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文案论文:浅谈广告文案的叙事视角 论文关键词:广告文案;叙事视角 论文摘要:广告传播同文学、新闻等学科领域一样都存在“叙事”问题,广告文案中主要有第一人称视角、第二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等类型。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广告内容真实感强,对消费者具有强大的驱动力和感染力。第三人称视角不受视域限制能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广告信息。因此,情感诉求广告适合选择第一人称视角,理性诉求广告可考虑第三人称视角。 叙事学为文学的分析和评论提供了有力的批判的武器,它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叙事性的文学话语的活动方式和意义。不过这一理论很快被运用到其他的学科领域。因为人们已意识到“叙事”并非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专利。这个“事”也决非客观事实本身,正如居延安所说,人们看不到世界本身,看到的只是被选择和被解释的世界。这也意味着任何事实或现象都已经是经过描述的,而不同的观察点、参考框架和描述语言就决定着一个事实或现象将以何种方式和面目得到呈现。理论家们发现,许多学科领域都存在“叙事”问题,广告传播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对广告文案的叙事视角的思考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人们关注的视野。广告是信息传播的工具,它传递一定的商品信息和文化信息。广告的信息内容由谁加以叙述,广告文本的叙述结构,叙述语言以及传播效果都是不同的。这个由谁叙述广告事件的问题便涉及到广告文案的叙事视角。叙事视角是叙事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作者对事件进行叙述时采取的角度,口吻或立足点。即叙述者如何介绍广告信息,如何让受众了解广告故事与产品。同一事件,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叙述,会让受众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广告作品的叙事视角不同,也往往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广告文案的叙事视角,可根据广告作品中所用的人称这个叙事视角的外部标志加以划分,即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第二人称叙事视角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广告文案的叙事视角还可以有多种分类方式,事实上,已有研究者将广告文案的叙事视角划分到十分精细的程度,不过本文还是倾向于在几种大的分类基础之上再进行细化,这有助于从宏观的背景下具体地把握“细分”的叙事视角。广告文案中运用第二人称叙事视角的相对较少,下面对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进行简要的分析和阐述。 一、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叙事者是广告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他用第一人称和其自己的语言叙事,讲的内容限于他理应知道或感兴趣的范围。他可以讲自己的故事(作为主人公之“我”),也可以讲别人的故事(作为目击者之“我”)。广告事件中的这个“我”,可以是广告主、消费者、形象代言人、旁观者,也可以是拟人化的产品形象。第一人称视角从“我”的耳闻目睹和心理感受出发表现广告的信息内容,给予受众的感觉是如实写照某人的生活经历而不是虚构故事,真实感强。先来看一段以儿童为叙述主体的娃哈哈果奶广告,“甜甜的,酸酸的,有营养,味道好。妈妈,我要喝,娃哈哈果奶。”这则广告的叙述者为儿童,透过“我”的眼睛和心灵向受众表现出特定的商品信息和文化信息,广告的诉求重点在娃哈哈的“味道”,这符合儿童的消费兴趣,也是儿童叙述者的聚焦点,又以儿童喜闻乐见的儿歌形式加以表现,这样的广告文本,给诉求对象极强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具有非常强的亲和力。除此之外,叙述者也可以从旁观的角度叙述故事,并且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融汇进去。有则美的空调的服务广告,以消费者的视角,叙述其维修人员清洗空调,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广告故事,表现了美的空调良好的售后服务以及服务人员热情礼貌、专心致志的品格和作风。广告接受者就是从“我”这个视点观察美的服务的,这种观察事实上已经体验化了。由此广告文案的真实感得到加强,能对消费者产生强大的驱动力和感染力。另外,这种体验式的诉求,容易使消费者忽略广告文案的营销动机,对消费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的内容有其规定的范围,在广告文案中则表现为特别的规定,叙述者必须受广告目的制约,即广告的叙述必须关涉特定的商品信息,这是由广告的性质决定的。叙述者聚焦的对象,可以是人、物、环境,但他一定要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聚焦广告的诉求重点。 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 广告叙述者在广告作品中不是一个人物,往往并不出现在广告作品中,所以其面目不能被明确辨认。叙述者并不“参与”广告故事,因而可以不受故事本身的时空限制,较适合于时空跨度大的叙述。特别是全知全能型的叙事视角,叙述者具有极为自由的叙事空间,“他”能比较随意地讲述故事,交待商品、企业的信息,也能描述广告人物的言行和心态。在这种视角中,广告叙述者所掌握的的情况多于广告事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包括企业、消费者、拟人化商品等),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言行心理和品质特点,而且活动区间异常之大。因此,这种叙事视角的优点比较明显,它自由灵活,可以不受视域的限制能比较充分、全面地介绍商品及有关情况。例如:中华多宝珍珠乌鸡美容口服液的广告,广告叙述者为受众讲述了中华多宝口服液的配方来源和古老的传说,这位“隐身”的叙述者知道故事中人物的心理,病症以及配方的主要成分和疗效等,他可超越时空,全知全能。但这种视角在广告文案中运用,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虚拟性。广告的主要功能是传递商品信息,因此广告文案的叙述应与客观事物之间存在指称关系,即广告文案是对一个客观事实的陈述。是对某个叙述对象的真陈述。但广告中虚拟的广告情节、形象、效果以及叙事方式,都使受众误以为是一种拟陈述或假陈述,是广告制作者不负责任的虚拟和杜撰。也许正是广告的“艺术性”使其在广告受众的心中大打折扣。受众更青睐那些自然生动的广告内容,不见斧斫痕迹妙手偶得的广告表现。二是主观性。广告文案没有“纯客观”的叙述,任何广告文案都具有主观性,倾向性。广告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产品都是给予充分地肯定评价的,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不管广告如何淡化其营销动机,掩饰其商业目的,广告主总是竭力寻找商品的卖点加以宣传,随之他的主观性就会浮上水面。三是被动性。广告的呈现内容和呈现方式都是既定的,一切都掌握在叙述者(这时可能完全等同于作者)的手里,接受者与广告叙述者的关系就表现为一种非对话关系,彼此之间缺少交流,距离感十分明显。那么,为克服这一局限,应力求以内容的亲切平易,情景交融减少形式的虚拟感,消除彼此间的心理距离,引导受众阅读广告文本,关注广告信息,激发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和购买行为。 此外,第三人称视角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叙事视角,值得一说,即广告文案的元视角。这种视角同样没有“现身”的叙述者,不同的是叙述者的“话语”有着清晰的表现。那么,何为元视角呢?杨先顺在其著作《广告文案写作原理与技巧》中作了简要的说明,“它在叙述事件时,不直接叙述产品的情况,而是指说广告作品本身,说广告作品与广告产品相比如何”。有人认为,元视角将广告与产品相比常说广告不如产品是其一个显著特征,但在现有的广告案例中可以找出既肯定产品又肯定广告的例证,这样,认为元视角总是说广告如何不如产品就略显绝对了。广告作品的元视角对广告进行肯定的例证可以找到一些。如“不看广告,”“看什么?”“看疗效。”此例说广告自身如何比不上产品。对广告进行肯定描述的例子,也能找到,证明元视角既可以“比”,也可以肯定广告自身,如“保龄参”广告:“保龄参好,广告同样精彩”,这句广告语,在反顾自身的时候,并没有简简单单地否定自己,调侃自身,而是肯定其“同样精彩”。选择元视角进行叙述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要有可比性。我们说广告作品的元视角是将广告作品自身与广告作品指涉的产品相比较,然后强调产品如何的特殊视角,那么广告与产品之间应具有可比性。如:“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将“新飞广告”与“新飞冰箱”,即某一品牌的广告与该品牌的产品进行比较是有可比性的。二是要有指向性。将广告与产品加以比较,不论强调广告不如产品,还是一如产品,其诉求的重点必须落在产品上。比如“泻痢停”广告,其广告语说“不看广告”“看疗效”,这告诉人们,广告“好”或“坏”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疗效。广告毕竟是符号,是附加的意义,是虚性的,实性的产品比虚性的广告更优秀,也更重要。这里也隐指了部分消费者一味地认牌消费不看疗效的消费倾向。 广告文案论文:影视广告文案中的情感诉求 摘要:影视广告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一个好的广告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产品的销售或者电影的推广以及公司的长远发展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影视广告大多运用情感诉求的方式让人们心中产生对事物或者其他感情的共鸣,从而达到触动心灵和赞成认可的效果。为了更好的将情感诉求运用到影视广告中,我们需要对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进行分析和探究,找到最适合产品的情感诉求,让消费者对其产生好感从而以打动人心的方式将商品销售出去,好的影视广告不仅是经营的有效工具,更是作为一件艺术品存在。广告会形成消费者对产品的最初印象,具有情感的广告更是用真情打动消费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情感诉求在影视广告中的重要性,为了完善和推进影视广告的发展,我们需要对情感诉求进行分析。 关键词:影视广告;情感诉求;种类;应用范围 为了更彻底地研究影视广告文案中的情感诉求,我们将情感大致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三大类,针对每一类情感中涉及到影视广告方面的应用进行分析,将情感诉求更好的融入到影视广告中,发挥更有利的效用。不同的情感针对的消费者范围也是不同的,我们还要对商品的属性进行研究,发现最适合销售的消费者人群,再设计影视广告文案,应用相应的情感诉求。为了更有效创建优秀的文案,以下我们会对情感的分类和应用进行分析,并且找到相应的实施范围,让情感诉求在影视广告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一、情感诉求的分类 (一)亲情类情感诉求 亲情类的影视广告比较注重家庭的情感氛围,在一个浓郁的家庭背景下衬托出商品的普遍性和实用性。广告中充斥着温馨和睦的感觉,给人以一种温暖的视觉效果,暖入人心,让广告变得更加贴近生活、融入生活。比如说脑白金产品,就利用以家人回家过年或亲朋好友之间相互拜访的实例转变到影视广告当中,强调“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的宣传广告语,渲染了一个热闹、和谐的家庭亲情氛围,并且突出小辈人的孝心之道,以关爱中老年人健康为主,来宣传商品的保健作用。起到同样效果的还有金纺的广告,金纺的大致目标人群在于拥有孩子的家庭中,范围相对比较广泛。整个影视广告中展现出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亲情,也突出了儿童的奇幻想象能力从而吸引妈妈的眼球,金纺注重在家庭中布料出现的静电、脱色、僵硬等各种问题,从而达到解决的效果。并且衣服渲染的香气会给人带来愉悦的心情,弱软的面料给家人带来舒适的体验,增进家庭之间亲情的发展。 (二)友情类情感诉求 友情类的情感诉求在影视广告中大多体现朋友之间分享的重要性。比如说旺仔推出的棒棒冰系列,以小孩子之间天真无邪的交流方式为背景,创造出“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极具分享色彩的广告词,给人以童真的感觉,并且教育孩子们在结交友谊时要注重分享,在推销产品的过程中,还带给孩子良好的美德,也满足家长对教育孩子交友方面的情感诉求。锐欧鸡尾酒也是友情类影视广告的代表,它颜色亮丽的外观受到了大多数年轻人们的追捧,成为年轻人聚会吃饭的必备商品。锐欧鸡尾酒拥有的不同口味可以满足朋友间的不同的爱好需求,并且会渲染聚会的氛围,加强朋友之间的沟通联系,对促进友谊的发展起到了辅助的作用。锐欧鸡尾酒抓住了年轻人之间友情的交往方式,满足了友情类的情感诉求。 (三)爱情类情感诉求 提及爱情,大家一定会想到德芙巧克力,这同时也说明了的德芙在爱情类情感诉求方面的有效应用。“德芙,纵享丝滑”的广告词不仅简洁明了的突出商品的味觉特性,而且以爱情主题为背景,描绘男女主人公在交往时总是以巧克力为辅助品来发展感情,创造如巧克力般甜美浪漫的爱情,强大的广告效应刚好满足年轻人对于爱情方面的情感诉求,导致现如今巧克力成为情侣之间的必送礼品。关于爱情的当然还有钻戒,“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是戴比尔斯的广告词,结婚是爱情新的起点,而钻戒就是结婚的信物,对于恋人之间来说,忠贞永恒是他们对于爱情的情感诉求,戴比尔斯正利用了钻戒的这一特性,将钻石的坚硬比作爱情的永恒,赋予了产品新的意义,更好地利影视广告的效果满足消费者对于爱情的情感诉求。 二、情感诉求的领域 (一)工作领域 人生有二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工作上,所以工作方面是影视广告情感诉求的首要领域。现代生活节奏较快,所以工作中的应用品普遍有快捷高效的特点。所以很多影视广告以工作环境为背景,突出产品在工作中起到的作用。快客感冒药就是以多种职业的就业人员为广告人物,宣传感冒药高效、治疗过程短、副作用小的特点,在生病的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工作的进程。关于工作类的影视广告更加贴近大多数消费者的生活,在传达商品特征时产生共鸣,从而激发购买欲,促进商品的销售。 (二)生活领域 生活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作为影视广告文案中情感诉求的又一重要领域,生活领域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大多数文案设计中都以现实生活的场景为影视广告的主要背景,更加使商品贴近生活体现出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的特点。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领域,商品针对生活性的销售方式会满足消费者对于日常的情感诉求,并且生活用品的需求量也相对庞大,是影视广告中很好的宣传方向,同时广告产生的效果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满足生活领域方面的需求。情感是影视广告中最能打动人心的重要因素,而消费者与广告中的情感诉求产生共鸣时,就意味着广告发挥了自身的宣传效应,是商品在人们心中占据一定地位。我们要根据商品针对消费群体的不同,分析目标人群的情感诉求,最大程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心理。所以说情感诉求在影视广告中以一种画龙点睛的力量存在,在广告竞争日益恶劣的环境下,只有正确运用情感的力量,才能让商品在成千上万的广告中脱颖而出。 作者:张鹭 单位:山西传媒学院 广告文案论文:网络广告文案写作教学论文 1.明确网络广告文案写作的特点,区分与其他文体写作的不同 (1)针对性网络广告应该是定向传播,讲究针对性。广告应该到达目标受众,取得常规广告难以取得的效果。网络广告文案的内容应该与目标受众相关,具有较高科技含量,满足目标受众的需求。网络广告文案写作必须做到网络广告目标受众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2)互动性互动性是网络广告超越传统广告媒体最独特的优势,这一优势使网络广告拥有双向交流的可能。网络广告的目标受众不会纯粹被动地接受信息,也会主动信息,主动反馈对广告作品或对广告产品的感想。网络广告文案应利用网络的交互性,实现广告和目标受众之间的双向交流和积极互动。可采用设问式广告标题、设置悬念增加点击率,使用诱导性、号召性语言,吸引目标受众参与互动。 2.熟谙广告文案写作原则 (1)简洁有力要想让浏览者一瞥间明了广告的内容,留下深刻印象,文案一定要简短有力,出奇制胜。如,百事清柠(PepsiTwist)可乐网络广告是个很好的范例,一开始广告画面中只有提示语“Tryit”,当用户不断拧可乐瓶盖后,出现结束广告词“Lotsoflimeflavor,tillthelastdrop”。简单来说,好的广告词要能够立刻吸引浏览者的眼光,唤起点选的欲望。 (2)主旨明确网络广告应该让浏览者迅速意识到广告内容。确立主题可以避免内容的空泛和散乱。主题明确后,选用材料和安排结构就有了依据,或突出商品品质,或突出价格优势,或突出特殊功能,或突出优良服务——广告只能有一个中心,不能面面俱到。如宝马汽车网络广告,为了表现MINICOOPER个性化定制这一概念,当用户拖动滑块后,可以发现MINICOOPER被组装成多种车型样式。 (3)生动形象美国销售学家韦勒说:“不要卖牛排,要卖烤牛排时的嗞嗞声。”“嗞嗞声”正是牛排的卖点,它表明:人们买到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更是伴随其中的诱人乐趣。“嗞嗞声”是牛排之所以能引起食客趋之若鹜的玄妙之处。当火辣辣的牛排一上桌,那嘶嘶作响的油爆声,着实让人恨不得立即大吃一顿,至于那牛排是否真的美不可言,反倒成了其次了。肯德基家乡鸡的广告语是:“连手指头舔起来都香。”广告文案应当利用巧妙的表达方法,以强烈的感染力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3.了解网络广告文案的构成要素网络广告文案主要由标题、正文、口号和随文组成。 (1)标题标题是广告文案的主题,往往也是广告内容的诉求重点。它的作用在于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出最重要的信息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引起目标受众进一步关注,从而诱发购买行为。标题的创作要求:一是要放置于引人注目的位置;二是语言简明扼要、易懂易记、传递清楚、新颖个性,字数一般控制在12个字以内为宜;三是标题字一般用较大号的字体,作面的处理或线的编排。 (2)正文正文是广告文案的中心部分,负责传递广告信息,介绍商品、树立形象、促进购买。正文的内容十分丰富,商品的性能、价格、造型、规格;企业的形象、历史、设备、服务、特色、文化等,都可以成为正文的题材。正文写作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注重结构,尽量把最独特的内容安排在显著的位置上。网络广告正文应该使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材料的组织和安排应该头重脚轻,需要强调的信息放在最前面,其他信息按事实重要性依次排列,以突出最重要、最新鲜的信息。第二,措辞适当讲究形容词和修辞手段,以增加吸引力。第三,句子越短越好,要考虑到用户的耐心。网络广告的正文中,句子最好在10个字左右,最长不要超过25个字。 (3)广告口号广告口号应该是顺口而易于记忆的“语言商标”,目的是经过反复出现,加强品牌或企业的服务印象,以便区别于其他企业或产品,使消费者掌握商品或服务的个性。它是企业广告战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广告口号的创作要求:适合反复诉求、简短易记、富有韵味、通俗而有时代感。 (4)随文随文又称附文、尾文,是广告中传达购买产品或接受服务的方法等基本信息,促进或方便诉求对象采取行动的语言或文字。它虽然一般出现在广告的结尾或边角部分,但并不是可有可无,它是文案整体结构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广告诉求的最后推动。随文既可以直接列明,也可以委婉的附言形式出现。文字要准确简明、易读易识。随文的具体内容包括品牌名称、企业名称、企业标志或品牌标志、企业网址、电子邮箱、联系电话、联系人、购买产品或获得服务的方法、权威机构的认证标志,可能还包括特别说明及意见反馈表格等。 作者:梁燕单位:长沙师范学院 广告文案论文:房地产销售技巧电视广告文案的特殊性 (一)特殊的形式电视广告文案是广告文案在电视广告中的特殊形式。由于电视广告文案在写作过程中除了运用一般的语言文字符号外,还必须掌握影视语言,运用蒙太奇思维,按镜头顺序进行构思,这颇似电影文学剧本的写作,因而又被称为电视广告脚本。 电视广告的各种构成要素:素材、主题、艺术形式、表现手段以及解说词等,都是广告创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必须首先通过电视广告脚本的写作体现出来,从而使电视广告文案显示出有别于其他广告文案的特殊性。 (二)特殊的性质电视广告脚本是电视广告创意的文字表达,是体现广告主题,塑造广告形象,传播广告信息内容的语言文字说明,是广告创意的具体体现,因而,它是现代广告文案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它又与报刊等平面广告文案的性质有明显的区别:它并不直接与受众见面,因为它不是广告作品的最后形式。只不过是为导演进行再创作提供的详细计划、文字说明或蓝图,是电视广告作品形成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对未来广告作品的质量和传播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电视广告脚本包括既相连接,又各自独立的两种类型:一是文学脚本,二是分镜头脚本。文学脚本是分镜头脚本的基础;分镜头脚本是对文学脚本的分切与再创作。前者由文案撰写者(编剧)撰写,后者由导演完成。 (三)特殊的语言--影视语言影视语言不仅是电视广告的信息传达手段,也是电视广告形象得以形成、体现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而它是电视广告的基础和生命。 1.影视语言的特点(1)具象性、直观性。它总是以具体形象来传情达意,传递信息。 (2)运动性、现实性。摄影机具有客观地记录现实的作用和"物质现实的复原"功能,因而影视画面的基本特征是"活动照相性",可以使观众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实感。 (3)民族性、世界性。影视语言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而且是一门世界性语言,可以成为各国人民交流思想,传递信息,沟通感情的工具。 2.影视语言的构成 主要由以下三部分要素构成: 一是视觉部分,包括屏幕画面和字幕; 二是听觉部分,包括有声语言、音乐和音响; 三是文法句法--蒙太奇(镜头剪辑技巧)。 电视广告文案的写作注意 电视广告所独具的蒙太奇思维和影视语言,决定电视广告文案(脚本)的写作既要遵循广告文案写作的一般规律,又必须掌握电视广告脚本创作的特殊规律。具体要求是: (一)电视广告文案(脚本)的写作,必须首先分析研究相关资料,明确广告定位,确定广告主题。在主题的统帅下,构思广告形象,确定表现形式和技巧。(二)电视广告文案的写作,必须运用蒙太奇思维,用镜头进行叙事。语言要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容易化为视觉形象。 (三)按镜头段落为序,运用语言文字描绘出一个个广告画面,必须时时考虑时间的限制。因为电视广告是以秒为计算单位的,每个画面的叙述都要有时间概念。镜头不能太多,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传播出所要传达的内容。 (四)电视广告是以视觉形象为主,通过视听结合来传播信息内容的,因此电视广告文案(脚本)的写作必须做到声音与画面的和谐,即广告解说词与电视画面的"声画对位"。 (五)电视广告文案(脚本)的写作,应充分运用感性诉求方式,调动受众的参与意识,引导受众产生正面的"连带效应"。为达此目的,脚本必须写得生动、形象,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具有艺术感染力。这是电视广告成功的基础和关键。 (六)写好电视广告解说词,也称广告词或广告语。它的构思与设计,将决定电视广告的成败。 1.广告词的种类:包括画外音解说、人物独白、人物之间的对话、歌曲和字幕等等。每一则电视广告,可根据创意和主题的需要,只取其中一、二类,不一定包罗万象,贪多求全。 2.广告词的作用:弥补画面的不足,即用听觉来补充视觉不易表达的内容;揭示和深化主题;进一步强化品牌或信息内容。 ⒊广告词的写作要求有以下几点: ⑴写好人物独白和对话,它的重要特征是偏重于"说",要求生活化、朴素、自然、流畅,体现口头语言特征。 ⑵对于旁白或画外音解说,可以是娓娓道来的叙说,或者抒情味较浓重的朗诵形式,也可以是逻辑严密、夹叙夹议的理论说道。 ⑶以字幕形式出现的广告词要体现书面语言和文学语言的特征,并符合电视画面构图的美学原则,具备简洁、均衡、对仗、工整的特征。 ⑷重点写好广告词中的标语口号,要求尽量简短,具备容易记忆、流传、口语化及语言对仗,合辙押韵等特点。 目前,电视广告片的各种常规时段有5秒、10秒、15秒、30秒、60秒等。我们在选择电视广告文案的表现形式时,不仅要依据广告策略、广告信息内容、广告目标受众等情况,而且还要与时段的选择产生对应。 ⒈一般情况下,5秒时段的电视广告片,其目的通常是为了加深受众对广告信息的印象,强化受众对广告主体特定形象的记忆。因此,一般采用瞬间印象体的表现形式。以一闪而过,却具有某种冲击力的画面,与简洁凝练的广告语相结合,来表现企业形象或品牌个性。如"乘红河雄风,破世纪风浪"、"鹤舞白沙,我心飞翔"、"喝孔府宴酒,做天下文章"、"金利来,男人的世界"、"一品梅,芳香满人间"、"好空调,格力造"等。 ⒉10秒和15秒时段的电视广告片,其广告目的是要在短时间内,对广告信息作单一的、富于特色的传播,突出企业形象或品牌个性,或独具的"卖点"。因此,适合采用名人推荐体、动画体、新闻体,以及悬念体、简单的生活情景体等表现形式。如李媛媛作的"朴欣口服液"广告,赵本山作的"泻痢停"广告等,都曾由30秒的长广告片中剪辑过15秒的广告片。 ⒊30秒时段的电视广告片,可以从多角度表现产品的功能、利益点。适于采用名人推荐体、消费者证言体、示范比较体、生活情景体、以及简短的广告歌曲形式等。如"盖中盖"广告、"朴雪口服液"广告、"齐力洁"广告、"南方黑芝麻糊"广告、"孔府家酒"广告、"沱牌曲酒"广告等。 ⒋60秒时段的电视广告片,可以表现更丰富的广告内容。可以采用广告歌曲体、生活情景体、消费者证言体、示范比较体等较为完整的表现形式。 广告文案论文:广告文案创作中儒家文化的运用 一、儒家文化在广告文案创作中的作用 广告文案是完整广告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广告运作目的的制约和支配下,进行广告作品主题的提炼、材料的选择、结构的安排,运用不同的表现方式表达广告主题,以达到传达广告信息和广告意图,并最终促进购买行为的发生。在实际的文案创作中,由于受到诸如产品属性、特性、受众人群属性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广告文案作品所体现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道德情感等都会有所差异。现代广告的传播内容主要是以传播商品信息为主。随着商品市场全球化、同质化进程的深入,行业、品牌之间的广告战日趋激烈,以在中国人心中占有相当分量的儒家文化及其所倡导的符合社会价值普遍认同及消费者好感的内容为切入点,是广告文案策划中成功的好方法。中国儒家文化的“仁、爱、忠、孝、礼、仪、廉、耻”的思想、文化、符号和元素容易让国人感受到熟悉和亲切,在广告文案创作中恰当运用这些文化要素,容易使受众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层面就产生好感,进而深入地了解,使广告的说服效果事半而功倍。在广告文案的创作中恰当运用儒家文化,可以减弱广告诉求中商品所蕴含的经济属性,赋予产品更多的文化和思想的内涵。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间接改变商业广告单纯的经济承载物的角色。不仅可以维护潜在消费人群对产品形象的好感度,而且可以提升产品的品牌形象。比如在很多广告中会运用忠、信的理念,它们从一个侧面体现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同时,它们也是商业经营、持续发展的根基,将忠、信的理念融入广告中,可以提升产品形象和企业形象,增强受众对相关企业的信任感和忠诚度。可以说,儒家文化的精髓深藏在国人的灵魂里,它对我们提高大众文化素养,淳化社会风气,传递社会正能量都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广告文案的创作和儒家文化传播是互通的,因为广告的目的从广义上说就是大范围的传播,广告文案就是为此目的而创作的;儒家文化是国人文化信仰的初始点,我们会在言行中自觉地体味,而这个体味的过程也就是传播和传承的过程。所以说,二者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广告文案的传播在一个侧面促进和推广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渗透也能够提升广告信息传播的效果。引入儒家文化的优秀广告文案,无形中会带给受众一种积极向上、崇尚仁爱、提倡孝礼的引导力。 二、儒家文化在广告文案创作中的运用方法 (一)运用儒家文化思想内涵感染受众 中国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理性、哲学指导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它不是虚无缥缈的,不是捉摸不定的,而是可以直接起到现实作用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吾日三省吾身”“礼之用,和为贵”等,我们在现实生活的多个侧面都可以找到儒家文化给予我们的方向。广告文案的创作中也处处体现着这种“现实作用”。仁:爱人,儒家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由亲子、兄弟、夫妻、朋友的关系体现,组合交织,培育人性,人性的情感教育,构建人的情感社会性。与其相应的儒家文化中的诚、义、礼、信、忠等概念也都具有程度不一的情感培育的功能或价值。以“仁”动人是现代广告文案创作中常用的手法。大众生活所需的商品中,除一些生活必需品外,更多的商品购买行为,体现的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商品所暗含的商品购买者的各种社会角色。如前所引,这些社会角色的扮演和社会关系的体现更多的是在大众共同文化心理结构———儒家文化结构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在广告文案的创作中运用这些情感,使受众在感情的浸润中理解、接受广告会取得较好的诉求效果。如家庭、亲子关系的体现,清风纸巾广告文案:“除了当主持人,妈妈才是我真正的角色,我坚持给家人百分百好品质……百分百爱家人,我选清风。”让我们看到母亲对家人、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以此来打动同样扮演“妈妈”角色的消费者,赢取受众对该产品的好感和对其品质的信任。家长不但疼爱孩子,也希望孩子能做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会反哺,CCTV公益广告family,里面文案设计用“是时候尽一份子女的责任,悉心呵护起这个家……爸爸妈妈我爱你,有爱就有责任”,使受众感受到中华民族尽孝、爱家的传统情感。再如,朋友关系的体现,泸州老窖四五老酒《朋友篇》广告文案:“多少年,才算久;几杯酒,才算够……朋友一生一起走……一生情,一杯酒,干杯,为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唤起了受众心里对老友的思念及“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叹。这些广告文案对儒家文化中的亲仁、慈孝、敬人等思想进行传播,受众在引起心理共鸣的同时,受到了文化熏陶。 (二)运用儒家文化元素吸引受众 文化元素的概念极为广泛,包括传统故事、歌谣、历史人物形象、君臣礼制、文化意象等内容。这些传统文化元素是人们非常熟悉和有着深厚感情的,在文案创作中通常借用它们来阐述或演绎现代商品的特点,使受众更容易接受或产生心理的共鸣。例如,酒鬼酒《人生馥郁香篇》里“前浓有所求,中清有所思,后酱有所悟……”,既像是为受众介绍品酒的过程享受,又像在把握、传递人生不同阶段的内涵感悟,这也与儒家文化中对人生不同阶段“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追求不谋而合,酒如人生,人生如酒,将产品与生活的意味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三)运用儒家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广告文案创作 诗、词、音乐等是儒家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例如,代表了先秦时期最高文学成就的《诗经》,是儒家文化元典之一,是那个时期人们生活和劳动的写照,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它们体现着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在经历时间岁月洗涤后的各种儒家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大多已被人们接受和熟悉,在广告文案的创作中,表面看来虽和音乐毫无关系,却可以在文案拟定创作的过程中穿插诸如配乐而歌的诗词,灵活运用文学艺术作品来诠释完整的广告创意。将艺术与广告结合,使得受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广告内容。如MCI电讯服务的广告文案:“那晚不经意,/看到茶中明月的倒影,/蓦然发觉,/是中秋的明月。/千里之外,昔日的时光,/吸饮着茶中的明月,/那一晚,我回到了家。”文案中就借用游子中秋思家的感悟,来表达电讯服务维系情感纽带的优越性,“以诗动人,以情感人”。又如红旗轿车的广告文案:“道不尽强国梦,述不尽红旗情”;中华牙膏的广告文案:“四十年风雨历程,中华永远在我心中”。这些朗朗上口的广告语,就是在文案创作中运用了儒家文化的传统爱国思想,同时利用了诗词的表现形式,使受众将广告中所传递的产品形象与爱国情结相联系,更容易打动消费者;还有很多商品借用我们熟悉的诗词内容,加上产品卖点,赋予诗词新的意义来做广告文案,加深受众对广告的印象。如强力荔枝饮料广告文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让人自然想到了杜牧《过华清宫三首·其一》中的名句,不同的是,该诗句本意是大诗人杜牧以饱含忧国忧民的笔调点出了唐玄宗游乐疏政、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在这个文案中则变成了凸显产品特色的借力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都是商品特性与古典诗词的意境完美融合。 (四)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人文相结合 现代人文给我们的感受是张扬个性,追求立异,是否在广告文案的原创方面就可以摒弃儒家的传统文化呢?“将原创力纯粹地理解为形式表现范畴,不考虑广告信息内容与原创性之间的本质同构”是广告人在发展原创时容易犯的错误,而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往往能激发灵感,产生出巧妙的创意来。如陶渊明先生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好生活意境就经常会成为房地产广告文案创作的灵感,广告文案中将现代都市人希望远离闹市繁杂,追求返璞归真、质朴纯净的居住环境的渴望与古人所追求的心境相结合,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房地产广告文案,如绿野别墅的文案“我曾经沐浴在耀眼的阳光中,我曾徘徊在婆娑的树影下,那美丽无边的原野,那青翠碧绿的小河畔,曾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青色的山峦拥抱我,温柔的微风抚慰我,划空而过的飞鸟,曼舞翩翩的蝴蝶,曾是我漫游的伴侣……”,这种情景交融的描述,相信要比单纯描述楼盘种种优点更能打动人吧。再如中山大学EMBA招生的广告文案:“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是对《论语·子张》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改用,该文案在突出招生的方向“商”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角色———学府重“学”的观点。所以,在广告文案创作中如果能找到恰当的契合点,将传统的儒家文化与现代人的需求相结合,就能在提升广告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使广告文案的创作变得更加丰富而有意义,同时也在展示着原创。综上所述,广告文案创作的背后是大众文化这片丰厚的土壤,其中的儒家文化更是“有关中国文化的心魂所在”。广告人业在传播,肩负着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责任,这个责任的体现,贯穿于广告创作的始终,广告所蕴含、展示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科技的发达、经济的进步,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源共享,但并不代表可以忽略儒家文化对国人生活传统和广告创作的影响,相反,儒家文化正在从目前的历史环境中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定位,我们广告人也只有汲取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将其发扬光大,这才是我们广告创作的立根所在。 作者:马志远 单位:武昌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告文案论文:谈广告文案写作课的人才训练模式 关于什么是创新型人才的讨论,世界各国都有研究,研究偏重点不一,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是,研究者趋于一致的看法是,创新型人才的核心要素是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性人格。“Tardif和Sternberg(1988)将创新性的人格特点概括为19个方面的表征:甘愿理智冒险和面对反对意见;坚持不懈;好奇心;对新的经验保持开放;严格要求自己,热衷于所从事的工作;内部动机强;精力集中;精神自由,拒绝外部强加的限制;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强,从众心理低;愿意面对挑战;善于影响周围的人;忍耐模糊;兴趣广泛;善于产生奇特的想法;不因循守旧;情感体验深刻;寻找有趣的情形;乐观;在自我批评和自信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冲突。”⑤创新型人才的创新人格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果,这一整套的特点反映出,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创新型人格的生成是一个长期、系统工程,从中也对照出我国和我省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理念和培养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模式创新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理念和目标 要依靠一套科学可行的人才培养模式落实,因此,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为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其次,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最后,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纲要》的这段表述为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但是,具体到培养模式则因为学科专业、学校条件、师资状况、教育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我们以广告高等教育为例。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广告行业是知识密集、人才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广告产业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对广告教育的依赖程度较高,可以说,广告教育水平决定着广告产业的发展水平。吉林省的广告行业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除了广告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因素影响之外,广告人才培养跟不上也是原因之一。据统计,目前吉林省内广告业从业人员16167人,与发达省份相比,广告业人才尤其是优秀的创意、设计人才存在较大的缺口。⑥在国家和省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下,在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要求下,吉林省的广告高等教育必须寻求培养创新型广告人才的有效模式,才能实现广告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为此,我们以《广告文案写作》课程为实验实践平台,进行了创新型广告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经过实践,我们总结了一套适合我校培养广告创新人才的模式和方法,这个模式可以称为项目法,它的实质是以项目组织教学,以项目驱动教学。具体而言,我们将教学内容以项目的方式分配下去,学生根据自愿原则自行组成项目组(人数根据项目需要由教师确定),团队分工合作完成。项目的来源主要有:一是各类广告策划营销赛事选题,目前广告赛事主要有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金犊奖、中国策、学院奖等;二是市场选题,市场选题一般选择省内企业新推出的产品和服务,也可以选择在市场上推广不力的产品或服务;三是模拟选题,模拟选题根据学生兴趣和特点,教师整理提炼确定。在组织教学过程方面,也完全根据项目运作流程进行。过程涵盖了市场调研与分析、制定广告策略、广告策划与创意、广告制作与等全部流程,模拟广告公司的工作流程推进教学步骤。对于项目完成的质量鉴定,考核环节结合行业做法和教学科学性要求,改变了过去一张试卷一个分数定优劣的做法,采取了多样化的考核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对学生作综合性的能力考核。主要有五种考核方式:一是教师点评;二是学生之间进行互评;三是广告企业或广告主点评;四是赛事点评,结合广告赛事,以比赛成绩检验学生的成绩;五是受众点评,学生将他们作品,尤其是与大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合适、方便的媒介后,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回收反馈意见,根据反馈做出评价。在以项目组织教学的同时,因为教学内容已经贯彻在项目的选择和制定之中,也实现了以项目驱动教学内容的深化的目的。在学生做的过程中,实现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向互动,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承担的是组织者角色(必要时还是讲解者),学生则是项目的实施者角色,教师和学生角色的变化是教育教学培养模式转变的直观体现。 项目法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 通过我们的实践,项目教学法的人才培养模式显示出了一定的效果,从学生反馈、企业和市场反应到同行交流等都获得了正面的肯定。主要是因为它遵循了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和教育规律,设计了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解决了当前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中最薄弱的环节———实践能力培养的难题。1、以培养创新性人格为宗旨创新性人格不是讲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而是通过实践“做”和“练”出来的。项目法就是通过做项目的方式,让学生在“做”的过程中养成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攻克难题的习惯;通过项目法的团队合作方式,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提高了他们的沟通能力;项目法的考核方式还激发了团队之间的竞争意识,为了拿出最好的作品,学生们尽其所能,拿出有创意的、有独特想法的作品,刺激了他们的创新思维的发展和创新习惯的养成,乃至形成创新性人格。2、项目法有助于形成系统的教学思路根据《广告文案写作》课程的教学目的,我们将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作了调整:将之前单一的作品文案扩展为整个广告活动过程中所撰写的所有的文本,也就是说,与广告活动相关的所有文字作品均归为广告文案写作的内容。这个大文案观念符合当前时代和行业发展的要求,符合广告文案写作的内涵要求,也符合广告文案写作人才的能力规定的要求,有利于广告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的培养。在大文案观的指导之下,教学内容的设计、时间的安排、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环节的设置等都围绕其展开。经过摸索,我们在教学思路上形成了四个层面的结合:(1)教学内容上的理论、实验、实践相结合;(2)能力培养上的策划、创意、表现相结合;(3)教学时间上的课前、课上、课后相结合;(4)考核方式上的课堂、市场、比赛相结合。四个结合互动的系统教学思路共同推动了教学目的的实现。3、项目法人才培养模式既规范又灵活以项目组织《广告文案写作》教学,既符合这门课程的教学规律,也符合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和培养规律;既有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又能促进学生品格的形成;既有利于化解理论教学的枯燥,又便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操作。在遵循广告活动创作规范流程的同时,项目法也体现出了灵活的特点,我们可以根据学生在项目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随时采取个别辅导、集中讲解、组织学生讨论等方式灵活处理,安排、穿插相关内容,及时解决问题。在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的大趋势下,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我国和我省的高等教育共同面临的问题。广告行业作为创新型人才集中的领域,对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尤显迫切。我们从一门课程改革和建设出发,希望能够对广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方法能够提供经验,为吉林省的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更多的创新型人才。 作者:佟文娟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 广告文案论文:广告文案情感渗透 摘要本文结合当前正在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剖析在经济危机中广告文案情感渗透的趋势以及广告所承载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经济危机文案情感 2009年,和经济危机相关联的各种信息扑面而来。经济的滑坡和各大企业的纷纷裁员,给原本在危机中恐慌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广告应该在这个时候更加着力地表现情感,给人们以慰藉和温暖。在困境重重的经济危机中,如何使情感广告文案更加打动人们的心灵,如何使情感广告文案在人性人情之外,更加深入人心,将是文案人员更需费心思考的问题。功夫有高低,水平有高下。情感广告文案创作其实也是如此,有洋洋洒洒上千字的感性故事,也有只言片语的灵魂文字,更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空灵境界。笔者在这里希望就情感广告文案展开一些探讨。 一、爱情——危机中的情感皈依 据《全球资讯榜》报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英国不少行业都很萧条,但是婚庆行业的生意却是意外的一枝独秀。心理学家分析说。正是由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威胁,人们才纷纷通过结婚来寻求慰藉和安全感。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爱情作为情感皈依以冲淡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此时以爱情为主题的情感广告文案创作就屡见不鲜了。这类广告文案经常以干净唯美的文字来表达爱情的纯粹和美好,比较常见在贵重的耐用性消费品的广告宣传中,比如珠宝首饰、汽车、房产等广告。 天长地久的爱情,是大多数爱情类广告表达的核心内容。 早期周润发和吴倩莲合作的铁达时手表广告堪称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广告以叙述手法拍摄,从一张老照片展开回忆,描述了国难当头时人们的艰难爱情,镜头经常出现天长地久的字眼,暗示爱情的承诺。一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广告语更可谓是家喻户晓。 同样是表达天长地久的爱情。戴比尔斯钻戒的广告语“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要比它的品牌知名的多。这句广告语,迎合了当时中国人对婚姻忠贞的心理状态,并且促进形成了中国人购买结婚钻戒的消费习惯,从这一点来说,这句广告文案的力量是十分巨大的。 经济危机的艰难时刻,相爱的两个人应该携手走过,payeasy的广告宣传将这一点表现得明确而又具体。这则广告由大量的旁白文案构成,男孩子感激又欣慰的声音道出女朋友的体贴懂事:“她说,情人节提早过,玫瑰可以多买一点,大餐可以多吃一些;她说,电影院的豪华情人座,没有我的肩膀舒服;她说。我亲手做的礼物,才是全球唯一限定版;她说,喜欢我骑车胜过开车,因为,她可以一路紧紧抱着我;她说,有时候和我待在家里,比出门更浪漫。”最后引出主题:用爱打败不景气,payeasy。这篇文案模仿了芝华士著名的父亲节长文案的形式,也采用了排比的形式,一系列生活细节的选取。突显出两个人之间的关心,体谅,和坚定的爱。可以说,这则广告完全是一个经济危机时期的应时佳作。 瞬间心动的感觉,这也是爱情类广告经常表现的内容。 2009年本田讴歌全新第四代豪华轿车2009TL表现的正是这一主题。广告片突破以往汽车广告的形式,以电影的手法把故事情节与车型完美融合,以系列广告的形式展开相遇、寻觅、重逢的旅程。越成熟越有魅力的刘德华和清纯女生桂纶镁的完美演绎,给广告中的爱情披上了浓浓的浪漫色彩。导演刘伟强以其一贯的敏锐感,保持了整个广告传播的简约和完整性。广告中文案以字幕方式表现人物内心独白,“茫茫人海中,我们还会遇上吗?”既表达了可遇不可求的缘分,也更加凸显了男女主角内心深处对于爱情隐藏的渴望。如果文案换成话外音,相信这种力量会削弱很多,因为很多时候,沉默的文字更能让人静心体会。 二、亲情——危机中的心灵归宿 生活是一块涂满了各种颜色的画布,亲情是这块画布上永恒的主色调。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巅峰还是低谷,对我们不抛弃。也不放弃的,将永远是我们的至亲之人。“经济危机特别是次贷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重回大家庭。大家庭生活不仅让不少美国人能团结家人的力量渡过经济危机,而且还让不少美国人重新感受到了亲情的可贵。”法国从事社会潮流趋势研究的约朗塔·巴克女士也表示:“危机不仅仅是迫使人们缩紧银根,更重要是让大家意识到理性消费,让物质欲望回归到简约与实用。同时,也让每天开足了马力不停奔波的人们放幔工作节奏,享受更多家庭温情、关心子女教育。”事实上,经济危机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感受到了亲情的重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国家,亲情显得尤为宝贵。经济的不景气。市场的低迷,使许多商家打出了最保守的亲情牌。越是困境,越要团结,越要给予支持,越要坚强的在一起,成为当前亲情广告的主旋律。 “翔飞人”2008年因伤退出奥运会比赛,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了。此后,刘翔退赛所产生的巨大商业影响,对于业内人士来说也绝不陌生。面对这种突发事件,使用刘翔做代言人的各大广告商纷纷使出对策。其中,可口可乐面对和处理危机事件的公关能力可圈可点。可口可乐公司总裁在刘翔受伤后第一时间发去了慰问信,并表示可口可乐与刘翔的合作计划和宣传方案将一如既往,不会改变。也正因为此。我们才看到了2009年新年可口可乐推出的疗伤版广告。短短的几十秒钟画面,几乎容纳了他退赛后这几个月间的心理波动,而父亲刘学根的友情演出,更是为广告增添了不少亲情成分。广告文案以对话式和人物内心独自式相结合展开,父亲与儿子的倾心交谈中,将曾经有过的伤痛轻描淡写地一抹而去,一句“这不过是又一个栏而已”,既体现了父亲豁达的人生态度,又表达了对儿子坚定不移地支持。“新年第一瓶可口可乐,你想与谁分享?”与观众展开默契互动。 三、友情——危机中的共同承担 2008年年末,一贯表现友情诉求的品牌“好丽友”继韩国明星张东健代言之后,启用三个小男孩演绎其最新的友情广告。广告表现三个小男孩团结一致为了拿到放在高处的好丽友派。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瓶子。当妈妈询问缘由时,三个孩子没有互相推诿,而是勇于承担责任,以此来表现他们深厚的友情。广告本身似乎没有太多突破性可言。“好丽友”力图进一步升华其“好丽友,好朋友”的理念,因此提出“有仁有朋友”之说。虽然。这里。“仁”的含义对于孩子来说有点太晦涩,但并不违背好丽友一贯的推广。 四、情感渗透——经济危机中的广告之“机” 经济危机来了,人们都变得脆弱而又敏感,如何用最温情的方式安抚危机中的人们,是广告在经济危机中获得的一次良好表现机会。 1、自信的女人最美丽。欧莱雅作为著名的国际女性化妆品品牌,在2009年3月8日妇女节到来之际,推出了三八节专题广告,广告依然选择欧莱雅的代盲人巩俐来演绎,传达了女人要自信,自立,自爱的观点。巩俐面对消费者娓娓道来:“……今天的女性不断地进步,我们不追求完美,我们追求完整、充实、平安和快乐。我们要充分展现我们自己的美丽。我们要做自己,让每一天过得丰富精彩,充满意义。无论任何年纪。当我们让心灵涌现光芒的时候,我们就是最美的……”文案口语化很强,充满了亲切感。 李宁在其的09年春夏女子运动系列产品的广告中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InnerShine”,倾听内在的声音。广告通过三个并不十分夺目美丽的女子,传达了李宁对女子运动所提出的独特理念,即女性应该通过运动来唤醒真实的自我,发掘女性自身内在的光芒和魅力。“享受年轻,无关年龄”,“气质是练出来的”,“动,让自己静下来”。文案鼓励女性透过外在的动修炼出自己独特的美丽气质。表现享受跃动的年轻,无关年龄,而关乎“InnerShine”。李宁品牌相关负责人表示,“InnerShine”为热爱生活与运动的女性人群量身打造,表达运动中女性内在魅力的不容忽视性。希望可以籍此帮助更多的女性通过运动尽情展现自己,表达内心深处的声音。绽放出属于自己的“InnerShine”。 2、源自内心的热爱。同样是国产运动品牌,361度09年新版广告一改往日产品主打的宣传风格,选择了感觉营销的路线。新版广告通过一系列平凡和不平凡的人们之口,将他们源自内心深处的对于运动的热爱表达出来。“我将视你如我生命中的伴侣和挚爱。我会珍惜我们之间的情感,全身心的爱着你……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健康生病,我都会无视其他。无条件的去爱和付出。……视你如我的信仰,不离不弃,和你永不分离。从这一刻开始,直到永远,我愿意。”这是一段看似平凡实则不凡的誓言。表达了人们对于运动深沉自内心的热爱。广告语“361度,多一度热爱”瞬间把整个广告的主题升华,给品牌增加了一种凝练的厚重感。 面对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广告人也正同时经历着冷静思考以求发展突破的过程。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商家们纷纷打出情感牌,文案都力求以温情为突破口,抚平人们的心灵刨伤。在这个时候,广告人不仅仅要推销产品,做出优秀的广告。在广告人的身上。同样承载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关注社会现实,把握消费情感,用广告中的多彩情感唤起人们走出物质和精神的低谷。新晨: 广告文案论文:经济危机中广告文案 摘要本文结合当前正在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剖析在经济危机中广告文案情感渗透的趋势以及广告所承载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经济危机文案情感 2009年,和经济危机相关联的各种信息扑面而来。经济的滑坡和各大企业的纷纷裁员,给原本在危机中恐慌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广告应该在这个时候更加着力地表现情感,给人们以慰藉和温暖。在困境重重的经济危机中,如何使情感广告文案更加打动人们的心灵,如何使情感广告文案在人性人情之外,更加深入人心,将是文案人员更需费心思考的问题。功夫有高低,水平有高下。情感广告文案创作其实也是如此,有洋洋洒洒上千字的感性故事,也有只言片语的灵魂文字,更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空灵境界。笔者在这里希望就情感广告文案展开一些探讨。 一、爱情——危机中的情感皈依 据《全球资讯榜》报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英国不少行业都很萧条,但是婚庆行业的生意却是意外的一枝独秀。心理学家分析说。正是由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威胁,人们才纷纷通过结婚来寻求慰藉和安全感。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爱情作为情感皈依以冲淡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此时以爱情为主题的情感广告文案创作就屡见不鲜了。这类广告文案经常以干净唯美的文字来表达爱情的纯粹和美好,比较常见在贵重的耐用性消费品的广告宣传中,比如珠宝首饰、汽车、房产等广告。 天长地久的爱情,是大多数爱情类广告表达的核心内容。 早期周润发和吴倩莲合作的铁达时手表广告堪称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广告以叙述手法拍摄,从一张老照片展开回忆,描述了国难当头时人们的艰难爱情,镜头经常出现天长地久的字眼,暗示爱情的承诺。一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广告语更可谓是家喻户晓。 同样是表达天长地久的爱情。戴比尔斯钻戒的广告语“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要比它的品牌知名的多。这句广告语,迎合了当时中国人对婚姻忠贞的心理状态,并且促进形成了中国人购买结婚钻戒的消费习惯,从这一点来说,这句广告文案的力量是十分巨大的。 经济危机的艰难时刻,相爱的两个人应该携手走过,payeasy的广告宣传将这一点表现得明确而又具体。这则广告由大量的旁白文案构成,男孩子感激又欣慰的声音道出女朋友的体贴懂事:“她说,情人节提早过,玫瑰可以多买一点,大餐可以多吃一些;她说,电影院的豪华情人座,没有我的肩膀舒服;她说。我亲手做的礼物,才是全球唯一限定版;她说,喜欢我骑车胜过开车,因为,她可以一路紧紧抱着我;她说,有时候和我待在家里,比出门更浪漫。”最后引出主题:用爱打败不景气,payeasy。这篇文案模仿了芝华士著名的父亲节长文案的形式,也采用了排比的形式,一系列生活细节的选取。突显出两个人之间的关心,体谅,和坚定的爱。可以说,这则广告完全是一个经济危机时期的应时佳作。 瞬间心动的感觉,这也是爱情类广告经常表现的内容。 2009年本田讴歌全新第四代豪华轿车2009TL表现的正是这一主题。广告片突破以往汽车广告的形式,以电影的手法把故事情节与车型完美融合,以系列广告的形式展开相遇、寻觅、重逢的旅程。越成熟越有魅力的刘德华和清纯女生桂纶镁的完美演绎,给广告中的爱情披上了浓浓的浪漫色彩。导演刘伟强以其一贯的敏锐感,保持了整个广告传播的简约和完整性。广告中文案以字幕方式表现人物内心独白,“茫茫人海中,我们还会遇上吗?”既表达了可遇不可求的缘分,也更加凸显了男女主角内心深处对于爱情隐藏的渴望。如果文案换成话外音,相信这种力量会削弱很多,因为很多时候,沉默的文字更能让人静心体会 二、亲情——危机中的心灵归宿 生活是一块涂满了各种颜色的画布,亲情是这块画布上永恒的主色调。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巅峰还是低谷,对我们不抛弃。也不放弃的,将永远是我们的至亲之人。“经济危机特别是次贷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重回大家庭。大家庭生活不仅让不少美国人能团结家人的力量渡过经济危机,而且还让不少美国人重新感受到了亲情的可贵。”法国从事社会潮流趋势研究的约朗塔·巴克女士也表示:“危机不仅仅是迫使人们缩紧银根,更重要是让大家意识到理性消费,让物质欲望回归到简约与实用。同时,也让每天开足了马力不停奔波的人们放幔工作节奏,享受更多家庭温情、关心子女教育。”事实上,经济危机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感受到了亲情的重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国家,亲情显得尤为宝贵。经济的不景气。市场的低迷,使许多商家打出了最保守的亲情牌。越是困境,越要团结,越要给予支持,越要坚强的在一起,成为当前亲情广告的主旋律。 “翔飞人”2008年因伤退出奥运会比赛,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了。此后,刘翔退赛所产生的巨大商业影响,对于业内人士来说也绝不陌生。面对这种突发事件,使用刘翔做代言人的各大广告商纷纷使出对策。其中,可口可乐面对和处理危机事件的公关能力可圈可点。可口可乐公司总裁在刘翔受伤后第一时间发去了慰问信,并表示可口可乐与刘翔的合作计划和宣传方案将一如既往,不会改变。也正因为此。我们才看到了2009年新年可口可乐推出的疗伤版广告。短短的几十秒钟画面,几乎容纳了他退赛后这几个月间的心理波动,而父亲刘学根的友情演出,更是为广告增添了不少亲情成分。广告文案以对话式和人物内心独自式相结合展开,父亲与儿子的倾心交谈中,将曾经有过的伤痛轻描淡写地一抹而去,一句“这不过是又一个栏而已”,既体现了父亲豁达的人生态度,又表达了对儿子坚定不移地支持。“新年第一瓶可口可乐,你想与谁分享?”与观众展开默契互动。 三、友情——危机中的共同承担 2008年年末,一贯表现友情诉求的品牌“好丽友”继韩国明星张东健代言之后,启用三个小男孩演绎其最新的友情广告。广告表现三个小男孩团结一致为了拿到放在高处的好丽友派。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瓶子。当妈妈询问缘由时,三个孩子没有互相推诿,而是勇于承担责任,以此来表现他们深厚的友情。广告本身似乎没有太多突破性可言。“好丽友”力图进一步升华其“好丽友,好朋友”的理念,因此提出“有仁有朋友”之说。虽然。这里。“仁”的含义对于孩子来说有点太晦涩,但并不违背好丽友一贯的推广。 四、情感渗透——经济危机中的广告之“机” 经济危机来了,人们都变得脆弱而又敏感,如何用最温情的方式安抚危机中的人们,是广告在经济危机中获得的一次良好表现机会。 1、自信的女人最美丽。欧莱雅作为著名的国际女性化妆品品牌,在2009年3月8日妇女节到来之际,推出了三八节专题广告,广告依然选择欧莱雅的代盲人巩俐来演绎,传达了女人要自信,自立,自爱的观点。巩俐面对消费者娓娓道来:“……今天的女性不断地进步,我们不追求完美,我们追求完整、充实、平安和快乐。我们要充分展现我们自己的美丽。我们要做自己,让每一天过得丰富精彩,充满意义。无论任何年纪。当我们让心灵涌现光芒的时候,我们就是最美的……”文案口语化很强,充满了亲切感。 李宁在其的09年春夏女子运动系列产品的广告中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InnerShine”,倾听内在的声音。广告通过三个并不十分夺目美丽的女子,传达了李宁对女子运动所提出的独特理念,即女性应该通过运动来唤醒真实的自我,发掘女性自身内在的光芒和魅力。“享受年轻,无关年龄”,“气质是练出来的”,“动,让自己静下来”。文案鼓励女性透过外在的动修炼出自己独特的美丽气质。表现享受跃动的年轻,无关年龄,而关乎“InnerShine”。李宁品牌相关负责人表示,“InnerShine”为热爱生活与运动的女性人群量身打造,表达运动中女性内在魅力的不容忽视性。希望可以籍此帮助更多的女性通过运动尽情展现自己,表达内心深处的声音。绽放出属于自己的“InnerShine”。 2、源自内心的热爱。同样是国产运动品牌,361度09年新版广告一改往日产品主打的宣传风格,选择了感觉营销的路线。新版广告通过一系列平凡和不平凡的人们之口,将他们源自内心深处的对于运动的热爱表达出来。“我将视你如我生命中的伴侣和挚爱。我会珍惜我们之间的情感,全身心的爱着你……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健康生病,我都会无视其他。无条件的去爱和付出。……视你如我的信仰,不离不弃,和你永不分离。从这一刻开始,直到永远,我愿意。”这是一段看似平凡实则不凡的誓言。表达了人们对于运动深沉自内心的热爱。广告语“361度,多一度热爱”瞬间把整个广告的主题升华,给品牌增加了一种凝练的厚重感。 面对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广告人也正同时经历着冷静思考以求发展突破的过程。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商家们纷纷打出情感牌,文案都力求以温情为突破口,抚平人们的心灵刨伤。在这个时候,广告人不仅仅要推销产品,做出优秀的广告。在广告人的身上。同样承载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关注社会现实,把握消费情感,用广告中的多彩情感唤起人们走出物质和精神的低谷。新晨: 广告文案论文:经济危机广告文案 一、爱情——危机中的情感皈依 据《全球资讯榜》报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英国不少行业都很萧条,但是婚庆行业的生意却是意外的一枝独秀。心理学家分析说。正是由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威胁,人们才纷纷通过结婚来寻求慰藉和安全感。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爱情作为情感皈依以冲淡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此时以爱情为主题的情感广告文案创作就屡见不鲜了。这类广告文案经常以干净唯美的文字来表达爱情的纯粹和美好,比较常见在贵重的耐用性消费品的广告宣传中,比如珠宝首饰、汽车、房产等广告。 天长地久的爱情,是大多数爱情类广告表达的核心内容。 早期周润发和吴倩莲合作的铁达时手表广告堪称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广告以叙述手法拍摄,从一张老照片展开回忆,描述了国难当头时人们的艰难爱情,镜头经常出现天长地久的字眼,暗示爱情的承诺。一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广告语更可谓是家喻户晓。 同样是表达天长地久的爱情。戴比尔斯钻戒的广告语“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要比它的品牌知名的多。这句广告语,迎合了当时中国人对婚姻忠贞的心理状态,并且促进形成了中国人购买结婚钻戒的消费习惯,从这一点来说,这句广告文案的力量是十分巨大的。 经济危机的艰难时刻,相爱的两个人应该携手走过,payeasy的广告宣传将这一点表现得明确而又具体。这则广告由大量的旁白文案构成,男孩子感激又欣慰的声音道出女朋友的体贴懂事:“她说,情人节提早过,玫瑰可以多买一点,大餐可以多吃一些;她说,电影院的豪华情人座,没有我的肩膀舒服;她说。我亲手做的礼物,才是全球唯一限定版;她说,喜欢我骑车胜过开车,因为,她可以一路紧紧抱着我;她说,有时候和我待在家里,比出门更浪漫。”最后引出主题:用爱打败不景气,payeasy。这篇文案模仿了芝华士著名的父亲节长文案的形式,也采用了排比的形式,一系列生活细节的选取。突显出两个人之间的关心,体谅,和坚定的爱。可以说,这则广告完全是一个经济危机时期的应时佳作。 瞬间心动的感觉,这也是爱情类广告经常表现的内容。 2009年本田讴歌全新第四代豪华轿车2009TL表现的正是这一主题。广告片突破以往汽车广告的形式,以电影的手法把故事情节与车型完美融合,以系列广告的形式展开相遇、寻觅、重逢的旅程。越成熟越有魅力的刘德华和清纯女生桂纶镁的完美演绎,给广告中的爱情披上了浓浓的浪漫色彩。导演刘伟强以其一贯的敏锐感,保持了整个广告传播的简约和完整性。广告中文案以字幕方式表现人物内心独白,“茫茫人海中,我们还会遇上吗?”既表达了可遇不可求的缘分,也更加凸显了男女主角内心深处对于爱情隐藏的渴望。如果文案换成话外音,相信这种力量会削弱很多,因为很多时候,沉默的文字更能让人静心体会。 二、亲情——危机中的心灵归宿 生活是一块涂满了各种颜色的画布,亲情是这块画布上永恒的主色调。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巅峰还是低谷,对我们不抛弃。也不放弃的,将永远是我们的至亲之人。“经济危机特别是次贷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重回大家庭。大家庭生活不仅让不少美国人能团结家人的力量渡过经济危机,而且还让不少美国人重新感受到了亲情的可贵。”法国从事社会潮流趋势研究的约朗塔·巴克女士也表示:“危机不仅仅是迫使人们缩紧银根,更重要是让大家意识到理性消费,让物质欲望回归到简约与实用。同时,也让每天开足了马力不停奔波的人们放幔工作节奏,享受更多家庭温情、关心子女教育。”事实上,经济危机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感受到了亲情的重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国家,亲情显得尤为宝贵。经济的不景气。市场的低迷,使许多商家打出了最保守的亲情牌。越是困境,越要团结,越要给予支持,越要坚强的在一起,成为当前亲情广告的主旋律。 “翔飞人”2008年因伤退出奥运会比赛,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了。此后,刘翔退赛所产生的巨大商业影响,对于业内人士来说也绝不陌生。面对这种突发事件,使用刘翔做代言人的各大广告商纷纷使出对策。其中,可口可乐面对和处理危机事件的公关能力可圈可点。