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探讨: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产生根源之比较研究 摘要:法治这一极具西方特色的话语,在现代中国语境中逐渐获得合法地位,法治的自由价值也逐渐得到认可,而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本位的经验性伦理文化为核心,缺乏个体独立意识,个性自由不发达,法治因素严重缺乏。中国法治发展应当建立在对我国法律传统的深入理解基础之上。因此,将我国的自由主义法传统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加以总结概括,并对两者差异的产生根源加以比较,可以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法治;自由主义;自由价值 在制度技术层面上,中国的法治发展有很多是借鉴西方法律制度。肇始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形势,促使其他的社会领域需要统一的社会规则来加以规范,故此法治层面之全球化渐显端倪。西方法治崇尚个体自由,而中国文化传统,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和个体自由。鉴于此,阐明东西方自由主义法传统的差异,对我国转型期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我国当前法治自由价值的研究现状上看,主要集中在法学理论领域,自由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已被确认,但却缺乏对其深入、系统的阐述、论证。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揭示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发展的概况,并就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差异产生的根源进行探讨,对中国法治自由价值进行深切关注。 一、西方自由主义之概况 自由主义法学是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法学流派,而自由作为西方法治的核心价值,其理论上的自觉发展从古希腊开始走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人们对法治自由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也一步步深化。 1.启蒙思想家突显政治自由的法律 启蒙思想家认为政治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坚持自由应该从公民自由、社会政治与法律这几方面来加以讨论。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先是从人类原始自然状态加以论述,论证了自然状态、自然权利以及自然法,并提出自然状态是必然要过渡到社会状态,而人的自然自由终将转变为社会自由,也就是前文所述的法律之下的自由。在此之后,孟德斯鸠则从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关系着手,将讨论法律与自由关系的核心转移到政治领域中的自由问题上。洛克和孟德斯鸠突出政治自由的思想为英国自由主义法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样,另外一名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则丰富了社会契约论的内容,他把“公意”视为法或权利的基础,他注重社会群体及共同体的利益和要求,赋予了自由主义新的内容。 2.康德与黑格尔张扬自由的理念之法 康德的社会理论受其在哲学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直接影响,他认为“认识对象围绕认识主体来旋转”,打破之前认为“认识主体围绕认识对象旋转”的认知,从而提升了认识主体的地位。同时,他张扬自由的社会之法,认为社会应是“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与别人的自由共存共处的社会”,这才是真正自由之体现。而黑格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卢梭的观点有所继承和发展,他注重对于个人主义的个人概念的质疑,同时,也注重找寻共同体和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将两者紧密连接起来。由此可知,黑格尔所认为的自由并非单纯个人自由,真正的自由应该是在普遍自由及共同体的自由与个体自由相结合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可见,康德与黑格尔都将自由与法融为一体,并认为法的本质属性为自由[1]。 3.马克思回归生活世界的自由与法律 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扬弃。对于黑格尔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加以明确区分的观点,马克思予以继承,但是将黑格尔的认识加以修正,并得出“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且马克思认识到,国家和法是存在于一定社会物质生活关系之中,要将国家和法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情况相联系;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市民社会中物质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使得国家丧失了其应有的权威,法律也沦为维护单方利益的工具。由此可见,马克思以更加复杂和辨证的方式来看待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一大进步。 二、中国自由主义法传统 “自由”代表了人类的最高理想,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两种,而政治自由是外在的,精神自由是内在的。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侧重于精神自由,而西方文化则侧重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在西方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发展,并形成自由主义,而反观中国,自由的发展却远不如西方那样的顺利,纵观整个中国法律思想史对于“自由”、“自由主义”的描述非常之少,笔者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及流派作如下梳理。 1.道家之自由观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道家、禅宗可谓是典型的注重精神自由的代表,他们为追求精神自由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就是最好的体现。道家、禅宗所追求的是对于世俗、欲望、外物的一种超脱,从而达到心灵上的纯净与自由,而这是需要从修养中才能获得的自由。除此之外,这种自由也可以从认识上予以实现,也就是改变对外物的看法从而从外物的羁绊中超脱出来,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而道家、禅宗所设计的自由人格对政治自由却很少涉及。由此可见,道家、禅宗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早已无法适应当代人的人格要求,这一人格显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庄子所追求的自由也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他更侧重于追求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心理状态。庄子认为,要想得到这种精神自由需要做到“无心无情”才有可能。这种“无心”的状态并非是要求要毫无心思,而是指不要过分执着于某些人事物,不要有执著之心;而所谓的“无情”亦非要求要无任何感情,而是指不要刻意追求某种情感,不要有执著之情。庄子崇尚一种无拘无束,不过分执著追求的心境和随遇而安的境界。但是,需注意的是,虽然追求无拘无束,无心无情,但是他对与外物打交道或从事俗务却并不反对,个中的关键在于要做到不过分沉迷和执着。 2.儒家之自由观 儒家式的“自由”是指一种道德意志的自由。先秦儒家发现道德意志自由,这一伟大的发现和进步,但是却一直处于消极悲观的状况之中,并未在现实生活中让人感到自由和幸福,反而让人感到处处受限、不自由。例如,儒家一直强调“人的尊严”,但是实际情况是,这种人的尊严仅限于原则性的,并没有任何实际可操作的内容,结果可以想见,人的尊严也就成了一个抽象、虚幻的理念,而并不能使人民获得真正的尊严。同时,人的尊严的形成需要在人际交往中相互的尊重,彼此的承认,而非仅仅停留在人们内心的自觉上。因此要想实现人的尊严需要有人人权利平等的思想为基础,要有个人自由思想为铺垫,但是这在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中是极其缺乏的、不被重视的,那么人的尊严成为一纸空谈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三、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产生根源之比较 从以上对于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的概括可知,中国文化重精神自由,西方文化重政治自由。两者的自由主义法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样差异是有一定原因可循的,这与两者各自的法律观念、法律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笔者就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差异之背景加以梳理,以期对此问题可以有深入理解,以助于我国法自由主义之发展。 1.法治与礼俗之对抗 在西方社会,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由价值的高扬并使之得到社会的认同,现代社会烙上自由的印迹。自由是发展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个体的人有了自由意志,有了主体性,才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价值与行为选择,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自由,而不依附于他人的意志与权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的治理方式与西方的法治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古代法体现在制度上行政和司法不分家,成一体化之形态;而在法律之渊源上,则体现伦理高于法理,礼法重于法律规则;在司法制度中,作为中国特色的情理是一种审判的普遍标准,情理较之法理有更大的普遍适用性,人情成为一切评判标准之首。并且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中,伦理与法理并未得到区分,两者处于结合之状态。 2.个体自由主义之发达与缺失 亚里士多德认为,西方民族,特别是希腊民族“既有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相比之下,东方民族则缺乏自由,“亚细亚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2]东西方本质差异的表现在于,“东方文化强调一种普遍性品格,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它否认个体存在的价值和自由,而西方则发展了个体本位,注重个体的独立自主与自由。”[3]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中很难寻找到个体自由的印迹。在行政权力至上、司法过程重刑轻民、司法审判重礼法之治以及追求无讼等思想观念的驱使下,人的主体性无处寻觅。所以一谈及自由问题,中国人常常讳莫如深。 3.法律观念之差异 作为一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法律观念与该国文化传统的特征具有很大关联性。一般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突出或最核心特征为群体本位,因而在文化精神之中极其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在过去注重经验积累以及有保守思想的国家,在其传统文化中反映为具有保守性以及“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并由此形成一种经验主义文化的形态;而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较重的礼法伦理思想,具有伦理中心主义之特征,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化。在中西文化比较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类型上是属于“宗法—伦理”型的文化模式,宗法伦理在司法过程中起着极大地作用,其地位甚至高于法律规则,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个人—契约”类型的法律文化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对法治存在天然的拒斥,这使得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与法治对自由的价值追求缺少必要的融通,不利于现代法治的生成。 四、结语 西方法治是以个体自由为中心的,具有理性的契约文化的精神。相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群体的宗法伦理本位精神为核心。个体自由程度的不同,这直接决定东西方对待法治的不同态度。现代法治与礼俗社会的对抗成为中国法治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如何将人的个体自由、人的主体地位从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如何处理传统的、经验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对理性的、个体化的、契约化的法治文化模式的拒斥,将成为一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探讨: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几点思考 摘 要:西方自由主义是西方整个意识形态的主流,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偏激或客观地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诠释和理解。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信仰、文化背景等等息息相关,随着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带来冲击,正确认识西方自由主义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将从客观的角度,简要分析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概况,将西方自由主义体系分为纯粹理性的自由主义、感性层次的自由主义两大部分来进行概述,并通过分析从中感受并认识中西方自由的区别。 关键词:自由主义 政治 自由经济 自由宗教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各种思想潮流不断引起国内学者的讨论和争辩。西方自由主义是西方整个意识形态的主流,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偏激或客观地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诠释和理解。随着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带来冲击,正确认识西方自由主义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将从客观的角度,简要分析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概况。 一、纯粹理性的自由主义 西方普遍认为,神是高于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是趋向于神的。这来源于宗教信仰,可追溯到古希腊宗教。将古希腊宗教和理性落实到人的生产生活之中,形成自由主义。没有神和理性,就没有西方的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将纯粹理性的自由称之为最抽象的自由,最抽象的自由只需要人的理性和神统一。按照西方的观点,即人从理性出发,追求高层次的神。人的理性与神统一,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过程来完成,即通过宗教、理论、艺术的自由来完成这个层次的自由。 (一)宗教自由 西方宗教自由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时期几个阶段的发展,最终成为今天普天下共识的人权制度。宗教自由是一定历史阶段发展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宗教自由是指公民享有依其主观需要而信仰或不信仰、以及公民依其信仰的召唤而依法享有行使与信仰相关的某种行为的自由。 (二)理论自由 在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人的理性表达还表现在理论自由维度。哲学、科学都是理性的表达方式。在哲学方面,从霍布斯、洛克到罗尔斯,自由主义者一直坚持个人权利与个人价值,强调由于个人的天性潜能而与生俱来的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最高的尊重应赋予个人,个人应该享有一些权利。 个人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体系中理论自由的前提。纵观现代西方哲学,其中的自由观,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他通过自然原子个体运动论证个人自由。中世纪,由于神主宰世界,个人主义被淡化,但是唯名论之兴起,依旧为个体存在争得了一席之地。进而,罗吉尔・培根通过物的个体性原则论证个人自由。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个人主义开始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兴起,立足于“人”,非一般的人,而是指“个人”。个人主义成为人文主义哲学的中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被哲学家们抽象概括成客观的个体性原则和个体主观性原则。斯宾诺莎则是运用客观个体性原则论述自由思想的代表,把自由和必然统一起来,提出“自由是认识的必然”这一重要的辩证法思想。笛卡尔是首个通过个体主观性原则论证个人自由的哲学家,将“个体”具体化为“我”,提出“我思故我在”。 (三)艺术自由 在艺术与自由的关系上,西方也崇尚自由的选择。由于种种限制,纵使艺术有了自由的可能,艺术的自由也会遇到阻碍。艺术家通常拒绝在束缚之下,进行有限制与规定的创作。也就是说,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创作才是真实且成功的。艺术家需要在进入创作阶段进行创作时保持自由。从这一角度看,自由对艺术家和艺术品都是重要前提。然而,“自由”更多应该是精神上的,即创作者创作的精神状态是“自由”的,而非受束缚,在外界力量压制下进行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时的“自由”是一种抽象自由。因为创作者的自由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由,也就是说,创作者可以突破限制,从而达到创作的自由。创作者作为创作艺术的主体,其本身的自由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对艺术与自由之间关系的紧密度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创作者本身是否“自由”和创作者对自由的向往程度就在一定条件下为艺术自由创造了可能。 康德从分析艺术的本质入手,提出了艺术的自由原则和创造原则,并通过对美的艺术论述,指出了天才的本质特征,进而确立了想象力在艺术创造中的基础地位。康德的这一艺术理论,对西方艺术观跳出古典的模仿向近代浪漫艺术和现代艺术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感性层次的自由主义 感性层次的自由主义主要包括道德自由、法律自由、伦理自由,综合起来构成社会的政治自由问题,是西方抽象人性论在政治方面的具体体现。例如,天赋人权,实质还是神在感性层次的显现。从西方自由主义角度讲,不论道德、法律、伦理,最根本的自由都来自神,进一步落实,才出现政治自由。 (一)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逻辑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世纪自由主义制度的确立,相伴产生以洛克的思想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这一阶段为自由主义的奠基阶段;第二阶段是18~19世纪自由主义制度正式确立,以密尔为代表对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修正和证明,是功利主义的最大捍卫者;第三阶段是20世纪对自由主义理论原则的重新认识和反思,由于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分析与批判,从而提出了奠基于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以伯林的思想为代表,他的思想就是把自由主义的宽容和多元主义思想贯彻到底;第四阶段是在正义原则基础上对自由主义进行新综合,特别是在理性多元论基础上的重叠共识的综合而产生的协调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以罗尔斯的思想为代表,主张正义理论。 (二)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最初由法国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达让逊提出,后来魁奈等人确认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支配着社会的发展。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详尽地论述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自由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自由经济”思想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李嘉图也论述过同样的思想。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主张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干预。经济自由主义者并不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非完全反对政府的作用,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过度。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萨伊定律”。尔后,凯恩斯又提出经济干预理论,论证了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具有内在的缺陷,必然会导致过剩的经济危机。1929年~1933年发生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市场自由调节机制的严重缺陷:自由放任主义盛行、盲目生产、无序竞争、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以及政府的不干预等。这场危机的爆发使得原本占统治地位的马歇尔经济自由理论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20世纪70年代,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导致滞胀,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并存。这也说明过度自由或者过度干预对于经济运行都是有害的。 三、中西方关于“自由”之比较 自由主义内涵非常广阔,非常复杂。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体系的了解,我们基本可以从中体会一些中西方关于“自由”理论的区别。 纵观历史发展的线索,中西自由观都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中国自由观自秦汉至明清,基本主题未变,道德自由、政治自由、精神自由始终围绕着天人关系、人伦关系、身心关系展开。儒家的道德自由思想强调对人生之“礼”与“理”的体悟,并借助人人固有的血缘亲情和不可脱离的人伦关系,化“礼”为“仁”,化外在的他律为内在的要求,充分发挥了道德主体性,并深入研究了道德自由得以实现的内在心理机制。究其本,则是对个体人格的重视和对和谐关系的维护。 在西方,思想家们从古希腊时就采取外向度的求知路向,试图探究宇宙自然的奥妙,认识客观必然性,摆脱意见的束缚,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因而,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一直隐含其中,到近代越发明朗化,成为探索自由的一个基本路径。同时,西方古代也重视权利观念。 纵向的把握后,如果突出中国古代自由思想和西方近代自由思想的区别,我们还需从横向上来看它们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别及其合理性和片面性: 第一,中国的自由观和“一体”的思维模式相联系,西方的自由观和“两离”的思维模式相联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思考宇宙人生时主要采取的是整体辩证的思维方式,倾向于在动态的过程中灵活地把握瞬息万变的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身心关系,很少把它们分开。 第二,中国的个体自由主要和道德自由、精神自由相联系,西方的个体自由主要和认识自由、政治自由相联系。 中西方关于自由的探索,远远不止这些方面。因此,本文仅做概述。文后将继续探索关于中西方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差异。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探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评议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历史渊源,要了解和认识它就要研究它发展的整个过程,“自由”作为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作为最根本的价值,有很多的社会原因,经济原因等。本文在此探讨了自由的思想渊源,即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一、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生和种类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权威的对抗。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开始以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自由和追求自由。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最早出现在英国,确定在m世纪,确切的讲是a}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 自由主义的分类有很多种,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大陆自由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伦理自由主义和哲理自由主义。虽然对自由主义的分类很多,而且也有助于对自由主义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但目前我们国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分类主要倾向分为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是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政治自由主义表现在积极的政治行动上,“如起草宪法和权利法案,建立代议制政府,推广选举权,实现制衡制度,编制法典等,最高主权被认为属于人民全佩政治制度则必须顺应人们的意志”,其中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马歇尔,还有哈耶克。政治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思想流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边沁等。 二、西方自由主义的作用 首先,西方自由主义具有世界性。它虽然产生于西方,但自由作为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是不分地域和种族的,这就使得它具有世界性。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化是实现自由民主的“崇高使命和最高使命”。以西方为主导的政治社会化是将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向世界各地强行推行“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实施社会化的过程中,它虚拟了一个“全球社会”,将国家与非政府组织所推行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拟化为社会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它所型铸的政治主体不是“公民’,而是文化的“消费者”:政治社会化途径不是“家庭、学校、社会各组织共同体”的有机谐合,而是倾销文化产品的“购物商场”。全球化以特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并使其以否定的形式表现为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和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客观上又反过来向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提出了一种共生共存的价值规范,这就是要求当代全球性社会中的人们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以便解决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使人类能够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 其次,西方自由主义具有创造性。自由主义是实现人的解放,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基本力量。它是一种创造力量,因为要创造而要求进步,因为要进步而必须反对束缚,反对干涉。近世的文明,可谓为自由主义所放出之花。"19世纪在西方形成与发展的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社会无不是自由的创造物,没有自由就不会出现民主政体,亦不会出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更不会出现任何多样化的发展前景。 三、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大约从1900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译介到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有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和长期所受教育而形成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在自由的思想上起步较晚。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思想强调“礼”,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得人们对自由的观念很淡化。并且,自由主义的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在近代中国与自由主义相互配合的资本主义逐渐受到排斥,而资本主义是强调私人财产和市场经济的,这也影响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的开放,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渗入中国。198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思想界之中自由主义的声浪再度抬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首先,中国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社会理想化,因而表现出乌托邦精神。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几乎都和乌托邦主义纠缠不清。中国传统思想一向对人性论比较乐观,除了孟子主张性善外,即使提倡性恶论的荀子,亦认为透过学习、经由礼法规范,可以把人们导向善途。因此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倾向于乐观的自由主义。其次,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半较为强调柏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而忽略消极自由的若干方面。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最具自由色彩的。 自由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意识形态,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演进。只有深入了解了自由思想所产生的背景和自由所拥有的价值,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实现和谐社会稳步进展,自由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会对民生建设与民众意识的提高产生积极意义。
谈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的冲突: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冲突 摘要: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交往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文化冲突 一、 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 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中国人见面通常问:“你多大年纪?”“你能挣多少钱?”“结婚了吗?”在英语文化中,年龄、地址、工作单位、收入、婚姻、家庭情况、信仰等话题属个人隐私范畴,忌讳别人问及。 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间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3、客套语与寒暄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二、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 1、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Guantanamo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以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警失误。 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锁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饭顶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3、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既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什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三、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际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1、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是在课堂中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交际运用,也没法获得跨交际能力,因此授课教师必须要切实人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加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修养,拓宽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2、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事却能表达出比语言等强烈的含义。例如:中国人信仰“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是,听者一般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睛,以示认真和对说话人的尊重,但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对方长时间盯着自己看。 综上所述,中西文化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冲突,为我们顺利交往带来一定的不便,而我们只有了解到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并努力避免这种冲突,才能能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谈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的冲突:中西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交际 摘要: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主要研究不同文化间的交际。东方和西方是世界主流文化的二个代表,由于受两种文化差异的影响,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交流时会产生文化上的冲突。本文从中西文化冲突的实例入手,着重讨论造成文化差异的因素是什么,进一步分析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原因所在。文章结尾指出如何避免文化的冲突,并且提供了一些对于外语学习和外语教学的建议。 关键词: 中西文化 文化冲突 跨文化交际 一、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背景及其定义 近年来,随着国际间经济、贸易一体化的增强,国际合作的持续加强、跨国公司地位不断巩固,各国之间的文化交际、友好往来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如何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有效、恰当的交流逐渐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焦点。此外,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以英语为主导的外语专业也随之成为高校热门专业之一,大学英语和各门外语课的重要性也正逐步得到了国内教育界的重视。对于外语教学而言,学生学习了一门语言,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能有效地将其运用到与目的语国家人士进行有效的交流之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成为了大学英语及其他外语类课程改革的一个重点。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并研究跨文化交际,以此来减少文化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在各文化间进行有效的交际。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跨文化交际。关于跨文化交际的定义,通常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它是一门边缘性学科,与其交叉的主要学科有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学、语用学、民俗交际学、哲学和符号学等。(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1997) 二、中西文化冲突的实例 众所周知,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进行交流时,除了语言方面的差异外,还存在着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的差异。下面列举一些文化冲突的实例: 对于同样一个物体或概念,在一个国家可能象征着吉祥、幸福;而到了另一个国家它可能变成灾难、厄运的代表。比如中国人偏爱“龙”,视其为吉祥的动物,因此在喜庆时节,街头巷尾举行舞龙表演,龙灯展出等。婚庆的场合,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也会将新房贴上龙凤的图画,象征婚姻的喜庆。甚至中国古代的君主帝王等也将自己视为是“龙”的化身。然而,如果我们对西方文化稍有了解就不难发现,“龙”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原型是“恐龙”(dinosaur),因而“龙”(dragon)这一动物,在西方总是被描述成身强体壮、爪牙坚硬、眼中充满邪恶、腾云驾雾、嘴里喷出熊熊的烈火。这样一个动物,在西方人的眼中几乎没有什么好的象征含义,往往代表着邪恶、灾难。 此外,对于一些相同的数字来说中西方同样存在不同的偏好。中国人,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偏爱数字8,因为它和“发”谐音,被视为发财的意思;而数字4,由于发音和“死”相似,所以遭到人们的厌恶。这两个数字在西方文化却没有什么额外的含义,也不会给人其他的联想。数字13,对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但在西方国家,由于受基督教的影响――耶稣殉难时的最后一次晚餐是13人,因此西方人对于这个数字是十分厌恶的。在酒店宾馆里,楼层的设计会避开这一数字,在西方高层的建筑物里,12层以上就是14层或者用12-B,14-A来表示;此外,房间号也是尽量避免使用以13为房号的数字。 中西方文化间的冲突除了体现在图像、数字上,还体现在语言结构方面。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交流时,除了感到己方的语言同交际对方的语言存在语音、书写等表层方面的差距外,还会感到对方使用的语言在表达、语气等深层结方面,也同自己的语言存在着天壤之别。 比如在和外国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碰到没有听清楚对方的哪一句话,或者哪一个词的情况。这个时候,为了避免理解上的差异,我们也许会问对方“你能重复下刚才的话吗?”在汉语里,我们会说“什么?”但是如果把“什么”的对应词“what”放在这样的语境来询问对方时,按照西方人的思维,外国朋友可能会觉得你是在命令或是训斥他,而不是用客气的语言来询问刚才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在色彩方面,中西文化也有不同的偏好。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吉祥、喜庆。所以新婚夫妇会身着大红色的衣服,新娘子的头上会罩着红色的盖头,新娘的化妆也是以鲜艳的红色为主调。然而在西方人的眼里,红色是血液的颜色。它暗示流血、厄运等。在西方,新娘结婚时,绝对不会用红色作为自己的婚纱,取而代之的是选择白色作为婚纱的颜色。原因在于白色在西方人的眼里象征纯洁、清白,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新娘新婚前的身份。白色在东方,尤其古代的中国,传统上来讲,白色象征着死亡、丧事。将白色作为婚纱的颜色,是无论如何让祖先也想不到的事情。只有在吊丧或人死之后,人们才会身着白色。(近年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我国也开始流行西方白色的婚纱,这一点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渗透、影响。) 中西文化方面的冲突还体现在会话交流方面。中国人见面时,会礼貌地寻问对方“你吃饭了吗?”这样的话如果用来询问外国朋友,他会觉得你是在询问他的隐私,或者会被理解成是在邀请他一同吃饭。同样,在国外尤其是在英国,对话常常以询问天气开始“Lovely day, isn’t it?”不了解这一现象的人,初到国外的时候,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明明是下着大雨,对方为什么还说“Lovely day”呢?这是由于不了解文化差异,便会回答“No, it isn’t.”从而造成了双方误解的尴尬局面。西方人在对方打喷嚏之后,往往说“Bless you.”实际上是 “May God bless you a healthy body.”的省略形式。因为在他们看来,打喷嚏是身体虚弱的表现,因此他们会为你祈福上帝保佑。不了解这一习俗的人,在面对对方所说的话,往往会觉得不知所措。 三、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在文化方面存在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冲突数可谓举不胜数。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在此我们按照价值观、世界观、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来做个分析和归类。 1.价值观念系统的差异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系统,它告诉人们什么行为是社会所期望的,什么行为是社会所唾弃的,学者们把这套系统称之为价值体系或价值观念。东方人的观念是“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主张“天人分离”。这种不同的价值观念造就了东西方人在人与人交际中,文学作品里及哲学主张等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行为准则。 2.世界观的不同 世界观是指人们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总结来说,东西方人在世界观上最大的差别在于:东方强调统一、和谐;西方强调分离、独立。 3.民族性格的不同 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也塑造了他和其他民族在进行交流时的不同特征。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是以人和人为中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做人,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顺应自然成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西方人主张去客观地看待世界,乃至改造世界。 4.思维方式的不同 东方人,又以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代表,习惯“归纳式”的思维方式。所谓“归纳式”思维方式指的就是讲话人总是先陈述原因、背景,以便使对方有个思想准备,引起对方的同情和理解,之后才提出自己的要求。(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1997)而西方人习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先陈述具体事实,再交代其原因、条件等。 四、文化冲突的应对策略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东方和西方在文化的根源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交际时尤为突出。为了确保和外国文化进行有效、友好的交流,我们有必要去学习、认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交际时尽量去避免这些差异,求同存异――这些也正是跨文化交际学科研究的重点。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尽量在交际过程中,尊重对方文化的特点,尊重对方。交际时采取积极的态度。向对方表示感兴趣,从而建立一个好的交际前提和基础。其次,在涉及到己方观点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采取描述性、非批评性和非判断性的态度;这一点要求我们尽量避免以自己民族的标准来衡量交际对方,避免交际的误解或伤及对方感情。除此之外,我们在交际时,应尽可能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同样的问题,如何处理才能给对方带来愉悦。 这些方法归结到实处,就是我们在学习外语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去区分目的语国家文化和母语文化的差别。在学习语言知识之外,要尽可能地去了解国外风土人情、民族特点等。除此之外,广泛地阅读外国原著、欣赏外国电影等都是很好的方法。 最后,中西文化间的冲突也留给外语教学很多启示。作为英语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地给学生传授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不能只传授语言知识和基本技能。教师在教学时,应该将词汇、短语放到大的文化背景下去讲解。碰到英汉翻译练习也要注意讲解东西方思维的不同,启发学生在翻译时加以注意。 谈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的冲突: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研究 【摘 要】语言是根植于社会和文化中的,得体恰当的语言交流必然建立在对英语国家文化的理解上。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语言交际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文化冲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我们加深对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一、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喜欢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3.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往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谦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一。中国人常常是自我否定来表示谦虚。当受到别人赞扬时,自己却贬损自己,中国人在听到别人赞美自己的长相、衣服漂亮时,往往会谦虚一番:哪里,哪里。当这种赞扬遭到中国人拒绝时,美国人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之间跨文化的接触很可能是以交流失败而告终。在送礼物时,中国人常谦虚地说:“Here’s something little for you, it’s not good.”不太了解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自然不知道这是“谦虚”的说法,他们会很纳闷为什么要送一件自己认为“not very good”的小礼物给别人。因此,老师在教学中应教会学生当听到英美人士赞扬时,可以用:“Thank you./Thanks.”来回答。如,A:Your skirt looks nice. B:Thank you. 又如,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中国人听到别人赞扬时,往往用否定口气回答,而英美人士却乐于接受。例如,一个中国人买了件新衣服,一个外国人见了,就说:“Very beautiful.”中国人答到:“No. It’s not beautiful.”这使外国人感到很困惑:难道我不懂好坏?难道我说错了? 4.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5.打招呼方面的冲突 同样是接待顾客,不同国家的商店,营业员使用的语言也不相同。 中国:你买什么?(或“您要点什么?”) 日本:いらっしべいませ。/欢迎光临。 美国:Can I help you?/我能帮助你吗? 韩国:어서 오세요. 무얼 도와 드릴까요? [Eseo oseyo. Mueol dowa deurilkkayo?] 欢迎光临。能帮您什么忙吗? 中国的营业员接待顾客纯粹从买卖的关系出发,日本的营业员把顾客当客人,美国和韩国的营业员把顾客当作要帮助的对象。 二、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探究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1.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3.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4.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人们对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语用的迁移。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有所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损失。有一个词是propaganda为了一种政治利益而鼓吹和煽动,是一个贬义词,而褒义词则是publicity,宣传部大多翻译成propaganda department,而实际应该译为:Publicity department. Dragon(龙),我们可以看到在媒体上讨论这个英文单词要改变,因为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是贬义词,是邪恶和凶残的象征。而dragon 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是个褒义词,是吉祥、高贵和力量的象征。我们常说我们是龙的传人(the descendants of dragon /the offspring of dragon),显然是一个褒义。所以很多人就把dragon这个词改掉。改为什么词好又有争论。有两个词成为后选词:一个是long另一个是 loong,但多数赞成用loong因为这个词读音上是龙,另外从形状上看还是个象形文字,中间的两个oo像龙的两个眼睛;用long 则不好,因为从读音上读(狼),这和英文的读音差不多,从外形上看只有一个o像个独眼龙。 三、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1.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2.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3.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文化内涵差异非常大。例如,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西方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时,听者一般都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神,以示听者的认真和对说话者的尊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对方长时间地盯着自己看。 4.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大学里,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但学生在课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时间,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其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护理学论文:基于护理学专业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护理学 中西医结合 培养模式 课程体系 [论文摘要]文章论述了护理学专业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社会对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的需求,探讨了护理学中西医结合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护理教育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医疗卫生事业培养合格护理人才的艰巨任务。如何办出我国高等护理教育特色,发挥中医护理优势,走出中西医结合护理之路,培养顺应时展需求的高素质的护理人才是摆在我国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严峻问题。为此,我们启动了“护理学中西医结合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模块的研究”课题的研究,以期明确中西医结合的高等护理发展方向,建设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高等护理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 一、护理学专业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课程设置。《中国高等医药教育课程指南》①分析了45所高等医药院校四年制护理学专业课程设置,其中10所为高等中医护理教育。它们在课程设置上未能摆脱中医学教育模式,仍沿袭生物医学模式下医疗加护理的模式,而且两套护理理论与技术并行,中西医未能系统有效的结合,普遍存在着重西医轻中医的现象,课程设置是中医学教育模式的翻版,未能充分体现护理专业的特色。在35所高等护理教育院校中,20所开设了1~2门中医护理相关课程,学时27~144不等,平均为48学时;课程名称不一,有中医学、中医护理学、中医学基础、中医学概论和针灸学;16所为专业必修课,2所为专业任选课,2所为专业基础课。可见,我国高等护理教育中,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发展迟缓,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护理学专业课程设置中,“中医护理学”课程门数单一,学时少,未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以上原因导致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不能有效地掌握中医护理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这与社会对中医护理技术的需求不相适应。 2.师资队伍建设。由于护理学专业中西医结合护理教学未得到充分重视,师资队伍相对薄弱,学历层次较低,本科学历以下的教师占大多数。加之我国中西医结合护理本科教育起步较晚,导致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教师从事本科教学年限较短,教学经验相对不足②;中西医结合护理师资大多数来源于临床,他们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但学历层次低,缺乏系统的教学理论;一部分师资来源于高等医学院校医疗专业毕业生或由医生改行担任护理教师,他们中医理论基础扎实,但缺乏对护理教育理念的认同感和价值取向,在教学内容上往往是医疗专业的压缩或翻版,教学内容不佳③。总之,中西医结合护理师资总体水平与培养中西医结合的高素质护理人才尚有一定距离。 3.教学手段、方法。目前,中西医结合护理教学手段、方法滞后,基本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较少采用PBL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教学手段,缺乏学生主动参与。 4.实践教学。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由于重理论轻实践,导致实训学时严重不足,实训基地建设投入不足,设备陈旧、落后,实训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相对滞后,队伍不稳定。这与培养社会紧缺的技能型护理人才的目标相悖。 5.教材建设。尚未有一套完整的关于中西医结合护理的教材。中西医结合护理是近20年来逐步建立与形成的,其理论和实践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目前中西医护理课程教材的编写基本沿袭医疗+护理的模式,医疗内容偏多而中医护理内容零散、重复,缺乏实用性,未充分体现中医护理特色,无法满足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系统掌握中医护理理论和技能的需要。 二、社会对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的需求 1.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的现状。目前在各类医院中医病房中的护士几乎都是西医护理专业或中医护理专业的毕业生,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的毕业生寥寥无几。据2003年一项中医护理人力调查显示,中医护理与西医护理人力情况基本相似,学历层次低④。由于护理人员编制不合理;护理工作价值不能有效体现,护理费低廉;护士外流现象严重;护理学术带头人稀少等方面的原因,加速了护理人力的紧缺。加之中医护理教育发展滞后,中医护理教育重西医轻中医,中西医护理未能系统、有效地结合,使得中西医结合护理人力严重缺乏。 2.社会对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的需求。首先,社会对中医护理理论与技术的需求决定了对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的需求增加。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社区护理的蓬勃发展,众多社区人群迫切需要中医护理理论和技术。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住院病人和社区居民希望了解中医护理技术,愿意接受中医护理和中医养生保健指导⑤。市场需求就是人才需求,社会对中医护理理论和技术的需求决定了社会将需要大量的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 其次,中国护理事业发展的方向预示着社会需要大量的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中国护理事业发展 规划纲要》(2011~2010年)明确提出,随着我国护理事业迅猛发展,护理工作在医疗卫生领域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现代医学模式和新的健康观念对护理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丰富了护理工作内涵。树立了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理念,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需求,护理服务领域不断向家庭、社区延伸,家庭护理、临终关怀、老年护理等多样化的社区护理服务有所发展。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应坚持护理工作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宗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适合我国国情的护理事业发展道路。中医护理以其独特的护理理念,重视养生保健、饮食护理、用药护理情志护理。中医护理技术因“简、便、廉、验”更适合于社区,中医护理理论和技术应该给社区居民提供经济、有效和优质的卫生服务。因此,随着我国集预防、保健、康复和健康教育为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社区将需要大量的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 其三,加快发展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大趋势决定了社会需要大量的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中西医要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促进中西医结合”。2003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进一步规定:“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2003年11月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揭示中西医结合防病治病原理,中西医结合学术创新,培养和造就一支适应社会和学科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建设一批特色突出、优势显着、设备配套、功能齐全、管理科学的中西医结合医疗、科研基地,完善中西医结合技术标准规范,整体提高中西医结合学术水平和防病治病能力,以期在我国的医疗卫生保健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大力发展中西医结合事业势在必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 其四,高等护理教育的国际化需要培养大量的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病种的变迁,以及护理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中医护理优秀的整体护理观、辨证护理观和在预防疾病、养生保健等方面的优势日趋凸显出来,引起了国际护理界的高度重视。因此,高等护理教育的国际化不仅要重视跨文化知识和结构,而且要开创中医西医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体系,以满足国际对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的需求。我国的中西医结合护理高等教育起步晚,发展缓慢,因此,加快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的改革与创新迫在眉睫。 三、护理学中西医结合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我国中医护理教育起步较晚,到2006年为止,高等中医护理教育院校不足20所,加之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在高等护理教育中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导致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严重缺乏,这与国内外对中医护理理论与技术的需求不相适应。因此,探讨如何依托发展较为成熟的现代高等护理教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培养高素质的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化的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已成为我国高等护理教育的发展方向。 1.明确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理念。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应使学生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重新认识人、健康、环境和护理等四个护理主理念,在熟练掌握现代护理理论和技能的前提下,运用中西医结合护理方法,了解适度、够用的中医护理理论,掌握辩证施护方法,熟练操作“简、便、廉、验”的实用中医护理技术,提高临床和社区护理质量。 2.建立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模式。依托我校发展较为完善的四年制护理学专业“前期趋同,后期分流”的人才培养模式,在统一的培养目标指导下,设立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方向。 3.构建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建立护理学专业现代护理与中医护理课程同步并进、系统融合的课程体系。(1)课程目标。使学生具备中西医结合护理理念,了解适度、够用的中医护理相关理论,掌握辩证施护方法,熟练操作“简、便、廉、验”的实用中医护理技术,提高护理质量。(2)课程模块。摆脱医学教育模式的束缚,顺应我国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需求,进行课程重组,避免重复,减少医学内容,突出中医护理特点,挖掘和提炼社区实用中医护理理论和技术,将课程模块设立为中西医结合护理理念、中西医结合护理思路与方法、社区实用中医护理技术、健康人群的中西医结合养生保健、病人的中西医结合护理等五大模块。(3)课程设置。在不冲击西医护理教育正常进程的前提下,设立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方向,以专业选修课的方式开设中西医结合护理学导论、中西医结合护理思路与方法、中医预测学、社区实用中医护理技术、中药与食疗学、中医养生学、中医临床护理学等七门课程。并且加强实训教学基地建设,依托学校护理实训基地,建立以能力为本位的理论与实训并重的中医护理实训教学体系,使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中西医结合护理理论和技能。(4)教学运行方式。保证中医、西医护理课程同步,使学生早期接触中医护理,树立中西医结合护理理念。为此,我校从第2学期开始,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由选课,接受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由于目前我校还无法实现专业方向的彻底分流,以及未引入导师制,因此,尚存在学生盲目选课和课程内容不能有效衔接的问题。 中西医结合护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我国高等护理教育的发展方向。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改革方兴未艾,在中西医结合护理途径和结合点,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运行方式、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和实训基地建设等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创新。 护理学论文:浅论基础护理学教学方法 1、传统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教育模式以传授知识为主,教学方法是围绕书本内容,老师讲学生听。此种教学方法存在以下问题。 1.1缺乏互动 传统教学模式中,整个教学过程高度依赖教师,知识信息的传递为单向灌输,缺乏课堂互动。一方面教师作为教学过程的单一主体和信息源,照本宣科缺乏引导,容易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1];另一方面学生参与度低,在课堂上较为被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自主性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阻碍了其评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1.2内容单一 《基础护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知识频繁更新的今天,仅按照书本内容进行讲授,往往具有局限性,无法完全掌握临床工作中的新知识新方法,因此即便学生掌握好书本知识,也不能真正实现具体的临床护理工作,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1.3手段单一 以教师讲授为主,使用传统的黑板粉笔教学,具有灵活性强,易于和学生交流的特点。但由于文字内容较为枯燥,缺乏图片、视频等,且内容量受限,无法全方位利用听觉、视觉和其他感官的刺激,使学生对一些内容缺乏形象化的认识。 2、基础护理教学方法探索 临床护理需要护理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判断问题、分析问题并且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鉴于传统教学方式存在的弊端,无法满足对护理专业学生的全面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应积极探索各种现代教学方法以获得良好教学效果[2]。 2.1案例教学法 根据讲授的内容设置案例,通过讨论, 培养学生的评判性思维,促使他们综合利用所学知识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在案例教学中,个案往往会包含多个疑难问题,而教师通常要进行一步步引导,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这要求教师必须精选案例,设计最佳的讨论方案,并提炼出重点和难点,对讨论问题的进程加以控制,有效调动学习气氛,最终概括、评价学生讨论的内容[3]。 在讲授新知识过程中,适当地运用案例导入,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带着问题入课堂,由被动学转化为主动学。同时,案例教学法也增强了学生获取信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还可以通过案例,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补充书本上没有的新知识。 2.2角色扮演法 在课堂上设置场景,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学会临床工作中的实际应用,并且体验不同角色的感受及需要[4]。例如在讲静脉输液时,让学生分别扮演护士、患者以及家属等,自行编排情节模拟现实。一方面可以有效训练学生与患者沟通的能力,学会如何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体会患者的心理,培养其人文关怀精神以及高度的责任感。 角色扮演法让每个学生分担角色,参与到活动中,充分发挥了学生的潜能,可增强其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及创新能力,并且寓教于乐,效果良好。 2.3同伴教育法 基础护理教学过程中,有许多实践内容需要学生自行练习才能熟练掌握,单凭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难以满足所有护生的学习需要。因此,可将学生分成多个学习小组,教师选定各组中一部分同学进行详细的讲解、指导和纠错,使其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再由他们负责小组内其他成员的课堂、课下练习,达到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目的[5]。 同伴教育法可以细化护理操作的训练,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教学的能力,有利于其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教师也可以通过小组考核,进一步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2.4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随着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发展,如今的课堂已不单单局限于书本与黑板的讲授模式,多媒体课件、图片、视频等多样教学手段的应用,将增加教学的形象性,消除沉闷的课堂气氛,从而收到更良好的效果[6]。如讲解鼻饲法时,利用动画和图片,可将插管的动作及深度有效生动的表现出来,更易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基础护理学仅凭课本理论知识的讲解,学生容易产生疲劳感,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优化教学内容,以教学的直观性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感性认识,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小结 如何培养新型应用型护理人才,已成为各医学院校探索的重点内容。但由于传统的教学思维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局限,致使许多护生在校期间成绩优异,进入临床护理工作却难以应对复杂的问题[7]。因此,基础护理专业的任课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综合使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创新思路,使护生具备精湛的技术之外,还具有人文关怀理念以及良好的职业素养。 护理学论文:基础护理学教学做一体化的研究 1教学做一体化的涵义 高职医专教育的发展必须要以教学为重点,而教学的重点又要以实践教学为重点。《基础护理学》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要重新审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传统意义上,我们习惯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延伸和应用,虽然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但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来看,还是把实践放在从属的地位。教学改革要颠覆这一观念,提升实践的主导地位,变理论为服务于实践的从属地位。教学做一体化就是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师生共同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在模拟病房或在示范教室中进行项目化的教学。教师将教学内容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项目(工作任务),学生分组承担某一个项目,通过自己动手,边做、边学,遇到问题时同学之间共同探讨,老师在必要时给予专业指导或点拨,理论指导完全融入到项目驱动教学实践之中,淡化了理论授课与实训的界限,根据《基础护理学》课程的特点,将课程内容科学性、艺术性整合,使教师的讲授、学生的动脑及动手融为一体。 2实施 2.1优化教学环境,实施一体化教学 教学做一体化强调了做的地位,做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和纽带,教师的理论教学和学生的自主学习都是通过实践实训这一平台来实现。因此,教学做一体化教学对教学场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理论教学教室无法满足实训实践的需要,而传统的实验实训室又无法满足理论教学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对实验实训室进行改造,使理论教学教室与实验实训室融为一体,按照现代医院病室,以1:1比例建成仿真式的实训大教室或基地,实现实际护理工作岗位的职业情景,保证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另外配备优质的足够的、先进的教学设备是教学做一体化的必备条件。 2.2强化教学团队,加强师资建设,实现教师一体化 实施教学做一体化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光有书本理论而没有实际职业操作技能的老师或者只有操作技能却理论知识欠缺的老师,显然是无法满足一体化的教学模式的。简单说,教师必须是名副其实的双师,既为能系统讲授理论知识的讲师,又是能规范指导学生实训操作的护师。在国外护理课的教师全部都是硕士以上的学位,担当护理教育者、研究者、社会职业工作者等多种角色。而我校教师除少数护理专业毕业的教师外,大多毕业于医疗专业,缺乏对护理专业系统理论知识及业务水平。我国护理师资队伍的现状,很难适应培养21世纪高素质护理人才的需要,因此,加强基护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和整体业务素质,已是当务之急!开展进修与培训,分期分批选送青年教师到省、市“三甲”医院进修学习临床护理新知识、新技术;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定期派教师到实习医院临床实践上班;另外,外聘省级医院护理专家、教授担任部分《基础护理学》课程,以老带新、以传帮带方式、以拜师学艺的形式带领年轻教师实施一体化教学。落实带教措施,定期检查带教结果。建设一支既能胜任理论教学,又能指导实训操作的“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的关键,也在于有一支技能一等,艺高一筹的基护课专业教师团队。 2.3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 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将理论融入到实践教学中,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这一教学模式顺应了卫生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基础护理专业教师必须是双师型能手,既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又掌握过硬的职业操作技能。实训室里不仅有必备的专业实训设备,还配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在一体化教室完成教学的各个环节,如理论教学,实验实训,临床见习与实习等。在一体化教室里,师生关系发生了改变,学生为主体的地位充分凸显出来,教师是教学的设计者、指导者和参与者。师生围绕一个个具体的教学任务或者项目共同探讨,互相交流摸索,以技能训练与提高为教学目标,提高护理生的理论水平与专业技能,增强实际工作岗位增强了适应能力。 2.4增加了实践考核成绩的比例 要突出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培养技能型高素质的护理人才,以满足医院护理岗位群,又要满足社区护理岗位群的需求,必须修改《基础护理》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将实践考核的比例由原来的30%增加到50%,对学生的主动学习起到了积极的督促作用,明显调动了学生动手的积极性;明显加大实验课成绩考核的比例,有利于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 2.5操作项目的综合测评 传统的基础护理课实训操作考核仅根据操作步骤设立评分标准,教师依此判定考核分数。这种考核方法只重视学生的操作技能,忽略了学生整体素质及沟通技巧,不利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及评判思维能力的发展。改革单一考核变为综合测评,重点在于考核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3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的效果及意义 第一,提高了学生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也增加了趣味性,增强了学生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大大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拓宽了学生的就业面。第二,从目前学生的素质状态,适合一体化教学来提升高职医专院校的教学质量。第三,理实一体化的教学,实现了“教学做”三合一的教育理念。着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曾说过“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要在做中教,在做中学”教学做合一。第四,促进了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发展。第五,实践教学方式的创新,增加了学生动手练习的机会。例如各种注射法的学习。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真人亦教,二人一组,一对一的“真人真做”,交换操作。由二位学生分别扮演病人及护士的角色,“病人”角色者亲身感受了注射前的紧张害怕和注射时的疼痛;在扮演“护士”角色 时更能理解病人的心情和痛苦,能更好地与病人交流互动,形成了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同时也提高了护士角色的实践操作能力,产生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为她们走上护理工作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对学生操作能力、爱伤观念、团队精神和敬业精神等综合能力的有效感悟和有效锻炼。 4思考及建议 第一,实施教学做一体化的关键是建设“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学院要加大建设的力度和投入,纳入议事日程。第二,强化理实一体化教学后,教学资源必然加大,实习费用必然增加,教学成本也必然提高,但取得的效果一时半时不会有大的提升。第三,理实一体化教学需要全新的教育理念,教学课程及教学大纲为基础改变课程设置,修订课时及进一步改革授课方式。综上所述,教学做一体化不仅有助于改善单调的教学方法,提高了课堂的教学质量,降低学生普遍厌学的情绪。它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基础护理等专业课的教学质量的增加,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拓宽护生的就业面,促进高职护理专业的建设和发展。 护理学论文:论护理学中烧伤内容的教学设计 外科护理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教学方法单一、运用流于形式等问题,建议对影响学生把握的知识点进行整合,优化组合教学方法。廖灯彬等分析了外科护理学学生考试失分的原因,如易混淆、特异性评价标准辨析力不强、具有指导意义的数据记忆不清等。 笔者针对外科护理学烧伤课堂教学的难点,进行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取得较好的效果,介绍如下。 1、教学设计 1.1分析教材、制定教学目标教材为曹伟新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外科护理学》第九章第二节烧伤内容,课时40min.内容包括病因、分类、临床表现、处理、护理等。其中部分内容与水电解质酸碱[!]失衡、休克、感染等相关章节紧密联系,因此,教学过程中注意将相关课程内容融合讲解,引导学生进行新旧知识联系,运用所学知识归纳总结其中的护理规律,融会贯通地学习。授课对象为本科护理专业学生,根据其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制定教学目标: ①知识目标。使学生理解烧伤病理生理,掌握烧伤面积计算和分类,掌握并发症预防和护理。 ②能力目标。准确进行输液护理,维持有效呼吸,会妥善护理烧伤创面,促进患者舒适,掌握烧伤病情观察方法和要点。 ③情感目标。重视患者情感和自尊需求,提供人文关怀。 1.2教学方法 1.2.1目标教学法以教学目标为主线,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如在讲解烧伤抗休克治疗时,教学目标要求学生能够正确进行输液管理。为达此目标,将教材中抗休克治疗和输液相关护理内容整合,综合为5个问题系统讲授:什么时候开始输液、部位及液体种类选择、液体量计算、如何安排输液、输液效果观察,使学生明确重点,掌握输液时机、输液通道选择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输液量的安排以及病情观察等临床护理技能。在讲解重度烧伤内容时,配合临床实例图片,以生动形象富于感染力的语言讲授,激发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强化学生的同理心,培养爱伤观念,提高其人文修养。 1.2.2比较法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容易混淆、掌握不牢的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对比。如在讲解不同深度烧伤体征特点时,分别将工、Ⅱ、Ⅲ度烧伤进行比较,浅Ⅱ度和深Ⅱ度烧伤进行比较,并将I、Ⅱ、Ⅲ度烧伤特点分别归纳为“红斑”、“水疱”、“焦痂”等关键词,引导学生在比较中抓住关键词掌握重点。 1.2.3案例练习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_3].如在讲解吸入性损伤时,先以案例讲解,然后播放临床典型图片,引导学生讨论分析其临床表现、提出护理措施,使学生感觉自己置身于临床护理工作中,学会以科学的思维分析判断并解决问题。 1.2.4数据延伸法烧伤课程知识点分布零散,采用数据延伸法进行课堂小结,如提问学生“5、6、7”、“1.5mL”、“3O~50mL/h”等数据分别代表什么意义,学生就能够立即思考“5、6、7”是指成人的双上肢体表面积,“1.5mL”是指成人烧伤后第一个24h的输液总量为每1烧伤面积(Ⅱ。、Ⅲ。)每公斤体质量应补充胶体液和电解质液共1.5mL,“30~50mL/h”代表烧伤患者进行液体复苏后成人每小时尿量应维持在30~50mL/h.数据延伸法可有效的突出重点,提高学生辨析力,更好地巩固课堂教学内容。 1.2.5教学过程以临床烧伤病例导入本次课程,多媒体课件封面选择红色火焰为模板,凸显本次课主题。烧伤分类和临床表现是本节课的重点,通过播放典型图片,简易口诀、板书、对比举例、体现关键词等方式讲解烧伤面积计算和深度判断;病理生理是本节课的难点,讲解时利用学生已经学过的相关章节内容,启发学生思维,并拓展讲解不同阶段护理工作重点,体现护理专业特色,介绍目前国内外对烧伤瘢痕预防和治疗新进展,体现学科知识更新;在讲解烧伤处理和护理内容时,将两部分内容整合一起,综合为烧伤急救、维持有效呼吸、抗休克治疗与护理、创面处理与护理、营养支持与护理、并发症的观察与护理、心理护理等,使教学安排既遵循教学规律,又结构合理、知识一体化。讲授时插入大量的临床护理图片,如气管切开吸痰、中心静脉导管建立及维护、烧伤翻身床使用等,以临床病例引导,使学生身临其境,对授课内容有深刻的认识,并掌握牢固。教学结束前采用数据延伸法对课程内容进行小结,留思考题,让学生温习并巩固知识点。 2、小结 通过这种教学设计,使学生从单一的接受式学习转化为接受与发现并重的学习方式,课堂上能够积极参与讨论、争辩,课堂气氛活跃。自2009年以来,分别为2007、2008、2009级1500余名护理本科生授课,学校学生双向教学效果评价优秀,外科护理学结业考试中本章节内容失分率最低,课程录像通过省级精品课评审,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综上所述,合理的教学设计能够将教学的科学性、知识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学效率,以最优的手段输出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护理学论文:教学内科护理学的论文 1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开展以病例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的必要性 交互式教学最早是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朗和帕林萨提出的一种旨在改善学生阅读理解和自我学习能力的教学方法,之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在我国当前的研究中,对于交互式教学的定义与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多数学者认为,交互式教学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合理地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在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形成交流互动的合作关系,使学生完成由乐学、好学到会学、学会的转变。病例教学法是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教师运用真实的或者经过精心设计的病例,将学生引入特定的情景中,引导学生对病例进行分析,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与传统讲授法相比,采用以病例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以及对典型病例的分析参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从而在知识、思维和情感方面进行综合交流,使教与学相互呼应、相互启发,实现“做中学”“、做中教”。 2以病例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的开展 2.1遵从临床实践规律,重组教学内容,实现教师与教材的交互内科护理学教学应该将教学重点放在引导学生如何将内科基础理论和临床护理工作相结合上。由于学生很少接触临床,只具备相应的医学、护理理论知识,不容易将理论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以致理论知识与护理技术操作脱节。为培养学生正确的临床思维方式,树立整体护理理念,有必要将教学内容进行重新整合。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将典型病例导入新课,围绕病例,以发现患者健康问题—解决问题—总结评价为主线,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教学手段,把内科护理学知识、护理人文、护理学基础知识及护理操作技术等有机融合,按照护理程序对教学内容进行重组,传授科学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护理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护理工作的认识,又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习积极性,培养沟通能力,使其尽快进入护士角色,同时还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护理操作技术得到很大提高。 2.2打破“师传生受”、“师问生答”的传统模式,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交互以病例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实现了教与学过程中师生“双主体”的良性互动,打破了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形式,学生不仅需要听课或是简单回答一些问题,还必须作为主体参与到病例讨论中来,在眼、耳、手、口多种感觉器官的密切配合下,积极参与教学。而教师通过PBL和任务驱动教学设置问题、布置任务,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启发学生的临床思维,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并提供指导。 2.3利用各种学习资源,实现学生与教材的交互新课程标准强调让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方法实现教学的“三维目标”。课前发放学案,预设问题,布置学习任务,让学生通过教材、网络资源(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等获取大量知识信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启发学生的思维并加深学生对教材的认知,给学生提供广阔的想像和思维空间。然后让学生根据学案对各种学习资源进行取舍、挑选、重组,从而找到与主题相关的内容。这样不仅实现了学生与教材的有效交互,使学生感受到了知识的魅力,还提高了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使学生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 2.4运用多种教法学法,实现学生与学生的交互内科护理学开设于第三学年,此时学生已经学习了文化基础课、医学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对临床专业课程有着一定的兴趣和好奇心,对护理操作技能较为感兴趣。因此,他们较重视专业课程,在教师的引导下能主动完成学习任务,可塑性强,对未来的职业无限憧憬。故在教学中运用角色扮演法、病例分析法、情景教学法、理实一体化教学法、任务驱动法、小组讨论法、多媒体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学生通过分析病例,进行小组讨论,分工合作,共同探究来发现患者的健康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实施整体护理,实现了学生与学生的交互。 3讨论 全球医学教育的最基本要求包括职业态度、科学基础、临床技能和群体保健、沟通交流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等的培养,因此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3.1开展以病例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终身教育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知识的获得必须通过积极思考和实践活动,因此必须激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独立性。学生依据学案,通过预习,针对预设的问题、任务,主动查询相关资料,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实现了与教材的交互,对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重难点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学生带着疑问参与课堂教学,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增强了自主学习能力。 3.2开展以病例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所谓临床思维能力,实际上指的是合理分析、处理临床所见的各种症状,以便有效地实施治疗的能力。针对护理专业,临床思维能力是指临床护士根据护理程序,在护理患者的过程中利用所获得的健康资料,包括病史、身体评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结果等,结合自己的理论知识及临床经验,用一定的思维方法来综合分析,提出正确的护理诊断、制订护理目标、实施护理措施及进行效果评价的能力。内科护理学因其实践性很强,临床应用广泛,故受到师生的重视。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一些原因,内科护理学教学仍然是以理论教学为主,学生也是以记忆知识点应付考试为主要目的,但学生总有一天要从教室走入临床,从理论学习进入临床实践,因此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以病例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通过问题设置、任务驱动、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小组讨 论、评判总结等方式,改变了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与学习习惯,引导学生将重心转移到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来,培养了学生求疑、实证、严谨和理性的临床思维。 3.3开展以病例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护理人际沟通能力成功学大师戴尔?卡耐基说过:与人相处的学问在人类所有的学问中应该是排在前面的,沟通能够带来其他知识不能带来的力量,它是成就一个人的“顺风船”。护理学的服务对象是人,学生毕业后多数从事临床护理工作,每天接触最多的是患者,现代护理理念强调的是以患者为中心,良好的护患沟通技能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在以病例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中,通过设置情景,学生扮演护士、患者,体验不同角色内心的不同感受,使学生学会了运用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技巧,同时也使学生体会了不同的言行在患者心理上引起的不同感受,体会到了患者及其家属的心情,了解了患者的心理需求,学会了换位思考,培养了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 3.4开展以病例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职业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实践表明,学生如果能在轻松、活跃的环境下学习,并勇于表现自我,积极发表观点,便会逐渐形成创新意识。在以病例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中,学生通过与教材的交互、与教师的交互、与同学的交互,课前查阅资料,积极思考,课中在教师的组织、指导、帮助下,通过自我探索、小组学习、相互讨论,分析病例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后由师生共同评价、总结,从而融会贯通新旧知识,建构新的知识体系,活跃了思维,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还提高了他们的创新能力。 3.5开展以病例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有助于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教师素质是群体或社会对扮演教师这一特定角色必须具备的心理和行为品质的要求。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社会对护理人员综合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医护知识和技能的主要传播者———临床护理教师,其素质状况是培养护理人才的关键。以病例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的开展,不但要求教师不断汲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熟悉护理教育的发展趋势,还要求其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基础护理学知识、临床护理学知识,且熟悉并掌握目前临床新进展、新技术及人文社会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向精深的方向发展。这就促使内科护理学教师加强自主学习,不断扩充知识容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驾驭课堂教学,控制教学节奏,以渊博的知识、高深的理论、独到的见解指导和帮助学生,并通过师生良性互动产生新知、巩固旧知,从而掌握技能。 4结语 教育教学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课堂教学作为教育教学的主阵地,有赖于教师本着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断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并摸索、总结和改进,进一步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以期达到教学成功的最终目标。 护理学论文:护理学一体化教学的论文 一、加强护理学实训基地的建设 1.我校参照二级医院护理岗位和工作流程设计建成了现代医护实训中心———仿真病区。实训中心设有多媒体教室,既能满足理论教学,又能进行实训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授课中涉及操作就地使用用物给学生演示,学生也能立即练习,使理论和实践教学融为一体,提高学生整体知识的掌握。弥补了传统教学先在教室讲授理论,下次课再到实训室上实训课,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脱节的弊端。 2.仿真病区实训中心坚持高标准、高起点、以模拟真实护理临床工作环境,让学生体会到“上课就是上班”,尽量缩短学校和临床差距。教学中及时调整教学大纲操作项目并增购实训用物,实训内容和操作用物与临床相匹配,添置临床上常见的器械和仪器如超声波雾化吸入器、静脉微量注射泵等,教会学生在校期间正确应用这些仪器和操作技术。为了能使学生亲自体验一些操作,如鼻饲、静脉穿刺、肌肉注射等,除在模拟人上反复训练外,还为学生提供练习的一次性用品,鼓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互相进行真人练习,使实训练习与临床工作实现“零距离”,既可以让学生亲自感受,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也可以让学生体验患者的感受,让学生每次实训课都置身于仿真环境,犹如在医院病房、以护士角色进行各项操作及对各类患者进行护理,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实现教学与临床工作的无缝对接。 二、教师管理与学生自主管理相结合 由于护理学实训课学生是在操作中完成的,教师又需兼顾教学、指导和管理等职责,往往存在管不过来的现象,课堂纪律会比较混乱。改革后将班级人数分为10~12个小组,每组大概4~5人,按学习和动手能力强弱合理搭配,每组选择责任心强、操作水平高的成员为小组长,对其他学生进行管理和指导,班长和课代表负责管理各小组长,教师管理班长和课代表。这样就形成了“教师—班长(或课代表)—小组长”三级管理体系,各个负责人各司其职,管理好自己的人员,课堂纪律就比较有序。 三、传统实训课 由实训管理员安排实训,上课前实训管理员将操作用物准备好,学生对于某些用物的使用目的都不知道,更不会自己准备用物理实一体化教学要求学生在开课前预习操作项目,熟悉操作相关理论知识,课前学生自行根据课程内容准备用物,实训管理员给予指导,而且小组内成员轮流准备用物,将学生角色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的管理者,使学生向主动学习、手脑并用型转变,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对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临床思维能力有较大帮助。 四、尝试多种教学方法 传统教学主要以任课教师为主,上课时任课教师示范操作后学生按照教师的操作流程分组练习,学生往往是机械模仿教师操作,没有真正理解操作。改革后的理实一体课堂充分发挥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在教学中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如情景模拟法、角色扮演法、案例分析法等,教师示教时将护患沟通、人文关怀等融入其中,强调操作要点、总结注意事项,学生练习时或进行角色扮演,或组织讨论和反馈,真正实现了“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教学理念,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运用理实一体化教学,将理论知识融于实践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中干、干中学,在学练中理解理论知识、掌握技能,打破教师和学生的界限,教师就在学生中间,就在学生身边,这种方式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忱,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边学边练边积极总结,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为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护理人才奠定良好基础。 护理学论文:中医护理学哲学教学的论文 一、用医学史塑造中医的实用性价值,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针对现代医学护理的普及和影响力,在医学生心中要树立除了现代医学的重要角色之外,还有我们民族的中医学也是医学界之内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着极强的临床应用价值。为了根植这样的概念,让学生有兴趣来进一步接受理解钻研中医护理学的理论,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述扁鹊治虢国太子尸厥,孙思邈的葱管导尿术的病案,华佗高龄长寿的秘诀五禽戏等养生保健的导引术等例子。这些体现中医在治疗和护理方面的“简、便、廉、验”及理论体系的先进性。在教学过程中观察到学生主动寻找古典医籍中的病案,表现出极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能对护理方法的选择和疗效上提出很多问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日常生活体验,强磁吸引制造兴趣 在三大哲学的教学中,每一个哲学体系的讲解都是从起源、形成、内容、在医学中的应用逐层解析的。为了使每个哲学体系能充分掌握理解,在讲形成的过程中,比如在讲解阴阳学说时:先让同学闭目,想象清晨独自站在一个山顶上,等待东方的日出。在日出的那一刹那,大家感受到了什么?是不是眼前有了亮光,脸颊感到了温暖,周围的黑暗被挤到了你的后面。经过大家的视觉、感觉等综合之后,我们理解了最早的最朴素的向光即为阳,背光即为阴。再让大家睁眼看看周围的世界,看看有阳光的地方有什么样的特征,背光的地方又有什么样的特征。这样阴阳的内涵就丰满了很多,并且和自己有密切的关系,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概念的。在讲到五行的知识时,五行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从简单的事物原型就可以找到答案,还可以用身边已知的很多事例来理解,让学生知道五行是无处不在的。比如水域里水葫芦的引入,但是最终形成的泛滥成灾,就是一个相乘的例子;动物界的食物链,就是一个相生又相克的例子。 三、多媒体教学海量信息,满足多方信息需求 多媒体是20世纪90年展起来的新技术,它是一种把文本、图形、形象、视频图像、动画和声音等运载信息的媒体集成在一起,并通过计算机综合处理和控制的一种信息技术,在教学上,它既能向学生提供生动丰富多彩的集图、文、声于一体的教学信息,又能为学生提供生动、友好、多样化的互动方式。多媒体教学有点很多,在中医护理学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以下几点优势。1.信息量大,形式多样,有图、文,声、影等。能够满足现代人的信息获取方式,改变了以往的传统授课以视听获知信息。如在讲五行之土时,可以在PPT中插入长满庄稼的图片,让同学通过联想获知土的特性。2.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来观察。如上述例子,把图片放出来,让同学们自己观察寻找与土有关的信息。3.提升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如在讲到金之时,教师先启发同学思考金的古代用途,然后逐一用实物展示,再分心各种器物的作用就发掘出金的特性有变革,改革之意。采用多媒体教学,要求教师熟练使用各种软件来制作高质量课件,并对知识点要加工塑造,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可以事半功倍。 四、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理解夯实基础 美国学者认为只有在对教学活动进行整体设计和系统决策的前提下,才可能达到协调发展的效果。中医护理的理论体系形成基于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而古代的哲学思想是一点一滴积累逐渐系统化。在形成过程中有很多的学者都有论述发展,所以有必要涉猎古代有关的典籍和着作。其中与哲学有密切关系的有《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等书籍。如在《论语》中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体现事物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哲学观点;再如《孟子》中:“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就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中医的内容博大精深,源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哲学的深邃。所以要理解体会中医的哲学基础,是学好中医的基础。 护理学论文:内科护理学教学改革的论文 1对象与方法 选择我院2011、2012级高职护理专业4个班作为研究对象。各班年龄及专业层次无显着性差异(P 0.05),具有可比性。其中二班(28人)、四班(28人)作为实验组引入以问题为导向教学法,尝试校企合作教学模式;一班(30人)、三班(27人)作为对照组进行传统课堂教学,两组课程内容与考核方式相同。课程结束后,自制问卷对实验组进行调查,了解学生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的评价,并比较两组考试成绩。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显着性。 2研究内容与步骤 2.1实验组教学过程 2.1.1体现现代护理特色和理念把突出技能型人才培养、优化教学内容、提升护理岗位工作能力作为护理教育的指导思想。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本位,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健康需求的高素质实用型人才。 2.1.2构建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 (1)以内科护理工作项目为导向,内科护理岗位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为基础,结合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要求,将内科护理学分为九大工作项目,48个学习任务。(2)实施以问题为导向教学法(problembasedlearning,PBL),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进行启发式教育,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教学目标。以案例教学和问题教学为主,设计典型案例与学习情境,选择“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肌梗塞”“上消化道出血”“糖尿病”等内容实施PBL教学,现以“上消化道出血”为例介绍如下。①教师准备案例及问题,学生课前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准备。病例叙述了一位35岁男性病人从3年前反复发作性上腹部空腹痛到3小时前突然出现呕血再到失血性休克而急诊入院。教师根据教学目的,提出以下问题:病人所患疾病是什么?如何估计出血量?抢救治疗4h后,如何判断出血是否停止?护士应对病人进行哪些方面的病情观察?针对病人目前情况,护士如何配合医师进行抢救?止血措施有哪些?若是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破裂出血,其止血措施有何不同?病人存在的护理问题有哪些?引起上消化道出血最常见的病因有哪些?食管胃底静脉破裂出血的诱因有哪些?消化性溃疡的发生与哪些因素有关?你建议病人如何改变生活方式?②将学生分为5组,每组5~6人。授课前一周,教师将案例及问题发给学生,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要求学生将所有问题的讨论结果书写出来,组内成员分工合作,确定好各问题的发言人或课堂上就某一问题进行小讲课、情景模拟等。课堂上,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发言,其他组提出质疑及补充意见,教师做好组织管理工作,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与发言,适当辅以板书,展示重点内容。最后,教师利用10min时间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对讨论结果进行点评,总结知识点。(3)尝试校企合作,强化能力培养。课程教学向社区延伸,定期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带领下参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及肺结核等传染病的健康教育讲座和宣教,设计制作健康教育板报,实现教、学、做有机融合,增强学生预防与控制疾病的意识,提高健康教育能力和交流沟通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4)优化课程考核方式,建立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形成性考核包括阶段考核及制作健康教育板报(10%)、期中考试(20%)、案例作业(10%),占总成绩的40%;终结性考核为期末闭卷考试,占总成绩的60%。考试题型以选择题和案例分析题为主,选择题模拟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题型,加大案例分析题比例;考试内容以临床常见病为主,重点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完成某一特定临床任务的能力。 2.2对照组教学过程 进行传统课堂教学,各章节内容由教师集中讲授,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和整体护理要求完成教学内容,考核方式与实验组相同。 3讨论 内科护理学作为临床护理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对其进行的教学研究已很深入,但仍然存在教学内容局限、教学方法单一、理论与临床实际结合差、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主动学习意识差、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不强等问题。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考试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病例分析题、单项选择题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着性(P 0.05),提示PBL教学和校企合作教学模式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和学习成绩。问卷调查发现,96%以上的学生认为BPL教学不仅能提高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分析解决临床问题能力,而且能增强团队协作精神与沟通能力,优于传统教学。因此,内科护理学课堂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式需要更新和改革,学生需要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但是PBL教学并不适合所有学生,仍有学生认为PBL教学效果不是很好;12.73%的学生对增加PBL教学时数持否定态度,说明仍有少部分学生习惯传统教学,不适应主动积极寻求知识的角色转变。从考试成绩来看,无论实验组还是对照组,对考试题型改革还不完全适应,平均成绩偏低。因此,教学中应针对考试题型进行相关训练,对应知应会的细节反复强化,教师按章节、题型建立试题库及案例分析集,定期在网上选择题及案例分析题,尝试建立网上测试系统,进行在线测试,强 化学习的全程管理;加强案例教学,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完成某一特定临床任务能力;同时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在内科护理学课堂教学中,如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如何在教学中培养学生融会贯通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及主动学习意识,提高其综合职业能力是值得内科护理学教师思考与研究的问题。 护理学论文:护理学基础操作考试方法的改革 我们对护理学基础操作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激发了护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学习效率,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1,对象。我院2004级护理大专生212人,随机分为对照组(113人)与实验组(90人)。2组都是女生,均为高中毕业,年龄18—20岁,学制3年,具有一定的医学基础知识。 2,方法。《护理学基础》教学授课结束后,在考前复习及考试方法上实施改革。实验组:将学生分为13组。在教师带领下,在呼吸内科、消化内科、骨外科、烧伤科、妇产科采集病历。各组根据病历查阅相关资料并组织讨论,提出用护理学基础技术能解决的护理问题,制订相应的护理措施,并根据操作内容分角色组织练习。考试时,每组成员从本组病历涉及的操作中随机抽取一项进行考核。对照组:考前教师指定考试内容,学生依据教师的安排逐项强化练习。考试时从这些练习项目中随机抽取一项,作为考核内容。 3,统计学处理。采用x检验。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考核情况比较结果:,实验组在协作精神、爱伤观念、沟通技巧及操作后处理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经比较分析,考核方式的改革。对护生的学习及教师的教学活动,有明显促进作用。 讨论 1.激发了护生自主学习的兴趣。病例讨论的方式,激发了护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她们均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使之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主动思维,护生们认真讨论病例、查阅相关资料,并积极向教师请教,教师有目的地引导学生思考,使其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巩固与发挥,调动了护生学习的积极性,使护生获得学习动力,获得更多的快乐、自尊、自信,从而促进成功的学习。 2.提高了护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实验组护生围绕病例进行思维、推理和分析,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这过程中,护生对所学知识进行重新组合,融会贯通,锻炼r她们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教师在指导过程中,鼓励其大胆思维,勇于创新,激发了护生的探索欲,提高其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3.突出了护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病例讨论、角色扮演的教学方式,给护生创建了一个模拟的“情境”,在“情境”中,护生面对活生生的“患者”,比模型人更具真实感,利于全身心投入到护士角色中,在练习时不只注重操作步骤的完成,更注重患者的具体感受,重视操作前的解释、操作中对“患者”表情变化的观察及操作后的嘱托?。使护生树立“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注重与患者的交流,询问患者的感受,能主动征询的患者的需要,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的爱伤观念明显优于对照组。 4.培养了护生的职业素质。传统的教学方式,护生面对没有反应的“模型人”,往往忽略或羞于沟通,只注重熟练地完成操作,导致护生为考试学习,护生之间、护生与“患者”缺乏交流。实验组的护生通过采集病历,分角色组织练习,共同讨论,谋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互相取长补短合作练习,锻炼了护生间相互沟通与交流能力,培养了她们的集体观念、团结协作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使其职业素质得以提高。 5.缩短了护生从课堂到临床的距离。教师从临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病例,使学习内容更贴近临床实际,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与临床实际结合起来。使护生早期接触临床,将学习过程从课堂延伸到临床,从理论延伸到实践,弥补了先教学后实践的不足。教师指导学生运用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培养其临床思维,缩小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增加了学生进入临床的自信心,为其日后工作奠定基础。 6.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教师要根据课程特点及学生能力,因材施教。课前应充分考虑到学生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加大了教学难度,使教师活跃了思维,开拓了视野,激励他们投入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教学,促使其不断自我完善和提高。 7.为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1)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平日教学中,教师应注重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有意识地设计各种情境,让学生练习分析问题,如问题如何形成,问题对患者影响及解决问题应采取的措施。这样,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提高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另外,在教学中还可酌情增加临床见习机会,培养学生的l临床意识和临床思维能力。(2)加强对学生素质的培养。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加强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鼓励学生勤于思考、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锻炼他们与同学、教师的沟通交往能力,培养其良好的心理素质,为临床实习打下基础。 护理学论文:社区护理学论文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以2010年上半年同时开课的护理(生物)2006级本科(五年制)一个教学班48人、2007级护理本科(四年制)一个教学班65人共计113人为观察组;护理(生物)2006级本科另一教学班(五年制)48人、2007级护理本科另一教学班(四年制)62人共计110人为对照组。 1.2方法 原《社区护理学》课程教学计划理论课时28学时,实践课时2学时,总学时30学时;考核方式为单一的期末卷面考试。观察组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融入教学的各个环节,从教学中深刻认识到主动学习、主动获取知识的重要性,从而全面推进教学改革。优化整合教学内容,避免与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课程重复讲述。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改变期末考试办法,通过多种能力测试方案全面考核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完善《社区护理学》课程建设工作,推进护理学科的发展,提高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和教学指导能力,为进一步推进PBL教学打好基础。培养学生语言表达、文字整理、PPT制作的能力;培养学生学会设计各种调查问卷、调查表、评估表、健康教育计划等社区护士应具备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精诚团结、协作协调的团队精神。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1.2.1资料准备 编写教改方案、课程内容整合方案,修订原课程教学计划。拟定总学时不变,调整理论课与实践课学时比例,增加实践课程学时数,突显本课程实践性较强的特点,理论课时调整为10学时,实践课时调整为20学时,其中理论学时主要用于讲授1章~5章的基本概念等内容;依照此计划修订教学大纲、课程说明、课程教案,编写实践教学大纲、实践教学设计和指导。编制学生实践活动评价标准、学生作业评价标准、PPT评价标准、教学效果评价标准,并聘请专家审核;建立《社区护理学》理论考试选择题题库。 1.2.2教学及考核方法 观察组:采取“新教改方案”方式授课,先对前5章内容用10学时进行课堂理论讲述,讲解基本理论、基本概念,使学生对本门课程建立初步认识,并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利用媒体学习学科背景和前沿知识,扩展知识面,开阔眼界,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进一步理解和记忆,要求提交作业数次;然后组织学生利用16学时的时间深入社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学校、单位、公共场所等部门运用护理程序针对存在的健康问题设计并开展相关健康教育活动、家庭访视、居家护理;最后,利用4学时组织学生集中汇报学习成果、学习体会、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并按照学校要求进行期末笔试。每次实践活动之后均需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全面评估,参照已制定的评定标准评定成绩,全程记录备查。学生期末考试采取题库抽取50道选择题组卷的方式,满分50分;平时的实践活动评分总和占50分,合计满分100分。课程结束后,请有关专家、同行、学生运用教学效果评价标准对观察组进行全面评估,综合评价本教学方法的可行性、科学性、实用性,评定有无推广价值。并查找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对教改全过程进行再次修订和完善。整理有关数据,撰写学术论文,提交研究报告。 2结果 本研究实施后,对观察组和对照组学生统一进行理论及实践技能考试,结果见表1。对观察和对照组学生进行同一问卷调查,了解其对开设本门课程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方面的认识,对本课程内容的实际意义的理解及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现状的了解情况。结果显示,理论知识考试两组学生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实践技能考核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与对照组学生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学生在开设本门课程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方面的认识更加充分,能更好地理解本课程内容的实际意义,了解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现状。 3讨论 结合国家新医改方案的出台,强化社区医疗服务趋势已经形成,政府和广大医务工作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迫在眉睫,培养社区医护人员形势紧迫,因此学院率先在护理学院开设《社区护理学》课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目前学院、实训中心配备了多媒体教室,实训中心配有实践技能训练相关模型。学院附近有多家小学、中学、养老院、 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滩、超市、大型社区等,均可以开发成为实践教学基地,资源丰富充足,能满足学生的基本需求。本研究的特色即是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变学生被动听课为主动学习,全面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改变教师是“教学环节的核心”观点,形成“学生为教学中心”的理念。《社区护理学》教学内容重新进行了整合,对于内外妇儿已经讲过的知识点不再重新赘述,而是指导学生怎样运用这些知识去解决社区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护理问题,这些变革在新的教学计划中已经体现;教学方式不是教师在课堂教,而是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边学边研究、边讨论,随着问题的引出不断深入学习,既增加了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又紧跟学科的前沿动态;不是用一次期末考试卷来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也不是仅仅考核学生的记忆力,而是通过多次实践活动的参与,应用各种能力测试评价标准来全面评定学生的综合能力。为社会培养社区服务工作人员,并使学生能够尽快胜任角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本研究的推进,研究人员也发现还有一些环节是要改进的,比如在实践教学的方法和条件方面,应设置基于“社区护理模拟实验室”的仿真实践环节,进一步满足教学需求,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护理学论文:妇科护理学教学创建 1妇产科护理学基础模块构建 此模块主要包括女性生殖系统的解剖。女性生殖系统解剖在解剖学中已经讲过,本模块在原来学习的基础上,主要介绍各个器官的功能及临床意义,为后面各模块的学习提供一个逻辑思维的基础。根据教学设计,此模块的1+1模式是这样构建的:借助内外生殖器的同比例教学模型及多媒体图例和视频,教师讲解各个器官的功能及临床意义,使学生在感官上对所学知识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逻辑思维上对知识点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这是第一个1,即基本知识模块;教师为主导,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在模型上说出各个器官的功能及临床意义,使学生在尝试中掌握所学知识点,这是第二个1,即基本技能和知识应用能力。 2正常月经及月经失调护理模块构建 月经是女性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生理现象,月经失调的护理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此模块构建的合理性关系到学生后面知识点的把握。基本知识讲解中以产生正常月经生理现象的机理作为主线,插入导致月经失调的因素,从而引入月经失调的临床特点及护理问题,知识点的讲解利用多媒体及PBL教学方法。护理专业大部分是女生的特点,学生结合自身情况,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兴趣,对正常月经及月经失调知识点总体上有一个把握。对于基本技能方面最终的要求是学生学会月经失调的整体护理,以分组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扮演不同月经失调的患者,从患者入院的护理评估、护理诊断、护理措施、护理评价几个方面,每一组讨论并写出完整的护理方案,把所学知识贯穿到每一个患者的护理过程中。 3妊娠护理模块构建 妊娠对学生来说是一个比较抽象而且神秘的现象。此模块基本知识的讲解利用视频动态演变,从卵子的形成、受精、发育与输送到着床,以及胚胎在子宫里逐月发育的特点,妊娠后子宫的变化,以及妊娠后母体发生的变化,使学生对正常妊娠全过程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抓住学生的兴趣点,通过讨论的形式,教师总结正常妊娠的知识点。同时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如果妊娠过程的某一个环节发生改变后,结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从而串讲异常妊娠的临床特点及护理问题。本模块的基本技能包括能够辨别正常妊娠与异常妊娠以及异常妊娠诊断中常用检查的配合。本环节教师精心设计异常妊娠的病例,分组让学生在不同病例中找寻相同点和不同点,设计不同的护理方案,让学生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护理病例中,既巩固了基本知识,又锻炼了实际应用的能力。同时各种异常妊娠检查的配合如B超、后穹窿穿刺等在护理实训室中结合病例分析一并完成,学生主要掌握器械的准备及术中配合。 4分娩护理模块构建 分娩是妇产科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人对分娩的认识越来越高,这就对妇产科专科护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模块是这样构建的:基本知识的讲解结合正常分娩的VCD光盘,从分娩的影响因素、分娩前的准备到分娩全过程,让学生先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教师结合CAI课件,串讲正常分娩的知识点及观察产程的要点,关于异常分娩结合影响分娩的因素及正常产程的特点串讲异常分娩的知识点。教师合理组织内容,把分娩相关并发症知识点穿插在异常分娩中讲,使学生容易掌握。基本技能要求比较高,产前护理管理及分娩护理管理结合异常分娩的知识点在护理实训室完成,学生在正常女性骨盆模型、不同孕周孕妇模型、正常分娩模型及难产模型上完成产科专科检查及分娩接生程序,主要掌握器械的使用方法及检查的目的和意义,学生按照正常产妇入院的程序做一个完整的护理管理,教师指导总结。 5产褥护理模块构建 基本知识点的讲解采用PBL教学法,把正常产褥及异常产褥的知识点借助学生已经学过的正常妊娠母体的生理变化,提出问题即产后母体会发生哪些变化作为一个主线,讲解正常产褥及异常产褥的知识点,学生在问题的解答中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主要是产后会阴及乳房的护理。学生在护理实训室针对会阴切开模型及孕妇模型进行这两部分的护理,要求每人进行操作并考核,实训考核过程中复习基本知识点。 6女性生殖系统炎症护理模块构建 女性生殖系统炎症是妇产科常见病,也是多发病。基本知识点的理解主要在于掌握女性生殖系统的解剖特点和生理特点。教师把正常内外生殖器的生理特点和内环境改变时的特点,结合常见病原菌的生存条件讲解各类炎症的知识点,通过对比讲解使学生把握基本知识点。基本技能主要掌握炎症外治法中阴道冲洗法和冲洗液的配置及阴道和宫颈塞药,这一部分内容在护理实训室配合常见护理操作技术配套光盘,借助模型实际操作,让学生根据不同的炎症患者配置不同的冲洗液冲洗,并选择不同的药物阴道和宫颈塞药。 7女性生殖系统肿瘤护理模块构建 女性生殖系统肿瘤是妇产科的难点,肿瘤的治疗主要是放化疗和手术,而手术主要是腹部手术和外阴阴道手术。对于学生来说这一模块基本知识主要讲解各类肿瘤的临床特点及确诊的方法。教师组织内容时抓住学生的特点,通俗易懂是掌握知识点的前提,借助多媒体课件中形象的图片,使学生针对各类肿瘤的特点,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更好地掌握基本知识点。基本技能使学生学会腹部手术、外阴阴道手术的术前准备和术后护理。本技能需结合外科护理学、基础护理学中的内容,配合腹部手术及外阴阴道手术的操作光盘,使学生掌握术前及术后护理的注意事项,让学生在模型上完成术前准备及术后护理程序,巩固基本知识。 8计划生育护理模块构建 计划生育是妇产科学的一个分支,本模块在构建时考虑到计划生育的特殊性,基本知识点的讲解和基本技能配合,主要在护理实训室完成。各种避孕方式配合避孕模型边操作边讲解各种避孕方式的适应证、禁忌证及优点和缺点;避孕失败后的补救措施主要配合人工流产的光盘等讲解不同孕周选择不同终止妊娠的方式,学生根据教师的讲解及所见总结基本知识点,教师补充。学生学会计划生育各种手术的器械准备。教师按照模块形式授课,授课结束后,分基本知识点和护理技能操作及知识应用能力两方面考核,基本知识点主要通过笔试,占50%,护理技能操作及临床应用能力占50%,对学生在校的学习给出一个综合评价。模块式教学法是根据不同职业岗位群或技术领域的职业能力需要,将相关的单元组合成教学模块,通过增删单元和调整组合方式,实现教学内容的更新和专业方向调整的一种教学方法[1]。模块式教学法是传统教学的补充,形式上灵活,内容上前沿,有利于“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灵活性,开创学生的创造力[2]。根据专业设计需要,妇产科护理学构建了八个教学模块:基础知识模块是护生学习妇产科护理学的基础,此模块的构建能使护生在形象直观的学习中扎实掌握知识点;月经模块构建以护生本身生理现象为主线, 不仅轻松掌握知识点,也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妊娠模块的构建采用动画演示,培养了护生的想象力;分娩及产褥模块的构建采用教学光盘实例演示,能够培养护生的爱心;妇科炎症及肿瘤模块的构建培养了护生的灵活性,开创了护生创造力;计划生育模块的构建培养了护生动手操作能力。八大模块构建通过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效的整合,避免了对某些知识的重复教学,然后按照职业能力需求,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进行授课,这样使护生能够按照相应的模块来学习和掌握相应的技能,通过不同方式的教学,与护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这样的模块教学既给护生一个轻松的学习环境,又给了护生自由学习、主动学习的机会,充分体现了“以护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既拓宽了护生的思路,又发挥了护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激发了护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护生的个性化能力[3]。充分体现了教学方法改革,注重护生自主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和提高[4]。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一种有效途径。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当今世界呈现出文化多元的格局,各个文化区域在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在对话碰撞中获得启发,因为在一个多级、多文明构成的世界秩序中,和平是否可能,完全取决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可能相互理解、和睦相处[1]。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中国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对当今局势的清醒认识,积极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焕发当代中国的文化魅力。文化上的自信,彼此承认对方所拥有的文化优势,加强交流与对话,正是体现了各自文化自信开放与谦逊包容的主体意识。 一、历史梳理:跨文化对话的不同视角 中西文化作为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风格和特点。“西方”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转移,大致在明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3]。中西文化对话是通过中西文化相互的对看、学习与参照,为真正诉诸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互促互融,分别从“西方视角”“中国视角”梳理中西文化对话的历史脉络,关注中西两种视域不同的文化通过这种沟通交流,达到某种程度上相互迁就融合的对话。 (一)跨文化对话的“西方视角” 西方国家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可追溯到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揭开了西方对中国文化想象的序幕。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原本局限于地理空间而封闭的不同地域和民族,开始了普遍的贸易交往和广泛的文化交流,“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4]。西方国家开始向中国学习先进的农耕和纺织技术。16世纪,中国向西有澳门越过大西洋通达里斯本的航线,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录多是耶稣会传教士和商人、探险家的游记见闻。地理大发现以后,中国文化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影响最大,引起集体对中国的白日梦想象,印刷术刺激文化传播更为广泛,中国文化方面的相关文本在西方被广泛地翻译,掀起了东方热。近代,社会和政治转型构成了新的语境,中西方文化与学术交流日益紧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代的经典和儒家学说研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成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理想主义的基本来源,中国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尤其是康熙年间繁荣的社会景象,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追求的社会楷模,然而,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当时欧洲的关注与争论所过滤和歪曲,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欧洲制造”,借用中国来解决自身问题,吸收中国文化,为本国服务。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触发欧洲启蒙的自觉意识,引发了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变化。 (二)跨文化对话的“中国视角”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西传,中亚、伊朗的彩陶与仰韶彩陶的交流;两汉时期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养蚕和丝织技术传入波斯、拜占庭,埃及的玻璃与制造技术传入中国以及塔里木盆地的米兰壁画有典型的罗马式绘画的痕迹,西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炼丹术、陶瓷传入阿拉伯和西欧;宋元时期,四大发明先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元代著作中的“西域”,范围极广,大致东起唐古特、畏兀儿,西至欧洲、非洲,都可称为“西域”[5]。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日益繁盛,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将中国文化输入欧洲。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引起学界对西方文化的讨论和反思。直至今日,中西文化对话又被赋予新时代的内涵。明清时期,中国限定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并不是出于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直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经历了对自我文化的重新评估和文化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一批有识之士从立国转向立言,意识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出现了鲁迅弃医从文、胡适弃农从文等现象,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西方的各种思潮随之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被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中国开始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西文化对话隐匿其下,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道路之中,出现了新文化运动者在中国衰落之期倡导“全盘西化”,新儒学倡议者在民族复兴之期试图“去西方化”,以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进行单向的二元对比,造成文化上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唤起中华民族主体性与文化创造性的自觉,中西文化比较走进中国学术视野。 二、源流脉络:文化自信的多维阐释 全球化带动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对话,多种文化价值观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形成冲击,中西文化作为不同的异质性文化形态,文化自信成为各自阐释的主体意识,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6],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自我认可,通过自我重构为“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在跨文化对话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7],借助历史“时间”的线性推进力,打破地域时空局限,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与对话成常态趋势。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跨文化对话中实现对自己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 (一)承接传统:“不忘本来”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是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对话中自信的源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从历史厚度上给予中国文化自信。中国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本位,增强文化自信,立足自身文化是中西文化对话交流的前提,对自我文化正确的认知,汲取传统文化营养,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实依靠。新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深入挖掘自身文化价值,结合发展需要,从顶层上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2014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指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7年以后,出台一系列文件,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讲话是习近平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地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性。大学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者,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应自觉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学习古代先贤的智慧,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班人。 (二)对话西方:“吸收外来” 中国对话西方文化的前提是保存自我,而自我保存又是以自身文化自信为前提,自身的文化可以与他者对话,尤其是近代史上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化,通过他者来体验和观照自身文化。中国近代一直向西方学习,坚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的新鲜血液,中国文化不断地融合新的因素,激发本民族文化的活力,为中西文化对话的深入和有效对话打下坚实基础,进而寻求自救自强的历程。五四时期,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就中西文化差异的性质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展开论战。东方文化派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民族性的即空间性的,主张中体西用、新旧杂糅;新文化派则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时代性的即时间性的,主张弃旧图新、全盘西化。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经典著作,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经典文本与思想传统做努力,高层次的交流互鉴为更深入地适应多元文化的时代要求,广泛地打开中西方的视野,使双方成为彼此的参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中国以足够的自信接纳接受西方文化,并与之有效对话,让其融入自身文化,逐渐实现了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在丰富自身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重现辉煌。当代大学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具有较强的接收能力,积极吸收国外知识,融会贯通中外优秀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应坚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和传承五四精神,肩负起振兴中国文化的担当和使命。 (三)迎接挑战:“面向未来” 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签,承载着文化变革与文化承续,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中西对话中的更新变革,立足本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融合,形成时间上的文化整体发展,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国文化包含大量不同知识视域的相互交接,对接传统文化,对话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融合,并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应该是人类的文化经验延展和超越自己的界限,发展的眼光,文化自信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学习他者文化,更是以发展的眼光迎向文化的未来发展,形成不断增长的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文化。新时代,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时代命题相结合,在文化自信的命题下,提出推动中西不同文化交流的对话范式,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文化自信不仅要立足自身传统文化,还要正确对待文化之间存在民族性差异,以一种自我文化建构的态度,融入某种确定的当代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中。正是由于中西跨文化对话的时代需要,促进当代文化之间的发展,中西跨文化对话的理念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文化自信隐含文化自觉意识,描绘出一幅和谐的跨文化对话的历史图景。新时代的大学生无论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还是担当时代的神圣使命,都要珍惜韶华,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努力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开放的视野接受外来文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文化担当,不负青春,更好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浪潮中奉献新时代的青春力量。 三、结论 “全球化”促使国家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也随之愈来愈频繁。文化自信是将中国置于世界各国交流对话的情境中,而不是独立于各民族、各个国家单一文化。世界文化正在快速地发展,文化中心地带也在转变,正在向多元化转向,中国努力地跟上发展的变化,更为主动积极地去认识变动中的多元世界。现在要建设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到文化自信,有必要开展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对话更深入地了解各自文化。从全球范围内历史互动的角度关注过去,认识现在,重塑未来[8]。当代大学生要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思考文化自信的问题,不能脱离多元文化的情境,通过中外文化对话,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赵莲花 单位: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中医高等教育篇1 近年来,随着中医队伍出现人才不足,名老中医递减,中医中药在临床应用减少,人们开始反思中医教育。于是,从上至下进行轰轰烈烈的中医教育改革,研究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改革。我们看一下这些教学方法的改革,不外乎案例式教学、分段式教学、网络教学等,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到中医教育成败的根本问题。中医教育教学的改革不是某个教师、某个学科的教学改革,需要职能部门从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建国以前,中医教育一直以家传或师承与自学结合的教育模式为主。那个时候,名医辈出,百姓也相信中医,事实证明师承或家传与自学相结合的教育模式符合中医教学规律,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建国以后,学校式的中医教学模式成为主流,各省中医学院相继成立,使得中医教育得到普及与重视,国家的初衷是好的,希望大力发扬中医,造福人类,可事实却是名医越来越少,我们可以调查一下,各个中医院校前10期的学生在中医临床方面是主力军,他们的中医基本功比较扎实,这和当时的教育有关,学校式教学初期,邀请了国内当时的名医授课,教学内容以中医为主,外语、计算机课等开的很少,不追求高学历,不考硕士、博士,学生人数少,带教老师认真,重视中医基本功的传授,所以这几批学生培养得比较成功。再往后看,学生的中医水平一年不如一年,我们去各省的中医院走一圈就会发现,会辨证开方的医生很少,大部分人是运用西药和中成药。毕业生就业难,临床技能低,人们对中医产生怀疑态度。是中医无用,还是我们没有学好中医?笔者认为,大部分人属于没有真正学透中医,只是一知半解,临床疗效不好,因此而得出中医无用的结论。其实这结论很偏激。如何学好中医,除了自身的努力,教育的模式极大地影响着教育的成果,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医教育改革很关键。 1生源问题 笔者认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中医,学中医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对中医的热爱,建立在直觉思维之上的“悟性”非常重要。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弱化了传统文化,从小学习数理化培养出来的学生逻辑性、概念化思维方式较强,对中医很难有“悟性”,因此不爱学习中医,排斥中医。笔者从事中医教学10年,经常发现有非常聪明的孩子考试不及格,甚至拿不到学位,原因在于不喜欢中医。学好中医需要矢志不移的心态,耐得住清贫,坐得住冷板凳,踏踏实实,不计名利,安下心来做学问,历史上有许多虔诚的中医学者,四处游学,拜访名家,矢志不移,最终成为一代名家。 2思维方式的培养 中医有其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气血、阴阳、藏象、经络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望、闻、问、切是中医诊病的主要手段,辨证论治和遣方用药是治疗的核心。培养中医,就是培养中医的思维方式,使医生能够按照中医的思维方式入手,诊疗疾病。可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这样的中医了吗?中医院新毕业的学生有几人会诊脉并能仔细望、闻、问诊?即使有诊脉,也只是形式,大多数医生会让病人做大量的西医检查。在医院候诊室经常听到有患者抱怨,专门来看中医,不给号脉,只开西医的检查项目,与其这样,还不如去看西医呢。如何培养中医的思维方式,是教育工作者应该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集中强化中医思维方式的培养,排除一切干扰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即在一段时间内让学生仅仅接触中医,不学西医,不用西药,完全辨证用药,待中医学成后再学一些西医知识,以利于中西互参。 2.1教材:教材是知识的载体,载有大量的资料供学生学习,同时教材也具有导向作用,可引导学生解决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因此,对于教材的要求应相当高,内容的准确性、深度、广度,以及留给学生和老师想象的空间,都要经得起推敲。我认为,现行中医教材的设置与内容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远离经典,象《神农本草经》、《濒湖脉学》、《难经》等经典根本不开课,全靠自学,学生很少有人自觉去读,即使已开的经典课,也作了很大的删改,不以原文为主,而是妄加注解,让学生读不到原汁原味的经典文献,因此基本功不扎实。二是中西结合,中西结合的前提是中医、西医都学得很透彻,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取长补短,比较分析,中西互参,从而有利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可是对于初学的学生来说,中西医课同时开的结果则是一塌糊涂,中医没有学好,西医只是一知半解。现行中医教材中掺杂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西医理论诠释,甚至一段中医理论,一段西医理论,这样把根本无法融合的两门学科混杂一处,老师无法授课,学生无所适从。当然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现行中医教材所具有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始资料要比二手资料更有价值,尤其是当你对某一中医问题做深入研究时,你必须首先明确中医典籍对此问题的原本描述。 2.2教学进程问题:一种是先上中医课程,再上西医课程,或为我们现行的体制,中西医课程同时进行。其实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现行的教学安排,中西医课程同时进行,学生容易接受西医,西医学属于公式化、规范化的知识体系,学生易于掌握,而中医学则是建立在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之上,以气的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不易学习,初学者很难深入进去,导致越来越不爱学,逐渐丧失了学习的兴趣。笔者认为,应该先上中医课,强化学习,强化训练,培养兴趣,进入状态后,即中医基础打好之后再学西医知识,尚不为晚,这就是先入为主。其次是中医课程开的过少,一个中医学生不先学好自己的主业,而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外语、学计算机、学西医课程,结果是杂而不精。现在社会需要的是专业的人才,而不是样样通、样样松的“通才”。所以中医毕业生就业难,去西医院水平赶不上人家西医院校毕业生,去中医院又不会开中药方,中医理论水平也不行,这是深刻的教训。 3师资问题 目前很多中医院校讲授中医的教师多数不参与临床实践,没有临床经验,讲课只能是照本宣科,望文生义,脱离临床实际而机械、教条的授课。中医本来就是实践医学,来源于实践,并回到实践中去,因此也应该在实践中学。所以授课者应该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这样才能理论实践相结合,讲授起来灵活,可信,生动。 4实习问题 中医临床实习是学习中医非常重要的一环。医学本身就是实践科学,只有亲身亲历,与所学的理论加以结合,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人才。所以早临床、多临床已经成为公认的学好中医的必要环节,教育部门一定要给学生提供较好的实习环境。目前我们的实习环境不容乐观,所谓的教学医院都是以盈利为主,而不是以教学为主,老师很难做到“教”,学生也很难学,大部分时间是雾里看花,没有学到实质性的知识。笔者认为,理想的教学实习环境应该是教学医院以教学为主,限制患者人数,医生和实习生对每一个病人都能仔细望闻问切,辨证分型,遣方用药,并认真讨论分析。中医教学改革,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做到,需要职能部门政策的支持及改革,需要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任重而道远。人民期待中医教育改革硕果累累,谱写新篇。 作者:张丽艳 中医高等教育篇2 加强中医药传承和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是中医药面对新形势的紧迫任务。在中医药事业创新发展的进程中,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但当前我国中医高等教育存在创新意识不足,成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障碍。为适应现代医学技术和理论不断创新的发展趋势,中医高等教育需要转变观念,进一步加强创新性思维的研究和培养。 1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内涵 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高等教育也需要不断创新,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激发大学生求真务实的责任感、使命感。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高等教育理念已被广泛接受。创造力和创新性思维业已成为人才素质的重要内涵,研究创新性思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中医高等教育的创新性思维,必须以传承和弘扬中医文化为目的,遵循中医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并尊重高等教育的规律,孕育创新性思维的文化氛围,创立中医药研究的新思维、新概念、新技术,培养中医人才创新性思维素质,发展现代中医理论和技术的教育新思维模式。中医创新性思维不能仅停留在培养“创新精神”阶段,还要引导学生把新思想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他们将思想转化为某种形式的思维“产品”,提高中医学人对中医理论的应用能力和中医事业改革发展的“实践能力”,使创新和创效有机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教育的创新性思维为中医创新精神加中医实践能力,它包含几个基本点: 1.1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继承和创新应成为中医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基本内容。中医几千年来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稳定的思维模式,即突出人与自然和谐、部分与整体相互联系,既重视整体内部相互联系、又重视整体与外部的有机联系,并自创了中医急诊、内、外、妇、儿、针灸、骨伤、养生等全面的医疗科目和技艺,形成了中医自身完整的体系,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地位。因此,中医文化要坚持唯物辩证法扬弃的思想,去除糟粕,取其精华,成为中医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 1.2在中西医对话基础上的创新。有人担心在西医全景式包围现代医院的背景下,中医前景堪忧,遂将中西医对立起来。自上个世纪初,中医地位囿于西医的长驱直入而不断弱化,但在新中国建立后逐渐受到国家的重新重视和扶持,使中医事业在秉持传统中不断创新发展。西医对同一种病证的处理规范有余,灵活不足;而中医则同证多法,可外用膏药、可内服汤药、亦可针灸推拿、饮食调补等,从中收到最佳疗效。由此,中医学人如何扬中医之长,如何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使中西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将成为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的重要关注点。 1.3在博采众长基础上的创新。中医自古传道以师带徒,尊师敬师奉为古训。各家学说也重在培养本家衣钵传承者,门户之别成为中医的一个特色。毋庸置疑,各家学说的特色诊断和医药方剂独具特色,中医要可持续发展,各家学说需要打破门户之见,相互联系继承发展。有如温病学是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完善的,攻下派发展了寒凉派,补土派发展了易水学派[1],这些古代名家均知道传习和超越是保证技术愈久弥香的不二法门。因此,渗透一种创新精神,不惧怕各家之说的争锋,不回避自家理论之短,实现兼容并蓄、有序竞争将成为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的重要内容。 1.4以提高医疗疗效为目的的创新。传统中医特别强调临证的重要性,大量临床经验造就了中医卓有成效的临床奇功。但面对西医“短、平、快”的诊疗模式,中医如何更新诊疗模式、方法、手段等,突破疗程长、疗效慢的窠臼,在不丢失传统的微观辨证,应用生物化学、药理量化分析学等知识,激励学生探究和解决中医药诊断、草药的量化难题,将现代医学诊疗手段纳入现代中医学教育“治病求本”、“扶正祛邪”的范畴,是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教育追求的目标。 2当前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缺乏的归因 长期以来,囿于中医历史自成一体,中医药文化难与其它医学文化简单融合,加上中医高等教育与研究的相对滞后,致使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不足。 2.1中医学人的科学精神不足。科学精神体现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意蕴,包含丰富的内涵。一是以人文科学为主体展示的科学文化深层结构中蕴涵的价值和规范;一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展示的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的求真务实的活动[2]。在古希腊哲学中,“至善”不仅是哲学,而且也是人类一切知识追求的最高目标。“求知”不过是人的“爱智慧”本性的体现,是人自我完善、通向自身真正的存在目标。哲学存在的意义就是引发你思考,促使你去提问,指引你去思辨。传统中国文化尊崇儒家,过于倚重和谐,忽略了自然科学强调的挑战和质疑精神,缺乏一种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致使创新乏力。在中医学院校里,真正愿意谈哲学的人不多,认真研究哲学并将其用于医学者甚少,科学知识求真务实的作用在高等中医教育长期不受重视,加之当下对科学意蕴的解读和应用又失之偏颇,缺乏浓烈的哲学思辨,维护多于更新,巩固多于创造,必然造成理论创新的意识和动力严重,创新性思维滞后,这既是忽视哲学社会科学的间接后果,又是科技主义盛行的直接产物,从根源上阻滞、抑制了中医人才的思维品质和创新能力。 2.2中医学人的中医信仰弱化。中华文化和科学素养是全面理解中医起源、创新中医思维、坚定中医信仰的基础。现代中医药大学逐步被现代西方文化所浸润,一个从小就与数理化、计算机分分不能脱离的现代教育体制已经严重改变了中国学生的文化兴趣和思维习惯,他们对传统文化已在不经意间产生了陌生感和疏离感。没有了信仰也就奢谈执着、发展和创新[3]。尽管20世纪50年代全国相继成立中医院校,但从中毕业的学生已经缺少了中医先辈们的那份虔诚。尤其是“80、90”后入校的学生,不少对中医感到茫然,对其科学性不置可否,结果是渐渐失去了信任中医,仰慕中医的文化和土壤变得贫瘠,中医人才对中医信仰的缺失严重制约了中医创新和发展。 2.3中医药文化传承渠道不畅。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的提升。而今年轻的中医师更多持退守为攻的防御心理,维持步步为营的被动局面,失去了对中医浓厚的好奇心、想象力、洞察力和注意力[4];老的中医药专家诸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弘扬,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科研开发能力囿于资金、技术、设备等限制,学院派中医人才惯于困守大城市大医院,脱离了广大的基层医疗市场,传承创新中医药技艺的渠道变得狭窄。放弃敢于担当的勇气和精神,弱化医学服务于大众的朴素而神圣的济世感,将失去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思维的内在精神动力和基础。 2.4中医教育的全球观念淡薄。传统中医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吸收创新的产物。历代中医药学都曾广泛吸取外来医药知识,唐代、元代均吸取了印度、阿拉伯医药知识,丰富了中国医学,促进了中医药的进步。当下学界提出一种新说法叫国际理解教育,即培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拥有理解和接受不同文化差异的教育观念,这就更加强调教育过程的开放、民主、多元、法制、竞争和契约意识等。从中医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效果看,我们的全球化观念仍然淡薄,这严重影响了中医创新发展的人才基础。 3高等中医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培养途径 加强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需要强化中医科学精神,倡导中医自主创新,拓展中医人才的视野,逐步增强中医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3.1尊重中医文化,弘扬中华医学精神。中华医学精神既包含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医学文化和医学道德智慧,又包含从异族吸收的优秀医学道德思想,以及广受国际认可的医学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正像“科学人文主义”主张的那样,在今日的大学建立一个深深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它将赞美科学所包含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它使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结合成单一的教派[5]。中医高等教育首先应该让中医学生充分尊重民族文化,开好开足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以广阔视野和实现文化复兴的远大理想来激发中医学生的求知欲。如开好中国哲学史、中医发展史、中国古代文学和科技手段等课程,以科学学习、训练、研究、传播将创新性思维的特质,既内化为科学的心智结构、思维习惯和良心,又外化为人的科学态度、科学道德与科学的社会风气,促成传统思维科学的聚合性与科学发现的开放性相结合。其次,始终不忘大学宗旨是培育“全面的人”,坚守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核,建筑中医学子独特的中医思辨特质、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节。 3.2潜心基础研究,培养原创性思维和批判性精神。中医药基础研究是高等中医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基点。首先要加强中医药古籍文献、名家医案和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技术研究,启发学生的中医原创思维,批判性地继承中医文化的科学精髓。古老中医曾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医思维科学新领地,如中草药名趣说趣闻,以趣味性吸引习医者的注意力和亲近感。到今日辅以文学口诀式和音乐歌曲式强化记忆医学《三字经、百家姓》、中药方剂歌和经典原著,这些中医教育原创思维值得继承和发扬[6]。其次,要启发激励中医学子的批判精神。中医一方面要坚持自我解剖的批评精神,彻底改变人们冠以中医药从业者“经验医学者”的观念,确立现代科学体系和中医学自信;另一方面要提倡质疑的精神。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需要经验和实践的逐步融合,才能达到证伪去伪的目的,这并非以西医标准规范中医诊疗的简单替代[7]。 3.3更新观念,培育中医学人的全球视野。首先中医高等教育要树立从治学到课程建设全方位的国际意识,变固守为开拓。凭借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就的大好时机,主动向国际输出中国人的卫生健康观,输出中医文化的整体论和方法论,争取世界理解中医,接受中医。在课程建设上,不以大量西医课程置换中医基础理论内容,但也不能完全不了解西医。放弃中医理论转而以西医为重,这本身就向世人证明中医不如西医,对中医支离破碎的解读也加速了中医的衰败。只有跨学科间的相互启发,跨国界的相互弥补,输入和输出都以创新和发展中医为目标,中医才能发展。其次造就中医药国际型人才。中医高等教育要创造更多的对外交流的机会,通过课程教育和对外交流培养理解中医又兼具外语能力的人才,为对外输出中医医疗理念、诊疗技术和药理标准提供语言和人力资源保障;第三,培养懂国际法、经济法的医事法律人才。中医教育走在医学和法学密切关联的时代里,还需要培养医学经济学人才,积极争取金融界的支持,为中医药界培养具有大视野远景式的领军人物,才能够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敢于竞争,善于竞争,创造中医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机遇。 3.4注重教学各环节,培养中医学人坚定的中医信仰。信仰可以激发思想,激励创新。维柯曾说过:“当一个国家在文教上最为繁荣之时,也就是这个国家在战争荣耀上最为显赫、在统治权力上最为强盛之时。”[8]要让更多的人信仰中医,首先要让更多的人信仰民族文化。文化的自信又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必须强调教师的综合素质和实践环节。治学态度严谨、学术造诣深厚、创新思维活跃的教师能极大地影响和带动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强调教育者的责任心、创新意识,用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方式启发习医者求知的内在动力,增进学习的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把科研工作的创新性作为教师核心素质加以考核[9]。实践包括教学实践和临床实践。教学实践是教师教你研习理论,直至纯熟应用理论,是中医高等教育产生创新性思维的重要阶段。教师在传授理论时,要启发学生的好奇心、包容质疑心,这是创新性思维的种子。