。 3．乡镇一级“党政企不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利益摩擦愈演愈烈。主要是党、政、企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有些地方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少数地方乡政府还没有完全起到一级政权的作用。总的来看．乡镇作为国家政权结构中最低的一级政权组织．仍未摆脱体制的影响，实际是党政混合运作的一体性机构．具体表现在上下组织之间习惯于采取行政措施处理关系．习惯于直接指挥和控制，不善于运用各种杠杆和利益导向实行间接、弹性控制，而且“村民自治也始终处于行政和财政双重压力下的‘紧约束’运行状态。”这是我国新时期的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社会秩序混乱、党群干群关系日趋紧张的政治根源所在。 4．乡镇行政机构缺少监督系统。行政监督是权力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减少政府行政失误，确保政府管理畅达，高效运行的必要环节。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我国农村乡镇政权建设中，却缺少有效的行政监督系统。一是国家行政监督体系延伸到乡镇出现了“断层”。中央、省、地(市)、县都设有政府的监察机关，负责对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到乡镇基层政府，却没有设置监察机构。二是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机制。乡镇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指令和任务。但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公仆必须接受主人的监督。但由于耳前乡镇管理体制中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使主人对公仆的监督难以落到实处。 二、如何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1．应当充分认识乡镇基层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中国乡镇既是国家最基层的政治权力中心，又是满足农民各种需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当前我国乡镇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把它所拥有的行政权力规范到合理的空间，逐步形成一种“国家、社会、农民”三者良性互动、密切合作的关系。而其核心是解决过去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等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无论怎么改革，“乡镇”作为一种地方基层行政建制．应当保持其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人员编制的法律约束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和运行程序的规范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之逐渐成为直接面向9亿农民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政府。 2．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多年来，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乡镇政府体制改革遇到的最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党政关系。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不断巩固和完善党在农村的组织体系，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乡镇党委是农村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是作好农村各项工作的“前沿指挥部”，与乡镇其他各种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同时，实行村民自治，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也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充分发挥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改善乡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重塑乡镇一级的”政府形象“，使之逐渐形成一种整合的、协调互动的社会政治力量，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3．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精干高效的乡镇基层政府。我国下一步的乡镇政府改革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和现代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及运行机制。同时，要按照在合理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职能的塾础上．整合现有的乡镇事业站所，强化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功能．其经费主要由县级财政保障：逐步增强经营性事业单位的自我发展能力。使其走向市场化经营的轨道总之．我国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新体制，光靠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突破：光是乡镇一级改而竖立其上的政府机构不改革．也难有实质性的进展．还需要启动市、县政府体制改革。如果仅仅寄希望于”撤并乡镇、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这样的低层次改革，那么很可能陷入“循环改革的陷阱”。 4．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有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村民自治权．这两种权利构成了现阶段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格局。虽然两种权力的运作法律作了清楚、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又经常发生矛盾。大多数乡、镇人民政府仍把村民委员会当作自己直接的下属行政组织，以各种方式影响和控制村民委员会的活动，沿用传统的领导方法进行指挥管理．或继续控制村民委员会的人事权：或对属于村民委员会自治范围内的生产、经营等村务活动横加干涉，随意发号施令，从而压缩村民自治的空问，使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名存实亡。为此，村民自治的成长必须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放权．而政府是否放权又取决于整个国家治理体制和政策选择。村民委员会与乡、镇人民政府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交换关系，双方在交换过程中的地位是应该平等的，村民委员会需要乡、镇人民政府的资源，乡、镇人民政府也需要村民委员会所提供的服务。因此，用法律来约束乡、镇人民政府的行为、减弱其对村民自治的束缚是极其重要的。 行政管理类论文:浅谈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问题 论文关键词：行政管理 法律规避现象 客观存在 评析 正确处理 论文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处在巨大发展变化时期，出现法律规避现象将是相当严重的。其中，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更是客观的大量的存在着。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危害性的一面。为了推动行政管理早日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对其法律规避现象要采取正确态度，即发展合理的因素、克服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首先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要依法行政，正确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处理问题，其次是积极发挥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但最重要的是尽早完善立法体制，力争立法更加周密和科学。 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等监督行政的法律法规颁布施行后，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更加显现，影响着我国法制建设。笔者认为，对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应当加以分析研究，既要看到其不合理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合理的一面，采取正确的态度，克服其消极的影响，以推动行政管理走法制化的道路。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 (一)行政程序卜的法律规避现象。 1.为争行政主管而进行法律规避。产生这种规避现象，主要原因是有关法律法规关行政管理的规定出现交叉的情况，享有管理权的各行政部门从自己部门利益出发根据有利于自己行使管理权的法律规定主管案件。有的行政部门甚至把同一事实违反了两个以的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应分别由不同部门主管的案件，自己一并处理，产生法律规避。如深圳市14家药店销售带有“上海牌商标的六神丸假药，被工商部门查获。工商部门以14家药店销售带有“上海牌”商标的假药，侵犯了商标专用权而给予处罚，同时对该批假药进行没收等处罚。结果就存在法律规避问题。药品是特殊商品，对于药品的生产、销售等行为，按《药品管理法》规定应由卫生管理部门主管，工商部门处理是超越职权的，规避了《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有的行政部门利用法律法规关于违法事实性质的规定小卜分明确清楚的情况，从有一利于自己行使管理权来解释和适用法律规定，避开其他法律规定。比如对于公路路肩栏杆遭到行驶的汽车意外碰撞而破坏的事件，如果按照《公路管理条例》规定·，属于破坏公路设施行为，应由公路管理部门主管。但公安部门发现时，便进行查处，其理由是本案属于交通事故，按《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应由公安部门主管。 2.级别管辖上的法律规避。有的法律法规对行政级别管辖问题规定的比较具体明确，有一的部门为了行使管理权，故意规避法律规定。比如《土地管理法》第25条规定:国家建设征用耕地1000亩以上，其他土地2000亩以上的，由国务院批准。征用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卜地，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3亩以下，其他土地10亩以下的，由县人民政府批准。有的县人民政府为了行使征用土地批准权，故意化整为零，把大项目分解为小项目，使之符合县政府批准征地权限范围，把本应由上级政府行使的批准权自行行使了。 3.自行设立简易程序，避免普通程序。有些行政部门如公路管理部门规定，罚款200儿以下的可以当场处罚。实际工作中，对当事人处罚，发给一张收据，不发给处罚决定朽。有的地方「商部门也采取这种做法，在市场管理中，罚款100元以下的可以当场处罚，处罚时发给一张罚款收据。 4.联合行使行政管理权避免行为违法。传统上，行政管理中存在着行政机关之间没有严格的分_L_，职责不明，遇到有经济利益就争着管，遇有麻烦的问题就往外推等现象。这种现象影响到现在。如现在公安、工商、海关都对走私行为案件行使管辖权，尽管《海关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但公安机关以其有权侦查走私犯军案为由，继续查处走私行为案件，查获的物品款项没收，不移交海关处理。管理上矛盾很大。广东省政府根据打击走私的实际情祝，为了发挥公安、工商、海关部门的互相协作作用，解决查处走私案件中的矛盾，经召集公安、l商、海关协商后，作出规定，决定走私行为案件依据《海关法》规定应由海关作出处罚。公安、工商在行使职权中查获到走私行为案件的，由海关作出处罚决定，罚没物品和款项按比例部分归海关处理，一部分归查获部门处理。 5.设立专门机构综合行使几个部门的管理权。现代城市管理事务越来越繁杂，行政管理往专业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专业化管理中也带来一些问题，各有关行政部门在管理中常发生扯皮现象，管理效果不理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城市设立专门机构行使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权。如广州市人民政府制订规章设立城市监察大队，管理广州市的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绿化保护、生活噪声等问题。对于这些方面的违法行为，监察大队可以行使一定的行政处理权，需要作出处罚的交有关主观机关办理。实践中城市监察大队往往也行使处罚权，如对违章建筑行为责令停建，通知拆除，甚至组织力量强行拆除。 6.临时机构行使主管部门的职权。临时机构林立的情况还未得到改变，各级政府都依赖一些临时机构开展有关工作。如城市道路扩建办公室、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办公室等。“打私办”是为了协调各有关部门关系，解决查处走私案件中的矛盾而设立的。但有时“打私办”手上有案件，也自行作出处理或处罚。又如各级人民政府为了处理土地山林纠纷案件，设立调处土地山林纠纷办公室调处土地山林纠纷案。有的调处纠纷办公室以自己名义作出处理决定，处理之后，其态度是:如果纠纷双方服从处理决定，那么该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不服起诉，调处纠纷办公室便宣布处理决定是无效的。所属政府也表示调处纠纷办公室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决定不代表政府，应由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才有效。 （二)行政实体的法律规避现象。 1.越权行政时，对实体问题的处理与相对人“私了”。存在这种现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受经济利益驱动，明知不属于自己管辖，但见到有经济利益，仍然插手，在查获财物后，与当事人“私了”。比如有的公安、_工商部门在查处走私案件时，对查获的财物既不移交海关，也不以海关名义作处理，而是自行私下与相对人进行讨价还价了结。据一些地方反映，这种“私了”的情况很严重。法院也接到不少群众来访，反映行政机关越权处理中的“私了”现象。有的原告虽然与行政机关“私了”了，但事后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感到由于行为违法难免承担败诉的责任，便立即撤消其违法的行为，把罚没款和财物退给相对人，或者移送有关部门。 2.为了避免行政争议，重过轻罚，轻过免罚，或者协商处罚。有的行政机关要求工作人员在作出处罚时与相对人协商，采取相对人能够接受的方案处理。如有的地方公路管理部门执法时，把处理方案和理由同相对人说清楚，相对人接受了才作出决定。有的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后，送达时要求相对人在送达回证上写明“同意本决定，保证不上诉”。 3.行政时考虑了不应该考虑的因素，或应考虑相关因素而不考虑，以权谋私，违反法律的目的和宗旨滥用处罚权，构成对法律的规避。有的公安部门对不符合收容审查条件的人员以种种理由进行收审关押;有的卫生监督员对一些饭店不给予他优惠等方便而不满，随意以饭店条件差不符合卫生要求为由给予处罚，或该轻罚的给予重罚，该罚款的却给予停业整顿;有的行政机关以相对人态度恶劣为由对该轻罚的给予重罚。 4.在实体法的运用上，选择适用地方性法规而规避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如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规定，房屋拆迁人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公布拆迁范围后，公民不能再迁入户口于拆迁范围。而广东省房屋拆迁办法中规定，公告后，公安机关不得再办理拆迁范围的户口迁入工作，工商部门也不得再办理拆迁范围的营业执照发放工作。在贯彻执行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规定时，广东执行广东省房屋拆迁办法的规定。又如《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追回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广东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第24条规定，对个人违法占地建房的，除可按《土地管理法》第舫条规定处罚外，还可以并处罚款，与《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不一致。有的地方的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广东的实施办法，适用了罚款的规定。 (三)规避行政诉讼法律规定的现象。 规避行政诉讼的现象近几年来比较严重。行政机关怕当被告，怕败诉，怕承担行政责任，因而千方百计规避行政诉讼。上面所例举的法律规避现象中如“私了代协商处罚、联合行使行政处罚权、临时机构行使行政处罚权等也属于规避行政诉讼的问题，此外，还有下列现象: 1.自行设定复议作为提起诉讼的前里条件。《行政诉讼法》第”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选择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再起诉，也可以选择直接向法院起诉。法律、法规规定应先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再起诉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可见只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先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再起诉的，复议才是前置条件。而有的行政机关把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复议前里的，也自行决定复议为前里条件，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写明“不服处罚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2.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或处理决定时，不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不知道起诉。按照法律规定，规范做法，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根据行诉法第37条、38条、39条规定，在文书上交待诉权和起诉期限。但行政机关不这样做，其目的是让相对人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意在用此法规避诉讼。 3，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制作、不发给书面文书，使相对人难以起诉。行政书面文书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相对人凭此文书可以更方便地依法行使申请复议或起诉权。没有书面文书，相对人起诉，法院也依法受理。但如果没有书面文书，相对人要提起诉讼，首先要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因而起诉权的行使遇到困难。 4.不依法行使行政司法权，使相对人无法行使诉权起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拥有一定的行政司法权，行政机关应依法行使。比如《上地管理法》第13条规定，人民政府对仁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纠纷有裁决权，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从，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但有的政府为了避免行政诉讼，不当被告，对纠纷“调而不处”，调解达成协议的便制发调解书，调不成的便搁置起来不作裁决。有的政府领导，遇到换届选举，怕因起诉案件多影响选票，故意不作处理。由于政府不作处理决定，当事人无法提起行政诉讼。 5.公安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以刑事侦查为名，规避诉讼。有的公安机关对不符合收容审查条件的相对人收审，一旦相对人起诉，公安机关便以刑事侦查为名，拒绝参加诉讼。有的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为名插手经济纠纷案件。如某市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买卖水泥，由乙公司从广西某单位购进水泥供给甲公司，甲公司直接付款给广西方。交易成功后，由于甲公司未及时将货款付给广西方，广西方向公安局报案指控乙公司诈骗。公安局不顾交易三方为民事货款纠纷的事实，将乙公司的营业员收审，并查封了乙公司的银行帐号。乙公司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公安局以侦查诈骗案为由以图不应诉。 6.诉讼过程中与原告“私了，威胁原告或者改变具体行政行为，令原告申请撤诉。在行政审判中发现，诉讼过程中原告申清撤诉的案件一直占30%左右。在这些撤诉的莱件中，有相当大比例是因行政机关改变了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也有的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对行政争议“私了”或者为了不承担败诉的责任与原告协商解决行政争议;有的行政机关采取报复或以报复相威胁，迫使原告申请撤诉。如某一原告起诉县公安局查处走私的行为，被告县公安局把原告的弟弟抓起来，理由是其弟参加过赌博(没有事实根据)。又如某原告不服公安局以他参加赌博为由罚款2万元的处罚起诉，公安局知道后通知原告谈话说，告状可以，公安如打败官司可以追回2万元，但官司一完就要把原告抓起来，依法迫究刑事责任。原告害怕了，便申请撤诉。 7.行政机关不应诉，不出庭，出庭后退庭，或提供材料不全，抵制诉讼。行政机关不应诉的现象，多发生于人民政府或公安机关当被告的案件。有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观念未改变，认为当被告受审不好受。如某市公安局一名干部宗收审案件出庭应诉.庭审进行中途退出法庭。他说我从来是审问别人的，今天却被法院审，受不了。有的政府在向法院提供材料时，只提供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证据等材料，不提供对自己不利证据等材料，使人民法院难于全面客观地审查案件事实，作出判决。有的政府对法院行政审判施加压力，要求法院判决支持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否则，在人、财、物方面给法院制造困难。 二、对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评析 1.行政管理中存在法律规避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为何在行政管理中会出现法律规避的现象户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有差别。有的思想比较先进，有的相对地落后些;有的对法律法规精神掌握得好，有的相对地要差些;有的人出于不良的执法动机，以权谋私，或者为部门利益驱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法律规避;客观上，存在容易产生法律规避的情况。第一，法律规定留下了选择适用的空间。法律规定存在冲突的情况，行政管理人员可能选择适用一定的法律规定而不适用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处理问题。第二，现实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存在法律规定滞后的问题，给法律规避找到了“理由”。第三，中国是个大国，行政事物务纷繁复杂，各地区的情况不同，在行政管理中，各地区有时偏重考虑地方的情况而适用地方性法规、规章，规避中央法律规定。第四，国家法和地方法规对法律规范并不都是合理的。行政管理为了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可能要规避不合理的法律规定。同时，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之处，容易为行政管理人员钻空子，达到在“不违法”的情况，完成其任务。由于卜面所述主客观的原因，不可避免存在法律规避现象。在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发展变化时期，法律规避的现象将是相当严重的。 2.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合理性。法律规避现象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过去人们是给予否定的回答的。现在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并非一切法律规避的现象都钱不值，而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理由是:第一，行政机关出于善良的正当的动机，为提高行政管理效能而作出的符合法律目的的规避行为，有其合理性。比如行政机关设定简易程序的做法，可以避免般程序的繁琐做法，工作方便，对提高行政效率有好处。正因为简易程序有其合理性，《行政处罚法》制订时吸收 简易程序。又如行政机关联合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做法，广东省政府发文让公安、工商、海关联合查处走私行为，在一定程度卜解决了当时公安、工商和海关关于走私行政案件管辖L的矛盾，发挥了公安、工商部门的积极性。第二，根据实际需要，采取灵活做法，建立专门机构，综合行使若干部门的一部分管理权，解决行政管理中出现的大家都来管，大家都管不好的矛盾，也是合理的。如广州市成立城市监察大队进行城市管理的做法。又如佛山市规定，对城市涉及居民生活的违法案件，统由佛山120巡警处理。生活噪音、环境卫生、治安问题，等等，“有事请拨120巡警电话，”巡警随叫随到，处理问题迅速及时，深受市民欢迎。 第三，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改变错误的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减少诉累，也是可行的。第四，当法律规定不很符合发展了的情况，或法律规定冲突时，根据社会管理需要，从提高行政管理的社会效果出发，在不违反法律原则的情况下灵活处理，或选择更加合适的法律规定，也有其合理之处。第五，行政机关的行为所规避的法律规定其实也在对其行为起到了某种调节的作用。比如联合作出行政行为的做法，行为的形式和实体内容都体现了有关法律规定的指导作用。又如行政机关设立专门机构综合行使几个有关行政机关职权的，一般也以有关法律规定为准，不但有关行政法对之起到调节作用，而且行政诉讼法也在起到调节作用。 3.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危害性。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从某个角度看，在某些方面有其合理性，但它的社会危害性也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第一，为经济利益驱动，越权行政，滥用职权行政，会引起行政管理上的混乱。如县级人民政府为了行使土地征用审批权用化整为零的方法，把征用的大面积上地分化为小面积，使之符合自己审批的权限，从而审批。这样做，势必影响行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几年来出现的乱批地现象，造成耕地锐减，上地资源浪费的后果，就是很好的说明。第二，有悖于法制的统一性原则，不利于依法治国的推行。 按照宪法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行政执法也应当遵守这些原则。实践中产生的适用与法律有抵触的法规，或适用与法律、行政法规有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有悖于法律规定统一性原则。依法治国要求保持全国法制统一，全国一盘棋，不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会造成和扩大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第三，行政部门为行使管理权，解释法律规定往有利于自己方面理解，容易出现主管争议。如违反物价管理的法律和政策的行为，《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3条第10项规定“哄抬物价”的，工商部门可按该条例第9条规定处罚;而《价格管理条例》第29条第3项规定，“抬级抬价”的，第6项规定:“违反规定层层加价销售商品”的，物价检查机构应当根据《价格管理条例》第30条处罚。物价部门和工商部门就为这两个法规规定争执主管权。第四，为了规避诉讼而不依法履行国家职责，工作上失职，其后果是损害国家利益。特别是与相对人“私了”，协商处罚而不讲原则，不顾国家利益的做法，危害更大。第五，为规避诉讼而在行政时不制作、不发给决定书，不告知诉权，或以报复、威胁为手段阻止相对人起诉，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权，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第六，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还容易出现腐败现象。 三、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问 1.立法上力求高度周密和科学，要符合实际，有利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发挥行政效能。第1，有关行政主管方面的法律规定，要明确具体，方便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国家职权。有的行政事务需要若干个行政机关合作进行管理的，更应尽可能具体划分各行政机关的权限，否则，不利于各部门行使职权。如《外汇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对违法案件，由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分局，或者由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按其情节轻重，强制实行收兑外汇，单处或者并处罚款，没收财物，或者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这条规定各行政机关享有共同管辖权，但各机关权限不清，造成执法上矛盾。 后来1985年国务院颁布该法实施细则，在第13条规定划分各行政机关的职权，才解决了主管问题上的矛盾。第二，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现象。法律冲突容易造成执法上的混乱，应当改进立法体制，加强审议工作，力争立法更加周密和科学，同时也应加强立法监督，建立完善的立法监督制度，及时解决发现的法律冲突问题。第三，解决法律滞后不适应发展情况的矛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出现很多新情况新矛盾，需要适应的法律调整，不适应的法律规定应及时进行修改，及时制订出新的法律规定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第四，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现实中存在的有利于社会管理的合理的做法，立法_}二应加以研究，开发新的思路，加以解决。比如对建立综合执法部门的立法问题。《行政处罚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在立法上是一个创新，非常有一益和值得以后借鉴。 2.行政执法部门必须树立依法行政观念，正确处理好法律规避问题。第，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应当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依据法律规定履行其职权和责任。国家职权不能滥用，也不能随意放弃。不认识这点，就不能保证依法行政的实现。同时，对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应当实事求是加以分析评价。有的法律规避行为有其合理性，但法律规避的危害性却是不容忽视的。对于规避行为，必须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必须端正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用正确的指导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要追求行为目的和法律目的相一致，避免发生损害我国法制和国家利益的后果。第二，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要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正确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处理问题。依法行使职权是一般要求，在遇到法律冲突问题和法律规定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问题时，应当正确运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一致的方法处理。 一是要在法律原则指导下灵活处理问题，不能丢掉原则为所欲为;二是要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三是执行法律和对法律的解释运用应当公正。不能见到有部门利益就争着去管，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定，规避不利于己的法律规定，而遇到难办的事情就往外推，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社会调整效果。四是要舍弃为规避诉讼而无原则放弃行政管理权或不严格执法的做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国家负责，讨人民负责，勇敢行使职权，乐意参加诉讼，通过诉讼检验其行为，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提高执法水平。第三，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互相配合的机制，解决行政管理中出现的管辖权争议问题。现在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了法制机构，该法制机构应该有所作为，可以建立一定的协调制度，在政府法制机构的卜持下协调解决管辖权争议。对于实际中存在的有其合理性、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些规避行为，认为应当通过立法解决的，要提出立法建议，希望立法解决。在立法之前，应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处理。省级人民政府还可以按《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解决行政管辖的一些问题。第四，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临时机构等的管理。由于这些机构没有独立的执法权，应当明确规定他们的工作权限和制度，避免发生法律规避现象，影响正常的管理秩序。 (三)发挥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制止行政管理中的刁很的法律规避行为。首先是要发挥好行政审判的司法监督作用。对于行政机关为了规避诉讼而与相对人“私了”、协商处罚，或者采取报复或威胁手段等等的，如果相对人起诉，应积极大胆受理，并积极做工作消除原告的思想顾虑和排除实际威胁，提供法律救济，通过诉讼纠正行政机关的法律规避行为;坚持严肃执法，对于违反法律原则和宗旨的规避行为，在审判时坚决予以纠正，该判决撤销的判决撤销，对于责任人故意规避法律造成不良后果的，应提出司法建议，交有关部门处理;对于原告申请撤诉的行政案件，要依法认真审查，如果属于行政机关为规避诉讼无原则地改变或撤销行政行为，或者以恐吓威胁手段，使原告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撤诉，依法继续审判;经常保持与政府法制机构的联系，互通情况，共同发挥监督职能作用，以提高依法行政的质量。第一二，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人大应当注意从不同的渠道了解行政管理的情况，应适度安排执法检查工作，善于发现问题，监督解决，对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提出要求，令各有关部门协同处理好，推进依法行政。第三，注意倾听群众的来信来访意见，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群众对行政机关的法律规避现象很憎恶，特别是“三乱”问题，违法增加农民负担问题等。对于损害群众利益，影响政府和群众关系的行为，有关部门应当严肃处理，不应姑息迁就，通过不断地清洗和净化，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第四，发挥纪检、监察部的监督作用，打击以权谋私，腐败行为，确保行政管理机制的健康，以发挥更佳的管理效能。 行政管理类论文:论入世后我国行政管理与企业的改革 我国已加人Wm，作为一个经济高速成长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将使我国经济融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经济体系当中，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挑战与任务。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人世后我国从对外经济，制度创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三个方面面临的机遇;第二部分:人世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第三部分是人世后我国改革的主要任务。 一、入世后政府体制改革 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的出口产品和对外投资项目将在WTO多个成员和地区中享受多边、永久的最惠国待遇。同时，我国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将获得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与改革方面的参与权。我国可利用WTO的贸易争端纠纷的机会，即在发生较大的与他国的贸易纠纷时，通过多边谈判和国际贸易纠纷仲裁程序去协调和解决，从而可避免一些单方面贸易报复所产生的向题。 (一)有利于我国的制度创新 加入WTO后，要求我国遵守相应的制度和规则，给了我国一个制度供给主导性起主要作用的国家产生制度变迁需求的强大压力，这必将促进我国的制度创新。 WTO规则包括(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四个附件。附件一包括:附件lA即货物贸易多边协议，附件lB即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附件二包括:关于战争争端解决规则及程序的谅解。附件三包括:政策评审机制。附件四包括:民用航空器协议，政府采购协议，国际奶制品协议，国际牛肉协议。这四个附件中，前三个附件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第四个附件只对接受成员具有约束力，对未接受的成员不产生任何权利和义务，因此又称为复边协议或诸边协议。 为了与WTO规则和各项协议相适应，我国已对《著作权法》、《商标法》、《对外贸易法》、《保险法》等等进行修改。在货物贸易方面，需制定《反倾销法》、《反补贴法》、《电子商务法》。在服务贸易领域，需制定《外汇管理法》、《旅游法》、《投资基金法》等。在全国人代会修改和制定法规的同时国务院也加快了大量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使之与WTO规则、协议的规定相一致和适应。资料显示:目前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已清理了2300多件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一些废止的法规已经公布，其它的将陆续公布。上述的一切标志着我国的制度创新将进人一个新时代。 (二)有利于我国高祈技术产业的发展 在我国加人WTO后，外资将更多地以风险投资形式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已经使国际资本把占领经济制高点、抢占前瞻性领域的范围扩大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随着竞争优势向知识和技术的倾斜，跨时空拓展技术应用正成为公司发展战略的核心。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在未来经济中的作用不可忽略。它不仅会成为中国全盘经济的制高点及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推动力，而且技术力量和市场前景对世界经济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取得参与资格后，意味着拥有了重要的市场份额，将满足中国长期发展战略需要。 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已出现大幅下降，但由于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巨大的市场潜能，形成了大量的增值机会，延伸了资本运作范围，国际资本已经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列人了全球最具价值的市场之一，正逐渐加大投资份额。从我国人世前WTO的谈判可以看出来:外方十分渴望扩大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提出参与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发展、扩大市场份额、以特定的基金形式投人运作等要求。这些外资可以以风险投资形式实现对我国的资本扩张，进而带动国内民间投资向风险资本的转化，造就足够多的市场参与主体，形成高技术企业发展必须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国际资金本身构成新的投资主体，直接扩充民间资本比重，增加民间资本数额，形成有实际推动力的资本支持。 另外，加人WTO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外留学人才的回国创业和原有科技人员创业。据统计，海外华人有近三千万散布在世界五大洲。海外华人中具有高、中级职称的高级技术人才就有十万。海外华人尤其是留学生数量多、质量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否争取他们回国创业或者为国服务，关系到中国技术产业发展前途。 二、入世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中国加人WTO必然牵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其中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以及服务业的现代化是结构调整中三个相辅相成的方面，这三个方面的任务是否完成，将直接关系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状态和趋势。 (一)发展以信息技术产业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 我国目前的进出口结构仍然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其基本原因是，我国目前的行业内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工贸易相关。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制造业的技术等级不高，高技术含量产品市场上占较大比重的是进口品。因此，这几年中国积极推进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替代进口品。这种替代进口不是对进口品设置政策性堡垒，而是利用市场开放型经济:一是开放市场，允许外国制造业产品进人;二是从国外进口技术和中间品，生产替代进口品;三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建厂。 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时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工业低水平严重，在加人WTO的条件下，差距扩大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追逐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低于其水准的制造业可能被发达国家扼杀。这可以说是我国制造业发展所遇到的经济全球化的严重挑战。应对的路径只可能是发挥后发优势，瞄准现代最新技术和产业，直接发展现代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跨越就是要跨越一个技术时代，直接进人现代技术时代。 因此，我国在加人WTO以后面临的结构转换任务是，抓住时机根据现代化的目标推进产业升级，其基本要求是国际分工结构由目前的比较利益结构转向谋求竞争优势。在发达国家进人新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结构转换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产业。由此为计算机、网络、通信等技术、产品和服务进人中国提供巨大的市场。 (二)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中国是农业大国，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种植业，20多年虽然相对增长速度较慢、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其绝对额仍然在不断增长。但是，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和农民收人低下的问题仍然是我国社会经济的突出问题。在加人WTO后，农业在短期内将是受到冲击的最大一个部门。以主要农产品国内外价格比较为例，见下表: 上表清楚表明:(l)我国农业产品中的大宗产品，即谷物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均没有优势;(2)在我国经济作物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豆、花生及其加工产品豆油、花生油也不具备优势。面对外国农产品进人，中国的对策不一定是以同样的产品针锋相对抢夺市场，而是调整产业结构，减少一部分低效益的谷物生产，转向具有出口潜力的产品(例如园艺产品)。这同时意味着主动让出一部分市场给国外产品。 (三)服务业的提升和服务业的现代化 中国目前的现状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对外开放程度也低于制造业。中国的服务业的落后不仅在于其总体比重低，还在于其结构处于低水准。目前在服务业中占较高比重的是进人堡垒较低的运输、餐饮、娱乐、房地产等。其中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占25%左右。而具有主导性、现代性的金融、保险、通讯等行业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则严重滞后。 根据有关协议，我国将在2005年允许外商独资银行经营银行零售业的全方位服务业务，并开办人民币业务;人世后国外券商和基金公司将进军国内市场，以合资的方式设立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三年后持股可增加到49%。允许国外保险公司拥有50%的股份。初步分析，加人WTO对我国金融产业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中资银行的呆坏账没有完全处理，储户的流失可能会导致其流动资金短缺，从而引发财务风险;(2)由于大量呆坏账存在，加上员工素质偏低，在缺乏透明度情况下积累的金融风险在人世后外界力的作用下可能成为威胁金融安全的主要根源;(3)中资银行优秀人才的流失;(4)在资本市场上，对A股和B股市场影响存在巨大差异性，对游资的监管成为一个要害问题。 三、入世后我国政府的主要任务 加人WTO后面对的是机遇、挑战和任务，实际上“锁定”了我国改革的方向，即中国必须朝着开放的市场经济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同时我们承诺的时间表也锁定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迫使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加快改革的步伐。 (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1.以产权多元化改造国有企业，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此必须做到:一是对国有独资企业的数量要严格控制。除保留少数必要的国有独资企业外，大多数起支柱作用的大型国有企业都应改造为产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二是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特别要注意给国内私企充分的“国民待遇”。 2.建立国资委下属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大型集团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实现政企职能分开，保证国有资产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内增值。 3.建立一个使中国企业家健康成长的新机制。其要点一是企业家职业化，把经营者同公务员分别开来;二是建立企业家市场。企业家的选择机制主要是市场机制;企业家的劳动力价格应由市场评价，并由企业按照其绩效、风险、责任来自主确定，而不应由政府来确定，不应同外资企业的工资待遇有很大的差距。以市场化的选择、激励、约束机制，从根本上杜绝企业领导的短期行为和“59岁现象”。 (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民营经挤和外资经济，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因为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比重小，实力弱，很难承接和填补国有经济的退出部分，也很难支律起“多元化”的一极。 现实中，我国作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年有数百亿的境外投资进人，它们都是私人资本。多年来，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广大私营民营企业表现出了国有企业所无法具有的活力和效率。法规也已制定了保护个人独资企业的法规，但仍然存在许多避垒，主要表现为: 首先在融资方面的不公正待遇。许多国企和政府工程尽管决策失误、浪费严重，造成资金大量损失，经营长期亏损，无力偿还借款，却仍然可以根据政府部门的指令继续从银行获得信贷，而民营、私营企业却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同时也得不到给予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如减免税等。其次，在市场准人方面的歧视。实际经营领域中，准许国有经济进人的行业有80多个，准许外资进人的行业有印多个，而准许国内私人和民间资本进人的行业只有40多个。 (三)国内市场壁全有待消除 国内经济在许多地方及行业中依然存在着对国内产品和投资的种种壁垒。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这些国内的地方和行业壁垒，不仅阻挡着外地产品的自由进人，而且使用行政权利为一些质次价高的产品提供庇护。所有这些现象表明，我国经济在诸多方面，还面临不公平、不公开的市场，最终不会培育出具备现代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企业。因此需要各地各级政府树立新观念，转变旧职能，培育市场功能。 (四)以信息产业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1.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产业为先导产业，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带动整个工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2.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使之成为兼有“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双重特点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如纺织、轻工等产业。 3.大力扶植高科技中小企业，充实鼓励风险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给予他们一个全面发挥的机会。 (五)迅速提升我国企业管理水平 1.把握最新的管理理论，树立现代经营理念。特别是由物本管理转向人本管理再转向智本管理;由你死我活的刚性竞争转向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柔性竞争;由重视有形资产转向更重视无形资产;由传统的营销系统转向网络营销;由被动的适应环境转向主动的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由企业组成的科层化、凝固化转向企业组织的扁平化、网络化、柔性化和虚拟化等。总之，我们的企业领导者必须更新观念、跟上新的管理形势。 2.以国内外先进企业为样板，推广追赶战略和标杆管理，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在管理方面的差距。企业应建立进步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标杆管理观念，不断完善自己。 3.加强战略管理，建立企业生命理念，加强研发和创新，实施品牌战略，重视核心竞争能力的培植、发展和利用。 4.引进和采用先进管理方法和现代化管理手段，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在生产方面，实行准时生产制，精细管理;在人事管理方面应用测评法招聘选拔和考核干部员工，采用外展训练方法培训员工等。 总之，加人WTO，融人经济全球化是我国的一个契机，它将全面推动我国行政管理与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行政管理类论文:试析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研究 论文关键词:乡镇 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 研究 论文摘要:农村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不能仅仅从行政体制本身考虑如何深化，而应跳出行政体制的局限，调整一切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体制相适应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新体制，推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己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不同的观点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已经不能仅仅从行政体制本身来考虑如何深化，必须跳出行政体制的局限，从更高的层面，例如乡镇职能转换等问题上进行思考，力求彻底解决乡镇存在的诸多难题。深化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归根到底，就是调整一切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新体制，实现改革应有的成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创新: 1、克服四种倾向，进一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 (1)克服农村基层党组织长期存在的行政化倾向。发端于革命战争年代、建立在体制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长期习惯于“一元化”的集中管理方式，大包大揽农村行政性事务，由此造成党、政、群、企不分，产生了行政化倾向。这不仅不利于乡镇政府依法行使管理农村社会经济工作的行政职能，而且还限制了市场中介组织自由发展壮大，从而使广大农民缺乏对市场信息变化的独立判断和自主选择。要合理界定乡镇政府职能，正确处理党、政、群、企之间的关系。 (2)克服乡镇政府行政权力的弱化倾向。长期以来，党组织对农村基层政权和执法机关干预过多，而“条块”分割又肢解了乡镇政府行政的职能，形成责任大、权力小、部门工作难协调的被动局面。要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对等，这样，有利于强化行政责任意识，充分行使行政职能。 (3)克服其他社会组织的准行政化倾向。乡镇的“七所八站”习惯以准行政组织的身份出现，经常干扰农村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村民自治组织又受到乡镇党、政、群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等“外部性”因素制约，实际上也无法开展经常性的群众工作。要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必须克服这些干扰，进一步深化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4)克服农村群众性组织的松散化倾向。新时期农村出现的民间公益性组织和群体性自治组织(也包括一些非法宗教组织和黑社会组织等)，一直处于一种自生自灭、放任自流、自由发展的状态，甚至呈现出迅速蔓延的趋势。这对于长久地保持农村社会秩序稳定构成威胁。因此，今后应当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也是一个重大原则。”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的农民党员以及党的群众组织及其成员，都必须严格按照各自制定的组织章程开展活动，通过增强系统内部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来发挥其对农村其他民间组织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推动力，真正起到带领和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核心作用。同时要注意处理好乡镇党、政、群各种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尤其是要处理好乡镇党委书记与乡镇长之间的工作关系。 目前乡镇党政关系的现状，大体上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情况是党政机构分设，人员分离，职责明确，关系比较协调。第二种情况是党政机构虽已分设，职能划分也比较明确，但在实际工作中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之间仍存在着这样的和那样的矛盾冲突。第三种情况是乡镇党委包揽一切事务，事无巨细都由党委书记一揽子安排布置，而乡镇政府不能独立履行其职能。第四种情况是乡镇党委书记与乡镇长之间工作关系不协调，存在问题较多的乡镇还很普遍。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县级以上的党政关系还没有理顺，乡镇党政组织职能划分、机构设置、人员管理和运行机制又缺乏制度性规范。因此要继续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建立健全行政监督机制，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此外还要着手解决乡镇各职能部门党组织逐渐脱离乡镇党委统一领导的问题。近年来，在部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乡镇二级机构党组织被上划到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党委垂直领导而陆续脱离乡镇党委统一领导。这些二级机构中的党员归口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党委管理后，常年很少开展党组织活动。随着这些职能部门人权、财权、物权、事权被上划管理，乡镇党委和政府对“七所八站”的管理出现了“断档现象”，造成各职能部门之间工作难协调，相互推委扯皮，政令不畅，效率低下。改革方向和具体措施是，下放“七所八站”的垂直领导权限，实行由乡镇党政组织统一领导和管理，以保持乡镇方方面面工作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2.逐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农村改革以来，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农民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去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强烈要求行使民主权力来保障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因此要从《宪法》和法律上确立村民自治组织的合法地位，让亿万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让他们自己来当家作主。实行村民自治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善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充分发挥乡(镇)、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组织的领导是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和在重大问题、重要环节上的领导，决不能超越《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去搞包办代替，更不能低估了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去搞行政干预。 完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乡、村两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包括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村级，主要任务是推行村民自治，鼓励和支持农民积极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另一个层次是乡镇，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完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直接选举制度。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要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严格依法行事。正确处理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工作关系，妥善解决乡镇党、政、群组织和各种市场中介组织以及其他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界定职能，以便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打破村际间的地域界限和户籍管制，以一定人口规模的农业经营实体和各种社会中介组织为单位，组建新型的经济联合体或村民自治组织，以增强农民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内部的亲和力，实现农村集约化经营。 3.完善农村财政制度，创新农村财务管理。 (1)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壮大农村经济。发展壮大农村经济，是实现农民增收、财政增收的根本出路。目前农民贷款难、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难、农村资金外流现象比较突出，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在于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进一步深化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农村金融改革要着眼于两个目标: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要求我们在三个方面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和合作金融共同发挥作用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重点明确:产权关系和管理责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管理和自我约束机制;完善农村金融财务政策，通过贴息、减税等形式，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村贷款，增加对农村的资金供给。 (2)深化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缓解财政供给压力。机构庞大，财政供养过度，是目前农村财政困难形成的重要原因。现在有少数地方存在“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养民之道，贵在省官为先”。在当代200多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设置是三级政府，而我国机构层次多，又都是叠床架屋分工细，人浮于事。就拿乡镇来说，除(党委、政府、纪检、人大、政协、武装部)“全套班子”外，还有“七所八站”机构设置一应俱全。另一方面，财政供养人员过多。为节约行政成本，要大力推进“三项”改革，“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官;深化村级管理改革，并村并组，削减领导职数。 (3)健全民主理财制度，加强村级财务监督。在财政体制欠完善的情况下，农村有限的财政资金如果不能统筹安排在刀刃上，就会导致财力资源浪费。因此，很有必要健全村民民主理财制，让村民直接或间接管理财务;把财政工作纳人领导干部任期考核责任目标，使其对“上”负责，对“下”也负责，给老百姓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强化民众对财务的监督和管理，对经费的收人与支出，都要有预算和论证，以防盲目投资，逐步实现财政运行体制的良性循环，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4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坚持“小政府、大服务”的改革方向，实行乡镇“七所八站”由当地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和具体管理的新体制，县级业务主管部门只负责业务指导和专业培训，而不直接管理下属单位的人权、财权、事权、物权等;让从事经营性的乡镇站所完全脱离行政管理体系和财政供养方式，使其按照市场经济规则独立地运行;按照职能分设、机构独立、因岗定员、精简高效的原则，彻底改革乡镇“七所八站”旧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决不能再留下尾巴;积极地培育农村社区性市场中介服务组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彻底消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壁垒。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最后一笔遗产”，成为阻碍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可以借鉴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出我国对特大城市人口总量规模控制与人口结构调整相结合的新的户籍管理法律制度。放开省会城市(特大都市除外)人为的户籍管制，城乡人口按居住地统一管理。 5.科学规划中心建制镇，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 目前，我国乡镇有党、政、人大组织、群团组织、司法组织、市场监管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各种大大小小的组织机构和组织体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扩张性组织网络。这既增加地方的财政负担和农民负担，又造成农村社区管理秩序极度的混乱。必须打破原有的乡镇行政建制辖区，按照经济节约、布局合理、资源集中配置的原则，科学规划中心小城镇，坚决撤消不合理的乡镇设置。 农村解体后，原来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虽然改变了名称，但其行政辖区的管理制度基本上仍维持原状。多数的乡镇政府机关仍习惯于向村民委员会和村民组发号施令，硬性分配指标，并责令村、组干部限按期完成任务，因此应当尽快取消村、组两级“准行政”的建制。今后村民组一级不再单独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原有的债权、债务由现有人口占有、使用、继承、处置。 调整合并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优化配置教育资源，节约使用极其有限的农村办学经费。要结合农村人口居住分散的特点，打破县、乡(镇)、村行政区划界限，实行规模办学与边远山区办教学点授课相结合的新管理模式。农村中小学调整合并后，师资力量由县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调配，办学经费纳人县级财政年度预算，实行统一的集中管理。对于不再保留的农村中小学原有集体资产，由县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统一评估拍卖，回收资金缴人县级财政金库，专项用于改善农村中小学教学设施;被保留下来的农村中小学原有的全部资产，一律由县级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监管。 行政管理类论文:浅析我国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构性质定位 论文关键词：道路运输 机构性质 管理体制 论文摘要：我国的道路运输行政管理体制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绝大多数道路运输管理部门都是事业单位建制，道路运输行政管理人员采用事业编制进行管理。这种不科学的性质定位，导致道路运输行政管理人员超编、机构膨胀、道路运输管理不能发挥应有职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而分析我国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构性质定{=7=的不科学性，提出我国道路运输机构性质定位和人员管理的理想模式。 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是各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管理道路运输的专门机构，对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促进道路运输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我国的道路运输行政管理体制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全国除个别地区外，绝大多数道路运输管理部门都是事业单位建制，运输行政管理人员采用事业编制进行管理。正是由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这种不科学的性质定位，导致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构人员超编、机构膨胀，从而形成“养人罚款、罚款养人”的恶性循环。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我国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构性质定位的不科学性，提出我国道路运输机构性质定位和人员管理的理想模式。 1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定性不科学 各级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作为事业单位的定性在全国具有普遍性，但从理论上说这种性质定位是不科学的。 1.1事业单位的概念和特点 事业单位是接受国家行政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入、所需经费由国库支出、不实行经济核算、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服务的社会组织。一般具备以下特征:①向社会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②向社会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的过程中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力量或必要设备;③向社会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时由政府支付成本。 1.2行政组织的概念和特征 “行政组织是国家为实现行政目标而建立的组织，它承担对社会实施公共管理的职责，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政府组织，包括一级政府及其所属的政府机构”。行政组织具有以下特性:从行政法的角度看，行政组织的特征主要表现在:①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管理国家行政事务;②在组织体系上实行领导从属制;③在决策体制上一般实行首长负责制;④行使职能通常是主动的、经 常的和不间断的;⑤最经常、最直接、最广泛地与组织、个人打女 道。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行政组织具有:①完整性。行政组织}` 完整性由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性决定。②政治性。行政组织是G 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行国家公务的组织，因而必然具有政泥 性。③法制性。行政组织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能的确定、权利}` 划分都必须符合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④权威性。行政组织代表 国家行使行政权，它的一切合法规定、命令每个公民都必须遭 守。⑤执法性。行政的最大特点是执法性。行政组织作为国家为 实现对社会的公共管理而建立的组织，是国家的执法组织。⑥社 会性。在现代社会国家设置行政组织干预和管理经济、科技、文 教、卫生、交通、邮电、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这是其社会性的表现。⑦服务性。这是行政组织的根本属性，行政组织产 生于社会，高于社会，又要服务于社会。 1.3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性质分析 从事业单位的概念和特征看，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不属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最大的特点是向社会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而且这种劳务的成本由政府支付，不实行经济核算。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国家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是交通主管部门所属的专门行业管理部门，不具有事业单位的三个特征:①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不向社会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尽管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有为客户服务的义务，但这种服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与非物质生产和劳务是有本质区别的。②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关没有为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设备。尽管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也拥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和一定的检验检测设备，但这是为管理道路运输市场服务的，而不是为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服务的。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关开展管理活动的工具是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③既然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关不向社会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也就不存在政府支付成本的问题。但这里的成本与政府支付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日常的行政管理经费开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从国家设立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目的和各地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开展活动的过程看，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应当属行政组织。国家设立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的目的是为了管理并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从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开展管理活动的过程，可以概括出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具有以下特性:①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是依法设立的国家专门管理机构。②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行使国家行政职权。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各级交通行政主管机关的专门行政部门，行使国家行政法规所赋予的行政职权，代表国家对道路运输市场进行管理。③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的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活动是经常的、主动的、不间断的，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要主动并随时对道路运输市场进行监控，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打击非法经营，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和道路运输参与者的合法权益。④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有上下级机构、有完整的组织体和系统的运作程序。⑤道路运输行政部门的管理活动具有政治性，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广大人民参与道路运输的合法权益，打击非法经营。⑥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运用国家的法律、法规对道路运输市场进行管理，特别是对道路运输经济活动的管理具有唯一性和国家权威性，所以，其依法实施的正确管理活动具有强制性。⑦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活动几乎涉及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最广泛、最经常、最直接地与组织和个人打交道。总之，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具有行政组织的一般特点和属性。 从以上对事业组织和行政组织的一般特点和属性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把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定性为事业单位是不科学的。 2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不科学的定性带来的问题 从管理实践看，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被定性为事业单位，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种不科学的定性给道路运输行政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多矛盾和问题。 建国前，中国经济相当落后，政府兴办的事业极其有限，即使有一些学校和医院，一般也由外国教会、商人和私人基金会投资运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公有化措施，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这种计划体制下，政府控制相应的人权、物权和财权，也必然承担相应的事权和职责。政府直接进行社会资源配置，承接组织生产活动，控制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行。另外，建国后百废待兴，如何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既不能保留原体制，也不能模仿西方国家管理模式的情况下，全盘引进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事业管理模式。我国的事业单位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大力兴办社会的产物，是“大政府，小社会”管理方式的现实体现，安徽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就是这一模式的产物。 这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对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不科学定性，给道路运输行业管理带来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 2.1各级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构人员超编、机构膨胀 科学的人事行政要求人员编制、考核、工资福利等职权应由专门部门统一行使、系统运作，这样才能保持人事行政(或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性、完整性和严肃性，才能使人事行政真正发挥有效的激励和监督作用，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各级道路运输行政管理人员的编制在地方，经费和工资却脱离地方财政，来源于自身收取的交通规费，破坏了人事行政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是人员过度膨胀的根源所在。尽管地方人事行政管理具有一定的严肃性，但由于道路运输管理人员的增加不会给地方财政造成压力，因而地方政府对这部分编制的控制自然不会像全额财政拨款事业单位那样严格，基本处于半松半控的状态。再加上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工资福利相对较好，大量具有社会背景的人以及交通系统内部的子女被安排到道路运输执法岗位上来，造成运输行政管理人员严重超编。以某省为例，从人员编制执行情况来看，某县的道路运输执法人员达800余人，严重超编，一个县几乎占满了该市所有编制名额。从人员的学历层次看，在该省10176名执法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4141人，占40.1%，高中(中专)4645人，占45.6%，初中以下1390人，占13.7%。这离现代行政执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从执法人员的来源渠道看，大部分是通过社会关系或内部招工安排到执法岗位上的，某县的78名道路运输执法人员中有11名毕业于大(中)专院校，1名转业军人，其余66人则是通过内部招工、部队退伍或通过社会关系安排到道路运输行政执法岗位上，约占84.6%:另外，II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全部是在国家实行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下进入执法岗位的，亦即在高校实行毕业生双向选择后，未采取公开招聘的办法吸收高校毕业生进入执法队伍的。作为掌握国家行政权的部门，这样的人员进入渠道是值得深思的。 2.2经费开支制度导致绩效评估编额 1)人员和办公经费的来源渠道导致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重罚款轻管理。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构人员工资福利和办公经费全部来自自身收取的交通规费，省交通厅则根据各市上缴规费的比例返还办公经费。这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征费的积极性，同时也从体制上促进了重罚款轻管理思想的形成，具体表现在:①各地由于机构膨胀，人员增多，人员经费开支压力增大。为了保证正常支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构不断加大征费力度，因为征费数额增多，返还数额越大，越能改变和提高职工福利，而好的福利待遇则越来越吸引更多的人涌向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构，从而形成“罚款养人，养人罚款’，的恶性循环。②道路运输市场管理的考核定性指标多，定量指标少，没有责任追究机制，而且一般由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进行考核，在现有的用人体制下，考核方与被考核方博弈的结果是皆大欢喜，马虎了事。基于以上两个因素，各级交通主管部门重罚款、轻管理的思想在所难免。 (2)重罚款轻管理的思想导致人员激励货币化。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的主要职责是道路运输市场管理，因此，道路运输市场管理的好坏应当是道路运输行政管理绩效评估的主要参考依据，交通规费征收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内容。但在目前的这种体制下，道路运输行政管理的职能基本异化成规费征收，权力与利益挂钩，而不是与责任相连。各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为了提高规费征收数额，采取各种各样的超任务奖励办法促进规费征收，如前文所说的某县采取目标责任制的办法进行考核。县交通局给所属各交通运输管理站下达任务目标，目标完成领取全额工资，完不成则按比例扣除工资，超额部分按30%进行奖励。阜阳市的某县甚至采取包干制，即按任务完成的40%返还各交通运输管站，作为工资福利和奖励资金。这种人员激励的货币化，完全偏离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 (3)人员激励的货币化造成市场的失控，公路“三乱”久治不愈。人员激励的货币化对掌握公共权利的公共管理人来说，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因为道路运输行政管理人员具有“经济人”的基本属性，即使没有激励措施，在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下，他们也会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人员货币化的激励机制，使得这些‘经济人”堂而皇之地去谋求自身的利益，表现在工作中就是以罚款代替市场管理，根本没有人去进行市场调研和运力调控，想尽一切办法避开“三乱”。 3改革对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定性都是不科学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己经真正地担负起了代表政府管理道路运输市场的职责，己由原来政府办社会、为社会提供运输劳务的职能，转变成了代表政府管理道路运输市场的行政管理职能，具有行政组织的本质属性。因此，应将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列入行政序列进行管理，相应的道路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应列为公务员，人员工资和福利保障应列入同级财政或垂直到省级进行管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道路运输管理的不良现状，保持道路运输行政管理的同一性、科学性和完整性。 3.1机构性质和建制 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是专业行政管理机构，应纳入行政序列管理，独立对外实施行政管理职权。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以副厅级建制为宜，市级以副处级为宜，而县级以副科级建制为宜。 3.2人员和经费管理 领导成员管理。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党政一把手应由省交通厅和省委组织部门共同管理，其它成员应根据管理权限分别由省交通厅党组和省人事厅管理:市、县一级依此类推。 普通人员和经费管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人员应全部纳入公务员的序列进行管理，人员编制由省交通厅配合人事主管部门按照精简、实际需要的原则进行统一管理，人员经费在费改税前可由省交通厅统一划入省级财政部门，再由各级财政部门逐步核发。费改税以后按国家政策规定执行。 3.3绩效考核 针对不同的岗位制定不同的考核标准。行政服务岗位要制定规范的行政服务标准进行考核，执法岗位要对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准则进行考核。对执法部门业绩的考核，在制定切实可行的市场管理标准基础上进行。 考核主体根据不同的考核对象，由不同的人员组成，一般由行政主管部门、第三部门和其服务对象代表按有效的比例组成。但对道路运输执法部门的考核，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如其执法对象直接参与，对其考核可能造成失真，可由业务主管部门、人大法工委以及政府法制部门共同进行考核，但应当听取执法相对人的意见。 行政管理类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通过其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机关，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市场经营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的监督管理。新时期，要解放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立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在认识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方面，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历史性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肓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征。 工商行政管理在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交易行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征，积极探索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新路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和一般特点，即：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二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三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依法进行。另外，还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等。但它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身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保护的是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仍存在不足。主要有： （1）所有制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思想解放不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多样化、如何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 （2）市场不发育，体系不健全。在现阶段，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市场主体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市场不发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进入市场的要求。 （3）法制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建立法治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开始实施时间不长，群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法治观念较淡薄，以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使执法水平较低，执法效益较差。 三、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执法工作，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能部门，在市场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主体的成分和结构。二是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网络的形成，拓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视野和范围。三是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运用和现代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理性和科技含量。四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提高，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执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现职能到位的紧迫感。 面对初级阶段历史性转变的新的形势和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实现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总的方向和目标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维护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监管对象。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职能上来，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市场监管执法的对象上，要从有形市场的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全面实施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竞争、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在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上，要从传统的静态事后管理，转向现代化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化管理。在内部职能分工和机构设置上，要逐步弱化从所有制和条线出发的监管工作思路，从单一的相互独立的条线管理转向以市场主体行为为基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的全方位监管。 四、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全省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弄懂弄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弄懂弄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实践上的自觉，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最根本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中心，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分析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实现职能到位，促进经济发展。 2、积极推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和环节。改革是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执法监管部门的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现职能到位，强化执法力度，更好地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需要；是提高全系统干部队伍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的需要。在体制改革中，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政策，严肃纪律，抓好几个重点：一是必须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各级工商局领导班子建设，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二要把队伍建设，特别基层工商所队伍建设列入全系统的基础工程。坚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重点，着力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以强化业务知识培训为途径，改善队伍的业务文化结构，提高执法水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关键在基层，行风形象“窗口”在基层，改革的突破口在基层，要按照抓基层，在基层狠抓；抓基础，从基础抓起；抓重点，从重点突破的工作方法，抓好工商所党支部建设、监管模式改革等基层建设各项工作。三要积极稳妥地攻克市场管办脱钩、人员分流这两大改革难点。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政策，严明纪律，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确保队伍稳定，确保社会稳定。四是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地方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关系、改革与自身建设的关系、改革与实现职能到位的关系。 3、依法行政，优化市场经济环境。（1）把住市场准入关和退出关。要规范市场主体资格，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检验照和登记管理工作，严格登记管理前置审批许可证制度。加强对市场准入的指导，积极进行市场外指导、服务，帮助基本符合条件的主体达到进入市场的条件。按照法律的规定，对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制等提前介入，实行“绿色通道”支持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对个体私营经济实行“四不限”，即不限发展比例、发展速度、经营方式、经营规模，培育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把好市场退出关，坚决清查整顿非法经济组织、取缔“三无”等非法企业和无照经营户，对特定行业和企业进行清理整顿。（2）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促进流通体制体制改革。坚决贯彻落实粮改政策，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管理；积极参与对棉花、化肥、成品油市场流通秩序的整顿；加强对农资市场、节日市场、食品市场、旅游市场等的监管力度。二要深入开展打假、打私、打骗、反不正当竞争，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国家利益，促进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三要大力支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扫黄”、“打非”和清除“文化垃圾”。四要规范广告市场，维护企业注册商标专用权。五要严厉打击传销等非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3）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法制工作。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是执法，通过行政执法，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实现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一要学法、懂法。与工商行政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现有150多部，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800多件，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必须学法、懂法。二要立法。要对日常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研，提出立法建议，以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制体系。三要严格执法。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4、解放思想、监管创新。1999年以来，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在履行职能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深入探索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律，不断地解决新情况和新问题，增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意识，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监管执法需要的管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不断提高监管执法的水平。 行政管理类论文:浅论行政管理与提高政府公信力 论文关键词：行政管理；提高；政府公信力 论文摘要：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清楚认识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信用行为、巩固升华行政文化，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强行政管理，提倡行政“文明”、行政“科学”、行政“人性”，提高政府公信力，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个政府凝聚民心。树立权威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也空前提高。但是，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攻坚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加强行政管理，清楚认识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信用行为、巩固升华行政文化，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意义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完善的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不讲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和信任。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不守信用，就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由此可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 其次，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政府公信力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同时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信用政府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政府失信则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第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分析 —些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主要表现在行为信用、政策信用、绩效信用三大层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　没有摆正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位置 —些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由于法制及民主观念淡薄，仍受权力本位、官大于民的传统观念的支配，认为政府的权力是可以不受约束和任意行使的。极少数^甚至认为，政府是为着公共利益行使权力。因而可以享有不守信用的特权，以至于滥用公共权力I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多头执法、执法扰民以及执法监督不严等问题致使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威性。特别是个别政府l机关及公务人员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公共权力进行钱、色交易。极大的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在普通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令出多头以及腐败的存在，是造成政府行为信用上降的直接原因。 2　没有正确把握公共政策的各项原则 一些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制定出违背民众利益和意愿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与民众相背离，盲目制定出某些脱离实际的公共政策，并造成严重失误之后，拒不兑现其承诺的责任。如一些地方政府基于所谓的“逼民致富”，盲目出台政策，强制农民种植某种经济植物，对违反行政命令的农民进行粗暴的处罚，同时又不切实际、不计后果地大开空头支票，一旦市场行情发生变化，无力支付农民的损失，不得已就以“打白条”的方式，推御责任。由于领导班子的变换，—些地方政府规制无度，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缺乏必要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形成“—个班子—套思路，一届政府—个政策”的局面。公共政策变更的随意性很大，导致公众无法对政府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甚至基于地方及自身利益，—些地方政府随意制定同上级政府的政策相抵触的土政策，导致公众因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相互矛盾而逐步失去对公共政策的信任。 3　没有准确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和科学发展的关系 片面追求发展，而忽视科学、持续、协调发展，—些地方政府致力于所谓的“政绩”和“发展地方经济”。追求的价值取向背离公众利益，以及这种绩效本身的真实性受到公众怀疑所导致的政府公信力下降。如—些地方以简单的经济增长数字作为官员业绩考核的主要参数，导致—些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短期绩效，行为取向惟经济指标是从，为了在经济绩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些官员在行政过程中重索取轻服务，甚至置百姓生活实际于不顾，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使公众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不断加剧。更有甚者，少数地方政府官员为达到个人升迁的目的，大搞所谓的形象工程，熟衷于做表面文章，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这些都严重破坏了地方政府的信用形象。 三、加强行政管理提高政府公信力 1　行政“文明”——加强行政法制化建设 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各级政府及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全面实施依法行政纲要，继续加强行政立法，努力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政府法律责任机制。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审批事项，继续推进审批方式改革，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要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加大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工作，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要强化行政监察，及时处理和纠正行政不作为、滥用职权、执法不公、以权谋私等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加强信用法规建设，加大失信惩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2　行政“科学”——加强行政规范化建设。 要改革和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要规范决策程序，健全决策制度，优化决策环境，强化决策责任。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制定涉及全局性、长远性和公众性利益的重大行政事项，都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措施的要求和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决策。要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渠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面推广重大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制定重要经济社会决策事项公示办法，对事关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必须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要强化行政决策责任制。对因违反决策程序和决策失误给国家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部门主要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同时，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立政府与公众对政府有关信息的互动回应机制，提高政府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能力。 3　行政“人性”——加强行政文化建设 政府的公信力，应主要通过其代表—公务员自身的行政品性来表现。诚信廉明、公道正派、甘于奉献的公务员队伍，才能很好地代表政府，获得公信力。行政管理需要先进的文化领航，要明确行政队伍的文化素养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要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来规范行动，创建文明有序的行政环境，营造诚信和谐的人文环境，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建设信用政府的思想基础。政府的—切工作，都要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有诺必践，讲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起良好的诚信形象。要在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中树立诚信观念和责任观念，加强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使其恪尽职守。同时，还要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决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通过文明、科学、人性的行政管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正廉洁、透明公开、讲究实效的政府形象，才能获得公信力，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政治的文明、社会的文明。 行政管理类论文:浅谈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论文关键词]农业税；政府机构；政府职能；服务型政府 [论文摘要]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只是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先导和必要环节，这样的改革是乡镇政府出于财政压力的应急性改革，治标不治本。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是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既是改革的重点，也是改革的难点，各地乡镇政府一定要因地制宜、抓住优势、突出特色，政府职能转变才会成功。构建服务型政府是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有利于乡镇政府更好地服务于农民、农村、农业。 农业税的取消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一个新时代，成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起点。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发展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农民权益保护开始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但乡镇政府管理却面I晦着一系列难题。首当其冲的是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缺失。农业税的取消拆除了收费平台，断了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乡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随之萎缩。其次是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法定职权缺失。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规定乡镇政府具体的职责范围，事权分配不清。第三是乡镇负债累累。农业税的取消并没能解决乡镇财政运行问题，反而使乡镇债务有增无减。第四是乡镇社会规范及管理能力减弱。取消农业税后，一方面由于不准乡村组织对农民使用强制手段，削弱了乡村组织的权威；另一方面随着乡村干部与群众相互接触变少，村民们对干部的态度变成一种“没事不理你、公事不管你、有事就找你、出事就告你”的局面。 虽然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管理面临一些困境，但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行政机关，处在农村工作的最前沿，承担着农村众多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对地方乃至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是其他政权组织无法替代的。因此，必须对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一、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机构改革 1、调整机构、精简人员，因地制宜，撤乡并镇 针对乡镇机构运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必要对现有乡镇政府的职能进行结构性调整，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经济管理职能，与此相应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机构，合并职能相近的机构为中心站，从而减少部分机构和人员。同时对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农民素质较高的小乡镇，可考虑撤乡并镇，减少行政事业人员，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减轻财政负担。而对一些边远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应稳定政府机构现状，但调整其内部分工，精简、合并可有可无的作用发挥差的事业服务中心及其人员，加强最能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机构和人员。最后，根据中央要求，实现机构和编制法定化要求，加强对乡镇机构行政事业编制的控制，每过2—3年，核定一次编制，并通过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2、改革乡镇干部人事制度，完善县乡公务员考录制度 针对乡镇公务员小农意识严重、效率观念差、功利主义盛行而导致整体素质不高的现象，我们认为，首先要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引入竞争激励机制，改革传统干部任免制，推行合同聘任制，打破干部人事制度的铁饭碗，充分调动乡镇干部工作积极性。加强对干部的业绩考核，指定科学的考核和量化标准。通过考核，让那些有责任感、工作能力强、农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干部继续留任或者进入领导岗位。其次是完善县乡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一是扩大县乡公务员选拔录用视野，彻底打破身份、地域限制。第一，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参与社会竞争的同等权利；第二，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地区封锁政策，促进人才交流选拔。二是改革和完善考试方法，努力建立健全规范专业的考试录用制度。第一，采用现代化的结构性考试方法。公务员考试应根据公务员工作的特点采用结构性考试方法，其结构由笔试、面试、心理测试、考核等构成。不同部分在总成绩中的比率，根据不同的职责尤其是不同的职位要求来确定。第二，建立公务员考试试题库。公务员考试录用主管单位的人事部门应建立公务员考试试题库，特别是专业科目试题库。可以按照统筹规划，分头开发，成果共享，有偿使用的原则组织有条件的省市共建专业科目考试题库和面试试题库。三是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系，增强考录工作的透明度。第一，借鉴高校招生考试的经验，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监督队伍。这一队伍可以由纪检、监察、公证机构、新闻媒体、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并随时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第二，明确监督内容。主要监督招考程序是否按规定进行、报名及资格审查是否按招考公告的规定进行、笔试与面试命题是否符合有关要求，有无泄密问题以及考核录用是否客观公正。第三，完善监督方法。(1)建立考试录用工作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监督；(2)建立录用工作报告制度，接受上级政府人事部门的监督；(3)建立咨询制度，接受群众监督。 3、合理划分权限，理顺各种关系 乡镇政府作为一级政权组织，在很多方面并不是执法主体，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手段，工作开展起来难度很大。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乡镇政府都不具备独立的决策权和完整的财政权。乡镇承担了大量上级交办的事务，却没有足够的权力，还要为执行结果负责。相对于县级政府的“权大于责”，乡镇却是“责大于权”，以有限的权力承担着无限的责任。乡镇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甚至是某些职能部门的办事机构。因此，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必须合理划分与上级(主要是县级)政府的权限。一是还权于乡镇，解决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问题，严格按照“权随事走，财由事定”的原则，明确乡镇政府的事权；二是明确与上级(主要是县级)部门的关系。县级部门与乡镇政府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县级部门不应对乡镇政府实施直接发文等行为。三是县级部门在乡镇的派出机构在工作上应接受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协调、监督，工作人员的考核、任免、奖惩等，应征求和尊重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意见。其次要理顺各种关系：(1)理顺政府与乡镇企业的关系，理顺企业的产权关系，真正实现政企分开；(2)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乡镇政府集中精力管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同时扩大和强化社会自身管理的功能，由社会的各种组织按照各自的性质和任务，共同承担社会义务；(3)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凡是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乡镇政府主动退出，只管一些市场管不到、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以弥补市场失灵。同时积极培育市场自我调节能力，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 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只是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先导和必要环节，这样的改革是乡镇政府出于财政压力的应急性改革，治标不治本。 二、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职能转变 1、目前乡镇政府职能定位存在的问题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之后，乡镇政府突出的问题是干了许多不该干的事情，而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又没做好。首先是在中央转移支付不能足额足量到位的情况下，乡镇政府为了维护正常运转和偿还债务，想尽一切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其中重要的途径就是发展企业和招商引资，有的乡镇甚至通过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获得制度外收入；其次是有些乡镇超越经济能力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而又没进行科学规划和很好地利用市场力量，结果导致许多小城镇成为一无产业基础、二无市场依托、三无居民社区的“空城”，更导致乡镇政府负债居高不下；第三，乡镇政府服务功能低下。南于管理体制、经费保障等许多因素，许多诸如农业技术推广、文化宣传等公共服务功能履行不到位甚至基本丧失，导致农村社会公共事业长期受到冷落，发展滞后。 2、乡镇政府职能转变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归结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大的方向，这为我们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指明了方向。但具体到基层乡镇政府，我们认为它基本上不具备履行经济调节智能的能力，也几乎没有市场监管的能力，真正需要抓实抓好的应该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因此，体制改革中的乡镇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削弱、淡化、转移、合并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职能。具体说来，(1)更新观念。这是转变职能的关键。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中国农业走向休养生息阶段，随着原有的乡镇工作格局的打破，旧机制必然被新机制所代替，工作观念，工作方式、方法，工作重点开始发生全新变化。在观念上，要迅速从去强管理、轻服务，重人治、轻法治变为重服务、重法治，主为老百姓出主意、想办法、找路子，变“要我服务”为“我要服务”。(2)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不收农业税了，国家每年都会有数千亿的财政资金转移到乡村，乡镇干部应从收税费转变为农民提供安全、保卫、科技服务和有效信息，乡镇政府应当更直接提供教育、乡村道路建设、社区医疗等公共产品；(3)规划、建设和管理小城镇。乡镇政府要合理规划集镇和新村，抓紧建立和小城镇相配套的劳动保障机构，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有序流动提供保障；(4)培育新型现代农民。乡镇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用全新的文化科技知识武装农民，特别要做好农民的科技培训工作，培养他们的效益观念、科技观念、法律意识、人权观念及竞争意识，造就出一批具有现代商品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的新农民；(5)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当前农村地区仍然是人口超生的重灾区，各地乡镇政府在这一点上的职能一直没有放松，但是在新形式下，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方式、手段应该向人性化方向发展。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是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既是改革的重点，也是改革的难点，各地乡镇自然、经济等环境千差万别，一定要因地制宜、抓住优势、突出特色，乡镇职能转变才会成功。 三、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构建服务型政府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不仅仅是乡镇政府为了履行职责而进行的职能转变，更不仅仅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而进行的机构改革，而应该把这一改革放到国家、社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高度上，放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中去研究，从而将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拓展到乡镇政府管理模式转型和创新的高度，用现代治理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改革，重构国家、社会、农民关系，城乡关系以及体制与机制等各方面的关系，并使乡镇政府更好地服务于农民、农村、农业。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从纵向分析，其重点在“治官”而不是“治民”，在于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约束和规范政府应该干什么，只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做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和民主执政的和谐统一，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强化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建立服务优先、依法行政、上下协调、精干高效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具体表现为：1．乡镇政府职能界定准确。按照“因需设岗”、“因事设人”的原则，明确乡镇政府职能，界定乡镇机构的责、权、利。(1)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明确落实党和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2)保障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村用水、用电、通讯、交通条件，改进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科学配置乡镇机构规模。乡镇机构规模主要由乡镇的个数、乡镇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三部分构成，而乡镇内部机构设置的规模是重点。一般说来，乡镇规模没有统一的标准，它的设置根据政府有效管理的地域、人口而定，要考虑到政府的行政能力、政府的职能、政府的办事效率以及相关的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因素，最终以乡镇能否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满足农民群众公共需求为准。3．乡镇权力机制的科学管理。权力机制是多方治理的核心部分，只有构建民主、科学、合理的权力机构，才能实施有效的治理，才能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乡镇权力的产生要从过去的自上而下，改为自下而上，让农民群众有更多的知情权、选择权、决定权；其次，乡镇权力的运用必须依法行政，规范乡镇政府行为。 从横向分析，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治理应该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参与的结合，强调管理主体的多样性。在管理的性质上强调政府对公民的服务，在管理技术上强调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元治理体制。我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乡镇政府多元治理的构成，必须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村社会中间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管理和民主参与乡镇社会事务的权利，分清政府应当承担和做些什么事。具体说来：1．强调乡镇政府的主导地位和引导作用，这是乡镇政府作为一级政府机构存在的理由；2．完善农村中间组织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将乡镇政府让渡出来的一些社会事务承担起来，将城市文明导入乡村社会，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市场之间发挥社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服务；3．倡导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自主管理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最终取决于农民的自主和觉悟，只有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尊重农民的权益，尊重农民的政治参与和自我管理，尊重农民的自主经营权，也只有政府通过各项政策引导，让近9亿农民获得更多社会资源，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农民建立各类社会经济组织和行会，扩大它们的生存空间，让农民为自己的事情做主，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政府才能真正为农村、农民、农业服务。 行政管理类论文:略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 长期以来，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上讲，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其一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的思路，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行政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邓小平同志的行政思想有待于我们加以深入地发掘和总结，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实践中求得理论的指导。 一、社会主义的行政本质在于为人民服务 确立行政本质的意义在于明确行政的基本的性质与方向。正如古德诺所言，政治是政策的制定，行政是政策的执行。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决定了这个国家行政管理的本质，因此，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本质。社会主义的行政本质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性质所决定。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的本质特征，在于服务，在于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为人民服务视作为其生存的最根本的基础资源。为此，她奋斗了几十年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执政地位的改变，也使得有些人逐渐淡漠了对这一观念的认识。’种种苗头，在建国后的若干年里就逐渐出现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邓小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曾尖锐地提出:“我们进了城，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他说:“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将这一干部行政作风问题看作是事关我们国家性质的大问题，是与我们党的特点直接相联的大问题。他强调指出，懂得并抓住我们行政管理的本质，我们“就可以避免沾染官气，就可以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将来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就可以使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4页。以下凡引本书仅指出其卷数与页码) 服务不是说说而已，要真抓实干。对于我们广大的干部而言，就是要贯彻到群众中去的要求，倾听群众的呼声。对于官僚主义的作风，邓小平同志是深恶痛绝的，他详细地指出了其危害性，称之为“令人无法容忍”。(第二卷，第327页)他曾干脆地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第三卷，第121页)这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领导的实质，既包括了上级的领导对下级的领导的服务。也包括了人民的干部对广大的人民的服务。而后者，则正是社会主义中国行政管理的本质问题。 二、社会主义的行政要从大局着眼 行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微观的枝节，而且在于宏观的视野，在于站得高，看得远，在确保全局的背景下解决细节问题。这就是行政管理所要关注的行政境界问题。在这一方面，邓小平同志是杰出的榜样。邓小平同志在有关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上，高瞻远瞩，体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的风范。落实到行政管理方面，就是其崇高深邃的行政境界观。 邓小平同志指出:“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第三卷，第124页)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强调局部服从大局的观念，这既是历史的经验，更是当代的要求。强调领导集体的同志，“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间题。”(第三卷，第298页)邓小平同志深知，当代世界，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一个大局。针对这个大局，邓小平同志在结束十年动乱后又及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把中国带到迅速发展的世界中去。从国内来讲，经济建设也是大局，针对这一大局，邓小平同志提出“经济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第二卷，第194页)各方面的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对于地区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沿海与内地要服从交互支持这个大局。 行政大局不仅是对大局而言的，而且对处理具体的行政事务都有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的行政境界观就不仅体现在中国国家发展的大的方面，而且体现在行政管理的各个具体的方面。如基于“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第三卷，第30。页)邓小平同志提出“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他说，“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强调从观念解放和制度改革入手，“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第三卷，第321一7页)这一思想对于我党人事的新老交替，保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社会主义的行政要处理好边界问题 行政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区分各个管理条块之间的界限，这就是所谓行政边界间题，它是行政控制的协调的基础，对于行政执行的效率来讲，关系很大。这种行政边界是多层次、多方向的。从纵向来看，有传统的中央与地方等边界，有条条内部的上下边界，等等;从横向来讲，有部门之间的边界，有地方与地方之间边界，有一地方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边界，有党政关系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行政边界，等等。这也是我们党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比较注意却始终未能完全做好的事。邓小平同志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注意着这一问题，并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远在根据地时期，针对当时根据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现象，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党的优势不等于党员包办;党的领导不等于“党权高于一切，’;党员多数不等于万事大吉。提出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强调党组织和政府机关要相互团结、相互尊重、各施其职。邓小平自己作为军队的高级政治干部，充分尊重军事行政首长的权限，他与同志多年默契和谐的工作关系一直为党内所称道。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又关注起党政关系问题，提出“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第二卷，第321页)这些重要构想，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政关系在80年代的重新调整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指导和身体力行地带动下，中国的行政机构和人大体制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建设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 针对权力过分集中所导致的一些行政边界不清的间题，邓小平同志提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第二卷，第321页)发起并推进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中分清职责、下放权力、转变政府职能、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运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重新界定和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条块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社会主义的行政有一定的规律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之间总是有规律可循的，行政管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行政管理的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存在的，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规律就起着作用;其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背景下，除了一般的行政管理的规律外，有没有自己特殊的规律，这方面，邓小平同志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规律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行政管理要从实际出发，是行政规律中最重要的规律。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继承思想活的灵魂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大的方面来讲，他一贯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国外的先进经验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建设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实际上是一项巨大的宏观行政管理工程。相应地，行政管理必然的内在要求也必须是从实际出发。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邓小平同志才反复强调要学习有用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对行政管理内在要求的一项总结。 行政决策的科学化问题也是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的规律。邓小平同志在决策前十分重视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如对于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乎同志在肯定的同时，要求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和讨论。在充分吸取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策。 经常性工作对行政工作的完整性、稳定性与正常开展起着重大的作用。做好经常性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是行政管理中的一项重要的规律。邓小平同志在各种场合都十分注意强调要做好经常性的工作。“现在党的工作、群众性工作要着重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经常工作的制度要恢复，没有制度工作搞不起来。”各部门的工作一定要管本行，议大事。做好经常性的工作，说到底，就是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这就会导致“丢掉了我们各行各业应该死死抓住不放的事情。”(以上见第一卷，第293一296页)。 五、社会主义的行政要有权威 一个行政主体有否权威，将决定其能否有效地运用行政的影响力资源对行政过程中输入输出间各个环节、要素等进行管理、监督、限制、命令、保障或支配。它对行政行为的最终完成有强烈的影响。中国特色的行政权威的要义在哪里?邓小平同志总结我党多年来的行政经验，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从行政主体并最终结合行政行为的制度化，丰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控制经验。 中国是个超大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个有5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管理是一个巨大的行政和社会的系统工程。因此，没有一个有力的有核心的党和国家的行政领导集体是不行的。邓小平同志透彻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样一个领导集体，对于中国社会的整合，对于行政的有效运作，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把这一问题看作是“最关键的问题”，认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第三卷，第310页众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建立一个领导集体的同时，指出这个领导集体要有一个核心。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三卷，第310页) 有了领导集体及其核心，并不等于行政主体的问题都已解决。这里还有一个行政主体即这个领导集体能不能坚持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领导集体有没有权威和威信。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也作了非常深刻的思考，提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第三卷，第277页)他提出，“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第三卷，第319页) 行政权威的保障与威信的形成与维护有很大的关系，而政绩对形成威信作用显著。因此，邓小平同志谆谆教导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迅速建立政绩。(第三卷，第30。、317页)同时，维护威信还需要下级主动维护中央的威信。邓小平同志坚决批评了那些不顾组织原则侵害行政威信的现象。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此对中央权威的维护作了专门的阐述，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邓小平同志行政权威思想的一个贯彻。 六、社会主义的行政是一种技术 列宁曾经指出:“政治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34页)作为受政治决定的行政管理也同样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作为科学，要遵循一定的行政规律;作为艺术，则要讲究一定的具体管理的技术规则。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管理也是一种技术。，’(第三卷，第“页)既然是技术，就与宏观的行政管理不同，它应包括许多细致的方法。基于丰富的行政经验和深刻的理论洞察力，邓小平同志的行政技术观是非常丰富的。 行政技术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行政的制度化建设。邓小平同志始终十分重视制度化建设的问题。 首先是领导制度何题。早在1980年，针对行政效率的低下、行政领导的老化等状况，他首先提出从制度上着手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劫、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将它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次，在具体的管理办法上，强调克服官僚主义以适应大生产的背景。更鉴于经济建设日益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邓小平同志要求广大干部“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同上，第150页)根据不同的部类，用不同的管理办法。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再次，由于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的要求，其中许多不适合于发展的技术要抛弃，而外国的先进的方法要学。怎么学?邓小平同志提出:“在全国的统一的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逐步推开。”(同上，第150页)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试。 最后，重视信息沟通是邓小平同志行政技术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当前正实现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便是信息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七十年代末，他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的一个初衷就是信息问题。他说“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第三卷，第306页)因此，在行政工作中牢牢抓住信息问题，对管理质量的提高意义非常重大。 七、社会主义的行政要有评估标准 一项行政管理的任务如何，直接影响行政目标的实现，为保证行政质量，推进行政发展，就需要对行政的过程、结果等进行评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既要反映其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还要注重行政的实际效果。在长期的行政活动中，邓小平同志逐步形成了他的行政评估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是评估标准问题。 邓小平同志曾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把握，提出了评判各项工作标准。他曾经说过，“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第三卷，第23页)在南巡讲话中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卷，第372页)“三个有利于”既是各项工作的判断标准，当然也是行政评估的标准。 这一评估标准，实际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具体化。这样一来就去除了一切唯意志主义的或感情化的标准，使整个行政工作的真实效果明晰化了。本着这一精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就能充分地在行政工作中得到具体体现，由此，对行政工作中的其他方面将会有大的推动。 八、社会主义的行政要注重创新 行政的发展与创新是行政工作获得持久生命力的基本保证。邓小平同志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成效。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针对计划体制下出现的一些弊端，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到80年代中期，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又及时地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在80年代后期大力开展的行政改革。邓小平同志行政创新观核心有: 首先，行政机构要增强活力。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三卷，第240页)如何增强?邓小平同志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个是人的问题，即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办法就是废除终身制，建立正常的干部选拔和退休制度。第二个是机构本身的问题，要精简机构，转变职能。机构要简单一点，强调“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对体制的革命”(同上，第396一401页)。 其次，具体工作要敢于试，大胆试。7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在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的时候就提出“一定要建立一个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第二卷，第25页)尽管当时有其特定的针对性，但这一思想的意义却超越了当时，一直为邓小平同志所看重。因而在南巡讲话中再次提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第三卷，第374页)错了可以改。事实上，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正是他对其一贯倡导的行政创新观的总结。 行政管理类论文: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若干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使检察职能与检察院内部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发生交叉、混合，造成了行政管理职能对检察职能的侵入和侵浸，掣肘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实现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必须坚持协调、高效、精减和渐进的原则，以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实现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为核心目标，改革检察业务管理，引入司法管理方式，从而改变检察活动中单纯行政管理方式，还原司法管理方式，实现检察活动的司法化，保障检察监督职能有效行使。 关键词　行政化　检察职能　行政管理职能　检察官独立性　职能分离 正文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法律监督职责。检察机关在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时，也总要履行与法律监督有关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但是由于当前我国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弊端的存在，使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侵入、侵蚀了检察职能，造成了检察制度的变形，影响了检察机关检察职能的充分发挥。只有将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分离，才能还原和实现检察活动的司法性。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机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本文拟就“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分离”的内在动因、核心目标、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主要途径等若干问题试陈管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并期有裨于检察改革和司法实践。 一、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 -----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肇因 （一）检察权性质的准确定位是实现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认识基点 检察权性质的准确定位是检察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决定着检察改革的方向，也构成检察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实行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也必须以此为认识为基点，只有正确理解检察权的性质并予以准确定位，才能深刻认识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内在动因，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分离措施。 对于检察权性质，目前学术界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权说”之分歧。“行政权说”从检察权具有的主动性、国家代表性、命令性和执行性特征上，认为检察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检察官是行政官；“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权与审判权具有“接近度”，检察官与法官具有“近似性”，检察官虽非法官，但“如同法官般”执行司法领域内的重要功能，在有些国家，检察官被称为“站着的法官”；“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但在体制上应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检察官定位为司法官；“法律监督权说”将检察权作为独立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第三种国家权力，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对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实行监督的法律监督权。 笔者认为，仅从其权力特点和行使方式的角度分析，检察权无疑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双重属性。但定位我国检察权性质，不仅要从权力本身发展的共同性规律出发，还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尤其要从我国的宪政体制和司法体制出发进行“应然性”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集中制”来解释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和特征，而不应以“三权分立”学说作为“应然性”的依据来给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检察权定性，从而墨守司法权只是审判权的成规，否认检察权是司法权。根据我国的宪政体制及司法体制，我国宪政意义上的“司法权”就是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统一。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我国检察权在基本性质上是法律监督权，在国家体制上仍属于司法权，在行使方式上具有司法与行政的双重属性。因此，对检察活动的管理模式就应既不同于行使行政权的行政机关，也应有别于行使审判权的法院，而应根据检察权的性质和特点，按照司法规律，以司法管理方式管理检察活动。 （二）违背司法规律，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是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肇因 但是，检察制度在新时期重建以来，并没有按照司法规律建设检察机关，也没有按照司法管理方式管理检察业务，而是把检察机关视为行政机关，用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管理检察活动，形成了检察机关内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造成了检察职能同内部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相互错位，影响了检察职能充分发挥。 1、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的涵义及形式 所谓检察活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是指违背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性质和特征，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建构和运行检察活动。它和法院的行政化共同构成我国的司法行政化问题。法院的行政化问题，众多学者俱已做过详细论述，而关于检察院的行政化问题，因对检察权及检察机关的性质在法理上一直没有澄清，且检察权在行使方式上确具司法性和行政性的双重属性，学者鲜有专门论述。同法院的行政化一样，检察院的行政化，也包括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表现在国家对检察机关的管理方式即检察机关的外部体制上，它涉及检察机关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检察人事权（尤其是检察长及副检察长人选）和财权的行政任命和行政拨付制。外部行政的直接后果是制约了检察权外部独立的效果；内部行政化是指检察活动内部管理上的行政化，即本文所指检察活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内部行政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的合一，即检察业务活动的完全行政化，也就是说，对检察业务活动管理完全采取了行政模式，其弊端是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同化了检察职能；二是检察机关内部行政管理方式违背司法机关行政管理特点和规律，或者完全行政机关模式化，或者带有行政模式的痕迹，其弊端是造成了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对检察职能的制约、干扰和侵袭。在行政化的检察活动管理模式下，检察职能同检察机关内部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发生交叉和、混合（同一），使行政管理职能侵入、侵蚀了检察职能，颠倒了检察职能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主次地位，造成检察制度的变形，使检察制度成为行政管理职能的附属，也从内部制约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2、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的主要表现及其弊端： （1）办案体制完全行政化。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沿用的是以行政审批、集体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办案机制，即检察权由检察机关通过层层审批的方式集体行使，再由检察机关整体承担办案的法律责任。《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由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在这种办案体制中，普通检察官只是案件承办人员，即行政垂直线上底部的一个点。检察官办案，决定权集中于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部门负责人有审核权，这就使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副检察长、业务科（处）长成为决定案件的领导层，行政管理职能同化了检察职能。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暴露出明显的弊端：一是“审而不定，定而不审”不符合司法活动直接性和亲历性的要求，难以保证诉讼决定和诉讼行为的正确性。二是造成了办案人员对领导的依赖，难以充分调动检察官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不利于培养精英型检察官。三是办案环节过多，造成办案效率低下，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四是权责分离、责任不明，不利于错案追究责任制的落实。 （2）检察委员会构成和运作行政化。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议事决策机构，主要任务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是检察机关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下，检察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检察机关的行政领导（检察长、副检察长、政治部及其他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检委会构成上的行政色化，使检委会在运作上也被打上了很深的行政化烙印。由于检委会委员都是行政领导，且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行政职位高的委员的意见往往会影响甚至左右行政职位低的委员的意见。而行政职位低的委员也往往也会因为顾及领导关系而附合行政职位高的委员的意见，其结果就是，往往影响了检委会议事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案件，业务部门负责人或分管检察长在审核案件时，有是并不是因为案件重大、复杂或疑难，而是因为不愿承担领导责任，往往将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使检委会成了逃避责任的避风港。 （3）检察官任免行政化。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助理检察员由检察长直接任命，检察员由检察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但人大的任命实际上只是一种程序上的审查，检察官的任命事实上由检察院自由决定：首先由其所在业务部门的领导和院领导推荐，再由人事部门考察，然后由院党组最终决定。因此，一个检察官是否能够成为检察官或者继续成为检察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其所在检察院内部的别处一些有行政职务的检察官决定的。因此，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也势必会受到这种任免因素的影响。 （4）检察官惩戒手段行政化。根据《检察官法》，我国现行的检察官惩戒制度是一种内部的惩戒运行机制。这种内部的惩戒运行机制的重要弊端之一就是易产生部门保护主义，从而强化检察官对其所在部门及领导的行政依附性，使检察官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有所顾忌或者因需“投桃报李”而不能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 （5）检察官管理模式完全行政化。长期以来，在检察官的管理上，一直把检察官等同于检察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等同于行政机关的干部，完全采用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其中以检察官行政级别制最为典型。检察官管理模式的完全行政化，一方面，模糊了检察官同一般行政人员的界线，忽视了检察官的司法性，阻碍了检察官职业化进程；另一方面，检察官之间过分行政化的阶位关系，强化了上下级之间的等级服从和责任，增强了下级检察官对上级检察官的过分依赖性，使检察官的独立性难以保障。 （6）检察官职位范围宽泛化和缺乏分类管理。检察院内部由检察官、司法行政人员、书记员和法警组成，除行使检察权的检察长外，还有一些不行使检察权的司法行政人员，也具有检察官职位。由于没有建立检察官的分类管理制度，检察官职位范围宽泛化使我国检察官队伍非常庞大，检察官比例极不协调，影响了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妨碍了检察官素质的提高和办案效率。 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使本应成为检察职能的支撑和附属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在实际运行中却浸没了检察职能，掣肘了检察职能的发挥。必须实现这二种不同职能的分离，改变检察活动中单纯的行政管理方式，还原司法管理方式，实现检察活动的司法性。 二、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 -----实现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核心目标 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弱化了检察机关的司法性，而司法性的核心就是要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因此实现检察职能同司法内部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就必须以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来核心目标。 （一）检察权独立性是检察权司法性质的本质要求 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检察权之所以需要独立行使，一是因为法律监督需要一种独立性。二是因为检察机关侦查权尤其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需要一种独立性保障。三是因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应当具有独立性。四是因为司法审判权的独立有赖于检察权的独立性。但从根本上讲，检察权行使独立性，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是其司法性的本质要求。因为检察权行使独立性创造了正确运用和实施法律的必要条件，它使检察官能够排除非法干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服从法律，切实地贯彻法制原则。 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包括即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两个方面。外部独立性，指检察权运行过程遵循自身的规律而不受外部的非法干涉，它涉及在国家权力运作过程中与其他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关系。在一般意义上，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就是指检察机关的外部独立性。检察权的外部独立是一种集体独立，是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 检察机关的内部独立，是指检察官的个体独立性，其主要意义是：第一、检察官的独立性是检察业务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的要求。检察权以公诉权为基本构成，而公诉是一种司法性很强的活动，是以亲历性为基础的个人判断和个体操作，赋予检察官独立性，可以防止“审而不定，定而不审”的有悖司法认识规律的做法，从而提高检察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检察官独立性是防止不正当干预的重要条件，有助于保障检察权的公正行使。第三、检察官独立性有利于保障诉讼效率。司法的效能，要求办案检察官的职务行为直接产生职务上的效力，而应避免环节过多，造成决定和行为实施迟缓。第四、检察官独立是检察机关集体独立的基础，没有检察官个体独立，检察机关集体独立则得不到有效保障。但是，检察官独立不同于“除了法律没有上司”的法官独立，它要受到“检察一体制”的限制。所谓“检察一体制”，是指检察机关上下形成一个整体，统一行使检察权，对内要求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检察官服从检察长、下级检察官服从上级检察官的命令，对外则要求“检察权的行使保持整体的统一。因此，检察机关的内部独立是有限的，不充分的。检察官在执行职务时，需接受上级的指示，其行为只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即相对独立性。“检察一体制”虽然限制了检察官执行职务的独立性，但并未否定检察官的独立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可以合法地对抗检察长的指令，如享有消极抗命权或积极抗命权。 （二）我国检察机关独立性缺乏有效保障 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检察权行使原则。与国外检察权的独立行使相比，我国检察权的独立性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检察机关相对于执政党与权力机关是不独立的。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检察机关独立性的表述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检察管理体制的行政化使检察权的行使受制过多，检察权的外部独立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三是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尚未获得法律的确认。在我国，宪法、司法机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这种独立性，是一种集体独立，也就是外部独立，而非个人独立即官员独立。在现行体制中，检察官受检察长领导，任何检察活动应服从检察委员会的决定，虽然检察官也是检察权行使的主体，但在法律制度上还没有确立检察官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法律还没有赋予检察官合法对抗行政指令权的能力。同时，诉讼法还是以人民检察院而非检察官为诉讼主体，检察官是检察院意志的执行者，其本身在诉讼法上还缺乏独立的地位。 综上所述，我国检察制度在新时期重建以来，完全以行政管理方式而不注意按照司法规律管理检察业务，使它难以做到“独立行使检察权”，难以做到“严格执法”，难以保证检察官的高素质，确是我国检察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教训。因此，作为检察改革的重要举措，实现检察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须以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实现检察官的司法官化为核心目标。 三、改革检察业务管理　引入司法管理方式 -----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的根本途径 实行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须以改革检察业务管理，引入司法管理方式为根据途径，主要措施如下： （一）重新配置检察权，改革办案体制，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 改革目前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就要对检察权进行重新配置。借鉴国外检察制度，结合我国司法制度的特点，笔者建议对检察权可实行“三级配置”制，即明确规定检察委员会、检察长、检察官在检察工作中的权限和职责，逐步取消业务部门建制，变助理检察员为检察官助理，实行主诉检察官直接对检察长负责的办案体制，其核心是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 主诉检察官制是指在检察长领导下，在公诉部门实行的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负责人的检察官办案体制。实行主诉检察官制，就是要打破检察活动中单纯的行政管理模式，引入司法管理方式，使检察官成为对办理案件有一定决定权和独立性的检察权行使主体，形成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权责统一的新的办案体制。主诉检察官制2000年在全国推行以来，在提高办案质量、造就高素质的公诉队伍、明确办案责任，落实错案追究制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政化的办案体制所固有的一些弊端。但是，由于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成熟的理论指导，在主诉检察官制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争议较多，分歧较大，影响了主诉检察官制的深入推行，使设立此项制度的初衷没有得到充分实现。 笔者认为，主诉检察官制的推行无疑是正确的，它适应了刑诉法制度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是实现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要和重要的举措。以“主诉检察官制的设定没有法律依据、主诉检察官的职责范围界定不清、主诉检察官的难以统一”为理由反对推行此项制度的同志，没有深刻认识到主诉检察官制的制度价值，也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此项改革及整个检察体制改革。因此，正确的做法不是否定和反对此项改革，当务之急是对主诉检察官制做进一步的完善： 1、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检察官法》，明确规定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为主诉检察官制的推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为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提供法律依据。 2、完善检察官具体职权的设置，进一步理顺检察官同业务部门负责人、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关系。解决主诉检察官制的法律依据问题后，根据相当性和渐进性的原则，逐步扩大检察官的职权，同时逐步限缩业务部门负责人、副检察长及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职权，直到取消业务部门副检察长建制，最终将检察权主要配置给检察长及检察委员会，并明确规定各自职权范围、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切实做到权责统一。 3、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目前主诉检察官的激励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这与主诉检察官承担的任务和责任是不适应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诉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主诉检察官的激励机制，为主诉检察官提供切实的职务保障。 4、待主诉检察官制成熟后，可参照主诉检察官制在其他业务部门推行“主办检察官”办案制。 （二）改革检察委员会 1、将检察委员会由现在的虚设改为实体制。 2、检察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检察长、副检察长是当然的检委会委员，其他委员由具有五年以上法律职业资历、德才兼备的资深检察官担任。（副检察长和业务部门建制取消后，仅由检察长和资深检察官组成，除检察长外，其他检委会委员在行政地位上都是平等的）。检委会的日常工作由检委会办公室负责。 3、检委人会的职能：一是对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二是监督检察官的工作；三是法律政策研究工作。 4、严格限定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的条件和范围，只讨论决定检察长提交的案件。 改革后的检察委员会的运行机制，既符合检察权中行政性属性和检察一体制的要求，同时又减少或避免了行政性烙印对检察职能干扰和影响。 （三）建立检察官的分类管理制度。检察官的分类管理是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分离的必然要求。根据行使检察权主体的不同，可对检察人员实行检察官、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司法警察等四种序列的分类管理框架。对从事职务犯罪的侦查、审查逮捕、出庭公诉工以及民事行政检察、监所检察等主要业务部门的主要检察人员授予检察官；改变把书记员当作检察官后备军的管理制度，设立独立的检察书记官序列，书记员在检察工作中要服从检察官的指挥。司法警察纳入警官系列。其他检察人员列入司法行政人员，纳入公务员系列。 （四）成立“司法行政管理部”。实行分类管理后，要相应地设立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专门管理检察机关内部的非司法性工作，即司法行政事务。“司法行政管理部”不仅要行使检察机关内部基本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如从事政工、行政装备、档案管理等行政事务，还可负责检察机关同人大、法院及行政机关的联系。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将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推向社会，实行社会化服务。另外，为加强检察官的协调，可在“司法行政管理部”内设置“检察官秘书处”，作为检察机关检察官运行的协调机构。主诉（主办）检察官根据办案需要可向检察官秘书处申请配备若干名检察官助理。主诉（主办）检察官在办理重大案件需要提交检委会讨论时，可直接通过检察长按规定程序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而不必经过部门行政审核。 五、将一部分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从检察机关剥离。如改革对检察官的内部惩戒制度，在检察机关之外，建立统一的司法官惩戒机构。如前所述，检察官的内部惩戒制度强化了检察官对所在部门及领导的行政依附性，不利于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因此，可设立二级统一的司法官惩戒机构。中央一级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对最高司法机关和省级司法机关中的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的行为惩戒；在地方一级，可在省级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对省级司法机关（院长和检察长除外）和省级以下司法机关中的法官、检察官的行为惩戒。 四、协调、高效、精减、渐进 -----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是一项涉及理论和体制创新重大司法改革，必须积极慎重，注意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协调原则，即检察官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制相协调的原则。 如前所述，由于目前我国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尚没被法律认可，加强检察官的独立性就成为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核心目标之一，但是要受到检察一体制的一定限制。“检察一体制”是检察权行政性属性的表现，而检察官的独立性是其司法性属性的必然要求，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因此，必须协调好检察官的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制的关系，划定二者合理的边界，在实现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的过程中，既要坚持和维护“检察一体制”，又要保障检察官的独立性。检察官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制如何协调，笔者认为可按以下原则处理： 1、检察长以及上级检察官对下级检察官的管理要注意尊重检察官的独立性，减少行政命令，使上级的指挥监督权与检察官的独立性相协调； 2由于隶属关系和指令权的存在，一旦检察长或者上级检察官下达指令，检察官一般应服从命令，以维护检察一体制。 3、检察长以及上级检察官的指令权不是绝对的，可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违法指令，法律高于“上命下从”，检察官有权拒绝服从。 4、建立健全检察官独立性的职务保障制度，包括身分保障、经济保障和一定的特权保障。 （二）高效和精减原则 高效原则是指通过实施“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在检察机关内部形成稳定、和谐、有序、符合司法规律的检察权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检察效益，提高法律监督的效率和质量。效率是现代司法的所要追求主要目标之一。作为法的价值之一的法律正义的一部分，司法效率的实现，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法律正义精神的实现。因此，实施检察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须坚决革除检察活动管理方式的完全行政化所产生的办案效率不高甚至低下的问题，提高司法行政管理质量，使其真正成为检察职能的有力支撑。高效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减少检察权运行的行政性中间环节，畅通检察权的运行渠道，以消除行政行政管理职能对检察职能的侵浸，实现检察权的高效运行。 精减原则就是要要根据检察权的司法性规律，尽可能减少检察机关的行政性事务，真正使司法行政管理成为保障检察职能有效实现的辅助功能，从而还原其辅助性。贯彻这一原则，要做到“减”和“精”的高度统一，在减少行政性事务的同时，要提高司法行政管理的质量，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检察职能。 （三）渐进原则 实行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涉及到检察体制的层次问题，一些关键的检察理论问题还存在重大分歧，而且由于历史、体制和观念上的原因，对检察机关的行政式管理方式还不可能在短期得到根本革新，实现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也就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按照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原则，逐步推进此项改革的深入开展。 行政管理类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通过其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机关，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市场经营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的监督管理。新时期，要解放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立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在认识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方面，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历史性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肓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征。 工商行政管理在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交易行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征，积极探索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新路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和一般特点，即：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二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三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依法进行。另外，还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等。但它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身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保护的是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仍存在不足。主要有： （1）所有制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思想解放不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多样化、如何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 （2）市场不发育，体系不健全。在现阶段，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市场主体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市场不发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进入市场的要求。 （3）法制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建立法治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开始实施时间不长，群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法治观念较淡薄，以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使执法水平较低，执法效益较差。 三、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执法工作，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能部门，在市场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主体的成分和结构。二是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网络的形成，拓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视野和范围。三是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运用和现代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理性和科技含量。四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提高，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执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现职能到位的紧迫感。 面对初级阶段历史性转变的新的形势和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实现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总的方向和目标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维护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监管对象。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职能上来，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市场监管执法的对象上，要从有形市场的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全面实施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竞争、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在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上，要从传统的静态事后管理，转向现代化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化管理。在内部职能分工和机构设置上，要逐步弱化从所有制和条线出发的监管工作思路，从单一的相互独立的条线管理转向以市场主体行为为基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的全方位监管。 四、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全省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弄懂弄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弄懂弄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实践上的自觉，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最根本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中心，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分析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实现职能到位，促进经济发展。 2、积极推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和环节。改革是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执法监管部门的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现职能到位，强化执法力度，更好地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需要；是提高全系统干部队伍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的需要。在体制改革中，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政策，严肃纪律，抓好几个重点：一是必须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各级工商局领导班子建设，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二要把队伍建设，特别基层工商所队伍建设列入全系统的基础工程。坚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重点，着力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以强化业务知识培训为途径，改善队伍的业务文化结构，提高执法水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关键在基层，行风形象“窗口”在基层，改革的突破口在基层，要按照抓基层，在基层狠抓；抓基础，从基础抓起；抓重点，从重点突破的工作方法，抓好工商所党支部建设、监管模式改革等基层建设各项工作。三要积极稳妥地攻克市场管办脱钩、人员分流这两大改革难点。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政策，严明纪律，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确保队伍稳定，确保社会稳定。四是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地方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关系、改革与自身建设的关系、改革与实现职能到位的关系。 3、依法行政，优化市场经济环境。（1）把住市场准入关和退出关。要规范市场主体资格，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检验照和登记管理工作，严格登记管理前置审批许可证制度。加强对市场准入的指导，积极进行市场外指导、服务，帮助基本符合条件的主体达到进入市场的条件。按照法律的规定，对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制等提前介入，实行“绿色通道”支持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对个体私营经济实行“四不限”，即不限发展比例、发展速度、经营方式、经营规模，培育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把好市场退出关，坚决清查整顿非法经济组织、取缔“三无”等非法企业和无照经营户，对特定行业和企业进行清理整顿。（2）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促进流通体制体制改革。坚决贯彻落实粮改政策，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管理；积极参与对棉花、化肥、成品油市场流通秩序的整顿；加强对农资市场、节日市场、食品市场、旅游市场等的监管力度。二要深入开展打假、打私、打骗、反不正当竞争，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国家利益，促进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三要大力支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扫黄”、“打非”和清除“文化垃圾”。四要规范广告市场，维护企业注册商标专用权。五要严厉打击传销等非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3）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法制工作。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是执法，通过行政执法，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实现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一要学法、懂法。与工商行政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现有150多部，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800多件，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必须学法、懂法。二要立法。要对日常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研，提出立法建议，以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制体系。三要严格执法。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4、解放思想、监管创新。1999年以来，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在履行职能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深入探索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律，不断地解决新情况和新问题，增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意识，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监管执法需要的管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不断提高监管执法的水平。

市场经济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渠道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现状、问题的分析，说明必须建立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三方各自在资金筹集中的地位和责任，明确了各自应承担的方式和份额，以及对基金筹集的财政管理问题。 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杜会福利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已广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综观当今实行市场经济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无一例外的有着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起步较晚，一度成为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滞后因素。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首要环节和核心问题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要求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渠道，因为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模式筹集和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建立并正常运行的前提和财力保证。 一、我国当前基金筹集的现状及问题 回顾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阶段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在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逐步建立了以劳动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阶段基金的筹集主要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职工个人不负担任何社会保障费用。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以后，我国有步骤地进行了以养老、医疗、失业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养老、失业、职工医疗等方面的暂行规定，并在全国陆续选定了若干城市作为试点，以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为全国性推广奠定基础。这一阶段在筹资方式上进行了一步步的改革，先后实施过多种筹资方案。后来在全国大面积推行了企业职工养老金社会统筹办法，起步阶段以市县为统筹基本单位，参加统筹的企业采取“以支定收、现收现付”的办法。到1993年末，国有企业全部实现了市县级以上统筹；集体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统筹达到1927个县；外商投资企业统筹达到800多个县。在此基础上，国家又决定逐步提高各地社会统筹的层次，从市县级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 由此可见，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和筹措方式目前正处在新旧交替的特殊阶段。一方面，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金筹措模式已经渐渐解体，而另一方面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筹资方式还刚刚起步，远未达到规范化、系统化的要求。这种新旧交替的现状导致了现阶段各种相互矛盾的做法并存的局面，出现了过渡阶段特有的特点，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虽然国家不再统揽一切社会保障经费的筹措，但国家和企业的负担仍然很重。国家负担重除了因为由国家财政支撑的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继续由国家负担外，还因为国家目前还负担着一部分本应由三方共同分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如目前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实际上是由国家财政在负担；虽然在“两江”等地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公费医疗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依然没有实质性变化。企业在现阶段的负担仍然过重。据统计，到1993年末，全国共计有59万户各类所有制企业，8000多万职工和近20__万退休工人参加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分别占城镇企业职工的60％和退休人员的80％。但就费用的筹集来源而言，绝大部分由企业统筹，个人缴费率还不足1．5％。 其次，与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相联系，特别是由于企业负担过重，又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缴困难。有的地方强制性统筹甚至演变成了“友情”募集。以1993年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情况为例，全国平均收缴率为86％，较往年下降7％一8％，有的市、县情况更为严重。基金收缴困难存在客观原因，当前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负担过重的社会保险费用实在难以承受，而在国家行政强制统筹收费的情况下，企业也只有采取拖欠的办法。 第三，由于采取行政方式，按各地具体情况征收统筹基金，而统筹的范围层次以市县为主，省、地、县各种规格的均有，交纳统筹基金的比例和计算办法，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性质均存在差异，这导致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即各地各自为政，各地方财政和企业的负担水平极不平衡，从而社会保障的社会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降低了统筹基金分担社会风险的能力。 第四，基金多家负责筹集，管理体制不畅，基金筹集欠规范。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涉及到劳动、人事、卫生、民政、财政以及行业系统统筹部门和保险公司，特别是许多部门都错误地把养老保险视为一块肥肉，各争一块，造成政出多门、多头经办、标准各异、业务交叉的“多龙戏水”局面，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声誉。而今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保障工作将逐步走向统一，这一问题也将相应得到解决。 可见，从克服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上的缺点，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渠道，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等诸多方面考虑，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以给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 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筹基金的筹资渠道 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国家、企业（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及劳动者个人都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比例承担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并且通常是以国家立法形式明确下来的。 （一）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和企业，企业在 计划经济条件下是统收统支的，所以实际仍是财政负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是社会保障社会化，要逐步减轻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因而今后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作用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扮演的是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其首要任务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搞好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以疏通、理顺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渠道，为社会保障资金提供稳定的有法律依据的资金来源。另外，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在有关的经济政策方面如税收、利率方面给予社会保障事业适度的优惠，以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如：根据《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规定，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要给予政策扶持，其扶持办法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 其次，要适度承担一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政府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主要应该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区服务四项。因为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属于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范畴，体现国家对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群及特殊人群应尽的救助责任，体现公平的原则，只能是由国家财政支付资金。而社区服务起始阶段也是由财政支撑兴办的项目。以上保障项目资金的筹集是国家财政要承担的主要部分。 除此之外，从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险事业的支持角度看，国家财政主要负担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社会保险支出的行政费用，这是因为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属于非营利性事业机构，其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开支理所当然应由财政支出。二是通过财政拨款弥补社会保险费用收支不足的部分，即在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扮演着“最后出场”的角色，是社会保险的后盾。在社会保险基金的各个项目发生困难收不抵支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要给予适当补贴。诚然．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应按照保险的原则，主要由企业和个人负担。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均是这一方式。但社会保险一旦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财政必须给予补贴。因为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是不允许出现收支不平衡的，具体而言，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困难时。由同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政府所承担的上述社会保障基金份额是通过财政预算拨款的方式进行的。即通过国家预算的转移性支出项目来完成，其资金的来源是政府的一般性税收，支出属于国家预算支出项目。在目前未设立单独的社会保障预算、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所能拨付的社会保障资金也受到整个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但从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方式角度来说，应该明确国家财政究竟应承担多大的份额，给予哪些方面以最后补贴，并测算出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这对于克服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缺乏刚性、非规范化的缺点是大有帮助的。目前，我国有关专家认为国家财政应承担的份额．比例大约是全部社会保障费用的30％一40％（含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基金支出在内），如果是在这个比例之间，国家的负担应该说是有所减轻的。这里还有一点值得说明，财政所承担的社会保障份额并非仅仅指中央财政，也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如失业救济发生困难即由地方财政予以补贴。 由此可见，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国家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至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只作为支持者、后盾的角色出现，主要还是依靠企业和职工个人。 （二）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中的责任和义务 在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原则下，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承受能力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险基金份额。根据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我国要逐步采取由企业与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税）的办法，并实行养老、医疗保险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社会保障费（税）将成为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 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险费，具体操作办法是；首先，由职工所在企业单位和职工本人以工资总额为基数，按照规定的比例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交纳社会保险费。然后，在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中提取一定比例，形成统筹基金，以体现社会保险的社会互助性质，职工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费及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的另一部分则记人职工个人帐户。其中，统筹基金主要用于实行个人帐户之前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年人的退休金或医疗费。个人帐户主要用于职工个人养老金或医疗费的支付。至于企业和个人所承担的具体比例各项基金有所不同： 1、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1995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区按照国务院推荐的两个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中的一个方案改革本地区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两个方案对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及基金的设立作了具体规定。各地按所选方案规定的比例迅速组织了基金筹集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有22个省、市、区出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改革方案、全国已有61．7万户企业、8738．2万职工和2241.2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地方退休费用社会统筹、总覆盖面约为1．2亿人。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达1020亿元。但两种方案的实施也导致出现了全国各地个人帐户比例、企业缴费比例、管理层次和待遇支付标准的不同，为此于1997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来各地按照新的统一的方案尽快实现并轨。方案重新规定企业和个人的承担比例。 新方案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人个人帐户的部分），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干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有条件的地区和工资增长较快的年份，个人缴费比例提高的速度应适当加快。同时规定，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3。 从上述新方案规定可以看出以下几点：规定了企业总的社会保障负担水平，这有利于减轻国有老牌企业的负担，为消除企业之间负担畸轻畸重的不公平现象提供了依据；在企业和个人承担的份额中，随着个人负担份额的逐年提高，企业负担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体现了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个人在筹资中的作用的精神。 2、医疗保险费用的筹集比例由于我国原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和稳定的医疗费用来源、因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职工医疗经费紧张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有限的医疗资源又浪费惊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组织在江苏镇江和江西九江两地先行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试点。1996年4月开始，试点又逐步扩大到57个城市。这些试点均采用了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帐户相结合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其资金来源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两方面构成。 用人单位缴纳的比例，“两江”均规定改革之初以本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与离退休人员费用总额之和为基数，暂按10提取。今后根据经济发展和实际医疗费用水平变化适时调整。职工个人缴纳的比例，改革起步时暂按本人年工资总额的1％缴纳，今后随经济发展和工资增加逐步提高。为不过多增加职工负担，职工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应在增加工资的基础上进行。 职工个人和用人单位按上述比例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要按一定比例分别进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帐户。镇江市职工医疗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规定个人医疗帐户中的基金来源于三个部分：一是职工个人按年工资总额的1％缴费部分，二是用人单位按职工个人年工资总额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要按不同比例（45岁以上和45岁以下）计入个人医疗帐户；三是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其中一半划入个人医疗帐户。用人单位为职工缴费的其余部分及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的另一半则进入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集中调剂使用。九江市对个人医疗帐户及社会统筹基金的来源也有类似规定。 事实证明，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很好地落实了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问题，所以它既可以满足生病职工的医疗需要，同时也可以避免药品浪费等问题，提高了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益。 3．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在1986年7月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失业保险建立至今，发放了大量失业救济金和医疗费，并建立了一系列转业训练基地、生产自救基地，对解决我国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目前，失业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企业要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6％一l％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失业保险费，具体的缴费费率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机构根据本地的失业状况确定；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职工个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 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来看，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均不同于养老保险，它一般都是由政府和企业（雇主）负担，职工个人不交纳或只交纳名义上的失业保险费，但鉴于我国目前及今后的人口和就业压力，我国宜拓宽失业保险基金的筹措渠道，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失业保险基金，起步阶段职工个人所缴纳部分可以采取较低的比例，不致给职工个人造成负担。 综上所述，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来支撑、支持社会保障事业，企业和个人要按一定比例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来源于这两条渠道，由三方共同负责。那么如何才能明确体现三方的权利与义务、规范三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保障三方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这除了加强各项社会保障的立法、执法、宣传工作力度之外，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纳入国家预算进行统一管理，能从根本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应统一纳入国家预算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确立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用的原则，并且已着手在养老、医疗等项目上实施或试点，但现在纳入国家预算的仅仅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军人抚恤及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并且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经费虽然包括在预算内，但与行政事业单位的经常性支出混淆不清。至于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包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目前都由其主管部门管理，这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目前还属于预算外资金范畴。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金管理的混乱，致使各项基金提取的比例以及管理请水平偏高，结余投资运营混乱，流失、挪用、浪费现象时有发生。据调查，陕西省5年内共动用了养老保险基金2．5亿元。因此，为了保证国家、企业、个人各方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能专门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必须尽快改变目前预算内、外分散管理的格局，将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人国家财政预算管理。 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就必须单独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为此，首先要将现行的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改为由政府公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组成的三式预算，并重新划分收支。将社会保障方面的收支全部纳人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也包括目前尚未纳人、属预算外资金的部分社会保障收支。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其他预算之间必须保持相互独立，特别要注是不得将社会保障收人用于弥补政府公共预算赤字或挪作其他用途。关于这一点是许多国家在实施社会保障预算实践中得出的普遍经验。 其次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收人的来源。社会保障预算的收人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国家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面向全社会征收的社会作障税，目前我国是按照这一原则征收各类社会保险费；二是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还有社会保障基金积累部分的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税由财税机关会同劳动保险业务部门根据社会保障工作需要和可能共同制定其税率、征收范围，分别由个人和用人单位缴纳；政府社会保障拨款即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社会保障支出可直接从政府公共预算划转；投资收益是政府将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余额用于投资所获收益。 同时还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项目。社会保障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拨付给劳动保险部门建立各项社会保障基金，具体包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以及社会福利基金支出，社会救济支出等项目。各项基金的金额。应由财政部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安排。 最后是关于社会保障预算的收支平衡问题。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必须保持收支平衡。社会保障预算不同于政府其他预算，一般不得发生赤字。若发生赤字，应提高社会保障税的税率或重新调整社会保障支出的范围和标准，或者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以保证预算的平衡。而社会保障盈余应开展运营，主要用于购买国债以及银行储蓄，也可用于政府担保的投资项目，以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 将全部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有利于强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但也还必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必须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出台，作为准绳；要协调、规范社会保障各管理部门的职责和工作。最主要的是要改缴纳各类社会保障费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并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关于以社会保障税取代目前的规费形式已有许多文章述及，这里不再赘述。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按统一的税率征税，统一各地基本保障水平，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二是各地经济及社会保障事业本身的发展速度、程度。目前国家已决定统一全国基本养老金收缴比例，这对于解决统筹层次过低问题是一大突破。相信随着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上述一系列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规范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渠道将逐步确立。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今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将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主要依靠两条渠道：一条是社会保障税收人，它来自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按一定比例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一条是国家财政的转移性支出，它来自于国家的一般性税收收入。其中，社会保障税将逐步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资的主渠道，而财政则构成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坚强后盾。上述两条筹资渠道均应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建立社会保障预算进行管理和监督。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效率职能 提要：理论界关于行政法的职能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近年来涌现了一系列关于行政法职能的理论，各理论都有一定道理，然而，作为对现代行政权和现代行政管理活动起作用的行政法必须承担的效率职能却鲜有研究。行政法的效率职能要求行政系统确立新的价值体系、确立新的体制结构、确立新的技术知识分系统、确立新的行政过程、确立新型人际关系。 关键词：行政法的职能、效率、法律表现、市场经济 所谓行政法的效率职能是指行政法在对行政权的全面作用和调适过程中，促使行政权效率化、效能化、明显社会效果化的职能。它是对行政法传统的控权职能、程序职能等职能的必要补充。从发达国家的行政法制实践看，20世纪中期后，不单单强调行政法的民主性、程序性，更重要的在于突出行政法的科学性和超前调控性。一方面是由行政的迅速发展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国家管理中的权利义务的新取向所决定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在于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以及经济参与主体的自由意志。众所周知，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市场逐渐形成，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被劳动和信息双重价值论所取代。就是说，在当代不仅劳动决定价值，而且信息也决定价值。使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有了显著的信息色彩。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新变奏，行政管理不得不发生一场革命。5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X理论和Y理论以及6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Z理论就生动地体现了这场革命的实质。显然，对行政权进行约束和限制的行政系统的外壳已难以容纳新的行政权和行政管理的内核。其立法机关不得不对原来的行政法规进行修改和废止，补充和制定新的行政法规。在一些单行性的行政法律文件中确立“行政自由裁量制度”、“制度”、“时效制度”、“简易程序制度”、“紧急处理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集中到一点就是促使行政权具有高度的、规范化的效率模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效率职能已成为各发达国家行政法的基本职能。 一、市场经济下行政法效率职能的科学内含 行政法的效率职能不但是市场经济的必须要求，而且有相对完整的科学内含。以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和行政管理的状况而论，行政法的效率功能有如下强烈要求。 其一，效率功能要求行政系统确立新的目标——价值目标。任何行政系统或行政机构都以一定的目标为存在的前提。行政目标甚至是行政体系和行政机构的决定因素，它赋予了行政权独有的特性，决定了行政活动的原则、行政机构的组织体系等。同时，行政机构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民族等环境中，无论机构总体还是机构中的个人都受这些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为了使这种目标和价值体系适应政府大系统，国家往往制定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将其确定下来并形成定式。我国传统的行政系统目标价值体系既是由历史延续下来的，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是行政法程式化、权威化、一统化功能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效率功能要求确立新的目标——价值体系。其基本含义是：以政府责任法和公务员权利义务立法确立新型的行政系统与社会以及经济、文化诸事务的关系形态，使行政系统的目标具有服务、统筹等属性，使政府行政价值以市场为基本观念。 其二，效率功能要求确立新的体制结构。行政体制结构是指行政系统的分层、分工和相互协作关系。包括权责关系、信息技术流通关系、工作流程关系和各级别之间的勾通关系等等。科学合理的体制结构是机构是否高效工作的关键。以前我国行政机制结构弊端很多，正如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多次指出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职责不明、权责不清、踢皮球等。这些弊端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机构消耗过大，即总体行政开支和职员的个人消耗。据财政部公布，这两项开支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二是机构不能高效工作，使得行政管理职能难于实现，甚至一些机构的存在已成为一种社会负担。目前这种行政体制结构恰恰是行政法效率功能的对立物。那么，依效率功能新建立的行政体制结构应当一则具有较少的规模，机构数和职员数都应少而精；二则机构层级应当少，不能有较多的中间环节；三则行政机构的工作过程和流程关系应当短而有序，等等。新的体制结构的确立应与行政组织法的完善同步。就是说，通过有关的行政组织法实现体制结构上的效率化。 其三，效率功能要求在行政系统内部确立技术知识分系统。现代行政系统越来越朝着知识化、专业化、技术化方面发展。行政机构的组成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和管理业务技术。而且每个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专业化要求，只有一定知识结构的人才能够胜任。市场经济对政府行政系统的知识和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使行政的效率功能在这方面体现出来，刚性的行政编制法是不可缺少的。通过行政编制法使机构设置从工作需要出发，考虑机构是否需要，是否能够胜任和适用工作。机构不能重叠，对于多余的要依法撤销、合并。机构的设置必须从提高工作效率出发，包括办事环节等。另外，在一个行政系统内，各机构合理分工、任务明确、职责分明，最主要的是通过刚性编制确定行政机关的员额，并考虑人员的知识和其它比例关系。 其四，效率功能要求确立新的行政管理过程。行政管理过程是行政机构的动态要素，也就是机构如何活动，依什么序列活动和具体的活动过程等问题。对于一个行政机构体系和单个的行政机关来讲，其活动可分为三种类型，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一个活动序列。行政机构的目标价值、社会职能就是通过活动过程的循环往复而实现的。这三类活动包括：1.战略性活动。即把行政机构与社会环境和其他环境联系起来制定计划和实施方案的活 动。机构中较高层次的人员和组织的活动大多属此类。2.协调性活动。主要是机构内部活动，使内部各机构和人员协调工作，它由机构中的中层机关和人员来完成。3.作业性活动。就是机构中的各种操作活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三类活动都较前发生了质的变化。行政法的效率功能将使行政活动过程具有较高的效率，以相应的行政法制度保证高效性，如通过行政程序法确定公开化制度、听证制度、会议制度、工作交接制度、期限制度等。 其五，效率功能要求在行政系统内部确立新型人际关系。行政机关是由相互作用着的个人、集体、单位、部门所组成的，其中各个公职人员的行为与动机、地位与作用以及相互关系，单位、部门的利益关系，个人的感情、态度、影响，集体的价值观都是诸种人际关系的因素之一。然而，决定人际关系的因素还在制度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其下形成的人际关系往往呈现出极大的中庸、折衷等色彩，上级对下级以指挥集合和下级对上级以绝对服从为主要关系形态，而不是依法合理执行职务的权利义务关系。市场经济下，要求人际关系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为纽带，互相支持、互相监督、共同对行政过程起作用。当然，新的关系形态要通过确立新的行政法原则和新的行政法规来实现。上列行政法效率功能的科学内涵既是今后行政立法的方向，也是行政执法实践必须予以考虑的。 二、行政法效率职能的法律表现 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效率职能不但使行政法制体系有了全新的含义，更使行政法的调控手段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笔者认为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由同步调整到超前调控。法律与社会的发展可表现为三种关系形态：一是置后于社会，此种情况下，法律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和进程，往往起着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二是与社会同步，即法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但这种适应是被动的、消极的。三是超前于社会进程，此时法律承担了预测功能、信息功能，可以为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也往往表现为上列三种情形，当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落后于社会进程时，便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各法律规范自身的价值也就丧失。在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还能适应当时的经济、文化、政治水平时，它自身的价值仅实现了一部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国行政法制体系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要么是滞后的，要么是同步的。如有些法律规范认可了政府行政部门的一统化权力，而忽视了管理相对一方的自主性。市场经济对行政法的时代特征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与时代同步外，最重要的是要承担超前性的调控职能。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各种社会关系具有复杂性、多变性、未来性等特点。那么，作为承担效率职能的行政法不仅要积极地适应和调整现有的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能够设定和在一定范围内调控即将出现的社会关系。要有一定的预测性和超前调控性。 （2）由程式到疏通。行政法学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认为行政法的核心任务就是为行政机关的活动提供范式和程序。该观念不只是学者所特有的，立法者往往也有此种观念作为行政立法的出发点。它作为意识范畴对行政法制实践、尤其对行政立法起着重要指导作用。受其影响我国传统行政法突出了程式化的特性。换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制所追求的是严格的程式和行政过程中的工作环节。一个行政行为的做出，要经过许多道环节，许多道手续，往往贻误时机。行政管理相对人在取得某项权利时也要经过复杂的程式。例如，在我国有关行政许可证的取得，须经过六至八道环节。显然，程式化的行政立法倾向、行政执法过程既不适应市场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更不能适应各市场参与者在市场经济下活跃的经济行为。所以，效率职能要求行政法的法律表现必须由程式化转化为疏通化。即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疏通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促使行政系统内部形成一个完整的运行系统。不致于出现阻塞、中断等不良现象。疏通各管理相对人之间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对象间的摩擦。疏通行政机关所管理的各种社会事务。很明显，疏通和程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表现。疏通所肯定的行政法制手段是宏观调控，而程式则强调行政权的全面干预。 （3）由规范到转化。行政法是用以规范行政过程和行政管理关系的，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毋须证明的真理。然而，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转化作用似乎比规范作用更重要。规范作为行政法的法律表现其实质在于，确认各种现存的行政管理关系，确认行政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约束行政主体和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其立足点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行政法秩序。显而易见，规范性的法律表现很难创设出新的社会关系，更难于起到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作用。而行政法的效率职能要求必须由规范的法律表现转变为转化的法律表现。所谓转化，我们认为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含义：首先，通过行政法把抽象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转化为固定的形式，使每一个特定的权力关系具有法律的外壳。而这个外壳能够容纳各种变化了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原则和市场原则的限制。其次，把各市场参与主体传统的政治信念和经济信念转化为适应市场要求的价值观念。再次，通过行政权把各种社会因素转化为促进市场发展的物质力量。如果说，规范的法律表现侧重法律静态倾向的话，那么，转化的法律表现则使行政法具有了明显的动态属性。正是这种动态性体现了行政法的效率职能。 （4）由侧重制裁到侧重激励。现代管理一般有两种手段，即“棍棒”和“胡萝卜”。前者指通过制裁、强迫等手段使管理相对人就范。后者指通过引诱或诱导的方式使管理者服从管理。我国传统行政侧重前者，就是说，为了实现行政法的社会价值，国家赋予了行政机关制裁、强制、命令等权力，并把此作为主要的行政手段，促使相对义务当事人忠实履行义务。但没有给激励以应有的法律地位。市场经济下，无论行政机关还是被管理者，都呈现出了极大的主动性，就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而论，应当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就相对人对市场的参与来讲，亦应是自觉的、自愿的。这就要求，行政法无论对行政机关的作用还是对相对一方当事人的作用都应以诱导为主。国家必须在行政法上确立相应的激励制度。通过建立激励机制调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成为一种自觉、自愿、自主和平等的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论文:分析我国市场经济下经济法的发展研究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成功加入WTO已经有了几年的时间,我国市场经济法受到国际经济法的影响较深,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本文主要就当前市场经济下,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进行解读,希望为我国市场经济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参考。 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概念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经济法立法,司法等活动的基础问题。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何运动法律进行市场调节,合理干预经济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当前市场经济下经济法要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1.促进对外经济联系,发展国际经济合作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当代科学的进步,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日益发展,促使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不断加强,任何一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在考虑发展本国经济时,都必须着眼于国际关系的总体。我国经济法是正确体现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法律规范,它调整我国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过程中与外国政府、外商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 2.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强经济活力 企业管理是搞好微观经济活动的根本措施,是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经济法规定的经济核算制是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基本制度。它要求企业必须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规定了必须合理安排和科学地组织生产,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在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对于企业不计成本、不计消耗、浪费严重,造成损失的现象,以及在履行经济合同中的违法情况,还规定了经济制裁。总之,经济法要求企业一切经济工作都要把经济效益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和健全各种生产经营责任制和一整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管理制度,促进企业认真改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二、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法制建设速度和成就是不能否认的。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法治状况令人担忧,由于法律责任这块短板的存在及长期得不到弥补,公权力滥用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还继续呈现发酵、膨胀状态。公权力滥用方面,选择性执法是其着例。选择性执法的本质是为了获取部门、地方、行业,甚至个人非法利益,将本应履行、不能放弃的职责、公权力视同可以行使、可以放弃、甚至可以交换的私权利,随意、恣意执法,权力商品化,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公,增加了市场环境的不可预期,降低了违法的成本,减损了法律的实效,破坏了法律的权威,使法律失信于民。 三、完善经济法的策略 1.完善经济行政立法 经济行政立法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具有重要作用。经济行政法就是规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监督关系,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目前,我国颁布了许多经济行政立法,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但有一些立法和规范性文件质量不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许多经济立法是由行政部门起草的,而某些部门在起草中注重争权,导致不少立法中同一事情有诸多部门参与管理或有权处罚,以致于某种违法行为发生后,多个部门相互扯皮或均不予管理,造成职责不明,责任不清。一些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且法出多门,造成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中任意解释的余地很大,执法的标准尺度也极不统一,甚至有的规定之间发生冲突。还有一些规范性文件没有做到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立法质量需要尽快得到提高。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国的法律必须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凡可能影响商业环境贸易条件的规定及措施均要求公布,法律不能与公认的公平贸易条件相抵触。按照这一标准,我们现有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清理、修改和完善。 2.制定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 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发的无序的,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任何国家都要颁布一些经济立法,以加强对经济的宏观控制,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计划体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而新的市场法治秩序尚没有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宏观调控更显得必要。我国刚刚制定了十五规划,其中许多内容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例如,有关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市场和扩大内需的方针等等,都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 四、小结 经济法对于实现经济体制调整,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不断对经济法进行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论文:对市场经济中企业销售的财务实证探析 销售差异分析这个方法是用来衡量各个因素对造成销售出现差异的影响程度。产品销售量分析:选择不同的产品,选择相应的时间,生成相应业绩分析数据。例如,某公司年度计划要求在第一季度销售4000件产品,售价为1元,售额为4000元。季度末却只销了3000个产品,而且售价仅为0.8元,销售额为2400元。实际比计划销售额少40%,差异为1600元。造成这一差异的因素是销售额下降和价格降低,问题是这两个因素对造成销售额差异的影响程度如何,从计算结果可知,造成销售额差距主要是由于没有实现销售量预定目标。微观销售分析通过对产品,销售地区以及其他方面考察来分析未完成销售目标的原因。选择不同的片区,选择相应的时间,可对选中的片区生成业绩分析报告。如假设某公司在3个地区市场销售,销售目标分别为1500件、500件和2000件,总数为4000件,而实际销售量分别是1400件、525件和1075件。三个地区市场完成的销售量与计划目标差距分别为7%、+5%、-46%。可见,地区市场差异是造成销售差距的主要原因。 实证分析 1.公司简介菖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机床、机器零部件加工、法兰制作。公司组织机构严密,经理层负责日常生产、销售,在全国较有名气,产品销往华北、华南地区,个别零部件远销海外。2.菖菖公司基本生产销售情况菖菖公司是一家制造业的企业,主要生产三种不同型号的机床零部件xa5012、xa502、xa602。下文中我们将分别以甲、乙、丙来代称。在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中,产品产量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为社会提供的产品数量,一般有三种指标来衡量即实物量、价值量、劳动量指标。所谓实物量指标是指用适合产品特征、性能并能够体现产品使用价值的计量单位计算的产量指标。他能够比较鲜明的体现产品的使用价值量,但是却不能综合反映整个企业的产量规模。价值量指标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表示的根据产品产量计量的指标,通常称为产值。劳动量指标是用小时表现的产品产量,一般用定额工时计算。3.产品品种计划完成情况分析由于企业生产的产品不止一种,不同品种的产品之间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产品结构不仅影响企业对社会需求的满足也影响企业未来的销售状况。因此,对产品品种的分析也是产品生产计划完成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分析产品品种计算实际产值时,对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的产品按计划产值计算,不计算超额部分;对没有完成计划的产品,按实际产值计算,也就是不能用超产品种多完成的产值抵补未完成计划品种少完成的产值。下面将展开分析:产品品种计划完成率=完成计划产量的品种数/列入考核对象的全部品种数品种计划完成程度=按不抵补原则计算的实际产量/计划总产量由以上模型套入相应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分析期三种产品全都在考核对象之列,可以清楚的知道甲产品、乙产品和丙产品哪个产品没有完成计划任务,哪个产品完成了计划任务。4.全部产品销售完成情况分析销售在传统的经济管理理论中被认为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三阶段之一,是企业能够保证连续运营的基本条件。因此,对产品销售的分析也就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全部产品销售完成情况分析就是通过对销售收入总额是否完成计划,以及对产品各个品种销售的分析来为企业扩大产品销售,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依据。产品销售计划完成率=不抵补销售收入/计划销售收入=36250000/37350000≈97.1%从上表可以看出,企业全部产品销售量和销售额都完成了计划任务。其主要原因是甲产品和丙产品的大幅超额完成计划,甲产品比计划增加540000元完成任务,超额2.4%;丙产品实际比计划增加了950000元完成计划,超额37.3%。总销售收入增加了390000元,比计划增加1.04个百分点。但按不抵补原则,企业的销售计划完成程度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他的产品销售计划完成率为97.1%,仅差2.9%未完成计划,但没有影响销售业绩。 结论及建议 总的来看企业在分析期内,虽然生产计划没有得到很好的完成,但是他的销售结果还是很好的。结合企业具体的情况进行更深一层的分析,可以找出使企业不能完成生产计划的原因并加以改正,同时也可以通过分析找出使企业最终能够在生产计划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却有着比较好的销售状况的真正原因。以上模型的应用和分析,能够为企业在未来避免走弯路、提高经济效益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整个模型不仅说明生产均衡化能够为企业带来诸多的好处,还可以减少企业的库存,缩短各个产品的制造周期。由于市场需求瞬息万变,对于企业生产与销售最为重要的是针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如果采用均衡化、小批量的生产,企业就能够提高对市场的适应性,随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幅度调整生产,降低产品的生产周期,以提高效益。 市场经济论文:从市场经济角度重新理解学习型组织 目前，创建学习型组织在我国企业界以及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热潮。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有关学习型企业理论学习班、研讨会，创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等口号此起彼伏。学习借鉴“学习型组织理论”这种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管理理论本来是一件好事，反映了我们跟踪世界管理潮流的可贵进取精神。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对学习型组织理解的泛化、庸俗化、片面化的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一些单位或个人根本就不去认真领会学习型组织的内涵和本质，望文生义地认为学习型组织就是组织员工开展学习活动，或对员工进行培训，把“学习型组织”错误地理解成了“组织型学习”，使创建学习型组织成了一种赶时髦的形式主义。 一、被误读的学习型组织 北京索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张成林在mit读博士时曾听一位老教授讲起，斯隆学院一个年轻教授刚刚出了一本名为《第五项修炼》的书，异常火爆畅销。可他当时处在该书所说的“碎片化”的学习压力之中，无暇关注邻近大楼里彼得。圣吉的火爆。 十年后在挪威理工大学（ntnu）新泰富研究院（sintef）时，张成林的夫人美达。霍斯曼在sol欧洲研讨会上结识了彼得，后来还成了他的博士后。张成林记得在挪威和彼得第一次见面，彼得就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的修养和修身的方法，在西方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但对现代组织中的自我超越和系统思考修炼意义重大，大有开发的价值和潜力。 5月，张成林参加了《新智囊》杂志举办的“智囊沙龙”企业责任论坛，会上国资委改革局原副局长周放生先生引用副总理在美国回答金融危机起因问题时所讲的话，就两个字：“贪婪”。很显然，没有自我超越，这样或那样形式的“贪婪”就早晚会使组织和个人的“生意”覆灭；不认识个人或个体（组织乃至国家）行为在（全球）“系统问题”中的角色并承担相应的变革责任，也不会有真正的系统思考和协作解决系统问题的方案。但如何才能使长期被忽视的东方数千年经典人本文化底蕴的种子，在由西方现代外向型文化主导的（中外）组织机构中生根发芽并与时俱进呢？如何使有关人的成长、发展和修养提升的可能性，在组织管理、教育界乃至社会中形成广泛认同并付诸开发实践行动呢？尤其对中国的组织机构，这是个严峻而深刻的时代挑战。 前几年张成林和美达负责协调sol中国项目和“谊来亚”国际创新领导人进修项目（elias），就一直带着这个问题。在各种论坛、培训班、研习班上，他被问及最多的是，到底什么是“学习型”组织？却几乎没有人问，到底什么是“修炼”，或者，什么是组织的修炼？ 在张成林看来，学习型组织，英文learningorganization，直译是“学习中的组织”，或“学习实践中的组织”，或“获取（知识和能力）过程中的组织”；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特别是第一章末“心灵的转换”一节，更是强调其精神取向和行动能力。由于它并没有特别的“型”或“式”的含意，所以译成“学习型”有很大歧义，还特别影响了这套理论和以往案例在中国的学习和实践。只是它早已成为习惯用语，恐怕要一直沿用下去。 张成林进一步分析说，中国在进行前所未有的转型——要成为创新型国家，要推动世界和谐，甚至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的组织要成为创新型组织，其实正需要突破各种已有的“型”和“式”，并真正培育团队和组织的深层沟通和互动协作，这样才能有强大的“团队”，才能改变“三个和尚没水吃”、都要当“龙头”或“鸡头”的传统习惯。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不能靠简单地使用过去熟悉的方法，靠解决危机中的问题、靠灭火消除“危”；根本的出路在于创新，在于寻找“机”；而且关键在跨界协作，即超越传统条块划分、部门或集团利益界限的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社群协作。靠学习西方2工业化时代的“型式”不行了；靠精英个人“才能”、“背景”和领袖“魅力”驱动的家长式领导模式来实现企业发展，像中国过去30年那样，恐怕也不是未来的根本方法了。 学习不是搞“运动” 在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时代，一定要弄清楚学习型组织的实质，最怕那些根本不是学习型组织的组织滥竽充数，冒充学习型组织。这种冒充会大大地延误学习型组织创建，而且也会因此败坏学习型组织的名声，降低人们学习的兴趣。 北京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王吉鹏认为，“学习型组织”理论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应运而生的管理理论，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两大管理理论之一。曾经有些人一看学习型组织理论，就以为是谈论学习意识和学习方法的理论。其实，它是一项管理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企业，如通用电气、壳牌石油、摩托罗拉、att等，都争相成为学习型组织的典范。在我国，自开始也掀起了一股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涌现出了“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城市”等等，一时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象。但是，在形势一片大好中，中国的学习型组织研究与实践却出现了“泛化”和“虚化”的倾向。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习型组织（learningorganization）的内涵不断扩大，从最早的“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learning）扩展到“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心理学、信息技术等领域，其内容越来越庞杂。这种倾向可能有利于学习型组织理论体系的完善，但同时也有可能使学习型组织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失去 自己的特色，也失去持久的生命力。在理论研究方面，学习型组织的虚化表现为浮躁、不踏实，只是停留在表面，讲讲大道理，或做些官样文章，更有甚者是随便拼凑和抄袭。国内学习型组织领域内大部分“专家”根本没有企业实践，将一些经典理论的理解和读后感再加上一些管理哲理和管理故事到处贩卖。不可否认，学习型组织理论来自海外，在其发展的初期，翻译、引介非常重要，介绍性、描述性的文章也是有价值的，但由于学习型组织需要结合组织及其外部环境的机制、文化背景，如果我们不塌下心来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学习型组织就难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这方面，目前不仅缺乏深入研究和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甚至是案例整理也流于浅薄。 在实践领域，这种泛化倾向的一种表现是挪用概念，将其范围不适当地延展。不仅出了各种各样小到“学习型个人”、“学习型领导”、“学习型班组”、“学习型社区”，大到“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等名词，而且，这些不同范畴的组织特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用同一理论去套用，肯定滑稽可笑；如果用不同理论去“自说自话”，又难以令人信服。这种泛化还表现在什么都被贴上“学习型组织”的标签，包括培训、企业文化建设、战略规划与业务流程优化、信息技术应用，甚至送温暖活动、兴趣小组、读书会等等……学习型组织建设虽然是一个系统工程，但如果企业的每一项活动都被作为学习型组织的重要内容，那时的学习型组织将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很难令人想象。 学习型组织在实践领域的虚化表现为，很多组织把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形式化、表面化，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落实到行动中，没有与企业的业务结合；或者只当成领导者个人的“政绩”，到处去“炒作”，实际上是敷衍了事。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分析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都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研讨本国政府的行为和职能的变化。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政府如何作出有效的行为才能既顺利地完成这一过度并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正确地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社会的关系，这是我国现实社会需要加紧理论上研究、急需解决的焦点问题，也是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前沿问题。因此，对政府行为的特性、作用、范围及其方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搞好宏观调控，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政府的特性及其作用的再认识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政府就是指全部的国家机构，即包括全部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它可以视为等同于国家；狭义的政府，就只是包括国家的行政机关。本文在论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行为时，采用的是广义上的政府概念。 我们虽然可以在广义上把政府视为等同于国家，但这并不能因此而可以掩盖政府本身的特性。政府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及其相互联系（运行机制）所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或称系统），政府自身具有一定的结构：在相互关系即运行机制上，政府具有一定的权力结构，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行使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表现出自上而下的垂直性和强制性；在组成形式上，政府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它包括：主要组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区域层次结构，主要组成为不同部门或行业政府的部门（行业）职能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因各级各类不同职别的政府首脑、政府官员、一般公务人员所构成的官僚结构（在社会主义国家称为干部或公务员结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包括在部门（行业）职能结构之中。 政府结构对政府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同的结构、不同的运行机制和组成为政府结构的不同部分，都将产生不同的政府行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分析政府的行为时，不但要分析权力的运行机制，还要分析政府系统的整体行为、分析构成政府系统的各个部分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同部门（行业）的政府行为，甚至代表政府行事的政府官员的行为。弄清楚这一点，有助于界定政府行为的范围及方式。政府行为就是指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通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事务进行组织、管理和控制的活动，是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实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了市场的力量来侈谈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只能是原有体制复旧，或者是天真的幻想；也正是国为市场的巨大力量，才更需要政府的引导和适当的宏观调控，需要人文社会因素的参与和制约，我们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趋利弊害，不迷失方向。 从政府概念的分析中，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政府的特性：强制性和公共性即社会性。 关于政府的公共性即社会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罢了”。①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或政府的公共性（即社会性）特征的主要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关于“国家”或政府的强制性特征，列宁曾明确指出：“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现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属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的原始时代的棍棒，或者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根据现代最新技术造成的二十世纪的奇妙武器，反正都是一样。”2“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们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卿监狱、特殊队伍及军队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要集中反映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志。家也就出现了。”列宁的这段论述揭示了公共权力是“国家”或政府的另一个基本特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认真理会政府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政府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因而，试图用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来代替政府行使对社会的管理，都是行不通的。现代社会管理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尚未消除，目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其二，单纯地从政府本身来研究政府特性的研究方法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府所作的精辟论述，为我们理解、研究政府莫定了理论基础。但不能只停留在对政府本身进行研究的传统思维的框架上。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把市场经济分析纳入政府研究的视野之中，从社会客观需求的角度来研究政府怎样提供符合社会需求的行为；我们也只有通过这一角爽的研究，才会发现政府本身的政治性与政府要满足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即政府的政治性是政府满足社会需求的障碍，而只有当政府的政治性与政府满足社会需求这两个方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情况下，障碍才会削除。关于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所指出的，国家权力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 （一）它可以沿着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使经济发展比较快些； （二）它可以沿着与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 （三）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国家权力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4所以恩格斯又说：“一切政府甚至是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⑤ 在这里，恩格斯对于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所作的精辟论述，表明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一原理。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谈政府的作用，井不能只满足于这一原理，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使政府成为经济基础的内生因素而起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总是要运用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其目的。 二、政府行为的范围 政府行为的范围问题，实际上是权力运用问题，即政府的控制能力问题。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对有关的模糊认识进行深刻的阐述。 1．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放权，限制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范围，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而是意味着部分权力的转移。政府放权过程不是单纯地下放政府权力和实行政企分开，而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体现出权力要集中，如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另一方面，权力要下放。也就是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的程度与政企分开、权力下放的程度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要想停止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就必须强化政府对宏观经济生活的调控能力，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生活的失控混乱。政府下放的只是部分权力，是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弄清这一点，有助于吸取我国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加速我国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 2．在市场化过程中企业和社会权力的强化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弱化。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众所周知，在经济体系中政府权力范围的广泛程度和政府行使权力的有效程度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抽象地、笼统地谈权力的强弱就混淆了这种区别。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市场化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范围，也就是要把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限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权力有限的原则，正如加里?沃塞曼所论述的：“权力有限的政府原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被管理者的权力和自由所限制。这一原则基于立宪政府的根本思想：人们把宪法列举的权力和职责授予政府，同时把其余的权力留给自己。这项政府协定意味着政府的行动必须依据法律规定，而法律是得到被管理者的同意（虽然是间接的）而批准的。”因此，在经济体系中，对政府权力需要限制的是权力使用的范围，而不是范围内政府行使权力的有效性。在政府权限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政府应拥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 3．政府在经济体系中行使权力的范围、程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程度也会有所不同。这种发展变化，是由市场经济发展各个阶段上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具有客观性。经济发展阶段上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存有较大的关联，一般地，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不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比较突出，因为培育市场体系发展，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组织经济活动，都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才能完成。而在市场发展较成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政府作用的程度和范围就有所下降，市场作用变的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重新选择经济运行机制，采取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就成为必要。因此，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有效发挥我国政府作用的关键。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经济、社会矛盾都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与交替，新体制的框架虽已初具规模，但市场体制还很不完善，市场体系还尚未形成，由此必将产生许多摩擦与问题；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要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式；经济高速增长与高通胀并存；经济运行中存在着阶段性周期波动；经济运行速度快，但结构效益低；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人员、企业素质和宏观与微观管理水平却跟不上形势的需求；贫富两极分化；东西部差距；国际上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等等。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政府作用的力度就要大，范围也要广。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政府如何发挥其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作用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上，因具体国情不同、因国际环境条件不同，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然后才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我们根据国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必须实施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同时也要求我们尽量研究、熟悉市场、把握市场规律，尽可能避免与市场规律相冲突的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为此，在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的活动范围可概括为：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三、政府行为的方式 政府行为的方式就是政府权力的实施方式，它直接表现为一种调控能力。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显得十分重要。 关于这一点，萨瓦斯有一句名言：“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划浆。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浆，可政府并不擅长于划浆”。的确，多掌舵少划浆的政府才是力量更加强大、更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政府。因为，说到底，那些为航船掌舵的人对目的地影响的力量远比那些划浆的人要大得多。 掌舵只是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其含意是表明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因此，政府行为的方式问题，也就是政府如何调控社会、调控市场的问题。当然，正如掌舵人与划浆人的关系一样，政府对社会、市场的调控，是方向上的调控，其所要达到的结果是使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使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凡是市场能办的，政府就不去办，凡是能由社会做的，就让社会去做。 那么，究竟政府通过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来达到对社会和市场的调控呢？显然是政府通过制定、执行政策和法规、通过对社会、市场行为的规范与监督，从而达到对社会和市场的宏观调控。这种决策，制定和执行法规、规范和监督的行为方式，都是政府似国家的名义行使权力，以表现出极大的强制力。这些方式，都是政府所享有的决策权、执行权、行政立法权、监督权的具体运用。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任何政府均享有决策权，县级以上的政府均享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制定全国统一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行政法规，处理全国性和对于国家具有战略意义以及其他只适宜由中央政府处理的问题，只能由中央政府作出决策；各级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但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这两项权力的实行，应该强调两点：第一，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浆）分开，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也要求我们把高层管理和具体操作分 开，即把决策权和事权分开。政府层级越高，决策权越大；政府层级越低，操作性工作越多，这样就能做到不同级别的政府各有其使命和目标，各有其行动的范围和自主的权限，否则的话，即使是中央政府也会被具体操作的任务分散精力，基本的指导性决策便无法作出。为此，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政府，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必须集中在高一级政府，这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权的一个原则。第二，无论是政府的各项决策、各项行政法规的制定，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决不允许有任何一级政府的决策、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与上一级政府的决策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相冲突的现象存在。否则，将不是社会、企业的原因使社会、企业失去了政府的控制，而是政府本身把社会搞乱了。这是地方主义，各自为政现象产生的根源。强调这一点，对于建立统一的市场和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极为重要。 任何一项法律、法规、政策和决策，都是靠政府的执行行为才能在社会中产生效力，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切政府机关不仅都必须依法行政、程序化行政，而且还应该通过严格地执行政策、法律，使人们认识到法律不但可以用来惩治邪恶，还可以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达到人们自觉守法的社会效果。党的“十五大”提出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决不是老调重弹，而是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是党的领导方式，政府行为方式的重大改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监督既是上级对下级，政府对社会、企业行为的检验与再规范，也为政府制定决策和法规提供依据。因此，监督必须同样具有强制力。监督并不只是舆论的宣传，而必须建立一支专业的监督队伍。政府自身应有一个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机制，并有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监督手段。同时，还要把政府监督、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监督的作用就在于纠正错的，并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使社会真正纳人政府的调控之下。 在市场化过程中，要正确理解和运用政府决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的行为方式，有两方面值得强调：首先，市场化过程和反腐败、机构改革，建立高效廉政的政府必须同步。从历史的状况上分析，之所以有些行政性主管部门不愿被撤销和摆脱企业，当然有条件不成熟的社会环境因素存在，但更重要的是利益的驱使所致。党的“十五’喷提出推进机构改革，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其意义远不只局限于机构改革本身，而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的重大举措。其次，要实现政企分开，就要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这一点自我国改革以来就开始做了或者邢分地做了，但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呢？关键还在于没有弄清楚政府不能象企业那样来运作。政府和企业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企业的行为动机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政府的行为动机是使社会既充满生机和活力，又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企业的收人大部分来自顾客，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则来自纳税人；企业的动力通常来自社会竞争，政府则来自垄断。因此，作为民主的和开放式的政府而言，其基本的使命是“办好事”，决定社会的前途，而不是挣钱。政府必须经常提供能满足社会、企业和个人所需求的行为，并不问其支付能力与否，这样政府也就做不到象企业那样的市场效率。但政府的效率是通过企业、杜会的效率而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效益。因而政府也就不应该有其自身的利益，更不应该参与到生产经营的经济行业。政府是以裁判者的身份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但却不能与“运动员”分享比赛奖品。政府虽然不能象企业那样来动作，但并不等于政府不应有企业所具有的那种责任心和实干精神。如果我们不能弄懂政府为何不能象企业那样来动作的道理，那么，政府将是企业化的政府。在买卖自由、契约自由、经济联系和经济交往千丝万缕的市场条件下，又如何能做到政企分开呢？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政治发展的任务必然随之产生。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是当代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 政治发展的课题是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些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许多当代政治学家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一些著作也因而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作，如勒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1958)、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合著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阿普特的《政治现代化》(1965)、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1966)以及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等。 一般的政治发展理论以政治体系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和变迁为研究对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因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一般把政治发展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过渡社会的政治形态以及现代社会的政治形态。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那种政治结构尚未出现较为复杂的分化，社会政治形态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如那些尚不具备完整国家性质和形态的部落、部族和部落联盟，这种社会在现在的世界上已不多见。所谓的现代社会，是指那些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发达，政治结构已明显分化而且政治决策能力已相当高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的传统社会以及为数不多的现代社会以外，更多的是过渡社会的过渡型政治形态。 一些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概念性的框架。撇开其次要的方面，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的内容：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传统政治形态中，社会成员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越来越快。政治系统越发达，这种参与的程度也就越大。第二，政治结构的分化。阿尔蒙德写道，“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1]。在传统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同一个结构或角色同时承担着若干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同一个功能又往往由若干性质不同的结构或角色承担。政治发展之后，社会的各种政治结构发生功能分化，不同的结构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政治功能。第三，政策能力的提高。在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以及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基础上，政治体系将日益增强其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体系功能的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规模也随着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在政治发展的社会中，政府的职能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传统上不属于公共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地为政府所左右。政府的管理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根本宗旨，是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这种理论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又使得这种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引起多大的反响。一些政治学者也注意到，政治如同自然现象，具有明显的生态特征。一定的政治体系模式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环境基础，离开了特定国家的政治环境条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规范模式来影响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显然是不可能收到预想之效果的。 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之后，其研究范围很快得到了扩展。人们认为，无论是就政治发展的含义还是就它的目标来说，政治发展绝对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任务。和经济的发展一样，政治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无终极点的过程。即使是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政治已有足够发展的国家，其政治状况也不是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政治发展的任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近20年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到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城市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到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最后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的提出，都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和深刻变革。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动力。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本身，而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政治发展领域的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使经济和政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离开了经济而谈政治和离开了政治而谈经济一样，往往使人们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经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必须在政治的包容下才能得以运转，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必须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推动。所以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对政治的发展提出规划和设计，那么事实上也就不可能使经济发展的战略得到顺利的实施。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 。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 政治发展的动力不仅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还产生于人民生活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根据人的生活结构及其需要的一般规律，在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满足之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就随之产生。50年代我们在概括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时曾提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这种概括当然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是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日益增长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还有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等等多方面的内容。 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等等的变革，使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社会的利益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分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希望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政治的发展，早就为我们党所认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反复指出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例如，他指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妨碍了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的正常运转，影响了工作效率；干部管理权限的过分集中，压抑了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利于把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提拔到急需的工作岗位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使机构失去了活力，压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等。对此，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3]。如果现在再不实行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而且也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1980年，邓小平同志又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5]在1986年9月至11月间，邓小平又几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他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6]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完全符合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在当代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一方面，经济的变革和发展已经对政治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政治上的变革和发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遇到障碍。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政治的发展，并为政治的发展开辟前景和道路。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给人以另一方面的启示，即任何一次经济发展的飞跃，它必然存在着一定政治变革的背景。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7]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经济上的伟大成就，必然存在着它的政治原因和理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显然是政治变革的直接结果。对政治发展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说得好，“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8]。因此，采取积极的态度推进政治的发展，不仅是完善政治体系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政治发展的课题很多，从目前以至未来一段时期的情况来看，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是特别值得政治学研究的。 第一，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如何使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而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基本关系。因而可以说，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得以顺利建立以及正常运转，其关键之点就在于能否规范政府管理的职能。几年来，在经济动力的促进下，我国的政府管理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使得一种能够满足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应该说还远远没有形成。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完全理顺，因而不能不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首要课题。 第二，研究抑制腐败行为的途径，以建立清正、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系统。社会转型中的腐败问题，历来是困扰政治统治的一大毒瘤。这不仅是因为腐败带来了国家和集体以及人民利益的巨大损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腐败行为直接导致了政府管理系统的权威受损，使人民对于国家和政府的认同意识受到严重影响；正因为这样，又使得政府管理 的效率和质量下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统治关系。政治发展理论对于腐败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为按照一般的规律，腐败问题在社会转型以及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党和政府对于腐败问题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因而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对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给予了坚决的打击。多年来，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同时也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对付腐败行为的制度规范，使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要从积极的角度建立一种能够有效抑制腐败得以滋生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则需要政治发展的进一步推进。 第三，研究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以建立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实现国家政治统治的长治久安，是任何一种政治统治追求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变革社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但是，一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存在于这个政治体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其外。就是说，探求一种政治体制的稳定之途，应致力于从这个政治体制自身的完善结构以及科学运行等方面入手。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时候，反复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历史的经验需要我们认真地来对待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通过政治发展的研究以及实际的政治发展，从政治制度的完善方面来寻求国家长治久安的途径。这既是政治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长久之计。 市场经济论文:职业教育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一、瞄准市场,调整思路,准确定位,主动适应职业个性需求 以市场为导向,适应企业需要,保持自身鲜明特色及其无法替代性,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命力所在。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根本特性,在于它对市场利益主体个性需求的针对性及适应性,即职业个性 1、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从瞄准职业个性需求出发。高等职业教育的准确定位是职业,是职业个性的特殊需要。因此,我国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应坚持以适应职业个性需求为目标,以培养职业人才资源为主题,以操作性,应用性学科建设为主线,以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个性化需要的职业教育体制机制为动力,采取先培养后录用,先录用后培养,先找出路后招生,先同用人单位签订培训合同后招生,或者定人定向定职培养等多种形式的办学路子。 2、各用人单位,招生院校,招生计划制定部门,组织精干人力深入市场和基层,认真调查和研究,详细摸清各市场利益主体所需职业人才的知识结构,专业比例,技能构成,变动趋势及总量规模。有条件时,用人单位与相关高职院校或招生计划制定部门签订协议,意向书等,亦可采取由各利益主体根据市场走向及自身未来个性化人才需求上报计划,教育主管部门根据个性需求向各相关职业院校下达招生培养计划的方法,并以这些数据作为高职院校及其主管部门进行准确定位,主动适应积极应变的基本依据。 3、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确定专业设置,进行学科建设。从根本上改变学校按传统思维定势进行学科建设,按现有专业师职力量招生培养的职业教育现状,实行按用人单位的个性需要设置专业,确定课程,进行学科建设,逐步实现用人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高职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稳定性与适应性,应变性,灵活性相统一的高等职业教育体制。根据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类型的需要设置或变更专业,增减课程和增删内容。 4、主动适应个性需求,坚持学以致用原则,科学确定个性和知识结构及其课程设置。坚持学以致用原则,是职业教育的显着特征。学而无用,如同不学。职业教育的卖点,使学生学会做人,胜任职业之事。