可口可乐公司总裁在刘翔受伤后第一时间发去了慰问信,并表示可口可乐与刘翔的合作计划和宣传方案将一如既往,不会改变。也正因为此。我们才看到了2009年新年可口可乐推出的疗伤版广告。短短的几十秒钟画面,几乎容纳了他退赛后这几个月间的心理波动,而父亲刘学根的友情演出,更是为广告增添了不少亲情成分。广告文案以对话式和人物内心独自式相结合展开,父亲与儿子的倾心交谈中,将曾经有过的伤痛轻描淡写地一抹而去,一句“这不过是又一个栏而已”,既体现了父亲豁达的人生态度,又表达了对儿子坚定不移地支持。“新年第一瓶可口可乐,你想与谁分享?”与观众展开默契互动。 三、友情——危机中的共同承担 2008年年末,一贯表现友情诉求的品牌“好丽友”继韩国明星张东健代言之后,启用三个小男孩演绎其最新的友情广告。广告表现三个小男孩团结一致为了拿到放在高处的好丽友派。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瓶子。当妈妈询问缘由时,三个孩子没有互相推诿,而是勇于承担责任,以此来表现他们深厚的友情。广告本身似乎没有太多突破性可言。“好丽友”力图进一步升华其“好丽友,好朋友”的理念,因此提出“有仁有朋友”之说。虽然。这里。“仁”的含义对于孩子来说有点太晦涩,但并不违背好丽友一贯的推广。 四、情感渗透——经济危机中的广告之“机” 经济危机来了,人们都变得脆弱而又敏感,如何用最温情的方式安抚危机中的人们,是广告在经济危机中获得的一次良好表现机会。 1、自信的女人最美丽。欧莱雅作为著名的国际女性化妆品品牌,在2009年3月8日妇女节到来之际,推出了三八节专题广告,广告依然选择欧莱雅的代盲人巩俐来演绎,传达了女人要自信,自立,自爱的观点。巩俐面对消费者娓娓道来:“……今天的女性不断地进步,我们不追求完美,我们追求完整、充实、平安和快乐。我们要充分展现我们自己的美丽。我们要做自己,让每一天过得丰富精彩,充满意义。无论任何年纪。当我们让心灵涌现光芒的时候,我们就是最美的……”文案口语化很强,充满了亲切感。 李宁在其的09年春夏女子运动系列产品的广告中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InnerShine”,倾听内在的声音。广告通过三个并不十分夺目美丽的女子,传达了李宁对女子运动所提出的独特理念,即女性应该通过运动来唤醒真实的自我,发掘女性自身内在的光芒和魅力。“享受年轻,无关年龄”,“气质是练出来的”,“动,让自己静下来”。文案鼓励女性透过外在的动修炼出自己独特的美丽气质。表现享受跃动的年轻,无关年龄,而关乎“InnerShine”。李宁品牌相关负责人表示,“InnerShine”为热爱生活与运动的女性人群量身打造,表达运动中女性内在魅力的不容忽视性。希望可以籍此帮助更多的女性通过运动尽情展现自己,表达内心深处的声音。绽放出属于自己的“InnerShine”。 2、源自内心的热爱。同样是国产运动品牌,361度09年新版广告一改往日产品主打的宣传风格,选择了感觉营销的路线。新版广告通过一系列平凡和不平凡的人们之口,将他们源自内心深处的对于运动的热爱表达出来。“我将视你如我生命中的伴侣和挚爱。我会珍惜我们之间的情感,全身心的爱着你……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健康生病,我都会无视其他。无条件的去爱和付出。……视你如我的信仰,不离不弃,和你永不分离。从这一刻开始,直到永远,我愿意。”这是一段看似平凡实则不凡的誓言。表达了人们对于运动深沉自内心的热爱。广告语“361度,多一度热爱”瞬间把整个广告的主题升华,给品牌增加了一种凝练的厚重感。 面对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广告人也正同时经历着冷静思考以求发展突破的过程。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商家们纷纷打出情感牌,文案都力求以温情为突破口,抚平人们的心灵刨伤。在这个时候,广告人不仅仅要推销产品,做出优秀的广告。在广告人的身上。同样承载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关注社会现实,把握消费情感,用广告中的多彩情感唤起人们走出物质和精神的低谷。 广告文案论文: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去文案现象探讨 1平面广告中的去文案现象 本质上讲,广告是通过信息传播达到说服消费者购买的目的,就平面广告而言,文案和图形是其传达信息的基本手段和必要内容。追溯广告史,被公认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平面印刷广告——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就是由文案和图形的结合设计。该作品图形为白兔捣药,文案是“济南刘家功夫针铺,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加饶,谓记白。认门前白兔儿为记”。显然该作品的广告文案部分清晰地传达出功夫针的信息,是说服消费者购买该产品的关键所在。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出现了一大批经典的平面广告大师,如大卫•奥格威、乔治•葛里宾、威廉•伯恩巴克以及李奥•贝纳等,这些大师们也无一例外地都青睐长文案的广告,如大卫•奥格威为劳斯莱斯汽车设计的平面广告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广告,其文案长达1500多个字,见图2。作为现代广告之父的大卫•奥格威更进一步说道“广告是词语的生涯”,画面更多的是为文字服务。 2平面广告中去文案与读图时代的必然性分析 广告目的的实现必须基于当时的市场特点,选择恰当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沟通来说服目标消费群体。然而文案和图形作为平面广告中信息传达的基本载体,它们在作品中如何运用与怎么运用,其实质是伴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从市场角度而言,19世纪中后期工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出现后,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新事物不断涌现,物质产品开始走向过剩的现代社会,于是人们之前奉行的勤俭、节约和自我约束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遭到抛弃,一个消费商品、追求享乐的新时代悄然而至,于是农耕经济时代所遵行的生产政治经济学开始转向了工业经济时代的消费政治经济学。农耕经济时代的人们对几乎所有的消费产品都存在着巨大的、被抑制的需求,因此作为媒介的广告,其功能在于传达告知性信息,基于此,广告中的文案是信息传达的关键,甚至就算是纯文案也可以实现广告目的。消费经济其核心在于商品间的自由竞争,由于19世纪其他新兴媒介尚未出现,平面广告仍然是工业经济时代最为核心的信息传达媒介,但是面对消费竞争的加剧,传统平面广告作为文本信息告知的功能,显然已经变得苍白无力,此时不得不寻求视觉表达的新方向。广告作为信息传达的媒介与市场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随着19世纪工业经济的逐渐形成,商品之间的消费竞争加剧,品牌开始诞生,平面广告不仅仅体现的是产品的竞争,自身存在的形式也必然基于有许多平面广告存在这一事实,而出现在其他平面广告的情境中,它们自身之间还要相互竞争。基于此,平面广告要实现其自身的目的必须首先要引起人的注意,而视觉中的图像元素提供了最初的吸引,同时它必须具有十足的吸引力才能够引起过往之人的眼球,并且能够胜过其他平面广告的吸引,至此平面广告由文本为主的视觉信息传达开始向以图像为主的视觉信息传达的改变已成必然趋势。无独有偶,事实上人类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视觉文化便迎来自身的一次重要历史性的转变。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就注意到“具有无穷艺术和革命潜力的电影,取代古老的说故事形式的历史必然性”。随着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明确写到现代社会“从本质上看来……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事实上,工业社会催生了照相术、摄影术的发展,人类生产图像的技术日益成熟起来,且生产出了越来越多的图像,同时人们也消费越来越多的图像。至此形象不再用来阐述词语,词语成为结构上依附于图像的信息……过去是从文本到图像的含义递减,今天存在的却是从文本到图像的含义递增,这就是自工业社会以来,视觉文化由读文时代向读图时代的转变的必然趋势。历来平面广告设计作为视觉文化的重要领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必然走向轻文案重图像。事实上从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招贴艺术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月份牌,再到近年来广告界倡导的“去文案、零文案”,宣称“没有文案才是最好的文案”的“纯视觉”平面广告设计,都是读图时代来临后的必然产物。 3平面广告中去文案现象与视觉表达的悖论 随着视觉文化由读文时代转向读图时代,加之商业经济的竞争压力,由于图像确实比文字在视觉上能被人更快地理解的事实,因此平面广告设计中的视觉表达开始走向去文案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事实上,由于重图像而带来的思维上的危机接踵而至,因为图像作为信息传达的载体,其关键在于它优于文字的唤起能力,而不是意义清晰的表达能力。贡布里希在《图像与眼睛》一书中就明确写到:图像的唤起能力是优于语言的,但是它用在表现目的的时候就有一些问题了。在传播和交流方面单纯的图像是不能跟语言和文字相匹敌的。与文字相比,“图像传播”胜在易读性和对眼球的夺取上,却在表达逻辑关系和深度意义时却无能为力。由于图像自身具备信息唤起的优势,因此图像作为信息传达的载体,往往引导人产生的是外在的形象信息,普遍意义上形象思维所产生的信息具有多元性、不清晰性和不稳定性,这就会导致沟通双方对传播中信息理解的相互猜度,乃至于最终完全背离广告的目的。 4结语 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面对激烈的商品竞争以及图形在信息唤起方面的优势,平面广告设计中图形是重要的,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近年来广告界把广告中去文案现象视为是广告的创意手段,但是广告作为信息传达的媒介,其关键在于任何东西被表达出来以前要首先确定它是否在沟通上毫无障碍,因此平面广告中文案是必要的,对广告文案的轻视,会大大制约平面广告表达与沟通的效果,也限制了平面广告设计的空间与未来,因此清醒的思考才是通向广告设计的道路与灵魂。 作者:龚毅 单位:盐城工业学院 广告文案论文:广告文案创意培养重要性 一、目前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 广告,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广告主建立与完善品牌个性、增加市场占有率的有力武器。同时,广告作为一种以艺术的形式传播营销信息的工具,要能够打动消费者,其自身的设计就必须了解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同时也能够以文字与图形元素从众多同类产品的广告中脱颖而出,从而吸引和打动消费者。文案的创意与图形的组合是广告制胜的法宝,这也就需要广告设计专业学生具备综合创意设计能力。但在目前高职艺术院校广告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文案创意课程课时量不足,学校与学生的不重视,阻碍了广告设计专业学生综合设计能力的提高。 (一)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专业过分重视设计技术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高职高专)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因此,高职艺术院校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对技术性人才的需要,纷纷削减理论课程的课时量,加大实践课程力度,以期培养出具备较强动手能力的设计人才。经过多年的课改实践,高职院校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比例基本保持在lt1左右。但是,在注重实践能力训练的同时,高职院校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理论课程的重要性。在C蕞见 中同样指出:“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毕业生应具有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应用能力强、知识面较宽、素质高等特点。”也就是说,离职高专的技术型人才需具备两方面的素质:实践素质以及理论素质。因此,在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拓展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样不可或缺。以某职业学院广告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为例,书籍装帧、包装设计、平面广告是该专业的三大组成部分。软件课程可分为计算机辅助设计一与计算机辅助设计二,主要进行Photoshop、A1等设计软件的学习,每门课课时均为96课时。而且课时量远远高于其他广告文案创意以及广告专业基础课程的课时。 (二)学生综合素质不高且忽视文案写作 作为“印在纸上的推销术”(约翰•E•肯尼迪),广告以其富有创意和感染力的画面及文字对消费者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作为一名广告设计专业的学生必须对广告、消费者、市场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要洞悉消费者的内心,时刻把自己置于一个消费者的地位去考量广告的实用性与吸引力。同时,具体到广告作品的设计,创作者必须要有明确的设计思想以及自身对艺术的思考,否则永远无法成为出色的广告综合设计人才。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文案写作、文案创意能力的驾驭上。须知,广告同样是一个“内容为王”的行业。文案与画面同样重要。在江苏省高考招生中,高职艺术院校的专业统考分数与普通艺术类院校相比低了许多,而且对学生的学业水平测试的限制也低了许多,因此高职艺术院校学生综合素质普遍不高,多数学生的文字功底与广告本科的l学生相比同样有不小的差距。而且许多学生的艺术生涯也属半路出家,临时抱佛脚,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加上对广告的一知半解,因此不明白广告设计中文案与视觉创意的关系,认识不到文案对于广告信息传播效果的重要性。在学习了广告设计的专业知识后。凭着广告的一丝热情,迫不及待地进行广告设计,但是囿于文字功底的薄弱,无力用文字来表达自己作品的内涵,也无法传达必要的商品信息,这样往往很难做出水平较高的广告作品。 二、文案创意能力的重要性 (一)文案对于广告设计的重要性——文字的力量 一般说来,广告是由=史案与画面等多个元素组合而成,文案是整个广告作品的灵魂,主导着消费者对广告所传达的商品或服务信息的理解与接受。而且从整个广告史来看,从现代广告诞生的第一天起,早期的广告从业人员都是由报纸编辑担纲的,后来被誉为“现代广告教皇”的大卫-奥格威同样出身文案撰稿人。因而,文案的力量在广告发展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仅举一例,即可说明文案所具;的直指人心的力量。1955年,大卫•奥格威为劳斯菜斯做了一则广告,这成为整个奥美发展的决定性时刻。在广告中,奥格威用详尽的文字诠释了劳斯莱斯的l9项优点。“在时速6o英里的时候,唯一的声音来自这辆新劳斯莱斯的电:于钟。”短短的几个字,即把产品与众不同的特性以及品牌形象的差异之处点出,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贵族品牌的独特魅力。这个:通篇文字的广告,在现在这个广告的“读图时代”中稍显另类,但在消费者低涉入度的产品宣传中,文案往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消费者涉入较高的衬衫广告,大卫•奥格威同样用文字为哈撒韦衬衫塑造了一个广告史上经典的形象之———戴眼罩的男人,而且这个广告连续使用了21年(大卫•奥格威语)!广告创意大师李奥贝纳的经典名作《月光下的收成》(Hav~diltheMooraigh0用简短、纯净的文字,为我们呈现了自然、温情的商品形象,完美地诠释了“商品与生俱来的戏剧性”。 (二)广告创意的引爆点——受众对文字的可接受性 广告对消费者的影响一般分为五个环节,广告学上将其归纳为“AIMDA”法则。即“吸引(A~endon)、兴趣(Inter~ting)、记忆(Memory)、需要(D~ire)、行动(Acdon)”五个环节。也就是说,广告在利用悬念、色彩等创意元素将消费者吸引住之后,必须明确告诉消费者广告主想传达给消费者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引起消费者对产品的兴趣,从而形成品牌印象,进而在需要的时候采取购买行为。也就是说,广告创意不能浅尝辄止,必须以传递商品信息为目的,以促成销售、建立品牌地位为终极目标,所有的画面设计与文案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终究广告是推销术,而不是艺术。艺术仅仅是推销的外衣。有调查显示,消费者对一则广告的注意时间仅有三秒,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在一秒中以内用视觉创意吸引住他,然后用剩余的两秒把商品的信息传递给他。由于广告设计人员的个体差异性及其对广告表现艺术的理解不同,同时由于不同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消费习惯的差异,并不是每个消费者都能理解画面所要传达的意义。如果消费者不能理解或理解错误,都无法达到广告主预期的效果。传播学者施拉姆曾在其著作《传播学概仑I}中提出了媒介选择的或然率公式。他认为受众接受信息的“费力的程度”“主要同可得性以及使用传播途径的难易程度有关”媒介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同理,消费者对广告信息的接受程度,或者其对广告的选择性阅读也取决于消费者阅读的广告本身可得性和可理解性。不论广告作品的创意点多么优秀,这也仅仅完成了广告宣传的第一步,画面表达必须借助文字对其进行必要的说明。因此,文案是整幅广告作品的点睛之笔,能够简洁明了mx-~画面加以诠释,同时也用简短的文字传递出商品的信息。因此,决不能小觑文案创意在广告创作中的地位。 (三)广告设计思路及商品信息的表达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广告公司竞争日益激烈,仅江苏省就有4000余家中小型的广告公司,却无一家4A公司,在广告市场缺乏话语权。广告市场处于买方市场,各个企业成为高高在上的甲方,作为乙方的广告公司为了订单,甚至连奥美、李奥贝纳、智威汤逊等一流的广告公司都不得不参加企业客户残酷的比稿,甚至为客户提供免费服务以维系二者的业务关系。在比稿中,广告创意是至高无上的标杆,广告创意是广告的生产力。文案创意及视觉创意同样重要,因为对于广告主来说,画面的吸引力与文字对商品信息的传达同样重要。因此,在比稿中,明确、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设计理念,以及广告主的商品信息,突出商品差异性,强调品牌个性,是取得比稿胜出,夺取订单的重要武器。那么,对于广告设计人员来说,一方面必须提高演讲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培养对文字的敏感性,能够熟练地利用文案来完善自己的设计作品。 三、如何培养广告设计专业学生的文案创意能力 在广告设计专业教学中,教师应该以实践培养动手设计能力为主导,以文案创意能力为先锋,全面提升广告设计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基于文案创意能力对广告设计的重要性,作为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高职艺术院校广告设计专业,有必要从三个层面加强学生的文案创意训练,在训练实际设计能力的同时,提高其文案创意能力,进而提高其综合广告设计能力。 (一)学校层面 1.加强广告专业课教师的理论培训,提高其对广告文案的理解。广告专业教师是广告设计教学的主导力量,是学生涉足广告设计的引路人。为此,高职艺术院校有必要加强广告专业课教师的理论培训,提高专业教师的理论素养,使其首先认识到文案创意对于广告作品的重要性,然后才会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将广告文案写作的要点及规律灌输给学生,使其认识到广告文案的重要性,并能在日常的广告作品设计中自觉运用文案去完善自己的作品,从而提高进入工作岗位时的竞争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广告设计人。 2.加强与一线广告公司的联系与合作,尤其是与文案策划人员的交流与学习,请其开讲座等。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贝中指出:高职高专要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就艺术设计专业的特殊性而言,专业课教师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一是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以及较强的教学科研能力;二是要有熟练专业实践技能及丰富的业界实践经验,能够指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实践。但是有数据显示,66.6%的高职院校教师是所谓的“三门”教师,即从家门一大学门一高职院校门口直接任教的,缺乏业界实践经验与人脉关系,因此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提供给学生,更无法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实习实训基地。另外,近年来高职院校教师招聘大多需要普通高校甚至是211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此举提高了高职院校的师资水平,但是中国传统高等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观念较为突出,因此学历越高,学科教育的痕迹就越重,对职业教育的理解深度不够,严重背离了职业教育培养技术人才的初衷。为此,必须加强与一线广告公司的联系与合作,尤其是与文案策划人员的交流与学习,利用寒暑假或课余时间,将广告专业教师送入广告一线,让其参与到某些项目中,连续实践一段时间,以便了解业界的最新情况,从而能够结合自身的理论特长。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及教学水平。 (二)教师自身层面 1.以实际项目进行学生文案创意训练。广告专业教师要利用自己的人脉及各种业界资源,将广告公司的实际项目带入课堂,指导学生在实际的广告项目设计中提高自己的文案创意水平,提高自身的综合设计能力,为学生今后能够尽快融入工作角色,提高就业竞争力奠定基础。 2.模拟比稿。比稿是目前广告界获取广告主订单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比稿可以为广告主选择最佳的广告创意作品;另一方面,比稿也是广告人之间的直接竞争,因而综合设计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订单的得失。因此,教师有必要就某一项目指导学生进行设计,然后举行比稿会。组成评议小组,邀请广告公司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评议小组,直接指出学生设计作品中的文案或视觉创意表达存在的优劣,最大程度地还原比稿会的现场,能让学生身临其境,从而对广告界的工作流程产生直观的认识,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设计表达能力。 3.加大经典广告作品的文案分析。在课程设置上,引入广告史,以广告经典案例作为线索,以广告文案创意写作与视觉表达为主导,着重分析广告文案创意写作在经典广告中的作用以及广告发展史上文案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同时可选择适当的经典广告,进行广告文案的改写或者就某一新课题展开创意写作的训练。 (三)学生层面 有道是教学相长,在教师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同时,学生也要积极应对,努力提高自身的文案素养与实践能力。 1.大量阅读,寻找灵感,培养文字组织能力。曾有人问过奥格威,广告创意从哪里来的,奥格威只是淡淡地说,创意来自生活。广告人都知道,广告创意是一瞬间的灵感进发。而灵感的爆发完全取决于对生活的敏感与热爱,同时离不开平时生活的点滴积累。因此,广告设计专业的学生平时应该加大阅读量,加强文化素质的提升,而广告也正是贵杂不贵精,同时辅以广告文案的写作练习,以此来培养自己的文字创意能力和组织能力。 2.参加竞赛,在竞争中争取进步。积极参加各种广告设计大赛,在竞赛中取得进步。目前中国大学生方面的广告奖主要有学院奖和大学生广告艺术奖,这两次比赛基本每年都会举办。这些比赛汇集了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广告设计人才,通过竞赛的刺激与激励,学生能迅速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以及与他人的差距,取长补短,不断提高自己的设计水平。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文化与西方电影的悖论 [摘要]电影文化是由电影艺术建构而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由电影作品、电影形态、电影理念、电影技术、电影现象、电影影响力、电影创作者与电影受众等要素构成,通过电影传播所产生的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总和,具有综合性、科技性与跨文化性。东方文化与西方电影对话问题的提出在全球化、大众化与娱乐化大潮中,有助于人们更为广阔的了解世界文化的差异性与交融性,逐渐意识到强势文化侵袭以及本土文化的危机问题。 [关键词]东方文化;西方电影;后殖民主义;对话 电影文化主要研究电影的大众文化形态、电影的意识形态、电影的消费与审美、电影文化的怀旧思潮、电影与性别、电影的宗教与哲学诉求、电影与科技、电影的后殖民文化、电影的民族性与多元性等内涵。电影艺术的全球化扩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文化大同与文化多元的方向与速度。 一、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 西方电影在东方成功的原因在于迎合了东方观众的本土文化理念,换句话说,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是西方化了的东方文化,是替换了西方本质的东方文化外衣,这也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能在原有自然生成的体系下轻松挪移文化元素,再加以组织性的运作的根基。众所周知,《花木兰》《2012》与《功夫熊猫》除了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之外,在中国造成巨大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是电影中融入的中国元素,正是这些经过“西化”的中国元素吸引并打动着无数中国观众。再如《功夫熊猫》这样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布景、音乐、服装以至食物均充满了中国文化元素,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把中国功夫打斗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更让中国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再度信手拈来中国文化元素,这带着洋味的中国文化居然比“中国更中国”。 好莱坞如何才能全方位地把握与表现这种跨文化主题?好莱坞的解决之道是采取文化融合的方式即删繁就简与东西兼顾,在保留故事线索的同时大量植入西方文化的内核。首先,熊猫阿宝的原型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电影删除了特有的东方民俗文化甚至道德伦理上差异较大的细节,代之以西方观众容易理解与接受的故事内容与细节表现,植入西方道德价值与文化内核。其次,从西方的审美观出发重新设置人物并构建故事全局,充分尊重西方观众的审美喜好,变细腻抒情为曲折动人,充分发挥好莱坞的歌舞与喜剧等特长。最后,特别关注东西方不同的哲学观、审美观与价值观,力求表现西方文化的普适性,进而如教徒布道一样传播西方文化精神。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熊猫的父亲鸭子的形象部分起暗示作用,部分影射文化“杂交”现象——唐老鸭表征着西方是东方“文化之父”。 二、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地位与功能 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文化殖民状态与边缘地位,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西方对东方的偏见。西方人首先设定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的一切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殖民主义文学与后殖民主义电影之间的密切关联在野蛮与文明中相遇。其实,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主要是在非洲大陆进行的,西方电影表现的东方文化元素是与“东方主义”相关联的。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向来只被看作欧洲的“他者”,对于理性、民主、平等、人道、文明的欧洲而言,反常、专制、落后、愚昧、低级的东方只是其文化的对立面。 1984年,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根据福斯特的小说拍成了《印度之旅》,昭示了三组文化矛盾即女性与男性、东方与西方、自然与人类的对立。电影的主人公东方男性亚薛思的形象被殖民者赋予了种种劣根性,他是西方人眼里传统的东方人集合体的代表:感性、热情、无理性。他主动带领两个传统的英国贵族女子即摩尔太太与桂斯特参观神秘的马拉巴古洞事件后,当西方女子在关键时刻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救了亚薛思时,表明的是西方理性保护或者挽救了东方感性,同时西方女性也超越了东方男性,隐含着西方女性主义诉求的成功与优越。电影通过摩尔太太死于回国的船上,又暗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并未也不可能达成沟通。 另外,美国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根据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拍成电影《现代启示录》,用优美的电影语言渲染的却是非洲史前的蛮荒,“因为美是一种令人喜爱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此外还有什么别的美),这种人类经验并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随着不同的种族、时代和文化而变化的机能”[1]。 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点缀、衬托与对比作用。无论西方拍的影片以哪些文化元素为基本,西方电影志在表现的仍然是西方文明,这表明那些改装后的东方文化元素与裹着“糖衣炮弹”的西方电影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吸引东方观众以增加票房收入,这也是文化侵略趋动的结果。西方观众理所当然地将他者文化当成边缘、衬托与补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曾经有——现在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他们的生活、历史和习俗比西方任何可说的东西都更为悠久”[2]。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元素的运用也在表明西方有能力掌控东方及其文化,电影的创作者不是为了找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平衡点与交汇点,而是完全倒向西方,以西方人的眼光观察东方,在野蛮、原始与神秘的东方与西方形成的对比中,扭曲或模糊东方形象,忠实于自己高东方人一等的西方文化身份,彰显西方人比东方人更明智、更文明、更团结并且更有力量。例如《2012》中的俄罗斯元素与中国元素,当中国版图被当作拯救世界的归宿时,影院里的中国观众的哄堂笑声足以表明审美主体对于这种商业的目的是理解与明了的,“笑是电影院里的观众的第一个防御反应。观众利用笑来对抗干扰其习惯的诗意,银幕将诗意使劲地扔到他们脸上,以至于他们不可能不对其加以重视,又因受到打击而起来反抗”[3]。至于那些难免有些洋洋得意的中国观众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三、东方文化促成了西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西方各国在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导致了其价值观念在传播能力上的强势地位,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及因特网为代表的文化借助商业机制和高科技手段,大举对东方各国进行渗透,其价值观随电影渗透而影响东方人民,其中西方电影在传递着西方文化,宣传着其文化的“先进与文明”。以美国电影为例,影片以高超的技术、纯熟的技巧与渲染的幻觉,让影片传递的美式生活及意识形态经潜移默化,灌输入观众的脑袋与血管,进而转化为思想与行为,同时为了源源不断地向东方输入其意识形态,西方电影擅长采用续集系列策略。 西方电影中的种族主义渗透。第三世界与后殖民主义电影批评是一个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置于其文化和政治及其后殖民身份等背景中的批评方法。后殖民主义则认为西方的思想文化模式及其文学价值与传统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总是居于主导地位,而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东方的文化传统则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仅仅扮演一种“他者”角色,“可是,永远存在着抵抗,尽管这种抵抗有时是那么无效”[4]。抵抗西方影片无限地表现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抵抗西方经济与文化的霸权地位。 西方电影恣意地扭曲、丑化其“眼中钉”国家的形象,对第三世界国家横加歪曲,刻意将东方人民诡秘化与妖魔化,聘用东方人出演丑化自己民族的角色。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电影批评的奠基之作是弗尔南多·索伦纳斯与奥克泰维尔·杰体诺的《走向第三种世界》(1969),论文谴责了使拉丁美洲从属状态合理化的文化殖民主义,以“第三种世界”的宣言提出了一种另类的、独立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电影,更强调战斗性而不是作者的自我表达和消费者的满足,这不仅将第三世界主义的新电影和好莱坞对立起来,也将他们自己国家的商业传统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异化”与“殖民化”的工具。 西方电影呈现“西式”种族主义批判。西方电影融入了西方人的文化视野,蕴涵着西方深层的文化价值立场,传播着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全世界电影爱好者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而且西方的高科技助长了电影征服全球的竞争力。西方电影以各种视觉造型与高科技手段打造了西方的独特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西方文化,更大程度上的要求是普适的,体现了西方电影无限的文化反思能力、创造力与话语霸权。如英国克里斯·门杰斯导演的《分离的世界》就是抨击黑白种族隔离政策的影片,剧情透过白人新闻记者戴娜的女儿莫莉的眼光,揭示了当时南非社会非人道的特殊状况,以文化差异引发的感情场面烘托出种族歧视的严肃主题。 西方文化价值传播与认同策略。西方电影是西方文化在银幕上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西方具有全球视野的电影文化观念与形态决定了西方电影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更为优越的地位,表现出多元性与包容性的文化形态。西方电影之代表为美国电影,美国电影基本主题都是爱、民主、平等、正义、家庭与亲情等,而这些既是西方所乐于标榜的完美价值观,“表面上看来,好莱坞电影似乎表达了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念,受众在其中总是可以找到某种与自身文化的关联与相似之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味追求完美样式的好莱坞影片和影星才可以风行世界,在电影、电脑或电视信号所达之处就必然能够找到其追随者。”[5]《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在充分展示美国超凡的科幻想象力和卓越的机械创造力的同时,还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巧妙地将“潘多拉”森林的命运与纳威人的命运融合为一体,观众在导演的引导下凭借直觉获得生态危机的集体认同,影片透露出的“圈地运动”“殖民扩张”“越战”与“破坏生态平衡”等很多人类社会现实问题的残酷影子,使得本片赢得了全球观众的价值认同,似乎唤醒的不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而是全人类的文化根基。 由此,电影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表现为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文化形态,致使电影作品最终成为最易跨越文化边界的文化商品。电影文化不仅快速吸纳、反映文化全球化的追求,而且也将本国、本地区与本民族的文化迅速传播至全世界。问题的关键却是求同存异及寻求融合之后达成相互了解、信任与尊重,不要以西方视角看待东方问题,要以东方人能接受的观念讲述东方文化故事,“全球性”使电影传播的风格、技巧不仅要满足本地区的需要,也要适合全球潮流与国际化趋势,促进了人类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 东方电影论文: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意象构成 [摘 要] “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的提出源于中国艺术主体性的崛起,最先在电影艺术中得以体现。在当代中国电影美术的发展进程中,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在他担任美术指导的影视作品中都渗透着“新东方主义”的审美意象,体现了新时期电影美术的东方文化独立与交融的特征,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声誉,甚至正逐渐影响到其他艺术创作形式。本文将从“东方意蕴”“包容胸怀”“情感回归”三个主题阐述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的意象构成及美学内涵。 [关键词] 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意象构成 电影美术追求的意象构成不仅满足了电影本身的叙事要求,更是在流动的影像中给观者留下瞬间的记忆,凝聚成既融合又独立、既封闭又开放的文化特征。从中国电影新时期的发展历程上来看,造型、色彩等艺术元素所构成的意象形态,在电影本体语言的阐释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从叶锦添所参与创作的影片中可窥一斑,《橘子红了》《诱僧》《卧虎藏龙》《无极》《夜宴》《赤壁》,等等,一部部享誉海内外的影视作品,无不体现着浓郁的东方意蕴,不仅为影视艺术注入了“新东方主义”的美学观念,甚至逐渐在影响着其他的艺术创作形式。在中国艺术主体性崛起的当代,叶锦添所倡导的“新东方主义”无疑是未来中国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叶锦添在电影美术、服装设计、环境艺术、视觉艺术等领域创作出许多震撼人心的作品,从他的创作中我们感受到东方文化博大的精神内核和包容力量,无论是《夜宴》的华丽,还是《卧虎藏龙》的儒雅,抑或是《赤壁》的壮美,源自东方文化积淀下的意象成为诠释电影主题最震撼人心的和弦。叶锦添的艺术创作源于民族文化,通过赏析他的影视作品可以看出其艺术风格具有他自己独特的诠释,叶大师对艺术创作的感悟和对民族文化的感情以及商业责任感建构了艺术良知与商业智慧兼容的艺术文本世界,取得了商业和艺术双丰收的业绩。他提出的“新东方主义”这个艺术观点就是最好诠释民族文化对我们未来艺术文化发展的启示,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民族文化开启了新路程,同时也让中国影视作品能够在世界艺术殿堂独具艺术魅力。 一、美轮美奂的东方意蕴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也就是说,主客体不仅仅是视觉可感知的客观存在,更体现着物我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也蕴涵在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中,他曾给“新东方主义”下过非常具有禅意的定义:“我最喜欢找到一些没有话好说的理论句子,就是什么都说不了、什么说了都不是我想说的,这就是新东方主义。”①富于哲理的艺术见解,这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艺术境界,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传承,更是他电影美术创作中意象构成的准则,明丽繁复、黑白交融、变幻多样,都显示了他对电影主题的掌控力,仿佛让我们穿越了时空的界定,感受着历史的积淀和文化所释放出的张力,成就了叶锦添在电影美术创作上独特的新东方主义意象。凭借着美轮美奂的东方意蕴,叶锦添的作品荣获了美国电影学院奖之“最佳艺术指导奖”、英国电影学院奖之“最佳服装设计奖”及多项国际大奖的提名。 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意象为电影叙事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这些体现在电影的服装、场景、道具、化妆等诸多方面,正如他定义的新东方主义概念,因为所有都不是他想说的,于是在意象形态的营造上才会有多种多样的,具有典型东方意蕴的艺术风格,在“简与繁”的转换中,东方文化的含蓄撼动着观者的视觉,使人不知不觉中走进电影故事,与角色形成了心灵上的交汇。叶锦添崇尚意象的“简”,“简”到只有“黑与白”,好像是一幅水墨画,在墨的“黑”与宣纸的“白”之间体现着影片浓郁的文人气质。比如李安导演执导、叶锦添担任艺术指导和服装设计的《卧虎藏龙》,“墨分五色”的美学追求体现在电影的服装与场景设计中,为表现影片主角的儒雅之风,李慕白的服装被设计成没有任何其他色彩掺杂的“白色”,这种极“简”的表现反而凸显了人物的性格和丰富的情感。而“繁”则是叶锦添“新东方主义”意象的另一个典型特征,“繁”并不是元素无度的堆砌,而是呈现细节的一种秩序,从中体现着角色的人物特征和心理状态。电影《夜宴》中的皇后有一套服饰,整体红艳至极,局部以金色的挂饰及银色的花纹点缀,与场景共同呈现出内敛的色彩对比,在交相辉映中对整个剧情起到了烘托的作用,在繁复的色彩中体现着女主角复杂的心理变化。叶锦添在色彩意象构成的处理上,将色彩与场景、服装、材质、灯光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释放出一种具有张力的能量。叶锦添的成名作《诱僧》则呈现出极具东方色彩的“魅惑”,小说中有这样的一个描写,“她已改穿轻薄透明纱,外批水红披风,袒了领子,里面不穿内衣,装束十分随意,似是浴后光景。一个堕马髻,还有几绺游离的发丝散乱着。”②女主角红萼服装的色彩便呈现出了“魅惑”之感,叶锦添在服装色彩上做了大胆的尝试,红萼服装的色彩以一身诱惑般的红色出现,这样的红色具有喜庆与性的隐喻特征和象征意义,完美表达了红萼内心对爱的憧憬与渴望。 二、融贯中西的包容胸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的发展不仅要守住传统的精华,更要以开放的胸怀,接纳外来文化的参与和影响,叶锦添是最早倡导“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的艺术家,他在东西方文化的精髓中游走,寻求着“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念的突破口,“新东方主义”不是表现文化的冲突与矛盾,而是在包容与吸纳的过程中对本土文化不断创新,他所营造出的意象形态,不论是造型还是色彩,都是以东方文化精神为主线,再融入西方的、现代的形式感,正像卢铿先生所言:“集传统意识与现念,汇东方哲学与西方艺术观为一体的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将可能成为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并感动世界的一种重要‘武器’。”“新东方主义”所释放出的意象审美引导着人们去感悟中国电影独特的美学内涵。 从叶锦添“融贯中西”的电影美术创作来看,所有的艺术形态都不是在一个孤立的空间内营造的,而是将不同风格特征的艺术形态构建在一个新的视觉空间中,这种融合力与特定空间内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电影《胭脂扣》以时空交错的视觉语言讲述了一段哀怨缠绵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情感穿越中,将现在与过去、回忆与联想、幻觉和现实巧妙融合在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中。叶锦添在处理这部电影时,通过对电影人物、服饰、场景、道具等的美学塑造,形成了兼具中西韵味的视觉形象。如“如花”和“十二少”两个人在床上吸食鸦片的场景,从整个视觉来看,整个房间的色彩处理具有东方古典韵味,而在家具的色彩搭配上面又有西方的“摩登”,由于电影主要表现的是20世纪30年生的故事,当时的上海是接纳西方文化最直接、最广泛的中国城市,东西方文化在这个特定时期和区域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形态。叶锦添将东方与西方特有的色彩符号进行重构,形成了具有包容性和可识别性的东方艺术气质。《胭脂扣》中这种通过东西方文化交融,实现不同时空的视觉与精神的汇合,同样在电影《夜宴》中被再次升华,浓烈与清雅的色彩转换,将东方的柔美与西方的迷幻隐喻在故事的叙事中,唤醒着人们视觉注意和情感共鸣。“婉后”与“青女”的服饰色彩具有明确的隐喻特征,在宫廷与民间、欲望与本能、嫉妒与爱慕的情感交织中,兼具东西方色彩意象的红与黑,凝练出厚重的时空感和超现实感。 三、至真至性的情感回归 台湾导演吴兴国曾经说过:“看叶锦添的戏服,如同读一本书,摊开的是一种文化经历。一种视野,一场心灵的对话和精神探索。一件衣裳,代表一个人物的背景、处境、阶级、年龄、性格和心理状态。”③叶锦添的作品中无不透露着一种情感的释放与传递,表达着叶锦添对角色的真情体验和角色情感的把握。在他任美术指导和服装设计的电影《阿婴》中,其意象构成被倾注了浓浓的情感,特别是主人公阿婴的服装色彩,与故事情节、人物特征在情感上形成互动与解释。他借助服装传达的是一种悲剧式人物的悲伤情感。在阿婴父母遭到杀害时,全身的素白表现了她内心的孤苦无望,影片结尾时的黑色服装,带有强烈压抑感甚至是绝望的颜色,让观众感受到阿婴的孤寂与恐惧。正如叶锦添所说,黑色永远以“远”的方式存在,黑色可以留在记忆中思考。④这样的色彩让人们在欣赏这部作品时,将自身的情感趋向与阿婴的悲惨命运无形连在一起,情感在此刻不是对电影本身的审美终结,而是无限的延伸与丰富。周迅主演的《橘子红了》在初播时,便有这样的评价,电视剧的服装设计太美了,有一种厚重的油画感,甚至拿它与陈逸飞的油画《夜宴》所形成的艺术风格相媲美。在周迅出演的影视作品中,叶锦添是带着对周迅本人的那种情感的挖掘,使得周迅无论是在电影还是电视剧中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在此后的诸多作品中,如电影《风声》中顾晓梦的骄纵、可爱和才气,叶锦添在设计顾晓梦穿的旗袍时虽然以黑色为主体,但是这种颜色却展现了女性的深邃与妩媚,旗袍上的点点小花,俏皮又有女性的柔美,周迅在这个角色上独特的女人韵味尽显出来。叶锦添自己说,他在创作作品时总带有一种激情,是因为兴趣爱好才进行的。在创作之始,对角色的性格特征做总体性的评价与研究,并将其演员本身的性格特征进行梳理,情感的深度挖掘需要有至真至性的情感回归才可以实现,带有浓郁“新东方主义”的审美意象在“情”的驱动下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四、结 语 叶锦添所倡导的“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念,既有东方的韵味又有西方的灵气,并且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了丰富的诠释,这源于叶锦添对传统美学独有的情感和理解。对每一个角色准确、独特的把握,才会有多姿多彩的意象形态,与电影主题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为观众奉献了极具文化性的视觉盛宴。总之,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是建立在兼容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意象构成中,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东西方对美学不同的理解,使得叶锦添的电影美术创作在不断碰撞、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东方主义”视觉体验。 东方电影论文:从北京国际电影节看如何打造“东方影视之都” 摘要: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后,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提出要将北京打造成“东方影视之都”。 因此,在北京出品的影片屡获国际大奖时,北京审时度势,打出“国际电影节”这张文化品牌。北京就是要通过举办国际电影节,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在互动交流中提升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实现打造“东方影视之都”的愿景。“北京国际电影节”成立的初衷就是想从电影节出发将北京打造成“东方影视之都”。而通过中西文化的碰撞,艺术与生活的交融,地域情结与国际视野的结合,必定会打造出一个中国特色、北京风格、世界品位、非同凡响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通过高质量的举办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定能打造成像好莱坞那样首屈一指的影视圣地。 关键词:北京国际电影节 东方影视之都 好莱坞 北京 一、对北京打造“东方影视之都”的可能性分析 (一)“影视之都”应具备的优势 好莱坞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影视圣地,北京要想打造成像好莱坞那样的影视之都,我们首先需要学习一下好莱坞在影视业方面的优势。下面从投入和回报两个方面来分析。 1、电影产业投入方面 充足的电影资源 直至今天,随着电视的普及,好莱坞始终是世界影视业的中心,聚集着美国六百多家影视公司,环球电影公司、华纳公司、环球哥伦比亚、迪斯尼公司等世界有名的电影业公司在这里都设有摄影棚,美国的90%的影片和电视片都在这里拍摄和制作,常被用作美国影视业的代称“旅游地”。好莱坞环球影视城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工业中心。 一个地区的银幕数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区的电影普及和电影消费。截至2009年初,美国大约有4万个电影屏幕,其中有10%可以支持3D影片的播放。目前全球2K/4K数字电影(D-Cinema)银幕数已达8310块,美国拥有5242块,高居世界第一。 完整的产业链 从生产方式上来说,好莱坞电影是工业化的制作,流水线式的生产,从事电影业的有24万工人,其中电影工会的演员有25000人。制片厂的人员主要实行合同聘用制,合同期在三年以上,有的长达15年,故人力资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好莱坞电影公司还十分重视影片的宣传和推广。到目前,一般电影的营销成本更是制作成本的20倍。对于电影的发行,美国的电影实行非常严格的分级制度,能有效处理好电影“娱乐”和“教育”两项功能的关系,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和社会风气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有独特的影视文化 好莱坞电影无论是讴歌真挚永恒的爱情、展现铮铮铁骨的英雄、烘托恢宏场景的科幻电影都以自由民主思想为根基。好莱坞的主打影片,一是警匪片,二是科幻片,都在像全世界展示美国的高科技,宣扬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电影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它承载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有世界顶级的电影盛事 学院奖(Academy Awards),通称奥斯卡金像奖,是每年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旨在鼓励优秀电影的创作与发展的奖项。半个多世纪来一直享有盛誉,不仅是美国电影业界年度最重要的活动,也倍受世界瞩目。电影艺人们把获得奥斯卡奖作为莫大的荣誉,是从同行那里获得的最高赞美,是他们事业的终极目标。正如索菲亚?罗兰曾说:“不管是好是坏,获奥斯卡奖已经成为选择电影题材的一项重要动力,标准就是那些电影具有‘奥斯卡潜质’。” 政府的大力支持 由于电影是美国创意产业的主要形式,所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美国电影业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从立法的角度来保护版权。美国政府也为制片商的电影制片项目提供了各种激励政策,例如,税收抵免证券资助、税收现金偿付资助、补助金资助等。美国加州为挽留好莱坞制片商还制定了庞大的减税计划。根据这项减税计划,好莱坞制片商们可以在计划实施的头3年内总共节省税收支出2.3亿美元,其中第一年节省5000万,第二年8000万,第三年1亿美元。此外,那些参加低预算影视片拍摄工作的工人,其工资收入中的2.5万美元可享受减免税收15%的优惠。 2、电影产业回报方面 票房和衍生品收入 毋庸置疑,好莱坞的票房号召力是十分巨大的。美国的电影产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7%,但好莱坞电影却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90%以上。2010年,美国每部影片平均票房收入为0.6亿美元。美国每人每年平均看4部左右电影。 在美国,一部影片的收入来自影院的只有20%-30%,更多的是来自电影版权的转让和形象产品的开发。例如: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三部曲全部票房收入为18亿美元,其衍生品入账却超过45亿美元。迪斯尼动画电影《狮子王》前期投资仅4500万美元,却收获了7.8亿美元票房,衍生品收入更高达20亿美元。 GDP创新 在好莱坞,电影从业人员每年给洛杉矶经济带来354亿美元的收入。洛杉矶其他工业也依赖好莱坞电影业。比如,旅游业是南加州最大的产业,每年前来参观的游客有1300万人,给南加州带来24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而这些人来洛杉矶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看好莱坞。此外,好莱坞的娱乐业推动了洛杉矶的服装业。这里每年举行全球金像奖和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全球观众关注女演员们穿的时装。尽管有些时装不是在洛杉矶设计的,但人们认为洛杉矶是时装之都。时装每年为洛杉矶带来10.6万人的就业机会和329亿美元的收入。电影业给洛杉矶的经济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好处加起来有960亿美元。 (二)北京成为“东方影视之都”的优势 1、政府的大力支持 “东方影视之都”一词是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后,召开局领导班子会时提出的,既契合了中国电影国际化的梦想,充满“中国风”和“北京味儿”,又彰显了世界城市的胸怀。因此,北京打造“东方影视之都”这一目标从上台之日起,就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主义视角下西方电影的显与隐透视 面对西方对东方各种文化形态的偏见和误解、诋毁和污蔑,以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批判。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著作。在该著作中赛义德用“东方主义”概括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的后殖民关系,该概念所关涉的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敌视与异域西方将东方对立化的两大表现形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影片中或隐或显的东方主义叙事模式正是西方表述东方的一个媒介。 一、 “东方主义”概述 “东方主义”一词,原指西方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化及人文的研究,也可以用来指对方文化的同情欣赏。20世纪以来,“东方主义”却如一个弥漫在西方世界的幽灵,成为西方对东方文化带有偏见的理解。通过对福柯的“权力话语”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的综合研究,赛义德“揭示出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霸权话语,它的目的是谋求西方对东方在精神文化上的控制”。[1]作为一种企图主宰东方的政治性话语,“东方主义”无一例外地对东方进行对象化、刻板化以及本质化的处理,是一种西方对于东方的宰割、重建和话语垄断。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在不了解东方的前提下对东方元素的武断挪用,是一种西方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超剂量的影视作品输出以及作品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正是其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实施文化霸权的手段,是其话语表达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主义”解读 “‘东方主义’不仅存在于西方的文学、音乐、建筑、戏剧里,而且广泛存在于文化产业的衍生物――影视作品中。”[3]作为一种适合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媒体,西方的电影作品承载着太多的东方文化假想的色彩,试图以其拥有的话语权,用西方的个体文化,推行其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它常以显性和隐形两大特征表现出现。 (一)显性的“东方主义”:敌视和异域 前文所述,敌视和异域是西方国家实施东方主义的两大表现形式,而影片中显性的东方主义就是通过妖魔化东方、丑化“他者”来敌视东方国家,或者通过展示东方国家的异域一面从而为西方进行文化殖民寻找合理的借口。正如萨达尔(Ziauddin Sarder)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构成东方主义的是那些西方所希望之事,而非其能知道之事。”[4]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The Yellow Peril)曾在西方社会喧嚣一时,时至今日依然大行其道。这种宣扬黄种人对白种人是威胁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在西方早期的电影中已经寻得其生存的空间。1916年由奥布雷・肯尼迪(Aubrey M. Kennedy)执导的美国电影《黄祸》(The Yellow Menace)就是“黄祸论”早期的一部代表作,它是西方世界强加给黄种人的丑陋与侵略的意象。19世纪30年代英国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创作的“傅满州博士”(Dr. Fu Manchu)的系列小说被搬上荧幕。傅满洲,一个被刻画成清装打扮、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善用各种野蛮的谋杀手法,成为西方世界对东方存在的偏见。 二战以后,西方的电影喜欢用“冷战”的思维在电影中折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反共是这一时期西方电影的主题之一。1962年约翰・弗兰肯海默(John Frankenheimer)导演的《谍影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这部电影把个人的命运有趣地结合到了当时冷战的背景之中,它讲述了一个西方人被“魔鬼”俘虏并加以洗脑的故事。这里的“魔鬼”就是朝鲜士兵,这部影片充斥着西方冷战话语和“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电影中有了更多的东方元素。1985年,米高梅公司拍摄的《龙年》(Year of the Dragon),讲述了新上任的华人黑帮头目乔伊・泰 (Joey Tai)野心勃勃要成为赢家,而越战老兵斯坦利・怀特(Stanley White)新任警察之后,誓要将黑帮连根拔起,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唐人街的积弊。《龙年》选取纽约唐人街为拍摄现场,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拿华人当靶子来重建美国神话,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获得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逃离德黑兰》(Argo)通过镜头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古老沦落的伊朗,呈现出一种异域世界的神秘感,对充斥着杀戮与混乱的伊朗社会的塑造,其实质就是为了反衬西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并为其对东方的伊朗进行后殖民寻得合理托辞。 在西方影片的任何阶段中,这种东方主义的书写都有着娴熟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文本。《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呈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烦冗腐朽的恶习、连《纽约时刻》(New York Minute)这样一部喜剧片,也是以中国人制作盗版音像制品为情节主线的;《赤色黎明》(Red Dawn)中,入侵美国小镇的是朝鲜人民军,几个美国青年凭一己之力击“敌人”;《真实的谎言》(True Lies)中,祸害人间的是疯狂的阿拉伯首领、《重见天日》(Rescue Dawn)中,俘虏美国大兵并将其关在老挝的一个战俘集中营进行百般折磨的是越南士兵;《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中,让人触目惊心的贫民窟和残酷的宗教冲突的是印度;《木乃伊》(Momia, La)系列电影中,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欧康纳夫妇等人是与一个邪恶的东方大魔头在斗智斗勇。 此类影片常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手法将东西方作明显的对比,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东方元素,通过对东方形象的直接丑化与歪曲,将东方的“他者”塑造成具有威胁性和可憎性的暴君、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或者通过东方神秘世界异域风情的展示,关注东方他者的另一面,试图让东方产生“自认劣等意识”,从而达到其“文化霸权”的目的。 (二)隐性的“东方主义”:暗藏着意识心态的腹语术 为最大程度上占领庞大的东方电影市场,从而更加便利地推行“东方主义”,西方的影片越来越注意策略的改变。这种改变,一种是貌似完全和东方无关,只是在影片中将西方人塑造成无所不能的强者,地球的拯救者,世界秩序的重建者等等;另一种是影片中虽有东方的元素,但不再将之直接丑化或歪曲。相反,还呈现了刻意向东方文化示好的一面,但是这种有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偏见电影幕后,是一种暗藏着意识心态腹语术的新东方主义,更像是一种对东方赌气式的书写方式。2016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好莱坞动画片《疯狂动物城》(Zootopia)中兔子的“逆袭”与绵羊的“反转”,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业兜售价值观隐晦手法,“靠‘看不见的手’搞‘看不见的宣传’,淡化了背景、掩饰了立场。”[5] 1.塑造完美自我形象进行文化入侵 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影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观传到东方,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想象,这种更加隐蔽的东方主义使得世界各民族文化出现“同质化”趋势。从而达到西方对东方文化殖民的目的。 从20世纪20年代的《铁骑》(The Iron Trail,1924)(一部西部铁路开发史)、30年代的《壮志千秋》(Cimarron,1931)(赞扬了主人公的正义感和献身品德,褒扬了西部开发精神)开始,到1939年的《关山飞度》(Stagecoach)(主人公突破印第安人的围攻并以一敌多击毙了仇人),再到由60年代的《007》(James Bond)系列(邦德总能在最危难时化险为夷,也总能邂逅一段浪漫的爱情)、70年代由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执导《星际旅行:无限太空》(Star Trek: The Motion Picture,1979)(对抗外星人对地球的大规模攻击的故事)、80年代的《蝙蝠侠》(Batman)系列(令罪犯闻风丧胆的黑暗骑士)、90年代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主演的《勇闯夺命岛》(The Rock,1996)(又一部个人英雄主义的大片)、以及2005年的《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又是对抗外星人的入侵)、2008年的《全民超人》(Hancock)(超级英雄的故事)以及近年来为大家所熟知的《蜘蛛侠》(Spider-Man,2012)(蜘蛛侠守卫纽约的故事)等等,这些影片,无一不体现对个人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对西方神话的续写,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能够反映西方基本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 这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塑造常常让东方的影迷认同和接受影片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却忽视了后殖民语境下影片中的“东方主义”。实际上,过度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对世界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一种否定,是突出自我价值而否定“他者”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是一种遮蔽性的东方主义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入侵。 2.向东方文化示好背后的东方主义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流的深入,当西方再也无法忽视东方庞大的电影市场,西方的电影制片商一改最初具有明显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色彩,在电影中尽量加入更多的东方元素:如在东方取景、选取东方的演员、植入东方的产品广告、减少丑化东方反面角色,发掘东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等等,这些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元素的背后,实际上是更为隐性的“东方主义”的成型。 2009年由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执导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Farewell Atlantis),为了更好地打入中国市场,制片方在影片中大力打造“中国牌”,空前正面表现诸多的“中国元素”,甚至连拯救人类的方舟计划也在中国进行。这种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做法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为了票房收入刻意穿插中国元素的做法其实缺乏文化上真正的感召力。所以,当《2012》中出现了“这样的(造诺亚方舟)任务只有交给中国才能完成”的“表扬”语时,中国的观众也被逗乐了。其实,这更像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不尊重和反讽,依然是一种隐性的东方主义思维在作怪。 好莱坞1999年摄制的《安娜与国王》(Anna and the King)是一部泰国题材电影,影片中讲述了讲述19世纪中叶泰国国王与英籍女教师安娜之间的跨国恋情。然而,在这一唯美浪漫的异国恋情背后,东方主义的思维并未剔除。在文化冲突的交锋之中,最终是来自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方式完成了对东方国王的启蒙和教化,这其实就暗含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俯视。 