教学模式可以不拘一格,真正体现大学的恰当作用就是用充满想象力的方式获取知识。[10]临床实践亦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临床疗效是医学价值和尊严的最直接体现。中医临床实践要突出中医临床思路,而非以西医临床思路主导临床实践,真正实现教学与实践环节相辅相成。 作者:刘捷 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思政部 中医高等教育篇3 高等中医教育起源于上世纪中叶,发展到今天,在校学生人数,办学规模,固定资产,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高等中医教育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并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中医学专业高等人才,从这一点看高等中医教育是成功的。但是,从目前中医临床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情况来看,并不太理想。目前的就业情况是:西医院基本不录用中医学专业毕业生,一部分中医院也不愿录用中医专业毕业生,更有甚者,宁可录用西医院校本科毕业生,而不录用中医院校临床硕士研究生。为什么一个中医临床硕士研究生没有西医院校一个本科生有竞争力?中医专业毕业生的劣势在什么地方?换句话说,中医教育失败在什么地方?就我的看法,这缘于很多中医专业毕业生进入医院工作,临床工作能力不强,病房管理能力及急诊能力差,不能为医院创造效益。与同期被医院录用的同样经过五年西医院校教育的临床专业毕业生进行比较,临床工作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就是已经走上临床工作岗位的中医师,工作后也要花费很多时间来补习西医课程。对录用人员,医院经过比较,当然会选择能给医院带来最大效益的人员,而且还会为以后的录用工作提供一个参照标准。由于更多的中医专业毕业的学生不能被医院录用,不能从事对口的临床工作,影响到中医从业人员的数量一直得不到提高,中医临床阵地萎缩。从中医教育对中医临床事业的发展来看,非常有限。因而,培养和提高中医临床专业学生的临床工作能力是中医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1树立教育服务理念 随着教育的产业化,中医院校实行收费教育,学生付费上学以来,大学生不仅是受教育者,同时也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随着“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成为一种理念,人们开始思考自己所付出金钱、时间与所接受的教育服务是否等值、有没有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既是教育消费者,又是教育的产品。产品质量的好坏必须由毕业生是否受到社会欢迎,为社会所接纳来检验。如中医学专业五年在校教育,毕业后能否被医院这个市场认可?能否从事对口的临床工作?五年的中医学本科教育投入,毕业后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平台?针对这种情况,中医院校应该确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服务理念,以优质的服务来吸引更多的中医教育消费者,满足消费者合法要求,维护学生的利益,同时也推动学校朝着更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方向变革,真正使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学有所值,真正成为合格的中医教育产品。 2维持适度的规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招生和就业成了中医院校发展的两个重要的瓶颈,高校为谋求发展,努力扩招。虽然扩招促进了学校发展,但是对医学院校来说,扩招带来了诸多问题。学生数量增加了,而原有的教学资源却不能同步增长,师资力量有限,教室、实验设备、网络设施、后勤保障等处于一种超负荷运行状态。符合临床教学要求的临床教学基地和临床教学床位严重不足,学生临床实习机会减少,缺乏正确的指导和规范化培训,基本技能和动手能力差,实践能力不强,劣质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医疗市场。中医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多是面向中医院,目前国内很多中医院的发展举步维艰,规模较小,就业缺口小。而中医院校的大量招生,导致培养的学生质量下降,学生毕业后不能从事临床,更谈不上发展中医。因此,招生应该根据市场需求,临床教学基地的规模,确定中医学教育的办学规模。因为没有充足的临床教学资源,就不能保证学生基本的临床实践活动,直接影响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 3以市场为导向 中医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完成医学基本训练,培养具有初步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初级医生,为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和就业奠定必要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才市场也随之迅速发展。高等中医院校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大学生如何面对人才市场的选择,由市场来决定人才的培养和供应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中医教育的效果最终体现在社会需求上,对人才就业市场进行调研,明确市场所需,使高等中医院校办学理念、发展规划、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质量标准真正符合市场需求,是我国高等中医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要改变现行高等中医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陈旧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使其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由于中医学在当今社会的从属地位,自身市场竞争能力不强,中医教育必须适应医院的模式。为此,高等中医教育要为医院与医生的生存和发展服务,要主动适应医院的建设需要,要与时俱进。适应医院的模式,即是适应市场的模式,就是适合学生的模式,也是适合学校的模式。中医人才市场需求多来自中医医院,我国中医医院数量有限,大多数效益不理想,人才需求有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医院面临着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的压力,医院的工作始终要围绕社会与经济效益这两个中心进行,这就要求医院的所有医生,不管你是中医师或是西医师,都要能胜任门诊、病房、急诊工作,还要能保持和发展自己中医的特色与专长,以促进医院的建设发展。在现代医疗体制下,一个只具有中医临床能力的毕业生,是很难进入医院从事临床工作的,而一个具有西医临床能力的人,可以进入西医院、也可以进入中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从中医师的成长历程看,低年资中医师很难有中医市场,中医临床能力需要厚积薄发,很多中医师都是人到中年才有所成。从培养目标的可行性和市场性来说,高等中医教育培养的目标应该首先是一个具有西医临床能力的临床医师,其次才是一个具有初步中医临床能力的初级中医师。世易时移,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片面强调是中医院校,一味强调加强中医课程,固守学科传统是不明智的,必须使学科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学科如果不被市场所认可,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最终可能走向湮灭。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社会、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学生就业需要出发,从中医学和高等中医教育发展大局出发,在保证中医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对中医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组合,加强现代医学知识的传授,积极培养现代医药学知识。 4加强临床能力的培养 医学生的临床工作能力主要表现为临床思维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这两个方面。在临床医学教育中,应注重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临床教学作为人才实战能力培养的关键环节,是整个中医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目前中医教育全程中的瓶颈,可以说,中医学生与西医学生的差距很大部分是在实习这一年形成的,实际上这也是由于中医院与西医院的差距造成的。为此,在毕业实习这一临床实践教学过程中,高等中医院校应该重视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应根据高等中医教育的要求选择教学医院,不降低标准,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培养与提高中医专业学生的临床工作能力,使之符合用人单位与社会的需要,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4.1规范临床带教医师的技能教师在中医教育事业中应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教师是中医教育的第一资源。所谓名师出高徒,带教老师应加强自身修养,在业务上精益求精,规范操作。制定临床实践技能培训目标,在临床医疗活动中注意培养学生。通过教学查房、管理病人、病例讨论,以问题为中心的讲座等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学生亲自动手,培养他们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 4.2中医临床实习中医学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历史上,传统中医师基本上均是以师带徒的方式培养的。部分院校倡导的本科生导师负责制值得推荐,能让学生早临床,多临床,提前实现中医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益,培养中医临床能力。 4.3西医临床实习作为一个现代中医本科毕业生,必须具备西医临床能力,要能胜任医院的病房工作和急诊工作,才能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和接纳。面对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要,面对医院临床工作的实际,必须培养中医学生的西医临床基本功。中医学生与西医学生临床能力的差距,就我个人的看法,很大部分是由于实习医院的差距造成的。综合性西医院在病源、病种、诊疗方面,比中医院具有优势,学生临床机会多。有条件者,如能设立西医院临床实习基地,使其与医科院校的实习生共同实习,一定对西医临床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 4.4建立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仿真技术不断完善,接近于真实的模拟教具将被广泛应用。中医院由于本身的综合实力不强,竞争力差,医疗的开展不尽人意,学生动手的机会不多。这方面的弥补学校应根据学生实习需要,建立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配置心肺听诊、肝脾触诊、复苏和智能模拟人等系统,建立模拟诊室、模拟医院、模拟病人,以及小型的教学诊室、门诊、医院,供学生临床见习,尤其是解决有创伤性的技能操作训练,弥补临床实践的不足,给学生创造反复练习的机会,培养学生规范化操作技能和临床思维能力,为进一步的临床实际操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4.5设立严格的教学质量监管机制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医学教育更是如此。任何医学院校的教育质量的最终判定都要看其毕业生的素质,所以素质保障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各临床教学点设立相应的教学监督管理机构,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严格的考核制度,形成管理部门、科室、实习小组、带教老师等多级管理网络,逐级承诺,层层落实。建立在科考勤和出科考核制度。严格出科考核,内容包括病历书写、回答问题、操作技能等。管理部门按时督促检查,缺勤或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出科。 5结语 中医事业的兴衰全系于人才,而人才的优劣则决定于教育。在现行中医学教育发展的学生-学校-医院各个链条中,培养目标与市场脱节,很多学生临床能力差,毕业后不能进入医院工作,利益得不到保障,学校为保证自身利益,大量招生,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最终损害的是整个中医药的发展,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中医临床阵地萎缩。考虑学生的需求,从用人单位的需求设置培养目标,学校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相适应,中医教育和中医临床之间协调发展,中医教育为临床输送合格的人才,中医临床得到很好的发展,才能为中医教育提供更大的就业缺口,带动中医教育的发展,打破“中医人才的低能-就业困难”这一恶性循环,中医教育事业才能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作者:安祯祥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医校中医专业生物化学教学研讨 一努力提高教师自身专业素质 教师自身专业素质是提高生物化学教学质量的最根本因素。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教师和学生是教学活动中相辅相成的互动双方。对于生物化学这门发展速度快、与其他学科交叉性强的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想做到游刃有余、信手拈来,就一定要熟练驾驭教材内容,掌握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不断拓宽知识面,优化知识结构,保持知识体系的快速更新,这样才能使生物化学的讲授融会贯通,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才能随之提高。那么,这就需要教师积极参加教学研讨会,学习名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态度,了解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多参加各项科学研究活动,使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帮助学生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和了解新动态。 二合理运用多媒体课件,将晦涩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 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与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已成为现代教育常用的方式之一。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课件将图形、动画、音频、视频等糅合在一起,具有形象、直观、生动的优点。逼真的三维图像和动画效果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示生物分子的立体结构和变化过程,可使原本抽象、晦涩的理论变得形象生动,这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生物化学理论知识,提高主动学习兴趣。如在讲解蛋白质、核酸的高级结构时,多媒体能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形象具体的三维立体图像;遗传信息复制、转录、翻译的过程一经多媒体演示就可以形象地模拟、展现出来,使同学们一看就懂。但在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不能一味地盲目追求多媒体,造成教师对课件的依赖,而忽视了备课环节,使教师成为放映员、播音员,而要随时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运用诱导、点拨、启发等手段,增强与学生的互动。 三正视差异,因材施教,采用分层次教学 授课教师在生物化学教学过程中不难感到,文科生和理科生在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差异。当文科生居多的中医专业学生突然接触生物化学这门专业性较强的课程时,其学习能力的差异性就更加暴露出来了。这就要求教师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可行性的分层次教学模式。鉴于学生学习能力的不同,可将学生根据文理科学生的基础水平分班教学。将理科基础好的理科生或文理兼优的文科生组成提高班,而将理科生中的成绩较差或理科基础薄弱的文科生分入基础班。这样,教师在教学中就可以各有侧重。对于基础班,重点放在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上。而对于提高班,除了完成教学大纲的要求外,还可以满足一部分学生想进一步深造的愿望。 四构建案例教学库,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长期以来,由于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重传授、轻参与的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生物化学教学水平的提高。学生或对生物化学学习兴趣不高,或不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这是传统教学的弊端。案例教学在国外的医学教育中开展较早,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成果。近年来,我国也有部分中医院校和教师进行了生物化学案例教学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将案例教学引入生物化学课程教学,一方面可为理论知识与临床实际情况找到直观鲜明的联系通道,为学生今后临床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提高生物化学的教学质量。总之,对于生物化学这门临床基础课程,学生是既爱之又恨之,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需不断改革教学方法,使学生真正参与到生物化学的自主学习中来,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牢固掌握生物化学知识提供保障。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我们仍需不断探索,引用新的技术手段,以不断提高生物化学的教学质量。 作者:陈琳王义军龙昱单位:长沙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本科生循证医学教学体会 摘要: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MB)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其核心思想是任何临床决策都应当建立在最佳证据的基础之上。本门课程的开设对于学生的辩证思维的培养、医学文献信息的评价与运用等能力的提高效果显著。本文从开课的必要性、课程设置时间及课时量、教学过程及考核等几个方面谈谈循证医学在中医专业本科生教学过程中的体会及思考,以期为后期教学改革提供依据。 关键词:循证医学;循证医学实践;教学改革 循证医学又称循证医学实践是一种新的医学实践形式,是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证据,兼顾经济效益和价值取向,进行医学实践的科学。[1]其核心思想是须在当前最佳的证据基础上建立并且制定全面的临床相关实践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将医务人员个人经验与临床证据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和意愿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这个学科兴起至今不过二十余年,但以其对问题科学辩证的思考方式、多学科融合和跨地域合作的实践模式,使其在短时间内迅速渗透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领域和医学教育各个方面,为临床医疗决策的科学化,提高医疗质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3]。因此循证医学被《英国医学杂志》评为20世纪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和革命之一。由于循证医学属于舶来品,国外对于循证医学教育起步较早,如美国超过20%的大学在2000年以前开设循证医学课程,随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将循证医学设置为医学生的必修课程。[4]现有更多的国家在不同层次医学生或继续教育课程中引入了循证医学。在我国中医领域最早接受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培训的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医科和广西中医药大学。我校在中医学专业本科生中开设“循证医学”课程时间较短,尚处于摸索阶段。笔者在带教的过程中的一些感悟总结如下,希望为中医学专业循证医学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1开课的必要性 中医学已有数千年历史,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显著的临床疗效,为人类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中医疗效评价的科学性是中医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瓶颈问题。循证医学属于临床实践的范畴,其核心思想是临床医生在对病人进行诊治时,应充分掌握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科学证据,任何决策均建立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医疗环境和条件,同时考虑患者的价值观及愿望,从而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宗旨。循证医学实践的方法被广大医务工作者及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所接受,目前临床疾病相关指南、国家卫生政策的修订等都基于循证医学的评价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中医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为了推动中医药走出国门被更多人认可,加快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中医模式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中医领域的临床、科研人员逐步认识到用科学的方法对临床问题进行分析与决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中医学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因此在中医学专业学生中开展循证医学教育有其特殊性,切不可照搬西医院校的方法和内容。在中医药领域进行循证研究应在其基本理论框架内进行,同时借鉴现代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对中药评价不能忽视中医药的特点,有效性评价应根据中药的功能主治选择目标病症,重视以病统证、病症结合的评价,既符合中医理论,也能为西医和国际认可,有利于国际接轨。[5,6]循证医学能帮助中医药鉴别和确认中国传统医学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让其走出国门为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对于现代中医学专业的学生,走上临床前学习循证医学相关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2课程设置时间及课时量 我校于2016年下半年将循证医学引入中医学专业四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体系当中,属于专业限选课,每周一次,每次2学时,共8周16学时。目前不同的学者针对课程设置时间意见不一,主要有4个时间段:低年级、实习前一学期、实习期间和实习后段。[7-9]虽然有作者认为在低年级学生中介绍循证医学原则上可以鼓励学生采用批判性的思维考虑在临床轮转时所进行的治疗和临床决策,并且可以鼓励学生学习医学基础课程。[10]但笔者认为中国低年级的医学生课程任务较重,除了要学习医学基础课程外,还需要学习很多公共必修课,使得学生可以用于实践的时间很少。而循证医学这门课本身注重的是实践,因此在实习前开设循证医学课程,可以促进学生在实习期间经常运用循证医学实践的相关方法,阅读科学期刊频率也会大为增加。而且这个阶段的中医学专业学生已经修完卫生统计学、预防医学和医学科研方法等课程。有研究表明,有一定流行病学及统计学基础的同学对循证医学部分相关章节内容的理解明显比没有学习过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知识的班级的同学课堂反映好。[7] 3教学过程及考核 由于本门课程课时量较少,因此针对中医专业本科生课堂教学旨在让其了解循证医学实践的基本概念、操作程序和方法,建立循证医学实践的思维模式。因此为中医学专业本科生编订的教学计划中教学内容主要有:循证医学基本概念、提出临床问题、循证证据及其检索、证据评价、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就教学方法而言,国内外循证医学教学常采用方法有讲授法、以问题为基础的小组讨论、小组学习、杂志俱乐部等方式。[11]鉴于我校的课时限制和大班授课的客观情况,为避免上大课时老师“一言堂”,学生“一听而过,听完就忘”的现象,本门课程采用课堂讲授及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形式。授课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以老师讲解为主,给学生介绍循证医学的相关知识,其中贯穿一些历史上的经典案例。第二部分以学生见习中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做具体案例,结合所学习的临床知识来进一步巩固循证医学实践的基本步骤“提问-索证-评证-用证”。由于是大班授课,案例讲解多采用学生先阅读和讨论,最后老师指导的形式,特殊问题课后单独指导,从而帮助同学们掌握和巩固循证医学实践的相关方法,培养循证医学辩证的思维,达到教学目标和要求。目前,考虑到该门课程学习的重点在于实践,因此我校对该门课程的考试方式主要采用报告考核的形式,4~8位同学组成一个小组,选取见习过程当中遇到的感兴趣的临床案例,开展“提问-索证-评证-用证”的循证医学实践,并将实践过程及收获整理成报告的形式上交。由于我校实际情况限制,目前授课都只能采取大班授课,这样的考核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补充了学生“实践”的不足。总体来说,我校中医学专业本科生循证医学教学目前受师资力量、实习医院条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如何将循证医学的方法与中医理论体系进行有机结合开展教学工作还需要更多的院校、教学医院、教师和学生共同尝试、摸索、创新以及不断总结和完善. 作者:陈书 魏高文 邓思思 单位: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医学院校中医专业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应注重增加基础性、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等实验内容,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依据中医专业的特殊性提升实验室实验仪器使用能力,以构建生物化学实验教学特色为突破口,以提高学生实验教学质量为根本,以突出中医专业实践技能训练为目的,培养学生对实验仪器的实际动手能力,积极探索适应现代中医医学教育的实验教学方法。 关键词:中医专业;实验教学改革;生物化学;教学方法 生物化学是医学基础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已经应用到中医药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为培养中医专业人才,提高其综合素质,学校应创造适合中医专业的实验教学环境,为学生提升实践技能提供良好的实验平台。学生通过实验,可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科技创新与协作能力。牢固掌握生物化学理论知识,灵活运用生物化学实验技术,对中医院校学生进一步学好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事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依据中医专业创造适合的实验环境 根据中医专业学生入学基础不同的特点,按入学录取成绩分成若干实验组。实验常用仪器每2人一组,自行保管使用,如有损耗及时补充。将所有实验仪器设备统一规划使用,使其发挥最佳的使用空间。因为招生扩大,现有实验室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实验需要,由原来的固定时间上实验课,改为上午、下午、晚间循环利用实验室,提升实验室及实验仪器的利用率。将以往验证性实验内容,改为基础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容,以提高学生实验操作的能力,为将来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以构建中医专业实验教学特色为亮点 中医专业以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为改革的亮点。利用多媒体实验教学技术,把生物化学常用的仪器设备、应用技术,离心机、比色分析、层析、光谱、电泳、PCR、自动生化分析等仪器的特点、正确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根据实验教学需要,呈现在多媒体教学课件上。把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应用的电泳、透析、超滤、沉淀、离心、层析、蛋白质纯化、基因芯片等应用技术利用多媒体,用动漫图画等形象化的教学方式进行演示,较细腻清晰地分解表达知识的层次,使知识内容通俗易懂,既便于学生对知识记忆,又活跃课堂教学气氛,降低学习的难度,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依据实验教学课程安排,由教师答疑讲解,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生物化学实验所需仪器结构、功能、使用注意事项,全面提高了学生综合适应能力。 三、以提升学生专业实验能力为目的 依据中医专业的特点,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注重专业基础性实验项目,增开设计性、综合性、创新性、开放性实验项目,以实验教学专业优势互补、科技创新促学科发展、实验内容合理完善为原则。实验教学改革应以实验教学大纲为基准,创造一种新型实验教学模式。教师应根据每一名学生的爱好兴趣,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给学生提供一个适宜自己的学习空间。针对学生的专业特长和将来的研究方向,制定切实可行的实验内容,设计不同模式的开放性实验项目,以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愿望与需求,为学生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要增开综合设计性实验,与以往各学科相似的实验项目有机整合,形成一系列综合设计性实验内容,体现相关知识的连续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灵活地应用知识。综合性实验涉及多个方面的知识点,对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有重要作用。 1.开设符合专业特点的综合设计性实验。在中医专业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增开基础、综合、设计性实验,加设与中医专业学科密切相关的一些基础综合设计性实验,替代以往重复性、验证性实验,以适应今后科研、工作的需要。通过实验内容的扩展,增加生物化学基础、综合、设计性实验,提升学生的实验操作水平,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提高实验技能素质。改变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研究新的实验教学途径,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通过对传统实验内容整合、筛选、优化,顺应医学教育现代化的需求,培养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较高操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2.加设研究性实验。中医几千年的发展,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可。生物化学有助于对常见病、多发疾病的研究,中医对疾病的预防、治疗起到了西医不可替代的作用。生物化学的理论与中医临床实践相结合,将生物化学应用技术广泛用于中医研究的各个领域。根据中医专业发展的特点,开展研究型综合性生物化学实验。学生运用多学科专业知识,独立实验,通过研究性实验改进学习方式,不仅使知识得以拓展,提高了学生的自身素养,还加强了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创新意识,提高教学质量。 3.鼓励学生进行科技创新。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主”的教育方针,通过教学提前进入临床、导师制教学、大学生科技创新、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结合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体会到知识的不足,激励学生奋发学习。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技能竞赛、科技创新竞赛、“挑战杯”科技竞赛、学生知识沙龙、博士讲堂等活动。学生根据参赛实验内容自行选题,自行设计实验流程,查找数据,准备配制试剂,自行实验数据分析和研究报告等实验活动。科技创新竞赛为学有余力和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平台。科技创新推动了实验教学改革,提高了学校的地位和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团队协作和科技创新能力。实验教学改革推进了实验教学发展,完善了实验教学设施,为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发展提供良好保障,为学生提供最优良的实验仪器设备和适宜的实验环境,培养学生科学严谨态度和职业道德。培养中医专业生物化学的实验技能是中医高等医学教育教学的重中之重,是本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中医专业医学人才的重要方面。随着医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医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之路有待进一步探索。 作者:刘长福 单位:滨州医学院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内科学在中医专业的教学改革 1更新知识储备,不断提高教师教学素质 目前西医内科学的发展方向是除了将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紧密联系外,其逐步涉及分子生物学相关领域,着重探讨其发病机制,但是目前中医专业的教材内容较为滞后,不能适应现代临床需求,因此本教研室定期组织学科发展的最新方向讲座,不断充实更新教研室老师的知识储备[2]。同时教师不仅要提高专业素质,也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单纯的借助课堂时间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教学要求,所以本教研室采用多媒体技术以及网络信息手段将死板、枯燥的理论知识转变为生动的图像、动画,甚至是模拟真实环境,以期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2更新传统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活动中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学手段,传统的授课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较为先进的教学模式相比传统模式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2.1引入CBT教学模式CBT教学(Case-basedteaching,CBT)是一种以临床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是教师根据上课的内容,选择常见的典型病例让学生进行自主讨论的一种启发式教学。这种模式中最为重要的是病例的选择,因此本教研室首先根据教材内容选择合适的病案,病案的选择要同时具备广度、深度以及难度适宜,要从简单到复杂的反映疾病的发展过程,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采用CBT教学给学生创造了一个相对轻松的临床诊断环境,能够增强学生在真正诊断病人时的自信心,通过学生对一个个真实病例的分析,将书本中的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实践,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使学生加深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更能够训练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大大缩短理论与临床之间的距离[3]。2.2引入PBL教学模式PBL教学(Problembasedlearn-ing,PBL)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着重培养学生自学以及创造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本教研室运用PBL教学模式将教材内容和实际临床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相结合,然后提出相应的问题,让学生课后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判断,最后给出结论,教师在根据学生所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分析,重点讲解学生容易忽略的错误和细节[4]。通过采用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充分发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查阅文献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只能作为辅助教学,是对教学内容的补充,因为西医内科学本身内容较多,PBL教学所强调的自学必然增加教学耗时,同时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自律性不同,不能使所有学生都得到较好的开发,因此本教研室根据西医内科学的教学内容适当运用PBL教学,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加强临床见习 理论知识的学习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于临床,西医内科学内容繁多、抽象,而尽可能多的参加临床见习有助于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传统的见习教学都是以教师示教为主,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学的质量,节省了时间,但是对学生的启发性,以及发散思维的培养不够,为改善这一状况,本教研室定期让学生进行示教,而实习老师起引导作用,然后对学生讲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西医内科学的理论知识进行讲解[5]。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的能力,又可以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对西医内科学知识进行消化总结,提高学习效率。 4完善考核制度 对于教学质量最直观的检测指标就是考试,考试制度能够督促学生更好的学习,从而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为使考试更加科学,要改变传统重理论轻实践的考试模式,因此本教研室在试卷中加大了病例分析以及资料综合分析类题目的比重,着重考查学生实际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日后的临床工作奠定基础[6]。 5总结 随着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是各大中医专业的教学宗旨,传统教育模式下只重视中医理论学习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因此作为高校必须重视西医课程的开展,而西医内科学又是一门重要的西医基础课程,所以必须不断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不断探索高效的教学模式,从而从根本上提高西医内科学的教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 作者:张竞之 刘彬 刘慰华 谭永振 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小议中医专业学生疑病心理现状 1中医临床专业与非医学专业各年级间疑病得分对比 医源性影响疑病心理的重要诱发因素,其中中医专业学生所受的医源性影响更为突出。中医临床专业各年级间疑病得分有显著性差异﹙P 0.05﹚,其中三年级与一年级相比,有极显著性差异﹙P 0.01﹚,三年级与四年级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 0.05﹚。在一年级时,中医临床专业和非医学专业学生的疑病心理在同一水平,随着年级的升高,非医专业学生疑病得分没有显著性变化,而中医临床专业学生二年级时疑病平均分有所上升,但与新生尚无显著性差异﹙P 0.05﹚,三年级时疑病得分高于大一水平,而在四年级、五年级时,疑病得分重又回落,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变化。 2EPQ各子量得分与常模的比较及与疑病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医专业学生EPQ均分与全国常模﹙由龚耀先于1983年在全国六大区采集成人﹙16岁以上﹚样本2517人测得﹚之间差异有显著性﹙P 0.05﹚。E、N、P、L均低于全国常模,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5﹚。表明中医临床专业学生性格较内向安静,富于内省,思维较理性,情绪比较稳定;P分低于常模,提示中医类学生对他人的敌意,冲动性和攻击程度较低。L分低表明他们不善于掩饰,也说明社会化过程还在进行中,成熟度有待提高[5]。P、N与疑病得分呈正相关,E与疑病分数呈负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0.249,0.363,−0.171。情绪不稳定、性格内向的人,疑病倾向更重。这一结果与众多研究资料相一致[6]。 3讨论 疑病心理是个体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和状况,做出不切实际的疑病解释,并伴有忧虑,烦恼,恐惧和广泛躯体不适的一种不良心理状态。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自身性格、医源性刺激,心理压力等。在本调查中,中医临床专业和非医学专业一年级新生疑病得分在同一水平,随着年级升高,非医专业学生得分没有显著变化,中医临床专业学生在二年级、三年龄时疑病程度均高于一年级,四年级时疑病得分重又回落,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变化,这可能与中医专业学生所受的医源性影响更为突出有关。他们接受着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两种医学体系的培养,中医学特有的整体观念和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中医辨证论治的灵活性,都使中医学生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透彻,这更易导致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偏差。而中医有关“虚证”的理论也成为有些学生疑病的“依据”。进入四年级后,医学生的疑病得分下降,这可能与医学生医学知识的完善和接触临床病例有关。 随着医学知识学习的深入,特别是学生进入医院实习后,对患者和疾病的表现加深了解,医学生逐渐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认知,对自身健康状况重新评价,疑病心理也随之减轻[8]。艾森克研究得出E因素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抑制的强度相关,N因素与植物性神经的不稳定性相关。E分高性格为外向,E份低为典型内向。N分高为情绪不稳定,N分低为情绪稳定。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医临床专业学生性格较内向安静,富于内省,思维较理性,情绪比较稳定。E与疑病分数呈负相关,N、P与疑病得分呈正相关。即情绪不稳定、性格内向的人,疑病倾向更重[9]。这类性格的大学生在出现心理症结和身体不适后,因较敏感、腼腆,更难向同学亲人倾诉,在面对医生时也多有保留,这导致了负面情绪长时间被压抑,疑病心理得不到有效应对。中医临床专业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专业群体,就读时间长,课业负担繁重,就业压力大,其心理卫生状况值得重视。中医院校应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医学生发展良好的人格特性。对有严重疑病心理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为他们进行仔细全面检查,以解除他们的疑病心理。 作者:闫国立张运红李志超郭春晓易玲玲舒波郭婧单位:河南中医学院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案例教课对中医专业统计教学的作用 一般情况实验组76名学生中,男生32名,女生44名;对照组81名学生中,男生36名,女生45名,两组间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68)。 考试成绩实验组76名学生仅有3名同学不及格,且分数介于50~59分之间;而对照组有13名同学不及格,50分以下就有3名同学。两组考生成绩均呈负偏态分布,具体指标见表1和表2。从上表中可见,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最高分基本相同,但是实验组学生的最低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学生的总成绩平均得分(P=0.002)和及格率(P=0.012)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但优秀率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86)。表2显示的是各题型成绩分析,实验组学生的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析题平均得分都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判断题和简答题平均得分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考试的信度、难度系数和区分度信度是指考试的可靠性,信度高的试题表示多次重复测试会产生比较稳定和一致的结果。本次考试实验组信度系数r=0.56,对照组信度为r=0.71,符合教务处相关规定,认为考试成绩是可靠的。难度系数P和区分度D是判断试题质量的重要指标,具体数据见表3和表4。从上表中可见,试卷难度属于中等水平,学生考试成绩正常。全卷对照组学生的难度系数低于实验组,各题型中两组考生判断题和简答题的难度系数基本相同,差异较大的题型主要是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区分度在0.4以上的为“优良”;在0.3~0.39之间的为“合格”;在0.2~0.29之间的为“尚可,需修改”;在0.19以下的为“应淘汰”项目。从表4中可知,本卷区分度属于较好水平,除了判断题以外,其他各题型区分度都非常合适。全卷对照组学生的区分度高于实验组,两组考生判断题和简答题区分度基本相同,差异较大的仍然是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析题。 有研究显示,案例教学法适用于现代卫生统计学教学,案例教学已经成为现代医学教育的重要方式。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效果与传统的教学法相比,具有很强的优越性。考试成绩是教学效果评定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本次研究中两组学生的考试成绩也很好地说明了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区别。 从结果可以看到,实验组学生总成绩平均得分和及格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虽然两组学生最高分基本相同,但是实验组学生的最低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同时对照组学生成绩的标准差也大于实验组,表明采用传统教学法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较大。分析原因可能是在传统方法教学中,平时学习较好的学生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正确的学习方法仍然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而平时学习较差的学生,因其基础薄弱且缺乏兴趣而对统计学产生畏难与抵触心理。对50分以下3名同学的访问也显示传统式教学方法无法有效调动这部分同学的积极性,同时课堂灌输的理论知识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枯燥的记忆,不能通过积极的思考与实际的应用而得到有效的消化吸收,因此拉大了考试成绩的差距。 具体题型分析显示,实验组学生的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析题平均得分都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选择题和计算分析题考察的主要是学生的理解应用及综合分析能力,表明案例教学法能加深同学们对课堂所授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难度系数和区分度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实验组学生难度系数高于对照组,显示同一份试卷对照组学生感觉难度更大,失分率更高。对照组学生的区分度高于实验组,表示本份试卷能更好地区分鉴别对照组中不同水平的学生,也就是说采用传统教学法教学,不同学习能力学生之间的教学效果差距更大。而采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让更多的同学理解及掌握教师讲述的理论知识,从而提高整体教学效果。不管是难度系数还是区分度,两组学生差异较大的题型仍然是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析题,显示案例教学法在提升理解应用及综合分析能力方面的优越性。 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使用它可以显著地提高统计学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核心,体现了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但将其应用于中医类专业统计学的教学中仍然处于摸索的阶段。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案例教学法在师资力量、教材建设、实践形式及考核方法等多个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相信,随着教育教学方法在中医药领域的不断实践完善,案例教学法必将为培养复合型中医药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魏沙张雪飞杨旻王燕黄杏单位:湖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东方哲学对中医专业的影响 中医理论“粗守形、上守神”的思维理念决定了其自然哲学的属性。中医理论虽然采用感性名词来概括抽象医学理论,但其充分表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朴素性的特点,这也是中医理论从形而上直接走向临床应用的桥梁。在中医临床诊疗中,中医理论的辨证施治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辩证法性质。有人认为中医学就是介乎于经验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的中间过渡形态,这样一种中间形态的理论。 1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中医医学模式形成的雏形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医学现象的相互贯通和紧密结合,使得传统中医在阐述人体的生命活动时具有模糊而不具体、系统而不周密、广泛而不精确的哲学性思辨特点。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六淫七情、辨证论治等基本理论形式典型地体现出东方文明特有的整体思维方式,由此我们可推断出中医在临床实践中治疗原则和方法模糊性的由来。哲学性的建构范式确定了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在涵义、基本结构和标准形态。同时,我们可明显感到传统中医所兼备的哲学和经验科学的双重特性。从其内涵的自然属性来讲,其科学性是不容忽视和无可厚非的。而哲学含义基本表现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的中医辩证逻辑体系。中医理论体系是以“阴阳”这种辩证矛盾为逻辑开端,用阴阳学说的对立统一制约着诊疗思想揭示生命运动中同一思想的内在差异;从动态平衡的角度,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诠释和分析,体现了辩证逻辑对立统一思维规律的本质特性,从而有根据的,在大量临床经验效验下,建构了一个中医辩证逻辑体系。 对此我们可在《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中屡有发现,其间论述集合临床诊疗、养生保健、生活起居等诸方面,可谓异彩纷呈,各有建树。但其核心思想和指导原则显然是由辩证逻辑思维引发而出的。可以说,辩证思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和指导思想。由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体现医家认识和反映疾病变化客观实际的自然过程。中医理论受自然科学朴素性特点的影响,在其各部经典中表述的经验理论,其素材真实可信、可被医家临床实践检验,所以历久不衰,在临床实践中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如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角度来分析,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内涵是最有说服力的。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将这种原始的朴素的世界万物构成的根本和基础加以诠释,并且将其引申到在疾病的形成发展和预后中。 中医基础理论通过阴阳的属性深刻分析了疾病本身的属性和含义,又通过五行学说使各种疾病的表象与人体内部脏腑经络的病变本质和传变规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后人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我们所面对的疾病所具有的辩证统一性,由此辨证论治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这种自然朴素的辩证思维形式同时具有的普适性、对比性以及相关性,是后来医家在临床医疗实践中继续和传扬中医理论认知及其本位功能的基础和依据。 由于阴阳学说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五行学说,揭示了自然万物的基本特性和内在规律,它的普适性可以充分解释和说明中医理论的性质和问题。今人研究中医更注重它的文化内涵,既然是文化就应有它的属性,这种属性既包含文化自身的,也应有哲学范畴的。然而,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是中医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中医理论的形成、演变以及指导临床诊疗中,无不渗透着哲学元素的影子,其影响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有范式和特性,构成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思维框架,而其中尤以辩证思维为代表。辩证思维的(对立统一)的独特思维方式为辨证论治的产生提供了立论确凿的依据。故此,体现了一个核心理念“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然而,无论是中医理论研究还是临床诊疗又让我们感受到,哲学理论和中医理论这两个看似很规范很接近的成型理论,如将其两者简单套用并不一定能说明哲学在中医学中的作用以及中医理论的思维模式。哲学的辩证法特性还相对地针对较稳定的理论结构,然而就中医理论自身特点应体现一种动态变化的关系,其对立统一性是充分体现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 2阴阳五行学说体现中医医学模式的的特性 但是哲学对医学的解释和分析还应成立,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所具有的对比性表明,阴阳互立、阴阳互补、阴阳中再分阴阳,五行中五脏主五色、五病、五味、五方、五志、五神等,都体现了对于疾病的治疗不仅要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考虑,而且由于五行学说的出现使我们对于疾病的诊疗更可以拥有多元化、多因素的考量,体现了对疾病具体全面、多角度、多方位,有层次感的理解和运用。这两者的区分不是无序的、无为的,其核心理念应体现一个关键点,即哲学的对立统一律。中医理论博大精深,通过辩证思维对立统一,其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疾病现象的认知和诊疗思维活动的反映等诸多方面就可以具体全面、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便于理论研究者和临床医家的判断分析、掌握和理解。 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特点引申到医学领域,尤其是中医理论中,它的哲学性凸显出来是不容忽视的。这在于它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有着较多的内在联系,其可表现于人体内部脏象的外部生理现象以及病因病机等诸多方面,联系脏腑表里上下、沟通脏腑内外虚实,并可有效地将脏与腑之间的生理联系作为病理诊断的依据和有力解释。人类通过阴阳五行之间密切相关的特性,认识人体自身的各种微妙变化的根本性质和决定因素,反映疾病现象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再经过辨证论治、方证相应的治疗显然也是不言而喻了。 就此我们也有必要关注当代哲学元素对于中医科学性的影响,可以说中医理论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对自然人体生命现象的研究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独特的思维方法。而这种研究方式和思维方法,与当代自然科学新发展的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哲学观点不谋而合。这种情况促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元素借助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等方法向中医理论认知和临床实践诊疗活动中的渗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医科学性的潜能也是巨大的。 同时还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一的营养不利于中医文化的发展繁荣。因此,中医理论从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文化教育现象逐渐成为更多体现国家“以人为本、以民为大”意志的一隅,这是它科学性的文化特点。中医理论在科学、合理、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上的开放性、包容性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关注。传统中医理论充分认识临床医疗实践的需求和建设符合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特点体系的态度,更应成为适应全球化日益加深过程中当代中医科研的榜样。 认知中医医学模式,中医理论的哲学性对其理论研究的解释和理解,以及对临床诊疗的全面系统了解和考量是不容忽视的。哲学的普适性、对称性以及相关性使中医理论在医疗实践中具有了客观有效合理的思辨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生理学教学探索 生理学是一门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的重要的医学基础学科,是现代医学理论的基础,是沟通其他医学基础课及临床课程的桥梁,具有理论性相对较强、内容较抽象、难懂、难学、难记等特点。高职高专中医专业的生理学课时数较西医临床专业少,但需要掌握的内容及深度几乎相同,而且中医专业的学生要不断地在中医与西医之间切换思维模式,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已储备的相关基础知识差异很大,因此学生反映生理学的学习单调枯燥,难以理解。如何根据教学内容与授课对象,优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倾力培养创新型中医药人才,是中医院校生理学教师的职责。本文拟结合高职高专中医专业生理学的教学实践,探讨如何在教学中提高学生对生理学的兴趣,以及提高学习能力和理解分析能力。 一、提高教师自身业务能力 当代医学科学的快速发展,使学科之间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因此医学教师除了精通本专业外,更应不断学习相关专业及相关学科的知识,把新理念、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融入教学过程中。作为高职高专中医院校的生理学教师,必须掌握一定的中医中药知识,因此我校生理学教师在业余时间积极向中医中药专业教师学习取经,深入课堂听课,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以及中药学等课程,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将中医药知识融于生理学教学中,也便于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与学生探讨。生理学与中医理论虽分属不同体系,但人体的各种生命现象则基本相同,生理学和中医基础理论在阐述其机制时也会存在某些结合点,我们尽力寻求生理学与中医学的结合点进行讲授,将中西医结合授课,扩大师生的“公共信息库”,构建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沟通平台,这既克服了课程间学术语言“格格不入”的局面,也融合了学科感情,创造了和谐的学术气氛,激发了学生对生理学的学习兴趣,也加深了对中医理论的理解。 二、配备个性化教材 传统的生理学教材系统性及西医理念较强,结合我校高职高专中医专业学生的层次及专业特点特点,编写最适合学生的个性化教材尤为重要。我们教研室与中医、中药相关教研室合作,结合我校学生特点,编写了高职高专中医专业生理学专用教材,以西医生理学为重点,融入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部分。学生通过学习,达到中、西医知识融会贯通,提高了学习生理学的兴趣,为学生架设了沟通中西医基础理论的桥梁。 三、多种教学方法优化组合 我们采用多媒体CAI(ComputerAssistedInstruction),即计算机辅助教学,为生理学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直观的感性材料,给学生提供多种感官的综合刺激,提高了教学效率。另外,我们构建多媒体网络课程平台,其包括生理学基本资源和拓展资源。将传统教学方法融入网络教学,既增强了学生的理解力,又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随时随地自由自主地学习,教学内容实现了层次化、多媒体化、个性化,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PBL(Problem-BasedLearing,PBL)教学法是通过“提出问题”,鼓励学生参与讨论的授课方式,是一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知识和提高思维技能的非常有效的方法。课前通过病例分析,并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分组讨论,学生会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答案。通过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方式,提高中医专业学生对西医的兴趣,学会用医学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也尝试利用中医西医相互结合的方法解决问题。生理学在授课过程中应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会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和理解相关内容,降低中医专业学生学习生理学的难度,也可以认识到生理学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总之,中医院校医学生是我国未来中医药现代化的生力军,是中医药科研领域的后备力量,所以结合教学对象与授课内容,选择适宜的方法,注重和加强生理学教学创新,让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枯燥、深奥的知识,是每位从事生理学教学的教师所面临严峻的现实课题。医院校的生理学教师应当运用生理学新理论、新技术和中医理论体系相结合进行教学、科研,使不同体系的学科不断渗透、互补、发展,最终达到发展中医、共阐生命科学之真谛的目标。 作者:张彩霞 王淞 杨鹏飞 周泰冰 单位: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实践感想 就意味我要正式开始大内科的轮转了后面的布置是呼吸内科,这个科室实习结束。心内科,肾内科,内分泌科,过年,消化内科,神经内科,急诊科。真正空虚忙碌,真正要认真学习的时候来了终于要来了前两天心内科的 很多人很奇怪,激进中医。这是什么科室,一般医院似乎好像都没这个科室的好像只有在医院才有。虽然省人是中医院,但其实基本上已经西化了吧。为了保存,或者说是特色,或者说是应付检查,设立了这么个科室,治疗疾病时,保管中医激进特色,辨证论治。确实,这里感受到比在其他任何一个科室都要浓郁的中医氛围,也只有在这里有这种氛围吧。这里的病人在治疗上首选是中药治疗,不得不供认,主任开得方是好,很多西医无法诊断的疾病,这里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但也不得不否认,激进病房给我感觉,像是个养老院,很多老人终年累月住在这里不肯走,有些是绝症患者,这里等待那个。 真的很好的休息了下,这三周。实在太闲了跟之前的科室打仗似的工作状态比起来。跟的这个带教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这几周都没有收病人,就只好守着手上这本文来自转载请保管此标记。两三个少的可怜的病人。还好其他组的老师有收病人,可以学习学习。这里,闲也有闲的好处,赶上专业认证的关口,多的考试和培训,正好趁这三周好好看了看书,空虚了下理论基础。其实我一直在埋怨说考试太多,培训太多,还让不让我好好实习?其实仔细想一下,这样也很好,理论知识的强化对上临床的很有必要的此外,还有很多临床技能方面的培训,突然觉得自己能在这里实习,多么幸运,不能再这么一次次的应付,应该认真对待! 就意味我要正式开始大内科的轮转了后面的布置是呼吸内科,这个科室实习结束。心内科,肾内科,内分泌科,过年,消化内科,神经内科,急诊科。真正空虚忙碌,真正要认真学习的时候来了终于要来了前两天心内科的病例讨论,着实让我着急了一把,对于那个讨论的病例,如此的一头雾水,太久没看西内了什么心梗、心绞痛,稳定型不稳定型,诊断鉴别诊断,评级等,居然一窍不通,真的真的觉得好难过,觉得自己要学习的东西真的还好多好多。一定要好好认真的血,不喜欢那种一无所知,不知所措的感觉。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高职高专中医专业《中医基础理论课》混合式学习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摘 要】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快的背景下,高高专中医专业《中医基础理论课》的课程也面临着教学方法的改革。混合式学习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的学习方式,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课程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可以进一步提高。本文简单介绍了混合学习的含义, 职业教育中医类高职院校的教学现状。混合学习应用的基础设施、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的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高职高专;中医基础理论课;混合式学习 一、混合式学习的概述 “混合式学习”是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现代学习方式(即数字化或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混合式学习(B-learning)是在“适当的”时间,通过应用“适当的”学习技术与“适当的”学习风格相契合,对“适当的”学习者传递“适当的”能力,从而取得最优化的学习效果的学习方式。所谓混合式学习就是要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国际教育技术界的共识是,只有将这传统学习与网络化学习结合起来,使二者优势互补,才能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中医基础理论课》要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只有将传统学习方式和现代化学习结合起来,才是最佳的教学模式。 二、职业教育中医类高职院校的教学现状 中医类高职院校应适应医疗事业的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对学生进行批量生产,采取“理论知识+技能”的简单叠加的方法,侧重于强调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实践教学和效果评价往往流于形式,造成了医药卫生类高职高专的教学质量逐年下降。学生的职业能力、就业质量、用人单位满意度普遍较低,严重制约着高职高专医学院校的发展,不能适应新时代下卫生职业教育的目的。“混合式学习”的教育理念是新时代的需求,为高职高专中医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混合式学习”是学习理念的一种提升,这种提升使学生的认知方式以及教师的教学模式、教学策略和角色都发生了改变,其核心思想是根据不同的问题要求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具体到教学就是采用不同的媒体和信息传递方式解决问题,而且这种解决方式的目的就是要付出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益。 三、混合式学习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的教学模式 (1)完善网络系统。研制中医基础理论课网站,网站有教案、讲稿、教学大纲、教学课件、试题库、微课、优质课视频、校讲课比赛视频。业余时间,学生可以通过中医基础理论网站,查询相关知识及获取需要的资料, 学生也可以做练习题,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 加强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其中包括网络教学平台、网络题库、多媒体教学设施、电子邮件、校园论坛等网络系统,教室、图书馆、宿舍等校园实现免费3G无线网络,实现数字化的校园建设。 目前学校正在智慧家园网络建设之中。在网络学习的基础之上,课下通过WiFi或智能手机在课堂内外随时随地学习, 将实时交互功能有机的融入,学生、老师建立“QQ学习群”、“微博群”、“微信群”等,学生学习中如果有疑问,“QQ学习群、微信群”进行课后实时互动。中医基础理论是一门基础课,进行课后实时互动,可以弥补学时的不足。这种模式简便易行。 (2)重点是改进教学方法。首先是要确定学习任务。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活动探究。学习任务的完成。课堂外临床诊治教学方法:教学直接转化为临床,中医实训室临床诊治,学生正常的课程不耽误,遵守纪律在教室上课。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到中医实训室。老师为校内的任课专业老师,老师主要传授内容专业理论知识,并结合临床实践知识,让学生们带着问题去学习和思考。然后将学生带至教学医院,选择合适的病例,老师演示接诊病人的流程,学生在旁边观看,听讲和记录。使其熟悉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职责,了解看病的过程和掌握一定的技巧。比如胃痛中医分为几个证型:寒邪犯胃、饮食积滞、肝气郁结、脾胃虚寒、胃阴不足。如何区分证型,辨证要点记住。 在没有患者就诊的闲暇时间,练习病史采集,学生先把所叙述的病史读懂,把该病的病名搞明白(一般显而易见),然后根据该病的具体表现看该问些什么东西,一般的内容各病都要问,特殊的病要着重问些特殊内容。其实各病采集病史仅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按照这个提纲回答。这种模式提高了学生的临床操作和实际技能,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3)完善考核系统。实行“6、3、1”考核系统,打破以往的期末成绩“一次定终身”。成绩有多部分组成。其中“6、3、1”理论课考试占60%,实训课占30%,加强了学生的实训动手能力。平时成绩占10%,学生也注重自己的平时表现,平时的学习。形式多种多样,提问、作业、模拟考试。实训课练习临床操作技术:“中医实训室”进行简单的实践操作,按照中医执业医师的操作考试来进行模拟练习,穴位操作、推拿操作、针灸操作、拔罐操作,推拿操作。中医实训室1为穴位操作,有模型人或者电子发光仿真模型人,老师带领学生操作练习。中医实训室2为拔罐刮痧操作,有玻璃罐、抽气罐、竹罐,老师带领学生操作练习。中医实训室3为推拿操作,学生两两结合,老师演示完后,学生互相结合操作。中医实训室4为辨证操作,病例可以是生病的学生教师。让他们早见习、早临床、早就业。这种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性和积极性,理论知识更加扎实。 四、结语 目前,高职高专医学院校承担着基础医药卫生机构培养专门人才的任务。医学专业不同于一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基础医药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高职高专医学专业教育更应该建立高效的教学模式,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如果能够运用混合学习多种教学方式,让每个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课堂学习中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使学生愿学、乐学、会学,提升普通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医课堂的教学品质,建立高效的中医课堂,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基本操作得到提高,成为优秀的医务人员。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和中西医专业医用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我国在中医、中西医专业的医用化学教学中的问题需要进行改革。文章首先分析了医学院校医用化学教学的现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归纳概括医用化学教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最后,为医学院校医用化学教学的改革实践提出几条建议。 关键词:医用化学;实验教学;改革 1中医、中西医专业医用化学教学现状 (1)从学生角度分析。 医学化学,顾名思义就是“医学+化学”的结合,因为有学科交叉,因此内容比较复杂、难度也比较大。学生在学习前本身就要有良好的化学知识作为前提。但是,当前学生的化学知识储备不足,无法满足现有医用化学对化学的需求。且很多专业学生认为,医学化学并不重要,学习仅仅是为了考试。 (2)从教学内容分析。 当前,医学院校的医用化学教学内容过于落后,基本处于重视理念,不重视实践的阶段。有的专业则直接选择本科的教学教材,内容和本科教学同步。 (3)从教学方式分析。 在具体教学中,医学化学的教学方式过于传统,主要是以“满堂灌”的方式来进行教学,且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教师未能重视与学生的沟通、交流,教学设备过于落后等,这些均对教学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4)教师本身的职业素质有待提高。 在中西医、中医专业中,医用化学课程教学教师一般是由化学专业出来的。这类教师有丰富的化学知识经验,却没有医学经验,因此在教学中无法兼顾化学及医学两门学科,无法让医学和化学融合。 2中医、中西医专业医用化学教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1)学生主体原则。要把学生当成是教学主体,学生是学校教学主要的培养对象,在教学内容、方法改革中,均要以学生作为主体。 (2)实操原则。医学化学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中西医及中医专业主要以培养具有实际操作能力人才作为目的。 (3)普遍性、应用性原则。需要拟订具有针对性的方案,以此提升学生兴趣,增加学生医用化学知识储备以及实践能力提升。 3中医、中西医专业医用化学教学改革的实践 (1)教学内容改革。 中西医、中医专业的医用化学内容方面,优化落后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拟订教学大纲,把教学内容的理论、实践性有机结合,并且补充最新现实需求内容的有关教学。 (2)教学方法改革――分层次教学。根据之前教学经验分析,对学生开展统一教学方式未有针对性,因此可根据学生原有知识基础、发展潜力开展教学,如分层教学方法:①根据学生个体差异,进行分开备课。在这之前,要研究每一个学生的基础、智力因素等,将各种因素综合分析,对学生进行科学、合理的层次划分。②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开展分开式教学。在具体教学中一定要处理好共性、个性关系,根据教学大纲、课程内容,对学生开展整体式的分层安排,确保基本教学目的完成。③分层指导、训练。教师可对学生开展分组式指导或是个别式指导,不单对课堂上学生未理解、掌握的内容开展指导,又可对学生开展拓展性知识的指导。④考查的分层。在考试中,也可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开展不同的考试,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对题目进行选择,或是拟订多份试卷,让学生可以更好选择。 (3)重视实验教学和多媒体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不可不重视实验的教学,让学生可以通过亲身实验,开展研究、总结,对相应问题可以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时,当前是科技的时代,在多媒体技术进步的现代,可以利用此技术开展课堂教学,极大地提高学生对医用化学的兴趣。 (4)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想要切实提升有关专业医用化学的教学质量,首要任务是提升教学者本身科学素养的水平,在教学中不断开展研究、总结并提升教学能力等。 总之,在具体实践中,教育工作要认真分析学生的学习整体效果、质量,在原有教学方法上创新,以此达到提升医学院校医用化学教学的质量。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国外学府也设立中医专业 近年来,在我国中医学院门下的“洋徒弟”颇多,中国传统的中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西方主流医学界早已名声大振。如今,国外“中医热”再度升温。国外高等学府在专业设置上也把中医专业纳入旗下。据不完全统计,在欧洲和美国所创办的中医高等教育机构已经超过半数以上。此外,美国知名学府60%的医学院开设“替代医学”课程,其内容也涉及中医。那么,我国传统中医为何在国外如此“走热”呢?走进国外中医专业的学府需要什么条件呢? 国外的“中医热”将给留学生带来契机 一方面,国外社会需求催生“中医热”。据英国《地平线》杂志报道:“英国五分之一的人口经常使用中医药或其他传统医学做医疗保健,每年在中医等传统医疗方面的消费开支达1.3亿英镑。使用中医做保健医疗,已经成为英国公共利益和社会需求的一部分。”资深专家告诉记者,现在的社会更注意绿色环保,中医药正是符合了这种社会需求,因为中药都是些植物、动物等为原料,污染少,副作用小。在国外的医疗保健市场上,对于传统中医被越来越多的国外消者费者所看重是其保健的功效。由于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国外对中医保健理疗的需求呈现不断上升态势。这就要求国外医疗保健市场提供给消费者更全面以及高质量的中医保健服务。在国外社会需求的催生下,使中医在国外不断升温。 另一方面,国外中医专业入标准因校方而定。对于国外中医专业入学标准大都由校方而定,一般说来其申请者要达到学校的最低学术要求方可被录取。以澳大利亚某大学申请中医硕士为例,首先,申请中医专业的学生必须在该校完成相关的学士或证书课程,并至少在最后一年的学习中成绩优良。另外,申请者还要提供从事过相关工作实践经验的证据,而且所有的申请者还要具备很强的中医背景。最后,申请国外中医专业最适合于致力投身中医事业的学生。而且,要有一定中医药学习、工作背景以及优秀的英文成绩和交流能力。 对国外中医专业前景引发不同声音 声音一:国外中医专业将“持续升温” 专家告诉记者,调查显示:在美国范围内,已有超过80所的中医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所设的中医专业设置的规模较大,学生人数达400或500以上。此外,在欧洲范围内,法国和西班牙是较早提供中医课程的国家,其中在法国仅私人中医学校就超过30所。欧洲其他国家诸如英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芬兰等,也纷纷开办形式不一、规模不等的中医教育活动,而且培养许多相关人才达到数千人。 目前在国外从事中医的人数很少,但是需求量却很大。近几年来中医在国外呈现增长的态势,而且外国人对中医的看法不再感觉是很稀奇的医术,慢慢地对中医的兴趣在升温。各国高等学府火热地设立中医专业,对于中医在国外的发展态势很乐观。这不仅是东方与西方在医学领域的交融,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的中医得到世界认可,以及为东方文化的传播提供很好的平台。 声音二:学透中医还需在中国深造 国外中医专业的授课教师一般都是从中国的合作院校聘请的教授。如果出国读中医专业,对于签证官来说是比较难理解的问题,出国读书通常都去学习那个国家比较领先的技术。相信中医药学还是在中国比较发达,其中的辨证论治、阴阳五行、子午流注恐怕很难理解了。本国具有学习的优势为何还要到国外申请中医专业学习呢? 虽然中医近些年在其他国家也逐渐有些市场,尤其针灸和按摩发展得比较快,学生到国外研究一段时间,考取资格证书后就业前景虽好,但是对于有些中医的精髓外国人能掌握的还很少。最好学生可以在中国学习传统的中医,把中医的精髓得以领会并很好地继承发展下去。 选择国外中医专业需注意 专家指出,首先,学生应该对自己所要申请的国外大学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主要看学校是否需要中医药的背景或是其他专业背景。其次,申请者要分清是授课还是研究性质的学历,因为不同的学历申请过程完全不同。最后,选择到国外读中医专业,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多少应该抱着中医与西医对比研究的心态去学习。毕竟中医药学的鼻祖是中国人,到国外对比研究后,也许能够更好地领悟中医的精髓所在。并且,在国内学好了中医,在国外又深入研究并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取得相应的职称后,在一些国家确实可以有不错的发展空间。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意识培养的探索 [关键词]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意识;就业问题 近年来,随着医疗体制改革,中医医疗行业用人缺口逐年缩小,但高校的不断扩招,中医专业学生上岗就业要求增高,因此,就业问题日益严峻。2014年12月10日教育部公布《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更加鼓励大学生创业,而此举对于就业难的中医专业学生也是除就业之外的新兴机遇。 1 中医专业学生对创业的认识 1.1 学生对创业认识较浅 据调查,中医专业学生在毕业后多数选择到继续深造或者到医疗岗位就业。就中医专业的特点,谈到创业,学生结合本专业首先想到的是开中医诊所、社区医疗服务,进行医疗美容或者推拿按摩,但是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有职业医师执照、有启动资金、有工作经验的基础之上;而其他创业形式,对于中医专业学生,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转行,同时在创业中还需面对未知的失败风险,对大多数中医专业学生来说,自主创业只是无法进入医疗机构后的权宜之计,无奈之举。 中医院校受办学理念、中医教育传统性、专业特殊性的影响,大部分中医院校的创业教育尚处于起步期,也未开设相应创业教育课程。因此,中医院校学生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创业教育,以致学生的创业基础知识薄弱,意识淡薄,仍停留在浅层面。 1.2 学生缺乏创业实践经验 调查发现部分医学生虽有创业想法,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创业的程序和创业所需条件不太清楚或根本不知道,缺乏参加创业培训、比赛等实践活动的主动性。医学生的创业意识比其他专业学生要弱,除了缺乏系统的创业教育外,创业实践主动性缺乏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一套科学规范的创业理论应用体系来指导医学生参加和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由于缺乏创业基金和创业基地等保障支持措施,医学生的创业活动很多局限于参加“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编写创业计划书等纸上谈兵的方式,缺少有资金注人、注册企业的亲身体验式创业实践,不利于对医学生实际创业能力的培养,致使很多医学生认为创业离自己很遥远,或者干脆彻底放弃创业的想法,从长远而言,将会影响或限制学生的职业发展。 2 培养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意识的方式 2.1 转变传统观念,培养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意识 就业理念决定就业取向,中医专业学生需要认清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清楚地认识到自我的价值,不能仅仅为就业而就业,而应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所以,中医专业学生应该激发自己的思维,拓展自己的思考范围,要敢于破除中医就业的局限性,要多多学习创业知识,扩宽自己的就业面。改变以往就业只选医疗机构和创业就开诊所的狭隘观念,拓宽就业及创业思路,积极参加医学生创业教育,提高医学生创业意识。 2.2 调整教学内容,完善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教育 目前创业教育在各大中医学院校中少有开展,这局限了中医学与中医专业学生的事业发展,创业教育包含三个方面,即创业意识教育、创业素质教育、创业技能教育。中医院校可以循序渐进,分不同年级开展不同的创业教育,可在大一、大二时开展创业意识教育,可在大三时开展创业的素质教育,最后在大四、大五时开展医创业技能教育。构建中医学专业本科生创业教育体系,首先,开设中医学生创业教育课程。要达到创业教育的核心宗旨和基本要求,必须依托课程来进行。课程采用学分制管理,在中医学生中开展普及教育。在课程设计上,要结合中医学生的个性需求,积极优化课程建设。其次,建立中医学生创业教育专兼职队伍。要在中医院校开展创业教育,必须要配备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既有理论知识丰富的专职教师队伍,又有创业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创业者做兼职教师队伍。同时给专职教师提供机会走出校园,参与各类专题培训、到创业一线去兼职学习,以提高授课的质量和实效性。 2.3 与实践相结合,提升中医专业学生创业能力 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学生了解社会,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从而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能力、拓展职业发展空间的有效方式。中医院校应重视并组织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利用暑假和寒假组织学生到乡镇以上医院、农村卫生所、制药厂等进行实践锻炼,加深对群众健康状况、各种病情及医疗卫生状况的了解,有利于学生提升专业素养和医德修养,使医学生根据社会需要修正自己的创业和职业发展目标。 2.4 整合资源优势,搭建中医专业学生创业平台 创业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中医院校除了在教学层面上渗透对学生创新观念和创业能力的培养外,还要开展创业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欲望。要积极整合校内外资源,搭建医学生创业技能的应用平台,使学生在活动中运用创业技能,从而培养其创业能力。在校内可通过以下途径为医学生搭建创业技能应用平台:①通过社团、学生会等学生团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业主题活动,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能力,但要注重活动项目设计的合理性、针对性。②利用学校现有的各类实践基地开展创业活动,最大限度、最有效地开发、利用好校内的创业教育基地。③建议开设创业园区,既营造中医院校的创业氛围,又为学生自主创业提供现实可能,增加实践的机会。在校外,要注重开拓中医学生创业的幅度与深度,增加学生接触社会,接触新鲜事物的机会:①要加强与企业、科研院所的沟通与合作,引进成功人士为学生授课,并指导中医学生开展创业活动。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国家、省、市级的创业计划大赛、创业项目,以增加学生的实战机会,培养学生的创业操作能力。 2.5 落实创业政策,激励中医专业学生创业动力 首先,国家要出台鼓励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各地基层政府或部门要加快政策落实的速度,让大学生尽早享受到国家给予的帮助。其次,中医院校应该为创业学生提供各种创业支持。如: 定期为创业中医学生强化中医学专业知识,定期考察创业中医学生的情况,定期指导创业中医学生开展活动。相信在中医学院校的大力支持下,中医学生创业困难必定减少许多。中医院校要充分发挥促进学生创业的作用,通过资金和政策优惠等支持,帮助学生更好创业。最后,要善于发挥宣传的作用,号召社会各界的支持,需要人们改变“经验医疗”的看法,给创业的中医学生更多的机会;需要中医学生改变学中医就是进中医院工作的传统观念;需要家庭成员以及学校给医学生创业提供帮助和支持。加大对创业成功人士及其事迹的宣传,发挥媒体的作用,在社会、校园营造创业氛围,倡导创业精神,激励大学生在创业中就业,在就业中创业。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院校对外中医专业《组织学》全英文教学实践与思考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逐渐走向国际化,教育改革是必然趋势,而全英文教学更是适应教学改革、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全新教学模式。对中医院校而言,要使中医更好地在国际上发展,应用新的教学模式及与国际接轨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是必然趋势。我们选择对外中医专业学生作为全英文教学实践的对象,以探索一种培养国际化中医药人才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全英文教学;对外中医专业;中医药人才 近年来,随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我国医学高等教育也日趋国际化,教学模式也日渐革新,而全英文教学更是适应教学改革、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全新教学模式。对中医院校而言,要使中医更好地在国际上发展,应用新的教学模式及与国际接轨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是必然趋势。但是目前很多高等院校的全英文教学开展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管理体系、教学方法、师资培养、教材建设及学生接受程度等方面都还面临很多问题。如何更好地协调与解决这些问题是目前全英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组织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作为一门形态学科,是连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必不可少的桥梁之一,其在全英文教学方面与其他学科有很多差异。因此,多方面探讨提高组织学全英文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对改善临床医学教学效果,促进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国际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外中医专业是我校特色专业之一,专业上还是属于中医学专业,但是该专业的学生入学时英语成绩要求比较高,并且入学后的第一年并不安排学习医学课程,而是先接受高强度的公共英语训练(包括听、说、读、写、译),期间还酌情进行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的中英文教学的前期训练,所以对外中医专业的学生英语基础都比较扎实,这为开展全英文教学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故我们选择此专业学生作为全英文教学探索的对象。以下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总结和讨论,以探索一种可行的培养国际化中医药人才的教学模式。 一、完善全英文教学管理体系 全英文教学是一项复杂的、全新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教育理念、语言环境、教学方法及学生观念等各个方面,其起步必然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和阻力,故建立一套与全英文教学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管理体制是全英文教学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全英文教学能否顺利进行的“指路明灯”。这就需要学校、教研室两方面全力配合、通力协作,在思想上重视,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才能开展针对对外中医专业的全英文教学课程。具体措施上,学校要足够重视,要给与足够的教学课时,要制定相应的学分政策,给学生一定的心理压力,同时给与一定的经费政策倾斜。教研室则要制定完整的教学计划,在教材选择、备课环节、课件制作及课堂授课及考试改革等方面制定好完整的管理体系。 二、课前认真备课,课堂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 1.课前认真备课。不管是传统的中文教学还是全英文教学,备课都是组织好整个教学过程、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认真、全面地备课对于保证全英文教学质量更为重要。首先,教研室每周二下午固定半天时间用于全英文教学的集体备课,明确每一章节的教学重点、教学难点等问题。备课时要求教师认真撰写出详细的英文教案,比如,要写出每一课堂所讲授的内容哪些是要掌握的,哪些是熟悉,哪些是了解的内容等。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要求每位主讲老师都在备课前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广泛阅读和研究所用教材、通读大量相关的英文资料,扩大和熟悉相关专业的专业词汇等,这样才能在课堂上展现自如,给学生更好的印象。 2.课堂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在课堂教学方面,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组织学本来就是一门比较枯燥难懂的学科,中文教学学生都一时难于理解,更不用说全英文教学给学生带来的难度,所以课堂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尤其重要。首先,在课件上要能吸引学生的兴趣,我们的课件以英文形式出现,配以相应的图片、视频,教师在上课前所制作的课件要事先请教外籍教师修改,以求达到相对准确的表达,尽量制作出适合该专业学生特点的教学课件;课堂上教师授课均用英文讲课,目的是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应用英语进行实际交流的能力,建立一种开放的应用英语的教学模式。其次,学生都喜欢生动、灵活、有趣的课堂氛围,所以课堂的教学氛围也很重要,对知识的吸收起到直接的作用。我们的课堂采用提问式、讨论式以及结合临床案例式等教学方法,同时让学生走向讲台,尽最大可能鼓励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尽可能训练学生运用英语来表达相关的专业知识,改变填鸭式教育;教师围绕课程内容,设计课堂讨论题目,采用分组课堂练习的形式,也就是小组教学,将学生进行分组讨论问题,讨论过程中教师及时进行有效的指导,引导学生正确思考,确保小组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教学内容上,要有选择的教,课堂上主要教重点和难点,其他大纲要求熟悉和了解的内容可让学生课外自己学习,这样课堂就有较多的时间让学生对所讲的知识进行消化。课堂尽量留给学生足够的思维空间,让学生有思考的余地,培养他们用英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教师队伍的培养 高素质的全英文师资队伍是顺利实施医学全英文教学的基本保证。目前国内各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医学全英文教师非常匮乏,而引进外籍教师又不太现实。因此,加强专业教师英语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各高校的共识。与传统的教学相比,承担全英文教学的教师需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主要是因为涉及到英语水平问题,这其中包括专业英语和公共英语两方面。如组织学专业英语词汇的发音、课堂上要准确的用英语表达以及全英文课件的制作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取如下措施:教师在教学前所制作的课件请教外籍教师修改,尽量能达到专业表达;关于英语词汇的发音问题,则建议学校出面,定期组织外语学院的教师进行专门的发音指导,包括常用的词汇和常用的英文表达;此外,教研室还要严格规范教学的整个过程,制定岗前试讲制,比如对初次用全英文授课的老师,要求要课前进行试讲,试讲结束后教研室全体教师对其进行评定,肯定其优点,指出不足之处并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更好的改进。还要采取随堂听课检查,及时指出教师在授课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合理建议,以便不断提高和进步。 四、教材建设 目前各高校尚无统一的全英文教材,西医院校和中医院校所用的英文教材也是不尽相同,毕竟专业不一,各学校得因材施教。我们所使用的教材资料是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组织学与胚胎学》(第一版),同时配套由高英茂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组织学与胚胎学》英文版教材作为教辅,配于必要的复习资料,并提供给学生相关参考书籍以及参考网站,这样便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预习和复习。总结前几年的双语教学经验,上述两本书感觉在内容上既具科学性,又有实用性,比较适合我校队外中医专业学生进行全英文教学。 五、学生方面 对外中医专业可以说是我校的特色专业,该专业的学生和其他中医专业的学生存在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一般本科医学生学制都是无年,但是该专业的学生学制为六年,学生的入学成绩尤其是英语成绩都比较高,入学后的第一年还不接受传统的中医专业学生要学的课程,而是专门接受高强度的英语训练,这其中主要包括听、说、读、写以及翻译等方面,此外,他们还要接受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的中英文教学的训练。所以,通过在大学一年级专门的一年英语学习,这些学生在听、说、读、写等方面都具备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这样就克服了由于不同层次的本科院校学生入学时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而造成的双语教学方面的困难。也就是说,他们具备接受全英文教学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何我们选择该专业学生进行全英文教学的探索对象,因为他们为全英文教学提供了基本的英语保障,对该专业学生进行全英文教学是可行的。此外,我们也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要求,包括要求他们课前进行预习,课堂要积极参与到全英文教学的氛围中,课后要及时复习。考核方面,建立公平的考试方式与成绩评定方式,考试采取闭卷考试,考核成绩包括理论考试成绩和实验课成绩,这样,理论课闭卷考试既给学生一定的压力,但是加上实验课平时成绩又可让学生学习起来相对轻松。 六、结语 在对外中医专业组织学教学过程中,实施全英文教学势在必行。为顺利实施全英文教学工作,学校、教师与学生都应该高度重视,学校给予政策倾斜,教师选择适合的教材,不断探索新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使课堂教学更有实效;同时加强师资队伍的培养;教学方法上,要指导学生尽快运用全英思维去学习新知识,提高学生全英自学的能力。总之,在现阶段国内高校,不论什么专业,全英文教学尚属初步发展阶段,本文也只是初步探讨了中医院校组织学全英文教学的特点与方法,望能为各中医院校实施全英文教学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西方建筑论文:谈东西方建筑装饰中的植物 论文关键词:建筑装饰 卷草纹比较 文化 论文摘要:本文由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中特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富于韵律、节奏鲜明的植物卷草纹,在希腊建筑装饰中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虽然其渊源来自古代东方,但在希腊人这里被赋予了形式美。古希腊罗马的卷草图案,多用于柱子的装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五大部分,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古希腊文明及爱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的卷草纹主要以莨苕叶和葡萄纹为基础,组成弯曲的藤蔓,用于建筑装饰。莨苕最初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西方,“莨苕树”以其生命力特别旺盛,象征重生、复活而被崇拜和敬仰。古希腊罗马的神殿建筑多采用莨苕叶造型进行装饰,科林斯式柱头便以莨苕叶造型雕刻而成,象征神殿永存万世,如雅典利斯克拉底纪念碑的科林斯柱头装饰,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庙的柱饰、门楣、门框等建筑装饰,都是以莨苕叶为基础,以柔美流畅的卷草造型进行装饰。莨苕叶纹饰后来发展为罗马卷草纹,这种形象奇异、卷曲而充满生命力地向周围伸展的叶子,影响了阿拉伯藤蔓的形成(阿拉伯藤蔓演化为阿拉伯寺院的装饰花纹,具有生机盎然的气势和无限扩张的活力)。古希腊罗马建筑装饰中,葡萄卷草纹也很常见,以横向延伸的茎为基础,两侧安排葡萄和葡萄叶。葡萄卷草纹是由波斯传向西方的,因其象征丰收、多产和幸福而被人们所喜爱,在西方与莨苕卷草纹一样,逐渐成为主导型的植物装饰纹样,大量使用于建筑装饰。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建筑装饰具有不同的特点,基于人类精神情感的某些共性,不同文化又产生种种奇妙的联系与融合。卷草纹作为不同文化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涵盖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及发展演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进行分析比较,能够使我们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等更广泛的角度认识建筑装饰文化。 西方建筑论文:论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异同 【摘要】建筑是人们按照一定的建造目的,运用一定的建筑材料,遵循一定的科学与美学规律所进行的空间安排,是物质外显与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换言之,建筑是空间的"人化",是空间化了的社会人生. 【关键词】中国传统寺庙建筑;西方哥特式;美学角度 建筑的本质:文化是建筑的灵魂,美学家黑格尔这样赞叹建筑艺术:“建筑是对一些没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进行加工,使它与人的心灵结成血肉因缘,成为一种外部的艺术世界”. 一. 中国寺庙建筑展现人神和谐相处“天人合一”,而西方哥特式教堂建筑喻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立 从建筑外形结构上分析,哥特式建筑是垂直的,与“尖拱技术”同步发展,使用两圆心的尖券和尖拱,推力比较小,有利于减轻结构体自重和增加跨度。尖拱和尖券大大加高了中厅内部的高度。哥特式教堂内部,可以看到从柱墩上散射出来的一根根骨架券,它交合于高高的拱券尖顶。 高耸入云的塔尖,色彩缤纷的彩色玻璃嵌画,玲珑矫健的飞券是轻快的哥特式教堂的风格。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是欧洲哥特式建筑的丰碑,荡魂摄魄的繁复尖塔和眼花缭乱的彩绘玻璃窗是其最独特之处。教堂顶部尖塔林立,远远望去如一座巍峨的石林,直刺天宇。 根据心理学移情原理,外界的形式感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以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使人也有飘然欲升的意向。建筑学家指出,这种高大拱型穹顶、繁复的尖塔及彩绘玻璃窗无不体现着宗教寓意。四面皆壁的封闭空间、弯曲的围闭形成的穹顶及尖塔的笔直通道暗示着上一层空间的存在,这就是天堂,人世是苦难的,只有天堂才是乐土,也表现了一种“崇高”。建筑的每处细节无不用心良苦地表达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立。使我们不自觉联想,进而感受到“崇高”。正如席勒所说:“没有一定强度的想象,巨大的对象就完全不会成为审美的对象,相反没有一定强度的理性,审美的对象也不会成为崇高的对象。” 中国寺庙建筑则恰好相反,它有意将内外空间模糊化,讲究室内室外空间的相互转化。殿堂、门窗、亭榭、游廊均开放侧面,形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动亦滞的灵活的通透效果,所蕴涵的空间意识模糊变幻,这与中国天人合一、阴阳转化的宇宙观有深层联系。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空间与时间的无限,即为宇宙。“宇”字本意为房檐,无限之宇,当然则以天地为庐。这个宇宙观,把天地拉近人心,人与自然融合相亲。“以天地为庐”的观念古已有之,“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天地人乃一大调和,那么艺术 ———“乐”,就应该体现这一调和。 所以,中国寺庙建筑群才会有那么多的室外空间,它并不把自然排斥在外,而是要纳入其中,“深山藏古寺”,讲究内敛含蓄。张世英说:“审美意识是人与世界的交融,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指的是世界。人与世界的交融不同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之处在于,它不是两个独立实体之间的认识论上的关系,而是从存在论上来说,双方一向就是合二为一的关系。”“托体同山阿”,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 二.西方哥特式教堂建筑注重表现人心中的宗教狂热,并把它具化为实在的视觉形象,而中国的寺庙建筑则受儒教实用理性的影响,重在再现人们内心世界的宁静与平安。 李泽厚指出,“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与山水画“可游”“可居”理论是一致的,它不在意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是展现能供游览的生活场所。它不像欧洲大教堂那样,人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中国寺庙建筑这种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上是在把空间意识转换为时间进程,当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楼阁的不断进程之时,他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西方教堂建筑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了时间绵延流动的美,以理智的入世精神排斥了非理性的迷狂。萧默指出,欧洲中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宗教长夜,君主制屈居于神权之下始终不能茁壮成长,教会成了社会的中心,“君王施权于泥土,教士施权于灵魂,灵魂的价值超过泥土有多大,教士的价值即超过君王有多大”。因此,西方国家才会不计工本地去营造富丽堂皇的教堂,那些著名的教堂往往耗时上百年才能建成。中国的寺观是以平民难得一见的宫殿为蓝本来建造的,这既显示了佛的尊贵,又形象化展现了佛国的富饶安乐。如建筑学家傅熹年所言,神的居所规格是由皇帝来规定的。例如:屋顶的最高规格庑殿顶,是为皇宫主殿及佛殿专用;斗拱只许皇宫、寺观和王府使用;黄琉璃瓦只有宫殿及佛殿可用,而王府及菩萨殿只能用绿琉璃瓦。可见诸神受到皇帝颇高的礼待,但他们并不能凌驾于皇威之上,其规格在都城没有超过皇宫,在郡县没有超过王府和衙署。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神的居所与人的居所一致,其实旨表明乐土就在现世,在人间,天人合一,人神同在。 三.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均为美的不同文化模式,表现一种“宗教型文化”,美在宗教体验中实现,美的深度表现为文化深度,即两者都体现了“美”,都使人感受到愉快。 从模态的方面说,“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的对象”。这种宗教型的美,使审美主体产生“共通感”。如康德理解“有一个共通感(不是理解为外在的感觉,而是从我们的认识诸能力的自由活动来的结果),只在一个这样的共通感的前提下,才能下鉴赏判断。”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均为美的不同文化模式,都表现出一种“宗教型文化”,美在宗教体验中实现,美的深度表现为文化深度,即两者都体现了“美”,都使人感受到愉快。 西方建筑论文:浅谈西方历代建筑空间观念的演变 摘 要:建筑空间的发展受社会制度、经济状况、科学技术、艺术水平、意识形态等客观前提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建筑史上历代的一些空间形式展示了各个时代的不同空间观念。从古希腊到当代的建筑空间的变化,是一个由客观倾向转向主观倾向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建筑空间;意识形态:演变过程 1 古希腊的空间 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这种活动不在四面墙壁和一个屋顶的包围之中,也不在家庭和建筑的内部空间之中,而是在圣地之上,在卫城上,在露天剧场中。 古希腊建筑的主要成就是纪念性建筑,如希腊神庙。 希腊神庙的特色在于对人体尺度的绝妙运用,神庙没有设计成礼拜的场所,而是设计成不容入侵的诸神的圣所。希腊神庙的基本组成部分有高台基,其上立有列柱,支托团结的过梁,过梁又支承屋顶。神庙中唯一可供人通行的是列柱和内殿之间的廊,还有一间内殿,在古风时期就是该种建筑物唯一的核心部分。这个内部空间从未加以创造性发展,因为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内部空间没有什么社会功能需要。内殿不仅是一个围起来的空间,而且简直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见图1)。 宗教仪式是在神庙周围露天举行的,因此,雕刻师兼建筑师的技艺和热情就都倾注在把支柱造成高超的造型艺术品,倾注在用无与伦比的浅浮雕来布满过梁表面、正面山墙檐部和墙。表达了希腊人对自身完美的追求,人、神、自然的共存是其建筑形式的精神基础(见图2)。 希腊神庙的特色,一方面有它的一个缺陷,这一缺陷,在于忽视内部空间:另一方面又有它那迄今无与伦比的高超之点,其高超之处,则在于人体尺度绝妙的应用。 在当代,两个最有声望的现代建筑师在评价希腊神庙中互相对立,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及其追随者赞赏希腊神庙的人体尺度感,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joyd wright)及其追随者则对希腊神庙忽视内部空间感到遗憾。 总之,希腊文明是以户外活动为核心则,神庙的内部空间是一个封闭的无人的空间。 2 古罗马的空间 古罗马建筑是权利肯定的一种象征,人的威望战胜了自然,人的虚荣赋予了建筑的虚荣(见图3)。随着帝国的建筑物宏伟的尺度对技术提出了特殊要求,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巴西利卡已经具有一种社会生活主题,因为指导人们生活和行动的哲学和文化已经冲破了古希腊那种抽象沉思和完全平稳的理想,要求心理活动更丰富些,要求更喜爱和更善于作宏伟壮丽的修饰处理。将古希腊回廊移入室内就意昧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其中一切造型的装饰都是为了增进这种空间效果。 古罗马继承了希腊建筑形式的诸多方面,并力求扩展封闭模式并使之人性化。其空间形式多样,尺度宏伟。拱和券的新技术的运用,表现了对大尺度体积的把握能力和强有力的空间概念。巴西利卡、大浴场、宫殿、竞技场、住宅等构成了一部建筑形式的百科全书。 古罗马的空间已由希腊式的封闭空间向围合空间转变,将包围希腊神庙外部的柱廊移到了室内。它的空间特点在于静态的构思,无论圆形还是方形空间,其共同规律是对称性,内部空间规模设计宏大,与相邻空间的关系是绝对的独立性(见图4)。 古罗马的巴西利卡将古希腊回廊移人室内就意味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但没有把人考虑在内,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 3 基督教的空间 基督教的建筑师在建筑史上有着非凡的重要性。因为基督徒们利用旧的构件创造了一种新的体系,具有新的性质和功能作用。 罗马帝国的衰弱,战争的频繁,黑暗年代使人对现实寄托在新生的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发展演变反映了社会情绪的动向,这种讲求精神内省和仁爱的宗教需要一个为人而设的环境,一个按人的尺度来建造的建筑空间。 古罗马巴西利卡是围绕两条轴线来配置的:柱廊对柱廊、后殿对后殿。所创造的空间有一个明显的中心点,这是建筑物本身的功能,而不是人的活动路线的功能要求。古罗马建筑空间没有把人考虑在内,因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巴西利卡强调了纵向轴线,其所有的平面和空间概念以及装饰处理,只服从一个动态准则:观者穿过建筑物的流线。而基督教建筑相反,例如在圣萨比娜教堂(见图5),人不会被一种舞台效果般的厅景和过分修饰的处理搞得透不过气来,整个长向布置的内部空间富有节奏感,空间流线是为人而设计的,也只有人在里面的时候,这空间才是有意义的。 基督徒们承认和提倡人的活动性,他们的整个建筑是按人的活动路线来构成方向性的,是沿着他通过建筑物的方向来建造和组织空间的。可见,基督教的空间开始把人的活动路线考虑在内。 4 拜占庭的空间 公元5~6世纪,拜占庭帝国十分强大,版图不断向外扩张。但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被保存和继承下来,同时也融汇了东方的波斯、两河流域、叙利亚及亚美尼亚文化。 宗教建筑是当时主要的建筑,将穹顶支承在四个或更多的独立支柱上的结构方法和相应的型制。在空间方面与其说它是扩展了的空间,不如说是正在扩展着的空间。 例如:索菲亚教堂的平面(见图6),拜占庭特有的带简拱顶的巨型半圆凹室的外形。墙面好像从主要区域的两个固定点出发,远离建筑物的中心面向外逸去,好像以一种有弹性的离心运动向外甩出去,使室内空间显得开敞,疏朗和扩展开来。 拜占庭的空间打破纵轴上形成的单一节奏,加强了内殿的重要性,意味着打破空间的通长效果。总之,拜占庭的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使人迷乱。 5 哥特式的空间 公元12~15世纪,为建筑史上的哥特建筑时期,城市教堂为主要的领军建筑,他同时也是市民活动中心,可兼作会堂、市场和剧院等。在空间方面强调剖面的长方形与平面的长方形的维度对比关系以及空间的连续性。纵深对垂直方向占主导地位,而垂直方向极为次要,而人与这两个长方形的相互关系则是次要的(见图7)。 事实上在整个建筑历史上,哥特建筑首次孕育了一种与人体尺度明显对照的空间效果;这种效果引发了观者产生不平衡感。产生矛盾冲突的冲动和激情,产生奋斗的情结,给人不是宁静沉思的气氛,而是提高人的空间感受。 6 文艺复兴的空间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形式更多地从心理学和精神方面出发,致力于强调人对建筑空间理性的控制,力求创造一个可以使文化与个人思想高度统一的形式。 人们已不再为早期基督教空间的节奏感所打动,不再为拜占庭时期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 而迷乱,也不再为哥特式的神秘高度及纵深的空间的强烈效果而激动并感到精神痛苦。此时期的建筑师并未被宗教狂热所支配,而是寻求一种不带神秘色彩的合理的有人性的表现方法。人们在建筑物中明显地感到仿佛是在一所充满人性昧的住宅里面而感到亲切随和的气氛。 希腊神庙中雕刻与人的相互关系所表达出的人体尺度呈现了一种类似宁静的平衡感,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伟大在于将那些使希腊神庙生机勃勃的人类感情由建筑外表转移到建筑物的内部空间效果中去了。在此时期之前的空间决定着人在建筑物中行动的速度,引导人们的眼睛沿着建筑师所设计的流线移动。而此时期不再由建筑物来左右观者,而是观者通过认识贯穿在该空间内的简单规律而把握了建筑物的内涵(见图8)。 7 巴洛克式的空间 巴洛克时期是空间解放的时期,这是对规则、传统基本几何关系和稳定感的一次反叛。这是从对称形式,从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对立中的一次解脱。赋予封闭静止的文艺复兴空间以动感和渗透感。 巴洛克风格已越出了原有构图形式,创造出了一种新空间概念的阶段。巴洛克建筑上整片墙壁呈波纹起伏,表现的是一个形成空间的过程,它表现了在活动中的空间、体积与要素。 就空间而论,这种动感根本没有明确而有节奏地划分为几何开关的空间形式,与垂直方向上互相渗透,使每一个空间形式丧失了确定的柱体或体积的明确外观。例如:要根据圣卡利诺教堂的平面来想像其外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其人口一方,有一个半边椭圆形空间,在其后殿处又有一个;另有两个椭圆的局部,位于教堂的左右两边,这四个几何体的片断,相互渗透,构成一种平面组合形式,已经毫无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明确格律与和谐节奏的痕迹了(见图9)。 可见,巴洛克时期的空间具有动感和渗透感,开始引导人在空间的自由活动。 8 现代空间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给城市与建筑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建筑的宏伟纪念性已不是社会的需求,需要解决的是中产阶级、工人、农民的居住问题。这些需要,对建筑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黑格尔认为,主导每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的“时代精神”是空间形式产生的基础,也是人对空间体验的指导。 现代技术和审美情趣提倡简洁的设计风格,许多从前的空间创造成果在现代建筑中重新出现时都表现出一种新的艺术面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巴塞罗那展馆(见图10),用垂直平面来分割连续的空间,创造了一种随观看角度的转移而畅通无阻的动线,这是现代空间形式的灵活发展运用。赖特的设计更是追求空间的连续性(见图11),他的建筑集中围绕内部空间的生活真实的情况。他的“有机建筑论”倡导了人性化建筑的任务。有机的空间充满着动感、方向的诱导性和透视感、生动和明朗的空间意境,它的目地不是追求眩目的视觉效果,而是寻求表现人生活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这一系列空间形式的演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建筑空间观念。 现代建筑是以开放平面为基础,钢材和钢筋混凝土新技术的运用,为灵活开放的平面提供了条件。大面积玻璃的设计使室内外空间达到了完全连续的效果,灵活随意的内隔墙使室内各空间呈现有机的连贯性,体现人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 9 当代空间 在当代西方美学的影响下,以库哈斯、埃森曼、屈米、李伯斯金等为代表的的建筑师通过建筑制造发掘事件,把事件带入了建筑,把眼光投向了审美的主体,强调人在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体验活动和感受而形成序列事件的“过程”。 德国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是李伯斯金的一项力作。在博物馆的一个狭小的内院天井空间中,庭院的地面上杂乱地铺满了无数个锈迹斑斑的圆形生铁铸件(见图12),铸件有几种规格,但大小都和人脸差不多。每个上面都有几个圆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骷髅的脸。红褐色的血迹,再现的是纳粹时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的场景。当脚踏上去时而翘起,时而落下,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通过混沌土墙的反射,在荒凉的庭院中回荡,象地下的阴魂拖着声音在嚎叫,令人不寒而栗。 在一个通往三层的长长的楼梯的上空,有一些不规则的相互交叉的混泥土构件,象空中的异物似乎随时会塌落下来而心存不安见(图13)。 可见李伯斯金把眼光投向了观者,重视观者在其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主观体验活动。 10 结语 纵观西方历代建筑空间,从古希腊建筑的建筑空间到当代的建筑空间,是一个由客观倾向转向主观倾向的演变过程。建筑观念的这种转变体现着人类表现自身生命力的愿望,反映出人们对建筑更高层次的需要。为的是从空间中获得某种新的体验和感受以及形成事件的“过程”。 西方建筑论文:小议中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 园林建筑位置分布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遵循自然式的设计原则,在园林建筑的分布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建筑在园林中的分布遵循着这一原则,一般根据实际的园林景观进行变化,建筑的功能和类型也根据园林景观整体的布局进行选择,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西方园林建筑的分布,遵循对比的原则。园林建筑一般处于园林景观的中线或者视线的节点上,园林建筑之间相对独立,园林建筑与园林其他景观之间也处于独立的状态。 园林建筑的功能差异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同时具有美学功能和使用功能两个功能,具体的体现在美学功能、使用功能、生态功能和空间的组织功能四个方面。园林建筑本身的造型和设计发挥其美学功能,其居住、休息、宴会等作用是园林建筑使用功能的发挥。此外,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还可以起到对园林的空间进行分割、组合的作用,如墙在园林建筑中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园林的空间感。西方古典园林的园林建筑,除亭、桥等具有使用功能外,其他的园林建筑一般不具有使用功能,仅仅是作为人工景观对园林起到点缀作用,美学意义大于实用功能。在空间上,西方建筑不具有分割、组合空间的作用,在园林景观中独立的存在。 东西方园林建筑差异的原因分析 东西方历史文化原因东西方园林建筑之间存在差异性的首要原因,就是东西方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同,即文化观念的不同直接导致的对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不同。中国文化追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状态。在园林设计中较多采用曲线设计来反应自然景观的不规则性变化,以曲线为美,园林建筑的设计包含了中国人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最高追求。在西方,西方文化追求人改变自然的观念,在园林的设计中多采用直线的设计,以直线代表着人的意志,对自然景观进行征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中以对称、直线和几何图形为美。 自然环境导致建筑材料的不同西方园林建筑起源于古罗马建筑,建筑材料的选择以石头为主。中国园林建筑受到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木式建筑的影响,园林建筑以土木为主。西方建筑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园林建筑上也是这样。以罗马万神庙最为代表的拱式建筑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以石料砌筑,墙壁较厚,窗洞较小是其建筑因材料带来的特点。西方园林建筑强调体积美感,建筑的尺寸和重量等以追求宗教氛围的营造为主,不以实际的使用需要为主。雕塑作为西方建筑的主要装饰方式,追求雕塑与建筑的统一,也是以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决定的。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以土木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抬梁式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抬梁式结构实现了中国园林建筑可以单间或者多间组合,还可以实现三角、六角、圆形、田字等多种平面结构建筑。塔最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代表,既是在以较轻的土木为材料,以抬梁式为主要工艺的基础上实现的。 东西方在园林景观与建筑之间关系认识上的不同东方园林建筑是文人、艺术家追求自我哲学,在园林中寄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追求自我审美与建筑的统一。东方园林多由不规则的自然景观为主体,以建筑作为点缀和连接,在建筑上表现不同的文化品味。西方园林建筑则是对西方几何美学的追求,是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赞扬和崇拜,园林建筑作为人的代表处于园林的轴线上,起到统帅园林的作用。 总结 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存在于建筑的类型、材料、功能和布局等多个方面,其本质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历史上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东西方在对园林建筑意义定位上的不同。探讨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性,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互相借鉴,实现园林建筑在园林中最佳作用的发挥。 作者:钟松涛单位:南昌市世纪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西方建筑论文:借西方经验谈中国城市行政建筑的建设 1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制度根基 工业社会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建立了现代政府。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即政府代表行政权,议会代表立法权,法院代表司法权。这种制度反映在城市行政建筑物质空间形态上,则表现为将三个权力机关分设于不同建筑,又通过一定关系有机地联系为整体,从而体现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但又统一于国家利益之下的政治形式。市政体制,即城市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国家政体在城市的延伸。西方国家的市政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有市议会制、议会市长制、市长议会制、市委员会制、市经理制等多种形式(表1)。城市行政建筑的物质空间呈现出与西方市政体制相适应的特征。城市行政建筑主要包括市政厅和在市政厅内部或周边布置的议会机构,不同性质的权力机构在空间上分设,又通过一系列的空间联系将其组合成整体。议会建筑作为合法集会场所,在民主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也占据着空间的主导地位。相对中国而言,西方由于地方社区自治成熟度较高、市场发达等原因,行政机构与部门数目比较少,城市行政建筑一般功能较简单,规模也不大。 2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理论背景 2.1市民社会的复兴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开始出现,即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过程。市民社会与国家成为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实体性存在。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意见,并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通过社会活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的形成。现代西方国家繁复的科层统治造成了对市民社会的压制,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政府干预模式出现,国家以不同形式、不同向度向市民社会渗透。人们开始重新诉诸于市民社会理论,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关系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互动关系①。市民社会复兴意味着人类进入后国家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非政府组织承担起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用一种合作主义的治理模式取代以往“政府垄断”的单一治理②,这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复归其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本质成为潮流所在。 2.2政府改革运动的冲击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效率至上的传统时期,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时期和市场化为主的新公共管理时期。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及政府公共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管理公共活动职能的不断增强,国家及政府开始陷入了假公济私、以共谋私的公共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全球兴起了政府改革运动,即“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行政”等。全球性政府改革运动反映出一个趋势,即公共活动的社会化,最终走向服务化,公民参与制度化和经常化。公共活动演变为公共服务,使公共服务成为公共活动的本质,广大民众可以公平、真实地分享公共活动所带来的利益。从本质上看,这是传统行政价值观的改变,其目的在于提高政府效率,为公众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政府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角色的变化揭示了价值取向的转变。西方行政改革深刻影响着城市行政建筑的实践活动,从以往强调其精神功能与象征意义,转而重视其服务功能与城市公共空间属性,重视民主政治理念的表述,其物质空间形态更趋开放与透明。 3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类型分析 西方国家城市化水平高,城镇体系是以大量独立的小城镇为基本单位。与当代中国城市行政建筑相比,西方国家的城市行政建筑具有突出的小城镇建筑特征,受到小城镇城市自治、公共财政的影响并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具有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开放性与亲民性,立在私有制的公共财政模式基础上的务实性以及建立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与创新精神之上的多元化。一些典例包含了主流的设计思想,尤其是一些获得好评的建成项目,更是直接反映出了城市行政建筑设计理念的发展趋势。 3.1开放性与透明性 出于对以往沉闷的官僚机构和纪念碑式建筑的反思以及公众对于市政建筑功能的、情感的、象征性的呼唤,人们希望通过文化与政治活动创造出公共空间的场所感,表达更深层次的民主意图。社会公平与公民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努力在相对立而存在的国家、市民、社会三者之间寻求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使得代表国家公共权力的行政建筑逐渐向自由、平等的特质回归,更加注重其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那就是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1968年建成的美国波士顿市政厅,建筑的上部是市政办公,下部是公众活动部分。建筑的结构逻辑性明确,内外空间相互融合、穿插,使建筑底层界面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公众可以自由出入,展示了政府的亲民姿态和工作的透明度,创造了亲切的城市空间氛围(图1)。又如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州中心(1985年建成),建筑自下向上逐层后退以减少空间的压抑感,表现出对周围建筑的谦虚姿态。在半径为48.8m的圆形中庭内,各楼层的走廊、楼电梯一览无余。中庭直接与城市地下交通枢纽联系,将人流直接组织到城市交通网络之中,同时把城市人流引入建筑内部。该建筑的个性正是来自于其独特的交通处理方式和完全开放的内部空间环境(图2)。 3.2功能多元化 当代西方国家城市生活更趋多元化,城市行政建筑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政府设施中市民空间的多样化倾向。近年来,供市民休闲的场所以及其它多功能与多用途的空间日益增加,并且这一部分市民空间还将继续扩大。多元化需求与多功能聚集可有效提升城市公共空间活力,并满足当代社会日益多元化、多方位的需求,具体表现为政府设施与其它设施的复合。除了行政管理功能和行政服务功能,城市行政中心还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如图书馆、美术馆、剧院、咖啡厅、餐厅、展览馆等,通过设施间的相乘效应,加强设施所具有的吸引力。1988年建成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及歌剧院是一组功能复合的建筑群。市政厅在白天是城市的活动中心,而歌剧院则是夜晚城市的活动中心。功能的复合化提升了建筑使用效率,有效提升了建筑空间的活力(图3)。又如1995年建成的荷兰海牙市政厅,长达244m,宽72m,包括议会大厅、婚礼仪式大厅、图书馆、档案馆和咖啡厅,还有一个高达47m的玻璃大厅,是欧洲最大的室内广场,各种公众聚会的举行使这里总是充满生气(图4)。 3.3民族性与地域性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通过电子传媒,事件在全球变得无所不在,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也具有了共时性效果。与此同时,差异消失,结构解体等等,都对社会的自我感觉造成了重大后果。疆域的拓展是与具体角色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生活设计的个人化同步进行的。丧失根基的同时,也出现了自我群体属性和出生的建构;与平等同时出现的是面对无法透视的复杂制度时权力的空缺。”③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文化趋同现象严重。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正逐渐被全球化浪潮吞噬。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行政建筑,有助于塑造民主政府的形象,让市民重新找回城市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这种思潮反映在实践中则出现了许多对地方文化进行有益探索的案例。由查尔斯•柯里亚设计的印度博帕尔邦议会中心(1996年建成),成功地将当地艺术和传统建筑形式结合在一座现代建筑之中。建筑平面采用了曼陀罗④的传统形式,九个分格定义出九个组成部分,整体通过圆形构图形成强烈的向心力。当地红色石材及手工陶瓦的运用更使得该建筑成为博帕尔市悠久文化传统的象征(图5)。另一个例子是1981年建成的日本名护市市政厅,由于当地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建筑通过变形天窗和花格窗来遮光,通过屋顶覆土隔热,通过风道来通风和散发热量等。采用通透的遮阳棚架联系东西两大建筑体量,各层北部均设有带遮阳棚架的平台(图6)。 3.4新旧建筑和谐共生 无论对于个体还是不同地域或民族文化而言,充分表达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追求个性与独特性,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强烈的精神需求,也是每一种文化传统的基本权利与合法要求,更是其能够进入世界多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主体性必要条件。在全球化时代,保护传统建筑文化遗产已成为世界潮流,西方历史上的市政厅建筑大多具有很高的建筑质量与艺术水准,记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因此具有较高的保护和再利用价值。让老建筑和谐地存留于当代城市环境之中,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城市的文脉才得以延续。1998年建成的西班牙穆尔西亚市政厅,位于气势恢弘的贝鲁加大教堂的正对面,古老教堂纪念碑式立面主导并控制着整个广场空间。市政厅主入口被设置在侧面,而不是正对广场;建筑临近广场的界面向地下延伸了一层,以形成建筑与广场之间的缓冲区。新市政厅在新旧建筑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它既较好地展现了自己的存在,又没有对广场和大教堂构成压迫和威胁(图7)。又如1988年建成的加拿大纽卡斯尔市政厅,该建筑在原市政厅基础上加建而成。设计完全保留了旧建筑,保持了城市历史的延续性。新旧建筑之间是三层高的市民大厅,新市政厅巨大的曲面墙与市民大厅连接,这面墙是新市政厅的主要结构,也是空间标志,同时又为旧建筑提供了现代风格的背景。新建筑还在细节上尊重并效仿了旧建筑,如挑檐、窗户的大小、比例以及建筑材料等(图8)。 3.5绿色生态与节能环保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迅猛发展,高度工业化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物种骤减、气候变暖等后果。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城市与建筑发展的方向。生态设计趋向源于对环境的关注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具体表现为对自然的索取要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要小。建筑设计从以往以“功能——空间”为单一目标转变为以“功能——空间”和“环境——资源”并重的双重目标,而连接这两个目标依赖于不同的技术手段。如尽量采用无公害、无污染、可再生的建筑材料;进行能量循环途径的技术和措施的研究,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注重自然通风、自然采光与遮阳;为改善小气候采用多种绿化手段;为增强空间适应性采用大跨度轻型结构;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垃圾分类处理及充分利用建筑废弃物等。西方国家新近建成的一些行政办公建筑体现出了较强的生态设计理念。2002年建成的由福斯特设计的大伦敦市政厅大楼采用几何球体外形,建筑在获得最大容积的同时外表面积最小。建筑向南倾斜,上层楼板为下层空间挡光、遮阳,中庭周边的办公室可靠窗下的通风孔自然通风。建筑装配了集中环境调控系统,以减少机械能耗。该建筑的空调系统先用泵道抽取地下水,通过天花板下的梁进行冷却,从而避免了有噪音污染和不美观的屋顶冷却水装置,同使用一般空调系统的办公建筑相比,机械能耗减少了3/4(图9)⑤。德国柏林新议会大厦(1999年建成)是福斯特的另一个作品。该建筑采用了混合式能源使用系统以及自然光照明和通风,从而减少了能源消耗,提高了能源效率,降低了建筑的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建筑利用可再生植物油(相比矿物燃油减少了94%的CO2排放量)作为基本能源,建筑余热以热水形式储存于地下300m深的蓄水层;热水泵取到暖气系统内给建筑加温,还可驱动一个汲取式冷温机,产生的冷却水泵取到冷气系统内给建筑降温,或以冷水形式储存在地下。穹顶内光锥上的镜面反射板能够将自然光漫射入议事厅内,其上有太阳追踪装置以及可调节的遮阳系统,在提供充分、柔和的自然光照明的同时能防止太阳辐射增加室内热负荷(图10)。 3.6去政治化趋向 传统行政建筑一般具有很强的政治涵义,建筑形象也比较庄重严肃。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进程,政府形象日渐开放,至少在形式上希望向公众传达出民主理念。行政建筑被逐渐赋予了各种公共功能,成为了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其空间的公共性得到强化,而空间的政治性逐渐弱化。可以说传统行政建筑的政治功能正逐渐被消解。因此,去政治化的设计趋向,即形式民主化成为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为:①采用温和、平实的建筑外形,希望对公众形成平易亲切的政府形象,以诠释平等的民主精神;②采用透明的建筑材质,将政治活动透明与公开,强调国家权力机构的开放与公正;③将普通公众流线引入政治空间内部,旨在体现权力的运行时刻处于民主监督之下,以防止不公正行为的发生;④设置多种公共服务功能,旨在体现行政建筑的城市属性及其复归市民公共空间的实质。由格雷夫斯设计的美国波特兰市政厅(1982年建成)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轫之作。建筑三段式构图的立面以实墙为主,采用了从古典建筑拱心石及古典柱式中演绎出来的各种构图。这个作品完全打破了以往政府办公楼简洁冰冷的形式,带来了从新古典主义到装饰艺术风格的众多联想,但又明显让人感到建筑立面象一幅通俗的拼贴画。它使城市中极为重要的公共建筑实现了既出自专业人员之手又使大众简明易懂的后现代设计理想⑥(图11)。又如2004年建成的由西班牙建筑师恩瑞克•米拉勒斯设计的苏格兰议会大厦建筑群采用自由的空间布局与夸张的形体组合,似一幅充满诗意的树枝与叶片的拼贴画。具有强烈装饰效果的表皮使其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建筑的意味,彻底颠覆了传统行政建筑的庄严形象,体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价值取向(图12)。结语“政治性空间的产生不是随机的或偶然的,它反映了不同的前提和倾向,包括一个时代在建筑上的惯用手法,以及掌权者的意识形态,强化了时代的政权体系的特征,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看待空间关系的普遍倾向。因此,此类空间以及包含其中的事物可以被认为对公众、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无声注解。”⑦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在设计理念上,表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趋向,即城市行政建筑的政治性空间含义在减弱,而城市公共空间含义在增强,空间的开放性与透明性不断增强。在建筑功能上,表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由以往单一功能行政建筑逐渐向综合型、复合功能建筑发展。在建筑形式上,表现出了多元化趋向,其艺术风格与美学形式丰富多彩,是当代西方社会多元价值观的直接体现。目前,中国各地兴起了城市行政中心建设热潮,虽然中西方市政体制不同,西方经验中存在着不适应中国现实国情的内容,但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中所包含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复合多元的功能构成、开放的极具个性的建筑形象等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西方建筑论文:西方建筑和代建筑 摘要:我国近代建筑具有很多特质,它一方面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建筑形式的冲击,但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建筑风格并没有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进行融合与发展。本文仅从建筑造型方面在这一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和思考,以便能够对我国建筑形式的现代化发展有所启发。 关键词:近代;建筑形态;建筑文化 1中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简述 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反映在近代建筑体型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古典建筑和西方的古典建筑隶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些差异可以归结到当地自然条件、人文风俗、思维模式以及技术条件等等多个原因。西方建筑的构成逻辑是一个从原型到细节的过程,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简单几何体是最为完美的形体,也是宇宙构成的根本,这样形而上学的精神贯彻到建筑当中,就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古典建筑都可以视为简单几何体的构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建筑都是用一些非常概括的体型拼接来做模型,这一发现就从最根本的角度展现出西方建筑的大致风貌与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方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曾被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视为宇宙本源的几何学。 1.1如果说中国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多信仰、多神论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局部看都与西方建筑迥异。 从宏观上看,用西方的基础几何形体无法很好地描述其形态。比如从北京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对比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核心——儒家伦理、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和龙凤图腾无不蕴含其中,那是西方任何高明的几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 从局部看有两点不同门窗等局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所蕴含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如中国的门窗墙面有着无比丰富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墙上的雕花,无不是岁寒三友、二十四孝之类的内容;而大门上有尉迟恭、秦叔宝的门神形象,这与中国道教属于多神教,与汉民族信仰多神的宗教特点密不可分。西方建筑为了打破平面直墙的单调,主要采用以几何线条作为装饰和点缀。 1.2组合形式与建筑体量不同。中国传统建筑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3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屋身由柱子和梁枋、门窗组成,如是楼阁,则设置上层的横向平座(外廊)和平座栏杆。形象突出的曲线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很自然地可以使坡顶形成曲线,不仅坡面是曲线,正脊和檐端也可以是曲线,在屋檐转折的角上,还可以做出翘起的飞檐。巨大的体量和柔和的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屋顶的基本形式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有许多变化。由于屋顶巨大加之构筑屋顶结构构件组合形式的多种多样,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除了以上基本区别外,建筑体量也相差甚远。一般认为,中国人没有十分高大雄伟的纪念性建筑。建筑物以木梁柱结构,坡屋顶,其体量与高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像古代埃及那样高达数百米的金字塔,或中世纪欧洲人花上百年时间建造的高敞雄伟的大教堂,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建筑追求体量适中,结构上也不求宏大与久远。 2近代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形式的撞击 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帝国主义敲开了我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野蛮移植”。在腐朽的晚清政府统制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还在竭力地抵触外来文化的渗透,但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的心理,只能放任其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我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极力想通过所谓之洋务运动向帝国主义学习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因此,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阶层流传起来了。在这时期内,我国的建筑文化受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 面的模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现代建筑在我国积极发展起来了。 3近代中国建筑实例分析 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摹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代史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建筑都是很忠实,也可以说是很生硬地模仿了原西方的形式和比例,也有极少一部分可以看到两者风格的有机共存。 3.1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这座建筑主体造型比较简洁,基本是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三角锥体构成的坡屋顶形式,钟楼基本呈四方柱状,内外都刻意追求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这种形式基本上符合中世纪罗马基督教堂的特点,同时在比例和细部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式的风格。这样的房屋建筑在中华黄海之滨,与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毫无共同之处,这可以看出,教堂的设计者为了突出基督教堂的特点,在设计时是刻意求西。这座建筑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建筑在中国的代表作。 3.2沈阳火车站 这座火车站由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1901年-1982年)回国设计,杨廷宝先生的留学经历使得这座建筑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色彩,整体以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成,造型简洁有力。在细部比例、开间大小等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另外刻意强调水平和垂直线条也有其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建筑在中国建筑方面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中国的许多著名建筑,都可以看出师法于它的痕迹,包括建国初期对于传统建筑形式和新的建设条件的结合,也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特点可以用外西内中,大体上西化局部上有中国传统元素在里面。 3.3西南大学第一教学楼 在建筑上争取中西合璧是很多建筑设计师的追求,但能够珠联璧合者少,貌合神离者多。上世纪50年代初建于现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校内,是原川东行署办公旧址,属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座建筑是一种传统风格和西方风格比较生硬的结合,整体结构采用砖石建造,长方体的体量感和墙体的存在感都比较强,但是加在建筑顶部的传统式样屋顶比较生硬,虽然其线条对于缓和纯粹几何体的冷酷感有一定作用,但整体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其特点可以用上西下中概括,使人产生上中下西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感觉。 3.4上海有利大楼 1922年,旧屋拆除后建新楼。系上海第一幢钢框架的大楼,据说钢框架是向德国著名的克虏伯工厂订制。大楼高6层,正立面仿文艺复兴风格,外装饰为巴洛克式,大门两旁有修长的爱奥尼克式柱,外墙用花岗岩贴面。整座建筑开间大,楼层高。这种位于街道转角处的建筑在近代史时期比较多见,这种建筑一般沿街道方向以长方体布置,同时在转角处做倒角处理,设置建筑的入口,这种方式更好地利用了街角的空间,同时在中国现存近代建筑中并不多见。其特点可以概括为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拷贝。如果用西欧人的审美眼光看这座楼,也许相当不错,但并非像欧洲人的基督教堂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堂那样非要突出西方文化或者阿拉伯文化不可的建筑。在当时的中国国土上,与东方文化差距甚远,这也许就是后来仿效者不多的原因。 3.5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座建筑的正立面处理是典型的西方风格,整个立面轴对称,力量感非常强。立面做得非常丰富,各种窗户,廊等构成了层次丰富,比例和谐的造型。在西方建筑经常对某一个面做强化处理的方法,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并不是十分流行。作为军事学校,设计者追求雄健阳刚的军人气魄,这无可非议,殊不知在中国有多少行伍中人以“儒将”自诩,具有儒家风度的将才才是最受人青睐的。 3.6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1923年建成时,这座建筑前身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建筑规模比较大,达到了3.2万平方米。建筑的地基是正方形,四面临街,整体是一个大正方体,四个立面的比例均按照典型的古罗马三段式设置,在中间由一个穹顶立于建筑之上,这种造型在一些文艺复兴风格的近代建筑中也比较常见,有一些采用传统屋顶代替这种建造元素,但效果并不协调。其次,以此作为汇丰银行无可非议,后来居然作为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多有不妥。 以上6例,1、4、5为一类,属于“全西方化”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以开埠(1840鸦片战争以后)为起点,中国建筑开始了主动或被动的“西方化”过程,社会思想、生活方式、城市风貌、建筑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西方人在华的生活区内,主要由西方人设计完成。具体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在西方人的生活区域内建筑风格由殖民地式转为正规西方样式,人们在接受西方思想、生活方式的同时,这些建筑形式也慢慢被人们所接受,完成了对西方建筑的社会心理上的转变。 西方建筑论文:东西方文化差异中传统建筑形式影响 引言: 人类的建筑活动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联的,一种建筑风格的形成必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地域的差异导致了历史文化的不同,人们对美的感受,对建筑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古往今来,不同地域的建筑为我们带来了缤纷的视觉享受。西方历史上,建筑的发展受到强烈的理性因素的左右,从古罗马时代以严谨比例而著称的柱式,到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论》,然后一脉相承地发展到了现代西方建筑,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建筑文化体系。影响西方建筑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神学,主要体现在教堂上,人们认为上帝是万物的主宰,人们对神充满着敬畏,从帕提农神庙到万神庙,从巴西利卡到希腊十字,西方的建筑师对于教堂平面、立面和空间感受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相应的情况是,数千年来的中国建筑,虽然也有儒家的实用理性的思想蕴含其中,但建筑的基本思考却被束缚在传统框架中,如依靠风水这种超自然力来决定建筑的选址。 1单体建筑的差异 1.1建筑材料 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可见中国传统建筑一直以砖木为主要材料,而西方主要以石材为主。二者对于材料的选择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还受到了文化理念的影响。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一和人”的理念,这个理念阐述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认为人应该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物我一体,选择木材这个材料,正是看到了木材的亲和性。另一方面,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重视的建筑不是寺庙,而是皇帝居住的宫殿,木质建筑便于横向发展而有利于采光的特点刚好满足居住建筑宽敞明亮的需求,而且建筑速度快,可以快速建造大规模的宫殿。而西方重神性,一方面,石质建筑容易向高度发展,直指天空,有利于塑造高耸且不采光的空间,刚好满足宗教需要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金字塔、希腊神庙、罗马斗兽场、万神庙等西方的大型建筑建造时间长,石材又便于保存,满足建筑建造时间长、追求永恒的特点。 1.2建筑形式 另一方面,从建筑形式上来看,东西方的建筑也有很大的差异。首先,东方人祭祀先祖,希望先祖可以庇佑自己和后人。所以东方的祭祀建筑——祠堂,其建筑形式更接近于普通的居所。而西方人则是崇拜神,追求不朽,这点在教堂建筑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1]。其次,由于建筑材料的差异,东方建筑的木构架建筑更易于横向发展,而西方的石材容易向高处发展。所以东方的建筑等级越高,开间就越多,以此体现建筑的地位。如北京太和殿,它面阔11间,进深5间,建筑面积2377.00㎡,高26.92m,连同台基通高35.05m,为紫禁城内规模最庞大的建筑。西方的建筑越是重要,就越高大。古罗马的万神庙,它面阔33m,正面8根柱子,高14.18m,穹顶直径达43.3m,顶端高度也是43.3m,整体高大雄壮,色彩艳丽。再如之后的哥特式教堂,建筑外表的向上动态很强,轻盈的垂直线条统领着全身,越往上划分越细,装饰越多,越轻盈。西方人企图通过高耸入云的建筑与神进行对话。 1.3建筑装饰 西方建筑的起源是古希腊,古希腊的建筑风格主要依靠柱式和山墙体现。柱子上细下粗、上轻下重,下面质朴而上面华丽,这使它们表现出向上生长的姿态。柱式体现了西方的严谨性和逻辑,每一种构件的形式完整,垂直构件作垂直线角或凹槽,而水平构件作水平线脚,柱头是垂直构件和水平构件的交接点。柱式上的装饰很有节制,精美而不冗杂,并且随着环境的不同,建筑物的大小性质不同,柱式都要作相应的调整。建筑的坡屋顶形成了建筑前后的山花墙装饰的特定的手法[2]。古希腊建筑中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等装饰手法,创造了独特的装饰艺术。东方建筑的装饰包括彩绘和雕饰。彩绘具有装饰、标志、保护、象征等多方面的作用。油漆颜料中含有铜,不仅可以防潮、防风化剥蚀,而且还可以防虫蚁。色彩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明清时期规定朱、黄为至尊至贵之色。彩画多出现于内外檐的梁枋、斗拱及室内天花、藻井和柱头上,构图与构件形状密切结合,绘制精巧,色彩丰富。明清的梁枋彩画最为瞩目。清代彩画可分为三类,即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雕饰是中国古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墙壁上的砖雕、台基石栏杆上的石雕、金银铜铁等建筑饰物。雕饰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有动植物花纹、人物形象、戏剧场面及历史传说故事等。北京故宫保和殿台基上的一块陛石,雕刻着精美的龙凤花纹,重达200吨。在古建筑的室内外还有许多雕刻艺术品,包括寺庙内的佛像、陵墓前的石人、兽等。 2群体布局的差异 2.1建筑群布局 东西方建筑的空间布局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观念的影响。在东方,大约六千年前,广大地区都已经进入了氏族社会,仰韶文化的母系氏族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纽带,居于首要地位,礼制宗法制度也都来源于血缘关系,并且维护着它[4]。而礼制宗法制度又影响着建筑布局,所以东方的建筑多以家庭血缘为纽带,形成一个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建筑空间,也就是四合院。具有代表性的是西周时期的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是一座相当严整的四合院式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又如北京故宫,由重重院落组成的庞大的建筑群,各个院落、各个建筑又都表现出了等级制度,体现了东方建筑所包含的礼制思想。与东方建筑的建筑群不同,西方建筑往往重于表现单体建筑的高大辉煌,表达建筑的个性,这与西方自古以来的英雄崇拜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希望可以突出个体的表现。虽然西方也有建筑群,如图拉真广场,广场的形式参照了东方建筑的特点,不仅中轴对称,而且作了几进布局,空间纵横、大小、开合、明暗交替,雕刻和建筑交替。但与故宫不同的是,这一系列的交替只是为了酝酿艺术高潮的到来。建筑群的最后是一个围廊式的庙宇,这是崇奉图拉真本人的庙宇,规模很大,非常豪华,是整个广场的艺术高潮所在。所以图拉真广场的本质还是个人崇拜,与东方的礼制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2.2园林布局 在影响东方建筑发展的诸多理念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最基本的。“天”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对无法预测的宇宙的敬畏,夏商以后,“天”被认为是世界的主宰。春秋以后,对这种主宰的敬畏构架起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并出现了“天命”“天意”等一系列的观念。西周以后,人们强调人与天的关系不可分割,于是出现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其次,是“物我一体”的自然观,在东方的文明中,受到道教的影响,自然包含了人类本身与周围环境,在这种观念中,人与自然中的其他东西的地位是相同的,没有高低之分,这为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奠定了思维基础。所以,东方园林追求“虽由人作,宛如天开”的意境,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相互依存的融洽关系,通过巧妙的布景、独具匠心的空间安排[5],并借助于文学、雕塑、绘画等艺术手段,把自然景物和人文艺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园林超越了单纯的使用居住功能,具有深厚的抒情性。苏州拙政园就充分体现了“自然美”的主旨,在设计构筑中,采用因地制宜,借景、对景、分景、隔景等手法来组织空间,造成园林中曲折多变、小中见大、虚实相间的景观艺术效果。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形成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写意山水园林,自然山水融入园林建筑设计中。而西方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虽然将人与自然都看成被上帝创造之物,但是却认为自己被赋予了上帝的形象,因而享有管理、控制自然的特权。所以在西方文明中,自然是作为人类的对立面而出现在矛盾关系中。同为人工创造,西方园林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人工管理的痕迹。如凡尔赛宫,充分体现了“秩序是美的”的观念,所有的植物都被修建成规整的几何形式,园林中的道路都是整齐笔直的,并且整个花园有着明确的中轴线,就园中的建筑而言,并没有像东方的园林建筑那样,企图融入到自然环境之中,而是脱离建筑存在,表达自身的雄伟壮丽。 3结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东方注重血缘关系,西方重视个体价值。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东方讲究“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西方则认为人是世界的主宰,要改变自然。在信仰则分为祖先祭祀和崇拜神两种模式。这些差异反映在建筑上,就出现了东方以庞大建筑群落为主,和西方以高大的单体建筑为主两种建筑形式。表现在建筑材料上,东方的土木结构在废弃后便于回归自然,西方的石材则体现出他们崇拜天神、追求永恒的观念。 作者:郭柳辰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谈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景观设计借鉴 摘要:园林艺术是一门注重人和自然关系的综合艺术,是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世界园林史中,以中国为代表的自然园林和以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方园林成为园林艺术的典型代表。文章结合中西方园林设计不同文化下的不同思想,分析园林建筑环境、意境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西园林建筑环境的差异,总结出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对室内景观设计的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室内 景观设计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创造文化和生态结合的园林建筑成为有关建筑人员需要思考的问题。园林景观建筑作为一种空间和环境综合形成的环境景观,对于研究各种组合形态内涵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我国现代园林建筑和室内景观的构建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意义。人们对建筑景观的空间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地方气候、风俗、地域、环境、场所等因素差异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的园林建筑环境对中国园林建筑景观产生了愈发重要的影响。在当今的园林建筑环境呈现中实现了中国“欲扬先抑”和西方“率真表露”手法的结合。 一、中西自然观和中西园林艺术 (一)地理环境和自然观 中西园林建筑环境自然观的形成深受二者地理环境的影响。第一,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幅员辽阔,独特的地势特点使得中国文化发展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传统农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系统,人们将个人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建设中。另外,受社会条件的影响,人们会将自然界难以理解的现象认为是神明的旨意,对自然环境心存敬畏,逐渐产生了崇拜和依赖自然的心理。这种思想在传统园林设上的表现值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进行园林建设。园林建设追求对自然的顺从。第二,西方的地理环境。西方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气候类型多样,欧洲人员的生活以狩猎为主,长期发展过程中养成了和自然斗争的自然观,注重对自然界的改造。这种自然观思想在西方园林设计中的表现是强调设计中对自然征服,注重人工美高过自然美的设计理念。 (二)文化基础和自然观 中西方因为思想观念和文化差异的不同使得二者在园林建筑空间的设计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出现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差异导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两个国家的不同发展历程和哲学命题不同导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建筑空间设计的表现是注重审美情趣和意境的表达,而西方哲学思想在建筑空间设计上的表现则是注重原始宗教的力量。园林建筑环境作为人类文化和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在设计发展的过程中会体现哲学的特点。中国园林建筑环境则是会受到传统儒家礼教的影响,这一点从清代在北京建立的一系列的集锦宫苑中就能够体现出来。这些宫苑在空间思想上表现出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宗法。但是这种建筑形式是依靠高墙大院形成的,在具体的呈现上缺乏必要的公共交往空间。西方园林建筑受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从原有的心理幽闭性向开放性、层次性发展转变。西方贵族人士兴致勃勃的建筑打造心理和猎奇心态使得园林建筑景观的发展在一时间达到了顶峰。在研究园林建筑景观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园林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重的园林的意境文化性、在唐宋时期注重的是建筑设计和环境的对等性、在明清时期注重的是建筑对环境的支配地位。在建筑园林环境的呈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得很明显,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园林建筑的设计构思中有了充分的体现,在园林建筑中体现了我国独特的哲学思想。 二、中西园林建筑环境分析 人们对于园林环境的认知心理体验能够直接转换成人们对环境空间的体验和认同,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以人的认知判断为基本标准的认知发展模式,强调艺术物化之后的审美意识,是对人类认识和情感表现统一的体现。基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在进行建筑构造的时候会将自然要素,比如植栽空间、水体空间等引入到现代室内空间建构中。我国古典园林空间布局设计强调的“曲径通幽”,在设计中会采用“道路透景”的方式来给人带来空间的模糊性和独特的心理效果。我国古典建筑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曲径幽深的设计理念在明清两代的江南园林设计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园林建筑的空间表现形态丰富多样,在逐渐的衍变发展中实现了建筑艺术和建筑意识的融合,并在园林艺术设计中融入了大自然中的诗情画意。在隋唐之后,诗情画意在中国园林的建筑设计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体现,是中国园林构思设计的重要一环,典型的是以山水创造为基本主题的园林建筑设计。山水为主题的室内园林建筑设计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审美享受,比如以江南古典风格的园林设计——拙政园为例,拙政园以“远香堂”为主要的厅,由中花园的旧门入园管理,经过长弄和腰门,能够看见黄石假山,假山纵横拱立,起到了隔离景物的封闭作用。在临近“远香堂”的附近发现明窗四面广阔敞亮,能够将景色完全的展现,给人带来了独特的视觉感受,形成了和谐的室内空间序列。西方园林建筑则是以形式多样的回廊和立柱维合的结合体现,特别是在贵族的建筑装饰中,存在大量的罗马式、哥特式建筑形式,在这些建筑形式中主要以规则为基本主体。在欧洲的园林建筑设计中融入了大量的景物元素、构件元素、造型元素,在对这些元素的规划设计中体现了西欧人们人定胜天的思想理念。在众多的建筑艺术形势下,喷泉和雕塑的结合成为一种常见的形式,显示出西欧社会的人文内涵,代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 三、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和室内景观设计的匹配 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善于应用隔、曲、抑的手法来营造园林景观参差多变的特点,使得园林景观的设计景外有景、象外有象,给人们带来一种独特性的视觉感受。园林创作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意在通过园林建筑设计来给人带来关于自然情境的无限遐想。室内景观在表现建筑空间环境的生态化和文化内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室内景观的设计表现注重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三者之间的融合和协调。为此,在室内景观设计中可以将室外的自然景物直接引入到建筑设计中,提升室内景观设计的神韵。另外,还可以通过各种公共建筑空间室内景观和建筑景观融合来为人们打造一个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的景观,通过健康景观的设计和呈现降低人们的生活压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室内景观设计是现阶段园林设计的重要组成,受人们思想观念和建筑形态多样化的发展变化,室内景观设计和创作逐渐回归到自然状态。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在室内景观设计中的引入成为一种必然发展趋势,通过中国古典园林意境、标志符号、思维方式的融入能够实现我国现代室内空间设计的创新化发展设计。 作者:黄文珍 单位:厦门南洋职业学院福建 西方建筑论文:比较中西方建筑雕塑论文 一、中西方建筑雕塑文化内涵之比较 中国的建筑雕塑的大发展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源于印度,传人我国后以迅雷之势蔓延开来,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后扎下根。佛教的兴盛推动了佛教建筑的修建,而佛教建筑是离不开雕塑的,客观上推动了建筑雕塑的繁荣。