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以他们在未来职业岗位上有用,够用为宜,同时,还要教会他们应用所学知识,提高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和技巧。 5、在教学大纲的制定,教材选编,教学内容处理与方法的应用上,组织有丰富教学经验和一线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高级技术人员,工程,管理等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共同研究商定。对于不适应个性化职业需求的原大纲,教材内容要大刀阔斧删减、调整。不同职业院校不同类型的学生,使用不同的教材。要编写出适合职业特点,针对岗位需要的,反应职业发展变化,以够用为原则的融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训练为一体的实用型教材。教材要适应学生边学边练的职业要求。 6、对高职院校教师更应突出职业道德责任感、专业技术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鉴于在我国短期内不可能建立各级各类职校各专业师资的培训基地,立足于本校培养,选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或许更符合个性化实际。选派优秀教师去国内外学校,企业进修,聘用有实际技能的一线高级技术骨干,工程技术专家和高管人员作兼职教师,教授等,都是省时省力省费用的有效途径。 二、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权利,激发学生自身潜能与积极实现个人价值,满足用人单位的个性需求 职业高校教学是以未来职业要求为目标,以学生的个性发展、终生发展为主线的教育。高等职业院校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尊重学生个性价值及人格尊严,使之主动完善自我。在实践教学中,兼顾学生创新意识、能力的培养。如请发明者,研制人给学生作报告,引导,鼓励学生重视和积极参与科研活动,为职业创造打下基础。职业教育实行学分制,鼓励学生勤工俭学,为他们尽早适应社会独立工作提供时间和空间。给学生更多,更大的个性发展,实践锻炼机会。通过勤工俭学,基地训练与单位实习,培养他们对环境适应能力和机遇意识,职业能力与自立精神,竞争能力与协作精神,职业行为能力和职业法规意识等,以名副其实地反映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 三、加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术研究 随着市场利益主体的个性化特征日益明显,加强对职业个性与职业教育个性特点方面的学术研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职业教育模式;及时掌握市场动态,抓住市场利益主体的个性化需求,就抓住了职业教育的“牛鼻子”。四、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管理为了遏制浮躁情绪和单纯被利益驱动的倾向,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和完善的评价体系是必要的。我们要把国外的高知名度,高水平职业教育的普遍原则,成功经验,通行做法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合乎中国市场经济个性化行业,职业及岗位发展要求的考核,评价细则,进行年度,日常考核,实行优胜劣汰机制,规范和激励高职院校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分析 我国目前正处于国民经济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上,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研讨政府的行为和职能的变化,分析和研究我国政府机构的改革,并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相适应,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的根源分析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及其相互联系所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是上层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关系是不能脱离经济而孤立存在的,它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当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时,就必然地要引起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基于这一原理,我们认为,政府机构与市场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是其需要改革的深刻根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从产生来看,新中国是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在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下,主要按“苏联模式”所建立的。“苏联模式”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重要特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国家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的办法去管理经济;政府部门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权力无所不及,其触角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界限、政府与企业的界限已经湮灭,诸如经济资源完全由政府以指令性计划加以配置,企业从人、财、物到产、供、销完全由政府支配;并由此使政府权力日益强化,政府机构愈加臃肿庞大。这样,也就形成了我国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关系、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是伴随着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开始的。这种认识又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十二大,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正是由于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步步加深,我国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改革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革了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经济事务的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做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把属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企业,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转移到市场,属于辅助性、技术性、服务性的职能交给事业单位和服务性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就必然地要求改革原有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我党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1992年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和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 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现在已经历经了六年多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正日趋完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不断扩大,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也由试点正转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与传统经济体制相应的政府机构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其所表现的弊端更加明显: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投资体制,容易造成责任不清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许多本应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或者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过设立政府机构管理,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事务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不仅滋生文牍和官僚主义,助长了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这都表明,政府机构与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相适应性,是政府机构需要改革的深刻根源;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严重滞后,阻碍了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定位分析 机构是政府运转的组织载体,是形式,政府的职能才是根本。转变政府的职能,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又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职能能否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到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而转变政府职能和搞好政府机构改革又是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为前提。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关于政府的公共性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政府的这种公共性特性主要表现在,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上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总是要集中反映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关于政府的强制性特征,列宁曾明确指出:“国家一直是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属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2 由此可见,政府并不是一般的社会管理机构,而是与强制机构联系在一起的,政府的管理是以强力为后盾的,而管理 本身又成为强制机构能够维持的基础。居于社会之上的管理者――国家代表,用强制机构使他人意志服从政府权力,使被管理者在一定秩序中生活,这才是政府管理的真正本质。政府的这种“超经济的强制”性特征,主要是来源于国家政权的力量,表现为一种政府权力,政府就是依靠国家权力而发生作用的机构。因此,政府具有什么样的职能,我们不但要从它是否运用国家权力这一点来考虑,国家权力成了划分政府职能与非政府职能的基本界限;而且,与公共性特征相联系,政府又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着政府的职能。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政府职能将越来越简化,纯行政性机构将会逐渐减少,工作内容也将逐渐减化。社会越向前发展,越进步,政府的这种公共性特征就越突出。在这种过程中,也就越需要政府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变其职能。 上述关于政府基本特性的认识,是我们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理论前提。但是,由于政府职能会随时间、地点、条件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的职能主要包括:1强化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与环境;2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造就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3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4依靠宏观调控手段,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增长;5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充当公共物品的提供者;6制定并实施分配与再分配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7加强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促进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8转变职能和精简机构,实现政府自身的改革。 从对我国转轨时期政府职能的界定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启示:一点是,市场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因而也是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该将这条原则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如果由于热切希望加速经济的发展,而偏离市场运行所要求的路线太远时,就应该根据这一原则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政府的努力不仅仅限于切实增强自己的经济作用这一方面,还应该注意到努力加强市场的力量,提高市场的效力,既要利用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的力量,推进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要运用计划和其它干预方式,引导市场的发展方向并矫正市场的失效。我们不能限制商品货币关系,也不能只把商品货币关系当成核算的工具,而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性的特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二点是,必须依据本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具体程度来确定政府的职能。一国的经济,在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阶段中和完成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这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政府的职能是不同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迅速地摆脱经济落后的制约局面和较快地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政府对经济进行广泛的、决策性的干预,这对于许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我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为了排除经济增长的传统障碍,建立各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机构和经济条件,常常需要运用政府的资源或是用发展战略产品的办法,来进行宏观调控。而在工业化深入发展的阶段,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原有的政府干预制度几乎无一例外地造成效率低下和发展的阻滞,市场的作用将会逐渐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在整个这一过程中,政府必须负责按照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形势的需要来建立、调整乃至撤消某一些机构。由此看来,转轨时期我国所实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坚持以政府职能转换为中心的改革方向。但我们也必须清楚,这并不等于政府对经济的撒手不管,完全听凭市场;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市场发育不健全、经济规范化程度差、法制基础相当薄弱的现实,从而正确对待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机构改革。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分析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向前发展,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我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但是,从改革的效果来看,“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顽症”、“难区”,常常伴随着我国改革的左右,困惑着改革者和决策者。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对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进行分析,更不难发现: 第一,之所以会形成“怪圈”,是因为机构改革没有从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问题入手,或在改革中没有把它落到实处;只是在机构的裁减和隶属关系的转移上想“点子”、“抠”人头。十三大提出了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但由于我国政治与经济二元化的过程只是初始阶段,政府部分除直接经营着庞大的公共服务行业以外,还各自从其管理的经济活动中抽取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一个部门、地区的经济发展好坏更直接关系到主要领导人的政绩。所有这些,无形之中将政府与企业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政治与经济的结盟,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政府行为的过分商业化,社会组织的“官本位”化以及法治结构与功能的被分割,使政府行政权力继续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同时,由于对政府职能的转变认识不够,传统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彻底被打破,企业对于政府的依赖性还存在,结果使这一改革方案未能付诸实施。实践证明,在政府职能不变,工作量不变,人员职责不清的情况下,机构虽然合并的合并,撤的撤,但原有职能没有从根本上转移或消失,领导方式、工作作风没有改变,这样,改革的风头一过,又增人设机构,重蹈旧制,终于形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把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作为第一位的原则。 转变政府职能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要求具体分解每一项具体的行政权力,并对其存在的理由,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以及这种行政权力会给社会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等进行全面的考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求政府做到不该管的退出来,该管的管好。其中,不该管的是企业、生产、流通等,该管的是社会公共管理。公共管理职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最基本的职能。 第二,之所以会成为“顽症”,是因为政府机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模式,没有真正触动高度集权、政企不分、部门分割的要害部门和基本格局。分析起来,政企不分的根源是在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体制,而这两种权力的“结合一体”,正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应以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为目标。在具体作法上,首先,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按照不同的职责,政府机构合理划分为宏观调控部门、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和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国家政务部门。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这样,才能真正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其次,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把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这样,才能真正克服责任不清、互相推诿、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做到机构真正精简。这样的改革,对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要害部门和基本格局,无疑是一个有力地冲击,再也不是在旧体制内的“不良循环”。 值得指出的是,以转变职能和实行政企分开为要害的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消失,而意味着部分权力的转移;在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企业和社会权力的强化也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弱化。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权力范围的广泛程度和政府行使权力的有效程度并不是一回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只是把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限制在其应有的职能范围之内。正如加里?沃塞曼所说:“权力有限的政府原则,基于立宪政府的根本思想。”3因此,在机构改革和市场经济中,实行职能转变和政企分开,对政府权力需要界定和限制的是权力使用的范围,而不是职能范围内政府行政权力的有效性;相反,在政府职能范围内,政府应拥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 第三,之所以会出现“难区”,是因为改革没有进行总体规划,只囿于在单个部门的增减上做文章,未能领会社会经济关系决定政府职能,紧紧抓住适应市场经济这个主旋,进行统筹谋划、配套设计、周密处理。一个部门的问题解决了,其它部门的问题却又突出了。所以,改革的错位往往使改革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政府机构改革自然就成了屡攻不破的“难区”。 改革是一项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但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的生活,涉及到发展和稳定的全局,也涉及到所进行改革的部门的权力、干部的切身利益和人员的分流,这也是历次机构改革的难点。改革一定要打破这种狭隘的利益观念。市场化进程和反腐败、机构改革、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必须同步。很明显,之所以有些行政性主管部门不愿被撤销或摆脱企业,有些政府官员不愿从琐细事务中摆脱出来,关键是利益的驱使所致。因为主管的事务越细越多,就越接触利益,就越能享有特权,也就越容易以权谋私。这不仅是改革的巨大阻力,也是市场化过程的极大障碍。 过去政府机构改革的教训,应当成为现在改革成功的经验。总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机构改革,在思路上应把握如下几点。 第一,应该明确政府机构改革,在性质上,是一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革命。既是一场体制上的革命,就要打破旧体制,建立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它不是一阵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因此,必须发挥社会舆论的宣传作用,使改革的观念深入人心,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因为任何一个体制的革命,都是以意识的更新为先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机构改革也不例外。 第二,政府机构改革必须首先确定一个与市场经济要求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改革目标和总体方案;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原则。这些目标、方案和原则,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应该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是来自于社会的。其次就是要组织力量自上而下,有领导、有步骤的实施,使之落到实处,使目标得以实现,而决不能一拥而起,一蜂而散。 第三,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围绕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这个中心,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和权力的范围。当务之急,就是要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通过政府与企业相互关系的变革实现政企分开。改革既然是一场体制的革命,就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当遇到问题时,就收回权力,或者在改革浪潮之下,把不该下放的权力也随意下放。 第四,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的宏观管理知识最主要。因此,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建立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极为重要。培养和造就大批懂得管理、有专业知识、熟悉国家方针、政策,有现代化意识的高素质的公务员,既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没有这样一批素质好的公务员在政府机构里工作,改革也不能取得最后成功。 市场经济论文:再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以下简称“结合”)是学术界关注的老话题。由于这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是否成立,因而,这是一个伴随改革推进时常引起困惑而又无法回避的“尖端”问题。笔者7年前也写过有关“结合”的文章,本以为可不必再议,但近来随着一些国有企业战略性退出,人们的困惑更为严重,认识分歧更为突出,必须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至少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研究。 一、“结合”的必要性 “结合”的必要性来自于公有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潜力、优势和市场经济的客观必然性。 现阶段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已被广泛地认同,不必赘述。问题的关键是,对于现代生产力发展,公有制是否适合并且具有优越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化大生产协调发展,首先,要求宏观经济系统中的微观组织——企业能自我协调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从而为总供需的平衡奠定基础。其次,要求宏观能进行有效地调节。这不仅依赖调节者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需要微观积极配合。这就提出了财产制度的适应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必然带来生产和消费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西方国家进入凯恩斯时代以及前一阶段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现实似乎又使人们产生了种种疑惑。其实,凯恩斯虽然避开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依据心理规律考察总供需结构,但最终还是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明显地告诉人们: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创造需求政策对凯恩斯以前的尖锐矛盾(生产过剩危机)虽在一定时期起到缓解作用,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经济滞胀,这表明凯恩斯主义是以积累矛盾为代价去缓解当前矛盾的。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政策主张及其运用虽然有助于凯恩斯以后矛盾的缓解,但凯恩斯以前的矛盾又会尖锐起来。美国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以及2001年第三季度以来出现的衰退和萧条就是明显的反应。前一时期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国际优势。据统计,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请记住我站域名%,每年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占总投资50%以上。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使其产品畅销于全球市场。正是由于国际贸易、经济全球化缓解了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矛盾,才有可能使这些国家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但这不等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根本矛盾消失了,更不等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摆脱困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领先国家的状态改变同样不可避免。 当然,资本主义私有制目前依然具有生命力。适应市场竞争是该所有制存在的主要依据。市场竞争中的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私人所有权关系具有内在的天然保护资本的功能,加上政府的必要调节,该类所有制所容纳的生产力并未完全释放。另外,国内市场的饱和对于具有开拓国际市场能力的发达国家而言,在较长时期内并未形成危机。然而,如前所述,社会发展的趋势必将证明,这种所有制必然成为历史性的过渡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现阶段的公有制优势只能通过公有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来体现,这一所有制结构的最大潜力就在于适应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产的发展趋势,因而是更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所有制结构。从质的层面分析,它不排斥私人经济的应有比例和渗透机制,从而与构建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要求无根本冲突。值得赞许的是,它对于需求的扩张提供了内在的机理。较大比例的公有资本运作着眼于民众利益,加上在此基础上的政府调控,也是致力于共同富裕的目标,这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由私有制造成的需求不足的矛盾。从现实状态看,似乎不尽如人意,因为我国也存在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现象。即使避开判断的争议,以需求不足为客观事实,也可作具体分析。其一,对需求不足感受最强烈的是走向开放的国内企业。近年来,大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凭借其资本实力和技术优势迅速获得不断上升的市场占有率。这样,就经济全球化而言,市场扩大了,但对于原国内企业,市场则销售若能回升,实际上是需求的盲目扩张。现在商店中大量积压商品相当一部分就属于低档次重复商品。从所有制结构观察,这属于调整中过渡现象,是计划经济惯性的产物。其三,正常经济运行中的购买力不足如名牌产品同样难以销售,一方面与上述两种原因导致的企业陷入困境(职工收入下降)有关,也与消费结构调整相联系。现在,一方面新的消费热点受种种条件制约一时难以到来,如汽车消费、豪宅消费等;另一方面原有消费层次普及过快,这种脱节式的消费状态自然带来购买力不足。从这里看不出所有制结构选择的失当。 总之,“结合”的必要性决定于财产制度选择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仅体现在趋势上,而且体现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之中。 二、“结合”的可能性 人们之所以对“结合”缺乏信心,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三大疑虑:一是感到公有制企业无法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不仅政企无法真正分离,而且自负盈亏也存在制度性障碍,负盈不负亏是必然结果;二是认为公有制企业无法建立人格化机制,无人负责必然缺乏第一推动力;三是认为现实中公有制企业普遍效率低下,国有企业使用了三分之二的资源,却只能对GDP作出三分之一的贡献。 公有制企业能否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市场主体,这需要作深入研究。首先,就自主经营而言,怀疑者主要指国有企业。其实,这里存在两个误解:一是未区分国有企业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种类型,将政企分开泛指全部国有企业。对于非竞争类企业,如关系国家安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自然垄断企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政企分开,政府举办这类企业主要着眼于提供公共福利。二是混淆了资产与经营上的政企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政府掌握资产,就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应该承认,在资产上政企很难分开,因为只要政府成为国有资产的代表组织,政府必然与投资企业存在产权上的归属关系,但并非一定通过行政系统去操作,可构建独立的资产管理组织,通过选择投资主体运用授权经营的方式去运作。政企分开作为企业成为市场细胞的基本条件,主要指在生 产经营活动上,政府不直接进行行政干预,由企业自主经营,这在政府拥有尤其是部分拥有所有权并且在政资分离的状态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现实操作过程中企业日常经营权已经基本到位,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附属物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然,由于政资分离还未彻底,部分政府干预行为的消失还有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政府放弃对竞争型国有企业的直接行政干预必将成为现实。公有企业能否具备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负盈亏状态,对此要作具体分析。 自负盈亏,是指企业作为利益结合体相对于其他经济主体和政府而言,自我承担盈亏责任,即企业利益的损益与其经营状况直接联系。根据企业利益联系人的损益程度可将自负盈亏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营者、劳动者的收益与企业经营直接挂钩,职工不吃企业的大锅饭。二是经营者、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与企业经营挂钩,经营者、劳动者不捧铁饭碗,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承担失业风险。三是财产损益与企业经营挂钩。这是从所有者的角度来看自负盈亏的,即财产的保值增值维系于企业经营,并直接关联所有者的切身利益。第一层次的自负盈亏是最低程度的自负盈亏;第一层次加第二层次的自负盈亏是中等程度的自负盈亏;如果三个层次的自负盈亏同时存在,这是完全意义上的自负盈亏。此外,对自负盈亏与企业自我约束行为的联系也应作恰当的判断。自负盈亏固然是企业自我约束行为产生的基础,但也不是唯一的因素。影响企业约束行为的另一种因素是企业精神或称企业文化,包括经营者的责任感、事业心、企业职工的主人意识和凝聚力等等。健全的自负盈亏制度和催人奋进的企业精神状态,这是企业行为合理的基本保证,两者缺一不可,并且具有互补性。近年来,公有企业尤其是国有竞争企业通过内部机制(劳动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明显改善了自负盈亏的状态。在人们的视野里,那种负盈不负亏的形象开始消失,分配、就业已和企业经营状况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职工的危机感逐渐增强,计划经济年代存在的懒散劳动状态基本不复存在。即使从产权意义上看自负盈亏,关系职工整体利益的法人财产也进入了自负盈亏的轨道,加上公有企业精神文化上的特有优势,公有企业的自我约束行为塑造不会遇到根本性障碍。 公有制企业能否建立人格化机制,这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课题。人格化机制的核心是:出资人利益通过人格化行为得以维护和放大。在企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如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其人格化行为主要通过投资人自身行为去实现。随着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公司制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人格化行为则体现为出资人行为和人行为的组合,并且人行为比重日渐增大,因为股权愈是分散,个人的影响力愈小。尽管人行为往往由于内部人控制而难免偏离人格化行为,但出资人为了追求资本流动效益和投机效益,总是予以认可或采用某些防范措施(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等),尽力减少损失,与此同时,公司制依然成为企业发展的主导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股本资金来源多数是各类基金,而基金的相当一部分是无主投入如公共资金和私人捐献等。这表明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和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人格化行为的实现形式也在改变,即由单纯的出资人行为转变为更多地依赖人行为。 市场经济论文: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犯罪 郭绍扬 经济犯罪是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致使国民经济或集体经济、他人物质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因而应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犯罪的新特点，提出相应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对策，以保障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市场经济系件下经济犯罪诱发因素 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有不同的犯罪诱发因素。我们可以从市场经济有关特点来看犯罪诱发因素的一些变化：一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每一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恩格斯语），拜金主义必然诱使一些人钻社会需求和价格的空子，干方百计捞钱，甚至非法占有他人或社会劳动，从而走向贪污、盗窃、抢劫等犯罪道路。二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本来潜在的一些违法乱纪因素，不仅很可能使一些竞争中的失利者、失意者挺而走险，以身试法，而且也可能使有的人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盈利，不惜搞歪门邪道，走向犯罪深渊。三是在对外开放的活动中，西方一些腐朽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观念通过多种渠道对人们潜移默化，为经济犯罪提供了外部条件。经济价值、实用价值在等价交换原则的影响下，成为部分人的行为准则。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犯罪的特点 1、职业性：有的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或满足某种邪恶的欲望，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实施犯罪活动。 2、职务性：由于思想疏导工作弱化，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中，以身试法，以权谋私。 3、技术性：大多数罪犯为了减少风险，往往在作案时非常重视技术的运用和提高，犯罪工具（包括交通、通讯、武器装备等）、犯罪手段、作案方法、反侦察等方面，都有技术化倾向。一些在社会竞争中失意的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也可能主动或在犯罪分子的协迫下为犯罪提供技术服务。 4、组织性：犯罪分子为了增加作案成功机会，往往采取团伙作案，大至武装走私贩毒，小至街头勒索，均是多人联手作案，结帮行凶，表现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5、渗透性：为了与社会对抗和获取更多的财物，以及在案发后有保护力量，犯罪 团伙往往有意识地向政府机关、甚至是执法机关进行渗透。 6、隐蔽性：指的是犯罪主体以合法身份进行的法人犯罪。这种犯罪的特点，一般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故意犯罪。 7、复杂性：就犯罪主体、犯罪目的和犯罪手段而言，情况母益复杂，犯罪主体呈多元化. 以上所迷的经济犯罪特征，都是与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新情况分不开的，这是我们采取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时应充分考虑的。 三、预防经济犯罪的基本本对策 1、强化社会舆论的积极导向作用。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强化社会舆论的积极导向作用，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把发展市场经济与加强法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树立市场经济法制观念，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着力减少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经济犯罪的发生，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2、强化经济立法，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要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客观要求，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有序运行，真正贯彻社会主义公共利益的原则以及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促进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3、强化司法和执法队伍建设，进一步改善社会治安力量，努力增强社会控制机制。充分发挥这些职能部门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保驾护航作用，以推动和促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环境，从深层上解决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现象。 4、强化技术防范，加大打击经济犯罪的力度。首先要高度重视技术防卫设施与装置的研制与应用，不断提高设备性能，以适应社会各方面的保安防卫的需要，以新技术、新设备装备有关专业人员；其次，要充分重视技术防卫装置的安装和利用。通过强化技术防范，进一步强化社会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以保证社会治安环境的安定，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使社会治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社会进步相协调。 市场经济论文:财税改革要服务市场经济全局 魏革军: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新一届政府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方面作出了很多部署。国务院批转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确定今年在行政体制、财税、金融等领域加大改革力度,而财税改革是其中的重点。那么您认为,进一步推进财税改革有哪些重要意义? 贾康: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与财税改革的推进密不可分,在几轮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财税改革都成为先行者和突破口。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收入分配不公、经济结构失衡、资源环境瓶颈等问题越来越明显。财政是国家政权“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财税问题实质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问题,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联动效应,与公共权力主体的改革息息相关,也和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机制的优化息息相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以放权让利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为突破口,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1993~1994年,以统一财务会计制度起步,实行税利分流制度开路,统一税制为主旋律,初步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特别是以分税制结合转移支付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一次财税改革,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间接调控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全面、持续发展。1998年后,我国又明确提出公共财政转型建设,实行部门预算、政府收支分类、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收付、完善税制等多项改革,提高了财政收支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1994年的财税改革中有些问题没来得及深入研究和实际推进,如政府间事责事权细分、地方税收体系建设、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以及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等,均有待继续推进。20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需要在深化财税改革中加以解决。当前宏观环境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加剧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难度。 比如,经济结构失衡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质量和效益提高的主要问题,发展方式仍然粗放,产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不尽如人意,资源环境制约加剧。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企业所占份额较高,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基尼系数高达0.47以上。再有,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方面,宪法中仅有原则性规定,实际除外交、国防等少数事权专属中央外,地方政府事权在很多方面与中央政府事权同构。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也缺乏立法层面的界定,出现财力向中央集中,而事责向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集中的现象。有人将其形容为“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满满当当,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乡财政哭爹喊娘”。由于收入能力有限,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依赖严重,加上“GDP挂帅”机制作怪,地方平台公司失控,大规模隐性举债,财政风险积累不容忽视。 总之,我国目前仍处于可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矛盾凸显期和改革深水期,财税改革任务紧迫。如果不能在短期内使改革有较大突破、缓解各种矛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但会丧失发展机遇,还可能使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危及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 魏革军:从财税体制自身运行角度来看,您认为,当前存在哪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贾康:从财税体制角度来看,我认为主要有以下问题: 一是政府收入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从收入总量来看,非税收入比重偏高,规范程度不足。比如,2012年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即狭义宏观税负)为19.4%,再加上社会保障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在内的全口径政府收入(即广义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超过了32%。从税制结构看,我国间接税收入占比接近70%,与OECD成员国相比,处于最高水平;流转税收入占比过高,所得税、资源税、财产类收入占比过低。这种税制结构意味着消费大众(其中大多数又为低中收入群体)承担大部分税负;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占比过低,无法体现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适于作为地方大宗财源的资源税和财产类税基窄和税负轻导致地方财源不足。 二是政府支出体系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财政支出和公共资源过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和投资领域,干预了微观经济运行,扭曲了价格信号,严重干扰了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对民生投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大量采用企业补贴,降低了政策效用,比如上市公司2013年就获得各种名目的财政补贴570亿元。 三是预算收支体系不完整,部门色彩明显。全口径政府预算还未到位,规范性的公共预算收支占全部政府收支的比重不过60%,政府性基金、社保和国资预算的部门色彩浓重;预算编制透明度不高,细化不够;预算的编制、审议、执行、监督各环节制衡机制不强。 四是政府间财政关系不够明晰,不同级次间职责不清,税基不顺。比如,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不清,政府间事责事权划分不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事责事权界定不明晰,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不匹配现象尤为严重。另外,我国地方税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地方缺乏稳定、自主、大宗的财力财源。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决策随意性较强。 五是财税其他领域的矛盾与问题也较为突出。比如,地方债务管理制度欠缺,政府债务风险增大。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等非正规方式举债随意性强,收支不透明,资金使用效率低,债务风险增大。地方债的审批、发行、使用、统计、监督各环节均缺乏基本、完整的制度,数据准确性和透明度极低,财政部门不能全面掌握债务信息。再比如,财税基础信息缺失,没有全国性的信息系统,财政收入、支出及其相关信息尚未形成共享机制,严重制约了财税管理效率的提高以及重大改革科学决策方案的设计实施等。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与财务报告规范研究 刘 威 ［提要］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我国会计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土壤。研究会计理论，规范我国的证券市场，特别是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当前会计学术界应重视研究的课题之一。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市场经济和财务报告的规范问题进行探讨。第一部分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规范的问题；第二部分从财务报告规范的性质、行为和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的问题；最后一部分归纳了财务报告规范理论给我们的一些启迪。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市场调节论和政府规范论。 (一)市场调节学说 市场调节学说认为，如果市场是完全有效的，那么公司的财务报告如何呈报应由市场调节来决定，没有必要做更多规范。支持这一学说的有理论、信号理论和私有合同理论。 1.理论 理论认为：公司的投资者与公司的经营者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签定契约来实现的。在签定契约时，双方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契约的实现就是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财务报告体现的是经营者管理公司的业绩，是投资者评价公司的经营者是否履行契约的最可靠的依据。因此，公司的财务报告呈报是经营者自愿履行契约的行为。如果有人怀疑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那么投资者可聘请审计师，通过审计鉴证来解决。 在公司经营者的报酬与公司的利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的前提下，对财务报告的规范越多，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成本就越高。因此，公司的经营者就不会赞成市场对财务报告需要规范。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只要他们手中有衡量经营者业绩的依据，即契约中的各项规定很详实有效，他们也不希望对财务报告有更多的规范，因为规范越多，他们支付的监督费用也就会越大。 2.信号理论 信号理论源自于市场竞争，市场竞争向供求双方发出产品供销的信号。公司定期向市场呈报财务报告，这也是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产物。如果公司自愿向市场公布财务报告，公司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越充分，公司的筹资成本就越低，公司就能赢得竞争，带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个结论已被美国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报告证实。因此，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公司能够向市场公布财务报告的核心。公司自愿呈报财务报告信息有三种情况：经营好的公司，有动机公布公司好的财务信息，因此，这些公司会自愿公布财务报告；经营中等的公司，因为怕被认为经营不好，所以也有自愿呈报财务报告的动机；经营不好的公司，如果不呈报财务报告，就可能被市场默认为是经营不好的公司，因此有压力去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营业绩，也会自愿呈报公司的财务报告。 因此，信号理论认为，市场已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规范公司财务报告的呈报，就不需要再有更多的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规范。 3.私有合同理论 对于上述的两种观点或许有人会提出：公司呈报的财务报告的信息并不能满足个别使用者的需求。对此私有合同理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设法得到它，即通过签订私有合同或出资去购买。 如果市场上存在职业的财务分析家，那么财务报告的信息使用者就可以通过与职业财务分析家签订私有合同，来获得需要的信息。如美国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另外，信息使用者也可以通过购买专业的报纸或杂志来获得所需的信息。购买时发生的支出，就是信息使用者为获得财务信息所支出的成本。这也可归结为是市场常常利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信息产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从而达到对市场上的信息产品进行合理的配置。 私有合同理论进一步提出，公司的财务报告是一种信息产品，政府并不需要对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信息如何披露，进行强制性的规范。公司的财务报告如何编制和呈报，完全可以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因此，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规范应采用放权(Deregulation of disclosure)的政策。 (二)政府规范论 政府规范论认为，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政府必须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规范，同时，这也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利益的。 1.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有效的，有时往往失灵。有以下三个具体理由： (1)如果政府不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规范，那么市场上就会出现生产信息产品的垄断 者。 如果市场是一个竞争的、但不规范的市场，那么生产的竞争就会带来垄断。其后果是，垄断产品的价格提高了，生产的数量减少了，最后导致市场上产品的短缺，使产品的使用者购买和消费这一产品的成本增加。公司的财务报告在市场上是一种信息产品，它同样符合其他产品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的一切规则。因此，根据成本效益原则，政府应该对财务报告这一信息产品进行规范，才能有效抑制信息产品生产垄断者的产生，降低全社会信息产品的购买和使用的成本。 (2)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失误，会导致财务报告的信息的质量下降。 尽管公司有向市场自愿公布财务报告的动机，但是如果政府不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就可能会影响到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因为公司经营者对财务报告编制的方法的选择性一般较大，各公司间的财务报告的信息的可比性较差，如果没有统一的财务报告信息规范的标准，就市场的总体来看，财务报告信息就会失去可比性，导致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不高和有用性程度的下降。而如果审计师在审计时缺乏统一的审计依据，则可能导致审计的失误，即没有发现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信息的质量问题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要依靠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而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建立的信心来自于高质量的财务报告的信息。因此，政府必须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使会计信息能够满足财务报告使用者的需要。 (3)公司财务报告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 公司的财务报告作为该公司会计的信息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最明显的有两个：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二是生产的非竞争性。消费的非排他性表现为可以被所有与它相关的使用者免费使用，因此它的生产成本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如果在一个市场生产的产品是可以被消费者进行免费使用的，那么生产者就不愿意生产这种产品，导致这种产品在市场上的短缺，这就是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的表现。显然，如果会计信息产品是短缺产品，这样的状况是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的，因此政府必须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以防止和解决信息产品的短缺问题。 但是这样做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规范所带来的成本应由谁来承担。如果由政府承担，就成为政府对财务报告信息呈报的公司的一种“补贴”，这会导致公共产品的生产过剩；如果由公司承担，就会增加公司的经营成本，公司则不会赞成政府这样的规范。对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讨论。 2.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社会经济利益的驱动，要求政府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规范。 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能够使全社会的资源得到最 优的配置，使社会获得最大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仅依靠市场的调节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规范和调整。因为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各自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如果不纠正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那么市场的竞争就可能不公平。对此，政府规范学说认为，规范财务报告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使市场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具有对称的信息；法典理论解释：规范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的合理分配。规范具有公开性和民主性。因此，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是完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利益的。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 (一)财务报告规范的性质 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规范，看起来是一种经济行为，实质也是一种政治行为。规范本身具有政治行为的性质，它与政府行为具有密切的关系。如我国对财务报告规范机构主要是政府，财政部代表国家政府行使规范的职能。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尽管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得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强有力的支持。SEC是美国的一个准立法机构。1973年SEC公布的第150号公告(ASR150)，阐述SEC与FASB的关系。“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通过其公告和解释性文件所颁布的原则、标准和实务，将由本委员会作为具有重要的实质性的支持来加以考虑，而那些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告相对立的意见将被认为不具有这方面的支持。” (二)财务报告规范的行为 财务报告规范的行为是指参与制订规范的主体的行为。规范的成功与否，规范的参与者就显得特别重要。特别是政府作为财务报告规范的主要参与者，对规范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以美国为例，FASB在制订会计准则的过程中遵循的程序是，准则的起草、准则的讨论、举行听证会、投票表决。而最后准则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由各公司采纳，取决于SEC的认可程度。从美国的历史看，国会和SEC都曾有否定FASB已制订的会计准则的先例。SEC的官员曾这样认为，由民间组织FASB制订会计准则、然后由SEC批准会计准则的实施，这是最好的模式，因为既能发挥专家在制订中的作用，又能体现准则实施过程中所必须的政府的权威性。而我国的财务报告的规范主体是政府，这样的规范主体显然代表了我国国家和政府的利益。 (三)财务报告规范的影响 财务报告规范的影响是指财务报告规范实施的后果。财务报告规范的实施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财务报告的使用者，涉及到他们各自的经济利益。 Watts and Zimmerman(1978)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即将公布的规范财务报告的新准则，财务报告的使用者的影响是不同的：1.对于政府来说，政府一般会支持新准则的制订与实施，以更好地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2.对于公司的经营者来说，如果新准则能够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收益，那么公司的经营者会积极地应用新准则；反之，则会反对应用新准则。3.对于审计师来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审计师会支持新准则的应用以减少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但是，如果新准则要求公司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越多，那么审计的风险就会越大，审计师就可能反对新准则。4.对于财务报告信息的免费使用者(Free-riders)如财务分析家来说，他们一般都会支持新准则的应用，并希望新准则越多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准则的制订者就应十分谨慎，因为财务报告的规范越多，就意味着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成本就越大，这些成本应由谁来承担?这是准则制订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报告规范理论给我们的启迪 (一)在制订财务报告规范时，必须要考虑它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既然财务报告规范的主体是政府，它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那么规范所产生的影响有多大、经济后果如何就应成为规范时最重要的问题。如美国把财务报告规范研究归为“会计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Accounting)。在美国会计学术界，如何规范财务报告、改进财务报告已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 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财务报告的规范的探索阶段。1992年至今的8年中，我国颁布了十多个会计准则，但对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产生的经济后果、经济影响，会计学术界却研究得不多。如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就引进了西方国家固定资产采取加速折旧的思想，但至今在企业的会计实践中却应用得并不广泛;稳健性原则是西方会计中常采用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为什么在我国应用时有些企业愿意采纳，有些企业却不愿意采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采用会计准则来规范公司的财务报告，可使公司会计人员有更多的选择公司会计政策判断机会，但我国会计准则实施后也会产生如此的影响吗？ 笔者十分赞成刘峰、李少波(2000)的观点。他们撰文认为当前我国在制订会计准则中存在的问题，可归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会计理论的研究不够而引起的知识存量不足，对会计准则制订产生不良影响；二是我国制订和公布的各项会计准则都体现了很强的英美取向，即会计准则无论在外表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借鉴了英美模式。他们认为：我国目前为止的会计研究总体水平不高，很多研究是对同一问题在低水平上的重复。 (二)重视对公司财务报告规范所产生的成本，解决好“公共产品”的成本分配问题。 公共产品的成本分配问题，是由政府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规范具有强制性这一特征所带来的。如果规范财务报告的准则过多，就会带来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成本的增加和准则在应用上的困难。尽管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对公司财务报告规范比较完善的国家，但是美国也有许多会计学家批评FASB制订的准则过多，目前FASB制订的准则有130多个，每年的费用高达1500万美元，制订的成本过大。我国在制订准则的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不能认为制订的准则越多越好，也不能认为大、中、小公司都必须应用同一的准则，更不能认为所有的企业都应与国际接轨。会计准则的制订和实施应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以减少不合理的成本的支出。另外，过去对于“公共产品”的成本分配问题，会计界研究的不多。SEC曾设想：随着财务报告规范的增多，编报成本的增加部分应由财务报告信息的使用者来承担。但究竟如何操作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探索。 市场经济论文:WTO法律规则对我国市场经济法治的影响 目录 一、根据WTO法律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要求，商事经济立法改革步伐应当提速 二、中国加入WTO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势在必行 三、完善企业立法，推动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热潮 四、我国“入世”后消费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前瞻 我国“入世”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虽然我国“入世”在短期内会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困难，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入世”符合我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入世”后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要作出相应的完善。中国能否真正融入世界经济、并从中受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好的游戏规则；而其关键在于法律环境的改造与建立。2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鉴于我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直接面临WTO的影响，本文拟从探讨我国商事经济立法改革方向的基础入手，分别剖析 一、根据WTO法律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要求，商事经济立法改革步伐应当提速 为切实履行我国作为WTO成员国根据WTO法律规则（含宗旨、原则、具体协定等）应当承担的义务和对WTO及其成员国所作的承诺，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现代化，实现政府和国内外企业、消费者、投资者、劳动者和社会经济团体的法律角色定位，必须按WTO规则要求和对外承诺，从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实践出发，大胆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先进的经济立法经验，以确认和保护市场经济体制为价值取向，义无反顾地进行经济立法改革，构建门类齐全、结构协调、功能合理、层次分明、动态开放、与市场经济规律相契合、与国际惯例相接轨的经济法律体系。鉴于我国不少经济立法文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者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制定的，因而有许多条款打着计划经济的烙印。因此，必须抓紧对现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立法文件中与WTO规则和对外承诺相抵触的条款进行一次认真彻底的清理，该废止的，坚决废止。至于在满足WTO规则和对外承诺方面尚付阙如的条款，应当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对外承诺抓紧制定。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推进经济立法改革的主要动因不仅来自于WTO及其成员国的施压，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我国对吸引外商投资、拓展国际贸易的经济利益驱动。这就决定了，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和充分利用好WTO，我国立法改革除了真心实意地满足WTO多边规则的要求外，还应当尽可能多地参照国际惯例（并不一定写入WTO规则）对我国经济立法进行除旧布新的改革。例如，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的协议》的内容只涉及与货物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效力问题，而未对成员国的一般投资政策作出系统规定。但为了强化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信心，我国企业立法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的协议》的要求。而是要主动借鉴WTO主要成员国（包括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先进立法经验，构筑良好的投资法律环境。可见，我国的经济立法改革要想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就应当采取主动挑战自我的雄姿，而非被动应付的态度。 虽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海关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但上述立法改革仅仅是废改立工作的开始。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加入WTO的需要，抓紧制定和修改相关的法律，如制定《反垄断法》，修改《对外贸易法》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法律外；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应当抓紧对有关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进行审查、清理。据2001年3月的初步统计数字，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拟修改的外经贸行政法规、规章共有148件，拟废止的共有571件，以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和维护公平贸易。2001年10月6日朱镕基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指出，国务院对截至2000年底现行行政法规共756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废止了71件行政法规；对80件行政法规，宣布失效；对1994年至2000年底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已经明令废止的70件行政法规，统一公布。此外，地方立法中违反WTO规则的条款，尤其是分割市场、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也要抓紧废止。 要充分发挥我国法律在推动、保护和规范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方面的积极作用，迫切需要抓紧制定与完善四个领域的经济立法：一是市场主体立法（包括公司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合作社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中介机构立法）；二是市场行为立法（包括债法、票据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三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立法（包括产业政策法、政府采购法、经济行政指导法、行政许可法、行政 合同法）；四是社会保障立法（包括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等）。 通过法律形式确认的部门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些政府部门打着法治的招牌，企图运用立法形式把本部门不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合法化。建议立法机关在委托政府部门起草法律时，警惕一些政府部门利用立法手段巩固部门利益、争权夺利，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倘若立法机关一味鼓励或纵容政府部门起草法律，极易导致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膨胀，甚至有可能使政府侵害公民人权与基本自由、侵害企业商事权利与利益的非法行为或脱法行为合法化，立法机关的立法权也会被行政权吞没。这与我国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 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现行不少立法是由政企不分的政府部门起草的，其中包含着不少有违公平原则、维护垄断利益、剥夺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条款。如《电力法》第60条[1]之规定，就大大低于《民法通则》第123条[2]之规定对于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从长远看，立法机关应当收回立法草案起草权，亲自起草法律，避免委托政府部门起草法律。中央政府有权制定行政法规，中央政府组成部门有权制定行政规章，但无权起草法律。如果立法机关工作人员专业和编制有限，可委托法学专家起草法律，然后提交立法机关审议。当然，政府及其部门作为成千上万社会利益集团的一种，还可以就法律草案发表意见、甚至与法学家争鸣商榷。建议立法机关对现有法律中包含的某些确认和纵容政府部门腐败的恶法条款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该废止的，坚决废止。 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有可能私自塞入部门利益的条款，甚至背离立法宗旨。另外，让行政机关集规则制定权、规则执行权和规则监督权于一身，既不合乎公平理念，也容易滋生腐败。目前立法机关授权国务院或国务院组成部门制定法律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的做法亟需改革。经济法律的制定应当尽量详细、具有可操作性，原则上不应依赖于实施细则。否则，经济法律过于原则、抽象、圆滑，就丧失了存在意义。《海商法》是我国唯一一部不需要实施细则的商事法律。这一立法典范应当对今后的经济立法具有启发价值。即使确需制定实施细则，也应当由立法机关自己亲自制定。当然，这并不排除立法机关就某些专业知识向专家和实践部门咨询。此外，在立法机关收回经济立法权之后，立法权必然较以前有所扩张。因此，预防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的腐败又将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二、中国加入WTO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势在必行 以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国开始从根本上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清除轻视法治的左倾思想，实现国家从依靠计划手段和行政命令管理计划经济到依靠市场机制和法律手段驾驭市场经济的伟大历史转变。但无庸讳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彻底建立起来。相反，我国目前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阶段。而我国加入WTO将进一步加快我国经济市场化、市场法治化的历史进程。 市场经济固然不是行政经济、计划经济和审批经济，但也决不是放任自流、无法无天的经济。市场也有盲目性和局限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甩手掌柜，不能对已经或者即将到来的市场失灵、金融风险和经济混乱采取大撒把的态度。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是必要的。但是，政府如何干预才能顺应市场经济全球化、法治化的历史潮流，取得适度、公平、高效的预期效果，便成为一个难点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无论企业的市场活动，还是政府的干预行为，都要服从法治的要求。近年来，依法治企的呼声日益高涨，企业要依法经营的认识趋于统一。但对经济行政法治的强调仍然有些黯然失色。总结多年来政府管理经济的经验教训，要真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政府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甘当法治改革的促进派而非抵制派。否则，就难以避免行政权的腐败变质，就难以赢得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信赖、敬重与合作，就难以有威望求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依法办事。 WTO促进世界自由贸易和鼓励公平竞争的宗旨，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法制统一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以及WTO代表的一系列多边贸易规则，不仅仅影响着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而且对于我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法治化要求。 强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就是要把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每一个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环节都纳入法治化轨道。在该目标取得后，经济行政行为将完成以下转变：由恣意行政转为法治行政，由专横行政转为民主行政，由审批行政转为监控行政，由压制行政转为促进行政，由管卡行政转为服务行政，由黑箱行政转为公开行政，由低效行政转为高效行政，由政府本位行政转为企业本位行政。这对政府来说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个挑战。要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应当推出一系列标本兼治的重大法律举措。 （一）树立经济行政法治观念是政府行为走向法治化的前提 政府部门要自觉抛弃人治和官本位的封建思想、树立法治行政光荣的观念。政府部门要真正认识到，依法办事，不麻烦，也不吃亏。因为，强调依法行政的最终目的不是刁难政府、让政府难堪、束缚政府的手脚，而是督促政府更加高效、合法地发动行政权，从而做到积极而不越位、守法而不无为、干预而不添乱、有权而不滥权。因此，强调依法行政对于政府来说，即是一种制约和督促，也是一种关心和爱护。 法律对于经济行政行为的巨大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行政纠纷的事后救济上，而且体现在经济行政纠纷的事先预防上；不仅体现在消极地减少和预防由于法律失误和法律风险所导致的国家、企业和消费者损失上，而且体现在积极地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和鼓励企业和消费者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上；不仅体现在规范经济行政机关与企业、投资者、消费者、社会经济团体之间的行政关系上，而且体现在规范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经济行政机关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的行政关系上。可见，强调依法行政具有消防与预防、去病与保健、治标与治本、规范与保护兼重的功能。 行政权介入市场经济的范围极其广泛，内容十分丰富，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行政权的滥用，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甚至诱发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这绝非耸人听闻。经济行政机关必须从思想上把依法行政摆到经济行政工作一盘棋的首位。领导干部要象重视红头文件、领导讲话和会议决议那样，重视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带头学习法律知识，认真吃透市场经济法律的基本原理和精 髓，树立依法行政的好样板。对于领导干部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来说，法律水平与政策水平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 法律人才是高级管理人才。加强法治工作是经济行政行为规范化的内在要求，是政府工作水平上档次的重要表现。除了领导重视，还要在每个经济行政机关中配备一定比例的高素质的专职法律工作者。他们作为本部门的法律顾问有权介入各个职能机构开展经济行政活动的全过程。对未经法治机构审核的法律文件，各级经济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坚决拒签。要鼓励法治机构在经济行政行为之前参与、影响经济行政行为的决策过程，力求防患于未然。很明显，如果经济行政机关在作出某项行政行为之前，充分进行了法律论证，那么既可以避免自身的违法、违规行政行为，也可以事先采取措施避免企业和市场主体的违规行为；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直接降低经济行政的成本、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 要在政府官员中继续加大普法力度，务求每位政府官员都熟知涉及本行业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WTO的相关法律规则。为保障依法行政的先进管理机制制度化、长期化和稳定化，建议建立政府官员法律知识资格考试制度，只有通过司法部组织的相应考试的政府官员才能上岗。既得利益和期待利益影响甚至决定思想观念。因此，增强政府官员的法治观念，也要发挥奖惩制度的作用。对于行政法治工作有功、作出贡献的的官员，实行精神和物质奖励；对于那些法治观念淡漠、轻视法律知识学习、不喜欢依法行政的政府官员，应当在任免、考核、晋升时建立一票否决制。对于违法行政、给国家和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和其他重大事故的官员，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要严格区分政府的双重法律角色，禁止行政权力侵害民事权利 国家与政府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政府是国家机关之一种，只代为行使国家行政权，无权干扰立法和司法工作。而国家经济行政权的职能主要是由政府，特别是经济行政机关承担的。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公权主体的国家和作为私权主体的国家被人为地混淆起来。不仅企业的法人所有权或法人财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国家作为企业投资者所享有的股东权和国家作为公权主体所享有的行政权也是混沌不清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正是凭借着行政管理者与企业投资者的双重身份直接干预各行业和各企业的生产经营等微观经济活动。这一做法曾被误以为社会主义的一个优越性受到长期肯定。 我国当前要严格区分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所享有的经济行政权与其作为国家财产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区别的实益在于，政府在参与不同的法律关系时，享有不同的权力（权利），负有不同的职责（义务）。例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订立和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时，扮演着私权当事人的角色，应当象普通买方一样，履行其对供应商的付款义务，享有对供应商的合同权利；在对侵害消费者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时，扮演着公权力主体的角色，享有行政处罚权。因此，政府应当时刻牢记自己在不同场合下的法律角色。为约束政府滥权，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所享有的经济行政权与其作为国家财产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应当交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或其他法定主体行使。 为彻底贯彻政企分开、官商分开的原则，建议尽快制定《商事主体法》，明确规定哪些人有资格成为商法上的商事主体、从而取得商事权利能力与商事行为能力，明文禁止禁止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从事商事活动，并切实斩断他们与企业之间有形、隐形的金钱纽带。出台《商事主体法》既与国际惯例接轨，也符合中国国情，更是依法整顿投资与贸易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立法机关应当正确认识商法与民法之间的特别法与普通法关系。商事法律关系具备民事法律关系的一般特点，但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商事法律关系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律依据、主体、客体和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不容混淆。就主体而言，商事主体不同于一般民事主体，商事权利能力不同于民事权利能力，商事行为能力不同于民事行为能力。政府部门和官员都可以成为民事主体，都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但不能成为商事主体，非依法律特别规定，不能取得商事权利能力与商事行为能力。既不能以商事主体制度吞没、代替民事主体制度，也不能以民事主体制度吞没、代替商事主体制度。 从法理上看，政府不是商事主体，而是公法主体，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但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在营利性的商事活动中仍然陷得比较深。政府应尽快远离投资与贸易等商事活动，毅然决然地与商事主体脱钩。政府部门不得“下海经商”、从事投资与贸易活动，不得搞有偿行政、有偿担保、收取超过工本费以上的审批费和管理费，不得向企业拉赞助、“化缘”。对那些热衷于商事活动、且乐此不疲、甚至“师出有名”的政府部门，国家要尽快将其商事权利能力阉割掉。 目前一些政府下属的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如资产评估、设计、咨询、会计、审计、律师、工程监理等机构）应当彻底与政府脱钩。最为“经济警察”的市场中介服务机构要具有竞争性、公正性，就不能成为政府的“摇钱树”和“第三产业”。脱钩后，政府部门不得为了私下收取介绍费、好处费，而向中介服务机构提供客户来源；不得向作为管理相对人的企业指定某家中介服务机构，也不得向企业作出某种带有倾向性的暗示，更不得以“不批准”相胁迫。 为确保政府官员履行对党和人民所负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防止个别奸诈的政府官员暗渡陈仓，参酌外国立法例，《商事主体法》应当明文禁止政府官员或明或暗地以各种形式瞒天过海、非法从事商事活动。被禁止的商事活动，是指政府官员以任何方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的，任何与其所负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相悖的的各类商事活动。既包括办企业、开公司的投资行为，也包括贸易行为；既包括直接的商事活动，也包括间接的商事活动。政府官员不得 持有公司股份，更不得接受公司馈赠的“干股”或“好汉股”。政府官员也不得在公司任职，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根据《公司法》第58条之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这意味着，政府官员既不得兼任公司董事、董事长，也不得兼任经理、总经理、监事、监事会主席，就是影子董事、隐名董事也不行。为杜绝腐败、确保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除了铲除政府官员的实质性经商活动之外，还要很刹一下政府官员与商人进行不正当私人结盟的歪风邪气。对政府官员违背上述禁止性规定的经营所得，国家享有归入权。若有关国家机关对此熟视无睹或束手无策，因而拒绝或怠于行使归入权，任何公民个人均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违法经商的官员提起代表诉讼，从而实现国家的归入权。 虽然政府行政权力与其民事权利是互相分离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与民事权利存在着诸多密切联系。例如，行政权力在特定条件下是物权、债权和股东权等商事权利取得的一个合法途径；根据民商立法的邀请和授权，行政权力还可以为商事权利赋予公信力。前者如行政划拨，或者如行政登记。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二者极易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某一企业或市场主体，甚至相互发生碰撞。那么，行政权力是否就永远优于民事权利（含商事权利）呢？行政权力是否就能当然地在市民社会中“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决定所有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呢？ 回答是否定的。从理论上看，行政权力与民事权利（含商事权利）之间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行政权的效力射程原则上仅局限于行政法律关系之中。行政权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不得非法侵入意思自治领域、侵害市场主体的商事权利（如，不得擅自对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国有化征收）。否则，公法与私法、经济法（实质上是行政法的特别法）与商法（实质上是民法的特别法）的划分也就丧失了意义。行政权与商事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二者效力没有高低之别。认为“行政权高于商事权利，部门红头文件高于商事合同”的观点是错误的。有效的合同就是法律，而法律的效力高于违法行政部门的“红头文件”。有些行政机关试图运用行政权以干扰、限制和阻挠商事关系的设立、变更和终止，显然不妥。例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就不能消灭股东的公司清算权。否则，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无法了结，善意第三人和股东的利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行政机关还要区分强行性行政法律规范中的效力性规定与训示性规定。市场主体的某一商事行为如果违反了前者，不仅导致相应的行政处罚，商事行为也归于无效；如违反了后者，虽承受相应的行政处罚，但商事行为依然有效。 （三）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应限制在五种法律层次上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数众多、职能重叠、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门有权直接干预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等生产经营活动。政府部门向企业发号施令的必然结果是，不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投资体制，容易造成责任不清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近年来，虽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控制有所减弱，但仍然存在着必要干预不足、不必要干预过滥的问题。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必须根据邓小平理论和经济法的一般原理，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 界定的原则是，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基于以上考虑，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尊重市场主体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既是WTO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宗旨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主体（含企业和消费者）自治，也称私法自治（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或意思自治原则（L‘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强调，市场主体在法律强行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市场主体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两项基本原则：（1）市场主体财产权利尊重（绝对或不可侵）原则。无论是物权（含所有权与他物权），还是债权，抑或股东权；也无论是消费者权利，还是企业权利，都应得到政府的尊重。对企业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企业生存和盈利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行为自由原则。行为自由原则，既包括双方行为自由（契约自由），也包括单方行为自由，还包括多方行为自由（如章程自由）。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而且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时代获得了再生与扩张。行为自由原则有助于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商事关系，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有必要根据WTO促进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宗旨，重新审视和修改我国目前有关市场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和行政惯例，进一步扩张市场主体自治空间，尊重企业财产权利和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 为保护投资者的投资自由，有必要对各类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乃至上市公司）的设立采取以登记制为原则，以审批制为例外的立法态度，限制审批制范围，扩大登记制范围；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也应采取这一立场。原则上，对于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股权转让行为，都不应当再以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为生效条件。为确保投资者选择企业组织形式的自由，有必要承认一人公司、有限合伙、隐名合伙等多种企业组织形式。 为保护合同当事人契约自由，有必要排除行政权力对合同订立和履行行为的干预，尊重交易形式的多样性（包括在立法严格规制下重新允许合法传销行为）。行政机关制定的范本合同，仅具有对当事人的建议作用，不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应当仅仅由于当事人未采用范本合同而影响其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对于合同登记、合同备案、合同鉴证，均应尊重合同当事人自愿，行政机关不得干 预，更不得歧视未登记、未备案、未鉴证的合同效力。当然，属于法定强制登记范围（如不登记就不能生效或者不能对抗第三人）之外的合同，不在此限。 针对超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核定的经营范围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契约自由的空间。1993年之前，我国对企业的经营范围采取了一种十分苛刻的态度。如，1987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曾指出，“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济组织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或者主管机关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经营活动。超越经营范围或者违反经营方式所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例如：非法经营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零售商经营批发业务的；代销商搞经销的；只准在特定地区内销售的进口商品，未经批准私自流入其他地区的，等等，均应按无效合同处理。全部为超营项目的，全部无效；部分为超营项目的，超营部分无效”。 但1993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解放思想，对经营范围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解释方法，从而达到了成全合同当事人、尽量使合同有效、加快商事流转的社会效果。1999年12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就正确地指出，“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因此，只要商事主体与他人签订的商事合同不具备法定的无效事由，没有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规定，即使一般性地超越了经营范围，也属于有效合同。 当然，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71条之规定，超出经营范围的公司经营活动，要承受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包括责令改正、罚款等）。从国际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来看，淡化对经营范围的法律管制也是大势所趋。英美法系虽曾有越权（Ultra Vires）原则之规定，但大都已经废除。我国企业登记立法亦应从之。笔者认为，在立法修改之前，只有违反强行性法律规范（包括效力性规定与训示性规定）的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才应承受行政法律责任；至于一般的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则不应承受行政法律责任。 强调市场主体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民事权利由政府回归市场主体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市场主体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市场主体自治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绑标、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及时运用法定的行政登记权限、行政调查权限、行政处罚权限、行政调解权限，确认合法商事行为的效力，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在我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审批范围的萎缩，登记范围则会逐渐扩张。包括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强化登记机关的职责，为提高商事行为的公信力和透明度，保护善意第三人，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推动我国信用制度的建立，发挥积极作用。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 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制度、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市场主体自觉运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 3·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简称宏观调控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尽快向宏观经济调控模式转变。在真正还权于企的同时，把大多数经济行政行为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微观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模式。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宏观调控部门，绝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宏观经济调控要“抓大放小”，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放活。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市场。因为，政府原则上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的微观商事活动，对企业决策直接产生影响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被政府引导和调控的市场。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宏观经济调控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宏观利益为目标。如果说市场机制和商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强企业的个体活力，那么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确保国民经济经济有序运行。所谓“没有微观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必然用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确保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向正确、效果良好，就必须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在实践中，对此存在着广狭不同的解释。狭义解释仅限于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广义解释除覆盖这两项内容外，尚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量、主要工 农业产品产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基本建设计划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在何时何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具有一些本质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总量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是宏观调控目标中的精髓。当然，这种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允许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侧重。 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就要设计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导。即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2）杠杆引导。即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运用利率、税率、汇率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导。政府要及时各类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的反馈信息，从而引导企业决策行为；（4）市场准入。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根据法律规定，对适格企业发放行政许可。未获行政许可的企业不得进入特定市场。为兼顾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经济行政的廉洁性与公正性，应当严格规制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的范围与程序。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要少而精。（5）行政指导。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目标，运用其享有的行政权，引导和规劝企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6）法律监督。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事先引导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商事行为的监督检查，制止违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破坏宏观调控的企业活动。 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绝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们应当彼此协调、相互衔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即宏观调控体系。在一部庞大的全国性宏观调控大机器中，每个调控部门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因此，各个宏观调控部门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随时牢记共同的宏观调控目标。要强调部门间的团结、合作、沟通、默契和团队精神。宏观调控机制内部不能发生内耗。要力戒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之间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销、让企业和市场主体搞不清究竟以哪个调控手段的马首是瞻。 应当明确，宏观调控法的重心与其说是规制被调控者的行为，不如说是规制调控者的行为。宏观调控者应当自觉接受法律的规制和监督。 4·促成企业享受法定权利和利益（简称促成型干预）。 这是第四层次的干预。这一干预的特点是促成和帮助企业取得最佳的经营效果。它既不同于消极的尊重型干预和保护型干预，也不同于直接的给付型干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提供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询；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企业正常的购并活动、投融资活动和其他商事活动，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不正当干预；为企业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而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进行促成型干预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帮忙而不添乱、热情而不专断，力戒喧宾夺主、包办代替，更不得助纣为虐。例如，政府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合并和重组创造条件，但不得越位干预，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为企业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碍，但不得搞“捆绑上市”、“包装上市”的恶作剧；若此等等。 5·向企业提供某种经济利益（简称给付型干预）。 这是第五层次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经济利益给付也是必要的。经济行政机关有义务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保护环境、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向企业提供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和奖励（如退税、贴息）等经济利益。为了提高政府采购行为的透明度，同时保护好政府采购人与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早日出台《政府采购法》已经迫在眉睫。经济行政合同将愈来愈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给付型干预不仅适用于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作为公民个人的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等市场主体。如政府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等。从广义上说，经济行政机关向企业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服务，实质上也是一种给付，只不过与传统的财物型给付有所不同而已。 给付型干预是围绕特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或者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而展开的，不是为了企业的个体经济利益而搞扶贫救济、“普渡众生”。应当充分体现平等对待的原则，不得开后门。因而，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止境地向企业输血、企业无休止地向经济行政机关要钱要物的“跑部钱进”现象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进行给付型干预时，既要遵守我国法律规定，也要遵守WTO规则。我国政府目前针对某类企业、某类产品、某类地区、某类产业提供补贴、贷款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有违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反对和限制的补贴专向性原则以及被禁止补贴的规则，急需作出如下调整：要么彻底取消，要么普遍实行。例如，对出口产品或企业特别是先进技术型企业和产品出口型企业所得税和流转环节税的退抵减免、成本或费用补贴、利润减免或返还、折旧或科技费用提取、贷款或购置土地优惠等变相资助，即被《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禁止。又如，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在所得税税率、税收减免、税收返还三个方面对外资企业实行了分地区、有重点、多层次的税收优惠办法，创设了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原则”，既违反WTO规则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也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禁止。再如，近年来我国政府对512户国家重点企业实施了“双保”性质的封闭贷款和一些技术改造贴息贷款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也有悖WTO规则，在我国加入WTO后不宜继续推行。 （四）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权尊重、透明度和司法审查六原则 1.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 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应予尊重。虽然政府与被干预企业之间不平等，但也要贯彻经济行政权主体法定、内容法定与发动程序法定原则。要杜绝违法行政、脱法行政、卖法行政、弄法行政。经济行政权的行使不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规定。民商法和经济法实质上都是对经济行政权的限制。因为行政权力与商事权利都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长。商事权利的应有生存空间被确认、扩大了，行政权力的滥用空间也就相应地缩小了。 不仅具体行政行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时，既要大胆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果敢地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注意避免无谓的名词创新，预防和减少不应有的概念混乱。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术语应尽量与现行法律和基本法学原理中的术语一致起来。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自觉、主动地聘请法学家参与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论证、起草和把关。 2.效率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合法性原则，也要体现效率原则。政府要增强服务和效率意识，自觉树立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市场主体本位意识，从骨子里面剔除轻视企业权利、鄙视商法自治的封建官本位意识。要增强政府的公仆意识，必须十分强调纳税人的主人意识、公民的人权意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误以为“经济法治”是指政府用法律手段（法）治企业、整企业，而不是指依法保护、成全、服务于企业。这种观念急需转变。要破除官气十足的衙门作风，克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怪现象，制止公 文丢失、公文旅行、审批速度过慢、甚至谎称公文丢失、拖着不办、坐等进贡行贿等封建社会旧官场上恶劣伎俩的重演。经济行政机关应当有一部可资遵循的、对办事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的《行政程序法》。依笔者之见，如果经济行政机关超过了法定办事期限，仍然不给予明确答复，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那么，有关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有权推定经济行政机关已经默示地表示同意。此种推定权，应当得到包括办事拖拉机关在内的所有经济行政机关，乃至全社会的尊重。其他经济行政机关不得以该机关没有审批、盖章为由，拒绝为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行政服务。 此外，各部门经济行政权的界定，既要分工明确、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各部门之间由于职能的不当交叉而互相推诿、互相争权；又要互相制衡，避免某一部门的经济行政权过分集中，出现“部门权力垄断”；还要互相衔接，避免出现三不管的问题。 3.公平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公平原则。政府在行使行政权时，应当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政府是企业竞争游戏中的“裁判员”。政府应当站在中庸、公允、超然的立场上，对于所有市场主体都一视同仁，而不得厚此薄彼，随意为某些企业开小灶、开旁门左道。 强调公平原则，也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原因在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社会管理者的法律角色。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投资的主体。专业经济行政机关正是靠在国家所有制的大树上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的设立和经营活动进行层层审批的。经过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不仅国有经济的规模日益扩大，而且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展开，企业的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只能是社会管理者的法律角色，舍此无他。 既然是全社会的管理者和人，政府在行使行政权时，对于所有市场主体当然要平等对待、一碗水端平。政府不得为了增进自己由于私利而偏爱的某些企业的利益，而去剥夺、限制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既不能在投资者所有制性质上有所偏袒，也不能在贫富企业间、大小企业间、内资与外资企业间、本地与外地企业间有所歧视。 为实现经济行政权的公平行使原则，既要注重经济行政的公开化，也要强调经济行政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例如由官员、学者和社会公众代表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制度就应导入经济行政机关的决策体制。不仅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要实行专家委员会制（如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其他重大经济行政行为也要实行专家委员会制，如政府采购的招标评审委员会等。 4.人权尊重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人权尊重原则，实现人道主义行政或仁政。我国历来重视人权问题，已经加入17个国际人权公约，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且正在研究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谈到健全民主制度时，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党的政治报告。现代社会之所以要赋予和保护人权，主要是由于公民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政府滥用权力（包括经济行政权）的威胁。因此，经济行政机关在发动行政权时，必须顾及、尊重公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既包括第一代人权（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第二代人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还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即使行政权的发动符合法定原则，也不能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因此，人权与基本自由也是经济行政行为的最低道德基线。只有同时符合法定原则和人权尊重原则的经济行政行为，才是既合法（legal）又正当（legitimate）的。 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期间，经济行政权与人权发生碰撞、冲突的概率和机会极大。在这种情况下，若二者无法同时兼顾，应当采取人权优于经济行政权的价值取向。经济行政机关对此不可等闲视之。例如，经济行政机关不能以片面强调行政审批手续为由，捣毁没有社会保障和收入来源的老年人摆地摊的个体营业活动。又如，政府无权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之外的其他目的（例如为了帮助港商或外商赚大钱），强迫城市繁华地段的居民搬迁，搬迁后不予及时、充分、有效、妥善的补偿和安置，更是有违人权保护的精神；即使政府强制居民搬迁的各种行政批文一应俱全，也不能逃脱人权法对经济行政权的约束。普通百姓与百万富翁在人格尊严和价值上是平等的。再如，除非情况紧急又合乎法律规定，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得剥夺、妨碍、限制公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 5.透明度原则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泡是最有效的警察。没有监督或监督流于形式的经济行政权必然产生腐败。现在的问题是，经济行政机关的工作和生活往往处于很神秘的状态，离一般纳税人十分遥远。现实经济生活中，有些政府部门制造和虚假统计数字，企业、学者、社会公众向有关部门查询信息经常受到冷遇和刁难，就是有些政府部门之间也是互相保密、甚至有偿提供信息。长此以往，将会严重背离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宗旨。 为确保经济行政权的廉洁、提高经济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借鉴证券法上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建议在全国实施经济行政行为公开化的阳光工程。除确需保守国家秘密的情形，政府都有义务及时、全面、真实地向社会披露。经济行政机关的职责、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和办事期限如何；每月、每周、每天都干了哪些工作；公费吃喝、坐车（包括车辆的种类、档次、价格）和住房情况如何；政府采购和重大投资项目的招标等政府经济行政行为，以及其他与广大纳税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情况，都要形成真实、易懂的文字，并备置于经济行政机关的办公场所。经济行政机关还应当经济采用现代通讯技术，及时全面地通过政府公报、大众传媒和电脑互联网等信息载体以上经济行政信息。 与经济行政机关信息披露义务相对应的，是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所有人民都有权监督经济行政行为。不仅上级行政机关、同级权力机关，而且所有纳税人、企业、大众传媒、社会经济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都对此享有知情权。每位纳税人在办公时间之内，都有权前去查阅，也有权自费复印有关内容。经济行政机关对于这种知情权必须予以尊重，并满腔热情地提供有关方便和条件，如为方便纳税人复印有关内容而购置复印机等。如果纳税人的知情权遭到了经济行政机关的无理拒绝，纳税人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舆论监督成本低、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快而深远。经济行政机关应当满腔热情地鼓励和支持大众传媒对其经济行政行为进行经常而有效的监督。新闻记者是党的喉舌，是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表扬先进、鞭挞丑恶的忠诚卫士。当前，新闻记者在披露违法经济行政行为时，不时受到明目张胆的破坏和干扰。建议参照处理妨害公务的违法行为的有关政策和法律，严厉查处殴打新闻记者、破坏新闻记者采访工作顺利进行的各类违法犯罪案件。另一方面，新闻监督也要依法进行。大众传媒要恪守新闻监督的真实性、客观性、中立性和公正性原则，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要切实加大权力机关的监督力度，克服权力机关在经济法律监督机制中的监督权威虚置现象。政府是由同级权力机关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当然有权对经济行政权的运作行使监督权。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还应定期向国家权力机关述职、接受质询。权力机关还有权对经济组织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这对于制止行政权专横，确保经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妥当性和效益性意义重大。 6.司法审查原则 为确保经济行政权的行使符合法治精神，必须把经济行政行为置于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具体行政行为自不待言，就是抽象行政行为也不能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鉴于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违反法律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造成的损害从广度上和深度上都甚于具体经济行政行为，自由裁量行为也容易逸出法治框架，有必要尽快承认和加强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法院对自由裁量型经济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既需要法院的勇气，更需要法院在公正解释法律和公平原则、综合衡量各种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发挥法院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只承认经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否认法院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无法把经济行政权的行使纳入法律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鉴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为稳妥起见，确定法院管辖权的原则应当是，各级人民法院有权对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也有权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但下级人民法院无权对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政府在行使经济行政权的过程中，拒绝或怠于履行自己所负的法律义务、或者滥用职权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就经济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而言，以其对应的权利主体为准，可分为对国家所负的行政责任和对管理相对人所负的行政责任。其中，对国家所负的行政责任又可分为行政处分与行政处罚。在两类责任并存的时候，从切实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角度来说，追究经济行政机关对管理相对人所负的责任处于更加根本、基础的地位。这也是现代法治社会权利本位思想的必然要求。以行政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为准，对管理相对人所负的行政责任又分为行政侵权责任与行政违约责任。政府违反了其与经济组织订立的经济行政合同应承担行政违约责任。政府就其侵犯经济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承担行政侵权赔偿责任。 政府承担行政侵权赔偿责任的具体行政行为从外延上看，包括：（1）违法实施的行政处罚（如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2）违法对财产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3）执火明杖地乱征收财物、乱摊派费用、乱化缘的行为；（4）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如瞎指挥、非法干预商事活动的行为、侵害企业商誉权、商业秘密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除了法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情形外，如果经济行政机关由于无过错而实施了某一具体行政行为，虽不属于行政侵权行为，不应予以行政赔偿，但仍应予以行政补偿。 企业和经济组织遭受的侵害，既可以体现在财产权方面，也可体现在人格权方面。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目前经济行政机关的行政侵权责任只限于财产权方面，对财产权造成损害又坚持直接损失赔偿原则，拒绝接受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从而把企业遭受的间接利益损失（即期待利益损失）请求权拒之门外。殊不知，间接利益损失和直接损失一样，也是实际损失，把间接利益损失请求权排斥在外，诚属不公，亟待改革。 三、完善企业立法，推动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热潮 （一）抓紧修改公司法 公司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伟大发明之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推动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就得有一部科学、完善的《公司法》。我国《公司法》到2000年7月1日，即将施行8周年。由于我国公司实践起步较晚、公司法理论研究薄弱、起草时间仓促等原因，致使《公司法》存在不少缺陷，修改《公司法》已迫在眉睫。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12月25日作出的《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增设了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放松了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和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允许在证券交易所内部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开辟第二板块市场。这些修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毕竟不是对《公司法》的全面修正。 修改《公司法》应当坚持以下指导思想：既强调保护股东的权利（含自益权与共益权），也强化股东的足额出资义务；既强调公司的营利性，也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既强化公司董事和经理的忠实义务与善管义务，也注重保护他们的创业精神；既尊重股东的投资自由和股东权益，也保护善意第三人和交易安全；既立足于中国国情，也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司法接轨；既扩张公司自治和股东民主的范围，也注重强化登记机关和登记行为的公信力；既要解决好企业进入市场的问题，简化公司设立程序；也要解决好企业退出市场的问题，填补公司解散程序中的立法空缺，如清算人缺位的问题；更要解决好公司治理和投融资中的难点问题。 应当完善的具体制度很多，将其主要者列举如下：（1）进一步丰富股东权的内涵与外延，切实保护好股东权；尤其是规定股东行使代表诉讼提起权的条件和程序，以强化股东对大股东、公司董事和经理的监督与制衡。（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借鉴法国经验，将“双层制”与“单层制”同时作为可供公司章程选择的公司治理机构模式。在“双层制”下，把监事会重新确定为董事会的上位机关，监事会有权任免董事会的成员，以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在“单层制”下，应当全面导入英美法系的独立董事制度；进一步完善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将这两种制度推向雇工规模达到一定数额的所有公司，而不问该公司是国有公司，还是民营公司，是内资公司，还是外资公司。（3）建立健全公司经营者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既要明确公司董事和经理善管义务的折衷性标准，导入经营判断原则，规定董事和经理责任保险制度，也要设计一套面向公司经营者的年薪制度和股票期权制度等激励机制。（4）针对控制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现象，有必要确认控制股东的对小股东所负的诚实义务。（5）有必要把公司社会责任写入立法宗旨或公司目的条款，实现公司目标的营利性与承担社会责任并重。（6）为强化投资者在投资及经营中的欺诈行为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当导入公司法人资格否认理论，明确规定出资不齐、抽逃出资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二）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纳入《公司法》调整轨道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质，就是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的公司化。要尊重《公司法》的权威，把每一个国有企业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轨道，建立明晰的产权结构和廉洁高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为促进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必须严格区分国家参与的行政法律关系与国家参与的民事法律关系（含商事法律关系）。一方面，从国家公权力执掌者的地位出发，强化国家对市场的适度干预职能；另一方面，明确国家作为企业投资者所享有的股东权（包括自益权与共益权）；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对国家股东及其他股东投入的资本和企业财产积累享有神圣的法人所有权。国家行政权、国家股东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三权分离”的模式即股东权模式，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出路。企业只对投资人负责，而不是对政府部门负责，国家原则上不能再直接管理企业。当然，要在实践中彻底划清国家的两种职能和身份还需要一个过程。 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是缺位的。这是一种误解。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很明确，那就是国家。真正处于虚位状态的是国家股权的人，而非国家本身。有鉴于此，国家股权的人必须界定清楚。当前，这一人身份是由政府、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共同承担的。从近期看，要鼓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与行使经济行政权的政府部门脱钩。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是私法人，受破产法的规制，以确保其与其他商事主体间的公平竞争秩序，落实国家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有限责任利益。国家授权投资的部门是公法人，为防止其滥用权力，从长远看不应作为代行国家股权的主体。从长远看，国家财产人应当向商事公司方向发展。 为降低国家投资风险，建议把政府代表国家投资的范围限制到法定范围，例如企业不愿、无力或不适合投资的公用事业领域和少数产业开发领域。为减少国家股权的多环节多层次成本（包括腐败现象），应当严格限制国有独资公司的适用范围，不宜把国有独资公司作 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鉴于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后，国家股在大多数公司中仍将处于大股东的支配地位、国家股东权的机构有可能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也极有可能把传统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弊端传染到现代企业制度中去，国家所持的股份原则上可以界定为在股东大会上没有表决权、但在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分配上享有累计优先权的股份。这样既可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又可充分调动其他股东的积极性；既减少国家股东权的成本，又能避免其他股东和公司经营者侵害国家股东权益，有一举四得之效。 按照股东平等、国家股东权有进有退的原则，应当允许国家股东权依法自由流转。既要稳妥地探索国有股权减持的作价方案，避免国有股减持对证券市场的不必要负面影响，强化投资者信心；也要探索增进国家股东利益的其他新途径，如允许国家股东购买其他公司的股份，等。 （三）落实抓大放小的方针，完善公司集团立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 可以预言，我国加入WTO后，世界级公司巨星、尤其是跨国公司集团将纷纷到中国安营扎寨、占领市场。有必要通过兼并、联合等手段组建一大批以母子公司关系为纽带的、“航空母舰”式的、我国企业按照金字塔形式层层控股的、资本充裕化、经营多角化、管理科学化、品牌民族化、利润理想化的巨型公司集团。搞公司集团，眼睛不必只盯在国有企业上，凡是有实力的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甚至外商投资企业都可以被吸收到国家控股的公司集团里面来。在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参与组建企业集团时，应当获得国家股东机构的批准，而不宜由企业经营者擅自拍板；但国家股东机构在批准时，应当秉持审慎原则，进行充分论证，切忌“拉郎配”、“归大堆”。 相应地，国家应尽快完善公司集团立法。我国现行《公司法》以若干股东设立独家公司的“核心公司家庭”为假定调整对象。当时，立法者尚未预料到公司作为股东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复出资设立孙公司、孙公司又出资设立曾孙公司的“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公司家庭”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从规范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建立公司集团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制度、保护子公司债权人与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方面，实现对母公司利益、子公司债权人利益及小股东利益的均衡保护。从单纯规范单一公司，到同时规范单一公司与公司集团，反映了立法者对公司法律现象的认识规律，体现了现实经济生活对立法的迫切需要。 在完善公司集团立法的同时，为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还要抓紧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因为，包括国有中小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在活跃城乡经济、满足社会多方面需要、吸收劳动力就业、开发新产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运用法律手段，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是一大国际趋势。例如，为改善经营环境，鼓励企业、尤其时中小企业的设立和发展，欧盟（包括其前身欧共体）为协调各成员国的中小企业立法，在欧盟和欧共体层次上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欧共体理事会先是于1986年11月3日通过了《中小企业行动纲领》，又于1988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改善经营环境、采取措施推动欧共体范围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决议》，并于1989年7月28日通过了《欧共体理事会关于改善经营环境、推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决定》。《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宗旨在于：消除妨碍中小企业发展和设立的不合理的行政、金融和法律限制，从制度上保障全社会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市场开拓、筹资融资、贷款担保、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等服务，并着重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同大企业建立密切的协作和伙伴关系，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 （四）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国上市公司的现行治理状况，既暴露出了《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立法瑕疵和不足，也暴露出了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和司法机构在执行《公司法》和《证券法》方面的无能和低效，更暴露出了广大中小投资者在依法护权方面的软弱和无奈。近年来上市公司中的琼民源、红光、银广夏等一系列公司肆无忌惮地编造虚假财务资料、欺骗广大投资者，且有中介机构为其摇旗呐喊的丑闻，一而再、再而三地印证了这一点。 为强化我国上市公司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切实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高公司经营的透明度，确保公司经营者对广大投资者负责，必须推出一系列标本兼治的过硬措施。如严格划分行政权力与股东权利，切实做到政府部门与母公司、上市公司之间的政企分开；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大对上市公司经营层、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等市场主体沆瀣一气，实施内部人交易和其他违法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力度，等等。但完善公司治理的关键，在于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享有实实在在的权利。尤其要明确，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其他广大股东利益，投资者有权对公司经营者、中介机构、机构投资者的违法行为、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含股东个体诉讼、股东代表诉讼、股东集体诉讼），获得民事损害赔偿和救济；投资者有权对证券市场监管者的违法行政行为（含作为与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获得国家赔偿和救济。对于我国广大中小股东对公司的董事、其他经营者和中介机构提起的民事诉讼被一些基层法院无故驳回的错误做法，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已经到了非扭转不可的地步了。在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法官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民事诉讼案件是违法的。例如，《法国民法典》第4条明确规定：“法官借口法律无规定、不明确或者不完备而拒绝审判者，以拒绝审判罪追诉之”。我国未来的《民法典》或者现行的《法官法》、《法院组织法》都应当采取这一立法态度。法院更不得以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现有的法院立案案由而拒绝受理案件。至于公司经营者和中介机构的违法行为已被追究行政法律责任，不应成为法院拒绝受理以被处罚者为被告的民事诉讼案件的理由。须知，要把投资者权益保护运动全面推入21世纪，必须综合运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大克星。其中，民事责任在法律责任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对于实施欺诈行为、侵害投资者权利的管理人、托管人和其他投资基金当事人，应当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经验，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三大法律责任在许多具体情况下，是同时适用、并行不悖的。所谓“罚了不赔、赔了不罚”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补偿、制裁和教育这三大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达国家有“经济警察”之美誉的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是否具有较强的公信力、独立性和公正性，直接关系到我国加入WTO后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兴衰成败。因此，应当完善相关立法，以强化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实现中介机构执业标准与国际惯例接轨。涉及对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应当具有明确的表述。例如，《证券法》的第161条规定，出具虚假报告的中介机构“应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但是，究竟何为“负有责任的部分”，这种表述就显得非常模糊。完善上述中介机构立法势在必行。 （五）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与公司立法的并轨，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 我国从1979年以来陆续制定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在《公司法》出台之前，我国已经颁布了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外资 企业法》。而这些外商投资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与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就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的情形不少。 这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于吸引和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立法技术上和实体内容看，还存在着不少缺陷。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已经不再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例如，根据其中在《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将外方投资者界定为“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而对中方投资者的界定中却没有“个人”。显然，这对中国的个人投资者不公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界定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公司不必设立股东会和监事会。而国内投资主体办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应当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三套组织机构。例如，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外商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绝对审批制，一律报经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批准；而根据《公司法》第8条规定，国内股东要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登记制为主、审批制为辅的原则。 鉴于现行外商投资企业立法的某些特别规定，不仅不合乎国际通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大大落后于我国现行的公司立法，为鼓励外商投资，应当尽快废止现已落后的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与《公司法》的并轨。凡是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组织机构、股东权、合并、分立、破产、解散、清算和财务、会计等事项的，都应与内商投资的公司一体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轨道，立法者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就这些内容作出与《公司法》相重叠、相抵触的规定。不必要的立法内容的重叠，是立法技术粗糙的集中表现，是各国立法者最忌讳的败笔之处。而不必要的立法内容的抵触，则直接违反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平等原则，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应当采纳的国民待遇原则更是背道而驰。在合同法领域，1999年新《合同法》的出台标志者涉外经济合同法、经济合同法与技术合同法的三足鼎立局面的结束，也标志者中国与外国的法人、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在合同领域已经确立了平等原则。既然在行为法和债法领域能贯彻中外平等的原则，在组织法和公司法领域也不应存在例。 至于不采取法人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当然不能适用《公司法》。但可以分别纳入《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作社法》的调整范畴。当然，针对外商投资的特殊性，立法者可以考虑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法》。但是，该法不是商法中的组织法，不是公司法的特别法，而属于经济法中的促成型干预法，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主要规制允许、限制、鼓励、禁止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以及政府鼓励外商投资的经济杠杆。 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修改之前，应当明确《公司法》与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之间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也就是说，《公司法》与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就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优先适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公司法》就某一事项没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此有规定时，应当适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公司法》就某一事项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此无规定时，应当适用适用《公司法》；《公司法》与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就同一事项均无规定时，应当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如资本多数决定原则、股东平等原则）和公司法理。法院和仲裁机构裁决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纠纷时，也应当根据上述精神确定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 四、我国“入世”后消费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前瞻 我国广大消费者将是我国“入世”后的最大受益者。由于我国“入世”后要进一步削减关税，逐步取消一些非关税壁垒，来自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将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市场。届时，我国的买方市场将更加不可逆转地形成和发育，我国消费者将会需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外国进口日常家电等耐用消费者品的价格将会进一步下调。除了商品之外，外国高质量的金融、保险、旅游、娱乐、电信等服务也将纷纷登场，供我国消费者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国内的生产者、销售者和经营者也将在外国同行的竞争压力面前，被迫开发和采用高新技术，进一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降低商品和服务价格，从而对消费者提高更多的便利和实惠。我国不少国有企业（如电信、金融、保险、商业批发等企业）曾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即使消费者对其服务不满意，也只得忍气吞声。但外国竞争者的进入，将会从根本上杜绝这一问题。因为，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或者“用钞票投票”，冷落那些官商作风沿袭多年的企业。 不断涌来的外国商品、服务和外国商家，既意味着消费者可以更自由地“用脚投票”或者“用钞票投票”，也意味着消费者会面临更多的诱惑和陷阱。因此，在中国大幅降低外国货进入中国市场门槛的同时，应当切实提高我国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水准。这就需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立法，加大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力度，强化商家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例如，《消法》中虽然规定了“经营者有警示义务”，但对国外商品的说明是否必须使用汉语，则语焉不详，需要进一步细化。以下仅对我国入世后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前瞻问题作一初探。 （一）消费者权利和商家义务将会进一步扩张 消费者权利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束权利。以其内容为准，消费者权利可分为自益权与共益权，前者指消费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如公平交易权；后者指消费者为维护广大消费者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如监督权。以其行使人数为准，消费者权利可分为个体性权利（单个消费者即可行使的权利，如多项消费者权利）与集体性权利（数个消费者共同行使的权利，如结社权）。可分为以其产生依据为准，消费者权利可分为法定权利（法律赋予的权利）与约定权利（商家与消费者约定的权利，即合同权利）。以其保护的法律依据为准，法定权利又可分为《消法》确认的权利与其他法律（如宪法、民法通则）确认的权利。《消法》列举了消费者的九大权利（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含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结社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监督权）。除了这些权利之外，消费者还享有其他法律赋予的一系列权利，如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游行示威权、言论自由等。随着我国入世和法治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消费者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含联合抵制特定商品的自由）将会越来越多。 与消费者权利对应的商家义务也将日趋缜密。商家所负的法定义务绝不限于《消法》第16条至第25条规定的十项法定义务。其他法律也有许多条款扩张了商家的法律义务，从而强化了消费者权利。诸如《合同法》规定了商家对消费者所负的先合同义务、缔约过错责任、合同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格式合同条款、商家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竞合时消费者的选择权、合同解释规则等，即属此类。 除了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商业伦理意义上的商家义务，也会获得进一步重视与强化。有良心的商家可以在法定义务的门槛之上，向消费者承诺履行更高层次的义务。例如，虽然《消法》第45条规定商家对国家规定或者约定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在保修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商家可以更加慷慨地承诺：只要保修期内一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即负责更换或者退货，也可以承诺无理由退货。 为确保消费者权利的兑现和商家义务的履行，消费者将享有更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例如，《合同法》对商家违约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从而为违约商家赔偿消费者遭受的原始实际损失（含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以及二次实际损失（即投诉成本，含支出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害）铺平了法律道路。又如，为维护消费者的人格尊严，人民法院应当以实现法律的补偿、制裁和教育功能，尊重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价值取向，公正审理消费者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维护消费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精神损害赔偿很难由立法者确定一个固定的数额，应当赋予人民法院必要 的自由裁量权，以便在具体个案中找到相对公平的赔偿标准。但是，这一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必须慎之又慎。再如，在仲裁与诉讼程序上，对于技术含量高、消费者消费知识匮乏、或者争议事实发生在商家的经营场所之内的消费争议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以解决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不仅消费者权利的内容将会日益丰富，而且消费者权利的保护的主体也会进一步扩大。例如，电信、互联网、金融、保险、法律、医疗、交通、娱乐、旅游、购房装饰装修等新兴领域的消费者群体将会日益壮大。 （二）进一步完善消费者保护立法，抓紧清理、废止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立法文件 消费者法绝不局限于《消法》一部法律，而是一个由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构成的、成龙配套的法律体系。例如，《民法通则》中有关消费者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合同法》有关消费者合同的订立和履行的规定，《产品质量法》有关商家产品质量责任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商家竞争规则的规定，《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与《个人独资企业法》有关商家投资者责任的规定，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息息相关。 保护消费者权利绝非《消法》一部法律所追求的立法宗旨，而是我国整体市场经济立法的宗旨之一。凡是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都应接受该宗旨和原则的约束和指引，不得与之相冲突。建议立法机关尽快对现有法律中确认和纵容垄断企业不当利益的条款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该废止的，坚决废止。例如，随着我国“入世”步伐的不断加快，除了公有制医院，非公有制医院、外商投资医院（包括外商独资医院、中外合资医院）、乃至于外国医院将会进入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可以预言，未来的医疗事故纠纷将逐渐增多。为理顺医患关系，有必要废止过时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将医疗事故纠纷导入《消法》、《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调整轨道。 （三）正确理解普通法与特别法的相互关系，适用对保护消费者有利的法律规范 在实践中，在适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时，存在普通法与特别法的相互关系问题。但一般法和特别法是相对的。例如，相对于《民法通则》而言，《消法》是特别法；相对于《消法》而言，涉及特定消费领域的行业管理法是特别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在适用上是特别法优先适用，一般法补充适用的关系。 在立法机关废止有关法律（尤其是行业管理法）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条款之前，人民法院、仲裁机构、调解机构可否仅适用这些条款，而拒绝适用作为一般法的《消法》、《民法通则》或者《合同法》呢？例如，有人将《邮政法》有关邮局投递延误免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视为特别法规定，从而排除适用一般法有关违约责任的规定。该观点颇值商榷。 一部法律（包括民法通则、消法以及行业管理法）中既有民事法律规范，也有行政法律规范，有时还有刑事法律规范。因此，《民法通则》有关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属于民事法律规范，《邮政法》有关邮局投递延误免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也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虽然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理，《邮政法》的规定理应优先于《民法通则》适用。但是，不管是普通民事法律规范，还是特别民事法律规范，都是民事法律规范，都要遵循公平、诚实信用原则。违反该原则的民事法律规范，不应予以适用。易言之，《邮政法》有关邮局投递延误免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固然不应予以适用，但原因不在于该规定不是民事法律规范，而在于该民事法律规范违反了民法和消法的基本原则（如公平原则、平等原则、自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不应予以适用。当然，从根本上说，立法机关应当追根溯源，尽早废除《邮政法》中的不公平的特别民事法律规范。对于涉及其他垄断性行业的法律规定，也应采取这一态度。 （四）强化商家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现代公司法中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权尤其是社会权，也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经济力量及其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人权中的社会权，尤其是消费者权利紧密相连。 商家对消费者所负的社会责任，既包括商法意义上的社会责任，也包括商业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商法为商家设定的社会责任是有限的，而商业伦理为商家设定的社会责任则是无限的。 聪明的商家不仅应当成为守法经营的模范，而且应当成为诚实敦厚的儒商。缺乏商业道德、不诚实守信的商家，即使算得上合法商家，也必将为广大消费者所唾弃。商家应当把增进消费者利益视为公司的经营目标和行为指南之一，而非赚钱的手段。当消费者利益与股东利益发生冲突时，商家应当尽力兼顾二者利益；如果二者实在无法兼顾，消费者利益应当优先考虑。实际上，商家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既是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也是商家占领市场份额、赚取利润的远期经营方略之一。商家在激烈竞争中获胜的唯一法宝就是尊重消费者的权益，及时对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价值和目标作出反映，及时按照消费者需求调整自己的经营思路和市场营销战略，注重在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的同时，尽可能地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实惠、便利和承诺。因此，《公司法》应当调整董事只对公司和股东利益负责的传统立法态度，授权董事在作出公司经营决策时适当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商家应当制定并公布充分尊重消费者利益的、系统全面的《消费者政策》。 为强化商家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还应积极探索消费者代表参与公司董事会的新路子。具体说来，鼓励与保护消费者代表步入公司决策层，并赋予其全方位的知情权、与股东董事、职工董事一道就公司的经营战略、投资计划、产品开发、产品质量检验等重大问题参与表决的决策权、就涉及消费者切身利益的问题行使的否决权等积极、有效的权利。目前，许多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积极推行独立董事制度试点。独立董事中应当有适量的消费者利益代表。当然，消费者董事必须来自消费者，由消费者所选，并为消费者服务，不能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公司所收买，不能与制假卖假的奸商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助纣为虐。因此，消费者董事应当具有很高的素质，既要有德，始终不渝地把消费者利益的维护放在自己的心坎上；还要有能，通晓公司的经营管理，熟悉公司生产或经营的商品的有关知识，尤其是该商品对消费者切身利益的影响，从而做到耳聪目明，不为奸商的巧言令色和表面文章所欺骗，更有效率地在产品和服务投入市场之前为广大消费者站好岗、放好哨。为确保消费者董事的廉洁与效率，立法中还要规定消费者董事对广大消费者的定期社会报告义务，这种报告要在新闻媒介上公开。 为鼓励商家善待消费者，立法者应当要求商家导入社会公开法律机制，把消费者等利害关系人与股东和债权人一道纳入社会公开机制的保护伞下面，并把信息公开披露的内容由传统的财务性公开，扩大到包括财务性公开和社会性公开在内的广泛内容。消费者协会还应组织商家制定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建立商家社会信用评级制度，帮助消费者行使购物的投票权。 （五）建立快速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法律机制 1.小额消费纠纷应当引起全社会重视 在小额消费纠纷中消费者与财大气粗、深谙商品和服务知识的商家相比，往往处于弱者地位。例如，消费者在投诉和起诉中支出的费用都是由自己预付的，而商家的诉讼费用却可以打入经营成本；消费者为了讨回“小额的公道”，有可能影响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商家却可以从容地委托律师和雇员与消费者展开拉锯战和持久战。消费者的弱者地位，恰恰说明了妥善处理小额消费纠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丘建东和高河垣等为赢得小额官司而提起的诉讼被社会褒奖为公益诉讼。 一种观点认为，小额消费纠纷案件的诉讼成本过高，主张消费者应当忍让。此说动摇了有关机构受理小额消费纠纷的积极性，而且削弱了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助长了商家的侥幸投机心理。实践证明，公正而及时地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有利于补偿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制裁商家的不法、不道德行为，警醒其他商家好自为之，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感和自信感，刺激消费需求，拉动市场内需。 2.鼓励商家与消费者通过友好协商化解纠纷 一旦发生小额消费纠纷，消费者和商家应当首先选择友好协商的方式化解矛盾。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对于消费者来说省时、省力、省钱，对于经营者来说有利于保持自己对消费者负责的良好形象，避免伤害消费者的感情，有利于延续和巩固过去形成的客户关系。许多商家设立了专门机构，受理消费者的小额投诉，取得了一定效果。对商家而言，为取得友好协商的成功，有必要保持应有的风度和姿态，切忌纠缠于细枝末节。 3.进一步提高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的成功率 商家与消费者在通过协商解决纠纷时，往往偏执于一端之理，很难听进对方当事人的不同意见，致使协商很容易搁浅。而由消费者协会出面以调解方式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省去了消费者与商家因为参加仲裁与诉讼所要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也不伤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感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也可根据消费者的请求，主持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调解。但由于调解机制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之上，且调解机构的人员编制、调查手段有限，更无强制执行手段，致使大量小额消费纠纷无法通过调解解决。 4.加快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 诉讼克服了协商与调解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久商不决、久调不决的缺点，有利于及时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使双方早日投入到各自的工作、生活和经营活动中去。各级法院理应扭转“抓大放小”的错误观念，对小额消费纠纷案件采取积极的态度，及时、公正地受理和审结各类小额消费纠纷案件。 一些地方人民法院积极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审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例如，黑龙江省绥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目前已设立73个保护消费者权益合议庭，并吸收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代表担任陪审员；湖南省常德市也先后在全市9个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庭。鉴于小额消费纠纷案件量大面广，关系到千家万户，有必要在全国推广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专门审判机构试点工作。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小额消费纠纷案件的特殊性、以及运用传统的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小额消费纠纷的障碍，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人民法院在审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中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处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有法律依据。根据《消法》第30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起诉讼。这里的“采取措施”当然包括设立小额消费纠纷审判机构在内。 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处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一般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在立案、审理、判决和执行诸环节充分体现简便、快捷的原则，重点解决立案难、执行难的问题。为避免消费者遭受旷日持久的讼累，人民法院应当尽量引导消费者与商家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从长远看，小额消费诉讼应当由目前的简易程序跨入特别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另外，《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集团诉讼登记制度也可适用于小额消费诉讼，从而方便广大消费者在其他消费者起诉时搭便车。 5.尽快打通消费纠纷的仲裁途径 同诉讼相比，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原则，具有省时、省钱、省事的简易性特点，能够充分体现消费者与商家的意思自治。但各地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商事纠纷较多，而对面大量广的小额消费纠纷无暇顾及。尽快打通消费纠纷的仲裁途径，既是完善仲裁制度的需要，也是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浙江、辽宁、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消费者协会与仲裁委员会共同努力，设立以消费者协会为依托的仲裁委员会分支机构，专门受理消费纠纷，尤其是小额消费纠纷案件，收到消费者与商家好评。该类分支机构的仲裁员多由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人员担任。 如果目前的仲裁机构无力受理大量消费争议，又不同意下设消费争议仲裁分支机构，可否设立具备法人资格的消费争议仲裁委员会呢？回答是肯定的。根据《仲裁法》第10条之规定，仲裁委员会由符合法定条件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这里的“统一”二字，含有反对滥设仲裁机构之意，但在措辞上有别于“唯一”。设立消费争议仲裁机构，要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扎实试点，稳步推进，切忌一哄而上。仲裁机构制定仲裁规则时应当充分考虑小额消费争议仲裁的特点，拟定好简易程序规则。 为推动更多的消费争议案件进入仲裁程序，各级消费者协会应当鼓励商家自愿向消费者承诺将其未来可能发生的消费者争议提交特定仲裁机构。这种承诺，一旦被消费者接受，就构成了仲裁协议，消费者就可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而无需再与商家另订仲裁协议。商家是否愿意作出这一承诺，是衡量一个商家是否具备诚信资格的重要指标。一旦商家作出承诺，除了仲裁协议和选择仲裁的承诺，商家在保修卡、产品说明书等文件中所作的仲裁条款对商家也具有约束力，应予鼓励。 处理消费争议的仲裁员应当符合法定任职条件，具有良好法律知识修养和过硬的职业道德素质，不断改进开庭审理艺术。为早日化解消费争议，加速市场经济流转，还应鼓励商家与消费者之间调解结案。 6.处理协商未果的小额消费纠纷需要配套法律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需要一系列配套机制的支撑。例如，为应对消费者无力聘请律师的问题，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法律援助制度，设立小额消费诉讼基金；消费者协会依据《消法》第32条和《民事诉讼法》第15条之规定，有权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包括担任消费者的诉讼人）；等等。 要建立健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督体系，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检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国家公权力的监督，消费者、商家等市场主体的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社会团体（消协、行业协会）等社会权力的监督。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握有国家赋予的行政监管权限、行政处罚权和裁判权，要坚决强调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杜绝执法与司法中的腐败与专横。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下对学生德育工作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广阔的开放市场，这种大环境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活跃了学生的思想，使其看到自己未来事业的前景。但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会在学生的价值取向上发生作用，因此在思想品德教育的策略方法上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定位，以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 一、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对德育的负面影响 首先表现在外向型经济对学生的思想影响。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外向型的“三资”企业，中西方文化混融，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使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开始悄悄侵蚀学生的灵魂。涉外企业中的外方管理方法、手段及思想意识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渗透，一些学生盲目崇洋。收入待遇等因素使一些毕业生将外企作为择业的热点目标，国营企业即使有正式录用名额也不受他们青睐，祖国意识在一些学生的心目中渐渐淡化。其次是市场经济与学生价值观念的转变。由于部分学生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不足，界线划不清，不能全面理解其共性、特性和作用，以及积极主流与消极支流的关系，致使认识上出现误区，价值观念发生扭曲。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则，一些学生错误地将其视为思想行为的准则，导致了做事讲价钱，付出要索取，把自己的行为用“等价交换”来衡量。在为社会付出的价值观上具有浓厚的“务实性”，在利他的同时首先要利己，更有甚者表现出只顾自己的方便和利益，而不顾他人和社会公德，认为生活的真谛就是享受。无私奉献已不再成为人的价值范畴，造成理想境界的空虚。第三是劳动力市场及用人制度的变化，提出了新的人才质量要求。 企业之间的人才竞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为企业输送人才的院校在培养人才上向质量要效益，应培养出觉悟高、能力强、懂理论、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企业为适应商战竞争，还突出表现在管理制度、管理手段上的变化，强调制度的执行与制裁要奖罚分明。培养人才与工厂生产的产品一样，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培养的人才类型、规格、特点、素质及管理手段，必须与人才市场的需求、管理制度相吻合；否则，我们的毕业生将会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失去竞争力，甚至失去人才市常第四是市场经济给思想品德教育带来的困难。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社会观念的变化，知识的更新，信息的接受，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来说几乎是同步的。 就学生而言，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及接受新事物的速度远比在校门内的教师要广、要快得多。因此，教育者往往不能提前把握社会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当学生身上已反映出一定的思想问题时，教师才被动地去进行教育，这给德育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使教师的说教显得软弱无力，针对性不强，更谈不上“及时”甚至“超前”了，造成对在校生思想品德教育滞后的局面。 二、对在校生进行德育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育工作的思路应是： （一）突出爱国主义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院校德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时，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加强对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引导德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悟”性，使其认识到如何做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学校的德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进行人生观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明白人活着为什么，怎样生活和做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理想教育，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从而激发出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做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做为为社会输送人才的高等院校，在德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加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是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德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 总之，新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德育管理制度和手段要与企业管理相衔接学校的德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工程，德育必须把参照系由封闭的院校教育转向人才市场和企业要求上来，这一转变要求学校在德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方法上都随之进行相应的转变，使之与企业的要求相衔接。如若不然，学生在校接受的是一套管理方法，到企业后是另一套，这将增加学生的不适应性，减低学生在社会上的竞争力。 为此，必须做到： 1、在日常行为规范上要与相应的企业要求衔接，把企业要求职工的行为规范，作为学校培养学 生日常行为的部分规范要求，同时要设置专业环境，在环境中训练学生的日常行为。 2、德育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要与企业管理相适应。一位饭店的总经理说：“你们学生不及格还有补考机会，而在企业做错了一件事就难以挽回”。因此，在校的德育管理要与企业要求吻合。首先，应突出制度化管理，将规章制度熟知熟记，严格按制度办事，奖罚分明；其次，是在制度的执行上不能沿用“事不过三”、“下不为例”等旧的教育方法，制度不容违犯，否则就要受到处罚；第三，要适当减少耐心说服的思想教育过程，加强针对性和时效性，培养学生自律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否则就不能适应企业化管理的环境。 3、使学生进入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创造条件使他们参加各种形式的供需见面会。在平时的学习、社会工作及各项评比和比赛中为他们设计竞争舞台，创造优胜劣汰的竞争氛围，以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达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共同的目标导向下，进行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德育的针对性。 4、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市场经济活跃，人才竞争激烈，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能否承受竞争机制冲击的淘汰和排挤？能否经受挫折的考验？实践证明，学习好的学生不一定能在社会中经受住挫折和胜利的考验，这就要求德育应把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放到首位。新时期的素质教育包括：道德品质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和心理健康素质。教师应成为学生的“保健医”，把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作为培养新时期人才的着眼点，使学生增进心理环境的内稳性和肌体对环境的有效适应性，以积极主动、平衡灵活、正确理智的心理状态去适应和协调社会环境，成为竞争中的强者。这首先要培养学生对竞争的心理适应力。在校期间应为学生设计竞争的舞台和竞争的环境，训练学生对竞争的适应力。教师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心理诱导，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优势，积极参与竞争。其次是培养学生的预见性。做好上岗前的心理准备，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了解人才市场情况，理论联系实际，交给学生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塑造出身体健康、道德健康、心理健康的人，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健康成长。 5、加强信息反馈和教师的理论培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能否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应注意以下两点：（1）加强社会信息反溃经常了解社会思想动态，推断哪些社会事务可对学生产生影响，使教育走在学生思想意识形成之前。经常了解企业管理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扩充学生的应变能力。（2）要经常对教师进行社会主义德育理论的培训。加强班主任（辅导员）工作，建设一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队伍，深入到学生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和需求。尤其是在社会变革的每次微小变化前，首先对教师进行理论指导，使教师具备指导学生的理论准备，注意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不断更新观念，紧握教育的主动权，使教育具有超前性。 针对学生中出现的问题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增强德育工作实效性的有力保障。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重在实践的探索和理论上的总结。北京旅游学院管理系在德育上推出的“三自教育”、“学生行为守则”及参与各项活动的“严、细、活、竞、创”的五字要求和“教师形象”的讨论，正是在市场经济下对学生进行德育的思考、探索和实践，相信在全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浅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基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论文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为我们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道路、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前进的动力。报告中指出,青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和可靠接班人,党和国家要时刻关注青年,关心、爱护青年,加强对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当代大学生是青年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对我们高校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然而现实中,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却不尽人意,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分析现状、思考对策,全面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思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随着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加速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主要表现在: 1.理想信念教育有待加强 大学生的“三观”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信仰不坚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信心不够。功利主义思想严重,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现象还存在于许多大学生中间。 2.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够 大学生当中有些同学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知半解,甚至不知道,更谈不上理解、运用。主要表现为:却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人生态度,追求至诚至善的人生境界。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在大学生群体中体现的也不是那么突出,死板、教条,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现象越来越严重,缺乏团结、协作的精神和创新能力。 3.法制观念淡薄,道德教育有待加强 现在的大学生缺乏民主法制方面的教育和学习,不知法、不懂法、不守法,冲动不考虑后果。特别是网络犯罪,大学生深受其害。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集体主义、民族精神等方面的教育令人担忧,形势严峻,需要正面引导,加大教育力度。 4.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还存在着课程设置不合理,跟不上大学生发展的需要,讲课方式过于陈旧、简单,互动式、实践式的内容太少,学校还没有建立科学有效的工作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形成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等,这些现状也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想政治教育。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课题,任重而道远,而且随时都要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不断分析,理清思路,加强思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全方位、全面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1.加强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高校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以党的十八大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和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特别是党面对新形势下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教育当代大学生,使其树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坚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教育引导大学生要对前途、未来充满信心,要对党和国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小康社会充满信心,要对党和国家在处理国内国际事务、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充满信心。教育大学生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刻苦学习,自强不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不急躁,不烦躁,不浮躁,脚踏实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 2.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力度 作为高校和教育工作者,必须根据社会需要和学生需求,建立切实可行的课程内容,发挥思想政治课和哲学社会课的主渠道作用,完善、充实两课的教学内容,加大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学时,充分利用多媒体、影视资料、社会实践、时事政策报告会等教学方式和方法,调动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主动性。 (1)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导作用 国家和高校应建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工作体制和保障措施。进一步加强对高校政工干部、党团干部、辅导员、班主任的培训力度,改善知识结构,丰富理论内容,提高专业水平和 综合素质。对于年轻的思政老师,要给与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上升空间,保证他们能够全力以赴,创造性的开展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 (2)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 大学生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的工作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关心、爱护、尊重学生,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需。特别是对家庭困难、父母离异、性格内向的学生,我们要倍加关爱,帮助学生切实解决困难,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使其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尊重学生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动性的发挥,给他们以平等自由参与的机会,引导大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开展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辩论、演讲、情景模拟等活动;利用课余和寒暑假让大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与实践,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与义务劳动,参与校内外的志愿者活动,参与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参加系、班级组织的各项主题活动等,促使大学生主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从而有效地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3.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要想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大学生与个人、学校、社会和谐发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整合校内外各类资源,发挥校园文化的载体作用。以高雅的校园文化营造大学生成长的良好氛围;要努力营造理想的校园物质文化环境和严谨、合理、可行的高校制度文化;利用校园网络、电视、广播、手机、橱窗、展览室、图书馆等传播平台,把思想政治建设内容有机融入其中。 4.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们要教育、引导大学生调整好心态,有心理障碍及时进行自我调试和心理疏导。建立心理契约,培养大学生坚忍不拔的性格,使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到每个大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未来。我们必须多动脑筋、多想办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和道德意识,使大学生全面、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浅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法治理念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启示 论文摘要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如何变革传统观念和教育方式以适应时展的问题。本文指出法治理念中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秩序和效率等理念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创新和实践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 法治理念 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 一、法治理念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法治理念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被提出,其内涵丰富而深刻。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调控方式,法治与人治相对,法治选择法律作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主要手段,并将法律作为最高的权威,至高无上。法治不仅指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还包含了一切依法办事、法律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威性。 法治理念即指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所内涵的精神要素,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和合法性的完美结合” 。先进的法治理念是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管理社会、服务人民的行动指南,是社会组织和人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思想基础,本质上看是一种制度性安排。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按照国家和社会的要求,将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对大学生施加影响,使其形成符合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的思想品德、人格品行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强调宣传教育、感化和道德自觉,是一种软控制。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借鉴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基础 法治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作为不同的调控手段,法治具有强制性,是一种硬控制;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靠说服教育,是一种软调节。第二,法治通过对人们的行为规范进行详细规定、对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进行惩罚来提高大家遵守社会规范的自觉性;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宣传、讲解、感化等方式对人们进行思想品德的教育;第三,法治强调人们外部行为的合法性,不对人们的思想进行规定,要求多为底线的道德,而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人们遵守底线道德的前提下,追求高尚的思想品德和情操。第四,调控方式的特点不同,法治调控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权威性,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随意性。所以,法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促使两者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法治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调控社会关系的方式,两者在功能和目的上具有一致性,既都是通过对社会群体施加影响,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法治是以人的尊严、自由和人的权利为价值依托和最终归属,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对人们的终极关怀而实现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说明法治文明中的人文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即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说,法治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高度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决定了两者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借鉴法治理念的现实意义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16号文件以来,如何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借鉴先进的法治理念,进行自身方式、方法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问题是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扰之一,如何通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理念、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创新,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挑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借鉴法治理念进行创新,有利于提高其实效性。将法治的自由、独立、平等、权利、民主等理念贯穿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关爱大学生的身心发展,铸造亲切、和谐的高校氛围,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化和外化的效果;将法治程序至上、制度理念渗透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摒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些许务虚性,充分保障大学生和教师的切身利益,通过制度规定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性和系统性,从而提高其实效性。 第二,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是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适应时展、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借鉴实践经验,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法治与现代化相伴相随,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治倾向严重,这就加大了其随意性和盲目性。而法治理念的借鉴,会减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经验主义,用科学的理念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与时俱进,从而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 第三,有利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多为90后,他们思想独立,追求自由和平等,追求自身权益和个体价值。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灌输和宣讲,理论知识表达生硬,过多强调思想和道德素质的教化,远离大学生实际,忽视大学的个性表达,对大学生独立精神、创新意识和情感、意志等人文素养的培育较少。法治理念的借鉴,不仅有利于大学生的民主、平等、法治观念的培养,更有利于正直、独立品格的养成,促进其成长成才。 三、法治理念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独立、自由的法治理念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首先,尊重大学生的个体价值,促进全面发展。大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促进其全面发展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总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所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第一,坚持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在个性彰显的时代,大学生注重追求自我价值,同时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善于激发大学生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联接点,鼓励其追求自身价值的同时促进社会价值的实现。第二,尊重大学生个体差异,促进多样 化发展。由于大学生的性格、兴趣爱好、成长环境、受教育背景存在差异,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者在进行教育活动时,要因人而异,设置多元化发展目标,为他们的生活、学习乃至人生发展提供积极的引导和帮助。 其次,贯彻人本观念,加强人文关怀。以人为本,就是说以大学生为本,这里强调的是以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不仅满足当前发展需要,更着眼于大学生的未来长期发展。以人为本首先是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也容易产生各种困惑,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把握机会,从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出发,增强互信,进而上升到思想问题,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和人格素养。加强人文关怀,培育人文精神,我们要摈弃重视智育,轻视德育,重知识传授的教育,加强情感、意志、生命健康教育,促进大学生的人格完善和个性全面发展。 (二)民主、平等的法治理念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首先,坚持民主,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是构成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基础要素,也是学生个性发展最高境界的表现,是素质教育的核心与灵魂。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常常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大学生视为一种主客体的关系,限制了大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民主理念下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是一种新型的主体间性关系。主体间性主张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都发挥主体作用,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通过平等交往和对话达成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共识,从空洞、刻板、静态的理论世界走向丰富、鲜活、开放的生活世界中来,培养具有丰富内心世界、鼓励人格尊严和巨大生命潜能的活生生的大学生。 其次,坚持平等理念,管理中树立服务育人的观念。在平等法治理念下,我们应该树立服务育人的理念。从端正态度、提高服务意识出发,进而改善工作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大学生作为校园的主体,高校管理者要真正实现管理的真谛,就要树立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思想,尊重学生权益,满足学生需求,在服务中实现自身管理的职责,在管理中促进大学生的成才和成才。 (三)秩序、效率的法治理念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首先,加强制度建设,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性。思想政治教育带有浓厚的人治倾向,虽然近几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化建设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社会道德冷漠、道德滑坡现象严重,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带来严重冲击,也将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尴尬无力的境地。第一,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立法,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法规,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依法进行,减少随意性和盲目性,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稳定的法制环境。第二,程序公正,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法治化。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管理的法治化一方面打造良好、公正的管理秩序,另一方面在民主、平等、人权的管理理念下,保护大学生的权益,保护意识自由,促进全面发展。 其次,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提高其效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难以将其实际效果量化,但并不是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效率问题。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率不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却没有相应的效果。因此,我们应该优化教育机制,首先,优化内部机制。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第二,优化动力机制。建立健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激励思想政治教育者用心工作,真正维护好、发展好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切身利益,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增强其工作的内在动力。 四、结语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是一个复杂、循序渐进的过程,借鉴法治理念只是一个尝试,而不是全部的取而代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借鉴法治理念只是观念上的更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提升大学生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行,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践活动,其意识形态性不可替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大学生,是大学生的思想,而思想是不能用法律来限制和约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化和引导是坚决不能弱化的。对于自由、民主、平等、独立、秩序等理念的借鉴,也不是无原则的照搬,借鉴的目的,是通过现代化理念的渗透和引导,改变一些落后的、粗糙的教育方式,促进教育方式、手段的更新,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与时俱进,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服务。 浅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浅析大众传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摘　要：大众传媒正以其强大的力量渗入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大众传媒对大学生 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此形势下，积极研究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 革创新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大众传媒; 思想政治教育 大众传媒是一个由符号构筑的话语体系，是一种特殊的文本系统，通过文字、图像、声 音、故事情节等传递话语主体的价值观、情感、反思和意向。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 为大学生获取信息和社会生存资源的重要途径，它的主要载体是报纸、电视、电影、杂志和 互联网。大众传媒是一种话语权威，它始终处在主导地位，从言说权力的角度看，它是施予 者，受众尽管千差万别，但都只能是受动者，虽然手握遥控器或鼠标可以部分拥有选择权， 总体而言，单向接受传媒符号体系的传递是受众们唯一的选择。因此，在传媒网络体系覆盖 下展开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大众传媒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 一、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物质条件，达到及时、省力的 效果。首先是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以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比较单一，具有明显的事后 效益。大众传媒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其时效性，尤其是互联网络 的发展，使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大学生具有了平等的参与权。由于大众传媒受众多、传播快、 覆盖面广，而且自然、亲切、轻松，没有强制性，加之手段多样、形式灵活，因而在大学生 中的感召力、影响力、渗透力十分强大。大学生通过网络，随时可以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 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事。这种迅速、及时、准确的传播方式，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者及 时调整教育内容和方式，传播健康、科学、正确的思想政治信息，加强网络空间的正确舆论 导向，达到更佳的教育效果。其次是教育信息内容的广泛性。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络 ，大学生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第三是教育活动的替代性。随着大众传媒尤其是计算 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其对大学生思想教育具有强大的替代功能。现在，网络传播被视为继 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不久的将来，也必然会成为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阵地之 一。第四是教育方式的多样性。大众传媒的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形 式，如声音、文字、图像、文娱节目、现场采访、现场参与等。大众传媒具有声色俱全、图 文并茂、声情融会等特点，实现了多种感觉形式并用，可以增加信息的获取量，为人们提供 真实的表现效果，感染力极强。使大学生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教育教学中，思想得到升华 ，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 二、大众传媒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大众传媒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单调、陈旧的缺陷，它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较多素材和信息。大众 传媒可以撇开一时一事的特殊意志和宗旨，追求一种团体精神，可以无条件地传递社会的正 义和良知，客观、公正地揭露和抨击阻碍社会进步的丑恶现象，从而净化和提升人类的精神 ，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不断地为大学生提供了人文精神。大众传媒还对社会发展的热点、疑 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广泛宣传，进行追踪报道，深入讨论。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的热、疑 、重、难点问题，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要研究的，通过大众传媒可以对人们明确方 向、弄清是非、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转变思想观念提供有益帮助。 三、大众传媒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转变。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 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的环境，其教育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远程教学和网上教育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吸引大学生由传统的被动式接受教育，变为主动参与思想交流并 在思想碰撞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引导，把传统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面的直接教育方式变成 为间接方式。形成互动式、引导式的宣传教育，可大大提高思想“灌输”的实效性。其次是 与现在的电视教学、录音、录像教学手段相比，网上教育不仅具有快捷性、交互性，而且教 学水平高，学生收获大。第三是网上教育可以运用多媒体的技术手段，把许多无法单纯地用 语言表达的思想情感，借助于声音、图像、动画等手段形象地表达出来。 四、大众传媒的发展开辟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大众传媒以其广阔的覆盖面， 向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传递着不断产生的、大量的思想和教育信息，从而必将深刻地影响 人们的思想，也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另外大众传媒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具有宣传、鼓 励、教育、引导、批评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而把大学生欲知、应知、未知的信息传达给 他们，使大学生的思想能跟得上时展的步伐，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五、大众传媒的发展创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环境。高校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 重要摇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学校工作中起着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如何将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深入分析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对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新挑战和有利条件，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如何应对大众传媒的挑战 ，因势利导，使大众传媒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得力助手和有效途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课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在党的领导下，保证舆论宣传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基本格 调，创建特色鲜明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强化大学生对网络造假行为和有害信息的防范意识 ，积极做好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分析、解释和引导，坚定大众传媒舆论的引导功能，形成积极 、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大众传媒应正确引导，在激烈而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必须保持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和态度，使现代文化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在正确舆论导向的 传媒文化中才能有效展开。 传媒新文化应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多元的、协调的文化体系，以开放的姿态不断吸纳、 整合世界优秀文化的精华。传媒新文化应有双重文化结构。所谓双重文化结构，就是使大众 文化和提高性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并存。但这种并存并不是各 种文化平分秋色，而是在一定的关系下并存，使之能够处于一种生长机制的良性状态。没有 提高性文化的滋补引导，大众文化确实可能走向低谷；而没有大众文化作为支撑的基础和市 场，提高性的文化完全可能在高唱阳春白雪中变成文化上的孤家寡人。 浅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分析坚持灌输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论文关键词:灌输论;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 论文摘要:灌输的本质是一种教育宣传活动,是教育者有规律地传播相应的政治观点、思想理念等,使受教育者形成一定的思想品德社会实践活动。坚持灌输论对于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意义。二者相铺相成才能使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焕发更强的生命力。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变我国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甩掉传统灌输观点。针对当代大学生这一特殊灌输客体,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创新提高灌输方法,。 1.坚持灌输内容的针对性 坚持灌输内容的针对性,特别是当代大学生的高素质及自主意识、选择意识、批判思维的发展,都对灌输接受的选择性增强,对灌输内容的科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把理论“灌输”的着重点放在解决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和面对的现实问题上,对当前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热点问题进行客观、辩证、科学的解释,指导学生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提高他们的认识分析水平,真正做到灌输贴近学生实际,贴近学生生活。提高理论灌输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2.坚持灌输内容的实效性 从实践来看,灌输不仅是人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而且是传承人类社会文明的主要渠道。有人说,灌输只对知识水平低的人适用,大学生是不需要灌输的,因为他们有知识、有自学能力,可以通过自我教育而具备公民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坚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懂得灌输和自我教育的联系和区别。自我教育和灌输是相容的,其目标是一致的。一方面,灌输最终要通过自我教育来消化和理解;另一方面,自我教育以灌输为条件,否则,自我教育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况且,灌输具有系统性、正面性和目的性,能克服自我教育中难以避免的随意性、零碎性,为受教育者克服理解和认识上的障碍提供了帮助。如果一味地强调教育对象的自学,而否定灌输的必要性,就无异于否定教育的必要性。 3.坚持灌输方法的多样性 实施灌输也就必须坚持启发式教育,决不能采取强制硬灌的做法。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了。自主性也加大了,要使灌输起作用。灌输的方式方法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做到“两课”灌输与其他课程灌输、第一课堂灌输与第二课堂灌输、他人灌输与自我灌输、普遍灌输和个别灌输、理论灌输与实践灌输等有机统一。扩大灌输的覆盖面;要重视从显性灌输向隐性与显性相结合的转变,大力提倡环境灌输、形象灌输、行为灌输、舆论灌输、校园文化灌输、实践灌输、网络媒体灌输等。将灌输融入管理之,融入文体活动之中,融入校园文化之中,融入网络媒体之中,融入环境之中。潜移默化地将先进的思想意识灌输到广大青年大学生思想之中。 4.坚持灌输客体的主体能动性 在灌输过程中,教师作为灌输的主体,具有能动性和诱导性,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学生虽然作为灌输的客体,并不是一味地居于被动地位,特别是当代青年大学生独立自主意识、自主选择意识显着增强。他们比以往的青年更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崇尚自我实现,追求独立人格,注重自我感受,强调自我主判断,以“本真”的方式去思维、去说话、去行为,而不人云亦云,他们也会以其能动的反作用对灌输者产生影响,有时还会把接受灌输变成一种自觉需要。在主动开展的学习、研讨中,以自我教育的方式接受灌输。因此,在灌输过程中,强调 灌输客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激发大学生主动参与灌输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灌输客体能动的实践过程中,外在灌输才能成为对灌输客体有价值的活动。反之,如果学生的主体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们只能复制教育者事先编排好的程序,那么,学生的知、情、意、行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甚至思想处于消极封闭状态,或者产生逆反心理。因此,教师在灌输过程中,必须改变灌输理念,从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单向灌输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坐标的双向互动式的灌输模式。把大学生真正作为认识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的主体,培养他们自主发展、自主选择、自主评价、自我我控制的能力。使他们的主体潜能得到充分的挖掘。 5.坚持灌输内容的正反相结合 要注重灌输内容正与反的关系。当前全球化的浪潮与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复杂局面已使人们.尤其是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感到迷惘与困惑。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正面说教就是显得苍白无力了。在灌输教育中,适(下转第7页)(上接第5页)度安排一些“反面”材料是有益的。例如,除了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可介绍一些其它意识形态的理论,客观评价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优劣,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曲折但却属正常的道路,不能一味回避我国社会初级阶段所面临的困难。让大学生在具有一定理论背景的基础下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去体验。这样的灌输,才有说服力和可信度,才容易被广大学生所接受。 面对我国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处于现代化、市场化的新境遇,我们要在整体性视野下深入思考灌输内容的科学性,灌输渠道的有效性,灌输情境的和谐性,克服眼前短期的实践功利性。要有效地发挥灌输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作用,以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坚持在内容、方法、对象、等方面创新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强大的生命力。开创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繁荣。 浅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微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探讨 论文摘要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因“微时代”的到来而发生变化的今天,全面掌握“微时代”对大学生生活学习产生的影响,分析引发大学生从行为到心理变化的原因,利用好各种新型媒介平台对大学生开展有效地思想政治教育是值得思考探索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 微时代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高度信息化的时代,而一系列以“微”为标志的文化传递媒体如微博、微信、微小说、微电影等更为现代生活开启了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微时代”。“微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信息内容短小简练、分散度高,文化内涵简明浅显、通俗化,媒体语言丰富、更新速度快,接收群体庞大、参与度高等等。正是由于这些特征,才使得“微时代”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张,成为开启全新思想文化潮流的新时代。 伴随着“微时代”的到来,社会大众特别是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并进一步对其心理和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不能及时把握新形势下的新变化,应对可能产生的新挑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无法深入持续的在大学生中开展。因此,在“微时代”中,积极探索和发现/，！/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占领思想政治新高地,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微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问题 由于大学生群体的智力禀赋和环境优势,使大学生更容易成为新型信息技术手段的敏感群体,对掌握新型信息文化传播方式有便捷的渠道和巨大的扩散效应。因此,大学生更容易成为“微时代”的推动者和引领者。而这种短小简便的信息文化传递,也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社会心理状态和思想政治现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和挑战。 (一)“微时代”下的大学生“微行为” 在“微时代”特定背景下产生的行为可以被称为“微行为”。短小是“微时代”下媒体语言的重要时代特色之一,如微博、微小说要求一次表述不超过140字,微电影放映时常不超过300秒等等。这些都极大的适应了当今社会人们的快节奏生活,使人们可以便捷高效地接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信息。但这种要求却不可避免地使信息呈现出琐碎、不完整等特点,因而所表达的文化内涵也缺乏深度、系统性。媒介是文化的载体,但由于“微媒介”对内容简短的要求,使得媒体工具的选择性很强,文化内涵的完整性被破坏,因而形成了一种浅尝辄止的文化舆论氛围。这种倾向对大学生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知识学习不求甚解,缺乏深入探索精神;对社会问题的了解肤浅,缺乏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言行举止和人生态度,呈现出一种集体浮躁心理。 “微时代”下的另一重要时代特色是追求高速传播。无论是哪种“微媒介”,其主要作用就是延伸人际关系链条,扩大舆论影响力,将自己的生活状态,价值取向,社会观察,基本观点以最快方式传递给最多的人。这就容易产生为了追求快速吸引眼球而夸大甚至扭曲事实,采用极端态度和言语表达价值取向,漠视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主流价值,逆反大众文化追求小众文化心理等问题。由于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面对复杂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海量信息读取,其虽然吸收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但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抵制不良影响的能力较差,因而这些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二)“微时代”下的大学生“微心理” 在“微时代”特定背景下产生的心理可以被称为“微心理”。“微时代”下人们的网络人际空间空前膨胀,在网络环境下,可以随意认识任何人,说任何话,由关注度引发的自我价值肯定满足了寻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心理,抵消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挫折感,因而会更加依赖这种虚拟时空带来的需求满足感,而放弃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大学生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一些学生不能很好的适应大学生活,对大学人际关系产生疏离感和惧怕感,转而投入到网络人际关系的构建中,在那里寻找满足感。虽然这一定程度能够缓解现实挫折所带来的心理情绪,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际关系供求矛盾,从而导致现实人际关系的恶化。这一恶性循环会加剧这些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自卑情绪,从而产生自闭行为。网络环境中的“得意”与现实生活中的“失意”这一矛盾又为大学生的心理增加了一层沉重的负担,进而引发严重的心理问题。 二、“微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要与时俱进常抓常新的工作,在“微时代”全面影响思想、文化、生活的当今社会,要全面了解“微时代”的特征,深入掌握“微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规律,充分论证“微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当今社会舆论环境复杂,思想引领难度加大,坚持不懈的对大学生进行有效地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目标最终实现的有力保障。 (一)搭建“微媒介”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利用“微时代”增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顺应时代潮流发展,将前沿技术手段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并结合时代特色,深入分析当代大学生群体的现实困惑,真正做到有的放矢,答疑解惑,有效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体系,树立高尚的理想信念、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大学学习中收获成长。 “微媒介”的利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首先,全面了解并掌握“微媒介”的技术特点、媒体优势和缺陷不足,并在实际应用中扬长避短,将“微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效用发挥到最大。学校可以有意识地组织政工干部和思政教师进行新型媒体手段的培训,通过系统科学全面的学习和探讨,将新兴媒体手段的应用方法落实到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身上。其次,建立 起“微媒介”工作长效机制,切实将“微媒介”工作方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学校牵头搭建起“微媒介”技术平台,对长效工作机制提供技术支持。组织专门人员对技术平台进行运行维护和监督管理。如学校可以建立起从上而下的微博教育平台,组织一只专业队伍负责微博信息的和监督,力求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持续创新的方法,贴切学生实际的内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再次,制定出“微媒介”思想政治教育大纲甚至教材,系统深入地利用“微媒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既然要将“微媒介”工作常态化,就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更不能无目的无系统性的开展工作。“微媒介”只是支持思想政治教育广泛生动开展的技术平台,落脚点还是如何有效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所以,要有目的性的,系统规范的通过“微媒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大纲或教材为指导可以有效避免其盲目性。但是,介于“微媒体”的特殊性,教育大纲不能像传统教学方式一样因循守旧地制定,而要考虑时代元素,大胆创新,探索变革。 (二)做好“微行为”素质修养引导教育,提高“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自我教育的有效性 “微媒体”教育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单向式灌输教育,而是需要受教育者参与其中,进行双向沟通。因此,不能以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思路来教授,而是对大学生进行引导,激发大学生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成长的动力。大学生目前在“微时代”下的“微行为”引导是“微媒介”最便于开展和最为有效的引导。主要包括:首先,引导大学生文明言论,言之有物。这就要培养大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和探索思考能力。教育大学生在没有严格舆论控制下,提高自身素养,能够正确表达自我,体现高尚的道德修养。同时,在大量信息面前学会分析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有选择性的接受信息和文化,提高对不良言论低俗文化的免疫力。其次,引导大学生积极、健康地投身到“微时代”中。既能在微博、微信中结交四海也能在现实生活中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既能利用各种“微媒体”开阔眼界又能在百家争鸣中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微时代”中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健全的人格,乐观向上的心态,接受来自技术更新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革。 “微时代”的到来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但也提供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地新机遇,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及时调整思路,在新形势下坚持不懈地探讨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探讨: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产生根源之比较研究 摘要：法治这一极具西方特色的话语，在现代中国语境中逐渐获得合法地位，法治的自由价值也逐渐得到认可，而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本位的经验性伦理文化为核心，缺乏个体独立意识，个性自由不发达，法治因素严重缺乏。中国法治发展应当建立在对我国法律传统的深入理解基础之上。因此，将我国的自由主义法传统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加以总结概括，并对两者差异的产生根源加以比较，可以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法治；自由主义；自由价值 在制度技术层面上，中国的法治发展有很多是借鉴西方法律制度。肇始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形势，促使其他的社会领域需要统一的社会规则来加以规范，故此法治层面之全球化渐显端倪。西方法治崇尚个体自由，而中国文化传统，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和个体自由。鉴于此，阐明东西方自由主义法传统的差异，对我国转型期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我国当前法治自由价值的研究现状上看，主要集中在法学理论领域，自由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已被确认，但却缺乏对其深入、系统的阐述、论证。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揭示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发展的概况，并就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差异产生的根源进行探讨，对中国法治自由价值进行深切关注。 一、西方自由主义之概况 自由主义法学是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法学流派，而自由作为西方法治的核心价值，其理论上的自觉发展从古希腊开始走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人们对法治自由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也一步步深化。 1.启蒙思想家突显政治自由的法律 启蒙思想家认为政治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坚持自由应该从公民自由、社会政治与法律这几方面来加以讨论。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先是从人类原始自然状态加以论述，论证了自然状态、自然权利以及自然法，并提出自然状态是必然要过渡到社会状态，而人的自然自由终将转变为社会自由，也就是前文所述的法律之下的自由。在此之后，孟德斯鸠则从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关系着手，将讨论法律与自由关系的核心转移到政治领域中的自由问题上。洛克和孟德斯鸠突出政治自由的思想为英国自由主义法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样，另外一名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则丰富了社会契约论的内容，他把“公意”视为法或权利的基础，他注重社会群体及共同体的利益和要求，赋予了自由主义新的内容。 2.康德与黑格尔张扬自由的理念之法 康德的社会理论受其在哲学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直接影响，他认为“认识对象围绕认识主体来旋转”，打破之前认为“认识主体围绕认识对象旋转”的认知，从而提升了认识主体的地位。同时，他张扬自由的社会之法，认为社会应是“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与别人的自由共存共处的社会”，这才是真正自由之体现。而黑格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卢梭的观点有所继承和发展，他注重对于个人主义的个人概念的质疑，同时，也注重找寻共同体和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将两者紧密连接起来。由此可知，黑格尔所认为的自由并非单纯个人自由，真正的自由应该是在普遍自由及共同体的自由与个体自由相结合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可见，康德与黑格尔都将自由与法融为一体，并认为法的本质属性为自由[1]。 3.马克思回归生活世界的自由与法律 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扬弃。对于黑格尔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加以明确区分的观点，马克思予以继承，但是将黑格尔的认识加以修正，并得出“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且马克思认识到，国家和法是存在于一定社会物质生活关系之中，要将国家和法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情况相联系；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市民社会中物质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使得国家丧失了其应有的权威，法律也沦为维护单方利益的工具。由此可见，马克思以更加复杂和辨证的方式来看待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一大进步。 二、中国自由主义法传统 “自由”代表了人类的最高理想，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两种，而政治自由是外在的，精神自由是内在的。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侧重于精神自由，而西方文化则侧重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在西方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发展，并形成自由主义，而反观中国，自由的发展却远不如西方那样的顺利，纵观整个中国法律思想史对于“自由”、“自由主义”的描述非常之少，笔者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及流派作如下梳理。 1.道家之自由观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道家、禅宗可谓是典型的注重精神自由的代表，他们为追求精神自由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就是最好的体现。道家、禅宗所追求的是对于世俗、欲望、外物的一种超脱，从而达到心灵上的纯净与自由，而这是需要从修养中才能获得的自由。除此之外，这种自由也可以从认识上予以实现，也就是改变对外物的看法从而从外物的羁绊中超脱出来，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而道家、禅宗所设计的自由人格对政治自由却很少涉及。由此可见，道家、禅宗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早已无法适应当代人的人格要求，这一人格显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庄子所追求的自由也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他更侧重于追求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心理状态。庄子认为，要想得到这种精神自由需要做到“无心无情”才有可能。这种“无心”的状态并非是要求要毫无心思，而是指不要过分执着于某些人事物，不要有执著之心；而所谓的“无情”亦非要求要无任何感情，而是指不要刻意追求某种情感，不要有执著之情。庄子崇尚一种无拘无束，不过分执著追求的心境和随遇而安的境界。但是，需注意的是，虽然追求无拘无束，无心无情，但是他对与外物打交道或从事俗务却并不反对，个中的关键在于要做到不过分沉迷和执着。 2.儒家之自由观 儒家式的“自由”是指一种道德意志的自由。先秦儒家发现道德意志自由，这一伟大的发现和进步，但是却一直处于消极悲观的状况之中，并未在现实生活中让人感到自由和幸福，反而让人感到处处受限、不自由。例如，儒家一直强调“人的尊严”，但是实际情况是，这种人的尊严仅限于原则性的，并没有任何实际可操作的内容，结果可以想见，人的尊严也就成了一个抽象、虚幻的理念，而并不能使人民获得真正的尊严。同时，人的尊严的形成需要在人际交往中相互的尊重，彼此的承认，而非仅仅停留在人们内心的自觉上。因此要想实现人的尊严需要有人人权利平等的思想为基础，要有个人自由思想为铺垫，但是这在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中是极其缺乏的、不被重视的，那么人的尊严成为一纸空谈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三、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产生根源之比较 从以上对于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的概括可知，中国文化重精神自由，西方文化重政治自由。两者的自由主义法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样差异是有一定原因可循的，这与两者各自的法律观念、法律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笔者就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差异之背景加以梳理，以期对此问题可以有深入理解，以助于我国法自由主义之发展。 1.法治与礼俗之对抗 在西方社会，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由价值的高扬并使之得到社会的认同，现代社会烙上自由的印迹。自由是发展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个体的人有了自由意志，有了主体性，才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价值与行为选择，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自由，而不依附于他人的意志与权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的治理方式与西方的法治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古代法体现在制度上行政和司法不分家，成一体化之形态；而在法律之渊源上，则体现伦理高于法理，礼法重于法律规则；在司法制度中，作为中国特色的情理是一种审判的普遍标准，情理较之法理有更大的普遍适用性，人情成为一切评判标准之首。并且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中，伦理与法理并未得到区分，两者处于结合之状态。 2.个体自由主义之发达与缺失 亚里士多德认为，西方民族，特别是希腊民族“既有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相比之下，东方民族则缺乏自由，“亚细亚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2]东西方本质差异的表现在于，“东方文化强调一种普遍性品格，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它否认个体存在的价值和自由，而西方则发展了个体本位，注重个体的独立自主与自由。”[3]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中很难寻找到个体自由的印迹。在行政权力至上、司法过程重刑轻民、司法审判重礼法之治以及追求无讼等思想观念的驱使下，人的主体性无处寻觅。所以一谈及自由问题，中国人常常讳莫如深。 3.法律观念之差异 作为一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法律观念与该国文化传统的特征具有很大关联性。一般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突出或最核心特征为群体本位，因而在文化精神之中极其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在过去注重经验积累以及有保守思想的国家，在其传统文化中反映为具有保守性以及“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并由此形成一种经验主义文化的形态；而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较重的礼法伦理思想，具有伦理中心主义之特征，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化。在中西文化比较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类型上是属于“宗法—伦理”型的文化模式，宗法伦理在司法过程中起着极大地作用，其地位甚至高于法律规则，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个人—契约”类型的法律文化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对法治存在天然的拒斥，这使得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与法治对自由的价值追求缺少必要的融通，不利于现代法治的生成。 四、结语 西方法治是以个体自由为中心的，具有理性的契约文化的精神。相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群体的宗法伦理本位精神为核心。个体自由程度的不同，这直接决定东西方对待法治的不同态度。现代法治与礼俗社会的对抗成为中国法治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如何将人的个体自由、人的主体地位从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如何处理传统的、经验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对理性的、个体化的、契约化的法治文化模式的拒斥，将成为一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探讨: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几点思考 摘 要：西方自由主义是西方整个意识形态的主流，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偏激或客观地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诠释和理解。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信仰、文化背景等等息息相关，随着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带来冲击，正确认识西方自由主义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将从客观的角度，简要分析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概况，将西方自由主义体系分为纯粹理性的自由主义、感性层次的自由主义两大部分来进行概述，并通过分析从中感受并认识中西方自由的区别。 关键词：自由主义 政治 自由经济 自由宗教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各种思想潮流不断引起国内学者的讨论和争辩。西方自由主义是西方整个意识形态的主流，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偏激或客观地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诠释和理解。随着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带来冲击，正确认识西方自由主义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将从客观的角度，简要分析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概况。 一、纯粹理性的自由主义 西方普遍认为，神是高于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是趋向于神的。这来源于宗教信仰，可追溯到古希腊宗教。将古希腊宗教和理性落实到人的生产生活之中，形成自由主义。没有神和理性，就没有西方的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将纯粹理性的自由称之为最抽象的自由，最抽象的自由只需要人的理性和神统一。按照西方的观点，即人从理性出发，追求高层次的神。人的理性与神统一，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过程来完成，即通过宗教、理论、艺术的自由来完成这个层次的自由。 （一）宗教自由 西方宗教自由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时期几个阶段的发展，最终成为今天普天下共识的人权制度。宗教自由是一定历史阶段发展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宗教自由是指公民享有依其主观需要而信仰或不信仰、以及公民依其信仰的召唤而依法享有行使与信仰相关的某种行为的自由。 （二）理论自由 在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人的理性表达还表现在理论自由维度。哲学、科学都是理性的表达方式。在哲学方面，从霍布斯、洛克到罗尔斯，自由主义者一直坚持个人权利与个人价值，强调由于个人的天性潜能而与生俱来的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最高的尊重应赋予个人，个人应该享有一些权利。 个人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体系中理论自由的前提。纵观现代西方哲学，其中的自由观，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他通过自然原子个体运动论证个人自由。中世纪，由于神主宰世界，个人主义被淡化，但是唯名论之兴起，依旧为个体存在争得了一席之地。进而，罗吉尔・培根通过物的个体性原则论证个人自由。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个人主义开始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兴起，立足于“人”，非一般的人，而是指“个人”。个人主义成为人文主义哲学的中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被哲学家们抽象概括成客观的个体性原则和个体主观性原则。斯宾诺莎则是运用客观个体性原则论述自由思想的代表，把自由和必然统一起来，提出“自由是认识的必然”这一重要的辩证法思想。笛卡尔是首个通过个体主观性原则论证个人自由的哲学家，将“个体”具体化为“我”，提出“我思故我在”。 （三）艺术自由 在艺术与自由的关系上，西方也崇尚自由的选择。由于种种限制，纵使艺术有了自由的可能，艺术的自由也会遇到阻碍。艺术家通常拒绝在束缚之下，进行有限制与规定的创作。也就是说，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创作才是真实且成功的。艺术家需要在进入创作阶段进行创作时保持自由。从这一角度看，自由对艺术家和艺术品都是重要前提。然而，“自由”更多应该是精神上的，即创作者创作的精神状态是“自由”的，而非受束缚，在外界力量压制下进行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时的“自由”是一种抽象自由。因为创作者的自由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由，也就是说，创作者可以突破限制，从而达到创作的自由。创作者作为创作艺术的主体，其本身的自由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对艺术与自由之间关系的紧密度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创作者本身是否“自由”和创作者对自由的向往程度就在一定条件下为艺术自由创造了可能。 康德从分析艺术的本质入手，提出了艺术的自由原则和创造原则，并通过对美的艺术论述，指出了天才的本质特征，进而确立了想象力在艺术创造中的基础地位。康德的这一艺术理论，对西方艺术观跳出古典的模仿向近代浪漫艺术和现代艺术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感性层次的自由主义 感性层次的自由主义主要包括道德自由、法律自由、伦理自由，综合起来构成社会的政治自由问题，是西方抽象人性论在政治方面的具体体现。例如，天赋人权，实质还是神在感性层次的显现。从西方自由主义角度讲，不论道德、法律、伦理，最根本的自由都来自神，进一步落实，才出现政治自由。 （一）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逻辑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世纪自由主义制度的确立，相伴产生以洛克的思想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这一阶段为自由主义的奠基阶段；第二阶段是18～19世纪自由主义制度正式确立，以密尔为代表对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修正和证明，是功利主义的最大捍卫者；第三阶段是20世纪对自由主义理论原则的重新认识和反思，由于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分析与批判，从而提出了奠基于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以伯林的思想为代表，他的思想就是把自由主义的宽容和多元主义思想贯彻到底；第四阶段是在正义原则基础上对自由主义进行新综合，特别是在理性多元论基础上的重叠共识的综合而产生的协调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以罗尔斯的思想为代表，主张正义理论。 （二）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最初由法国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达让逊提出，后来魁奈等人确认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支配着社会的发展。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详尽地论述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自由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自由经济”思想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李嘉图也论述过同样的思想。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主张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干预。经济自由主义者并不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非完全反对政府的作用，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过度。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萨伊定律”。尔后，凯恩斯又提出经济干预理论，论证了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具有内在的缺陷，必然会导致过剩的经济危机。1929年～1933年发生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市场自由调节机制的严重缺陷：自由放任主义盛行、盲目生产、无序竞争、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以及政府的不干预等。这场危机的爆发使得原本占统治地位的马歇尔经济自由理论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20世纪70年代，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导致滞胀，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并存。这也说明过度自由或者过度干预对于经济运行都是有害的。 三、中西方关于“自由”之比较 自由主义内涵非常广阔，非常复杂。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体系的了解，我们基本可以从中体会一些中西方关于“自由”理论的区别。 纵观历史发展的线索，中西自由观都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中国自由观自秦汉至明清，基本主题未变，道德自由、政治自由、精神自由始终围绕着天人关系、人伦关系、身心关系展开。儒家的道德自由思想强调对人生之“礼”与“理”的体悟，并借助人人固有的血缘亲情和不可脱离的人伦关系，化“礼”为“仁”，化外在的他律为内在的要求，充分发挥了道德主体性，并深入研究了道德自由得以实现的内在心理机制。究其本，则是对个体人格的重视和对和谐关系的维护。 在西方，思想家们从古希腊时就采取外向度的求知路向，试图探究宇宙自然的奥妙，认识客观必然性，摆脱意见的束缚，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因而，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一直隐含其中，到近代越发明朗化，成为探索自由的一个基本路径。同时，西方古代也重视权利观念。 纵向的把握后，如果突出中国古代自由思想和西方近代自由思想的区别，我们还需从横向上来看它们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别及其合理性和片面性： 第一，中国的自由观和“一体”的思维模式相联系，西方的自由观和“两离”的思维模式相联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思考宇宙人生时主要采取的是整体辩证的思维方式，倾向于在动态的过程中灵活地把握瞬息万变的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身心关系，很少把它们分开。 第二，中国的个体自由主要和道德自由、精神自由相联系，西方的个体自由主要和认识自由、政治自由相联系。 中西方关于自由的探索，远远不止这些方面。因此，本文仅做概述。文后将继续探索关于中西方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差异。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探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评议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历史渊源，要了解和认识它就要研究它发展的整个过程，“自由”作为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作为最根本的价值，有很多的社会原因，经济原因等。本文在此探讨了自由的思想渊源，即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一、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生和种类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权威的对抗。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开始以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自由和追求自由。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最早出现在英国，确定在m世纪，确切的讲是a}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 自由主义的分类有很多种，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大陆自由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伦理自由主义和哲理自由主义。虽然对自由主义的分类很多，而且也有助于对自由主义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但目前我们国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分类主要倾向分为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是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政治自由主义表现在积极的政治行动上，“如起草宪法和权利法案，建立代议制政府，推广选举权，实现制衡制度，编制法典等，最高主权被认为属于人民全佩政治制度则必须顺应人们的意志”，其中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马歇尔，还有哈耶克。政治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思想流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边沁等。 二、西方自由主义的作用 首先，西方自由主义具有世界性。它虽然产生于西方，但自由作为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是不分地域和种族的，这就使得它具有世界性。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化是实现自由民主的“崇高使命和最高使命”。以西方为主导的政治社会化是将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向世界各地强行推行“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实施社会化的过程中，它虚拟了一个“全球社会”，将国家与非政府组织所推行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拟化为社会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它所型铸的政治主体不是“公民’，而是文化的“消费者”:政治社会化途径不是“家庭、学校、社会各组织共同体”的有机谐合，而是倾销文化产品的“购物商场”。全球化以特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并使其以否定的形式表现为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和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客观上又反过来向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提出了一种共生共存的价值规范，这就是要求当代全球性社会中的人们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以便解决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使人类能够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 其次，西方自由主义具有创造性。自由主义是实现人的解放，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基本力量。它是一种创造力量，因为要创造而要求进步，因为要进步而必须反对束缚，反对干涉。近世的文明，可谓为自由主义所放出之花。"19世纪在西方形成与发展的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社会无不是自由的创造物，没有自由就不会出现民主政体，亦不会出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更不会出现任何多样化的发展前景。 三、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大约从1900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译介到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有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和长期所受教育而形成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在自由的思想上起步较晚。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思想强调“礼”，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得人们对自由的观念很淡化。并且，自由主义的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在近代中国与自由主义相互配合的资本主义逐渐受到排斥，而资本主义是强调私人财产和市场经济的，这也影响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的开放，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渗入中国。198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思想界之中自由主义的声浪再度抬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首先，中国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社会理想化，因而表现出乌托邦精神。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几乎都和乌托邦主义纠缠不清。中国传统思想一向对人性论比较乐观，除了孟子主张性善外，即使提倡性恶论的荀子，亦认为透过学习、经由礼法规范，可以把人们导向善途。因此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倾向于乐观的自由主义。其次，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半较为强调柏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而忽略消极自由的若干方面。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最具自由色彩的。 自由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意识形态，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演进。只有深入了解了自由思想所产生的背景和自由所拥有的价值，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实现和谐社会稳步进展，自由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会对民生建设与民众意识的提高产生积极意义。