好莱坞银幕上的东方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它们跟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透过好莱坞电影对东方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年来在影片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偏见。 在21世纪的今天,旧有的东方主义表现方式已经有所松动,至少在赤裸裸的敌视或偏见方面有所削弱。然而,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从根本上来说,乃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媒介。 结语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已经不是单纯的西方对于东方的学术性话语,而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西方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学术著作和在文艺作品里,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电影,作为极为形象逼真的影像传播方式,更容易收到观众的喜爱,也自然成为西方妖魔化、丑化和固化东方的一个便利载体。 在论述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基础上,本文对西方影片中存在的东方主义进行了解读,指出无论是直接丑化、弱化东方还是通过表现西方的理性光辉和完美的道德世界来反衬东方野蛮落后,都难逃文化霸权之讥。东方要积极辨认西方电影宣扬的价值观和种种神话,通过对引进影片的合理翻译、制作优秀的民族电影以及清理内部“自我东方化”等种种策略,解构西方电影中东方主义的叙事方式,积极主动地在影片中重塑东方的真正形象。 东方电影论文:中国电影市场成海外公司的东方“金矿” 2014年中国电影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高速增长,全年创造票房296亿,观影人次达8.3亿,中国电影拉动了全球电影的增长,各种资本和互联网以不同形式涌入,为中国电影带来源源不断资金。 今年初,艺恩咨询正式《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影响力研究报告》称,2014年由电影所带动的整体产业规模超过687亿元,间接提供不少于50万个就业岗位,随着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会愈加重要。 印度电影为中国量身定制 对一直关注中国电影市场的海外制片商而言,印度导演拉库马.希拉尼执导的《我的个神啊》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一个转折点。 据印度《经济时报》网站近日报道,这部由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在中国票房市场吸金10亿卢比(约合9000万人民币),这再次坚定了他们对中国电影市场潜力的信心。 中国为全球电影提供了巨大机遇。印度“丛林居民”电影公司总裁普里蒂・沙哈尼表示:“中国影院的平均票价为8美元,任何一部在中国市场受欢迎的印度电影都会获得全球票房收入的显著增长。”该公司将拍摄下一部在中国公映的印度电影。 印度福克斯―星空电影制片公司执行总裁维贾伊・辛格说,《我的个神啊》取得的成绩表明,宝莱坞好的故事片在中国有市场。辛格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市场将向更多印度电影开放,这会重新定义宝莱坞的经济学。” 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根据中国观众的口味,量身订制内容。《我的个神啊》的预告片被重新剪辑,希拉尼制作了一个更加吸引中国观众的新版本。 俄罗斯电影寄望“东山再起” 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电影在国际上就一直难有立足之地,不过现在,俄罗斯电影也计划打入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电影票房市场。 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报道,2013年,大制作战争电影《斯大林格勒》成为首部在中国大规模上映的俄罗斯影片,上映头4天票房收入就达830万美元。这部影片也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在俄罗斯本土的票房收入约为5100万美元。 自那之后俄罗斯电影开始重整旗鼓,在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中国共购买了11部俄罗斯电影,比其他国家都多。报道称,中国还拥有庞大的电影院网络,全国的银幕总数超过2万块,而俄罗斯只有3780块。 《莫斯科时报》的报道称,去年中俄加强了政治和商贸关系,因为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出现政治僵局,俄罗斯正努力加强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随着中俄外交关系的加强,两国电影公司也在尝试合作,这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 根据俄罗斯电影基金会的数据,目前正在进行的合作影片包括科幻冒险题材的《中国游记3D》和《冰雪女王3》以及动画喜剧片《嘎嘎叫的假期 3D》。 负责俄罗斯电影海外推广的俄罗斯电影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德拉.莫杰斯托娃说,将于明年在中国上映的《嘎嘎叫的假期3D》是首部获得大笔中国投资的俄罗斯电影。 这笔投资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莫杰斯托娃说。 报道称,现如今,俄罗斯的电影制作人和政府都把目光投向了东边的这座“金矿”。 好莱坞开始向东方倾斜 诚然,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美电影市场全球规模仍然最大,但是这个市场正在萎缩。一家电影行业网站估计,2014年北美市场售出的电影票的数量为12.4亿张,为1995年以后的最低水平,当年的数字为12.2亿张。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称,这一数据的高点是在2002年,当年卖出的电影票达到15.8亿张。此后,电影票的销量逐年减少,表明电影行业在这个曾经的核心市场遭遇了麻烦。 对于电影制作公司来说,好消息是它们现在更多地依赖海外市场的收入,而海外市场正在飞速发展。 报道称,说得更清楚一点: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而且很快会成为全球第一。中国单是在2014年就新增了5000多块银幕,全年总票房接近50亿美元。美国本土市场的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不过以前还没有哪个市场接近过美国的一半。而且中国的票房还在以每年近1/3的速度增长。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报道,影片《速度与激情7》今年4月在中国上映首日就进账3.91亿元人民币,几乎是之前纪录保持者《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的两倍。中国市场成为与北美市场同等重要的市场,《速度与激情7》和《变形金刚4》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甚至比在美国还高。 好莱坞电影中更具代表性的是产品植入。而这些植入并不打算让非中国观众理解。比如,在《变形金刚4》中,出现了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取钱的场景,中国观众能够立即注意到这点。但这个画面如此迅速地掠过,以至于不是中国观众也许不会注意到卡上有中文。 好莱坞还利用中国希望学习“商业”的愿望,因此许多伙伴关系为美国电影提供了其非常需要的先融资方式,以及帮助确保在中国国内上映。 此外,美国影视制作公司已经开始提交剧本内容让中国当局审批。2014年,《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在中国收获了约3亿美元的票房,刷新了外国大片在中国的票房纪录。《好莱坞报道》称:“派拉蒙影片公司为确保在中国取得成功作出了很多努力,在北京、香港等地取景,邀请了包括李冰冰在内的众多中国演员。”所以,事实上,中国正开始从远方影响好莱坞影片的内容。 东方电影论文:从电影《红高粱》的二度创作评析被“东方化”的中国 摘 要: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一部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主义作品,导演张艺谋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更是升华了该小说的东方主义特性,因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关注。《红高粱》在搬上银幕的过程中,无论是影片表达出的西方对于东方的想象,抑或在声光影领域所进行的实验与开拓,都体现出现代中国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 关键词:东方主义 西方 《红高粱》 张艺谋 电影《红高粱》在国际影坛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作为电影艺术家,导演张艺谋的作品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关注――这种现象是对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肯定,而张艺谋热衷于将小说进行创造性的改编已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在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复杂过程中,编剧会对小说进行符合电影创作规律的二度审美和重新把握,也就是所谓的“再创造”过程 。电影《红高粱》之所以广受好评,除了故事情节本身引人入胜外,也跟张艺谋在对小说进行二度创作时,强化了电影中的“东方主义特性”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电影《红高粱》完美诠释并演绎了神秘的中国民族文化,面对西方世界的好奇与窥探,大方铺开了沟通展示的桥梁。 一、电影中所创造的东方世界 东西方的地域文化差异,使得西方对东方有一种本初的欲望和想象;而这种强烈的欲望在东方没落及西方兴起的背景下便愈发膨胀起来,这种强大的征服欲促使西方文明不断地了解和接触东方。那么,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究竟是怎样的呢?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有些特殊的物体是由大脑创造出来的,这些物体,尽管表面上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却出自于虚构。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会为自己设立许多边界,将其划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他们称其为‘野蛮人的土地’。换言之,将自己熟悉的土地――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做法所进行的地域区分可能完全是任意的。”[1]“东方主义”便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无知想象与偏见的认知下,被创造了出来。 电影《红高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东北高密的传奇故事:在黄土飞扬的高密大地上,作为杠子头的“我爷爷”喜欢上“我奶奶”,血气方刚的他干脆利落地了结了“奶奶”的准丈夫,并与“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虽高粱地里的野合场景让《红高粱》一度成为禁片,然而这既包含着编剧对于原始生命欲望的大胆想象,也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性本能的猜测。漫天的黄沙、简陋的窑洞,以及夜空中那轮如诗如画的明月,这些对小说原景的夸张叙述虽使人略感陌生,却迎合满足了西方观众的猜测与臆想。 初看《红高粱》,就连中国人自己都不免诧异――不仅因为整部电影的荒诞离奇,更是由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被导演披上了一件带有浓烈西方色彩的外衣;与其说这是该片刻意营造出的一种蛮荒的神秘感,倒不如认为是导演为观影者量身打造出的一个未经开发的中国。“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以自我为中心”创造出的东方,他们心中的“东方”并非是客观的东方,而是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想象。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看来,“自古以来东方就是不同于他们的‘他者’,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客体,东方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和非凡的经历。作为客体的东方应该是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非理性的,等等”。[2] 那么,为什么说“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呢?首先,从时间上看,倘若不是影片最后出现的抗日情节,很难想象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在真实历史上剧烈变革的转折时期,在影片中却并未做过多描绘,仅仅是一笔带过。影片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采取刻意淡化的处理方式,并不做详尽的正面描述,使西方观众看到更充满异域风味的中国。该片的镜头初始就呈现出由大片的红色和黄色交织构成的画面。其中,尘土飞扬的十八里坡深刻展现了当地的贫瘠荒凉,烘托出生存环境的艰难,营造出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历史沧桑感;而影片中如止水般寂静的夜空与黄土地的组合又显得那么难以捉摸,就像是神秘东方的缩影――影片对时空背景刻意淡化的处理,使我们立马就能感受到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因此一开始就不可能将电影中故事背景与真实的中国社会环境画等号。 其次,电影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单一平面的。无论是人物的语言抑或着装都被简化到极致,影片的主人公“我爷爷”被刻画成一个“一根筋”的角色;而在表现“我奶奶”以及十八里坡伙计的性格特点时,也多以行为替代语言的方式进行诠释。如简陋且略显破旧的衣着(酒坊的伙计大多赤裸着上身,小豆g的出场只穿着一件肚兜)、孔武有力的臂膀、在高粱地里尽享欢愉的“我爷爷和奶奶”都体现出简单粗暴的原始生命力,而这些恰恰符合西方人对东方“未经完全开化”的理解和想象。“我奶奶”身着红袄、红裤、红鞋和红盖头,加上那红头绳、红耳坠、红脸庞,将旺盛的生命力与原始冲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红色基调的画面再同影片最后血肉模糊、叠股枕臂的场景联系起来,使得整部影片都沉浸在一股亢奋冲动的氛围中,这时继而响起豆g那稚嫩嘹亮的呼唤:“娘,娘,你上西南,长长的大路,宽宽的宝船……”观众的情绪被瞬间调动起来,好似某种原始的内在生命冲动与压抑至深的痛苦在那一刻几近喷涌而出,使观众猝不及防地陷入一种纯粹的情节体验中去。张艺谋在改编小说进行二次创造的过程中,将人物形象、语言特征及时代背景都简化到了极致,使西方观众看到一个被“提纯化”、甚至是“符号化”的中国。在经过提纯后,故事的寓意虽单纯,然却使西方观众了解到一个神秘而丰富的东方世界,这恰巧印证了他们对于东方文明的最初设想:即原始、冲动且混合着野性特征。 二、《红高粱》自身对于“东方化”的参与 “东方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可谓是西方对东方的歪曲想象。但与此同时,萨义德也指出:“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3]面对西方世界对东方的丰富想象,处于逐渐“被边缘化”地位的东方人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事实上,大部分东方人逐渐认同并接受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想象;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西方世界的审美胃口。 近年来,中国影坛热衷于拍摄类似《神话》《无极》《黄金甲》之类充满“东方元素”的大成本制作电影,目的在于冲出亚洲、走向国际。电影里无不充斥着动作机械划一的士兵、面目模糊的人群以及落后且甘受压迫的愚民……实际上这些影视元素,都是为迎合西方对中国“愚昧专制落后”的固有思维而特设的场景。相对于东方文明而言,西方世界认为自己是具有独立“自我”的主体,是进步、文明、科学和理性的代名词。中国对于西方潜在优越感的默认,实质上也是东方自身对于“他者”从属地位自我接受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中国对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形象的接受,还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即意识形态)的接受上;如张艺谋早期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等,国内观众看到这些电影都被片中所展现出的贫穷和夸张化的落后所震撼,以至关于“张艺谋就是喜欢把贫穷落后中国拍给外国人看”的议论声不绝于耳。与其说《红高粱》之类的电影因揭露出中国的封建文化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好评,倒不如说是因其迎合了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中国封建落后的固执偏见,这种迎合就是接受西方审美观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种对西方审美误区的接受以及对西方优越感的默认,就是东方世界自身参与“东方化”的一个显著表现。 随着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西方影坛一炮走红,近年来具有东方色彩的国产电影更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争相踏入国际殿堂。然而,之后的东方电影在国际影坛上并没有延续《红高粱》的火热,国内观众也不予好评,观影后纷纷表示“不知所云”。《红高粱》的成功,既源于其满足了西方世界对神秘中国的想象,也在于对原著故事情节的还原,在纯化人物及故事背景同时却并未放弃“民族传统”的文化核心。所以一部优秀的民族电影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东方色彩”的镜头组合,最重要的仍旧是故事本身的内涵与灵魂。 东方电影论文:论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东方审美色彩 [摘要]电影《巴黎圣母院》改编自法国文学巨匠雨果的同名文学作品,影片围绕一个吉卜赛姑娘的生活遭遇而展开了叙述,除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外,影片还通过刻画独特东方审美性的色彩画面来凸显出人物命运的多舛,进一步揭露14世纪法国封建统治和天主教会的昏暗,对底层人民给予了人文关怀。本文通过对电影《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情节进行分析,并分别从色彩浓烈的画面、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以及“彩蝶”式的悲剧审美三个方面来剖析影片对色彩的构建与东方审美色彩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电影《巴黎圣母院》;审美色彩;彩蝶;幽暗色彩 色彩在电影创作中的运用主要依附于场景空间,并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渐入、主题的凸显起到浓墨重彩的一笔。电影通过植入多种色彩共同讲述故事情节,且与影片人物、背景等融为一体。甚至有时候电影色彩的强烈凸显的作用要比直白的电影台词更能触动观众的心底世界。电影《巴黎圣母院》把经典名著搬上银幕舞台,影片通过营造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厚重的历史感,且跟随色彩画面的转变让观众更加深刻感受到爱情的伟大与人性的丑陋。这部影片在色彩的构建过程中符合东方的审美特性,透过色彩画面营造的悠远意境,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的审美色彩与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中庸”思想相一致。 一、电影《巴黎圣母院》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杰出的文学作家,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文学创作,他在戏剧、小说等文学领域大放异彩,通过沉稳的笔触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文学才华。1831年,雨果发表了大型小说《巴黎圣母院》,小说汇集了他一生中的思想精髓和文艺价值,是浪漫主义典型代表作。正因为《巴黎圣母院》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所以它曾多次被改编为电影艺术,通过影像化的表达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同名改编电影《巴黎圣母院》的背景设置在由路易十一执政的巴黎社会,并围绕故事发生的地点巴黎圣母院而展开叙述。克洛德・费罗洛是巴黎圣母院的祭司,他不断地向社会宣扬性欲是不可饶恕的,会吞噬人的心灵,一旦触碰了它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当他第一次看到了美丽女孩埃斯米拉达后就克制不住地想要占有她,被压抑许久的欲望顿时爆发,狂热追求这个女孩,甚至不顾使用卑劣的手段也要一心抢占美貌的她,于是在性欲的侵袭下,他从对爱的疯狂追逐转化为迫害,甚至亲手毁灭了埃斯米拉达。故事中的卡西莫多也对埃斯米拉达怀有真挚的情感,他的外貌丑陋不堪,但他的爱是纯洁且无私的,甚至宁愿奉献出自己的性命,这与费罗洛的私心占有是截然不同的。费罗洛的灵魂是黑暗的,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得不到埃斯米拉达的爱情时,他残酷地把自己的罪恶行径嫁祸给他人,把埃斯米拉达推入了万劫不复的绞架。卡西莫多难以忍受主人的残暴行为,于是他为了拯救爱人,不惜把费罗洛从高处推下去。 电影《巴黎圣母院》映入观众眼中的第一个画面就展现了肃穆的圣母院,在整个镜头画面中只能从几只白鸽看到一丝的生命力,随之就出现了几个希腊字母,通过“倒叙”的方式展开了爱恨交杂的故事,且在开篇之处就给观众设置了一个悬念,使观众的心底埋藏了深深的好奇感,很想去挖掘其背后的故事,于是故事内容就缓缓地呈现出来了。电影中刻画的巴黎社会的景象,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气息,原著中对法国封建君主制度的泯灭人性和教会的表里不一进行了沉痛的阐述,影片也着重描写了生活在巴黎底层社会的穷苦人民,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上层社会赋予的残酷和暴行,同时影片也深刻展现了波旁王朝击毁巴黎圣母院的暴力,从这些赤裸裸的画面中使观众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体验了法国混乱时期的沉重感和历史感,耳边不断地响起反对封建专制、抵抗天主教会的呼喊。虽然影片展现的是法国的历史题材,并融入了人性的反思,但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深刻思想的展现主要借助细腻的色彩彰显出来,无论是色彩浓烈的画面,还是昏暗意境的构建,都富有东方独特的审美特性,凸显出色彩的“抒情写意”功能。 二、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东方审美色彩 (一)色彩浓烈的画面 电影《巴黎圣母院》在开篇之处就刻画了几组鲜明的色彩画面,影片聚焦于巴黎圣母院,且当时《圣母的审判》正值演出,画面中充斥着街头乞丐在祈求馈赠的声音,在街头的另一处有许多群众在欣赏吉卜赛女郎的优美舞姿,还有巴黎人民在狂欢,大肆庆祝的浓烈色彩画面。一眼望去,仿佛让人真实地看到了15世纪巴黎社会的真实景象,色彩的强烈对比和浓墨重彩,仿佛历史画面的再现。同时,影片正是通过这几组简单的画面,独具匠心地把故事的主人公纷纷展现出来,热舞的姑娘埃斯米拉达、负责敲钟的卡西莫多以及副院主费罗洛。其中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是一个美貌的姑娘,具有开朗的性格和善良的心灵,她对周围的人们具有同情心,在影片中进一步刻画了她的美善,为了能拯救诗人走向绞死的命运,她当众宣布做他的“妻子”,解救了他的生命却不计较往日的丑恶;怜悯被鞭鞑的卡西莫多,亲手把水递送到他的嘴边,为他送来生命之泉;她甚至把自己辛劳赚来的钱分给周围的孩子们。但正是这样一个心灵高尚、令人怜惜的姑娘却因为费罗洛觊觎她的美貌而遭到了陷害。在她身心痛苦的过程中,卡西莫多为了解救她的生命而把带到了教堂,虽然教堂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因为教会和宫廷之间的利益勾结,最终还是无法保住埃斯米拉达的生命。这一事件激发了广大群众对她的同情,让市民真正认清了费罗洛的伪善和封建制度的残酷不堪。电影创作者在进行故事叙述和画面呈现的时候主要运用了夸张手法,在东方的影像审美中,反映埃斯米拉达的壮烈和费罗洛的丑陋心灵往往会借助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出人物心中的强烈情感,且进一步把人物的矛盾和阶级的冲突扩大化,从而通过一幅幅鲜明色彩的画面来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揭露特殊时代背景下统治制度的腐朽和群众的愤怒情绪。 (二)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审美色彩还反映在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方面,借助灯光的映衬下,似乎看到了中国古典艺术中的意境,例如,影片在刻画埃斯米拉达被卡西莫多藏在钟楼的那一处情节中,当时的埃斯米拉达独自一人承受着内心中的惶恐和孤独,她只能凭借悲伤的曲调来惦念心中的爱人,即卫队队长。影片的背景是幕墙,在幕墙的左上方有一块石头的漏洞,所以创作者就借助这块视觉空间的漏洞采用闪现了许多星星的黑色幕布,仅仅是色彩背景的一点变化就使画面中的空间产生了鲜明的变化,就好像是在魔术双手的作用下由室外的景象转化为室内。同时,为了凸显出埃斯米拉达当时内心孤助无缘的心情,画面中呈现的幽暗色彩并没有其他布景的点缀,只有一束光投射到埃斯米拉达的身上,把她的影子映射到幕墙上。在这个紧张、昏暗的画面中,观众的情绪也被带到埃斯米拉达身处的这间小屋,且屋外是一片黑暗,她能看到的仅仅是那一角透露的星光和若隐若现的烛光。随着埃斯米拉达充满忧郁的歌声的响起,观众仿佛深刻体验到了她此时的心情,一同与女主人公一起感受着命运的难以捉摸和绝望的生活,虽然镜头画面对这处情节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但仅仅几个色彩画面就把埃斯米拉达身处的幽暗环境生动刻画出来了,同时把她内心中的恐惧、害怕心理淋漓尽致地通过色彩的构建展现出来了。 (三)“彩蝶”式的悲剧审美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笼罩上了一层颇具东方审美性的悲剧色彩。影片最后讲述了在故事结束后的两年里,人们来到了墓穴寻找奥利维埃・勒丹的尸体,他是在两天前被绞死的,他的安葬也是得到查理八世的恩典。在这些恐怖的骸骨堆中有两具非常怪异,且一具缠绕着另一具,其中一具的尸骨很显然是女的,因为上面还残留一些白色裙子的碎布,且挂着项链,而另一具缠绕在这个女子身上的是男子的尸骨,可以简单判断出男子并不是绞死的,很有可能是自己在临死之前跑上来抱着这个女子的,当人们试图把这两具尸骨分开的时候,男子的尸骨突然就化成了尘埃。影片的结局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结尾的安排饱含了创作者对人物遭遇的同情和人文关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与往常西方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西方的创作观念中往往把最后的死亡设置为悲壮的,无论是哈姆雷特的身亡还是安娜的自杀,都让观众感受到决绝的悲凉。但在中国的古典艺术中推崇的是“中和”的审美思想,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化尘式的悲剧结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梁祝》,因为《梁祝》中的主人公在人世间不能圆满结合在一起,因此作者描写了他们为爱殉情,并且化作了一双彩蝶,自由自在飞翔。于是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相一致,是灵魂世界的最高审美。飞舞的蝴蝶代表了新的生命,也是中国人审美思想中的最高意境,在雨果笔下描写的“化尘”,与我国的审美思想不谋而合,都对有情人寄予了美好的希望。从中无疑可以看出,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西方式的悲壮、惨烈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且彰显出如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彩蝶”的审美色彩。 三、结语 综上所述,《巴黎圣母院》可以称之为一幅浓烈色彩的浪漫主义油画,在色彩的映衬下,电影故事汇集了荒诞的情节、壮美的场景画面、生动形象的人物。整部影片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来映射现实,展现由封建统治下的巴黎社会充斥着暴力和阴暗、天主教会的伪善和泯灭人性的暴行激发了广大市民的愤怒。电影创作者采用了细腻的色彩勾勒来凸显出大的时代背景,鲜明的色彩对比让观众感觉到刺目,浓烈的色彩与昏暗的社会现状无疑形成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对比,影片整体情调较为压抑沉闷,好像所有人的命运都被圣母院的钟楼在无形之中掌控着。除却沉重的色彩画面描写,影片中也有一些浪漫的色彩画面,例如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与甘果瓦一起玩耍的时候,这些短暂的情节画面在整片沉重的情感氛围中得到凸显,同时也是巨大灾难来临前的宁静。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影都”对我国电影事业及产业的影响 摘 要: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使我国电影的产业链进一步成熟、完善,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也将为我国电影事业的拍摄、制作、发行、营销等各环节带来巨大的转型契机,凝聚更强的实力,开拓广阔的国际视野。此外,青岛东方影都还将经由对我国电影产业的影响来辐射山东省及附近区域,进而可能对全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虽以正面为主,但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东方影都;电影;整合资源;产业结构 2013年9月22日,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区正式开工。青岛东方影都是以影视产业为核心,涵盖旅游、商业等多种功能的大型综合性文化产业项目。万达预计总投资超过500亿人民币,文化旅游投资超过300亿,预计占地3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40万平方米,包括影视产业园、电影博物馆、影视名人蜡像馆、文化旅游城、度假酒店群、游艇俱乐部等项目,将打造影视拍摄、影视制作、影视会展、影视旅游综合功能的全产业链。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将对我国的电影事业造成巨大的影响,引发我国电影事业的革命性转型,使我国的电影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和黄金时代,并进而对我国产业结构造成巨大影响。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整合国内外资源,促进国际合作 目前中国电影的世界地位逐年提高,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与我国电影事业起步晚、市场化程度较低有关,同时也是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军团队,影视资源缺乏整合有关。因此,我们总是很难将已拥有的资源发挥利用到极致,更难将没有的资源通过合作等方式来共享和合理利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国内电影市场的资源,并吸引国际电影制作团队前来合作,利用传统与现代、国内和国际资源,整合多方优势出大片。此外,依托万达集团的资金实力、人才优势,成片的销售渠道将更为成熟和多样,产业链的打造也将更为完备,因而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国际传播和销售,并以音像制品、纪念品授权制作、文化旅游等完备的产业链形式来为制作方获取更高的利润率,并将影视资源利用到极致。关于整合资源主要可分以下三点: 1.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国家,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历史的积淀是丰厚的资源宝库,给予我国电影人以丰富的题材和资源,也让“生于斯长于斯”的电影人拥有与生俱来并日益加深的独有的文化气质。然而以目前电影市场的影片来看,我国电影人并未充分利用好这些独有而又珍贵的资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曾分析中国电影的三个时期。其中在第二个时期,张艺谋等导演挖掘了许多具有乡土气息的资源,拍摄了许多本土影片,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等。这些影片曾在许多国际影展上多次获奖。然而,正如尹鸿教授所分析的,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审丑的色彩,披露的大多是落后、封闭、负面的信息,借以引起国外评委、受众的好奇心理,会对我国形象造成损害。与此相对,李安等导演也拍摄过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饮食、太极等)的影片,比如《喜宴》《推手》《卧虎藏龙》等。其构思和拍摄手段都巧妙地融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于影片之中。但是,这类优质影片的数量还是较少的,而且没有充分利用、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更没有全面、立体、多样地展现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而东方影都可以作为一个优势集结点,将我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转化为“生产力”,在新的时挥、重塑其不朽的生命力。 2.整合我国现代文化资源。目前,展现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影片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够准确体现我国当代文化、主流价值观、时尚潮流的影片却少之又少。大多影片仅仅是浮于表面,仅仅展现形式上的都市、乡村生活、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心理状况等等,却没有深入挖掘,在思想性和艺术审美方面都有所欠缺。因而,这些影片没有充分发挥传播我国当代气象、时代风貌的作用,也不具备在国际上传播我国价值理念、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作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有效扭转现有的状况,将我国现代文化资源充分整合,凝聚最有传播力和传播价值的资源,加以制作和传播。 3.整合国内外拍摄制作、发行资源,优势互补。目前我国电影事业在技术方面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差距正日渐缩小。笔者认为,相比技术,人才资源是更具竞争力的资源,也是我国实现反超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拥有一批水平较高、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发行公司,但在总体上仍然是零散的,没有形成合力。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来加以整合,而东方影都则堪当此任。此外,东方影都还可以借助其拥有的国际资源和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联系实现跨国制作和联合拍摄。我国电影在传统文化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而在拍摄、制作技术和营销传播方面则存在较大的不足。我国的优劣势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高水平电影制作方存在明显的互补,而互补则蕴含着合作的契机和高效率。实现跨国制作、传播,不仅有助于吸收先进理念、技术,降低投资成本,还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获得海外发行的优势渠道,为投资带来更多票房保障。有了海外发行等保障,吸引各类风险投资者投资也会变得越加容易。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电影事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转机。中国电影将拥有一流的拍摄团队、强大的制作及发行、营销团队,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电影的潮流,进而影响世界电影的发展方向。此外,东方影都还将实现对以往拍摄、制作、营销方式的革新。仅就营销方式而言,目前我国电影的营销传播正努力与世界接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仍趋于简单化、传统化,没有充分将电影产品进行包装、营销,市场开拓的力度也不够大。虽然目前电影市场已经引进了整合营销传播的理念,但大多还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的很少,更少有成功案例。简要对比国际高水平大片的成功营销和我国少数电影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一些端倪。2012年由漫威电影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电影工作室发行的《复仇者联盟》是漫威电影宇宙系列的第六部影片。经之前几部电影《雷神》《美国队长》《绿巨人》的成功铺垫,以两亿两千万美元的制片成本取得了超过十五亿的票房收入。而我国的电影,比如《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等小成本电影,也是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营销,取得了过亿票房的好成绩,却明显与漫威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电影具有成功营销的潜力,也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和一定的经验,只是缺乏形成“套路”的模式化运作。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与世界电影之间搭建起交流的平台和桥梁,有助于增加我国电影的对外开放性,促使我国电影更多、更好地走出国门。马克思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东方影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电影事业进入“世界交往”提供了道路和方向。 二、电影产业对区域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将会在我国的电影产业中引发革命性的革新,同时,还将经由电影产业对青岛、山东省及附近区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进而对全国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而在短期内,这一影响将主要波及青岛、胶东半岛及山东省周边区域,对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影响不会非常明显。但从长远来看,我国整体产业结构极有可能会受到较大的积极影响,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 长久以来,青岛在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依靠其石化等重工业和海尔、海信等轻工业企业,其产业结构也主要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不高,这一比重在全国二线城市之中排名较为靠后。与此同时,伴随这样的产业结构而来的是相应的以石油、电力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体力劳动和技术工种为主的劳动力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现代化城市的未来发展,对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而其劳动力结构也不符合现代化城市的要求。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倡导低碳、减排和“绿色GDP”等理念。随着东方影都的发展,并辅以其他方面的科技进步和第三产业其他部门的促动,区域的产业结构一定会日趋合理,环境的质量也会得到改善。而电影产业是朝阳产业,经由东方影都的整合,将通过院线收入、音像制品、产品授权制作、拍摄地旅游等产业链上的众多环节为青岛和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外汇收入。 马克思曾敏锐地预测未来社会的特点,陈力丹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一书中概括为以下四点: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劳动中智力的支出将超过体力的支出;资源结构发生变化,知识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科学的组织和决策机构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我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对上述四方面均有影响,而对劳动力结构和资源结构的促动作用尤为巨大。与此同时,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知识生产力的增长也将为青岛、为胶东半岛、为山东省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资源,大大提升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能力。 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堪忧的负面影响,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加以关注的。 首先,过于注重出“大片”,可能会压缩小制作、文艺片等小众影片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其次,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形成的垄断现象可能会压制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的发展,进而可能限制中国电影未来向更广的方向发展。第三,跨国、跨地区进行的联合生产,可能会流于形式,变得尾大不掉,失去合作的意义,亦可能在拼凑和流水生产中失去艺术的美丽,迷失了文化的本意,泯灭掉人文的气质。此外,关于影视基地涉嫌圈地的担忧也始终存在。此前长影集团的“环球100”电影主题公园、浙江华策影视的“海宁中国武侠(影视)文化产业基地”等影视基地的启动和投资也都受到了涉嫌圈地的批评和指责。一些业界专家认为,万达的做法,更像是以文化为由头开发房地产,是文化搭台、地产唱戏的做法。 电影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纯然的艺术作品了。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文化产品,是精神消费市场的商品,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的一大引擎。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载体和传播者。基于电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重要地位,也基于东方影都的规模和规格,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方影都的投资建设将为我国电影产业、整个产业结构都造成较大的积极影响。同时,由此可能引发的垄断、涉嫌圈地等问题也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和探讨。 东方电影论文:好莱坞电影中东方女性形象的解读 摘要:本文研究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认为这些女性形象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眼中的形象,是他们的主观镜像,是被“建构”和“想象”出来的,它们是西方话语权力运作的结果。 关键词:好莱坞电影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 形象学 一 从比较电影学的角度看,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鉴于好莱坞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里的重要地位,一部好莱坞电影史或者一部中国电影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文化中有消灭和吞并他人的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实。美国是电影王国,电影一直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极为重视的一个文化领域。好莱坞电影尤以其强烈而形象的视听语言,引人入胜的叙事方法,众多耀眼明星的加盟,影片的高投入、大制作吸引着大量观众。 美国学者约翰.耶马在《世界的美国化》一文中指出:“美国的真正‘武器’是好莱坞的电影业、麦迪逊大街的形象设计和马特尔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线。美国制作和美国风格的影片、服装和‘侮辱性的广告’成了从布琼布拉一直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全球标准,这是使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国化的重要因素。”[1]文化产品是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每年的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超过了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其中好莱坞电影占据了较大份额,仅《泰坦尼克号》一部电影自1977年公映以来就创造了18亿美元的利润。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已成为投资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支柱产业之一。美国的电影业处于世界霸主地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电影已经在全球4/5电影院上映。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世界电影市场的总票房大约每年155亿美元,美国就占据了这个市场的2/3,即105亿美元,美国好莱坞影片的票房收入有一多半是从国外的电影市场上获得的。好莱坞电影现已占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到1998年,美国电影业近百亿元的收入竟有超过50%来自海外。1998年全世界最受欢迎的39部影片来自美国。2001年票房前十名仍都是好莱坞作品。2002年到2003年初的情况也是一样,29部国际票房最佳电影都是美国片。2006年,美国国内电影票房达94.9亿美元,基本和2004年的历史最高点95.4亿美元持平。在制片和发行领域,美国全年电影产量继续保持连年来的高增长态势,2006年再创历史新高,投入发行的影片共607不,打破了2005年的记录,增加11%。美国2007年全球电影票房收入达267亿美元,其中海外票房171亿美元。 好莱坞电影所形成的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文化攻势,就连一些西方国家也感到焦灼不安。欧共体一些著名人士大声疾呼:“美国电影就像恐龙一般,正把它的利爪伸向‘世界公园’,要是欧洲国家再不联合行动,欧洲文化就濒临灭绝。”[2]好莱坞电影不仅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它所蕴含的社会政治理念、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通过观众的耳濡目染,其影响力是无法估计的。它不仅是经济武器,更是文化武器。好莱坞出身的里根总统都把好莱坞称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宣传基地”,好莱坞是一个你不能从地理上定义的地方,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它在哪儿。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进入人们的潜意识。 放眼世界影坛,一方面,美国好莱坞依然雄踞霸主地位,侵占着世界60%以上的市场,电影已然成为美国排名第四的经济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在美国全球化的趋势中,各国名族电影试图在逆境中生存、发展,像伊朗、中国、韩国、日本、巴西等国力求找到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与好莱坞抗衡,这些国家的电影作品也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纷纷获奖。于是,东方与西方各种话语与价值体系相互冲撞与对话,呈现出多元共存、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局面。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变化最大的时期,选择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关注西方导演是否注意到了中国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反映在他们的电影中。 二 巴柔认为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即是形象学。文学形象就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具有形象的个性与丰富性,又具有原型的普遍性与一致性,其意义并不表现在指涉现象之外的现实世界,而在自身结构通过观念与形式的关系而创造的意义。好莱坞电影中的形象不是西方文化关于东方女性的想象与表现,而是好莱坞想象与表现“东方女性”的方式与角度。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批评的思潮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它对发达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及制作方式采取了批判的、解构式的立场和态度,其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的压制和剥夺。它通过对西方主流电影视听语言的剖析,揭露其意识形态深层的反女性本质。 在梳理好莱坞东方女性时,看到东方女性就在天使形象与妖魔形象之间摇摆,成为西方人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或食人坟场。本文尝试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象中加以整理归类,揭示这些幻象的生成机制,把存在于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神经系统中的潜意识抑或有意识挖掘出来,让它见光.这是一块银幕中的银幕,透过这块银幕,看穿好莱坞在想象东方女性时隐秘的心理动机与传播期待,看清“想象性的东方”是如何被西方强加于东方,并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话语,从而成为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好莱坞影史中约有以下15种东方女性形象:蝴蝶夫人形象、妓女形象、龙女形象、娜拉形象、木兰形象、天使形象、妖魔形象、婢女形象、女奴形象、小妾形象、蜘蛛女形象、公主形象、地母形象、家庭妇女形象。我在此文中将根据几部有代表性影片来分析其形象。 (一)天使的向往 好莱坞电影《美梦成真》或译作《飞越来生缘》,曾获过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克里斯与安妮年轻时相识,婚后育有两个孩子,但两个孩子在车祸中不幸丧生,而克里斯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他的灵魂到了另一个世界,而安妮也因对生活绝望而自杀。克里斯置身于地狱,寻找妻儿…… 在这部影片中,由华裔女星阮兰丝饰演的仙女,她引导克里斯来到了一个仙境:这里莺歌燕舞,鸟语花香,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宛如《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的影像版。克里斯和仙女所到的地方仍保持着天堂的纯洁与爱:这里富饶丰腴、和平宁静、魅力无穷,逶迤绵亘的精美的草坪与花园,溪水边点缀着茶亭,民居村舍精致亮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无忧无虑。这里充满着东方式的自然灵性的美与神圣,宛如传说中美丽的香格里拉。 这部电影中的一个细节更是发人深省。其实东方仙女正是克里斯的女儿玛丽。在影片的第49分钟处,仙女对克里斯说:“我本来不是长这样的,我们有次坐新航的时候,我爸对空中小姐微笑,她就长这个样子,戴着这个名牌‘李昂娜’。我爸说亚洲女人都很美丽而且优雅、聪明……我当时想,等我长大了,我要变成那样。”东方天使说完这番话后,克里斯才意识到她就是自己已死去的女儿玛丽。克里斯/影片编导的东方天使情结在此暴露无遗。“东方天使”和“香格里拉”的组合使得这部影片的“美梦”得以“成真”:克里斯在天堂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儿,她已变成一位天使,影片同时也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香格里拉”的向往。 “香格里拉”是一个美梦,梦乡就在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那些经常想“生活在别处”的西方人,在梦中做客总来到中国。香格里拉,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如说是西方人纯粹幻想出来的。 (二)蝴蝶君的悲剧 而在1933年出品的电影《蝴蝶君》中,编导聪明地反用“蝴蝶夫人”的典故,塑造了一个利用洋人的“蝴蝶夫人情结”向西方复仇的东方形象。东方/中国在《蝴蝶君》里被写成一个文化和性别的大骗局,而西方意欲征服他者却玩笑般解构了自己,是“东方主义”的新产物。 影片中西方人的东方情结、“”中国、间谍疑云、蝴蝶夫人传奇、男女奇恋、混血激情等元素相交织,讲述了一段跨越种族性别界限的变色爱情,掀起了了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情欲风暴。1964年的一天,法国外交官高仁尼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歌剧《蝴蝶夫人》,对地方文化一直怀着好奇心和神秘感的高仁尼完全被散发着浓郁东方气息的“女子”宋丽伶吸引住了,他主动找过宋多次,半年后被提升他仍旧来宋家并真诚地向宋求爱。他与从不在他面前宽衣的宋终于确定了情人关系。 其实,高仁尼的主要任务即是收集中国的有关情报给法国当局。殊不知,中方同样为了获取美国的情报,派了男扮女装的戏子“宋丽伶”来接近高仁尼。开始后二人因多重原因分开。 1968年的一天,高仁尼在巴尼歌剧院又听到《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这时他更怀念远在他乡的宋丽伶。让他意外的是宋竟来到巴黎并找到他,二人旧情复燃。后来,高仁尼因泄露情报而被捕,没想到站在法庭上指证他的却是男子宋丽伶。高仁尼在囚车看到宋男儿身时才真正明白自己爱上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最后高仁尼在狱中自杀身亡。 《蝴蝶君》是一出悲剧,片中反复运用的《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也强化了影片的抒情味和悲剧感。其中最大的悲剧集中体现在了法国人高仁尼身上。作为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神秘感和捉摸不定感,使高仁尼在长期的接触与自我理解中,构建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东方想象。他遭遇的东方情调浓郁的“宋丽伶”恰好满足了他的想象――是他心里早已浇铸好的那个完美的东方女性“幻象”的对应物。影片的最后,恍然大悟的高仁尼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绝望地选择自杀。他自尽时脸上涂满了油菜和胭脂,留着冷艳的红指甲。这一形象行为艺术般地动摇了西方一贯持有的主体性,揭穿了西方内在的身份危机,也是“西方文化中心论”面临自身崩溃的隐喻。 (三)“地母”的建构 在1937年1月在美国公映的好莱坞大片《大地》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用现实主义认真描写中国的重要影片,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次有益尝试。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沉默、善良、隐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勤劳勇敢的“地母”形象――阿兰。在影片中,阿兰/大地作为一种意象,让我们注意到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原型结构:阿兰对应着中国地母形象“女娲”。 阿兰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女人,也是一个充满悲怆感的女人。她自己从六岁起就被走投无路的父母卖给了大户人家,受尽了羞辱与折磨。婚后接连的生产、孩子的不幸夭折还有逃难岁月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后来即使在家庭逐渐富裕起来后,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她又陷入更深一层的精神痛苦。丈夫王龙成为地主之后便去,并将妓女娶回家当妾。可以说,王龙与荷花带给她的伤害是致命的。但在这一切苦难面前,阿兰都默默地承受下来。她没有在荷花面前发泄自己的恨与嫉妒,只是坚决不踏进荷花的院子,不与她说话来表达自己对她的蔑视。她变得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枯萎,尤其是发现二儿子和荷花有染时,她近乎崩溃,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她把眼泪往心里流,忍辱负重,用虚弱的病体撑起这个家庭的体面。在儿子的婚礼之后,在悔过的丈夫身边,四十多岁的阿兰安详地死去。阿兰的这种隐忍、包容、圣母般的高洁与自我牺牲精神,使她拥有了一种宗教感,也使影片散发出史诗般的光辉。 东方电影论文:论陈英雄电影的东方艺术 [摘要]陈英雄把恬淡冷静的东方文化理念同西方电影艺术,通过独特的思维方式相结合。他的代表作中,既带有故乡情结也带有欧洲式的东方情节中对越南文化的捕猎。他讲求诗意的描述,运用电影语言,打动观众心灵,如诗一般。即使是面对饱含着苦难、泪水和绝望的土地,陈英雄依然葆有诗意。本文从陈英雄的电影文本出发,通过对陈英雄的文化背景的探究分析其电影文本和文化内涵,从而在更高更广的领域里加深了对陈英雄导演风格的理解。 [关键词]东方文化;越南电影;导演风格 越南,这个曾被称为“印度支那”的中国近邻,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使它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也使世人对它产生了误解与好奇。90年代以后,越南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殖民地题材电影成为提供美丽幻象和慰藉现实的电影潮流。在《情人》《印度支那》等异国情调的影片引起西方电影界关注的同时,一部《青木瓜之味》让我们看到了更接近真实的越南。而这部电影的导演陈英雄虽然是法国文化培养出的电影导演,但是他具有越南传统文化中的静谧、羞怯的气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观察、表现事物的电影思维以及表现手法,一种恬淡静谧、文雅敦厚的东方艺术。 一、陈英雄的文化背景 陈英雄导演是当今国际影坛上一位颇为著名的亚裔法国导演。他出生在越南,14岁移民到法国。最初研读哲学,而后偶见一部让他感动的越南裔导演拍摄的影片后,便决意改学电影。而这一决定开启了他的电影人生。于是,陈英雄进入著名的专门培养电影摄影师的路易卢米埃尔学院,学的是摄影技术,因为他认为导演的场面调度能力应该从观看影片中学习。就这样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后开始了他的电影导演生涯。陈英雄在影视作品中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影像表现手法。他在20年的时间里,仅拍摄了5部电影,但这却毫不影响他成为亚洲电影界的著名导演,这得益于他的影片散发出的浓烈的个人风格。 电影在越南并不发达,以往越南电影也很少受到关注,提起有关越南的电影,不禁会想到美国经典电影《阿甘正传》和杜拉斯镜头下的异国恋情――《情人》,然而这些影片的故事情节却与越南无关,越南只是这些异国电影中的背景而已。不同于其他电影中那个硝烟弥漫、穷苦落后的越南,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用他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一个色彩斑斓,柔美恬静的越南。树隙中倾泻下来的细碎阳光、中式庭院中枝繁叶茂的芭蕉树、娇媚惹人的木棉花、棚架下青翠剔透的青木瓜……除了殖民、除了战争、除了贫穷,这里的越南以其独有的诗意与让人慨叹的生活气息,宛如一位身着奥黛的越南姑娘散发着东方女性的淡淡清香。 作为一位身在异乡的越南人,陈英雄带着对于家乡怀有的一份乡愁,在他的镜头下把越南拍摄得宛如其儿时梦境中一样隽美。但是在其勾画故乡美好梦幻般的回忆的同时,依然不忘关注越南的社会现实,刻画越南社会残酷狰狞的现实,他把镜头对准泛着恶臭的街道,滋事暴力的地痞流氓等越南的底层社会生存现状,从而引发人们对于现实的思考。在陈英雄最为著名的“越南三部曲”――《青木瓜之味》《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中,始终执著地书写着其对越南的情绪和情感,从恬静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怀想期盼中如诗般的画面语言、时而轻快时而沉郁的诗情隐喻中抒发着陈英雄电影中特有的东方文化气息与东方哲学,形成其鲜明的个人风格。 二、陈英雄导演的影片风格 (一)人物:普通人和东方女性 恢宏的历史题材和激昂的伟大情怀从来都不是陈英雄影片的主题,在其作品中没有众人仰视的英雄,只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因为事实上这些卑微但坚韧的底层人物才是生活中真正的主角。如《青木瓜之味》中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女佣梅,在一幕幕尖锐狞厉的境遇中依然温性犹存的“三轮车夫”以及遭遇痛苦婚恋却从容生活的三姐妹,这些人物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最为真实的日常生活才是生活中简约、朴实的温情。陈英雄作品体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风采,他追求朴实坚韧的生活氛围,他把镜头始终对准现实中的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从小人物对待生活的态度中,诠释着自己处事的东方哲学。《青木瓜之味》中静静地看着这个庭院里所发生的一切悲欢离合,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梅,《三轮车夫》里对暴力和死亡的默默凝视的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里,将所有的家庭矛盾和秘密平静地消解、超然掩盖的三姐妹,他们都诠释着陈英雄面对一切超然坚忍的生活哲学。 陈英雄不仅愿意瞄准普通人,在他的镜头中也赞美着着坚韧宽容、坚忍、平和、宁静的东方女性形象。在其作品中,男性阴柔软弱,而女性是生命的主人:坚定聪慧,镇静隐忍。其影片中画面无时无刻不表露着对这种女性的依恋。《青木瓜之味》中的梅、梅的女主人,《三轮车夫》中的姐姐、老板娘,《夏天的滋味》中的三姐妹,无一例外是具有鲜明气质的东方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陈英雄对女性的欣赏和赞美正是他对于儿时家乡无限乡愁的一种转化,这些女性身上柔美、宽容、坚忍、沉静、内敛的东方品格,体现了创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东方女性形象。同时,他用这种崇敬和赞美无声地抗议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懦弱无能和不负责任。 (二)情节:温馨与残酷的交织 陈英雄这个离国多年的游子从西方世界的观影期待出发,又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自我的文化自觉意识结合,冲破西方世界对越南主观垄断的揣测和想象,通过影像向世人展示了越南的传统与现代、温情与残酷、坚硬与柔软。这是陈英雄以自己的方式回想着祖国的过去,也凝视着现在,更是深切关注着明亮的未来。温馨过往与残酷现实的交织,其影片中所有湿热、阴郁和狂躁不安让陈英雄以诗意的沉郁,超脱的胸怀所平息。用沉静来平息痛苦,让温馨与残酷交织。 正如《青木瓜之味》中镜头从身着金黄色的高领长裙幸福地读书的女主角梅身上向上摇,出现的是一尊安详的佛像。在这里,陈英雄以自然与和谐、清净与祥和描述了另一种观念与理想。以绝对虚静的心灵进入到精神的最高境界:绝对的自由,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拘束瓦解后,逻辑、理性已成负累,没有了对物质欲望、对功名的角逐,于是,最终感悟到了生存意义和精神上的愉悦。 在影片《三轮车夫》的结尾,辞旧迎新的除夕,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生活恢复了往昔的平静。镜头掠过外面的断壁残垣,转向高墙之内的网球场游泳池和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再次回到外边突然变得阳光灿烂的城市街道,人流之中,三轮车夫骑着满载全家幸福的崭新的三轮车向前滑行,然后镜头渐渐上升,还有那一群在教室里专注地学习弹琴的孩子们。貌似突兀的结尾让人沉思,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命运多舛的人在面对苦难时如此安稳,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在辗转流离的混乱中各归其位?很显然,这是一种沉默地生存状态,不是通常的绝望的血泪交错,而是属于生命意义上返乡之途中淡淡的忧伤,又是知其所来知其所终的安天知命。 《夏天的滋味》中三姐妹中最小的莲与弟弟出门为给父亲的周年祭祀而准备,正好呼应着影片开头中的他俩为准备母亲的周年祭祀而出门,就连接下来的悠远的钟声都一样,仿佛一切的爱欲纠缠都未曾发生过。导演没有沉迷于对人生的痛苦、对社会的愤怒的宣泄,而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作为影片的结尾,这无疑是东方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审美理想与思维意识的形象体现。爱与死,幸福与痛苦同时并存,一切都是自生自灭,自然而然。在灿烂明媚的阳光之中,再阴暗再无望的生活,再悲伤再恐怖的历程,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将它包容。 这其实就是陈英雄的人生之道。从佛像到钟声,早已暗示着东方式的圆满。这样一种诗意的描述,非线性的写作,这种悲悯的情怀、达观的精神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使陈英雄的影片沉郁而不凝重、压抑而不绝望。 (三)画面:画意与诗情的结合 陈英雄的电影中充满了诗情画意,他更像一位诗人将心中的故事转化为淡雅的文字一样,把他电影画面如诗般温雅细致地表现了出来。东方诗画色彩对陈英雄的影片视觉画面的影响很深,并且陈英雄十分善于以表现唯美含蓄、意境深邃的画面来替代人物的语言,以唯美的视觉画面和富有诗意的场景氛围传达不必言说之美,在有限的画面内传递着无限的神韵。例如,他的作品中刻意使用原生态描绘手法表现出乡村生活自然诗意,用饱和度较高的色彩画面和慢节奏的平摇镜头,来展示画面中环境和人物的每个精致细节,从而使人物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显现出一种朴实自然的魅力,镜头中也就让一种赞美和诗意始终洋溢其中。在影片《青木瓜之味》中,流落着宁静而自然的诗情画意的古朴的庭院等情境,如诗如画地表现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如随风而动的翠绿树叶、阳光下的木瓜树、陈旧的石板等。 