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实践论文:培养新闻采访课程实践教学思考 国内新闻学教育发展非常快，相关研究也不少，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培养出的毕业生难以适应媒体发展需要。新闻采访课程作为国际新闻专业的核心课程，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新闻采访的基本理论、方法、技巧，更要注重实践教学，切实培养学生的新闻实务素质，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和运用新闻采访的方法和技巧。 2004年清华大 学李希光教授的新闻采访写作课程被列为国家级精品课。他的教学中有六种实践教学模式，包括对话式练习、作坊式课业、大篷车课堂、案例学习法、情景模拟练习和新闻现场练习等。他引进了“学在路上”的教学理念，带着学生重走长征路，到孔庙讲新闻学，探访楼兰古城等，在课外实践中借鉴美国新闻学教育中“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受到多方好评。然而，“清华模式”在国内的新闻采访课教学中还只是个案。 根据检索到的论文及国内引进、翻译的西方新闻学原版教材（如《新闻报道与写作》、《创造性采访》、《新闻采写教程：如何挖掘完整的故事》、《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教程》等），可以了解到发达国家新闻实务教育中的一些理念和模式。美国的本科新闻教育就是培养记者，有三个突出特点，即以实务训练为本位、以社会科学为依托、以人文主义为目的。自美国密苏里大学创立新闻学院以来，新闻采访写作一直是美国新闻专业学生必选的四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实现培养目标，即课堂课程教学、校内传媒工作机会、校外传媒工作机会，丰富的实践经验增强了学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很多大学都办有自己的媒体，方便学生实习，还进一步要求学生到新闻机构实习，如马里兰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需要有一个学期在新闻机构工作。加拿大的新闻教育普遍要求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如从基础报道训练如采访技巧、新闻写作，到一系列的制作课程，而且要有实践经验，要求有两个半年的实习期，广泛涉猎社区报纸业务和电视纪录片制作等。日本的新闻学教育同样强调实践重要性，朝日新闻、电视台等新闻单位从2000年开始接受实习学生，并作为制度确立下来，实习时间为半年，记2学分。① 鉴于国外的新闻学教育和国内“清华模式”的经验，根据笔者所在国际新闻专业的实际情况，尝试设计了新闻采访课程的特色实践教学体系，旨在培养学生的新闻敏感，使之成为具有强烈好奇心、高度社会责任感、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分析力的人。 构建新闻采访课程的实践教学体系，分为课堂实践、校园实践、校外实践、英语采访实践四个部分。 课堂实践 利用课堂做一些简单的采访练习，如用电话预约采访等。具体设计如下： 校园实践 校外实践 英语采访实践 课程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 美国的新闻实务课教学提供了一些借鉴，教师只有十分之一的时间上课，接下来就是由教师出各种各样的题目让学生去独立完成，最后由教师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评点、讨论和个别辅导。提倡自学和小组讨论，学生六七人为一组，教师配备2个，一个是大学的专职教师，一个是兼职辅导老师， 由新闻界资深的记者和编辑担任。②以此为鉴，扩展、延伸新闻采访课堂空间，实践课堂可以在教室、在校园、在社会。通过营造采访环境以及让学生真实地进入采访环境，学习如何进行新闻采访。 教学方法上，需要注意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同步，教师参与学生的采访小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鼓励学生树立信心，从学生进入“新闻现场”问第一个问题开始，教师记录下学生的采访活动，并在学生采访结束时给予评价。要求教师能够对每个学生进行至少一次有针对性的辅导。 改变传统的以教师课堂讲授理论为主的教学方式，结合经典案例分析，组织学生讨论。案例教学法，是指利用以真实事件为基础所撰写的案例进行课堂教学，让学生针对案例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以达到高层次认知学目标的一种启发式教学方法。在分类采访的内容讲授中，选择典型新闻事件，让学生学着作为职业记者来进行模拟操作。 设计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提高学生投入采访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课程成绩分散在学期中间，让学生放弃最后考试背背书就拿学分的思想，特别增加实践环节在成绩中的比重。如采访校园陌生人写成的采访报告，作为期中作业；采访新闻业界人士并写成采访报告，作为期末作业的一部分；采访小组的新闻稿件也作为最后成绩的一部分。 最后，建立课程的讨论区或网站，把教学资料上网，构建良好的师生互动平台，实现开放式教学。 总之，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新闻采访课程教学模式，提高实践教学的比重，从课堂实践、校园实践、校外实践、英语采访实践四个环节入手，循序渐进，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 上一页 [1] [2] 新闻实践论文:创新型新闻传播本科人才培养的理念与实践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张浩明（2010）认为，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提供优质的培养机制和管理。欧美关于本科人才培养中的“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问题也一直存在争论，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英国高等教育越来越向职业化教育靠拢。英国女王大学本科教学就是“以专业培养目标为中心”。美国一流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新闻学等专业，也大力提倡在职业化训练的基础之上培养创新人才。[1]（p74）　创新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研究大多集中在理论层面的研究，但在实际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缺乏操作性。笔者对新闻传播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探索进行归纳分析，在“以人为本，知行并举”的教学理念指导下，提出创新型新闻传播本科人才培养的理念和培养模式。 一、创新型新闻传播本科人才培养的理念 创新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是指在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中对学生进行创新精神、创新基础、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的培养和教育，这是构成新闻传播创新素质教育的四个主要内容。 为培养具有创新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必须树立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教学理念： 1.　在教学哲学方面，坚持以人为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组织者的地位，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应充分发挥参与教学的主体能动性，实现教学过程中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统一。 2.　在教学目的方面，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塑造其创新性人格，陶冶情操，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全面素质。 3.　在教学内容方面，注重专业知识与科技、人文知识相结合、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4.　在教学过程方面，以师生双主体的交往与互动贯穿教学全过程，学生通过参与教学和科研创新活动来获取学习体验，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需求，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新意识。 5.　在教学方法方面，强调启发式、探究式教学，做到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培养，启迪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6.　在教学评价方面，在对学生评价时，采用“诊断评价、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方式，并以形成性评价为主，同时注重学生的“知识、能力、素养培养”的有机融合。 为此，提出创新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以素质提升为本，以能力培养为纲，以知识传授为目，以职业技能为用，以教学创新为体，以学生兴趣为源，开发学生潜能，增强竞争优势，培养善于管理的信息传播人才和精于信息传播的管理人才。 二、建立系统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通过对国外著名大学创新能力培养及课程设置的研究，根据新闻传播学各专业特点，建立新闻传播学专业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和平台（如下图），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和平台由专业培养体系、教学“软件”平台和教学“硬件”平台组成。[2]（p152-153） 专业培养体系包括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教学要求。在制订专业培养方案时，适当精减课时数，以保证学生有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同时，明确要求本科毕业必须选修一定实践创新学分。同时，将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纳入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的教学建设之中，逐步使大学生能力培养融入教学的每个环节和过程之中。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软件”教学平台主要包括：1.理论课和实验课程建设中实践创新能力培养；2.设立大学生科研计划项目，将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指导纳入课程建设；3.开展假期业界锻炼，业界锻炼制可让学生拓展眼界，了解社会需求，接受社会考验，提前适应社会，将理论与实践更好结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践问题。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敬业精神，培养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使综合素质和能力得到全面提高；4.组织学生参加与专业有关的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如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大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等，为学生的成果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通过上述教学平台，将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纳入整个教学过程中，并实现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硬件平台的建立和整合，为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提供教学保障。 三、构建以四个课程平台为基础，互动式为特色的教学模式 根据创新实践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要求，突破原有的专业课程结构，重新构建四个课程平台，即课内教学活动（含实验教学）、课外创新活动、校内文化活动和校外实践活动，创新与课程平台相对应的互动式教学模式。 1.课内教学活动：一是实施大作业驱动下的互动式教学，二是实施应用需求驱动下的“讲授、模拟、实践三位一体”的互动式教学。 2.课外创新活动：一是开展研究课题驱动下的互动式科研活动，二是开展实际问题驱动下的互动式科技竞赛教学活动，三是开展创业计划驱动下的互动式创业演练活动。 3.校内文化活动：开展文化主题驱动下的互动式人格塑造活动。 ⒋　校外实践活动：开展应用项目驱动下的互动式社会实践活动。 （一）大作业驱动下的互动式教学 为了使大作业驱动下的互动式教学能有效顺利开展，要注意以下问题： ⒈精心设计课题。设计选题时，既要有明确的目的、任务和要求，让所有的学生有事情可做，又要考虑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让学生够能做得了事，还要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让学生喜欢做事。 ⒉明确各自责任。设计课题的目的是要实现团队学习、分工合作、共同提高。大作业选题设计时，要做好小组成员的分工安排，形成人人参与、团队合作的学习共同体。 ⒊发挥学生的主动。在完成大作业的过程中，教师要给学生留有足够的思维空间，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此外，教师要对学生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地组织互动式讨论，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⒋强调学习成果形式。学习成果需要按大作业要求以作品的形式呈现，并在班级内交流。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达到认知系统化的目的。 ⒌建立学习评价标准。学习评价标准既要起事后评价作用，还要起到事前引导作用。采用理论考试与实践考核相结合、大作业与小作业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⒍策略性评价学习成果。在学习成果评价过程中，组织学生对成果进行自我评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而且可以促使学生养成学习他人长处的良好习惯。通过自评、互评和辩论，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得到充分体现和加强，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可得到提高。 大作业驱动下的互动式教学，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探求知识，变书本知识演绎推理性学习为问题解决式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应用需求驱动下的“讲授、模拟、实践三位一体”的互动式教学 ⒈讲授：通过任课教师的课堂讲授，使深奥、抽象的课本知识变成具体形象、浅显通俗的东西，从而排除学生对知识的神秘感和畏难情绪，让学生掌握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⒉模拟：通过情景的角色扮演模拟，以及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启发学生领悟并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⒊实践：通过各种实践，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使理论化的技能还原到实际操作中；使学生掌握新闻传播专业领域的业务流程，增强学生对媒体等环境的深入了解，熟悉媒体的基本操作，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使学生能将一些专业知识融会贯通于实践操作中，以达到教学与实践相得益彰的目的，最终使学生掌握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技能。 通过“讲授、模拟、实践三位一体”的互动式教学，能够达到以下效果：一是通过互动式教学建立了各种学习共同体（教师——学生、学生——学生、教师——教师），并有效地实现了“合活动学习”，即通过合作式活动，使学生从被动记忆状态转变为主动参与教育教学过程，将外在的间接经验转化为内在的直接经验，学生不仅在知识、技能与能力方面，而且在价值观、态度、情感等方面，都得到更多更好的发展；　二是有效地实现了教学重心逐步向学生主体的转移，由教师为主导的讲授过渡到师生合作的互动式模拟，最后实现学生自主学习；三是有效地实现了课堂内教学向课堂外教学的延伸，实现了课堂内教学与课堂外教学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了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的有效提高。 （三）研究课题驱动下的互动式科研活动 研究课题是创造让本科生有机会在做研究中学习和提升，有效解决高分低能、眼高手低的问题。科研课题来源要不拘一格，有学生独立申报的省大学生创新项目、校大学生创新项目、学院本科生科研项目，还可以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学院每年从教学经费中拿出一定数量的费用设立本科生科研基金，专门用于学生科技创新，每年3月进行一次本学生科研项目申报。 活动流程主要包括： ⒈学院组织教师提出项目，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围绕项目进行申报或自主选题； ⒉学生课外阅读文献和资料，并查找更多相关文献和资料进行阅读，阅读分精读和泛读； ⒊准备报告内容，包括文献综述、文献和资料的主要思想、自己的收获和思考； ⒋开展报告与研讨活动，学生报告，相互讨论，教师总结和点评； ⒌学生根据研讨的情况，进一步归纳并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 ⒍对于提出的研究问题，学生课后（包括假期）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 ⒎　形成研究论文（报告）或作品。 （四）实际问题驱动下的互动式课外科技竞赛教学活动 通过举办各种课外科技竞赛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创造活力、学习激情和比学赶超的动力。课外科技竞赛主要是技能作品类竞赛，如dv大赛、广告艺术大赛、网页设计大赛、摄影比赛、大型活动策划比赛等。 活动流程主要包括： ⒈教师组织学生参加相关课外科技竞赛，并做好参赛前的知识的教学和培训，要求学生掌握竞赛的方法和步骤； ⒉学生明确课外阅读选题的策略及相关要求，并查找更多相关文献和资料，必要时还要开展市场调查； ⒊分小组进行实际选题的创作，并做好竞赛成品； ⒋每个小组向全体学生进行汇报，由教师和其他小组同学提出问题和建议，然后要由教师总结和点评，最后将修改好的作品提交给竞赛组委会。 ⒌每个小组根据汇报的情况，进一步完善竞赛作品。 以上阶段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在整个解题过程中，要求学生不断分析问题，在分析中发现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 （五）创业计划驱动下的互动式创业演练活动 创业计划为创业教育构建了一个演练的平台，使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式探讨成为必要和可能。围绕着创业计划开展的创业演练活动的实质是强调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精神和方法。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成为主动的求知者、参与者和探索者，很多学生在创业计划过程中学会了如何与别人合作。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每一种创意都在创业演练活动中得到了模拟实施和评判，训练了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和方法，提升了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六）文化主题驱动下的互动式人格塑造活动 主要通过四类校园文化主题，着力构建一种学习、对话、开放、探究、反思、创新的校园文化。 ⒈学习型校园文化主题。学术讲座、杰出校友座谈、师生沙龙，学术节、读书活动等文化主题活动都营造出了学习型校园的浓厚氛围。教师的研究成果，学生的学习成果相互交融激荡，极大地丰富了学校的物质文化内涵。学生置身其中，可获到精神世界的升华和行动上的见贤思齐。 ⒉对话型校园文化主题。在每年举行的校园辩论赛、演讲比赛、与名师面对面等文化主题活动中，教师与学生在校园这个共同家园中通过文化对话、沟通与创新，扩大了学生的信息量，突破了课堂教学的封闭性和局限性，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⒊探究型校园文化主题。组建专业学生社团和各种兴趣小组等学生组织，聘请专业教师进行指导，引导学生自主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系列化的科技创新活动，发动大多数学生积极参加，从学习一些基础知识、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开始，完善知识结构，锻炼动手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和创新需求，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⒋娱情型校园文化主题。文化创意比赛和各种征文比赛等活动，是培养学生良好思维方式的好形式。校园文化风、新闻采风、广告节、文化创意节等既有利于学生审美情趣的提高，又有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他们的感受力、理解力、想象力，从而提高他们追求新事物、新思维的兴趣和能力。 在这些文化主题中，教师发挥着文化导向的主体作用，学生发挥着文化传承的主体作用，教师学生共为主体，既能避免校园文化中学生单一主体产生的自发性与盲目性，同时也能使教师在文化活动中发现自我、表现自我进而更新自我的主观能动意识得以充分发挥。[4]（p3） 教师是校园文化中比较稳定的主体，只有实现对学生主体的有效整合，才能通过师生的互动，努力塑造创新人格。 （七）应用项目驱动下的互动式社会实践活动 通过参与基于实际应用项目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亲身体验了实际工作流程，感受了企业文化和工作氛围，认识了社会对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需求，实践了运用已有知识、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较好地实现了学生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无缝对接”。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学实践教学新形式 作者：吴雨蓉 单位：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 一、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 首先，很多地方师范院校对新闻学专业缺乏了解，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操作，课程体系与现代媒体发展的势头不相适应，大比重设置新闻学概论、新闻史、新闻采访与写作等传统新闻类课程，而对广播电视新闻业务课程和新媒体课程的设置却显得欠系统。同时，新闻实践教学环节占教学课时数较少，学生的新闻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整体策划能力得不到针对性训练。 其次，很多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专业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缺少有直接新闻实战经验的教师。很多新建新闻学专业的相当一部分教师是从汉语言文学专业转行而来，毫无新闻学专业背景可言，更不用说实践能力了。由于很多专业教师缺乏媒介实践的第一手经验，往往是书本知识的现学现卖，实践能力与一线实践教学要求存在很大差距。还有，和其他文科专业相比，新闻学专业实验实训需要的硬件设备投入较大，建立设备较齐全的实验室动辄需要上百万元的投入，学校办学经费长期不能满足该专业建设需要。［1］现有的部分实验设备由于先前选型不当，利用率低或被长期闲置。同时，由于实践经费的不足，很难与校外媒体建立长期合作的对口关系，学生实践途径很单一，有时学校把实践压力转嫁给老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地理位置的劣势也给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专业的教学实践和学生的未来就业带来不小的障碍。