创新管理论文: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路径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创新 法治 社会管理 路径 法治是加强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法治也是社会管理的终极追求和目标。法律是社会的普遍行为准则,是协调不同利益的最好调节器,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有力保障。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我们要通过建设法治政府,带头形成整体、全面、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社会成员依法享有权利、行使权利、维护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促使行政权力依法运行、受到监督,各种利益关系依法调节,各种利益矛盾依法解决,社会管理依法进行。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建设互为助力在推进发展中实现交融。 一、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的积极意义 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将在社会管理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两个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社会主义法治制度保障的形式为创新社会管理的成果提供了规范化、强制力的支持。这有助于社会管理“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任务的完成。社会管理创新意味着对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管理理念与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和调整;意味着对社会管理格局、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体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网络管理等方面的加强和完善。这些都会推动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与废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大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将会促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二、法治化路径是政府社会管理的根本之路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正,依法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和社会组织进行的管理、规范、组织和协调。社会管理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活动。这个过程是政府机构、社会力量和公众互动的过程,是执行和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的过程,是社会成员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这种活动是管理活动,也是服务活动。国内关于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上发生了三大方面的范式转变。在管理理念上,从社会控制转向社会服务;在管理内容上,从泛化结构转向分化结构;在管理模式上,从残补模式转向制度模式。 政府的社会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管理,就其本质而言,政府的社会管理,就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规范并协调社会组织、社会行为与社会事务,以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也是政府依法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职能的过程。 当前,各级政府和各部门正在致力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符合法治精神。改革创新一旦偏离了法治的正确方向,往往导致群众反对,政府形象受损。公权力是有法治边界的,不能由于良好的目的和效果就越这个边界。这既要求法律法规系统、完善、配套,又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各地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应依照相关法律规范进行合法管理,这就更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使之有利于推行,不至于引起争议。 只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治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重要环节。 三、强化与社会管理创新相适应的法治理念 不同的法治观念往往会导致对于客观事物会有不同的认识,会有不同的法制实践效果。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形势下、新进程中,必须树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治观念,以新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和认识自己,否则难免在行动上发生重大偏差。这是摆在政府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摆在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摆在一切社会有识之士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保障公民权利 经过艰难曲折的漫长发展过程,2004年《宪法》终于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其中,突出地强调了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这一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理念,突出地宣示了我国宪法的人权关怀。这就要求各级各类公务人员增强人权观念,慎用手中权力,在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过程中自觉尊重和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平等权利、政治权利、精神与文化活动的自由、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社会经济权利以及获得救济的权利。序言中“放气防盗法”引发很大争议,就在于人们置疑这种做法是否以人为本,是否有损害公民权利的嫌疑。 (二)要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限制政府权力 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是能够支配大量社会资源的公权力,具有无限扩张、易于滥用的特性。这就要求公务人员必须具备权力界限的意识,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注意上下左右不越界。前些年,曾有个别地方党委和政府超越职权出台包含“赦免民营企业家原罪”内容的红头文件,一些地方政府首长责令当地人民法院采取不予立案、强迫原告撤诉等措施来配合政府搞土地开发、强制拆迁,许多地方出现假借公共利益之名压价征收征用、变相剥夺农民土地,以及由行政首长个人直接批出土地,赤裸裸地与民争利的做法。这就摆错了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位置,弄错了行政首长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严重侵害了公民权益,大大损害了政府形象,这主要就是缺乏法治主义观念特别是权力界限意识所致。 (三)要树立行政民主的观念,扩大群众参与 社会管理也是一项 调整改善的政府职能,履行这一职能的过程需要顺应行政民主这一世界潮流。行政民主强调行政过程中的平等相处和选择自由,呼唤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要求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管理、自主管理提供更多选择机会。在我国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诸环节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行政民主的要求和规范。例如,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座谈会、论证会,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听证会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申辩理由,行政相对人评议行政机关与行政首长,采取具有协商性和可选择性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柔软灵活的方式实施行政管理,越来越多的社区自治管理和服务,等等。 (四)要树立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公共服务的观念 由管制型、秩序型、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是一场静悄悄的深刻变革。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俨然是企业、市场、社会的主宰者,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是不平等关系,以行政计划、行政审批、行政强制等单方意志和手段来实施行政管理、维持行政秩序,成为行政管理的基本模式。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会自治,就成为完善行政管理,健全行政法制,创新社会管理,健全治理规范的重大课题。公务人员应当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顺应由管理行政、秩序行政、指令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发展行政、指导行政这一时代潮流,由单一的行政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积极为公民提供信息、政策、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指导帮助以及各种公共服务。 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和方针。服务型政府体现了我国人民主权国家的国家性质,彰显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导行政价值观,有助于“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显然,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实践中,如何面对、理解、回应、推进这一政治与行政改革创新的要求,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行政机关,为其提供法治保障,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而从行政管理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创新入手,正是人们选择的一个理性、可靠、高效的进路。 四、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助推社会管理创新 (一)健全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促进社会组织规范发展。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出现的,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既依法享有各种权益,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要在国家的法律法规之下依法经营、依法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实际上为“两新组织”的社会服务管理提供了有力依据,在依法治国这一大的环境背景下,依法进行社会管理不但最有效,更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对“两新组织”的管理中要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实现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 法制化管理既是社会组织活动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及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依法对民间组织实施管理,一方面保证了民间组织在正常的法治秩序中活动,维持了社会的基本团结与稳定,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社会组织根据法律保护自身权益,协调其与政府相关部门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从法律制度上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改善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让社会组织在一个法制健全、政策支持、公众认同的环境里发展并且发挥独特的作用优势,成为一支独立于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健全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的作用机制,增强社会的管理和服务功能。 (二)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探索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充分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本文转自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政治参与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着重加强两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立法与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机制,凡是与公民利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重大行政决策,都通过听证、协商、辩论、谈判等渠道,直接听取公民的意见,使决策做到民主化、科学化、公开化,同时通过举行立法听证、法律草案全民讨论等途径,影响法律制度的立、改、废;一是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提出建议和意见,定期不定期地评测政府的活动。健全和完善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申诉制度、控告制度、检举制度、信访制度、监督制度等,使这些制度成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法律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健全虚拟社会的法律制度,依法引导虚拟社会有序发展。 虚拟社会是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渠道。既要把网络舆情作为听民声、察民意的重要渠道,又要高度重视和评估舆情影响,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维护网上秩序。 我国的网络社会起步晚,网络立法相对落后。我们的网络立法应当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具有前瞻性,依据网络社会的特征,充分认识到网络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超前的眼光进行网络犯罪立法,做到既要维护网络社会秩序,惩治网络犯罪,又要有利于网络社会发展、有利于信息传播。特别是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上,我国虽然在几部有关网络言论、信息管理的法规中都有规定,比如《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但这些法律法规较为零散,不成体系,另外对于网络言论的监管存在着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的问题。所以,应尽快在建立统一高效的协调机制,做到纵向管理和横向管理相结合的同时,对现有的法规进行清理,提高立法等级,认真研究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统一的、适用于网络管理的专门法律。 十八大将“社会管理法治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指导思想、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标志着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将由典型试验 、重点突破、政策引导,向制度化、法治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意义深远。以法治建设为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保驾护航,以社会管理创新为法治建设推波助澜,在法治建设的框架之下,通过对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最大限度调动社会积极性,不断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公平正义,立法、执法、司法与社会各个环节相互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不断调高社会管理水平,降低管理成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稳定团结、和谐繁荣。 创新管理论文: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和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对妇联组织履行职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妇联组织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积极探索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努力在党政所需、妇女所需、妇联所能的结合点上探索参与社会管理的合适位置，发挥妇联组织在完善社会管理格局中的社会协同作用，是当前各级妇联组织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我市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工作的具体实践 近年来，海宁市妇联按照市委、市政府建设平安海宁、构建和谐社会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妇女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发挥妇联组织优势，在促进妇女发展、维护妇女权益、服务妇女儿童等方面积极作为，使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不断增强。 1、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基本途径。妇联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要发挥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就要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开展工作。近年来，我市各级妇联以“巾帼创新业、转型促发展”活动为主题，大力实施巾帼创业“五大提升行动”，引导服务妇女在推动全市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实现妇女自身发展。一是以先进选树浓厚创业氛围。开展优秀女企业家、十佳创业女性、巾帼创业示范基地等评选表彰，举办创业事迹报告会、创业故事巡讲、创业案例展示等活动，在海宁电视台、《海宁日报》、海宁妇女网等开设“巾帼风采”、“我身边的女性创业故事”专栏，宣传各行各业女性创业典型，营造有利于女性创业就业的良好氛围。二是构建多元支持体系提升发展能力。每年举办“双学双比”培训班，邀请省、市农业专家为女能手们授课，组织参观双学双比示范基地，培育发展“妇”字号农业龙头企业和巾帼专业示范合作社，目前全市共有90个 “双学双比”示范基地，带动大批妇女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充分利用女企业家协会平台，组织女企业家开展经济形势分析、政策咨询、经营管理知识培训，提升女企业家转型发展能力。积极推荐创业女性参加 “中国女性创业能力开发项目”免费培训，四年来已经输送了29名女性参加了培训。成立了全省首个女性创业联盟协会，支持女性创业者依托协会这个平台学习提升、合作发展。三是落实帮扶举措拓展创业渠道。争取财政支持设立了每年50万元巾帼创业贷款贴息专项扶助资金，2009年至今有273名妇女享受了政策，批准贷款金额5千多万元，有效帮助解决创业女性资金难题。开展百名女大学生与女企业家、百名农村妇女与女能手结对帮扶为主要内容的“双百结对、携手创业”活动。积极培育巾帼家政服务品牌，举办免费育婴员（月嫂）培训。开展助推女性网上创业行动，建立女性网商创业基地，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促进女性在电子商务领域创业发展。 2、把激发妇女活力、促进和谐建设作为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各级妇联从自身的职责和工作优势出发，以弘扬和谐精神、培育文明风尚为目标，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妇女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各类和谐家庭创建活动，引导妇女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一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宣传引导妇女。开展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精神、“时代女性价值观大讨论”、“我与中国梦”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举办“魅力女性幸福生活”品牌课堂，开展健康卫生、文明礼仪、婚姻家庭、法律维权等专题讲座，提高女性综合素质。加大典型培树力度，开展巾帼建功标兵、十佳好母亲、十佳好婆媳等先进典型评选表彰，筑牢和谐海宁建设的思想基础。二是突出“家”字特色开展系列文明创建。以“八星级” 文明家庭创建为基础，不断深化平安家庭、书香家庭、廉洁家庭、绿色家庭等各类特色家庭创建活动。以“四美”标准要求开展 “优美庭院” 创建，助推美丽乡村建设。开展“万户家庭普法行”，制作“平安知识入户”、“法律进家庭”等宣传手册送到千家万户。连续六年举办家庭文化节，开展家庭厨艺大赛、亲情故事征文比赛、家庭才艺展示、家庭美德感言等一系列贴近群众、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广大妇女和家庭成员在参与中提升文明素质，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三是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以“争当合格父母，争当合格人才”为主题，开展“科学家教城乡行”活动，从2009年至今，全市共举办家庭教育讲座、咨询、亲子实践活动等近千场次，为近10万人（次）家长送上科学家教知识，营造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四是壮大巾帼志愿队伍塑造美丽团队。组织市、镇、村分别成立“巾帼文明传播”、“巾帼创业指导”、“巾帼家庭教育”、“巾帼法律维权”、“巾帼科技惠民”、“巾帼 环保护绿”等巾帼服务队伍，在心理咨询、维权服务、创业就业、文明新风等方面深入开展服务，促进了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建设。 3、把反映妇女诉求、维护妇女利益作为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根本内容。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联系、协调、沟通优势，建立和完善妇女儿童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一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维权网络。建立健全以妇联维权干部为主体，妇联系统人民陪审员、法律维权志愿者和巾帼平安志愿者为依托的妇女维权队伍，不断完善市、镇（街道）、村三级妇女维权网络，通过“12338”妇女维权热线、“12348”法律服务专线、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法律援助中心妇女维权接待室、“110”妇女儿童救助中心、妇女维权法律顾问小组等多种渠道，为妇女群众提供有效的、多方位的法律帮助和服务。二是强化法制宣传普及教育。通过三级妇联组织网络，利用 “三八”维权周、“11.25”反家庭日、“12.4”法制宣传日等，通过上街宣传、窗口宣传、培训教育、社会化教育等手段，向广大妇女群众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以及民法、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广大妇女学法用法，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三是推进妇女维权工作社会化、专业化。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机制，市妇联联合司法、民政等部门，成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聘请“海洲老舅妈”作为专职调解员，开展婚姻家庭问题指导，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处，帮助当事人排除各种婚姻家庭危机。自2012年12月婚调委成立以来，共受理各类婚姻家庭纠纷183起，调解和好71对，表示暂缓离婚56对，顺利协议离婚56对。组建“和乐社工事务所”，开展单亲妈妈家庭服务项目，为单亲妈妈提供心理疏导、情感调适、就业帮扶、家庭教育等方面的服务。四是关注困境弱势群体。建立了“受助儿童资料库”，开展“同一片蓝天，母爱满人间”为主题的“社会妈妈”爱心结对、从生活、情感、学习上给予帮扶。从2010年起连续四年实施了“助推贫困母亲创业行动”，为60人（次）贫困妇女提供20余万元实物资助，并联系结对女能手，提供技术指导、生产帮扶、联系销售等跟踪服务，帮助贫困母亲创业增收脱贫致富。 4、把注重夯实基础、拓展组织网络作为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按照“党的基层组织建到哪里，妇联基层组织就跟进到哪里”的要求，不断扩大妇联组织覆盖面，努力构建统筹城乡、纵横交错、条块结合的妇女工作网络。结合村“两委”换届，推进妇委员专职专选，全市妇代会主任进村“两委”的比例达100%。通过独立、联合、挂靠等多种组织形式，进一步探索在“两新”组织中灵活建立妇女组织。截至目前全市已建“两新”组织妇女组织652家，组建率69.8%。全面推进“1+X”妇女之家网格化建设，形成以村（社区）“妇女之家”为龙头、“妇女之家联系点”为网格的妇女组织服务网络，及时收集掌握妇情民意，调处矛盾纠纷，切实把妇女工作融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整体格局，有效发挥了畅通民意渠道、消除不稳定因素的重要作用。发动各级妇联干部广泛开展“进村入企访访妇情、服务妇女办实事”活动，实现了化解一批矛盾纠纷、帮扶一批困难家庭、促进社会和谐的预期目标。 二、进一步促进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几点思考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进一步推进，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更好地发挥妇联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妇联组织必须清晰地界定自己的角色，重新审视妇联的工作定位，在更高层次、更高目标、更高水平上理清思路，明确任务，夯实基础，实现以转变促发展，以发展促提高。 1、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必须围绕中心，积极作为。一是围绕经济发展中心，努力搭建妇女参与经济发展平台，促进农村妇女增收致富和城乡妇女创业与再就业。加大妇女创业小额贷款贴息工作的力度，力争扩大小额贷款的覆盖面，鼓励更多的城乡妇女创业就业。继续开展妇女创业（SYB）培训，争取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项目资金开展对农村妇女的科技和实用技术培训。积极推进家庭服务品牌工程建设，开展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培训，帮助更多妇女就业。以“巾帼创新业，建功‘十二五’”为主题，进一步深化“巾帼建功”、“双学双比”活动，深入开展“创先争优、巾帼示范岗”创建活动，引领广大妇女为转变发展方式做贡献。二是围绕和谐社会建设中心，努力搭建妇女参与和谐家庭创建平台，为参与社会管理和创新提供精神动力。发挥家庭作为妇联组织传统工作领域优势，以家庭为阵地，找准着力点，作好“家”字文章。要立足家庭，面向社会，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丰富多彩的道德实践活动。促进社会和家庭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道德风尚与和谐人际关系。要开展美德在农家、学习型家庭、平安家庭、廉洁家庭等和谐创建活动，深入推进优美庭院创建活动，以家庭的和谐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切实承担好妇联牵头家庭教育工作的任务，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和志愿者队伍建设，依托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和“妇女之家”办好一批家长学校，组织家教志愿者参加全国、省、市的培训学习。做好机关、社区和农村家教工作，定期开展家庭教育讲座，开展家教理论研讨和社区家教工作调研工作，提升服务妇女、服务家庭的水平。 2、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必须选准载体，讲究实效。一是在选择工作载体时，既要体现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又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用活动吸引群众，搭建参与平台，提供多方服务，把广大妇女群众组织起来、凝聚起来。要注重创新妇女工作品牌，不断发掘独具妇联特色、影响大、效果好的活动。二是深入了解需求，及时掌握妇情民意和妇女发展重难点问题，科学反映诉求。充分用好妇联的话语权、建议权、监督权，从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推动 解决妇女参与社会管理、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实际问题，通过项目化、实事化运作等方式，为妇女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三是关注解决好特殊妇女群体的问题。特别要关注失地失业妇女、特困妇女、老龄妇女及留守流动儿童，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加大帮扶力度，扎实推动贫困母亲救助、创业帮扶等公益活动，做优做实潮乡“社会妈妈”公益品牌活动，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分忧、为妇女儿童解难。四是完善维权维稳机制建设。加强基层妇女维权服务站（点）建设，不断完善12338热线服务功能，加强信访四级网络建设，建立以村（社区）妇代会委员为调查员、信息员的妇女民情报告制度，及时把握妇女群众的思想脉搏和利益需求。进一步完善妇联干部担任人民陪审员、调解员、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等制度，积极协助党和政府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继续深化平安家庭创建，主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3、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必须调动资源，借势而为。一是充分运用妇联资源。在市、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妇联组织的基础上，不断扩容妇联团体会员，如机关事业单位、“两新”组织妇委会等，为妇女工作影响力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提供组织保障。二是紧紧依托党政资源。依托妇儿工委办设在妇联的资源优势，有意识地与政府相关部门多联系、多沟通，依托党政资源为妇女实事。三是整合社会资源。通过层级式的妇联工作网络，通过各种女性联谊组织，通过各类社区文化团队，发挥团结妇女、凝聚人心的作用，做到“哪里有妇女，哪里就有妇女组织，哪里就有妇女工作”，在服务妇女、服务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必须夯实基础，提升水平。一是拓展妇联组织网络。在现有组织网络的基础上，根据城乡妇女的分布和变化，通过创新组织设置，在不同妇女利益群体、不同阶层妇女、不同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设置妇女组织、巩固和发展各类妇女联谊组织。抓“两新”。进一步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一批妇女组织，按照“先建立、后完善、再提高”的组织建设思路，采取“建、联、挂、靠”等不同模式，在“两新”组织中灵活多样地建立妇女组织，有效地开展妇女群众工作。二是完善各级“妇女之家”的建设。抓好一批“妇女之家”示范点建设，通过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建好、用好、管好“妇女之家”，使“妇女之家”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有作为体现，真正成为基层妇联宣传政策的阵地、传播知识的课堂、传递信息的窗口、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的纽带、展示妇女风采的平台。三是发展壮大巾帼志愿服务队伍。以妇联现有的工作队伍为核心，扩大妇女社会工作者队伍，充分发挥广大妇女群众的主体作用，不断壮大兼职妇女工作者和巾帼志愿者队伍，积极吸纳各种专业人才进入妇女工作领域，为提升妇联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人力保障。要广泛发动组织巾帼志愿者见诸日常、深入持久地开展助老、帮困、咨询、调解等服务，使巾帼志愿服务扎根于城乡社区和家庭日常生活中，成为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社会力量。（编辑：果宝） 创新管理论文:工商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 1高校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的目标定位 改革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首要是专业学科与课程的调整。过去十几年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工商管理专业设置几经调整,对专业课程面过窄的问题和学科内容老化问题有了一定的改善。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高校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有了比较大的转变,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工商管理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目标的实现,也非一朝一夕即可以完成。教学改革的难度在于思想观念(包括教育管理部门的思想观念、学校的思想观念、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教学资源的配置(含师资配置、教材及实验实习条件配备等)、社会的认可度以及自身改革方案的创新与实践等,诸方面构成了一个直接面对培养对象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工商管理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只能采取“小范围跨大步、大范围跨小步,由小到大、由表及里”的实施战略。即使我们的教育思想、观念都相当清楚了,认识也相当统一了,物资条件也具备了,也还有适应中国国情、校情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达到工商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目标,完成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的任务,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创新与实践。作为地方性、应用型地方高等院校,必须对自己的办学目标、学科定位、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历史沿革,甚至办学条件、风格及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探索出独具个性特征的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方案,并在长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逐渐形成独特的育人环境、风格和品位。 2高校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的几点做法 中国高校之间的个性特色,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和要求,决定了不同高校在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中的个性特征,体现了改革实践中的不同创新和闪光之点。这些创新和闪光点,高校可以相互借鉴,但不可能照搬。以下就重庆文理学院近年来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实践中的一些做法作一归纳、总结。 2.1创新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长时间以来,教育界就一直存在“专才”与“通才”之争。本文认为,从终身教育角度看,高校工商管理专业教育宜以“通才”为主,着力提高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但从各种专门职位都有专门分工角度讲,又要求高等教育给受教育者以一定的工商管理专门知识。从当今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重庆文理学院慎重地选择了培养“职业经理胜任力为目标的工商管理专门人才”的办学理念。为了落实这一理念,从2003年起,重新构建了工商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该计划分一课堂教学计划、二课堂教学计划和第三课堂。一课堂以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为主;二课堂以学生参加科技活动、教授小助手、企业经济调查、学科竞赛、创业大赛及学生社团中的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等为主;三课堂就是到企业一线去见习、顶岗实习。一课堂由教务处、教学院(系)组织实施,二课堂由部分专业教师和导师组织实施,第三课堂由学工部组织实施,如在创业孵化园创办微型企业,参与企业经营活动,为本地中小企业进行策划与指导。为了强化综合素质的提高并使之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提出和实施了工商管理教学,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面向企业,与地方工商业经济发展实际接轨的原则,在打好专业基础的前提下,立足地方工商企业现状,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既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又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动手操作能力、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和较大的发展潜力。为此,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相关政策的规定,结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要求,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众多中小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合理安排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技能训练,确保培养质量,使本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顺利成为工商管理从业人员,具备工商管理人员从业资格,具备一定的创业能力。另外,通过对社会需求深入地调查研究,把握区域工商企业的发展趋势,对本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进行不断地调整的指导思想,推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和两个实施办法。一个基本原则是“加强基础、拓宽专业、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两个实施办法,其一是按文理工商进行大类培养,其二是实行学分制教学管理模式。根据上述原则,学院一改过去由教研室单方面制定教学计划的方式。首先,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对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的需要,提出了四年制本科教育课内总学时不超过2600学时,并规定各类学科课程所占比例(含选修课):(1)公共基础课组合占30%左右;(2)专业技术基础课组合占30%左右;(3)专业技能课组合占40%左右,设置了人文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公共任意选修课,并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爱好和职业意向在全校跨专业、跨院系选课进行辅修,全面扩充学生的知识面。这一基本框架,大力度改革了传统的专业教育模式,保证了公共基础知识模块和技术基础知识模块的厚度,削减专业课模块的深度,扩大专业知识的广度。此外,对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还分两个模块方向:一是涉外企业管理方向;二是中小企业管理方向。学生可以根据自己今后的就业意 向在某个方面进行深化学习,这对学生深入学习相关专业知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传统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突破,给宽口径、高素质工商管理专门人才的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2为复合型、应用型工商管理专业人才成长开渠放水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和技术问题的高度综合性增强,复合型、应用型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受到广泛的关注。重庆文理学院作为地方性多科性高等院校,如何让复合型、应用型和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工商管理专业人才更好地成长,让部分自身条件好、愿意更大范围拓宽知识面的学生能更好地进行自我职业规划设计,已成为学校高层管理者思考的热点。重庆文理学院与全国若干兄弟院校一样,推出主辅修和创意、创业培训制度。主辅修制,主要是为学有余力的在校本科生开凿出的一条通往获取复合型知识的渠道。而创意、创意培训则主要是为有特殊才能和一些特殊偏才学生加以专门培养和指导,帮助他们创业成功。2003年,在学校统一教学规划指导下,正式推出了主辅修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1)凡学习成绩达到优良程度的学生均可申请选修学校已开设的另一个专业作为自己的辅修专业,如管理类可以选择经济类、工程类、文学类等;(2)已开设的任何本科专业,在制定本专业主修教学计划的同时,都必须制定出以本专业为核心的辅修课程的教学计划,即已开设的任何本科专业教学计划,必须主辅修配套。在实践过程中,又推出了第二专业计划,让对辅修仍不满足的学生再走一步。于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主辅修制度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其一,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在保证自己主修专业学习任务完成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另一专业为辅修专业,完成规定教学计划(一般30学分左右)者,由学校发给辅修专业证书;其二,学生在选择辅修专业学习后,因各种原因(如学习压力大等),不能全部完成辅修专业规定课程者,通过的课程学分数作为任选课学分计入本人主修专业教学计划进行学籍管理,未通过的课程不计学分,也不作学籍处理;其三,对完成辅修专业教学计划仍有余力余兴者,可将此专业作为第二专业继续深造(一般60学分左右),全部完成者,由学校颁发第二专业证书,跨学科的可申请第二学士学位。同时,鼓励优秀学生考研。渠道打开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以培养出一大批复合型本科学历人才。据调查,在最近几年,重庆文理学院的毕业生中有相当部分是凭借辅修专业应聘到各类工商企业工作和考取跨专业、学科研究生的,有主修专业毕业证,同时持有辅修专业证的毕业生,在人才招聘市场受到普遍欢迎。重庆文理学院从全国高校就业60强上升为50强就是明证。若干事实已充分证明,主辅修制是本科阶段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良好模式,有必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 2.3重塑教育基本原则——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教育学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工商管理专业教育模仿大工业批量生产的模式,忽视学生的个性特征,一个教学计划年复一年,成批培养“专业人才”,学生毕业后只能从事专门工作,改换工作被称作专业不对口。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传统模式逐步受到冲击,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学分制,重因材施教基本原则,这是21世纪中国高校教学改革的一大亮点。重庆文理学院自2003年学校升本后,已推出学分制教学改革模式,逐步形成以下三大特色:第一,合理实施选课制。选课制是学分制的核心。充分尊重学生个人选择和发展需求,在现有条件下:(1)在教学计划中开辟20%左右的学分数由学生自主确定该学什么课程;(2)在有条件的任选或必修课程中,推行学生选择任课教师制度,以满足学生对教师的适应程度;(3)允许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安排学习进程,或部分改变既定学习进程。由于任选课程包含如下三大类,即跨专业跨院系的课程、学校专门为全校学生组织开设选修课程以及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所以在全校上万名学生中,每人的学习计划实际上都不一样,在大基础一致的情况下,学习内容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新格局。第二,改革固定学制,适当将学制延长或提前。本文认为这种办法是贯彻因材施教的有效模式。其基本思路是:以国家规定的四年或五年学制为基础,允许学生提前或延后完成规定学习环节和学分数,并提前或延后毕业,目前大多数学校规定的时间是三到五年。(1)延后、提前还是正常毕业,完全由学生自己把握;(2)学生学习中途遇到客观环境的变化,如家庭发生变故、经济承受能力等,可中断学习参加社会实践。比如有些学生,因生病等原因而申请暂时中断学习一年或参军,保留学籍和学分;(3)学生在规定学制内尚未完成学业,可申请延长毕业时间继续学习,已学完规定课程,但不符合毕业要求的,给两种选择,申请延长毕业时间,直到完成全部学分,或者持结业证先就业,在规定时间内回校申请补考,合格后换发毕业证书。第三,实行严格而又有一定灵活性的重修、重考制。这一制度含两层意思:(1)学生某门课程不及格,可以进行重修(学校规定必须重修),也可以选择重考(跟下一届学生一起参加该课程的结业考试);(2)学生已经取得学分的课程,成绩不太理想,可以申请重考,刷新自己的课程成绩,低于过去成绩者不刷新。以此激励学生更加扎实地掌握某些核心课程的基本内容,也为某些优秀学生,因某门课程的遗憾提供了更正的机会。 2.4实施创新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创新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是一种理念,是一种教育思想,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如何去体现,如何去发挥,是高校工商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又一个热点问题。几年来,学校逐步探索,其特色可归纳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为素质优秀、成绩好的学生开小灶。学校每年招收工商管理专业学生90余人,其中高考入学成绩由低到高相差100分左右,如何让素质优秀、成绩好学生在完成一般学业要求的基础上,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这一直是学校重点关注的问题,为素质优秀、成绩好的学生的成长和有一定特长的学生选派优秀教师给予专门指导和教育是大家的共识。(1)每年入学新生就开始实施优异生计划,选拔一定的优异生,选派优秀教师,尤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专业基础知识的指导,同时提升计算机、外语及人文素质水平;(2)对刚进校的学生,就开始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方式进行特殊培养,比如为其选派导师,实行导师制,每个学生可深入导师科研基地,与导师一起参加科学实验,当科研小助手等工作,学校在开放性实验、图书资料等方面提供特殊服务 ,集中提升某些基础课程、人文课程和专业课程的要求;(3)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突出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通过模拟环境实验、参加全国学科竞赛、创业大赛等,在学生中创建出注重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培养的良好学风。第二,为特长学生搭建成功的阶梯。大学的教育应体现在“大”字之中,学生在大学获取知识的渠道是多方面的,学校应有一种机制,如组建学术团体、兴趣小组,并派专门教师带领、指导、鼓励并承认学生从多渠道去获取知识,提高能力,为特殊学生、特长学生创造条件,搭好取得成功的阶梯,比如鼓励部分学生参加全国学科竞赛、创办微型企业等。第三,为学生创造各种学习条件和创业条件。首先是要建立起创新人才成长的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给学生精神上一种良性导向,同时创造多种机会,组织学生社团,让不同兴趣和特长的学生各得其所。让学生参与创业培训和创办微型企业。重庆文理学院与校外多家企业有紧密联系,建立了教学实践科研基地,如有名的中国电信永川分公司、重庆红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名豪集团等,校企联手打造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已成为当前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另外,学生创业中心和微型企业的创办,更成为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重要领域。总之,重庆文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与创新,成效比较显着,成果比较突出,在由该成果送入社会的人才中,后期效果将更为显着。但是,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工商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目标、任务和特色问题必然会受到更大的关注。 2.5加强创业意识的培养 我国目前大多数高校所培养的学生都是在顺利毕业后去找一份安定、收入可观的工作,很少有自己去创业的愿望。各行各业的大发展为更多的创业者提供了诸多创业机会,在我国就业压力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创业将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在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学改革和教学过程中应突出对学生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使之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2.6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方法 传统的教学观念是教育学生多学知识,牢固地掌握知识,这样反而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深,不能灵活地加以运用,操作能力差。对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思维观念和方法(学知识的方法)尤为重要,所以,应加强对学生的观念和方法的培养,这才能够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知识的相互联系,让学生真正理解到什么是管理。管理是一个过程和整体概念。不能将其肢解后进行教学,不然的话,学生就不可能将相关知识联系在一起,也不能理解管理的真正含义,当然,更谈不上做好工作了。 2.7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充分利用实践教学基地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结合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为加强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训,事先落实了培训基地,如中国电信永川分公司、重庆红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名豪集团等,并就实践培训的指导方针、原则和具体措施进行商谈,签订合同。培训基地指派部门经理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员工亲自带、教学生,在生产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并进行实践技能考核。为加强教学的实效性,落实国家“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要求,学校还专门聘请企业总经理、职业经理人直接担任相关学科的教学工作。由于来自第一线,这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效果好,学生的基本技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工作适应能力强,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2.8加强对学生的人格、道德品质的培养 目前,管理道德问题在现代中国已经发展到十分严峻的程度,最突出的表现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行贿受贿。如:短斤少两,江苏某农药厂所标有效成分为25%,实际只有2.5%;掺杂使假,某些小厂将一般矿石粉碎后与沙土混合冒充磷肥,其有效含量只有3.75%,国家规定最低的四级磷肥含磷量不得低于20%;移花接木,用别人的商标;劣质、仿冒事件,云南劣质饲料粉碎机伤人事件、伪造名牌商品事件等。所以,加强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已显得刻不容缓,提高管理者的道德素质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作为高校应重视道德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以不断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增强其社会责任感,树立良好的人格。 3高校工商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展望 工商管理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其改革的目标、任务也将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教育大众化、学习终身化和竞争激烈化方向调整和深化。着力点将主要放在质量更高、效益更好、规模更恰当、知识结构更合理四个基石之上。随着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还应具备从事国际工商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高校的工商管理专业朝涉外方向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综上所述,对于高校的工商管理专业在校生来说,既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激烈挑战。因此,作为从事高校工商管理专业的教育者,要视培养出社会适用的人才目标为改革己任,为高校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目标定位、实践创新大胆探索 创新管理论文:社会管理创新中宪法理念的体现 一、宪法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保障功能 一是保障社会管理创新的合法性。在社会管理创新中,作为管理依据的宪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的规定本身具有合法性。法律和法规依据宪法而制订,宪法是它的上位法,因此,法律和法规同样具有合法性。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不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还具有合法性。他们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只要不与国家的宪法、法律相冲突,依法制定,其合法性毋庸置疑。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只要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进行管理,就是一种合法管理,可以得到宪法、法律和法规的保障和支持,同样也就会得到广大公民的支持和拥护。 二是保障社会管理创新的权威性。我国的治国方略是依法治国,法治是国家的权威。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只要依法创新管理,社会管理创新就会有权威性。此外,这种权威性还来自立法机关的权威性,即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性。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他们所制定的宪法、法律、法规等都是他们权威性的延伸,也是他们权威性中的组成部分。同时,这种权威性还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任何组织、个人触犯法律、法规,都会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一定的制裁,制裁的程度根据他们所造成危害程度等因素来加以确定。因此,只要依法创新管理,社会管理就有权威性。 三是保障社会管理创新适用法律的准确性。宪法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的路径和方法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监督和引导作用。宪法上有关社会管理的规定乃至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的原则性规定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动而执行有关社会管理法律的解释依据。这是确保社会管理创新既不违宪又充分体现宪法精神的重要保障。我们在执行法律中理解、解释和适用法律时应考虑我们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是否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是否与宪法相抵触。作为国家机关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适用有关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法律时应具有宪法思维,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依宪解释,依据宪法的基本精神来理解、解释和适用法律,这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必须履行的宪法义务,也是我国宪法的明确要求。在推进社会管理的创新中,行政机关在开展相关社会管理活动以及司法机关在审理有关案件执行和适用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律规定时,必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及其精神来理解、解释和适用法律,以确保社会管理创新符合宪法精神。[3] 二、社会管理创新中宪法理念的体现 民主、法治、人权等理念是宪法价值理念的核心要素,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时也必须充分体现宪法的这些核心要素。 一是要体现保障民主的宪法理念。宪法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因此,民主是宪法首要的价值理念,宪法本身就是民主的产物,没有民主的政权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法。宪法通过各种形式肯定民主的基本原则,如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少数原则,在宪法当中都可以找到根据,以防止民主的不正当行使和发生异化。还有,宪法通过规范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运用国家强制力量制裁不法行为和反民主行为,来保障民主权利的行使不受非法干扰。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时应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 二是要体现保障法治的宪法理念。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保障,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应着力贯彻以下法治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国家机关在运用法律时,对公民的保护或惩罚一视同仁,不因人而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程序正当。以正当程序制约权力,正当程序对行政权的控制主要表现在行政程序的运行过程中,如行政听证制度,回避制度等等。正当程序对司法权的控制表现在独立审判原则,公开审判原则、回避原则、两审终审原则等等;职权法定。各国家机关的职权由宪法和法律授予,其权力必须依法行使。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授权各国家机关相应的职能,权力的行使须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越权无效。 三是要体现保障人权的宪法理念。人权是宪法最核心的价值追求,尊重人权、保障人权,是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正如胡适认为,“宪法的大功用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制定一部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4]2010年3月,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社会管理的所有立法、执法都必须以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根本出发点,突出地强调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这一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理念。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各级各类公务人员要增强人权观念,慎用手中权力,自觉尊重和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四是要体现权力监督的宪法理念。有效监督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关键,人类的国家生活经验证明,绝对的国家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只有对国家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国家权力才不至于腐败,才能达到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的国家管理目标。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上,对国家权力监督原则和制度作出了明确具体规定。在社会管理工作中,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必须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外部监督,以及上级监督、监察监督、审计监督等内部监督,通过监督来判明责任,包括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 三、保障宪法实施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社会管理是宪法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形式。“只有维护体现先进理念和符合我国社会实际的宪法法律的权威,尊重依据宪法和法律所形成的社会秩序,我国的社会才能够达到长治久安、持续发展进步的目标,人民幸福安定的生活才有保障。因此,严格依法办事实际上就是最大的也是最好的社会管理创新,一切体制、机制和方法上的创新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5]我们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构建一个民主得到充分落实,法治得到充分保障,人权得到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保障宪法的实施是必由之路。 一要强化宪法主体的宪法修养。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必须要强化各宪法主体的宪法修养。人之所以要进行修养,就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人,就是为了能担负起重任。宪法意识的有无、宪法修养的高低,对于法治国家建设和宪法实施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公民的宪法认识是公民宪法意识的最直观体现,也是公民宪法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宪法修养的重要反映。宪法修养体现在人们的宪法理念上。公民的宪法理念是衡量一个国家中普通民众对宪 法的普遍接受程度和宪法切实发挥作用的重要指标。我们不仅仅强调公民的宪法意识,还应该强调国家机关和公务员的宪法意识。仅仅公民有宪法意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家机关在其立法和执法过程中树立宪法意识,切实履行宪法所赋予的职责。从根本上来说,宪法实施的社会基础是公民的宪法意识。公民有了良好的宪法意识,国家机关也就不敢任意妄为,胡乱执法。国家权力机关一方面要加强宪政立法,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自身宪法意识的培养,也应该在立法过程中注意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不要违反宪法,努力把握自身权力的宪法界限而不可逾越。 二要完善宪法的适用制度。(1)完善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是监督立法机关有关社会管理创新的立法是否违背宪法有关规定的有效保障。我国宪法对违宪审查制度作了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然而,我国的违宪审查工作并未真正开展起来,当务之急是全国人大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启动现行违宪审查制度。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加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随时关注并审查监督国务院所制定的有关社会管理的行政法规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有关社会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及时纠正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违背宪法精神的部门法规和“土政策”,从源头上避免损害公民权利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以保障社会管理创新不违背宪法的规定及其精神。(2)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诉讼制度是指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如果穷尽一切普通司法救济手段还不能获得有效救济,那么国家司法机关就可以以宪法诉讼的形式提供相应的宪法救济。我国宪法长期以来基本上停留在作为立法依据的层面上,在具体的司法实践,法院裁判案件未能直接适应宪法。宪法诉讼制度建立后,只要公民受到侵害的权利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这些权利又没有相应的部门法加以落实和保护,任何国家机关或者公民个人都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宪法诉讼,寻求救济。 三要创设和发挥宪法惯例的作用。宪法惯例是指宪法条文无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存在和通行并经国家认可,具有宪法效力的习惯和传统,宪法惯例是对成文宪法的重要补充。[6]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和现行宪政体制下,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中,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有些问题没有在宪法中直接规定,或在宪法中规定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那么就适用宪法惯例,以保障社会管理创新不偏离正确的改革方向,符合宪法规定及其精神,使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始终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本文作者:钟骏树、赖俭发 单位:中共赣州市委党校) 创新管理论文:工商衔接及管理创新分析 工商协同营销,就是让工商企业共同携手,面对消费者,研究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和计划的调控作用,在又好又快地完成品牌置换的同时实现双赢。我国的烟草行业的内部管理体制有了重大的改革,它开始实施以工商分离的体制,原本传统的工商关系打破的同时新型的工商关系也在逐步形成,这种关系的形成可以统一规范烟草市场使其竞争有序的进行。国家局局长姜成康反复强调“工商之间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以提高中国烟草总体竞争实力为主要任务,平等互利、互动互信、资源共享、效率责任,企业如何将新型工商关系落在实处,如何采用信息化的手段支持工商协同业务模式的创新,需要从当前企业营销存在的问题、工商协同业务模式的创新、工商协同信息化的实现等方面,进行系统思考。” 一、行业开展工商协同营销的背景 自2003年新型工商关系提出以后,协同营销就开始成为行业的热点,工商分开后,国家局就提出要以稳定为主,工商之间已然成为了热门话题。2004年北京市首先提出了建立工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08年初国家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工商企业协同营销工作的指导意见》(国烟办[2008]71号),其中明确提出,工商协同营销是行业整体营销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是网络建设全面提升的新要求,是订单供货工作不断深化的新任务,是行业贯彻落实“严格规范、富有效率、充满活力”任务的重要举措。国家局何泽华副局长在工商协同营销试点工作启动座谈会上指出,这两年随着订单供货工作的开展,市场的潜力得到释放,行业适应市场的能力得到增强,工商关系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阶段。国家局适时提出工商协同营销对促进行业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 二、企业营销工作中面临着诸多问题 目前企业营销信息主要靠各区的业务人员进行人工的统计,全国上下大概有上百个商企采集数据都需要到逐个的商业公司。然而这种采集方式的工作效率很差,数据及时性和准确性都很难得到保证,导致企业不能及时了解市场变化、品牌的宏观态势和发展潜力。销售预测计划是企业的生产计划的主要依据的,我们目前的需求计划不能细化到周或天,这样很容易造成预测结果同商业公司所期望的需求不符的情况,这样企业就会盲目的生产,备货就不能及时准确,企业就只能按照传统方式按照原本的数据安排发货。物流调度缺乏精细化的指挥,很容易出现销量好的产品得不到及时的供给,而销量一般的产品在库存中却占了大部分。 “工商协同”建设是企业营销发展从现在到以后所要面临的主要任务。企业优化和提升市场预测、滚动生产、互动确认、应急调度的业务流程可以通过工商搭建一个新型的数据信息共享交互管理平台,进一步实现各行业能够从按客户订单组织货源向按客户订单组织生产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企业还需要努力克服非市场因素,实现分散的营销资源统一管理、加强工商互动、加强品牌的规划和建设、加强客户关系的维护,量化综合绩效考核指标,加强营销信息分析、完善市场导向,提高管理水平和营销工作效率,提高市场的准确度,提高供应链运作的敷率,控制存货周转率,降低烟草供应链成本,建设严格规范、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中国烟草营销体系。 三、对企业加强协同营销创新管理 工商协同营销需要从在三个层面积极开展互动协同。 1.行业战略层面。探索符合行业整体品牌发展战略的协同营销实现机制,加快形成全国性品牌、区域性品牌为系列的中国烟草品牌体系,突出培育“10多个”重点骨干品牌。 2.企业策略层面。工商企业协同制订市场发展战略、品牌发展战略,以协同品牌定位、品牌管理和维护等策略培育优势品牌。 3.营销操作层面。工商双方要制订协同培育品牌的规则和标准,如品牌引入退出规则、促销规则、新品上市流程等,在规则中明确工商双方职责分工,共同执行。 协同营销就是让工商企业共同携手,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按照市场化和经营计划的要求,在平稳地完成品牌置换的同时,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协同营销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营销理念,正作品牌是企业的象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企业为一种手段推动着中国烟草行业的改革向纵深发展。按照国商协同营销是指在市场营销活动中,烟草工业和商业企业双家烟草专卖局提出的“两个多个”战略发展方向,国内卷烟方在品牌内涵、品牌定位一致的基础上,为寻求利益最大化,品牌将会进一步的整合,一些市场知名度不高、量小、基础弱在营销理念以及市场、品牌、服务等营销实践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品牌将无法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压的营销合作。工商协同营销是我们以后工作发展的趋势,协同营销做好市场为目标,培育品牌是我们最终的结果,协同营销就是工业企业与商业企业,紧紧围绕培育品牌为共同目标的,实现自身最大的价值。 努力完善工商协同机制工商双方是运行协同营销关键,工业企业要更多地关注市场、关注消费者,实现由产品推销向品牌营销的转变;商业企业要更多地关注客户,突出服务,注重效率,优化流程,提高素质,工商协同营销品牌培育是硬件工程的重要基础。从卷烟供应链的角度出发,需要明确工业、商业、客户经理和零售户在品牌培育流程中的职责和权利,形成一条卷烟产、供、销的完整供应链,才能够优化行业资源配置、提高工作效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市场,解决工商脱节,推进订单组织货源向订单组织生产延伸,最终目标是做优做强品牌,不断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 创新管理论文:互联网与企业管理创新 摘要：互联网是信息与管理技术的最佳结合，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则最为直接和深远。在经营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企业要想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管理创新。本文着重从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等几个方面作了具体分析。笔者认为，在管理理念创新上，要建立知识资本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的基本理念，企业管理者应该十分关注无形资产的投入；在管理模式创新上，应该将知识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从传统的以交易过程、后勤统筹和工作流为关注核心的管理转到建设一个有能力支持沟通、建立人际网络、在工作中学习等内容的系统上来；在管理组织创新上，要实现从金字塔型等级化的垂直管理向网络型扁平化的水平管理的转变；在管理方式的创新上，则应从消极地适应市场转向积极求变、创新，将企业管理从科学管理推进到科学加艺术的管理的新境界。 人类进入新的世纪，“互联网”成了当今最深入人心的概念。在人们感到惊诧、甚至来不及作出反应之时，它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开始融入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及不同层面。互联网是信息与管理技术的最佳结合，其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它对企业的影响是最直接和最深远的。面对全球范围内互联网技术及文化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企业管理必须适应这种新的经营环境，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本文着重从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等几个方面略作分析，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一、管理理念创新：知识资本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人类的经济活动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到“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与此相适应，在企业管理理念上，也正在经历一个新的转折：相对于有形资本，无形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知识资本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最重要的资源。 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以其未来学家的深邃眼光较早地洞悉到这种变化的趋势，并将这种由社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对知识的“赋值”称之为“符号财富”。他甚至深刻地提醒世人：没有人会因为苹果计算机公司或IBM公司的物质资产而购买其股份。起作用的并不是这些公司的建筑物或机器设备，而是其市场推销能力和社会关系、其公司管理的组织能力以及雇员们头脑中的那些突发奇想。它们所代表的不过是另一些象征性符号而已，而且已达到令人惊异的地步。 托夫勒的话绝非一个未来学家的奇思妙想，更非要到遥不可及的将来才能在一般的企业中变成现实，在IT行业以外的一般制造业中也早已被富有创造精神的企业家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年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的耐克(Nike)鞋业公司，在市场上可谓独占鳌头，但它并不直接生产和制造鞋，它的资产是“耐克”商标、生产许可证、市场销售能力和设计开发能力。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可口可乐公司总裁敢夸下海口：“如果可口可乐公司总部被烧毁，它可以凭可口可乐的牌子重新起家”。在新的企业兼并浪潮中，许多企业就是为了获得无形资产而进行兼并，或以无形资产作为兼并其它企业的本钱。 这一事实表明，传统企业本身的结构、内容和经营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服务业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发展迅速。 面对互联网的冲击，正如美国进步政策研究会 (PPI)技术创新和新经济项目小组主任罗伯特·D·阿特金森(Robert D．Atkinson)博士与该会技术政策分析家拉诺夫·H·科尔特(Ranolph H．Court)在其合著的《美国新经济——联邦与州》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美国联邦及各州的新经济增长状况后指出的：“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对这一点存在广泛的认同，这也是对新经济认识的一个确切的方面。”“知识日显重要意味着无形资本的净积累(如教育、研究与发展等方面)比有形资本的净积累(如建筑物、交通、道路和机器系统等方面)增长的更快。在联邦财政资助方面，无形资本占联邦财政资助有形资产的比重从70年代的60％提高到现在的93％。在商业中也有同样的趋势。在60年代和70年代，平均股票溢价收益中约有25％应归功于已报告利润的变动。到了90年代早期，这个比例下降到低于10％。这个变化部分地可归功于公司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传统会计无法核算的无形资产(如研发、商标和雇员专利知识等)这个事实。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至少已经和有形资产旗鼓相当，而且有形资产价值中的更大部分取决于无形资产的投入。”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教授更是早就明确指出，知识已经成为知识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并一语道破真谛：“知识是唯一的经济资源。” 二、管理模式创新：知识管理将成为企业管理最重要的内容 传统的企业管理主要是将注意力关注于人、财、物、供、产、销等环节，此一时，彼一时，无所谓轻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从物品生产转移到以智慧为基础的服务，从根本上改变了占据经济学思想最长久的一个假设——报酬递减。实际上，在互联网极 大普及的经营环境下，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作和传统的以物品为基础的生产在行为上有非常不同的特点。传统的物品生产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有形资产的消耗而逐步缩小。与之有别的是，知识在其自身作用下 (生产、分配、使用)是在不断增长的，它可以创造以前从来不存在的市场，引起并产生更多的创新，因此，应该是“报酬递增”，即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特定市场中的企业，其获得的优势在竞争中也是不断增强的。这些企业在管理行为、管理风格和企业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了有别于传统企业的新特色，在管理模式上事实上正在进行知识管理的新尝试。 借助网络技术，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中的环球网进入数据库，还可以利用公司的内部网络获取公司的专业技术知识。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在于太容易将数据与知识、信息技术与信息相混淆。随着资产无形化的日益发展，随着知识在企业发展中战略地位的日益突出，随着人们获取的数据不断增加，对数据进行筛选、分享及利用的困难也变得更加尖锐了。于是在许多企业纷纷出现了一批新式高级经理人员，其头衔为：“知识主管”、“学习主管”、“知识资本经理”、“知识管理经理”，等等。一些著名公司(尤其是知识型公司)在知识管理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从管理模式的角度看，面向知识管理的公司决策者面临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传统的以交易过程、后勤统筹和工作流为关注核心的管理转到建设一个有能力支持沟通、建立交际网络、在工作中学习等内容的系统上来，以行动和知识的创新更快地反馈循环来对全新的经济环境作出反应。” 在企业内部，知识管理应该在保守企业商业秘密的前提下，营造良好的氛围，最大限度地促进企业知识共享、促进企业知识流动。企业还应该充分利用外部知识网络，加强对网络中知识的管理，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知识资源。在新的管理模式中，企业管理者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创新和创造能力是一种特殊资源，企业应该针对其在知识开发中的独特性，实施有效的管理。 三、管理组织创新：从金字塔型的等级化的垂直管理到网络型的扁平化的水平管理 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中的经理革命》一书中曾经写道：“美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成长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是企业规模的扩张过程；二是资本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过程。”“由一组支薪的高、中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就可恰当地被称为现代企业”。这种被称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形式成了当今美国工商企业制度中的标准形式，也被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参照系。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是以庞大的规模和集中的管理来更好地控制原料供应，以此来获得较高的效率。但在互联网广泛应用和普及的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是靠不断找出市场需求以及解决办法之间的联系。成功的企业所提供的价值大多来自有待解决的市场问题所需要的专业研究、工程和设计服务，识别问题所需要的专门销售和咨询服务，以及把上述两个方面连接起来的专门化战略，加上金融和管理服务。只有这种价值才不易被模仿。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创新和服务将代替控制和管理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正在改变传统企业管理的许多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若沿用那种按职能分工、条块分割形成的金字塔型的层级结构，那就无法对外来信息做出快速反应。基于此，1993年出现了‘企业重建’的理论与实践。它的核心思想是把原来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扁平化、信息化，形成以任务或合同为对象的有关职能专业人员的组合。而这种变革的技术基础是信息网络在企业内部的普遍覆盖。” 这样的发展趋势，导致企业纷纷压缩纵向距离，造成了企业结构向水平化、横向化的构造运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企业管理层次必须减少。“而首当其冲的便是经理阶层。”中层经理的职责是协调下层部门的工作，从下级收集信息，转给其它的下级或向上级汇报。由于传统体制下等级森严，信息往往难以迅速反映到高层。正如国外有的研究者注意到的，最糟的情况是：报告被净化了，数字被修饰了，信息被隐藏和隐瞒，甚至被伪造。而在新的技术背景下，计算机可以代替中层经理的搜集、传递、分析和处理信息的无创造性或低创造性的工作。互联网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使得一个普通程序员可以将有关信息直接传送给远隔千山万水的总部的CEO，一下子跨越了传统管理的许多层级和诸多需要汇报、请示的环节，加快了企业信息的反馈速度，更消除了金字塔型等级制的官僚作风，使得高层与基层直接对话成为现实可能，从而某种程度地使中层经理成为多余。 在中层管理削弱的同时，新的企业形式，如网络型企业应运而生，某些虚拟企业的成功运作为人们提供了极为广阔的思考空间。这样的企业结构象网而非金字塔。与传统企业根本不同的是，网络型企业中网络上的每一个结点都是创新的源泉，其成员既是项目的参与者，也是利润的分享者。这样的网络结构一方面极大地刺激了每一个结点的创新，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中层管理，降低了管理成本，对解决传统管理体制的弊端也是一剂良药。 四、管理方式创新：从消极地适应市场到积极求变创新 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计算机科学家张亚勤先生最近曾经说过：“计算与通信的有机结合是网络革命的最大特征。Internet的蔓延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的无限联通。”张先生的话是不无道理的。在这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企业经营的内外部环境的前景充满着不确定因素。互联网正在覆盖管理空间，管理的范围已经从本土进入全球，管理文化从同质交流进入与异质共存，管理对象从现实世界进入虚拟世界，管理组织从垂直进入水平状态，管理指令从日常语言到网络语言，管理内容从主要对生产要素的管理到对知识要素的管理，这对企业管理方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的要求。在这种经营环境中，企业的兴衰成败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经营者能否具有审时度势、举重若轻、应付自如的素质。 在网络化时代，企业经营者必须破除安于现状、满足于现状的保守思想，消极地适应市场，企图守业，已难以维继。企业生存发展的唯一机遇存在于变革之中，其核心在于创新。要主动地去推进变革，甚至主动地进行“创造性破坏”，成为变革的先行者，而不是被动地在变革出现之后才去应付经营环境的变化。比尔·盖茨在微软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曾充满激情地写道：“纵观商业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公司，他们的行事方式僵化死板，满足于自己的成功，而没有意识到世界不论有 无他们都将变化。所以，对微软来说最宝贵的东西是我们适应变化的能力，我们能迅速抓住新的行业方向，随着技术的进化，不断重塑了自己，从而始终保持了成功。” 处在激变时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必须从常规阶段进入创新阶段。新世纪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将是强调跳跃和变化、速度和反应、灵敏和扁平，将注重平等与尊重、创造与直觉、主动与创业精神、远见与价值控制，将依靠信息共享、虚拟整合、企业间相互依存，从而不断创造优势，为赢得未来市场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管理应该是从科学走向科学加艺术的管理，是求变和创新的管理。 创新管理论文:高校后勤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研究 摘要：本文介绍了高校后勤管理成果，结合山东农业大学后勤改革情况，就目前高校该如何推进后勤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从后勤管理实践和理论上做了初步探索，并从后勤管理实践出发，提出后勤管理创新的思路和方式方法。 关键词：后勤；管理体制；创新 1高校后勤管理改革成果 高校后勤经过近十年的社会化改革，初步建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后勤管理体制，总体上实现了准企业化管理，高校后勤保障能力显着增强，高校后勤服务质量逐步提高，改善了学校的经费结构，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上基本实现了如下几点： 1.1政企分开，将学校承担经营、服务职能的部门分离出来组成后勤实体，后勤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实现了管理的企业化。 1.2变学校拨款的无偿服务为用户付费的有偿服务，实现了服务商品化。将过去拨款驱动的运行机制改为市场驱动的运行机制。学校将经费分拨给各单位，对教职工的福利也逐渐变暗补为明补,后勤经济实体以让用户满意的服务换取经济收入。 1.3逐步开放校内市场，引进校外优质服务，实现了后勤服务主体和后勤基础资源配置的社会化。 1.4实体内部建立了适应企业化管理的新型人事、分配制度。后勤实体人员全部列入实体编制,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过渡措施,实行干部聘任制和全员劳动合同制。实行以岗定薪、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充分调动后勤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1.5后勤实体与学校建立以合同制约的甲、乙方关系。后勤实体按照甲方的目标责任制,一方面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强成本核算，努力创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坚持为教学、科研、师生提供优质服务和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宗旨，同时保证了后勤服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学校对后勤实体加强目标责任的过程管理和监控,以确保其经营服务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五大以来，我校开展了以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为目的，以教学改革为核心，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后勤社会化改革为重点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也正是推进了这一改革，才为学校的全面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形成了有利于学校全面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办学规模到办学条件，从教育质量到办学水平，从后勤保障到服务水平，实现了我校近年来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后勤社会化改革作为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为学校和后勤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后勤也逐步增强了自己养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能力，建立起基本适应学校发展的社会化后勤服务体系。 2当前高校后勤体制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大多数高校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还没有实现质的突破，进入良性发展状态的高校还是少数，依然在较大程度上垄断市场，自办后勤；后勤运行效率低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校领导还没有从繁杂的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学校还承担着办企业的风险，后勤依然是高校中较易引发不稳定问题的方面；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政策措施、以及人员素质、市场环境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与后勤社会化改革不相适应的方面，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还面临着一系列困难。 3坚持后勤社会化方向，科学创新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后勤管理分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深化后勤社会化改革，要把体制机制建设贯彻始终，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上下功夫，使改革进入良性发展状态，提高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目前,高校后勤存在的主要矛盾还是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在推进改革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寻找差距、总结经验教训、转变观念、调整思路、求真务实。通过改革，科学创新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实行高校后勤社会化，建立"市场提供服务、学校自主选择、政府宏观调控、行业自律管理、职能部门监管"的新型高校后勤保障体系。 3.1坚持后勤社会化改革方向，并认识到社会化进程的长期性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十几年，带来了后勤的快速发展。当前后勤工作的问题，是社会化改革不全面、不深入、不配套的问题，是改革中的问题，而不是改革的方向问题。因此，应充分认识当前深化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继续下大力气不断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进一步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高校后勤管理体制，取代不利于高校发展的旧的后勤管理体制。 坚持后勤社会化改革方向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后勤社会化进程的长期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推进后勤管理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我国正处于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各方面体制在不断建立和完善，传统的后勤管理体制也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影响，这就决定了后勤管理体制机制还要不断创新，逐步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 3.2基于后勤管理实践，因地因校创新管理体制机制 后勤管理体制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是要根据国家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而不断进行调整、改革和完善的，检验后勤管理创新成败的标准，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学校教学、科研的后勤保障,是否有利于改善师生员工的生活 ,是否有利于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和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后勤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创新，所以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后勤管理实践，建立切实符合本校实际的管理体制机制。 3.2.1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要基于管理实践。不加分析、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生搬硬套某些管理体制创新的理论、做法，或机械地按上级指令办事，最终会经不住实践的检验，由此造成的错误决策甚至会造成学校利益的重大损失。决策者应该系统、超前的研究后勤管理理论，重视基层单位在改革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结合自身实际合理的借鉴兄弟高校的先进经验，并将创新方案建立在决策者与执行者、上级部门与基层单位共识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避免脱离实际的盲目决策。 3.2.2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要基于本校的实际。各个高校的实际情况不同，对后勤管理体制的要求也不同，由于高校所处的市场环境和校内情况各不相同，实现途径和进程也不可能完全一致。高校还应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阶段性目标。鼓励积极进取，同时也要反对盲目冒进。目前，多数高校成立了后勤服务实体，并在争取做大做强。这种做法实际上不是对每一所高校都适合的。对后勤正式职工多、市场环境不成熟的高校，做大做强后勤服务实体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做大做强后勤服务实体，难度很大，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因此，对后勤正式职工比较少、市场环境成熟的高校，最好的选择是不办后勤服务实体，直接将办后勤的职能交给社会。学校之间没有必要比较谁的后勤实体强大，应该比的是谁有能力快速稳妥地达到改革目的，建立起最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后勤保障体制。后勤服务实体的发展也应讲究策略。应该通过与优质企业的合作，整合资源，借助优质资源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3.2.3管理体制机制要适应所处地区的经济环境。目前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是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在高校后勤领域的具体体现，高校的后勤管理体制自然就受到所处地区经济环境的影响。当高校所处地区的经济发达、相关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较高时，社会能够在更多方面提供高质量、低价格的后勤服务，高校后勤社会化程度会高一些，较多的后勤服务项目可以由社会相关服务企业来经营管理；如果高校所处地区的经济水平不高，相关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由社会提供高校的后勤服务成本高，也不能达到高校要求的服务保障水平，高校后勤社会化程度就相对低些。后勤管理体制要适应所处地区的经济环境。 3.3继续改革后勤管理体制，健全市场运行机制 高校后勤管理体制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坚持育人与效益并重的原则，转换经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更新管理理念，创新发展模式，积极推进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 要引进现代后勤服务方式，提高后勤市场竞争力。在市场经济下，服务也是一种无形的商品。要提高学校后勤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就必须引进现代化的服务方式，切实提升后勤的现代化服务水平，提高服务质量，使学校后勤服务成为师生心目中优质的品牌。 要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这种激励作用，对高校后勤市场同样具有较深刻的影响，学校后勤要自觉发挥和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方面加强成本核算，降低成本，减少浪费和损失，使各项服务价格低于社会同类服务价格；另一方面了解市场、掌握市场，主动开拓市场，不断地遵循市场调节的红绿灯信号，使服务在实践中增值，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师生员工提供优质服务。 要合理的进行资源配置、利用、开发。学校后勤可以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如学生宿舍、食堂、商业网点、体育场馆、园林绿化、物业管理、交通运输、医疗服务等。在保证高校教学、科研、师生员工生活日常需要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并加以合理开发整合，从而使后勤企业形成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良性循环状态。 3.4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分类推进我校后勤体制机制创新 3.4.1经营型的后勤产业借鉴国有企业改制，推向市场，推向社会。按照“勇于创新、稳妥推进、资产运营、彻底剥离”的原则，积极将具备改制条件的经营型后勤实体成熟一个改制一个，改成独立法人企业。 3.4.2经营服务型的，如水电暖、物业等，加强管理、提高效益，积极推进物业管理社会化改革，逐步与社会接轨。 教学区物业管理以项目承包的方式引进社会物业公司根据学校的要求进行管理。教职工住宅区物业管理服务引进社会物业公司，学校改暗补为明补，以往用在职工住宅区保洁、保安及绿化养护管理上的费用按人头直接明补给职工，职工再按社会提供的物业化保洁、保安以及绿化养护管理的服务标准缴费，解决在职工福利上存在的“住校内校外不公”、“单双职工不公”、“住大房小房不公”等不合理问题，有利于改善职工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切实提高教职工住宅区整体管理服务水平。学校教学区、住宅区的单位和个人均按社会收费标准、按实际计量缴纳水、电、暖费，水、电、暖服务逐步与社会接轨，彻底实现社会化。 3.4.3面向大学生生活服务的后勤实体，如学生公寓、食堂等，坚持公益性原则，以服务育人为前提，全面加强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目前的国情和教育的公益性决定了在后勤社会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学生住宿、饮食工作的公益性原则,使这样的实体为大学生提供的服务既是有偿的,同时又带有一定的福利性。 学生住宿保障工作是高校后勤的一项重要职能，在公寓的管理与服务过程中，实施亲情式服务，人性化管理。对学生住宿收费的同时，也采取一定的免费送电等形式。 饮食经营实行企业化的全成本核算管理，努力提高饮食经营效益，但不能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饮食工作的公益性对饮食服务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饮食服务实体在确保饮食安全的基础上，要加强内部管理，努力降低服务成本、堵塞管理漏洞，完善原材料采购的竞争机制，建立应对 物价波动的长效机制，并且积极争得学校支持，从而稳定学校饭菜价格、稳定饭菜质量，赢得学生的满意。 3.4.4社会型的，如校医院、附属小学、幼儿园等，适应医疗社会化改革、九年义务教育的进程，不断推进社会化。 校医院实行经费定额包干，促进其自我发展。校医院干部职工要转变观念、强化服务意识，要加强管理、办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站，引入竞争、降低药价、赢得市场，同时还要拓宽服务领域、提高经济效益。 抓好附小、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稳定办学规模，从而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进而稳定大学年轻教师队伍。 这种综合型的后勤管理服务模式，既能维持高校安全稳定，又能有序地引进社会上的市场竞争；既能充分地调动后勤职工改革的积极性，又能有力地缓冲后勤社会化改革带来的冲击波；既能显着地提高后勤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又能明显地降低后勤运行成本。从而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渐进过程中，稳步地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 3.5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促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3.5.1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各种工作程序。使后勤各项工作有章可依、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努力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体制和机制，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做到执章必严、违章必究。3.5.2加强财务管理，完善监督机制。一是自觉接受纪委、监察、审计、财务等部门的监督，使后勤的经济活动在体制和机制上始终处于有关部门的参与监督之下；二是严格实行工程和大宗物资采购的招标管理；三是加强后勤各单位的财务监控和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制度，从严控制非生产性支出，努力降低成本费用开支；四是在认真核算各实体的管理成本和运行成本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确定相应的定额费用，逐步推行定额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各经济实体管理费的定额监控；五是科学论证、合理使用发展基金，努力实现资金效益的最大化。 3.5.3分类完善各实体目标责任制和效益分配激励机制。结合实体实际，分类管理，逐步完善各类实体经营服务过程中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积累发展等目标责任制，明确各类实体服务标准、服务要求，建立健全各类实体服务质量监控体系，逐步建立各类实体年终效益分配的激励机制。切实提高效益分配的透明度，努力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深化后勤社会化改革，创新管理体制机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长远目标与实现途径的关系，正确处理共同任务与因地制宜的关系，正确处理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行机制改革的关系，正确处理维护学生利益和后勤职工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推进改革与加强管理的关系，正确处理重点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等，要明确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但实现的途径可以不同，各地各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切实有效的办法，努力使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深入持续健康发展。 创新管理论文:对技术资产审计与技术创新战略管理研究 引言 在我国,无论是高科技行业还是传统行业,向来重视硬件设备。近年来,随着知识经的 兴起,对软件知识也越来越重视,技术资产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决定着企业的经营成败,且技术能力的评价极端复杂,难以用定量方法表达和计量,很多企业对其重视不足,最终导致难以制定出符合自身技术能力的技术创新战略。 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有多种,典型的有技术领先战略、追随者战略、仿制战略或低成本战略等,不同的技术创新战略对企业的技术能力有不同的要求。比如领先者战略对企业的技术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而仿制战略对其要求就相对低得多。因此,创新战略管理过程中,企业的技术能力是拟定创新战略的重要依据。 技术知识具有隐含性、系统性、道路依赖性的特点,而且技术的使用与企业组织、文化与战略相互联结和相互适应,因此技术能力的评价是个多维度、多因素的综合评价。另一方面,现在的技术呈现出变化迅速和相互融合的趋势,技术变化的不确定性使得技术能力评价必须从现在价值和潜在价值的协调多角度来进行。学者Adler和Sbenbar将技术能力分为四个维度:技术资产、组织资产、项目管理、外部资产。许庆瑞认为,技术能力虽然包含多个维度,但基础和核心仍是技术资产。因此,为了准确评价技术资产的优劣,客观评价自身技术能力,企业有必要在技术创新战略管理的过程中引入工具,用审计的原理、方法对技术资产进行清点、审查、监督——即技术资产审计。 二、技术资产与技术资产审计 1 技术资产 技术资产是指含有技术内容的无形资产。它是由技术方案、证书、图纸等直接载体或与技术相关的有形资产等间接载体来展现的技术产品或商品、智能形态的技术成果。技术资产是企业拥有的具体技术,包括产品技术、工艺技术与支持技术。这三类技术可以通过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工艺创新能力和技术获得能力得到体现。与技术有关、或者其核心内容是技术的资产称为技术资产。所以,技术资产审计的重点是技术的审计。以技术为核心的技术资产大多是以静态的专利、产品、图纸、资料、工艺、制度等形式表现出来,对诸如此类的静态的技术资产审计并不难,难就难在对技术本身的审计。技术本身是一种知识、技能、诀窍、能力等体现的综合体,难以描述和量化,所以其审计就显得非常困难,故称其为动态技术产。 2 技术资产审计 技术资产审计是用审计的原理、方法对企业技术资产进行清点、审查、监督的一种管理活动。基本程序是首先确定技术资产的种类,然后清点企业的技术资产,评价技术资产的质量与数量,并采用高标准定位法与行业标杆进行比较,从而发现问题,找出差距,采取措施进行调整。企业出于商业秘密保护原因,技术资产审计一般采取内审制度。但出于不同要求,比如对技术预测的审计,涉及技术发展趋势的预测与把握,是一项复杂性的工作,是一种高级活动,涉及技术轨道、技术前景和市场前景的预测,企业仅依靠内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恐怕难以准确把握,这时就有必要聘请外部知名专家和学者进行决策,也可以向他们请教或咨询。为保证企业技术资产审计取得实效,保证企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企业有必要成立审计小组,使这项工作经常化、正常化、规范化开展起来[1]。三、以战略管理为目标的的技术资产审计 1. 技术资产存量审计 技术资产存量审计的内容包括:清点企业技术资产存量、存在形式、所属部门及相关控制人。技术资产与人力资源密切相关,如技能、操作工艺、使用方法、新产品开发技术、新产品开发组织能力。掌握关键技术的人才的流失,使企业蒙受损失。 技术资产存量审计可以帮企业摸清技术家底,同时可以发现企业急需的技术是否缺少储备,发现具有巨大潜在价值的技术存储,暴露出现有技术储备同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也会发现在哪些方面企业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便于管理着清楚自己的技术资产存量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能力。技术存量的清点不是审计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为未来做准备,保证未来的技术发展不存在偏差,从而减少失误[2]。技术资产中,由于不同技术对象对竞争能力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技术创新战略管理要求企业按照对竞争能力的影响即战略重要性原则对技术进行分类。 2.技术类别审计 企业的技术是一个繁杂的体系。根据技术在竞争中的地位即战略重要性原则,可分为基础技术、特色技术、关键技术。 基础技术是企业进入某种经营业务所需要的技能,被广泛用于现有经营业务中。此类技术已被竞争对手所广泛掌握和应用,在市场上会因缺乏特色而不再具有竞争优势,但对于拟进入相关经营领域而缺少这种技术的企业仍是不可或缺的。 特色技术是企业独家掌握的专有技术,具有独占性,能给企业带来独享利润。 关键技术是保证企业或其经营单位能在一定时间内具有最显着竞争优势的技术。它是企业战胜其竞争对手、增强其竞争地位的主要力量。掌握这种技术是保证企业成功地经营某种业务所必需的。 通过技术类别审计,企业可将现有的和正在研究与发展中的所有技术分门别类,便于鉴别它们的战略重要性程度,为进一步的战略拟定和管理做好准备。 对技术类型的划分是以技术的战略重要性为标准的,具有相对性,即同样的技术在某种经营业务中可以是基础技术,而在另一种经营部门中可能成为关键技术,在第三种场合下可能是试验中的技术。 上述的技术分类,只是提供了企业处于一定环境和技术能力条件下的一种静态印象,而技术在竞争中的作用和影响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要把时间考虑进去,从更加动态的角度审计技术资产。 3.技术生命周期审计 技术的发展经历了由产生到成熟再到淘汰的过程,根据技术的生命周期,技术的发展分为初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相应地可以把技术分为初生技术、发展中技术、成熟技术和下降的技术等。 技术发展的初创阶段,技术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需要克服大量难题。随着技术的日益完善,再想获得重大改进十分困难,到达技术极限后,若再追加投资,其效率是很低的,甚至无法收回投资,跌入创新陷阱,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危及企业的安全。因此,及时把握技术极限就显得非常重要。预示技术极限的征兆有:(1)研发部门的效率明显下降;(2)研发部门中某一部分不能按时完成任务;(3)趋向于改进工艺而不是改进产品;(4)竞争对手的出现,他们采用迥然不同的技术方案;(5)不同竞争对手间,虽然其技术投入相去甚远,但其产品性能无甚差别[2]。这些征兆的出现,预示该技术已经达到它的极限,这时应及时从事替代技术的研发,而不应再投资现有技术的改进。 由此可见,企业完全有可能对技术变革进行管理。如果企业遵照技术发展规律,认清自身技术发展所处的阶段,就可以准确把握技术极限的到来,管理好技术的更替并进行投资管理,从而更加适应战略管理的要求。 4.技术投资审计 技术投资形式可分为三种:一是购买别人的技术;二是自己开发技术;三是合作开发技术。企业的技术投资,完全根据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来确定,并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相匹配。 企业投资的技术一定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技术、特色技术,而不应该是基础技术、成熟技术。对技术投资时要考虑自身情况,比如企业实力较 弱,则不应该投资研发中或试验中新技术,但可予以关注,加以监视。当企业有相当的发展前景和经济实力时,则可以适当投资处在研发、试验阶段的技术。 5.技术定位审计 为了制定合理的技术创新战略,企业需要对自身技术进行合理的定位。技术定位是技术创新战略的基本内容,没有合适的技术定位,就谈不上技术战略。 企业应在充分了解自身技术资产的基础上,对技术进行预测。技术预测是决策的前提,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是技术专家基于技术的主观预测,对技术发展态势综合分析后作出的结论,并借助外推法、前兆预测法、因果法、概率法等,对技术的发展趋势作出客观预测。 在技术预测时,要把握技术范式、技术轨道、技术逻辑、技术极限等重要概念,科学进行预测。技术预测方法以及在预测过程中是否考虑了这些问题,在审计时都要进行一一检查, 以确保审计不走过场,做到审计取得实效[3]。 通过技术预测,就可以对关系到企业战略的重大发展趋势有一个明确估计,并以此为指导计划的制定,以求在未来市场中占得先机。 完成了技术预测后,就进入技术定位审计的阶段了。企业的技术定位是基于现有公司资源的最好技术方案。即在技术开发上,大致判断出是要做行业领先,做行业跟随者,还是通过仿制,以较低成本开拓市场。技术定位审计完成后,企业基本可以明确技术战略的方向。 6.包含技术的产品与组合审计 大多数技术都是以产品为载体的,因此,对技术的审计可转化成对产品的审计,其主要内容是看技术产品是否先进并保持竞争优势。产品审计要把握两个维度,一是技术先进程度,即根据每种产品的技术先进性,也就是产品中所含的技术进行初步分析,是以前沿技术为主,还是以成熟技术为主。二是技术的成长能力,即通过技术生命周期审计,判断技术发展所处的阶段。经过每种产品在两个维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司产品的组合规律以及产品的竞争性和未来的市场前景,作为拟定战略的参考依据。 四、审计结论 技术资产审计的目的是为了弄清自身技术能力,明确创新战略方向,提高创新战略管理水平。审计评价的具体内容包括:技术资产存量,存在形式等。技术资产质量情况,其先进程度、市场竞争性,对技术未来发展趋势的明确估计。技术组合的科学性,技术投资的合理性,技术定位准确程度。通过与其他领先企业的比较,给出企业技术资产的优势与不足的审计结论,并提出改进意见与措施。通过以上审计工作,企业就可以在洞察自身技术能力,并对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明确创新战略管理方向,提升战略管理水平。 创新管理论文:农村商业银行管理创新的思考与对策 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我国的特殊企业,在面临着我国经济大市场的竞争化大背景下,要提高农村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就要不断的进行管理创新。然而,从总体上看,农村商业银行管理现状不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现行需求也不能够满足,企业管理现阶段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管理模式不恰当 农村商业银行的管理经历了几个阶段,逐渐形成了现状,目前农村商业银行主要采用直线职能模式,是一个最传统的线条模式。这个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总分行支行,一条线下来,不是一种全能的。在以往管理中往往出现银行信息传达不及时,难以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做出及时反应。在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管理中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创新要求,造成企业运转经营困难甚至陷入困境。银行的运作要求就是快速和高效,对于农村商业银行来说,由于业务多,类似银行比较少,所以工作繁琐,如果不能改良管理模式,就会堆积越来越多的问题。 2.管理战略的意识薄弱 农村商业银行虽然制定了企业发展战略,但战略管理效率不是很高,有时会滞后;农村银行企业普遍重视市场运作、偏好多元化、对长期发展考虑不够全面导致管理意识欠缺。由于农村的资金观没有城市那么先进,所以资金应用不活跃,也就形成了农村商业银行长此以往的战略意识薄弱。新型农村资金实行县(市)级统筹,因此需要很高的执行成本。一方面使得资金管理本身的行政成本很高;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的行政人员冗余,部门和单位之间没有做好相关职能的有效定位,引发的组织管理成本上升也过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侵蚀新型农村农民对于资金的实际效用。 3.银行管理理论与内容不适应决策需要 在我国以往的传统经济管理时代下,经济增长方式来源于旧式的机器、传统的技术,偏离了在创新管理形势下的知识经济时念,银行管理企业也是以最基础的计算机软件、人才素质、产品创新等无形资产,以比重较大的趋势不断提升,可是目前农村商业银行管理理论与其内容对无形资产涉及甚少,传统的商业银行管理理论和内容已不适应投资决策所需要。 4.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总体指导思想发生偏差 在总体管理上看,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总体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导致银行内调受阻,内部监督力度弱化等问题相继发生。自从银行趋向市场经济化改革以来,农村商业银行也在这个趋势中不断调整自身的市场定位,可是在调整的过程中,“重发展、轻调控”、“重业绩、轻管理”、“重激励、轻管制”的不良现象频频出现,各地方分行的一级人很容易和总行之间形成“尾随其后”的现象,忽略稽核体系中出现的问题,减弱稽核体系在农村商业银行经营中的职能与作用。 二、实现农村商业银行管理创新的新对策 1.完善管理体系,提升农村商业银行的监督力度 强化农村商业银行的监督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董事会和监事会内部的机构。为保证董事会对内部稽查系统的有效监管,还需在董事会的基础上成立内部审计委员会。同时完善监事会的结构,加强监事会成员素质的培养,充分发挥监事会对董事会的监督作用。 2.加强员工培训,提高管理创新能力 管理创新能力的加强需要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思考,需要与实际生产紧密结合,银行经营活动离不开员工培训的开展。针对创新思路开展员工培训是始终坚持的原则。在继承和完善已有培训工作的基础上,创新培训方式,广泛引入现代培训手段,是培训能否取得效果的根本要素。 3.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农村商业银行管理创新 企业银行管理目标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这一目标的确立总是随经济形态的转化和社会进步而不断深化。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本身应注重提高对信息化融合发展的全新认识。要不断的加快企业农村商业银行信息化的步伐,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企业资源计划等计算机的创新管理系统,全面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创新的管理水平;加快发展信息化电子商务,促进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的重组与优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推进农村商业银行企业创新管理由传统经验型向现代创新型的大转变。 4、加强宣传力度,让管理创新得到巩固 在管理创新活动中,需要不断的涌现出优秀的管理人才。企业需要不断的加强宣传灌输,增强全员认同感,一流的企业文化必须建立在一流的思想观念上。在解决企业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些问题时,首先要从解决广大员工尤其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思想问题入手,通过广泛的宣传,普及银行企业文化知识,更新思想观念,提高认识水平,从而让管理创新得到巩固。 综上所述,加强农村商业银行管理创新体系,要不断的努力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着力完善公司 内部治理结构。要全面加强创新管理,培育良好的管理文化,建立健全全面风险创新管理体系,管理创新已成为企业生存之本。企业在经历了“传统管理型”适时转向“创新管理型”,形成有效的创新机制,将创新体现于企业制度当中,开展银行企业管理创新对提高农村商业银行管理能力和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不断的加强管理创新目标,才能取得企业的新发展。 创新管理论文: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的研究 1 物流管理人才的技能要求 曾有美国学者将高级物流管理人才的技能分为三大类,即:商业类、物流类以及管理类,将其分为三大类的目的在于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社会对高级物流管理人才技能方面的要求。由于近年来微观环境的变化与发展,物流与供应链的发展趋势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各大物流企业也对企业内部做了充分的调整,其目的在于能够有效地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为此,物流管理专业中又增加了3种技能,即:商业、物流以及管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能够为物流企业培养出更多的高级的物流管理人才。 事实上,不管是高级物流管理人才还是刚刚入门的管理人才,它们自身所应有的管理技能对企业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他们所应有的物流技能,排在最后的是他们的商业技能。这些从理论上看与以往的要求都很一致,可见,在物流管理专业当中,管理技能对物流经理的重要性所在,因为物流经理同样作为物流的管理者,他们在不断的发展与磨炼中逐渐的成为物流人才,这是每一位物流人才都需要经理的一个过程。 通常,对于物流管理人才而言,商业技能的具备与他们的知识储备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例如,企业中的各项功能领域所涉及的知识与经济学知识等,这都与商业技能有着很大的关系。其次,物流管理人才还需要具备较高的管理技能,这同时也是他们应该必备的一种职能,这也是物流管理人员在物流企业当中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2 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的构建 2.1 构建物流管理教学基础性实践教学体系 对于高校而言,构建实践性教学体系需要将公共基础课程与专业基础课程相结合,然后依托学校内的实验室以及校内实训基地去完成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工作。这样一来,就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公共素质教育与职业认知的平台,实训基地主要有计算机实验室、语言实验室以及物流实训基地等。 2.2 为物流专业构建实践教学体系 我们都知道,通过项目教学能够将专业课程的学习与实践学习很好地构建出来,在实践教学中,要严格地按照物流模块的要求进行教学,并要分模块地进行打包,如仓储、运输以及配送等这些模块。在实践教学期间,学生可以在专业实训室内进行实践学习,对每一模块进行一定的了解,并做好技能培训的准备,确保能够有效地构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2.3 在物流管理实践教学中构建模拟实践教学体系 在对学生进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模拟实践教学体系,如物流中心运作管理模式、仓库管理系统模拟等,让学生真正的进行采购、仓储以及运输等业务流程模拟,以保证学生能够充分的了解物流行业的工作环境,并且明确物流管理行业中的各项环节之间存在的关系。 2.4 为学生构建综合实践教学体系 在综合实践教学中,其主要内容包括物流综合模拟、供应链实训以及WMS实训等。这就要求学生要将所学到的物流知识综合地运用起来,全面解决物流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实训的过程中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要在实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应变能力。综合实践教学中,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为学生创造了实训的机会,让他们真正的体会到物流管理专业中的各项工作,并通过实训,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3 推动物流管理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优化措施 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对于学生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物流专业的设置时间比较短,在应用当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物流专业方面的人才培养,为此,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动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发展。 3.1 适当地开设物流技能大赛 在实际的教学当中,应该适度的设计一些物流技能方面的比赛,用比赛去带动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实践表明,这种做法是可行的。通过在校开设各种物流方面的技能大赛,并且在取得省市教育部门的支持之下,有效开设物流管理比赛。例如,在我国江苏省的物流实训基地中,就通过了比赛项目的设置,更好的带动学生学习与研究物流管理工作,这为学生以及教师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学与学习的平台。 3.2 用物流岗位技能培训带动高校物流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在高职院校当中,可以通过对物流岗位的培训,去带动物流实践教学体系构建。这种做法不仅能够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力,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为此,学校应该充分地利用实践教学资源,与相关的部门合作,引导学生通过岗位技能培训,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与应对能力,并有效提高教学水平。如,某高校在对学生实施岗位培训过程中,与当地的劳动局与现代物流等公司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训平台,推动课堂、实训场所等,做到企业、学校以及学生三者相结合,通过物流岗位培训,为我国培养出更多的、具备高水平与技能的物流人才。 3.3 建立完善的监控体系实现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物流专业要真正的提高其教学水平,就需要强化教学效果,为此,在学校内要构建合理的教学体系,以有效地提高实践教学水平。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要利用完善的监控体系去强化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例如,对实验与实训计划内容进行监控,查看其内容是否能够与物流专业的特色相符合;另外,还要对课堂上能否真正的培养学生操作能力进行监控, 以确保实验与实训课能够与学生未来发展要求相符合。并且,还要监督学生技能水平程度是否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等。 4 结 论 现阶段,伴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生活的质量要求已经越来越高,为此,我国各大服务于人民的企业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并且也有了新的发展机遇。物流管理专业当前已经被高校设置为一门重要的专业,希望通过高校的教育工作,能够为物流管理专业提供出更多的管理人才。本文主要针对社会对物流管理人才技能方面的要求以及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构建分析,表明了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重要性所在,并通过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为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物流管理人才。 创新管理论文:办公自动化与政府管理的创新 ――对准知识管理的OA 内容摘要：变革中的组织结构、变化的人，转瞬即逝的技术与一用即弃的设备，OA怎样才是有生命力的？而我们的工作怎样才真正具有价值？本文试图探讨围绕前沿热点话题“知识管理”展开对技术与管理的关系、知识管理在管理创新中的作用与意义、管理创新的征象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办公自动化实践中的最大不足是忽视了技术与管理的结合部，缺乏围绕信息技术的管理新思想和新理论的创新。管理创新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基础，对知识管理的探讨是信息时代管理创新理论的立足点。 办公自动化管理知识经济制度创新 一、技术还是管理？ 对于一个社会，管理和技术同等重要，但技术和管理的结合部比二者更重要。这是最新的“知识经济”理论提出的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创见。它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一直被混淆的观点：人类的首要和终极目标不是为了追求技术而是为了追求知识，知识只有在具有创新能力的情况下才能被获得。此外，现实的情形是，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本身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人们可以买到技术但却不能仅靠金钱买到效率，（我们有太多的用钱堆砌起来的信息系统，在那里人们见惯了高技术与低效率畸形并存）。但尽管世人对技术成果必须经由管理创新才能发挥作用不持异议，但如何使技术成果特别是信息技术成果实现管理创新却是令所有人困惑的问题，而“知识经济”理论所提出的“知识管理”的探讨，令人信服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之处与核心精神。 二、知识与创新 在信息技术时代，知识与创新具有怎样的特征与意义？美国《福布斯》杂志1998年4月22日题名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文章1很好地阐述了这一论题。主要内容如下： （一）信息技术时代的“知识” 知识与信息 文章指出，知识不同于信息，并且，“知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在信息技术时代知识的具体涵义和目的是：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促进创新。其产生的过程及在信息时代的运用的具体目的是“信息与人类认知能力的结合才导致了知识的产生。它是一个运用信息创造某种行为对象的过程，这正是知识管理的目标”。 无形资产胜于有形资产 知识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正是隐性知识对发展具有潜力，但是目前能管理隐性知识的技术却很少，知识管理的创造性就是体现在使隐性知识发挥巨大潜力的过程中，知识管理要开发提供处理隐性知识的技术“把隐性和显性知识进行处理用一种适合于用户和商业环境的方式表现出来”。从上述意义而言，在信息技术时代，人们将重视无形资产更甚于有形资产。 （二）知识管理 关于知识管理的概念文章提出了如下几点特征： 知识管理不是信息管理，其重点不是“技术和信息的开发”，而是“个人创新和集体的创造力”； 知识管理“不是一门技术而是各种可行解决办法的一种综合”，“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 知识管理属于管理经营范畴，其实施在于建立激励共享知识的机制，培养集体创造力。作者特别指出“创新和创造能力属于经营过程，但是以前几乎没有那个公司持这种观点”。 三、知识管理与管理创新 （一）成就与反思 自1985年以来，我国制定了办公自动化建设与发展的国家规划，政府各部门开始了大规模的信息技术的引进和信息系统的建设的进程。1996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开始制定《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__年发展纲要》，显示了我国为在下个世纪初的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发展中走在前列而为之奋斗的决心。此后，在这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政府部门的办公自动化经过了奠基、初创的阶段，已进入成熟期，然而，办公自动化的建设是否在实质上提高了我国政府的管理效率？在那些具体的方面提高了效率？在那些方面没有？从投入与产出的分析来看，目前的办公自动化建设是有效益的还是低效益的？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政府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效益，包括当前的和潜在的效益？ 上述问题很少被认真提出，而且也很难回答。众所周知，我国的办公自动化是靠技术设备的配置为主体,而不是以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特别是管理方案的创新为支撑点。以这样的方式实行的办公自动化是高投入和低产出的。目前我国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的效益既没有被重视也没有被普遍地进行评估。在政府管理领域内缺乏新理论和新思维。 不容否认，我们对上述问题尚未能作出科学和明确的回答。特别是当研究的领域不仅仅涉及纯技术层面而且涉及到政府管理以及其间的复合关系时。对于在政府领域内，如何使技术与设备的投入转化为效益成果，当前特别需要各领域专家作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探索与创造性的思维。从国际的经验来看，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必须经过管理的创新。前述知识管理就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复杂问题的切入点，是任何变革都必须具有的理论准备。 （二）管理体制变革的征象 人类社会仍处于前信息社会，在发达国家，为信息技术时代所作的管理变革也只是初露端倪，但我们已经能够发现一些特定的征象，它们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变革： 组织结构的改变 由于信息传输方式的根本改变，建立在逐级上传下达方式基础上的传统金字塔式等级制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包括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正在逐步解体，有时可能会发生突变。七十年代，以阿尔文.托夫勒等为代表的未来学家对社会信息化特征作出过预测2，这些远见卓识的观察和判断以惊人的准确性预言，将产生符合时代节拍的新的组织形式，组织结构呈现出频率越来越快的不稳定性，非常规部门快速增长，职能部门依然存在，但越来越多为解决一个专门问题而一用即弃的小组在其中“时隐时现，快速来去。”新的组织形式将是暂时性很强、适应信很强、变化迅速的，充满着稍纵即逝的基本单位和流动性极强的个人。相应的信息系统体系的建设也应是具有灵活性和强适应性的体系，特别是它导致重要的观念改变：过去一直认为并强调人――机系统要适应人和机构的要求和工作特点，而现在，情况变得模糊了，人和系统要更多地适应信息时代的变化性的特点，更具体的说，是人在改变、要求人作更多的改变。文秘站版权所有 2工作岗位的流动与业务过程的多层面交互性 组织结构的变化也会带来工作岗位的不稳定性。例如，今天美国的工作场所的非全日制工作岗位越来越多，同时，衡量工作结果的方式和观念也大大改变，目前已有3/4的比率的工作脱离了按“岗位付酬”的旧观念与旧制度，转而为按“业绩付酬”。 传统官僚组织包括政府和大企业组织的科层制的典型特点是严格的专业分工、部门分工下的业务过程，在信息技术时代将大大改观，取而代之的方式是跨专业学科、跨部门和跨地域的多层面的交互式业务过程。体现在软件开发方面，有大量的关于“群件”的产品出现，适合不同层面的交互性业务过程：一项 设计或一个总体方案是由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的人实时交互进行的，教师与他的学生动态、交互式完成授课，商家更多地与顾客群体一起在相互切磋的情况下完成交易。在所有这些活动的背后的支撑基础设施是环球信息网络。 知识型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 “知识型工作人员需要领导但不承认等级”，这是被称为美国管理理论界的泰斗的彼得.德鲁克早在30年前就指出的。3他说，知识与任务而不是与等级相关，“任务决定一切而不是取决与姓名、年龄，或科目的预算，或从事这项任务的个别人的等级……所以知识必须象一个小组一样地组织起来，其中由任务来决定谁负责、什么时候、负责什么、负责多长时间”。 （三）支持管理创新的系统特点 由上述信息时代管理体制变革的征象得出的初步结论是真正的管理创新必须是与这些变化相一致的，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特点： 1灵活应变性 无论是组织机构还是信息系统结构都应以灵活应变性作为主要性能指标，单纯数量上的增减并不能显示改革成就的主要性能。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93年9月一期对美国政府改革的评论文章4中指出“改革需要策略变化，消减工作人员只是精简机构的短期设计，当时间到来时，需求会使机构增加，这种作法不甚明智”。同样的意见也可适用于我国今天的政府改革。 开放交互性 同样，业务变化以及相关的信息系统都以能适应和支持开放性和交互性为性能衡量指标。其长期潜在的好处是这样的系统和工作特点是促进知识交汇同时也是促进知识创新的。 知识中心性 等级威权正在信息时代的面前逐步瓦解。知识威权重于等级威权。对以知识为中心的工作的组织管理和支持是管理科学研究和信息系统构造的中心课题。与我国传统的尊重知识分子的观念不一样，知识分子只是一种身份，有时还演变为一种等级身份，而知识管理不重视等级身份重视的是知识，一切围绕知识组织起来，既不为等级所阻隔也不为专业所阻隔。围绕知识的任务一旦完成，组织的使命也就结束。所以，支持知识中心的组织机构或信息系统是最有创造性的系统。 （四）知识管理系统与网络 上述关于支持管理创新特征的系统，即具有知识管理能力的下一代办公自动化系统一定是一个基于Internet的系统，正是因为只有在Internet上才具有支持我们所说的创新特征的充分能力：灵活应变、开放交互和知识中心性。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对基于Internet网的“网上政府”或“网上办公管理”作前瞻性思考的恰当时机，需要实际地去预见其潜力和风险，作出我们的积极响应与对策。 四政府与管理创新 政府能够对管理创新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其主要作用不是拨款花钱而是建立促进思想和理论的制度创新机制。另外，政府本身也是管理创新思想理论的巨大源泉。例如，美国克林顿政府在93年起相继宣布了被称为“重塑政府”理论的改革总计划，报告中宣称，需要将政府带入信息技术时代，改革的核心是在政府领域内引入市场文化。。改革依据的理论大纲是奥斯本和盖布勒的《重塑政府》一书。其正式文件是副总统戈尔办公室于93、94年的三个重要文件5，《国家绩效评价报告：创造优异的领导与管理》、《国家绩效评价报告：政府服务的改革建议与行动》6、《国家绩效评价报告：顾客至上――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标准》7。上述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趋近于收支平衡的局面。众所周知，美国近年来经济的良好态势主要是来自于两方面的成果：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二是美国政府改革成功地减少了政府赤字，提高了政府效率。此外，美国企业界围绕信息技术也提出过很多相应的管理创新理论例如“重理”理论等，其作用都使技术方面的成果经由管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比较我国的情况，在理论界几乎没有提出过有代表性和有影响的围绕信息技术的管理新思想和新理论，人们习惯于把管理与技术问题分开来，由不同的人去处理，衡量技术标准的焦点主要是放在技术的新、高程度方面，而忽视了管理创新才能产生的知识开发与知识运用。这应该说是我国自从1985年信息化进程中最大的不足。 办公自动化方面的学术活动一向不是技术开发性活动，而是技术转化性的活动，我想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与我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会在技术与管理结合部的这个领域内对知识管理和管理创新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内科护理工作中分层管理的应用:分层管理在内科护理中的应用 【摘要】:目的 探讨分层次管理在内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通过几种护理不良行为进行统计,对比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采用分层护理后在护理质量等方面均有明显的提高。结论 骨科患者感染的预防应针对疾病本身的特点给予护理干预,对控制感染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内科;护理;分层管理;创造性;护理质量 1 资料 以内科护理工作中常出现护理不良行为,护理专业技能不熟练,护患交流沟通欠缺,护理记录缺陷,护士法制观念淡薄、忽视病人权益,护士综合素质较低为观察指标,采用医院监察人员随机双盲的方法,选取100例住院患者为调查对象,将实行分层管理前、后一年内出现的上述问题的阳性率进行比较分析。 2 方法 2.1 各病区建立护理人员组织运行体系 各病区建立“护士长―责任组长―责任护士”为框架的护理人员组织运行体系。 2.2 制订各层次人员的任职资格及岗位职责 1)责任组长任职资格。大专以上学历、护师职称或中专学历、主管护师以上职称,本专科工作2年以上;熟练掌握本专科护理理论及技术操作,有较高的沟通技巧,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带教能力。责任组长的主要岗位职责:全面掌握病区患者的情况,熟悉并能回答患者“十知道”;每日查房2次并下护嘱,检查护理措施及护嘱落实情况;负责病区护理记录书写质量的检查,评价患者对健康教育知识的知晓情况并签名;对疑难危重症患者及时观察、随时记录,检查、督促下级护理人员的工作,做好下级护理人员及护生的带教工作。 2)责任护士任职资格。大专以上学历或护师以上职称2年,本院连续工作4年以上;掌握护理学理论;熟练掌握基础护理及本专科护理技术操作;掌握与患者沟通的技巧,具有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带教能力。责任护士的主要岗位职责:根据医嘱完成本组患者的各种治疗及临床护理级别,及时巡视病房,满足患者所需,随时评价护理措施并修订护理计划;对所管患者做到“十知道”;负责出科患者的终末处理。 3)辅助护士任职资格。国家注册护士;掌握医学基础知识和护理学理论,初步掌握护理程序理论和应用原理;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3 绩效工资分配制度 绩效工资分配实行按岗定系数与工作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分配方法,实现责、权、利的相对统一。 2.4 责任组长的上岗机制 责任组长采取竞争上岗的办法,按组织运行体系只可顺行上岗,即责任护士可上辅助护士的岗,但辅助护士不能上责任组长、责任护士的岗,责任护士亦不可上责任组长的岗。必须明确按职上岗。 3 结果 经分析显示,采用分层护理后不管在基础护理质量、病房管理质量还是护理文件书写质量方面均有明显的提高。见(表1) 表1 实行分层管理前后常见问题出现率比较(次) 主要问题 分层管理前 分层管理后 护理不良行为 18 16 护理专业技能不熟练 28 10 护患交流沟通欠缺 15 7 护理记录缺陷 9 7 护士法制观念淡薄、 忽视病人权益 11 9 护士综合素质较低 16 14 4 讨论 4.1 分层管理调动了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中,护士长除了管理日常行政事务外,还参与了大量的临床治疗护理工作,护士各自完成了分派的护理工作任务便认为是做好了本职工作,其他事情与自己无关,遇到问题过分依赖护士长。采用分层管理方法,组长能及时全面评估危重患者情况,掌握患者病情及治疗。责任护士负责患者全过程的治疗护理,组长把关,护士长督促检查,使每个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分层管理方法不仅发挥了下属的管理才能,也使护士长从繁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使管理工作更有序,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业务管理和学科建设之中,使护理管理效率得以提高。 4.2 分层管理显示了护理人员管理工作的连贯性 护士长授权组长,组长对护士长负责,层层落实,层层质量控制。组长对责任护士进行临床技能和业务水平指导,充分发挥不同层次护理人员的工作优势,并对不同层次的护理人员进行相应管理,从而使护理管理工作更系统和深入,更具有连续性。特别是对危重患者基础护理和心理护理的落实、诊疗监护仪器的保养维修管理等,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逐层汇报,使各层次护士在责任感增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的工作绩效。实施分层管理后,护理部组织的每季度护理质量考评中,各项质控指标都有明显提高,病房护理管理质量评分、消毒隔离质量评分、教学质量评分、护理文件质量评分等都显著提高。 4.3 分层管理激发了各层次护士的创造性 分层管理拓展了护士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空间,为今后专业护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科室分层管理模式为护士长全面负责护理人员的教学及护理质量监控,组长配合护士长负责本组护理人员的专科技能培训及考核工作,重点突出临床技能、专科护理、教学、沟通、协调,同时承担护理业务,临床指导监督和护理管理工作。临床技术技能是护理管理者取得下 属信任的基础,是衡量护理管理者科学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培训,从整体上提高了组长的临床技术技能、协调能力、操作能力、教学能力、应变能力和沟通能力,提高了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 4.4 结语 实践证明,分层管理模式在内科护理中能够有效提高护理质量、提升护理服务满意度。在目前护理人力资源相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采用分层管理模式是一种较好的人力资源配置模式。 作者单位:222023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消化内分泌科 内科护理工作中分层管理的应用:探析分层管理在内科护理中的应用 摘要：目的：探讨和分析分层管理在内科护理中的临床效果，总结其临床价值。方法：通过比较分层管理前后的护理不良行为，阐明分层管理对改善内科护理质量的作用。结论：对内科护理进行分层管理，对提高内科护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分层管理；内科护理；临床应用 分层管理模式在内科护理中能够有效提高护理质量、提升护理服务满意度[1]。在目前护理人力资源相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采用分层管理模式是一种较好的人力资源配置模式[2]。本文通过对内科护理进行分层管理，提高了内科护理的质量。现报道如下：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2010年9月-2011年9月来我院内科工作的护理人员30名，年龄20-43岁，平均年龄25岁。工作年限为1-20年，平均工作年限8年，文化程度：本科学历有8名，大专学历有10例，中专学历有12名。 1.2方法：对内科护理进行改革，由传统的轮班制改为分层管理制。护士长直接对资历较深经验丰富的责任护士进行任务的分配，然后每位责任护士下属几位基础护理人员和助理护士，实行层级管理制度，并制定各层次人员的任职资格和岗位的职责。其中，责任组长任职资格需具备大专以上学历、主管护师以上职称，能够熟练掌握本专科护理理论及技术操作，有较高的沟通技巧，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和带教能力。主要职责为全面掌握内科病区患者的具体情况，并能熟练回答患者的问题，每日查房2次，检查护理措施及护理工作的执行情况，能够对疑难危重症患者及时观察、随时记录，检查、督促下级护理人员的工作，做好下级护理人员及护生的带教工作。责任护士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或护师以上职称2年，能够数量掌握护理学的理论，熟练掌握基础护理及本科护理的技术操作，具有沟通的技巧，具有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带教能力。可根据医嘱完成患者的各种治疗及临床护理，能够及时查房。制定护理措施及护理计划，及时对出科患者进行处理。辅助护士需具备注册护士资格，掌握医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具有一定的文字能力和沟通技巧，协助责任护士完成各项护理任务。 1.3绩效工资分配制度和阶段性考核：绩效工资分配实行按岗定系数与工作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分配方法，实现责、权、利的相对统一。阶段性考核课时率、学分达标率。每月进行理论和技能考核，每季度进行技能考核，每年理论考核2次。考核结果纳入星级护士评选内容。每人每年有1次考核记录即可。 2结果 通过实施分层管理，护理人员的课时满意率由70%提高至85%，学分达标率由65%提高至81%，专科考核优秀率从70%提升至90%以上，实施分层管理前后课时满意率、学分达标率和专科考试优秀率明显提高。 3实施分层管理的意义 3.1调动了工作积极性：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中，护士长及责任护士除了日常管理外，还承担了大量的临床治疗工作。其他护士在完成自己的护理任务认为是做好了本职的工作，不再积极护理工作中，并出现工作过分依赖护士长的现象。采用分层管理的模式，明确了各层护理人员的职责，能有效调动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并能及时全面的掌握患者的情况，及时了解患者病情及治疗情况，增强了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分层管理后能够层层把关，使护理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3]。有助于发挥各位护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保证护理工作管理有序，护理管理效率提高。 3.2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由于分层管理分工较为明确，每层均由相关负责的护理人员来完成，通过护士长考查责任护士，责任护士对辅助护士负责，责任层层落实，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有利于层层质量控制[4]。尤其是对对危重患者基础护理和心理护理的落实、诊疗监护仪器的保养维修管理等，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逐层汇报，使各层次护士在责任感增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绩效。实施分层管理使各项护理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3激发了各层次护士的创造性：分层管理为每位护理人员提供了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为护理人员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论是从理论水平还是业务技能，对于护理人员来说均有较大幅度提高，同时积极发挥了各个层次的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使每位护理人员都积极参与其中，为提高护理质量出主意想办法[5]。通过沟通和培训，从整体上提高了护理人员的临床技术技能、协调能力、操作能办、教学能力、应变能力和沟通能力，提高了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不断发挥各层次护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内科护理工作中分层管理的应用:分层管理在内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摘要：目的：对内科护理上分层管理所带的明显效果，总结其临床价值。方法：通过以表格形式对护理满意程度和质量分别对病患进行问卷调查，在与往年的报表进行对照析。结果：最后发现实行了分层管理所点来的护理效果在满意程度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结论：分层管理模式在内科护理中能够有效提高护理质量、提升护理服务满意度。 关键词：内科护理 护理管理 分层管理 前言：现代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各种条件都产生了高的要求，尤其在病患护理的质量上。为了与社会进行接轨，一种新型的分层管理模式也应运而生。我院护理部根据医院实际情况，从2008年6月开始，将护理岗位职责、技术要求与护士的分层管理有机结合，按职上岗，合理排班，经过一年的运行，在提高护理人员技术操作能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以及减少医患矛盾，优化医疗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改善。 一、对象与方法 以我院5个病区为研究对象，共涉及护理人员182人，年龄19-54岁。女性179例，占98.4%。中专学历62例，占34.1%；大专学历81例，占44.5%；本科学历39例，占21.4%。初级职称106例，占58.2%；中级职称75例，占41.2%；高级职称2例，占1.1%。 对内科护理进行改革，由传统的轮班制改为分层管理制。先进行统计划分，将这些护理人员分别按照学历、工作能力、毕业时间等进行综合处理分析，并对她们实现高级、中级和初级3个层面上的划分，她们的划分标准分别是护士职业证书、职位不低于主管护师，至少10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护士助理资格证、工作时间至少是6年和护士助理、工作经历至少1年以上。护士长直接对资历较深经验丰富的责任护士进行任务的分配，然后每位责任护士下属几位基础护理人员和助理护士，实行层级管理制度，并制定各层次人员的任职资格和岗位的职责。其中，责任组长任职资格需具备大专以上学历、主管护师以上职称，能够熟练掌握本专科护理理论及技术操作，有较高的沟通技巧，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和带教能力。主要职责为全面掌握内科病区患者的具体情况，并能熟练回答患者的问题，每日查房2次，检查护理措施及护理工作的执行情况，能够对疑难危重症患者及时观察、随时记录，检查、督促下级护理人员的工作，做好下级护理人员及护生的带教工作。责任护士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或护师以上职称2年，能够数量掌握护理学的理论，熟练掌握基础护理及本科护理的技术操作，具有沟通的技巧，具有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带教能力。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包括护理质量评估表和患者护理满意程度调查表两个部分。护理质量评估表包括基础护理质量、病房管理质量、护理文件书写质量3部分，共15个条目。患者护理满意程度调查表共有入院介绍、服务态度、服务水平、巡视病房、健康指导、生活护理情况6个条目。条目的设置都采用Liker 10级评分法，护理质量评估表总分为150分，患者护理满意程度调查表总分为60分。以上两个评估问卷经小规模预调查均显示了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二、结果 在实施分层护理的2008-2011年抽查5个病区共计150次，资料完整的评估共141次。在未实施分层护理的2004-2006年历史对照阶段，抽查5个病区共计136次，资料完整的评估共112次。经t检验分析显示，采用分层护理后不管在基础护理质量、病房管理质量还是护理文件书写质量方面均有明显的提高。 在实施分层护理的2008-2011年断面调查患者261人，2002-2004年历史对照阶段断面调查患者196人。所有患者均完成问卷，并且问卷资料保存完整。经t检验分析显示，采用分层护理后患者护理满意程度得到明显的提升 三、讨论 当今社会医院的护理管理是个需要改进的模块，实现患者舒心、放心的基本要求，我院跟进时代步伐，在借鉴各医院的管理模式同时根据自己的基本情况，开始实现了分层护理管理。这种管理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效果得到巨大的表现，不管从各个评估项目上都有理明显的提升。 经过我院的实践总结，实施分层管理的意义主要由以下几点： 分层管理调动了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中，护士长除了管理日常行政事务外，还参与了大量的临床治疗护理工作，护士各自完成了分派的护理工作任务便认为是做好了本职工作，其他事情与自己无关，遇到问题过分依赖护士长。采用分层管理的模式，明确了各层护理人员的职责，能有效调动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并能及时全面的掌握患者的情况，及时了解患者病情及治疗情况，增强了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分层管理后能够层层把关，使护理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有助于发挥各位护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保证护理工作管理有序，护理管理效率提高。 分层管理显示了护理人员管理工作的连贯性。由于分层管理分工较为明确，每层均由相关负责的护理人员来完成，通过护士长考查责任护士，责任护士对辅助护士负责，责任层层落实，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有利于层层质量控制。尤其是对对危重患者基础护理和心理护理的落实、诊疗监护仪器的保养维修管理等，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逐层汇报，使各层次护士在责任感增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绩效。实施分层管理后，护理部组织的每季度护理质量考评中，各项质控指标都有明显提高，病房护理管理质量评分、消毒隔离质量评分、教学质量评分、护理文件质量评分等都显著提高。 结语：医院为了实现分层管理的工作顺利开展，建立了相应的措施和实现评分标准制度。它们分别从相应的管理制度、定期的考核评分、档次的工资分配来实现管理的推进，经过4年的发展改善，医院取得了较好的内科护理效果。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分层管理模式是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分配。 内科护理工作中分层管理的应用:分层次管理在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摘 要】目的：分析分层次管理在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从我院神经内科2011年1月-12月住院患者中选择368例作为对照组，2012年1月-12月住院患者中选择368例作为研究组。对照组实行常规管理模式；研究组实行分层次管理模式。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及整体护理质量的合格率。结果：研究组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研究组护理质量的总合格率也高于对照组。结论：分层次管理模式能促进内科基础护理的合格化，使整体护理质量更得以提升。 【关键词】分层次管理；内科；护理管理 2005-2010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各级卫生机构要将护理岗位工作职责、技术要求与护士的分级管理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不同层次护士的作用。随着医疗纠纷发生率的不断增加，护理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突显。现代护理模式的重点内容也从“病情”变为“患者”，而管理水平是该转变时期的重要因素[1]。我院从2012年开始，本着“分级管理、按级上岗、按岗施奖”的管理办法，建立“能者上、庸者下”机制，在神经内科试行人员分层次、分责任管理，现将经验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1年1月-12月的368例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作为对照组；选择2012年1月-12月的368例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作为研究组。研究组中男性215例，女性153例；年龄18-63岁，平均（45.8±5.2）岁。对照组中男性214例，女性154例；年龄18-65岁，平均（45.6±5.5）岁。所有患者都由相同的16位护理人员行护理服务。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管理模式，即采用三班倒制，进行白班、小夜班、大夜班轮值。研究组按患者入院时间平均分配给相应的小组，实行分层次管理模式：科室护士长根据科内护理人员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将科室护理组分成由1名护理组长+3名责任护士+1名助理护士组成的3个护理小组， 护理组长由在本科室工作5年以上，具备护师职称以上人员中竞争产生，在指导、监督责任护士工作的基础上，负责危重患者的有创治疗、高技术性护理，有计划进行健康教育，制定护嘱，督导医嘱、护嘱的落实， 参加疑难病例的讨论，组织护理查房，申请护理会诊[2]，同时负责科室护理质量的检查、督导、持续改进工作；责任护士进行各护理操作、观察病情变化，书写记录等；助理护士主要执行非侵袭性操作和患者的生活护理工作。各班的主要护理工作内容和常规模式一样。排班实行APN排班模式，即：责任班8点-16点，小夜班16点-23点，大夜班为23点-8点，助夜班为16点-21点、早上6点-8点。排班时注意各小组成员中相互搭班，严格执行床头交接班制度。遇突发事件使及时调动、灵活调整。对比两组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及护理质量的合格率。 1.3 评价标准 1.3.1患者满意度 采用自制的问卷从健康教育、护理操作、护理态度、住院环境四反方面进行操作。结果以满意、一般、不满意区分。本次研究以满意为记录标准。 1.3.2护理质量合格率 采取科室自查、护理部不定期专项抽查和季度综合检查等方式，科室自查小组由科室护士长和三位护理小组长组成。检查内容包括：基础护理落实情况、护理文书及时性及内涵、护理不良事件及医疗纠纷发生情况、专科护理执行情况等，本次研究以每单项都合格为判定标准。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里所有数据均由 SPSS13.0 数据分析软件处理而得，计量资料用 ±s表示，差异性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x2检验，以P 2 结果 研究组中满意366例、一般2例、不满意0例，护理质量合格362例；对照组中满意357例、一般8例、不满意3例，护理质量合格350例。 3 讨论 通过在神经内科实行分层次管理，科室低年资护士明确了个人发展的方向，激发了努力工作的热情，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护理质量合格率及病人的满意度均得到了提高，表1结果显示：实行分层次管理的研究组护理满意度为99.46%，护理质量合格率为98.37%；明显高于实行常规管理对照组的97.01%和95.11%。；由在本科室工作5年以上具备护师职称以上的护理人员竞争产生的护理组长，充分发挥了其临床经验丰富、护理专业知识全面、人际沟通能力成熟、解决问题能力强等优势，使其在对工作充满成就感的同时，为低年资护士创造了更加安全规范和轻松的工作环境[3]，确保了护理质量，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实现了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内科护理工作中分层管理的应用:分层管理在内科护理中的应用 【摘要】目的：讨论分层管理在内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对比分层管理前后出现的护理不良行为情况，阐述分层管理在提高内科护理质量方面的作用?结果：分层护理在内科护理中具有显著效果，护理不良行为和护患交流欠缺现象大大降低.结论：把分层管理应用到内科护理中，可以保证内科护理质量的显著提高，作用重大? 【关键字】分层管理；内科护理；应用 0 引言 分层管理可以提高内科护理的质量和效果，可以提升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目前，护理行业缺乏专业高素质护理人才，人力资源相对吃紧，由此采用分层管理模式可以有效的提高内科护理的效果，充分发挥护理人力的作用，保证护理服务充分得到认可?本文基于分层管理模式的讨论，分析分层管理模式应用于内科护理的效度水平，以期为护理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思路? 1 资料 以内科护理中常见的护理不良行为?护理专业技能不高?护理人员与患者沟通欠缺?护理记录缺陷?护理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护理人员综合素质较低作为观察指标，随机选取我院100例住院患者作为调查对象，对比分层管理模式应用前后的状况差异? 2 方法 2.1 在各病区建立护理人员组织运行体系 在各个病区建立以“护士长―责任组长―责任护士”为基本框架的护理人员组织运行体系，从而使护理工作有序进行，保证分层管理模式应用的效果? 2.2 制定各级人员任职资格和岗位职责 护士长要对资历较深的责任组长进行任务的分配和下达，之后责任组长对任务进行细分，分配给下属责任护士以及基础护理人员，由此可以实现层级管理，并且要制定规范的各层级人员任职资格以及岗位责任? （1）责任组长的任职要求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持有护师职称或中专学历?主管护师以上职称，具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要熟悉专业护理理论，掌握专业技术操作方法，要具备熟练的沟通和交流技巧，并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协调能力?责任组长要全面掌握病区患者的情况，要及时检查护理实践的效果同时要负责病区护理记录的书写质量检查工作，除此之外，要及时观察和记录下属的工作，保证下级护理人员工作的有效性? （2）责任护士任职资格要求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者护师以上职称，并在本院连续工作4年以上，要掌握护理学相关理论，具有专业的理论背景支撑，要熟练基础护理操作，具备与患者沟通的技巧和语言表达能力?责任护士的岗位职责包括及时巡视病房，对患者的需求予以满足，按照医嘱完成患者的各种治疗和护理? （3）辅助护士任职资格要求其掌握医学基础知识和护理学相关理论，对护理程序和操作具备基本的了解，具有一定的表达和沟通能力? 2.3 绩效工资分配制度 对护理绩效工资分配实行按岗定系数与工作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分配方法，做到责权利明确和统一? 3 结果 通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可以看到分层管理在内科护理应用中的显著效果，无论从护理质量和护理记录质量方面均有显著的提高?其中护理不良行为大大降低，护患交流欠缺现象减少一半左右，其他参考指标值均有所下降，表明分层管理前后护理质量的上升情况? 4 讨论 4.1 分层管理调动护理人员的工作热情 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中，护士长要承担日常管理工作之外还要参与大量临床护理工作，而护士只要完成各自的护理认为就无需对其他工作过于重视，这就会使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不高情况较为严重?而采用分层管理之后，责任护士要负责患者的全程治疗护理，组长要进行监督和指导，护士长起到了督促和检查的作用，由此可以加强三者的沟通，提高护理问题的解决效率，这种模式可以提高下属自主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保证护士长权责分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业务管理过程中，使护理管理工作可以有序进行? 4.2 分层管理可以保证护理工作的连贯性 在分层管理过程中，护士长?组长以及基础护理人员之间存在着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护理工作可以层层落实，由此可以充分保证工作的连贯性，可以发挥不同层级护理人员的优势，保证护理工作有效深入的进行?在具体问题发生后，可以通过逐层汇报，使各层护理人员参与到工作中，充分发挥责任感，并可以通过积极参与给与处理意见保证问题处理的效率，保证护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5 结语 实践证明，以往的护理工作管理模式是不合时宜的，引入分层管理可以提高护理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保证病患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当前护理人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层级管理可以更好地发挥人才优势，保证护理工作的有序进行?同时，分层管理可以充分激发护理人员的潜力，保证护理工作专业水平的发挥?由此要在护理方面逐步践行分层管理的应用，保证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管理论文: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现状调研报告 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政法综治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是摆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热门课题，社会管理工作能否紧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及时有效地进行调整加强与创新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与“赶超进位、跨越发展”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由于社会管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紧万象，涉及面广，现结合部门工作实际择其重点开展调研，并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经验做法及其成效 1、信息化建设，人性化关怀，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高效优质 ，石城县公安局牵头组织在全县范围内深入开展租赁房屋和暂住人口集中清理专项行动，按照“村不漏街，街不漏户，户不漏人”的工作要求，共清理出租房屋1964户，清理暂住人员2529名，并全部完成了基本信息采取集与电脑建档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有3297名外来流动人口的动态信息在电脑系统登记备案，并实现了暂住人员信息与在逃人员信息互动对比，“以房管人”和“以信息化管理人”工作模式初见成效。以来，在全县28家旅馆安装建设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并与公安部门信息平台联网，通过入住人口身份信息查验，抓获网上逃犯12名，有效提高了办案效率和流动人口社会治安防范能力。在流动人口服务方面，石城县教育行政部门以人为本出台新规，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凭用工单位证明免借读费进城就读，并可平等享受升学政策，较好地解决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困难，为外来务工人员积极参与创业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 2、无缝对接，分类帮教，刑释解教人员顺利融入社会重新做人 三年来，石城县共接收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共162人，在接到这些人员释放回籍的通知书后，县安置帮教工作机构立即根据其思想表现和家庭状况分级分类帮教安置，结对帮扶，实施包教育、包管理、包转化的“三包”工作措施，积极帮助释放回籍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和就业创业，帮教安置率达到了98%，重新犯罪率为零。大部分释放回籍人员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没有再次危害社会，有的在帮扶教育下甚至变身为产业发业带头人，如石城县木兰乡籍刑释解教人员温昌礼，回归原籍后，筹集资金兴办养猪场，目前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户。 3、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开展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社会治安环境进一步优化 自起，石城县不惜重金保平安，在省、市首开先河在农村大力加强“小技防”建设，并把它列入新农村建设发展总体规划，对安装高科技治安联防报警装置的农户家庭给予经济补贴，到目前为止，全县已有100余个新农村建设示范点近4000农户安装治安联防报警器。全县开通乡镇视频监控系统，在城区进出口处建设了3个高清晰图像抓拍治安卡口。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技防建设也得到大力加强，特别是在1000人以上的学校全部安装了校园视频监控系统，临圩镇的中小学也大部分在校门口安装了视频探并头接入乡镇视频监控系统，治安防范能力明显提高。从起，石城县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对莲花万景城商贸娱乐区、白莲城农贸市场、琴江镇商贸城、东城新车站四个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开展了长期的治安整治，整治成效显著，曾一次性查获收缴各类赌博游戏机41台，同时处予8家游戏室业主拘留10日、罚款3000元的严厉处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据统计，通过开展集中整治，治安重点地区的刑事案件已由的38起下降为的11起，下降了71%，治安案件则由的52起下降为的18起，下降为66%，治安环境明显好转。 4、压缩整合，强化管理，网吧监督管理水平大幅提升 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和网络游戏沉迷等问题一直是广大群众十分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石城县通过创新管理理念、更新管理模式，以压缩整合城区网吧为突破口，率先在全市范围内压减网吧数量，规范经营管理。一是提高准入门槛，压减网吧数量，把城区13家网吧压减整合为6家，压减幅度达54%，量的减少带来了质的飞跃，改变了网吧过多过滥难管理的局面。二是开展网吧业主及从业人员法制道德教育，增强了经营者守法意识。三是在县城网吧全部安装远程适时监控系统，加强了网吧远程监管能力。四是经常组织多个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和日常巡察，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查处网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五是对网吧实行星级管理，推动了网吧经营活动争先创优。网吧违规经营现象得到有效遏止，特别是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现象明显减少，共发现查处6起，今年以来仅发现查处1起。社会各界对此反映明显好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加强网吧管理”提案为零。 5、建管并用，疏堵结合，有效障了保政务信息安全和网民诉求权力 石城县保障政务信息安全主要是通过建设使用电子政务网的途径来实现的，政务网始建于，分为内网和外网，出于信息安全考虑，内外两网实行物理隔离。内网用于传输机要文书（含国家机密），访问受到了严格控制，只有特定领导和指定工作人员才有访问权限。外网则对各级 公务员和一般网民开放，具有通用访问权限。到目前为止，全县已有95个县直部门单位和10个乡镇接入了政务信息网，上与省市直接，形成了省、市、县、乡四级政务网络结构。由于政务网采用了严格的安全标准和技术手段，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如党政机关电子公文传输系统和政务电子邮件系统功能既能有效实现各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和信息共享，又能有效保障政务信息安全传输，避免发生泄密事件。同时，依托政务网建立起来的视频会议系统，仅今年上半年就召开视频会议42场，接待参会人员1200多人次，节约赴省、市开会成本达30万元，四年来共计节约会务开支200余万元，有效提高了办公效益，降低了办公成本。政务网还在建设开通了石城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了涵盖部门单位和商业企业等各类网站53个，并设立“政府信息公开、网上办事、网上信访、视频新闻”等栏目，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政务信息、商业信息与合理表达诉求的平台。网上信访在共计答复网民留言342条，加强了政民沟通，减轻了信访压力。另外，石城县在各部门单位安排专兼职信息员负责在网上论坛和重要网站探索有关石城县的重大信息和动态舆情，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妥善处理，避免由此带来的消极反应和不良后果。二、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1、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方面。流动人口管理是当前社会治安管理的难点问题，服务措施也不尽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工矿企业、旅店、娱乐场所和居民出租房屋，流动性强、变化快，底数难以掌握。二是大部乡镇和部门单位及接纳流入人口的企业、场所和个人对流动人口管理支持不够，配合不力，造成清查困难，信息变换不及时。三是流动人口正在日益成为的高发群体，违法犯罪现象时有发生，但案件侦破难度较大。四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就读仍有不便，城区三所小学在加收借读费的情况下仍然全部爆满，每班人均基本达到了70—80人，容纳能力达到极限，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近入学已非常困难，只好挤往较为偏远的郊区学校。 2、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方面。一是大部分刑释解教人员生产生活非常困难，缺乏职业技术专长，又普遍遭受社会歧视，就业再就业非常艰难，容易产生悲观失望或报复社会情绪，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二是在校“留守孩”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因得不到父母的关心爱护与教育监管，很容易流落社会变身社会闲散青少年，甚至沦为青少年违法犯罪分子。三是精神病人、流浪乞讨人员大量存在，近期石城县公安局等部门在学校周边就排查出9名高危精神病人（其中丰山4人、屏山2人、高田1人、大由1人、珠坑1人），特殊人群的安全隐患问题不容忽视。 3、社会治安防范方面。治安薄弱地区仍然较多，防控能力有待提升。一是校园及周边治安防范状况亟待改变。近期调查发现，全县大部分学校没有专职专业的安保人员，难以有效防范意外突发治安事故；部分处在县乡道的学校没有交通警示牌和缓冲带，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部分校园周边存在社会青年敲诈、抢劫学生现象；私立幼儿园还存在校车超员超载现象。二是城区四个治安重点地区（莲花万景城商贸娱乐区、白莲城农贸市场、琴江镇商贸城、东城新车站）整治成果主要来自临时突击整治，缺乏长期有效地管控机制，各种治安案件时有发生，治安纠纷、民事纠纷仍然居高不下。三是城区视频监控探头分布太少，仅分布于主要交通路口，而且老化损坏现象严重，监控效果不甚理想，还有众多治安重点部位和治安状况复杂地区处于视频监控盲区。 4、网吧监管方面。一是个别网吧制度不够健全，甚至没有按规定悬挂“禁止未成年人入内”警示牌和举报电话，群众反映网吧接纳未成年人的情况还时有发生。二是乡镇网吧均未安装远程实时监控系统，监管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三是行政执法力量薄弱，文化稽队人员少，且未能做到专职专用，对网吧经营情况疏于监管，疲于应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常巡查管理和案件调查处理工作效率。四是部分网民利用网吧制作、下载、复制、、传播淫秽色情和暴力恐怖游戏等有害信息，污染了网络环境。五是市场上缺乏适合未成年人，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绿色健康网吧，学校和家长引导青少年学生合理科学地利用现代互联网学习、生活的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 5、政务信息安全保障与网络舆情处置方面。一是政务网延伸困难。各部门单位接入政务网需要一次性投入20年光纤使用费用1万元，加上部分单位和领导对政务网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政务网的建设速度。目前，仍有部分单位来接入政务信息网。二是政务信息存在安全隐患。部分单位虽然已经接入政务网，但管理不规范，有的电脑使用政务信息网络，有的电脑则为节约成本（接政务网每台40元/月，电信、移动网一台费用可上多台电脑），通过电信、移动宽带网络上网，出现政务网与电信、移动网混合使用现象。部分单位由于未接入政务网，单纯通过无任何隔离措施的开放式互联网（电信、移动等运营商网络）与外界沟通。此外，工作人员在使用移动储存设备（如u盘）时，有内外网互插滥用现象，存在病毒传播和信息泄密隐患。三是网上信访办理效率偏低。共收到网民留言1301条，答复342条，答复率仅26.29%，且部分答复未接照规定办理期限予以答复，较大程度上挫伤了网民通过网络信访的积极性，损害了部门单位形象，增加信访部门现场信访接待量。四是重大网络舆情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尚不完善，还没有专门研究制定应对重大网络舆情和突发事件的相关工作预案。 三、创新社会管理的建议与对策 1、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方面。一是要加强部门和区域合作，推进流动人口管理综合治理。按照“政府领导、综治牵 头、公安为主、各方参与、综合治理”的方针，把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列入各部门单位目标管理责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的重要内容并抓好落实，特别是要建立起以社区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平台，形成抓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的整体合力。二是要按照“谁出租、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层层签订治安管理责任状，明确管理职责，落实管理责任，做到人来登记，人走注销，实时申报。三是对流动人口管和租赁房屋实行分类分层次管理。对身份清楚、有固定生活来源、固定居住场所的纳入常住人口管理；对无固定收入、无固定职业、无固定居住处所的，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或有前科劣迹的重点控制对象纳入重点人口管理，并掌握其身份、特征、交往人员、经济来源等情况。在租赁房屋管理中，房主是重点人口的，承租的流动人口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出租房屋作为公共场所以及在治安状况复杂地段的，将其列入重点管理，其它的作一般管理。四是所有经营性旅馆必须全部安装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并与公安部门信息平台联网，以便对在逃人员进行信息对比。五是公安部门要与计划生育、工商、税务、民政、房管、建设、医疗卫生部门就有关流动人口办证方面的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实现“以证管人”，提升管理效率。六是要通过政府筹资或招商引资的方式合理规划新办学校或扩大城区现有办学规模，缓解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难问题。2、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方面。一是要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的思想教育，帮助刑释解教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要研究制定刑释解教人员失业、就业援助办法，将其列为再就业重点扶持对象，由政府部门出资提供免费劳动技能培训，提供创业发展小额担保贷款，出台从事个体工商经营或种养殖业给予工商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对特别困难的刑释解教人员还应当考虑给予临时困难救济或由民政部门为其办理低保，确保刑释解教人员思想稳定、有事做、有饭吃，以求最大限度减少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二是要对在校“留守孩”进行全面调查摸底，组织学校老师定期做好“留守孩”家访，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开展“留守孩”结对帮扶活动，招募社会志愿者通过各种方式共同关爱“留守孩”，帮助他们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和学习、生活上的困难。要在学校普遍设立专门电话或网络视频通话平台，加强学校老师和“留守孩”与家长之间的沟通联系，让学生家长随时了解自己小孩在学校和家里的学习生活与思想情况，让“留守孩”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感受到父母亲的关爱。要从政法干警、法律工作者或退休老干部中招聘法制副校长配备到每一个学校，并定期到学校开展法制道德教育，增强“留守孩”法制意识，避免“留守孩”参与社会人员的违法犯罪活动。三是公安部门要对有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病人全部强制性进行收治管理，对分布在社会上的精神病人要落实派出所民警、社区街道干部、患者家属“三位一体”的管控责任，民政部门要做好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工作，防止特殊人群意外伤害正常社会群体。 3、社会治安防范方面。一是要针对当前外省校园凶杀案件频发的特殊情况，迅速开展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集中整治。要求各学校设立专职专业安保人员，规模较大的学校要设立保卫科并配备相应的安保力量。要严格完善学校卫门制度，实行准入登记，坚决防止外来人员随意进入校园。二是要在学校路口全部设置交通警示牌和缓冲带，严厉查处校车超员超载现象，杜绝发生学生交通事故。三是要把城区学校及幼儿园一并列入重点治安地区，并在合适位置设置治安岗亭固定执勤，实现集中整治与平时防范相结合，确保上述地区治安平稳。四是要借助城区视频监控改造升级的机会，充分考虑在重点治安地区及重点要害部门和重点要害部位规划建设视频监控点，提升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水平。 4、网吧监管分面。一是要继续巩固网吧压缩整治成果，进一步健全网吧管理制度，及时受理群众举报，严厉查处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案件。严格执行对累计2次接纳未成年人的网吧依法责令停业整顿不少于15天并处罚款，第3次接纳未成年人的网吧依法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规定，提升网吧服务管理水平和行业形象。二是要在乡镇网吧全面建设远程实时监控系统，同时优化城区网吧远程实时监控系统，杜绝监控系统视频盲区，增强网吧技防能力。三是要加强文化稽查队伍建设，适度增加人员编制和行政执法器械装备，并确保人员专职专用，监督管理正常高效。四是要经常组织公安、工商、教育、电信等部门开展集中整治，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视察活动，把网吧经营管理状况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五是要积极做好网吧实名制上网的新型软件推行工作，采取有效技术管制措施有效防止和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吧制作、下载、、传播淫秽色情和暴力恐怖游戏等违法行为，净化网络环境。六是要开展诚信网吧建设，逐步实施绿色网吧工程。在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探讨建设绿色安全健康的学生网吧，与学生家长一道共同引导孩子科学合理地利用网络进行学习娱乐，营造青少年学生积极向上的健康网络生活。 5、政务信息安全保障与网络舆情处置方面。一是着力提高部门单位和领导干部的政务信息 保密意识，严格开展党政部门单位网络使用情况专项检查整改，规范网络及移动储存设备的管理使用，确保党政部门单位全部通过政务网络接入互联网。二是石城县信息中心要按照计算机网络安全工作要求，定期对网络连接、政务网终的使用情况进行巡查，切实有效地做好计算机网络与安全防范工作，确保政务网络安全运行。三是信访部门要加大网上信访案件的交办督办工作力度，并把办理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列入年终目标管理考评，与各部门单位评先评优紧密挂钩，改变一些部门单位对网上信访不重视和推诿扯皮现象，挽回网民信心和政府形象。四是要加大网络舆情搜索力度，主动回应社会关注，正确引导网上舆情，及时删除、阻碍有害信息，有效维护网上秩序。五是要加紧研究制定与新闻媒体沟通机制、政法维稳宣传舆论工作联席会议工作制度、网上重要舆情监测研判机制、重大网络事件快速反应机制和网上舆论引导机制等，积极主动应对网络突发事件，严防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的人利用网络媒体恶意炒作、推波助澜，坚决防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社会管理论文:城市社会管理创新调研报告范文 为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健康发展，就必须切实致力于相关法规范和制度的完善，用法规范和制度来规范引导和促进保障社会管理及社会管理创新，形成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重点在于解决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等问题。各级政法机关依法推进其本职工作，便是为社会管理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且其中有些职能本身就是直接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一我市家族企业众多 家族企业是一种范围极广、种类繁多、应用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即便是在现代企业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90％以上的企业仍然属于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不仅在欧美大陆十分普遍，而且在亚洲各国也非常盛行。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流，家族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主要源于家族企业的固有优势，比如集权决策效率高、亲情内聚力强、反应速度快、执行力强、心理契约成本低、恩威并用效果好、家长示范效应强、经营文化传承性好等。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家族企业仍存在着产权关系不清晰、管理制度不规范、治理结构不到位等严重缺陷。面对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家族企业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管理创新。管理创新是家族企业弥补上述缺陷的基本选择。根据国内外家族企业的成功经验，我根据我市家族企业的管理创新有以下几种路径可供选择。 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家族企业的竞争优势将从低成本竞争向差异型竞争转变，增长方式从数量扩张型向集约型转变，发展模式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产权结构由一元化转变为多元化，管理模式将克服家族的束缚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经营领域也逐步走向国际化。概言之，我国家族企业必将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因此，我市家族企业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经营战略的调整。可以说，经营战略的调整好坏决定着企业的未来成败。比如，方太从“点火枪大王”转型为“抽油烟机大王”，吉利从多元贸易转向中低挡轿车，太太药业从保健品行业进入药品行业，这些都是成功转型的典范；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同样为公司赢得了更大的业务增长空间；我市的轴承产业也是非常强壮。 家族企业制度创新主要包括资本社会化、管理专业化、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化。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有效利用制度安排的互补性，选择一种降低成本的机制，控制风险。这样既能保证经营管理层拥有足够的经营权，使企业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活动中及时把握商机，又不致使出资人失去对财产的最终控制，双方各得其所，但关键是如何在出资人和经理人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机制。 家族企业要克服家长制的弊端，从人格化的社会网络交易转向非人格化的制度?交易，推进制度创新。首先，要加大产权制度的改革力度，有效地融合社会资本，实现资本的社会化；其次，要借鉴国外大企业的管理经验，实行专业化管理，正确对待职业经理人，激励和发挥他们的才干；第三，要积极规范治理结构，引进现代管理理念和专业管理技术。 传统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具有尖锐的矛盾。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不是建立在商业原则的基础上，其组织行为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依据?理规范；维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不是利益关系，而是个人之间的情感和血缘关系。在这种治理结构下，就容易形成“家长”的实际管理素质与现代管理者角色需求的矛盾。因此，家族企业要在坚持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前提下，结合家族企业的实际情况，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这是家庭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与价值分析 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或曰启动点，往往是社会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亦即社会管理手段创新。从社会管理的规律性来看，社会管理整体机制和制度的创新必须以充分全面而客观准确地掌握社会建设以及社会成员的具体状况为基础和前提，而社会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对相关要素的要求则相对要宽松得多。当然，从实效性的角度来看，社会管理手段创新同样须依托于信息化管理技术和机制的支撑。要避免“行政方法不能用、经济方法不好用、法律方法不会用、思想教育不顶用”的尴尬，必须依托于明确规定了各方主体的职能任务、权利义务和职责的法规范。唯有在法规范和制度支撑下，才能使社会管理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事务的管理。 在目前阶段，社会管理方式与方法创新即是完善社会管理手段，实现由单一的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教育等手段转变。社会管理机制制度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制度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是各类创新的支撑和保障。无论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还是社会管理创新，都必须有法规范作支撑、制度作保障。因此，为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健康发展，确保社会管理创新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就必须切实致力于相关法规范和制度的完善，解决好权、责、利的统一问题，用法规范和制度来规范引导和促进保障社会管理及社会管理创新，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和服务，依良法善治，形成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 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变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管理的基石。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 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这是社会管理机制制度创新的指导原则——要形成并健全四种主体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的新的社会管理格局;要注重对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健全完善;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力。所有这一切，都要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有利于建立一种能够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管理主体创新是社会管理机制制度创新的关键。社会管理机制制度的创新，要求对各类主体的职能范围作出明确界定，并按各自职能来分别设计管理机制，构筑相应的法规范和制度。在多元主体的社会管理格局中探索一种持续的互动运行模式，更需要坚实的机制制度作为支撑。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管理创新强调从新的社会管理观念、方法乃至机制制度的研究开拓到实际机制或者制度化运用，不应忽略既有的社会管理资源和手段。社会管理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善治”，即达成兼顾各方面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最大化。所以，无论是推动参与型乃至自治型社会管理的理念拓展，还是探索社区矫治和特殊人群帮教的新机制，都应当以社会管理的秩序价值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根本目标。 三、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与路径 管理内容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必须创新管理内容，厘清管理领域，强化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有效调处社会矛盾，维护各方各类群体的正当权益。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社会管理体系建设，增强社会管理合力 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各方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定位。强调党和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中心位置，强调政府公共财政的更多投入，同时要健全和完善社会自治、自律和自我发展的新机制，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上的主体性及其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监督制约作用。 建构和实施以权利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尊重和保障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加强社会服务体制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消除社会排斥，推动社会融合。 加强民生制度建设，确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民生社会管理发展新机制。改善和保障民生问题不仅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政府行政必须优先实现的基本职能，也是需要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既要承担起直接提供各类服务的职责，又要善于借助其所掌握的权力、权威和信息、资源，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使其参与解决民生问题。 健全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高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并形成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和有效处理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社会稳定机制。在群体性事件等危机处理中，要善于做到“情绪疏导”和“情绪管理”，以贴近的感情疏导民情，化解危机，尽量避免机械、简单地运用“物质满足”或者“物质诱导”的方式。 增强全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要建立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平等、民主的社会合作机制，倡导参与型行政理念，形成兼顾各方各类利益、维护全体人民的发展利益与环境生态利益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机制，努力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二)社会管理创新须重点解决的问题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既要全面展开工作，又要抓住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重点在于解决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等问题。 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要公平对待，切实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从就业、居住、就医、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入手，不断创新统一有效管理新机制，结合城镇化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和服务全覆盖的人口互动管理模式，疏堵有机结合，使流动人口能够全面参与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变流动为活力，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不稳定和不和谐等问题。 推进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创新，要建立健全对服刑在教人员、刑满释放解教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特别是青少年以及吸毒人员等高危人群的常态化帮教管控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推动教育改造与安置帮教工作双延伸。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要有措施、有方法、有体系，应在有利于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促进他们的发展上下功夫，尤其是应当致力于建构和完善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的机制制度，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 推进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的创新，要将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地区的治理和城乡规划、地区改造相结合，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环境的基础上，健全基层组织、延伸公共服务，切实处理好整治、服务、管理和发展的相互关系;要对小旅馆、娱乐、洗浴场所等实行耐心指导、重点防控、过程监管，完善长效机制，突出指导服务理念。 推进虚拟社会建设管理创新，要提高对互联网的认识，注重研究互联网的内在规律和规则，充分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强互联网的建设与有效管理，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依法保证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既要把网络舆情作为听民声、察民意的重要渠道，又要高度重视和评估舆情影响，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地制定互联网管理建设政策，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维护网上秩序，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舆论环境。 推进社会组织管理服务创新，要致力于对社会组织的研究，承认社会组织在国家发展与建设中尤其是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并按照社会组织发展规律施以有效监管，健全和完善相关法规范。 (三)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首要的是搞好制度建设，完善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规范，建立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特别重要的是要完善参与型及自治型治理结构，重视对优秀的管理者、优秀的专业人员和优秀的社会组织的培养和培育，通过对社会管理领域进行过程引导和规范，实现政府对创新活动和创新行为的有意识引导、调控和激励，形成卓有成效的社会管理创新生态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要确立正确方向和科学路径，要促进社会活力而不是要限制社会活力，要对利益调整进行结构性改革，强调要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念，倡导不同的行为模式，倾听不同的利益诉求，重视沟通与协调。社会管理创新要对利益调整进行结构性改革，同时要尽可能地兼顾各方各类利益。但是，强调兼顾各方各类利益绝不是不能损害任何利益，绝不意味着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性手段。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中的利益调整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进步，要引入行政过程论，对各方各类利益进行综合的全面衡量，依法作出科学合理的裁量判断。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种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创造性活动，依赖于不同思想、意见和利益诉求的相互交流和撞击，依赖于开放性、自由交流、容忍不同观点的环境，更依赖于相关各方全方位参与管理、决策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规律性特征，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要予以最大限度的尊重。 四、政法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职能发挥 社会管理创新主要涉及到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关系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法机关没有什么用武之地。相反，各级政法机关依法推进其本职工作，便是为 社会管理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且其中有些职能本身就是直接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无论是法院依法判决、裁定，还是检察院的依法抗诉监督，对于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制度的形成和不断完善，提高其制度化、法制化乃至法治化的水平，都具有重要的规范、促进和监督制约作用。而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把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作为民心工程、实事工程、保障工程来抓，有助于推动政法工作全面发展进步。 “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国家，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主动服务第一要务，不断提高执法办案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通过执法办案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正，理顺群众情绪，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执法办案是履行一切检察职能的本源和归宿，也是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性工作。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当代社会管理的创新始终要求加强法治建设，唯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治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我市人民检察院深刻领会三项重点工作的精神实质，积极探索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方式方法和工作机制，从社会稳定大局出发，突出工作重点，延展服务领域，采取得力措施突出抓好社会管理创新，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更好地发挥了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一）是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增强党员干部的法制意识 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更加注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努力实现从查办案件向预防犯罪延伸，从事后预防向事前预防延伸，从个案预防向制度和机制建设延伸，深化预防宣传、警示教育、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等工作。去年以来，该院结合办案实际，向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报送专题调查报告4篇，发出《检察建议书》26份，对遏制和减少各类犯罪，加强社会管理起到积极推进作用。该院以预防先行，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以摸底调查、预防动员、建立重点岗位人员预防档案、以案释法、帮助整章建制、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学法竞赛等内容的预防工作，有力地增强了工程建设领域干部职工预防犯罪意识，提高了建筑行业社会管理创新水平，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高对特殊群体的管理服务水平 落实检察环节上的各项综合治理措施，积极参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平安创建活动，结合检察职能，拓展管理和服务渠道。把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被宣告适用缓刑和适用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等在社会执行刑罚的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和服务纳入社会管理的重点来抓，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帮助刑释解教人员妥善安置、融入社会;积极探索适应社区矫正特点的检察方式，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去年以来，通过协商办法，解决了10名劳教、劳改释放人员就业出路，并协助用工单位与其签订用工合同，落实了帮教措施。健全完善社区矫治机制，在对特殊人员管理服务的同时，建立和健全了《社区矫治工作实施办法》，使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做到有规可守，有章可循。 （三）是加大查办社会管理领域职务犯罪力度，净化社会管理环境 不断加大对社会管理领域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把查办涉及社会管理领域的职务犯罪作为服务社会管理、服务大局稳定的中心工作来抓。去年以来，集中力量先后在教育系统、政法系统、经济管理领域等查办了管理领域涉嫌职务犯罪案件10余起，涉农职务犯罪案件8件，其中在教育系统查办和经济管理系统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案值大、影响广，社会效果好，有力地促进和加强了社会管理领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 （四）是加强青少年违法犯罪人群管理，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结合办案，经常性开展青少年违法犯罪问卷调查活动，掌握其违法犯罪规律。针对部分青少年违法犯罪与网络毒害有关的实际，与公安、文化等相关部门开展多次清理校园周围网吧、录像厅活动。参与制定市政府关于出台加强文化娱乐场所管理规范，净化了社会文化环境，减少了不良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青少年违法犯罪率较以前呈下降趋势。围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开展“担任法制副校长”、“法制进校园”、“送法进课堂”活动。去年以来，共建立联系点27个，举办中小学生法制讲座28场次，深受广大师生、家长和社会好评，有效地减少预防了青少年违法犯罪发生。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我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局面基本形成；城乡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城镇人口从.亿增加到.亿；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已有％以上的城镇从业人员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工作。 “单位”管理是以往中国社会管理的一大特点，许多制度和政策都和“单位”有关，要通过“单位”实施。现在发展市场经济，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以计划经济体制和过去那种权力构架为基础的社会整合功能削弱，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方法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结构的 变化。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改革内容来看，我们需要推进的主要是一些涉及面宽、利益调整层次深、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难度加大。从改革动力来看，改革初期，人心思变和较低的社会预期激发着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社会的动力与政府的牵引力紧密结合，推动着改革快速推进。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人们对改革发展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分享要求明显增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对社会管理工作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判断、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科学判断、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工作，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五创新管理理念，整合社会资源 社会管理也叫社会公共管理，是指政府及其他社会公共组织为了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种公共事务，通过制定必要的制度和公共政策来实施的有效管理。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完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形成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对社会管理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是以政府为主体，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制约；其二是以社会为中心，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规范和制约自身的行为。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一项涉及层面广、触及问题多、解决难度大的社会工作，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齐抓共管。十六届届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一）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社会管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必须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好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解决好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从根本上减少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从源头上减少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必须实现成果共享，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参与社会发展的不同群体，都能够实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同发展，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必须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最大程度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必须着力减少社会发展的成本，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有效的社会政策，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公正，努力降低社会发展的成本，在更高层次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加快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职能 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中，政府要切实担负起社会管理的职能，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在继续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扩大公共财政对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投入，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把工作着力点更多地放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上。要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不断改进公共服务方式，简化办事程序，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创新管理制度，为群众和基层提供方便快捷优质服务。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既不能失职不作为，又不能越权乱作为。按照《决定》“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要求，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改变政府以往介入市场过多的″越位″和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现象，顺应全球社会公共管理新趋势，加快传统的“经济管理为主”向现代的“社会管理为主”转变。 （三）积极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 社区是城乡居民生活的基层单位，是政府社会管理与社区自治组织、民间组织自我管理的结合点，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社区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创新社区管理，构建和谐社区，要从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入手，积极探索新的社区发展和管理模式，健全社区管理组织体系，建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企业在社区建设中的伙伴关系，把一部分政府可以不直接承担和企事业单位剥离的社会职能、服务职能交由社区承担。发挥驻区单位、社区民间组织、物业管理机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努力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大力推进社区服务的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多元化，完善社区就业，社区保障、社区救助、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体育、社区安全等各项公共服务；积极开展面向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社会贫困户、优抚对象等困难群体和特殊对象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强化社区服务保障功能，探索建立以服务群众为重点的网络化的社会管理机制，把为民服务的工作渗透到社区各个领域。农村社区建设则要把构建社区救助体系作为一项基本任务，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发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发展各类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要加强城乡社区自治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通过提高居（村）民的自治程度，培养民主素质，提高社会责任感，合作精神和自我管理能力，使城乡居民自治组织成为协调民众利益、化解民众矛盾、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有效载体。 （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要有利于调动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力量；有利于实现公共资源、公共信息整合共享；有利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的良性互动。只有科学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探索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机制，才能有效解决目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实现加强社会管理和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的目的。因此，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市民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政府调控、社会组织和市民协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机制。要大力培育、发展各种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包括 律师、公证、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机构和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社会管理。同时，要边“放水”边“筑堤”，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有助于政府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针对目前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需要进一步创新管理体制：一是降低准入的门槛，因地制宜的确定准入条件，不搞“一刀切”。二是逐步实现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彻底“脱钩”。政府过多或不适当的干预，往往会削弱社会组织的自治性，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发展。三是引导社会组织进行公开、透明化的运作，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严格行业自律，规范从业行为，承担社会责任，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四是加强立法，通过法律的手段，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工作范围、经费来源、管理手段、管理程序等。依法管理和监督各类社会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六社会管理创新的对人们的影响和启示 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切实履行好维护稳定的第一责任；抓住改善民生这一影响社会稳定的根本问题，解决好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更新管理理念、改变管理方式，创新管理措施，实现由防范、控制型管理向人性化、服务型管理转变。 要深入开展社会矛盾化解，着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制机制，积极组织领导干部接访、下访，认真落实社会风险 要深入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努力在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问题上实现评估制度，进一步筑牢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基础。要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基层综治机构等基层基础建设，满腔热忱地支持和帮助基层干部开展工作，确保基层工作有人抓、事情有人办、群众有依靠、稳定有保证。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努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为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有力保障。 当前，我国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明显地集中到与人民群众基本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环节。这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决定》提出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抓住了利益关系，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必须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重点，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必须严格遵循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积极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改革方案的设计，应充分考虑社会的承受程度，妥善照顾各方面群众的关系；政策措施的调整，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群众的意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大型项目的实施，事前必须认真进行科学论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的平衡点；公共资金的投向，必须首先用于解决低收入阶层特别是最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进一步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要通过各种途径、方法，将拟制定的社会政策向社会公开，使人民群众对于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政策设计有着充分而广泛的民意表达，确保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引导各阶层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同时要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培养社会公德和法制精神，使社会各阶层都能按照法律和政策，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我市的现阶段工作已近有很大的进步，一项任务不是一个国家总的领导就能解决的，是靠全民共同的努力合作下，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一切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观念创新。只有好的观念才能产生合理有效的管理制度。观念是人的主观世界，而主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因此，观念创新必须通过深入研究实践活动和由它们产生的成果——科学和文化知识，才可能提炼出新的看法，从而指导管理活动。因此，加强对实践活动的了解和加强学习是观念创新的关键。 社会管理论文:试析创新检察环节社会管理机制研究 论文摘要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亦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作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基层检察院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应当在遵循原则的基础上,以检察工作为主线,通过打击与预防、教育与保护、法律监督、化解社会矛盾等途径,经过先期的调查研究,探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措施及管理机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论文关键词 参与社会管理 检察机关 机制创新 一、社会管理创新背景 社会管理,是指党委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体,运用法律、法规、政策、道德、价值等社会规范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不同领域和各个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经济成分应运而生,社会结构也相应复杂,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引发的城乡结合部治安问题;民工潮的涌起产生的流动人口管理困难;支撑公众法律意识增强的司法资源等,仅靠行政手段协调诸如此类的多元化矛盾显得力不从心,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新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管理要求,诱致社会管理创新机制的萌生。从近年来社会管理模式变化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且有更加发挥其作用的趋势,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列出专题论证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因此,社会管理主体趋于多元化,社会管理结构趋于网络化,社会管理的创新应与时俱进,趋于时代化。 二、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和途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09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政法机关的三大职责任务之一。因此,作为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院,应当深刻认识到检察机关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主体,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促进社会管理水平提升,作为检察工作的重心之一。在党委领导下,检察机关与政府、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管理是正确履行检察机关工作职责的重要内容。 (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决定了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其目的是通过制定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社会规则,并通过行政、司法等执行手段,来实现建立在公平正义价值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检察机关的根本职责在于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承担着打击刑事犯罪、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等任务,对推动法制健全和法治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应然主体。所以,法律监督的本身即是参与社会管理。 1.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地位支撑。我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均作了明确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具体理解为:我国检察机关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机构体系,体系内部实行的是上级领导下级检察机关的体制;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和人民政府同为国家机构中的一个独立系统,它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机关的这一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在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作用支撑。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镇压一切叛国的、分裂国家的和其他反革命活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从上述规定以及检察实践看,检察机关通过履行职能作用,在侦查、逮捕、公诉等环节,实现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任务。从而提升了在社会管理中的监督水平。 3.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职业道德支撑。检察官职业道德是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履行检察职能的过程中,或者从事与之相应的活动时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2009年9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对检察官的职业 道德概括为“忠诚、公正、清廉、文明”八个字。这八个字蕴含的意义重大,是对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时其职业道德高下的一个重要考量: 只有忠诚,才能不负党的重托,才能取信于民;只有公正,才能正确实施法律;只有清廉,才能杜绝司法不公;只有文明,才能提高公信力。良好的公信力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这样一支高素质的检察队伍。 4.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社会政策支撑。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从国家事业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为出发点,而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而明确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9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安排部署了全国政法机关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明确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政法机关的三大职责任务之一,从而把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检察机关不仅是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应然主体,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推动力量。 (二)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工作实践,决定了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可行性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在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与公平正义的社会需求息息相关。所以维护公平和正义,不仅是当代国际司法活动的主旋律,也是检察机关的应有之责。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通过对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活动依法进行侦查、对刑事犯罪提起公诉、对司法不公依法进行诉讼监督,从而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以说,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检察机关应担负起的职责,同时也完全有能力做好这项工作。 1.执法办案活动的开展,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现实途径。检察机关通过履行侦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支持公诉等法律监督职能,有效调整社会关系,保护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在执法办案实践中,建立了相应的机制和制度,这些机制和制度对社会管理创新是一种经验借鉴。如在公诉权的行使中,“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相对不起诉的法律规定,其中所包含的刑事和解,既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最好诠释,又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在侦查权的行使中,检察建议的使用,也是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途径。 2.社会问题的明显增加,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社会需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社会关系不断调整、各种利益冲突逐步显现的特殊而关键的时期,正如总书记在专题班上说指出的“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这些“阶段性特征”体现在阶层群体冲突增加、人口流动性问题、价值观的失衡等。如土地拆迁中的暴力争端、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安、老人倒地扶不扶的争议,这些“阶段性特征”势必引发新的社会管理问题,迫切需要检察机关通过强化服务意识、延伸服务触角、履行监督职能来把这些问题解决好、落实好,从而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三、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原则及工作重点 (一)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坚持的原则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在找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契合点的同时,应当坚持务实原则,才能为推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发挥作用。 1.以人为本。检察长在2011年7月16日召开的第十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检察机关应当坚持检察工作的人民性,更加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庞大工程,必须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观念,努力使各项创新举措满足群众需求、符合群众愿望,维护群众权益、解决群众困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也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落脚点。 2.注重可操作性。既然是创新,就是运用以前没有的手段、方式方法、机制等进行社会管理,那么,在采取一项新的管理形式前,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其可行性和科学性,形成社会管理创新机制、方式方法、手段的长效性。这样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才有生存、发展的根基,才能切实服务地区经济发展和服务当地群众。 3.选准立足点。社会管理的范围较广,各地区实际情况也不尽相同。所以,社会管理创新不可能按照一个模式来运行,检察机关在开展参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必须结合本地区的社会管理问题实情,因地制宜,创新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社会管理新形式。 (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重点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应当首先坚持立足本职的原则,必须紧紧围绕检察工作主题,不能偏离工作中心,刻意、片面追求在社会管理中取得创新成效。 1.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保障人权角度,不断强化和提升法律监督能力,维护司法公正,弘扬正义。一是加大抗诉工作力度。要认真注意审罪轻判即依法应该判重刑甚至极刑的案件而从轻判处。如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判处死缓,应该依法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却判处无期以下徒刑。二是加大对刑事立案监督的力度。检察机关应该把刑事立案监督做为检察监督的一个重点,在不断加大监督工作力度的同时,要搞好有关检察立案监督工作的社会宣传,努力扩大案源渠道。 2.从大力查处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维护执政党权威高度弘扬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稳定有序。在当今腐败现象还未有效遏制,重点单位、重点部门、重点岗位职务犯罪发案率较高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该坚持“两个突出”,即突出大案要案的查处,突出重点部门重点案件的查处。在抓紧大案要案和重点部门案件查处的同时,积极探索开展和搞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新路子,以各种形式加大反腐宣传,提高公民依法治国观念,以扎扎实实的查处职务犯罪的实际行动和丰硕成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厦添砖加瓦。 3.依法妥善处理好涉检、涉法上访案件,努力消除和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和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实现社会稳定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一个混乱秩序、动荡不已的社会,与和谐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检察机关应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社会建设的方针,结合检察职能和各地工作实际,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所以依法处理好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涉法上访和其他控告申诉案件,是当前检察机关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和谐环境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随之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复杂,作为检察机关,从其职能看,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途径,重点在于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特殊人群帮教管理、职务犯罪预防、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社会矛盾的化解等。 1.创新未成年人社会管理机制。未成年人是检察工作的重点人群之一,探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途径、新方法,是检察机关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工作内容之 一。 2.加大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当前,我国还处于职务犯罪高发期,单纯的惩治已经不能有效杜绝职务犯罪,只有惩防并举、标本兼治,才能彻底铲除滋生职务犯罪的土壤。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职能,也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3.促进特殊人群受益社会管理创新。推行社区矫正工作,是充分运用社会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加强对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假释及监外执行等各类对象管理和改造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检察机关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4.注重化解社会矛盾。认真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依法对轻微犯罪从宽处理,对当事人达成和解和轻微刑事案件宽缓处理。加强控告申诉工作,严格落实涉检 信访首办责任制,高度重视初信初访,切实加大工作力度,依法妥善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 四、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完善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并不是单纯地将法律触角向社会管理领域延伸,更要注重方式方法,正确处理与相关部门在相关环节产生的关系问题,从而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管理创新机制。 (一)联动机制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必然与相应机关发生联系,如行使侦查权与监察机关、社会管理领域等行政机关的配合;行使监督权与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监管机关的沟通协作。这种程序性权力与实体性权力的联动与衔接,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之一。 1.侦查权的行使。通过依法查处国家公职人员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促进社会管理部门和国家工作人员正确履行管理职责,同时,坚持“惩防并举,预防为先”的方针,加强惩防职务犯罪,规范社会管理权力运行。 2.公诉权的行使。因追诉漏罪、重大疑难案件的提前介入而引发的与公安机关的公诉与侦查关系;为维护被告人的正当权益而引发的与律师的控辩关系;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对轻微的刑事案件等适用简易程序而引发的与审判机关的控审关系。 (二)延伸机制法律监督权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和有限性的特性。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则应在正确行使检察权的前提下,对行政权力的行为加强协调与监督。 1.检调对接。2011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开展检调对接试点工作的意见》,从意见中可知,“检调对接”是指为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检察机关对于受理的民事申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根据调解情况再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共同促进当事人和解息诉。它是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结合的社会矛盾纠纷综合性调解机制,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创新。 2.行刑对接。司法实践中,工商、税务、药监等行政执法机关有案不移送、以罚代刑的现象颇多,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启动行刑对接,不仅是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工作的新亮点,也是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途径。如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使检察机关及时掌握行政执法机关查处假冒伪劣产品、食品安全监管等情况,对受到行政处罚后构成犯罪的再给予刑事制裁,震慑不法分子,促进市场管理。 (三)创新机制当前,社会管理领域存在不少隐患,检察机关理应对社会管理协作、漏洞和缺失衔接、群众诉求和矛盾的协作处理、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等方式进行探索和创新。 1.公益诉讼。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发经济体制的变化,随之而来产生的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日益增多。对于这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违法行为的处理方式,导致公益诉讼应运而生。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为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提供了新的法律途径,使公民监督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得到了司法保障。 2.民事、行政检察权的扩展。民行检察监督是检察诉讼监督中比较有特色的检察业务,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行政检察权时,应当在内容、形式、效力上不断发展和完善。如建立申诉审查机制,依法保障当事人的申诉权利;建立民事裁判执行监督机制,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胜诉权利;建立执行案件的审查机制,依法保障当事人的救助权利。 社会管理论文:社会矛盾分析与社会管理 关于社会矛盾及其原因的判断和分析,是做好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前提。不同的认识和判断,直接影响政治的发展走向和政策的制定。因此,探讨当前社会矛盾的特点及其成因,对于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当前社会矛盾分类的新认识 人是社会存在及其矛盾产生的最终根源和根本出发点。以人为基点,我国社会矛盾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三是人的身心之间的矛盾。以人为本,把社会矛盾划分为三类矛盾具有学理性和现实性。在学理性上,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是社会存在的根本。没有人,也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谈不上社会和社会矛盾;自然是人的存在的基础。它为人提供时间和空间、物质与能量、寄托和陶冶;人又是身心合一的产物。身心之间是否和谐、统一,对于社会矛盾的产生与解决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的身心之间的矛盾分类符合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时代性。从现实性上,一方面,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的身心之间的矛盾,基本涵盖了我国社会矛盾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具有很强的个体关怀性。以往的矛盾分类,关注的是整体的人,个人所涉及的社会矛盾很难直接体现出来。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的身心之间的矛盾,更突显了对个人的关怀。这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因此,以人为本的社会矛盾分类,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在以人为本的社会矛盾分类框架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的身心之间的矛盾还需要深化,这也为社会矛盾分析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的身心之间的矛盾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既是当前一种主要的社会矛盾,也是其他两种矛盾产生的背景。因为,衣食住行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须臾不能与自然分离。人与人、人的身心之间的矛盾是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展开的。从人类社会起源上讲,人是在自然界中寻求生存的过程中才形成一定的群体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的群体与生活方式,是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地理特征、资源禀赋等密不可分的。不同的自然状况对于种族和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应于人的三种历史性矛盾,并结合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矛盾需要进一步的总结和归纳。一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为既得利益群体与非既得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例如官与民、民与民、官与官之间的矛盾。比如贵州瓮安事件,主要是官与民、官与官的矛盾;云南孟连事件,起因是民与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因为官方偏袒和支持了矛盾的一方,就转化为官民之间的矛盾了;湖北石首事件起因是民与民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官民之间长期缺乏信任,最终转化成为官民之间的冲突。再比如,富与贫之间的矛盾。这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利益发展不均衡,形成的不同社会群体。二是,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人口红利、资源薄利、出口盈利等,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但是,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如人口老化、生态恶化、资源枯竭化等,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三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类矛盾体现为民族、宗教、文化等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信仰的缺失,精神的迷茫折射成现实生活的百无聊赖。现实中激烈的竞争、快捷的生活节奏使人们无暇顾及理想;生命的短暂与转瞬即逝的机遇,使人们迫于急功近利,追求瞬间即是永恒,放弃终极关怀。有人说,现代社会的人不要走得太快了,否则,心灵跟不上,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正是由于存在着上面三种主要的社会矛盾,社会才出现了仇官、仇富的现象,才导致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才致使社会陷入普遍的焦虑之中。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改革攻坚阶段的难点。 二、当前社会矛盾成因的理论分析 对于当前社会矛盾成因的分析,主要存在三种理论:一是发展不平衡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分析理论。发展不平衡理论基于事物运动中的不平衡的世界观,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发展不平衡理论认为,中国社会矛盾的出现是由于经济发展对外与对内的依存度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当代中国应从发展不平衡中的薄弱环节入手,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统筹城乡、区域、人与自然一体发展为重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而实现历史性的飞跃。二是转型理论。转型理论是现代化 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该理论认为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甚至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封闭、半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变,等等。归根结底,当前我国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四个深刻: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 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它是对我国社会转型现状的经典概括,也是转型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三是全球化理论。该理论主要分析了导致我国社会矛盾的一些客观因素,其中主要原因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加速发展。这些宏观层面的变化为社会矛盾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但也同时表明,并非所有的社会冲突都具有政治性。理解这些客观因素,才能比较全面地把握我国社会矛盾的根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我国社会现状就像一个搅拌机,把各种时代的现实、思想、利益、制度搅拌在一起,不停碰撞、融合。不妨把这样状况的社会,概括为混合型社会。混合型社会是当前我国社会矛盾产生的土壤,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先进与落后并存。这既包括思想和制度,也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比如,在思想方面,我们既有社会主义思想,也有集权专制主义思想。既有男女平等的思想,也有男女不平等的思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并存,工业化、信息化与传统农业、手工业并存,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在现实状况上,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东部、中部、西部也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地区也有发达、半发达和落后的不同。 2.传统与现代交织。过去,我们一直在批判、否定传统。在批判传统、否定传统的同时,我们也丢掉了不少好的东西。比如,在孝敬父母、尊老爱幼、诚信、和谐等方面。同时,我们又接受了许多现代的理念,比如,自由、民主、公正、法治、人权、效率等等。传统的观念与现代的理念发生冲突与断裂,导致人们价值分歧、信仰缺失、关系冷漠和精神家园的荒芜。我们既不能没有传统,传统是社会的重心,没有传统也就没有了根基;也不能没有现代,现代是社会的走向,没有现代也就没有了发展。如何使传统与现代不发生冲突与断裂,走向融合,这是我们 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3.先富与后富并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发展思路是分两步走,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第一步比较快地实现了。但是,第二步怎么走却遇到了困惑。现在的情况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先富与后富群体关系紧张,仇富、仇贫的事件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按照以往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越发展,贫富差距反而会进一步扩大。我们现在面临着先富如何带动后富的问题,面临着如果先富不能带动后富,那么先富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先富的问题。怎么解决先富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也是我们攻坚的一个难题。 三、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若干建议 根据上述对我国社会矛盾及其成因分析,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以有效带动社会管理。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契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步骤,也是我们和谐地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一是经济发展要与民生结合起来。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要互动起来,互相促进。民生建设要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民生有许多方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国民经济每增长一点,就业规模和就业质量也随之增长,不能停留在原地不动。二是经济发展要与财富分配增长结合起来。民富,才能国强。我们只有把民生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才能真正拉动内需,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和资源,才能实现经济和民生的共同发展。三是经济发展要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经济发展最终应该归结到人们“是什么”和“做什么”,应该看做是人们权利扩展的过程,也是人的发展的过程。人是发展的主体,发展要依靠人的发展,也要为了人的发展。经济发展要与人的发展和谐地统一起来。若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要从教育和就业入手,提高和增进人的素质和能力,给人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环境,使人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智。四是经济发展要与自然的爱护结合起来。大自然是人类的根,只有真正的爱护自然,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道路,人类才能可持续发展。 2.社会管理制度建设。制度的先进与落后,决定了人的生活状况。制度建设,既可以使社会分化,也可以使社会整合;既可以使社会对抗,也可以使社会和谐。每个人都受到制度的激励和约束。要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就要不断提升制度的和谐实效。针对目前的情况,我们需要建立一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社 会管理制度:一是公正的分配制度。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分配收入不公正。城乡、地区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合理。建立公正的分配制度,可以保护民生。二是民主政治制度。权力集中容易滋生官僚与腐败。这会影响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基础,关系到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和形象。建设民主政治制度,可以有效防止官僚与腐败,有利于长治久安,可以赢得民心。三是社会资源配置重心下移制度。当前,社会基层环节薄弱,地方力量有限。基层是面对广大群众的窗口和平台。同时,基层和地方干部工作环境艰苦和复杂。所以,社会资源配置的重心要下移,加强基层政权、组织的巩固和培养。在人财物上,给予基层大力支持。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大力选拔基层和地方的优秀干部。社会资源配置重心下移制度,可以有效地保障民利。 3.精神家园建设。从个人角度讲,心态平和,行为才能平和。从社会角度说,人心稳定,社会才能稳定。因此,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不能忽视良好的社会心态建设。我们要培育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气息的和谐精神。当前,人们的精神需求空前高涨。精神家园建设事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和谐。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吸收借鉴传统、宗教、民族等有益思想成果和精神。比如,在处理利益得失、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方面,各个民族与宗教都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精神。从某种意义上,人最终面对的需求并不总是物质利益,而是永恒、价值和生活的尊严。通过精神家园的建设,可以使人生有意义、生活有幸福、身心有和谐。 4.加强干部素质能力建设。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成效,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力、执行力的关键又在于领导干部。我们面对的问题和任务同改革初期相比更加具有复杂性和挑战性,完成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这一任务,需要广大领导干部在思想观念和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一是领导干部要有与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要求相适应的观念。第一是有全局观念。不是从单项工作或局部出发,而是从全局的稳定出发来看问题;第二是有整合的观念。各级领导干部能够站在社会各个群体合理要求的立场上,站在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的角度,来进行社会各个方面的整合;第三是有调适的观念。在认识并且尊重社会合理差异的基础之上,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推进多样化的社会稳定;第四是有服务的观念。党委和政府不只是对社会进行领导和管理,而且要针对社会各个群体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要求,进行深入细致的服务,以促进社会的稳定。二是领导干部要有系统思考和综合把握的能力。在全面深入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时候,领导干部处理的事情要比以往复杂得多。这就更加需要领导干部具有高度复杂的思维和把握能力,对问题有全面系统的思考,避免非此即彼的思维,防止简单地突出一个问题,忽略和漠视其他问题。在面对一个问题时,应该能够超越具体的问题,进行战略的综合把握,从而使决策在总体上达到最优,而不是只追求单项最优。三是要有以人为本、细致规范的群众工作方式。当前,社会群体多样化同人们需求的多样化交织在一起,使得社会问题高度复杂化。面对这样新的社会需求和问题,过去延续多年的行之有效的某些工作方式方法,需要加以改革和完善。在新的条件下,要高度重视理顺多种社会群体的人心,化解交织在一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因此,各级领导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在处理涉及多方面利益关系问题时,更加注重民主协商,广泛征求意见,把工作做深做细,实现精细化服务。同时,行政机关还应该加强自我约束,注重依法行政,树立良好的受社会信任和尊重的形象 社会管理论文:人大创新社会管理重要作用 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形象地说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蕴藏着无穷的能量。当前，各地在“十二五”发展过程中要实现在更高起点上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宏伟目标，关键要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因此，做好这一时期的群众工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都紧迫。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其职能和作用决定了在加强群众工作、创新社会管理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人大根据自身的定位和特点，充分认识和发挥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三者的有机统一，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加快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一、坚持科学发展，夯实社会管理的经济基础 加快发展是最大的群众工作，是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的基础。目前，在加强群众工作、社会管理方面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存在很多不利的因素，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发展，而且要科学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人大应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将科学发展贯穿于职能工作的全过程，积极主动地融入、呼应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生态建设和社会管理建设的主战场。一是围绕科学发展选择议题。突出科学发展主题，贯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围绕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着重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障改善民生进程等方面，依法准确适度选择议题。二是围绕科学发展监督大事。要坚持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把工作监督与法律监督、首次监督与跟踪监督、常规性监督与刚性监督结合起来，及时发现一些带普遍性、倾向性的矛盾和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和支持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措施和办法，使人大监督在推动党委决策部署落实、促进“一府两院”重点工作中彰显作为、体现价值，促进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 二、坚持关注民生，夯实社会管理的群众基础 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成为加强群众工作、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民意代表机关，不仅要责无旁贷，而且要发挥作用。一是依法维护民利。要加大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积极开展视察和执法检查。在搞好决策和监督大事的同时，充分利用职能优势，通过对政府为民要办的实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落实、残疾人保障法实施等开展视察和执法检查活动，使监督内容更加贴近民生，使人大监督工作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效果。二是扩大基层民主。人大工作的源泉和活力来自人民群众。人大工作的实践说明，人大工作最大的优势在于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人大常委会要把加强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作为开展好人大工作的基本要求，除坚持好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制度外，通过加强代表小组基础建设，开展常委会主任、副主任联系代表组、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代表进社区联系选民活动，畅通民意诉求和民情反映渠道，加强人大常委会与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要依法督促基层民主建设，完善村民代表会议、社区议事会议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充分激发广大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强化信访工作。信访工作是体察社情民意的窗口，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渠道，也是人大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职能作用的一项具体工作。作为权力机关、监督机关、民意机关的人大常委会，在加强群众工作、创新社会管理中，必须把办理群众信访工作作为执政为民、服务大局的实事，出实招，求实效，加大信访突出问题的化解力度，加强综合协调和跟踪督办，通过坚持和完善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公开接访、案件转处督办、限期办结、情况通报等做法，畅通群众表达诉求渠道，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坚持公平正义，夯实社会管理的法制基础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加强群众工作、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保障。一是构筑公平正义载体。人大要切实加大监督力度，督促和支持“一府两院”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审务公开和检务公开，督促“一府两院”公开办事政策、办事程序和办事结果，依法保障和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为人民群众参与经济、政治、社会等活动提供公平的机制、环境、和机会。二是促动政府职能转变。要强化对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督促和支持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完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要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监督，坚持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相结合的审查机制，认真受理和审查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建议或要求，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依法纠正，维护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三是维护司法公平正义。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督促司法机关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落实执法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公民的权利和社会的公平，提供有力的 司法保障和良好的法制环境。（编辑：华华） 社会管理论文: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提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检察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任务。我省检察机关通过把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广大农村，加强涉农检察工作，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发挥了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强基固本的保障性作用。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不足 1、乡镇党政组织的治理方式不适应。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形成了“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存在“断层”。一方面乡镇党政组织管理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断层”，乡镇以上是行政管理，村以下是民主自治、自我管理，两者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另一方面村委会与村民小组（经济社）“断层”，集体所有的土地、山林、水塘等财产基本上掌握在村民小组（经济社）手中，是农村真正的经济实体，一些村民小组组长（经济社社长）任意处置集体资产，乡镇组织和村委会无法有效管理监督。二是乡镇党政组织的管理职能弱化，把精力主要放在上级考核的各个项目中，税费改革、农业税取消后，乡镇财政收入来源进一步削减，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能力下降。三是乡镇党政组织的治理手段单一，习惯于行政手段和经济处罚的方式，对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常常“失灵”，不能有效应对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2.对村级自治组织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村级自治组织是社会管理组织体系中最基层的神经末梢，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各项事务管理都通过村级自治组织来完成，因而，村级自治组织掌握一定的公权力，实现村民的公共利益和保护公共资源都有赖于村级自治组织，但是，对村级自治组织的监督十分薄弱。一是乡镇无法有效监督村级自治组织。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在理论上由领导关系转变为指导关系。在实践中，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采取各种方式将行政责任进一步向下延伸，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或成为利益共同体，或对立冲突。二是村民对村级自治组织的监督流于形式。村民对村干部的监督主要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行使选举权和罢免权来实现。然而，召开村民大会的权力掌握在村委会手中，是否召开村民大会由村委会说了算，少数村委会设法拖延或者干脆不召集村民会议。三是村党支部对村级自治组织监督效果不佳。村党支部是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按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党支部“负责村、组干部和村办企业管理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村委会组织法》也在原则上确认了村党支部在农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但都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却明确地把决策权赋予村民会议及其代表会议；把管理权赋予村委会；把对村委干部的任用权赋予全村选民，对村委干部的罢免权赋予村民会议；村党支部实际上没有获得任何制度内的公共权力，事实上被排除在农村管理监督结构之外。 3.乡镇一级政权组织体系缺少法律监督机构。我国现行乡镇一级政权由乡镇党政机关和上一级部门的派驻站所组成。乡镇党政机关由乡镇党委、人大、政府组成，还设有乡镇纪委、人民武装部和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政法机构包括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 司法所。在这一组织架构中，唯独缺少检察机构。专司法律监督职责机构的缺失使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中的监督制约机制成为薄弱环节。检察机关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和途径 同志指出：“社会管理创新，同样离不开法律监督工作。”矛盾纠纷并不只是产生于经济发展，也来自于社会管理制度的不足、缺位、失灵。按照现代管理理论，一个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由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危机预警机制、社会决策机制、社会监督制约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组成的系统，监督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我国的监督体系是一个对权力进行全方位监督制约的有机统一体，包括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行政监察监督、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专门监督，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检察长也在多个场合强调指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我省检察机关结合农村实际，基层检察工作重心下移、检力下沉，把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广大农村，在156个乡镇、59个农场设置36个派驻乡镇检察室，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提高，为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保护农民群众权益，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做了有益的探索。 1.准确把握职能定位。派驻乡镇检察室以执法为民、服务“三农”为宗旨，主要任务为：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开展调查研究，对辖区内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向党委、政府和有关单位提出治理对策建议；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举报、控告、申诉，接受犯罪嫌疑人自首，发现、收集职务犯罪线索和其他涉检信息，经检察长批准对职务犯罪线索进行初查；开展涉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对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执法活动开展法律监督；深入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协助开展民事督促起诉等工作。 2.主动当好基层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派驻乡镇检察室围绕影响农村和谐稳定的深层次问题，开展法律监督调查和巡回检察，做到了“四个掌握”、“六项延伸”：掌握维稳基本情况及社情民意；掌握社会治安突出问题；掌握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掌握特殊人群和流动人口的情况动态。延伸控告申诉检察职能，畅通农民群众诉求渠道；延伸检察监督协调职能，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延伸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职能，切实维护农民群众权益；延伸各类诉讼监督职能，促进基层政法队伍公正廉洁执法；延伸民事检察职能，开展民事督促起诉工作；延伸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职能, 当好党委政府参谋助手。通过对社会治安动态、变化趋势及治理对策的分析研判，提出整治改进的检察建议和调查报告，为各级党委政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决策依据和法律支持。 3.积极探索涉农检察工作运行模式。通过在派驻乡镇定点、在周边乡镇设立工作站、聘请联络员等措施，形成了“派驻乡镇检察室+检察工作站+检察工作联络员”和“定点+巡回”的涉农检察工作运行模式，为农民群众提供了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 4.及时发现协助查办涉农职务犯罪。通过惩治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职务犯罪，保证各项支农惠农资金落实到位，使农民群众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实惠，真切地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由衷地拥护党和政府。 5.强化对基层司法和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关口前移，积极开展对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执法活动的监督，督促基层组织依法履职。 6.大力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深入开展法制教育宣传，教育引导农民依法有序表达诉求，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帮助建立“两监督、三公开”制度，即纪检监察监督和法律监督，村级财务公开、支农惠农资金标准和发放程序公开、土地征用承包情况公开，提高了村民自治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能力，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以监督促管理，推动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提高 派驻乡镇检察室健全完善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了方式和手段，提升了农村社会管理的合力作用和整体效能。 1.促进了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健全完善。派驻乡镇检察室通过督促、监督乡镇政权、村民自治组织权力运行过程，督促各自正确履职，确保权力依法行使。弥合了“乡政”与“村治”的断层，加强了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建设。 2.拓展了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在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拓展农民诉求表达渠道，完善农村社会预警机制；监督保障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运行；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保护农民群众权益；及时发现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依据等，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3.增强了基层政法队伍公正廉洁执法。派驻乡镇检察室依法监督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执法活动，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同时，将检察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下，强化了自身公正廉洁执法。 4.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社会管理制度。派驻乡镇检察室的设置，使乡镇一级政权组织体系得以完善，加强了对基层组织及其行使权力的法律监督，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社会管理论文:基层干部队伍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如何进行适应性变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科学的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机制。 当前，就全国整体形势而言，在基层管理队伍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习惯于控制、管制，为公众服务意识淡薄；习惯于机械服从，对社会的要求不敏感、回应不积极；习惯于旧的方法手段，缺乏解决问题的新思路；逃避执行、被动执行、盲目执行、机械执行现象严重，错误理解改革创新，工作缺乏连续性，造成资源浪费严重等等问题。 因此，以公务员为基础，以科级干部为引领，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勇于创新、善于实践、执行力强，想干事、能干事、不出事的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是当前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 夯实理论基础，使基层干部理论素质由单一向全面转变。缺乏现代社会发展的知识和理论，是一些基层干部的突出现象。在中央作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部署后，一些地区试图把社会管理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议程中，但苦于理论和经验缺乏，不知从何处入手。为此，要大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理论培训，用现代科学理念充实丰富基层干部队伍，使基层干部队伍理论素质由过去的单一思维，简单思维、旧时代思维向全面思维转变，既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透彻了解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等科学理念，更要适应新事物、了解新世界、紧跟时代节奏，乐于接受、及时接受新生事物，适应并善于运用现代社会的微博、微信、网络论坛等新兴媒介，做到在突发事件中牢固把握主动权，在日常行政中面对复杂事态应变自如。 提升工作效率，使基层干部工作理念由管理向服务转变。传统的社会管理观念简单认为，把社会管住、不出乱子就可以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求社会管理增加社会活力、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因此，新形势下要求基层干部在工作理念上有根本的转变，从几千年来固定的“管理”模式，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服务”模式。具体说来，就是“用心”，充分认识到密切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合法利益，以服务群众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情”，真情与群众交流，真诚接受群众依法监督，主动融入群众当中；“用力”，融群众工作与民生工作于一炉，主动、全面、踏实服务群众，用高效率、高水准的服务赢得基层百姓的支持；“用智”，在积极听取采纳群众合理建议的基础上，想方设法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卓有成效地解民忧、帮民富。 增强业务素质，使基层干部业务水平由一元向多元转变。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各司其职、多方共进。过去，中国的社会管理基本上等同于行政管理，基本上是政府在唱独角戏，长期的管理优势使不少基层干部热衷于提高“威信”，只注重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忽视了综合业务学习，在新形势下面对新问题往往手足无措。为此，要加强基层干部综合业务培训，在坚定正确的执政理念的同时，着力提高科学执政能力，加强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积极涉猎经济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领导科学、领导艺术、政治智慧、历史镜鉴等方面的知识。此外，最重要的是，大力培育创新能力，敢于开拓，突破旧的管制式观念束缚，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创造性实施基层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将现代科技设施和手段娴熟地运用于日常的行政管理与社会服务中。 发掘创新潜力，使基层干部创新热情由被动向主动转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后的执行者是基层干部。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行政级别”概念，加之各级部门在评估基层工作时，把是否严格执行上级政策部署作为重要依据，基层干部被动接受上级指示较多，看上去好像“执行力强”，其实，由于主动创新的空间比较小，基层干部在社会管理中创新力往往比较弱，属于被动作为，执行的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在社会激烈变革的新时期，社会形势社会关系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为此，要努力激发基层干部创新热情，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新方式、新办法、新手段，尤其是各级基层政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项目，更应该以项目为抓手，千方百计解决各类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在创新思维的基础上，整体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的工作水平。 优化领导效能，使基层干部领导方法由简单向综合转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牢固树立依法管理的理念，善于综合运用经济调节、行政管理、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减少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这就要求基层干部优化领导效能，在领导方法上由简单向综合转变。基层领导干部知识化、复合型程度越高，其社会管理熟练程度也越高，其团结队伍、带领队伍、指挥队伍的能力就越强，总体来说他的领导效能就越高，对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泰民安的积极作用也就越明显。为此，要注重学习力和执行力的提升，掌握更多实践性知识、理论性知识，通过学习解决思想认识和工作策略问题，不断提高工作执行力；此外，要注重团体训练，在日常工作中注重培养默契、形成互助，提质增效，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要树立行政成本意识，从人、财、物方面科学调度，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 社会管理论文:司法行政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经验交流 各级党委、政府倡导社会管理创新，是形势变化的要求，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也是当前司法行政部门树立形象、提升地位、推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司法行政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着眼。 一、分析情况、找准定位 创新社会管理，中央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加强和完善。初步一看，与司法行政职能都有关；但仔细一分析，都不够紧密。客观地讲，司法行政部门长期以来，由于职能所限，宏观指导多，直接操作少；务虚的多，务实的少；幕后的多，前台的少。县局机关实际所承担的社会管理任务并不重。这几年，在市局的关心指导下，通过学习兄弟县区经验，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重心下沉，窗口前移，使得专业队伍有了增强，阵地有了扩大，业务有了拓展。特别是在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中心、专业性调委会建设、特殊人群的管控以及基层司法所建设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为实现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平台，打下了基础。司法行政部门所承担的职能告诉我们，只要努力创造条件，完善自我、抓住关键，就会在社会管理创新这一大局中，具有更大的作为。如果抓得住契机，自身发展也会加速度；抓不住，不进则退。因此，围绕社会管理创新，应该成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围绕大局，发挥职能 司法行政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首先要围绕大局，发挥好三项职能。一是发挥社会管理职能。扎实做好社区矫正、安置帮教这两种保障性管理职能，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抗因素，最直接地维护社会和谐，为社会管理活动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二是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法制宣传等法律服务工作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能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以个案的公正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够协调市场主体平衡利益关系，以法律手段规范经济行为和社会秩序。三是发挥社会矛盾的预防职能。通过矛盾纠纷排查和调解，防止矛盾纠纷的发生；公证制度介入民事、商事和经济活动，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性法律制度。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政府担当法律顾问，有效降低政府决策风险、行政执行风险，这些工作发挥着独特的预防功能。 三、整合力量，重点突破 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广泛，其中包括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社会矛盾的排查化解、特殊人群的帮扶管控、网络信息的监督管理等等。司法行政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认为，应充分利用点多面广，松散型队伍大而且都直接面向基层群众的优势，着重在距离群众最近和管理难度最大的地方下功夫，来整合力量，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作为： 1.抓基层一线，配强社会管理的主导力量。一是司法所队伍。认真贯彻市两办文件精神，每个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3-5名政法专项编制的队伍，成为基层政府实施维稳、化解矛盾的最重要的中坚力量。现在要做的是：完成直派所的建设，着重向基层倾斜人财物，积极争取直派所的财政补助政策。二是局机关专业队伍。特别是直接面向群众的援助中心、服务中心、矫正办的建设要加强。这三个机构是我们与公检法、维稳信访、工青妇合作配合的重要平台。法律援助中心和法律服务中心成立以后，已经成为直接引导群众合理诉求、依法维权的重要渠道。去年，我们共接待信访咨询1900多人次，办理援助案件495件，按法律程序平稳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虽然我们的工作繁了、压力大了，但通过平台建设，也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2.联合部门，广泛发动社会各类资源，完善大调解体系。目前，大调解体系还不够完善，也不够重视。最近，中央16部委发出了《推进大调解工作指导意见》。关键一条，解决力量分散问题，如何来形成合力机制。一是力争在更高层面上重视和加强大调解体系建设，建议再次下发指导意见。二是在现有专业性调委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扩大领域，可以依托各部门，也可依托行业协会来组建，这既是我们的指导范围，也应成为对应主管部门的责任。三是主动利用社会力量来化解，从政策上鼓励支持。动员热心于调解工作的社会人士、老干部、老教师、老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到人民调解工作中来，致力于“大调解”格局的建设。如我县钟管老娘舅工作站，其中有8位老书记参加，他们以热情的态度、积极的服务、优秀的业务水平深得人心。 3.抓两新社会组织，发挥知识型中介机构资源优势。作为司法行政部门，着重要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与管理。一是组织管理提升。加强律师事务所党建、工青妇等组织建设，努力实现全覆盖。二是社会管理延伸。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延伸到两新组织，进一步发挥律师的专业优势。三是规范服务体系。律师为政府、企业、村、社区已经承担了许多服务性工作，下一步要在进一步深化服务内涵的基础上，政府要明确鼓励和支持。 4.加大投资力度，构建信息化管理平台。最近省厅专题召开了信息化工作会议，是考虑长远发展的重要会议。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建设做的最好的是__，不仅政法机构互通，而且一直延伸到律师事务所和司法所。一个部门职能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技术装备。司法行政机关在案件办理、矫正对象依法监管、律师公证监管等还主要靠手工操作，容易造成信息不灵、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建立健全政法维稳系统相互联结的数字管理系统势在必行。因此，必须引起重视，把构建信息化管理平台 作为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一环，开创数字管理新局面。 社会管理论文:乡镇司法所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调研 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政法机关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司法所,如何立足职能, 创新工作，有效参与社会管理，深化为民服务，成为当前乡镇司法所急需研究破解的重大课题。本文根据乡镇司法所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作用，分析存在问题与不足，对今后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作用谈几点粗浅的思考。 一、乡镇司法所在推进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 1、乡镇司法所承担着社会矛盾排查和化解的职能。人民调解工作是基层司法行政职能之一，处于“大调解”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遍布城乡的人民调解组织，通过及时、有效地对矛盾纠纷进行调解，使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接受并履行调解协议，既能有效防止矛盾纠纷的进一步扩大和升级，又能兼顾双方的利益，避免“反目成仇”，实现长期和睦相处。因此，我镇狠抓调解组织网络化、调解员专业化、运行机制常态化建设，不断健全完善人民调解三级网络建设。截止目前，全镇共建立各级各类调委会11个，发展人民调解员队伍192人。狠抓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上半年对乡镇人民调解员组织培训100余人次，培训率达50%以上。在全镇各调委会普遍建立了排查、调处、回访、归档等规范工作制度。在“社会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专项活动中进一步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力度，通过排查全面掌握了各类矛盾纠纷情况并及时进行了化解。到目前为止，全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51件，调处成功247件，调解成功率达97%。 2、乡镇司法所承担着对“特殊人群”教育改造的职能。“特殊人群”是指社区服刑人员及刑满释放人员。抓好对这两类人员的教育改造，有利于合理地配置行刑资源，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据此，我镇狠抓管理信息系统、制度体系等建设。一是健全工作网络。水磨镇党委、政府牵头建立了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并配齐专门工作人员。二是规范工作机制。建立了社区服刑人员接收、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各环节工作制度，统一文书格式，使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常态化。三是强化信息管理，积极推进社区矫正手机定位监控和刑释解教人员的信息核查。截止目前，全镇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25人，正在接收矫正18人，已解除7人。其中正在接收矫正的有缓刑12人、假释1人、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4人。犯故意伤害罪11人，故意杀人罪1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1人，抢劫罪2人，盗窃罪2人，交通肇事罪1人，全部纳入监管范围。 3、乡镇司法所承担着普法依法治理的职责。 抓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对于营造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环境，对于健全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体系，形成相应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机制，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积极开展法律九进活动，创新形式，大力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一是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启动实施工作。组织召开了“六五”普法座谈会，深入开展普法工作调研;二是以法制进校园、法制赶场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普法宣传。今年3月23日，我镇邀请县司法局的康戈华律师来到水磨一贯制学校，通过典型的案例向学生宣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6月25日，又利用铁厂赶集日向过往群众发放禁毒宣传资料。三是继续深入开展“依法治镇”创建活动，确定了铁厂村、水磨村等2个 “民主法治示范村”。 4、乡镇司法所承担着民众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的责任。 随着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提高，表达民意的维权意识也在普遍加强。乡镇司法所通过加强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机制建设，从而把社会管理置于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比如在乡镇大小会议上开展法制宣传，既能够促进基层政府和领导干部进一步树立法治观念、服务理念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主动听取群众意见和呼声，进一步融洽干群关系，理顺群众情绪，减少决策盲目性和行政随意性，从政策源头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进一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又如通过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能够加快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确保基层社会稳定。再如以无利害关系“第三方”身份行使矛盾纠纷的调处，把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还有通过法律援助途径，使公民平等地获取司法资源解决公民平等的权利、合理的诉求因经济困难而不能实现的问题从而为困难群众、特殊群体合法权益获得平等的司法保障，提供最为有效的手段和途径。 5、司法所是基层政府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置机制中的重要力量。 矛盾频发和社会积怨，必将导致群体性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乡镇司法所的许多职能，对于化解矛盾积怨是大有作为的，比如加 强社区矫正和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能够消除他们仇恨社会、对抗社会的心理，是我们为社会大局和稳定作出的特殊贡献。与此同时，司法所开展的法律服务工作，具有对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有着事先预防的功能，并将其纳入法律渠道，依法规范有序地进行解决。此外，通过整合各种信息反映渠道，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大排查机制，增强信息预测功能，构筑起向党委政府反映社情民意的综合平台，为党委政府处理社会矛盾提供可靠的依据，通过加强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各种力量的协调与配合，推动与各相关部门建立社会治安联动联调联防工作机制，为有效处置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提供机制保障。 二、乡镇司法所在参与社会管理中显现的问题与不足 长期以来，乡镇司法所为促进一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创建和谐平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还存在着创新思想不强，财力人力不足等诸多问题。主要显现出：一是对人民调解工作系统指导不够，驾驭解决社会矛盾和谐群众关系的能力有待加强;二是对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特殊对象全面监管掌控到位不够，常态教育帮扶跟不上，形成管理缺失，存有社会稳定隐患，群众安全感不强;三是对法律援助重视关注不够，流于形式，离应援对象要求有差距;四是对基层基础治理招数不多，缺乏创造力，发动群众自主管理不够，依法治村工作仍需踏实开展;五是对自身规范化建设推进不快，职能作用受影响制约，功效发挥不佳，离群众的要求还远。 三、乡镇司法所工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如何发挥作用的浅见 乡镇司法所机关，既是政法机关的组成部分，又是当地政府的职能部门，承担着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保障三大职能，与民生息息相关，渗透于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在事关社会管理秩序、服务保障民生的矛盾调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权益保障、法律规范、制度约束、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置机制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尤其对于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在“特殊人群”的管理和服务中发挥职能作用。 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是特殊人群的组成部分，加强对上述“两类人员”的管理与服务，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任务之一。要监管与服务好这些人员，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再犯新罪和重新犯罪以及顺利回归社会，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据此，我认为除了呼吁国家加快相关立法步伐，将“两类人员”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外，还必须把握好以下关节：一要建立健全并落实社区服刑人员接收、管理、矫治、考核、奖惩、解矫等制度，尤其要做好因人施策、一人一策、科学矫治，提高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减少乃至杜绝再犯新罪。二要加强社区矫正组织队伍建设，统一着装，并按10：1的比例配备社区矫正协理员。三要协调落实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和任务，重点加强对工作无着落、生活无接济以及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的服务、帮教和协调安置以及管控工作，解决他们的生活必需，保障他们民生，诸如落户、住房、就业以及对符合低保条件的要尽力为他们办理低保等等。四要创新工作方法。在实行GPS手机跟踪定位的同时，确定多名生活在社区服刑人员周围的近亲属或邻居作为监控信息员，以方便、及时地了解他们的悔改表现及思想动向。 2、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目标，又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联系我镇的实际和乡镇司法所的工作职能，我认为今后要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必须牢牢把握人民调解群众性和中立第三方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约束和减少行政色彩。二要进一步建立矛盾纠纷预警机制。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要及时梳理和归类，对那些群体性、疑难性以及有可能引发民转刑和有出现极端倾向的矛盾纠纷要在第一时间建立预警机制，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做好早受理、早化解，切实把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三要创新民调解手段。根据中央提出的要更多使用调解的方法解决社会矛盾的要求，建立法律工作者诉讼先行调解机制，若当事人不愿意或调解不成时，才可进行诉讼程序。这样做的目的是依靠专业队伍，运用专业知识，采用专业化手段，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减少诉讼，促进社会和谐。 3、在服务和保障民生中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善待民生，服务民生。司法所承担的职能与民生息息相关，涉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尊严，因而乡镇司法所应当在服务和保障民生中发挥独特的专业优势和作用。结合我镇实际，拟重点抓好三项建设。首先要创新服务载体。重点加强镇法律服务所建设，主要抓好健全机构，充实人员，拓展服务内容和范围，提升服务人员的业务技能和服务水平，把法律服务所建设成为满足村民法律需求的“服务窗口”。与此同时，要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完善受理、审批、指派、承办等各个环节的工作程序、要求和标准，不断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水平，着力提高法律援助质量，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4、在提高社会法治化水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基层司法所承担着法制宣传的牵头协调和监督职能，在提高社会法治化水准方面负有重要责任。根据社会管理创新对法制宣传工作的要求看，我认为应当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健全学法用法考试制度。目前领导干部、公务员的学法用法考试制度已基本建立，运转正常，效果亦好。但对村委会、社等基层干部的学法用法考试正处于摸索阶段，因而要把这部分群体的学法用法考试提上议程，先行试点，逐步推开。三要建立农村法律顾问制度。试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积极引导基层干部用法治的思维管理基层社会事务，用普治的方法处理基层社会问题。四是深化民主法治村创建。创建工作要讲究质量，尤其是要在建立健全创建工作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按照全面创建、分类指导、整体提高的方针，努力实现依法规范民主选举，切实保障群众的选举权;依法推进基层食务公开，切实保障群众的参与权;依法规范民主决策，确实保障群众的监督权的目标要求，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化的进程。让司法行政工作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和发挥应有的作用。（编辑：琛哥） 社会管理论文:分析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四大挑战 在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征。这里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都走在全国前面,问题的暴露和化解也走在全国前面。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或者说是遇到的四大挑战。 一、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挑战 在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县乡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迅速提高,但是民众的需求也在迅速提升,不仅本地居民的需求在提升,本地政府也被要求更多地兼顾到外来人口,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逐渐凸显。在发达地区的农村,政府有限的公共服务能力与日趋复杂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矛盾关系。 首先,服务对象的结构性增加。其一,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变成了准市民,他们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弱化了,转而依赖政府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其二,大量外来人口进入本地区,必将逐步要求本地政府提供与本地人对等的公共服务。 其次,政府职能的无限制扩展。在发达地区的农村或者快速城镇化区域,中国政府的“无限责任”特征表现得比较明显。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发达地区农民生产与生活的自给自足形态趋于瓦解,他们不得不越来越依靠政府来解决从生产到生活、从出生到丧葬的各种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只是来自于辖区内社会的变迁,也来自于上层国家的要求,普遍存在的“压力型政体”和维稳体制,对政府的有序运行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影响。特别是,当前对于社会稳定的要求很高,构成了对县乡政府执政能力的极大考验。 再次,上下级之间的权责利不清。基层政府负责人经常会感到工作的抓手不够,这可以理解为下级必须完成上级交办的各种任务,却未必获得了相应的保障条件。比如郊区基层政府有责任保持街道整洁,但是城管队伍的人事权和领导权却不属于乡镇政府,结果基层政府缺少维护市容的执法权,却必须为城管队伍发奖金或工资。其他像环保执法、安全监察、教育管理、农业部门,也可能面临类似的情况。 对于日趋复杂的社会系统和内生出来的各种需求,发达地区的县乡政府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扩建机构和增加人手。可是它的行政级别和基本架构却没有相应改变,其人员编制受到很大的制约,结果就在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之外出现了大量的聘用人员和编外人员,动辄数以百计。在发达地区,一个乡镇的人员规模甚至可能相当于中西部地区一个县的人员规模,成为体型肥大的超级乡镇。 二、江南乡村土客融合的挑战 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是发达地区农村的普遍现象,它所带来的影响还在形成之中,尚难预料。表面看来,外来人口的涌入会带来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问题、劳资关系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农民农问题、低端市场管理、社会治安问题,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到底如何推进外来人口与本地社会之间的融合?从某种进化史观来看,推进不同地域人口的文化融合是大势所趋,但其进度和方式仍然需要探讨。这其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土客融合问题关系到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利益平衡。在邓小平所规划的“两个大局”的思想中,要求中西部首先要顾全大局,促进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然后东部地区也要顾全大局,帮助中西部发展。但是,当东部地区发展起来以后,如何实现利益平衡就成了一个问题。当大量的农民背井离乡到了东部发达地区以后,他们需要政府帮助提供各种基本的公共物品和社会保障,这种要求是逐步深化的,触及到如何实现社会融合这个问题的内核。比如教育问题,从政府解决幼儿入托,到2003年允许外地学生可以就地接受义务教育,进而在2012年提出了一个如何解决就地参加高考的问题。再比如社会保障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为农民工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到2007年比照城市居民社会保障标准推行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制度。其中的基本逻辑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不断打破。问题是,在东西部发展尚不平衡的状态下,加速推动城乡二元体制的瓦解,将可能导致中西部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这种趋势导致的复杂后果必须为决策者考虑在内。 第二,江南土客融合问题的特殊性与吴越文化的特殊性有关。外来人口与本地社会的融合问题或者说土客交融的问题,既有利益内涵,也有文化内涵。从文化上来说,南方的吴文化、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和其他地区文化之间的融合问题是千百年来的老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些文化之间的融合在近几十年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突然加速,它所导致的社会风险必须得到充分的估计。 第三,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和进入农村的性质存在明显的差别。城市本来就是五方杂处的空间,它的包容性是由它的市场功能天然赋予的,市场必然要允许和欢迎八方来客。但农村却有着它天然的封闭性,一方面,农村存在农民集体,非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得拥有土地甚至宅基地另一方面,农村是本地地方性传统文化的摇篮。我们不能说这些地方文化都应该消失,就像我们可以要求城镇的公务员在办公期间讲普通话,但不能要求村委会 主任在工作期间也必须讲普通话一样。此外,在江南地区的农村,还出现了本地人反过来害怕外地人的奇特现象,这种社会心态所潜藏的社会风险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三、低端市场管理的挑战 当前,社会分层不断结构化,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趋于分化,在城市中出现了主要针对低阶层市民服务的低端市场。这个低端市场中有大量的外来人员、个体经营户和非法经营者,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一大难题。201 1年浙江湖州织里发生的外来机户抗费事件,就是这种管理困难的直观反映。 以东部某镇为例:在二轮延包以后,外来务农人员大量增加,目前有超过4000名外来务农的劳动力。同时,随着城镇的扩张,个体工商户的人数也迅速增加。目前,该镇有11000家左右的个体户,近千辆黑车,以及大量的流动摊贩。个体户中以本地人名义登记的在30%左右,但实际经营者中本地人比例不到10%。因此,对个体家庭经营者的管理势必遭遇特殊的社会风险。 第一,与进厂务工的人员不同,个体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直接面对基层管理者。在管理外来务工人员时,企业管理者其实担当了一个中介的角色,但在面对个体经营户时,本地管理者要直接面对经营户。在面对面的执法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情绪上的紧张。尤其是在管理外来经营户时,这个情况更值得重视,很多的外来经营户存在地域性或家族性的聚合,有的相互间还存在某种经济协作关系。 第二,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实现相对公平的难度比较大。在某镇11000家个体户中,在工商局登记的只有5600家,实际缴税的约2000家,不缴税的行为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在打击黑车的过程中,总有部分人能够得到情报,逃脱打击。事实上,的确存在一些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盘剥这些黑车司机,进而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第三,相对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和本地的一般群众而言,外来个体经营者的。人际关系比较发达,个体经营者的年龄比较大,人情练达。比如笔者所了解的一个非法行医者,他是退伍军人,在部队做卫生员,退伍后到上海非法行医,他很会做人,待人热情,允许别人赊账,还送药给穷人。因此,当政府去取缔时,遇到群众的起哄,最后在警察的帮助下工作人员才安全地撤离了现场。 四、“农民农”现象的挑战 对应于“农民工”的提法,我们可以把到本地来务农的外来农民称为“农民农”,他们广泛地散布在发达地区尚未被征用或者虽被征用却暂未被开发的土地上。他们的收入比在老家务农高,生活远比农民工自由,而且,他们往往结伴而来,轻易地在当地重建了社会支持网络。越来越多的农民农选择在自己租来的地头搭建大棚居住,与本地农民的小楼相对而望。前者萎靡不振,后者生机勃勃。而且,这些外来农民农确有一种扎根当地、乐不思蜀的倾向。可以说,外来“农民农”对本地农民的更替压力,将可能形成一种生物和文化意义上的釜底抽薪,甚至动摇发达地区乡村的基本社会性质。 农民农问题的性质是:我们虽然有能力把本地农民变成市民,却无法把小生产都变成大生产,结果这个小生产的任务就由农民农来完成。 对这个判断还可以这样来解释: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看似必然带来农业现代化的契机,许多地方都发展了很多的农业企业来实施规模化经营,但是这种规模经营遇到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到底多大规模才是适度规模?其二,企业的规模经营和家庭的规模经营相比较,是否具有优势?由于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所以,规模经营在发达地区的发展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快。同时,本地农业劳动力又不断退出。结果,本地农业劳动力大量地被外地流动农民所替代。这些流动农民的经营方式往往采取了家庭经营方式,实现了家庭经营基础上的适度规模经营。当然,相比于大企业的规模来说,这些“农民农”家庭的经营规模依然是“小”的,还是小生产。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带来了社会文化更替的可能。 社会管理论文:对新闻媒体传播作用在社会管理工作创新的探索 当今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特定土地上人们的集合,而这个共同体、集合的粘合剂,就是新闻媒体。正是新闻媒体提供了监测环境、告知消息的工具,提供了人们彼此间交流意见的公共平台。社会生活空间的大小及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信息传播的发展水平。口头传播与原始部落民主相适应,手抄文字、马车驿站与民族国家相适应,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与全球政治相适应。在网络环境下,消息弥漫于整个的社会空间,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社会管理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必然涉及到管理者和人民两个基本要素,管理者要认识人民,理解人民的心声,人民也要了解管理者,审查管理者的资质。在这两者之间,其沟通、联系的主渠道,非新闻媒体不可。在当前这个媒介化时代,要创新社会管理,建设良好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离不开新闻媒体。 一、现代社会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等新特点 1、人口流动频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单位”属性逐渐减弱,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员流动。走南闯北,出现了单位用人、社会管理人的新形势。 2、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改革开放,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跨体制的人员流动,带来了人们心理素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在主流价值之外,又有许多价值观出现。如自立、竞争、互动、风险、信用等价值观正在确立,还有一些不良的价值取向也凸显出来。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朽无耻、低级趣味等。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3、社会阶层多元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计划经济时期决定人们社会经济状态的政治性、制度性或行政性标准(如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档案身份等)逐渐为一些新的因素所取代,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资产私有形式的出现促使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尽管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还在持续,并未完全定型,但其基本的分化形态和规则正在形成。多年前,学术界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原先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了十大阶层,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4、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越来越公开透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 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群众要求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在更广领域、更深层面上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 上述社会变化,也形成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利益问题,过去强调是整体利益, 现在开始重视个体利益,同时新的群体形成产生诸多群体利益。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难免产生利益冲突。如何协调群体的利益冲突,化解矛盾;如何进一步公开透明,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如何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建立起新的社会管理机制,这种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也必须适应多元化、多样化社会的要求,遵循多元社会治理理念。既要有“硬”的手段,也要有“软”的手段。“软”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人们的行为,指导或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等等。在这方面,新闻媒体显然有其独到的作用。 二、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管理中有其独特的作用 1、宣传功能。新闻与宣传都同属于传播范畴。宣传是一种传播活动,可以通过任何传媒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有法律法规等重要阵地。还能通过它的信息筛选和散布功能,直接影响百姓对社会的感受,由此直接影响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认可程度。调查显示,现在 90%以上的群众都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党和政府的决定、实施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如每年的全国“两会”、省“两会”,人们都是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进行关注。新闻媒体在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 2、引导和教育功能。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是信息社会。媒体成为我们获取信息和获取思想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对社会主流思想,对社会的价值观的选择,都起主导作用。人们世界观的形成,有家庭、学校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媒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媒体传播信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社会性、生动性、知识性、思想性,它往往通过真人真事、具体情节和潜移默化的方法来表现事实和思想,来对舆论进行引导,因此较容易为公众接受。 3、沟通协调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媒体扮演着各方信息沟通平台的角色,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枢纽作用。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媒体上进行沟通。这些年,政府部门通过媒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事例多了起来,很好地发挥了媒体的沟通作用。 4、社会组织功能。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并呼吁社会共同关注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上,形成统一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就充当着一种社会组织者的角色。 5、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历来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舆论监督,既是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反映百姓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党和政府一直强调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修正错误、凝聚力量和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信息服务功能。新闻媒体不断向人们提供各种事件信息,如对于那些来自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威胁,新闻媒体能及时地向人们发出警告,让人们采取防御措施。此外,新闻媒体还提供有关人们生活环境的信息,如关于公共事业、经济状况等,这也是新闻媒体满足人们日常信息需要所具备的功能。 新闻媒体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正确导向、聚合智慧、动员教育、沟通协调、上传下达、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一方面为媒体的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全新空间与视角,另一方面也让媒体重新审视自己,完善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调整思维,从而增强媒体与社会 的“互动性”与“粘合度”。责任与担当:媒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所在新闻媒体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必须坚持职业伦理,弘扬专业精神,恪守社会责任。唯有严格要求自己,践行道德规范,善尽社会责任,大众传媒才能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发生的谣“盐”事件,给媒体如何参与社会管理留下了许多思考。2011年3月16日,全国不少地区出现“抢盐潮”,众多新闻媒体沉着冷静应对,在重要版面、时段、页面,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传达政府部署,积极稳妥地做好食盐供应新闻报道,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消除了民众对核辐射影响的疑虑,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社会活动。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传递信息,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协调行为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因此,新闻传播活动从一开始,就暗含着对管理效果的设定。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效果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在资源投入量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该转化过程的效果越好,在产出一定的前提下,投入越多,则其转化效果越差。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必然要耗费一定的资源才能产生一定的管理效果。而这一效果的产生,又是贯穿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始于传播之前,显现于传播之后,即总是受众在收受新闻传播之后才会表现出来的。由此,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效果,可以被理解为新闻传播者(即管理者)在实施自己的管理行为所消耗的一定的资源与在此基础上所得到的新闻受众(即被管理者)接受信息传播后在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方面所发生变化收益的比较。 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的特点,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作用以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媒体本身应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二是政府等管理部门要善于运用媒体,管理好社会。 由此可见,媒体参与社会管理,首先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媒体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公众提供事件的真相,并让公众获得充分的有效信息。谣言止于智者,公信源于诚意。这次谣“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传播新闻事件真相,达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因此,媒体应强化社会责任,加强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报道,畅通人民群众的权利表达渠道,努力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分歧。这样才能把好舆论引导的闸门,真正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总之,新闻媒体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新闻媒体是传递信息的载体,这种传递的信息与人类事先储存的信息不同。传媒传递的信息更多地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最新变化有关,通常被人们称为新闻。无论世界发生何种事,如战争、疫情等,一旦经新闻媒体传播,这种信息就会对人们的社会生存和命运产生影响,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一般的信息所不具备的。如在地震中遭破坏的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一系列经新闻媒体传递的信息,引起各国政府对核电站安全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新闻的力量。 社会管理论文: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角色要求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之出现的刑事犯罪也居高不下,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职能。本文通过对当前社会背景和检察机关定位的分析,总结出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式和途径。 关键词检察机关社会管理创新 作者简介:张瑜,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与经济发展共同出现的还有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不同步而导致的一种客观存在。针对我国存在的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从2004年6月我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2009年底将社会管理创新作为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所强调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不仅是在技术层面的要求,更是在管理层面的要求,而一个社会管理的创新则要求把人当作社会中最重要、最活跃的第一资源,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协调,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在管理中的核心地位,侧重发挥个体的独立性和潜能,以激发其参与社会管理的主动性。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正是为了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掌握主动权,更好的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央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部署。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治本之策,又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社会管理创新提出的社会背景 1.社会人员流动性增加,社会分层较多,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结构同时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人员流动性质增强,个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依存关系大大减弱。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到城市,为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提供了劳动力资源的保障,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大量的流动人口也增加了城市的不稳定性。大量的人口聚集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许多的摩擦和冲动。所以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成为了社会管理中的难点,一些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更是成为了社会治安乱点,一些特殊人群成为违法犯罪的主体。 2.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的传播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纸质媒体,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的网民数量达到了四亿多人,上网已经成为了人们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许多的新闻和信息通过网络的方式传播,缩小了世界的距离,使地球真正成为了一个地球村。可是网络的弊端也渐渐体现出来,离开了政府的监管,容易出现假新闻,一传十,十传百,就会产生为谣言。网络为了有害信息的传播和不良舆论导向提供平台。 3.各地群体性事件频发,将简单的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激烈对抗的地步。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利益的冲突,绝大多数都是群众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合法利益,自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以唤起政府的关注,使得自身利益能得到政府的确认和保障。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而政府的社会管理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现状,重管理轻服务的思想根深蒂固,与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 二、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定位 1.检察机关是社会管理创新中重要的主体。“检察机关虽然不直接承担着管理社会的责任,但是检察机关却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是各种利益冲突和利益要求的平衡者,是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有责任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进行研究创新,以主动应对社会管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全面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最终的利益诉求都是要达到社会结构合理、利益分配公平、管理科学规范的效果,所以说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应在于不断加强法治建设的水平,只有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思想指导,以法治程序和规范为行动的支撑,才能真正推进社会管理的创新,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2.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院是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这就是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任何公民都可以控告、检举犯罪,控告人、检举人如果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在侦查期间,应当为他保守秘密等等。基层检察院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了解群众的诉求,明确当地社会的主要矛盾,有利于正确的化解矛盾,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避免地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3.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维护良好生活秩序的客观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社会关系不断调整、各种利益冲突逐步显现的特殊而关键时期,如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违法征地、拆迁行为,食品安全问题等现象,背后都有一定的腐败问题。官员的奢侈腐化不仅败坏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更深层次的会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不满,影响干群关系,加大社会管理的难度。“我国检察机关通过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渎职犯罪监督。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具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的性质,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也是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重要保障。” 4.从检察机关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检察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一条救济权利、保障安全、稳定秩序的制度通道,人们的各种权益和要求可以进入这条通道获得救济,各种冲突也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得到有效的解决。检察权随着社会秩序的生成和变迁已经不仅仅是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使公民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还原的内在机制,而是成为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主导性变量和动力资源,影响和决定着社会政治的实际进程和方式。 三、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途径和方式 1.检察机关应立足于自身基本职能,维护 好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权威,坚持依法办案。我国检察机关自产生起即参照苏联的模式被赋予了法律监督职能。检察制度的产生和发挥作用,一方面,在刑事诉讼中监督警察的活动,以保障基本人权;另一方面,通过控审分离、不告不理等原则制约法官的审判,以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正如林珏雄所说:“检察官之职责不单单在于刑事被告之追诉,并且也在于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检察官作为法律守护人,既要保护被告于法官之擅断,也要保护其免于警察之肆意。”检察机关应当定位于用执法办案、依法监督来调整与社会管理不协调的行为,通过执法办案活动创制社会规则,规制社会活动,引领社会风尚,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是通过依法查处国家公职人员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的犯罪行为,促进社会对政风、行风的管理;通过履行批捕、起诉职能,依法打击侵害社会管理主体、妨碍社会管理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促进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通过强化诉讼法律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立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2.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对重点地区的综合治理。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到城市务工,导致了城市流动人口增加,一些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成为刑事案件多发地点,治安混乱。在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中,检察机关应当利用自身优势,与当地的街道办等部门合作,加强对城中村等重点地区的排查整治。对排查出来的黑恶势力的犯罪案件,应当适时介入侦查,依法快捕快诉,准确、及时和有力的打击犯罪。同时,还应当密切的关注当地的社会治安动态,有针对性的提出消除隐患、强化管理、预防犯罪的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 3.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工作。近年来,检察院公诉的案件中,呈现了罪犯年轻化的趋势,很多罪犯都是九零后,人生并未真正的开始绽放光彩,就已经踏入了铁门。究其背后的原因,固然有他们自身的因素,可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这个社会和家庭的因素,大部分的未成年罪犯都是由于家庭贫穷、父母外出打工等原因走上了犯罪的道理。基层检察院在参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应当多参加社区矫正工作,加强对社会闲散青年、服刑在教人员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等特殊人群的管控帮教,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4.检察机关应积极发挥法律救济途径的作用,防止地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现阶段大部分的群体性事件都是基于群众的权益被侵害,却又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得到解决,从而只能通过游行示威、堵塞高速路、上访等形式得到关注。检察机关的民行部门应当积极主动的了解群众的需要,做好调解工作,引导群众将诉求通过正规的法律渠道解决,防止激化矛盾或者引发新的矛盾。