三、东方文化在陈英雄电影的展现 陈英雄把恬淡冷静东方哲学同西方艺术电影的个性意识,以意象为主的思维形式,常采取象征、隐喻的手法,借以流畅的电影语言完美地相互融合并完美呈现,使影片中的对于现实的揭示与世事的说教潜隐在毫不张扬的诗意镜语中,东方哲学自然的富含于作品之中,形成陈氏影片中独有的风格。电影中把政治背景和教育意义隐秘在诗一般的镜头之中,东方传统理念、佛家的因缘色彩、道家的无为思想自然的融会贯通,陈英雄以自己的东方哲学理念叙述着他的情感,同时也用他心目中的越南诠释了自己的东方文化理想。例如,《三轮车夫》中本是对立的两种生活状态,面对苦难的阴郁和狂躁不安与无奈平息痛苦的从容沉静,在陈英雄的电影世界中被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人对于人生境界的至高追求,即以出世的超脱和平静刻写入世的情怀,世事云淡风轻,时刻保持一份平常恬淡的心境,泰然处之。陈英雄电影中最直接使用干净、明亮、简单的电影画面来塑造电影观感,以安静、平和的意境,表现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赋予影像画面独特的人性关怀,这也正体现了陈英雄思想中以恬淡虚无为本的道学思想和以万事皆空为本的佛学思想。 东方的文化背景与西方文化的熏染使得陈英雄在观察越南时拥有独特切入角度、观察视点,同时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与本土情结的混杂性,也使其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要远远多于单一民族性的表述和极端地域色彩的彰显,从而获得了一种具有更大的文化兼容性和世界性的文化自由的隐性空间,是其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述说一个全新的越南,挖掘出越南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陈英雄使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在电影这一最现代的艺术形式中得到张扬。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而且在越南国内,除被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也是广受欢迎。这些也都表明他不仅掌握了国际电影语言,并且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命脉。 总而言之,陈英雄的东方文化背景以及后来的西方文化教育,使他把东西方文化和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成为他电影中的闪亮之处。如阿巴斯之于伊朗电影、侯孝贤之于台湾电影一样,陈英雄成为越南电影的一面大旗,猎猎飘扬。虽然他的作品被少数人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但是这并不能把陈英雄在电影艺术上特别是对东方艺术的完美诠释给否决掉。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说明了他的电影作品的艺术价值。陈英雄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对乡土文化的真切感怀赋予了电影浓郁的东方色彩,编织成了一个柔美纤细的东方童话。陈英雄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相结合,其将世界电影艺术中的养分融合于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越南,探索出富有现代意味的东方哲思电影的形式与风格。他的影片所表现出来的东方艺术之感,依旧在漫漫电影长河中熠熠生辉。 东方电影论文:从东方式的电影构思浅析日本社会与文化 日本电影《情书》独特的唯美日式抒情及娓娓道来的清新之意,均可表现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心理及社会文化。岩井俊二说他自己只不过是在影片中加入了许多个人化的东西。所谓“个人化”,我认为既是他的个人艺术风格,也是日本民族心理、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电影艺术构思。《情书》就像一首清新的小诗悄悄唤起了人们对青春、对爱情的憧憬与回忆,并且日久弥醇。 一、细密的蒙太奇结构,即日本人谨慎严密的思维逻辑 在世界各国的许多影片中,男女之间形形色色相互爱恋的故事早已司空见惯,有的直率坦诚,有的明争暗斗,有的成人之美,有的夺人所爱,或悲或喜,不一而足。故事尽管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其中的共同点是:铺陈人物情感发展变化的历程。然而,岩井俊二的《情书》却独辟蹊径,在众多爱情影片中脱颖而出。其实,严格地说,《情书》算不上是真正的爱情片,因为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并没有真正相爱过,所谓“情书”也不是男女主人公互诉衷肠的书信,而是两个女孩之间唤起回忆的媒介。这正是岩井俊二东方式电影构思的秘密所在。 《情书》简单的叙事文本若采用一般的结构模式,很可能衍化成一部毫无特色的爱情片。然而,岩井俊二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特意舍弃了三个主人公之间爱情的悲欢离合,而把重点集中在对往事的追寻和回忆上,从而形成了《情书》错综复杂的电影结构文本。两个女主角都不善于表露自己的内心,并将真情深深地隐藏了起来,直到她们通过镜像式的审视对方从而了解自己的内心后,才不得不面对悲伤的事实,这种钩沉复杂的反射式心理描写将日本人内心的保守、沉默、严谨尽显无疑。 影片情节发展以博子探寻男友藤井树的爱情真相作为推动力,引发了另一女主人公藤井树的回忆;再以女藤井树的回忆作为次动力,不断推进博子的情感转变,从而共同完成了两个女孩子情感蜕变的过程。 该片在现实时空中的情节采用外视角的形式,按照编导者的理性思维和情绪变化,表现两个女主人公在共同寻找“情书”之谜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两者或贴近,或远离,或若即若离的状态。在回忆时空中的叙事则采用内视角形式,情节的进展完全遵循男女主人公的心理逻辑和行为规律。从片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情书》结构中的现实与回忆两个层面里至少有四组不同时空的人物行动线,编导者使它们互为因果、互作经纬、交错递进,细针密线地编织起来,做到了天衣无缝,精妙之至。这正是岩井俊二细致入微的思维方式在电影结构中的体现。由此,我不禁联想到中国戏剧家李渔所说的话:“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可见,中国戏剧结构的美学原则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在电影蒙太奇结构中的美学实践,实则是异曲同工,都是纯粹东方式的审美意识。 二、细腻而哀婉的日式民族情感表达 影片《情书》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优美抒情中蕴涵的淡淡哀伤,这正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情感表达。这种民族情感的形成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在世界各国中,日本无疑是种族构成纯粹、文化同质性高的民族之一。它独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塑造了日本人敏感细腻的内倾型性格。环海的地缘,狭窄的国土,曲折的海岸线,形成了日本湿润的气候。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文化为“湿气文化”。该文化与内倾型性格相结合,使日本人更倾慕清净、素雅,更崇尚“清明心”“心情道德”的执著和坚韧。这种民族情感在岩井俊二的《情书》中表现得格外浓郁绵长。影片最后博子面对皑皑无垠的茫茫雪原一遍又一遍哭喊着:“你好吗?”以倾吐对男藤井树的思恋和哀伤。此时,躺在病床上的女藤井树也一遍又一遍自语似的回答:“我很好。你好吗?”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两个女孩共同的心声交相呼应。她们呼唤着男藤井树,呼唤着彼此,也深切地呼唤着自我。至此,她们完成了漫长而艰辛的情感蜕变和升华,由“过去”的我过渡到“现在”的我,并预示了超越自己情感的“永恒”。岩井俊二如此地表现人物心灵的敏锐和情感的细腻,正是影片看似平淡如水实则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也是日本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这在西方影片中是难以见到的。 博子不惜一切地探寻男藤井树的爱情真相,女藤井树对昔日暗恋情人的淡淡回忆,不正是追求感情的“纯”与“真”吗?不正是表现了向往理想中的美好事物的执著精神吗?不正是日本民族格外崇尚的“清明心”“心情道德”的形象表达吗?如果把追求真情的执著精神置于当今商品社会的大背景下,不难发现编导者努力寻找和赞扬的其实是一种超越物质利益诱惑、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真挚感情。因此,可以说《情书》中细腻哀婉的情感是对今天金钱物欲的间接否定和批判。 三、日本特色的人生感悟 樱花之所以成为日本的国花、民族之花,是因为细腻的日本人以敏锐的心灵触角从樱花“开得适时,谢得利落”中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壮烈中相伴着伤感。日本茶道中“一期一会”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人生“转瞬即逝”的“无常”观的体现。因此,日本人极为珍视有限的生命,珍视生活中的第一次机缘。这种把自己和对象同一化,与对象产生一种共鸣,或者说在对象中发现自己、观照自己,是一种无常美感和无常哀感的调和。日本人正是从这种哀愁的艺术哲学中感悟世界、感悟人生,以达到“闲寂”或“寂”的人生境界的。 樱花性格、茶道精神浸透在《情书》的整体艺术构思里,带出了浓浓的日式情怀,表现出岩井俊二的东方式艺术风格。男藤井树英年早逝,他带着对女藤井树的暗恋去了,带着把博子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却又无法对真爱表白的遗憾去了;女藤井树把男藤井树这段纯真的爱恋情愫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博子在明白男藤井树把自己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之后,虽然感到怅然若失,但与男藤井树相处的那一段快乐时光,却成了她一生最美的回忆……这不正如同樱花一般开得灿烂,而又谢得令人哀伤吗?这不正是他和她们年轻的生命里难得的“一期一会”吗?他和她们的美好的情感经历将成为女藤井树和博子一生永久的怀念。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在这一段又一段的情感历程中。他们对纯真的感情、理想的情操、美好的境界的追求,正是对生命、人生深切的感悟。 岩井俊二的《情书》表面上似乎没有阐释什么哲理,然而,那一段段淡淡的回忆,充满了淡淡的哀伤,更值得人们珍惜和怀念,人生的况味正在于此。影片清新之中蕴涵着浓郁的日本民族特色,也值得我们深深揣度。那一封情书,寄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传统美学内涵在电影中的嬗变 [摘要]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东方传统美学内涵在电影中的营造和嬗变,对电影艺术在中国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从追求东方意境之美、到追求含蓄典雅之美,追求壮美激越之美和追求简洁象征之美,中国艺术电影实现了与时代的和谐共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电影的发展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固守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实现不断完善发展、吐故创新。 [关键词]美学内涵;电影;意境;嬗变回首中国电影发展,艺术电影虽然在繁荣的影坛上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对电影艺术在东方发展却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并实现了与时代同步的融会贯通。在中国电影发展中从第一代导演的《女神》和《大陆》到第五代导演的《英雄》《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东方美学内涵上有明显相通之处,但也不断地借鉴、移植和创新。 一、追求东方意境之美 意境理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一种对审美的追求。意境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了漫长的孕育和发展,是在艺术部类获得完美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在中国诗歌创作中被最早提出,王昌龄提出物境、情境和意境;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了取象、取义和取境的问题。境界的概念在哲学和宗教中都有论述,以禅喻诗等被归纳为一种艺术审美概念。 意境是一种品评美学作品的境界。对中国美学来说其精髓在于诗,而不是进行叙事,这在中国早期电影中被全面融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神女》始终以一种无声和黑白色调演义生活艰辛。从夕阳后万家灯火到惨白灯光,以慢镜头方式对屋内摆设、必需品和旗袍等进行引导和对比,形成一种自然的疑问和设喻,镜头并没有停留,而是转向主人公――一对母子。虽然仅仅是简单的几个镜头对故事已经做出了充分铺垫。惨淡的意境与影片的批判性紧密结合,透射一种希望和绝望中的苦苦挣扎,展现了母亲爱与心血的倾注。影片是一种对现实的折射,是一种时代音符,是一种审美意境。《女神》以景物的转化揭示家庭破败,增添了情感因素在景语的寄托,是一种对母亲的颂扬。 《城南叙事》采用情景交融艺术手法,将传统意境美展现的淋漓尽致。在三段故事叙事中不断追忆童年,并紧紧扣住小英子对往事的怀旧。在老北京风貌背景下,不断地撩拨久远的故园情怀。在小英子纯真视角下,老北京的胡同、会馆、骆驼、驴子,井台、卖唱,甚至于小油机和童谣等镜头形成串联。童年的眷恋、回忆和神往的过程给人留下了无限暖意,在观众心中激起一种深邃情感。童年是一场伤感的离别,也是一种视觉冲击和情感力量的酝酿。满山红叶不仅仅是一种情思,也是一种难言的哀婉,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是一种久远意境的追求。 虽然从早期电影来看《渔光曲》较为简单和稚嫩,在影片中运用画面镜头和音乐,却成功地塑造一种淡淡的诗歌意境。东海的早上,苍翠中红日东升,朝霞掩映动感的波涛,渔民在海上捕鱼。在长镜头横移中接木桶破冰,在《渔光曲》主题曲配合下,呈现一副烟波浩渺的宁静和优美意境,在歌声中展现出渔民家庭的悲惨故事:小猫小猴出生,在天地苍茫中穷困中的婆婆的病重;其后是婆婆故去以及小猴和小猫长大;东海上渔帆点点,小猴和小猫的面部特写;再后在近景描画小猫凄苦,以及小猴奄奄一息;在长镜头横移中画面淡出,东海的天色越来越暗。《渔光曲》在叙事上没有强烈冲突,但是舒展的背景音乐,大量长镜头和遥拍的运用之下,对影片故事实现了精准展现。虽然是一种生离死别,但是在悲哀之余,并不会感到愤怒。从个人遭遇扩张到时代悲惨,是一种对时代人群的思索以及对生存的拷问。 二、追求含蓄典雅之美 在中国近现代电影中追求一种含蓄和隽永,那是超凡脱俗、飘逸、超脱于物象之外的美丽。在含蓄隽永的刻画中,看似简单的画面和镜头,其中却传达一种富于美感的力量。在每一个意象、每一个场景和每一个造影中展现出一种绵绵不息的张力和诗意。《柳堡的故事》以一种细腻、动人、抒情风格引起了社会反响。作品虽然是战争题材,但是却突破了战争题材框架,清新和优美的格调像是一首抒情诗。在电影中情感疏散、婉约抒情,板桥、风车、流水与爱情故事融合,配合优美的音乐,显示了浓郁的抒情色彩。 影片《巴山夜雨》是一部温情政治、结构雅致、回味“”的作品,虽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后台却隐藏着历史。表面看不到丑恶,但是却对人生、人性和历史进行不断反思。影片中对传统道德主义,从知识和理性的角度切入,片中主人公公石秋形象像一个符号,一种诗人和囚徒的结合。主人公本是一种对文明的囚禁,但是却在言语中展示着自己的“真”,在救人中显示出“善”,而在诗句中飘逸着“美”。导演情感化、诗意化的感性形式,既是一种对“”的回索,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思。叶楠认为自己在《巴山夜雨》创作中,没有准备塑造传奇和脂粉,也不准备重复微雨和疏雨,而是将十年的狂风暴雨写成巴山蜀水的无声细雨。 《人鬼情》中是一种诗歌化情感结构和历史主体意识的呈现。影片中引入了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从公秋芸戏曲武生的生活和事业入手,体验女性丰富和细腻的情感生活。在女性视角发掘历史,并内化为一种细腻情感、温婉情绪和女性体悟。在诗化的历史中,导演将自己的思考融入感情结构中。在双重凝视和双重跟进中,中国当代历史电影中塑造出一幅诗化意境。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发展以及数代导演的积极努力,中国电影不断开掘意境新篇章,在电影中展现着东方美学内涵,继承传承和嬗变在悄然进行着。传承是一种血脉中的精神,虽波澜不兴,但却意义深远,嬗变润物无声,却势不可挡。 三、追求壮美激越之美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代主旋律发生变革,精英文化成为时尚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产生了革命性变化。在对中国诗化传统意境塑造过程中,进入了全新的语境时代。电影中淡化情节和人物,在结构情节中追求影像的逼真。中国电影实现了从戏剧化向纯粹银幕的转变,在欣赏完整故事框架基础上向意象美学转变,其中的东方审美艺术风格和民族韵味震撼了世界影坛。 张艺谋的电影中充分运用视听语言,以流动画面推动情节,在表达感情中运用民俗等。运用大量视听元素来增强整体效果,而在音乐运用中充分展示地方和抒情特色。在深层表达意境中给电影提供了多渠道展示机会。画面刻画中张艺谋运用色彩对世界进行还原,并配合人物主观情感,在影片中完成寓意走向。《红高粱》和《菊豆》中色彩炽烈和绚烂,红色代表勃发的生命力。《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满眼红色是对宗法制夫权社会的控诉。《有话好好说》中刻画的是一种调色板颜色,光怪陆离和五花八门的颜色杂糅在一起,是一种都市本质刻画,在本质上达到一种和谐的惊人,而张艺谋以一种观者姿态,隐秘内心世界。 陈凯歌在《黄土地》中拍摄时间选定在黄昏,或者是早上,在大地色调上,追求一种浑厚和宽广的暖色。在画面造型上,选取一种充分发挥造型的手段。其中仰拍镜头和俯视镜头相互结合,构图饱满富有表现力,尤其是在大远景镜头中展现着一种苍凉和博大情怀。在劳作和休憩中将黄色土地和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结合,其中静态摄影方式高度切合黄土地的生命风格。在拍摄窑洞时巧妙运用室内外光线的对比,促进人物造型的生动化和真实感。而在光影和油灯照耀下,人物实现了立体感和真实性,并且对民族苦难和沧桑思想内涵进行了展示。而在黄河拍摄中并没有追求波浪滔天,而是选择性拍摄,目的是精准表达民族之根。 四、追求简洁象征之美 简洁朴素是一种美感。在对结构、人物和情节展示中可以带来一种特殊美感。在电影中是一种对丰满和厚重情感的追求,是一种清纯、典雅和优美。在《城南旧事》和《我的父亲母亲》中情节并不复杂,在相对质朴的环境下对细节进行精准性描绘,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对人物情感世界和思想进行观察积累,以一种细腻手段,回味无穷地渗透于全部影片中,观众在自然而然的情感中融入电影故事中。 结构、人物、情感的简单化,并不是片段化,也不是对内容的割裂,而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追求。电影艺术简洁不是戏剧和小说中的简单,不追求丰满和厚重,而是追求一种清纯和典雅,产生一种优美动人的感受。《那山 那人 那狗》散发的是一种云雾般清香感觉。在翠绿画面中散发着朴实美感,远景镜头描摹出青翠的山和孤寂的邮路。在大量远山描摹中,山被赋予生命,一个普通邮递员的生活理念和职业理想,通过护送儿子上岗得以展开,全部承载于那山。在山依旧、狗依旧的情况下,人却换了。虽然在父子之间实现了交接,但是在感情上,尤其是职业情感上依然是存在沟渠。在山、狗、人之间实现了生命的内涵体现,诠释了人生真谛。虽然在画面上简单,但是却可以产生一种淡淡感动,像阳光、空气和土地一样,留存着意蕴深厚和平实感动。 与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的意境含蓄之美有所差异,中国电影逐步借鉴了象征表现手法。《巴山夜雨》充分利用了象征表现手法,夜航船意象就是一种社会现实的缩影、人性方向和国家政治象征。其中夜雨也是一种悲怆怀恋意象,在大娘祭江镜头中就是一种夜雨交加和天公作悲。其中有哀告和绝望,也有雨过天晴的光明和灿烂。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红灯笼象征男权为中心的性文化标志,成群妻妾在大红灯笼明灭中,经历鲜活生命被吞噬、被异化。其中中国性文化被大红灯笼展现了出来。 总之,具有东方传统美学的电影被称为诗电影,或者被称为意境电影,不管是哪一种称呼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颂扬和肯定。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信息化时代新媒体不断涌现,电影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东方美学内涵在电影中被不断塑造和再塑造。中国电影结合传统,固守文化根脉,追求东方意境,或含蓄典雅,或壮美激越,或简单象征,在文化精神上与美学风范高度切合,促进了东方电影民族化。东方美学内涵被融合进入电影艺术,实现了中国电影不断吐故纳新和创新发展。 东方电影论文:论许秦豪爱情电影中的东方意蕴 摘 要: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因其特有的历时背景、文化风俗,影视作品也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特点。韩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已有千年之久,他们的电影往往能体现出厚重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深刻的人性思考。文章以韩国著名导演许秦豪的电影为例,对其影视作品的主题、情节、声音,画面所体现出的传统文化和美学进行分析。看看他是如何运用自己特有的风格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展现出来的。 关键词:东方意蕴;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韩国电影 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开始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崛起。历经十余年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成功击退了好莱坞电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为本土电影的生存发展争取到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创造并发扬了具有本国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的电影风格,赢得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才随着韩国电影的崛起迅速涌现出来,许秦豪便是其中一位。他的作品都是对生命和情感历经积累沉淀后产生的,是能够发人深思,引起广泛共鸣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发扬。能做到这一点,在商业气氛愈加浓厚的电影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美国著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曾说过,在艺术和受大众欢迎之间并无必然的矛盾,在艺术和艺术电影之间也并无必然的联系[1]。由此可见,许秦豪不仅实现了个人的艺术追求,也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一、叙事风格 1.主题——芸芸众生的爱恨离别。电影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总是力图展示爱情的某种超越性,通过书写爱情神话来证明爱情的伟大。如《泰坦尼克号》对等级秩序的超越,《人鬼情未了》对生死的超越,《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家族仇怨的超越[2]。这些作品都体现了爱情面对困难,哪怕是死亡时所散发出的强大的力量。 许秦豪的《八月照相馆》讲述了身患绝症的摄影师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日子里邂逅可爱的交通局女孩的故事;《幸福》讲述了两个身患重症的人相爱的故事;《外出》中的男女主人公因爱人的背叛而相识并产生感情,却在最后不得不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分道扬镳。从这些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了爱情和生命珍贵美好的一面,却没有刻意展现爱情的某种超越性,反而表现出爱情在面对困境和死亡时的无奈。许秦豪的爱情电影突破了传统爱情影片既定的模式,更真实更理性地体现出了爱情与生命的常态。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也是许秦豪电影主题的一个特点,这十分符合东方民族更注重现实世界中世俗关怀的秉性。《八月照相馆》讲述的是摄影师与交通局记录员的故事;《春逝》讲的是录音师与电台主播的故事;《外出》讲述的是舞台灯光师与家庭主妇的故事……他们因家庭的和睦而幸福,也因生活的琐事而争吵;因爱情的降临而喜悦,也因爱人的背叛而痛苦;因生命的逝去而恐惧,也因苦难的来临而坚强。在许秦豪的电影中,时刻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讲述普通人群的生命与爱情是许秦豪爱情电影永恒的主题。 2.情节——唯美含蓄的诗意表达。韩国电影往往回避尖锐的戏剧冲突,注重挖掘和呈现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着力在人物外在美上下工夫,又不遗余力地展现人物美好的精神世界。许秦豪的影片继承了韩国电影的这一特点:他乐于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追求的是真实,简单的故事情节。一切就像对日常生活的还原,静静地流淌出东方美学的独特神韵,把影视作品中经常探讨的爱情、死亡等话题演绎得凄美、透彻。《八月照相馆》中,郑元和德琳的爱情发展过程里没有山盟海誓,没有热情相拥,甚而连一次勇敢的表白都未曾有过,但甜蜜的爱意在两个人日常交往的细节中慢慢展现出来。整个影片以一种有节制的方式来传达平静生活中最细腻的情感,以高度写实的方式,把爱情的甜蜜和无奈,生活的美好和残酷传达出来。 美国导演鲁本·马摩里安说:“一个艺术家的风格,实际上就是他对世界、对人生的观点,他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他是如何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的。[3]”融入死亡却又淡化死亡,对于死亡这样残酷主题诗意般的表达是许秦豪的特点。影片《八月照相馆》中,当郑元骑着摩托车摇头晃脑的穿梭在大街小巷时;当他在医院走道做鬼脸吓唬对面的孩子时;当他在照相馆热情地接待形形色色的顾客时,谁会想到他是一个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的人呢?影片最后,郑元坐在相机前,随着自拍功能的启动,“咔嚓”一声,熟悉的笑容定格成为郑元的遗像。导演没有用生离死别的场面来表现郑元的离去,就像中国绘画中的“留白”一样,把领悟和感受的空间留给观众。许秦豪摒弃了人们面对死亡的痛苦和恐惧,巧妙的通过一个镜头,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符合将残酷的死亡诗意般的表现出来。这种淡化死亡的处理方式,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具有浓烈的东方特色。 二、声画语言 1.画面——东方美学的真实再现。“文贵含蓄”是东方艺术中的传统观点。老庄思想对这一审美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老子的“大音希声”和庄子的“至乐无乐”,都很自然地引伸出了“无言之美”的审美理论[4]。这一系列美学传统在东方电影中也有所体现。许秦豪不是一个热衷电影技巧和特技特效的导演。在他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平稳、静观的镜头,但在那些简单的镜头下却往往能够营造出唯美的意境。场景选择上,许秦豪十分注重与自然的亲近,他通过这些场景的构建,体现一种返璞归真的美好。《春逝》中,尚优和恩素的爱情产生于美丽的大自然中;《幸福》中,导演将城市和自然两个场景进行了对比:与城市相关的镜头中充斥着炫丽的色彩、耀眼的光效、凌乱的构图、晃动的镜头,画面中的人往往处于一种极度浮躁,迷失的状态;反观自然界的镜头,淡雅的色彩,柔和的光效,简单的构图,平稳的镜头,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人也体现出一份乐观、超脱的人生态度。在许秦豪的电影中,这样的镜头已经不单单是对情感的叠加,讲述故事的手段。他的镜头已经和影片的主题思想高度的融合为一体,往往一个镜头就能体现出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在那些安稳平静的镜头构造了和谐的视觉效果,影片始终沉浸在一片温柔的情绪之中。 长镜头的大量运用对许秦豪影片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电影批评家巴赞看来,电影要做到从多义的现实事物中,让观众“悟出”其“确切含义”的话,只有不被剪断的景深镜头,才能给观众这一权利[5]。《八月照相馆》运用了大量的长镜头体现人物的情感流露。影片高潮部分,郑元坐在咖啡馆里最后一次凝望德琳,他将手贴在窗玻璃上,深情抚摸着映在玻璃上德琳的轮廓。长久以来积蓄的爱瞬间爆发,但郑元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目送远去的德琳,不敢有任何的表达。平静的镜头下,郑元隐忍的情感慢慢散发出来,冷静的背后却是汹涌的情感。《春逝》的结尾处,在一片樱花的大景深镜头前,尚优和恩素友好握手,以证明彼此感情已到尽头。恩素转身离开,慢慢往画面后景处走去。之后她又回过身,看着一脸遗憾的尚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便向尚优挥手告别,恩素渐行渐远,在前实后虚的镜头下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这个镜头也预示着尚优内心对恩素的淡忘,对这段感情的释怀。 2.声音——温柔动人的情感升华。电影的表现手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更丰富多样。自从声音元素融入影像以后,就更加提升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情积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说:“当电影开始加入声音时,是最令人兴奋的。在那时候,我会因兴奋而颤抖。”如此来看,声音的魔力便是对视觉形象的补充,是对电影整体的升华[6]。 在许秦豪的电影中,往往没有丰富的人物对白或者辞藻华丽的经典台词。人物间的对话简单明了,甚至在一些段落选择了静默处理方式,高度的还原了生活的常态,也完成了情感的抒发。《春逝》中,尚优因十分想念恩素,在喝醉以后大老远的驱车前去看望恩素,恩素则一直在空荡的马路上等待尚优的到来,尚优下车后,两个人相视而笑,没有互诉衷肠,紧紧的拥抱胜于一切;再如《外出》中,舒英在仁秀房间聊天,却因仁秀岳父的到来,不得不尴尬的躲进洗手间,仁秀提出与岳父外出吃饭,出门后,仁秀又借口忘了拿东西回到了房间,他推开卫生间的门,看见舒英还站在那里,上前紧紧的抱住了舒英。在这组镜头中,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但观众却可以感受到两人感情的真挚和面对这份特殊爱情时的压抑。“音乐的韵律、节奏、旋律、和谐度与乐器使用,都能影响观众的情感反应。此外,一段旋律或乐句也能与特定的角色、背景、情况或意念相关。[7]”这一点在许秦豪的电影中也是有显现的。当然,坚持唯美温婉风格的许秦豪,在配乐的选择上也秉承了他一贯的风格。在乐器的选择方面,许秦豪多选取钢琴,提琴,吉他。虽然相比交响乐配乐显得过于单一,但在这些简单、轻柔舒缓的旋律中,常常给人以空灵的感觉。唯美的画面, 配之轻柔的旋律;哀伤的画面,配之忧伤的旋律,观众的情绪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随音乐所散发出的情感就像一股涓涓细流一样,慢慢地涌入观众的心田。 三、结 语 侯孝贤曾经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8]”1998年正逢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民众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彷徨之感。而在此时,许秦豪的电影慢慢的走进人们的视野。《八月照相馆》的问世,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和压抑。此后许秦豪的电影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并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和人生思考。通过电影展现韩国的文化历史,民族精神。文化上的同根同源,深受儒家、道家等经典文化的耳濡目染,许秦豪能够成功的排斥好莱坞等西方电影的主导作用,成功的发展出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和精神的电影。他始终着眼于平实的生活,普通的人群,通过细腻的情节描述和丰富的情感抒发来成就电影本身,用民族的、本土的文化精神充实电影的灵魂,在票房和艺术上取得了双赢的结果。韩国电影发展的蓬勃之势应该值得华语电影进行深刻的反思。 东方电影论文:西方文化与东方电影的对话 [摘 要] 电影是没有国界的艺术,世界电影都在使用同样的影像语言,表现各自不同的文化,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全球观众的文化需求,而且彰显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东方电影通过广泛吸收西方电影技巧,用以表达东方人的文化情感、审美意识与价值观念。因为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没有平等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东方电影对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展示影响了观者的文化价值观,所以,当下的东方电影不仅要考虑到市场化,更要兼顾民族化与全球化。 [关键词] 西方文化;东方电影;全球化;对话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时代,每一个国家与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与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针对影响民众精神的电影文化而言,在数字化、高科技的“后电影时代”,第三世界国家要么“望影兴叹”,要么与西方合作“借技拍影”;另一方面,“网络文化霸权”的存在与多媒体技术的反文化倾向,既巩固也有可能颠覆东方社会认同和西方文化霸权结构的形成。 一、东方电影中的西方文化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成就。实际上,东方电影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技术而不是其文化,但伴随着电影国际化市场的扩大,东方电影不论是在商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全球化视域中,东方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迎合”西方视角获得西方认同的道路,这选择即使是出于商业目的,但仍然代表着某种文化上的倾向,这种选择是以牺牲本土化为代价的。以香港电影为例,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威尔认为香港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艺术具有跨文化吸引力,他甚至认为影响西方文化最深的亚洲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因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香港地区是世界第三大电影工业基地,素有“中国的好莱坞”之称。早期香港电影的体制、制作、叙事方式都受到美国与欧洲的影响与启发,香港电影的优势在于吸收东西方的文化营养,探索香港电影的发展之路。然而,香港市民关注自身的生活多于国家与民族利益,香港人日渐倾向西方的思想、生活方式,香港电影反映的日常生活恰恰是西化了的,并且加快了融合西方与东方的影响。因此,在语言表现上,香港影片大多使用英文与粤语,由于香港明星与影片在大陆的影响巨大,因此,也就造成了英语与粤语在大陆的流行。纵观香港电影史,香港电影虽然根植于中国文化,又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充分显露出文化的混杂性。 东方电影以西方文化为中介,迎合与抵挡西方电影的文化侵略策略。那些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东方电影,名为东方大片实为没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形式电影”。在中国,《夜宴》之类的商业大片之所以备受指责,其原因在于此。然而,反观东方各国的民族电影业,东方观众对西方电影的迷恋即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入口。同样,对吸收过多西方文化营养的香港电影而言,“21世纪的香港电影需要根植香港,对香港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与将来同样给予关怀”[1]。事实上,东方电影迈向世界市场的努力未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恰恰是开发国内市场,推动国内市场电影工业的发展。 西方文化在东方电影中的迎合作用可以起到沟通与交流的目的,增加东方电影在西方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与筹码,同时,也占据了东方电影的话语权。正如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不容忽视语言与文化的作用与制约,否则电影将毫无意义,“文化是每个纪元在一卷卷的文本中藏匿着的价值,除此之外,文化还是什么?档案和卷宗有着无数的条目,有的编好目录,有的已经丢失,文化能以某种方式、带着某种力量来阅读和理解那些条目。因此,从本质上讲,意义并不属于电影,反而是意义的传统赋予了电影意义。”[2]可见,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而言,文化之于电影即为电影的灵魂,东方电影一味地追随大奖与西方认同,就会存在逐渐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危险。 二、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东方电影把东方元素融入西化故事,为“东方”与“西方”观众提供文化认同与陌生的快感,把东方文化源扩展至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追求全球电影与大片现象即大投资、大制作、大营销与大市场目标。如中国电影的题材上选择那些容易被海外观众理解,而又脱离具体历史与现实的人性、人情与动作;形式上忽略故事节奏和人物塑造,依赖动作、场面与造型等去塑造场景空间以减少文化差异对观众带来的理解障碍;只选择那些最被电影市场认可的演员;最终结果导致中国电影的民族性越来越含糊,其实是西方视阈中的“中国文化”。然而台湾电影的乡土写实派别却真实深刻地表现台湾本土下层民众的生活,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 东方情节电影的含蓄、罗曼蒂克、纯真、历史观、怀旧、幻想情结与本土化故事开始吸引更多的西方观众,但东方电影要调整制作、发行与放映策略,以求进一步减低制作与营销成本,不陷入穷国拍大电影与大电影亏本的窘境。我们以伊朗电影的成功为例,“伊朗新电影打破了伊斯兰原教旨与国家政体的桎梏,在夹缝中寻求突破,以深切的情感体验、温暖的人文话语打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观众,寻找到一条将民族性与世界性、个性化与本土化出色结合的发展之路。”[3]如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影片通过孩子送作业本的小事反映出伊朗普通人的生活传统、教育方式、宗教信仰、家庭观念与艺术传承等文化观念。 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是争夺东方的话语权,要完成三个任务即发出东方声音、沟通世界与弘扬东方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语言及其言说方式在各国家与各民族的电影中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具备了开放的文化自觉,民族语文也终于作为特定民族内向的族群记忆,引发着各民族观众的普遍共鸣。”[4]就中国电影而言,要加强与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交流,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深厚的优秀文化底蕴,以便能够在多元化的全球舞台上占据自己的文化位置,开创中国电影的文化时代。 东方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电影作为一门文化艺术,其意义在于体现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与文化观。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表达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各民族的电影作品往往都是致力于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致力于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主题与题材,民族特点的山川风貌与地域风光,将镜头对准具有民族色彩的民情风俗与风土人情,塑造出具有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追溯民族文化渊源与民族文化心理成为电影作品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电影文化工业把双刃剑,全球化对弱势文化与电影民族性的影响表现在文化霸权与话语方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虽然造就了人们对电影不同的表现与理解,但思想、语言、道德观、价值观与信仰等一个民族最为本质的东西不可能被另一个民族的完全取代,而只能是对话过程中的共同存在与发展。因此,电影如何既能保持本土内容,又能超越地域文化局限,已然成为世界电影主要解决的问题。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整体文化具有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路径上存在众多差别。如今,电影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如何达成两者的对话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三、全球时代的电影文化对话 在全球文化对话中,任何一种文化为了影响他者文化或更新自身文化,都可能无法避免地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又是必要的,哈贝马斯坚持对话的必要与可行。全球化语境中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在不平等的文化对话过程中,处于劣势的文化最初可能会失去的多得到的少,但从长远规划来看,文化对话能够促进双方的发展,达成文化共存与共荣。 文化对话的必要前提是差异原则即不同的声音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差异的前提则是独立性、未完成性、内在自由性与动态性。巴赫金认为每个主体都有权发出声音,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每个声音都有其合理性,其中的争吵、商议甚至妥协在所难免,这是相互理解的基础。福柯认为话语的运作就是权力的运作,话语是构建、掌握并应用权力的关键,不同阶层话语的价值与权力体现形式不同,世界不应只有一种声音,每一种文明与文化都有其话语权利,每一种话语有其存在的理由。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的话语机制源于欧洲人的想象,也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这就消解了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文化存在状态,从而倡导了文化的民族性与多元性。 反思全球化视阈中的电影文化策略,电影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国际性。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电影作品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为主,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电影文化产业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文化现象与经济现象,而且成为国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文化被视为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决定性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部分,所以,对社会权力不平等状态的再生产而言文化是个重要领域。”[5]电影文化的国际性主要是指电影语言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电影艺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电影艺术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氛围中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不仅跨越不同国家、地区与疆域,而且也跨越不同民族、文化与历史。因此,民族文化价值的差异必然要在电影中展现出来,如果要发展电影艺术,就要继承和借鉴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和汲取国外电影艺术创作的优秀成果,这样,才能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 事实上,全球化使东方面临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困境,“如今港台电影在东南亚已风光不再,就是在本地也面临好莱坞的挑战,人们似乎有一种流水落花的苍凉感。”[6]反过来说,正是西方的科技发达与资金雄厚,才能够使电影在技术上超越并控制东方。总而言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尊重电影文化传播的独特性,东方电影要有勇气让一部分电影承担起面向国际市场的任务,表达全人类共通的核心价值观,因为电影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
电影欣赏论文:浅谈英文电影欣赏与英语教学 [摘要]利用英文电影丰富的语言素材和有效的教学资源,提高英语学习者语感、对语言的直接理解能力、听说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语言综合技能,培养他们的电影鉴赏力、审美观,拓宽学习者知识面。 [关键词]英语电影 教学资源 综合能力 电影,是在20世纪的100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是传播最快、最广、最有国际性的艺术形式。世界电影艺术的经典作品,尤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英美电影。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文化特性展现出不同民族的艺术风格。将经典电影作为有效的教学资源,通过对电影的观赏和分析,可以逐步培养学生的感受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欣赏能力、英语思维能力和对语言知识的转换能力。加强对英语国家文化、历史、宗教、习俗等方面的了解,激发英语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养。 一、培养英语学习者的语感和直接理解能力,提升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同时也是一门语言艺术,众所周知,电影融合了人物、声音、音乐、情感气氛和社会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以活动的画面塑造形象、叙述故事、抒发情感、阐述哲理,用画面、声音和光彩直接构成感性形式,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因而可以营造出一种最有利于语言“习得”的条件,提供更为丰富而直观的言语刺激。在这种环境下,学习者可以了解东西方在语言、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逐步培养出语言的直接理解能力、模仿能力、使用能力,最终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语言交际能力。 通过欣赏英文电影,学生可以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不自觉地接触英语本土化的语言,熟悉各种英文表达、句型句式,增强语感。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电影资源,如选取电影中精彩的人物对话让学生进行角色跟读、角色模仿,也可以就整部影片或某一精彩片段进行电影剧情介绍、剧情分析、片断描述、片断评述、电影评论、台上角色表演、台下角色配音等师生互动活动,以视觉效果带动听说训练,使学生在浓厚的英文环境中自主、自发地开口模拟练习,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逐步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二、向英语学习者提供丰富、实用、口语化的语言素材 电影融入众多的人物,而人物通过语言来传递信息、抒发情感、塑造形象、触动观众。一部好电影离不开好剧本和好台词,离不开活生生的人物对话和情感交流。随着电影剧情的涤荡起伏,不同人物纷纷登场,众多精彩的人物对话呈现给了观众。 电影《阿甘正传》中母亲去世前向儿子表达自己对待死亡的独特见解和抒发的母子情怀:“Death is iust a part of life,It’S something we’re all destined tO do,I didn’t know it,but I was destined to beyou r Momma,I did the best I could,”。动画影片《狮子王》中父亲教导儿子一段哲理:“I’m only brave when I have to be,Simba,Beingbrave doesn’t mean you golooking for trouble,”。这些对话有些充满激情,有些蕴含人生哲理。让听众回味无穷,是语言学习者学习语言的很好素材。 电影语言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在于其口语化和真实性。由于电影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展现人们的不同生活,其广泛的题材、众多的人物、不同社会生活层面决定了电影语言的丰富性、真实性、口语化和生活化的特点。以词汇为例,单词ass,damn,luck,bitch等可视为英语中“脏话”,因而教材中并不常见,但在日常对话中,其使用频率较高。真实性、口语化、生活化的电影语言对以书面语为主的教材是一个较好的补充。 三、拓宽英语学习者知识面,了解世界多元文化,提高综合人文素养 作为一门艺术,电影囊括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以其独特的视角再现或展示历史事件、社会现实、独特文化、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电影的民族性、时代性和社会性为电影观众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为英语学习者了解英美国家的文化、历史、社会、文学、宗教、伦理、民俗风情等提供更直观、更形象、更便捷、更全面、更易于消化吸收的资源。 以电影《阿甘正传》为例。这是一部反映当代美国文化的经典影片。影片融神话、历史、战争、爱情、奇迹和普通人的故事于一体,充满了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体现了当代人崇尚的返朴归真的人生哲理。影片不仅以电影艺术形式塑造阿甘形象,而且透过其人间接地展示美国二战后30年的时间内发生的大大小小一系列事件:越南战争、中美乒乓外交、种族斗争、女权运动、水门事件、总统暗杀、文化。 一部优秀影片就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学生在直接感悟语言的同时领略到语言赖以生存的不同社会、多元文化,了解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开阔视野,提高综合人文素养。英美经典电影中相当一部分取材于经典文学作品。例如,影片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影片The Scarlet Lette《红字》。欣赏这些影片犹如在解读一部部文学作品,以一种有别于常规的阅读方式,接触、认识、理解、体会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作者的创作意图。 电影欣赏论文:大学英语电影欣赏的评价视角 摘要 英文电影欣赏课程的设置,使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陡增。在电影中展开的故事情节丰富多彩,应用的英语地道纯正,给了学生们创建了一个很浓郁的英语视听环境,大大有利于英语学习效率的提高。电影欣赏能够增强学生们学习英文的兴趣,同时,也应该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学会如何才能尽量做到以专业的角度来欣赏英文电影。 关键词 电影 欣赏 视角 电影从出生到现在,只不过只有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尚且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艺术形式。喜欢电影的人很多。因为“电影一直是人类漫漫旅途中的精神伴侣”。人们在电影中寄托了光荣和梦想,在电影中获得知识与经验,体验人生的苦与乐,在电影中与许多伟大或平凡的灵魂交流……因此,我们可以说。电影是大众文化的核心,她能够受到正在大学中学习的莘莘学子们的喜爱便不足为奇了。学习电影,不仅仅是一种专业的需要。也是媒介时代的一种素质需要。就大学英文电影欣赏课程而言,最终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能够对于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增强了解,通过对电影所展现的题材、类型、人物、主题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更多的能够把电影当作一种社会文化文本来解读。本文试图通过介绍电影的类型、角色和演员、叙述手段、评价视角等方面对大学英语电影欣赏课程中的欣赏视角给予定位。 一、电影类型 在观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就说出一些影片的“类型”。比如把《阿甘正传》说成是一部喜剧片大家都会认同,这就是说大家对于“喜剧片”的概念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因为它符合几乎所有喜剧片这一类型的标准,它轻松搞笑,讲述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结尾皆大欢喜,对待人生的态度也基本上是积极的。 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一部影片,到底应该如何划分它的类型呢?从题材上来说。电影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表现严肃的社会主题的社会问题片;2)表现爱人之间浪漫关系的爱情片;3)描写美国都市中的帮派活动的黑帮片;4)展现军事冲突的战争片;5)讲述未来技术或未来世界的科幻片;6)展示奇幻世界或幻想任务的奇幻片;7)描写美国西部风情的西部片;8)表现自然或人为灾难的灾难片;9)叙述犯罪活动和对其进行的调查的犯罪片10)展现有关圣经或古代历史的是诗篇。从电影的形式上可以分为有动作场面的动作片和有歌舞场面的音乐片。从观众的反应可以分为使人发笑的喜剧片,使人害怕的恐怖片和使人激动的惊悚篇。 二、角色与表演 角色塑造和表演是电影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没有角色就没有叙述,没有叙述就没有表演,没有表演,角色也就无法呈现给观众。 电影中的角色可以分为三类:主要角色、次要角色和小角色。这三种角色都具有自己的功用。主要角色一般都是电影中的重要角色,通常被称为“主人公”,他/她的行为会推动故事情节的向前发展。但有时,剧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主要角色。 例如《刺杀肯尼迪》, 电影的主要角色就是肯尼迪,但肯尼迪已经死了。故事要向前发展所需的“主人公”就由记者来担任。记者对肯尼迪的被刺进行调查,挖掘其中的秘密。主人公的动机和目的推动故事的发展,当目标实现的时候,故事便完结了。在整个电影的叙述中,观众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因此主人公这个角色的视角就是整部电影的主要视点。次要角色适合主人公相联系,并且在叙述发展上有重要影响的角色。 例如:《克莱默夫妇》中克莱默夫人这个角色就是个次要角色。由于她的行为(离家出走)给主人公的生活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和故事,主人公与之产生某种冲突(离婚时争取儿子的监护权),当冲突解决(克莱默夫人放弃了监护权)的时候,故事就到了尾声。 当观众观看角色的行为时,实际上看到的是演员们的表演。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演员有“两个身体”,即表演的演员和被表演的角色在公用一个身体,因此“观众既能感受到演员的存在也能感受到角色的存在” 与演员的“两个身体”相对应存在着两种表演方法:表现风格和再现风格。表现风格及强调演员的真实性,如玛丽莲梦露,再现风格则抑制演员的真实性,而是再现他所扮演的角色,如达斯汀霍夫曼。 三、叙述角度 影片的发展便是一种叙述,讲故事便是要逐步地把信息透露给观众。但是故事讲的或曲折婉转,或浪漫温馨,或动魄惊心,或催人泪下。效果不同,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也不同。信息的透露是很有技巧的,要能引起、保持和控制观众的注意力便需要十分巧妙的技巧。有时候需要信息有所保留,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期待。 只给观众提供少量股市信息的叙述方式叫做“限制性叙述”,限制性叙述通常只把某个角色知道的信息透露给观众,因为信息保留可以在观众间产生好奇和惊讶。推理片和侦探片通常会出现这种叙述方式。而“非限制性叙述”就是让观众比任何所有角色知道得都多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适合那些制造悬念电影。因为当时观众意识到危险而角色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悬念就出现了。 好莱坞著名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可克便是这两种叙述的最擅长者,在他的影片《精神病患者》中,两种叙述交替应用,创造出了最佳的放映效果。在刚开始的场面中,叙述是限制性的:观众(和女主角一样)没有察觉贝茨汽车旅馆的主人诺曼,贝茨是一个疯子。因此,在影片中最那个著名的淋浴场面里,女主角马里恩兰克被用刀残酷地扎死时,此时的观众感到极度震惊。但是,当马里恩的姐姐和情人来到旅馆进行调查的时候,观众此时和在场的角色就不同了,观众们已经完全知道诺曼贝茨是一个疯狂的杀人犯。在此时。非限制性的叙述产生的效果就是悬念。因为观众焦急地等待着角色是否会发现贝茨汽车旅馆的真相,是否他们也会成为贝茨先生的刀下之鬼。限制性叙述和非限制性叙述,都是为了在故事的讲述中更多地吸引观众的注意而设置的。 四、电影内容的角度 电影是一门艺术,分析电影的主要角度,和文艺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作为一件艺术品,电影也必定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大学英文电影欣赏课程中,通过观看电影了解电影所反映的内容。以上三点都是有关电影形式方面的介绍,而课程中最重要的点睛之笔应来自对电影内容的评论。分析电影内容的传统方法是分析电影的“主题”。主题也就是中心思想,电影的其他的元素都是围绕着主题而展开的。 例如简・砍皮恩的《钢琴课》。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电影,主题,结构和角色的塑造都非常有趣。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字叫做艾达的女人,被轮船送到新西兰和一个她也从未谋过面的男人斯图尔特结婚。她从不说话,只是通过弹奏钢琴表达自己的心绪。但是,另一个男人贝恩斯把钢琴买下来了,并用钢琴来获得艾达的身体。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艾达最后爱上了贝恩斯,并且决定和他共同开始新的生活。 《钢琴课》中,最能表现其女性视角的手段,就是否定了“男性注视”的霸权。在很多电影中。电影窥视镜头的对象往往是女性。而这部电影却恰恰相反,电影镜头的重点不是女性的身体,而是男性的。《钢琴课》一反传统女性在电影中的角色定型,即女性作为受害者,女朋友,“天使般的母亲”,“严厉的母亲”,妓女,或是受害者等单一的角色特质。艾达是一个很复杂的多面体: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景,呈现出不同的类型:艾达是一个女朋友(因为她原来有个男朋友),是个天使般的母亲(与孩子嬉戏玩耍时),是个受害者(被斯图尔特报复的时候),她也是个妓女(用身体买回的钢琴)。一个坏母亲(为了和贝恩斯做爱将孩子撇在一边不管),她也是一个蛇蝎美人。是两个男人陷入谎言和欺骗。艾达身上所有种种的方面使观众不能用通常的妇女角色的定型给艾达一个归类。 以上几个方面是在大学英语电影课程中解析电影的几个角度。通过电影的放映,不仅仅学习了英语,也将电影的欣赏水平大大提高,真是一举两得! 电影欣赏论文:电影《梅兰芳》欣赏课的教学设计 摘要 在欣赏电影《梅兰芳》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以点评的方式,使学生思考影片的主题意义,激发学生对我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兴趣;同时使学生了解传记影片与历史的关系、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区别等相关知识。 关键词 电影 《梅兰芳》 欣赏 教学设计 陈凯歌在拍摄经典影片《霸王别姬》的15年后,再次回归他所熟悉的伶人题材,拍摄了带有传记性质的电影《梅兰芳》。影片通过梅兰芳与十三燕打擂、与孟小冬聚散、拒为日军演出等片断,展示了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情感世界。这是一部在商业和艺术上均取得优秀成绩的电影。 伴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影视文化对人们的生活观念、行为和思维方式等都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对当前热播热映的影视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引导大学生掌握解读影视作品的正确方法,理解影视作品的丰富内涵。这也是作为艺术通识教育课程――影视欣赏课的主要任务之一。 以下是电影《梅兰芳》欣赏课的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的 首先通过对影片《梅兰芳》的点评。使学生准确把握影片的主题,激发学生对我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兴趣:同时使学生了解传记影片与历史的关系。并通过与同档期的《非诚勿扰》的比较。了解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区别。 二、课前准备与教学方法设计 课前,让学生主动查找资料,观摩影片,使学生对此片有充分的了解。 课堂教学应注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紧扣电影文本,穿插片段播放,引导学生畅谈自己对影片主题以及对京剧等的看法。使学生整体把握影片的文化内涵。 三、关于京尉大师梅兰芳 梅兰芳(1894―1961),中国戏剧艺术大师,名澜,字畹华,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梨园世家,他8岁学戏,11岁登台。因其功底深厚、嗓音圆润、扮相秀美,与程砚秋、尚小云、苟慧生一同被举为京剧四大名旦,并开创了“梅派”戏剧表演艺术。 梅兰芳在艺术方面是宗师,在为人方面也堪称楷模。抗日战争期间。梅兰芳留居香港、上海,在日伪统治下蓄须明志,拒绝演出。 他曾于1919年、1924年和1956年三次访问日本。1930年访问美国,1935年和1952年两次访问苏联进行演出。获得盛誉,他是第一位将京剧艺术推向世界的人。 他的代表剧目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奇双会》《凤还巢》、《宇宙锋》、《生死恨》、《洛神》、《游园惊梦》等。 (播放京剧《贵妃醉酒》片段)。 四、影片概况 导演:陈凯歌:制片:赵海城:艺术顾问:梅葆玖(梅兰芳幼子):编剧:严歌苓、陈国富、张家鲁:出品:中影集团北影制片厂、中环国际娱乐、英皇电影:公映日期:2008年12月5日。 12月9日的《新闻联播》中,以“多部国产片齐贺岁,《梅兰芳》叫座又叫好”为标题,点名表扬了陈凯歌的这部新作。目前该片票房已过亿元。 五、导演陈凯歌 著名电影导演,1952年生于北京,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主要作品有《黄土地》、《孩子王》等。1993年他导演的《霸王别姬》因其娴熟的艺术技巧及内蕴丰厚的东方化的人文主题获得了法国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等8项国际大奖。 (播放《霸王别姬》片尾部分) 六、剧情点评 1、序幕、纸枷锁与影片主题 开场,梅兰芳在读他大伯的信。大伯在信中告诉他,宫里有一种刑罚,就是让犯错的戏子戴上一面纸做的枷锁,双手捧着一碗水,纸枷锁撕破了,受罚者就会被乱棍打死。 (播放“纸枷锁”片段) 纸枷锁和大伯的信,在电影里反复出现,纸枷锁是一个有着象征意味的意象,它象征了梅兰芳是处在社会的、历史的、艺术的和个人情感的等各种不同形式的“纸枷锁”之中。纸枷锁象征了梅兰芳一生的桎梏、挣扎与无奈,自由与束缚的主题在影片中被层层铺垫渲染‘梅兰芳与十三燕的关系是写他被规矩束缚,与孟小冬的关系是写他被婚姻束缚,架在脖子上的军刀表现的是日本侵略者的威逼胁迫。梅兰芳尽管一直在追求自由一自由的演出、自由的创作、自由的生活,但终究因世事、人事、梨园事而不能选择,“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对“纸枷锁”所构成的世界的逃离与抗争,构成了梅兰芳独特的道德人格与情感品质,对梅兰芳形象的分析、解读都离不开“纸枷锁”这一意象。陈凯歌也说过,“细看梅兰芳的一生,就会发现他的一生是被绑架的一生。” 2、开端部、京剧艺术的传播 梅兰芳没有想到他步入人生的第一个竞争对手竟然就是和梅家有三代情谊、名满北京的老艺人十三燕(原型:谭鑫培等)。梅兰芳在打对台中因唱新戏在青年学生的追捧下大获成功。代表老一辈辉煌历史的十三燕败了,他以一曲人去楼空后孤独的绝唱了结了自己的一生,他败得惨烈、死得悲壮。梅兰芳僧《黛玉葬花》中的唱词“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来诠释十三燕的人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成为他所深深热爱的爷爷的挽歌。 (播放打对台第三日的平行蒙太奇片段) 梅兰芳知道,十三燕在擂台上所争的是尊严:做人的尊严、艺术的尊严。正如十三燕所说:“爷一辈子要的就是个脸儿”。在清末的中国,戏子的地位等同于娼妓。邱家老太太的一句“我们家认识的梅兰芳不是唱戏的那个”、十三燕死前留给梅兰芳的那句话“希望你好好地将伶人的地位提拔一下”都说明了这一点。 十三的片中燕那句名言“输不丢人,怕才丢人”,不仅是说给自己的,也是说给梅兰芳的,这句话对梅兰芳的影响很大。对这句话我们同样也可理解为是导演陈凯歌说给自己的励志之言。十年前的《荆轲刺秦王》遭受了市场最为无情的回绝:三年前,迎接《无极》的则是骂声一片。“输不丢人,怕才丢人”,有了这句话。我们才看到了《梅兰芳》。 这一部分是本片的精华部分,它一方面将京剧艺术的历史境遇与京剧名伶的人生悲欢相互剪接,在世道变化中展示梅兰芳高洁的人格品质:另一方面扮演青年梅兰芳的余少群,扮相俊美、亦柔亦刚,把梅兰芳的忧郁气质表现的恰到好处。他在影片中反串苏三、樊梨花、杜丽娘、柳迎春、林黛玉等角色,成功的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梅派形象,更是令观众赞叹不已。片中出现的梅派经典剧目《玉堂春》《樊江关》、《游园惊梦》、《汾河湾》、《穆桂英》、《四郎探母》、《一缕麻》、《卖马》《黛玉葬花》、《定军山》等片段,展现了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精华部分。其中梅葆玖的幕后配唱配音,包括《樊江关》、《女起解》、《黛玉葬花》、《游龙戏凤》以及昆腔《游园惊梦》、时装戏《一缕麻》等,无论在梅派风格的把握、韵味的呈现。还是在声乐上的表 达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影片中王瑕瑜和张克配唱的老生段子,韵味也很醇正。 梅兰芳之所以被广大观众所关注,不只是因为他有一两段浪漫的爱情,也不是因为他在民族大义面前捍卫了尊严,而主要是因为他是京剧大师、一代名旦。观众普遍欣赏斗戏部分,除了人物命运值得关注外,精彩的舞台演出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了舞台上这些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梅兰芳作为一个京剧大师的形象就缺少说服力。