很多地方师范院校地处距离省会和信息中心城市较远的内陆城市，所在地的新闻传媒机构无论数量和规模上都不及一线和省会城市，而有限的新闻机构大多人员饱和或机制不灵活，同时，经济发展和媒介市场化进程的滞后导致私营文化传播类企业类型比较单一，数量比较少，层次也比较低，想建立一批常态化和高层次的实习基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二、实践教学新理念———加强基础、强化应用、多领域培养、多渠道实践 (一)保持理论教学优势，重视专业实践教育管理部门和所在院校必须更新文科师范教学的传统理念，对新开设的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采取应有的重视。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既要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专业知识的讲述和专业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又要探索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新模式，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不放松对学生的理论素养提升。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技能的锻炼，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这应是我们构建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主要指导思想。 (二)扩宽实践口径，体现“大媒介”观如今，传媒机构类型和传播方式正在进行革命性改变。社会为新闻学毕业生提供的实践岗位已经不单单局限在新闻机构，可以说一切属于媒介传播的岗位都是我们专业的对口岗位。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新闻学就业形势的严峻，加上学校级别和地域劣势，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专业很多毕业生无法进入新闻媒体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学专业如果仅以新闻专才作为培养目标，显然不现实。［2］因此，我们的实践教学应摆脱单一新闻媒体平台的窠臼，把范围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体现多学科和“大媒介”观。比如在实践领域上可以从新闻传媒拓展至广告、电影、数码产品制作、商业传媒、企业传媒等，这种“大媒介”的实践理念真正体现信息社会学科交叉的特点，也真正能把学生的专业理论和综合理论所学运用到实际，是符合新闻学教育趋势的。 三、建立新闻学实践教学新模式 (一)建立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突出灵活性和持续性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实践教学的高效性得益于一套目标明确、方法灵活、多层次、贯穿全程的实践教学体系。这里面最重要的两点是方法灵活与连续性。所谓方法灵活，即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实践，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媒体和社会。所谓贯穿全程，是指注重实践教学过程中不同时段、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连续设置，从而使四年的专业实践教学形成一个有效、连续的体系，真正保证学生实践技能的全面性。同时，为保证实践教学体系的顺利实施，我们把实践教学学时从原来22%增加到30%。 1．针对性的课内实践课内实践是围绕课程理论内容展开的实践教学活动，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及时消化课程的理论内容，掌握新闻专业应具备的采、写、摄、录、编、播等基本技能。《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电视摄像》《广播电视节目编辑与制作》等课程教学，教师在开展理论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课内实践教学，强化基本技能和专业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如带领学生采访高考、车展、秋菜买卖、新生军训等新闻事件，可以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现场指导学生如何把握新闻眼、如何采访、如何摄录等，或指导学生制作合成广播电视节目，让学生在新闻实训中学习，在理论学习与实践的比较中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进步。 2．灵活的第二课堂除课堂教学外，经常组织学生进行第二课堂活动也是我们实践教学的良好示范。如每年一次举办的大学生记者节活动，通过学生电视纪录片、电视短剧、电视音乐片和电视专题片的展播及评奖，使学生得到新闻业务的全面训练，提高了综合能力。还有不定期举办的主持人大赛、摄影大赛、DV作品大赛等，对于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都大有裨益。此外，经常邀请新闻界人士开展学术讲座，让学生与业界人士“面对面”，拓宽学生视野，引导学生关注新闻前沿。“请进来”的同时“走出去”，通过组织学生去媒体参观，使学生对电台、电视台、报社等新闻媒体机构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对新闻采编流程有一个宏观的把握。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而且激发了学生学习新闻专业的兴趣。当然，第二课堂实践也同样要形成常规化和连续化，并考虑纳入教学计划，效果才能显著。 3．常规的小学期见习小学期见习的内容主要是组织学生走入社会、进工厂、进社区、下农村、走入各行各业、了解国计民生，目的是加强学生对国情、民情以及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尤其是对新闻工作实践的了解。 4．总结性的毕业实习毕业实习是加强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通过毕业实习，学生可以广泛了解我国新闻事业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将课堂上所学到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增强感性认识、加深知识理解，进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为撰写毕业论文作必要的材料准备，为毕业后奔赴新的工作或学习岗位奠定良好的基础。#p#分页标题#e# (二)创新实践教学平台，实现实践基地多元化，创新与媒体互动形式实践教学基地是学生运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的初始平台，同时可以有效解决专业发展中存在的设备短缺、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在建设实践基地过程中，我们努力打通多种渠道，实现实践基地多元化，同时创新与媒体互动形式，巩固与媒体实践基地的长期互利合作关系。首先，充分利用校内资源，联合党办、团委和学生会把校园广播台、校园网、校报、校刊等利用起来，同时创造机会让学生参与宣传部的一些重要宣传活动。其次，充分挖掘省内外的媒体资源和社会资源。不仅与媒体单位合作共建，还在很多单位组织、工厂农村等建立了广泛的实践教学基地。这个过程中，我们注重对不同实习基地进行横向和纵向开发，最终形成了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衔接紧凑的专业实践教学基地资源，有效解决了学生无处实习、实践基地单一等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用多元化的角度来定义实践平台，从电台电视台到报社、杂志社、网络公司、出版业、电影业、音像业、广告业、数码产品制作业、网络传播业，只要对媒介传播类人才有需求的岗位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实践平台，这个思路是符合传媒发展趋势和本专业实际情况的。一个长期而稳定的实习基地的建设有赖于一种双向互利的合作关系。关注传媒发展前沿、主动参与传媒机构发展是我们保持与实习基地合作关系的一个得力措施。比如我们会定期对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或报刊的栏目进行监评，或从读者角度对其改版提出更专业的意见。我们还与媒体合作，帮助他们策划有关大学生的一些节目，或者设立媒体的校园通讯员，这样即增加了学生参与媒体实践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实习基地从中也有所收获，真正体现了与实习基地的“双向互动”性。 (三)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业界与学界共育人才高质量的实践教学需要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学校现有的进人机制很难在短时间内引进大量高学历、强实践的人才，这种情况下，“双师型”人才的培养就被提上日程。首先，我们要求每名专业教师都必须进入传媒机构或传媒企业学习或顶岗工作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充分熟悉自己课程范围的业务操作，同时了解业界实践的新动向和新知识，把新的教学理念贯穿在今后的实践教学中去。此外，为了解决眼前实践教师缺乏的情况，我们聘请新闻机构的资深记者、编辑和管理人员作为外聘教师参与到我们的教学中来，即实现了师生与媒体的零距离接触，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这种高校和业界的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对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意义非凡。 (四)创新考核机制，改革成绩构成比例，推行成果评价方式从学生的角度讲，怎么考，他就怎么学。所以，考核机制的创新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重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给学生平时的学习过程评定合适的分数，激励学生都参与到学习活动的过程中来，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改变原有那种以卷面考试形式为主的成绩评定方法，加大平时成绩构成比例，对实践性强的课程加大实验成绩的比例。这种评价方式意在引导学生加强平时的知识运用，注重应用能力的提高而不是对知识点的死记硬背。 其次，推行成果评价方式。以前我们对学生实践、技能训练以及课程学习以外的学生应用能力培养项目的效果检验大多采取教师评语的评价方式，这种方式过于程式化和含蓄，不利于学生个性能力的发挥和展示。推行成果评价方式，对学生的课内实践作品、校内外重大活动项目中的成果、媒体见习和实习的成果作品进行集中项目验收、作品评分或者成果展示，对于社团报刊、网站和校园电视台的节目成果进行类似于信息反馈和受众调查的师生评价，使学生的实践积极性得到很大的提高，有利于学生学习成果的交流。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实践改革要点研究 摘要：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革新，新闻信息传递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和无边界化，因此新闻传播学开展双语教学就显得十分必要。虽然已经有一部分院校开展了该专业的双语授课，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本文对该专业双语教学的改革进行了一些探索，就其授课时间、内容、教材、方式等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改革路径 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关于较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进行双语教学的要求，将全国高校双语教学工作由自发、无序推向主动、规范的阶段。即使如此，我国大多高等院校双语教学仍处于试行阶段，各院校也在对双语教学进行不断探索，还需不断完善、改革与创新。因此，本文就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必要性、教学模式、改革的路径等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对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一、新闻传播学进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双语教学，根据英国朗曼出版社出版的《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的所给的定义：Theuseofasecondorforeignlanguageinschoolfortheteachingofcontentsubjects，意指在学校中能够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在我国，双语教学的专业主要集中在理、工、农、医及经济等学科，文科相对涉及较少。但在社会学科的部分学科中，新闻传播进行双语教学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双语教学是新闻传播媒介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要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演进，新闻报道的同步性以及无边界化使得“地球村”成为现实。而在新闻传播学教学中，双语教学已成为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在实践过程中，无论是新闻采访、现场直播或新闻写作，新闻从业人员能够掌握国际语言已成为基本的职业生存能力。更深一步来说，开展双语教学可以使学生加强新闻敏感度，及时掌握并分析外文资料，随时了解信息的最新变动情况。其次，开展双语教学是提高新闻传播学教育水平的手段之一。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新闻传媒业提供优质的后备人才，而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外语能力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提高外语能力不仅指语言能力，也非普通意义上的听、说、读、写，而是以提高外语能力为基础，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以《英语新闻阅读》这门课程为例，“新闻阅读”是这门课程的重点，语言媒介不再是我们所熟用的汉语，而是英语。前提是我们需熟用此种语言技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新闻“阅读”，通过此门课程我们不仅能提升阅读能力，也是对跨语言领域、跨文化领域的一次次新闻解读、分析。最后，在新闻传播专业开展双语教学，也符合我国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目的。现今，中国各个方面都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不论是经济实力、社会文化，还是政治的民主化进程都在不断向前推进，但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歧，信息传递的不到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全面甚至有误解，而这些声音大多来自西方媒体。那么想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与态度，就需要增强自身国际传播的能力，培养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运用常用的国际语言适时进行新闻报道、新闻写作、发表评论等，从而传达真正的中国声音、中国态度，逐渐改变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被动的局面。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出可以纯熟运用常用国际语言的能力，树立跨领域文化思维的意识，高质地实现国际传播的工作者。 二、新闻传播学进行双语教学的模式 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开展的前提是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并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根据《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来看双语教学的模式大概有以下几种：其一，沉浸型教学模式，即课程的教学过程完全使用汉语以外的语言开展，此种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的语言水平要求都较高；其二，渗透型，即在教学工作中以汉语为主，适当穿插使用英语，主要体现在关键词和关键问题的非汉语言的讲解与背景解读，或者对一些外文词语的中文含义进行解读；其三，交替型，即交替使用中文与外文两种语言，在两种语言的运用上不分主次，在理解中文内容时适当使用英文进行补充，在讲解外文内容时适当使用中文进行解释；其四，演示型，即在专业内容授课过程中，主要以中文教学为主，针对一定的内容选择相应的时间用外文进行教学；其五，选择型，即通过开设选修课，结合学生的个人兴趣进行外文双语教学。这五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在开设双语教学时，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师资力量、所处环境等，选择相应的一种或几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充分运用自己所具备的优势力量，使大多数学生能在双语教学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三、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改革路径的探索 （一）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授课时间 何时开展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一直是人们探索的重要问题。很多人都赞成应该从大二或大三开展双语教学，认为此阶段的学生有了一定专业知识的积累，也经过了英语四六级的打磨，较为适合开展双语教学。其实不然，不同地区的学生应选择不同的时间点，应该结合实际来开展。例如，贵州地区的学生，一部分学生英语基础较为薄弱，高考之后是这些学生英语能力较强的一个时间段，如若此阶段不开展双语教学，而且外语学习方面的督促相对减少，到了大二或大三英语能力有可能不增反减，如若能在进入大学之后适当地开展双语教学，既是对英语学习的督促，也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专业基础知识是每个新闻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当中都能用到的，所以针对此类学生，开展一贯而终的英语教学模式较为合适。当然，从大一开始进行双语教学并不是所有课程都合适，应选择新闻传播学的基础教育专业课程，从一开始建立学生对课程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与国际接轨。 （二）授课内容的选择 授课内容应系统化、模块化，与实践相结合。就《英语新闻阅读》这门课程而言，更应该与实践紧密结合。新闻具有时效性，所以英语新闻阅读在进行授课时，在不失双语授课根本的同时，应以当下发生的新闻事件为例，对学生进行引导，激发学生的新闻热情，将英语与新闻专业知识良好地结合在一起。另外，在允许的情况下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授课内容，变被动为主动，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三）对教材的选用 适当地进行本土化的改革现今，很多院校的新闻传播学双语授课仍然选择的是英文原版教材，对学生学习最根源与最前沿的专业知识十分有利。但英文原版教材授课并不适用所有学生，比如偏离我们的现实情况、费用高昂、知识架构相对于国内的教材较为分散，不利于学生掌握等。面对此种情况，必须对教材进行本土化的改革。但我们在进行教材本土化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教材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对英文原版教材进行“修改”，而是在不改变知识体系的前提下，遵循作者原本授课意图的同时，将教材调整为适合当下学生使用的教材；其二，教材本土化可以适当选择当下环境的案例，让教材与实际联系更紧密；其三，将中西文化进行更好的融合，在教材本土化过程中注意对不同文化的注解。 （四）将多媒体教学更好地运用到双语授课过程中 当下，很多院校的授课过程都采用多媒体教学，那么针对授课难度较大的双语教学更应该有效地利用多媒体教学。由于英语并不是我们的母语，难以避免出现授课发音不准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用多媒体课件与面对面授课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多媒体课件集声音、图片、文字、动画、图像于一体，可以将学生带到情境当中，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第一时间将原汁原味的内容传递给学生。但仅凭多媒体教学是不够的，缺少反馈与互动，此时更需要老师来面对面地进行答疑解惑，将发现的问题一起进行讨论，才能最大限度地收获知识。很多专业课程的授课过程也是如此，那么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授课更应如此。 不难看出，我国很多院校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的授课还处于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与各个院校已形成的精品课还有一段距离，因此需要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最适合自己的授课模式、方法、手段，将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发挥出最大效果，与国际接轨，培养出更多满足当下国际形势的新闻工作者。 作者：滕程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构建初探 新闻传播类专业对口就业率不高，已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教育部近两年全国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中，全国有15个专业被亮起“红牌”，其中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等2个新闻传播类专业位列其中。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童兵，谈及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对口就业问题，也坦言，复旦大学相关专业对口率在40%左右，清华大学在60%左右。新闻传播类专业对口就业率较低，固然有新闻传播人力资源市场供过于求等外在因素，但更折射出新闻传播类专业自身人才培养方式的问题。新闻传播机构对于专业人才的要求往往是重“术”轻“学”，而新闻传播院校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则较为重“学”轻“术”。人才需求与人才培养侧重的不一致，造成了用人机构、教育单位、专业学生“三输”的局面。为此，改变新闻传播院校在教学中重“学”轻“术”的倾向，构建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成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践性教学以实现掌握熟练技能和形成较强实践能力为目标，以技能的学习、训练和运用为中心的教学过程，既包括课堂上的理论教学，也包括实验室的实践教学。而新闻传播类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包括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管理、教学考评等五大要素。 一、教学目标：能力本位 传统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较为注重的是知识的系统性、科学性与连贯性，是以知识为中心，强调新旧之间的联系。以能力为本位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其教学目标要求十分明确，针对性与可操作性较强。一般会通过与新闻传播机构的联合调研，确定相关职业与岗位所需能力结构，并将岗位新闻传播人才能力结构图转化为专业教学目标，以满足新闻传播一线需求的岗位能力为中心，设计理论教学与实习实训等教学内容。教学中，新闻传播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并重，相互配合，共同为新闻传播人才的岗位能力服务。