教育法学论文: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现状探讨 一、我国教育法学研究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教育法学的研究进入了萌芽阶段，教育界和法学界开始考虑对教育立法，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开始对教育法学进行研究。在今后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中，教育法学的研究由最初的设想到现在的深化以及分化研究阶段，致使现如今已经写形成了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教育法学理论和体系。对于我国教育法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通过对《评论》杂志和教育法学年会论文集这两本期刊进行分析。《评论》是我国在教育法学研究上对具有影响力的期刊，教育年会论文集是由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在年会上交流讨论的论文组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且信息量比较大。通过这两本渗透出来的信息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对教育法学理论的研究在不断的深入，研究人员的视野也在扩展，将更广的领域纳入到研究中来，教育法学研究已经进入到发展阶段。但是与一些成熟学科如社会科学相比，教育法学还显得比较年轻和稚嫩，还需要不断的去探索。 二、我国教育法学既有理论体系研究 在我国教育法学发展的这三十年里，教育法学中涉及的概念、概念体系、教育法学主体以及主体间的关系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这一些问题如：1）教育法学研究对象不明确；2）教育法学研究方法单一；3）教育法学性质界定不清；4）教育法学理论体系不健全；以下将对这些问题作简要探讨。 1.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选择标准 由于我国教育法学这门学科的建立比较晚，发展时间也比较短，就必定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依据理论来进一步说明。而缺乏理论说明将会使得学者们对教育法学的研究无法用理论体系来标示。教育法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自组织其理论、自固化其思维、自健全其机构和自外化其理论等功能。学者们在满足这些功能的过程中对教育法学理论体系进行探讨研究，然后以《教育法学》的名义出版，这将是教育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必要过程。 2.既有理论体系分析 我国以《教育法学》为名的教育法学类著作截止到现在已经有23本之多，作者都以不同的角度对我国教育法学的学科属性、概念、理论和法制形成体系进行分析探讨。本文借用申素平教授编写的《教育法学》进行分析。申素平教授编写的《教育法学》一共分为八章，由教育法语受教育权、教育主体与教育的法律关系、主体制度论和弱势群体受教育权这三部分组成。是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研讨教育法学理论体系。根据内容我们进行分析，作者首先对教育法和受教育权的概念进行系统阐述，然后在对教育法的内涵以及受教育权的法律规范作为基础，对社会个体与教育的法律关系进行讨论，最后通过对学生、老师、学校的制度问题进行分析，从而达到对我国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三、以“受教育权”为逻辑起点的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理论体系的起点也是终点，以受教育权作为逻辑起点，那么在对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它的终点也必将是受教育权。对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 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应包括客观性特征、系统性特征和动态性特征。客观性特征是由体系特点决定的。系统性特征是理论体系的首要特征，最为关键的特征。动态性特征是说明在微观结构上理论体系是动态的，而在宏观上表现为相对静止的。 2.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 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由核心层面和外部层面组成。核心层面是理论体系逻辑演变的载体，外部层面是理论体系中各个元素的分解。核心层面与外部层面在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扩大丰富，各自之间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3.理论体系的研究框架 对于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目的就是构建一种一般性意义的，属于教育法学自己的研究框架。 作者：高婵单位：郑州华信学院 教育法学论文:大学教育法学课程教学的反思 一、变“教教材”为“用教材” 教材的选择和使用是大学教师教学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教材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它不仅关系到教师对课程内容的组织、设计与教学实施，也关系到教学目标的达成。但是对教材如何使用是一个有关教师教学理念的大问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按照以知识带动学生能力发展的基本思路，依照课程自身的逻辑体系和教育法律现实要求重新对教材内容进行组织，在所选用教材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自己课堂教学内容框架，突出“教育法学”课程的理论严谨性和实践应用性；二是根据大学生的学习思维特点和发展需要，在部分章节设计和使用学案，学生依托教师推荐的教材、其他参考教材或教育法学著作、期刊论文、网络资源等进行小组合作下的自主探究学习。改革实践表明，使用精心编制的学案，能够实现从学生“被动学”到“主动学”的转变。笔者作为教师，在学生进行学案指导下的分组合作学习和互动交流检测过程中，主要充当倾听者、帮助者、引导者的角色，有时也是权威解说者。可以说在学案理念下，不仅教师传统教学角色发生转换，从知识的告知者成为学生知识学习和能力发展的引导者、促进者和帮助者，而且对学生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自学过程，更是一个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思考、尝试学习成功与分享学习快乐的过程。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教材本身也反映了多样化的学术观点，因此大学课程不可能是一统教材，而且教师对教材的选择上具有自主性。这些都决定了大学教师在教学中要坚持“用教材”而非“教教材”的基本教材观。如果只是“教教材”，显然教学重点在于课程知识的传授。相反，如果坚持“用教材”，则不仅传授了课程知识，同时还会把课堂知识延伸到课堂之外，也更注重大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 二、变“接受性学习”为“研究性学习” 在我国，传统的大学课堂以接受性学习为主。它是以听讲、记忆、模仿和练习为特征的学习，教师主要通过讲授法引导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知识或技能。虽然诸多教学实践表明，接受性学习并不必然导致学习过程的枯燥乏味，但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被动机械和无意义的接受性学习。在当前大学培养目标和社会发展要求下，这种情况下的接受性学习显然不能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因此是要必须改革的。在“教育法学”课程教学中，笔者主要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学生分组，然后各组进行教育法制与法治的社会实践主题调查。这实际上进行的就是研究性学习。在授课之初，笔者首先就主题调研这一研究性学习的重要意义、实施步骤规划、调研结果呈现方式等进行说明，还结合对教育法制与法治的现实侧面考虑，先行拟定若干个调研主题，学生可以选择教师拟定的主题进行调研，也可以根据小组的兴趣自行设计和确定调研主题，最后学生进行多个主题的调研，比如法学体系中教育法的地位调查、非教育类专业教师的教育法治和法制观念调查、家长教育法制与法治意识调查、中外大学生教育法律法制意识现状调查、大学生教育法制与法治意识调查、小学教师教育法制与法治意识调查。各小组根据主题需要，自行设计问卷，并经过试测后正式发放问卷调查，后期利用SSPS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在调研结果呈现过程中，各小组不仅完成了正式调研报告，还制作了PPT，在全班进行调研结果的分享和交流。学生非常喜欢这种学习方式，虽然调研过程中遭遇很多困难，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学习活动不仅对现实教育法制和法治问题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也深化了对教育法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而且科研能力、思维能力、合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都得到锻炼，是一种自我发展、自我负责、自我完善并体验学习成功的过程，感觉受益匪浅。 要打破大学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就必须让学生真正“动”起来。这里的“动”不仅仅是动“手”，更包括动“脑”。研究性学习，就是这样一种新的理念。它是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研究的有机结合，是以学生为主体的积极主动、自主的有意义学习。这种学习“具有明确的专业方向，趋向于对深层次理论学习的理解，是以全面学习专业的基础理论为基石，向专业前言理论的循序积累，进一步强化专业理论的实践意义”。研究性学习主要以小组合作方式进行，通过为学生提供更多地动手动脑的实践学习活动，例如实验、观察、课题研究等来发展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是一种融合体验、探究和创新的现代教育理念下的学习方式，应当为大学教师在教学中所掌握和践行。 三、变“单打独斗式学习”为“合作互动学习” 传统的大学课堂学习仍倾向于学生个体的单打独斗式学习，即学生之间在学业成绩和能力发展方面没有更多的相互影响。近几十年，课堂中的合作与互动学习理念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理念。笔者在“教育法学”课程教学中，就注意到以下几点。一是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学习，不仅注意打破教师满堂讲的传统局面，而且特别注意通过精心设计与实际联系密切的问题与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究与讨论的欲望。有时就某个教育法律问题，学生之间有非常激烈的争论，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论据，试图说服别人。笔者作为教师，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会轻易做出评判，而是在不同观点中给予点拨或引导，最终的正确性认识和问题解决方案往往就在这种争论中被清晰认识和呈现；二是注重学生个人之间、学生小组内与小组间的合作互动学习，特别是借助上文所谈到的学案学习，学生小组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小组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各小组之间的交流都得到加强，而且学会在积极的竞争中进行合作与协作，学生感觉收获很多；三是注意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即学校教务处提供的BB网络平台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课外学习互动。正是通过这些课内外的互动探讨、合作交流与学习，学生学会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学会如何倾听别人的看法，学会如何深化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学会如何对学习进行反思。在大学教学中坚持合作与互动学习的理念，不仅能够成功改变传统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的单维交流，也能够打破学生之间彼此漠不关心的学习状态，同时也可以积极发挥学生群体在知识学习和能力构建中的功能。因此，大学教师要深入了解这一新教学理念的内涵，并积极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把大学生的能力发展要求和自己的教学实践方式变革真正结合起来，使教学成为富有时代气息的现代教学。五、变“知识学习”为“多元智能学习”大学是引领社会发展的导航器，大学目标的达成远不是通过培养掌握很多所谓“知识”的人才就能实现的，大学教学不能仅仅局限在知识教学上。当前最重要的一种人才理论是多元智能人才理论。多元智能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个人至少都有7项智能，包括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识智能。 20世纪90年代，加德纳又增加了自然智能与存在智能，由此人的智能至少包括9项。正是基于对多元智能理论的理解与欣赏，笔者在“教育法学”课堂教学中，首先是实现课堂教学观念的转变，其次是实现课堂教学设计的多元化，再次是实现学生学业成绩评价方式的多元化。笔者依托多元智能理论带来的教育教学启示，不仅关注到学生的智能差异，而且尝试积极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发展。比如课堂上大量的案例分析与所提倡的问题辩争，注重学生语言智能、逻辑智能的训练；切实开展的小组合作学习，是在充分考虑到人际关系智能发展和自我认识智能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的。事实也证明，通过有效的小组合作与协作学习，学生都有很大收获，特别是那些原本不善于与他人交流的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逐渐建立起自信和掌握与他人交往的一些技巧。此外，在平时学业成绩评价方面，笔者打破传统小测试等方式，尝试组织学生以小组合作方式进行教育法学实际问题调研、办教育法学手抄报，或者在全班举办教育法学案例分析答辩会，或由学生独立创作教育法制与法治漫画等，这些形式的采用都是试图对学生语言智能、逻辑智能、人际关系智能、空间智能等进行的系列训练。大学是青年学生心智发展成熟、世界观和人生观确定、个性形成以及职业生涯定向的重要阶段，因此在大学教学中，应该清晰认识到学生的多元智能，用全面和发展的观点去对待学生，并在反思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来进行教学。多元智能教学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它不仅关注每一个学生，而且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智能强项与弱项，关注教学过程的生成性，并最终促成有效学习的达成，实现学生知识与多种能力的有效提升。 作者：薛国凤单位：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法学论文:九年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 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是在对我国依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指导和保障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与准则。法律将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并重点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保障义务教育投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问题作出了规定。新法律着力建立和完善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各项制度，在很多方面有创新、有突破，为我国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真正以人为本，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所有学校、所有老师的基本权利，这是我读新《义务教育法》第一条到最后一条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新《义务教育法》立法的理念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真正给学生以发展的空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充分的发展空间。“新的《义务教育法》更加突出公益性，还有统一性和强制性。这三个基本支点，虽然不是直接的教育行为，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却非常关键。” 新法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调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动中。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校长的办学思想和教师的教书育人行为。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必须肩负起提高义务教育阶段质量的责任。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过程中，我有这样的思考。 总之，新《义务教育法》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中要为学生创设主动参与的机会，提供主动发展的空间，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从而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使学生的素质得到提高，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孩子。 我们应该熟读新的《义务教育法》，在不断的理解和应用中，为学生们真正的发展和成长尽一份心，效一份力。 教育法学论文:开放教育法学 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中央电大推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北京电大作为开放教育试点举办了本科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经过三年左右的教学，我深深感到开放教育与传统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不仅意味着教育对象的开放，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教育资源和教育过程的开放。”开放教育对电大的传统教学模式提出了挑战，它对电大教师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分析研究开放教育的教学方法，寻求最佳的教学方式，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在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证据学》课程中进行案例教学的实践，对开放教育的教学方法作一些探讨。 一、“开放教育”教学模式下进行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要求教师“运用广播、电视、文字教材、音像教材和计算机课件及网络等多种媒体进行现代远距离开放教育”。为适应开放教育的需要，电大教师首先要转变教育思想，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同时还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方法向适应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方向转变。 首先，开放教育冲破了传统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网络教学打开了教师、学生、教材、教室、黑板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教学以实时和非实时的不同方式同步进行。这使以广播电视教学为主体、集中面授辅导和个人自学为主要形式的传统电大教学模式要逐渐转化为以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教学为主体、自主的个别化学习与交互式的集体协同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下，“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面授辅导为中心”必须向“以学生为中心、以多媒体网络教学为中心、以自主的个别化学习为中心”进行转变。随着这种转变教学出现了许多变化：1多媒体远程网络教学的广泛运用，网络教学平台上教学资源的大量建设，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主上网学习；2电大教师所熟悉的面授辅导课的比例大幅度削减，教师再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在面授辅导课堂上就课程内容进行系统的讲授已不可能；3教师的面授辅导课不再是系统讲授，而是重点难点的提示，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讨论，对讨论结果进行总结及对易错处知识点讲解，以帮助学生理解和吸收教材的内容等等。教学模式的转变及带来的诸多变化，对电大教师传统的教学方法形成强烈的冲击，迫使我们对此进行研究和探索。 其次，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的目的是“旨在通过课题的研究和试点工作，探索并构建广播电视大学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条件下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架以及相应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大批高质量的、适应地方和基层需要的应用性高等专门人才。”根据这一目标，电大教学在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结构和培养规格上，应更为强调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电大开放教育法学专业主要是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性高等专门人才。从这一目标出发，就要求学生在毕业后要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能满足处理复杂的法律事务的需要。实践证明，在现代社会，仅仅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法律工作者还应当善于运用法律和法律知识来分析和处理各种法律事务，为此就必须精通（至少是某一领域内）法律规定和法律解释，谙熟诉讼程序和诉讼技巧等等。而在传统电大教学中，教师大多采用系统讲授的方法，注重课程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逻辑性，缺乏对学生的法律技巧、实际操作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思维的机敏以及雄辩的口才等方面的训练；同时强调以教师为中心，教学中缺乏启发性、互动性和实践性。从这种教学模式中毕业的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法学理论和法学知识，但由于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经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正是针对电大教学中的这种现状，提出“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大批高质量的、适应地方和基层需要的应用性高等专门人才”的目标，对此必须改变教学方法，加强对学生素质或技能的培养，这应是电大开放教育的重要职责。 最后，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单纯的系统讲授效果往往不好。学习法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法律去解决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然而法律是抽象的、一般的，现实则是具体的、复杂的存在各种各样的变异。要将抽象的、一般的法律规则学通、学懂、学好、会用，就必须联系实际，结合具体事例进行案例教学。例如，在证据学教学中，相当部分教学内容与具体诉讼程序有关，这些内容程式化特征明显，单靠教师进行系统讲授，既枯燥又缺乏直观感觉，学生往往不感兴趣并难以掌握，而结合实例进行案例教学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又有许多困难。而开放教育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条件。多媒体远距离教学手段的大量采用使教师可以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建立案例库在课堂上使用网络、电子课件，结合案例、结合法院开庭现场的录像来进行讲授，介绍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如何运用证据来证明有关的案件事实，司法机关如何审查判断和认定证据，从而使抽象的、一般的法律规则变为直观的、形象的具体案例，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减少其学习的难度，增强实践经验，教学效果就会大为改观。 教学方法从属于教学模式。适应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时，案例教学以其特有的优势而在诸多教学方法中受到重视。案例教学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盛名于哈佛大学商学院，现已成为美国大学所有专业和职业教育的主要教学方法，并为世界各国教育界所仿效。案例教学的基本特点是：它以精心选择、合理编组、相互联系的若干个（组）案例为基本教学内容教师根据教学的目的，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特别注意选取相互冲突的案例，交给学生课前预习。上课时，教师不进行系统的课堂讲授，而是对所选案例提出问题和学生共同讨论。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运用原始资料，陈述、分析、论证，并提出自己对案件的处理方案。案例教学法与传统系统讲授法相比较，教学主体是不一样的，传统讲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而案例教学法却是以学生为主体。在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阅读、理解、思考、分析、讨论、总结、归纳等环节，都是由学生自己来完成。从完成案例教学任务的角度看，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后，能积极主动地投入教学过程，能对教学内容有深刻的领会，并获得相应的知识和能力，在分析案件、进行辩论、起草有关文书等技能方面的训练得到强化，在毕业后很快地适应实际操作。案例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适应并可以充分发挥多媒体远距离教学的特点，因此成为我在进行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教学的首选，并在《证据学》课程教学中予以采用。 二、“开放教育”教学模式下进行案例教学的教学措施和教学支持服务系统 案例教学是一个系统化的教学过程，应该有一系列教学措施和教学支持服务系统与之相配合。其中比较重要的教学环节有：编辑专门的案例教材，建立网上教学平台的案例库；制作电子课件，选用电视、录音、录像、电脑网络等多种教学媒体进行案例教学；增加案例分析在形成性考核中和期末考试中所占比例；相应的交互式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如E-mail电子信箱、BBS网上讨论和答疑、双向视频讨论、留言板、电话答疑等等）。我在《证据学》教学中采用这些教学环节并进行了一些实践。 1.编辑案例教学教材，在网上建立教学案例库 目前，北京电大尚不具备编辑、出版用于案例教学的教材的条件，但是多媒体网络教学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条件。我在北京电大的教学平台上把《证据学》课程中需要学习和研讨的系列案例（部分）向广大学员，供下载学习。为了帮助学员学习，除了案件事实材料、思考讨论的问题外，还在网上给学员提供了案例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参考资料，以及难点提示等。学生进入北京电大的网站后，可以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对各章节的相关案例进行阅读、理解、思考、分析、论证，结合案例内容和教师所提问题学习教材相应的内容，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在上辅导课时，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对有关案例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 2.课堂上使用多媒体网络和电子课件进行教学 过去，在教学中讲解案例是比较困难的。通常情况下，一个案例的文字都比较多，在黑板上抄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简单地读一遍，学生又往往难以理解和解答。现在电脑教学的大量运用，为课堂进行案例教学创造了条件。为此，我制作了《证据学》案例教学的系列电子教学课件。课件按章设立，每一章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按照教材的内容，搜集、选择相应的案例材料进行整理、改写、编辑，并提出讨论的问题。上课的时候，在讲解完教材相关内容以后，可以在电脑上演示制作的案例电子课件或者上网选择网上相关的案例，组织学生们进行课堂讨论。讨论的形式可以是集体讨论、分组讨论，也可以是控辩双方的对抗式讨论。当然也可以将案例分析作为课后作业，留待下一次上课时再讨论。 3.网上BBS讨论 利用BBS网上讨论，教师可以进行实时答疑。2001年秋我共组织、参加了三次BBS网上讨论，其中最后一次较为成功。在讨论中，学生除了就期末复习的重点和难点进行询问外，还就网络平台上的案例提出了问题，许多同学对案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我对学生的看法给予了解答和分析，学生感到较为满意。 4.通过电子邮件实现交互教学 开放教育开办以后，电大教师都有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而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建立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这样通过电子邮件，学生可随时将案例分析时遇到的疑难问题发送到教师的电子信箱中，教师收到邮件后即可针对学生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答并发回学生信箱。2001年秋，我收到了学生的十余封电子邮件，多数邮件是就网络平台上公布的案例提问题，要求解答；其余邮件是索要相关的法律文件。我都给予了答复。 上述 一、 三、四三种现代远程教学方法的采用，打开了各个教学班的限制，极大扩展了教学的空间，使电大的课程责任教师除了在任课的教学班以外，能够在全市教学班的范围内进行教学方法的试验和改革。 5.改闭卷考试为开卷考试，增加案例分析在平时形成性考核中和期末考试试卷中所占比例。 教学方式的改变必然要求考试方式的相应改变，否则，教学方式的改变就是一种空想。目前电大法学专业期末考试以闭卷答题为主要方式，其中案例分析一般占10%至15%的分数比例。学生为了考试，要背大量的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试成了一种记忆的较量，而综合分析能力考核则被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对于电大法学专业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提高其法律实务的综合分析能力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而案例分析主要是测验学生掌握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所考查的不仅是教学中的点，而且包括教学中的面；它不仅关注学生了解了多少法律知识，更关注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此外，《证据学》这门课程与其他部门法学相比，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是专门研究在刑事、民事、行政等三大诉讼中如何根据有关法律规范灵活运用诉讼证据的学科，其实践性、应用性极强。为此，我将《证据学》这门课程定为开卷考试，增加试题中案例分析的比例。本门课程至今已经进行了七次考试，考试题由三部分组成，其中案例分析题40分，选择题40分，问答题20分。选择题中也有相当比例的题属于小的案例分析，从而使案例分析题在整个试题中的比例超过50%.在平时的形成性考核中，也采用了类似期末考试的方法，作业中安排一至两个较大的案例分析。这种考试方式的采用，配合了平时的案例教学，督促学生在学习时主动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习的系统性；同时改变那种死记硬背的应试方法，提高了学生综合分析的能力。 三、“开放教育”教学模式下进行案例教学对学生和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案例教学法的采用使学生由被动地位转为主动地位，由单纯接受知识转为有创造性地运用知识，从以应试为目标而形成的背书、背笔记的机械式学习方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以运用法学理论、法律知识分析和处理案件为目标的能力培养和锻练，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均可得到较快提高。但案例教学在转变学生角色的同时，也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案例教学减少了常规面授课系统讲授的时间，增加了学生在课堂上研究、讨论的时间，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加强自学，对教师没有讲授的教材内容自行阅读、分析和理解。此外，学生在课后还要上网去查阅材料，下载并研究案例，进行大量的预习和阅读。而这些学习任务的完成完全依赖于学生的自觉性。据了解，极少学生能达到上述的要求，绝大多数的学生只在上课时跟随教师的教学进度，对有关的案例进行讨论，自学的积极性较差。此外，大多数学生还没有上网学习的习惯，要求他们上网去获取各种学习材料还较难完成。据北京电大崇文分校《消除学生心理障碍和克服学习困难的研究》课题组对139人的调查：“在问及希望学校提供的学习模式时，有99人选择固定组班教学，23人选择自主安排学习方式。在问及所采用的学习方法时，有99人选择面授教学，14人愿意自主学习。”北京电大《在学习支持服务系统中多媒体学习资料应用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组所做的《学生自主学习问卷调查》的统计显示：“80.7%的学生认为系统讲解教材的面授教学是较好的助学方式；87.5%的学生选择面授辅导。随着发展学生拥有计算机的数量预计可达60%，但也有38.6%的学生表示暂时不购买计算机；专为参加试点学习在入学后购买计算机的学生仅占4.9%.”这都表明，学生尚未从传统教育的模式下转变过来，还不适应开放教育的教学模式。而上述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学生们参加案例讨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在课堂上讨论的案例较少，案例教学的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据有关材料介绍，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管理班（教学对象都是有两年工作经验的经理）所有课程基本上都采用“案例教学”法，在13周的教学时间内，要学习研究180个案例，大约平均每天要研究学习2个-3个案例。在学习案例的同时，还要指定一批参考书或参考材料要求学生阅读，以帮助学生吃透案例和更好地分析案例。 “开放教育”教学模式下进行案例教学对教师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长期以来，电大教师的教学主要是制作录音课、录像课在广播电视中播放，在教学班进行系统面授辅导。对于这种教学模式，电大教师是熟悉的，并运用自如。但中央电大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以来，新的教学模式对电大教师的传统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要求电大教师不仅要掌握学科知识，还要熟悉多媒体远程教学的操作技能，能够进行网上教学，包括制作电子课件，在网上接收、批改、回复作业、论文，浏览、下载教学所需的资料，制作教学网页并上传至教学平台，利用BBS和双向视频系统与学生进行远距离互动式的教学交流，答疑、解惑。进行案例教学，教师还需要在网络上建立案例教学库，制作CAI案例教学课件等等。面对新的教学模式，电大教师业务素质必须重新定位：1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电大教师应该成为熟悉本专业、本学科知识的行家；2要有较为丰富的相关学科的实践经验；3有驾驭网络技术进行导学的能力；4具有与现代远程教育技术相适应的科研能力。对此，电大教师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开放教育运用多媒体网络教学手段，冲破了传统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教学规模扩大，空间延伸，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这类教学形式灵活机动、富有弹性、充分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充分调动了学习者独立、自主的学习积极性，受到了广大成人学习者的青睐。但同时，开放教育又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有较大的区别。我们在运用各种先进的教学手段的同时，还要注意寻求和采用最佳的教学方法，以适应教学模式的变化。当然，本文所研讨的案例教学只是诸多教学方法中的一种，案例教学不可能完全代替或取消其它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也不完全适用于所有的课程，我们只能根据教授课程的性质来选择最佳或较佳的教学方法。 教育法学论文:教育法学本科教学改革 一、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育观念陈旧，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成人教育在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暴露出个别学校在社会效益上的重视不足。他们只注重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的多少，却忽视教学质量的提高；片面强调了成人教育中的“函授”、“业余”、“夜大”等特点，而忽视了终身教育的“教育”理念，在设置师资力量、安排教学课程等方面大打折扣；而成教学生本身工学矛盾的存在又使得学生的自学环节必然缺失，两相结合必然使得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2.教学手段落后，教学模式缺乏 在部分学校的成人教育中，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仍然沿用老一套的教学手段，未能采取先进的、多种类型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目前的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现行教学模式对提高教学质量的障碍，往往沿用单一化的教学模式，或者照搬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3.课程设置不合理，教材选用不恰当 在课程设置上，成人教育法学本科课程也没有考虑到成人教育的特点，照搬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教学的课程设置，使课程设置与成人教育学生的期望相差甚远。在选用教材的时候，没有经过慎重考查，教材“过时”，无法很好的开展教学，不能及时吸收最先进的理念，不能最大程度的满足成人教育学生的求知欲望。 二、教学改革的途径探讨 1.转换观念，明确定位，严把教学质量关 充分认识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建立有别于普通高等法学本科教育的教学质量标准体系，明确定位成教法学本科教育的教学目标，提高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的素质，保证和加大物质资源的投入，包括经费投入、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手段、设备等等。 正如美国教育学家达肯沃尔德·梅里安在《成人教育》中指出的那样：“成人学习，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教材为中心。”由此我们应改变“成人本科教育就是高等学历教育速成班的看法”，应该看到，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新的发展趋势根据成人高等教育及成人学习的特点，选购好既不影响学科专业课程的规格档次和水平、又适合于成人学习特点的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教学内容上要注重实用，教学方法上灵活多样，让接受成人法学本科教育后的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即可。 2.借鉴普通高等教育先进模式，促进成教法学本科教学水平的提高 （1）诊所式教学模式的试行 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学教育必须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换言之，新时期的法学教育，从根本上讲就是法学素质教育，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法律人才。这种观念放在成人法学本科教学中亦适用。 2000年以来，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教育改革中，引进了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改造，以创立法学教育的新方法，促使法律诊所教育本土化，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学校试行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所谓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一种从案例教学法发展而来并借鉴医学院临床教学方法的一种全新法教育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首先在美国各法学院兴起。诊所式法律教育，一方面，吸取了案例教学法的精髓，即经验式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又在形式上借鉴了医学领域的临床教学模式，强调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运用过程来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法律实践能力，从而加深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理解。在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推广“诊所式教学”，虽然存在成人教育学生有工学矛盾等问题，但是经过改良后的诊所式教学，在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充分运用 目前，在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多媒体教学技术的运用已经越来越普遍，而在成人教育中则相对教薄弱。囿于成人教育短暂的面授教学时间，更多的教师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赶教学进度，只能够加快理论知识的泛泛讲解，“演讲”式的教和廖廖几行板书的效果远远不及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充分使用。 在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教学目标中几乎各占一半的比重，多媒体教学模式的优点可以很好的满足教学的多种需要。作为一种媒体技术，它所承载传输的信息是丰富的，形式是多样的，覆盖了教学系统的各种要素，具有全面性、形象性和使用的方便性，能提供最新的信息和各种便捷的服务，它提供了各个部门、环节和各种要素信息之间联系的信息通道，具有多向性和交互性。因此，在法学教学中可以通过应用多媒体教学模式，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在不同的教学环节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充分、形象地模拟教学环境，组织学生采用多种有效的学习方法，以最经济、最直接的方式达成学习目标。如通过网络，将校园课堂和法院审判庭联接起来，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通过网络，学生可以收集相关法学资料并参加讨论，实现互动开放式教学。 三、进行改革的可行性 虽然，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教育仍然是我国法律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但是，在目前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自我增值及终身学习，参加成人法学本科教育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期望进行法学本科再教育的群体来说，办学机构的办学能力、教学质量、社会效益等是其选择的首要条件。办学机构只有适应教育潮流的发展，认真思考法学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改变滞后的教学培养模式，不断提升办学能力，办学才能长盛不衰。在教学实践中，由于大部分成人教育都依托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学资源，完全具备进行教学改革的软、硬条件。 当前，参加成人法学本科教育的学生怀着新的求学理念，选择学校时候更看重的是教学质量的情境下，加快法学本科生教育教学模式，摈弃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存在的低水平，泡沫化，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与法律职业脱节等弊端是非常必要的。培养实用创新型的法律专业人才，使经过成人教育法学本科学习的学生具有“法律人”应有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是办学机构增强办学竞争力的最好手段。成人教育学生的培养质量标志着一个办学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探索和创新法学本科教学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办学机构的竞争力，为社会提供优质法律教育产品，从而进一步提高办学机构的社会效益。 教育法学论文:法理学在教育法学的应用 一、双重身份要求加大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法学素养 2013年6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强调“法律素质是现代社会公民健康成长、参与社会、幸福生活的核心素质之一”。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全面提升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水平”[1]。教师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主要承载者，教师自身的法学素养直接关系到法制教育的成效，所以，作为未来教师的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仅仅了解教育法律部门的相关法律条文是不够的，需要获得法理学的支撑。同时，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当下的身份是“高等学校学生”，依据《意见》对提高高等学校学生法律意识的规定，他们也需要“了解现代法学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及民事、刑事、行政法律规范，提高运用法律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2]。双重身份要求在教育法学课程中贯穿法理学的内容，而高教版《法理学》“用实践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实践”的主旨正与这一需求契合。提高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教育法学课上对法理学的学习是不可或缺的。高教版《法理学》对教学的影响还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补足实习、实训的不足，给学生一个想象的空间，通过现实的教育法律案件接触教育实践，在模拟学校的环境中体验为师的感觉，使教学具有针对性。 二、用教育实践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教育实践 《法理学》揭示了日常生活与法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善于从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或案例出发进行法理学思考，提炼或检验法理学理论。用生活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生活”[3]。教育实践中的法律问题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现实源泉，也需要法理的提升。 （一）教育是一种秩序 教育领域的一些违法行为，与教师的法律素养缺乏、法律意识淡漠直接相关。当教师把体罚当作“正当管理”、把侮辱性斥责当作“忠言逆耳”时，他已经毁坏了教育秩序。卢梭说，有人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主人，但他比别人更是奴隶。即使他并非总是果真如此，他也毕竟确实具有奴隶的灵魂，并且在遇到奴役他的强者面前，他会奴颜婢膝[4]。对学生权利忽视的教师，也会在教育管理中轻视自己的正当权利，陷入“在自己的权利上缺位，而在学生权利上越位”的怪圈。为此，在教育法学教学伊始，我们选择把“法的价值”补充到教学内容中。《法理学》第二十一章“法的基本价值”中强调了法对秩序的维护作用和对自由确认保护作用。“秩序是指事物存在的一种有规则的关系状态”[5]。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是秩序的具体特征。抽象地说，社会秩序表示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依据《法理学》教材，我们从“历史上的几种主要秩序观”入手，分析当下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中小学中，学校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学生和学生家长之间的秩序关系。 （二）以教材自身的学术性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教育法学的教学目的在于促进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法制精神的养成，使未来的教师能够知法、懂法、守法、依法执教。现有的教育法学教材，对法律规定“是什么”解释的比较多，但对于“为什么”和“怎么办”讲解的比较少，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科的悠久历史和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内容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对该课堂的学习兴趣。《法理学》教材关于三种形式划定权利和义务的界限的学理分析，使学生可以把教育法律部门中的相关权利和义务规定进行分类。如：我们以把《教师法》中关于教师的六项权利和义务归为一类，即“由法律直接设定权利义务，并赋予以明确的内容”；我们可以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的规定及未成年人工作原则的规定归为第二类，即“法律只提供依据或规定某种标准，由当事人自行设定权利义务确定具体内容”；另外一些偶发性事件的权利与义务模糊之处，可以归为第三类，即“法律设定了权威解释制度”。法学专业以及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不仅要知道有关的法律规范，而且必须知道它们是怎样成为这样的法律规范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法律规范；不仅要知道解释和运用法律规范的技术，而且必须知道解释和运用法律规范时应当坚持的价值标准”[6]。学习法理学，掌握适当的法律方法、培养法律理论素质和法律思维能力，比仅仅习得具体的法律知识重要得多。 （三）以法律思维分析教育法律条文 通过教育法学课程教学，不仅要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教育法律知识，而且要锻炼学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教育法律条文的能力，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学校、学生和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的教师教育，无论是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还是课程设置，都是以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为核心，正是基于这一点，学科交叉解决教育领域的实际问题就难以实现。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是未来的教师，他们在学习期间所接受的课程内容将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研究思路和审视问题的视角。为此，借助教育法学课程平台，把《法理学》的思想贯穿其中，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和法学思维能力，为日后依法从教奠定坚实的基础。高教版《法理学》特别关注法律的执行环境，弥补了当下教育法学教材偏重于法律条文解释说明，而缺少现实操作性的不足。在第六编“法与社会”中强调了法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明确了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不仅仅是法律系统本身的事务，任何法律规定的落实都离不开环境的影响，正如教育法律问题不能仅仅从学校、学生、教师、家长的微观层面来看一样。“法的生命在法的实施”，《法理学》在第四编“法的运行”中突显“法的实施”的重要性，详尽分析了守法的影响与制约因素，为分析教育法律条文提供了社会环境依据。“社会认同”走进教师教育学生视野，在没有补充法理学理论之前，针对《教师法》规定的六项基本权利，学生们通常从“带薪休假”等显性权利着眼，而没有认识到“专业人员”在身份认定中的重要意义；没有考虑到只有确定了教师的专业人员地位，才能使其他权利的实现成为可能。通过学习“法的实施”，学生不再把权利相对方固化，开始从更大的体统中寻找解决教育中主体利益受损问题的办法。（本文来自于《黑龙江教育》杂志。《黑龙江教育》杂志简介详见.） 三、提升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身份荣誉意识”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论及“什么是教育”时说：“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如何在教育法学课上，通过学习《教育法》、《教师法》等有关教育的部门法提升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荣誉感？《法理学》关于“法律职业伦理”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在法律活动促进法律职业形成之前，其内部就已经开始酝酿着一种‘身份荣誉意识’，进而发展为一种传承后世的法律职业伦理，它从集团内部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并保证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7]。教育职业共同体与法律职业共同体一样不是行业，而是职业。它不仅需要有专业学识与资质资格，而且需要践行特殊的职业伦理，成为这个社会中最崇高的人群。这一人群的特征是什么?《法理学》教材弥补了已有《教育法学》教材的不足，明确了现代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首先是主体意识，即明确认识到自己是一名教师，职业平凡而又不平凡，肩负着教书育人的使命，为此自己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要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其二是权利意识，即清晰地懂得权利的正当性、可行性、界限性，在法定范围内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对一切合法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和维护。其三是参与意识，教师和法律人一样应对社会更具责任力，并且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公共事业管理。其四是平等意识和宽容态度，只有具有宽容品质的教师才能营造一个民主的学习生活氛围，只有讲民主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宽容胸怀的学生。高教版《法理学》教材鲜明的理论引领特色，使教育法学教学突破对教育法条文的解释和讨论局限，使教育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了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依法执教”奠基的课程目标，也为今后教育法学教材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本文作者:李洪波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 教育法学论文:现代开放教育法学的教学模式初探 一目前的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的教学现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专业被添加为开放教育的一门重要专业。为了保证法学专业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开放教育的相关领导和责任教师一直很重视法学专业课的教授。从课前准备到课堂教授，最后到考前复习，老师们都积极参与，勤奋认真。经过20年的发展，开放教育的法学专业越办越红火，法学课程越上越有水平。而且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毕业生，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相继成为了骨干，成为了社会跨越和单位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才。客观的说，在前些年的法学专业课的教学中，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还是不胜枚举的，并且也曾经多次被其他形式的办学模式所采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学专业队伍的不断壮大，法学专业的办学领域不断拓展，一些新兴的办学模式逐渐兴起，他们及时观察社会的发展动态，不断发现新现象，总结新经验，提出新问题，许多具有法学课程教学前沿的进步观点层出不穷，对原来的教学秩序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冲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更加适合现代社会的法学教学的新模式。对比现有的新模式和开放教育原有的法学专业课教学模式，不难看出，传统的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概括总结如下： （一）教学形式原始而单一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一样，都是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近些年辅之以细微的为数不多的社会实践。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习要求决定了，它必须以课堂灌输为重要教学方式，更多的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以不断增加学生的学习内容，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但是，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知识的专业性和应用实践性，学习是为了将知识转化为工作实践，提高工作效能。尤其是对于开放教育的学员，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一线从事劳作，他们学习的出发点是为了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以更好地应用于所从事的工作，适应社会职业技能的发展。因此，单纯的课堂教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专业的学习范围，限制技能的拓展。法学本身就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必须更多地将书本知识联系到司法工作的实际。原有的单一课堂面授持续了十多年，这种局面必须被打破。 （二）教学方式古老而机械 原先的开放教育的法学专业课教学方式遵循了祖先留给我们的单一方式，即在课堂上，老师的作用就是根据所备课的内容，系统连贯的讲授，时而提问学员，时而独自讲解。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专业教师，单纯的追求课堂的教学完整性以及学员的出勤率和课堂学习的情况等。对于讲学的最终效果如何，学员乐不乐意听，实际上掌握了多少专业技能，这些都被抛之云外，甚至被一些老师当作可有可无，甚至认为不是他们的责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对学员的学习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或者说，已经严重落伍于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的教学方式的发展，阻碍了教学的改革。 （三）教学内容表面化和主观化 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面授教学，在教学的内容上，追求的是知识的肤浅散布。反映在教学的理念上，仅凭主观的意愿出发，或者自认为很科学、很完美、无懈可击。客观的深入思考，可以看出，这种教学内容实际很肤浅，只是从形式上规范了自身的教学，而实质上却忽略了教学的真谛，破坏了教学的效果。教学的实质应当定位于学生掌握了多少，真正能够应用于工作的概率有多大，而不是老师教了多少，教的内容广不广泛。 二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的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原有的教学模式产生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教育法学教学模式势在必行。必须牢固树立改革是为了顺应社会发展和提高学习效率的意识，使改革的成果普遍应用于工作实际，提高教学效果。（1）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增长。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教育是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全面发展的动力，没有教育的改革和现代化，就不会有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对于在高等教育特别是成人高等教育的主力军之一的开放教育中，率先改革教学模式，尤为重要。“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在全社会形成了强烈效应。法学作为开放教育的重要专业，承担了改革教学模式的重任。（2）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是落实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体现。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是国家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证。高等教育是与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直接联系的一个桥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成败，直接会影响到其为社会各行业输送的人才的整体素质，进而涉及到各项工作的优劣。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也应紧紧跟随教育改革的洪流，不断前进。（3）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是提高教学水平的直接砝码。法学专业作为开放教育的一个重要专业，在整个的开放教育教学中，举足轻重。法学专业一直是开放教育的主打专业，要想提高整个的开放教育教学水平，改革法学教学势在必行。（4）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是提高执法者的执法水平，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开放教育的法学专业的学员，大多是正在或者即将进入司法部门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学习效果的好坏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到未来执法的水平和效率。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带来司法执法的进步。社会上的新现象层出不穷，这就必然要求不断提高司法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水平。作为直接培养法律工作者的阵地之一的开放教育的法学专业，要不断改革原有的落后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技能，为学员的良性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现代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的教学模式 开放教育的法学课程要紧跟时代潮流，尤其是要跟随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潮流，主动学习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的专业教学理念，结合自身的学科特点，努力探讨，认真总结，形成独具特色的、科学高效的、能够深入广泛的应用于法学实践的教学新模式。（1）坚持教学形式的多样化、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和教学方式的灵活性的统一。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的教学，必须突破原有的单一课堂面授的限制，充分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推广多媒体教学，发挥网上优势，全面搜集、查询和整理教学资源，灵活多变的采取适当的教学方式，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科学的传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教学的层次和水平。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既要将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融入到整个高等教育教学的体系中，又要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根据其特殊的专业学科特点和组织教学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实施特色教学。法学是一门工具性能很强的学科，尤其是倡导依法治国的当今，教学思想中要始终贯穿着学以致用的主体理念。充分思考和挖掘一切科学的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大范围的展开案例和司法实践教学。努力创设不同的情境，多方面获得教学资源，全方位引导学员开发潜能和智力因素，提高学员的司法实践的能力和素质。（2）深入组织实施教学，客观地传授法学专业知识。在组织实施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全面熟练地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充分保证传授知识的内容的准确性。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的任课老师，不仅要在上课前认真备课，更要到相关的司法和执法部门去深入调查和实践，获得最直接的法学知识，深入思考，及时全面的总结，最后集中教材内容和实践认识，形成最终的教学内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杜绝知识的主观化，确保教学内容的真实可靠。对宏观的法学知识和内容要进行分解，形成系统的具体的知识点结构，将每一个知识点辅助相关的案例，组织实施教学，以强化学员对知识点的了解。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各个组织实施教学的老师，必须严格对待自己，不断更新知识内容和教学理念，贯彻教学相长的工作态度，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 本文作者：田露工作单位：徐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教育法学论文:开放教育法学人才培养的创新 1推行“诊所式”法学教育，加强法学实践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电大作为一所的开放性大学，也应尝试开展诊所法律教育，通过设置诊所法律课程，来推进中国的法学素质教育，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法学应用型人才。电大探讨将“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改革，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等具体工作结合起来，来加强法学实践教学，推动电大法学实践教学创新团队的建设，凝炼出广播电视大学法学的实践教学上的特色。 2进行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行“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具体做法 (1)结合成人学习特点，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大学法学资源，试点开设“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试点开设课程首先以劳动法、合同法、婚姻家庭继承法、未成年保护法的内容为主。目的是让学生学习相关知识以后能深入到本职工作中或者法律实习岗位为需求者提供法律服务；(2)把诊所法律教育课程的开设与教学计划的修改结合起来，将诊所式法学教育贯穿到法学人才培养计划中。结合开放教育培养实用型人才的需求，对法学教学计划进行修改，在加强法律基础教育的同时，强化增加本学科课程的素质。(3)开设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改革。改变传统法学教育的模式，在重视系统讲授法的同时，大力提倡案例教学法、课堂讨论法。(4)加强实践教学，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把诊所式法律课程与毕业实习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实践性教学。通过学生小组学习、BBS讨论，及实地模拟课堂，并开展法庭论辩赛，模拟审判等方式进行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围绕实践环节展开实践教学。并设立法律服务中心为需求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5)利用广播电视大学的资源，建立诊所法律教育的平台。 3推行“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具体策略 (1)设置“诊所法律教育”课程，由具备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组成诊所法律教师团队，负责提出课程设计方案。设置出一系列的实践性法律课程。有必修实践性课程、选修实践性课程，校内实践性课程、校外实践性课程。(2)开设法学实践教学中心，设立相应的平台以便开展诊所法律教育。聘请在法律实务部门活跃的律师、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的资深的法官、检察官来学校举办法律讲座，或者不定期地进入课堂讲解典型案例，让学生通过律师、检察官、法官来了解社会、了解自己今后将从事的职业，为其自己以后从事法律工作奠定心理上和能力上的基础。 4结语 推行“诊所式”法学教育，加强实践教学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思路。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参与，自主学习，并在实施中进行适当的辅助指导，充分发挥好教师的“辅助”作用，引导学生积极发现问题、主动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方法，训练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既具有一定的法学理论基础,又能适应现在社会发展需要的专家型、技能型法律人才。总之，法律诊所式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在今后开放教育的法律教学中，应该将这种教学模式贯穿于教学的始终，使学员真正从中获得知识并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本文作者：才玉娜工作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教育法学论文:教育法学是从受教育权出发 教育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框架的形成和人们认识、评价教育法律现象的能力以及作为这种认识、评介成果的文化逐渐成熟，教育法学学科建设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孙霄兵博士所著《受教育权法理学：一种历史哲学的范式》，就是近期有代表性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概览该书，最突出的印象是著者提出了以受教育权为核心构建教育法学乃至研究教育学、教育史的新视角。该书认为，受教育权是更重要的教育法学概念，教育法学应当是教育法律权利学，应当从此出发强调教育本身的基本因素和动力，构建以人的受教育权利的实现状态为起点和标准来探索、构建和反映的教育法学体系。这一立论及其理论框架构建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原理。就法理学而言，法是以权利和义务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和调整社会关系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内容，是法律关系的关键要素，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从更深层次来说，权利和义务全面表现和体现了法的价值。人类的教育现象从总体上包括举办、实施、接受、管理和参与教育的五大类活动，涉及到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个人、教育机构和家庭等众多的主体。抓住受教育者这个主体，突出其接受教育活动中的权利，并以此为原点构建教育法学，这是该书的一大理论贡献。 基于同样的原点，该书进一步延伸到教育学和教育史的领域，提出从人的受教育权利角度研究教育，解读、分析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体制、教育教学方法等，提出通过对受教育权发展变化特别是与不同文明形态发展关系的研究，透过受教育权发展变化的历史，揭示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无疑将催生出教育研究的新领域，产生新的突破。 正是基于上述全新的视角，该书以哲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和政治学为理论基础，对受教育权的时态和走向进行了跨学科的全景式的扫描，概括出受教育权的经济学范式、哲学范式、法学范式和政治学范式的基本类型，并就受教育权的辩证互动关系做了系统的理论描述，详尽分析了受教育权范式的历史运动及其相应的发展方式、保障体制、管理制度、进步作用和历史局限，指出了受教育权范式的四个基本特征：(1)受教育权范式是权利本位范式，权利主体是决定一个社会教育性质的基本因素，是受教育权范式的核心和基础，居于中心地位，受教育权权利主体是受教育权范式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2)受教育权范式是受教育权权利主体与权力主体结合的范式，是权利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范式；(3)受教育权范式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是历史哲学范式；(4)受教育权范式呈现出既是一元的又是多元的范式，是实践本位范式。这些研究，使该书提炼出的受教育权问题的概念体系和范式模型具有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比较系统地揭示了受教育权的历史发展、逻辑发展和当前实态，在逻辑(哲学)、历史和实践三者间实现自洽和互洽，从而促进人们对受教育权问题的深层把握。 该书在构建受教育权范式理论的基础上，透过漫漫的历史长河，从文化发展和文明演变角度对受教育权予以哲学形态研究，归纳出五种范式，即：以身份和地位的同一或认可为获取教育权的条件，以君权或王权为后盾，以培养特权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特权化范式；以信仰的同一或认可为获取受教育权的条件，以神权为后盾，以培养宗教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宗教化范式；以行为的同一或认可为获取受教育权的重要条件，以政权为后盾，以培养政治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国家化范式；以经济利益(能力)的同一为获取受教育权的主要条件，以物权和产权为后盾，以培养经济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社会化范式；以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需求为获取受教育权的主要条件，以人权为后盾，以自由人为培养目标和法律现象的个性化范式。 著者还深入探讨了受教育权的法理学。并对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特点进行了论述，使抽象的法理与具体的历史阶段中的受教育权有机联系起来，深化了受教育权的法理学。同时，初步分析了受教育权范式变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论述了上述五种范式的依次性、继承性、兼容性和主导性的关系，结合史实指出了受教育权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在阐述上述五种范式过程中，解析了特权、神权、政权、物权和人权五种权力和与这些权力相适应的五种社会(特权社会、宗教社会、政治社会、商业社会和人性社会)，进而提出了与五种社会形态相适应的五种文明形态：军事文明、宗教文明、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教育文明。指出这五种文明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全貌，五种权力、五种社会、五种文明的互替嬗变，根本动力在于权利主体不断要求扩大权利引起的，权利斗争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这是个首创。尽管关于“教育文明”的内涵及其据以立足的依据尚需要进一步论证，但该书首开先河的“教育文明”之说，对我们加深对教育的认识，还是有启迪的。 著者在书中大声疾呼：“当新的教育文明展露之际，发展教育及其所带动的科技发展和政治建设，是抓住新的文明兴起机会的关键。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错失了工业革命、商业文明发展的先机，现在必须抢占教育文明这一制高点”。这一见识，角度新颖，见解独特，足以引起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该书虽然是探讨教育法学原理的理论著作，但著者强调它是把实践作为最初起点、最高抽象点和最后归宿点的实践哲学，注重主体、注重价值、注重历史、注重实践，追求的是哲学论、历史论和实践论的有机结合。书中专辟一编，就当代中国受教育权的现实和未来、受教育权的立法、受教育权的行政实施、受教育权的司法保护四个层面，剖析了受教育权的实现前提和要素、受教育权的原则确认、受教育权的国家保障和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等实务性问题。书中还精选了17个案例，涉及到因成绩原因、身体原因发生的高考录取诉讼，因入学年龄而发生的义务教育入学诉讼，因对学生的处分引起的诉讼，因颁发学业、学位证书引起的诉讼，受教育权作为宪法权利的诉讼等。由于著者身在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主管政策法规司局的特殊和便利位置，这些案例不仅很好地支持和诠释了书中的观点，而且对于我们从深层次认识受教育权、恰当处理相关事项很有参考价值。 在该书实践论编中，著者还论及了当代中国教育发展不平衡、多种范式并存的国情及其历史由来，提出了中国受教育权范式转型的七条建议：(1)明确转型的原则———领先或同步于社会转型；(2)严格限制特权化范式，防止教育腐败；(3)严格限制宗教化范式，教育与宗教相分离；(4)积极合理发展国家化范式，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国家在教育投入、加强教育公共体系建设、促进教育公平公正等职责；(5)积极合理发展社会化范式；(6)大力促进个性化范式；(7)正确处理受教育权国家化范式到社会化范式和国家范式、社会化范式到个性化范式这两个转型之间的关系和步骤。这些建议触及了当前教育的弊端，基本上体现了教育的今后走向，对制定教育政策、实施教育活动的各方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意义。 诚然，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学学科体系尚在过程之中。有些问题，如书中提出的国家化范式在当代的作用、受教育权范式的转型等，还有待理论界做深入的研究。但《受教育权法理学》的问世，无疑对我国教育法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具有浓重理论色彩的清新空气，为该学科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教育法学论文:教师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 我们都知道，教育能够决定和改变一个人的未来和命运，教育也能改变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作为学校中的一名普通教师，在学习了《义务教育法》之后，对提高师德修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义务教育法》赋予我们的义务。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树立教育新风。教育原理告诉我们，教育必须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主要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唤起学生精神世界能动、自主的能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所需的人才。《义务教育法》要求我们教师必须热爱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守。教师必须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我是一名教师，肩负着育人的重任。于是在学习之余，更应从自己过去的工作中找出不足，必须全身心地去爱自己的学生。喜欢学生，爱护学生，服务于学生，这是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天职。师魂即师爱。要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处处体现师爱其实并不简单。有时，细小的一个工作，看似简单的一种举动，也许会折射出我们教师的教育理念。班级中的王新博同学，知识欠缺的太多，为了使他尽快的追上队伍，就利用课余时间给他补课，同时发动班级学习好的同学帮助他，他的成绩提高的很快。既方便了学生，切实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又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更增强了困难学生学习的自信心。我想，这小小的改变中，就蕴涵着老师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也是大家在学习了《义务教育法》之后的一种新的有效尝试。教师站在了学生的立场上，改变了自己原本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教学行为，目的则是为了切实帮助学生解决困难。作为教师，必须要对学生的发展负责，尊重他们的人格，在求知的过程中，关注学生原有的基础与能力，因材施教地帮助他们学会学习，因地制宜，潜移默化地帮助他们学会做人，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样才称得上不辱使命。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地今天，作为我们教育工作者，不能抱着过去的应试教育一套而不放，应该让学生走进更广阔领域学习，力求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师德风范，不断更新自己的学识。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充实自己，为形成良好的师德风尚而出力，更好地为学生服务，爱岗敬业，使自己成为一名高素质的教育工作者。 教育法学论文:教师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教师应当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守。《新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校教师在学校领导的组织下，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对如何才能强化师德，树立教育新风，每一位教师都有了自己更深刻的体会于是在学习之余，仅靠着自己从教以来点点滴滴找出了工作中的不足和以往教学中留下的遗憾，终于明确：身为教师必须要做到全身心去爱自己的学生。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师势在必行的工作、通过学习，我深知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对学生要有慈母般的爱心，且不断更新、充实自己的知识，做到与时代同步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新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校教师在学校领导的组织下，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对如何才能强化师德，树立教育新风，每一位教师都有了自己更深刻的体会。下面我就谈一谈我的认识和感受。 《新义务教育法》对教师提出了以下要求：教师应当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守。《教师法》告诉我们：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和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虽然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却肩负着为祖国的未来夯实基础的重任。于是在学习之余，仅靠着自己从教以来点点滴滴找出了工作中的不足和以往教学中留下的遗憾，终于明确：身为教师必须要做到全身心去爱自己的学生。因为当你走进学校大门时，你的一切就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而是属于孩子们。喜欢学生、爱护学生，应当是教师的天职，正所谓：师爱即师魂。可是在实际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做到喜欢每一个孩子，却是非常不易的。教师不应因为学生的家庭背景、人情的亲疏、智力水平的高低等因素而对学生另眼相看，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公正合理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教师只应在乎学生是否学会做人，是否学会求知，在教学中应本着求真、求善、求美，最后才是求知这样一个原则来教书育人，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师势在必行的工作。如何做到真正减负？怎么样做才能减到点子上？每一位教师都在思考探索。为了打破传统教育模式，让学生在更为广阔、宽松的学习和生活空间里，接受全面的培养，获得真正的全面发展，除了针对课堂教学加以改革之外，我对学生的作业布置中也丢掉了以前的简单重复的内容，改为根据学生的水平差异分层次设置不同的作业。 导致师德失范现象的因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师教育理念陈旧，其理念还停留在应试教育的框框里，只注重学生的智育发展，忽视了学生人格培养，没有注意心灵的沟通。二是教师缺乏良好的心理品质，而教育学生需要良好的心理品质，心理品质的缺乏轻者对学生恶语中伤，重者对学生体罚。三是在利益的驱使下急功近利，缺少爱心，不会关爱学生。四是教育评估机制，仍以应试成绩为核心，教师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延缓了师德建设的进程。师德形成决非一种表面的具体行为。任何一种师德表现都能折射出深层的东西，它包含着人才观、学生观、质量观、管理观、学习观、评价观等一系列相关理念在内的综合观念。一句话，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师德表现。 教师要不断更新充实自己的学识。博学多才对一位教师来说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对学生的教育者，学生什么问题都会提出来，而且往往“打破沙锅问到底”。没有广博的知识，就不能很好地解学生之“惑”，传为人之“道”。但知识绝不是处于静止的状态，它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每时每刻都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量和质的变化，特别是被称作“知识爆炸时代”、“数字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因而，我们这些为师者让自己的知识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跟上时展趋势，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显得更为重要。否则，不去更新，不去充实，你那点知识就是一桶死水，终会走向腐化。 通过学习，我深知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对学生要有慈母般的爱心，且不断更新、充实自己的知识，做到与时代同步，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挑好肩上这付教书育人的重担。 这段时间的学习与实践，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就必须不断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充实自己。二十一世纪的学校教育需要的是对学生有爱心，对工作敬业，对自身不断充实的高素质、强潜能和综合知识能力完备的教师。希望我能在自己的努力后，早日成为这样一名高素质的、合格的教师。 教育法学论文: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 义务教育法实施20年后重修，增加内容很多。做老师就应该是懂法、守法的老师。因此，利用空余时间，我认真学习了《义务教育法》。进一步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应严格遵守义务教育法，依法执教，爱岗敬业，作到既教书又育人，为培养新一代而作出最大的努力，这样才得以使我们的事业走向辉煌，使我们的教育对象健康成长。 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是在对我国依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指导和保障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与准则。法律将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并重点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保障义务教育投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问题作出了规定。新法律着力建立和完善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各项制度，在很多方面有创新、有突破，为我国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学识，努力提高自身能力、业务水平，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程，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爱岗敬业。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树立正确的人才观，重视对每个学生的全面素质和良好个性的培养。 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上的重大成果，也是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为学校办学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新《义务教育法》中，四处提到非凡教育，充分体现了这届政府人文化的关怀和亲民的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提升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障，让这些有残障的孩子、这些家庭看到希望，看到党对他们的这种关怀。从这一点上看，新《义务教育法》凸显了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让教育工作者感到振奋和欣慰。 新《教育法》真正以人为本，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所有学校、所有老师的基本权利，这是我通读新《义务教育法》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新《义务教育法》立法的理念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真正给学生以发展的空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充分的发展空间。“新的《义务教育法》更加突出公益性，还有统一性和强制性。这三个基本支点，虽然不是直接的教育行为，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却非常要害。” 新法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调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动中。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教师的教书育人行为。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过程中，我有这样的思考。 目前，整个社会对考学越来越重视。为了让孩子上一所好的中学，很多家长不惜重金买学区房，北京的一个妈妈甚至花十万元买了个门洞，为的是孩子有个好学校上。再有就是家长为了孩子能择校，周六、周日给孩子报很多班，为的是拿这证书和那证书，使他们成为进中学的敲门砖。 针对近年来义务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择校热”等新问题，新义务教育法明确“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我相信在新法的保护下，每个孩子都会受到同等的教育的。 教育中的热点问题，在《义务教育法》中都有了明确的说明，我相信教育将走上规范的法制化的道路。 教育法学论文: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 这两天，新的《义务教育法》发到了手边。细读那上面的六十三条法律法规不难发现新的《义务教育法》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九月一日，与全国两亿中小学生有关的新版《义务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继1986年版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来，首次启用修改后的新法。 对于所有的中国孩子们而言，这部新法对他们今后受教育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定。通过学习新版的《义务教育法》，不难发现这部法律法规在九个方面实现了突破。 第一，指明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个根本的方向。上个世纪，由于各地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使得义务教育阶段形成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乃至学校之间较大的发展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差距越来越大。新《义务教育法》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将均衡教育思想作为新《义务教育法》的根本指导思想。 第二，明确了义务教育承担实施素质教育的重大使命。我们过去推进义务教育时，主要是解决孩子有书可读、有学可上的问题，还谈不上素质教育。新《义务教育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义务教育纳入到实施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把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一项新的历史使命。新《义务教育法》同时把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作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点，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实施素质教育的措施。 第三，新的《义务教育法》回归了义务教育免费的本质。普及教育、强制教育和免费教育是义务教育的本质特征，免费的步骤可以根据国情来分步实施，但必须坚持免费的特点。公益性是整个教育事业的特征，义务教育要更彻底一些，不仅仅是普及的、强制的，还应该是免费的。新《义务教育法》在免费教育上又迈出了一大步，在1986年不收学费的基础上增加了不收杂费的内容。中心财政将从今年开始，用两年时间免除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城市地区还要深入调查研究、制定方案、加快进程。 第四，进一步完善了义务教育的治理体制，强化了省级的统筹实施。此次新《义务教育法》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在“以县为主”治理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省级政府的统筹和责任，实践着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转变。原来看到乡镇一级难负其责，就将统筹责任放到县一级；现在县级基本上是吃财政饭，也无力承担，事业的发展必须要加大省级的责任。对教育的均衡发展、加大对农村教育经费保障的力度、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支持而言，省级的统筹都非常重要，这也是新《义务教育法》的一大亮点。 第五，确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再一次明确了义务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分项目、按比例分担；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单列；规范义务教育的专项转移支付；设立义务教育的专项资金。通过这样几个渠道，建立起义务教育比较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 第六，保障接受义务教育的平等权利。新《义务教育法》强调了对非户籍所在地，非凡是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确定了流动人口子女居住地人民政府要为他们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这将会对城市化进程的平稳推进起到要害性作用。 第七，规范了义务教育的办学行为。过去我们对义务教育的办学行为主要是从政策上进行规范，新《义务教育法》对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出手是比较重的：一是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要害是要对学校在资源、政策上进行公平的分配，不得有政策、资金、资源的倾斜，这一条体现了全社会对教育公平的强烈愿望。二是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也就是“名校不能变民校”。三是第25条的规定，“学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 第八，建立了义务教育新的教师职务制度。过去我们中小学的教师职务序列是中、小学分设，中学的初级、中级、高级与助教、讲师和副教授相对应，而小学则达不到。新《义务教育法》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职务序列打通，小学和中学的差别不复存在，初级、中级、高级都与助教、讲师和副教授相对应，小学教师也可以评副教授，对小学教师是很大的鼓励。这一新规定对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发挥聪明才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尤其是让小学教师看到了自身发展提高的前景，对小学教师是个福音。这个全新的制度，在教师职务制度上有了新突破。当然还需要一些配套性的规定。 第九，增强了《义务教育法》执法的可操作性。全面规定了《义务教育法》的法律责任，63条中有10条规定的是法律责任，将《义务教育法》的执法性、操作性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而且规范了22种违反《义务教育法》的违法行为及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过去的18条《义务教育法》虽然起到了很大的历史作用，但操作性比较差，新的《义务教育法》则完全弥补了这种缺憾，大大增强了可操作性，加大了执法力度。 新的《义务教育法》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经过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义务教育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均衡发展的思想等等。 作为一个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我们不应仅仅做到自己学好这部法律，更要在平时的工作中注重做到依法办事，依法执教，从自己做起，把法律条文中的规定落到实处。做个懂法、守法、宣传《义务教育法》的好教师。 教育法学论文: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 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是在对我国依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指导和保障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与准则。法律将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并重点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保障义务教育投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问题作出了规定。新法律着力建立和完善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各项制度，在很多方面有创新、有突破，为我国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上的重大成果，也是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为学校办学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新《义务教育法》中，四处提到特殊教育，充分体现了这届政府人文化的关怀和亲民的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提升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障，让这些有残障的孩子、这些家庭看到希望，看到党对他们的这种关怀。从这一点上看，新《义务教育法》凸显了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让教育工作者感到振奋和欣慰。 作为一所普通初中学校的校长办好每一所学校，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得起学，不因为家庭条件的差异和学校条件的差距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新《义务教育法》的最大受益者。农村蕴含着大量的人才，还有待开发的人力资源，从法律的角度给他们一个平等就学的机会，未来，国家和民族也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探索打工子弟如何接受义务教育12年了，新《义务教育法》的出台，消除了我这些年的一些困惑，盼了这么多年，新《义务教育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交学费和杂费，这对农民工子女来讲意义重大。缴纳学杂费，这些钱对于城里孩子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打工子弟家庭来说，每月的收入是800元至1200元，学杂费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现在西部地区已经实行了“两免一补”，但打工子弟走进城市来以后，什么时候也能够免费入学，这是孩子们和他们家长共同关心的问题。 真正以人为本，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所有学校、所有老师的基本权利，这是我读新《义务教育法》第一条到最后一条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新《义务教育法》立法的理念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真正给学生以发展的空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充分的发展空间。“新的《义务教育法》更加突出公益性，还有统一性和强制性。这三个基本支点，虽然不是直接的教育行为，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却非常关键。” 新法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调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动中。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校长的办学思想和教师的教书育人行为。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必须肩负起提高义务教育阶段质量的责任。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过程中，我有这样的思考。 目前，整个社会对考学、对分数越来越重视。前几年当校长，考分只是家长关心，社会关心，近几年，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领导也十分关注，将一些考分指标压到中学校长身上；指标逐级分担，任课老师也承担着很大的压力。一旦中考成绩滑坡，社会不认可，领导也责难。怎样处理好文化课的学习考高分和学生全面发展的关系，对于一个校长来说，确实很难。 提高教育质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要提高教师质量。教师专业化的问题也正影响到学校的教育质量。“素质教育必须由高素质的教师来实现，但是农村初中校面对很多教师自身素质不高的现实问题。不能否认，素质教育在实施过程中阻力很多，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并不是说素质教育一定要等到教育均衡以后才能实现，在现有条件下学校也应该有所作为。多年来，××中学在推进和落实素质教育上就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关于学生素质的评价就已经坚持了十年没有中断。目前学校将学生德智体美劳几方面素质，分成可操作的92个评价点，每两周自评一次，时间在8分钟左右，使学生在不断地内省过程中，收到以评促行的良好效果。我相信，不管在什么样的办学条件下，开展好德、智、体、美、劳、心理等多方面行为素质评价，是实施素质教育一个有效途径。 素质教育不是一种运动，也不是一阵风。素质教育的落实需要细致的工作，落实在每一个孩子在学校中的每一天，体现在学校各项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当中。素质教育不应该是难以作为，只要能静下心来，仔细地去思考如何在一些细节上、在各个学科上下功夫，脚踏实地去研究教育教学、课程以及学校活动设计，就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结合学校自身实际贯彻落实新《义务教育法》，在学校层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要领会新《义务教育法》的精神实质，特别要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加以落实。从法人的角度，把教学质量作为办学的一个核心，通过学校教育教学的实践，体现《义务教育法》对残障孩子享受均等和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在管理的保障层面把新《义务教育法》作为一个课题去研究，在落实中发现和解决问题。 多年来，打工子弟学校始终在漂泊状态，办学条件差，校园都是租赁的。目前北京近360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经过审批的只有54所。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政府能够按照新的《义务教育法》，来给这些孩子提供和创造条件，将部分闲置公办中小学的校舍给打工子弟学校使用，就能解决很多困难。 贯彻实施新《义务教育法》，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感悟法律条文背后的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其二是按照法律要求，依法办学，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律。第三要不断发展法律条文的内涵。针对学校现在面临的一些热点问题和瓶颈问题，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创新的方法执行法律条文，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来处理。将只要学业分数的评价向多元化评价推进，将终结性监控向过程性监控推进，都是确保素质教育稳步实施的基础。××市教委也一直在思考探索建立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监控体系，使区县政府正确看待区域内义务教育的质量内涵。贯彻落实新《义务教育法》，不是教育行政部门教校长怎么去做，而是取得广泛共识以后，校长自发地学法、守法和用法。同时也会产生出各种各样创造性的做法，新《义务教育法》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和执行空间。 我们在追求一种教育理想，一种发展的理想，这种理想我们并不强求最后百分之百地实现，事实上，在追求的过程中，每个人、每所学校都会得到真正的成长，而每个人、每个学校真正得到发展了，才是实实在在的素质教育目标实现。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提出缩小办学差距，不分重点校、重点班，非常人性化，体现了对所有人的尊重；不管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和经济实力，每个孩子都可以享受均等的教育，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我最关注的就是重点班的问题。相对于其他教育人群而言，校长们更为关注的是学校层面的教育均衡问题。高铁忠认为，传统的“重点班”划分不利于学生的均衡发展。根据学生考试的成绩划分为重点班、普通班以后，有些普通班的教学就非常困难，老师教学积极性不高；由于学生中缺乏“领军”人物，无论是班级管理也好，德育也好，都是一潭死水。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后，“重点班”被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但高铁忠同时也担心这可能会使学校流失一批优秀生源。 作为基层工作者，感觉到学生的差异的确很大。在我们学校今年有30多个学生公共英语过了二级，也有的初一的孩子，一百以内加减法都算不清楚，如果把他们全都分到一个班级，老师的因材施教就比较难，往往是照顾到这儿就顾不到那儿。近年来，中关村中学就办了一些实验班，而不是平均分班，让孩子在差不多水平的情况下，在教师的因材施教中得到比较好的发展。邢筱萍认为，教育均衡就是让所有的孩子，同在蓝天下，都应该享受到同样的教育，但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均衡，因为不均衡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均衡是不能完全做到的。 教育法学论文:读《教育法学》有感 【摘要】教育法学对当今的教育事业具有重大的推进意义，作为现代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者，有必要从多角度、多侧面的去了解和认识教育法学这门学科，因此对教育法学的认识也不因只限于其本身，还因有对其体系的思考，所以在学习教育法学的过程中还应对教育法制、教育立法等进行研究。同时，也将法学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中，更好地看待问题、处理问题。 【关键词】教育法学教育法制教育立法 近期对《教育法学》的学习，让我收获颇丰，感触尤深，我对教育法规及其发展、各类教育法律和现阶段的国内外教育发展现状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下面就教育法学的各个方面谈谈我的一些感悟。 一、教育法W 教育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综合学科，是法学原理和教育学原理的有机结合。作为现代教学工作者应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所以在此，我们也有必要了解教育法学的发展趋向。在位的教育法学研究中主要侧重于已下三个方面：注重开展教育法学微观研究课题；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研究热潮，促进教育法学的普及与提高；成立有关学术团体，提高教育法学研究水平。了解这些发展趋向也将有利于学校相关活动的展开。 马克思之以理论一直强调实事求是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为进一步突显教育法学的意义，我将结合实际事例进行剖析： 例如，1998年3月20日，星期五，黑龙江勃利县新起小学。一名叫王贺的小学生在教室见到一条金项链后，发扬“拾金不昧”的精神将项链交给老师，而老师却谎称这是一条镀金的假项链就将其占为己有。事发后，虽然事情的到圆满解决，项链物归原主，王贺也被评为三好学生，一向想受人敬仰的老师的不正行为却给这颗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恒的阴影。他自己都不知道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该如何面对。 这一案例就充分说明了一个教学人员不懂教育法学，不能依法行教给社会带的严重后果，他对学生心灵的不良影响有可能是终生的。所以作为同一名合格的教学工作者应认真总结、体会上述中归纳的教育法学知识，为自己的学生做出表率。 二、教育法制 教育法制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法制的存在与其它所有制度一样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即社会整体法制建设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教育资源的合理整合与配置；教教育观念现代化；全体公民具有较高的教育法律的意识。 例如，1999年9月6日上午，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北喇喇地村小学发生重大集体中毒事件，师生共有150多人出现中毒症状，被送医院救治。那是星期一，是该校例行召开全体师生大会的日子，大约从8点10分开始，该校陆续有学生和老师出现中毒现象，送来医院检查后发现是“砷化氢中毒”，经相关部门调查发现，原来是北喇喇地村小学周围的小冶炼厂在冶炼铜、铝、铅、锡等有色金属中挥发出的砷和硫等有毒气体所致。 在该案中的小冶炼厂本应是被国家明令禁止，但由于“小冶炼”在该县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一直被当地政府所“默许”。试问在经济发展与师生安全两者间孰轻孰重，难道当地政府不该为此事件负责吗？针对这个事故，很显然责任不在校方，当地主管部门、环境监察部门等没有严厉治理清查违法小冶炼，从而致使空气里有毒气体严重超标，造成严重的影响。但学校也不是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学校也要起到监管的作用，毕竟校园也算是学生的避风港湾，学校也理应为学生维持一个至少安全的学习生活场所。依据教育法制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教育执法负有一定的职责，要及时纠正教育违法活动。 由此，我们应该的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教育法制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地位重大，如果没有健全的教育法制，师生的合法利益将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其后果之严重，甚至可能危及其生命安全；二是我国的教育法制现今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深入的贯彻。这就要求我国在健全教育法制事业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三、教育立法 教育法制的首要工作是教育立法，教育立法的质量又直接影响着教育法规的实施程度，影响教育法规的权威性和实施效果。特别要注意的是，处于教育法学学科深入发展时期我们尤应重视教育立法的科学性。法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要做到科学化就必须符合两个标准：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是否具有可行性。而其制约因素在于：教育立法科学化受国家主要方针政策的制约；教育立法科学化受人们对教育规律认识程度的制约；受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而我们要实现立法科学就要建立科学民主的教育立法机制；就要依法清理修改现行教育法制、法规和规章，维护教育法制的统一；就要加快制定、实践迫切需要的教育法律，建立完善的、科学的教育法律体系。 例如，2005年9月1日，是广州增城市新镇联安村材育小学开学的日子，这一天，学生家长不仅要带孩子交纳学费进行注册，还要“义务”向学校缴纳几十到上百公斤的木材，这在该村已经竟形成了一个传统，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学校的这一行为越来越受到家长的反对，觉得这样给家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负担，同时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义务，而校方则认为学校财政自己支付不起学校用柴，且交柴从三年级开始交起，四年级每人交50公斤，五年级每人交75公斤，六年级每人交100公斤，若不愿交柴家长可以以每50公斤10元的现金抵交木柴，校长觉得也是在按规矩办事，学校经济有困难，自己也很无奈。 如上述案例属于教学工作中的棘手事件，从事件的主客方和学校的角度理解，双方的观点都各有道理，这时该如何判定就成了一个问题。很明显校方的这一制度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要推翻校方的这一观点则必须要在教育立法中建立完善的立法制度，有严谨的态度，考虑到社会的方方面是法律能在现实社会中做到行之有效。 总记 教育法学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它由一系列的相关知识构成了一个整体。如教育法学是框架、是理论指导；教育法制是教育法学的具体实施，而教育立法则保障了二者的现实可行性，凸显了其法律强制性，它们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所以也应有所阐释，对它们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实际问题的合法处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更投入的学习，是自己对教育法学有系统、清晰的认识，使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对实际问题能有更好的见解和解决能力。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浅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误区与发展中国家道路的选择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逻辑 20世纪后半叶，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兴起，改变了经济主体及其竞争原则的观念。跨国公司和世界金融中心成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的单位。国际经济如同国内经济一样，国家也应为市场职能提供一切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大限度地取消市场管制，使私人资本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发展，保障国际资本稳定地发挥作用。[1]新自由主义尤其是主张跨国联系的货币主义认为，国际经济的联系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遇，使经济体更为紧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需要做的无非是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已。这种乐观精神充盈于货币主义的派生物——全球化学说中。这种学说声称摧毁政府对外部联系的障碍将释放两种积极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运作机制（市场）从最先进的经济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政府放弃了控制权的经济区域；其二是随着这种最为有效的机制的扩散，最不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会繁荣起来。 该理论认为，对外贸易和投资开放将鼓励资本流入贫困国家。由于工业化国家通过追加资本来赚钱的最好机会已经用完，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报应该比工业化国家高。如果贫困国家降低贸易和投资的门槛，那么富裕国家就会输出部分资本。如果这种资源流入采取的是贷款或间接投资形式，就会补充国内存款，放松对本地公司追加投资的金融限制。如果是国外直接投资，会带来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技能，金融风险也较少。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投资增加都会使贸易增加，富国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并不以牺牲穷国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根据这个理论，在所有交易中，进出口双方、借贷双方、股东和员工双方都可以双赢。按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逻辑，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机制，并且随着这种最好的运作机制的普遍传播，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发展，与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小。 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实践悖论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逻辑下，只要不太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发达国家的机制，他们的经济将加速发展，与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缩小。然而，无论从机制上还是繁荣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现实并没有使世界经济变得更为统一，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2]典型表现如下： 1.经济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但是，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发达国家所鼓励的战略，利用外国银行贷款和跨国公司雇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增加出口，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生产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发展中国家因为不利的贸易条件、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而导致经济增长下降。除少数国家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有些国家还出现了负增长。 2.扩大生产失效。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作为万用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其机制扩张过程为：技术的提升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节约的资本剩余用来降低价格或提高工资需求增长刺激资本扩大生产。然而在1980～2000年期间事实与理论设想相背离。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工资增长。实际工资处于停滞状态，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真实工资之间存在着鸿沟，这意味着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所得都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工人产出虽然增长了，但产品的价格并没有降低，或者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相反，服务部门的就业不断扩大，但从事服务业的大部分人的工资都非常低或是非临时性的。 3.债务日益攀升。从1982年到1998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增加了3倍，从5000亿增加到20000亿美元，债务国利息不堪重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额的40%。拉美有些国家情况更加严重，阿根廷经济就是因为日益攀升的债务走向凋敝的。 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误区 之所以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的误区。 1.市场并非自足。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自发的，存在着“看不见的手”的调控，因而无须政府插手。市场的确是在人们日常的互动过程中自发形成和自行“扩展”的，它无须人们有意识地设计或统一的中央计划就能达到协调，无需以成员间的共同利益作为前提就能运行。每个独立的参与者在追求各自独立利益的时候能够自觉地形成高效配置资源的手段。然而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有许多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都不是市场能自动提供的。比如说，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以人们在商品价格和品质方面形成某种共识作为前提，需要不受那些与价格无关的外部因素的干扰，需要产品及其制造环境十分稳定。同时，市场的良好运行还涉及到许多非市场因素。国内市场尚且如此，更何况无序的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穷国在拆除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过程中更需要政府来调控市场。 2.股票市场并非万能。在通常情况下，股票价格上升了，工商企业可以从中获得部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扩大经营，促进物质生产和商品流通，持股人也可以从中取出一部分用于消费，而消费的增加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物质生产。但是，股票市场的动荡却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就资本主义经济史而言，股票市场与金融投机活动是一对孪生子，相伴相随，而且股票市场越发展，投机活动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就华尔街的股票市场而言，现在它的持股人有几千万，然而股市价格的涨落基本上是操纵在为数不多的大炒股户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谋取暴利。也就是说，在华尔街股市兴风作浪的主要是金融垄断资本。他们的投机活动的猖獗必然破坏股票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加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市场的无序。 3.资本剩余和市场调节并不协调。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创建自由市场，即解除国家加给市场的所有限制将最终造福于所有国家。然而，资本剩余的利用和市场的调节机制间并 没有那样清晰的关系。当出现持续的停滞趋势时，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明显。在商品生产和服务方面的投资机会减少时，越来越多的资本剩余会投向大幅扩张的金融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市场愈益成为国际性的市场，资本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寻求利润。这样就使停滞趋势和金融危机全球化了。此外，在资本主义体系结构中，所有地方都面临着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和堆积如山的债务问题，但新自由主义却束手无策。 4.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是比较优势理论，然而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作用的一些前提却被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十分推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认为即使一国在每个方面的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对贸易双方也都是有利的。但是，萨米尔·阿明和其他人却证明了这一理论并不正确，因为该理论实现有一个前提，即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对于穷国而言，如果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不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那么自由贸易是十分危险的。菲律宾自加入WTO后一路攀升的失业大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5.国标贸易必然促进经济发展的论断值得怀疑。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工业，但忽视了国内市场服务。如果太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去搞贸易自由化，其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在国际市场上下跌，这种自由化会造成自己打败自己的结果。东亚“四小龙”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鼓励贸易。但是即使贸易增加了，也不足以证明对经济增长有利。一些经济学家以计量经济数据来证明贸易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计量经济学应用在经济等其他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上从来不会有什么指导意义：要发现潜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精确的经济联系并不是数据能说得清楚的。不同的变量或基期的选择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带头攻击这种支持贸易的回归统计研究。作为贸易自由化坚强捍卫者的著名经济学家巴格瓦迪和斯里尼瓦森也同样严厉批评这种回归论断。[3] 正是由于以上的理论误区，导致了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行为。 1.新自由主义认为越少干预的政府越好，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都加强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美国或英国，都实行不挂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国家为保护市场机制而加强在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中作用的趋势被称之为“向正统自由主义的妥协”或“向凯恩斯主义的妥协”。[4]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国力的限制或者受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政府没有或者没有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全球化中受的是更多的伤害。 2.市场改善意味着垄断受到控制，但与全球化论断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场开放会增加了垄断程度。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垄断势力在不断加强，而市场本身无法解决与控制垄断问题。由于绝大多数垄断势力都是发达国家的商业企业，而发展中国家受到经济水平的限制，没有完善的避险机制和监管体制，无法避免发达国家的剥削，因此，全球化的结果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在金融全球化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他们存在产业结构和技术上的优势。发达国家政府直接参与支持金融资本的活动，把预算开支的20%或国内生产总值的3%-5%转移到持有国债的金融资本所有者手中，从而使金融资本成为永久性实际正利润的受益者。这一市场垄断了世界金融市场30%的金融资产。跨国公司是推行全球化的有力工具，它们是庞大的垄断组织，触角延伸到全球各个地区。但是目前世界上6万家跨国公司中80%属于发达国家。[5] 3.资本的重新配置并不合理。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资本充裕的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要比资本匮乏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低，因此，在开发的资本市场中，资本会从发达经济区流向不大发达的经济区，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生产增长，最终赶上发达经济区。但是，由于美元和发达国家货币的强势地位，国际投资形成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格局。“从理论上讲富国在向贫国输出资本，但在目前的体系中，却是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6]。“发展中国家虽然吸引了不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但与民间或地方大量利用外资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发达国家政府债券的大量投资，中国就曾在这个意义上被国际金融市场称为资本净输出国”[7]。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极不合理，它迫使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不断增加外汇储备。目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共有2万亿美元的储备，这种外汇储备很大部分投资于美国的短期国债，从而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繁荣了美国经济。 四、几点启示 1.从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之所以能在西方国家以外盛行和发展，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派上了新的用场。在某些西方大国和某些国际经济机构的策划和支持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并形成一套所谓的市场取向型经济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宏观管理自由化，经济发展战略外向化”，其目的是要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扰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秩序。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时刻警惕全面自由主义对本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危害，但同时又要看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正视这一发展趋势，否认或断然拒绝都不是解决之道，只会给国家经济造成更大的危害。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当务之急应是不断完善本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创造有利的条件，积极培植本国和本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体制；培育本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企业和品牌。 2.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来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一部西方经济学说史，实质上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争论、交锋、斗争的历史，而且发展到今天，两种思潮的政策主张具有相互融合的趋势。事实上两种思潮的政策主张，在西方经济的实践中也交替出现过。这说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总是与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也总是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说时，一定要与其历史环境相联系，既不能照搬照抄，也不能一概否定。特别要与我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实际条件结合起来，科学地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子，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现实基础，趋利避害，制定一套符合本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 3.发展中国家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用经济主权来保护本国的利益。多数发展中国家曾沦为殖民地，为了国家主权曾进行过不懈的斗争，深知国家主权对一国的重要性。虽然以货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声称，民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使得在发达经济区运作的机制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传播，并且使得世界财富在这两个区域均衡化，但是这些变化的积极后果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区，而全球化进程事实上扩大了发达经济区与不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差别。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国家主权，相反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牢牢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否则，国家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国家就有可能被他国操纵甚至沦为经济殖民地。在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为了防范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弊端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用国家主权来保护本国利益的策略。[8] 4.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利益和统一认识。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规则中的优势地位具有自我维护和自我加强的特点。然而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相对弱小，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发展中国家必须发展区域—体化，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团结合作，发挥总体力量，才能对一些不合理的全球规则施加更大的影响，逐步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浅析: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国际法 摘要：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学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舞台,各种各样的“主义”与“理论”都在其上有着精彩纷呈的表演。但就对国际关系实践的影响力而言,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无疑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三股思潮。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体系。虽然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重视,一直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一个基本共识。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创新以及扩大对实践影响的机会,“软权力”理论以及“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提出及传播即为典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国际法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虽然其中存在的瑕疵我们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软权力;自由主义国际法学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迄今为止,它又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我们不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则须保持高度警惕。无论是在冷战结束前的紧张气氛下,还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始终都是自由主义规划世界秩序的蓝图中的重要一环。①为了更好理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我们可以从考察20世纪80年代与新现实主义展开激烈的“新-新论战”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入手。 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传统视野下的国际法——以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为例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构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论战”,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相对于新现实主义,无论是在分析层面,还是在理论与研究方法上,都决定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与国际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也为国际法的发展与国际法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 (一)在分析层次上新自由主义对体系进程的关注与国际制度的地位 虽然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即都是立足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与国家为国际关系中重要角色的假设,但由于两者对国际体系的关注点不一而导致两个学派视角下的国际制度乃至国际法的功能与作用的反差。 新现实主义者所提出的结构主义模型包括三点,即“无政府秩序原则”、“忽略其他差异,功能基本一致的单位即国家”以及“国家之间权力分配”。在前面两点不变的情况下,“权力分配”成为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三个重要原则中唯一的可变因素。因此,新现实主义者的体系结构可被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而且,由于新现实主义者对于权力分配的基本思考在于“集中关注作用最大的国家”,所以,权力分配就是指大国之间的以物质为基础的实力分配。[1](p16-17)而国际制度,包括作为核心部分的国际法,也就没有多少的存在空间以及用武之地了。与此相比,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否认这种结构模型,认为以大国间实力分配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不过,他们也认为,国际体系的特征并不仅仅如此。正如他们所指出的:新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权力分配当然是重要的,但仅仅强调结构是不够的,还需要由强调国际体系的其他特征加以补充。[1](p17) 立足于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新现实主义者将单位之间的互动即国际体系的进程归为单位属性而不加考虑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实际上,进程与结构一样,都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这时,新自由主义强调的重心就从国际体系结构转移到国际体系进程,即影响包括国际体系中单位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的“进程”的,主要包括“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等两种体系因素。在这两种因素中,由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要等主要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之后才能够完成,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就把国际体系结构假定为常数。一旦国际体系结构被假定为不变的常数,那国际制度就成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1](p17)至此,出于对体系特征的认识,从进程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了国际制度选择国家行为,即与“结构选择”针锋相对的“制度选择”理论。[2](p44)新自由主义者的基本问题是,在国际结构不变的情形下,国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有时合作,有时冲突。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体系因素导致了这样的不同行为?亦即:是什么样的体系因素影响了国家的合作或冲突行为。对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是体系进程因素影响了国家的行为,而体系进程中最具意义的因素是国际制度。[2](p45) (二)在立论与研究方法上新自由主义的定位与国际法的关系 不仅仅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关注国际体系进程而决定其理论特征是国际制度,而且在立论与研究方法上的独特视野,也决定其对于晚近国际立法,尤其是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的影响或解释,也将占据独特位置。 在立论上,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假设,崇尚“放任自由”原则,即在国内社会中如果人们能够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充分地按照他们的偏好行事,那资源分配将最合理与最有效率,而且,这条法则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放到国际经济领域,也是行得通的。同时,基欧汉自认为其主张属于“成熟的自由主义”(sophisticated liberalism)或是“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这种自由主义介于主张自由贸易将导致和平的“商业自由主义”(commercial liberalism)和强调国际制度或规则对各国关系的管理的“管制自由主义”(regulatory liberalism)之间,是对它们的综合与超越。另一方面,虽然新自由主义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不仅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力,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角色,也承认国际关系中物质力量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其基本思路仍然属于理性主义的范式。但是,与纯粹物质主义的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看到了国际制度的重要性,其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内核,不仅将制度、规范等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一种主要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变量。[3](p4) 在研究方法上,新自由主义深受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该学科中有关交易费用理论、国家理论、法和经济学研究等,都被新自由主义者广泛应用,从而打上了自由经济主义的许多烙印。具体地讲,新自由主义者在理论分析中大量运用了博弈论、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等方法,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一般理论,包括其产生、发展以及维持的可能与方法等等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增强现象解释与结果预测的准确性,并提出避免合作失败与增强合作成功几率的一些策略或手段。这些,显然为国际立法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谈判技巧,也为东西南北等国家走出谈判僵局提供了有价值的路径选择。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路径中,国际制度占据了核心地位,以国际制度为研究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也成为该学派成就最大的一块。当前,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法的研究有着紧密融合的趋势,而新近对国际机制“法制化”的探讨使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学者逐渐认识到,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履行的是一种法律责任,而且,随着冷战的缓解乃至结束,另一种区别于物质权力的制度权力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增大。当然,在国际机制学者的研究带动下,国际法学者也很快意识到国际机制理论对于分析国际法问题,所能提供的巨大帮助,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框架。如今,至少在一些领域,国际法学者正在遵循着国际机制的研究路径来分析一些国际法现象。[4](p79)当然,国际机制学者与国际法学者开始的这种跨学科合作,无论对于何方,都有更宽广的研究空间以及产生更丰富的研究成果的潜力。 二、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国际法的发展——以“软权力”理论为中心 在冷战结束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国际机制“法制化”成为趋势之一,这些现象似乎验证着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与预言。此时,以约瑟夫•奈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及时提出了“软权力”理论,对包括国际经济领域的国际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表现在促进“国际软法”的发展方面。 在自由主义学说中,“软权力”一直是核心概念之一,但在冷战结束以前,由于时局的不适宜,这个核心概念并未能“理直气壮”地发扬光大。不过,冷战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之竞争,使得该学派力挺“软权力”理论的时机成熟。这时,约瑟夫•奈宣称,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轴心是包括军事力量、核威慑等在内的硬权力,但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权力的定义不再强调传统上的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相比之下,地理、人口和原材料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5](p155)换句话说,国际政治性质的转变已使无形的权力即软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和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权力正在变得更少转化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性,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适应这种转变,必须学会运用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操作相互依赖,管理与影响国际制度,共享人类文化价值,推广民主、自由理念等在内的“软权力”资源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5](p171)简言之,在提倡“软权力”的学者看来,在已进入全球信息时代的今天,尽管硬权力和软权力都很重要,但软权力相比过去而言更加重要。[6](p25)立足于此,约瑟夫•奈结合这两种权力勾画出新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思路:[7](p243)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新战略不仅要确保美国的生存与发展——当然,这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也要考虑这种战略给美国之外的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适当利益,因为只有在满足“相互利益”的基础上,美国“霸权”的合法性才能够得到别的国家的尊重。鉴于此,美国必须继续承担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重任。当然,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是无选择性的,必须是极其重要以及美国的实力所能够承担的。按照此标准,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应当优先考虑那些有关国际体系的问题。具体包括: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占有主导优势的英国所关注的三件公共物品,包括“维持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均势”、“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对国际公共领域的开放的维护”等,都适合于美国当前的情势:第一,维持地区均势和尊重各国领土完整,是美国必须提供的一项公共物品。第二,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要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既要抵制住国内保护主义的影响,也要支持世贸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运作。第三,美国在保持诸如海洋等国际公共领域对所有人开放上存有利益。另一方面,今天的国际公共领域包括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濒危物种的保护以及外层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的使用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命运。因此,在当今世界,全球公共物品也有新的变化,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包括:第一,美国应该促进世界各国在贸易和环境、防止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以更好地组织这些领域的国际行动。第二,美国还应该把国际发展放到更优先的位置,它也是一件重要的全球公共物品。第三,充当调解人是作为处于主导地位的强国的美国可以提供的另一项重要的公共物品。至此,约瑟夫•奈总结到,对美国而言,一个基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的大战略应该包括如下内容:(1)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均衡;(2)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3)保护国际公共领域;(4)维持国际规制与机制;(5)援助经济发展;(6)充当联盟召集人和争端调解人。 无疑,约瑟夫•奈依据“软权力”理论所提出的美国冷战后对外战略,不仅有对美国一些传统外交战略的肯定,如二战后致力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也有对某些方面美国不当的外交政策的鞭策,如在全球气候变暖等的全球公共问题上美国至今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冷战结束后以及新世纪里美国的外交战略提出了一个整体规划。从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践看,这个立足“软权力”理论的外交战略思想的及时提出,正是响应了冷战后美国以“硬权力”与“软权力”相配合的世界新秩序战略。虽然美国冷战后的战略实践并不是与约瑟夫•奈勾画的战略构想完全吻合,甚至有些方面是相违背的,但人们仍然可以看出其对“软权力”的重视。按照这个战略设计,包括维持wto等普遍性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律制度、推进全球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平衡,甚至包括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等方面均成为战略目标,这无疑在理论上极大地提升了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毕竟至今全球主要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律制度的维护与发展仍然和美国的对外战略息息相关。 总之,“软权力”理论旨在向世界展示与推销美国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美国要达到此目标,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推动以“自由化”作为理念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以及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当然,这早已运用到美国的对外关系实践之中。且不说西方价值观在联合国、wto、imf、世界银行(wb)、oecd等国际组织运作中的主导性,也不说这种价值观在国际政治领域、人权以及社会领域的国际立法中的影响,即使是以效益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立法也如此。不仅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航空自由化协定以及双边税收合作协议中“美国范本”的横行,甚至是在区域与多边规则的制定中,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欧洲能源宪章条约》(ect),甚至是wto等国际组织或条约的许多规则,无不带上美国国内规则的影子。而按照托依布纳有关“法律全球化是在公民社会的各个部门创建了大量无中心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过程”的界定,[8](pxiii)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通过私营公司创制出的全球化法律就颇自然地采取全球商法美国化形式”[9](p39)。实际上,“美国商业法已变成一种全球化的普通法,明示地或默示地被吸收在各国的契约之中,并正开始被吸收到其他许多国家的判例法,甚至是制定法中”[9](p39)。无疑,以上种种现象正是美国“软权力”对国际立法以及各国国内立法的影响输出的鲜明写照。 在这里,我们可以预测到的是:为达到推销西方自由市场机制、民主理念、人权意识、文化价值观等的目的,冷战后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软权力”理论已经并且将继续影响“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以及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与内容。 三、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理论向国际法学的扩张——以“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为中心 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不仅仅体现在“软权力”理论的提出,也在于其向国际法学的直接扩张,表现在由美国国际法学会前任会长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教授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国际法学”(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的崛起。事实上,无论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分析起点,还是其理论假设,乃至分析方法及研究路径,无一不是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引申而来的。对国际法学而言,将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引入国际法的研究,为国际法学开辟了一条“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这对于长期以来依赖“自上而下”的国际法传统研究路径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也为当代“跨国法”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国际法学的主流理论沿袭了“自上而下”或“由外至内”的分析路径,对国内因素的研究呈现出忽视的状态。对此,斯劳特指出:“国际法学的主流理论所提供的解释国家行为的基本模式,很不幸地存有一个‘黑箱’(black box)或者‘撞球’(billiard ball)缺陷。在这些基本模式中,国家被认为在结构与功能上是无区别的个体,而且国际社会与国内体制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10](p226)显然,这种研究模式的弊端在于许多重要的、必须考虑的因素都被排除出去,从而导致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令人怀疑,这些重要因素包括:个人、公司、ngos、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利益、身份以及相互依赖等等。[10](p227)为了尽快打开这个“黑箱”,斯劳特拟定了一个新的“自由主义议程”(liberal agenda)的研究规划。[11](p185)在这个研究规划中,斯劳特首先提出了三个最基础的假设:第一,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角色是国内社会的成员,包括追逐个体利益以及利益相冲突的个人与公司、私人社团;第二,所有的政府只是代表国内社会的部分利益,即在国家政策中得到反映的利益;第三,最终导致国际层面的合作与冲突的国家行为反映的是国家偏好的性质与构成。[12](p228)立足于以上假设,斯劳特认为,“自由主义国际法学”需要探讨的首要因素不是在国际层面,而应该集中在国内或跨国层面。要准确分析国家行为,除对国家角色与权力因素做出分析外,还必须对国家和国内与跨国社会(domestic and transnational society)之间的关系作出“进程”分析。体系层次的分析是把国家看成单一或相似的结构与功能,导致对“国家如何行动”的观察存有“黑箱”。而通过这种“进程”分析,主权的“黑箱”变得透明,进而能够看到国内政府是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代表活跃在国内与跨国社会上的个体或集团的利益而展开国际层面的活动。[12](p207) 立足于以上假设以及设定的研究任务,“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侧重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国际法的概念和活跃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法律主体是如何对国际秩序作出贡献的;第二,处于规则外围和边缘的国际公法的功能定位;第三,怎样使得国际制度效率最大化等。② (一)规制国际秩序规则的渊源以及它们的互动 传统上,被认为对国际秩序作出独特贡献的国际公法被定义为“国家之间”的法律;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社会;国际公法的功能在于实现这个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对于调节国际关系,尤其是和平与稳定方面,国际公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国际秩序是被从上而下创设的。与此相反,秉承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个体为分析起点及国际秩序是自下而上创设的理论假设,斯劳特认为,国际法的主体应该被设定为尽可能广泛,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国际秩序的各种行为体。换句话说,不仅应包括传统的行为主体即国家,更应包括个人、公司、利益集团、ngos、国际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而且,当代国际秩序的维护不仅仅意味着和平与稳定,也包括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 一旦认定国际秩序是“自下而上”被创造的,就意味着许多以前被忽视的但对国际秩序发挥了实际效用的各种实体规则、规范、概念以及程序必须被重视。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析路径将它们带到了规则的中心,并且提供了一种彼此联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即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不仅仅是将这些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的法律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而且使这些法律在国际秩序中的优先地位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国家行为是个体或群体博弈选择后的表现,那么创建国际秩序的关键就在于规制这些博弈选择以及调整个体或群体的行为的具体规则。在这种意义上,将责任强加给国家的传统国际条约和个体并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倒是个体之间互动规则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斯劳特认为,对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分析的先后次序应该翻转,即从传统的以国际条约为分析起点转为将个体之间互动规则的分析作为起点,才符合国际法的“真实”面貌。在这里,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探寻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合之处,在这里有三个层次的法律,或者至少三种立法,反映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第一,国内社会以及跨国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制定的自律规则。第二,政府制定管理国内和跨国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的活动的规则。政府之间还可能在一些共同事务上相互协商制定规则协调它们的管理活动。第三,国家制定调节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以上被高度概括的三个层次的法律,是可以重新解释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的三种经常性与标准化模式的。而个体之间的互动,要么直接通过国家机构进行,要么在国家机构的影响下进行,要么通过国家机构与国外的个体之间实现互动。 总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提出了一种与传统不同的、自下而上的国际秩序,它所关注的相关主体和活动层面都发生了改变,并对产生不同规则的实体之间的互动与影响进行了重新排列。每一个全球性问题都有着国内根源,而直接规制个体和群体的法律更可能触及问题的根源,它们对于国际秩序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除非国家将某些权力让渡给超国家的实体,否则这些法律规则的影响力比国际公法更大。作为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方案,国际公法和国际制度可以明确地以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属性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 (二)国际公法的功能 在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对塑造国际秩序的法律规制的分类里,传统的国际公法被归于第三等级。虽然已是最后等级,但其毕竟还是在塑造国际秩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们有探讨其功能的必要性。一般来讲,国际公法的传统功能是致力于对关联交叉的“集体行动之困境”的调和,或者规制各国共存之需要。但是,从自由主义者的视角看,许多看起来非常“国际化”的问题都有其国内根源。包括战争、环境恶化、保护主义等,都源于个体和群体中优先利益的错误选择或者代表某种优先利益的政府行为被扭曲等。简单地讲,全球法律规则与国内法律规则紧密相连,前者依赖于后者。因此,按照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观点,国际公法的基本功能不仅仅在于创设一些国际性组织来实现单个个体国家无法达到的目标,更在于影响和改善国内相关机构的职能。这种功能在国际社会生活中逐渐明朗,但至今仍然被认为是特例性质的、有疑问的以及边缘性的。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应优先对这种问题展开分析,并将此功能视为国际公法的核心功能来对待。以下领域或命题是国际公法发挥这种功能的典型表现:第一,人权法。在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视野下,人权法是国际法的核心。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中,人权法至少是一种可以确保最低限度的个体权利或利益不受侵害的机制。第二,人道主义干涉。当许多国际法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仍然以“不干涉内政”的教条反对人道主义干涉时,自由主义理论却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来自人权法的天然属性。当然,这种行动必须是极端谨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主义学说只是支持非常有限的人道主义干涉。第三,补充作用。国际法的补充作用的前提不仅需要国际社会在审判方面有足够的能力,而且是在国内法庭确实不能或者不愿意起诉的情况下。遵守这种前提才合乎自由主义之理念,即国际法或国际机构是用来影响和提高国内机构的机能,最终目的是通过监管,或者竞争,让国内法与国内机构自身能够实现这些功能,国际责任在本质上毕竟还是需要通过国内行动来实现。第四,从国际管辖权到普遍性管辖权的转化。将传统的国家责任向个人责任的扩展,相应的国际刑法的管辖也从适用于国家扩展到同时适用于个人,即实现从国际管辖权到普遍性管辖权的转化。第五,显现国家责任。国家必须承担将它们的国际责任在国内执行的义务,这种转化让国家脱离了与别的国家面对面的独立责任。第六,构建遵守能力。当前出现的“新主权”并不是以前被遗弃的权利,而是国家参与数量及能力日益增长的国际机制和制度网络的权利。然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遵守由这些机制或制度加于它们的责任,就必须提高它们国内遵守的能力,包括教育和规制它们的公民的能力。因此,构建遵守能力必须被渗透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对属性。 (三)提高国际制度的效率 怎样使国际制度效率最大化呢?将国际制度深嵌进国内与跨国社会以及迎合人们对之影响国内制度的期许是合理方式之一。斯劳特认为,国际制度必须融入并正在融入国内社会,最好的例子是日渐增多的国际法庭。有较大影响的国际机构往往是那些个人可以直接提起诉讼的机构,如欧洲人权法院。同样,wto争端解决机制中,ngos也能够对涉案国家或争议问题施加压力。如果允许个体进入诉讼程序,那相关的国际法庭在国内和跨国社会中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当然,国际制度的能量将取决于其成员国家的组成,或者授予其权限时国际关系的状况。 四、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所折射的学术意义 自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国际制度的作用重新被人们重视,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活跃,这似乎印证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立场与观点,尤其是反映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态度方面。同时,国际关系学理发展史本身也似乎验证了自由主义有关国际法的看法的合理性,即自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法的作用与地位贬到最低点之后,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呈现出逐渐提高之趋势。至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之间对于国际法的态度或立场已呈现出某种趋同的态势。例如,现实主义范式中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在对待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问题方面与自由主义日益趋同;同时,经过自由主义者对观念的研究以及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努力,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也呈现出趋同的态势。虽然这种趋同只是一种努力方向或态势,但这毕竟证明了不同范式之间在国际法的作用与地位的问题上,正努力寻找一种“最小的共识”。 而且,自由主义学者巧妙地利用全球化这一对其有利的学术与实践环境,无论是“软权力”理论的及时提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出现,都是自由主义理论繁荣与扩张,进一步强化其学术影响与地位的明证。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这种发展趋势,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无论是“软权力”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在理论分析方面确实还有许多亟须解决或完善之处。以后者为例:一方面,自由主义理论应用于国际法研究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该理论的研究视角定位于自由民主国家所引发的。③虽然国际法学者可能看到自由民主国家对国际法的具体承诺,可以作为国际法得到遵守的一种解释,但问题是这并不能类推至国际法对所有国家都能够施加的约束,这种约束真正施加时是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导向为何的。对于国际法学者来讲,国际法是国际社会中的普遍性法律规范,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必须揭示自由民主国家如何遵守国际法,也必须解释非自由民主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问题。如果过分强调自由民主制度和非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不良倾向:其一是对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太过悲观;其二是对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太过乐观。另一方面,斯劳特将欧盟法作为自由主义式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典型例证的做法也存在着问题。对斯劳特来说,欧盟法成功的关键是欧盟成员国的法院能把欧盟法当作超国家法而接受与解释。然而,对于国际法学者来说,欧盟法并非典型或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确切地说,欧盟是依赖于一个国际条约而建构的国际组织,欧盟法却是自从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后逐渐发展而来的,依赖于该条约构建的国际组织所创造的一系列法律。因为欧盟法直接对成员国产生效力并且在很多案例中直接适用于成员国国内的民众,因此其符合自由主义理论所提倡的跨国法。然而,如果把它看成是国际法进一步发展的“范例”或方向无疑是具有误导性的,[4](p80)到目前为止其仍然只是国际法中的一种特例。此外,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许多假设仍然经不住太多的推敲。例如,对于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有关有效的国际规则的前景期望,不能再仅寄予传统的仅仅实行“水平形式执行”的国际条约,而是必须寄予跨政府规则网络(像巴塞尔委员会)或者由自由民主国家发起的“垂直形式执行”的国际条约或组织(像欧洲人权大会)的假设并不牢靠。虽然晚近跨国社会规则急剧膨胀,但传统的实行水平形式执行的条约法也得到迅速发展乃至深化,至今我们还很难推断出跨国规则的效力是否已经超过传统的条约法规则。[13](p252)事实上,鉴于以上缺陷的存在,在西方国际法学界,跨国法的研究至今仍然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希望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对国际法更具有解释力,从而达到更接近国际法的“真实”的理论,其还有一个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同样,“软权力”理论的倡导者也面临这一问题。包括“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区别所在,两者的关系如何,外交实践中两者的比重或均衡,两者的矛盾或冲突的恰当解决在内的诸多重大问题,倡导者都必须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思考,否则其理论本身的自圆其说以及进一步深化,将面临很多的困难。当然,“瑕不掩瑜”,无论是“软权力”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以及国际法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期待的是,“软权力”理论与“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出现,既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发展的一种契机,也是一种挑战。 放眼到当前的国际关系学,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结束后至今又是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繁荣的时代。“最大现实主义”、“最小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软权力理论”、“世界秩序理论”、“全球化理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女性主义”、“第三条道路”、“新主权理论”、“新帝国论”等理论,不仅对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或前景作出了各自的分析与预测,也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作出了自身的定位。对此,我们始终认为:“多元化”的世界总是比“单一”的世界更为精彩以及更有生命力。每一种理论对待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观点分歧,对于国际法进行更为全面的认识是有裨益的,它们都为人们提供了从某一个侧面看待国际法的方法与机会。也许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人们最终会检验出哪一种观点或看法更符合实际,但从学理上讲它们都具有某种价值意义。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浅析:浅谈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范式 一、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最明显的特征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深刻而持久的动向。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众多，它主要指涉“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大大加强。”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世界经济通过贸易、资本和技术的全球运动日益相互依赖，其本质是世界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与深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基础之上。资本的积累和对利润无止境地追求，要求资本突破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对此，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描绘了资本在全世界开疆扩土的图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一百多年后，在资本的驱动下世界市场真正形成。南于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断积累，终于酿成矛盾的外溢，列强加剧对世界殖民地的争夺，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间的大规模战争重创了资本主义经济，并加剧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为应付国内危机，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国，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占据另一极。为了恢复和壮大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力，与苏联在全世界展开争霸竞赛，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与前资本主义霸主英国达成妥协，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安排的教训，形成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起来，并经历了持久的繁荣，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战后“黄金时期”。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主义国际经济制度重启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趋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战后新一轮科技革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分工不断深化，产业升级为国家间、区域间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些无一不加速经济全球化。有分析将全球化的动力总结为科技革命的推动，自由市场的扩张和市场理念的普及。但究其根本，是资本的扩张本性，它对剩余价值的追求驱使资本在全球奔走。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战后持久繁荣后，资本积累在国内的盈利空间极其有限，国内市场无法满足庞大的资本盈利要求，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已蓄势待发。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一种发展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企业借助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机制，通过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运动以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这无疑可以促进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大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经济全球化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传播，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发展机遇。 然而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另一张面孔，它是一把双刃剑，如若不洞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对经济全球化无条件地拥抱可能弊大于利。从经济全球化的重新驱动到加速发展，都可以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核心角色。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固然是资本逐利、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但是对国际垄断资本而言，它们从来不满足于坐等盈利机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经济意识形态从来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国际垄断资本不断壮大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终于问鼎主流经济学宝座。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最好的催化剂。 二、新自由主义的兴盛之路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学术思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经过40余年的锤炼和沉浮，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逐步取得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并最终主导英美国家的经济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在产生之初，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想。从早期的米塞斯坚定地反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中坚力量哈耶克成立“朝圣山学社”、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形成及其后卢卡斯的“理性预期革命”，他们都是作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存世。新自由主义产生时是为了坚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传统，它以彻底的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积极的政府干预，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的市场经济为鲜明的理论特色。关于新自由主义，乔姆斯基认为：“它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古典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他们相信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在以资本牟利的市场中每个人会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总体利益。古典自由主义兴起于18世纪下半叶，鼎盛于19世纪。它是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反叛，主张经济的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对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的干预。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之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潜力在英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也成就了英国19世纪的帝国霸业。然而古典自由主义并非万能的，它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公和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而后起的工业国家对英国霸业的挑战加剧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西方世界面临长期萧条和宏观经济不稳的经济难题，以“凯恩斯革命”为标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再坚守其自由至上的信条，政府纷纷出手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终结。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滞涨”危机使得凯恩斯式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效，“政府失灵”成为新自由主义批判的靶子。新自由主义以“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为口号，试图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荣光。它反对政府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总需求，调节经济周期波动；主张放松市场管制，给予企业最小的干预，自由经营，特别是消除政府对垄断企业的规制；反对高福利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主张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因此，新自由主义常常被简化为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者无一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义，他们竭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主张保护私有财产、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并将它们作为最高的经济目标。 随着撒切尔夫人“别无选择”口号响彻全球和里根政府的执政，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最信奉自由放任的两大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官方经济意识形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的政策主张在英美得以实施，并开始了全球扩张历程，其实践的主要标志是“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和推广。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持召开的关于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研讨会上达成的共识，它主要包括十大政策工具，核心内容包括紧缩财政、减少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实施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等，它们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具体体现。作为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的威廉姆逊声称，这十大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和调整，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由此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向全球不遗余力地扩展。 三、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兴盛之时正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跨国公司和金融垄断资本大肆扩张的时期。经历了长久繁荣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积累了庞大的财富，而战后新科技革命为资本扩张提供了优越的技术基础。而此时美国国内对垄断行业的种种规制让庞大的垄断资本在国内束手束脚，阻碍了垄断行业的发展。而对于渴望发展经济，尤其是缺乏资本与技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剩的正是他们所需，因而经济全球化浪潮为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提供了最佳机遇，这些垄断资本自然乐意打着“自由”的旗号向全球扩张。此时经营自由、贸易自由成为了垄断企业的“自由”，而政府成为需要被规制的对象。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旗帜，以效率为利剑，以推进世界自由贸易与投资为己任，为经济全球化加足了“燃料”，有力地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特征之一是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西方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顶端。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处于世界经济结构的末端，亟需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如此双方形成强烈的互补性。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大卫・科兹指出，全球化所表现的跨国经济活动的增强，使各国大公司一方面竞争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又可以较自由地摆脱国内限制。由于全球竞争的加剧和国内限制的减弱，战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再次逆转，劳动对于资本的依附加重，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空间增大。跨国公司自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军，它们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能获取最大利润的地方扎根，生产、贸易和资本流动最大限度的自由化才符合其根本利益，它们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先锋实践者。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另一大特征是经济日益金融化。一方面，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国际金融体系进入利率、汇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时代；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致使石油价格在1973-1976年上涨4倍，石油出口国积聚了大量的资金，它们在欧洲市场寻找到出路，促成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繁荣。世界经济在金融化道路上一路狂飙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是十分契合的。正如大卫・哈维写道：“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关心的根本议题。”经济金融化加速了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促进了世界贸易与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金融的全球化与自由化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国际投机经济，这些投机资本并不以实体经济为本，而是游走于各个资本市场以谋取高额利润，造成了经济的过度虚拟化，是促成国际金融危机的祸源。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代表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是建立在“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基础上的，他主张彻底的经济自由，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自发扩展秩序”，他主张彻底的私有制，唯有私有制才能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甚至于政治自由。对于全球化的发展也基于上述思想，新自由主义将其看作是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它的显著特点是“超地域性”，资本本性要求不断打破国家间的界限，实现社会空间组织方式的重组。 经济全球化并非如新自由主义的赞歌那般完美，“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非常不均衡的过程，倾向于再生产出新的和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等级。”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致使资本缺乏盈利机会。依据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的空间理论，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可以解决资本盈利问题，而剥夺性积累就是锋刃。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将公共资产、公共权利私有化，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家对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等等构成了剥夺性积累的主要途径，其结果是使财产和收入从社会大众手里转移至上层大资产阶级，从全球落后国家转移至少数发达国家。这种对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经济等级化、不均衡化的批判是深刻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塑造起新的世界经济秩序，问题是这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依据什么原则建立起来。“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塞阿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在这个全球竞争秩序之中，必然有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的遵守者，以及对违规者的惩罚规则。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尽管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以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身份许诺的共同繁荣却终难实现。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全球扩张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表现。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领头羊的美国以新自由主义为武器实行“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建立起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例证了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而后撤离，导致该国货币贬值，造成金融市场的崩溃。它们包括1995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危机、2001年土耳其以及2002年阿根廷危机。而危机之后的拯救则使本国经济雪上加霜，在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借贷国融资有严苛的条件，这就是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一揽子稳定方案，这些“结构性调整”使得危机国家经济加重了衰退，贫富差距加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然而，伤人终将伤己。由2007年的次贷危机酿成的金融风暴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数家金融巨头纷纷向美国政府求援救市，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自由和反政府干预被置于九霄云外，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不攻自破。 四、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可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但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世界经济进入危机后“常态”，经济复苏的步履艰难，摆在世人面前的是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应该建立怎样的运行秩序，抛却了新自由主义式的另一种全球化是否可能？ 中国发展的实践表明，超越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可能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同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中国30多年的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也为世界贡献了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国家稳定、社会繁荣的“发展智慧”，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出现了繁复的阐释和解读。笔者主张通过分析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主张及其实践，探究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可能性。在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几十年中，中国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主张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已是千疮百孔，重构世界经济秩序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议题，其中探索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建立起公正合理、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应是重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内容。 （一）独立自主、创新进取――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基础 面对世界经济最显著而深刻的发展趋势，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坚持了独立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范式，而非盲从新自由主义倡导了经济全球化模式。有学者总结，“美国过去的成功是因为它并没有在本国实施新自由主义，而是使其他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从而导致它们的自杀。”中国不仅避免了“自杀”的命运，反而脱颖而出，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角度看，也是因为中国没有实施新自由主义，反而坚持了“被自由主义所竭力诟病的所谓的中国经济体制的‘落后性’，如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以及对资本自由化的有效控制等。”这些因素是中国成功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中国经济平稳、持久发展的有力保障。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利益的界定也随之变化，不管是利益边界还是利益内涵都会与前全球化时代大为相同。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经济活动的跨国化，主权国家的地位及其民族国家利益界定受到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制约。这种制约主要表现为，一是民族国家让出部分经济主权给超国家组织机构，二是经济全球化影响一国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治理。以国家汇率政策为例，一国的金融货币政策通常寻求三大目标：独立的货币政策；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在美元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蒙代尔指出，多数国家或经济体面临着“三难选择”，因为这三个目标逻辑上和操作上互相矛盾。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只能在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以及资本管制这三种汇率制度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见对民族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保持国家政策的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否则就会失去其独立性，沦为主导国家的经济附庸甚至政治附庸。 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拒绝经济全球化，更非关起门来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重要的发展动力，实现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其内涵主要包括主动创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边界，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与华盛顿共识相比，“北京共识”的灵魂核心在独立与创新，而非某个政策主张的不同。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最终只会成为教条。只有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改革与开放，以创新制度与技术为发展动力，实现自主式发展。主权国家仍旧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时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捍卫国家利益，唯有此才有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动力。 （二）普惠共享、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标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当今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国际间贸易与分工，深化参与国家的对外开放，有力地提高了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各国受益是严重不均衡，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存在分明的等级化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经济、政治、科技的绝对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区域，掌控了价值链的分配权。这就造成了经济全球化体系的一端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和支配，另一端是发展中国家的从属和依附。这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宗旨相违背，也会严重损害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主张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才符合各参与国家的长远利益。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真正联为一体，大家同住“地球村”。各个参与主体以平等、尊重为前提，彼此和平共存，以非零和思维实现普惠共享、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要素自由全面流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动力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以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因此，实现资本、贸易、技术和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跨国自由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根基，也是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旨所在。然而，以“三化”著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未做到这一点，开放市场方面，发达国家使用双重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常常以非关税壁垒等形式保护国内市场，片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特别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因此，实现全球经济要素自由而全面的流动仍旧是经济全球化的努力方向。 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是实现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是一个逐渐积累的结果，这突出表现在世界经济过度金融化导致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以及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失衡。美国作为国际金融自由化的主导者，以美元霸权为支撑，形成借贷消费的巨型债务经济，最终引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美国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分别是18.4万亿和21.1万亿美元。资产是GDP的1.3倍，负债是GDP的1.5倍，但对外负债净值占GDP的19.4%。可见，金融一体化进程过度超前于经济一体化进程，会加大经济全球化的运行风险，因此国际社会需加强对国际金融的监管，使之适应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速度，防范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扰乱经济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失衡的另一问题是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失衡。国际分工主流形态从早期的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核心，产品的各增值环节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创新理念和品牌价值，掌控营销渠道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主导地位，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母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它们在全球的经济布局造成了”服务一制造”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开始艰难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发达国家开始重启制造业，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问题。 总之，实现要素全面自由流动，争取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才能夯实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根基，最大限度地促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驱动世界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实现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奠定坚实基础。 （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运行的制度保障 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活动超越一国边界成为跨国甚至跨区域活动，由此造成了诸多的全球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国家间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日益增多的，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包含着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国际合作、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一体化建设，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这就促使了全球治理的出现。 然而在全球治理应本着怎样的原则构建怎样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的巨大的分歧。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国家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然而却存在重大弊端，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中的治理霸权、治理缺失两大难题。霸权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统治方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创立的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广泛的认同，秩序的运行依照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确保主导国和统治阶级能够继续保持它们的无上地位，同时又给弱势团体以一定的满足或得到满足的希望。”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体现出美国的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先锋，然而却是败绩累累，成为治理霸权的最佳例证。其后有学者总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败原因时指出，“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许多决策是关起门来制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它们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或者没能对其加以反应，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种种弊端，新兴经济体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强烈。这本身是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努力。 在全球治理中，一方面表现为治理霸权，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治理缺失。“某些国家失去的，并未被其他的国家所得到。各国政府权威的流失，已经造成了―个很大的无权威空洞，这个空洞或许可以称之为‘无治理’。（ungovernanee）”这种治理的空洞可能是治理主体的缺失或者不明确，也可能是治理主体之间因为矛盾分歧无法达成全球治理共识和行动，同时全球治理又“是由无数的，准确地说是成千上万个具有不同历史目标、结构和进程驱动的控制机构构成的”。在民族国家为核心主体的国际体系中，国际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主权国家的让渡，当经济全球化要剥夺许多国家独立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财政政策时，国家被迫在经济竞争和保护社会安全网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全球治理就面临巨大的约束。因此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始终是它面临的首要问题，构建公正合理而充分的全球治理体系以解决与日俱增的全球问题，仍任重而道远。 在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程中，首先需不遗余力地反对美国式的制度霸权主义，同时为其构建坚实的政治基础。各国以平等互利为前提，本着责任共担，权利共享的原则，依据各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唯有此才可能真正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工商管理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工商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与工商管理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本文将以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着手点，针对目前市场经济中工商管理工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分析，从而提出在市场经济中将工商管理有效运用的具体措施，希望能够在理论等层面上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工商管理；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联系；基本内涵 0引言 工商管理是市场经济发展下的产物，能够进一步加强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同时，市场经济也是工商管理工作实施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市场经济发展足够好，工商管理工作的价值和作用才能够得到凸显。本文进一步探究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以此在探究过程中发现并且寻找相应的规律，促进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更好地发展。 1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事实上，工商管理的存在是为了规范目前市场的经济秩序与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统治秩序，能够进一步在趋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实施宏观调控，促进资源得到更为优化的设置。而市场经济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产生的必然结果，并且针对市场趋利性的基本特性而言，其也是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社会体制建设的必然发展需求[1]。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内在联系，二者互相影响，相辅相成。若是没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更没有工商管理存在的必要。但是缺乏工商管理行为，经济发展也就缺少了管控能力与自律能力，很多市场经济行为都缺少相应的管理与监督，而市场经济在失序的情况下是不能够正常顺利发展的。所以有利益关系的存在，就会导致市场经济中的不同对象之间存在纠纷，这一点是由市场经济趋利性因素所导致的。而工商管理能够以相对权威的角度，根据目前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根据所设立的工商管理办法以及工商管理制度，对不法商贩以及不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与责任管理，最大程度上对我国的市场经济进行维护。这些都是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只有正确认识了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二者之间的发展规律，才能够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开展工商管理工作，落实好工商管理工作。 2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工商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为了加强对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行为的监管，设立了一定的工商行政等部门来进行相应的工商管理工作，但是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工商管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使得目前的工商管理依然不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首先从工商管理的制度层面上进行分析，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电子商务方向，很多工商管理制度已经不能够满足多元化的经济行为需求[2]，所以其基本管理行为与管理体系都不够完善，缺乏相应的执行力，同时也不能够满足目前社会发展需要，在基本管理与管控观念上面临着改革与更高的挑战。工商行政部门如何在明确目前经济发展现状的同时，合理进行工商管理观念的转变也是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工商管理的首要工作。另外，工商管理是一种较为宏观的管理行为，所以想要合理进行工商管理行为就需要从根本上完善管理组织结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工商管理的组织结构并不能够满足工商管理工作的需要，不合理的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目前工商管理执法能力的提升，使得工商行政部门的大多执法行为不能够落实到位。比如地方政府与工商行政部门之间的直接冲突，阻碍了工商部门进行相应的行政行为等。除此之外，在工商管理实施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管理人才，政府在进行工商管理方面的人才招募时很多都不是走常规的招募程序。所以致使目前工商行政部门缺乏相应的人才[3]，并且没有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来促进其自我能力的提升，所以目前的管理人员普遍没有树立正确的工商管理观念，不能够正确认识到工商管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这些都是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工商管理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只有在明确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才能够针对问题进行相应的改进，以此促进市场经济与工商管理的共同进步与共同发展。 3在市场经济中优化工商管理运用的具体措施 3.1完善工商管理制度与行为办法 想要在市场经济中优化工商管理的实际运用，就需要在了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完善工商管理制度与行为办法。事实上，工商管理制度在1995年就已经得到初步建立，即《工商行政管理暂行规定》[4]，经过近些年不断的修订，也在具体的工商管理组织结构与管理职责上进行了相应的划分与明确。社会发展迅速，很多经济行为已经不能够用传统的工商管理制度去进行约束，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实施的过程之中，工商制度规定的《广告管理条例实行细则》中就有部分内容与其不符。所以国家之后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促进工商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所以，完善工商管理制度与行为办法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因此从制度方面着手，才能够为落实工商管理工作奠定制度基础，从而提升工商管理行政行为的执行能力。 3.2在工商管理进行中完善管理组织结构 在工商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完善管理组织结构，有两大益处，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监督，扩大监督范围的同时也能够增强监督力度[5]。另一方面有利于内部管理的和谐发展，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合理进行工商管理行为，促进工商管理行为的顺利实施。所以在完善工商管理组织结构的过程中，需要与地方政府的其他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机制，良好的沟通是一切管理活动进行的前提。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很多工商管理行为都难以落实到位，所以建立良好的合作管理并且完善管理组织结构也是目前工商行政部门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3.3提升工商管理团队的综合素养 在关注一些工商要闻时，一些工商管理行为不能够落实到位很大程度上与执法人员的综合素养有关，所以为了顺应目前社会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工商管理团队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充实自身，提高整个管理团队的综合素养。比如目前网络的发展也在不断壮大，想要落实工商管理工作，还需要提升网络监管能力，从而进一步维护网络市场秩序[6]。在近期的工商管理中也提出了“增强四种意识，更加高效维护网络市场秩序”的口号。所以工商管理团队需要从多方面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和水平，比如电子商务消费维权、防范利用预付消费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如何去加大消费维权工作力度、去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等，这些都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工商管理团队提出的挑战。 4结语 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商管理行为仍然存在着不足，使得目前的工商管理工作还不能够满足当前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需求，我们需要在明确市场经济发展与工商管理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通过管理组织结构的完善、工商管理者素养的提高以及工商管理制度的优化等多方面加强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中的有效运用。 作者：刘冀 王骄洋 杜恺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高职艺术设计教育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市场机制的成熟与完善，科技教育文化已经完全融汇到经济一体化当中，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成为探讨的话题。国内艺术与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学生每年数以万计，其中大中专毕业生，这主要是在广告，包装设计和室内外装饰设计等行业中。高职艺术设计专业的教育大多承担着室内外环境设计与施工，广告行业的人才培养任务，但在职业教育中的艺术与设计专业的学生与生产能力的经济需要相缺乏，艺术设计教育的高职院校之间的差距市场经济之间的互动。然而现代产业需要的是知识面广泛，能力强、适应能力优等各方面的素质，而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角色转换过慢，是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无法操作，能力偏低，实践操作非常薄弱，职业能力素养相对较低。因此，找到合适的科学的改革，艺术和设计人才的培养和合理的互动方式。 关键词： 高职教育；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市场经济、互动 一、高等职业的的作用 高职教育的培训与其他教育不同。高等学校是国家创新的主体，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扮演者特殊的角色，和培训机构有着不同的地方。培训是由社会上的机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专门的训练。英文training也说明培训是一项社会性的实践活动。而教育是由教育机构有计划和有目的的培养活动，是传递社会经验的手段，是培养人的一种现象。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类型是不同的，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的类型的鲜明特点，然而职业培训是一种社会性的学习活动。职业培训是按照不同的知识和技能，对需要培训的人员进行训练，根据学员的身份进行训练。 二、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几年来，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依据高职人才的培养要求，结合学院的“六双”人才培养模式，并采取“123”人才培养运行形式，即:“1”，是指紧紧围绕以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宗旨的“1条”主线。“2”，是指采取校内、校外“2者”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方式。“3”，是指“3个”阶段层次，第一阶段是在校内的四个学期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把学生的理论知识打扎实，动手的操作能力有稳步的提升；第二阶段是实训阶段，参考真实项目案例，结合项目进行教学，强化学生的动手操作和实践能力。第三阶段是就业前的实习阶段，通过到实习公司和企业进行学习，获得较为真切感受的经验，让学校和企业的“零距离”对接。 2）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 根据专业职业岗位及岗位群的要求，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即在前四学期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内容过程中，对于职业能力通用的专业及专业基础知识，用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等知识模块满足不同学习者需要，构筑专业基本能力平台；第四学期末集中2个月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高职艺术人才的互动性 互动模式是市场经济产生后最经常使用的词语，大的范围包括社会运行的领域，如生产、物流和消费。小的范围指的是人民的日常生活起居等。 1）实现教的互动。 教育目标的培养是教育的基本问题，对于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如何实现国家教育总目标需要进行探索。目前而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要符合社会需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建设。1 2）实现学的互动。 培养良好的创意思维是高职艺术设计的教育核心思想。在原有的教育理念限制了创造思维的培养。创新艺术设计具有一定批判性，灵敏度、流畅度和原创性是它的主要特点。“灵敏度”是指具有某种敏锐的观察能力，洞察事物的分析能力，从专业的视角，去分析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原创性”是指用创造性的思维进行的创造活动，没有抄袭和模仿。 3）实现研的互动。 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生产、建设和管理的应用人才。因此离不开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实现校企合作，充分合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创造出具有模范式的实习基地有校内和校外两种方式。校外实习基地是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过门石，校外实习基地的有效建设，对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实践教学有着强化的作用。 4）互动的形式。 在当下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面化中，高职教育要符合国际标准，找准发展的形式。糟糕的设计、抄袭和雷同的设计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更会带来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使得设计水平下滑。高职艺术设计人才要加强危机意识，建立起良性循环模式。只有这样，发展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才符合国际教育的发展潮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高职教育道路。2①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不是简单的双证重复性的叠加，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对“双师型”教师的标准界定为：具有讲师（或以上）职称，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任教师：一是有本专业实际工作的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含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二是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在企业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或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专业技能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能全面指导学生的专业实践实训活动。所以只有教师具有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提升，才能名副其实的建设双师队伍，对于学院的发展起到真正的帮助。②产、学、研一体化。产、学、研深入整合。目前高职设计教育忽视高职教育的社会属性，忽视了专业领域的研究，忽视了新科技的方面。在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方面显得尤为不足。高职设计教育的培养教育不能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要加强之间的有效链接，建立于经济密切的横向关系。建立合作办学机制，使得学生在学习时就能实践操作。让学生的作品和成果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四、总结 着眼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向着“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必然选择。随着信阳经济的快速崛起和教育事业的蒸蒸日上，艺术设计要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形成互动。信阳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应着眼于实际，并关注社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探索符合学校和社会的各面的需求，调整出符合实际的教学模式和结构，适应新的学生的教学内容，优化教学体系，创新教学手法，打造一个适合市场经济的产、学、研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出具有学校型和社会型的综合素质团队，通过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思维的发展，探索多样化的管理方式，解决高职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在教学中更加有针对性，为市场经济的快速腾飞注入新鲜的活力。 作者：翟翌辉 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房地产行业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将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发挥不同经济体系的最大化作用，禁止出现经济不协调的情况。房地产经济隶属于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变化对房地产行业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存在干预机制不合理的情况，则必然会增加管理难度。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强化市场管理力度，保证房地产行业的有序发展。 一、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 针对经济发展形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整个干预过程中必须及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明确后续干预形式的要求，进而探究切实可行的发展措施。以下将对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价格和价值出现不协调 根据房地产价格形式和价值形式的变化，必须及时对价值形式进行分析，基于已有控制机制的特殊性，如果出现价格过高的情况，则必然会扰乱市场秩序。近些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变化比较明显，甚至出现泡沫经济的情况，和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是相反的，因此很难保证房地产经济的有效发展，减少经济风险。 (二)干预形式不合理 基于已有发展形式的特殊性，要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形式，避免出现控制机制不合理的情况。在后续干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形式有重要的作用，必须制定合理有效的干预机制。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干预机制不健全的情况，无法在第一时间对市场发展形式进行了解，进而出现控制形式不健全的情况。 (三)资源应用不合理 房地产经济处于开放式管理形式，在实践过程中必须灵活应用资源，体现出资源应用形式的要求。在具体控制过程中存在土地规划形式不合理、开发形式不合理的情况。由于我国资源比较少，人均占有量少，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处理能源矛盾的问题，使其适应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 二、如何保证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于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及时对经济形式进行调整，使其适应协调发展形式的要求，进而促进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以下将对如何保证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分析。 (一)调整房地产商品价格 根究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在后续控制阶段，如果不及时对其进行控制，则会出现经济泡沫的情况，增加市场经济的风险。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及时对房地产商品价格进行调整，强化控制机制。控制控制好房地产商品价值决定价格市的价格并不说一定要强制性将房产价格降下去，应该按照房地产商品的价值制定相应的商品价格。房地产价格过高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明确价格变化形式，调整工序矛盾，及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整，保证房地产市场处于稳步发展的状态。 (二)强化金融监督形式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对整体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在整个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对房地产经济进行调整。金融监督管理形式采用的是大规模发展形式，为了避免出现价格控制不合理的情况，必须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相关部门要及时对房地产企业的信息进行了解，提升监控管理力度，及时对贷款机制进行调整，进而保证资源的合理应用。在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对存贷形式进行分析，灵活应用资产形式，降低高风险贷款风险，保证市场经济和房地产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进行经济转型 当前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控制不当必然会出现转型机制不协调的情况。政府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发挥主导性作用，应用杠杆经济原理，鼓励相关房地产企业应用智能化发展形式，此外对购买的住宅区进行环保设置。如果存在控制不合理或者经济发展机制不明显的情况，则必然会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此外房地产建设形式必须以低碳环保为建设目标，和市场经济发展保持一致的步调。如果房地产建设不能以低碳环保为建设目标，则必然会出现控制机制不合理的情况。 (四)合理应用激励政策 基于房地产设计形式的特殊性，在后续干预过程中，则必须从现有发展形式入手，结合后续控制形式的要求，合理应用激励政策。市场经济发展必须树立战略发展目标，制定合理有效的经济发展形式。政府在发展过程中，要及时调整贷款形式，吸收更多的购房群体对这种住宅的关注。实践证明，政策的激励政策势必会带动房地产经济向着低碳经济的转型，工作人员必须在已有设计基础上，调整经济发展形式和干预机制，使其适应整个发展形式的要求。 三、结束语 近些年来我国房地产经济取得了突出的进步，为了调整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式和市场经济干预形式，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对控制机制进行分析，控制经济发展形式，采取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形式，必须发挥房地产经济的最大化作用，带动市场经济发展，重视转型发展机制的要求，及时对其进行总结，对房地产经济加以控制，这样才能发挥出房地产经济的积极作用，进而促进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同步发展。 作者：王威 单位：包头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服务局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市场经济研究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特征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立足于阶级社会本有的特点，而不是将他的研究基础直接划归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里。比起以往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像那些只在经济知识范畴中游走的经济学家们，因此，对于那些“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的经济学家，他们又怎能将人性问题科学地在经济学领域中发挥出来，即使像斯密那样对过去的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使得“时代具有人道精神了，理性起作用了”。的确，这样的进步是有利人类社会的，商业中应当存有人道意识，这样会缓解人们之间因为激烈的竞争而出现的人性危机。但是斯密的理论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商业运作本身的缺陷，也就是说，商人的目的最终是回归私欲的贪婪之中，这是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经济学研究的进程比之过去其他阶级社会时期都要进步，这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一种结果。但是，“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这样就脱离了对社会生产力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正确理解，即“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对于客观事物的把握程度是全面的，并且把经济学的那些意识形态很好地做了一些转化，至少超出了一些伪善的表象，还原了发生在阶级社会，尤其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那些真实意图。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客观性存在于一定的结构基础上，这种结构基础主要表现在他将一种人格性关照到了经济研究领域，而不只是将经济学视为纯粹的知识体系或是一类意识形态。例如，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俨然会失去平衡状态，这涉及到了生态环境、能量资源等问题。人类生产行为本身就是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和谐，特别是在工业生产大步迈进的阶段，这种对自然界的干涉甚是严重。因此，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基础研究中，资源问题的出现就已经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面对这种本有的缺陷，人的生产行为本身应当有所注意，因此，关于资源的应用问题就是一个与人密切相关的范畴，包括马克思以后的人类对生态问题的反思都与资源的利用行为有着根本的联系，最为突出的联系就是人为因素。在人类社会生产最基本的环节中就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界存有的关系，那么，这样的经济学自然而然的就要赋予人格化形式，证明经济学体系也是处于一个有机体中，而绝非是人的某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除了这样的基础外，异化劳动本身的存在又成为了马克思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又一个事实，而且人也因为经济行为进入到了经济领域，使得经济学研究范围就被赋予了人格化形式，即它的研究导向以及研究目的总是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相结合，同样也始终没有离开过对于人的利益的关注。这是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基础模式，他选用这样的基础作为他研究的视角，自然要进行全面的了解与分析，从这一层面上也证明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研究有着必然的准确度，即科学性。 二、市场经济意志的形成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马克思对于商品交换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也是他的一个基础性研究,即“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另一方面，在对商品交换过程的阐述中，对于商品所有者的确立是说明了市场本身存有的伦理性，虽然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表现，但是人们的经济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被归结在这个市场范围内以及被制约着。另一方面，对于商品监护人来说,由于商品自身的限制,商品需要监护人,并且监护人“必须以意志寄存在这种物内,并且以这种身份,发生相互的关系”，因此，商品交易的过程就是实现了交易者彼此的利益，“他们必须互相承认私有者的权利……它总归是在契约的形式上——是一种意志关系，并在其中，反映出一种经济关系来”。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就被人们的经济意志所支配，这样的经济意志致使人们之间的经济权利通过买卖关系实现，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契约的形成。人以各自的经济意志代表了商品实现其价值，以人的意志将自身与商品的关系确定为人是商品的所有者，并且人们之间通过各自的经济行为来完成交易过程，因此，市场本身的性质就是具有人格化的，即“经济舞台上的人物，一般是当作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商品自身没有意志，表现出的是完全平等性，而人的意志却致使商品之间出现了不平等，这也就是商品与商品所有者的一种差别。商品所有者的利益需求，或者是自身的经济意志，使得商品产生了外在化缺陷，即人自身的需求差异推动了商品交易的形成，也就是商品才可能进入市场被交易，从而人的经济意志也就是市场经济意志的体现。就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前提，即商品的有用性是人产生经济意志的对象。每一个具体的交换行为又体现了买卖双方对同一商品不同利益的所需，对商品的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其使用价值上；对于非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是其使用价值。因此，商品的价值是促进整个商品交易的基础，这既是商品存在的价值体现，又是人的经济意志产生的条件。整个的商品交换基础就是人对商品的需求以及人们彼此维系的买卖关系，这也是市场被人的经济行为所确立的基础，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也就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交易中达到了彼此利益所需。但是，市场经济意志不能只是在经济学意识形态下去继续维持，即依靠表象的特征将市场本身视为一种机械化体系，一味追逐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一般状态下是将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商品交易本身的人道存在与需求。商品交易过程体现的人道需求的基础是维持一种平衡性与合理性共存的状态，其意图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达到交易者彼此之间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是接近最大化，而不是单一地去实现某一方利益最大化，如果商品交易出现了只能实现某一方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其中就显示出违背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尽管商品交易本身带有一种契约形式，但是没有市场伦理的要求也很难保证商品交易的公平性，即人们之间不可能存有合理的交易行为，更谈不上公平性。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在平衡性的导引下才可以称得上合理性，否则只出现某一方获取最大利益，那么这意味着买卖者之间出现了非正义行为。商品所有者自身的经济意图很明显，就是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商品以便换取可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其他商品，在这之间，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希望自身通过交易可以得到适合的商品，适合自身就足够了，而不是为除过自身之外的人着想，只要他自己实现利益就可以了。这是人的经济意志的普遍体现，因此，在纯粹个人利益的需求下人们之间更倾向于存在一种契约形式，而并非是属于道德伦理关系的自然形成。即“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都只愿意为那有使用价值可以满足本人欲望的他种商品，换去自己的商品。在这限度内，对于他，交换只是个人的过程……但同一过程，不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是只为个人的，又是只为一般的社会的”。因此，“从一个商品所有者的观点看，每一他种商品，对于自己所有的商品，都是特殊的等价，自己所有的商品，对于其他一切的商品，则是一般的等价。但一切商品所有者所处的地位都是一样的”。这其中体现了人的经济意志与人的某种本能有直接关系,尽管市场作为一种实现经济目的的媒介存在,但是也深受人的这种本能所支配。在经济利益的关系下，货币的出现也就成了一种现实需要，即“这种商品的自然形态，成了社会公认的等价形态了。由这种社会过程而充作一般的等价，就成了这一种搁在一边的商品之特殊的社会机能了。它成了货币”。货币的产生，“是交换过程的必然结果”，而且这也影响着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出现了一种对立，因此，人的经济行为又逐渐的被外在因素所牵制，也就是在其本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自身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即“为商业的便利起见，这种对立，有在外部表现出来的需要。这个需要，引起一个独立的商品价值形态，且不绝进行，终于使商品分化为商品与货币。劳动生产物越是转化为商品，这一特殊商品，也就越是转化为货币”。通过货币形式所连接起的私人利益又会扩大到国家经济利益，而市场始终是持有这种经济利益的中介，货币的价值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商品的价值交换中，同样也深入人的经济行为中，成为了经济意志的一种对象，同时也影响着人的经济意志。 三、货币与经济意志的形成 货币在整个市场的交易过程中发挥着自身的商品职能，这是货币这种一般商品从特殊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形态，同时也说明了货币存有一种独立性，主要是指它在交换价值中充当了一种适当的价值形态，并且通过这种唯一性也将自身与那些只拥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对立了起来。另一方面，由于货币的这种普遍适用性，使得人们的经济意志深受货币的影响，即引起了人的金钱意识高涨。由于“货币形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的反射”，因此，人们对于其他商品只是一种出于本能所需的积累，而且受到物质本身性质的限制。但是，货币就不同了，人们储藏货币的目的俨然已经超过简单的生存需要，而是一种被人们对于价值形态的错误理解所引发的强烈欲望。马克思对这种现象的描述使得我们可以准确把握这一现象，也就是“当商品转化为货币时，交换过程所给于货币商品的，不是价值，只是特别的价值形态。这两件事情的混同，使人误认金与银的价值是想像的东西。又因货币的某种机能，可由某符号代替，又引起了一种错误：认为货币本身也是符号。但这种错误包含着一种预觉。那就是，一物的货币形态，不是该物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只是隐藏在该物后面的人类关系的现象形态”。因此，人们也就是习惯于贮藏一种“人类关系的现象形态”了，尽管货币商品有它的实体存在，但是这根本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为我们所解释的那样，所以人们对于金钱储存与致富意识的真实原因都应当清晰化、明朗化。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对于货币的欲望不断上涨的趋势俨然直接影响到市场的经济意志，即市场本身需要社会伦理制度来调和，而且市场逐渐在人们被货币的支配中也受到支配。从某种程度而言，相关的社会制度以及伦理道德也在力图保护人们的这种欲望，而且对于社会制度以及伦理道德本身而言，只要保护了人们这种私欲的顺利交易或者是人们货币交易的安全进行，那么它们才可以成为伦理道德以及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在这里需要了解到的是，人们在现实社会关系中不能用绝对的道德理念去要求现实的每一事件或是行为，正如同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错觉一样，可是在现实的市场商品交易过程中，这种错觉并不妨碍商品的交换，反而人们更需要被保护起来。因此，合理的社会伦理关系在此更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即对于人类普遍欲望以及行为的保护，那么对于市场伦理道德而言，它也超不出这个范围，也就是说人的普遍需求才是伦理道德的价值体现。因此，市场的经济意志本身就是人的欲望的普遍化，而对于这种普遍化欲望的保护才是人们所希望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人的现实需要，也是一种经济意志存在的证明。然而，就是在人这种本有的缺陷中才会需求合理的经济制度，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更是在科学与道德相互结合的形式下突出了其经济批判的客观原则，而且这种客观原则将与社会伦理需求形成一种必然性。 作者：周娟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师生思政教育市场经济研究 一、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 (一)受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皿的深刻形响，学校一些师生信仰缺失、情绪焦蹂、关系复杂化。l、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动摇了师生员工的政治信仰。由于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出现了一些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生活腐化堕落，以及失职、读职等现象。腐败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部分师生不能正确看待腐败现象，情绪低落、思想消极，甚至改变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党和政府的信任出现动摇，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2、社会收人分配差距过大，校园不良风气草生，人际关系复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收人差距日益扩大，校园里贫富差距非常之大。部分校园的奢靡攀比之风流行，拜金主义蔓延。由于少数富有者的收人来自腐败、违法，导致了一定程度“仇富心理”产生。家庭收人、地区收人和行业收人差别较大，引起师生心理失衡，关系复杂化。3、较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师生心理焦虑，影响学风教风。在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不少产业工人下岗、失业，同时隐性失业大量存在，加之大学的扩招和我国第三个就业高峰的到来，就业形势愈加严峻。部分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便会产生思想困惑和焦躁心理，因而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继而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学校的学风、教风建设难度进一步加大。4、网络经济及对外开放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新经济概念已被广泛接受和实践，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普及面不断扩大，师生接受信息的速度之快、内容之庞杂使人始料不及。网络化既给师生提供获取知识、开拓思维的便利条件，也给师生在面对大量的负面信息的同时，在心理上对思想政治的正面教育产生抵触。特别是西方腐朽思想和西方文化猫权的渗透，使得部分学生浮躁虚荣、逆反情绪强化、责任感淡化、心灵空虚，更谈不上正确的信仰追求。 (二)市场经济下师生员工对思政工作认识的误区。市场经济的价值、竞争规律和利润最大化的运行方向，客观上与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形成矛盾和反差。第一，利润最大化原则与重理想、信念、道德、责任等价值取向之间形成矛盾;第二，自主性原则与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第三，等价交换原则与上级决定、领导安排、计划调配之间形成反差;第四是竟争性原则与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共同进步之间有不相容之处等。这些矛盾的存在，导致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产生种种误区:1、对立论: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二者不可兼容。2、无用论:认为发展市场经济要靠物质、金钱作调节杠杆，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是空口说教，既不解渴，也不当饱，没用。3、替代论:认为教学科研搞好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搞好了。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就是教学、研究压倒一切、替代一切。4、悲观论:认为市场经济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师生的思想价值观、道德观都发生了变化，想使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效果太困难。由于思想认识发生偏差，陷人误区，导致了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缺乏积极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在行为上被动、消极，甚至干脆放弃。在一些学生中存在只重视科技知识学习，忽视思想品质修养的现象;在教师中，存在只顾教书，不注意育人的现象。 (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素质、方式方法与新的形势不相适应。一般来说，学校思想政治队伍中科班出身不多，而由于社会认可度不高，使科研的精英集中在理工领域和非思想政治的人文研究领域，加上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陈旧，使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与理论素质都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具体表现在:1、观念陈旧。思想认识没有摆脱传统体制下思想工作中的“左的”、“权威”、“管教”等观念。2、工作方式方法老化，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不强，习惯于学文件、读报纸、写心得、谈体会等说教灌输，缺乏灵活性、主动性、实效性，容易让师生产生排斥心理。3、思维方式单一，缺乏创新意识。面对师生员工价值取向多元化、学生犯罪、违规低龄化、师生民主意识强烈等现实，不能提出最有效、最及时的方法去解决、引导，多向思维、工作手段和方法的创新较少，遇到问题显得无所适从。 二、新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的产生，既有客观形势变化的原因.也有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原因.新形势下，要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为学校思政工作提供有利条件和环境。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旨在维护社会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堵塞制度漏洞、弥补制度缺陷、完善社会行为规范，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完善、落实《反垄断法》、《个人所得税法》;将分配政策倾向于效率调整为倾向于公平等，解决贫富收人悬殊问题;落实存款实名制和领导干部个人收人申报制、离任审计制等，以遏制腐败。政治上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经济上，保持经济适度稳定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以缓解失业、待业带来的社会压力，进而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同时对全体公民进行民主法制教育，提高全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人们懂法、守法、用法，并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行事的氛围。一旦社会进人了良性循环，出现机遇均等、利益分配合理、竞争公平的和谐社会环境，那么，失衡的社会心理就能得到矫正，师生心态就会恢复正常，其行为就会受到主题建康的心理机制的有效控制，再行思想教育.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认清市场机制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二者达到统一。1、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思想政治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导向、激励、启发、教育功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创造了新的机遇。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集团的分化、生活地位的改变，社会矛盾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要解决这些矛盾，除了建立和完善社会运行机制外，还必须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引导师生员工对改革充满信心，以国家大计为重，提高自我调控能力，防止各种负面影响的扩大蔓延，维护学校和谐稳定。2、要认清发展市场经济与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思想道德全面进步的过程。发展市场经济，人是根本。青年将成为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用先进的思想教育人、引导人、塑造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作用在于为教育、教学改革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它还通过作用于师生的思想、心理、意识，发挥调节、疏导、激励、引导补充作用。同志指出:愈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愈要适应新的形势，全面加强和改进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3、走出认识误区，在实践中把发展市场经济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我们要坚持教学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两个任务一起上，两付重担一起挑，两个成果一起要”，“两手都要硬”，“防止一手硬、一手软”。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学和管理当中去，做到教学、管理与育人相结合。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纳人各系部、各部门中层干部业绩考核体系中去，纳人员工的工作任务中去，确保把工作落在实处。 (三)立足学校自身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强化与新形势相适应的观念。为适应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快自身改革。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针，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中不断变化的环境、对象、内容、要求、条件，确立五种观念:1、系统观念。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其复杂的结构和运动规律，需要从科学管理人手，制定目标、划分层次、把握环节、采取措施，这样才能避免工作的随意性、盲目性和零碎性，才能充分提高工作效率。2、前瞻性。前瞻性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必然要求，高质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预见性，即工作目标、内容、方法要走在师生思想发展的前面，并根据目前师生员工思想发展和事态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发挥其说服、疏导、教育、激励的功能3、民主平等观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政工人员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平等观、民主观，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充分尊敬师生的人格、师生的权利和师生的尊严，抛弃那种以权势、以资历、以学识压人的猫道作风.4、利益效益观念。作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引人利益效益原则，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离不开利益和效益。利益要求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动员师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也要善于保护师生自身的正当利益，把精神、道德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利益效益原则最好的落脚点.5、科学观念。树立科学意识是现代社会给人提出的要求之一。作好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具有科学意识，表现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客观规律，运用科学知识与方法上。比如，吸收和运用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知识经济、新经济等知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四)加强政工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各系部都要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政工队伍，坚持年轻化、专业化的用人标准，特别是从未来发展的战略眼光出发，挑选那些政治素质好、思想观念新、品德优良、作风正派、有专业知识和开拓能力的青年教师，充实到政工队伍中，提高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机和活力。 (五)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式方法。探索有效方法，目的是要寻求工作的实效性，达到工作的预期目的。近年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实践中探索出很多好的工作方法，诸如心理咨询、平等对话、树立典型、目标激励、情理并施、人格感化等。针对新时期人们的思想、心理状况，思想政治工作要引进科学的管理理念，要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科学管理系统。近年来各校基本建立了由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以专职政工队伍为骨干、教职工广泛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有效的运行机制有: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规范机制、奖惩机制、评估机制等。要按目标预测、结构层次、程序环节进行动态管理，要用辨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实施动态的管理操作，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管理系统，使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球鞋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零售产业也借着东风大幅度扩张，直接体现在消费者购卖力上。之前中国的鞋市一直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人们购买大多以满足需要或者实用性为主要目的。而近五年了鞋市却愈发地火爆，表现为某些限量版球鞋的价格飞涨、外来sneaker文化、名人效应、国内仿造也的兴起、营销策略、倒卖市场的繁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这一切正如近些年来房地产业的迅速膨胀，充斥着当下人们心里内心的浮躁和欲望。 关键词： 消费观；饥饿营销；名人效应；倒卖 Sneaker本意橡胶底帆布鞋，sneaker文化真正的起源于1908年第一款匡威鞋的问世。后来球鞋文化的多元化和发展，sneaker直接与球鞋挂钩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北美为主的sneaker文化流入，这种情况在中国也越来越习以为常了，逐渐发酵。其表现和原因大概有以下八点： 一、超过通货膨胀率的溢价 airjordan1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2009年以后每年都会复刻一次。2000年的发售价120美金至2015年的发售价220美金，十五年涨了100美金，差不多翻了一倍。结合通货膨胀率，2000年的120美金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73美金，也就是说实际这双球鞋15年增长幅度为47美金，增长率为27%。然而现实生活中自从2009年开始，人们实际购买到的价格也一直在攀升,比如aj11大灌篮现在市场均价是432美元，也就是说人们平均要多花高于售价212美金的价格才能买到，溢价率为96%远远高于27%的增长率。 二、球鞋文化的传播 以亚新体育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一批sneaker领导人把这股潮流引入中国后，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很多年轻人接触逐渐深入了解sneaker衍生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sneaker圈子，同国外的sneaker圈一样，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球鞋，并以收藏到某些限量款为荣，伴随脸书推特和微信朋友圈传播，总能看到一些人晒刚刚得到的球鞋。 三、名人公关 NBA赛场上球星们的精彩表现往往带动他们脚上穿的球鞋的大卖，诸如科比詹姆斯杜兰特库里为首的球星们的个人签名球鞋倍受球迷追捧。最近几年耐克阿迪达斯也对中国市场愈发重视，毕竟有那么一股强大的购买力存在，每年夏天休赛期都会有一批接一批的球星来访引发巨大轰动。场下很多歌星，演员本身就是潮流的引领者，球鞋自然也是必备品之一，诸如侃爷韦斯特，他的椰子系列签名球鞋以其超前卫的设计和独家营销方式，每次发售总能引起巨大的轰动。透过名人代言，强烈暗示一般人只要消费这些产品也可以达到和名人一样靓丽的形象，对于不满自身现状的消费者来说，便是一种透过代言商品的消费来满足并成就个人梦想的消费行为。 四、仿造行业的兴起 球鞋市场的巨大的利润吸引不少地下作坊以及不法小工厂选择铤而走险，以低廉的价格生产出大量的防止球鞋以满足难以正价买到球鞋的消费者需求。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知名网站X宝以远低于发售价的价格销售数以千计万计的球鞋，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人们对于球鞋的强烈需求。他们简单易得，不需要话费太多成本就可以是消费者本身获得满足感。 五、营销模式 以耐克为首的球鞋品牌，每次发售一款aj正代球鞋的时候总是加上限量抢购，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无论上线上还是线下甚至产生人流过多造成瘫痪的状态，几乎每年年底发售最经典的aj11总能听闻新闻报道美国因为抢购球鞋发生枪击案。耐克的饥饿营销模式不得不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了赢得口碑的同时还赚的了大把钞票，几乎所有球鞋迷以原价抢到乔丹球鞋为荣。