自此之后的中国古代建筑就与雕塑结下不解之缘,雕塑成为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对建筑雕塑的影响是很大的,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儒家的社会等级思想,这种思想影响在建筑领域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运篇》);“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礼记•礼器》)[2]。这说明私人所拥有的一切物品,必须与其身份地位相吻合,不能逾越。建筑的大小、形制,建筑装饰的华丽程度,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繁复程度都要与主人的身份相一致,建筑也成为维护伦理纲常、礼乐秩序的工具。二是中国传统认知重文学艺术轻科技工学,建筑恰恰不幸的处于工学技艺的范畴,建筑人员在古代只能被称作“匠”,建筑也充其量就是手艺活儿,这些导致了我国古代的建筑发展和传承一直处于师傅传徒弟的状态,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知识阶层的充分介入,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一门学科。师徒式的代代相传,往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徒弟要秉承师傅的教诲,守“祖训”,势必不能跨越祖宗定下的规矩。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国传统建筑并没产生质的飞越,无论是建筑材质、建筑形制,还是建造技术都没有新的突破,理论上的建树更是乏善可陈,仅有的几部建筑方面的著作,也只是对现有成果的归纳总结,更多得是为了发挥规范作用。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建筑雕塑的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不乏繁复精美、巧夺天工之作。 二、中西方建筑雕塑表现形式之比较 (一)建筑雕塑的载体和部位 西方建筑普遍是砖石结构,石材是其建造建筑物的主要材质。因石材具有稳定性佳、耐腐蚀风化及抗灾害性良好的特性,因此西方至今仍留存于世的古代伟大建筑较多。建筑雕塑依附于石材之上,以石雕为主。早期希腊建筑以柱子作为建筑的承重构件,在这些柱子的柱头或柱身的下半部往往会有雕刻纹样存在,有的甚至整根柱子就是一尊完整的人物雕塑。建筑山墙的尖端会有纯装饰性的雕塑出现,山花及檐部都有大量雕刻。罗马时期柱子沦为装饰,不再作为建筑的结构构件使用。中世纪的欧洲,主要建筑成就集中在教堂的建设上。12世纪以后,西欧的城市教堂以哥特式为代表,更强调世俗美和感性美,教堂的内部由垂直支柱构成框架结构,冷峻精瘦,支柱之间是大面积的窗子,这种内部结构形式使得其内部几乎没有墙壁,雕刻之类的建筑装饰没有了依附。但教堂的外部却布满装饰,比如教堂的大门四周,主体建筑的外立面。巴黎圣母院的西立面上就雕刻着彩色雕像,龛、小尖塔、华盖上往往也会布满雕刻,使建筑的天际线拥有跳跃的层次性,增强了教堂的庄严、静穆之感。西方建筑雕塑的巅峰是巴洛克建筑,巴洛克建筑是一种炫富情绪的释放,它打破传统建筑的设计思维,更注重标新立异,故而装饰布满建筑内外,大量使用雕刻和壁画,华丽璀璨。许多天顶画和壁画采用浮雕技法,使雕塑、绘画与建筑浑然一体。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构架为主,墙体多为土质烧制,这与中国古代的阴阳理论有关。古代风水理论认为“,木”属阳性,宜于活人住所建筑,而石材乃无生命之物,一般用于陵墓等阴宅的修建。古代建筑雕塑以木雕为主,同时还有彩绘、漆饰等。西周时期出现了板瓦和筒瓦,东周时已有附有雕刻纹样的瓦当出现。我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多样,两屋面相交而成屋脊,两条脊或三条脊相交必然产生一个集中的结点,对这个结点往往进行美化处理,雕刻成动植物或几何样式,称之为宝顶或吻兽[3]。整个木构架体系的划分细致,分为梁、柱、枋、檩、椽等,这些构件几乎都是肉眼可以看到,暴露在外的,因此也是进行装饰的首选之处。往往根据部位和形态的不同加工成动物造型、植物造型等不同形象。古代建筑的门窗也是进行雕刻的主要部位:大门上有成排的门钉,中央会有一对兽首口衔门环;窗子上多用纸糊的,窗格较为密集,这密集的窗格上大都布满雕刻纹样。古代建筑往往有高高的基座,台基上建有围栏,围栏通常雕刻纹饰;望柱的柱头和望柱下的排水口多被雕刻成动物形象,使整个基座高台看起来庄严富丽。 (二)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形式手法 中西方建筑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雕刻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基本超不出植物、动物、人物这三大类。其中人物又分为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以及与表现人物所关联的历史事件或神话传说。雕刻手法基本都是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几大类,少数建筑上存在线刻手法。西方古典建筑物上的雕塑多为古代神话。以帕提农神庙为例,该神庙是希腊神庙中最负盛名的一座,作为雅典卫城建筑群的中心建筑物,它的雕刻和装饰也是最杰出的,山墙的最上部有金色的雕塑装饰物,东山花上是雅典娜诞生故事的群雕,西山花上是海神波塞顿和雅典娜争夺对雅典的保护权故事的群雕[4],这两面的雕刻恰当地被安排在三角形的外框内,自然贴切。檐部的陇间板上也雕刻了一幅幅画卷,表现的仍是希腊神话内容。这些雕刻采用的是高浮雕和圆雕,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圣经故事也是雕塑的重要内容,大大小小的宗教建筑之上分布着圣母、圣子、圣徒雕像,《新约》也是其雕刻的重要题材。早期的我国古代建筑雕塑最初仅具有本民族图腾崇拜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雕塑越发丰富起来,其功能也更加多样化。皇家宫殿多雕塑龙、凤、兽、狮子之类,还创造出来并赋予某种美好寓意的动物,如鸱吻,原型类似海中鲸鱼,用作房屋顶部正脊两端,有防火的寓意;普通百姓府邸较多选择表祥瑞的雕塑题材,如荷花、鱼、福禄寿喜等;文人雅士的住宅则较多雕刻梅兰竹菊之类品节高尚、卓尔不群的植物形象,用以托物言志;寺庙佛窟之类的宗教建筑雕刻的往往是各种佛像或佛祖故事之类的神话传说;太庙祠庙类的坛庙建筑内多会刻画一些先贤圣哲故事,突出人伦教化功能。建筑雕塑依附于建筑而生,是建筑精神的展示,也是民族文化的演绎与传递。在中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西方建筑雕塑,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了解中西文化,使传统得以传承。 作者:陈希 单位:宿州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石材在西方建筑空间中的生态运用 一、传统石材在建筑中的使用方法 (一)堆叠 石材的堆叠是绿色建筑的起源,建筑师挑选可塑性好的并有独特艺术美感的石材,在不用任何粘合剂的情况下形成的壮丽建筑造型,就是石材堆叠的作品见证。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大峡谷和意大利的山洞是最早对石材的运用。石材给人的稳固及厚重感使人在建造洞穴时很有安全感,会给人沉稳的力量感。它的肌理经过岁月的冲刷展现出震撼沧桑。并产生对时间流逝的生命美感,叠砌的阵列感会更加强化了石材的生命美。 (二)采光 石材因其在建筑中门窗的结构建造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围合作用,镂空的采光口在自然光的照射下在地面和墙壁上产生光影,光影的轮廓因石头的各种不规则边角呈现不同的形态,展现出光与影的艺术美。(三)石材与其他材料的组合。任何一种材料都不可能独立诠释在建筑中,通常会与多种材料结合使用。它与水泥、沙子和颗粒等混凝土原料结合,可以为建造增多环保成分,成为大多数的建筑空间。其中非常值得我们欣赏的就是密斯的作品,他提倡把石头、玻璃、水和钢材等物质加入建筑行业,形成特殊的视觉效果。建筑设计的魅力就在石材基地和木制建筑墙体设置表现匀称,卵石发挥衔接与过渡作用,粗糙墙壁纹理营造简单气氛。 二、传统石材在早期建筑中的表现 (一)古埃及时期 石材在建筑中使用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金字塔时期,因为古埃及人相信,石头是有灵魂的,灵魂是不朽的,所以不管是建筑还是雕塑中始终让石头保持原有的外观和状态。 (二)古希腊雕塑 古希腊人用石材做雕塑是石建筑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石材在建筑艺术方面的潜力被希腊人充分挖掘出来,石雕柱式是最显著的表现方式之一,它的雕塑及石雕柱式在当时对人们的审美标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希腊人建立了石装饰在建筑装饰行业的美学模范,石材丰富了柱式语言并被巧妙利用,达到了一个新的审美高度和过程模拟。希腊人则完全用古希腊的做法,揭示了石头雕刻的潜在美感。例如:古希腊人的建筑在不同的建筑中为石材增添不同的人文精神感染力,这完整体现出古希腊时期的石材雕塑材料在建筑中的充分运用。希腊人的石材雕像现如今还伫立在大街上,影响与熏陶着前去观赏他们的人们,这些艺术珍品影响可谓深厚长远。 (三)古罗马帝国 石建筑辉煌史发生在古罗马,罗马帝国继承了希腊的宗教。传统寺庙中石材是主要承重结构,并开始有装饰功能。 (四)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由承重的石头建筑和琢石构成。这座哥特式的石头建筑,经历200年,是巴黎最古老的最大的建筑景观,在欧洲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圣母院内石刻为主要建筑材料,装饰风格既大气又华丽,石材被发挥得恰到好处,质朴的氛围不失华丽,完美诠释了教会的亲和力,以及纯净大气和神圣的气质。 三、现代石材在现代建筑中的表现 (一)石材在现代技术下体现出的本质美 每一种材料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有些材料应该是光滑的、美丽的,如瓷砖、玻璃。有些材料是简单的、复古的,如木材。而石头则是最简单自然的,没有任何装饰。人们应该充分尊重每一种材料的性质,让它发挥真正的魅力。当代的石头建筑,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的是石材的装饰作用,而不是承重结构功能。材料市场上到处都是石头,一切是相同的模具,这是石头吗?如果是这样,与人造玻璃、人造地砖相比,石头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因此,石材就该有石材的样子,石材是有性格的,或许它应该是沉重的、大体积的、自然的,不应该与其他材料相一致。 (二)在现代建筑中体现的案例 在法国有个不得不提的建筑便是高迪的建筑作品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高迪特立独行的建筑总是以一种惊艳唯美的影像出现在人们面前。高迪对材料的掌握达到了极致,他用陶瓷、搪瓷和马赛克镶嵌成奇数拼贴,所有的事情在忘我的激情的矛盾下共同推动,已经失去控制的能源附在双曲静态结构框架上。只有高迪可以把这种疯狂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如马赛公寓的马赛克拼花。 四、结语 石材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的作用随着时代变化而日益转变,展望未来石材在建筑中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被合理地运用,并展现出它的环保绿色生态美。在建筑设计中,设计师会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环境、不同的装饰内容、不同的光线和功能需求,与石材有一个更贴合设计构思的新交流。相信石材作为建筑材料在西方建筑的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阶段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怎样它的魅力仍然是不变的,应该有越来越多人去慢慢挖掘研究隐藏在石头中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 作者:周长积 袁世君 西方建筑论文:建筑文化与中西方文化论文 一、关于中西方文化 1.文化的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精华,是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文化”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是“文”和“化”的复合。“文”字又通“纹”字,可引申为文、文章、文采、条文等。化,则有变、改、生、造化等义。如《礼记?乐记》中说:“和,故百物皆化。”这里的“化”指化生。 3.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在物质活动方面,“文化”意味着耕作,而在精神修养方面则涉及宗教信仰等,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中最原始、最基础性的涵义。西方文化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秉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传承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启蒙运动发展而最终确立,并且几百年来兴盛于西欧、北美地区的文化系统。 二、中西方建筑文化的比较 建筑文化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的产物,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靓丽风景,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物质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和风格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建筑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1.中国建筑文化 中国建筑伴随着中华大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构思、丰富的美学价值而成为无价之宝,它能陶冶国人的情操,提升国人的审美情趣,丰富国人的视野。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如北京四合院、闽南的圆楼、云南的一颗印住宅、河南和陕西的窑洞等,以及都城的规划,宫殿的布局,皇室贵胄、达官显贵的陵寝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构筑了精美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化表现,必然有着与西方建筑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从建筑理念上看,传统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及和谐精神,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中心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文化的发展对于其自身的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自远古时代以来,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黎族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民居住宅建筑艺术同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黎族人民根据地形环境、气候条件、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茅草屋。黎族人民居住的传统房屋是以格木、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顶部是以茅草搭建的,屋子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属于中国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由于房子低矮,外形像船篷,内部布置像船舱,被人们称为“船形屋”,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黎族传统的建筑文化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独树一帜的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2.西方建筑文化 西方传统建筑在材料上多采用石材,外观具有严密的几何性,常常以带有外在张力的穹隆和尖塔渲染房屋的垂直力度,形成傲然屹立的特征。西方建筑体现了西方人的理性精神,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人是世界的主体,能够战胜一切。西方建筑由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依靠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以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其建筑整体风格是外向的、开放的、活泼的,追求外在的自由性和进取精神。西方传统建筑受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呈现出其特有的建筑风采。受西方宗教的影响,西方传统建筑刻意体现宗教精神和“出世”思想。如,西方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基督教堂,以高耸的尖塔、尖形的拱门以及绘有圣经故事的花窗玻璃等,反映了西方人征服自然、向往天国的文化观念,也表现了人们对尘世幸福的渴望。而远近闻名的巴黎圣母院也是哥特式风格的典型代表,它集宗教、文化、建筑艺术于一身,采用石材建造,整个建筑高耸挺拔、辉煌壮丽,给人以庄严而和谐之感;其拥有华丽的建筑外形和精美的雕塑装饰,增强了外观的艺术装饰性。巴黎圣母院不仅承载着与众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的时代烙印,更是西方人民智慧的结晶,展现了西方建筑艺术的非凡魅力。由于文化的起源不同,中西建筑的文化理论、审美方式、表现形式各具特色,给观者带来了不同的视觉感受、文化气息和心理体验。不同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和地域特征,造就了中西方迥异的建筑文化背景。中西方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次又一次地碰撞,我们不仅需要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汲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重塑新时代下我们自己的建筑理念。这样,中国建筑文化才会充满活力,更加丰富多. 作者:叶自健 单位:吉林动画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中西方建筑艺术文化差别 一、中西方设计艺术文化特点及差异 我国的传统崇尚一元论,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西方则是二元论,即主客分离。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以儒道两家思想为基础,将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讲究的是整体性、和谐性、关系性和实用性。而主客分离则强调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突出个体差异,突出开放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注定会影响室内外空间的建筑布置。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加上古时交通的不便,造成了中西建筑互不影响、相对独立、风格迥异。中式建筑体现的是封建的儒道思想,追求天人合一的特色,突出建筑形态的互补性和对立统一,表现的是封建社会特有的等级观念、从属观念和临时观念。西式建筑则受宗教神权的影响,追求主客分离的特色,表现的是地位观念、归属观念和永久观念。这种差异的实质是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和社会形态上的差异。 1.中国传统设计艺术文化特点 中国传统设计源于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整体设计观。中国传统的设计理念突出天地人三者的大和谐设计观。物尽其才、人尽其力、天时地利。在建筑中强调人、建筑、环境的和谐统一。其二,散点透视设计观。由于中国绘画艺术与西方写实主义的不同,采用散点透视原理,在绘画艺术中营造出无边无尽的超脱意境,让欣赏者仿佛身临其境,在精神需求上产生共鸣。在建筑艺术的表达上则形神兼顾,其空间是多方的视点相结合的布局以达到诗情画意移步易景的境界。其三,以形传神的设计观。南齐谢赫提出追求“气韵生动”的最高境界,以神似替代形似,不是表面再现物体的外在形态与色彩,而是强调事物内在的生命韵律以及与环境人文的相辅相成。 2.西方艺术设计文化特点 在西方设计艺术中,现实性和务实性是两个最突出的特色,用一切能够表现写实的手法对人和自然进行复制,突出人的价值取向,形成了这样几种设计思路。首先,科技至上的设计观。从古希腊就开始研究几何学、数学、解剖学等科学技术并将其运用于绘画、建筑等多个领域。神话与科学共存,画家、设计者擅长用几何数理公式来表现具体物体形状、结构、运动方式。设计理念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并遵循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而前进。其次是物质主义设计观。西方哲学思想着重突出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科学至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世界观。在西方普遍认为人是第一生产力,通过人对客观世界的研究以及乐观的强调人的能力。社会强调“生存竞争”。通过人的力量得到价值体现。科技至上和物质主义这两种设计观集中体现了一个特色,即现实性。另一特色务实性,则表现在西方设计艺术最后一个特点上,即功能至上设计观。从西方早期设计到现代设计的发展史中不难看出,西方设计追求的第一要素即功能至上理论,受务实思想影响,产品的使用价值作为设计的主要衡量标准,用各种科学技术来创造最合理的功能,体现物的实用性,这是与我们追求精神性的最根本的区别。 二、中西方建筑空间组织方式的异同 中西方制度文化和性格特征的异同,完全可以在建筑空间的布局上得到充分的表现。相同之处在于顺序形式均以一定的轴线为基础,即双方均采用了轴线的概念组织空间。不同之处则在于,西方建筑的轴线概念多为东西向,且常用于单个建筑空间,而中方建筑多为南北轴线,且常用于群体建筑。在中国,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古人,在实践研究自然规律而渐渐产生了“以北为尊”的观念,我们常说的建筑形制中的坐北朝南就是这个意思。在实际建筑形式中用南北向轴线组织建筑群是中国古建筑的独有组织形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以及人的内向型性格,在建筑空间形式表现出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平面式建筑群,前后左右有主有宾、有规有矩地平面展开,具有一定的规律规定性,这种建筑组织形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形态有相似性,可以说建筑同样是表达尊卑长幼秩序的一种手段。要满足各类建筑功能上的不同需求,就要通过它们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来完成。例如:北京的故宫,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山东曲阜的孔庙等。简而概之,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相比,建筑多为平面简单的矩形,既单纯又整齐划一,在平面空间上叠加,从而组成有秩序的建筑群落。而西方则不同,影响古罗马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是科学民主精神和人的外向型性格,这些都是源自于古西方社会的神学、宗教和古希腊的神话传说。相比较而言,中国建筑内敛,表现为地面上的平面拓展,而西方建筑外放,表现为垂直空间上的延伸。西方人思想体系中太阳和自然万物是生死循环的根本能量,神的力量主宰太阳的朝起夕落过程。在西方建筑中,建筑功能的划分往往在建筑内部完成。与我们东方建筑在形制上恰恰相反,西方建筑多是垂直空间的延伸。但是这种设计理念却被建筑技术和浩大的工程量所制约。垂直空间的延伸需要极大的建筑空间支撑,可是在实际的建设过程当中,不断增高的建筑所带来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注定需要依靠更高的科学技术和更大的工程量以及随之而来的更高的建设成本和更多的人力物力,而这些,尤其是科学技术,却不是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为解决这种难题,西方社会受太阳东起西落启发,渐渐地采用东西轴线来替换垂直轴线。这种建筑形制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开拓了建筑的内部空间,将纵向的内部空间进行组合创造,同时创造出相应的空间装饰和艺术。这种建筑构造离不开成熟的几何理论知识支撑,拱券技术和混凝土的发明使西方建筑走入一个新的时代,建造出了一系列辉煌的建筑。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索菲亚大教堂和其他一些欧洲着名的哥特式建筑。 三、中西方建筑材料和装饰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木质材料占据着建筑材料的主要位置,其它均为辅助材料。儒教在中国的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奠定了以“仁”为主,忍、韧的精神。而木材恰恰能够极好地体现出这种思想文化的细密、深邃、坚韧和柔美的意境。从建筑形式与建筑材料的搭配上讲,木料结构的建筑更适合中国式平、广、大的建筑模式。中国古代建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木质结构体系。这种木建筑的优点有很多,第一,防震能力优良。在1996年的丽江大地震中,专家们看到市区内不少新建建筑倒塌受损,但令人称奇的是丽江老城区的古建筑受到的影响却很小,古老的丽江古城并未消失。而山西应县我国最老的木结构佛塔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在这风雨飘摇的几百年中,这座木佛塔不知经受过多少次地震与自然灾害的侵蚀,但依然屹立依旧。第二,木质结构器物选材取材的便利性强。树木砍伐相比起开山取石或是烧制砖石来说,要便利容易太多了。而且古人用木材做柱子、梁枋大大提高了建筑时间。例如北京故宫,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中仅房屋面积就达到16万平方米。有史记载的从开始建造到全部完工,仅仅用了13年。重点是在这13年中大多数时间用于准备建筑用木材,真正现场施工还不到5年。而西方建筑受古希腊文明的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充斥在以人为本的主体思想中。西方建筑中多采用石材作为主要建筑原料。石材建筑充满力量感,在材料的对比上不难看出石材的运输修整更耗时耗力。例如,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建造耗时近三十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母之花教堂,这座宏伟的石料建筑花费了将近50年之久。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财富,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在追求其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审美需求也必不可少。在装饰设计艺术方面,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仍然以木结构为主,经过一系列美化加工的原木构件被用在建筑物的里里外外,形成传统装饰的主要部分。由于木结构怕火,历史上很多建筑因此而付之一炬。为了保护木构防腐及防火,常常在原木上涂漆绘画。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从组成世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到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从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色到青、黄、赤、白、黑这五个颜色。在建筑色彩应用中表现为东青、西白、南朱、北黑外,中央为黄色,黄色为大地之本,尤其在农业社会,土地更是一切财富的基本,具有特殊的地位。传统装饰中经常提到的“雕梁画栋”正是这一特征的具体详实的写照,具有以下特点:用象征和比拟的手法表达特殊的含义,比如说植物中的岁寒三友,动物中的飞禽走兽或是数字中的象征意义。不管采用哪种装饰形象,无一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或是对秩序的隐喻。西方主流建筑的基本元素是柱式,它是决定建筑的大小和风格的首要因素。柱式建筑历史悠久,流行广泛,生命力强大,是从一种建筑形式慢慢演化出依附结构的设计艺术形式。而且西方柱式结构建筑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步有了量化的设计标准和设计规范。柱式的强大生命力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因为其技术的简单性,形制的规范和成熟性,和多环境的适应性。最基本的柱式结构有三种,即男性化的多立克、女性化的爱奥尼亚和装饰的科林斯。柱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人体美赋予建筑,通过雕刻艺术与柱式结构的结合,在人物和动物的塑造上通过写实艺术塑造精准逼真的形体。 四、结束语 多元文化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建筑,但在当今世界大同的情况下,一味不加区别地模仿堆砌建筑符号,而不对中西方的传统进行系统研究,是根本无法创造出真正有特色的建筑的。理解传统,继承传统,同时灵活地依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结合当今的高新科技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先进理念,才能设计和建造出真正独具特色的建筑,这才是建筑的真正创新之路。我们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设计和建造出即有舒适性又符合生态学要求的新建筑,开辟出建筑事业的新天地。 作者:王婷单位:中原工学院服装设计 西方建筑论文:东西方园林设计区别思索 本文作者:钟松涛 单位:南昌市世纪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遵循自然式的设计原则,在园林建筑的分布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建筑在园林中的分布遵循着这一原则,一般根据实际的园林景观进行变化,建筑的功能和类型也根据园林景观整体的布局进行选择,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西方园林建筑的分布,遵循对比的原则。园林建筑一般处于园林景观的中线或者视线的节点上,园林建筑之间相对独立,园林建筑与园林其他景观之间也处于独立的状态。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同时具有美学功能和使用功能两个功能,具体的体现在美学功能、使用功能、生态功能和空间的组织功能四个方面。园林建筑本身的造型和设计发挥其美学功能,其居住、休息、宴会等作用是园林建筑使用功能的发挥。此外,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还可以起到对园林的空间进行分割、组合的作用,如墙在园林建筑中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园林的空间感。西方古典园林的园林建筑,除亭、桥等具有使用功能外,其他的园林建筑一般不具有使用功能,仅仅是作为人工景观对园林起到点缀作用,美学意义大于实用功能。在空间上,西方建筑不具有分割、组合空间的作用,在园林景观中独立的存在。 东西方园林建筑之间存在差异性的首要原因,就是东西方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同,即文化观念的不同直接导致的对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不同。中国文化追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状态。在园林设计中较多采用曲线设计来反应自然景观的不规则性变化,以曲线为美,园林建筑的设计包含了中国人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最高追求。在西方,西方文化追求人改变自然的观念,在园林的设计中多采用直线的设计,以直线代表着人的意志,对自然景观进行征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中以对称、直线和几何图形为美。 西方园林建筑起源于古罗马建筑,建筑材料的选择以石头为主。中国园林建筑受到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木式建筑的影响,园林建筑以土木为主。西方建筑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园林建筑上也是这样。以罗马万神庙最为代表的拱式建筑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以石料砌筑,墙壁较厚,窗洞较小是其建筑因材料带来的特点。西方园林建筑强调体积美感,建筑的尺寸和重量等以追求宗教氛围的营造为主,不以实际的使用需要为主。雕塑作为西方建筑的主要装饰方式,追求雕塑与建筑的统一,也是以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决定的。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以土木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抬梁式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抬梁式结构实现了中国园林建筑可以单间或者多间组合,还可以实现三角、六角、圆形、田字等多种平面结构建筑。塔最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代表,既是在以较轻的土木为材料,以抬梁式为主要工艺的基础上实现的。 东方园林建筑是文人、艺术家追求自我哲学,在园林中寄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追求自我审美与建筑的统一。东方园林多由不规则的自然景观为主体,以建筑作为点缀和连接,在建筑上表现不同的文化品味。西方园林建筑则是对西方几何美学的追求,是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赞扬和崇拜,园林建筑作为人的代表处于园林的轴线上,起到统帅园林的作用。 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存在于建筑的类型、材料、功能和布局等多个方面,其本质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历史上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东西方在对园林建筑意义定位上的不同。探讨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性,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互相借鉴,实现园林建筑在园林中最佳作用的发挥。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1997年学科调整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信息一体化的全球化氛围中,再现勃勃生 机,很快从原来的危机状态下走出,经过几年发展,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三级体制得以完善,全面拉 动了该学科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层进展。但学科合并后的高层次整合并不理想,两个老学科之间的关系 多有争议,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依然不少。文章就学科合并及合并后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理念目 标、教学新模式建构以及近年来的教学改革试验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摘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 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 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 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 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关键词]学科界限;前结构;视域融合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 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 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 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 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 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1];2002年,在中国外国 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进行了座谈[2];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 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 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 论[4]。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 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学科[5];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6];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7].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 术质量的低下[8]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 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 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 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 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 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 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 展开自身. 一、前结构对于阐释学的意义 传统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解 就是重构,是诠释者通过本文达到作者的方法。“对狄尔泰来 说,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图的表达;诠释者必须把自己置换入 作者的视界以便使创造活动获得新生。”[9]这种思想基于阐释者 和作者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对本文意义的通达不仅可能,而且是释义学追求的目标. 海德格尔将前结构引入理解活动,从而真正改变了释义学. 他认为,解释从来就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一 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10]海德格尔将 解释前对事物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将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 向称为“先行视见”;将对事物预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称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领会的先结构或者 前结构。[11] 伽达默尔进一步开辟了哲学释义学空间。他认为,释义学 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 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理解的过程就是世界向 人类展开的过程。“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 解释的意义运动。”[12]人类就是在对世界的不断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由哲学为中心源, 迅速辐射到文艺批评、美学、法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社会 学,甚至科学史领域,并由欧洲大陆向美洲和东方蔓延,掀起了 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3]如果我们采用释义学的视野对比 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加以观照,也许会对问题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结构中的传统概念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比较文学 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思维之上 的对世界文明互动及文化和文学发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 别、民族文学中去,诸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 等。”[15]然而,在看似明显的区别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和误区. 聂珍钊先生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 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16]聂 先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支撑点是认为我国外国文学最基本的 特点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以外国文学史教材来说,张玉书主编的《二 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的概论部分即考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政治、 经济等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各国文学的互动[17]。此类 研究确实具有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外国文学中还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将外国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就把外国文学的 一大片领地划走了,并使其失去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资料组编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研 究文章索引》,将外国文学的研究文章分为四类:文艺理论、比较 文学、总论和国别文学。其中,文艺理论类共收文章44篇,比较 文学类26篇,总论类12篇,国别文学类91篇。[18]从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文艺理论类与国别文学类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这些研究并非如聂先生所说“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 进行比较”。勿庸置疑,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与比较文学重叠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这一部分,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与 具有跨越性的比较文学相对应,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将主要目光 投入到单个的国别文学当中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隐约出现了:既然比较文学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具有跨越性质呢?这种跨越 性是否决定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呢?这种想法是以释义学 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国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结构。在本文解读过程中,前结构必然 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种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同 民族、国别和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特 征,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其中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对传统概 念的理解。传统文化是否一成不变,只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 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正如 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 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 是积极活动的。”[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开始遭到破坏。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乎 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时期达到高潮。在 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被无情抛弃,占据了统治地位的 则是西方的近性。“这一文化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发展的共时轴与历时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不平衡,历时轴萎缩, 共时轴取得优势地位。历时轴的萎缩导致历史深度感的丧失, 历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众多平面的堆积和拼 贴。”[20]当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对人的理解、对科学 的态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文化。加之,传统文 化赖以存在的本文是用与口语有较大差距的文言书写的,这进 一步加大了传统与我们的隔阂。在我们的阐释前结构中,传统 文化能够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滋补的严复,很自然地用传统文化前结 构来理解外来本文。美国学者哈茨在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 与西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 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 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21]但是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 对西方的观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许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词汇解释人们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经典来解释可疑的新颖”,或者是 “对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确实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相 同之处”。[22]林纾同样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 和唐宋派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 点”[23]。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称赞《黑奴吁天 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 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严、林虽然并非有意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前 结构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 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放在自身传统中加以观照。他 们对于中-西契合点的准确捕捉,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关合之处, 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当下还能具有 严、林的前结构吗?传统文化的知识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 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汹涌而来,现代中国 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在本 土产生。虽然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国人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传统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传统因素已经“不太容易辨认”[25]。中国的 现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但它是来自于西方 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是否还有信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就是不同质文化的交流, 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理解必然是在前结构之中进行的。“解释者无须丢弃他内 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 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较文学学科来说,对前结构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为 重要。在阐释外来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阐释传统,厘清传统在前 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 变异在本文阐释中可能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强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教育。虽然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历史存在中返视自我。也许只有这样,比较文学 研究者才能够在面对外来本文的时候,应用已经相对储备完善 的传统前结构与之进行对话. 然而,具备了适当前结构的中国人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就 一定是比较文学吗?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还需要考 察前结构在阐释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对前结构发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许能够发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真正分野. 三、视域融合与学科界限 前结构在阐释中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层面是 对于本文的即时反应,这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许是下意 识的反应。比如说,受制于传统前结构,中国读者也许认为外国 小说太冗长,心理描写太繁复,或者叙事结构不太合理,或者对 基于宗教情绪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等等。这种情形在国外小说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之时 就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27] 傅东华在译《飘》的时候也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28]阐释者的这种反应是由 其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阐释并不能达到真 正的视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视域的三种经验:第一种是“隔阂 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第二种是“诱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第三种经验是“发现”,“通往 他人的视域有可能成为彼此间的联系”。前两种经验“还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视域:如果某人仍然带着自己的视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视域,或者只是对陌生的视域表示惊叹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从不同的视域中获得别 的不同于自己的经验。”[29]耀斯列举的前两种经验是对本文的 即时反应。这种初步的、下意识的阐释经验并不能带来有意义 的文学研究. 如果要对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从而达到第三种经验,就 必须使前结构在第二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即有意识地使用、调动 前结构与本文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前结构会从蛰伏状态中显 现出来。前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内容组成的拼合 板。中国人前结构构成中的传统不再是没有变样的传统,而西 方文化也绝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们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还是隐约可见。阐释者要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本文 对话。此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就出现了,如果调动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结构来阐释西方本文,显然不属于比较文 学的范畴。只有调动传统文化的前结构(当然需要同时调动相 关的西方文化前结构),来同西方本文进行对话,才是比较文学 研究. “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 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 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30] 伽达默尔在此所关注的是对于传统的理解,但是对跨文化理解 同样适用。阐释就发生在前结构与本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对前 结构不同内容的调动决定了离开前结构以后的方向。如果从异 域文化前结构出发阐释异域本文,阐释就处于纵向地带之中,属 于外国文学范畴。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31] 它以平易散文为主线、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学阐释,考察了英国散 文的发展、流变,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这主要是以英国文学 的前结构为依托对英国文学进行的阐释。比较文学则在自身传 统前理解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横向地带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阐释 看成带着前结构外出探险的话,不同的装备与方向将决定步入 不同的区域,从而带来不同的经验融合。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在出发时就由出发者的方向选择决定了. 步入比较文学的横向地带之后,如何与他者展开对话呢? 前结构与他者本文如何发生关系?伽达默尔指出,“一切阐释学 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物 相关联的存在。”[32]传统中必然有对他人本文所关切事物的阐 发,而我们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会对这一事物有所理解. 这种相关联的存在就是文学、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是对话得以 存在的基础。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其煌 煌巨著《管锥篇》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朽之基 石”,“应该成为不论哪个方向的比较文学学生的必修教材”。[33] 我们来看钱先生是如何在阐释中构建对话的平台的。在论《老 子》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中,钱先生 首先考察了传统对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释:“名”为“名 字”。在提出反对意见“‘名’之与‘字’,殊功异趣”之后,进一步 论证“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刘禹锡、陶 潜、刘勰、黄庭坚、黑格尔、尼采、斯宾诺莎、霍柏士、边沁、但丁、 歌德等人论语言与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观点。他接着又援引古 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海德格 尔称“‘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来阐 释“道”,指出该句“首以道理之‘道’,双关而起道白之‘道’,道理 之见与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无名’双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阐释。结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图“早谓 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以“译注《老子》”。[34]钱 钟书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构建中西对话的平台,即寻找传统 前结构与他人本文之间“相关联的存在”,并进一步在平台上展 开对话,从而实现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人研究外国 文学固然称不上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在不同文学、文化之间进行 的随意比附同样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谢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评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 者英文诗作出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与此同 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 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比 如称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并将其与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相比 较,这就使“浪漫主义”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放弃了“特殊历史 语境”。“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36] 释义学经验是一种对话,而对话则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 式。“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为理解的对象,意味着它问了阐释者一个问题,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挑战,为了 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域中重新构造本文提出的 问题。重新构造的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来本文的视域 中,它必然是阐释者的视域。“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 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38]使有 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视域中就是视域融合。重新构造问题的 过程就是突破两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视域的过程。这 个新视域的产生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 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 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 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 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 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 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 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 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 发现理解的可能性。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跨文明研究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一、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的合理性问题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80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文学是人类文化这一庞大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总是在既定背景之下进行。反过来,文学又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东西比较文学兴起后,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必要,更加迫切。东西方文学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挖掘,同时把东西文学研究置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把东西文学比较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和共同规律,诉诸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原因。这就需要东西文化加强沟通和对话,按照互识、互证、互补的对话模式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从而更好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审美性文学批评。它重在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视野里自然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对精英文学研究意味着挑战。文化研究的这种倾向也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经典文学研究衰微的趋势。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进,瓦解和虚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在比较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欧美与中国的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的比较分析,抛弃了古典文学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指出文学研究在追求学术现代性的同时,要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汇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工程。他的话对我们应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文化理论重新审视、解读传统经典文学,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量扩大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双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补充自身的不足,缓和近年来二者出现的严重冲突与交锋。这也有利于比较文学在一个更为宽松、广泛、平和的文化语境下,从文化理论和政治权利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使文化、文学相互沟通、利用。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泛文化”研究趋向,忽视了比较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及地域性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学者门热衷的话题似乎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化差异、人类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领域。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泛文化”倾向,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认识?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简言之,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文学。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它的背景和补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刘象愚教授说得好“比较文学工作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21世纪的比较文学展望 比较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蔚为大观,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一门“显学”。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既要树立一种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意识并重的文化观念,又要成为人类精神相互对话和沟通的语境和操作平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与文化中介与交流媒体的角色。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过程,都在作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鉴别,而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以其自身独特的方法法或思路,让人们即认识了自己———本国本族的文学与文化,又认识了“他者”———他国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甚至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握世界文学的共同走向与共同规律,这是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预见,比较文学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将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对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何玉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的内外研究 一、国外比较文学是一种真“外部”、伪“内部”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法论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来看“跨界性”。“跨”意味着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现参照物。在比较文学相关论述中,这种参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按照相关学者的看法,中国文学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参照中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而,相关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基本上都会采用或提到“他者”这样的观照视角。比如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属于较早的比较文学教程)明显地具有这种倾向。但“他者”尽管可以彰显“我”的特异性存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我”的特点和意义,但假若“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并不明晰,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顾“他者”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最早对“他者”进行过阐释的黑格尔,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放置在主人与奴隶这一对应性关系中进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开始就打上了奴隶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换而言之,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他者”这样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忽略“他者”的这种文化劣根性,想当然地变“他者”为“我”,试图用一个带有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的词语构筑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难免会导致策略上的失误,甚而言之,会中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国比较文学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我”与“他者”立场上去讨论问题,去面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个缺陷,即主体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过于强势。词语的转换并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掩盖了一个“敌强我弱”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导致间接或者无意地证明了“他者”(主要是欧美文化)的优越性,而由此导致“我”的瓦解和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学界为什么会一边倒地在“他者”问题上兜圈子,甚至连一点点微弱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者对世界环境的定位过于宽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相信西方现代哲学讲述的就是真理。换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环境,我们相信需要对话、需要交流;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相信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他者”证明“我者”的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导致了相关学者的盲目乐观和理想主义。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全球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定要参与对话吗?不对话可以吗?我们的对话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时代对学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在宏观地谈论世界形势而缺乏微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赶西方的“流行风”可行吗?真的是当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吗?“他者”真的就具有绝对的魔力吗?比较文学在说明自己存在理由时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宏大叙事———空谈世界形势、空谈全球化、空谈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或已经来临。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大都相信交流无可避免。交流当然无可避免,即便没有全球化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究竟有何实际意义,除了在理论上表明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至少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比较文学的本土立场上,中国比较文学很少涉及。我们只是空谈一些历史问题,空谈一些源流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涉及。 这样的学术立场决定了根本无所谓对话不对话。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没有差别,都是对西方生存环境的宏观回应。唯一区别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宏观现实场是真实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想象世界的处境,想象他们的立场,进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推介,则少之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很少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在向他们表明我们到底了解了他们多少。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他者至上主义”的过分与“我”的彻底失语。所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环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对我们发生巨大作用。对于建立在上述立场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审视。我们是不是跨的有点太写意,跨的有点太脱离中国国情,“跨”得太超越学科发展的速度。同时这种无边无际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无法约束和界定的研究。我们经常批判“x+y”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相关论文,有几篇不带这样的比附?在这样的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较文学的“向外转”,从一种本位主义变成一种他者主义。 再看比较文学的“比较性”和“文学性”。比较,顾名思义,面对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结合前面所讲的跨,不管这种“跨”是跨语言、跨国家、跨民族,还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一旦比较与这些“跨”相结合就注定造成一种文学外部研究的假象。这也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执着于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原因。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我们已经受够了文学外部研究的摧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外部研究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畸形反对、极其厌恶这种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摆脱不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还是内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让我们领略文学作为艺术带给我们的美感,以及文学能否作为思想研究的自由领地,催发出新的有益于时代的思想。因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以上两点。但是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究竟何指?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指的是文学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究竟什么是文学,对比较文学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康德、黑格尔阶段上,强调美的理念与感性形式的统一,认为美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等,认为文学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学的正统,承认经典永久性,执拗于追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也是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经之地。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德国血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学美学理论,因而德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苏俄文学实践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仍然是近代的,带有很深的传统印记。 但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文学已经在发生种种变化。无论从作家群体还是作品存在形态,无论是从读者接受群体还是作品传播媒介,全方位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但是充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里的“文学”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我们承认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较文学真的就能承担起审美价值关系研究的重任吗?至少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太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文学”重质轻文的认识改变不了,对文学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内部”实际依然“重外部”上,中国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处。就此而言,中国文学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文学性”的解读和展开。诚如有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在国别、总体层面构成另外一种文学研究逻辑。但是假如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要成立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的学科。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即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响其学科的合法性。而比较文学显然不具备与之并列的明确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总体文学了。同时,国别文学中的“文学”,不仅指的是文学研究,还可以指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如果强制性地界定为文学研究,显然是与国别文学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补关系,两者逻辑联系并不严谨。 三、结语 从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这一角度来分析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就可以发现,比较文学仍然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究竟是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还是固守中国本位,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行思考,特别是后者。在一个本位主义极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学里,奢谈走向全球化,奢谈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只能造成中国比较文学更加积重难返。比较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表面上显示的是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从本质上讲,反映的也是本位主义与外来主义之间的冲突。 本文作者:许相全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小议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弥补现有形象学理论的不足,拓展形象学的理论空间,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本文作者:宋虎堂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学科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一、法国学派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 比较文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得到命名,进而在进化论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将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化精确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圈定在了欧洲文化中心之内。然而在成熟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内存在着大量的异常现象,由此导致了美国学派所声称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言,“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时期内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史自然会效法它的方法。”后来韦勒克在考证“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时候也谈到这一问题:“这个词的产生显然受到了居维叶(Cuvier)的名著《比较解剖学》(1800)或德热朗多(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自然科学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借用问题,而是一种范式的借鉴。因此韦勒克先生才说:“浪漫主义思想丧失了信誉,从自然科学引进的思想大获全胜,连在文学史上的撰写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实事实远不像韦勒克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作为一种进步的神话,也作为一种范式的霸权几乎支配了当时乃至现在的所有人文学科。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的方法论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然而当时的文学研究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学范式的姿态,反倒主动迎合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进化论之外就是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的观念让当时的研究者将文学史看作不断进化的历史。比如法国学者布吕纳介耶就非常熟练地运用了这种理论分析法国的文学史。后来比较文学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论》便是具体运用进化论的观念将整个文学史的演绎分成了氏族、城邦与国家三个阶段。这些文学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进化论的观念奠定起了文学史研究的历时性范式,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在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确定了相应的领域,即欧洲范围内的文学交往历史事实。这在梵•第根的规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伽列与基亚都在力图圈定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伽列为比较文学所作的定义所包含的研究领域,还是基亚在《比较文学》教科书中指定的研究书目,他们都明确地将“国际文学关系史”定格在了欧洲。由此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确定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的发展似乎步入了一个常规时期。然而“常规科学不会产生目标之外的任何新现象,事实上这些与盒子不合的现象根本就不会被发现。”这些与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现象便是库恩先生所说的“反常”(Anomaly)。所谓“反常”就是现象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比较文学也是如此。在法国学派的范式之内,大致出现了这样几种反常现象,这是他们无法在范式内解决的,也是引起美国学派诟病的地方。即文学历时性之外的共时性问题,即没有事实联系的相似性问题;科学实证主义之外的美学价值问题,即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性问题;欧洲文化范围外的文学现象问题,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平行文学现象问题。 二、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 美国学派的出场首先是在危机的呐喊声中掀开比较文学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发出洪钟般呐喊的是捷克裔学者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接着在后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历数了法国学派的各种罪状,诸如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文化贸易主义与沙文主义等等。这场论战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观地运用范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学派的这些“罪状”其实是他们在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导致的问题。祛除美国学派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文学到了美国学派的手中会走向何方?这便是我们要论述的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通过前面的分析,法国学派从科学实证主义范式视域将比较文学定性为“国际性的文学关系史”,其实就是从时间性维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拒绝或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分析。而共时性范式则主要从横向对比分析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也即是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成为自新批评以来整个西方文艺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它将文学研究导致了关注文本的“内部问题”,着重从文学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具体请参见朱立元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前言)美国学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评。正是以韦勒克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首先强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然后以此为契机在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构起了一个共同的美国学派。 国际性的文学现象是法美学派的一致的研究领域。然而之所以有论战,主要在于他们持有不同的范式视域。法国学派秉承的是历时性范式,以科学实证主义眼光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文学交流事实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汇总,以达到一种“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国学派认为“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文学学术观,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韦勒克开创的共时性范式下,雷马克及韦斯坦因等美国学派学者建构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体系,主要来讲包括了这两大研究体系:本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本学科研究体系中包括了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与类型学;在跨学科体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与法国学派一样,确定了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圈定研究范围,继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韦勒克声称:“关于赞成提‘比较文学’,还是‘总体文学’……至少西方文学是统一的,它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紧密整体。”科修斯也认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评论也证实了西方文学这个基本的统一体。比较文学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看法上。”当然,韦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较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否定了东方研究比较文学的可能性,固执地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图。通过归化吸纳或排斥拒绝,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最终确立起来。然而范式的确立最终让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一样陷入了不可挣脱的范式悖论之网。在美国学派所持的范式内同样出现了这样几类反常现象: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东方文学问题。其实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历时性的追求国际文学关系史拉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规定比较文学的定义时则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为收缩而后者则无限放大,导致后来比较文学研究大有被文艺理论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险,由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的另一次危机。因此才有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为什么会如此呢?共时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时间界限,从横向研究跨越性的国际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马克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词才能包含。从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次大会到后来伯恩海默的《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化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文学的学术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较文学学科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该怎么处理这种文学与文化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态,甚至自愿放弃。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术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卡勒还只是有点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对这种纷然杂陈危机四伏的比较文学干脆表示放弃:“如果我们想给比较文学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或者把它归纳在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研究体系里面,我们必然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将比较文学学科取消! 不仅如此,当美国学派的共时性范式遭遇学科身份泯灭的危机之时,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带来的反常现象也困扰着美国比较文学文学学者。当韦勒克、雷马克与韦斯坦因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时候,各种文化研究的热潮打破了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处理由于文明所带来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现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报告中审慎地提出了“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的号召。即便如此,旧范式已经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内看到了反常现象而已,因其无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全球化的号召最终就蜕变成一种口号! 三、中国学派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异质性道路” 范式作为一种悖论话语,不仅建构着学科也解构着学科。法美学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将比较文学推向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学派都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元范式”影响下以追求“同质性”为旨归。而这一点却是范式理论本身也无法看到的。因为范式理论本身便建立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库恩先生一方面声称所有人文科学根本还未进入一个成熟范式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成就属于西方。因为“只有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而来的文明才拥有最基础的科学。”鉴于范式理论本身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我们根据李凯尔特有关文化科学的异质性理论来进一步描述法美学派范式的局限与中国学派的合理性。德国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科学有两种分类方法即质料的与形式的分类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二者的对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类原则即“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理”。“每一个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这一点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通俗地讲,所谓连续性原理就是说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连续体。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在现实中曾经看到某种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表达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连续性与异质性构成了现实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学“只有通过在概念上把差异性和连续性分开,现实才能成为‘理性的’。(科学)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数学采用的是头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排除异质性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是通过对异质性的同质化或排除异质性而达到,而文化科学则直接关注异质性。然而比较文学要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要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同质化范式而强调异质性。从现实而言,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也是全球化的时代里必须认识到的文化现象。当比较文学在美国学派那里遭遇到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尤其是自德里达以来的各种带有解构性理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及族群主义等)之时,就应该发现他们用人文主义反抗科学主义,用边缘解构中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异质性”。因为现实的东西方世界的发展正在面临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文明与冲突》一书里从学理方面探究了东西方在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文明异质性冲突。虽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指出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必须要关注的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问题。然而因为法美学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学同质性范式长期地遮蔽了这种异质性,当然也就解决不了比较文学在面对文化大潮与东方文明的时候所带来的危机。 当比较文学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因其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的强烈冲突,因此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然而中国学术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的阴影下,企求通过“求同”来缩短与西方学术的距离,最终导致中国学界的“失语”。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从最初台港学者提出的中国学派到大陆积极响应,一直都以“求同”心态在进行着理论与方法、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其结果是不仅理论特色与立场缺失,甚至学科学派也常常遭到学界诟病。后来在学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了论争与探讨,以期总结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曹顺庆先生率先在总结中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下所遮蔽的“异质性”问题。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与东方文明独特性,结合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学术的走向,曹顺庆先生具体地论述了“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并且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学变异学”理论。正是通过异质性的变革,不仅在跨文明的立场上运用文学变异学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学派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文学中国模式以互补对话交流沟通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从而避免了法美学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论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顺庆先生所倡导的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充分地关注了李凯尔特所提出的文化科学的异质性原理在现实学术与东西方文明中的呈现,才找到了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发展的真正动力,才彻底地打破西方自然科学同质性范式的壁垒,比较文学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而不同”,才能最终寻找到世界文学“共同的诗心”! 本文作者:周仁成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课程改革浅谈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作者:郭志清 单位:集宁师院中文系 比较文学论文: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比较文学陷入了教学危机,危机首先源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定义不清,其次因理论化倾向导致晦涩难懂,师生均不易把握,第三是教学手段落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为此教师要加强自身知识和理论学习,同时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并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 比较文学在地方师范院校开设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诸如学科自身危机带来的普遍性教学难题,又有地方师范学情带来的授课难题。 一、学科自身危机带来教学困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称呼没有凸显出“比较文学”学科特征,反而模糊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甚至有将比较文学淡化之嫌。这样一种称呼加重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带来了比较文学教学的危机。学生对学科本质误解严重,教师陷入正本清源的辩解之中,不得不大量讲授学科史。然后,再以具体的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授课内容,而这些理论与实践往往涉及世界文学内容。很容易让学生以为比较文学只是世界文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误以为本学科没有独特的方法论给教学带来了困难。学科定义不明确让师生均难以适从,研究方法不规范让教学难以说服人。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危机不断,“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圆满的权威的结论。”①正因为学科概念不清,导致学科危机不断。克罗齐认为“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界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②针对这一发难,比较文学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策略。祭出了“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的口号,指出比较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比较文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线的文学研究。”③这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仅仅把没有跨越的文学比较研究切割出去的学科主张不够严谨,跨越的文学研究依然是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学生写作的时候依然会套用某外国作家与中国某作家之间,或外国某作品与中国某作品之间的比较等诸如此类模式。对于写作依据往往语焉不详,不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可比性来比较。等教师回过头来再讲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时又套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这些晦涩的理论难以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激情和探索研究的热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多样,大致上可从学科内部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三个角度去把握。④学科内部研究又分为若干个研究范畴,如: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等。跨学科研究又分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等几个范畴。总体文学研究则以跨越文明界限的各国文学为关照,寻找总体文学规律为旨归,主要包括阐发研究、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方法自身研究范畴不清,如对王国维的两部作品《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研究归属问题。陈惇等《比较文学》将之归入“比较诗学”,认为阐发研究和对话研究则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⑤而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则将阐发研究与比较诗学并列同属总体文学研究下的研究类型,“跨文明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它是指运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产于乙文明当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⑥这样势必会造成学生阅读专业基础书籍时即产生种种困惑,教师答疑解惑也只能如实相告专业现状,无法择一确切回答。 二、学科知识理论化倾向导致师生沟通不畅 地方师范院校通识教育滞后导致学生知识视野均偏向某一专业,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不够,因而研究起来如盲人摸象。教师本身对许多学科内部研究方法尚不能应用自如,更不能进行深度理论开拓。难以在全面建立师生互动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学习比较文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不然难以把握宏大的理论体系。仅就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之关系而言,20世纪60年代大量理论著作问世,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汹涌而至。比较文学界在学科自身危机尚未涤除的情况下又要应付理论围剿,以及吸收、利用这些理论来应用于自身实践研究。这样不仅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畴交融,而且使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味道淡化。文学内在的美学价值不被重视,而是过度强调与前沿理论的契合。笔者并不是主张去理论化,而是指明课堂教学中理论化倾向对授课的负面影响。在只喜欢阅读图画的浅阅读时代,眼花缭乱的理论难以找到知音。个中原因,除了理论艰涩之外,大学生阅读量不足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份来自中智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青年‘没时间读书’的比例高达57%,‘不习惯读书’的占44%。调查还显示,只有14.04%的青年人在业余时间以读书来休闲,而上网(59.65%)则取代了阅读,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⑦据笔者调查,在本人所在的河南某师范学院,除了个别目标明确、立场坚定的大学生在认真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同学把时间投入到了网游、兼职和社交活动上。课程作业虽然布置了,但多数同学总会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才开始动手查资料,动笔写文章,目的只是为了交差,结果只能是令人失望。这样的阅读现状是我们时代的无奈,更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无奈。这样的学情让理论教学变成了自话自说,不能在课堂上达到共鸣,不能启迪学生思索、创造。 三、教学方式落后导致学习兴趣低落 学科自身的危机加上偏爱宏观理论,往往使研究显得空泛.没有“文艺学”那样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文学史”那样生动的内容。这样的课程对授课教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功底之外,还需要巧妙把握教材结构,合理设计讲授内容。根据笔者本人的实践和观察,令人遗憾地发现,我们在授课时往往是填鸭式教学,带着自己整理好讲义,按照填好的教学进度表逐一讲授。这一责任不能全怪教师,因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务部门对教学要求非常细致,要求每个教师都要严格依照教材内容授课,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表内容上课。教师们为了达到管理部门的要求,发现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化解,只能寄希望学生琢磨后与自己交流。而当代大学校园的师生关系也不如中小学的师生关系亲密,教师上课时才夹着讲义走进教室,学生放学后就匆匆收拾书包去做兼职。师生之间鲜有课堂互动,更别提课下答疑解惑。教师教学内容缺乏创新也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知识大爆炸背景下的多媒体时代,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十分容易,一台电脑,一根网线,鼠标一点就能搜集到许多信息。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网络上下载到别人已经整理好的课堂笔记来参考,而不必花费心力去把知识点一一写到笔记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仅仅把学科知识归纳出来让学生记笔记备考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学生抵触。如果说知识点是无法避免的重复的话,那么教师对知识点的个性化梳理与讲解点评应该是教师授课特征的体现。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教学案例雷同,且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信息多元化时代青年学生的求知愿望。 四、对策及建议 要解决这些危机,教师要负起责任。首先应强化专业知识学习,对学科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如指掌,掌握学科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使自己立足在一个坚厚的知识基地上。这样便于应对教学中出现的学生对学科危机的疑问。“比较文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已是地方师范院校常态,然而尚难以找到权威的教材,教材之间存在着观点争锋。甚至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基本概念都大相径庭,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时候教师不宜作某一种观点的宣传员,也不能当调停的好好先生。而是能以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原则告诉学生学科现状,帮助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甚至鼓励他们去参与这一“显学”的探险,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其次,教学中应注意理论结合实践。面对理论汹汹,要以恰当的案例来帮助同学们理解某理论对科学研究的帮助。比如说在讲授平行研究时,重点落在对可比性的寻找上。甲乙双方的异同罗列难免会有随意之嫌,而把问题上升到各自所处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去考察就能找到异同的原因。这里我们常把方平先生的《王熙凤与福斯塔夫:谈“美”的个性和道德化思考》作为案例,方平先生把两个异时空存在文学形象的可比性落脚在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这一特定角度,力求探寻中西方审美的共性与特殊性。⑧这样把优秀的研究成果当做教学案例来讲授,既能解决理论困惑,又能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第三,教师应积极探寻适宜教学内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文学课程理论性强,又具有很大的跨越性。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不仅授课内容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方式,而且要求同学们也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要把理论知识消化吸收,而且要能应用到实践研究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便利解决当下教学难题。可通过网络来教学内容、设立讨论主题,组织学生结合各自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经验进行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并把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发给教师,教师择优到网络空间供大家点评。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又扩展了课堂教学内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课时普遍较少,这样做也为本科争取了学生一定的课外学习时间。比较文学教学难题摆在同行教师面前,需要大伙儿群策群力,以集体的智慧应对时代挑战,应对学科挑战,应对理论挑战。如果教师都对学科理论了如指掌,并对相关学科广泛涉猎,如果教师怀着答疑解惑的使命投入教学中,那么,比较文学教学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中医与西医论文:简论中医与西医药学 中药是指依据中医学的理论和临床经验应用于医疗保健的药物。中药包含中药材、片剂和中成药;西药即为有机化学药品、无机化学药品和生物制药,看其说明书则有化学名和结构式,剂量上比中药精确,通常以毫克计。 一、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的误区 中药和西药是于西方近代医药学传入我国后而出现的概念,西方近代医药学所使用的药物称为西药,我国原来已有的药物称为中药。而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已非如此简单,存在种种误区。 (一)按产地划分 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中国亦研制了很多首创的药物,如天花粉素,棉酚等天然产物药物以及一大批人工合成的药物也是西药,故此种划分不正确。 (二)按人工合成和天然产物划分 即人工合成的药物为西药,天然产物药物为中药,这种划分也不正确。现在所的西药如黄连素、地高羊、大量的抗生素类药物均是天然产物,亦有一些中药却为人工合成的,如中药冰片,现已有人工合成的龙脑供应。 (三)按组成成为为单体化合物和成分不清的混合物来划分 有的将单体化合物的药物称为西药,而将树皮、草根、全蝎等不纯的天然混合物药物称为中药,这种标准也不确切。如西洋参、洋地黄叶、大黄苏打片等西药,即为成分不完全清楚的混合物,而氯化铵、冰片砒石等中药却为成分清楚或单体化合物的药物。 (四)按剂型不同来划分 有的将现代制剂如针剂、片剂等称为西药,而将中国的传统料剂如丸、散、膏、丹、汤剂等称为中药。这显然也不合理。如桑菊感冒片、羚翘解毒片等是中药,却是现代剂型的片剂。而西药的一些合剂即与中药汤剂无本质区别,更有丸散膏丹等剂型。 (五)按使用人员划分 即中医使用的药物为中药;西医使用的药物为西药。笼统讲,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细分析起来,亦不确切。如西医也使用甘草、大黄等,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它们称作西药;既使中医自服维生素丙,亦不能就此而称其为中药。 二、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的确定。 中药和西药划分的基本原则,是不能离开相应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概念的内涵―基本内容应适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要求,并据此而使用。故先明确相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才能确定药物概念的内涵。 (一)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概念内涵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应这样表述: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用脏腑、经络、卫气营血、三焦等表示机体的功能部位;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表示机体的功能状态;四诊的望、闻、问、切作为了解机体状况的手段;按辨证论治的原则,确定机体状况而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始终强调机体内因为主而不忽视外因作用的防病治病观。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2、中药概念内涵:中药应具备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其具体内涵包括三方面:第一,药物性能的表达有性味,即四气(寒热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归经,包括脏腑、经络、三焦、卫气营血等归经;升降浮沉。这些,有时又称中药特性,即狭义的中药药性。第二,药物功效以中医药学术语,表述,如解表、凉血、平肝、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等。第三,药物配合使用时,按君臣佐使关系配伍,使各味药共同构成一个功效整体与机体证相对应而发挥作用。简言之,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药物,称作中药。 (二)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概念内涵 1、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应这样表述:以 现代科学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用直观或解剖后所见(包括用各种放大倍数的显微镜)的实体来表示机体的部位。 2、西药概念内涵:西药应具备与西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其具体内涵包括三方面:第一,药物本身性能以其物理和化学性质来表示,如是液体还是固体,是酸性还是碱性等,第二,药物功效以相应的病理、生理、生化等的指标和术语来表示,如抑制细菌、降低血压、升高血糖等。第三,药物配合使用时,考虑药物间的物理、化学、物理化、变化,如沉淀、分解等,而不是把各种配合使用的药物作为一个功效整体。简言之,以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药物,称作西药。此为西药概念内涵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具备如上内容的药物,并且只有按西医药学理论使用时,才称作西药。若按其它医药学理论使用时,还可不称作西药 三、中西药配伍合用 中药和西药如同兄弟俩,在治病这一目标上相配合,取长补短,往往会收到很好的甚至意想不到的资料效果。同时,在中西药配伍应用的实践过程中,对于不宜配伍的中西药也有所发现和认识,包括相互消弱药物性能乃至损害人体健康的不良后果等等。所以,中西药也不能盲目合用。 (一)因在胃肠道相互作用不宜同服 含朱砂(含Hg++)的中成药,如朱砂安神丸、人丹、冠心苏合丸等不宜与具有还原性西药,如碘化钠、硫酸亚铁等同服。因为它们在胃肠道中可生成具有毒性的溴化汞或碘化汞沉淀粉,引起赤痢样大便,导致药源性肠炎。 (二)因药物代谢方面的作用不宜同服 含有乙醇的中药风湿液、国公酒等药酒,不宜与西药苯巴比妥、苯妥瑛钠、D860、降糖灵、胰岛素、华法令等同用、因为乙醇是一种药酶诱导剂,能使肝脏药酶活性增强,使上述西药代谢加速,半衰期缩短,药性下降。 (三)因药效学上相互作用不宜同服 含激素成份的中药主要有甘草、鹿茸、人参以及鹿茸片等均有糖皮质激素样作用,可使血糖升高(人参作用较弱),减弱降血糖药疗效,不宜与降血糖药,如胰岛素、降糖灵等合用。 (作者单位:哈药集团制药六厂) 中医与西医论文: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异同点 [关键词] 中医学;西医学;异同点 随着西方医学的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因此,在社会上、甚至在我们的同仁中不断产生着“中医学科学吗”这样的疑虑,更有甚者用西医学的方法论来解释、验证中医理论。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不科学的东西能经得起几千年的实践检验吗?因此,笔者以为对中医学与西方医学进行比较、探讨其异同点,对于我们学习中医学或者西医学理论,使二者互相取长补短,端正对中医学或西医学的看法、发展中医事业都有着重要意义。 1 中、西医学的含义及由来 1.1中、西医学的含义 中医学即中国的传统医学,这是因为它是中国的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是与现代医学相对而言的。所谓传统医学是指:“在现代医学传播和发展以前就已经存在几百年的有生命力的医疗实践,而且至今在应用(《WHO第八次工作纲要》)”。中医学是世界传统医学中理论最完整、经验最丰富的传统医学,包括汉医、蒙医、维吾尔族医、藏医,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医等。西医学即西方医学,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门科学。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它运用现代的科学理论技术,研究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各种病因的致病作用、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从而达到增强人体健康和延缓衰老为目的一门科学。 严格说来,医学只有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之分。现代医学是传统医学发展的产物,现代医学是以西方医学为代表的、是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西方医学又是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基础,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2中、西医学之说的由来 几百年前,在我国是没有中医学与西医学之说的。其说是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而逐渐形成的。西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代,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对中国医学影响并不大。直到19世纪,伴随着传教士的来华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文化的入侵,西方医学开始在我国日益广泛的传播:由沿海向内地、由开办诊所到建立医院、由办学校到吸引留学生、由翻译医书到成立学术团体,100多年,在我国形成了中医、西医并存的局面。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中医、西医之称。清初学者戴震曾主张将中西知识结合起来,他曾说“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使“中西两面法权衡归一”。至清末唐容川等人提出系统的中西医学汇通之论,民国初年以降通派大兴于世。20世纪50年代,由于各级政府大力提倡将中、西医结合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在中国,人民习惯将医学划分为中医、西医。并理解为中国医学和西方医学。这种划分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了一些混乱,也导致了中医与西医之间的某些对立情绪。因此,一些人用西医学的方法论研究、验证中医学理论的正确与否也就不足为奇了。 2 中医、西医学的相同点 总的来讲,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是医学的范畴,作为医学两者都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防治疾病、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者知识的实践活动。其共同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研究的对象相同 中、西医学都面对的是生活在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中的人,是研究如何维护与促进健康;如何预防与治疗疾病使人康复。从这一角度来讲,中、西医学都是探索人类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因此都能对人体的生命做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 2.2认识疾病的角度相同 两者都是从疾病的现象去认识疾病的本质的。如对咳嗽的认识,中医多认为由于外邪侵肺,导致肺气不畅而上逆而引起,而西医多认为是多种外源性致病因子作用于人体,使人的机体所产生的一种保护性反应。由此可见,两者都是从“咳嗽”这一现象而探求疾病本质,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治疗方法而治愈疾病。 2.3产生的基础相同 事实表明,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医学是在通过实践――理论――实践这一无穷循环的过程而不断发展的,西医学则是通过实验―理论―实验的无穷循环的过程。换而言之,两者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又用理论指导医疗实践活动,再进一步地总结经验,形成新的、正确的理论。 2.4治疗疾病的目的相同 中、西医学不仅在研究对象、认识角度和产生的基础是相同的,更重要的是,二者在治疗疾病的目的上也都是为了起到控制人体如对患者“细菌性痢疾”(下痢脓血、红多白少、腹痛、里急后重等)的治疗,西医可用黄连素、四环素、痢特灵等药物进行治疗;中医可用针灸治疗,即用针刺人体的某些穴位,使人体抵抗能力(吞细胞的活性)增强,并配以“白头翁汤”清热解毒、凉血止痢,从而达到痢止的目的。 综上所述,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都把行医防病作为神圣的事业,在诊治疗程上都是先诊断、后治疗,在治疗上多以药物为核心而治疗疾病。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实践检验,两者都是科学。 3 中、西医学的主要区别 3.1产生的时代不同 中、西医学两种医学理论是人类历史上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产物。中医学起源于原始的生产劳动,产生于先秦时代,一般认为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至三国时期。西医学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基础,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和机器生产的基础上,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大致经历了希腊的经验医学、近代的实验医学和现代医学发展的阶段。 3.2 文化背景不同 中医与西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背景下产生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形式来反映医学对象的。西方文化的基石是原子论。它认为世界的事物是可以分解、分离后,单独进研究的。而中医药在两千多年前就基本建立起它的理论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认为世界事物是不可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导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医学是为科学文化形式表达和反映医学对象的:诸如 细胞、细菌、病毒、器官、组织、免疫、神经传导、能量代谢等等,都是纯粹反映自然及其规律的科学文化形式,很少有民族区域人文色彩。这样的文化形式超越了民族区域的限限制,是任何人都无法不承认和无法不相信的。而中医理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特定的人文背景,注重自然、环境、人体、心理诸要素的综合作用,注重调动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和整体效应,充分体现自然与人文的高度统一。其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如反映脏腑关系的十二官;反映药物类别的上、中、三品和寒热温凉四性;反映治疗原则的提壶揭盖、逆流挽舟、培土生金、水火相济等等无不是中国文化特殊的概念和范畴。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医之间在理论上还不能沟通,其差别无法弥补的原因所在。因此,在讨论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时,往往有许多论述从现代科学的角度难以理解,而从人文的角度思考则又容易理解。诚然,人文科学本身具有的间接性和模糊性不是现化实验可以直接验证的,但无庸置疑的是,中、西医有着异曲同工的效应。现在,很少有人用中医理论来解释、验证西医,那么为什么又要用西医的方法来解释和验证中医呢?我以为面对共同的医学难题应互相取长补短,把精力用在发挥各自的特长上。 3.3 对人体研究的方法不同 由于中、西医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对人体的研究方法有异。从总体上说,中医主要是采取以表知里的推导方法,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元气论,以及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界是整体系统论为基础的;西医学则是以元素分析的方法,利用精巧的解剖技术、高倍显微镜观察和精密的化学分析,以人体解剖生理学为基础的。如:西医把人体的神经系看成是人体中最主要的控制系统,虽然后来有所变化,把神经系统分为躯体神经系统和植物(自主)神经系统。近来又提出神经体液调节系统;而中医则根据天人合一的原理,观察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的现象,对人体提出“肾水蒸腾,心火下降”,人体的运动是“水火相济,心肾相交”,是一个自成的完整系统,并没有一个优先的控制系统来调节人体的运动。笔者认为,作为现代医学的西医学只要向前走一步,也会形成中医的这种对人体认识,因为其提出了人体分为9大系统,而这些系统又是相互联系的。按照现代系统科学的协同论,在众多的相互影响的系统由必然存在一运行同期最慢的基本运动系统。这就是支配原理,它支配着其他系统的运动。而中医则抓住了这升降浮沉(阴阳的、气血精液的、脏腑的、经络的)基本运动系统来进行理论论述的。 3.4 临床诊治疾病的角度不同 由于中、西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中医学采用的是综合、归纳的方法和运动辩证逻辑;西医学则是采用分析、演绎的方法和运动形式逻辑)。因此,中医学重视人体正气(如:“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个体特异性和因时因地之差,多从病理反推生理,其诊治疾病的单元是一定时限内疾病功能状态的“证”,即“审证求因”,从病证出发寻找病因,从结果追溯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顾及致病因素的物质实体本身如何,而是着眼于病因对人体整体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人体对致病因素的整体反映上认识病因。因此,如果人体无偏盛偏衰,无太过不及则为健康之“平人”;西医则从群体研究资料入手,诊治单元是从疾病的共同规律和以生理学为标准、以病理学为依据,按时间流程认识“病”,主要借助于近代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的方法,着眼于寻找致病的物质实体―细菌、病毒、结核杆菌等病原微生物、水盐代谢、细胞变异、神经体液等。研究各种有损机体的物质因素,直接研究它们的属性、生活史及其对人体的危害作用,然后找出消除它们的措施。再者,西医在诊断疾病时,并不是医者直接从患者身上得出诊断,而是在医者与患者之间有一个中介系统,如X线、CT、磁共振。又比如各种系统检查,以及更为先进的生物基因实验检查等,中介一旦建立后,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可复制。同时,中介也是技术外化过程中形成的客体系统,它是诊断系统由技术内化的过程形成,就是说这个诊断依靠的是主体(医者)的把握力,是心的感悟和顿悟的作用。因此,在治疗疾病时,中医特别强调“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而西医则重视病因治疗,致力于寻找针对病因的特效药,如抗菌、抗肿瘤之类的药物。 3.5 对药物的认识和使用不同 由于中医学与西医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医疗体系,因此,对药物的认识和在使用上亦迥然有异。例如,对出现感冒症状(咳嗽、咯痰、发热)的患者在给予解热剂、止咳药,以及必要时投以抗生素进行治疗时,不太考虑此时患者全身如胖瘦、强壮虚弱等体质的情况。实际上,是针对感冒这一病状进行治疗的。与此相反,中医治疗同样的感冒症状,对身体强壮(阳证)和身体瘦弱(虚证)的治疗用药选取的方剂和药物是不一样的,前者多用葛根汤,后者多用真武汤,这叫随证疗法。总之,西医学主要用单体化学药物与生物制剂,中医主用复方。西医学也有复方,其复方主要用于药物的协同作用或用以消减治疗药物的副作用,而中医的复方却有着多方面的用意(减轻某药的毒性或增强某味药的作用,或加强全方的作用等)。 4 中、西医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前者偏于整体看问题,后者则偏于局部的分析方法看问题。因此,二者都存在着某些局限性。 4.1中医学方面 (1)直观性:中医学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尤其是受孕育中医学的我国古代科学的这一母体的影响,也存在着学科分化的不足,在深入、精细、量化等方面存在问题,难以找到明确的二级学科的边缘、界线及学科前沿。另外,从方法论上讲,哲学层次、亚哲学层次的方法代替不了医学与其他各门学科的特殊方法,它只能通过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如抽象、假设、模型等起作用。还应该看到,中医学在目前的自身学科的学术标准的基础性内涵建设方面还处于滞后状态。 (2)相素性:由于中医重视人的无形的关系本体,而相对轻视了实体本体的研究,故而不可能再建立另一套分析、实验的研究方法。也正是由于中医一开始就视人为天人合一的复合系统,很难将人体作为简单、线性系统进行分析和研究,故而没有走西方对抗医学之路,去着力发展外科手术,合成药物疗法。在近代西医学的竞争中,中医长期处于受排挤、歧视和被改造的地位,中西医学理论上的差异便是20世纪以来中国医学百年衰落的根本原因。 (3)猜测性:中医将哲学引入其中,丰富了中医说理的表达,如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心主神明等,但也把哲学的概念引入了中医的内容,使中医学的某些内容的理解出现了不同说法,产生了歧义性和由于中医学对人体的细节方面了解不是很充分,因此,在许多方面带有一定的猜测性。 4.2西医学方面 (1)不能完整反映活的人体:由于西医对人体各部分、各个过程进行分别研究的传统方法不能完整地描述活的整体现象,如:西医将人体分为9大系统,然后对人体的各个系统分别进行研究。这种按系统分别研究的方法近来也遇到巨大的困难。如内分泌系统,原来认为内分泌素是由内分泌腺体如垂体、性腺、肾上腺、甲状腺等分泌,现是发现心、肝、脾、肺、肾皆可分泌内分泌素,甚至连血管也分泌内分泌素。因此,用这种方法研究人体西医学自身受到很大冲击。中医则不然,在心、肾的升降运动上还必须有肝主疏泄、肺主肃降的协同作用,才能完成升降浮沉的基本运动,这种协同运动还必须有“脾主运化水谷精微”的能量供给才能形成稳定的运行系统。 (2)解剖破坏了人体内在的特殊联系:人体毕竟不仅仅是一部要拆卸、可安装、可还原的机器,人是一个活生生的活动着的生物体。人至少具备以下5种不同的属性:自然属性的人、社会属性的人、精神心理属性的人、信息属性的人和组织结构(包括器官、细胞、分子)属性的人。因此,单纯针对人的组织和结构属性进行研究,破坏了人体与局部的、内在的特殊的(目前发现或没有被发现的)联系,妨碍了对人体生命运动规律的探讨;在实施防病治病时,不能足以使生命最大限度地保持健康状态,这一见解已逐渐为现代人类所共识。 (3)用药的专一性,使用药后的副作用越来越不可回避:由于西医是以分析的方法为基础,它的用药专一性特强,往往在消除一种病因时,同时损失了机体的正常部位或机能,从而使人体产生新的疾病。如:细菌性痢疾在治疗时应用抗菌素杀灭细菌的同时,又抑制和杀灭了大肠杆菌,影响了人体的消化功能,使人体产生新的疾病。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伴随人类社会物质、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疾病谱发生了结构性变异,现代综合征、癌症、心身疾病、医源性疾病等,使人类痛感现代医学的局限性,强烈呼吁“回归自然”。2500多年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生命医学的整体医学思想恰恰可以从理论到技术上补充现代生物医学缺陷和不足,拯救现代医学危机。笔者认为,应认识人类科学体系发展的多元性,承认医学有中、西方两个源、两个流,摒弃以西方现代分析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作为评估科学发展取向的唯一标准。只有这样,东西方科学文化才能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成功地构筑起互相结合的“融通走廊”,建立公平、兼容的科学评估体系,才可能熔东西方医学为一炉,在新的千年中创建人类统一的新的医学! 中医与西医论文:对于在小儿脑瘫治疗中中医疗法与西医疗法的探讨 【摘要】 通过查阅文献,整理目前国内临床应用对小儿脑瘫的主要治疗方法,对各种治疗方法进行归纳总结,并结合临床应用,进行探讨。认为治疗脑瘫使用单一疗法,疗效有限,应使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疗,且要尽早治疗,而针灸疗法用于治疗该病前景广阔,有推广价值。 【关键词】康复训练; 针灸疗法; 药浴 小儿脑瘫是指出生前到出生后1年内,非进行性脑损伤所致的中枢性运动障碍及姿势异常。西医学认为本病的直接原因是脑损伤和脑发育缺陷;中医学认为小儿脑瘫为先天不足、肝肾亏损,脑髓不充,以及后天脾胃亏虚,气血生化乏源,最终出现“五迟”“五软”“五硬”。本病多四肢不利,常伴智力低下、癫痫、语言、视听和其他障碍。由于脑神经细胞再生困难,因而本病具有致残性,一旦发病,不易恢复,往往给患者造成终身痛苦,随着研究的深入,治疗的方法日益增多,也越来越规范。中医包括针灸、按摩、中药、中医穴位注射等。西医有康复训练、心理疗法及药物、手术等。 1 中医疗法 1.1 按摩 按摩可通过刺激部位反射性的引起大脑皮质兴奋,加快血流,促进脑细胞的发育,提高其代偿能力。如邵银进等[13]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应用脑瘫舒筋活络按摩油进行推拿治疗,且配合程度越好,治疗效果越显著,能有效地缓解痉挛,降低肌张力,改善关节活动度。 1.2 针灸针灸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疗效独特,且具有“简、便、廉”的特点。在小儿脑瘫的治疗中应用广泛,前景也十分广阔。但患儿的配合成为针灸推广的难点。取穴多以头部为主,配合督脉及肢体穴位。如李玉芹等[9]应用天灸配合体针推拿治疗小儿脑瘫。魏文著[10]应用芒针透刺治疗小儿脑性瘫痪,取穴以督脉经穴为主,辨证施治及随证加刺,取得满意疗效。谢洁珊[11]等对34 例体质及营养状况欠佳的脑瘫患儿采用温和灸,雀啄灸和回旋灸。结果身体免疫力增强7 例,汗出减少 4 例,食欲好转3 例,遗尿减少1 例,总有效率达45%。 1.3 中药中药治疗脑瘫,目前还只是治疗小儿脑瘫的配合疗法。主要是由于治疗脑瘫需要长期服药,药效的累积对患儿的长期影响有待探讨。刘振寰教授根据脑瘫患儿肌力、肌张力的不同,创制了小儿康复药浴方、硬瘫洗浴方及软瘫洗浴方,减轻了药效的累积对患儿的长期影响,且与按摩相结合,有一定的研究价值[12]。 2 西医疗法 2.1 康复训练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康复治疗技术和相关理论的不断完善,使康复训练受到青睐,是目前治疗小儿脑瘫的主流方法。西医学者形成各自许多学派,如Bobath法、Vojta法、Rood法等。康复训练主要是针对患儿的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和听力障碍等进行治疗。通过训练有利于启动脑瘫患儿的大脑代偿功能,改善患儿症状。如姚军等[5]通过头部控制、坐姿、爬行、上肢、下肢、立行走、智力以及Vojta及Bobath法中的诱导疗法,结合针灸、推拿来抑制异常姿势反射和肌张力,引出和促进正常的肌张力,姿势反射和平衡反应。 2.2 药物目前药物治疗一类为促进脑组织发育和脑代谢类药物如神经生长因子、脑蛋白水解物等。此类药物的作用多体现在促进原有神经细胞的发育及增强脑组织的代偿能力,疗效有限。另一类为对症治疗,肉毒杆菌毒素、巴氯芬可有效改善肌张力,但维持时间有限,长期反复应用有一定副反应,还有较大研究空间。如曲凤媛等[1]应用A型肉毒毒素神经阻滞配合功能锻炼治疗小儿脑瘫,患儿肌张力明显降低,内收肌松弛,交叉腿、马蹄足畸形消失,足跟可以放平行走。 2.3 手术本法为通过调整神经通路,从而缓解症状,有一定创伤性。年龄大、有继发障碍、有适应证的患儿可考虑。1991年徐林等[2]首先报道国内应用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SPR)治疗脑瘫患儿。近些年手术治疗的方法日益完善,新的方法也不断涌现。如袁海斌等[3]治疗手足徐动型脑瘫患儿,对患儿行颈动脉交感神经网剥离,术后配合高压氧及药物治疗。结果显示,可以有效改善手足徐动型脑瘫患儿的症状,尤以改善流涎症状最佳,手足徐动、语言障碍也有一定改善。王文英等[4]应用激活传导术治疗儿童痉挛性脑瘫,并与SPR法进行比较,认为激活传导术治疗儿童痉挛性脑瘫创伤小,疗效显著,副反应小。 2.4 心理疗法心理疗法如今方兴未艾,应用于小儿脑瘫领域意义重大。如俞珍等[6]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加强心理治疗:对患儿提供针对性、有步骤的心理咨询,对患儿的家长,特别是母亲进行咨询,使其建立对疾病的认识,消除心理障碍,社会适应性行为提高显著。 2.5 其他疗法除了上述方法外,还有许多治疗手段应用在脑瘫领域,如针对患儿足畸形,陈秀恩等[7]在脑瘫松解术后患儿进行康复训练的同时佩戴踝足矫形器,患儿痉挛和挛缩得到明显改善;桂华等[8]应用高压氧治疗小儿脑瘫,治疗后患儿脑电图异常率明显降低,认为在高压氧的状态下脑组织氧代谢旺盛,对可逆转的脑细胞有促进转化作用,并可促进侧枝循环的建立;此外,音乐疗法作为一门新兴的集音乐、医学和心理学为一体的边缘交叉学科,能改善脑组织微循环,调整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还有不同程度的镇静、镇痛作用;而神经干细脑移植作为干细脑移植领域的主要一员,用于治疗脑瘫前景广阔,但尚不完善,有待深入研究。目前有报道北京海军总医院完成世界首例缺血缺氧性脑瘫患儿脑神经干细脑移植。 3 讨论 脑瘫是引起儿童肢体残疾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着儿童的身心发育。脑瘫病理基础的复杂性催生了治疗手段的综合性。系统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治疗方案是目前最好的方法。在治疗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①婴幼儿脑组织处于迅速生长发育阶段,有一定的恢复和代偿能力。而脑损伤也处于初期,异常姿势和运动还未固定化。所以,对脑瘫患儿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②脑损伤具有“不可逆性”,单一疗法往往效果有限,而本病治疗越早越好,故多种疗法的结合是必要的。但要结合患儿的性格、类型、年龄等特点,防止疗效降低或加重患儿父母的经济压力。③中医疗法尤其是针灸疗法治疗脑瘫应用前景广阔,也是我国的特色医学,发展潜力巨大。④脑瘫患儿的康复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家长要持之以恒地予以配合。患儿的康复训练需要家长在经济上和精神上予以支持,而且患儿的部分训练也需要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完成。⑤脑瘫患儿的心理治疗也要重视,使患儿在生理上、心理上都作好准备,以便在配合治疗的基础上,将来更好地投入社会。 中医与西医论文:谈税收原则的“中医”与“西医” 从西方经济学的普及到会计审计准则等与国际接轨,似乎凡是涉及经济圈的便总与“舶来”有关。祖宗法规看来已不入潮流,鲜有人问津了。以至于许多人都觉得中国的税收制度完全是引进的,与古代税制毫无血缘关系。毕竟一个是农业时代,一个是市场主宰的时代。但现实是中国古代的税收原则不仅与近代西方税收原则相通,而且它们指导思想的不同像极了“中医”与“西医”。中医着眼全局讲究调节全身,打通脉络,和谐统一,西医则注重局部的实际操作性和个体的独立性。这种不同则源自于文化的差异。 一、古代税收原则和潜在的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强调天下万物的和谐统一,只有万物处于生态平衡中,各自才能处于自己的最佳状态。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税收原则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与民休息。有民才有君,有君才有国,富国裕民才是天下大同。从黄老之治、光武中兴到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圣贤之君无不重视“轻税安民”。北宋王禹称“君以百姓为天,对百姓不能不征税但要适度。”南宋叶之称“减赋养民,民富才能富国强兵”,朱元璋称“阜民之财,息民之利”。 (二)注重理财。1、理财的指导思应是理天下之财。王安石认为:为天下理财,不为争利。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理天下之财,则专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为义也。“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只有聚财才能用财。”2、重视生财、聚财、取财、用财的良性循环。“财”指财政收入,古代主要指税收。先秦时期的《周礼》和《礼记》中记载:培养财源,用财有道。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财恒足也。3、管仲主张外因天下,即税于天下而非税于本国。4、理财的方式为“调剂”、“挖掘”、“节制”、“控制”、“疏通”,即南宋叶之指出的“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聚,衣食之聚或此有彼亡,或彼多此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而其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无法,则其流壑遏而不行”。 (三)税负平等。《禹贡》强调“均平负担”。管仲在《管子》中称要贫富有度,贫能予之,富能夺之,但予要见予之形,夺不见夺之理。 (四)确定原则。《禹贡》中记载赋税有偿。即税收法定,而不能依君王的意愿随意征税,加重百姓的负担。 (五)注重纳税能力。《禹贡》中有“任土所贡”、“任土所产”的记载。 二、西方税收原则和潜在的指导思想 西方文化强调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和个体利益的独立性。在税收上则认为征纳双方的利益是对立的,二者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中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近代的税收原则主要体现在配第、尤斯蒂、亚当・斯密和瓦格纳提出的税收原则上。配第的税收原则为“公平、便利、节省”。尤斯蒂的税收原则为:1、促进自发纳税的课税方法。2、不得侵犯臣民的合理自由。3、平等。4、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征收迅速,其间没有不当之处。5、挑选征收费用最低货征。6、纳税手续最简,时间安排得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则为“平等、确实、便利、最小征收费”。瓦格那的税收原则包括财政原则、国民经济原则、社会公正原则和税务行政原则。西晋时期的傅玄曾经提出税收应当做到“赋税至平、积俭、有常、壹制”,其中“至平”就是现在所讲的公平,“积俭”指最小征收费,“有常和壹制”指税收确定性,这与斯密的四原则是一致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税收并不缺少税收原则,而且它的提出是早于西方的,或许它是税收原则的萌芽。 三、从中国古代与西方税收原则比较看中国现行税收制度 中国现在正处在新一轮税制优化过程中,税制优化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便是诚信纳税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既是有形的,即成文法规,又是无形的,即征税主体、纳税主体、税收客体间的和谐发展关系。征纳双方的利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征税人不应只是冰冷的国家行政机关,而应是一个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服务机构,应当维护纳税人的权益。这样,才有利于纳税人养成自觉纳税的意识,纳税义务不再只是经营成本、心理痛苦的代名词,只有诚实纳税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更多阳光财富的创造。中国古代提出的“与民休息”的原则,正是强调税收生态和谐发展的重要性,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是处于同一个生态圈中的,二者是可以形成双赢的正合博弈的。 中国古代重视“天下”的理念,把为国家财政出谋划策的人称为理财家,并指出理财乃为天下理财。从这个角度看,税务机关似乎不应仅仅是一个行政机关,它取得纳税人的钱是天下财富,既然天下财富,就更应懂得理财之道。中国古代税收原则体现了一些系统论的思想,但缺乏西方税收原则的可操作性,这也正是我们先行的税收制度所缺乏的。中国古代的税收原则和西方近代的税收原则并无谁优谁劣之分,它们的不同在于文化的差异,而相通也正在于人类文化的共识。 中医与西医论文:膝关节半月板修复术后的西医康复治 疗与中医骨伤练功比较 【摘要】 目的:比较膝关节半月板修复术后的西医康复治疗与中医骨伤练功的临床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2013年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骨伤科三病区所行的膝关节半月板修复术后采用西医康复治疗方法的21例和采用中医骨伤练功方法的28例。结果:两组病人后期恢复均良好。结论:西医康复治疗与中医骨伤练功的恢复效果相同。 【关键词】 半月板修复术后;西医康复治疗;中医骨伤练功 半月板损伤是膝部最常见的损伤之一,多发生在膝关节屈伸时同时受到较大的扭转和撞挫[1]。较轻的半月板损伤可行保守治疗,较重的因近年来关节镜的发展,大部分可在关节镜下行半月板修复术。想恢复受伤前状态,术后恢复治疗尤为重要。以我院2012年12月~2013年10月收治半月板损伤修复术后病人中21例行西医康复治疗,28例行中医骨伤练功治疗为例,本文就西医康复治疗与中医骨伤练功在半月板修复术后的恢复治疗进行比较,评价两种术后恢复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所有49例入院时只有半月板损伤,无其他疾病,均行半月板修复术。21例术后行西医康复治疗中,男性15例(71.48%),女性6例(28.52%)。年龄21~51岁,平均(30.4±8.9)岁。28例术后行中医骨伤练功中,男性19例(67.86%),女性9例(32.14%)。年龄19~59岁,平均(30.96±10.0)岁。 1.2 操作方法:①西医康复:术后第一阶段(0~6周):行股四头肌收缩练习,在康复医师帮助下进行关节活动度(ROM)练习(屈膝 1.3 术后随访:术后当天、6w、14w、24w全部49例均检查下肢肌力及膝关节主动活动度,有无膝关节疼痛及何时达到无痛跑步。 1.4 统计学处理:组间采用χ2检验及t检验。统计软件选用SPSS10.0。P 2 结果 2.1 恢复效果:西医康复治疗的病人达到无痛跑步需(20.6±1.3)w。中医骨伤练功的病人达到无痛跑步需(21.4±0.8)w。两组术后恢复良好,无不满意情况出现。 2.2 住院日:西医康复治疗组病人住院日10~30d,平均住院时间为(22.6±3.6)d,中医骨伤练功组病人住院日12~28d,平均住院时间为(18.8±3.2)d。 2.3 术后随访:全部49例术后当天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膝关节伤口疼痛及发热。术后行西医康复治疗的病人于6w时膝关节ROM平均(81.6°±3.8°),14w时膝关节ROM和下肢力量均恢复正常,24w均达到无痛跑步,平均恢复时间(20.6±1.3)w。术后行中医骨伤练功的病人于6w时膝关节ROM平均(68.6°±2.4°),14W时有1例膝关节ROM未达到正常活动度,ROM为0°~120°,24w时均达无痛跑步,平均恢复时间(21.4±0.8)w。 3 讨论 在资料中病人的年龄、性别及所行手术的构成比无统计学差异。两组病人术后恢复均能达到无痛跑步,表明两者术后恢复效果相似。西医康复治疗组6w时膝关节ROM平均(81.6°±3.8°),而中医骨伤练功组为(68.6°±2.4°),两者有统计学差异。西医康复治疗组运用现代医学康复知识及治疗工具,在康复医师的指导下行术后恢复,主要是病人患肢的被动活动。而中医骨伤练功组依靠骨伤科医生告知的传统骨伤练功方法,进行自我主动练习,因此在6w时膝关节ROM两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医康复治疗组14w时膝关节ROM和下肢力量均恢复正常,而中医骨伤练功组有1例未达正常的膝关节ROM,两者无统计学差异。西医康复治疗组继续系统训练,这个阶段主要为自身主动运动。中医骨伤练功组渐进性的增加功法的难度、持续时间及次数,仅有1例未达到正常的ROM,但其与正常也相差无几。西医康复组与中医骨伤练功组均能达到无痛跑步,前者平均恢复时间(20.6±1.3)w,后者平均恢复时间(21.4±0.8)w(P 中医骨伤练功术是中医骨伤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人体主动运动锻炼的方法以健身强体、增强机体关节的运动、增强人体肌肉力量以及内脏功能,并以此来防治疾病,促使肢体功能得到锻炼,从而加快损伤疾病康复的一门学科[3]。它与西医的康复医学有着相同的疗效,但其强身健体、防治疾病、治疗费用低等优点,却是西医康复医学所欠缺的,中医骨伤练功术在术后的恢复治疗中值得临床推广。 中医与西医论文:中医与西医放射结合治疗肿瘤的优势与疗效 摘要:目的:研究讨论关于中医和西医放射结核治疗肿瘤的临床疗效和优势。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放射治疗肿瘤 恶性肿瘤是目前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已成为目前我国影响居民身体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医具有千百年的历史,而西医是近现代出现的治疗方法,对于治疗肿瘤的临床效果也具有明显优势。在治疗方面,中医与西医有各自不同的优势。现今临床治疗肿瘤常用的方法就是中西医结合放射治疗肿瘤,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可以互相补足,保证更好的达到治疗效果。以下为具体治疗方法。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将所有45名患者随机分为3组,所有患者的年龄为35~8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2.4岁,其中男性17例,女性28例。女性患者中患乳腺癌9例,患子宫颈癌11例,患其他癌症8例;男性患者中患肝癌5例、肺癌4例、鼻咽癌3例,其他癌症5例。 1.2方法。对三组患者分别采用单纯中医抗肿瘤法、西医抗肿瘤治疗和中西医放射结合治疗肿瘤方法,所有患者经过常规治疗3个月,治疗过程除主要治疗方案不同外,所有辅助治疗方法完全相同。治疗后对患者进行常规的肿瘤标志物检查,以判定患者的肿瘤标志物水平下降的程度,当数据符合标准之后,嘱患者出院后注意事项并定期到医院复查。待患者出院后,对患者进行随访3年,随访三年后,统计患者中存活的例数、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1]。 1.3统计学分析。根据SPSSl2.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通过均数±标准差(i±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主要分局X.2检验。所有数据相比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长久以来,中药治疗肿瘤的主要作用就是预防和减轻手术、化疗、放疗等治疗肿瘤方法的并发症,减轻化疗等药物对身体各脏器功能的损害。中医在治疗时主要讲究的是对患者的病因进行根治,治疗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重要抑制肿瘤的生长或复发,同时固本培元等达到以毒攻毒、消灭肿瘤的作用[2]。对于晚期的肿瘤患者,中医治疗方法不仅可以控制瘤体的生长,还能有效的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起到预防、调养、增加免疫力的作用。 西医治疗肿瘤主要的治疗方法是进行手术放射治疗、化疗等方法。西医治疗肿瘤不仅能够治愈,还可以良好的保护周围临近组织、器官等,这是中医治疗不能达到的效果,虽然西医治疗肿瘤的方法是目前治疗肿瘤方法最为广泛的方式,但西医治疗肿瘤的合并症与副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近些年随着中医的发展,中医治疗在临床治疗肿瘤方面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过中西医放射结合治疗肿瘤成为目前医学界常用的治疗方法,中医的治疗方法不仅补足西医的不足,更起到了促进作用,增加了临床治疗肿瘤的显著效果。中医和西医结合放射治疗肿瘤的治愈率明显高于单独治疗的作用。患者经治疗后,生活质量与存活时间明显增加。西医放射治疗肿瘤同时应用中药治疗,不仅可以有效的保护周围正常组织器官不受侵袭,还能控制放射治疗的局部作用,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和后遗症,提高生存率。 应用中西医放射结合治疗法在治疗乳腺癌时,不仅可以保留乳房的基本形态,再配合根治放疗方法更能够很好的控制肿瘤,保持患者的乳房形态近似正常,消除患者的心理压力[3]。中医和西医结合放射治疗肿瘤同样可以有效的治疗直肠癌,其临床效果也很好,在治疗直肠癌术后复发或者是由于癌症达到晚期不宜手术的患者,通过中医和西医结合治疗方法都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者的痛苦,减轻甚至治愈直肠癌引起的出血,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这种治疗方法已经成为临床治疗直肠癌最常用的方法。 综合来讲,中医和西医放射结合治疗方法对于肿瘤的患者具有良好的作用,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控制癌症的进展,能很好的控制肿瘤的扩散,有效的减轻患者的痛苦与不适症状。因此,目前中医和西医结合放射治疗肿瘤在临床上逐渐占据重要地位,也体现了现代医学的人性化发展。 中医与西医论文:课堂教学录像研究法对《中医内科》与《西医内科》的研究 【摘 要】教师上课时注意力都集中在学生以及学科知识的传授上,很少关注自己的教学环节是否合理,课堂教学录像研究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对《中医内科》和《西医内科》两门课程采用课堂教学录像研究法进行研究,得出了两门课由于性质不同决定了各自具有不同的教学行为比例。 【关键词】课堂教学录像研究法 分析编码体系 行为统计 一、研究背景 教师从事课堂教学观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课堂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单位,是学校教育真正发生的地方,也可以说是研究教与学最适当的场所,它蕴藏着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要素。但是平时,教师在课堂上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学生以及学科知识的传授上,这使教师很少对自己的行为有自觉意识,也就无法认定自己的一些教育教学行为是否有效。 课堂观察就是指研究者或观察者带着明确的目的,凭借自身感官及有关辅助工具,直接或间接从课堂情境中收集资料,并依据资料作相应研究的一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根据是否借助辅助工具来划分,课堂观察可分为直接观察和间接观察。传统的听评课观察法属于直接观察法。该方法实施比较简单,能得到具体、生动的印象。但是,人的感官接受和保存信息的能力有限,难以形成对被观察现象完整、精确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利用摄录仪器对授课过程进行间接观察的课堂教学录像研究法,不仅可以有效地弥补以上弊端,而且能够使得研究更加地细致、深入和科学化,更能有效地改进课堂教学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用这种方法研究课堂有着独特的优势:(1)使得一次性的、单向的课堂教学过程真实再现,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观察者的主观回忆和主观判断,更重要的是为课堂的精细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2)有助于授课教师真实地了解自己的课堂行为,从而有利于教师自觉地进行教学反思,使其问题的解决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3)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课堂教学成了可以反复观察、研究的资料;(4)可对一系列课例进行综合和比较,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一节课的孤立研究方法,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可靠。 我们选择讲授《中医内科》与《西医内科》的两位教师及所在班级进行研究,将他们分别记为A教师和B教师,所在班级则为A班、B班。这两门课程皆为2012年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通过多年教学实践与教学改革,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固定的教学模式。两位教师均为在教育一线工作多年的教师,其中A教师比B教师工作年限更长一些。本研究所选取的两节课,均可体现本课程的课程特色,遵循了本课程的教学模式,具有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 对于课堂教学录像的研究,可采用定性观察与定量观察两种角度。定性观察是以质化的方式收集资料,并且资料以非数字化的形式(如文字等)呈现的课堂观察;定量观察是以结构化的方式收集资料,并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资料的课堂观察。在此我们重点研究定量观察法。 定量观察法中经常使用分类测评工具,分类测评工具将那些准确反映观察目的的目标行为进行分类,从而建立比较具体的观察框架供观察记录时使用。编码体系是观察调查法中常用的一种观察工具。 首先,编码体系要求确定要观察的具体行为,然后对准备观察的具体行为进行编码。观察者在指定的一段时间内,记录下观察对象特定行为的编码。弗兰德斯师生言语互动分类体系(FIAC)是国外较有影响,被广泛使用的编码体系。近几年来,我国在课堂观察量表开发方面,比较著名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崔允教授领导开发的 LICC 模式。本研究结合国内外编码体系的要点,结合这两门课的教学模式及教学环节,有针对性的编制了一套编码体系,如表1。 在整节课录像观察过程中,利用专门的播放软件使教学录像在播放时每隔3秒暂停,观察者就依照上述分类记下最能描述教师和学生行为的相应编码,记录在数据表中,录像方能继续播放。根据弗兰德斯建议,如果同一个3秒钟内发生了两个事情,应记录更为突出的那一个,如果同样突出则都应记录下来。全部记录完毕,将号码整理成矩阵图,作为分析的依据。通过统计软件统计可以得到表2。 三、研究结论 (一)教师行为比较 两堂课皆为实训课,通过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两位教师的教学操作演示所占的比例大,分别为25.85%、21.58%,但两位教师在知识陈述方面所占比例差距明显,分别为14.22%、31.71%,说明B教师在授课时更注重知识的陈述。再一个差距较大的为提出任务或预设场景行为,分别为6.95%、1.31%,说明了A教师更加擅长使用案例导入教学法。 (二)学生行为比较 A班的实训总结或汇报操作数据为4.20%高于B班的1.69%,可以看出A教师要求学生在实训中多理解,实训结束后要进行实训总结或汇报操作。B班的学生实训数据为34.15%,高于A班的13.09%,说明B教师更偏重于学生个人的动手操作或场景演练。 (三)交互行为比较 此分类中的数据,除了沉默与等待一项A教师的数据低于B教师外,其余项均高于B教师,我们可以看出A教师调动课堂气氛的能力较好,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可以及时发现学生在实训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指导或启发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及时向教师咨询。 (四)整体教学结构比较 从课堂教学录像的教学行为统计可以看到两位教师的行为分别占到49.92%、56.29%,在整堂课的比例皆为一半左右的时间,给学生留出了大量的练习与交互的时间。 B教师的主体行为略高于A教师,且B班级的学生行为比例高于A班级,但是在交互行为中A教师及所在班级的比例远高于B组,这除了能说明A教师教育经验比B教师丰富外,还可以看出两门课的授课结构不大一样。中医课程的学了记忆外,还需要大量的经验,而教师在实训时就可以通过实训指导将自己积累的宝贵经验传授给学生,故实训指导占到总行为的20.52%。西医课程的学习可以借助于丰富逼真的实训环境,需要学生更多的去适应环境,熟悉各种器材,故学生自主操作的比例为34.15%,要高于中医课程的13.09%。 四、研究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专业的课程,在课程评价时不能用同样的授课行为比例去评价,因为专业的不同就决定着它的性质不同,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接受知识的方法手段也会有所不同。 现在我校所有教室皆安装了教学监控系统,使得教师从事课堂教学录像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对自己和同事的课堂录像观察,统计出每堂课各个环节的行为比例,可以审视自己的一些教育教学行为所占比例是否合理,增进对自己行为的意识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责任心,提高自己自主性的专业判断力,并通过课堂教学录像研究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学校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促进自己的专业化发展。 中医与西医论文:膝骨关节炎的中医证型分布规律及与西医检查指标相关性研究进展 【摘 要】 膝骨关节炎是中老年常见病,属于中医学“骨痹”的范畴。中医学对其病因病机有深刻的认识,但对其辨证分型有着不同的观点,因此在治疗上也有不同的观点。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目前关于该病证型分型尚无统一的国际、国内标准,不利于中医对该病的治疗。因此,笔者通过回顾古籍及文献将关于该病的中医证型分布规律作此综述。 【关键词】 骨关节炎,膝;中医证型;影像学;病理学;基因蛋白组学;综述 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又称退行性膝关节炎,是一种常见的以关节软骨变性、破坏及骨质增生为特征的膝关节疾病,以膝关节活动受限、疼痛、弹响及畸形或关节内游离体形成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在病理上可有软骨的退变、磨损以及丧失,进而软骨下骨硬化、囊性变,关节边缘出现唇样增生及滑膜不同程度的炎症病变。据统计,KOA多见于中老年人,男、女患病率分别为24.70%和54.60%,并且该病致残率较高[1-2]。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体重普遍增加现象的出现,KOA的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并在临床上越来越受到重视[3]。 1 中医对KOA病因病机的认识 KOA属于中医学“骨痹”的范畴。中医学无膝骨关节炎这一病名,但记载了对该病类似症状的描述、病因病机的认识及诊疗经验。《素问》曰:“骨痹,病在肾,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至,名曰骨痹。”《灵枢》曰:“骨痹,关节疼痛不用,关节拘挛,步履艰难,骨节沉重,活动不利。”阅读古代文献,《内经》对KOA病因病机已有非常精辟的记载,并且通过历代医家临床实践总结中不断得到提高。石印玉教授总结KOA病因病机时,指出本病是“本痿标痹、痹痿并存”,此观点正体现了此病“本虚标实”这一本质的病机特点[4]。近年来,在古代医家对该病病因病机研究的基础上,一批学者在继承祖国传统医学学术思想以及借鉴现代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对KOA的病因病机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提出了“瘀血说”“肾虚说”“风寒湿痹说”等多种的病因病机学说[5-10]。 2 KOA的中医辨证分型概况 中医药管理局发行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将该病证型分为肾虚髓亏、瘀血阻滞、阳虚寒凝3类。这种分类方法相对比较简单,临床上被广泛采用,但是在辨证分型中将瘀血阻滞作为独立证型,不能体现该病“本虚标实”这一特点。200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发行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将KOA分为3大证型:肝肾不足、筋脉瘀滞型,脾肾两虚、湿注骨节型,肝肾亏虚、痰瘀交阻型。关于本病的中医证候分型还没有一致的见解,主要是根据该病“本虚标实”这一特点进行辨证分型。 2.1 KOA的病性辨证分型 病性是指该病病理改变的性质,也是该病病理变化的本质。因为病性是引起疾病的某种证候的本质性原因,所以也有人称病性为“病因”,含有审症求因之意。它决定着疾病性质及其各阶段的证型特点,是中医辨证中重要的内容,是对某种疾病一定阶段的整体反应的概括,也是对疾病过程中邪正盛衰关系的综合认识[11]。 因此,以刘向前[12]为代表按不同病因将该病证型分为寒湿阻络、肾虚髓亏、气滞血瘀、湿热痹阻4种。