导演借着这个宝贵的机会让观众切身感受到了京剧的魅力,舞台上的一个个角色托起了作为艺术家的梅兰芳的形象。通过电影形式推广传统戏剧艺术,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戏剧产生兴趣,带动了戏剧乃至传统文化的回归,这就使影片有效的发挥了电影艺术的传播影响力。 如果影片沿着梅派艺术的诞生与发展的思路走下去,那就能写出一个著名京剧流派的辉煌历史,写出一个京剧大师为了攀登艺术高峰而将人生的某些情感深藏心底的痛苦和悲凉。写出一个为艺术、更为人生的悲壮人格。假如影片在发展部浓墨重彩的去表述梅兰芳是为了艺术而离开孟小冬的,那就跟这部分统一为了一个主题。但导演并没有这样做。影片在塑造一代京剧大师形象的同时,在后半部分把梅兰芳对京剧、昆曲艺术的创新、发展,包括梅兰芳本身的艺术造诣成就等表现甚少,梅兰芳骄傲于世的东西在影片的后半部也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在影片的后半部。梅兰芳大多是作为一个名人的形象出现的,而作为艺术大师的形象则缺乏表现。导演有意弱化了京剧表演,他更为关注的应该是一个取得如此艺术成就的人的人生心路历程,这和田壮壮拍的《吴清源》有些相似。但是,没有京剧就没有梅兰芳。对梅兰芳艺术形象的塑造与京剧艺术紧密相连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3、发展部及传记电影与历史真实等 孟梅之恋在片中则被处理为一段惺惺相惜的神交,雨中巧遇,伞中同行,继而合唱《游龙戏凤》,二人互相引为知己,他们的愿望只是一起去看场电影。最终也未能实现。由于福芝芳与邱如白的反对。孟小冬说了一句“孟小冬再也不见梅兰芳”,一走了之。当梅兰芳孤独走在美国街头时候。旁边响起的是孟小冬留给他的一句话:“畹华,别怕!” (播放孟梅二人表演《游园惊梦》片段) 电影《梅兰芳》对众所周知的一些大事的处理,应该说是基本符合人物和历史的真实,如梅兰芳坚持艺术革新,国际巡演以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蓄须明志的民族气节等。 但我们应当看到,影片只是带有传记性质的故事片,并不是梅兰芳的编年体“传记”。它只是以亲情、爱情和家国之情三段故事构成全剧的情感内核,用诗体史剧的叙事技巧来呈现梅兰芳人生与人格中所蕴含的普遍价值。 为塑造梅兰芳的艺术形象,影片对史实进行了大胆的虚构,其中很多人物,是糅杂了当年一些真实人物综合而成的。比如十三燕的形象,“十三燕”这个名字,应该是从闻名遐迩的“老十三旦”艺名中化出来的,看影片中的叙述,原型应该是谭鑫培等人。 影片中的很多情节,不论是与十三燕同台斗戏、孟梅之恋、还是日本军官因不愿继续逼迫梅兰芳而饮弹自尽,都是戏剧化的演绎。孟梅之恋,大致情况应当是二人1925年相识。1927年成婚,1933年因福芝芳的反对而分手。再如日本侵略者拘禁并羞辱梅兰芳一段,在历史中,抗战时期的梅兰芳先是从上海去香港避祸,回上海后即蓄须拒演,以卖画维持生计。并未被日本人拘禁。 为了表现梅兰芳戏的受欢迎程度,影片甚至让蔡元培、胡适、袁世凯和张季直这些新旧人物同场观戏。陈凯歌对此也并不忌讳,“本片只是对于梅大师的一种戏说和自我解读,和真实梅兰芳尚有区别。” 在观看传记类电影时,很多观众会把历史题材的影视艺术作品当作信史来看。其实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并不以传播历史知识为首要功能。对于影视艺术作品中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处理上,一般认为艺术作品应当是在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加上合乎情理的虚构,使人物事件发展达到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即可。艺术家是以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感受去认识和阐释历史、塑造艺术形象并达到作品的讽喻、教化的社会功能的。郭沫若先生也认为历史研究应当“实事求是”。史剧创作则可以“失事求似”。 4、高潮及结尾部、艺术电影与商业片 由于日本入侵,梅兰芳决定不再登台演出。他蓄须拒演。面对日本人的屠刀,他淡淡的说了句“在台下。我可是个男人!”抗战胜利了,梅兰芳又回到了舞台上。 这是影片的最后一部分,说是高潮有些勉强。日本侵略者拔刀威逼,梅兰芳不为所动,大义凛然,这样的表现手法反而公式化了。影片以胜利后的万众欢呼做结,也缺乏《霸王别姬》结尾的震撼,倒更像一部商业片的结尾了。 (播放记者招待会片段) 影片下半部对京剧的颂扬,包括梅兰芳在纽约的成功、全数洋人观众起立鼓掌,以及日本侵略者田中隆一对京剧和梅兰芳的迷恋与崇拜,都是把京剧的伟大借助于美日强势文明对京剧的认同来反证其价值,由于缺乏铺垫,影片中的处理并不令人信服,尤其是对于那些80后、对传统戏剧艺术缺乏了解的当代大学生而言。 (播放梅兰芳访美片段) 由于影片在表现手法上融合了艺术片、商业片和主旋律片三种元素。在主题上兼顾了人性、文化传播与民族大义,在形象塑造上坚守忧郁的气质、高雅的品味、凛然的英雄气概等,其结果是影片各部分自成一体,缺乏连贯,结构的分散又;中淡了“人生无奈”这一主题的表达。影片结尾留给观众思考的余地不大。这和商业片倒有些相似。 结合同一档期上映的商业大片《非诚勿扰》。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文艺片与商业片的不同。 电影分类按其美学流派可分为表现主义和再现主义电影,按其表达方式一般分为故事片、纪录片、实验电影等。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并非电影分类的一种标准,对此一般是从创作目的来划分的。 商业电影主要以追求最大票房价值为目的,在影片中一般包含有多种商业元素如大场面、大明星、高科技大制作、大规模的宣传等来吸引观众。类型片多属商业片,中国的贺岁片也是较为典型的例子。 艺术电影以追求电影艺术的创新和表现力为主。制作者主要考虑的是实现自己对电影的思考和探索。它倾向于强调具有个人化视点特征的视觉风格,如法国的左岸派电影等。 因电影具有商业性,艺术电影也有追求其商业价值的目的,所以具体到某一部电影,很难将其完全归入其中的一类,我们只能说某部电影的某种成分大一些而已。 简单讲商业电影是为了赚钱,更重视电影的娱乐性:艺术电影则更重视制作者的个人观点及其表达方式。 例如贺岁片《非诚勿扰》,投资4300万,宣传费1700万,共投入6000万,冯小刚+葛优的贺岁片本身就是一个卖座的招牌,加上舒淇、范伟、方中信、冯远征等明星的号召力,到09 年初就取得了超过3亿元的票房收入。(《梅兰芳》投资估计超过3亿,收回成本较难。) 影片剧情借鉴陈国富的《征婚启事》加上屡试不爽的冯氏喜剧风格――“顽主”式的男主人公,美丽又“实心眼”的女主人公,有爱情。有调侃,笑料丰富,加上大团圆的喜庆结尾。温情而幽默的给处于金融风暴阴影中的观众“打了一针麻药”(冯小刚语)。 艺术片《征婚启事》的创作动机是找一个借口来看“某些人的嘴脸”,并从中折射出台湾中下层社会对人生的态度一一悲哀成为影片中的一个象征,影片有着较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播放杜家珍与小学国文教师见面的场景) 《非诚勿扰》的初衷则是希望在09年贺岁的时候带给观众一个励志、深情的喜剧故事,冯小刚说:“今年发生了很多的事。雪灾、地震、金融危机。大家觉得08年是有点不太顺利。所以要拍一个喜剧让观众在年底的时候心情放松一下,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电影还是为大众服务的。” (播放影片结尾部分秦奋与风险投资人再见面的场景) 七、课后作业 1、思考论述:比较电影中的梅兰芳与历史上的梅兰芳 2、剧本续写《梅兰芳》下部:1945―1961 电影欣赏论文:从欣赏英语原版电影谈大学生的英语学习 [摘要] 英语原版电影用于大学英语的听说学习,如果目的明确、选材恰当、科学操作,不仅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原片,而且促使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由被动地看转变为主动地看。学到地地道道的英语,最为重要的是。整个学习过程由此变得生动有趣,激发了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关键词] 原版电影 英语 学习 能力 一、前言 多年的英语学习,说出来的却是别人听不懂,为什么?因为把语言当成了科学知识来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词和句式的正确使用与否直接体现了对异国文化了解的程度。当语言、语调、节奏、用词、句式达到与美国人的形似,如果又学会了美国人的思维和文化,则可达到神似的效果。电影就是最好的媒介,是语言文化的一扇窗户。电影学习专家邱政政认为,看英语原版电影才能把外国人的思维、文化和语言一起来理解。就一部电影而言。它的场景、人物都一定的限制;但电影的优点就是它本身是要说故事,尤其是其中的人物矛盾冲突,所以它的语言丰富多彩,能真正反映人物的心里的语言。所以大学生学习者除了学习语言本身外,提高对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选择一些影片进行学习可以起到双管齐下的作用。大学生经过中学阶段的学习,已掌握了基本的英语语法知识,同时从电视、收音机、从因特网的网页上,学生都已初步接触过真实的视听材料。笔者对五个学习班进行过调查,首先放映一部英语电影Wuthering Heights,反馈意见表明,100%的学生欢迎电影学习,但学生对电影的兴趣点不尽相同,其中80%的学生对电影故事情节感兴趣,对语言学习的兴趣次之。另外20%的学生既对电影的内容感兴趣,又对语言感兴趣。对故事情节表现出极大兴趣说明他们把看电影主要定位在消遣、娱乐这一层面,而对看电影学语言的兴趣较弱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所放影片语言较难;--是学生没有充分意识到电影对外语学习的优越性,这恰恰说明他们需要引导。事实上,运用电影培养学生学习英语这一点也正是电影欣赏课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二、欣赏英语原版电影优势 在汉语环境下学习外语,如何创造语言环境是关键。任何交际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场合中发生的,而电影展现的是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和交际场景。学生通过观看原版的英文电影,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地道纯正的英语。如何把多媒体学习以及电影的形象性应用到英语学习当中,借助原版电影来优化英语能力,是每位英语学习者所思考的问题。电影创造了一种真实的语言环境,这个语言环境包罗万象――语音、文化、思维。在这个环境中耳濡目染,英语水平就会不断地提高。 (一)电影学习创造了真实轻松的口语交际氛围,激发了学生口语学习兴趣,能够有效提高口语学习效率 用原版电影安排学习活动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愉快学习”的新模式。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者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因,是一种为满足个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渴望了解、认识世界的心理态。马克思说:“人的根本动力就是需要”。欣赏一部优秀的英文原版电影,感受电影艺术所带来的愉悦,是大多数学生的一种心理需要。欧美教育学家认为,学生积极投入学习过程时,学习效果是最佳的。笔者在一个时期的电影实验课《傲慢与偏见》后,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98%的学生对看电影学语有浓厚的兴趣。著名教育学家乌申斯基说过“没有任何兴趣,而被迫进行的学习,会扼杀学生掌握知识的意愿。”爱因斯坦也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见学习兴趣是至关重要的。电影恰恰给学习者提供了一个轻松的氛围,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语言学习者的焦虑感和消极态度。电影源于生活,并借助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展示生活的真实性。电影学习无异于把英语口语放到真实的交际情景中来,使口语学习更自然直接。在学生理解享受影片带来的精神愉悦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开口说英语的热情。 (二)电影语言的丰富性和真实性为口语学习提供大量真实的语言材料 电影的优点是故事性强,尤其是其中的人物矛盾冲突,所以它的语言丰富多彩,电影中的语言多是英美国家中不同社会阶层、文化程度、职业、年龄的人们的对话,是最接近现实生活的语言,最能真正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学生在感受到英文电影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同时,也可以从影片学到大量地道的口语句子。这些句子中包含了很多英语语音发音技巧,如连读、弱读、缩读、失去爆破等。通过对这些句子的不断模仿、不断重复,学生在掌握大量口语句子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发音得到了纠正。电影展现的是活中的真实情景,学习者接触的是真实语言环境中地地道道的英语。借助声音和图像,不仅易于理解真实的语言材料,而且能逐渐掌握英语为母语者说话的特点,可帮助学生突破听力理解的大难关,同对他们的口语也有促进作用。 (三)电影学习丰富了口语课堂学习手段 随着大学英语学习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课堂学习方法已经远不能满足现阶段口语学习的需要。电影学习的引进,在激发学生兴趣,增加口语输入的同时也为口语的输出提供了多种选瘛?谟镅习理念的转变和学习手段的丰富必然为学习效果的提高创造了可能。 (四)电影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电影是一面镜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最直观、最生动的反映。它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电影通过对不同故事的刻画去折射文化。电影从它的一开始,就作为一种国际现象而存在。爱森斯坦说得好:一个国家的影片,不仅可以“川流不息地在世界各国上映”,而且还“能够建立起最活跃的创作思想上的国际联系”。并且它还促进着国际间的文化融汇。电影的蒙太奇方式,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使世界各国各族之间的情感形态更为接近。英语电影从多方面对文化的了解又是学好语言的保证。通过电影学习,学生可以加深对英美国家文化的认识,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而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口语交际能力。 三、欣赏英语原版电影的方法 英语电影学习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及其它相关能力的综合性训练方式之一。分析成功的经验,结合我们的学习实践和理论上的论证,英语电影可以提供真实语言环境的学习情景,达到提高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尤其是听力和口语表达能力的目的。从相关的学习理论和学习实践来看电影学习有以下方法。 (一)导入文化背景知识,减少由此造成的认知障碍 对于非英语专业背景的学生来说,文化背景知识对他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和影片所要表达的内容构成障碍。因此,首先了解影片中所涉及到的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学生在欣赏 电影之前就能形成一些概念范畴,建构一定背景图式和文化模式来帮助理解、记忆观看中的新信息。比如,《简爱》、《傲慢与偏见》、《乱世佳人》等一些经典名著改编的电影包含了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背景知识,并且作者的经历在作品中也得以反映。在观看这些电影之前,就增加了文化内容的导入。而这些文化内容的导入会更有效地帮助学生在新旧信息间措建一座桥梁,克服学生在认知上的障碍。 (二)输入与输出双管齐下 Krashen认为,首先让学习者接触大量的易懂的实际语言输入,然后通过具体的交际情景和上下文理解其意思,这样寓于交际语言中的句子结构就自然学会了。语言的交际功能也会自然实现。电影学习有可供欣赏的画面和情节,可用于视听的英语对话,可以根据需要提供可用于阅读的字幕,可以同时进行阅读和视听全方位的语言输入,同时也把语言的语用功能展示给学生。因此,可以说英语电影不仅给学生输入了活的知识,也输入了活的语境把生动的语言和真实的语言环境移到了我们的学习当中,既提供了听的材料、说的话题,又提供了写的内容。Swain提到:如果学习者想使他们的第二语言既流利又准确的话,不仅需要可理解的输入,更需要可理解的输出。根据输入与输出之间平衡的观点,电影学习既强调英语语言的输入,也强调语言的输出。同时考虑到大学生对原版英语电影欣赏还有一定的困难,特为学生设计课前导入练习和课后导出练习;导入练习可以帮助学生有意识地摄入语言知识,扫除听的障碍,降低电影观赏的难度,帮助学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输入:导出练习则是一些课堂讨论的话题、模仿练习或课外作文,让学生在观赏完整部电影后将片中学到的表达方式运用到要讨论的话题与写作等练习中,而这样的导出性练习又有助于学生把刚从电影中学到的大量习语、表达方式内化成自己的知识。 (三)有目的的学习与无意识记忆相结合 学生在进行电影学习的时候,应该有选择地进行学习任务的安排,教师注意引导学生在不同的情景和场合中,领悟英语语言的用法和含义。可就学生即将听到的某一片段设计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有目的的、有意识的看电影。这样,他们在看电影时就会集中注意力去发现那些与问题有关的线索。同时也应关注电影学习中无意识习得的特点。在心理学中,有一种识记便是无意识记忆。在观看英语电影的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得到充分的调动,除了教师指定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学习要求以外,每一个具体的情景、片段一定还会有许多无意识的、不知不觉的、零零碎碎的语言现象接触点,实现所谓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自然同化。 (四)文化欣赏与技能培训相结合 英语电影全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风情和人物,演绎的是不同时代的家庭、生活、社会问题以及爱情故事,具有极大的文化欣赏性,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观察的对象,模仿的标准模式。学生在观影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去把自己已经学到的语言知识与电影中的模式进行比照。会把所看到的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表达与本族的风土人情、语言模式加以对比,经过这些观察、模仿和对照,就能成功地、最大限度地接近所学语言的原形,学生的听的能力首先得到提高。心理学认为,凡是已经形成的技能对于新技能的形成有促进作用,称为“技能的迁移”。因此,听的能力的提高自然会对说的能力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学生在进行电影学习时,应根据所看电影的内容,安排大量的模仿、讨论等练习,实现听能向说能的迁移。 四、欣赏英语原版电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一)选择适合自己的影片 首先就电影这种题材来讲,有它的优势和局限性,它的局限性在于,任何一部原版的电影,它都不是用来教语言的,所以它的语言有很大的随意性。还有各种语音都掺杂其中,如果不加以分析,一概拿来,势必会搅乱方向。而且就一部电影而言,它的场景、人物都有一定的限制。这就要求在实施电影学习的过程中要注重方法,结合学习内容、专业的特点来选择让学生易于接受电影素材。应选那些英语发音清晰、难易程度适中、和学习内容相关具有一定思想性艺术性的影片。不必是一部完整的影片,可以是影片中的一重要情节电影片段,或者是一些经典的对白场面,也可以是电影剪辑。 (二)避免把英语听说课变成电影观赏课 听说课毕竟不是电影欣赏课,一个班级的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要想利用电影欣赏的方式来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无法全面兼顾。听说能力好的学生可以借英语电影提高自己的听说水平,而英语较差的学生则只能抓住几个片段、几个词,要依赖中文字幕来理解影片,这样就无法达到把电影欣赏应用于英语学习的目的。因此,欣赏整部影片尽可能放在课外时间。课堂内可以借助多媒体播放电影片段,采取讲的方式。放映前由教师介绍影片内容,提出学习要求,放映时由教师口头伴讲,边看边作说明。必要时还可以放映机稍停,用倒退功能再次观看,让学生看清楚重点内容。教师伴讲,要按照学习要求启发诱导,帮助学生更好地观看和积极地思维。放映结束后组织学生讨论影片内容与课程关系,以拓宽学生知识、增强学习效果等。 (三)要做到精听与泛听的有机结合 阅读中有精读和泛读,听力中也有精听和泛听。在训练听力的过程中,应以精听为主、泛听为辅。许多学生在跟电影学英语时走入“只看不听,或只听不看,只泛不精或只精不泛”的误区。观看电影片段时,最好选择无字幕状态。先让学生完整地听一遍,尽量写出关键词,然后再一句一句地听。要点是听句子的主谓宾、实词以及说话人的语气,最好要求学生写下来。听懂一句过一句,直到全部听懂为止。最后选择英文字幕,讲解语言点和难点。总之,在电影学习中,教师应使学生明确听或看的目的,使他们有心理准备,调节他们的注意力,以恰到好处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英文电影的辅助学习作用。 (四)正确对待师生在电影学习中的关系 在交际学习法的指导下,师生之间在课堂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师由传统学习一一课堂学习中的统治者到现在课堂活动的总导演,学生也由过去的配角变为现在的主角。要发挥电影学习优势,达到培养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目的,一方面教师应充分掌握多媒体学习技巧,及时更新学习观念,精心设计口语学习内容,积极引导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口语活动。另一方面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把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为电影学习中的主角,使之在提高口语水平的同时体验到电影学习的乐趣。 五、结语 英文电影学习为学生创造了一个真实地道的口语学习环境,提供了大量鲜活的语言材料,有利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同时也丰富了英语口语学习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手段。它体现了大学英语课程学习要求,也逐渐被大多数外语教师所接受,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口语学习手段。因此教师如果能在英文电影学习过程中把握好其学习特点,电影题材选择合理,充分准备课堂学习内容再加上必要的课外指导,激发学生的口语学习热情,必将发挥英文电影学习的巨大优势,逐步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电影欣赏论文:电影欣赏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意义 摘要 电影欣赏是以优秀电影为欣赏对象,将其整合纳为高校学生工作的方法和手段。作为素质教育的绝好教材,电影欣赏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发散性思维。 关键词 电影欣赏 素质教育 意义 中外优秀影片凝结着艺术创作者的智慧,传承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资源。电影欣赏是以优秀电影为欣赏对象。将其整合纳为高校学生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可以使学生在通过对电影艺术的审美接受产生自我感性认知、丰富想象和理解诠释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后,经内心自省,养成个人的高尚情操,提升自我文化和道德修养。我们应该有力抓住电影艺术作为思想文化传播载体的特点,使电影欣赏与高校学生思政工作以及素质教育得到合理交融与整合。 1、电影欣赏是素质教育的绝好教材 《易传・象》“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意思是山下流出泉水,灌溉田地,使万物萌生,即是发蒙。君子就当用“果行”来培育健康的人格品性。什么是“果行”?就是以人类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为准则的模范“行”为作榜样,才能培育自己和孩子的优良品德。素质教育是一种全面教育。它既有科学文化知识方面的,也有劳动实践能力方面的,更有健康人格培养方面的。因此怎样真正把“素质教育是一种全面教育”这一教育理念变为教育实践,怎样给学生配备全面的“营养大餐”,一直是摆在教育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比如自从人类发明电影1 66年来,我国拍了无数的电影故事片,讲述了上下50D。年的故事。其中有许多电影伤口思想性强,艺术性高,时代特色鲜明,民族情感浓厚……经久不衰、淘汰不掉、内容永不过时、形式百看不厌,值得学生看一遍又一遍的精品。这些精品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教育内涵。好中挑好,精益求精,选取最好的一部分来入课,则它们的观众――学生,无论在道德品质、理想抱负、行为能力、知识积累、艺术感受、人际交往、创造精神等诸多方面都将综合受益。因此,运用经典电影的传播对提高学生的素质,必然成效显著。 2、电影文化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指导,唱响社会主旋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价值体系,是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和愿望要求的价值体系。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人们个体的、集团的价值选择、价值认同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相协调。这样才能够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打牢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作为文化的载体,电影作品必定反映自己所属国家、民族的社会生活,传达出社会文化的各种信息和人们的精神追求,进而体现出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从媒介的社会责任而言,电影作品应发挥正面导向作用,在经济和社会效益上找到平衡点。而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驾驭者、使用者则应清醒地认识到媒介的文化承载和传播功能,以及媒介开启心智的功能,使其肩负起教育国家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责任。电影文化传播的思想文化导向应该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电影文化的品位,提高道德情操,唱响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发挥电影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3、通过电影欣赏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德育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部门在加强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其中运用电影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实践证明:优秀的爱国主义电影片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艺术内涵,具有形象、直观、生动、可信、感染力强的特点,深受大学生的欢迎。当代大学生在欣赏这些爱国主义的电影作品中,激发了爱国主义情感和理想主义情怀。用优秀电影片对广大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素质教育,已成为国家、社会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措施。 “电影、音像对大学生道德的养成、人格的塑造、审美的熏陶,影响之大,是父母和老师教诲的强有力的补充。积极向上的电影作品将成为大学生知识教育、科学普及、了解社会和个性发育的重要选择之一”。电影电视作为宣传媒体,必然对学生的成长产生影响。加深对电影作用的认识,有利于我们能动地利用这个有效工具,为素质教育服务。 4、让学生通过电影欣赏,调整大学生的价值观 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形成重在引导,大学生人生阅历浅,价值观处于形成时期,具有不成熟性和可塑性特点,个体理性选择能力和辨别善恶能力较弱,在价值观的选择和取舍,以及价值目标的实现中易入误区。在高校开设电影欣赏课,帮助大学生澄清个人价值标准认识上的冲突和价值选择上的困惑,为大学生的人生定位、理想与追求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将电影文化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蕴含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剖析,让学生通过电影鉴赏活动,加深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的认识。因为优秀的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电影作品,通过其自身的美作用于学生的感官和心理。使学生通过它在感知外部世界的同时产生审美愉悦,使其心灵得到净化,审美意识得到增强,精神境界得到提升,并最终使人格趋于完美,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音乐、美术、戏剧乃至文学。通过对大学生电影欣赏的指导,使大学生在面对电影作品时,真正进入“审美”层次。能够从电影文化中筛选各种有用信息,加深大学生对于自身和社会的认同感以及对社会价值的遵从,更好的促使大学生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价、选择和认可,把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有机的整合,形成正确的理念和价值取向。 总之,将电影作品与现代教育理论相结合,使之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这对于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及形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明显的强化作用,也是高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有利途径。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文化;中突转型的今天,电影文化在高校的传播,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师,有责任向学生推荐优秀的经典电影,具备初步的电影文化欣赏能力,并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观来武装自己,才能使当前的电影文化热潮很好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电影欣赏论文:电影欣赏中的视觉思维与视觉注意 [摘要]电影是由静态和动态影像构成的视听艺术。在电影欣赏过程中,视听元素始终作用于观众的心理和生理。电影创作者通过有意识地利用视觉与听觉特性,合理运用声响效果、丰富的色彩和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影片内容与形式和谐地融为一体,从而给观众带来无限的视觉享受和超越时空的感官愉悦。 [关键词]电影欣赏 视觉思维 视觉注意 一、电影欣赏中的视觉思维 长期以来,一提到思维,研究者通常将它和语言文字联系在一起,认为思维是语言文字的特权,而把“视觉”仅仅看做是人对外界的一种感知。近年来现象学与格式塔心理学研究为“视觉思维”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许多研究表明,从人脑的加工对象和加工方法看,“视觉思维”的存在已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艺术心理学家阿恩海姆在其著作《视觉思维》中。就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视知觉本身具有认知功能、理解能力和一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得出结论:所谓“视知觉”就是“视觉思维”。 视觉属于获取知识的感性认识范畴,视知觉(即视觉思维)则属于理性认识范畴。视觉思维是对输入的刺激进行深层次的加工,这种加工往往借助于三种意象来进行其一是人们看到的意象,其二是人们通过心灵之窗所想到的事物,其三是人们随意画成的东西或绘画作品。视觉思维加工的对象是视觉表象,主要表现为色彩、纵深、形式和位移。也就是说,人们在“看”的时候,主要是对被视物体的这四个属性做出反应。加工的方法有分析、综合、联想和想象等。分析是将一个事物的完整表象分解为若干个组成部分的心理操作过程,综合是将同一类事物的表象加以合并,使之变得更完整、更精确的心理操作过程,联想是指由一种事物的表象想到另一种事物的表象的心理操作过程:想象是对原有多种表象进行整合、重构的心理操作过程。 电影给人们提供了一系列静态或动态的影像,一方面可以引起人的各种心理反应,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视觉达到大脑皮层,一旦与大脑皮层早已存在的某种经验图式相吻合,观众就会主动、顺利地实现对电影的认知。例如。当人们被告知《云中漫步》这样一个片名时,不知不觉就会联想到某种恋爱的感觉,仿佛自己也漫步在云中,像插了翅膀,羽翼轻柔地穿梭在漂浮的云端…--。此外,电影创作者还经常设计某些特殊情节,以唤起观众的想象。如,同样是在《云中漫步》这部影片中,大火烧过之后,葡萄园里的凄凉景象真是令人不堪回首,然而,当男主角保罗将大家视为图腾的葡萄根拔过来,维多利亚的父亲鉴定出它仍然还“活”着时,每个人都因为重新看到了葡萄园的希望而情不自禁地热烈欢呼起来!导演在设计这个情节时,仅仅是利用了一棵存活的树根,其视觉表象一下使观众的紧张心理得以缓解,同时也使男女主人公的“爱”在希望之光“重现”时再次升腾! 视觉思维过程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即对于象征意义的理解。影视作品可以通过象征手段调动人们以往的认知经验,使之加深对事物的理解。例如影片《情书》,一开始创作者便交代了影片的氛围,以“白色”为情感基调,用大面积的“白色”进行构图――白色的山脉,白色的蜿蜒小道,漫天飘落的白雪。随风起舞的白色窗帘,以及白色的试卷,等等。这么多“白色”的景象,一方面象征着男主人公少年时代纯洁、理想的爱情,同时也蕴含着某种死亡的讯息,或一段情感的消逝。影片中男主人公的不幸遇难,女主人公伤心的回忆,都使影片中唯美的“白色”被观众视为哀悼的象征。 二、电影欣赏中的视觉注意 1、视觉注意与心理体验 “注意”通常的定义是,“心理能量在感觉事件或心理事件上的集中。”“视觉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视觉对象的指向与集中,“视觉注意”能主动地选择自己的心理方向,它能舍弃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摄入对自己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视觉在选择焦点时,总是被一个最引人注意的“点”首先吸引过去,迫不及待地要看个清楚,其次的点被排在后面,最次要的点可能完全被忽略。如图所示’ 在电影欣赏过程中,观众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影视信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产生积极主动的心理回应。由于电影艺术的呈现形式是流动多变的画面,因此,除了主题、故事、内容这些因素之外,创作者对光、影、色、镜头长短、拍摄视角等,一般都要精心设计,以便对观众造成视觉冲击,引起观众对电影作品的注意和兴趣。直接调动观众积极的综合心理反应。仅以远景镜头为倒。远景镜头通常用来介绍剧情发生的环境背景,可以使观众置身于广袤宏大的空间之中,为观众提供开阔纵深的视野,观众的内心亦会随之产生一种空旷感,体验到气势超凡的审美感知。近些年无论是进口大片还是国产大片,观众都可以看到许多气势恢宏的场面,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勇敢的心》、《指环王》等等。在这些影片中,首先吸引观众的并不是其故事情节,而是影片中震撼人心的宏大场面。此外,近年来深受观众喜爱并获得高票房收入的影片,一般都是动作性较强的功夫片或枪战影片。由于强烈的运动是视觉最容易注意到的现象,因此当观众看到影像快速运动时,会同时在体内产生一种震动,引起感官上的紧张和难以名状的兴奋。例如,在影片《007》系列中,被赋予重任的男主人公邦德常常被对手追杀,影片多次呈现出飞机反复俯冲扫射的场景。随着男主人公的狂奔,呼啸的飞机来回俯射。影片从多种角度构图,给观众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令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观众对片中的惊险情节叹为观止。 2、无意注意与有意注意 “事先没有预定的目的,也不需要作个人努力的注意,叫无意注意。”“无意注意”常常产生于周围环境变化之时。人在某些刺激的直接作用下,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感觉器官转向刺激物,并试图进一步认识这些事物。在电影艺术中,环境颜色的变化,光线明睹的对比等,往往都是引起观众视觉注意尤其是无意注意的重要因素。例如,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其冷色与暖色反差强烈,无形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红灯笼成了权力与情欲的象征。每位太太为了“点灯”。暗地里不停地钩心斗角,恐怖的青灰色庭院毫无生气可言,给人以冰冷、阴森的地狱之感:最后,在自雪覆盖的院落中,每个人的结局一展现出来颂莲疯了,丫鬟雁儿死了,三姨太梅珊也死了,而老爷又在迎娶第五个姨太!凄凉的“白色”充分表现了一系列令人无奈的人间世态炎凉,导演张艺谋运用红色、灰色、白色的变化,使观众在“无意”中注意到许多令人深思的内容。 “有预定目的。在必要时还需做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叫有意注意。”“有意注意”是主动服从于一定活动任务的注意,它受意识的自觉调节和支配,故又称为“积极注意”或“意志注意”。引起和保持“有意注意”的主要条件有两个,一是要加深对客观刺激的理解,培养间接兴趣,对于刺激的各组成要素理解得越清楚、越深刻、欲知愿望越强烈。越容易引起和保持“有意注意”,二是合理地处理刺激物之间的关系,提出一定的“自我要求”,这会加强“有意注意”。在电影表现手法中,像剧情的悬念、蒙太奇剪接等等,均可加强观众的期待程度,使其特别注意剧情的下一步发展或最终结局。如,在影片《情书》中,导演特意安排渡边博子与藤井树两位女主人公见面。之后,渡边博子在浏览自己逝去的未婚夫藤井树中学时代的照片时,突然发现他的同学中有一个女孩的相貌竟与自己十分相像,渡边博子后来还得知这个女孩与自己的未婚夫竟然有着同样的名字――“藤井树”。“他是爱她9还是爱与她相貌相像的我?”影片的叙述就这样在博子的团团疑惑中启动了,同时也紧紧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使观众不停地思考,已故的男主人公究竟爱的是藤井树还是与藤井树相貌相像的博子?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导演运用“回忆”这种倒叙的手法,最后终于使电影的女主人公博子和观众都明白了:已故的男主人公内心真正爱的是和他同名的那个女孩“藤井树”l此时,同开篇的场景一样,影片结尾又是那片白雪皑皑的茫茫大地,还是博子的黑衣黑发……。在一阵痛彻心扉的呼喊声之后。博子彻底抛弃了未婚夫藤井树给她带来的伤痛,也包括昔日的美好回忆…… 三、结语 电影是由静态和动态影像构成的视听艺术,其诞生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不同于一般的视觉体验。在电影欣赏过程中。视听元素始终作用于观众的心理和生理。闪亮的银幕、真实的影像、清晰的声音和各种色彩的运用,无不蕴含和表达着创作者的真实情感。观众通过视觉与听觉能直接感受到这些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甚至可以下意识地产生某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电影不仅可以通过视觉画面来刺激观众的感知,更重要的是,让观众通过这种感知来重新认识外部世界。电影创作者正是通过有意识地利用视觉与听觉特性,合理运用声响效果、丰富的色彩和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影片内容与形式和谐地融为一体,给观众带来无限的视觉享受和许多超越时空的感官愉悦。 电影欣赏论文:利用英文电影欣赏构建网络第二课堂 摘要 由于英文电影所特具的优点使它在大学英语网络第二课堂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媒体环境下有效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创新型英语电影欣赏活动与在线电影课程相结合的模式开展网上英语聊天室、网上听力比赛、网上词汇比赛等活动来构建有效的大学英语第二课堂必将能达到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提高英语学习的参与性和互动性。 关键词 多媒体 网络平台 英文电影欣赏 第二课堂 大学英语教学 一、引言 当前各高校都已经意识到英文电影欣赏活动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项活动也在第二课堂里被作为经常开展的活动之一。但是目前这一活动的有效性以及它与口语角、听力、词汇比赛等活动的联系上还不太强。事实上,英文电影欣赏在网络多媒体环境下的第二课堂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高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完全可以借助网络平台使英文电影欣赏成为这些活动的纽带和桥梁。英文电影欣赏与网上电影课程相结合的新模式能把第二课堂的活动有机地组织起来以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提高英语学习的参与性和互动性。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谈一下具体的构思和实践。 二、网络多媒体环境下的大学英语第二课堂 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第二课堂是相对于正规的课堂教学而言的,它是指学校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活动之外,在网络上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校园英语网站建设引导和组织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在网上开展的各种英语学习活动,如网上聊天室、在线听力比赛、词汇比赛等活动。第二课堂的宗旨就是利用课余时间以趣味性、实践性、创造性为主要特征,开展丰富多彩的外语课外活动,将课堂所学的外语知识通过课外活动所创设的语言环境,激发学生富有创造性的学习和自主学习,使学生将第一课堂所学的语言知识通过第二课堂活动得到巩固和扩展,从而提高语言能力。 三、英语电影欣赏在网终第二课堂中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第二课堂的宗旨之一即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由于英语原版电影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悬念迭起的片段、优美动听的歌曲、集声音、图象、文字、艺术、表演等多媒体为一体的特点。加之它又非常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和观赏性。使学生在课余愿意主动观赏并刺激他们的模仿行为以及语言实践的热情。这都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激发其潜在学习动机,培养自主学习的良好行为习惯。 2、有利于实现第二课堂的宗旨之二即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2.1简洁流利、标准生动的电影语言可以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 众所周知,英语电影语言就是当时真实的口语具有简洁、任意、时尚、流利、标准、生动、形象等特点。学生在故事情节中欣赏影视的时候易于理解,便于记忆能迅速提高听说能力。 2.2逼真的语言环境能够提高学生交际能力 电影中的人物总是处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的,与教科书僵硬的语言相比,逼真的语言环境能够让学生懂得在真实的交际环境中该如何去用英语实现交际。 2.3双语字幕英语电影具有扩大学生词汇量和阅读量的作用 双语字幕电影随时为学生提供大量词汇,学生可以通过耳听声音、眼观宇幕、循环放映、适时语境、加深印象,快速扩大词汇量且英语电影中由经典小说、戏剧改编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也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增加阅读量。 3、可以巩固课堂所学、拓宽学生视野、学习西方文化知识 那些课堂中所学的与电影相关的内容总是能激起学生对原有知识的回忆,并激发起其对新知识的渴求。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人物纪录片总能再现当时历史、社会背景,风俗人情等帮助学习西方文化拓宽视野。 4、最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第二课堂参与性广、互动性强、灵活性好的特点能巧妙地把网络聊天室、在线听力、词汇比赛、戏剧表演等其他实践活动有机地融合起来 由于英语电影的趣味性强且网络不受时空的限制,使之成为学生参与性广。灵活性好的一项活动。通过电影欣赏又为学生在网络聊天室找到了共同话题和素材便于学生自主参与聊天室建设。与此同时,电影欣赏与在线课堂测试又增强了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直接提高了他们参与在线英语比赛的积极性和成绩。在线课堂的交互性功能又能提高学生的模仿、表演能力。 四、如何通过电影欣赏活动与在线课堂相结合的新模式发挥其在网络第二爆堂构建的关键性作用? 电影欣赏与在线电影课堂相结合的新模式在网络第二课堂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在第二课堂构建中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和潜能,真正发挥其关键作用。在实践中要从下列几个方面入手: 1、在线电影课堂与电影欣赏联合的新模式须具有以下特点: 1.1组织形式上应突出由教师主导、网络管理人员参与、学生协作共建的新模式。具体地说就是由专任英语教师负责前期电影资料推荐、在线答疑、在线电影题库建设等活动逐渐过渡到后期由学生负责主持的形式。 1.2内容上应突出实用性、创新性、多样化的特点并与其他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宜增加以下板块: (1)看电影学英语学习方法介绍和课前问题设计:多数学生在看电影时还停留在只关注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上他们不清楚应怎样通过电影提高自己的英语语言运用能力。因此网站就有必要给予学生这方面的策略指导并设计出适当的问题吸引学生思考。 (2)经典片段精讲和观赏中问题设计:选择经典的片段以供赏析,可以对当中所出现的经典内容进行简评并设计问题让学生回答。 (3)电影简评:对电影内容提供包括中英文故事情节梗楷及关键词提示或者提供名家影评。 (4)经典对白赏析和经典戏剧原著阅读:把电影中出现在具体场景中的经典对白提炼出来然后对其中所出现的经典句子给予点评并提供在线听说操练和经典戏剧原著让学生对比阅读。 (5)文化背景、风俗礼仪讲解:提供影片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风俗礼仪简介。 (6)词汇、难句注解和俚语、习语精讲便于学生扩大词汇量。 2、在线课堂与电影欣赏要突出交互性的特点可增设以下板块 网上论坛=借助能实现师生交流的此平台,学生们可以提交感兴趣的电影话题或就疑难点发表意见,实现在线英语聊天。边听边写:提供在线的适时电影甸子听力比赛。同时使用网上先进的电影软件让学生在看了电影后能够就完整或逐句播放电影、切换或隐藏字幕、区段循环复读、逐句复读、即时语音(录音)训练、电影配音角色表演以此提高学生的语音和口语提供在线口语、词汇比赛:歌曲模仿秀、场景对白模仿秀、自拍改编经典影片光盘提供在线表演比赛等。 3、观后学习活动执导 课后要求学生完成在线听力、阅读、词汇、句子等在线测评和电影知识竞赛。建立学生作品展示园地:“电影小报”“影评”“人物模仿秀”“电影改编”“剧本改编”等。 五、结语 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巧妙地把电影欣赏与网络课堂联系起来创建一种全新模式就能够有效地把其他实践活动如在线聊天室、听力比赛、词汇比赛、戏剧表演比赛等统一起来就能发挥网络第二课堂的巨大作用。学生也必将在这一新模式中培养起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提高其英语学习的参与性和互动性。让学生在快乐享受影片的同时感受西方文化知识,开拓视野提高听说读写译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最终达到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目的。 电影欣赏论文:英语电影欣赏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摘要]电影是文化产品,孕育着丰富的文化背景,英语电影以图像、声音、字幕等多种信息传播介质于一体的特征,被广泛地应用在英语教学中。用英语电影教学,符合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和克拉申的习得一学习假说理论,它对学生的记忆、交往,学习环境的营造,对于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促进学生了解英美文化,提供真实的语言环境,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电影;英语电影;英语教学 目前,多数学校开展英语教学主要是通过课堂学习使学习者获得语言知识,缺乏在自然真实的英语语言环境中习得的条件,而英语电影所提供的语言真实丰富,可以提供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极大地弥补了英语课堂教学的不足;在减轻学生语言学习焦虑、激发英语学习动机和兴趣,使学生具备扎实的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培养运用语言能力等方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理论基础 英语电影教学以多种信息传播介质为手段,融视、听,说于一体,学生能够更加容易地接受,更加主动地建构信息。它符合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和克拉申的习得一学习假说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生成是学习中的基本认知过程,它是对学习材料中各部分关系以及学习内容与知识,经验关系的积极建构,当学习者对学习的事物产生意义时,有一种与其以前的经验相结合的倾向。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学习的过程是学习者一种原有知识与从环境中接受到的感觉信息相互作用,主动建构信息意义的生成过程。通过英语电影观赏,刺激学生对已有经验的回忆,加上英语影片较强的现实形象性,从而使学生更主动建构信息意义。 语言教育学家克拉申针对第二语言知识的获得提出了习得一学习假说。他认为获得第二语言的方法是一种潜意识习得,即在自然环境中获得;另一种是有意识的学习,也就是通过课堂学习获得,而且克拉申认为习得的语言才能在交际中自然流利地表达思想。英语电影营造的身临其境氛围,给学习者创造了良好的习得语言的条件。这有助于刺激他们的模仿行为,增强学习英语兴趣。 二、英语电影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1 英语电影能够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众所周之,兴趣是学习最好的动力。英语电影教学以多种信息传播介质为手段,融视、听、说于一体,使传播知识和接受知识的通道加宽,调动人的多种感官来接受信息,例如:影片《罗马假日》中安妮是一个可爱的公主,在出访罗马时私自出游,与记者乔邂逅,乔串通摄影记者偷拍了许多公主的精彩镜头,本来打算做特别报道,却与公主坠入情网,为保护公主形象,最终抛弃功成名就的良机。这部电影中所呈现的情景真实生动,语言丰富地道,形式活泼多样,活跃了学生的英语课堂气氛,为英语教学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英语电影包含有战争、生活、科幻、爱情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让他们由对影片的喜爱发展到对英语的喜爱,激发学生自身的语言表达欲望,在潜移默化中英语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2 英语电影可以提供真实的语言环境。 在汉语环境下学习外语,如何创造语言环境是关键。创设真实轻松的语言环境,克服英语学习的焦虑情绪,学到真实生活中的英语而不是汉语式的僵硬英语。英语电影的故事情节取材于现实的生活,情景直观,内容生动丰富,语言地道通俗且接近生活,影片中有大量展现英语国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工作娱乐的场景,能真实而多方面地展现所学语言的背景和使用环境,既具有语言技能学习的特点又有语言习得所需的条件,为学生创造了摆脱母语束缚、调动大脑和各感官对语言做出综合反应的环境,使学生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直观效果。 3 英语电影可以促进学生了解英美文化。 在传统的课堂英语教学中,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语言的外在形式和语法结构,而忽视了语言的社会环境,特e是语言的文化差异,致使学生不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交际能力很差。电影是一种大众文化载体,是现实生活的浓缩与升华,是文化沟通的桥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文、历史及思维方式的最直观、最生动的综合反映。例如:影片《阿甘正传》通过展现片中主人公阿甘从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生活历程,反映了美国社会思潮的转变,全面和形象地再现了期间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也鲜明地体现了美国个人价值观的一些变化。学习英语的过程也就是学习英美文化的过程,通过深入了解英美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等,扩大学生的英语知识面,培养跨文化意识,才能正确地掌握和使用英语,作为沟通中西方文化便捷的媒介,英语电影蕴涵了鲜明的文化特色,向观众传递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电影能够生动和形象地反映欧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习惯,通过欣赏英语电影,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就了解了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风俗等方面的知识,这种教学方式取得的效果是传统英语教学所达不到的。 由此可见。英语电影欣赏弥补了传统英语课堂教学的不足,是英语教学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它综合了英语的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训练,有利于在汉语环境中营造一种身临英语其境的氛围,使学生在较为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英语语言,感受中西方文化差别,进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兴趣,使学生学到真实纯正的语言知识,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水平,使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进一步得到发展。 [作者简介]孙鹏(1979―)男,吉林省白城人,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 电影欣赏论文:电影欣赏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合探析 [摘要]中外优秀影片凝结着艺术创作者的智慧,传承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资源。电影欣赏是以优秀电影为欣赏对象,将其整合纳为高校学生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可以使学生在通过对电影艺术的审美接受产生自我感性认知、丰富想象和理解诠释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后,经内心自省,养成个人的高尚情操,提升自我文化和道德修养。我们应该有力抓住电影艺术作为思想文化传播载体的特点,使电影欣赏与高校学生思政工作得到合理交融与整合。 [关键词]电影欣赏;高校思政工作;整合;作用;探析 一、电影欣赏是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手段 艺术对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重大的作用。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工作要增强实效性,必须以人为本,发挥文化艺术的教育功能。构建灵活多变的具有活力的艺术课堂。电影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法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对受众有着政治的、审美的和道德的巨大精神作用。电影欣赏有助于电影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组织作用的有效外化和释放,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来传达正确的价值观念与崇高的思想情怀,从而进行文化思想传播,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抽象的内容形象化,达到同志所说的“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 所谓“欣赏”,是在接受艺术中经过体味、领略,通过丰体的有意识接受而产生的愉悦情感,它与艺术的创造一样,也是知(认识)、情(情感)、意(意志)等过程的系统组合。电影欣赏是以优秀电影为欣赏对象,通过对电影艺术审美接受产生自我感性认知、丰富想象和理解诠释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后,经内心自省,养成个人的高尚情操,提升自我文化和道德修养。中外优秀影片凝结着艺术创作者的智慧,传承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资源,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载体。电影欣赏可以成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手段。 二、电影欣赏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1.促发欣赏者的内心自省。 通过优秀影片与欣赏者的主客体互动,使学生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活动得到操行的自我修炼。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素来讲究“诗言志”、“成教化、助人伦”和“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左传》中夏“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的传说鲜明地显示了艺术创作实施着思想政治服务的功用。东汉王延寿云“恶以戒世,善以示后”。现实主义传统铸就了许多中外优秀电影,它们深切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底层百姓的命运与苦难,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的塑造,展示他们的喜怒哀乐,褒扬美好的人性。 外国电影中如《阿甘正传》,以小人物阿甘为底层群众的代表,歌颂善良、纯朴、诚实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并以其来反衬所谓精明人的狡诈,鞭鞑那种明是聪明实则愚蠢的欺骗,呼唤纯真。对这种影片的欣赏,学生可以使自己在理性思索的基础上,通过通俗化的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直观作用,更形象地明了勤奋的美德,在学习中便会更加脚踏实地,并学会善良地对待自己的同学和他人。中国电影中如《天下无贼》,以民间立场充分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存,通过民间的世俗叙事形态来歌颂人类的美好品德,以对下层百姓朴实无华的性格描写来证明终究邪不压正,正直与善良终究是人类追求的道德意义。学生通过这类影片的欣赏能在内心自省的同时,培育其善良的秉性和诚实的品格,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效果。 2.让学生得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熏染。 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逐步深入,外来文化越来越多地冲击着大学生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行为,让学生拓宽视野的同时也会由于经受不住西方价值观念中负面因素的诱惑而对文化失去了应有的判断能力,从而显得无所适从,并盲目否定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失落了自己的文化家园。优秀电影充分提供展示各种文化的平台,可以使学生在无所适从中找到准确的坐标位置,从而能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尚不成熟的大学生们给予积极的引导。 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性表张,以其独有的手法使中国文化传统在荧屏上得以再现和表述。在其代表性的影片中,张艺谋进行大方位的文化表征的渲染。张艺谋的影片不厌其烦地大量使用红、黄、绿、蓝、黑这样的中国式色彩,使用中国文化意味浓烈的灯笼、菊花等物事,并完美地融入剧情。再如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等,尽管如评论家所说,也许只是中国文化表象化的或奇观化的表达,但以此为切入,可以让学生找到一个兴趣点,形象地进入中国传统文化,从而自觉地去寻找有关方面的书籍与资料,了解并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对外国优秀影片的学习,则能使学生了解“他”文化的精髓,学习并养成自我的多元文化素养。 3.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提供思想支撑。 随着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各阶层的相继涌现,多种价值观念和利益同时并立。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学生对于文化和道德选择缺乏一定的判断能力和选择利用能力,进而迷茫以至产生信仰危机。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大学生肩挑着我们事业的今天和明天,担负着未来民族振兴和传承先进文化的重要使命,他们的思想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兴衰存亡,因此,让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朝着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需要发展,引导他们践行和代表“先进文化”,将是我们惟一的选择。 这类影片的选择可以有《国庆大阅兵》、《开国大典》、《》、《焦裕禄》、《任长霞》等。事实证明,借助于优秀影片实施和促进高校学生工作,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电影艺术是现代的诗与乐,对其合理开发与利用,可以带来预期的效果。 三、电影欣赏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实施 1.电影欣赏的过程实施。 首先是影片选择。要有目的地选择影片,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可以借助和通过班团日主题活动等同学共同性的活动来有意识地选择主题影片,增强学生自发性与主动性,使之更有兴趣。 其次是观前点评。在选择好影片之后,教师应多方面了解所选影片的背景知识,给学生以正确的引导。比如,观赏《墨攻》,可以在学生进行影片欣赏之前讲解墨家知识,并说明《墨攻》并没有真正体现墨家的思想和观点,还可以展开讲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派,使学生知识面拓宽,同时做到正面地和批判性地欣赏影片,充实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再次是观后活动。可以沙龙讨论或作业评论或故事重述等形式进行。通过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感性观赏的基础上得到理性的升华,从而达到最理想的思想政治工作效果。 2.相关方式及配套措施。 首先是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可由教师组织,也可以是在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发组织,以有利于形成长效机制。 其次是在有关校园文化节或合适的时间段中进行相应的电影欣赏活动。有关调查显示,学生对电影是有着极大兴趣的,但是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网吧或其他一些公共场所观看,网上信息良莠不分,沉渣泛起,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从而失去判断能力,这就必然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尚不成熟的大学生们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在校园文化节中举行优秀电影故事复述竞赛、每月举行月电影欣赏等,进行有意识地引导,并形成热烈讨论的氛围,更好地激发学生的热情。 再次是有效利用校园网进行视频点播和建立BBS,让学生可以随时点播学校组织的优秀电影库,并能使学生在观看后在BBS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四、结语 电影市场良莠不齐,或因审美疲劳、或因市场利益驱动,使得部分电影制作档次低下,追求媚俗,造成电影视觉文化的肤浅直观,在这样的影片中,或宣扬极端个人主义,或追求享乐和纵欲,或冷漠搞怪,或低级趣味等等。这就使得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观看优秀电影成为必要。而对于喜爱电影艺术的大学生来说,电影对他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有力抓住电影艺术作为思想文化传播载体的特点,在高校学生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使电影欣赏与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得到合理交融与整合。 电影欣赏论文:浅谈英文电影欣赏与大学英语教学 [摘要]电影是文化产品, 孕育着丰富的文化背景, 英文电影欣赏教学课是一门语言文化课。 英文电影在英语教学中对学生的记忆、交往、学习环境的营造、学习情绪的调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典英美电影放映过程中,要选择适当的放映时间、地点。影片赏析应与多媒体教学平台有机结合, 以创造优化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的教学情境;同时影片内容尽量与课本相结合,并要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 [关键词]英文电影;大学英语教学 电影作为一种娱乐方式,集光、影、声于一体,非常生动逼真,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年轻人。一部好的电影可以影响一代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国家正在与世界接轨,大量的外文电影进入到了我们的文化生活中。这些电影使我们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同时也了解到了异国的文化习俗和风土人情。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语言学习者增强语言学习的文化积淀和跨文化交际的实际能力,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热情。笔者认为英文原声电影可以使我们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 不仅能保证语言材料和语言环境的真实性, 而且还能生动地把文化知识、社交技巧等展示出来, 从而增强对英语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一、英文电影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的优点 英文电影欣赏教学课是一门语言文化课。