在理论知识传授上，虽然离不开相关新闻传播学科知识的传授，但会结合当前媒体融合的趋势，调整教学内容，会涉及多学科的整合，而不是着眼于单一学科知识系统地讲授，主要是按照新闻传播岗位能力的需求，有针对性地选取相关学科知识，强调知识的针对性与实用性。而在新闻传播实习实训中，侧重于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依据实际传播需求，进行整合处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为完成某一项实际或仿真的新闻传播任务，需要学生具备知识的运用能力、问题的理解能力、角色的扮演能力以及任务的胜任能力，而在这类能力的运用中，促进学生掌握相关传播理论，提升传播素养。 二、教学方式：工学结合 注重理论知识讲授，主要采用讲授式教学方式，与新闻传播行业缺乏必要的联系纽带。学生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之间存在脱节，是当前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方式的一个主要弊端，而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因素在于新闻传播类专业中双师型素质教师的缺乏。在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中，院校教师懂传播理论不熟悉新闻操作；聘用来自行业的教师，懂新闻操作不熟悉传播理论。虽然教育部和力推新闻传播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实行高校与新闻单位人员互聘“千人计划”，加大力度逐步推动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结合，但是在人员互聘之后将新闻传播专业教师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将学生新闻传播类知识理论的学习与新闻传播的实践实训结合起来，结合的效果主要看能否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强学生对新闻传播类专业的认识；能否让学生在看到学习与工作之间的联系后，提高他们学习新闻传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能否让学生通过与新闻记者的接触，跳出校园学习的局限，增强对社会新闻传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体会新闻传播工作中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能否让学生在新闻传播的职业指导与职业训练中，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提高他们新闻传播工作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否让他们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提高学生的新闻传播责任心和新闻传播判断力；能够让学生借助实践岗位锻炼的机会，提高他们的专业对口就业率。 三、教学内容：项目导向 传统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学，大多按学科架构形成教学体系，按章节结构传授教学知识。此类教学内容主要注重的是知识理论的传授，而不利于学生新闻传播技能的培养。因此，有必要参照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中的工作流程，设计能够培养学生能力，符合学生今后工作环境的项目，以项目为导向，重构新闻传播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对于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内容中的项目开发，主要以新闻传播中产品与服务为载体让学生能够学会完整的完成新闻传播工作流程。因此，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项目开发，需要做到以新闻传播任务作为课程教学内容设置的参照点，确保教学内容以项目任务核心构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建构属于自我的知识与技能；另外，需要为学生设计围绕项目运行的所需要的综合化教学情境，以保障项目的仿真度或者真实性。项目确立后，对于承担项目的小组，需要对学生的角色基于真实新闻传播岗位的不同进行分工，并要求学生按照“明确任务、提出计划、组织实施、检验评估”等新闻传播工作流程展开项目实施。在真实或者模拟的新闻传播工作项目中学习，学生的学习不再是受教师的外部控制，而是变成了一种自我控制，学生可以围绕学习目标进行有意识的行动，锻炼学生从多种可能性的行动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锻炼学生对新闻传播工作任务的结果预测预判能力，提高学生自主意识。以项目为导向的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重构，其主要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获得新闻传播职业岗位上的工作能力与行动能力，特别是新闻传播行业最为看重的动手能力。 四、教学管理：加强反馈 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对于教学管理而言，主要在于加强教学反馈工作。传统的新闻传播类教学，其教学反馈较多以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为主；而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中在组建中，需要以教学反馈作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的条件，认为教学信息反馈是提高专业实践性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实践性教学活动开展中，教学信息的反馈收集与传统理论讲授型有所不同。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由于教学场所不固定于教师，有时甚至是在校外，因此，教学反馈信息的获得具有随机性，而这也要求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增派人员，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实践性教学反馈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参照有关院校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一般来看，教学反馈信息的搜集，分为三个阶段：实践活动开展前的教学策划信息搜集，实践活动开展中的教学开展信息搜集，实践活动结束后的教学总结信息搜集。而如果从实践性教学反馈信息的来源来分，又可以分为实践单位的反馈信息、教师实践的反馈信息、学生实践的反馈信息。实践单位的反馈信息，主要从行业的角度，分析实践性教学活动，是否符合行业新闻传播产品与服务的实际生产营销情况；教师实践的反馈信息，主要从教学的角度，分析实践性教学活动，是否达到了教学要求；学生实践的反馈信息，主要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个人职业能力是否在实践性教学中有所提升。 五、教学考评：行业评估 依托教学管理搜集的反馈信息，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效果展开评估，是判断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实践性教学与理论性教学的考评，肯定存在不同。新闻传播类专业原有的教学考评，必须基于实践性教学的实际进行改革。比如，将评价内容从对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改变为对学生实践技能的评价。又如，将评价方法从之前的理论考试总结性评价，改变为项目结果的总结性评价与项目过程的形成性评价相结合。而为了保障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评价真实反映实践教学过程，最有必要的改革就是将之前单一的以院校、教师为主的评价，转变为传媒院校与传媒单位的双主体评价。特别是随着国家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不少主流媒体开始与新闻院校共建人才培养基地，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联合培养人才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共同制定培养目标、组织教学团队、设计课程体系、建设实践平台，当然，也就包括了共同制定新闻传播人才实践性教学评价标准。参照相关职业的人才培养办法，一般来说，新闻传播人才实践性教学评价标准的制定，大多是由院校与行业联合成立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在其领导下，院校可以将教学的内容融入评价标准中，而新闻行业可以将实践的要求引入融入进来，并有可能引入通行的职业准入考试制度，以新闻传播专业人才通过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编辑记者从业资格证等相应的行业准入资格考试，作为学生结业的重要标准，实现学生毕业时同时拥有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从而提高学生的就业保障。 作者：纪富贵 单位：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 新闻专业个人实践回顾 实习相当于学习，而不是一份工作，在实习期间可以学到学校里面学不到的东西，在实践中吸取一些经验，那么如何写好实习报告呢？大家可以阅读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则范文，请阅读新闻专业实习报告范文。 一关于有线电视新闻台 有线电视新闻台简介：有线新闻台是全球首个全日二十四小时以广东话广播的新闻频道，包括《重点新闻台》、《财经资讯台》、《24小时新闻台》、《直播新闻台》四条频道，拥有五百多人的新闻团队，每天24小时为客户提供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有线电视新闻台更是香港首间建造“全数码新闻中心”的媒体，率先带领香港进入全数码广播。 二实习前的准备 因为有线新闻台没有在内地落地，所以在之前一直没有看过它的节目。也可以说对它根本不了解。上网所能查到的资料也很有限。对它的了解，也是停留在学院老师对它的介绍。不过，在出发前，多留意有关香港的新闻，看tvb和亚洲电视的新闻，不但助于多了解香港最近的新闻热点，还可以对新闻媒体的制作模式有个初步的了解。 另外，去香港实习临出发前，还要注意检查好自己的证件是不是已经办好，行李是不是带齐。这些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如果不做好，那么就会给实习带来很大的麻烦。 三实习工作 这次能去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实习，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因为对于读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应该多实践。多出去外面看看其他地方的媒体运作方式。而在香港这样一个宽松，自由的新闻环境，有线新闻台是我们更进一步学习的理想平台。第一天去新闻台报到的时候，港闻部的采访主任黄庆州先生第一句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在实习的过程中，能学到什么取决于你的态度。”而且他还补充说，来实习的意义，就是把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表现出来，电视台不会从头开始教我们。这翻话，是个指引，也是个提醒，他让我明白到，在以后的五个星期内，能学到什么东西，都是靠自己。而且我们也不仅仅是代表我们自己，我们所代表的也是我们学院，还有他们对内地学生的印象。 港闻部——每天都像是打仗 说港闻部（也叫assignmentdesk）是整个新闻台最忙碌的地方一点都不为过。每半个小时更新一次的新闻，几乎每一条新闻都要有followup。有时候，一条新闻，又需要几个记者采访不同的部分，而这些新闻又是耽搁不得的。在assigndesk里，真的可以充分感受到什么叫做跟时间赛跑。 在港闻部实习的三个星期里，我们一般都是以观察为主，高等法院，政府总部，教统局和立法院是我跑得最多的地方，其实就是法庭、教育和政务这几个线条的新闻跟的最多。跑多了，也自然而然的跟负责这些方面的记者渐渐熟落起来，看多了他们问问题的形式，以后独自做采访，也上手得比较快。 每天晚上十点左右，记者就要打回台里查自己的assignment，知道自己第二天要采访什么新闻。在新闻量多的时候，一个记者一天内做五条新闻也是很正常的事，这是在内地媒体实习的时候绝对无法想象到的。 而teamwork对于电视媒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这点，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是经常强调的一点。一条新闻的出来，不是记者一个人或者是编辑一个人的功劳。它需要全部人都很优秀，如果是在拍摄环节中，摄影师拍得不好，挤不到好位置，那么无论记者的稿写得有多好，画面不好看，这不是一条好新闻。又或者，如果负责开车的司机，不熟悉路段，稍微开错了几个路口，或者是错了几个红红绿灯位，那么新闻做得再好，被其他电视台先播出了，那也是输了。所以，即便是看起来很小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个teamwork里的成员不合作，做得不够好，那么都会直接影响到这条新闻的质量，长远来说，会影响到整个台的形象。这也是为什么新闻台里面不强调英雄主义的原因。 另外，香港的电视新闻有自己的特色和要求。他们不喜欢在新闻中出现具体的时间，这是因为有些重要的新闻在整天甚至隔天都要重播，如果新闻里面出现“今日早上”，“今日下午5点”这样的时间词，就会混淆观众。香港媒体的新闻较之内地短，一般都是每天1分钟到1分半钟。在半个小时的新闻内，所含的资讯量就会加大，也是为了适应香港人节奏快，对资讯的要求快，准，好的习惯。 在观察了三天之后，我得到了第一次自己实践的机会：在一个公开场合上采访教统局局长李国章。 因为在整个实习的过程中，香港教改一直是个热点关注的新闻，所以每逢教统局长李国章出现的公众场合，都会聚集一大批媒体的记者在外等候。当我到达了会场时，教统局的io（informationofficer）在一开始就说李先生今天大概都不会接受媒体采访了，大家都似乎认为今天也是不会有收获。但是大家也还是继续等李国章出来，准备突击采访。 教统局的io又表示说李国章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我们又马上把麦克风插上，等待李国章出来接受采访。在采访完毕后，记者们大多数都会聚集在一起，互相参考大家所记录到的笔记和听回录音，来确保自己没有漏掉任何的信息，有些不确定的还会反复问。而相互之间也会参考一下这条新闻怎么报。再打电话回各自的台里向采主报料。在这次报料过程当中，我自己也犯了一个错误，我向采主说李国章没有回应我们问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说话，我是听到另外一个媒体的记者这样报料回她的台里的，所以我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想当然的觉得也应该是没有回应的，就这样跟采主说了。采主当时没有说什么，就是叫我把派到的beta带和音频先传回台里，让他听。等新闻出了以后，采主再打给我说，其实李国章从他的问题中已经是回应了我们问的问题了的，只是说得方式比较婉转，所以以后的采访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分析，要注意听被采访对象回答的问题，如果遇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还要继续跟进下去。有时候，新闻的角度和内涵，就是这样靠记者挖掘出来的。 后来渐渐多了自己采访的机会，每次的采访回来，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幸好记者们都很乐意帮助我，告诉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例如说，刚开始采访时，问的问题关联性不够强，不够针对，有时问问题又过于绝对，令到被访对象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又或者问完一个问题后没有跟进。这些问题，在课堂上老师都有强调过要避免的，听的时候好像很容易，但是到了自己真正操作的时候，经常都是遇到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题目和采访对象，手忙脚乱，一拿麦克风，学到的东西就丢掉了一半，心里紧张得被访对象回答什么都记不清楚，也无法说按照他们的回答继续跟进问下去。后来自己总结的时候，也认为，在实习的过程中，保持平稳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不能遇到什么自己不熟悉的采访对象时，就慌慌张张的。 港闻部里，给我感受最大的一点就是压力。无时无刻都感受到压力。在香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就有那么多的媒体，一条新闻做得好不好，大家都有目共睹。做得好的记者，通常都是行家争相交流的对象，在业内很受尊重。 当一个记者，在体力和脑力上要付出很多，当一个香港的记者，要付出的是双倍的体力和脑力，这也是香港媒体竞争的激烈情况所决定的。记得年前在维多里亚公园，做特首曾荫权的直播的时候，记者和摄像师就像洪流一样，围着曾荫权，大家都是想要抢到一个好位置，我和同行的记者都被踩烂了鞋子，甚至连裤子都被扯破了。 专题部——专供我啃带子的圣地 专题部一周出两档节目，一个叫《香港刺针》，由梁文道主持。专门针对热门的事件，主持和嘉宾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形式有点类似凤凰台的《锵锵三人行》，不过不同的是，《香港刺针》的节目里面还会插入记者对这个谈论的题目做制作的外拍，另节目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不是单纯的talkshow。另外一个是《时事宽频》，是类似于香港电台的《铿锵集》的一档专题节目，相对《香港刺针》来说，《时事宽频》的题材更为广泛，可以是当前的新闻热点，也可以是历史人文，科学技术等等。 在专题部的实习时间只有一周，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一周的收获特别的丰富。专题部对于我来说，像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让我静下心来吸收他们前人做过的专题片。每天一早上班，我就是抱着一叠有小山高的纪录片，跑去剪片室看。一天下来，可以看差不多7、8个小时的片，但是自己都不觉得累，反而一边看，满心欢喜的写笔记，抄下他们好的制作方式。一个星期下来，写满了一个笔记本。 有时，在记者们有空的时候，会跟他们交流国内和他们不同的制作方式，看到一些他们做的很棒的专题，例如中国戏曲、sars系列，医护前线系列，还有一些国内目前还没有办法涉及的区域的专题片，都会问他们整个制作的方式，如何采访，怎么确定整个片的结构，等等。 在专题部的实习过程中，实践的机会很少。但是在看的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新的知识，新的专题片制作方法。少了出去跑的时间，更可以静下心来回顾实习过程中，自己的不足和把之前来不及消化的东西，重新消化。对于我来说，这一周，也是自己进步最大的一周。 在整个的实习过程中，我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的肤浅和在实际运用中的专业知识的匮乏，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对一些采访工作感到无从下手，茫然不知所措，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在学校总以为自己学的不错，一旦接触到实际，才发现自己知道的是多么少，这时才真正领悟到“学无止境”的含义。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传播学中博弈论方法的实践意义论文 摘要：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学科拓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博弈论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质和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理论界对博弈论的理解存在狭义、广义与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三个层面水平。我们可从哲学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建构意义三方面，认识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中博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新闻实践论文:媒介融合中新闻传播实践教学探析 【摘要】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给各种媒介融合提供了可能和便利，媒介之间的融合变得越来越紧密，成为了新的趋势。新闻的采集、加工和制作等传播活动，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了一些改变，为了适应这种时代变化，高校新闻专业的实践教学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实践教学 我国信息技术发展迅猛，“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让中国的互联网遍布大江南北，这为新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发展过程中，媒介融合的特点越来越明显，这种变化给高校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和新闻传播从业人员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 一、媒介融合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教学方式过于传统，重教学轻实践 教学体制改革，使得高校的招生数量不断增多，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等都有了新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的新闻教育专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在新闻教育专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很多高学历的青年教师虽然没有任何的新闻从业经验，却也走上讲台，给学生们讲授实践教学相关的知识，或者在教学过程中对自己擅长的教学内容讲授得多，实践教学讲授得少，这导致很多学生在学习时缺乏实践训练和实践经验，一方面，这会使学生在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后无法快速适应；另一方面，从人才输出这一项来看，也会对整个新闻行业造成不小的影响。 （二）教学内容与时代严重脱节 新闻专业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严重滞后，专业导向上一些课程内容仍然以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单一的媒介介质进行区分，对于当前不同媒体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涉及不多，这样一来，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会过于片面，缺乏媒介融合的整体思维。而学生因为专业选择和专业分业的关系，在社会实践中也很难适应，缺乏跨专业学习的能力。而这种专业分业的细化，不仅导致了不同媒体的实践课程学习和设置变得繁复，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教学资源浪费。 （三）专业实践课程单调，设备陈旧 因为办学条件的限制，有的高校不会为实践课程配置专门的教室。而有的高校虽然具备配备专业实践教学实验室的条件，但是因为专业分业的关系，实验室之间是相互分离的，不能实现共享。同时，虽然媒介技术已经迅猛发展，更新速度也逐渐加快，但大多数高校在专业实验室的配置上还停留在非常落后的阶段，也就无法满足当前教学实践的需求。 二、当前媒介融合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打破了过去传统媒体独领风骚的局面，而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媒体形式来生产和传播新闻的媒介融合正逐渐成为趋势，因此，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高校在培养新闻专业人才上也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教学活动要适应社会需求，培养应用型人才，这就需要对现有教学形式进行改革。 （一）当前媒介融合需要全能型人才 媒介融合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媒体形式共同运作进行新闻生产和传播，这就需要更加全能的人才。新媒体时代的交互性让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新闻接受者，而是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者，都可以参与新闻的和制作，新闻从业人员也不再只负责新闻报道，还应该在这个人人可以发声的时代，对新闻加以引导，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新闻背后的原理。 （二）需要掌握更全面的知识 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和学历相比过去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这也给新闻界的从业人员带来了新的挑战，人们对新闻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新闻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新媒体背景下的新闻从业人员需要懂得从大量的信息中进行筛选、解读和分析，进而归纳总结出有用的信息，并进行立体式的报道和呈现。这种可以跨行业、精通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是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培养人才的方向。 （三）掌握多种新闻传播方式 新媒体时代，与过去传统媒体不同，除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介，还有网络、手机、电脑等多种媒体并存，媒介平台可以提供多种新闻产品，而它们之间也逐渐呈现出融合的态势。因此，新闻从业人员不能只掌握一项媒体技能，还要了解各个媒体的优缺点，针对新闻事件的不同特点，来选择最优的传播方式。所以，当前新闻传播所需要的是既精通专业又掌握技术的人才。 三、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实践教学模式 面对媒介融合的新形势，我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在人才培养和教学模式上都做出了新的探索和改革，以此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一）“2+2”培养模式 “2+2”培养模式是指本科的前两年进行全科专业的培养，大三、大四再进行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如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当前采取的就是这种培养模式。 （二）个性化培养模式 以上海财经大学为例，它通过对经济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来进行个性化培养，通过教学模块上的不同设置来培养专业型人才，同时还设置了个性化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并成立了多个兴趣小组，以此来提高学生的知识储备，开拓学生眼界，进而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四、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途径 （一）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实践教育能力 新媒体时代下，媒介融合已成为趋势，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变化，高校在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上都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参与者，面对全媒体时代也应该做出改变，首先要提高实践教学技能。高校应注意对教师队伍实践能力的锻炼，应经常为师资队伍提供相关新技术的培训及讲座，不断提高教师知识水平，同时，应该多吸收一些有技术经验丰富的新老师，并搭建兼职教师平台，让更多掌握多媒体技术的教师为学生授课，进而提高学生的新闻传播实践能力。 （二）加强学科之间的合作 新闻传播专业与其他专业不同，它需要学生在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也能够对其他联系较多的专业有所了解，如经济学、法学、计算机专业等。新媒体时代需要的是能够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专业性强、基础好、知识丰富”的全能型人才，因此，高校在教学课程设置上应该做出调整，这样才有助于培养出全能型人才。应该注意将与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彼此之间进行结合，让它们能够在教学实践设施建设和使用方面有所合作，打破过去学科之间的壁垒，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三）加强对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 过去高校对于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不够重视，往往存在重教学轻实践的现象，其实践教学设备也严重滞后于当前的新媒体发展，有些实践实验室之间还不能实现共享，这些都制约了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因此，为了改变这种现象，高校应该在课程安排上适当地增强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比重，同时，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多让学生参加一些社会实践，以此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新闻敏锐性。 作者:霍慧娜 单位: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新闻实践论文:校园电视新闻相结合实践意义探索 【内容摘要】在新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电视新闻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高校在广播电视新闻类人才培养上需要改变教学理念与实践脱节的状况，创新教学方法。文章以出镜报道课程为例，探讨其与校园电视新闻相结合，打造教学实践模式的切实意义。 【关键词】出镜报道;校园电视新闻;实践意义 在新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新旧媒体之间的关系从抗衡逐渐转化为互助相融。在《新媒体时代也是主流媒体的新时代》一文中，作者提出在信息量爆炸的年代里，新闻媒体的制胜法宝依然是内容为王，重内容、强现场、拼立场。在融合发展之下，今后媒体不分新旧，只剩两种类型：有竞争力、影响力的媒体和没有竞争力、影响力的媒体。如同2017年各类经典文化节目的兴盛现象一样，具有精神引导、意识先行、直击心灵的文化表达形式在当下开始发光发亮。高校新闻类课程的教学，同样需要寻找到具有竞争力、影响力的培养模式。 一、出镜报道形式的广泛应用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以最快的方式抵达汶川，在镜头前与全国观众进行交流，直击现场情况、报道最新进展；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前，中央电视台派出大量记者走上街头，采访不同人群，引发全民探讨关于“幸福是什么”的问题。这些报道中采用的主要形式为“出镜报道”，这种报道形式能够将电视机前的观众与新闻事件的距离拉得更近。出镜报道始于1963年11月22日的下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丹•拉瑟直击现场，报道了总统肯尼迪遇刺事件，电视机前的观众被真实而具有冲击力的新闻现场所震撼，从而应运而生了一种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出镜报道是指记者在新闻发生现场，面对摄像机以旁观者、目击者、参与者的身份向观众叙述新闻事件，并进行相关采访与评论的一种报道形式。出镜报道形式的出现，为电视新闻增加了“人情味”，主要体现在：第一，传播主体的人格化。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出镜记者作为人格化的传播主体，既是传递者又是解释者，观众正是通过与他们建立的传播关系来接触和接收信息。第二，增强了新闻的个性化色彩。出镜记者通过丰富的语言组织形式、独具特色的个人感受角度、不同的报道风格构建，使每一次出镜报道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化特征。第三，人际化的传播样态。随着出镜报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记者将模式化的口头表达转化成人际化的交流形式。记者将镜头设想成是某个特定观众，通过具有交流感的语言，把复杂的内容简明扼要、富有个人情感地表达清楚，实现一种拟态的“面对面”交流。在当代新闻报道中，出镜报道已经是一种广泛运用的电视新闻报道方式。尤其针对突发事件而言，这种方式使记者在新闻事件与电视观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缩短了观众与事件之间的距离，其对新闻的真实性、可信度、现场感、逻辑性、深度性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近年来，将出镜报道课程训练带入课堂已成为培养广播电视新闻类人才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如何将已储备的知识结构与实际动手能力相结合，成为此类训练课程的瓶颈。不少新闻专业或非新闻专业的学生会选择去相关媒体实习，但由于实习时间短、实践经验少，很难接触到重要的采访、核心的工作，这些都会影响实践质量。除了借助地方媒体实习外，校园电视台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离学生最近的天然实习基地，校园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不仅在引导校园舆论、建立师生信息沟通平台、丰富校园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出镜报道训练的学习兴趣与实践能力，合理将出镜报道课程训练与校园电视新闻进行结合可以达到一箭双雕、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出镜报道课程与校园电视新闻结合 所谓出镜报道课程训练与校园电视新闻相结合，是将课程进行“三三四”分割，即三分教、三分论、四分做。复旦大学教授张学新提出过关于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的一个新方向——对分课堂。对分课堂的核心理念是指把一半课堂时间分配给教师进行讲授，另一半分配给学生，使其以讨论的形式进行交互学习，强调讨论式课堂，鼓励学生自主性学习。出镜报道课程调整方案与对分课堂践行目的的相同点是，让学生在课堂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学与做更好地结合。在课程设置上，30%的课时进行理论教学和方法普及；30%的课时需要学生将课下收集到的新闻素材或线索在课堂上进行头脑风暴，模拟现场报道的场景；40%的课时让学生融入新闻事件，以小组形式完成出镜报道。课程与校园电视台合作，主要利用40%的课时，成立出镜报道小组，承包每周一个主题的新闻报道系列节目。学生需要负责素材收集、现场报道、后期编撰与制作等一系列完整工作。在教学中教师的具体操作是：第一步由教师为主导，带领学生了解基本的出镜报道理论知识。从发展起源入手，到表现形式、操作方法，最后深入实践意义的探索，让学生不局限于如何去做的层面，而是在做之前思考为什么这样做、完成之后想要实现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第二步要求学生仔细观察身边的大小事件，鼓励学生养成收集素材、日常记录的习惯。现代科技设备之发达，一些录音和视频用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收集与保存。每一堂课中教师可以邀请学生分享所收集的素材，票选出最有新闻价值、最感兴趣的两条新闻进行事件现场模拟与小组讨论。在交流中，学生可以在倾听他人与表达自己两个方面不断提高沟通能力。第三步初期由教师带领学生深入校园，从主题事件开始演练，后期对一些校园突发事件或社会事件进行快速报道，并制作每周一期的新闻报道节目。例如，参与每年的新生军训、毕业典礼、教学科研会等报道与制作。第四步回归课堂，让学生对本期出镜报道的训练以及节目制作进行讨论与总结。教师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结合所学理论，从新闻角度、新闻价值、报道思想、采访提问、语言表达等不同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同时为下一次训练中报道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础。 三、课程结合模式的实践意义 出镜报道课程训练与校园电视新闻结合的这种培养模式，经过实践证明，在学生各方面能力培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四届长三角教师教育联盟工作会议暨教师教育创新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提出了核心能力素养“SCIL”结构的培养理念。本文所提出的课程训练很好地将这一理念融入其中，以达到人才有效培养与课堂实效提升一箭双雕的作用。 （一）提升学生目标导向的自主学习和自主发展能力 课程与校园电视台结合，并承包每周一期的主题报道、栏目制作，可以增强学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其有目的地去完成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通过每一期节目的制作与思考，让学生自主发展相关专业能力，达到融会贯通、熟能生巧的效果。例如，题材选择、新闻报道角度、采访沟通技巧、后期稿件编撰、画面剪辑与制作等专业技巧的训练。 （二）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教师只起到方向性的引导作用，主要是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新闻职业的特征包括求真的职业责任、公正的职业操守、关爱人民的职业精神、克服困难的职业作风，按照新闻职业人才的要求，并结合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进行有的放矢的训练，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在遇到困难时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培养学生的国际素养、信息素养 随着课程的深入，从初期的校园动态，可以逐渐扩大报道范围，从校园内到校园外，甚至放眼世界，聚焦国际重大事件。但所有的新闻报道方向与角度需要教师进行合理的引导。从新闻入手，培养学生形成“新闻嗅觉”，不仅可以训练如何收集信息，还能够不断提升学生对于有效信息的筛选与信息价值的判断的能力。在每一期新闻报道的主题探索、筛选、思考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提升学生对于社会的责任感，逐渐改变校园教学与社会分割的状态，使学生形成从校园出发、立足于国际的新闻视野。 （四）打造学生的领导力素养 关于大学生领导力素养的打造主要体现在：第一，自知能力，即反思本人的行事风格和领导经验，了解优势并弥补不足。出镜报道新闻栏目每一期节目的收视反馈，以及课堂总结都需要学生反思自己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优缺点，并提出调整方案，在每一次总结梳理的过程中提升自我。第二，有效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包括解决和管理冲突、通过谈判寻找到合理解决途径、授权他人等能力。在小组合作完成节目制作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际沟通问题，例如小组分工矛盾、时间分配协调、采访人物的沟通等。通过每一次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可以提升学生应对不同人际关系的有效沟通能力。第三，灵活的适应能力，包括多元文化的适应能力，团队合作、多视角分析问题的能力。在面对不同的受访人群或风格迥异的采访环境时，学生要适应当下的突发状况，借助团队的力量快速解决问题。对于不同的新闻主题从不同视角进行探索，挖掘最有新闻价值、最受人关注的角度。训练学生不断调整自己的新闻视角、发掘新的新闻主题，可以提升他们对于不同文化、不同领域的了解，拓展自身知识的广度与深度。 （五）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堂实效 课程与校园电视新闻的有机结合，让学生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课程中，从被动听课的学习方式转化为主动探究、自主操作的训练模式，在积极有效的训练中收获知识、技能、情感等，切实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结语 出镜报道课程从理论出发，在实践中深化，在经验里总结与提升。与校园电视台的合作，充分利用有效资源，在课程中融入校园电视新闻报道的形式，加大了实训的力度，实质是一种任务驱动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法是一种新的尝试。在课程中提升学生的各项能力，将课堂与现实相结合，使学生与社会相连接，还需要教育工作者不断的努力与探索。 作者:颜缤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新闻实践论文:全媒体新闻传播人才实践能力培养 摘要：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媒体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全媒体能力成为新闻传播从业者的业务素质。新闻传播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必须创新，才能适应媒体发展的要求。本文从课程体系建设、全媒体教学平台建设、开放办学等多方面，探讨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 关键词：全媒体；人才培养；创新 全媒体新闻实践方兴未艾，全媒体业务能力成为媒体从业人员的新要求。全媒体记者要熟悉和掌握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规律、传播特点和传播技能，一人独自完成各种形态的新闻产品制作。而当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学内容已经普遍落后于新闻传播业界的实践，适应全媒体要求的新闻传播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势在必行，本文就可行的培养路径作初步探讨。 一、全媒体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它决定了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什么样的综合素质，是否适应媒体职业要求。在当下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课程体系应该有大的改革，才能培养出全媒体的新闻传播人才。首先要淡化专业界限。在国内有些高校新闻传播类各专业间的壁垒正被打破，教学内容实现了跨专业融合，甚至实现了校内跨学科的合作培养。这一改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走在了前面，他们的“2+2”培养模式就是一种成功的尝试。这种培养模式要求新闻传播学科各专业学生在大一和大二阶段任选一个非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并系统修读所选专业的主要课程。［1］虽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经验不是所有的新闻传播类院系都能借鉴的。但至少这种思路带给我们启发：在新闻院系内部应该着力打破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等专业间的壁垒。在大一和大二的时候不分专业，专业课设置可以完全一致，大三的时候再根据学生的发展意向，适当体现不同媒体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同侧重。其次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大实践课时的比重，明确实践教学的内容、形式要达到的效果，使实践教学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改变目前很多课程的实践教学安排流于形式的状况。在课程体系设计上，也要增加实践性强的课程，特别是适应媒介融合要求的新闻业务课程。除了传统的新闻采、写、编、评、摄等相关课程外，各专业都要开设《网络新闻写作》、《网络编辑》、《网页设计》、《融合报道》、《数据新闻》等课程，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独立完成多媒体新闻报道任务，能够通过对各种内容产品进行整合和深度挖掘，提升其品质和价值。［2］即使是传统的理论色彩比较强的课程，也要注重和新闻业界实践的密切结合，将理论融合在实践中，使理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新闻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已不只在于采集和新闻信息，它还需要通过对各种内容产品进行整合和深度挖掘，提升其品质和价值。同时，媒体的细化、受众需求的多元化，精确区分新闻市场、实施行业新闻的分众传播已成为新传媒时代新闻传播的新模式，将新闻与信息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成为媒介融合时代对新闻传播的新要求。再次要及时实现课程更新。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新闻传播业界不断创造出新的传播形态，媒介格局也在不断变化重组。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设置多是在传统媒介环境下形成的，多年来延承不变，已经和当下的新闻传播实践严重脱节。定期更替不适应新闻实践当下要求和发展趋势的课程，开设一批适应媒介融合需要的新课程，成为全媒体记者培养的前提条件。 二、全媒体教学平台建设 新闻传播教育中的技术训练尤为重要，新闻传播专业人才要朝着“全能型人才”转变。［3］搭建全媒体教学平台、开展全媒体实务类课程教学，已经成为当下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效果的基本保证，是办学必不可少的手段。建设全媒体教学平台最重要的是建设全媒体实验室，训练学生利用多渠道采集、加工、处理信息，实现与纸质出版衔接的加工、制作、排版流程，以及与广播电视及网站内容制作相衔接的数字化加工、制作、管理流程，实现新闻出版的整体策划、整体实行，培养学生全媒体业务能力，适应融合媒体岗位的工作要求。利用新媒体平台，积极创新教学手段，将全媒体教学方法应用到实验室外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就目前来说，可以建设课程微博、课程微信，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形式进行课堂教学内容的延展、互动与深化，强化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新媒体使用习惯，累积新媒体使用经验，提升全媒体实践能力。 三、与媒体合作办学 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大量的专业实践，特别是媒体一线的实战锻炼。这种媒体实践不仅是学生所需要的，也是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老师所急需的。、教育部于2013年秋学期启动了新闻单位与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人员互聘的“千人计划”，为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与新闻单位的合作，为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了机遇、搭建了平台。老师进媒体。选派专业课教师到媒体挂职或定期观摩、考察，参加媒体的编前会、选题策划会等，投身一线新闻实践活动，追踪业界新闻业务变革，将最鲜活的实践内容和业界最新动态带到课堂。以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保证学生业务素质的培养。记者编辑进课堂。由媒体指派资深记者，和专业课老师共同承担诸如《新闻采访与写作》、《报纸编辑》、《广播电视新闻采访与报道》、《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等课程的教学任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打造出高质量的精品课程。学生进媒体。积极建立实习基地，力争为每一个学生提供进行传播实践的机会，使学生熟悉媒体和传播公司的业务流程，强化专业意识，提升专业能力。组织学生定期参加媒体的业务交流活动，开展学生评报等专业活动，保持课堂学习与新闻实践相一致。学生办媒体。建立三个必备的学生新闻实践工作室：报编工作室、视频工作室和网络工作室，为学生搭建日常的媒体实践平台，做到人人参与，在新闻实践中提升专业能力。众包新闻合作。与相关报社、广播电视台、广告公司、网络公司等媒体、机构合作，由社会单位提出产品的制作线索和制作要求，新闻传播院系的师生负责实施，实现双赢。 四、加强校企合作 在传统媒体处于守陈的态势下，新媒体和企事业单位成为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就业的主渠道。在媒体实践这一块，各院校相关专业都很重视，但和企事业单位公关宣传部门的合作很不足，应该说是新闻传播专业办学的一块短板。