通过对该病期刊文献研究,提出瘀、外湿、风、寒、肾虚是常见病因;而气滞血瘀证、肾虚髓亏证以及肝肾亏虚证是常见证型[13]。何峰等[14]通过对200例KOA患者的辨证治疗,认为该病大致分为气滞血瘀证、寒湿痹阻证以及肝肾亏虚证3种证型。娄玉钤[15]则主张该病应按伤筋症、节粘症、伤节症辨证分型。杨锦华等[16]报道了624 例病例原发性膝骨关节炎中医证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肾虚、血瘀是该病的基本辨证要素,并提出了主要的中医证型,有肝脾肾虚、血瘀证,肝阴肾阳虚、血瘀证,肝肾阴虚、血瘀证,肾阳虚、血瘀寒湿证4种证型。姚共和等[17]从另一个侧面指出寒湿阻络证、瘀阻脉络证、肝肾阴虚证、肾阳虚证为其常见的证型。刘志豪等[18]根据KOA中医病名、病因、病机、证候特点,提出肝肾亏虚、筋骨不强是KOA发病的病理基础,而“寒”“湿”“热”“虚”“瘀”所致筋骨瘀滞为基本病因,从症状得出寒湿、血瘀、湿热、肾阳虚、肾阴虚、肝阴虚、痰浊、脾虚、风等9种辨证要素,提出肝肾阴虚、气滞血瘀、阳虚寒凝、湿热郁结等主要中医证型。 2.2 KOA的分期辨证分型 近年来,部分学者根据该病的病程等发病规律,按照中医“同病异治”这一治疗原则进行分期辨证。如朱金华等[19]根据该病的临床症状、体征及X线表现等将其分为早期、中期、晚期3期辨证,认为早期病机主要是因肾气渐虚,精气血不足,髓海失充填,筋骨失于濡养,故膝关节隐隐作痛;中期乃因肝肾、气血进一步亏虚,并受风、寒、湿邪侵袭,导致筋络关节痹阻不通,故膝关节疼痛重着、屈伸障碍、且遇寒痛增、得热稍减,该期多属于肝肾亏虚、寒湿痹阻型;后期主要因肝肾亏损日久,气血不和,痰瘀凝滞经络, 正虚邪恋进而伤筋骨,致使筋伤骨损,表现膝关节持续性刺痛、痛点固定、并伴关节畸形、屈伸活动不利。陈成亮等[20]也主张该病分期辨证治疗。谈莹莹等[21]指出,早期多属寒湿痹阻型,中期多是痰瘀痹阻型,后期则两者兼顾,补肝肾、壮筋骨、祛风湿、通经活络为大法。 2.3 KOA的八纲辨证分型 八纲是从各种具体的证候的个体中总结、抽象出来的带有普遍规律的共性,它反映了祖国医学辨证思维的特点。八纲辨证即从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八纲来对疾病的病位、病势、虚实等进行分析辨别的辨证方法,是中医各种辨证的总纲。戴七一等[22]研究了KOA患者有关症状与临床辨证分型的关系,把该病分为虚证、实证及虚实夹杂。实证主要有湿热阻络型、寒湿阻络型、瘀血阻络型,虚证主要是肝肾两虚型以及虚实夹杂的混合型。李康[23]认为KOA属于中医学“痹证”范畴,致病之本为肝肾亏虚,精血不足,致使筋骨失养;其标为风寒湿痹阻,致使脉络不通。进而将该病分为2证5型,即实证:寒湿痹阻型、湿热阻络型、血瘀阻络型。虚证:精血亏虚型、肝肾亏虚型。邓运明[24]将本病分为风寒湿痹型、气滞血瘀型的实证以及肝肾亏虚型的虚证,并提出分别以蠲痹通络汤、活血舒筋汤、养筋壮骨汤加减治疗,在临床上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2.4 其 他 中医的辨证方法还有六经筋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多种辨证方法,但都以八纲辨证为基础。尤其是六经辨证法,它将外感疾病的演变情况根据疾病的证候属性,以阴阳为总纲分为2大类证。近年来,以黄旭东、李峰等[25-26]为代表将本病按六筋经辨证分为足太阳经筋型、足阳明经筋型、足三阴经筋型和足少阳经筋型。 3 KOA中医证型与现代医学认识相关性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医家对本病的病因病机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一部分医家对KOA的中医证候分布规律及其分型与现代医学的检查指标(如影像检查、病理、血清物等)之间的某些联系进行了一些研究。 3.1 中医证型与影像学的相关性 随着影像学的迅速发展,其在疾病诊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KOA的诊断中更是不可缺少。并且该病的中医证型分布与影像学有一定的相关性。金立昆等[27] 通过对骨科门诊78 例(108 膝)KOA患者的分析认为,该病中医辨证分型为肝肾不足、筋脉瘀滞型,脾肾两虚、湿注骨节型,肝肾亏虚、痰瘀交阻型 3种证型。并探索了KOA中医证型与X线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该病的中医证型分布规律与放射学表现有一定相关性,提出在胫骨髁间骨赘、外侧髌骨骨赘方面,表现为脾肾两虚、湿注骨节证最为严重,肝肾不足、筋脉瘀滞证其次,肝肾亏虚、痰瘀交阻证最轻,并进一步指出骨赘形成可以明显作为脾肾两虚型与湿注骨节型的辨证依据之一。戴七一等[28]研究KOA的中医证型与X线特征的关系,结果显示,混合型膝关节间隙变窄最多,肝肾两虚型、瘀血阻络型次之,湿热阻络型、寒湿阻络型则最为少见,此型多见于内侧区间隙变窄。孙钢[29]通过对该病中医分型与X线的研究,提出KOA分为风湿型、寒湿型与肝肾亏虚型3型,并提出“骨痹”辨证分型与影像学表现有相似之处。谢国平[30]提出该病中医证型分布中肝肾不足、筋脉瘀滞型较为多见,体重指数、身体肥胖情况、职业特点、关节液的颜色与KOA中医证型无明显相关性,并指出在X线分级方面,脾肾两虚、湿注骨节型和肝肾不足、筋脉瘀滞型多见于Ⅰ级和Ⅱ级,肝肾亏虚型、痰瘀交阻型则多见于Ⅲ级、Ⅳ级,肝肾不足、筋脉瘀滞型及脾肾两虚、湿注骨节型X线分级较肝肾亏虚、痰瘀交阻型症状较轻。 3.2 中医证型与病理分型的相关性 目前一部分学者认为KOA中医证型与病理之间有一定相关性。郑素明等[31]通过对该病患者进行关节镜技术治疗,并通过观察其关节镜下的病理表现,提出瘀血阻滞型的骨赘、关节积液情况比较严重,而肾虚髓亏型则以软骨退变为主要表现,此结果与该病“本虚标实”的发病机制相符合。陈文通[32]提出该病瘀血阻滞型患者可见游离体形成,并有较少的骨赘形成,而关节软骨的退变绝大多数为Ⅳ度,滑膜增生以 I度为主。 3.3 中医证型与基因蛋白组学相关性的研究 随着医学的发展,近年来部分学者探讨基因蛋白等现代检查指标与该病证型的相关性,试图为其辨证提供依据。谢国平[30]发现关节液中MMP-1/TIMP-1、 MMP-3/TIMP-l与膝骨关节炎中医辨证分型有一定相关性,可作为KOA肝肾亏虚、痰瘀交阻型的参考指标,为中医辨证分型提供客观依据。刘渊等[33] 提出在证型研究中,风寒湿痹型患者体内的CTX-Ⅱ低于气滞血瘀型和肝肾亏虚型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然而COMP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从而显示CTX-Ⅱ和COMP有可能为中医微观辨证提供客观依据。 4 讨 论 由于KOA患者临床表现复杂,且早期表现不典型,给中医辨证分型带来了不小的困难,造成了目前 KOA 的中医辨证不规范,以至于缺乏诊断标准、纳入标准,且临床分型标准不统一。目前关于KOA的中医证型分类只是流于一般的释病、立法及用药说理等,且频频涉及脏腑、气血、经络等,并没有体现病理实质。同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分析其原因可能与医者根据个人的临床经验提出了自己的中医证型分类法导致中医辨证分型比较混乱有关。其次,中医辨证分型受观察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可导致究结果的不一致。因此,使用规范、统一、充分反映疾病本质的中医证型分类法是研究中医“证”的关键点,所得的结果才有可比性。最后,探讨KOA的中医证型分布规律以及与现代医学检查相关性方面研究的文章不多,目前还没有详细的论述。在探索两者结合的道路上,我们的目标是寻求一些定性、定量的客观性指标,把合理的中医辨证体系更加丰富化,进而制订统一的辨证分型。而不是把其转化为别的体系,甚至纳入到西医体系。 中医与西医论文:93例中西医结合治疗与中医治疗2型糖尿病疗效分析 【摘要】目的谈论并比较中西医结合治疗与中医治疗2型糖尿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在2005年1月至2008年1月期间来我院就诊的93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按随机原则,将全部患者分为中医治疗组39例与中西医结合治疗组54例,分别对两组患者采用中医中药治疗法与中西医结合治疗法,比较两组治疗后的临床疗效。结果两组疗效比较结果表明,中医治疗组治疗后的总有效率为69.21%,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治疗后的总有效率达88.92%,两组疗效差异显著。 【关键词】中医;中西医结合;2型糖尿病;疗效 糖尿病(sugar diabetes)是一组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和胰岛素作用障碍所致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临床表现为三多一少症状,即多尿、多饮、多食和消瘦[1]。持续高血糖与长期代谢紊乱等可导致全身组织器官,特别是眼、肾、心血管及神经系统的损害及其功能障碍和衰竭。严重者可引起失水,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平衡失调等急性并发症(酮症酸中毒和高渗昏迷)。糖尿病在中医理论中被称为“消渴”证,病理上燥热为标,阴虚为本,并发症多见高血压、心肌梗死、白内障、痈疽等。本文对在2005年1月至2008年1月期间来我院就诊的93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通过对比中医与中西医结合治疗2型糖尿病的临床疗效,探讨并筛选出更优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 1资料 选择在2005年1月至2008年1月期间来我院就诊的93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其中包括50例男性患者,43例女性患者,按随机原则,将全部患者分为中医治疗组39例,其中男性21例,女性18例,平均年龄(52.4±9.4)岁,平均病程为(4.6±2.8)年。与中西医结合治疗组54例,其中男性22例,女性21例,年龄(52.6±9.6)岁,平均病程为(4.4±2.3)年。全部患者均存在以下不同程度的临床症状及并发症:多尿、多饮、多食、乏力;眼底动脉硬化、视网膜病变、高血压、末梢神经病变等。餐后血糖浓度检测情况:按照各组患者血糖浓度检测结果将两组又分别分为低血糖组、中血糖组、高血糖组,血糖浓度范围分别为7.7-12.9mmol/L、13.1-19.0mmol/L、19.1mmol/L以上。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上差异无显著性,故临床疗效具有可比性。 2方法 2.1治疗方法[2]对于中医治疗组的患者,主要采用中医中药治疗方法,中药主要采用黄芪、丹参、茯苓、生地、山药等。中医方法主要为针灸治疗法,针灸的穴位包括:肝俞、胃俞、胰俞、肾俞等。对于并发轻微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配风池、内关、百会、太冲穴,对于并发轻微周围神经炎的患者,上肢加八邪,下肢加阳陵泉、三阴交、足三里。15天为一个疗程,两个疗程为一个治疗周期。中医治疗组中有31例患者同时采用中药配合针灸治疗。对于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的患者,除采用以上中医治疗方法以外,还结合西医疗法,即采用口服降糖西药格列齐特片80-240mg/天。 2.2疗效评价方法全部患者的疗效评价方法参照中国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制定的《糖尿病中医分期辨证与疗效评定参考标准》[3]。疗效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痊愈、显效、有效和无效。痊愈的标准是空腹或饭后尿糖检测显示阴性,空腹血糖浓度低于6.6mmol/L,无糖尿病的相关临床症状,体重在正常值范围;显效的标准是:24h尿糖定量低于10g或24h尿糖定量较治疗前降低超过30%,空腹血糖浓度低于7.2mmol/L,餐后2h的血糖浓度低于8.3mmol/L,糖尿病的相关症状基本消失。有效的标准是:24h尿糖定量在10至25g之间或24h尿糖定量较治疗前降低在10%-29%之间,糖尿病的相关症状明显改善,空腹血糖浓度低于8.4mmol/L,餐后2h血糖浓度低于10mmol/L。无效的标准是:治疗后血糖、尿糖浓度均未改善。 4讨论 目前,糖尿病已称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癌症的常见病,并且其中2型糖尿病患者所占比例远远高于1型糖尿病患者,约占全部糖尿病患者数的95%[4-5]。在糖尿病的治疗方面,中、西医有着不同的观念,但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若将两种治疗观念结合起来共同治疗糖尿病,会得到更加乐观的疗效,由本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2型糖尿病的疗效明显优于单纯采用中医治疗,值得临床推广。 中医与西医论文:中医院校西医学教学难点与对策探讨 【摘要】由于中医院校与西医院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不同,西医学教学受到内容过多和学时有限以及学生学习目标、兴趣乃至学科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困扰,在教学实践中通过介绍两种学科的差别和各自的优势特点,改变学生认知方法,激发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效率和内驱力;重点突出西医学迅猛的发展与创新,提纲挈领地介绍西医诊断治疗技术,加强形象思维训练,注重功能模拟、直观教学以及教学的艺术性,增强学生感性认识,并在实践中理解西医学,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西医教学;教学方法 在我国,中医学的高等教育已经有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并且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其所寄予中医学的希望也逐渐提高,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医学已经逐渐显现出一些局限性。与此同时西医学经历了百年的磨合及发展后,逐渐与现代科技有了完美的结合,所以中医学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中医、西医院校中,其在教学目标方面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教授的内容、形式便有所不同,对于中医院校来说,如何对西医学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教学质量,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内容,本文便针对这一问题做出如下探讨。 1 西医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分析 在对西医学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多存在着以下一些较为常见的问题,比如在学生学习方面,对于西医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解与认识方面便存在着一些难点,因为目前教学多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学生在学习目的方面便存在误区,所以学习热情较低;而在教师方面,则存折教学的内容及课时相对较少,教学方式、手段相对较为落后的缺点。具体表现为: 1.1 教材落后 在教学教材方面,其编写较为落后,尤其是在西医的进展、疾病的治疗进展及产生机制等方面相对落后,同时因为中医院校中的教学教材多是根据西医教材进行编写的,所以教学内容便无创新点、无突出特点,过于陈旧,难以和临床治疗的发展现状相结合,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直至学业结束,仍无法完全了解所学专业的发展及特点等。 1.2 课时少 在中医院校中的西医教学,课时相对较少。一般情况下若对西医内科进行系统的讲解教学,那么两个学期加起来至少需要550课时,但是在中医院校中此学科却只排了90课时,这便导致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只能挑选一下较为重要的疾病进行重点讲解。但是由于西医的实践性较强,课时较少的化便难以将实践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便导致学生在实践方面与临床现状严重脱节,使其在实际操作中,能力较低。同时由于单纯讲解理论知识,无实践课程配合,课程则较为难以,在学生难以理解的情况下,更加缺乏趣味性,使得课堂效率较差,使得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 1.3 思维方式存在差异性 两者的产生有所差异,促进现代医学产生的是近代资本主义,促进中医学产生的是古代文学、哲学及天文学等,所以两者在根本上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理论体系方面便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存在。对于中医院校的学生来说,在西医课程开设前,其所学习的课程便是以中医为主的,所以开始学习西医学后,难免会使用一些中医观点来学习,但是由于两者之间难以完全对应,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脱节现象[1]。 2 改进中医院校中西医学教学的措施 2.1 加强西医教材的规范性 在中医院校中,对西医学教学进行改进,那么必定要对其教材内容进行规范,因为其属于进行有效的教学的首要条件,对于教学质量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目前多数中医院校西医教学所使用的教材都较为陈旧,且具有不同的版本,导致教师在教学、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难以适从。所以一定要对教学教材进行整合规范,使其在保留中医院校特色的前提下,和西医临床现状、西医院校教材靠近结合,在内容上更加新颖与贴合实际,使学生学到的知识可有效运用到临床实践中。 2.2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对于任何学科来说,若要进行有效教学那么必须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兴趣可谓是最好的老师,其可带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课堂效率;同时在学生学习兴趣高的前提下,还可对其潜能进行开发,使其能够在后期的临床工作中,均有踏实的实践基础与理论知识。 2.3 中西适中汇参 中医院校中,在开设西医课程前,学生必定已受到了一些中医课程的影响,存在的一些中医理念与固有的思想模式,所以在进行西医教学的过程中,可讲中、西医知识汇总参半进行教学。即对中医学的治疗效果有所认同,又可明确西医学治疗方面的有点,两者综合使用,如对脑出血、急性胰腺炎患者进行治疗时,便可中西医辩证治疗,两者结合发挥各自优势,达到相辅相成。 2.4 加强实践教学与示教,促进感性认识 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尽量增加见习性示教,重视实践教学,所以教学内容中应对以上因素进行考虑,教学时尽量将重复内容整合、归纳及适当删除,以便增加单个课时有效率,同时在示教时可将一些较为直观的内容加入,比如针对视、触、叩、听、嗅等部分内容的教学,便可将纸上谈兵变为临床实践教学或病例示教,然后教师在对知识进行归纳与总结,引导学生将其与理论知识有效结合,将所学到的知识更加形象化、深刻的记住。但是在示教教学时,定要做好充分的课程准备,在典型病例的选择方面,尽量贴合实际,并可与先进的信息技术教学结合,提高教学质量。 3 展 望 近年来,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更新,各个学科知识交叉融合的趋势也在日益突出。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健康观念的转变,对中医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上述教学模式改革措施,不仅有效节省了教学时间,减轻了学生负担,而且增加了学生学习西医的兴趣,充分提高了教学质量。总之,西医内科学教学在中医院校教学中占一定比例,怎样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更好地掌握西医内科学理论知识,是每一个西医教师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教师应尽的责任。 中医与西医论文:中医辩证与西医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的疗效对比分析 [摘 要] 目的:对比分析中医辩证方法与西医方法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的疗效。方法:将95例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包括患者43例,我们给予中医辩证方法治疗;对照组包括患者42例,我们给予西医方法治疗。现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结果:观察组的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医辩证方法是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的有效方法之一。 [关键词] 中医辩证方法;西医方法;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慢性支气管炎是由于感染或非感染因素引起气管、支气管粘膜及其周围组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1]。慢性支气管炎如不及时控制,易合并为肺气肿,严重影响着患者的心身健康。目前,中医辩证方法、西医方法是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的常用方法,本研究即对比分析上述两种方法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95例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慢性支气管炎以及肺气肿的诊断标准[2],包括男性54例,女性41例;年龄46~75岁,平均(59.2±5.8)岁;病程3~15年,平均(8.3±2.5)年。将上述患者随机分为2组,观察组包括患者43例,对照组包括患者42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法 观察组接受中医辩证治疗,基础治疗方为厚朴麻黄汤:小麦15g,麻黄12g,厚朴10g,五味子10g,杏仁10g,半夏10g,石膏10g,细辛6g,甘草6g。此外,我们再根据患者的临床症候加减,①痰多汗出,舌苔黄腻,脉濡数:加佩兰10g,砂仁10g;②寒痰较重:减石膏,加干姜10g;③咳甚:加枇杷叶10g,金银花10g,浙贝母10g;④外寒内热,口渴心烦:加黄芩10g,桑白皮10g;⑤夹瘀:加地龙10g,川芎10g;⑥胸满气急:加白芥子10g,莱菔子10g,苏子10g;⑦久病脾虚:加炙甘草15g,党参10g,白术10g。按上述药方以水煎服,每日1剂,分2次服用,连续服用10d为一疗程。对照组接受西医方法治疗,治疗原则包括控制感染、镇咳祛痰、平喘解痉等[3];控制感染主要以大环内酯类、喹诺酮类抗生素治疗,病情较轻时口服,病情较严重时静脉滴注;镇咳祛痰主要以复方氯化铵合剂、急支糖浆治疗;平喘解痉主要以氨茶碱口服或沙丁胺醇雾化吸入。 1.3疗效评价标准[4] 治愈:症状消失,1年以上无复发。有效:症状明显减轻或发作频率减少。无效:症状无明显改善,或症状稍改善但在停药后即复发。 1.4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治疗效果的比较采用结果变量为有序变量的单向有序R×C列联表资料的秩和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结果见表1。 3 讨论 慢性支气管炎易并发肺气肿,其主要机制如下[5~6]:①慢性支气管炎导致呼吸道管腔出现不同程度的狭窄,此时吸气气体易于进入肺泡,但是在呼气时由于胸膜腔内压增加使气管完全闭塞,残留在肺泡的气体过多。②支气管慢性炎症可以破坏小气道的管壁软骨,使其失去正常的支架作用,吸气时气体尚能进入肺泡,但在呼气时支气管过度缩小甚至闭塞,阻碍气体排出,肺泡内集聚了大量气体。③慢性支气管炎使患者的白细胞、巨噬细胞释放的蛋白分解酶增加,损失肺泡壁和肺组织,导致多个肺泡融合形成肺大泡。④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肺泡壁毛细血管受压,血供减少,肺组织营养不良,导致肺泡壁弹性减退。⑤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多为吸烟者,烟草中的某些成分可使中性粒细胞释放弹性蛋白酶,后者可以分解弹力纤维,造成肺气肿病变。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后,病情还可以继续进展,导致肺源性心脏病的发生。针对上述机制,西医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患者的原则主要为控制感染、镇咳祛痰、平喘解痉等。而中医学认为,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与肝、肾、肺、脾等重要脏器功能失调有关,风寒等外邪是导致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或加重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医治疗该病的原则主要为扶正固本、健脾补肾、调节机体虚实失衡。 在本研究中,我们给予观察组患者中医辩证个体化治疗,给予对照组患者西医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主要与中医辩证的个体化治疗密切相关。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多属邪实正需,因此在中医辩证治疗方法上应侧重于扶正补虚,去邪止咳[7]。首先,本研究采用的厚朴麻黄汤中的麻黄、杏仁、厚朴具有燥湿消痰、宣肺理气降逆之功效;细辛具有祛风散寒、温肺化饮、通窍止痛之功效;五味子具有敛肺滋肾、生津收汗、涩精之功效;半夏、甘草具有补脾益气、祛痰止咳、清热解毒、调和诸药之功效。其次,我们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再给予其加减治疗,如痰多汗出,舌苔黄腻,脉濡数的患者加用佩兰、砂仁;久病脾虚的患者加用炙甘草、党参、白术;外寒内热,口渴心烦的患者加用黄芩、桑白皮等。基本方与加减药物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时相辅相佐,以达到治疗该病的目的。最后,在中医辩证治疗期间,我们嘱患者饮食宜清淡,忌食辛辣、过咸的食物,以辅助上述药物达到最大治疗效果。综上所述,中医辩证方法是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的有效方法之一。 中医与西医论文:新形势下中医药院校中西医临床专业学生的就业瓶颈与对策 【摘要】 我国大学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演变成一个不争的事实,且有可能存在越来越难的发展趋势,中西医临床专业也难逃这种命运。这种局面的出现既和国外金融危机、国内外经济形势、扩大招生、就业市场疲软、就业政策等诸多因素有关,也和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本身有关,更和当今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滞后有关。针对这一就业现象,我们就某高等中医药院校中西医临床专业近三届的毕业生校进行了专题调研,此次调查,我们通过网络追踪回访和现场分发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2006届毕业生采取网上追踪回访(发网上调查问卷30份,实际收回20份),即将毕业的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2009届采取现场分发调查问卷形式(共发放调查问卷110份,实际收回100份)。本次调查旨在通过对大学生就业期望值与实际就业的相关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为教学改革、专业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就业工作提供现实依据与对策研究依据。 【关键词】 中医药院校;中西医临床;就业瓶颈 1 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近三届(06届、07届、08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从上表可以明显的看出,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近三年的平均就业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1 学生的就业期望值过高,不愿意到基层医院就业。 1.2 中西医结合性的就业岗位较少,而学生毕业人数却逐年增多。 1.3 国家和地方经济状况的影响。 1.4 其他社会因素也会影响学生的就业率。 2 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近三届毕业生的相关情况 2.1 对目前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满意度。从上表可以明显的看出,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2006届毕业生对自己工作比较满意的占52.9%,不满意的占41.2%,极不满意占5.9%,但满意的却没有。根据当时毕业率和现在对工作的满意度测评,可以推测得知,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2006届毕业生现在基本找到了工作,但满意度却不尽人意。 2.2 对目前影响就业的因素的看法。从上表可以明显的看出,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2006届毕业生认为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国家的相关政策和目前的社会现实,其次是学生的个人能力和学校的知名度,最后才是专业需求和英语等证书。由此可见,要促进学生就业,国家和地区必须采取相关政策,同时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全面发展,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锤炼自己的各种能力。 2.3 对就业能力因素的调查。从上表可以明显的看出,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2006届毕业生认为反映就业能力的主要因素首先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其次为专业理论成绩和面试技巧等。这就告诉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必须进行教学改革,增加实践课时以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也要要求学生在学习的同时逐步锻炼面试的技巧,相关部门要相应的开展就业指导工作。 2.4 目前就业存在哪些问题时,学生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好多单位重视学历,轻视学生的能力;②社会就业风气不太好,好多单位接收毕业生都靠关系,走后门;③医学专业的专业性太强,就业面狭窄;④目前就业岗位少,而毕业的学生人数又多,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⑤多数学生反映目前就业机会不平等;⑥多数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较差。 2.5 调查目前促进就业的途径和措施时,学生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①适度控制招生规模,积极探索本硕连读,实施精英教育;②学校根据社会需求相应调整招生专业的方向;③在校期间加强对学生的基本能力和综合素质(人际交往能力、职业素养等)的培养;④鼓励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既可以了解社会,也能增长见识和才能;⑤教学中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⑥鼓励学生降低择业标准,到基层就业;⑦希望学生主动适应市场经济,转变观念,自主创业。 2.6 在求职中最困扰学生的问题。从上表得知,困扰学生就业的问题中,首先是学生缺乏工作经验,与用人单位的要求不符合,其次是学校的就业指导不够,再次是个人能力不足、求职方法技巧欠缺和用人单位用人选拔不公平。这就要求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加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加强学生实习的力度和质量,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完善就业体制机制。 2.7 求职中遇到的与自身能力相关的主要问题。从下表得知,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深感人际交往能力的不足,专业能力不够稳固是主要问题,外语能力、自我表达能力及环境适应能力是次要问题,这就提醒我们在以后的学生管理中,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让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逐渐加强。也要求学生在校期间一定要打好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在此前提下也要加强外语、计算机的学习以及口头表达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培养。 2.8 认为就业市场对自己在学院所学专业的需求如何。由表可见,大多数学生认为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的市场需求很少,这与当前的就业实际相符,主要原因可能是社会的认同感较低,对该专业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再次就是与甘肃省当前的医学就业状况有关。 2.9 在学院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就业市场的需求是否相符。由表可见,大多数学生认为在学院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就业市场的需求较不相符,完全相符的比例最低,这就提示我们以后要根据社会需求相应的调整专业结构。 3 调查结果呈现出的几个现象 3.1 多数学生对就业有了新的认识,就业期望值趋向现实。先就业后择业成为第一选择,大学生在职业取向方面优先考虑的前三项是“先就业后择业”、“先择业后就业”、“继续深造”,它们分别为41.76%、28.57%、27.84%。就业态度的变化,能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市场上人才供给的情况。当前,在大学生就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先就业再择业”的态度成了多数毕业生的首选,这一方面说明毕业生的就业心态有了很大程度的转变,趋于现实。调查显示,在面对就业压力时,多数学生表现出特有的自信与成熟。在此问题的选择中,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继续深造”,这一选项占27.84%,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希望继续深造学习,而且此风近年经久不衰,且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一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影响和人才素质要求的提高;二是就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优越的岗位和职业需要更优秀的高层次人才;三是心理因素,大部分学生认为就业是人生的一次历练而且通过求职使得自己更为成熟、使得自自己的生活态度更为积极,这是非常好的心理素质。 也有的大学生是为了减轻对自己的就业压力,回避及时就业。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其优劣何在?其优在于能够缓解一定的就业压力,促进人才素质的提高,改善我国人才结构,增强我国高级人才的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其劣是反映出我们的大学生在心理素质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就业承受力不够,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选择了回避的方式,职业期望趋于“非风险化”。由此可见,高校加强就业指导和就业心理辅导工作是必要的。 3.2 影响学生择业就业的因素突出。 3.2.1 多数学生对职业价值标准上,把 “解决户口问题”、“工作稳定”作为重点考虑对象。两项占的比例分别为45%、40%,考虑工资福利待遇等因素次之 , 这与当前社会现状和学生就业实际基本一致,即考虑找到一份工作,并希望能够长期稳定。调查显示,学生的就业除了对稳定因素首选考虑外,在人生价值观中突出个人因素。考虑个人因素较多,考虑社会需要较少,在实现自我价值时,主要强调的是“自我”而非“社会”,只求稳定不求开拓创新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3.2.2 在就业过程中,大多数学生认为“经验及实践能力”为最重要的因素。而“学历”、“毕业院校或专业”则各占10.48%、10.34%。选择因素均与大学生自身有关,这说明毕业生对自己在高校所学知识和技能缺乏自信,对自己职业素质能否符合单位要求缺乏信心,同时也说明毕业生对高校的教育内容缺乏自信。这可能与用人单位在招聘时的要求有关。 3.2.3 多数学生对就业素质的评价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比较清楚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有半数以上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实践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处于劣势状态,在学生认为自己最缺乏的素质方面的调查中, “实践操作能力”、“专业知识与技能”被纳入了前两项的的选择。其总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知识更新迅速,学习越来越深,越来越广,这样所要求的职业素质也越来越综合;另-方面学校的教育引导比较滞后,教育的知识结构不太合理,使大学毕业生在临近就业时就普遍感到有压力和存在诸多不适应,对自己所学习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缺乏自信。第三方面就是学生勇于挑战的心理素质还不够成熟。 4 建议及措施 4.1单独成立就业指导机构,专门组织一套班子和人马进行学院的就业指导工作。 4.2 从低年级开始,在形势与政策课中加大就业指导课的比例,或单独开设就业指导课,以加强就业指导工作。 4.3 树立全员参与就业指导工作的理念。就业不仅是管理工作者的事,也是广大教师的事。建议学院出台相关措施和办法,明确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教书育人,也要授技与人,指导就业。在授课计划中要有适当的就业指导的内容。 4.4 尽快建立健全完善我院大学生就业服务导航体系,并将导航体系覆盖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目前大部分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仍然主要面对毕业班,但此时他们大多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就业指导工作亟待从毕业班向低年级学生辐射,贯穿大学教育的全过程。具体来说,就业成才导航体系应该涵盖到专业知识和技能导航,如学习方法指导、新思想新观念介绍、个人完善知识结构、健康成才等帮助;通过实施结对服务、心理指南、交流讨论,对大学生在就业求知和个人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理困惑等进行必要的干预,帮助他们解疑释惑,排忧解难。 4.5 继续完善就业制度,采取更为灵活多变的方式促进就业建立健全和完善就业工作制度、高职教师,处级干部联系班级指导就业制度、《就业工作手册》制度和就业信息制度等,建立毕业生就业信息短信平台、就业指导网站、择业意向登记、电话登记、班级QQ群、未就业毕业生求职意向登记、班级校友录等种种措施推进就业工作。同时尽可能邀请相关医院领导来我院开展座谈会或举办大型人才洽谈会,了解用人单位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有的放矢,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院系两级领导也尽可能走出校园,深入医院进行调研,了解就业空间和用人单位的需求。 4.6 引导和鼓励学生转变就业观念,降低就业期望值到基层就业。为促进毕业生就业,我们要积极引导毕业生面向基层工作,积极组织毕业生参加各种就业项目,如“乡镇医生”,“村官”,“西部计划”,“特岗教师”以及“三支一扶”、“进村进社”等就业项目,促进他们早日就业。 中医与西医论文:新形势下中医药院校中西医临床专业学生的就业瓶颈与对策 【摘要】 我国大学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演变成一个不争的事实,且有可能存在越来越难的发展趋势,中西医临床专业也难逃这种命运。这种局面的出现既和国外金融危机、国内外经济形势、扩大招生、就业市场疲软、就业政策等诸多因素有关,也和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本身有关,更和当今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滞后有关。针对这一就业现象,我们就某高等中医药院校中西医临床专业近三届的毕业生校进行了专题调研,此次调查,我们通过网络追踪回访和现场分发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2006届毕业生采取网上追踪回访(发网上调查问卷30份,实际收回20份),即将毕业的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2009届采取现场分发调查问卷形式(共发放调查问卷110份,实际收回100份)。本次调查旨在通过对大学生就业期望值与实际就业的相关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为教学改革、专业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就业工作提供现实依据与对策研究依据。 【关键词】 中医药院校;中西医临床;就业瓶颈 1 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近三届(06届、07届、08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从上表可以明显的看出,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近三年的平均就业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1 学生的就业期望值过高,不愿意到基层医院就业。 1.2 中西医结合性的就业岗位较少,而学生毕业人数却逐年增多。 1.3 国家和地方经济状况的影响。 1.4 其他社会因素也会影响学生的就业率。 2 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近三届毕业生的相关情况 2.1 对目前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满意度。从上表可以明显的看出,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2006届毕业生对自己工作比较满意的占52.9%,不满意的占41.2%,极不满意占5.9%,但满意的却没有。根据当时毕业率和现在对工作的满意度测评,可以推测得知,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2006届毕业生现在基本找到了工作,但满意度却不尽人意。 2.2 对目前影响就业的因素的看法。从上表可以明显的看出,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2006届毕业生认为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国家的相关政策和目前的社会现实,其次是学生的个人能力和学校的知名度,最后才是专业需求和英语等证书。由此可见,要促进学生就业,国家和地区必须采取相关政策,同时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全面发展,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锤炼自己的各种能力。 2.3 对就业能力因素的调查。从上表可以明显的看出,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2006届毕业生认为反映就业能力的主要因素首先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其次为专业理论成绩和面试技巧等。这就告诉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必须进行教学改革,增加实践课时以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也要要求学生在学习的同时逐步锻炼面试的技巧,相关部门要相应的开展就业指导工作。 2.4 目前就业存在哪些问题时,学生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好多单位重视学历,轻视学生的能力;②社会就业风气不太好,好多单位接收毕业生都靠关系,走后门;③医学专业的专业性太强,就业面狭窄;④目前就业岗位少,而毕业的学生人数又多,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⑤多数学生反映目前就业机会不平等;⑥多数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较差。 2.5 调查目前促进就业的途径和措施时,学生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①适度控制招生规模,积极探索本硕连读,实施精英教育;②学校根据社会需求相应调整招生专业的方向;③在校期间加强对学生的基本能力和综合素质(人际交往能力、职业素养等)的培养;④鼓励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既可以了解社会,也能增长见识和才能;⑤教学中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⑥鼓励学生降低择业标准,到基层就业;⑦希望学生主动适应市场经济,转变观念,自主创业。 2.6 在求职中最困扰学生的问题。从上表得知,困扰学生就业的问题中,首先是学生缺乏工作经验,与用人单位的要求不符合,其次是学校的就业指导不够,再次是个人能力不足、求职方法技巧欠缺和用人单位用人选拔不公平。这就要求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加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加强学生实习的力度和质量,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完善就业体制机制。 2.7 求职中遇到的与自身能力相关的主要问题。从下表得知,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深感人际交往能力的不足,专业能力不够稳固是主要问题,外语能力、自我表达能力及环境适应能力是次要问题,这就提醒我们在以后的学生管理中,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让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逐渐加强。也要求学生在校期间一定要打好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在此前提下也要加强外语、计算机的学习以及口头表达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培养。 2.8 认为就业市场对自己在学院所学专业的需求如何。由表可见,大多数学生认为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的市场需求很少,这与当前的就业实际相符,主要原因可能是社会的认同感较低,对该专业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再次就是与甘肃省当前的医学就业状况有关。 2.9 在学院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就业市场的需求是否相符。由表可见,大多数学生认为在学院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就业市场的需求较不相符,完全相符的比例最低,这就提示我们以后要根据社会需求相应的调整专业结构。 3 调查结果呈现出的几个现象 3.1 多数学生对就业有了新的认识,就业期望值趋向现实。先就业后择业成为第一选择,大学生在职业取向方面优先考虑的前三项是“先就业后择业”、“先择业后就业”、“继续深造”,它们分别为41.76%、28.57%、27.84%。就业态度的变化,能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市场上人才供给的情况。当前,在大学生就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先就业再择业”的态度成了多数毕业生的首选,这一方面说明毕业生的就业心态有了很大程度的转变,趋于现实。调查显示,在面对就业压力时,多数学生表现出特有的自信与成熟。在此问题的选择中,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继续深造”,这一选项占27.84%,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希望继续深造学习,而且此风近年经久不衰,且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一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影响和人才素质要求的提高;二是就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优越的岗位和职业需要更优秀的高层次人才;三是心理因素,大部分学生认为就业是人生的一次历练而且通过求职使得自己更为成熟、使得自自己的生活态度更为积极,这是非常好的心理素质。 也有的大学生是为了减轻对自己的就业压力,回避及时就业。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其优劣何在?其优在于能够缓解一定的就业压力,促进人才素质的提高,改善我国人才结构,增强我国高级人才的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其劣是反映出我们的大学生在心理素质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就业承受力不够,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选择了回避的方式,职业期望趋于“非风险化”。由此可见,高校加强就业指导和就业心理辅导工作是必要的。 3.2 影响学生择业就业的因素突出。 3.2.1 多数学生对职业价值标准上,把 “解决户口问题”、“工作稳定”作为重点考虑对象。两项占的比例分别为45%、40%,考虑工资福利待遇等因素次之 , 这与当前社会现状和学生就业实际基本一致,即考虑找到一份工作,并希望能够长期稳定。调查显示,学生的就业除了对稳定因素首选考虑外,在人生价值观中突出个人因素。考虑个人因素较多,考虑社会需要较少,在实现自我价值时,主要强调的是“自我”而非“社会”,只求稳定不求开拓创新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3.2.2 在就业过程中,大多数学生认为“经验及实践能力”为最重要的因素。而“学历”、“毕业院校或专业”则各占10.48%、10.34%。选择因素均与大学生自身有关,这说明毕业生对自己在高校所学知识和技能缺乏自信,对自己职业素质能否符合单位要求缺乏信心,同时也说明毕业生对高校的教育内容缺乏自信。这可能与用人单位在招聘时的要求有关。 3.2.3 多数学生对就业素质的评价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比较清楚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有半数以上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实践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处于劣势状态,在学生认为自己最缺乏的素质方面的调查中, “实践操作能力”、“专业知识与技能”被纳入了前两项的的选择。其总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知识更新迅速,学习越来越深,越来越广,这样所要求的职业素质也越来越综合;另-方面学校的教育引导比较滞后,教育的知识结构不太合理,使大学毕业生在临近就业时就普遍感到有压力和存在诸多不适应,对自己所学习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缺乏自信。第三方面就是学生勇于挑战的心理素质还不够成熟。 4 建议及措施 4.1单独成立就业指导机构,专门组织一套班子和人马进行学院的就业指导工作。 4.2 从低年级开始,在形势与政策课中加大就业指导课的比例,或单独开设就业指导课,以加强就业指导工作。 4.3 树立全员参与就业指导工作的理念。就业不仅是管理工作者的事,也是广大教师的事。建议学院出台相关措施和办法,明确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教书育人,也要授技与人,指导就业。在授课计划中要有适当的就业指导的内容。 4.4 尽快建立健全完善我院大学生就业服务导航体系,并将导航体系覆盖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目前大部分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仍然主要面对毕业班,但此时他们大多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就业指导工作亟待从毕业班向低年级学生辐射,贯穿大学教育的全过程。具体来说,就业成才导航体系应该涵盖到专业知识和技能导航,如学习方法指导、新思想新观念介绍、个人完善知识结构、健康成才等帮助;通过实施结对服务、心理指南、交流讨论,对大学生在就业求知和个人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理困惑等进行必要的干预,帮助他们解疑释惑,排忧解难。 4.5 继续完善就业制度,采取更为灵活多变的方式促进就业建立健全和完善就业工作制度、高职教师,处级干部联系班级指导就业制度、《就业工作手册》制度和就业信息制度等,建立毕业生就业信息短信平台、就业指导网站、择业意向登记、电话登记、班级QQ群、未就业毕业生求职意向登记、班级校友录等种种措施推进就业工作。同时尽可能邀请相关医院领导来我院开展座谈会或举办大型人才洽谈会,了解用人单位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有的放矢,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院系两级领导也尽可能走出校园,深入医院进行调研,了解就业空间和用人单位的需求。 4.6 引导和鼓励学生转变就业观念,降低就业期望值到基层就业。为促进毕业生就业,我们要积极引导毕业生面向基层工作,积极组织毕业生参加各种就业项目,如“乡镇医生”,“村官”,“西部计划”,“特岗教师”以及“三支一扶”、“进村进社”等就业项目,促进他们早日就业。
中医论文范文:谈中医护理在医院管控中的效益 在各科室按照中医辨证施护病种和中医护理操作技术项目达到护理部要求的前提下,科室将每月中医特色护理开展情况上报护理部,经核实统计后上报院部,院部根据科室住院病人床位使用情况,按特色操作的收入予以一定比例奖励科室护理人员,调动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中医特色护理的开展。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护理部制定了护理部临床护士全员培训计划、科内培训计划、院内护士针推科轮转计划、外出进修学习计划等,以确保各项培训制度的落实。制定护理人员培训目标要求护理人员接受系统中医知识与技能培训,非中医护理专业护士三年内接受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岗位培训时间≥100学时,中医护理培训人数达到医院护理人员总数的70%以上。各临床科室开展中医单病种≥2项,开展中医护理特色操作项目≥3项。要求中医护理操作开展项目尽量和单病种相关联。全院护士中医基本理论考核通过率达100%,中医护理操作技能考核成绩≥90分。院内培训(1)护理部理论培训。护理部基本理论和技能培训做到一线护理人员全员参与,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的方法。集中学习后,护理部上网下载专题学习资料下发到科室,课后出思考题,由护士长督促学习、提问,使护理人员巩固所学知识。2010年上半年,院部订购本科教科书《中医护理学》[2],人手一册,开设中医护理基础理论学习班,邀请院内主任中医师、针推科主任等给护理人员进行系统的中医基础理论授课。全院临床护理人员怀着极大的热情,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听课,4~6月两个月的时间共完成了38次、72学时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并进行了四次阶段性的理论知识考试、一次综合性的中医理论考试。素日里,护理部每月组织1次中医护理知识专题讲座,护理部每半年对全院护理人员进行中医知识考试,对不合格人员进行补考,直至考核合格。(2)护理部技能培训。根据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检查评估细则,并结合本院实际工作情况选定了穴位注射、穴位按摩、耳穴压豆、艾条灸等共4项中医传统技术操作作为培训内容。护理部组织护士长、护理骨干外出短期培训、参观学习、观摩,护理部要求外出学习、进修回院的人员写学习体会,在护理人员中进行针对性的护理业务讲座,并制定在科室开展工作的计划。护理部定时督查,以点带面,带动其它科室中医护理操作新项目的开展。 评价指标理论水平 以本科教材《中医护理学》[2]等考试成绩为指标,技术水平以《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范》[3]技能考核成绩为指标,护理质量检查成绩以每季中医护理质量检查得分作为指标。提高了护士学习中医知识的兴趣系统的中医护理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使全院护理人员对中医知识的学习产生了兴趣,促进了护理人员中医知识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2009年10月呼吸内科护理单元被评为全国中医特色护理优秀科室;2010年10妇产科护理单元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二届全国护理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至2010年10月全院有66人取得丽水市中医药学会和丽水市中医院联合举办的中医基础理论和技能培训合格证书,有125人3年内接受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岗位培训时间≥100学时。2011年10月在浙江省中医医院“三级乙等”等级评审中我院的中医特色护理得到好评。护士的中医理论、技术操作成绩有大幅度提高,中医基础理论成绩、考核技能成绩,活动前后成绩比较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显着意义(P 讨论 根据科室的实际情况带动各护理单元中医特色护理工作的开展。经过3年的系统培训,中医特色操作开展项目从4项增加到12项,开展次数从186人次到10385人次,取得如此大的进步,得益于系统的中医护理培训。促进中医护理操作技能的临床应用对护理人员进行基础理论、技能应用的系统培训,护士的中医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明显提高,为临床护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大大提高了护士工作能力,增强了自信心,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加上医院给予合适的奖励机制相结合,进一步促进了中医护理技术的开展。中医护理技能如拔罐、熏洗、敷贴、耳穴压豆等方面,具有操作方便、使用器具简单、适用范围广和见效快的特点[4]。在本院住院的老年病、常见病,及需长期治疗患者的治疗中有着积极作用,病人乐于接受。由于效果明显,提高了住院病人的满意度,同时促进了中医护理技术的临床应用。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学中的对身体素质 1体质与病因 中医病因学对体质决定某种致病因素和某些疾病的易感性和耐受性这一现象早有认识,所谓"同气相求" 之说,指的就是不同体质对某些病因和疾病有着特殊易感性,如偏阳质者易感受风、暑、热之邪而耐寒;偏阴质者易感受寒湿之邪而耐热;肥人多痰湿,善病中风;瘦人多火,易得痨嗽;年老肾衰,多病痰饮咳喘;小儿气血未充,稚阴稚阳之体,常易感受外邪或因饮食所伤而发病。脏气偏聚盈虚的改变,形成体内情感好发的潜在环境,使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性增强,使情志症状的产生有一定的选择性和倾向性。如《素问·宣明五气篇》指出:"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凡此种种,均说明了体质的偏颇是造成机体易于感受某病的根本原因。 2体质与发病 中医学认为,正气虚是形成疾病的内在根据,而邪气只是疾病形成的外在条件。疾病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正气的盛衰,而体质正是正气盛衰偏颇的反映。邪之所客必因正气之虚。正气虚,则邪乘虚而人;正气实,则邪无自人之理。正气决定于体质,体质的强弱决定着正气的虚实。因此,发生疾病的内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人的体质因素。 3体质与病机 体质因素决定病机的从化。在中医学中,病情随从体质而变化,称之为从化。人体遭受致病因素的作用时,由于体质的特殊性,病理性质往往发生不同的变化, 不同的体质类型具有不同的病变特点。六气之邪,有阴阳的不同,其伤人也不同,又随人身阴阳强弱变化而为病。如同为感受风寒之邪,阳热体质者得之往往从阳化热,而阴寒体质者则易从阴化寒。又如同为湿邪,阳热之体得之,则湿易从阳化热,而为湿热之候,阴寒之体得之,则湿易从阴化寒,而为寒湿之证。因禀性有阴阳,脏腑有强弱,故机体对致病因子有化寒、化热、化湿、化燥等区别。从化的一般规律是:素体阴虚阳亢者,机能活动相对亢奋,受邪后多从热化;素体阳虚阴盛者,机能活动相对不足,受邪后多从寒化;素体津亏血耗者,易致邪从燥化;气虚湿盛者,受邪后多从湿化。 体质因素决定疾病的传变。患者体质不同,其病变过程也迥然有别。传变并非一成不变,一切都因人而异。体质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疾病的传变发生作用:①正气的强弱,决定发病和影响传变, 如体质强壮者则正能敌邪而病自愈, 而体质虚弱者易病情多变甚至发生重证或危证;②病邪的"从化"而影响传变。如素体阳盛阴虚者,感邪多从阳化热,疾病多向实热或虚热方面演变;素体阴盛阳虚者,则邪多从阴化寒,疾病多向实寒或虚寒方面转化。总之,疾病传变与否,虽与邪之盛衰、治疗得当与否有关,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体质因素。 4体质与辨证 体质是中医辨证的基础,体质决定临床证候类型。所谓"异病同证"和"同病异证",在一定程度上以体质学说为依据。同病异证是指同一致病因素或同一种疾病,由于患者体质各异,其临床证候类型则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别。如同样感受寒邪,因患者体质的不同和所感风寒之邪的偏重,有人表现为太阳中风证,有人表现为太阳伤寒证。同病异证的决定因素,不在于病因而在于体质。又如伤寒的传变途径一般是由太阳而阳明而少阳,然后传人三阴。为何有人从厥阴而热化,有人却从少阴而寒化。其原因就在于,从热化者素体阴虚,从寒化者素体阳虚。异病同证亦与体质有关。 5体质与治疗 体质是中医治疗的重要依据。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按体质论治既是"因人制宜"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医治疗学的特色。临床所见同一种病,同一治法对此人有效,对他人则不但无效,反而有害,其原因就在于病同而人不同,体质不同,故疗效不一。体质与治疗有着密切的关系,体质决定着治疗效果。由于体质受先天禀赋、年龄、性别、生活条件及情志所伤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故"因人制宜"其核心应是区别体质而治疗,把"审机论治"、"辨证论治"、"辨病论治"有机的结合起来,同时还要考虑到"因时、因地制宜"的体质治疗的基本原则,从而获得最好的疗效。 6体质与养生 中医学的养生方法很多, 如顺时摄养、调摄精神、起居有常、劳逸适度、饮食调养及运动锻炼等贯穿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然而善养生者,无论选择何种调摄方法,都应兼顾个体的体质特点。如在饮食调养方面,体质偏阳者,饮食宜凉而忌热;体质偏寒者,饮食宜温而味厚忌寒;形体肥胖者,食宜清淡而忌肥甘;阴虚火旺者,食宜甘凉滋润而忌辛热,阳虚之体宜多食温补之品。在精神调摄方面,也是根据个体体质特征,采用各种心理调节方法,如抑郁质之人,应注意情志的调节,消除其不良情绪。在体育锻炼方面,要因人而异,不同体质的人,应根据自身的体力和爱好,选择适宜的锻炼方法和强度。在音乐娱心养性时,须因个体心理特征的不同,而选择适宜的乐曲。 总之,中医体质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源于临床,最终也要服务于临床,并从临床实践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中医体质学的贡献,不仅在于生命科学,更在于临床医学,它将更全面、本质地揭示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关系,从而更有力地用以指导医学实践。 中医论文范文:心理暗示法在中医教学中的运用探析 中医教学目前西医院校的中医教学面临很多困惑,从调查来看学生对中医学习的兴趣不高,主动性差,课堂出勤率低,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学生对中医的认同度不高,中医知识晦涩难懂,教师教学方法传统单一等。怎样才能营造一个互动、和谐的教学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笔者在多年的中医教学过程中总结出运用心理暗示法教学,效果较好。 1. 心理暗示的涵义《心理学大词典》是这样描述心理暗示的: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别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心理暗示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影响方式,它是在无对抗的条件下,以无抵制的接受为基础,通过语言、行动、表情等符号,含蓄而间接地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使人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方式行动,或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定的意见或信念。 2. 运用策略洛扎诺夫曾经说过暗示教学法是创造高度动机,建立激发个人潜力的心理倾向。在教学中,学生是意识学习的主体,与此同时他们的潜意识也在积极参与知识的学习,当意识和潜意识形成积极作用时,学习效率就会成倍增长;反之,当意识和潜意识不和谐时,潜意识就会消极抵抗意识活动,学习效率就会降低。因此,在教授中医课程时尽可能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心理暗示,激发起潜意识才能提高其记忆思维能力和学习效率。 2.1营造良好的专业环境暗示。任何环境都是以具体、直观、生动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易于激起人们情感的共鸣,不同环境对人的心理会产生不同的暗示效应。营造具有良好学习氛围的教学环境,对学生专注、投入地学习可起潜移默化的暗示效果。教学环境的暗示主要指授课教室的布置,教师的专业气质和教学态度所形成的氛围,以及学生的学习态度所形成的氛围对学生产生的暗示。前者指的是教学的硬环境,对于中医课教室来说,要有中医的舌苔模型、脉象仪、针灸图谱、针灸模型、银针、古典医籍等;另外,中医大师的肖像画、各种充满中医氛围的小装饰等也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授课教室所营造的这种氛围,让学生一迈入就有种想学的冲动。 2.2运用激励性和启发性语言暗示。教学语言是实施教学的最重要的手段。利用教学语言的暗示功能指导教学的情况在教学实践中非常普遍。运用语言进行暗示教学,要把握好分寸,讲究语言的艺术,要使教学语言的暗示对学生的学习有激励性和启发性。心理学研究表明,赞赏与信任的言语能对人的心理产生积极的暗示效应。不被重视和激励,人往往会受到负面信息的左右,对自己做出比较低的评价;而在充满信任和赞赏的环境中,人则容易受到启发和鼓励,往更好的方向努力。不难看出,赞赏所产生的暗示效应属于激励效应,这种心理作用能使学生产生被器重的自我意识,从而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减少自卑感,进而积极乐观奋发向上,充分挖掘内在潜力。所以当教师看到学生的进步时,不管进步是大是小,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这既能表明教师在密切关注学生的点滴进步,同时也能表达教师对学生学习前景充满乐观的信心的潜在信息,从而有助于学生消除心理障碍,勇于克服学习中医方面的困难。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学生的学习由于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扰和影响陷入困境。为了打破实训的僵持局面,帮助学生调整心态,有经验的教师常常会通过学生不易觉察的启发性教学语言暗示对教学训练加以引导,将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2.3综合运用多种心理暗示手段。暗示教学理论认为,语言的内容是思想交流的第一层面,讲话的语调、表情、手势、目光、仪态等是思想交流的第二层面。因此,教师上课时的喜、怒、哀、乐的形象性和传神性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例如,面对难懂不易理解的中医辩证时,教师谦和的表情、赞赏的语言、亲切的微笑、肯定的眼神、微微的点头、竖起的拇指等会减轻学生的紧张心理,从而减少学习的情绪阻力和畏难情绪,对知识点树立起信心。再有目光的交流与恰当的目光暗示也是教师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在教学中,教师一个赞许的眼神常常让学生觉得课后的刻苦练习所付出的汗水是值得的;教师一个关爱的眼神也常常使学生感受到师生情谊的温暖,从而为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发奋学习。 另外,教师与学生间的体位、距离同样也很重要,距离教师近的学生接受的暗示较强,距离教师远的学生接受的暗示较弱。所以,在目前教学都是大班教学的情况下,教师就更应该随时改变自己的位置,以便通过距离的效果来达到关注关爱暗示,引起学生课堂积极反应。 2.4多用积极的心理暗示,避免消极的心理暗示。当前,中医学术空气沉闷,学术氛围不佳,中医市场空间变小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教师在上课时就要有效避免这些消极的暗示,而应坚持多举例积极、正面的事例来引导学生,避免负面暗示对学生心理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再如,中医知识发展及知识背景与现代相差甚远,认知通感就显得很难,所以给教学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困难,这时教师尤其在课堂上发挥积极暗示就尤为重要,例如这时就多阐述中西医学领域中存在的认知通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角度、多从中西医结合的有效性等方面去激励学生,以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 中医论文范文:乡镇基层中医人员培训的作用研究 问卷调查结果 接受培训前问卷68人,培训后问卷61人,经过实践后接受问卷57人。培训前调查有82.35%表示接触过名中医处方,17.65%反映从未接触过。其它困难包括:中医基础差,欠缺临床带教,基层中药房药品不齐,年纪大难记忆及掌握,实践机会少,不在中医科坐诊,认识理解有欠缺,患者信任度不高,掌握中医处方量少等。在实践后培训中对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药人员培养中的作用调查,认为作用明显的为49.12%,有一定作用的为50.88%,作用不明显为0,愿意接受(或继续接受)名中医处方培训的占98.25%。对于名中医处方培训方式的选择,另外,许多学员还提出了多种形式的培训方式,如:师承带徒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名医现场指导,整理名中医经验集,制作名医视频课件,网上交流学习,增加名中医处方培训次数,名医单、验方交流,病案分析,开展处方点评等。 讨论与分析 培训前接受问卷的学员中有82.35%曾经接触过名中医处方,并且有94.12%认为名中医处方对中医诊疗工作非常有必要,这说明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人员中有应用需求和主观能动基础,这是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人员培养中能起到独特作用的基本条件。通过名中医处方的培训教育,对基层中医人员名中医处方认知程度的提高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其中一些内容的认知,如临床应用、心得体会、同行交流等,培训后认知提高的程度显着。培训前,79.40%的学员感到应用名中医处方有困难。通过培训有近58%的学员表示应用名中医处方仍有困难,主要表现为:在技术上加减应用,专科疾病的认识,辨证论治水平,中医处方掌握程度,中医基础等有欠缺;其它方面如患者信认度不高、病员少、药房品种不齐、欠缺临床带教,不在中医科坐诊等,说明这方面的困难是多元性的。培训和实践后参加问卷的学员中有98.25%表示愿意接受名中医处方的培训,100%认为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药人员培养中的作用明显或有一定作用,这说明名中医处方培训在基层中医药人员的培养中是有作用的,并且绝大多数基层中医药人员愿意参加此类培训。基层中医人员对名中医处方的培训教育方式选择,主要集中在“名医讲课”、“名医亲临指点”和“名医带徒”。 对策与建议 建议卫生行政部门积极支持“名中医处方对城乡基层中医人员培养”这项工作,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加以推广。采取多重措施,解决名中医处方学习应用中的实际困难针对基层中医人员在名中医处方培训中所反映的实际困难,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决:其一,各级领导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基层中医药工作,要加大对中医药工作的投入和宣传,出台相关政策,提升基层中医药人员的培养力度,在中医药人员分配及中医人才引进中予以政策倾斜及给予基层医疗单位以扶持。其二,进一步加强县级中医院的建设,使其充分发挥区域内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保健的龙头作用。建立和完善中医药适宜技术的培训基地,更好地进行中医药适宜技术(包括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常规诊疗和名中医处方应用等)的培训及推广。其三,结合县、乡一体化建设,加强上下联系(包括网络及通讯等),采取中医药人员短期进修学习、中医继承带教、名中医及中医骨干定期指导、中医药学术交流、病案分析会诊或请教答疑,以及县、乡镇中医药技术对口支援、新分配中医药人员规范化中医培训、定期举行各种中医药技术培训班等多种措施培养中医人才。同时,加强县级综合性医院中医科及乡镇卫生院中医科、中药房的规范化建设及配套政策的落实,完善基层中医药人员的考核机制,促进中医药业绩考核。要建立投入、培养、考核、提高的完善机制,促进中医药人员基础理论水平和临床诊疗水平的全面提高。其四,将名中医处方的培训常态化、制度化。建议在基层中医人员知识技能培训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专设名中医处方培训,从而使名中医处方培训常态化、制度化,使名中医处方对基层中医人员培养的“桐庐模式”更为完善和易于推广。加强以名中医处方为主要内容的中医处方教学研究与实践中医处方是中医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中医教科书中没有专设处方教学内容,长期以来成为中医教学中的一项空白。建议加强以名中医处方为主要内容的中医处方教学研究与实践。一是充分认识到以实例论证处方的重要性,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鼓励中医人员积极大胆的临证运用名中医处方,并开展交流、撰写心得体会与论文等活动。二是将处方教学穿插在中药、方剂教学中,使中医人员进一步明确中医处方,特别是名中医处方的特殊之处,除了了解、熟悉处方的开方规则和格式外,必须做到辩证精当、选药正确、剂量准确、给药途径无误。充分挖掘名中医处方的文化内涵,培育中医人员的人文精神中医处方,特别是名中医处方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一样,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它记载了我国历代医学的昌明进步和中国医学史的渊源和发展,反映了医学流派和中医名家不同的个性和学术特征。要引导中医人员注意探索名中医处方的风格,了解名家临证认识疾病、处理疾病的思想方法和逻辑规律,增进中医人员的综合分析能力,有助于中医人员深刻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医学术流派和中医学的科学特色,从而提高医学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学习和应用名中医处方,还要注意从名中医处方中学习优良的处方行为,包括历来中医名家所提倡的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系统学习等精神;正确处理症状、证候、疾病、治则、方剂、药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还要重视药物配伍以外的处方内容,如选择适当的药物炮制方法、剂型及煎服方法,辅助措施及服药禁忌等。此外,提倡正确、灵活地运用名医处方,要懂得名家随证以立方,旨在示人以法,并非立方以套病的道理,因为疾病是千变万化的,人的体质, 气候、环境也不尽相同,因此学习名中医处方不可机械搬用。这些都是在学习名中医处方时同时要学习的处方行为。发扬名中医处方的优点,纠正中医处方应用中的误区目前,随着传统中医药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群接受并喜爱应用中医药防病治病。但据文献报道,当前在中医处方中出现了一些误区,主要表现一是中医处方反映重复用药日益加剧的趋势,二是中医处方反映“量偏重”的趋势,三是中医处方出现“大处方”的趋势,四是中医处方中出现不恰当的中西药联合应用的趋势。由于中药价格便宜,副作用少,安全度高,对慢性病作用显着等优点而前景广阔。但目前中医处方中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正视和解决,那么传统中医就难以发扬光大。有专家提出中医处方应有科学的原则,即最好的效果,最少的副作用,最好的配伍,最少的开支,四条有机结合,有机协调,才是优秀的中医处方。而绝大多数名中医处方由于经过名家长期的“精雕细琢”,是最具备以上要求的中医处方。因此,在中医处方教学中,以名中医处方为楷模授以学员中医处方原则规范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中药在重症胰腺炎治疗中的作用 临床上,重症胰腺炎(SAP)是一种致死性高危急腹症,死亡率近乎100%。在SAP的早期,由于机体受到各种致病因素的侵袭,胰酶活性对腺胞细胞的损害,大量细胞因子及炎性介质的释放,大量炎性介质入血,引起超强的炎性反应,异常的免疫反应,导致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IRS),以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MODS)和多器官功能衰竭(MSOF),这是SAP的主要死亡原因,所以要防治SIRS,阻断其向MODS发展的这一关键环节,是治疗SAP的重要措施。临床上,除常规治疗外,着重注重中医中药的治疗作用。对48例SAP患者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02年5月~2005年1月收治SAP患者48例,男36例,女12例;年龄18~72岁,平均45岁。其性病原因:胆源性22例,饮酒性10例,暴饮暴食8例,特发性7例,外伤性1例。本组8例中转手术,均采用中医中药治疗。所有病倒均符合国内SAP的诊断标准。 治疗措施:在内环境稳态治疗、代谢支持治疗、抗生素治疗、手术治疗、生长抑素应用的基础上,加强中医中药的治疗。中医中药对SAP的治疗,在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不同的治法与用药,中医药的介入治疗,越早越好、越理想。中医辨证治疗SAP可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腑实期:表现为腹膜炎、肠麻痹、SIRS,中医辨证属少阳阳明证或阳明腑实证,中医治则,通里攻下为主。辅以疏肝理气及活血化瘀,代表方剂为清胰陷胸汤。第2阶段,热毒期:表现为败血症,MODS、MSOF,中医辨证属热毒炽盛,气营同病,中医治则,清热解毒,清营凉血及活血化瘀为主,辅以通里攻下,代表方剂为清胰承气汤。第3阶段,脾胃不和,气阴和胃,代表方剂为香砂六君子汤。在SAP整个治疗过程中,应做到“攻”、“补”、“清”一步到位,中医药的应用应早期、足量、反复、多途径。早期胃管注入,肛管保留灌肠,做到“上推”-肠管平滑肌的推动作用,“下吸”-中药的虹吸作用,做到“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釜底抽薪,急下存阴”这样一种观点和治疗特点,以达到中医整体化治疗的目的。 结 果 本组病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均采用中医中药治疗。在SAP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采用辨证施治,整体化治疗。达到:“攻”、“清”、“补”一步到位。其中8例中转手术治疗,并发胰性脑病2例,治疗无效死亡。并发MSOF、AROS’经临床抢救治疗无效死亡。并发胰腺假性囊肿5例,后期经内引流术治愈,1例并发胰周脓肿,经手术引流治愈。治愈率91.7%(44/48),住院时间7~92天。 讨 论 “通里攻下,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健脾和胃、益气养阴”是临床中西医结合治疗SAP应用的主要治则,体现的是:“釜底抽薪,急下存阴”、“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的治疗特点。SAP一经诊断就要介入中药治疗,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成功的关键。因此,临床上强调中医药SAP治疗的原则是:早期、足量、反复、多途径。早期是指一经明确或高度可疑病倒。开始就投用中药治疗;足量是指病人用药是常规剂量的2~4倍;反复是指24小时内多次给药,至少4次/24小时,而不是传统的一剂两煎给药;多途径是指中药到经胃管、肛门灌肠、空肠造瘘给药。 在对SAP的治疗中,应逐步形成和完善针对SAP并不是生理改变的中医药治疗体系。中医“通里攻下、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益气养阴”治则,就是这一体系的集中体现。其作用机理包括:缓解肠麻痹和促进肠内容大量排空;改善胰腺及胰周的微循环;促使胰液和胆汁内引流;增加生命器官、胰腺血液灌流和组织氧利用;阻断全身再灌注损害和内皮损害;拮抗细胞因子自损伤;保护肠黏膜屏障和维持肠内微生态系统;清降内毒和内毒素血症;抑制进入血液循环胰酶的活性。 中医药治疗SAP是最显着优势在于阻断急性胰腺炎的重症化过程。有学者认为,胃肠道损害是MSOF是发动机,中医药能有效地控制胰性SIRS、MODS和阻止或减轻坏死感染性SIRS、MODS。中药治疗SAP介的时机越早越好、越理想。中药的应用,有利阻断SIRS,平衡抗炎症反应和促炎反应。使促炎因子明显下降,抗炎因子升高,有利发送重要脏器功能,防止MODS、MSOF的发生。 总之,中医药治疗SAP的特点在于“整体调节、动态平衡”的作用,能有效地、全面地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维持内环境稳态,既防止了SIRS又避免矫枉过正,MODS的发生率下降。有利提高疗效缩短病程,减少治疗费用。在对SAP的治疗上有明显优势,中医中药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和令人鼓舞的临床疗效。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学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推拿治疗的认识 腰椎间盘突出症(LIDP)是推拿临床中的常见病,大多数患者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达到临床治愈,中医推拿疗法是有效的保守疗法之一。但目前的推拿临床医生多从现代解剖学及病理生理学相关理论知识出发来指导推拿临床治疗方法,采用或复位或松解的手法来针对腰、臀及大腿与小腿等病变部位及连及部位进行治疗。中医学对本病有着不同于现代医学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治疗学上尤其重视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为进一步提高推拿治疗本病的临床疗效,现就中医学对LIDP及其推拿疗法的认识以及它对临床的指导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 1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因病机 中医学认为LIDP属“腰腿痛”、“痹证”范畴。其病因主要有气滞血瘀、风寒湿邪侵袭及肝肾亏虚三个方面,且三者常常相互夹杂、互为因果,只是在某一个病人或同一个病人不同病期以其中一个方面作为首发或主要病因而已。 1.1 气滞血瘀 多于腰部劳累后因体位不正或扛抬重物,不慎致腰部用力不当,或跌仆外伤,腰脊闪挫受伤,致局部经络损伤,导致局部及至全身气血阻滞不通,均可使瘀血留着腰部等部位,经络气血闭阻而“不通则痛”。正如《索问》中所说“中路之脉令人腰痛,不能俯仰,仰则恐仆,得之举重伤腰”。此外,《景岳全书·腰痛》也有论述:“跌仆伤而腰痛者,此伤在筋骨而血脉凝滞。” 1.2 风寒湿邪侵袭 风寒湿邪侵袭也是LIDP发病的重要原因。LIDP在中医学中属“痹证”范畴,《素问·痹论》中有“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的记载。由于风、寒、湿等外邪侵袭人体,闭阻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导致肌肉、筋骨、关节发生酸痛、麻木、重着、屈伸不利。 1.3 肝肾亏虚 多因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失养或年老体衰所致。后天失养包括房事不节、劳累太过及久病体虚等。上述因素均可导致肾精亏损、体弱身衰,筋骨失养而致腰腿疼痛、活动不利及麻木。《黄帝内经》中指出:“肝主筋,藏血”,“肾主骨,生髓”,因此当进入中年以后,肝肾渐衰,骨髓生化无源,不能濡养筋骨,故出现腰及下肢痿弱乏力。肝。肾虚损,气血不足,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流注经络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而出现腰及下肢疼痛、酸重及麻木症状。 总之,LIDP的发病是以肝肾虚损为本,跌仆闪挫及感受风寒湿等外邪为标,本病日久常常虚实夹杂。肝肾亏损属内因,外感风寒湿邪等外因与内因常常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正如《杂病源流犀烛·腰脐病源流》所论述:“腰痛,精气虚而邪客病也。……肾虚其本也,风寒湿热痰饮,气滞血瘀闪挫其标也,或从标,或从本,贵无失其宜而已。” 2 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中医学原理 总的来说,中医认为推拿是通过手法对人体经络腧穴的刺激性来达到调和气血、调整脏腑功能的目的,从而平衡人体失衡的阴阳关系,使人体重新回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对于推拿治疗LIDP这一具体病症来说,推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疏通经络与行气活血及理筋整复三个方面。人体经络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具有“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的功能。人体的气与血周行全身,皮肉筋骨与五脏六腑无所不达。推拿治疗LIDP所体现的疏通经络与行气活血作用实质上是一致的。推拿手法通过对腰局部及其与之经脉相关的远部进行操作与刺激,可以达到温热的目的,从而推动气血运行。《黄帝内经》中有两段文字,其一是《素问·血气形志》中所说:“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还有一段是《素问·举痛论》中所记载:“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血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这两段文字明确地告诉我们推拿按摩可以治疗因经络不通之“不仁”及寒邪致血行不畅、局部血虚之“相引而痛”。此外,推拿还可能通过经络系统来调和气血以滑利关节与理筋整复。正如《灵枢·本藏》中所说:“是故血和则经脉流利,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也。”《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中也指出:“因跌仆闪失,以致骨缝开错,气血郁滞,为肿为痛,宜用按摩法。按其经络,以通郁闭之气,摩其壅聚,以散瘀结之肿,其患可愈。”说明推拿具有滑利关节和理筋整复的作用。 3 对推拿临床的指导意义 综述可见,推拿治疗疾病是通过经络与腧穴来发挥治疗作用,且肝肾亏虚、外邪侵袭及气滞血瘀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主要病因病机。既然如此,那么从中医学角度来讲,推拿治疗本病时就必须重视具有补益肝肾、祛风散寒除湿及行气活血作用的经络与腧穴在临床中的应用。如病人以肝肾亏损为主者,操作的重点部位宜在肝经与肾经,以求补益肝肾;以外邪为主者,操作的重点部位宜在足太阳膀胱经及五脏背俞穴之肾俞、脾俞等,以求疏风散寒、温肾健脾除湿;以气滞血瘀为主者,操作的重点部位宜在腰的病变局部及手、足阳明经,以求解散局部之瘀结,并通过补益气血的方法以达活血化瘀的目的。 上述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的推拿治疗思路与现代解剖学与病理生理学指导下的LIDP推拿治疗思路虽然有较大不同,但它强调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思想,强调了中医脏腑理论与经络腧穴理论,符合中医治疗学原则与中医思维。至于其临床疗效及现代医学依据则有待于临床验证及进一步探讨。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药现代化的思路探讨 摘要】 分析了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中药密不可分,临床疗效是中医实践应坚持的标准。认为中医药现代化的思路应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发展整体优势,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中医中药一体化发展;立足临床实践,提高中医药疗效。指出中医药的现代化应建立自己的标准,以提高临床诊疗的可操作性和操作的准确性为依归。 【关键词】 中医现代化 辨证论治 整体观 循证医学 蛋白质组学 中医药现代化是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医药现代化的探索工作有以下几个方向:(1)基因组学研究。国家人类基因组陈竺院士提出,我国将用已经掌握的人类基因组知识技术为平台,推动中医药的发展[1];(2)蛋白质组学研究。虽然蛋白质组学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刚刚起步,且目前多集中在对病理学、给药前后的生化指标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但已经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2];(3)将现代医学中的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和解剖学等基础知识运用到中医的诊疗手段中;(4)采用实验室技术分析中药化学结构和提取分离有效成分。上述工作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医药现代化的大胆探索。但实践证明,由于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的截然不同,所得结论并未使中医药理论体系昭然天下,反而让研究人员自己都感到更加困惑,甚而使研究进程逐步偏离了中医药的本身。因此,仍然不能称之为中医药的现代化。由此看来,在促进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某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就是中医药自身独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也是其优势所在。 1 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1.1 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两大特色,它们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临床治疗指南。 整体观念的思维模式一方面注重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中医基础理论》总结的"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人体的五脏六腑是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通过全身经络而互相联系起来,既反映整个生命活动的信息,又受其他各部分活动的影响,所以《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另一方面中医注重人体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生命活动与自然运动规律相统一,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乃至疾病的诊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发展中医药学所必须继承的。在与现代生命科学的竞争发展中,只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才能逐步吸收对方的优势而为己用,并最终超越对方。 1.2 中医中药不可分 目前有关中医药现代化的探索研究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中药独立于中医学进行单独研究,也就是上述的实验室采用分析中药化学结构和提取分离有效成分的探索方向。综观目前中医药领域,从教育的学科设置到院校的设立,都将中药设为中医学大专业下的一个分支学科,说明中药不应脱离于中医学独立存在。而将中药学更名为"生药学"的做法显然试图是把中药学从中医学中分离出来。 中医经典着作中确实有诸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本草专着,但只要浏览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经典着作中都有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中医理论,甚至中医临床。所谓的"中药学"的理论基础和"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其实是同源的,也是一致的。脱离了中医学,就不是中药;脱离了中药的中医,也不再是真正的中医了。将中药独立于中医学将使学中医专业的人不认识中药,不知道中药理论和应用;学中药的人根本不懂中医,只能成为了药物化学、药物动力学的专家。 中医中药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试图将中药独立于中医进行研究的探索都不可能反映中医的本来面目,反而给中医药的发展设置更多的障碍。 1.3 临床疗效是中医实践应坚持的标准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医学均来源于临床实践,中医也不例外。要检验一种治疗技术、治疗方法、治疗思想是否可取,必须以临床疗效作为标准。 中医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也产生了很多学说。经过反复的临床验证,有的得到了肯定,成为指导原则被记录到经典着作中;有的则被否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临床上普遍使用的 "验方"、"验案"都是历史积淀的成果,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目前西医为主流医学,当然是因为其确切的疗效。回顾其发展历程,也是经过了这个临床实践的筛选过程,才逐步确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标准治疗方案。由于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两者能否最终达至结合甚至融合,仍然有待实践验证。如果因为中医的理论、治疗方案、治疗措施不符合西医的体系就以"不科学"为由对中医进行批驳甚至否定,就好比是医学上的"种族歧视"。 "科学"只是验证真理的途径,并不是鉴定真理的标准。如果以现有的或已知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医进行"去粗取精",被"去"掉的"粗"也许就是中医的"精华"。 2 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实现中医药的创新和发展 2.1 发展整体优势,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医 中医药学是以整体、辨证的观点去把握生命、健康、疾病与药物的关系,其特色是"天人相应"和整体调节。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医学的整体观在很长时间内不会被当代科学所认识,甚至被认为是神秘的。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宏观整体优势与特色的发掘,重视解释证候、方剂乃至于中药等概念中有关的整体、系统、协调、整合等复杂性问题;应充分吸收、借鉴现代生命科学的新成果,弥补自身不足。 可以说,中医药学是典型的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医药学方法论的创新提供全新的视角。例如:复杂适应系统关于涌现的认识,可以考虑用来揭示方剂疗效机理、证候形成机理所包含的"多因微效"基础上系统的"涌现"。因为方剂疗效和复杂性疾病及其证候的形成,很可能是在微小的变动基础上系统"涌现"的结果[3]。 蛋白质组学研究是对机体、组织或细胞的全部蛋白质的表达和功能模式进行研究。将传统的中医治疗过程与蛋白质组学研究相结合,从整体、宏观的角度揭示机体内蛋白质的表达情况,从而阐释以宏观辨证、整体观念为核心的中医理论体系。通过对机体功能的体现者--蛋白质进行研究,可以直接发现由于药物作用而差异表达或特异表达的靶蛋白质,验证中医"四诊法"的科学之处[2]。 2.2 中医药现代化不能走"医药分离"的道路 从中医药现代化的多年实践来看,其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模式,主要采取量化、直观化方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其有效物质,制成针对某一疾病的"新型中药"。但是,中药的重要理论是四气五味,将中药的有效成分提纯后,它就不再具备四气五味等性能,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而应归于西药的化学成分范畴。因此,中药的现代化不能违背中医辨证立法、依法处方用药的原则。如果中药现代化走向简单模仿西药研究的道路,将使中药研究逐步失去自身理论基础、脱离特有临床经验体系的特点。其结果,不仅永远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 "废医存药"覆辙,阻碍中医药学发展,难以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中药不分家,必须清楚认识到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利用功能蛋白质组学技术,分析经这些单味药或 复方药处理过的组织、细胞或体液表达的蛋白质组,并比较治疗前后蛋白质组的表达差异、鉴定其中发生相应变化的蛋白质,从蛋白质组水平上对中药的多环节、多靶点调整作用进行研究,可揭示中药单方、复方的作用机制,阐明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及内在的配伍规律,这无疑是中医药走向世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已作出了一定的研究 [2]。 2.3 立足临床实践,提高中医药疗效 医学的起源和发展都是以临床为立足点。回顾中医的发展历程,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可以说,中医的生命力就是体现在临床实践中。在以阐明中医药治病机理为目的的探索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医药疗效如果得不到提高,即使机理再清楚也是徒劳。因此,切不可一味沉迷于基础研究,忽视临床实践。"纸上谈兵"不应为中医者所为。 长期以来,我国中医药学的临床研究主要停留在临床观察和个案报道上。而且,中医对疾病证据的采集和分析多是从宏观入手,主观因素较多,对疾病的命名一般以主要症状为依据,缺乏系统性,难以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而循证医学模式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能弥补中医之不足。循证医学采取完全随机、对照、双盲的科研设计和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的研究,以降低研究结果的片面性,提高可重复性。 中医辨证论治与循证医学是一致的,都是来源于实践又应用到实践。遵循此模式所得结论经得起临床实践的检验。因此,应大力提倡采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开展中医的辨证论治研究工作,以期使可靠的治疗方法规范化、普及化,提高中医药疗效。 综上所述,中医药现代化应遵循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手段,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使中医药学从理论体系到临床实践都产生新的变革与升华,满足时展的需求,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需求,成为既具有中国医学特色,又具备当代科技水平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4]。 目前,标准化、规范化、定量化已成为中医药学术创新和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中医对病的诊断有自身的特点,对证的诊断则为中医学所特有。虽然西医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些模式对中医的效果甚微,简单的"拿来主义"已经严重制约中医药前进的步伐。因此,立足于建立自己的标准,提高临床诊疗的可操作性和操作的准确性,开展大规模的临床观察对照研究,才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出路。 中医论文范文:论营销管理在中医院护理服务中的应用 摘 要:目的:为中医医院适应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有效灵活的营销管理应用于中医护理服务中。方法:护理人员培训、将营销管理应用于工作流程。结论:护理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提高了病人满意度,营销策略应用于中医护理工作中,做好市场调研,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项目,树立品牌意识,不仅可以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赢得了人们的认可、提高了中医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营销管理;中医护理服务。 现代营销观念认为,医院营销的出发点是病人,不是医院自身,目的是通过病人的满意获得利润,而不是通过病人数量来获得利润,采用的方法是整合营销,而不是营销部门及其人员进行的营销活动。 1 营销管理的概念。 是为了实现企业目标,创造、建立和保持与目标市场之间的互利交换关系,而对设计方案的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本质是需求管理。 2 营销管理的应用。 2.1中医服务是中医护理营销的根本。 2.1.1护理人员培训。 2.1.1.1每月进行相关理论知识、操作的培训:包括营销管理学、中医学、护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制等各方面的学习和特色中医技术操作培训,从而提高护士的业务能力及中医专业技术水品。 2.1.1.2必要的礼仪训练:请礼仪专家讲课,从外表到语言谈吐、到行为规范、待人接物等多方面训练,树立大方得体的外在形象、优雅的谈吐、文明的举止习惯、良好的气质。 2.1.2 中医理论结合临床实际,提高病人对中医的认识2.1.2.1 科室开展了如耳穴埋豆、拔火罐、艾条灸、穴位按摩等中医护理技术操作,中医辨证施护、中医护理处方、中医食膳指导,使病人体会到了中医整体护理的内涵及精髓。 2.1.2.2 每月第二周、第四周周五下午召开工休座谈会,参加人员包括全体护士、值班医生、所有在床的病人。进行疾病的中医治疗及护理、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讲座、患者交流、医(护)患交流、进行满意度调查,收集患者的意见、建议,对临床中医护理工作进行持续改进。 2.2.2 形成成本意识,减轻患者负担:提倡节约,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从每张纸、每度电做起,降低医疗成本。使用经济有效的中医护理措施解决护理问题等,减轻了患者负担。 2.2.3 提倡以人为本:设身处地地为病人考虑问题,关心体谅病人,言语和蔼、态度亲切。从每件小事做起,如免费为病人提供微波炉加热饭菜、提供便民箱一次性纸杯,夏天蚊虫多的时候提供蚊香、冬天提供热水袋、免费送餐等。 2.3 做好售后服务:于病人出院后一周内进行电话回访及定期上门服务,进行必要的中医健康指导、康复锻炼。 2.4 扩大对外影响:医护人员每季度下社区为群众进行义诊、体检及中医相关知识的宣传,免费发放中药饮片等。 3体会。 3.1护理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通过中医理论操作、人文知识、营销理念的学习,使我科护理人员中医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年终理论和操作的考试合格率分别是96%和98%。 过硬的中医操作技巧、热情的态度、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不仅赢得了病人的认可,也体现了中医护理服务的价值。 3.2 病人的认可:由于转变了观念,中医护理服务从病人,即顾客需要出发,提供了最好的中医服务和最优惠的价格,不仅可以满足病人需要,同时赢得了病人认可。制定的营销策略加强了护患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降低了护患纠纷的发生率,为医疗护理工作创造了温馨和谐的平台。2009~2010 年病人满意度为 94.3%,2010~2011 年病人满意度提高至 99.5%。科室的病床使用率从56%提高到现在的 90~95%。 3.3 结论:通过营销管理理论的学习转变了服务模式,变被动为主动,注重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寻找新市场,并扩大市场占有率,运用营销策略及手段,树立中医护理品牌,提高了中医医院核心竞争力。 中医论文范文: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 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 一般而言, 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 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 道教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 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发展所作的哲学贡献。关于道的哲学研究, 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 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 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 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教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 ⒕纭⑷埂⒕瘛⒁约氨缰な魏屠矸ǚ揭┑壤砺奂笆导鞒隽颂厥獾墓毕住F渲?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 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 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 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 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 门派众多, 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 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 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 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 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 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 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 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 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中医论文范文: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参与治疗的若干问题探讨 [摘要] 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乳腺癌的生物学特性不断明了,其治疗观念发生了转变,如手术范围有缩小的趋势、术中可能采用一次性大剂量放射治疗以及术后早期的辅助化疗等,使得围手术期干预因素有所变化。本文就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便使其日臻规范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 乳腺癌; 围手术期; 中西医结合疗法 中医药在参与围手术期处理方面已有许多研究报道,其结果显示中医药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缓解手术创伤和麻醉干扰等带来的副作用,促进术后恢复。随着人们对乳腺癌认识不断深入,乳腺癌围手术期干预也将发生变化,如手术范围有缩小的趋势、术中可能采用一次性大剂量放射治疗以及术后早期的辅助化疗等。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研究至今仍少见报告,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某些问题仍值得商榷。本文就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治疗日臻规范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1 乳腺癌“围手术期”的界定 “围手术期”是指以手术治疗为中心,包括术前、术中和术后的一段时间。Dorland医学词典对围手术期解释为:从患者住院准备手术到术后出院的这段时间[1]。国内有学者认为:围手术期是指从确定手术治疗时起,到与这次手术有关的治疗基本结束为止的一段时间。基于上述观点并结合临床实际,我们将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概念界定为:从确定手术治疗起,至手术后第1周期辅助化疗完成止的一段时间。在乳腺癌的当代治疗概念中,包括在术中和术后早期(1~2周)进行化疗以及新近开展的术中一次性大剂量放疗,用以减少因手术操作引起的癌细胞入血和原发肿瘤切除后残留癌细胞生长活跃所造成的复发转移。而乳腺癌的新辅助化疗因持续的周期较长,不便计入围手术期中。 2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目的 在我国目前新发现的乳腺癌病例中,ⅡⅢ期患者仍占大多数,各种根治术仍然是当前的主要术式,术后仍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且多数属于中、老年患者,常常伴有并存疾病。围手术期处理的目的在于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以及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减少手术对机体的创伤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因此,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1)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因乳腺癌患者本虚标实,特别是中晚期患者,正气已亏。手术虽有祛邪之功,却有耗气伤血之虞,通过扶正培本的方法可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2)并存疾病的治疗。心、肝、肺、肾等重要器官的合并症,需要在手术前进行纠正。(3)处理手术、麻醉带来的副作用。术后机体功能紊乱、疲劳综合征、术后早期的血液高凝状态等,可引起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如皮瓣缺血、皮下积液、下肢血栓形成等,影响患者的康复。中医药通过益气健脾、养血生津等法可改善疲劳、增加食欲;通过活血瘀法改善皮瓣血运、减少血栓形成以及淋巴渗液的产生,促进术后恢复。(4)术中、术后放、化疗的减毒增效作用。通过益气养血、滋补肝肾等法治疗骨髓功能抑制,升高周围血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益气健脾、和胃降逆等法改善化疗所致的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反应。 3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指导原则 3.1 整体与局部相结合 乳腺癌治疗的“整体观念”是基于以下3个方面的认识:首先,目前已公认乳腺癌是一种全身疾病,根据Fisher的生物学理论,在疾病的早期就可能有癌细胞转移入血,并潜伏在骨髓中,当原发肿瘤被切除或机体抵抗力下降时即可迅速繁殖,成为临床所见的转移灶[2]。其次,乳腺癌的局部手术处理依赖于机体全身良好的状态。如患者伴有其他严重疾病,如心、肝、肺、肾、脑血管等重要器官合并症以及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需要控制好上述病情后才能施行手术。第三,乳腺癌局部处理也影响机体的整体状态,如手术创伤和麻醉过程所引起的机体功能性、甚或器质性改变等。因此,手术作为乳腺癌局部治疗的重要方法,也必须服从整体内治法,坚持以“整体观”进行实施,这对中医药参与围手术期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2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也是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根本大法。乳腺癌患者常有不安、恐慌、抑郁、焦躁、孤独感和失败感,再加上对癌症和手术的担忧,往往形成肝气郁滞证;而且手术创伤和麻醉干扰,术后常见脾胃虚弱证、气阴两虚证、气血两虚证。这是辨证论治的基础。然而患者并存疾病的处理以及术后并发症如皮瓣坏死、淋巴渗液、气管插管所致的咽喉部炎症等,又需要我们施行辨病治疗以弥补辨证论治的不足[3]。 3.3 扶正与邪相结合 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是因虚致实,又因实致虚,形成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复杂病理过程。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正邪变化规律是,术前邪盛正亦盛,术后邪去正亦虚。因此术前以祛邪为主,扶正为辅;术后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扶正祛邪是中医药参与围手术期治疗的大法。乳腺癌围手术期邪之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术前以癌毒之邪为主;术后癌毒之邪已去,六淫之邪易乘虚而入形成外感之邪;手术也易损伤局部脉络,血溢脉外而形成内伤瘀血之邪。乳腺癌围手术期祛癌毒之邪的方法主要有手术及化疗,手术邪直接而迅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祛外感六淫与内伤瘀血之邪的方法主要有解表法与活血法;而扶正的主要方法为健脾益气法、益气养血法等。 由此可见,中医药针对癌毒之邪较常用的“以毒攻毒”法,对可手术的乳腺癌且综合治疗明显进步的今天已不常使用,乳腺癌的围手术期也不宜使用。因此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治疗应在扶正固本大法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结合不同疗法的特点,本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注重扶正与祛邪相结合。 3.4 按期分治 围手术期又分为术前、术中及术后3期。术前处理目的是治疗并存疾病,改善机体功能,增强应激能力,使患者能以最佳的状态进入手术,为手术成功提供保障。术中处理主要集中在全麻过程中生命体征的改善方面,中医药参与的成份相对较少。术后处理目的在于预防和减少手术与麻醉产生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尽快地恢复机体功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使患者尽早地康复。各期处理目的不同,其处理方法亦不尽相同,应根据各期不同的特点制订相应的治疗措施。 4 乳腺癌围手术期的中医辨证论治 根据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由于手术与麻醉药物的干预,乳腺癌围手术期的证候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术前患者因对肿瘤、手术的恐惧与焦虑,常表现出精神抑郁、失眠、纳差、烦躁等肝气郁滞证与肝郁脾虚证的征象;术中的证候变化多因麻醉药物的干预,使患者出现肢冷、肤白、脉缓等阳气亏虚的表现;术后因手术、化疗药物的干预,患者多出现神疲乏力、少气懒言、面色无华、纳差、脉细等脾胃虚弱、气阴(血)两虚等表现。因此,相应的治疗方法应为:术前以疏肝解郁、疏肝健脾法为主,方药以逍遥散加减;术中静脉给药扶阳固脱,方药以参附注射液为主;术后脾胃虚弱者,治以健脾益胃,方以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气阴两虚者,治以益气固表、养阴生津,方以生脉散加减;气血两虚者,治以益气健脾养血,方以归脾汤加减。 5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存在的问题 由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是中医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缺乏规范的诊疗措施,在乳腺癌围手术期的证候诊断方面目前尚无公认的、规范的辨证标准,也就没有相对固定的治疗方药。在辨证证型和治疗方药上各自为政,不利于疗效的系统评价及推广应用。目前的疗效评价标准不统一[4],需要确立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现代医学的近期疗效指标有疲劳综合征、术后并发症、平均住院日、经济学指标、血液生化、各种量表等,我们理当可以借鉴。在评价临床疗效的研究中,对照组的安慰剂是目前实施的困难之处,汤药的色和味难以与治疗组类似,丸药和胶囊剂可能是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之一。目前还没有中医药围手术期干预的大样本随机临床试验,因而缺乏可循之经验。 6 展 望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不断涌现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必将渗透到中医药参与的围手术期治疗研究之中。然而,完善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干预治疗的诊疗体系与疗效评价体系仍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乳腺癌术后上肢水肿、皮瓣坏死以及顽固性淋巴渗出等的适宜中医药治疗的技术亦是研究的重点。解决以上问题的措施首先应该成立乳腺癌中医药治疗的多中心协作网络,开展围手术期多中心协作的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完善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辨证标准和相对固定的基础方药,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将现代医学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整合到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研究之中。如将中药药理学以及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到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研究中可能推动研究的进度及深度;而将循证医学理念引入到本领域的研究中,从卫生经济学着手,进行成本效果效益的可行性分析,将有益于客观地评价中医药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中的特色与优势,以便推广运用。 中医论文范文:对高等中医院校西医内科学教学实践探索 《西医内科学》为一门临床专业课,是各临床专业医学生应掌握的最基本的课程之一。复习各高等医学院校内科学教学大纲不难发现,内科学的教学重点为各系统常见病与多发病。目前中医院校临床专业教育均开设西医内科学,并为后期重要的考试课程之一。本文通过对教学规律及教学方法的研究和实践活动的总结,对高等中医院校西医内科学教学作了一定的探讨。 1 明确课堂教学的重要性 要想正确、有效地进行中医专业西医内科学教学工作,就必须对教学目的有深刻的认识。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中医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医专业人才不但要有过硬的专业素质,而且对西医的思维模式和诊治手段也要有深入的了解。高等中医药院校临床专业学生,毕业后能够顺利从事临床工作,适应当前医疗服务特点,学习与掌握西医内科学等各西医临床专业课,尤为重要。因此,中医专业学生绝不能忽视对西医的认识和了解。对中医专业进行西医内科学教学的目的是使拥有扎实中医专业知识基础的中医专业学生对西医内科学也有深刻的理解。内科学是临床医学各科的基础,是学习临床医学的关键,学生务必扎实地掌握内科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从而能在毕业时承担适当的临床职责,而课堂教学则是实现这一教学目标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高等中医院校始终重视西医临床专业课的设置与教学,其中西医内科学为最重要的临床专业课之一,其课程教学时数在众多高等中医药院校,近年来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同时多数中医院校已将其作为毕业理论考试与技能考核的内容与重点。明确了目的,就应该适当加大西医内科学教学力度,增加西医内科学课时比重,更为重要的是要使教师、学生以及教学管理部门和领导认识到中医专业西医内科学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 高等中医院校西医内科学教学的特点 2.1 前期西医基础课课时较少,为临床教学增加一定的难度 相对于西医院校,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理学等主干西医基础课课时较少。前期西医基础课课时较少,部分学生西医基础知识较薄弱,应掌握的相关知识在临床课的教学中显示出不足,为临床课的教学增加一定的难度。 2.2 学生思维不够活跃,有模式化倾向 西医基础课程开设的同时,开设中医基础课程,由于中医基础课程多数需要学生熟记,以达到熟能生巧,使学生养成按条例记忆的学习习惯,而西医基础课程的学习,很多内容不需强行记忆,应用思维与推理的学习方法,掌握的知识才能灵活运用。教学中发现基础知识掌握较好的学生,存在不能灵活应用的特点。 2.3 西医内科学课时相对较少 尽管西医内科学的教学课时在很多院校有所增加,但相对于教学要求与教学目的,仍显紧张。众多院校西医内科学均在一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课时多为90~126学时,使很多疾病的讲授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充分进行理论联系临床实践,穿插疾病诊治的进展内容。 2.4 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在未接触临床,不了解临床的情况下,对西医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很多学生抱着应付考试过关的心理学习。因为中医与西医的学科特点明显不同,如果没有任课教师的引导,对为什么要开设西医课程,很多学生存在疑惑。 3 教师的素质及行为是保证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 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教学经验是对内科学教师的基本要求。内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临床经验的教师才能充分理解理论的深度与广度,把握重点及难点,这是分析教材的基本要求。把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传授于学生!则是课堂教学的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又起到了主导作用,只有具备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教师才能使这一传授过程变得生动活泼,具有实践性,也才能使学生容易接受和建立起理论概念。由于相关基础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的迅猛发展以及医学模式的改变,使得内科学理论不断丰富,如果教师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则很难适应内科学的发展,更谈不上站在教材的理论高度之上得心应手地传授知识。与西医专业学生相比,中医专业学生西医基础相对薄弱。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基础较差的中医专业学生获得较好的西医内科学学习效果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要避免以下 3 种情况发生:①有些教师认为中医专业学生学习西医内科学以后用不上,了解一下就行了,于是对授课内容大删大减,敷衍了事,使知识缺乏必要的连贯性,学生听起来似是而非,难以理解,从而丧失了学习西医内科学的兴趣。②有的教师过分低估了学生的基础水平,害怕学生听不懂,所以讲课总是点到为止,对知识点既不深究也不展开,更不介绍学科的新技术和新进展,使得学生掌握的知识不够深入,知识面也过于局限。③还有一部分教师虽然重视西医内科学教学,但是他们往往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这样使教学效果事与愿违。 4 理论教学模式的改革 内科学是一门涉及面较广的临床学科,传统的教学手段已远不能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随着理论教学改革的深入,多媒体教学给内科教学工作注入了生机,但是,单一的多媒体教学并不能完全满足完整的教学需求。多媒体教学可使教学内容形象、直观、生动,便于理解、记忆,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但从学生和教师的反馈信息可以发现,它同时存在着许多不足。一是教学速度快,学生难于记笔记,也难于跟上授课节奏;二是多媒体教学过分强调直观,忽视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三是教学按部就班,忽视即兴发挥,教学互动性差,抑制了教师的一些突发灵感和创造;四是喧宾夺主,课堂实效性差。传统教学虽然不及多媒体教学形象、直观,但其最大的优点是教师能根据学生课堂听课的信息反馈,及时判断学生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可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另外教师也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他们能跟上授课节奏,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教师除可用语言来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外,还可用板书及肢体语言增加互动性,可即兴发挥,帮助学生理解所学内容等。由此可见,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也正是传统教学的不足之处,而多媒体教学的弊端,又可以用传统教学的长处来弥补。 5 多元教学方法的运用,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新的教学模式中主要强调的是人的主动性。社会需要、学生的自身特点要求改革传统教学手段,应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来提高教育质量。教无定法,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是单一的。不同的教师上课有不同的方法,但优秀的教师在上课时无不灵活运用了现有的教学资源,采用提问、设疑、举例、导入等方法由浅入深,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内科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基于此,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具体体现。能在启发式、讨论式等基本教学方法之上充分利用数字化、可视化教学平台实现直观教学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则大有帮助,这个平台包括多媒体课件、图片数据库、医学标本库等,它可变抽象为具体,使需要冗长文字描述的特定内容以图片、视频等形式清晰表达,易于理解。尤其具备较丰富完整的反映疾病的病理、临床表现及诊治过程的科教短片在课堂上的灵活运用,将会使课堂教学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 总之,在高等中医院校中,西医内科学的教学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只有创新改革,提高应变性,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基础理论扎实、技能操作规范、动手能力较强的适应临床工作需要的应用型综合人才。 中医论文范文:婴幼儿外感发热的中医护理 【关键词】外感发热;中医护理;婴幼儿 外感发热是指人体感受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以发热为常见症状的一种病证。婴幼儿外感发热在临床上很常见,起病急,病情变化快,需要及时处理。笔者自2008年1月至2009年1月对100例高热患儿在抗生素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施以中医护理方法,效果较为显着,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本组100例病例均为儿科外感发热住院观察病儿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其中男64例,女36例;年龄6个月至6岁,平均年龄3岁。患儿均为急性发病,病程最短5小时,最长7天,均表现为发热,兼有恶寒、头痛、无汗、流涕,或有咽喉疼痛、口干、脉浮等症,符合中医外感发热的诊断。经过治疗、护理总有效率达95%. 2护理措施在应用抗生素的基础上合用中药灌肠、穴位敷贴、中药擦浴,同时施以中医护理。 2.1生活护理卧床休息,注意保暖防寒,避免直接吹风,中药汤剂宜热服,药后盖被安卧发微汗,注意观察服药后出汗情况。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温度18~20℃,湿度以50%~60%为宜。勤换内衣,保持口腔、皮肤清洁,衣着适度,因衣服过多影响皮肤散热,过少则受凉。 2.2饮食调护以食辛味发散食物和热食为宜,多饮开水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以利驱邪外出,忌生冷。给予清淡、易消化的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的流质饮食,如猪肉瘦肉汤、新鲜蔬菜、果汁等,忌食牛肉、狗肉、羊肉、鸡肉等。也可给予桑叶6g,菊花6g,薄荷3g,白糖适量,以沸水浸泡代茶饮。 2.3预防并发症小儿体温突然、显着升高时,易发生抽搐惊厥,因此应密切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如患儿精神状态、面色、呼吸,是否出现频繁呕吐、头晕、头 :请记住我站域名/ 2.4心理护理给予正确治疗与护理,及时解除患儿的痛苦,赢得患儿的初步信任。在护理操作过程中,衣帽整洁,态度和蔼,模仿小朋友的语言,增加亲和力。对家长耐心做好解释、指导工作。 3讨论小儿外感发热多因外感风寒、风热所致,小儿多为“纯阳之体”,最易化热。故伤风虽有风寒、风热之分,但风寒失治、误治迅即化热而为风热。因此治疗小儿伤风发热,多以辛凉解表为主。 我科采用穴位敷贴治疗外感发热,因石膏是苦寒之品,可宣通内蕴之热,有明显的退热作用,透表解肌之力强,为透胃腑实热之圣药,尤其内伤外感,用之皆效。涌泉穴又名地冲,属于足少阴肾经,为历代医家常用的穴位。涌泉穴是人体位置最低的穴位,可引气血下行,功擅主降,是升降要穴,既可针刺、按摩,也可外敷、艾灸,现代还可穴位注射,既可治疗急症,也可治疗慢性病。穴位贴敷法是中医内病外治的一种独特疗法,采用穴位贴敷法具有双重作用,既可刺激穴位,激发经络之气,又可使药物经皮肤由表入里,循经络传至脏腑,发挥药物的作用,以调节脏腑的气,扶正祛邪,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直肠黏膜有很强的吸收能力,直肠给药后,药液混合于直肠分泌液中,通过黏膜吸收后进入血液循环,从而对疾病产生治疗作用。中药灌肠既能保留中医辨证论治特色,又能避免因味苦引起呕吐难以口服之弊。此法具有给药方便,无大汗淋漓,完全退热时间短,体温反跳现象少,无明显不良反应的特点。经保留灌肠后吸收,以通腑泄热之功效而达到降温。中药灌肠降温后维持时间长,且对于高热惊厥、昏迷、肿瘤、年老体弱等发热患者尤为适宜。中药擦浴不仅降温快,还能消除高热带来的头痛、全身肌肉关节痛等。 综上所述,在治疗小儿外感发热时,在重清热解表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发散外邪。同时通过生活饮食调理,并取得患儿与家属的配合,积极地配合治疗和护理,可使患儿很快康复。 中医论文范文:论中医药对子宫内膜容受性改善作用 1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实验动物研究 大量的动物实验表明,中医药对实验动物ER有较好的改善作用。经过中医药的应用,可以改善实验动物子宫内膜胞饮突的发育,增加子宫内膜的厚度,改善子宫内膜的血流,并通过调节多种细胞因子、活性蛋白的功能以提高ER,提高受孕率。闫文杰等[15]研究中药助孕方对促排卵和胚泡着床障碍小鼠ER的影响,结果表明,中药助孕方可以提高小鼠LIF蛋白OD值、整合素β3蛋白OD值和妊娠率,认为中药助孕方可以通过上调LIF和整合素β3的表达来改善ER,提高妊娠率。宋殿荣等[16]观察补肾活血方中药对妊娠大鼠ER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活血方能明显改善胚泡着床障碍大鼠子宫内膜表面胞饮突的发育,并显着提高子宫内膜整合素β3mRNA的表达,有助于ER的建立,最终提高胚泡的着床率。周惠芳等[17]观察补肾助孕方对大鼠胚胎着床期子宫内膜细胞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及整合素α5、β3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助孕方可下调胚胎着床期子宫内膜细胞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的水平,提高整合素α5、β3蛋白水平的表达,改善黄体功能不全状态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受孕环境。陈倩等[18]研究发现紫丹饮(主要由紫河车、丹参、熟地黄等药物构成)含药血清在子宫内膜免疫微环境中可显着促进子宫内膜细胞LI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表明中药紫丹饮在子宫自然杀伤细胞(uNK)的旁分泌作用下通过增强ER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改善ER。曹蕾等[19]探讨补肾健脾中药复方对肾虚模型大鼠模型E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补肾健脾中药复方能够有效改善肾虚模型大鼠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功能,调节子宫内膜NK细胞亚群含量,提高内膜LIF表达,从而改善其ER。王振迎等[20]观察寿胎丸加减方(其方药组成:菟丝子100g、杜仲100g、黄芪100g、当归100g等)对超排卵小鼠种植窗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蛋白表达的影响,研究表明寿胎丸加减方可提高超排卵小鼠种植窗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蛋白的表达水平,改善小鼠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张雏怡等[21]观察针刺对克罗米芬促排卵治疗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大鼠ER的影响,结果发现,针刺有上调大鼠子宫内膜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A10(HOXA10)、LIF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的作用,能显着改善克罗米芬促排卵治疗导致的ER不良状态,促进胚泡着床。 2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关于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已有许多报道。研究显示中医药对ER的改善作用是明显的。 2.1单味中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苏念军等[22]选用单味中药阿胶30g自月经周期第7天开始给予口服至下次行经或证实临床妊娠为止,期间观察子宫内膜、子宫动脉血流阻力指数(RI)和搏动指数(PI)。结果显示,通过口服阿胶,子宫内膜厚度显着增加,增加值为(3.88±1.54)mm,子宫动脉血流RI和PI明显下降,表明阿胶能增加诱导排卵助孕周期子宫内膜的厚度,加速子宫内膜的增长并改善子宫动脉血供。 2.2中成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韦艳萍等[23]探讨左归丸对黄体功能不健所致不孕症的治疗作用,设治疗组和对照组,结果显示,治疗组妊娠率(40%)高于对照组(17%)。治疗组中医证候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血清孕酮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认为左归丸可能通过舒肝补肾来升高孕酮水平,健全黄体功能,提高子宫内膜表达,从而影响ER,治疗不孕症。孙振高等[24]通过超声检查评价补肾中药改善超排卵过程ER的临床价值,将进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治疗周期的不孕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选用控制性超排卵方案。分别用二至天癸颗粒(由女贞子、旱莲草、枸杞子、菟丝子、当归等药物组成)联合促性腺激素(治疗组)和单用促性腺激素(对照组)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改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分型、内膜及内膜下血流、子宫动脉PI和RI方面优于对照组,两组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在IVF-ET过程中联合应用补肾中药,可改善诱导排卵周期子宫内膜厚度及分型,显着降低HCG日PI和RI,改善ER,提高临床妊娠率。 2.3中药验方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刘雁峰等[25]观察二补助育汤(着名老中医肖承悰教授调治ER低的经验方,由骨碎补、补骨脂、巴戟天、桑寄生、续断等药物组成)对ER的作用,对因ER低造成IVF-ET失败的肾虚型患者,给予二补助育汤服用3个月,结果显示半年随访受孕率为57.1%;治疗后临床症状积分较治疗前有显着改善;治疗后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明显大于治疗前,且雌激素水平较治疗前显着升高。表明二补助育汤在改善ER低患者的症状、增加子宫内膜厚度、提高雌激素水平等方面都有较显着的疗效。 2.4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改善ER作用的临床研究 李秀然等[26]将促排卵周期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中药组加服助孕增膜方(菟丝子、淫羊藿、熟地、当归、川芎、首乌等),西药组加服戊酸雌二醇。排卵日B超监测显示,两组内膜厚度改善情况无明显差异,中药组对内膜类型的改善情况与西药组相仿,对PI及RI的降低及临床妊娠率优于西药组。提示助孕增膜方能促进子宫内膜生长并改善子宫动脉血供,改善ER,有助于胚胎着床。冉雪梦等[27]将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促排卵、联合中药(含当归、白芍、熟地、山萸肉、续断、菟丝子、紫石英等)促排卵,与正常排卵周期妇女的着床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后两者整合素β3表达强且无差异,提示补肾调经中药增强了促排卵后着床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表达,改善了ER,有利于孕卵着床。徐淑萍[28]将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黄体酮治疗,试验组加用补肾汤(由紫河车、熟地、巴戟天、菟丝子、丹参、当归等组成)治疗。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肾虚证候积分低于治疗前,黄体中期血清雌二醇及孕酮水平均高于治疗前;治疗后试验组肾虚证候积分低于对照组,血清孕酮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表明补肾汤联合黄体酮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有较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提高黄体功能、改善ER有关。连方等[29]探索中药参芪寿胎丸方(由党参15g、黄芪15g、菟丝子15g、桑寄生15g、杜仲15g、川续断15g等组成)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的疗效,将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参芪寿胎丸联合西药组(试验组)和西药组(对照组),结果显示,试验组临床肾虚症状改善优于对照组;排卵期血小板活化因子(PAF)及黄体中期孕酮血清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试验组服药后黄体中期子宫动脉血流及子宫内膜血流的RI、PI均低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服药后黄体中期血清雌二醇水平均较服药前升高。试验组妊娠率高于对照组。表明参芪寿胎丸方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有较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调节子宫内膜血供,提高黄体功能,改善ER有关。张敏等[30]探讨温肾活血汤联合克罗米芬(CC)促排卵治疗后对ER的影响。结果发现治疗组在内膜厚度、周期排卵率及周期妊娠率高于对照组,未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LUFS)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表明温肾活血汤能提高CC促排卵治疗后的妊娠率,其机制可能与促进排卵、降低LUFS发生及改善ER有关,其改善ER的效果优于阿司匹林联合CC。 2.5针刺疗法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陈雪梅[31]探索针刺疗法对提高ER的效果,将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三组:针刺测试组取穴关元、中极、子宫(双)、三阴交(双)、归来(双)、血海(双),针刺对照组取穴风市(双)、阳陵泉(双)、外关(双)、四渎(双),空白对照组不行针刺治疗。结果显示,妊娠率分别为58.69%、38.29%、33.33%,针刺测试组高于后两组。妊娠组螺旋动脉的血流指数PI、RI均显着低于未妊娠组。结果表明,螺旋动脉的血流指数和ER呈相关性,针刺疗法可以提高ER,进而提高妊娠率。潘碧琦等[32]观察腹丛刺辅助促排卵治疗的效果,该针法施针部位是子宫、附件的体表投影,针之所及,直达病所,具有活血化瘀之功效,发现经施针后的患者RI、PI较未施 针患者明显降低。因此认为腹丛刺可以改善患者盆腔血循环,使血流更为充沛和流畅,排卵率提高,ER和营养条件得以改善,因此妊娠成功率提高,同时流产率降低。 3结语 ER引起胚胎着床障碍的机制,尚未找到特异性的环节或因子。目前西医改善ER的措施有激素、抗凝剂以及手术,临床有一定疗效。中医药在IVF-ET的应用已做出有益的尝试,研究表明中医药对调节ER的作用是肯定的。中医学以其整体观念为指导,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中药复方调经促孕的作用是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的。在临床与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临床上经验性治疗较多合理但疗效不确切,作用机理尚未十分清楚,而且,对某些研究结果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评价ER方面,至今未有统一并公认的指标,也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这些问题有待今后不断地解决。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药类风湿关节炎教学创新 笔者从事风湿科临床工作多年,本方应用得当,收效颇着,此方若无黄柏、苍术、川芎三药,疗效会明显降低,使用时应加注意。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中心,是知识的主动构建者。由于学生的原有知识结构和经验不同,导致学习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因此中医药特色的风湿科临床教学创新探究不仅要考虑到班级的专业特点,比如:中医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运动康复专业、针灸推拿专业等,而且更要考虑到每个学生的特点,要根据学生的现有水平和个体的差异来确定合适的教学目标。老师应该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教师在学生学习中充当指导者和帮助者的角色,教师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创设真是情境,提出高质量的问题。目前的临床实习课教学中,较以往传统老师的讲授与学生的接受而言,形式和内容上已有很大改观,但如何使学生更有兴趣的接受知识,理解、掌握并灵活运用知识,是临床实习课教学老师更为关注的问题。 在教科书中关于川乌这味中药的描述如下:药性:辛、苦,热。归心、肝、肾、脾经。功效:祛风湿,温经止痛。应用:1.风寒湿痹;2.心腹冷痛,寒疝疼痛;3.跌打损伤,麻醉止痛。这些中药书上的知识点对于考试来说,甚是重要,但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川乌是一味中医风湿科常用药,笔者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通常给实习医生讲医案的同时,喻方于理,讲授清楚用药的宜忌,让同学们生动地理解并掌握风湿科药物的应用,共同探究中医药特色风湿科临床带教的方法。为了检试乌头的毒性,近代名医张山雷曾以身试之。张氏云:“予曾以天生之乌头附子等分为末,试服二厘,至一小时,力轻浮微茫,如分剂再加,即至眩晕,因知此药先至脑部。”张氏此举,颇有献身精神,深受医界赞誉。古称乌头为“大辛、大热、大毒”之品,乌头的块根中含有乌头碱,有很强的镇痛、镇静作用,但具有强烈的毒性,2~4mL的乌头碱结晶体或2~4mL的乌头酊就可以使人中毒而亡。 乌头碱中毒,病人很快会感到头昏眼花,口舌及四肢发麻发胀,由于乌头碱对迷走神经的强烈兴奋作用,出现口角流涎,恶心呕吐,腹泻,出冷汗,心跳减慢。又由于乌头碱对心脏的直接毒害作用,而表现出各种心律紊乱,甚至出现心室肌肉颤动或心脏停搏。乌头碱对神经系统,特别是呼吸中枢有麻痹作用,出现呼吸困难,手足抽搐,神志不清,二便失禁,血压下降,以致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乌头的有毒成分为乌头碱,而有效成分也是乌头碱。据日本矢数道明博士研究,发现乌头含有六种生物碱,其中四种是有毒成分,另两种是无毒乌头碱,前四种在高温下,可以被破坏,后两种则不能被破坏。日本研究乌头,是有血的教训的。《头注本草纲目》的作者白井光太郎博士,就是因为乌头碱中毒而献身的。这种用生命换取的教训,在日本国研究中药史上,还是很少的。现在,日本加工无毒乌头的方法很简单,用高压锅加温120度,经过2h就可把有毒成分全部破坏掉[4]。 从上面的两个医案我们不难看出,临床用药是很灵活的。我本人从事临床教学工作多年的经验之一是:学生很喜欢这种灵活的教学方式方法,记忆深刻,学生更愿意主动学习知识,使学生正真意义上成为教学双边关系、临床实践的主动方。中医是一门实践医学,中医风湿科的临床病症更是注重实践。学生学习知识的主动性在中医风湿科的临床病症实践中更显现出尤为重要的作用。注重实践论是从辨证论治,还是遣方用药都能深刻的反映出之一道理。 所以,单单是川乌这一味风湿科最常用的中药来说,都有这么多的知识要理解、掌握、灵活运用,我们临床带教老师的责任还是很重的。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不同医学始终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如何取长补短、结合创新变成了又一重要途径。随着中医药特色风湿科临床教学创新的深化,中西医有机结合与互补的临床教学已成为医学生重要的教学环节,它将越来越受到师生的重视。只要我们遵循一定的教学规律,并结合其自身特点,勤于思考,努力探索,就能更好更多的解决学生重书本轻能力、依赖性强,缺乏创造性、灵活性与主动性的问题,能够切实地解决学生在临床学习、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误区,提高风湿科中西医结合实践教学质量。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 【摘要】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的管理技术,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日本企业文化不仅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也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在当代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趋势中,应当注意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 【关键词】管理哲学;管理技术;文化融合;管理之术;管理之道 西方管理学从泰勒、法约尔开始,逐渐架构成完备的体系,又衍生出众多的流派、学派、丛林。与此相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虽观点各异,但都离不了理国治邦,他们的文化精髓既是人生哲学,也是管理思想。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不乏深邃闪光之处,却沧海遗珠,散见于经、史、子、集,缺乏系统的于是,学院教授的“正统”管理学“言必称希腊”,基本是西方管理学一统天下。 一、西方管理学分析 西方管理在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中积累出明显的优点: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地控制和严密地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技术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对管理中某一要素进行深入地、科学地分析,总结出的某一方面的规律,却往往把局部的规律看成是一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走极端的弊病;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复杂也带来新的矛盾。组织结构复杂常常使各种矩阵结构相互牵扯,扼杀了创造行为。 二、东方管理思想的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重视社会人生。所以东方管理文化也是以人为核心,具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而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员工“心愿”的问题;而西方则注重员工“会不会、能不能”,是针对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方面下工夫,各有侧重。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不断提升境界的养料,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共同发展的平台,而不只是个人财富积累的木桶,那他前进的动力在某些阶段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起来的科学监督和统计制度,东方管理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修身养性的自我管理,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从“性善论”出发,通过自身修养来解决问题。这些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共通之处。儒家讲究的是“宽容和谐内部环境”,但在管理中的感性成分较大。极端的感性管理也会导致具体管理者无所适从、无所凭依,管理走型。 东西方管理文化不同,对管理的本质和认识也就不同。但是在当代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的趋势中,现代管理本质越来越体现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为核心的人本管理思想。对于“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中国上古时代提出了“德为贵”的思想,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儒家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己”,即自我管理;其归宿是“安人”,即理想化的社会管理及最终的天下大同。“修己安人”包含了根本性的个人修炼与管理方法。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需要提倡诚实守信、意志坚强、艰苦奋斗的精神。西方也普遍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在mba课程中也开设了“管理伦理”的课程,东方管理学派提出了“以德为先”观念,强调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把道德行为放在首位,遵行“德智兼容”。日本企业的成功更是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三、日本企业文化的示范意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在全球开始展露风采。当时美国正在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嘛。企业劳动生产率在连续增长了20多年后骤然停止了增长。而这时,日本作为战败国,战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石油等原料全部依靠进口,但他们的企业在石油危机中安然无恙,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长期熏陶。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一)日本企业文化中体现的东方传统人文精神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府推行,国民诵读《孝经》,提倡孝道。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奉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瞩目。于是全世界都开始掀起了一股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包括曾经是日本人老师的美国人也放下架子,“拜徒为师”。经过一番探讨研究,欧美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日本企业的成功不仅与美国的资金扶持有关,而且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打破西方注重理性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不是单纯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不仅强调设备、技术、产量等“硬件”,也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重视人的价值,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企业风土”等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如“社风”、“社训”、“社长信条”、“经营原则”、“企业使命感”等。而儒家思想正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是创造“软”因素(日本企业文化)的关键所在。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学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时空的优势。于是产生了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强调的“人本管理”思想。这种人本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也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日本企业文化这一灵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日本企业管理还讲求施义,这种管理思想,与儒学中的“义”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有的日本公司在经营宗旨中就明确直奉行“先义后利”!“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荀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成功的日本公司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日本企业家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二)日本企业文化成功案例简析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是世界上九大公司之一,是目前日本获利最高的企业之一,其营业额从战后至今增加了4000倍以上。松下公司的创始人及领导人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该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有很强东方色彩的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表现在:一是强化企业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日本首先创作公司歌曲并制定价值准则;就像现在你一走进“好又多”超市,你就会听到他的公司歌曲,这样的文化熏陶很容易让人们不自觉的将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联系起来。日本的横滨饭店规定对新雇员培训的一半时间不是讲业务,而是教他们懂得自己应对周围的社会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让他们到饭店前面的公园打扫卫生。在日本,有一句很响亮的话:“没有文化,就没有企业。”由此可见日本企业家对文化在企业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二是重视人才培养,这从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兼而制造电器产品”中可见一斑;另外一家日本企业——日本京滨制铁所是一家高度自动化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工序管理上全部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但这样一家企业却也十分强调人的作用,建立很强的工作道德观念,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以培养职工道德观念为主,并围绕道德观念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三是注意丰富企业文化的内容,使员工易于接受。比如开会,可以选择不在会议室里,而在其他地方。比如开会迟到的人,可以叫他们请按时到场的人吃饭等等。这样一些比较远离传统的企业文化,可以让员工避免被束缚的感觉,从而能够更容易的接受。 四、结语 日本是“东方的西方国家”,或许正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日本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熏染,它才能有这样一个契机将这两者融合起来。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日企横扫英国的摩托车业,超越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工业,抢夺德国和瑞士的钟表和光学仪器市场,打击美国在钢铁、造船和一般电子产品上的传统优势等一系列的企业神话,这些神话不断的被文化管理学、企业战略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科选入教材,流传起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企业的成功,掌握西方的管理理论,领会东方的管理思想,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将东西方的管理哲学在中国来一个第二次融合。 美国华人管理学家成中英教授说,中国是“心”文化,美国是“脑”文化,管理是外在伦理,伦理是内在的管理。西方的管理方法在国外公司有时很好用,但现在我们的员工是中国人,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亚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运用西方习以为常的管理方法。虚实结合,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从让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样板。 不可否认的中西方文化和思维差异,既不能消灭它,也难以统一它,因为世界需要五彩斑斓的文化,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在差异彼岸构筑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用在现代管理中,仍然有借鉴意义。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论文 一、东西方企业的质量管理特点 (一)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东方企业质量管理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要数日本了。以下以日本为代表谈论一下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自主,主动是日本企业的独特的特点。日本企业质量管理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最主要的思想是来源于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的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管理思想。顾客至上是他们企业的经营理念。最为值得学习的是,日本企业的质量政策在内容上不仅体现出了“把顾客作为焦点”的原则,而且能够在各个生产活动中得以全面的执行应用。 (二)西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质量管理的起源地在美国。美国企业一直重视质量管理,其质量管理方法当然是各不相同,比如:“统计质量管理法”,“全面质量管理法”。因此,美国企业在质量管理思想,质量管理组织和质量管理方法等方面,都有其特点。美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注重规范化和程序化管理,讲求质量控制,在管理方法上,美国企业是在标准的规范下进行的,也有一些企业为了解决质量管理的具体问题设置一些临时的机构:如福特汽车公司为生产专用零部件而设置的临时工作小组等。 二、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对日本和美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理念是在生产过程中综合考虑产品的质量,美国的企业则是在规范化的过程中生产产品。通过对其优缺点分析可以对我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有一个很客观的改正标准:第一,中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研究还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层面;而西方企业已经有自己独特的质量管理理论体系。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企业质量管理研究,加强中国企业质量管理研究。第二,中国企业质量管理重形式轻实践。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只是把质量管理这一重要的操作流程当做是无关重要的环节,而不是具体的去实施它的作用。第三,需要提高中国企业员工的个人素质。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素质,因此我国企业管理部门最重要的职责是提升员工的文化素质。 三、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一)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是令人堪忧的。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如下:第一,企业产品质量差,浪费生产的原材料。第二,质量不合格的各种产品横行于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乃至生命。第三,我国企业对TQC(TotalQualityControl)和贯彻ISO9000系列标准不进行实际实行。 (二)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我国企业质量管理远远落后于美日。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第一,真正把全面质量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企业必须按照全面质量的原理来重新安排质量战略策划,真正将全面质量面质量管理放在首位,以顾客满意为中心。第二,真正实施ISO9000系列标准,切实做到运用此标准来对质量体系进行规范。第三,注重质量文化的作用。我国的企业应该学会创建文化企业,把员工的个人素质首要位置,以此来提升企业产品的质量。对我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思考,切实做到从我国自己的实情出发,总结我们之前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国外质量管理好的方法,活学活用现代科学的质量管理手段,认真预测世界质量管理的发展趋势,在理论的基础上重实践,一定能把我国质量管理提高到现代质量管理的水平,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道路。 作者:刘艳菊郑满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哲学论文 俗话说,无规矩就不成方圆。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人类的这些进步,一个又一个发明创造,经济不断发展都离不开管理,包扩人的管理和物质的管理。管理思想的发展按时间划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的管理思想、中期的管理思想、现代管理思想。 毋庸置疑,人类早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管理思想,管理是一个一直在发展中的课题,不同时代的管理有着适用于那个时代不同的含义,但是很少全部弃旧立新,不能说过去的管理思想已无用途,现在科学的管理也是在建立在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的。之所以过去的管理思想还在影响着现在的管理活动,有多种原因:首先,事物的发展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和遵守客观规律,人类早期并没有一系列的理论概念,我们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经验之间,蕴藏的管理思想的萌芽。要怎样安排怎样分配才能更好的完成生产生活任务。这些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技巧和经验想法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当然每个名族每个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行为中都会有自己名族的特点在内,也就是说早期的管理思想会对现代的管理思想影响。例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是永久存在的,天地之所以能永久存在,是因为它不是为了自己的运动变化规律而存在,而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平衡的集合,因为他是和谐平衡的,让人生存,无私奉献,所以它能够永世长存,而现代管理思想中有关企业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其中就有企业要有造福社会,回馈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个影响的例子;其次,现在所说的管理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一路走来,从欧洲的古希腊神庙到中东的古埃及金字塔再到东方的长城,这些奇迹的诞生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许多的管理经验。虽然时代一直在变,但是一些理论的有效性还是没有变,例如马基埃维利的思想领导原则和现代领导理论的一些原则的是相当类似的。还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巴贝奇对劳动分工的研究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再次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现代的管理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手段来管理的是新的特征之一,包括很多学科要素在内,不单单是对于人行为的管理或者是对怎样提高生产效率来思考而是运用心理学、计算机、运筹学、统计学等学科手段来综合管理一个企业。第二是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加强了人的培养,企业生产运营更人性化。职工的满足感,归属感成为了影响管理好坏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现代管理中的创新意识,现在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企业和国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适者生存,不仅要适应更重要的还是创新。根据形式不断改革管理体制。这些就是新的特征。 人类早期的重要思想到现在也能指导管理实践,比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比较有名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告诉我们要分析客观规律才能克敌制胜,这句话在现在的一些企业的竞争的到处都能体现;孟子主张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肯定了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荀子认为恶是人性自然需要善来改造。现代管理实践中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人是复杂的动物,有两面性,对人的管理要运用不同的手段。15世纪著名的思想家马基埃维利提出了四项领导原则,这四条原则同样也在现代的领导实践中发挥着作用,比如领导需要得到拥护和领导需要团结群众等。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早期管理思想之一。 无论是东方的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都具有自身的传承和自己的特点。这和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分不开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偏向与理性的思考,逻辑推理,追求的是最根本的性质。在管理理论中,多数是以工作本身为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很少考虑人的因素,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提出了工作定额原理、差别计件付酬制等。而东方人更注重人的本身,诸如修身养性、忠孝义等词。把个体和外界都有联系在一起,强调事物都是相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倡导的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至今仍然对人们的观念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东西方的思想上的这些差异,导致东西方思想的发展也有诸多理念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理念强调科学与效率,注重科学手段;东方的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力量,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 虽然东西方管理思想有所不同,但是整个世界是在相互联系之中的,经济已经全球化势必会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代东西方管理思想就是在不断的在互相学习交流中发展的。西方在强调科学方法,运用各种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科学严谨的同时,也不缺个性化,既追求卓越也追求和谐。东方当代的管理思想也越来越重视科学和严谨。用以人为本的态度来领导群众,用科学的指标来要求群众。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取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管理实践中,升华为自己的特色。 作者:罗孝骏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图书馆公管管理 文化比较的前提是文化接触与交流,没有文化的接触,就谈不上文化的比较。中西图书馆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源远流长,一部图书馆事业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图书馆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经历了古代东学西渐到近现代西学东渐两个完全相逆的阶段。来新夏先生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和深层的文化心态层。由此图书馆文化也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次。[1]藏书是图书馆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试图从古至今分三个阶段对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个阶段:东西方古代形态各异的自然书写载体比较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 ,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藏书文化的东学西渐 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对人类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图书馆的发展更是意义巨大。纸质书籍的生产、贸易和保存远远优于简、帛、纸莎草纸和羊皮纸,最终取代了它们。但这一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灞桥纸”“罗布淖尔纸”“扶风纸”和“居延纸”等考古发现证明,纸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在东汉时期经蔡伦改良已得到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初期的纸张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再方口上当时的人们尚有轻纸重帛的观念,纸在汉代并没有广泛地用作书籍载体,简帛仍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魏晋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提高,纸的优越性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纸也就逐渐地由下层平民的使用进入上层贵族的使用,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与简帛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4年)桓玄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纸才得以广泛地使用,纸写本书才基本上完全取代了简帛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中国书籍制度从此由简帛阶段过渡到写本书阶段。到隋唐时纸写本书的发展达到全盘。纸写本书籍制度基本上沿袭简帛制度,虽然写本书出现了卷轴装、经折装和旋风装等三种装订形式,但卷轴装出现得最早,应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对比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西方历史、文化、社会和哲学背景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化规律,指出了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论述了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最后阐释了东方思维方法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以期为解决现代管理学思想与理论和管理实践界不能对接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关键词:管理思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东方思维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变为科学理性,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后来发展到机械理性、工具理性和数学理性,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数学和几何学准确推导的才是科学和真理。