传统教材和课型侧重语言形式而忽视的是语言的学习而非文化学习。而影视课在提供学习目标语词知识、语用知识的同时也提供了了解目标语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因素和行为的机会。英美电影文学课丰富多样的视听材料所提供的语言形式和社会文化语境可以培养学生识别文化差异的能力,激发同化动机, 从而把目标语语词学习与目标语的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深入地学习并真正掌握该语言。 首先,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从认知心理学角度上说, 让形象和言语结合起来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和外语学习规律的。学习兴趣是非常活跃的心理因素, 对学习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学习兴趣一旦形成, 学生便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从而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带有描述性画面的电影对提高学生的语言听力有极大帮助。在同等听力材料下, 那些在课堂上观看电影的学生, 比以声音为媒介来提高听力的学生理解力更好, 尤其是当电影中的对白配以夸张的动作或者电影与相关的图片和背景性文字结合运用的时候。英美原版电影辅助的大学英语教学是贯彻这一原则的具体实践。因此我们可以说音像结合的教学手段能更加全面而真实地展示语言信息, 它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眼、耳、口等感官去积极捕捉并理解语言信息, 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所以说英美原版电影丰富的内容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语言学习成为一种精神享受, 进而成倍地提高学习效率。 其次,可以促使学生深入了解英美文化。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对英美文化及社会背景的讲解比较死板、笼统、抽象, 不容易被学生彻底领悟, 而电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最直观、最生动的反映。它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反映了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可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化的了解。这是我们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所不能达到的。要全面深刻地理解语言, 必须了解其中蕴涵的文化背景。因此, 在教学中应该坚持语言与文化并重的原则。英美原版电影可使学生学习语言的同时深入了解英美文化。声像并茂的电影使学生始终处于一个英美文化环境中, 各种感官受到刺激, 再通过教师的适当点拨, 学生就可以在真实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学会使用并巩固语言知识。 再次,有助于掌握地道的、口语化的英语表达。通过读书或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英语学习, 只能靠死记硬背, 机械、被动地掌握, 很难记准确。而通过英美原声电影, 可以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教师再加以强调, 学生们很容易便印在脑海里, 终生难忘。 最后,英文原版电影还能够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英美原版电影可以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手段, 它有助于在一个非外语环境中营造一种外语的氛围, 使学生在这种半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语言, 感受文化差异, 从而增强活学活用的外语交际能力。 二、英文原版电影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的方法 首先,要选择适当的放映时间、地点。与传统教学相比, 英美原声电影辅助英语教学, 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将历史事件、人物、地点呈现给学习者, 图文并茂, 画面动感, 容易给学习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学习内容易记难忘, 不容易产生乏味感, 听、说、读、写、译各技能的训练可以紧密地安排在同一时段, 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经典英美电影的赏析应与多媒体教学平台有机结合, 创造优化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的教学情境。一般来说尽量把放映时间选在听说课上, 以学生为中心,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其次,内容尽量与课本相结合。影片内容应尽量与教材相结合,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和课堂安排着重突出学生的读写能力,因此应选择与精读课文主题相关联的影片, 与课堂教学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 再次,要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简单而又精彩的电影片断是学生听说能力提高的突破点。开始看英美原版电影时要选一些情节简单、语言清晰的电影, 慢慢领略熟悉了电影的语言之后,再循序渐进选一些语速较快、难度较高、情节更为复杂的影片, 以推动学生进步。对于刚入校的大一新生, 他们的语言基础较薄弱, 听说水平有限, 应选择通俗易懂的影片,如《狮子王》等。对高年级的学生, 则选择有深刻文化背景知识、语音纯正的影片。 最后,放映方式要多样化。要坚持整体放映与局部放映相结合的方式。整体放映是完整地展示影片内容。结束后可布置作业, 让学生根据所看影片内容写观后感或影片的简介。但在英美经典电影的赏析中一定要适当穿插教学活动。教师可根据影片所剖析的社会现象或就某个人物让学生展开激烈的讨论, 这有助于改进学生的语音、语流、语速, 提高口语听说能力, 也可以让学生就某个情节进行模仿或改编, 用角色表演的方式展现出来, 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提高英语交际能力。此外, 影片中还会出现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或经典对白, 可让学生学唱或背诵, 以进一步培养语感, 陶冶情操。 电影欣赏论文:论大学生电影欣赏对传统道德价值的建构与回归 [摘要]电影欣赏不仅仅是枪战、武打、谋杀、游戏与解构,还需要激励、鼓舞、理想、感动与建构。本文论述了通过电影史充满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想文艺片的欣赏,可以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与情感教育、道德与责任教育,让大学生在欣赏电影的审美中既得到审美欣赏水平的提高,又强化了传统的人文精神熏陶。挖掘传统人文优秀片,对丰富大学生业余生活与道德价值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大学生电影 ;传统人文电影;道德审美教育 作为高等院校的娱乐宣传,几乎每所学校都有各种电影观摩与欣赏,国家每年都举行一次大学生电影艺术节,可见我国政府对当代大学生电影欣赏与审美倾向的重视。但从最近几年大学生电影节的电影来看,虽然出现了不少大家认可的电影作品,但总的质量不算很高。学校由于体制原因,为了追求票房价值,学校电影院平常也是以市场电影档线作为标准,都是以美国好莱坞娱乐电影为主,这样,对大学生的审美修养和人文素质并没有多少建设作用。为此,希望大学校园能够将中外电影史册上最优秀的文化片作为选修或业余欣赏课程开设,从而,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文化与审美素质,更重要的是通过电影的观赏,提升传统道德价值的建构与回归。 传统道德价值的回归主要是因今天消费时代的追求享受与娱乐而提出的,当下整个社会的文明道德似乎在滑坡,国家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及人道主义精神正在被解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电影的欣赏,鼓舞当代大学生重新塑造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及人道主义的高尚情操,及对真、善、美追求的人生情怀。 一、战争、英雄与爱国主义精神的塑造 中国及世界电影史上最多的电影题材就是属于战争,无论是前苏联,美国还是中国,战争题材最基本的两大主题就是: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同学们对中国战争题材最优秀的片子已经十分熟悉,《上甘岭》、《》、《英雄儿女》、《地道战》、《闪闪的红星》等看了数次,虽然这些电影有很强的政治教育作用,但如果再对大学生进行强行灌输,估计学校电影院里上座率可能寥寥无几。为此,对于战争片子的放映,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表现中国战争的题材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战争题材电影是一切电影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最能让观众得到情绪共鸣和强烈认同的,因为战争中人的生存只有生与死的两种选择,因此战争最能考验人性。将通过战争去表现人性、表现人性的摧残与毁灭、表现男人也有儿女泪、表现美好的爱情在战争中毁灭,而那些在战争中维护了人的尊严,保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坚持了人类的正义,保全了后方的母亲及人民,这样的战士无论是牺牲还是活着,他们都是英雄,都是爱国主义的楷模。因此,对于大学生欣赏战争题材,应该选择具有战争性,人性与复杂性交织一起的,具有深刻内涵和震撼人心的文艺大片。我们可以列举三部片子作为我们教学的案例。 《西线无战事》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优秀战争片子,被看成是奥斯卡授奖以来第一部有强烈的思想性的作品。迈尔斯通以沉重的笔触和简明精炼的手法写活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荒谬无情,透过一名德国士兵从迷恋战争到心冷、心死的每一次心理转变,渲染了战争的恐怖及其对人性的摧残,表达了对人类自相残杀的反感和把人民推向灾难的当权者的厌恶,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回味和沉思。《太极旗飘扬》是一部轰动美国及西方世界的韩国大片,电影彰显出强烈的亲情与民族情结。以南北战争这一民族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太极旗飘扬》将他们的民族情结发挥到了极至。这部电影让同学们更深刻体会到了人性情感的宝贵,贫困、残酷的内战、阴暗的政治,越是在艰难绝望的时候,人越能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越是能激发出自己生命的潜能。影片较客观地反映了那段内战时期的真实情况,让我们认识到战争的毁灭与残酷,并对内战提高到更高的理性层次解剖:内战绝大多数都是罪恶的,没有所谓的正义与邪恶,这部影片除了对于内战进行批判外,也赞扬了人道主义,让观众们意识到人权、道德与尊严的重要。《高山下的花环》虽然题材已经不再提起,但那段历史是无法抹去的,作为国内最优秀的战争片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主题完全可以推荐给学生。这部电影歌颂了刚正不阿的雷军长;歌颂了梁三喜、靳开来等指战员为国捐躯的精神,以及梁大娘、韩玉秀为国分忧、忍痛负重的高尚品质。同时,它还通过吴爽利用职权,为儿子搞“曲线调动”的情节,批判了部队的不正之风。它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让学生知道懂得去爱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家园!《高山下的花环》是一部内容深刻,感情炽烈真切,震撼人们心灵的好影片!一幅幅的图片记载和镌刻着血与火、生命与灵魂;一帧帧的画面涌动和奔泄着情与恨、呐喊和回忆。它深刻地反映着一个个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日子! 二、 青春、困惑与积极人格的自我实现 当代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比较个性与富有青春的朝气。但是,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既有快乐,成功,友谊,温情,但也有青春的烦恼、学习事业的失败及爱情的困扰。通过对中外最优秀的青春电影片子的欣赏,让大学生们学会正确对待自己的青春时光,珍惜生命与快乐,摆脱烦扰,追求理想,塑造一种积极、健康、阳光、帅气的青春个性。国内反映青春题材的片子数量非常多,绝大多数都是与革命战争的热血与牺牲联系在一起的,同学们对《青春之歌》、《青春祭》、《庐山恋》都比较熟悉,因此,针对今天学生的特点,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具有真正青春经典意义的作品,让同学们可以从电影主人公形象上吸取正反两方面的人生经验和力量,拥有一种正确的生活观、爱情观、理想观和事业观。为此,我们推荐三部作品,作为经典的青春片予以欣赏。 《情书》是一部清新隽永,让人永远难忘的日本影片,是导演岩井俊仁(又有译成岩井俊二的)的剧场电影处女作。这部电影与其说是演绎了少男少女间情窦出开的故事,不如说又激起了成年人心中最深处的情感涟漪,仿佛所经历的一切又被电影洗涤了一遍。想忘却而未忘却的记忆变得更加鲜亮了……阿树对渡边博子说过,喜欢她是因为一见钟情,而她那时还不知道,那是因为她长得像阿树第一次喜欢的女生,岩井俊二就是用电影委婉地诠释了有些人的内心情感“秘密”。导演岩井俊仁片子风格迥异,有的清新温暖简单宁静,如《情书》、《四月物语》;有的残酷暴虐而又绝望,如《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但《情书》确实是一部最值得欣赏的电影。《男孩别哭》是1999年由希拉里・斯旺克主演的电影,是当年获得诸多奖项的优秀片子,因为里面涉及到了性的更改和同性话题,比较受争议,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掩盖这个片子的光芒。这个片子对所谓的道德伦理进行了一些颠覆以及抨击常人对同性恋女孩的残酷行径。影片最为纯洁美丽的画面与血腥而且残酷的画面相互交织,令人震撼。通过这个片子,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认识性的选择性与多元文化的现代价值观。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2001年入围第51届柏林电影节赛单元,王小帅被认为是电影节中的一匹黑马,也成了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这部电影以城市最底层北漂小青年作为主人公,展示了青春少年生存的艰难及外乡人在北京面对的挤压。《十七岁的单车》中,王小帅告别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冲突,开始试图进入平民的核心。这部电影以现实主义叙事风格的回归手法,通过一部单车表现了17岁少年的青春祭奠。 三、 苦难、人生与人性崇高的追求 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几乎是中国百年苦难的艺术反映史。 “苦难”是艺术最大的主题之一,在电影艺术中,表现个人命运的悲剧,民族灾难的悲剧及一个国家整体的悲剧影片十分繁多,“苦难”成了电影的一个课题。优秀的影片,让人通过“苦难”去思索命运,去了解生存的艰难,去表现人生意义的探索,在苦难中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中国第五代导演,以多种电影手法与写实性镜头去表现中华民族的生存艰难,在艰难中表现出我们民族的坚韧不屈与忍辱负重的个性,《黄土地》、《人生》、《活着》、《红高粱》、《黄河绝恋》、《嘎达梅林》……,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的生存秩序与艰难处境。在粗犷的大自然与贫穷的生活现实环境中去表现个人、民族及国家的命运。《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号》、《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这些影片都是展现了生命之光的闪耀。我们以三部表现苦难、叙述人生、追求崇高作为课堂的经典影片推荐,同学们在电影镜头面前感伤、惆怅、痛苦及欢乐之后,对人生、情感、生命、人性及崇高的道德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感悟。 《辛德勒的名单》是上世纪90年代最佳美国电影之一,将作为电影史上永恒的光辉而存在,它是电影史上一部经典中的经典,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名字也将与这部影片联系在一起而永远流传下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对《辛德勒的名单》评论说:“它让德国感到震惊,让世界感到震惊,它真实地再现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恐怖罪行,它让我们重新回忆和审视那段历史,我们愿以真挚无华的追思,共同思考和感受那段历史的伤痛。”导演斯皮尔伯格对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惨剧的回顾,影片以悲观阴郁的基调和富于强烈戏剧张力的惊悚元素,透过主人公辛德勒的眼睛,重回二战时波兰的科拉科,带领人们经历这个城市从繁荣到废墟的一切,同时在那个没有人性的年代中努力寻找人性的微芒,最终揭示了一个主题――人类自身对战争凝重的反思。在科拉科集中营里,幸存的犹太人用自己保存下的一颗金牙,也是他们战后仅存的惟一的所有,为辛德勒铸成了一枚戒指,刻上了犹太法典上的一句希伯莱经文:“救一条命等于救全世界。”正是战争中人性的魅力,让全世界观众相信,高尚的人性与得到最终会战胜邪恶与战争。 《天堂的颜色》是一部描写儿童苦难的极为优秀的抒情片,是儿童电影的最高杰作,本片在2000年国际影坛被受广受关注,获得了代表伊朗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资格。每个看完电影的同学内心的激动无法平静,甚至在影院里随着镜头的拉开而悄然流掉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都有难忘的回忆,无论快乐与不幸,童年的人性最天真、最纯洁、最令人感动。在电影世界中,虽然北野武与侯孝贤都以似乎相同的格调与风格回忆了他们的童年,但对大学生来说,可能最接近他们的影片是《妈妈再爱我一次》、《暖春》这样直接展示儿童苦难命运与人性考验的作品。《天堂的颜色》则是另一种表现风格的优秀电影,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这是“一部平实而简单的感伤电影。曾拍过令人喜爱的作品《天堂的孩子》的导演麦基迪,创作出这部故事、颜色与结构都能绝妙地交融的影像织锦绘。就如同其它伟大的伊朗电影一样,《天堂的颜色》以最简单的故事,牵引出你最深沉的情感。”导演麦基迪喜欢通过小孩的视角来诠释成人的世界,因为在他看来儿童眼中的世界才是最真实、最动人的。在影片中,盲童穆罕默德的境遇更令人悲伤,他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中却在自己的心中升起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妹妹、奶奶及父亲每个人都那么感人。 最后要推荐的一部影片是中国的《天云山传奇》,当代大学生很多没有听说过的一部电影,但在百年电影历史上绝对有它的价值。该影片是我国导演大师谢晋的优秀作品。之所以为同学推荐这部片子,是让同学们了解“”,缅怀他们爷爷、奶奶的青春岁月,更是让同学们懂得什么是真爱,什么是人性中最善良、最崇高与最感动的成分。虽然有特殊年代的政治因素,(下转第60页)(上接第54页)但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转折点的时代背景学生非常熟悉,电影中罗群、宋薇、冯晴岚三个主人公及同学关系,他们之间的恋爱与婚姻的展示,充分体现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全片抒情气息非常浓郁,特别是一组比现在贾樟柯使用的长镜头还更长的,足足有十分钟左右的画面,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电影画面最感人和最催人泪下的经典镜头之一:右派分子罗群被他的同学及老婆宋薇抛弃了,在低矮的破旧茅屋里孤独的病得即将死去,此刻,一直暗恋他而没有结婚的老姑娘、小学教师冯晴岚不怕别人的谣言与政治风险,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罗群的生活责任,她用木板手拉车,独自在大雪中拉着病入膏肓的罗群,灰色的天空、飘飞的雪花、蹒跚的步子、缓缓移动的手拉车、悲怆的音乐……这组长镜头将故事推向高潮,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同学、一个暗恋者、一个妻子的形象,而仿佛是一个伟大的英雄母亲、一名与政治邪恶斗争的“丹娘”、一名捍卫人性与尊严,追求崇高生命的坚强女战士。正是冯晴岚的光辉形象,让我们对这部电影表达的苦难、人性、尊严与崇高的人生意蕴一直深深感动。 作为当代大学生电影欣赏的题材与影片是多层面的,个人兴趣的选择也是迥然有别的,但是,如果将电影欣赏作为学校的选修课程,既让学生得到了学分,又提高了学生欣赏电影的积极性。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具有人文主义积极思想的经典电影,通过生动的电影故事,让大学生在欣赏电影的时候达到情感教育与道德教育,提升自己的人文素质,主动追求人性中的真、善、美,对人间的苦难赋有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道德责任感。总之,优秀的电影欣赏,对当代大学生的传统道德价值的建构与回归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茹秀华,(1961- )女,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德育、音乐艺术与电影欣赏。 电影欣赏论文:英文电影欣赏与英语学习 [摘要]英文电影是英语学习的必要手段,它能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它在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有着兴趣激发、语言习得、思维创新等功能。但在使用英文电影进行教学时,更要注意看电影学习英语的具体方法,把握好看电影学外语的各个实践环节。英文电影欣赏与自主学习相结合,才能最有效地发挥电影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关键词]英文电影;英语学习 电影,这种古老而传统的娱乐方式在英语学习活动中,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英语作为一门人文类的语言学科,高效的记忆和对其浓厚的兴趣是学习、掌握这门学科的基础,因此,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学习手段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是英语学习的关键。 一、英文电影是英语学习的必要手段 鲁迅先生曾预言:“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电影学习手段能给学习者创造一个轻松舒适的环境,增强学生对语言学习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学习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教师的督促和简单的说教。为学习者提供生动逼真的情境、丰富多彩的资源,从而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习者的视觉、听觉。学习者只有对英语学习有积极的情感,才能保持英语学习的动力及较高的学习效率。消极的情感不仅会影响学习的效果,而且会影响学习者的长远发展。大学英语学习主要是通过课堂学习使学习者获得语言知识,但缺乏在自然的英语语言环境中习得的条件。而英文电影学习的作用相当于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习得语言知识的条件。它通过可视素材使学习者如同置身于英语的语言环境中,了解和掌握英语国家人民在真实的英语交际中语词的运用。英文电影以真实、生动和形象的语言材料使学习者得到大量口语化的语词,在“真实的交际”环境中通过习得词、搭配义、句法功能和感情色彩,从而地道地掌握现实交际中英语的表达形式,而且视听说相结合的教学形式能激发学习兴趣,多感官调动能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词信息。传统教材和课型侧重语言形式而忽视语言形式的社会意义及在实际场合的适用性。而英文电影将英美国家真实的社会交际带到了学习活动中,使学习者“身临其境”,了解到语词与环境地点、语词与说话人的地位、语词与场合的正式与否等的相互关联。掌握怎样在不同环境,针对不同对象遣词造句。在学习语词的同时学会交际中的语用规则。通过这种教学,还可以学到口语表达中合理的冗余技巧和手势、表情等非语言运用对言语的修饰作用,如强调词势、节奏感对气氛的烘托,对情感的抒发等。学会灵活运用这些技巧,能使之更好的服务于交际的不同需要。 二、看电影学外语的实践环节 1.迈出关键第一步:硬着头皮看。 初次看英文电影的感觉是又喜又悲,喜的是能较直接感受到中西生活方式及文化的不同,也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悲的是很多人除了听懂简单的几个单词就全靠画面理解电影的主题了。坚持多看几部,会渐渐熟悉基本情节,习惯不同背景下人物的言语表达及发音,至少能看下去了。 2.了解文化背景及历史知识。 电影是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生活的一个真实窗口,比如《Jesus Christ》让我们了解圣经故事及其在西方文学中的作用与地位。《National Geography》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大自然的神奇。这些对提高英语能力和人文修养都很有帮助。 3.通过电影掌握地道的口语。 电影中有大量的习语、俚语及略语甚至是一些非语言的东西,这是真实生活的交际形式的一个侧面反映,而且各个阶层的人所处的生活背景也不尽相同。 4.音乐及英文歌的欣赏。 电影的主题曲及背景音乐会让人情景交融,一些奥斯卡名片的音乐至今传唱。 5.积极主动,成为学习中心。 在英美经典电影的赏析中,学习者不应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而应成为学习活动的中心。电影教学应按照交际法的教学原则,以学习者为中心展开活动,尽力营造有利于交际的语言环境,激发学习者的想象和创新能力,确保学习者积极参加活动并有足够的练习机会。应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调动学习者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以提高英语综合水平。可根据影片所剖析的社会现象或就某个人物性格让学习者展开激烈的讨论,学习者就某个故事情节进行模仿或改编,用角色表演的方式展现出来,主动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提高交际能力。 三、培养利用英文电影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好语言,课堂的系统讲授与“学得”(learning)固然重要,课外的语言环境与“习得”(acquisition)更是不可或缺。目前国内的英语学习环境已大为改观,除外籍教师、英语授课等课堂因素外,英文读物、电影、录像等更是触手可及。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学习的自主性便显得尤为重要。英语教学的目标应当是学习者的独立性(learner independence),也就是说,让学习者成为学习的管理者,根据自身的语言需求制定学习目标和计划,选择学习材料和方式,自主进行学习和评估。对电影“知之、好之、乐之”,才能最有效的发挥电影的作用。 首先,根据自己的爱好、需求和语言能力,选择电影,查找相关资料,控制放映进度,随时中断、定格、回放、决定是否使用字幕,保证适度的理解。同时,寓学于乐,心情轻松、愉快地观赏电影。 其次,专注于电影本身的娱乐、信息功能。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素质,体会到运用语言的乐趣,却不必时时为语言分散了注意力。 最后,在重复观看电影时以训练发音、学习语言、提高听力技巧为目的,选取精听/观部分,通过配音、模仿、选看英文字幕、预测等活动提高语言能力。 另外,写影评、谈观感、参加电影模仿/配音比赛等形式把语言的输出和输入结合起来,或者就某个精彩片断反复播放,角色扮演,背诵精彩片段。良好的电影观赏习惯和学习自主性会向其他领域迁移,如看电视、利用网络资源、课外阅读等,都能成为英语听说读写的契机。 接触语言、使用语言一旦成为习惯,学习者会终生受益,不断提高语言水平。经典英文电影的赏析是促进英语教学的有效手段之一,它综合了听、说、读、写的各种基本技能的锻炼,既能提高听力理解力,学到活生生多姿多彩的语言,又能了解英语世界的风俗民情、价值观念、人生百态,还能提高艺术欣赏水平,提高自身素质。 [作者简介] 石颖(1980―),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现就职于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外语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姜力(1972―), 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现就职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外语系,研究方向:典籍英译。 电影欣赏论文:试论播客与英文电影欣赏的结合 [摘要]英文电影欣赏对大学语文教学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学习英语的兴趣、然而,利用传统教学方式学生难以欣赏到足够的影片。因此,基于播客传播的信息主要以音频和视频信息为主;写英文电影欣赏相结合,是一种新模式。当然其成功与否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来检验。但广大师生都应该在思想和行动上充分利用其有效性,从而为教学服务。 [关键词]播客;电影欣赏;英语水平;途径 一、引言 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技术不断涌现,播客(Podcsst)是继E-mail、BBS、ICQ、博客(Blog)、维基(Wiki)等交流方式之后又涌现出的新型信息交流方式,它能将文字、图片、动画、声音和视频等素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通过网络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让资源与资源使用者、使用者与使用者之间开展有效的交流沟通,尤其是它摈弃了文字博客的不足,有效地将音频、视频素材融入其中。与传统的Blog相比,Podcast更能展示个性,更有针对性,同时又拥有更强大的交互能力。“播客”用声音传达信息,“播客”的内容更富有感情,更具个性,形式多样,有故事播客、脱口秀播客、音乐播客、文学播客等。随着播客技术的发展,播客正开始进人教育领域,出现了教育播客。基于播客最显著的特点即播客传播的信息主要以音频和视频信息为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把播客和英文电影欣赏教学结合起来,对促进大学英语教学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二、英文电影欣赏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与现状 电影是语言教学的有效手段之一,它可以起到传统课堂教学无法比拟的作用,它可以作为传统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英文电影欣赏课可以有效地弥补课堂教学中真实环境语言输入的不足,对于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有着积极的作用。 首先,大量的英文电影欣赏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听说能力。任何交际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场景中实施的。电影故事情节取材于生活,其中的场景、道具及其他方面都充分展示生活的真实。因此,看电影时,学生有亲临其境的感觉,这等于把语言学习放在真实的交际情景中进行,无疑使语言学习十分真实自然。经常看英文电影,学生就会逐渐地学会在不同情景中得体地使用语言。同时,电影展现的是生活中的真实情景,演员说的英语也是生活中本族语者说的英语。经常看电影可以学会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可以有效地减少“中式英语”,也有助学生掌握正确的语音。 其次,英文电影欣赏可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加学生对英美文化的了解。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学习一门外语不可能不了解相应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电影是一面镜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最直观、最生动的反映。它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通过英文电影欣赏,学生可以加深对英语国家文化的认识,了解中英文化差异和思维方式,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能力。 第三,英文电影欣赏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电影丰富的内容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很好地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英语学习从课堂教学的单一与枯燥中摆脱出来,使语言学习成为一种听觉享受、视觉享受、精神享受,进而成倍地提高学习效率。 据调查,绝大多数大学英语学习者对英文电影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期望,许多学生把英语电影欣赏作为一种提高英语水平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大学英语教学的课时较少,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来安排英文电影欣赏就显得捉襟见肘,一般学校不开设专门的视听课,学生在一学期内只能在听力课时间观看一两部英文电影,这对提高英语水平来说显得微不足道。而教师布置学生课后个人观看又不太可行。一方面,学生可能缺乏自觉性,教师也缺乏对学生的监督性。另一方面,学生的观看也带有盲目性,不利于英语水平的提高。因此,探索一种把新型的信息技术播客应用于英文电影欣赏的模式,使学生在进行英文电影欣赏中提高英语水平,是一个必要和有益的尝试。 三、播客及其使用方法简介 Podcast,中文译名尚未统一,但最多的是将其翻译为“播客”。它是数字广播技术的一种,出现初期借助一个叫“iPodder”的软件与一些便携播放器相结合而实现。Podcast录制的是网络广播或类似的网络声讯节目,网友可将网上的广播节目下载到自己的iPod、MP3播放器或其他便携式数码声讯播放器中随身收听,不必端坐电脑前,也不必实时收听,享受随时随地的自由。更有意义的是,你还可以自己制作声音节目,并将其上传到网上与广大网友分享。就像博客颠覆了被动接受文字信息的方式一样,播客颠覆了被动收听广播的方式,使听众成为主动参与者。 播客的使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创建播客和收听收看播客。 1、创建播客。 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软硬件制作与播客,过程并不复杂。主要步骤如下: (2)将录音文档存作MP3格式文件。 (3)上传该MP3文件到网站。 (4)有播客附集(podcast as an enclosure)的RSS源。 播客使用的是一种基于XML的叫做RSS的技术,这种技术正在被越来越多网站用来提供即时信息。不同的团体用这种方法把新的内容和信息列在一个XML或RSS文件里。很多网站会用XML或RSS来标示它们提供RSS源。 2、收听收看播客。 用户把播客(MP3格式)下载到电脑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收听。另外,也可以把播客下载到MP3播放机,这样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按自己的要求去听播客了。搜寻和收听播客的步骤为: (1)找到并订阅一个播客源(XML或RSS)。 (2)在线选择和收听收看播客。 (3)下载和收听收看播客。 (4)把播客下载到MP3播放器上。 四、播客与英文电影欣赏相结合的可行性与模式 播客传播的信息主要以音频和视频信息为主的特点,因此把播客与英文电影欣赏相结合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也是可行的。利用播客,可以有效地利用学生的课外时间使学生进行英文电影欣赏。现在大学生的上网条件较好,因此收看或下载播客上播放的英文电影比较方便。具体来说,播客应用于英文电影欣赏的模式如下:1、教师选择适合的英文影片上传在播客上。2、教师布置学生在一定时间内收看播客,并布置一些针对影片的问题或让学生观看后写出观后感,这样教师对学生的观看行为就有了较为有效的监控性,播客用于英语教学目的的实现就有了一定的保障。3、教师也可对学生分组,使学生能够对影片进行交流。4、在规定期限截止前,学生上交个人或小组的有关影片的作业,或让学生进行互评。5、教师对作业进行讲评,评出优秀作业,以此作为对学生的鼓励。然后开始下一部英文电影的欣赏周期。 五、结语 播客在目前还是一个新事物,它应用于教育教学方面的案例还比较少。因此,播客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英文电影欣赏课的尝试与探索的成功与否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来检验。然而,作为一种新技术,广大师生都应该在思想和行动上充分利用其有效性,从而为教学服务。教师与学生都要提高自己的信息素养,教师更是需要具有很高的综合素养,例如播客制作技能、影视欣赏与鉴别能力等。另外,在播客的使用中,也要认识到播客的安全性问题,提高自身的网络道德素养。总之,随着人们的进一步探索,播客在包括大学英语教学在内的教育教学领域里将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电影欣赏论文:欣赏心理电影 促进心理健康 [摘要]心理电影是伴随着人们对心理的逐渐认识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成为心理咨询的重要辅助手段,并得到了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心理电影欣赏是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一种心理咨询的重要辅助手段,对于预防和治疗身心疾病、调适不良情绪、培养健康情感和协作精神、促进自我表达、开发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心理影片的欣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观众自己欣赏;另一个层次是属于心理医生对心理影片的解析。 [关键词]心理电影;电影疗法;心理电影欣赏 在工作、生活、情感重压下,郁闷、灰心、沮丧、猜疑等各种思想问题堆积成了都市人的精神疾病。2007年中科院心理所“国人心理和谐状况的研究”项目组发表了《2007我国民众心理和谐状况研究报告》。研究表明75.8%的民众心理和谐的总体状况介于“不确定”和“比较和谐”之间,但仍未达到“比较和谐”的程度,离“非常和谐”更有段距离。有4.4%的民众心理不和谐。少数心理不和谐的人群,有可能转化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人群。在这方面,心理学家采取各种积极举措,不断扩充治疗手段,增加治疗内容,更新治疗方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欣赏心理电影就是一种治疗的新方法。 一、何谓心理电影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所以严格地讲,所有的电影都包含有心理描写的成分,反映了人的精神世界。而我们界定的心理影片,是指在现代西方心理学发展成熟后,反应或展示某种心理学原理或者典型心理障碍的电影,其主题往往更集中于表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它以人性和心理作为其情节的工具和底色。心理影片就如同一个个现实的案例,一段段丰富的、真实的,或者极端的生活片段再现,把人性中的黑暗病态,和人性丰富、正向的一面都生动鲜活的呈现,给观影者带来身临其境的直观对应和深切触动。当艰深的心理学搭载在电影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上,就成为引发公众对心理学产生兴趣,吸引公众了解和学习心理学健康知识的良好途径,这也是目前日益流行的开放式、引导式的传播模式。 二、心理影片的发展历程 心理电影是伴随着人们对心理的逐渐认识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反映人类生存活动的综合艺术,电影自其诞生起就一直没有脱离过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发展的轨迹。 中世纪以前,人们把精神病看成是魔鬼力量的体现,因此,残酷的拷打、禁闭、火烧、水淹放血等所谓“驱魔”手段就成为治疗精神病的方法。这给无数精神病人带来悲惨的后果。17世纪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精神疾病是一种需要医治的疾病。1798年法国精神病学家彼奈尔首次废除了对精神病人镣铐加身的管理制度,推广精神疾病的概念,成为现代精神病学诞生的标志。但是这种认识也是肤浅的,人们无法去治疗精神疾病。此时有声电影问世不久,精神病人只是电影中悲剧人物的结局。1916年,德国心理学家雨果・明斯特伯格发表《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提出“电影不存在于胶片上,甚至不存在于银幕上,而只存在于把它实现的思想中”的立论,强调电影是 “一种心理学游戏”,做了电影心理学研究的初次尝试。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渗入电影理论领域。精神分析学的重要范畴,如无意识、潜意识、镜像阶段、初始场景、浓聚、移换、窥视癖等概念被用于解释电影的机制、观看主体的心理活动、电影作品的创作和感受过程,从而形成现代西方电影心理学的新阶段。一大批以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为线索的优秀影片重现了好莱坞影坛昔日的辉煌。特别是近年来,表现人类异常行为更是国际影坛上形成趋之若鹜的一股热潮,吸引了大量投资和观众,其中较为熟悉的近期作品有《雨人》、《沉默的羔羊》、《本能》等。这些影片已成为世界电影宝库中的经典作品,是人类艺术成就中一笔珍贵的财富。近年来,心理电影出现了新的趋势,人们开始关心精神病人的生活,电影中也开始出现描写精神病人的生活片、言情片。如《飞越疯人院》、《阿甘正传》、《美丽的心灵》等。另外,也有许多心理电影探索着未解的心理问题,使人们对心理有更深的了解。如周润发主演的《赌王》、黎明主演的《双雄》分别对失忆、催眠进行讨论。心理影片的崛起和流行使得心理学家开始利用电影与病人沟通,借此令沉默的病人吐露心事。最先把电影艺术与心理治疗结合起来研究的法国著名的电影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他认为电影是与人的“利比多”打交道,也就是说,电影在同人的需求或欲望打交道,在与人的性格发生接触和交流,进而影响人的心理活动机制。经过十几年来的临床实践,英国心理医生弗德尔发明了“电影疗法”,于2003年得到了英国心理及精神病领域最具权威机构――英国皇家精神病学院的正式认可,该学院建议将他的心理治疗方法在全国推广。近年来,在欧美许多国家,“电影疗法”正成为心理咨询的重要辅助手段,并得到了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美国主流社会已广泛接受这种疗法。 三、如何欣赏心理电影 欣赏电影不同于看电影。在日常生活用语中,我们通常把走进电影院去接受一部影片称之为“看电影”,而很少称之为“欣赏电影”。欣赏电影意味着更深一步地对影片的介入,这种介入是否可能,便取决于欣赏者在知识、经验和审美意识方面有没有更充分的准备。他对一般的生活经验和理论知识上的积累,他所具有的审美意识的修养,他对电影艺术的掌握程度,都直接影响着他对一部影片的欣赏。所以,欣赏电影又要比一般的看电影具有更强的接受影片的能力。 赏析心理电影又不同于一般的电影欣赏,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情投入,而是要带着问题去看,特别要重视其中的情绪以及象征;也不是将一部影片看完之后,再加上心理点评分析就叫心理影片赏析,而是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走进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角色的心灵言语。在心理咨询师的带领下,通过对剧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与行为表现进行分析,可以更深的领会影片内涵和观影启示。观众在欣赏电影的视觉冲击、视听享受,得到心理休闲和放松身心之余,也能品尝到深入浅出、营养丰富而回味良久的心灵大餐。 对心理影片的欣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观众自己欣赏,通过对剧中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表现进行欣赏和分析,揭示其内涵和启示,从而推动人类对自身的再认识,在别人的故事里解读自己的生命体验,在深层次认识自我的基础上重新规划自我。观众在欣赏电影的时候,观众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电影的信息,而是在积极地思考,对于情节的推进不断作出期待、预测和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形式也日益成为公众了解和学习心理学健康知识的极佳方式。 另一个层次是属于心理医生对心理影片的解析。他需要陪伴读者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走进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刻感受角色的心灵言语,是对电影内容在心理学层面呈现的常识和规律的深度探讨,并以心理学视角来关心影片故事的感染力在哪里? 对心灵的冲击力和吸引力在哪里?从而利用剧情来进行心理治疗。弗德尔医生自己从小就是个电影迷,喜欢看各种艺术片,但直到15年前他为一位女子进行心理咨询时才产生“电影疗法”这个灵感的。“她的丈夫背叛了她,当时她脸上的痛苦表情让我想起影片《码头风云》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角色,当他发现自己一直崇拜的兄弟是个骗子时的神情与这位病人的神情一样。我问她是否看过此片,她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对,我就是那种感觉’。”结果因为“对症下药”,女患者受到电影启发逐渐摆脱了心理障碍,获得新的生活。同时,心理影片欣赏并非只是剖析、揭露和治疗,更是引导、启发和鼓舞。心理学希望人们了解和解决的,并非只是人性中的黑暗病态,它更启发人性丰富、正向的一面。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自己,因为从旁观的角度观看自己,所以可以把自己看得很清楚把问题想得很透彻,心理的问题不就是这样的吗,因为看不明白所以走不出去。既然看明白了,所有的痛苦伤悲都可以更理性更客观更加正确地判断和抉择了,这就是电影疗伤的秘密。这对男性或有难言之隐的病人尤其有用。 四、心理电影的选片原则 在心理治疗需要用到的影像资料中,可以是整部电影,也可以是电影片段,通过一定的解说,使观看的患者产生某种领悟,在影像、音乐、对话等全方位的冲击下对自己的人生状态产生思考,以此起到治疗的作用,但并不是随便选取一部影片就能达到目的,“电影疗法”的关键是找到产生强烈共鸣的影片,因此在选片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 反映心理问题构成的环境。 我们可以选一些关于青少年成长系列的影片。这类影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咨询师完善自己对儿童青少年成长中各种影响因素的理解。例如父母的教养方式与态度,童年人际关系,儿童青少年的性启蒙、虐待等等。类似的影片有:《美丽人生》、《第一滴血》或《阿拉伯的劳伦斯》、《帝国反击战》等等。这类影片适合群体观摩,对象可以是进行父母教育、青少年教育,也可以是对探索自我内心世界感兴趣的成年人。观看完毕展开讨论,也可以是团体咨询。 2 反映某些心理疾病的临床表现。 我们可以选一些关于心理、精神疾病症状表现系列的影片。这类影片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一些疾病,例如:抑郁、强迫、幻视、妄想、人格分裂、人格障碍的症状。比如性心理变态电影杰作《钢琴师》;展现精分患者的幻觉世界的《美丽心灵》或《飞越疯人院》;治疗酒鬼就让他看《酒鬼岁月》或《玫瑰》等等。这类影片原则上不适宜大范围观摩,只限于特定的患者。 3 展示某些经典治疗方法的理论与技术的影片。 希区柯克导演的《爱德华大夫》,对后来的精神分析影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库布里克导演的《带发条的橙子》堪称行为主义经典影片,这就是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验发展出的“厌恶疗法”。这类影片更多的是专业人员观摩、交流、讨论。 4 开阔心理学工作者的视野。 我们可以选一些关于人生道路选择系列的影片,这类影片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开拓面对这类问题的视野。并且有些影片本身就做出了反思给出了一些选择的根据,也是可供咨询师和来访者共同讨论思考的。比如肖恩,加瑞提导演的《清醒》中展示了一些心理咨询技巧。这类影片不适宜群体观摩,除非是专业人员内部。 5 人际交往系列。 选出的此类影片,能够较为形象、生动的展现人与人际互动的部分场景,也能给出我们不同角度的反思。美国电影《断臂山》和《海上钢琴师》让我们能够看到复杂的人际关系。这类影片适合群体观摩及讲解。 总之,运用电影艺术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手段是可行的。它可以让我们在光影世界的心灵分享中,休整略感疲惫抑或麻木的灵魂,在别人的故事里解读自己的生命体验,整理自己淤积的情绪,在深层次认识自我的基础上重新接纳自我,带着一份如阳光般温暖、轻盈和纯粹的好心情,投入新一季的生活和工作中去!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路径分析 关键词: 民间文学 艺术 ;权利主体;著作权;保护 内容提要: 民间文学艺术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然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 法律 保护犹如法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的构建是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最大障碍。为此,我们应在保存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明确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宗旨,完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充分保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传承活动可持续 发展 。同时,确立 科学 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权利流转制度保障体系,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民间文学艺术被誉为人类 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是进行文学及科学技术创新的源泉。我国存在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然而,现实生活中对民间文艺作品存在一些不当使用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的采风者也疯狂地掠夺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例如,“木兰从军”是其一,确立科学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的目的在于相对准确地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管理、贸易及侵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比较流行的评估知识产权价值的方法有三种。其一,成本法。成本法主要是指依据开发一项知识产权所花费的成本或者是重置一项知识产权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这种方法不反映从资产的所有和使用中带来的 经济 利益,相反,它只反映资产的最小价值。申言之,成本法给与知识产权所能够带来的市场收益关注不够,即它未能反映资产潜在的收益。故成本法经常适用于技术使用的萌芽期或者没有适用市场或没有获得收益的资产。其二,市场法。市场法是指无形资产通过比较在相似的市场环境下,相似资产的近期销售或其他交易方式的差别而进行的价值评估。这种方法如果在一个活跃的市场环境中是最适宜的。但大多数无形资产的交易不够频繁,无法建立以市场为评估基础并可与其他资产比较的价值评估。由于缺乏充分竞争的知识产权市场,所以无法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其三,收益法。收益法是根据知识产权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来进行估价的。这种方法应用最广,因为使用收益法进行价值评估所必需的信息通常相对精确并且很容易获取。根据收益法,一项资产的价值是指给资产所有者带来的未来经济收益的现有价值。这种方法要求对由于知识产权而产生的未来收益流的预测,对未来收益流期限的估价预测,以及对收益流相关风险评估。虽然收益法由于包含多项评估,看起来没有成本法精确,但是评估需要的信息可以被精确地开发和确定。这种方法额外的好处是它具有通过参数调整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在特别情形下价值评估各种因素的重要性。[15] 由此可见,成本法和市场法都有较大的局限,成本法只适用于某些特殊的资产,市场法则依赖于较为充分的信息披露,而收益法的应用范围更广,更为适合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16] 自然 也适合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相对于专利权和商标权而言较为复杂。专利权和商标权一般涉及两种贸易形式,一是整体转让,二是许可使用,所以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评估一般只涉及专利权和商标权整体价值评估或者许可使用权价值评估。而民间文学艺术权利的内容和交易形式都要丰富的多,它涉及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的问题。以财产权为例。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既可以进行著作财产权整体转让或许可使用,也可以选择财产权当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转让或许可使用。如果将每一项权利(或者与其他权利一起)的转让或许可使用作为一种交易形式,按照数学中排列组合的 计算 方法,著作财产权一共可以呈现中的交易形式将令人惊奇,这是商标权与专利权所无法比拟的。而每一种交易形式都涉及评估问题。由于著作权中不同权利的赢利模式不同,在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时,应根据不同的赢利特点进行计算。 其二,引进集体管理制度。民间文学艺术集体管理制度,是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制度。民间文艺集体管理制度是实施版权法的重要手段。 网络 数字技术的 发展 引起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的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巨大变化,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其权利不能控制或难以控制的情形。多数情况下,权利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网络侵权事实的存在,即使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出于讼累及诉讼成本的考虑,也很难逐一去主张权利。采用集体管理组织的形式无疑可以弥补以上的不足。可以说,如果没有集体管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的权利行使有一半以上将会落空。 从性质上讲,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一种民事权利管理制度,是信托的一种具体形式,[18]即权利人将自己作品的版权一并转让给集体管理组织。采取信托方式的最大优越性在于,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授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所管理的权利;同时,集体管理组织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人进行包括诉讼、仲裁在内的 法律 交涉,这对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及其传承人的正当权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的法定制度表面上似乎与集体管理制度相冲突。其实,法定制度所要解决的是权利主体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问题,集体管理制度则是权利的具体行使方式问题,两者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不一样,但是二者结合起来,能相得益彰,充分保障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权利的实现。 结 语 当前,我国学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存在“综合保护模式与单一保护模式”、“直接保护模式与间接保护模式”、“著作权保护模式与特别权利保护模式”及“现行著作权模式和经有限修改的著作权模式”[19]等理论分歧,争议的焦点则集中在“特殊权利保护”与“著作权保护”这两种模式的选择上。从法理层面来分析,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实行著作权保护;其二是授权立法的问题,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或措施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据悉,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条例》已纳入了国务院立法规划。诚然,即便将来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条例,但民间文学艺术毕竟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存在诸多不同。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客体,它既包含有形资产,又包括无形资产,既包括个人财产利益,也牵涉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还需要理论研究的更加深入和司法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 文学艺术论文:研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法 法律保护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分析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我们发现作品的定义是要求“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些要求显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出新的知识。以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题材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原先的素材是分开的,具有确定的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表达形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重叠性比较大,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这是我们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规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刘春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的文学艺术形式[1]。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群体集体创作,通过口传心授、模仿等方式,在本区域内世代流传的、反映本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群体特征、自然环境等特有成分,又不断的为群体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品。列举式规定可吸收和借鉴《示范法条》的典型表现形式,具体表述为:1)故事、诗歌、谜语、谣谚、传说、寓言、神话以及其他口头或书面民间文学作品;2)民歌、戏曲、器乐以及其他以音乐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3)舞蹈、游戏、民俗活动以及其他以活动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4)皮影、剪纸、绘画、书法、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以有形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确定的权利主张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智力创造成果是一个群体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它“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它逐步变成了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整体的作品,其作品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2],这会导致谁是真正的权利主张者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财富,“有些民族或群体认为属于本民族的作品或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不愿为外人所知,若随意发表,不论其赢利与否都会严重损害该群体的精神利益”[3]。 (二)保护时间不易确定 现在各国是对于一定的知识产权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其自身价值形成的特殊性,简单地规定一个期限非但不能给予保护,这样会使相关的权利合法地被免费使用,原因就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所形成的价值是一个集体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三)保护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民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创造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就是它的广泛性、开放性,民间文学艺术更多所体现的是其群体的文化特征,注重这种文化能否得到持续存在并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被歪曲和随便利用。另外,运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经济权利的确立、合理的商业利用及市场价值。民间文学艺术作为特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又无法行使专有权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基因等传统资源的初始意图不同。 (四)新作品与原作品的差别性 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集体性质,创作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但是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特定的,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经过改编整理,创作出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于民间,具有长期性,而再创作作品是“作者在运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经历几代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虽有创新,但还保留着原有风格特色,而再创作作品想要受《著作权法》保护,必须具备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根据其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的区分把握也是需要解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建议 (一)明确著作权的主体 针对主体不确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民族聚居地或地方设置例如××民族理事会、研究会、××地区会所等形式,来研究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保护并发扬光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根据其内容、表达形式、体现的特色等可以明确属于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如某个民族特有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像属于全体赫哲族群众的《想情郎》等,可以由该民族的理事会、研究会来代为行使整个民族对此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国家可以规定文化行政部门主管该项工作,各民族理事会可以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经过整理,报经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二)明确改编者的权益 我们可以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任何人的歪曲、篡改和丑化,鼓励改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改编者和整理者对其改编整理后形成的新作品必须注明来源出处,并且要向一定的部门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任何人都不得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他人对其重新进行改编和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或组织,应尊重产生该作品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得歪曲原作品,不得给产生该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伤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经改编创作而形成的作品不得向外国人卖断著作权。同时私人、集体所有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坚决禁止出售或转让赠于给外国人。 (三)无期限保护 《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中规定了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死后50年,合作作品到最后死亡的作者的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这都有明确的期限。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再创作流传数年,认定它的起始与终结不易,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丢失它,更不能确定一个期限来保护它而其他时间任由他人任意践踏它。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无期限保护我们丰富多彩、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使用上采取许可使用和收费制度 让文化行政部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它也可以将其部分权利下放由各民族理事会、研究会来许可,但是要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收费。