后来阿迪以及国内的李宁也纷纷效仿都取到了不错的绩效。 六、球鞋转让 球鞋市场和消费之间滋生的另一个消费方式就是球鞋转让市场。市场之火爆如同当年的房地产一样。有些人为了赚取差价抢购到球鞋就拿来变卖，也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的原因之一。甚至有一些大贩子联手垄断鞋市，积压球鞋导致价格居高不下。据著名球鞋评测网campless统计2014球鞋倒卖金额已经超过10亿美金在二手球鞋市场依然火爆,某些限定版球鞋在二手市场还能卖出比原价高出数倍的价格。2015年第一季度北美最昂贵的10款单品，很荣幸能看到中国定制版鞋迷俗称的“天津喷”能够以1694美金高居第一差不多是11000左右的价格，是原价的六倍左右，而侃爷韦斯特的代言设计潮鞋yeezy750boost以1416美金紧追气候同样要是原价的4倍，2015年第一季度北美销售额排名前十的鞋款第一名差不多是2到4名的总和，188w美金之多一个庞大的数字。从2015年3月31日截至目前为止ebay显示的球鞋销售量已经突破2000万。 七、年轻人消费观念 法国学者德博里亚说过，sneaker族收藏球鞋已经超过了消费者本身的内涵，更突出消费品本身的内涵，消费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的符号价值。富贵，浪漫，时髦，前卫，归属等象征衍生的价值散发出符号的魅力球鞋的主要消费人群年龄段在13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以大学生为主，他们叛逆，张扬渴望表现自己，sneaker文化融入街头文化后，鞋更是成为“武装”的必不可少条件之一。欧美时尚大军攻陷中国市场后，日韩风也跟着席卷进来，街头潮牌vivimAape还有香港潮牌i.t..都是年轻人弄潮范本。一些单品诸如著名日本潮鞋设计大师山本耀司设计的y-3黑武士，藤原浩设计的编织鞋。不仅仅是要穿的舒服也要穿的好看，穿出型来。追求颜色绚丽多彩款式设计的新潮，搭配上也要下一番功夫。大学生的攀比心里推动球鞋文化的发展。他们常常因为穿了某位名人代言的鞋子限量和价格而鸣鸣得意，有的同学会通过在没有这类鞋的面前穿了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而之前没有购买经历的同学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也开始省钱买此类限量版球鞋，无形之中算是加快了球鞋文化的传播。 八、中国人消费水平的提高 随着中国鞋业消费市场容量的不断膨胀，中国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鞋类产品制造基地外还是第一大鞋类消费市场，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逼近3000亿。从2007年开始呈不断增长趋势，平均增长率为10.2%。2009年是一个巨大转折点，消费增长率不断爬升，2011年更是达到顶点，结合之前最初一张表，2011年也是中国球鞋圈价格发生质变的一年。城市化全面加速，物价飞涨，货物膨胀，产能过剩这些因素都在影响零售鞋业的发展。专家预计2017年，市场鞋类消费总额将达到4450亿。 九、长久压抑的欲望 说到底，对奢侈的渴望是一种无形的压抑。改革开放前全国人民大部分都是很清贫的.现在大妈们开始疯抢降价黄金，上班族青年排队抢购打折香奈儿，还有学生党们省吃俭用购买球鞋。不知不觉生活追求发生变化，曾经遥不可及的奢侈在如今却变得可以如此“亲民”。穷怕了，所以挥霍起来也就很少顾忌。憋的太久，释放出来也就显得很疯狂，正如这疯狂的球市。欲望不会维持太久，慢慢的人们就会产生厌倦和麻木，继而催生新的对奢侈的欲望，工厂就会加班加点生成更多款式和配色的鞋子来满足鞋市的需求。 作者：刘卓航 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研究 内容摘要： 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两项重要内容，二者有着密切联系，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现实依据与经济基础，而公共管理制度又能反作用于市场经济，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因此，在改革实践中，应当对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引起高度重视，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关键词： 公共管理；市场经济；制度；相关性 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的革新都在持续地进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制度才得以创新、发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加快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两项重要使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从而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一、公共管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差异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管理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就必须了解公共管理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公共管理制度作为与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相关的制度，其功能必然与经济制度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目标不同，前者以获利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后者则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为目标；二是价值追求不同，经济制度追求的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的最大值，公共管理制度追求的是自由、稳定、民主、公正的社会秩序；三是标志不同，经济制度的标志主要为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以竞争性资源优化配置为追求目标，而公共管理制度则是法律、民主的制度，以结果的统一、和谐为追求目标。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商品流通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加自由。然而，市场经济仍然受制于国家调控，所以市场也必然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可见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同样也存在一些缺陷。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会受到国家宏观干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但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形态，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会使用“有形的手”，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这也是市场经济形态的共性。管理和经济运行的本质都是人类的行为活动，所以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要想对改革进行深化，就需要调动起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改革区域，承担其相应的职责，将创新公共管理制度作为第一要务，将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二者进行协同发展（赵秋兰等，2014）。 三、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相关性 （一）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其通过市场机制让经济活动适应供求关系变化、符合价值规律要求，将社会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需求最大的环节中，从而实现劳动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提高（陈希，2013）。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这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也自然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刘太刚，2014）：第一，要求公共管理制度要对政府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同时要重新明确政府与社会、企业、市场、事业单位、公民等组织及个人的关系；第二，要求将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作为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政府要从“无限”变为“有限”；第三，要求树立法制、服务、以民为本的公共管理理念；第四，要求调整公共管理的手段与方法，将过去命令式的单一化管理转变为服务式的多样化管理；第五，要对公共服务进行改革，不仅要对机构进行改革，还要对人事进行改革，构建一套规范的管理体系和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市场经济的上述要求让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其自身的特点与运行原则，让人们的利益观念大为改变，造成了社会利益分化，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对于改变社会统治结构，实现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广大群众的利益观念被唤醒，人们往往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与公共管理进程。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同时也促进了第三部门的形成，让公共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从而逐渐提高了群众对公共管理主体的制衡作用。在公共管理越来越复杂、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社会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就必须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以满足多元化的公共管理需求。创新公共管理制度，首先可以增加公共管理体系的回应性、开放性，对群众的意愿、需求及时地予以回应，同时为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畅通的渠道；其次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可以对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加以规范，制定公共管理主体的行动依据与行为准则，以确保公共管理活动能够高效、有序、规范地开展。总之，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下，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对制度创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制度创新又是提高公共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可见市场经济是进行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二）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公共管理制度自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并且还能通过政治保障等来支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对制度进行创新后，公共管理质量也会相应的提升，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服务必然有助于开拓市场经济发展新局面，促进市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地发展。1.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制度作为经济体的支柱，创新制度必然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计划经济直接催生出来的产物，而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管理主体也发挥出了极大的推动效应。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无法脱离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而独立存在的，这是因为制度的创新决定着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比如外界对待经济活动的态度，经济活动的地位等等。市场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环境，其会对市场经济产生决定性作用，个体在开展经济活动时，往往容易因缺乏对市场的整体把握而盲目操作，在此情况下，引入政府或第三部门进行调控，将很好地规避经济活动的混乱与大幅波动。权利部门在对市场经济运作进行干预时，需要法律、制度相关体系的支撑，所以要让市场经济按照预期轨道发展，就离不开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类行为规范和国家的宏观干预。2.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助于实现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其最终目的都在于规范行为，可见制度对于个体和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就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制度的行为规范作用，同时创新的制度也能对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引，以改变市场的无序、混乱状态，保证经济活动能够在稳定、良好的轨道上运行（侯一麟，2012）。要想让市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仅以社会环境为依托，更需要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因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直接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减少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安全隐患，为经济活动的运行营造一个安全、良好的环境，从而确保生产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此外，前文提及的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二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但这种关系只有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下才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由此可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创新也不可忽视，如果不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同时也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提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 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通的要协调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发展，首要任务就是要认识到二者的本质作用具有相通性，二者的本质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而高效、合理、科学的行政及政治体制又是市场经济的有效保证，所以公共管理制度与市场经济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目标服务的，二者在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李宜强，2015）。因此，我们应当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同推进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基础和依据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同时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发展作为最终的目标与归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是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汪小波等，2011），可见上层建筑变革与发展必须依附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其能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市场经济分别归于上层建筑变革和经济基础范畴，所以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必须依赖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制度创新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必须从市场经济着眼，深入分析其要求与特性，结合经济规律明确制度创新的方向与目标，再通过创新实践达到预期的目标。在本质和现象层面，市场经济都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同时还为制度创新指明了目标与方向，制度创新只有以市场经济为基石，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作为最终目标，安排新的制度服务于市场经济，才能确保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克服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是一种科学、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其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比如：市场经济造成的利益分化可能导致功利主义思想倾向；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更多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物质当先，更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市场经济运动原则泛化可能滋生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市场经济的竞争特点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引发社会矛盾，等等。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效应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并阻碍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不可否认，公共管理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公共管理的强制性是制度创新的根本，而这一强制性有源于其社会合法性，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可见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并不完全符合效率逻辑，并且制度创新还会受到制定者个人偏好、社会科学知识等的限制。鉴于此，要实现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局限与不足，并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和弥补，尽可能地减小其负面效应，使二者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综上所述，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制度的创新也能加快市场经济的完善，保障市场经济平稳、有序地发展，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二者存在的不足与局限，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规避，使二者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以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驾护航。 作者：陈程 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只有坚定地贯彻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关键词:依法治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以，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着上层建筑的依法治国，即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主要受国家控制，各经济主体听命于国家的行政命令，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很少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大相径庭，经济关系主要靠市场的力量来调节，配之以有限的国家宏观调控，各经济主体是独立的，需要靠自己自主经营，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各类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不是无条件得到担保的，必须坚定地贯彻依法治国的战略，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才能使各经济主体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自主。 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 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的需求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永恒性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会使不同群体之间为争夺资源而展开竞争。毋庸置疑，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只有展开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但是，参与竞争的主体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开展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各竞争主体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避免遭受淘汰的残酷现实，使出浑身解数，无视公平公正竞争的规则，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道德失范”之事。恶性竞争的现象频频发生，恶意价格战、恶意贬损对手、假冒伪劣、虚假广告……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竞争，不仅会损害对手的利益，而且会损害消费者甚至是国家的利益，是极度不可取的行为。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和秩序，必须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依靠法律的权威促进社会的正当竞争，规范引导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 三、市场经济的契约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存在的普遍的行为模式之一就是通过交换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契约或合同是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其他经济体制的标志之一。契约精神能够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现实生活中存着许多违背契约精神的“霸王条款”，比如说餐厅谢绝自带酒水、营业厅捆绑销售流量套餐等等。因为各经济主体都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抓住一切机会，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弘扬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契约精神，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契约只有在法律确认下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在法律保障下才能得到履行，只有在法律引导下才能富有活力。 四、市场经济的平等性 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承认市场主体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独立平等的地位。自由平等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变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各类经济组织、某些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均可依法从事市场经济活动，于是出现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局面。这些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不论其规模大小都能够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享有其应有的权利，并且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国有企业不得依仗其强硬的政府支撑恶意压制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所有经济主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需要用法律的强制性保证各类经济主体处于同等地位、同一起跑线上。 五、市场经济的开放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各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我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因此，伴随着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开放与发展，各国的市场行为都必须要与国际市场的各种行为接轨。为了确保这些接轨行为的规范性与高效性，各个成员国家必须承认和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国际市场贸易行为规则。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契约性、平等性和开放性，以及市场经济中最终的产权制度都必须以法治为前提，只要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作者:张玲花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互惠经济到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基诺族作为中国的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经济形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初级农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经济与社会是嵌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与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据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则。然而经过化，特别是经过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基诺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嵌合关系被打破，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不再同步。基诺族的经济形态由互惠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出现基诺族传统文化的快速变异。 关键词：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嵌合 今天，当我们用经济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情况时，不由得想到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他认为就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社会是首要性与支配性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嵌入”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体制之中的。博兰尼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不依靠一定的经济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而存在的……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从属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社会成了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嵌入”社会，而是相反，市场宰制了社会。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经济形态处于自给自足或者是处于互惠经济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在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实质是如何的，这种变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是值得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关注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本文即是应用博兰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基诺族②的经济演变情况，从而来探讨在此过程中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基诺族的传统经济形式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经济生产，实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处于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等为辅的经济状态。 1.刀耕火种山地农业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和散居的地区全部是山地，没有成片的坝区。农业生产全部在开垦的山地上进行，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节后或上一年底开始砍树，待被砍倒的树木晒干后便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布满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达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耕地采用轮种制，轮作时间有一定年限，一般为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2.狩猎 在基诺族的传统经济中，狩猎是基诺族男子的主要副业，也是基诺族获得肉食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诺山原始森林里动物繁多，基诺族人传统狩猎对象大致可分为兽、鸟、鼠三大类。他们常用的狩猎工具是：外地买来的火药枪，自制的弩，用棕绳搓成的支在鸟类通过的地方的扣子，设在野兽常走的路上的弯弓，打马鹿、麂子、野猪、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枪。基诺族打猎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村社组织的集体打猎。第二种打猎的形式是几户联合起来打，即谁家发现较大的野兽踪迹，便约几户一起去打。第三种形式是个人发现后自己去打。 3.采集 采集是基诺族女子的主要副业。基诺人经常性的副食蔬菜靠采集，于是妇女们在农业劳动中必背一个大背箩，以装随时采集到的各种野菜、竹笋、菌子等。大多数采集物现采现吃，有的需经过加工，存放着以备常年食用。在湿热带森林中植物繁多，可以采集食用的野菜类有：耳朵菜、青树的果与嫩叶、梨板菜、马蹄根、芥菜、薄荷、鱼腥草、野豌豆、刺五加、香椿、大刀豆、麻根、橄榄皮等。竹笋类有：甜竹笋、若竹笋、毛竹笋、麻金竹笋、大泡竹笋、斑竹笋、金竹笋等。竹笋可以鲜吃，也可以经过泡、晾、烫、腌、压、浸等加工后贮存起来，常年备用。菌类有：木耳、鸡枞、牛舌菌、奶浆菌、大红菌、辣菌、白参等。菌类多数随采随食，但如木耳、鸡棕、白参等亦可晒干贮存，常年食用。果类有：芒果、毛荔枝、青果、涩梨等。此外还有人工培植的香蕉、芭蕉、黄果、桔子、泡果、番木瓜等水果。块根类有：青山药、绿山药、硬壳山药、黄山药、四菱、蘑芋、芭蕉根、滕萝卜等。虫类有：蝉、蚂蚁、蝌蚪、蟋蟀、酸蜂、蜂蛹等。 4.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 基诺族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高原山地农业自成体系，其存在的条件主要为：（1）生产的组织形式即氏族长老制。长老集团发挥着维护氏族土地制度、组织实施刀耕火种生产等重要职能；（2）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以氏族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3）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足够面积的至少被规划为十三大片的林地，以资轮歇耕种；（4）足够多的森林为狩猎和采集各种动植物提供可能；（5）与刀耕火种各阶段和环节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和农耕礼仪，起到对传统知识的强化和传承作用。 二、基诺族经济形态的变迁 1.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统上，基诺族村民的经济生产是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计经济形式。后来受傣族影响，到四十年代开始开挖小块的水田，出现一定的水稻种植。特别是到化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改造了一些梯田，开挖了一部分水田，水田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水田改造破坏了大量森林，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生产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形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和1983年基诺山分别实施“林业三定”“林业三定”即划定山林权属、划定社员自留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一地”“两山一地”即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划分到户。政策，基诺族土地集体所有制被打破，山地、林地、水田等逐渐承包到户。同时当地政府提出了“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1页。的发展思路，茶叶、橡胶、砂仁、西番莲等经济作物被大量引进和种植，因而山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传统的轮歇耕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上述作物价格可观时，村民更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部分村民甚至不再耕种山地，改以种植经济作物。这时期，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有能力购买诸如电视机、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等生活、生产用具。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上述经济作物价格的普遍下跌，村民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下滑，放弃山地劳作的村民又开始耕种山地。今天，国际资源市场等因素像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诺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村寨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去适应。例如，2001年基诺山砂仁价格为70～80元/千克，但仅过1年砂仁每千克的价格仅为28元左右；再来看橡胶，据村民讲，在基诺山橡胶一般要种植7—8年后，才能开割，而在泰国已经出现了栽种4年之后就能开割的橡胶树，并且其出产的胶，价格仅为西双版纳这边的一半；西番莲也一样，刚种植时价格很好，家家户户都种植后，价格马上下跌。很显然，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已经与基诺山各个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2.集镇贸易的兴起 目前在基诺山与村民直接发生作用的集镇主要有三个：（1）勐腊县的勐仑镇；（2）基诺山基诺族乡政府驻地；（3）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允景洪。基诺族村民骑摩托车或驾驶拖拉机来往于村寨与上述三个集镇之间，这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举一例为证。在勐仑镇，曾经出现新老两个农贸市场“争客”的现象。老的农贸市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常到半路抢购社区基诺族村民的农副产品，然后拿到自己的市场出售，而新的农贸市场的做法是允许附近村寨（包括巴卡社区）的村民进入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卖不完的由市场负责全部收购；另外新的农贸市场管理者请附近寨子（包括基诺山的三个寨子）的村干部吃饭，并且还发给每个村干部200元钱。最后，新的农贸市场赢得了竞争。现在村民出售农副产品、野菜、野果等都在新农贸市场，并且每人每次要交纳2块钱的摊位费。显然，市场的力量已经介入到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不可回避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3.民间经济往来的变化 而在民间经济往来方面，也即村内交易上，外来的老板经常到基诺村寨收废胶、包谷、扫把花、野菜等，基诺人自己也开起了小商店、碾米房，甚至有的村民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寨炸米花。外来的商客和本民族的坐贾行商，一方面带来了山区之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村寨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诺山也出现了雇佣关系，村民雇佣傣族、汉族为自己建盖房屋的现象也不再新鲜；基诺族村民到其他寨子或在本寨子承包工程也时有发生。显然民间经济往来形式的变化是基诺族传统文化解体的促动因素之一。传统的村民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正逐步消失。三、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变迁与技术文化的关系 进入到1950年以后，基诺山先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直接过渡”；1957年设置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1958年的民主补课，发动群众按既定比例重新划分阶级，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没收其浮财和底财，开展化运动；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政策；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等政策变动和社会变革，主要参考《景洪县志》编篡委员会：《景洪县志》之《大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渐渐地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存在的各种条件消失或变迁了。 时期强调以粮为纲，基诺山有水、地面稍平的地方都把树砍光开了水田，而刀耕火种农业则被认为是一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筐”的低效的、原始落后的经济形式，而成为国家欲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对象。此时的生产也不再由氏族长老根据传习和积累的经验来组织进行，而是由生产队来统一安排，记工分，吃大锅饭，显然刀耕火种的传统组织形式已被取代。而在六十年代中，基诺山的各种鬼门被堵死，各种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禁止，也无人敢再搞。接着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人们战天斗地，为开梯田，大面积砍伐森林，加上修公路等活动，以至到80年代，整个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的65%下降到30%以下。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43页。可见基诺族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已遭严重破坏。而到1982年和1983年以后，基诺族的山地、林地都明确了权属责任，基本上承包到了各家各户，因而刀耕火种生产体系中的号地仪式也就变得多余了。并且由于山地不保土，连续种2到3年后，地内的表土变得越来越少，此时为恢复土地肥力，就需对地块进行轮歇，然而土地分配到各家固定使用后各家的地块数量和面积减少，原来连续耕种1到3年的山地，现在至少要连续耕种5到6年后才轮歇，因此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就靠化肥、农药吃饭。毫无疑问，刀耕火种的原生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异。生产使用的劳动工具如点播棒消失了，生产的刀耕形式被锄耕和犁耕所代替，种植的旱稻品种从几十种上百种减少到了现在仅存的十多种，而且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许多村寨的村民已基本不再种植旱稻，经过基诺人祖祖辈辈培育、种植的旱稻可能随着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彻底消失而消失。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是基诺族与高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37页。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文化体系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丧失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与之相联系的基诺族文化体系的整体变异。 2.经济形态变迁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基诺族社会是以长老制为中心的均质化社会，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文化我们可称其为“卓巴文化”，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卓巴等长老的产生机制即根据年龄自然传承；（2）卓巴等长老的功能发挥，即执行传统法规、调整村社内的各种关系、维护土地所有制等；（3）卓巴权威的象征大鼓；（4）卓巴等长老所主持的仪式活动，如选铁匠、祭鼓、跳大鼓舞、号地祭、砍地祭等。虽然此种文化曾受傣族土司统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在基诺山的人间接发生的，并且是基于基诺族的传统来进行的，因而“卓巴文化”的基本形貌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因战争频繁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建制的实质性运作，因而基诺山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村社政治与文化结构；而从五十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从前长老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权威的合法性是由村寨的传统所决定的，其年龄以及与年龄相长的经验是其发挥作用的依据。而今天村干部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其要保证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在村寨的无违，执行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因而在村民心目中，他们是当官的。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代表着人们的各种祈盼和希望，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人们在相信化肥、农药的同时，传统仪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变成了纯粹的表演。公务员之家 3.经济形态变迁与观念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基诺族社会是一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为一体的社会，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是基诺人的社会组织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财富观念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异。以往基诺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充满着鬼怪神灵，有的树如大青树是不能随便砍伐的，有的水是不能喝的，而有的地方是不能大小便的，上山打猎时，山林中的一些动物是不能打的，如巴卡小寨的人就不敢打野牛，他们认为犯禁打了不该打的动物家里的牲畜会得病，而且时间、地点不对的行为往往会给行为者带来疾病，甚至夺走他的生命。在村寨的四周，在山地的周围都有各种鬼怪，为防鬼怪侵扰通常的做法是在家里面放置姜巴、在房屋的周围挂上达了，在地棚边栽种几棵姜、芋头、鸡公花、并挂达了，“这样鬼怪就不敢来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传统来看，基诺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形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寨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诺人信奉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砍地、烧地时，大树都不连根砍倒，而是留着长长的树桩，烧地时也不把其烧死，等轮歇后不久其即又发新枝，因而传统的轮歇地生态易于恢复平衡。而且人们每次上山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仅为一次食用，而不囤积贮藏。在他们的观念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合适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山林中有足够多的野菜、野果供采摘，有大量走兽可猎获，大自然就是天然保鲜库，今天用完，明天要用现去取来；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欲求上，并没有积财的牢固观念，吃饱穿暖人们即可满足。人们的荣誉、名望并不依凭财富来建立，刀耕火种的经验技能、狩猎的技术、歌舞才能、巫师的灵异、仪式程序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希望所在，都是声威所出的源头。然而上述这些社会情景都渐渐成为了历史，人们对自然、对神的敬畏随着消灭封建迷信思想的运动而丧失，神灵越来越少，山林也越来越稀，人与人之间讲报酬、明算帐，同一村寨的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搭次便车坐一次拖拉机都要出钱，为了生存、积财深夜2、3点钟就起床上集市占摊位卖菜成了人们的日常事务。另外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正在改变，传统的仪式程序、节日内容、庆典活动正在消失或变异。并且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涌入，人们的审美趣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影响。无疑，今日基诺社会同以往相比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分离。 四、小结 纵观基诺族的经济变迁过程，我们会发现，从其经济形式的实质内容来看，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实行公社化后，另一次是在1983年到1990年以来基诺族山开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前一次转变中，基诺社会由传统的经济形式转变为计划经济形式，但由于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村寨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与基诺族传统的氏族、村寨共有共耕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其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没有被完全破坏；社会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速度差距不大；而在后一次转变中，基诺族被逐步推向了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变迁与经济的变迁的协调关系基本被打破，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文化的内容，而经济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文化的变迁，促使传统文化快速流失。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两次经济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基诺族完成了从互惠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已经不再完全嵌合在社会文化当中了。因而在思考今天基诺族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时候，必须把基诺族经济形式转变所带来的众多相关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得出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会计法治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说明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巨大转变和过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新修订的《会计法》颁布为标志，会计将有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迈进。本文首先提出了会计法治的内涵、分析了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会计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次从会计法律的普遍性和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分析了我国会计法治现状；最后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会计法治实现的条件。 关键词：会计法治会计法制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社会水平越高，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为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一、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 1.会计法治的内涵 所谓会计法治，就是把会计法规作为会计行为的绝对标准加以确定，实现会计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现代化，最终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会计社会状态。会计法治是社会法治在会计领域的体现，会计法治不能脱离社会法治，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的因素同样阻碍会计法治建设。在社会法治条件尚不具备时，会计法治同样无法真正实现。不能简单的将会计法规视为会计治理的工具以及如何完善和使用这个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会计法律至上，绝不存在会计“法外特权”的法律秩序。会计法治的对立面是“会计人治”，就是在会计治理中否定会计法律至上的原则，企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会计法律之上而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状态。会计人治也是社会人治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坚定不移的反对和消除会计人治色彩，坚持会计法治。 2.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指国家的会计法律和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会计法制是指以《会计法》为核心的会计法规体系，包括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规章等。会计法制化意味着：第一，会计要通过法制予以体现和保障，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必须加强会计法制，必须使会计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会计要纳入法制轨道，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接受相应的会计监督。 会计法治是指规范会计的理论、原则、体制和实施方法，属于方法的范畴。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计法制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和手段，使对会计行为的调整上升到法制层次，它改变了会计无法可依和会计法制的不完备及由不完善所形成的有法难依的局面。会计法治标志着我国管理会计工作和进行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及理财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法治 1.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难以达到理想的法制效果。 2.从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 会计作为反映资金运动的过程与结果，是生产经营者管理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手段，是资金所有人对自有资金的运用进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从会计发展的过程来看，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如何计量、记录经济活动是特定主体自己的事情，只是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加深及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才使会计发展成一套行为规则，即制度。长期以来会计规制的目标一直是“会计法制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背景制度的变化，我们认为会计规制的目标状态由“会计法制”转为“会计法治”应属必然。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达标。会计作为联结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纽带，在产权归属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会计法制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规则不能从根本上，具体地解决会计规制中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的其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差、相关性低，严重失真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另一制度安排——“会计法治”。 3.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会计法治 会计法治是希望通过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维护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以及微观经济利益与宏观经济利益及其统一。改革使利益主体变得模糊，政策倾向不明显，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与会计法制及最终的会计法治之间形成出现瓶颈，导致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混乱，国家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国家宏观调控者的双重身份，在体制的转变中受到极大的损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过大。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的制度变迁尚未成功是一个原因，由于会计法制解决的是会计工作无法可依状态，而会计法治更多的是对既定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行为的认可与安排。会计法治状态下，由于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水平，所以就能在总体上控制会计信息被滥用的道德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产权数量的清晰。利用会计上的方法对产权界定、变更、维护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运动及其相关内容进行核算和管理。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需要在“会计法治”框架内予以完成的，这牵涉到会计工作的道德状态问题。这些都是会计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有赖于会计人员是否在会计法治的理念下，正当的使用会计的技术调整性特征。 三、我国会计法治的现状 如果把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会计法规做一个横向对比就会发现，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并不比西方国家少，立法机关单独制定《会计法》的并不多见，许多国家没有专门的会计法，而将这些内容写入公司法或其它法律中，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会计秩序较之西方差也是事实，会计信息失真，社会上对会计造假行为人人喊打，可是，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绝的现象令我们值得思考。其中固然有会计法律本身缺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明我国会计法治工作还需要急待完善。 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二是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将会计法治分为两部分分析，其一为会计法治实质内容，即会计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方面的，其二为会计法治形式，即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1.会计法是否具有普遍性 政府权力大于法律，那么“成文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就无从谈起，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可依赖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动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法治的实现，政府只能担负三种角色：①“守夜人”，防止外敌入侵和保障个人安全；②“慈善家”，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③“经济警察”，征税、预算，维护市场秩序和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的这三种角色体现在会计领域的主要表现是： (1)各级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 (2)财政、审计、税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 (3)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会计案件进行执行、审判。 但是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表现出权力大于法律的倾向，在审批制度下，公司要上市，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审核与批准，而地方政府是审核最细的一环，但地方政府有时为多上市几家公司，经常“照顾”本地的公司，暗示、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数据，证监会有时对地方特殊情况了解不足，较难发现公司上市申报作假的材料，使得作假者有机可乘。对于企业会计的法律监督，政府财政部门往往纵容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 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一方面给那些愿意遵守会计道德的企业责任人和会计人员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畏惧政府权力而不得不违背法律进行会计造假，另一方面这种政府权力又为会计造假的个人提供了抗拒法律制裁的保护伞。因此，日前政府权力对会计活动的过度介入直接挑战了会计法律的权威性和会计法的普遍性。 2.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法治的形式好坏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规范必须清晰、适度、公开、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二是法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分析我国会计法治形式，发现现行会计法规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会计相关法规存在一定差异，规则之间没有做到协调一致 会计法律规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相关法律对公司以及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尽相同，尤其是行政责任方面处罚的金额差别很大。因此，在涉及处罚违规公司或个人时，到底援引哪个法律作为判定法律责任的依据就很成问题。 （2）会计法律责任的分配不明确 对于因会计造假应追究的多个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使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相关法律责任人责任的公平分配。具体表现在： ①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共同承担责任，其中单位负责人负首要责任。但是对两者的法律责任如何具体分担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公务员之家 ②会计法赋予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单位会计行使监督检查和进行处罚的权力，但是对这些部门的分工缺乏明确的说明。虽然这些部门各有侧重点，但时常相互交叉，这就形成了会计领域的多头管理。 （3）会计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足，对广大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够 会计造假相关责任人面临的法律惩罚是构成其犯罪成本的重要变量。法律惩罚越严厉，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迫使造假者越发不敢进行会计的虚假陈述来牟取暴利，相应地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就越好。 处罚严厉程度较低，很难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胁作用。如《证券法》规定的对做出虚假会计陈述的上市公司的行政罚款为30～60万元，对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追究最高为5年的刑事责任，而这些罚款与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所获取的非法收益相比差之甚远。 四、我国会计法治的实现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会计法治应具备以下六个前提条件： 1.建设完备的会计法律体系 会计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调整和处理会计工作与各方而关系而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会计法律、有关会计工作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会计法规组成的协调一致且相互连续的有机整体。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依据其法律效力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会计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其它法律中的会计法，例如《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人民银行法》等。 （2）会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它是调整特定方而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法律效力下仅次于国家性会计法律。 （3）会计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4）会计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有关会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从以上的我国会计法律体系来看，应当说，我国会计法律体系还是相当完整和系统的，尤其是作为基本会计法规的《会计法》自1985年以来已连续修订两次，会计法律不断的得到健全和完善，基本上使会计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也促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我国会计法治己初步具备了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会计法律体系的条件，为实施会计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使会计法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对变革中的生产关系和对各利益主体的要求在会计法律体系中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些矛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加剧，因此会计法律体系仍需完善和增加新的内容。 2.恪守会计法律的行为规则和办事理念 会计法律颁布并生效后，因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在宏观管理会计事务和企业的会计行为必须服从会计法律法规，以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为依据，即政府必须守法，依法行政。企业应依法理财和依法核算，并依法接受会计监督。这有待于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的提高和成熟。 3.严格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制度。 执法机关在执行有关会计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会计法》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尤其是在《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决把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的会计责任，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予以贯彻落实，使《会计法》的精神成为经济生活的行为准则之一。 4.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会计法治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企业产权的界定关系到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企业自身产权的不清晰、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外部与政府关系的紧密必然造成会计服务对象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模糊化。 会计人员虽然是会计造假的实施者，但会计人员的造假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授意或强迫，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受到大股东甚至是当地政府的压力而产生会计造假冲动。因此，会计人员、上市公司、大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可以说与会计造假都有关联，但究竟谁应负主要法律责任的判定会非常困难，而不能判断会计法律责任主体，会计法律就会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会计法治的也很难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会计法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5.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 会计法治的实现必须获得会计道德的支持，如果没有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会计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此外，法治一个重要环节是守法。守法之于法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社会得以建立、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守法有外在守法与内在守法之分。外在守法是指法律主体迫于外在的威慑或强制而服从法律；内在守法则是指法律主体自觉认同法律而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显然，具有道德义务感的内在守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法。因此，一个社会的会计道德水平越高，会计内在守法的意识就越强，建立会计法治的可能性和实现程度就越高。 6.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 社会舆论监督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影响或监督社会的个体或群体行为。社会舆论不仅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宣传法治，促使公民知法并且自觉守法、用法的作用，且应在守法、执法、司法等法治运行环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舆论监督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总体来说舆论的透明度仍不高。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国有经济的存在，是当代世界各国经济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民经济中都存在着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从一般的规定性来看，所谓国有经济，就是由国家（政府）通过赎买、投资等一定的方式形成并拥有所有权的经济形式。就国有经济的形成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采取赎买甚至没收的方式把私人经济转变为国有经济，而在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主要是通过国家投资形成的，这不仅包括国有独资企业，而且也包括国家控股或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股权部分。国有经济在产权制度上的基本规定是国家拥有决定权。一定的产权制度所包括的产权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组权利的总和，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形成的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权利体系，一般可划分为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使用权、收益权、让渡权等。国有经济最基本的规定是所有权为国家拥有，在国家拥有所有权的基础上，产权制度的具体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安排。国有经济作为社会经济中的一种经济形式，与其他的经济形式并存，进行经济活动并发挥作用。在我国经济中，从社会性质上看，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国有经济的实体形式是国有企业（包括国家控股和参股的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和微观经济组织。虽然国有经济的普遍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究竟如何认识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地位、效率以及矛盾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 一、国有经济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提供与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其许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国有经济所无法取代的。第一，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领域，如邮电、铁路、港口、供水、供电部门等，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大都由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这里，国有经济承担着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并为其它经济部门和企业取得效率与收益创造条件的职能。第二，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工业部门如重要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生产等，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长，同时，由于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许多也是由国家投资、由国有企业经营的。国有经济发挥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创造经济增长和市场正常运行基础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许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承担着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以促进本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走向国际市场的职能，承担着创建新兴工业和产业、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职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调节的职能。同时，在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开发和援助落后地区、接管某些发生危机或破产的重要民间企业以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国有经济的这些功能，弥补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一定领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表明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性。国有经济履行这些职能并有效发挥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经济活动来体现的，这就使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定经济形式成为市场主体具备了基础性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现。就国有经济而论，国家拥有所有权并不排斥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不排斥对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等都集中于国家的产权结构重新安排。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本身具有权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国有经济的资产运营总是在国家或政府的授权下由一定的组织或个人来进行的，这就为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专门化、经济的信用化对市场主体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国有经济在资本国家所有的基础上，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法人，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成为有活力、有生机并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创造和提供了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客体的资产已经价值化、货币化和信用化，这就使国有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委托—关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多样化、有效化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为在国有经济中调整、改革和重构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市场客体条件。同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竞争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下国家作为所有者同国有企业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竞争的经理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有助于形成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竞争的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可能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得以基本反映。这些，提供了在国有经济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的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从而使国有企业建立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成为现实，促进国有企业焕发活力与生机。 二、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 认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讲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有的人对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持怀疑态度，就是以国有经济的国家所有必然造成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低效率为论据的。因此，考察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不能不涉及资产所有状况与企业效率高低的关系问题。 在国有经济中，资产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而属于全体公民作为一个整体（由国家来代表）所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个人能以其个人身份和名义对国有资产提出剩余索取权要求，国有经济的收益归全民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由国有经济的资产所有属性所决定，其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盈利或亏损，并不对构成国有资产最终所有者整体的个体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因为每一个公民个体因国有企业的盈利所获致的利益和因国有企业的亏损而承担的损失是极其间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为国有经济最终所有者整体构成部分的公民个体，缺乏直接地主动监督国有经济提高效率的激励。而作为国有经济所有权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论应该是有这种激励的，因为国有经济运营效益的提高、利润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扩张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对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激励效应。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许多国有企业本身就承担着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职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所有者正是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这些国有企业去实现所承担的社会目标，其间有时不得不把利润目标、效率目标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国家或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主体的职能，但这是在一个相当大范围中通过若干层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的，其间可能产生比较高的运营成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手段，同时可能逐层弱化国有经济的所有权约束，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降低。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一方面是大量否资产国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或者说国有经济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就必然地、绝对地是由资产国家所有造成的？对此还应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认为，公有、国家所有必然造成企业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带来私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说明，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绝对地产生私有企业的高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统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企业中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现代公司所使用的先进而又极端专业化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使得往往只具备普通知识的股东即一个一个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着强烈的谋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很难对经理人员的经营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巨大规模又使股权异常分散，单个或数个股东缺乏足够的财力通过持股的数量来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在私人业主制中能发挥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公司制企业中很难、甚至不大可能发挥出来，从而难以成为决定这些企业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私有公司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就一定比国有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基于所有权的原因而更加关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运行实践也表明，市场经济中大量的私有企业的破产，既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强制性作用，也是由于这些私有企业的低效率，资产的私有并没有绝对、必然地保证私有企业的高效率。 显然，市场经济中一定经济形式的企业效率的高低并非绝对的、唯一的和所有权关系相联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产权制度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而言，并不仅仅只是对所有权发生影响。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构成的权能结构以及在不同权能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衡关系，还有协调权能结构和权能主体之间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设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同一所有权的前提下，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采取不同的权能结构、在不同的权能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经营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所有权关系考察国有经济的效率，还应该看到在所有权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对产权制度其他方面的调整、改革也会影响到国有经济的效率。 2.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在委托——关系下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况时，如果缺乏竞争的市场条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经营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权益、预算约束软化从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在竞争的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可以利用市场这个间接治理方式以及内生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对经营者或人的有效监督，从而使企业经营具有效率。 3.市场经济中影响企业效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公司制企业而言，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问题，都要分层次地把资产经营权委托出去，都有成本问题，关键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层次委托关系导致高成本、弱监督激励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人和人的责权利是明确的，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在国有经济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结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通过诸如任命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或经理人员及监督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就可能履行国有经济所有者代表的职能，促进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还必须特别指出，企业的产品或产品结构、市场需求及其变化、对某一经营事项所作的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以及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状况等等，都对企业效率产生着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国有经济的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有着使国有企业产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资产国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或绝对唯一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同样具有产生高效率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只要建立适当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国有经济同样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就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而言，并不否定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 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矛盾 说明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也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绝对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着就否定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国有经济也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对此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务员之家 1.布局性矛盾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国有经济的存在并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国有经济的数量与分布显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越过这一区间，就会发生所谓布局性矛盾，即国有经济数量过多、分布过泛所产生的矛盾。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分布过泛，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造成许多障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也隐含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 2.体制性矛盾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国有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连，旧体制对国有经济的影响仍然在许多方面存在，有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明晰的产权关系，有的国有企业仍然预算约束软化、难以自负盈亏、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许多国有企业还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机构庞大、人员冗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这就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产生的国有经济的体制性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3.管理性矛盾 即由于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而形成的矛盾。管理水平低下表现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比如，忽视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生产经营不从市场需求、市场变化出发，决策随意而出现重大失误；规章制度不完善，在生产经营中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考核监督检查；成本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存在漏洞，导致经营成本提高、资金运用低效、产品质量下降；忽视现代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运用，在管理上墨守陈规，不思创新，等等。管理水平低下必然降低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使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遇到困难。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矛盾并不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特有的，非国有经济、非国有企业也存在着这种矛盾。因此，这种矛盾在市场 的投入，另一方面是不符合社会需要或市场需求的低效或无效的产出，很多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往往是低效率的，同时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无效配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有经济运营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是和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有关的。那么，是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会计法治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说明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巨大转变和过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新修订的《会计法》颁布为标志，会计将有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迈进。本文首先提出了会计法治的内涵、分析了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会计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次从会计法律的普遍性和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分析了我国会计法治现状；最后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会计法治实现的条件。 关键词：会计法治会计法制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社会水平越高，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为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一、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 1.会计法治的内涵 所谓会计法治，就是把会计法规作为会计行为的绝对标准加以确定，实现会计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现代化，最终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会计社会状态。会计法治是社会法治在会计领域的体现，会计法治不能脱离社会法治，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的因素同样阻碍会计法治建设。在社会法治条件尚不具备时，会计法治同样无法真正实现。不能简单的将会计法规视为会计治理的工具以及如何完善和使用这个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会计法律至上，绝不存在会计“法外特权”的法律秩序。会计法治的对立面是“会计人治”，就是在会计治理中否定会计法律至上的原则，企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会计法律之上而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状态。会计人治也是社会人治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坚定不移的反对和消除会计人治色彩，坚持会计法治。 2.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指国家的会计法律和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会计法制是指以《会计法》为核心的会计法规体系，包括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规章等。会计法制化意味着：第一，会计要通过法制予以体现和保障，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必须加强会计法制，必须使会计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会计要纳入法制轨道，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接受相应的会计监督。 会计法治是指规范会计的理论、原则、体制和实施方法，属于方法的范畴。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计法制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和手段，使对会计行为的调整上升到法制层次，它改变了会计无法可依和会计法制的不完备及由不完善所形成的有法难依的局面。会计法治标志着我国管理会计工作和进行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及理财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法治 1.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难以达到理想的法制效果。 2.从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 会计作为反映资金运动的过程与结果，是生产经营者管理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手段，是资金所有人对自有资金的运用进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从会计发展的过程来看，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如何计量、记录经济活动是特定主体自己的事情，只是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加深及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才使会计发展成一套行为规则，即制度。长期以来会计规制的目标一直是“会计法制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背景制度的变化，我们认为会计规制的目标状态由“会计法制”转为“会计法治”应属必然。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达标。会计作为联结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纽带，在产权归属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会计法制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规则不能从根本上，具体地解决会计规制中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的其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差、相关性低，严重失真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另一制度安排——“会计法治”。 3.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会计法治 会计法治是希望通过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维护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以及微观经济利益与宏观经济利益及其统一。改革使利益主体变得模糊，政策倾向不明显，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与会计法制及最终的会计法治之间形成出现瓶颈，导致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混乱，国家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国家宏观调控者的双重身份，在体制的转变中受到极大的损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过大。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的制度变迁尚未成功是一个原因，由于会计法制解决的是会计工作无法可依状态，而会计法治更多的是对既定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行为的认可与安排。会计法治状态下，由于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水平，所以就能在总体上控制会计信息被滥用的道德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产权数量的清晰。利用会计上的方法对产权界定、变更、维护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运动及其相关内容进行核算和管理。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需要在“会计法治”框架内予以完成的，这牵涉到会计工作的道德状态问题。这些都是会计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有赖于会计人员是否在会计法治的理念下，正当的使用会计的技术调整性特征。 三、我国会计法治的现状 如果把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会计法规做一个横向对比就会发现，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并不比西方国家少，立法机关单独制定《会计法》的并不多见，许多国家没有专门的会计法，而将这些内容写入公司法或其它法律中，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会计秩序较之西方差也是事实，会计信息失真，社会上对会计造假行为人人喊打，可是，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绝的现象令我们值得思考。其中固然有会计法律本身缺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明我国会计法治工作还需要急待完善。 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二是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将会计法治分为两部分分析，其一为会计法治实质内容，即会计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方面的，其二为会计法治形式，即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1.会计法是否具有普遍性 政府权力大于法律，那么“成文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就无从谈起，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可依赖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动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法治的实现，政府只能担负三种角色：①“守夜人”，防止外敌入侵和保障个人安全；②“慈善家”，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③“经济警察”，征税、预算，维护市场秩序和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的这三种角色体现在会计领域的主要表现是： (1)各级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 (2)财政、审计、税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 (3)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会计案件进行执行、审判。 但是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表现出权力大于法律的倾向，在审批制度下，公司要上市，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审核与批准，而地方政府是审核最细的一环，但地方政府有时为多上市几家公司，经常“照顾”本地的公司，暗示、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数据，证监会有时对地方特殊情况了解不足，较难发现公司上市申报作假的材料，使得作假者有机可乘。对于企业会计的法律监督，政府财政部门往往纵容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 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一方面给那些愿意遵守会计道德的企业责任人和会计人员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畏惧政府权力而不得不违背法律进行会计造假，另一方面这种政府权力又为会计造假的个人提供了抗拒法律制裁的保护伞。因此，日前政府权力对会计活动的过度介入直接挑战了会计法律的权威性和会计法的普遍性。 2.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法治的形式好坏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规范必须清晰、适度、公开、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二是法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分析我国会计法治形式，发现现行会计法规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会计相关法规存在一定差异，规则之间没有做到协调一致 会计法律规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相关法律对公司以及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尽相同，尤其是行政责任方面处罚的金额差别很大。因此，在涉及处罚违规公司或个人时，到底援引哪个法律作为判定法律责任的依据就很成问题。 （2）会计法律责任的分配不明确 对于因会计造假应追究的多个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使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相关法律责任人责任的公平分配。具体表现在： ①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共同承担责任，其中单位负责人负首要责任。但是对两者的法律责任如何具体分担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公务员之家 ②会计法赋予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单位会计行使监督检查和进行处罚的权力，但是对这些部门的分工缺乏明确的说明。虽然这些部门各有侧重点，但时常相互交叉，这就形成了会计领域的多头管理。 （3）会计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足，对广大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够 会计造假相关责任人面临的法律惩罚是构成其犯罪成本的重要变量。法律惩罚越严厉，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迫使造假者越发不敢进行会计的虚假陈述来牟取暴利，相应地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就越好。 处罚严厉程度较低，很难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胁作用。如《证券法》规定的对做出虚假会计陈述的上市公司的行政罚款为30～60万元，对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追究最高为5年的刑事责任，而这些罚款与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所获取的非法收益相比差之甚远。 四、我国会计法治的实现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会计法治应具备以下六个前提条件： 1.建设完备的会计法律体系 会计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调整和处理会计工作与各方而关系而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会计法律、有关会计工作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会计法规组成的协调一致且相互连续的有机整体。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依据其法律效力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会计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其它法律中的会计法，例如《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人民银行法》等。 （2）会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它是调整特定方而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法律效力下仅次于国家性会计法律。 （3）会计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4）会计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有关会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从以上的我国会计法律体系来看，应当说，我国会计法律体系还是相当完整和系统的，尤其是作为基本会计法规的《会计法》自1985年以来已连续修订两次，会计法律不断的得到健全和完善，基本上使会计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也促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我国会计法治己初步具备了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会计法律体系的条件，为实施会计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使会计法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对变革中的生产关系和对各利益主体的要求在会计法律体系中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些矛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加剧，因此会计法律体系仍需完善和增加新的内容。 2.恪守会计法律的行为规则和办事理念 会计法律颁布并生效后，因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在宏观管理会计事务和企业的会计行为必须服从会计法律法规，以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为依据，即政府必须守法，依法行政。企业应依法理财和依法核算，并依法接受会计监督。这有待于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的提高和成熟。 3.严格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制度。 执法机关在执行有关会计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会计法》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尤其是在《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决把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的会计责任，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予以贯彻落实，使《会计法》的精神成为经济生活的行为准则之一。 4.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会计法治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企业产权的界定关系到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企业自身产权的不清晰、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外部与政府关系的紧密必然造成会计服务对象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模糊化。 会计人员虽然是会计造假的实施者，但会计人员的造假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授意或强迫，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受到大股东甚至是当地政府的压力而产生会计造假冲动。因此，会计人员、上市公司、大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可以说与会计造假都有关联，但究竟谁应负主要法律责任的判定会非常困难，而不能判断会计法律责任主体，会计法律就会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会计法治的也很难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会计法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5.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 会计法治的实现必须获得会计道德的支持，如果没有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会计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此外，法治一个重要环节是守法。守法之于法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社会得以建立、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守法有外在守法与内在守法之分。外在守法是指法律主体迫于外在的威慑或强制而服从法律；内在守法则是指法律主体自觉认同法律而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显然，具有道德义务感的内在守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法。因此，一个社会的会计道德水平越高，会计内在守法的意识就越强，建立会计法治的可能性和实现程度就越高。 6.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 社会舆论监督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影响或监督社会的个体或群体行为。社会舆论不仅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宣传法治，促使公民知法并且自觉守法、用法的作用，且应在守法、执法、司法等法治运行环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舆论监督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总体来说舆论的透明度仍不高。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互惠经济到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基诺族作为中国的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经济形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初级农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经济与社会是嵌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与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据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则。然而经过化，特别是经过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基诺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嵌合关系被打破，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不再同步。基诺族的经济形态由互惠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出现基诺族传统文化的快速变异。 关键词：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嵌合 今天，当我们用经济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情况时，不由得想到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他认为就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社会是首要性与支配性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嵌入”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体制之中的。博兰尼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不依靠一定的经济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而存在的……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从属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社会成了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嵌入”社会，而是相反，市场宰制了社会。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经济形态处于自给自足或者是处于互惠经济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在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实质是如何的，这种变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是值得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关注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本文即是应用博兰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基诺族②的经济演变情况，从而来探讨在此过程中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基诺族的传统经济形式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经济生产，实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处于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等为辅的经济状态。 1.刀耕火种山地农业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和散居的地区全部是山地，没有成片的坝区。农业生产全部在开垦的山地上进行，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节后或上一年底开始砍树，待被砍倒的树木晒干后便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布满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达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耕地采用轮种制，轮作时间有一定年限，一般为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2.狩猎 在基诺族的传统经济中，狩猎是基诺族男子的主要副业，也是基诺族获得肉食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诺山原始森林里动物繁多，基诺族人传统狩猎对象大致可分为兽、鸟、鼠三大类。他们常用的狩猎工具是：外地买来的火药枪，自制的弩，用棕绳搓成的支在鸟类通过的地方的扣子，设在野兽常走的路上的弯弓，打马鹿、麂子、野猪、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枪。基诺族打猎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村社组织的集体打猎。第二种打猎的形式是几户联合起来打，即谁家发现较大的野兽踪迹，便约几户一起去打。第三种形式是个人发现后自己去打。 3.采集 采集是基诺族女子的主要副业。基诺人经常性的副食蔬菜靠采集，于是妇女们在农业劳动中必背一个大背箩，以装随时采集到的各种野菜、竹笋、菌子等。大多数采集物现采现吃，有的需经过加工，存放着以备常年食用。在湿热带森林中植物繁多，可以采集食用的野菜类有：耳朵菜、青树的果与嫩叶、梨板菜、马蹄根、芥菜、薄荷、鱼腥草、野豌豆、刺五加、香椿、大刀豆、麻根、橄榄皮等。竹笋类有：甜竹笋、若竹笋、毛竹笋、麻金竹笋、大泡竹笋、斑竹笋、金竹笋等。竹笋可以鲜吃，也可以经过泡、晾、烫、腌、压、浸等加工后贮存起来，常年备用。菌类有：木耳、鸡枞、牛舌菌、奶浆菌、大红菌、辣菌、白参等。菌类多数随采随食，但如木耳、鸡棕、白参等亦可晒干贮存，常年食用。果类有：芒果、毛荔枝、青果、涩梨等。此外还有人工培植的香蕉、芭蕉、黄果、桔子、泡果、番木瓜等水果。块根类有：青山药、绿山药、硬壳山药、黄山药、四菱、蘑芋、芭蕉根、滕萝卜等。虫类有：蝉、蚂蚁、蝌蚪、蟋蟀、酸蜂、蜂蛹等。 4.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 基诺族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高原山地农业自成体系，其存在的条件主要为：（1）生产的组织形式即氏族长老制。长老集团发挥着维护氏族土地制度、组织实施刀耕火种生产等重要职能；（2）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以氏族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3）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足够面积的至少被规划为十三大片的林地，以资轮歇耕种；（4）足够多的森林为狩猎和采集各种动植物提供可能；（5）与刀耕火种各阶段和环节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和农耕礼仪，起到对传统知识的强化和传承作用。 二、基诺族经济形态的变迁 1.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统上，基诺族村民的经济生产是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计经济形式。后来受傣族影响，到四十年代开始开挖小块的水田，出现一定的水稻种植。特别是到化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改造了一些梯田，开挖了一部分水田，水田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水田改造破坏了大量森林，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生产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形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和1983年基诺山分别实施“林业三定”“林业三定”即划定山林权属、划定社员自留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一地”“两山一地”即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划分到户。政策，基诺族土地集体所有制被打破，山地、林地、水田等逐渐承包到户。同时当地政府提出了“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1页。的发展思路，茶叶、橡胶、砂仁、西番莲等经济作物被大量引进和种植，因而山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传统的轮歇耕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上述作物价格可观时，村民更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部分村民甚至不再耕种山地，改以种植经济作物。这时期，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有能力购买诸如电视机、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等生活、生产用具。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上述经济作物价格的普遍下跌，村民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下滑，放弃山地劳作的村民又开始耕种山地。今天，国际资源市场等因素像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诺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村寨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去适应。例如，2001年基诺山砂仁价格为70～80元/千克，但仅过1年砂仁每千克的价格仅为28元左右；再来看橡胶，据村民讲，在基诺山橡胶一般要种植7—8年后，才能开割，而在泰国已经出现了栽种4年之后就能开割的橡胶树，并且其出产的胶，价格仅为西双版纳这边的一半；西番莲也一样，刚种植时价格很好，家家户户都种植后，价格马上下跌。很显然，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已经与基诺山各个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2.集镇贸易的兴起 目前在基诺山与村民直接发生作用的集镇主要有三个：（1）勐腊县的勐仑镇；（2）基诺山基诺族乡政府驻地；（3）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允景洪。基诺族村民骑摩托车或驾驶拖拉机来往于村寨与上述三个集镇之间，这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举一例为证。在勐仑镇，曾经出现新老两个农贸市场“争客”的现象。老的农贸市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常到半路抢购社区基诺族村民的农副产品，然后拿到自己的市场出售，而新的农贸市场的做法是允许附近村寨（包括巴卡社区）的村民进入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卖不完的由市场负责全部收购；另外新的农贸市场管理者请附近寨子（包括基诺山的三个寨子）的村干部吃饭，并且还发给每个村干部200元钱。最后，新的农贸市场赢得了竞争。现在村民出售农副产品、野菜、野果等都在新农贸市场，并且每人每次要交纳2块钱的摊位费。显然，市场的力量已经介入到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不可回避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3.民间经济往来的变化 而在民间经济往来方面，也即村内交易上，外来的老板经常到基诺村寨收废胶、包谷、扫把花、野菜等，基诺人自己也开起了小商店、碾米房，甚至有的村民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寨炸米花。外来的商客和本民族的坐贾行商，一方面带来了山区之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村寨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诺山也出现了雇佣关系，村民雇佣傣族、汉族为自己建盖房屋的现象也不再新鲜；基诺族村民到其他寨子或在本寨子承包工程也时有发生。显然民间经济往来形式的变化是基诺族传统文化解体的促动因素之一。传统的村民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正逐步消失。 三、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变迁与技术文化的关系 进入到1950年以后，基诺山先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直接过渡”；1957年设置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1958年的民主补课，发动群众按既定比例重新划分阶级，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没收其浮财和底财，开展化运动；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政策；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等政策变动和社会变革，主要参考《景洪县志》编篡委员会：《景洪县志》之《大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渐渐地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存在的各种条件消失或变迁了。 时期强调以粮为纲，基诺山有水、地面稍平的地方都把树砍光开了水田，而刀耕火种农业则被认为是一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筐”的低效的、原始落后的经济形式，而成为国家欲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对象。此时的生产也不再由氏族长老根据传习和积累的经验来组织进行，而是由生产队来统一安排，记工分，吃大锅饭，显然刀耕火种的传统组织形式已被取代。而在六十年代中，基诺山的各种鬼门被堵死，各种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禁止，也无人敢再搞。接着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人们战天斗地，为开梯田，大面积砍伐森林，加上修公路等活动，以至到80年代，整个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的65%下降到30%以下。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43页。可见基诺族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已遭严重破坏。而到1982年和1983年以后，基诺族的山地、林地都明确了权属责任，基本上承包到了各家各户，因而刀耕火种生产体系中的号地仪式也就变得多余了。并且由于山地不保土，连续种2到3年后，地内的表土变得越来越少，此时为恢复土地肥力，就需对地块进行轮歇，然而土地分配到各家固定使用后各家的地块数量和面积减少，原来连续耕种1到3年的山地，现在至少要连续耕种5到6年后才轮歇，因此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就靠化肥、农药吃饭。毫无疑问，刀耕火种的原生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异。生产使用的劳动工具如点播棒消失了，生产的刀耕形式被锄耕和犁耕所代替，种植的旱稻品种从几十种上百种减少到了现在仅存的十多种，而且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许多村寨的村民已基本不再种植旱稻，经过基诺人祖祖辈辈培育、种植的旱稻可能随着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彻底消失而消失。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是基诺族与高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37页。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文化体系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丧失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与之相联系的基诺族文化体系的整体变异。 2.经济形态变迁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基诺族社会是以长老制为中心的均质化社会，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文化我们可称其为“卓巴文化”，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卓巴等长老的产生机制即根据年龄自然传承；（2）卓巴等长老的功能发挥，即执行传统法规、调整村社内的各种关系、维护土地所有制等；（3）卓巴权威的象征大鼓；（4）卓巴等长老所主持的仪式活动，如选铁匠、祭鼓、跳大鼓舞、号地祭、砍地祭等。虽然此种文化曾受傣族土司统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在基诺山的人间接发生的，并且是基于基诺族的传统来进行的，因而“卓巴文化”的基本形貌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因战争频繁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建制的实质性运作，因而基诺山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村社政治与文化结构；而从五十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从前长老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权威的合法性是由村寨的传统所决定的，其年龄以及与年龄相长的经验是其发挥作用的依据。而今天村干部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其要保证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在村寨的无违，执行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因而在村民心目中，他们是当官的。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代表着人们的各种祈盼和希望，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人们在相信化肥、农药的同时，传统仪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变成了纯粹的表演。3.经济形态变迁与观念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基诺族社会是一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为一体的社会，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是基诺人的社会组织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财富观念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异。以往基诺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充满着鬼怪神灵，有的树如大青树是不能随便砍伐的，有的水是不能喝的，而有的地方是不能大小便的，上山打猎时，山林中的一些动物是不能打的，如巴卡小寨的人就不敢打野牛，他们认为犯禁打了不该打的动物家里的牲畜会得病，而且时间、地点不对的行为往往会给行为者带来疾病，甚至夺走他的生命。在村寨的四周，在山地的周围都有各种鬼怪，为防鬼怪侵扰通常的做法是在家里面放置姜巴、在房屋的周围挂上达了，在地棚边栽种几棵姜、芋头、鸡公花、并挂达了，“这样鬼怪就不敢来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传统来看，基诺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形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寨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诺人信奉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砍地、烧地时，大树都不连根砍倒，而是留着长长的树桩，烧地时也不把其烧死，等轮歇后不久其即又发新枝，因而传统的轮歇地生态易于恢复平衡。而且人们每次上山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仅为一次食用，而不囤积贮藏。在他们的观念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合适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山林中有足够多的野菜、野果供采摘，有大量走兽可猎获，大自然就是天然保鲜库，今天用完，明天要用现去取来；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欲求上，并没有积财的牢固观念，吃饱穿暖人们即可满足。人们的荣誉、名望并不依凭财富来建立，刀耕火种的经验技能、狩猎的技术、歌舞才能、巫师的灵异、仪式程序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希望所在，都是声威所出的源头。然而上述这些社会情景都渐渐成为了历史，人们对自然、对神的敬畏随着消灭封建迷信思想的运动而丧失，神灵越来越少，山林也越来越稀，人与人之间讲报酬、明算帐，同一村寨的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搭次便车坐一次拖拉机都要出钱，为了生存、积财深夜2、3点钟就起床上集市占摊位卖菜成了人们的日常事务。另外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正在改变，传统的仪式程序、节日内容、庆典活动正在消失或变异。并且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涌入，人们的审美趣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影响。无疑，今日基诺社会同以往相比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分离。 四、小结 纵观基诺族的经济变迁过程，我们会发现，从其经济形式的实质内容来看，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实行公社化后，另一次是在1983年到1990年以来基诺族山开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前一次转变中，基诺社会由传统的经济形式转变为计划经济形式，但由于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村寨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与基诺族传统的氏族、村寨共有共耕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其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没有被完全破坏；社会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速度差距不大；而在后一次转变中，基诺族被逐步推向了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变迁与经济的变迁的协调关系基本被打破，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文化的内容，而经济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文化的变迁，促使传统文化快速流失。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两次经济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基诺族完成了从互惠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已经不再完全嵌合在社会文化当中了。因而在思考今天基诺族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时候，必须把基诺族经济形式转变所带来的众多相关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得出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和谐的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竞争的属性，也应有和谐的属性，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和谐机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决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的经济，然而作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竞争的属性外，还应具有和谐的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竞争与和谐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和谐的市场经济。 一、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1.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和谐的社会，其中经济的和谐是基础。因为，和谐社会的实质是要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协调好人们的各种利益，使人们和谐相处,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经济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首先协调好经济利益关系，满足了物质生活这一最基本的需求，人民才能更好地追求和享受其他利益。因此，社会是否和谐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和谐，只有从经济利益关系出发来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才有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在市场经济和谐运行的基础上，构建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理顺我国现阶段经济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2.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它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外，还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既要促进效率的提高，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作用要受到社会和谐目标的约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竞争都要受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协调和相应政策的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和谐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经济。 3.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在促进经济增长、带来高效率的同时，其自发性、盲目性的缺陷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从而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带来经济增长的盲目性、收入分配的悬殊，乃至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及其他不和谐因素。市场经济的缺陷不仅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对立，而且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要求相对立。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就为市场经济消极性、缺陷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多空隙，从而产生竞争无序和失范、不讲诚信、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不和谐现象，而这一切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迫切需要和谐机制来引导、规范、推进和保障，以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秩序。 二、发展市场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有密切的联系，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消除不和谐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1.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这些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属性有着共通的地方，因而是可以相容的。 首先，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个要求。发展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民主法治的问题。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保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运行良好的。同时，完善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民主作为保障。发展市场经济，能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增强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促使国家民主法治体系的完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容易促进国家完善民主法治，这就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正义具有统一性。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它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尽管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在公平竞争中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平，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生产者经营者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平等意识和公平竞争观念，从而能较好地解决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再次，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诚信友爱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通过契约为纽带来维系的，“诚信为本”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生存的法则，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调节着商品运动，一切商品的价值和质量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这有利于树立人们的质量意识和诚信观念，为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的建立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还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要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追求利益，相互竞争，不仅使社会充满着活力，而且也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同时市场经济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还能促使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这就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另外，市场经济承认并肯定人的利益，而对人的利益的承认和肯定，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尽管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自发地导致社会和谐，但社会和谐却离不开物质条件。因为和谐与贫穷落后是不相容的，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贫穷也不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和谐的程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受其制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在宏观上，它能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微观上它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转总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殊途同归的，是相容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 三、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和谐机制是指为市场经济和谐发展提供的利益均衡引导手段和控制杠杆。尽管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和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和谐是不能自发形成的，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1.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 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类活动与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因此，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首先从人出发，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保护和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确保人的权益得以实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机制的核心，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形成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2.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因此积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要着力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营造扶正去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诚信友爱对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要建立企业、个人的信用档案，完善现代信用体系，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3.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 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保证。要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秩序，规范市场行为，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界定各市场主体的产权，明确各自的活动规范，使市场活动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展开，引导人们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解决所遇到的矛盾；要坚决打击市场不法行为，真正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运行。 4.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社会公平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尺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促进社会公平，就必须健全收入分配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要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规划”方法指导下，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制定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分配政策；要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并以法律形式来调控收入分配差距。 同时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因此，必须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制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失业者给予资助、对困难群众给予保护，实现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的经济，也应该是和谐的经济，既具有竞争机制，也应该有和谐机制，只有把竞争机制与和谐机制有机的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奠定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市场经济研究论文: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其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宣称自由市场经济是自发产生的，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干预的产物；表面提倡经济的自由竞争，实质又严重依赖国家干预；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实际上又实行国家保护；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结果却是造成严重的灾难。因此，我国在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时，必须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正如德国的罗伯特·库尔茨所总结的那样：“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际运行之间的矛盾是在多个方面展开的。 一、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不是自发产生而是人为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市场的出现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米塞斯说：“从‘自然本性’讲，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进程的性质。”米塞斯的话毫不掩饰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因而市场经济是天然合理的。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经由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而来的，而这一过程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由市场的选择和扩张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进化过程。格雷指出，19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是无数渐进变迁的结果，而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的产物。“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略、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所作的辩护，有些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迈克尔·佩罗曼认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商业生产方式并不占优势，它们甚至有些落后。但在资本家看来，商业生产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便获得劳动力。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构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要想把这种经济方式下的农民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将会非常困难，而且也会颇费时日。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强制措施来干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退一步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完全就是一种自发进化的情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哈耶克本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过程完全有可能陷入困境，存在某种毁灭既有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可能性。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多次的经济政治危机，但它却始终没有被其他制度所代替。这一事实恰好表明，不能仅仅依靠自发的秩序和力量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必须依靠某些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有意识的引导和规范。 二、名为自由竞争实为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来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着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一般都是大实业家阶层。拉尔夫·密里本德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根据社会出身、教育和阶级状况，那些在国家体制中控制着所有支配职位的人，主要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实业界和有产者，或是来自自由职业中等阶级……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男人和妇女们，始终被那些来自其他在经济和社会上较为优越的和相对来说较为疏远的阶级统治、代表、管理、审判和在战争中指挥，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显然，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为这涉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生存和统治。沃勒斯坦说，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规则的最终制定者不是别人，而是国家，它在确保维护利益，如财产所有权和契约精神等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没有国家制定切合现实的各种规则，资本主义活动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利润。因此，所有实际的资本家都喜爱和尊崇国家，与特定的国家政府打交道，以换取订立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规则。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集团非常虚伪，它们一方面希望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津贴，保护它们的市场不为竞争对手所占领；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向它们征取税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保护那些非商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不要过多地保护穷人和工人阶级。政府机构日益庞大，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它们毫不掩饰地只去满足部分阶层的利益。 以自由竞争面目出现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远未涵盖经济生活的全部。布罗代尔说，那些大资本家们总是尽量避免专业化的局限，总是试图染指贸易、生产和金融等所有部门。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有望取得垄断优势，获取高额利润。事实上，自由竞争原则发挥作用的区域总是低额利润区域——微型资本主义，而大资本行使垄断权的区域则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区域，具有非比寻常的利润。为了更为有效地排斥竞争力量的压力，大资本家常常求助于国家的介入和干预。对于国家力量在限制自由竞争上的作用，大资本家显然比西方经济学家们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一位华尔街大亨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政府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管制。他强调：“表面的说法是‘市场’会惩罚那些在金融体系中的不法者。但是，在监管金融机构的工作中，市场并不灵光……在这种严谨的监管形式下，华尔街的公司可能要符合更严格的资本要求，以及对其控股公司的所有活动进行更严厉的监管。因为失去很多专利，证券公司的数目和规模最终会缩减。”显然，最后一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那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减少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绝对不是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处于对立的地位。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三、新自由主义的双重标准：对外自由贸易对内保护主义 在人们的观念中，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向来是实行自由贸易的楷模。美国学者保罗·贝罗奇戳穿了西方自由主义标榜的自由贸易神话，向世人指出：“在历史上，自由贸易属于例外，而贸易保护才是常规。”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并不搞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总是要求落后国家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他们经常指责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但他们自己实际上不仅没有放弃国家干预，甚至还把国家干预这个看得见的拳头挥向别国。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自己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却总是要求别国搞贸易自由主义。美国政府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对内实行保护主义的种种做法，就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都感到羞耻。他说：“我们声称我们信仰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但我们却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威胁；我们声称我们信仰政府最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但我们的政府却制定了进口配额，并实行政府支持农产品的价格政策而向国外进行出口倾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把我们看作是伪君子，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历史已经证明，英美统治者都是以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当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需要加强政府干预时就加强政府干预，需要放任自由时就放任自由。他们绝不会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来解决问题。即使在美国里根执政时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也不是什么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他们只是放松了国家干预，并没有放弃国家干预。他们推行的虽然有不少新自由主义的东西，但也有凯恩斯主义，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许多关于减少国家干预的主张并没有接受。乔姆斯基指出，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具有讽刺意味，而恰恰是那些鼓吹自由市场准则的国家的正常运作模式：市场开放规则只对你，不对我；除非“游戏场”正好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偏斜，而这种偏斜在典型情况下都是国家大规模干预的结果。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那些“肆意地违反公认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总的来说，正如有人提到的那样，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自由主义的美国人更倾向于采取干涉主义的政策，他们比社会主义的欧洲人更相信政府的力量。 四、等待戈多：自由市场经济的长期繁荣 直面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大量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宣称，美好生活总会惠及到广大民众，只要加剧这些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畅行无阻。实行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大大削弱了大多数政府控制其国内市场、金融投资的能力，全球经济的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规模地扩展开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经济安全、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不断弱化，国内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不断拉大。 英国经济学家安·麦迪森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曾经历过三个最成功的时期，它分别为：自由秩序时期(1870～1913年)、黄金时期(1950～1973年)、新自由秩序时期(1973～1998年)。这三个时期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则是黄金时期(1950～1973年)，而这正是发达各国在实践中主要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时期。麦迪森的这个研究分析虽然不一定十分精确，但至少有可供参考的价值。从经济增长维度来判断，最能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果不仅考察经济增长问题，而且考察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情况，那么很明显，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推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简单地说，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几乎都发生了经济萧条，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全面结果来看，其带来的问题则更多。有人认为，波兰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成功的转型国家，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轻率结论。波兰政府副总理、总统经济顾问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是这样回应这个问题的：“转型国家再也不能重复新自由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路；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的方式进行的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可见，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不能指望它会自动带来长期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而必须有相应的机制、规则来约束它。“如果我们想保护环境，减少贫困和失业，避免恶性竞争的后果，那么自由市场就很有必要由强有力的道德框架、社会凝聚力和有理性的政府干预来支撑……因为假如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自由追求与社会的合作和强有力的政府之间必要的平衡被打破而无法修补的话，那么持续的人类进步就不太可能了。到那时，人类就会完全乞怜于自由市场——沦为它的奴隶，而不是成为它的主人。” 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具体地加以评价。对其非科学的内容进行批判，警惕它所设下的意识形态陷阱；对其带科学性的合理成分则应予以充分肯定，并在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合理借鉴。任何西方现存的理论和模式都不能直接为中国提供现成的方法，但所有理论和模式都将会对我国的改革有所启发。

地质工程论文:论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及防治措施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资源开发和工程建设活动等人类工程活动的力度也普遍增大,给我国本就十分脆弱的地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地质灾害的频度和规模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为此,本文作者就岩土工程与地质灾害的内涵、地质灾害的特征与危害以及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主要施工技术标准及防治措施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关键词: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1、岩土工程与地质灾害的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地质工程学。地质工程学,是研究与解决从规划到竣工乃至工程运行后效的全过程的与地质有关的工程问题的科学。它把地质体乃至地质环境作为工程系统的组成部分来对待,这显然符合大系统工程学的思想,它包含岩土工程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两个方面,但以后者对其特点的反映更为深刻。岩土工程是指工程建设中涉及岩土体的开挖与加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是对自然或人为作用产生的有害地质现象进行防范与防治。后者包含了更全面地对地质生态环境合理开发与管理的思想。 地质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或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发生严重破坏的地质现象。《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地质灾害包括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灾害。 在我国,大多数地质灾害现象都是人为因素引发的,据有关资料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因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各种自然灾害的1/4至1/5,因此,减少或制止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及时采取地质灾害预防和防治措施,是我国当前减少损失的首要途径。 2、我国地质灾害的特征与危害 由于我国地理位置独特,地质构造复杂,地球生态环境多变,加之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经济较落后,承灾能力弱,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形成灾害类型多、分布广、频度高、强度大、影响面宽、损失严重的格局。 据资料统计分析,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种类的地质灾害在我国十分发育。其中崩塌、滑坡、泥石流的分布范围约占国土面积的50%,其中以西南、西北地区最为严重。 地质灾害可分两大类:第一类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地质环境问题,又称第一环境问题,属自然地质灾害;这些灾害不以人类历史的发展为转移;第二类主要是由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称第二环境问题,属人为地质灾害。这些灾害常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加,据地质灾害成因分析,全国50%以上的地质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人类行为,尤其是人类不合理地大量挖掘能源所造成的。 2.1 滑坡 滑坡是指斜坡上的土体或岩体,受河流冲刷、地下水活动、地震、人工切坡等因素的影响,沿着一定的软弱面或软弱带,整体地或分散地顺坡向下滑动的自然现象。 滑坡的诱因: (1)地震;(2)降雨和融雪;(3)地表水的冲刷、浸泡;(4)河流等地表水体对斜坡坡脚的不断冲刷;(5)开挖坡脚;(6)蓄水排水;(7)堆填加载;(8)劈山放炮,乱砍乱伐。 滑坡发生的规律: 下列地带是滑坡的易发和多发地区:(1)江、河、湖(水库)、沟的岸坡地带,地形高差大的峡谷地区,山区铁路、公路、工程建筑物的边坡等。(2)地质构造带之中,如断裂带、地震带等。(3)易滑(坡)岩、土分布区。(4)暴雨多发区及异常的强降雨区。 2.2 崩塌 陡坡上被直立裂缝分割的岩土体,因根部空虚,折断压碎或局部移滑,失去稳定,突然脱离母体向下倾倒、翻滚,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称为崩塌。 崩塌的诱因: (1)采掘矿产资源;(2)道路工程开挖边坡;(3)水库蓄水与渠道渗漏;(4)堆(弃)渣填土;(5)强烈振动。 2.3 泥石流 泥石流是由于降水(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产生在沟谷或山坡上的一种挟带大量泥砂、石块和巨砾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是高浓度的固体和液体的混合颗粒流。 泥石流的诱因: (1)不合理开挖;(2)不合理的弃土、弃渣、弃石;(3)滥伐乱垦。 地面塌陷是指地表岩、土体在自然或人为因素作用下向下陷落,并在地面形成塌陷坑(洞)的一种动力地质现象。 2.4 地面变形 地面变形包括地面沉降、地面塌陷与地裂缝。目前中国发生地面沉降活动的城镇有70多个,明显成灾的有30余个,最大沉降量已将近3m。这些城市有的孤立存在,有的密集成群相连形成广阔的地面沉降带(区)。造成中国城镇地面塌陷原因有三:一是不合理地大量开采地下矿产资源引起的塌陷;二是表面岩溶活动引起的塌陷;三是大量抽取地下水引起地面下沉。 地面塌陷发生的规律: (1)岩溶强烈发育的纯可溶岩分布地带或沿其与非可溶岩的接触地带;(2)沿可溶岩中的断裂带或主要裂隙交汇破碎带,岩层剧烈转折、破碎的地带;(3)松散盖层较薄且以砂石为主,其底部粘性土层缺失或甚薄(一般不足1-2米)的“天窗”地段;(4)岩溶地下水的主迳流带或岩溶管道上;(5)具有潜水和岩溶水双层含水层分布地带;(6)岩溶地下水的排泄区;(7)岩沉吟地下水位在基岩面上下频繁波动的地带,或受排水影响强烈的降落漏斗中心及近侧地段;(8)临近河、湖、塘地表水体的近岸地带;(9)岩溶地下水位埋藏较浅的低洼地带。 2.5 人为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分析 人为活动加剧或加速地质灾害的发生所带来的危害性大大超过正常状态下产生的地质灾害所带来的损失。如: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铁道、公路等各种工程建设的开挖,亦经常加剧地质灾害的发生,如:土壤侵蚀、地面塌陷与沉降、滑坡、岩爆、泥石流、荒漠化以及坑道涌水、瓦斯爆炸等灾害。人工滥伐森林资源,也造成土壤侵蚀、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并导致洪灾的加剧发生。人工爆破也会诱发岩溶塌陷、滑坡等灾害的发生,还有可能引起连锁性的岩溶塌陷。 人工诱发地质灾害的特点如下: 一是诱发速度快。在自然地质演化及气候变化过程中,岩体由相对稳定至不稳定的变化,经历长时间过程。而人工因素诱发下,就大大地缩短了自然演化时间,加速岩土体的岩性变化,而导致突变灾难的发生,并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是诱发灾害面广。自然地质灾害的发生,除了特大灾害之外,一般其危害性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人工因素诱发下,其危害性就具有更大的影响面。例如由于生物资源———森林的破坏,工程的大规模开挖,影响的是区域性环境恶化,诱发区域性旱涝灾害,以至引发全球性荒漠化。人类活动产生的升温效应,对气候及地质灾害诱发作用的影响也是全球性的。 三是灾害损失巨大,除了地震之外,人工诱发的地质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工诱发地质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仍会不断增加,目前估 计地质灾害损失每年约500亿元,而受到威胁的就是这些数据的数倍至数百倍。1998年洪灾损失2000多亿元,死亡1432人,其中不少损失是通过地质灾害而产生的。 3、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主要施工技术标准及防治措施 3.1 主要的施工技术标准总结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最大特点是隐蔽性(如抗滑桩)、复杂性(如抗滑桩+锚拉+挡板+冠梁)和多样性(防治滑坡可采用桩,亦可采用挡土墙),以地下工程施工为工艺特点,因此与地基与基础工程和岩土工程具有十分相近或相同的工艺流程、施工工序和施工工法。涉及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主要有: (1)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现行施工技术标准和规范,如《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DZ/T0218-2006); (2)各类工业与民用和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的地基与基础、深基坑、高切坡、地基处理、基础病害工程防治等所涉及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均可参考使用,如《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02); (3)各类水利水电工程的土石方、地基与基础和岩土工程所涉及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均可参考使用,如《水电水利工程预应力锚索施工规范》(DL/T5083-2004); (4)各类交通建设中所涉及的边坡、滑坡、危岩、塌陷和沉降等工程防治的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如《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TJ042-94)。 3.2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防治措施 3.2.1 做好防治工程设计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设计,必须根据崩塌、滑坡、不稳定斜坡的成因机制、运动模式、易发性及防治目标制定。 (1)根据致灾的成因确定主要防治途径; (2)根据灾害的易发程度、防治目标确定防治工程的强度和工程量。 3.2.2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主要工程措施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现行行业规范,《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等技术标准及资料分析,国内防治地质灾害的主要工程类型有:排(截)水工程、支(拦)挡工程、加固工程、护坡工程、减载与压脚工程及搬迁和避让等。 3.2.3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l)工程防治措施 工程防治措施是防治地质灾害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防治措施的适用条件及方式:大多数房后切坡造成的小型土质滑坡,选用滑坡后缘地表排水、前缘支挡或削方减载护坡等工程措施较为适应;对于中型以上滑坡,应根据工程地质勘察资料选择工程防治措施。 (2)生物防治措施 生物防治措施是指植树造林,种草护坡及合理耕牧。它具有应用范围广、投资省,能促进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条件,防治作用持续时间长的特点,需较长时间才能发挥其效益。 根据调查区地质灾害特点和自然经济条件,泥石流区,地面塌陷区及水土流失区应采取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防治措施,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和经济损失。 (3)避让措施 ①雨天避让措施。对灾害隐患点和变形斜坡,采取雨天临时避让措施,各镇在防灾预案的基础上编制安全转移预案,雨天对受威胁户一一作转移地点安排。应根据就近原则、转移地(接受户)不受地质灾害或其它灾害威胁的原则进行操作。 ②搬迁避让措施。对一些危险性大、危害性严重的地质灾害,防治费用超过搬迁费用或再建房仍然受地质灾害威胁的,采用搬迁避让措施。调查区需搬迁避让或已搬迁的灾点。 4、结语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重而道远。随着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应用,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和施工技术必将迈向新的台阶。 地质工程论文:谈水利工程地质复查的重要性 1地质复查工作在施工技术工作中的作用 1.1土方平衡规划的需要 土方开挖总量虽远大于填筑总量,但根据设计技术要求,填筑用土土料需满足塑性指数、粘粒含量、有机质含量、水溶盐含量等多个技术指标的要求,加之全渠段各类土质分布很不均匀,实际可利用土量有限,有一段土可利用,有一段不可利用,因此,需对全渠段土料进行复查,进而进行土方平衡规划工作。这样可避免在开工后才发现土料场存在问题而导致工程停工、窝工,无法保证工程质量,并且避免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开展地质复查工作可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承包人应委托有资质的试验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在全渠段开挖区布孔勘探,通过试验室试验分析,确定哪部分土料符合设计填筑用土料要求,确定可利用土的平面分布情况及垂直分层情况。根据试验室提供的资料,技术人员可进行土方平衡规划工作,编制土方平衡规划方案,按照土方平衡规划方案指导施工生产工作。 1.2确定降排水方案的需要 标段内渠道地下水位一般高于渠底板2m~7m,而挖方深度一般7m~12m,因此地下水位很高,且部分渠段及建筑物存在有承压水。承压水水头与潜水水头基本相同,承压水压力很大,需进行降排水方可保证干地施工及施工期场区安全。 (1)渠道工程降排水方案渠道工程降排水施工前,未进行地质复查工作,按照合同地勘单位提供的地质资料进行了降排水方案设计并施工,方案为在渠底中心线附近设管井进行降排水,管井间距30m~32m。土方开挖过程中发现,有约2.0km渠段地质变化较大,原降排水方案无法把地下水降至需要的高程,即采用了单井井里增加水泵、更换高功率水泵、大量增加明排措施、两侧马道上加降水井等多种方法方把地下水位降下去,达到了干地施工要求。虽然最终仍然完成了施工任务,但施工过程中增加了难度,且增大施工成本,延误了施工工期,多方面造成了损失。 (2)大沙河渠道倒虹吸降排水方案大沙河渠道倒虹吸开工前虽然进行了地质复查工作,但其精度远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确定降排水方案方面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该倒虹吸分两期施工,采用的降排水方案为开挖边线外周围做截渗墙,截渗墙内设管井降排地下水的方法。 一期施工时,按照合同地勘单位提供的地质资料制定了降排水方案,但因该倒虹吸地质的复杂性,管井、截渗墙深度均未达到方案设计的理想深度,给施工造成了很大的难度。总结一期施工的教训,二期施工前,委托有资质的地勘单位对二期场区进行了地质复查,尤其是沿降排水方案设计的截渗墙位置安排了布孔勘探,详细查明了截渗墙部位的地质分层情况。复查前的地质情况简单描述如下:建筑物场区地层自上而下分别为:①卵石、泥砂充填,层厚1.5m~3.8m;②重粉质壤土,层厚1.8m~8.0m;③重粉质壤土,层厚1.0m~15.6m;④卵石层厚1.4m~13.5m;⑤重粉质壤土,层厚1.7m~15.2m不等。复查后的地质情况简单描述如下:建筑物场区地层由上至下分别为:①卵石,厚1.2m~1.5m;②重粉质壤土,厚度一般3.1m~6m;③重粉质壤土,厚度一般1.2m~7.0m,场区内广泛分布;④卵石,厚度一般0.6m~8.4m;⑤重粉质壤土,本次勘察未揭穿,最大揭露厚度12m。场区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④层卵石中,为承压水,承压含水层顶板高程94.7m~101.6m,勘探期间承压水位高程98.8m~102.2m,承压水头一般2.1m~4.5m,基坑开挖施工需排水、降压和防渗处理。由上述地质复查前后对比可知变化很大。根据复查后的地层情况,承包人修改了原降排水方案,重新确定了截渗墙及管井的深度,施工过程表明,降排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2地质复查工作在商务工作中的作用 本标段投标时,由于招标文件提供的地质资料不够详细,渠道工程投标时降排水方案为明排方案,按照明排方案所做的降排水报价很小,相对于实际发生的费用微乎其微。工程开工前期,承包人虽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认识仍然略欠明确,因此未开展地质复查工作即开始进行渠道工程施工。施工降排水方案为管井方案,整个渠道布满了降水井。随着施工工作的逐步、逐年进行,降排水产生了巨大的费用,导致项目经营严重困难,资金入不敷出,施工生产工作举步维艰。工程施工中后期,承包人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扭转项目经营不利局面,这时,深刻的认识到了应对渠道进行地质复查,核查实际地质条件与合同地质条件是否有变化,从技术角度出发,寻找商务契机。承包人委托了有资质的地勘单位对渠道进行了地质复查工作,详细复核了场区水文地质条件。合同文件提供的即复查前的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描述如下:场区地下水可划分为第四系孔隙潜水和承压水,潜水含水层主要为上部黄土状壤土和粉质壤土,黄土状壤土和粉质壤土渗透系数K=2.24×10-6cm/s~6.02×10-5cm/s,一般属微~弱透水。承压水含水层主要由粉细砂和中砂组成,渗透系数一般K=1.27×10-3cm/s~3.4×10-2cm/s,属中等~强透水。复查后的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描述如下:勘察试验中主要划分了两大含水层,一是上部的粘性土层(黄土状重粉质壤土、黄土状轻粉质壤土和中粉质壤土共同组成),二是下部中细砂组成的砂层含水层。上部粘性土层的综合渗透系数室内试验测定值为6.5×10-5cm/s~1.39×10-4cm/s;对于下部的砂层,抽水试验测定渗透系数值为6.72×10-3cm/s。由复查前和复查后的结果对比可知,水文地质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合同有关规定,承包人开始着手商务方面的相关工作。由于施工工期有限,而发生的降排水费用很大,属于重大商务事件。重大商务事件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承包人因为着手较晚,这个事件的解决很可能会到工程完工以后。相反,若承包人开工前进行了此项工作,边施工边解决这个重大商务事件,事件的解决可能会在施工中期最迟后期得到解决,而不会拖到工程完工以后。同时,在施工过程中,这个重大商务事件得到参建各方的认可后,便可寻求一定的资金支持,则施工过程中会减少资金运转、经营等方面的困难,不会因为这些方面的因素影响工程进度等,反而会对项目经营增加一定的效益。 3地质复查工作的合法性 地质复查工作的合法性指承包人开展地质复查工作、委托地勘单位的资质、地勘工作结束后形成的复查报告等能否得到监理工程师、发包人等相关各方的认可,从而使本项工作得到认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承包人开展此项工作前应与监理工程师、发包人等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在达到共识的基础上,以来往文件的方式进行明确,即明确了最终成果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承包人即可开展地质复查工作。 4结语 水利工程地质复查工作往往是多数工程项目都必须进行的工作,承包人应根据工程项目各方面特点及项目经营策略等综合分析、确定是否进行该项工作。笔者建议如有需要,则应认真、及时开展此项工作,克服可能是不必要的投资的思想,克服工期压力思想等,合理安排地质复查工作,这样既保证了工程项目运行安全,同时也可为承包人本身追求利润打下一定的基础。 地质工程论文:浅析南疆盆地风积砂工程地质的特点 1、概述 南疆盆地即天山以南,昆仑山系以北的广袤地区,主要为塔里木盆地。行政区划包括巴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以及和田地区等五地州。南疆盆地主要地貌为风积荒漠,零星分布有河流冲洪积绿洲,主要沿盆地[:请记住我站域名/]边缘展布。 南疆盆地属于典型内陆暖温带,地处高纬度地区,年日照时间达2500~3500h.年平均气温10~13℃,日平均大于10℃的年累积气温4000℃以上,年平原无霜期200~220d.南疆盆地降水稀少,降水分布规律是:盆地边缘多于盆地中心,迎风坡多于背风坡,天山南坡20~400mm,昆仑山北坡200~300mm.塔里木盆地西及北缘50~70mm,东及南缘20~50mm,中心不到20mm.盆地边缘平均风速为2.1m/s,多年平均8级以上的大风30d,最大风速18m/s,瞬间最大风速可达25m/s.盆地中部沙漠区盛行偏东风,年均浮尘天气达200多天。 南疆盆地三面环山,水流由盆地边缘向中部汇聚,最终汇入罗布泊。由于气候和人工开采利用等原因,现今基本无水流汇入罗布泊。 南疆盆地地层主要为第四纪全新世风积层和冲洪积层。其中冲洪积层面积狭小,约占盆地5.0%,呈点状分布于河床和河流两岸,绿洲就发展于此。 风积层面积占盆地面积的95.0%,广袤的沙漠均为风积层,其表面被风积砂覆盖。 风积砂即主要在风的作用下,滚动漂浮迁移等沉积形成的砂层。主要分布于沙漠、戈壁。其粒径组为0.075~0.250mm的粉细砂,含量在90%.粒径组大于0.250mm的含量非常少,不到1.0%;粒径组小于0.075mm的含量少于9.0%[1-3].风积砂由于粒径小于0.075mm的粉粒和粘粒含量很少,使得其表面活性很低,松散、无聚合性,具有明显的非塑性,成型困难,而且成型后的稳定性能也较差[4-5].风积砂属于非亲水性土,砂颗粒表面对水的物理吸附作用很小,天然状态下的吸水率很小,几乎在0%附近。 本文根据在南疆五地州的实际工作经验,结合前人工作成果,对南疆盆地风积砂基本工程地质特性进行分析和总结。 2、物理性质 2.1 粒度及矿物成分风积砂的外形和颗粒大小与矿物成分有关,大部分呈棱角状和磨圆状,分选程度差。粒径大于0.25mm的几乎全是石英,粒径在0.250~0.075mm的以石英、长石、云母为主,其次还分布有少量辉石、角闪石、方解石等,其外形基本完好,保持有原生矿物的晶体结构特征。粒径小于0.075mm的则含有黏土矿物等。 风积砂粒度成分以细颗粒0.250~0.075mm为主,极细颗粒0.075~0.050mm次之,粗颗粒0.50~0.25mm较少,大于0.50mm和小于0.05mm的颗粒非常少。 反映风积砂均匀程度指标不均匀系数Cu一般为1.5~3.8,曲率系数Cc多在1.0~2.5,中值粒径d50为0.1~0.2mm,属于级配不良粉细砂或粉土质砂。个别地区受地质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其矿物成分和粒径组成稍显不同,总体呈由山脚向盆地中部逐渐变细。 2.2 颗粒组成风积砂的相对质量密度一般为2.68~2.70,主要与石英、长石、云母、辉石、角闪石、方解石等矿物成分有关。天然密度为1.40~1.80g/cm3,天然含水率在0.0%~10.0%,含水率越小天然密度也越小。据现场试验,风积砂丘天然含水率小于1.0%,天然密度为1.4g/cm3.接近绿洲区,含水率和天然密度逐渐增大,含水率最高可达10%,天然密度达到1.8g/cm3. 2.3 密实程度微观密实程度指标孔隙比e在0.4~1.0,孔隙率n为0.4~0.8.密实程度随厚度(埋深)增大有所提高。 宏观密实程度指标相对密实度Dr,地表的Dr值大多小于0.33,密实度分类属于松散;3.0m以下,密实度有所提高,其Dr值可达0.50,密实度分类属于中等密实;5.0m以下Dr值可大于0.67,密实度分类属于中等密实-密实。 3、力学性质 风积砂的力学性质包括压缩变形性、抗剪(剪断)性、地基承载力、击实性质,其力学性质总体表现不好。 3.1 压缩变形风积砂属单粒松散结构,颗粒之间基本无粘结,其压缩性取决于颗粒级配、颗粒形态、原始孔隙比和相对密度等。在外力作用下压缩变形速度很快,变形大部分属于永久变形,弹性变形部分很小,即通常压力作用下风积砂的压缩变形是颗粒移动和结构变形的结果。 处于疏松状态的风积砂采用机械很容易达到密实状态,风积砂地基上的建筑物沉降一般很小,且在施工过程中就完成大部分变形,地基沉降基本完成[1].根据工程相关试验,地表表层风积砂的压缩系数a1~2大多大于0.5MPa-1,压缩模量Es基本小于5MPa,属于高压缩性土,变形性很强。随着厚度(埋深)压缩系数逐渐变小,逐渐变为中等压缩和低压缩性土,压缩系数a1~2在0.1~0.5MPa-1,变形性逐渐转小。 3.2 抗剪(剪断)风积砂的抗剪(剪断)反应风积砂抵抗剪切破坏的能力,主要指标为粘聚力C和内摩擦角ψ,该指标值一般较小,反映风积砂抗剪(剪断)的能力弱。 粘聚力C值很小,约1.0kPa,由于其细小颗粒含量极少,且主要是由砂粒间咬合剪胀引起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内摩擦角ψ一般不大,由含有的粗颗粒所致。 其值受颗粒组成、颗粒型态、矿物成分、密实程度和剪切速率控制,内摩擦角ψ一般为20°左右。 3.3 承载力风积砂的承载力一般较小,尤其是地表承载力值较小,不经过处理不宜直接修建建筑物。但随着埋深和密实度增大,承载力有所提高[2].根据在南疆五地州和前人工程经验可知,南疆盆地风积砂承载力值fa一般为50~120kPa,变形模量Eo多在5.0~15.0MPa. 3.4 击实特性天然状态下的风积砂基本为松散状态,工程性能很差,承载力低,回弹模量小,变形性大。但对风积砂击实后其工程特性显着提高,并能获得最大干密度和最优含水量,该指标可用于指导现场压实作业和检验现场压实作业质量。 风积砂的用轻型击实试验法确定的最大干密度为1.8g/cm3左右,几乎是天然状态下的1.5倍,最优含水量约为10%. 4、水力性质 4.1 渗透及渗透变形南疆盆地风积砂天然状态下的渗透系数为n×10-3cm/s,击实后水力学特性得到很大改善,渗透系数将为n×10-4cm/s,或者更小。风积砂岩性主要为粉土质砂,属于无粘性土。在水力作用下的渗透变形类型主要为流土型。临界水力比降依据下式确定[3].Jcr=(Gs-1)(1-n)(1)(1)式中,Jcr为土的临界水力比降,Gs为土的颗粒比重,n为土的孔隙率。上式计算结果应根据工程重要性,除以1.5~2.0的安全系数。当实际值小于计算结果值时,将不发生渗透变形。 4.2 湿陷及湿陷性在200kPa压力下浸水载荷试验的附加湿陷量和承压板宽度之比等于或大于0.023的土,即判定该土为湿陷性土[4].对于风积砂是否为湿陷性土,及其湿陷机理的研究基本还在摸索阶段,很多技术正在不断完善中。本文对南疆盆地工程项目进行了分析总结,并结合当前研究成果,总结如下[5]:南疆盆地风积粉土质砂具有湿陷性,该土属于轻-中等湿陷性土。其湿陷性与土中细颗粒含量有关,且粉粒粘粒含量越多,湿陷性越强。风积砂的湿陷性与土的干密度有关,干密度越大,湿陷性越弱,当干密度大于1.6g/c m3时,湿陷性基本不存在。 5、化学性质 5.1 胀缩性南疆盆地中风积砂天然状态下的硫酸钠含量约为0.05%,小于1%,基本不具有盐胀性。pH值为9.0左右,易溶盐含量为0.5g/kg,即0.05‰,小于0.3%,判定风积砂为非盐渍岩土[6]. 5.2 腐蚀性南疆盆地中风积砂硫酸盐含量(SO42-)一般小于1.0mmol/kg,镁盐含量(Mg42+)大多为0.2mmol/kg,氯盐(Cl-)含量约2.0mmol/kg,对天然建筑材料不具有腐蚀性。 6、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总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南疆盆地风积砂工程地质性质表现为:(1)少雨多风干旱环境下,风积砂属于单一结构,级配不良,具有松散结构,基本无可塑性,属于高压缩性土。(2)抗剪(剪断)强度低,粘聚力小,内摩擦角不大,表现为颗粒间交错镶嵌与咬合作用。风积砂承载力不大,但压缩变形快。具有较好的击实性,击实(压实)后物理力学性质显着提高。(3)风积砂属于非亲水性土,具中等透水性土,渗透系数较大,击实(压实)后,渗透性能改善,渗透系数变小。存在流土型渗透变形,具有见水湿陷的性质。(4)南疆盆地风积砂天然状态下基本不具有盐胀性,为非盐渍岩土,对天然建筑材料不具有腐蚀性。建议在南疆盆地工程项目中充分结合风积砂的以上工程地质特性,扬长避短,确保工程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地质工程论文:地质勘探工程测量工作中的问题和技术 在不断严峻的气候条件和环境形势的驱使下,地球地质地貌已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地质情况对工程设计和建设的制约影响日渐凸出。因此,为保障工程建设项目的正常进行,必须有效提升地质勘探工程技术。地质勘探工程中的测量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艰苦的工作,其中存在着许多要点和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重点关注。 1 地质勘探工程测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1.1 测量计划的制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审美情趣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对建筑规模、质量和外观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然而,在地球环境不断恶化、人口数量急剧增多的形势下,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工程技术水平的高低,同时也应兼顾当地的地质气候条件。地质勘探工程也因此在近些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测量工作是地质勘探工程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在工程中起到了为后续工程环节的设计、工程项目的施工提供重要数据的作用。因此,为了保证工程设计所需的地质参数能够得到了全面的检测,并达到一定的精度,需要在开展测量工作前,严格制定好测量计划。 1.2 做好人员和设备的管理工作 现今的工程项目不论从规模、结构、外观,还是从建设成本、施工场所上都较以往有了很大的差别,工程建设过程中所需要涉及的因素和所需要考虑的事项也越来越多,这也给地质勘探工程的测量工作带来的巨大的压力。测量工作效率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不仅取决于测量设备的质量和测量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同时还受到管理人员这两者组织管理质量的影响。 许多测量工作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全面的考虑和科学的调配,各个测量环节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导致不同测量阶段的工作内容存在重叠、部分测量工作结果对后续工程无用、某些测量工作质量低等后果。这不仅对工程建设项目的正常进行造成的阻碍,给工程建设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大大挫伤了地质勘探工程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部门绩效的获取产生不利影响。另外,一些地质勘探工程的测量部门由于对测量人员和设备管理上的疏忽,导致一些在职业技术水平上达不到工作要求的测量人员和在质量、规格、数量上不满足测量工作要求的器材流入测量部门中,同样导致了测量工作质量和效率的下降。 2 提升测量工作质量的方法 2.1 升级测量设备及技术 近些年来,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各种新兴仪器设备和理论方法的出现,给地质勘探工程的测量工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化市场中,地质勘探工程企业要想博得头筹,必须加强对测量设备及技术转变的关注,根据自身工作需要和经济实力对这些技术和仪器作及时的引入,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先进仪器和技术的升级,不仅有利于降低工程建设成本,提升工程项目的质量,同时也推动了节能环保事业的发展,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2 加强管理工作 地质勘探工程中的测量工作所涉及的因素和要点众多,为保障测量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提升测量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测量工作的管理。一方面,对工作人员进行监管,防止在职业技术水平和道德素养不符合相应标准的人员混入工程部门当中;一方面,对测量工作中所涉及的器材和文件进行管理,保障其质量和安全。另外,在执行测量工作中不同阶段的任务时,要处理好各个阶段之间的衔接工作,防止工作的脱节和工作内容重复的现象出现。 3 地质勘探工程测量工作中所常用的技术 3.1GPS 控制网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国与国之间在科学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交流日臻频繁。这不仅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 传统的地质勘探工程测量工作,往往利用测角网、导线网等测量方法对工程施工场所进行测绘。由于早期工程项目的施工规模较小、使用环境也较为良好,因此,利用这些方法所测定的数据能够满足工程的需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工程项目的建设规模和施工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测量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工程建设的需要。在计算机技术和航天航空技术发展的推动下,GPS 定位系统等技术开始在地质勘探工程领域崭露头角。利用 GPS 定位系统,能够很好的消除地质地形、气候条件、人为因素等的干扰,在提升测量精度的同时,也缩短了测量工作的时间。为了更加快速有效地得到工程项目设计和建设中所需的数据,人们开始借助于 GPS 定位系统,建立 GPS 控制网。GPS 控制网对工程项目施工场所的各点进行精确定位,而控制网中的储存区能够储存各点地质条件情况信息,借助于计算机高效的数据处理、分析和表达功能,实现对该区域地形情况的测绘。 3.2 红外遥感技术 鉴于现代工程项目规模逐渐扩大、施工场所地质地形条件变得愈来愈复杂的情况,传统的地质勘探技术,在质量和效率上已经不能满足工程建设的需求。红外遥感技术与 GPS 定位系统类似,也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和航天航空技术发展起来的。红外遥感技术是指从人造卫星或飞机对地面进行观测,通过电磁波的传播与接受,感知目标的某些特定并加以分析的技术。由于不同物体具有光谱特性,对同一光谱区的光线的反映情况不同,人们可以通过对不同物体间的这些差异,对物体作出判断。 基于红外遥感技术的这一特性,同时考虑到在利用红外遥感技术进行地质测量时,具有探测范围大、受地面条件限制少以及获取信息的速度快、周期短等特点,目前大多数地质勘探工程的测量工作均有采用红外遥感技术。 4 结语 测量工作是地质勘探工程中重要的基础工作,对地质勘探工程的质量以及后续工程建设的质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满足工程项目设计、施工要求,保障工程项目的质量,必须加强对工程测量技术的研究,促进地质勘探工程的健康发展。 地质工程论文:辽宁省环境工程地质特征分析及其问题的防治探讨 1引言 环境工程地质既是工程地质的分支学科，又是环境科学的组成部分。它是专门研究由于人类所兴建的各种工程设施引起的工程地质现象、问题及其防治和利用等。因此，环境工程地质不但要从地质角度，而且要从环境保护角度，亦即从人类资源生态、健康、生存和发展的角度进行整体的综合研究，克服地质和环境给人类带来的危害[1]。辽宁省地势自北向南、自东西向中部倾斜，受北北东向地质构造格局控制，山脉平原均呈北东方向展布。山地丘陵分列于东西两侧，中部为平原，北部为波状平原及丘陵低地[2]。 2区域地质概况 辽宁省地壳运动具有多旋回的特点，断裂构造分为超岩石圈断裂、岩石圈断裂、壳断裂和一般断裂4种，它们分属于中朝准地台断裂体系和滨太平洋断裂体系。辽宁境内的深断裂极为发育，具有多期次活动的特点。该区第三纪以来的地壳变动，表现为辽东、辽西大面积上升，中部下辽河平原下降，伴有断裂、火山活动及局部小构造生成。表现为：辽北低丘缓慢隆起、下辽河断陷平原沉降、辽东山地较强烈隆起、辽西丘陵山地缓慢隆起。 辽宁省为继承性的断陷、坳陷盆地，新构造运动控制着全区的环境工程地质稳定性，展示出明显的差异性运动，从而也导致了岩、土体结构类型较为复杂，因此全区的环境工程地质条件有较大的差异。 3环境工程地质特征 3.1环境工程地质稳定性 辽宁省环境工程地质稳定性大体可分为4种类型： 辽西为弱差异性上升的冲洪积平原基本稳定的环境工程地质条件。 辽东为强差异性上升的冲洪积平原不稳定的环境工程地质条件，主要表现在深大断裂在本区通过，并有多次强烈地震发生。如1975年曾发生7.3级海城强烈地震造成的危害极为严重，周期性地震活动的发生使此区成为易受强烈地震危害的不稳定区。 中部及北部为均匀下降的冲洪积平原基本稳定的环境工程地质条件。沉积物均一，为上覆粘性土良好的天然地基与少丘漫布的天然地基。 辽南为河口三角洲大幅度下降的滨海平原稳定性较差的环境工程地质条件，受构造运动的影响，本区大幅度下降，接受河口及海相沉积，形成多层结构。该区表面为盐渍土，临海为淤泥粉砂互为夹层的软弱地基和砂土液化区，工程地质基础条件较差，受强烈地震活动的影响，使此区呈现出稳定性差的环境工程地质特征。 3.2岩、土体工程地质类型 3.2.1岩体工程地质类型依岩体成因及特征、产出条件、物理成分及组分，划分了沉积岩、岩浆岩及变质岩三大类型。以岩体层组为单元，划分了薄层—中层—厚层状结构类型。依岩石的干抗压强度及软化系数划分了较坚硬—坚硬强度类型。其干抗压强度为60—2124.5MPa，软化系数为1.0。根据岩体的建造类型、岩性、强度及结构面的展布，将省内岩石划分6个工程地质类型即较坚硬中厚—薄层状砂岩、砂砾岩、页岩为主岩组；坚硬厚层—中厚层状灰岩岩组；厚层—中厚层状石英岩、砂岩、大理岩、灰岩岩组；坚硬块状花岗岩为主岩组；坚硬玄武岩、安山岩为主岩组；坚硬块状混合花岗岩、混合岩为主岩组。 3.2.2土体工程地质类型依土体的岩性、水理及物理力学性质划分类型，按土体在垂向30m的深度内的分布组合，进行结构分类，即土体夹层累积厚度不超过总厚度的10时为均一结构；土体夹层超过总厚度10的叠置分布为多层结构。土体类型有非粘性土的砂类土、砂砾石；粘性土有粘土、亚粘土、亚砂土；特殊类土有黄土类土、盐渍土和软弱土。 上述各类土体结构与岩石类型所形成的地基条件有明显的区别，在辽西地带及大小凌河的中后缘为上伏粘性土或地表沙丘漫布的良好地基，在东、西、北部山前坡状平原为黄土类相对稳定的地基；辽河以西至大小凌河扇前缘则为具多层结构由泥质、盐渍土构成的软弱地基； :请记住我站域名/ 4环境工程地质问题 4.1地面沉降 起因于超量抽取地下水液态矿体。如海城、本溪、大连、辽阳、鞍山等地因过量开采地下水，破坏了地下水的动态平衡，致使土层非弹性压密，极易形成地面沉降，造成地基稳定性的不利影响。因开采石油、天然气也可造成不可恢复的地面沉降。 4.2诱发地震 水库蓄水、向地下注液、采矿，在特定的工程地质环境内均可以诱发破坏性地震。据文献资料不完成记载，自公元421年至1975年，全省共发生三级以上地震70余次，五级以上破坏性地震20余次。 本区隶属环太平洋地震带华北地震区，海城—营口地震带，是活动性较强的地震带，历史上曾发生多次大于五级的破坏性地震。地面出现裂缝，大坝多次震裂。 4.3边坡失稳 据有关资料报道，70的滑坡的发生或复活均直接与工程开挖有关[3]。水库区由于水位上升，浸润托浮作用于边坡，常引起大量崩滑现象；采矿既可塑造边坡(如露天开采)，也可使边坡脱空(地下开采)。从而使边坡失稳。又如公路、铁路等交通线的修建而开挖路基，也会破坏自然边坡的休止角而使其失稳，致使沿交通线形成带状的工程地质环境恶化区。 4.4人工废弃物对环境的危害 废矿、矸石及城市生活垃圾等的堆放也会引起工程地质环境的恶化。生活垃圾不仅污染地下水源，增强地下水对建筑物地基的腐蚀性，也会给未来的地基处理带来困难。 5环境工程地质问题综合防治对策 辽宁省是一个环境地质问题较多的省份。地下水位下降，引起某些地区产生地面沉降；矿渣山、尾矿坝、垃圾填坑等，造成下游地下水源、地面水源等的污染及某些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等。所有这些现象，不仅要从工程地质范畴加以研究，而且还要从环境科学角度进行研究。 辽宁省由于天然地质环境的促成和控制，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地质的改造与破坏，产生了一系列原生环境工程地质问题，进而引发出现了人为环境工程地质问题。为使环境最大限度地为人类所利用，对各类环境工程地质问题加以综合防治，进行区域性、系统性、整体性和相关性的系统分析。对各类子系统的防治措施简述如下。 5.1地面沉降的防治 按照地面沉降的成灾特点、沉降寿命和危害等方面予以考虑。控制地面沉降主要方法有人工回灌和限制或限量开采；填高沉降洼地，乃至修改城市 规划。 5.2诱发地震对策 诱发地震具有地震本身的和次生的双重灾害。防震抗震和减轻地震灾害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 5．2．1控制地震的设想有的科学家设想，通过诱发一系列小地震，分解尚未发生的大地震为若干较小的地震，或者提前释放一部分已积累的应变能，减弱当地即将发生的大地震的强度。即设法锁住一条活动断层的部分地段，然后在未被锁住的地段用住水的办法增加液压，使这段断层产生小规模地震错动。 5．2．2预测、预报地震预测预报地震的关键是有无诱发地震及其最大震级的估计。当然，从出现微小的诱发地震活动到发生破坏性大地震之间有时要经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能够正确地预报诱发地震的发展，仍然有助于采取各种防震措施。 5．2．3.进行抗震设防对常见的滑移、开裂、渗漏和沉降等加以防范，控制震陷率急剧增加，使震陷率随地震强度的增长发展缓慢。 5.3地裂缝的工程防治对策 5．3．1避开法因地裂缝地表陡坎充分发育后，会在很长时间内比较稳定，一般建筑可在地裂致灾作用减弱后的几年内修建，也可满足工程寿命的要求。故既要采用空间域的避开法，又要采用时间域的避开法。 5．3．2部分拆除法适用于已建成建筑物的长轴与地裂走向接近正交的情况，由于地裂缝的宽度很窄，所以此法很有效。 5．3.3适当加固法(加抗剪梁法)对于建筑物位于地裂的主变形区域或只有小部分地区被地裂所切割的情况。目的是提高建筑物的整体抗剪能力。相互平行或垂直的建筑结构在其节点处呈铰结，其总体抗剪能力是很弱的，加入抗剪梁后，节点处的转动已非常困难，结构的刚性将大大提高。 5．3.4土的特殊处理方法局部浸水法。湿陷性黄土地区，利用黄土的湿陷性及其下沉稳定较快的特点，可以进行有控制的局部的浸水(必要时可以加压)，使下沉量较小的一边得到一个人工补偿下沉量，以达到整个基础均匀下沉的目的。 断裂置换法是一种以裂治裂的特殊方法。断裂的传播必然遵循能量最小的原理。为了挽救坐落在地裂处的建筑物，可以在其近旁设置一条人工地裂，只要把原建筑进行一般性的加固，就可能使原地裂成为不活动的地裂，而人工地地裂成为活动地裂，起到断裂置换的作用。 地质工程论文:简谈工程地质勘察存在的理由以及策略 一、地质勘察概述 (一)工程地质勘察目的 工程地质勘察目的是为了在工程施工建设的设计及施工环节,实现安全无事故的目标,在达到预期建设目的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使建筑物与现场的地质条件相适应。工程地质勘察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具体工作是由专业的单位进行的,对工程地质的评价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二)工程地质勘察内容 1.地质结构 在较为稳定的地质结构之上修建建筑物,可以确保建筑物的稳定性,克服地质条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较小,但是,如果选址的土层情况不好,那么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土层的缺陷,才能保证建筑物的安全。 2.不良地质作用及特殊性岩土 对于建筑物来说,地震、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对建筑物的安全有较大风险。首先要分析其主要分布区域,选址尽量避开这些区域。比如,地震区的工程项目,首要考虑的理由就是地震对建筑物可能造成的影响;有一些区域还有可能分布软土、膨胀土等特殊性岩土,这就需要在工程勘察的时候认真细致,查明场区工程地质情况。 二、建筑工程地质勘察的重点 对于一个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居住区、卫生设施、公共设施等各方面建筑的建设,而这些建筑的顺利建设,需要与城市道路建设进行有效的结合。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还会有一些工厂等建筑的建设,来推动城市的发展,所以,对上述建筑进行工程地质勘察时,勘察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勘探点的布置及岩土测试项目应充分理解设计意图,同时满足规范要求,这是勘察项目能否高质量完成的前提。第二,对所要进行的建筑主体对象进行勘察,即地形地貌特征、土的物理与力学性质、地层纵横向分布情况、地下水的化学成分、地下水的埋藏深度以及地下水的动态特征等。第三,根据地层特征、地质参数及拟建(构)筑物基础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工程地质分析和评价,并提出合理的工程措施倡议。 三、工程地质勘察存在的理由 (一)工程地质勘察的质量理由 根据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出现的理由有很多的共性,主要是工程概念模糊,勘察的目的不够明确,使用的勘察策略不恰当;对于现场的实际情况,使用的分析策略存在诸多的不足,公式使用错误;在提交的地质报告中,很多叙述不够清晰,得到的结论所采用的依据不够合理,甚至是存在一些错误;有极少数的地质报告敷衍了事,实际的勘察工作并没有完成,匆忙下结论,这是对自身工作不严肃的表现。出现了这些理由,阶段性工程审查自然得不到认可,工程建设的工期可能会受到延误;假使审查合格,那么工程建设过程中以及未来建筑物的使用过程中也是后患无穷。 (二)现场钻探中常见理由 目前,我国工程地质勘察业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具体体现在技术与劳务渐渐的分离,而勘察单位配备的勘探设备也逐渐减少,并且原本的钻机在经济责任制名义下都转变成个体钻机。在签订完勘察合同后就联系社会上的个体钻机,即便有的单位本身就拥有一些钻机,但是因为工期太短,就必须联系个体钻机参与抢工期。这使得社会上的个体钻机增加,通常只是到工地后临时签个安全责任状和技术交底,却没有系统的进行管理。个体钻机的钻探劳务费比较低,但是钻机工人工资却逐年提高,且钻探设备、耗材等的费用也在不断增长,使得钻探成本加大。个体钻机业者按规范要求进行钻探就无法挣钱,因此就会出现违规工作。现场常见的违规行为有不取岩芯或少取芯、开水扫孔钻进、超管钻进、不做标贯或不按规范要求进行标贯;取土样不规范或采用人工包芯样;甚至编造钻孔资料等。 (三)勘察报告编写中常见理由 对于进行勘察工作时,因为缺乏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勘察单位经常启用刚毕业不久的工程经验不足的年轻人管理现场或编写报告,进而其不能准确把握岩土体的物理力学特性,同时还存不能合理的对拟建物的特征,并结合岩土特征提出最佳的地基基础方案,尤其是边坡治理方案、基坑支护方案、地基处理方案等。 地质工程论文:谈水利工程坝址选择的工程地质勘察 【论文关键词】工程地质勘察 水利工程 坝址选取 【论文摘要】通过结合工程实践表明,工程地质勘察人员不仅要了解地质也要了解设计,同时应当对工程地质的相关问题提出分析,并结合水利工程的实际情况而选取合适的坝址。 1.引言 水工建筑物不同于其他建筑物,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水工建筑物的建成,而使广大范围内的水文和水文地质条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可能引起水库岸坡再造、水库渗漏、水库淤积和坝下游河床冲刷等作用。因此,必须重视勘察、设计、施工全过程,否则,后果极其严重。在坝址选择时除了考虑主体建筑物拦水坝的地质条件外,还应研究包括溢洪、引水、电厂、航闸等建筑物的地质条件,为规划、设计和施工提供可靠依据。 2.坝址选取的工程地质勘察 在自然界中,地质条件完美的坝址很少,尤其是大型的水利枢纽,对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更不能完全满足建筑物的要求。所谓“最优方案”是比较而言的,最优坝址在地质上也会存在缺陷。所以在坝址选择时,应当考虑不同方案,并采取改善不良地质条件的处理措施。因此,地质条件较差,预计处理困难,投资高昂的方案,应首先被否定。坝址选择时,工程地质论证的主要内容包括区域稳定性、地形地貌、岩土性质、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和物理地质作用以及建筑材料等,还要预计到可能产生的工程地质问题和处理这些问题的难易程度,工作量大小等,下面分别论述。 2.1 区域稳定性 区域稳定性问题的研究在水利水电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围绕坝址或要开发的河段,对区域地壳稳定性和区域场地稳定性进行深入研究是一项战略任务。特别是地震的影响直接关系着坝址和坝型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地震烈度由地震部门提供,但对于重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要进行地震危险性分析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因此,对于大型水电工程,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组织专门力量解决区域稳定性评价。 2.2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条件是确定坝型的主要依据之一,同时,它对工程布置和施工条件有制约作用。狭窄、完整的基岩“V”型谷适合修建拱坝,宽高比大于2的“U”型基岩河谷区宜修建混凝土重力坝或砌石坝。宽敞河谷地区岩石风化较深或有较厚的松散沉积层,一般适于修建土坝。不同地貌单元,其岩性、结构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河谷开阔地段,其阶地发育,二元结构和多元结构往往存在渗漏和渗透变形问题。古河道往往控制着渗漏途径和渗漏量等。因此,在坝址比选时要充分考虑地形、地貌条件。 2.3 岩土性质 岩土性质对建筑物的稳定来说十分重要,对坝址的比选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在坝址比选时,首先要考虑岩土性质。修建高坝,特别是混凝土坝,应选择坚硬、完整、新鲜均匀、透水性差而抗水性强的岩石作为坝址。我国已建和正在施工的70余座高坝中,有半数建于强度较高的岩浆岩地基上,其余的绝大多数建于片麻岩、石英岩和砂岩上,而建于可溶性碳酸盐岩、强度低易变形的页岩、千枚岩上的极少。通过结合工程实践,根据不同成因类型岩土的建坝适宜性及其主要问题作简要概述。 (1)侵入的块状结晶岩体,一般致密坚硬、均一、完整、强度大、抗水性强、渗透性弱,是修建高混凝土坝最理想的地基,其中尤以花岗岩类为最佳。这类岩石需注意它们与围岩以及不同侵入期的边缘接触面,平缓的原生节理,风化壳和风化夹层的分布,选坝时避开这些不利因素。 (2)喷出岩类强度较高、抗水性强,也是较理想的坝基。我国东南沿海、华北和东北有不少大坝坐落在这类岩石上。喷出岩的喷发间断面往往是弱面,存在风化夹层、夹泥层及松散的砂砾石层,还有凝灰岩的泥化和软化等,对坝基抗滑稳定性的影响不可忽视。此外,玄武岩中的柱状节理,透水性很强,在选坝时也须注意研究。例如:桑干河干流上的山西省册田水库大坝坝基为新生代的玄武岩,柱状节理极发育,坝基及绕坝渗漏严重,影响着水库效益。 (3)深变质的片麻岩、变粒岩、混合岩、石英岩等,强度高、抗水性强、渗透性差,也是较理想的坝基。但是在这类岩体中选坝址,必须注意片理面的各向异性及软弱夹层的存在,选坝时,应避开软弱矿物富集的片岩(如云母片岩、石墨片岩、绿泥石片岩、滑石片岩)。在浅变质岩的板岩、千枚岩区,应特别注意岩石的软化和泥化问题。 (4)沉积岩中,以厚层的砂岩和碳酸盐岩为较好的坝基。这类岩石坝基较岩浆岩、变质岩的条件复杂。这是因为在厚层硬岩层中常夹有软弱岩层,这些夹层力学强度低,抗水能力差,易构成滑移控制面。碎屑岩类如砾岩、砂岩等,强度与胶结物类型有关,一些胶结物在水的作用下可能产生溶解、软化、崩解、膨胀等。在构造变动下往往发生层间错动,经过次生作用易于发生泥化。在坝址比选时必须十分注意这一问题。此外,碳酸盐岩的岩溶洞穴和裂隙的发育,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渗漏。 另外,在坝址比选中,河床松散覆盖层具有重要意义。修建高混凝土坝,坝体必须座落在基岩之上,若河床覆盖层过厚,就会增加坝基的开挖工程量,使施工条件复杂化。所以当其他条件大致相同时,应将坝址选择在覆盖层较薄的地段。有的河段因覆盖层过厚,只得采用土石坝型。比选松散土体坝基的坝址时,须研究渗漏、渗透变形和振动液化等问题,而且应避开如淤泥类土等软弱、易变形土层。 2.4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在坝址选择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对变形较为敏感的刚性坝来说更为重要。在地震强烈活动或活动性断裂发育的地区,选坝时应尽量避开或远离活断层,而位于区域稳定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块上。在选坝前的可行性研究时,应进行区域地质研究,查明区域构造格局,尤其要查明目前仍持续活动或可能活动断裂的分布、类型、规模和错动速率,并预测发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及震级。国外有些水坝就因横跨活断层而坝体被错开或致垮坝。地质构造也经常控制坝基、坝肩岩体的稳定。在层状岩体分布地区,倾向上游或下游的缓倾岩层中存在层间错动带时,在后期次生作用下往往演化为泥化夹层,若有其他构造结构面切割的话,对坝基抗滑稳定极为不利,在选坝时应特别注意。因为缓倾岩层的构造变动一般较轻微,容易被忽视。陡倾甚至倒转岩层,由于构造形变强烈,岩石完整性受到强烈破坏,在选坝时更要特别注意查清坝基内缓倾角的压性断裂。总之,要尽可能选择岩体完整性较好的构造部位作坝址,避开断裂、裂隙强烈发育的地段。 2.5 水文地质条件 在以渗漏问题为主的岩溶区和深厚河床覆盖层上选坝时,水文地质条件应作为主要考虑的因素。从防渗角度出发,岩溶区的坝址应尽量选在有隔水层的横谷、且陡倾岩层倾向上游的河段上。同时还要考虑水库有否严重的渗漏问题,库区最好是强透水层底部有隔水岩层的纵谷,且两岸的地下分水岭较高。当岩溶区无隔水层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坝址应尽可能选在弱岩溶化地段。这就要求仔细分析研究岩层结构、地质构造和地貌条件。 2.6 物理地质作用 影响地址选择的物理地质作用较多,诸如岩石风化、岩溶、滑坡、崩塌、泥石流等,但从一些水库失事实例来看,滑坡对选择坝址的影响较大。在河谷狭窄的河段上建坝可节省工程量和投资,所以选择坝址时总希望找最窄的峡谷段。但是,峡谷地段往往存在岸坡稳定问题,一定要慎重研究。如法国罗曼什河上游一坝址,地形上系狭窄河段,河谷左岸由花岗岩和三叠纪砂岩及石灰岩构成。右岸是里亚斯 页岩,表面上看来岩体较完整,后经钻探发现页岩下面为古河床相的砂砾石层,表明了页岩是古滑坡体物质,滑坡作用将河槽向左岸推移了70m。因而只得放弃该坝址而另选新址。 2.7 天然建筑材料 天然建筑材料也是坝址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坝体施工常常需要当地材料,坝址附近是否有质量合乎要求,储量满足建坝需要的建材,如砂石、黏土等,是坝址选择应考虑的。天然建筑材料的种类、数量、质量及开采条件及运输条件对工程的质量、投资影响很大,在选择坝址时应进行勘察。 3.结语 从实践表明,选择坝址是水利水电建设中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到水工建筑物的安全、经济和正常使用。工程地质条件在选坝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选择一个地质条件优良的坝址,并据此合理配置水利枢纽的各个建筑物,以便充分利用有利的地质因素、避开或改造不利的地质因素。 地质工程论文:环境工程地质问题探索 1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各种各样的工程项目的实施,从而造成了城市地质环境的变化。以往研究分析城市地质环境的变化通常体现在过量开采地下水而引起的地面沉降。但是最近几年城市建设出现了更多的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这些建筑通常伴有地下室,这些地下室的开发就需要开挖基坑,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周围的地质环境、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破坏。地质环境的破坏程度受不同建筑开挖的程度的影响,下文就是以南京地区为例来分析深基坑开挖中的环境工程地质问题。 2 地质环境问题的表现 因为开挖深基坑而对地质环境造成的影响通常表现在:建筑物出现裂缝、周边道路出现断裂,地面的下沉和塌陷,基坑出现积水,基坑四周土的滑落等。 2.1基坑墙体的滑落 基坑的开挖需要采取相对的保护措施,在基坑的四周需要进行一些支架的保护,若是不采取这些保护措施,那么就会造成四周墙体土质的坍塌和滑落,就算采取支护措施,若是措施不当,那么四周的墙体也会产生滑移,压力在护架上导致变形等等[1]。南京地区的基坑的开挖通常是采用垂直开挖的形式,比若说南京交通银行,开挖了6.7m深的基坑,钻孔桩都是一些挡木桩,后面的止水帷幕桩只有的0.3m的直径。这样两个桩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就不能形成止水帷幕,那么在开挖的过程中就会有大量的泥沙的产生,护桩就不能产生保护的作用,导致地面出现裂缝,土质滑落,四周的墙体出现了严重的裂缝,由此不得不停止施工。 2.2积水造成地面塌陷 开挖较深的基坑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地区原本的地下水的平衡状态,像南京地区就存在比较浅的地下水位,这样开挖的过程中忽视的这点使得基坑内出现了大量的积水,特别是当挖到砂层的时候,水流就更容易从砂层中渗出,,若是不及时采取措施制止,那么将会给施工造成严重的影响[2]。 2.3降水造成地面沉降 在施工过程中因为触及到含水砂层,常常会伴随着涌水、涌砂的情况,这些都是因为基坑的底部都是一些厚度浅薄的土层,由此地下水在压力的作用下就很容易冲破这层土。为了对这样的情况进行防范,进而有很多措施被采用,在南京地区大多采用隔水或者降水措施,并且在所有解决涌水、涌砂问题的措施中最有效并且最为经济的方法就是井点降水,所以这种措施被广为采用,特别是南京地区。另外也出现地下水过度的抽取而造成地面下沉的现象,从而低于安全的底线。很典型的案例就是南京东正大厦基坑工地西侧在97年11月28日下午发生地面塌陷事故,经过调查分析发现正是因为通过井点降水过度的抽取地下水导致地面下沉的原因。 2.4基坑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形 通过降水措施抽取地下水,使得地下水位变低,增强了有效应力,进而导致基坑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通过对这些变形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因为基坑距离的不断变化导致了基坑不同程度的变形,但是当建筑物和路面不能够承受这种变形带来的压力时,那么就产生可建筑路或者路面的裂缝或下沉现象。在南京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国贸中心基坑,在最初的设计要求是使用双排深层搅拌桩止水,但是因为施工场地的限制,就减少了一个深层搅拌桩,导致基坑和周边的道路表层出现了裂缝情况。 3 防御措施 对于工程地质的问题的产生还有很多因为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因为工程设计阶段出现的漏洞,因此为了能够有效地防止这些因为基坑造成的事故甚至人员的伤亡,做佳措施就是采取预防为主的对策。所以这就需要相关的人员高度重视有关施工的情况,制定完善的预防政策,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甚至排除因为基坑带来的危害。考虑到南京地区周围的情况,在进行基坑支护措施的时候一定保证能够正常使用周围的一些民用设施。最初的那旌德基坑开挖通常都是低于8.0m的,所以当时的支护措施主要是为了能够对基坑四周的墙土进行支撑,但是随着越来越深的基坑深度的开挖,造成的地质危害也越来越复杂,下文对此进行一些事故的阐述: 3.1堵住漏水点 工程的施工质量不过关很容易影响施工过程中的一些墙体的渗漏,这是工程项目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在不同程度上是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的,比如说渗漏出的水中含有泥沙,那么就可以采用凝材料堵住漏水的地方即可[3]。 3.2 减压井处理措施 开挖基坑时常常会出现过度开挖,忽视了地下水的平衡,并且基坑底部土层厚度比较浅薄时,土层就会慢慢形成一个凸起,在这个凸起没有受到冲破之前,基坑的四周就会出现冒水、冒砂的情况,然后水力就很有可能会冲破土层,从而造成地面沉降,对这这种情况的处理就需要采取减压井处理措施[4]。 3.3 基坑周围架设支架保护 在对基坑周围架设支架保护时,避免支架措施采取不当,需要注意墙体是否出现冒水或者冒砂的现象,确保墙体的刚度够强,支架扎入土层的时候要够深,这样才能够防止引起墙体土质的滑落,从而造成支护结构整体坍塌;在地面现成裂缝,产生大量沉降甚至塌陷,从而导致严重破坏周围的环境。所以出现以上情况可以采用以下的办法: (1)对造成路面出现的所有的裂缝进行封堵,避免雨水或其它地面水流入缝隙。 (2)对基坑四周的地面荷载力进行减轻,使得支护结构上的一些朝向上的荷载得到降低[5]。 (3)出现不可收拾的现象的时候立即向基坑内填土,一直到基坑四周的土层刚度够强的时候在重新开始开挖。 (4)采取措施加固基坑中可能滑移的墙面,并对这些现象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 对以上各种情况的处理还有一种不得已的措施,就是注浆。采取这个措施的时候需要注意注浆的压力,不然则会严重破坏基土的原状结构。 4 结束语 从最近几年有关南京地区的基坑开挖的情况来看,对于出现的危害情况采取的措施比较多,并且都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但是还是会出现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不过至今还没有产生整体塌坑的毁灭性事故。因此对于基坑开挖出现的危害有必要进行规范这些开挖的程序,从而从根本上避免一些环境工程地质的危害。另外需要在基坑开挖之前进行地质勘测,对于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进行评估。同时引进信息技术到基坑的开挖过程中,随时监督开挖的过程,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而采取措施解决。 地质工程论文:论城市规划中环境工程地质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的开采、人口的增多、城市改造建设、能源的开发等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从而引发洪水、山体滑坡、干旱等自然灾害,造成生命、财产损失。而城市的建设是否科学、环保,渐渐受到大家关注,城市的建设者也更加重视环境工程。本文就环境工程地质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 城市环境地质学是环境地质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应用地质学原理、方法和地质资料对城市地区、城市密集区、城市群地区进行规划、管理和治理的一门学科。其主要内容为城市建筑环境,地基的稳定性调查与区域稳定性评价,供水条件的调查,地质灾害的预防和处理,建筑材料矿产的圈定,废物排放、水土污染等问题及其处置,以及与城市地质环境有关的其他问题的研究。 一.城市环境地质问题 (1)水资源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增多,城市供水量也再不断的加大,城市的水资源也对城市发展有所影响。由于水资源的逐渐匮乏,从而引发了诸多环境问题,既而才受到世界的关注。由于地下水的过度开采,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地面塌陷、路面沉降、饮用水源枯竭、海水倒灌等现象。供水资源与供水条件的保护,主要在于地下水的水源选择、分析、评价;地下水的合理开发、保护、管理;地下水科学的调节利用。因此,利用工程地质学对城市的水资源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评价,制定合理、科学的城市规划方案,既可以节约资金,也会对水资源保护,起到关键的作用。 (2)城市垃圾 城市垃圾主要分为生活垃圾、工业废料。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从而生活垃圾与工业垃圾迅速激增,成为了城市的一个直接的或潜在的危害。垃圾所产生的危害会对地表产生污染,改变土地性质等,从而引发植物的枯萎,水源遭到破坏,大气受到影响,酸雨的形成,既而形成连锁反映,对人类的生活、财产造成严重危害。 (3)地基问题 地基的勘察不要有:岩土体结构、物理化学性质、微地貌、水文地质条件等方面。我国软土分布在国内沿海城市,特殊土的分部具有区域性特质。软土有空隙比大、强度低、松软、压缩性高等特点,由此对于施工与软土层上的工程项目经常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例如地面裂缝、墙体开裂、建筑物不均匀沉降、桩基位移、基坑边坡塌落等。而地下水发生变化时,易改变土壤的物理力学性质。既而查明地基土质的物理力学性质、结构特征、水文地质等条件至关紧要,由此才能保证建筑的使用安全、地基的稳定性。 (4)旧城区人为因素 在旧城区内,热力场、重力场、地电场、声场、辐射场、地震效应场、地磁场等自然物理场,将受人类的经济活动、资源消耗等人为因素影响而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水资源、大气圈、氧气含量等自然环境问题,危害旧城区内所有生物的健康。 二.工程地质的流程、方法 (一)工程地质调查绘图:环境地质图与工程地质图,都能很好的反映出工程环境与地质环境间的关系,从而模拟真实情况。 1.依据制图内容,例如工程地质分区图、地质图等。从地质灾害角度考虑,研究、分析与场地相关的地质自然灾害,对其进行评价、研究地质环境所引发的不利影响,从而分析、制定预测防治措施。制图前,需要研究、调查、分析城区范围内的环境工程地质。 2.根据目的,如台山核电站等为某个特定工程提供资料。 (二)工程地质评价 1.隐蔽工程评价。 2.场地稳定行与适应性评价。 3.边坡稳定性评价。 4.工程地质地震评价。 5.河流环境工程评价。 6.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 (三)应用摇感技术 摇感技术在环境工程地质研究与评价时,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具有成图成本低、技术块、质量好等优势,可对区域地质、场地地形、动力地质现象动态、地质构造、河流水质、土地利用等方面情况进行环境检测与环境质量评价,编制各种资料信息图件,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提升,将摇感技术与计算机相结合,使其更电子信息化管理、操作,既而提高速度与灵活度,提高效率,更方便的掌握各方面信息。 三.环境工程地质的作用 环境工程地质,是一切工程项目施工前的必要条件,是通过工程地质的环境评价、研究、分析,预测不良环境地质作用对城市建筑安全、人类的生命健康的影响及后果,并制定、落实科学合理的应对方案与防治措施,依照环境工程地质学对场地开展全面的、综合的评价,为获得更合理、科学的施工方案、规划设计,提供资料。或以上述措施为前提,预测、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地质的影响,突显人类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与影响,以及经过这些影响与破坏后,反过来对人类生命安全、生活环境、建筑安全等方面产生的危害与影响。例如,山林过度的砍伐,造成山体地质不牢固而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地下煤矿资源过度开发,导致地面塌陷、地下水污染等,实行环境工程地质的主要意图,就是为了防治人类活动对环境质量的过度影响、破坏,同事防治自然环境对人类财产安全的威胁,为合理、科学的利用保护地质环境,提供最有力的依据。当发生地震、洪水、山体塌方等自然灾害时,依据环境工程地质相关勘探、分析、评价后,所做的对应方案,可迅速、及时、有序的开展救援等应急措施。 结束语 城市的生态环境,建筑的质量安全,人类的生命健康都与环境工程息息相关,环境工程地质是一切项目施工的前提,科学的落实环境工程,合理的城市规划,它为生态化城市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延长了旧城区的“寿命”,增添了新城区的“生机”。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与规划中,我们要根据环境工程地质情况而开展建设,科学的控制城市建设规模与速度,协调、维持好自然环境与城市建设间的关系。 地质工程论文: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研究 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地质构造的破坏也在日益加剧，地球对于人类活动破坏的有力反击就是地质灾害的频繁发生。近年来，我国各种形式的地质灾害接踵而来，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地质灾害而造成的损失约为三百亿元人民币，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全国各地，尤其是经济比重较大的城市进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大事。虽然我国早在2004年3月1日就已经开始实施《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完成对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工作，使得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了法规依据，但是，经过九年的实践，科技得到飞速发展，地质灾害防治手段不断更新，显然旧的法规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给现阶段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全面有效开展提供平台，因此，对于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是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有效减少经济损失和生命威胁的需要，是地质工程得以顺利开展的需要，能够为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政策引导和法律依据，是当前有效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保障。为了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2011年6月1日，国务院第15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并于6月13日正式印。《决定》的印发，是我国地质灾害防治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进一步理顺和完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体制和机制，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由此可见，国家已经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 1　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的类型 中国的地质灾害共可分类十类，分别为地震灾害、火山灾害、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变形，海洋(岸)动力、水质与环境污染、开挖工程、沙漠化，地方病、洪水与风沙。在这十类地质灾害中，完全没有人类活动参与的地质灾害严格来说也只有火山灾害这一类，其它分类中的地质灾害都或多或少与人类的活动有关系，也就是说由于工程导致的诱发性地震、违规开山取石诱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非法开采地下资源或是开采缺乏科学性而导致的地面变形，开裂、沉降等、过度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温度上升，使得海水平不断提升等、人类活动形成的污染物排放超标、开采工程如煤、石油、天然气、金矿等开挖工程性地质灾害、沙漠化、地方病以及洪水和风沙，这些都是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的类型。因此，严格的说，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重点主要是针对人类活动对地质构造造成的破坏进行弥补，以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减少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促进经济和整个社会可持续化发展。 地质工程就是研究人类的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的相互作用，以便认识评价，改造和保护地质环境。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的支撑下，更为有效的地质灾害防治手段需要新的制度立法来支持，并对人类工程活动进行监督和限制，避免对地质环境造成过度破坏。所有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地质灾害都被包括其中，都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法制化予以监督，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与地质环境的和谐统一。 2　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的重要意义 对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进行立法不但可以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力度，还可以完善和改进原来弛质灾害防治立法体系的漏洞和不足，落实更为科学合理的防治制度规范，并为政府的权力运行和公民的权利保护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因此，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是现阶段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客观要求在地质灾害立法过程中，日本的立法值得我国借鉴。日本每一次地质灾害发生后，都会出台相应的防治法文。近年来，紧跟南方极冷天气灾害，四川汶川发生7，8级地震，而后甘肃周曲县又发生特大泥石流，以及部分石油、采煤矿区等发生重大地质灾害事故等，这些地质灾害给我国的经济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同进也夺去了众多同胞的生命。但值得庆幸的是，国家正不断地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力度，大量资金被用于防灾治灾，而且，国家非常重视通过立法徐径，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赋予其强制性和权威性，通过“依法防灾”、“依法救助”、“依法治理”来进行综合性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这种以法防灾治灾举措的目的，就是要以制度法制化来减少地质灾害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仅靠一部《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进行规范和约束，很难达到理想要求，必须进行新的立法，才能完善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 2.2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是多部门联合防治的纽带 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需要多个部门承担不同的权限和职能，这些不同的机构负责不同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事项，而对于同一地质灾害在防治过程中，可能涉及到所有机构的所有人员或部分人员，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带有强制性的纽带将这些机构联系起来，才能实现统一管理、统一防治的目的。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可以将灾害防治制度法制化，强制要求所有机构或部门必须共同对同一地质灾害进行防治，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这种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法制化，能够将国土资源局、地震局、水利局、安全生产监察部门监管的矿山灾害等机构有机的统一管理，而又不影响各自的独立职能，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从立法角度来联合备部门对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2.3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是地质灾害防治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 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面对的是所有类型的地质灾害，包括地质工程中的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而且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涉及到地质灾害类型的绝大多数，因此，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是地质灾害防治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已经拥有相关的法规政策，但由于现代地质灾害的复杂性和防治手段的不断更新，原有的法规难以满足时展的要求。因此，对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进行法制化建设是充实和完善原法规的必经之路。 2.4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 法制建设要延伸到社会每个领域，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政府的权利运行，才能消除法律盲点，实现完善的法制化社会。而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必需响应现阶段国家减排低碳经济的号召，从法律上完善地质灾害防治制度，因此是尽快完善我国法制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为了减少人类活动对于地质环境的负面影响，必须从法律高度进行监督和约束，使人们能够依法减灾、依法防灾、依法救灾，最终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 3　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法规现状 我国地质灾害防治法规建设经历了十多年的历程，从1999年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到2004年的《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再到2011年的力务字印发的《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可以说从法制角度逐步实现了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法制化建设，使得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法可依。 但是，1999年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讲求的是“群测、群防、群治郴’政策，这种群的特征法规明显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地质灾害的防治需要。尤其是目前的地质工程中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求准确、安全、可靠、科学，独立，这些特性要求现代化的立法来支撑，才能达到最佳的防治目标。而2004年的地质灾害防治法规又过于笼统，不能起到很好的约束性，而且可行性也无法可靠保证，因此，必然针对目前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进行立法，才能更实际、更有效，更有可行性。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决定》，是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的里程碑，它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进行法制化要求，提出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中、群专结合等五项原则，实现了地质灾害在理念，体制、机制，手段措施等方面的创新。 可见，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是对地质灾害防治法制建设的完善和补充，响应了2011年《决定》的原则，能够更好排除《决定》治理盲点，为地质工程所有地质灾害的综合防治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和强制措施，有效将地质灾害的不同机构进行联系作业，最大限度的调动政府职能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作用发挥，为灾后迅速有效的重建打下法律基础。 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地质灾害防治的法律体系，但由于我国地质灾害类型多，分布广，灾害严重，而防灾救灾能力相对较弱，使得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仍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矛盾：(1)地质灾害防治立法层级太低，体系不完整，缺乏规范地质灾害防治管理的基本法，(2)现行法律对地质灾害管理部门的职能定位不明确；(3)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缺乏其应有的效用；(4)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来源规定不足；(5)众多问题得到不法律的规定和调整。这些问题不能从法律角度得以解决，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就难以有效开展，就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不能在地质灾害来临时采取有效的防灾减灾措施。因此，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必须尽快完成。 4　完善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对策 我国目前的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没有核心的基本法作支撑，不能很好的解决地质灾害问题，若想改变现在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过于盲目，无核心法可依的现状，打破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过于松散和区域性的局面，必须尽快完成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形成地质灾害防治的高层级法律，并以此为核心来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这样才能有效汇集防灾力量、防灾资金，采取有效的防灾预案，依法进行防灾工作。 4.1加快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进程 只有最高层级的立法出台，才能将所有地方的地质灾害防治法规进行统一和调整，才能为各类型的地质灾害提供防治的基本法，实现依法防灾治灾减灾，并将以前无法解决的矛盾通过立法得以解决，使得单一地质灾害的法规以最高层级的基本法为核心，为依据来完善自身法制建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改变目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法制独立化和混乱化的局面，必须加快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进程，为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提供核心法，实现法制化的防灾救灾制度，才能有效缓解地质灾害的破坏程度。 4.2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化解所有矛盾 目前地质灾害防治制度存在的众多不足和矛盾，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基本法做防灾治灾依据，各地方出台的法规不具有统一性，过于独立，而且不能对地质灾害的防治上升为国家行为，而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则将所有地质灾害防治进行了统一和调整，将地质灾害防治上升为国家统一管理防治行为，这一立法能够将目前存在的所有矛盾一一化解，真正实现人力、资金、方案、手段、措施、指挥等一体化、科学化、法制化，并对各地质灾害防治机构的职能进行定位和调整，以强制化手段实现对各机构的管理与指挥。对抗灾治灾提供了充足了资金支持。 4.3在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中加强对管理机构的联合规定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并不是一个机构能够完成的，需要人力、财力、评估、预案等多方面的机构协调进行，才能将地质灾害危害降到最低。由于这种联合防灾体系没有法律做桥梁，很难通力合作，出现目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时出现要人无人、要资金无资金、要预案无预案的尴尬境地。因此，只有通过立法的途径，通过法律的约束和定位，才能将所有地质灾害防治机构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才能将它们联合起来，齐心和心来防治地质灾害。 4.4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中要加强“五到位”建设 立法的目的就是对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进行细化规定，从细节解决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因此，在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中，要加强“五到位”建设，即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到位、地质灾害防灾预案到位、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到位、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材料发送到位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人员到位。对于这“五到位”，需要所有机构如国土资源局，水利局，气象局、地下开采监察等都工作到位，才能将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加快这些工作的法制化进程，能够从根本上 5　完善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构想 鉴于地质灾害爆发日益频繁的现状以及我国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制度存在诸多的问题，对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完善立法已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 5.1制定《地质灾害防治基本法》，完善单一灾种立法 地质灾害防治基本法理应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以提高其立法层级和立法效力，充分体现其权威性。同时，对于某些地质灾害内容如地震、泥石流、洪涝等应以地质灾害防治子法的形式在专门的立法文件中规定，对于已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在保持原有立法的基础上，只需做出些微相应的调整和合理的布局，就可以逐步建立起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立法体系，既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立法成本，又充分提高了地质灾害防治立法工作的成效。这种统一立法模式和分散立法模式相结合、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双管齐下的立法形式是我国现今地质灾害防治立法的较佳选择。 5.2保障人权原则，公开公正原则，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权力监督原则 地质灾害防治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保障人权、公开公正、权利义务一致、权力监督的原则，这几个基本原则体现了地质灾害防治立法的目的和要求，同时也是构建地质灾害防治法基本制度的重要基础之一。保障人权原则不仅要求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在地质灾害中免受侵害和挽救损失，在赋予国家紧急状态权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如何防止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防止政府权责范畴的不作为，不履行给付义务或履行瑕疵，而给受灾民众的人权带来更大的损害。公正公开原则要求规范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行政程序；权利义务一致原则要求通过立法对政府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警惕权力过分集中形成一家独大的场面，又要防止多头管理，权力太过分散而导致相互推诿扯皮，影响各部门职能的最大发挥，进而影响防灾救灾的工作进程。权力监督的原则要求规范政府的公权力。切实依法行政，以权利、监督、责任等制约政府公权 5.3完善地质灾害应急法律机制 地质灾害应急法律制度包括应急机构的设置、应急预案的制定、应急响应的启动、应急的救援等机制。因此，就目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来看，需要对地质灾害应急机构的设置做出明确规定，要完善地质灾害预警系统，要完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制度。 5.4建立地质灾害救济法律机制 法谚云：“无救济则无权利。”权利自始都是与救济紧密联系的，公民权利即使在法律中规定得再完备，列举得再全面，如若没有相应的救济措施、救济程序的规定，这些法律字面上存在的权利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在立法中，需要完善地质灾害行政救济与补偿制度，需要完善地质灾害防治法中法律责任的规定，需要建立地质灾害保险法律制度，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的出台才能真正完善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工作。 6　结语 随着地质灾害发生频率的不断增加，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上升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依据和保障，是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政策引导和法律依据。我国是一个地质灾害发生类型多，分布广的国家，地质灾害灾情越来越严重，靠以往的地质灾害防治法规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求，因此，必须针对目前地质灾害防治制度法规存在的问题，从立法角度来提高地质灾害法制层级，形成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基本珐和核心法，为当前我国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提供一个法律平台，对地质灾害防治机构进行职能的重新定位和调整。将所有机构联合起来，加强细分防治措施的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地质灾害防治法律机制，才能为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有效可靠的法律依据。 地质工程论文:风电厂场址的工程地质勘测 摘要：风电厂场址的工程地质勘测不但要对地质情况进行考察，而且应考察风能资源的情况以及风能、水力对于工程建设和风电厂运行的影响。对于工程地质条件不同的复杂场地需要采用不同的勘探方法。勘测报告应当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应做到信息清晰、结果正确、建议合理。 关键词：风电厂；地质勘查；工程地质 当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可再生能源的过度开采利用迫使人类不得不寻求更为清洁和可持续利用的能源形式。风能作为太阳能的一种转化形式，具有可再生、零排放等诸多优点，是21世纪最有应用前景的能源。而将风能转化为电能，即风力发电，是风能利用的最主要方式。我国的风能资源极为丰富，陆地离地面50m高度的风能资源可开发面积约540000km2，技术可开发量约为2680gw；离海岸20km的海域范围可开发面积约为37000km2，技术可开发量约为180gw，具有极大的商业化资源条件。[1，2] 随着风力发电项目的大力推广，关于风力发电方面的诸多问题也突现出来，如风电场建设、风电并网、风电的电能质量等。现结合笔者自身工作实际，探讨风电厂规划建设中的工程地质勘探问题。 一、风电厂场址地质勘探的主要任务 风电厂场址的工程地质勘探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风电厂场址规划选点的基础上，为已选定的场址以及风电机组、电厂建筑等建筑物的方案布置提供有关的地形和工程地质资料。主要包括五方面工作，即：对场区的风能资源进行评估；绘制选址所需的区域地形图；评价场区的区域构造稳定性；查明场区的工程地质条件并对地质问题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根据需要对可采用的天然建筑材料、施工和生活资料情况进行调查。 地质工作的重点是场区的区域结构稳定性评价和地质问题可能产生影响的评估及建议，其中对于场区的地质条件主要有：地形地貌特征、形状、类型和特征；地层的成因类型、地质年代、岩性岩层、风化程度；土的性质、物质组成及含量、层次结构和分布状况；断层破碎带的产状、规模、性质以及延伸、拓展和胶结情况；不良地质作用的情况及可能的影响；地下水的类型和埋藏情况以及是否可能对地基造成不良影响。 二、风电厂场址的地质条件分类及勘测 依据风电厂场址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可将场地划分为三类，即简单场地、中等复杂场地和复杂场地。简单场地是指地层结构单一、无特殊岩土层、地质结构简单、地层稳定、地下水埋藏深且对地基无不良影响、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不高于0.05g的场地。中等复杂场地是指地层层次较多、有特殊岩土层、岩土性质变化较大、岩体风化较强、可能发生地震液化的场地；或地质结构比较复杂、局部有不良地质作用存在的场地；或者地下水埋藏较深，对地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g～0.3g的场地。复杂场地的判定标准为：地层层次较多，岩性不均且岩相变化大，地基以强风化岩体或不均匀的特殊性土层为主；地质结构复杂，断层和节理裂隙发育，不良地质作用发育；地下水埋藏浅且对地质基础的稳定性产生不良影响；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4g，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即为复杂场地。 对于不同复杂程度的场地采取的物探深度不同。此外，对于复杂程度高的场地采用的勘探点间距也应缩小，以能控制场区的地层分层、性状、断层破碎带的分布和不良地质作用的范围为标准。因此各种地貌特征的部分、各种地层、主要的地质结构、各个不良地质作用点均应布置勘探点，且应依据勘探结果考虑是否加深或增加勘探点。 地质工程论文:某建筑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及基础方案研究 摘要某建筑场地位于南宁市，块近长方形，边线为东西向和南北向，其中东西向长约392m。本文以建筑场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工程地质条件，并研究了其基础方案。 0 引言 该建筑场地位于南宁市，块近长方形，边线为东西向和南北向，其中东西向长约392m，南北向长约352m，拟分期开发，占地面积约为48400m2。场地整平标高??.00为高程95.00m。拟建的建筑物主要有数栋4f~6f的商业楼（楼高36.9m）以及一栋28f的办公楼（楼高130m），建筑物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基础型式拟定为桩基础。均设地下室，其中商业楼设计3层地下室，深度为14.5m，办公楼设4层地下室，深度为20.9m。预测基坑开挖深度分别为15m和21.4m。 1 区域地质构造与地震 场地在大地构造上处于右江再生地槽之西大明山隆起南部的南宁断陷盆地内。南宁盆地属不对称向斜构造盆地，向斜轴走向北东东向。南宁盆地的边缘断裂较发育，按走向分有北东向、北西向和近东西向三组，其中以北东向的韦村——西乡塘断裂最为重要，其规模长约70km。该断裂位于盆地北及西北一线的边缘，走向与向斜轴向基本一致。次要的北西向断裂分布在盆地的西南角，为右江断裂带进入盆地的分支断裂，以老桥断层为代表。近东西向的断裂以几条规模不大的断层分布于盆地东部。由北向南依次是三塘——奇绿断层、王村断层、屯里断层。至今未发现贯穿盆地内部即南宁市区的大断裂。 2 场地工程地质条件 场地及其附近原始地貌形态属侵蚀、剥蚀丘陵区中的垄状高丘亚区，相当于邕江四级堆积-侵蚀阶地，原地形整体东（东南和东北）高西（西北和西南）低，场地原始地面标高为90.00m~134.00m。根据现场钻探揭露，建筑场地地层由上而下分布有：第四系人工填土（qml）；第四系有机质粘土（qh）和第四系粘土（qel）；下部为第三系南湖组（e3n）和那读组（e2n）的泥岩、砂质泥岩和砂岩等地层组成。场地地下水主要为孔隙潜水和裂隙承压水，上层潜水主要赋存于填土①层、混砾填土①1层、有机质粘土②层中，受大气降水和生活污水下渗补给，透水性较好，雨季补给来源充足，水量稍丰，初见水位埋深在0.4m~2.5m之间，高程约92.5~94.6m。稳定水位为93.0m~95.0m。 基岩孔隙裂隙承压水主要赋存于强风化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中，受大气降雨下渗和相邻含水层的侧向补给，水量较小。因断层错动影响，各层间含水层有一定的水力联系，据临近基坑开挖揭露该层地下水位埋深约为8.0m。该场地地下水向北西方向排泄。 3 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 3.1 稳定性及适宜性评价 根据地质调查和收集分析相关资料，可确定该场地没有发现诸如岩溶、滑坡、采空区和地面沉降等不良地质作用，也未发现这些不良地质作用存在的条件。 穿过场地断层属于非全新活动性断层，场地相对平坦。总体上可归为：可进行建设的一般场地。钻孔揭露出，岩层及以下地层出现错断。根据初步设计，地下室底板位于高程约75.0m～81.0m的范围，这时场地西侧底板下部在断层位置均座落于泥岩⑤上，部分的地下室地板座落于①1上，而桩端底部，在断层北侧则座落于地层⑦1上，显然，底板和桩底位于2种不同的地层上。 3.2 地基岩土特性评价 拟定地下室埋深14.5m，办公1地下室埋深20.9m，假设??.00高程为95.00m，则底板分别坐落于80.5m高程和74.00m高程。由此估算，商业楼基坑需开挖15.0m左右，基坑底面以上出露的岩层主要有填土①、混砾填土①1层、有机质粘土②、上层④、上层⑤1；办公1基坑需开挖21.4m左右，基坑底面以上出露的岩层大部分为全风化泥岩⑤层，小部分为强风化泥岩⑨1层。 根据钻孔及剖面图揭露的岩层倾角，可看出，从东西方向看，岩层总体上由东向西倾斜；从南北方向看，为类似褶皱构造，层底面起伏坡度为0度~15度之间。总体上具有一定的不均匀性。 3.3 地下水评价 地下水对砼有弱腐蚀，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无腐蚀作用，对钢结构有弱腐蚀，与地下水有接触的建筑构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基坑开挖主要受上层滞水的影响，但场地上层滞水水量不大，对基坑开挖影响较小，施工时，可直接在基坑内设置集水槽、井抽排地下水。 4 基础方案评价 4.1 天然地基评价 根据设计商业楼的结构特点、基础埋深、地质条件、经济效益、施工条件等，该建筑物和地下室可能采用的基础型式：筏板基础或桩筏基础，筏板基础持力层为①、⑤、⑥1、⑥2、⑦1、⑨1、⑨2等地层，并且横跨断层带，这些地层的承载力特征值或修正值虽较大，但分布不均，应慎用或采取消除这种不均匀的措施。 4.2 桩基础 根据场地岩土特性及沉降深度要求，主要的桩基础型式宜采用人工挖孔桩和冲孔灌注桩。 人工挖孔桩：根据场地岩土层分布情况，桩端持力层宜选用⑦1、⑦2、⑨1、⑨2、⑩1和⑩2层上，基本上穿越本勘察所揭露的所有土层。钻（冲）孔灌注桩：该桩型穿透能力强，可以穿透各种土层和岩层。场地地下水对钻（冲）孔桩施工影响较小。施工中应注意控制桩底沉渣及桩身质量。在成孔过程中，要及时清孔及灌注，减少桩孔内水对泥岩承载力的影响。 4.3 基坑工程评价 拟定商业楼地下室埋深14.5m，办公1地下室埋深20.9m，相应基坑开挖深度预计分别为15.0m和21.4m。假设??.00高程为95.00m，则基坑底面分别坐落于80.00m高程和73.60m高程。显然基坑开挖有2级深度，第一级为商业楼地下室基坑，深约为15.0m；第二级为办公地下室基坑，深约为21.4m， 2级基坑侧壁底部相距较远，故可单独考虑其稳定性，即基坑支护设计可分别按15.0m深和6.0m深分别进行。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主要以失稳后的破坏后果为依据。 根据基坑开挖底面高程，结合本勘察揭露的地层分布情况，第一级基坑侧壁（商业地下室范围）出露的地层主要为①1层、有机质粘土②、粘土③、夹层煤④和泥岩⑤层，局部穿过泥岩⑥1层。各区的支护设计采用图中建议相应的岩土分布剖面图及对应的岩土参数建议值。 5 结论及建议 建筑场地属侵蚀、剥蚀丘陵区中的垄状高丘亚区，无滑坡、崩塌等不良地质作用，场地稳定，适宜工程建设。主体建筑基础形式可采用桩筏基础，桩基采用冲孔灌注桩。 地质工程论文:工程地质勘察中水文地质研究 摘要：水文地质研究在工程勘察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阐述工程地质勘查中水文地质评价内容，岩土水理性质，地下水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等问题。 关键词：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岩土；危害 1 工程地质勘察中水文地质评价内容 在工程勘察中，对水文地质问题的评价，主要应考虑以下内容： 1.1 应重点评价地下水对岩土体和建筑物的作用和影响，预测可能产生的岩土工程危害，提出防治措施。 1.2 工程勘察中还应密切结合建筑物地基基础类型的需要，查明有关水文地质问题，提供选型所需的水文地质资料。 1.3 应从工程角度，按地下水对工程的作用与影响，提出不同条件下应当着重评价的地质问题，如：①对埋藏在地下水位以下的建筑物基础中水对砼及砼内钢筋的腐蚀性。②对选用软质岩石、强风化岩、残积土、膨胀土等岩土体作为基础持力层的建筑场地，应着重评价地下水活动对上述岩土体可能产生的软化、崩解、胀缩等作用。在地基基础压缩层范围内存在松散、饱和的粉细砂、粉上时，应预测产生潜蚀、流砂、管涌的可能性。③当基础下部存在承压含水层，应对基坑开挖后承压水冲毁基坑底板的可能性进行计算和评价。④在地下水位以下开挖基坑，应进行渗透和富水试验，并评价由于人工降水引起土体沉降、边坡失稳进而影响周围建筑物稳定的可能性。 2 岩土水理性质 岩土水理性质是指岩士与地下水相互作用时显示出来的各种性质。岩土水理性质与岩土的物理性质都是岩：岩土的水理性质不仅影响岩土的强度和变形，而且有些性质还直接影响到建筑物的稳定性。以往在勘察中对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的测试比较重视，对岩土的水理性质却有所忽视，因而对岩土工程地质的评价是不够全面的。岩土的水理性质是岩土与地下水相互作用显示出来的性质，下面首先介绍一下地下水的赋存形式及对岩土水理性质的影响，然后再对岩土的几个重要的水理性质及研究测试方法进行简单的介绍。 2.1 地下水的赋存形式：地下水按其在岩土中的赋存形式可分为结合水、毛细管水和重力水三种，其中结合水又可分为强结合水和弱结合水两种。 2.2 岩土的主要的水理性质及测试办法：①软化性，是指岩土体浸水后，力学强度降低的特性，一般用软化系数表示，它是判断岩石耐风化、耐水浸能力的指标。在岩石层中存在易软化岩层时，在地下水的作用下往往会形成软弱夹层。各类成因的粘性上层、泥岩、页岩、泥质砂岩等均普遍存在软化特性。②透水性，是指水在重力作用下，岩土容许水透过自身的性能。松散岩上的颗粒愈细、愈不均匀，其透水性便愈弱。坚硬岩石的裂隙或岩溶愈发育，其透水性就愈强。透水性一般可用渗透系数表示，岩上体的渗透系数可通过抽水试验求取。 ③崩解性，是指岩浸水湿化后，由于土粒连接被削弱，破坏，使土体崩敞、解体的特性。④给水性，是指在重力作用下饱水岩土能从孔隙、裂隙中自由流出一定水的性能，以给水度表示。给水度是含水层的几个重要水文地质参数，也影响场地疏时间。给水度一般采用实验室方法测定。⑤胀缩性，是指岩土吸水后体积增大，失水后体积减小的特性，岩土的涨缩性是由于颗粒表面结合水膜吸水变厚，失水变薄造成的。 3 地下水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 地下水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主要是由于地下水位升降变化和地下水动水压力作用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3．1 地下水升降变化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地下水位变化可由天然因素或人为因素引起，但不管什么原因，当地下水位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 时，都会对岩土工程造成危害，地下水位变化引起危害又可分为三种方式： 3.1.1 水位上升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潜水位上升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主要受地质因素如含水层结构、总体岩性产状；水文气象因素如降雨量、气温等及人为因素如灌溉、施工等的影响，有时往往是几种因素的综合结果。由于潜水面上升对岩土工程可能造成：①土壤沼泽化、盐渍化，岩土及地下水对建筑物腐蚀性增强。②斜坡、河岸等岩土体岩产生滑移、崩塌等不良地质现象。③一些具特殊性的岩土体结构破坏、强度降低、软化。④引起粉细砂及粉土饱和液化、出现流砂，管涌等现象。⑤地下洞室充水淹没，基础上浮，建筑物失稳 3.1.2 地下水位下降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地下水位的降低多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如集中大量抽取地下水．采矿活动中的矿床疏干以及上游筑坝，修建水库截夺下游地下水的补给等。地下水的过大下降，常常诱发地裂、地面沉降、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以及地下水源枯竭、水质恶化等环境问题，对岩土体、建筑物的稳定性和人类自身的居住环境造成很大威胁。 3.1.3 地下水频繁升降对岩土工程造成的危害。地下水的升降变化能引起膨胀性岩土产生不均匀的胀缩变形，当地下水升降频繁时．不仅使岩上的膨胀收缩变形往复，而且会导致岩土的膨胀收缩幅度不断加大，进而形成地裂引起建筑物特别是轻型建筑物的破坏。地下水升降变动带内由于地下水的渗透，会将土层中的铁、铝成分淋失，土层失去胶结物将造成土质变松、含水量孔隙比增大，压缩模量、承载力降低，给岩土工程基础选择、处理带来较大的麻烦。 3．2 地下水动压力作用引起岩土工程危害。地下水在天然状态下动水压力作用比较微弱，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在人为工程活动中由于改变地下水天然动力平衡条件，在移动的动水压力作用下，往往会引起一些严重的岩土工程危害，如流砂、管涌、基坑突涌等。流砂、管涌、基坑突涌的形成条件和防治措施在有关的工程地质文献已有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文地质工作在建筑物持力层选择、基础设计、工程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工程勘察的发展，将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切实做好水文地质工作将对勘察水平的提高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地质工程论文:地质勘察工程中标准贯入试验的应用分析 摘 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标准贯入试验的定义及适用范围，随后分析了标准贯入试验的影响因素及注意事项，最后由标准贯入试验实例研究了地质勘察工程中的标贯试验的应用。 关键词：地质勘察；标准贯入试验；应用 1 标准贯入试验的定义及适用范围 1.1 标准贯入试验的定义 标准贯入试验又称为spt，它是一种动力触探，其通过一定的锤击动能将某种规格的对开管式贯入器打入到钻孔孔底的土层中，并由打入过程中的贯入阻抗来对土层的变化以及地质情况进行判断。一般可以用打入土中30cm的锤击数n来衡量贯入阻抗。标准贯入试验需要与钻孔结合进行，目前国内统一使用的钻杆直径为42mm，国外的钻杆直径还有50mm和 60mm两种类型。标准贯入试验具有设备简单、操作方便的优点，而且其适用于砂土、硬粘土及软岩等多种土层。此外，通过对贯入器带上的扰动土样进行分析，就可以直接得到土层的鉴别描述信息。 1.2 适用范围 标准贯入试验目前在地质勘察领域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其应用范围包括： （1）用于检查勘察地区的土层剖面和各土层在水平及垂直方向是否均匀、是否存在软弱夹层。（2）用于地基土的变形模量、承载力、物理力学性质指标等建筑物设计所需参数的确定。（3）用于单桩承载力的预估、桩尖持力层的选择以及旋喷桩直径的估算。（4）用于施工监测以及检验地基土的加固效果。（5）用于砂土和轻亚粘土在地震条件下液化可能性的判别。 2 标准贯入试验的影响因素及注意事项 2.1 钻进方式的影响 标准贯入试验的钻进过程中要尽力保持钻孔底部的土层不被扰动，因此不宜用冲击式和水冲法钻进，而应尽可能地使用回转泥浆式钻进方法来最大化地保持孔壁稳定（特别是在砂层钻进时），并减小孔壁的摩擦。此外，钻孔的直径不能过大，一般限定为不大于100mm，若直径过大将会造成50%的锤击数减少。 2.2 土层深度的影响 在spt进行过程中，随着贯入深度的增加，土的有效上覆压力和侧压力都会随之增加，从而造成贯入阻力加大，最终使锤击数增加。因此，需要对锤击数进行深度修正。 2.3 探杆偏斜影响 标准贯入试验的实践表明，探杆与钻孔的孔壁摩擦会随着探杆的偏斜而增加，导致有效锤击能量减小，从而影响锤击数。因此，要保证探头、探杆以及导向杆的垂直度，防止锤击偏移和晃动。 2.4 试验前的准备 在进行标准贯入试验前，应先钻几个钻孔，对所要勘察区域的地层分布情况以及地质情况进行大概了解，为标贯试验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根据钻探情况，要在不同和相同土层的不同钻孔间做系统性的试验，同时进行土工试验，然后将两种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在同一土层中试验次数不能少于5～6次，或者在深度上每隔1～1.5m进行一次试验，这样可以有效了解透镜状或薄层状土层的情况。 2.5 试验数据的修正 对于标准贯入试验的锤击数是否需要进行杆长修正，根据实践经验，可以按照《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j 7-89）中的规定来对锤击数进行校正，经过校正后的修正值与新的设计规范吻合度较高。 3 标准贯入试验实例分析 本次标准贯入试验实例为广东省某一商住大厦的地基基础勘察工程，由于该工程为高层建筑，所以对于地质勘察的要求比较严格。该商住大厦建于厚度在11～12.5m的回填土上，回填的时间已经比较久远，在回填时按照规范要求进行了分层压实处理。在制定勘察方案时，分别在每个钻孔的不同深度设计了系统性的标准贯入试验，并在土层中进行标贯试验的同一位置取原状土样作土工试验分析，以便与标准贯入试验结果进行对比。本次勘察工程共钻孔28个，并进行了58次标准贯入试验。勘察结果表明，现场的回填土在水平及垂直方向上物质成分和物理力学性质并无太大变化。因此，在进行标准贯入试验结果统计时，在垂直方向上以2m为级数进行统计单元的划分，其统计结果见表1。 本次勘察地质条件为厚层状回填土，其物质成分组成主要为呈土状的强风化花岗岩和强风化砂岩。而在钻孔过程中，还发现了少量的16cm×12cm的强风化岩石碎块，因此标准贯入试验的离散性相对比较大，所以在对标贯试验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采用去掉最大和最小值的10%，然后再按最小平 均值法统计的方法。完成数据统计后，可以对试验的高值以及低值作详细分析，出现高值是因为在贯入过程中碰到了较大的强风化岩石碎块，而出现低值则是由于回填土局部存在松散的现象。高值与低值出现的频率都不高，且并无规律可循。统计数据与土工试验的结果较为吻合，而开挖基础进行验槽测试的结果也与统计数据相吻合。 结语 标准贯入试验的用时短、费用低，是一种行之有效、应用范围非常广的原位测试手段。标贯试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试验质量得到保证的同时，要对试验结果进行合理科学的统计与分析。特别是在对漂石、块石等含量较多的砾砂卵石层或不均匀系数较大碎石土进行标贯试验时，试验的数据将明显偏高，而且试验也会受到机械设备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也更为明显，需要配合其他土工试验手段，来对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地质工程论文:喷播植草在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的应用 论文 关键词:水库库区 地质灾害 灾害治理 喷播植草 防护技术 三峡水利枢纽 论文摘要:针对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治理的特点,结合实例对喷播植草防护技术的特点、主要功能、方案选择、施工工序进行介绍,并对其效果及 经济 、社会效益进行评价。 1　概　述 岩土边坡工程改变了 自然 边坡现状,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在环境保护要求严格的今天,边坡工程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甚至是强制性的。其中边坡植被防护作为岩土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部分,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且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圬工护坡。边坡植被防护工程主要有以下几类技术:①阶梯植被;②框格植被;③穴播或沟播;④喷播植草;⑤植生带;⑥绿化网;⑦土工网垫等。 本文将结合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经验,重点论述喷播植草防护技术在库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的应用。 2　喷播植草防护技术的特点 喷播植草是利用液态播种原理,将草籽、肥料、粘着剂、纸浆、土壤改良剂和色素等按一定比例配水混合搅匀,通过机械加压后喷射到边坡坡面的防护技术。由于其施工简单、速度快,造价低且草籽成活率高,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3　喷播植草防护边坡的主要功能 喷播植草作为边坡防护措施,将极大地改善工程建设的生态环境,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主要功能是对岩土边坡浅表层进行防护,通过对浅表层边坡的加固从而达到防止雨水冲刷、控制水土流失、保持边坡稳定的作用。 3.1　边坡加固作用 (1)深根的锚固作用。植物的垂直根系穿过坡体填土,锚固到深处较稳定的土层上,能起到锚杆的作用。乔本科、豆科植物在地下0.75~1.50 m深处有明显的土壤加强作用。 (2)浅根的加筋作用。植物根系在土中错综盘结,使边坡土体在其延伸范围内成为土与草根的复合材料,稳定边坡表层土体,起到护坡的作用。 3.2　植被的水文效应 (1)降低坡体孔隙水压力。植物通过吸收和蒸发边坡土体内的水分,降低土体内的孔隙水压力,从而提高了土体的抗剪强度,有利于边坡土体稳定。 (2)控制土壤侵蚀、保持水土。降雨是坡面冲刷的重要原因,降雨时植草对边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能有效降低地表径流的流速,从而抑制面蚀及沟蚀,减小边坡土体的流失。 3.3　改善和美化环境 植草可使被破坏的环境逐步恢复,并能促进有机物的降解,净化空气;植草形成的绿化带,与周边环境更协调,与自然更接近,起到改善和美化环境的作用。 4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特点及要求 (1)三峡库区在蓄水及运行过程中水位变化频繁,水位变幅大; (2)受当地地形地质条件限制,沿江地质灾害治理区域大多土质贫瘠,有机质含量低; (3)采用喷播植草防护的边坡坡比为1∶2~1∶ 3.5,坡度能满足喷播植草的要求,无需采用网垫等其他额外加固措施; (4)施工工期短,时间要求严格; (5)要求边坡尽快形成抗冲刷能力; (6)工程位于城镇,对景观、绿化要求高; (7)成坪后不需要专门的养护,形成稳定生物群落并自然生长; (8)边坡面积较大,应尽量降低成本,节约投资。 5　符合库区灾害治理工程特点的喷播方案针对库区灾害治理工程特点及要求,采用了以下的喷播方案。 (1)选用在三峡库区能广泛生长的草种。采用豆科和乔本科草种混播,提高耐贫瘠能力。根据库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特点及当地的气候条件,采用以小冠花为主,以中华结缕草、两耳草、紫花苜蓿等为辅的4种草种混播。 草种以小冠花为主是因为小冠花具有以下特点:①生长年限长,其寿命可达50 a以上;②根系发达,持久性强;③覆盖速度快,覆盖度大,每株当年覆盖面积平均0.7~0.9 m2;④绿色期长,枯草期短,在南方为四季常绿草种;⑤耐贫瘠、耐寒、耐高温、高抗病虫害;⑥水土保持效果显著;⑦对不同气候及土壤的适应性强。 由于小冠花耐水性较差,在水位变幅区降低小冠花草种的比例,相应增加其他辅助草种比例,以提高植草的耐水性。 (2)增加黏合剂、木质纤维素、保水剂、复合肥等喷播材料用量,并覆盖无纺布,使草籽在喷播后立即在土壤表面形成较强的抗冲刷能力。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较多采用土石方回填,边坡为碎石土质边坡,为确保草籽在初期能顺利成活并生长,增加了黏合剂、木质纤维素的用量以确保草籽在边坡上可稳定附着;增加保水剂、复合肥的用量以确保草籽在生长初期的养分及水分的充足供应。 (3)采用多草种混播,提高耐水性、增强抗病、抗虫害能力,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生物群落。 (4)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优化配方,降低成本。 (5)在边坡满足喷播植草要求后立即施工,边坡清理与喷播植草同时进行,清理一块喷一块,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满足工期的要求。 6　喷播施工 6.1　施工所需设备、材料及人员组成 (1)喷播机:容器容量为50加仑; (2)草籽:为中华结缕草、两耳草、紫花苜蓿、小冠花4种混播; (3)添加剂:黏合剂、饱水剂、木质纤维素、复合肥; (4)无纺布; (5)便携式汽油泵及连接汽油泵与喷播机容器的水管; (6)施工人员组成:清理边坡2人,喷播技工4人。 6.2　喷播工序及技术要求 喷播工序为:清理并平整边坡混合草籽并喷播铺盖无纺布养护。其中清理并平整边坡、混合草籽并喷播、铺盖无纺布3道工序可同时交叉进行,以缩短工期。 各工序技术要求如下。 (1)清理并平整边坡。在防护范围内要清除杂物,并对边坡进行平整,使边坡达到喷播的要求。根据喷播机喷播面积对坡面进行划分并做好标记,防止混喷及漏喷。 (2)混合草籽并喷播。将草籽及添加剂按一定比例配置好,依次加入并混合搅拌30 min,然后均匀喷至坡面,为保证喷播均匀,在坡面上先喷2/3的混合液,余下部分重新加满水后复喷一次至附着均匀即可。 (3)铺盖无纺布。覆盖无纺布是对喷播植草的初期养护,在草籽未萌发前可起到防冲刷、保水、保温的作用。无纺布应采用铁丝或竹钉固定,四边用土压好,防止风吹开。 (4)养护。在草籽萌发前期,应根据土壤湿度的变化多浇水,保证种子萌发所需水分,在种子发芽后,根据发芽情况适当浇水至其 自然 生长,形成稳定的生物群落。至此,养护工作基本完成,只需定期清除杂草即可。 7　工程效果及 经济 、社会效益 (1)由于施工机械化程度高,边坡的喷播植草可迅速完成,从而大大降低成本,仅为圬工护坡的10%~20%。 (2)喷播植草所用附加材料大多数为易分解材料,对环境无污染;且植草边坡与周围环境相融合,能美化城镇景观。这是传统圬工护坡所不及的。 (3)喷播植草在坡面平整后即可进行,且多种工序可混合一次完成,施工简便、速度快、劳动强度低,所需施工人员较传统的圬工护坡大大降低。 (4)喷播植草在施工后3~5 d即可陆续发芽,在良好的保湿条件下,两周植被覆盖率可达90%以上,植株高可达5~15 cm,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较稳定的生物群落,大大提高了边坡的稳定性,确保施工工期,且后期维护工作量小。 综上所述,喷播植草是一种经济有效的边坡防护方法,在堤防工程、塌岸防护工程、滑坡治理工程等的浅表层边坡防护中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过程管理论文:科技成果管理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大量的科技成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不断问世，知识产权也随之产生，并出现争议。人们为了各自的权益而对簿公堂，打官司也是常有之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当加强法制观念，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和处理这类纠纷，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使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进而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促进文学艺术繁荣。 1. 科技成果管理过程中知识产权争议的几种类型 1.1　科技成果署名权的争议 署名权是指作者为表明自己的身份，在作品中注明其姓名或名称的权利。署名是确认作者身份的重要依据。这类争议一般发生在成果鉴定、、论著出版和申报奖励等环节时，因署名排列次序先后而引起的纠纷。 1.1.1　个人署名顺序的争议。 一项大的科研项目的完成，需要依靠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和集体公关，以及相关单位的协作、支持，这里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当这个项目研究一旦取得重大进展或突破时，在考虑申请鉴定、申报专利或奖励时，项目负责人对于成果的署名不是根据本人在该项目研究中的贡献大小进行定量评估来定位，而往往是以口头协议或“长官意志”来行事，严重挫伤了一部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于是出现了对署名顺序先后的争议，甚至告到了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和人民法院，弄得不可收拾。 1.1.2　著作署名权的争议 这种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中，其著作权应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构成合作作品应具有主客观两方面要素：一是主观上要有共同创作的创意，即两人或两人以上的作者对共同创作作品的行为及后果有明确的认识和一致的意思表示；二是客观上要有共同创作的行为。凡是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每个合作作者都是作品的创造者，都享有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都有权共同决定署名的方式和顺序。但事实上有的人对共同完成的著作、论文、调研报告等成果未经与其他著作权人共同协商，擅自全部或部分不署其他合作者的姓名。而与此相反，有的仅是联系出版、帮助查找资料、抄稿和校对稿子等提供一般性劳动而未参与实质性科研的人却在作品中署名；还有的人与完成的成果无任何关系，结果也是“榜上有名”，由此导致大量的署名争议案发生。 1.2　科技成果归属权的争议 科技成果归属权的问题是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各种类型成果的特点不同，决定了知识产权的归属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只有明确了科技成果的归属权，才谈得上知识产权的利用和保护。 1.2.1　职务与非职务发明创造成果权的争议 我国颁布的《专利法》、《著作权法》、《技术合同法》等一系列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对保护从事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科技人员参与公平竞争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对于什么是职务发明创造，什么是非职务发明创造以及各自的归属应当是相当明确的，然而在具体操作时，对发明人与其所属单位在职务与非职务、本职与兼职发明科研成果的归属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分歧和误区。如有些发明人将应属于单位的职务发明作为非职务发明申请专利，致使单位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还有将电影片厂编剧创作的电影剧本仅供制片厂拍摄电影，应为职务作品，因为这是与单位业务直接有关。如果拿去发表，则不能算职务作品，因为电影制片厂没有出版文字作品的业务，但事实上对此处理往往存在误区，导致争议。 1.2.2　由于人才流动形成的知识产权争议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才流动是一种正常现象，然而所带来的知识产权争议却是屡见不鲜。如某项科研成果的全部研究工作是完成者在A单位进行的，A单位为此项目的研制提供了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和不向外公开的技术资料，显然是属于职务发明，其专利的申请权和获准的专利权无疑是属于A单位。但后来完成者调入了B单位，并在B单位对此完成的成果进行了鉴定，并申请了国家专利，A单位对此不服，与B单位官司一直打到中国知识产权局。这是一起由科研项目主持人和主要承担人，即成果的完成者在人才流动过程中造成的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的知识产权争议案。 1.2.3　合作项目成果权的争议 国际科技合作包括双边、多边、官方、民间多层次和多种方式的活动，有关知识产权的处理，一般都在合作文件中有约定。但是，有些发达国家的法人总是力图将合作置于本国法律管辖之下，或者设法选择对其有利的法律予以适用，甚至提出了一些无理的要求。而在我们国内，这类纠纷往往发生在总项目和子项目、横向合作等项目之间，合作者在取得成果或获得专利权后，当事人对归属重新确权产生争议。有的子项目未经总项目允许独自报奖，造成总项目不能保持其项目的完整性和应有的评价，形成重复报奖，造成科研协作中的负面影响。 1.3　著作权合理使用与侵权的争议 所谓合理使用，是指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允许公众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时，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也不向其支付报酬的制度。这是各国著作权法普遍实施的一种限制方法，这种限制主要是基于个人学习、科研、公开借阅等非营利活动的需要，而且合理使用权是对著作权人财产权的限制，至于著作权人的人身权不存在合理使用的问题。显然，合理使用的目的权限于为了个人学习、研究或享受，或者为了教学、科研、宗教或慈善事业的需要，若以赢利为目的则非合理使用。某电视台将一教授为电大学生授课内容整理印刷六千册，作为今后学生的教材。该教授以电视台未征得本人同意和大量印刷，造成事实上的侵权行为为由，而将其告到法庭，电视台则辩解为教学需要，属于合理使用，无需征得本人同意，双方各执一词，形成争议。 2. 科技成果管理过程 中产生知识产权争议的原由 2.1　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是世界上建立知识产权制度较晚的国家，但也是当今世界上知识产权制度发展最快的国家，短短十几年时间已经走过了许多国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走完的路程。加入WTO，标明我国在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方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也不能否认的是，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有些法规之间不协调，如在科技成果申报奖励时，按照知识产权法律的有关规定，该项目的每个完成者都有享受奖励并在获奖证书上署名的权利，然而现行的奖励办法对报奖成果的完成人名额有限制，致使参与部分成果的完成者榜上无名，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组织课题联合攻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　国民知识产权意识淡薄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晚于世界上其它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尚未普及，人们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守法意识较差，法制观念淡薄，不少公司和企业随意侵权，甚至将其作为发财致富的门径；也有不少企业和法人不懂自我保护，上当受骗，从而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如有些单位和个人因不了解知识产权的有关法律规定，无意侵犯了合作方或单位的科技成果权益；有的科研单位对自己研究出的新产品、新技术应受哪些知识产权保护不清楚，往往受到侵权后才引起注意；更令人费解的是，当出现侵权纠纷后，不是采用法律手段去解决，而是习惯于行政干预，结果导致审理的结果双方当事人均不满意。 2.3　缺乏科学的管理手段和懂法的管理队伍 一个科研项目从选题立项开始到最终取得成果或批准专利的全过程应实行全方位的管理，应培养和配备一大批知法、懂法、守法，具有知识产权意识和技能的管理人才，从而将知识产权保护从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实施监督和科学管理等各个方面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相当多的单位由于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队伍和规章制度、防范措施，管理人员没有经过严格的知识产权培训，导致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不力，引发不少争议案。 3. 科技成果管理中知识产权争议防范应取的对策 3.1　转变观念，强化意识，深入开展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教育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法制经济，人们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竞争意识日益加强，各种新产品、新商标、新成果层出不穷，而各种假冒伪劣的产品也堂而皇之登上经济舞台，社会上各类知识产权案例逐渐增多，呈上升的趋势。显然，要处理好知识产权争议，必须要转变观念，强化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加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教育，使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广大民众的自觉行为，做到不随意侵犯人的知识产权，并能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被侵犯。通过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方面的教育，创造一个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3.2　强化科研管理，重在保护成果 科技成果是广大科研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它的管理包括登记、评审、鉴定、奖[，！]励、推广应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 3.2.1　科研工作实施操作阶段 包括：科研计划的制定、技术条件准备、实验研究、课题总结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在这整个阶段都离不开查找文献资料，它是开展科研工作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必备条件之一。为避免日后可能会发生的知识产权争议，要注意课题组人员智能结构：既要搭配合理，以保证科研任务如期保质完成；又要考虑各成员的具体分工，以确定其在课题中的地位和贡献大小，使科研人员心中有数，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此外，还应制定相应的量化指标，便于定量评估，不留下任何争议隐患。 3.2.2　实行科研成果的程序化管理 国家为了鼓励广大科研人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和规范科技成果管理，制订了有关的科技政策，包括科技成果鉴定和奖励办法等，这是避免和解决科技成果管理中知识产权纠纷的重要依据。科研管理部门应对上报的科技成果实行程序化管理，首先要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履行申请保护的必须手续，查阅有关文献资料、设计图纸和实验数据等信息，然后才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进行成果鉴定、参展交易和申报奖励，使纠纷杜绝在萌芽状态。 3.3　加强知识产权信息查新，避免科研重复和资源浪费 科研课题在选题和立项时，必须要进行文献信息查新和资料检索，力求项目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和资源浪费，提高研究开发的起点和效率。按照知识产权法律的有关规定，凡不具备创新条件的智力成果是不可能取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有可能与他人的知识产权发生冲突，引起纠纷，甚至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只有通过知识产权信息查新，密切监视与本单位相关的国内外知识产权信息，才能不断调整研究开发方案，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抢先得到知识产权保护。 3.4　制订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确保各方的合法权益 为了切实有效地解决科技成果管理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争议问题，针对科技成果署名权、归属权及合理使用与侵权等可能发生的争议，制订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统一到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上来，尤其是企业在进行股份改造和合资、合作生产中，要做好专利价值的评估工作，同时注意解决好人员流动中的专利申请权问题和职务发明创造与非职务发明创造以及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与侵权等一系列问题，确保各方的合法权益。 3.5　淡化成果概念，强化专利意识 对科技成果实行鉴定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在国际上无通用性，无法融入国际化的知识产权领域，即使进入国际市场，也很难得到法律保护，如一些短、平、快的科技成果，一旦出现在市场，很快就会被人仿制，严重挫伤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损害单位的利益。为此，企业在课题研究、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等工作中做出的发明创造，凡是可以申请专利的，就应及时申请专利，以取得知识产权保护，然后进行成果鉴定，即由成果概念 转专利保护。 知识产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对其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志、信誉依法享有的权利。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其实质是依法给予从事智力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应有的权利，也就是依法保护从事科学技术研究者的智力成果。我国已于2001年11月10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融为一体，机遇和挑战并存，利弊也并存，但从根本上是符合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按国际惯例和WTO规则行事，尽快与国际全面接轨，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以辉煌的智力劳动成果去迎接挑战。 