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对应的是分析的研究方法。 沿着理性路线的管理学理论和思想的特点是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理性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限隶属关系、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采用金钱刺激和纪律控制等。理性路线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有泰勒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二战后,运筹学的成功,加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管理提供了深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这时相继出现的数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都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对人性的关注相对忽略。其中尤以管理科学学派为典型,他们强调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建立管理的数学模型与逻辑程序。在管理科学学派看来,管理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完全可以而且只能用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不容许有半点非理性的艺术成分的存在。 2.非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流。非理性主义是指那些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加以强调的思想。它强调人的意志、欲望、情感、直觉的作用,不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的作用。它的理论表现有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理论。非理性主义是将人心理中与思想无关的因素,如情绪、本能、冲动、直觉等置于最高的地位,进而认为一切存在的最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注重研究外部世界,非理性主义则从自身内部找原因。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理性主义认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推导错了,甚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非理性主义认为“是我的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心里的欲望太多、太杂而又不切实际,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不对?”。它从古希腊的神化故事开始,表示人向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力量的屈服;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极大发展了非理性主义,牢牢的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交锋后,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主义重新被人们拾回,因为社会和经济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与困惑 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但科学所培育出那种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种负面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层面和系统层面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内部就存在许多的“悖论”。首先,人类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类理智和思想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人类的理智和思想造出的产品反而压制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智。其次,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广泛应用,电子文化乃至人工智能装置却以其精神生产的工业化、平面化、批量化、非个性化消除了人的思想创作的冲动,抹煞了人类的个性。各种应用于生活中的软件设计活动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垄断,无形地剥夺了他们培养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各种设计,人把自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交给了技术,物化的技术理性却抹煞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再次,由科技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由市场竞争而来的功利理性,以及由货币广泛媒介关系而来的价值理性等,它们都抛弃了培育它们的人文精神,让本来作为手段的它们成了主宰人生的目的,把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了服务于它们的手段。 从系统层面来看,首先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没能保护好环境。其次,西方理性主义过度繁荣也使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类的精神家园遭到破坏。这种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所有这些“理性”,都因其方法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人们的欢迎。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精神源头的活水。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借鉴 (一)东方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东方思维可以概括为:整体论、超级系统论、和谐论、太极思想。根据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里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统一的基础在人之内。第二是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超级的有机系统,也许目前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中国思维注重综合,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不注重它微观实体和元素。第三是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和谐包括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做事情讲究“合情合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宇宙以人为中心,知识以利于人为准绳。“太极思想”是中国又一重要思想,太极图被人们誉为“第五大发明”,但现代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价值。在目前人类可以认知的时空状态下,太极思想能被人类认识的至少包括有:矛盾的观念(阴阳鱼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永恒变化的观念、永恒不变的观念。以上这些都是高度的思维方式,它引导西方管理哲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东方思维解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 西方管理思想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维度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增长的极限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自身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从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却没有真正使西方幸福、快乐起来。 西方理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然是东方的实践理性。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方法、流程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类的实践中来,回到“知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上来,可以有“真空的数理推导”,但不可能有“真空的管理”。 西方非理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全面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的对人自身的关怀悄悄的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为把自身欲望的满足和各种动机的得到响应看成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这种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但是正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却不同程度的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真正的自由,它在本质上缺乏对人性真正的关怀和对心灵的呵护。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非理性维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东方人文主义。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东方人文主义主张人类与自身的心灵和谐相处,即所谓“正心、诚意”,在自身心灵得到呵护、合理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同时能增进与周围人的和谐,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和谐。东方人文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和为贵”、“合情合理”、“和气生财”、“互惠互利”;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周围环境关系上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思想无论是从非理性路线还是理性路线最终都要回归到东方思维方式上,这种西方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分析研究 [摘 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了企业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基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认知。高效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员工之间人际关系的改善,更有助于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而让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但在实际工作中,人力资源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基于此,本文把中西方人力资源差异作为研究课题,阐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了东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 [关键词]人力资源;外企企业;可持续发展 0 引 言 S着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理念的发展,绝大多数的企业认识到,企业如果要想在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优势,必须将企业自身的长期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且笔者发现企业战略规划的各个方面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企业获得充足效益的基础和核心,并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大部分的大型企业都在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头疼,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 人力资源的内涵 人力资源也称作公司企业文化精神,指的是企业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长期实践形成的带有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和社会定位,是企业所有人员的社会文化共识,同时和全体员工的各项需求统一,是企业长期以来,在广阔的社会经营中实践凝聚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经营的目标和战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精神等。 2 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比较分析研究 2.1 东西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比较 2.1.1 我国企业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规划、激励、绩效、培训、考核、员工招聘以及晋升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但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对人才是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的意识较弱,在人员技能与岗位的匹配上与如何留住人才的工作上缺乏实践;在对人才的管理和定义上,仅仅停留在以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表面来简单定义人才。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概念片面,有些小微型企业甚至是大型国企领导对“人才”的认识存在偏见,其认为人才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或者是从国外引进的高级技术人员,并未把企业内部业绩优秀突出的员工纳入“人才”的行列,这使员工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造成企业的人才大面积流失,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二是不能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现代企业的竞争本质是利用人才的竞争,人是具有高度复杂心理的动物,人在具有经济属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当下绝大多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单纯认为员工需要的仅是经济上的收获,而忽视了员工作为社会人的复杂需求,企业以金钱来驱使员工付出的想法是不成熟、不科学的管理思想,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只看到人的经济属性,在工作中只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人际关系单薄,导致员工对公司缺乏归属感和凝聚力。 2.1.2 西方人本管理理念 西方企业较早地树立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日本的企业文化在这一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其把员工问题视为企业自身的责任,在绝大多数企业裁员以保证公司的资金安全时,日本企业几乎很难进行裁员,同时日本企业的高层也非常注重保护员工的各项权利,他们把员工当作创造企业市场价值的根本资源,在企业经营中充分考虑和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和各项权利。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长远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企业管理模式也将与时俱进,人本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本管理战略的制定将以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为导向,并对未来方向进行规划。人本管理理念是西方企业发展的基础保障,西方企业认为人本管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2.2 激励考核机制的比较 2.2.1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对于有些员工来说,报酬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更多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是自我满足、自我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由于基础弱、起步晚,缺乏对人力资源系统科学的认识,造成了在人事政策的制定上,很难做到细致全面,导致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员工实际的需要。公司管理层对激励的理解单一,认为“奖惩”是最科学公平的方法,缺少完善的绩效考核标准和章程,仅以晋升、加薪、奖金激励员工,导致员工工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际激励时,往往凭领导的个人判断进行奖惩,公正性缺失使激励行为适得其反。 企业在实际管理中难以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领导甚至会因为私人关系对个别员工进行特殊关照,而对有的员工故意刁难;员工奖惩管理处罚多于实际的奖励,现金奖励缺乏明确的标准,甚至使承诺变成空头支票,成为公司部分管理者挤压员工的借口。即使公司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对员工的奖惩不能进行客观、公平的判断;如果对员工的绩效评价仅靠领导个人评判,会使企业缺乏公平的工作环境,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进而产生企业留不住人、人才找不到企业的矛盾。 2.2.2 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西方企业一般都有一套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的激励管理机制,公司在设计激励政策时注重内外部的均衡,在确保外部激励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时,为员工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并与绩效挂钩,保证及时支付不随意拖欠工资。在强调激励时注意物质与精神相结合,充分激发员工工作的动力,发挥人才的作用,给员工以归属感;制定明确清晰人事考评的办法、标准、程序,让员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寻求最适合自己的岗位,达到岗位匹配。建立健全企业民主制度,例如成立公正的公会组织,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积极献言献策,通过物质、精神的双重刺激,使员工和企业荣辱与共。 2.3 沟通文化的比较 2.3.1 西方企业沟通文化 在一个关于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专访中,笔者注意到整个公司的高层有接近60%是工人代表。通常在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中,其只是把员工视为公司整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员工只需要按照具体流程和规则,像流水生产线一样正常运作就行。但他们把零件看的非常重要,正如当时接受采访的主管所说“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是企业的一部分,所以领导非常支持员工的提议,且通常绝大多数的提议都是有效可行的。”他们给予员工丰厚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不仅未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营业额下降,反而效益得到了更明显的提升,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不单纯的以“经济人”的科学管理理论进行管理,而更多的尊重员工的“社会人”属性和需求,所以在企业沟通上,西方企业的沟通更加有效且富有价值。 2.3.2 国内企业沟通文化 2013年7月,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集体罢工事件,就是因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集体罢工停工事件是由于企I忽视了员工的理性诉求,单纯的以“经济人”眼光进行管理,导致企业停工,当下我国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相对落后,企业沟通不到位,这也是富士康公司频繁出现员工罢工和跳楼事件的原因之一,其应加强与员工的沟通,满足员工合理、合法的要求,事实上,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双方应和谐共生。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文化是企业自身的价值及行为规范的统一。企业文化对组织的沟通方式有重大的影响,畅通无阻的沟通交流是优秀企业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和谐的企业文化可以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高效的沟通应该以双方的平等为基础,要让沟通变得开放、公正。首先,管理人员要具备开放的思想,积极接受别人的建议,注重沟通;领导在同下属员工进行沟通时,要放弃个人的偏见,要公平公正的评价,择优听取。其次,依靠合理、公平的公司规章制度,鼓励主动沟通。员工淤积太多负面情绪无法疏通,会导致其对企业失去信心,从而造成人才流失。 3 结 语 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能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求,增加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和组织内部的稳定性,减少人才流失,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员工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应致力于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总之,人力资源工作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以人为本是企业经营长盛不衰的秘诀。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摘 要:东西方管理思想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不断发展并完善成熟,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然而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对东方管理思想的学习比较模糊,本文从人本管理在东西方管理思想中的不同表现入手,探讨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不同。 关键词:人本管理;行为科学学派;儒学;融合创新 一、西方人本管理思想――以行为科学学派为代表 行为科学学派是在梅奥开创的人际关系学说发展起来以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把对于人本身的管理提升到了最高高度,从而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各种人本主义学派。 (一)行为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行为科学学派的创始人乔治・埃尔顿・梅奥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包括车间照明实验、继电器装配实验、大规模访谈计划等。以这些实验为基础,梅奥建立了人际关系学说,提出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实验中发现了人的动机与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了激励理论:双因素理论。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对于人们工作情况的影响最大:其一是保健因素,其二是激励因素。保健因素是人们最低需要达到的需求,只是一种保证,而激励因素才能鼓励人们朝更高的目标发展,使得自身有满意感。 道格拉斯・麦克里戈提出了X和Y理论:X理论指人性本坏,一般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尽可能逃避工作的特性;而Y理论相反,指人都是勤劳的,他们是否喜欢这一份工作取决于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惩罚还是奖励,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乐意于发挥自身的价值为这份工作而努力。 (二)行为科学学派的贡献 1、管理对象中心转变 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的管理对象是事情与物体,它强调的是生产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整个组织需要有一定的秩序等等,而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行为科学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是依靠人来完成,一切的组织目标都需要人才能得以实现。因而,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对象就是人本身及其行为。这样,管理者就可以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观察和激励,来实现对人及其行为的指导与控制,并通过管理人达到管理事与物的目的,从而实现管理的最终目标。 2、管理方法转变 由于管理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管理的方法也就随之而改变,由原来的机械管理,转变到更为人性化的管理。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是一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权力规定的管理理论,不重视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以及人在事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用。与此相反,行为科学则重视人的感情和工作动机的作用,所以在管理方法上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关注不同人的需求,以及用鼓励与引导的方式引起人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自身的潜力,这种方法显得更加人性化。 二、东方人本管理思想――以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为代表 东方管理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取西方管理文化之精华并与中华国情相联系,并融合世界各民族管理文化之精华的系统性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本文以中国作为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代表。 (一)中国古代儒家孔子人本管理思想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中“重民”、“贵民”、“惠民”等一系列思想都体现对人的关怀和重视,儒家管理思想以德治为核心,提出施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式。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非常全面而且深刻,他强调人的基础和核心作用,重视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 春秋中晚期,孔子对那时候的统治者提出,首先要爱人民,还要为民表率,兢兢业业,不避辛劳。孔子认为不仅要“爱人”,还需要重视选拔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 孔子特别主张用“礼”和“义”这些道德规范来协调统治者上下左右的关系,因此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是一种主张按照伦理原则进行管理的思想。孔子的管理思想中最优特征的内容是重视人的因素,擅长用教育手段来改善自身的素质与思想,人是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现代人本管理思想 中国的东方管理科学也称作“东学”,是由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派带领各地管理学人员对于东学的研究与探索。东方管理科学是以东西方管理思想为基础,融会贯通,并随着时展有所创新,在文化、哲学、人本、道德、方法五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东方管理科学相比于西方管理学,主要体现在五个字上:学、为、治、行、和。东方管理学包含了东方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将人视为管理的首要因素,围绕着满足人的需求,观察人的需求,以及调动人的积极性来开展管理工作;二是通过给人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提高人们的智力、磨练人们的意志,使得人们得以摆脱自然的束缚,达到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深层内涵。 三、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文化起源不同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探索。他们从古希腊神话笼罩与神权主宰的桎梏下,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等富有主体意识和挑战意义的人本宣言,第一次将人提升到不屈于神的地位。它对于在一个神权社会唤起“人权”意识,发起“人权”抗争,并最终赢得“人权”,特别是启迪后人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宇宙大观意识的确立和提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一种“赋予性”关怀与尊重,即基于主体的客观属性所应该获得的关怀与尊重,是“道本”义上的人本启蒙和奠基。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儒家人本的“本”意是立足于主题内部的力量,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关怀与重视,且其关怀与重视的动因也主要落脚在对于统治阶级统治秩序与利益的尊重和维护,而缺乏主体性的尊重与回馈。当时一些儒家学派所倡导与弘扬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官方认可”、“民间运作”的希望工程,但其实质上是为了达到笼络老百姓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因而,其人本价值主要停留在“力本”,最多也就是还存在“义本”的取向,没有上升到古希腊从人类的视角和宇宙万物的情怀审视人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 (二)人本思想的侧重点不同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注重以人的自然思考方式和逻辑为基础,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通过对人们思想上的教育与引导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个人的思想状态升华到一个高度上,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社会性比较重,偏重于感性,模糊化分析,是一种“软”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以效率、利润为出发点,用制度和流程等合理科学的方法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并且通过一定的管理模式、一定的制度流程来为人们提供自我发挥的环境与空间,以保障人们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科学性比较重,偏重于理性,定量化分析,是一种“硬”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国际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当今管理理论与时间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融合与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 摘 要: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东方管理哲学基于民本的哲学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学基于人本的哲学前提;东方管理哲学具有非系统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具有系统性;东方管理哲学偏向思辨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偏向实证性;东方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东方管理哲学体现出一种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学着重于制度管理。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哲学;差异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业化、系统性、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区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又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环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体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此外,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群体本位与工业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与系统性 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有管理哲学。事实上,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导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统,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飞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他将西方管理哲学主要划分成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验学派、社会系统学派、数学学派。西方管理哲学经过自然经济与“自然人”的管理哲学、工业经济与“经济人”的管理哲学、知识经济与“文化人”的管理哲学三个阶段,其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而完善,这也与他们系统而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性与实证性 东方的管理哲学与东方哲学一脉相承。哲学更注重思辨,通过思辨来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东方管理哲学更多的是哲学家通过“格物”以“致知”,然后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提出对应的方法论,通过这些方法论来引导各领域的管理实践活动。 西方的思维方式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严谨性,具有严格的推理、论证和较强的逻辑性,就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既严谨又细致。因此西方管理哲学更接近于管理科学,西方管理哲学本身就是从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更注重实证,通常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分析。而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通过对一些自发式的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从而得出管理活动中具有一般性的,即规律性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形成了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现代西方管理则看到了管理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越来越注重人的情绪、需要、价值等非理性因素的发挥。于是现代西方管理也看到了“软管理”的作用,注重管理的艺术性。但是这些改变仍然不能占据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部分,理性依然是其主流。 四、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 由于东方国家封建时期历史更为悠久,国家统领各个领域的现象更为普遍,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国家从宏观上掌控着各个方面的规范和管理。与之相对应,东方管理哲学则更重注宏观管理。在中国,人们关注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行为规范最开始是适用于管理实践的社会领域的问题,这些道德规范流传至今,就逐渐扩展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具体的管理领域。而且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关注人的精神,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因此关注的范围广而抽象。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此后,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大量学习外来经验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开展和国民意识的培养。尽管他们大量学习西方的管理哲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深受传统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国家,他们的管理特色仍然具有鲜明的宏观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在西方,国家对具体的领域掌控得没有东方社会那样严格,各个领域需要自行管理,于是为了适应各个领域的管理需要,一些针对具体领域的管理科学应运而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西方主要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发挥着更多的作用,“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于是,各经济组织便开始摩拳擦掌,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准备在自由的国家氛围中大显身手。另外,自然科学也较早地在西方得以发轫。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等特点”[2],这种研究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如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范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情感管理和制度管理 东方管理哲学向来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的道德、情感等可以作为纽带,维系一个管理团队。“传统东方管理模式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是‘情、理、法的统一’”[3]。也就是说,东方的管理是以“情”作为纽带的中庸的管理模式。与这种管理模式相符合的代表就是日本企业的“7S”管理模式,即融合策略、结构、制度、人员、技巧、作风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管理模式。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思想,就代表一种将道德与经济相结合,用道德进行经济管理的思想”[4]。日本的企业管理在推行西方现代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同时,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一种柔性管理,而不是刚性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注重对管理对象的价值、情绪和需要的关照,在管理中注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以及对过错充满宽容。这种管理模式更注重管理中“软”的因素,如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价值观等。 而西方国家则更注重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竞争机制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其管理模式更是以“法”为重心,偏重理性管理。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3S”管理模式,即利用策略、结构和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的管理模式。 由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运用的是严谨的推理论证、逻辑论证、实证分析以及精确的数学计量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能运用于对人的复杂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和处理,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管理哲学中也缺乏对人的主观因素的考虑和关照。例如,早期的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原则就是用来决定完成一项工作最佳的、最科学的方法。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将理论重点着眼于工作任务本身,即“重事不重人”。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中表现出的那样,他把人所要从事的工作视为一种纯粹机械式的运动,从而忽略了人性。而其他,如“法国人法约尔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等,这几种西方早期管理思想都是以工作本身为侧重点,以经济效益为管理的目标,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来实现管理,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5]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了“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人是复杂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最为理想和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权益而变。莫尔斯和洛尔施所研究的“超Y理论”,也属于权变理论的观点,又被称为“组织行为中的人性理论”,它就将人性也列为管理中要考虑的因素,将“由自然需要质变而来的社会性需要”[6]考虑进来。这些理论为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努力。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融合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摘要:随着国际交流的逐渐加深,各国思想文化的不断碰撞,出现了东西管理的融合。本文简要介绍了东西方管理的融合及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融合现状,对我国的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管理文化 融合 文化价值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精神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在管理领域,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流逐渐增多,在碰撞融合中相互学习。 1 东西管理融合趋势及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 1.1 东西管理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必然性,经济发展是其根本动因,文化交流是其主要形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随着管理研究的推进不断得到发展。苏东水教授认为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方面:一是人本管理文化的回归;二是人德管理文化的回归;三是人为管理文化的回归;四是人和管理成为东西方的共识;最后是人道哲学的融合。 1.2 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在人事管理的融合上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2.1 “以人为本”总体人事思想的融合。在我国古代的用人思想中,以儒学为主流的诸子百家,对人本主义看的很重,在治国安邦、经商为官等领域,不断践行着这种思想。无数经典的历史故事,都演绎了深刻丰富的用人思想,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关怀和爱惜。在历史上的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合理性。如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墨子提出人与人之间能够“兼相爱,交相利”,说明人的本性相同;孟子从性本善出发,提出“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理论等。在政治层面上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所有这些都强调的是“以人为本”。 1.2.2 “选人”方面的融合。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在吸引人的方面孔子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要把人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有着主动性和无限开发潜力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器具。选人的方式一般通过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在西方管理的发展中也是由刚开始的把人看做简单的没有人格没有思想的生产工具,发展到现在提出人力资源的这个概念。在选拔人才上也是采用德才兼备,并考虑到性格与岗位的适合度等等因素。东西选人的标准和途径逐渐走上融合。 1.2.3 “用人”方面的融合。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古代强调的是知人善任,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善任。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此外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用人方面,西方的用人更是不拘一格,大胆提拔有能有绩之人,任其所长。西方的专业分类比中国还要细致,在用人方面强调专业对口,也强调授权管理的重要性,强调对人对下属的信任。 1.2.4 “育人”方面的融合。孔子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人才的培养既要开发才智,又要完善德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此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也就是强调终身教育。以前我国的教育比较关注的是理论知识的学习,偏重应试教育,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足。西方对人才的培养比较注重人的兴趣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强调终身教育,干中学。我国也借鉴西方的教育体制,重视实践教育及人才的兴趣及分层次培养。东西方“育人”方面渐渐趋向融合。 1.2.5 “留人”方面的融合。所谓的“留人”主要从企业激励人员,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责任感、荣誉感、归属感等等方面。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关于激励主要有:“所欲给之,所恶去之”的满足需要型激励;“赏有功,罚有罪”的行为改造型激励法;“交相利,兼相爱”的利、誉激励;“行其所想,致其所欲”的心理动力诱发型激励;“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心理调谐型激励;“改之所行,在顺民心”的疏导型激励;“有欲而后为”的诱导型激励等等。这与西方人事激励思想中的激励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如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奥尔德弗的ERG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等等,强调人的动机、人的需求及行为导向的强化激励。由最简单的需求激励到后来越来越复杂的激励思想,显示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个人对自我对社会的要求不断的变化的趋势,并逐渐走向融合。 2 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东西方的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的文化在融合中发展,但是现实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在发展进步中必然存在的问题。下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在目前管理融合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1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比较滞后。现阶段,绝大多数企业把人力仅仅视为一种资源,不承认人力资本的贡献就会使得企业内部失信状况严重,也就必然引起非理性的反抗,其结果必然导致高级人才的流失,而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蒙上阴影。此外主要表现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区。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全盘引进西方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制度。经验主义者认为西方的管理思想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不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执着于以往的家庭作坊式或者迷信个人的以往的经验。 2.2 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在我国中小型企业中,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严重不足。重利用、轻投入的培训模式使中小型企业倾向于直接利用“现成”的人力资源,不愿意、不舍得对人力资源进行时间和资金上进行培训投入。特别在家族企业中存在重血缘、轻外人的培训模式,家族血缘关系和信任心理,把培训的精力和资本花在自己人身上“肥水不流外人田”。 2.3 人力资源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中小企业员工对薪酬现状不满,难以有效激励他们积极地工作。此外,激励手段单一,忽略员工需求的多层次性,以物质激励代替一切;忽略高层次人才对精神激励和自身发展的需要,结果造成能人留不住。忽视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核心知识员工的激励。 2.4 价值文化建设滞后。企业的价值文化属于企业的软实力,但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价值文化,是企业整体的精神内涵,对企业的全体员工有着约束和激励作用。目前好多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实力较小,在企业价值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少,导致企业的价值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3 东西管理融合下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议 3.1 引导管理者转变观念,提高管理者的素质。道家认为,管理者“知不知”,即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是实现轻松管理的前提条件。德鲁克也说过:有效的管理者都知道一项决策不是从搜集事实开始,而是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企业管理者的观念的对管理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尊重人、尊重知识、尊重劳动。要重视知识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德鲁克先生也说过:组织中的每一位知识工作者必须是一位决策者,至少也得在决策过程中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智慧的角色和自主性的角色。 3.2 设计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提高引进人才的质量。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是保证引进人才质量的制度保障,所以企业要设计一整套科学的人才选拔、考核、引进流程,采用多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衡量每一个人的综合技能。做到发现适合的人才,引进实用的人才。 3.3 建立全面薪酬制度。全面薪酬主要由4部分组成,由核心至边缘依次为:薪资、福利、事业、环境。因为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东方,个人的需求出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激励的制度、考核的机制以及薪酬制度都要进行调整。首先应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金钱分配的内外部公平。该体系的建立不能一味的采用西方的量化的思想,中国讲求长远的眼光,潜力的发掘,所以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成绩要给以突出,优点要给以发扬,具体岗位指标要有所侧重。其次在福利上要建立弹性化或者是菜单式的福利模式,避免简单的一刀切。而且目前国家还准备对福利的收入进行征税,怎么才能真正提高员工的福利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次事业上确切来说是个人的发展上,要帮助员工建立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一方面按照我国传统的思想,尊重资历比较老的员工,一方面大胆采用有能力的青年员工。特别是针对一些专业人才,要建立多种途径的晋升渠道,弥补因管理岗位不足而带给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最后在环境上要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办公环境。对于在一些恶劣环境工作的员工要给以一定的补贴和关怀。 3.4 利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层次建设企业文化。顾文涛、李东红、王以华提出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其逻辑层次,它凝结了我国古代多家的管理思想。首先对基层员工管理的中心在于“法”字;对中层干部管理的中心在于“忠”字,忠于自己的信念。要使中层干部忠于上级,儒家用“德治”而法家则用“权治”;而高层领导团体管理的关键在于志同道合,管理的中心则是一个“道”字。具体在一个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有健全的制度,有一批有敬业精神、忠诚于企业的中层,还要有明智的、道德高尚的高层管理者。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人缘文化很突出,而且是强势文化。中国有句俗语称:做事的企业做不大、做人的企业做不小。企业就要利用我国现有的文化背景,去培养企业的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的话,企业文化的倡导就不会得到太多人的反对,在这个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再借鉴西方的一些科学化的管理方式,中西合用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4 结语 企业的发展,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高素质的人才,任何科学技术的创新、生产工艺的改进、管理制度的创新,都离不开专业人才。人才的培养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当提高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将其纳入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东西方优秀的管理文化加以融合,取长补短,兼收并蓄,逐步建立完整科学的人才文化价值体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扬我国的经典用人哲学,结合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在融合中不断创新发展。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理念在企业的冲突与融合 【摘 要】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关键词】冲突;融合;价值观念 1.东西方管理理念对比 1.1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理念 东方管理理念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管理理念体系之中。 东方管理理念: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东方管理理念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等。 东方管理理念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有性善的一面,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2)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理念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 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3)东方管理理念的现实意义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方面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对冲突的态度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中国特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组织冲突管理存在着其特有的问题。 1.2 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理念 (1)人性假设与科学管理 人性假设对于管理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涉及和措施的采取,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和理解为基础,可以说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管理。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泰勒、薛恩、波特、麦格雷戈等学者的人性假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这些人性假设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管理者采取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西方管理理念代表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采用“任务管理”的方法,制定恰当的工作定额,这一定额是通过精确的“时间―动作”研究而确定的,这是一种制度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热衷于追求管理的数字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即使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Y理论时期,或者以“文化人”假设为基础的超Y理论时期,这种制度化的、标准化的、定量化的方法论意识并未偏离,只是在此主流之外,西方开始重视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员工自我发展的价值、管理员工方法的差异性等作为辅线发展,而科学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理念的主流,也是西方核心的管理方法。 (2)西方管理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管理原创建立了一整套管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成为今天管理发展的基础。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 西方管理理念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管理。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 2.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措施 2.1 运用有效的沟通策略化解冲突 2.1.1 对不同价值观引发的冲突融合 加强沟通。最简单的策略就是通过与发生冲突的人聊天,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避免因为自己的价值观的差异产生不必要的偏见,使得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认识。 保持距离。这种策略是用于冲突双方实在是无法化解之间的矛盾,价值观的差异确实是无法消除,就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矛盾激化,不能将两个势不两立的人放在一块工作。 官方命令。这种策略往往是用于无法自己化解冲突,但又不得不需两个人之力来共同完成工作,这就需要管理者用强制的命令方式或权威来暂时缓冲双方的冲突,保证工作的继续进行。 2.1.2 如何化解由于沟通问题引发的冲突 和当事人直接沟通。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有利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因为如果管理者对每个冲突都要过问,这样的管理工作会很大,所以让员工自己解决是最好的也是最省事的方法。 培养沟通能力。其实很多情况下,冲突双方不是不愿意自己化解矛盾,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以至于事情越弄越糟糕,造成矛盾的停滞甚至激化,因此企业就要为员工开展必要的沟通能力的培训。 2.1.3 如何化解由于不同认识引发的冲突 换位思考。运用“同理心”,尝试着从别人的角度想想“如果我是她,我会怎么想”,这样会很容易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问题甚至是自己一直坚持的错误的观点。 尝试接受他人的看法。这个策略和上一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俗话说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自己放开胸怀,用公正的态度去接受别人正确的、好的看法,就会很容易化解双方的冲突。 2.1.4 如何化解由于个人主义引发的冲突 提倡员工的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作为管理者最不喜欢遇到个人色彩很强烈的员工,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团队为重,乐于奉献的员工,因而遇到个人主义型的员工,管理者一定要在组织内通过培训,培养与他人的合作并大力宣传奉献精神,让员工以和企业荣辱与共而自豪。如联想集团,其内部提倡的是一种亲情文化:平等,信任,欣赏,亲情。这种文化激励了多少联想人的忠诚和奉献,激荡了多少联想人的心,为了联想的成功,联想人愿意付出他们的青春、汗水、鲜血和生命。由此可见,赢得员工的献身精神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加强合适人员的选拔。如果一个团队里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冲突,那么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设计好相应的甄选程序,严格把关以保证所甄选的人才是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以避免那些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进入企业。 2.2 立足本土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西方经营管理造就了另一种文明,它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我们自己的优劣。但是不学习古代文化,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根;不学习西方智慧我们就不能真正进入现代化。西方管理随着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理论体系的完整、思维严密、逻辑性之强,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经营管理成果已深入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西方经营管理的科学成果,对于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有着非常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中国企业向西方学习,要学习西方经营管理的内在精神,其内在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探索,创新,怀疑,实证,理性,独立,造就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然而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相比较而言,西方管理的内在精神偏于科学,而缺少艺术;中国式管理则更偏向于艺术,而缺少科学。 2.3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 企业依法制订规章制度是企业内部“立法”,是企业规范运作和行使用人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行使好法律赋予的这一权利,聪明的企业都看到了这一点。 成功的企业制度,其效果是使企业运作平稳、流畅、高效,并可基本上防患于未然,使企业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不战时则也可使企业尽作有准备之战,胜券在握。由制度规范程序,在程序中建立体制,在体制中形成习惯,这便是一个企业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结果。 西方文化则以制度为基础,企业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公司应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改革分配办法,建立合理的工资、奖金等物质分配机制,使员工的精力集中到努力工作、提高工作业绩上来。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探索建立股权、股票增值权等长效激励机制,以达到稳定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的目的。 在分配物质利益的同时,合理运用精神分配模式。精神分配是针对员工心理上的行为动机而进行的工作,虽然精神分配表现是隐性的,但却是企业管理者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工作热情持久性的有效方式。 要尊重员工。这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分配方式。企业领导者要尊重各级员工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尤其要尊重普通员工。尊重是加速员工自信力爆发的催化剂,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的和谐,有助于企业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形成。 2.4 树立冲突管理的权变思想 西方近20年来管理理念的新发展,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在管理中要重视人的作用。在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中,无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还是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知识型组织等理念都高度强调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西方管理又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因为人毕竟是管理的关键,而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的利益服务。这与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相吻合的。 (2)在管理中极为重视文化的作用。无论从西方比较管理研究,还是从企业文化研究都可以看出,西方最新的管理理念极为重视管理文化对管理的巨大影响。根植于企业文化的软约束在管理中作用并不比来自企业制度的硬约束小。企业文化往往成为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并使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从更大的层面看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长期形成的文化对管理的影响。西方在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中认识到东方古老的儒家思想在企业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在管理中更加重视文化的融合。正是基于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西方最新管理理念中出现了重视文化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更为突出。东方管理文化对西方管理学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彼得・圣吉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就深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我们也可以得出新世纪是“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世纪”的结论。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新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流。 2.5 进行有效的组织沟通 信息经济与信息化企业、组织的运行和管理,其关键是信息采集、掌握与信息加工处理。而信息采集、掌握与处理,都必须以信息交流即沟通为前提、手段和内容。信息的采集、传送、整理、交换,无一不是沟通的过程。沟通交换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各种信息,交换和传播了知识、思想、意见、想法和科技,从而使团队合作、组织协调、目标完成、资源优化组合、组织文化形成、发展、企业战略制定等等企业组织功能得以实现。而且由于沟通加强了企业、组织对所有能利用的各种资源的组合和优势配置,从而使相同的资源得以发挥出更高的效率、效能和效益。 相应的,在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现代信息社会,企业管理的本质和核心是沟通,管理的难度和难题也就是沟通的难度和问题。许多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由于沟通的不足和失误,普遍地存在管理沟通的问题,因而使企业有限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无法实现最佳配置,不仅产生不了合力,反而互相牵制,严重影响企业日常正常运行和发展前景。沟通的问题现在变得如此的多样和突出,以致在现代信息化企业,离开沟通我们甚至无法谈论管理。 如果能从企业管理学专业的角度来深入分析,我们对管理沟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理解会更加清晰。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曾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而笔者认为,管理与决策还不止于此:管理不仅是决策,而且还是沟通,决策也是沟通。 作者简介:白(1976―),男,现供职于宁夏西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浅析东西方班级管理差异 【摘 要】本文以东西方班级管理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当代班级管理改革共同理念作为研究目的。本文通过对班级管理的概念和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且尝试结合当今新课改的趋势的分析来探索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然而东西方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具体的班级管理模式,本文仅通过对西方的美国的班级管理与中国的班级管理特点作对比来研究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差异。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涉及的基础理论,通过对班级管理的理论研究,认识到不同班级管理理念的观点与发展现状;第二部分是在前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针对分析,对东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进行对比,认识东西方不同班级管理的特点,并且从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中寻求共同的特点探寻东西方教育改革追求的共同教育理念。 【关键词】特点;差异;东西方;班级管理 一、班级管理的概念 班级管理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采用一定的手段措施,带领全班学生,对班级的教育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动态组织活动过程。班级管理在广大教育者和教育家的实践下逐渐发展为四种比较成熟的模式。第一种是常规管理,既通过设定和执行规章制度来指导和组织学生完成班级各项工作,该模式能使得班级工作井然有序地运行;第二种是以班主任核心的班主任管理模式,即班主任带领全班学生领导、组织和实施班级各项工作,管理又可根据民主程度具体分为目标模式和平行管理模式;第三种是民主管理模式,班级活动由集体来决定和承担责任,每个学生都可参与班级管理的模式。在东方盛行班主任管理模式,在西方则盛行民主管理模式。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利弊。 二、东西方班级管理特点的对比 (一)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班主任负责制最早源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传入我国并得到了大规模推广并延续至今。班主任负责制中,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核心,在班级工作的决策与实施中起主导作用。由于班主任在组织和实施班级工作中具有权威,因此该模式能高效地发挥班主任的教学协调、强化常规管理、德育学生等功能,班主任也因此成为了学校教育的枢纽,沟通师生情感,联接科任教师以及家庭、社会、学校等各种教育力量,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和学校的教育质量。班主任制初期对教育有明显的积极作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班主任管理模式也出现一系列弊病,与教育民主化改革冲突问题最为突出。不同的教育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有认为应加强班主任地位的“强化”说,取消班主任职能的“取消”说,二者都遭到了学校与家长的一致反对,而目前教改提倡的弱化班主任职能的“弱化”说也建立在以班主任为中心的前提上的。因此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是东方教育班级管理中最显著的特点。 第二,管理方法以专断式管理为主。中国的班主任负责制确定了班主任的权威。班主任单方面主导着班级教学和德育工作,是主要的决策领导者与实施者,班主任凭借个人的经验判断进行班级决策,班干部和学生则从上到下服从执行决策。班主任通过专断式管理可以很好地把教学任务和班级工作的意志贯彻给班级,并使其能但得到有效实施,使班级工作能得到有序而高效地完成。但是专断式管理也面临着班主任工作负担过重,班干部职能被弱化,班级决策缺乏科学性,师生信息缺乏有效互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主动性不高等问题。 第三,管理目标为应试成绩服务。东方大部分国家教育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缺乏,因此不得不实行精英化教育和应试教育。以中国为例,教师工作业绩取决于学生的分数和排名。 因此,班主任在安排班级工作中,将资源倾向课堂教学和考试学习,而忽略了学生多样性的需求。例如,班主任更愿意学生将更多的课后时间分配在学习和考试上;更愿意挤用音乐、美术等课程时间来为语数外等应试科目服务。因此,东方教育的应试教育特别发达,学生的基础知识也比较扎实。不过由于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应试成绩服务的管理也面临着学生综合素质不断下降等问题。 (二)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学生为主体。美国实行的班级管理体制是“走班制”。走班制是指学科教师和教室固定,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兴趣意愿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层次班级上课的班级管理制度。不同层次的班级的教学难度和内容都不同。“走班制”也被推广到了各种学习生活中,诸如自主管理、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等课程中。走班制与班主任责任制完全不同,没有一个确定的老师来负责学生的平时的学习和班级工作,而是由学生自己来选择、比较和决策自己的学习成长方案,由自己独立实施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管理中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但是走班制也面临着学生在自我管理过程中缺乏自我认识而导致管理盲目性等问题。 第二,管理方法以民主式管理为主。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中学生是根据兴趣爱好来选课学习,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谁来担任他的授课老师,使得师生之间有了双向选择的机会,保障了师生之间的平等性;自由的选择也使得任课老师变动性很大,因此无法确定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老师来管理学生,师生之间消除了权威的阴影而具有了平等对话的空间。这种民主式管理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与自信,广受学生欢迎。然而民主式管理也使得教学内容无法得到高效贯彻,学生学习兴趣的频繁变化导致学习的不稳定性。 第三,管理目标为发展学生个性服务。走班制充分保障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听自己感兴趣和合适的课程,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多样性学习需求,避免学生能力同质化情况发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提高。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激烈竞争,美国的走班制教育模式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相对于亚裔等东方学生弱的现状也让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呼吁改革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 (三)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 东西方教育虽然班级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理念的交流却有力地推动了班级管理改革的发展。随着新课改如火如荼的发展,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改革也在尝试着新的突破。以中国的班级管理改革为例,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尝试通过班级教育小组负责制来替换班主任负责制,小组由班主任、任课老师、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集中负责各项班级工作,试图贯彻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注重学生主体性等典型的西方的班级管理的某些观念;同时美国面对其教育体制下的学生的基础能力和知识不断被弱化的情况,不得不硬性加大了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时比例,限制和削弱了走班制的学生的自由选择的权力,保障学生学习知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西方教育也坚持严格的学年与年级制,并没有放弃应试教育方面的选拔。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却在如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断地相互学习、交流融合,取长补短,推动自身的班级管理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教育的共同发展。 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面对越来越多共同的教育问题,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也越来越多。西方教育过度注重学生的个性的发展的走班制管理模式,客观上弱化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学习,不得不参考东方教育的教师主导教学工作的班级管理模式,硬性强化学生的基础学科的学习;而东方的班主任负责制的班级管理模式在面对市场经济要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与民主化管理实际时,尝试着引进西方的以学生为主的班级管理理念来推动教育改革。因此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只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才能共同推动当代教育改革。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以Z公司为例谈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摘要:加入WTO后,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和冲击,东西方在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势必给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特定的企业为例,分析东西方企业人才管理观念的差异,力求构建合理和谐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便为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东西方;差异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自然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逐步下降,而人才资源的作用正在不断上升。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速了各国对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的需求。综观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科技、国防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跨入WTO的大门不断深入,势必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大举进入极具吸引力的中国市场,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对企业也会产生诸多方面的巨大冲击。企业的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当然也不能例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底蕴及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使得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入世以后国际化竞争的影响使得企业人才争夺战此起彼伏,人们称之为没有硝烟,没有战争宣言的战争。如何建立规范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如何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对企业提出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本文将以地处山东省的Z公司这一有代表性的制造类高新技术企业为典型,共同探讨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一、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民族间文化的巨大差异。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而使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有许多显著区别。 任何企业,无论东方西方,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想方设法赢得人才。基于这样的前提,东西方企业都通过种种方法吸引和挽留人才,但核心理念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从西方企业来看,主要是许以优厚的待遇,通过对个人的尊重、生活的改善等人性思维来吸引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路。而东方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强调以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来激励员工,吸引人才,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远,这在国有资产重组成立的Z公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在有的情况下,权利本位较浓厚。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尽管Z公司已实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高层领导有很多是国资委直接派员,因而,对于Z公司来讲改革工作还任重道远。 二、人才选择方面的差异 每一个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不断招聘人才,为自己企业输送新的血液,但在人才选择标准上东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异。在选人方面,西方企业注重选取最好的人才,并且有一整套严谨的招聘程序,比如宝洁公司,在人员招聘时,要通过面试、笔试、心理测试的严格的程序后,才能成为公司的员工,力求在应聘者中挑选个人能力最强的人加入公司,注重人才的创造性,张扬个性。而东方企业虽然也希望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但多以品质德行排在第一位,不是一味追求最优秀的人才,不追求个人的突出能力,而是强调合适即可,希望获得适合于企业的能满足工作要求的人才。以Z公司为例,该公司在招聘时便提出:我不要求你最好,我只要求你好,适应公司节奏,懂得精诚合作,演奏和谐音符即可。 三、在用人方面的差异 东西方企业都希望在用人时发挥人才优势,达到人尽其才的理想状态。然而,西方企业在用人时以才为主,突出“个人英雄文化”,强调英雄个人的作用。对于高级的管理人才往往从外部直接招聘,等级观念不是很强,敢于提拔低层的年轻人,并且在员工的培训上,教多的依靠外部力量,与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培养适合公司所需的各类人才,重视管理者的培养。东方企业强调集体主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尤其对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求更严格。领导阶层多是从低层干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老员工,等级观念比较强,为了追求集体和谐可以适当牺牲个人才能的要求,小我要服从于大我。多注重培养技术人员的技能,往往忽视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在这些方面,Z公司体现的尤其突出,公司的中高层技术领导大部分是从一线车间干起的普通员工逐步成长起来的。并且对于管理人员的培训也是从近几年才开始,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是公司培训的重点,他们先后与山东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签定了培训计划。尽管如此,Z公司还是以技术人员的内部培训为主,较少的依靠外部力量。 从以上的简单比较可见,东西方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到底谁优谁劣,不可以“一刀切”。客观的讲,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没有世界最佳,只有企业本身最合适。随着经济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理念和国外理念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全面地研究企业中的中西方观念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使不同的文化观念达到最佳的结合,双方势必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发挥其最大优势。 对于Z公司而言,要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西方观念与公司内的文化、制度等观念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势必给其各个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整合企业文化,加强沟通,建立共同价值观念,积极进行跨文化沟通与培训,要认清现实,把握机遇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试论东西方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差异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国家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摘要】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但是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都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发展逻辑,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逐渐走向融合和创新。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管理思想;融合;创新;发展逻辑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建筑美学论文:浅谈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美学 摘要:在园林景观的构成因素当中,建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构成景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园林对于景园建筑的造型、构图都非常有讲究。建筑与环境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不仅从建筑自身出发需要优美的造型外观,而且必须使建筑融入到整个大的园林环境当中去。因此,环境景观的和谐,这就要求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景园建筑在历史的积淀当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也成为中国传统园林景观造景的一个重点部分。本文着重从景园建筑的造型与构图进行阐述。 关键词:园林建筑;建筑造型;建筑景观构图 一、中国古典园林建筑 (一)园林建筑的定义与范畴 通常我们所说的园林建筑就是古典园林建筑,是建造在园林和城市绿化地段内供人们游憩或观赏用的建筑物,常见的有亭、榭、廊、阁、轩、楼、台、舫、厅堂等建筑物。 (二)我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类型及应用 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时采用了浓厚的民族风格的各种建筑物,将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相一致。 1、园亭,是供游人休息和观景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周围开敞,在造型上相对小而集中,常与山、水、绿化结合起来组景,作为园林中“点景”的一种手段。2、园廊,屋檐下的过道及其延伸成独立的有顶的过道称为廊。它不仅是联系室内外的建筑,还是各个建筑之间的联系通道,是园林内游览路线的组成部分。它既有遮荫蔽雨、休息、交通联系的功能,又起组织景观、分隔空间、增加风景层次的作用。3、水榭它是供游人休息、观赏风景的临水园林建筑。其典型形式是在水边架起平台,平台一部分架在岸上,一部分伸入水中。平台跨水部分以梁、柱凌空架设于水面上。4、园桥,即园林中的桥,可以联系风景点的水陆交通,组织游览线路,变换观赏视线,点缀水景,增加水面层次,兼有交通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作用,园桥在造园艺术上的价值往往超过交通功能。 (三)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 园林建筑尽管风格迥异,但建筑在园林中的作用基本相同,主要概括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其实用性。根据人们的休憩及活动需要而设置,如亭、榭,即可供人停留赏景,又可以按需求兼做小卖亭、游船码头等用途。二是强调其独特性,配合园内的风景来布局,形成的游览路线。在人们视线所达不到地方,园林建筑以其有利的位置和独特的造型,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或动或静的自然风景画,并与廊、墙、路等形成一定的活动路线。三是提升园林意境。我国园林通常在园名、匾额、楹联中反映出其意境来。四是造景,即园林建筑本身就是被观赏的景观或景观的一部分。五是作为主体建筑的必要补充或联系过渡。 (四)园林建筑的特点 第一、使用和造景,具有观赏和被观赏的特点。园林建筑既要满足各种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要符合园林景观布局的原则,同时,也要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因此,园林建筑既是物质产品,也是艺术作品。这就要求园林建筑要适合游人在动、静中观景,又要营造富于变化的景色,达到步移景易的效果。 第二、为环境服务,与自然景致充分结合。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与自然因素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为自然环境增添情趣,这就要求园林建筑的设置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做到布局上依形就势。这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的高度统一,正是中国古典园林不断追求的境界。 第三、园林建筑的独立性和组合性。我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一般体量较小,按大小、形状不同,具有不同的功能,根据使用上的需要,既可独立设置,又可用廊、墙、路等不同的建筑组合成一个群体,这种组合群体形成了变化多端的建筑外形轮廓,使建筑与风景相得益彰。 二、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的美学思想 古典园林都采用古典式建筑。古典建筑斗拱梭柱,飞檐起翘,具有庄严雄伟、舒展大方的特色。它不只以形体美为游人所欣赏,还与山水林木相配合,共同形成古典园林风格。园林建筑物常作景点处理,既是景观,又可以用来观景。因此,除去使用功能,还有美学方面的要求。楼台亭阁,轩馆斋榭,经过建筑师巧妙的构思,运用设计手法和技术处理,把功能、结构、艺术统一于一体,成为古朴典雅的建筑艺术品。 建筑和园林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为了丰富对于空间的美感,在园林建筑中就要采用种种手法来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例如借景、分景、隔景等等。无论是借景,对景,还是隔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了艺术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它是理解中华民族的美感特点的一项重要的领域。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种种美学价值让我们不得不更深一步的进行研究,以挖掘出一切有利于景观打造的元素。在以现代主义建筑为主流的今天,如何建立起古典园建筑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如何将其运用于今天的景观建设当中;如何让园林建筑继续传承下来。这将是一项意义深远、义不容辞的任务。 建筑美学论文:纪念碑谷背后的建筑美学 大脸兔对解谜类的游戏情有独钟(大脸兔温馨提示:游戏需适度,过度会伤身哟),一般通关之后就会删掉再挑战新游戏,但是有一款游戏即便大脸兔很快就通关,仍旧舍不得删掉,它就是由英国独立游戏开发团队 Ustwo 制作的手机游戏“纪念碑谷”。 “纪念碑谷”中各种各样精妙的几何体建筑林立,玩家需要通过旋转或移动建筑物部件,引导沉默的公主艾达走出碑谷的迷宫,寻觅人生的真谛。在游戏中,艾达穿越一个个神秘而又极具想象力的建筑群:不规则的结构,哥特式的尖顶建筑,或坐落在无尽的大海之中,或冒起于一弯眉月之下,或独立成栋,或交叉相连……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有的是借鉴大师的画作,有的是模仿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下面我们就一起去领略“纪念碑谷”背后的建筑美学吧。 在“纪念碑谷”,你会发现错位的运用几乎贯穿了游戏的始终。说起错位的艺术,不能不提荷兰画家M.C. Escher ,这位传奇画家擅长空间错觉、几何拼接、悖论结构,他的作品从“不可能”的角度重新描绘了这个客观世界,给我们的主观感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其中一幅名为《攀高和下行》的作品在“纪念碑谷”中被完美“复刻”。 而《攀高和下行》这幅作品的灵感来源则是彭罗斯阶梯。这是一个有名的几何学悖论,指的是一个始终向上或向下但却无限循环的阶梯,可以被视为彭罗斯三角形的一个变体,在此阶梯上永远无法找到最高的一点或者最低的一点。彭罗斯阶梯由英国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及其父亲遗传学家列昂尼德・彭罗斯于1958年提出。 “纪念碑谷”的建筑充满了一种空灵且似曾相识的异域风情。游戏的创作者们搜集了许多不同风格的建筑,各种童话似的城堡、神圣的教堂,有时候只需要改变一下形状就能呈现出非常美丽的画面。如艾达公主和图腾相遇的红色城堡,它和俄罗斯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是不是很像呢?当艾达公主在“红色的梦境”里遇到“诅咒的乌鸦”时,她所要走出的建筑仿佛就是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岩石教堂的“翻版”。 “纪念碑谷”里的城墙和高塔还借鉴了不少欧洲的建筑风格。 如葡萄牙的佩纳城堡,这座混搭的建筑的城墙部分就被运用到了“纪念碑谷”第六章的关卡里;又如艾达公主在第九关“深坑”中所到达的那个金色空间,当她走过层层叠叠的阶梯时,仿佛来到了印度的阶梯井。 艾达公主在第九关中历尽万险,终于来到了纪念碑前,这次的纪念碑放置在一个灰沉沉的地方,四周排列满了灰色的方块。孤独寂寞的艾达抬头望着天,似乎在凝望什么。而这个场景的原型就是位于德国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纪念碑谷”吧。 虽然“纪念碑谷”只是小小的游戏,但它又不仅仅是游戏这么简单。“纪念碑谷”的主设计师 Ken Wong 说:“你经历和体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代入游戏。”你在游戏中,发现了什么呢? 建筑美学论文:体味建筑美学中的浓情爱意 坐标:同安镇 推荐线路:爱荆庄-青石寨 交通:因为目前没有直达式交通,建议自驾。福州市区驾车往永泰同安,可从福州高速南出口上福绍高速往永泰方向,从永泰西出口,再往同安镇三捷村。全程约68公里,需1小时15分钟左右。 青石寨的几大看点: 厅堂柱联:庄内的13副对联是青石寨特色之一,厅堂柱联全部为木刻。目前保存完好的只有厅堂大柱上的一副对联:“龙门玉带水,鸡寨锦屏山。” 挂瓦墙:带路人张建设先生指出,青石寨内的挂瓦墙(封火墙),被专家称为是最精美、保存最完好的永泰挂瓦墙之一。 牌匾:庄寨内牌匾“急公好义”为民国总统黎元洪亲笔题赠,现仍高挂厅堂之上。 6探悉建筑背后的浪漫情调爱荆庄 坐落于同安镇洋尾村的爱荆庄,始建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后有小山做屏障,前有大片良田,秋景怡人。庄寨由外墙和四合院组成,在西南和东北角各建有一座碉堡,廊屋开阔敞亮,院落精致,这里飞檐翘脊的悬山顶加上马鞍墙的廊屋着实壮观,内院宅屋的门框雕刻也精细雅致。庄寨后方建有一排单层平房,目前仍有后人居住。南正门门楣上方有毛笔书写的“爱荆庄”三字,“爱荆”为爱妻之意,“庄”字上方多了一个点,表达对爱妻的心意。 7漫步永泰最精美庄寨青石寨(仁和庄) 位在同安镇永同公路边上的“仁和庄”,因大量采用青石建造,故“青石寨”的名号流传至今。在永泰众多的庄寨之中,始建于道光年间的青石寨,因家族拥有青石矿山,便以青石围墙、青石铺地、青石为阶,打造出占地超过六千平方,拥有并列三大院落的大庄寨。三座院落以风火墙相隔,庄寨四角各建有碉楼,跑马道则绕寨而行,寨墙上枪眼密布。据带路人张建设老师介绍,青石寨最讲究的地方在于用料精良。建筑用石多是俗称青石的辉绿石,台阶、天井和地面更是采用切割规整的大块辉绿石;寨内厅堂矗立百年的粗壮厅柱,自上而下直径相同,当年选用的木料远大于普通柱材,才能将其刨整得均匀笔直。 建筑美学论文:北京四合院建筑美学浅析 摘要: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和博大精深文化的文明大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特色。随着近几年现代城市的高速发展,长期流传下来的古朴的建筑形式已经被逐步融入了现代建筑的设计中,北京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有着鲜明的中国建筑特色。本文通过探究传统四合院建筑美学,借鉴其精华,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艺术。 关键字:四合院;建筑美学;形式美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经・系辞上传》 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古代先祖们在哲学上就有了对美学的认识,将“道”、“形”、“器”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中的三个元素并列提出,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看是耐人寻味的。其“道”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最高范畴,万物产生变化的总规律,即精神的、思维的、宏观的;其“形”是一种存在的东西,由道产生了形,由形拓展到器;其“器”是现实存在的具象的、物质的、实践的。 对于四合院建筑美学,中国建筑思想深深的刻在了四合院的一砖一瓦上,正像汉宝德先生对建筑的理解,《中国建筑文化讲座》一书里汉宝德先生曾提到“建筑是文化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其建筑。不通过文化没有办法了解一个民族的建筑,不通过建筑也无法真正欣赏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想要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就要先了解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国传统建筑思想对于当代的建筑美学的发展也产生的重大影响。在现代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如果缺乏了美学理论的学习,一味的追求“由技入道”那么就很难研究出中国建筑精髓,当设计遭遇瓶颈,止步不前时,可通过一种转换亦或是种融会来推动我们的学习和认知。 一、形式美在四合院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民居北京四合院历史久远,虽然有些已经失去了建筑本身的实用功能,但体现在完整的建筑艺术形象中的建筑形式美,却并没有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失去其美学上的价值。北京四合院延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形式,一正两厢组合而成的院落,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功能,这种四平八稳的均衡布局也恰恰体现了建筑的形式美. 北京四合院采用典型的群体式布局,体现了群体美、序列美。它在强调城市整体环境美的同时把个体建筑美纳入整体建筑环境之中。这种总体的艺术气氛又都以满足礼仪和生活实用的要求为基础。中国传统建筑运用序列设计和环境气氛,获得巨大的审美效果,对世界建筑美学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四合院的整体布局所映射出的建筑序列审美意匠 在四合院序列的组合上看,四合院采取的是封闭的环形结构。在四合院的布局上看,院内分配严格有序,位于整座四合院的中部偏北的位置且坐北朝南的是主房,主房前方多设有庭院。主房的后面设有后房。后房的外墙体为四合院的外墙,整个外墙空间造型封闭,不对外设置窗户。唯一供行人出入的就是在外墙的东南一隅所开设的一扇门。正厅和正房主要是建在南北朝向的主要轴线上,东西厢房通常建在正房的左右两侧。 四合院的这种结构关系和空间序列布局方式,清晰明确的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长幼有序,尊卑有定,内外有别的儒家思想。这种序列结构深深的影响了当代人们的伦理观念。 三、伦理意蕴在四合院中的体现 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民居,北京四合院体现的是以家庭为本的儒家人伦思想,展现了封建家族中尊卑、长幼、内外、嫡庶、期服等不同等级人的生活地位和待遇。 它形成了以家庭院落为中心,街坊邻里为干线,社区地域为平面的社会网络系统。四合院这种围绕而居的空间布局形式,给北方的居民营造出来一个宁静、安全的生活空间,从使用的角度来讲,会使使用者产生很强的领域感和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它将一整套的儒家的伦理观念完美的呈现出来,用这种外部空间布局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礼仪人伦和社会秩序结结实实的落实在了中国人五千年的日常生活里。四、四合院的装饰材料所体现出的建筑美 1.木构架 从四合院的建筑材料上来看,在中国建筑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木建筑几乎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代名词,无论是宏伟的宫殿,还是普通的民居,木结构体系都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到今天,在中国一些现代建筑还是以木材为主,可见中国的古人对木材作为建筑材料的情有独钟。 四合院的建筑并不都是单单以当木构架房屋为主。从四合院的建筑结构来看,我们能够发现中国传统民居的内部结构根据其功能与形式所体现出的不同层次的美.结构层次的简单或复杂,都存在着一个“序”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结构的形式问题。 2.彩画 尽管北京四合院为木构架承重,但木质材料从外形的比例上并不占有过多面积,有很大一部分是上色之材,还有较多的青墙灰瓦。彩绘在四合院的垂花门及廊架表现最为突出,在梁、枋等部位也都可见。以红色、绿色为主题的门窗装饰, 色彩和彩画,给建筑内部的空间体验带来很好的调剂,彩画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尤其是红色和绿色为主题的彩画,这个色调的特点是我国古代建筑装饰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国的彩画以独特的风格和特有的制作技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凭借门窗典雅质朴的装饰艺术效果载人我国建筑艺术的史册。 3.青砖灰瓦 四合院内灰色的墙垣显示出建筑的厚重积淀,庄重而古朴,颜色和谐自然,与北京城的整体色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显得不同凡响,而且与周围建筑协调统一自然地融为一体,这不仅体现历史的传承,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和传统文化,只要设计师激发想象力并加以运用,就一定能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既有古老中国的文明式样的继承,也同时符合现代化社会的物质技术特征,完美结合并阐释着文明人性的内涵,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现代的建筑与生活模式也成为现代化文明的源泉之一。 结语 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曾蔓延到世界各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哲学、建筑等多个领域。现代时期,西方主流思想反趋着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建筑模式,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是适合我们中国特色的民居。对比中西方建筑,从功能到形式,从布局到结构,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推陈出新。结合传统的设计元素,融入西方建筑特色,把设计理念发挥到极致,把握住传统中国建筑文明的本质,将传统的精思与方法跟现代化方法及文明需求等有机结合并灵巧运用,最终找到适合中国建筑设计的创新之路。 建筑美学论文:关于建筑美学设计的探讨 摘要:本文介绍了环境美学与建筑环境美学的概念,从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美学语言、美学呈现三大理论视角,对建筑美学设计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关键词:建筑;美学设计;探讨 1 环境美学与建筑环境美学的概念 建筑,指建筑物与构筑物的通称,即人类用物质材料修建或构筑的居住和活动的场所。建筑一词,拉丁文为“Architecture”,意为“巨大的工艺”,这说明建筑与艺术密不可分。 建筑设计属于现代设计范畴。现代设计包括产品设计、视觉设计、环境设计三大类别,建筑设计位列环境设计中的重要位置。“环境设计包括有室内设计、庭园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和国土设计等,它是以整个社会和人类为基础以对空间进行规划为中心的创造性活动。” 1.1 环境美学的概念 人们一般把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环境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所展开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密切交织形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美的标准应该是人类自身生存的适宜度,所以环境美学首先应该从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如森林、河流、海洋等以及对生态平衡的保护与居住地的绿化安宁等多种手法的美化过程进行研究,构成环境美学的框架。 1.2 建筑环境美学的特征 建筑环境美学就其特征来看,第一便是严格遵循建筑科学和环境美学的规律性,力求在一定的经济、建筑科学技术条件下,尽可能处理好实用空间与视觉空间、周围环境的关系,使建筑实体分割出来的实用空间组合是在空间上和谐连续变化的序列;其次便是建筑环境美学必须沿袭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建筑风格和传统,在现代建筑群的塑造上体现出时代性、民族性、地方性。当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还要注重新、旧建筑群的整体协调,使整个城市的建筑,既保持历史文脉的延续性,又各具特色并展现新时代建筑风格的雄浑气魄。 2 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 要提升建筑设计的美学水准,首先要掌握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而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又以建筑艺术本身的美学特征为依托与载体。 具体而言,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建筑设计的实用性,是整个建筑设计的基础与前提。建筑设计首先要充分考虑到实用性,包括建筑的内部空间适用于主体的活动需要、外部形式适应于材料的结构功能。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的建筑家维特鲁就提出了建筑设计的三要素:实用、坚固、美观,这一理念至今仍不过时。也就是说,建设设计要做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例如我国古典建筑设计中的飞檐,有“如翼斯飞”之感,但它最初的设计目的并不是美观,而是为了解决采光和防止溅水的技术问题。又如故宫宫殿大门上的红门金钉,设计的初衷也不是为了装饰,而是连接木板和横串,在钉上加上帽以防雨水腐蚀。 建筑作为一门艺术,是一种固定的工程形式,必须充分考虑到建筑物与固定环境的和谐关系,例如贝聿铭1968年设计的一座64层办公大楼,其斜方形平面、四个立面全部使用玻璃幕墙,可以把整个城市街景全方位、广角度、动态性地映影出来,并可使室内室外的人互相观望,从而开了“光亮派建筑设计”的先河。 二是抽象性与形象性的统一。建筑设计的抽象性,表现在它运用象征、隐喻、朦胧等手段,营造出形式美。例如北京天坛设计成圆形,地坛设计成方形,就象征着天圆地方。古希腊建筑用刚劲挺拔的陶立克柱象征雄健的男性,以修长轻盈的爱奥尼亚柱象征温柔的女性。而欧洲许多教堂用十字形平面象征耶稣受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建筑设计的形象性,表现在它运用具体形象,表现建筑的形式美。例如美国纽约的TWA候机楼,用壳体组合结构,以四片薄壳展翅的形象造型,表现出“飞翔”的意境。北京奥运会的“鸟巢”,用鸟巢的形象表现“人类共同家园”的思想寓意。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则用帆船、贝壳等多义化形象,表现“意通大海”的思想内涵。 三是艺术性与文化性的统一。建筑设计的艺术性,不止表现在它的形式美、抽象性、形象诸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音乐性,具有韵律性、节奏性,所以建设称作“凝固的音乐”。黑格尔曾以古希腊建筑三种格式的石柱为例。说明由于台基、柱身、檐部的体积、长短、间距的比例不同,分别形成庄重、秀美、富丽的三种不同风格,这就同音乐中的倾歌、抒情曲、多声部合唱三种形式一样。建筑设计的文化性,表现在建筑艺术本身的文化内涵上。有人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都成为人类文化的标志。因此鲍列夫在其所著的《美学》一书中说:“人们惯于把建筑称作世界的编年史:当歌曲和传说都已沉寂,已无任何东西能使人们回想起一去不返的古代民族时,只有建筑还在说话。在古书的篇页上记载着人类历史的时代。” 3 建筑设计的美学语言 不同的艺术有不同的语言,建筑设计的美学语言,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空间与形体。所有的建筑艺术,都是由建筑物的空间和形体两部分构成的,空间与形体,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依存,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条件。而建筑空间是指利用墙壁、门窗、房顶、楼板、柱列等构成大小、开合、纵横、明暗、内外的空间组合。按结构特性分为室内空间、室外空间;按功能特性分为专用空间(私属空间)、共享空间(社会空间);按形态特性分为固定空间、虚拟空间、动态空间。形体又称实体,指建筑物的屋顶、地板、墙壁、门窗、楼顶、柱列等实在部分和物体。形体分为二棱体、正方体、半球体、棱椎体、圆柱体、扇体、不规则形体等。 二是色彩与光影。色彩的运用是构成建筑艺术的基本手段之一。建筑色彩设计,应与周围环境与建筑物特色相一致,并从功能、主人性情、审美习惯出发,追求一种色彩意境。如起居屋可取温暖型、卧室可取沉静型、贵宾室可取华贵型等不同色彩。 三是质感与修饰。质感指材料表面的质地特性作用于人眼所产生的感觉反应。质感又分天然质感与人工质感两类,并分为粗、中、细三种形式。修饰包括装修和装饰,又分为构造类、即塑类、浮雕类、壁饰类、小品类五种。建筑之所以称作艺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装修与装饰艺术的参与。 4 建筑设计的美学呈现 建筑设计的美学呈现,包括四大内涵: 一是比例与尺度。比例指物体的此一部分与彼一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大小关系。建筑物的比例,指它的整体或各部分、各构件本身,或它们之间的大小高矮、长短、宽窄、厚薄、深浅等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如“黄金分割率”、模数比例、等差数列、调和数列等。尺度与比例关系密切,尺度指物体的形体与人体、物体各部分之间合适的尺寸关系。 二是均衡与稳定。均衡指建筑物前后、左右各部分之间的轻重关系。稳定指整体上下之间的轻重关系。建筑设计要做到均衡与稳定的统一。 三是节奏与韵律。节奏指建筑物形式要素有规律的重复。韵律指建筑形式要素以节奏为前提有秩序的变化。 四是多样与统一。多样指建筑要素之间的差异、变化而不是雷同。统一指建筑要素之间在形式上的某些共同特征和它们之间的关联、呼应、 衬托、协调关系。 5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兴起一股建筑热。广厦林立,高楼比肩。为了提升我国的建筑水准,首先应从建筑美学设计入手,也就是说,要提升建筑设计的美学品位与美学品格。为此,本文就此发表若干浅见,以作引玉之砖。 建筑美学论文:中西方建筑美学差异 【摘 要】由于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起源不同,中西方民族各自发展出有明显差异的哲学观念、文化传统、性格气质和审美心理等。这些无形的因素内在地影响着建筑艺术的文化内涵。本文尝试从建筑材料与结构、建筑布局、装饰色彩、艺术风格、美学价值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来分析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传统建筑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方建筑;文化差异;建筑美学 0 概述 建筑是人造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既要满足一定的使用功能,又要满足一定的审美要求。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崇高自然,与自然相融相生,所以,几千年来,中国建筑一直以木构架建筑房舍宫府,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木建筑文化。而西方古典建筑的特点是:建筑功能比较简单,建筑类型不多, 从建造手段看主要是石结构,人们常把建筑看成是石头的史书。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传统建筑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差异,造成了中外建筑审美观念上的差异。 1 中西方建筑美学差异 中国古代的单体建筑形式比较简单,大部分是定型化的式样,孤立的单体建筑不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建筑的艺术效果主要依靠群体序列来取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创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型制和布局,传统建筑讲究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伦理营构,以组群布局的方式在平面上开也体现了“儒家”的尚大精神,进而形成中华传统建筑的尚大性格。从古代都城、宫殿、寺庙、还是皇家园林以至居民的组群建筑莫不如此。从群体到个体,从整体到局部,都十分关注尺度、体量的合理搭配,讲究空间秩序的巧妙组合,营造出一种和谐圆融之美。使组群既能在远观时给人以整体性的恢宏气势和魄力,又能在近观时予人以局部的审美情趣与亲和感。 西方古典建筑,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帕提侬神庙、罗马的凯旋门、印度的泰姬陵,还是西班牙最著名的吉拉尔达塔、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比萨主教堂钟塔,则更注重于单体的外部造型和体量上的巨硕突兀。它们往往以超人的尺度,极力渲染那种对于宗教的迷狂和敬畏之感。 2 中西建筑美学差异缘由 中西方建筑的差异主要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决定的,文化传统的不同反映在建筑风格上有着不同的和谐之美,也就是中西建筑文化的差异,中西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中西名族不同的价值观,在建筑上就体现出不同的建筑风格:中国的建筑文化重人,中国文化重道德和艺术,中国文化重融合,同时,中国的名族风格是含蓄、和善、仁慈等多种人文风格;西方文化重物,较重视科学与宗教,重视不同时代或多种流派的独特精神。 精神现象总是与空间意识紧密联系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浓厚的空间意识,与最早发源于其特定的自然地理背景有关。作为西方文化重要发祥地的古希腊,代表了地中海文明的灿烂辉煌。浩瀚的地中海上散布着众多岛屿,互不连续,互相分立,其农耕混合制经济与渔业活动使生活在这里的西方民族对地理方位、空间布局的感受较强,极容易产生强烈的空间感受。古希腊众多的岛屿相对隔离,无形中孕育了古希腊民族的空间观念,积淀了其“纯空间”的潜意识。多变的地形,客观上在西方人观念上造成了“空间是可以被限定的、有限的”思维定势与认识模式。而生活在农耕地理环境的东方人,在平缓绵延的冲积平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很有规律,劳作相当有序,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环往复的田园生活。其单一农耕型的经济结构,对四季变化依赖较大,人们容易产生强烈的时间意识。 这种不同的时空观自然影响到建筑风格的差异,中国传统(古典)建筑文化偏重于建筑群体的时间因素,西方传统(古典)建筑文化则强调建筑单体的空间因素。由于东方各民族多生息于大河流域,生活环境比较优越且相对稳定,生存环境又处于同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状态,因此东方民族多养成清静淡泊、自然无为、温顺好养、追求和谐等文化特点。西方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较差,且生活方式不稳定,时常要与自然抗争,与外敌斗争,故形成拼搏、竞争、重实、求真等文化特点。同时,东方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属于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大河冲积平原土壤肥沃疏松,灌溉便利,光热水土诸自然因子组合良好,农耕生活节奏稳定而有序,遂产生“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希腊等地中海地区欧洲民族,气候属夏干冬雨的地中海式气候,土地贫瘠,光热水土自然因子组合不谐调(西欧的自然因子亦欠谐调),加之海上生活常常与狂风恶浪搏斗,故产生“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等思想。这种文化观念反映在建筑风格上,中国传统建筑比西方传统建筑更加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风格上也相对平和、含蓄一些。 3 小结 在建筑研究中应该运用整体思维,进行纵横的比较分析。中西方传统建筑在各自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形态,在本体认识的差异上, 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中国哲学讲究事物的对立统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而西方哲学主张客观世界的独立性,主客观分离,相反而不相成;对待自然也有着不同的态度,西方的叫作机械的自然主义,中国的叫作有机的自然主义。 在21 世纪全球化的环境中,通过比较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对建筑造成的影响,即对中西文化的差异的脉络有了基本了解,也更加明确了中西建筑在各个方面的差别和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我们应继续加强各种文化范畴间的交流,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同时要保护好自己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坚持优势互补的原则,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有效避免文化的趋同性,才能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建筑美学论文:给排水设计对建筑美学的影响 【摘 要】建筑中的给排水工程是技术工程;建筑美学是建立在建筑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研究建筑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给人感官享受的工程。给排水系统工程虽然在建筑工程中的比重不大,但是却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给排水系统在保证正常生活用水充足的前提下,还会给人以美的享受。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给排水工程的发展历程,结合建筑美学的基本要求,探讨给排水工程对美学的影响,以期对给排水工程提供一些思路,让我国的建筑更加美观。 【关键词】给排水工程;设计;建筑美学 近一个世纪来,西方现代建筑科学一直走在我国前面。西方形式的建筑逐渐被开发、接收,中国在接收“西化”的同时,完全抛弃了古代苏州园林、皇家园林中室外水源、流水和古典建筑完美统一的理念,致使我国优秀的建筑理念被忽视。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国内建筑也有了新的要求,下面结合基本的理念谈谈给排水设计对建筑美学的影响。 1.给排水设计的设计原理和发展历程 从设计角度来讲,给水系统的目的就是设计合理的供水压力,考虑供水的水头损失和沿程损失等问题,使用科学的配管方案,可以使各个用水点达到供水的目的。从排水角度来讲,排水系统的目的就是计算使用楼层和住户的排水当量,使用合理的配管方案,使生活污废水安全排出建筑。 我国建筑给排水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我国房屋卫生技术设备是初创阶段,主要标志了我国开始设置给排水专业,房屋卫生技术设备被确定为一门独立的专业课程,这主要就是给各户安装水龙头,将排水分离,接入市政工程。第二阶段:室内给排水阶段是反思的阶段,主要通过工程实践,对以往机械搬用了国外经验造成了一些的失误进行总结及反思,进而形成了我国特色的建筑给排水技术体系。标志就是我们出台了给排水标工程实施标准。第三个阶段:给排水阶段是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有了具备一定的经验的专业队伍,队伍中包括经过专业培训的设计、安装及管理人员;技术上也积累了以往的实践经验,借鉴了国外的新技术,还在专业技术上有了明显的突破及进展;组织成立了全国给水排水工程标准技术委员会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主要表现:已经开始合理布局,有些设计放在隐蔽处,在设计给排水工程时,优先考虑建筑整体性,将给排水工程上升到标准化、整体化的水平。 随着人们对居住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给排水工程也越来越重要,建筑美学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2.建筑美学的要求 建筑美学的基本要求:统一均衡、合适比例、尺度恰当、充满韵味 统一均衡:将简单、明确的几何图案融合统一起来,用这样的几何图案可以给人以统一的美感。均衡就是用对称的理念将建筑中所有的形状和细节取得相互协同的效果,用次要部门陪衬主要部门,给人一种主次分明、协同一致的美感。一个建筑的统一规范程度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有序程度。 合适比例:人类的视觉感受对比例要求很高,比如黄金分割点就是人很舒适的视觉感受。各个建筑之间、建筑部分之间的比例要协调、合适,要有层次感,这些是人喜欢的视觉冲击效果。一个建筑的比例协调程度也反映一个社会的和谐程度。 尺度恰当:小有小的精致,大有大的雄伟。建造建筑时要考虑环境,氛围,档次,品味等因素,同时,建筑尺度的大小要有度,要恰当。这样给人舒服的感觉,美的感觉。一个建筑的尺度也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度量。 充满韵味:一个建筑的韵味是最能体现美的,色泽、灵动的布局,这些都属于韵味的范围。充满韵味会叫人回味,让人熟悉。韵味的设计,要考虑文化、历史、宗教、亲情,社会等因素。一个建筑的韵味也体现一个社会的韵味。 3.给排水设计对建筑美学的影响 给排水工程是个功能性、实用性的工程,研究过程一定要科学、合理、严谨,它具有工程的所有特征。建筑美学是一个感官的工程,讲究舒适、和谐、韵味。两者有矛盾,也有统一。给排水工程是建筑工程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必然对整个建筑美感有影响。 建筑,尤其是非景观建筑,实际用途还是人们追求的基本要求,这是前提和基础。绝对不能牺牲给排水的国家标准,降低质量来换取建筑上的美感。如果,没有给排水工程,再美的建筑,也不会让人喜欢,这就是说给排水工程是建筑美学的基础,考虑美学时,一定不能忘记这个基础。或者说,给排水工程是建筑美学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给排水工程,建筑美学就不存在[3]。 在满足给排水工程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可以尽量考虑建筑美学的要求。在给水方面,可以根据地势走向,科学、合理的铺设管道,保障施工工程符合标准,又不破坏整个地势。排水工程这些需要建在外部的工程,要尽量以美学的观点,统一均衡,不破坏建筑的整体感觉,给整个建筑增加和谐的因素。如果有小园林水景布置,可以将传统蓝色小亭与假山石并用,茂盛的绿枝与叠级式落水相结全,小拱桥恰当地架在水面之上,并在隐蔽处用小循环泵将水送至高处,循环的水流,使空气保持湿润,环境清新,滴流的水声,给人以田园的遐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造一个湖,在广阔舒展的水面上,依水设榭,有一种天然野趣,又临水安亭,跃于水面之上,玲珑而又活泼;再环水建筑厅堂楼阁,波光倒影,别有情趣。水中自由游动的锦鲤,增添了环境的天然美,渲染出平和、宁静、清新的自然气息。关于室外局部排水的设置:局部污水处理建筑物可以完全隐蔽地埋在园林绿化及鹅卵石下,卵石之上被巧妙布置了棋子状的抛光石及各种有趣的小雕塑。雨水的处理,运用新材料,新设计,抛弃过去那种铸铁的检查井盖,运用竹子或木板铺设小路,遮住下面的雨水通道,给人以美的感受[4]。 给排水工程也可以是建筑美学。结合我们古代建筑上的辉煌:屋檐的琉脊,天井的造型、水动的木轮、雨水的收集,这些不仅仅是给排水的工程,也是建筑美学的一部分,是建筑美学与给排水工程的完美统一。当下,对水的循环利用,对水的保护和收集,这些都是给排水工程的新理念,把这些理念放入建筑中,就会成为建筑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最美的一部分。 总之,给排水工程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造美观建筑的基础。工程方面会给建筑美以影响,只要处理的好,设计科学,完全是好的影响和促进。给排水工程和建筑美完全能和谐统一,完全能在建筑美中看到给排水工程的影子。 我们古代优秀园林设计中给排水设计有许多经典的案例,如果,我们能好好从中吸取一些理念和文化内涵,结合现在技术材料,两者相得益彰。加上我们的智慧和创造,我们的建筑技术一定能重新走到世界的前列,为人类提供新的建筑体验。 建筑美学论文: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建筑美学新模式探索 近年来,面对资源稀缺和环境的问题,生态建筑、绿色建筑、可持续建筑等科研层出不穷,环保、健康、生态等新概念被纳入建筑中,在满足生态的同时根据当代技术手段对建筑的空间形式进行美学法则探索。阐述了生态建筑美学是基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的美学尺度,其核心领域是遵循生态的自然法则。 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引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全过程。”生态建筑美学不仅仅是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更是为了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与和谐相处,促进当代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建筑美学 (一)生态建筑美学的概念 生态建筑美学是由生态学、建筑学、美学三大学科的有机“融合”与“共生”。“融合”是由人工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一体,最大化建设发挥有利于生态效益的自然环境,尽量避免额外的反生态效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共生”是以不改变自然环境为目的,也就是说,原始自然环境和生物物种不被打扰的前提下,实现生态系统的共存原则,从而有利于自然生态适应和发展。 (二)生态建筑美学的特点 1、高新技术中的新型材料 高技术处理后的低效材料,直接利用一个特殊的编织工艺形成建筑的密封结构,或构成建筑的表皮系统。2010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其中,德国馆外墙使用的是网格、良好的透明性创新架构的“布料”,能有效避免因人流密集而导致热量堆积,减少空调能耗的负担,最重要的是这些“布料”可以被再次使用,制作成小型遮阳罩。英国馆的外墙采用一种透明亚克力制成的“触须”,白天,触须会传导光线提供内部的透明,夜间,触须内置的光线可以照亮整个建筑,从而节约了场馆的电量。这些新型材料自身的质地和线条,不仅带来了新的视觉美感,而且还营造了现代感和震撼。 2、采用生态技术对建筑节能的考量 生态建筑技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中,最基本且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建筑设计。杰出的建筑设计需要设计人员创建空间和实体,通过块体、空间和设备的优势来满足建筑。在现代建筑中,应减少对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影响,按照建筑功能的需求,去寻找自然通风和采光,表皮布局使用自然条件调整日照,促进建筑能耗量少,得到全面的节能效果。 3、物质循环与再生利用 材料的回收和再利用是生态建设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生态控制论和生态建筑设计应该遵循的一个概念。任何产品最终将成为一组“垃圾”,每组“垃圾”也是生物圈中另外一组有用的“产品”。为了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必须遵循材料回收的准则,实现资源回收和永久利用,最低成本换取最大化的发展。 4、生态建筑的和谐美 自然美:人类的生存环境是自然环境的基石,受地形和气候等因素来决定。就地形而言,不同的山地地形里,单体建筑可以得到更好的通风和采光。建筑与自然环境融合可以有一个更有优雅的环境,身处其中,感受自然的建筑风景,同时也享受着快了,这充分体现了自然美。人文美:空间布局、外观情况和建筑物的细部装饰对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建筑空间布局中,大多以闭合的状态展现,并布置在中心轴线对称的形式。在细部装饰,一些传统民居会在搁栅雕刻波浪卷的图形,表达防火意识。历史美:历史环境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建筑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美的过程。现代主义建筑是以实用性和功能性为中心,表现出理性的建筑之美;后现代主义建筑倡导装饰技术,以实现丰富视觉,主张满足心理需求,呈现一种妥协的装饰美感。每个时期已经属于艺术印迹杂交叠加和历史累积的成果。 二、生态建筑与相关建筑的关联 (一)生态建筑与可持续建筑 生态建筑的设计总体思路基于:利用土壤、温室和自然通风技术提供一个稳定和舒适的室内环境;粪便、食物垃圾等已经在沼气中作为燃料和肥料……因此,所谓的“生态建筑”,是在建筑生态系统中操作能量和内部订单、回收、高效的平衡生态建筑环境。 可持续建筑是指以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建设理念,主要包括建材、城市规划以及功能和构架、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可持续建筑的概念就是追求降低环境荷载和环境的集成,其目的是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保护环境、保障健康和提高生产效率。 (二)生态建筑与其他建筑 对于“低碳、健康、自然、环保、生物、技能、环境共生、资源循环型、有机建筑”等建筑,不能与“生态建筑”竞争,它们只是“生态建筑”的一个附属部分而已,只是局部概念罢了。 三、生态建筑造型的美学探究 由于建设规模不同的生态建筑风格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以美感的角度做出的形状更符合以人为本。我们可以发现,人们都集中在审美体验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发展的审美情趣的多样性。当代的审美原则也出现了模糊、情感化的审美变异。 (一)人文主义 建设作为文化的象征,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的理解和认知。事实上,生态建筑以物理形式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类的需求,所以只有以与人相关的概念去认识,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内在的联系。只有当生态建筑和当地人民的习俗、文化融合,才可以实现真正的意义。因此,生态审美的活动已经不是单纯对建筑形式和风格的纯美学,而是反馈生态建筑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问题。 (二)体验过程 建筑的意义在于为人们的生活而服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的是建筑结构,即建筑特性和质量(样式、功能质量等)的体系结构,作为最终成功或失败的设计评价指标。这种专注于精神需求的审美观念,具有明确的目的,追求优雅的审美情趣。 当代生态建筑被认为是一个不断发展与人沟通对话的方式,所以人们更关心的是沟通方式,与人们的生活对话。事实上表明,人们对建筑概念的变化,关注建设中心从“结果”到“体验”。 (三)审美变异 审美变异指的是当代建筑设计概念问题的出现反抗现存的古典审美现象,其中包括建筑美学、价值曲线、审美标准体系和变化的艺术技巧。事实上,人们在追求“国际风格”和欣赏“文化共生”足以表明“变异”的审美现象。建筑的多样性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形式,而是包括了多元化的审美价值。在一定范围内单一的审美价值已被打破,但文化价值的上升,是建筑物也呈现了不同的风格。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类型之间存在丰富多彩的差异形式和方法,完美诠释了审美的变异。 四、生态建筑美学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新模式 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在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被提出的,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升华。生态文明不同于人类过往的发展理念,它在指导人类发展的方面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协调发展生态建筑的核心是保持生态美。发展必须遵循自然,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守恒定律,有持久的生命力特征。事实上,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建筑美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基本需求性能。如果破坏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仅仅是为生态建筑的发展,那么建筑就已经失去生命力,失去生命力的建筑,毫无疑问没有任何美。 (作者单位:莆田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美学论文:浅析中国佛教建筑美学对游戏场景概念设计的影响 摘要:随着近几年来中国网络游戏的流行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把网络游戏当做闲暇时的一种娱乐方式,而游戏美术中最重要的两个模块就是游戏场景与角色,而本文将针对游戏中常见的场景设定进行分析,了解中国佛教建筑美学在游戏美术场景设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作用。 关键词:中国佛教建筑美学;游戏原画场景设计 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大约是在两汉时期,印度的佛教艺术,从开始传入就影响了中国的艺术发展,经过中国艺术家和民间工艺家的吸收融合以及再创造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美学,而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佛教虽然经历的繁荣与衰败,但时至今日,佛教美学依然对现代艺术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本文要提到的游戏场景中的佛教美学。 1 游戏场景设计在游戏设计中的存在意义 筑的文化象征性以及建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影响下对社会资源的利用,这是建筑语言所表达处的深层结构以及意义。我们可以在从一个地区中所体现的建筑特点读出很多深层的内容,比如该地区的文化、气候、技术水平等。 而在一款游戏中,场景的设定同样可以作为一种信息传达,让玩家在第一次接触中就能了解所玩的这款游戏的时代背景、文化特征甚至游戏的世界观和地理位置等基本信息,增加玩家的代入感。 2 佛教建筑美学对游戏场景设计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各地竞相修建寺庙,中国古代跟寺庙的场景有关的诗词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明朝诗人张穆的“灵岩遥听五更种,十里来登最上峰。”虽然看上去平没有直接描述寺庙,却出现了“钟”“登峰”等字眼。而有人就要问了:“这与你题目中所提的游戏场景又有什么关系呢?”“大钟”是每个寺庙都会出现的一个重要元素,而“登峰”这个字眼让我们很快联想到了一些坐落于名山之间的寺庙。喜欢玩游戏或者从事游戏行业的人肯定都知道,现在国内研发的一些游戏中,很多比较受欢迎的游戏的类型大多都是走古风奇幻唯美风格的游戏。其中关于修仙、武侠类的角色扮演类游戏市场反响比较可观。比如网易的《大话西游》、《倩女幽魂》,金山西山居的《剑侠情缘网络版三》(简称《剑网3》)。《大话西游》《剑网三》故事背景都出现在唐朝,我们都知道唐朝是佛教兴盛时期,有很多地区都会出现佛教建筑,比如佛像、佛塔、大钟等具有佛教韵味的组件。而《倩女幽魂》更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建筑--兰若寺。而很多以中国古代为故事背景的游戏中都会出现“少林”这个门派。可想而知,佛教建筑在游戏中的出镜率是多么的高了、基本每款中古古风游戏中都少不了像佛像、佛塔这样的建筑出现。游戏中建筑设定都是在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的基础之上再加以变化和改良的。 3 佛教建筑美学对游戏场景设计的指导意义 佛教东汉时期传入,由于统治阶级的需求和利用使佛教得到大力的发展,兴建了许多寺庙,尤其唐朝时期许多寺庙建筑、石刻的佛像雕塑群都在那一时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很多也保留至今。中国古代寺庙的布局到多时正面中路为山门,山门内左右分为钟楼、鼓楼,正面是天王殿、殿内四大金刚雕像。后面还有大雄宝殿以及藏经楼。分列正中路左右两侧的分别是僧房和斋堂。大雄宝殿是寺庙中最重要、庞大的建筑。隋唐以前的佛寺一般会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隋唐以后佛殿普遍代替了佛塔,寺庙内大都另辟塔院。总结一下其实我国的佛寺布局是有一定规律的:平面方形,以山门殿--天王殿--本寺主供奉菩萨殿--法堂--藏经楼这条南北纵深的轴线组织起来的空间,对称的布局彰显稳重庄严的气势。同时再配合山峰、流水、松柏、廊庭之间的呼应,含蓄温蕴,具有和谐、宁静、庄严之美。在游戏中每个不同的场景区域都可能有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不少游戏中都会出现一个专门为佛教建筑风格提供的区域--佛迹片区。 我们在游戏设定中多画的一般是寺庙,但寺庙文化其实早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天文、地理、绘画、建筑、雕刻、音乐等。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区域的时候当然不仅仅只是从寺庙入手,那样一整个区域都是寺庙就显得太单薄了,自然不能吸引玩家的注意。可是在区域中加入有佛教元素的绘画或者雕刻的建筑,比如佛塔、佛像、有禅味儿的莲花座、荷花池、假山等场景组件,既能丰富游戏的美感、又能满足玩家的视觉体验。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除了了解佛寺的人为建筑美学之外,在通过现有的保存完好的古寺以及古代一些诗人所作的诗词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寺庙都是坐落于或风景秀丽、大江名山之间,或耸立于高山危岩会上,与自然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仿若如画,若设计师心中有这样的景色,那他绘制出的设定图一定也可以将玩家带入其中。 我们作为一名合格的设计师,在对场景进行设定之前,一定要对这样的布局有所了解,才能设计出一个完整且严谨的工作图来。这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的敬仰,也是对玩家的尊重。 4 结语 游戏概念设计在现在艺术设计中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项目,但它在设计行业中才刚露头角就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关注,近几年选择从事游戏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各大学校也开始成立了游戏专业,这同时也意味着游戏行业的竞争也将越来越激烈,所以作为设计师不仅要对自己的美术技法进行提升,更重要的应该是提高我们的设计感,这就需要原画师掌握更多的知识,中国传统建筑有着它独特的美学特征,与外国建筑建筑的纵向的延展性的特征不同,中国的古代建筑一般多采用建筑群不会改很多层,有些强调的庄严、等级制度,有些讲究韵味,甚至在建筑中就可以体现出人们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它的美学理念可以给设计者带来很多灵感启发,所以,设计者除了在汲取现在当代设计观念的同时也应该多去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理念,将中国游戏文化发扬光大,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游戏产业,让中国的文化也在游戏概念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建筑美学论文:浅析中国建筑美学 【摘 要】中国建筑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伴随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中国建筑的构思、美学价值、丰富的文化是无价之宝,它能陶冶我们的情操,提升我们的审美情趣,丰富我们的视线。 【关键词】中国建筑美学;形式美;中西差异;未来发展 0 引言 建筑美学以如何按照美的规律从事建筑美的创造以及创作主体、客体、本体、受体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为基本任务。“美”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见解,其实美一直都存在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地方,然而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建筑则是对美最好的诠释。但是,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时代对建筑之美则有不同的看法与总结。建筑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实地记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 1 建筑中的形式美 1.1 对称与均衡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历史上有相当一部分建筑是采用对称布局的形式,这种现象很难用功能的因素去解释。如故宫所采用的严格对称的布局形式,沿着中轴线两侧成双成对的排列建筑――东边放一个殿,西边也放一个殿;东边设一个门,西边也设一个门,于是形成一种极为庄严、肃穆的气氛。而功能要求必须采用这种形式?这很难解释。不仅古代的建筑这样,今天的建筑大多亦是如此。主要还是取决于人们对精神方面的要求――希望获得庄重、雄伟的气氛。这也是体现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利的体现。 1.2 韵律与节奏 韵律原本是用来表明音乐和诗歌中音调的起伏和节奏感,以往一些美学家认为,诗和音乐的起源和人类本能的爱好节奏与和谐有着密切的联系。亚里士多德认为,爱好节奏和谐之类的美的形式是人类生来就有的自然倾向。 1.3 调和与对比 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认为缺乏对比的东西会使人感到单调,但若果过分强调对比以至失去了相互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则可能造成混乱,只有将对比与调和两者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达到多样与统一。对比和调和是相对的,也是统一的。 1.4 比例与和谐 在建筑中比例与和谐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一个建筑没有了比例,整个建筑就失去了美感,在最早的古希腊时期就提出了黄金分割比的关系,认为一切美的东西都应该遵循黄金分割比,所以在现代建筑中很多建筑都遵循黄金分割比。就如凯旋门的建设,整个建筑的体量关系完全符合黄金分割比。 2 中国建筑美学特点 中国建筑在世界上分布地域最广,有着独特的传统风格,各兄弟民族的建筑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其中汉族的建筑是中华民族建筑的主流。它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2.1 建筑的审美价值和它的伦事价值密切相关 建筑的审美标准不仅要求使人感官愉悦,更重要的是恰当地表现形象本身所包涵的伦理的、政治的内容。 2.2 建筑艺术的形式美直接来源于功能内容和工程实践 中国建筑的形式美首先是它的群体美、序列美。这种总体的艺术气氛又都以满足礼仪和生活实用的要求为基础。即使是一所四合院住宅,它的布局和体量也都体现了封建家族中尊卑、长幼、内外、嫡庶、期服等不同等级人的生活地位和待遇。 2.3 重视环境的内在意境甚于单纯的造型美观 中国传统建筑运用序列设计和环境气氛,获得巨大的审美效果,对世界建筑美学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北京的明清宫殿,在长达3.5公里的笔直的中轴线上布置了20多座殿宇楼阁,组成10多个不同气氛的空间,通过节奏的变化,取得了雄伟、震慑的浓重气氛。天坛以苍翠的松柏林海为基调,将洁白的圆丘和湛蓝的祈年殿衬托得突入晴空,形象极为圣洁肃穆。为了深化环境意境,还很重视运用象征手法,以布局、造型形式、形象模拟、匾联题字等,激发人的联想。 3 中国建筑美学与西方之差异 3.1 建筑用材上的差异 从根本上说,中西方建筑艺术的差异首先来自于材料的不同: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传统的东方建筑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不同的建筑材料,不同的文化与社会,使得中西方的古代建筑有了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材料造就不同的建筑,展现不同的信念。 3.2 建筑造型上的差异 与西方的石制建筑不同,中国传统造型特别强调“线型美”,讲究线条的婉转流动,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檐。可以说飞檐的设计是我国古典建筑中的璀璨明珠。不同的飞檐形式往往会有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严。我国古典建筑的四大家――亭、台、楼、阁都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设计的难点和要点。 而西方建筑则一般是垂直发展,建得又高又大。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43.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 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它们以夸张的造型和撼人的尺度展示建筑的永恒与崇高,以体现人之伟力。 3.3 表达的伦理意识上的差异 中国传统建筑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古典园林建筑,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文人的追求和喜好左右着造园,因而中国的传统园林在实际意义上是文人园林,历来讲究“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在本体认识的差异上,重视整体的和谐。 西方建筑的艺术风格则重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对抗之美。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视自然为无生命的物质,在中世纪之前,基督教甚至是禁止游山玩水的,他们更多看到的是自然狂暴、危险的一面,那些傲然屹立的神殿、庙坛,处处皆显示出一种与自然的对立和征服,从而引发人们惊异、亢奋、恐怖、等审美情绪。 4 未来的发展 中西方传统建筑设计中蕴涵了环境观念、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先人的理想追求。北京天坛的庄严神圣的序列空间和建筑型制、苏州园林的诗情画意和对意境的追求,表现了“象天法地”“道法自然”的观念。西方古典建筑对人的活动的吸引与接纳以及简洁明晰的构图,反映了西方古典哲学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理性精神。 建筑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我们不可能脱离传统的影响,建筑师应发掘其中的合理内核,自觉推动建筑传统的延续发展。在近代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继承传统文化优良的一面和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进而重塑属于我们自己的建筑理念,树立有本国特色的新风格。 建筑美学论文:浅谈建筑美学的经济效益 摘要:“美学”是什么,那 “建筑美学”又是什么。美能为建筑带来更多的关注度,吸引众多的爱好者前来欣赏,此时建筑就是件商品,会有相应的经济效益来衡量它的价值。而城市则是由众多的建筑组成,那建筑的美学又能为城市带来多少经济效益呢? 关键词:美学、建筑、经济效益 美学是种“不言而喻的感动”,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完整描述,但是它在情感上的满足却非常饱满”的体验,但可以概括的说“美学”是一种与生活价值契合的、丰富美好的内涵与时代精神,而且建筑的质量与美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统一”。人们可以自然而然的觉察到“美”这种喜悦、生动、充满感动的内涵。这或许是“建筑”与“美学”最大的交集,也是“建筑美学”最显著的特质。 当“建筑美学”与“经济价值”这两个观念被联系起来的时候,过去“对美的追求”这种看似无形的价值,就会被创造出来,抽象的美学效果,有了较为直观的衡量标准。而当这样的重视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时候,建筑美学经济的价值将因此普及,建筑师更多元的设计理念将会被业主,政府管理部门所采用。而越来越多的美学建筑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建筑美学的价值受到重视的程度与日俱增;然后,透过可持续的观念倡导与推广,一种整体性的建筑质量提升就会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建筑美学的提升,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联动关系。 那么,建筑美学经济,到底能为我们带来多少社会影响与“经济价值”呢?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价值必须与人有所互动才能衡量。首先建筑实体要具备了建筑美学的基础、结构与量体,使用者在期间开始互动的时候,建筑提供的空间享受,便会在人的活动中开始产生,这种价值就是建筑美学经济的价值。而且使用者须具备一定的美学鉴赏能力与消费基础,了解美学的价值所在。使美学经济能具有实际的评价体现。 建筑美学可以为城市带来多少经济价值呢?放眼世界,你可以找到不同的答案:例如埃及的金字塔、巴黎的卢浮宫、北京的故宫,悉尼的歌剧院,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城市,但是建筑美学所能创造出来的城市价值,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往。为当地的城市带来可观的旅游收入。因此,美的建筑也能拯救一座城市。慕名而来的游客带来的旅游经济也可以成为城市复兴的动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传统工业的崩溃,以及1983年洪灾对城市中心的毁坏,曾经是欧洲重要的钢铁及造船业中心的毕尔巴鄂日渐萧条,经济发展出现了增长乏力和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同时城市也存在规划混乱、环境污染和城市交通问题等弊病,尤其是中心区废弃码头及大量的造船厂,滨水地区的大量衰退,萧条的氛围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 针对这些城市问题,自1989年起毕尔巴鄂市开始实施一个以艺术、文化、贸易及旅游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综合性城市复兴计划,目标是将毕尔巴鄂建设成为国际性的商贸文化和旅游中心。复兴计划由8个主要的子项目组成,15年来共投入资金15亿美元。在这些项目中,古根海姆博物馆是毕尔巴鄂城市改造计划中的重要环节。建设经费1亿5千万欧元。博物馆由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弗兰克・盖里设计,博物馆在1997年正式落成启用,虽然整个艺术馆耗资12.7亿美元(约合108亿人民元),在博物馆建成的第一年,毕尔巴鄂便吸引了130万参观者,使得区域的经济活动增加了2.1亿美元,其中3000万美元为政府税收。到第三年时,带来的经济效益已超过4.5亿美元,直接门票收入占毕尔巴鄂税收的4%,带动的相关收入则占到20%以上。仅仅6年,启动项目的资金便全数收回,同时还为该地区带来1亿5千万欧元的收入。城市活力随之复苏。古根海姆博物馆活化了当地的经济(巴斯克省的工业产品净值因此成长了五倍之多),这座现代艺术博物馆创造了4万5千个就业机会。如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给地方经济带来的效益已成为众多大学研究课题,哈佛设计院称其为“古根海姆效应”。毕尔巴鄂也因此在城建领域捧得多项殊荣。2004年威尼斯双年展,毕市荣获世界最佳城建规划奖。西班牙和欧洲其它城市纷纷效仿,以期获得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的神奇效应。该效应象征着一个城市的变革愿望:毕尔巴鄂要在工业时代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城市。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毕尔巴鄂又邀请世界多位著名建筑师为其设计各种标志性建筑。如今,徜徉在毕尔巴鄂街头,就如同走入一个露天的建筑艺术群中,有西班牙建筑大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的“白桥”、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的塔楼,也有正在改造的奥拉维阿加城区。一些列的城市更新项目让毕尔巴鄂焕然一新,以往的萧条景象因为众多充满活力的新建的建筑项目而烟消云散。毕尔巴鄂不再只属于西班牙,而真正变成了欧洲的一个著名艺术旅游城市。如今,毕尔巴鄂已成为全欧洲生活、旅游、投资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市长依尼亚奇阿斯古纳说:“我们为古根海姆博物馆感到骄傲,但我们同样为河水中重现这座钛合金建筑的清澈倒影而骄傲。”“古根海姆++”让毕尔巴鄂重生,加号所代表的正是这座城市的复兴。古根海姆的“美”拯救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城市,并形成了当时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在数量上是无法统计出来的,但是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品牌的形象与设计的价值是一体的两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设计。也能作为一种品牌或商标。所以“建筑美学,就是建筑的设计价值”。如果这样的价值可以成为全民的生活态度、生活选择的话,它就自然形成一种竞争力。因为一种国家民族的共同生活态度,就是文化。就是设计力的内涵,也就会自然形成一个经济力。 曾经的新天地保留着大量的石库门建筑――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记录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平常百姓的生活,是老上海建筑的标签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石库门所形成的居住社区以及不能满足现代居住的需求了,90年代的城市发展,大面积的石库门建筑消失,原有的记忆在逐渐消亡,人们才意识到要保留这一特有的建筑院落。 现在,在一座座历史建筑里,上海新天地被打造成了有着欧式风情的休闲和娱乐群落。这里汇集了各式的酒吧、餐厅和夜总会,成为上海最潮流标签和品牌之一。白天,有很多中外游客来新天地观光、拍照留念;夜幕降临,这里更是弥漫着浪漫的欧陆风情。露天的酒吧、咖啡吧备受年轻时尚一族和老外们的欢迎。在里面逛了一圈之后,游客还可以去就近的太平桥绿地走走逛逛,感受另一种风情。新天地因其历史文化的轮廓和内部空间的现代化,以及国际性的经营内容,使中老年人走进新天地感到它很怀旧,年青人则觉得很时尚,外国人走进新天地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则觉得很洋气。于是新天地很快成为沪上休闲文化彰显品位的聚集地,成为了大上海引领时尚潮流的新地标。 上海新天地的投资高达10多亿元,但实际并非如此计算。由于“新天地”的品牌效应,带动了周边房地产地价的提升,从最开始周边的每平方米8000元~10000元,到现在的每平方米3万元以上。除此之外,更加明显的建筑美学经济效应出现:租金再贵,大家还是抢破头要进来,让建筑美学的硬件和软件,都在这里人文荟萃。企业,外资、旅馆、餐厅纷纷进驻,对生活条件有追求的并以中青年一代为主力的多金消费者也进入享受各国美食、名贵服饰、进口商品、艺术、创意设计、mix-use的复合使用,所有生活的活动都可以在这里发生。 随“新天地”老街区更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很多历史名城开始效仿“新天地”品牌模式,打造出自己的城市历史文化品牌,比如成都的宽窄巷子、北京的前门大街、福州的三坊七巷等等。 从建筑产业的角度来看,建筑只是一个内需市场,是关起门的家务事,然而,如果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来看,建筑美学就是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一种打开门赚观光财的经济实力。 目前实际情况是虽然近几年来优秀的中国建筑师在逐渐增多,但优秀的作品还只是孤立的现象,没有形成一套较为明晰的发展模式及产业链,要扩大建筑美学经济影响的范畴。必须从“优秀的个人”走向“团体的创意”进而发展到“建筑产业的优化”。特别是现在大背景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的转型。这样能推动设计的良性发展,及背后带来的经济价值和不可忽视的附加价值。当然这股力量的发动需要建筑行业同仁的积极参与并达到共识,发挥团体的力量才能把建筑美学经济的理想变为行动,改善所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让建筑的美影响到每个普通百姓的生活,这样才是建筑美学的经济的意义所在。 建筑美学论文:建筑美学在房屋设计中的实践分析 摘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衣食住行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对其生活环境也就是住房建筑的设计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舒适,而且要美观。许多高端的住房设计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享受,也体现了人们对审美、对艺术的一种高尚追求。本文针对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规律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建筑美学;房屋设计;应用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生活各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而对于房屋建筑的设计者来说,在设计出一个安全、耐久、适用的房屋之外还要保证设计出的建筑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能够让大家的感官需要被满足,为人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也是建筑设计师的工作内容。本文从实际出发,简单介绍了房屋建筑设计工作中美学规律的应用分析。 一、建筑形式美的内涵 形式美是一种审美特性,这种审美特性需要由建筑材料的一些自然属性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律进行组合而呈现出来。顾名思义,形式美就是以美的形式为出发点,它在美的内容上得到升华,把能表现出美的一些具体的色彩、图形、线条等进行抽象化并加以概括,这就形成了形式美。在苏州古城进行民族建筑时就将这种美较好地体现出来了。房屋建筑的形式美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必须符合用到的每个规律的整体形态;满足力学的一些规律和构图原则;要正确地使用和配合各种材料;需认真研究和设计才能把建筑物的各方面的角度、色彩、比例、质感等完美地表现出来。只有做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才能把房屋建筑的外在美和内在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才能既体现该建筑的实际应用功能又突出它的内容和特点。 二、建筑美学形式美感的定义 1、调和和对比的美学形态 从很多不形同的东西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点,把它们中比较相似的地方进行组合排列,为了让人看起了比较舒服,在设计建筑的时候通常会把外形相似的东西放到一起。虽然有变化,但是整体上是相同的。比如中国很多的古建筑群都是使用的这种设计。对比和调和的概念是相反的,它是把两个有着明显差异的东西放到一块,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让人一看就难以忘怀,相互之间起着衬托的效果,这种手法在外国的很多建筑中经常被使用到,例如罗浮宫的设计,它在颜色方面和周围的建筑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还有法国的大剧院,整个屋顶是椭圆形的,造型非常的独特新颖,既融合了古典又包含有现代,既显示出来浪漫有蕴含着现实。椭圆形的屋顶在整条街道上面显得十分的惹人注目,让人一眼就记下了它。颜色在建筑设计中也有着对比和调和,红和绿、紫和黄、蓝和橙、白和黑是属于对比比较鲜明的色彩;紫和红、兰和青、兰和绿、绿和黄、黄和橙、橙和红都是比较相近的岩石,它们属于可以调和的颜色。 2、均衡和对称的美学形态 均衡是和对称有着一定差别的概念。均衡不要求两边形态要完全相同,只是要求中心轴两边大体相同就可以了,使用起来更加的灵活。对于建筑物设计来说,只要给人一种比较平均的感觉就可以了,对于建筑两边的形态、数量、大小并没有严格的要求。比如有的建筑在中心轴线的两边一旁构建几个稍微小一点的建筑物,在另一边设计一个比较大型的建筑物,虽然大小、数量并不相同,给人的感觉却是非常不错的,两侧相互补充、相互对比、虚实结合。虽然两侧并没有完全相同,但是在恰当的时候使用却可以达到非常与众不同的效果。在使用均衡这一手法的时候,要确定好中心,要不然会造成错乱的感觉,也就是说均衡使用的重要原则就是中心。同时均衡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作用,就是可以把距离中心轴比较远的、不太重要的物体通过比较近的大物体来进行平衡。 3、韵律和节奏的美学形式 就像运动一样,要保持一定的步伐,进行有规律的前进,韵律和节奏也是要求要保持一个稳定的频率进行动作的重复。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音乐,是非常有节奏感的,同时音乐也是有很多的节拍不断的有规律重复出现,然后通过组合,形成了人们比较喜欢的东西。同样在建筑设计中,也可以充分利用节奏和韵律来制造出美感,比如我们可以把两个形态不相同的建筑造型,通过有序的排列组合,形成别具一格的美感,节奏不是简简单单的重复出现就好了,是把控好某一个节奏,让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变化,越来越多节奏韵律凸显的建筑物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节奏韵律有着非常强的彰显特性,把不同的元素通过适当的有规律性的排列,然后显示出来。 三、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的设计应用 1、统一 在进行室内设计工作时一定要保证的就是室内设计的各部分内容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中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统一方案就是几何形状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设计人员可以采用以下两方面的手段:第一方面,通过不同几何体之间的从属关系确定。第二方面,通过形状之间的协调达成这种统一。 通过对主次之间的协调和搭配,使不同的部位之间的关系达到协调,进而达到统一。对于房屋建筑来说,根据建筑的功能等方面的特点,将建筑分为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对于建筑的主次部分如果不能通过一定的手法和策略使两者形成统一整体,就会使建筑变得松散。尤其是在室内设计中,如果都是主要部分,各自突出自己的特点,形不成一定的组合效果就会使室内杂乱,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因而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建筑设计者要恰当的处理重点、从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关系,使设计内容呈现出一种主次分明,以次称主的设计效果。 在房屋建筑的设计过程尤其是室内的设计当中,很多建筑材料的颜色和性质形状等都是不一样的,因而设计人员要实现设计效果的统一,就可以通过对不同性质不同颜色的材料的组合。首先,根据设计理念将不同的形状的材料进行组合,当各种材料的组合实现统一之后,就可以对颜色进行搭配,实现设计方案真正的统一。 2、比例 在建筑设计当中比例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不论是建筑的长宽高还是建筑的整体和局部之间都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些比例之间的协调与否也会对建筑的美观造成影响。良好的比例可以使整个建筑给人一种完美和谐的感受,使居住者在房屋中感到舒适。对于房屋建筑来说,好的比例就是建筑物的一些主要尺寸中间的比例相同。在建立相关的比例时既可以采用简单的基数比,也可以通过从几何形状中发展而来的动态比例。 3、均衡 建筑美学中均衡性特点规律是由于建筑物自身的大小、质感等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由于建筑材料的体积的大小和材质等都会影响到给人们的感觉,因而均衡性就是要通过轻重之间的搭配保证建筑的均衡性。对于房屋建筑的设计来说,实现均衡设计就要尽可能的使建筑是对称的。设计人员通过合理的设计方案,使建筑的均衡中心可以凸显出来,从而提升建筑的设计感受,提高设计的表现能力。 4、有节奏和韵律 可以把建筑学称为一种空间艺术,也可以称为时间艺术。我们通常会把整体结构上的序列和外观审美上的序列还有就是实现功能上的序列有机结合起来,使它们联系更加紧密。既然是一个序列,那么就代表着它有开头也有结尾。一个房屋建筑的序列一旦进入开始的入口,那么它就会顺其自然地按照一定的规律和原则流向它的结尾。而结尾处也是这个序列在艺术和作用上最辉煌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潮。在建筑中完整的序列可以通过高潮自然地流向一个出口或者什么别的次要部位,也可以跳过高潮到达那个出口或次要部位。 序列的布局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够在感官上引起强烈共鸣,使人能够产生庄严直爽的确切印象,我们称它为规则布局或者规则序列。在规则序列中,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很少有脱离掌控或发生偶然事情的时候,这很适合建造一些大型的重要群体的建筑物。另一种不规则的布局或序列,充满了不定性。这种不规则性往往更能营造出不一样的氛围,也能产生一种特别的感染力,在外观上使建筑物更具有个性。 结束语 在现代的建筑设计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时尚元素已经融入进来,并被大众所喜爱,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抛弃了传统的美学标准,现代美学是在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毫不夸张的说,现代美学是古典美学的一个延伸物,如果现代美学抛弃了传统美学,它是没有办法很好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建筑设计时,应该把内在的建筑美学法则时刻的运用起来。 建筑美学论文:材料特性与建筑美学 【摘要】 基于混凝土建筑可塑性的特点,结合当代建筑美学发展趋势,对现代混凝土建筑案例的美学价值进行解读。分析了当今混凝土建筑在场所精神、粗野主义、文人建筑等方面的案例。明确了混凝土技术的发展前景对混凝土建筑美学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混凝土建筑 可塑性 建筑美学 场所精神 1.相关理论解读 1.1可塑性 可塑性是指混凝土建筑在形体上能被模板规定成任意形状,建筑形体的规定性不强,自由度很大,可塑性是使混凝土的表现力完全不同于其它建筑材料的最主要性质。混凝土的成型过程是一个由动态变为静态的过程,混凝土的流动性使它可以依据模板而塑成任何形式。也就是说混凝土没有固定的形式,它的最终形态有模板决定,这就为建筑中的美学考虑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与砖石、木材等传统建筑材料相比,混凝土具有许多不同的材料特点。首先,由于混凝土结构的整体性,结构的各个部分是以一个整体状态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混凝土是在一种半流质状态中制作的,因此它可以塑造成任何形状。 以上两个特点,都可以基于混凝土的可塑性所延展出的,而正是由于建筑师和结构师们利用了混凝土的这一特点,使之成为现代建筑设计中常用的、用于表现建筑师意匠和营造特定建筑美学的“神器”。从设计上来讲,混凝土的流体状态及力学性能使得它广泛应用于专注形态塑造的建筑,也流露出技术上的美学意义,这充分展现了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1.2建筑美学 建筑美学是艺术美学和建筑学的重要分支。是建立在建筑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研究建筑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建筑伴随人类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建筑美学的出现却是20世纪的事情。英国美学家罗杰斯・思克拉顿从审美的角度论述了建筑具有实用性、地区性、技术性、总效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可看成是建筑美学的创始人。美国现代建筑学家托伯特・哈姆林较全面地概括了建筑美学的基本内容。此外,包豪斯的建筑美学理论与现代主义联系较多,美国建筑大师文丘里则从符号学的角度来探讨建筑的美和审美问题。 1.3混凝土建筑的发展历史 从材料的工程学和结构角度来看,罗马人将混凝土从天然的填充料发展成主要的结构材料。万神庙穹顶的建造过程没有使用模板,而是采用卧砖分层圈砌。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大多数重要的结构和工程发现及研究并没有延续下来,18世纪以前,混凝土并没用被当成建设的主流材料。 到19世纪,法国首先开始使用混凝土作为建筑立面的表现材料。水泥的发明直接推动了混凝土材料的发展,此后混凝土的运用也日益广泛。意大利建筑师皮埃尔・奈尔维在推动混凝土使用的路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对于钢筋混凝土的应用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奈尔维既是建筑师,又是一位诗人,他努力将建筑与诗歌的韵律和节奏运用到自己的建筑设计中,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喜欢称他为“钢筋混凝土诗人”。 2.混凝土建筑之美学解读 在建筑理论流派多元化的今天,建筑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也是多元的。由于混凝土自身所具有的可塑性特点,使之不仅成为一种常用的建筑材料,也在体现建筑的美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并结合相关案例来解读基于可塑性特点而建造的混凝土建筑的美学价值。 2.1场所精神之美 建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问题,也是空间的营造,或者更为主要的,是作为空间基础的“场所”的营造。混凝土建筑营造空间氛围的时候,其意境含蓄、韵味隽永。阿尔瓦罗・西扎设计的葡萄牙馆就表现了对混凝土柔性特征的探索。 他用一片薄薄的混凝土幕用金属线悬挂在两边的建筑上,形成一个3900平方米的有顶广场。这块巨板长65米、宽58米、高10米,两端对称。用纤薄的混凝土板展示了混凝土结构的柔性,打消了人们心中对混凝土厚重庞大的印象。屋面像雨篷一样轻巧地覆盖在中央广场上方。丝毫体会不到混凝土屋面的沉重坚实感。这个结构就是模仿传统的葡萄牙集市:在厚重的房子前面支起一片帐篷。通过轻薄的混凝土构件,营造了一种传统集市的场所感,让人们在置身其中时,忘掉了繁华都市的喧嚣,去体味古朴和谐的市井之风。 2.2粗野主义之美 “粗野主义”是50年代到60年代喧噪一时的建筑设计倾向。粗野主义经常将混凝土毛糙的方面暴露出来,极其夸张那些沉重的构件,并把他们冷酷地碰撞在一起。混凝土的可塑性特点和视觉效果符合了粗野主义所倡导的审美观念。作为粗野主义的倡导者,柯布西耶设计建造了许多迎合粗野主义审美观念的建筑,最有代表的应是朗香教堂。 朗香教堂可以说是利用混凝土的可塑性建造的混凝土建筑典范之一,这个建筑也是柯布西埃新的探索的结果。郎香教堂是他绝无仅有的非几何形式的有机形态建筑。它粗壮敦实的体块,混沌的形象,岩石般稳重地屹立在群山间的一个小山包上。顶部呈自由曲线形,用两层钢筋混凝土薄板构成,在边缘上两层汇合并向上翻起。从内部往室外看去,窗户成为一个个透光的方孔,造成一种不稳定感,迫使人们面向祭坛方向,造成很特殊的宗教氛围。 2.3文人意匠之美 随着混凝土浇筑技术及轻骨料的不断更新,混凝土建筑的外表形式有了新的种类,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选用清水混凝土作为建筑外表皮饰面或内部构件。这些建筑师往往具有文人的气质。他们将思想通过混凝土来表达出来,比较出名的有安藤忠雄、路易斯・康、刘家琨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混凝土是最常见的材料。他们倾向于一种淡雅的文人墨客的情愫。在严格的技术控制管理之下,混凝土表面质感变得极为细腻柔和,这种混凝土与表现结构力度的混凝土略有不同,它显示出混凝土的另一面,在空间表现上具有独特的魅力。以下以刘家琨设计的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为例。 设计者最初的设想是希望用清水混凝土表现一部“人造石”的建筑故事。但由于施工技术原因,难以在浇筑过程中保证墙体的垂直度,只好采用一种叫做“框架结构、清水混凝土与页岩砖组合墙”的组合墙特殊工艺。整个主体部分清水混凝土外壁采用凹凸窄条模板,形成明确的肌理,增加外墙的质感和可读性。为使建筑整体像一块“冷峻的巨石”建筑外部整体拟采用清水混凝土。在他眼中,在流行给建筑涂脂抹粉的年代,清水混凝土的使用已不仅仅是建筑方法问题,而且是美学取向和精神品质的问题。 4.结语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型的混凝土浇筑施工技艺及混凝土材料添加剂的更新,会给未来混凝土建筑的外观表现及内在功能带来新的冲击和变革。同时,对于混凝土建筑的美学思考也会慢慢的改变。但是,最为混凝土最重要的区别于其他建材的特点――可塑性特点永远不会消失,也正是利用这一特点,混凝土建筑较其他的建筑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学价值永远不会消失。围绕可塑性原理,混凝土建筑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值得每一个人期待,也值得每一个建筑师大胆的去尝试这种充满挑战性建筑实验。 建筑美学论文:《建筑美学》教学改革探究 摘 要:建筑美学是建立在建筑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研究建筑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目前授课主要以多媒体授课为主,鉴于该课程特点,为了让同学们更加好的了解建筑与美学的关系,特对该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研究。 关键词:教学 改革 探究 一、增加课堂的吸引力 如果学生在课堂上睡着了,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学生太不象话,既对不起自己的学习,又没有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可是,静下心来想想,学生为什么会在课堂上睡着了呢?第一种可能是学生自己想要睡觉,所以他就主动地睡着了;另一种可能是学生被课堂催着睡觉,所以他就被动地睡着了。前一种情况证明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自制力,后一种情况证明教师在课堂上没有吸引力。长期以来,我们都在指责学生没有课堂自制力,但却发现这种指责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用;于是,在这一轮课堂教学改革中,有不少的学校尝试通过提高教师的课堂吸引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今天,虽然教学仍然是为了传授知识,但却离照本宣科的教学形式越来越远,教师不但要知道自己在教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关注自己的教法是否能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否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上讲授教学内容时,一定要用多种表现形式来呈现教学内容,尤其是要将抽象的教学内容与学生具体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看起来是为难了教师,有点强有所难的味道,实际上是以此增大课堂吸引力的重要举措。此外,还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多种教学手段,尤其是要借用现代教学技术,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有机整合,从而让学生能够更轻松地理解学科课程,也为了让课堂教学因为融入信息技术而变得更富有现代气息。 由于提高课堂吸引力只是让学生更乐意于上课,并不是学生上课的目的,所以大家容易把他理解成是教师的课堂作秀。事实上,就连教师自己也很难区分,究竟自己是在课堂作秀,还是在提高课堂吸引力。在公开课中,往往把教学中使用的教学手段有几种,教学中是否使用多媒体技术作为考核的指标,这种为了使用教学手段而使用,为了使用多媒体技术而使用,的确成了课堂作秀。而课堂作秀的盛行,也是对教师提高课堂吸引力最大的指责。 2. 教师转变教育观念 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是转变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教师工作目标和工作流程发生巨大变化。知识的掌握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但教师的工作并不只是传授知识,对于教师而言,直接传授知识还不如让学生掌握如何学习、如何提高学习效率,"教是为了不教"。"学案"教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教师转变教育观念,不仅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得出经验,更要加强对教育心理学的学习,系统掌握学生的认知过程和认知规律。教师观念的转变不仅促进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更是教学模式创新的前提条件。期末考试成绩占30%左右,注重能力评价的平时成绩如讨论、实践、调研等占60%左右。按课程、班级和专业进行改革试点。同时,对教学效果的评价,由学生评教,让学生评出他们心目中最受欢迎的任课教师。也就是说,大学要看重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满意度,以此来衡量他们的教学效果。 3.充分利用多媒体 多媒体电脑技术以其鲜明的图象、生动的形象和灵活多变的特点能引起学生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采用多媒体计算机手段,能使呈现的教学内容声、画同步,视、听结合,运用多媒体技术图、文、声、像等丰富的媒体表现功能,创设教学情境,使教学形象化,把学生带进与教学内容相应的气氛中,使学生具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的欲望;甚至能把对知识的学习融入新颖别致的娱乐形式中,发挥寓教于乐的学习优势,使枯燥的学习变得轻松愉快,把学生的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表现有机地统一于教学过程之中,使学生对所学的知识、理论去感知、去理解。感受直观,突破重、难点 多媒体计算机,可以把文字、图形、声音、动画、视频等信息集于一体,全面刺激人体多种感官,能使学生从多角度接收信息,获得极为丰富、生动、形象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即是对事物表面诸多方面现象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使学生的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即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从而解决课堂中的重点、难点,特别是难点,激发兴趣、热情。 提高时效,集中注意力教学信息的传递需要一定的时间,课堂教学要设法加快节奏,提高信息传播密度,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有限时间,尽可能多地传授知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传统条件下的课堂教学,很难做到这一点。课堂教学常常会被一些与教学内容并无直接联系的事情占去不少时间,而且效果不佳。如板书,不仅会影响课堂教学时间的充分利用,还会打断学生的连续思维,有时还有个别学生趁机讲话,做小动作,破坏课堂纪律,影响教学效果。现代多媒体电脑则具有传播速度快、预设性能好的特点,许多准备工作和课堂上与教学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操作等待过程都能省略或事前准备好,从而避免了宝贵的课堂教学时间的无谓占用。使用多媒体电脑教学,能调动最适宜的教学资源参与活动,紧缩时间安排,交替媒体显示,减少常见知识的讲解篇幅,加大关键要害处讲授力度,提高知识传播密度,形成快节奏、高密度的现代课堂教学特点。另外在板书时设计不同的交互方式,板书不同内容,同时对板书进行整体美化设计,使学生在优美的环境中集中注意力。 集体参与和及时反馈,促使主动学习没有师生一同平等参与,就不会使学生对学习有强烈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没有信息反馈,任何教学行为都是盲目无序的。要让学生参与教学,关键就在老师是如何让学生参与。老师“问”,学生“答”,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只能是一次一人,同一问题不可能都一一问到,这会使一些学生产生一种侥幸心理,肯定不会叫到我,因而就不会去思考;一些积极思考、希望表现自我的学生在一次次失望中又会淡化学习兴趣。利用多媒体电脑手段,能让全班学生始终积极主动并渴望参与,保持旺盛的学习劲头。同时,学生在不断地参与实践中获得愉快的、成功的情感体验,从而使他们参与品质也会得到培养和提高。反馈信息能使学生处于最佳思维状态,提高教学实效,确保教学目的实现。反馈除作业反馈外,更重要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及时反馈,它易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习的主动性,调动学生积极思维。但在传统教学中,限于时间和人数,反馈并不能随时而广泛使用的。如对回答结果的评判,只能有老师一人,难以形成“百家争鸣”,这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形成。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的交互功能能够进行及时反馈,有利于强化学生的参与情感。反馈时重点给学生提供“成功”机会,让学生品尝到成功“滋味”,使不同层次、类型的学生都感到满足和有成就感,以增强学习的热情和兴趣,主动学习。 多媒体电脑与教学结合起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从被动教育向主动教育的转变,有利于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之转变,有利于从知识教育向智能教育的转变。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在现代教学中,教师仍然起主导作用,学生起主体作用,多媒体电脑教学只起辅助作用。它主要用于解决课堂中的重点、难点,特别是难点,激发兴趣、热情。 建筑美学论文:基于人文背景的建筑美学点滴思考 【摘要】建筑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是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艺术角度来看,建筑承担着艺术审美的使命,从人文背景下看,建筑又承载着人的主科观审美以及对历史的记载。建筑美学不但包含建筑的形象结构的审美,更包括了精神上的审美,通过建筑师的设计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表现出一种美的意境。人文背景下的建筑美学是人对于美学的认识在建筑上的体现,值得我们研究。 【关键词】人文背景 建筑美学 思考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是艺术重要组成部分。从艺术角度来看,建筑承担着艺术审美的使命,而从人文背景下看,建筑又承载着人的主科观审美以及对历史的记载。建筑美学不但包含建筑的形象结构的审美,更包括了精神上的审美,通过建筑师的设计,呈现一种美的意境。作为文化的载体,建筑同时承载着民族、地域以及社会的历史,表现着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生活方式、思想潮流等内容。因此,人文背景的建筑美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建筑审美的重要内容。 1建筑美的含义 建筑美可以分为广义的建筑美与狭义的建筑美。狭义的建筑美主要是指对建筑的造型、装饰等艺术特征的审美,旨在揭示建筑的结构以及艺术上的美感,将建筑作为单纯的艺术品来进行鉴赏。广义的建筑美将建筑审美进行了拓展,不仅仅聚焦于建筑本身,而将目光扩大到建筑的环境、历史等宏观的视角上来对建筑的美进行鉴赏,通过对建筑与街道、广场等区域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建筑所承载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潮流的分析研究,来对建筑美的特征做出把握,通过整体的眼光来看局部的美,以动态的方式来研究静态的美。 建筑美学主要有“益美”说以及“愉悦”说,“益美”说主张实用至上,以“功能主义”为核心对建筑美进行定义。在这种美学观点下,建筑的美以功能性为主,其形式应追随功能的需要,意图将实用性与建筑的精确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一个艺术的平衡,从而表现出建筑的美感。而“愉悦”说主张形式美,认为建筑的美在于形象美感,给人以愉悦的感觉。在对建筑的整体结构、外形、材料、颜色、装饰等要素进行协调,达到建筑形式上的和谐美。 另外,还有 “主观表现论”以及“客观表现论”两种观点。“主观表现论”主要认为建筑美在于对思想、情感等的表达,是人们的情感在建筑上的表现,利用一定的氛围或意境来在空间上表达建筑者的情意,是对建筑的主观情感表现的追求。而“客观表现论”则注重建筑对于外在世界的表现,通过建筑来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或对未来的展望,表现力量或运动的美感,或是对时间的表现。 2当代中国建筑美学概念及特征 我国建筑自从20世纪开始,就一直在西化风格、民族风格以及折中主义三种形式下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建筑开始理性地处理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风格问题。现在,我国在建筑美学上主张以本土传统建筑为基础,并引入西方现代的建筑美学观念。 我国当代建筑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技术美学以及环境美学上,通过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用,使建筑达到“轻、光、挺、薄”的特点。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建筑技术也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成熟,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建筑的实用性以及美学性之间的矛盾可以有效地得到解决,从而使建筑达到美的境界。技术性美学要求技术与形象彼此有机地结合,任何脱离了形象的技术手段都无法给人带来美感,只会让人感到违和感,成为了虚伪的矫饰。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在建筑开发时对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出现了绿地占用过多、不合理地对容积率进行提高等现象,仅仅看到了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 建筑的和谐美首先表现在建筑本身结构与外观的和谐,另外还有建筑的功能与建筑空间的和谐、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建筑与人类的和谐等方面,通过建筑的和谐来达到符合时代建筑审美观的建筑美。 3理性的建筑结构审美 建筑的理性审美主要是对建筑的结构与功能的艺术审美。建筑的第一要素是实用性,对于建筑结构的坚固性有着较高的要求。在达到来实用性以后便可以追求形式上的美感,通过各种艺术造型以及技术手段来完成建筑的艺术创作。因此,理性的建筑审美要求建筑在功能性和艺术性上达到有机的统一,在保障人们正常活动生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对建筑的美感进行表现。建筑的艺术形式表现主要体现在建筑的结构美上,结构与造型相互影响。目前建筑在于空间高度的跨度越来越大,结构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有的建筑结构都是为了一定的功能性的需求而被创造的,因此结构的价值只有在符合了一定的空间使用要求时才能得到体现。从古至今,建筑的结构都是建筑美的前提,不论是木架结构还是石砌结构,或者是欧式的高直式建筑,都是通过结构来体现建筑的艺术性。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建筑的结构也在不断地完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概念造型,充分地体现出了时代特征。结构需要服务于功能,不论是什么样的建筑结构都需要以建筑的实用性作为前提。 4感性的人文背景审美 虽然建筑审美以理性的审美为基本,但是感性的人文背景下的审美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筑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仅是活动所需要的单纯的物体,同时承载着人类的文明、历史、情感等多方面的人文内容。因此,对建筑的人文背景审美就是对建筑的历史的解读,更是对人类的历史或情感的解读。 我国的古代建筑,大多都有着诗人墨客的情感点缀,同时这种文学方面的因素也更平添了建筑的人文背景。例如听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古文,必定是能够联想到岳阳楼的。想当时范仲淹学士在这里畅怀释文,表达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筑的人文背景是在情感上引起人们共鸣的美感,是一种人文关怀,具有很重要的审美价值。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建筑中,人们往往都能体会到其浓厚的历史气息以及感性的美感,即使其结构已经非常落后,甚至有些建筑已经残缺不全,却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这就是历史文化在建筑中的积淀,能够引发人们的遐想与深思。另外,一些建筑本身不具有很长的历史,但却通过建筑师的设计,表现出了建筑师对于人文情感的思考,人们通过对这些建筑来读取建筑师所想要表达出的意境或是观点,具有很强的情感指向性,是建筑审美的另一种体现。 5结语 建筑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凝聚了建筑师的智慧以及人们的劳动成果,不但具有结构形式上的美感,同时承载着建筑的时代特征以及人们的思想潮流。因此,建筑美学不但要关注建筑的形式美,同时还要重视人文背景下的建筑美学,在建筑中多加入一些人文关怀,可以更好地增加建筑的美学内涵,全面地表现出建筑的美感。