明确属于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用由该民族理事会收取,提取其中少量部分上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该许可使用费除支持理事会的基本运作外,主要用于宣传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组织专业人士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研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等联手搞项目,像建旅游基地、度假村,让游人身临其境感受某个民族的民族风情等。 面对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公众性课题,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相结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应积极地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运用多种法律诸如文物保护、旅游管理等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以及公共政策的扶持如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项措施,更重要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商业上的开发和利用的,而是以保持、尊重与弘扬为直接目的。 文学艺术论文:从语言的模糊性看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 1. 前言 在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但凡经典美文都不乏模糊性的语言,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在当代翻译界也是众多研究学者热切关注的重点课题。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还是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中,语言的模糊性均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在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多样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会造成翻译者在翻译英语文学艺术作品时,无法将原文的主旨精确地翻译出来。所以,研究语言的模糊性,使翻译者能够采用正确的英语翻译策略来应对因语言的模糊性所引起的歧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模糊性语言的涵义 语言的模糊性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定义语言的模糊性的历史第一人是皮尔斯。皮尔斯认为,当对同一种事物有着几种可能性的理解时,即便讲话者已经进行了十分周密和认真的思考,但是却仍然无法对这个事物的归属性进行确定,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失误是模糊的。实际上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当中,模糊性通常是指不明确性,极易使人产生多种多样想法。虽然语言的模糊性具备着显著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人们长期的使用,因而已经逐渐地形成了一种自觉,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地使用并不会对交往目的的实现产生影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响。所以,语言的模糊性也可以这样定义: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自身所具备的属性,是长时间人类社会使用语言不断积淀所形成的认识方式,而且属于不确定的一种表达方式。 3.模糊性语言的主要类别 作为一种语言本质属性的模糊性语言,其在各种语言形式中极为常见,比如词、短语以及句等等。一般可以把模糊性语言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3.1言外之意所造成的语言模糊 在很多英语文学作品当中,有些英语原文在字面含义以外都有着一定的弦外之音,必须借助于上下文的结合才能这些弦外之音推断出来,这些迫切地要求英语翻译人员必须十分熟悉原语的文化。有些看起来表达十分准确的话语往往也极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造成语言模糊。在人们的日常交际用语中,人们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语言附加言外之意,语言的模糊性便由此产生,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说话者的表达,相反还会使得语言的表达显得更为生动。 3.2模糊性语言的使用造成信息模糊 3.2.1模糊词 几乎所有词性的词基本上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模糊性,比如模糊形容词包括“漂亮的”、“清晰的”和“年少的”等;模糊名词包括“早晨”、“将来”等;模糊数词包括“部分”、“好多个”等。从这些模糊词当中,可以看出要想使用模糊词,那么就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参照物。 3.2.2模糊限制语 就模糊限制语而言,其使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模糊限制语往往会与精确的语言结合使用,以便于使得语言的精确性有效地转变为语言的模糊性。模糊限制语与模糊词有着很大的不同,模糊限制语本身的语义较少,对语言情景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历史上使用模糊限制语最早的学者是拉可夫,在拉可夫《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一书中,拉可夫把模糊限制语定义为:将事情弄得更不模糊或者更加模糊的词语。比如,he is two years old. he is about two years old. 在这两个句子中,正是因为使用了“about”,使得本来对年龄表述非常精确的语句转化成为了模糊的句子。英语语言中有着非常多种类的模糊限制语,比如a little bit, more or less, a kind of等等。所以,翻译者必须对英语语言当中的模糊限制词加以全面地掌握。 4.英语文学作品中模糊性语言分析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其形象性。读者是通过头脑中的再造想象来欣赏文学作品的,而这种再造想象正是以模糊性为特征。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使用大大拓展了读者的视野和想象空间,也彰显了文学作品的魅力。《王子复仇记》中“to be, or not to be”短短几个单词引起了读者无尽的揣测和解读,或许正是这六个单词如此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学作品中成功运用模糊语言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以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在描写小说中的主要角色时,常常借助模糊语言向读者展示人物形象,同时也展现了模糊语言的魅力。例如,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项上金缡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王。 模糊性作为语言的本质属性,可以在语言的不同层面即单词、短语和句子中得以展示。本文拟从单词和短语两个层面来分析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有关模糊句子的翻译策略将会另作论述。其原因之一在于英语句型和句法结构复杂多变,这就决定了仅是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很难达到翻译好模糊句子,尤其是复杂的模糊句子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句子的翻译,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到单词和短语这两个基本语言层面的分析上。 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精粹便是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是文化艺术的一大瑰宝,而对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翻译是广大翻译者长期以来的最大心愿。就英国知名小说家萨克雷的作品《名利场》来说,它充分地向人们展示英国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的景象,当前我国已经有许多部小说的翻译版本,但是被翻译学界公认为最好的翻译版本就是杨必所翻译的。因为《名利场》一书中有着非常多的模糊性语言,因此这本书的翻译难以准确地进行把握,而杨必却很好地对此书中的模糊性语言进行了处理。所以,下文我们将结合杨必对《名利场》的翻译对语言的模糊性加以探究。 4.1糊词语的翻译 举例1:guff goes home every saturday, but can not this, because he has 2 black eyes.此句当中的black一词是属于颜色词。在英语翻译中,颜色词所表述含义的界限相对来说较为模糊,因为颜色自身就属于一个整体。所以,不同的民族都会对不同的颜色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所使用的词语也是不同的。原文当中的眼睛因被打而变得“black”,而若翻译为黑色的话,那么就难免有歧义的产生,比如中文当中的眼睛变黑,既可能是由于熬夜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缺乏睡眠所导致的,而被打“黑”,中文中一般用“青”来进行形容,比如中文词语“鼻青脸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非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black coffee表示的是清咖,dark tea表示的是浓茶,green man表示的是新手等等。 4.2模糊语义的翻译 通常很多句子看起来翻译很容易,但是在这些句子中一般会潜藏着一定的言外之意,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翻译称为模糊语义的翻译。比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日行千里”等,这些语句当中的“千”并非指的是我们平常说的一千,而表示的是模糊性的含义,表示的是距离长、多的意思。模糊语句的使用能够使得文学艺术作品更加地富有表现力,对模糊语句进行翻译能够考量出翻译者的实际翻译能力和翻译水平。 5.结束语 总而言之,语言的模糊性虽然对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造成诸多的障碍,但是合理地运用语言的模糊性能够使作品更具特色,并且使读者对作者的意图更为理解。所以,必须结合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及作者意图、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对等情况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以便于使英语文学作品实现其自身的艺术魅力。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多元化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 #183;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 #183;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 #183;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 #183;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影视管理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和文学艺术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正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英国茶文化与英语文学艺术分析 摘要:茶原产于中国,可以说中国是最早形成茶文化的国度。在过去中国对英贸易的过程中,茶叶和瓷器、丝绸一样作为重要的出口货物,逐渐俘获了英国人的心,在英国流行开来。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也形成了自己的茶文化,并因其子民对茶叶的如痴如醉,演变成了西方国度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国家之一。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带来的影响在英国方方面面都有映射,在英国人的母语文学———英语文学中其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主要从茶进入到英国以及茶文化在英国的形成与衍变进行分析,探讨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茶文化;英语文学;艺术研究 从开始进口茶叶至今,英国人爱茶的形象已经维持了长达400多年,茶也从最开始只属于贵族的奢侈饮料逐步进入寻常家庭,成为英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用属于舶来品的茶,英国人不仅孕育出了独有的红茶文化,还开创了优雅的下午茶,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茶文化。而英语文学作为英语语言及反映英语国家社会风情的集大成者,是进行英国茶文化的研究有效渠道。 1茶叶在英伦土壤的生根 茶叶最早来自中国,在很早之前,除了中国其他国家不出产茶叶,更别说出现茶这个词语,在茶叶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同时,“茶”也逐渐被引入到印欧语系当中,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外国语言中与茶相关的词汇都是由“茶”的汉语发音或者地方方言发音演化而成,比如英语中茶的单词Tea都是从厦门的方言中演化成英文单词的。虽然英国已经有400多年的饮茶历史,但是具体英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茶叶的,还存在争议。由于英国既不生产茶叶,也没有重视茶叶交易的发展,早期英国人饮用的茶叶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进口的茶叶数量十分有限,加上政府对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征收的税收率高达119%,普通市民没有经济实力承担,因此最开始茶在英国只是流行于其上层社会。其中查理二世的妻子凯萨琳皇后更是因为喜欢喝茶被称为“饮茶皇后”,创造了极富英国特色的英式下午茶。直到1826年,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发现野生茶树,并在茶树种植上取得成功,英国人开始在印度进行茶园种植,将茶叶运回英国本土,市场流通的茶叶增多,茶叶价格下降,茶叶才进入普通人家。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的英国,人们越来越关注饮食等生活质量问题,茶得到进一步推广,茶文化也开始成型完善。 2英国茶文化及其演化 2.1英国茶文化的主要形式 在英国,茶的身影遍布,英国人的一天是从饮茶开始,从饮茶结束的。它主要以以下几种形式出现: 2.1.1Earlymorningtea。即英国早茶,是英国人在早上起床之后进行的饮茶活动。在弥漫着茶香的茶杯中根据个人口味,添加适量的牛奶或者柠檬,借助茶中的咖啡因保持头脑清醒,开始一天的生活。早茶多饮用红茶,精选的红茶多来自阿萨姆等红茶产地,无论是色泽口感还是气味,都相当讲究。2.1.2上午茶。英国人无论是上班与否,都会在上午11点的时候进行小憩,来一杯茶,作为工作生活中间的一种调剂方式。因为上午茶时间并不长,只有20分钟左右,这就决定了它在英国茶中最不讲究,也最简单,少为外人知晓。 2.1.3英伦下午茶。在英国茶中,下午茶是最重要也是最考究的一部分,凭借其丰富的内涵和优雅的形式,承载了英国茶文化的内涵。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英国人都能获得半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英国人会备上三层茶点,配上伯爵茶,大吉岭等传统茶饮,在优美的音乐中度过美好的下午茶时光。如今茶会除了是英国人休闲的重要时光,也是人们进行社交的重要时机。 2.1.4高茶。高茶也叫晚餐茶,在傍晚时分进行,通常是与晚饭一起进行的,虽然经常有人会把高茶与下午茶混在一起,但是比起下午茶,高茶更具平民色彩,配茶的茶点并没有过多的讲究。 2.2英国茶文化的内涵 经过长年累月的渗透,茶在英国逐渐衍生出带有英伦风范的茶文化。无论是将享用茶品的时间固定化,还是对饮茶时的服装进行严格规定,又或者是成套的使用精美茶具,英国人将饮茶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全,甚至连茶点的食用次序都有着细致的讲究,英国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英国人对优质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 2.2.1从健康角度衍生出的饮品文化。在茶叶刚传入英国本土之际,人们对于茶叶的认知还停留在中国的一种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的药草的层次,认为其能促进人体健康,驱除人体的邪气,解除宿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把茶叶当成来自中国的仙草。随着茶叶浸入普通大众的生活,人们对茶叶的研究增多,对其认识也逐步深入,人们渐渐将茶当作一种日常饮品,并创造性的添加糖,柠檬,牛奶等物质,茶已经不再简单的只是一种解渴或者药用的东西,而是经过英国本革后形成的一种既营养又好喝的饮品。 2.2.2从休闲角度衍生出的典雅生活方式。几百年的时间里,茶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茶摆脱过去纯粹的饮食地位,演化成一种融合了饮食,礼仪,休闲等因素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成为英伦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英伦下午茶,随着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他已经不再是过去为了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的餐饮活动,而变成一种对活动环境要求高,融入英伦古典文化,集合审美与使用与一体的娱乐休闲方式,同时也是民众进行社交会友,交流思想的场所。 2.2.3从艺术角度衍生的茶道文化包含了泡茶技艺和品茶艺术两个方面,而在英国,饮茶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为了生理需求而不得不进行的活动,而是升华到另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和中国与日本的茶道不一样,英国赋予了茶道更为开放的内涵,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尊重茶道。 3英国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和中国人爱茶从而颂茶一般,英国茶文化对英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在英语文学中也表现得很突出。 3.1茶文化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在茶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之际,茶文化不断形成,在英语语言体系中也开始出现一系列与茶相关的词汇语言。正如前文所说,英语体系原本是没有茶这个单词的,tea是从福建厦门的方言中音译过来的。同时teacup,teacake,teagarden等英语词组相继出现,极大的丰富了英语词汇体系。在英语词汇不断多样的同时,不少与茶相关的俗语也相继出现。比如说“That’snotquitemycupoftea.”直译为“那真不是我喜欢的东西”,甚至还被引入中国,翻译为“那不是我的那杯茶”。 3.2茶文化对具体文学创作的影响 除了英国语言体系中茶文化的身影越来越密集,在英语文学中,不少作家和诗人都用各自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茶的喜爱。诗人喜欢用诗意的语言来传达对茶的喜爱。济慈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就曾用“一点一点地吃着烤面包,在叹息中等待凉茶”的诗句生动的对人们等待喝茶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与他处在同一个时期的大诗人雪莱则用一首长达300多行的诗歌这样写道,“那药师医士抱怨的饮品,而我会不顾劝诫大口痛饮,当时神来临,我们将抛硬币决定为饮茶而死谁第一。”茶事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从不少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于饮茶也从来不会吝于笔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狄更斯在其知名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使用“茶”这个单词多达80次,并通过生动细致的场景描写给读者展示了许多非正式场合的英国茶会是什么样子。而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中,对于主角们用茶的生活场景并不少见,用晚餐后必然会出现一场英伦范茶会。“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挤在桌子周围,贝内特小姐在桌旁沏茶……茶具收走,牌桌摆好知识,太太小姐们都站起身来……”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片段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品。而法国作家安•莫洛亚笔下的英国诗人拜伦爱茶成狂,在《拜伦传》中,他还详细记录了拜伦爱茶的各种趣事。茶从中土西传,进入英国,渗透进英国人的生活,形成茶文化,并演化成英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影响到英语文学,给英语文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素材,成为著名英语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文学著作也成为今人详细研究了解英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4结束语 茶叶漂洋过海从东方进入西方世界,在不断的征服人们味蕾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生活已离不开茶,茶文化已经进入内心深处。即使是在当今繁忙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下,英国人依然没有放弃对茶的痴迷,甚至已经将下午茶发展成英国的一张特有的名片,变成人们眼里英伦风的一部分,不管是英国红茶还是水果茶,又或者是香草茶,都深为众人喜爱。茶里来茶里去,这样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的被英国人重复着,各种名义的茶会让英国人将许多时间都花费在饮茶过程中。这样的生活虽然在英国出现不过几百年,却让英国文学家对茶衍生出浓烈的感情,茶文化更是深深融入到英文文学当中,出现在各种文学著作之中,成为英国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为英语文学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更是展现了茶文化在英国的重要地位。 作者:王新灵 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活动与旅游文化建设探索 一、旅游文化渗透于旅游的全过程 渗透于吃、住、行、游、购、娱等诸多旅游要素之中。文学、艺术,也属于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形式,如小说、散文、诗词、楹联以及戏剧、音乐、电影、绘画、书法等,在旅游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独有的功效。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对于促进罗平旅游文化建设,提升罗平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特殊作用。罗平县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支持和关心文学艺术活动,致力扶持、培养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罗平作家、艺术家们创作的文学精品,丰富了罗平旅游的文化含量,提升了罗平旅游文化的品位。与曲靖其它各县市相比,罗平是曲靖文学艺术的高地,已经形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传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罗平的文学艺术活动十分活跃,文坛盛事不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屡获殊荣。罗平文学既有领军人物,如县文联主席何晓坤,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诗人,著作丰厚,新作不断;也有群体性力量,罗平县文联旗下的文学期刊《多依河》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展示身手的平台,并培养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作家、诗人。罗平本土作家、诗人,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罗平县文联连年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如《罗平文学艺术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十卷本,与旅游文化和地方文化相关联的就有《罗平景区优秀楹联选》、《走进罗平》、《罗平风情录》、《罗平景区景点传说》等4本。近期,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迤东诗丛》首发,而且召开了研讨会。《迤东诗丛》一共5本:《空杯子》(彭翕霖著)、《行云流水》(马绍稳著)、《叶脉诗丛》(罗光茂著)、《荒芜与安宁》(九光著)、《我看见太阳》(张诚著)。《迤东诗丛》的出版,是近年来罗平诗歌创作成绩的一次集体性展示,也是对罗平文学百家齐放的未来的展望和期许。在罗平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搜集整理方面,尤其是对罗平布依族文化的搜集、整理、研究,扎实推进,成效斐然,《罗平旅游文化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其中就有一本《云南布依族文化研究论文选》。近年,《罗平文苑》网站开通;罗平文学艺术馆开馆;云南省文学创作基地、摄影创作基地落户罗平。在影、视、剧等多媒体艺术方面,依托罗平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秀丽山水,先后已有《翠火》、《大学生村官》、《多彩季节》、《千机变》、《翠香》、《纪委书记》等多部电影(电视剧)在罗平拍摄。尤其《布依姑娘》,就是第一部反映罗平本土民族特色的电影。 二、罗平旅游文化,必须要内涵罗平的地方性、民俗性、民族性等因素 也就是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性完美融合,旅游文化才具备独特性和生命力。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罗平的自然景观、风俗人情以及时代社会变迁,起到了旅游开发的部分作用。但是,罗平旅游文化建设,罗平文学艺术,还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即旅游文学的研究、整理、开发、创作。中国文学有旅游文学的优秀传统,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游记,有很多就是千古名篇,现当代的很多关于风景名胜的篇什,也已经成为文学经典,旅游文学自古至今,就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一个类型,而且非常繁荣、发达。旅游活动产生旅游文学,而旅游文学又深化了旅游文化,促进了旅游发展,旅游文学本身也就具有了旅游资源的属性,对景点具有文化渲染和包装开发作用,对游客的旅游动机是一种强大的驱动。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发展,建设旅游文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即旅游文学成了旅游景观的免费广告,是促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重要载体,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潜在的游客,而且,这种影响完全可能是久远的。从这方面的意义而言,罗平旅游文学才开始起步,是罗平文学艺术的不足之处,也是罗平旅游文化的短板,因而也就大有文章可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大力度塑造排他的、独特的,具有罗平气派的旅游文学。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只要定位准确,群策群力,合理规划,集中优势创作资源,罗平旅游文学的空间十分宽广,既然已在路上,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够产生可观的成果,重要的一点是,打造精品,持续发展。积淀深厚的罗平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罗平文学艺术活动,生机勃勃的罗平文学艺术创作,发展中的罗平旅游文学,在推进罗平“文化大县”建设,提升罗平旅游文化内涵,提高罗平旅游的知名度,促进罗平旅游事业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大有可为。 作者:蔡焱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式当代文学性观念分析 (一)将文学性引向消费化、娱乐化 中国式当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学性已经逐渐向现实展示一种特有的文学视野,且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引领下与当代生活方式实现统一,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消费文学、网络文学等具有更强的消费性与娱乐性。消费文学与网络文学不但是一种新型文学形式,也可以为人们带来新式文化体验。消费化与娱乐化的文学性体现了文学对于当代生活中新感觉、新品味的追求,同时也适应了现代人构建标新立异式生活的需求,从而使现实生活变得具有艺术化。另一方面,文学性的消费化不仅是生产形式、生产结果,同样也反映了文化的符号性。消费文化出现后,人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文学发生深度连接的桥梁。此外,当代人在理解文学性时,也会受到现实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生活体验中,对文学性的理解也更倾向于消费化、娱乐化。在这样的文学性观念影响下,文学性将可能会逐渐失去统一性、自足性的立场,但同时也使文学性在现实中的研究领域实现了扩大化,审美体验、文学体验不仅仅局限于符号性与情感性,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就为当代文学性观念的重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 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在体验文学性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媒介,互动性体验、多向交流体验或双向交流体验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再加上信息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也使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非经典化、大众化及个体化,因此文学性可以得到多种体验。在当代文学中,网络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学而言,网络文学体验逐渐拉近了文学性与阅读性之间的距离,并进一步解开了文学性神秘的面纱,使文学性逐渐成为文学艺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及文学艺术生命活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与文学市场的不断延伸也逐渐将文学性的东西转变为一种享受性明显的载体,这就可能造成传统式文学性中的精英意识、经典意识被逐渐削弱。当精英意识与经典意识被削弱时,就会对文学性知识的重构带来许多难题。为了避免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性意识被不断弱化,则需要高度警惕当代中国文学中娱乐性文学观念不断蔓延的趋势,以避免因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而造成文学性变为娱乐性,并由此阻止文学彻底沦为一种社会需要的商品,保证文学具有一定的审美性、情感性及符号性。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学性是文学艺术得以存活与发展的根基,深入探讨当代文学所具有的文学性有助于建立起批评及褒奖当代文学艺术的准绳。如中国式当代文学缺乏一定的问题性与批判性,则可能难以产生具有启示性或独创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难以保证当代文学可以在世界文学中独占一席之地。 作者:康小红 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典园林的文学艺术研讨 园林的文学形式一般以诗、词、曲、赋、散文等诗文形式,为园林、景区甚至一草一木题名,并撰写丰富多彩的楹联。创作者往往通过园林中的匾额、楹联、题写诗词歌赋等来直接衬托出相应风景的意境,而很多园林也会加入一些与园林相关的文学、绘画、书法、理论等创作,借此更好地表现园林的文学艺术气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会穿插一些以景寓情、以景怡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来增加园林的无形的“意境”及内涵。让游园的人在游览园林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园林所包含着的“诗情”,所包含着的“画意”。因此,不仅仅文学是对园林的反映,园林同时也是对文学的表现,文学与园林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园林文学艺术的发展 我国的园林文学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时代的《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是最早的园林文学。《诗经》中早有关于“囿”的记载。而在我国关于园林的赋中,必须要提的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杜牧的《阿房宫赋》,从水景、石景、植物、动物以及建筑等多个方面表现了当时园林设计的巧妙。还有很多园林的散记,比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唐代白居易的《冷泉亭记》以及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将人、景、物紧紧结合,表达高超的思想境界。例如,在东晋大文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人们向往的人间仙境,对造园艺术和文学发展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 到了元、明、清,中国的园林文学已经发展到了精益求精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很多文人都在自己的剧曲作品中通过写园林写景色来抒发一些咏史、叹世、怀才不遇的情怀[3]。在元朝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曲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中,通过秋天、西风、瘦马、老树、枯藤描写得萧瑟来呈现出羁旅荒郊的凄凉。 到了明清时候,已经将造园工艺和文学艺术的融合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在很多的文人作品当中都是可以见到,例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等。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园林的布局、园林的题名及园林的诗赋等都融入了特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综上所述,古典园林从构园、造园到题园、咏园,都是与园林文学紧紧相随的,因此,古典园林的发展与园林文学的发展相随相伴的。另外,通过园林中景物的题咏,使得游园的人们不仅欣赏到园林的美景,更能感悟到造园者赋予景物的思想内涵。 文学艺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应用 (一)成景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独到的匾额、优美的楹联、精湛的书法篆刻。我国古典园林也多是主题园林,多以典故和内涵来突出园林的主题。例如清代初期文学家张岱的园子,取名为“不二斋”。而在古代“,斋”代表园子不大,比较小,而“不二”二字主要是指“可以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法门”之意。另外有一些园子的面积比较小,常常取名为“残粒园”、“寸园”“、半园”“、芥子园”或者“壶中天地”等,也常常暗含主人家淡泊名利、闲情逸致的超脱性情。这些标题往往有画龙点睛的功效,主人家需要很用心才能确定园名。而对于游园的人来说,首先要通晓这其中的意义,才能够很好地欣赏园内的景观,通晓主人的用意。也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十七回中道出了书画在构园造景中的重要性———“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在我国古典园林中,随着骈文和律诗的发展,楹联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同时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文学艺术形式[4]。古典园林中的楹联丰富多彩,从一字一音一义中反映人们的认识和客观规律,以及一些亘古不变的哲理。一般由古典诗文的对偶以及押韵演化而来的楹联,它在内容上不仅引入了类似诗词曲赋等的长处,而且往往从形式上表现出对仗工整,把散文的气势与韵文的韵律很好地配合在一起。如我们熟识的位于苏州古城的“拙政园”,在它的“雪香云蔚亭”中有一副对联写道“蝉噪林更静,鸟鸣山更幽”。又比如扬州瘦西湖月观中一副楹联为“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再有就是有名的回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使人读起来连绵不绝,柔情尽洒。此外,这些楹联和匾额不仅文字隽永、文书美妙,而且意寓深远、情境含蓄。园主也往往通过文字和书法来点明景点的精华,抒发自己的情怀。而在我国古典的园林中,篆、隶、草、行、楷五大类书体都有,每种书法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使得两者相得益彰。 (二)点景 点景往往以最凝练的词或字来点出景点的环境特征、景观境界[5]。古典园林非常重视意境,至今还保留的古典园林不少,比如苏州的“网师园”和扬州的“个园”。网师园一开始是由南宋文人史正志兴建的,到了清代由宋宗元将网师园买下并重建。宋宗元自比为渔人,号网师并以此号来为花园命名。因为网师有“渔隐”的含义,都有归隐的意思,因此园内的格局布置和题名都带有很浓的隐逸情怀。盐商黄应泰在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个园,因为黄应泰本人喜欢竹子,借鉴了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意,在个园中种植了很多的竹子。另外,个园的“个”字就是“竹”字的一半,以表现竹子的坚贞不屈。 (三)拓景 拓景点出了园林的主题和景色意境,但是为了增加园林对主人思想感情的表现和寄托,往往需要发挥联想、想象来扩大意境表达的外延。通过借助诗词、散曲、匾额等文学形式来营造中国古典园林的深邃意境,并以此丰富其思想内涵。 总而言之,在营造园林的情境中,以题名、楹联、诗歌、散文等园林文学发挥园林景观的神韵。园林的意境与文学的意境通过园林与文学的相互融合来达到最佳的统一。文学与造园二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此情、此景表达得淋漓尽致。(本文作者:王义兵 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代文学艺术审美研究 一、审美惊奇的文字学考察 拨开历史的风尘迷雾,汉字的象形和会意显示出直逼本相的简洁与明快。《说文解字》解释惊(驚):“驚,马骇也。从马敬声。”所谓“马骇也”,意为马因害怕而受惊鸣叫或狂奔不受控制,也可以聚焦于马受惊而扬蹄欲奔的刹那。无论是鸡犬相斗,还是老虎和熊举起前爪要扑人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动作,①这一时刻画面感极强(莱辛认为,画家表现动作应选择发展顶点前的那一顷刻,这一顷刻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可以让想象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另外,汉字符号“驚”本身也浓缩了马腾空而起将欲狂奔的这一极富张力的动作画面,体现了汉字画、形、意相通的特点。《说文》释“奇”为:“奇,異也。不群之谓,一曰不耦。从大从可,会意。”这里有几点可以注意,其一是“不群之谓”,即不同凡响,奇异超群;其二是“一曰不耦”,此处“奇”与“偶”相对,本意为“奇特、奇异”,无可与之相匹配之物;其三为“从大从可”,可解释为“大可”,现代汉语里称之“非同小可”,本义是奇异、特出之物;最后,“奇”可释为“珍奇”、“稀奇”,言珍贵罕见之物,可训“珍”。 《说文》云:“珍,宝也”;“宝,珍也”,本意指珠玉等宝物,皆指有罕见价值而受到追逐和珍爱。可见,无论哪种说法都透露着“奇”(不凡)超越“常”(一般)的品质,泛指一切奇特、异乎寻常的人或事物。由此,“惊奇”可释作“为奇所惊或因奇而惊”,诉诸审美活动,即是“为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或因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谓之“审美惊奇”,它通常是指主体心理的审美效果而言,是一般美感的极致状态,可称之为“极度美感”。以上是在探究“惊”、“奇”本义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可以训“奇”的一些汉字的研究,解读其背后潜伏的共通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何以能引起主体的惊奇美感。研究表明,审美主体能从象征着珍奇、稀有、罕见、奇特、奇异、神奇等特征的非常态事物中获得审美感受。当然,同“珍”(怪)或“奇”(异)之于审美惊奇一样,相近的还有“新”、“变”。两者无论作为名词抑或动词,都有引发主体审美惊奇的潜能。但是,“新”不等于“奇”,“创新”也不等于“创奇”;“变”亦非一定指向“奇”。“新”、“变”提供了惊奇之美产生的可能,它们之于审美惊奇的产生是或然性的而非必然性的。 二、审美惊奇的重要构成因素———至大至刚 对“至大至刚”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构成因素,也不是具有“至大至刚”特点的文本都能带来审美惊奇,因为这和主体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但从审美效果角度看,“至大至刚”在引起审美惊奇时最为明显和常见。作为一种有独特内涵的审美原则,审美惊奇也反映了以古老的诗性智慧为根基的思维方式的深层要求,因此,与“自然”、“雄浑”等范畴一样,贯穿了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并在漫长的迁变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丰富与发展。从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也约略可以窥见这一古老审美原则愈发明晰的演变轨迹。对“奇文郁起”的屈原,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又说,“《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心雕龙•辨骚》)因此屈原的《楚辞》为我国古代的审美惊奇观念赋予了奇伟瑰丽的形式美特征。审美惊奇在“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汉赋里有更精彩的表现,仅以枚乘《七发》为例:“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此天下怪异诡观也。”观涛为《七发》中著名的一段,涛形雄奇奔放,雷奔云走、铿锵镗踏,让人目不暇接,魂驰魄荡,冲击力极强;且文字里夹杂着许多难读字体,表现极其奇异、诡谲,具有陌生化特征,延长了理解和感知的时间,增强了语言的弹性和审美表现力;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排比的运用,使文章气势不凡,一泻而下,审美主体的直觉能力也得以全面张扬;显示了极为摄人魂魄、动人心弦的心理震颤特点。 一般而言,以“至大至刚”为构成要素的审美惊奇多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与我们的生命相遇,这瞬间的震撼与迷狂、灵感与兴象,万千齐发,伴随着生命的狂喜与激荡,如此真实、又如此难以把捉,如此短暂、又如此执拗地盘踞在我们心中,每每想起,总不免让人怦然心动。它是惊心动魄的审美强音,在美感经验的制高点与我们的生命不期而遇。然而,人类的审美感知并不是数学中的某个常数,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审美经验的不断增加而发展变化,文学艺术提供给参与审美活动者的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审美经验里,发现并重新建构新的审美心理图式。审美主体调动已有的审美心理图式,置于当下的审美经验里,过滤掉芜杂、散乱、废旧的信息残留,重新加工、整合,形成新的认知体系和审美心理图式,以全新的姿态向未来时间沉潜,通过反思与重构,为审美惊奇的再次发生创造可能。 三、审美惊奇的连续性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中,审美惊奇理论表现了一定的连续性。“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段话常被用来阐释“诗”与“情”、“志”的关系,即通常所谓“诗言志”和“诗缘情”,也有学者用以把握“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①笔者认为,《毛诗序》的这段文字可谓生动、准确地描述了审美惊奇发生的全过程,并且几乎调动了与审美主体相关的各种要素。其中包括“情”、“志”、“心”等精神因素,还包括了“言”、“手”、“足”等物质因素,在紧张剧烈的心理体验中,尽可能地运用多种载体来呈现审美主体所能经验到的极致美感状态。朱光潜认为:“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②此话洞见甚深。应该注意到,这56个字,以情感为动因和主线展现了一个逐层递进的链条: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诗。“志”在心中不安游走,具有要求实现自我的言说冲动;“情动”是审美活动开始的契机也是终极动因,要求审美活动持续进行;“言”是物质载体,要求符号化的情感表达;“嗟叹”诉诸声音,彰显了“言”的局限性;“永歌”是自然之声向审美之音的提升,开始了美感的具体化;“舞蹈”是肢体的符号语言,借助有节奏的肉身的旋转、跳跃、飞腾,实现了审美活动由“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到“声、乐、舞”一体的完整表达。至此,审美惊奇全面呈现,表现为手舞足蹈的忘情狂欢;此过程付诸文字,“诗”便真正产生。即由“声、乐、舞”转变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交响合鸣,审美惊奇的符号化据此诞生,而此符号化也恰恰见证了审美惊奇的激荡表达。历代有关审美惊奇的论述较多,仅举两例如下:“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公诗,文体多,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方东树《昭昧詹言》)以上两例,或作为创作的艺术理想追求,或作为评鉴的艺术价值标准,都对审美的惊奇效果给予很好的描述与论断。这种极致美感给审美主、客体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是不易企及的审美标准,散发着不同流俗的审美之魅。显然,引文都很好地表达了审美惊奇应有的属性,也显示了审美惊奇理论的连续性。 审美惊奇是审美心理体验的极致状态,这也决定了惊奇美感体验具备审美体验的一般特征,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审美心理效果等有所差别而已。从美和奇异之美或惊奇之美的关系而言,惊奇之美是美的高级形式或极致状态。这说明惊奇之美首先是美的一种,在心理效果上,审美惊奇是一种极度美感,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对惊奇之美的体验,某种程度上可喻为审美的“接着讲”。综上所述,审美惊奇不同于一般审美,无论是思想内容(如立意、题材等)还是表现形式,都对文学艺术文本要求甚高,同时亦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经验密切相关。在审美惊奇中,个体生命暂时摆脱了庸常与烦闷,获得惊奇美感体验的补偿,这使之不断保有对审美惊奇的探求与追问,并在对惊奇的思慕和对庸常的反抗中,体验到审美惊奇而倍觉安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惊奇,也亦因此永恒之思而多姿多彩。主体辗转于永不停息的追问之中,这不但是审美惊奇理论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其所以存在之原因。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对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作用 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因此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将大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现代社会的需求。文学艺术对于人们情感、道德、智慧、品格、审美等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将文学艺术运用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促进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张赣 单位: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探究 一、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实践 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起端于2003年,2005年承接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个试点项目”为标志,拉开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建设的序幕,已形成了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格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 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领导协调、专家咨询、保护研究三方面形成了区、地、县三级系统化的工作机制。同时,于2008年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在文化厅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当前,除自治区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并新增了7个全额事业编制外,新疆已有90%的地州、县(市)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截止到2009年底,新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已达557人。 (二)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 首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级文化部门投入本系统人员1896人并吸收社会力量9063人参与,经过三年的全面普查,获得阶段性普查成果3772项,初步掌握了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基本情况。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新疆已形成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世界级3项,国家级70项,自治区级293项,地(州、市)级535项、县(市)级2480项。13个世居民族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国家级和自治区保护名录。2012年计划建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名录项目”,实施分类保护。再者,注重扶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新疆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7名(共3批),中央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8000元;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427人(共3批),自治区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3600元。各县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共登记各民族传承人17483人,给予一定的传承补贴。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和对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的考核机制,贯彻落实权利义务和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各民族优秀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充分调动了他们传承、教习的积极性。最后,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道。以维吾尔木卡姆的保护传承为重点,逐步开拓了五种传承通道。一是坚持原生态传承,统一规划建设10个木卡姆传承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3个,4个在建,实行民间艺人就地传习、教学、展示;二是专业传承,积极支持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做好维吾尔木卡姆的收集、整理、规范、展示等工作;三是文本传承,《十二木卡姆》已有3个版本,《哈密木卡姆》已有2个版本,《吐鲁番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各有一个版本出版,经过深入研究,还将出版更为完整、严谨的木卡姆版本以传之后世;四是教育传承,区内有关大专院校开办维吾尔木卡姆传承班、招收木卡姆专业研究生,编写维吾尔木卡姆的普及型乡土教材,推动其进校园、进课堂;五是多媒体传承,出版有关维吾尔木卡姆的多种图书和音像制品,编制《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数据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传播 由新疆艺术研究所和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头编撰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新疆卷》“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出版面世,该套志书始于1985年,历时24年,是全面搜集、整理新疆各民族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浩大工程的标志。此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等陆续面世,2012年“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正式启动。从2006年起每年“文化遗产日”系列展示活动、“新疆民间文化艺术节”、“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首届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全国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依据“十二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拟在新疆13个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街区、村落或特定区域,建立莎车县“维吾尔木卡姆生态保护区”、布尔津县“哈萨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等4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强在地整体性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活态传承和发展。 (五)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2011年吾库萨克乡热合曼•阿布都拉传习所———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列为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2年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举办了“2012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成果展”。目前正在落实设立4个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实验区,推进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产业发展、文艺创作繁荣,促进其在民间的保护和活态传承。① 二、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实践 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给予立法保护始于1985年1月1日文化部颁布实施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立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目前拥有“新疆美术工艺大师”126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名。1991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其间国家版权局曾于1997年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2012年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进程被列为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同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列入“开展‘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项目,将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内容纳入中国民间文艺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形成可操作的中国民间文学数据库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工作措施。我国2004年8月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国务院先后颁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并于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制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体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8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施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法制轨道。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2010年4月19日新疆颁布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加强传统知识、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促进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发展被列为专项任务,以知识产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成为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新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和新疆地理标志保护等地方性法规及政府文件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2011~2015)的工作措施。 三、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司法保护实践 新疆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所引发的典型纠纷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积累了有益的司法实践判例。 (一)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纠纷 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之争引发人们的关注最早要追溯到“西部歌王”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版权纠纷,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纠纷。1992年王洛宾在台湾与晏茜茜女士签订协议,将《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十首民歌作为个人的著作财产由台商买断。期间王洛宾指控罗大佑推出的《情歌纪念日》专辑,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和署名权。罗大佑就此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通过学术界、音乐界、文化界和法学界弄清这些“根本是民族遗产的新疆民谣,究竟版权归属什么人”。此事件在音乐界引起一片哗然,在西部也引发了许多关注。1994年《人民音乐》从第6期开始开辟专栏,展开了持续一年针对王洛宾和西部民歌版权的讨论。 (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著作权纠纷 代表案件之一是关于王洛宾多曲民歌权利归属问题出现的多起案件。在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哈力旦•乌甫江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涉案歌曲《高高的白杨》经过鉴定与原告《我的花园多美丽》的曲调在音高组织、旋律骨干音及旋法节奏形式、句式结构等主要方面基本相同,在节拍形式、具体的润腔及结构细部有所差别。两首歌曲中曲调的母体均源自同一首维吾尔民歌,只是歌词不同而已,因而无法认定《高高的白杨》是由原告作品改编而成的作品。因此,在王洛宾生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能被确认为侵权作品的情况下,王洛宾应享有《高高的白杨》的著作权。①代表案件之二是万志民诉葛顺中等侵犯著作权案。歌曲《相爱》是原告万志民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整理后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司法实践认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一方面归属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但为促进民歌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应允许公众对民歌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被告进行改编不需经过原告许可,形成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的作品著作权应归有独创性贡献的葛顺中。判决多次提及两首歌曲改编自民间艺术作品,在署名上仍应注明民间艺术作品的来源。② (三)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纠纷 新疆近年来民间文学艺术标示纠纷以“刀郎”之争为最。首先是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诉罗林侵犯著作权及姓名权纠纷案,受理法院认为:尽管“刀郎”一词具有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等含义,但因罗林以艺名方式推出其歌曲作品为公众所认知,“刀郎”一词不仅带有原有含义而且亦兼具“演唱者罗林”的特定署名含义。飞乐影视制品公司与潘晓峰专辑在其包装上标示演唱者时,弱化使用“西域”,突出放大“刀郎”,构成对罗林“刀郎”艺名的使用和演唱者身份的假冒,侵犯了罗林的作品署名权和表演者权。③此后的“刀郎”商标被热注成为酒、刀具和服装类商标,早先被注册为酒类商标的“刀郎”商标行情看涨,据称将以3000万元的底价拍卖。④“刀郎舞之乡”新疆阿瓦提县县委宣传部注册了daolang.cn、“刀郎”等近10个域名。⑤类似的争议还有“木卡姆”注册商标专用权⑥以及“阿凡提”注册商标纠纷案等。⑦ 四、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制约评析 从行政、立法和司法来看,对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行政保护方面,新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框架下,扎实推进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传承体系的建立健全,遗产整理与传播以及生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的推进。在立法保护方面,新疆在全国列位于较早开展地方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省区,开辟了我国专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省级地方单项立法的首例,并首创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地方立法保护的初步尝试。在司法保护方面,新疆多起相关案件,既有较为普遍的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权利案件,更有全国首例民间文学艺术纠纷案件,在司法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有益的判例作用。