过程管理论文:论车辆技术管理在降低运输成本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论文关键词:车辆技术管理 降本增效 论文摘 要:加强车辆技术管理工作,降低运输成本,是当今道路运输企业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本文对如何做好车辆技术管理工作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运输企业的车辆技术管理工作是一个系统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其目的在于为运输生产提供安全、优质、高效、低耗、及时的运输力,保证车辆运行安全,确保车辆在使用中的良性循环,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道路运输的发展空间大大提高,但是有些道路运输企业只注重车辆的更新,轻视车辆技术管理工作;只注重眼前的营运收入,轻视运输成本的核算;只注重新型车辆的使用,轻视车辆维修技术人员的培养;这些传统的运输组织方式和管理方法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否则就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1 车辆技术管理是降低运输成本的重要途径 在道路运输企业运输成本中,运行材料(燃油、润滑材料、轮胎)的消耗占很大比重,在实行了费税改革后,汽车运行消耗费用占汽车运输成本40%左右,其中燃料费在运输成本中约占25%~30%,润滑材料的消耗费用占汽车运输成本1%~3%,轮胎消耗约占10%~15%。车辆技术管理工作在降低燃润料、轮胎等运输材料费成本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不容忽视。 (1)汽车的性能和汽车的使用是影响燃料消耗的两大因素。汽车的技术状况是节油的技术基础,只有在良好的技术状况下,才能充分发挥汽车的燃料经济性。因此,在使用中应特别重视汽车技术状况的检查与调整,使其处于最佳状态。 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是节约燃油的根本。无论是节能方针、政策的贯彻,还是节油技术、设备的改进和节油方法的落实,最终都要通过驾驶和改善管理工作来实现。 (2)合理使用润滑材料,不仅可以降低润滑材料本身的消耗,而且还可以提高机件的润滑条件,减少摩擦和磨损,从而减少功率消耗,降低燃料消耗,延长机件使用寿命。 (3)轮胎的管理工作是汽车运输企业技术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合理使用轮胎,提高轮胎的使用寿命,对降低运输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保持轮胎良好的技术状况对确保行车安全,降低行驶阻力,减少油耗也有较大的影响。运输企业应配备专门的轮胎管理技术人员,负责轮胎的全面管理;建立轮胎技术记录卡片,考核轮胎实际行驶里程和使用情况。 2 汽车维修技术管理工作不容忽视 我国交通部所颁布的《汽车运输业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中规定“车辆维护应贯彻预防为主,强制维护的原则”及“车辆修理应贯彻视情修理的原则”。 所谓“视情修理”就是根据车辆检测诊断和技术鉴定的结果,视情按不同作业范围和深度进行的修理。其目的在于防止拖延修理造成车况恶化,又防止提前修理造成浪费。为此,运输企业应积极创造车辆检测诊断和技术鉴定的条件。 在车辆维护和修理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维修标准,把好检验质量关,提高汽车的维修质量;同时,要不断地提高维修人员的技术水平。维修质量好,车辆的技术状况好,这样不仅可以降低燃料的消耗,还可以减少汽车在使用过程中的维修时间,减少维修费用。 3 落实车辆技术管理工作的具体措施 车辆技术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不容忽视的工作,是道路运输企业深化管理,降本增效的重要途径,为此要做好以下几项基础工作。 一是建立激励机制。车辆技术管理工作要严格而规范,实行一车一档的定额管理标准台帐,驾驶员行驶里程与用油指标挂钩,燃油实行百公里油耗定额管理,轮胎按规定的里程使用,节超奖罚分明,公开透明。车辆定期维护保养,人为造成的机械事故按规定处罚。 二是健全各种台帐,加强成本核算。车辆技术管理是对运输车辆实行择优选配、正确使用、定期检测、强制维护、视情修理、合理改造、适时更新和报废的全过程综合性管理。要真正做到择优选配,适时更新和报废必须建立在基础资料的完善上。不但要按常规做好车辆技术档案一车一档,另外还可以建立综合性的车辆技术状况台帐,及时反映各车及总成的维修情况、维护频率,便于分析各车型、总成的使用寿命,合理编排车辆的各级维护计划,做到既不提前维护而造成工时材料浪费,又不延误维护使车辆带病行驶,反而造成维修成本增加。 三是要重视车辆的一级维护。目前汽运企业对车辆的一级维护可有可无,对车辆的二级维护则普遍比较重视,这是因为运管部门抓得较紧。孰不知,一级维护是二级维护的补充,车辆在一个二级维护周期内运行,各机构连接件不可能不磨损,随着行驶里程的增加,有些零部件可！能会松脱,润滑部位出现缺油和漏油,影响汽车的操纵安全,所以说,定期进行一级维护是必做的工作。 四是安全例检不放松。车辆的例检也是车辆各级维护的补充,是车辆技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在车辆的各级维护之间的时间间隔里,车辆各安全部件的连接,像横直拉杆球头、传动轴连接螺丝等会产生松动,如不及时进行检查调整,将会引发交通事故。由此,整个安全例检工作的重点应放在车辆进站及回场的检查上,让例检人员有充足的时间对汽车的方向、制动、传动、悬架、灯光信号等安全部件进行仔细检查,这不但减轻例检人员对车辆出站检查的压力,一旦发现会影响出车的问题,还可提前作好准备,及时调整车辆。 五是完善经营管理制度,实行成本控制。加强对节油的管理,收集和记录汽车燃料消耗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节油制度,并组织实施;同时把好维修配件品质关,建立完善的维修配件进出渠道和台帐管理制度;对报修的车辆要求车辆检验员故障诊断准确,维修技术人员准确确定配件是否更换,汽车维修工准确排除故障,减少返工,节约维修过程用料等成本,将维修的各项成本费用控制指标和责任落实到车间、班组、人和车辆。 六是培养车辆技术人才。一种是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管理者;另一种是维修技术人才,既有丰富的汽车维修理论知识,对现代汽车结构和新技术有一定了解,又有很好的维修实践经验。这些人才是企业的宝贵财富,要加强培养、选拔,人尽其才,防止人才流失。同时注重后续人才的培养 ,通过开展劳动竞赛、技术比武等活动,不断提高专业维修技术人员的综合技能。 七是提高驾驶员操作技术水平。开展各种培训,提高驾驶员的节能意识,改变不良的操作习惯。推广节油经验,每个驾驶员都要养成正确使用和驾驶车辆的习惯,缓启动、不踩急刹车,练就过硬的“脚下功夫”。做到“中速运行、减速提前、避免刹车、停车熄火”,每天都认真保养车辆,发现问题及时排除,确保车辆处在最佳的节能运行状态。 降本增效,提高企业竞争力是道路运输企业管理的永恒主题。实践证明,车辆技术管理在降低运输成本过程中尤为重要,只有提高车辆技术管理工作的水平才是道路运输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过程管理论文: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耕地占用税是乌鲁木齐市地方税税种之一已经开征多年，耕地占用税征收工作具有征收基数大和一次性征收的特点，强化耕地占用税税源管理，有助于公平税负、鼓励平等竞争，培植新税源，今后将成为乌鲁木齐市地方财政收入和税源增长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乌市地税稽查局2013年第4季度耕地占用税核实、清欠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就对如何强化耕地占用税税收征管谈一点看法和建议。 2013年第4季度，乌市地税稽查局按照乌市地方税务局的统一部署，对乌鲁木齐市所管辖的67户企事业单位耕地占用税进行了核实清缴，经核实应补税款为19，981万元，已入库7，502万元，尚欠12,479万元。 一、耕地占用税存在的问题 ㈠耕地占用税新开工手续不全的建设项目管理难度较大，耕地占用税征管过程中，由于占地行为大多数未取得批准手续，土地占用手续不能及时审批，对占地面积等无法准确确认，影响了计税，造成税款不能及时入库。如：新疆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新疆某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某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纳税单位。 ㈡建设单位的机构所在地在异地，建设单位的资金支付均在异地，造成征收管理难度极大，给当地税务机关的日常管理、清缴欠税及强制执行都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尤其是异地催缴，加大了税收的征收成本。如：喀什行署驻乌办事处、多晶硅等纳税单位。 ㈢对于行政事业单位取得的土地，因当时没有将耕地占用税这块税金纳入或完全纳入资金预算上报财政等部门审批，造成纳税单位以没有资金来源为借口拖延或不予缴纳耕地占用税，尤其是20__年以前就动工但审批手续在20__年以后才审批下来的工程，因耕地占用税新法与旧法在征税范围和单位税额上差别很大，造成纳税单位的预算资金缺口，形成难以清缴的欠税。如：兵团机构事务管理局、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等纳税单位。 ㈣有些工程根本就不办理国土部门的审批手续，仅办理占用林地批准书，在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上、计税依据与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时间相抵触，造成管理难度加大。如：新建升晟股份有限公司、阳光恒昌（新建）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等纳税单位。 ㈤因耕地占用税是地税部门从以前的财政农税部门移交过来的税种。虽然近年开征后在征收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因缺乏充足的征管经验，稽查人员在清欠过程中也是边干边学，耕地占用税业务知识和征管经验有待提高。 二、加强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工作的建议 ㈠完善税收征管 征收管理局主动与占用耕地企业联系，及时登记造册。在获得国土、草原、林业部门批准占用耕地、草地、林地的批文后，为确保耕地占用税及时、足额入库，及时与有耕地占用行为的企业进行联系，对应纳耕地占用税数额较大或由于新旧政策计税依据不同，造成企业超出预算、资金周转困难或在筹建期的企业一时无力缴纳的这一实际情况，要求企业做出分批缴纳税款计划，并及时进行催缴保证税款足额入库。 ㈡抓住重点税源，不放零散税源。落实管理员制度，实行项目追踪管理，定期清漏，及时了解大型工程招标、立项、审批、开工情况，及时准确了解重点工程项目占用土地情况及占用土地的性质，督促纳税人及时办理耕地占用税事宜。对零散耕地占用税难以控管的实际情况，及时与国土部门签订代征协议，有国土部门代征，可以起到抓大不放小的作用，对财务核算、财务制度健全的单位实行的是纳税人自行上门申报的方式进行征收。 ㈢加强减免税审核把关，努力做到应收尽收。对耕地占用单位上报的耕地占用税减免申请，进行层层审核把关，派专人实地落实情况，根据有关规定严格落实是否符合耕地占用税减免条件，严格按照税法规定操作，努力做到税源向税收的转化。 ㈣加强政府部门协作配合，建立政府部门间信息传递制度。与国土、林业、草原、城建等部门进行信息互换，及时采集信息，准确和科学的掌握情况，做到了严格落实政策规定，实现耕地占用税源头控管。一是各部门设立联络员，具体负责各类信息的收集、传递、汇总和分析，以保证此项工作的正常化；二是不定期召开联络会议，通报、交流工作情况，增进沟通，完善协作制度。通过以上耕地占用税治税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拓宽税源控管渠道，丰富税源控管手段，延长税收征管链条，为发挥税收职能开辟更宽广有效的空间，税源监控、堵塞漏洞等举措及其力度，实现耕地占用税税收精细化管理和税收收入的及时入库。 ㈤强化对部门工作协作。一是工程项目开工前，施工单位在办理开工、放线等手续时，建设管理部门应要求及时将实际占地面积、占用土地性质等数据的传递工作，否则不予办理；二是工程项目竣工验收，验收部门应依据施工单位出具的税务机关税收完税证明（包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有关规定占用耕地的纳税人出具耕地占用税完税证明），方可预以验收；三是建设项目审批，与县发改部门密切联系，对新立项的项目建设、发改委立项批复，应及时向税务机关传递批复项目基本情况、占用耕地情况，便于税务部门及时、全面及时掌握工程项目基本情况和工程实际占用土地面积；四是国土资源及房管部门在办理土地使用证、房产证时，对耕地 占用行为实行先税后证管理办法，即纳税人凭耕地占用税完税证明方能办理建设用地手续；五是国土资源部门在办理耕地占用申请手续时，应及时将耕地占用信息传递税务机关；在确认其耕地占用行为时，即办理相关权属证明时，应要求提供耕地占用税完税证明或相关证明。 ㈥加大宣传服务工作，建立税法宣传服务长效机制，营造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氛围，确保税款及时足额入库。以书面形式规范耕地占用税征收程序，明确咨询、申报、完税管理的要求，通过上门辅导和约谈等形式及时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向涉及耕地占用的纳税人进行辅导，积极倡导依法纳税，提高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 过程管理论文:ERP实施过程的沟通管理探究 关于沟通管理,内容良多,也听了巨匠级老师的培训,自己稍微总结1下,并结合ERP项目施行的具体特色来谈谈如何与客户做沟通。这里先讲讲沟通的基本概念,后期在深刻体会ERP施行进程中如何与客户进行沟通,但愿更多的朋友介入讨论。 1、为何需要沟通?沟通的目的是甚么? 1般来关于沟通管理,内容良多,也听了巨匠级老师的培训,自己稍微总结1下,并结合ERP项目施行的具体特色来谈谈如何与客户做沟通。这里先讲讲沟通的基本概念,后期在深刻体会ERP施行进程中如何与客户进行沟通,但愿更多的朋友介入讨论。说,沟通的目的主要三类: 一、传递信息。向相干人员传递某些特定信息,让对于方明白、了解1些事情或者者情况。 二、讨论。相干人员就某件事情的认识、处理法子、方案、策略、规划等内容进行讨论,以使事情能够做的更好,能够做患上更完善。 三、谈判。对于有不赞成见或者存在分歧之处,相干方面开展谈判,摆事实、讲道理,试图说服对于方接受自己的前提,通过说服、让步、妥协、理解、包容,终究就某件事情达成1致意见。 2、沟通的方式 1般来讲,沟通也有三钟方式。 一、单项沟通。把某些事项以通知的方式告诉相干人员,不需要反馈,至少不需要便可反馈。1般用在通知、请求、轨制、命令、通报、分布传单等情况。 二、双向沟通。沟通由1方与另外一方进行互动式信息转达,并就沟通结果达成1致(也可能不1致),但至少双方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以及权力,可以充沛表达自己的意见以及建议。比如:谈恋爱、工作绩效考查沟通、方案沟通等。 三、网状沟通。这是1个多方介入的沟通方式,介入各方代表不同利益主体,他们就相干事情进行充沛表达意见,达成让步以及1致。比如:ERP项目施行进程中,甲方、乙方、监理方就项目施行验收验收标准的讨论等。 3、沟通的渠道(手腕) 一、电话二、邮件三、会议四、讲演五、报表、六、口头七、通知八、传单九、看板一0、短信一一、留言等。 4、沟通的原则 记患上有位巨匠给咱们培训时强调了三个原则 一、不要先入为主。这个容易理解,就是不要先把对于方“定性”。这常常是因为咱们的立场不同,搜集的信息不够全面等缘由酿成的。 二、先处理情绪,再进行沟通。带有情绪的沟通,至少来讲是不理智的,也可能会引发对于方的情绪变化,结果确定不会很理想。 三、沟通是双向的。1般情况下,应当多听,少说。对于对于方的观点最佳进行重复以及确认,以获取正确的信息。对于于自己表达的不肯定或者者理解有难度的观点,应当让对于方充沛理解,并患上到对于方确认。 此外,我还想再补充几点: 一、态度要端正,心态要摆平。如果你是从“共赢”的角度、从“为了使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角度去展开沟通,多半沟通会进展的比较顺利。 二、要有明确的目标。而且目标还要聚焦。没有目标的沟通就是在挥霍. 过程管理论文:浅析城市管理执法过程中的暴力抗法问题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城管执法过程中多次遭遇暴力抗法，暴力抗法已成为阻碍城管执法工作顺利开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加强应对和处置暴力抗法问题的研究对于做好城管执法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笔者试就暴力抗法问题的成因及对策，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暴力抗法的特征及表现形式暴力抗法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履行职务过程中遇到的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现象。其特征：一是对抗行为的违法性。暴力抗法是一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严重者还将触犯刑律。二是行为发生的突发性。暴力抗法行为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不经意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就会引发暴力抗法行为的发生，这在具体执法活动进行之前，往往是很难准确预料的。三是后果的社会危害性。暴力抗法行为一旦发生，如果不能及时将其有效控制，不但会使执法人员遭受人身伤害，而且还会使事态扩大，造成重大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 暴力抗法行为具体表现为被管理对象不服从行政执法人员的管理，对执法人员进行辱骂、殴打、起哄、围攻、毁坏执法装备、强行夺取被扣押或没收的物品等。按照参与抗法人员数量，可以分为个体对抗和群体对抗；按照抗法手段，又可以分为直接对抗和间接对抗。 （一）个体对抗 个体对抗是指社会单一成员在行政执法主体行使行政执法权过程中，不满行政执法行为，或主观错误的认为行政执法行为侵害其个体利益，或其他原因而采取的故意对抗执法的现象。个体抗法者大多是一些诸如外来流动人员、劳改释放人员、下岗职工或部分个体经营业户。其对抗行为主要以辱骂、耍赖、撕扯、恐吓为主，个别人员也会以暴力手段直接对抗执法人员。其特点是发生频率高、盲目性大，但处理难度相对较小，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暴力抗法现象。 （二）群体对抗 群体对抗是指社会群体共同对抗执法现象。其抗法行为的发生往往存在诸多原因，情况较为复杂，处理难度较大，需要执法人员有较高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稍有不慎，就容易引发重大恶性事件。群体对抗者常常抱着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进行对抗，个别对抗者存在相互利用关系进行对抗执法的行为，因此群体对抗相对于个体对抗者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 （三）直接对抗 直接对抗包括前面提到的个体对抗和群体对抗两种形式，是指被管理者直接利用辱骂、殴打等暴力手段阻挠、威胁执法人员正常执法的行为。 （四）间接对抗 所谓间接对抗，是指直接被管理者利用亲属、朋友或者与其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采用间接手段阻挠、妨碍执法人员正常执法的行为。间接抗法人以社会弱势群体居多，这里的“弱势群体”主要是指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此种对抗行为在日常管理中比较常见。他们惯用的策略是利用社会上同情弱者的心理，采用哭天喊地、虚张声势的伎俩，混淆视听，转移矛盾焦点，以此吸引行人围观，博取大多数人的同情，使执法人员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这种对抗手段具有社会危害性大、容易激化矛盾、严重损害执法队伍形象的特点。 二、暴力抗法的成因 城管执法中的暴力抗法事件，尽管其表现千差万别、不尽相同，但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管理者与被管理对象的利益冲突。一个执法，一个抗法，看似是截然相反的两方面，却都是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城管执法部门行使行政执法权，维护的是国家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大利益”、“宏观上的利益”，而进行暴力抗法的个体或组织注重的是其个体或群体利益，是“小利益”、“狭隘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互冲突时，个别当事人片面地强调执法行为侵害了其个体利益，而不讲其违法行为侵害了集体利益；不是虚心接受教育，改正错误，而是选择了暴力抗法的违法途径。因此利益冲突成为暴力抗法事件发生的最主要原因。 二是被管理对象的法制观念淡薄。目前，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个体或单位对城管行政执法存在偏见，认为城管执法队伍是“杂牌儿军”、“土八路”，这部分人往往对城管执法工作不屑一顾，肆意对城管执法人员进行公开侮辱，当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纠正时，往往容易发生争执，进而引发抗法行为。此外，城管执法工作所要面对的被管理对象多数属于弱势群体，法制观念和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在他们心里法律与己无关，更有甚者认为执法人员的正常执法是在故意“找茬儿”，因此“口服心不服”，伺机报复执法人员的心理比较严重，这类情况在执法人员的具体执法过程中十分常见。法制观念淡薄、认识水平低下是导致违法行为发生的主观性因素。 三是城管执法队伍自身存在的问题。在暴力抗法事件发生的诸多因素中，有一种情况应当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与警觉，那就是因为执法部门自身的不文明执法行为导致了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勿庸讳言，执法机关中有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不文明、程序不规范；有的行政执法部门该作为的不作为，应当及时处理的问题长时间不予处理，引起相对人不满，激化矛盾；个别执法人员恃强凌弱，不尊重相对人，言语态度极为轻浮，引发矛盾；有的执法人员处理问题简单粗暴，不分对象、不问情况，凡事都喜欢搞“一刀切”，引起相对人的对抗情绪；还有部分年轻的执法人员由于执法经验缺乏，实践经验不足，言语有失或行为过激，容易引发相对人的敌对情绪；甚至还有一些执法人员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是热情服务与公正执法，而是吃拿卡要、徇私舞弊，甚至欺压、刁难群众，致使城管执法机关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大为降低，从而引发暴力抗法。 四是城管执法保障力度不够。虽然我市城管执法队伍中都设立了公安治安保障机构，但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设立的公安治安保障机构缺乏对抗法行为人的独立处理权；另一方面，有的城管执法部门虽已设立了公安保障机构，但由于警力不足，保障力量薄弱，当城管执法队伍遭遇暴力抗法行为时，一般情况下还是求助于其他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往往不按“暴力抗法”问题去处理，而是以一般的治安案件进行调解，这种处理方式不但没有从根本上震慑违法行为，反过来却使一些不法分子对这种解决方式不屑一顾，使城管执法的力度大打折扣。 三、解决暴力抗法问题的对策 第一，要进一步强化城管执法的宣传工作。宣传是万事开头之本，对这项工作城管执法部门历来也是极为重视的，但宣传的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原因就在于不务实。就法律法规的宣传而言，我们目前还往往只停留在发放宣传材料、出动宣传车、设立宣传站等单一平面上。当然，笔者并不是认为这些宣传方式不重要，这些宣传方式在城管执法相对集中处罚权实施初期的确发挥了迅速扩大影响力的积极作用，使广大群众在短时间内对城管执法工作有了比较深刻的感性认识，但是随着执法工作的不断开展，就必须采取更实际、更有效、更深入的宣传方式，不断地扩大宣传效果。这里，笔者赞同温州市城管执法局的做法，不妨可以参考借鉴。就 是在管理过程中把一些屡教不改、难于管理的“钉子户”请到执法局来，由局领导或社会威望较高的同志出面对相对人进行“谈话式”开导教育，讲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目的和意义，耐心介绍我们的执法工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法就是法，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和搞特殊化，我们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不影响城市宏观管理的情况下，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为老百姓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样一来，既达到了执法和管理的目的，缓解了矛盾，同时又起到了为民服务、树立形象的效果。 第二，要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是树立执法队伍良好形象的必要条件，既不能一劳永逸，也不能一蹴而就。这就要求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要不断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执法水平，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案；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理论修养，遇事沉着冷静，不要浮躁；要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化为人民服务宗旨；要不断加强执法队伍的廉政教育，坚决杜绝“吃、拿、卡、要、扣”和“三乱”行为；要进一步强化军事化管理，把我们的队伍真正建设成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敢打硬仗的文明之师、威武之师。 第三，要未雨绸缪，积极搞好预案。进行集中清理行动或者“拔钉子”之前，要组织参与队员召开专题会议，认真搞好预案，将执法行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一列举，对每一项任务要明确分工，合理安排部署，达到未雨绸缪的目的。只有这样，在发生突发性暴力抗法事件时，执法队员才能做到沉着应战，避免产生慌乱、急躁等不良情绪，影响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四，要克服急躁情绪，树立长期管理的执法观念。必须学会用辨证的思维来考虑和解决问题，我们在对一些管理难度大、一时难见成效的违章行为的管理过程中，决不可产生急躁情绪，而应着眼于大局，树立长期管理的思想观念。例如占道经营、流动摊贩、乱搭乱建等违章现象并不是一朝一夕、靠几次突击行动就可以让其销声匿迹的。因为此类违章行为具有反弹率高、回潮速度快的特点，这也是一种客观事实。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依靠突击性整治，力求用“闪电战”解决问题。那样做既不切合实际，又容易使队员产生盲目的急躁情绪，甚至会使队伍产生厌战心理。所以，从事城管执法工作必须要有吃苦精神，要有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耐心与恒心，要建立与违法违章行为进行长期艰苦作战的心理准备。同时，还要积极探索城市管理的新路子，力求新突破，建立起长效管理机制。 第五，要坚持和强化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工作理念。要将为民服务作为工作的一条主线，始终贯穿于城管执法工作的方方面面。对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只要是合法合理的，都要尽快予以办理；不属于办理范围的，要耐心讲明原由，指明正确的办理途径，决不能不管不顾。对待上访群众，要做到“一张笑脸相迎，一句‘您好’问候，一把椅子让座，一杯热茶接待”，语言文明，举止礼貌，态度和蔼。同时，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头，力所能及地为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经营上的实际困难，这样老百姓才会把城管执法队员当成“贴心人”，我们的执法工作才会降低难度，提高效率。 第六，对暴力抗法行为要坚决予以严厉打击。暴力抗法事件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一旦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违法分子逍遥法外，产生削弱执法力度、助长违法者嚣张气焰、影响执法队伍社会形象等一系列恶性后果。因此，对实施暴力抗法行为的违法分子一定要依法从严打击，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弘扬正气，形成全社会声讨和谴责暴力抗法行为的舆论氛围，为城管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过程管理论文:水利工程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应对措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强,水利工程也要逐步实现现代化,以跟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潮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以水利的现代化建设为基础,而水利的现代化管理又以水利的管理为依托。所以,水利工程管理是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的重要环节,但是水利工程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本文深刻剖 析了这些问题,并做出积极的应对措施,以更好地建设水利工程。 一、水利工程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的水利管理体制是按级管理制,并且分为行政主管和业务主管两个体系。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而业务管理是在行政管理部门的允许和监督下实现工程管理职能。综合来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宏观政策上的管理和调控,而业务管理部门负责日常业务工作的管理。 在水利工程建设上,党和政府做出很多努力,诸如水利工程的安全性鉴定、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以及人员的培训和技术交流等工作,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水利工程管理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二、我国水利工程管理的问题 1、观念陈旧,管理模式落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时代下的水利管理体制已经不再适用。水利工程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也与以往不同,这就要求水利部门改变水利管理的观念和方式。旧的理念中遵循上级至上的原则,过度依赖上级指示,缺乏竞争意识和自我创新性,使得管理效率低下,效益不济,对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效益造成了不良影响。 2、运行管理经费不足,职工缺乏经济保障。由于水利工程有一定的公益性,所以在管理上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使得员工缺乏经济保障,待遇不高,工作缺乏积极性,从而在整体上削弱了水利管理人员的素质。国际的公益性支出有限,考虑到低收入者的生活问题,水利工程管理的经费就显得匮乏,工作人员的浮力变薄,人员流动变得频繁,给水利工程的管理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3、单位性质的划定。水管单位的性质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从开始的事业单位到企业单位,后来又改为生产型事业单位。这就给单位的经济带来了很多困扰,没有国家支出作为后盾,很多项目实施起来很困难,管理单位在“自收自支”和“以收抵支”的压力下,出现了财政上的巨大亏损,这样发展下去,甚至有可能出现全面赤字的局面。水利工程作为国家建设的一项基础设施,给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巨大贡献,所以国家应该适当给予经济支持和政策扶持,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4、管理体制不配套。我国的水利工程体系包含防洪、灌溉以及发电等功能,总体上可以把这些大量的水利工程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种,这是水利工程发展的实际局面。而在水利工程的管理上,虽然说在等级上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级别,但是主体上还是由国家管理。行政部门进行政策以及宏观上的调控,而业务部门是在行政部门的指导下进行工作,这样就造成了政企不分的局面,以致于部门职责不明确,水利工程的管理以及协调上出现很多问题。 三、管理改革目标及原则 1、水利工程管理改革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水利工程管理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初步建立符合实际发展管理和运行机制,这些机制主要原则包括:职能和分工明确、有很强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规范和管理监督机制等。 2、水利工程管理改革的原则。在水利工程管理过程中应该遵循这些原则:一是在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的基础上,降低管理成本,引入竞争机制,从而提高效益;二是加大对管理的重视程度,建立管理和监督机制,做到职责和分工明确;三是抓住主要矛盾,考虑到长远发展,保持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平稳协调发展。 四、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改革措施 1、按类型划分水管单位性质。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项基础设施,水利工程发挥着巨大作用,其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在保障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还维护者社会稳定与团结,而不仅仅是水费这一部分经济效益。所以从整体上看,水利工程更加接近于公益性质的单位,所以国家在经济和政策方面应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补助,以免再次出现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工程项目难以正常实施的情况。水管单位主要分为三大类:纯公益性、综合性以及经营性单位。对于纯公益性单位,建议国家将其项目支出全部纳入国家财政支出;综合性单位可将防洪、灌溉等公益性工程纳入国家财政,涉及到盈利性功能的工程不予以经济支持。而经营性单位,可以根据其经济效益的高低,适当予以补贴。 2、统一认识,转变观念。对于管理工作,高层领导起到作用,尤其 是领导对于水利管理理念的加强和工作注意力的转移,将主要精力放在水利工程的管理上,而不是一味地抓工程建设,改变过去依靠行政力量和手段进行管理的方式,而是运用多方位的手段,如法律和经济手段等。其次是积极探讨新的管理机制和格局,建造一个好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 3、深化管养分离改革措施。将管理和维护人员分开, 成立一个专门的维修养护的经济体,并将其向市场推广,以简化管理部门的机构以及明确自己的责任。 4、全面提高水利工程管理水平。第一,效率机制。对于公益性水管单位,应该精简人员,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做到尽职尽责,打造一支精明的管理队伍,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第二,激励机制。建立健全有效的奖惩制度,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大相关人员的紧迫感和危机感。第三,竞争机制。在招聘过程中设置竞争环节,引起应聘人员的重视,同时在工作过程中也要树立竞争机制,以强化水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工作态度。第四,充分利用市场,抓住资金、原材料以及人才等关键性生产要素,不断增强单位自身实力。 5、明确经费来源。之前描述的水管单位性质的划分有三种,但是无论是公益性还是经营性单位,都要有详细的经费收入和支出,严格把守财政管理这 个环节,有一套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保证实际支出和收据记录相符。公益性单位由国家财政负责,所以有严格的程序。综合性水管单位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明确经费来源和支出;而事业单位根据内部的财政制度进行管理和监督。 五、注重结合生态保护 社会主义发展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工程建设和管理上要注重环保和生态保护。比如说一些防灾工程建设如果不利于生态保护,应该立即停止实施,因为从长远来看,生态环境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上起着关键性作用。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上,应该坚持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原则,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已经迈向一个新的台阶,其发展规模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国水利工程的管理仍存在很多问题,诸如管理理念、单位性质的划分等,对于这些问题,前文已经提出一些针对性措施和建议,以把水利管理水平提高到新的层次。同国外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所以必须进行艰苦努力,把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做到更好。 过程管理论文:谈建筑企业在施工过程中如何管理好建筑材料 摘 要:建筑材料是建筑工程实体、建筑工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筑工程管理的重要环节。材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以价廉物美的(较好的性价比)材料满足施工和生产的需要,并在过程中控制材料的质量和数量,并把工程和产品的材料成本控制在最低的区域范围。 关键词:建筑工程;材料管理;成本控制 建筑材料是建筑工程实体、建筑工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筑工程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工程建设中,管好了建筑材料,建筑成品的质量就有了保障,建设成本也就会相应降低。面对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如何加强风险管理,有效地实现预警、规范和转移风险,已成为摆在建筑企业面前的又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搞好材料管理对于加快施工进度、保证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材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以价廉物美的(较好的性价比)材料满足施工和生产的需要,并在过程中控制材料的质量和数量,并把工程和产品的材料成本控制在最低的区域范围。 1、材料供应与管理 1.1掌握建材方面有关的法规及有关条文 在我国,政府对大部分建材的采购和使用都有文件规定,其中主要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钢材、水泥、商品混凝土、砂石、砌墙材料、石材、胶合板实行备案证明管理。根据文件精神,工程项目部要对每天进场的主要物资按规范填写《建设工程材料采购验收使用综合台帐》,需要建立单位签字,交易数量必须覆盖实际使用量。 1.2通过市场调研,认准合格材料 考察调研的范围首先应是生产经营厂商。一是审核查验材料生产经营主体的各类生产经营手续是否完备齐全;二是实地考察企业的生产规模、经营理念、销售业绩、售后服务等情况;三是重点考察企业的质量控制体系,是否具有国家及行业的产品质量认证,材料质量在同类产品中是属于一般、中档还是高档等。 察调研的另一个范围是建筑业界。通过对建筑业界的了解,获得的信息更准确、更细致、更全面。一般来说,真正质量过硬的材料会得到建筑界的认可,质量低劣的材料会被人唾弃。通过了解建筑业界,可以更准确地掌握材料生产厂家的企业信誉、产品质量、价格状况、售后服务等情况。 1.3把好材料的进场检验关 建筑材料验收入库时必须向供应商索要其“防伪备案证明”。材料检验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检验工作。重点工程、重要工程的主要建材应委托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可或授权的检测单位进行材质检验。 1.4施工过程中的材料管理 施工过程是劳动对象“加工”、“改造”的过程,是材料消耗的过程,称为“牺牲”过程或使用过程。使用过程中材料管理的中心任务就是检查、保证进场施工材料的质量,妥善保管进场的物资,严格、合理地使用各种材料,降低消耗,保证实现管理目标。 1.4.1施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现场材料管理的开始,为材料管理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提供必要的条件。其主要内容如下:(1)了解工程进度要求,掌握各类材料的需用量和质量要求。(2)了解材料的供应方式。(3)确定材料管理目标,与供应部门签订供应合同。(4)作好现场材料平面布置规划。(5)作好场地、仓库、道路等设施及有关任务的准备。 1.4.2施工中的组织管理工作:这是现场材料管理和管理目标的实施阶段,其主要内容如下:(1)合理安排材料进场,作好现场材料验收。(2)履行供应合同,保证施工需要。(3)掌握施工进度变化,及时调整材料配套供应计划。(4)加强现场物资保管,减少损失和浪费,防止丢失。(5)组织料具的合理使用。 1.4.3施工收尾阶段:施工即将结束时,现场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有:(1)根据收尾工程,清理料具。(2)组织多余料具退库。(3)及时拆除临时设备。(4)做好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利用。 (5)进行材料结算,总结施工项目材料消耗水平及管理效果。 2、材料价格管理 2.1掌握市场信息,降低材料价格 掌握市场信息,就是广泛的收集材料的市场价格。材料价格信息收集过程,就是在建筑材料市场、材料产地等进行价格信息的采集、调查过程。所采集的价格信息,必须切合市场的实际情况,能反映材料价格的一般水平。工程材料价格信息的调查和采集,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 2.2充分利用市场,合理安排运输 运费支出是构成材料采购费用的重要因素,节约运输费用,可降低材料采购成本。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运输费用的节约问题:材料订货时考虑运输距离远近的问题。在材料质量、性能都能满足材料采购方案,而材料价格又基本相等的情况下,就应到离施工现场最近的地点采购;材料尽量一次运输到位,减少二次倒运和装卸费用。 2.3采取合理的采购模式 通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广泛吸取诸多建设单位,对于采购供应模式,我们总结了如下三点内容: (1)施工用主要材料由甲乙双方共同采购,其材料质量由甲乙双方共同控制,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材料施工方有权拒收、拒用。 (2)材料的价格主要由业主方依据市场行情确定,承建方、监理单位可广泛参与。业主方主要以招标的方式确定材料价格,也可以直接走进市场,货比三家,选择质优价廉的材料。 (3)工程结算时,材料价格以实购价(含运杂费)为基础,采取加权平均法的方式计算。少数由承建方自行采购的辅材则执行信息价。 这样做使供货、保管、使用一体化,减少甲乙双方的扯皮情况;业主方可以降低部分材料价格,降低工程造价;当然还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供应模式。 3、材料存放发放管理 材料购回至使用是有一定时间差的。在这段时间内,应加强材料存放管理,不能因保管不善而降低使用寿命。主要应注意两点: (1)专门库房,妥善存放。建筑材料应存放于符合要求的专门材料库房,否则,会降低材料的使用寿命。如钢材、水泥等材料,应避免潮湿、雨淋。钢材(及制作成品)堆放在潮湿的地方或被雨淋,会很快被氧化锈蚀,从而影响其使用寿命;水泥回潮或被雨水冲淋了,那根本是不能使用的。 (2)标识清楚,分类存放。一个建筑工地所用材料较多,同一种材料有诸多规格 ,比如钢材从直径几毫米到几十毫米几十个品种,又有圆钢和带肋之别;水泥有标号高低之不同,又有带R与不带R、硅酸盐、矿渣、立窑、悬窑之别,建筑物的不同浇灌部位,其设计标号是有差别的,绝不能错用、混用。 外对于材料的发放,不论是项经部、分公司还是项目部仓库物资的发放,都要实行“先进先出,推陈储新”的原则,项目部的物资耗用应结合分部、分项工程的核算、严格实行限额/定额领料制度,在施工前必须由项目施工人员开签限额领料单,限额领料单必须按栏目要求填写,不可缺项。对贵重和用量较大的物品,可以根据使用情况,凭领料小票分多次发放。对易破损的物品,材料员在发放时需作较详细的验交,并由领用双方在凭证上签字认可。 4、结束语 从实践看,真正保证工作质量才是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的重要环节,尤其对项目工程而言,每个人每个岗位都要重视效益。合理堆置现场材料,避免和减少二次搬运,严格材料进场验收和领料制度,减少各个环节的损耗,节约采购费用,制订并贯彻节约材料的技术措施,合理使用材料,这些对提高工程质量、降低材料损耗和节约工程成本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过程管理论文:简论项目管理过程中知识管理的应用 一、项目管理和知识管理 项目管理就是把各种资源应用于项目,以实现项目的目标满足各方面既定的需求。它的应用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能降低投资和经营风险避免资源浪费。项目管理具有组织的临时性、全球化和多元化和专业化等特征。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逐渐成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资源,知识管理渐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管理模式。美国生产力和质量中心(APCQ)对知识管理的定义是二知识管理应该是组织一种有意识采取的战略它保证能够在最需要的时间将最需要的知识传送给最需要的人知识管理就是为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的途径。 项目的一次性特点造成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唯一性,项目的工作过程就是知识创造的过程,每个项目的独特工作经历会给组织带来丰富的经验积累。知识管理在项目管理中有利于(1)项目实践过程中的知识创造和知识的整理、收集(2)项目对组织知识的有效发掘和传播(3)提高成果质量和工作效率(4)在项目小组中形成学习氛围。 二、项目管理过程中知识管理的实施 1.以信息集成推动知识集成 项目具有系统化、重复化的特点,且具有正式的工作流程、方法和标准,需要各个方面的紧密配合。因此项目环境下的知识集成应建立在信息集成的基础上。在知识集成系统中.知识应该能够便捷的到达知识的使用者。这就需要企业为项目知识的传播搭建方便快捷的共享和传播平台.建立企业内部网构成企业内部的通讯和协作平台。 2建立有利于知识共享的项目组织 项目组织结构的建立.应有利于项目成员之间实现知识的共享同时在项目组织中形成学习氛围。能否实现知识共享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项目成员的相互关系、相互信任和互惠程度对知识创造和知识提供的奖励,以及项目成员对知识的接受能力然而这些都需要一个合适的组织结构给予支持。因此『要建立一个适合于知识共享的项目组织.通过项目成员以及各方组织的能力配备『更好的实现知识的共享。 3在项目组织内部设置知识管理专职负责人 这种专职负责人能够具体实施知识管理,其主要职责是了解项目本身以及项目环境能够熟悉企业本身和企业环境,理解项目组织和企业内部的信息需求,能建立一个促进学习、知识积累和信息共享的项目环境,使每位成员都认识到知识共享的益处。此外专职负责人还要监督保证项目知识库的质量和深度. 使其与项目目标一致,保证项目的正常运行和实施。 4.建立适宜的知识管理评价激励指标 通过评价指标可对项目环境下的知识管理情况进行描述。一般情况下应具有下列指标:大量采集知识的能力、知识的创造能力、知识传播能力、知识共享程度、知识存储能力、知识的使用能力、对新知识的奖励以及对知识的共同愿景。此外对积极贡献自己经验的成员进行有效激励提高团队成员分享经验的积极性。在项目进行中可以制订一些鼓励大家提供经验的措施,可以是鼓励大家提供创造性经验的明文规定.也可以是对在难题处理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进行奖励。各种方式不一而足.总的原则是推动成员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创新经验。 5将项目环境下的知识信息扩展到整个组织层面 由于一个组织可能有很多项目在同时进行各个项目产生的新工艺或者技巧在项目团队内部可以有效传播和应用,但很少能影响其他的项目。有可能其他项目正在烦恼的问题已经在另外一个项目上被顺利解决了。作为组织的整个成员并不能了解各个项目成员所掌握的知识。这样的矛盾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组织内部数据库检索机制来传播这些知识,以实现整个组织层面的知识共享。 三、项目管理过程中知识管理实施的障碍分析 虽然知识管理在我国企业中已经逐步开始推行并在一些企业中得到了较为成功的应用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知识管理在我国的全面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问题与障碍。 1缺乏资源 目前大多数企业尚未制订有效的知识管理战略没有设立负责知识管理的部门与主管。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只是处于初级阶段缺少先进知识管理工具的支撑。 2人才匿乏 实施知识管理需要具有知识管理理念和知识管理能力的人才队伍,从企业领袖、首席知识官、知识员工、到知识管理系统维护者等都必须对知识管理有充分正确的理解。没有合格的知识管理人才有效的知识管理也就无从谈起。 3.缺乏制度保障 我国现阶段尚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完善阶段,一些企业仍然习惯于传统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制度安排的滞后导致企业管理体系低效率的运转不仅无法优化配置物质资源更无法有效管理企业的知识资源。 4缺乏创新意识 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多数企业对待创新的态度就是模仿,而不根据本身的特点和需要进行主动创新,提高技术。尽管有些高科技行业在生产中能够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但是企业团队组织和知识创新也处于初级阶段。 5.激励机制不完善 我们有很多企业管理者认识不到智力资源的重要性企业激励制度落伍,缺乏实行知识管理的内在动力,习惯于抄袭、模仿市场上的成熟产品满足于现有的市场份额。 6.缺乏共享知识的文化氛围 我国不少企业在传统体制、政策下形成的保守、沉闷、缺乏活力的企业文化氛围导致成员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私人知识.也不愿意承认错误从而阻碍了知识的积累和在企业中的扩散严重影响了企业知识管理活动的开展。 四、项目管理过程中实施知识管理的措施 1.构建项目管理的知识集成体系 项目管理中的知识集成就是要从项目组外集成项目管理所需的知识和信息,帮助项目组进行有效的管理。在项目组内集成项目管理所需的和新产生的知识和信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知识集成技术.建立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知识型组织和知识集成平台促进知识和信息交流共享,培养项目组成员间的知识共享能力,创造知识和信息共享环境,提高项目组成员知识创新的能力。将项目中积累的知识资源进行整理和规范化.用于以后的类似项目.使项目管理知识得以继承和利用。最大程度地集成这些知识能够使每个员工在最大限度上贡献知识的同时也能享用他人的知识高效、优质地完成项目管理任务助于企业今后相关项目的开发,有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构建项目知识管理绩效评价体系 企业知识管理是促进知识创新实现知识资本增值的过程。而要衡量组织或个人知识管理实践的效果就需要对企业知识管理的绩效进行评价。所谓绩效评价就是对组织行为活动的效能进行科学测量与评定的程序、方式、方法的总称。它既包括对整个组织行为活动成果的测量与评价.又包括对组织内各个群体和组织成员个体的评价。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知识本身的抽象性使得知识价值难以量化而企业知识管理所涉及人、知识、信息、技术、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也带来了知识管理成效考核的复杂性知识本身量化的难度和知识管理考核的复杂性使得企业在实践中缺少公认的知识评估体系和方法由此构成了知识管理实施的障碍。因此构建项目知识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对项目知识管理的实施必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绩效评价是任何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应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之一。 3构 建面向项目的企业知识管理方法体系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拥有自己的优势,无疑知识是最重要的;但由于项目的临时性和独特性在项目管理过程中,企业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挑战把握住项目发展过程中的知识积累充分挖掘自身知识资源的潜力,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项目作为一个知识密集的任务,需要项目团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快速进行知识的积累、转化和创造.而构建一个企业项目管理知识管理方法体系,为企业实行规范的知识管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实现多部门的有效协作充分挖掘员工的创造性提供了值得选择的管理思路和方法。对项目而言建立项目知识理体系充分挖掘项目显性和隐性知识.具有重要意义企业通过项目来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而建立企业完善的知识管理方法体系,使项目知识得到共享和传承.更具有战略意义。 过程管理论文:谈班级管理过程中的用人之道 《菜根潭》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好“用人不宜刻”。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这是用实践证明了的,有一定的警示意义,仔细想一想,一位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要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管理,也借助了一些手段,利用班干部作为科任教师,特别是班主任的助手,他能够使班主任不在教室或外出时,按照班主任的意图或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班级制定的班规进行有效管理,解决了班主任的后顾之忧,使班主任、科任教师能够有时间有精力投入到钻研教材教法,提高授课艺术,提升教学质量,使学生、教师双方都从中收获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见,在教学管理过程中,班干部所起的作用,那么,作为班主任,一个学校的最小军区司令,如何对班级进行有效的管理呢? 一、知任善任,个性得到发展。 “天生我才必有用。”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大家庭中,都有生存的权利,要想生存,必须有适应环境的能力,实现自我生存的价值,一个班四五十个学生,先不说学生的成绩如何,去掉变色眼睛看学生,他们个个可爱,他们在父母眼里不仅仅是他们的亲生子女,更是他们的希望,肯定还有许多让他们心动的地方,这些,都是让他们的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愿意为他们付出,给他们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让他们愉快成长。同样,这些学生作为班级中的一个成员,班主任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整体,不免在众多的学生中,有些学生表现突出,鹤立鸡群,很容易引起班主任的注意,他们的这种表现欲渴望得到班主任的赏识和认可;有些学生性格不外露,但毅力坚强,品质好,并且有较好的管理能力;还有些学生沉默寡言,做出事来让人刮目相看……,学生多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班级的生活才丰富多彩,但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让人目不暇接,如何管理他们,让他们在班主任的正确引导下,完成在校期间的学习任务,获得相关的知识,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全面适应学校生活,成为一个合格的学生,这离不开班级管理。在班级管理过程中,首先要对学生进行了解,这一了解的过程是艰辛的,班主任必须对所有学生进行观察,从观察中获取第一手材料;其次,班主任还必须通过对任课教师对学生进行了解,了解过去的表现,有哪些方面表现特别突出贡献;第三,通过对个别学生的反映,了解在学校及学校以外的表现;最后综合三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为今后的知任善任,让学生的个性得到发展,做好有力的铺垫。“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班主任在选拔班干部时,不能只看到他人的缺点,看不见他人的优点,更不能只看到学生的优点,看不到学生的缺点。我们必须看到每个学生的优势,把他们的优势放大,根据他们的表现,验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担任与他们的个性相符的、班级管理过程中所需要的某个岗位,但对他们的要求不要苛刻,让他们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得到锻炼,个性得到张扬,向着有利于他们的个性发展,使这些学生在管理过程中,收获成功,享受快乐,不断的完善自己,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下放权利,给学生以更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让他们在班内担任与之个性相适应的岗位,行使与该岗位相符的权限,有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同时,在实跟中得到锻炼,使个性更大充分的张扬,班主任在给他们一定权限后,不应该束缚他们的手脚,如果每天该干什么,对哪些方面负责,班主任都是进行详细安排,事无巨细,让他们按部就班的去管理,甚至是班主任为他们设计好程序,按照规定的程序去做,这样,任务虽然完成了,可,他们在班级管理中只是执行者,班主任工作累不说,这些学生在班级管理过程中也缺乏相应的主动性、创造性,他们的管理也累,并且不能收获管理中的快乐,不能及时调整管理策略,使班集体更加和谐。因此,对于这些根据个性特点而安排相应管理岗位的学生,班主任在给他们安排相应管理岗位后,不应该害怕他们在管理过程中犯错误,走弯路。人总是在犯错误中逐渐长见识,只要做到有错就改,就能在犯错误中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因为他们在今后的管理过程中,有许多未知的事情,需要他们在管理过程中不断探索,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班主任只要在岗位分配后,做到明确他们的管理范围与职责,想方设法做好自己的事,在管理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相互协调的意识,开创性的进行班级管理,使整个班级活而不乱,忙而有序,生活、学习充实、轻松,又有成功的喜悦、丰收的快乐,形成一种浓厚的比、学、赶、帮的氛围。 三、适当引导,促进个性特长向着有序的方向发展。 下放管理权限,并不等于对管理过程中问题或遇到的难题不闻不问,放是为了收,收的旷日持久在于引导。学生在各自行使管理权利的过程中,单凭他们的热情,去完成他们应该完成的管理任务,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学生,有热情,没有经验,单凭一时的热情,没有一定的工作方法,可能有时会把事情弄砸反而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有创造性的去管理班级,这本身没有错,出发点也是好的,动机也是纯的,一切为了班级,为了班级的一切,耗费他们的一部分精力,何错之有,问题就在于,在管理过程中的过与不及,过不好,提高标准,欲速则不达,有时容易引起班内的反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不及也不行,不及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实质性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的管理,容易在管理过程中只重视细枝末节,不重视大局,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行。因此,在学生的管理过程中,可以让学生说出自己管理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以及要达到的目的,班主任根据他们的计划,提出改进性的参考意见建议,进行适时引导,特别要求学生,在管理过程中,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或优化方案时,一定要向班主任或科任教师请教,交换意见,稳步推进,达到既完成了班级管理,又能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张扬的同时,又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人格得到提升,思想得到净化,能力得到培养。 四、建立交流机制,帮助解决制约学生个性发展的瓶颈。 制约学生个性发展的瓶颈是什么,仔细思考一下,就是缺少相应的经验,及一种优良的思维方法。虽然说,在班级干部选拔与使用中,要用放大镜去看学生的优点,把学生的优点放大,放大,再放大,这个放大过程,实际上也是用人不宜刻的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再不苛刻,不等 于不对！他们进行严格要求,对他们放任不管,只知使用,不知为他们搭建起一座桥梁,让他们进行交流,在交流中领悟,在交流中碰撞思维的火花,在交流中茁壮成长,在交流中完善自我。因此,班主任在作用这些学生,按照他们的个性朝着有利于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应该给他们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让那些在个性发展中取得一定成效的学生,把他们取得成绩的做法用书面的形式进行交流,或者就自己在个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疑惑、遇到的问题说出来,让大家提出解决的办法达到消释疑惑的目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学生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不懂就问,不清楚的地方多想想,一定要放下架子,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在接受他人意见的同时,引导他们转变思维方式,不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应该考虑他人因素,既让他人接受,也使自己在管理过程中轻松自如,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从而获得长足发展。 总之,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应该以“用人不宜刻”为宗旨,根据他们的个性特点,从有利于他们的个性发展的角度出发,给他们一个适当锻炼的机会,在班主任及科任教师的引导下,大胆工作,并且创新性的进行班主任赋予他们的权限内的工作,并且在班主任搭建的交流平台中,汲取营养,使他们的个性得到长足发展,提升他们的人格魅力,使他们成为既有文化知识,又有组织管理能力的优秀学生,为他们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奠定基础。 过程管理论文:信息技术在建筑管理过程中的应 摘 要:在阐述了信息技术、建筑管理信息化两个基本概念之后,本文对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建筑全过程中的策略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信息技术;建筑管理;实践应用 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加快,在建筑行业中也体现得越来越明显,怎样把信息技术合理有效地应用到建筑管理中去,是值得我们每一名工作人员考虑与研究的问题。 一、信息技术管理的常规应用 信息技术管理,其基本定义为企业应用合理有效的办法,对管理经营中所涉及到的信息进行搜集、处理、加工、储存,并用以帮助企业进行发展决策的管理。在当代,信息技术管理主要指的就是计算机信息技术管理。单就建筑施工管理来讲,不但要解决需不需要用到计算机技术这一问题,还要解决怎样利用计算机技术这一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迄今,世界范围内的计算机技术都得到了极大进展,硬件设施在存储量、价格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使其普及变为可能与必然,而软件开发的进展让这种可能与必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信息的沟通及处理与计算机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信息的网络化、社会化、经济一体化管理,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计算机技术的影响。网络让人们的学习与工作方式都产生了极大变化,而建筑工程管理中应用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撑的信息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在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用信息系统来明确建筑单位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可以让业务工作实现顺利交接与进展,提升各部门工作效率,尤其是提升合作水平。伴随市场的成熟,建筑施工项目管理的信息系统化工作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更给发展建筑行业指明了方向。那些与建筑单位自身管理方向相一致的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是很容易为市场所接受的,它可以给建筑管理提供研究与发展的系统支撑。 二、信息技术应用在建筑管理中的必要性 建筑信息管理指经由各系统、各工种、各数据的科学管理,让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有效方便地实现搜集、储存与应用。当前,信息技术管理不断产生与发展新型产品,对建筑企业自身既是一种激励,也是无形的挑战,如果建筑企业不能适应市场发展潮流,及时采纳与应用新型信息技术管理,就极容易被同行业的其余企业所赶超,进而有遭到淘汰的危险。为应对这种挑战,更多的企业选择了建筑管理信息技术对外发包的办法,而外包这种形式,其关键是要对系统进行理性分析,掌握合理的节奏与齿度,明确哪些信息可以外包,实现工作效率最大化,而哪些只能在企业内部运行,以保证工作的便捷性与商业机密的可操控性。 在建筑管理工作中,一定要彻底改变以往那种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很多,而工作效率始终上不去的落后局面,充分利用起计算机的大存储量、快传送性功能,实现高质量、准确、快速的自动化建筑管理工程应用,树立起建筑行业在管理上的先进性、自动化、规范化、现代化办公形象与办公意识。而在硬件配备上,应进一步提升建筑工程企业管理者的工作素质与先进思维,让其有信息化管理的工作态度,管理办公条件进行全面改善,为信息技术在建筑管理工作中全面应用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最终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我们明确了信息技术应用在建筑管理中的必要性以后,还要注意以下三点:要注意数据挖掘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通过海量的数据筛选处理,在其中找出创新动机,实现构想方案的最优化。第二是信息技术要同建筑业务作紧密的融合,让信息技术在管理上的优势转化为建筑企业在业务中的优势。第三是建筑管理信息化讲求的是团队协作,而信息技术中的信息化软件应当把这种优势继续传承下来,在形成企业竞争优势时,要逐渐培养以建筑管理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标尺、以集体协作为半径的工作队伍。 三、信息技术应用在建筑管理中的现状 (一)缺乏明确认识与核心技术 多数企业对信息技术重视程度不够,认为信息技术只是上网查资料,收邮件。而没有认识到信息技术在工程监控、流程协调、业务管理、资源统筹上的重要意义。而对于实测工程成本、工程变化、提出工程预警等方面,很多企业也均没有明确的认识。 (二)各企业水平不一致,差距比较大 因为思想意识与经济实力的区别,一些效益好、规模大的建筑企业对于信息技术应用重视程度较高,而经济效益一般,规模小的企业受到思维的局限与经济实力的制约,不愿意花精力与物资返岗入到信息技术中来。 (三)志门的软件匮乏,需要进一步开发 从我国建筑行业现状来看,还很缺少专门的信息技术软件,技术发展的不成熟,同国外有很大差距。一些国外进口的软件又同我们国家的实际建筑情况有比较大的差距,难以有效利用。 四、信息技术应用在建筑管理中的应用 智能型建筑管理同计算机技术、建筑管理控制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都有着紧密联系,它在我们国家的建筑行业发展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成为众多地产商的重要发展手段,一些相对比较特殊的建筑,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建筑自身的智能化,比如珠海机场、北京的名人广场、还有位于深圳的罗湖商业中心等。而上海金贸大厦、人民银行总部等建筑,更是智能化建筑的经典。根据资料显示,全国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一千五座智能型建筑。 建筑管理扩而广之,则是城市管理。数字城市综合运用到了网络、虚拟仿真、多媒体、GIS、遥测、遥感等多项技术,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功能机制完成信息化自动搜集,并实施监测管理的动态化,与辅助决策的技术化。为了推进数字城市的建设,建设部业已充实调整了组织机构,制定印发出了新的建筑管理工作信息化工作要点以及数字化城市工程等两项规范。当前,用更为先进有效的信息技术武装建筑企业信息管理的工作系统,应当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以两方面的工作来保证建筑管理的科学性与实效性。要在硬件和软件上一起下功夫。如果单纯注意建设系统硬件、门户改造,只在建筑企业管理标志物上下功夫,那就会走入到错误的发展道路上去。我们在注意硬件设施的同时,也要注意信息系统中的软件开发与人员素质调整。为了推进数字化城市建设,我国建设部已经作出调整、优化提升了建设部信息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及工作职能,制定了建设领域工作信息基本要点。 数字化城市工程已纳入到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之中。当前,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建立企业管理信息规范系统,摆在第一位的应当是实效性。 我们了解到,推进建筑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本身也是对建筑自身的一种功能性改造,又是企业深入改革的必然过程,这说明了建筑管理工作信息化的严肃性与重要性。这其中,进度控制的重要性需要着重说明,应用网络技术,可以很清晰地显示出关键工作的工作进展 情况,各项目的制约关系情况等,再以网络技术对这些基本情况进行汇总、整理、分析,编制出更为合理的次一步骤进度工作计划。从资源分配、材料预算、人工设备清单等角度导入数据,生成系统而又可以细化的实施计划,并根据施工进展情况进行实时调整。 总结: 信息技术业已应用到建筑工程的质量管理、费用结算、工期进度等多方面,而管理的不完善仍是我们当前急需改善的问题。我们在人才引进、制度建设等诸方面要积极进行探索研究,才能把建筑管理信息化做得更好。 过程管理论文:论医学检验的全过程管理 一、检验前质量管理 1标本采集 1.1标本采集的时间要求 医学检验一般原则上要求采集患者早晨起床后空腹的标本,以降低昼夜变换所带来的影响,以便与标准值进行比较。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应该选择最具价值时间段的标本,抗生素使用前的细菌培养阳性率最高。对于病毒性抗体的检验,采集急诊期和恢复期的血清更具有诊断意义。 1.2确保标本具有代表性 检验标本选择正确是得到具有诊断价值的检验结果的前提。(1)采集的痰液标本应该避免唾液的混淆,大便标本应该保留脓血部分,同时外伤性血液不能进入骨髓穿刺标本之中。(2)尽量在同一时段采取检验标本,以防止因为不同时间采集标本引起检测结果的波动。(3)血标本采集时需要严格依照真空采血管的刻度要求。同时抗凝剂应该选择正确,如生化项目检查应该使用肝素锂抗凝,而血常规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以避免由于抗凝剂和标本之间比例差异而导致检测结果出现偏差。(4)避免溶血的影响。目前多数检验科都采用了真空采血的方法,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溶血的发生。但是血标本加入抗凝管后快速振荡混匀等因素可导致红细胞破裂,引起溶血。溶血可以使乳酸脱氢酶、无机磷、钾离子等含量假性升高,同时可降低血糖、钠等含量。(5)防止过失性操作,比如患者刚输完液就采集标本。 1.3患者的采集部位和体位 在标本采集时应选择正确的采集部位,如生化检验的血液标本一般从肘静脉采血,压脉带不宜压迫过长。检验员还应该尽量控制采集处出现红肿、疼痛等现象,特别是在进行采血时,应避免采血不畅,以减少凝血因子的消耗和血小板的破坏等。患者体位的改变也可导致血液标本的多指标变化。调查显示,患者从直立位到仰卧位时,血标本中的大分子物质和细胞将相对降低5%,其中红细胞、白细胞计数等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标本运送和保存 标本存放容器的条码应该包含送检科室、患者姓名、病床号、病历号及标本类型等信息,防止张冠李戴弄错信息。很多检验项目对标本的保存有严格的要求,如时间、光照、湿度、温度等都需要控制。采集的标本应该确保有专人运送,并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将其运送至检验的实验室。标本在传送过程中应该确保其安全性,防止因各种原因引起的标本容器损坏,避免标本的污染,防止条码信息被丢失、破坏及混淆,同时对具高生物危险性的标本应该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运送,进行特殊包装,避免其对他人的传染。医学检验实验室在收到标本后,应该对标本的条码、标本质量等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标本需及时退回,并且解释原因。对于不能立刻进行检测的标本,应该按照实验要求将其置于合适的环境下保存。 二、检验中质量管理 1正确选择检验项目 正确的检验项目应该是针对患者疾病要求的检验,是确保检测结果有效的关键。新检验技术和仪器的引进,各种各样的检验项目不断设立,使检验科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因而导致检验科外的临床人员对检验项目缺乏深入了解,最终难以正确选择适合患者的检验项目。因此,医院应该通过加强检验科与临床科室之间的交流以及相互学习来促进临床医生和护士对检验项目与检验方法的了解,使其能够结合患者的病情需要选择最为恰当的检验项目。同时,选择检验项目还应符合科学、安全、经济和实效的原则。 2检验人员专业素质的要求 检验人员是生产要素中的主动因素,现代化的医学检验强调人员对教育、培训和经验三者结合起来,要足以胜任自己的工作,对其技术水平与专业素质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近年来,检验技术与仪器发展迅速,自动化、智能化逐渐成为了检验科的发展趋势。新检验项目的不断引进,使检验科对检验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越来越严格。检验人员应该具备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感,并熟悉掌握了《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的相关规定。同时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能够快速掌握新的检验技术和仪器的使用。在工作中,检验人员应该注重各个环节,认真开展医学检验工作,避免差错发生。因此,构建学习型科室,加强对现有检验人员的培训与再教育成为促进科室发展的重要任务。鼓励检验新人进行大量观察和试验,通过充分实践来锻炼他们的专业技能。同时,组织员工参加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教育培训、出国进修等,以此提高检验人员的专业素质。除此之外,科室还要坚持人才建设,通过人才引进增加新鲜血液。完善人事制度,充分发挥激励机制调动检验人员的积极性。因材施教,人才分级培训,将对人员的教育、培训及使用情况与科室的绩效挂钩,完善检验科室人才队伍建设。 三、检验后质量管理 1检验结果报告 检验科每天都要对大量的患者标本进行检验,每个检验项目都将进行对患者标本编号、处理、信息录入及报告的撰写等工作。检验结果报告单的撰写应该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相关规范,内容要清晰,应包含患者姓名、标本条码、各个检测指标、对结果的解释及对病情初步的判断等信息。这些信息应该由相应检验项目负责人进行审核。医院对检验结果报告应该进行规范化管理,采取电子保存,内部共享及对外保密等。同时检验结果报告应该及时反馈给患者和医生,并确保其准确性。医生或患者对检验报告存在异议,可提出复查。若检验报告存在错误,检验人员应及时修改,并快速将纠正的信息传递给患者和医生。 2检验的质控小组 建立检验质量控制小组,由检验科主任担任组长,成员涉及生化、理化、血液、免疫等各专业负责人。引入个人负责制,小组成员需要对自己所在检验单位的质量负责,各项目成员之间进行相互监督与合作。检验科的质控小组主要工作是定期对各检测项目的质量进行抽检,并根据检查结果形成质量报告,抽检的结果与相应项目检验人员的绩效直接挂钩,以此来督促检验人员提高检验工作的质量,促进检验科室服务水平的提升。如质控小组发现检验质量问题,应采取内部讨论的方式,共同协商解决。 四、结语 检验科的建设是医院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检验科要更好地发展,必须着眼于加强医学检验的全过程管理,落实规范检验流程,提升检验人员的专业素质,建立质控小组等措施。全过程管理的落实对于提高检验科服务水平、检测准确性和医疗服务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过程管理论文:电气施工的全过程管理与质量控制措施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气施工的复杂性不断提高,对电气系统的要求也不断增多,电气工程的施工质量会影响建筑的使用功能,体现其投资效益和竣工之后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本文阐述了在电气施工过程中的重要内 容。 关键词:电气施工;质量控制;过程管理 在建筑项目之中,电气工程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为运行的硬件提供需要的各种能源,随着智能化建筑水平的提高,电气施工的作用和地位都不断提高,会影响整个工程的预期效果.投资.工期和质量,甚至会对整体建筑物的安全运行产生影响。电气工程在施工的过程中具有涉及面众多和专业性较强的特征,贯穿到整个施工的过程中。 1.重视交底工作和技术设计 在我国目前施工的过程中,施工设计图很容易出现和国家相关要求不相符的现象,设计文件在实施性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会产生施工的安装错误和安装困难。例如,在照明图之中,设计者应该针对照度进行计算,按照相关的结果配置灯具。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照明设计中,普遍存在着没有标记照度标准值的现象,在很多建筑物之中,存在着按照经验布置灯具的现象,与国家的相关规定不符合,会对使用功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在审查佛山市某体育场的电气施工图的时候,照度值仅为整个体育场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在某广场的大楼之中,办公室的照度值也只有国家相关标准的百分之五十,因为没有必要的标注和计算,很容易在设计文件之中产生原则性的错误,很难及时的进行发现,会对建筑物的使用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工程师应该针对建筑物的实际情况,对施工的技术水平和组织设计进行编制,并定期进行严格的审查,建立完善的质量体系,对各种技术措施进行保证,同时,应该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图纸的设计和施工的验收。重视技术交底的工作,应该将设计的目的和意图,特点和要求,注意的问题及时的向工人进行将解,在制定施工的方案和技术措施的时候,应该向技术人员进行将解,重视针对班组的书面形式的技术交底工作,将施工的责任和任务落实到每个员工身上,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保证建筑物的质量,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应该按照图纸的要求,在进行会审之后,对施工进行详细的指导,禁止对施工图纸进行随意更改的现象,在施工的过程中,应该将电气施工的操作规范和技术规范作为原则,重视每一个施工工序的规范和质量,减少施工中的不安全因素。 2.重视敷设电线管和配线的工作 在建筑物施工的过程中,很多电缆需要穿越隔墙和楼板,如果工作人员不熟悉相关的施工规范,不按照规定进行施工,在电气专业和设计布置之间没有紧密的配合,很容易产生在狭窄的平面之中,同时通过多种管线的现象,造成电缆管线的重叠,在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比钢筋的面筋高的现象,导致了电线管的损伤,在配电箱之中产生无法苦丁缩进.没有平整的管口和不顺填的现象,最终造成施工误差,返工十分困难,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 首先,应该针对设计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管线的规格.型号和材质,保持管线具有整齐的排列,针对规范要求选择弯曲的半径。第二,应该针对设计的要求选择电缆的管线型号和规格,是否应该分开敷设控制电缆和动力电缆,是否应该屏蔽计算机电缆,按照国家的相关安装标准选择电缆的间隔。第三,当管线进入砖墙之中的时候,应该保持大于十五厘米的表面距离,应该按照“横平竖直“的原则进行管道的敷设,将弯曲半径保持在管道半径的十倍左右,保持弯曲部分的光滑性和平整性,减少凹痕和扁折等现象的产生。第四,应该重视焊缝的质量,选择合适的钢筋搭建水平,引下和引上的接地线应该没有遗漏,还应该避免因为建筑物结构的需求而产生的钢筋断裂,例如,体育馆产生沉陷缝,在办公楼的房间之中产生的结构缝隙等。 3.重视接头施工控制 因为电气线路具有长度较长的特点,在进行操作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街头,没有正确的处理接头的防潮.绝缘和打线,甚至会发生接触不良的现象,产生短路和断路的现象,应该将接头设置在接线盒之中,一旦出现了质量的问题,应该及时进行解决,保持接头的牢固搭建,重视处理防潮和绝缘技术,增加导线的自缠长度,减少在接触过程中产生的电阻,如果电阻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应该重新进行接头的测定,增加新的接触面。针对铝线和铜线连接,应该进行过渡处理,使用多股导线进行器具和设备的连接的过程中,应该使用弹簧垫圈,保证零线和相线不混淆,使用颜色不相同的塑料线,在线轴上进行标记,对零线和相线进行区分。在调试和安装电气的时候,应该首先进行压接牢固.布线整齐等工作,避免在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之后才发现问题,减少对工程进度的影响,同时,应该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运行调试,工程师应该对设计图纸进行熟悉,及时发现技术问题,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重视对消防泵进行控制,因为消防泵涉及到自动起步.现场手动和降压起动等控制,会聘请多家调试单位进行,很容易产生在技术上的不协调。 4.重视施工人员的素质 电气工程具有专业性强的特征,在我国现有阶段。在对电气工程的施工人员素质管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上岗人员没有职业证书,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和在职培训,无法对施工的质量和水平进行保证,最终使工程的质量不能喝规定的指标相适应。在一些施工企业之中存在着没有完善的技术培训的工作,没有较多的资金投入到员工培训之中,聘请的工人没有较高的施工技术,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因此,应该重视对施工人员的素质管理,降低员工的流动性,培养一批具有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施工人员,避免电气施工市场中存在着虚假产品过多和秩序混乱的现象,施工企业应该使用考察的方式,选择质量较高.信誉较好,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厂家进行进货,减少在进货过程中的中间环节,当电气材料和设备进行施工现场之后,应高进行详细的检查,保证材料的性能.规格.参数和型号满足设计的需求,对零件.配件.合格证和说明书进行清点,及时进行开箱记录,对材料进行妥善的保管,一旦对质量产生怀疑,应该进行现场封样处理,在检测部门检验合格之后才能够在施工现场进行使用。随着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电气工程的地位不断提高,施工人员应该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工程有深入的了解,在施工 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责任心,提高工程的整体质量。 5.结语 总之,随着智能化建筑水平的提高,电气施工的作用和地位都不断提高,会影响整个工程的预期效果.投资.工期和质量,甚至会对整体建筑物的安全运行产生影响。电气工程在施工的过程中具有涉及面众多和专业性较强的特征,贯穿到整个施工的过程中。 过程管理论文:司法管理学——司法改革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新学科 一、司法管理——民主政治背景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必然产物 当1997年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发表其广为流传的论文《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1]时，“司法管理”还是一个在我国法律文献当中很少使用的词汇 .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建设，特别是随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活动的深入，直接涉及司法管理的文字不仅在公共管理学、司法制度的书刊当中，而且，在最高司法机关的文件当中也频频亮相，并出现了以“司法管理”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层次的招生[2] .另外，如果从司法管理的内容——在和平化解纷争、恢复法治秩序、实现公平正义这一前提下，合理配置及利用包括公共司法权力、司法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司法资源的，以实现相应的司法目标组织活动或过程——入手考察，不难发现，近年来汗牛充栋的宪法学、诉讼法学、司法改革的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文献，因其直接探讨或间接涉及司法权的宏观配置、法院组织管理、司法人事管理、司法财政管理、诉讼运行管理等司法权从宏观配置到微观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而实质上也可以示为司法管理的内容。笔者用关键词“司法改革”和“司法管理”在网站上搜索，找到的网页就分别达32，132个及3，347个之多 [3].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背景下的跨世纪的中国司法改革，与1952年6月到1953年2月的所谓“司法改革运动”并无多少共同之处。那是一场建立在对“旧司法人员”的否定估计基础上，通过彻底整顿司法机关、严厉制裁旧司法人员、狠批“三权分立”学说、“司法独立”原则、“罪刑法定主义”和“法不溯及既往”这些“资产阶级法律思想”、让失业工人和残废军人充实法院等手段，实现了党真正接管司法机关的目标，但刑讯逼供、错判错杀、积案如山的严重问题也随之而来[4] .从此，司法机关也就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司法机关丧失了作为司法机关的基本品质，司法官员也不是司法官员，审判活动也就不是合格的审判活动，司法正义更成了天方夜谈，如此，司法权的通过和平手段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应有功能难以发挥。可见违反司法基本特征和规律而进行的所谓“司法改革运动”的错误性不仅被后来“反右”、“”等政治运动当中最基本的司法正义都荡然无存、直至司法机关、司法官员本身都自身难保所证明，其负面影响虽经努力改革、反正但终有沉淀而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时代的到来，法治、人权、民主、和平、多元、科学、开放、自由等话语的被广泛接受，依附于政治、屈从于行政、困囿于地方、偏轨于独立、背离于公正、失信于民众的司法权的低效、劣质运行，已经明显与世情相背、与现实脱节。对外开放、溶入全球、市场经济、依法治国、政治文明、司法为民等新的理念和背景，也为按照司法权本身运行规律和特征构建司法组织并对组织内、外活动进行改革和管理，实现有效率的司法公证，提供了外部的可能和保障。“司法独立”、“司法中立”、“宪法诉讼”、“司法审查”、“改善当对司法的领导”、“公正与效率”、“程序正义”、“法官专业化”、“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禁止自证其罪”、“权力制约”甚至“三权分立”、“政党违宪责任”等等，已经是实务界、理论界耳熟能详的话语，或至少不是什么谈虎色变的“洪水猛兽”。中国的司法改革正在对内精化与对外张扬两个方向和层面上、在理论界的摇旗呐喊与实物界的积极应对中、在高层领导的关心和基层民众的关注下，继续向纵深展开。 在经历了浪漫的理想主义构想与活生生的改革实践以后，如何构建科学而理性的司法制度、实现司法权的有效而经济的运行、落实司法公证与效率，从而最终保障公平与正义，成了司法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成了司法管理学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最终必然导致体现司法权本身规律和特征的优质司法制度的建立，而科学的司法管理正是保障这种优质司法制度产生及有效运行的必然产物。 二、从宏观到微观——中国司法管理的特有模式 1、不同的国情决定不同的司法管理的关注点 按照根据美国学者格里克（Henry R.Glick）的界定，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两个广泛的领域，一是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诉讼运行的管理[5] .这当然是着眼于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运行实际情况和具体模式、注重于微观层次的法院管理而得出的结 论，对司法权如何在国家宏观权力层面上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司法权独立、公正、有效运行这一宏观司法管理的目标问题似乎并未考虑。实际上的司法管理内容要比上述两个方面要广泛的多，至少在中国如此。 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亚里士多德在政体及法庭性质方面，就将有关一切政体构成有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三个要素[6] ，后在孟德斯鸠的力著《论法的精神》明确、完整提出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理念，提出了独立的司法权概念，为其后“司法独立”的观念与实践奠定了理论根基，也为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提供了理论前提。后经托马斯。杰弗逊、汉密尔顿的探索和美国及西欧国家的实践，从18世纪开始，西欧、美国逐渐建立了司法独立制度，影响到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7] ，使得司法权在国家权力当中合理有效配置、以实现有效率的司法公证、化解纷争、恢复法治秩序这一宏观司法管理问题显得可以不加考虑或不必考虑。 而中国反对三权分立、按照巴黎公社的实践，信仰“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和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崇尚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和司法权同样可以牵制、审查议会、政党权力的西方政治体制形成鲜明的对比。加上革命成功前夕，通过《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砸烂了旧法统，也砸烂了党和人民对司法应有功能的基本信仰，制度空虚之际，打着马克思主义法学旗号的苏联维辛斯基的“法律工具论”的所谓苏联法学趁虚而入，司法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流毒侵蚀着我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使得法院、法官要超然于政治、超脱于政党、独立于行政、解脱于地方，完全是强人所难的之事，“政党司法”、“政策司法”、甚至于“地方的司法”、“行政的司法”也就成了必然。从而要在政治制度和宪法曾面上实现司法权在国家宏观权利体系当中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对政党、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有效制约，完成保障司法独立的前期和宏观准备工作，实在是任重而道远的政治体制改革工作，也是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建设的深层次的系统工程，更是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无法回避的现实。而这些问题，在已经完成了司法制度现代化的国家，司法完全可以审查政党的合宪性、立法的合宪性、行政的合宪合法性，以司法独立、司法中立来保障司法的公正，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制度上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国家，则并不是、也不该是司法管理太过关注的对象。 2、中国司法管理的基本模式：宏观司法管理和微观司法管理动态并重及良性互动 基于上述分析，要深刻而不是肤浅、扎实而不是虚假、权变而不是僵化地理解“依法治国”、“政治文明”、“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与精髓，构建我国司法管理的模式。 首先，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紧扣司法权的本质及其运行应达到的基本目标，立足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现状，从司法权配置的本原上进行改革，从而先保证满足司法独立、中立的基本前提条件。 同时研究在一个有能力独立、中立的司法权体系当中，如何进行组织构建、人事管理、诉讼运行管理，弘扬司法公正、司法效率的主题，“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中心的法官队伍管理制度”；加强“审判工作宏观指导机制、审判流程管理机制、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的管理[8] 等等微观司法管理问题。 在宏、微观司法管理的比重上，随着政治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与司法制度的完善，应减少前者、加大后者。换言之，应以问题为中心，动态、合理调整两者的合理比重。 三、司法管理学研究课题刍议 司法管理关注的领域广泛而深刻，进行列举肯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一个用心而认真的描述，哪怕显得很不成熟，总会有助于学科建设和研究的深化。 按照笔者粗浅的管见，中国特色的司法管理学似乎不能忽视以下内容： 1、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等特征及如何通过政治制度的构建，实现司法权独立运行的制度条件。着重研究司法与政治、司法与宗教、司法与政党、司法与立法、司法与行政、司法与军队、司法与舆论、司法与仲裁、司法与非司法调解、司法与国内司法权的国际让渡及其他公共权力的关系、区别和分界线，弄清独立的司法权的最低限度，明确合理的司法审查的范围等特点在宏观、宪法层面上完成司法独立、中立的制度设计与实现。包括司法人权、司法主权、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标、司法管理主体、客体、司法资源的开发、司法改革等等宏观内容。要体现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权、司法实现正义的本体价值和理念，肃清司法“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流毒。管理层次上，处于“宏观”、“哲学”、“制度”的高度。 2、在完成司法权的划分以后，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组织的设置与构建。比较及选择一元与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国的联邦与州两套司法系统）、统一与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设置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与行政区相同与差别的司法系统、层级不同的司法组织的幅度、上下级司法组织的关系如何等内容，尤其是理清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选择司法组织的模式与层次。 3、司法官员的任职资格、职业保障和监督等司法人力资源管理。 4、包括宪法诉讼在内的诉讼制度设计，包括受案范围、审判模式、审级、证据制度、司法鉴定的地位、错误判决的救济与限度、司法不作为情况下的诉权保障、司法执行的模式、对仲裁、公证、外国裁判的监督和支持等等内容。 5、司法监督及危机管理。 6、司法财务、行政管理。 7、微观司法管理，包括微观司法 组织内行为，如组织机构设置、财务后勤支持、司法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司法领导、司法司法腐败防治等；组织外功能和行为，主要是诉讼功能的发挥和裁判公正目标的实现。同时，研究审判为中心、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等。关于这方面，可以大力借鉴、移植其国外的先进的司法科学管理经验与做法，提高我国微观司法管理水平。 8、司法管理的比较研究。 四、结束语 从砸烂司法到恢复司法，仅仅是开始、仅仅是形式、仅仅是在表面上没有将其砸烂。问题的关键是让司法成为司法，让其真真行使独立的判断权，发挥社会矛盾“减压阀”、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的应有作用，而不是将其沦为政治的婢女、党派的工具、行政的附庸、地方的保镖、民怨的激素（出现具体的纠纷一般不会导致动乱，但纠纷总体得不到公正的司法解决、让民众只好于草莽之间寻求“正义”，却往往会嬗变为社会动乱）和转业、退伍军人的安置所。正是对司法权运行现状的不满，正是这种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才在20世纪末的中国引发了“司法改革”，并在全社会各阶层澎湃地发散着激情和希望。但激情的司法改革如果最终不收敛于制度化建设的司法管理，则其当初的目标未必能够实现——至少是难以有效率地实现。 过程管理论文:基于工作过程的《Oracle数据库管理与应用》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0引言 数据库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经过30余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很多重要的理论和应用，其应用领域占整个计算机应用的70%以上［1］。oracle数据库产品作为数据库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市场上占有率超过39%，远高于同类数据库产品。很多计算机软件公司，在招聘数据库管理员、数据库开发工程师、软件开发工程师时，都要求求职者掌握或精通oracle数据库技术。但目前，高职专业开设的oracle数据库课程与企业的实际需求脱节，学生在学习oracle数据库课程后，难以与企业需求接轨。因此，基于工作过程导向对oracle数据库课程进行改革，以任务为驱动进行教学就显得特别重要。 1职业岗位需求与职业能力分析 在2013年6~9月，笔者通过对前程无忧网、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卓博人才网、中国人才热线等专业招聘网站上万份招聘信息和几百个与软件开发、数据库应用系统和网站开发相关职业岗位的调查分析，发现掌握oracle数据库技术是企业招聘条件中的基本要求。根据以上专业招聘网站统计出2013年6~9月数据库人才需求情况如图1所示。 从统计看出，oracle数据库人才需求和sql server人才需求最旺盛。 通过对网上招聘信息分析，数据库相关职业岗位包括信息系统程序员、web系统程序员、数据库管理员和数据库维护员等。同时，我们对软件行业的软件开发、网站开发、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与管理等职业岗位，从oracle数据库从业人员知识、技能和素质基本要求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知识方面，要求从业者掌握dbca、oem、sqlplus、sql developer的使用,熟练掌握管理数据库、表空间、表和视图的操作,掌握管理数据完整性和索引的操作,掌握sql语言和pl/sql语言的常用语法及应用,掌握管理存储过程、存储函数与触发器的操作,掌握对用户、角色和概要文件的管理,掌握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操作,掌握oracle数据库的安全性管理等；在职业素质方面要求从业者具有三心：责任心、进取心、耐心；三能：自主学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英语阅读能力；三意：质量意识、协同工作意识、沟通意识；在职业能力上要求从业者能进行大型数据库系统的开发、设计，能编写数据库设计的相关文档，能管理和维护大型数据库系统等。 图1数据库人才需求统计 2基于工作过程导向课程设计思想 工作过程是指为了完成一个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工作程序。基于工作过程的职业课程开发遵循以下步骤：①确定相应的工作岗位；②根据工作岗位，按照职业能力归纳出职业行动领域，提炼出工作岗位的具体典型工作任务；③将行动领域转化为学习领域，构建课程体系；④根据学习领域的教学目标，设计各个学习情境，使学习情境与工作过程情境相似或一致。 基于工作过程设计步骤，oracle数据库课程所对应的职业岗位主要是数据库管理员、数据库系统工程师。因此，我们与企业一道对工作流程进行分析，抽取其典型的工作任务，将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形成相应的学习领域即oracle数据库课程，再按职业能力和职业技能设计出若干学习情境。学习情境的设计突出高职教学的职业性和实践性特点，采取项目驱动、案例引导，由简单到复杂，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做中学”的模式。 2.1确定典型工作任务 oracle数据库系统工程师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数据库的分析、设计、管理和维护数据库。因此，根据数据库系统工程师的职业能力，我们改革oracle数据库传统的教学模式，以“人事管理系统”的开发为例，把系统开发的工作分解成多个任务，每个任务对应一个学习情境进行教学。“人事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开发分为5个步骤：①人事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明确人事管理系统所需要实现的功能；②对需求分析的结果进行归纳、整理，形成概念模型，进行人事管理系统数据库的逻辑设计；③对数据库进行物理设计，配置数据库环境，建立数据库及其相关表格；④对数据库性能进行优化，提高数据库的安全性；⑤对数据库进行维护。 2.2建立相应的学习情境 当确定了典型工作任务后，我们构建了oracle数据库课程体系，从而建立相应的学习情境。以“人事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为依据，整合教材教学内容，设计出与职 工作岗位基本一致的学习情境。这样，在真实的项目开发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oracle数据库课程学习情境如表1所示。 3教学方法设计 本课程根据相关职业岗位技能需求，突出职业技能训练的教学理念，基于工作过程安排具体教学内容，采取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目标为核心，积极开展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的课程教学体系改革，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创新，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本课程在教学中，以“项目为导向+任务为驱动+全过程案例实作”的理念，在教学中，以“提出任务+分析任务+完成任务+对任务进行考核”的方式进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整个oracle数据库以10个学习情境、35个教学任务、46个案例进行教学，充分满足职业岗位中的知识、能力和技能要求。全过程的教学实行一体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尽可能多动手实践，同时辅以分组教学，并对团队成员进行考核。 表1oracle数据库课程学习情境 学习情景工作任务技能要求人事管理系统需求分析人事管理系统案例数据库设计要求, 数据库设计规范化要求能对数据库进行需求分析，抽象出相关的数据表oracle数据库的安装与配置安装oracle数据库软件, 基本组件能进行oracle数据库的安装,掌握基本组件的使用人事管理系统数据库基本操作创建数据库实例 能掌握其建立方法与步骤。人事管道数据表的操作数据表基本操作及管理掌握oracle数据库的基本数据类型，三种方式管理表和对数据表的操作及数据完整性约束人事管理数据库查询查询的基本使用及连接查询、子查询和联合查询掌握简单查询的使用方法,连接查询的思想与方法, 子查询及联合查询的方法人事管理系统数据库的优化视图、索引、存储过程、游标、事务、触发器的操作掌握建立、修改、删除视图、索引、游标、存储过程、触发器等人事管理系统数据的安全性与维护数据库安全策略、用户管理、数据库备份、数据库恢复、数据导入导出等能掌握数据库安全知识，能对系统安全、数据安全等进行管理人事管理系统前台界面及数据库连接实现java平台oracle数据库连接，.net平台oracle数据库连接能利用java平台.net平台进行oracle数据库程序开发 4教学资源建设 为了更好地让学生学习，在对oracle数据库进行建设过程中，我们建立了相应的教学资源，让学生课外进行学习。 4.1建立oracle开放式精品资源网站 在oracle数据库开放式精品资源网站，我们把oracle项目、实验任务、教学案例、授课课件、教案等全部放在网上，方便学生课后学习，并建立了oracle论坛，让学生通过论坛与同学及教师进行交流。 4.2建立在线实训系统 通过引入真实的企业信息管理系统，我们保留了此信息系统的相关界面及其功能模块，删除了与oracle数据库相关的所有代码，然后注上相应的标记及注释，通过整合、分类，以实训项目的形式展现给学生，让学生一步步完成实训项目，完成一个真实的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的开发与设计。

领导素质论文: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领导干部素质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 领导干部 素质 精神变换 论文摘要:社鲁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呼唤高素质的领导干部。文章有针对性地论述1市场垃济条件下的领导干部应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廉洁公正的高尚情操、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敬业精神、竞争意识、法制观念等素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其领导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企业.领导干部都是各项政策的最终确定者和未来前景的设计者,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命运。古今中外,无数事实充分证明,一个睿智、英明的领导者,可以宦民一方,可以搞活一个部门,可以拯救一个企业;而一个平庸的、蠢笨的领导者,则可能搞乱~个地方,搞垮一个部门,断送一个企业。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挤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领导干部手中。这些人的素质高、能力强,领导得力,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得到健全和发展;如果这些人素质低下,能力差,领导无力,甚或盲目乱抓,瞎指挥,则会严重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也可能使其遭到某种程度的挫败。 一、现时期领导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一时的失误或缺陷在所难免。但是,有许多本不该出现的问题,却人为地出现了;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诸如,一些企业的盲目上马.设备的重复引进.对外经济活动中的上当受骗,内部承包者的掼公肥私,以及一哄而起的股票热、经商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种种“发热”、“发烧”现象。这些问题会直接导致企业效益不高甚至严重亏损.使国家财政收入减退,物价失控,社会治安混乱这些缘于对形势认识不清,把握不准、决策失当造成的失误.说到底,还在领导干部本身要么对中央政策理解不深.在落实过程中走形,要么认识上有偏差,在执行中没有及时予以纠正。那些因领导干部素质低下而形成的,备受群众指责的领导方式,归结起来约有以下几种: 一是照抄照搬,生吞活剥。不是因地制宜.制订符台本地区、本单位、本企业实际情况的发展规划而是盲目地敝样画葫芦.别^修集贸大市场他也修.别人建开发区他也建.别^搞房地产生意他也搞,结果往往是劳民伤财。使自己陷于被动的窘境。 二是心中无数,不求进取。不是积板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锐意开拓新局面,而是消极地满足于过去那种“步子不大天天走.成绩不多年年有的老规程。没有想过发展战略,说不清未来目标,固步自封,远远落伍于时代大潮 三是摘形式,走过场。不是实实在在、兢兢业业地干些有益于群众的实事·以优异的成绩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是走形式,讲排场,以所谓的“新点点”、“新经验哗众取宠,谋图个人升迁结果是;为官一任,误事伤民 四是拉帮派,搞投机在责与权面前,不求责任,而是拼命抓权}对待人与事,不是想方设法谋事,而是掏空心思搞宗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抓机遇求发展.而是伺机寻求个人私利。总之,这种领导对工作敷衍,对同志猜忌,对上级瞒和骗。 五是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只看目前.不计长远,但求能快出成效,早见“政续”,不管投入再大,收益甚微。 二、市场经济呼唤高素质的领导干部 当前,我们党正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变。新的时期,新的任务,新的环境,对领导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在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D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也一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关键在于我们党,首先在于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②并指出:“必须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的素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领导集体③因此,大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利的要求,已成为目前领导班子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素质 首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取向,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原则性.必须全面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旗帜鲜明地站在党和人民一边。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能够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力挽狂澜,稳定局势,及时把群众引向正确的轨道 其次,要有高尚的情操。这里的关键是“廉洁公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体、私有、外资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显着特点,基本形成市场开放,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局面。这样一来,就会有一部分领导干部与资金接触的机会更多,实际的经济权力比过去更大。而商品交换原则又极易诱发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必须经得起这种考验,切实做到廉洁自律,清正为官,管好自己,管好家属子女.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坚决抵制和惩治腐败,做端正党风的模范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彳亍,更需要一大批不尚空谈的实干家,更需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更加需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调动、保护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要像xl~d-.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自觉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领导干部,要悉心洞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像、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B。 第三.要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习建设有中国特邑的社会主义理论,能够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要熟悉和掌握蠹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基本知识,在领导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领导、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薛能力其次要有一定的统揽全局能力。“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垒局在胸,才能审时度势,高屋建瓴,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在实际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局部利盏与全局利益跟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要把握全局I必颁吃透本地区.本单位、本企业的实际情况.从而在领导工作中,统筹安排部署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到有条不紊。再次要有用人本领,自古至今,“得人才者得天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干部更要有容人容事的恢宏气度和兼取并蓄的政治胸怀。萄子有旬名言“君子善假于物”,④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方面.要善于用^所长,尽可能发挥部下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要重视人才,广招人才,在用人上螭“五湖四海,不搞亲亲琉疏,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会无往而不胜。 第四要有敬业精种。一是进取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模武可资借鉴,只有勇于打破旧框框的束缚,大胆地甸,大胆地试,不断地撵索新路子;冲能保证甫场经济快速地向前发展,晟终将理想变为现实。二是长久性。专L-是千好任何事情的先决蒸件既在岗位上.就要力戒短期行为,不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要排除一切干搬,安下丹L下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三是预见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千好一项工作,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须经一番科学韵分析,严密的论证,并广泛征求意见。使计划不断充实完善议减少不必要的失误。 第五,要有广博的知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之上的经济。因此,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科学文化素养,了解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趋势。掌握科技进步的一般规律,自觉运用科学理论、科技知识科学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效率要高.节奏要恢.设备要精,信息要新,l管理要科学,用人要得当。所以,领导干部又必须掌握比较全面的知识,除精通业务.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领导学、信息理论等知识外,还要懂得心理学,善于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渊博的知识-会使领导干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将比较容易地看清伺题的本质,迅速雨准确墙赴淫各种矛盾。 第六,要唷竞争煮帜。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竞争促发展,竞争出效益竞争包括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产品的竞争,市场的竞争,当然还包括观=盘=的竞争谁的观念转变快.能跟上形势发展,他就可以走在别人前边,争取到工作的主动权。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竞争意识.摒弃封阿保守思想稽怕担风险的作风,确立机遇意识和时效观念。同时还要有危机感.随时使自己处于临战获态,以便大跨步地向前赶超要勇于创新,具有敢为人先.,敢胃风险的魄力,勇敢地面对挑战,荆吏竞争成为每个市场经济主体的自觉行动只有不停地竞争,才能不落人后,才能摆脱受销手的被动禺面,使我们的民族永立于世界强手之林。 第七,要树立法制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法律去规范和保障领导干部一方面要具有艟垒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善于通过法律手段来处理政治、经济等各种问题.自觉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从事领导工作和公筹活动另一方面又要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约束自己的部下和有关部门遵守法律规程秉公执法创遗出一种公平竞争、有和于各种经}弃成协共同发展的大环境、以充}}发挥市场经济的现有能量和巨大潜力,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地向前发展。总起来说,领导干部应具备思想家、理论家的一些素质。我们知道.领导干部的领导活动·需要以创造性的思想、理论和政策.进行非强制性精神变换为前提换句话说.领导干部所从事的领导,主要是依赖于品格因素、知识因素、能力田素,感情囡素等这些非权力性的因素,进行非强制性领导;而不是这些以外的权力性因素即传统因素、职位因素、资历因素等来进行强制性领导领导干部首先应从思想上入手.提出代表群众意志与利益的先进思想.用以策划人们的精神变换,使之转迷为悟,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领导干部的领导活动同时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只有创造符合客理规律韵系统理论.才能指导人们的精神变换.使之顺理成章..成少失误固之.领导干部更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不仅要提出自己的整套思想和具有创造性的理论,而且要将这种思想和理论变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教育群众.动员群众,达到启迪灵性、开发理性、把握规律、统一意志的目的.从而领导人民共同完成既定的远大目标。 领导素质论文:论领导者的能力和素质 摘要：领导者是领导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素质；领导的能力是指与领导职务相适应的，能够肩负起领导责任的主观条件；领导者的素质是指在先天禀赋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上经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锻炼而形成的在领导工作中经常起作用的那些基础条件和内在需要的总合。一个领导者只有把握了作为领导者应当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学习和加强锻炼，不断扬优除劣，才能使其能力和素质不断升华，逐步趋向完善，成为具有高效率的现代领导者。 关键词：领导者能力素质 自人类社会产生之始，领导现象也就相伴而生，这可以理解为是动物界的一种自然法则，只不过在人类社会里是把它权威化、神圣化了而已。“天下之事，必隶于天下之官，用天下之官，而后可以成天下事”，这句话足以说明“官”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这里所谓的“官”也就是现代社会里的领导者，在动物界里只要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力量超群就可以成为他们的霸者。而在人类社会里，人除了具有所有动物均具有的欲望性外，还具有人类特有的情感性、智慧性、文明性和高级性，由此决定了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向前发展的状态中，在人类社会里对领导者就提出了更趋合理和更高的要求，已不仅仅满足于身体的健壮，作为领导者应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素质。 能力是指能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领导者的能力是指与领导者职务相适应的能够肩负起领导责任的主观条件。或者说，是领导者基础素质、思维方式、实践经验，以及对领导方法、技巧的把握程度在实施领导行为过程中的综合表现。领导者的能力是一种把内在综合素质外化为有效行动的能力，是一种适应外部环境并与环境互动的能力，是获得被领导者认同并与被领导者互动的能力，是领导与管理能力的结合，当前领导者的能力重要的是学习创新和超越自我的能力。具体而言，领导者的能力应包括创新能力和综合能力两大类，其中创新能力包括洞察力、预见力、决断力、推动力、应变力和辩才力；综合能力包括信息获取能力、知识综合能力、利益整合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自我超越能力。 创新能力对于领导者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这是因为领导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首先，从领导的一般含义来看，领导就是带领和引导。它意味着特定历史条件下和复杂变幻的环境中正确地选择行为目标和行为步骤，这当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其次，从领导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即决策这个角度上来看，凡属重大的战略决策，以及相当部分的策略决策，都要求有创造性思维。当决策成为必要时，就意味着决策者面临着这样一些情况，即如果继续墨守陈规，情况将恶化；或者遇有新的机会，这机会甚为重要，稍纵即逝等。这就是说，决策总是要变革现状、开创未来，因而包含新的目标、新的措施或新的步骤。再次，从我们事业的性质来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业，对这样一种事业进行领导，是没有现成规范可以遵循的，它必然要求我们做许多创新性的工作。 领导者的创新能力有多种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洞察力，这是一种敏锐地、迅速地、准确地抓住问题要害的能力。大量的关于创造问题的研究告诉我们，创造始于问题，历史上所有做出过重大创造的人，都是在特定领域中首先意识到问题所在的人。正确的发现和提出问题，是成功解决问题的一半。这里的全部困难在于，问题常常是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因而难于识别。许多人正是因为不能看出问题或看错问题而无所作为，甚至犯错误。作为领导者要勤于实践、勤于思考，要锻炼出一双“洞若观火”的慧眼，在工作中敏锐的识别问题。 预见力，这是超前地把握发展超势的能力。如果不能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任何创新都是无从谈起的，因为我们的所谓创新，并不是一种主观任意的行为，而是在客观存在的所有可能中准确地把握住最有可能发展为现实的那种可能。预见力是洞察力的向前延伸，如果说洞察力是对现有关系的直觉力，那么预见力就是对未来关系的想象力。凡不能大胆想象和正确想象的人，都是缺乏创造力的人。 决断力，这是迅速作出选择，下定决心，形成方案的能力，也就是实际决策能力，在领导决策过程中，每作出一种选择，都必须与机会、风险、利害、压力、责任等问题相牵连。所以，决策者必须要有当机立断的魄力与胆略。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举棋不定等等，作为领导者都是必须避免的。 推动力，这里指的是善于激励下级以实现创新意图的能力。这种推动力具体表现为领导者的感染力、吸引力、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以及个人魅力。领导者的这些“力”是从何处得来的呢？来自于领导者对自己严以律己、大公无私，对下级公平、公正，多给下级以赏识、尊重、表扬、肯定多余批评，随时给下级一种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的理想并及时给予赞赏，让下级随时感受到怦然心动的激情，谁能这样做，谁就能具有无穷的推动力。 应变力，这是一种在事物发展的偶然性面前，善于随机处置的能力。客观事物是复杂的，领导者的认识能力和预见能力再强，也不可能完全预见事物发展变化的所有可能性。偶然性总是存在的，突发事件也常常是难免的。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具备处变不惊、临危不惧、随机应变的能力。 辩才力，这里指善于识别和启用人才的眼力。古人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需待七年期”。这是说的知人之难。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唯亲是举，唯利是举已是司空见惯，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领导者要拥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怀，切不可让世人发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千里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的悲叹！ 领导者的综合能力具体内容，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获取能力，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领导者的决心和政策，是在详尽周到地了解情况并对情况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后才形成的。在这里，充分地占有信息是基本前提。对于带有全局性的重要决策来说，领导者特别需要具备广泛获取信息并对其进行综合加工的能力。 知识综合能力，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各学科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领导者需要具备科学的头脑和较高的知识素质，就不能不掌握多学科的基础知识。要对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有深刻认识，还要能够综合运用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于具体的实践之中，只有这样，领导与决策，才能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 利益整合能力，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者没有不同于广大群众利益的自身特殊的利益。他们是为实现群众利益而掌握权力并进行领导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利益的多元化是值得注意的趋势。领导者的重要职责，是要把分散的、甚至是有冲突的利益要求整合为利益共识，并据此制订政策。领导者要具有利益整合能力，善于进行利益综合。但这里绝非是指整合、综合领导者个人及领导集团利益的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领导者的重要工作，是要保证系统内的各个要素处于良好的配合状态，以获得高一层次的整体合力。这就是要求领导者在具体工作中必须指挥有方、层次分明。要善于团结各方，清除障碍，化解矛盾。这种组织协调能力，本质上就是将各种积极性综合在一起的能力。 超越自我的能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更新日新月异，民主与法制成为政府执政主题，人们对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领导者在工作生活实践中要具有不断超越自我的勇气和精神，不断同“自我”作斗争、作决裂，做一个明智的、明白的领导者，这是领导者的领导水平不断得以提升的基础。 素质是指事物固有的性质和特点。领导者的素质，是指在先天禀赋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上，经过后天的学习和锻炼而形成的在领导工作中经常起作用的那些基础条件和内在要素的总合。在领导学理论的研究中，人们一般把领导者的素质分为政治素质，知识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 领导者的政治素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领导者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的领导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策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是社会组织的掌舵人。历史反复证明，倘若领导者领导错了方向，就会贻误和危害领导工作，招致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失败。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社会组织能否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国际间合作与冲突的考验、能不能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会不会走到歧路上去，等等，这些 都与各级领导者有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直接的关系。坚定的政治方向，就是在人类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应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一切动摇社会主义信念，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削弱党的领导，背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左”的和“右”的倾向作斗争，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定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领导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是执政为民还是以权谋私，这对每一个领导者来说，既是严峻的考验，又是能否搞好领导工作的中心。老一辈无产革命家同志曾说过：“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 领导者的知识素质，首先要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就是要熟悉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x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是我们搞好领导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其次，要具有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长于思辨。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我们应当尽可能用全人类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领导者除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外，还应当努力学习和掌握各自领导范围内的专业知识，成为有关领域的行家里手。 领导者的道德素质，领导者应具备怎样的道德素质呢？我认为首先要做到十个字即：仁、义、礼、智、信、勤、俭、忠、孝、廉。因为这是作为人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做不到这十个字，其它都是空的、假的。 仁就是要拥有一颗仁爱之心，要具有同情心、爱护和帮助他人的思想感情。 义就是要拥有一颗正义之心，为了人民的事业，人民的利益要做到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要具有敢于承担风险或牺牲自己利益的气概。 礼就是要拥有一颗敬畏之心，在工作生活中要互相敬爱、互相礼让，永不忘记对先烈、先辈们的怀念，要怀畏惧的心情去完成工作任务，工作任务才能得以顺利完成，要具有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气。 智就是要拥有一颗智慧的头脑，对人、物、事要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要明智，所做判断不能受自我好恶的左右。 信就是要拥有一颗诚信之心，做到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诚信可以带来无数朋友，可以带给你无穷个人魅力，一个缺失诚信的人或组织，是不可能成为好的领导或机构的。 勤就是要具有勤奋、勤恳、勤劳的个性品格，缺少这种品格的领导者他们带领的队伍绝对是懒散的、缺乏战斗力的队伍。 俭就是要做到爱惜物力，不浪费财物，生活俭朴，轻车简从，这是一种优良的品质，作为领导者如果不注意俭省，那他周围就会孳生各种各样的歪风邪气。 忠就是要拥有一颗忠诚之心，忠诚于家庭、忠诚于朋友、忠诚于领导、忠诚于事业、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忠诚于民族。没有忠诚之心的人是会背叛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领导、他的祖国、他的人民的。 孝就是要拥有一颗孝顺之心，孝顺自己的父母、长辈，试想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你还能指望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廉就是要拥有一颗廉耻之心，要具有廉洁的操守和知羞耻的感觉，做到廉洁就不会损公肥私，就不会贪污，领导者没有贪污腐败的行为，社会风气就会干净清明，“官清则民安”，就是这个道理。知羞耻的感觉就不会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就不会到处伸手，就不会为非做歹，就不会违岗违纪，社会就会是一个充满礼让的社会。 领导者的心理素质，要求具有敢于判断的气质，竞争开放型的性格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在危险、风险、困难、突发事件等等面前需要领导者具有敢于决断的气质，缺乏这种气质，前怕狼后怕虎就会坐失良机，但同时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品格，因为在做出某项判断后，有可能会丢掉头上的乌纱帽，现在条件下的领导者，一般都要求具有竞争开放型的性格，这是因为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组织所面对的环境挑战非常严峻，凡不能迅速适应客观环境和外界变化的组织和领导，都不可避免地要被淘汰。领导者必须锻炼自己具备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不畏强暴的坚强意志力，才能抵制各种不良风气的侵袭，各种欲望的诱惑，当面对危险、困难、敌人时才敢挺身而出，也才有可能将理想和信念付诸行动并到达成功的彼岸。 一个领导者，只有把握了作为领导者应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学习和加强锻炼，不断扬优除劣，才能使其能力和素质不断得到升华，逐步趋向完善，成为具有高效率的现代领导者。 领导素质论文:浅论新农村建设视域下乡镇领导干部素质问题研究 【论文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乡镇基层；领导素质 【论文摘要】乡镇基层领导作为我国领导干部队伍的重要组织部分，他们的领导素质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开展和农村经济社会进步。目前我国乡镇基层干部素质总体是高的，但部分干部还存在着思想观念陈旧、文化程度不高、能力素质较差、政策落实不力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拓宽用人视野，抓好选拔培养工作；加大培训力度，多渠道对农村干部进行素质教育；加强实践锻炼，提高能力素质；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执政的本领；完善各项制度，严格监督管理。 广大乡镇基层领导干部是领导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力量。在我国长期领导队伍建设过程中，乡镇基层领导干部素质得到很大提高，总体上是好的，他们长期工作在一线，为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付出了艰辛劳动，作出了很大贡献，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要客观地看到，农村基层于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一些乡镇基层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之下，我们必须认识到提高乡镇基层领导干部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找出乡镇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多种途径来提高乡镇领导素质，以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当前乡镇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乡镇基层领导文化素质较低、学习能力不强 对某乡农村党员的调查显示：党员总数809人，其中高中文化程度98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2％；初中文化程度436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3．9％。其年龄结构分布为25岁以下1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5％；26—35岁45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5％；36—45岁131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6．2％；46—50岁101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2．5％；51—55岁158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9．5％；55岁以上36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44．8％。这种学历低、老龄化现象导致乡镇领导工作方法落后，部分基层干部习惯于靠行政推动来开展工作，对新事物、新知识的接受能力低；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束手无策，对党的基本路线贯彻不力；工作放不开手脚，迈不开步子，跟不上时代步伐；遇到具体问题不知如何处理，缺乏协调干群关系的能力。 (二)“公仆”意识淡漠，党性原则不坚定 一些乡镇基层领导干部缺乏爱民之心，在工作中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而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放松了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改造；存在非党意识和天命思想，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做事不讲党性原则，拉帮结派，彼此说坏话，相互拆台；领导班子成员各存私心，对对方的所作所为耿耿于怀，彼此不能容忍对方；帕金森现象严重，彼此制造工作，遇事推诿扯皮，缺乏全局意识；勾心斗角，斤斤计较，好大喜功，欺上瞒下，唯我独尊，个人英雄主义严重；不琢磨事，只琢磨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害怕别人超过自己；排除异己分子，结党营私，拈轻怕重，把方便留给自己，把困难交给别人，引起农民群众的强烈反感。 (三)思想观念陈旧，法制意识不强 有的乡镇基层组织涣散，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一些基层干部革命意志消退，精神萎靡不振；有的干部工作思路不清，满足现状，不求讲步，政绩平平；一些干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工作方法、文化科技水平、依法行政能力等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一些地方的乡镇领导干部不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意义，在地方管理中采取土政策，常常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软磨硬泡、拒不执行”；不懂管理知识，仅凭经验和爱好进行管理，行为缺乏科学性；不能实施知识管理和依法行政，认为“当官不为财，请我也不来”、“一朝权在握，便把私来谋”、“有钱能使鬼推磨”；理想信念动摇，信奉“票子打天下”，“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信奉“世间人情重如山，朝中有人好做官”，“经济利益最实惠，理想信念不足贵”；不管法律容许与否，只要有利就干；拉帮结派，挑弄是非，参与迷信活动，甚至成为农村涉黑组织的保护伞。 (四)服务水平偏低，能力有待完善 有些乡镇干部政策水平不高，能力缺乏，思想上没有做到与时俱进。遇到新问题，还是用老办法、老手段来应对，解决不了层出不穷的诸多新问题。有时由于方法不对路，工作粗暴，容易引发干群矛盾，使群众产生抵触情绪，从而造成好心办不成好事。此外，个别基层干部办事不公开、公正、公道，停留在做表面文章，甚至于糊弄村民、以权谋私。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乡镇基层领导干部在村民中的形象，使得群众不能信任基层干部，从而给国家政策的落实执行、给农村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设置重重障碍。 (五)某些乡镇领导干部存在腐败现象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少数乡镇基层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有的办事不公、处事不当。一些地方乡镇干部对经济发展漠不关心，却对图谋私利、损公肥私十分内行，比如对农民微薄的收入也想通过各种方式装入自己的口袋；如果村中没有收入，就会把大量的土地、水塘收归集体所有，再以各种形式承包给村民，自己在承包中搞不可告人的幕后交易，从中渔利；利用手中权力公报私仇，在分责任田、宅基地以及其它事情上故意刁难村民，以权谋私，侵犯群众利益，特别是在宅基地划分、计划生育指标安排、土地和集体工副业项目承包上，不能一碗水端平，搞优亲厚友。个别人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在用电用水、税费缴纳、土地承包和子女安排上，为自己捞取好处。对群众则不给好处不办事，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有的乡镇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极少数干部为政不廉、腐化堕落，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二、乡镇基层领导素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思想重视不够，缺乏理论学习 某些乡镇领导干部对于开展农村工作实际上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做事情表面上雷厉风行，但暗地里却隐藏有退路。对于学习，无法在思想上引起足够重视，由于缺乏学习，当然会导致文化知识素质偏低，无法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少数干部即使参加一些理论培训班，也想方设法逃避考试或者让别人代考，违反考试纪律，而自己对问题的严重性却全然不知。正因为思想不够重视，自己又不愿意学习，所以导致整天糊里糊涂，没有法制意识，没有理论水平，没有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没有事业心，群众信任度低。某些乡镇领导干部具有小农意识，小进则满，固步自封。正因为容易自满，所以常常会表现出一些无知和轻浮的行为，造成实际素质偏低。少数农村干部以身试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造成缺乏相应的法制素质。 (二)忽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理想信念偏离正轨 如前所述，一些地方的乡镇领导文化水平很低，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到底有神还是无神、农村发展要靠什么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产生封建迷信思想，烧香拜佛、供奉财神，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正是因为缺乏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才导致其想问题、办事情不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而是从个人的主观意志出发，随心所欲，好大喜功，不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 (三)基层工作问题复杂，存在各种制约因素 客观来看，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复杂多样，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干差万别，乡镇干部实际开展工作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农村处于最基层，实际工作是“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各种各样的任务往往都压在农村和农民头上。改革开放后农民的自由度逐渐提高，农村的生产经营活动呈现出分散性的特征，乡镇干部说话农民常常愿意听。事实上，农村工作是硬性工作，有硬性指标，乡镇干部容易出乱子、出漏洞，比如计划生育工作就常常使基层干部十分头痛，搞不好会使工作显得很被动。从乡村关系的角度看，乡村关系复杂，各种人际关系和权责利关系无法协调摆正，使乡镇干部表现出实际素质的缺乏。 (四)干部选用存在弊端，管理体制供给不足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制度供给不足成为突出的问题。一些地方的组织部门盲目排外，选拔任用和培养基层干部的时候只用亲戚朋友，把其他人当作外人不予使用、培养和推荐。另外，村干部选举过程中外在干预因素过多，往往导致村民选不出称职的干部，从而失去村民对于部的信任。一些农村地区出现家族式治理结构，导致在选才用人时呈现出“自家人、自己人、外人”界限清楚、泾渭分明的局面，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外人”。有些农村地区在村干部的直接选举中，宗族帮派势力插手，行贿受贿拉选票，这样选举出来的干部往往素质低下。少数农村地区甚至存在买官卖官现象，导致有经济实力的人成为了村干部，致使干部实际素质十分低下。也有少数地方的农村选举干部的时候实行“抓阄”当村干部，“轮流”做官，更换村干部像走马灯一样，越选干部素质越低。 三、提高乡镇基层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 (一)强化教育培训，为提高乡镇领导干部素质提供有效的教育手段 要提高乡镇干部的素质与能力，使他们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其基本途径就是教育培训。一是培训体系网络化。在教育机构方面，建立以县委党校、乡镇夜校为主场所的政治素质培训网，建立以农函大、农广校为基地的实用技术培训网；在现代技术运用方面，建立以县政府为核心、乡镇为支点、村委为终端的信息技术网；在宣传教育活动方面，建立以县委为领导核心、各有关部门协助、各社会团体参与的大宣教网。二是培训方式多样化。如专家点拨、考察学习、挂职锻炼、自学提高等形式，而且还必须大力提倡到市场上去提升干部素质的培训方式。三是课程设置科学化。开设理论课程，提高乡镇干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开设德育课程，有针对性地解决乡镇干部存在的认识问题，保持廉洁性；开设地方课程，帮助乡镇干部寻找发展突破口，提高引领发展的能力；开设市场经济课程，使乡镇干部懂市场、懂经济；开设选修课程，使干部根据自身特点、兴趣爱好，掌握几门实用技术。总之，通过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培训，才能造就一支能驾驭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型乡镇基层干部队伍。 (二)更新观念，做新型现代领导干部 现代领导干部要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形势日新月异，对乡镇领导于部的创新和应变能力提出新要求。当前乡镇干部最重要的是要树立市场意识、群众观念、法律意识。一是市场意识要强。农业市场化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根本区别。发展粮食生产、多种经营、乡镇企业，都必须了解市场，把握需求，以市场需求为第一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乡镇领导干部要了解市场、管理市场，又要善于利用市场手段管理经济、发展生产。二是群众观念要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赢得广大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切不可作风粗暴、方法简单，特别是事关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体现民主管理科学决策的要求。三是民主法制观念要强。目前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态势良好，农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增强，民主渠道畅通。这就对乡镇基层干部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提供了条件，乡镇干部的民主管理能力和水平受到普遍关注，乡镇干部的法制意识、依法管理和依法行政的能力水平直接影响着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 (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做好乡镇基层干部的选拔、任用和管理工作 要结合农村工作实际，引入考核、奖惩、竞争机制，对现有农村干部进行考核、评议，对于那些政策水平低、领导能力差、作风不正、不称职的干部，该调整的调整，该撤职的撤职。对于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的少数干部决不姑息，坚决查处。大力宣传、表彰和奖励能够带领群众致富、作风正派、群众拥护的乡镇基层干部。在乡村基层干部选拔上，注重选拔那些有文化、善动脑、相信科学、勤劳致富的青年农民充实到村干部队伍中来，重视从优秀的村干部中培养和选拔乡镇干部。要支持和鼓励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兼优、年富力强的机关干部、军队转业干部到乡村工作。另外，通过考核、考试从应届大中专毕业生中选拔优秀毕业生充实到乡村领导岗位，是提高农村干部文化素质、优化年龄结构、培养年轻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又一重要途径。 (四)完善乡镇基层领导干部的考核、监督机制 一是建立乡镇基层干部思想素质考核评价机制。加强对乡镇基层干部思想素质的考核，必须严格把好选拔任用干部的政治关，包括把握好乡镇干部思想素质的总体要求，制定好乡镇基层干部思想考核的具体标准。按照总原则制定相应标准和具体要求，细化考核内容，以利操作。二是建立乡镇基层干部监督责任机制。对乡镇基层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并落实监督责任，是提高乡镇基层干部素质的重要环节。应加强上级组织对乡镇基层干部及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加强基层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相互监督；落实各部门对乡镇基层干部的监督责任制；重视群众监督、人大政协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三是积极推进政务财务公开制度，强化农经站职能，定期对农村财务进行审计和指导。同时充分发挥理财小组的作用，强化对乡镇基层干部的财务监督。 领导素质论文:坚持以人为本提高领导干部素质 论文关键词：以人为本 政治文明 领导素质 论文摘要：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领导干部素质中应有的一项重要内容。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领导干部要提高“人本”素养的迫切性更应提上“日程”。我国历史上素有优良的“人本”渊源，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中“人本”思想至今仍起着指导作用。部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脉承“人本”之优良传统。践行“人本”之服务理念。 回溯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说。一部社会进步史其本质亦即人的进步史。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最富于革命性的要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人们的素质、智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人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同时还是推进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伟大力量源泉。因此，国家要管理好，社会要发展快，不能不以人为中心，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邓小平曾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我们认为。这里的“人”既包括了领导客体又包括领导主体。把“四个能不能”归因于“人”，充分说明了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人的素质如何将会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其中。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这个“人”，是人民群众。这个“本”，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因此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因此，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对领导的“人本”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当前领导干部提高“人本”素养的导向与旨归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领导干部“人本”素养的提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基”、“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着眼于人民性。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4】。可以说，“人本”理念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得到了最为本质的体现，这是当前领导干部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领导干部在学习和贯彻这一重要思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成为“行动的伟人”，“知”很重要，“行”更重要。因此，对领导干部能不能“代表”，怎样“代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等都要进行理性地再审视，否则就会出现“代表”不好甚至“代表”不了的情况。 2．政治文明建设与领导干部“人本”素养的提高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在这些制度中，人们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实现程度相应获得新的提高，这就是政治文明的进步[5】。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6】。因此，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终极追求就是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平等，其制度的出发点是平等而不是人为地制造等级差别；其政治行为所体现的也是平等，是以人为本而不是官本位，不是高高在上地俯视人或蔑视人[7】。试想，一个领导干部本身各种文明意识淡薄，不能够很好去尊重普通公民的各种基本权利，甚至是以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去压制他们，出现老农在乡政府内被乡干部喂大粪的事件，七旬翁倒地A．／Jx时无人问的怪事。像这样的领导本身就不是一个“文明”的领导，他们的行为与政治文明也是格格不入的。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领导干部“人本”素养的提高 党的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21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社会。相应的提出了“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8】等目标。这些目标指明了努力方向，也都具有重“人本”的特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民的“小康”，是切切实实的“小康”，而不是云南筲箕凹村不通路、不通水、不通电话、不通电视，戴“小康帽”过穷日子；也不是粤北山区英德市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的“执政思想”指导下，号召农民借钱建别墅的“透支小康”；更不是个别领导，通过“腐败路”自己先奔“小康”。这些“小康”抹黑了“人本”色彩，与十六大精神是悖道而驰的，最终会丧失人心。 4．反腐倡廉与领导干部“人本”素养的提高 腐败行为是对“人本”理念的悖反。因此，腐败一直为民众所诟病。腐败现象是造成领导在人心方面“失分”最多的点。“调查显示，96％的市民关心反腐倡廉的报道，32．5％的人认为社会反腐倡廉呼声日渐高涨，29．8％的人认为中国反腐倡廉任重道远。”为什么人们会如此关注腐败的问题?因为，“本来，人民公仆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人们熟悉的、习惯的、最基本、最广泛的政治行为方式，因而对任何腐败现象的出现人们都会很敏感，会更加不能容忍。”而且，“当腐败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的上进心和创造力就会被窒息，从而使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人的因素失去生机，最终破坏生产力的发展。”【9】因此，曾严肃地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l0】回顾2003年以来李嘉廷、程维高、刘方仁、田凤山、王雪冰……众多省部级高官或判刑或双规审查，“谁来监督第一把手”的命题被广泛提出。被世人称为“反腐败条例”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其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透露了这么一个信号：党内监督要从中央和最高层开始。坚定反腐决心、加大反腐力度，对领导干部队伍进行激浊扬清是政府体现公权力，提高公信力的亲民之举。“廉者，政之本也：民之表也；贪者，政之祸也，民之贼也。”一连串高官落马警醒领导干部要能够“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要做到“位尊不泯公仆心，权重不移为民志”。否则，领导就有可能成为希腊神话中依靠大地母亲的神力可以所向无敌，一旦离开大地母亲就变得不堪一击的英雄“安泰”。 以上几个方面是当前领导干部培养和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所必须具有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导向，也是其所必须坚定的信念立场和价值取向。而这几个方面都要求领导干部具有浓厚的“人本”理念，可以说，“以人为本”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始终，这就使领导干部提高“人本”素养增添了紧迫感。 二、领导干部提高“人本”素养的诉求路径 1．历史上的“人本”理念探渊厘析及其价值再开掘 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历史上各时期都有体现。道学的基础和逻辑结构是以人为本，道家管理的核心在于“固本”。何为“本”本者，民也，人也。“民者，万世之本”，“民为政本”。毫无疑问，人民是管理的根本。……所以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在儒家学说中，重民、民本、民贵思想一直是其基本的理论演化逻辑和重要的理论目标。【l1] 尚书·五子之歌)中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春秋·谷梁传)也提到：“民者，君之本也。”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提倡“仁爱”论。“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孟子·尽心下)也指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而这三宝中，人民又是最重要的，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到了汉代继承先秦的“民本”思想传统并有所发挥。著名的 吕氏春秋)中有：“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西汉贾谊提出“民为政本”的思想，认为民为国本，主张爱民、利民、乐民、富民，在其著作 新书)中多有体现，如“闻之于政也，民无不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魏晋时期(三国志 中有云“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唐太宗李世民认为治国应是“国依于民”，正是有了“君舟民水”的警示才有唐朝的“贞观之治”。宋学家程颐认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人心悦服为本”。清朝君王依然不敢忘“本”，本着“以养民为本”的思想也留下了“康乾盛世”的美谈。清末是个动荡的时代，可民本思想并未消弭，反而成为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思想武器。揭开近代中国民主运动序幕的康有为就说：“国之所立，以为民本”，“故民为本君为末，此孔子第一大义，一部春秋，皆从此发”。梁启超也说：“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盍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辑成书，亦大观也”。【]革命先驱孙中山同样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引发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上述各种专著和人物思想无不闪耀着“人本”理念的朦胧光辉。由于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限制和阶级利益关系的缘故，需要对上述民为邦本、顺从民意、爱人贵民的思想及重民、爱民、利民、富民的主张进行扬弃，接种其中的“合理内髓”与“良性基因”，这对提高领导干部的“人本”素养是不无裨益的。诚如所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l3] 2．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中的“人本”思想及其现代借鉴 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对现代领导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也包含了许多“人本”理念的真知灼见。无产阶级领导思想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本质是为人民服务，无产阶级领导者应当是“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列宁在1922年的一份政治报告也说到：“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x4]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领导经验，批判地继承了我国历史上优秀的领导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曾在延安 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1945年的任务 一文中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惟一宗旨。在著名的 论联合政府)一篇文中，提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5]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直言：“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x6】‘(共产党)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l’第三代领导人也十分重视领导的素质问题。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中指出：“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已经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不论做什么工作，作为党的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都要具备基本的政治业务素质”。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努力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当前提出的以“坚持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本身也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新一届政府在执政理念上的升华。科学发展观的落脚点在“人”。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要始终坚持为民的政治立场，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自觉把实现人民利益寓于发展的全过程，让群众及时享受到发展成果[1sJ。 三、领导干部提高“人本”素养的试金石——求真务实 可以说，没有“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的领导在“舞”权力这柄“双刃剑”时极易刺伤自己，更重要的是会伤及民心。以人为本即领导之本，只有以人为本的领导才合乎领导的社会性，才能赢得人心，真正成为所处社会系统需要的领导。行政管理的最宏伟、最远大、最现实的组织目标就是兴国安邦、国泰民安、民富国强。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一宏伟的行政目标，最是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要确定行政管理的中心思想．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行政思想，即振奋人的精神。挖掘人的潜能；提高人的素质，升华人的境界[19]。在 尼克松论领导素质和作风)一文曾指出：领导者“在思考和行动上保持适当平衡的时候．也就是领导艺术趋向炉火纯青的时期。”我们认为．领导干部要提高“人本”素养：一是要务实践行。“人本”理念是进行具体实践的指导理念，最终要落实到领导具体工作中，贯穿始终，是“人本”而非“口本”。特别是行政领导干部要克服行政不作为和行政随意性现象，弃绝以人为本的作法。 二是领导干部“人本”素养的提高也要与时俱进。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工作对象，“人本”体现方式不同，不一定就要大举措，务实的“人本”细节就是“人本”理念的进步。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领导水平。 领导素质论文:浅论“三个代表”是领导干部素质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论文关键词：“三个代表”　领导素质　现代化　必然要求 论文摘要：面对新的世纪，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我国人民耙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续全面推向前进的历史重任。圆此，领导干部素质是否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兴袁成败至关重要。领导干部要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创新能力，更好地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和价值取向，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民主观念，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之，领导干部要努力实现领导素质的现代化。 领导干部素质是否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增强自身素质，走在时代前列。 一、要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创新能力．更好地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改变过去那些不符合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管理模式，代之以先进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管理模式。现代领导者应当更加敏锐地把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并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体制基础上采取切实而有效的应对措施。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闭目塞昕、固步自封，对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茫然无知，就难以领导人民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更好地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应当做到：①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去二十多年，我国生产力和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是比较快的。我们迈人新世纪后特别是前十年，更应当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只有国民经济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才能保证实现十五大确定的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才能更有条件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保证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②必须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生产力的发展，总是要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提出与其相适应的要求，领导者应当密切注意、深入研究现阶段生产力发展反映的新情况、提出的新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路；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的今天，既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又要始终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金融安全。③必须更加自觉主动地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当今世界，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兴起，迅猛向前，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量，对人类的进步产生着深刻的社会影响。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面对这种态势，现代领导者必须高瞻远瞩，不断创新，顺应潮流，乘势而上。 二、要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和价值取向，更好地代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其主体内容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创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塑魂工程，是时代精神的升华过程。现代领导者应当按照现代化事业与现代人生活的丰富内涵和相应要求，升华思想境界，提高文化品位，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此，①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必须坚持，因为它是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结晶，不但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之所以必须发展，因为它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不仅十分重视变化的客观实际，而且时刻追踪丰富的现实生活。作为领导者应当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形成新思路，开拓新局面。②必须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现代领导者应当对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容，继续发扬光大；应当从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等方面吸取丰富营养，加以创新发展，以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领导水平。③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领导者必须更加自觉认真地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铘代化过程中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同时又要抵制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投落的思想文化，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图谋。 三、要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民主观念，更好地代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履行对人民的义务是现代领导素质的重要方面。邓小平同志关于“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的论断也揭示了社会主义领导者的本质特征，即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领导者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要确立献身人民事业的价值取向，特别要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此，①必须强化以致富群众、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的责任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要保证决策正确，执行有效，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和决策执行程序，防止和避免领导者个人拍板的现象发生。②必须确立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取向，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领导者做任何工作都要看一看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符合就要坚决干，反之就决不能干。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化，各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领导者要善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防止和克服片面追求“政绩”的短期行为。③必须建立以密切干群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运行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这些机制包括：完善的思想教育机制，保证人民群众既是被教育者，又是教育者；严密的监督约束机制，保证人民群众既是权力的赋予者，又是权力的约束者；畅通的信息情报机制，保证人民群众既是决策的执行者，又是决策的参与者。 建设领导人才队伍，实现领导素质的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为此。我们必须从多方面作出努力： ——立足全面发展，着力提高，是实现领导素质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领导者只有具备全面发展的素质，才能领导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以自己的才干和胆识将这项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领导素质既具有严密的系统性，不同的素质要素有不同的地位作用；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素质要求。当前，新的形势和任务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各级领导干部都应着力提高思想政治方面的素质，保持思想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做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社会主义建功立业，争作贡献；坚定党的立场和人民的立场，对共产主义终身追求，矢志不移。 ­——深入实践锻炼。重视理论学习，是实现领导素质现代化的根本途径。领导干部在积极投身实践锻炼的同时，必须重视理论学习，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一方面，加强理论学习，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能为领导干部提高素质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加强理论学习，涉猎广阔的知识领域，能为领导干部提高素质奠定厚实的决策基础。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素质高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加强刺度建设，注重个人修养，是实现领导素质现代化的关键因素。现代领导学研究表明，从一定意义上说，领导者素质的高低。关键性地受到制度安排的制约。因此，加·陕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领导体制改革，对加速领导素质现代化十分重要。为此，一要建立健全民主的选拔任用制度，加大公平竞争、公开选拔和公正使用领导干部的力度。让高素质领导人才进入领导干部队伍。二要建立健全严格的监督考核制度，加大过程监督、跟踪考察和绩效考核的力度，把监督考核作为提高领导素质的“校正器”。三要建立健全规范的教育培训制度，加大党性修养、理论教育和能力培训的力度，使教育培训工作经常化、制度化、科学化。为此，要有计划地安排领导干部到党校干校、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参加学习，有条件的要选派到国外高等院校及公司企业接受培训。 领导者个人修养对提高素质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根本原因，因为领导素质究竟能否提高或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终究还得在领导者个人身上兑现。古言道，治国平天下，先从修身起。一个领导者只要对个人修养具有自觉意识，便会以积极的主动的姿态，想方设法进行个人“修炼”，改善与提高自身素质。在这方面，一要善于“以人为镜”，提高自我意识水平；二要善于“三省吾身”，提高自我总结能力，最终才能达到不断提高领导素质的目的。 领导素质论文:试析提高边远地区高校领导干部素质应注重大学精神培育 论文关键词:大学理念　边远地区高校　领导干部　挂职　重塑 论文摘要:大学理念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主体力量是大学的领导干部。由于历史、传统、地域环境与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边远地区高校领导干部普遍缺失大学理念，这是制约这些高校管理水平提高的根本因素之一。而直接的文化撞击又是观念塌陷与重组的重要方式，因此，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选送边远地区高校领导干部到国内中心城市重点大学对口挂职进修，不失为一种重塑他们大学理念的有效途径。 大学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是与师资队伍建设同等重要的基础工程。如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是各级各类大学党委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对于边远地区高校来讲，怎样将大学精神融入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更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任务。本文就此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迈克尔·D·科恩与詹姆斯·G·马奇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大学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不论其观点是否偏颇，是否道出了大学管理的本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学的管理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管理，而是以大学理念为灵魂，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比较特殊的管理。这是因为“大学享有充分的自由;大学的知识属于人民;大学是崇高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捍卫者;大学既创造知识，也传播知识;大学对研究自由与教学自由给予了保障;精神和文化是人类尊严的实质内容，而大学则是维护精神文化的中心。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除了一般管理的原则和机制外，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学的管理者必须具有明晰而正确的大学理念。换句话说:“一所大学的理念是这所大学的思想、精神和灵魂，它决定着这所大学的思维方法和发展方向，更决定着它的明天。”对于什么是大学理念这个问题，学界争议颇多，我们赞同如下观点:“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间之所以说大学理念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这是因为“知识及其学科(专业)是大学的组织基础，因而“文化性是大学的根本属性，也是大学区别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个性，它决定了大学应当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策源地，也应当把文化机制作为大学运行的主导机制。同时，“应当把‘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作为大学制度的根基和维持其活力的源泉，以人文、理性、品德和学术价值作为其应当追求的基本价值。所以，大学的本质决定了大学管理的基点是文化机制而非行政机制。因而，大学精神是大学管理的灵魂和统帅也就成为逻辑必然。 边远地区高校是指省会城市以外，远离中心城市，地处老、少、边、贫地区的高校;高校领导干部是指高校院(系)部(处)中层以上管理干部。这些高校一般来说，所处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交通、信息相对比较闭塞，学术文化环境差，传统观念、小农意识比较浓厚，很难吸引外地特别是中心城市优秀人才，因而其教师和管理干部长期以来主要靠本校毕业的留校生来补充，明显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甚至恶性循环的严重局面。具体而言，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校级领导到中层领导以至一般干部，大多数是本校留校的学生，学缘结构单一;二是学校管理干部包括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本专科学历，高学历者很少;三是学校的管理干部几乎都是来自学校所在地区，或者附近几个地区的农村和小城镇，地缘结构十分单一;四是这些学校的管理干部几乎都没有学习进修的机会，其管理思想和方法陈旧落后，甚至缺乏对大学管理基本常识的认识。许多学校实际上已完全用行政本位取代了文化机制，权力大于学问，官职大于职称，大学文化严重缺失，科研教学长期低水平徘徊。 这些问题还只是表面的现象，现象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危机，这种危机又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我国边远地区的高校一般都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或80年代因陋就简而创办起来的，缺乏基本的办学条件，更谈不上大学应有的文化积淀。其初期的领导干部，甚至主要领导干部，有为数不少的人是没有办学经历，甚至没有经历过高等教育，没有任何大学理念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所以，他们只能以管理机关的理念和模式来管理大学，而这种地方机关式的管理模式和“经验”又陈陈相因，成为这些大学管理干部的思维定势，有着很深厚的观念和情感基础，这就使得用行政本位取代文化机制成为一种必然，形成一种惰性，这种惰性又直接造成了这些大学领导干部普遍而严重地缺乏大学精神。因此，边远地区高校在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缺乏有意识、有组织、有力度的大学精神培育。 大学精神是一种观念形态。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观念的更新有赖于人们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文化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不同的文化只有在相互交流碰撞过程中，能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各自的长处和不足，有接触才有比较，有比较才能促进提高。同时，经验告诉我们，当人们作纵向比较时，很容易对今天的成果感到自豪和满足，当人们作横向比较时，才容易看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边远地区大学那种较为封闭的环境，没有鲜明的对比，没有强烈的反差，旧的传统、旧的模式、旧的观念很难经受由文化移入所带来的巨大撞击力和粉碎力，很难打破那种超稳定的结构和平衡。因为间接的文化撞击，总是以某种载体为中介，因而较容易受到人为的控制和阻断，其产生的影响必然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所以，观念的塌陷与重组，直接的文化撞击，应该说是一个较为迅速而有效的途径。所谓直接的文化撞击，是指载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对方面前展示出对方所不熟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并形成较为鲜明的反差，产生较为强烈的震撼，因而直接的文化撞击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的直接撞击，对于落后文化的震撼力是难以估计的。对于载有落后文化特质的人们来说，在这种撞击中，就很可能出现一种洗心革面的效果，促使其固有的文化观念迅速地塌陷与重组，较快实现对新观念的吸收与对旧观念的扬弃。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选派边远地区大学领导干部到中心城市的重点大学挂职进修，是培育他们大学理念，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状况的一项比较现实的选择。 在我国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西安等大城市，集中了一大批办学水平、管理水平堪称国内一流的知名大学，如果能将地处老、少、边、贫地区高校的管理干部，特别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有计划、有系统、分期分批派往这些一流高校对口挂职进修一至二年，并长期坚持下去，将这些学校中层以上管理干部普遍轮训一遍，那么，对于提高这些学校领导干部素质，重铸他们的大学理念，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与水平，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对于提高这些高校的整体办学水平，为所在地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使这些高校成为所在地区新思想、新技术的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真正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智力库、思想库、人才库、决策支持系统和创新基地，发挥智力、人才、科技、信息等方面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将起到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实行边远地区高校干部到中心城市重点院校挂职进修制度，是一项涉及面较为广泛的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协作。首先，国家和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宏观管理和协调工作，要出台相应的政策，还要有必要的经费投入。边远地区高校党委也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切实将管理干部队伍的建设放在与师资队伍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要将管理干部，特别是中层领导干部从事务圈中解脱出来。要将挂职锻炼作为干部晋升的必备条件，切实提高干部素质。接收挂职的院校，要建立正规的培养教育机制，将其视为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方式和途径。其次，教育行政部门和接收培养的高校，还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时间性，必须保证较长的挂职和培训时间。因为大学理念没有长期学习、研究与熏陶是难以形成的;二是必须“融入”，也就是说，那些对口挂职的干部必须是实质性进入职位，进入所挂职高校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不能“融入”就不能实现文化与观念的直接撞击，更不可能实现文化与观念的塌陷与重组。总之，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以更新观念，重铸大学理念，提高管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素质为基础和突破口，努力将边远地区高校的管理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层次，使其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领导素质论文:关于提高企业领导干部素质能力的思考 海军装备保障性企业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统一祖国、保卫国家战略核心利益的重大使命任务和为海军整体转型建设提供有效的支撑及服务，这种重要性、特殊性决定了保障性企业必须具备一支高素质能力的干部队伍，以适应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形势，带领全厂职工真正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本文只是对工厂干部的现状(可能带有普遍性)，就如何提高领导干部素质能力作一些探讨。 一、企业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能力要求 (一)领导干部素质的基本要求 企业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由政治素质、理论素质、知识素质、道德素质组成。 1、过硬的政治素质是构成领导干部素质内容中最基本、最根本、最重要的素质要素，是第一位的要素。政治素质决定了领导干部的性质和方向，关系到听谁指挥，为谁服务的根本性问题，是领导干部的核心要素 2、成熟的理论素质是政治成熟的根本性要素。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较高理论素养和水平，才会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辨别力。才会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不会出现摇摆性，不会由于理论上的失误．而导致企业的发展发生重大的乃至全局性的失误 3、良好的知识素质是领导干部提高工作效能的基础要素。领导干部不仅要具备现职岗位上所必备的管理知识和相关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如金融危机冲击等方面的金融、法律方面的知识 4、高尚的道德素质是反映领导干部形象的基本要素，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领导干部道德素质高，个人的人格魅力、凝聚力强就能带好广大职工群众为党的事业和企业的发展作贡献。 (二)企业领导干部必备的能力要求 能力是一个管理者取得工作成绩所必备的技能．现阶段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1、战略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是衡量领导干部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它关系到能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思维方法，顺应时代潮流，担负起时代责任。驾驭复杂环境，抓住机遇，取得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发展主动权。特别是深化军事斗争准备。从应急转向常态化，装备保障体制从军内转向军地一体化，从军事领域转向非军事领域，面对日益繁重艰巨复杂的装备保障任务。要求领导干部更应具备战略思维的能力，以新思路制定新对策。 2、科学决策能力。当前，政治的多极化和经济的全球化，正广泛和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格局．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一个企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能否沉着应对，抓住机遇，做出既符合时代要求，又紧密切合工厂实际的科学决策，加快发展，促进和谐．完成肩负的历史重任，是对领导干部能力水平的新挑战。 3、群众工作能力。领导干部能否深入群众，有效组织群众和影响群众不单纯是一个意识和觉悟问题，也是一个方法和能力水平问题。新的时期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与职工群众的鱼水关系．扎实地做好群众工作。对于推进党的事业．做好企业的各项工作至关重要。 4、开拓创新能力。一个没有创新理念的企业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企业，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领导干部不可能对企业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当创新成为领导干部的一种思维习惯．成为企业的自觉意识．才能在推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增强创新意识。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中捕捉亮点，以创新的胆识和气魄，进行科学的论证。形成适合企业的发展思路，模式和路径，企业的又好又快发展才能成为可能。 5、攻坚破难的执行能力。执行能力是指贯彻落实上级领导的决策，有效地执行企业的发展战略．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领导干部在管理决策的实施过程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相互结合的重要体现。执行能力的强弱，关系着党的方针政策和企业的发展战略是否有效实施的重大问题，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 二、领导干部素质能力水平的现状。 (一)领导干部队伍总体现状 企业党委把“实践科学发展，提高三个能力”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载体．组成了提高干部履职能力的课题调研组，对干部的素质能力现状进行调研，分别召开座谈会，深入联系点，到基层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对全厂助理以上的干部进行了问卷调研。问卷整合了干部的基本情况，计算机、工程技术、生产经营、时事政治等方面的常识，参加问卷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4％，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调研反映的问题和综合问卷调研的情况进行总体分析．我厂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他们在党和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通过自身努力，知识结构、专业化水平不断得到优化．管理能力和履职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部分领导干部带领职工群众完成任务的素质和能力还有待提高；部分领导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不高，思想观念落后，工作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的本领不大，各项管理工作能力水平欠佳，素质和能力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不适应。 (二)领导干部素质能力方面的主要差距及其表现 1、学习力方面的差距。调研中发现领导干部中不乏存在对读书学习抱有不正确观念的。有的自恃有较高的学历，工作多年，凭自己现有的知识经验已经够用，不用学习也能应付眼前的工作；有的认为：做工作干比读书学习重要，学不学习无所谓等。 2、创造力方面的差距。调研中发现，一部分干部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不高，企业管理，专业知识比较贫乏．从整体上考虑问题的全局意识欠缺，创新动力不足：凭感觉，靠经验，想问题做管理的传统习惯影响较深；领导干部的全局观念，超前思维。创新意识比较淡漠，等上级发指示，靠上级想办法．随人起舞的习惯思维较重。 3、执行力方面的差距。调研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工作随意性强，存在着按条例办事，按规章制度落实，按规定程序运作的意识不强问题：个别领导干部全局意识差，存在着对个人或部门、分厂有利的事争着做，抢着干，反之就拖着干，悠着转的倾向。 三、关于提高领导干部素质能力的途径和对策 领导干部素质能力的高低程度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发展水平，而干部的素质能力不是天生的。只有通过加强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来不断地提升，为此，企业党组织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在增强学习力上下功夫 1、要树立全新的学习理念．为领导干部读书学习提供平台。一是要在领导干部中树立起全新的学习理念。促使领导干部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成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典范。二是要尽可能满足领导干部岗位任职的需求。组织他们参加培训，听专家辅导。参加各类政治经济文化讲座；组织到优秀的企业学习考察，提供学习交流．捕捉信息的平台。 2、坚持领导干部学习制度，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坚持党委、党支部二级中心组学习和干部月末学习制度，是领导干部参加学习的基本保证。一是要以理念创新为先导，内容设置为核心，改进方式为基础。力求领导干部学习有实效。二是要紧扣国家的宏观发展形势．紧扣海军保障企业的发展战略，紧扣领导干部的学习需求，认真学习系统掌握经济社会领域的科学理论知识。三是要注重学习效果。除对干部学习出勤率进行考核外，应注重对学习效果的考核，还应对学习的各方面知识分阶段测试，以了解干部对学过的知识理解掌握的情况。 3、鼓励领导干部自学、加强对自学的引导。一是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活动。如举办读书沙龙、学习论坛、读书系列讲座等，增强对读书活动的指导。二是要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实际工作的需要，每年推荐一批读书书籍的目录，引导领导干部读好书。三要把自学和制度化集中学习结合起来，在学习中增强素质．提高本领，增长才干，进而做到学习与思考．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二)在提高思维能力上下功夫 1、鼓励领导干部敢于思考。一是要鼓励领导干部做到敢想。也就是敢于思考。敢想需要胆量，勇于打破束缚头脑的条条框框，真正从实际出发观察和分析问题二是要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良好氛围。消除领导干部的思想顾虑，充分调动其创业的积极性三是要大力培养领导干部独立思考，积极思维的习惯，增强问题意识。打破各种成见，力避跟风盲从．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解、新思路、新举措。 2、督促领导干部勤于思考。一是要做到勤于思考．深入思考，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充分把握新课题、新矛盾。二是既要考虑国际国内的发展形势，又要考虑海军转型因素的影响：既要考虑本部门的工作，又要考虑相关部门的工作：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坚持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辨证思维的方法，解决好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要完善领导干部的考核奖惩机制。把反映领导干部认真思考、开拓创新的指标纳入相关的评价体制之中。 3、引导领导干部善于思考。要引导领导干部把握好这样几个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要求，既要学习领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上级的指示，又要充分了解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努力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就是抓住问题的本质，主要矛盾抓住了，其他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三是学会用辨证的眼光看问题，善于把感性的东西理性化，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把零碎的东西系统化。四是做到“学”与“思”的统一．只思不学容易脱离实际，循入空想，以学促思，以思推学．是领导干部提高素质能力的重要环节 (三)在加强实践锻炼上下功夫 l、加强实践锻炼的路径。可根据年轻干部的实际状况．从三个方面加强年轻干部的实践锻炼：～是让他们到分厂、车间、基层去实践锻炼。基层是改革发展的主战场，保持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可以让年轻干部在基层摸爬滚打，直接面临问题，独自处理矛盾，学会处理多方面问题的能力二是到艰苦的环境去锻炼。尤其是要把从学校直接分配到机关科室的大学生干部放到生产一线条件艰苦的环境去锻炼，去接受艰苦复杂环境的锻炼，以使年轻干部加深对基层情况的了解，促进与职工群众的感情，有利于提高党性修养，加深对党的宗旨的理解。三是放到矛盾突出的地方去锻炼。矛盾越突出。越尖锐．就越能锻炼人，可以把处理突发急难事件作为锻炼年轻干部的重要机会，在老同志的带教下．让年轻干部得到锻炼，素质能力得到提升，同时也能暴露出自身的短处与不足，在实践中得以改进和提高。 2、实践锻炼的方式与措施。具体的措施可采用上下交流，党政交流的方式：一是让长期在机关处室工作的年轻干部下车间挂职，让他们了解生产管理流程，掌握从事基层工作的经验和方法，以增强与职工群众的联系和服务基层的意识；二是让长期在生产一线工作的年轻干部到机关处室去挂职，让他们了解企业整体工作的大局，开拓_I=作视野，转变思维方式．增强工作才干：三是让行政工作部门和党群工作部门的年轻干部相互交叉任职，培养他们的大局观，帮助他们端正工作态度，摆正个人奋斗与组织培养．书本知识与实践锻炼的关系．把他们培养成既懂经济．又懂党的纪律的长袖善舞的复合型干部。 总之，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是企业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在全局上谋划，从制度上完善。措施上落实，真正为推动企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领导素质论文:试论领导干部素质的构成要素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素质能力；构成要素 论文摘要：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领导干部素质能力建设是与党的历史方位、社会环境、历史任务相适应的动态发展过程，政治素质、学识才智素质、学习能力、决策能力、沟通能力是领导干部素质能力体系的重要构成。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之一，明确指出，“选拔任用干部既要看才、更要看德，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领导者的素质能力建设与党的历史方位、历史任务、社会环境的变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相适应，经历了不断丰富完善的动态过程。在全球化、知识化的时代背景下，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深化改革开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艰巨使命，对领导干部素质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领导干部素质能力建设始终处于提升和拓展状态。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具备的素质能力包括的层次和范围十分广泛，在多元素质能力体系中政治素质、学识才智素质、决策能力、沟通能力居于十分突出的位置，是当代领导干部素质的重要构成要素。 一、政治素质 政治素质是指在领导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方面的基本特质，是从事领导活动所必须具备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和政治品质等方面的基本条件。政治素质是领导者素质能力的重要构成，关系到理想信念、信仰、价值观是否变质的根本问题。无论在什么时候，领导干部都要讲政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是做合格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重要的条件。如果政治方向模糊不清，就难当大任、难受重托。”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成熟，政治素质的提高要把加强理论素养放到重要位置，敏锐把握时代和社会发展方向，具备一定的气魄、胆识和智慧，引领社会变革。“‘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和问题，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把握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 二、学识才智素质 “保持领导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毅力，靠比较丰富的经验、比较渊博的学识以及比较卓越的才能。”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领导干部权威威信的来源，学识才智素质是领导干部开展领导活动的重要保证。领导干部知识才智的缺乏，没有对日新月异的知识体系的学习和掌握，难以跟上时展步伐、担当起执政兴国的重任。只有具备一定的学识才智素质，领导干部才具有基本的执政资格，才具有提升整体素质的前提和条件。从领导思维层面上，学识和才智素质是形成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的基础，“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城，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当前”，作为统揽全局、担负一个地区和部门发展职责的领导干部来说，战略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领袖人物一定要能够看到凡人所看不到的眼前利害以外的事情。他们需要有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的眼力。”与战略思维紧密相关的创新思维，在社会转型期显得尤为重要。一份《当前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问卷调查》表明，在对于领导干部最宝贵素质的单项选择题中，选择“开放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占被调查人数的42％，是其它几个选项最高的嘲。社会转型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以往领导干部熟悉的解决方法和方式不能完全奏效，迫切要求领导干部运用学识才智开拓创新，积极探索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方法和新措施，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 三、学习能力 持续不断的学习是提高领导能力的重要途径，学习能力是领导干部必需的基本能力。曾经担任过美国总统、访问过八十多个国家、与许多国家的领袖打过交道的尼克松，在其著作《领导者》中指出：“有志于当政界领导人的青年人问我，应该如何准备培养读书习惯，训练思考能力，掌握严谨的分析技术，熟悉社会准则的框框，打下哲学基础，这些都是未来的领导者从学习活动一开始就必须、而且一辈子都必须继续不断地致力去做的事情。”嗅备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能使领导干部紧跟时展步伐，增长学识智慧、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改进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对于那些找各种借口不愿学习、应付学习的领导干部，对新知识、新信息一无所知，仍然生活在传统封闭的环境里，学习能力的退化必然导致领导能力的退化。 知识信息高速扩展的特质空前凸显出接收、掌握、运用知识信息的学习能力的极端重要性，推动和促进学习理念、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的革新。1994年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首届世界终身学习会议”明确提出“终身学习是21世纪的生存概念”，强调终生学习、把学习等同于生存条件。这些论断一点也不夸大其词，恰恰相反，终生学习是知识经济时代提出的时代要求，是人们必需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不可逆转，领导干部置身于知识经济时展的洪流中，应该从“终身学习是2l世纪的生存概念”的时代内涵来深刻认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学习行为，把能力危机意识转化为强烈的学习意识和自觉行动，在持续不断、实实在在的学习过程中提高理论素质、改善知识结构、增加知识储备、更新思维方式，培养与党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复合型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党中央近年来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组建浦东、延安、井冈山干部学院等一系列举措正是加强领导干部学习培训、提高执政兴国本领的重大战略部署，体现出党对时代要求的准确把握和积极回应。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结合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性的集体学习，为加强全党学习做出表率作用。 四、决策能力 决策是领导者一项重要的领导活动，贯穿于整个领导过程。曾经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领导者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正确有效的决策、制定实现目标的方法策略和组织协调领导活动。决策能力，就是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制定对策、政策和发展规划的能力。决策能力对领导者来说极为重要，英国学者罗素在《权力论》中指出，“要获得领袖地位，他必须具有产生权威的杰出品质：自信心、迅速决断和采取正确措施的才能。”可以说，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学识才智、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学习能力都是以转化为较强的决策能力为目标，决策能力的强弱是衡量领导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我国领导干部的决策能力亟待提高，屡屡出现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拍脑袋”、“拍桌子”式的盲目决策现象。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理念的提出，要求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和群众意愿，集中集体智慧和实践经验，依据科学程序，做出合理有效的决策。 五、沟通能力 领导学的一些学者把领导看作是一种沟通行为，从领导职能的角度讲，沟通是信息凭借一定符号载体，在个人或群体间从发送者到接受者进行传递，并获得理解的过程。沟通能力是领导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沟通是实现领导目标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式。对于一个社会组织来说，领导与下属的有效沟通能够明确组织目标，消除矛盾，起到凝聚、鼓舞、激励的作用。沟通既是信息的传递，又是情感的交流，良好的沟通有利于信息完整正确的传递，同时增进了解、融洽感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转化为实现组织目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开放的执政环境拓展了我国领导干部与外界沟通的范围，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交流沟通的机会增加，领导干部的沟通能力日益显现出重要性。社会组织内部领导者与成员之间关系强制性减弱、协作性增强的趋势，要求领导者能够清楚明确阐明施政观点，及时与同事和部属交流，通过语言表达消除工作上的误会、摩擦和矛盾，协调组织活动。公众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希望就本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与领导干部对话交流的强烈意愿增强，要求领导干部经常与公众沟通，向公众讲解方针政策，化解隔阂和误解，倾听民意民声，赢得理解和支持。传媒政治时代，领导干部与传媒接触极为频繁，面对专题采访、新闻会等节目，要求领导干部通过传媒与社会沟通，交流信息，解答公众关注的社会发展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具备娴熟的沟通技巧和能力成为现代领导者必备的基本技能。 领导素质论文:试论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文化素质 论文摘要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迫切要求。经过多年的法治文化建设，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有了明显增强，知法、守法正逐渐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不少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增强。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必须把握三大要素，也就是把法律信仰、法治理念和法治能力作为重中之重。 论文关键词 法治 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素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吹响了中国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号角。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和推动。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法治文化素质直接关系着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要求能否落到实处，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一、法治文化素质的含义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强国的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建设。所以，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新一轮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布局中，不能忽视法治文化建设，它既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法治文化素质，是指一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对法律及其内涵的价值、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并在行为方式中自觉地将法律规定、法治原则作为行为准则。 二、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文化素质的重要性 法治文化素质是当代领导素质的构成要素。领导素质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者肩负着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任务，因此领导素质面临着新的要求，除具备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专业素质、组织能力素质外，法治文化素质成为越来越不可缺少的素质。 （一）具备较高的法治文化素质是领导干部履行依法治国方略、变人治为法治历史使命的要求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国家必须与传统人治决裂。我国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治传统的国家，几千年封建社会所形成的“皇权至上”、“重权轻法”等人治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领导干部作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率领者、引导者，在公权力的行使中负有重要职责，如果没有较高的法治文化素质，就不能有效地弘扬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就无法改变权大于法、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治现象，人治就很难被法治取代，依法治国发略也很难实施。领导者只有具备较高的法治文化素质，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原则和精神，更好地执行、实施法律，自觉将权力行使置于法律制约之下，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二）具备较高的法治文化素质是领导干部履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职责的要求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维护社会稳定是领导者的一项重要责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最崇高而又最基本的价值目标来追求。一个社会只有是公平正义的，才可能具有恒久的和谐基础。领导者没有较高的法律文化素质，就无法理解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涵，就不能做到善用法律定纷止争，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具体环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特别是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尖锐复杂，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一些群体性事件涉及面广，参与人数多，化解和处置难度明显加大。如果领导者不具备良好的法律文化素质，不能依法及时处置，个别问题、局部问题可能转化为全局性问题，非对抗性问题可能转化为对抗性问题，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三）法治文化素质是领导推动科学发展，更好地保障和服务民生的基本条件 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根本途径，也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只有充分发展，才能更好地保障和服务民生，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领导者只有具备较高的法治文化素质，才能牢固树立人权观念，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在利益调整中充分依靠立法、执法等手段保护人权，推动建立健全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科学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环境与资源保护观念，更好地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的关系，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进一步掌握多方面的法律知识，在发展中更好地坚持统筹兼顾。 2．塑造法律至上的信仰 法律至上就是指在一个法治国家当中，法律是评判、解决任何一件涉及法律事件的唯一标准和最高权威。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反映，是人民意志的具体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社会主义的宪法和法律应当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保证宪法和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和尊严，按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办事，这样才能使宪法和法律落到实处，不致成为空谈或走样。 （二）强化法治理念 法治理念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必然性要求之中，它是法治的灵魂，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所要解决的是为什么实行法治以及如何实现法治的问题，是领导干部法治文化素质的核心。作为新时期肩负使命、手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必须强化法治理念，法治理念是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文化素质的重要内容。 1．善法之治理念 社会要法治，首先要有善法和良法，要有反映公平、正义，维护民主的法律。纽伦堡审判就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审判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被告人用同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即“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法官们十分为难，不得不休庭。著名的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在法律问题上有一个经典的论述“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则，它们的效力比任何法律规则更强而有力，以至于如果一项法律与它们相矛盾，那么，这些法律就只是强权的运作而不配叫做法律。”他的思想让法官们达成了共识，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凡是体现人类的共同理性、以维护人权为宗旨的法才叫法，背离了人类的共同理性以剥夺和践踏人权、侵犯人的尊严的法不叫法”。再次开庭的时候，法官断然驳回了被告们的辩护理由。 因此，法治状态下的法一定是善法、良法，社会主义法治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善法之治、真法之治，同时也应是美法之治。我们制定出来的法律不应该是恶法，不应该背离人类理性，不应该背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不应背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集中意志。 2．人权保障理念 国家工作人员要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切实谋求与保障公民的各种利益，。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里，人民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必然通过法律作出具体的和明确的规定，并运用法律的权威来保护这种利益。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任何外界的恩赐。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里，不少人把人权看得很神秘，以为它是一个纯西方的口号，似乎同我们所一贯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根本不同的两件事。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以人为本”“保障民生”要求的提出，清楚地表明了人权保障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一个人的尊严、价值、生命和财产都应得到国家的充分尊重和保障。 3．权力制约理念 权力具有双重性作用。领导干部若正确运用权力，可以有序科学地管理社会，造福于人民；如果权力被滥用，就可能践踏社会公共秩序，贻害于人民。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既可以使人大有作为，也可以诱人走向堕落。孟德斯鸠说，一条万古不易的政治经验是，握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直到遇到某种外在限制为止。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和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让权力处于制约之下，有四个基本的方式和渠道：一是以国家法律制约国家权力；二是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三是以社会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四是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领导干部必须深刻认识，权力受到制约，不仅于国于民有利，而且也是个人避免少犯错误、不犯严重错误的重要保证。必须认识到权力不是为所欲为的，是受制约的，时刻警醒自己，树立权力制约的观念。 （三）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 依法治国要求把各项工作都纳入法制化轨道，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善于掌握和应用法律手段来做好工作。领导干部这种通过法律的形式和途径达到预期目标的本领就是法治能力，法治能力直接关系到领导干部能否依法履行职责，是评价干部法治文化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也是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文化素质的重要内容。工作当中，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任何一项决策，不仅要考虑它的经济效益、物质技术可行性，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重要的还要考虑它的法律可行性，即决策的合法性。领导干部要依法行使决策权，坚决防止越权决策、违法决策，对于重大决策事项，要由政府法制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后，提报有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研，在决策过程中，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民智民力参与决策，确保决策切实可行、行之有效。 2．自觉接受监督 共产党员要自觉接受监督，这是我党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几代领导人都强调接受监督的重要性。自觉接受监督是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保证。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和监督，随时有可能偏离正常运行的轨道。领导干部只有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方方面面的监督，时刻将自己置于党纪国法的约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做到正确用权、廉洁从政。 3．依法办事、依法行政 塑造法律信仰，强化了法治理念，还要把这种信仰和理念切实的落到实处。在日常工作中，依法办事，依规定执行，不断提高法治能力。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国家管理的法治原则就是依法行政。我国的法律体系中，80%以上的法律法规由行政机关负责实施，行政管理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依法行政不仅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领导素质论文:论将领导干部素质模型与培训体系有效结合的实践 【论文关键词】素质模型 培训体系 运用实践 【论文摘要】素质模型作为人力资源发展的基础工程已经引起了很多企业的重视，为企业选拔到适合企业发展的合格的人选提供了相对客观的标准。在建立了能力素质标准之后，如何有效地将能力标准、能力测评和能力提升结合起来，使能力的提升始终围绕公司发展而展开，就成为了企业更加关注的务实的作为。因此如何建立一套基于素质模型的岗位能力提升和团队能力提升系统就成为了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从平衡计分卡的角度，以电力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分享以领导干部素质模型为标准的培训体系的实践，使能力提升切实与企业经营相结合，为经营管理服务。 1素质模型与培训体系对企业经营发展的意义 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作为企业发展重要的管理系统，其发展和研究长期受到企业重视，其中的选、育、用、留通过管理行为传达着企业的文化、理念，各个系统之间通过动态关联，使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很好地与企业的经营发展联系起来，支持企业持续发展。素质模型和培训体系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工程，围绕公司的使命、愿景、经营理念、专业技能、管理技能，发展企业核心能力，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通过以素质模型为标准开展才能评鉴，找出企业的能力现状与模型标准之间的差距，设计相应的培训课程，通过系统循环，将课程的知识、技能、态度转化成企业的绩效，实现Krikpatrick的四个培训层次所表达的成果。 通过培训成果与薪酬、绩效体系的互动，使人力资源的各个系统互相促进，从而可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的持续发展和企业经营的持续发展。 2能力提升与企业发展的关联 以平衡计分卡的思维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企业探讨战略的方法通常是先选择业务单位希望经营的市场和客户，然后确认关键的企业内部流程。企业必须在这些流程上表现卓越，才能提供价值主张给目标市场和客户，最后再决定个人和企业在追求内部、客户、财务目标时必须拥有的关键能力。企业只有不断提升关键能力，才能保障内部流程的持续改善，才能持续提升客户的满意度，从而保障企业财务目标的持续提升。无疑关键能力提升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 3基于素质模型的培训体系设计的思路和研究方法 3．1平衡计分卡 当企业基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或独特能力而部署战略时，那么战略的计划程序可能应该先从为企业内部业务流程确认关键竞争力和能力人手，然后确认客户层面关键竞争力和能力，最后选择对这些竞争力和能力实现客户价值来说至关重要的客户群体和细分市场。 平衡计分卡是目前能够将业战略转换为目标的最有效的战略管理工具。本案即是运用平衡计分卡的管理思路，将公司的目标从财务、客户和内部业务流程层面几个方面落实到学习与成长层面，在能力素质模型的框架内，形成培训课程体系。 3．2平衡计分卡与素质模型 3．3培训体系的PDDRO流程 培训系统的建立足一个系统思考的过程，从培训需求到课程没计、课程执行、培训效果检核，最后到培训绩效的提升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重要的足培训工作是否围绕公司的发展，足否真正补到能力的不足之处，培训之后是否带来企业绩效的提升。因此，培训系统的建立就是建立培训与绩效之间的评测工具，将培训体系与绩效体系联动起来做系统分析。 P：规划，通过公司目标确定能力标准，与现状能力表现对比和个人能力发展需求，确定能力提升的方向，形成合理的能力发展规划； D：设计，在能力发展规划的指导下，设计切实的课程； D：执行，按个人水平、团队水平以及时间的合理安排执行课程； R：检核，依据Krikpatrick评估模式，根据培训课程的特点运用不同的检核方式和工具，并形成规范的管理； O：成果，将能力提升与绩效提升作关联分析，检核培训成效。 3．4．Krikpatrick评估模式 柯氏四级培训评估模式(KirkpatrickMode1)由国际著名学者威斯康辛大学(Wisconsin University)教授唐纳德．L．柯克帕特里克(Donald．L．Kirkpatrick)于1959年提出，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培训评估工具，在培训评估领域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柯氏培训评估模式，简称“4R”，主要内容是从四个层次评估培训的效果： Level1反应评估(Reaction)：评估被培训者的满意程度； Level2．学习评估(Learning)：测定被培训者的学习获得程度； Level3．行为评估(Behavior)：考察被培训者的知识运用程度； Level4．成果评估(Result)：计算培训创出的经济效益。 柯氏培训评估模式通过四个阶段来反映、检核培训效果： 阶段一、学员反应：在培训结束时，向学员发放满意度调查表，征求学员对培训的反应和感受。问题主要包括：对讲师培训技巧、对课程内容的设计、对教材挑选及内容、质量、对课程组织、以及培训的知识和技能是否在将来的工作中能够用到。 学员最明了他们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学员对课程的反应是消极的，就应该分析课程开发设计和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一阶段的评估还未涉及培训的效果。学员是否能将学到的知识技能应用到工作中去还不能确定。但这一阶段的评估是必要的。培训参加者的兴趣，受到的激励，对培训的关注对任何培训项目都是重要的。同时，在对培训进行积极的回顾与评价时，学员能够更好地总结他们所学习的内容。 阶段二、学习的效果：确定学员在培训结束后，是否在知识，技能，态度等方面得到了提高。这一阶段的评估要求通过对学员参加培训前和培训结束后知识技能测试的结果进行比较，以了解是否他们学习到新的东西。同时也是对培训设计中设定的培训目标进行核对。这一评估的结果也可体现出讲师的工作是否是有效的。但此时，我们仍无法确定参加培训的人员是否能将他们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应用到工作中去。 阶段三、行为改变：这一阶段的评估要确定培训参加者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培训而发生的行为上的改进。可以通过对参加者进行正式的测评或非正式的方式如观察来进行。这一阶段的评估数据较难获得，但意义重大。只有培训参与者真正将所学的东西应用到工作中，才达到了培训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开展新的培训打下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因这一阶段的评估只有在学员回到工作中去时才能实施，这一评估一般要求与参与者一同工作的人员如督导人员等参加。 阶段四、产生的效果：这一阶段的评估要考察的不在是受训者的情况，而是从组织的大范围内，了解因培训而带来的组织上的改变效果。可能是经济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如产品质量得到了改变，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客户的投诉减少了等等。这一阶段评估的费用和时间，难度都是最大的。但对企业的意义也是最重要的。 4在电力企业开展领导干部能力提升系统研究的意义 通过三年的系统研究，建立了从建立岗位能力素质标准，到个人能力评估和团队能力评估以及岗位能力提升和团队能力提升的体系。运用平衡计分卡的逻辑关联，从公司长远期发展和现状分析、内外部关键流程的分析，将能力提升与公司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领导干部的培训更有效地围绕公司发展，通过学习、体会、运用、传播的有效推进，发挥培训的最大功效，将提升关键能力素质转化为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这是一个具有长期性、持续性的极有意义的工作。 5结语 本文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介绍了电力企业建立领导班子素质能力标准、团队建设和能力提升的系统研究思路和方法。然而能力提升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和落实的务实工作，本文仅涉及思路的探讨，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不断加以落实和完善，以期为国企领导班子的能力提升向企业竞争力提升的转化提供借鉴与参考。 领导素质论文:浅谈艺术素养与提高领导干部素质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教育；艺术素养 论文摘要：每个人的艺术素养与其自身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领导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应具有很高的思想觉悟和严格的行为准则，具备良好的为党和人民服务的素质与才能。而注重加强艺术素养，便是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有效途径。 人的素质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它更多的表现为是靠后天教育和修养的结果，而艺术修养在提高人的素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无论是古代或现代的还是国内或国外的，他们都无不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可以说，个人的素质与艺术素养之问存在着一定的正比关系。个人素质作为领导者在政治信念、思想意识、品德修养、工作作风、生活情趣等方面所反映的综合素养，它直接关系到领导干部在工作实践中的管理水平和决策能力。因此，必须注重加强对领导干部的艺术素养教育，必须注重提高领导干部的艺术素养，这是在新世纪新阶段造就一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必然要求。 一 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其中特别提到要做到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的问题。这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高尚的心灵，要通过学习不断汲取人类文明的成果，以不断增强自己对文化精神产品的爱好及鉴赏能力，从而自觉抵御低级趣味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为此，提高素质不仅是党和人民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领导干部自己必须自觉担负起的重要责任。 在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领导干部肩负着双重的责任。领导者的管理艺术、文化素养和审美观念，将对社会大众留下深刻的影响。尤其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除在专业技能上遇到的一些挑战外，领导干部还经常会遇到一些诸如城市规划、环境美化、文艺宣传等决策性的工作，如果具有良好的艺术素养，这样的困难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问经济交往的不断深入，各个国家及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这一趋势使我们在接受进步与积极的思想理念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消极颓废和不健康思想理念的侵蚀，这些文化或精神方面的糟粕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毒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扰乱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它是影响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以及培育人们高尚情操和良好素质的毒瘤。领导干部是我们时代的代表，其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与道德风范，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良好的素质有益于社会民众的身心健康，有益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有益于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稳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人民建设全面小康和更加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需要通过加强艺术素养教育不断提高领导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艺术作品能够给人愉悦的审美情趣，使人产生丰富的审美联想。审美能力是领导干部不可或缺的素质，领导干部对艺术作品如果具备了一定的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就会自觉地倡导那些真善美的事物，并以自己真善美的行为带动和影响社会，使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亲和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对那些掺杂不健康内容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倾向予以有力的抨击和制止。注重加强自身艺术素养，不仅有益于提高领导干部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甄别能力，同时也将有益于领导干部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并促使个人工作效率、群众威望、社会公信力的极大攀升。因此，提高艺术素养不是可有可无的个人点缀，而是能够在工作实践中产生信任感和凝聚力所应注重的重要方面，也是领导干部自身得以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只有良好的艺术素养，领导者才能为自己营造一个更加和谐的工作基础，使这种个人修养的魅力成为向群众的无声命令，故而它理应成为领导干部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方法。 二 艺术作品作为客观世界与主观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它是用语言、文学、舞蹈、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来反映社会现实的，但它是比现实更具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是通过艺术家们的审美积淀而反映社会现实的，是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艺术化浓缩。艺术活动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显示其才能，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实践。艺术作品在形式上的美可以让人们从感观上得到愉悦，其意境上的美能够触动人们的心灵世界。艺术作品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通过艺术家们长期的积累并进行不断实践而进发出的一种精神产品，一件优秀的精神产品，体现着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也蕴涵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个性特征、精神追求等元素，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和社会性，它所张扬的审美意蕴体现了社会大众的主流思想意识和欣赏水准。应该说，绝大多数历史上流传下来艺术作品以及现代艺术品，它们所反映的精神是积极的和健康的，且能够对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产生积极的良好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也难以源远流长地传承至今，并被发扬光大。由于艺术作品所包含着的丰富精神内涵，使其对人作用的时间越长便越能渗透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从而能够对人们起到调节思想情绪、促进潜能创造、培育道德观念、激发审美想象和陶冶高尚情操的作用。中华民族有着搏大精深的文化和艺术宝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的独特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形成为我们民族鲜明的艺术个性，并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确立了自己辉煌的地位，这正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也是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身艺术素养的最好教材。因此，领导干部艺术素养的提高应注重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 首先，锤炼自身修养，提高鉴赏能力。一个领导者就是一个单位的核心，其工作能力的高低、个人学识的魅力以及美好仪表的展示，将直接影响到他所带领的整个团队的精神状态。在人的素质诸多的构成要素中，智商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它是一个人素质高低的具体表现。同时，人的情商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人的智商得以充分展现的可靠保证，这在我们当今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显得尤为重要。领导干部的工作成效反映着其综合的素质修养，它包括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品德修养等方面。在闲暇之余，如果领导干部能够通过艺术(绘画、舞蹈、电影、音乐、文学等)欣赏或阅读，积极进行应有的内功修炼，便能获得很多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知识，洞悉为政之要。在欣赏美术作品时，如果认真观赏画作，仔细品味画内功夫和了解画外故事，就能领悟其中的艺术魅力，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修养能力。在艺鉴赏中，领导干部应注重使自己由最初的感性认识不断提升到理认识的层次，通过提高欣赏水平与鉴赏能力而培养自己更加开阔眼界和敏锐的观察力，从而对履行本职进行更为深层的思考，能认识和洞察社会发展的趋势，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能在工作中生一种亲和力。当然，艺术鉴赏能力的提高也是一个经验与感受累的过程，只有探索和选择一个能够适合个人发展的修养途径，才达到促使自己全面发展的预期目的 其次，多角度审视观察，拓展超前意识。现代领导者所面临的环和工作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这就要求他们除应掌握一定的专知识外，还要注重以欣赏的艺术目光与外界和他人接触。领导工的要义就是带领好一班人干好工作，并以个人的工作魅力影响自所带领的团队。一个知识渊博和具有修养的领导者，能够以个人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而保证其整个团队工作的协调性。现代艺术只反映和表现生活的狭窄层面，已经扩展到对生存环境及生命意义高度关注的深层追求，艺术活动不再仅仅局限于少数专业人员的范围之内，它日渐成为社会广泛参与的一项有益活动，是人们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审美创造能力所日益关注的一条有效途径。领导干部在工作实践中讲求领导艺术，具备一定的超前意识，就能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才干，并调动一班人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在有序、安定、和谐的氛围中实现创新。也只有这样，才能始终走在本领域工作的前沿，并从较为被动繁琐的事务性工作转变到富有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工作上来。领导干部要注重了解本民族艺术的过去和现在，要注重了解本地区地方艺术的特点，了解现代艺术的发展状况及其趋势，以借古鉴今、博采众长，从而以着眼于未来的眼光为人民执好政。 再次，保持民族特色，加强对外交流。诗人歌德曾说，科学和艺术属于整个世界，在它们面前民族的障碍都将消灭。世界各民族都以不同方式表达着各自的思想和情感，不同区域的文化艺术都有着不同的民族特色，从而形成了各具风格的艺术形式。所以说，越是民族的文化艺术越是世界的。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的先辈早以琴棋书画来陶冶情操，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我们民族艺术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精神也由来已久，在各个历史各时期涌现出的大科学家、大诗人、大画家、大文学家，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以其艺术情操的支撑造就了自己的成功，培育了自己高风亮节的民族精神就拿中国画来说，古往今来的画家对于所要表现的物象给予了一定的含义，且用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面貌。同时，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艺术精彩纷呈，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悠久而灿烂的文化艺术，领导干部不仅要带头学习，而且要深入到民间认真了解当地所特有的文化艺术，着力促进本地区原生态民族民问艺术的良好发展。只有保持民族文化艺术应有的个性，不断加大宣传和推介力度，才能展现本地区和本民族的良好形象，促进地区之间乃至国际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交流。 总之，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注重以艺术素养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从而在全面实现小康和领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做出无愧于自己光荣使命的贡献。 领导素质论文:试析提高基层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基本方法 论文关键词：基层领导干部 能力素质 基本方法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基层领导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以及提高该能力素质的基本方法，对基层领导干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0 引言 素质通常是指人在一定先天赋于基础上经过后天的时间修养而形成的内在要素，基层领导的能力素质是指他们通过学习、教育、实践锻炼，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知识，才能、精神、观念、气质、性格、体质等因素的总和。能力素质归纳起来是指人们从事各类活动的本能，基层领导干部良好的能力随素质是开展工作，提高领导绩效的前提条件。我中心基层领导干部是完成中心连个文明建设，实现跨越发展，创建和谐社区的具体执行者，是生产工人的直接指挥者。基层领导能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基层单位能否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实现全局目标的大事。基层领导能力强，就一定能够全面而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职工队伍就一定团结和谐，蓬勃而上。因此，企业基层领导必须具备较高的能力素质，这是基层单位 领导肩上的担子、任务所决定的。尤其是油田社区基层单位领导，不但要管理好生产、经营、安全、而且还要对居民的稳定和谐负责任，可想肩上担子的分量。 1 基层领导必须具备下列能力素质 1.1 基层领导必须具备较强的统帅能力 基层单位是在上级的领导下，独立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因此，基层单位领导必须具备指挥全盘工作的统帅能力，要善于掌握和及时解决全局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从空间上看能够照顾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从时间上讲能够顾及整个工作过程以及各个发展阶段的各个环节。基层领导必须明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是相对的，基层领导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局部，局部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全局。基层领导必须韧性很执行上级的指示决议，围绕全局做好局部工作，基层领导必须根据上级的指示，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如最近在全局开展维稳工作，要一切为着稳定去做工作。这就要求基层领导要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正常的生产经营工作，做到既稳定和谐又不误生产经营工作。 1.2 基层领导必须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主要把员工聚集在自己周围，组成系统的整体，并率领、推动和促使他们为实现企业的目标去工作去奋斗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的基层领导必须学会用十个指头“弹钢琴”的方法，要运用好每个指头的功能，不能顾此失彼。上级领导布置的工作，下级必须认真执行，各个科室布置的工作，下级也不能马虎。所以基层领导对全年的任务要做好计划，抓好落实。对临时性的工作也要调整布置，统筹兼顾，落到实处。基层领导承担着管人、管事、管物的重任，尤其是还要管人的思想、生活，对困难群众的帮助，样样都要想到。所以，基层领导要做好分工、协作、要发挥下属队长、班长的作用。 1.3 基层领导必须具备较强的决策能力 基层领导的决策主要是对重大问题拿主意，下决心，做决断，做出合理选择的全过程。决策是对重大问题做出合理选择的全过程。决策是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对策。果断决策，正确决策，就必须有较强的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正确的判断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和规律性，把握时机和发展机遇，从而选择正确的决策。正确的决策能给单位带来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促进单位的发展。反之，就会造成不利的影响，阻碍单位的发展。 1.4 基层领导必须具备一定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 基层领导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就能较好地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的指示精神，企业的形式任务，以及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和本人的主张传达给职工，充分调动职工爱党、爱国、爱企业、爱岗位的工作热情。基层领导在职工会上讲话语言要简练、生动使爱听，肯定先进批评后进要实事求是。多提希望和鞭策以激励职工为主。基层领导还应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一般请示、报告和工作总结能亲自起草，养成自己动手的习惯。 1.5 基层领导必须具备一定的沟通能力 沟通是管理工作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桥梁，有沟通才有理解，良好的沟通尤其是对职工的沟通，可使职工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一员。可以鼓舞职工的士气，激励职工干事业的热情。领导之间相互沟通，能化解双方的矛盾，清除隔阂，形成共识，达到团结。沟通也是谈心交心的一种方式，是思想、感情交流的一种有效形式。沟通是基层领导做思想工作的常用方法，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经常保持良好的沟通，能化解一系列矛盾，能使单位人气旺，队伍团结，士气高昂。 1.6 基层领导必须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 基层领导的管理能力实际上是统帅能力、组织能力、决策能力等能力素质的综合运用。有一定的语文、数学、史地，环保、法律，经济、会计等方面的知识，要运用这些知识去指导实践。基层领导对单位全年的工作，或某单项工作任务组织实施，首先就要制定工作规划和奋斗目标，对重大问题还要请职工代表参与讨论，审定方案实施的可行性、科学性。其次是要把握好目标实施的步骤和方法。如物业服务单位每月支出费用多少，一定要有计划，不能超支费用。这几年来，我的方法是年初紧，每月计划开支多少，生产、经营等所耗费用必须控制在计划范围之内，如果到下半年经费能达到节约目标，可适当松一松，可为来年准备一些生产工具和材料。这样既保证了当年费用能节余，又为今后作了准备，保证了较好的良性循环。在实施过程中要做好两个结合，一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既要把握政策得原则性，又要尽可能地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适当地增加灵活性、变通性便于更好地贯彻政策。二是领导必须与职工群众相结合，既要有领导的主动性，又要通过领导的引导，增强群众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 1.7 基层领导应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通常是指强烈的创新意识，卓越的创造见识和超群的创造才能。眼下石化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时期，需要勇于探索，敢于开拓，不断创新，积极进取的人才。基层领导具有创新能力，就是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坚定地进取意识和顽强的改革精神，敢于创新，敢于领先，敢于冲破旧思想的束缚，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2 提高基层领导能力素质的基本方法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新形势、新任务对石化企业基层领导干部提出了新要求，基层领导在企业干部队伍中，职务不高，但能力素质却要求较高。首先，是基层领导所肩负的任务所决定。其次，是干部队伍接替规律所要求的，今天的基层干部，明天可能就是更高层次的领导。再次，是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企业正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作为基层干部不仅要会干，还要会算，会管理；不仅要完成内部计划，还要开发新产品，开拓市场；不仅要管好物，还要开发人力资源。因此，提高基层领导的能力素质是当务之急。 2.1 上级组织应注意对基层领导的培养、教育和给他们提供学习进修的机会 为了提高基层领导的能力素质，上级组织应经常不断地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指导他们工作。如有的基层领导，在任付职时管理某方面的工作，是一把好手，当他们担任了正职后，全面负责某一个单位的工作，就显得吃力，或顾此失彼，或不能有效地驾驭全局，或某项工作不知如何组织。上级领导可采取一是给他们教工作方法，指出存在的问题，某件事情应该怎么做。二是办短期训练辅导，让管理能力强的基层领导介绍提高能力素质方面的经验，供他们学习借鉴。三是选拔年富力强优秀的基层干部到党校等学校进修，为提高能力素质打好理论基础。四是交流任职可提高基层领导的能力素质。基层单位有着相同的地方，但具体任务和队伍结构也有区别，基层领导相互交流有利于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任务经受锻炼，便于提高他们的综合领导能力。可以采取党、政职务互换，也可以异地交流。单位变了，任务变了，领导的人员变了，这就要求基层领导掌握新情况，适应新环境，了解新人员的性格、脾气，吸取和积累新的管理经验，使基层领导更加成熟。 2.2 基层领导要善于学习，借鉴他人的经验为己服务 书是人类文化成果的汇集和总结，向书本学，博览群书，做“知识杂家”，是基层领导提高能力素质的有效途径。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意思是说才干来自学习，不学习就不能增长才干。古人在劝学方面有许多精言妙语，如“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人之有学，则有力矣”。基层领导只有不断地通过广泛学习各种书本知识来充实自己，才能跟上“知识爆炸”、“知识更新”的时代步伐。学习要有择重，一是干什么学什么，学习与本岗位相关的知识，便于用理论指导实践。基层干部自己学好了，才能带动、指导、帮助职工群众学习。书本知识内容很多，既要广泛涉猎，博览众长，又要突出重点，丰富了理论知识，在实际操作中就能运用自如。二是学习他人的长处和先进经验为己所用。他人的经验，是他们在实践中积累总结，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总结，借鉴他人的经验，可使基层领导少走弯路，是提高基层领导能力素质的一条捷径。 2.3 勇于实践，大胆实践，是提高基层领导能力素质的必由之路实践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实践。基层领导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提高基层领导的能力素质，实际上是提高基层领导的实际工作能力，能力大小反映了综合素质的高低。首先是基层领导要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精神，创造性地制定本单位的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保证上级有要求，本单位有行动，工作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如近期做家属的工作。保证所管家属无一人到局里上访。这就要求基层领导及时地转变工作重点，采取两手抓：一手抓稳定，做家属的工作；一手抓生产经营，不误正常的生产经营工作。其次是做好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职工的支持和拥护。有了职工的支持和拥护，我们的事情就好做，就能够全面完成各项任务。 领导素质论文:领导干部素质现状探析论文 摘要:领导干部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我们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探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干部素质现状与问题及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素质，探索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新时期干部素质 领导干部是中国人民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其素质高低直接关系我们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其素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党的命运、国家的生死存亡。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肩负的历史任务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同时也对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提高领导干部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 一、新时期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迫切性 (一)提商综合国力竞争的需要 当今世界争夺资源和争夺发展空间的斗争异常激烈。世界多极化的格局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人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创新力度加大，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世界上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竟争日趋激烈，而且将长期存在。这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竞争，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的较量。 同时，现实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当今世界正处在历史大变动的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天下并不太平。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与我们争夺人才，对我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而他们“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把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作为集中全力的攻击点，从领导干部身上开刀，从变化、动摇以致改变领导干部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立场人手，来达到他们“西化、分化”我国的目的.对我们推行“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步战略。他们强调，搞垮中国这个“顽固的共产主义堡垒”，必须强化攻心战。提出攻心战关键是两动摇、两丧失。既动摇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丧失人们对共产党信任和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支柱彻底坍塌，进而削弱其物质支柱.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厦就会逐渐倾斜和倒塌. 面对西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研究反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这里最基本的问题是把党自身建设好，特别是把领导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和道德建设搞好，使我们的领导干部成为高素质领导干部，成为坚不可摧的坚强队伍。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我们党才能防止苏联、东欧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二)国内大局与振兴中华民族伟业的需要 所谓国内大局，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走过二十多个春秋，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一系列创新命题，以及十五大以来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农村改革等方面迈出了新步伐，开创了我国社会义现代化的新局面。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21世纪的前10年，是实现民族伟业的决战之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党的十五大作出的科学判断。这个时期是我国经济转轨的决定阶段，我们能不能解决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历史性课题，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关键靠这个时期的努力。在这期间，我们的经济工作将面临艰巨任务。我们的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涉及深层次矛盾的改革将全面展开。现在的改革有两个特点:一是改革过程中，各方面利益不一致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制度创新的任务越来越艰巨;二是现在的改革是全局性的改革，比探索时期更复杂，是系统的综合操作，搞不好会形成全局性的混乱，影响全局，影响稳定。 改革的任务艰巨而复杂，这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在新时期研究新情况、考虑新特点、解决新问题，面临新考验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当前领导干部素质的现状与问题 (一)领导干部素质的主流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队伍是好的。广大领导干部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特别是“四化”的要求使整个领导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文化技术素质明显提高。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人发展，各级领导干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都大大地深化，领导经济建设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有了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队伍中，涌现了一大批像孔繁森、李润五、马恩华、李国安、徐虎、吴天样、陈金冰这样的优秀人物，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领导干部优秀的素质，也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 (二)领导干部素质存在的问题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形势下，党内也经常产生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出现信仰危机，丧失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崇尚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并且呈现出干部级别越来越高、贪污受贿数额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隐蔽、涉及领域越来越多、敛收速度越来越快、冒险胆子越来越大、窝案串案增多的态势。“”问题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发人深省的警示就是一批党员，领导干部参与其中。有些领导干部，甚至个别人党几十年的老干部，参与“”组织，有的竟然成了其骨干。还有极少数人私欲恶性膨胀，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竟然勾结或利用黑社会势力置他人于死地。一些惰性的、消极的甚至腐朽的东西逐渐滋生起来，从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严重侵蚀着领导干部队伍，影响着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增强和党同群众关系的加强。 三、新时期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素质 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千部，首先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其次要有广博的知识素质，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同时要具备不断吸纳新知识的能力;第三，要具有综合的能力素质，包括创新能力，信息获取能力，知识综合能力，利益整合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洞察力、预见力、应变力等;第四，要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包括有敢于竞争和开放型的性格，坚韧不拔的意志，对挫折的承受力，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能力及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等。超级秘书网 四、新时期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 (一)加强学习 1.加强理论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要努力在掌握理论的科学体系上下功夫，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用以指导实践上下功夫。 2.努力钻研业务。领导干部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学习本专业和相关领域的新知识，努力钻研业务;要坚持不懈地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法律知识和其他各方面知识;还要学习国际法规和WTO有关规定。 3.学习历史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导干部要有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要懂得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要学习经济学、法律学、历史学、文艺学、美学，尤其要深入研究历史。不但要学习中国的历史，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 (二)加强实践锻炼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领导干部只有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在实践中经受锻炼，积累经验，提高素质，增长才干，才能健康成长，才能有所作为。 (三)要不断总结和提高 领导干部不断总结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要从时代要求的高度来反省自己，通过不断总结以求不断提高。 (四)要自觉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 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成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的忠实实践者，带领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领导素质论文:领导干部素质完善论文 摘要：文章阐明了领导干部素质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从思想素质、理论素质、业务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道德品质、身心素质言面阐述了领导干部素质的内容，概括总结了新时期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条件。并就素质完善的途径及加经素质建设的意义做了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领导干部素质完善 一、加强领导干部队伍素质建设的意义 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重要讲话中指出：“党领导的事业要取得胜利，不但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还必须有一支能坚决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十五大报告中，同志重申：“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遵照同志的指示，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加强领导干部的素质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需要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92年南巡重要谈话中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告戒全党：“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班子，我们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大局的是这个事”。遵照小平同志的要求：我们党为提高领导干部队伍素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一大批德才兼备、学有专长、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的年青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承担起跨实际的历史重任。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确有部分领导干部的素质不能适应事业发展的要求，有的缺乏艰苦环境的锻炼；有的不讲政治，不讲大局，没有基本的是非界限和原则标准；有的追逐个人名利地位；有的作风漂浮，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更有甚者，以权谋私，腐败堕落，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的形象。由此可见，加强领导干部的素质建设不仅是党的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水平的需要。 2．加强领导干部素质建设是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迫切需要 世纪之交，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机遇与挑战共存。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激烈，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并没有放松，实现党的十五大描绘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蓝图，任务十分艰巨。随着改革开放的整体推进，各种深层的问题和矛盾开始凸现出来，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阶段，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领导干部的素质显得多么重要。 3．加强领导干部素质的建设，是适应科技发展、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需要 当今世界国与国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全球正在进行着一场新技术革命，信息产业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出现端倪。科技和知识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强劲的动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高素质”就成为领导干部必备的条件之一。这不仅是我国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技术进步和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产生直接而深刻影响的现实反映。由此可见，领导干部只有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和领导现代化的本领，才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 二、领导干部素质的基本内容 领导干部的素质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或者说由多种要素构成。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中对领导干部提出了五项要求：“第一，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第二，努力实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开拓前进，具有唯物辨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第四，模范遵纪守法，保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第五，刻苦学习，勤奋敬业，不断加强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根据同志对干部素质的要求，我们可以将领导干部素质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政治素质。所谓政治素质就是指领导干部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分辨能力和政治敏感性。它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政治修养、政治水平、政治道德、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等诸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结果。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领导者首先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持“四化”方针中的革命化这个政治标准。能够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 2．思想素质。思想素质是指领导干部从事领导活动必须具备的世界观。同志讲：“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对于领导者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能够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工作的态度和大公无私的思想品格，都是必不可少的思想素质。 3．理论素质。同志曾经指出：“必须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只有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驾驭全局，掌握主动权；才能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避免犯‘左’或‘右’的错；才能不断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较高的马克思理论素养，才能解决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各种具体问题。没有较高理论素质的领导干部势必心中不清，眼中不明，难担大任。 4．业务素质。业务素质是领导干部干好本职工作的专业技术才能，领导干部的业务素质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即包括熟悉掌握从事专业工作的专业知识，也包括熟悉掌握领导工作的领导知识。政治素质为业务素质指明了方向，业务素质又为政治素质目标的完成起促进作用，二者是互相结合的统一体。领导干部的业务素质是反映其工作是否胜任与工作成就如何的试金石。实践证明一个领导干部业务素质高工作就有刨造，有进步。否则工作就打不开局面，前进就会有困难。这也是实现干部“四化”转业化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领导干部必须成为其所领导行业的内行和能手。只要这样才能避免瞎指挥，使领导决策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科学合理。 5．知识素质。知识素质是领导干部具备的一般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心理科学、管理科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即要有扎实的文化科学基础，尽可能地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此外还需掌握一定政治学、行政学、决策科学、人事组织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要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善于深入社会实际，在深刻了解周围事物历史和现状的过程中积累直接经验，这是实现干部“四化”中“知识化”必备的条件之一。 6．能力素质。能力素质是指领导干部从事领导活动，实现领导目标的能力和本领。是劳动干部知识，智慧和经验的综合体现。能力素质，具体地讲有：统御全局的能力，科学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知人善任能力，信息捕捉能力，调查研究能力，随机应变能力，自我完善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等。 7．道德品质素质。道德品质是指领导干部道德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为中的体现，是内在的道德因素和外部道德行为的统一。道德品质对领导干部来讲，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说是领导者建业立身的强大精神支柱。领导者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才能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为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和社会不良风气起到积极作用，才能使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全党同志要发扬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革命精神，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严守纪律、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扎实工作，那些在名与利、功与过、荣与辱面前，在灯红酒绿面前保持高尚品德的党员干部，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敬重和拥护，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能有号召力，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好。 8．身心素质。身心素质是指领导者应当具备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健康的身体，旺盛的精力，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最基本条件。心理素质是决定和影响领导干部成长、发展的主观因素，对行为起调节作用。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必须做到自尊、自爱、自强不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实现充满必胜信念并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目标坚定、果敢决断、善于自控；能够承受挫折，意志坚强，不骄不躁，敢于直面困难，而不推卸责任；在风浪面前临危不惧、勇往直前；妥善处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有较好的人格魅力，才能率领和团结一切力量向既定的目标前进。 三、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 领导干部的素质是若干要素动态变化并相互作用的，所以它的高低优劣，只是相对而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对领导干部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领导素质内容的新陈代谢速度将会加快，所以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长期作战思想，持之以恒的不断提高和完善自我素质。 i．抓住重点，全面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包括诸多方面，应该从整体高度全面提高和完善，而素质的提高和完善不可能齐头并进，面面俱到，应该抓住重点，全面提高。抓注重点，首先要抓住领导素质的基本方面和重要因素，领导干部整体素质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但有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如政治思想素质、业务素质、道德品质素质等，这些方面对于任何层次、任何岗位、任何职业的领导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所以必须抓住这些重点，努力提高和完善。要多学习、长才干；辨是非、顾大局；严要求、慎用权；重理想、讲修养；正官德、树形象；勤为政、聚人心。通过抓重点、带全面，促进领导干部的素质不断进步。 2．加强弱项，由短变长。领导素质在领导干部个体上的表现不太相同，有的这方面强，那方面弱，这很正常不足为怪。但是身为领导者个人应当看到，强项当然可贵，而弱项却是不足之处，不利于开展工作，应当抓紧时机，赶快强化，使之由短变长。因为基本素质对领导干部至关重要，它关系到领导角色能否胜任，能否立得住的问题，如长期弱化，对于集体个人都是不利的，因此不要掉以轻心，应该立刻补课赶上去。 3．努力学习，重视实践。提高和完善领导角色是一项打基础的工作，是一个艰苦而长期的过程，不抓紧不行，操之过急，一蹴而就也不行，要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 提高和完善领导干部的素质，基本的路径无非两个：努力学习和重视实践。只有通过不断学习，用各种知识来武装自己，同时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来锻炼自己，增长才干，才能使自己各方面的素质逐渐提高，从而使自己的整体素质不断完善起来。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奋斗，企图走捷径是不可取的。 只要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勤奋学习，勇于实践，不断提高和完善自身素质，就一定能担负起跨世纪的历史重任，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做出更大贡献，取得更大成就。 领导素质论文:知识经济对领导干部素质要求论文 摘要：结合知识经济的特点，分析了知识经济时代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政治素质、文化紊质和能力素质。 关键词：知识经济领导干部素质 1.思想政治素质是领导干部领导知识经济建设的根本保证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怎样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求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并能够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知识经济时代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要想不被浮云遮望眼，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2科学文化素质是领导干部领导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2.1领导干部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做“知识型”领导的孟要性 其一，知识经济的到来，对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时代，意味着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已取代了资本在生产要素构成中的主导地位。这样，知识就成为绎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知识经济时代，还意味着知识的地位、知识对社会的影响能力、方式以及规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知识观念、知识功能以及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也将影响到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要迎接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领导干部只有更多地学习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扩大自己的知识储量，不断开阔视野，积累丰富经验，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以适应以知识为资源、以高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要求。 其二，领导干部要善于追踪世界前沿新知识，具有超前意识和竞争意识。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高技术及其产业又是整个竞争的焦点所在。这一趋势，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干部的密切关注。对一切代表未来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新知识、新成果、新管理，领导干部都要及时地追踪和学习研究。要有超前意识和竟争意识。 其三，领导干部要善于把握变化发展的趋势，不断更新知识.不当叮7外汉”。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速度加快么“现代化”，几年后，就会碰到相对应用领域而言的专业知识过时问题。预计未来so年，人类的科技知识总量将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100倍。随着知识总量的迅猛扩张，知识更新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将成为人们的终身需要。领导干部要使自己不当“门外汉”，始终能胜任本职工作，就要自觉更新知识，迎接新的挑战。 其四，领导干部要善于广览博读，储备积累新知识。人类创造的自然、社会科学方面的新知识已日趋丰富，博大精深。作为领导干部应广览博读，精心吸纳，储备积累。只有掌握丰富多彩的新知识，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成为一专多能、博学多才的帅才，更好地担当起领导知识经济建设的重任。 2.2领导干部要全面掌握多学科的知识，真正成为一个“知识型”的领导者 领导干部应是通才、专才、综合型人才。要有广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还要有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知识。领导干部要树立接受“全面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观念，腾出时间和精力，加强新知识的跟踪和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增加知识储量，努力达到专和博、广与深的结合。 一是学习政治理论知识。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二是学习领导科学知识。如决策学、政策学、教育学、心理学、统计学等等。 三是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高科技知识，了解关于高科技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把握知识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科技钥匙。 四是学习经济学知识。特别是学习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知识，从经济学的角度认识知识经济的一般经济学规律，从而能指导工作，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 五是学习现代人文科学知识。领导干部只有具备较为雄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才会具备集独立性、深刻性、广泛性、全面性、开放性、灵活性、敏锐性和逻辑性为一体的优良的思维品质，才有可能在了解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法律和各种社会文化的基础上，机敏透彻地把握本质，眼界开阔地综览新生事物，高晗远瞩地预见未来。 六是学习现代管理科学知识。知识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文经济和管理经济，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知识是理解、驾驭知识经济的必要理论准备。 七是学习现代法学知识。知识经济时代是法治时代。领导干部要知法、懂法，执法，特别是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用法律保护知识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等，并运用法律在规范市场经济上下功夫，在创造知识经济需要的市场条件方面起主导作用。 3能力素质是领导干部领导知识经济建设的法宝 要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领导干部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要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全面的领导能力，卓越的创新能力，敏锐的信息吸纳和利用能力。 3.1较强的思维能力 首先要打破旧的传统观念的禁锢，打破墨守成规的思想，重构新的思维模式，树立新的思维观念。这样，才能开阔思维视野，使思维跃进到前沿领域去发现问题，解决矛盾，创造新事物。其次，领导干部要有超前性思维。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必须及时调整自己的思维程序，超前思维，对事物要看得远，想在前，提高工作的预见性、科学性、全面性和有效性。再次，领导干部还要善于多层次、多侧面、立体化思维。思考问题，既站在本层次考虑，又要站在与上级领导机关同层次思维，还要站在下级机关和群众的角度来考虑。思考问题，既要思其一面，又要想其整体;既要从正面分析，又要从负面评判;既要观察事物好的表象，又要善于从多个层次，高瞻远瞩，立体化地思维，切实避免因思维肤浅粗放、层面单一造成的失误。 3.2全面的领导能力 一是统揽全局的驾驭能力。这是首要的也是基本的领导能力。要善于统筹全局，多谋善断，对多层次、多因素的社会现象作出科学的分析、综合、判断、决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和利弊关系，使所统辖的组织和队伍能有序地、有效地去实现目标任务。 二是科学果断的决策能力。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现代领导会遇到大量的新问题，需要及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必须当机立断。因此领导者要有决策魄力，洞察事物性质，权衡利弊，当断则断。勇于开拓，敢于承担风险，并勇于承担责任。 三是运筹帷握的组织协调能力。要有组织、指挥、协调的才干，善于根据不同对象和条件，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把各种力量组织成一个高效能的整体，加强沟通、协调，使组织和个人都能和谐地工作。 四是处理突发复杂事件的应变能力。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客观环境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因此，领导者必须“处变不惊”，“以变应变”。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原有的决策和措施，把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估计透，并准备好应急办法，以免造成较大损失。 五是调动激发下属潜能的能力。知识经济条件下的领导实践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启发式的领导行为。领导者要创造一种宽松有序、和睦相处、亲密无间、乐趣无穷的环境，并利用个人非权力影响力的作用和号召力，鼓励和激发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潜能。 3.3卓越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就是创造新的事物或寻找新的解决问题办法的能力。它既是一种智力特征，更是一种性格素质，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综合素质。创新能力不仅表现为对知识的摄取、改组和运用，对新技术的发明创造，面且是一种追求卓越的意识，是一种发现问题，积极探求的心理取向，是一种主动改变自己并改变环境的应变能力。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卓越的创新能力，将决定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在进人新世纪后的前途和命运。所以，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 一是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创新的思想法宝。解放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勇于创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创新，首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实现理论或观念的创新。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才能发挥创新的能力。有了新的观念，才有新的理论，新的实践，新的创造。才能不断地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实现新飞跃。二是要培养决策创新能力。找准党的政策与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情况的最佳结合点，实现决策创新。三是要有组织创新能力。不但自己要创新，还要通过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的社会创新氛围。四是坚持管理机制上的创新。在管理机制中注入创新活力。五是要抢抓机遇，大胆闯试。保持高度敏锐性，善于识别机遇和抢抓机遇，把机遇变成动力和效应。要大胆改革，积极闯试，敢于求索。六是要尊重他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经常向科学家、专家们虚心请教，充分发挥各种“智囊团”、“思想库”、“咨询机构”的决策参谋作用。超级秘书网 3.4敏锐的信息吸纳和利用能力 知识经济社会信息量大，知识更新速度快，处理信息和生产创造知识是人类的重要任务。计算机网络化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为人们开辟了传递信息的广阔通道。信息高速公路向世界各个角落延伸，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个取之不尽的信息宝库。当今世界正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捷足先登，计算机的普及，因特网的诞生，才推动了科学与技术、科技与经济的高度融合，催生了高新技术和高新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知识在国际间加速流动。谁善于通过国际互联网以及其它各种手段吸纳信息，谁就处于有利地位。谁善于把大量的信息转移为知识并加以利用，谁就将获益。 信息量的增加，知识和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使得对信息捕获和收集的水平要求提高，即对信息要有敏锐的感知力，并有效地利用信息，作出相应的决策和对策，付诸于行动。领导干部应充分认识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等在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熟练掌握计算机的操作技能，以敏锐的眼光，及时捕捉大量的有价值的知识信息，运用智力资源、无形资产等要素，促进本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关于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地位与作用 行政法与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行政法很不发达，很不完善，甚至可以说，那时实质上没有行政法。诚然，在计划经济时代，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也很不发达，很不完善。但不管怎样，那时的法院还是设置着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依据着某些很不完善的法(主要是政策)审理着民、刑事案件;公民违法，要被追究相应的民、刑事责任。而行政法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仅法院未设置行政审判庭，不受理公民控告政府机关违法、侵权行为的案件，就是在行政系统内部，也没有专门受理公民不服行政行为的复议机构和制度;政府机关行为违法，没有正式的法律途径追究责任。在那时，既没有法(或几乎没有法)规范政府的行为，也没有追究政府违法责任的机构和制度，因此可以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存在行政法。 自八十年代起，中国开始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行政法才真正生长、发展起来。首先，国家开始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各行政领域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其次，或与此同时，国家也开始制定法律、法规规范政府机关的行为，包括以行政组织法规规范政府机关的组织、职权;以行政行为法规范政府机关的活动原则和活动程序;以行政监督和责任法规范政府机关违法、侵权行为责任的追究。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更是通过人大正式制定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由国务院了《行政复议条例》、《行政监察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相应地建立起了行政监督、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等行政法制度，特别是“民告官”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中国行政法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走过了外国一些行政法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程。 以上事实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那样不发达，甚至不存在，而一旦步入市场经济，行政法就以如此决的速度生长和发展起来?这说明行政法与市场经济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 行政法就其实质而言，是规范和控制政府权力，调整政府与公民(公民个人与公民组织)之间关系的法律。在封建时代，君权至上，统治者的权力不受控制，从而不可能有行政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政府权力有限，其所介入的领域和所干预的事项有限，公民与政府打交道的场合不多，故社会对行政法的需要程度不大，因此，那时虽有行政法，但行政法很不发展。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社会、经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有了迅猛的发展。科技进步和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不正当竞争与垄断、通货膨胀、失业、吸毒等。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提出了加强政府权力的需要。