中医学论文:对中医学重视地理环境的探究 摘要:中医学重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体质、寿命、疾病、治疗以及药材等方面的影响。现代中医人,不仅要注意人体的地域差异,也要考虑药材是否道地;即使是同一个地域,生态环境从古至今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不可拘泥。 关键词:中医学;地理环境;体质;寿命;疾病;治疗;药材 中医是运动变化的医学,它将天地万物看作是永恒运动变化并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在处理生命问题上是随着天、地、人等情况灵活多变。地域不同,人体质的强弱,寿命的长短,疾病的状况,治疗的法则,以及药材的质量等,都有很大的差异。重视地理环境是中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古医籍,特别是《内经》中有很多相关记载,兹概述如下。 1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祖国医学强调“人与天地相参也”。《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其气九州(九野)、九窍,皆通乎天气。”《灵枢。邪客》云:“地有九州,人有九窍。”都是说人体与天(自然界)相通,与地相应。《灵枢。九针论》还论述了“身形之应九野”的具体情况。《素问。三部九候论》云:“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是说诊脉的三部九候,以合“天地人”,以应“九野”。《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运用五行学说,以五方配五脏、五体、五味等,说明了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2《内经》对地理气候的认识 我国幅员辽阔,古代先民早已认识到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气候特点。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这是运用五行学说概述了我国五方气候的基本特点。《素问。五常政大论》:“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南方)热而左(东方)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北方)寒而右(西方)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这是运用阴阳理论,解释了地域有南北高下之不同,气候亦有寒热温凉之差异。《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水土刚强”:“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这是具体说明五方的地形、地貌、水土、气候、物产:东方象春天一样,得天地始生之气,气候温和,地处海滨,盛产鱼、盐。西方是金玉沙石之处,气候象秋天,有收引之象,水土强硬。北方象冬天,有闭藏的气象,地势较高。南方象夏天,自然界多长养之气,是阳气最盛的地方,地势低下,水土薄弱,雾露经常聚集。中央之地平坦多湿,利于种植,且与四方交往便利,所以物产资源丰富。 3地域不同体质不同 不同的地理环境,营造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进而形成了地域性体质类型。《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西方者,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北方者,陵居,风寒冰铡,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南方者,其民嗜酸而食驸(腐),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中央者,其民杂食而不劳”。是说东方之地的人们习惯吃鱼类和咸味食品,因鱼性属火,会使人积热于中,成能走血,多食伤血,所以该地域的人大多皮肤色黑,肌腠松疏;西方之地的人们依山陵而居住,宅简多风,披毛布,盖草席,吃鲜美的酥酪骨肉类食品,形体较肥壮,抵抗力较强,不易受外邪侵袭;北方之地人们依山陵而居住,经常处在风寒冰冽的环境中,过着四野临时住宿的游牧生活;南方之地的人们喜欢吃酸类和腐臭的食品,肤理致密而色红;中央之地的人们吃的食物种类繁多,劳动比较少,生活相对安逸。这些论述初步概括了前《内经》时代五方之地人们的生活习俗、体质等特点。元代着名医家朱丹溪认为:“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也是强调人的体质有地域性的差异。 4地域不同寿命长短不同 人的寿命亦有地域性差异。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阳精所降,其人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阴精所奉,其人寿”。是说东南方阳气有余,阳精自上而下降,所以气候温热,人的由寿命较短;西北方阴气有余,阴精自下而上奉,所以气候寒凉,人的寿命较长。现实生活可见,气侯温暖,万物生长快,收成都比较早;气候寒凉,万物生长慢,收成都比较晚。早成熟,早衰退;晚成熟,晚衰退。由于地域不同,气温不同,动植物的生成速度不同,人体寿命长短同样有差异。 5地域不同疾病不同 学各地区虽然都与时令季节同步,但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阴阳之气盛衰各异,人体的疾病也表现出地域性的倾向。古籍中的记载大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所在地域的水质、土质不同而造成的地域性疾病。如《吕氏春秋》云。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旭(足部肿胀)与跫(瘸腿)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虺(类似鸡胸)与伛(脊柱弯曲)人。“《嵇中散。养生论》云:”颈处险(通“岩”)而瘿,齿居晋而黄。“古人虽然还没有认识到水土中具体缺乏某种成分,但已经认识到了这些病主要因于水土。二是由于不同的地理气候、饮食习惯、体质等特点,造成某些疾病容易在某些地域多发、易感。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西方者,其病生于内”;。北方者,脏寒生满癍“:”南方者,其病挛痹“:”中央者,其病多痿厥寒热“。《瘟疫论》云:”西北高原之地,风高气燥,湿证希有;南方卑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这些都是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地域性的多发病。 6地域不同治疗法则不同 《素问。五常政大论》根据在西北寒凉之地多胀病,东南温热之地多疮疡的病变特点,提出了“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的治疗大法。该篇还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故日,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是说西北方天气寒冷,其病多外寒里热,应散其外寒,而凉其里热;东南方天气温热,因阳气外泄,故易生内寒,所以应收敛其外泄的阳气,而温其内寒,这是所谓的“同病异治”,即同样发病,因地域不同而治法不同。所以说气候寒凉的地方多内热,可以用寒凉药治之,并可以用汤液浸渍的方法;气候温热的地方多内寒,可治以温热的方法,以加强内部阳气的巩固。治法必须与该地的气候相同,才能使之平衡无病,但必须辨别相反的情况,如西北之人有假热之冷病,东南之人有假寒之热病,又当用相反的方法治疗。充分体现了治的灵活性。 《素问。异法方宜论》在逐一分析了五方区域各自的地理环境、人的生活习俗、体质特点以及发病情况后,也提出了相应的治法:东方之域,其治宜砭石;西方者,其治宜毒药(泛指药物)。北方者,其治宜灸螨。南方者,其治宜温针。中央者,其治宜按跷。因东方之人易患痈疡,其病在肌表,热毒血壅,故宜取砭石宣泄热毒,排除脓血。西方之人抗外邪能力较强,疾病多属内伤,宜服药物调治。北方之人多脏寒腹满,宜用艾火烧灼,以温经散寒。南方之人易生筋脉拘挛、肢体麻木,宜用针刺,以疏通经络气血,祛除湿热之邪。中央之人,生活安逸,易发生肢体痿弱、厥逆、寒热等病证,宜用导引按跷等方法,以活动肢 体,疏通经脉气血。该篇还说:砭石的治法来自东方,药物治法来自西方,灸螨的治法来自北方,九针的治法来自南方,导引按跷的治法来自中央。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结合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创造出适宜各种不同病证的治疗方法。该篇最后还指出:“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之所宜。”是强调上述的治法不可拘泥,一个高明的医生应当结合各方面的情况,综合分析,随机应变,灵活运用。特别是中的这些治法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的,由于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生,生态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的改变,病变特点、治疗方法都有很大的变化。今人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此外,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也不可拘泥。 7地域不同药材质量不同 五方地域各自盛产的动植物,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除了前面提到《索问。异法方宜论》有所论及外,《素问。金匮真言论》根据五行理论宏观概述了五方动植物之异:“东方色青,其畜鸡。其谷麦”,“南方色赤,其畜羊,其谷黍”,。中央色黄,其畜牛,其谷稷“,”西方色白,其畜马,其谷稻“。北方色黑,其畜彘,其谷豆”。(素问。汤液醪醴论)还指出稻谷的生长,得益于适宜的地理气候环境。 古代对药材质量的判定,除了考虑外观、质地、气味、采收季节等因素外,药材生长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是判断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之一。古人特别强调药材的“道地”性,即有名产地出产的。东汉药物专着《神农本草经》云“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强调了区分产地,讲究道地的重要性。而且,在所收载的365种药物中,不少从药名上看就带有道地色彩,如巴豆、蜀椒、秦艽、吴茱萸、阿胶等。南朝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日:“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例》云:“古之医者??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并在《千金翼方》中用“药出州土篇”专门记载了十道各州的药材,他首先按当时行政区划的“道”来归纳药材产地,这为后世正式采用“道地”的术语奠定了基础。唐。苏敬等编着的《新修本草 亦认为“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唐。蔺道人传《理伤续断方》中云:“凡所用药材,有地道者,有当土者。”书中大量使用川药,如川当归、川独活、川牛膝等。“道地”作为专有名词正式见于明。刘文泰等编修的《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每种药都列“地”项,标明药材产地,并在某些药材的“地”项下又列“道地”专项,特别指出来源于特定产地的药材具有更好的疗效。如川芎:“地:生武功、山谷、斜谷、西岭及蜀中秦州、山阴、泰山。道地:蜀川者为胜”。又如当归:“道地:以蜀及陇西、四阳、文州、当州、翼州、松州者为胜。”宋-苏颂的《图经本草》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两书,都非常重视药材的产地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医者虽然辨证准确,选方得当,但如果药材不道地,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其《药性变迁论》中云:“今以(古)方施用,竟有应有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移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气未泄,故得气独厚;今皆人工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淡而薄劣矣。”由于特产地的“道地”药材产量难于满足临床需要,因此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移地引种,其生长环境发生了变化,品质自然退化,临床疗效也下降。更何况古方中所用之药有很多原本野生,与人工种植的更是名同实异。临证处方用药切忌对此忽略。 综上可见,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运用变易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人的体质、寿命、疾病、治疗以及药材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现代中医人,在临床工作中必须重视地理环境,辨证施治要因地思变。即使是同一个地域,生态环境从古至今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I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不可拘泥。既要重视人的地域差异,也要考虑药材是否道地。 中医学论文: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 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 一般而言, 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 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 道教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 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发展所作的哲学贡献。关于道的哲学研究, 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 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 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 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教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 ⒕纭⑷埂⒕瘛⒁约氨缰な魏屠矸ǚ揭┑壤砺奂笆导鞒隽颂厥獾墓毕住F渲?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 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 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 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 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 门派众多, 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 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 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 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 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 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 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 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 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中医学论文:对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的通识教育探讨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主要指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教育水平,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通过对大学生共同进行普遍的文化教育,它包括语言、历史、文化、科学等基础性知识的统一讲授,公民意识的陶冶及实际能力的共同培养,使学生对自然、社会和人文有所批判性地了解,从而“生为有教养的人”[1]。所以,通识教育是在文理交叉以及通才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入到人格,深入到一个完整的人的教育,通识的“识”不是知识的“识”,而是识科学、识社会、识人类[2]。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时,通识教育与中医学专业教育并非完全割裂,运用通识教育进行中医学教育育人的方式,可以较为通俗地表达中医学的抽象和精髓,拓展医学生医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平衡发展,使学生个人素质全面发展。 1 中医学的特点需要通识教育 传统文化是在朝代更替战争以及思想冲突中不断完善进步的,作为传统文化奇葩的中医学更是如此,它与各种哲学、科学技术以及人文信息乃至社会、战争等关联较为密切,具有较强的通识性,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传统中医学[3]是我国古代哲学与医疗实践结合的一门学科,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石,通过“望、闻、问、切”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归纳证型,辨证论治,使用多种中医治疗手段,如中药、针灸、推拿等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理想健康状态。理论精髓是对在长期临床诊疗过程中出现的个案与可重复验案进行“因时因地因人”的科学归纳、总结、推理得来的。中医学是涵盖思想、哲学、文学、思维、伦理等诸多内容的大文化,医学生对中医学哲学思辨体系、思维判断模式、人生价值观念的学习过程,必须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进而促进学生对民族文化自信的形成和思想感悟力的提高,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加强和促进中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融合,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发扬传统医学。 2 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更加需要通识教育 现在西医院校学生对于医学的认识多以西医为主,对我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医学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在理论认知和建构中,很难理解建立在古代朴素辨证法上,并以直观思辨为特征的传统中医学。所以他们对中医学的精华理论学习状况不理想,对于初次学习中医的西医院校学生来说,常常觉得内容枯燥乏味,理论艰涩难懂,难以把握。而且《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着作不单字词难懂,其意难通,甚至还需要不断地背诵,反复记忆,费时费工,收效甚微,往往知难而退,无法深入学习研究。由于中药药性的五味和四气在经验世界里找不到任何解析,给人不科学的感觉,另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医学,突飞猛进。小至人体细胞、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分子生物,大至组织器官、躯体结构乃至生理病理的奥秘,甚至心脏起搏器、人工肝、人工肾的发明,成功移植或人体某个器官部件的克隆似乎说明现代医学已经无所不能。所以有的学生在入学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现代医学先入为主,认为现代医学对于所有临床疾病都能解决,根本没有必要学习中医。种种情况导致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系统讲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深入提升学生中医理论水平,达到中西互重的难度较大。 所以就需要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通识教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们可以把中医学的通识教育理解为人文、社会以及哲学等教育的综合教育。由于在西医院校内,西医知识体系的教育是教学主要内容。西医理论、解剖、生理、药理、病理、诊断以及内科学等西医课程大约占总课程90%,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中医理论乃至中医文化的拓展,在中医学教学时加入医古文以及中医历史乃至哲学等多个方面的补充,加大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积累,在此基础之上在进一步讲授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医药理论经典,比如《内经》和《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课程的讲授,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增加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和对中医的更加全面和科学的认识。 3 中医学通识教育的特点 美国一些大学校长认为:跨学科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先的法宝,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医学健康领域尤其需要创新,“不创新,毋宁死”。应打破传统的院系之间僵化界限,不要因为限定学科专业而抑制创新能力的培养。香港大学把通识教育作为所有在校学生的核心课程。复旦大学将通识教育分为6个核心模块,涉及经典文化传承、科技进步与科学探索、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审美体验等诸多方面。此外,台湾的中医药院校也有通识教育课程。而内地中医药院校通识教育目前还在起步阶段。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通识教育几乎没有。所以这是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课题。 我们首先要确立中医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就是把医学生培养成中医西医两条腿走路,同时最终融入整体观的医疗模式中去,争取提升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着重于医学人才更符合时展的培养。 其次,可以在医学专业的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通识类型的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或框架,表现通识 教育教学过程中程序性的策略体系。使医学教师尤其是中医学教师普遍认可的现代医学生对中医人格教育的体会,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载体,结合其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内容,进行中医学教育。 还可以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同时,注重教学实践的代入式教学,比如进行中药讲授时给学生进行中药的实体讲授,让学生对于中药具有直观的认识,讲授时把中药的产地以及相关联的各个时期医学大家应用的体会以及经典验案等系统回顾,深入细致的展现在学生面前,更好的接受中医学教育。 总之,通识教育与中医学教育并不矛盾,它可以较通俗全面的表达中医学的精髓,确保培养医学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平衡,获得全面发展。 中医学论文:探讨中医学说下的音乐治疗观 一、中医学说的音乐养生理念 1.中医阴阳学说与音乐养生 音乐养生,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中医学说中,提前祛除可能致病的诸多因素,或对已有病症,通过参加音乐活动、聆听音乐等缓解或帮助恢复正常(或部份阻断致病因素),通过心理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病人躯体上的症状。中医学中的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它始终贯穿在中医临床实践的整个过程之中。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中,阴阳是用以表达相互联系的事物和现象正反两方面属性之间既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内经》把阴阳的平衡看作是身心健康的基础[1]。人体的阴和阳具有相互对立、相互制约、互根互用、相互消长的特性,而且通过这些特性维持阴阳的动态平衡,从而保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阴阳平衡才能使人的“气”升降、出入正常,才能使人的肌体和心理达到平衡。音乐的进行和发展也可以用阴阳变化的规律来阐述,比如音的高低、长短、强弱、音色、快慢、疏密等的变化。运用音乐进行和发展中的阴阳变化、平衡来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以达到养生的目的,使人体阴阳时常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就应针对其阴阳的偏胜或偏衰,选择不同的音乐进行调理,以恢复其身心的健康。如,应该让阳亢者选择安静型音乐听;让阴虚者听刺激型音乐或让其主动参加气氛活跃的音乐活动,如听《旱天雷》、《丰收锣鼓》、《战马奔腾》、《奔驰在千里草原上》、《步步高》、《狂欢》以及多参加唱红歌比赛、多欣赏交响音乐会;而对阴阳偏衰者则可以选择听一些抒情、优美、柔和又略具激情的音乐作品;如听《彩云追月》、《翻身的日子》、《北京颂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对阳虚且寒者则选用活跃、欢快、激情振奋的音乐作品进行欣赏。如听《春节序曲》、《阳光照跃在塔什库尔干》、《真的爱你》、《祝酒歌》、等。同时音乐作品的选择也要注意因人因气候适当调整,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2.中医五行学说与音乐养生 中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行学说也与音乐养生有密切关系。五行最初指“五材”,即木、火、土、金、水,古人用其特性来归纳自然界的的事物以及说明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并总结出五行学说。而且以五行特性将人体中的器官及体内所有宏观微观的变化机理都进行分类,其原理跟自然界五行相通。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的关系常常被运用到临床的治疗、保健、养生上,如“培土生金法”即肺虚补脾“、滋水涵木法”是肝阴需补肾阴等。中国古代就已经将音乐与五行联系起来,要获得较好的养生效果,就应该根据五行学说选用适当的音乐。中国的五声音阶由宫、商、角、徵、羽五音构成[2]。木、火、土、金、水与五音对应。其间的关系与五行的相生、相克相对应;如五音中,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就是与五行对应的相生关系;而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商、角属金、木,徵、羽属火、水,均为大二度,系不协和音程,这样的音程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属相克。《黄帝内经》中更是运用五行规律和角、徵、宫、商、羽五音对不同病症进行治疗,按患者对不同音调、音量、节奏、旋律产生的不同情志反应以及所对应的五脏,创立了“五音疗法”,即“宫动脾,商动肺,角动肝,徵动心,羽动肾”。古人有语:“宫音悠扬谐和助脾健旺,旺盛食欲;商音铿锵肃劲善制躁怒,使人安宁;角音条畅平和,善消优郁,助人入眠;徽音抑扬咏越,通调血脉,抖擞精神;羽音柔和透彻发人遐思、启迪心灵。”一般情况下,宫调式和徽调式属于色彩明亮的调式音乐,有让人欢乐、激励的效果,具有健脾养心的作用;羽调式和角调式则属于色彩较暗淡的音乐,给人舒缓、平和之感,有补肾、舒肝的作用,商调式则介于两者之间,可以使人欣慰而具有清肺的作用[3]。 3.七情与音乐养生 在中医理论中,情志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因而情志变化成为养生的关键。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它们在正常情况下起到调节机体生理功能的作用,但七情之病起于脏[4],七情过激,必生拂郁,病从内起。七情和悦是健康长寿的根本,而学会“疏泄”则是七情和悦的关键。古代典籍有载:“宫音和平雄厚,庄重宽宏;商音慷壮哀郁,惨怃健捷;角音圆长通澈,廉直温恭;徵音婉愉流利,雅而柔顺;羽音高洁澄净,淡荡清邈”,将五音各调与对应的精神效应进行归类,说明音乐的内蕴是以人的情感为轴心的,人的情感变化受五音的精神效应影响:宫音让人温舒广大;商音让人方正好义;角音让人恻隐爱人;徵音让人乐善好施;羽音则让人整齐好礼。音乐养生的原理可以总结为以情胜情来疏导情志,即利用一种情绪的音乐来使另一种偏胜的情绪得到渲泄。也就是使消极的情绪变得积极,使积极的情绪变得丰富和充实,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4.中医静神与音乐养生 中医注重恬淡虚无,从某种角度来说即要求清静、安静和调、凝神敛思。静神理念同样贯穿在中医的养生理论中,其主张心神宜相对静,不妄动,用之有度,不用不动固属于静。“静则神藏,操则消亡。”强调静神使精气神内守而不散失,调畅精神,保持人体形神合一的生理状态。《荀子?乐论篇》曰:“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说明音乐具有直接、迅速、深刻影响人的情志的特性。而《吕氏春秋》也记载:“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反映了音乐的需要是人的共性。通常情况下,用于静神养生的音乐,宜选择曲调节奏流畅舒缓、和声简单和音色典雅的乐曲,而且播放音量宜轻柔,此类音乐会让听的人自然沉浸在音乐美的境界中,这就满足了内心泰然的需要,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5]。 二、中医学说下的音乐养生理念之核心 1.在大自然中感悟身心统一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之一,指的是人自身为一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可以归结为人的身心统一和天人合一,而这一理论核心同样适用于音乐养生。古有云“音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意指音乐由人心而生,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正是由于人的身心对大自然的感悟才产生了音乐。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指人的健康和大自然是相互联系的,而身心合一则主要指人的生理和心理是分不开的。人与自然的互根性和统一性,决定了音乐具有调整情志而健体养生的作用,即调节人心神的作用。 2.迟以气用,远以神行 环境的选择对音乐治疗的效果也是个关键的因素,音乐配合环境对心境的变化更加明显。“在夷陵,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自释",欧阳修这一描述体现了优美环境对音乐治疗的重要性,情境的合理设计才能使人与音乐水乳交融。现代音乐养生强调环境和色彩的选择,不同意境的设计应根据不同的对象,使其如临其境,才能使音乐与治疗对象的身心交融。明代古琴大师徐上瀛提倡的“音与意合”,适用于音乐的欣赏、演奏、创作方面,也正是“迟以气用,远以神行”。音乐的养生作用可用“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来形容,从中医的阴阳、五行、七情和静神理论与音乐养生的关系可以看出,音乐对情绪的调整作用是直接而强烈的。将中医学的音乐养生理论广泛运用到养生实践中,丰富养生的方法与方式,可以使养生效果更加理想。21世纪是至今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时代。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 的各个方面均经历深刻的变化,如生活节奏的加快、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心病还要心药治”,中医学说中的音乐疗法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不同的音乐可以防治不同的疾病,其特殊的疗效已逐渐得到重视,对其的研究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医学论文:西医校园中医学教学概念 中医学与西医学虽然同属医学范畴,都以病人为治疗对象,但两者的理论体系截然不同。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自然观影响下,以实践为基础,以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强调整体观,通过调整阴阳平衡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西医学以解剖学为基础,是建立在实验学基础之上的多学科相融合的一门科学。如何使已较全面接受西医理论,形成了较稳定的现代医学思维模式的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接受另一门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是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就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谈点体会。 1明确中西医概念的本质区别 在中医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学生对中医学理论体系认识与认同困难的问题。由于学生已接受了西医理论,故在学习中医学时常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习惯将中医的“心”“肾”与西医的“心”“肾”进行比较,对“心主神明、肾主纳气”等中医脏腑功能感到不可思议,不能认同。因此,必须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中医的“脏腑”与西医的“内脏”“器官”等,在概念上有很大区别。西医的内脏是解剖上有形可见的,而中医的五脏六腑是一个功能上的概念。如中医将“心”的功能归纳为“主神明、主血脉”,其含义已超出解剖概念的“心脏”。因此,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用中医的思维理解中医,用西医的概念学习西医,不能相互混淆。另外,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有本质区别。西医的“病”指人体的器质性病理变化,临床中有实验室证据可循;而中医的“证”是机体功能失调后连带出现的一系列证候群,更多的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 2训练学生的形象思维,进行直观教学 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西医的“视、触、叩、听”都是从研究病人的外在表现,即症状和体征开始的。但中医四诊重点在于把握机体脏腑气血经络的外在表现及相互联系,用取象比类、由表及里的方法,借助阴阳五行理论,把生理功能、病理表现、体表部位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一个整体、恒动的系统。中医学独特的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等认知方法属于形象思维,其建立在宏观的自然观察、表象观察基础上,并以哲学为核心,注重整体联系和感悟、推理,经高度概括、抽象而成,与现代医学的微观结构和直观形态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因此,训练学生的形象思维,注重功能模拟和直观教学尤为重要。在教学中,可采用表象和形象化的语言解释枯燥的名词术语,应用临床病例的辨证分析提高学生思维能力;运用教学的直观性原则,调动学生视听等感官功能;采用各类直观教具,特别是运用多媒体技术将抽象的中医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以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3注重教学的艺术性和技巧性,培养学习兴趣 中医学具有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融合的特点,具有西医学无法比及的丰厚的人文底蕴。在教学中,可强化中医学这一特点,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采用诗句、顺口溜等形式帮助记忆。如中药学及方剂学教学中,“穿山甲王不留,妇人吃了乳长流”,白虎汤主治“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四大症”等,这些琅琅上口的歌诀、顺口溜,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加深了理解、记忆。在针灸学教学中,讲授经络的循行路径时,除借助图片的动态演示阐明经络的循行外,还可对比武侠小说中的一些事例,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增强感性认识,帮助理解记忆。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多途径、多方式综合各类知识。 4突出中医学优秀的医学观念,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和疾病谱的变化,中医学以人为本的医学观念和在慢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康复医学、养生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现代医学中高、精、尖设备和先进仪器的使用在临床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也容易导致“物化”倾向和产生大量的伦理问题,如“见病不见人”等现象已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而传统中医学具有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整体性等观念。因此,在教学中突出中医学优秀的医学观念和哲学思想,通过运用和借鉴中医学在生命观、疾病观和临床诊治中的整体观念、辨证观念、天人合一思想,启发、熏陶、培养学生的医学思想,有利于学生建立科学的医学观点,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和21世纪医学发展趋势。此外,传授学生传统的保健康复技能,如针灸推拿、保健按摩、中药薰洗、刮痧拔罐等,使学生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学有所用,增强对祖国医学的认知。 5应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创建新型的中医学教学模式 中医学课堂教学教具甚少,可利用计算机、数码照相机、扫描仪等,把讲授的内容按教学大纲要求制成多媒体演示稿,结合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形式,采用动静结合、声情并茂的方式进行授课,激发学生想象力,引导他们多动脑、勤思考,活跃课堂气氛,从而加深其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总之,在西医院校要讲好中医学有很大难度,教师应在充实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提高教学质量,努力把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现代医学人才。 中医学论文:中医学中津液在诊断疾病上的重要性 津液是指有滋养各组织器官,濡润空窍和滑利关节作用的物质。津液为饮食经脾骨消化吸收而成,由脾、肺、肾吸收,分布、排泄,以调节维持其平衡,循行周身,出脉管内外和组织同隙之中,供给各部分的营养需要,剩余的水分和废料,则成汗、尿排出体外。《灵枢》云:“五脏六腑,皆有津液,……。”又云“膀胱为津之腑,热则津液内虚”等。 可以睦出津液是一种液质成分,成在于机体之内,分布于周身各处,内至五脏六腑,外至皮肤肌肉,皆其所布。它由口引入并由尿、皮肤、大便、呕物、泪、肺脏等上排出体外,我们知道汗、尿、吐物等除液质占绝大部分外,其中还溶有其他物质。于此可知津液是一种液体成分为主的并溶存有一定的溶解物质组成。 津液和体液:由上看出,津液是一种液体成分为主要的物质,液体成分分布于人体细胞内及细胞外各处,能补充,能排出,但与现今医学所称的体液有无关系,从下面比较可以看出。 从体液的组成成分及分布来看,体液分布在细胞内及细胞外者叫细胞外液,占人体重20%~25%,是人体的内环境,浸润着细胞以作转运营养物质之用,细胞外液以分布的范围和质量的差别有不同的名称,如在血管内叫血液,在淋巴管者叫淋巴液,在脑和脊髓者叫脊液,在组织间叫组织间液,体液在内者叫细胞内液,为辅助代谢的媒介。虽然体液各在不同的部位而细胞外液之间及细胞外液与细胞内液之间,是直接或间接相通的而且成分是稳定质中含有不等量的溶解物质组成,即是说:水质和含有不等量的溶解物构成体液。从体液的组成分布和上面的津液比较起来看是相似 ,因此说津液相当于体液。 从体液的平衡调节来看:体液中小部分是溶解物,大部分是水、水的平衡调节代表了体液的平衡调节,同时水的调节与某些溶解物如氯化钾等也有一这的影响。水在人体内是维持平衡的,即是说每日摄取的排出的是相等的(生长需要除外),排泄的器官是肾、皮肤、肺、大肠等处,其中以肾的排泄为要,但体内水分平衡调节的转机有以下几点:①饮水管制,在唾液分泌减少时或血浆的渗透压增高时,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反射性的引起口渴。②动向管制:水喝得多的时候血中水分并不增加多,很快的被肾排出及进入细胞间液,水分少的时候则反之。③排出管制:在正常情况下肾为排水器官,受着中枢神经的管制及激素的调节。 我们从体液的调节上也可以看出津液是相似于体液的,因津液的调节与体液的调节是相似的。 《伤害论》云:“大便硬,小便当数”。又“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不利。”以大便硬即肠道的水分被吸收,吸收得多故小便多,若饮水多必是汗多而小便也多,以使身体的水分维持平衡。关于津液平衡的调节,我们可以从古代医书中看出,先谈水的调节。《伤寒论》云:“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灵枢》云:“咸入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上走之,血之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注入则胃中竭,竭则咽焦,故本干而善渴。”说明呕吐失水后及唾液分泌减少而“咽焦”时,对机体均是刺激而反射性的引起口喝。至于津液的动向调节,中医学家已利用此原理津液平衡改变而显出的某些症状,是不加以治疗的。《伤寒论》云:“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心瘥,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从亡津液,胃中于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小,以津液当还地胃中,故知大便不久必大也。”又“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等。又“大便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以津液自动的平衡调节。 体内的津液是维持平衡的,过多过少则由人体的调节机能来维持平衡,多则增加排泄,少则减少排泄,使人处于健康状态,但这种调节机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受着时间,调节力量,人体器官机能是否健康等因素的影响,因些会有增多和减少的情况出现。 津液的增多与水气病的形成:人体的水分排泄过多叫亡津液,相反的人体的水分排出过少则叫水气病。水气病所表现的症状,是逐步进展的疾病,初期、晚期的表现以及在切脉上的表现是不同的。这样,在望诊上触诊上来检查诊断水肿病及其程度。 津液是沿着经脉不断流行,输布到全身各个脏腑各个部分,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津液的改变,会对人体的疾病产生不良影响,这说明津液在中医学中,对疾病的产生是占重要地位的,在诊断疾病上不可忽视。 中医学论文:中医学护理带教新方法的实用性综述 制定具体完善的教学计划明确的目标和合理的计划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护生入科前带教老师根据学校和护理部的实习计划,针对中医科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分中医理论知识与中医护理操作训练,强调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教学方法追求多样化,注重学生思维型和能力型培养,开启了启发式、讨论式、小讲课、角色扮演、批判式等多种方式教学[2]。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护生的参与意识,调动护生的内在潜能,也符合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观点“人类具有先天的学习潜能,教育应当将这种潜能激发出来,成为护生的内在动力,使之成为自发指向的学习者”[3]。 做好护生入科教育为帮助护生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带教老师要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中医科病区环境、病房结构、治疗室、操作室布局,技术设备及物品的摆放等,使护生尽快熟悉环境,尽快适应角色,增强自信心,为临床实习打好基础。详细介绍科室的中医特色:中医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治疗既考虑局部,又采取扶正培本的方法。中医护理也具有整体护理的鲜明特点,指导护生运用中医整体观和辨证施治原则,通过望、闻、问、切了解患者的生活起居、身体机能、心理状态、舌苔、脉象、体质、治疗用药等情况,分辨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邪正关系。根据缓急,扶正避邪,因地制宜,辨证施护,辨证施教。 严格带教过程的管理注重护生对中医护理兴趣的培养,培养护生对中医临床护理的兴趣,不仅能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指导老师进行针对性的教学。护生刚接触到中医临床,对中医的阴阳、五行、舌诊、切脉、经络、百草等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临床教师要抓住护生的学习热情,重点运用生动的事例,介绍中医治疗、中医护理在临床治疗、养生、保健、心理调护等方面取得的应用实效,与护生共同探讨现代中医在国内外的发展前景和巨大潜力,激发护生探索中医的渴望。同时让护生参与临床特殊病例讨论、护理查房、护理竞赛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护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规范中医护理操作流程,标准参照文献中常用中医护理操作,把临床常用的中医护理技术,如中医的“四诊”、拔罐、中药灌肠、中药导入治疗、针灸、艾灸、熏洗等操作制成多媒体形式,增强直观性教学,强化护生在进入临床操作前的中医护理操作规范。在临床实际操作带教中,带教老师对各项操作要认真讲解步骤、要点、注意事项,指导护生将所学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做到多示教、多提问、多鼓励,在“放手不放眼”的监控下,创造更多机会让护生独立操作,提高护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实习期间,困扰护生最常见的问题是“师生关系”,带教老师要经常主动与护生沟通,了解她们的心理、在学习和生活上的需求,正确给予指导和帮助,及时征求护生对教学计划内容及进度的意见,及时做出调整[4]。在护生出科前,召集护生对本科室带教情况进行总结,评选出优秀带教老师,鼓励护生提出带教过程中的不足。科室将护生的反馈信息,及时归纳、总结,积累带教经验,改进带教方法,提高带教质量。3.7严格出科考核护生入科时带教老师便将考核项目分发给护生,让护生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提前准备。考核分理论与实际操作两部分,学生出科前由带教老师按要求和程序对护生逐一进行考核、考试,将成绩当面告知学生,记入护生实习档案,对不合格者,给予护生一定期限重新补考,直至合格。 中医学论文:《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探讨 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始祖,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很大。谚云:“医易相通”。《易经》“托物以明义,用小以喻大”的直觉思维模式以及由此发生的理论模式,直接影响着中医学的理论思维。《易经》理深意宏,是自然科学的胚基,宇宙观的萌芽,多种学科的渊薮。中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与《易经》亦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内经》中的重要基础理论,如阴阳学说,藏气学说,气化学说,即递嬗于《易经》。与《易经》一样,中医学也可看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积淀而仍然生机勃勃的活化石,因此中医学在文化人类学家眼中,即是一种古代文化研究对象,又是一种现实文化的研究对象。[1]《易经》在一 定范围内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增添了不少迷茫。许多现代生物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易经》64卦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可以预言《易经》的独特思维方法和西方科学试验相结合,是揭示生命奥秘的金钥匙。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本文谨就《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做一初步探讨。 一、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贯穿《黄帝内经》一书始终的阴阳学说,直接来自先成书的《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易经》八卦中的阴(--)爻和阳(—)爻,最早出现在我国夏朝的占书《连山》之中。古人以阴阳二气为中心,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概括出八种基本物质形态,并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命名,从而创造了八卦。[2]八卦和64卦中几乎都由阴爻和阳爻组成,体现了每一卦中阴阳的互依和互制,即使纯阳乾卦也有纯阴坤卦相配。《易经·系辞传》从哲学高度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3]阳爻与阴爻乃矛盾对立之两种符号,阳性与阴性乃矛盾对立之两种事物。[4]《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 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源自《易经》无疑。《易经·系辞》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父,坤为母,生震、艮、坎、巽、离、兑六子,六子分男女,即天地万物,这便是划分事物和现象阴阳属性的标准。[5]事物和现象中对立着的阴阳两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为用的。《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守之,阳在外,阴之使也。”正反映了《黄帝内经》对《易经》阴阳学说的发挥和应用。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的阴阳两方面是运动变化的,其运动的方式是彼此消长并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易经》在三组卦《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中体现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观点,被《黄帝内经》在解释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和疾病转归时广泛应用。可以说,正是在借鉴《易经》阴阳观念的基础上,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才得以进一步形成。中医阴阳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导致了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血津液等一系列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针灸子午流注即是根据《易经》与《黄帝内经》阴阳盛衰消长原理,认为经气在人体中盛衰流注与昼夜日月运行相应,从而掌握经气的周期性盛衰开合进行取穴,这也是《黄帝内经》生物钟原理及干支纪时的发挥。中医的藏象学说也源于《易经》,并在天象、物象和人象三结合中,进行发展。尤其在接受易理取类比象的基础上,使法象有了新的突破,创立了颇具特色的中医藏象学说。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正是把天象、地象、人象合三为一。虽然《易经》64卦中,在表 面上呈现阳占优势或阴占优势,但总还是由阴与阳共同组成的,这种看法,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见解,因为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所谓“场”的思维方法。其实中医的“气”,以广义的气本身就包括了“实体”和“场”两方面。尽管阴阳学说不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和神秘的色彩,但作为中医的指导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 二、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 《易经》中医术方面的记载,除散在64卦的一些卦爻辞中外,主要集中在《剥》、《豫》、《萃》、《艮》、《咸》五卦之中。《易经》义理的本质特征是天人合一,它对中医学所倡导的“气一元论”的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易经·系辞》曰:“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明确指出一切事物均由精气构成。中医的“气一元论”认为,精气的运动引起五脏六腑的活动,人体内的气是一种活力很强的精微物质,输布全身无处 不到,机体的生命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气的升降、出入活动,气活动一旦停止,生命活动就停止了。医易相通,《易经》中常用人体器官描述卦象,如乾为首、离为目、坎为耳、兑为口、坤为腹、艮为手、震为足、巽为股。其中《咸卦》是关于针石术的萌芽。咸,马王堆帛书作钦。《归藏》有钦卦,朱彝尊《经义考》云:“钦在恒之前,则咸也”钦与针皆在十二侵韵,同声相转,钦借为针、或箴。……针与箴通,皆为古针字,咸为省文。是最早的针灸记载。 从象数学的观点看64卦的递次变化,很象人一生的生长衰老过程。《黄帝内经》说:“年四十,阴气自半。”表明中年保肾精十分重要。现代研究,64卦卦象严格对应着遗传密码中64个dna密码子。东方神秘的《易经》存在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易经》中64卦之间存在着的这种阴阳互补与生克关系,这是西方科学全然不知的。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基因调控和癌症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黄帝内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格局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藏象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这种以“象”“论”“藏”启导于《易经》的爻象概念。《易经·系辞》谓:“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医家又据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于是有藏象之称谓。《易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很大。生命是复杂的有序结构,躯体内外部的总体稳定即阴阳平衡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从机体的整体水平探讨、研究人体科学的方法,正是中医学的根本特点之一。现代医学中流行的观点认为, 揭示生命奥妙的关键,在于对遗传基因和它的构造单位,以及受它们控制的化学反应的深入研究,科学哲学理论已经指出了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和机械性。认真探讨人体内部与外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已越来越受到生命科学家的重视。《易经》独特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人体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三、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 《易经》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很大,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强调杜渐防微,和《黄帝内经》治未病的防治思想相一致。《易经·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人在面临否卦的严重时刻,倘能经常保持“我将灭亡!我将灭亡!”的警惕,加强锻炼身体,这样不但不会灭亡,还会像根深蒂固的桑树一样长生。 《易经》十分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易经·萃卦》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即谓因病而唉声叹气,没有丝毫好处,不如扶病走动走动,虽有小吝,终究对病无大妨碍。也就是说,“即忧虑,又叹息,这样是没有什么吉利的”。[6]《易经·无妄》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得病之后不要胡思乱想,只要心情舒畅,不吃药也会好的”。《易经·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过度紧张却使我们长期而反复地处于超 生理的紧张状态,如果不加警惕,将会危害身体健康”。中医心理学的观点与《易经》的看法相一致。情绪失调常常是疾病的先兆。忿怒能引起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易经》在养生方面的许多重要的富有哲理的见解,告诉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注意身体所发出的各种信号。多数严重的疾病往往是经过多年缓慢发展的结果。这对中医养生学也有直接的重要影响。 《易经》对中医治则的影响很大。机体阴阳失衡即为病态,调整阴阳为中医的根本治则。易道尚中,中医的理、法、方、药,都离不开“中”字,选方遗药,掌握药味、药性和药力,都以“中”病为宜,过与不及都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既济》与《未济》二卦相对,相互对立转化。临床上心火与肾水未济,可致心神不宁,腰痛头晕等证。如水不涵木而致风火上窜,头疼目赤,用“滋水涵木”法治疗,可使水火既济,保持阴阳平衡。中医学维持机体稳态的治则,与易象卦理息息相通。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比类和阴阳观念,总结前人用药经验提出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辩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秦国名医医和即曾自觉运用当时卦象成说解说、分析晋侯的病情(《左传·昭公元年》)。《易经》提出“八卦气验”,论及节气与疾病的联系,是中医气象医学之发源。如每年春分惊蜇前后,天气突变日数最多,人为祸事、空中或地面意外伤亡也是全年之冠。无明患病的频率,更是春分和秋分前后最为显著。由此,我们领悟到一个道理,宇宙是大周天,人体是小周天,人还是脱离不了潜在自然率周而复始的摆布和干扰。[7]《易 经》的这种思想促进了中医气象医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所以,中医理论的发展才是振兴中医之根本。 总之,《易经》一言以蔽之,曰:变易而已矣。曰变易,曰不易,曰渐变,曰突变,括此数义,医道可尽矣。作为中医学的源头活水,《易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观,阴阳对立统一观以及取类比象等义理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甚至当今世界上许多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也多受《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f.卡普拉吸收了中国古代《易经》和道家著作中关于阴和阳的互补、平衡、循环的概念,以及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构造新的世界文化模式。[8]在中国三千年的文化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或者对它的论题的解释产生影响。[9]特别是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只有用古老《易经》的思维方法和现代 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医学才能取得本质性进展。这种中西文化的融合,正是中医振兴的契机。 中医学论文:让传统中医学焕发出绚丽的时代色彩 几千年来,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中,中医学的发展经久不衰。为了让中医学始终扎根于中华大地深厚的沃土,为了让中医走向世界,千千万万的中医人前赴后继。彭金维就是其中的一个。 彭金维和中医的缘分由来已久。小时候,彭金维家附近有个卫生院,他经常跑过去看医生怎么给病人诊脉看病。他一有空便跑到卫生院看,并开始用心去学,从而萌发了长大后也要有自己的诊所为病人看病的愿望。于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彭金维开始看医书,尤其是中医药方面的书籍。他父亲有一个做中医的朋友,彭金维便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去他那里,看他如何给病人诊脉治病。闲下来的时候,朋友也会教给他一些中医“望、闻、问、切”的方法,长期的耳濡目染,彭金维对中医的兴趣便与日俱增,同时开始研读有关中医方面的书籍。 为了追寻自己的“中医梦”,后来,彭金维又来到了香港,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回想起初到香港时的情形。那时候,他带着空空的行囊,在陌生的环境里感到迷茫。就在他对中医前途感到犹疑的时候,一个报道使他看到了希望。报道上说,一位外国科学家正在运用中医理论进行一项科学研究。彭金维的爱国心再一次被激发了:一个外国人都能够熟稔中医理论,更何况我是一个中国人!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做一名中医的愿望,增加了学医的信心。五年来,彭金维利用晚上时间,参加了香港中国国医学院的学习,并取得了学士学位,随后开始了对中医理论进行更系统、更专业的学习。 彭金维一边钻研中医理论,一边给人看病。经过多年的积淀,2001年,“彭金维中医诊所”终于成立了。在这里,他以传统中医学为主,结合针灸、耳穴,综合诊治,使许多罹患疑难杂症的患者远离了痛苦。经过多年的摸索,彭金维对治疗中风后遗症、子宫肌瘤、面瘫、失眠等疑难杂症都有了自己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特别是他用中医针灸治疗子宫肌瘤,更是开了传统中医的先河。他用传统的针灸和中药调理气机气血,加强气化动能,化有形为无形,达到了治疗效果。在此基础上,他摸索出了中医的外治疗法 “天灸疗法”。即借助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使局部皮肤发红充血,甚至起泡,以激发经络、调整气血而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据彭金维介绍,“天灸疗法”可以治疗小儿痉挛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等肺部疾患,五更泄、虚寒胃痛、肾虚腰痛。但是用“天灸疗法”治病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必须选择三伏或三九天。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彭金维解释说,中医理论讲究天人合一,气候可以帮助调节机体功能,再利用针灸、药物透过特异腧穴的皮肤,有效成分可通过血液循环直达病体部位,从而发挥药理效应。更重要的是,药物通过经络腧穴吸收、传输、利用的同时,经络腧穴对药物刺激可做出较强反应,将药物作用放大,其疗效是经络腧穴与药物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潜心中医的同时,彭金维还不断奔走于各个中医学术交流会和学术讲座之间。在2007年广州第二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2007年安徽合肥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五届仲景学说学术研讨会以及2008年澳门世界中医药大会上,人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如今,每天前来就医的患者络绎不绝,彭金维和中医的情缘仍在继续。为了把祖国神奇的中医学发扬光大,为了更多的人早日恢复健康,彭金维仍然在努力。 中医学论文:浅议衰老的机理的现代医学和中医学研究 衰老是机体固有的、复杂的、不可逆的过程。揭示衰老的机理,探索出高效、安全可靠的抗衰老方法,这是老年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就衰老时的机理和机体体内发生的变化进行综述,为抗衰老的研究提供临床资料。 1、衰老机理的现代医学的研究 (1)遗传基因与衰老。衰老是一连串基因激活和阻抑,及其通过各种自产物相互作用的结果。基因表达理论认为衰老是与热激蛋白转录因子三聚化失败、迁移、磷酸化、脱磷酸化失败、热激蛋白转录因子与dna结合下降导致的翻译后修饰失败、hsf mrna成熟和翻译有关[1]。(2)免疫系统与衰老。机体免疫功能和衰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随着衰老的进程,机体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因子等发生了许多变化[2],通过改善免疫系统功能则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3)脑内神经递质和氨基酸含量变化与衰老。脑内的一些神经递质及氨基酸的含量对机体发育和功能的维持至关重要,在参与身体组织老化及寿命的调节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下丘脑各核团的神经元呈现不同程度的丢失,其递质含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导致内分泌功能不足,加速机体衰老[3,4]。(4)自由基与衰老。自由基在机体内有很强的氧化反应能力,对生物膜类脂结构破坏性极大,自由基还可直接或间接氧化蛋白质,并且可以使蛋白质生物合成的量下降,尤其是自由基可与dna、rna反应,引起主键断裂、碱基降解、氢键破坏、发生基因突变、细胞老化,导致机体衰老疾病的发生[5]。人体内具有一整套产生和清除自由基的平衡体系,机体的衰老是由于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以及机体抗氧化酶的活性不断下降使体内自由基物质过剩的结果[6]。(5)端粒、端粒酶与衰老。端粒是真核生物细胞线性染色体末端的特殊结构,其长度、结构、功能与机体衰老及癌症的表型等密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端粒可影响细胞核内基因的表达。端粒具有保护染色体末端,维持染色体结构的稳定与完整的功能。细胞衰老是由于随着细胞的有丝分裂,端粒长度缩短、端粒酶的活性降低致染色体末端端粒缺失所致[7,8]。(6)线粒体dna与衰老。呼吸链反应是产生自由基的重要来源,线粒体在活细胞内产生90%的自由基,同时也是自由基损伤的重要目标。尤其是线粒体dna裸露,无组蛋白保护,并且修复校正系统功能较差,因此线粒体dna比核内dna 更易产生突变。自由基对线粒体dna造成的突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线粒体dna重要功能的丧失[9]。(7) no变化与衰老。no是体内重要的信使分子和神经递质[10]。nos是no生物合成的关键酶,在机体各组织细胞普遍存在。研究发现衰老组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组织中no含量和nos活性降低,而通过提高组织中no含量和nos的活性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11]。 2、衰老机理的中医研究 (1)精气神衰老学说中医认为精、气、神三者的状态标志着一个人的健康,如三者虚衰,则是衰老的征象。历代医家对人体的精、气、神非常重视,精充、气足、神旺即是健康的标志,如精亏、气虚、神萎则是衰老的征象,从精、气、神三方面的表现,完全可以反映出人体衰老的程度。(2)阴阳衰老学说中医学认为阴阳之间的变化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同时也是生命生长、发育、衰老以至死亡的根本原因。机体衰老的过程也就是阴阳失去平衡,出现偏盛偏衰或阴阳两虚的结果。(3)肾虚衰老学说肾为先天之本,人体生长、发育、衰老以至死亡的过程就是肾气逐渐充实、隆盛、衰少乃至衰竭的过程。中医认为:肾藏精,肾主骨生髓,腰为肾之府,齿为骨之余,肾外荣于发。齿、骨、发的生长状况是判断机体生长发育状况和衰老程度的客观标志。(4)脾胃虚弱衰老学说脾胃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在人体活动中起着升降枢纽的作用,肾中的先天精气也依赖于脾胃化生的后天水谷精微的充养脾胃虚弱是导致衰老发生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人体衰老过程是人体内部环境各因素间、人体与外环境各因素间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性结果。衰老原因是多方面的,衰老的机理也是极为复杂的。衰衰老时机体内更多的变化及其机制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去探索和发现。 中医学论文:简论中医学睡眠理论的特色 论文关键词:睡眠理论;睡眠障碍;心神;营卫 论文摘要:睡眠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对睡眠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秦汉之际,在我国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就记载着睡眠理论的内容,相关论述涉及睡眠的生理机制、睡眠障碍的病因病机和病症分类以及症状描述等多方面内容,形成了阴阳睡眠理论、营卫睡眠理论和五脏睡眠理论,为后世医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从人类发展史上看,在很长的时期,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这样的方式生存,很大程度上是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出于无奈,最初也许没有人去注意为什么天亮了人会醒来,天黑了人要睡觉,但也由此适应了自然变化规律,正是这种与昼夜更替和谐的痛寐节律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睡眠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此不谈及其他生物的睡眠),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良好的睡眠不仅是健康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机体功能活动正常的写照。我国历史上不同时代对睡眠有不同称谓,先秦多称“寐”、“寝”、“膜”,为其前后的文献广泛应用。《黄帝内经》除沿用以上称谓外,以“卧”表达睡眠之义的情况比较多,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即属此种情况,早在马王堆医书《十问》中就有“一昔(夕)不卧,百日不服”的论述。汉代以后惯称“睡”或“眠”,以单音词形式表达,“睡眠”一词以合成词形式表义最早见于翻译后的汉文佛经,南朝慧影《智能疏》:“凡论梦法,睡眠时始梦。如人睡眠中梦见虎威号叫,觉者见其如其梦耳。”《黄帝内经》对睡眠有独到的认识,并形成了中医学睡眠理论的基本框架,内容涉及睡眠的生理机制、导致睡眠障碍原因及辨证治疗等。西医学关于睡眠有抑制扩散学说、中枢学说和睡眠物质三大学说。巴甫洛夫以大脑的兴奋与抑制论述觉醒与睡眠,睡眠是人体的抑制扩散状态。之后神经生理学家们,从动物实验认识了睡眠中枢。又有对激素和神经递质的系统研究,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睡眠研究者从尿中提取出“尿核贰”,该物质有引发睡意的功能,被称为睡眠因子或睡素。这种睡眠因子,既能促进睡眠,又能增强人的免疫功能。事实证明,人在发烧生病时,睡眠因子分泌增加故睡眠量也随之增加,使人体白细胞增加,吞噬细胞活跃,免疫功能和肝脏解毒功能增强,体内代谢速度加快,从而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故尔有人称睡眠是治病良药。总之,睡眠这一十分平常的生理现象的确涉及诸多复杂的因素与机制,较之西医学而言中医学睡眠理论独具特色。 1睡眠的生理机制 中医睡眠理论认为睡眠是以神的活动为主导,营卫之气的阴阳出人为机枢,五脏藏精化气为基础的整体生理过程。 中医理论中神的含义较为复杂,本文提及的神主要指五脏所藏之神,即心之神一神、肝之神一魂、脾之神一意、肺之神一魄、’肾之神一志。睡眠以脾肾意志为基,心神的自觉意识内敛为主导,肝魂随之潜隐,肺魄失出人之机,则精神活动减弱乃至停止、各种感觉与运动反应迟钝,进人睡眠状态。在睡眠状态下,心神屈藏止息,魂魄相合而安宁,魂不游荡而无梦,魄处其舍而形静。《庄子·齐物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 营卫之气的阴阳出人为睡眠之机枢,《灵枢·口问》云:“卫气昼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螟;阴气尽而阳气盛,则痞矣。”《灵枢·营卫生会》云:“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灵枢·卫气行》:“天周二十八宿,……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藏。是故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冈五脏主气化。睡眠的各种神志信息由营卫气血载负运转,而营卫气血的生成、运行与五脏密切相关。只有五脏气化和调,营卫气血充实、升降出人有序,才能使气顺神灵,睡眠以时而沉酣。故肝之藏血疏泄生发气机、心脾之化营生血、肺之主气行营卫、肾之主水蒸腾津液,以及肝脾调和、肝肺升降相因、肝肾藏泄适宜、心肾水火相交、脾肾先后天互养等,对睡眠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着重要的生理意义。 五脏藏精,是一切生理活动,也是睡眠活动的基础根底。先天之精化为五脏躯体,五脏主躯体又生化后天之精,以为气化活动基础。五脏之精充盛,其气化活动才有充足化源,睡眠以精为根基,精盛体壮才能痞起神情充沛、寐息深沉酣畅,如《营卫生会》述少壮之人“昼精而夜眼”、老人“昼不精不夜眼”。 概括地说,《黄帝内经》睡眠理论有三,即阴阳理论、营卫理论和五脏理论,而五脏理论当为核心。中医学睡眠理论体现了其天人合一思想,重视整体,重视时间因素,重视时间的周期变化,又强调睡眠(寐)与清醒(痞)由心神所主宰,神静则寐,神动则痞。心神是五脏神之一,心神能否发挥主宰作用有赖于五脏神之间的协调与各司其职,这一认识确立了以五脏精气神论睡眠的基本原则。后世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不断丰富祖国医学睡眠理论,为养生及临床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道路。 2睡眠障碍 2. 1睡眠障碍的主要病症睡眠的正常机制遭到破坏即导致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失眠、嗜睡、梦寐不宁、睡行症。 失眠,或称不寐、不得眠:表现为夜间难以人睡、或难以持续睡眠,并在隔天清晨醒来时有疲劳感。从神的层面看,心神受扰,动摇不定,可致不寐;从气的层面看,卫气留于阳,不人于阴则不寐;从精的层面看,五脏阴精不足,心神的活动、气的运行失去原动力,亦可致不寐。 嗜睡:嗜睡总属心神不能应时外张,魂魄沉溺于内,以致寐而不痛的病证。究其原因总以阴、寒、湿、痰为患。而嗜睡见于大病后者,多气虚懒卧;见于病证危重者,是精气衰竭,神败难振,当另论。 梦寐不宁:表现为多梦,常伴梦魔、梦惊、梦吃、梦交等,因梦不能安卧。一般以不快梦境反复出现,醒后身心不适为要点。从五脏神的层面看,梦之所生,在于寐后魂不安舍,魂不安多因魄受到内外刺激,魂有所感而受扰,魂魄分离,魄静而魂动也。内刺激与生理或病理状态有关,也可因情思经历之痕记有所忆起而使魂不安宁而梦。《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云:“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播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黄帝内经·素问·方盛衰论篇》云:“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得其时则梦见兵战。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播灼。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黄帝内经·灵枢·淫邪发梦》云:“……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乐,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将以上三段经文的内容归纳起来可见:梦境的不同与脏腑阴阳的盛衰虚实有关,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对睡眠中梦的现象已经有高度的认识,并引导人们通过了解病人的梦境,测知病人的脏腑阴阳气血之盛衰,邪气之强弱,病变之部位,从而正确诊断,以利于有效施治。 睡行症,或称梦游,表现为睡中起来,睁开眼睛,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往往步伐缓慢但能避开障碍物,有时只限于睡房内活动,有时会走出去,严重者有离开住处很远的情况。通常能自行返回继续人睡,醒来对此毫无记忆。其原因是人寐后虽然心神内敛,意识潜而不张,但魂魄不宁,相为颠倒,魄激而形动,故睡中起坐或行走而不自知,醒后亦不能回忆;并非意识下的魂魄活动,故无“形开”(觉醒),多无感知,或仅有表浅感知。常见于少儿神志发育不全者,亦可发生在成人。 2. 2睡眠障碍的辨治思路睡眠障碍的病机之本在于机体阴阳失调,一般地说不外饮食劳倦、情志刺激伤及人体脏腑气血,导致脏气不平,气机逆乱,阴阳所主失序,出现少寐,或梦寐不宁、或嗜睡、或睡行等症。从睡眠由心神主宰这一观点出发认识睡眠障碍,启发了从脏腑精、气、神的角度分析睡眠障碍的病因病机思路,从而历代医家在临证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形成了以脏腑为核心论治睡眠障碍的基本原则。由于阴阳、营卫、五脏精气神之间彼此联系,故对于睡眠障碍的认识允许多视角、全方位,对不同体质、不同性格、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病因、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季节所发生的同类疾病,均为辨证的重要依据,因此,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体现了人性化治疗的重要特色。 3结语 重视五脏精气神,以脏腑辨证治疗睡眠障碍是中医临床的一大特色,也堪称一大优势,其理论依据源自《黄帝内经》,加之后世医家的不断探索,中医学睡眠理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目前,睡眠障碍仍是困扰人们健康的棘手问题,临床上以失眠最为常见,如何发挥中医睡眠理论的优势,更好地解决复杂的睡眠障碍问题,对此中医工作者责无旁贷。 中医学论文:外科临床实习中医学留学生的教学体会 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是培养临床医学生的最终目的,而一个临床医生的品格素养、思维模式及工作技能等与医学学习期间的临床实习密切相关[1]。在现代医学教育中,医学留学生的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反映医学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对于医学留学生在临床实习中的教学,对笔者在外科学教学中的实践体会进行总结,现报道如下。 1医学留学生在外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医学留学生的语言问题 笔者所在学校的医学留学生大多来自印度、印尼等国家,在教学中笔者发现留学生的英语词汇量比较充足,但同样存在的问题是留学生的口语带有明显的地方口音,与平时接触到的美式或英式英语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师生间的沟通中也存在一定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留学生与患者之间的语言沟通是阻碍学生深入临床实践获得更好学习机会的主要障碍。 1.2医学留学生自身的问题 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笔者发现与中国医学生相比,留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1)医学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家庭条件各不相同,前期的受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在医学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学生之间的知识水平差异较大。(2)留学生有较大的自由度,组织纪律性相对较差。(3)留学生临床实习过程中过于注重单一的实践操作,缺乏实践和理论结合的学习意识。 1.3医学留学生教学中的教材问题 目前国内外有一些英文版本的外科学教材,但主要是针对理论教学内容编写的,对于能结合临床实践教学的英文教材较少。对于医学留学生,临床实践尽管以病案等资料为基础,但仍然有必要配备用于临床实习指导和参考的教材。 1.4医学教学中的教师问题 在医学留学生教学中,教师除了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及丰富的教学经验,还需要能较流利的用英语进行沟通交流。而笔者发现部分高年资教师最欠缺的正是英语口语的表达应用能力。青年教师口语虽相对较好,但临床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欠缺,难以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因此教学老师的选拔和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 2因地制宜克服困难,提高教学质量 2.1重视医学留学生汉语口语的教学 在临床实习教学中,学生和老师及患者需要有很多的交流,尤其是患者的第一手临床资料的取得相当重要。针对留学生与患者间的语言沟通是阻碍学生深入学习的主要障碍之一,医学留学生掌握一些常用的基本汉语口语显得很有必要[2]。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双语教学,循序渐进地培养留学生用汉语提问、表达观点以及与患者的沟通。通过训练语言交流能力,不仅提高了他们与患者之间交流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严谨踏实的学习工作作风,从而使教学成效得以提高。 2.2医学留学生教学教材的选择 好的教材是进行医学教学的重要保证。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经过精心挑选,并征求了学生意见,主要选择医学英文原版改编系列《外科学》作为临床实习过程中的主要教材,它是国内首部针对于留学生双语教学的教材。此外,根据临床实践的实际情况,还制定了留学生临床实习的教学大纲和讲义,作为在临床实习的教学参考教材。 2.3进一步培养青年教师力量 青年教师对于英语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上都相对优于高年资教师,他们也具有更旺盛的精力和更强的创新力。因此,青年教师始终是留学生教学的主力军。但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看到,青年教师对教学内容欠熟悉、教学经验的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通过集体备课和试讲,由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高年资教师和督导点评并提出相应意见,使其提高教学成效。青年教师与留学生年龄相差不大,更易为留学生所接受,两者亦师亦友,交流更易进行。在临床实习教学过程中,青年教师更应做好留学生与患者沟通间的桥梁。 2.4积极引入“以问题为基础学习(pbl)”的教学方法 医学教学应积极开展以学生为中心、以自主学习为内容的改革,注重医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在临床实习教学中,pbl教学方法已在国外很多医学院校得到了广泛应用,能很好的促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自学能力[3-4]。在临床实习中,同样可以将问题作为基本因素,将临床知识相互联系起来,通过问题提出,让学生可以从一手的患者资料和前期的理论学习中寻找答案,积极参与思维过程,相互交流并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得这种教学模式我们应积极引入。 2.5加强医学留学生的责任感和行为规范 医学留学生自小的教育模式与国内差异较大,笔者发现他们活泼外向,自由度大,纪律性相对较差。因此,在临床实习教学中,除了讲授医学知识技能外,还必须注重学生行为规范和责任感教育,帮助他们完成从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变,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与奉献精神。只有一切从患者角度出发,才能达到医疗工作的极至,真正从一个普通的医学生转换到一个合格的临床医生。 3结论 总之,近些年对于医学留学生的临床实习教学,笔者也只是刚刚起步。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继续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通过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总结经验,笔者相信在将来医学留学生教学定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中医学论文:“象”模型:易医会通的交点——兼论中医学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 摘要:易学与中医学的会通问题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即思维方式的层面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象”思维是医易学共同的思维方式,是医易会通的交点。“象”思维包括“象”思维方法和“象”思维模型,本文认为“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象”思维模型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多级同源、同质、同构的子模型。文章进而探讨了“象”思维具有整体性、全息性、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以及重直觉、体悟、程式、循环的特征,指出这一特征正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本质差别就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两者各有优劣。文章还从“象”模型角度提出了“修补”中医思维方式、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中医未来观。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 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 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 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 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 ;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 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 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 ”, “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 。“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 物质 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 、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 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 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 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 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 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 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 “修补” 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 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 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 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中医学论文:“五味”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摘要] 中医五行学说将五味归入人体五脏。本文根据五味生克乘侮规律与五味作用探讨了五味在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养生康复方面的运用。 [关键词] 五味;中医学;运用 五味,即酸、苦、甘、辛、咸。中医学运用五味指导诊断、治疗疾病和养生康复,颇具特色。本文就此探讨如下: 1 五味运用于中医诊断、治疗、养生康复的理论依据 中医学根据五行学说的取象类比与推演络绎方法,将五行与五味、五脏、五色、五方等联系起来。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味酸,其类草木”;“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味苦,其类火”;“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味甘,其类土”;“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味辛,其类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味咸,其类水”;又如《素问·宣明五气篇》说:“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这些阐明生理上五脏对五味各有所主,五味对五脏各有所归。 五味应五行,把五行生克制化规律推演到五味中则形成五味间的生克乘侮关系,即相生关系为酸生苦,苦生甘,甘生辛,辛生咸,咸生酸;相克关系为酸克甘,苦克辛,甘克咸,辛克酸,咸克苦。中医学据此来阐释五味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另外,中医学认为不同的味有不同的作用,辛味能散能行,甘味能补能缓,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燥能坚,咸味能下能软。这些为应用五味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和养生康复提供了理论依据。 2 五味运用于中医临床诊断 中医学认为五味源于天地之气所化,靠舌的味觉功能感知,机体病变会影响舌的味觉功能而使患者产生异常味觉和对五味的好恶发生改变。应用五味与五脏间的关系来分析这一变化,有助于临床诊断。 2.1 问患者口味以知五脏病变 口味即患者口中的异常味觉。口为脾窍,五脏六腑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经络、经筋与舌相连,脏腑精气上荣于舌,脏腑病变必然影响精气的变化而反映于舌的味觉,口中异常味觉常是脾胃功能失常或其他脏腑病变的反映,故临床可根据味脏关系分析患者口味的异常变化来诊断疾病。如口咸者多属肾虚,因咸味入肾,肾病可使口中咸;口甘多脾胃湿热,因甘味入脾,湿热蕴结脾胃,浊气上泛,故感口甘;口中泛酸多肝胃蕴热,因酸味入肝,肝热之气上蒸于口则口中泛酸;口苦多心火,因苦味入心,心属火,火邪炎上则口中苦。可见临床问诊病人异常口味可助诊断。 2.2 问患者对五味喜恶可测知五脏病变 五脏对五味各有好恶,五脏病变也会使好恶发生改变,不同脏腑的疾病可产生不同的饮食嗜味,临床可据此测知五脏情况及病变性质。《难经·六十一难》指出:“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主所起所在。”如嗜甘者多脾虚,因甘入胃后先入脾,能补脾体,助脾用,复其运化;又脾欲缓,甘者能补能缓,故脾虚者嗜甘。其他如肝病嗜酸,心病嗜苦,肺病嗜辛,肾病嗜咸,其理同。因此问诊患者对五味的好恶对于诊断其患病情况及性质,无疑是一大帮助。 3 五味运用于中医临床治疗 五味与五脏相互应通,五味间存在生克制化,且五味又各有不同的作用,因此临床上可根据药物性味及对脏腑的影响选择适当药物进行治疗。 3.1 运用五味分析药物归经 一般药物均具一定的味,根据五味与脏腑的关系可知其归何经,因此五味可作为分析药物归经的依据。如酸入肝,白芍、木瓜等味酸故均可入肝经;苦入心,黄连、苦参等味苦故均可入心经;甘入脾,茯苓、山药等味甘故均可入脾经;辛入肺,麻黄、桂枝等味辛故均可入肺经;咸入肾,海藻、昆布等味咸故均可入肾经。 3.2 运用五味指导方剂配伍 中医学认为五味各具功用,因此根据五味各自的不同作用进行组方是古人重要的方剂配伍原则。如治营血亏虚,疏泄失常致月经失调等证的四物汤即按《素问·脏气法时论》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酸泻之”的原则组成。肝欲散,故方以辛散的当归、川芎助肝用,复其疏泄,顺肝条达之性为补;白芍味酸,补肝体,性能收涩而缓肝急,熟地味甘,甘味能补而养肝血,肝血能藏,逆肝条达之性为泻。辛酸补泻,切中病机,使肝功能恢复,其病自愈。又如治太阳中风表虚证的桂枝汤即遵《素问·至真要大论》之“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的原则。可见药物的味及作用是古人制方的重要依据。 3.3 运用五味指导治疗用药 知道患者所喜所恶之味与药物之味,在遣方用药上对如何安脏气、祛病邪会更有把握。即从所喜某味知某脏虚,以具某味之药助某脏气以祛病邪。如中气不足,脾精偏虚喜食甘味者,可用黄芪、大枣、茯苓等味甘之品甘温健脾或甘淡实脾;肝阴不足喜酸味者可以山茱萸、白芍等味酸之品以补肝体,缓肝急;心火旺喜食生冷可以苦寒之黄连、知母、木通等清心泻火。总之五脏各有体用,临床用药得当,效果明显,相反若用药之气味与脏之体用不符,必益病邪,病不易愈。 4五味运用于中医养生康复 临床上一方面可根据患者对五味的喜恶通过食物来补所病脏腑之不足,平调其偏性,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另一方面可据四季变化与味脏关系调整饮食,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4.1 运用五味指导食物调养 饮食具有五味,五味内通于脏,因此治疗疾病用药固属重要,饮食调养亦不可忽视。一方面,根据食物的性味、归经及患者病情、习惯口味对食物加以选择,通过合理调配,增进患者食欲,利于脾胃运化,发挥后天生化功能,提高抗病能力,促进患者康复。另一方面,患某病不宜过食某味,否则不但不利于治病,甚至加重病情。如《素问》指出:“气病无多食辛,血病无多食咸,肉病无多食甘,筋病无多食酸,骨病无多食苦。”又比如从现代医药角度看高血压患者过食咸食会加重高血压,溃疡病患者食甘味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加重病情等。因此,当据病情而近其所喜,远其所恶,给以适当食物之味调养,补养脏气,有助于药物发挥疗效,促进疾病康复。 4.2 运用五味指导预防养生 饮食养生是中医养生学的重要内容,它具有养生防病、益寿防衰的作用,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法度,其中饮食之味尤为重要。首先当调节饮食,不偏嗜某味,若偏嗜某味久必致某脏机能偏盛,机体阴阳失调产生疾病。如《素问·五脏生成篇》指出:“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枯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可见五味调和的重要性。此当为养生者戒。其次,根据自然变化规律、五味间生克制化及味脏关系调节饮食,天人合一,对于保证机体健康很有好处。如春季肝气旺,其味酸,木能克土,脾属土,其味甘,故当春之时饮食之味要减酸增甘之物,以护脾气。同理,夏季宜减苦增辛之物以护肺气,秋季宜减辛增酸味之物以养肝气,冬季宜减咸增苦味之物以养心气。由此可见运用五味指导养生防病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医学运用取象类比与推演络绎方法,据五味生克制化规律与味脏关系,将五味用于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和养生康复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本质浅析: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 要: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理论背景、实质及危害,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当代中国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政治经济学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当代中国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极端演化与发展。在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以来,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在那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震撼了全世界,于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出现了。凯恩斯面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所陷入的严重危机,主张发挥两只手的作用,将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从此,国家干预主义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大行其道。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了“滞胀”局面,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面对这种新现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趁机抬头,并一跃上升为主流经济学。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就来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该学派的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极力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国家干预和经济计划会损害效率。他甚至主张货币发行权也应由私人银行承办,不应由政府垄断,政府介入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持类似观点,他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认为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就可以稳定发展。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理论基础,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认为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是无效的。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的市场能够产生自发的秩序,市场不会强制人,效率和效益也都极高,且带来合作。” 二、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我国的蔓延“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出现的变革客观上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滋生和流行提供了物质条件。 下面笔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细致的分析,以阐述其本质和发展逻辑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产生的物质基础 1.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所有制结构单一,是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试图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但事实证明,这种所有制结构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束缚了城乡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阻碍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状,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思想,即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他们发展。”这样,在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支持下,非公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30多年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局面。应该承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这种所有制结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但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问题就会走向反面。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看,国有经济所创造的产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78年的56%,降至1998年的41%,再降至2010年26.6%;非公经济则由1978年的1%上升至1998年的21%,再升至2010年的62%;从就业人数上看,国有经济的从业人数从1978年的50%,降至1998年的27%,再降至2010年的19.2%,而非公经济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从1978年的10%,升至1998年的30%,再升至2010年的62%。目前,公有制经济成分无论产值还是从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还在进一步下降。 所有制及其结构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乃至政治制度的基础,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根本性质。所以,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迁而跌宕起伏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领域发生的变革,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产生的物质基础。 2.新资产阶级(或视为私营企业主新阶层)的兴起。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1956年公私合营时,中国私营企业只有16万户,雇工250万人,资产33亿元。到1978年,我国有工商企业670万个,工业总产值4067亿元,国民收入3010亿元,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4488.2亿元,流动资金2853亿元,职工9499万人。2010年私有企业的个数、产值、资产和雇工人数分别是1978年的122.1%、481%、79.1%和96.6%。 2010年,私营企业雇工9183万人,形成产值17.7万亿元;工人工资报酬约8264亿元,平均每个工人年报酬1.08万元;企业利润11131亿元,平均一个企业利润136万元,每个私营企业主获利68万元,每个企业积累资产216.5万元。每个私营企业获利是一个工人收入的124.9倍,每个私营企业主获利是一个工人收入的61.9倍。从24.85万个私营工业企业看,2008年其总利润是8301.1亿元,每个企业获利337.6万元,每个企业主获利168.8万元;拥有总资产7.58万亿元,平均每个企业资产3086.3万元,每个企业主资产1543.2万元。这些企业雇工2871万人,平均工资17076元,平均一名雇工为企业创利润34831元,创资产26.4元;每个企业纯收入是劳动者的144倍,每个企业主纯收入是劳动者的72.1倍,剩余价值率高达216.6%。 私营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工人的收入,这是贡献。但是,工人的工资是工人自己创造的,他们创造的绝大部分大于必要劳动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了,形成利润并转化成新的资本,使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收入差距是在财产差距基础上形成的。私营企业主的收入由于剩余价值积累而不断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仅限于自己创造的必要劳动部分,这就是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 由此不难作出判断: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特征和相当经济实力及经济基础的新的社会人群在我国已经形成。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拥有10多万亿元作为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有财产,拥有的资产总量达到国有经济资产的1/3左右;雇工7000多万人,雇工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60%以上;其经营的企业遍布城乡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主要生产流通领域;每年获得的剩余价值量超过1万亿元,利润总额与国有经济不相上下。人均拥有的财产和纯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100倍以上。私营工业生产能力约占全国工业的1/3,总产值在GDP中约占2/3多。 (二)新自由主义产生的意识形态背景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泛滥除了上文提到的物质基础,还有意识形态的背景。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有其相对独立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去占领;总之,一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总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总要先做意识形态上的工作。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互相交融,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科学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并存,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非科学社会主义文化激烈交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在理论界,新自由主义一度颇为流行。 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实质和危害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不过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翻版,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唯心史观。对当代中国来说,它的传播所带来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渗透至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周新城认为,“我国的改革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物出现的,它是对私有制的否定。”他同时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实行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要不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是指导我国改革的邓小平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分歧之一。不能认为我国的改革是由新自由主义指导的,更不能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否定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作为既定的、无需论证的前提,由此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命题,由此得出私有化的必要性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在对待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不允许新自由主义者把这些方针政策朝私有化方向解释。” 陈岱孙认为,西方国家竭力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西方国家向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隐蔽经济战”。 四、目前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事实表明,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陷阱。邓小平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有相当多的人,在“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影响下,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种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麻木不仁、人云亦云,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这是需要警醒的。 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必须坚持确立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绝不能搞多元化。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很复杂,有时甚至还会发展很尖锐。对于鼓吹私有化的观点不可听之任之。 当前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是决不能放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保证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而私有化、私营经济为主体则会使社会的性质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从而危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才能解放、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李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北京 100000)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本质浅析: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 [摘 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定以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历程中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由主义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尽相同的,大致可分为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通过对各个阶段代表性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进行探究,从而梳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还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历程。 [关键词] 自由主义;历史演进;经济思想 在西方国家重视并实施市场经济的近300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而备受关注。我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历史背景下,完善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显得尤为重要,梳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对我们借鉴其合理经验理论、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形成了主张重视农业生产、经济放任自由的理论思想。色诺芬在其代表作《经济论》中最先提出“经济”一词,这里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家庭管理”,他重视农业生产,初次探究了劳动分工的现实意义。玛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将农业置于一切行业之首,奉劝奴隶主应该经营土地、从事生产的行业。他强调农业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关乎生存的重要技艺。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反对专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主张经济自由为核心,这一阶段以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为思想代表。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经济表》中提出国家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应当取消,行会制度、工业法规的实行也是没有必要的,应该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他对于工商业的自由竞争理论,就是他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直观体现。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鼻祖,其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主要强调了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对市场的作用。他反对国家做出干预经济的政策决断,主张自由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会自发地促使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资源会得到最优配置。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学说,从供给的角度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只有商业自由,才能够实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工,个人才能更高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国家才能更高效地发挥资源禀赋,以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加。他的比较成本学说就是倡导各国应分工生产对自己有利且成本最低的产品,以实现互利共赢。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古典学派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至今仍是各个国家推行的贸易准则。 让・巴蒂斯特・萨伊不仅仅继承并发扬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且使其更加通俗化和系统化。他提出的“三分法”以及“萨伊定律”等无不体现了他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可和推崇。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市场会自发地达到供需平衡的状态,强调“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旨在论证供给会创造需求,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凭借市场机制自发地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旨在强调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是没有必要的。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其发扬了边际主义的理论思想,以供求为载体,弘扬了自由主义思想。马歇尔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探究和描述。他强调自由竞争,提倡自由竞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最大化的效用,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他认为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保证生产要素投入和消费者支出的均衡,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派以马歇尔作为其代表,提出的全部理论分析均是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取代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是凯恩斯所提倡的干预经济政策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行不悖,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他强调的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市场的自由运行提供调控和指导。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派众多,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新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是伦敦学派,以哈耶克为理论代表。广义的主要有伦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货币学派等等。下面就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派进行论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确立。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或者计划经济的实施,会使经济发展收到制约,会导致国家权力专制,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的认可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摒弃。他认为市场就应该是自由放任的,强调自由的市场、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和垄断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他强调私有制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前提条件,认为只有独立的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才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其他学派的理论观点都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作为核心基础,哈耶克的理论对新自由主义兴起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罗伯特・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在《预期和货币中性》中提出了他的思想主张,强调市场自由运行、提倡经济自然发展。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公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不应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经济发展就越繁荣。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崇尚市场自由放任 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有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能够长期稳定的通过自发调节得到发展,市场利用配置的资源完全可以规避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二)完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保证政策的适宜性和连续性 政府为达到短期经济效果而做出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带来影响范围更广更深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带来更加棘手的经济问题。(3)提倡政府应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由水平为政策目标。政府通过强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进行经济调控,会打破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站在货币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提出如果政府对经济没有进行任何干预,市场的稳定程度要高于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程度。他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造成经济的动荡和不平衡,政府不应该试图在短期内影响经济的自由运行,应该首先保证货币总量的稳定。货币总量能够以稳定的态势持续增加,那么价格就会稳定,价格的稳定就会带来整个市场的稳定,促使经济稳健地增长。他认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唯一的手段就应该是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稳定市场,而并不是靠强硬的政策企图实现短期的经济效果,例如调控失业率以及物价水平等等。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核心即为推崇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因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我们要客观的分析,考虑到多重影响因素的作用。我国进行政策制定应借鉴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想,规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不利的危害。充分发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本质浅析: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比较 摘要: 古今中外提出的各种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理论都绕不开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自由主义在中国与西方呈现的特点也不同。本文通过对老子的无为而治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做比较来分析自由主义中西方差异。 关键词: 老子;哈耶克;自由主义;无为而治;自发秩序 一、宏观调控机制之争: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是经济学中争执不休的一个永恒主题,即对经济活动有效运行这一问题是选择市场还是选择政府。在经济学史发展历程中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有三次交锋:古典经济学与重商主义之争,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之争和新经济自由主义之争与新凯恩斯主义之争。同时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也有各自的发展阶段。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指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确定了市场可以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政府在经济中是无为的,政府只要做好“守夜人”就可以了。之后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呈现出由高潮到低潮直到再度复兴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假设的主观性。西方自由主义假设社会中的个体都具有理性并且是完全理性,而市场的常态总是出清的。此假设没有考虑到人总是在某种社会关系中,即使只考虑经济领域,人们也会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生产关系,并且各个个体处在不同的生产地位。这一现实经济事实是难以忽视的。二,浓厚的个人主义倾向。西方自由主义认为个体的经济行为动机都只是追求自身利益并且从不会有利他的行为动机。这一假设在根本上还是将人剥离与现实社会,个体不仅是经济人,还同时是情感人,社会人。个体的经济行为可能多数情况下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可同时他会基于情感而作出利他利己甚至是利他不利己的行为。三,“看不见的手”足以调节市场经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认为市场调节机制是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自由调节会是市场自由竞争并实现市场出清。不再需要其他调节方式横加干预,其他调节手段只会使得市场变得越来越糟糕。 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是指主张扩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干预,反对自由主义对经济无限制的自由放任,同时限制私人经济发展,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并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国家干预主义最初表现为欧洲封建社会时期的重商主义,以当时的英国为代表。在当代则集中表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罗斯福新政”背景下,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书中系统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主张,并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通论》的出现被称为“凯恩斯革命”。针对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建立了其社会保障经济理论――有效需求理论。 二、中西方自由主义之别:善因论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倾向在中国表现为善因论。善因论源于先秦道家的无为而治而成于西汉的黄老之学。老子最先提出无为而治的经济思想。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一再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靠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战国时期的齐国是黄老之学最兴盛的地区之一,西汉初年黄老之学再度兴起并成为官方提倡的思想潮流与治国方略。善因论由西汉司马迁提出,核心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对春秋战国以来的道家“清净无为”黄老之学进行了一番理论总结,使之上升到理论体系的思想高度,并使之成为一门专门的宏观治国思想,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次理论总结。 中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有着相似的思想核心和理论假设。两者都强调经济活动有自身的规律因而要遵守它的道规律);都指出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经济性的前提;都认为人民利益的实现对社会总体经济运行和秩序正常运转的重大作用。同时,中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又有着明显的差异。两者立场不同:善因论是从实行统治者政权的长久的立场出发的;西方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应尊重体现自然秩序的人的自然权利,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能力。两者方式不同:无为是通过统治层的自律示范作用来实现的,希望统治者以个人能力寻找经济活动的道规律),对于统治者的权利却没有有效的限制方法;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是在民主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相比之下,中国的自我约束难以长久有效的持续下去,而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则更有可操作性。 三、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思想核心 (一)老子的无为而治 老子哲学的基本格调是倾向于自由放任一派的。老子认为道,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操纵着经济的运作和发展。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但是,他也并非完全反对国家干预的,只是“看得见的手”在作为的时候要遵循“无为”的原则,而不能违反“道”的精神,那样就会“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把事情做坏。老子的“无为”并不是没有任何的行为,他暗含的意思是不胡乱作为。不仅不能胡乱作为,更应该顺应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按规律,按规矩办事。其次,老子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等待甚至是听天由命。 (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指,社会制度不是以人的有意识的理性行为而设计出来的。通常有意识的设计的社会制度最终将极有可能带来更差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哈耶克的论点最鲜明的特征正是,所有演化而成的秩序可能不见得都是可取的,或者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但是哈耶克更侧重了秩序的自然演化可能会具有比较优势。在哈耶克的眼中,所有经济问题的解决最终都是通过某种协调体制来实现的,我们所在社会现象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秩序的结果。 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论证的一个重要基点,来自于他的知识论。他认为,知识在本质上是根植于社会价值之中的,但社会行动者并没有准确意识到这些知识的社会价值。哈耶克认为,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知识的主要形式,而那些可辨识的共同知识则在本质上是个次要的形式,它们以分立的形式存在于不同主体的大脑中,并随时跟随社会现象的变化而变化。 在哈耶克看来,人类的行为规则可以分为两类:天生的遗传的)和习得的文化的)规则。前者通过生物演化形成,而后者则通过后天教化形成。哈耶克认为习得规则的演化要快于天生的行为规则,文化规则的集合包括了支配社会的所有价值。行为规则的变迁是个长期选择的过程,哈耶克试图通过演化概念来表述自发秩序原理。在他看来,演化过程促成了对那些最好的行为规则的选择,而自发秩序正好表现为演化过程的结果。但哈耶克在展开这一思路时也意识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文化演化与生物演化是否等同?他区分了二者在三个方面的差异:1)文化演化涉及习得规则的传递,而生物演化只涉及遗传规则的传递;后者无法通过学习和模仿获得进化,因此文化演化快于生物演化;2)文化演化跨越了亲属和血缘的界限,可以在家庭和种群之间传递;3)文化演化主要通过非亲缘的同种群体选择展开,而生物演化则必须通过亲缘展开。范伯格在评价哈耶克的文化演化观点时指出,文化演化与生物演化在“过程变异”和“适应性选择”方面存在共性。但需要明白的是,哈耶克认为自发协调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利用分散的信息,而组织却无法有效利用这些分散的信息。因为任何形式的组织都不可能是全能的,及时的,准确的获得并处理这些分散的并且处在变化中的信息。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良好的秩序需要建立在合适的行为规则基础之上。而市场正是这样的经济秩序,他做为一种自发秩序,能高效恰当的运行主要依靠于合适的主体行为规则的指导。而市场机制本身就会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及竞争机制对市场运行中的个体行为做出规则,这样市场机制才能正常运作。 四、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比较 (一)个人经历 老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老子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由“道” 而展开的。 “道”不是人类能直观感触得到的。当这个“道”不与人生发生关系,那么它就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罢了。虽然老子的哲学具有强烈的形而上的浓厚色彩,但是老子最最关心的还是与政治经济相关的问题。老子是典型的综合思维方式,从面及点,从哲学角度观察世界万物及各种联系。万物各有其道规律),顺其道、无为即为。这样的哲学观点影响了他的经济观,他的经世治国方略也是无为而治。 哈耶克从反对自由的干预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棋手;从经济学角度不断扩展,到法学、政治学、再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他的视角不断扩展,由点到面。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其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继承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即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人的自主。这种自由是全方面的,要想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就要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因而,哈耶克眼中的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由个人主义出发而形成的,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哈耶克认为经济研究的主题还是这种“自然秩序”。因此,哈耶克认为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不是经济福利,而应该是人的自由程度。哈耶克特别反对把经济福利作为理想社会的唯一标准。哈耶克认为理想社会是通过法治实现的。 (二)时代背景 老子所处的时代正是诸侯混战,统治者贪求无厌、肆意放纵,违背自然规律。周朝衰微,诸侯争霸,分封制开始瓦解。土地制度开始向私有转变。井田制瓦解,经济有了发展。战争让人民民不聊生,小国寡民的社会虽然老死不相往来比较消极,但不否认这样的社会很平静,很美好。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哈耶克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游学欧美各地。一方面受到奥地利学派影响,另一方面随着他的学术生涯的累积和人生经历的丰富,哈耶克的经济观站在了人类的视角,站在了时代的视角。同时,哈耶克亲历了世界第一次大战并且在二战中自己的祖国被法西斯国家侵占,所以他痛恨战争、强权,一生追求自由、和平。他的自由思想渗透在他的各个研究领域,各个著作中,尤其是《通往奴役之路》。