通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现状,可见一条这样分明的脉络:法制层面从国家到地方,《著作权法》第6条勾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路径,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第22条“利用木卡姆艺术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应当依法保护木卡姆艺术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并尊重木卡姆艺术传统样式和特定习俗,不得对其歪曲、滥用”的规定首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立法尝试。但这两条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法规与之配套,其实际的法制效用是非常有限的。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现有民事法律机制架构实际就是一部国家法律和一个地方条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的法制依据,从《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均是行政法规。行政立法保护与行政政策的保护是互为因果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与立法保护实际是在同一行政法律机制架构下展开运行的。而在司法实践层面,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属异议关乎的都是知识产权制度:除了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可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的条款之外,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元素在“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未出台之前事实上处于民事法律调整视阈之外,充其量依托极特殊个案判例,①或现有可援引的法条来展开运行,而后者方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本体。由此,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呈现出法制层面事实上的不均衡、法制与司法事实上的脱节:行政法律机制丰沛而民事法律机制单薄;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面临大量的民事案件无法可依,现行法律捉襟见肘的局面。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事实上遭到了忽视。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这种状况也正是我国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五、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出路探析 文化的本质使民间文学艺术既是精神智力文化、又是经济文化、也是政治文化,这客观需要将其视为文化人权与主权,也需要将其视为经济产权;民间性使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客观需要将其视为公共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维持族群与其文化间的互力,维持族群与其他文化利用者之间良好互补,客观需要将其视为群体私益。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交织客观决定了保护机制的非单一性出路。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机制是以市场为环境的交易制度保障,以权属的厘清为市场行为的基本前提,遵循市场法则并呈现市场调节的特点。其优势在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注重激励、自发淘汰,形成微观经济体的竞争活力;其劣势在于利益至上、两级分化、宏观失调。民间文学艺术是体现价值创造和精神需要的智力成果,凝结着民族的价值、信仰,传递着民族的历史、知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灵魂,实际上无法也难以以市场价值来衡量其价值。①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位一体权利;其主体二元统一,体现出浓重的公共品格;民间文学艺术的族群人权性要求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私权与人权协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意义从族群生存发展需要,扩展到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关系国家的文化安全乃至政治安全。这与产权机制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行政保护机制高效、统筹、均衡的特点,能对市场机制实行有效互补,方能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利用优势资源后发赶超,增强文化软实力。行政法律机制是借助行政法规与行政政策,将管理者宏观目标通过被管理者贯彻落实。以国家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遵循政府管理法则并显现宏观调控的特点。其优势在于总量控制、调节分化,形成宏观经济环境的健康;其劣势在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指导滞后,导致活力不足。在新疆实地调研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行政法律机制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卓著成效的巨大推手,其效用持久与政策力度成正比,这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投入荷载是严峻考验。行政法律机制外在的善意在极大提升族群文化自尊自信的同时,族群自身应对环境的能力建设依旧滞后,这种差距使族群总体缺位于主动的文化保护和促进,并引发文化传承内核虚化、文化开发内涵空化。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第一,当前法律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主体仅涉及到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普通传承人、民间文学艺术族群主体的权利搁置,这在实践中已经引发矛盾纠纷,削弱了族群成员个体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第二,整理者的权利义务缺乏相应规定导致争端;第三,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新创作对原作品与素材的权利尊重问题;第四,商业性演出以及改编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歪曲、不当使用造成精神伤害问题;第五,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获益有限,主体缺位难以实现对保护利用的有效监督;第六,跨境共有民间文学艺术申报与归属问题。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缺乏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认定,尚未建立相关群体、个体传承人与再创作者之间合理利益分享机制,尚未设置保障公众使用的权益机制。而这些正是知识产权机制努力的方向。无独有偶,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重要的两个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的相关立法活动,表现了在探索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侧重点发生变化和保护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走向民事法律机制的私法保护与行政法律机制的公法保护二位一体的进路。WIPO于2000年成立了专门机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WIPO-IGC),其工作主要围绕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等三个主体展开。着手探讨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推动各国相关立法,继续发挥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主导作用。UNESCO所辖的诸如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行了有益探讨,发动了超越WTO体制的“软法”造法活动:一是颁布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二是鼓励各国尽可能利用《知识产权协定》的弹性条款和开放性条款,在协定的“总轮廓之内型塑权利和权力的结构”,“以满足缔约方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政策目标”。②先后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国际社会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行动框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①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私人产权,这即是WIPO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文化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集体文化权利,这即是UNESCO的非知识产权保护模式。WIPO主张的著作权或专有权,都是授权性的保护措施,即是以赋予产权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提供保护。UNESCO在其公约中所提出的“保护”,包括“保存”、“维护”和“加强”等9种方式方法,主要是行政性的保护措施,即是国家从文化主权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两种保护方法分属于民事法律机制和行政法律机制的不同领域。②回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轨迹与现状,也是这种需要和进路的翻版,这与民间文学艺术非实现国际保护不能成就其真正保护不无关联。概观国际、国内保护脉路,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综合保护、全球协调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必经出路。 综上,就一国国内法而言,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应采用二位一体的综合保护模式,即公法与私法结合,行政法律制度与民事法律制度结合的保护模式。在立法操作上,由于法律属性的区别,可以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一部行政法律制度统领下,同时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客体的属性分别建立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民事法律制度。以民事法律制度注入私权动力,以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利益均衡,实现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互补,私权与人权的统一。民间文学艺术综合保护机制在不同阶段的倚重点是有区别的。就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来看,存续是第一要务,法律保护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存续,而不是明晰产权,激励发展。因此法律制度保护的路径,首先是通过政府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存续保护,这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前提基础。其后才是民事法律制度发展保护的逐步介入和深入,最终走向以存在推动发展,以产权激励发展,以发展促进生存,提升综合法律制度保护机制,培育民间文学艺术自身“造血”功能,促进和实现民间文学艺术自主良性发展。应当客观看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寄托于它所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善良的意愿,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间文学艺术会在与生产方式的互动中实现新陈代谢,那些失去依存环境的部分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那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部分将会被不断地再创造。 作者:吕睿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工农兵文学艺术奉献 由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到的赞扬和贬否都最为激烈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赞扬它的人,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从政治着眼的,如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1]。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在政治的语境中,给某些作品以艺术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对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旗谱》评价说:“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贬否它的人,则从“”开始至今21世纪,尚且抛开“”时期不说,即就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3]当今,因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这样一来,似乎工农兵文学只有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当然,这是指文学不应追求的政治宣传“价值”),而缺失艺术价值。因此,一个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绵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究竟有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站在21世纪今天的时间点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几十年前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的整体,准确地评价它的艺术价值,进而确定它的文学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这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在探讨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之前,必须弄清工农兵文学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工农兵文学,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且要表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另一种是“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4]笔者在谈论工农兵文学时,又曾经指出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建国前阶段、中期的建国后至“”前阶段和后期的“”阶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论述一下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二是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由于文学(此指书面文学)是一种以文字表达能力为基础的精神活动,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底层民众极为有限,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底层民众作者是极少的。同时又由于文学作品对作者生活体验的依赖,所以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也是以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我国封建时代的市井小说就是如此,西方那些粗俗文艺亦是如此。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表现工农兵群众”[6]59,这“工农兵群众”就是指底层民众。所谓“表现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但又不止这些,因为这“表现”是可以持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感情的,为此,又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6]49,“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52,这实际上是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来审察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要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来表现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当然,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眼光”是指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实际上是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眼光,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觉悟了的、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思想感情。而进一步说,所表现的就是底层民众自己感受到的、表现底层民众自己利益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底层民众自己表现自己。我们看看,不但是赵树理小说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就是建国后《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其他众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小说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思想感情来审察、来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的,所以才会有对二诸葛、三仙姑阻挠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不满和反叛;《红旗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所以才会有作品对朱老忠们的赞颂;《创业史》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情怀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和描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所以才会有对梁三老汉的怨艾和惋叹。同样,正是因为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为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50、60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准《李双双小传》(1960)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表现底层民众的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只不过是些原本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直接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书面文学,不用说古代极少,就是有,如《水浒传》也不具有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生活的,所以才会认为造反的农民必须招安。再比如对于李逵的描写,既写他的造反,同时又以把玩、嘲笑的心态写他的鲁莽,这都是缺少底层民众思想感情的结果。看看世界文学,哪里会有以底层民众的情怀来审视和表现民众生活的作品呢?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描写农民的作品,都是以上层社会的眼光来审视的,如《堂吉诃德》所写的桑丘,他的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是饱含着作者对他的嘲笑和嫌弃的,这和农民自己的情感不同。所以,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农兵文学的内容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多样性应该是它重要的特征。而工农兵文学的这种以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情感来审察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范式,就不但为中国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新的内容样式,是为世界文学已有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三是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在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强调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在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6]147还说:“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6]15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6]153应该说,此前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但是在1951年,他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又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43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6]158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风格可以多样化的意思。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他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是要求工农兵文学作品,既要有个人风格,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族风格。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就文学而言,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口味是很不相同的,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是遭到蔑视和鄙视的,因而也是遭到压制的。因此,中庸性质的“平和、雅致”就成为上层社会的作风和气派。那么,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底是指底层民众的,还是指上层社会的呢?当然是指底层民众即工农兵群众的。因为特别的强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一再提醒文艺工作者要重视工农兵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6]93,以及秧歌、春联、年画[6]107,这些都说明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喜好为准则,是大众视角下的,不是以上层社会视角下的作风和气派。所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是指民族化,又是指大众化。换言之,即大众的民族化。 还是回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作家个人风格的统一问题上来。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工农兵文学作品,赵树理小说的朴实、平易和大西北的泥土味,是他的个人风格,而这又是工农兵群众的平朴、通达、亲切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具体体现;周立波《暴风骤雨》所表现出来的激越、豪爽和幽默感,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然而其中又表现出亲近土地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作风和气派。孙犁《荷花淀》等作品表现出来的沉静、优美、充满诗意的个人风格,也透露出中国民众追求安定、和谐生活的作风和气派;同样,梁斌《红旗谱》的大气磅礴也表现出中国民众的豪情;柳青《创业史》所表现出来的稳健、沉静风格也表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平稳、宽宏的气韵。强调个人风格,这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历代的文论家们都十分注重对作家风格的推崇,并以对作家风格的认识作为他的学术眼光的标识。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古代的文论并不十分强调中国的民族风格。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大一统”[7]42。民族风格本已存在,所以没有必要强调;而西方国家地缘并不那么广阔,国家之间来往频繁,“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以及丹麦、西班牙等国在相当久远的年代,彼此间的文化就开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7]1,因此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突出,由此,也就不可能强调各个国家的民族风格。同时由于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之后,就强调个性解放,极为重视个人的权利和特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极为注重表现作家的个人特点。而又由于西方特别重视思维,注重哲学,所以在文学作品中重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的独特感悟和作品的哲学意蕴。相比之下,对于作家个人的风格,并不那么强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工农兵文学这一民族风格和作家个人风格统一的风格式样,都显得非常特别。试问,赵树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有哪一部像是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或者《水浒传》?《水浒传》虽然由其情节、结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平朴是大众化的民族风格,但作品所写的造反者们对宋江的意见既想不通而又照办,唯“好官”、“兄弟”宋江是从,宁愿含冤负屈的思想作风,以及全书所表现出来的含混不清的混沌氛围,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豪爽、通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相违,和《红旗谱》所表现出来的坚韧而奋勇向前的气势大相径庭。而《王贵与李香香》既与李白、杜甫诗歌不同,也与白居易诗不同。白居易的叙事诗如《卖炭翁》,其语言的平易、朴实,固然有大众化的民族风格的成分,但其居高临下的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哀怨和愁丝难断的心境,这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追求正义、豁达勇猛的民族气派不同,与《王贵与李香香》所表现出来的虽然屡陷困境却勇往直前的气概有别。与国外相比,应该说,西方无论哪一个作家,其风格都不是大众化的个人风格。所以从世界范围看,工农兵文学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民族化、大众化统一的文学风格式样。 上面所谈的是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不但是从横向(世界)着眼,而且是从纵向(历史)着眼的。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工农兵文学都是非常独特的。作为学术界,不能以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派的眼光来看待它,也不能以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它。因为它并不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也不是中国古典文学。它就是它,不是别的什么。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同于前苏联文学的政治斗争文学。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它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才使它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独特的艺术贡献。世界文学应该是多元的,既然西方可以有各种“主义”的文学,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独特的政治斗争文学呢?在谈论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时,笔者同时也认为,它存在着好些文学方面的失误,形成了以故事情节诠释公众意识的模式,导致了文学的浅露化和趋同化;对个人独特情感的轻视与漠视,减弱了情感的震撼力和作品的感染力;把思想引导变为行政领导,影响了文学的自由度等等。而这种失误,也是独特的。当今学术界的好些人正是以此为依据,对它作彻底的否定。只看失误,不看贡献,笔者认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现代性及分期 当前人们所讨论的关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忽略了其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新时代的背景下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应该立足于现代性的“地面”等客观问题之上,人的现代性生存体验是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现代性指的是人的生存体验感受,而文学现代性的分期我们可以将其划分成为现代1和现代2两种意识形态。 一、文学的现代性 (一)文学现代性的“地面”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话题已经成为时下我们讨论的热点。无论在论文答辩,还是现代文学、文艺学专业的论文题目当中都涉及了许多关于文学现代性的问题。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现代性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而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与此同时现代性通向文学的桥梁在何处。文学史通过语言描述的方式,形象生动而又具体地向我们阐述了现代性的客观意义,这属于思维层面的问题。文学现代性拥有着独特的审视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方式。深入地说,笔者认为,文学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体验,也就是人对于他所生存环境的一种敏锐和特殊的直觉。文学创作来自于生活,是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的感悟和体验的呈现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桥梁。这里所提及的体验,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思维模式不同,不是我们心理学意义上的思想和心理行为过程,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体验中所产生的包括感受、情感、欲望、想象、幻想和理智的统一结合体,贯穿了整个人的生存直觉思维方式,是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过程。就是这种现代性的体验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地面,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性的思想、理念、情感和艺术审美方式和特点。我们在对文学现代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能够回避的,首先,要深刻认识到现代性并不仅仅只是精英人物的现代性体验过程,而是属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现代性特征。其次,现代性并不仅仅局限在思想的层面上,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累积,是人类整个生存方式的现代性。 (二)文学现代性的基调 思考文学现代性体验可以为现代性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更加严谨和系统的思维模式和参照系。从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环境来看,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主要指的是由于全球性和地方性共生境遇的演变和生成过程而产生的,也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全球地方性。与它相比较而言,中国古典型体验的最基本特征和内涵是由于中国中心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行为。中国的现代性自始至终都与全球性拥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古典型文学相比较而言,现代性则体现的是在新的全球性世界地图当中探寻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和完成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体验着从自身以及中心边缘的现实世界。 二、文学现代性的类型 文学现代性体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惊羡体验、感愤体验、断零体验。惊羡体验指的是又惊奇又羡慕,与此同时还涉及一个新生的概念的过程,属于未来的新维度,而感愤体验主要充满的是怨恨和愤怒,它是一个主流的思维方式,属于现在维度。断零体验则更加侧重于人们对于过去、现实以及未来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更多的倾向于断裂绝境所产生的感受。首先,惊羡体验。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王韬。当人们提及现代性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他。他是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前就已经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1874年他主编了《循环日报》,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创办的最成功的一份中文报纸。王韬是这份报纸的主笔,写了大量的政治评论散文,梁启超的启超体或者是新文体都是在王韬之后出现的,他的视觉独立、自由,他提出的变革思想激进有力。不久之后他的文章不胫而走,深受欢迎,穿越过清朝政府的边关封锁,受到了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重视,他在大多数文章当中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怎样加强边防,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振兴中华等。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独到的观点,比如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是数千年未有的创举,从“器”的同一走向“道”的大同的体验过程之旅等。其次,感愤体验。这个词来源于梁启超评论黄遵宪的一句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基调是干冷的、悲伤的并伴随着些许的愤怒。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大好河山,衰败的社会文化,有识之士挺身而出。现代文学里尽管有不少是激昂的,然而更多的是低回的声音。黄遵宪在他的大量作品中都记录了自己对当时历史社会变迁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在1885年创作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最后,断零体验。它主要指的是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深刻体验,这其中夹杂的更多的是悲怆和愁苦,这也是在前面两种现代性文学体验过程中我们所感受不到的。零断体验的代表作品当属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在这部作品中,苏曼殊通过对主人公绅士的描述再现了中国现代性的悲惨境遇以及自己所产生的断零感受。我们可以看到后来鲁迅在《药》《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中都流露出了自己内心的迷茫与焦虑。“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从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中我们更神奇地倾听到了那一句句撕心裂肺的呐喊和呼唤,也可以感受到怨羡情节带来的沉重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失望的感受。这些都注定要在后来的文学中产生深入的变化。 三、文学现代性分期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体验过程并不需要我们从现代性体验理论体系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的探索,而是需要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系统的理论寻找出使用的阐释框架的过程。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都一度被称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最佳诠释方式。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分法的观点已经不成立了。长期以来我们几乎已经默认应该把文学分成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形式,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文学三分法,然而它却深受政治思想和时代特点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在建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联系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忽略20世纪开始前的几十年间的晚清文学在文学现代性发展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至少从1874年王韬开创现代政治评论散文文体的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现代性的变革就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仅仅只用20世纪这个概念进行文学时期划分就不能深刻地体现这一点。除此之外,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史的概念的背后仍然缺少相应的系统性文化概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代性体验理念的支撑与辅助作用,从内容上面来看显得过于空洞。因此,如果想要更加全面系统地体现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体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就需要对文学分期提出新的看法和理念。笔者认为,就好像中国文学古典性经历了从先秦时代到清代上千年超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中国文学现代性也包括了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可以说,从晚清时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时期,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文学现代性1期,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将其划分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第二个时期,即文学现代性2期。这两个划分了较长历史时间段的时间可以形象具体地展现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全过程,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二者之间的那种微妙的转型体验轨迹方式。当然,这里我们所提及的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的划分理念,首先就强调了文学现代性本身的划分特点,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风貌特点,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可以从整体上将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前者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从地球体验的角度来进一步取代天下体验的层面,也就是说从天下之中央模式到地球之一国模式。相对应的,现代中国人在地球上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和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实现大一统,与其他民族和谐友好的生存和相处,以及这种生活价值的系统是怎样构成的,这就是文学现代性1期最重要的讨论议题。黄遵宪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就描述了从内陆到太平洋语境转换过程中诗人在月亮的提示下的情感体验转变过程,这也解释了文学现代性的新内涵和重要特征。在否定和认同的矛盾中希望能够探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位和世界身份地位。 四、结语 文学现代性2期的侧重点则在于动感的全球体验过程,它成功地取代了静态的地球思维体验方式,也就是说从地球的某一个国家到全球的某一个地区的思维体验过程,进而形成了全球地方性的体验之旅。这个时候的中国文学创作再也不像文学现代性1期那样过于强调寻求地球化和世界化的思维模式,而是希望在成人存在地球化的基本前提之下寻找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力量,展现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中独特的魅力与个性。这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地方超越性和狭隘的世界性幻觉思维,而是一个从自律和自觉的角度出发去观赏世界性之中的地方性的特点。现代中国人在全球性境遇的过程中究竟怎样才能够更加完美地展示出具有东方魅力的独特个性,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学艺术论文:影视动漫产业文学艺术构建 一、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分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也在迅速的发展,转眼间,中国动画片年总产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然而,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却发现,中国目前的动漫产业在形式、内容、技法上大都缺乏文学的积淀。面对今天喧嚣的动漫,作为产业前沿的经济价值和大众的关注度是动漫产业发展的基石,但要真正作为具有艺术的作品形式,影视动漫就必须以文化的标准来重新打量它在纵的历史与横的比较中的优劣。然而今天中国的影视动漫,其作品大有泡沫多于内容的意思,大有动漫人缺乏灵魂观照的窘境。回顾中国的影视动漫,曾经经历过辉煌期,比如熟悉的《大闹天宫》、《阿凡提的故事》、《哪吒闹海》等等都是世界动画史上数得着的动画片,(如图1)这些由水墨动画以及民间剪纸、皮影、木偶等作为美术表现的动画片曾经构成了“中国动画学派”,是至今令世界动画人所称道的对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拥有清晰的中国动漫观,我们首先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动漫在文学上的素养其实并不是很好。从宏观讲,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以及新世界知识体系的衔接有关,即中国动漫同中国的文学、哲学、绘画等一样,遭遇着旧文化不深入、新文化少创造的阶段,我们目前阶段有的恐怕也就是如何拉动经济,而不是文化话语权的优势。从创作者的小环境来讲,我们则可发现中国大量的动漫人对经典文学是不阅读、不熟悉,多从纯粹的绘画和计算机专业出身,专业空间比较狭隘,兴趣上也比较难博采众长。此外,动漫编剧人才的匮乏造成了中国动漫不会讲故事,讲了也不生动、缺乏文学性的原因。所以,要完成一部优秀的影视动漫,只有动漫专业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动漫创作人员具有综合的素质,具有团队协作能力、具有很高的文学功底,具有每个动漫人都是导演的想法。例如当年万籁鸣先生制作《大闹天宫》时曾经说过“我在这部《大闹天宫》中是总导演,你们每个做原画动漫的都是小导演。我出题目你们做文章,来丰富我的想象力”,于是关于每一个人物的相貌特征、表情特征和动作细节被不断地细化、夸张,从而富有了故事性、戏剧性,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导演和原画作者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编剧团队的关系,它对导演和原画作者的要求其实是溢出于美术之外的良好的文学感悟力和想象力。这也说明了动漫是一门交叉学科和交叉艺术,制作人员需要复合型人才和具备团队协作能力的特点。图1中国早期影视动漫作品由此可见,影视动漫是一门真正的艺术,而非愉悦大众的影片,影视动漫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观看人群也逐渐由以往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甚至中老年。当人们习惯于直接去阅读屏幕上出现的东西时,我们对文学内涵和作品真正的内容是否有所冷落;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到底应该呈现出哪种关系才较为合理;影视动漫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能否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主品牌的、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关注的内容。 二、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影视动漫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其合理存在的一面,而存在的同时都会起着双刃剑的作用。影视动漫直白的表现情感和故事发展情况,带来的情感共鸣可能是一时的悲哀或者恐惧或者欢乐,但是时间久了人们便会发觉那种快餐式的文学累积会使情感变得苍白无力。文学的抽象而发人思考,只有真正地把心境投入其中,才能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怀。在观众集体式的欣赏上,影视动漫艺术有时不能把作者的倾向性赋于形象性,不能把大段的议论的文字对冲突双方的或对生活的评价表现出来。影视动漫艺术必须在短时间内用具体的,塑造性的原画主角和各种镜头的转换给观众视听的综合性审美。(如图2)影视动漫比文学拥有更多的群众性,是任何文学作品不能比拟的。文学的表现工具是文字,有相对的限制性;影视动漫艺术有无比的精确性和敏锐性,能较好的反应一切复杂的生活现象。对观众直接诉之于形象,使观众得到的是完全逼真的感受。另外,影视动漫艺术具有空间和时间的魔力,我们可以看到同代人的生活景象,也可以看见一切动人心弦的历史的重演,因此影视动漫它必须具有震撼力和表现力。图2动漫原画镜头转换诚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影视动漫从艺术手段、表现内容等多方面受到了文学的滋补;反过来,影视动画也在无声无息之间补给了文学,影视动漫的视觉性表现方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途径,包括一般电影的表现手法——蒙太奇,也大量于无意之间进入了文学创作。文学,这一艺术领域里的文字王国,面对今天的读图时代,多少有些落寞了。然而,影视业的发展在“挤兑”文学的同时,也为文学添上了新的翅膀,受其滋养,甚或依赖于它提升着自我。所以,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在当今信息时代彼此促进、彼此发展。 三、中国影视动漫作品需要文学性构建 人们看影视动漫作品,有时是怀着一种期待和被感染的心态,但一部影视动漫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性和传承性,是很难打动观众的心灵的。这就需要文学影视动漫的诞生。所谓文学影视动漫,指的是富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是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影视动漫。这标志着此类影视动画更加注重品位、创造力、艺术感和有质地的动漫美学以及其实验性探索。影视动漫应该向艺术电影学习,向更多的文学作品靠拢,使影视动漫编剧接触古今的经典故事和小说,不断锻造好的故事和深厚的内涵,使好玩的故事和有创意的想法进行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中国动漫的层次差异,这种层次差异指的是“生态观”。坚持生态观对任何环境包括文化构建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回顾中国影视动漫,目前缺乏多彩斑斓以快乐为本的商业动漫佳作,更缺乏独树一帜以创造力为标志的艺术动漫佳作。作为信息时代的前沿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动漫在这个时代正是我们文化整体实力的一个呈现,而发展具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也是中国影视动漫的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换言之,无论技术如何变迁并呼唤我们紧紧跟随,但人性的应对和满足依旧是所有艺术要回答的主题,动漫与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紧密合作与交融,求其在中国动漫产业中的贡献。 四、小结 作为新兴的影视文化艺术,影视动漫不仅综合了声、光、化、电等现代科学技术,也综合了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古老艺术经验,还综合了编、导、演、录、美等不同的创作人员,更不必说它的镜头、景别、蒙太奇等等。在技术层面上,它比较复杂。这是它的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优势,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影视艺术不低于文学,不等同于文学,也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影视动漫必须深入文学,文学所能表达的深度和广度并不是影视动漫所能做到的,而电影所表现的光影与声音的互动也是文学所不能及的。中国的影视动漫必须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特点来发展,深入中国文学艺术,掌握中国文学知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文学是影视艺术要吸收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把握文学艺术在中国影视动漫中的作用,是中国影视动漫人设计具有中国特色影视动漫的重要手段。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弱化创建 随着人们对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社会与经济价值的不断了解,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利用越来越广,使用主体也由此获得丰厚的利润。如取材于我国民间文学的美国卡通片《花木兰》在全球票房收入超过5亿美元,改编自非洲祖鲁族民歌的动画片《狮子王》配乐的版权使用费收入在2000万美元左右。然而,这种商业利用却没有给相关利益主体带来利益。花木兰民间故事属于无偿使用,改编狮子王配乐的非洲祖鲁族歌唱家林达只拿到了象征性的1英镑。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说,民间主体也应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获得回报。那么民间主体获得回报的依据是什么?如何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分享利益?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利益分享是我们构建私权体系的基点利益分享的基础是利益平衡原则。任何一种“现代”的科技与文化成果都有其发展的根基,都离不开传统文明的铺垫。 任何创造、创新或创作都离不开前人的贡献,现代许多绚烂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子。民间文化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进步的源泉。尤其对那些千百年来未离开故土的民族而言,传统的自然与人文财产仍然在其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②带着这种认识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发现众多不公平之处。西方国家有些科技文化产业的创新,很多都是在我们古老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他们从这种使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无需支付任何代价;反过来,我们要使用在我们文化技术基础上发展来的最新成果就要支付高昂费用。而现代社会的知识资源也是匮乏的,知识资源的储备和传承也要花费巨大代价,所以应该建构一种机制,让所有参与知识资源创造和传播的相关主体共同分享利益,使资源提供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分享。利益分享能激发持有群体的传承动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仅仅靠持有群体的兴趣与责任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切实的经济回报,很难激励持有群体进行传承,更别说创新了。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需要对其持有主体的利益予以维护,激发他们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持有者权利正当性的论述,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希望在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使用过程中,创作、传播主体的利益都能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制度限制外来者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鼓励外来使用是权利构建的原则对于那些依然根植于其原生境的传统知识而言,鼓励原生境人民充分利用并因此而受益应当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首要目标。但是,如果原生境保护显然存在障碍,或者事实表明已经不可能使传统知识得到发扬光大,借助外界力量加以保护,并使其得到有效利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来者的使用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民间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需要外来者的参与。其实,很多当地原住民并不认同本地区、民族的文化,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是被外来世界的人们源源不断地发现,并在外部世界被不断商业化使用并广为传播。如赫哲族民歌经过郭颂的改编,成为人人传唱的乌苏里船歌。江苏六合民歌经过采风者改编成茉莉花,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首歌,不仅在我国广阔大地上传唱,并且通过悉尼奥运会走出国门传向世界。经过外来世界的改造和使用,民间文化焕发了耀人的光彩。民间文学艺术的创新更离不开外来者的参与。持有主体大多处于经济信息落后的地区,不掌握现代的高新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不掌握现代的营销渠道,很难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而不经过现代文明改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在市场中立足,并取得长足的经济效益。如贵州蜡染,很多人都喜欢,但不经过现代工艺的处理,不解决褪色问题,很难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对象,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消费量有限。如前两年红极一时的土家族掉渣饼,一上市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由于缺乏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理念,缺乏对产品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理,结果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较多的事实表明,多年来,虽然存在着外来世界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资源的肆意掠夺,但外来世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再创造,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用,其硕果累累已超过原生境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过外来世界使用、改造后的民间文学艺术其生存空间扩展了,而民间文学艺术只有被市场化,持有主体才有可能依据私权益进行利益分享。鼓励外来使用有利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将本民族的发展置入世界发展的大循环圈中,在这种发展状态中,互通有无、分解争端。而不同种类的文化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民族民间文化应当是这种交流的促进剂,其执法的措施与程序不应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障碍。 民间文学艺术毕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使用成本的增加会给文化的传播与输出带来障碍。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也应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对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于利益分享,并非是通过私权,保持本民族地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支配地位,使其流动完全按照本民族设定的途径和程序来进行。限制外来者使用的思路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传统也不符,我们现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需经过任何人的许可。而且民间文学艺术属于集体权利,实际当中也很难控制文学艺术的流传,反而会给一些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在对民间文学的保护时要考虑到所涉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权利体系构建的的政策取向。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目标的评估,可能选择促进、容忍或阻止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技术问题,但是该决定具有重要的法律和技术含义。⑤如果一个国家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打算阻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行为,可以以加强管理为目的设置更多的程序,采取广泛而复杂的管理制度,为私权所有者规定更多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应用,则建立的制度必须相对简化,而不应涉及过于沉重的交易费用和官僚化的烦琐手续。我们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间文学艺术流失严重,而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保护和利益分享依托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利用,更需要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传播和弘扬。所以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应当确立促进和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政策,尽量降低使用者的利用门槛,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方便他们的使用。 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的内容。注重利益分享,鼓励作品的使用是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核心。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权利的构建也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与版权的客体具有契合性,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与作品有很多共同点,可以仿效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去构建: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有权利要求使用者标明创作主体,并禁止他人不正当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配套存在,在于其所属群体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它们与土地、文化遗产和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应享有人身方面的权利。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如民间剪纸的图案、民歌的曲调、民间建筑的风格等等等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情感、思想、信仰、追求等,在使用时应考虑这些民间艺术作品的使用环境。但是现在出现很多有悖于群体习惯和原创目的使用的现象。经过外界的使用后,原先的民间文学艺术往往变得不伦不类,有的与原先使用的环境、意义完全相反,极大地伤害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群体有权禁止其不正当使用。不建议规定修改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作品一般是采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同时,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时间、地域、民族民俗生活的变化等因素影响而显现出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应该“与时俱进”,才能实现其价值。 如果由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主体控制作品的修改,不符合使用的现状与传统。民间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在民间流行的,也不存在发表权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主体财产权的内容则应与一般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不具有控制作品传播的权利,但享有获得报酬权。有权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中受益,可以根据后续使用的不同情况、不同程度收取一定的使用费。其财产权可以由集体管理机构代为行使。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