加强校企合作既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也符合新闻传播专业的办学规律。具体来说，新闻传播院系可以和微信营销、文化传播等公司开展实质性合作，输送学生到这些公司从事具体业务，也可以在学院成立工作室，将这些伙伴公司的业务拿到校内做，甚至拿到课堂上做。将供给侧和需求侧无缝对接，使人才培养不至于和社会需求脱节。学生实习的渠道也完全可以拓展到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使学生对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宣传要求和工作特点有深入的了解，并在求学期间就有针对性地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五、案例库建设 在信息化环境下，知识的获取、疑难问题的解决都不再仅仅依靠教师，甚至完全可以不用依靠教师。传统课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必须进行大的变革，教师角色也要重新定位，引导学生运用知识去解决问题比传授知识更重要。案例教学法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激发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的有效方法，是适应全媒体时代的重要教学方法。可以组建案例库、开发研究小组，从新闻业界的实践中研究、提炼教学案例，开展案例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树立专业意识、提高专业能力、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基本的案例库应包括新闻采访案例库、新闻写作案例库、新闻编辑案例库、新闻评论案例库、广播新闻案例库、电视新闻案例库、专题片案例库、新媒体传播案例库、广告案例库、新闻摄影案例库等10个案例库。 六、毕业论文改革 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是饱受诟病的问题，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也普遍存在抄袭等现象。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理论阐述来考查学生的学业水平，甚至将此与学生的学位授予相挂钩，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弊端。在毕业生中推行以作品代替毕业论文的改革，是适应新闻传播教育规律的必然要求。毕业作品可以是毕业生公开发表的一定数量或字数的新闻作品，并辅以相关文字说明，也可以是虽未刊播但达到一定要求的音视频作品，或者是针对某一广电媒体或新媒体的创设或改版总体方案及样片等。总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有诸多实现的路径，其核心就是真正体现本专业的实践性特征，同时满足传播技能掌握上的全面性要求。 作者：王业明 单位：安庆师范大学 新闻实践论文:新媒体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路径 摘要：当今时代，媒介新技术不断的发展，媒介格局、媒介生态发生显著的变化，媒介融合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新媒体背景下，新闻收集、加工、制作等新闻传播活动的步骤、要求及信息传播的方法必须要加以变化，才能符合新媒体的发展，这对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及新闻工作人员的实际操作本领提出了更新的挑战。本文对目前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中出现的不足、媒介融合给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挑战进行了探索，并相应地提出了新时代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方法。 关键词：新媒体；实践教学革新；新闻学专业 我们处于向多媒体进发的时期，媒介融合是新媒体时代的最大特色，所以这个时代也可称为全媒体时代或媒介融合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推广，新媒体技术快速成熟，以电子化及数字化为特点的全新媒介使传媒生态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当今传媒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媒介融合，而固有的媒体和新媒体融合进步，是传媒界正在面临的一项深刻及关键的变革。 1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不足 1.1教育理念较为传统，对实践教学部重视 在近几年高校学生增加及办学规模扩大的情况下，我国的新闻教育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2011年底，教育部备案的新闻传播专业本科在校大学生人数接近20万人，教学部门高达975个。很多具有高学历的青年老师毕业于新闻院校并进入工作岗位中，没有经过媒体实践的锻炼，不具备丰富的业务经验及实践本领，专业教学缺乏实践训练。 1.2设置新闻专业的课程不能紧跟时展的需要 首先，固有的新闻教育中，专业导向是新闻实务课程的内容指向，以广播电视、报纸及网络等单一媒介介质进行区分，不重视当今不同媒体间逐渐融合的总体形势，缺乏媒介融合的思想。专业间分业比较显著，学生不具备较好的适应能力及跨专业学习的本领。与此同时，针对不同媒体，对同一种实务技能进行课程的划分，也必然会导致教学资源的浪费及教学内容的重复。在新媒体阶段，这种课程体系所塑造的学生的专业本领不能很好的满足新媒体发展的需要。另外，在设置新闻专业课程时，或因为没有及时转变老师的思想，或受有限的专业实践平台条件的制约，我国很多的高校面临轻实践课程、重理论课程的状况，实践课程很少，导致实践教学仅仅是流于形式，学生没有实质性的锻炼及改进实践动手能力。 1.3专业实验室较为单调，且媒介技术的发展提前于建设 因不同的高校具备有差异的办学经济状况，高校新闻院系不一定开设专业实验室。尽管某些高校具备专业的实验室，实验室彼此间也具有相互分离的情况。例如，摄影实验室、报纸编辑实验室、广播电视节目编辑实验室等，这种彼此无关联的实验室不能使融合性实验教学得到满足；另一层面上，媒介技术逐步发展，革新速度快，我国高校目前的专业实验室装置较为落后，不能适应新时代实践教学的要求。 2新媒体视阙下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 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媒体人需要掌握的能力是资讯整理、跨媒体传播策划、大数据的收集及分析能力及“融合新闻”的制作本领等，都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水平的准则额。目前很多综合类高校新闻专业的培养方向是一专多能的高素质综合性新闻传播人才。“一专”指的是深厚的新闻传播知识的能力，“多能”表现在多媒体技能及多学科环境，在媒介融合的时期，单一的专业技能不能符合媒体工作的需要。从新闻传播学可采用综合性的人才培养目的角度上出发，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制度创新的两个关键点是跨媒体工作能力教育制度的塑造及专门学科基础教育制度的引入。 3媒介融合时期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创新途径 3.1加强教学思想的创新及专业教师全媒体实践技能的训练 面对新媒体背景，高校新闻教师团队面对着实践技能迈向全媒体发展、知识系统重新组装的紧急状况。首先，高校应注重专业间的彼此结合，分析新闻专业及与媒介息息相关的专业在实验室建设、教学等方面的合作，在新闻专业师资队伍中引入具备多媒体技术背景的老师，在这个基础上，带领本专业老师学习多媒体技术及网络，增强其全媒体实践的本领。 3.2创新考察形式，增加融合媒体实践课程的比重 我国媒介技术的高速进步及高校专业课程安排的周期性存在很大的冲突，媒介技术的发展提前于新闻专业课程内容。媒介融合环境下。我们必须结合未来的发展安排课程专业实践类课程，同时，还应增加融合媒体实践课程的比重。 3.3改进教学装备，努力搭建融合媒体实验基地 建设交互式的新媒体教学实验背景。媒介融合时期的新闻专业应打破固有的教学实验平台建设以媒介形式为根据，努力构建跨媒体、多功能的融合媒体实践教学基地。并不断的更新平台的教学装置，努力实现前沿性及时新性。 4结语 随着新媒体时期的到来，媒体融合逐步发展，作为国家文明程度的象征，新闻传播对社会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影响力及地位得到了更多的社会人士的关注。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的逐步进步、满足全媒体时期新闻传播工作的要求，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及前所未有的机遇，只有与时俱进、坚持理想、改革创新及放眼世界，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作者：王颖 胡倩倩 牛超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新闻实践论文: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分析 摘要：当今时代，媒介新技术变化日新月异，媒介生态、媒介格局急剧演变，媒介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方式以及新闻采集、加工、制作等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则、流程必须做出改变，才能适应新媒体的发展，这对新闻从业人员的实务技能以及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本文对当今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媒介融合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进行分析，并提出新时期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路径。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一、媒介融合时代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 （1）专业教师实践能力欠缺，教学理念陈旧，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在近些年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以及高校学生扩招的背景下，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2011年底，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教学单位达到975个，在校学生人数近20万人。［1］大量具有高学历的青年教师从新闻院校毕业直接走上工作岗位，未经过媒体实践锻炼，实践能力和业务经验不足。据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王大丽对我国五所著名的新闻学专业的65位在职教师的调查，其中只有18位有新闻业务实践经验，仅占总调查对象的27.97%。［2］在大部分具有高学历的专业教师看来，新闻实践教学内容的学理性不深，简单易学，学生毕业后经短期培训即可胜任相关工作，相较于实践，学生更应在学校打牢专业理论基础，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结果是教学内容往往纸上谈兵，学生应用能力不足。此外，教育部考评高校的重要指标是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绝大多数高校的教师评职晋级考核也以学术研究水平和成果为依据，鼓励学术研究型教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专业教师对业务实践的重视程度。 （2）新闻专业课程设置未与时俱进。首先，传统新闻教育中，新闻实务课程的内容指向基于专业导向，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单一媒介介质形式划分，忽略了现今不同媒体间日益融合的总体态势，媒介融合思维匮乏。专业间分业较为明显，学生的跨专业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明显不足。同时，同一种实务技能根据不同媒体分设课程，也必将造成教学内容重复、教学资源浪费。在新媒体时代，这种课程体系培养出的学生的专业能力难以适应新媒体发展要求。其次，在新闻专业课程设置上，或因教师理念没有及时更新，或因专业实践平台条件所限，我国为数不少的高校存在重视理论、轻视实践课程的现象，实践性课程和学时偏少，结果是实践教学虽然存在却流于形式，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没有得到实质性的锻炼和提高。 （3）专业实验室单一，且建设落后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新闻专业作为人文社科学科，开设成本相对较低，这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高校纷纷开设新闻专业的原因之一。因各高校办学经济条件存在差异，专业实验室并非高校新闻院系“标配”。即使是具有专业实验室的高校，实验室设置方面也存在着相对独立的普遍现象。例如，报纸编辑实验室、摄影实验室、广播电视节目编辑实验室等，这种相对独立的实验室无法满足融合性实验教学；另一方面，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更新速度快，我国高校现有专业实验室设备老化现象较为普遍，无法满足新时期实践教学。 （4）地方院校缺少与媒体沟通联系，社会媒体实践基地多以传统媒体为主。因所在地区的媒体欠发达，我国很多地方新闻院校缺少与媒体沟通和联系，不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专业实践平台，毕业实习往往流于形式。另外，现今我国大多数高校新闻院系毕业实习单位以传统媒体为主。一方面是因为学生的新媒体实践能力较弱；一方面是因为网络及新媒体机构接受实习能力有限。 二、媒介融合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体人所必须具备的跨媒体传播策划、资讯整合的能力、“融合新闻”的制作能力以及大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等，都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认为：“在媒体融合背景下，需两类新型新闻传播人才，一是能在多媒体集团中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3］各高校可根据自身特色定位和办学实力，在培养目标上有所侧重。传媒类高校可以将第一种人才类型作为培养目标，主要培养学生整合传播意识、综合策划、媒介经营管理能力等，地方综合型高校的培养目标可以定位为后者，主要培养学生多媒体技能。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应成为当下多数综合类高校新闻专业的培养目标。“一专”体现在扎实的新闻传播理论功底，“多能”体现在多学科背景和多媒体技能，在媒介融合时代，单一的专业技能难以胜任媒体工作。从新闻传播学可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上看，专门学科基础教育体系的引入和跨媒体工作能力教育体系的建造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改革的两个重点。 三、媒介融合时代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路径 （1）加强专业教师全媒体实践技能培训和教学理念更新。面对新媒体环境，高校新闻教师队伍面临着知识体系重构、实践技能向全媒体化发展的迫切形势。首先，高校应加强专业间的内部融合，探索与媒介技术相关的专业与新闻专业在教学、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合作，将具有媒体技术背景的教师充实到新闻专业师资队伍，在此基础上，带动本专业教师学习网络及多媒体技术，提高其全媒体实践技能。其次，高校新闻院系应加强与新闻业界的业务交流“融合”，创造条件支持中青年教师“走出去”，到新兴媒体进行中短期的实践锻炼，掌握全媒体实践技能和业界的发展动态；同时做到“请进来”，把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媒体人引入新闻实务课堂、定期开办业界前沿讲座，专业教师要与业界媒体人经常性地讨论媒介融合的最新发展趋势，不断探索改进新闻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2010年，教育部正式批复设立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简称：MJC），实行高校与媒体双导师制，这可为新闻专业本科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提供范式借鉴。当然，在尝试将业界媒体人引入新闻实务课堂的实践中，应在教学方案的制定、遴选教师的标准、教学方式方法探讨等环节做到制度化、规范化。 （2）构建多层次媒介融合实践教学体系。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改革传统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以课内实训与专业实验、校内外实践平台为主的多层次媒介融合实践体系。 1）开设适应时代形势的媒介融合专业。美国密苏里大学早在2005年就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媒介融合专业，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新时期，我国高校新闻院系应及时改变对专业求精求专的陈旧教学观念，改革以往以单一媒介设置专业的陈旧做法，着力建设媒介融合专业。 2）革新专业实践课程以及考查方式。我国高校专业课程设置的周期性和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之间存在巨大矛盾，新闻专业课程内容往往落后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专业实践类课程设置必须具有前瞻性，在课程设置时应洞察未来几年内媒介的发展趋势。同时，要提高融合媒体实践课程和学时的比重。在实践课程考查方式上，以实践作品为评判依据，并积极鼓励学生们进行以融合新闻实践为主的尝试和锻炼。 3）建立校内外多层次的实践基地。在校内媒体建设方面，高校新闻院系要和学校宣传部门密切沟通协调，着力构建以校园报纸、广播、电视、网站、双微（微博、微信公众号）社交媒体为主的多层次的校内媒体实践平台。在履行高校对外宣传职责的同时，平台也将成为新闻专业学生在走向社会前提高专业实践能力的“新闻的试验田”。在新媒体时代，高校要特别注重高校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建设，以此提高对外宣传的信息传播水平和舆论引导能力，锻炼学生新媒体实践能力，笔者所在的高校在这方面工作成果较为突出，每天及时更新的图文、视频信息得到了师生的广泛好评。加强校外媒体实践基地建设，将校内实验平台与校外媒体实践基地在业务上进行衔接合作，鼓励低年级的专业学生在校内实验平台实践，最后一学年的假期实践和毕业实习到校外媒体实践锻炼，要扩展校外实践基地渠道，特别是让学生到新媒体机构锻炼学习。 （3）更新教学设施，着力建设融和媒体实验平台，构建交互式的新媒体教学实验环境。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已不是简单的单一媒介信息采集和编辑整合，应打破传统教学实验平台设置以媒介形式为依据的藩篱，着力建立多功能、跨媒体的融合媒体实践教学平台。平台的教学设备要及时更新，力争做到时新性和前沿性，同时要注重平台与业界的衔接，在业务流程和工作环境方面模拟真实的媒体工作模式。要把融合媒体实验平台打造成为课内外实践与实验、校内外实习的综合性平台，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平台为新闻实践教学服务。 作者：赵作为 邢晓梅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传媒学院 新闻实践论文:电视新闻采访的实践策略 一、做好充分地新闻采访准备工作 （一）采访主题及采访背景的准备 对于新闻采访来说，它的开展需要新闻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双方，在采访之前就应该明确采访对象是谁，清楚本次采访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需要获得哪些信息等。在此过程中，采访者首先应该确定采访主题，熟练掌握本次的主题内容，并能够根据主题内容确定采访对象，与被采访者提前进行沟通，促进采访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了能够将采访内容与新闻宣传口径进行统一有效地结合，采访者应该有针对性地收集一些相关资料，了解与此相关的国家政策方针，从而有效地掌握电视新闻的宣传思想。面对这一境况，采访者应该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升自身的职业素质，对我国社会民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定位。除此之外，采访者还应该对本次采访的背景进行了解。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新鲜元素不断涌现出来，社会中的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层出不穷。因此，为了提高采访效果就应该对采访内容进行提前查询和了解，掌握新闻事件的实际状况、类似报道以及国家对于这类情况的处理态度，并根据查找到的信息对该事件进行有效的处理和对待。 （二）准备好采访内容及应对突发事件的方案 所谓的采访内容准备指的是针对采访提前计划出要提出的问题，对于被采访者的回答也要做出预测，这样才能够针对被采访者的回应进行有效地应对并做出应对方案，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提高采访效率。当然，在采访过程中由于环境原因或者是事件突变出现一些意外事情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事件的发生会给采访者带来严重地工作阻碍，因此，采访者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的采访技能，培养自身的随机应变能力，做好应对措施。同时，采访者还应该做好瞬息万变的准备，面对突发事件能够做出应对方案，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回应，并对自己的采访内容和判断进行有效地调整。通过提前准备不但能够培养采访者的胆识和能力，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从而提高采访者的工作经验。 二、掌握扎实的电视新闻采访技巧 （一）善于创设新闻采访的良好氛围 为了提高采访质量，应该营造一个良好地采访环境，这是确保采访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提前条件。采访环境能够影响被采访者的心情，能够决定采访的配合度。而在采访过程中，如果有一个良好和谐的环境，被采访者则会保持愉悦的心情，紧张不安的情绪将会消失殆尽，这对于采访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良好地促进作用。所以，在电视新闻采访工作中，采访者要提供一个宽容的采访环境，有效地激发被采访者的兴趣，积极配合采访工作。例如在采访开始时，可以利用老朋友见面的形势开展采访，先引入被采访者比较感兴趣的话题，这样能够活跃采访气氛，拉近采访当事人之间的距离，有利于采访工作的开展。 （二）学会尊重被采访对象 采访者的言谈举止、行为规范能够直接影响采访的质量。因此，在采访工作中，要学会尊重被采访对象，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在采访的时候要入乡随俗，避免出现不礼貌的行为。除此之外，在提问的时候要对采访对象的职业进行有针对性地访问。例如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为了能够快速完成采访任务在采访中工作只顾着提出采访问题，而忽略了采访对象的回应情况，这样就会出现所答非所问等严重、尴尬的采访局面。因此，在采访过程中学会尊重和聆听至关重要。 三、善用新闻采访的提问艺术 （一）巧妙设计采访问题，明知故问 问题设置是新闻采访的核心，问题设置的好坏程度会直接影响收集到的信息质量。所以，在设置采访问题的时候要巧妙地进行设计，将采访问题的内容尽量细化。除此之外，也可以在采访中使用明知故问的采访方式，当自己心里知道答案时，通过向被采访者提出各种问题进行引导，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同时，还要避免问题过于抽象化，这样不利于回答，内容过于表面。 （二）合理控制采访情绪，不急于捕捉答案 新闻记者的情绪与新闻采访的质量息息相关。一些刚刚入职的新员工来说在面对采访的时候往往会存在紧张不安的情绪，这样会制造压抑地采访气氛，影响采访对象的情绪。同时，有些新闻工作人员采访态度过于傲慢，采访中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这样会让采访对象反感，出现不配合的现象。因此，在新闻采访工作中，工作人员应该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摆正自己的位置，用良好的工作态度开展工作。 结语 综上所述，在电视新闻采访过程中，应该不断提升采访工作人员的素质，提高并保证新闻采访的质量,从而促进新闻事业的稳步发展。 