中医期刊论文:我国中医药期刊发展现状及主要科技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分析 【关键词】 中医药;核心期刊;发展现状;文献计量学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1年新中国第一本中医药期刊——《江西中医药》创刊至今,公开出版的中医药学术期刊已有近150种。50多年来,中医药期刊数量大幅度增加,在传播中医药信息、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繁荣中医药学术进步、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相对于我国科技期刊整体发展水平而言,中医药期刊存在影响力相对较低、低水平重复等问题。全面了解中医药期刊发展现状并进行分析对于促进我国中医药期刊健康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中医药期刊概况 有学者认为,我国中医药期刊的发展经历了初创、沉沦、复苏和发展4个阶段[1]。从1951年《江西中医药》创刊起,20世纪50年代相继创刊的中医药期刊共有12种,其中包括《中医杂志》(1955年)、《上海中医药杂志》(1955年)、《中药通报》(1955年)、《福建中医药杂志》(1956年)、《江苏中医》(1956年)、《浙江中医杂志》(1956年)、《黑龙江中医药》(1958年)、《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58年)、《辽宁中医杂志》(1958年)、《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59年)、《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59年)。到1979年为止,中医药期刊的总数为58种,至80年代已发展为81种[2],至2000年有133种[3]。2000-2008年,又新增15种,其中以中西医结合类期刊增长最快,共新创刊7种。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除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未创办中医药类期刊外,近150种中医药期刊覆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年来部分期刊刊名变更,以下段落及表格所用刊名均为变更后刊名。 2 中医药核心期刊基本情况 目前,科技期刊界普遍采用的“核心期刊”一词通常指以下两个概念,一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期刊,称为“中文核心期刊”;二是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编制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的期刊,称为“科技核心期刊”。到2008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已5版,1~5版中收录的中医药核心期刊数量和期刊各不相同[4-8],其中被1~5版连续收录的中文核心期刊仅有《中医杂志》、《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和《新中医》3种。2004、2005、2006、2007、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以下简称《引证报告》)收录的中医药期刊数量分别为28、29、34、38、42种,其中连续5年被收录的中医药期刊共有28种(见表1)。这些中医药期刊中包括了中医、中药、针灸、骨伤及中西医结合各科,覆盖范围较广,影响力较强,具有明显的权威性和导向性,能代表我国目前中医药学科的发展动态,是中医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1 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基本情况(略) 3 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分析 依据文献[9-13],从《引证报告》中选出连续5年被收录的28种中医药期刊,对其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率、地区和机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3.1 总被引频次 总被引频次是指该期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是一个非常客观实际的评价指标,可以显示该期刊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从2004-2008年度《引证报告》可以看出,中医药学术期刊平均总被引频次与西医相应类别期刊相差不大,且呈现逐年增长。2004、2005、2006、2007、2008年度学科平均总被引频次分别为483、544、645、787、843次,增幅达到了175%。其中2004年有2种期刊总被引频次超过2 000次,1种超过1 000次;2005年有3种超过2 000次;2006年有1种超过3 000次,2种超过2 000次,3种超过1 000次;2007年有1种超过4 000次,2种超过3 000次,3种超过1 000次。详见表2。表2 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总被引频次(略) 这些期刊总被引频次的大幅增加说明其在中医药类期刊中处于重要的学术地位,对学术趋势的发展具有一定导向作用。其中《中草药》、《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中药杂志》、《中药材》、《中医杂志》、《中国针灸》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并且发现中药研究领域始终保持较高的引用频次,表明目前对中药的研究是中医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3.2 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是指该刊前两年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刊前两年总数所得出的统计值,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的指标。对于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体系中的作用,学术界存在不同见解。近年来,许多学者认识到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中的过度贡献问题。影响因子与多种因素有关,单纯使用单一指标对期刊或论文进行评价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一般认为,在同类可比期刊中,影响因子较高者表明其受关注的程度高,学术影响力较强,但在不同学科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类别的期刊中影响因子的差异无法体现刊物水平的差异。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见表3。表3 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类科技核心期刊影响因子(略) 由表3可见, 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影响因子总体水平偏低,虽然其平均值呈逐年上升,但上升的幅度不大。到2008年,尚没有一种中医药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达到1.0,其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是《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在2007年版《引证报告》中影响因子达0.874。本文所统计的5年中影响因子有2年以上超过0.5的期刊有5种,分别是《中草药》、《中国中药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其中《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5年来分别位于第一、二位,表明中西医结合及中药研究领域较中医领域研究更为活跃,上述期刊具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而中医综合类和学报类期刊的影响因子相对较低,我们认为这与各期刊的办刊方向、所刊论文类型、读者定位等多种因素有关。 3.3 他引率 他引率是指该期刊全部被引用次数中被其他刊引用次数所占的比例。对他引率的考察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自引过多导致的影响因子上升因素。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的他引率见表4。表4 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他引率(略) 表4显示,28种期刊的他引率稍有上升趋势,但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保持在0.8左右,其中《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医杂志》3种期刊的他引率在2004-2008年均在0.90以上(包括0.9),说明其学术影响力比较广泛,能够引起同行的关注和重视。 3.4 地区和机构分布 地区分布数和机构分布数是衡量期刊论文覆盖面和影响力的指标。表5显示,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的平均地区数均在20个以上,平均机构分布在120以上,并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的地区数在2004年达到了31个,其他年份也在28或29个,并且近5年内在机构数上保持较高水平。另外,《中国中医急症》5年内机构分布数增长最快,从2004年的174个到2008年的524个,说明该刊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得到了有关学术界的重视。《中草药》、《中国骨伤》、《中国针灸》、《中国中药杂志》、《中药材》、《中医杂志》等期刊在地区和机构分布上均处于较高水平,显示出我国中医药学科规模的壮大、覆盖面广和学术交流的广泛性。表5 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地区和机构分布情况(略) 4 结语 目前,科技期刊文献计量指标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指标的统计数据可以从某个方面反映出期刊的水平,这些数据可以用来对科技期刊进行综合评价,了解期刊在本学科中所处的地位。随着中医药学术发展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大力扶持,中医药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学术论文产出大幅度增加。我们对近5年来28种中医药科技核心期刊进行了计量指标分析,结果显示其综合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方面。这28种期刊基本代表了中医药类期刊的较高水平,在中医药界也有较高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医专科期刊发展迅速,特别是中药、针灸和中西医结合方面,其文献量增加,影响因子增高,说明各界重视中药、针灸的临床应用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并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较多的科研成果,这就使综合类期刊面临新的考验。 中医药期刊是具有鲜明中医药学术特征的科技期刊,受本学科多种因素的影响,每个期刊都有其自身的发展方向和特点,这就必然会导致文献计量指标的不同。例如某些期刊侧重于实验研究,众多科研工作者可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参考,因此其被引用的几率就大,影响因子就高;而某些期刊偏重于临床经验的总结,多被临床医生将其用于临床医疗中,因此引用几率很小。本文28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均低于1.0,和其他学科的期刊相比有很大差距,因此,作为该领域学术交流重要载体的中医类学术期刊还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质量,找出符合本期刊的发展方向来提高其学科影响力。目前,中医类期刊的种类还在逐渐增加,特别是近年来新创刊的期刊发展速度很快,因此,要保证核心期刊的高水平和高影响力,就要在原有基础上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努力适应新的传媒发展模式,才能满足学术交流对科技期刊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文献计量指标也会给期刊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在提高各项文献计量指标的同时,始终保持期刊的高学术质量才是发展根本。 中医期刊论文:中医药科技期刊的结构特点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灿烂瑰宝,为中国四大国粹之一,是具有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2015年,随着我国科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将中医药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到2020年中药工业总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将达到30%,以上,中医药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提高中医药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尤为重要。因此,国家对中医药产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促进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创中国品牌。21世纪,世界进入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科技期刊承担着展示科技创新成果、推进科研工作发展的双重职能,一直在科技文化、学术成果交流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科学技术和推动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承载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的科技期刊将为我国“软实力”的提高起到推动作用。 1我国中医药科技期刊的现状 目前我国有中医药科技期刊100多种,数量虽然比较多,但也仅占国内医学期刊总数的1/7,学术水平参差不齐,有学术水平较高、屡获出版界大奖的期刊,如《中草药》杂志就先后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国家期刊奖、中国百强科技期刊等奖项,但也有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期刊,中医药科技期刊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国中医药科技期刊由于存在区域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差异,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尤其以北京、天津为主。中医药科技期刊出版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医药产业的发展速度。 2中医药科技期刊的办刊宗旨 随着中国中医药产业特别是近几年大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医药学科间交叉应用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提高办刊质量,为中医药学工作者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中医药科技期刊以服务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传播先进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为己任,办刊宗旨为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医药学遗产的思想指导下,及时报道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药科研、生产和应用的新成果、新技术、新经验及国内外有关的发展动态,推动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注重理论的超前研究和实际应用,聚焦中医药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创新突破与融合、先进实用技术推广示范应用,促进中医药领域科技进步、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服务科研和生产实践;搭建中医药领域学术研究和经营管理交流平台,为政府相关管理机构、大专院校和中医药企业从业人员及科研工作者、中医药产品用户服务。 3中医药科技期刊的结构特点 目前,我国中医药科技期刊主要具有以下3方面的特点:①类别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中医药科技期刊主要以学术类为主,科普类偏少。②学科结构同质化。中医药科技期刊多集中在中药类、应用类研究,导致各刊物发表的内容有明显的重复。随着中医药发展的需要,中医药学科之间的细化越来越明显,很多不热门的学科缺乏相应的学术期刊。③文种结构不丰富。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深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世界对中医药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但目前中医药期刊外文版数量少,仅有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等;加之被外国统计源收录的期刊较少,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宣传和学术交流的需要。 中医药期刊古籍内容的用字规范 引用古籍内容时,凡异体字,包括俗字、或字、有案可稽的古讹字,一律改为现行规范字;引用古籍内容中,凡两字形异而义同,古籍中通用,现代未统一规定为何规范字者,如“澼”与“癖”、“注”与“疰”之类,则保持原貌;引用古籍内容中凡因形体相似,或增笔,或缺笔,或连笔而误写,如“正”与“止”、“若”与“苦”、“己、已、巳”之类,凡明显讹误而无疑义者可径改,如遇难以裁定者,则保持原貌。 中医期刊论文:谈中医药院校期刊影响力发展模式 摘要:中医高校期刊目前发展相对滞后,文章从转变办刊思路、创建特色栏目、紧随中医发展前沿、培养复合型编辑人才以及争取各方支持等方面,为提升中医药院校学术期刊的特色和影响力提供一定思路。 关键词:中医期刊;学术特色;影响力;办刊思路 学术期刊是一个国家整体科研实力的展示窗口,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输出手段。培育出一批我国自己的高学术影响力期刊,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家国际影响力、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发展进程的迫切需要。根据教育部办公厅文件,高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教学和科研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高学术水平应当是高校学报的基本特征,这是由学报的高层次学术背景和任务所决定的。但是,高校学报都以高学术水平作为办刊的唯一目标,而没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就难以形成较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特别是省级高校学报,因为没有中央圈内大学学报的高学术层次背景和人才优势,在高学术水平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加上科研评价、职称评定及聘期考核等因素的影响,又导致许多优秀论文流向国外或国家级学术期刊,致使相当数量的高校学报刊载论文学术质量下降。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普通高校学术期刊理工科稿源不足,医学期刊稿源较充分,但稿件水平、质量都有所下降;另外由于受到数字化刊物出版的强力冲击,全国纸质刊物的订阅量均在下降。因此,仅仅以高学术水平作为办刊特色,显然难以在强刊如林的学报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保持高学术水平的同时,又独具自己显明的学术特色,进而形成较大的影响力?笔者根据目前全国中医类刊物的发展状况,结合自己的办刊经验,以尝试提高医学期刊、尤其是中医类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1转变办刊思路以办出具有中医特色的刊物 凡国内外有声望的杂志,都有其独特的色彩和风格。没有特色的杂志,必定是平庸的。在社会发展瞬息万变的今天,各种信息趋于海量化,新理论和新知识层出不穷,旧的办刊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中医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论争不断。作为学报人如何在理论领域先期捕捉论争的焦点,进而正确引领论争的发展,是提高学报学术影响力、扩大学报知名度的重要途径。 1.1针对中医理论难点,开办理论专栏 在中医现代研究面临的各种困难中,理论问题的难点仍是最为突出的,这是因为中医的基本理论具有高度抽象性,对中医的术语和解释一般人很难理解,虽然已经有不同学派的理论大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是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阐述,读者理解起来仍然困难重重,如坠云雾之中。为此,中医界人士认为对如何将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分层次的具体化,从而找出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具体化集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给国人,成为目前中医理论研究的核心。为此,针对这些重大理论中的难点,需要有人从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角度地予以深入系统的阐述,以起到拨云见日、答疑解惑的作用。因此,中医学术刊物应针对中医理论难点,邀请中西医学、哲学方面的专家、大家,开设相关中医理论问题专题讨论,设立专栏,系统对中医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和难点进行剖析、论证和阐述。 1.2加强选题策划,关注重大现实问题 中医院校学报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立足学术研究前沿,紧扣学术发展的脉搏,及时反映学术发展动态,敢于引领学术发展方向。这也是体现高校学报高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能够敢于和正确引领学术发展,不仅要求学报人能很好地为人作嫁衣,还应当是某一学术领域的学者。既是编者又是学者,才能洞察本学术领域的风云变幻,才能辨识理论的真假,才能引领学术研究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因此,凸显出了选题的重要性。刊物的选题是一个关系到刊物是否能较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医类刊物的选题应该围绕国家中医药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积极组织学术界相关大家,对这些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探讨,为我国中医药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借鉴。中医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论争不断,起起伏伏,延续百年,至今未了。中医学术发展就是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的。因此作为学报人要有预见论争高潮到来的敏锐性和洞察力,先期捕捉论争的焦点,经过缜密调研,根据国内学术发展状况,在刊物上设置相关栏目,发表具有高水平、研究较为前沿的论文,以引起中医界重视和争论,进而正确引领论争的发展,提高学报学术影响力、扩大刊物的知名度。与此相应,维系和培育具有思想的核心作者。 1.3关注学校科研,报道科研亮点 把握和反映整个中医学术发展是中医高校学报的重要任务,同样,关注自己学校的科研发展,报道其学术动态,也是学报应有的责任。学报是学校的学术窗口,意义即在于此。现在多数学报在追求高学术水平的同时,常遗忘了自己的“家园”。作为学报特色,关注和挖掘自己学校的科研和学术,虽然整体水平没有国家水平那么高,但因为具有自身特点,同样会成学报的亮点。我们在以往的办刊中,为了展示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科研和学术水平,我们在学报开辟了“泰山学者论坛”专栏,对我校泰山学者的科研思路和学术成就进行了系列报道,突出其理论性与学术性。因为他们是山东中医学术界和科研领域的拔尖人才,有的是全国中医界某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所以栏目开设后关注度较高,其中一位教授撰写的“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形成与思考”文章被《新华文摘》摘录。事实证明,在现代科学研究背景和条件下,团队力量与合作精神已经成为科研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我校不少重要科研成果的获得,都得益于在核心人物背后有一支优秀科研团队的支撑。鉴于科研团队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价值,我们把学校科研团队建设作为学报报道的又一个亮点,开设“科研团队风采”专栏,对我们学校科研团队进行筛选,选取建设培养优秀的团队进行报道,重点反映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为中医界科研同行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同时也借此向全国展示学校不断强化的科研阵容和团队风采。 2转变办刊模式和开阔办刊思路 2.1请进来和走出去 “请进来”,请有关期刊编辑的资深专家到本刊编辑部进行讲座、座谈,切实解决编辑部面临的有关问题。请学科专家进行座谈,为提高本刊质量献计献策。“走出去”,借助学校之力,与国内知名专家联系,约稿、交流,捕捉学术热点,围绕中医药学术前沿问题,在学校支持下,定期组织国内中医药知名专家就热点问题进行座谈或笔谈,并邀请知名专家撰写中医药学研究热点相关论文,以提高两刊的社会影响力。多参加相关编辑培训班的学习,以掌握更多国家有关标准。多向其他较为成功的期刊编辑部学习、考察,丰富本刊办刊内容,扩大本刊影响力,切实提高办刊质量。 2.2培养具有学科专业背景的复合型编辑人才教育部 1998年颁发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指出:“高等学校学报是高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这个管理办法指出了高校学术期刊的性质及任务。很显然,高校学术期刊是和高校科研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决定了高校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学科专业背景的复合型编辑或者学者型编辑。因此,应该吸引具有较高学历、注意追踪学术前沿、掌握新技术、善于沟通、眼光长远的青年学者加入到编辑队伍中来。这样能准确理解作者的研究思路,不仅能提高加工效率和质量,而且能准确捕捉学术动态。因此,培养复合型、高素质的编辑人才应引起从业者及用人单位(高校)的高度重视。 2.3进一步加大数字化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数字化给期刊社原有的编辑、出版、管理、经营模式带来了重大影响。数字化期刊已经进入到人们的阅读生活之中,并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势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数字期刊用户正在以每年60%左右的增长率迅速铺开,一个潜在的市场将逐渐显现。相对于其他科技学术期刊来讲,中医类期刊的数字化建设相对滞后,发展较为缓慢。为适应目前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缩短期刊、作者、专家之间的距离,为优秀稿件抢国际首发权的条件,开辟期刊实现国际化进程的最佳途径,中医类期刊应该加大数字化建设,尤其是中医类高校学术期刊,以多媒体形式向读者传播信息。如积极利用E-mail、QQ、微信等信息传送工具,与作者及读者进行快捷实时交流,以最快速度掌握作者动态、学术发展状态等,才有利于开辟有特色的栏目,并实现数字出版和纸质出版的共同发展。 3理顺管理机制和争取各方支持 中医类高校的刊物主管单位多为省级的教育厅和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单位为本高校和本省中医学会。因此,要提高刊物质量和影响力,应及时与上级相关部门取得密切联系,保障信息畅通,在各方面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 3.1扩大宣传力度,争取政策支持 中医高校刊物需借助上级主管部门这个有利平台,尤其是借助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中医药学会这些中医平台,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刊物的影响力。 3.2积极参与学会主办的各学科会议 各省中医药学会为加快学会组织发展,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每年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会议期间有各学科的专家参加,因此,编辑部应积极参与学会的学术会议,及时了解本学科学术发展动态。与各专家密切联系,邀约高水平的文章,提高刊物的质量。加大刊物的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 3.3与学会网站链接 各省中医药学会是各省中医药行业最大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影响力大。学会有自己的独立网站,中医院校为扩大本校刊物的影响力,应积极与学会网站链接,及时报道刊出文章和编辑部的新动向,以扩大刊物的影响、提高宣传力度。 3.4争取政策支持 刊物的发展,除刊物自身的质量过硬、宣传力度加大外,还需要政策的引导与扶持,具体地说,即是在晋升职称、研究生毕业、课题结题等方面,本省中医刊物产出的论文应视为同等级别中较高水平的论文,须与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形成合力推动各省中医药的发展,也进一步凸显本省中医刊物在本省中医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3.5争取资金支持 经济上的支持,为高校学术期刊的良好运作提供充足的费用。除了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工资、办公费用、印刷费用和给作者、审稿专家的酬劳等费用外,高校学术期刊还需要有举行相应的学术会议的经费、与国内知名专家邀稿和交流经费,以及编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继续教育的经费,参加学术会议是编辑获取学科前沿知识的一个有效途径,也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编辑人才的重要途径。以上所述,也是提高刊物质量的重要措施。 4开阔思路以经营刊物 近几年中,国际出版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导致全球传统期刊市场整体下滑。发行量萎缩、广告销售下降、读者转向免费在线阅读等现象使得期刊行业不得不努力进行转型和升级。各编辑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为此,应开阔思路,合理经营。 4.1加强与三级甲等医院协作 各省均有三级甲等中医院20余所,本着期刊与医院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在省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医学会的支持和帮助下,扩大中医院的协作范围,形成强有力的发展模式,使中医刊物和省各中医院得以快速发展,实现双方互赢格式。 4.2企业助推 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要实现规模就得走资源整合之路。期刊与社会相关部门的资源整合,是优秀期刊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期刊发展的方向。中医院校刊物立足省中医药这个大平台,应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丰厚资源,与企业结合,创造刊物的大发展。总之,目前国家对中医药发展极为重视,中医高校作为中医发展的主战场,担任着培养、产出、展现中医药成果的重要责任。但相对而言,中医院校的期刊因种种主客观原因发展相对滞后,今之呼吁,望引起重视,但其迅速发展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各方支持,也尤其需要期刊人的辛勤劳作,有“甘为他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和紧跟时代的创新精神,跟随中医药发展的脚步,相信一定能办出具有中医特色的高水平、高质量的中医刊物。 作者:李晓丽 毛逸斐 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期刊论文:网络时代中医药期刊管理思考 一、中医药高职高专图书馆期刊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1.中医药期刊订购质量有待提高期刊的订购工作是期刊开展阅读服务工作的基础和关键,科学合理的期刊征订有利于优化馆藏资源。目前期刊的种类繁多,期刊的订购随意性较大,期刊的订购质量有待提高。据统计数据表明,一般图书馆的年更换率是10%,期刊的订购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应与时俱进作调整,在订购前要可征求中医药各专业教师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2.中医药电子期刊利用率不高近些年来,各大院校尤其是中医药高职高专学校图书馆的设备都比较陈旧,多数读者只查阅纸质期刊,中医药电子期刊虽然少但也未能发挥其服务功能,造成大量电子期刊闲置或利用率低的现状。 3.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缺乏深层次开发利用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期刊管理只局限于期刊整理、分编、上架、借还、装订等繁琐而简单的业务,由于专业知识有限对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进行系统整理和加工无能为力,图书馆的期刊信息资源虽然丰富,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期刊功能未能完全发挥。 二、优化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期刊管理的对策 信息时代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期刊服务要改变传统期刊服务理念,图书管理员要探索与时俱进的新的管理模式,提高期刊服务的内容,最大限度地吸引并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为图书馆工作注入活力。 1.提高中医药期刊订购质量期刊的订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期刊订购工作是图书馆优质信息资源建设的关键。在订购期刊时,应由图书资料专业知识扎实、知识面宽、热爱阅读、工作认真负责的人来担任期刊订购工作,一定要深入各专业系部进行调查。图书馆可以做一些更细致的工作:(1)征求专业教师与学生意见,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注意收集各种需求信息,比如,图书馆可以举办一些图书推荐活动,选订中医药各专业师、生喜欢阅读的刊物。(2)图书馆管理员要到公共图书馆走动,株洲市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图书馆引领着图书馆行业的发展,作为一名读者翻阅馆内大量丰富的期刊,可以了解发现哪些是好的刊物,对图书馆科学、合理地增删期刊才能做到心中有数。(3)根据中医药院校的办学特色,重点精选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期刊。比如中医药大学(学院)的校报、中医学报、中医药教育学刊、针灸推拿杂志、中药学杂志等。(4)重视与中医药业内图书馆员互动联系,比如积极加入图书馆QQ群、微信群,可以加入市、省内学校图书馆员群,通过网络加强业务联系,随时进行咨询与互动学习、经验交流。 2.引导利用中医药电子期刊资源由于经费紧张,图书馆订阅纸质期刊一般是一种期刊一本,现刊(当年期刊)是不外借的,只能在馆内阅读,这样争相阅读的期刊总不能让读者在第一时间阅读,比如《中医杂志》,《中国针灸》等,不少师生追着看,甚至有的老师要求借回去看。任何一个图书馆都不可能完全满足所有读者的需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图书馆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满足不断增长的读者文献信息需求,开展读者阅读服务工作。 3.国内中医药电子期刊资源丰富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可以实现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提供无限的服务。目前国内的文献资源共享联盟分收费和免费两种,中国知网、万方期刊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馆、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高校数字化图书馆等国内比较权威的专业资料查询数据库、数字期刊资源,这些商用数据库基本覆盖了国内出版的期刊,需要用户注册和交费,可以从篇目、期刊名称、作者、关键词等多个途径进行检索,资料的查阅方便快捷,但学校每年拨给图书馆的经费非常有限,对于经费有限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来说,购进昂贵的电子期刊资源和数据库使用权是不现实的。 4.做好中医药期刊参考咨询工作网络环境下信息浩如烟海、繁杂无序,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读者工作的重点是参考咨询工作,期刊管理工作要从期刊订购、验收、上架、简单的借借还还工作转向信息服务和参考咨询工作,使期刊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与教学科研工作,图书馆人要结合学校的科研课题以及学科教师的教研教改、学生研究性与创新性学习需要,开展定人定题的参考咨询服务,针对选题的需求,搜集、整理并提供课题组所需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直到把课题完成,为师生提供高质量、深层次的信息服务。 5.加强中医药期刊人才队伍建设学校里教师绝大部分是中医药等医学专业人才,而图书馆员大部分为非医学专业,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专业人才缺乏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还没实现期刊自动化管理,当前期刊管理水平不高与专业人才欠缺有关,要更好地发挥期刊的作用,图书馆一方面要重视引进优秀的图书馆专业人才到期刊工作中来,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与知识培训,除了系统地掌握图书情报信息专业知识外,还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网络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技能,使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期刊工作做得更出色。 三、结语 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网络信息时代下期刊是图书馆最活跃的文献之一,高质量的期刊可以拓宽读者的知识视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作为知识导航员的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人,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为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师生提供更优质的信息服务。 作者:肖宇峰单位: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中医期刊论文:论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价值 [摘 要]本文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民国中医药期刊在刊载内容、办刊宗旨和出版形式方面存在的独特的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从中医行业史和中医学术史两方面探讨了民国中医药期刊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时代特征;历史价值 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与变迁的时代,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不断深入,西方医学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传统的中国医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不得不谋求变革与发展。为了维护和发展祖国医学,中医界人士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创办期刊便是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 一、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发展历程 民国建立之前,在西医药刊物大量出版的影响下,为了及时沟通联络,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一些专业的中医药期刊已经开始出现。比较著名的有1904年4月创刊于上海的《医学报》,1908年6月创刊于浙江绍兴的《绍兴医药学报》等。 民国建立初期,中医药期刊开始较多出现。此时的中医药期刊多出现在经济、文化、医药学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次之,如南京《南京医学报》、上海《神州医药学报》、南京《医药卫生通俗报》等。据笔者统计,1920年以前创办的中医药期刊已达到20余种。 进入二三十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普遍开展和中医兴废论争的开始,中医学界联合起来为中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抗争,此时中医学界学术风气活跃,中医药期刊的创办也显著增多。1921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先后出版的中医药期刊逾200种,其出版地以上海为最多,其次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地。其中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上海《中医杂志》、山西《医学杂志》、上海《医界春秋》、广东《杏林医学月报》、上海《中医世界》、福建《现代医药》等等。但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排斥中医,中医药刊物又多由个人或医学社团自发创办,经费和人员常有不足,导致大多数期刊在创刊一两年内即停刊。 1938年至1949年,由于时局动荡,很多中医药刊物被迫停刊,但中医界人士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创办了一些中医药刊物。期间新出版的中医药期刊约有80余种,但这些期刊大多刊行年代不长,影响也不够大。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西南转移,除东南沿海各省中医药期刊出版依旧活跃外,四川、广西等省出版的中医药刊物也随之增多,成都《中和医刊》、重庆《国医月刊》、桂林《复兴医药杂志》、西安《平民医学周报》等相继创办。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全面内战爆发,社会经济萧条,复刊及新创办的中医药期刊为数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广东《新中医》、福建《杏林报》、重庆《华西医药杂志》等。 二、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时代特征 (一)刊载内容丰富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刊载内容相当丰富,有学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医学知识探讨,有中医药团体的机构、成员及最新动向介绍,有民国时期医药卫生行业的政策与法规的报道,也有面向普通民众、以宣传中医药知识为主的普及性文章。 中医药期刊在内容上中西兼备,刊载了大量介绍西医知识的文章,如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基础知识及西医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西医学理论差异,探讨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引申出无数有关中西医相互交融的探索和中西医碰撞的争论。 (二)办刊宗旨多元 民国时期,西医学在我国逐渐发展,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西医学体系相比,传统的中医学面临许多问题,对中医学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对待中、西两种医学的关系等问题,中医学界出现了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不同医学派别所编的中医药期刊也各有不同的办刊宗旨。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按宗旨不同可分为三类。其一为以融汇中西医学为宗旨的期刊,主张中西医学各有所长,提倡两种学术汇通,如山西《医学杂志》“以阐发中医真理,参证西医科学,穷源溯流、融会贯通为宗旨”[1],《华西医药杂志》“旨在沟通中西医药学术”等[2];其二为以宣传维护中医学为宗旨的期刊,多以宣传中医药文化、阐发中医药知识为主,对西医药知识多有排斥,如《中医杂志》“以阐发中医学理、普及中医知识为主旨”[3],《中医世界》以“宣传中医固有之文化,使国内国外,洞悉真实之价值;同时讨论固有之中医学术,使中医本身,获得稳固的基础”为宗旨[4],《国医正言》以“保存国粹,维护同胞健康,唤醒迷信西医之梦魂”为宗旨[5];其三为以宣传中医科学化为宗旨的期刊,认为只有科学才能解决中医学的前途命运,主张对中医进行科学化整理,如《中医新生命》宗旨为“用中国药物以治疗疾病,而用科学原理研究中医之治疗方法与学理”[6],《国药新声》大力提倡“中医科学化”等[7]。 (三)出版形式不拘一格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以医学社团或私人出资创办为主,期刊的编撰者多为有名望的、社会活动能力强的中医界人士。由于当时对期刊的出版发行模式没有固定的规范,因此期刊在刊行方面不拘一格。从出版周期来看,有月刊、双月刊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从开本大小来看,有16开本,大16开本和32开本等;而时局的动荡、办刊经费的缺乏和人员的变动等原因又使得当时的很多中医药刊物举步维艰,很多期刊为了维持运作,会在期刊上刊登医疗和药品广告,或者附刊于商业报刊,但停刊、改版和改名另刊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三、中医药期刊的历史价值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医药期刊的发展沿革和影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期刊的出版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篇幅比较灵活,涉及题材丰富多样,流通范围广泛。与著作等其他出版物相比,中医药期刊出版时滞相对较短,报道内容更加宽泛,能及时反映所在年代的社会现实,记载医药史上的各种重大事件和学术发展动向。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客观地展示了当时中医界的真实面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反映了中医界为谋求行业发展进行的抗争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忠实地记录了当时中西医学的碰撞和中医存废之争。1917年余岩《灵素商兑》的出版,拉开了旷日持久的中西医论争的大幕。针对余岩的言论,诸多中医药期刊发表檄文予以鞭挞,很多文章论述精彩,振聋发聩,在维护中医合理地位的同时,对中医应该如何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29年2月,南京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案》,闻此消息,中医界办刊人士审时度势,在中医药期刊上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报道,同时利用期刊渠道联络全国中医界团体和同人,掀起了奋起抗争的舆论热潮,给国民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对国民政府最终搁置《废止中医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35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写信给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试图阻挠允许中医合法存在的《国医条例》的颁布,中医杂志《医界春秋》在1935年9月刊登《致孙科书》[8],揭露了的阴谋,同时在随后的各期当中,连续发文动员中医界对的言论进行批驳,全国中医界人士反响强烈,迫使国民政府最终颁布了《国医条例》。 民国中医药期刊既是当时中西医论争的参与者,也是这场论争的记录者,在中西医论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保存了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促进了中医学术交流和发展 民国之前,中医界的学术交流和信息交换相对闭塞,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出现,为中医界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促进了中医学术成果的总结和交流,反映了中医学术发展的成果和动向。借助中医药期刊的全国发行,中医界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得以广泛讨论,各种学术思想得以交流和碰撞,推动了中医界人士对中医经典理论及应用的研究和宣传;期刊上丰富的医案连载,使得跨地域的临床经验交流得以实现,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当时疫病防治情况的报道,不仅交流了疫病防治经验,还保存了大量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经验;中医药期刊关注中医的学术前途和命运,其上刊载的大量关于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的讨论,为中医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结语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承载了大量的信息,既是民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医界发展与抗争的见证,又是民国中医界学术传承不可或缺的资料,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对民国中医药期刊的整理和研究,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客观真实地了解历史,也能够为现今的医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启发和帮助。 中医期刊论文:近代中医药期刊关于煎药方法的研究 摘要: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医中药.中药汤剂是从古至今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一种剂型.怎样煎煮中药,这关系到中医治疗疾病的效果如何. 中药汤剂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对发挥中医中药的特色、优势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对中药煎煮技术不够重视,影响到汤剂的治疗效果.近代中医药期刊中,关于煎药方法的文章较丰富,详细描述了煎器、煎药用水、火候及不同的煎药方式等,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中药煎法的传承与发展,于今日临床仍然有所借鉴。 关键词:《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煎药方法;煎药用水;煎药时刻 古人最重视煎药方法,方后必详细说明,认为若不按其法则药力微而功效缓,或不能达病之所[1]。中药煎煮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药物治病的疗效,我国历代名医都十分重视中药煎煮方法。李时珍指出了药液煎煮不当的不良后果:"凡服汤药,虽品物专精,修治如法,而煎药者鲁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这些都说明古人已认识到煎煮过程中有诸多因素影响煎煮质量,而煎煮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中药药效的发挥。可见中药的煎煮方法对于有效地利用药物和提高治疗效果十分重要。遗至近代,亦十分讲究,翻阅《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关于煎药方法的文章较丰富,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中药煎法的传承与发展,现将其理论分述如下,意为当代研究及临床提供借鉴。 1煎器 煎药的容器,中药煎煮最好用陶罐、砂锅或不锈钢器皿等,且需除去油垢腥腻才能使用,切忌铁、铝等易腐蚀器皿[2]。 2煎药用水 煎药用水必须无异味、洁净澄清,含矿物质及杂质少,应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一般可用清澈的泉水、河水及自来水。煎药用水量,应根据饮片质地、吸水性能、煎煮时间长短、煎煮过程中蒸发量及煎煮后所需药液量计算加水量。但不宜中途再添水。各种水煎中药,应根据药性选择不同的煎药用水[3],见表1。煎煮中药前,应先用冷水将中药浸泡1~2h(除用醋、酒泡的药),至少也要20min。甚为可惜的是,只因便利省事,如今医家已不甚重视了,甚至完全忽略了。 3火候 中药初煎时,一般宜先武火(大火)后文火(小火),沸前用大火,沸后用小火保持微沸状态[4]。凡属金石及动物类药品,皆宜先煎久煮;凡属挥发性及芳香性之药,皆宜后入轻煎;发表药宜少煎片刻、热服,以取其轻扬之气,鼓动肌肤排泄之机能;攻下药宜急火,温服;补养药宜慢火,浓煎,则药之性味醇厚[5,6]。煎药时间取决于药物的性质和质地,通常解表药及其它芳香性药物,一般用武火迅速煮沸,改用文火维持10~15min左右,避免久煮而致香气挥散,药性损失;滋补药则在煮沸之后,用文火维持30~40min,使有效成分充分溶出[7,8]。 4煎药方式 煎药方式有先煎、后煎、久煎、暂煎、分煮合煎、丸煎、散煎、酒煎、蜜煎、空煎、去滓轻煎、麻沸汤浸煎等,应根据药物的不同性效而加以选择,见表3。 综上所述,中药的合理煎煮可以充分地发挥药物的作用,对于防治疾病均有重要意义。近代中医药期刊发轫于19世纪末,质量较高、影响较广,在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承载着近代中医药的珍贵文献资料,客观地显示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医药界的真实面目。煎药方法看似简单,把许多药材放在一起,加上适量水,置火上煮到相当的时间就可以了;其实却大有学问,必须煎熬得法,否则便不能正确发挥药效。相关研究在近代期刊中得到一定的重视,亦说明其重要性。整理这一时期的中药煎法,可为当代中医药临床提供借鉴,值得我们重视。 中医期刊论文:网络时代中医药期刊编辑的信息意识与服务意识 [摘 要] 中医药学研究已步入现代化、科学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中医药期刊编辑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改变编辑方式,增强信息意识与服务意识以提高期刊质量。增强信息意识主要表现在工作内容上利用网络策划选题,掌握研究动态和热点信息,优选优化作品;工作手段上利用网络传递信息,提高文稿质量,缩短出版周期。增强服务意识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为作者、读者提供高质量服务、增强编读互动、加快信息反馈等。 信息时代催生了互联网的应用,网络出版正在变革着出版形态,它打破纸质媒体的载体限制,使人们的阅读方式、出版物的传播形式等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开创了编辑工作由单向的封闭流程转变成具有交互性特征的双向或多向的信息流通新模式,演绎着编辑出版方式的变革。网络已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中医药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对于担负着宣传中医药学、促进中医药学走向世界的中医期刊编辑来说,就要对自己的角色和工作重心做出调整,利用网络技术改变现有的编辑方式,增强信息意识与服务意识,以提高办刊质量和工作效率,适应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 1 网络时代中医药学领域信息化现状 中医药学理论最基本的特点是整体观与辨证论治,其诊疗技术独特,博大精深,又受传统哲学和思维特点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融合,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显现出浓厚的经验科学的特色。网络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对这门经验科学产生巨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化技术开始应用于中医药学领域,中医药学开始从海量信息中获得新知识,发现隐藏的关系与规律,对未知情况进行预测研究[1]。“十一五”期间,中医药学领域信息化取得显著成效,中医药信息技术普及应用到中医药基础研究、医院管理和临床医疗服务、中医药教育等各个方面。建成了中医药科技基础信息数据库、中医药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中心等,如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完成的“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软件。一些中医院建设了基于电子病历的信息平台,医院信息化管理和临床医疗服务取得重要进展,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发的“中医病案管理信息系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开发的“中国中医药科技”等中医药科技信息管理软件等。以中医现代化为标志的、中医药学同现代医学研究及现代科技相互渗透且高度综合,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学术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传统理论内涵,开辟了崭新的学术领域。 目前,中医药信息资源已实现海量数据的数字化积累,通过网络,中医药各类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低成本、强互动性的方式传递。因此,作为中医药期刊编辑,首先要提高信息意识,才能跟得上网络时代的节奏。中医药期刊编辑因面对的稿件既有深奥艰涩的古典医籍内容,又有现代医学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至少应具备编辑学、中医药学和现代医学三方面的专业知识。信息的网络化传播、“按需印刷”等新出版模式,使读者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定制个性化产品,编者与读者可以方便地开展双向互动交流,这种编辑模式、编辑手段、编辑流程的变化,要求中医药期刊编辑除了扎实掌握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急需提高信息意识,提高“对学术信息的敏感度”和“搜寻、分析、判断、吸收学术信息的自觉度”[2]。编辑的信息意识主要表现在工作内容和工作手段上。 从工作内容看,传统的编辑业务在确定选题之后,只要把作者提供的完整作品依据出版要求,按照组稿―审稿―编辑―校对等基本环节编辑加工后即可出版。而网络时代由于多媒体互动技术的日益普及,首先要求编辑充分利用网络的最新信息策划选题,再根据读者的阅读取向来优选优化作品,已不是简单加工,而是再创造、再创新的过程。网络使各类期刊的交流与传播空前增长,传播面的扩增及投稿方式的便捷使得稿件数量增多,且来稿分布面更广、区域性更宽,但稿件质量却参差不齐。为此编辑人员必须善于从大量的作品资源中选取有用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将其转化成受消费者欢迎的出版产品。编辑还应具备收集、处理各类相关信息的自觉性,善于开发和利用信息。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上有重大研究计划、研讨交流、项目列表等信息,各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网站上也有介绍重点项目的板块,编辑要有信息敏感性,随时登录这些网站,以获悉国家的科研方向及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专业, 查询相关专业的研究动态和热点信息,掌握作者群的教学、科研情况,不失时机地推出中医药研究创新性的栏目、导向性的文章。潘学燕指出,学术期刊编辑加强优化选题意识后,一方面好的选题和独特性的文章可以使期刊在同专业的众多期刊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好的期刊可以在好的选题支持下引导科研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获得在此期间产生的更多优秀稿源[3]。 从工作手段看,中医药期刊编辑应充分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传递,提高文稿质量,缩短出版周期。在编辑组稿阶段,中医药期刊编辑要有利用因特网寻找选题、优化选题的意识,能熟练地利用各种搜索引擎查找选题所需的资料,从中筛选出有价值、有新意的选题,这样才能从众多来稿中更准确地选出优秀论文。组稿期间编辑信息意识的提高,对防范学术不端及一稿多投行为有积极作用。编辑利用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检测来稿和已发表文献,可杜绝抄袭、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文献行为,纯净中医药期刊出版市场。在编辑加工阶段,采用电子邮件、QQ、微信等信息传送工具,可将文稿中存在的问题及时通知作者,通过快捷实时的交流,高效地完成稿件的编校工作。以对参考文献的标准化、规范化核校和加工为例,编辑登录数字图书馆或专业期刊网站可以检索核实参考文献的详细信息,通过检索数据库,能获取相关参考文献的具体内容,从而为核对参考文献提供便利。编辑只有具备敏锐的信息意识、科学处理信息的能力及信息反馈的感知力,才能保证刊载的学术论文的创新性与前瞻性,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与竞争力。 由于网络的普及,中医药电子期刊拥有的读者群、作者群是传统期刊无法比拟的,它还会受到同行业及相关行业中专家、学者的关注。网络简化了作者―出版者―发行者―读者这个出版流程,使读者直接面向出版者甚至作者。因此,利用好因特网的互动性、时效性和多媒体等特性,加强中医药期刊编辑的服务意识,就能为作者、读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首先要提升为作者服务的意识。网络时代,在互联网上实现在线投稿、登记、送审、在线编辑加工、数据库管理等功能,不仅能保证稿件质量,缩短出版周期,还能增加作者对编辑工作的满意度、信任度。如李立介绍的用于医学期刊的“稿件管理系统”[4],朱伟报道的“基于Internet-Intranet的科技期刊管理信息系统”[5],皆使编辑剪刀加糨糊跑邮局的传统工作方式转型为高效化、信息化的网上工作模式。同时作者投稿后由被动变主动,可通过网络进行投稿后的咨询,随时追踪稿件的审理过程,对审稿意见不明白或不满意的地方,还能随时向编辑或审稿专家提出异议。编辑通过网络平台,建立留言板创办QQ群,与作者商讨论文具体修改细节,或将审稿结果及时反馈给作者,快捷地与作者沟通交流。这种交互信息反馈速度的加快,延伸了作者、编辑的工作空间,既使作者投稿目的性增强,又提高编辑部的工作效率,增强了编辑与外界的信息交流。 再者,提升为读者服务的意识。编辑部可以在因特网上设立自己的站点,这个网站是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读者之家”,通过它可及时向读者提供浏览、查阅或下载本刊服务。这个网站可以开设许多栏目,成为编辑、作者和读者的聊天室,编辑可以向读者期刊的订购指南,收集读者对期刊、责任编辑的意见与建议,收集读者对具体文章的看法。通过网络,拉近刊物与读者的距离,扩大刊物的影响力,使期刊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医期刊论文:中医药期刊出版基于自身资源的养生策略 “养生”是中医学的概念,指采用各种绿色方式保护生命、维持生命的健康状态。“期刊养生”是保持期刊生命力、维持期刊可持续发展的运作方式。具体到“期刊的资源养生”是通过开发期刊的现有资源,广开进财之路,以维持期刊能顺利发展、做大做强的谋生之路。一个生命体,如若保持健康的生存状态、旺盛的生命力,需要补充合理均衡的营养、定期体检、时时注意养生。期刊的出版也是如此,要想保持其生命力长盛不衰,就必须采用各种经营方法、策略给予不失时机地养护、养生,才能保持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期刊的可用养生资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内容资源:中医药期刊创刊几十年来,所刊载的内容以临床研究、基础研究为主,除此之外,还包括中医院校学科建设、医院建设、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及特点等,涉及中医药研究的方方面面。大数据是数据挖掘和分析的前沿技术,可从各种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中医药期刊自诞生以来,承载了近代中医诊疗的珍贵资料。利用大数据平台可纵向挖掘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药期刊中有学术价值、临床实用价值的文献,将一些有临床治疗价值的特色疗法、有独特功效的中草药或地方药的相关报道一一拎出,挖掘出规律性、有价值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二次编辑,再以图书、网络出版物、专题研究报告等形式公开出版、发行,不仅可以为现代诊断、治疗、科研服务,使期刊中沉睡的内容重新焕发活力,而且会给期刊出版单位带来效益。做到以期刊的既有资源为期刊养生,促进期刊再发展。 2.作者资源:作者是期刊内容的供给者,是期刊的“衣食父母”。中医药期刊的办刊时间较长,积累了相对固定的作者群,其中不乏期刊的忠实作者,包括与中医药研究相关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承担者、重点实验室的研究者,以及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教师、研究生等。杂志社可根据投稿的论文质量将作者进行划分,选出写作水平相对较高的作者,作为期刊的重点维护和依靠对象。对于投稿论文质量差的作者,杂志社通过定期举办论文质量提升培训班、投稿技巧讲座等方式,提高作者的写作水平。 3.以奖励机制吸引读者资源:读者是期刊价值的直接体现者,也是期刊学术价值、经济效益的实现着。期刊要吸引读者,除正常的发行渠道外,还应广开发行之路。①杂志社应充分利用读者的正面宣传力:期刊要不断提高出版质量、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利用读者正面宣传的效果,扩大读者范围、提高发行量。②设立奖励机制:中医药期刊可以借鉴的相关做法,在同封寄出的杂志中附上“购刊刮奖卡”,或印刷时直接将刮奖区设置在期刊的插页上,让购刊人、作者、读者,在阅读杂志的同时,享受刮奖、中奖的快乐。通过读者的口耳相传促进期刊的发行量、扩大读者群。③赠阅杂志:多给作者赠送样刊,使其分送给更多的人,就有可能吸引到更多、更优质的稿源。作为对作者投稿的奖励,我们在给作者寄送样刊的信封中,会多装几本杂志,请他们送给愿意与自己分享的朋友、同学、同事。④减免版面费:对部分稿源减免版面费实质上也是一种赠与行为,相当于杂志社给作者支付了版面费。减免版面费是吸收、争取优质稿源的途径之一。 4.期刊主办单位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内地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医药期刊约130种,其主办单位主要为科研机构(34种)、高等院校(46种)、学会(50种)。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合计约占62%)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与国内外交流频繁,科研机构中的领军人物在同行业中有一定影响力和话语权。况且,中医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有较充足的经费和学术资源保障,有能力保障期刊出版单位的基本建设,同时期刊还有优先得到优质稿源的便利条件。 5.广告商资源:近年来,学术期刊上刊登广告已经不再受到非议,以广告养刊成为多数学术期刊的通常做法。虽然有的编委、办刊人不愿意承认广告商是期刊的资源,但笔者认为,广告商的经营理念新颖、具有市场拓展能力。期刊出版单位应充分利用广告商所拥有扩大期刊营销、拓展市场能力的资源,帮助期刊开拓市场,提高发行量。从这个角度讲,广告商应该属于期刊的养生资源。同时,广告经营的部分收益可用于提高作者的稿酬、奖励优质稿源,以此方式吸引更多地优质稿源,使期刊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信息技术的发达使中医药期刊出版发行的途径越来越多,充分利用、挖掘现有资源,不断找到期刊发展壮大的支撑点、切入点,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当前形势下,虽说每次互联网科技新浪潮总会推出新的媒体形态,但传统纸质期刊的传播力、影响力由来已久,不可能随便被颠覆。中医药期刊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几十年来的资本积累,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顺势而为、借势而上,为自身发展找到定位准确的养生之路。 (作者单位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要救所杂志出版中心《国际中医药杂志》编辑部) 中医期刊论文:手机媒体为中医药期刊拓展新空间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4年4月21日公布了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国民采用数字化阅读方式的人口一年间增加1亿多人,足见其推进速度之快、范围之广。 在数字化阅读方式中,手机阅读是最方便快捷的阅读方式,因为手机阅读不受空间限制,能充分利用零碎时间进行,只要有空就可以拿出手机翻一下、看一看。据调查,2013年我国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21.7分钟,比2012年增加了5.18分钟,14-17周岁的青少年平均每天花在手机阅读上的时间为32.93分钟。无论在商业区还是地铁、公共汽车上,90%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即使身边有同行的朋友或伴侣,也不忘关注手机,甚至忽略了身边人的存在。那么,手机媒体这一便捷的传播、阅读方式能否移植到中医药期刊、图书的出版发行上,使之服务于更多国民的健康呢? 答案是肯定的。手机媒体的产业链主要由运营商、内容提供商、终端厂商、软件开发商、终端用户组成,其中终端厂商是指手机的生产者、销售者;软件开发商是开发阅读软件的商家,可以一次性付费解决软件开发的问题。这两部分的技术和市场运营方式已经成熟,无需在此赘述。将中医药出版物植入手机媒体的两大关键环节是内容提供者与运营商。 内容资源提供商来自于哪里 内容提供商的主要任务是“内容的组织、制作、编辑、转换和校对”。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公开发行的中医药期刊将近150种,杂志社或编辑部近百家;专业的图书出版机构如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医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近10家;还有中国中医药报、上海中医药报等专门从事报纸的出版单位。这些杂志社、出版社、报社因创刊时间久、经营时间长,聚集了一批专业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善于创新的出版队伍,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人不仅有医学背景,而且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是一支具有一流学术水平又精于编辑的优秀出版人。多年来,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的主要任务就是编辑加工内容,所出版的内容从预防到治疗、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经验、从食疗到用药、从民间疗法到三家公立医院的正规治疗方法无所不包,出版地区覆盖30个省市自治区。这个群体擅长的就是中医药科技、科普内容的生产。 这个群体制作手机媒体内容驾轻就熟,会使其内容在不失去科技含量的前提下,更加新颖、风趣、有吸引力。整合这些资源为手机媒体平台的搭建服务,组建成内容提供商,就目前的情况看,可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数字平台组建内容,将各出版单位的数字信息资源汇聚在一起,做到出版内容共知共建共享,则可奠定手机媒体植入中医药出版物的内容资源和人力资源。 客户端需求在哪里 手机读者关注自身健康,渴求更多、更新的中医药知识,保健意识越强则生命质量会越好。中药产业每年以20%的速度在递增,说明国民的中药消费也在同步增长。随着全民保健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 中医药期刊、图书的出版者针对这一需求,利用手机向全民推送健康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保健方法、防病治病方法等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在满足民众需要的同时,也使出版物发挥出更大、更广泛的作用。其实,一些传统的中医药疗法有的用法很简单,如某一种植物直接煎煮后代茶饮、自己按摩某个穴位治疗某病、做某个简单动作防治某种病等,将这些简单、一两句话就能表达清楚的内容编辑后,利用快捷、方便的传播方式,分门别类逐条推送给不同的人群、受众,传播出去,定会受到手机读者的关注和欢迎,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医药的防病治病信息。据此,可引导相当一部分人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传播中医药信息和资讯的中医药出版物。 中医药在国外也有深厚的受众基础。持续不减的国外中医药“热”对中医药出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尽快利用包括手机传播在内的新媒体平台等方式向国外对中医药感兴趣的群体推送中医药资讯,以及中医药保健、防病治病知识,扩大中医药出版物的发行范围、发行量。让中国的特色疗法为全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这件事如果我们不做、不去抢占商机,日本、韩国一定会做。这样就会带来很多争议、后患。 运营商的角色定位及其传播内容监管 运营商是将内容提供商与客户链接起来的中间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环。由于手机阅读的客户群庞大,需要运营商进行多方运作,了解、掌控目标客户群的信息,洞察客户手机阅读的主要题材需求、消费方式。同时,运营商需要主持内容的形式、类型、时间、数量等,并负责对将要的内容进行审核等。运营商与内容提供商必须密切合作才能实现双赢,在合作模式的构建过程中,利益的分成模式至关重要。在市场开拓初期,要让这个链条实现良性互动,最实际、最有效的办法是集内容商与运营商于一身,在现有出版条件下整合资源,选出运营能力强、开发市场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运作,或聘请营销人才加入出版社、杂志社,专门负责手机阅读业务的市场运营。这样可以避免两家利益分成不公影响市场运营的良性循环。 手机传播内容的监管――运营商、内容提供商必须对向手机的元数据信息进行统筹管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关于手机出版阅读的法律法规。在数字时代,数据资源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内容,对于手机的数字内容资源,按照以往的传统出版方式,内容文件应该集中归于一处,统一管理。不能仅存放在任何个人的电脑上,最好存在服务器端,以确保这些数据在需要时能够调出来。运营商应监管内容提供商在编辑内容之前,首先要了解哪些图书、哪篇文章、哪张插图不具有网络传播权,不能用于另一平台的传播。要事先与原作者进行沟通、说明情况,争取更多的出版内容用于新媒体。在互联网环境下,在手机传播模式中,传播者与受传播者的界限比较模糊,传播途径比较广阔,限制性不强。所以,内容提供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内容资源。 产业链的操控者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手机传播嵌入中医药出版物产业链的各环节中,使之串起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给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带来收益的主体是中医药出版人员,这个群体是该产业链的真正操控者。在传统出版方式倍受冲击、出版空间不断缩减的当今时代,我们必须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而手机传播无疑给中医药出版带来了商机、生机,这是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中医药出版人必须主动出击,顺着新闻出版业改革的大潮之势,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手段为出版业的发展服务。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医药出版物可以借助手机传播的快捷性、方便性、低成本提供技术支持,将通俗易懂的内容传播给更多的读者,使越来越多的读者从中获得适合于自身的健康知识、中医药资讯。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杂志出版中心) 中医期刊论文:试论中医药学术期刊的编辑策划和整体设计 【摘 要】针对社会需要和中医药各学科领域的热点、难点及新出现的问题,笔者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和学术导向,提出当前中医药学术期刊,应当从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等科研项目、特色优势的发挥提升、名老中医经验的研究整理、文献资源的数据挖掘、养生保健治未病的推广应用和中医药文化的认知思维研究等六个方面,进行选题策划和整体设计,采用特别约稿、社会征稿、举办学术会议集稿、专家推荐引荐等形式落实选题,并通过评论、编者按、致读者等充分表达办刊人编辑策划意图。 【关键词】中医药学术期刊 编辑策划 整体设计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作为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中医药学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保障人民健康的优势领域,而中医药学术期刊则是传播和弘扬中医药科技文化遗产的重要窗口,是交流中医药学术思想和临床成果的重要理论阵地,在宣传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促进中医药科研成果转化上,在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高社会贡献率上,都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学术性期刊具有权威性高、信息量大、时效性长、针对性强的特点,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期刊的作用,关键就在于办刊人的选题策划和整体设计。本人根据社会需要、国家政策结合自己近20年的办刊经验,通过中医药信息的采集筛选、思考论证和有机组合,认为当前中医药学术期刊,应当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选题策划和整体设计。 一、从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等科研项目入手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一再申明“中西医并重”和“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国家的“十二五规划”还单列一节阐述中医药发展,相应的,针对重大疾病的中医药防治已纳入我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国家和省级各项科研攻关项目。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在不断战胜疾病的同时,新的疾病又在不断地威胁着人类,譬如各级各类传染性疾病仍然是威胁人类的健康,从病毒性肝炎、淋病、梅毒、痢疾、乙脑、流脑、狂犬病、白喉、麻疹,到艾滋病、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甲流感等,新的疫病疫情层出不穷,传染病仍然是医疗上的重点、难点。近年来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甲型H1N1流感和手足口病等方面所发挥出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中医药参与重大疾病防控、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疾病的健康管理和医疗应急能力建设等方面,都已被列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医药学术期刊选题设计,就要恰当地反映疾病谱的变化,交流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项目的新成果、新进展、新方法。譬如《中医药临床杂志》,无论是1988年创刊时期针对当时流行的甲型肝炎,还是2003-2008年针对非典、手足口病等重大疫情,都作了中医药防治成果的专题报道,近年来有目的、有预见地约请、取舍稿件,开辟了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等“重大传染病研究”专题专栏,集中选题,突出重点,广泛征文引导,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为适应疾病谱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中医药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我国加强了中医药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推出了一系列科研重大项目,包括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重点专科专病建设、重点病种研究、优势病种筛选推广等项目,力求找准中医药科技创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争取在基础和临床研究两方面取得实质进展。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得到国家、省、部等科研基金和重大课题资助,也是各级各类科技成果奖竞选项目;中医药在糖尿病、高血压、中风、癌症、慢阻肺、肝病、慢病等诊治中的重大进展,在常见大病防治中的作用,百姓的认知度和信任度不断提升,也是当前选题策划的重点。我刊近三年来针对安徽省的国家中医药临床基地(设在安徽省中医院)的建设病种——糖尿病,针对国家级重点专科中医脑病、肺病、风湿性疾病、内分泌疾病、肿瘤等,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和省级的中医药专业学会中去,承办协办专科学术会议,注重充分发挥专科编委的积极性,提出可操作性的策划方案,开辟了各大项目病种的专栏专刊,通过编委自投、推荐和会议征集等形式,组织到一大批优秀科研论文,精心细分编排,充分表达出本刊以临床科研为主的学术导向和意图,重点突出、整体效果很好,通过临床试验栏目的冲击力提高了刊物的质量,带动了整体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中医脑病临床路径研究成果,已被国家中医药局采纳并,成为国家级标准。 二、从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发挥提升入手 除科研成果外,倡导符合中医药规律、体现特色优势的独特研究方法,发表运用中医理论方法研究的科研论文,也是中医药学术期刊编辑策划设计的思路。中医在疑难杂症、慢病、老年病、病因不明性疾病、多因素疾病、非实体性疾病的诊治上,都有明显的优势。譬如急慢性肝炎西医少有办法,中医却有较好的疗效;虚损性疾病,中医补法可改善系统低下的功能,逆转或明显改善生存状态,而现代补充替代疗法必须依赖药物长期使用、不能停药;骨科疾病,中医不仅注意局部的手法整复处理,而且强调适当的活动和功能锻炼,同时配合活血化瘀和调理脏腑功能的药物,综合疗效显著。西医手术在术前、术中、术后配合中医疗法,往往可以提高临床疗效,降低致残率、死亡率。许多疾病在西医基础上配合中医,可起到了减毒增效、减停激素的作用。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变和突发公共事件所带来的身心疾病和心理危机,中医也有优势。针对中医特色优势领域开设栏目,有针对性地策划征稿,是体现中医药期刊特色的主要方面。 中药方剂成分复杂,可以通过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发挥整合调节作用,与人体多样性和病变复杂性相适应,具有疗效好、毒副作用低的特点。针灸、推拿方法简便易行,经济实用,适应症广,副作用极少。还有食疗、药膳、膏方、刮痧、拔罐、穴位埋线、理疗、正骨、熏蒸熏洗、贴敷、导引、气功、太极拳、心理疗法等多种多样的适宜技术。一些常见小病,传统的适宜技术不需要改变病人的自然生存状态,不需要进入修理站式的冰冷的医院环境,在正常生活状态下就可以进行调理,体现了中医治疗手段的生态特性。中医起源于民间,民间藏龙卧虎者大有人在,不乏有身怀绝技者,不乏有实用的秘方绝技,但有的却濒临失传。深藏于民间的验方秘方、土方偏方、绝招绝技,对于解决头疼脑热之类的“小毛病”非常有效,往往一把草药、一根银针就能救人于水火之中,药简效灵而费用则仅仅是西药的一个“零头”。虽然不属于什么“高科技”,但绝不意味着就缺少科技含量,更为关键的是,它能以较低廉的成本解决较复杂的实际问题,能使绝大多数人受益,给广大群众带来的实惠远远大于所谓的“高精尖”技术。具“简、便、验、廉”特色优势的适宜技术,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发挥出了有效作用,有助于控制医药费用的上涨,有助于医改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学术期刊也要肩负起社会责任,发表高新科研成果与传播特色优势两者不可偏废,不能束缚民间人才的发言权,要及时报道医疗第一线的宝贵经验和防治方法,通过编辑有针对性的策划,让秘方绝技等优秀遗产传播开来、传承下去,全面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以造福于社会。从办刊规律看,也不可能每期每篇都是高精尖科研论文,既要有重点也要有一般,以一般作全面烘托,才能构建一个网状的阅读面。一般内容要贴近临床,注重实用,考虑到简单、廉价、有效、方便,充分照顾到各个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重点与一般点面结合,形成一定的板块结构,使期刊的整体结构合理,从而更好地体现中医药期刊的特色。 三、从名老中医经验的研究整理入手 名老中医是中医学术造诣最深、临床水平最高的群体,是中医药的智力资源和宝贵财富,但鲜活的隐性诊疗学术往往会随着名老中医的谢世而销匿。为了抢救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从1990年起国家就组织开展了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20年来已先后分五批为2300多位老中医药专家配备了继承人,2009年还首次评选出了新中国成立60年30位国医大师。名老中医临床经验的总结,多以传统的思路方法、医案医话、方药运用、典型个案等形式,表面上似乎不符合科研报道规范,但却是临床科研珍贵的资源,为科研提供思路和线索,可以开阔思路、拓展运用,临床医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后能得到启迪,是中医药学术期刊编辑策划的当然选项。我刊2009年以来,抓住国医大师评选的契机,加强了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策划征稿,配合安徽近20多位国家级名老中医研讨会,作了大篇幅的报道,基本上保证期期有名老中医献身说法,介绍成长历程,传授独特的诊疗方法、辨治特色和学术思想,提供学习的榜样和高端的发展方向,并通过评论、编者按、致读者等充分表达我们的策划意图,从而提升了期刊学术地位和知名度。 当前,国家还开展了名老中医工作室、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工作,中医药学术传承的层次和规格不断提升。名老中医由于大量鲜活的隐性学术传承困难,建议开展数据挖掘技术运用的编辑策划和设计,刊发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数据库为载体研究名老中医经验的科研论文。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研究,不仅可使显性知识数字化,而且还可快速发现隐藏在大量模糊数据中潜在的、有价值的创新点,使部分隐性知识显性化,进而提取其辨证特点和遣方用药规律,揭示其独特的理论认识、辨治经验。在大量个体学术数字化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群体的综合挖掘,揭示群体共性规律,进而对中医药理论进行系统整理和现代诠释,值得期待。 四、从中医文献资源的数据挖掘入手 古代医药典籍留下了先人探索的足迹和无尽的宝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以军工项目紧急研制抗疟新药,中医研究院屠呦呦从浩如烟海的医籍本草及中医验方中筛取2000多个方药,最终从晋《肘后备急方》青蒿“绞取汁治疟”的记载得到启发,锁定青蒿发现低温提取物青蒿素的抗疟作用,在全球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011年9月获得有“美国诺贝尔奖”之誉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中医药典籍浩中医经医案、经络穴位、本草方药、临床各科数不胜数,是现代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不断出土的医药文献,像武威汉代医简、马王堆医书、敦煌医学卷中还隐藏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失传久已的古佚方如何古为今用?用文献学方法来挖掘中医药资源,运用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开展文献研究,破解古代密码,传承隐藏其中但已现实失传的医药知识,从而源源不断地为现代医学输送营养,往往可能有创新性的发现,创新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以安徽省古徽州地区为例,历史上涌现出高素质、高修养的儒医群体,他们重经典、重传承、重积累、重临床、重创新、重著述,800位儒医留下了800多部医著,蔚然形成新安医学。我刊从创刊起就开辟了“新安医学研究”栏目,近年来更是加大力度,刊发了利用计算机数据挖掘技术,发现新安医学一些事先未知、靠直觉未发现的用药规律和模式的科研论文。这一富有安徽特色的策划设计,不仅提高了安徽中医药学术在全国的影响力,也提高了本刊在全国的影响力。 中医药是我国最具原始创新潜力的资源,有助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医药相关健康产业,具有涉及领域广、吸纳就业人数多、拉动消费作用大的特点,日益增长的国际中医药需求有助于提高开放型经济和服务贸易水平。中药源于自然,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是典型的绿色产业、生态产业、节约型产业。研发特色中药制剂和中药新药,发展中药产业,有助于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发展非药物疗法,有助于减少药物带来的负面影响,节约资源。从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出发,策划设计中医药产业研究内容,刊发中西医卫生经济学比较研究和合理用药等研究论文,也是中医药学术期刊的选项之一。 五、从养生保健治未病的推广应用入手 与西医“有病治病”的理念不同,中医早在2000多年前提出了防患于未然的治未病思想,认为医学的最高境界是养生保健。养生是中医学独有的概念,是指通过适当的方法保持身体健康不生病,并且延年益寿。顺应四季变化,养心养神,保养正气,颐养天年,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而且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像导引术、五禽戏、太极拳、八段锦等运动养生方法,民众自发地锻炼身体,还有食疗、药物、情志养生等。珍惜生命、保护健康、延年益寿,总结推广治未病的特色优势,中医养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安徽省,“南新安,北华佗”是中医学术的两大重点,我刊2011年策划了“华佗医学”研究,“华佗五禽戏”的术式及其药物养生是重点。预防为主也是我国卫生工作方针之一,中医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愈后防复发等方面,目前国家正在推进“治未病”健康工程,要求各级中医院要开展“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将来我国实现小康、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完全有可能把养生保健纳入了国民的福利待遇之中。“养生治未病”的科研论文还是有待开发的空白,也是选题策划的亮点、热点,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中医药期刊应当广泛宣传和传播“治未病”的先进理念,引领健康观念的转变。 六、从中医药文化的认知思维研究入手 中医学是在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采用了人文的形式和方法来表达和反映人体生理和疾病规律的内容,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传统文化烙印,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生命健康观念。中医学的名词术语往往都带有深厚的哲学内涵,譬如“五脏六腑”,并非纯粹实指人体解剖学上的血肉脏器,而是在实体基础上上升为功能态藏象,蕴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内涵,体现有天人相应的宇宙观、生命观。中医所说的“心”,主神明、主血脉、主思维,与中华文化的心性内涵是相统一、相一致的,而不完全指解剖上起血泵作用的心脏。中医药学为人类健康、发展、进化服务的观点,协调平衡人与自然关系的“卫生”思路,也明显不同于生物医学模式那种军备竞赛式的“抗生”思路。当抗生素毒副作用及病菌病毒抗药性越来越大时,当人们为滥用抗生素、滥用激素、滥施手术问题所困扰时,中医学却一再显示出灵验、简便、价廉、安全的比较优势。现代人与古人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往往会曲解、误解中医的本意,未能从本质上对中医进行解读和表述。因此,进行中医认知思维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是迫切需求进行策划设计的课题。 中医药文化的认知思维更包含无尽的科学成分。譬如天人相应阐明了人体生理病理随四时气候、昼夜晨昏变化的规律,中医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中医的病因学、病理学、诊疗学、药物学和养生康复学,处处体现着“天人相应”的思路和方法。现代时间医学研究证明,不同疾病的发病在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中确有一定的规律性。五运六气学说认为,时空运变具有周期性、节律性,时行疫疠发生和流行有一定规律,安徽中医学院有一位专家运用这一学说,事先对2003年非典及随后的禽流感疫情做出过较为准确的预测,并在《中医药临床杂志》等多家学术期刊发表。根据天赋差别对人体体质进行分类的体质学说,也极具学术和应用价值。“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国传统科技文化中能完整地保留至今并继续发展的学科,只有中医药学。孕育于中华文化的摇篮里,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中,中医药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是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化最有价值的、最有活力的代表。曾经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结合历史背景并利用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等来分析中医药文化的认知思维,阐明中医药学的精髓和灵魂所在,是生命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当然也是选题策划的重中之重。在全社会树立起健康医学观念,护卫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也是编辑出版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中医药临床杂志》的主要负责人,近年来我及时抓住中医药文化这一新的生长点,策划设计了“中医学与中华传统文化”选题,以这一选题构思为基础,由我执笔对照选题要求、明确写作目标、选择创作方法,很快进入写作状态,于2011年初连续三期刊发讲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13年我们还将配合中医药文化建设,策划中医药思想理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探讨性论文。另外,中医学是一门科学内涵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学问,随笔心得、医话杂谈、书评札记等活泼生动的文体形式,也不可或缺。在突出重点的同时,期刊可以适当作一些艺术化的设计和点辍,增强杂志的亲和力,使读者在翻阅充满专业性、学术味的严肃期刊时,也还能得到一种文化艺术的享受。那些针对性强、短小实用的千字短文,深入浅出的科普文章,作为补白也颇有特色,长短结合,错落有致,版式上也显得活泼美观。 肩负起编辑出版的社会责任,把握国家的导向政策和学术导向,做好中医药科技文化精神产品的设计,启迪中医药工作者的研究和创作,相信通过中医药期刊编辑的信息采集和有预见地策划设计,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能够为人们的思维插上一双灵动的翅膀,能够在新时期谱写出一曲“悬壶济世”、“经国济民”的崭新篇章。 (作者单位:中医药临床杂志社) 责编:周蕾 中医期刊论文:充分发挥编委作用 办好中医药期刊 摘 要:编委会是依靠专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办刊的一种组织形式,编委会的作用发挥得如何,对于办好科技期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该文从中医药办刊实践出发,分析面临实际问题,结合文献,提出中医药期刊编委专业结构、年龄结构需完善;编委承担的职责要明确;完善审稿笺,规范编委的审稿行为;与编委多沟通,融洽合作;建立编委激励机制等对策以强化编委职能,充分发挥编委作用,提高中医药期刊办刊水平。 关键词:中医药期刊;编委;作用 我国大部分科技期刊都设有编辑委员会(简称“编委会”)。编委会是依靠专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办刊的一种组织形式,它是负责科技期刊学术领导的工作机构。编委会的作用发挥得如何,对于办好科技期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1]。中医药期刊以报道中医药研究成果为主,专业性很强,只有得到中医药及相关领域专家的大力支持,才能保证报道论文的质量。我部有《广西中医药》、《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原《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份期刊,笔者从事多年的中医药编辑,对编委工作有一些感悟,并对存在的若干问题作粗浅探讨。 一、中医药期刊编委专业结构、年龄结构需完善 中医药期刊刊登中医药医疗、科研和教学方面的论文。传统的编委会构成以中医药高校的老师,科研院所的研究者,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临床医师为主,少有涉及西医学和其他学科的学者。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医学与相关边缘学科的交叉研究频繁出现;随着中医现代化研究的开展,中医药越来越多采用现代新技术开展研究,为适应审稿需要,编委专业分布应扩大,应根据研究的热点补充西医学和相关学科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编委。 中医药期刊编委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老中医,他们中医药理论高,临床经验丰富,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是高影响力论文的撰稿者,是组稿和审稿的中坚力量。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对学科前沿的研究接触不多,在这一方面比不上一些正在一线从事研究实践的中青年学者,居于此原因及从培养中青年人才出发,编委队伍中应多补充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学者。 二、编委承担的职责要明确 明确职责是保证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编委会对编辑部的学术领导作用表现在制订和执行办刊方针,确定报道重点,制订编辑计划,进行组稿、审稿和定稿工作[1]。这明确规定了编委有组稿、审稿的任务,组稿、审稿是应担当的责任同时也是享有的权利;此外还有对外宣传期刊的任务,有责任加强学术不端行为的防范。总之,作为编委是一种荣誉,但要承担相应的职责。 有同仁认为,由于很多编委专家忙于日常业务、教学、科研、行政工作,身兼数职,很难真正参与期刊的各项工作,多数仅能完成例行的审稿、撰稿任务,甚至存在有名无实、不能履行相应职责的编委[2]。工作中,笔者发现个别编委以工作忙为由推辞审稿,有些编委不按约定时间审毕送回稿件、不按审稿要求评审稿件、审稿意见书写潦草不清,有些编委推荐人情稿、质量低的稿件,除客观原因外,主要是因为部分编委对其应尽的义务不清楚。 编委属于社会兼职,从事编委工作的报酬很少,完全靠对期刊事业的热心来工作,故选编委一定要以自愿为原则,不能行政指定。需拟定编委会工作章程,让推荐单位、自荐个人明白,编委不只是头衔,入选编委即要承担相应的职责。《山西医科大学学报》为了充分发挥编委的作用,以文件形式规定了编委的职责和作用[3]。笔者认为,受聘的编委应签署一份责任书,保证任期内的工作质量。为保障编委对期刊工作的热情,编委队伍中不能有只占其位,不履其职的成员,在换届时予以排除。对于编委的具体要求,有期刊要求每位编委每年向编辑部提供高质量稿件1篇(含推荐或约稿1篇),每年审稿3~5篇或推荐审稿人审稿2~3篇[4]。我部要求每一名编委一年内至少为编辑部投稿1篇或组稿3篇以上,其中至少1篇为各级课题研究。 三、完善审稿笺,规范编委的审稿行为 审稿工作是决定稿件取舍,保证刊物质量的重要环节。审者负有审查、鉴别、评价稿件质量,并提出处理意见的责任[1]。一篇稿件需审查的方面很多,没有规范很难顾及全面,需要设计统一规范的审稿笺,以便专家对审查的内容逐项进行审查。 工作中不时遇到寥寥数语的审稿意见,对编辑把握稿件和退修稿件无任何帮助;因审稿人文字表达原因,审稿意见表达不全面,欠清晰,给退修工作带来麻烦。对于审稿不够熟练的编委,应提供表格式的审稿笺,规定要细而具体。本刊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审稿笺,如中医药研究论文审稿内容包括选题意义、内容创新性、研究设计、观察指标、数据处理、结果表达和讨论,中医临床论文还要审查诊断依据、疗效标准、医理、治法、处方、药物的讨论。结合当前学术不端行为增加的形势,本部审稿中增加学术不端论文的检测。稿件审点宜作好标记以便专家针对性审稿;有必要的审查保密说明以解专家后顾之忧,并明确审稿时间。 四、与编委多沟通,融洽合作 1.熟悉编委情况,有效沟通。编委换届前,通过单位推荐、个人自荐的形式填推荐表,换届后存档,使编辑部对编委学术专长、业务水平、当前研究方向有清楚了解。根据选题和编委备案资料,经常约请相应学科的专家撰写有指导意义和代表性的文章,并对基金资助项目论文组稿。如通过约稿,我们“八桂名医精方”栏目发表了一批名老中医专家的临床疗效显著的验方;“民族医药”专栏发表了一批获各级基金资助的壮医药、瑶医药论文,尤其刊登了系列壮医药研究成果,记载了壮医药发展的历程。 可将编委分类型,有针对性地分配工作任务,如可分为领导型编委,学术型编委,中青年编委,老年编委等[5]。领导型编委,行政事务繁忙,审稿任务难在约定时间内容完成,委之工作中不忘宣传本期刊,负责联系协办单位,为办刊争取稳定资金;中青年编委年富力强,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对新技术、前沿研究内容熟悉,可多承担审稿任务,尤其是审涉及中医药前沿研究的稿件,可通过网络审稿以缩短审稿周期;老年编委则应发挥其谙熟中医药理论、经验丰富的特长,负责审理一些中医药理论探讨、文献整理、名老中医经验总结、医案医话类的稿件,根据其学术人脉广特点,号召其多组稿。 2.积极督促、配合编委工作。充分利用一切联系途径,电话、手机,电子邮件,QQ,微博等,与编委常沟通、勤联络,了解编委某时期的工作情况、学术活动,督促组稿、审稿和期刊宣传工作。编辑部要随时追踪编委正在进行的研究,紧跟课题进度,及时掌握编委的学术创作意向,对其论文经审稿达到发表要求后予以优先发表。我部瞄准了中国-东盟传统医药的前沿课题,及时报道了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产业的最新研究进展,对我区的中医药国际化、现代化发展起到导向和推动作用。期刊需及时配合编委或其所在机构、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培训等学术活动,相关会议消息、会议纪要,或者为会议出版论文集,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我部每2年承办一次广西青年中医药学会会议,编辑也抓住这机会与编委、优秀的青年学者建立友谊,交流学术观点,指导青年学者选题和写作,并争取了不少优秀稿件。通过对编委各项学术活动的支持与配合,不但能密切期刊与编委的联系,同时也可提高期刊自身的影响力,达到双赢的目的[2]。 3.做好常规的沟通。(1)采取经常性的个别访谈、电话交流和电子邮件咨询等形式与编委沟通,就期刊的发展、编辑方针和策略、组稿和审稿情况进行交流,请他们提出意见和建议,指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不足。这些方式更容易得到编委的支持,更能够得到具体、中肯的意见。(2)召开小型的编委座谈会。利用工作空闲时间邀请数位编委到编辑部来座谈,向编委汇报工作并提出存在的困难,与编委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制订工作计划;或是编委就某一专题给编辑做讲座。(3)编辑部不定期地向编委发工作简报,及时通报办刊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对编委的具体要求。如我部发现自由来稿中有不少比例的疑似学术不端稿件,我们提请编委注意鉴别;并将学术不端稿件的一些共同规律向编委通报。(4)及时与编委交流审稿中的问题,充当编委与作者交流的桥梁,提高稿件修改的速度和质量。(5)参加编委组织的学术讲座和专业会议,向编委学习研究的新进展,了解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 [3,6]。(6)及时将每期刊物寄到编委手中,请编委审读点评。 五、建立编委激励机制 审稿人应具备条件:热心期刊工作,学风严谨,工作认真负责,办事公道;理论和学术水平较高,有一定的审稿经验,目光敏锐,鉴赏能力强;了解本刊的办刊宗旨、报道范围[1]。在审稿时间长、完成审稿工作出色的审稿人中,遴选一些学术上有影响力、撰稿有积极性的专家补充编委队伍,对其他年青学者也起到一定激励作用。我部在上次编委换届时就补充了不少年富力强的青年编委。 为激励现任编委的工作积极性和给予编委一定的压力,需制订编委退出条件、连任条件,如不能完成组稿、审稿任务又不能为期刊发展作其他奉献者退出,完成组稿、审稿工作优秀者获奖励,给予连任。在期刊主页上上一年度积极撰稿、组稿、审稿的编委名单,同时介绍期刊在上一年度取得的成绩和获得的奖励,衷心感谢编委对本刊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如此,既可提高编委的学术声誉,又加深了编委和期刊的感情[3]。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临床研究”、“实验研究”、“针灸经络”专栏发表了一大批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民族医药”、“手法医学”专栏在全国中医药类期刊中办出了特色。《广西中医药》及《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被转载率及影响因子连年提高;目前,《广西中医药》的影响因子在广西14种医学期刊中名次前茅,《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的影响因子也进入了前5名。办刊实践证明,只有强化编委职能,充分发挥编委作用,才能提高中医药期刊办刊水平。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与研究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 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口述史在农村教育史研讨中的运用 一、口述史的特点 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将它引进到农村教育的研究领域中,这与它所具有的独有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一,研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一方面,口述史研究采访的对象都是某一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把自己对该事件的所见、所闻、所感用通俗的语言或者方言叙述出来,这样的描述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研究者毫不保留地将受访者录音转换成文字稿,甚至连体现受访者心情的语气词都会记录下来,这样得来的口述史料不会掺有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感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所言:“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 第二,研究视角平民化。法兰西学院思想史教授米歇尔•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思想及信仰,实际上都是和权力有关系,话语如果没有权力,话语就不能构造事实,只是耳旁风。在中国亦如此,知识代表统治阶层的利益,发言权只掌握在权力精英手中,只有他们才会发出“有价值”“有力量”的言论,而且经过历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王侯将相、豪门权贵等特权阶层的历史。而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就无法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让普通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与现实密切联系,由此获得的口述资料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 第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口述史采访的对象是各种历史事件的各类亲历者,因此,它所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纵向研究来说,口述史可以涉及明末清初、民国时期、建国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等长达400多年的不同时期不同专题的研究。从横向研究来说,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社会上层、精英人物,也逐渐开始向社会下层、普通百姓拓展,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范围。 二、用口述史来研究农村教育成为必然趋势 为什么要用口述史的方法来研究农村教育呢?这与农村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微观视角是分不开的。从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教育界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或者精英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叙述和分析,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是怎样看待农村教育的,他们的生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教育的影响,这些社会微观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涉足,从而造成对中国农村教育实态研究的缺失。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教育史研究领域中,为我们拓展教育史研究的微观视野,构建出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图景,探寻农村教育对于广大民众的真实意义提供了可能性。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又对这些因素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关系是通过民众生活这一中介间接实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习惯等因素首先体现和落实在民众生活中,并通过民众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农村教育的实施。 另一方面,教育是通过塑造民众的综合素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的反作用。所以,在教育和社会之间,民众生活是一个“中间环节”。我们要了解近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状况,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下移,让民众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从乡村民众的真实生活中去考察。因此,通过把握民众生活来理解近现代农村教育,是教育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从乡土的视野来看,近代学校教育到底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是讨论教育如何在适应民众生活的基础上改造民众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也应该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教育史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了一个由各种通史、专题史和地方史构成的宏观图景,但是欠缺基于微观实证研究所提供的图景。正是微观视角的欠缺才导致国家对农村教育始终难以准确把握,使得近代以来历次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际的执行之间相距甚远。口述史研究方法就是提倡从民众底层视角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给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以及因接受学校教育而获得的生活变化情况,正是他们丰富多彩的教育故事和教育生活,才能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农村教育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可以使国家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密切联系现实,更符合百姓的心声。 三、用口述史研究农村教育的注意问题 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访谈来搜集声音资料。做访谈就要提出问题,提问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正式的、严谨的提问方式,也有非正式的、聊天式的提问方式。优秀访谈员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提问方式,取得更多更好的访谈效果,同时也要关心、尊重受访者,理解受访者的观点,静心聆听受访者的表述。第一,访谈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收集背景信息,仔细准备提问方式,既要防止死气沉沉的高度结构化的访谈,又要防止变成琐碎闲聊的无拘无束的对话两种极端。对于健谈的受访者,只需要掌掌舵、特别提示一下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对于说话简练的受访者,要提出范围广、没有限制的问题,并及时补充、提示。访谈提纲中的问题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 2.访谈前认真检查录音设备,麦克风应该离谈话者嘴边一英尺左右的距离,保证录音的音调正合适,提高录音质量。同时,也可以准备各种辅助记忆的物件。比如你要了解老年人的私塾经历,可以随身携带一本旧《三字经》,受访者看到它就可能不自觉地讲述自己当年读私塾的经历。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有可能促使受访者拿出旧信件、日记、简报、照片等,成为访谈中最有价值的副产品。 3.访谈地点最好设在受访者自己家里,这样受访者感到自在便会畅所欲言。如果访谈是私下进行,会营造彼此充分信任的氛围,双方可以更坦率。 4.制定切实可行的访谈计划,在使用过程中要有灵活性和想象力。同时,要在访谈开始前简练地解释一下研究的目的和访谈的用处。第二,访谈过程中要保证受访者不被打扰可以完全自由的讲话,访谈员尽可能地不要插入自己的评论和经历,要给予受访者充足的思考时间,当然,聆听对方讲话时也要给予适当的回应,保证访谈是在相互合作、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访谈员需要保持敏捷的记忆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提出已经得到的信息。同时,将那些可能唤起受访者痛苦回忆的问题放在访谈的最后,当受访者有所芥蒂时,千万不能对他施加压力,要尊重受访者的主观意愿。最后,用轻松的口气结束访谈,针对所获得的信息,向他们表示热忱的谢意。 作者:沙莉莉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史与高等教育的行政化 一、从古至今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表现 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外部管理行政化。清末时期,全国当时还没有管理新学堂的专门机构,各省学堂事务就由京师大学堂管理,为了保证高等教育走在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方向上,当时京师大学堂最高领导管学大臣下设教学和行政两套班子。国民党时期,以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教育更是成为高度重视、严密监控的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国家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也是几经调整,大致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校长负责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20世纪7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20世纪80年代的校长负责制,直至1998年颁布《高等教育法》才明确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而逐步稳定下来。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行政化因素在我国高等教育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高等教育行政化的不良后果 1.不利于调动教育主体的积极性 高校的主体本来应该是教学、科研人员,行政人员,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通过发挥教师的教学和管理的积极性来实现。但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使得行政人员成为支配学校的核心,教学科研人员成为行政系统中的“被管理者”,在行政系统运作中缺乏主动性,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和起码的主人翁感,结果,教学科研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受挫伤,行政系统制定的规章也不易得到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配合。没有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必定是舍本逐末,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长期发展。 2.导致机构膨胀 由于教育资源按行政权力的大小和权力涉猎领域来分配,于是人们的精力投向千方百计地机构升级上。收到利益的驱使,大量人员跻身于行政和后勤系统中,机构庞大,系统人满为患,从而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容易导致学术与权力的界限模糊,很多高等教育机构中颇有成就得研究者和学者都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领导者,权力的拥有和行政职责会分散学者的精力,从而导致其在学术上的研究能力下降,故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三、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 对于高校形成行政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下文将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三个方面来分析。 1.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特点。秦统一中国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设置有“吏师”制度和博士官制度,从而形成了以国家法统宣教天下的局面。汉代统治者继承西周以来“天子视学”的传统,皇帝经常亲临太学视察,至东汉光武帝时期,乃成定制。隋唐时期,设立了专门管理学校的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专管教学事务。清朝时期,设国子监管理太学,祭酒、司业为国子监正副首长,另有监丞、博士、学录、典籍等各司其职,地方官学则有府、州、县学,与中央官学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官学体系。及至近代,国家为救亡图存而创设了高等教育,从外部宏观管理体制到内部微观事务,都可见国家政府干预的踪迹。时至今日,中国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占主导的“人治”(实为“官治”)型的国家,“官师治教”传统根深蒂固,这就使得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潜意识中有了治理一切事务的观念;而在现实中我国政府管理的制度设计又为此提供机会,因此,各级官员也会不自觉地插手教育事业。 2.国家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在强化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也使的我国逐渐形成了高强度的中央集聚资源和分配资源的“集权型”体制,教育体制也以计划的形态运行。尽管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央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有所放松,但政府仍然在高等教育的人事、财政、招生、教学和科研等各个环节中有所涉及。 3.传统文化意识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摇篮 不可否认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讲,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从中国传统制度与社会环境两个角度上来说,几千年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治主导、伦理至上的国家,在传统文化意识里,民众早已习惯于个人服从国家、政治权力一元,所以高等教育管理权的高等集中于中央能够存在。传统文化意识里不乏有“中庸”等这样的意识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国如同一家,以安定为上。因而人民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在心理上也习惯于服从,这为行政行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四、结语 通过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本文论述了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不无关系。就像是一个人个性的形成脱离不了成长环境的影响一样,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就决定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会与行政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些因素也只是一个从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分析的,因此,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的分析还有很大的空间,只有充分分析了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才能够在肯定高等教育行政化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反思这种高等教育模式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寻求更合理的发展道路和方式。 作者:李妍单位:四川大学中美大学战略规划研究所 教育史论文:中外教育史对比分析 一、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初衷 当我们研究教育问题时,我们无法将一个个教育问题封闭起来,孤立地就事论事,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追根溯源,去探寻那些导致今天教育现状的种种因素;我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割裂开来,闭门造车。因为历史的、别国的教育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应于它的需要”[1](P65)。忽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教育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生存的土壤。同时,“以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国外教育制度的作用”,以便“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2],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中的优势、缺陷,尤其是“对照别国,发现本国的弱点,并予以改进”[1](P63),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研究今天的教育时,不可能回避历史的和别国的经验。“古今贯通,中西融汇”,将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融于一炉,对其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既吸取我国教育历史中的精华,又借鉴国外教育历史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起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史研究新体系,这是我们在硕士生阶段教育史专业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方向的初衷。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再发现———促使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路径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一个事实: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于本科阶段的教育。相对而言,硕士教育阶段更侧重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和科研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锻炼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呢?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关于引导学生发现和再发现的主张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布鲁纳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最独特之点,在于人类能够亲自发现,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有机体,人掌握概念、解决问题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发现是教育学生的主要手段,教师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引导学生搜集、钻研有关资料,通过积极思考,自己体会,从而“发现”概念和原理。按布鲁纳的话来说,发现学习就是以培养探究性思维的能力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发现”与“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的学习。这里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布鲁纳指出学校中的发现学习不局限于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力量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再发现”,其实质就是把“现象重新组织或转换,使人能超越现象进行再组合,从而获得新的领悟,包括寻找正确结构和意义”[3](P465-470)。具体在教育史研究领域,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使学生从历史上已有的教育现象出发,通过自己的探究性学习,深入体会造成此种教育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通过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外教育历史中被遗忘的或尚未发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但更为重要的是,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对已有的史料、史实、知识结构和教育问题进行再发现,使这些教育现象在学生的头脑中重新组合,从而获得新的体悟,寻找出教育的真谛。这种发现和再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相当艰辛的过程,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劳动过程,但也确实是使人意志受到磨练、思维得到升华的过程。因此,通过中外教育史的碰撞与比较,着实可以使学生走出仅从中国教育史着眼或仅从外国教育史入手研究教育问题的局限,促使学生从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以往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积极思考中外教育的异同,“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办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4](P436)。 (二)宽视野———拓展学生知识面的有效手段 在教育史领域,以往学生看问题,仅仅从自身所主攻的研究方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生,埋头于钻研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知识和史料,虽能达到一定深度,但对外国的教育历史知之甚少,思路难以拓宽;而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学生,虽然对外国的教育研究得比较到位,但却缺少对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应有了解,因而难以很好地对外来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事实上,中外教育在历史上是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我们的祖先不仅曾以印刷术和指南针推动世界文化的历史车轮前进,更曾以儒家思想和考选制度有功于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建树”[5](P4)。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的近代学制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型学校诞生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可以说,“我国既是文化教育的输出国,又是文化教育的输入国”。“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5](P4),有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性。因此,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意在弥补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以上两种偏向的不足,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面,教会他们以比较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来看待中外教育发展中的史实,使其知识体系既植根于中国教育的肥沃土壤中,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教育中有益的成分为我所用。 (三)相碰撞———为教育改革寻找切实的借鉴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世界文化总是通过彼此接触而向前发展的”,“当各国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他们的教育文化常常是和平相处或互相取长补短的”,“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5](P3)。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客观上使得东西方文化教育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碰撞,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之城———亚历山大利亚城,将当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教育集于一堂,哺育了欧洲文化教育几千年,成为“人类文化教育前进的渊源”[5](P4);在我国宋代,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理学大师们将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引入到儒学中来,使它们发生碰撞,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主干,影响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达千年之久。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教事业的进步,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任何国家的教育事业都无法脱离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也不能脱离历史传统来研究教育问题,而应从各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使它们与当前的教育改革发生激烈的碰撞,在碰撞中发现真理的光芒,使其成为我们切实有力的借鉴。如:我们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就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意在充分发挥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参考了新传统教育派的主张,以便通过教师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学会“人类积累的知识”,掌握某些人类历史上“永恒不变的要素”[6](P236);而且,还主张发挥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学生“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7]。实践证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确实可以促使中外教育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生碰撞,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提供切实的借鉴。 (四)融多元———当代教育发展的呼唤 当谈及世界教育史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强势国家的教育,似乎世界教育的历史只有西方的历史,或仅仅是欧美几个强势国家的历史。而事实上,“历史从东方开始”[8](P160),人类教育的发达以东方为先。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教育是早于欧洲的希腊、罗马而兴起的,其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管理上,在当时堪称是相当完善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不同时期的教育各有其特征,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就世界教育的肇端和进步来看,多元论恰是正确的。很多现在看似弱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都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如,古代阿拉伯的教育曾经为人类文化教育,特别是西欧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兴起之初,其文化教育是相当落后的,但是由于推行开明的文教政策和尊师重教、鼓励学术研究的有力措施,在继承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教育,从而建立了“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9](P360)。阿拉伯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模创立了代数学,他编写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于12世纪传到西欧,一直到16世纪还是大学使用的教材。通过学习他的著作,西方懂得了使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的医学家伊本•西那被誉为“医中之王”。他的《医学原理》一书讨论了传染病、寄生虫病、皮肤病、精神病等广泛的医学问题,记载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物,因而有“医中圣经”之称,该书在12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西欧大学医学科教育的主要教材。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西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作的注解、提示和摘要在西方流传了几个世纪,对西欧重新认识古希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3](P153)。阿拉伯的赫克迈大学是中古和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当波伦亚、巴黎、萨勒诺、牛津、剑桥还没有出现大学的时候,赫克迈大学已经将学术上的火炬高高地举起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成果,传入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几近陷于愚昧的欧洲,使那些久已忘记希腊学术的士子耳目一新,从阿拉伯的译著中重新发现古希腊文化教育的辉煌;使那些长期以来被基督教控制的学校从繁琐的宗教论证和枯燥的教条记诵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学科内容和方法,这不仅给予欧洲学术文化以生机,更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为文艺复兴作了先导[5](P53)。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底格里斯河一带预备的,不是在顿河、泰晤士河、莱茵河、第聂伯河一带预备的。迈蒙、易斯哈格、萨顿姆、花剌子模和其他阿拉伯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佩特拉克、但丁、伊拉斯谟等,便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去的。文艺复兴既蒙阿拉伯人的引导,则人类文化应当感谢阿拉伯人的盛意”[5](P81)。因此,应该将东方古国教育史放在和西方古国教育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世界教育,组成了世界教育史的框架。到了当代,世界的文明范围进一步扩大,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更加紧密,各国都必须不同程度地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如何正确地认识处在多元化中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偏见,增进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和对他国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议题。以历史的眼光、比较的视野积极思考每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以及各种文化在一起互惠的益处,从而在世界各国不同文化教育之间进行积极的交流,使它们互相融合、吸收,取长补短,这是教育的使命,也是当代世界教育的呼唤。 (五)新领域———教育史研究的探新与拓展 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教育史,近些年来,在国内除了少数几所学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此研究方向外,其他学校少有涉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过这种方法,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著,但较有影响的还是张瑞幡、王承绪二先生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其中对中外教育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和比较,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可能由于篇幅所限,该书对很多教育问题仅作了一般性的论述和比较,尚缺乏更细微的、全方位的探讨和更深入的学理性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很难找到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既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也是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我们从200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该领域的研究生,至今已招收六届,其中已毕业三届,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进行了艰辛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一)筚路蓝缕———师生同下真功夫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正是我们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这条崎岖的山路上艰辛探索的真实写照。我们企盼摸索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能提供有效借鉴的路径。为此,我们刻苦钻研、身体力行,师生同下真功夫。首先,导师以身作则,在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前已经在该领域探索了多年,数年如一日地埋头于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并与本校和兄弟院校的同行积极探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力求做到“经师”与“人师”的结合。与此同时,历届学生也以导师为榜样,刻苦钻研学问,广泛涉猎书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专业积淀和兴趣爱好,初步确定自己的主攻课题,并细心钻研有关资料,其中既包括古文献资料,也包括外文资料,为自己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有益的素材。如:对教育家的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搜集并钻研有关资料,不仅仅只是教育方面的史料,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钻研宗教和教育方面的书籍和史料,包括宗教的产生、传播以及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宗教信仰的反作用等。在广泛积累的基础上,殚精竭虑,深入进行比较思考。此外,学生们还注重自发组织读书报告会和举办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讨论会,交流思想,提高思维,互相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在导师的鼓励下,积极地参加专业领域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以吸取学术营养;踊跃向专业学术期刊投稿,,将自己零星的想法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化为自身的独特体悟。就这样,师生一心,伏下身去,埋头于中外教育史的浩瀚海洋中,下真功夫开创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的新局面。 (二)深思熟虑———把握选题,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价值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可以说是硕士生阶段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直接反映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成果。而把握选题,又是整个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重中之重。为此,在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我们紧紧围绕中外教育史比较的有关问题,从严要求,认真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研究的价值,务使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下面仅以2004级(即2007届)硕士研究生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例来说明我们是如何把握选题的。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它的可行性在于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而且在办学时间上也大致相近,具有可比性;前人又曾从两者的形成机制、办学精神、教学管理、藏书功能等方面进行过比较,这可以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是,从宗教的视域对两者进行比较,国外还没有此方面的论著;国内只有彭岚同志2000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的一篇文章。文中阐述了宗教对两者的影响关系,但该论文是把儒学当作宗教———儒教来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而把儒学作为宗教,在目前仍很有争议。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真正从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之间关系的论著。而佛教、道教对宋代书院的影响和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深度。王亚辉同学利用自己几年来对宗教和教育的研究积累,较深刻地探讨了佛、道对宋代书院影响与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影响之异同,这成为他的这个选题的创新之处。至于这一选题的价值,则在于它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宗教对两者产生影响的共性及差异性的比较,透视中西方文化和教育,反思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文章有个性、有深度,从而有助于加深思考,并有助于解决当前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 (三)初显成效———探索取得了理论与实践成果 数年来的探索使我们积淀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在中外教育史比较方面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导师先后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了国家教育部《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中俄教育比较研究》等课题;出版了《人性:存在与超越的省视———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大起大落的命运———杜威在俄罗斯》等著作;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当代中外高教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之差异及其成因》(《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西方德育比较概论》(《河南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的中国特色: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河南大学学报》)等比较方面的论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研究生们经过学术上的磨练,也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的体悟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篇篇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如:《伦理的政治化与伦理的哲学化———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践行过程之比较》(王娟华)、《传统的反叛:中西方现代教育的思与行———欧美现代教育运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革新之比较研究》(于书娟)、《“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教育视野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西学思想之比较》(周娜)、《洪堡德与蔡元培大学改革思想与实践之比较》(徐晓飒)、《“道法自然”与“以天性为师”———中西方自然教育观之比较》(王文礼)、《返于自然与超越历史———卢梭与梁启超“贤妻良母”女子教育目的观之比较》(李琳琳)、《“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王亚辉)、《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之比较》(张爱梅)、《中美高师生教育实习发展之比较》(常艳丽)、《中英教育督导制度发展之比较》(王为民)、《中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发展之比较》(杨婧)、《余家菊和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王雅芳)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尚显得有些稚嫩,但毕竟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感到收获颇多。 三、探索中的体认与感悟 (一)难度之大,不容否认 如前所述,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只能在借鉴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者任通一史已是颇有难度的。就中国教育史来说,“中国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涌现出了众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10](P1)。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若要精通,必须深入钻研,充分占有史料不可。而中国古代的史料可谓是浩如烟海,并且大都是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较艰涩的文言文。而外国教育史的内容也是极为广泛的,“从纵向而言,它涉及从原始社会直到如今的人类教育的产生和演变的全部过程”;“就横向而言,它涉及除我国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的发展”[5](P1)。这么宽广的范围、浩繁的内容、庞大的体系,即使原始材料全是现代汉语,研究起来也是颇有难度的,何况原始材料大都是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或被翻译成国际通用的英语语言来书写。要将中外教育史两者结合起来,时兼古今、地兼东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它非要我们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不可。然而,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无论难度有多大,却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中外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有些宝藏必须通过我们比较鉴别才能发现它的现实价值。“教育史学家说,研究物质变化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要在实验室中进行;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科学则不尽然,虽则许多比较具体的课题可以通过实验取得答案,但许多具有理论性、根本性和久远性的重大课题是无法着手实验研究的”[5](P1)。要论证或判断这种课题,继续借助历史发展的往事并在比较中来反思和解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史不啻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园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其中的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幼苗。 (二)知难而进,融通中西,寻找教育的真谛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清]彭端淑:为学)。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追求学贯中西,是每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人生态度。例如,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把教育事业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一生,为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创造人民的新教育而奋斗一生。陶行知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学、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为师,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新教育》杂志主任干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他完全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但是他却放弃优越体面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投身于广大平民的新教育、广阔农村的乡村教育的开拓中去。他轻视那种只是争权夺位的“政客式的教育家”,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或者“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11](P119)。怀着对民族、对劳苦民众、对儿童的深挚感情,他先后开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教育实验学校来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此期间又撰写了《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文章,论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将他所学的中西方教育理论贯穿起来,应用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本人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12](P1)。大师的境界也许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学者所能达到的,但是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可以令我们追求的。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追求学贯中西,以比较的眼光,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进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体察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到教育的真谛,为解决当前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是笔者数十年来所孜孜以求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 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考察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教育史论文:儒家教育史学科未来 摘要: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对教育史学科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加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同时注意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从而进一步增强自主研究的能力,以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学科;教育专史;儒家教育思想 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去考虑和推测学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近来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现把所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以利于集思广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预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加坚实 教育史以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其考察研究的对象,掌握真实而充分的教育历史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教育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档案、图像、录音、访问记录、调查报告等等)的广泛收集和整理,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有些研究者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教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或是汇编成专题性历史资料,或是汇编成断代历史资料,先后出版,公之于众,为学科的实证研究创造条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也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他们无私的贡献不可低估,应该向他们学习。 教育史基础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工程,只有小部分先觉者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较多的志愿者参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全面化、持久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制度来加以保证,努力为后人留下完整的真实的教育史资料。至今为止,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方面都分别做了一定工作,成果颇为可观,但还不完整,与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现代教育史部分因条件限制,只能提供已公开文件的汇编,档案没有开放,事情具体的因果发展过程未能了解清楚,进行研究有很大局限。所以教育资料还要进一步扩展挖掘,汇编成多种专题史资料,为教育史研究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 教育史基础建设虽不能一时就成功完事,但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逐步推进,终归会接近预期目标。相信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设,以后中青年从事学科课题研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辛苦,工作效率会更高,出成果会更快,达到的水平会更高,因缺乏历史资料观在没有条件谈的问题,后人会有条件谈,现在未能有结论的事,后人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要进行教育史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存在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学科设置和学科研究相互推动,有了学科设置,首先就需要教材,进一步还要充实教材内容,这就促进了学科研究,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丰富和更新教材内容。由于各历史阶段行政当权者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不同,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认识深浅不同,思想控制放松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大些;思想控制收紧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学科发展的道路比较曲折。随着形势的变化,文教领域出现不同的潮流:如保持中华文教传统、主张思想信仰自由、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实行兴无灭资、开展文化革命等等。随着这些潮流的更替,教育史学科也大大改变面貌,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加以认真总结。 有些研究者对教育史学科的现状感到不满,认为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理论水平不高,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理论指导。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促使人们加以反思,呼唤加强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些研究者有志于改变教育史学科的现状,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对教育史学科的有关理论问题开展逐个研究,有的已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共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需要一个由探索、逐步加深认识、总结理论、形成体系的过程,比较可行的是两途并进: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现代人文社科等学科新理论来研究教育史;另一方面是认真总结教育史学科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两途结合的结果是形成教育史学,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法。教育史学既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它反转过来又对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起一定的规范作用。 我们期望教育史学的创建,它将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入门的必读书,借以提高专业素养,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史学科整体的研究水平,对于评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亦将会有共同的标准和尺度。 三、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和扩展生存空间 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史学科不像外语或政治理论,成为本科不分专业的公共必修课,也不像教育学成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它只是师范专业之一的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传授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形成历史发展的教育观,养成热爱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这门课程在培养教育专业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 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各级领导,因专业素养不同,对教育史学科在师资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别,在教育改革中对教育史学科就有不一样的态度:有的采取压缩教育史学科的措施,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半年;有的把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门课再合并为一门,为的是腾出时间用于增开引进的技术性、实用性的新课程。在全国性高师改革浪潮中,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地位不稳,往往成为改革试验的牺牲品,到了阶段检查整顿时,又要求恢复原样,待到下一轮改革时,教育史再次成为主要对象,又压又砍,造成肢体残缺不全。教育史的基础课地位动摇,生存空间因减少课时而缩小,学科的特色难于体现,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不能发挥,这种状态实在让人担忧。 造成教育专业教育史课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有其现实的原因,我国对外开放之后,教育改革就倾向学欧美,向欧美看齐,唯恐学得慢,欧化美化不够,改革中注重学习实用技术,忽视人文学科,淡化民族文化,放弃中华教育精神,用实用标准衡量教育史学科,视教育史为无用,作为被改革的重要对象。 要消除高师课程改革中忽视教育史课程的作用所发生的偏差,只有期待高师领导提高认识,端正指导思想,才有条件进行矫正。教育史研究者要自强不息,不懈地争取教育史学科在高师教育专业中确立基础课程应有的地位,并尽可能开设选修课,扩展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教育史学科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才会有光辉的前景。 四、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希望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期对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有所启示。这种需求不是局限于领导层对宏观教育策略历史经验方面,而是各个阶层各种职岗的人对教育历史知识经验都有需求,但具体需求则因职岗的实际需要而不同,这种多方的要求,是多卷本教育史满足不了,也是高师教材教育史或教育简史或教育史纲要满足不了的,这一现状势必促使教育史学科更细、更专业化,分化出更多二级、三级分支学科,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有专史,教育的各组成部分、各方面的关系、各种重要问题也都有专史。各种职岗的人希望教育史结合他们专业需要,研究和编纂出分门别类的教育专史。专史不是小项目,但也不是大型项目,从规模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型项目,与上下都有密切的关系。重视专史,就会带动与专史内容有关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会丰富专史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专史的基础。专史能形成系列,又为系统的全面的教育通史进一步再提高创造了基本条件。专史的研究有较大的灵活性,联合三五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协作也可,个人自愿独立承担也可。专史由于规模不是很大,参加人员不太多,较易于调度,也可能在一定时限内见其成效。专史是由“术业有专攻”的专业研究者来参加撰写,是专家写专史,保证研究是专门又是深入,具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研究者投入专史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整体水平提高创造条件,这有待于教育史研究者的继续努力,不断贡献。 五、对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再评价 儒家思想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主流,而百年来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对人物学派的评价。教育史存在着如何评价儒家教育思想的问题,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想回避这个问题总是回避不了,今后还得对儒家教育思想再作评价。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鲁国孔丘,儒家是在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张走社会改良路线的一个学派,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虽然依靠私学传授扩大社会影响,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并未居统治地位。但儒家对促进私学兴起,文化下移,宣扬民本主义,主张仁政德治,重视农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有重要贡献。有人抹煞儒家对历史发展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而抬高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或以赞扬佛学而贬低儒学,说儒学只讲伦理政治,哲学理论粗陋,不如佛学精细。这些评价因脱离历史实际,存在一定片面性。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儒家有不同的认识和对待。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曾对儒家实行专政,进行严厉打击,儒家被迫潜伏以求生存。西汉初,儒家虽可恢复活动,实际上还是受冷落。直到汉武帝时,国家达到相对富强,才由“无为”转为“有为”,利用儒家学说,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加以利用,因人而殊,并非持久一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曾多次受到冲击,几度起伏,这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要利用就加以尊崇,不利用就加以打压。二千多年来,经受无数的批判,结果是批而不倒,或倒而不亡,在民间继续流传,待时变境迁,重新振作,再登统治地位,受到罢黜和受到尊崇相互更替,这就是儒家在古代的经历。 20世纪的中国,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重大变革过程中,儒家思想包括教育思想总是争议问题之一,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人,对儒家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态度:一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西化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儒家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是旧时代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应该批判并抛弃,彻底决裂;二是基本否定,认为儒家对社会历史发展功不抵过,负有历史罪责,因它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保守,不能创新,阻碍社会进步,造成中国落后,要加以贬责;三是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儒家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虽在近代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加以扬弃,但也有些宝贵的思想可以继承改造,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发扬优良传统,也要适时创新,以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百年来,儒家的处境多变,由受批判被否定到受尊重再被利用,曾有几度反复。之后,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面临不少问题,都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联,如普及教育、因材施教、尊师重教、做人诚信、修养道德、以德治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统一,都继续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这说明儒家思想不是一批了之,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再评价。 六、面对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中国要有独立自主的研究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设置学科时,依靠引进的教材。1905年开始,中国人有了自己编写的《中国教育史》,虽然内容仅是先秦教育,但已经有了开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本国教育史的学者渐渐增多,王凤喈、陈青之、陈东原等先后有着作出版,并被用为高师教材,外国人虽也有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但毕竟外国人代替不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教育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半封闭的条件下,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部分往来交流,国际社会很少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历史则更少,唯有日本人例外。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外国学者由研究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进而研究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变化,逐渐成为新潮流,有人称之为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外国学者并不对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的全面研究,只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问题感兴趣,有选择地做专题研究,较多的是采用比较法,如中日教育比较、中西教育比较,以尽快抓到中国的教育特点。外国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受到我国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积极加以学习,吸取其观点和方法,以作为先进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国内的教育史研究,以改变国内教育史研究的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展趋势条件下,中国教育史的国际研究迟早也会成为现实,我国既实行开放政策,自然欢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变化的历史,相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会提出一些与我们认识有所差别的新看法,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吸取。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史,也会有他们的局限,他们没有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对中国教育并未全面了解,也未参加中国的教育实践。他们只是根据他们利益的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选择和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他们的结论,对这些结论,我们不能一翻译过来就相信、就崇拜,我们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成为别人的思想附庸。我们应学习外国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本国教育史,本国人比外人条件更充分。中国的社会是我们长期的生活环境,参加教育实践,对教育现象有所见,对群众的教育呼声有所闻,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更深,所以我认为“不能依靠别人为我们提供结论”,要交流而不崇拜,要知情而不照搬,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我们要立足中国,独立研究,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责任在肩,外国人无法替代。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整理。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幼儿教育史研究开展思考 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鲜有人问津,似乎也无问津的必要。事物向来如此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如此、只能如此。本文在对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回应与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就现实中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进行了思考,权作一家之言,愿就教于方家。 一、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倡导与落实。然而现实中,当前仍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为此,在具体论述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是否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盘点起来,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观点主要有“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两种。 (一)目前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合时宜吗? 现实中有不少人都认为,当前幼儿教育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幼儿教育公平问题、幼儿教育制度建设问题……这些才是目前幼儿教育亟待研究的问题,而幼儿教育史研究虽然必要,但现阶段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尚不合时宜。初看起来,“不合时宜”说似乎很有道理,毕竟现阶段幼儿教育还有很多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亟待研究,而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貌似真的不合时宜。其实,进行史学研究常常会遭遇是否合时宜这一困惑,就连科学史之父的萨顿都曾质疑过自己对科学进行史学研究是否合时宜,其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曾如此这般问自己:“为什么要考察过去?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为了前进,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实际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1]是啊,现在有那么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为何要追溯过去呢?对此,或许有人会说:“未来模糊不清,现在沉重不堪;只有毫无生气的、完结了的过去才适合于思考。那些观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长久——他们是它的产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足为奇。渴望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历史的进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特征。”[2]然而,“关注过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性,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3]。那么我们为何要关注那些离我们如此悠远的过去呢?事实上,“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4]。“只有借助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现在。使人们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们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5]具体来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如果了解了中国教育史,再看当今的教育问题,就会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随处都能看到历史的影子,而且有些还在起作用。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这并不是说历史经验可以简单地移植或套用到现在,但认识到有些问题并非今日所独有,当有助于观察和理解现实问题”[6]。“通过对过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有助于认识现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点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性。”[7]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教育史是教育理论的源泉,这是无可争议的。”[8]由此可见,幼儿教育史研究不管是对当前幼儿教育的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践行都是十分重要、宝贵的,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非但不是不合时宜,反而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 (二)历史研究和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具体来说,关于历史研究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问题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研究能否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二是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对于前一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很少关注幼儿教育这些“小问题”的。实际上,不仅不关注似乎还有些不屑关注。纵使有极为少数的历史学家在其言谈著作中涉及那么一点点幼儿教育的问题与思考,那也仅仅只是基于个人经验或感觉的随意之谈,是十分不充分、不成系统的,故企图用历史研究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是行不通的。