行政权从而开始广泛介入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到后来人们从摇篮到坟墓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行政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监督、指导、协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或缓解了社会矛盾，为社会各群体共同相处和经济活动的进行及发展提供了秩序，但行政权的加强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社会间题: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人们为解决社会问题、消除社会弊害，保护自己生存、发展而创立起来的控制机制(政府及其行政权)在消除社会弊害的同时却制造出新的社会弊害，给人们带来新的灾难。为此，人们不得不改造旧的机制，在旧的机制中增加新的控制系统，以使原控制机制既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对社会实施有效的调控，保障社会秩序，又使之不致或尽可能少地产生负作用，给公民个人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这个新的控制系统就是行政法及其制度。 可见，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各种.矛盾、问题导致了加强行政权的需要，行政权加强所引发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则导致了加强行政法的需要。行政法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制度，保障行政权依授权者的目的、授权者规定的方式、程序行使;使行政权行使者难于滥用权力，一旦滥用即要受到责任追究。 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呢?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不可谓不强大，滥用行政权的情况不能说不存在，甚至不能说不严重，然而行政法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可见行政法的发展还需要其他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行政权的相对一方一一公民和公民组织(包括企业组织、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等)—要在法律一l具有完全独立的人格，在经济上有独立的财产利益，真正在法律权利义务上成为与行政机关相对应的一方主体。法律对于一方依附于另一方的关系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民个人几乎均从属于一定的组织、单位，各组织、单位又均从属于一定的行政机关。那时不要说国营企、事业单位不具有真正独立的法人地位，就是当时的集体组织，也不享有完全独立的经营自主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不是独立享有法律权利义务的双方主体，而是一方从属于或依附于另一方。 对于从属、依附关系来说，其维系所依靠的是命令、服从，而不是法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作为被管理者的企业和其他组织绝大多数是国营或国有的，它们没有属于本身自己所有的财产，至于公民个人，其财产仅限于有限的生活资料和微薄的工资收入，这种经济状况自然不可能使行政相对人成为与行政机关平等争论法律是非(是否违法，是否侵权等)的一方法律主体，从而管理者也就不需要，被管理者也不会要求制定行政法来规范双方的关系。 市场经济体制则不同，在这种体制下，企业获得了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它们在市场竞争中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它们的生存和发展要求有法律保护它们免受行政权的任意支配和干预，它们不愿意听命于政府机关及其行政长官反复无常不断变化的命令、指令、指示，然而市场经济又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对相对人的行为进行一定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法律规定政府和被管理者各自的权利、义务，以法律规范它们的相互关系。不仅政府可以依法制裁违法的相对人，相对人也可以依法对政府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要求政府承担违法责任。政府和被管理者均成为了独立的法律关系主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和其他组织有了自己的财产，公民个人也不仅拥有生产资料，甚至还举办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实体，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它们有信心作为与政府相对应的法律主体;同时，其所拥有的属于它们自己的大笔财富也深感到需要法律保护，以避免被政府以各种非法手段(如滥罚款、滥摊派、违法征收、没收等)拿走。这样，行政法就成了全社会的个人、组织，特别是拥有财产权、经营权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迫切需要。中国行政法正是在这种需要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矛盾而导致的加强行政监控的需要以及行政权加强，行政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所引发的新的矛盾(权力滥用和对被管理者权益的侵犯)而导致的对行政权控制的需要是行政法产生的社会基础。而行使行政权的政府与作为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均成为独立的法律权利义务主体(这就是首先要求政企分开，政府与其他行政相对人分开，使企业和其他行政相对人脱离与政府的依附关系)是行政法存在和运作的前提条件。此前提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具备而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成就，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市场经济是行政法生长和发展的土壤，行政法植根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中。 行政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如此:行政法离不开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行政法就不可能或者难以生长和发展。同样地，市场经济也离不开行政法，没有行政法对行政权的规范和控制，没有行政法对政府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关系的适当调整，市场经济不可能正常运行和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赋予政府权力，确定政府权力的界限 市场经济一方面需要政府权力的一定介入，以保障秩序;另一方面需要排除政府权力的过度干预，以保障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活力。为此，就必须健全、完善行政组织法，明确规定各行政机关的职权、职责。行政组织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职权、职责的意义在于:第一，明确各行政机关有权干什么，它能够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什么行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哪些行为有服从的义务;第二，明确各行政机关应该干什么，它应该对社会实施哪些管理行为和为相对人提供哪些管理服务，行政机关不实施相应行为和提供相应服务，行政相对人可以以其“不作为”为由提起申诉、控告或向法院起诉相应行政机关;第三，明确各行政机关只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根据依法行政的原则，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首先必须有法定职权、职责的依据，行政机关超越职权、职责对相对人实施的行为，相对人没有服从的义务，行政机关要求相对人服从，相对人可以以其“越权”为由提起申诉、控告或向法院起诉相应行政机关。由此可见，法定职权、职责既是行政机关对社会实施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依据，也是行政相对人防止行政机关行为不确定而任意所为，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行政越权或行政不作为侵犯的武器。 二、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确定政府行为的方式 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制约。政府权力过大，什么都管，什么都干预，就会使市场失去生机，使经济失去活力，就可能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但是要保障市场经济的运行，防止政府对市场主体权益的侵犯，光靠限制政府权力是不够的，甚至是很不够的。政府权力即使以法律明确界定了并且界定得较为合理、适当，但是政府如果在行使这些权力时随心所欲，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同样会使市场失去秩序，使市场主体失去对平等竞争的信心，从而把经济搞乱、搞垮。因此，还必须制定完善行政程序法，以法规范政府行为的方式，确定政府行使行政权的基本原则(如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行政程序法的意义在于:第一，保障民主，防止专断。行政虽然不同于立法和司法，实行首长负责制，但现代行政同样要求一定的民主程序，如制定法规、规章、政策，必须保证行政相对人的一定参与，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为，事前要通知相对人，让相对人获得必要的情报，并听取相对人的意见，等等。第二，保障廉政，防止腐败。行政程序中最重要的程序有公开程序、听证程序、职能分离程序、不单方接触程序、说明理由程序等。“公开”包括法规、规章、政策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公开，有关涉及相对人权益的信息、情报公开，有关影响相对人权益的决定、行为公开。凡对于公众保密，不能让公众了解、查阅、复制的文件、信息、材料，应该有法律、法规的根据。“听证”指行政机关作出与行政相对人权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申述、建议，接受其提供的证据和有关材料，并根据需要组织当事人辩论、质证，行政机关在充分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和权衡各种意见后再作相应决定。“职能分离”是为了加强权力制约，防止某些机构、个人专权，滥用权力而将行政机关内某些相互联系的职能(如调查职能与裁决职能，执行职能与监督职能等)加以分离使之分属不同的机构和人员掌管。“不单方接触”是指行政机关就某一行政事项同时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对人作出行政决定或裁决，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包括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宴请，在家接待一方当事人求见等)。“说明理由”指行政机关作出涉及相对人权益的决定、裁决，特别是作出对相对人权益有不利影响的决定、裁决，必须在决定书、裁决书中说明法律、事实根据及相关理由。所有这些程序显然有利于促进廉政，防止腐败。三，保障相对人权益，防止侵权。行政程序包括事前程序，事中程序，事后程序。 所有这些程序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防止行政相对人权益被行政机关任意专断的行为侵犯。例如事前的告示、通知程序，事中的调查、听证程序，事后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无疑都有助于制约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第四，保障行政效率，防止推诱拖拉的官僚主义。行政程序中的一个重要制度是行政行为的步骤、顺序、时限法定制度，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遵循法定步骤、顺序、时限，违反则要承担法律责任。而法定步骤、顺序、时限都应是经过认真的科学研究而选择的最合理，适当的路线、速度，因而行政机关依此步骤、顺序、时限行事无疑能提高行政效率和防止其相互推楼，相互扯皮，拖拉耽搁等而影响行政效率。 三、规定政府侵权行为的贵任，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法律救济 市场经济的生机活力源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的组织和个人—的积极竞争精神，而市场主体的积极竞争精神则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对其合法权益(包括他们的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等)和自由的保护，使之免受各种不法行为的侵害，包括免受行政侵权行为的侵害。因此，要使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作，除了要有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以外，还必须健全和完善行政救济法，通过行政救济法规定行政相对人在受到或即将受到行政侵权行为侵害时请求排除侵害和恢复被侵害的权益，以及追究行政侵权机关和相应公务员违法责任的途径、制度。目前，我国行政救济的主要制度有行政申诉制度，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赔偿制度。法律确定这些行政救济制度的意义在于:第一，增强公民个人、组织对政府的信任和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安全感，营造市场经济的良好软环境。市场经济与责任政府是紧密联系的。政府如对侵权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公民个人、组织受到行政侵权如不能获得救济，人们就会失去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市场经济就会难以正常运转，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第二，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法治与尊重人权，尊重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是紧密联系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政侵权行为受到法律追究后，就会使他们逐步懂得权力是不可滥用的，被管理者的权益是不可以随意侵犯的，从而使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逐步养成依法行政的习惯。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第三，增强外商投资的信心，促进对外开放。外商进入一国投资，其目的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要赚钱。赚钱不能不考虑赚钱行为的安全和赚到的钱的安全。如果投资国的政府不能保证他们的此种安全，他们的权益受到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后不能获得适当的救济，他们就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因为一个国家没有行政救济制度，就等于在该国没有可靠的人身、财产的安全保障，大多数国外投资者可能不愿冒此种风险。第四，维护社会公正，保障社会稳定。一个国家.无论法律如何严密，制度如何健全，不公正和冤屈的事情总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国家的政府，无论如何廉政、勤政，个别的腐败行为，个别的官僚主义总是难以避免的，个别的政府机关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益的事情也总是难以避免的。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和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官僚主义、侵权行为等自然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此种因素必须限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以不致于造成大的社会动荡，这种限制机制的重要环节就是行政救济制度:公民个人或组织受到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侵害，有了气，法律为之提供一个途径给他出气消气，气出了消了，事情也就平息下来了。但是如果没有这种途径，怨气越积越大，有怨气的人越来越多，社会稳定性就要发生动摇了，没有稳定，发展市场经济，强国富民的希望就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搞市场经济不能没有行政法。这种如同搞市场经济不能没有民商法一样。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象重视民商法一样重视行政法，象健全完善民商法一样健全完善行政法。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论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运行机制的重构 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运行机制得以形成和建立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对企业会计运行机制的完善提出了要求，要求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组成部分之一的会计运行机制，为其提供会计信息及会计管理等方面的支持。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其他经济体制改革配套措施的实施，加速现行会计体制和会计运行机制的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运行机制的重构，已经成为当前会计改革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 会计体制即我国通常所说的会计管理体制，是指一国组织和管理会计事务的各种方式、形成以及各种制度的总和。从整体上来说，会计体制属于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根据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对一定范围内的会计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方式、方法所作出的具体制度安排。本文使用会计体制代替会计管理体制这一概念，主要是考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虽然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政府首先必须是一个经济主体，政府的会计行为是在一定的会计体制下进行的，其会计行为方式、方法是一定会计体制的产物。会计管理体制往往是从政府角度来表述会计体制的内容的，从政府角度出发来对其他经济主体在宏观会计运行过程中的行为方式、方法作出制度安排。我国会计理论工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一概念的局限性，提出会计领导体制的概念，来概括我国目前不同层次的政府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行为方式、方法，明确其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职责权限。会计体制是会计运行机制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基础，也是会计运行机制借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会计运行机制是会计运行过程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及其联系，是会计运行的目标和动力机制、调节与约束机制的耦合，是会计体制外在的作用形式。有什么样的会计体制，就必然形成什么样的会计运行机制；要形成什么样的会计运行机制，也就需要建立相应的会计体制。因此，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运行机制，首先就需要改革现行的会计体制，实现现行会计运行机制的重构。 一、确立以企业会计运行为立足点的会计体制 会计体制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明确不同经济主体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权利、责任关系，对各经济主体在会计运行过程中职责权限进行划分，使各经济主体在社会会计运行过程之中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以实现社会会计运行的协调有序进行。从三大经济主体理论来说，会计体制的关键是明确政府、企业和会计人员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权责关系，使政府、企业和企业人员在宏观会计运行和微观会计运行过程中各尽其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实现我国会计运行高效率与高效益，在会计职能发挥作用、会计运行目标实现的同时，促进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健康有序运行。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个体，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如何，直接制约着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其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整体的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着力于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运行主体，成为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市场主体。在会计运行方面，企业会计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如何，同样对企业经济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着企业经济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同时，企业微观会计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也是宏观会计运行的基础，制约着宏观会计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可以说，没有企业微观会计运行的高效率与高效益，没有企业会计运行的合理有序，就不可能有宏观会计运行的高效率与高效益，宏观会计运行也难于达到甚至不可能达到有序运行的最佳状态。 企业经济主体作为联结个人经济主体与政府经济主体的中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下，个人经济主体一般都是借助于企业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表现其经济行为的，借助企业经济运行过程参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也就是说，个人经济主体处于企业经济主体的直接管理和管制下进行经济行为，个人经济主体的经济运行决定于其所处的企业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由此个人经济主体在企业管理与控制下所进行的经济行为直接表现为企业经济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企业经济运行过程是由众多个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构成的，但个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总是依附于企业的经济运行，服务于企业经济运行目标的实现。在会计运行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会计运行的微观性和企业会计人员的企业化，决定着会计人员经济行为和会计行为对企业经济运行和会计运行的依附，决定着企业会计人员总是借助于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参与宏观会计运行过程。也就是说，会计人员的会计行为内化于企业会计行为之中，它是通过企业的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表现出来的，而会计人员在会计运行过程中与政府的联系则是通过企业会计行为表现出来的；反过来说，政府与会计人员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联系也是通过企业这一中介进行的。作为企业的会计人员，政府对企业会计运行的要求，最终要形成对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要求；对企业会计运行的过程的约束，最终也将形成对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约束。但是，政府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和对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约束，最基本的目的是对企业会计运行的要求以及对企业会计运行的约束，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和对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约束只表现为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会计人员作为企业的一员，总是处于企业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下进行会计行为。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企业对会计人员能够实施有效的管理与控制，能够有效地组织其会计运行过程，一般情况下包含着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高效率与高效益。可以说，企业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高效率与高效益，企业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优化，是企业对其会计运行及其会计人员会计行为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结果。因此，没有企业会计行为和会计运行的合理化，很难实现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优化、高效率与高效益。当然，企业会计人员会计行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会计行为可能起因于对自身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时可能表现为与企业会计运行优化的非同一性，甚至与企业会计运行目标相偏离，但一般情况下，会计人员的会计行为总是服从和服务于企业会计运行目标，以实现企业会计运行目标，促进企业会计运行高效率与高效益而进行的。因此，会计体制明确会计运行过程中政府、企业和会计人员权责关系的中心环节，在于明确政府与企业的权责关系。 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承担着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调的职能，在宏观会计运行过程中也同样承担着对会计运行过程的调控管理的职能，以促进宏观会计运行协调、有序。为了实现对会计运行的调控管理职能，政府作为一特殊的会计行为主体，通过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将宏观会计运行方向和目标，以及宏观经济运行对微观会计运行的要求体现于其中，一方面为企业微观经济主体的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提供基本规范、基本要求及其会计运行的基本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对企业会计运行进行约束，对其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不当会计行为进行调节，使各微观经济主体的会计运行符合宏观会计运行的要求。 政府作为宏观会计主体，其会计运行目标的实现是以企业会计运行目标的实现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企业微观会计运行过程的顺利进行及其会计运行目标的实现，就不可能有政府宏观会计运行目标的实现。政府会计行为的第一个方面，实质上是为企业微观会计主体的会计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个方面则是对企业会计运行实施监督，对其会计行为进行调控，目的在于促使企业按照宏观会计运行的要求组织其会计运行，保证实现其自身的会计运行目标。政府会计行为两个方面的内容的具体实现，都依赖于企业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政府制定的有关会计法规，如果没有企业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的合理化，则无法发挥正常的约束作用，再好的法规也形同虚设；政府对企业会计运行实施监督和调控，如果企业不对其监督调控信号作出反应，不发生相应的会计行为，也就不可能达到其预期的监督调控目的。 要实现宏观会计运行目标，关键在于企业会计运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体制和会计运行机制，关键也在于建立良好的和健全的企业会计运行机制。因此，造就良好的企业会计运行机制，实现企业会计运行机制的重塑，就成为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体制的基础。 二、重塑企业会计运行机制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运行机制的关键，在于企业会计运行机制。要建立和完善会计运行机制，首先就需要对现行企业会计运行机制进行重新塑造。 从整个会计体制来说，首先就要扩大企业在会计运行方面的自主权，保证企业会计运行过程的独立性。从现行会计体制来看，企业虽然在会计运行方面较传统经济体制下有较大的自主权，企业会计运行过程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企业会计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政府会计行为的依附状况。因此，当前应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扩大企业在会计运行方面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会计主体。扩大企业会计运行方面的自主权，不仅是重塑企业会计运行机制的需要，更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有的内容。扩大企业会计运行的自主权，一方面为企业会计运行 的独立性创造了条件，有利于逐步形成其独立的会计运行过程；另一方面，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作为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利于促进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的扩大，是宏观会计运行乃至于宏观经济运行实现高效率与高效益的基础。没有企业会计运行的自主权，就没有企业独立的会计运行过程，企业则缺乏自主地组织会计运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会计运行就不可能实现高效率与高效益，从而宏观会计运行的高效率与高效益也缺乏存在基础。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的扩大也是企业会计运行机制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从运行机制理论来说，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的扩大是企业会计运行目标确立的条件，是实现企业运行自我约束，以及接收政府会计运行调控信号并对其作出灵活反应的基础。因为企业只有在追求自身会计运行目标实现的导向下，才能能动地组织会计运行和进行会计行为，灵敏而自动地接收政府通过市场传导的信息，并按照宏观会计运行的要求对自身会计运行进行调节与约束，从而形成其会计运行的目标机制、动力机制、调节与约束机制。 企业会计运行方面的自主权包括会计核算、会计人员管理、内部会计管理、会计运行组织管理形式等方面的自主权。由此，在新会计体制中企业应当在会计核算、会计人员管理、内部会计管理等方面被赋予较现行会计体制以更大的自主权，赋予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所应具有会计运行方面的权力，以保障其能够独立自主地组织自身的会计运行，实现自身的会计运行目标。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作为经营自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自主权的有效行使需要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给予提供条件和支持，因此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的扩大，应当与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扩大相结合、相配合。 其次，创造企业会计运行机制的形成与发挥作用的外部经济环境。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的扩大，只是企业会计运行机制重建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其充分条件。要实现企业会计运行机制的重建，还必须提供其形成与发挥作用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创造企业会计运行所必需的外部经济环境，一是要保障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的扩大落到实处，使企业在行使会计运行自主权的过程中不受侵害。为此，需要规范政府的会计行为，并对其会计行为进行约束，使其会计行为有利于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的落实，而不是对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的否定。政府对企业会计运行的调控，也必须建立在企业独立地进行会计运行的基础上，而不应是对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的剥夺。 最后，建立对企业会计运行的约束机制。在扩大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的同时，还必须对企业会计运行施加一定的约束，引导企业的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按照宏观会计运行的要求进行。约束机制的形成，首先要有较硬的预算约束，从财务和经济利益上对其会计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其次是会计法规约束。健全企业会计运行所应遵循的会计法规体系，对企业会计行为和会计运行过程提供基本的规范、发展方向和目标，使企业会计运行在会计法规约束和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三、合理界定政府在宏观会计运行中的职能 将企业会计运行确立为新会计体制的立足点和基础，只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体制的一方面的内容，为了保证和促进企业会计运行的合理有序，在社会会计运行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这一特殊的会计主体的职能作用，也是新会计体制建立和有效运行的重要的内容之一。 政府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职能作用，是由于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者身份所决定的，是由于政府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在宏观会计运行过程中自然也应当担负起管理者的责任；同时，政府为了实现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职能，也需要其在会计运行过程中发挥相应的职能作用。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需要政府在会计运行过程中发挥职能作用，而且要求其强化在宏观会计运行过程中的职能作用。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传统经济体制变革的产物，也要求政府改革其在会计运行过程中发挥职能作用的方式和方法，调整政府会计行为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强化政府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说政府可以直接干预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从当前的情况来说，政府由于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特殊地位，在会计运行过程中也往往表现出超越其职责范围内应该发生的会计行为。因此，对政府会计职能进行明确界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政府与企业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权责关系来看，政府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职能主要应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宏观会计发展规划，明确宏观会计运行发展方向。制定宏观会计发展规划，是指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规划，提出宏观会计运行的发展方向，明确社会经济发展对微观会计运行的基本要求。宏观会计发展规划主要应当是长期性、指导性的，主要是为企业等微观主体的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明确方向。 2.建立和完善会计法规体系。会计法规建设包括会计核算法规、会计人员行为规范和会计管理法规制度等方面的建设。会计法规是政府会计行为法制化的载体，是政府对微观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宏观会计运行要求的具体化和条文化。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会计法规，将宏观会计运行的发展方向、宏观会计管理的要求具体体现于其中，一方面为企业等微观会计运行提出具体要求，明确具体方向；另一方面也对企业等微观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提出基本约束。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会计法规，将企业等微观会计运行或会计行为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使企业等微观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均处于统一会计法规体系的约束下进行，从而保证建立宏观会计运行所需要的正常的合理的会计运行秩序。 会计法规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应当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以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为目标。目前的会计法规不仅存在着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问题，而且由于历史的继承性，现行会计法规中残留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容，存在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为此，当前应当对现行的会计法规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规律对其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内容进行修订，以期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法规体系。 3.实施对微观会计运行过程的监督管理。会计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只是为会计运行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基本要求，要将这种要求变成现实，还必须强化对会计法规实施的监督检查，从而保证企业等微观会计运行的健康发展。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而存在，在对其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实现其经济运行目标的过程中，有可能发生与宏观会计运行乃至于宏观经济运行要求不相协调的行为，进行与会计法规相违背的行为。为此，政府必须按照会计法规的要求，加强对企业等微观会计运行过程的监督和管理，一方面促使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严格按照会计法规的要求组织会计运行；另一方面通过监督检查会计法规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并纠正企业会计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保证企业会计运行的健康发展。 相对于建立和完善会计法规体系来说，当前强化对微观会计运行过程监督和控制更为重要。因为只能通过强化对企业等的微观会计运行过程的监督，才能使会计法规落到实处。否则，再好的会计法规也形同虚设。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政府应当建立经常性的监督机制，一方面应大力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扩大注册会计师社会会计监督面；另一方面应强化税收监督，使税收监督与会计监督结合起来。从理论和现实来说，税收监督和会计监督虽然在目标和方法上存在一定差异，监督的依据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两者监督的对象是共同的，只是其侧重点不同则已。应当寓会计监督于税收监督之中。在实施税收监督的过程中实现对企业的会计监督，在实施会计监督中发挥税收监督的优势。我国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开展了财务税收大检查，从原来设想的临时性监督演变成常规性的监督，但它并不能代替会计监督机制的重建。因为，财务税收大检查在开展之初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在其实施过程中难免影响其公正性。其次，要加大会计监督力度，加大执法力度，使会计法规真正落到实处，使会计法规真正发挥规范会计行为的作用。 4.建立和完善会计服务体系。会计服务体系包括会计人才的培养，会计咨询服务业的发展。高素质会计人员是会计工作水平提高的基础，也是会计运行过程合理有序的保证。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会计人才，有赖于会计人员的培养和会计人员教育。政府一方面应当大力发展会计专业教育，从会计人员源头保证会计人员质量；另一方面要建立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机制，实现会计人员知识更新，形成一种会计人员自我提高的氛围；同时加大培训力度，使会计法规等内容为会计人员所掌握和了解，内化于其会计行为之中。 会计咨询服务业的发展是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提高会计工作水平的外部条件，提供良好的会计咨询服务有助于引导企业和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合理化，在一定的程度上保证会计法规贯彻实施，并引导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会计行为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使企业会计运行中的违规行为防患于未然。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构建计划市场经济体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样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现行的不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但我们更应该认真地思考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下，运行市场经济体制是否能够带领中国经济发展走向一条持续快速稳定的道路。基于对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探讨与分析，比较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模式，并结合我国实际，最终得出结论：构建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才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市场经济体制 （一）市场经济体制 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基本手段，是高度发达的、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大商品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只能作为经济运行的调节者，对经济运行所起的作用只是宏观调控。 （二）计划市场经济体制 是在完善民主法治改造公有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体制。它的内容，就是展开以改革了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权利体系，在民主法治的保证下，体现并作用于总体经济生活。 （三）比较分析 1.制度层面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私有资本制度即资本雇佣劳动制为基础，是私有制发展的阶段性经济体制。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改革的阶段性经济体制。 2.主客体层面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前者虽强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总体干预和调控，但并未改变制度的性质，资本仍是经济的主体，人仍从属于资本，是资本增值的手段。后者强化并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使货币成为人的劳动的价值表现，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为根本。 3.法制层面 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强调法制建设，但其法制是资本为主的，是资本经济的一种方式，力求保证资本增值与发展秩序的法制化。计划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民主法制，其目的是保证劳动者的权利与利益，并促使经济社会活动在良好的秩序中运行。 二、市场经济所付出的代价 （一）通货膨胀与贫富差距拉大 1.通货膨胀 2010年初以来，居民消费指数价格连创新高，生活必需品价格足月攀升，相关调控措施密集出台。当欧美国家还在为通货紧缩，消费低迷而苦恼时，中国已蒙上了通货膨胀的阴影，内有多年货币超发压力的滔天巨浪，外有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游资热钱的推波助澜，多种力量叠加共振之下，通胀问题已渐渐显露。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政府却不断地放权，参与经济的活动逐渐减少，控制经济的能力也逐渐减弱。这种情况遭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质疑：在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中，是否能有效地预见到通货膨胀的来临，并在一个短时期内就能实际控制住物价的上涨。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未爆发经济危机之前，商品的供应是不会过度积压的，因为卖方在不断刺激商品的消费，开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如果当消费刺激也不起效，商品严重积压之时，已经意味着经济危机来临了。那么在大量商品积压的同时，人们收入减少，只有削减消费，甚至是削减生活必需品的范围，转而维持最低的生存需要。但是，毕竟经过长时间财富的积累，社会的货币供应仍然是过量，而社会需求更集中在基本生存用品，由此导致基本生存用品的价格暴涨，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2.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果应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实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根据2010年1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实际上这种收入差距还要更大。对于收入分配差距而言，人们抱怨的是由于政策和制度的缺失所导致的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即每一个人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平等、竞争环境不平等，尤其是受教育的机会和参加就业的机会不平等。消除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涉及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切身利益，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社会管理机构无法有效控制社会积累与社会分配的平衡，是以社会财富无节制地转化为社会投资，从而导致社会投资的产出缺少内部消费市场的支撑，只得拼命去争夺越来越有限的海外市场，继而使整体经济置于日益危险的境地。 （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1.国有企业改革遭遇市场化瓶颈 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多年来，企业运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商业化。但是，国有企业能否真正与市场经济相容，不但取决于企业运营的商业化，更取决于企业治理机制的商业化。如果不能实现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商业化，它们终究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容，也就是说，即使物质资源实现了市场化配置，但人力资源特别是受托层和管理层仍然不能依照商业法律、商业规则和完备市场实现市场化配置，它们终究不能真正成为市场化的企业，它们在效率导向的市场体制中劣汰优胜和存活发展就会遇到困难。 2.民营企业利益优先 大部分施行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都追求个人利益和企业利润，获得利益最大化，对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意识逐渐淡化。这使得民营企业主使用各种方式减少职工人数，加大现有职工的工作量，并压低他们的工资，对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 3.社会逐步失去主动调整地区部门行业平衡的能力 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社会公有经济占比日益降低，进而使得社会逐步失去调整地区部门行业平衡的能力。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又在不停地破坏这种平衡，公有经济的这种主动调整演变成低效投资。大型民营与外资资本享有足够的话语权，使公有经济部门没有能力对它作宏观调整，而中小民营资本的分散化与浩如云烟，也使政府没有精力对它进行严厉管制并调整。 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才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最佳选择 （一）“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 “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关键就在于对初级公有制的改革，在于中国的经济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现在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依然是国有企业，它的权利体系与经营管理，是不能脱离计划的，计划因公有制为主体而成为经济体制的主要性质。但改革后的公有制不再保留统治体制，而且越来越开放的对外经济交往，又要求在经济体制上表现出市场性。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市场经济体制。 （二）基本市场与非基本市场 具体来说，一般可以把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分成两个市场：基本市场和非基本市场。基本市场由基本生活用品构成，其他商品构成非基本市场。 在基本市场中，有老百姓吃穿住行所需要的商品，如粮食、布匹等商品，还可以包括经济适用房、基本医疗、公共教育等等。对于基本市场，政府是有计划的，对其中商品的价格是有控制的。无论经济如何波动，基本市场都是相对稳定的，老百姓的生活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对于基本市场中的许多商品，政府都会在好年景中储备一些，这样即使在经济出现波动时，由于基本市场是相对稳定的，整个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起伏。 对于非基本市场，则在很大程度上依照市场规律运作。基本市场和非基本市场的商品是可以同时销售的，例如：市场上可以出售不同价格的食用油，其中至少有一种是低价的，属于基本市场的商品。石油价格上涨了，政府要号召节能和发展新技术，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控制能源消耗，同时采取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等。当然，政府也要有长期储备石油的计划，并投资建立石油或新能源的开发和生产基地。同时，要保证基本市场不受影响，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可见，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中有自由竞争、宏观调控、计划等成分，比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体制更加丰富和完善，更加有利于民生，更加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几点建议 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对基本市场实行计划和调控，对于非基本市场实行自由竞争和调控，形成了既有计划又有市场的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但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政府是通过市场手段达到计划的。对于不能达到计划指标的商品，政府可以提高收购价格。必要时，政府可投资，建设紧缺商品的生产基地。可以考虑用社会招聘和推荐方法，成立董事会，指导紧缺商品的生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可以是计划生产的组成部分。第二，在基本市场中，商品价格也不是不变的，但上涨幅度受到控制，比如，规定每年上涨幅度不超过2%。小幅价格上涨也会对市场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要防止价格大幅度快速上涨。第三，要有辩证的想法，既要市场化，公平竞争，也要有计划性，合理布局。在市场中，有计划，在计划中，有市场。计划导引市场，市场制约计划，关键是为人民服务，利用市场规律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断的理论探索 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有力地推动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最富影响力的一门学科，成为时代的显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这一崭新理论的确立使改革的目标模式得以明确，各项重大措施得以有序和顺理成章地推出。基于我国现阶段的新情况和发展新要求，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应该总结当代的实践经验，深化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理论探索 一、理论领域的新气象：经济学的繁荣 新中国60年来，中国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巨大发展，大体说来：构建起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新体系结构；拓宽了研究范围，更紧密联系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以及文化精神等等方面的状况和影响来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律；特别是把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方法上除了坚持马克思分析经济现象的科学抽象法，还适当引进了现代数量分析工具与方法。上述一系列的创新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实践功能。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增强了经济学家服务社会的能力，人们不只是从事于抽象的学理研究，而且积极参与改革开放的重大实践和政策问题的研讨，不少理论成果获得采纳，转化为方针政策。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针。以科学理论来推动科学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求。在3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有力地推动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最富有影响力的一门学科，成为时代的显学。 二、找到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新中国60年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是找到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中国成功实施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带来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起飞。我国50年代中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提出过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张，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主要是师承前苏联的。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其理论支柱是：(1)发展论上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速成论；(2)所有制上是单一公有制论；(3)交换上是主要产品调拨论。以上述理论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为我国上世纪50年代中叶以来发展、构建中央计划体制的理论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决策后，为启动和推进改革向前发展，大力破除传统经济理论对人们思维的束缚，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就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中国经济学家是积极响应时代呼唤的一支学术力量。1978年以来，在老一辈改革理论家孙冶方、薛暮桥等的引领和启发下，经济学界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学术讨论，包括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社会主义所有制，物质利益，物价体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组与明晰产权，金融体制改革等等。经济学领域的活跃的学术争鸣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理论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们可以看到，几乎在每一个讨论问题上，都存在不同观点的对立和争论，特别是在一些重大论题上还存在激烈的争论。由于党鼓励百花争鸣，倡导学术自由讨论，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更由于走在前面的改革实践对人们理论思维的启示，经济学人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例如：1．突破了社会主义实行产品经济论，形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理论；2．突破了社会主义实行单一公有制理论，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样所有制结构论；3．突破了国有国营、政企不分的企业论，形成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理论；4．突破了支配权、收益权、处置权合一的国家财产权理论，形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财产权理论；5．突破了以指令指挥经济活动的政府统制理论，形成了依靠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职能理论等等。上述经济理论的变革和创新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代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的形成，既是我国众多经济学家的集体智慧，更有赖于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睿智与政治魄力，他最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科学地阐述了它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这一崭新理论的确立，使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得以明确，各项重大改革措施得以有序和顺理成章地推出。这一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理论阐明和创新，也为众多经济学家参与和正在从事的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编著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我国30年的改革实现了所有制多样化，放活了市场微观主体，形成了要素市场体系，产生了市场价格调节的经济机制，出现了立足于市场力量和主体积极性和创意的活跃的竞争经济。在体制活力焕发的基础上，我国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和财富的迅猛增长。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如：1．在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的不稳和时起时伏，2002年以后经济不断过热，2008年以来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又经历了外生性经济下挫；2．在发展方式上，传统的数量扩张型发展趋势，依靠对环境、生态、资源等自然物质过度耗用的工业增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经济滞后等等；3．在分配上，收入差别不断扩大，基尼系数畸高，财富分配不公的矛盾凸出，等等。上述矛盾，从本质上看是转型期体制、机制缺损所造成的。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要求人们通过坚持改革和发展，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基于我国现阶段的新情况和党中央提出的发展新要求，我认为，在当前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应该总结当代实践经验，深化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全面认识市场的功能和更加自觉地利用市场的作用。市场体制拥有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功能，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一方面应该认识：市场经济是一种富有活力的组织财富生产的形式和体制，它能有效调动主体的积极性；能依靠价格形成机制使产品适销对路；能依靠竞争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能依靠自我积累，实现自行发展。较之历史上出现过的自给自足经济、政府统治经济，传统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更好的经济组织形式。实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为了有效地利用市场调节的功能，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我们也应看到：1．市场机制在分配中存在收入差距拉大效应，在体制转型期，甚至会导致严重分配不公；2．市场导向的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失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会出现剧烈的运行波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3．市场经济的消极外部性和成本的向外转嫁，会引起环境、生态、资源等的过度耗用甚至破坏；4．盈利最大化的生产机制不能提供充分的公共产品(包括公用品、福利品与公益品)，从而不能满足困难群体与低收入者的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5．面向市场的竞争性生产与营销，总是激励过度消费，甚至导致浪费资源畸化的生活方式和非理性的物质文明。 完美无缺的体制从来不曾存在过，在认识和对待市场时，人们应该持有全面的观点，而在利用市场时，更要持兴利除弊的态度，关键是做好市场功能与政府作用相结合这篇大文章，自主地驾驭市场力量，充分发挥其积极功能。 第二，发展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能防止财富占有中的私人垄断，从根本上保障分配公正；能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加快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发展；富有竞争力的公有大企业是实现科技进步的带动力量；公有制经济具有启动快速和对国民经济实施强拉动的功能，特别是公有金融体系本身具有宏观调控手段的性质，而一个保有恰当的公有制的经济结构，则能成为强化宏观调控能力的体制保证。 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帮扶”，必须深化改革，着眼于搞好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创新。公有企业要实行股份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度，还要搞好资本经营管理母公司的构建。在农村，要大力支持和发展多样新集体经济。总之，发展公有制经济，要使企业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充分适应于市场，要通过具有产权主体性质的公有企业的构建，确保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活力，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由此把公有企业做大做强。 第三，构建拥有强有力宏观调控能力的市场经济。市场自发调节的经济运行中，盲目扩张，结构失衡，发展过热或是沉滞不起等等现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依靠市场调节不可能实现经济自我调适和实现宏观均衡。这就要求把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和政府的有效宏观调控相结合。 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行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的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弱“国家干预”，听任大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自由活动。此后，美国经济中更呈现出过度的经济金融化，虚拟经济快速膨胀而实体经济则出现萎缩。过度膨胀的金融信贷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而金融监管薄弱更使金融运行的风险大大增强。美国式金融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在生产能力与内生需求不足的矛盾和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的相交织中，特别是金融、信贷矛盾的激化，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进而演化为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采取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下，经受住了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考验。但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也出现了三次(1988-1989，1993-1996，2008-2009)经济大波动，呈现出经济增长不稳。 仍在发展中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运行的势态给我们的启示是：经济体制越是市场化，越要求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调控，而我国新时期经济进一步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形势，要求我们切实建设好宏观调控体系，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增强科学调控能力，也就是要着眼于建设拥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四，发展拥有发达的公共产品生产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立足于和依靠盈利趋动的竞争性商品生产，也就是：产品生产与人们的需要的满足主要依靠受市场力量调节的“私人物品”的生产以及市场性的分配机制。但是市场存在失灵或缺陷。其一，一些物品在物质技术上具有消费和占有非排它性，依靠市场性生产会发生供给不足。其二，一些产品的生产具有自然垄断性质，需要有生产中的政府干预。其三，市场只承认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众多穷人，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基本需要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获得满足。亚当·斯密因其对“看不见的手”的功能的过度推崇和“市场乐观主义”，使他忽视市场的诸多失灵和缺陷。他向世人推荐一个只会使财富与贫困相并行的主要依靠私人物品生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发展条件下，西方发达国家不再遵循斯密的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向劳工和低收入者提供社会保障品的当代福利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环保运动的推动下，有关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以及节能减排等也被纳入公共物品生产的范围。因而当代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超出了斯密模式，成为私人物品生产与公共物品生产共存的体制。当然，西方的公共物品生产被桎梏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存在着许多局限性，特别是公共物品生产并未能根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贫富对立。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行依靠市场决策性的竞争性生产和非市场决策性的公共产品生产并举，来实现财富的最大创造，特别是要重视和加强福利品的生产和提供，来充分有效地满足低收入者，以及遭遇困难者的需要。在我国当前正在大力从事的包括教育、医卫、文化在内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建设，不仅是为了解决现阶段迫切的民生问题和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而且这一大规模福利公共品生产与提供计划的深层内涵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低收入者进行劳动报酬的补偿，由此弥补市场机制作用下按照要素市值贡献分配的缺陷，从而体现了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完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共产品生产还包括用来改善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特别是用来改善落后地区、领域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用来进行当代尖端性、战略性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力跨越发展的公共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用来维护人类的自然生存条件的环境、生态公共设施建设，等等。可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共产品生产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它意味着：人们通过市场决策性生产和公共产品生产两种机制，实现财富生产最大化；又通过市场性的产品分配和福利性产品分配来实现财富的人民共享和共同富裕。我国实践中的公共产品生产范围扩大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拥有发达的公共产品生产的市场经济。 综上所述，基于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建设新理念、新要求，以及基于我国当前改革的现实状况及其趋势，我们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拥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的、具有发达公共产品生产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出现在我国大地上。而对这一崭新的经济体制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理论阐明，则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的重大课题。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试谈我国体育产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作者：刘玉海 蔡继云 王晓蕊 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体育消费呈现出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良好的增长势头,体育产业因此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消费增长点和投资热点。体育产业在我国发展虽方兴未艾,但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体育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体育产业布局和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地域发展不平衡,呈现出城乡之间和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由于受经济、文化、思想观念和资源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我国的东部特别是沿海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广州等,体育消费水平较高,体育产业已成为本地区的投资热点。而西部地区如宁夏等,体育消费投入微乎其微。第二,运动项目产业开发不平衡,由于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观赏性、普及程度和在国际上取得成绩的含金量有较大差别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其产业资源价值、市场容量和效益有很大差别,如足球、篮球、乒乓球、网球和田径的个别项目等市场开发已有一定规模且带来一定效益,但除此之外的其他项目难以进入市场。 (二)相关产业潜能没有充分发挥,产业质量不高 目前的体育产业较注意有形资产的利用,如体育场馆的租借和经营,但对无形资产如对各赛事活动的会徽、会标、冠名权及指定产品,各协会、俱乐部自身标志、队名价值等重视开发不够。从体育用品市场上看,高档产品市场的大部分仍被国外著名的体育用品公司直接生产或合资生产,而国内体育用品行业中的一些明星企业高档产品在整体上仍有很大差距,许多体育用品企业没能开发新的名牌产品,普遍存在着款式品种陈旧、质量低劣的现象。产业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各类体育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管理水平较低、经营管理观念落后和市场竞争力较弱。大部分体育企业缺乏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经营方式落后,缺乏品牌意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体育用品企业能否创造出国际知名品牌将是我国体育产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 (三)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优惠政策的扶持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高层次的体育产业法规,没有一支有力的体育执法、监督队伍对我国的《体育法》实施状况进行监督检查。至今中国彩票市场仍未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来规范彩票的发行销售体制,更别说引进竞争,建立起一个独立有效的公众监督体系。 政策倾斜往往是一个新兴产业必要的助推剂,体育产业迫切需要政策扶持以尽快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在体育经济发达的国家已有成功的经验,比如对体育场馆的投资可以享受土地征用的优惠政策和低息贷款、对体育比赛收入和体育组织接受的捐赠可减免税收等。而我国由于体育市场发育的不完善,缺少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明确政策,尤其在融资、赞助和建立产业发展基金方面没有明确的、可操作的产业扶持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育产业的发展。 (四)体育产业的管理人才匮乏,结构不合理 我国的体育产业长时间受计划经济的影响,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暴露出了体育产业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现有的体育管理人员多是退役的运动员、教练员,且具有高学历的体育管理人员很少。这些人中有的只熟悉运动过程,而对经营知识知之甚少,很难想象一批没有高学历、没有经营管理知识的非专业人员能经营出高效率、高产出的体育产业实体组织。 二、发展我国体育产业的对策 (一)调整体育产业结构,逐步实现平衡发展 为解决地域不平衡的问题,可建立体育产业发展基金,启动和扶持地方龙头企业和培育骨干产业,多渠道筹措资金。通过国家财政增投资金、体育部门自筹资金和利用社会资金建设一批既能举办比赛又能向社会开放的多功能场馆,作为体育产业的阵地。同时乘西部开发之风,发展西部体育产业,提高各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加大比赛和表演的观赏性,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体育产品,促进体育产业结构的平衡。 (二)加快体育产业化改革步伐,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质量 国内体育用品企业必须不断开发研制新产品,并通过相应的营销手段提高市场占有率,通过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使国内体育用品满足国内消费者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扩大出口量、占领国际市场。 应着力把健身娱乐和竞赛表演等作为重点,并带动体育技术培训市场、体育无形资产市场、体育用品市场和体育中介市场的良性发展。从企业投资来看,由于竞技体育项目具有娱乐性和观赏性,因此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可以创造市场,有了市场就会有投资者和生产者,而投资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所投资项目的市场能力和经营效益,因此,那些具有市场潜力的竞技项目应当受到关注。 作为体育产业承担主体的体育企业应把重点放在无形资产的变现上,即品牌化经营。通过整合现存的体育企业,形成一批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规模化的企业集团,打造出自己的品牌企业,尽而提高产业质量。 (三)建立健全体育产业法规体系,借助政策手段适度扶持 当今至关重要的是加快和完善体育产业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从战略的高度制定一个长远的产业发展规划,加强体育市场的立法管理,建立结构合理、层次衔接有序的体育法律法规体系,把体育产业的发展纳入法治的轨道。法制建设主要应从体育产业的主体组织、行为规范以及市场环境秩序的维护等几个方面进行。 国家在规划布点、发展项目和发展产品上应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如简化管理程序、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和对投资者利益特殊保护等,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体育,加快体育产业的发展。 (四)培养体育产业人才,提高体育产业管理水平 必须彻底改革由体育工作者或行政干部管理的模式,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渠道加快体育产业人才的培养。培养、培训、选拔既懂体育管理又懂市场营销的体育产业管理人员,是增强体育产业组织竞争力,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实现体育产业高校发展的强有力的保证。 体育产业被誉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我国的“朝阳产业”已显示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我国的体育产业尽管已有长足的发展,但其效应并没达到预想的目标。因此我们应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入手,分析问题的关键所在,并借鉴体育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的经验,为我国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职能的定位 我国财政当前面临的问题：一是财政支出用于消费的比例过大；二是财政用于投资的部分少，而投资领域又过于分散。财政配置资源的领域过于宽泛，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发挥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配置资源的作用，关键是要解决我国财政职能定位问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是公共财政 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是公共财政，这是由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决定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市场经济的共性决定，财政职能必然定位于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是指财政资金重点流入公共产品投资领域，也就是财政配置资源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财政在国民经济活动中主要承担三种职能：资源配置职能、调节分配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对于后两种职能，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们没有因经济体制的不同，其职能作用的范围受到限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起调节分配和调控总量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相同，而且都是对全社会经济运行的调节。对于资源配置职能，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其作用的范围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起着对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而纯粹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起着对全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在现实经济中，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起着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政府也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政府配置资源的职能也就是财政配置资源的职能。所以关于我国财政职能定位其重点是财政配置资源的职能。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主要是由于公共产品或劳务的存在。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在经济学文献中，公共产品的特征归纳起来可以有两点：一是非排他性或共同受益；二是非竞争性。由于公共产品的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价格调节作用难以发挥作用，导致市场失灵，在这个领域资源配置缺乏效率，需要政府介入。就是说，公共产品需要财政支持是资源配置效率决定的。经济学中，关于资源配置效率含义最严谨的解释，也是最通常所使用的解释是“帕累托效率”准则，即如果社会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调整都不可能在不使其他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更好，那么，这种资源配置的状况就是最佳的，也就是具有效率的。如果达不到这种状态，即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而使得某人的境况变好，而同时又不使任何一个的境况变坏，那就说明资源的配置状况不是最佳的，也是缺乏效率的。当然，“帕累托效率”准则，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现实中难以实现。那么，我们如何衡量效率实现，效率的实现条件是配置在每一种物品或劳务上的资源的社会边际效益均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即msb=msc. 用此来分析公共产品必需政府介入的原因。依据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一是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使得增加一个人的消费所引起的边际成本为零，但是，新增加的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并不说明提供这一产品不需要成本，需要成本就需要费用来弥补成本，而收费就会阻止人们消费这种产品，由此，公共产品由市场提供时，就会导致公共产品闲置；二是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使得人们完全有可能在不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享受通过其他人的捐献而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劳务的效益，即免费搭车。由于免费搭车现象大量存在，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会大大增加，而导致公共产品供给量不足。由于公共产品特征所决定的，上述两个方面的效率损失意味着在公共产品领域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直接提供，即通过财政投资来解决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在现实中，公共产品或劳务满足其两个特征的情况又是不同的。不是所有的向整个社会共同提供的物品和劳务，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例如，公路所提供的服务，无疑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它却不一定满足非排他性的条件，因为在实践中，完全可以通过收取养路费的方式将不愿为修路付款的人排除在公路使用范围之外。那么，公共产品根据其“公共”性质因表现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强弱不同，可分为，第一，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只有同时满足公共产品两个特征的产品，即消费上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和劳务，就是纯粹的公共产品。纯粹公共产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防。在任何国家要想排斥任何本国居民从中受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第二，半公共产品或劳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与纯粹的私人产品或劳务并不十分普遍，而更多的居于两个极端中的物品或劳务，即具有私人产品或劳务的特性。半公共产品或劳务又可分为，一是拥挤性的公共产品，是指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而产生拥挤。它的特点是，具有非排他性或消费者共同受益，但消费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例如，公路，当行驶的车辆达到一定数量之后，追加的车辆便会阻碍交通，造成公路拥挤。二是，价格排他性的公共产品，是指具有非排他性的产品。但它的排他性的特点，一方面是具有共同受益的特点，即谁都可以享用；另一方面，它在受益上是不完全的，可以排他，即谁花钱谁受益。如，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兴建的公园，名义上全社会的成员都可以到公园游览，享受公园提供的消费，而实际上由于公园收费，只有为此花钱的人才能进入公园。这就是价格排他的公共产品。 对于不同的公共产品，财政采取的支持方式是不同的。纯粹的公共产品由财政直接投资进行建设，而半公共产品即可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也可以由政府部门直接提供，或是由政府部门给予补助的办法通过市场提供。在半公共产品中，对于第一种拥挤性的公共产品，它只有在消费者达到一定数量之前，其消费才具有非竞争性。这可以通过对消费者收取一定费用去实现排他性。由此，既可以选择市场供给，也可以选择政府供给。世界各国情况不同，一般讲，公路、桥梁和类似的公共设施建设，通常是以政府投资，政府经营，而消费者向政府交纳一定的使用费。而电影院、剧院、体育设施等，则一般由私人部门出面提供，其投资，一方面来源于向使用者收取的费用，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政府补贴。在这里，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对于第二种价格排他性的公共产品。这些部门，市场和政府相互作用，即或是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由政府进行补贴；或是由政府直接出资经营，通过市场渠道销售，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如学校、医院、大型交通设施等。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是由于公共产品的存在，以及资源配置效率在公共产品领域失灵，而要求政府干预所决定的，所以说，公共财政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我国财政职能定位于公共财政，除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需要外，还是我国财政现实的选择。自1978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逐年下降。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1.2％，到1980 年降到25.7％，1990年降到15.8％，1996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只有10.8％。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前提。随着财政收入在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减少，财政如何发挥财政资金效益就是目前财政运行的关键。由此，财政再像传统计划体制下，全方位、多领域地投资，已经不现实，也不可能，而且也难以使有限的财政资金起到合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应该说，我国建设性财政的现状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关，我国原有的统收统支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决定国家是唯一的投资主体。计委制定基本建设计划，财政出钱投资建厂，形成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利润全部上交财政，再由财政进行再分配。在这种体制下，从基础设施到针头线脑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都属于财政投资的领域。可以说，我国国有企业囊括范围有多广，财政投资范围就有多大，但是规模不经济。 据统计，1996年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有506445个，其中，国有经济为86982个，占17.2％。而在国有经济中，小型企业有71219个，占国有经济企业个数的81.9％。下表通过资本金、固定资产原值和固定资产净值三个指标来分析我国现在国有工业企业规模状况。 我国国有工业企业中，小型企业在资本金和固定资产总值方面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可企业数量大，由此，规模不经济。平均每个企业的资本金是287.4万元；固定资产原值685.9万元；固定资产净值483.9万元。这些小型国有企业遍布我国工业每个行业。当然， 我们不能说，这些小型企业现在的资本金全部都来自于财政拨款，但起码是通过财政投资形式建造的。因资料的原因，我们现在很难将财政资金剥离出来，得出量化的概念。即使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因为经济体制的变更，非国有经济的生长和财政本身财源的有限，财政在国民经济总投资的比重在缩小。199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投资占2.7％，但投资的范围并没有相应地缩小。 近几年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仍在增长。国有工业企业个数1995年比1994年增长15.5％， 1996 年比1995年下降3.6％，但比1994年增长11.4％。所以， 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再像撒胡椒面一样投资，已难以为继。财政收缩投资领域，由目前的吃饭财政和建设性财政转向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我们财政现实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财政如何向公共财政过渡 我国财政从目前的吃饭财政和建设财政转到公共财政，必须进行两方面的改革：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财政自身的改革。 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讲，首先解决财政负担吃饭人口过多的问题。一是改革政府机构。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就是从减少政府办事机构入手，从根本上实现减员的目的。二是改革事业单位。财政负担的吃饭人口，还有一部分属于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的经费来源也是机构改革的一部分。这就要将除基础研究和国家必需拨款的研究机构外的应用研究单位推向市场，使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率，使它们适应市场需求，面向市场进行实用性研究，并将成熟科研成果逐步转化为生产力。三是提高政府机构成本意识。目前，我国政府机构运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讲成本。应该说，一个廉洁的政府同样是廉价的政府。所以树立成本意识，少花钱，高效率是建立廉价政府的关键。 从财政自身来讲，第一，确定财政配置资源的范围。公共财政与传统建设财政的不同在于，公共财政要求财政配置资源的范围是公共产品领域。我国财政由目前建设性财政转到公共财政，主要问题是解决财政投资范围。1996年我国财政收入是7408亿元，财政占gdp的比重为10. 8％。财政建设性支出1923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4.2％，其中生产建设性基本建设支出619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7.8％。在我国财政收入有限，又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用好现有的财政资金则是当务之急。好钢用在刀刃上。收缩财政投资范围，一是将有限的财政投资资金用在急需国家投资和国家应该投资的领域，即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二是财政投资于水、电、路、气、交通、通讯等行业。这些行业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特点，即经营规模越大，经济效益越好，独家经营效益优于多家竞争。由此，天然存在竞争失灵的可能性，需要政府介入。三是环境保护等领域。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与环境的不断恶化成正比，所以，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环境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环境保护同时又是外部效应影响所致，它必须通过政府的非市场方式进行矫正或解决带有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这里财政不是以直接投资方式，而是以补贴方式来实现其职能。 第二，采取多种财政配置资源的方式，也就是说，改革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财政投资于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不等于要财政投资，政府直接生产。财政投资于公共产品生产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就是说，公共产品政府供给和公共产品政府生产是两个概念。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是指，公共产品所需资金是通过政府预算获得的，并且无偿使用，而公共产品政府生产是指公共产品所需的资金不仅来自于政府预算，而且其生产还在政府的直接管理下进行的。前者是资源利用的概念，后者是生产组织的概念，由此可见，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和公共产品的政府生产是两个概念。公共产品政府供给不是必须要求政府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产品的生产可以采取公营和民营的两种生产形式。1981年美国公共产品中公营生产的比重约占49.6％，民营生产的比重约占50.4％，大约是一半对一半。所以，改革我国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十分必要。 1、改革政府包揽全部公共产品生产的状况， 实现公共产品生产的民营化。政府干预公共产品（或半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特征所决定的，但是政府供给和政府生产又是两个不同概念，政府供给的条件下，公共产品可以采取公营生产，也可以采取民营生产，这是由其效率决定。所以，政府转变职能收缩投资范围，改变直接经营私人产品生产状况，同时，也应该改革包揽全部公共产品生产的状况，逐步实行公共产品生产的民营化。从市场国家的经验看，一般民营生产比公营生产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所以，我们可以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已有的成熟做法，推进公共产品生产的民营化。 2、政府减少对公共产品的直接经营， 而转向对公共产品供给的管理方面。政府通过财政收支规模控制和影响资源在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配置；政府通过对公营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使其提高效率，改进服务，同时，在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公共产品生产领域时，进行规划，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民营企业进入和公平竞争。改革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减少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经营，目前，政府应采取逐步退出的方式。一是财政将原来拨改贷资金、财政基本建设投资转为资本金，以企业股东身份参与企业管理，退出直接生产经营。二是通过产权转让，将国有企业的资产转让出去，并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三是对进入公共产品生产领域的民营企业，在加强管理的同时，采取优惠政策，以便引进竞争机制，搞活国有企业。 3、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目前， 我国某些公共产品领域的民营化已经开始起步。比如，城市交通方面的民营承包小公共汽车和个人出租汽车等等的运营；通讯方面的bp机无线寻呼系统等等，这些公共产品生产领域的民营进入改变了原有公营企业一家垄断的局面，在适应社会需求、方便人们生活方面已经显示出一定的活力。 4、采取多种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 政府投资于公共产品生产只是为了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所以，只要达到目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一是政府招标，与民营企业签订供给合同。这一般适用于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城市基础设施和部分公共服务行业。政府提供招标项目，企业投标，在多方竞争后，政府选择最有利的企业，与其签订供给合同。二是政府授权经营。这一般适用于城市公共服务行业，如自来水公司、电话、供电等行业。在国外，影视、广播报纸出版行业也采取这种方式。当然，必须建立严格的申请审批制度。我国目前也出现民营的影视公司，为繁荣文化，活跃人民生活起到积极作用。三是政府采取补助津贴、优惠贷款、无偿赠款、减免税收、直接投资等形式，资助提供公共产品生产的民营企业。这一般适用于科技开发、教育、卫生保健、图书馆、博物馆、城市住宅建设等领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在改革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应该更加灵活地采取多种形式，以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由此，通过改革，最终使我国财政由现在的吃饭财政、建设财政转变为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两大经济手段，二者都是从 价值上来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实现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协调这两大经济手段，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一）社会财力结构和社会积累职能日趋复杂化。具体 表现为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以企业资金为主体的预算外资金 的急剧增长；（二）在社会财力的运用上，出现了控资来源的多渠化，投资决 策的多极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三）社会财力的日趋流动化和社会资金融 通关系的广泛化、市场化。这些新变化，客观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 货币政策的协调要求。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特征，要求财政和银行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的 运行。但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 相互补充的。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 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 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 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两种经济杠杆不能单打一，要综合运用，扬长 避短，以发挥交叉效应。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 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 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 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效果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 也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需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 1、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货币政策，做到财政分配总规模 的大体平衡。 2、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包括：税收杠杆、补贴杠杆 、预算杠杆、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杠杆等。 3、加速包括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在内的市场建设，使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建立在市场行为之上。 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套模式 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套模式的最佳选择应是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 币政策，即紧中略有松的财政政策和松中略紧的货币政策的组合。 （一）实行紧缩财政政策的依据是财政面临困难。当前财政所面临的困难主要 体现：（1）财政收支不平衡。1979—1995年，财政几乎年年出现赤 字2540亿元。据估计，这种收不抵支的财政状况今后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2）财力分散。由于在国家与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上处理不当，财政收入 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4年约11．8％，是历史上的最低点。特 别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实行了分税制，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仍未理顺，中央 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依然很低，1994年，这一比例仅为33％ ，而同期市场工业化国家这一比重多在70％—90％之间，相对而言，我国 属于“弱中央”的国家行列。（3）财政补贴过大。1993年财政的价格补 贴、亏损补贴分别为300亿元和400亿元，如此巨额的财政补贴已成为财 政的沉重负担。（4）债务规模大，依存度高。1995年，中央发行债务达 1350亿元，债务依存度为53％，1996年，中央已发行1950亿国 债，沉重的债务负担有可能导致中央财政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危机之中。（5 ）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现在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国有企业亏损，这说明，财政 收入的来源基础受到动摇。上述五个方面均表明财政陷入困境，如果不实行较 紧的财政政策，巨额赤字和巨额债务将使人民丧失对将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从 而导致财政危机和信用危机，进而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 总需求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供给方面，而供给方面则是由产业结构的不 合理造成的。紧中有松的财政政策可以对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灵活调节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查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搞活是 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两大工具实现的。对于国家要优先发展的部门、行业或地 区，一方面，国家可以采取低税率、税收减免等措施来提高这些部门、行业或 地区的盈利水平或经济效益，引导人力、物力和财力流向这些部门、行业或地 区，从而增加相应产品的供给；反之，对于国家想要限制的部门、行业或不优 先发展的地区，可以采取高税率等措施来降低这些部门、行业或不优先发展的 地区，可以采取高税率等措施来降低这些部门、行业或地区的盈利水平或经济 效益，从而减少相应产品的供给，最终实现总供需平衡。另一方面，财政支出 本身就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财政资金在各部门、行政或地区的 倾斜投资或优化支出结构本身就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可见，财政支出在确保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上都具有 很强的调节作用。 （二）实行松中略紧的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包括如下几点： 一是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需要。我国经济仍存在着资金 不足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即要靠社会内部积累，也要积极吸收利用外资。 据调查，当前企业资金短缺，产品积压情况严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在这种 情况下，必须适当放松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利率、增加再贷款等 措施来增加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量，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尽管财政政策 也是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有效手段，但由于财政政策调节的力度太大且直接 ，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也力不从心。货币政策的应用则可以发挥较好作用，避 免经济出现急剧波动的运行情况。 二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需要。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主导。国有企业的状 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和改革的步伐。因此，增强国有企业 的活力，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货币政 策是搞活大中型企业外部配套措施的一个内容。这些年来，资金紧张，周转困 难，债务负担沉重，长期高负债经营一直是国有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实行紧的货币政策，企业占用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所需的流动资 金和固定资金就得不到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就难以维持，搞活国有企 业就无从谈起。总之，搞活国有企业需要松的货币政策。由于银行资金不同于 财政资金，是有偿的，可以周转使用，那些管理不善、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将 因此而得不到贷款，并将被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促进搞活国有企业上， 较松的货币政策是可取的。 三是发挥宏观调控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客观需要。目前，我国正进入高速度发展经济的新时期，银行只有实行较松而又略紧的货币政策，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 金融环境，以期达到既高速度，又宏观协调（即防止比例失调与通货膨胀）的 预期目标。银行在实行松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发行与信贷规模时，必须同时 实行略紧的货币政策，适当控制过大的货币发行与信贷投放规模，尽量优化贷 款结构，做到松中有紧，并与财政政策密切配合，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协调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平与效率关系分析 论文摘要：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发展中永恒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由此所反映出的公平让位于效率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引发起人们的关注。人民群众对于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党的十七大上中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主要分析市场经济微观机制下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公平；效率 1 公平与效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表现，从一个管理学定律谈起 管理学范畴有一个著名的80/20定律，即通常一个企业80%的利润来自它20%的项目。将这个概念延伸到企业的经营上，也可以解释为一个企业80%的利润来自它20%的客户。因此企业都会把更多的资源放在为这20%的客户服务上面，例如现在银行每年都要征收小额账户管理费。这些小额度账户的持有者大都是中、低阶层收入者。在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本身就有一种摆脱掉自己所应负有的社会职责的冲动。由此可见，如果拥有资本数量不同的企业和个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可能会享受到不同的待遇，富人会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待遇，而穷人则有可能被排除在这些服务以外。因此加强政府提供社会公共物品的力度，如加大对教育、医疗、居民养老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这种差距。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范围和种类也应该逐渐加大，特别是为穷人子女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如职业教育，创业贷款等，尽量缩短富人和穷人子女在竞争起点上的差距。 在这里私人机构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采取各种措施为富人提供各种个性化的服务就是追求效率的体现；而政府机构加大公共服务力度，就是注重社会公平的体现。 2 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最易激化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者处于买方市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作出抉择，可以选择的余地是最大的，而且此时整个社会的福利是最高的。当这个市场是垄断市场时，市场上的需求大于供给，消费者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厂商则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得更多的利润，此时即是典型的效率优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厂商自身的理性行为肯定是逐利的，其原则也是以效率为先。下面以我国房地产市场为例进行说明，由于我国人多地少，且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阶段，有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市中来，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旺盛，房价居高不下。因此如果从社会公平争议的角度出发，政府不应该允许发展大型豪华别墅和豪华墓地。虽然开发豪华别墅和豪华公墓可以帮助开发商更快更多的创造利润，却以变相的减少了市场供给，推高了房价为代价，将大量的中低阶层收入者挡在了房地产市场大门外。当房价不断高涨时，商品房已经成为最有价值的投资产品，因此先富起来的人完全可以通过囤房、炒房来实现保值、增值。在此过程中，房价上涨的成本主要转嫁给了拥有刚性需求的中低阶层收入者。在房价不断高涨期间，资本获得了太多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先富不仅没有带动后富，反而是在剥削后富，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现在房价的歧高已经对我国经济的运行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持续攀高的房价很容易积累起大量的泡沫，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 房地产商对利润的追逐对应着效率，而提供符合中低收入者支付能力的房源则对应着公平。很显然，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中突出的显示了效率的含义，而忽略了公平。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都是由保障房或者廉租房市场和商品房市场共同构成的。只有在商品房市场，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遵循价高者得的市场经济规律。在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中，保障房和廉租房处于极度短缺的状态，使得大多数中低收入者也不得不进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因此从公平角度出发，我们就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重新作出一个更加全面的规划，大力发展保障房和廉租房，使房地产市场成为一个多层次的市场。 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这都是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本身的机制并不能到达这样的效果，在不加以制度规范的前提下市场经济是“一切向钱看”的，一切以利润为导向的，一切以实现利润的多少为评价标准的。 3 现阶段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就是过于重视效率而忽略了公平，从而导致了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已经达到了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经济总量的急剧膨胀往往带来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类似的情景在几乎所有经历过快速增长的国家的历史上都发生过，人们处置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有一些国家成了当今世界上的“成功国家”，另一些要么坠入了动荡不宁的泥淖，要么重新回到了贫困的深渊。 我国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根据当前的社会形势与客观国情，作出了新的调整。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表明我国政府已将宏观管理与调控的操作重心从效率转向公平，为我国今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如何正确认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方向。 注重效率是我国经济社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关键所在。公平起着稳定社会情绪，为经济社会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后续力量的作用。因此我们不应只看到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关系还应该看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不能只追求公平而牺牲了效率，这是我们早就丢弃了的“平均主义”；我们也不能只追求效率而不顾公平，这样只会引起社会贫富严重分化，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一旦失去和谐安定的发展环境，更无效率可言。因此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公平和效率的和谐共存。 效率将整个社会的发展引领到更高的层面上去，公平使得整个社会的发展更加健康，为社会的后续良性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4 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和谐共存 （1）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指导，促进公平竞争和充分竞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以中国药品市场为例进行说明。中国目前药品市场上部分药品在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后，部分药企会因为利润微薄而逐渐停止生产这些药物。在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制下，药企做出上述决定是很正常的反应，但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则是一种损失。利润微薄并不等于没有利润，仅就制药企业出现的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于药品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所造成的。公平被迫让位于效率。为此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降低医药企业进入门槛，力促市场竞争，或者出台相应的强制性政策，对参与竞标的药企要求其必须信守承诺，并给予一定的优惠。但是从长远来看，最有效的仍然是成立以非盈利或微利为目的的国有大型药企，完善社会公共药品的供给体系。 （2）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府是提供各种社会公共服务的最主要机构。提供像教育、医疗、养老等对社会稳定和进步意义重大的社会公共服务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责，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就是社会稳定和公平的保障。在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应该最彻底的贯彻公平优先的原则，提倡无利和微利经营。虽然我们现在的一些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和卫生领域鼓励私人投资，但是这些私人投资只能算作是有益的和有限的补充。像现在出现的入学难和看病贵的问题都应该属于政府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我们只有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和管理质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本身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将是越来越多的，并且对其社会管理水平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总之，在新的阶段我们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同时，还要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建设，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加强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几点启示 【摘 要】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尽快解决“三农”问题，仍必须通过深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经营体制改革，培育农村市场主体，加强市场环境建设，多方面促进社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关键词】农村 市场经济 改革 党中央坚持把搞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不断加以强化和深化，这充分说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村的经济搞上去。推进市场化改革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我国农村的改革实践证明：没有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就不会有中国农村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变化。同样，在新的发展阶段，仍必须通过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如何深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值得我们探讨和实践的问题。 进一步深化我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努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全面提高农村市场主体的素质，使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运行机制，应从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市”两个方面：在深化改革方面，通过深化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和大力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健全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农产品成本控制机制、市场供求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依法治“市”方面，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规则，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环境。调整财政信贷分配格局，加大农村经济发展扶持力度程传兴强调，农业是弱质产业，客观上需要支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形势下，农业发展迫切需要国家加大财政投资力度。 二、加强经营体制改革，培育农村市场主体 1.引导农户适应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市场经济调节范围的扩大，农户参与市场的程度也在提高，但总体上还是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主要是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生活，习惯了国家的行政管理，缺乏自主决策的经验和能力。而且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在掌握市场信息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运用农业科技也受到限制对外招商引主体。农业投入问题是长期困扰农业发展的“瓶颈”。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培育农村市场主体，启动境外资本、工商资本、民间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是招商引资的主要任务。 2.组建公司兴主体 主要是发展公司制农业，按照现代公司制度的要求，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培植一批加工型、流通型、生产型和复合型的农业企业。 3.鼓励干部转化为主体 根据上级有关政策，鼓励机关干部、科技人员离岗创业，兴办和领办农业经济实体。 三、加强市场环境建设，健全农村市场体系 1.发展成熟的生产要素市场 劳动力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我们应改革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鼓励富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提高他们的素质，以增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资金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很大一部分在于资金不足。因此，我们应着力解决农村的资金问题。我们的政府应转变职能，加快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 2.政府应加强对各种政策法规的调控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立法空白区制定相应的促进农村市场经济改革的政策法规，按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要求去贯彻执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我国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所承载的权益是不一致的，这种城乡不统一的户籍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使户籍登记能够准确反映公民的居住和职业状况。由于“二元结构”的限制，我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亿，流动人口已经从城市体系中占较少比例的群体成为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的经济联系、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化。同时，由于流动人口成为城市体系的边缘人，他们在城市中遭到的一系列社会排斥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公平和建设和谐社会，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因此，随着城乡迁移和人口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户籍制度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迫切需要推进城乡户籍体制和相应的公共福利体制改革。 3.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 我国医疗、养老、住房、劳动保护等福利保障待遇基本上只施惠于市民。城乡不统一的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阻碍了城市对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吸收。因此，要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制度，消除在城乡分割制度下农村劳动力在获得教育、技能培训、健康与营养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与城市劳动力存在的巨大差别。 四、兴办村办企业是实现农村发展的有效方式 农村的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经济问题。而如何搞好农村经济？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是兴办村办企业，通过集资或引资等渠道在每个村庄内搞一个或两个这样的集体企业。这样的企业有很多好处，如，吸纳本村的劳动力。本来，在农村地区有许多农民到城市里打工，而现在不用出本村就可解决就业问题。由于企业有一部分赚的是城市的钱，这样资金因素便可以流通到农村来，进而加快实现村办企业的原始积累，加快了资本的流通速率。资本的生命在于流通，农民挣了钱而后又以各种方式用于消费，这实际上是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支配能力。 因此，加强和深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基本途径。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经营体制改革，培育农村市场主体，加强市场环境建设，健全农村市场体系，完善农村商品流通网络，加快建设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加强农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在上述方面进行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市场经济体制下降低成本的途径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降低成本的基本途径 市场经济体制下可以通过理念更新、生产经营管理创新、财务管理创新等方式实现降低成本的目标,并且一般都要综合运用这些途径以取得最佳降低成本效果。 1、通过理念更新推动成本降低 从实践来看,几乎所有的成本发生都与人有关,因此,只有人树立了降低成本理念才能推动成本节约。这一过程中,首先,领导者要带头更新成本降低理念,要树立降低成本就是增加利润或者提高效益举措的基本理念,带头参与到各种有利于成本节约的行为当中去,通过领导的示范带动促进成本降低。其次,广大职工要树立积极参与降低成本理念,职工要树立主人翁意识,以帮助所在单位节约成本就是为单位服务,就是立足岗位多做奉献的一种意识,利用这种理念指导自身行动,规范自身行为。 2、通过生产经营管理创新推动成本节约 生产经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成本包括材料、人工等成本,还包括管理费用等,因此,必须强化生产经营管理降低成本。首先,生产经营准备阶段成本管理,这一过程中要加强对市场原材料供应商等的调研,通过谈判有效降低燃料、原材料等的成本。其次,生产经营过程中成本管理,要通过改进生产工艺、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边角废料利用水平等促进成本降低。再次,通过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控制成本,要完善物流配送、降低产品损耗,促进成本降低。此外,还可以利用技术创新、标准化等推动成本节约,特别是标准化工作既可以保障质量,又可以降低谈判等成本,对于成本节约意义重大。 3、通过财务管理创新推动成本节约 财务管理创新是成本节约的重要途径,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全面预算管理等推动成本节约,通过编制预算方案,推动预算执行与考核,可以有效的促进成本节约。其次,通过信息化财务管理软件促进成本节约,可以利用信息软件对单位内部所发生的各种费用进行监督,一旦成本超标则进行预警,以此推动成本节约。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动成本降低的现实保障 降低成本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竞争、追求效益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管理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在厉行节约的背景下推行降低成本方案更为易行。实践中,单位可以从完善降低成本方案、强化组织考核、强化监督等方面推动成本节约。 1、制定降低成本的细化方案 首先,要制定成本控制标准,单位要根据各部门、岗位的职责定位,年度业务工作量,明确部门经费支出或者说控制标准,以此作为成本控制目标。其次,要细化各部门成本支出细节,对于可预见的支出,要通过预算等方式在支出金额、时间节点上予以明确,特别是对于与往年比较成本节约达到一定比例的,要积极进行沟通和协调,明确成本降低的原因。再次,要明确成本控制的责任主体,一般而言,单位内部要形成以部门负责人为主体、全单位以主管财务的领导甚至一把手作为成本降低的责任主体推进成本节约。 2、强化降低成本的组织考核工作 首先,要强化对成本发生过程的管理,单位通过分析成本构成及发生的环节,科学的预测成本变化情况,以此为基础制定全过程成本管理体系,并动员相应岗位人员参与到成本降低活动中来,形成降低成本的良好氛围。其次,要充分调动审计、财务等部门的积极性,形成降低成本的组织力量。实践中要整合各部门力量,避免各自为战等导致成本控制不力。再次,要强化成本发生的考核工作,对于明确的成本控制目标,在年中和期末要组织目标考核,对于考核结果为成本降低未达标的,要给予相应的处罚,同时,对于成本控制较好的,要总结经验并进行推广。 3、强化降低成本的监督工作 首先,要积极推行事前监督,要真正达到降低成本的目标,必须在经济活动发生之前就跟进,全面了解即将发生经济活动的基本情况,并对事先编制的成本方案进行审查,将降低成本监督重心前移。其次,要进一步强化事中和事后监督,在重大经济活动发生过程中,要指派专门人员负责全过程跟进,在经济活动结束后积极组织相关审计活动,以此保障监督的时效性。 作者：张明 单位：山东矿业管理技术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市场经济体制下医院财务管理方法 一、医院财务管理创新的重要性 首先，是顺应时展的产物。市场经济的发展，取代了计划经济的主体地位，对于企业和单位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为了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步，必须对自身进行改进。而对于医院来说，财务管理是其运行的前提和基础保证，加强对于财务管理的创新，可以有效节约医院的运营成本，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进而提高医院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保证医院的稳定发展。 其次，是提高医院知名度的有效方法。人们对于医院的认识，一是看医院的医疗水平，一是看医院的规模和管理。医疗水平的提高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因此，必须从医院的规模和管理出发，提高医院的知名度。而无论是提高医院的规模，对医院的基础设施进行更新或扩建，还是提高医院管理水平，财务管理都是不可忽视的。加强对医院财务管理的创新，可以提高医院获得的利润，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也可以带动医院管理水平的提高，可以说是医院发展的重点和关键。 二、医院财务管理创新的方法 (一)加强预算管理 医院预算管理指根据医院自身的实际情况，对一段时间内医院的财务收支、结构以及资金主要来源渠道所进行的预测，将医院事业发展和工作任务以财务收支的方式表现出来，包含了医院的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涉及人、财、物等各个方面，以责任和目标为表现形式，体现在预算管理体系中。 加强预算管理，首先必须强化意识，引导医院全员参与。医院预算管理关系医院全年的收支计划，是医院正常运营和发展的根本，管理人员和领导阶层必须充分重视，科学合理的进行管理。同时，医院预算管理关系着医院员工的切身利益员工应该理解其深刻含义，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进来，维护医院利益的同时维护自身利益。 其次，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提高管理质量。定制预算管理计划时，必须结合实际，不切实际的预算将直接导致医院预算系统效率的下降，对于财务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加高，必须由经验丰富的财务管理人员进行，结合前年度的实际收支情况，使预算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立足医院的长期发展，为医院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最后，要完善管理制度，落实监督。预算管理并非制定计划，而是实施计划。科学的计划制定后，要针对其审核和修改，组成预算管理小组，做到专人负责；以财务处为中心，各个部门齐心协力，建立起相关制度，并按照制度严格去落实执行，在执行中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确保预算管理计划不会成为一纸空文。要将责任落实到单位和个人，保证资金的合理运用。 (二)完善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是医院通过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执行能力，进而实现医院相应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可以说它是决定着医院发展的关键因素。绩效管理可以反映出医院的管理和文化理念，是医院立足社会的一大基础，对提高医疗水平，改善就医环境，提高财政收入等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完善绩效管理，可以使员工感到压力，提高其工作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进而全面提高医院的整体素质和形象，提高医院的财务收入，促进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医院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三、结束语 在当今的社会形式下，医院的竞争日渐激烈，要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脱颖而出，必须顺应时展潮流，对医院的财务管理进行创新，提高医院对于财政收支的管理水平，进而促进医院的长远稳定发展。 作者：单位：邵连平 四平市第一人民医院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企业会计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创新 一、企业会计管理创新的作用 （一）有利于保持市场竞争优势 会计管理是企业管理中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会计管理要对企业资金进行有效控制，然而如何从企业发展实际出发，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让资本在筹集、投放于使用、回收与分配的过程中最大化发挥资金的作用，找出企业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依据，只有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才能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才能让企业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然而这对一些企业来说，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的意义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企业开始依靠企业自身的经营实力，在市场中争取一席之地，但是有些企业的服务水平差，缺乏创新性，使企业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因此，增强企业发展的创新能力，加强企业会计管理创新，不仅仅能够提升企业良好形象，而且还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三）有利于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企业通过加强会计管理，使得企业能更好的处理企业的资金链，并且做出合理的安排，更好的运用资金，同时加大科技创新，尽快实现企业的优化升级，使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四）有利于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 企业所有的经营活动都需要会计进行核算，之后在进行分类和计量，而且还要将财务状况在帐薄上反映出来。实际上企业会计工作的本质就是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信息来源。企业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会带来直接影响。如果会计在工作中提供的信息是错误的，那么就会使企业的经营决策出现错误，这样企业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因此，为了做好企业会计工作，那么就要求会计在工作中要认真收集和分析信息，这样在能增强对风险预见能力，才能及时采取相对应的措施，为决策者提供准确的信息。 （五）有利于消除风险 由于有些企业性质比较特殊，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难免会产生一些风险。当企业存在风险时，应该及时运用会计分析手段分析产生风险的原因，同时根据先关的政策和法规加强企业会计管理，处理非法事件，从而解决风险问题。 二、我国企业会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会计管理意识薄弱 可能诱发风险虽然在近几年来企业在加快会计工作的基础建设，其中包括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但是随着企业以及会计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很多新的问题、新情况给会计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由此体现出来的企业会计管理意识薄弱，其中主要是因为企业内部管理不严格，财务支出工作不规范，会计监督的力度不够，会计人员素质低等方面，这些环节对会计职能的发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还会诱发企业风险。 1.会计管理风险。由于企业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不够严格，人员自身职责不能与岗位工作相对应，这样就会出现会计管理风险。企业会计管理风险主要体现在：一是，没有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从而诱发风险；二是制定了相对应的会计管理制度，但是却没有将制度真正的落实到位。例如，有些会计违反了财务管理制度，不能按照会计规章制度及操作流程进行，有的会计违反了财务管理监督制度，有的会计泄露了企业财务状况，违反了会计保密制度，有的会计向他人泄露企业会计电脑操作指令。另外，有些会计只重视财务的核算工作，而忽略了财务核对工作等等，这些都能诱发企业会计风险的发生。 2.会计核算风险。会计核算工作是企业会计管理的基础，也是会计部门的关键工作。目前，一些企业中出现的经济案件多数都与会计核算环节有关，由于企业出现违规经营状况，例如，会计篡改帐表、在账目方面弄虚作假以及滥用贷款业务等等。所以，如果会计核算质量差，不能按照程序进行规范操作，这样就很容易出现风险。 3.结算风险。结算风险也就是指票据风险。在近几年来，在票据方面引发的诈骗事件，一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不法分子通过使用高科技进行作案，作案手段较高，二是企业内部防范风险的意识过于薄弱。主要体现在会计人员没有责任意识，在工作中常常疏忽大意给不法分子创造了机会，有些人员借业务之便，不顾相关的法律法规，盗用资金等等。 （二）会计管理机制弱化 1.领导重视程度不够。会计基础工作做得好与坏直接影响企业会计的管理水平，由于企业基层领导为了完成上级交待的业务指标，常常忽略了会计内部管理，致使会计基础工作弱化。其中主要体现在账户设置不规范，乱用会计科目，不及时对账，会计报表虚假等问题。 2.管理权力涣散，很难发挥管理优势。由于会计管理体制、组织结构都是运用以往比较传统的管理模式，致使会计管理出现以下问题：一是管理的层次较多，一份业务文件要在每个层次中进行转发，基层经办人员却很难看到，一项业务的确立需要经过层层审核和把关，这样就很难找到新的商机，最后却无法追究责任；二是会计部门不能与业务部门协调，由于企业在业务变化发展中，不能对会计进行集中管理，业务管理部门都有自己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加上制度无法统一，常常出现会计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抵触现象；三是会计人员的工作繁忙，没有时间顾及管理工作，有些会计缺乏工作经验，只能对日常的工作事物进行处理，无力进行会计管理。 3.财务管理手段落后。在会计工作中，会计必须具备的就是财务管理职能，会计工作应该及时对财务管理进行事前、事中控制，但是目前我国一些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仍然停留在以往会计管理模式中，虽然有些企业已经在会计管理方面进行了创新，但是却没有形成规范的会计管理体系，这就使企业内部会计管理工作处于被动的工作状态，只是在事后进行算账，缺少会计监督制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的会计考核指标不合理，有些企业受到利益的诱惑，在调整收支方面，其随意性过大，往往造成财务信息虚假。 4.缺少监督功能。会计的监督职能很难发挥作用，目前我国有些企业中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会计监督体系。在一些企业中常常聘用兼职会计，这样就使得临时会计不能履行会计工作的全部责任，即使在工作中发现了问题，但是也没有处理问题的权力，这样就使得会计监督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同时，企业内部审核人员工作任务量大，不能对所有工作都能顾及到，加上他们的工作能力有限，只能运用一些简单的方式来进行检查，导致了会计自身只能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此外，在企业内部有专业的审核人员，但是他们在工作中却缺乏独立性，在检查会计业务时，其检查的深度不够，这样就很难将会计的监督工作真正的落实下去。 5.会计人员自身素质低。会计人员是企业会计工作的主体，因此，他们的专业水平和自身素质对会计管理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在我国很多企业中普遍存在着会计人员整体素质偏低的现象，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对企业会计内部控制带来影响。目前，我国一些企业中建立了会计学习培训制度，当会计人员掌握了基本的业务以后，就被调到其他部门中，虽然在培训过程中他们的业务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会计人员对某项业务的学习却不透彻，这样就给会计工作带来了风险，也增加了会计管理工作难度。随着企业会计工作量逐渐增多，会计业务工作开始变得极其复杂，对于业务素质较低的会计人员来说是很难满足会计工作需求，这些因素让企业会计管理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三）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 在企业内部，有制度但未执行，由于会计管理工作过于放松，加上内部管理制度尚未完善，使得一些会计为了一些利益，做出了有违职业道德的事情，致使企业不能正常的运转，造成会计工作秩序混乱。 （四）企业发展中存在着不确定因素 从客观上来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知识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企业的发展会面临着挑战，因此，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可能会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此时，会计应该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会计管理创新策略 （一）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对以往的会计管理工作作出科学的评价，并且总结经验教训，结合企业经营发展实际，采取适当的方法来指导新时期的会计管理工作。企业会计管理创新，需要会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企业未来的经营发展方向，才能为企业更好的服务。同时，建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会计管理体系，将现代的信息技术应用到会计管理工作中，以加强企业会计信息化建设，形成高效的管理体系。 （二）增强企业会计管理创新意识 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创新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同时，创新是企业经营发展的灵魂，也是在市场中参与竞争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如果企业还停留在以往传统的管理模式中，那么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只能被淘汰。一个没有创新理念的企业会计，是不能帮助企业进行创新的。因此，企业会计只有树立创新理念，才能使企业做到可持续发展。 （三）加大监督的力度 加大会计工作的监督力度，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会计工作职能，首先应该让会计人员不仅仅拥有提意见的权力，而且还要有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权力；其次，要做好企业会计核查和监督工作，并且在核查过程中体现核查人员所具有的权威性，将会计监督与会计核查工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样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会计监督力度。同时还要确定全面检查和专项检查内容，做到二者有机结合，如果在检查与监督过程中发现风险问题，应该及时上报；最后，落实责任，并且要求会计人员积极主动地与企业各个部门沟通，以形成一个完善的综合管理体系。 （四）利用制度约束会计人员工作行为 制度约束是在会计工作环节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内部约束制度，它主要是对企业会计人员的职责、业务处理方式进行约束，同时也是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核心。要做好企业会计管理工作，要求会计与时俱进，在工作中要建立工作责任制度，并确立考核内容，在企业内部可以建立一支会计考核小组，负责对会计各个工作环节的内容进行考核，同时对于平时工作表现优秀的人员给予适当的鼓励，对违反制度规定的应该给予批评和教训，如果出现大量资金损失的情况，那么就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 总结：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只是依靠企业决策者的决策以及企业所有员工的自觉是不够的，还需要会计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发挥自身的职能和作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加强学习，不断地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职业素养。虽然企业会计管理工作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是只要会计管理人员加强创新，做到与时俱进，在工作中增强责任感，就会促进企业财务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因此，做好新时期的企业会计管理创新工作，才能保障企业更长远发展。 作者：李婧 钱莹 单位：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 达尔凯（中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略谈地区垄断市场经济体制及改革思路 1地区垄断的原因及危害 1.1政府调控经济的尺度———市场经济下行政行为的边界 通过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以组织经济建设是政府的职责，然而行政主体究竟应介入经济生活的那些领域、参与市场管理的哪些范畴、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哪些作用，是随着社会现实不断变化的。经济转型的深化越来越要求政企分开。政府角色的转变一方面赋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收束行政权力，以解除政府主管部门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管理。然而，政企关系一直处于矛盾状态，处于国有资产与地方资产增值保值的考虑，政府依然以行政长官身份对企业实施正面或负面的干预，使得企业不能在独立自主状态下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由发展。 1.2地区垄断的危害———类比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行为 地方政府过多介入经济领域，以强制性行政指令的方式导致地区垄断，从表面上看是对本地企业的保护和对外地经济的压制，在短期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对本地企业和经济的有效保护却不利于其长远发展，是饮鸩止渴的行为，原因如下： 1.2.1地区经济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可类比加入WTO组织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以行政行为，例如：提高税费、不合理地加大检测力度、设置贸易壁垒等手段人为地将开放流通的市场分割成彼此相对孤立的部分，大大阻碍了外来商品和企业的进入，必然导致其他地区经济正常流通渠道受阻而蒙受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其他地区政府往往会采取报复性的手段，致使该地区的商品、企业或其他经济体难以进入外来地区，进而导致本可以拥有的市场减少、发展空间减小、可获得利润减低，对于他方与自身而言都是有害无益的。 1.2.2地区垄断使得本地区商品或企业在本地市场内占绝对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并非在正当的市场竞争中胜出从而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而是通过地方政府家长性的保护采取一系列倾斜性的行政政策所致，自然也并不意味着该经济体的运行是健康的、良好的。短暂的胜利往往会致使该行业意识不到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在“良好保护”的环境下成长的经济体远离激烈的市场竞争、工艺的淘汰与更新，久而久之在“坐井观天”的心态下丧失了发展进步的动力。地区垄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政府无力承担保护的重任，抑或法律、法规、政策实行调整使得垄断的条件不复存在之时，必然加速地方经济的衰败甚至消亡。 1.3地区垄断的根本原因———绩效机制、社会现实与民族性格： 1.3.1我国现行对执政者业绩的评价机制是否与现实相适应。绩效考核评价标准中将经济增长作为重要指标，且过度追求经济增长，标准定量化，例如人均纯收入、GDP等评价机制体现为数字上的增加，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实质发展，也忽视了经济建设与民生问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自然环境的协调适应。这样的评价体制固然有很大合理性，且为利益平衡协调的结果，但这样的政策导向容易导致行政主体采取地区垄断的方式，为本地经济主体给予“家长式”的保护，屏蔽了正常市场竞争中本该面临的风险甚至不利益。虽然地区垄断的行为对于发展地方经济是相对便捷有效的方式，然而从长远角度却是饮鸩止渴式的危害。同时，我国作为发展起步较晚的国家，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存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现状，即经济发展的动力并非源于社会、市场内部的需要———至少这种需求不够强烈，而是更多地来自本地区政府的行政行为、上级政府的要求、其他发达地区经济往来的带动。这样的现状导致地区经济走向与本应呈现的正常样态相比受人为主观因素支配较多，受客观因素决定作用较小，无论是在建国初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当今，政府的角色始终是管理者、作用始终是决定性的。经济主体因实力不同，对政府抱有或是依赖保护、或是摆脱控制的心理。因此，经济体很大程度上脱离政府管理、完全独立自主发展，在现阶段的可能性较小。 1.3.2从民族性格及社会心理角度分析，我国千百年来的小农经济形成的封闭性、自私性特点，表现为每个个体、每个家庭、每个地区专注于自身产业，很大程度上割裂了与外界的交通联系。这种以自身发展为核心任务的思想观念，导致个体对外界社会的无知与冷漠，且忽略了自身与外界本存在着的联系。尽管当今社会时代已发生变化，开放、沟通、交流、分享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然而狭隘自利的心理仍然长时间存在，且导向着不同人群的行为。从行政主体角度而言，只关注本地区经济发展而采取不公平竞争手段、甚至不惜损害外界利益的心态，对自身和外界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现实视而不见的弊病，导致地区垄断现象的存在。 2地区垄断的解决思路 笔者认为，在对地方政府业绩尤其是经济层面考察时，不宜将地方经济割裂开来、独立对待，而是将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地方经济在整个经济体中发挥的作用纳入考量范围，以此促进地区间经济的相互流通，从而产生积极作用。例如，将本地区经济要素为其他地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与本地区引进其他地区经济要素，对本地区与外地共同产生的积极作用纳入考察范围，以促使地区经济在分享中互利共赢，各取所需。任何对现有体制改革的举措，即使产生再多的积极效应，也会对社会造成难以预期的负担，甚至是无法弥补伤害；绝大多数变革都会引发利益的再分配，以“被牺牲的一代”的惨痛付出作为时代前进和发展的代价。社会制度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即使是细微的变动，都有可能对整体造成难以想象的影响。因此，面对现有体制的不完善之处，缺少深思熟虑、不经过考证而提出大刀阔斧的改革、颠覆性革命的建议，未免是成熟理性的做法。尝试转变观念，疏通、引导，巧妙解决问题或许会带来更多的成效与更少的伤害。 作者：张琪悦 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市场经济体制的电力企业经济管理创新 摘要：电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集中出现，电力企业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新的形势。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电力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对策，以期为电力企业成功转型，不断提升经济效益提供借鉴。 关键词：电力企业；经济管理；创新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国家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当下，受内外因素影响，电力企业在组织运营中，正面临着许多风险，其中，尤以经济管理模式最为突出。电力企业传统经济管理模式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在以往这种经济管理模式促进了电力企业经济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弊端愈发显现，电力企业经济发展遇到瓶颈，电力企业创新经济管理模式刻不容缓。 一、市场经济体制概述 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现代化经济体制，它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之下，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本质区别。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经济系统开放化、经济资源商品化是市场经济的重大特征[1]。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经济发展的调节者，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和销售是以消费需求和市场需求为根据的，因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上，具有显著的社会主义特色，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市场经济体制是一把双刃剑，其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电力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企业，亦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形势。电力企业应积极创新经济管理模式，不断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水平和能力，把握发展契机，努力发展壮大。 二、当前电力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经营管理理念滞后 长期以来，电力企业经营管理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计划经济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在当前电力企业经营管理中，计划经济管理理念仍占有很大的影响，在电力企业经营管理中，计划经济色彩还很显著，经营管理理念较为滞后。目前，许多电力企业的经营管理仍以粗放型为主，不能有效做到经济效益、环保效益、社会效益三者的统一。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形势的严峻性，缺乏对企业长远发展的规划，这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二）经营管理制度缺失 经营管理制度缺失是电力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在当前电力企业管理中，管理部门众多，如财务、设备等部门对企业均具有管理权。另外，还存在管理职能交叉的现象，“各管一段”局面屡见不鲜。 （三）管理队伍素质参差不齐 由于一些管理者管理意识不强，导致其不重视管理工作。部分存在观念陈旧、管理知识层次和结构不合理、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特别是专业管理队伍的匮乏，导致电力企业财务、设备、后勤等部门的人员纷纷插足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管理人员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管理工作混乱，这就造成资管理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电力企业的发展壮大。 三、电力企业创新经济管理的建议 （一）经济管理理念的创新 创新经济管理理念是做好电力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前提。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使电力企业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事实上，许多电力企业都制定了经营管理细则，但是由于经营管理意识的滞后，这些细则大多流于形式，不能有效贯彻实施。创新经营管理理念，从思想上重视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要求电力企业管理人员必须积极转变思想，充分认识资产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不断学习先进的管理理论知识，提高管理工作的科学性。 （二）健全经营管理制度 电力企业的正常运作需要根据其自身情况不断健全经营管理制度。实践中，电力企业经营管理普遍存在“分段管理”的现象，这使得企业管理混乱不堪，管理效率低下。健全电力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完善管理机制，使各管理部门之间有序、协调行使管理职权，显然有助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这就要求电力企业必须重视经营管理体系建设，准确界定各部门职权，对整个管理流程进行精细化管理，不断整合管理制度，实现各管理部门权责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电力企业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直接决定经营管理工作的成效[2]。因此，加强管理队伍建设对提高电力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效率至关重要。电力企业应努力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积极引进管理人才。市场经济下，电力企业面临着复杂的发展形势，电力企业经济管理对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加强管理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理论知识和管理水平，才能真正实现电力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质量化、精细化、科学化。 四、结语 面对当下电力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我们应不断进行探索与发现，努力找出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结合电力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的科学客观的态度，来探寻未来的发展之路。提高电力企业经济管理效率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创新电力企业经济管理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措施，为电力企业顺利健康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 1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竞争平等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制度的形成 许多国有企业在我国处于垄断地位，致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因此，这些企业将成为以后改革的重点.可以预见此项改革将面临很大的阻力和困难，只有在垄断行业中引入竞争机制，并加强管理和监督，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减小众怒和民怨.另外，如今我们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需建立健全的国有资产预算制度，祛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表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能够使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得到发挥，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不断提升，使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得到广泛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私营中小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增加就业岗位并提供人们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生力军，因此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应当坚定不移的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未他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13年年底，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企业数量已经超过l000万户，个体工商户已经超过4000万户，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税收贡献率超过50％，就业贡献率超过80％，新增就业贡献率达90％.但是，非公有制在我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受到我国体制的阻碍，许多行业个体工商户很难进入，有些看似入口畅通的行业，实际上根本不能进去，甚至不准进去，再一个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然存在，税负仍然沉重，对此党和政府虽然已经出台了关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但是落实情况不太如人意，需要加大落实力度冲破体制的阻挠，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向前发展.根据十八大报告的指示，今后应努力促进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局面，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种种经验已经表明，在竞争性不太强的领域，个体私营企业的适应能力很强，灵活性很高，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在规模庞大，建设周期长，建设成本巨大，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和领域，国有企业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以私企和国企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协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的职责就是，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各种经济成分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 2加快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 发展要素市场必须要与发展资本市场相结合，要规范创业板市场，规范场外交易市场，加速建设公司债券市场，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运行结构，降低融资的难度，增加直接融资在公司筹资中所占的比重，积极推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同时加强衍生品市场的风险监控.另外，外汇市场与保险市场的发展也应当受到重视.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能够极大得优化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城镇和农村劳动者就业不平等的问题在我国依然严重存在，应该大力改善人力资源市场，使其进一步规范化，以保证来自各地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平等，促使我国第一产业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减少劳动力资源的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国土面积虽然广阔，但人均耕地面积仅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面积严重不足，因此，必须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规范土地市场，减持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严厉打击非法的土地挪用，决不能轻易的把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要提倡节约土地资源，要减少行政划拨出让土地的比例，提高土地挂牌交易的比例，严厉打击土地使用权转让过程中的腐败行为，禁止开发商以“白菜”价拿地.其次，要大力推进价格改革，要把要素市场的价格改革作为重中之重，改变我国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而经济发展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政府要放开生产要素价格的管制，政府认为的压低了许多资源的价格，使价格不能反映供求关系，不能反映稀缺程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生产者的铺张浪费.要努力建设发展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塑造节约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推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使价格能够反映资源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限制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发展，鼓励他们尽快转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对于那些不计环境与生态成本的企业要严厉管制，避免环境和生态遭受严重破坏，有效的利用价格杠杆，合理的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走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今后，要结合我国的国情，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使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价格上升到合理的位置，尤其是煤、天然气、石油、电力等能源的价格，可以采用征收燃油税的办法提高汽油的价格，生产与生活用水的价格也适当提高，使其价格能够补偿污水处理的成本，提高矿产资源的开发费用，土地所有权的转让一定要经过公开的拍卖，杜绝腐败行为的出现，打击暗箱操作.另外，要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反映资金的价格，艺改变利率的偏低状态，对于低收入的群体可以适当加大对其补助力度，发放临时性补贴等等.加快现代商品市场的形成，还要促进商品市场的发展，转变营销方式，降低商品流通中的交易成本，增强竞争力，鼓励农民之间进行技术合作，太高他们的增收能力.另外，要整顿市场秩序，使其规范化，严格保证食品、药品的安全打击各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健全完善的企业和个人信用系统，强化全体公民的守信意识营造文明健康的社会市场环境. 3推进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2013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5414美元，我们正处于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这与过去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人们思想保守有关，如今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理应加大公共产品的供应量，优化公共产品的配置结构.目前，我国在公共产品与服务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城乡差距较大，流动人口很难享受到类似于固定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东西部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不平衡，在医疗卫生方面，80%的资源被城市人群所享有，农村人口仅能享受剩余的20%，农村的医疗保障体系进展缓慢，于是诞生了“看病贵，看病难”的问是题.同样，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大量的教育资源被城市所占有，在西部，仍有很多地区的孩子不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对于公共服务与产品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政府应当适当调整财政支出，向欠发达地区更多的输入公共产品和服务，减轻西部贫困地区农民的负担，大力突进农村合作医疗的建设，提高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于在贫困地区广泛出现的饮水安全交通不便、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政府应当着力解决，提升政府财税收入向贫困地区的转移力度，在转移支付上提高具有扶贫性质的支出的比例.另外，要加强对贫困地区人口素质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率，保障贫困家庭的收入来源.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要与主体功能区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各地区要结合自身的资源分布状况、经济发展潜力和生态承载能力对国土空间进行统筹规划，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大类主体功能区，明确各主体功能区的职能，发挥各功能区的优势，制定合理的评价指标对相应的政策进行评估，长期坚持下去，将会形成各功能区特色鲜明的发展格局.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对于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今后要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大力推进金融市场发展，推进各功能金融机构的建设，加快形成功能健全、运营高效、结构合理、安全有保障的现代金融体系.近些年，我国的国有银行的发展面临严峻的竞争与挑战，国有银行的改革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政府应当鼓励有实力的银行上市，增强抗风险的能力，积极促进政策性银行的发展.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使其能够为促进民生做出一定的贡献，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加强对地方银行、网上银行的监督和监管，通过全方位的改革，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利率浮动的过度干预，争取早日实现金融机构服务收费的市场化，为实现各类金融产品的市场化打下坚实基础.改进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对外汇持有的限制.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严厉打击金融系统运营中的腐败行为，全面评估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制定相应的预案化解风险，始终维持政府对大型商业银行的控股地位，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极大的促进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同时也为我国金融体系带来了更多的风险，我们必须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具有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要密切银行、证券、保险这三大金融产业之间的联系，紧跟国际金融业务发展的趋势，对办理不同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功能监管，规范各金融公司的市场业务，建立有效的能够维护金融系统平稳运行的应急机制，严厉打击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最后，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定切实可行的国家规划，同时要兼顾地方发展规划，二者不能脱离，要能够平稳衔接.长期以来我国总是地方发展规划出台以后，国家发展规划才出台，这种现状极不合理，政府部门必须统筹全局，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优化我国的投资结构，改善投资体制，中央部门应将部分审批权下放，简化审批程序，规范审批过程，要依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依据资源分配状况和环境承载能力，严格限制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进入，充分发挥国家的各项规划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指导作用和调节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宏观调控应当具体化，防止政府过度干预行为打着宏观调控的名号，诏令天下.在宏观调控的方法上，要减少行政手段的运用，逐步过渡到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要把握总量调控，努力维持供求均衡. 4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 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两个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能够更加促进民生事业建设，能够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够保证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完善按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要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就必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拓宽低收入者获取收入来源的渠道，提高扶贫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保障企业职工的日常生活水平，适当调整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要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早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无论是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国家财政要加大对困难户的医疗补助，保障他们有病可医，把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作为公共服务向居民提供，并完善失业保障制度.建立失业保障体系工作的推进也能够减轻人民的生活压力，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并有利于改变消费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过低的状况. 5深化政府改革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政府改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必须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更具有效率.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速度，争分夺秒的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着力转变政府职能，遵循市场规律，行政管理体制要着力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其优势，同时要理顺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优化政府部门结构布置，努力形成政府公务人员各尽其责，各守其职、决策果断、分工明确的行政管理体制.要充分发挥各政府监督机构的作用，确保监督有力.毋庸置疑，政府改革的关键是转换政府职能，政府应当适当放权，事实证明：全能型政府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潮流，政府职能应当朝公共服务型转变.政府与企业不能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严厉打击官商勾结行为，保持政府独立性，规范政府行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速已经放缓，政府部门应当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起到积极引导的作用，但要坚决避免过度干预，不能不惜代价的追求GDP高速增长，在这紧要关头，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在我国政府换届5年进行一次，而GDP的增长速度一直是考核政绩的最重要的标准，这种盲目追求GDP最大化的政策已经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比如环境加速恶化、贫富差距扩大、资源过度消耗等.在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仅仅追求短期GDP的增长，违背经济增长规律，牺牲经济发展潜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粗放型扩张，其后果则需要下一代人来承担.应当看到，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我国的人均生活水平已经接近于中等发达国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居民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必然不断增加，因此政府部门应当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努力创造更加优美的生活环境，努力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努力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此外还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继续推进农村改革，继续改善对外贸易等，对于这些专门的大问题本文不再详细叙述. 作者：朱赛君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市场经济体制下成本管理建筑经济论文 1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落后 许多建筑企业在进行内部建筑经济成本的管理工作当中，缺乏先进的成本管理理念，使得管理意识落后而导致成本观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首先，企业缺乏对风险的防御意识和前瞻性的成本管理理念，往往是在问题出现时才进行解决与处理，而不是具有前瞻性质的预防。滞后性使得企业不能够很好地控制问题的发生，陷入了成本管理的被动局面。此外，在进行经济成本的管理过程当中，企业管理者缺乏动态性变化性的管理意识，只是对建筑施工的具体阶段进行成本控制与管理，而对于全程性的成本管理却缺乏应当具有的意识，没有在建筑项目的整个过程当中进行成本管理理念的贯彻。同时，在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工作中，往往只是局限于目前的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缺乏对工程进度以及全局动态性变化因素的考虑，进而使得成本管理控制与工程发展状态不相适应。此外，建筑企业往往还会由于缺乏全面客观的经济成本管理意识而导致问题的出现，有些建筑企业对表面上的成本管理工作具有足够的意识，例如人员以及材料成本管理，而隐性存在的建筑成本问题却得不到有效的关注，例如设计的变更所导致的成本增加问题等。忽略建筑工程的全面管理却仅仅注重眼前的经济效益会导致企业由于缺乏全面规划而导致成本管理存在问题，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的落后性将限制其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1.2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体系与制度不完善 首先，部分企业存在着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组织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问题。其并不进行专门成本管理部门的建立和建设，往往由财务部门进行兼职。而有些建筑施工企业进行成本管理控制的工作部门过多，导致分工不明以及职责划分不明确的问题出现，职能交叉与工作重叠都会使得其工作人员在进行成本管理时互相推诿，不能够进行责任的有效追究和落实。其次，部分建筑施工部门缺乏完善的奖惩制度，缺乏对奖励和处罚制度的重视和落实，不能够对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以及激励，使其在工作时缺乏热情和动力，无法增强其责任心，进而导致成本管理工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此外，还存在着经济成本核算监督机制并不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许多建筑企业的成本核算工作存在着例如核算方法错误、核算结果缺乏审查的问题。企业还缺乏对于成本管理的监督执行者，现有的监督机制缺乏主动性和有效性，不能够有超前性的对问题进行监督和管理，影响了建筑企业的建筑经济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开展。 1.3工作人员素质建设有待加强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涉及的工作人员不仅仅包括建筑管理人员，还包括具体的施工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对于企业的项目建设和成本管理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需要企业进行关注和对其的素质建设培养。首先，素质不足的建筑工程管理人员会导致对建筑的管理不到位。在建筑管理工作人员中，企业往往会缺乏既掌握建筑管理知识、又熟知成本管理内容的复合型人才，缺乏专业的建筑管理人员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成本管理，还有可能对建筑效果产生负面影响，不能与市场经济下的建筑行业发展现状相适应。同时，企业还存在着具体施工人员素质有待加强的现状和问题，在对建筑工程进行经济成本的控制与管理时，企业往往将这一项重要工作交由财务人员进行，没有将其与具体的施工人员利益进行有效的联系，使施工人员缺乏足够的责任意识。此外，施工水平参差不齐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偷工减料等重大问题，使企业的成本管理遭受巨大的挑战，影响企业的良好发展。 2加强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有效策略 2.1及时更新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 首先需要企业管理者树立起具有前瞻性的成本管理理念，意识到建筑企业加强经济成本管理控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尽早地进行问题的预防，并且对于成本的预算进行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的管理，使成本管理工作能够有完善的体制和制度作为依据。同时，还要树立起动态化全程化的经济成本管理理念，关注建筑工程的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从项目的投资与决策、设计一直到工程竣工以及复核审查，使经济成本管理工作能够渗透到每一个建筑施工的细节当中。建立动态化的成本管理意识需要企业监督部门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审查，进而有利于问题的及时发现和解决。此外，企业不仅要关注存在于表面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项目，对于隐性的经济问题内容也要进行严格的监督，综合进行长远经济利益发展的策略制定，在树立统筹兼顾的管理意识同时，加强各个部门的工作配合，使成本管理能够科学有效，责任清楚明确。 2.2完善健全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体系与制度 企业首先要确保经济成本管理部门能够得到有效的组织保障，设置和建设专门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职能部门，合理地进行责任的明确与具体工作的分工，避免出现工作重叠的现象，使各个工作部门都能够进行有效的配合与协调，完善成本的管理与控制工作。其次，建筑企业务必要加强对成本管理的奖惩制度建设，激发和鼓励工作人员进行成本管理工作的热情与积极性，增强责任意识与工作水平。此外还要进行成本核算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采取准确的成本核算方法，避免误差和问题的出现，强化经济成本的管理与控制。 2.3强化工作人员素质与队伍建设 企业务必要进行专业性人才的引进，采取招聘以及高校引进等方式不断的吸纳专业性建筑管理人才，提高企业的建筑经济管理水平，降低问题出现的可能性，确保企业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和保障。同时，还要加强对企业建筑经济成本管理技能的培训，综合多种专业培训方式提高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与工作技能，确保培训能够为企业的人才建设提供动力。建筑企业还应当以进行成本管理为主要任务进行人才的择优选拔，提高有能力者的待遇，促进其工作技能的发挥，推动建筑企业的建设和经济成本的管理。 3结论 总之，在我国建筑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建筑施工企业如何能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效地加强自身建筑经济成本管理是关系着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问题，企业想要快速地提升自身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就必须要建立健全完善科学有效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机制和体系，确保经济成本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建筑施工企业要加强对经济成本管理的相关观念，推动企业内部的经济成本管理发展速度，并且及时的发现和解决新经济体制下企业内部存在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问题，以有效的策略和方法进行问题的完善和补充。确保企业能够顺利进行工程项目的施工，增强自身的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而更加顺利快速地发展。 作者：高冠才 单位：临沂市建设工程监理公司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诠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以人为本 1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深刻总结我党长期执政和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吸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成果和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形成了具有“以人为本”鲜明特征的崭新的“民本位”思想。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市场经济体制下以人为本的必要性和理论根源 由唯物主义理论可知，任何一种思想的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撑。这是由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决定。因此，以人为本思想的落实必然是建立在我们国家当前经济制度之上的，而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由经典市场经济理论可知，在市场经济中，家庭或个人以自身的满足为动机，以市场价格为信息，自主决定每种产品的购买量；生产者以利润为动机，根据市场价格决定生产的方式以及购买投入的数量；家庭和生产者的相互作用决定商品的价格和生产数量。在大多数时候，市场能够使得资源最有效配置，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分配制度必须能够促使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然而，这种分配制度并不一定符合以人为本的民本位原则，而且市场有时候并不能使得社会资源有效配置。 由于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存在，造成市场机制失灵。这种市场失灵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比如说，汽车运输必然会产生废气污染环境，而植树造林发展林业就会达到改善环境的效果。这就是经济的外部性。如果说前者是“负外部性”的话，后者就应该被称作是“正外部性”。外部性扭曲了市场主体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会导致市场无效率甚至失灵，而负外部性如果不能够得到遏制，经济发展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将持续恶化，最终将使经济失去发展的条件。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我们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钢铁，消耗了世界上最多份额的原材料，被污染了的环境持续多年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换来的却是仅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4％的份额。长此以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 市场经济也会产生垄断，垄断会损害社会的全体效应。在垄断市场上垄断企业完全可以把价格定到最有利自己的位置上，因而垄断企业在长期一般存在超额利润，垄断被认为是经济效率最低的一种市场结构，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垄断使产量不足，市场价格偏高，因而缺乏效率。 要解决以上我们提到的市场失灵造成的市场配置机制失效，垄断的低效率和市场经济唯生产力原则造成的危害，对市场配置机制进行调控和采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效率准则，就必须采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我们在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过程当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充分肯定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既要强调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又要强调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必须坚持尊重人、解放人和塑造人。 3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做到以人为本 市场机制的引入，对我国经济和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行业垄断，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全社会效应的损失，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资源配置失当，贫富差距加大，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凸显。我们拟在坚持市场经济前提下，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人为本的解决对策。 3.1加强对垄断行业进行管制，使其达到全社会效应的最大化 目前在某些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如电信、电力、能源等部门，这种垄断造成了全社会效应的损失。针对不同的垄断，政府可以分别或同时采取行业的重新组合和处罚等手段，而这些手段往往是根据反垄断法制订的。对行业进行重新组合。如果一个垄断的行业被重新组合成包含许多厂商的行业，那么，厂商之间的竞争就可以把市场价格降下来。被重新组合的行业竞争程度越高，市场价格就越接近于竞争性价格，政府采取的手段是分解原有的垄断厂商或扫除进入垄断行业的障碍并为进入厂商提供优惠条件。对垄断行为的制止重点在于清除进入障碍，鼓励更多的厂商进行竞争。对不执行反垄断规定的厂商或个人，政府可以对其实行经济制裁，包括对垄断行为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和罚金。 行业的管制对垄断的采取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矫正手段是对垄断厂商实行管制，管制的措施主要包括价格控制或者价格和产量的双重控制，税收或补贴以及国家直接经营。 3.2矫正外部性，确保市场配置的有效性 外部性的存在使得私人部门用于决策的成本与社会实际付出的成本之间出现偏差，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问题，使得市场无法反映真实的社会成本。因此矫正外部性影响的指导思想是：外部经济影响内在化，为决策者提供衡量其决策的外部性的动机。主要措施有税收、补贴、企业合并以及明确产权。 税收和补贴是迫使厂商考虑外部成本或外部利益的手段之一，是政府采取税收和补贴政策，即向施加外部经济的厂商征收恰好等于外部边际成本的税收，而给予提供外部经济的厂商等于外部边际来收益的补贴，以便使得厂商的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诱使厂商提供最优的产量。 企业合并将施加和接受外部成本或利益的经济单位合并是解决外部性的第二种手段，如果外部性的影响是小范围的，如一家小餐馆对一家洗衣店造成了污染，则由政府出面，则适合的价格把洗衣机卖给这家餐馆，通过合并，外部成本内部化。 明确产权流行于西方的产权理论提出了解决外部性的影响的市场化思路。科思定理认为，只要产权定是明确的，则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无论最初的产权赋于谁，最终效果都是有效率的。科思定理在解决外部经济影响问题上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无须对外部经济影响进行直接的调节，只要明确施加和接受外部成本或利益的当事人双方的产权，市场谈判可以解决问题。 3.3完善公共财政政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针对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资源配置失当，贫富差距加大，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凸显等问题，可以通过均等化的公共财政政策进行有效解决： 一、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满足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加快财政支出体系的改革步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财政资金从生产性和盈利性领域退出来，加大对公共事业的财政投入，尽快完成从投资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转变。有效整合资源，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把公共财力更多地向市场机制无法调节或不便调节的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更多地用于扶持社会发展领域中的薄弱环节。 二、加快改革和完善现行转移支付制度。 （1）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使一般性转移支付成为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 （2）规范与清理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是由中央各部委转移到下级政府、带有指定用途、地方政府无权挪作他用的转移支付资金。按照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的要求，应当逐步减少中央各部委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强化政策规划、指导和监督职能。 （3）调整转移支付的类型结构，增加均等化补助比重。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结构复杂、缺乏规范性和透明度。应逐步缩小直至取消激励地方政府追求经济总量的税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税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的比重过大直接扩大了地方政府间财力上的差距，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和公共服务的差距。通过这样的结构调整，可以大大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使整个转移支付制度适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要求。 3.4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消除城乡各种体制性政策性障碍，为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第一，深化就业与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体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把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不合理的制度规定全部剥离出去，城乡都按照常住人口与暂住人口进行户籍登记。同时，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让农村劳动力平等的参与就业竞争。第二，加速财政与税收体制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财政体制。加快财政与税收制度改革，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财政，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面，增加对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要根据需要，确定征税规模。适当降低中西部地区的税率以进一步吸引东部地区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开发。第三，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让农民和农村企业也能顺利地贷到款。 二、协调优化城乡空间，推进城乡空间一体化。要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一方面要加强城乡空间布局的总体规划，另一方面，要建立快捷畅通的联系渠道和联建共享的基础设施。在城市空间布局的总体规划上，我们要把城市、乡镇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编制城乡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专项规划，最终建立一个城乡相互配套、衔接，管理有序、落实到位的规划体系。在联系渠道和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要对城乡交通、通讯等区域性基础设施进行规划和建设，尽快形成城乡互通、方便快捷的交通通讯体系，以保证城乡生产生活联系的密切性和便利性。 三、加快城乡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城乡产业结构的一体化城乡产业的错位发展与相互融合，是城乡一体化格局的经济基础。我们应根据城乡不同的特点和发展优势，合理分工，互相促进。从分工角度解决城乡之间产业同构和过度竞争的问题，注重城乡产业的互补，使城乡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的经济技术联系。 3.5加大对弱势人群扶持力度，改善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其一，优化制度安排、从源头上减少不和谐因素形成机会。从根本上说，解决弱势群体的困难必须依赖一系列的公平、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能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得到改善。通过一系列成熟有效的公平公正制度安排，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工、城镇下岗再就业工人、贫困农民、贫困高校学生及灾害中需要救助人群等弱势群体的困难，从而减少不和谐因素的形成。 其二，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整合与矛盾疏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在不断强化“社会公平正义”核心价值信心的基础上，整合各阶层利益关系和疏导矛盾，尤其要通过切实解决弱势群体的最直接的、最现实的、可以办得到的困难，逐步消弭社会阶层之间的“利差”，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厚实的社会基础。 其三，加强济世道德建设，努力倡导和发扬扶贫济困美德和传统。解决弱势群体的困难，除了依靠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各项社会机制、体制协调运转外，还要特别注意在全社会培育和谐文化。我国传统文化中富有许多尊老爱幼、扶贫济困、以和为贵、爱己及人、天下为公等优秀思想。新形势下，应该通过各种舆论传媒，积极倡导和发扬这些济世和人思想；同时还要充分汲取和借鉴西方文化中“团队精神”“公共精神”等优秀成果，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思想道德基础。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商管理 摘要： 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经济体制在不断的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也被治理的井井有条，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有效的工商管理，工商管理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其合理地运用可以极大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要认清工商管理的积极作用，将其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整手段，促进形成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跟上世界的步伐。 关键词： 市场经济；工商管理，促进作用 一、引言 经济的发展与多种因素有关，比如国家的相关法律、政府的经济政策、国际经济发展环境、国际政治形势，等等。在当今时代，我国充分利用良好的国际国内局势全力发展经济，并且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国际市场所带来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国若想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中再上新的台阶，就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这个提高的过程与工商管理有着很大的关系。从现实情况来看，工商管理作为现代化管理手段之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推动经济良性发展的作用。下面笔者就工商管理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与探讨。 二、工商管理概述 工商管理的产生与经济行为的出现有关。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国家，出于维护政权的目的，统治阶层都会以一定的形式对经济行为加以管控，而这种管控行为就是工商管理最初的表现形式。我国封建社会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而这种对商业发展的限制促使国家政权制定相关的政策并成立相应的管理部门。而到了现代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商业发展表现出极高的重视，同时对商业的管理也逐渐向科学化和现代化靠拢。在这种形势下，工商管理就作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而被加以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工商管理体现出以下几种职能：第一，工商管理规范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因而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对其加以改进与完善。工商管理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它为市场经济的规范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监督各行各业的经济行为，并对将要进入市场的主体进行严格的审核。第二，工商管理作为桥梁而积极沟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国家基础性建设。我国工商管理部门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部分，其下属的部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部门通力合作沟通其他领域的建设。第三，工商管理为企业提供正确的发展方向。工商管理的职能发挥对象主要是企业，所以其职能也主要体现在企业管理中。当前形势下，各大小企业所面临着变幻莫测的经济环境，随时都会遭遇淘汰，而工商管理则给这些企业指出正确的发展方向，使企业不至于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迷失。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发挥的作用 1.工商管理能够引导经济发展方向 我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经济制度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宏观调控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工商管理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宏观调节手段。国家和市场的共同调控，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近些年来，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市场对经济的调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宏观调控最为必不可少的手段是不会因此消失。国家总的经济性质以及经济的发展方向等等都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来予以保证，而工商管理的主要作用就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进行引导。从过去我们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思想等以及政府给与企业自主权的增多，导致我国的很多企业都将经济效益放在企业发展的第一位，很少考虑人民的真正需求，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国家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力量，这时候必须发挥作用，通过工商管理的手段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力度，使经济的发展迈入正确的轨道。当世界经济危机到来时，政府也要履行好其职能，通过工商管理的措施，将拉动内需为努力的方向，使经济危机的危害降到最低。工商管理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是相关的监管部分需要注意到工商管理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其作用仅限于起到监管作用，企业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工商管理能够解决的问题，因此，监管部门对于企业经济的实际运作并不需要进行控制。在引导企业发展时还要注意使用恰当的方法，不能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而应该在规则允许的条件下，鼓励企业开发出符合其自身特点的方案，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2.工商管理能够维护经济的发展秩序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其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市场的调节，这也是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无序性，这个特点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无序和混乱，如果没有相应的调节机制进行调节，就会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混乱，进而引发经济危机。纵观过去的发展来看，在每一次的经济危机中我国仍然能够比较好的发展，其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合理的宏观调控，特别是工商管理的合理使用。把握市场主体的入门关卡是工商管理的主要职能，这也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有序性，一方面，它提高了企业入市的门槛，保障所有入市的企业都是合法的，也是合理诚信的，另外一方面，入市的企业都受到良好的约束和监管。一旦市场中出现不和谐的因素，工商管理还可以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来进行整治，以确保我国经济在一个公平、合理的环境中不断发展。除此之外，工商管理部门还是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它始终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积极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为广大的消费者提供强有力的保证，积极的解决市场上出现的违法行为，坚决的打击伪劣、假冒产品。因此，工商管理部门在维护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同时，还能保障消费者能有一个诚信、有序的消费环境。近些年来，相关的监管部门经常性的进行“打假”活动，这是工商管理部门不断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力措施。 3.工商管理能够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任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分配方式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改变，工商管理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体制的流通体制改革方面一直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企业主要是由国家掌握，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在我国逐渐的发展起来，我国的企业也从之前的主要由国家控制逐步发展为民营、私营以及跨国企业并存的形式，使我国的经济类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同时也促使着我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发生。工商管理的主要职能不是一层不变的，而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的进行革新，不断的促进我国分配制度和流通制度的多元化改革。从一方面来看，我国的经济主体仍然是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工商管理在保障多种经济并存和发展的同时还要起到监管作用，各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必须在法律框架下才能进行。另外一方面，国家体制外企业的优秀发展经验和成果也需要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学习研究，并将其运用到我国的其他企业中去，保障我国企业的整体发展。但是需要工商管理部门注意的是，无论如何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不能够被动摇的，面对多元化的经济形势，不能够全都吸收，也不能全盘否定，要始终保持研究和学习的心态。对于企业的发展，要尽量的减少干预，让其自主经营和发展，减少他们的依赖性，增强它们的自主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4.工商管理能够控制经济发展的风险 竞争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因素，而竞争的出现必然会带来风险。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的企业结构发生着重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驻我国，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就业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外资企业的增加也带来了更加剧烈的市场竞争和更大的市场风险性。所以，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深化，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机会，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工商管理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采取措施加强控制经济社会中的风险。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减少经济危机对我国的伤害，使我国企业的风险降到最低，而其中工商管理职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帮助我国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受到的伤害降到最低，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与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工商管理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各种作用，对经济行为的主客体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应该对工商管理的监管给予支持，配合工商行为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作者:白兴儒 单位:额济纳旗审计局

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策略:刑事诉讼法律监督面临问题与措施 【摘要】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制度对公民权利不受侵害进行保护和司法公正的维护中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非凡的意义，然而，我国目前对于该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和应用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要解决目前的不良现状以及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这篇文章将会对该制度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措施进行深入分析，期望在刑事诉讼违规的减少、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以及司法公正的维护中起到相应的作用，使我国的刑事诉讼监督制度得到完善。 【关键词】司法公正；法律监督；刑事诉讼 一、引言 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进步，使得刑事监督制度备受重视，为满足时代的发展，过去的刑事监督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该监督制度主要针对刑法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公正的问题，刑事监督的目的是使刑事案件处理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端得以完善，对相关机制进行强化，避免对刑法执行过程产生不良影响。为了更好地通过刑事监督制度来维护广大弱势群体的权益，必须对刑事监督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得出有效的解决这类问题的根本措施，对于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有着重大意义。近年来，我国在该方面取得了相应的进展，然而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为了进一步改善刑事监督制度问题和缺陷，完善我国的刑事监督制度，本文将对刑事监督制度问题和缺陷进行分析和探索，以期望得出解决该问题和缺陷的相应措施。 二、刑事监督面临的问题 （一）审判和立案环节监督制度问题。 1.立案环节的监督问题。我国曾经对刑事诉讼法做过相关的修改，相对的完善了法律适用条件和范围，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存在诸如内容不完善、执行性不强等不良因素，使得刑事诉讼的监督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存在缺陷的原因有两点，从检查机关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一是检察机关的执行力不够，二是执法观念没有改变。在执法人员的观念方面，很多人目前仍然把对公安机关将案件向检察院申报以及检察院对案件的监督、审查、立案作为主要注意力集中点，注意力旨在案件的定性，缺乏对立法的监督，使得后续案件监督工作不到位。从被监督的角度看，诉讼程序操作不当，没有得到相应的监督，监督部分没有做好相应的工作，大多数检察机关在立案开始的时候就存在对诉讼程序的违法操作。监督机关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没有和监督部门相配合，对于监督工作的该做的事一样也没有做到，自身的经验无法提升，自身的能力无法为自身工作服务。从制度方面看，制度制定的不够完善，使得监督机关不能在现实中执行相应的监督制度，制度缺乏了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2.审判环节的监督问题。在审判环节中，存在三个主要的问题：（1）监督不到位；（2）监督机构不完善；（3）监督制度的执行不得当。在目前的司法机关中，审判环节的监督问题日益严重，滥用权力使得监督监督工作不能真正执行，很多的特殊性案子没有及时判断与审理，延误了案件的处理时间，使得监督工作苦难重重，使得审判机关、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权力执行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使很多违法的程序操作得不到监督，从而无法及时纠正，导致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及时保护，监督机关的作用从根本上没有发挥相应的价值。 （二）其他方面的监督问题。我国目前的监督制度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初步成型，然而在监督工作的管理上需要不断的努力和完善，在监督创新性上要有相应的突破，以使法律诉讼案件的违规操作得到进一步的监督和遏制，目前而言，监督上的效果和质量想要得到具体的实质性提升存在很大的困难。法律诉讼监督的困难主要受这几个因素影响。 1.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这方面的遗留因素主要是刑事法律的监督没有得到社会各界和政府的重视，纵然我国的监督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完善，然而在具体实施和宣传方面却没有相应的进步，刑事诉讼监督制度的应用水平低下，应用范围很小。 2.刑事诉讼的供需矛盾。伴随着我国的刑事监督制度的完善，法律监督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实施和推广，然而需要法律诉讼监督制度的人越来越多，而从事法律监督工作的人却始终很少，导致了很多刑事案件在法律诉讼上的监督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出现了钱权交易和违法操作，从事法律诉讼工作的人太少，而法律诉讼案件的不断增多，使得很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护，两者之间的巨大缺陷也使得监督制度的执行力度严重缺乏。 3.刑事法律诉讼监督服务效果不佳。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监督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时间较晚、发展缓慢、使得刑事法律诉讼的服务水平低下，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我国的刑事诉讼监督制度制定较晚，而制度的完善更晚，并且严重缺乏相应的制度、政策、立法、财力的支持。 4.制度不完善。在刑事诉讼监督方面的立法的相应规章制度和细节没有完善，目前的制度不适应现在的司法践行中的需求。 5.缺乏立法依据。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众，我国的法律诉讼监督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以减少相应的刑事上出现的冤假错案，对于国家公民权利的基本权利的维护工作一定要注意公民侵害性，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虑，我国的法律诉讼监督制度的立法需要有一定的依据。 6.相应的资金短缺。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众以及维护国家稳定，需要大批的法律工作人员和相应的部门，这些部门和人员会产生相应的费用，这方面费用的缺乏将会导致这些部门无法进行工作或者瘫痪，尤其是刑事诉讼的费用占据着相当高的比例。因此，如果资金严重不足将可能使得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无法持续或者质量不高。7.工作人员工作消极。由于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极为复杂，并且时间较长，使得工作人员要求的利益较高，导致资金不足，工作人员待遇得不到提升，会使得刑事诉讼工作人员工作消极，情绪不高，无法保证刑事诉讼监督的工作质量，不利于监督工作的开展。 三、刑事监督面临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审判与立法环节监督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措施。在立法环节中，必须推进监督制度的实行，对于司法与立法存在的问题要切实解决，要促进立法规程与依据两个方面的细节完善。在刑事诉讼监督制度的条款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与修正，以使司法活动进一步的统一并且公正，法律摩擦得以减少。刑事诉讼监督体制虽然已经被制建立，然而体制尚且不全面，对于执行监督工作有不利影响，针对该类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改善。要注重司法程序的监督工作的公开、公正性，并对司法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纠察，提升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重视刑事诉讼监督制度的执行。 （二）其他解决措施。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监督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从刑事诉讼监督制度的执行角度来看，必须要在实际执行中发现问题，对该制度的相应条例进行相应的改进，以解决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阻碍。对于管理体制必须进一步优化，着重培养这方面人才，以供应该岗位的需求，解决人才缺乏的严重问题，在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执行中，必须要开源节流，尽量避免经费的浪费，以便于有更多的经费服务更多群体。在管理机制的进一步改善方面，必须促进监督管理资源的公平分配，增强监督机制的审查，对于一些特殊群体和特殊刑事案件必须给予相应的监督，第一是刑事诉讼费用的节省，提高刑事诉讼案件的审查立案的合法公正性，对运作中存在的弊端进行针对性监督。第二是要将监督工作资源进行平均分配，可以利用社会力量来对刑事诉讼案件的立案审查进行监督，比如新闻媒体，以使监督工作能更加到位，服务质量得以提升。 四、结语 在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现在的刑事诉讼监督制度在各方面还存在着问题和缺陷，使得监督工作难以顺利开展，服务质量难以提升，对于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相当不利，并且刑事诉讼案件中的违法违规操作很难得到监督，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确保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顺利进行，将刑事诉讼监督制度的执行理念和监督制度的条例进一步的完善，以提高我国的刑事诉讼监督的服务质量，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为我国人民谋福祉。 作者：苏雯 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策略:论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机制的思考 摘 要：刑事诉讼监督职能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刑事诉讼监督权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的核心，包括侦查监督权、刑事审判监督权、刑罚执行监督权。本文通过阐述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的职能定位及存在价值，分析当前制约诉讼监督职能发展的瓶颈问题，提出诉讼监督机制创新的模式，为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应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刑事诉讼监督机制予以完善与创新。 关键词：检察职能；诉讼监督；司法公正 当前，在刑事诉讼领域存在着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如有罪不究、违法办案、侵犯人权、裁判不公、量刑畸轻畸重、减刑、假释不当等问题，应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刑事诉讼监督机制予以完善与创新。 一、刑事诉讼监督权的概念和性质 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来源于我国《宪法》第129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上述法律规定，明确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整个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体现在刑事诉讼领域，即为“刑事诉讼监督权”，是人民检察院对各种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所履行的监督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并负有维护刑事司法公正的责任。在我国，检察权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权、批准逮捕权、诉讼监督权和公诉权；诉讼监督权又可分为立案监督权、侦查监督权、刑事审判监督权、刑罚执行监督权和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监督权。刑事诉讼监督权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的核心，本文所研讨的刑事诉讼监督权，包括侦查监督权、刑事审判监督权、刑罚执行监督权，其中，侦查监督权包含刑事立案监督权。 为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新时期要取得科学发展，关键在于法律监督能力的强化。而在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现象较为严重的背景下，作为法律监督职能中一项重要内容的刑事诉讼监督就愈加突显出其存在的价值。针对目前制约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能有效行使的诸多因素，工作机制的完善和创新无疑能为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走出困境开辟一条新路。 二、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职能定位及存在价值 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功能性职权，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对刑事诉讼活动全过程的合法性进行的法律监督，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刑事诉讼中的违法现象，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检察监督活动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对法律的实施、执行和遵守等各个环节的监督，但需要明确的是，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应当成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行使困境及瓶颈问题 随着法治理念的深入以及司法进程的有序推进，检察机关对于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是，受法律规定、监督理念、工作机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在行使的广度、深度、力度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制约因素。 （一）在法律层面上，法条规定过于原则、法定程序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刑事诉讼检察监督主要通过一系列程序性活动得以实现，如果缺少程序作为载体加以运作，那么所谓的法律监督也只能沦为空谈。例如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可以对侦查机关在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但是却缺乏后续规定。 （二）在监督理念上存在重配合轻制约的倾向。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三家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确保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诚然，互相配合在刑事诉讼中显得极为重要，因为三家机关具有“工作目标的一致性”，正如有学者指出，“工作目标的一致性，其根本原因在于犯罪控制的诉讼价值观的影响。依照这种价值观，打击犯罪是刑事诉讼至高无上的价值目标，诉讼中一切问题的处理都要以此为转移。 （三）在工作机制上突显机制设置不科学、内外沟通渠道不顺畅等问题。就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而言，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是共同担当刑事法律监督职责的两大重要部门，在业务内容上存在前后衔接关系，如果沟通渠道不顺畅，极有可能在侦查监督过程中两个部门重复向侦查机关发出《追捕函》、《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这样的“撞车”现象一方面影响到办案效率以及诉讼资源的耗损，另一方面也影响到检察机关司法文书的严肃性。 （四）在监督方式方法的选择上手段单一、灵活性不够、综合效果不佳。刑事诉讼监督的方式多样，除了通过追捕追诉、抗诉、纠正违法等方式外，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其他途径实施法律监督，比如检察建议、检察公函、人民调解、落实社会帮教措施等等。 四、刑事诉讼监督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一）完善侦查活动中的诉讼监督 1.建立立案监督案件跟踪、督促机制。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通知立案权，即检察院可以强制公安机关立案，但是对于立案后的监督程序却没有明确规定。由于种种原因，公安机关对于立案监督案件消极侦查、久拖不决、立案后又撤案等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这导致了实践中，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案件侦结率、起诉率不高，多数立案监督案件，特别是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滞留在侦查阶段。 2.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知纠正。”此条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案件，且介入的目的是“发现违法行为”并且“应当及时通知纠正”。 总之，刑事诉讼检察监督作为诉讼系统内部的监督制约，其走出困境的最大出路之一在于工作机制的完善和创新，机制建设既是执法规范化的要求，同时也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提供动力支持。结合三项政法重点工作的开展，可以尝试通过信息化建立监督线索发现机制、规范完善诉讼监督运作机制和科学建全诉讼监督评价机制，逐步整合内外部各项资源，形成法律监督工作合力，从而确保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科学、合理、高效运转，在化解社会矛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作者通讯地址：江苏省沛县人民检察院，江苏 沛县 221600） 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策略: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完善和发展 英国思想家罗素说过：“权力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掺和着私欲的成分，一部权力史，也就是权力扩张和权力制约的历史。”因此，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以及执行权等公权力的科学配置，是刑诉法制定和改革的一个重点。刑事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体现。所以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增加了诉讼监督的内容，扩展了诉讼监督的范围，丰富了诉讼监督的手段 ，明确了诉讼监督的效力，强化了诉讼监督的责任，健全了诉讼监督的程序。 一、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为追究犯罪，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侦查是起诉的前提和基础，侦查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侦查活动的开展以限制甚至剥夺公民的法定权利为代价。侦查权力的任何不当行使或者异化滥用，均可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犯。刑事诉讼的修改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监督。 1、明确对侦查措施的监督 为了保护相关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强化对侦查活动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侦查措施的滥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15条增加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一）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二）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五）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这个规定首次确立了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违法行为投诉处理机制，旨在强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在处理投诉的机制上，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申诉进行审查与处理的权限。 2、明确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 为了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不仅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核实权，还赋予了检察机关对违法行为通知纠正权，实际上也是增加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监督的新途径。 3、明确审查批准逮捕程序的监督制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一规定将检察机关目前对公安机关报送的提请批捕材料主要由书面审查变为当面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有利于保证人民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防止错误逮捕。 4、增加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和执行的监督 监视居住是介入取保候审与拘留、逮捕之间的一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调整了监视居住在强制措施中的地位，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性措施”，并规定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据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适用的前提必须以符合逮捕为条件，只有在符合了逮捕条件，同时出现了法律规定的几类情形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监视居住。同时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与在固定住所执行的监视居住不同，指定居住的监视居住更加接近于羁押状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受到更多的限制，其合法权利也面临着更多的危险。为防止这一措施在实践中被滥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3条第4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5、设立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加强对羁押执行过程的监督 针对目前公诉案件中的逮捕羁押率过高、实践中监督乏力、监督效果不明确等问题，修改后的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一规定的作用在于强化人民检察院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关押。 二、增加对阻碍辩护人、诉讼人行使诉讼权利违法行为的监督的内容 律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和办案机关对律师职业还存在一些偏见，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行使诉讼权利还遇到不少阻碍，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还比较突出。这些阻力主要来自公检法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这次刑事诉讼法设置了辩方对于阻碍其履行辩护职责的救济途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同时，为了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案，实现程序正义，该法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诉讼中有违法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对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这些程序有利于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提供支持和保障。

浅谈医疗纠纷防范措施:浅谈急救护理工作中医疗纠纷的防范措施 [摘 要] 目的：探讨预防纠纷发生的方法，以减少急救护理纠纷的发生。方法：通过全面的学习参与，提高认识，制订先控措施，监督实施，定期总结考评。结果：防范措施实施一年后医疗纠纷发生率显著降低。结论：提高预防意识，强化先控措施是确保健全医疗安全，减少纠纷发生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急救中心；医疗纠纷；防范 自2002年9月1日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后，各种医疗纠纷案件剧增。尤其急救病人起病急，病情危重，病人及家属渴望紧急救治，促使进入急救情境而产生恐惧、焦虑等一系列心理反应，从而造成机体的持续应激状态，若得不到及时诊治或诊治不当，极易于医护人员发生冲突，既可能加重患者病情，又有碍于急救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了降低纠纷发生率，2008年起我科针对急救患儿的特点和工作性质，进行先控防范措施，经过三年的实施，证明效果显著。现介绍如下： 1.方法 1.1建立与健全护理质量保证和改进体系 成立护理质量管理小组，用管理小组的管理模式，查找、评估安全管理的误区和盲点，根据安全需要依法重新制订切实可行的安全管理制度和质量标准，提高护理工作规范化、常规化的操作程序和防范护理纠纷的能力，在临床护理操作、用药安全、感染控制、器械设备安全和环境安全等诸多方面保证护理安全。【1】 1.2加强管理工作 1.2.1执行各种优先制度，如病情较重时先抢救后交费。根据轻、重、缓、急进行处理，并给予解释。 1.2.2合理使用人力资源，护士长在授权下属工作时应根据护士工作能力、职称、资历分层授权、护理人员在接受任务时也要仔细评估个人的专业能力，当病人要求超出自己所胜任工作的范围时，护士应主动寻求他人帮助；实行弹性排班，繁忙时段及时调配人手，协助各班尽快疏通病人，减少差错发生。 1.2.3加强岗位练兵工作 1.2.4加强抢救物品、药品的管理，护士长每天不定时进行急救物品、药品的抽查。 1.2.5了解病人信息，及时给予解释、解决。 1.2.6健全岗位责任制，加强督促检查，岗位责任制目的是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使工作忙而不乱，做到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从而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 1.2.7定期做好总结考评工作落实奖罚制度。 1.3遵守卫生法规和医院规章制度 护理人员应严格遵守卫生法规和各项护理操作常规，避免医疗护理差错，经常开展法律法规规范化培训，进行纪律实例讲座，促使护理人员懂法、守法、依法执业，同事开展警示教育，同各国典型案例吸取教训，以增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对个别患者及亲友的挑剔和不合理要求，甚至无理取闹，要耐心解释，理解患者的心情，宽容患者的责备，避免过激言行，以免发生医疗纠纷。一旦出现护患冲突，要本着关心患者，对患者负责，有利于患者康复的原则妥善解决。 1.4加强道德修养，提高自身品味 以护理人员的职业风范及形象为前提，从小事做起，重视细节，不断改正不良习惯，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以提高个人修养。与患儿家属谈话时态度和蔼，语气平和，表示理解和同情。 1.5加强护患沟通工作 在护患关系中，应以情感沟通为纽带，以维持和增进亲情感为前提。院前急救的特点是时间短、任务重、人手少、条件差，所以急救人员在实施抢救的过程中，除雷厉风行抢救处理每位伤病员，与死神争时间外，还应随时积极与家属沟通，以减少因家属的误解而造成不必要的纠纷。沟通不仅仅是谈话，护患沟通应是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总体，尤其急救时护理人员与患者的接触中，我们的语言、表情、动作姿态，无一不是向患者及家属传递着某种信息，传达着我们的感情和态度，这些恰恰是目前护患沟通中易于忽略的方面，因而在急救的过程中，我们应通过每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把急救人员对患者的同情和关爱传达给患者，已达到沟通的最佳效果。【2】 2.结果 在2008、2009、2010年抢救病人数、院前急救人数明显增多的情况下医疗纠纷发生次数显著降低。（表1） 3.讨论 急救护理工作由于它的特殊性，在言语、行为、接待、时间、环节等方面稍有疏忽，就会引发纠纷。在遵守大条例、制度规则、做好大环节质量前提下，更要注重那些被疏忽的细节。和谐护患关系是搞好护理工作的基础，在护理人员对患者服务的过程中，护患双方相互信任和关怀，对营造和谐亲切的服务氛围，促进患者康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和谐的氛围同时能使护理人员心情舒畅，积极发挥更大的工作热情，提高护理质量。 浅谈医疗纠纷防范措施:基层产科工作中护患医疗纠纷的原因及防范措施 [摘要] 目的 探讨基层产科工作中护患医疗纠纷的原因及防范措施。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站自2003年开展产科以来，要求全体产科人员严格树立产妇安全第一的服务理念，有针对性采取一系列避免护患纠纷的策略和措施。结果 通过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从根本上杜绝了医疗纠纷的发生。结论 发生医疗纠纷很大一部分并非存在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而是由于产科人员与产妇缺乏有效沟通，所以，良好的护患关系是避免医疗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 产科人员； 医疗纠纷； 防范措施 医疗纠纷是指病人或其家属认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了错误的诊断、操作，导致病人出现了不良后果而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发生争议[1]。如今患者的法律意识日益提高，而产科的工作性质是病人多周转快，病情变化复杂，在所有入住医院的人群中惟有产妇是健康人群，同时，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往往是一个家庭关注的焦点，所以助产工作被社会及民众所关注，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起医疗纠纷，严重影响单位和个人的声誉。我站是基层医疗保健单位，自2003年开展产房以来，全体产科人员严格树立产妇安全第一的服务理念，从根本上杜绝了医疗纠纷的发生，现将经验总结如下： 1 工作产生医疗纠纷的原因 1.1 缺乏有效的沟通 产妇经过9个多月艰苦的孕期过程，对做母亲的期望值非常高，而入院后得不到医护人员的重视，有时因工作忙，不能耐心、细致的解答产妇及家属的问题，随意敷衍几句，有些时候即使有误解，也难以改变产妇及家属的看法，心理会感到失望。 1.2 护理服务不到位 孕产妇在整个孕期一直受到家人的关爱和照顾，而医护人员有时对产妇的照顾并不能很周到，产妇会感到被医护人员冷漠了，往往会使患者的满意度下降，有时医护人员说话声音较大，产妇会认为服务态度不好，严重影响产妇和家属的心情，也为医疗纠纷埋下隐患。 1.3 法律意识淡薄,文书书写不规范 医护人员对医护行为的法律意识缺乏足够的认识，同时对产程记录书写不切实际，随意造假、涂改等，缺乏真实性，对产程的处理方式不详细记录或医护记录不相符，一旦产妇及家属有疑问，必将给医护人员带来不必要的纠纷。 1.4 专业水平偏低或技术操作不熟练 助产工作承担着一个家庭和整个社会的责任，如果不努力专研业务，提高操作水平，就难以处理产程中的瞬息万变，延误抢救时机，为家庭和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2 避免护患医疗纠纷的措施 2.1 掌握沟通技巧,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据统计，医院80%的医患纠纷都是由于医患之间的沟通不良或沟通障碍所造成[2]。由此可见，发生医疗纠纷很大一部分并非存在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而是由于产科人员与产妇缺乏有效沟通，所以，良好的护患关系是避免医疗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产科人员要有真诚的态度，良好的方式，恰当的语言与产妇交流，尤其是在产妇有宫缩时，常常疼痛难忍，甚至对分娩有恐惧感，心里极度紧张，我们产科对每位产妇均选择有经验、技术精湛的助产士，采取“一对一”导乐式助产，配合分娩过程的健康宣教，用一颗同情心、爱心去关注产妇的感受，抚摸她的腰骶部，想办法分散注意力等，减轻宫缩痛，始终守护在她的身旁，认真回答产妇提出的问题，满足产妇的合理性要求，用微笑和实际行动去温暖产妇的心，真正做到心灵上的沟通，使她们信任产科人员，能够在产程中积极配合产科人员的工作，不仅使产妇及家属满意，减少母儿并发症，也避免了医疗纠纷。 2.2 提高法律意识,加强法制观念 随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相关配套文件的颁布和实施，病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传统的护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护理的需要，投诉和付诸于法律的纠纷不断上升，产科工作本身就牵扯到孕妇和新生儿两人的健康，风险较大，极易出现差错和纠纷。为了提高产科工作的有序性，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站要求每位产科人员必须加强法律学习，提高证据意识，改进传统的工作模式，从法律责任的高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要懂得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从而减少医患纠纷[3]。 2.3 加强对助产人员的技能培训 随着社会的进步，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产科人员除了加强对责任心的教育，更要注重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对产程的变化做到及时、准确判断，在产妇分娩的关键时刻做到有条不紊、思维清晰、动作敏捷，避免因产科人员自身的主观因素如专业技术不过硬、责任心不强，而错失对产妇及新生儿的最佳处理时间，导致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我科每月由护士长亲自督查每位助产士产程操作，出现问题及时指出，并与奖励机制挂钩，这样即提高了产科人员的整体技术水平，规范了言行，又可以对新的助产士的快速成长起到促进作用。 2.4 详细交待病情,认真执行产房制度 产妇属于健康人群，产妇及其家属也相信当今医疗技术完全可以安全分娩，而他们并不知道产科的特殊性。产科人员要充分认识到医疗纠纷都是在发生不良后果时，由于病人或家属的不理解而造成的，所以在入院时要详细、及时、客观地交待病情，让产妇及家属充分了解、全面认识产程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凶险，适当降低产妇及家属的期望值。产妇一旦出现问题尽快与家属联系，不要隐藏事情的真相，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理解他们，使病人家属了解病情和诊断过程，避免激化矛盾[4]。 产科人员一定要自觉遵守产房的各项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既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又要有慎独的工作态度。因产程因人而异，且易多变，这要求产科人员必要时打破习惯性思维，认真观察产程进展情况，结合产妇存在的实际问题准确、及时、客观的作出评估，发现异常及时汇报处理，并详细记录。 2.5 严格规范护理文书的书写，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医疗护理文书是医护人员对病人的病情观察和实施护理措施的原始文字记载，是病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科医疗纠纷，产程记录是很重要的法律依据，产程记录是对产妇整个产程全面、真实、准确、客观的反应，要严格执行《病历书写规范》，认真做好产程记录，对每一个细微变化都应详细记录，同时加强各科室间的交流与沟通，产妇需要转院、会诊时要详细书写转院与会诊记录单，妥善保管好病案文书等证据资料，病历文档详尽完整，值班人员与产科人员要注意信息沟通，做到产程记录与病程记录相一致，避免因科室工作人员交流欠缺及医护记录的差异而造成的医疗纠纷。 2.6 尊重病人权利，保守病人隐私 在产程观察中，产科人员必须尊重产妇的知情权、隐私权、身体权、名誉权等合法权益，产妇均为女性，特别要重视隐私权，助产人员在做产检时，一定要注意隐蔽。有些产科人员，对未婚先孕、性病病人等带有歧视心理，言语中不自觉流露出来，病人难以接受，进而转化为对产科人员服务方面的不满意，产生纠纷[5]。任何产科人员在未征得病人同意的情况下，不能随便向他人甚至病人的亲属泄露病人的情况，如孕娩史、未婚先孕史、先天性生殖系统缺陷、性生活障碍等病人不希望他人知道的情况[6]。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医务工作者的人生安全，但同时也保护了病人的合法权益，作为一名产科人员，面对的是两条生命和一个家庭的幸福，更应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同时要加强法律意识和医疗安全意识的学习，认真做到“有章可循，有理可依”，总之，要时刻牢记产妇安全第一的服务理念，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浅谈医疗纠纷防范措施:妇产科医疗纠纷的常见原因及防范措施 [摘要] 随着我国法律的日益健全及广大患者自身保护意识的增强，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尤其是妇产科，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名列前茅，为了减少和防范本院妇产科的医疗纠纷，保障医院和患者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失，掌握医患沟通技巧十分必要，通过多年的行政管理，探讨妇产科医疗纠纷可能发生的原因和防范医疗纠纷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妇产科；医疗纠纷；医患沟通；防范 随着社会的进步，医疗改革工作的深入发展，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对医学知识的了解越来越多，法律意识越来越强，医患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妇产科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名列前茅，占近年来我国城镇医疗纠纷的17.2%～29.5%[1]。妇产科医护工作是高风险、高强度、高责任心与高负荷，很难得到休息，心身疲倦，易出现疏忽；医护人员还要接受继续教育，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患者对医疗工作的高风险性和不可预知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理解，当诊疗结果与期望值出现偏差时，易发生情绪激动而导致医患矛盾激化，医疗纠纷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社会风险已逐渐形成对医院冲击和对医务人员攻击的主要原因。本文探讨接待妇产科医疗纠纷发生的常见原因，并提出防范措施，使医疗纠纷降低到最低限度。由此可见投诉接待对于医院来说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笔者通过多年的行政管理，总结出以下医患沟通技巧： 1 产生医疗纠纷的原因 1.1 医院管理制度不健全或制度落实不到位 医务人员不能严格地执行医疗核心制度，行为不规范，违反标准操作程序，不严格执行诊疗指南，医护人员缺乏责任心，接诊患者时不认真倾听病史，检查不够全面，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患者有可能是在不知情或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服从医生的建议或决定而进行某种特殊检查或处理，不能很好地履行告知义务，一旦患者不满意就投诉，随时随地可发生医疗纠纷。 1.2 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差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对自己的健康意识增强，前来就诊的人数增加，其次是老百姓的法律观念增强，使更多人知道应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医院管理不善，法律意识淡薄，书写医疗文书不认真，没有及时准确地记录治疗情况和护理变化，患者对医疗护理质量和安全提出更高要求，用法律来衡量医疗行为和后果的意识不断提升，他们便想方设法制造事端，从而产生医疗纠纷。 1.3 与患者缺乏有效的沟通 分析医患纠纷的发生原因，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医患之间缺乏沟通和相互理解造成的。由于在诊疗过程中医患所处角度不同，知识水平不同，患者对任何诊疗措施追求完美性，使诊疗结果不能实现患者所期待的理想状态，医生对患者缺乏耐心细致的解释，医患沟通有障碍，妇产科床位周转率快，初产妇多，难产多，不注意说话方式易产生误解。另外，随着物价上涨，医疗收费解释不清，会让患者及家属产生疑虑，引起纠纷。 1.4 疾病状态导致诊疗结果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虽然医疗技术新方法、新技术很多，但应用的同时也有很高的风险性，患者的遗传异质性、患病后就诊时间差异、各种诊断措施灵敏度和特异性的局限、临床表现的不同、各种治疗措施反应的差别，均导致了诊疗结果的不确定性[2]。患者常对慢性疾病发生的风险能理解接受，对短时间内发生的风险如手术风险、分娩期并发症发生风险多难以认同，这正是导致目前产科领域内纠纷的主要原因。多年工作的医生常局限于专科临床工作，遇到较重患者不能在第一时间内处理，延误治疗和抢救时机，导致患者不满，引起纠纷。 2 加强医患沟通，提高患者的信任度，减少医疗纠纷 2.1 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 妇产科对国家和各级政府指定的相关医疗法律、法规和政策应必须执行，并制定出适合本单位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诊疗指南和技术操作规范，对医生的培训内容应该包括医疗风险的识别、预防、处理和医患沟通的技巧。医疗常规是医务人员工作中必须遵守的，是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前提，是医疗护理工作过程的行为准则，医务人员应做到有章可循，违章必纠，使医院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轨道，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2.2 加强医务人员医德医风教育 医务人员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是衡量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起码标准，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首要前提，良好的医德也是调节医患关系、医疗纠纷的杠杆和准则，是执行规章制度的基础。医患交流应当贯穿于诊疗活动的全过程，通过亲切的目光、真诚的表情、轻柔的手势来主动有意识地与患者进行感情交流[3]，因此，医患交流时非语言性沟通方式十分重要，医护人员在与患者沟通时，还要注意不能一味地使用医学专业语言，以免患者听不懂，应使用准确、通俗和易懂的语言。 2.3 加强医患沟通，提高患者的信任度 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生孩子是一件正常而又简单的事情，当出现产科并发症时，大多数患者及家属都无法理解和接受，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能进行良好的医患沟通，可能就会导致医患矛盾，甚至发生医疗纠纷。因此，必要和良好的医患沟通，不仅能让患者很好地配合医疗活动，还能使医生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病史，做出准确的诊治方案。从而使患者更满意，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过硬专业技术水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改善医患关系的基础。沟通可通过医生在倾听时就表示出对患者的尊重，通过感受正确才能使沟通进行顺利，沟通中强调信息交换不是单向传递，信息交换对临床尤为重要。医生要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医疗环境，处理好医患关系主要从尊重患者的权利、积极改善自己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水平出发，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在诊疗活动中尊重患者的意愿，向患者履行告知义务。这样就可以得到患者的信任，患者的依从性就可以提高，对患者的康复有利，就能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 2.4 简化、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 在当今医疗环境还不是很令人满意的年代，如果能让百姓放心就医，笔者的经验是简化、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满足患者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的需求。对待妇产科的患者，医务人员要善于关心患者、理解患者，对患者有责任心。注意运用心理学知识， 根据不同年龄、性别的患者，随时随地注意察言观色，通过和患者的谈话，根据患者的不同反映，准确判断患者需要什么，想干什么，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顾虑，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及心理状态，以利于疾病的痊愈。 2.5 建立防范机制，树立医务人员法律意识 由于患者的维权意识与法律意识提高，医疗纠纷越来越多，这就要求医院从自身医疗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和沟通能力上进行改进和提高，要懂法、守法。在良好的职业道德、技术水平、文化修养的基础上建立医患双方的互信机制，提高医患沟通，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医务人员除了具有过硬的医疗技术和良好的医德医风外，还应该严格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及有关的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有关的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学法、懂法是利人利己的事，学好医学法律法规有其重要意义[4]。医务人员都应积极主动的学好法、用好法，这对于保证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意义重大。 浅谈医疗纠纷防范措施:与护理有关的医疗纠纷发生原因及防范措施 【摘要】 目的 分析医疗纠纷形成的过程及医护人员的行为中易造成医疗纠纷的各种因素，探讨减少和防范医疗纠纷的方法。方法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强化法律意识。结果 通过教育，增强了护理人员的工作责任心，提高了业务水平，有效地防范护理纠纷。 【关键词】 医疗纠纷；防范措施；护理 近来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医疗纠纷事件逐渐增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护士如何防止医疗纠纷的发生，更好地保障患者生命健康的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与护理有关的医疗纠纷的发生原因及防范现状做一介绍。 1 与医疗纠纷有关的概念 1．1 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 举证责任倒置源于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在这一司法解释的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程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1．2 医疗纠纷的概念，医疗纠纷是指因患者对医务人员或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不满意与医院发生的争执，医疗纠纷按性质可分医疗过失纠纷与非医疗过失纠纷。 2 医疗纠纷的形成 医疗纠纷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经历潜伏期、显露期、暴发期、善后期等阶段。在潜伏期，患者及家属对医疗、护理、服务、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满意或产生不信任感。如果问题未解决或出现新的矛盾，患者的不满情绪蓄积，不信任感增加，出现收集投诉材料，挑剔医院工作的不足或漏洞，传播不满言论等行为，此期为显露期。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不信任加剧，可能会由一件事或一句不当的语言导致患者不满情绪的暴发，形成纠纷。最后是解决纠纷的善后期。从整个医疗纠纷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患者的不满意和不信任感的积累，是发生纠纷的隐患。医疗纠纷，特别是其中占大多数的非医疗过失性纠纷，虽然表现不一，理由不同，但其深层原因是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 3 与护理有关的医疗纠纷原因分析 护士是治疗、护理计划的执行者，在患者的就医过程中，医师根据患者的病情拟定治疗方案以后，其治疗措施主要是通过护士落实到患者身上，各辅助诊疗科的检查需要护士协助做好准备工作；药房的药物通过护士送到患者的手中等等，可以说患者与医院各部门的关系都是通过护士建立起来的，护士与患者的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广泛。护理关系的直接性，广泛性决定了护士容易引发纠纷。 3．1 因护理行为不当引起的医疗纠纷，因护士责任心不强，不按规章制度和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办事，引起医疗纠纷，具体表现有：①不严格执行查对制度，以致给患者打错针、发错药、输错液等；②交接班不清，遗忘医嘱，造成不良后果；③观察病情不及时，延误治疗和拯救时机；④急救器材性能失灵，延误危重患者抢救时机。 3．2 护患交流沟通欠缺 欠妥的语言往往是引发纠纷的导火索，如一些慢性病或癌症晚期的患者，因住院时间长、费用高、治疗效果不满意，本来就积怨满腹，此时护士的语言不慎，与患者发生争执，就会引发患者的不满情绪的发泄，引发投诉；再如患者对住院费用有疑问，护士解释不清引发费用纠纷；护士在给患者进行静脉穿刺时，如果不能一次穿刺成功，又不做解释且毫无歉意，也会引起患者的投诉。 3．3 护理记录缺陷 3．3．1 护理记录与医师记录不符，由于护士在询问病史和护理体检时不全面，患者提供病史时前后不符或不同家属提供的病史资料不一致，均可造成护理记录与医师记录不符。 3．3．2 护理记录与护理措施不相符，护理计划尤其是标准护理计划中制订的护理措施样本，而实施过程中由于病情不需要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落实，未能及时对计划中的措施进行修改，致使护理记录与护理措施不相符。有时根据患者需要，护理人员已实施了相应的护理措施，却未能详细记录。 3．3．3 护理文书记录不及时或随意记录，护理工作以执行医嘱为基础，护士在从事大量繁忙的护理活动中，普遍存在操作实践多，解释说明少，护理记录随意等情况。再者由于不同学历层次护士在知识水准，护理技能操作上的差别以及法律意识淡薄，对工作中的失误可能引发护理纠纷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等，使护理记录存在诸多隐患。例如因抢救治疗医嘱多，护士忘记皮试的记录和签名，患者病情稳定时随意编造血压体温等。 3．3．4 医疗收费，随着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费用的上涨，医疗收费已成为患者非常敏感和关注的问题，昂贵的药物使治疗费用增高，易造成患者的误解，特别是患者治疗效果不理想时，这种高额费用与患者预期疗效的巨大落差，更易造成患者及家属的强烈不满和不信任，个别医疗机构有乱收费现象也是引起患者不满和医疗纠纷的因素。 4 防范医疗纠纷的措施 4．1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护理工作具有独立、直接、连续的特点，许多护理工作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或开放环境中进行，因此培养护士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做到严谨自律尤为重要，也是避免护士过失行为发生的重要保证。 4．2 加强沟通改善服务，建立信任，加强护患沟通是建立信任的有效途径，护士应重视做好患者入院时、治疗时、出院时的服务，通过定期召开工休会、调查患者满意度等形式，加强护患间的沟通交流，不断改进服务，完善医院管理，消除误解、减少纠纷。 4．3 规范文书书写，护理文书的书写是患者获得救治情况的真实记录，是医疗事故、纠纷处理中的法律依据。所以护士必须要有很强的法律意识，书写护理文书前要详细询问病史，严密观察病情，已做过的治疗、护理要及时准确记录，尤其是抢救患者和紧急处置后及时补记，同时要妥善保管医疗护理文件，以备举证。 4．4 完善收费管理，对患者医疗收费产生的误解应耐心解释，提供每日收费清单，对患者不明白的项目给予说明，对收费价格有疑问者，可指导他们查看公示的药品或医疗服务价格，消除患者疑问和误解。加强收费管理，避免错收费，杜绝乱收费。 防范医疗纠纷是医疗常抓不懈的工作，以于护理管理者而言，还需要在完善管理制度，提高护理工作完全性及重视人力资源管理，降低护理工作风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浅谈医疗纠纷防范措施:医疗行为中引发医疗纠纷的原因及防范措施 【关键词】医疗纠纷；原因；防范措施 当今社会，医师是个高风险的职业，随着科学的发展，人民群众及广大患者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同时也对自己的正当权益实行法律保护。现实生活中，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物质生活、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加之少数患者对医疗知识的不了解，辅以医疗科学本身的缺陷，注定在治疗服务过程不可能达到如患所愿，医疗纠纷不可避免地发生。 1 治疗工作中，引发纠纷原因分析 1.1 医患沟通欠缺 临床上约80％～90％的医疗纠纷都是由于医务人员没有与患者进行良好的沟通所引起，有时不仅是护患的沟通，重要的可能还是医患沟通。如：某些癌症晚期患者本身痛苦较大，住院时间长，费用高，若医护行为稍有不慎，便引发患者的怨愤，而医生又未能及时地与患者沟通。 1.2 医生责任心不够 医生在执行治疗活动过程中，不遵守规章制度及操作常规，给患者身心健康带来严重损害的行为：①不严格执行制度，术后将器械、纱块、针、线遗留于患者的腹腔等；②急、危、重的患者出诊忘带必需的抢救设施及药品；③值班医师不认真履行职责，不清楚危重患者病情，病情恶化时未能及时发现并处理。④值班人员擅自脱岗、离岗，患者病情恶化未能及时抢救导致死亡等。 1.3 法制观念淡薄，忽视患者知情权 患者有权知道病情、治病方案及各种检查的目的、结果等。对病情的评估无远见、武断，尤其是疑难或不治之症，切忌乱下断言，“没问题、能治好、不危及生命”等。 1.4 诊疗记录缺陷 各种诊疗记录是涉及到医疗纠纷的原始依据，它也是公正评价医疗、医师、护士事实的关键证据。现在是循证医学的时代，如医嘱的涂改、签名的随意性，代签名、谈话，该签字未签字等都会导致举证困难、举证失败。 1.5 医生在执行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 医生未经注册，单独值班，擅自做主开展诊疗活动。或实践经验不足，业务能力水平低，突遇特殊情况，未能及时地向上级医师请示，或向科主任汇报，自拟诊疗方案，导致严重后果的。 2 医疗纠纷的防范措施 2.1 加强服务意识，减少医患纠纷 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是基础，也是有力的措施，临床上初步统计，医疗纠纷多因医疗技术水平、医疗作风、服务态度等主观因素构成，医护服务态度对患者的影响较直接，患者满意衡量标准。 2.2 注意学习和培训，逐步提高整体业务素质 当今新科学、新技术的发展，对患者带来无穷的希望，对治疗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迫使我们要不断地学习，汲取精华，开阔业务视野，扩展知识面，适应时代的潮流，才能具备合格的专业能力，高敏锐的观察力和应急处理能力。 2.3 加强医疗文书的书写 病历是医疗活动的主要载体，是医务人员问诊、体检、诊断、治疗等医疗活动的真实记录。它也是判断医疗行为是否正确、及时、有效、安全的主要证据。因此在病历记录时，必需及时、准确、真实、高效，诊断尽量全面，切勿忽视重要的体征及辅助诊断。 2.4 遵守纪律，规范操作 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各种诊疗操作常规，认真执行“查对制度”。加强医师傅诊疗的责任心，增强对各种差错事故的防范意识，将医疗纠纷的风险降至最低。 2.5 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在诊疗行为过程中一定要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学会用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 总之，医疗纠纷时有发生，医患双方均不愿发生。只要我们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学习法律知识和规范服务意识，逐步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医疗纠纷是可以避免或减少的。