作者：李霞 新闻实践论文: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 近些年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稳步发展，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传媒业又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4年中国传媒产业总值达11361.8亿元，首次超过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同比增长15.8%。[1]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也给新闻传媒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新闻传播教育事业要紧跟新闻传媒业发展的步伐，在新媒体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教学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已适应当前媒体发展态势。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性很强，实践性教学即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能够促进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新媒体以其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互动性等优势迅速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它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模式，而且也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媒体的发展与普及给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提供了很多便利。新媒体中丰富的信息可以为新闻传播实践性教学提供资源，新媒体手段可以拓展新闻传播实践性教学的空间，新媒体还可以激发学生新闻传播实践的自主性，师生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增强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性教学的互动性，使得实践性教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性教学流于形式，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一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课程教学大纲中虽然明确了实践性教学的学时分配，但是没有制定实践性教学具体的实施细则，教师在进行新闻传播专业课程实践教学的时候没有明确的规范可循，再加之在实践性教学中缺乏对教学过程的约束机制，使得实践教学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这些因素都导致一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达到提升学生新闻实践能力的目的。此外，我国很多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师，大多数是从高校毕业后直接任教，一些教师只是曾在新闻媒体实习过几个月而已，直接从新闻媒体转行进入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教师不多，由于相对缺乏丰富的媒介实践经验，教师在新闻传播专业课程的实践性教学上往往浅尝辄止，学生对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 （二）报刊类新闻实践性教学相对较多，新媒体实践性教学少 近些年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迅速扩张，很多高校都纷纷开设新闻传播专业，而一些高校却存在着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相关设备配备不到位、资金不足等问题，教师在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上更愿意选择相对容易操作且成本较低的报刊类的新闻实践活动。此外，一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任课教师的媒体实践经验也主要是来自于报刊类媒体。这些因素导致在一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课程中报刊类新闻实践教学相对较多，而针对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实践教学相对较少，特别是新媒体实践性教学更少。 （三）实践性教学方法陈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很多教师在进行新闻传播实践性教学时，较多采用的是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课后作业相结合的传统方式，学生处在比较被动的地位，参与课程的实践性教学的热情并不高。此外，单一性、灌输式教育方式在各高校的课堂上仍比较常见，许多教师的死板式教学方法使得这门有趣的学科变得索然无味，极大地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2]如何调动学生参与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积极性，这是在进行实践性教学设计时面临的一个问题。由于在校大学生很多时候都是处于群体之中，群体传播信息快，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比较大，大学生就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教师在进行新闻传播专业课程实践性教学的时候要考虑学生的这一特点，善于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探索 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应具有前瞻性，高校应该把握新闻业界发展的趋势、改变以往新闻人才培养落后于新闻实践的被动局面，实践教学不拘泥于课本与理论，并且与社会媒体紧密衔接，探索多渠道的实践教学新模式、新路径，将会为媒介的进一步融合储备需要的人才。[3]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学要紧跟媒介发展步伐，积极探索实践性教学的路径。 （一）将新闻传播专业课堂前移，与新闻媒体实践直接对接 目前很多高校新闻传播院系都跟新闻媒体有密切的合作，比如实习基地的建立、项目合作的展开等，新闻传播院系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保持与媒体行业的充分交流，将新闻传播专业的课堂前移，让学生在交流中了解媒体最新的发展状况，学习新闻实践技能。教师在课堂上讲授新闻传播专业知识之外，可以带领学生去新闻媒体与媒体从业人员定期进行交流，还可以邀请新闻记者走进高校课堂，分享自身的新闻从业经验和心得体会，使高校新闻传播教学与媒体实践紧密结合。 （二）借助校内资源，开展校内新闻实践活动 在校期间新闻实践机会少是困扰很多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一个问题，在新闻传播专业教师要调动一切资源最大程度给学生提供校内新闻实践的机会。高校校内实习的机构主要有学校电视台、学校广播台、学校网站、院系网站以及校级报纸、院系报纸等部门，这些校内媒体可以给高校新闻传媒专业学生提供很好的实践机会。目前一些校内媒体的实践并门槛不高，但是学生不了解这些媒体的进入渠道，教师需要和这些校内媒体及时沟通，实时给学生提供校内媒体实践的信息。此外，教师可以在新闻传播课堂上借鉴情景模拟等方式尽可能让每一位学生参与新闻实践性教学，还用课余时间安排学生针对校内会议、体育比赛、文艺活动等进行采访报道，并及时对学生的新闻实践活动加以指导，拓展新闻传播课堂教学的范围。 （三）利用新媒体手段进行新闻传播实践性教学 随着媒介融合趋势的发展，媒体需要的是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新闻人才。虽然高校新闻传播教学也在积极进行实践性教学，但是陈旧落后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大。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新鲜事物能够引起他们的强烈兴趣，新闻传播实践性教学的方法要勇于创新。教师在新闻传播专业课程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中可以引入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手段进行教学，通过建立课程网站、微博、微信平台，关注当前新闻传媒业最新发展，将动态案例引入到新闻传播教学中，积极与学生开展实时互动，不断创新新闻传播实践性教学的方式。 （四）积极搭建新媒体实践平台 从近些年新闻传媒业的发展来看，报刊类媒体对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需求量有限，而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人才需求相对较多，特别是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导致对新媒体传媒人才的需求量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学不能仅是局限于对学生传统媒体新闻实践能力的培训，要注意适应新媒体发展的需要，突出培养学生的新媒体实践技能。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性教学中，要利用有限的资源积极搭建新媒体实践平台，引导学生多参加新媒体行业的新闻实践，为学生将来从事新媒体新闻工作打下基础。 三、结语 新闻传播专业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新闻传播专业的日常教学需要将理论性教学与实践性教学紧密结合，让学生通过实践真正理解新闻工作，增强学生的新闻实践能力，培养符合当前媒体诉求的新闻传媒人才。在新媒体背景下，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要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新闻传播专业特色实践性教学路径。（本文系西安体育学院2014年教学改革项目“体育院校新闻传播类课程教学方式改革与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齐亚宁 新闻实践论文:财经报道领域数据新闻的实践 摘要大数据技术催生“数据新闻”的诞生，在大量可信的数据中寻找新闻线索，分析数据背后的社会经济形态，已成为一种全新的新闻生产模式。通过对《羊城晚报》“财经数据眼”栏目新闻报道的研究，探析我国数据新闻在财经领域的报道实践。 关键词数据新闻；财经报道；羊城晚报；财经数据眼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正席卷全球，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不断涌现，正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新闻传媒领域，大数据技术催生“数据新闻”的诞生，在大量可信的数据中寻找新闻线索，分析数据背后的社会经济形态，已成为一种全新的新闻生产模式，尤其在财经新闻领域已多有实践，数据新闻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业界和学界的重视。国内媒体在数据新闻领域已多有尝试，笔者将以《羊城晚报》“财经•热闻”板块“财经数据眼”新闻栏目为研究对象，探讨国内媒体利用数据新闻进行财经报道的实践。 1数据新闻的概念界定 大数据虽然是一种新兴技术，但数据在新闻报道领域的运用可追溯至19世纪上半叶。早在1821年，《卫报》就通过形象化的设计图展现和报道了曼彻斯特地区学校的学生数量以及学费等情况。早在21世纪初，“数据新闻”这一概念就开始出现在国内学术文章中，被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2007年以来，关于数据新闻的学术文章出现井喷，成为新闻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何谓“数据新闻”？目前，国内业界和学术界并没有对数据新闻进行清晰统一的定义。在2010年8月举行的首届“国际数据新闻”圆桌会议上，数据新闻被定义为“一种工作流程，包括下述基本步骤：通过反复抓取、筛选和重组来深度挖掘数据，聚焦专门信息以过滤数据，可视化地呈现数据并合成新闻故事。”在《数据新闻学手册》一书中，对数据新闻这样定义：“数据新闻与其他类型的新闻区别或许在于将传统的新闻敏感和使用数字信息讲述一则好故事的能力相结合而带来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会出现在新闻报道的任何一个阶段，使用电脑程序自动处理信息收集和组合的过程，而这些信息来自政府、公安局和其他公民机构，数据新闻能够帮助记者使用数据图表讲述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同时提出，“记者和编辑利用充裕的数字信息，将传统的新闻敏感和引人入胜地讲述故事的能力相结合。”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数据新闻逐渐受到业界重视，尤其在财经新闻领域多有运用。国外知名财经媒体如彭博社、《金融时报》《经济学人》都进行了为数不少的财经数据新闻报道，而国内门户网站、传统纸媒、广播电视也开设了财经领域的数据新闻栏目和内容。笔者将以《羊城晚报》“财经数据眼”栏目为研究案例，分析国内数据新闻在财经报道领域的实践。 2《羊城晚报》“财经数据眼”栏目报道分析 “财经数据眼”栏目是《羊城晚报》“财经•热闻”板块于2017年开设的财经数据新闻栏目，截至2017年5月31日，该栏目已经合计刊发了10余篇报道，笔者将以“财经数据眼”栏目的财经数据新闻报道作为样本进行观察，梳理出数据新闻模式在财经报道领域的应用。 2.1“财经数据眼”栏目数据新闻报道内容 “财经数据眼”栏目选题较为多元化，涉及内容多为泛财经题材，由于《羊城晚报》是一家大型综合性晚报，并非专业财经媒体，报道内容多选取接地气、贴民生的综合性财经选题，包括贴近民生的影视娱乐、旅游、医药等产经新闻，也囊括宏观经济、上市公司经营、股票证券、理财投资等较为专业的金融新闻。“财经数据眼”栏目选取的财经题材具有贴近民生、紧跟热点、时效性强等特点，比如，栏目开篇报道《数据揭秘票房风云：这边银幕数年飙三成勇夺全球老大，那边票房增速创十年新低，八成观众叹惜欠佳作》在2017年初刊登，以2006年－2016年的国内电影市场票房数据为切入点，观察票房数据背后影视行业发展情况，展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前景。《中国出境游井喷数据揭秘出境游那些事儿》《仿制药申报大降超六成创新药越来越多中国造》等报道专注产业，也和读者生活息息相关，《去年我国贡献全球经济增长1/3》《近百位珠三角企业大佬谈转型升级七成企业愿坚守本业求突破》等则立足于宏观经济、企业经营，选题立意各有特点。 2.2“财经数据眼”栏目数据新闻报道形式 与传统的财经新闻相比，“财经数据眼”栏目在数据新闻可视化上不断进行尝试。以《数据揭秘出境游那些事儿》为例，报道以8个图表配合文字梳理中国出境游的现状及趋势，以折现图反映中国出境游数量“井喷”的10年，以圆饼图反映出境游的性别比例和购买产品比例，以柱状图反映中国人出境游中跟团和自助游的占比，让读者更为直观地了解出境游的发展趋势。《年报数据看广东上市粤企捷报频传》则以8个图表展示2016年广东上市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由此反映广东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报道中，“财经数据眼”栏目开始寻求更为丰富的传播渠道，在移动端以H5页面的形态进行传播，读者可以在移动端直观地看到这篇长达4000余字的报道最精华的部分，同时还增加了部分交互功能。 3财经领域的数据新闻实践发展 数据新闻的特点，是通过观察热点背后的数据，探寻数据背后的热点，将数据背后的新闻事实呈现给读者。如何利用数据实现信息增量，且让信息更好地表达，是媒体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3.1追求越来越可靠的数据来源 对于媒体而言，实践数据新闻报道首先要有可靠、权威的途径获得海量的数据。数据新闻之所以真实可信，来自于其反映的现状和趋势预测都是给予海量可靠的数据的，新闻报道的价值就体现在媒体获得可靠数据的渠道，换言之，从业者获得的数据越独家、可靠，分析越权威、准确，其报道的价值就越高。 3.2对媒体从业者能力要求提高 新闻报道模式的每一次变革，对媒体从业者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大数据时代对媒体从业者对数据的挖掘和分析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媒体不仅仅是数据的采集者，只告知受众数据是什么，同时也要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数据，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联系”。财经媒体要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这要求从业者要对不同的数据的关联性和对比性进行分析总结，将复杂混乱的数据信息以简单清晰全面的形式呈现给受众。以《数据揭秘出境游那些事儿》这一报道为例，当作者看到“中国出境游人数已实现连续12年刷新历史纪录”“仅2015年上半年，访日游客就为日本贡献0.1%GDP”“中国游客旅游消费占据澳GDP总数的6%”3个来源截然不同的数据时，作者将这些数据联系在一起，得出“中国的‘黄金周’正在变成世界的‘黄金周’”的结论。同时，作者还通过对比中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出境游旅客数量，解释为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消费国”。除了探索和分析数据背后的新闻价值，数据新闻的另一个要求是对趋势进行预测，这也要求从业者对所报道的领域有较深入的认识。“数据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辅助材料，帮助读者阅读理解，也不只是局限于通过数据表层去发现新闻线索呈现给用户，其实数据本身就传达一种信息，而且其蕴藏的信息内容是无法估量的，利用数据进行预测可以获取到容易被忽视却又蕴含重要价值的信息内容。” 3.3增强数据新闻可视化应用 对于数据新闻来说，简明清晰的数据可视化应用是一重要优势。“数据新闻的呈现形式有数据可视化、静态信息图、动态信息图、交互图，对数据进行准确的分析和多维度解读，明晰的呈现是数据新闻的独特优势。”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很多，但如何选择准确美观的可视化应用，考验着媒体从业者操作数据新闻的能力。以《数据揭秘票房风云》一文为例，该文章以数据新闻的方式解读过去10年的票房数据，其中包含大量的数据图表，包括以折线图表现2006年－2016年国内票房，以柱状图表现票房补贴变化，以柱状图表现动画电影占比等，让读者更为直观地了解近10年国内观影市场的变化。概括而言，财经图表有两个优势：直观简洁、形象翔实，为了更好适应视觉文化时代的要求，可谓“一图胜千言”。 作者：莫谨榕 单位：羊城晚报社经济编辑部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实践教学改革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各阶段的实践性教育；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明亮启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实践性教学课程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地区的新闻教育比较先进，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地位、创办中英文报刊供学生校内实习使用、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由著名报人成舍我创办、公共关系专业的学生，则经常举办民意测验及市场调查，理论结合实际、图书资料专业的学生利用学校图书馆实习、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蓬勃时期、实习结束后，学生必须写作实习报告，归纳经验与教训、台湾目前也存在新闻实务师资缺乏的问题、台湾各校均重视新闻实习的硬件建设、台湾的新闻学界与业界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等，具体请详见。 实践性教学课程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性教育课程的设置理念、管理实施、效果评估等，攸关新闻教育的成败。目前中国大陆新闻标的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学校培养的学生数量远远大于市场需求。学生毕业在媒介找不到工作，而业界需要的人才学校又不能提供，产销严重不对路。这表现了新闻教育方面的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学界、业界缺乏沟通。学校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没有发挥应有的功效。 台湾地区的新闻教育比较先进，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地位。新闻实践性教育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连接学界与业界，检验学校教育是否适应市场需求的重要环节。新闻传播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不同，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本文着重考察台湾实践性教学的具体做法与特点，以期大陆高校新闻教改可以有所参考与借鉴。 一、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各阶段的实践性教育 根据郑贞铭教授的观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可分为教育的奠基时期(1949年——1970年)；发展时期(1971——1990)与蓬勃时期(1991——至今)。 在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也就是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台湾地区经济初步获得发展，社会对专业新闻人才的需求量也有所增加。此间，台湾成立了政治作战学校新闻系、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政治大学新闻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新闻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系等系、所。在课程设置上，重视写作能力、文、史、哲素养的培训，强调学界与业界的合作交流。各校都注重实习制度，比如政治大学新闻系将实习分为一般实习和毕业实习。一般实习包括：创办中英文报刊供学生校内实习使用。中文为《学生新闻》周刊，由三年级学生轮流负责采、写、编、校、广告、发行等工作，每人实习两个月，每周出版一期。英文月刊为《政治前锋报》，由四年级英文组学生担任采、编、校、发行等工作，配合新闻英文课程的教学。政大创办广播电台和闭路电视台供广电组学生实习使用，学生制作的电台节目每日中午二时至四时向外播出，闭路电视则仅在摄影棚操作，不对外播放。选修新闻摄影的学生可使用摄影部的设备。政大还与中央日报开展合作，中央日报木栅与景美两个地区的采访工作，交给政大四年级学生负责，采访新闻报送中央日报采访组使用，每人实习两个月。政大的毕业实习从1960年起改在寒假期间进行，学生可根据兴趣在可供实习的二十五家传播机构中进行选择，为期一个月。这些机构包括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联合报、台湾广告公司、中国广播公司、中国电视公司等等，这些台湾知名的媒体和公司，均愿免费为政大学生提供实习平台。新闻事业机构与新闻界人士还为政大捐赠十三种奖学金，显示出当时学界与业界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由著名报人成舍我创办，他以培养“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新闻人才为目标，课程设置除讲授理论外，特别重视实习。将实习制度分为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校内实习的具体做法是，各专业的学生逐年有实习课程。三年制学生(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从二年级开始实习，五年制学生(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从四年级开始实习。报业行政、编辑采访、印刷摄影三个专业的学生在学校的印刷实习工厂编印《小世界》周报。《小世界》周报每期出版4开1张，经费由学校负责，参与实际工作的人员大都由该校学生参加，完全是义务性质，包括评论、编辑、采访、副刊，绝大部分是同学执笔，老师只从旁辅导。其他如发行、广告、印刷、校对，也都由同学负责。广播电视、电影制作专业的学生则在世新电台、闭路电视台、电影电视摄影棚和小剧场做节且，这在当时的台湾是一个创举。图书资料专业的学生利用学校图书馆实习。而公共关系专业的学生，则经常举办民意测验及市场调查，理论结合实际。校外实习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根据专业到各机构实习。世新学校的培养方式在当时颇有影响，成舍我先生以私人力量投巨资兴办世新电台、闭路电视台、摄影棚等，购买最新设备供学生使用，使该校学生以动手能力强而著称，在台湾的广电专业、电影制作专业中脱颖而出。这也映证了郑贞铭先生说的“新闻传播教育一如医学院的教育，需要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仪器。学习者必须在学习环境中真刀真枪地干，才能赶上时代潮流，培养出第一流人才。廉价教育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传播人才，这是我们探信不疑的”。 1971——1990年是台湾新闻教育的发展时期。这段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的知识水平普遍提高，新闻事业的规模与技术都有较大提高。十一年间成立了辅仁大学日间和夜间部大众传播学系、中华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政治大学广告系和广播电视系，铭传大学大众传播系等十七所院系。政治大学先后招收新闻学硕士与博士，标志着台湾新闻教育已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以及社会力量办学的一套完整体系。在实践性教学方面，除重视实习之外，各学校都积极筹资购买最新的广电节目制作设备和电脑排版系统投入使用。为解决实务性教学人才短缺的问题，各校纷纷聘请在媒介有实践经验的本校优秀毕业生担任兼职教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不足的压力。此外，台湾的新闻界学者也积极担负起对媒介监督、建言的角色，和业界人士合作，积极推动了台湾公共电视的建立与有线电视法的制定。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蓬勃时期。自从国民党在80年代末解除戒严与开放报禁之后，报业、电视、电台均对社会开放，台湾新闻媒介数量激增，对新闻人才需求殷切。台湾同时鼓励私立大学的建设。到2001底，台湾共有24校70个传播相关系所(公立26个，私立44个)，其中大学部40个，硕士班28个，博士班2个。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显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随着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电脑与网络的普及，台湾新闻院校及时开设了电脑排版与设计、电子媒介原理与制作、多影像媒体和电脑多媒体制作等课程，并积极改进教学实习设备，如政治大学新闻系建成了编采自动化实验室、世新大学新闻系开设了制版、电子分色、电脑排版、印刷机械等一系列先进的实验室，让学生在动手过程中较好的体会了传播科技带来的革命，不至于和现实脱节。 对于当前的实践性教学，笔者咨询了历任台湾世界新闻大学校长和朝阳科技大学教务长、人文学院院长、传播艺术系主任的林念声教授与原铭传大学教师、现任台湾《旺报》驻厦门记者张彦清博士，了解到目前大致情况：台湾新闻院系平时十分注重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学校有专人负责联络各类传播机构。在实习之前，教学负责人员必须落实每家单位能接纳几位实习学生，最后作出统计，以便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到广电媒体、网络、报社、广告公关公司等去做各项工作，不会浪费名额。实习过程中，学生每天都要求写实习日志，记录当天所做事项。学校负责实习的教师要与每个单位的带实习的人士取得联系，并寄出一份实习鉴定表请其填写打分。当然成绩与评语都承诺保密，以保证不以面子、人情打分，具有一定真实性。如果实习单位对某一学生的评语和分数过差，学校老师会与实习单位联系。并调查实际情况，因为有时不排除会因一些主观原因导致不公正的评价。实习结束后，学生必须写作实习报告，归纳经验与教训。一些学校会召开实习成果汇报会，对成绩优秀者予以奖励。一些学校会把实习成绩计人某一科的成绩，比如占总成绩的一定比例等。以鼓励学生抓住实习机会，多出成绩。当然，随着学校的扩招，媒介公司有时也无法容纳过多的实习生，一些学生只能到台北以外、或是一些小型的私营公司去做实习。 台湾目前也存在新闻实务师资缺乏的问题，尤其是缺乏具有广播、影视学专业博士级的实务人才。由于新闻传播实务界中经验丰富的人士不见得具备台湾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师资聘用标准，很多实务性课程都只能聘请媒介人员担任。但这些人士因为业务繁忙，不一定能很好地承担课程任务，而且课后也没有时间与学生充分交流并给予辅导。为解决这个矛盾，一些学校采用了自己培养实用人才的方式，选拔硕士阶段已经具有良好动手能力(能独立制作广电节目、纪录片等)的优秀青年，送他们到国外攻读博士，然后回校任教。教育界人士也时常呼吁业界能更多反哺学界，为师生提供更多的实习交流机会。 二、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明亮启示 综上所述，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性教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台湾新闻传播教育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从创办初期，各校就形成了校内实习、毕业实习或校外实习的传统。各新闻院系均设有自己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实验室供学生实习使用。高年级学生协助教师进行管理。政大新闻提出的“在做中学”已成为新闻界教育的共识。各高校在实习管理、评估方面的制度方面已较为成熟。 其次，台湾各校均重视新闻实习的硬件建设，不论是创办初期开设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展时期购买先进的广播电视、电影制作设备，还是繁荣时期更新数字设备、搭建网络平台等等，各校始终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购买先进的设备充实教学，跟随时代进步，使学生保持较好的竞争力，不至于落伍。这也充分说明了新闻传播专业不是普通的文科专业，有心办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须在财务上给予保障，因陋就简式的教育。培育不出高水平的新闻人才，也不符合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事业的要求。 第三，台湾的新闻学界与业界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台湾各校十分重视与业界保持良好的关系，除有专人定期与媒体保持联络之外，学界成立协会或举办学术研讨会时。都会积极邀请业界代表参加。积极参与业界的新闻在职培训，并对节目进行监督与建议。从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开始，一些新闻业界的人士就积极参与教育并提供奖学金资助，知名媒介愿意免费为新闻院系师生提供实习场所与机会，借机扩大影响或培养自己所需人才。比如近来一些报纸在大、中学生中开展“校园记者”行动。资助学生采访并拿出一定版面刊载其作品。一些电视台开展“校园征才”活动。选拔优秀学生进电视台，先做助理记者、编辑。并灌输公司的价值观，使之与公司更容易融合，自己也可培养所需人才。这样的合作，于双方都有好处。 高纲在谈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三个方向性融合时明确指出，新闻教育要与新闻实践融合。新闻界与业界融合要做好三件事：一是联手改革新闻实务教学体系，二是联手打造实践教学基地，三是联手推进双向交流机制。在这三个方面。台湾的新闻实践性教学均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新闻传播教育不是技术教育，它不以培养会动手的匠人作为最终目的，新闻传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掌握媒体特性、善用媒体，为社会物质精神文明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才。不过，这与重视新闻实践并不矛盾，因为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能够促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媒体，我们不能想像不会用枪的战士能在战场上打好仗，我们也不能想像没有受过良好新闻实践性教育的学生会适应2l世纪社会的需要。 新闻实践论文:云计算时代的新闻传媒行业信息安全实践 摘要：云计算是当前业界最受关注的技术和业务理念，特别是针对处于风口浪尖的新闻传媒行业来说，云计算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曙光。以广西日报传媒集团信息安全建设为例，从云计算理念和规范入手，突破传统的技术约束，以一种全新的技术架构来完成新闻传媒行业的信息安全建设，使其更具有时代竞争力。 关键词：云计算；传媒；信息安全 随着知识经济以不可逆转的力量推动着时代的车轮飞速前进，人类社会也正经历这前所未有的快速变革，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20年以来，人类创造的知识成果超过近5000年文明创造的总和；在新世纪刚过去的10年，经合组织GDP50%以上是依赖于知识经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超过了80%。 正是在这样的知识经济蓬勃发展大环境下，广西日报传媒集团（以下简称“广西日报”）顺应时代，抓住机遇，整合出版资源，做大做强经营性文化产业。努力开创和发展包括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全方位覆盖的全媒体传播和多元化产业发展的新格局。信息技术作为知识经济的核心驱动技术，成为引领传媒业迈向新时代的关键因素。 1 信息化建设的需求分析 自从2009年底转制为集团企业后，随着业务的快速增长和技术日新月异，广西日报在信息化工作深入应用时也遇到了一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业务层面。随着广西日报业务的不断丰富和扩展，业务模式正在开始逐步的转型，主要是“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转型、从“组织媒介”向“大众媒介”的转型、从“宏观内容”向“微观内容”的转型。业务模式转变对信息系统支撑并适应业务转型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管理层面。企业化管理体制对业绩和效率要求更为明确，同时对投入和成本的控制也较事业单位时期更为严格，信息科技工作量化管理本身就是个业界难题，如何有效地治理信息系统，规范管理，降低成本，也是信息化工作面临的重要挑战。 第三、技术层面。WEB2.0时代，新一代互联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P2P、RSS、博客、微博、WiKi、播客等资讯传播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将迅速成为推动传媒领域技术革命的关键因素，信息科技工作不仅要将如此众多的新兴技术学习、消化、吸收，更要将技术和实际业务工作结合，无疑为信息科技工作增加了工作压力和难度。 综上所述，如果仍然延续传统的信息科技工作模式，将不能适应集团业务转型和发展的要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信息科技工作存在的问题，确保信息系统可持续发展，广西日报决定整合IT核心系统，规范相关业务流程，打造先进、灵活、安全的IT系统，具体需求如下： 第一，采用创新的云计算模式取代传统C/S或B/S计算模式，整合现有业务系统至统一运行平台，并采用松耦合思路进行协同整合，突破各IT系统的区域和边界限制，为业务系统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第二，引入成熟先进的IT管理体系和规范标准，结合业务实际情况制定包括系统生命周期、技术服务管理、信息安全管理等自身IT管控体系，为信息科技工作配套管理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第三，建设严密、协同、灵活的信息安全体系，切实有效保障业务连续性，为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同时，提升资源利用率，优化系统性能价格比，降低系统总拥有成本，真正实现少花钱，多办事。 2 信息安全建设总体思路及安全实践 2.1 信息安全建设总体思路 根据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总体思路，广西日报的信息安全建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期项目以建设私有云为主要内容，第二期则是在一期的基础上，建设私有云和社区云的混合云为主要内容。总体建设思路如图1所示。 2.2 总体技术架构 在传媒集团信息安全建设中，云计算的最关键技术，就是如何整合计算处理、数据存储和网络传输三大子系统。在传统的C/S或B/S计算模式中，往往这三者是松耦合的，而在云计算环境中，这三者是紧耦合的――通过高速的宽带网络虚拟化技术，将处理资源及存储资源紧密有机地整合在一个完整的系统中。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云计算，必须使处理、存储、网络三大子系统实现以下关键功能： 第一、处理资源虚拟化和网络化。处理资源主要包括CPU、内存及系统总线，通过虚拟化技术将CPU、内存抽象出来，作为虚拟资源池，再通过虚拟化网络将各资源池联通，并通过管理系统进行统一资源调度，做到即可多个物理资源整合一个逻辑资源，又可将一个物理资源分割成多个逻辑资源，如现在流行的InfiniBand技术就是将传统封闭的PCI/PCI-X/PCI-E总线网络化的实例。 第二、存储资源虚拟化和网络化。存储资源主要包括各种在线、近线甚至离线存储资源，主流存储产品均支持各种网络化解决方案，包括SAN、ISCSI、NAS等，可以非常便捷地用网络管理的思路来管理存储系统。先进的存储产品可以支持虚拟化或云计算环境中的数据无缝迁移、灾备、数据消重等重要功能，如现在流行的FCOE技术就是将封闭式存储数据传输迁移到高速以太网的实例。 第三、网络传输宽带化和标准化。和传统计算环境相比，云计算环境中，网络传递的不仅是传统的IP业务数据，更多的将是各种处理资源和存储资源的数据，这些数据具有极强的实效性（纳秒级）、高可用性（99.999999%），并且要求网络具备极高的吞吐能力（万兆级）。同样重要的是，在传统网络中，IP数据是无连接的，而云计算环境中，网络传输应保障端到端业务的可靠性，所以要求网络面向连接特性更为严格。这使云计算环境中核心网络和传统的局域网、广域网、园区网有本质的区别。如现在流行的零丢包非阻塞式网络就是云计算核心网络的实例。图2为广西日报私有云建设总体技术架构图。 2.3 安全的云计算环境 在论述云计算环境的安全性时候，有必要明确的是“安全云”还是“云安全”的概念。“云安全”是信息安全领域最近炒得比较热话题，但是，“云安全“是各安全厂家借鉴了云计算的共享协作基本理念和思路，用在各自的信息安全产品的更新和协作上。使其产品能够更快速灵活的应对各种潜在和突发的安全威胁。因此，“云安全”只是一种理念，在业界有相当一部分资深人士认为“云安全”原理上甚至只是分布拒绝式服务攻击或僵尸网络攻击的反其道而行之。而“安全云”的概念和范围则要比“云安全”要广得多，技术深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安全云”是完整的云计算环境中的信息安全体系，不仅是理念，还包括了各种管理标准、技术架构。因此，在建设安全的云计算环境光考虑云安全是远远不够的，要结合管理、技术、业务，建设并完善整个云计算安全体系。图3是广西日报的安全云体系架构。 建设广西日报安全云计算环境考虑了三方面，一是云计算技术架构，二是传统信息安全体系架构，三是引入了国内外相关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和先进的安全标准的最佳实践。这使得广西日报私有云安全体系建设较有成效，切实保障了业务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2.3.1 云计算环境下面临的安全威胁和风险 在广西日报云计算环境中，主要存在以下的安全威胁和风险，如表1所示。 2.3.2 统一集中安全认证/授权/审记 云计算环境中用户最大顾虑可能是云计算打破了传统信息安全的边界概念，无边无际，看不见摸不到，如采用传统的基于边界和各系统独立的安全思路，可以设想下这样的场景：云计算无边界限制，入口众多，各系统权限分立，安全标准不统一，缺乏事后追溯和跟踪审记，必将给云计算环境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在私有云计算环境中，统一入口、统一认证、统一授权、统一审记（即AAA安全体系）是极为关键的。 统一入口可以通过建立统一云门户实现，用户在统一业务门户登陆后，通过统一认证产品，集成LDAP和数字证书等多因强认证技术，对用户提供安全的单点登录服务；用户成功登录后，由统一认证系统根据用户角色和业务系统安全规则进行集中授权；用户进行业务操作时或者登出后，由统一认证系统在后台记录下用户的操作行为，在必要的时候可支持操作回溯，通过对认证、授权、审记的统一集中，根本上改进了云计算环境下存在的安全隐患。图4为云计算环境下集成统一门户、统一认证系统的系统示意图。 2.3.3 可信计算体系 安全云可信计算体系包括可信身份确认、可信资源安全列表、异常操作行为检测等内容。可信身份确认可以采用PKI数字证书信任体系，确保参与云计算的各方的双法身份；可信资源安全列表可采用云安全技术，建立私有云可信安全列表，同时，可通过安全云快速部署异常行为检测功能至各主机和应用防火墙，通过云计算的灵活性和管理弹性，实现自适应、自防御的安全云。 2.3.4 数据私密性完整性 可借助基于开放性较好的SSL或SSH等安全技术，对云数据传输进行加密，采用HASH-1对数据进行校验，如安全级别要求更高，可采用数字证书签名对数据进行完整性校验。在实际云计算生产环境中部署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如果用户数比较多或业务流量大，SSL性能应通过硬件加速来提升，二是CA中心自身信息安全要特别注意，建议CA采用物理隔离的方式，通过RA来和吊销证书。 2.3.5 业务连续性保障 对于生产业务，云计算环境需要确保其业务连续性，业务连续性主要包括系统高可用性、灾备和相关的业务切换管理体系。需要对涉及到所有环节，包括虚拟化的主机、存储和网络等各种资源和业务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业务应用做完整的评估分析，制定有针对性的业务连续性计划，实现系统无单一故障点，同时需要制定出当严重故障发生时业务切换计划，并采取定期演练验证和改进措施，云计算环境中业务的业务连续性架构如图5所示。 2.4 云计算环境对异构客户端的支持 广西日报由于新闻传媒业务的特殊性，必定有较多的移动用户和各种异构终端需要随时随地访问各种前端业务应用，云计算的特色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完美地支持不同类型的用户和各种异构终端，包括传统桌面PC、笔记本电脑，也包括各种操作系统的智能移动终端。当然，完美支持iPad、iPhone等时尚数码终端也必不可少的。通过私有云的桌面虚拟化技术将前端界面展示和后端数据I/O的职能分别剥离，让统一的界面扩展到几乎所有类型的终端，显著的降低了应用开发和部署的投入，规范了标准的用户界面，简化了终端管理，对于二期扩展到混合业务云提供也了坚实的支持支撑。如图6所示。 3 云计算实施后的效益评估 第一，利用云计算虚拟化技术，充分整合前台和后台计算、处理、存储资源，极大地提升了硬件资源的利用率，降低了硬件采购成本、管理维护成本和使用成本，进而显著降低了总拥有成本（TCO）。 第二，通过集成统一门户和统一身份认证系统，从根本上改观了云计算存在的安全性的隐患，确保不同安全级别的业务应用能够在安全的区域内稳定可靠运行，结合数据保护和业务连续性保障，形成了云计算环境下信息安全体系，为业务提供了坚定稳固的信息安全保障。 第三，统一了用户界面，支持各种异构客户端访问，改善了用户体验，提升了用户满意度；通过先进云计算的技术创新为广西日报业务转型提供有力地支撑，为广西日报树立了本地区乃至国内的行业领先形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传播学论文:探析网络电影流行的传播学 摘 要:该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电影的流行的四个特点:参与性、自主性、个体性和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个性的伸张与自我的释放,由此刺激作品的丰富,引发观赏的热潮等效应。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 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传播学论文: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传播学论文: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基于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传播学 手机媒体 公共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新闻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调查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民主政治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环境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管理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电子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通信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调查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传播学论文:浅析从传播学角度浅析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重构 论文关键词：电视剧《手机》　影视文化　社会文化　重构 论文摘要：社会文化重构是受到大众传播冲击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本文以电视剧《手机》为例阐述剧中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张受众在观看电视作品时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影视中传播的文化，以便更好的去构建社会文化。 电视剧版的《手机》热播后，使得信任危机、谎言、工具奴隶、文化工业等等引得受众再次思索，同时一些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囤”、“很牛彩”、“没我扛不住的事儿”“要做一个好人不难，但是要做一个不说谎的人，难”、“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人在江湖飘，手机是把刀，有些电话就是不能接”等等再次成为为生活流行词汇。 电视剧版《手机》是对电影《手机》和小说《手机》的再次诠释，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即对于已有的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的再次认知。视觉时代意味着所有视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重述，重述或重构的含义是指向视像与事实世界的关系。电视本身重构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力使它成为世界的最真全面且富个性的观重述与传播者。现代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将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当做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尤其是电视剧中的一些“真实”剧情更是人们了解“现实”的一种重要途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过程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索的过程，我们以电视剧《手机》为例浅析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所传播的理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中，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是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真诚的沟通”是这一节目的宗旨。镜头面前的严守一在受众的心目中是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则成为一个现代工具手机的奴隶。在观摩严守一这个角色时候我们是作为电视剧里人物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解读的，“有一说一”的受众是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下的严守一和客观现实中的严守一混淆起来。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媒体去了解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手机》中的剧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也有力的用隐喻的方式暗示定义了现实世界，仿佛剧情诠释了现实世界存在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按照“剧情”作用于现实世界，去翻查手机、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觉得谎言充斥着世界。