生活经济学论文:浅谈生活中的经济学 摘要：经济学这个词一直被看作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研究学科，是运用专业方法对经济现象和行为进行分析，对未来市场趋势进行科学性的预测，但是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思想却是源于生活实践中的，本文主要针对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行为进行分析，旨在说明其实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是经济学。 关键词：经济学；生活 经济学可以是专业很强的研究学科，也可以是人们日常行为和交流的集中思考和反映。经济学可以很高深，也可以很普及，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有导师经济学的影子，经济学成为人类日常生活和交流的基本构成形式。 一、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分析 1.机票的经济学分析 机票常常会出现打折的情况，经常会遇到飞机临起飞前如果还有空座，机票价格甚至会低至一至二折的情况，这个时候买机票是非常划的来的，可以以超低的价格买到可能低于成本价的机票。从表面上看，这样低于成本的机票价格是航空公司损失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飞机即将起飞，一趟飞行所耗费的成本已经基本固定，空置的座位如果以较低的价格吸引顾客购买和乘坐，成本基本不变，反而增加了边际收入，航空公司的整体收入反而增加。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件双赢的交易，运用低于公允价值的价格却能增加收入，这就是对经济学中的边际收入的体现。 2.打折的经济学分析 商场打折是最常见的促销手段之一，各种打折方式，绑定这苦方式的制定都是为了给顾客带来消费占便宜的消费心理刺激的同时，积极的抢占市场份额。打折同城会出现“一件八折两件七折三件六折”这样的标语，这让消费者看到之后觉得自己可以低于市场同等价格的情况下购买到同样质量的商品，而且买的越多越划算，顾客本身对于商品的市场定位有一个自我认知，当觉得商品的销售价格低于市场价值并在自己的接受范围之内时，便会达到价格和心理上双向满足，会及其顾客强烈的购买欲。这个时候顾客以低于市场普遍认知的价格购入商品，觉得自己占了便宜，从表面上看是商品生产商和销售商让利给顾客。实际上，在促销的同时，商品制造商运用打折的优势吸收了更多市场闲散资金，优先抢占了市场份额，增加了自己品牌的效益和宣传度，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品制造商还可以趁机减少库存，降低挤压和风险，加速资金回笼和再投资和再生产，促进自身的运转和经济发展。 二、工作、理财的经济学分析 1.工作的经济学分析 社会已经进入一个高速运转的经济型社会，社会的整个运转就是一个经济流通的过程，人人成为生产者，也成为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成为市场这个大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市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产生和不断发展。例如，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全部都有人提供，可以在不同的供应场所进行需求上的满足，同时，人们参与工作，通过出售劳动力而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作为自己的生活支出和经济来源。人类在生活中整体进行的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活动。人类因为自身的需求和劳动产生构成了社会上的供求关系，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自身就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来看，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生活经济学，人们在经济发展中同时扮演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 2.收入支出理财的经济学分析 物质基础生活的必需品，作为上层生活的基础，在人们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理财与消费成为现代生活中人们每天都要思考和处理的问题。所谓现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现象也是跟物质追求相关的经济学产物。各国家有不同的消费观，例如美国为了促进年市场经济的发展，鼓励消费，导致美国人非常喜欢消费，储蓄能力下降，但是市场经济受到长期的刺激一直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市场活跃可以促进行一轮的生产和消费，不断推动美国经济向前发展。而中国则不同，中国人民普遍危机意识极爱强，这个社会福利发展还没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有一定关系，其次也跟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有一定关系。中国人口众多，市场需求一直较大，这也给中国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国人民的储蓄能力较强，储蓄事业发达，一定程度上也能集中民间闲散资金，百姓的存款还可以给自身生活带来一定的物质基础保障，稳定社会安定。 细说到生活中的理财思想，理财的主要内容包括收入和支出两部分，怎样能够做到开源节流，怎样又能够让生活过的有品质，这些都成为理财的热议话题。日常生活中，一个家庭的所有收入减去所有支出就等于这个家庭本月创造价值的结余价值。经济学理论上支出一个家庭用于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所花费价值占创造总价值的比例越高，那么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就越低，结余越少，就离温饱和赤贫线越近。如果这个家庭尽量降低生活支出，增加结余，虽然可以增加积蓄，但是物质生活没有了质量保证，也不等于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一个家庭要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增加剩余价值，才能拥有更加有品质的生活，满足除了温饱需求以外的更多精神层次上的需求，这反映开源才是改善生活的根本办法，当然理性的节流也是十分必要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收入和支出的理财也正是经济学道理的现实反映。 三、结语 经济学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与交流的重要纽带，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处处透露着经济学的智慧，不论是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活动，还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和消费，以及生活中关于收入支出的理财，全部都是对于经济学的具体体现，也是生活经济学的结晶，生活本身就是一本经济学大全。 生活经济学论文:应用型人才经济学教学要用经济理论解释现实生活 摘要： 生活中处处都有经济学，经济学教学要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的例子，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现实生活，用现实生活说明经济理论。要用经济理论解决学生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并用经济理论引导学生为人处世，从而从全方位提高学生素质。 关键词： 应用型人才教学；经济学教学；经济理论；现实生活 0 引言 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学生学习的好坏不仅会影响到后续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会有着直接影响。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多是以招收文科考生为主，数学基础比较差，对经济学有些难以理解。有时候，尽管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学生听起来却觉得干巴巴的、索然无味，像是过眼烟云，很难有好的教学效果。作为科任老师，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用经济理论解释现实生活，用现实生活说明经济理论。现结合我自己多年来教学的经验，谈谈我对应用型人才经济学教学的一些看法。 1 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教学案例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的配置与利用的科学，而生活中处处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选择，这就涉及到经济学。生活中处处都有经济学，从起床到睡觉，从穿衣到吃饭，从睡眠到读书、游戏、身体的锻炼以及购物、聊天、休息，从生活起居到谈情说爱，都存在着资源配置与利用，存在着经济学问题。经济学的问题比比皆是、俯首可拾，比方说，我们通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人在外面走路，会感到孤单，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于是，见了陌生人他也可能会跟对方主动打招呼聊天、一起走一段路。经济理论很容易就可以解释这些事情，因为跟他人聊天可以增加自己的效用，两个人走路跟一个人走路相比，两个人走路可以打发寂寞时光、可以增加安全感，从而增加他们的效用，这也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用这些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来谈经济学，学生容易接受，也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带着兴趣与没有兴趣来学习同一门课程，其效果将是天渊之别。 2 善于用经济学知识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 生活中虽然处处都有经济学，但要利用经济理论解释它们却需要我们经常去思考。例如，关于物质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人认为，物质是基础，但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物质和爱情何者更加重要，他们的关系如何，这可以用经济理论来分析。 我们可以用U表示效用，M表示物质，L表示爱情，a、b、α、β、γ为不为零的常数，它们的关系式可以表示为：U=aMα+bMβLγ。这个式子就较好的描述了一般人的物质与爱情的关系的观点。当M=0时，不管L是否为零，U都等于0，说明物质是基础，没有物质基础爱情也不能当饭吃。β、γ的大小代表物质与爱情孰轻孰重，当β γ时，更加看重物质；当β 只要我们用心的去思考，就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太多的现象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甚至我们所说的一些在理的话，都包含了经济学原理。例如，在电视连续剧《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的大结局中乔省长有一句台词：“如果一个人有了害人之心就不可救药了。”用经济理论如何解释这句话呢？经济学有一个经济人假设，人总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有害人之心的人总是把别人情况变好当作是件使自己效用减少的事情，为了增加自己的效用水平，在自己情况不能变好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损害别人利益来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 3 善于用经济学知识解释社会现象 经济理论不仅应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而且要解释社会现象。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最常见的社会现象如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房产问题、三农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经济危机、欧洲债券危机等等，这些典型的经济现象无一不是经济问题，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有些社会现象，看起来不是经济问题，但也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如很多人在感叹物质文明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惊呼道德沦丧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利·S·贝克尔（Gary S·Becker）就因把经济分析方法推广到人口增长、家庭、教育、犯罪和处罚、歧视等社会问题研究领域，在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地，经济理论还可以解释我国的文凭热、证件热、国考热、宰客门，甚至可以解释考生的作弊现象；也可以解释日本因地震而造成核泄露后中国出现的“抢盐风波”，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反腐倡廉将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有人对城乡居民的幸福因子做过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条件差得多与收入低得多的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更高。这种结果让常人难以理解，但在经济学里面，解释这种现象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正如常人所说的“幸福不是你拥有的多，而是你计较得少”。 生活经济学论文:生活事例、学术笑话与西方经济学教学 摘 要：西方经济学及其相关分支学科的教学内容中充满大量图表、数学公式与概念术语，这给经济学教学提出很多挑战。本文以经济学概念与分析视角为例，就如何将生活事例、学术笑话作为辅助手段引入西方经济学教学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学术笑话；理性人假设；帕累托效率 国内高校尤其是财经类院校普遍开设西方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课程，学生人数众多。世界上不少著名大学把经济学原理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给全校新生开课。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学的各分支学科中也有广泛应用。有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市场经济学，是对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和一些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较为有效的方法体系，因而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和经济现象，为制订经济政策和进行经济管理提供思路。在我国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主要目的是教给学生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1]。 从教学内容、所占学时以及影响力等方面来看，西方经济学已经超过政治经济学，成为我国高校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的主要内容。那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如何呢？国外曾有个笑话，大意是调侃经济系的学生毕业后只记得“供给”、“需求”等少数名词。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为康奈尔大学弗兰克教授的《牛奶可乐经济学3》作推荐序时，曾经感慨：“在经济金融相关课程和课题的教学和研究中，一直让我感到困惑的事情是为什么读了四年经济学本科的学生，甚至已经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当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显得不得要领、隔靴搔痒？为何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上完美无瑕的政策却受到大多数民众的反对？为何那些专业学习的学生们往往只能把基本的经济原理停留在书本上和课堂里？”[2] 根据笔者的阅读经验以及有限观察，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事实上，许多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学完充满大量“可怕的”图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与一阶导数的初级与中级经济学之后，确实也许还能记住“供给”、“需求”、“边际效用”、“通货膨胀”等少数词，但没有学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能用经济学概念与原理深度分析社会问题。 本科生的各类经济学课程，知识体系虽然比较成熟和完善，不少知识也并不晦涩深奥，但是教学上依然需要创造性。现实状况要求我们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创新教学方式，改善西方经济学以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效果。笔者曾观摩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以及优秀教师的教学，发现大家尽量将生动的生活事例引入课堂，或将课题的研究成果与学科前沿知识引入专业课，激发学生兴趣等。这些给了笔者很大启发，我们尝试将挑选的日常生活事例、学术笑话引入西方经济学教育，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与学术性，改进教学效果。以下介绍初步思考与做法，抛砖引玉。 一、生活事例与经济学基本概念 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教学方式创新，其精要在于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运用经济学的“三种语言”（经济语言、生活语言和数学语言），营造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课堂，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兴趣，引导学生真正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从而对学生的经济学思维产生持久、真实和积极的影响力[3]。笔者非常认同这些理念与做法。道不远人，经济学应直面现实，从现实生活与日常体验中获取教学灵感。以下是与“理性人”假设相关的一些例子。 经济学在一般情况下假设人们是理性的，具有理性偏好（rational preference）。消费者可以对各种各样的消费组合进行打分或排序，这一行为反映了消费者的偏好。理性的偏好具备完备性与可传递性两个特点。笔者举的例子是： 如果张三同学下课后到食堂吃饭，假设选项有三项：叉烧饭、烧鸭饭、切鸡饭。那么，理性的消费者应该能给这三项排序。在给定的预算约束下，叉烧饭更好，还是烧鸭饭更好，或者是两者无差异，张三要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排序，这就是偏好的完备性假设。如果张三认为叉烧饭比烧鸭饭好，烧鸭饭比切鸡饭好，那么张三应该认为叉烧饭比切鸡饭好，这才满足偏好的可传递性假设；否则就不满足。 笔者进一步提出三个问题，如果一个消费者的偏好不满足可传递性假设，其行为会有什么特点？一个骗子如何利用这一点从中获利？儿童是否有可能出现不满足偏好可传递的行为？从课堂效果来看，同学们感觉例子很生动，问题也比较别致。通过例子加深了对“理性偏好”的理解。 经济学以及福利经济学一般假设人们是自身幸福水平的最好裁判，一个人的偏好（体现为各种选择）与其福祉或者说快乐是一致的。但是，偏好有可能偏离福祉，这有几种理由：首先，由于无知和不完全预见性，一个人偏好的东西不一定符合他真正的福祉。其次，一个人的偏好不仅受到自己福祉的影响，而且受到此人对别人福祉考虑的影响。最后，个人可能有非理性偏好。这又有几种情况：人们有一种牺牲未来甚至完全忽视未来的倾向；存在过多的享乐诱惑和强烈的生物欲望；某些人可能会执拗地坚持某些习惯、风俗、原则或其他东西[4]。 笔者根据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典型事例解释上述知识点，例如恋爱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预见性，还有养老金制度的例子。各类组织的职工每个月要依法缴纳养老金，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做学问就应该不疑处有疑：强制性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存在的理由有哪些？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指出人们很可能由于无知或短视，导致年轻时储蓄不足（类似于年轻时锻炼不足与阅读不足，恐怕没有多少人后悔自己读书期间锻炼太多，读书太多），加上其他现实原因，导致对强制性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需求。这些由基本概念拓展而来的知识对深刻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有帮助，对于企业员工福利管理制度的制订也有其参考意义。 此外，在真实商业世界中，超市、电影院、饭馆的诸多做法可以用于解释许多经济学概念。例如超市的定价策略可以联系价格需求弹性这一重要概念。此外，现实中不缺乏关于价格歧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方面的例子。用精心挑选的、学生熟悉的日常例子讲解经济学，学生理解与记忆效果较好，也更了解什么是“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 生活经济学论文:《经济生活》与《经济学常识》的对接 摘　要：《经济生活》与《经济学常识》有着内在的联系。《经济学常识》是必修模块《经济生活》的延伸和扩展。《经济生活》主要讲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知识，《经济学常识》以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脉络(从传统市场经济到当代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为线索，以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学面对的问题、研究的任务，特别是所取得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和观点为主题，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内容，它与《经济生活》是相得益彰、互为补充的。 关键词：《经济生活》　《经济学常识》　内容结合点 一、《经济生活》与《经济学常识》的主要内容及其关联 《经济生活》模块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领域，包括四个单元，即：生活与消费、生产、劳动与经营、收入与分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个单元体现的学科知识是消费的意义、投资的意义、财政的意义、经济建设的意义；体现的生活逻辑是如何花钱、如何挣钱、如何管钱、如何发展；体现的生产逻辑是如何生产、谁来生产、为谁生产、怎样生产。《经济生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帮助学生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认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经济现象，获得参与现代经济生活的必要知识和技能，理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珍惜诚信的价值观，增强法律意识，培养进取精神；树立科学发展观。 《经济学常识》是思想政治新课程必修模块《经济生活》内容的延伸和扩展。其主要内容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原课程标准中的经济常识中关于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内容，一是新增加的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经济学派产生背景、主要观点等内容。整个模块以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脉络(从传统市场经济到当代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为线索，结合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有选择地了解一些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与观点，评析这些理论建树对当时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有助于初步认识什么是经济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精髓，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生活经济学论文:初探为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下中职经济学课 【摘 要】中职教育在于培养技术型、实用型人才，在中职经济学基础课堂中将教学理念、内容、方式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成了当前课程改革的重点，在本文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中职 教学 课程改革 实践 伴随着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中职教育的春天也随之而至。要切实让中职教育得到发展，仅仅依靠政策和改革是不行的，这还需要我们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挖掘。在最近的示范课观摩中，笔者发现这些课无论是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都体现了中职课程改革的精神，这给我很大的触动也让我对目前所的教的中职经济学课程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改进，并根据笔者所教的中职经济学课程做了如下革新。 一、深入为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 职业技术教育换言之是就业教育，除了少部分的学生继续上高校深造外，大多数的中职学生在毕业后都将迈进社会、面临就业。因此，在中职教育中我们所坚持的教学理念就是“面向社会，面向市场，以服务生活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换言之就是根据社会和市场的需要和要求设置相应的课程，选择实用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 在这样的教学理念下，经济学基础作为一门经贸、财会、商务专业的基础课。虽然有着严密的理论体系，抽象的理论框架，但在教学中自然不能将其普教化，纯理论化。一方面教学中要考虑到要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与生产技能相联系，另一方面，要考虑到中职学生的学习水平，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感到有兴趣并且能学以致用。让每一位学生在努力下都学有所得，学有所用，使每一位学生在聆听过后都得到不同的生活启发，最终使不同的学生在这门课上得到不同的发展，这便是对中职经济基础课程教学的基本理念诠释。 二、深化教学内容讲解的生活化 中职经济学基础课不同于普通的基础课程教学，它是职业技术教育中重要的文化课，而且也是职业技术教育中一门实用的专业课。经济学基础作为学习其他专业理论和技术的基础和入门，为学生今后深入的学习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教学中早已得到共识。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本讲述经济学理论的书其中避免不了许多专业名词、严谨晦涩的书面表达方式、繁琐的公式、复杂的图表，而也正是这些使大多数中职学生望而却步。从过往的实际教学情况来说，经济学基础课与专业实用性和学生基础水平严重脱节，导致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甚至对所学知识不知所云，由于这门课一般开设的比较早，等到后面的专业课中用到某一部分知识时，往往已成过眼云烟，消散在九天云外了。总而言之，经济学基础课根本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事实上，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由简单的常识加上复杂术语包装起来的学问，经济学理论的建立都是基于日常生活的各类现象。因此在教学中，我尽量把那些生硬的书面表达方式、复杂繁琐的计算公式以及抽象陌生的曲线表格转化成在生活中常用、常见的事物、现象。用购物、吃饭、恋爱、婚姻、法律这些生活要素将经济学基础中晦涩难懂的原理解剖分析，用故事的形式将教学内容融入其中，并将故事编织起来让每一个学生体验这其中所蕴含的原理。 举例来说，当学生在学边际效用价值论时，书上的概念阐述是这样的“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效用，并以稀少性为条件；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物品效用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对于科班出身的学生来说这段话或许不难理解，但是对于中职学生，很有可能一来就被这段话弄蒙，对于接下来的学习其兴趣自然是荡然无存了。因此在课堂中，我先通过记者采访美国总统罗斯福问他对三次连任有何感想，总统让记者连吃三块三明治的故事引入。调动起学生们的兴趣。再通过生活中的进餐的例子进行比喻说明，让学生回想吃自助餐时的场景。当你进入自助餐厅尝到的第一片烤肉和离开餐厅前，勉强吃下去的最后一片肉的感觉，就会让学生对的边际效用有深刻的理解了。在理解了理论原理之后，就可以举一反三引导学生将生活中得一些现象做出解释。例如，人们离不开水，水比钻石有用的多，离开钻石人们只会觉得可惜，可离开了水人们将很快死去，而为什么钻石比水卖得贵？还有人们要靠食物来存活，但是事实上食物在发达国家的家庭中，食物所占的开支比例却不断地减少，难道食物对他们不重要？等等 在新课改政策和多年教学经验的启发下，结合中职教育教学的理念和中职学生的自身水平，将经济学基础课大量的经济学原理、概念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使整个教学内容生动有趣，简单易懂，在教学中起到了良好的成效。 三、采用多变教学手段开展生活化的实践活动 在过去的教学中老师通常是以纯理论教学为主，缺少教学辅助工具，“满堂灌”现象十分普遍，再加上中职学生的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往往对基础课程与教学方式产生排斥心理，此外，这种教学方式下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往往脱离实际，到实际的工作岗位上根本用不到。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在中职教学中采用多变的教学手段，开展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成了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中职教学以技能教学为重点，以服务就业为中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变迁老师必须以当前社会、市场、岗位的需要改进方式，创新模式。因此，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做结合，手脑并用，切实提高实训、实作、实验的教学质量是学生就业的重要保障。在教学中学校、老师应在现有的条件下多为学生创造实践、实习、见习的机会，通过校企结合、工学结合，让学生半工半读在学中做，在做中学，从而使学生的技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提高，为将来走向社会做好准备、打好基础。 四、结语 新课程的改革和发展，对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提高中职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人才，如何改变中职教育在社会和民众心中的印象，成为当前每位老师的职责和任务。在挑战面前我们要克服落后守旧的思想，坚持一切为学生服务，为就业服务的教学理念，秉承不怕失败、勇于创新的精神。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优势，将教学与社会和市场需求紧密联系起来，力争为社会培养技术型、实用型人才。 生活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告诉你生活中的猫腻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是个问题制造者。他把经济学当做了博物学，让学生们写短文，提出生活中的问题，并从经济学的视角做出回答。 为什么牛奶装在方盒子里卖，可乐却装在圆瓶子里卖 原因之一可能是，软性饮料大多是直接就着容器喝的，所以，由于圆柱形容器更顺手，抵消了它所带来的额外存储成本。而牛奶却不是这样，人们大多不会直接就着盒子喝牛奶。 可就算大多数人直接就着盒子喝牛奶，成本效益原则亦显示，它们不大可能装在圆柱形容器里贩卖。不错，方形容器的确能节约货架空间，但牛奶一例中节约的空间，显然比软性饮料一例中来得更划算。超市里大多数软性饮料都是放在开放式货架上的，这种架子便宜，平常不存在运营成本。但牛奶则需专门装在冰柜里，冰柜很贵，运营成本也高。所以，冰柜里的存储空间相当宝贵，从而提高了用方形容器装牛奶的收益。 为什么女装的扣子在左边，男装的扣子却总在右边 毕竟，全世界90%以上的人（无论男女）都是右撇子，用右手从右边扣扣子要容易多了。那么，为什么女装扣子在左边？在这个例子中，好像真的是历史说了算。17世纪扣子最初问世的时候，只有有钱人的外套上才钉扣子。按当时的风俗，男士自己穿衣服，女士则由仆人帮着穿。女士衬衣上的扣子钉在左边，极大地方便了伺候女主人的仆人们。男士衬衣的扣子在右边，不仅因为大多数男人们是自己穿衣服，还因为用右手拔出挂在左腰上的剑，不容易被衬衫给兜住。 如今，为什么女装扣子依然留在左边呢？规范一经确立，就很难改变。既然所有女装衬衫的扣子都在左边，成衣商提供扣子在右边的女士衬衣，就很冒险 为什么鲸鱼濒临灭绝，鸡却没有繁衍之忧 几乎每年环保主义者都会上街游行，谴责国际捕鱼业对许多大型海洋哺乳生物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可没有人上街抗议，号召大家拯救小鸡。这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鸡从来没当过濒危物种。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物种濒临灭绝，有的却没有？ 鲸鱼的数量持续下降，是因为没有人拥有它们的产权。它们畅游在国际海域，而有几个国家拒绝履行国际禁止捕鲸协议。相反，世界上多数的鸡都有主人。你从自家笼子里抓一只鸡杀掉，你拥有的鸡数量就减少了一只。如果养鸡是你的谋生手段，那么，你必然有着强烈的动机，要使送去市场卖的鸡和新养的鸡在数量上保持平衡。这就解释了前者濒于灭绝、后者繁衍不息的原因。 为什么不少学校要求学生穿校服 倘若学生能够自由选择衣服，就必须考虑到自己传递给别人的暗示信息。比方说，要是有人希望传达自己是个大胆姑娘的信息，她说不定就会穿得惊人地大胆豪放。要是有人希望显得成功、一切尽在掌握，或许会穿格外名贵的衣服。可诸如大胆、名贵表达的都是相对含义。倘若有许多学生都开始穿着能凸显这些规范的衣服，那么规范本身就会发生变化。就好像雄麋鹿的犄角一样，过不了多久，学生中间就会掀起昂贵的衣着竞赛。可见，穿校服虽然限制了学生们自我表达的能力，却减少了在衣着竞争上所投入的货币及情感成本。 生活经济学论文:爱上“经济学”,爱上日常生活 感谢罗伯特・弗兰克的《牛奶可乐经济学》，让我开始思考我在超市买完东西后，只加了10元钱就拿到了一瓶红酒，是不是真的占到便宜了。事实上，付钱时我并不清楚它的味道如何，因为我以前并不知道这个牌子。仅仅10元钱而已，我没有考虑我是否真的需要这瓶红酒。我在想，我是不是又做了一回超市的价格实验小白鼠? 我还想到每次在屈臣氏收银台结账时，工作人员总是询问是否要加一些钱换购某些商品。我知道经常会有人选择换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做。还有，中国的星巴克，原先有小杯、中杯和大杯咖啡3种，后来杯子升级，出了超大杯，小杯不见了。这是不是告诉我们其实小杯咖啡是最划算的? 看《牛奶可乐经济学》之前，我不会思考这些事情，因为它们是生活里司空见惯的，甚至是“小”事一桩。但我现在却体会到了用经济学的眼光，观察和思考日常生活的乐趣，甚至有些爱上经济学了。 读完《牛奶可乐经济学》，我想告诉你的是：生活里，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而经济学不应该只是“可怕的图表”，经济学原理是隐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的，等着我们发现它。当我们想对别人讲述这些有趣的发现时，不应该只是拿出数据和图表，而应该像讲故事一样。 就连作者也认为《牛奶可乐经济学》成功的原因在于，通过解答日常生活里的有趣小问题，帮助读者对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有了深刻的理解。一旦掌握了这些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人们就会克制不住地想要利用它去洞穿这个世界的所有真相。 那么，当我们真的像作者所说的那样，用经济学原理去探索生活和世界时，我们应该用故事化的视角去看待这一切。事实上，这种事情我们在孩童时代就干过。儿童会把事情编成故事，当他们尝试理解生活时，会利用故事化的视角看待个人经历，以此为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如果他们不能以一种叙述性结构理解事情，就记不牢靠，以后也不能随时拿出来细细琢磨。 只是随着我们长大，这种“本领”就退去了，因为我们的脑子里充斥了过多的规则、公理和原则，开始对生活“见怪不怪”。 和以前编辑部推荐过的《怪诞行为学》一样，这本同样畅销的《牛奶可乐经济学》也可以称做“问号书”。两本书中谈到的都是一些大家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情，作者的做法是把句号换成问号。两本书的区别是，《牛奶可乐经济学》讲的是“博物经济学”，《怪诞行为学》讲的是“行为经济学”。 在问号向句号的转换过程中，我读到的是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 比如。弄明白“为什么雄海象比雌海象个头大”，就理解了机会成本；弄明白“为什么打开冰箱时，冷藏柜会亮。冷冻柜却不会亮”，就理解了成本效益原则…… 此时，经济学已经脱离了干枯的独立概念，而成为一种思考方式。 我想，弗兰克真的应该感谢出版社的编辑，给了这本书如此亲民的名字，如果真的用《牛奶可乐经济学》的英文原名直译一《经济博物学家：日常生活密码的破译研究》的话，作者这些谐趣的发现，将会被掩盖在如此严肃的书名中，谁还有兴趣拿起来翻一下呢? 生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家的生活经济学 老弗里德曼（密尔顿・弗里德曼）写过《价格理论》（1976年第一版），此书成为20世纪下半叶几乎整整两代经济学家的思想范本。10年之后，老弗里德曼的儿子，戴维・弗里德曼，也写了一本《价格理论》（1986年第一版），叫做“中级教材”。我认为，戴维・弗里德曼把价格理论写到了引人入胜的境界。过了10年，1996年，戴维又写了一本教科书，标题若直译，应当是《隐藏着的秩序：日常生活的经济学》。这一阶段，戴维进入了创作高峰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域广阔，涉及政治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社会学与经济学。200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法律秩序：一个经济学叙说》。 与密尔顿・弗里德曼的文字相比，戴维的文字更幽默，所论事例也更多出自现代生活世界。 我很遗憾地发现，2003年9月，当《隐藏着的秩序》中译本问世时，中信出版社把这本书的标题译作了“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完全隐去了主标题，并且副标题也被冠以“弗里德曼”的名字，颇有混淆大众视听之嫌。它的三位中译者，文笔似乎可以接受，但难达上乘。例如，中译本第24页有一个小标题，“naive price theory”，指的是普通消费者凭感觉常常以为正确的“天真的价格理论”，却被翻译为“婴儿价格理论”。 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所以，它需要批评。中文里说到“批评”，原意是读者以毛笔在作者的文字上“批”写自己的“评”见。所以，今天的读者，因为不能“批”，所谓“批评”，就只是评论一番而已。 戴维・弗里德曼，目前在加州的桑塔克拉拉大学任法律教授，1965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主修化学与物理学，197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专业是“物理学”。戴维是物理学家吗？这是一个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戴维确实有物理学博士学位，但他是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当然啦，经济学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物理学，不过，经济学不应当把自己变为物理学。 可以肯定的是，从父亲那里，戴维继承了某些经济学直觉。他讨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着的许多“公共”现象，站在经济学立场上。熟悉经济学教科书的读者都明白，“公共”现象的经济学讨论，比“私人”现象的经济学讨论来得困难，或许困难得多。这是因为“公共”现象总要涉及私人行为的“外部效果”，从而使得马歇尔和老弗里德曼的“局部均衡”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不得不拓展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视野里面去，可是，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都需要排除外部效果，以便确保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 戴维在《隐藏着的秩序》第一章，开篇就叙述了公共交通问题――数量足够大的私人交通工具，可以造成公共道路的拥挤，从而降低每一私人交通工具的效用。由此，他提出了公共政策的经济学视角。这一视角也被称为"理性选择"视角，因为它假设人的一切行为，甚至婴儿的哭喊，都有理性可循。更进一步，受到动物行为学当代研究的鼓舞，戴维声称，不仅人类，而且一般生物，他们的行为都可以具有理性。 所谓“隐藏着的秩序”，按照康德的注释，应当指我们以理性的目光审视万物，试图为他们的行为建立秩序。戴维在这本教科书里为人类行为建立的秩序，我概括地称为“政治经济学”――广义的，不是狭义的。 例如，他在这本书的第21章，也是最后一章，“爱情与婚姻经济学”里提出这样一个合乎经济学逻辑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婚，而不是与自己兴趣相投，或是相互能取长补短的人结婚？” 戴维给出的解释是：（1）一方面，与别人的儿女相比，父母更愿意照料亲生的儿女。另一方面，演化生物学告诉我们，爱情是人类性生活完满的必要条件。所以，由相爱而结婚的，其儿女可以获得更高的生存概率；（2）爱情可以降低夫妻之间讨价还价的费用，因为爱着对方，所以愿意不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所以，相爱而结婚的概率，比不相爱而结婚的概率高，当然有反例，只是反例的概率较低而已。 在“生活的经济学”这个题目下，戴维提出的看法，许多都合乎我们的生活常识，还有许多，违反了我们的生活常识，尽管这些看法合乎经济学的逻辑。 那些合乎逻辑而反对我们的生活常识的命题，吸引我们去了解它们，因为它们增进了我们的生活知识。 生活经济学论文:经济学诠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区别于农村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人口有规模地集中居住。为什么要集中居住?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譬如,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城市大多有城墙,城墙内人口集中居住,是为了安全。而且,以这种方式保证特定人群的安全,也是比较经济的。 如果我们把集中居住视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一个要素,那么,从经济学的视角可以给出哪些解释呢?说城市最早就是农民赶集的地方,是不会错的。那时,分散居住的农民在约定的时间到一个固定场所做买卖,这个固定场所就是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市场的周围就聚集了与这个市场相关的人们,亦即靠这个市场生存和发展的人们。他们在满足某种市场需求的同时,相互间也会产生需求,由此就衍生出其他市场。由一个集市到城镇,城市的雏形就形成了。 市场上的供给,即交易的商品,最早就是农民剩余的农产品,尔后有一些手工制品。就在这些手工制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内部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生产别针的手工作坊,就因为分工,使生产别针的效率成十倍、百倍地提高。如此一来,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价格随之下降,需求开始上升,交易量迅速增长,市场规模也就在不经意间扩大了。尤其是由内部分工演进的社会分工,(今天所说的外包,就是社会分工)形成了专业化生产体系,规模经济成为可能。专业化、规模经济从供给的角度,乃至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的角度,对市场的扩张、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国际贸易理论还给出了生产地靠近市场的解释,那就是,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运输成本的高低是决定贸易能否实现的基本因素,因此,使生产地尽可能靠近市场,就成为必须。由此,也就有了生产厂商聚集的一个理由。此外,在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日益凸显,以及一次次技术革命的影响下,无论生产厂商,还是服务厂商,由于聚集所产生的共享效应、学习效应和范围经济(当同时生产两种及以上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时,所存在的状况被称为范围经济)效应都更加显著,因此,城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如果说上面主要是从交换、生产的角度看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那么,从消费、生活的角度,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呢?由于市场上集中了足够多的生产厂商,它们间的竞争,使消费者获得了多样化的、便宜的商品或服务。用当下中国城市市场的商品价格大多低于农村市场,城市的CPI水平低于农村的现实,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居民能够得到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再加上生产的集聚、市场的集聚,就能够更多地吸纳就业,并使从业者获得相对于农村更高的收入,这也是大量年轻人向往城市、向往大城市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备与共享,知识和经验的学习与分享,都使得经济学视角的城市生活方式,有着较高的正外部性和性价比,进而使大部分人口云集这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当然,由于某些制度的缺失,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滞后,多少会抵销城市生活方式的优越性,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例如,目前中国大中城市的高房价,就与保障性住房制度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有关,进而使得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新移民的生活质量受到较大影响。 又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那些今天虽然生活、工作在城市的农民工及他们的子女,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其他福利。这就告诉我们,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政治和文化共同发展的问题。 世博会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方面,世博会(特别是这次中国上海世博会)将城市的优点、优势高度浓缩地展现于一个特定区域,从产品的博览,到生活方式、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的展示,世博会走过了一条与时俱进的道路;另一方面,城市也利用世博会,使原本推动城市发展的因素,如市场的发育,要素的集聚,产业的升级和功能的优化,都得到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进步。 也就是说,将城市的发展与世博会联系起来,是找到了对世博会的最佳诠释。同时,将各个国家在世博会传播的理念――科学与技术、文化与文明、绿色与环保……既集中地展现,又大力地弘扬,将使城市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生活经济学论文: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建设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 文章通过分析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供给与需求特点，指出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建设的供需均衡状况，提出了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建设的两点建议。 【关键词】法制建设 供需均衡 立法 执法 任何一种法制建设的均衡状态都可以被视为这种法制的供需均衡状态，也就是国家的政府机构所提供的法律制度能够满足社会民众对法律制度的潜在和实际的需要。因此，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建设也可以进行供需分析，确定供需主体，找出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建设的理想均衡状态。 一、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供给能力 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供给主体是军队的立法、执法和司法部门，他们在给定的社会环境下，提供规范生活保障社会化行为的法律制度。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供给具有四个特点：第一，法制供给者与需求者效用函数的近似一致性。一般商品在交易的过程中，交易利益会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分配，形成双方的利益变化。而法制的交易则由需求者完全占有交易利益，供给者是一个完全的利他主义者。 可以用下式表示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市场上供需双方的效用： Ux=f（Uy）；dUx/dUy=-A（A为正常数） 其中X代表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供给者，Y代表需求者，U代表效用。 法制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无法明确界定所有权的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无法限制他人从中获得利益。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共产品。军队为完成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任务提供关于生活保障的各项法制，各项法制一旦提供出来就被所有参与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各个主体共同利用，不存在着排他性。第二，法制供给者的效用函数存在“内在性”。制度经济学家沃尔夫认为：“内在性是国家机关组织内确定的用以指导、规则和评估机构运行和组织成员行为的准则目标，与该组织的法定职能、社会公共目标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在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供给过程中，军队的立法部门无法避免个人价值观对立法的影响，由于立法机构独立的价值观社会公共目标之间存在差异，从而引起相关法制建设的偏移。第三，法制供给具有不确定性。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根本目的。在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活动中，法制的需求方所要获得的是公平的交易、合理的市场秩序和有效的资源配置，而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的相关法制则并不能直接满足需求方的这些目标，只能提供促进这些目标形成的相关保证措施。第四，法制供给具有强制性和垄断性。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尽管只是军队后勤保障领域的相关法制，但却代表着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强制军地双方的保障部门必须遵守并执行。同时，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只能由军队和政府的主管部门提供，其他任何部门所制定的具体规则都要受到根本法的限制。 二、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需求意愿 在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需求主体是进行各种生活保障社会化活动的军地双方保障部门。需求主体需要用法制来捍卫自身的权利，履行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并预期在一定法律的规范下能实现的最大利益。同时，法制的需求是一种非市场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主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法制需求具有赢利性。在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活动中，需求主体对法制的需求主要来源于通过法制来获取潜在的未来的利益。如果一项法制不能给保障部门带来任何收益，即便是有关部门确立了这项法制，法制实施与否都不对保障部门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也不可能起到规范军人生活保障活动的作用。因此，军人生活保障法制是必须给需求主体带来利益的。第二，法制需求具有层次性。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活动具有不同的层次划分，从基层单位到总部机关都需要进行生活保障，因而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活动在不同的级别上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层次的需求主体对军人生活保障的相关法制具有不同的“既得利益”和“潜在利益”，每个层次的需求主体对法制的关注点也各不相同。第三，法制需求具有不确定性。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需求内容和需求量是难以准确测量的，每个层次的法制主体都具有不同的法制需求内容，从而在整体的法制建设中形成了多方向的需求表现，形成法制需求的不确定性。同时，法制产品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对法制产品的需求只能通过公共选择进行表达，因而不可能像普通商品一样通过对数量的确定决定需求量，这也形成了法制需求的不确定性。 三、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供求均衡状态 1、静态均衡分析 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静态均衡是在某一个固定时点上，法制供给和需求相等的情况，如图1所示。 在图1中，纵轴代表的是法制的价格，可以表达为保障部门遵守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的法制而不得不失去的未来收益。横轴代表的是法制的数量，表示的是立法的未来收益。法制供给曲线向左下方倾斜，表示立法部门提供的法制与获得的未来收益之间是正比例关系，其实际意义为，当立法部门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法制时，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的未来收益将得到大幅度提高。法制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表示保障部门失去的未来收益与法制数量之间是反比例关系，其实际意义为，当保障部门受到过多的法制的规范时，会丧失其主观能动性，为了守法而不得不放弃的未来收益越来越大。 法制的供给线S与需求线D相交于点E，E点代表的是在一定的法律环境下，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的立法与守法成本相等的情况下，立法的数量为q0，相对应的保障部门守法的成本为P0。当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法制供给的改变（增加或减少），供给曲线会向右或向左移动到S1和S2；同样，当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法制需求的改变（增加或减少），需求曲线会向右或向左移动到D1和D2。由供需的不同变化会引起均衡状态的不断变化，从而引起供需主体对预期收入的变化。例如，立法部门主动提供相关法制，而保障部门没有改变，则均衡点就从图中的E0点移动到E1点。在E1点，保障部门由于违法而减少的预期收入将大大增加，从而增加了保障部门守法行为的可能性。 2、动态均衡分析 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动态均衡是在不同的时点上，由供给和需求相等的所有的点组成的变化轨迹，如图2所示。 由于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供给受到国家发展政策、方针的影响很大，容易波动，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供给的弹性大；同时，保障部门只要得到关于保障任务的相关政策指导，就不会主动要求增加相关的法制，形成的需求弹性小。图中，随着每一次均衡的形成，均衡点都远离最初的均衡点E，呈现出均衡点发散分布的特点。 四、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建设的建议 1、立法方面的改革 在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建设的立法方面，要加快后勤立法，使后勤活动的各个方面有法可依。首先，要完善军人保障社会化的立法体制。我军的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立法体制是包含在后勤立法体制中的，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但仍没有形成健全的立法体制。应根据当前的实际问题，通过一定的渠道和形式，改进和完善现行的立法体制，以保证和维护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统一，在进一步健全法制工作机构的基础上，明确不同立法主体的立法范围。其次，必须增强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立法规划和计划的可行性、科学性与权威性。要使立法规划和计划具有可行性，关键是要处理好法制的供需矛盾，既考虑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实践对立法的需要，又要考虑实际，量力而行，避免贪多求全的做法。增强立法规划和计划的科学性，就要按照立法的客观规律确定立法指标，安排和部署立法项目，使规划、计划所确定的立法指标体系和立法项目，与实际需要和可能相一致，与法制体系对立法发展的需要相协调。树立立法规划和计划的权威性，必须通过立法形式，对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立法规划、计划的编制原理、编制机关、编制程序等内容，以及规划计划的执行、变更权限、违反规划计划责任等做出明确规定，使立法真正按照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最后，要完善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废止制度。在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方面，相关法制经过审查批准后，要按照一定的形式，通过一定的媒介予以正式公布。应该加大法制的发行量与发行面，让法制关系主体确实了解相关法制的规定。在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的废止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及时清理并明令废止已经失效的法制文件，保持立法的完整性和严肃性，以便于军地双方的保障部门实施。军地双方在文件废止时，要考虑和征求对方意见，只有双方意见一致时，才能废止。 2、执法方面的改革 在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建设的执法方面，要把严格依法办事当成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建设的核心和关键，要克服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以情代法、以罚代法、赏罚不明的做法，切实贯彻执行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执法行为是一个权力行使过程，是否合法、合理，关系到军事后勤执法的成败，需要加以约束和控制，必须通过立法控制、行政控制与司法控制加强对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执行的控制。 首先，依靠完善法律规范来控制执法行为，实现立法控制。要完善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执行主体的行为规范，使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执行主体在执法过程中由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要完善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执行主体的法律责任；通过建立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给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执行主体增加适度的动力和压力，对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执行主体的执法行为进行合法、合理的引导和调节，形成军人生活保障社会化法制执行主体的依法执法的自觉性。 其次，要通过国家和军事行政机关内部和外部的管理和监督对执法行为进行控制，实现行政控制。可以实行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专门监督和行政复议这三项措施。 最后，要通过军事法院对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进行控制，实现司法控制。从司法控制的有效性来看，司法控制可以有效控制执法主体的违法行为，还可以充分发挥各种监督手段的作用，更可以提高对执法行为控制的效率。 生活经济学论文: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全体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相比较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言，中国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同时学者们对于我国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经济可行性问题持有不同意见。通过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需求面进行供给面经济学分析，可以证明中国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确实可行的。 ［关键词］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需求；供给 一、问题的提出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以保障居民基本生活为目的，科学、合理地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然后对其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给予差额补助（多吉才让，2001）。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以保障全体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为目的的社会救助制度，它根据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需求的标准设立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个公民当其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而生活发生困难时，有权利得到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标准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救助（唐均，1998）。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种解决贫困问题的补救机制，是现代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毕天云，2003）。 国际上并没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之分，但是我国自建国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我国对城镇居民实行了就业与社会保障合二为一，就业者生、老、病、死全都由国家（单位、企业）包下来的国家保障模式。而在广大农村，农民绝大多数被束缚在土地上，土地成为其惟一的生活保障来源，形成了一种以家庭保障为主，集体保障为辅的保障模式，这种保障模式政府几乎不直接承担责任。正是这种与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相适应的政府参与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不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迟迟不介入农村社会保障的历史缘由之一。直到1994年，山西省民政厅才在阳泉市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试点。1996年，民政部正式印发了《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全国试点范围扩展到256个市县（杨海波，2006）。此后数年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才得以稳步发展。 尽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零星试点”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原民政部长多吉才让（2001）认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一是一些地方和同志的认识还不到位”。“二是立法滞后”。“三是由于财力紧张，一些地方的保障资金难以落实，实际覆盖范围小，制度难以落到实处”。“四是相关政策不落实，配套措施跟不上。”这些问题在6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存在（参见表1和表2的数据）。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全国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经济上是否具有可行性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 二、理论回顾 随着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逐步完善，政府和学术界也开始将精力和目光转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低保开始得到重视，学术界对农村低保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要性或必要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框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难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法制化；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策与建议；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经济可行性等问题（杨海波，2005）。其中，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经济可行性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到今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不可行的，原因在于资金不足。代表人物邹文开认为，如果按人均625元收入为标准，我国农村还有贫困人口3000万人；如果按人均865元收入为标准，则有9000万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计算，则有1~2亿人。因此，农村低保的人口规模将长期在3000万~1亿人之间。如把这么大的一群贫困人口纳入低保范围，按全国平均补助金额人均312元计算，3000万人需要93.6亿元，9000万则需280.8亿元。若以年人均720元为基数，3000万人则需216亿元，9000万人需要648亿元，每增加1000万人需增加72亿元。按中国的财力，每年支出这么多资金，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他指出，设想通过农村低保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问题，仅仅是理想主义的思维方式，近乎“纸上谈兵”。他建议：“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宜在全国农村推行低保制度。比较好的方式是大力实施2003年民政部推行的“农村特困户救济制度”（邹文开，2004）。 第二种观点认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其他因素上说都是可行的。《中国社会报》评论员写道：“中央领导多次指出，当前，不是缺乏资金，也不是缺乏粮食，如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那就一定是工作作风存在问题。”此言甚是。郑功成（2004；2003）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经济条件。“资金不足是一个表象，我们要更深入考虑的是为什么资金不足、什么样的资金不足。”这个问题的症结，他认为是责任不清。“责任清楚了，我们才能知道我们需要哪些资金、需要多少，也才能知道到哪里去获得这些资金…如果责任清楚了，资金也就不是问题了。”“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必然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它与政府的政策取向以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文化因素密切相关。”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看，谁都不可否认经济发展水平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但又并非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张左己，2000）。杨立雄（2003）也认为，从世界162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看，其中70个国家和地区包含了农村，其保障对象为全部农村人口或农民。其中，有相当数量是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只要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水平，每个国家和地区均可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杨翠迎（2003）在考察各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条件时发现，斯里兰卡在1987年人均GDP只有368.9美元，但斯里兰卡政府却为广大农民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因此，她认为，以中国现在的综合国力，在农村也可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可行性问题上，现有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经济可行性上（从理论上简略的论述）以及为建立此项制度积累的经验上，但其不足之处就是没有研究我国现在农村究竟有多少贫困人口，需要多少资金，中国政府每年有没有能力承担这部分资金的支出，因而没有说服力。据此，笔者试图提出更有说服力的分析。 三、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需求面分析 我国农村需要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到底有多少？很多反对者立论的依据都认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太大导致最低生活保障需求惊人，而事实是怎么回事呢？如表3所示： 表3资料显示，自2000年以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和人口比重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绝对贫困人口规模下降了1 061万人，人口比重下降了1.2个百分点，低收入贫困人口规模下降了2 663万人，人口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中国政府在反贫困方面的成就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创造了前提条件，以2006年的数据来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1 509.1万人，占绝对贫困人口的70.26%，占低收入人口的42.51%，可以预见在未来三年内中国完全可以建立覆盖全部绝对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截至目前，全国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省份已达25个。在已经建立农村最低保障制度的省份中，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不同的农村低保标准。一般来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低保标准高于内陆地区。例如，浙江省确定的年农村低保线接近1 800元；福建省自2004年以来是1 000元，今年调高到1 200元；山西省的平均标准是每人每年676.5元。据此测算农村最低保障的资金需求确有困难，但是根据历史数据完全可模拟出资金需求。 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2004年全国平均每年每人支出233.58元，2005年全国平均每年每人支出218.18元，2006年全国平均每年每人支出182.89元，2007年全国平均每年每人支出281.12元（预估），从过去几年的数据来看，建立覆盖全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资金需求在39.28亿元（以2006年贫困人口规模和年最低支出计算而来）到99.8亿元（以2006年低收入贫困人口规模和年最高支出计算而来）之间，这一数据大致可以估计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资金需求。 （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供给面分析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反贫困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这已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创造了前提条件。那么我国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来发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事业呢？如图1： 中国近几年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状态，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209 407亿元，增长10.7%，国家财政状况基本良好。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农村各个方面的建设，在政策方面给与很多优惠，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发展。国家为了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2006年中央财政超收2 500多亿元，其中有241亿元用于社会保障事业。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支出2 019亿元，比去年增加247亿元，2 019亿元的资金总额非常可观，如果国家分配合理，保证其中适当的份额用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那么这一部分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亚洲开发银行2004年的题为《关于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建议》指出，中国政府从1986年以来启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开发性扶贫计划。未获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25亿减少到2002年底的2 820万（目前按新的标准只剩下约2 300万）。剩下的未获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是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或最终需要搬迁移民的居民。其中也有相当大部分是患有长期慢性疾病或体弱多病失去正常劳动能力的人。对这几部分人口继续沿用开发性扶贫方式，不仅成本很高，而且也很难根本解决问题。亚洲开发银行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2 820万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比开发扶贫投入少，而且更见效。这种建议如得到采用和实施，那么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供给面将大面积拉大。 在农村，农村社会保障其他项目也得到很大发展。2006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工作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各项指标均提前完成。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正在落实中，中小学生学杂费用减免幅度很大，而农村养老保险，孤寡老人的“五保政策”也基本落实到实处，这些项目中很多是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重合的，这些相关制度、政策的落实也缓解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资金需求压力。 事实上，对于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资金供给问题，正如经济学者吴敬琏所说，从每年上万亿元的公费吃喝、公费用车、公费出国等支出中节约一部分，“全民低保”的费用已经足够了。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于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需求面和供求面的测算，可以预见中国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金的来源问题，更多在于制度管理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要全面推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是要合理分配城乡间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政策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同时加强对资金的管理；二是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法制，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有法可依；三是正确处理扶贫和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系，可以以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方式来扩大扶贫面和增强扶贫效果，使两者形成合力；四是正确处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的关系，不重复浪费资金，同时促使其协调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五是实现“地方政府为主，实行属地管理”，各级地方政府应当把农村低保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省级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低保的投入，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 生活经济学论文:中国城市生活用水价格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中国现阶段面对水资源短缺、浪费、污染严重的严峻形势,城市生活用水需求大幅增长,供水成本增加,对水价调整改革的呼声不断。单一水价与阶梯式水价两种计量方式有优劣,在中国,整体上应沿用单一水价的计量方式,在经济发达地区进行阶梯式水价的试点施行。另外,还应推行对弱势群体用水的政策性补贴,形成更加完善的供水体系,加强用水设施的技术规范等。 一、城市生活用水的经济学定义 水资源从经济学角度上是一种可循环利用的环境资源,属于一种公共财产资源,“具有消费竞争性,却难以禁止其他消费者使用的资源。由于限制和控制其他消费者对公共财产资源使用有很大难度,所以私人很难对其进行管理,除非其他消费者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①中国虽然有一定的水资源管理措施与法律,但是因其管理和执行不力,造成了类似于生物学家加雷特・哈丁所提出的“公地悲剧”,其表现在,废污水的排放不断的增加,水体质量不断恶化,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也由1998年的409亿t和184亿t增加到2007年的500亿吨和250亿t,分别增长了22.2%和35.9%,废污水排放总量增长了26.5%。② 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是指经供水公司对水库以及其他形式的地表水甚至是地下水进行处理之后,通过输水设施进入千家万户的水资源。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有两种属性,即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所谓社会属性是指水是人民生活的最基本的必需品之一,是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享有清洁的水应属于最基本的人权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水具有公共品的性质。但水又同时具有经济属性。所谓经济属性是指水必须通过耗散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被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人所消费。既然是被人生产出来的,那么就应当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否则就是对资源的浪费。而要使得在经济上有效率,水价的制定是至关重要的一环。”③所以说,“城市生活用水,不是直接由市场产生的商品,这意味着他不能通过市场过程获得一个能真实反映其真实价值的价格。”④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具有使用上的公用性、生产上的垄断性和销售上的地域性等特点,不能单纯追求利润,政府必须加以价格管制。城市生活用水关系到每个家庭,其没有可替代资源,价格弹性很小,尤其是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现行的水价计量方式下,呈现出供给完全弹性的特征。 二、中国城市生活用水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是一个人均水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水资源粗放式的使用,中国水资源总量不断减少,2007年比1999年降水量减少3%,地表水资源减少11%,地下水资源减少9%,水资源总量减少10.4%,总体情况严峻。而总供水量与生活用水量也在不断攀升,2007年比1998年生活用水增长30.8%,总供水量增加6.4%。所幸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有很大的改善,其中万元GDP用水量呈现绝对的减少,从1998年的683m3减少到2007年的229m3,减少高达66.5%(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如图1所示)。但这依然改变不了中国城市供水与缺水的现状。笔者对城市生活用水的水价格调整与改革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浪费问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也因为不断丰富的物质消费而不断的增大,由于单一水价计量方式的普遍实行,承袭了旧有的低廉水价,使得城市居民节水意识淡薄,而且所使用的用水设施为追求形式上的美观而设计上存在不合理之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对于像水这样具有外部性的特殊商品而言,因为它的总成本由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共同组成,而水的消费者在其决策的时候只考虑自身的私人成本,不考虑社会成本,市场出现失调。消费者只考虑私人成本时的用水量要大于考虑了社会成本后的用水量,它们相差的部分就是被浪费的水量。这就是说市场已经不能正常地反映供需关系,水资源由于它的外部性而被大量地浪费。”⑥但是,城市生活用水是不能离开市场的,只能通过具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和措施来规范。 (二)供水企业的成本问题 对于供水单位而言,水是生命之源,供水单位责任重大,无论如何都需要保证居民的用水需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各地的水资源在不断地减少,例如:水资源污染致使其不达标准、降水量下降、干旱等,并且各种维护费用与新设备的升级换代都给供水企业造成很大的成本压力。研究发现,“中国的水价还不够满足水务部门有效运行的需要,更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水资源长期可持续利用的要求。”⑦而亏损则由政府以补贴的形式回补缺口,这样又造成相关企业和部门的效率低下,政府运行成本加大,反而更有利于城市高收入群体,造成福利的分配不均。 三、中国城市生活用水价格调整与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水价调整与改革是必然的,水价调整不是简单的定价,还要考虑城市低收入居民的福利,而且要通过其价格机制来促进居民的节水意识,满足供水系统的利益,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在调整与改革问题上,调整指的是在原有水价计量方式基础上价格的上涨;而改革则是水价计量方式的变化,具体的依据为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在1998年联合颁布的《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还有已经在部分城市施行的阶梯式计量水价。 从城市居民和供水单位两者来看,主体在城市居民,供水单位处于被动。笔者从简单的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需求供给模型来分别分析对比水价调整与变革,以寻找现阶段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价政策建议。 (一)单一水价计量方式下的价格变动 单一水价计量方式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由政府制定,兼顾各类城市居民利益的一种福利水价。笔者以简单的经济学需求曲线来分析,假设城市居民对日常生活用水的需求曲线D1(不考虑其他因素)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见图2a)。单一水价计量方式的供给曲线S1,价格为p1,供给曲线完全弹性(见图2b)。 两者得出均衡需求Q1。现在需求曲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收入增加而上升为D2,与供给曲线S1相交于点A,得出需求量Q2,包括日常生活需要的增加和大量浪费。此时就需要提高水价,以价格机制来约束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量,同时弥补城市供水系统运行成本的亏损。假设水价提高为p2,价格提高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居民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从而减少需求,需求曲线变为D3,与供给曲线S2相交于点B,得出需求量Q3(见图2c)。在这一点上Q3解决了城市居民的浪费问题。而在价格没有变化之前,居民支出为面积P1AQ2O,而对于价格变动之后为P2BQ3O,只要P2BCP1≥CAQ2Q3,就可以使其能够多支付给供水系统一定费用,而通过价格的综合考虑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水系统亏损的问题。⑧ 单一水价计量方式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缺点是主要的,表现在: 1. 单一水价造成用水浪费,并且不断刺激扩大需求。在单一水价运行下,水资源消费越多,对社会福利的享受越多,这就鼓励了对水需求的增加,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上涨水价来约束浪费行为作用较小。 2. 城市居民用水福利分配不均。水资源消费越多也就表示对社会福利的享受越多,单一水价计量方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对人民具有一种浓厚的福利色彩。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单一水价计量方式就造成了高收入者反而更多地享受了社会福利。 3. 单一水价计量方式无法反应递增的边际供水成本。由于水资源的不断减少和水体的污染,供水成本不断增加。“从稀缺性的角度来看,这是个最糟糕的一种定价方法,单一水价制使得水资源的边际成本成为0。”⑨另外,水价的变更关系到国计民生,不能够不断和随便调整,美国的“图森状况”就是很好的例子⑩,仅仅靠单一水价的上涨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供水系统面临的困境,并且带有很大的滞后性。但是,单一水价计量方式在中国运行时间很长,城市居民对其运作方式十分熟悉,并且操作简单,不受居民住户人数、用途的限制,灵活,福利面广。虽然有众多缺陷,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至今依然沿用这种水价计量方法,调整面临压力。 (二)阶梯式水价计量方式 阶梯式水价计量方式能够解决一些单一水价计量方式的弊端,是近年来中国很多专家学者所推崇的一种水价计量方式。其已经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推行试点,运行效果显著。 阶梯式水价计量方式需要首先确定一个需求量Qa,其表示能够基本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用水量。根据国际和国内经验表明“无需多阶水价,仅以二阶水价为宜”{11},二阶的价格定为Pa和Pb(见图3)。 S为阶梯水价计量方式下的供给曲线。当需求量Q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如果要整体调整成为阶梯式水价,就需要从单一水价计量方式变更为阶梯式水价计量方式,在这里就面临在哪个点上来改变的问题(见图2c)。主要有两个点适合于改变,其一是水价上涨之后的最终的需求量Q3,另一点为需求刚刚增长的Q2。很明显,在最终的Q3这个点上是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用水量,符合Qa的要求,但是当我们定在这一点上的时候,城市居民的用水需求必然会由D2继续向左移动,就会牺牲城市居民的利益,因此是不足取的。再看需求刚刚增长的Q2这一点,制定一个价格P2′,当需求量Q≥Q2时,按照上述价格收取水费;而当QQ3,也就是说制定的基础需求量要高于基本生活需求的用水量,这也就是表现在中国许多试点城市的Qa都要高于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原因,当然这个弊端可以在施行的过程中慢慢地改进。 2009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在修订中删除了关于阶梯式水价的相关条款,这说明虽然阶梯式水价计量方式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运行比较完善,但是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有很大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1. 阶梯式水价计量方式以住户为单位,要求实行1户1表。但是对于中国的一般家庭而言,人口数量不均,比如1个5口之家与1个3口之家之间的用水量是无法相同,而我们制定的Qa就面临着是以几口之家为标准来制定这个用水量的问题,而且一户一表的改造工程需要相当大的资金和较长时间的投入,所以,阶梯式水价计量方式并不适应中国现阶段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 2. 对于供水企业来讲,由于阶梯水价两个价格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供水部门就有更充足的动力去提高用水大户的服务,也就是提高对用水需求量大、收入较高的城市居民的用水服务质量,而逐渐忽视普通家庭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用水服务{12},这样就会拉大城市生活质量的差距,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3. 通过对阶梯式水价计量方式的经济分析,已经得出阶梯式水价计量方式难能很好解决供水成本的回收问题。对于普通的城市居民来说,同时提高两个水价也是比较难以接受,调整难度较大,很难大面积推广,仅限于某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城市。而且经济分析表明,Q2并不是最优的Qa,而是要高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必需的用水量,不能很好地起到约束城市居民浪费行为的作用。 四、政策建议 “缺水不仅是未来将面临的问题,对于世界上很多地区,它已经是个严重的问题了。除非立即采取预防措施,否则情况会更糟。尽管到现在还没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13}应该说,在城市生活用水的改革上,并不存在积重难返的情况,还要在整体上沿用单一水价的计量方式,但是政策和价格上需要作出调整,阶梯式水价计量方式可在经济发达地区试点施行,暂不适合全国推广。具体的政策建议为: 1. 推行对弱势群体用水的政策性补贴。在现阶段,主要还是施行以补贴弱势群体为主,对其依然施行水价p1,而对其他居民用户则按照图3中水价上涨后的价格p2。也就是说仍然按照单一水价计量方式,并以补贴的形式解决福利问题,这样可以解决弱势群体的福利问题,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水资源的浪费,缓解供水系统的运行困难。 2. 形成更加完善的供水体系。积极在污水处理后的回用、海水淡化、增大集水区等手段上加大投资和促进中水使用的研究,实现水源多样化,尤其是在中国西部严重缺乏水资源的地区。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些办法应该首先从东部沿海的城市逐渐铺开,并且在二级城市中发展,然后逐渐向西部欠发达地区推展。这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用水量大,有经济条件来实现污水处理所需要的投资。而西部严重缺水的地区,应该先从如何增加水源来着手,保障城市用水的充足,从而维持工业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3. 对城市居民用户进行一户一表的技术改造,形成用水设施的技术规范。加快一户一表技术的改造工作,只有抄表到户,才可以根据每家每户的精确用水量实行收费。{14}在这里所提到的应该是在未来的发展阶段,对于阶梯式水价必然会进入千家万户。同时,国家需要制定相关用具和设施的规格要求,直接对企业进行严格要求,真正做到节水、节能,禁止生产水资源消耗大的用具,从源头上扼制水资源浪费的现象。 4. 用水高峰与非高峰期之间的价格差别。“高峰时期的价格应高于非高峰时期的价格。正是高峰时期的用水给供水系统施加了压力,刺激了扩大供水能力的需求。”{15}因此,高峰时期让城市居民高价支付因其扩大供水能力所带来的额外成本,能够约束用水高峰期的用水浪费行为。这种价格的措施,在世界各国很少采用,但是对中国地域广、气候复杂的情况,很有现实意义。 5. 加强对公众环境和水资源短缺意识的培养。在实行经济调整与改革措施时,需要在措施施行的前期就要做好广泛的宣传工作,进行水资源方面的教育,并且发动社会各界学习节水节能的知识,这样伴随经济措施的实施,会达到良好的效果从而避免出现“图森状况”,使人们自觉地形成节水习惯,积极贯彻新的水价制度,关心水资源的保护。

在众多国家中，媒体传播活动和司法活动之间的关系是特别需要界定的关系，司法公正的基本准则需公开、公平，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因而也需要媒体及时全面的进行报道。而司法审判活动因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在审判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立地位，外界无权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干扰，全程保障审判程序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案件当事人以及证人、辩护人等主体的权益保障尤为重要，且应当充分尊重公权力的行使，防止人身权益受到侵犯。因此，新闻传播活动和司法审判之间的关系，是媒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作为社会公平正义体现者和维护者的媒介和司法，在行动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都为实现社会正义及社会福祉的提升。在实践中，一方面，新闻媒介的介入能够让司法审判更加公开与透明;另一方面，司法审判能够保证媒介报道的合法性，为报道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二者会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比如沸沸扬扬的“于欢案”，由于新闻媒体报道所引发的公众舆论极大影响了司法审判程序，甚至对审判结果都有一定的间接作用，严重干扰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由此不得不思考，新闻传播活动是否会干扰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责的原则?新闻传播活动和司法审判程序之间的冲突以及形成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新闻自由与审判公平二者的良性共存?本文以“媒介审判”为切入点，基于上述问题进行理性的多元化探讨。 一、司法视域下媒介审判现象的成因 (一)司法信息透明度低 司法公正，是衡量司法工作成败的关键标尺，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各种原因，司法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司法透明度低，必然会招致公众对于司法审判的猜测，由此引发“公众议题”。公众为了追求一个公平的结果，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他们想到了“铁肩担道义”的记者，想到了拥有“话语权”的新闻媒介。媒介作为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渠道，有义务为人民群众发声。”［1］比如在“刘涌案”中，之所以发生如此之大的舆论攻势，就在于法院没有向公众及时公开信息。公众对此案的疑惑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第一点，一审的事实认定与二审结果存在冲突。因为在一审判决书中，法院在刘涌罪行认定方面，认定其罪行严重，存有重大的人身伤害要件，判定其死刑立即执行。但在二审判决书中却将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二审审判程序所存在的判决结果并未有充分的事实认定和合理解释，因此引起外界对二审判决结果的异议。第二点，本案主犯与从犯的判决结果差异性。刘涌作为本案主犯被法院判处的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同时，从犯宋健飞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按照刑事诉讼法，从犯的刑事责任是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本案明显违背这一规定，因此很容易让人产生强烈的怀疑，即主犯保留了性命而从犯却被剥夺了生命，法院判决是否合理呢?第三点，亦是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二审法院对刘涌作出死缓判决，在审判书中并没有详细的事实认定和充分的解释论证，使得公众难以认可是公平正义的审判结果。而只是用一句非常笼统的“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这样的术语一笔带过，该做法也让人产生合理的怀疑:司法机关的事实认定和判决依据是什么?有什么东西需要向公众隐瞒呢?基于以上三点疑虑，群众的谴责声越来越高以致于发生媒介审判现象。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力推建立和完善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这些司法公开措施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堪称历史之最，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有些公开措施流于表面形式，甚至为了公开而公开。比如，就刘涌案涉及到改判的行为，重大案件或者无法作出判决会上报到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经讨论后作出的决定和理由应当写入判决书中，而判决书作为法院内部文件是不给予公开的，这样做的后果是，法院的判决不管是否正确和公正，都容易让人对它的公正性形成怀疑。 (二)司法腐败现象依然存在 由于我国法治建设还不完善，司法领域腐败问题时有发生，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如何有力制止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人们将希望寄予对司法权的舆论监督权利。舆论监督是公众凭借舆论，对各种权力组织、人员以及公众人物自主表达看法的过程，其动机是监督公权力、抑制腐败。公众希望媒体来替个人行使舆论监督，维护个人权利，因为新闻也成为救济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一种强有力手段。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工作处于信息获取不对等的地位，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模式，以及媒体和公众先入为主的意识和偏见，很容易使舆论监督偏离方向，出现诸多消极的社会效果，使得舆论监督深陷“媒介审判”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三)法官司法人格不健全 “法官的独立司法人格，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官将公平和正义，看作是司法活动的终极目标，并具有为实现和捍卫这一目标而努力甚至献身的情感和品质，其中，公正司法的理念、崇尚法律的精神和自我独立的意识是法官独立司法人格的基本内容。”［2］在我国，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比如法官价值取向的行政干预、法院的管理影响、媒体舆论的影响。由于法官在行使职权时，会考虑到各种情感因素和舆论压力，影响独立审判的思考，转而做出和社会舆论相同的判决。还有一种情况是，法官在舆论压力的影响下，之前所做出的的判断潜移默化受到了舆论的改变，因此做出判决。正因为法官的职业素养不够、司法人格不健全，才使得媒介审判现象愈演愈烈。如若法官能有独立的司法人格，就能有效平衡独立审判原则和舆论压力，实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判断。 二、司法视域下媒介审判的负面影响 新媒体时代媒体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在国家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司法的权威也应形成共识，如果媒体在司法判决前进行了预设性报道，甚至造成了与司法判决相对峙的舆论范围，既会给法官和司法审理施加压力，也会促发司法不公的消极预设，最终伤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也损害了司法尊严。只有认识到媒介审判对我国司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才能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 (一)影响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都要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司法审判追求法律上的公正，舆论监督追求道德上的公正，两者皆服务于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3］不难看出，司法与媒体报道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司法公平公正和媒体真实报道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媒体的报道能够成为司法公开的得力助手，但针对媒体给司法造成的压力，就会影响司法公正。从“于欢案”来看，法院经对事实认定，给予于欢“故意杀人”的罪行，并判决无期徒刑。随着某公众号的文章发出后，两天内转载平台留言超过150万条，“于欢案”的讨论从传统媒体中的官方媒体扩展到民众身边的微信群、朋友圈。很多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受众诸多的媒介，持有不同的意见，从人性伦理的角度要求减缓徒刑甚至是无罪释放;从最初对讨债人的愤恨到质疑判罚过重，甚至出现了以暴制暴的衍生物，社会的舆论导向与司法审判产生了矛盾，司法与媒体的关系紧张。其根本原因在于，媒体提供了一个信息平行传播讨论的平台，使得公众舆论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长，而该案件的情节和关系中所包含的道德伦理以及背后隐含的社会问题，越发触及到公众可以深讨的点，激起公正深讨的不仅仅是对于欢案的意见，更是对司法公正的置疑。不止是“于欢案”，从“邓玉娇案”“药家鑫案”“许霆案”“孙志刚案”等各种案件来看，媒体通过与民意或行政因素的结合而成为影响司法的新型控制性力量。然而，基于媒体介入司法的自组性或无组织性，导致了一种碎片化的自媒体监督现状，使得自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处于不稳定期。再比如2021年黑龙江14岁女孩弑母案，案件发生之后，自媒体高度介入开始对当事人进行定罪“天生犯罪人”“恶魔不分年龄”等强大的舆论合力，可能会对法院的判决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干扰司法独立 我国司法机关在审判时是以司法公正为宗旨，按照司法独立的原则，保护被告人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受到任何侵犯。如果媒介抢在审判之前就下结论，即便与司法判决结果相一致，也是对审判程序的违反和破坏，干扰司法独立性。比如“于欢案”，一审判决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判决一经披露，引起网上轩然大波，许多网民谴责山东人民法院的判决，认为于欢属于防卫过当，大量民众对于第一审判决的强烈抨击使得二审法院倍感压力，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无论是哪种看法都能得出人民法院在此次案件中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从制度条件看，司法独立要求做到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但随着当前我国媒体之间竞争的不断加剧，为了迎合、吸引受众，不少媒体不顾自身职责，刻意制造“百姓喊杀声”“百姓喊无罪”的舆论氛围，不惜干预司法独立，甚至践踏法律的尊严进行“媒体审判”。如杭州“胡斌案”，因其在闹市区飙车引发惨案的行为引起公众公愤，早在司法机关判决前，舆论早就对其定罪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以至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出来时，网络舆论再次掀起大波，抨击法院量刑过轻、罪名不当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无疑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再比如谭松韵母亲被撞案事件，大量网友在知道此事件后跑到检察院微博下“伸张正义”，甚至是网曝、举报公诉人。 (三)造成“新闻侵权” “媒介审判”现象往往会对当事人进行侮辱，侵害了当事人的名誉权或隐私权，构成新闻侵权。新闻侵权一旦发生，常会导致新闻官司的发生，即对新闻侵权行为的诉讼。“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赋予新闻媒介报道国家机关公开文书和职权行为的特许权，国家机关的行为发生错误，新闻媒介不承担责任。”［4］但享有特许权的报道必须是客观准确的，而抢在司法程序之前发表的定性定罪式的新闻报道则不受特许权保护，这表明一旦新闻媒体报道与事实不符，当事人可以以错误报道侵害自己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新闻媒介可能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湖北省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因涉嫌受贿，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在法院审理期间，武汉某报发表一篇题为《收受贿赂8万元人称女张二江》的报道，尹服刑期间，看到报道后就委托丈夫向法院对媒体提起名誉侵权之诉。法院审理后认为，尹冬桂的刑事案件尚未作出判决，报道就给人定罪，且报道的数额与法院的真实数额有较大出入，不符合新闻的真实性，判决新闻侵权成立，报社承担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等民事责任。 三、法治视域下媒介审判的防范对策 (一)增加司法透明度 司法部门在审判过程中，保证独立审判的同时，应依法向公众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加强信息透明度，满足公众对案件知情权，保障媒介新闻自由权，通过公开审判取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具体措施如下:(1)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人民法院应在审判程序工作各领域、各环节做到公平正义和公开透明，严禁在法律规定空白地带逃避职责，确保向社会公开一切依法应当公开的内容。(2)司法机构通过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建立与媒体对话的沟通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法院重要决策、社会关注案件，强化司法和执法活动的公开和透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满足媒体报道权、监督权。(3)进一步接受媒体监督，正确认识和自觉接受新闻舆论监督，主动打开媒体监督大门，把新闻媒体监督引进来，为媒体监督创造一切便利条件。自觉、及时、准确、真实地向媒体发布权威信息，才能有效引导舆论，化解公众疑虑，消除炒作空间、杜绝流言传播，才能树立法官的良好形象，提升人民法院的社会公信力，积极正确对待媒体和公众的批评建议。 (二)完善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 解决深层次的司法腐败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对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如果人大、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根除司法腐败只会治标不治本。要进一步强化对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法律监督，充分发挥人大、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惩治司法腐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同时，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与新闻媒体监督，畅通人民群众监督举报渠道，规范运行执法办案工作流程，落实执法公开制度，进一步提升外部监督的实效性。只有司法制度不断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不断完善，才能更好的防止媒介审判现象的大量发生。除此以外，司法应和媒介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互相沟通与合作，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也就是舆论的监督，自新媒体诞生以来，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就在不断加强，舆论监督必须建立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这样的互动关系也能有效防止司法腐败问题。司法和媒体都有着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承担为人民追求真相的共同责任。司法与媒体要通过合作，进一步追寻、揭示事实真相，普及法律知识，让人民群众更加贴近司法、了解司法、信任司法。媒体与司法建立合作机制需要明晰各自职责，媒体尊重司法，司法给予媒体最大限度的信息公开程度以满足舆论监督的功能。 (三)提高法官职业素质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要转变司法理念，着力提升综合能力。要注重法律实务水平建设，提高执法、司法、审判相关法律领域工作素养，面对新形势下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将提高司法质量和效率作为自身工作的第一要义。同时，要着力提升舆情应对能力，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及社会媒体舆论监督，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一切法律服务工作的前提，进一步强化新时代人民司法机关新闻传播能力建设，切实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结语随着新媒体时代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新媒体时代的“媒介审判”也会比传统媒体时代的影响力更大。因为除了专业媒介性组织，还有大量新媒体的平台、媒介、以及各种新媒体聚集起来的网众的推波助澜，舆论一旦发酵，就更加难以控制。此时，作为司法机关更应该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而作为案件传播信息的重要窗口的媒体更应该报道真实、准确的信息，“因为媒体的失真和失范报道，不仅会激发民愤，还会使司法机关的公正性受到危害。”［5］媒体监督司法的前提是提供客观、真实的报道，而不是为了赢得关注而进行舆论狂欢报道，从而影响受众的价值观，毕竟，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建立在公正、公开、透明的司法权威和真实的舆论监督之下。 作者:靳丹阳 单位: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基础理论论文:论构建我国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的若干基本点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 （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 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 .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 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 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 + O2 = 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基础理论论文: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 摘　要：文章回顾总结了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简要历程，划分了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阶段；对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发展的原因和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三大成果进行了概括；并对今后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提出了见解。 关键词：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回顾；总结；前瞻 一、回顾与启示 我国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应该说经历了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2年）为大量兴起到走向徘徊阶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起来，这为当时经济法学理论研究大量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法学界一些专家学者致力于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少学者著书或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主张，当时主要集中在法学院校的经济法学教学中。从80年代初始，我国司法部组织各法学院校专家学者编撰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1983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经济法学》统编教材，书中阐述了经济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的那部分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P6-8），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曾经盛行一时的“纵横说”，“既包括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在经济活动中社会关系———纵向社会关系；也包括调整社会经济组织之间以及他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横向经济关系。”[1]（P6 8）“纵横说”遭到民法学界人士的强烈反对，由此展开了经济法与民法调整对象的大辩论。这种辩论一直到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由于《民法通则》第二条界定了民法的调整范围，再加上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同志在《民法通则》起草说明中指出：“平等主体之间横向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由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整。”[2]（P44）至此为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从法律依据上划了一个句号。 2.关于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学者仍主张建立以计划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1981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颁布后，当时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都把这一法律规范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有些经济法学者认为，《经济合同法》是经济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1993年以来至今）为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徘徊发展到走向基本完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在经济改革取得了初步成绩后，出现了停滞徘徊状态。究其原因是人们的主观思想仍受到计划体制思想观念的束缚，对改革形势产生怀疑，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和讨论；客观方面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参照，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车到山前疑无路”的困惑；再加上89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影响，有人担心进一步改革开放会给国家稳定带来影响。在这关键时刻，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南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阐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制度范畴的框框，解决了当时困扰人们姓“社”还是姓“资”的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同志的十四大报告，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国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所以，1992年以后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及调整对象。1995年6月，高等法学院校《经济法学》教材第五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书中将经济法定义为：“调整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P14）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具体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与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1]（P22-27）从该书第一版和第五版内容来看，对经济法定义及调整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主张“纵横说”的经济法学者逐步转至“市场关系说”的认识上来，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由于该法明确否定了有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的“纵横说”，经济法学研究对象一度出现了断层。这时，以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密切联系论”，他在1987年出版的《经济法教程》中将经济法定义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P18）从而对当时盛行的“纵横经济法论”提出限制，这在当时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立法精神。李教授在此基础上又发展提出“国家干预说”，他在1994年出版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经济法学》中，将经济法定义为，“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P33）该书将经济法调整对象分为四个部分：（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2）宏观经济调控关系；（3）市场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4]（P34-49）“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在法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关于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虽然在学界仍然强调计划法反映经济法本质特征，但多数学者已不主张把计划法列为经济法的“龙头法”。另外，“经济组织法”、“宏观调控法”与“社会分配法”，作为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包含的基本内容在学界逐步形成共识。 二、发展与成就 （一）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得到确立与承认 从我国经济法研究的兴起开始，就产生了经济法与其它学科（主要是民商法、行政法）的理论争议，与前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经济法学界与民法学界产生了五十余年的争论相似，我国经济法与民商法也存在相当激烈的争论。大经济法主义与大民法主义相互排斥对方，不承认各自的独立性。80年代初期以陶和谦教授为代表的大经济法主义者强调经济法的重要性与独立性，提出“纵横论”，以排斥民法的地位和作用，先后遭到佟柔先生、张佩霖、杨振山、冠志新、王家福、梁慧星等教授的强烈反对与批评。后来，佟柔先生提出“学科经济法论”，王家福教授提出“综合经济法论”，梁慧星教授提出“经济行政法论”，虽然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共同点都否认经济法的独立性，当然这些都是80年代初期的观点和主张。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发生转变，这一方面得益于王汉斌同志在起草《民法通则》说明中指出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划界问题；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两法对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及相互不可替代性。1986年后，李昌麒教授首先倡导有限制的纵横论，即“密切联系论”；北大杨紫火亘教授提出“管理———协作论。”①均是在克服“纵横论”对经济关系做纵向和横向划分之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主张强调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同时承认经济法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有一定范围的限制。事实上对大经济法主义的“纵横论”提出批评与否定。1993年民商法学著名学者梁慧星教授在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事立法》中指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要求建立和完善两种不同性质的立法体系，即为市场提供一般规则的民商法体系和以维持公平自由竞争秩序为目标的经济法体系。后者主要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质量管理法以及各种市场管理法。”[5]（P43）武汉大学漆多俊教授1995年6月在海南讲学时提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调整需要两手，即‘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民法为‘无形之手’，经济法为‘有形之手’。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有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民法起作用，又离不开看得见的有形之手———经济法宏观调控。”我们看到，经济法由于扎根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土壤之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经历过徘徊状态后，经过认真反思，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显示蓬勃生机，而民商法学者们也大多认识到经济法独特的作用民法是不能代替的事实。应该说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法的地位才真正得到承认和确立。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渐趋一致 1994年，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在其“有限制的纵横论说”基础上提出现今盛行的“需要国家干预经济说”。①他对经济法的定义及调整对象，前文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中国人民大学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管理关系。”②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北京大学杨紫火亘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所谓经济协作关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经济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经济保障关系。”③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经济协调关系说”。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之法。现代国家调节社会采取强制、参与、促导三种方式。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三种国家调节，需要制定和实施竞争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④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国家调节关系说”。上述四位教授的学说，可以说代表了经济法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通过比较就会发现有共同特点：第一、各种学说都肯定了宏观调控经济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经济法应积极建立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这一点各位学者均形成共识。第二、经济法调整对象以市场经济秩序法为重点，如漆多俊教授提出的竞争法，李昌麒教授提出的市场调控法，刘文华教授提出市场运行法，虽然表述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以重点发挥经济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功能与作用为目的，来构建以市场经济秩序法为重点的经济法律体系。第三、关于市场经济关系的重要主体———经济组织的调控，多数学者认为应纳入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如李昌麒、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均认为经济法应包含对企业等经济组织管理监督的职能，而主张将其纳入调整对象，漆多俊、梁慧星教授认为其应属民商法调整对象。第四、对于社会分配调控关系，有人主张应由劳动法来调整，如漆多俊教授；李昌麒教授认为应属经济法调整范畴，学界对此争议颇多。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国家通过干预可以保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合理性，因此，笔者同意李昌麒教授的观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法调整对象或范围渐趋一致，多数专家学者已取得共识，即经济法从微观上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组织的管理关系，宏观上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的任务在于维持市场经济正常秩序，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合理性。 （三）构建的经济法学体系基本形成 从目前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基本上抛弃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所形成的“大经济法主义”，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相对缩小，趋向科学合理。在构建经济法学体系的思考上，对其内容的统一认识也逐渐靠近。根据对前几位教授各自编撰的经济法论著的考察，发现理论体系上都是五编三十章左右，第一编都是关于经济法基本理论的阐述；第二编除漆多俊教授外，其他几位教授都编写了经济组织法（有的称为企业法），以李昌麒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学》为例，经济组织法的内容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公司法、经济组织承包、租赁经营法，与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编写的内容如出一辙；第三编市场调控法（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称为市场运行法，漆多俊教授称为市场障碍排除法），虽然称谓不同，但其内容几乎都是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制度；第四编宏观调控法，包括产业结构调节法、计划法、投资、国有资产管理法，银行法、票据、证券法、保险法、劳动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对外贸易法；除票据、证券、保险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有不同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不应由经济法调整而应由民商法调整外，对其他法律制度应列为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各家学说意见是统一的；第五编社会分配调控法，包括财政税收法，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对此编内容，学者意见不一，漆多俊、刘文华、杨紫火亘教授认为财税法应属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于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江平教授认为应属社会法范畴。笔者从经济法具有保障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合理考虑，赞成李昌麒教授的主张，上述具体制度应纳入社会分配调控法制体系中。 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经过20年的洗礼已日渐成熟，经济法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的理念已被广泛认同与接受，其调整对象日渐明确一致，经济法体系的构建基本形成并趋向合理完善。整个经济法研究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在经济法学界目前仍然存在着不愿放弃旧观念，甚至想拓宽经济法调整范围的倾向。如有的学者仍然把合同制度作为经济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公司，票据、证券、保险、破产等作为经济法体系应包含的内容较为普遍，而这些内容在传统意义上属于商法调整范围。笔者认为，这些内容不应并入经济法而应归入民商法体系，这样做可以维护中国本不发达的私法体系的完整。 三、前瞻与方向 首先，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逐步国际化，世贸组织规则将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我国市场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是世贸组织规则与中国经济立法相互协调，共同为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问题。其次，知识经济时代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新的社会因素不断涌现，所引起经济关系也迫切需要经济法学理论加以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应为立法与实践提供理论基础，这是摆在中国经济法学家面前的任务。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经济法学基础理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必须划清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有学者称经济法与相邻部门法界限存在“模糊性”，提出“法律部门间的界限适当模糊化原则”。[6]笔者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以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关系存在交叉性而主张几个部门法界限适当“模糊”，其结果会扩大经济法调整范围，就会又回到80年代初的旧思维上去。近年来出版的经济法教材，其内容庞杂，把属于民商法体系如合同、公司票据、证券等法纳入经济法体系就是研究对象模糊不清的结果。 笔者认为，在研究方法上要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法经济学当会成为经济学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重要构成”。[7]法经济学的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他用经济学的观念研究法学，提出经济的成本论，注重追求法的经济目的与效率。重庆市委党校张正德教授认为，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经济法应带给我们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经济法学应更加强调运用法律准则和法律价值观去分析经济问题；二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调整应以提高经济法效益作为第一价值取向；三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经济法规体系的确立应从适应和保障价值规律的实际出发。”笔者非常赞同以上两位学者的意见，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解决了一系列误区之后，应该理性地看到，国家采取何种调节、干预手段才能取得更高的个体效率和社会效率，这是中国经济法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在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对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以及研究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时，必须要使经济法学者与经济学者联合起来，进行法学经济的研究，才能取得新的突破和更大的成绩。 基础理论论文: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要在我国开征物业税，最早是在2003年的中央文件中提出来的。开征物业税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论文颇多，见仁见智。本文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探讨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问题。 物业税实际上和财产税的含义是相同的，前者在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地区使用；后者则是英语国家“Property Tax”的中文翻译。因此，“物业税”和“财产税”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物业税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税种名称，而是税收分类中的一个类别，其基本含义是对财产征税。那么，什么是财产？凡是对人有用的东西都是财产，包括可用于消费或可用于取得收入。对财产征税和对财产的收入征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财产的价值存量征税；后者是对财产产生的价值流量征税。财产税不可能对所有财产普遍征收，而只能是选择性征收，通常可供选择的财产税税种有：房产税、遗产税和馈赠税。有些学者或政府官员认为印花税也属于财产税的一种，这是可以商榷的。从印花税的制度安排来看，是对合法权利的征税。“权利”也是财产，但印花税中征税对象的“权利”是由政府认定的，因此印花税虽然有“税”的形式，实际上却是政府对提供公共劳务收取的使用者费。印花税可以大大节约商品劳务交易税和生产要素收入税的征管成本，对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是有利的。而财产税的征管成本是很高的，也不存在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功能。 开征财产税的目的是使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更能体现效率和公平，理由如下：（1）房产税有利于房产转移到更能创造价值者的手里。物业税属于对物税，并不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因此当纳税人缺乏负担能力的时候，只能把房产转移到更有纳税能力者的手里，有利于社会价值财富的增加，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2）遗产税和馈赠税有利于实现“人”的公平。一个人一生中拥有的财产分两种：一种是靠自己挣得的财产；另一种是靠继承遗产和馈赠获得的财产。因此对后者征税更能体现“人”的公平；（3）房产税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公共受益和公共成本负担对称原则是构建效率财政体制的要求，房产税通常是地方税，以房产作为居民公共受益的成本分摊依据可以较好地贯彻对称原则。这正如对高速公路的收费可以由汽油税和轮胎税替代一样，因为以汽油和轮胎的消耗来计算使用高速公路的费用是符合效率原则的。 当然，财产税也经常遭到批评。因为房产税是对物税，所以不符合税收量能负担的基本原则，有失公平，同时遗产被征税却会挫伤财产所有者创造价值的积极性。财产税虽然有利有弊，而且也是一些实施国家争论的热点之一，但基本倾向是认为利大于弊，也没有更好的政府收入形式来替代财产税。因此，房产税一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例如英国，平均要占财政收入的30-40％，高的可达70-80％，低的也有10-15％。 但我国却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开征物业税的主要目的是理顺房产的市场价格，或者说有利于改善房产价格过高的态势。由于这种观点开始是由官方人员说出来的，因此影响很大，以致于对物业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房产税，甚至使居民产生要通过增加税收的办法来降低房产价格的印象。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问题的。从理论上看，房产税和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前者属于公共劳务的成本分摊问题；后者则属于私人商品的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前者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把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混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从实践上看，将会产生“劫贫济富”的不良效果。因为在我国购买得起房产的只是极少数人，但人人都要有房居住，因此人人都成为降低房价的负担者。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应该说，房产价格过高与土地非农业利用的政府垄断和其他政府垄断有关，和房产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前者的问题是公有制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全局性的问题，不是靠房产税可以解决得了的。 如果要开征物业税，那么要了解中国的现状，然后再考虑如何通过物业税来改善我国的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在我国的税收制度中，物业税安排了房产税，但没有遗产税和馈赠税。 我国的“房产税”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这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我国的房产税只是对盈利性企业的房产和出租的房产征税，而对非盈利组织、政府公共部门、居民自有住房的房产都是免税的。在征税房产中，计税依据也是不统一的，盈利性企业房产的计税依据是房产的原值而对出租的房产则采用租金。在市场经济中，房产价值是被不断折现的过程，因此从效率的角度看应该对房产的现值征税而不是对房产的原值征税。对原值征税失去了财产税的性质，更有点象投资方向调节税。以租金为计税依据虽然是对房产现值征税的一种方法，但我国的计量办法却失去了房产估值的特征。房产的租金是房产的利率回报，要使其反映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就必须是市场利率而不是个别利率。但我国的计税办法是房产的实际租金而不是市场租金。这样，对出租房产的现实租金征税实际上成了“营业税”而不是财产税。因此，我国税收制度中虽然有房产税名称的税种，实际上却并不是真正的财产税。 在我国的税制安排中，征税对象涉及到“土地”财产的税种有三个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它们是不是属于财产税的问题需要研究。 为什么叫“城镇土地使用税”而不叫“城镇土地税”或“城镇地产税”？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城镇土地都是国有（公有）的，国家征税也是代表国家的，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国有土地征税的问题。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因此对“分离”出去的“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进行征税。土地使用权是国家认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政府对公共劳务收取使用者费。但城镇土地使用税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收的，因此还具有国有土地租金的性质。因此，现有的城镇土地税并不是财产税。 耕地占用税是对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利用的一次性征税。在我国的税制安排中，对农用土地形式上是免税的，但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因此实际上是对土地交易设置的一种特别税，属于商品交易税范畴。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利用是政府垄断的，最初改变使用方向的是政府，因此政府似乎应该是纳税人。然而，政府只是土地非农利用的“批租人”，因为最终非农利用的是社会其他组织和个人，所以后者是真正的纳税人。由此，政府可以获得大量的“批租”净收入。土地批租净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政府批租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和政府征用农用土地的价格之间的差额；二是政府利用土地这一特殊商品的交易获得的税收收入。因此，土地批租收入实际上是政府土地经营收入和土地交易的税收收入集于一身的收入，并没有财产税的性质。这种处理方式在逻辑上似乎是有疑问的，原因就在于土地所有权、国家征税权、国有资产经营权等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土地增值税是按土地使用权可以交易的原则设置的税种，因此属于商品交易税的特殊税种。政府认定使用权的费用一般说来不会有很大的增加，增加的实际上是土地的价格。土地价格为什么会上升，一般说来和该地方段的投资密集度和消费密集度有正相关。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思维，那么属于市场经营的增值收入应该属于经营者；属于政府投入引起的增值额应该由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解决。但该税的设置可能是从所有权角度考虑的，认为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因此应该把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归国有。因此这也不属于财产税。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物业税。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上述分析也同样表明，应该从完善税制和财政体制的角度研究物业税的开征问题。当然，国有资产（包括土地）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前提条件。 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开征房产税的问题，因此下文主要讨论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由于我国目前存在房产税名称的税种，为了区别新开征的具有财产税性质的房产税，因此把后者称为“物业房产税”。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要把我国的房产税改造为物业房产税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改造：以房产现值为税基、对房产普遍征税，以及房产税的优惠设置。 以房产现值为税基是物业税特征的关键，对房产现值的评估有两种方式：按房产市场交易的效率价格估值；或按房产的效率租金估值。前者称之为房产交易法；后者称之为房产收入法。理论上说，如果能正确认定房产市场交易的效率价格或房产出租的效率租金，那么两者的现值评估应该是一致的。但房产的市场交易频率和出租频率都不是很高的，而且市场制度总是有缺陷的，因此评估方法的选择对房产现值的评估会产生很大的差异。由于房产税是地方税种，国外通常的作法是由地方政府确定评估方法，原则是使评估更接近市场的效率价格。 在我国开征物业房产税，尽管效率价格和效率租金价格的市场条件都不具备，但笔者认为采用房产收入法评估税基有利于税负的设计。我国的房产已经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这一政策只适用于199g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职工，享受了按工龄和职级为计算依据的房价补贴。这种补贴可以理解为以往的工资中不含住房费用，因此相当于专用于房产投资的工资补发。也可理解为房产投资的收益补助，因为职工购房的房产价格即使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也大大超过了改革前支付的租金。开征物业房产税意味着减少补贴，因此以收入法评估税基有利于税负设计。1999年底以后参加工作的国有职工，按政策应享受房租补贴，但至今并未真正落实，以收入法评估税基也有利于房租补贴额的确定；同时也有利于1999年底以前参加工作但房改政策没有落实到位者的补助。如果按上述思路设计物业房产税的税负，意味着和工薪制度的改革是联动的。 另一个方面应该考虑的是税率，即开征物业房产税以后，居民总税负有所增加还是保持目前的水平？如果是前者，那么意味着将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如果是后者，那么意味着将调整我国的政府收入制度，包括税收制度和非税收入制度。笔者主张后者。目前我国的预算支出占GDP的比例在23％左右；预算外和制度外支出占GDP的比例估计不会少于预算内的50％，两者合计占GDP的比例高达35％左右。这个总负担率是很高的，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历史的经验来看，总负担率的水平是不宜再提高的。但开征物业房产税需要对房产进行全面的重估，征管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如果总负担相对稳定，那么意味着将会减少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这是静态地看问题，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态势来看，将有利于效率、公平原则的贯彻。但这需要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即效率和公平原则的贯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提高政府收入的比例。减少政府的收入比例，意味着增加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非但不会增加财政困难，还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房产普遍征税，意味着所有房产都是征税对象。对非盈利组织和政府公共部门房产征税的依据是什么？这主要涉及国家征税权和财产所有权的关系问题。在国家征税权中，“国家”是公众（全民）的代表；在我国的公有制中，“国家”又是“全民所有制”的代表。因此，似乎不存在“国家”对自身征税的问题。我国房产税中的免税制度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尽管“利改税”突破了这一思路，但仍然在其他领域顽强地表现出来。 其实，国家征税权应该高于财产所有权。“国家”是“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统一体。市民社会由家庭、企业和非盈利组织构成；政权社会是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组织。市民社会从事物质财富或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的再生产，政权社会从事精神财富或非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的再生产。两类社会中的财产所有权虽然是由政权社会界定的，但目的是为了规范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行为。国家征税权虽然也表现为政权的行为，但却是为了维护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存在而设定的，因此高于财产所有权。这表明，不论是市民社会的财产，还是政权社会的财产都在国家征税权的覆盖之下。 我国现有的房产税对非盈利组织和政权组织占用的房产免税，相当于对这些组织的运行费用的补助。这会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如果我国开征物业房产税，对“国家”内部的所有房产征税是符合效率原则的。但这需要重新核定上述组织的经常费用和政府预算的支出额，这涉及到预算制度和财政体制的改革。 在物业房产税的优惠问题上涉及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和房产的性质问题。物业房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房产，并没有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因此从负担能力方面考虑优惠是必要的。有一种观点主张对居民住房优惠一定的面积，即把一定面积作为物业房产税的免征额或起征点。这种观点是可以商榷的。以面积为免征额或起征点形式上似乎很公平，实际上是有利于富人的。一般说来，富人房产的单位面积的租金较高，穷人房产的单位面积的租金较低，这意味着对富人的优惠高于穷人。因此，这种优惠政策是不可取的。笔者主张设立包括住房租金在内的最低生活标准，家庭收入达不到的应予免税，差额部分还应该得到政府的社会救济或房租补助，后者相当于物业房产税应设置负税率。 家庭住房形式上是消费品，但从人的再生产角度看应该属于投资品。而且，住房建筑是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也属于投资品。对于社会价值财富的增长来说，投资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因此，如果住房出售收入用于住房再投资的话，相应的交易税应该返回，即只对改变用途的交易收入部分征税，这表明优惠还涉及到其他税种之间的联动关系。 基础理论论文:三峡工程应用技术基础理论的研究 摘要：三峡水利枢纽应用基础的研究，是由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与三峡开发总公司联合组织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活动。结合三峡工程生产实际，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通航建筑物应用基础；高边坡基础理论；混凝土材料及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不少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三峡工程建设中，这些研究也推动了我国工程应用基础的提高。 关键词：仿真模拟 岩体力学 混凝土耐久性 高掺粉煤灰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几个关键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是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联合资助和领导下开展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研究。所谓“应用基础”实际是指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应用技术的基础理论。经过5年研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已于1999年6月在三峡坝区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专家组验收。 此项研究涉及三峡工程的几个关键问题，侧重于从应用基础理论上解决工程疑点和难点，在研究中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所获成果，对三峡工程有的具有直接应用价值，有的需要在工程进展中加以验证。从专家意见中反映出，这些研究推动了我国相关领域工程应用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一些技术还可以推广应用到其它水利水电工程上去。现将研究的内容和取得的成果按以下五个课题予以介绍： 1 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研究 三峡枢纽上游年输沙量大，枢纽建成后，大量泥沙将在水库内淤积，坝下游河道则发生冲涮，若不加以妥善解决，将影响水库寿命和枢纽效益的充分发挥。本课题研究了以下内容。 1.1 几个泥沙基础问题 主要有：淤积物的密实度及干容重变化研究；泥沙起动规律研究；推移质运动特性和输沙率研究；底层泥沙交换、状态概率及推悬比研究；水流挟沙力研究。 1.2 坝区泥沙淤积和坝下河道演变 内容有：通航建筑物引航道防淤清淤措施研究；电站引水防沙措施研究；河道床面粗化研究；河道床面形态和阻力；坝下游河道演变及河型转化。 1.3 数学模型和实体模型技术研究 进行了模型沙特性研究；实体模型变率研究；实体模型图像分析系统；长系列试验方法比较；数学模型试验中a系数研究；回流区泥沙淤积计算。 关于泥沙的基础理论研究，在水库淤积物密实过程、泥沙起动规律、冲积河道阻力和床面粗化、推移质运动特性、底层泥沙交换和水流挟沙力等问题上都获得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对于通航建筑物引航道的防淤清淤措施、电站的引水防沙方案已为设计部门所采用。对于实体模型中的模型沙特性研究、模型变率的影响、长系列试验方法以及数学模型中不平衡输沙恢复饱和系数，回流区泥沙淤积等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其研究成果有助于澄清三峡工程泥沙科研中长期存在的不同认识，本课题中建立的实体模型图象分析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量测大面积水域的流场，是一项十分有用的新技术。 2 通航建筑物的应用基础研究 本课题对三峡工程通航建筑物的通航条件、船闸水力学、船舶运行仿真模型和船舶技术应用中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 2.1 枢纽泄洪对坝区通航条件的影响 从枢纽泄洪对上下游航道通航条件的影响、电站调峰非恒定流对通航条件的影响、通航水流条件的航行判据的研究表明，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优化船闸与电站的运行方式，可以达到坝区通航条件的要求。 2.2 船闸输水系统和闸阀门水力学解决以下技术难题 (1)输水系统水力学：三峡永久船闸输水系统采用了4区段8支管，顶支孔出水，盖板消能的动力平衡系统，它可使水流均匀分布于整个闸室平面，从而可减少闸室输水所导致的非恒定流水面波动和局部水流紊动。通过试验及计算分析得出，支孔形状、廊道雷诺数、廊道阻力、支孔高宽比、支孔总面积与廊道面积比等，是影响出流的一些因素，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2)船闸阀门水动力学特性。 (3)阀门空化特性及控制空化措施。 (4)阀门流激振动特性及减振措施。 (5)船闸人字闸门运行动水阻力。 (6)船闸水工模型试验缩尺效应。 2.3 船闸运行过程仿真模拟试验 采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方法对船闸输水及船舶过闸过程进行模拟，其优点是经济、快速、宜于长期保留，预演过程整体性强。主要模拟过程有：船闸输水过程仿真、航行条件的快时模拟、船舶航行条件实时模拟器的研究、船闸运行可行性分析。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如超高水头大流量的阀门水力学、通航建筑物的通航条件和船舶试验技术研究等都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于非恒定流减压模型试验方法和试验设备的研制、阀门段廊道流态特征和急变分离流机理、门楣通气减少空蚀的综合措施、分散输水系统中出水支孔流量分配规律、泄洪产生引航道往复流的机理、小尺度船模的相似性等研究成果都已应用于三峡工程设计，并据此修改了《船闸设计规范》中的输水系统部分条文，成果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3 三峡船闸高边坡若干基础理论研究 此轮高边坡研究基本上是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三峡研究的延续和深化，内容侧重于工程岩体力学的应用基础理论。由于研究工作与永久船闸高边坡施工平行进行，因此研究成果除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指导反馈设计和施工以外，大部分成果对我国高边坡工程，特别是卸荷高边坡工程，可为设计提供理论武器和较先进的分析手段。 3.1 关于岩体力学性质的研究 三峡坝区的闪云斜长花岗岩属性良质优的岩体。由于建闸开挖体坡高(170m)、体长(1610m)、堑深(67m)；由于山体下部诱发的地应力释放；由于风化和岩体结构面的发育发展；导致岩体宏观力学性质与按常规试验获得的力学数值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开挖后会有性质弱化的趋势。 通过研究，在试验与调查基础上，建立了岩体宏观力学参数模拟理论，提供能较真实反映现场岩体性质的参数值。如岩体的变形模量，微新岩体可取为20～30GPa。研究表明，岩石在三向应力状态下，卸围压可导致岩石的开裂。开挖后的高边坡，岩体同时存在加载和卸荷，卸荷效应会引起岩性区域的重新划分，从坡表至深层出现程度不同地岩体变形、松动和开裂。研究认为区内花岗岩体存在着卸荷流变效应，此种流变可通过正、反分析予以界定。 3.2 高边坡岩体稳定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在具有不同理论背景的岩体破坏机理研究分析基础上，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高边坡的稳定进行了分析计算。以反映变形规律和变形量。 分析使用的方法不同于过去较明显的是，在计算模型中较多地运用了脆性理论。如有的引进、开发、应用“断裂损伤介质分析系统”，对高边坡进行了断裂损伤弹塑性与流变分析；有的针对三峡船闸高边坡建立了脆弹粘性理论分析的计算模型；亦有数家单位采用其它方法试图解释三峡船闸高边坡卸荷岩体的变形和非连续性问题，如离散元法(DEM)、不连续变形分析法(DDA)、数值流形方法及卸荷非线性分析。 从分析结果看，在三峡船闸高边坡不同断面的特征点上，在垂直于船闸轴线方向上，最大水平位移大都不超过50mm。清华大学用断裂损伤流变模型计算的位移量在坡顶最大，为100～300mm，其它部位为50mm左右。给出的流变量，即开挖结束后继续随时间发展的位移量为5mm，收敛期为一年。 此外，有的运用潘家挣塑性力学的上下限理论，用组合塌滑体的刚体极限平衡分析方法，给出高边坡整体稳定问题中沿最大可能滑动面滑动的边坡体稳定安全系数大于5。 完成的其它成果有：对渗流水荷载、爆破动力荷载的分析研究；用锚固模型的流变损伤分析方法研究锚固机理等。 4 三峡工程混凝土原材料研究 本课题结合三峡工程的需要，以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为中心，研究混凝土的配合成份，配置出高性能混凝土、抗冲耐磨混凝土、微膨胀水泥和灌浆改性超细水泥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其中改性超细水泥灌浆已在三峡工程中试用。研究成果的水平总体上处于国际前列。 4.1 混凝土耐久性及破坏机理 本课题侧重研究混凝土自身因素对耐久性的影响。对混凝土原材料特性进行分析，找出不利因素，提出改进的措施，从提高混凝土自身的性能来达到抵抗外界环境的影响，从而提高了大坝混凝土的耐久性。 (1)对大坝混凝土所用水泥及粉煤灰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对三峡大坝所用中热硅酸盐水泥和低热矿渣硅酸盐水泥的性能进行了全面的性能测试分析，均符合国家规定指标。中热水泥的含碱量可达到小于0.55%(熟料小于0.5%)，低热水泥的含碱量可达到小于1.0%的指标。对粉煤灰品质、水化速度和贫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粉煤灰在拌制混凝土时有三种效应并产生三种势能：形态效应产生减水势能；火山灰活性效应，使粉煤灰具有受激活反应的势能；微集料效应造成致密势能。粉煤灰的水化速度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且随时间增长而增加。混凝土在20C下，粉煤灰在3～4年中仍在水化，只是水化速率缓慢，因而强度也是在缓慢增加。 (2)三峡大坝混凝土必须使用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在确定高掺一级粉煤灰的前提下，必须选用与粉煤灰相适应的高效减水剂至关重要，两者配合应用，在降低每m3混凝土的用水量方面，能产生叠加效应。能使总减水率达到20%～30%。掺入引气剂后能使混凝土抗冻性能大幅度提高，也提高了混凝土韧性和抗折强度。 (3)混凝土的微观结构研究试验得出：①水胶比对孔隙率和孔径分布有较大的影响，水胶比大，孔隙率就高，大于100nm的孔增加；②每m3混凝土用水量降至100kg以下，总孔隙率大大降低；③掺入30%、50%、70%的一级粉煤灰，浆体总孔隙率随掺量增加而增加，但孔径大于100nm的有害孔仍较少，小于20nm的无害孔增加。 水泥浆体于集料界面存在富水层，较多的SO3溶解于此，造成人Aft富集和Ca(OH)2晶体的择优取向生长，构成混凝土中的薄弱部位。当水胶比降低，对界面结构有所改善；掺加20%或者40%粉煤灰及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后，改善了界面结构，但粉煤灰应低于50%。 4.2 微膨胀型中热和低热水泥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已研制出微膨胀型中热及低热水泥；第二，对两种膨胀源氧化镁及钙钒石的膨胀机理，微膨胀中热和低热水泥的膨胀机理有了了解。 4.3 高掺粉煤灰大坝混凝土 由于优质粉煤灰的大量掺入，其需水量比为90%左右，加之高效减水剂联合使用，产生叠加效应，使每m3混凝土的用水量减少20%～30%，由于用水量降低加上高掺粉煤灰，就使得水泥用量可以大大降低，得到质量较好的混凝土。 4.4 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研究 三峡工程特种混凝土原设计是采用C40抗冲磨混凝土，这种混凝土曾用于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特殊部位。本课题研究出C60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它的特点是限制水泥浆体积在混凝土中的总含量，掺入高活性掺合料-硅粉和优质粉煤灰取代水泥，以减少水泥用量，选用与之相匹配的高效减水剂及膨胀剂，使C60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的水泥用量降至330kg，掺合料的总重量达37%。用铁矿石粗骨料制备的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28d抗压强度可以达到89.6MPa，抗冲磨失重率又比C60低40%，抗冲击韧性提高1.8倍，但单价较C60高。 研究表明抗冲磨混凝土的改性机理是由于大量极细的活性掺合料水化后生成得C-S-H凝胶改善了集料与 水泥胶体的界面结构，使总孔隙率减少25%，有害孔减少，使混凝土密实性大大提高。 4.5 大坝基础处理水泥灌浆材料改性及其机理研究 三峡大坝防渗帐幕设计标准要求ω≤0.01L/(min·m·m)，在细微裂隙发育的大坝基岩，用普通水泥灌浆无法灌入的地段。采用超细磨水泥灌浆能达到设计要求且不污染环境。 1)超细磨水泥主要性能如下： ①细度D95≤16μm，平均中值粒径小于4μm。 ②浆材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当 W/C＝1.0时，析水率小于5%。 ③强度：3d为52.5MPa，28d为72.5MPa。 ④膨胀率：3d不小于0.15%，28d不大于0.60%。 (2) X光衍射分析现场灌浆情况，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水泥熟料已水化成 C-S-H凝胶、Ca(OH)2和钙矾石 (Aft)，仅有少数石英(SiO2)及碳化的 CaCO3，所以水泥结石强度高，无体积收缩。 5 三峡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与反馈设计 本课题分五个专题：安全监控系统结构与方案优化，安全监测信息分析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安全监测高 新技术及自动化监测系统，混凝土坝施工期仿真计算与温控反馈设计，开放式大型通用水工结构分析系统原理及研制技术等。 5.1 安全监控系统结构与方案优化研究 三峡工程包括永久船闸、升船机、左岸大坝及厂房、泄洪坝段、右岸大坝及厂房、茅坪溪防护坝等建筑 物的监测系统，另外还有专项监测、地质环境及其他监测，其中仅永久性测点就有6000多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安全监测系统。为此，对总体结构、监测仪器布置和变形监测网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优化研究。 (1)总体结构优化针对三峡工程大坝特点及安全分析、评价和监控的要求，对安全监测系统总体结构， 依据信息可靠、有序采集、保存、查询、调用等原则，应用优化理论，将原设计大坝三级监控(建筑物、分区和工程监测中心)改为二级监控(建筑物，监测中心)，从而减少了结构层次，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节约了费用。 (2)监测仪器布置优化结合技术设计和招标设计，依据少而精等原则，对监测仪器的布置进行优化研究。经优化后，变形和渗流监测仪器、设备数量减少约 1/2，应力应变监测减少约2/3，水力学和动力监测减少约1/2，监测费用减少1亿元以上，经济效益显著。 (3)变形监测网络化对变形控制网和倒垂等进行优化研究，突破常用的模拟法，提出用解析法的优化方 案，构成目标函数。以精确、可靠、灵敏度和费用等作为约束条件，形成一个二次规划模型，并以此编制变形监测网自动化分析软件。应用这一个优化软件，对升船机及临时船闸高边坡水平监测网进行了优化设计。 5.2 安全监测信息分析新理论和新方法 安全监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监测资料的分析和反分析，对水工建筑物的安全状况作出综合分析、安全评价和监控。为此，针对三峡主要水工建筑物在施工期、蓄水期和运行期的不同特点，吸收国内外安全检测领域的最新信息分析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安全监测信息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分三大类： (1)综合分析和安全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用层次分析和模糊评判及其相结合、突变理论、多级灰关联分析、可靠度理论等方法和理论，依据实测资料对大坝的实测性态进行综合分析和安全评价。应用可靠度理论方法，以风险分析为基础，建立大坝安全风险评估的框架。 (2)结合已建工程和三峡大坝的典型坝段(泄洪2号坝段等)，建立了施工期的特殊监控模型，时空分布的确定性模型及反分析模型，多测点监控模型因子集分析模型，另外还提出用数学滤波法分离时效分量，采用回归与时序模型，用瑞利分布研究监控模型中环境量对效应量的滞后效应等。 (3)拟定变形监控指标拟定的理论和方法 主要包括用结构分析法和数学监控模型拟定监控指标。 5.3 安全监测高新技术及自动化监控系统 鉴于三峡工程的特殊要求，决不允许中断监测和采集数据，这就要求安全监测系统能精确、稳定、可靠、长期而又实时地采集数据。为此，在吸收目前国内外传感器(主要是变形、裂缝等)及自动化监测技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发和研制精度高、稳定可靠的自动化监测仪器和设备，对稳定性检查，对监测系统的构成和选型提出优化方案等。 5.4 混凝土坝仿真计算与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 混凝土高坝，工程规模大、工期长、施工和自然条件复杂，使设计与实际施工有一定差别。为此，开展混凝土坝仿真计算与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的研究，对优化设计和施工，提高混凝土坝的设计施工水平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对此进行下列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①提出了一整套混凝土高坝的仿真计算新方法；②研究了通仓浇筑重力坝和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温度应力的特点和规律及其与常规柱状浇筑重力坝的差别；③编制了混凝土坝和基础温度场、渗流场和位移场反分析软件；④研制了混凝土高坝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软件。⑤对三峡大坝进行系统仿真计算，提出了合理的温控措施。 5.5 开发式大型通用水工结构分析系统原理及研制技术 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①系统设计原理及实施方法；②系统工具环境的设置；③系统应用软件 的引进和开发；④计算机新技术在大型水工结构分析系统中的应用。 上述研究成果，大部分已用于三峡工程设计，为优化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创造一流的三峡工程提供了技术保证。 基础理论论文: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研究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摘要：依据流域环境系统的观点，认为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应考虑对下游河道系统的影响，并通过近期初步研究，论述了河道系统对流域治理的反馈响应问题。由此，提出了建议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关键词：土壤侵蚀 水土保持治理 河道演变 流域环境系统 1 绪论 江河流域多是开放的复杂环境巨系统。从地貌学的角度而言，该系统是由以坡面为主的能力聚集区子系统和以河道为主的能量及物质输移通道子系统构成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会对坡面生态环境变化产生影响，而且对下游河道的演变也会有很大作用，就是说，在流域环境系统下，水土保持的效应具有级联性。然而，关于后一效应问题的研究目前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山地的大规模开发，水土保持在解决江河水患和山区自然灾害中所具有的作用愈加被人们所认识。不过应当看到，水土保持是人类加诸自然环境的一种外界干预，对其必然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如果这种干预适应自然环境的演化规律，就会促进自然环境的改善，增加其承载能力；反之，就难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可能会以系统性的或大局的损失换取局部或部分的利益，例如，若水土保持治理方案不合理，将对河流系统的水沙组合关系及其输移规律产生大的干扰或破坏，很可能在得到流域局部地区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而造成下游河道泥沙灾害进一步加剧的局面。 目前，国内外对流域治理的方法和模式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我国80年代提出的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模式，就是我国在流域治理应用基础理论方面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但是，就研究现状看，这些研究多局限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土壤侵蚀学科范畴，忽视了从流域整体系统出发，研究河流对流域治理的反馈响应；片面强调了水保措施在流域治理中的减沙效益，而忽视了流域治理对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及水文学特性、输沙规律的影响；更多地研究水保治理对流域大时域平均意义上的产水产沙的影响，而对洪水要素影响的研究有嫌不足；只从总量上研究水土保持的减水减沙效益，忽视了因措施配置方案不宜，而可能造成的不利水沙关系，使河道淤积加剧等问题。这些均属水土保持建设中存在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泥沙灾害防治中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重要科学命题，直接涉及到制定江河治理方略及总体规划的科学决策。当前，国家对江河流域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极为重视，大大加强了投资力度。同志提出了“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宏大目标。此时对有关水土保持治理效应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研究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的几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2 研究现状及问题 我国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尤以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最甚，土壤侵蚀模数可达20000t/(a·5km2)以上。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近年来有增无减，如以8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增加了52.9%～210.7%，且部分地区的土壤侵蚀模数也增加了30%左右[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实施了各类治理措施，在保护和改造当地的土地资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效益。同时，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减少入黄泥沙的作用。据统计，黄土高原138个水土流失重点县，1984年粮食总产比1979年增加了22%，其中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4省(区)所辖的122个县，1984年人均收入为1979年的3.7倍。水土流失严重的无定河流域经过20多年的治理，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972年的近3倍。根据水文法计算，从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展水土保持治理的70年代以来，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水利、水保工程年均拦减径流量超过10×108m3，80年代的为13.98×108m3，70年代年均拦减沙量为3.56×108t，80年代为3.95×108t[2]。 但是，就黄河下游河道冲淤调整趋势及近年来的洪灾情况看，黄河下游的泥沙灾害仍未明显减轻，甚至在诸如“96.8”洪水期间，尽管流量属中常洪水，但不少河段水位却达到或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经济损失也是建国以来最大。根据1969～1990年实测资料统计，黄河下游花园口至艾山河段粒径大于0.05mm的粗泥沙淤积量始终占其来沙量的15%左右。进入80年代以后，粗泥沙淤积量占该河段淤积总量的1/3，比80年代以前的还大32%[3]。同时，近年来该河段的淤积量占全下游淤积总量的比例有增无减。另外，根据无定河、秃尾河等黄河支流流域水土保持治理前后的河道冲淤变化分析，尽管经治理后取得了一定的减水减沙效益，但在有些年份其支流河道仍是淤积的。分析还表明，一些支流流域治理后，河道的水流输沙能力不一定能够增大，特别是对于粗颗粒泥沙，其输沙能力反而有所降低[4]?。 因此，从全面防治泥沙灾害的角度而言，对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实际上，从流域地理系统的观点来说，河流作为其中的主要子系统，其发育演变与水沙动力输送的关系极为密切，水沙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河流必然会以河道的冲淤、形态变化作出相应的反馈调整。而且，河流的调整方向与水沙条件的变化趋势具有直接的关系。水土保持措施具有工程、生物等不同的类型，其减水减沙作用是不同的，有的减水效益明显，有的则减沙效益明显。不少专家研究均表明[5，6]，不同类型的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水拦沙作用具有很大差异，对流域的产水产沙量及洪水过程有不同的影响。如根据分析[5]，黄河支流汾河流域水库淤地坝等治沟工程措施拦沙量占流域治理措施总拦沙量的65%，梯田、水保林等坡面治理措施拦沙量占35%，相应的拦水量分别占总拦水量的11%和89%。显然，如果在黄河中游大规模开展水利水保工程治理，不同的措施配置方案，就会使进入河道的水沙条件产生不同变化，也就直接关系到河道的冲淤演变方向。我们近期的初步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水土保持措施配置方案，减水减沙效益比是不一样，对水沙过程的改变，包括对水沙搭配的调整都是不一样的，下游河道的冲淤变化也相应不同。如根据多沙粗沙区个别重点支流的资料分析，只有当减水减沙效益比在某一范围时，河道的冲淤才能基本达到平衡，否则，淤积反而有所加重[8]。因此，我们必须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依据流域地貌系统的观点，进行全流域的整体研究，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只注重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生态经济的作用，而忽视对河流输沙及河床冲淤规律的改变效应，就难以全面解决土壤侵蚀灾害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河道淤积、水患灾害的问题，就有可能形成“减蚀不减淤”或“减沙不减淤”的局面，因此，必须对江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治理对水沙组合及运行、河床冲淤演变的影响进行研究，探索出治理下游河道淤积灾害的新途径。 坡面及沟道的水土保持治理对进入河道的水沙量及其过程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对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进行了时空上的再分配，破坏了原有长期形成的河流的水动力平衡输入条件，改变了天然情况下的河流动力特性。作为一种响应，河流的能量耗散过程必然作出调整。河流能耗过程调整的方式、幅度和速率是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系统能量分配的干扰作用大小有关的。因此，认识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冲淤调整的影响，应以分析水沙过程的改变与河流动力特性的调整作为基础和依据，这也是评价水土保持治理方案合理性的理论前提。 从河流系统来说，流域坡面的产水产沙及河道的演变调整是能量耗散的两个子过程，而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着重注意的是前一过程的变化，忽视了作为流域重要子系统的河流的演变调整问题，多数仅限于流域的地理因子(如流域面积、纬度等)及地貌因子(如沟壑密度、植被度等)与河流径流量、输沙量的关联性的分析。关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动力特性的影响研究却很少。 流域治理干预了自然条件下流域系统能量的分配过程，引起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包括输沙水力特性)方面的变化，那么，作为能量耗散的主要形式，河床冲淤演变趋势亦将进行调整。如对黄河支流皇甫川流域资料统计分析，该流域从60年代以来，各时期单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配置比例均有差异(表1)，相应地，河流能量(单位时间动量)与河道的冲淤量关系也有所变化(图1)，根据对河道发生冲刷的平均情况初步分析，其变化关系与坝地、草地的面积比(单项面积与总治理面积的比值)显得较为密切。另外，不同年代的单位水流动量的冲刷量是逐年减小的，至90年代稍有回升(图2)。根据统计[9]，从50年代至90年代，汛期降水量、汛期径流量及洪水径流量年内分配是基本相同的，就是说外界输入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过程变化并不大，这显然是与输至河流的能量过程及水流的动力特性变化有关的。可见，河流系统的能量变化对河道的冲淤演变趋势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认识流域治理对河床演变规律的影响，对确定江河治理的规划设计及治理方略均是极为重要的。 3.3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流水文学特性的影响 主要是对洪水特性的影响。目前，不少专家认为水土保持治理对一般洪水有明显的影响，可使洪水过程趋于坦化，洪峰流量减小，历时加长。但对大洪水尤其对特大洪水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及影响多大等需要研究，这不仅对认识下游河道的演变趋势是必要的，而且对制定下游的防洪宏观决策和规划也有十分重要意义。 3.4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的影响 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的冲淤演变影响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主要有：流域产水产沙与河道冲淤演变的关系、流域治理后河床冲淤变化、横断面形态调整、纵剖面调整等等，及其与流域治理的关系。 在大的流域自然地理系统中，一定的自然地理背景决定着特定的河流演变规律，这种演变规律实质上是河流为适应集水区内各种地理环境因子繁纷复杂演化过程的一种由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功能的体现，就是说，河流的性质和演变过程集中反映了流域控制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共同决定着河流的水文泥沙特征、河道形态特征和演变趋势。 尤其对于黄河这类含沙量大的河流，其下游河道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是在具有中游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黄土高原地理背景下经漫长时期形成的，一旦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直接改变了土壤侵蚀的环境演化过程，还必然使径流量及其过程受到调蓄或干扰。而正如上述，在流域环境系统行为中存在着集水与产沙、供水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当水土保持治理达到一定规模后，流域环境系统的行为将逾越这种阈，各项控制因子演变过程将处于一种突变性的振荡态势，不过，这种演变过程却又总是力求达到另一种新的平衡，建立相应的阈。各级支流是直接受到感应的第一层次。因此，分析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影响的科学关键点是搞清水保措施与产沙、产水产沙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关系，并以支流作为基本层次，研究下游河道演变对水土保持治理的反馈响应。 3.5 水土保持治理方案的河流效应约束参数的研究 从流域环境系统的观点，水土保持治理的主要目标应获得三方面的效益，即防治土壤侵蚀效益、农业增产效益及减少河道泥沙淤积灾害效益(或作用)，而这三方面的效应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平衡的关系，这种关系受约于流域系统整体稳定运行的要求。事实上只有此，才可能实现整体流域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减少土壤侵蚀效益及农业增产效益的约束参数已有不少研究，但如何选择减少河道泥沙淤积效益或水土保持治理的河流效应的约束参数需开展研究，同时，关于河流效应同其它效应间的关系以及在考虑河流效应约束条件下水土保持措施配置体系的比选原理及依据也是应开展研究的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 基础理论论文:电力系统灾变防治基础理论 摘要：电力系统灾变的特点、灾变原因及灾变防治策略。 关键词：电力系统 灾变特点 灾变原因 防治策略 一．电力系统灾变概况 电力是国家的支柱能源和经济命脉。目前我国电网装机容量2.5亿千瓦，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三峡等大型电厂建成，必将出现超大规模的联合电力系统。我国计划在2010～2020年间建成安全可靠、满足电能传输和市场化运作的全国范围联合大电网。如何保证其安全、稳定和经济运行，是一个及其重大和迫切的研究课题。 而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多起灾变性的重大电力系统事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如美国1965.11的东北停电事故，停电2100千瓦，停电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1977.7美国东北停电25h；1978.12法国停电75％，时间7h；1982.12加拿大魁北克州全停；1983.12瑞典停电67％，时间6～7h；1987.8东京大停电，时间6h；1996.9马来西亚全国大停电；1996.8美国西部大停电，损失3200万千瓦负荷，停电时间7h。这些事故的起因均为某一局部故障，但由于控制措施采取不当或不及时、电网结构的不合理、继电保护装置的误动或拒动，或者是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系统的连锁性故障以致于大面积停电，即所谓灾变的发生。大区电网的互联和电力市场机制的引进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电网的运行增加了更多的不可预知性，电网运行在稳定极限边缘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只按现有的可靠性准则来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是不够的。应建立电力系统的第三道安全稳定防线，即必须对系统中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尽早开展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系统的研究，避免灾难的重演已成为目前电力系统研究的当务之急。 二．电力系统灾变的特点 现实的电力系统同复杂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环境相联系，它随时都可能受到来自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干扰，要完全防止事故的发生是不可能的。电力系统灾变是指电力系统主要由连锁性事故导致的电力系统稳定破坏而发生的大面积停电。电力系统事故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可逆性事故，即电力系统受干扰后，能从一种正常工作状态走向另一种或回到原来的工作状态。二是不可逆事故。即电力系统受干扰后，电力系统功角稳定破坏，或电压稳定破坏即电压崩溃，或频率稳定破坏即频率崩溃，或三者中的任意二者或全部破坏，电力系统瓦解，大量损失负荷。 下面例举了电力系统的一类灾变的发生发展过程。 1．假设 l 事故前潮流如图1所示，且节点2、节点3联络开关通过功率很大；线路1～2，1～4接近稳定限制功率运行。 l 线路配置较完整的继电保护和重合闸，且线路1～2，1～4跳闸可联切电源1号机组和分别联切节点2、4部分负荷，但事故当时联切装置停运检修中。 l 变压器配有常规保护；发电厂配有常规保护和自动控制装置。 l 电源节点2与系统联络开关有振荡解列、低电压解列联系；节点3与系统联络开关有振荡解列、低频率解列联系。 2．灾变发生和发展过程 （1）线路1～4永久故障，两侧保护正确动作掉闸。1号电源因离故障点近，冲击较大。 （2）线路1～4负荷转移至线路1～2，1～3，线路4～3潮流反向。 （3）电源1，3间功角稳定破坏，系统振荡，1号电源侧频率大幅上升，3号电源侧频率大幅下降；电源1，3之间联络阻抗二分之一处（电源2附近）为振荡中心，电压稳定破坏。 （4）1号电源部分发电机过速解列停机。2号电源与系统联络开关振荡解列、低电压解列供电地区，但因事故前该地区受进功率很大，事故时电压很低，低频切负荷装置启动功率不足，大都未动，故解列以后，频率陡降，最终该地区所有发电厂被迫解列，部分停机，局部系统瓦解。3号电源与系统联络开关振荡解列、低频解列动作供电地区，但因事故前所在局部系统功率外送较大，加之在系统振荡过程中部分低频减载动作，解列后功率过剩，频率上升，部分发电机组被迫减出力或解列停机。负荷节点4，因在振荡过程中频率很低，低频减载动作，大部分负荷损失。 灾变最终结局是：2、3号电源解列，系统损失大量负荷，全网和局部系统2均瓦解，局部系统3解列后也几近瓦解。 由上述简单系统灾变的示例以及结合多次实际电力系统灾变事故经验，可将电力系统灾变的主要特点总结如下： 1.具有极强的综合性。电力系统灾变几乎涉及到电力系统中的所有重要问题，几乎每一起电力系统灾变事故均与系统失去稳定有关，灾变是系统失去稳定并导致大面积停电的结果。因此在研究中必然会遇到电力系统原有的众多难题，如系统的动态等值与简化、稳定判据的选择、负荷的动态模型难以获得、控制方法的适应性以及系统的强非线性和时变性等问题。 2.连锁性故障是导致电力系统灾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它表现为一系列线路和电源的连锁反应跳闸,并最终发展为系统的解列、频率或电压崩溃。连锁性故障往往由极其罕见的严重事故造成,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典型的严重事故包括同一走廊的输电线路全部同时断开、枢纽变电所全停或占系统容量较大的一个发电厂全停等。目前人们对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机理只有一些定性的认识,对连锁性故障发生机理的系统性研究仍不多见。 3.连锁性故障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及策略与常规情形不同，要求在灾变研究中应考虑罕见严重故障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和策略，这与以往的基于个别故障发生后采用的控制方式和策略明显不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见诸于文献。 三．电力系统灾变原因 仔细考察过去发生的多起重大电力系统灾变事故，可知导致事故扩大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a)输电线路过负荷或故障跳闸,引起大量负荷转移,最终造成一系列线路和电源的连锁反应跳闸。1961年英国东北部、1965年美国东北部和1967年美国东部的大停电等事故均是由上述原因引起。 b)负荷增长过快,系统无功不足而导致电压崩溃。1978年法国和1987年日本大停电事故便是由这一原因造成的。 c)系统元件的保护或自动装置拒动或误动。 d)线路多重多次故障,导致一系列跳闸,最终发展成稳定破坏事故。 e)大机组跳闸,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发展成稳定破坏事故。 f)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如地震、战争等)。 灾变是系统稳定破坏的结果，根据系统失稳的特征不同，稳定问题包括功角稳定、电压稳定、频率稳定以及电力系统非管制后所呈现的电力市场稳定问题。 l 电力系统功角稳定 所谓电力系统功角稳定就是要求保持电力系统中所有同步发电机并列同步运行。交流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条件是各发电机按同一供电频率同步运行以保证为用户提供统一频率的电能。电力系统失去功角稳定的原因是在运行中不断受到内部和外界的干扰，使电气连接在一起的各同步发电机的机械输入转矩于电磁转矩失去平衡，出现各发电机转子不同程度的加速和减速，以及各发电机转子相对功率角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随时间增大，则最后将使发电机失去同步运行。由于各发电机的频率不相同，电力系统中的电流和电压将发生很大幅度的振荡，用户得不到正常供电，保护装置动作，一般要断开受影响的发电机、线路等元件，有可能使系统解列为几个子系统并不得不切除负荷及发电机，从而导致全系统的崩溃。失去稳定的现象可能是发生一台发电机与其余发电机间，或者发生在几群发电机间，每群发电机内还是同步运行的。 l 电力系统电压稳定 电力系统的电压稳定性是电力系统维持负荷电压于某一规定的运行极限之内的能力，它与电力系统中的电源配置，网络结构及运行方式、负荷特性等因素有关。在电力需求不断增加，受端系统不断扩大，负荷容量不断集中，而电源又是远离负荷中心的情况下，以及输电系统带重负荷时，会出现电压不可控制连续下降的电压不稳定现象，即电压崩溃。它往往由于电力系统电压的扰动（如发生短路，大容量电动机的启动，冲击负荷等）、线路阻抗突然增大（断开线路或变压器）、无功功率减小（断开发电机或无功补偿装置）或节点负荷的增大而诱发，使大量用户断开和大面积停电。 l 电力系统频率稳定 在电力系统稳态运行情况下，全系统的发电机出力和负荷（包括线损）是平衡的，电力系统频率是一个全系统一致的运行参数。在实际运行时，当电力系统出现干扰使发电机的总出力和负荷的总功率出现不平衡时，相应地将导致各发电机转速和频率的变化。在频率变化的第一阶段调速器和调频系统还没有动作，系统的平均频率将下降或增大，各发电机间将产生振荡；第二阶段发电机的调频系统以及负荷的频率调节效应，导致发电机有功出力以及负荷的变化，随着电力系统容量的增大，频率的微小偏移均将发生很大的有功潮流波动和调整，如果电力系统频率进行的监视和调节不够，就会导致系统频率的进一步恶化，这又将导致系统电厂中锅炉出力的变化，以及电动机负荷的变化，使得电力系统的出力和频率进一步变化，最终使系统走向频率崩溃，一致全系统大面积停电。 l 电力市场稳定性 当前电力市场化浪潮席卷诸多国家，我国也在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先进国家电力工业走向市场的经验表明：电力系统的市场化运作由于打破了垄断，引入了有序竞争机制一般将使发电成本降低30％，电价降低26％左右，这对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电力市场的发展在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性提出了新的课题，即电力市场经济稳定性。从而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将由两部分组成，即前述的电力系统物理稳定性和电力市场经济稳定性，而且两种稳定性紧密交织在一起，灾变发生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比如1996年发生的两次美国西部大停电以及马来西亚大停电就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惨痛教训。 电力市场稳定性指电力市场必须保证其经济活动的稳定性。政府部门和电力市场的各参与方都希望评估影响电力市场稳定性的各种因素，了解电力市场在受到预想扰动时的动态行为和稳定程度，并希望可靠的算法支持其决策，防止市场的崩溃。 影响电力市场稳定的因素有： 1） 市场经济下的系统运行工况将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系统间大量的电能交换和交易、不可预测的潮流和线损等因素都增加了运行调度的不确定因素，更容易遇到离线分析未考虑的工况。 2） 电力市场下，发电、输电、供电将各自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电网公司将不再具有在传统垂直一体化电力结构下的调度能力，网络的安全问题将更为突出。 3） 在宏观经济方面，能源政策、环境法规和国民经济发展态势的调整 4） 在微观经济方面电力市场规则的修改，各参与者的博弈 5） 在技术方面，电力系统的物理特性、安全稳定导则、稳定传输极限引起的阻塞、分析技术和控制技术 电力市场稳定性的研究内容是： 1） 在市场均衡价格下，研究市场价格微小偏离市场均衡价格时的市场稳定性 2） 研究市场在大扰动情况下，系统是否能够保持足够多的发电公司、充裕的可发电容量及可输电容量，也即电力市场的大扰动稳定性问题。美国加州电力市场崩溃时发电成本上涨和发电容量不足，造成加州批发电力市场价格飞速上涨，而当时的用电端是按照冻结电价售电的，这样就失去了电价调节的杠杆作用，用户的用电弹性作用完全丧失，市场价格失衡 3） 研究电力市场的动态品质问题，如电价的渐进性、对振荡的阻尼等。 四．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策略 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作，涉及到电力系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连锁性故障的机理及其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和策略、电力系统隐患的探测和预防、决策准确性与快速性的兼顾以及完善预警系统的建立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系统（Power System Collapse Prevention System，缩写为PSCPS）研究的目标 1)准确地进行判断并给出正确的控制措施是对PSCPS的基本要求。电力系统扰动发生后，要求PSCPS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对系统的有效控制。在紧急情况下，只有准确的决策和快速的执行才能有助于电力系统状态或性能的改善，否则会加剧系统的崩溃。然而,目前研究中采用的算法和方法多数仍难以满足PSCPS的实时性要求。快速性和准确性要求一直是电力系统研究中的一对矛盾，同时满足快速性和可靠性要求的安全及稳定控制算法才具有实用价值，机理可行而缺少实时性的算法虽具有研究价值，但却不宜采用。 2)PSCPS应具有鲁棒性和适应性，不应受到某些虚假现象的影响而产生误判。电力系统的时变性要求采用的控制方法和策略具有适应性和鲁棒性，即要求针对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和策略以确保控制的准确性。电力系统的扰动具有不确定性，危险形式也千差万别。不同的扰动和危险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需要各自不同的判定方法和控制策略。PSCPS必须能正确地识别各种危险发生或即将发生时系统的相应特点，并做出合理的决策。此外，PSCPS还应能正确识别系统正常的扰动和真正的危险，并做到“去伪存真”。 3)PSCPS的算法应能反映系统的实际，采用的假设应具有合理性，其对系统危险指标的判据应是充要的。这主要体现在研究中采用模型的适应性、系统等值的准确性、预想事故集筛选的合理性以及判定方法的选取等多方面。在PSCPS研究中，针对不同的问题应采用更接近实际的系统模型。首先，假设应是合理的，在做系统简化和等值时，需使简化后的系统符合实际的未简化系统，或者保证简化引起的误差不使PSCPS做出虚假或错误的判断；其次，所采用的预想事故筛选原则应是准确的，不应遗漏任何具有潜在危险的预想事故。 4)PSCPS包括的一系列重要稳定裕度指标如电压稳定、功角稳定和频率稳定指标等应是基于参数空间的，且具有可操作性和直观性。它能回答诸如某条或某几条母线上可同时增加的负荷有功和无功功率数量，某条或某几条输电线上可同时增加的有功传输功率等具有实际物理意义的问题。基于系统状态空间的性能指标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常常缺少实际可操作性。 5)在紧急或事故情况下，PSCPS给出的控制决策除了要考虑系统安全性外，还应使控制代价最小。保守的决策虽能保证系统的安全,但却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此要求PSCPS具有优化控制决策的功能。 6)在电力市场环境下，PSCPS应能准确在线度量当前市场的结构稳定性和有界稳定性，基于发电及用户侧的市场报价，解决含动态稳定约束的阻塞问题，优化调度，以及提供高质量的各种辅助服务决策。 因此电力系统灾变防治急需解决以下问题： 1)电力物理大系统的稳定性理论 包括建立电力物理大系统的整体建模；电力大系统全局稳定性的定量测度理论，研究电力系统稳定域的拓扑结构，失稳模式及其演化规律；电力大系统稳定性的在线快速评价方法体系。 2)电力市场稳定性理论 建立电力市场的动力学模型，研究电力市场竞价、交易、调度运营等动态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物理系统与经济系统稳定性的交互关系。 3)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机理和控制策略 研究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条件和特征，探索研究连锁性故障的理论和方法，制定反连锁性故障的相应措施。 4)电力大系统的非线性优化控制和优化调度理论 研究电力大系统的非线性鲁棒控制原理，使得系统具有鲁棒稳定性和高干扰抑制能力；研究混杂系统复合控制理论，解决非线性高维、分块、多层、连续信号和离散信号并存的控制系统设计及求解方法；研究混杂系的调度策略。 5)电力大系统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 建立全新概念的发电厂与电网控制与调度的计算机实时信息处理系统，即需研究电力大系统整体和各个组成部分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分层分块地建立运行中各发电厂与整个电力系统的在线实时仿真决策系统，它可实时给出潮流调度最优方案和反事故紧急措施的合理建议等。 6)建立电力市场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 五、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策略示例——先进励磁控制技术运用 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清华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在中电联合水力发电学会自动化专委会推动帮助下，与长办机电处、水科院自动所、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内蒙电力公司、广东电力集团公司以及葛洲坝能达公司等单位合作，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已成功地研制了GEC-I性全数字式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装置，并已投运于丰满水电厂、海渤湾电厂、沙角电厂（A）、焦作电厂、沙岭子电厂等十多台机组，提高了有关电网的安全稳定性，产生了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近期内丰满第二台和广东连州、韶关、华北大同一电厂以及浙江镇海等电厂的该型装置即将投入运行。目前，该国家实验室在东北电力集团公司支持下，研制了双工控机，具有彩色平板数据和波形显示器（PPC）的新型非线性最优控制装置GEC-II，可望于1999年三季度以前投入白山水电厂30万kW机组试运行，为三峡机组励磁系统国产化作进一步技术准备。 上述励磁调节器，从理论、软件到结构完全具有我国自主产权。其理论上的领先地位已为国际有关专家公认；对提高和改善电网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不仅被理论和仿真证明，而且已为内蒙电网实际发生的故障所验证；也为华中、西北、浙江、四川等电网科技人员独立进行的物理和数字仿真（用“综合稳定程序”）所证实。本文将对这已具有我国完整知识产权的高科技装置从理论优势、装置特点、仿真结果和实际运行等方面作扼要阐述。 5.1 理论上的创新性 首先让我们对励磁调节器设计的理论基础发展过程作简要的回顾。 5.1.1单参量辅助控制 60年代，随着美国电力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发电机快速励磁（自并励方式）的广泛应用，工程控制论中的一对最基本的矛盾即控制系统的灵敏性与稳定性的矛盾便日益显露出来。美国一些电网产生了多起“低频振荡”（LFO，Low-Frequency Oscillations），这种LFO现象从物理观念上可归为“欠阻尼”问题。约30年前（1969年）美国de Mello F等人提出了可用辅助励磁控制（SEC，Supple mentary Excitation Control）来提高系统阻尼[1]，并给出了辅助励磁控制通道的具体传递函数为： 式中，是辅助控制环节的输出； 是转速偏差。 由于转速的导数近似地与发电机有功功率成正比，故上式中的反馈量亦可换成，当然传递函数亦应作相应的改变。 以上这种单参量（或）辅助控制环节，发明者将其称为PSS（Power System Stabilizer）。从那以后北美大多机组都装上了“PSS”，随后其他国家和我国也不同程度上引用这项技术。 国际励磁控制界权威学者，加拿大温哥华B.C大学终身教授Yu Yaonan（余耀南），对PSS做过精细深的研究，发展了de Mello等人的方法，提出了一套算法和设计方法，其成果载于他的ELECTRIC POWER SYSTEM DYNAMICS（《电力系统动态学》）这本名著中[2]。虽然不少学者就按单机系统模型设计的PSS在多机系统如何协调问题上想了不少办法，但仍然存在着如上述著作第3和第4章中所指出的问题：①尽管北美大多数电厂装有PSS，但LFO现象仍时有发生；②由于设计方法本质上是单机单参量的相位补偿法，其所适应的系统振荡频带相当狭窄。 我国华南电力系统原打算采用“PSS”来提高系统小干扰的稳定性， 但在计算中发现难以用一种不变的PSS参数来适应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 5.1.2线性最优化励磁控制（LOEC） 为了对励磁控制技术作进一步改进，余耀南教授于1970年在IEEE期刊上发表了他在电力系统线性最优控制领域的开篇文献[3]，随即在国际电工界掀起了线性最优励磁控制（LOEC，Linear Optimal Excitation Control）研究热潮。这种控制理论与技术和以往相比，主要有以下两点革新：第一，将单参量辅助反馈改进为多参数反馈（反馈量为电压，功率，转速和转子电压。）；第二，运用“线性、二次型、黎卡梯”，（LQR）这一成熟的控制方法，求得多个反馈量之间的最恰当的放大倍数匹配关系，因而实现“最优化控制”。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本文第一作者等在高景德教授、余耀南教授指导下，在LOEC的设计理论的系统化和工程实用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种以LQR方法为理论基础的线性优化励磁控制装置从1986年第一台在碧口水电厂试验并成功投运后。在国内得到了推广与运用，该技术被成功地用于红石和刘家峡等水电厂（调节器由洪山电工所制造）。在国外，法国EDF比我国约晚5年，也独立的研制出线性多变量优化励磁控制器，称为“四通道控制”，解决了法国电力系统的低频振荡（LFO）问题。 由于LOEC有如上所述的两点革新，故显著拓宽了所适用的振荡频带（亦即增强了对振荡频率变化的鲁棒性）；更加有效地抑制LFO，这一点不仅为动态模拟实验、数字仿真所反复证实，也被碧口水电厂和红石水电厂令人信服的现场试验结果所验证。1990年清华大学进一步改进的线性优化控制——“零动态最优励磁控制”，在微机励磁调节器上得以实现。至此，我国已从理论和装置上占据线性化励磁控制技术的制高点。 5.1.3 近似线性化模型的局限性 上述两种控制方式虽有种种差异。但它们本质上部是基于单机系统在一个特定的平衡点（即特定潮流）处近似线性化的数学模型设计的。虽然PSS模型是以传递函数G（S）表示的，LOEC是以线性定常系数微分方程组表示的。但我们知道，传递函数只是线性微分方程的拉氏变换形式而已。 电力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强非线性的系统，其中第i台发电机有以下模 型： （1） 式中，—皆为常数，和分别为转速和暂态电势；为转子电压，是控制量。 和是关于和的非线性函数，分别为： （2） 式中，为发电机转子角；为常数。 把非线性函数在某一特定状态下近似线性化后，代入原方程即可得近似线性化数学模型。其近似线性化的处理方法是把和在某一特定状态处按台劳多项式展开后只保留首项，而把二次方和高次方项统统忽略。该处理方法在微分学中称为“以非线性函数在某一特定点处的全微分代替其在该点处的增量”。用几何学的观点来看，即以状态空间中在点处某曲面的切平面代替其曲面（参见图1）。 图1 以处的切平面近似代替曲面示意图 问题很清楚，这种近似只是在当实际运行的状态点离开点很近时才是对的。在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实际运行点必然会远离初状态。由图可知，这时近似线性化的数学模型就完全不对了。因此按这种模型设计的励磁控制器，在大干扰下控制效果将会大大削弱，甚至产生负作用。为此PSS环节的输出必须加严格限幅（美国学者坚持限幅在土5％）；LOEC虽尚未发现有负作用产生，但对提高暂态稳定作用甚微。 5..1.4 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 目前我国电网，低频振荡和小干扰稳定性的改善固然重要，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要提高其暂态稳定水平，为此迫切需要发展直接按多机系统精确非线性模型设计的最优励磁控制器。在过去的十年里，国际上基于微分几何方法的非线性系统控制理论有了较系统的发展，美国将其用于如飞行器和机器人等控制系统。在我国，本文作者首先将其用于复杂电力系统，并发展了这种理论，在IEEE/PES，198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该领域的开篇文献[4]；随后MIT的Ilic教授和多国学者在该领域进行了跟踪研究。199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专著[5]，奠定了基于微分几何方法的电力系统控制理论基础。1996年11月IEEE电力系统卷发表了本文作者的“分散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一文[6]，该文在国际上首次给出了关于这类非线性控制解最优性质严格数学证明，使这种理论上升到“非线性最优”的高度。论文为SCI收录，被各国学者多次引用，使我国在该前沿学科领域占有国际上一席之地。 90年代初，IEEE自动化学会主席华盛顿大学Tarn T J教授对我国学者这一成果是这样评价的：对非线性系统微分几何方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且这种理论和方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应用领域。他们明确指出：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方法相比，这种非线性控制方法在改善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动态品质优化方面有着突出的优越性。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这方面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科学院院士Zoborszky J教授热情评论道：非线性几何方法是一种高新而精深的科学方法，加之电力系统模型的极其复杂性，中国作者成果是一个通过精确与博识的分析使问题得到明澈无疑解决的范例，是一项极具吸引力与挑战的新贡献。 其实这种理论和方法的主要思路是相当简单明了的。 电力系统中运行的发电机组的数学模型有以下形式（具体模型见（1））： （3） 式中，是状态量；是的非线性函数向量；是常数向量；是励磁控制量。 方法是要求找到一组非线性坐标变换： （4） 同时又找到非线性控制律（状态量非线性反馈） （5） 这里都是的非线性函数。使得发电机组励磁控制模型（3）精确地在全动态过程意义上转化为Z坐标下的线性系统（故称作“通过反馈的精确非线性化”方法）： （6） 根据线性优化原理很容易找到（6）式中最优的，将代入（5）式，即可得到非线性励磁控制策略。 （7） 上述结果已由本文作者在1996年IEEE上发表的论文证明：以上非线性控制解对原非线性系统(3)也是最优的。 用以上方法得到的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规律为： （8） 式中，分别为发电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端电压、转速，其它皆为这台发电机本身的参数。 励磁控制规律（8）有以下特点：第一，其中仅含有受控发电机可测的状态变量，所以实现了真正的分散控制；第二，仅含有受控机组本身的参数等，故对网络结构的变化有完全的自适应能力（鲁棒性）；第三，由于在求解该控制律中，未对模型作近似线性处理，该控制规律对“小干扰”和“大干扰”同样适用；第四，文献[6]业己证明，该控制规律对一类二次型性能指标是最优的。 应指出（8）式所示的是发电机全状态量非线性最优反馈策略，这种策略对电力系统起着镇定（Stabilizing）作用（无论对于小干扰还是大干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全状态量非线性最优PSS（Power System Stabilizer）。 5.2．装置的先进性 由我国自主开发的高科技产品GEC-I型微机非线性励磁调节装置是在先进理论指导下 设计的并采用现代微机技术，集先进性与可靠性于一身，专为大、中型发电机组设计的励磁调节装置。 通过近十个电厂中的运行，显示出该装置除采用了先进的励磁控制理论外，还有诸多的特点： (1) 实现了全数字化设计。该励磁调节装置从交流输入到控制脉冲全部实现了数字化，完成了交流采样、数控脉冲等一系列先进的微机技术，取消了模拟环节和电位器调整环节，在硬件结构上实现了最小系统配置，提高了装置的可靠性和调节精度。 (2) 实现了国际标准化的软件设计。该励磁调节装置在实现了最小系统配置的条件下，保护与调节功能均采用软件设计得以实现，如TV（电压互感器）断线保护、强励反时限保护、低励限制保护、V/F限制保护，以及功能齐全的调节方式，如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方式，线性最优调节方式，PSS方式以及PID调节方式，恒无功和恒功率因素方式也在考虑之列。 (3) 实现了设备调试智能化。该装置具有方便直观的人机接口；运行中不仅能直观地了解装置的工作状态和发电机的运行状态，而且一切调试均能由计算机系统的功能键完成，如零起升压、土10％阶跃响应。调节器参数和保护参数的整定均能由加有密码的键盘来完成。 （4）实现了系统元件板的故障自诊断功能。整个调节装置在运行过程中，具有完整的故障自诊断系统，一旦故障出现能明确地指出故障板，使之可达到最快修复的目的。 （5）故障信息记录也是该励磁调节装置较为突出的优点之一。当系统出现故障或操作人员误操作引起的故障，以及装置本身故障都可由故障信息记录系统查明原因，对于分析故障原因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5．3．非线性励磁控制对提高系统安全稳定性的重要作用 同步发电机励磁调节对提高电力系统稳定性的重要作用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引起了充分重视，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对提高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暂态稳定和电压稳定方面己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从计算机仿真研究、动态模拟实验研究、直至现场故障的实际动作行为都证实了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的重要作用。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己完成了华中电网、西北电网、新疆电网、浙江电网的仿真研究，华北电网和广东电网以及西南电网仿真工作正在进行中。仿真研究是基于电科院电力系统分析综合程度（PASSP）进行的，几个系统的仿真结果如下。 5.3.1 对提高西北电网稳定性的仿真研究 西北电网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截止1996年底全网统调容量1300万kW。西北电网主网架为330kV电压等级。主网联接是一个环形网，其环网总长度近 2000km，而东西部之间的输电距离为500km.，位于北部的宁夏网是通过双回线以三角环网的形式与主网联络，西北电网的接线示意图参阅文献［7］。 就运行的稳定性而言，目前西北电网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 西电东送方式存在弱阻尼现象，动稳极限仅为80万kW，无法满足功率交换的要求； （2） 东电西送时存在暂态稳定问题。暂稳极限仅为73万kW； （3） 区域网的局部稳定问题也较突出，特别是宁夏网、陕南网和汉中网都存在电压稳定性问题亟待解决。 通过对西北电网详细的仿真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西北电网在安康、渭河、碧江、清远、龙羊峡、大坝、大武口7个电厂中装设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西电东送的动态稳定极限可由原80万kW提高到100万kW。东电西送的暂态稳定极限由73万kW提高到80万kW，对区域网中的各局域网的稳定水平和电压水平也有显著的改善。典型的仿真结果参阅文献［7］。 5.3.2 R4华中电网稳定性改善的仿真研究 在华中电网中，由于湖北电网与江西电网之间的弱联系，当500kV葛凤线发生三相短路后，葛洲坝大江机组对南昌机组的功角摇摆出现等幅（甚至增幅）的低频振荡，鄂东下陆至江西柘林线路的有功潮流出现等增幅的低频振荡。研究表明，若在葛洲坝电厂、汉川电厂和南昌电厂的机组上装设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不仅可有效抑制上述的低频振荡问题，而且还可改善系统的暂态稳定性，其仿真结果见图2所示。 葛洲坝大江机组对南昌机组功角摇摆曲线 虚线为常规控制 实现为NOEC控制 图2 华中电网仿真结果 从以上几个系统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发电机非线性励磁调节器对于同时改善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暂态稳定和电庄稳定均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5.4． 结论 “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国政府强调要特别重视“研制开发出一批具有我国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本节所介绍、评述的全数字化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从理论到装置具有完整的我国知识产权。 本节所介绍、推荐的控制装置是在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理论指导下设计的。该理论在电力系统小干扰和大于扰稳定控制的统一性，控制对于电力网参灵敏和结构改变的鲁棒性，各发电机控制所需反馈量的独立性以及控制规律的最优性这4个长期希望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一领域起着“挑头”作用。 装置实现了从采样到脉冲输出的全数字化和100％的冗余度，并且以国际上最可靠的工控机总线为硬件核心和依托，可靠性高；新改进的产品具有彩色平板显示器，可显示和记录运行状态和波形，这一点也比国外同类产品先进。在我国目前已有24套装置投入运行。 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三峡总公司的负责同志对三峡发电机组控制系统和二次系统国产化问题十分重视。鉴于三峡电厂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在为三峡而研制的励磁控制器中除其硬件核心部分采用国际上最可靠的工控机外（这一点已做到），其它部件，包括开关、插件、端子等所有零部件也应采用国际上最先进可靠的产品。这样做与自主知识产权丝毫也不矛盾。如果我们在硬件上采用国际最先进可靠的产品，在理论和软件上我国已经领先，二者结合起来，就能使整个产品跨入到国际先进水品行列。 基础理论论文: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内容摘要】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基础理论论文:英、德行政程序基础理论之比较 [内容提要] 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 自然正义 法律优先 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核心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 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 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 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基础理论论文:关于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几个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观 评估制度安排政府 角色扮演 社会态度 论文摘要:我国当前的评估制度在施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所导致的，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尝试从高等教育质量观、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等四个方面对评估制度之基础理论进行初步探讨。 2003年 ，我国正式确立了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 (以下简称评估制度)。截至2008年6月，第一个五年评估工作已经结束，其间有 500多所高校先后接受了评估。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日益凸显，评估制度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之处，如由于委托关系而产生的评估主体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行政性评价而导致的评价指标体系单一问题等。其实，现有评估中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所导致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如评估制度安排不尽合理等。本文认为，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因为它是评估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在实践中走的更远，更能发挥实效的基础。 一、 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看法 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会因为研究者所站的立场、层面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站在学校的立场，从微观的、具体的、操作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学校的专业布局、课程结构等；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如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问题等。本文所说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而言的。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已经对大众化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作了很多的探讨与论述，例如戚业国提出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甚至不同定位的院校应当有自身的质量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高等教育质量，这实际上也是坚持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 本文坚持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其特殊内涵简述于下。一所高等学校可以有不同于其他高等学校的质量追求。例如，同样是办土木工程专业的两所高校 (甲与乙)，甲校以培养土木工程基础理论或技术研究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应该被社会承认；乙校以培养建筑工地工程技术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 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同样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同样应该被社会承认；类似上述甲乙两校关于土木工程专业的办学质量不应该进行排队、比较，否则会误导高校的发展。 推而广之，同质的事物才可以进行排队、比较，不同质的事物不可以直接进行排队、比较。也就是说只有同质的高校、专业等才可以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一所学校将来的发展不应该过早地被非科学外力所决定，而应该建立一套发现其“内力”的机制，发挥其内力的平台，在科学外力的激励下，不断获得成长条件，逐步发展壮大，或者及时淘汰，有效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当然，多元化的质量观并不排斥不同高校质量追求达成度之间的排队、比较，只是说，多元化质量观是一个更基础的观念，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只有在坚持不同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校定位、专业发展目标、课程设置标准等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审慎地探索对同质高校、同质专业等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或者根据特定的技术处理将不同质的高校、专业等进行同质转换后再进行排队、比较，进而根据排队、比较的结果以及相应的技术措施赋予相应的社会资源。同质转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下面我们可以用图示的方法揭示本文所秉持 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我们探讨高等学校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 二 、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 高等学校的客户是多个群体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里有家庭、企业、还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等。不同的客户对于高等学校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客户的结构状态、理智水平等，例如家庭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富有竞争力的文凭，丰富学生的学识，提高学生的能力 ；企业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使受教育者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扎实专业知识、良好综合素质的教育服务或者具有市场价值的研究成果 ；政府可能期待学校能够加强基础学科的研究，生产具有重大理论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塑造学生的精神品质。一所高等学校要想存在发展乃至辉煌卓越 ，必须考虑其是否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 ，如果能够很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么它可以被称之为是有质量的，否则是无质量的。从理论上讲 ，一所高等学校最终的客户即直接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满足程度应该作为评价其办学质量的基础。评估制度安排的设计应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评估制度安排中评估主体的设计应该紧紧围绕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开展，建立利益诉求信息通道，使利益诉求信息得到充分表达，从而为科学评价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建立一套有力的动态标准、监督体制。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多样化发展的高等学校集合与其主要客户群体互动 的良性平台，这个 良性平台类似我们建立秩序良好的市场环境以供买卖双方互利互赢增加社会总剩余一样。假设高等学校有三个主要的客户群 A、B、c和误差客户集合(0，理论上讲，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记作 cuES)应该考虑到这三个要素和误差客户集合的利益诉求，应该是 A、B、C和利益诉求的一个函数，即 F(A、B、c、‘o)，当缺少一个及以上主要客户群或者显著但没有考虑时，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就是不完全的，不良性的，不平衡的。 当前我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是政府主导的行政性评估，评估制度安排忽视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如企业和家庭，造成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人利益诉求渠道缺失或利益诉求链条过长而导致利益诉求信息扭曲的结果，从而难以发挥企业和家庭在评估中的作用，难以形成合理的制约监督机制。当然，企业和家庭在评估制度中的体现并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所有家庭和企业 的参与，而是一种更加可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如可以是企业的人或者家庭的人，这两个人能够受到家庭和企业充分的监督与信任，能够充分代表家庭和企业的利益等。 三 、 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 政府是购买高校 “产品”的一个重要客户，例如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民族精神等。由于某些高校 “产品”的特殊性 ，如果没有政府或者某些特殊机构 (例如企业、慈善机构等 )的支持或采购，这些 “产品”可能难以被高校生产出来。从评估角度来讲 ，当前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无疑是 “政府评价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办学 ，同时政府评价自己的办学，尽管政府办学的主体与政府评价的主体不同且有着不同的职责，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并不一定会严格履行职责，他们很有可能背着被人谋取私利，很可能使评价大打折扣。这里我们有两个根本的问题需要思考：一是政府充当了评价的主体，忽视了高校 “产品”的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监督参与，政府是否可以很充分地代表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二是当前本科教学评估中政府的评价者是否可以政府对政府的办学者进行很好的评价。通过当前社会对高校教学质量的一片唏嘘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社会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没有被很好地通过政府内化为学校的专业建设、课程更新、教学模式、管理行为等。另外，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也充分说明了“政府评价政府”，委托之问进行评价的制度设计问题。所以说，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关系评估制度设计的又一个基础理论问题。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评估制度和现代高等学校制度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府首先需要确定自己在高校 “产品”生产中扮演生么样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这个角色。其次，“政府评价政府”是一种非良性评价制度。评价制度设计中应该充分考虑高校 “产品”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参与，使其利益得到表达转化为高校 “产品”的特性 ，同时通过评价主体多元化制度安排，也有利于形成评价主体之问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格局，从而为高校 “产品”质量的提高打下一个坚实的导向环节。 四 对于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很多高等学校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差别，或是由于办学 目的不同而引起的办学资源的差异 ，或是由于某种难以改变的外力的原因而导致的办学资源的差异等等 ，总而言之学校存在差别是一种常态现象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别。本文认为，任何一所高校都应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所谓平等发展的权力是指，社会应该为高校的产生，发展，消亡提供一个公平、科学的制度平台，依托于该平台，高校可以平等地产生 ，与此同时，其内部力量也将获得公平发展的条件，如果高校的内部力量能够有效发挥那么它将得到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认可，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否则就应该予以淘汰或者并人其他效率更高经营更好的管理者手中，否则就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侵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一种 “优胜劣汰”的制度机制，从而更加有效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这种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直接关系着评估制度的设计。依据这样的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评估制度的设计应该着眼于每一所高校的发展 ，关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通过实施评估，一方面通过给予适当资源量的正向激励手段激励经营得当的高校发挥优势，继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减少或者剥夺资源的负向激励手段对经营不当的高校予以相应的惩罚。 基础理论论文:试论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基础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特有的司法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中国文化、理念中传承而来。研究死刑复核程序的基础理论，将为新时期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与重构提供众多宝贵的参考、借鉴意义，是死刑复核学术研究不可逾越的阶段。 论文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 借鉴 基础理论 发展 死刑复核程序与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一样，都是扎根于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在我国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死刑复核程序较大的受到了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并毫无疑问的在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小农经济的观念。而随着当今中国的文明社会的进一步形成，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法治的进步以及人权保障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将死刑复核程序放在新的理论基础上进行重新构建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人们的主观认识所决定的，更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死刑复核程序在中国诉讼发展史，尤其是刑事诉讼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客观存在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并完善这项制度，这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完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步。 一、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 （一）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实然界定 应用实证分析模式考察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通常是在现行立法实务层面进行。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地方人民法院依法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应当全面审查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最终对正确的判决和裁定予以核准、改判不正确的判决和裁定。然而，仔细研究后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的法律规范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的界定，还不是很明确。 现行法律条文中，只有《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至204条法律条文简单对死刑复核程序作了规定，其他司法解释中关于此制度的规定也不多。《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的通知中有文字进行说明。因此，实际上现有的死刑复核程序并未充分确认审判程序的司法权属性，倒是由于目前的法律规范空白处较多，以及在实践中一些秘密进行的情况存在，导致了它更多得反映了“审核”过程中的行政权性质。 （二）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理论之争 这个层面上的争执属于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应然角度探讨。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基于立法和实务的具体表现，存在着很多争议，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种意见，审判程序说。细化又可为两种分说。其一是“认为应当在核准死刑裁判时分别听取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构建更接近于一种不开庭的审判程序”。另一种则主张“死刑复核程序开放化，从书面审理转变为开庭审理，让人民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等都参与到这一程序中来，甚至以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取代死刑复核程序，来实现诉讼的目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主张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 第二种意见，法院内部监督程序说，即将死刑复核程序定位于行政审查审批程序。樊崇义写的《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和运作》持该种意见认为，“核”才能体现死刑复核程序的本质，而不是“审”，也就是说更近似于“批准”，只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原一、二审的基础上进行复查、核准，应当按照审批的思路设计复核程序，而不能按照独立审级的模式来看待复核程序。 （三）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应然定位 “建构在侧重于打击犯罪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死刑复核程序性质定位的行政性观点，忽视了死刑复核程序的本质，没有站在应然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而是从现行立法的实然角度来分析的。行政权的最高价值在于效率，而与司法权永远相伴随的则是权利救济和维护正义”。从根本上讲，死刑复核程序是为了少杀、防止错杀，而不是像行政权那样以追求效率价值为目的的，如果将这二者混淆了，那么将十分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 我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所特有的一种诉讼程序。在1979年与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都将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分专章并列规定。可见，立法者显然是充分认识到了死刑复核程序的重要性，才将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如此重要的诉讼程序来对待的。从立法目的来讲，设置死刑复核程序主要就是为了使被告人可以在上诉之外再取得一次权利救济的机会。从程序完善角度来讲，在这种性质定位基础之上，目前应当进一步强化死刑复核程序的审判权性质，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正当程序改造，这就主要涉及到控辩审三方的关系具体到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架构问题，应将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引入到死刑复核程序中来，明确被告人刑事辩护权，统一死刑适用的严格证明标准并完善相应配套规则，设置合理科学的死刑复核程序期限，实行开庭审理，建立直接言辞审理原则，实行合议庭负责制，并仍然采用合议庭一致或绝对多数同意的表决机制，健全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案件的主动监督机制，分离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与死刑一、二审程序，使该程序真正走向诉讼化。 二、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 在哲学理论的概念中，存在于主、客体的关系之中的“价值”，是客体自身具有的某种功能或者属性，这种功能或是属性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需要。主体在作用于客体的同时，客体也会相应的对主体发生反作用，在这个作用于反作用的过程中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方面的需要。价值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它必须以客观事物自身具有的属性的实际存在为前提，并依附于主体身上客观存在着的某种需要。这样看来，价值就是主体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着的一种有用的关系。 关于刑事诉讼价值，陈瑞华教授认为有三种基本含义：一是价值观念，也就是存在于某些人或者某一社会之中的法律价值理念；二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些基本的法律评价标准；三是值得人们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价值目标。??我认为，如果仅仅将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扣上一顶“有用性”的帽子，那么刑事诉讼法也将会被简单的看做实现刑事实体法的工具而已。这样又使得程序法再次陷入成为实体法工具的命运。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刑事诉讼程序存在着的自身价值，它本身的运作过程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与实现。刑事诉讼价值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其中，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或者公正价值，则主要是指刑事诉讼在过程中是控辩双方的利益得到平等的尊重和维护，刑事诉讼的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则主要表现为它对于刑法规范实施的积极意义。所以说，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死刑复核程序当然应将刑事诉讼公正、秩序和效率这三个方面的价值完整的体现出来，并促使三种价值各自应具备的功能有序、和谐的实现。 （一）公正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判决、裁定生效前进行的审查核准，是从诉讼程序上保障死刑正确适用的一种诉讼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是我国尊重人权与严肃、谨慎的慎杀与少杀刑事政策的集中体现，这一审查程序的设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保证了办案质量，更是为正确适用死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诉讼程序保障。死刑复核程序具有毋庸置疑的公正性，应注意的是，这种公正性不仅需要指向受害人一边，也更需要指向被追诉人以及社会公众。通过死刑复核程序审查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材料，审查司法机关在一、二审程序中认定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否存在瑕疵，对少数罪大恶极、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非杀不可的犯罪分子核准死刑裁判，处以极刑，使正义得到伸张，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此外，如果在这个程序中发现之前的死刑裁判有任何不适当或者错误的情况发生就必须予以及时的制止和纠正，防止错杀无辜，给可杀可不杀的犯罪分子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更甚者是还无罪者清白，这样做不仅是有利于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并最终有利于得到社会公众对死刑复核程序公正性的认可。可见除了对实体公正具有保障作用，其独立的诉讼价值才是程序公正更重要的价值。 （二）效率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波斯纳认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是指效率。”由此看出，以很快的速度达到审判结果一直是诉讼进行的理想状态，这里也体现着刑事诉讼的效率原则。 死刑复核程序是把握生死的最后一道关卡，鉴于其重要性，所以审查时间长且对执行官员要求也很高，在死刑复核过程中，合议庭要了解案件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等各方面的情况，全面审阅案卷。这些成本随着死刑案件复核时间和进程而变化，时间长、进程慢则成本高；时间短、进程快则成本低。??自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最高人民法院耗费大量资金扩充数百名法官，打造全球最大的刑事审判庭用于死刑复核。而死刑复核收益等于无复核所造成的损失的期望值，在敬畏生命、尊重人权的今天难于直接量化，所以我们应该注重生命而不是只注重成本。与经济成本相比较，生命的价值自然是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正是想通过完善死刑复核制度体现对人的生命敬畏，避免冤假错案、避免错判错杀，所以才有了中国特色的死刑复核程序。 （三）秩序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刑事诉讼的秩序价值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追究犯罪活动的本身必须是有序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惩治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秩序价值要求必须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而使社会成员处于无安全保障的状态，所以国家刑事司法权的行使也必须是有法律规范且有序的。一方面我们要对“犯罪故意明显，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处以死刑，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要严格限制法官滥用“自由心证”，防止权力的滥用。 三、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 法律功能的发挥与法律目的的实现实际上都是对法律进行的社会学思考，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体”和“用”的关系。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纠错功能 死刑直接涉及到被告人的生命权，如果出现错判死刑的案件，会极大地影响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司法权威的树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所以防止错杀不仅是死刑复核程序设置的初衷，更是死刑复核程序的第一位功能。实际上，从中外死刑案件的审判实践看，死刑案件的错判率极易高于其他罪案。 有学者认为，死刑复核程序纠正冤、假、错案的功能是有限的，而且具有成本高、代价大的缺陷。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法官在查明事实上，并不优于普通民众，上诉法院法官并不优于初审法院法官。因此，我们不能将防止事实认定错误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死刑复核程序。诚然，死刑复核程序不可能将一切冤假错案一一纠正，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凭借一种制度完全解决案件的真实性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多一道审判程序，自然就多给了含冤的犯罪嫌疑人得以救济的机会，也就给了正确司法增添了一分希望。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也许就在于这多出来的一个机会。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控制功能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是中国一关的基本死刑政策。实体法之路与程序法之路是对死刑的限制的两个方向。前者是根本性的，主要是通过刑法立法减少死刑罪名的设置，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文化、国情与民意等原因，短时间内还不能够彻底得废除死刑，死刑复核制度作为程序法之一，在限制死刑方面有着实体法道路所不具有的超越性，更容易被接受。 基础理论论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基础理论、运行模式和机制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论证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必要性，提出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并结合近年来我国各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情况，总结归纳出我国各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和机制，提出加快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农业 理论 运行模式与机制 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迅速，一场以高新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推动着传统产业的变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这个传统产业正面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目前，我国农业在由“资源依存型”向“科技依存型”转变。高新技术正逐步地走进我国农业的每一个领域。如果我们能抓住时机，采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加快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改造，那么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就会迈进一步。 一、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必要性 （一）农业高新技术的概念 所谓农业的高新技术，是指能广泛用于农业领域的，对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和重大推动作用，并能形成新型农业产业的高技术和新技术。包括国家科技部认定的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7个高新技术领域的相关内容。但目前具体应用于现代农业，主要指农业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酶技术和发酵技术等)、农业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农业应用和各种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网络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包括各种温室技术、无土栽培技术)、节水农业技术(改善地面灌溉系统和滴、微灌、喷灌技术)、核技术(用于农业育种技术)、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带电脑程序控制)、农产品精加工技术、遥感遥测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激光技术(激光平地)等。 （二）传统农业的经济增长潜力有限 传统农业是一种技术状态和资源要素水平长期内大致保持稳定不变的农业状态，经过世代适应，各种生产要素已达到最佳配合，但由于其物质和能量的低层次循环，其内部发展的潜力有限，由于其生产工具以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力、畜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是其主要生产资源因子，新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从而造成了土地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的双重低下。概而言之，传统农业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l 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产业； l 传统农业的技术停滞不前； l 传统农业中的劳动者文化素质较差； l 传统农业对外部环境依赖性较强； l 传统农业是一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因此，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三）现代农业是一种商业性的农业 现代农业是一个由市场导向的与发展农业相关、为发展农业服务的产业群体。从农产品生产过程看，农业关联产业群包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各行各业。产前主要是农用物资的生产与供应，如机械、肥料、种子、饲料、农药、农膜、电力及其他物资；产中主要是直接与农业生产耕作或为之服务，包括耕作、播种、施肥、收获等环节及植保、病虫害防治、卫生防疫、种苗与繁殖等；产后主要是农产品的流通与加工，如收购、运输、保鲜、加工、销售等。这个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形成的庞大的产业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与农业生产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同体；它们相互之间又及时传递各种市场信号，并以科技进步成果、市场供求信息和各种物质力量支撑着各个环节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农业已沿着资源投入、生物生产和经济增值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是把平面结构的农业转化为空间结构的三维农业。是按三维农业的概念，把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项内容及其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形式显示出来。 （四）高新技术对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人多地少，落后传统农业一直是困扰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因此，引入国内外农业高新技术来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改造传统农业的强大动力。为了使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有一个带动性的突破，全国各地在实施“九五”农业科技计划中，把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重要内容。据农业部科教司的统计，到1999年为止，我国拥有各种形式的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405个。在这些园区中，大量农业生物技术、无公害食物生产技术、工厂化农业生产技术、智能农业生产技术等现代农业新技术得到广泛开发应用、示范和推广，为园区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技术、新信息，展示了现代农业新的经营方式，有些地方因此而培育了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 由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对于实现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探索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的途径，迎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到来，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具有积极意义。我国各地政府予以十分重视和支持，将其列入本地经济和农业发展规划，并筹集和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开发建设。预计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我国农业现代建设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将有大量高新技术成果进入农业领域，通过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示范、推广而达到产业化规模。 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 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就是使高新技术向传统农业领域的产前、产中、产后阶段迅速地渗透和扩散，使高新技术不断地渗透到传统农业领域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关联产业，从而造成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业科技产业不断出现，农业关联产业不断扩大，形成和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条，如图1所示。 图1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示意图 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机制 在我国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主要是通过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实施来进行的，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和实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全面协调的动作，必须有完善的运行机制保障其运行。要使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建设顺利进行，进而对农业的科技示范推广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和健全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五大运行机制。 （一）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资金筹措机制 良好的资金筹措机制是保证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实施成功和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资金一般实行多渠道、多层次的筹集。按投资主体的划分，分为政府项目筹措型、民营筹措型和混合筹措型三种。 （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制度 所谓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单位，是指为了搞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示范项目的建设单位，通过签订技术承包合同或协议的方式，建立一种联系紧密、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稳固可靠的关系，在项目区内，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关键问题到项目区进行技术成果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开发、咨询服务、高新技术成果示范等活动。这样的农业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称之为技术依托单位。 根据我国农业科研单位与生产经营单位联合发展的现状，以及目前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渠道、种类和途径，把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单位分为科技基地依托型、科技企业技术依托型、科技服务依托型三种。 （三）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管理机制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高新技术成果为依托，根据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区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因地制宜，逐步建立起科学、简明、高效的管理机制。在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应逐步建立和健全以下运行机制。 l 科技成果引进、示范的推广机制； l 技术承包机制； l 经营机制；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经营运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经济条件，采用不同的经营机制(目前一般采用农业企业化经营、承租反包和股份合作制的三种模式)。这些经营机制主要有如下运作机制所组成。 l 农业企业化经营机制 l 承租反包制 l 股份制经营 l 利益共享机制 l 竞争激励机制 l 完全成本核算机制 l 吸引人才机制 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 （一）运行模式 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的研究。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的概念界定、模式的特性和影响因素，以及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进行界定。结合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实践，按照不同的农业科技示范类型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类型进行分类，归纳出十三种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这十三种模式分别是：1、农业高新技术走廊模式(潍坊模式)；2、院地联营型模式(唐河模式)；3、“公司+农户”运行模式(温氏模式)；4、高效农业开发区运行模式(许昌模式)；5、工厂化农业开发区运行模式(孙桥模式)；6、农业企业开发型运行模式(锦绣大地模式)；7、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模式(张掖模式)；8、龙头企业带动型运行模式(新兴模式)；9、外向型高科技农业模式(珠海模式)；10、工商企业带动型模式(野力模式)；11、“政府+企业”的农业示范区运行模式(顺义模式)；12、“以工补农”运行模式(龙口模式)；13、“农业企业集团”运行模式(烟台中粮模式)。 （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运行模式的影响因素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一旦形成，便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性不是绝对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会随着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1、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经济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尤其是高新技术的采用会极大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又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建立在不同农业发展水平基础之上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2、农业科技创新水平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技术进步的源泉，农业高新技术成果来源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多少。无论生物技术、育种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和农业工程等高新技术应用，还是基因技术、3S技术和激光技术，进入农业领域都离不开农业科技创新。 3、农业教育 这里的农业教育包括各种基础教育、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专业人才的培训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教育状况反映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和间接影响和制约着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农业生产力的全过程，同样也影响和制约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 4、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 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会影响农业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快慢。在市场体制下，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序和社会制度环境的优劣，如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农业生产组织管理体制、农村产权制度、土地使用制度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农业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5、宏观政策导向 主要包括农业科技政策以有其他相关的农业产业政策(如价格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政府的宏观政策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重点。比如政府的农业科技政策会影响农业科技力量在各层次、各环节、各专业的安排和分配比例以及农业科研单位、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农民采用高新技术的现实性、可能性、积极性。 6、宏观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环境主要指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应该是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加经济运行的市场机制。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中，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必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效益型运行模式。 7、市场环境 这里的市场主要包括农业技术市场、农业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等。农业技术市场的发育程度关系到农业科技供需的衔接以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数量、质量、价格等影响农民采用高新技术成果的规模、成本。农业产品的市场供求、供销、流通等影响到农民采用高新技术的收益。农民采用高新技术成果的经济界限是使用农业高新技术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如果超过这一界限，即使技术效果再好的高新技术，农民也会拒绝采用。 五、加快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对策和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全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了便于统筹安排，组织宏观协调工作，建议国家科技部、农业部牵头，组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由国家科技部、农业部、教育部、林业局、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组成，负责组织、协调等具体工作。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下设专家组，下设大田种植、蔬菜花卉、畜牧水产、果木林业、水利工程、生物工程、土肥栽培、植保防疫、农业项目投资评估等9个分组。编制总体规划，研制定政策，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加强对全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的宏观指导。 （二）制定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和示范项目的发展规划 根据农业高新技术的成熟度及今后我国的农业发展趋势，从加速农业高新技术的示范和应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高度出发，制定不同地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和示范项目的发展规划。各地在建立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时，应选择若干地区作先行一步的试点，以取得经验，确实验证该项目区已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再考虑逐步推开，以避免盲目攀比，一哄而上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三）明确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实施的总体思路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高新技术为实现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持续发展，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村持续发展服务的思路，注重五个结合：即农业与农村经济、农业研究与开发推广、近期与远期、科研院所与项目区、高新技术技术与常规技术、传统技术的有机结合，充发挥高新技术组装、技术中试、技术辐射、技术扩散、技术转化的基本功能。 第二，在战略部署上：以科技带企业，以企业带基地，以基地带农户，逐步形成有竞争力的农业科技企业，形成技贸工业一体化的模式，走出国门，跻身国际市场。 第三，在经营模式上：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实施单位以及企业经营者共同投资，组建产权明晰、职责明确、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股份制企业化经营，创造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滚动发展。 第四，在开发方向上：按照“农科教、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优化组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综合开发的产业体系。 第五，在运行步骤上：从简到繁，从易到难，不断探索，继续试点，积累一套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成熟经验，成功后再进行全面推广，逐步建立高效运行，自我发展的新机制。 （四）制定长期稳定的科技政策 1、放宽经营政策 允许项目区的科技企业经营农业技术成果，包括农作物种、种苗、畜禽良种、配合饲料，复合肥料、生物农药、动物疫苗、加工产品、农牧机具等。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经营技术产品，应当从政策上享受现行的种子公司同等待遇，或与种子公司联营，实行利润分成，以保征项目区有可靠的收入。 2、在投资、税收、贷款上给予优惠 凡是批准进入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的企业和外商投资项目，以及农业高新技术引进项目，在工商、税务，金融、外交、海关、商检、人事工资、奖励等方面的政策，必须配套优化，并且优于其它（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才能富有吸引力和保证实施。 3、放活分配政策 切实贯彻“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多劳多得，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对于项目区从事科技开发，新产品生产，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分配上给予优惠，拉出档次，对于有突出贡献者应予重奖，要支持一部分科技开发人员，通过正当的劳动致富，并实行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 4、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形式要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建设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也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农民对农业科技的多样化需求，本着多渠道建设、多形式开发、全方位辐射的原则，统筹规划，协调布点，灵活运作，不断探索项目区建设的新路子，在鼓励各级政府及农业科技、农技推广等部门带头建设农业高新技术范区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龙头企业、个体种养大户以及外商独立创办或以资金、设备、技术、信息入股等形式，联合开发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 今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的运行要逐步建立企业化经营管理的运行机制。项目区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原则组建、管理和经营，并逐步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导向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的、科工贸、科农贸一体的企业经营机制。项目区内农业高科技术企业，实行国有和非国有经济成份共存、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并举的方针，平等竞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五）扶持一批以“高、新、外”为特征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支持民营农业科技（知识）型企业发展 把我国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建设当作重中之重，在发展方向上突出“高、新、外”。即档次高、规模大、围绕主导产业或拳头产品，集信息、生产、加工、贮运、销售于一体，成为产业或产品的主体。采用的技术新，不管新上项目，还是老企业改造，都要注意发展高技术、高层次的企业、外向型，重点扶持面向国际市场，有出口创汇能力的龙头企业。 要优先发展生物工程、农业信息、节水灌溉等辐射和渗透力强企业。加大对种子、生物农药、生物制剂以及微生物肥料、饲料企业支持力度。扶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把民营科企业发展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按照“支持现有的、培育优势、鼓励改制的、吸引外来的，发展新办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进一步加大创新力体系的建立，支持民营科技企业上总量、上规模、上水平。 （六）加快我国农业高科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体系建设 建立不同类型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的投资基金。一是可以考虑由我国财政部门和银行出资成立我国农业风险投资基金，对农业的技术产业化风险资本市场市场起引导作用，并成为政策性融资机构。二是由政府，农业科研、教学单位、有关企业、农户共同出资创立地方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基金。三是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种基金组织向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或投资。四是成立中外合资风险基金。五是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对于部分市场前景看好的农业高新技术项目，可以采用股份制形式，由政府、集体、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居民、农户共同入股,组成股份公司，共担风险。 （七）尽快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区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信息系统建设主要应抓好农业科技信息、农业生产资料产品市场信息、农产品供求及其价格信息和农业政策法规等子系统的培育以及因特网的信息网络、农业信息服务机构的建设，特别是重视国际国内互联网建设，加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与国内外的交流与联系。 （八）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鼓励农业科研院所积极参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 要建立双向科技人才兼职制度，加强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智力和信息交流。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可利用业余时间到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兼职，从事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把过去的个人渠道变为公开渠道。科研院所领导应支持这项活动，并加强管理工作，这有利于加强产学研合作和技术转移。 （九）培养农业的技术人才，提高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整体素质 培养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人才应采用多渠道培育方式，如利用现有的农业大专院校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培养生物技术、设施农业、农业工程等方面的技术人才，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急需的经营管理人才。各级党校、行政管理学院、农业大专院校、电大、函授大学都可以开设有关专业，实行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学习，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培养一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还可以通过农校、电视中专、绿色证书培训等形式，造就一代有文化、有知识、懂技术、懂生产的新型农民。 基础理论论文:英、德行政程序基础理论之比较 [内容提要] 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 自然正义 法律优先 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核心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 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 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 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浅析影响纳税服务质量的因素及对策:优化纳税服务提高税收服务质量的若干思考 不断提高纳税服务水平，是税收征管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也是税收征管部门在建立和谐社会中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为此，近年来，特别是20__年5月1日新《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把纳税服务确定为税务机关的一项法定义务以来，全系统始终坚持把优化纳税服务贯穿于税收征管工作的全过程，并就此采取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效。“十一五”期间，国家税务总局将进一步推进纳税服务质量的改善。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笔者对近年来全系统在纳税服务中的实践与探讨，做了一些粗略整理，并从中产生了一些粗浅的想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近年来全系统对纳税服务的实践与探讨 纳税服务是指税务机关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为纳税人在依法纳税和行使税收权利中，提供的能够满足纳税人合法、合理需求与期望的行政行为。围绕为纳税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近年来，全系统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与摸索。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纳税服务水平。截止到20__年底，全系统先后建立了53个办税服务厅，并按照综合服务、发票管理、申报纳税的分类方法对服务窗口进行了统一设置和规范。同时，通过落实“一窗式”、“一站式”服务和全程工作制度，为纳税人申报纳税提供了良好条件。 二是加强制度建设，逐步建立纳税服务规范。几年来，全系统紧密结合工作实际，着力在各项为纳税人服务的制度建设上狠下工夫。不少单位建立了“首问责任制度”、“公开办税制度”、“着装上岗制度”“文明办税制度”等制度。特别是20__年11月，结合CTAIS上线运行，市局对全市的岗责进行了统一规范，并于20__年8月根据税源管理和《税收管理员制度》的要求下发了《税收管理员工作规程（试行）》，使基层各岗位的职责更加清晰，工作流程更加明了，服务要求更加明确，为纳税服务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三是加强税法宣传，增强税收政策透明度。为不断提高纳税人自觉照章纳税的意识，全系统大力加强了税法宣传力度。在办税服务厅安装了电子显示屏、触摸屏、咨询台、税法宣传栏，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媒和采取在《北京税务》杂志开辟税收论坛、纳税人信箱、纳税指南、纳税导刊栏目以及向纳税人免费发放税法宣传印刷品等方法措施，广泛宣传税收法律、法规，并定期或不定期对辖区内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新办税务登记的企业开展培训，努力增强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透明度。 四是提倡公开办税，提高纳税服务意识。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文明办税、公开办税，坚持纳税人所办理的所有事物尽量集中到办税服务厅办理，纳税人所办理的具体事项尽量集中到一个窗口办理，有效提高了纳税服务质量和效率。 二、纳税人希望重点解决的几个具体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纳税服务质量，近年来，市局采取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召开纳税人座谈会听取意见、发放调查表抽样调查等形式，对全系统在纳税服务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了解摸底。总的看，纳税人对全系统不断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所采取的措施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希望我们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一是应简化发票领购手续。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们通过向500户纳税人发放《纳税服务情况调查表》的形式，对我市开展纳税服务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涵盖了宣传辅导、发票领购、申报方式、“一站式”服务、办税环境、文明办税、纳税咨询、纳税人权益保护等十个方面内容。其中，一些纳税人对领购发票手续过于复杂意见比较集中。他们认为，当前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审批过于严格，增值税专用发票核定标准过高，增值税专用发票核定的数量、次数不能满足纳税人经营业务的需要。对此，希望能够采取措施，简化发票特别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领购手续。 二是应进一步改善申报缴税方式。调查中，尽管80的纳税人对现在的申报缴税方式表示满意，但在所进行的十项调查内容中，其满意率却排在倒数第二位。他们认为，现在的申报缴税方式在方便纳税人方面不够人性化；网上申报、电子申报的普及率以及相关技术支持尚待提高；纳税期间，还有排队等候现象，希望通过延长征期时间加以解决。 三是应科学设置办税服务厅。在对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门头沟、昌平、大兴、丰台、朝阳、海淀10个分局的15个办税服务厅受理申报户数情况进行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目前，每个办税服务厅平均受理户数为10935户，多的竟达到29074户。如此大的受理数量，不仅使基层税务人员超强度工作，也使优良的纳税环境和秩序难于维持和保障，加重了纳税人办税时的心理和精神负担，摧生了厌烦甚至不满的情绪。对此，纳税人希望科学合理的设置办税服务厅，保持好优良的纳税环境。 四是应加强对防伪税控系统技术服务单位的监督与管理。截止到20__年6月，全市共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63529户，其中使用防伪税控开票系统的纳税人为62805户，占98.9。从我们对3720户使用防伪税控开票系统的纳税人进行调查的情况看，大多数纳税人对我们提供的服务表示满意，但有155户纳税人对防伪税控系统技术服务单位服务单位的综合评价不满意或很不满意，要求我们税务机关要加强对这些单位的监督一管理，使他们能够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五是税务部门应尽快解决涉税信息资源的共享，减少并逐步杜绝各种报表的重复报送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听到一些纳税人对各种报表的重复报送问题有意见。他们认为，税务部门应加强内部协调，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以降低纳税成本，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三、提高纳税服务质量的方法与途径 客观地说，纳税人所反映出的问题，虽然侧面各异、角度不同，但说到底还是一个纳税服务问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问题仅靠我们省市一级税务机关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如发票管理问题、缴税方式问题等等），但是，只要切实从主观上作出努力，在解决上述问题上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一是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牢固树立以“纳税人为本”的服务宗旨。首先，必须摆正“公仆”位置，给予纳税人应有的理解与尊重。想纳税人之所想，急纳税人之所急，切实把为纳税人提供周到全面的服务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其次，要经常进行换位思考，继续开展好“假如我是纳税人”的讨论，坚持从纳税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理解问题、去解决问题。同时，还要诚心诚意地听取纳税人的意见，掌握纳税人的心理和工作需求，做到“雪中送炭”，以真诚的态度和过硬的作风，赢得纳税人的信赖，做纳税人的贴心人。 二是要继续加强税收法规的宣传，使纳税人知法、懂法、遵法。要采取及时的、形式多样的、务求实效的宣传办法，通过税务网站、税法 公告、报刊、电视以及办税服务厅的公告栏、电子触摸屏等进行宣传。通过宣讲的方式做到税法入企业、学校、社区的作法广泛的宣传税收知识。在办税服务厅要设立税收咨询窗口，为纳税人答疑解惑，帮助他们了解和掌握必要的税收知识，逐步提高对税收法律、法规的遵从度，共同营造依法治税的良好氛围和环境。此外，对纳税人反映出来的问题，本级部门无力解决时，应在积极向上级反映的同时，主动地向纳税人做出必要的解释，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增强理解。三是要以税收信息化为依托，努力改进纳税服务方式。当前，全税系统已全面提升了税收信息化水平，CTAIS系统给纳税人带来了诸多方便与好处。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坚持“科技兴税”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快推行税收信息化建设步伐。特别是通过“金税工程”三期建设，充分利用因特网技术，逐步实现和拓展网上登记、网上年检、网上申报、IC卡申报、网上退税预审、网上认证、网上下载表证单书等，为纳税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同时，通过筹建纳税服务中心，建设12366服务热线，及时解答纳税人不懂的税收政策，及时受理、处理、答复纳税人的投诉、举报要以及纳税人需要办理的各项涉税事务，确保纳税人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对纳税服务工作的规范。最近，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纳税服务工作规范（试行）》。全系统应按照市局的统一部署，作好《规范》的贯彻与落实。进一步规范纳税服务工作，完善纳税服务体系，明确纳税服务方向，细化服务措施，努力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五是要进一步提高纳税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纳税服务工作的关键在于质量和效率，要对纳税服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实行科学、有效的监督，质量和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纳税服务工作，要在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上为纳税服务工作创造一个相对较好的服务平台，要加强对一些服务单位的管理与监督，按照服务规范的要求定期的进行检查和评价，使其在注重效益的同时做好为纳税人的服务工作。 六是要进一步规范办税服务厅。办税服务厅工作职责及职能、制度，应对纳税人公布，对外公布的咨询电话也应按照业务分类归口进行公布。通过规范化、人性化的管理与设置，最大限度地方便纳税人办税。同时，建议市局根据全市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的分布情况，进一步完善办税服务厅设置，积极改善办税环境，提高办税效率。 七是要继续积极推行电子申报。截止20__年6月，全市私营以上纳税人实行电子申报的为70，个体工商户实行电子申报的只有66，推行电子申报还有相当潜力可挖。我们要积极采取措施，如为纳税人提供免费的网站等，积极提高电子申报率，为提高纳税申报质量和效率、降低纳税成本创造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缓解办税服务厅拥挤排队现象的发生。 八是要进一步提高税务人员素质。税务人员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除要熟悉基本的政策、法律、法规、工作流程外，还应具备事业心、责任心。要加强学习与培训的力度，努力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大力宣传好人好事，积极开展岗位能手评比，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打牢为纳税人提供良好服务的素质基础，推进纳税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 纳税服务是税收征管的一个永久的话题，做好纳税服务工作我们还很多工作要做。今后，我们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提高纳税服务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为全面提高纳税服务水平而努力。 浅析影响纳税服务质量的因素及对策:以科学发展观提高纳税服务质量 质量是衡量各项工作优劣程度的用语。纳税服务是一项工作，自然也有一个质量问题。提高纳税服务质量，是优化纳税服务认识和实践的过程，是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要确切地把握纳税服务意涵 坦率地说，人们对“纳税服务”的诠释尚未一致、歧义颇多，对纳税服务的实践影响较大、值得关注。提高纳税服务质量，很有必要首先回答何为纳税服务。笔者以为，纳税服务的规范表述就是“为纳税人服务”，也可延伸表述为“为纳税人的纳税服务”。 （一）纳税服务是多主体的服务。税收事业不仅是税务部门事业，而且是全民公共事业。既有必要、又有条件为纳税人提供纳税服务的各类公共组织都在纳税服务主体之列。其中包括国家税收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包括党政宣传、教育系统和经济主管部门，包括涉税社会团体和中介行业组织等等。实际上，多主体的纳税服务是社会分工、协作的反映，是必然现象。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税务机关是涉税政务主管部门，是从事纳税服务专门机构，因而是纳税服务众多主体中的基本主体。 （二）纳税服务的直接对象是纳税人。既然如前所述，纳税服务就是为纳税人服务，那么毫无疑问，纳税服务的直接对象就是纳税人。不过应当表明，这里之所以将纳税人限指为纳税服务的“直接对象”，是因为涉及理念问题：第一，劳动创造税收，直接地服务于纳税人，实际是间接地服务于创造税收的劳动者；第二，纳税人纳税，事关人民的根本利益，直接的为纳税人服务，实际是间接的为人民服务。 （三）纳税服务的着力点是“纳税”。前文已述，纳税服务的直接对象是纳税人。然而，纳税人需要服务的事项众多，纳税服务的各个主体不能“乱打乒乓不着点”，应当有一个共同的着力点，这就是“纳税”。可能有人认为这会使纳税服务作用受到局限，其实不然：第一，“纳税”是纳税人依法核算、扣除税收的过程，与纳税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与社会公正公平密切相关；第二，“纳税”是征、纳双方依法互动办税、最终实现税收的过程，与征、纳双方乃至全社会办税成本密切相关；第三，“纳税”是社会总产品初次分配过程，对社会再生产具有反作用，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密切相关。因此将“纳税”作为纳税服务着力点，其意义既重要又广泛。 （四）纳税服务的功能取向是增进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指出，纳税服务的功能取向，不仅在于保护、增进纳税人的个别利益、即期利益。这是因为纳税服务的有否、优否，既关系纳税人财务损益，更关系国家财政损益；既关系个别税源增长，更关系宏观经济发展；既关系个别纳税人涉税负担，更关系社会的公平公正。所以，纳税服务的功能取向，是在依法保护、增进纳税人个别利益、即期利益基础上，保护、增进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亦即根本利益。 二、要更新纳税服务观念 纳税服务观念的正确与否、先进与否，直接影响着纳税服务质量的提高。由于观念具有相对稳定性，要保持纳税服务观念的正确与先进，就须不断自觉地更新它。当前，就税务机关而言，为了持续提高纳税服务质量，很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继续作出努力： （一）增强政治使命意识。这就是：通过优化纳税服务来践行党的宗旨。我们党是执政党，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税务是党领导下的工作，践行党的宗旨是既定的政治使命。纳税服务是一项经常性的税务工作，虽然直接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纳税人，但最终的受益对象是广大人民。在这个意义上，为纳税人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优化纳税服务工作，提高纳税服务质量，就不再仅仅是一般的税收业务，而且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可以肯定地认为，只要我们不断地增强政治使命意识，就一定能够更自觉地开创纳税服务新局面。 （二）转变税务施政理念。这就是：通过为纳税人服务来践行“服务型税务”。我国政府是“服务型政府”，税务是政府的涉税政务部门，理应向“服务型税务”转变。在 “服务型”意义上，一切税务工作都有着服务属性，都是为纳税人服务，并通过为纳税人服务来实现为国家利益服务、为人民利益服务。这是合乎时代潮流和历史进程的、新型的税务施政理念。我们要牢固确立“服务型税务”这个理念；要以纳税服务为基本途径来践行“服务型税务”这个理念；要通过优化纳税服务工作、提高纳税服务质量来实现“服务型税务”这个理念。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点。前文已论及一个观点，即纳税服务就是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里还要提出一个观点，即因“发展”为人民根本利益之所系，所以，纳税服务首先要为发展服务；又因“发展”必须是科学地发展，所以，纳税服务要为科学发展服务。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观点，我们应当坚持这个观点。在纳税服务工作中：第一，要着眼于全局，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第二，要着眼于和谐，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标；第三，要着眼于长远，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目标。总之，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通盘筹划、分类安排、突出重点、精心落实各项纳税服务措施，使之获得更广、更久、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用。 三、要健全纳税服务法制 毋庸讳言，我国有关纳税服务的立法工作迫切需要加强。目前除税收征管法对纳税服务有少量规定外，其他纳税服务规定多是见诸税务机关的规范性文件或是会议材料，不利于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来全面推进纳税服务工作。不过，这里提出健全纳税服务法制，并非一定要就纳税服务单独立法，但以适当途径将其关键要素法定化还是必须的。 （一）将纳税服务意涵法定化。目前，“纳税服务”只是一个使用频繁的涉税工作语言，其内涵和外延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思的表达有失清晰和一致，易使实际工作限于茫然而难以形成正确思路。因而，急切需要深入讨论“纳税服务”定义，及时将其概念化，并提升 为法律或行政法规层面的规范用语，以便有利于组织开展实际工作。 （二）将纳税服务主体法定化。前文已述，纳税服务具有多主体特征。只有多主体共同提供服务，才能满足纳税人多样化需求。但现行税法，包括程序类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内，或因管辖范围所限，或因所涉事项列举不够，清晰规定纳税服务主体的往往多是“主管税务机关”，尚不足以支持构建多主体纳税服务格局。因此亟需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来明确各个纳税服务主体，以便使纳税人获得更全面、更便捷、更有效的纳税服务。 （三）将纳税服务职责法定化。纳税服务之职责产生于纳税服务之需求。纳税人在纳税服务方面到底有哪些需求，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些需求虽然有多方面的个性差异，虽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只要用科学方法进行处理，总是能从个性中找出共性，从发展变化中找出规律性，并将其转化为相应主体的职责，再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相应主体的法定义务。必须指出，也只有在纳税服务职责成为相应主体法定义务后，纳税服务需求的满足才有切实保障。 四、要完善纳税服务组织 毫无疑问，推进纳税服务工作、提高纳税服务质量，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支持。组织具有聚集、转换和释放功能。完善纳税服务组织，有利于聚集、转换、释放各个纳税服务主体的纳税服务功能，使之形成强大的合力来为纳税人服务。 （一）建立社会性的纳税服务协调组织。在纳税人如此众多、纳税服务需求如此多样的情况下，各种纳税服务力量需要广泛动员、全面运用，各个纳税服务主体需要有序分工、整体联动，各类纳税服务资源需要深入发掘、整合利用，建立社会性的纳税服务协调组织，不失为提高纳税服务质量的重要措施。 这类组织宜由县级以上政府牵头、税务机关负责日常事务、所有承担纳税服务职责的主体参加，按某种章程或规则运作；其主要任务是统筹、指导、协调本区域纳税服务活动，努力实现目标一致化、分工清晰化、规划配套化、动作协同化、效应乘数化。 （二）健全税务系统纳税服务扎口管理组织。目前国家税务总局业已设立、省级国税机关正在筹建纳税服务机构，市县两级国税机关的纳税服务机构也在规划之中。如果地方税务系统也能普遍设立这样的机构，那么在税务系统就会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的纳税服务扎口管理组织。 健全组织，不仅在于普遍设立相应机构，还在于合理配置职能；只有合理配置职能，才能发挥组织功能。笔者认为，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机构的基本职能可归纳为7项，即：规划、创制、指导、协调、沟通、协作、实施。 所谓“规划”，主要是制作区域性和系统内的、近期和中长期的纳税服务规划建议案；“创制”，主要是创建本级机关有关纳税服务的各项规制；“指导”，主要是对下级机关纳税服务给予业务指导、技能辅导、理论引导；“协调”，主要是协调本级机关相关机构纳税服务类事项；“沟通”，主要是以调查研究方式与系统外的纳税服务主体、与纳税人沟通；“协作”，主要是受权与系统外的纳税服务主体、尤其是国、地税部门之间开展协作；“实施”，主要是直接办理职责范围内的具体事项，如运用自办的、或其他有权使用的信息平台对外涉税信息。 （三）扩大涉税中介组织。中介组织的涉税服务是国际通行的、有偿的、契约式服务，是社会化纳税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已为我国广大纳税人熟悉和接受。现在受权开展纳税服务的主要是注册税务师事务所，其中不少“年纪轻、个头小、体质弱”，服务能力不强，尤其与我国企业大量“走出去”投资后出现的纳税服务国际化情势很不适应，急需“强身健体”。为了助其强健，有必要推动执业竞争，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为了推动执业竞争，有必要逐步、有序地扩大竞争主体，扩大从业者范围。可参照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做法，让符合条件的境内注册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和境外同业机构依法加入我国纳税服务中介组织行列，以促进我国纳税服务中介组织尽速发展壮大，在全社会的纳税服务活动中显现更突出的作用。 五、要改进纳税服务工作 纳税服务意义重大，纳税人期待也高，税务机关压力倍增。应该肯定我们以往做了大量工作，但审视过后也不难发现一定程度地存在着统筹不力、合力不足、持续不够等欠缺，很有必要加以改进。 （一）加强统筹，努力使纳税服务与征收、管理、检查等税收执法活动一体化。首先，既应注意服务与执法机构的相对独立性，更要注重其密切相关性。要在统筹兼顾原则指导下通盘思考、统一筹划服务与执法机构的工作，使之保持协调、同步。其次，既要注意服务与执法具体目标的差异性，更要注重其总体目标的共同性。要努力寓服务意识于执法之中，使执法转化为服务；寓执法意识于服务之中，使服务转化为执法。如此，才能使服务与执法免为“两张皮”，实现“一体化”，事半而功倍。 （二）全面推进，努力使纳税服务的各项具体工作落到实处。纳税服务是庞大的、社会性的系统工程。提高纳税服务质量，需要全社会各个纳税服务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全力而为。就税务机关而言，日常的纳税服务工作可概括为5项，即税法宣传、政策解读、纳税辅导、办税支持、法律援助。“税法宣传”之重点，在于提高全社会的税法遵从度，营建公开、公正、公平的税收环境；“政策解读”之重点，在于发挥税收政策调控功能，培育税源税本，促进经济发展；“纳税辅导”之重点，在于提升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能力，以免发生涉税风险和损失；“办税支持”之重点，在于优化税务人员配置、场所设置、工具配备、程序构建，降低纳税人办税成本和时耗；“法律援助”之重点，在于运用国际税收协定和跨国税务协作机制，为纳税人解决跨国税务纠纷提供支援和协助。以上各项工作各有所重、各有其用，只有全面、全力加以推进，纳税服务质量的提高才可能成为现实。 （三）深化管理，努力使纳税服务工作上水平。建立税务机关纳税服务项目体系，并将项目分解到各级各类组织和各个岗位，使之转化为工作任务；建立与项目体系相配套的目标和责任体系，使项目进一步转化为各级各类组织、各个岗位的职责；建立与目标和责任体系相配套的考核、评价、问责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纳税服务的压力与动力转化机制。我们还要在推动建立全社会纳税服务协调组织的基础上，推动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措施，以便这类组织有效运作，并发挥应有功能。我们更要时刻关注国家宏观调控需求和纳税人有关纳税服务需求的变化，因时因事制宜调整、优化管理措施，使之成为提升纳税服务水平的又一保证。 浅析影响纳税服务质量的因素及对策:PCIS模型在纳税服务质量中的运用分析 【摘 要】 PCIS模型即税务文化模型。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政府逐渐从经济建设主导型向社会服务主导型转变，纳税服务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税务部门一项极为重要的职能。在新的形势下，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和强化纳税服务工作日渐受到各级税务机关的重视。实践证明，通过文化的指引、鼓励、制约、凝集来提升纳税服务的品质，对提升纳税服务质量、促进税收事业和谐发展、树立良好国税形象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PCIS模型； 纳税服务； 质量 一、概述 税务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务建设相对于其他形态的文化建设而言，对于提升纳税质量，乃至构建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在我国税务系统对于税务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日益加强的同时，人们对税务文化建设的认识却依然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有些人对税务文化这一概念表示怀疑或者不认同，甚至误以为这是在追赶文化热。因此，从现实角度来看，构建完整的税务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建立健全税务文化机制以提升税收服务越来越重要而且越来越迫切。 二、税务文化内涵及模型建立 （一）税务文化的内涵 PCIS模型即税务文化模型，税务文化是税务系统在长期的税收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富有税务特色的指导思想、税务精神、行为规范和税务形象的总和，是各种物质形式、行为规范、管理制度、价值观念、职业道德在实践中累积而成的总和，它包括物质体系、行为体系、制度体系和精神体系四个层面。 关于税务文化的含义，国内的学者还没有达成共识。而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一国特定的税务文化是与国家税务制度特别是执法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全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它历史性地植根于该国的文化中，因为相互影响而产生依赖与联系”。其实研究税务文化，不能简单地从管理人的角度出发，还必须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 （二）税务文化模型的建立 税务文化的主体包括政府、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根据他们在税务文化活动中所形成的关系，建立一个税务文化模型（如图1）。 如图1所示，税务文化的三个主体之间相互联系，但由于三方在税务活动中都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因此就产生了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如何让政府按照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来行事，成为一个大难题。假设政府官员的正常薪资为A，他利用职权获得的额外利益为B，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被发现的可能性为C，滥用职权被发现罚金为D，处罚的概率为d，那么他们面临两种选择：1.公众（纳税人）利益最大化；2.自身利益最大化。 假设政府官员做了第一种选择，他的预期效用为Ew（以货币计量），那么他们得到的将是好的名声。如果其选择第二种F，它的预期效果用I来表示，即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为：I=A+B；当他们滥用职权的行为被发现，则效用为A-Dd+B（1-d），那么I=（1-C）（A+B）+C[A-Dd+B（1-d）]=A+B-Cd（D+B）。 根据上述公式，政府官员只有在违背委托人意愿且违背发现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纳税人利益的最大化，除此之外，就是通过高薪养廉这一途径，也就是增加政府官员的固定薪资。 当然除了政府官员的因素，还有纳税人和征税人的因素，纳税人：逃税和不逃税；征税人：稽查和不稽查。假设纳税人的真实收入为Z，税率为Y，逃税比为X，被发现所承担的罚款率为W，纳税人履行税收的服从成本为R，稽查成本为S，则会出现4种情况，如表1。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纳税人偷税的影响因素很多，被发现的风险很大，假设把纳税人的逃税概率设为P，稽查概率为O，则期望收益为： 期望收益（O=1，P）=P（YZ+WXZ-S）+（1-P）（YZ-S） =PYZ+PWXZ-PS+YZ-S-PYZ+PS =PWXZ+YZ-S 期望收益（O=0，P）=P[（Y-X）Z]+（1-P）YZ =PYZ-PXZ+YZ-PYZ =YZ-PXZ 令期望收益（O=1，P）=期望收益（O=0，P），则PWXZ+YZ-S=YZ-PXZ，P*=S/（WXZ-XZ）。 综上所述，纳税人的逃税概率高低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纳税人本身、征税人、政府官员等。 三、税务文化提升纳税服务质量的途径 （一）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树立税收服务理念 当今的社会是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必须充分调动广大税务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务文化。通过建立健全竞争激励机制，提供创新学习培训场所，完善监督约束体系，从而促使税务干部素质的全面提升，呼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税务部门要树立新的税收服务观，做到“全心全意”和“群众满意”。 （二）坚持依法治税原则，立于科学实践之上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构建税务文化，必须强化依法治税，这也是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根本和保证。通过合理、严谨的税收法制体系，健全税收执法体系，营造税收法治氛围，确保先进税务文化创建过程的健康、有序进行。而科学是文化发展的灵魂，建设税务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文化传统、税收法制等多门学科，在创建过程中，只有不断研究、科学实践，才能不走弯路，形成健康向上的整体文化意识，发挥税收文化的综合效用。 （三）建立纳税服务评价反馈机制和创新与激励机制 加强规范化建设和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将纳税服务的形式、内容、要求、标准以及奖惩措施确定下来，形成一整套全国税务机关皆应遵守的纳税服务规范性文件，使纳税服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进一步完善各项考核指标，将每个岗位的职责进行细化、量化。健全纳税服务内部和外部监督考核体系，畅通评价渠道，采取网站评价、问卷调查、面对面或背靠背倾听意见建议等形式开展纳税服务考核考评，从而形成内外联动的全方位的服务品质监管体系，真正做到以制度文化规范纳税服务。 四、PCIS模型在提升纳税服务质量中的作用 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之一，税务文化建设是在当前新的形势下税务机关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进行完善的重要措施，对于提升纳税服务质量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税务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税务干部的整体素质，有利于增强他们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利于提高税收管理水平。当前和谐社会将以人为本作为基本原则，而税务文化建设遵循了这个原则，并立足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税务文化建设能够提高人的自觉能动性。当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国家之间变幻莫测的关系，社会上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对糜烂人生的追求，价值取向趋于低级庸俗和道德行为衰败堕落腐化，这些都严重影响着税务干部的思想观念，使他们的思想扭曲、变形、异化。而税务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就是解决关于‘人’的问题，包括人的思想、精神、情感、态度、行为等等。”因此，通过税务文化建设能够使税务干部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理念，增强税务干部和纳税人的主人翁意识，塑造税务干部勤奋敬业精神，激发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弘扬“为国聚财，执法为民”的核心价值理念，以此改善税务机关的公众形象。当然税务文化建设只是一个引导，还需要全体税务人员的共同努力，要真正做到“为国聚财，执法为民”，这必须得深深融入所有税务人员的思想意识中，促使税务人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发生转变，最终“主动服务、勤于服务、敢于服务和规范服务”。 首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则是社会主义税收的本质特征，因此税务部门应该正确处理两方面关系：管理与服务的关系。通过简化办税程序，优化办税手段；保障国家税收同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关系。努力实现服务动机与服务效果的统一，既要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又要注重服务的质量和实际的效果。 其次，当前社会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多元化现象，有的干部因为受外界影响，缺乏改革创新精神，没有上进心、事业心，缺乏责任感等，还有的干部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盲目攀比，只讲待遇不比奉献。要从根源上抵制各种腐朽文化和错误思想的侵蚀，坚持以先进的文化为指引，营造和谐积极向上的工作环境，通过先进税务文化的指引、鼓励、制约、凝集作用，引导税务干部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打造一支业务素质高、思想作风正、服务意识强的税务干部团队。 税务文化建设与传统的管理理论单纯强调制度的硬约束不同，它更强调不成文的软约束。虽然规章制度对一个组织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每个人的行为很难完完全全根据规章制度来做，人不是机器。这些只是外界的强制压力，这种压制有时候会适得其反，这就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影响。心理深层的影响是最重要的，而税务文化能使员工在心理深层形成一种定势，构造出一种响应机制，使其真正从内心上接受，这样可以减弱硬约束对员工心理的冲撞，削弱其心理抵抗力，从而对税务人员产生强大、持久的约束效果。这种心理或是精神上的约束是一种从心理上对自我的管理与约束。 税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四个方面的建设，即深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态文化，用这些先进的税务文化来提高税务人员的精神品质，彰显广大税务人员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形象。加强税务文化建设能够以崇高的精神引导税务人员塑造良好形象，以科学的机制规范税务人员塑造良好形象，用丰富的活动教化税务人员塑造良好形象，以优雅的环境影响税务人员塑造良好形象。 2.加强税务文化建设有利于税务部门树立良好的形象和优化税收服务。税务文化建设通过对干部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培养干部的服务思想，从而提升税务部门形象。良好的形象会使纳税人对税务部门产生信赖感，提高纳税工作效率，提升整体形象。税务文化建设也具有凝聚功能，当一种税务文化的价值观被广大职工认同之后，它就会成为成员之间的一种粘合剂，从各方面将成员团结起来，使其具有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通过这种凝聚作用，员工会对单位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把他们个人的思想感情同命运与国税的兴衰密切联系起来。这种向心力，必然会形成巨大的整体效益。 3.税务文化建设有利于建立起新型的税收征纳关系。任何文化的前提都是以法律为准绳，而税务文化也不例外，在建立新型的征税关系时要把税收文化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依法纳税机制，税务文化规范是展现税务文化功能所必需的规范主体，而税务文化只有建立在税务文化的制度层面上才得以健康、持续的发展，税务文化规范对税务文化体系起到了整合的作用，使其各构成要素得到有机调节，促进税收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合理化。 4.从国际环境层面来看，要有效克服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就得紧紧把握住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机遇，而税务文化建设对此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税务文化建设，就是要有机结合税务文化的各项功能和税收的各项工作，以此充分发挥税务文化促进宏观调控、改善投资环境、服务经济发展等重要作用，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只有国家经济建设发展了，纳税服务质量才会相应提高。 五、结束语 构建税务文化是促进税收服务质量提升的最好举措。税务文化建设是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是对税务服务规范化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体现了和谐社会下以人为本、科学创新的理念，文化具有渗透和辐射的作用，税务文化通过其独特的渗透力和辐射力夯实管理基础，从而达到巩固和提高税收管理的目的，以最终实现税收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人性化管理。 “以人为本，科学创新”是税务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同时，纳税服务质量只有以税务文化建设为依托，才能真正贯彻落实依法纳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唯有将建设税务文化和提升税收服务质量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税务文化力量达到最佳效力，才能找到与纳税服务的最佳结合点，才能使税务文化建设活动持久地、健康地、稳健地开展下去。 浅析影响纳税服务质量的因素及对策:纳税服务质量评价机制的建立 摘 要：目前，虽然在纳税服务环节中软件和硬件都得到了升级优化，但对纳税服务工作质量的评价机制尚显得不甚完善。依然还是单方面的考虑产出，没有很好的效率角度考虑投入。往往平时不常开展纳税服务的评价考核，只是在年底开展一次纳税人满意度调查，这种相对匮乏的纳税服务效果反馈使工作人员不能很好的了解纳税人之需求，并随之作出相应的规范与调整。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一些关于如何建立纳税服务体系中评价机制的想法。这种考核评价主要是由纳税人考评，内部评价、第三方评价综合而成。 关键词：纳税服务；纳税人评价；内部评价；第三方评价 近几年，纳税服务受到相当重视，国家、各地区国地税都开展了多项惠民便民的纳税服务工作，通过大范围的开展，使我国的纳税服务整体质量得到了提高。但是由于各地区经济条件等差异，软硬件设施等不同，无法形成一个全国适用的标准化纳税服务体系。对各项细节亦未能规范化定义，因此，难以进行全国统一规范的量化考评，那么纳税服务工作是否有效的开展，各项措施是否得到真正落实，纳税人对这些服务是否认同，由于标准各异，从而难以衡量、评估。为此，我们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考核评价标准，无论推行的服务政策为何，都按照同样的考核方式进行。 一、纳税服务体系中评价机制存在的现状 一般来说，考评机关在获取纳税服务质量反馈上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开展税务机关部门内部自我评价或上级评价；二是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外部资料信息的收集。一般来说，对于业绩的评价包含内部评价以及外部评价，内部评价所指的是在机关的内部进行评价，它的构成主体主要包括考评机构、税务机关相关领导以及税务人员等。它的进行是需要设定一系列的指标来进行支撑的，除了纵向的评价以外，还可以进行横向的评价。外部评价构成的主体包括群众、政府、各机关部门等。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首先，通过窗口评价器的采集。对于纳税者来说，可及时有效的对所获得的服务进行评价，从而有利于优化服务质量。第三，通过《纳税人问卷调查表》来进行信息的采集。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人民群众对业务办理的满意度、文明度。第四，通过电话进行信息调查搜集采访。第五，开通相关网站，采纳民意。第六，当地政府机构积极开展行风评议等活动，从而获得纳税人的宝贵建议。 二、纳税服务体系中评价机制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纳税服务工作日趋进步，但是工作人员对纳税人需求不够充分的掌握，对纳税人满意度不够充分地了解，这些无一不是阻止着纳税服务工作进一步优化的绊脚石。具体来说传统的纳税服务评价考核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欠缺科学的考评方法。一直以来，对于纳税服务工作的评价，是由地方政府组织以及省、市国税局组织等政府机关所组织以及创建的规范化办税服务厅、评选服务标兵等活动来进行评价的，通常是通过走访、电话采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来获取相关的评价信息，而这些方法将会导致评价的主体、内容等方面无法达到统一，从而使得评价工作无法规范的进行，对于各方面搜集来的信息，只能够进行对于信息简单的分析处理，无法进行详细的分析与判断。 （二）量化指标的缺乏。就目前的工作阶段来说，对纳税服务以及人员的评价仍然只是停留在了表层。对于在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考核与评价仅仅只是单纯的对他们的服务态度、水平等方面进行评价，而对于规范化、个性化服务的评价，则少之又少。对与征管质量以及相关的执法行为来说，则缺乏具体的考核指标，无法进行较为科学的统计和分析。 （三）外部评价存在一些缺陷。从理论上来说，外部评价应更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但目前开展的外部评价的实施都是通过组织内部所完成的，因此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目前来说，群众虽然通过信访等方式对执行人员的工作等方面提出了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绝大多数主要反映的是税务人员的服务态度等方面，但是对于税务信息等其他方面来说，群众的监管少之又少。第二，通过税企座谈会、企业走访等形式可以跟纳税人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但我们也必须要意识到，这样可能会使得纳税人无法讲出真实的感受。第三，调查问卷的形式需要调查者对于调查的内容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解，但是通常来说，基层的调查者无法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准。最后，利用纳税热线以及网站进行调查仅仅只是解决了纳税人所提的具体涉税问题，而那些积累的大量纳税人的问题，并无法得以有效的解决。因此，上述所列调查方式虽然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仅依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三、对建立纳税服务评价机制的建议 纳税服务评价机制应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各项因素，全方位、360度的综合评测。例如，从纳税人、机关内部、第三方获取信息，外部、内部都有兼顾，把握好主观、客观的尺度。首先，应当进行详细的量化考核，使结果能够直观的呈现出来。对不能直接量化的定性指标，先进行区间的划分，每个区间进行赋值配分。通常情况下，我们采用5级量表即：满意、较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和不满意，并根据相应的选项匹配不同的分数。 纳税人评价指的是纳税人对服务质量的评价，它是通过定期与即时测评、投诉等相关方式所进行的，在现有的条件下，通过对纳税人进行调查、接收投诉等方法来获得相关的信息。这项比重占评价分值的35%。 它是指系统内部进行的自我评价，它的信息来源主要包括自税收征信息系统、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监控，内容较为丰富，主要包括有上级评价、下级评价、自我评价三个方面，其中自我评价依据应主要提取CTIAS软件和税收执法管理系统的数据，计算出税收综合成本率、税收成本弹性、纳税服务人员结构比等一系列百分比，根据事先设定的区间进行赋值。占纳税服务评价分值的35%。 对于第三方评价指标，外部纳税服务调查应当委托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这样以来，准确度以及评价方法将会更为精确以及科学。通过专门的机构进行数据调查，对政府工作的绩效进行评估的方法，而调查所需要的工具、样本的数量以及使用的方法是按照相应的需求数量所确定的。在对数据进行调查统计后，应当有专门的人员对数据进行分析，最终生成结果。评价结果主要包括最新静态结果和历史动态结果。这个比重占分数的30%。 其中，纳税人评价每季度进行一次统计计分，内部评价每月进行一次统计计分，其中上、下级机关可视情况于一季度结束进行考评，但需每个月公布下级机关的内部评价，实时更新。第三方评价于半年进行一次。同时，上级税务机关需在半年时根据三方数据综合出所有考评结果进行公布，每年两次的考评建议纳为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等的考核项目，并相应给与物质或精神的奖励惩罚，以期能不断对工作进行总结和优化。（作者单位：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