影视剧中表达的虽然反映了客观现实的一些现象，但是同时受众对电视剧创造的影像世界作出了客观反应，深深地影响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构建。 费墨，“有一说一”策划人，他坚持做有深度的节目，坚持传递主流的价值观，不愿趋附权势和大众口味，坚持精英文化传播。费墨作为“有一说一”的策划，也是把关人，话题、问题和语言由他编辑，严守一表达的大部分是费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节目背后的集团由于经济驱使和收视率的压力，让严守一和费墨把“有一说一”变成娱乐性节目时，严守一选择了屈服于权势和现实，而费墨选择去别的节目讲国学，结果是费墨得到了爱戴，而严守一因绯闻和收视率等原因，被他的媒体组织和受众所抛弃。在我看来，费墨是一个在文化工业时代并没有被完全异化的一个人物，他想通过大众媒介这一平台来影响大众，来引导主流文化的传播，想解除商业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失落的惶惑。今天，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像剧中“有一说一”这样的节目提供的话题、理念、价值观等等一系列传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思考方向和价值理念，对受众的生活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牛彩云，剧中一个特别出彩儿的角色。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任何特长的女孩，怀着明星梦来到北京，穿着和妆容夸张地向明星靠拢。牛彩云去考电影学院时，引以为豪将一个生活中的剧情（她和他妈妈吕桂花以及于文海卖饺子时候被城管人员逮到，牛彩云用哭和撒泼的演技骗过了城管人员）搬到了考场，却没有考上。她的妈妈吕桂花说：“喜欢戏的人，如果真干了这行，那就得把戏和生活分开，演戏是演戏，生活还是生活”。这样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在大众传媒参与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能分清戏和生活吗？在牛彩云的理解当中，明星要带大墨镜要有博客，明星的生活应该和电视上塑造的那样光鲜亮丽，但是当最后明白了什么事演戏，什么生活时，真实爽朗地说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给观众深深一击。大众传播媒介混淆了现实与媒体提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感知变得愈来愈混沌和麻木。牛彩云的明星梦和开通博客的行为也让我们联想到，娱乐化趋势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和大众传媒的平台迅速实现梦想。电影电视明星是电影电视产业利益、大众传播媒介、偶像崇拜和大众审美尺度等综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普遍社会心理活动的外化合象征。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地观看由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或者关注同一个人的大众传媒塑造的形象。牛彩云不停地找露脸的机会，比如去试镜、串场儿、参加“有一说一”选秀、开博客等，这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重要平台，也从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介提供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受众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部电视剧用逼真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个类似现实的“真实生活”，在传达的过程中，包括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导演的、演员的演绎还有镜头的选取等等，它的每个切面都想表现出与生活的相同之处，同时剧中加入的幽默的成分更发人深思，剧中传达的社会道德、知识、社会规范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被模仿和认同。电视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即电视信息的“拟真性”导致了观众将电视信息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大部分人会相信电视剧中画面真的存在，进而也会相信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往往可以按照“可能的社会”的标准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观念。，众可以从人物角色的解读,从中吸取人物生活经验并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也希望受众在解读电视剧人物和剧情的时候，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从而有助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播学论文:浅谈以建构跨文化观为旨归的跨文化传播学教育探议 论文关键词:传播　跨文化观教育　运行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传播专业学生应拥有的跨文化观在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探索建构跨文化观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引导传播专业学生形成科学跨文化观,以合理而有效的交往形式优化自身生存状态,迎接跨文化交往时代的挑战,最终完成肩负的传播使命。 教育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其所涉及到的对象的发展都是动态可持续的,都应当有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一发展趋势,传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亦不例外。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跨文化观与跨文化观教育 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类似跨文化观念、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思维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刊物,但学术界目前尚无“跨文化观”这一明确指称,笔者迄今只在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一文中看到了这一表述,但该文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只在文中将其归结为“通过平等交流与对话、互补互通、和谐相处的跨文化交际思想”。很显然,这里的跨文化观被简单地等同于跨文化交际原则或意识了。这里,笔者试对跨文化观(intercultural concepts)概念定义如下: 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在与他者(个体或群体)接触或交往的过程中,为达至交往的和谐目标而逐渐习得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由此确立该个体对于它文化的态度,形成其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本文将跨文化观教育界定为: 跨文化观教育(education on intercultural concepts)是对某一文化(acertainculture)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态度等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实践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以此引导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的跨文化态度,具备有效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对话能力,尽可能遏止跨文化对抗(尤其是战争形态跨文化对抗)的出现,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往社会,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共存,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和睦共存与相互学习和借鉴,倡导跨文化交往致力于走向注重人的终极关怀的和谐层面,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最终实现由构建和谐社会走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跨文化观教育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教育活动(即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民族文化教育),并延伸至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群体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跨文化观教育的立足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确立起一种理念——态度——能力三位一体、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跨文化观教育应当是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的建构 关世杰教授在其题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指出: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传播的素质是薄弱环节。 (一)批判继承借鉴,提高跨文化价值判断水平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发展史也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没有继承借鉴,革新创造就失去了条件;而没有革新创造,继承借鉴就失去了意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同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藕合。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更新与升华,消除自身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生。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把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继承借鉴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一深刻见解为在跨文化观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文化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传播专业学生在分清本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还应增强对异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鉴别力,从而在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迷失自我。 (二)推动文明对话,形成文化认同的有序机制 社会哲学认为,对话以人类相互交往、沟通、理解的实践旨趣为导向,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培植社会共识,形成主体间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有机整合。“对话重视对话者之间的理解,并以理解作为进一步对话的基础。理解被视为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他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和重构过程。”理解也是一种情感和生活的再体验,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体验着自己的丰富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总是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密切联系。 因而,基于平等、尊重态度,以交往、沟通、互动为实践旨趣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一方面,将促进未来传播人按照社会需求去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按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利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必将有利于社会以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大学生,进而使社会发展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构建新时期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就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突出本国特色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性,符合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有利于未来传播人的社会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以制度和规范来引导其跨文化观的发展与更新。 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要立足于国际战略,培育学生的国际眼光。要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变化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一个国际参照,就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努力学习,积极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最大光荣、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自然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结果,其核心是理解,强调的是心灵沟通与视界的融合。 (三)不断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应对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综合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孙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第二次是一千年前后的两宋时期,通过儒释道三家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交流、冲突与融通,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三次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阶段性的综合创新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创新正在继续。 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文化不断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坚持对文化进行创新与整合,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文化整体,增强文化的时代吸引力和感召力,才会在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应有的位置。 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求我们以创新的文化成果去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创新,用创新的文化成果吸引人、感召人。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要敢于正视和解决矛盾。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把广大未来传播人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整合中西文化,引导形成科学跨文化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整合中西、综合创新。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成功开掘其现代意义的理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又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精神内涵;而脱离了五千年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我们应遵循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同时,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鉴别、评价传统文化,并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种视角有机贯通、结合起来,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评判与选择,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于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深入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2004年1月30日,在参观埃及国家博物馆时又说:“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中华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交流和发展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质和量都在发生嬗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正轨,这些生生不息的变化,不仅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产生变革,而且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实现文化范式由旧到新的根本转换。因而,我们正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它是既具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又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中西文化的整合创新,将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而其主流实践者——当代大学生当然而且应该首先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传播专业的学子则更是首当其冲。 (五)加强实践环节,探索跨文化观教育有效途径 跨文化观教育的实践应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使这一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注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因而,我们探索形成传播专业学生科学跨文化观的有效途径,就应当在加强实践环节上下功夫,通过融合、互动、实践等诸方法在实践中使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 首先是融合,就是在相关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将跨文化观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入,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跨文化观的教育。 其次是互动,就是师生以不同文化的表现者形象出现并展开教学,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互动中感知外来文化。如师生共同探讨某种文化现象,在开放式的、平等性的、交流式的讨论中,使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当然,教师在讨论过程中也应当以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态度来组织讨论,这样地态度渗透于教学实践地全过程,才最终真正有益于受教育者正确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当然,在讨论中,教师应组织适宜引起讨论的材料且不直接给出观点。 再次是实践,就是让学生在参与跨文化交往的亲身实践中去获取跨文化知识、形成跨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能力。实践法可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跨文化实践中的热点如新闻事件,难点如历史问题等展开专项分析,也可以使学生在以各种形式与外国人进行的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中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参照、传播和对话能力。为充分利用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跨文化观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直接交往进行之前,教师应辅以必要的知识、意识及能力准备;而这之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及时总结、提高,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外籍教师在这一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各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来华任教的外籍教师越来越多,无论其任教何种课程,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文化的因素总是无法不起作用的。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综合以上教育实践方面的途径,笔者以为,面向传播学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应当研究和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果;在传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层面,全面倡导跨文化观教育思想;在传播学教育的各门具体科目中,全面加强跨文化观教育,明确不同科目具体的跨文化观教育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倡导未来传播人在社会、学校、家庭氛围中参与的跨文化观教育实践活动。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