既然历史研究不能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能否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对此,我们说这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存在很大隐患的。幼儿教育与历史的联姻并非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史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幼儿教育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幼儿教育活动的结果。倘若诉诸史学视角审视幼儿教育,则史学是以外在于幼儿教育的状态进驻幼儿教育的,史学不是作为“幼儿教育问题”而出场,而是“为了”幼儿教育而被邀的,史学前来是为了“启蒙”幼儿教育,而不是“分享”。史学是高居于幼儿教育之上的,先知般的诱导者。这种高姿态割裂了与幼儿教育的血脉相连,史学的立场是空置的,导致人们容易采用一种“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个问题,将历史视为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理论,而幼儿教育仅仅只是历史学的应用之域。幼儿教育史研究其实是幼儿教育和历史研究的有机组合,而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来审视、考量幼儿教育的,历史高高在上,幼儿教育匍匐在地,如此以后,幼儿教育史研究将丧失其教育学立场,这是很糟糕的,不仅异化了幼儿教育史研究,同时亦异化了幼儿教育。综上可见,历史研究不可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对此我们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学前教育史体系较为完善,但当前学前教育史大多关注的是学前教育制度、学前教育思想这些较为宏大的话语体系,虽然其间已有关涉幼儿的,但毕竟还是很少、很不系统的,可以说幼儿教育史仅仅只是个脚注而已,故学前教育史研究依然替代不了幼儿教育史研究。 二、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必须,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这既是务实之举又是当务之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是个系统工程,限于篇幅在此将不系统阐述,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初步展开。 (一)明确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 明确研究对象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倘若没有正确且明确的研究对象,就算投入再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也往往事倍功半、徒劳无益,甚至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于一项研究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关于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似乎无须多问,甚至有些明知故问,幼儿教育史研究研究什么?顾名思义肯定是研究历史上的幼儿教育问题了。这固然没错,但倘若就这么将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上的幼儿教育,则不免简单、抽象。问题是研究的对象,但还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而已。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幼儿教育史研究到底都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哪些问题。唯有如此具体的思考,方能把抽象的结论具体化,从而较为精准地回答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具体来说,所谓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主要是指历史上幼儿教育的缘起、发展、演变以及性质样态等客观性问题,如幼儿教育是如何缘起的,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每个时期阶段的幼儿教育又有什么性质等等。而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价值性问题主要关涉历史上诸种幼儿教育价值主张的竞争、排序问题,通过对历史上幼儿教育价值问题的关照,人们将能更为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历史上对幼儿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类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常常纠缠着共存于幼儿教育问题中的,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常常将其区分开来介绍而已。 (二)澄明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价值 事物的价值是实然存在的,但价值的发掘与发挥却仰赖于人们主观上对其的了解与认识。并且,对于事物价值的描述,既是对其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性揭示与显露,同时亦是对现实中该价值彰显的一种可能性敞开与导向。“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价值是教育史学科的关键问题。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关系到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的认识,关系到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问题的确定、选择,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向。”[9]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具有一种‘求价意志’(WilltoValue),是一种‘价值’动物。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打上了价值的烙印。从理论上说,人类不会去从事那些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价值认识得越清晰、越深刻,就越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追求并最终实现活动的目的。“追求价值作为人们活动的一般目的,它直接规定和影响着活动的性质和方向。”[10]“价值对于活动的意义和力量还在于它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意志、情感,即强烈的活动意识。正确的和正义的价值目标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人们对价值目标的信念和渴求,强烈的渴求便形成意志、情感,使人们在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们进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的保持与丧失,不仅对活动的持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关键时刻决定着活动的成败。”[11]教育史研究价值历来存在求真与致用之争,实质上,求真与致用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且必须统一的。幼儿教育史研究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致用之前提与基础,但求真往往以致用为旨归。所以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树立求真达于致用的幼儿教育史研究价值观。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外幼儿生活,地位和价值认识的变迁,幼儿教育发展过程的展示和幼儿生活场景的再现,幼儿教育规律的揭示和把握以及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揭示出中外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幼儿教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为现实中国幼儿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提供历史资料和启示。 (三)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除了必须十分明确并坚持它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两方面缺一不可。只讲方法而不讲对象,就可能南辕北辙,相去愈远;只讲对象而不讲究方法,就无异于海市蜃楼,望洋兴叹!那么我们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叙事原是历史著作最早形式中的常用模式之一(如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李维、塔西佗的著作)。”[12]“叙事乃历史本身所固有的。”[13]“所有历史都有不可化约的叙事元素”[14]。叙事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长期以来,受史学传统的影响,教育史研究主要是叙事研究。叙事研究被看作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15]。那么教育史中是如何开展叙事研究的呢?所谓的叙事研究主要强调教育史研究要如实地描述过去的教育实践,尽可能全面、客观、详尽地将教育史叙事清楚。事件是怎么缘起、发展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可以说叙事研究是比较重视教育事件的分期、时段以及发展演变的。公允地说,叙事研究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十分必要、重要的,教育史研究的求真价值也主要源于叙事研究。但这种研究方式在效力于求真的同时无益于致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致用。为此,教育史研究方法有必要进一步丰富与创新,恰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斌贤教授强调的那样:“教育史学科要不断地发挥它的固有的社会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当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代共同发展”[16]。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诉诸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这里提出通过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绝非随意,其也有学理上的考量与因循。比如在历史学研究中,法国年鉴派学者(主要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代表)就提出:“传统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史学毫无益处。‘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此,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提出问题,必须用对问题的分析来取代对事实的平铺直叙”。[17]当然,这里提出要在教育史研究中积极开展问题研究并不是说不要先前的叙事研究了,对叙事研究简单否定、扬弃了,而是说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史的问题研究,以期对彰显教育史研究的致用价值有所裨益。故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这一传统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史问题研究。 (四)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常见问题 上面仅从研究对象、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这三方面初步探讨了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实际上,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还远不止这些,然限于篇幅在此不能系统阐述。下面将简要谈谈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常见问题,旨在从另一方面补充、完善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首先,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坚守教育学立场。所谓坚守教育学立场主要是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注意其历史之维,但不能过于沉溺于历史。我们关注历史上的幼儿存在、发展等状况,但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幼儿教育史研究缩水为幼儿历史研究了。虽然幼儿教育史研究是历史与幼儿教育史之联姻,但现实中人们在具体研究时往往会把其践行为幼儿历史研究,遗忘或遮蔽了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丧失其教育学立场。其次,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有大视野。这里所谓大视野首先是指我们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能只关注与研究我国幼儿教育史,同时还要关注与研究外国幼儿教育史,幼儿教育史实质上应该包括中外两大部分,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幼儿教育史或外国幼儿教育史。此外,这里所谓大视野还意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光要像传统教育史研究那样关注制度或思想,还要关注幼儿的存在、生活的问题。最后,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处理好其与教育史、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关系。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学前教育史、教育史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前例,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可以说有所依托。但我们在欣喜“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树在树下难成材”。因为有前例在,我们难免会模仿与借鉴。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要模仿与借鉴,只是我们不应在模仿与借鉴中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丢弃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毕竟幼儿教育史和学前教育史、教育史不同,否则的话,也没有必要再单独进行幼儿教育史研究了。当然,以上仅是对幼儿教育史研究的一点初步构想,欲切实有效地推动幼儿教育史研究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开拓新的资源,增强自我创新的能力,使幼儿教育史研究在现实中在更好地认识幼儿发展、促进幼儿教育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作者:张睦楚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学异同辨析 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是两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史研究始于18世纪后半期,而比较教育诞生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两门学科又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学科危机”时代。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1],我国学者贺国庆教授认为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原本就是姊妹学科[2]。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二者又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厘清两者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这两门学科及加强两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一)教育史学的性质教育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其发展历史比较短,学界对于教育史的概念及其基本特性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和看法。不过,只要是一门学科就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界定,虽然这一界定需要不断完善,但这对于教育史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研究还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教育史是以历史法为主要方法,研究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教育发展的真相和规律并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经验的与历史学相交叉的教育学科。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既包括外国教育史也包括本国教育史,由此通常又可以划分为外国教育史和本国教育史两个不同的方向。关于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国内学者经过不断探索基本上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教育史是一门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具有教育学的基本特征,是一门教育学的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历史学科,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3]虽然教育史具有双重特性,但笔者认为,至少在我国,教育史应该归类于教育学科,教育学科是其母学科,教育史学主要是一门教育学分支学科,教育史的教育科学性质是主要的方面,并具有实践性和历史性的特性。教育史学科与教育学科所有的分支学科一样,都以回答现实的教育问题为己任,只不过教育史是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观照现实问题的。[4]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史有其自身的学科目的和学科功能,而学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张传燧教授主要从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分析教育史的功能。他认为,教育史的功能具体有四种:一是展现性功能,重在描述和再现教育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状况;二是思辨性功能,重在论述和寻求教育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三是应用性功能,重在发挥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四是人文性功能,重在发挥教育史学蕴涵的育人作用。[5]总之,可以将教育史的功能概括为认识功能、借鉴功能、教育功能等。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可以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并且加深对本国教育的认识;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史也可以为当今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教育史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比较教育学的性质比较教育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817年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诞生至今尚不到二百年的历史。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也还处于不断地摸索和完善之中,笔者根据冯增俊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将比较教育学界定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教育科学”。这一概念首先明确了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教育学科,揭示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教育领域,研究的范围是各国教育或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研究,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比较法,同时也指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教育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借鉴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功能是与其目的紧密联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识和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学的认识性功能。比较教育通过比较世界各国和不同区域内的教育,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信息,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教育现象、把握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提供基础,对教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促进国际教育交流,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性功能。比较教育诞生之初就源于借鉴的需要,是为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的,这是比较教育的最为初始和直接的目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研究,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可以增进各国教育之间的理解,促进人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教育的合作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学术性功能。比较教育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各国和各区域教育的描述,还应该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具体考察中,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揭示各国教育和各区域教育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和特征,以此来深入探讨教育的基本规律和认识。四是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素质,这是比较教育学的教育性功能。比较教育学课程可以对教育学院学生进行专业训练,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的融通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学科的所有分野和划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和肤浅的。我们不是某学科而是某问题本身的研究者。[6]由于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研究问题的交叉使得这两个姊妹学科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康德尔认为,为了理解、体会和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真正意义,有必要了解该国的历史与传统,比较教育就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研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马林森认为“比较教育学要以理解、欣赏外国文化、风俗为基础。比较教育的学生必须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家,了解某一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哲学态度、思维模式、宗教、政治背景”[7]。瞿葆奎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学科分支学科丛书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表中将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划分在同一类的直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更为密切的联系。从学科属性上来看,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同属于教育学科,都是教育学科的二级学科。虽然教育史学既兼有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又兼有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但归根结底教育学特性是其根本性的特性。比较教育虽然也由于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安德森等人的研究导致了比较教育学科与社会学的混淆,但比较教育学界普遍认为比较教育属于教育科学,而非其他的学科,即使是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危机问题也是关于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特性问题的争议,而非是否教育学科的争议。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虽然在研究的具体目的上有一些不同和侧重,但是从其最终研究目的上来看仍然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科学,目的都在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为本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提供思考与借鉴。教育史和比较教育虽然在研究时间维度上差异明显,但也有一些相同的部分。例如,教育史的现代教育史研究与比较教育主要为“二战”以后的研究在时间上是交叉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教育史研究一般很少关注现代的、当代的教育,认为尚未形成定论,变化莫测,不能盖棺定论而难以研究。随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教育史研究的时间下线已经开始延伸到了现在,“过去的都是历史”的看法逐渐开始获得广泛认可。教育史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已经延伸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教育史学科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从研究对象及内容来看,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极为广泛,它们都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及内容,研究教育的各种问题,教育学所关注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所关注的问题。外国教育史的现代教育部分与比较教育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尽管教育史的研究注重的是教育发展的过程,即纵向的发展,而比较教育则对当代教育的某一个点进行横向的解析和剖析,但是由于教育史也可以采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及综合比较的方法,比较教育也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而使得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大大增强。近些年,由于比较教育的研究单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的省、市和特定区域的教育现象也成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虽然教育史主要以历史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以比较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两个学科还是借鉴使用了彼此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史也常常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法的运用可以使得史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精确,为教育史学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不同视角。教育史可以采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研究方法,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同样,比较教育也使用历史研究法。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现代,但是教育的发展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为了阐明当代教育现象发展演变的由来,比较教育需要用历史研究法对当代以前的教育现象做一追述。需要注意的是,比较教育的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的背景,而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二者互相借鉴彼此独特的研究方法之外,作为同为社会科学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共同使用了许多相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观察法、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行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等。从研究的相关学科来看,二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相关学科。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尤其是教育史中的外国教育史方向,由于与比较教育有着更多的共通性,在关联学科上更为接近,所要求的基本学科素质也更为相似,如二者同样对外语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 三、加强科际交流与彰显学科特色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是教育学科中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学科。二者既有太多的交叉和融通之处,又有各自差异明显的领域和特点。二者的共通性决定了两者之间要加强科际合作与交流,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又要求它们厘清自己的学科边界,不断创新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完善各自的学科基本理论,凸显自己的学科特色。 (一)借鉴研究方法,加强科际交流教育史学科与比较教育学科应该加强合作和交流,谋求共同发展。外国教育史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8]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相互借鉴研究方法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各有自己主要的研究方法,教育史学擅长于运用历史研究法,而比较教育则善于运用比较研究法。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研究方法伴随着自身学科的发展不断得以成熟而日渐体系化,借鉴彼此的优势研究方法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教育史学科应该借鉴比较教育的比较法。事实上,一门新兴的比较历史学已经兴起,受其影响比较教育史学研究也日渐多见。“美国历史学家需要一种跨国、跨界的视野,加强比较历史研究。没有这样的比较的证据,充分评价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9]我国一些比较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学者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张瑞璠、王承绪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将历史研究法和比较教育方法相结合,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比较教育史学的新领域,而比较教育学老前辈王承绪先生的经典之作《比较教育学史》则是运用历史研究法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经典著作。这些成果属于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史学科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共同发展。比较教育研究也应该关注历史、借鉴历史。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曾经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因素分析时代的基本研究方法,随着比较教育进入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和多元,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历史主义方法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曾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研究方法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分析法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必然联系和密切关系使然,不应该因为大量的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诞生与运用,而完全抛弃历史分析的方法,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互相补充研究内容比较教育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关注的重点在现代,研究的是一种最新的教育现象,但是却往往无暇顾及更为深入的研究。一种教育现象的探明仅仅局限于当代是不可能的,某种新型教育制度、教育思潮、教育活动的结果怎样?成功还是失败了?有何经验和教训?呈现一种怎样的规律和普遍意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最终回答的问题。比较教育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在拓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及时总结和交流人类研究成果方面发挥着先锋的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对问题做更为深入的进一步的研究,因而,这些课题需要教育史学者做更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而对于一些不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则更是一种相互补充和支撑。教育史学科是对教育现象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对当代的动态性很强的现象它却很难给出一个定论,这是教育史的“求真”特性所决定了的。因此,教育史可以广泛吸收比较教育的开拓性研究成果,补充其不足,解决其未能解决的问题,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从学术性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更深入的、理论性的、规律性的探讨。3.加强研究人员交流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是不分家的,两个学科原本就是一个学科,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领域的不断分化而逐渐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应该加强研究人员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密切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教育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关心和研究一些比较教育问题,比较教育学研究工作者也应该关注教育史问题,要注意彼此吸纳对方研究人员开展共同研究,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在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应该加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导师队伍的合作;研究生培养课程中也应该相互开设彼此的课程,教育史侧重于历史,比较教育侧重于现代,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学生具有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更全面、更广阔、更深入的思维时空。 (二)厘清学科边界,彰显学科特色 1.完善学科理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无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合作和交流的同时要认真厘清两个学科的边界,搞清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不同。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边界在哪里?两个学科的性质、目的、对象、功能和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些基本学科理论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教育史在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教育史学的产生历史比比较教育学要长,但是,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比较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我国教育史学界开始关注学科自身理论建设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论文和专著发表,但整体来看,关于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薄弱。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就开始了相关学科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关于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尚未也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在争论的过程中,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渐趋一致的看法和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10]比较教育和教育史学要获得更大发展都必须要加强学科基本建设,完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2.创新研究范式方法论或曰分析框架是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学科基础。科学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一个学科要保持学科的生命之树长青就需要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尤其要进行学科方法论方面的创新,探索独特的学科研究方法,并以此彰显本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教育史在研究方法的演变历史上明显表现出“借用”和“依附”的特征,主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更谈不上自身理论的建构,一直不能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学科媲美。[11]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对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更新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变革。[12]创新是21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唯有创新,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史料建设和引进新的研究方法。[13]显然,教育史要创新关键在于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教育史学者要不断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拿来为我所用。实际上,教育史学科自身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百多年的教育史学科由诞生到壮大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恰恰是在学科的不断融合和交流中,教育史才获得了新生,才更突显了自身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当然这也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断创新,不断开放,建立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也是比较教育学目前的迫切任务。比较教育学科分析框架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来自于学科自身发展起来的内生型的框架,也有吸收引进其他学科观点的外生型框架。目前比较教育学界的许多理论框架都是外生的,比较教育学者更多的是借助于影响比较教育的“外部”理论,例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等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理论来研究比较教育的基本问题,但源自比较教育学科“内部”的理论框架却不是很多。 比较教育学需要深入学科内部,深入挖掘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等深层次的比较教育的理论问题,这是建构比较教育理论和独特分析框架的基础;比较教育还需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将之纳入比较教育研究中来,从而生成跨边界的新的比较教育的研究理论和框架,使之成为比较教育进一步成长的生长点;比较教育还要走不断创新之路,不抛弃传统、不囿于传统、突破框架、勇于尝试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使比较教育获得永不枯竭的发展动力。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理论建设剖析教育史研究重要性 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的分支学科,更准确地说,是高等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理应包括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但更深的含义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有赖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支持。 在史学研究上,有“论从史出”之说。这本来是说史论与史实、史料的关系。史论必须从史实以及反映史实真象的史料出发,概括引申出来,而不应先构想史论,再找史料来“小心论证”。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明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源泉之一。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历史的与外国的,是借鉴前人和国外的经验及其所总结的理论,而现实的经验总结,是根据当前我国教育实践或研究者个人的教育实践所总结提高的。这三条源泉的价值比较,可以说第三条最为重要。历史的、比较的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经验,才能被确认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实践经验有局限性。这些经验可能包含某些必然性的规律,也存在许多偶然性的现象。坐井观天,视野狭窄,很难看得深远,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困惑、干扰。而历史与比较研究,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视野开阔,又能集古今中外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和国外学者在不同情况下所提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使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 如果对这些智慧结晶、精辟见解,不能很好地吸收,我们现实的理论研究,不但视野狭窄,以偏概全,流于肤浅,而且往往要重复历史上或外国已经历过的错误,在指导教育实践上难免不发生误导,这种教训是很多的。例如,“”前和“”中,所谓“教育革命”的某些理论和措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教育本身来说,主要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的无知,把实用主义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被证明为糟粕的东西充作“革命”的货色,强行推广,造成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在处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史的关系上,我们要批判。在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中,有一种权威性的谬论,认为教育史所讲的是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中找出来的是剥削阶级的教育规律。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只能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以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提高。 这样说,是不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就只是为了服务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无裨于教育史研究呢?恐怕不能作如此理解。教育理论研究,有赖于教育史研究的支持;教育史研究,也有赖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 史学研究上,还有“以论带史”的说法,如果说的是先有史论,再找史料来论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如果所指的是以新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变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做出深入、正确的评价。当前高等教育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研究,还不成熟,往往使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感到困惑。例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以及何时产生等问题。就何时产生来说,外国高等教育史就有五、六种说法,最远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古代,最近的只承认欧洲中世纪大学为高等教育的起源;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最远的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夏商,最近的只承认始于清末按照西方模式建立高等学校。为什么如此分歧,究其原因,是由于对高等教育这一基本概念大家的理解很不一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为大家所确认的界定。至少不要看到“大学”、“太学”一词就理所当然地比附为高等教育。在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说是源于中世纪大学,理由是中世纪大学已经具有近代大学的某些特征。例如,它是按几类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行业来进行分科教学的。但中世纪不是近代,高等教育不可能超前于时代几百年。那么,中世纪大学如何、何时演变为近代大学?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高教史上的一个“黑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也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明清的书院就是近代大学了,一般则是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算起。把1862年作为中国新学校的开端,也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倒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近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是按照近代科学分化来设置分科课题,则我宁愿认为,1866年的算学馆才算得上近代高等教育。 其实,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总要接触到许多高等教育的理论。例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才观、质量观等等一连串理论或原则。至于对历史上高等教育思想和思想家的评论,就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依据。所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在当前,我们特别希望高等教育史研究,尽可能结合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带着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史。历史与现实是不可能割断的,要解决当前教育改革的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其历史渊源、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历史发展的趋势,即所谓“观今宜鉴古”。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有许多问题,弄不清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得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来弄清楚。例如,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教育观的演变,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作用与影响,大学在创造与发展文化上的作用,大学在促进科技发展上的作用,通才教育观的演变,学分制的演变及其在各国实施过程中的得失,各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国留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经验,世界和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演变,等等。正因为如此,每一本高等教育理论著作,差不多都要有专章作历史叙述,每篇较完整的论文也要作历史回顾,但一般都不够系统深入。 教育史研究结合教育改革的需要,它的作用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古为今用”,为当前教育改革服务;另一方面,在“古为今用”中,教育史研究也能较好地体现其现实的价值,使研究工作富有活力与生机。当然,不应把“古为今用”作狭隘的实用主义理解,更不能要求每本书、每篇论文都要直接针对实际问题来写作,更不是像有人所误解的那样,要求教育史研究给处理具体问题提出什么方案。相反,教育史解决教育现实问题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在深层次上使人通过历史演变更好地认识教育规律及其作用。总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函需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史研究下作者的合作。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性的意义。 高等教育史作为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旱已有所研究。每部中国或外国教育史专著,都有高等教育的专门章节(主要是制度史);单篇论文,也早已屡见之于报刊。但作为高等教育史专著,据我所知,最早的一本是蔡克勇的《高等教育简史》(1982),其后有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又出版了许多部。如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1992)、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993)、余立与郑登云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94)等,以及曹拒生翻译出版格·芦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88),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也出版了修订补充本(1988),还有刘海峰和我合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高等教育卷》(1993)。至于外国高等教育史,公开出版的似乎只有国别史,如陈学飞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89)。倒是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丛书约50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高等教育史专著,各有各的特点。相对地说,中国高教史较多,系统的外国高教史专著尚未见到;从内容看,制度史较多,思想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以致谈起教育思想和教一育家,就只有大家所熟悉的几位教育家的思想,见不到在高等教育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高等教育家的思想。希望大家在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的研究。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编写高等教育史就要写成高等教育史。突出高等教育,而不是大量转抄一般教育史资料。这在开始时,由于高等教育史料不足,研究工作刚刚展开,高教特点不突出,大量资料是从一般教育史摘抄来的,势所难免。随着高教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我相信这个间题是能够解决的。 我是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工作的,对于高等教育史只有一知半解,只能从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角变,提出问题,提出希望。希望高等教育史专家和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紧密合作,为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繁荣而共同努力。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诗的生命教育探讨 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起始。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父教是根本,母教是重要补充。《歧路灯》塑造了许多误入歧途的形象,他们虽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家庭教育中缺少了父教。在以父权为主导的封建中国,父教的缺失就等同于家教的缺失,其结果就会“少调失教”。小说在家教问题上对比塑造了两个典型形象,一个是谭绍闻,一个是娄朴。他们同从一师,资质相仿,外人对其评介也相当,说他们是“玉堂人物,……将来都是阁部名臣。”事实上,二人后来的发展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父教的缺失与否正是关键。缺了父教的谭绍闻走上了歧路,父教严格的娄朴功成名就。对父教的重要性,谭绍闻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老师娄潜斋家曾被师伯训诫,随后,娄朴与其有段对话:“家伯年老,未免语言重些,世兄只领略家伯的意思罢。”谭绍闻道“:咳!我若常有这位老人家说重话,未必不与世兄并驱,何至到这上不上下不下地位。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遂至今日与世兄相判云泥。”昔日同窗“相判云泥”,“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在这段对话中,父教的作用以主人公之口表达出来,意义非凡。 父教很关键,母教也很重要。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在诠释“礼乐”思想。笔者认为,父教体现出一种“礼”的意识,而母教则体现为“乐”的功能。关于“礼乐”的关系,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就家庭教育来说,父亲是让子女积极进取,并让其因发现与父亲之间的差异而生敬畏之心;母教是要在父亲与子女的不平等关系中达成一种协调,以和谐家庭关系。这是一种理想的家教分工,但事实上,由于父教的严厉,常常让母教陷入溺爱和娇惯。这可能是母亲弱化父亲意识的一种手段,也可能是源于女性一种本能的母性意识。但母亲的这种意识,常成为家教开展的障碍。 在《歧路灯》中,谭绍闻母亲王氏对儿子的溺爱娇惯就是这种作用的最有力诠释。王氏对儿子谭绍闻的败落是负有全责的,她“溺爱”、“无知”,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王氏本因溺爱而不明白,又由不明白而愈溺爱”。王氏中年得子,溺爱孩子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她却溺爱到了无知。她担心孩子受委屈,为孩子请来了只知道献媚学生家长、谋取教资的老师侯冠玉。侯先生当着王氏的面对绍闻说“:不出二十二岁,必中进士。后运且俱系佳境。………看来这是一二品之命,妻、财、子、禄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寿”。王氏听完,认为“这样先生,天上少有,地上难寻”,因而“心满意足,喜的欲狂”,并且“几恨相见之晚”。王氏仅因侯老师的一番蜜语甜言便将其视作了儿子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而对侯老师的人格、学识不做任何调查,就做出相见恨晚的慨叹,着实叫人可叹、可笑、可惜。对王氏在教育问题上的无知,谭绍闻的父亲常为此气恼得大动肝火:“妇人坏事,如此可恨!”小说对王氏概括得很精辟,说她:“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母亲”,而“谭绍闻是个信马由缰的儿子”,小说将这样两个对立的矛盾形象置于同一个教育环境中,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为我们诠释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应有的素养和应当注意的一系列问题。简单来说,作为母亲,我们不能对孩子过分溺爱,即使是有一定程度的溺爱,也应该明辨是非曲直,不然,无知的溺爱不仅不能教育好孩子,反倒是将其推向歧途的幕后推手了。总之,家庭是子女出生后最初的教育场所,父母作为最初始的家庭教育元素,常常是子女成才与否的关键。 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保障,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的诠释表达了他对社会教育的理解,而这八个字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理念。对青年人来说,“用心读书”是成才的基础,“亲近正人”是成长的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人的一生中,健康的成长比成才更重要。当然,如果既能“用心读书”,又能“亲近正人”,便是两全其美之事。不过,若不能好好读书,那能否做到“亲近正人”,便是生命教育的全部了。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判断,他说:“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明确推崇了“亲近正人”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歧路灯》对“亲近正人”重要性的诠释也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的:在谭绍闻父亲活着的时候,年幼的谭绍闻交往的都是正经人,谭绍闻能依照家长为他设计好的目标用心读书。但在父亲去世后,他跟宦门浮浪子弟“换贴结拜”。在交往中,绍闻“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见过的,见了;平日不曾弄过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也会想了”。并最终在“匪类”的诱惑下,“有了邪狎之心”,以致弄出诸多丑事,染得一身恶习。《颜氏家训》中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行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歧路灯》对教育理念的诠释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小说在谭绍闻浪子回头之后借他自己的话现身说法,再度强调:“古人云,不可一日近小人,真金石之言。”可以说,《歧路灯》对社会教育问题的关注是很迫切的,这一点对当下的社会教育来说也有启发意义。 三、学校教育 李绿园做过老师,谙熟教育之道。在小说中,他借故事人物道出了许多至今还有重要作用的求师之道、教育规律、教育方法等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一)师德师才 小说认为师德是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俗语说,拜师如投胎”,因此,强调延师要慎重,要选择有良好的“师德师才”之人。小说中,谭绍闻先后师从了四个老师,但其结果却大不一样:第一次“延师”娄潜斋,他“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他的教导为谭绍闻后来学业的继续及浪子回头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延师”侯冠玉,侯老师喜谈阴阳风水,看戏、饮酒、赌博,让谭绍闻“落得快活,脸上一点书气也没有”。这个侯老师是谭绍闻步入歧路、家庭出现变故、人生发生转折的关键。第三次“延师”惠养民,这位先生“心底不澈”,课堂上把谭绍闻讲得“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这是一次不关痛痒的经历,但对谭绍闻而言,浪费了光阴。第四次“延师”智周万,他“博古通今,经纶满腹”。结果“谭绍闻沉心读书,童生取了第三名,单候学宪按临,指日游泮”。对比前两次的教学效果可见,师者的品德与才能,对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教材与教法 除了对师德问题的关切外,李绿园在小说中也表达了对教材教法的关注。作为教师的李绿园曾采用戏剧的样式编写了《四谈集》(即谈《大学》、《中庸》、《诗法》、《文法》)作为他的教学读本,将儒家的经典理论用戏曲形式传递开来,寓教于乐,显现出了积极的开拓意识。在小说中,他对类似的启发式教学也是赞叹有加。小说写智周万善于启发、诱导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启发学生悔过自新的思想工作揉合到知识的传授之中。譬如他给谭绍闻出了一道“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论的作文题,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的思想巧妙地传达给学生。因谭绍闻深有体会,言之有物,得到其极力夸奖,在表扬和肯定之后,智老师见水到渠成,便因势利导:“尔文如此剀切。可以想见令先君家教。但昨日众先生俱言尔素行不谨,是何缘故?”谭绍闻这才向老师敞开心扉,真诚请求老师的帮助。智周万针对谭绍闻行动和思想上的弱点,写就一篇戒赌箴铭,使得谭绍闻“沉心读书。考试童生,取了第三名,依旧文名大振”。而对惠养民的教法,作者认为他“终日口谈理学,公然冒了圣人之称”、读死书、言行不一,批评这种策略是难以达成教学效果的。李绿园透过故事人物表达了他的教学思想及策略,强调只有“育人有道”,教育才能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 四、结语 总之,《歧路灯》作为一部有关生命教育的小说,用主人公的家族兴衰诠释了作者的教育理念,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展示了影响人生健康成长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对当下生命教育的开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孙振杰单位:平顶山学院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设计艺术论文:论谈初中数学教学板书的设计艺术 【摘 要】板书是任何一门课的课堂教学活动中的精华,也是知识点的凝缩部分。缺少了板书的课堂不能称之为完整的课堂,面对初中数学教学,我们的教师也要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思考板书的设计,把板书作为一门艺术来设计,进而有效提高我们的初中数学课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初中数学 板书 设计艺术 针对于我们的数学课,尤其是初中阶段的数学课,板书主要是由线条、数字、字母、图形等形式组成的,是帮助我们的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工具,也是指导学生进行知识点的系统掌握的重要形式。面对数学课程,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也要深入思考教学板书的设计理念,将教学板书设计成有价值的教学指挥棒,也可以为我们的学生今后的学习需要提供有益的帮助。针对数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在日常的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的板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几何图形、定理的证明或者推导、函数曲线等,很少出现文字类的板书,这就是数学这门课的独特的形式。面对数学板书的特点,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备课过程中就要深入考虑到这一因素,进而设计有效的板书内容,帮助我们的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及为学生的学习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帮助。那么,怎样才可以将板书设计的既有利于教师的教学活动,又使我们的学生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我们的具体教学内容呢?笔者认为这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经验的总结的,教师只有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善于总结和提高,才可以设计出符合师生双方需求,又能够有效帮助学生进行整体学习和提高的教学板书。下面,笔者就结合自己多年来的教学经验来谈一谈在初中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设计教学板书需要注意的问题。希望可以给广大的数学教师带来一些有益的帮助。 首先,我们要把知识点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注重数学知识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使板书内容明了,易于教师进行教学参考以及学生进行课堂知识内容的复习巩固。 板书作为教师进行课堂教学活动的简易教案,要具有严密的整体性,有头有尾,整体规范是我们对教学板书的一大要求。针对初中数学这门学科,知识点的连贯性比较强,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设计板书的过程中考虑到知识点之间的系统联系,将各个知识点和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帮助我们的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新旧知识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教学活动开展之前,让学生对以往的知识内容进行复习巩固,以帮助学生顺利地进入到所要学习的知识中,这也是对教师的教学活动起铺垫作用的有益之处。此外,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初中数学课的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明确知识点的脉络,注意知识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每一堂数学课的教学活动开展之前,我们都要首先将课题板书出来,要注意课题的新意,也要准确反映一节课的教学内容,以便引起学生的注意。在讲解新课的过程中,针对引入的新概念,教师可以将这个概念的关键词板书在黑板上,或者告诉学生在书本上具体的某一页,并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掌握。针对于数学习题的讲解,需要我们耐心地将解题过程板书下来,对于难懂的地方,要向学生进行透彻的讲解,以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真正地理解其中的知识点,进而掌握那些知识点。 然后,在设计日常的教学板书的过程中,我们教师本人要在头脑中有一个清晰的思路,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要进行有层次的划分,进而有效地为我们的课堂教学活动服务,也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理清思路。 教师的教学板书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参考,很多学生会把教师的板书认真地摘抄下来,以便课下进行再次学习和复习。因此,我们可以把板书看作教与学的媒介。作为媒介的教学板书,就需要清晰、完整、有条理。在日常的初中数学教学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教师不注重自己的书写字体、也不善于规划黑板的版块,导致板书的呈现过于杂乱,学生面对教师的这种板书也很难提起学习的兴趣,更不用说去抄录下来了。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学活动就已经失败了一半,纵使教师的教学手段怎么高深,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了。因此,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就要首先严格要求自己,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努力训练自己的粉笔字,对板书的设计也要事先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不要随意而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不是一位好的初中数学教师该有的教学态度。思路清晰、 干净整洁的教学板书会在无形中加深学生对教师的敬佩之意,这样也就很容易实现我们的教学目的了。如果一个教师拥有高深的专业知识,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注重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就很难博得学生的喜爱了。由此可见,教学是一门高深的艺术,需要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经验。 最后,教学板书的样式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初中数学课的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对教学板书进行合理的设计,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使得我们的教学充满趣味性,这样也就可以很好地促进我们的教学活动的顺利展开。 初中生面临着严重的升学压力,一方面课程类型多;另一方面,作业量大。这就导致学生容易在日常的学习中产生疲倦。因此,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板书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活跃学生的思维的有效方式。数学这门课在初中阶段与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又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压力,因此,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就有一定的畏难的情绪,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笔者想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就要积极地帮助我们的学生克服这种情绪,进而帮助他们在今后的学习中对数学学习感兴趣。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努力改变,希望我们的教师可以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考虑到这一点。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开动思维的步伐,为我们的教学板书的设计多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争取最大限度地活跃我们的课堂,为学生的学习带去一些活力。 总之,教学板书对我们的整个课堂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教师要在这个过程中深入思考其中的艺术,争取设计出合理、高效的板书样式,为个人的教学活动以及学生的学习活动都提供一定的指导性帮助。同时,教师也要明确教无定式,学无定法,教师一定要在教学的过程中积极思考、善于创新,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帮助学生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也是对教师工作负责任的表现。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的教师可以继续努力,为促进我们整体的初中课堂教学活动的高效而不断思索。 设计艺术论文:数学开放题的教育价值与设计艺术 摘 要:数学开放题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认知结构对问题作出解释,实现对知识的主动建构,获得认知结构的改造和重组。由于数学开放题强调了学生获得解答的过程,体现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真正主体地位,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克服“灌输式”教学倾向的解药。因此,对广大数学教师的教学经验进行总结,主动接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指导,构建中国式的数学开放题及其教学模式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 关键词:数学;数学开放题;开放题的研究;教育价值与设计艺术。 传统的教师中心“遗传”基因,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而且严重地影响着数学教师的教 学观念,影响着数学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数学开放题作为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数学教育改革的亮点,已日益引起我国数学教育界的注意,逐渐形成为数学教学改革的一个热点。199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数学试题里“开放题”居然也堂皇入室。 一、何谓开放题? (1)开放题是指那些答案不唯一,并在设问方式上要求学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探索的问题。 (2)开放题并不是普通的数学问题,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精心编制设计的数学问题。 一道数学题的开放性(开放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道题采用何种设问方式。即使是一道传统的封闭性数学题,也可以通过改变其设问方式而将其改编为具有开放性的习题。要求学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探索是一种“开放性的解题要求”,通常使用“试尽可能多地……”一类的词语来提出,它对学生具有“鼓励参与,激励优化,追 求卓越”的作用。 二、为何研究开放题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而开放题教学是推进数学素质教育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开放题给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它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放题的教育作用: ① 发散性 学生必须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进行探讨,其思维方向和模式的发散性有利于创造性能力的形成。 ② 探索性 因为开放题易使学生形成原有认知结构和新认知结构的冲突,学生必须通过顺应来主动建构新的认知结构,因而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探索意识和创新精神。 ③ 趣味性 开放题独特的叙述方式、宽松的解题环境和极富挑战性的解题策略,为学生在迫切要求下进行数学学习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好胜心,增强了学习的内驱力,对数学探索产生浓厚兴趣。 ④ 多样性 在开放题教学中,既要有学生独立思考的个体活动,还需有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合作、讨论、交流的群体活动。开放题答案的多样性,使得其最终的解决只靠个人的力量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完成,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群体的力量。 ⑤ 主体性 开放题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有利于保障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⑥ 竞争性 开放题解答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其有了优与劣、多与少、简与繁的区别。也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激发了学生的好胜心,使竞争意识悄然地渗入学生的头脑,把竞争机制引入开放题的课堂教学。 ⑦ 创造性 在开放题的解答过程中,没有固定的、现成的模式可循,靠死记硬背、机械模仿找不到问题的解答,学生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积极开展智力活动,用多种思维方法(如联想、猜测、直觉、类比,等等)进行思考和探索,因而开放题是提高学生创造能力的有效工具,是培养创造人才的摇篮。 2、开放题的转化作用: (1)开放题对教师观念的转变: 开放题的出现以及对其教育功能的肯定,一方面反映了人们数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适应了飞速发展的时代的需要。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数学教学新模式的追求,是人们站在新时代历史的高度上对数学教育改革的新探索。 ① 观念转变的原因: a.当技术的发展已使社会数学化,数学的应用已渗透到开放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时候,我们不应满足于陈旧的、封闭的教学方法。 b.数学不能仅仅理解为一门演绎科学,数学还有其更重要的一面,即它是一门非逻辑的、生动的、有丰富创造力的科学。 c.数学教学是学生创新活动的过程,仅仅靠教师的传授,不能使学生获得真正的数学知识。 d.在数学教学活动中,学生是教学认知的主体,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就没有名副其实的教学活动,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和鼓励者。 ② 观念转变的内容: a.我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明确指出:“课程是一个历史范畴,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都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革。”“教科书”应体现科学性、基础性和开放性。 b.开放题课堂教学中的数学观即对数学本质的认识,教师的数学观直接影响着他的教学观。如果教师能用动态的、全面的观点来理解数学,那么他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就会是启发式的,其教学观就是以学生为中心。 (2)开放题对教师角色的转变: 在开放题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定位,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教学活动的主角,而是“编剧”和“导演”;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促进者、示范者、组织者、调控者。 在开放题教学中,应特别强调的是教师除要具备传统意义上的那些专业素质外,还应具有创造能力(尤其是进行创造教学的能力)和自觉反省自身数学观、教育价值观和教学观的意识。 三、开放题的特点 ① 问题的条件常常是不完备的; ② 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具有层次性。 ③ 问题的解决策略具有非常规性、发散性和创新性。 ④ 问题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和发展性。 ⑤ 问题的教学具有参与性和学生主体性。由于开放题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这就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难以使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主动参与解题活动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一些学生希望老师与学生一起来分享这种成功的喜悦,任何一个好教师都不会压制学生的这种愿望,这就使课堂教学自然地走向了以学生主动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式的教学。案例:设计花坛。 四、开放题的分类 (1)设计条件的开放 传统的答题模式多数是条件与结论——对应的定式训练,解题时不必考虑条件的由来。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得到的信息对于某个具体问题而言绝大多数是无用的,必须善于从大量信息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因此有意设计一些条件过剩或不足的开放题会更好地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若设计成求一个三角形面积(单位:分米),则效果不大一样。 (2)设计结论的开放 这类题的条件和问题都很明确,而结论却不惟一,具有发散性和多面性。例如:将“如一把木块平均分成三块完全一样的长方体后表面积增加了多少(单位:厘米)”的常规题去掉图中虚线,则成结论开放题。 (3)设计策略的开放 这类题解题思路多种多样。教学时应充分利用其开放功能,引导学生多角度地进行分析思考,以培养学生思维的发散性和灵活性。 五、开放题的功能 美国加里福尼亚教育部指出了开放性问题的五个功能: 1、开放性问题为学生提供了自己进行思考并用他们自己的数学观念来表达的机会,这和他们在数学学习中的发展是一致的。 2、开放性的问题要求学生构建他们自己的反映而不是选择一个简单的答案。 3、开放性问题允许学生表达他们对问题的深层次的理解,这在多项选择中是无法做到的。 4、开放性问题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反过来要求老师用不同的方法解释数学概念。 5、开放性问题的模式是数学课堂教学的基本成份。 六、开放题的教育价值观 开放题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数学问题,与一般的数学问题一样,也具有知识教育价值。开放题最突出的、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它有利于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和创造能力。这也是开放题教育价值最核心的内容和最主要的体现。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而开放题教学是推进数学素质教育的一个切 入点和突破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开放题在培养创造能力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教育价值。 从结构形式上看,开放题具有组成要素的非完备性和解题答案的不确定性;从解答过程和解题策略看,开放题具有发散性、探究性、层次性、发展性、创新性等特性。开放题的特性决定了开放题教学的开放性,因而在这种教学环境中,学生是以知识的主动发现者、探索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出现,学生不再是“装”数学,而是“搞”数学,这就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去体验数学家进行数学研究的活动过程,深切领会数学的实质,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数学观念和数学意识,掌握数学的灵魂——思想方法,为今后的学习以及成人后用数学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做准备。 开放题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树立学习的自信心,凸现学生的主体意识,形成独立的人格和克服困难、勇于探索的意志品质,培养群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增强竞争机制,培养探索意识和创新意识,形成正确的科学态度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可见开放题的人文教育价值也很大。 七、开放题的设计艺术: 数学开放题的教学需要开放和设计大量的开放性问题,与当前的数学教学实际密切相关且被广大数学教师认可的开放性问题。 开放题设计模型的优点和误区可由下面的框图描述: 开放题的优点 开放题认识误区 ① 开放题顺应开放化的社会需要 ②开放题教学可以使全体学生主动参与,符合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的要求③开放题可以使学生更全面地理解数学的本质,体会数学的美感④开放题可以给予学生更多的体验成功的机会,增强学习自信心,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⑤开放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⑥开放题追求卓越,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优化意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⑦开放题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有利于实现教学民主,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⑧学生解答开放题时不但要综合运用、重组已学的知识,而且时常需考虑问题解决的策略,对自己的解题活动进行认识、评价和监控,这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元认知⑨教师在研究开放题的过程中,可以在教学观念、解题能力、扩大知识面等多方面得到提高,这有利于提高教师素质 ①开放题在单一的技能训练、知识学习上费时费力,效率较低 ②开放题教学易受课时的制约,在课堂上常常出现学生的思维在低层次上重复,不易进行深入的研究 ③开放题教学对教师的要求较高,不易推广 ④对有些开放题很难制定出客观公正的评分标准,故在用开放题作考试题时困难重重 ⑤现有的适合教学使用的开放题数量太少,开发和设计更多的数学开放题又面临较多困难 ⑥受考试文化的影响,要使更多的教师重视、认识、接受开放题,还有一段艰巨漫长的道路要走 在开放题的编制、开发中,要十分重视开放题的设问方式。语言的暗示性要恰当,防止将思维导入歧途;要把握问题的开放度,不同水平的学生应采用不同的设问方式,提出不同的解题要求;开放题中所包含的事件应为学生所熟悉,其内容是有趣的,是学生所愿意研究的,是通过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够解决的可行的问题;要注意问题的可发展性,给学生一个提问题的机会,也许比解题本身更重要。 八、开放题的解题艺术: 1、传统教学法解题摸式 这种解题模式,学生在得出结论后没有自我反馈的过程,去发现总练习题的内在联系,总结经验,找出规律,举一反三,因而浪费了大量的宝贵信息。 2、反馈教学法的解题模式 在反馈教学法解题模式中特别注重解题后的自我反馈和自我小结。引导学生去发现习题中潜在的知识信息,去联想、归纳、类比,以寻找知识间的联系、巩固和发展教学思想方法和处理技巧,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与创造思维能力。 结束语 数学开放题不应该排斥传统教学,它是传统教学的一种补充。通过教学开放题实践体会到:数学开放题只是为学生高层次思维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数学开放题对学生的要求很高,不仅要求学生有较高认知水平,还要有较强的主动参与意识,才能有开放的气氛;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求教师能放开,还要求教师收得回来,这样才能收放自如。只有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经验,才能真正有效地体现数学开放题的教育价值。 设计艺术论文:浅析河南省高等职业院校设计艺术教育在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及提供的有效支撑 论文关键词:文化创意 设计艺术 教育 论文摘要: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具有悠久历史,拥有众多的文化资源和遗产。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迅速,其关键是人才,本文论述了高等职业院校的设计艺术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为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积蓄力量,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和支撑。 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涵盖了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上所有从业人员的学历教育,再教育,技能培训以及自我完善能力的培养。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处于这个产业链的高端,有着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但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不能从其学科体系中割裂出来,必须在河南省地域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大背景下针对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及要求,依托大的学科体系展开全面的比较分析。 一、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及要求 文化创意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具有高知识性、高附加值、强融合性的特征。[1]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可以根据在产业链上的作用和分工的不同,分为文化创意人才、文化创意活动的组织人才和文化创意成果的经营人才。而文化创意人才能够位于创意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是因为创意产品的主要增值部分就在其原创性的知识含量中。文化创意人才所从事的创造价值的这种活动,改变了过去必须要有实体生产才能成为产业与创造价值的观念,而将抽象的、无形的创意活动当作产业链的一环。 1.文化创意产业的个性与共性 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是人才,创造性人才需要个性的自由发挥,而创造性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要考虑共性,产业机制是规模化的,需要有制度和协调。[2]所以这样一种个性和共性的结合,就是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和创造性产业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协调问题。 高等设计艺术教育在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中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即文化创意增值和个性与共性的矛盾调和。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首先是文化创意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它的基本培养模式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批量为社会输送创造性的人才。此时创造性人才的个性表达是基于一个系统科学的创新体系之上的,最终的教育成果表现为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人才储备。 2.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形势 目前国际上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以英国政府定义为基础的“ 创意型”,主要依托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领域;二是以美国界定为代表的“版权型”,即生产和分销知识产权的产业;三是中日韩等国的“文化型”,不论哪一种产业形式,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都是以高等设计艺术教育作为中坚力量。[3]仅以游戏产业为例,在2003年,美国设有游戏专业的大学(学院)有540所,日本有200所大学设有游戏(开发、设计、管理、运营)专业,韩国有288所大学或学院设有相关专业。 二、河南省高等艺术教育的比较分析 河南省高等艺术教育主要包括:普通高等院校的艺术普及教育、高等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方向、高等职业应用型的设计艺术教育、纯艺术教育。其中普通高等院校的艺术普及教育和高等职业应用型设计艺术教育是河南艺术教育的重点。 (1)普通高等院校的艺术普及教育 在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中人文素质教育占基础性地位,而艺术素质教育又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没有艺术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高等学校需要艺术教育,实施艺术教育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切入点,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表现能力、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高等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方向 高等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应该是以培养从事普及艺术教育为目标的教育人才为核心的。培养讲方法、知识渊博、长于引导,有较高的艺术鉴赏、艺术批评、艺术教育理论研究能力的高水平教师。 (3)高等职业院校应的用型设计艺术教育 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是我国艺术教育领域发展教晚,但规模最大,分类最细,教育目标最明确的类别。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的办学目的是培养祖国现代化建设中迫切需要的行业内专业人才,与行业相关技术、工程紧密结合,能够快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继续学习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熟练掌握专业基础同时具备日后深入学习的能力。 (4)纯艺术教育 纯艺术的概念最早被赋予的意义是反艺术实践中任何的功利性目的,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一种很纯粹的,重精神体验的艺术活动。因其被定义了本质的非功利性,自然而然的与应用型的各艺术设计专业相距日远。 我们看到艺术普及教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应用型设计艺术教育的快速壮大,学历培养和就业优势两把利器完成了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链的支持和提升。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歌猛进,社会对应用型设计人才呈现出很大的刚性需求,高就业率、高收入带动了艺术教育市场整体的繁荣。 三、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在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中的重要作用及有效支撑 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是指高等职业学校主体有计划发掘、培养与完善学生的设计艺术创造素质与能力的行为及其体制,是专门的以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目标为导向的设计艺术文化创造能力教育,其终极性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实现意义化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梦想。[4]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在本质上是在高层面上的发掘、促进学习者的设计文化素养、创意创造与传播能力的形成与提高。 创新思维的培养是职业设计艺术教育的核心问题,设计艺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创新思维的发展。设计艺术的创新思维实质是指以辩证的逻辑性思维为基础,以敏锐性、独创性以及批判性为特征来体现形象的一种思维活动。所以在设计艺术的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善于捕捉创造灵感思维的能力。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的核心作用就是培养创意型、素质型、可持续发展型的人才,这也正是文化创意产业所需的人才。 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会受到消费者文化层次、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等软因素的制约,一个具备较高文化艺术素养的受众市场无疑是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保证。在高等职业艺术教育大框架下,通过高等艺术教育四个层次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高等职业院校的艺术教育在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积蓄力量,为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虽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但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必定会成为我国未来的朝阳产业,前景不可估量。文化创意人才是河南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第一文化资源,在大力引进人才的同时,高等应用型设计艺术教育必须完全融入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新兴的经济力量,将文化创意与艺术感染力和科学技术生产力更为紧密的结合起来,携手纯艺术发展的力量,高度重视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充分利用现有设计艺术教育资源和优势,才能为河南培养更强更多本土化的文化创意人才,以促进和满足河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和持续发展。 设计艺术论文:试析对高职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建设的探究 论文摘要:教学质量是衡量高等院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与其他专业不同,设计艺术专业由多个学科复合而成,其专业对设计意识与职业技能的高要求突出了针对设计艺术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问题。根据高职高专院校职业教育的特点,结合高职高专艺术设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从实际有效的立场出发,对其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建设进行探究,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设方案。 论文关键词:高职高专;设计艺术;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职高专院校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设计艺术专业质量与规模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而任何一个专业和学科的发展都需要兼顾规模与质量,而当前,很多高等院校的教学评价体系尤其是在设计艺术这类专业方面的评价体系,有许多的突出问题有待解决。所以,要实现高职高专设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重视教学质量的提升,加快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改革和构建。通过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推动高职高专院校教学系统的高效运行,获取最佳的教学质量。 一、高职高专院校设计艺术专业教学现状 (一)设计艺术专业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各行各业都在迅猛的发展,对人才类型的需求也更加地宽泛。尤其是在设计艺术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的今天,社会对设计艺术型的人才需求也在不断地扩大。于是,各地高校都开设了设计艺术专业以适应发展需求,在几年的发展中,设计艺术专业不断地扩招,规模迅速扩大。至今,设计艺术专业的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了全国各专业招生人数的前5位。迅猛发展的大趋势驱动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开设此专业,有些高校甚至并不具备开设的条件。尤其是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设计艺术教育教学上存在着很多突出的问题,如:缺乏设备、师资力量不足、缺乏学科教学经验以及生源质量低等等。 我国很多的高等院校在招收艺术型学生的时候,强调的是艺术专业的特长,而忽视了对文化素质的要求。所以很多艺术系的学生在中学学习阶段都是紧紧抓住艺术专业的学习而几乎放弃了对文化专业的学习,因此这类学生的人文素养都不高。而艺术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设计艺术的理论掌握也离不开较高的文化素养。还有很多考生都是原本文化成绩不理想,因为设计艺术专业文化课的录取分数线要低很多,所以这类学生为了考上大学,很多都选择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的艺术专业学习。而这类学生也是问题最突出的,他们不仅文化课成绩不理想,而且在艺术特长上也没有大好基础,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强攻。可见,在设计艺术教育蓬勃发展的势头背后,还存在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质量现状 学校的职责是教育,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学生。学校的各项工作终极目的就是为学生创造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教学质量是重中之重,质量的提升要落实到全体教职工,只有做好每一部分工作,才能充分发挥团队的凝聚力。具体地说就要注重教学内容、方式方法以及教学理念的建设和完善,高效地进行人才培养。作为设计艺术专业,其教学应遵循专业固有的特点,不是简单地按照教学大纲进行。很多艺术系的教师为了方便教学,就机械地遵循学校整体教学大纲,按照规定课时授课,教案一成不变,更有老师并不设计教案,教学随意性强。这种按照教师自身特点喜好教学而不依靠教案的教学方式存在极大的不规范性。 随着设计艺术专业的发展和扩招,生源越来越多,面对庞大的学生军队,尤其是很多都是文化素质偏低的学生,教师的负担和压力越来越重,学校师资力量不足,教师只能超负荷地工作,这样的教学状态,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率。 (三)目前教学评价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的高职高专院校设计艺术专业教学普遍是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及教师工作效率的评定都缺乏规范性,相比其他专业而言,设计艺术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几乎是一个盲区。普遍的观点都认为艺术专业与文化专业不同,不应该套用文化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而又不知道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教学成效。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学校对设计艺术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工作都不够重视,虽然会进行相关评价工作,但也只是走形式,例行常规罢了。所以整个评价过程都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评价的方式方法也不能及时地得到更新,实施起来,效果不大。例行公事的评价往往是评价多,但却缺乏作为评价基础的有效监控。监控的不到位使得信息的收集难度增大,信息的处理和反馈时间拉长,最终导致评价工作变得繁琐、杂乱。 除了教学质量评价观念的落后,具体的评价机制和目标也不明确。以评价为主的评价体系中,各部门各行其是,没有协调统一好。对教师的评价也常常忽略教师的主体地位,一味的考察学生的意见。这种偏见的不科学的评价方式必然影响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原本以促进教学为目的的评价工作却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教学评价机制并没有很好的规范起来,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过多的主观因素严重地影响了评价结构的公正性。比如:对某个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评价,就通过选择一两节课听课来判定,这种判定难免存在片面性。 就目前各高职高专设计艺术教学评价体系看,其评价则取的标准范围都过于狭隘。范围的不广一是由于学校教学条件及教学设备有限,二是评价往往采取随堂听课、考试成绩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来确定结果。这种力求简单的操作过程遗漏了很多重要的考察因素,也必然影响评价的全面、深入和科学性。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高职高专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根据以上关于高职高专设计艺术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现状及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设计艺术评价体系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缺乏规范和系统。笔者认为,要促进设计艺术专业的发展和高职高专院校的建设,就必须加快构建完整、系统、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在科学的评价体系运作下,促进提升教学质量,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明确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要点 根据高职高专院校教育的内在规律,结合设计艺术专业的固有特点,首先需要明确教学质量评价的基本内容和要点应从专业教育、课堂教育、实践教育及学生素质四方面着手。专业建设是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专业师资队伍要雄厚,要注重对优质师资的吸收。课程的设置也要突出反映专业的发展需求,注意对学生操作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培养,使学生在课程的学习中能够有效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作为教学质量的核心,课程教学是各环节中最重要的,从备课到授课再到解答疑难、批改作业和成绩考核,每个过程都需要规范起来,需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课堂教学要努力做到生动、全面,取得最佳效果。对应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的进行也十分重要,设计艺术人才的培养,实践是最重要的。课程的开设中,实践课程必须作为必修课得到强化和重视,学校的各项实践设备也需要跟上,数量和质量都必须得到保障。最后,学生的素质是学校服务的终极目标,设计艺术专业教学中不仅要发展学生的专业素质,也要重视包括文化、道德、身心健康在内的各项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二)规范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评价标准 教师是学校教学的主力军,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课程教学质量和学校的办学水平。要促进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质量的发展就需要规范专业教师教学绩效的评价方案与标准。方案的制定必须遵循科学、合理、可行、系统的原则,实施过程中,力避生硬的例行常规,尽可能地用心投入。当然,在评价中,也要避免主观感情的过多涉入,力求评价的公正客观。规范系统的评价标准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学效果是最直观最实际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参照,教学效果的好坏主要表现在良好课堂氛围的营造以及学生学习的积极参与。衡量教学效果还要考察教师一堂课下来教授的信息量,教师在授课中,传递给学生的信息不仅要包含学科知识还应涉及学科的最新信息,帮助学生与时俱进。其次,要从学生方面获取教师教学的反馈信息。作为知识接受的主体,学生对教学的反馈往往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生的反馈无疑是教师教学效率评价的重要参考。再次,教师的科研成果也是衡量其工作绩效的重要参考。教师对专业科研的研究成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出其在专业方面的投入及修养水平。以科研成果为参考也能激起教师科研的热情,推动专业科研的发展,为专业发展引入活水。最后,学校可以通过举办展览、举行比赛的方式,组织教师将各自的教学成果展示出来,一方面成果的展示汇报可以直观的看出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研究投入;另一方面,展览和竞赛能够推动教师创新的热情,推进加强各个学校的信息交流,加快教学改革。交流中也能够帮助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与时俱进。 (三)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 大多数的设计艺术专业学生都对传统的课程成绩考核评定形式表示不满。传统的课程成绩主要取决于该专业教师的评定,主观性成分很大,成绩的评定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在内,难免有失公允,尤其是在突出强调教学质量提升的今天,成绩评定的问题愈加突显。要解决这个问题,保证考试成绩的相对的公正可信,就要改革但从专业教师评定考试成绩的方式。学校可以采取设计艺术行业专业人士与技术人员共同参与评定的方式,将评定者多元化,更好地保证考试成绩的有效性。 对于成绩评定的参考标准,很多同学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成绩评定的方式,部分同学认为学习成绩应该加大平时成绩的比例,而不是几乎取决于期末的一次考核。而有关评定内容上,很多同学则认为设计艺术专业有别于其他专业,创新意识和表现能力十分重要。所以,在评定成绩时,应该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表现能力,这样才能够更好地鼓励学生主动积极的学习。当然,其他的如口述与图纸表现能力,独立思考完成工作与融进团队合作进行的能力都十分重要。学校要提高教学质量,关键是要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加强设计艺术专业类教师之间的监督 建立合理完善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离不开教学质量监督。进行质量监督单靠相关部门的工作往往很吃力,效果也不一定很好。在实行监督时,可以辅助另一种重要方式进行—教师间的相互监督。加强教师的互相监督,提高教师对教学质量提升的关注。教师之间相互交流观点、看法,互相切磋,交流中获得共同的提高。具体的实施中,可以建立一个教师互相听课的制度,教师在听课中发现问题,交流看法,每个教师参与作为评价程序之一的听课之中也就等于参与到了教学质量的监控之中。听完课后,每个教师都会有自己的心得,教研室可以要求教师将这些心得记录下来。在每次组织教研室交流活动的时候,每位教师都可以讲自己总结的心得拿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实事求是地将自己认为的其他老师在授课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所有的问题摊开之后,才能共同寻求解决方法,并且总结经验,取长补短。 只有加强专业教师之间的互相监督,才能促进教师对自身教学的严格要求,在监督之下,积极地参与课程的改革与创新,力求教学质量的提升。也只有监督之下对教学模式的积极探索,才能促使教师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教学方法,推进学校的教学发展,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结语 面对高职高专院校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其设计艺术专业规模的发展,教学质量的提高迫在眉睫。我们需要根据设计艺术专业本书的特点,紧抓科学合理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这是一份系统的工作,需要广大专业教师的积极配合与学校各部门各领导的支持。在认清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教学评价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要点及评价标准,重视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与教师的相互监督。相信,通过学校和教师的共同努力,积极地进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一定能够改进和完善设计艺术专业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解决现存的问题,推进设计艺术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实现高职高专院校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设计艺术论文:浅谈我国学校武术教学中的设计艺术 论文关键词: 学校武术教学 设计艺术 情感教育 论文摘 要: 以“情感教育”为灵魂的艺术化教学设计是当前学校武术教学彰显人文关怀和进行审美教育的具体体现。本文以艺术设计为视角,从教学内容、教学语言、教学示范、教学程序四个方面对学校武术进行了艺术化设计,以期为学校武术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引言 教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艺术。孟子有云:“教亦多术矣。”这里所说的“术”,就包含着教学艺术的含义。教育家俞子夷明确提出:“教学法是艺术”,“教学法又是科学”。教学艺术设计是应用系统科学方法分析和研究教学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并对教学结果作出预设的一种计划过程。武术教学理应强调教师以情感化的方式传授知识和技能,选择师生间交互性较强的教学策略协调、优化教学环节,使教学艺术设计和其指导下的教学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学校武术教学是一种动态发展模式,也是一种艺术,在教学中如何增强教学的艺术效果,让学生在武术学习中既感受到美与和谐,又体验到一种艺术的享受,这就需要对武术教学进行良好的艺术化设计。良好的艺术化教学是激发武术教师的创造精神,提高专业素养的需要,也是创设和谐学校武术教学的应有之义。 2.武术教学内容的设计艺术 2.1教学内容形式 从教学内容的运动形式来看,武术教学内容的选编应注重套路、格斗和功法三种运动形式的交融、协调发展。应进一步“优化”套路这一中国武术所特有的运动形式,使其充分体现武术的特点,满足广大青少年学生的需求。 2.2教学内容分类 从教学内容的分类来看,教学内容可以分为全国统一示范教学内容、地方拳种特色教学内容和适合高年级女生学习的教学内容。 2.3教学内容层次 从教学内容的层次来看,武术教学内容可分为“趣味武术”、“技能武术”和“文化武术”等,从培养学生学习武术兴趣入手逐步过渡到掌握武术技能和武术文化。 2.4教学内容构成 从教学内容的构成来看,武术教学内容包括徒手武术、器械武术和武术文化知识,徒手按照“踢、打、摔、拿、靠”的系列及相应功力锻炼方法进行分类,并综合运用上述五种方法,编组成突出武术文化内涵的教学内容,器械以青少年喜爱、便于开展、安全性较高的短棍、两节棍、剑术和流传较广的武术器械为主。 2.5教学内容创编 教学内容的创编,突出武术“练打结合”的特色和教练程序,借鉴形意五行拳、太极拳和太极推手等,以及原国家体委组织专家集体创编的“青年拳”为样本,创编既能单练又可对练的武术教学内容。而在选编武术教材时,既要以通过调研拟定的构建新教材的原则为依据,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及当代时尚文化和时尚运动的成功因素。 3.武术教学中语言的设计艺术 教学语言,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信息的重要媒介。武术教学作为体育教学的一部分,具有和体育教学一样的特征,即理论知识与身体运动器官的活动紧密联系。武术教学要求教师在武术教学过程中,讲究语言的艺术化。具体体现在:(1)语言要亲切、热情,尊重学生,多运用鼓励性话语;(2)语言要词准意切,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3)语言要生动,富有哲理;(4)合理利用非语言因素。在武术教学中,为了增强语言表达的艺术效果,武术教师要努力借助自然协调的手势、表情、眼神、姿势等一系列非语言因素达到声情并茂、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4.武术教学中示范的设计艺术 4.1教师示范 教师示范的目的在于通过准确、熟练、优美,突出武术特点的直观性示范,让学生通过观察、思考,从而了解所学动作的形象、结构、完成顺序,建立正确的动作表象,形成完整的技术动作概念。教师在示范前应给学生布置观察内容和要点,让学生带着问题观察动作示范,明确观察动作示范的目的,并要求学生在示范结束后,根据观察的结果回答教师所提出的问题,从而避免学生看示范的盲目性。教师在示范教学中还要处理好完整和分解示范方法的教学矛盾。采用哪一种示范方法,要根据教学的不同阶段、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学生的基础和学生对技术动作掌握的实际情况而定。在教学开始阶段,为了使学生建立一个完整的动作概念,多采用完整示范。在不同的教学阶段,为了突出学习重点,特别是学生掌握动作初期,一般多采用分解示范。在分解教学中一般应遵循“完整—分解—完整”的原则,不宜将动作分解得过细,尽快向学习完整动作过渡,从而避免学生对于技术动作的学习产生畏难情绪,失去学习兴趣。 4.2学生示范 在教学中,为了便于教师讲解或某位同学已经很好地掌握了特定的技术动作,为了在学生中树立榜样,产生榜样效应等,多采用学生示范。教师在让学生示范时,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适当给予一定的激励,激发其学习热情。 4.3合作示范 攻防技击性是武术的本质特性,决定了武术教学必须采用合作示范。合作示范能够形象地体现出武术动作的攻防技击特点。如武术技术动作中直拳进攻和格挡防守示范;太极拳中的太极推手示范等。合作示范时,教师应在课前与合作者进行认真准备,对要合作完成的技术动作的每一环节进行练习,以便保证在上课时对每一个动作、环节都能给其他学生一个正确、清晰的交代,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运动表象。 4.4正误对比示范 有比较才有鉴别。教师仅仅采用正确示范,由于学生不理解动作性质和作用,容易忽视动作之间存在的区别,因此导致学生不容易发现自身的错误在哪里。教师可根据动作的攻防性质找出差异,通过正误对比示范,使学生明确正误动作的不同之处,达到帮助学生纠正错误的目的。而教师让学生进行正误对比示范时,则需注意示范前一定要向学生讲清楚示范的目的,并做好示范者的思想工作,防止由于示范者做出错误动作而受到其他学生的嘲笑,自尊心受到伤害。 4.5徒手与持器械示范 各地区课题组调查结果表明,器械套路很受学生的青睐,例如女生青睐于趣味性较强的剑术。教师在教授器械技术动作时,一般采用徒手模仿示范,首先让学生关注身体及身体各环节的移动路线、用力顺序、动作形式及方法等,然后采用持器械的示范,以有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学习技术动作,从而避免学生一开始只是关注手中的器械,而忽略技术动作要领的学习。 4.6借助现代科技媒体进行示范 现代教育技术为教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教师应在直观性强的武术教学中充分运用多种教学形式,借助技术录像、光盘、计算机等多媒体进行教学,以求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人体对信息的接受渠道越多,对信息的感知就越全面,越有助于促进运动技能的形成。 5.武术教学方法的设计艺术 依据武术所具有的体育属性和功能,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层面来看,武术教学中常用到范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发现教学法、暗示教学法、学导式教学法等。在新课程标准要求下,武术教学方法运用是否得当关系到能否促进新课程目标的实现,能否激发和保持学生武术学习的兴趣和爱好,能否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等问题。这就需要以武术教学目标为向导,根据教学的实际条件和学生的特点对现有的、新引进的教学方法,按照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理念和要求进行程序化设计。这里的程序化设计是指设计武术教学方法的流程。如:第一步,设计由学生独立学习武术教材或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武术学习的方法;第二步,设计采用讲授法或是探索法;第三步,设计激发学生武术学习兴趣和动机的方法问题;第四步:考虑所设计的各种方法相结合的不同方案等。 6.结语 学校武术教学的艺术化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武术学习需要,立足学生实际,突出内容的时代性,提高教学内容的丰富化、弹性化、综合化和系统化,力求设计出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学校武术教学发展规律的更富艺术感和实效性的武术教学。 设计艺术论文:浅谈设计艺术教学中 体验型 课型重要性探究 [论文关键词]设计艺术 教学 体验型 重要性 诉求 [论文摘要]设计艺术教学中理论性与实践性是相辅相成同等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学生需要大量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活动,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并深入体会设计艺术的理论性内容。在实践这一过程中,它包括身心体验这一环节。“体验型”课型就是要求在教学中强化实践活动的体验性,更好地让学生有时间反思理论知识、吸收并消化理论内容。教学中运用“体验型”课型来克服讲授式教学存在的教师单一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学习热情不足,实际动手能力差等一些不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对设计艺术师的诉求等诸多问题,从而达到提高设计艺术教学质量的重要目标。 一、“体验型”教学 体验也叫体会。抽象概念可理解为:用自己的生命来验证事实,感悟生命,留下印象。体验到的东西使得学生感到真实,现实,并在大脑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使学生可以随时回想起曾经亲身感受过的实践过程,也因此对未来诸多方面有所预知和判断。“体验型”课型即是在设计艺术课程教学中,使学生以设计课程理论为载体,在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下,自主的参与一种设计艺术理论的教学实践活动。它要求学生一定要通过参加各种教学活动,运用眼、耳、鼻、手、脑的感官去体验设计艺术的创造过程,同时通过班级学生以及社会受众群体的反馈信息,从中获得各种新发现,继而进行对设计理论概念的重新而深刻的思考和思维创意活动的认识,最终能更好地指导设计艺术实践的创意过程。 设计艺术学科是一门应用型较强且需要从全方位去认真考虑社会受众因素的社会性应用学科。其中直观性、创造性、交互性、体验性极强,需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从各个角度去体会其中的各种设计艺术元素的不同运用,以及运用后所产生的视觉及触觉的艺术效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以后在设计艺术工作中的解决实践活动中的实际问题。 二、“体验型”教学的比较性优势 讲授式的传统教学模式理论性以及系统性较强,但是学生只是通过抽象的概念以及理论的认识,缺少亲身体验的教学过程,学生无法很深刻地认识新时期的设计艺术学理论的教学任务和目的,这样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当今设计艺术学科的教学发展趋势。教师只有通过不断开发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潜能和实践能力,并且提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动手能力,促使学生能展示自我能力的全新教学模式,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高素质设计艺术人才的诉求。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注重理论性的传授,缺乏了解社会性、体验性的细节内容。使学生在整体理论以及认知的过程中忽略受众群体反馈的信息,无法建立设计艺术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使得学生在学习中处于一种孤芳自赏,为自己兴趣爱好“服务”,不能结合客观诉求的状态。设计艺术作品在社会中得到受众认可的比例不稳定,即没有一个整体把握受众心理与感官意识的客观角度。又形成了一种凭感觉、凭喜好的闭门造车的状态。没有体验型课程设置,学生之间无法实现充分而有效的互动,认知及评价设计艺术作品时,无法正确而全面的理解设计师的创意思路及深层次的内涵,设计艺术传达过程出现“断层”,实践及创意能力偏低,无法满足设计艺术服务与当今社会的发展诉求。 “体验型”课型能在教学中,使学生既站在设计师的角度又可以转换视角站在受众群体的角度去完善全部设计艺术实践过程。在体验中得到切实有效的学习成果,实现师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互相促进,并提高交流沟通以及谈判的技能。通过教师理论与实践的引导性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在体验中的切实感受,并对设计艺术进行换位思考,使学生步入社会工作时拥有优秀设计师应具备的各种实用技能,从而在社会实践中迅速实现自身价值。“体验型”课型能在教学中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形成设计师与受众群体的不同角度的互动。教师在引导学生体验的同时也要参与到体验活动中去,从更高的角度和层面提出设计艺术体验的目标和任务,并对学生加以指导以及受众心理的正确引导。更加深层次的提升学生的专业水平及创意能力,在规定的教学时段中使学生逐步具备实践操作技能以及正确的认知定位,从而使学生在未来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快速成长。 三、“体验型”课型与社会需求 社会环境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更进一步的是环境对人们内心的作用和影响。人们自身需要适应这一变化的文化环境,同时也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周围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诉求。有了适应社会发展所必备的心理素质还需要有产业化的服务意识,社会需要高水平的设计艺术精英、设计大师,同时也需要一般的设计艺术人才、设计艺术领域中应用型人才和能够与相关领域衔接的复合型设计艺术人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商品经济已成为了国家进步的主动力;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审美层次的诉求也在逐步提高。社会逐步进入了“泛审美时代”。公众在多种层面上对视觉环境的诉求愈来愈高。社会对高素质设计艺术人才的需求量也逐步上升。只有具备先锋性且又能使受众群体接受的设计艺术师才能真正适应社会的需要,符合市场诉求的设计艺术师才是真正有存在价值的设计人才。这也是对设计人才提出了要拥有市场的洞察力,以及受众群体审美心理等诸多要素。这也是“体验型”课型与讲授式教学要达到的主要教学目的。我们不能将理论学习还不够完善的学生草草推向市场,让他们以一种专业学习不够成熟的状态去强行适应社会。因此我们只能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进行再继续完善,可以在强调知识的基础性、理论性的同时,适当地扩大知识面,在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中以“体验型”课型渗透,使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社会视野同时都更加开阔。体会认知更加真切全面详细。在知识爆炸的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全才是没有的。因此,学生的目的,不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多方面的素质。在教学过程中,学校应更加重视学生在“体验型”课型教学中全面能力的培养,包括再学习和吸收新知识的能力,综合运用各种知识与技能的能力,换位思考问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通过“体验型”课型让学生深入了解理论的同时也能够更好的从受众群体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设计艺术作品。 四、“体验型”课型的教学意义 “体验型”课型可以丰富并层次化教学的过程,丰富教学手段,加深教学深度,拓展学生的体验能力和表现能力,从而丰富其思维最终实现综合素质的提高。“体验型”课型从教师和学生的双重角度出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现实意义。 “体验型”课型的授课是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教师需要在以往讲授课型的基础上,从更高层面引导同学对设计艺术作品进行实际体验,更重要的是要将受众群体的体验经过和反映都能真实正确地传达给同学。教师还要重视同学之间的体验以及学生和社会受众群体之间微妙的感官差异所形成的不同信息反馈。这就要求教师要比以往更加重视“体验型”课型的过程研究以及感受分析,还要研究设计艺术中受众心理以及随着时展受众心理变化的实时趋势。这样的过程自然提高了教学效果和授课过程的深度及难度,丰富并层次化了教学各种细节体验的过程。 教师通过运用新的教学手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互动理念,实现对艺术素养,大众心理的正确认知,达到专业水平的共同提高。通过学生设计艺术的体验,获得灵活驾驭理论知识的能力和教学能力,切实提高学生学习实践水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社会责任感,掌握多方位的审视设计艺术作品的能力。学生在掌握教师教学意图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拓展自己的创意思维能力,通过师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设计艺术交互体验,实现并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水平以及相应的社会沟通能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阐述这也是对教师的课程准备提出的更高授课要求和新目标。 五、总结 全新的社会环境诉求,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合理化的改革,在分析当今社会诉求的同时,我们更要看重的是教学课型能否真正适应社会和学生的共同诉求。通过比较分析和实践过程的体验,不难发现,体验型教学有着独特的教学优势:其一具备了增强学生学习的互动性、适应社会发展的诉求,深化教学意义和教学效果等诸多的发展优势。在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和社会环境中,突显出“体验型”课型在设计艺术学科教学中的重要性。它将对设计艺术学科教学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作用。“体验型”课型对设计艺术学科学生的全面发展也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对教师的教学深度、厚度、广度、难度也提出了更高、更具有挑战性、社会性和专业性及广泛性的诉求。 设计艺术论文:空间设计艺术在电影场景中的应用 最初的空间设计的概念,只是单纯地局限于室内的装饰,是指“房子装修完毕之后,利用那些易更换、易变动位置的饰物与家具,如窗帘、沙发套、靠垫、工艺台布及装饰工艺品、装饰铁艺等,对室内的二度陈设与布置以及布艺、挂画、植物等等。”各种家居饰品,比如墙纸、相框、挂镜、挂钟等等,都是可以移动的装饰品。空间设计的艺术,可以体现主人的审美观,营造了一种舒适且高质量的生活。 后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空间设计不仅仅体现在室内装饰上,开始延伸到城市空间设计、展示形式、园林设计、电影场景设计等。城市空间设计体现在城市环境和建筑的布局、建筑的群体形象上;展示设计则体现在像博物馆、汽车展示、服装秀上等等;园林设计重点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上,特别体现古代中国人曲径通幽的喜好;电影场景设计则是本文要着重阐述的方面。 人们之所以喜欢看电影,最突出的原因是享受电影画面带来的视觉美感。各种各样的电影场景,或是惊艳夸张的人物着装,或是柔和温馨的灯光效果,或是光怪陆离的背景场景,这些都是电影中各种场景带给观众的感受。电影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空间组合而成的画面,电影离不开空间设计艺术。本文就《爱丽丝梦游仙境》、《007系列》、《绝代王后》这三部电影的特点,来陈述空间设计艺术在电影场景中的应用。 一、《爱丽丝梦游仙境》与魔幻氛围 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上映后,广受成年人、儿童的喜爱。剧情讲述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钻进了兔子洞后,进入了充满神奇梦幻的世界。她看到各种像人一样会说话的小动物,还有纸牌等等。电影最后告诉观众爱丽丝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尽管这是梦,但人们却不想从梦中醒来。吸引观众的就是电影中的魔幻氛围,超乎常人的想象力让整部电影离奇。 在电影里,空间设计的艺术呈现得活灵活现。从最初女主角爱丽丝在开满花的花园里追逐一只穿着蓝色绅士服的兔子开始,爱丽丝掉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这个世界各处都笼罩着空间设计的艺术,在这个魔幻世界里,爱丽丝遇见了各种奇怪的人和动物,有早已灭绝的渡渡鸟、大蜥蜴、猫、老鼠,还有甲鱼和长着老鹰头的狮子。神奇世界里还有一整副的扑克牌,牌里的人物都是像真人一样会说话,有着人一样的神情,红桃王后很粗暴、红桃国王是个好人、红桃j很神气等。各种人物特点十分明显,整个画面充满了魔幻,观众犹如跟着爱丽丝的视觉经历了一场梦幻之旅。 《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导演特意营造一种哥特式的鬼魅气息。十九世纪的英国伦敦,经济上已经进入了工业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中爱丽丝绚烂华丽的衣着给人一种上流社会的暗示。爱丽丝本身圆润的脸蛋,白皙的皮肤,带点柔弱的性格,整一个带有缺陷的美丽小姑娘,正迎合了当时工业时代英国扭曲的人们心灵。新版电影的3d效果也跟随时代潮流,更加体现了空间立体感。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壮美的仙境景色令人流连忘返,空间设计的艺术贯穿电影始终。 二、《007系列》与秘密力量 “007”已成为詹姆斯·邦德的代名词。从第一部《诺博士》在1962年开始上映以来,风靡全球,到如今的第二十二部《大破量子危机》,007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穿着一身黑色西装,佩戴着蓝色领带,手拿一把长长的机关枪,帅气且机智勇敢,冷酷且多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总能化险为夷,曾多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的这种形象迷惑了多少影迷们的心。同时与詹姆斯·邦德同演的“邦德女郎”,性感漂亮,也吸引了影迷们的眼球。 综合所有的《007系列》电影的特点,在空间设计上主要运用了一种秘密的力量。在《007系列》电影第一部中,剧情具有侦探小说神秘惊悚的气息。相对当时的其它同类的侦探电影,《诺博士》更具有想象力。故事讲述的是主角邦德因奉命去加勒比海,调查情报员神秘死亡的原因。在调查的途中发现岛主野心特别大,他想统治整个世界并且具有自己的基地。邦德不怕危险用尽办法摧毁了基地,并且把在岛上结识的邦德女郎带离了加勒比海岛。 整部剧情都弥漫着一股恐怖的味道,关键在于电影画面中的空间设计把握得特别好。一股神密的力量贯穿剧情始终,比如在詹姆斯·邦德只身一人前往加勒比海的过程中,美方正悄悄怀疑发射的导弹正受到一股神秘的电波干扰。在此,在观众面前设下了迷局。这股秘密力量一直到电影最后才揭晓。 三、《绝代王后》与宫廷奢华 谈起《绝代王后》,人们就不得不为它画面展现的奢华所感叹。巴洛克时期的宫廷建筑,扑朔迷离的舞会上,贵妇们硕大的裙摆晃动着,繁琐的头饰加上各式各样的折扇,绅士们围绕着裙摆的旋转,黑色的燕尾蝶服,白色的紧身裤。宫廷里华丽的吊灯,镶满金边的门框,烛光摇曳的烛台等等,繁复细致的各式雕纹在白色墙壁的角落,让人感觉到一种高贵脱俗之美。 电影《绝代王后》的主要特点,就是利用各种手法来展现法国宫廷里的奢华,这种华丽的空间设计,让观众体验一场从未有过的视觉盛宴。故事是围绕王后玛丽展开的,刚入宫的玛丽见到凡尔赛王宫的豪华也被吓了一跳,随着故事的发展,玛丽也随之变得奢华起来,环绕在自己和宠物的颈项间的珠宝,宫廷内装饰的奢华和上流社会生活的奢靡,形成了整部电影的焦点。 在这部电影中,空间设计艺术主要体现在空间的转换上。镜头善于将宫廷内奢华糜烂的生活与宫廷外的整体建筑风格相结合,凡尔赛宫的远方喷泉时起时落,凡尔赛的林荫大道上渐渐远去的国王和王后的马车,每天照常升起的太阳,意味着宫廷内的生活又开始新一轮的重复。影片通过独特的空间转换,描述了宫廷内上流贵族的生活状态。 电影是一种离不开空间设计的艺术。每部电影或多或少都会体现独具匠心的空间设计,这得归功于编剧、演员和导演高超的技能。电影中的空间设计艺术,不仅可以烘托氛围、渲染环境,还能表现影片带给观众的震撼力。有时候为了情节需求,影片会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在场景中使用各种空间设计,特别是比较难制作的特技来吸引观众眼球,达到一种更好的效果。 设计艺术论文:试论宋朝的设计艺术与唐朝的设计艺术之不同 摘要:唐宋两朝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宋朝对唐朝有着大量继承和发展,但就社会审美趣味和设计艺术风格来讲,由于两朝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的不同,却存在天壤之别。本文基于对唐宋两朝社会背景和设计艺术的研究,分别从陶瓷、铜器、玉器、金银器、家具、建筑、印染织绣及服饰设计艺术等方面分析比较了唐宋两朝的设计艺术风格之不同。 关键词:唐朝;宋朝;设计艺术;艺术风格;比较 唐宋两朝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宋朝对唐朝有着大量继承和发展,但就社会审美趣味和设计艺术风格来讲,由于两朝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的不同,却存在天壤之别。唐朝和平开放,可谓百花齐放,兼容并蓄,形成了雍容大度、华丽丰腴的设计艺术风格。而宋朝虽只有“半壁江山”,确是古代设计走向成熟、走向市场的黄金时期,宋朝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朴素自然,空灵简意,比唐朝更显典雅质朴,清新大方。 我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宋朝与唐朝设计艺术之不同。 陶瓷设计艺术:造型单纯古雅,装饰平和简素是宋朝陶瓷艺术的突出特点。宋瓷功能合理,形体简洁流畅且富有变化,与唐朝浑圆饱满的瓷器造型相比更显轻盈洒脱。装饰上,唐朝多采用堆贴捏塑的手法,风格华丽且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而宋瓷装饰釉色浑厚,以单色为主,体现了对和谐淡雅的追求和对天然之美的渴望。 铜器设计艺术(铜镜):唐朝铜镜多为圆形,只有少量方形、菱形等,而宋朝推出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炉形和带柄的铜镜。唐朝铜镜纹饰构图新颖,丰富多彩,装饰技法除浮雕、线雕外,还有金银平脱、嵌螺钿等,其用途主要作为生活用品和珍贵礼品;而宋朝由于铜料缺乏,除徽宗时的仿古镜较精美,多数铜镜熔炼不精,装饰粗放。 玉器设计艺术:唐朝玉器造型丰富多彩,配饰内容和形式新颖独特,生活器皿也充分考虑实用和观赏性。宋人爱玉,但由于玉材缺乏,形体较小,装饰技艺精湛。 金银器设计艺术:唐朝金银器发达,无论装饰品还是日用器皿,其造型都生活化,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体现了功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装饰上在保留金银本色的前提下,通过丰富的装饰纹样和装饰手法充分展现金银的材质之美和所蕴含的象征意义。而宋朝的金银器已具有商品性,尤其是银器全面走向市场,其装饰纹样多以自然生动的花卉瓜果、亭台楼阁、人物小品和其他吉祥如意的图案来吸引消费者。 家具设计艺术:唐朝时我们便能看出日用家具形体由低向高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形式,传统床榻高度继续增高,新式高足家具品种增多;到宋朝,逐渐形成了高足家具的完整组合。唐朝家具装饰图案花纹增多,还在有关部位增加了装饰部件,特别是用图案雕饰来完成;而宋朝家具的突出特点是装饰线性脚和绘画艺术的普遍应用。 建筑设计艺术(城市、建筑、陵墓):唐长安城布局仍承前制,采用规整对称的全封闭设计,建有宫城、皇城、外郭三大部分。宫城与皇城集中在全城北部中心,以南则建有棋盘形街道分割坊里,形成北宫南市的城市格局。其建筑多采用木构技术,雄伟壮丽的宫殿和某些庙宇佛寺都成为我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珍贵遗存。 宋朝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的大变革时期,商业和手工业突破了唐朝城市封闭的访市制度,而代之以临街设店铺,沿巷建住宅的开放型新格局。宋朝居民建筑的一大特点是私人宅第的园林化,此时,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技术发展的更为成熟,并出现新的生产工具——框架锯和刨子,也有了大型官式建筑法规——《营造法式》。宋朝的陵墓多用砖刻表现建筑形式,平面布局上整齐划一,与唐朝陵墓相差很大。 印染织绣及服饰设计艺术:唐朝的印染织绣具有富丽神秘的风格,纹饰以花鸟为主,反映生活,受宗教影响,纹饰中佛像也增多,这些纹饰造型丰满,形象写实,色彩富丽。而宋朝的印染织绣却一反唐朝的富丽堂皇追求淡雅和谐的风格,纹饰花鸟渐少,花卉居多,构图曲折,清新柔婉,与唐朝构图常用团花,端庄饱满的风韵迥然绝殊。另外,寓意美好的吉祥图案也用来做装饰,以天下乐和一年景最为重要。 由于唐朝思想观念开放,妇女地位提高,服饰宽松飘逸款式多样,且出现袒露样式;首饰与配饰设计也用料丰富,样式新颖。宋朝提倡朱程理学,服饰较唐朝则显得拘谨、保守、等级严格,其款式简洁,色彩清淡;首饰和配饰也做了严格规范,不如唐朝丰富。 以上我从部分器物的造型、装饰、制作工艺以及家具、建筑、织物服饰设计等方面分析比较了宋朝的设计艺术与唐朝相比存在的差异,其实,这种差异还体现在其他多个方面,比如漆器、石窟雕塑、平面设计等等。总的来说,唐朝的设计艺术可谓色彩斑斓,富丽华美。而宋朝则是含蓄天然,淡中见浓,浅中显深,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范,对后世的设计艺术影响极远。 设计艺术论文:设计艺术的形式美研究 [摘 要]美,在生活中广泛存在着。探讨形式美的法则,是所有设计学科共通的课题。设计艺术中的形式美,更直观,更形象,更有效地传达了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人们对美的概括与表达。本文从形式美的产生、形式美的法则、形式美在设计艺术中各个领域的应用等方面分析和探讨了形式美对艺术设计的重要影响和具体的体现。 [关键词]设计艺术;形式美;形式美法则;运用 1 形式美概述 对于美,自古以来尚无定论。庄子曰:“各美其美”。我们说,美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我们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给美定性。那么,形式美是不是难以来定义的呢?美的根源是自然的人化——社会实践。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发现和总结了一系列符合自然规律的有序的客观事物,形成了初步的形式美的意识。我们认为形式美应该具有以下特质,或者说形式美应该这样理解: (1)形式美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这是设计的本质的需求。设计是为人的造物活动。人们在生活中使用的产品,不仅要求有用,而且还要求美观。这里所说的内容是指事物的全部组成部分,是其特征、内部过程、联系、矛盾运动和发展的统一。形式是指内容的外部的表现形式,是为人的直觉感官可以感知到的。 (2)形式美是构成事物的物质材料的自然属性的有规律的组合所表现出的美。任何事物都是由一定的物质材料,如形状、色彩、线条等,当这些质料以一定的规律组合,变形成了形式上的美。这些规律包括了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 (3)形式美是独立存在的审美对象,有独立的审美特性。一个产品,它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形态、独特的结构、独有的色彩,对于这个产品来说是专有的、是独立的。因而,形式美的审美对象是独立的,审美对象有专有的审美特性。 2 形式美的产生 形式美的产生本质上是源于艺术设计的最本质的目的。美,形式美是源于社会实践的,设计同样是在生活实践过程中萌生出来的,设计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设计反映的是社会现实存在的现象,只是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方式,融进了自己的思维,通过艺术的美的方式表现出来。设计是为人服务的,是能够反映一定社会现实的。 形式美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在创造美的过程中,不断地熟悉和掌握各感性质料的特性,并对其形成的联系进行抽象、概括和总结得出来的。可以说,形式美源于现实生活,来源于社会实践。 3 形式美的法则 (1)变化与统一。这一法则体现了自然和人类的生存原则。大千世界,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和生命;而没有统一就没有一定的规律和秩序,所谓变化就不可能存在,最终只能导致混乱与衰亡。在艺术上人的艺术感受是有统一性的,艺术作品也必须具有变化和统一性,才能更好地为人所理解和欣赏。 (2)对比与调和。对比与调和是变化与统一的具体化。对比是变化的一种方式,调和是形的类似,是形体趋于一致的表现。对比强调的是各个部分的对立性,它使得各部分的特性更加突出,而调和是对比的一种内在的制约。 (3)对称与均衡。对称和均衡是自然力和物自律的综合体现。对称,是一种等量等形的组合形式,体现出一种稳重端庄的美。均衡,是一种等量却不等形的组合形式,是一种视觉力度所能够达到的平衡。 (4)节奏与韵律。这是“任何物体的诸元素成系统重复的一种属性,而这些元素之间,具有可以认识的关系”。节奏,是画面中同一种元素运动所形成的运动感;韵律,是有规律的节奏经过扩展和变化所产生的流动的美。节奏与韵律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首先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在形式上,韵律和节奏具有对视觉和听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服从于一般的审美形式规律,是内容的形式;在本质上,他们又具有内在性,是形式的内在秩序和结构。因而,节奏和韵律的设计又成为一种方法,它能够把人的视线和意志引向一个预设的方向和目标。 4 形式美在设计艺术中的运用 (1)产品设计中的形式美。产品设计中,我们更加地关注材料和性能,造型和功用也是吸引人们眼球的首要要素。在产品设计中,新材料的运用,新的造型,新的形式运用,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创造一种新的造型形式来表现具有特殊功能的产品,是依据产品特有的功能,设计师平时的审美素养和设计技巧,现代、时尚的审美趣味,现代先进的制造技术、人机工程学的原理。不同的经营理念导致产品个性异样化与风格统一化并存的状况。”这便是对产品设计中体现形式创作的解释。 丹麦设计师雅格布森设计的三种不同风格的椅子,它们各具风格,形式简单,在造型上都是在现实原有事物的原型的基础上进行变形加工处理的。层压椅在材料上给人很严肃、沉稳的心理感受,在线条的处理上主要运用直线,坐垫的设计适当地运用了曲线和折线。蛋椅给人舒适、赏心悦目的感觉,运用曲线较多,很好地运用了人机工程学原理,是形式与功能完美的组合的设计作品。壶椅同样是结合了消费者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心理。 沙里宁的郁金香椅,简洁大方,现代气息浓郁。动静感的对比和红白色彩的对比运用,体现了形式美的法则。还有他的扶手椅也很有特点,材料给人温馨的感觉,在形态上像一个张开的嘴巴,极具韵律美。那蝴蝶椅,不仅在形式上运用了自然生态事物的特性,而且充分运用了材料的材质美,充分运用了材料的纹理,有一种直观的形式美。 保罗•汉宁森设计的ph灯具既充分考虑了光的折射等方面的规律,考虑了功能的需要,在形式上,层层叠叠的像盛开的花瓣一样,极具美感。 (2)建筑设计中的形式美。建筑艺术设计中设计的材料、造型、建筑设计的风格集中体现了设计的形式美的法则。建筑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段包括空间、形体、比例、均衡、节奏、色彩、装饰等许多因素,正是它们共同构成了建筑艺术的造型美。形式美在建筑艺术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家帕拉第奥在谈到建筑的形式美时,甚至认为“美产生于形式,产生于整体和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 希腊帕提农神庙,它距今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在建筑风格上采用的是多立克柱式,在形式上具有造型端庄、比例匀称的特点,千百年来的建筑设计师们在对希腊帕提农神庙进行了研究后一致认为,希腊帕提农神庙之所以这样美,就是因为他的长、宽和高都符合形式美的法则。 米拉公寓的设计曲线的运用较多,柱子和门窗的设计都比较独特。本来应该静的建筑,却给人以动的视觉感受。这便是节奏和韵律、变化与统一的形式美的体现。 图中所示为设计师伍重设计的悉尼歌剧院,这是一个极富创意的建筑设计作品。整个形式张扬又富有内聚力,像盛开的花朵,像展翅欲飞的鸟。节奏与韵律、对比与调和、对称与均衡运用得很好。 (3)雕塑与绘画中的形式美。雕塑是一种重要的造型艺术,雕塑与建筑一样属于带给人一种静穆感觉的艺术类型,然而,在一些雕塑作品中却蕴涵着无限动感,无限的力量。运用到了形式美的节奏和韵律、对立和统一等形式法则。对于绘画来说,在艺术家的手中,线条、色彩、构图也融入了艺术家独特的兴趣、爱好个性以及审美特点。同时,形式美可以使得绘画艺术具有生动的美感,使画面活起来,具有灵动的生气。这才是绘画艺术想要带给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感情需要。 大家都熟知的雕塑《自由女神像》,其整个形象充满了动感的力量。原本静的雕塑因为她在线条上运用得细致、生动,赋予了神像以生韵。在动与静的处理上,恰到好处,体现出一种均衡与和谐之美。女神高昂的头颅、上扬的手臂,给人一种向上的积极的感觉,是一种刚正的力量之感,与柔美的线条形成了对比,可是整个基调却是阳刚的,充满着生气和力量的,这是其主的韵律。因此,形式美的法则在雕塑上也得到了广泛的体现。 而我们中国的极具意蕴之美的中国画,从整个构图和线条的运用上讲,重心平稳,画面简洁生动、透气。画面上有大块面的留白,大面积的空白与或浓或淡的墨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恰恰使得画面更灵动,更气韵生动,而并没有感觉到空。国画讲究“形神兼备”的意境美。注重情与景的融合,注重物我、自然的和谐统一,讲究含蓄。这无不体现了形式美法则当中节奏与韵律、对比与调和的原则。国画不仅美在墨色的淡雅古香,美在意境的虚无深沉,更在形式,简单的墨色,简单的线条,简单的书法文字,简简单单的画面处理,简洁优美的形式表现,却能够传达出创作者的心境、思绪。可见,形式美在绘画中的运用非常重要。 5 小 结 形式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创作中都有着广泛的体现,形式美渗透到了设计艺术的各个领域,我们研究形式美往往在设计艺术作品中得以体现,目的还是为了指导我们在将来的创作中,合理地运用好这种形式美的法则,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我们今后的设计创作过程中,要客观地、能动地运用这些形式美的法则,以便创作出更美、更有用的、赋予形式美的佳作。 设计艺术论文:试论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艺术的影响 一、前言 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和彻底的现代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在艺术设计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现代艺术作为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态,它的突出特征是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写实的风格为主,而是体现艺术家个性的观念和形式语言,并且形成了许多艺术流派,一个时期以某种艺术流派为主导。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代表性的现代艺术是立体主义。它颠覆了古典艺术"真"的原则,即彻底放弃了空间透视的方法。主要艺术家有毕加索。二战后至今,现代艺术主要是沿着达达主义的轨迹前行。它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是反艺术。主要艺术家杜尚。其影响一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其它流派还有野兽派、未来派、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照相写实主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传统艺术不同程度的否定。 无论何种艺术形式,它所反映和表现的都是现代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心理特征,都是艺术家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而服装设计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着装体现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具有时代气息,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现代艺术对服装图案设计的影响 (一)抽象的几何纹样 抽象的几何纹样受抽象派画家观念的影响,以直觉和想象力为创作的出发点,仅将造形和色彩加以综合、组织在画面上,打破了绘画必须模仿自然的传统观念。二战以后,由抽象观念衍生的各种形式,成为二十世纪最流行、最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抽象绘画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对自然物的概括与提炼所创作的抽象绘画,带有浪漫色彩。另一种是用单纯的点、线、面、形体与色彩构成的抽象绘画,比较理性。这种艺术形式最具装饰性和图案特征。如荷兰风格派的主将蒙德里安的创作,他利用垂直水平结构和原色矩形色块的作品,简洁却蕴含着严谨而复杂的结构关系,虽是装饰性的,但具有深刻的哲理,使得许多人产生了精神共鸣。 服装设计师也直接采用了蒙德里安的语言,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存在着。抽象派美术对现代装饰艺术和图案艺术影响广泛,使得印花织物的纹样处理呈现崭新的特点,随意的抽象的几何纹样取实的精致的花卉纹样而广泛流行。 (二)平面构成纹样 平面构成纹样的产生源于包豪斯的构成理论,以点、线、面、体来高度概括复杂的事物,将几何形体进行理性的排列,构成新的艺术形像。这种平面构成纹样被广泛运用于染织图案中,并不断推陈出新。如男式衬衣的印花图案就是比较典型的平面构成纹样,以极小的几何图案重复并且有规律的进行排列,形成大面积的几何形态,不仅男士衬衫上会应用平面构成纹样,t-恤,领带,围巾等也有平面构成纹样的应用。 (三)欧普纹样 欧普纹样来源于欧普艺术(optical art),又称为光效应艺术、视幻艺术或视觉艺术,在60年代流行于欧美。 60年代以前,布料上的织纹图案仅限于苏格兰格纹、千鸟纹和人字纹等传统织纹。60年代,纺织和印染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再加上欧普纹样比较便于拷贝和复制,使得欧普纹样广泛应用于服饰品设计,掀起时尚界的革命。 因此,欧普纹样应用在服装、丝巾、领带等服饰品上会产生一种时尚前卫的着装效果。另外,欧普图案所产生的视觉错觉还能达到修饰、雕塑身材的目的。如07年秋冬季,以60年代为设计主轴的马克·雅各布斯、乔治·阿玛尼等设计师品牌,相继推出采用类似欧普艺术手法的服装。英国知名时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奎恩、日本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comme de garcons)和纪凡希品牌以大小不同的黑白棋盘式格纹等。 (四)立体派纹样 立体主义开始于1906年,由乔治·布拉克与帕布洛·毕加索所建立。立体主义的艺术家追求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形成分离的画面——以许多组合的碎片型态为艺术家们所要展现的目标。它追求一种几何形体的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美感,探索画面结构、空间、色彩和节奏的相互关系,在造型和表现上突破了时空限制。 立体派纹样应用于服装面料的印花设计中,使平面的布料仿佛具有立体感,赋予服饰品独特的美感,采用这些图案设计的服饰大有毕加索之风。这种纹样的融入使着装者洋溢着充满时尚的气质,在当时的欧美社会一度流行。 (五)野兽派的杜飞纹样 杜飞应用印象派和野兽派的写意手法,吸取马蒂斯绘画的装饰风格,线条质朴简洁,花卉图案形像夸张变形,人物动物相互交错,豪放粗犷,流畅自然,具有创造性、装饰性,后人把这种写意花卉图案称之为杜飞纹样。时装设计师利用杜飞纹样体现服饰设计作品的独特灵魂,体现一种自然美、野性美,利用流畅飘逸的线条结合服饰品的造型,生动而鲜活地突显出服饰的独特魅力。 (六)迪斯科纹样 迪斯科纹样的命名源于迪斯科音乐和舞蹈,迪斯科纹样有着迪斯科般的风格特点,新鲜、多变、富有活力。迪斯科纹样最初来源于美国影片《星球大战》,大多是描绘星系和宇宙的主题,超人、外星人、天空流行等图案,后来,迪斯科纹样采用抽象派巨匠康定斯基和西班牙画家米罗的绘画作为服饰面料的图案,从两位大师的艺术中汲取营养,平铺色块,流畅潦草的线条,强烈的对比色,用干笔在纸上一蹴而就,挥洒自如,当然,印有迪斯科纹样的服饰品也会被赋予迪斯科个性,给人以富有活力、浪漫、新潮、潇洒的视觉感受。 三、现代艺术对服装材料设计的影响 20世纪的女性追求独立,彻底抛弃了紧身胸衣,喜欢式样简洁,有综合功能的服饰,由蕾丝、花边、丝绸面料组成的内衣问世时,曾引起轰动,有人称它为“内衣革命”。现代服装设计越来越注重材料的开发性应用。然而在二战之前,服装设计基本上以款式、结构和造型的变化为主。50年代的蓝色丝缎晚装。极其轻柔的面料,被称为“女人的肌肤”。20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面料,有句名言:仅次于情人爱抚的,是好的布料。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设计师开始以材料为出发点进行服装设计,如1966年拉巴尼设计了以仿金属片链接的时装,七十年代后“面料魔术师”三宅一生作品的面世,都给了服装设计界以巨大的冲击。到八、九十年代,材料逐渐成为设计师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一些共识。 四、现代艺术对服装廓形设计的影响 战争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将19世纪浪漫主义风潮打破。现代西方服饰逐渐去除了大量不必要的装饰,越来越强调其功能性,服饰变得简单、实用。随着女权思想的逐渐成熟、普及,女装与男装之间的差异日渐缩小。随着20世纪下半叶年轻风潮的兴起和大众审美标准的变迁,服饰流行日益多元化、平民化。 1、20世纪20年代:永远的经典——可可·香奈儿“现代主义”设计师追求人与机器之间的一种和平共处,在追逐机械化、现代化的同时,女性的束缚也被逐渐解除。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法国女时装设计师可可·香奈儿,以她简洁的日常服装、运动装、便服和度假服装,将女性从束缚中解放。她推出直线型男孩儿式的轮廓和新潮的短发,提倡背肩包与针织品套装,她把晚礼服“法定”的拖地长裙缩短到与白日服一样的长度,尽可能使造型朴素、单纯化,她教给人们如何用人工宝石来装饰自己,把服饰品的装饰作用提到首位。 她提供了具有解放意义的自由和选择,让女人也可以穿裤子将服装设计从男性观点为主的潮流转变成表现女性美感的自主舞台。香奈儿设计时装追求实用,推动了服装设计新概念,对现代女装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2、20世纪30年代的服装廓形:斜裁女皇——玛德琳·维奥内特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光滑轮廓与"现代主义"秩序井然的线条相和谐,这可以在不少设计师的作品看到,如玛德琳·维奥内特的斜裁真丝缎子的紧身女装,巴斯博物馆两件藏品的其中一件是1934年的拖地长袍,裙子的上半身是蕾丝褶皱紧身胸衣、飘逸的绸缎轻盈地从肩上泻下,下半身是招牌式垂坠长裙,腰间饰以褶皱。 维奥内特的设计强调女性自然身体曲线,反对紧 身衣等填充、雕塑女性身体轮廓的方式,有“裁缝师里的建筑师”、“斜裁女王”的称号。在大师一生的作品中,“古希腊女神式”的斜裁和皱褶垂坠连衣裙是她设 计中的经典代表。她打破了之前打版制样的裁缝传统,而直接将布料或垂挂或缠绕在身体上进行裁剪,利用衣料的自然垂坠使得时装如第二层肌肤般轻盈飘逸,勾勒 出女性流动的曲线和曼妙的体态,皱褶则是这种剪裁方式 所衍生出的特有细节。 但这些最终都被更精心制作的轮廓所替代,到了这10年结束时强调肩部、掐腰和连身的裙子更加坚定了新浪漫主义设计倾向,并预示了战后“新外观”的出现。 3、20世纪中后期的服装廓形——迪奥 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主宰巴黎的高级女装潮流的人是迪奥,他的设计与他丰富的艺术修养和让敏锐的艺术感觉是分部开的, 1947年,考虑战时物质节制强加给服装业的简朴需要,迪奥推出的“花冠线条”轰动了时装界,被誉为“新风貌”。1952年,迪奥设计的三件套——羊毛夹克、线条简洁的帽子和柔软淡雅的结绸短裙,多年来一直成为时装设计的样板。迪奥设计的裙子,常在裙上打褶,或者用各种颜色的布镶拼;有时还缝上绢网,打造丰满感;各种各样的帽子侧戴头上,再配以硬高领的上装。接着又有了不对称裙子、o型、a型、 y型、h型、郁金香型等各种廓形的服装。他在巴黎时装界辛勤工作的10年里,巴黎女装从整体到细节都发生了耳目一新的变化他的线条设计和整体结构设计优美绝伦,几十年来一直影响着妇女和其他服装设计师们。 设计艺术论文:试论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艺术的影响 一、前言 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和彻底的现代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在艺术设计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现代艺术作为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态,它的突出特征是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写实的风格为主,而是体现艺术家个性的观念和形式语言,并且形成了许多艺术流派,一个时期以某种艺术流派为主导。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代表性的现代艺术是立体主义。它颠覆了古典艺术"真"的原则,即彻底放弃了空间透视的方法。主要艺术家有毕加索。二战后至今,现代艺术主要是沿着达达主义的轨迹前行。它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是反艺术。主要艺术家杜尚。其影响一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其它流派还有野兽派、未来派、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照相写实主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传统艺术不同程度的否定。 无论何种艺术形式,它所反映和表现的都是现代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心理特征,都是艺术家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而服装设计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着装体现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具有时代气息,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现代艺术对服装图案设计的影响 (一)抽象的几何纹样 抽象的几何纹样受抽象派画家观念的影响,以直觉和想象力为创作的出发点,仅将造形和色彩加以综合、组织在画面上,打破了绘画必须模仿自然的传统观念。二战以后,由抽象观念衍生的各种形式,成为二十世纪最流行、最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抽象绘画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对自然物的概括与提炼所创作的抽象绘画,带有浪漫色彩。另一种是用单纯的点、线、面、形体与色彩构成的抽象绘画,比较理性。这种艺术形式最具装饰性和图案特征。如荷兰风格派的主将蒙德里安的创作,他利用垂直水平结构和原色矩形色块的作品,简洁却蕴含着严谨而复杂的结构关系,虽是装饰性的,但具有深刻的哲理,使得许多人产生了精神共鸣。 服装设计师也直接采用了蒙德里安的语言,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存在着。抽象派美术对现代装饰艺术和图案艺术影响广泛,使得印花织物的纹样处理呈现崭新的特点,随意的抽象的几何纹样取实的精致的花卉纹样而广泛流行。 (二)平面构成纹样 平面构成纹样的产生源于包豪斯的构成理论,以点、线、面、体来高度概括复杂的事物,将几何形体进行理性的排列,构成新的艺术形像。这种平面构成纹样被广泛运用于染织图案中,并不断推陈出新。如男式衬衣的印花图案就是比较典型的平面构成纹样,以极小的几何图案重复并且有规律的进行排列,形成大面积的几何形态,不仅男士衬衫上会应用平面构成纹样,t-恤,领带,围巾等也有平面构成纹样的应用。 (三)欧普纹样 欧普纹样来源于欧普艺术(optical art),又称为光效应艺术、视幻艺术或视觉艺术,在60年代流行于欧美。 60年代以前,布料上的织纹图案仅限于苏格兰格纹、千鸟纹和人字纹等传统织纹。60年代,纺织和印染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再加上欧普纹样比较便于拷贝和复制,使得欧普纹样广泛应用于服饰品设计,掀起时尚界的革命。 因此,欧普纹样应用在服装、丝巾、领带等服饰品上会产生一种时尚前卫的着装效果。另外,欧普图案所产生的视觉错觉还能达到修饰、雕塑身材的目的。如07年秋冬季,以60年代为设计主轴的马克·雅各布斯、乔治·阿玛尼等设计师品牌,相继推出采用类似欧普艺术手法的服装。英国知名时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奎恩、日本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comme de garcons)和纪凡希品牌以大小不同的黑白棋盘式格纹等。 (四)立体派纹样 立体主义开始于1906年,由乔治·布拉克与帕布洛·毕加索所建立。立体主义的艺术家追求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形成分离的画面——以许多组合的碎片型态为艺术家们所要展现的目标。它追求一种几何形体的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美感,探索画面结构、空间、色彩和节奏的相互关系,在造型和表现上突破了时空限制。 立体派纹样应用于服装面料的印花设计中,使平面的布料仿佛具有立体感,赋予服饰品独特的美感,采用这些图案设计的服饰大有毕加索之风。这种纹样的融入使着装者洋溢着充满时尚的气质,在当时的欧美社会一度流行。 (五)野兽派的杜飞纹样 杜飞应用印象派和野兽派的写意手法,吸取马蒂斯绘画的装饰风格,线条质朴简洁,花卉图案形像夸张变形,人物动物相互交错,豪放粗犷,流畅自然,具有创造性、装饰性,后人把这种写意花卉图案称之为杜飞纹样。时装设计师利用杜飞纹样体现服饰设计作品的独特灵魂,体现一种自然美、野性美,利用流畅飘逸的线条结合服饰品的造型,生动而鲜活地突显出服饰的独特魅力。 (六)迪斯科纹样 迪斯科纹样的命名源于迪斯科音乐和舞蹈,迪斯科纹样有着迪斯科般的风格特点,新鲜、多变、富有活力。迪斯科纹样最初来源于美国影片《星球大战》,大多是描绘星系和宇宙的主题,超人、外星人、天空流行等图案,后来,迪斯科纹样采用抽象派巨匠康定斯基和西班牙画家米罗的绘画作为服饰面料的图案,从两位大师的艺术中汲取营养,平铺色块,流畅潦草的线条,强烈的对比色,用干笔在纸上一蹴而就,挥洒自如,当然,印有迪斯科纹样的服饰品也会被赋予迪斯科个性,给人以富有活力、浪漫、新潮、潇洒的视觉感受。 三、现代艺术对服装材料设计的影响 20世纪的女性追求独立,彻底抛弃了紧身胸衣,喜欢式样简洁,有综合功能的服饰,由蕾丝、花边、丝绸面料组成的内衣问世时,曾引起轰动,有人称它为“内衣革命”。现代服装设计越来越注重材料的开发性应用。然而在二战之前,服装设计基本上以款式、结构和造型的变化为主。50年代的蓝色丝缎晚装。极其轻柔的面料,被称为“女人的肌肤”。20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面料,有句名言:仅次于情人爱抚的,是好的布料。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设计师开始以材料为出发点进行服装设计,如1966年拉巴尼设计了以仿金属片链接的时装,七十年代后“面料魔术师”三宅一生作品的面世,都给了服装设计界以巨大的冲击。到八、九十年代,材料逐渐成为设计师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一些共识。 四、现代艺术对服装廓形设计的影响 战争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将19世纪浪漫主义风潮打破。现代西方服饰逐渐去除了大量不必要的装饰,越来越强调其功能性,服饰变得简单、实用。随着女权思想的逐渐成熟、普及,女装与男装之间的差异日渐缩小。随着20世纪下半叶年轻风潮的兴起和大众审美标准的变迁,服饰流行日益多元化、平民化。 1、20世纪20年代:永远的经典——可可·香奈儿“现代主义”设计师追求人与机器之间的一种和平共处,在追逐机械化、现代化的同时,女性的束缚也被逐渐解除。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法国女时装设计师可可·香奈儿,以她简洁的日常服装、运动装、便服和度假服装,将女性从束缚中解放。她推出直线型男孩儿式的轮廓和新潮的短发,提倡背肩包与针织品套装,她把晚礼服“法定”的拖地长裙缩短到与白日服一样的长度,尽可能使造型朴素、单纯化,她教给人们如何用人工宝石来装饰自己,把服饰品的装饰作用提到首位。 她提供了具有解放意义的自由和选择,让女人也可以穿裤子将服装设计从男性观点为主的潮流转变成表现女性美感的自主舞台。香奈儿设计时装追求实用,推动了服装设计新概念,对现代女装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2、20世纪30年代的服装廓形:斜裁女皇——玛德琳·维奥内特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光滑轮廓与"现代主义"秩序井然的线条相和谐,这可以在不少设计师的作品看到,如玛德琳·维奥内特的斜裁真丝缎子的紧身女装,巴斯博物馆两件藏品的其中一件是1934年的拖地长袍,裙子的上半身是蕾丝褶皱紧身胸衣、飘逸的绸缎轻盈地从肩上泻下,下半身是招牌式垂坠长裙,腰间饰以褶皱。 维奥内特的设计强调女性自然身体曲线,反对紧 身衣等填充、雕塑女性身体轮廓的方式,有“裁缝师里的建筑师”、“斜裁女王”的称号。在大师一生的作品中,“古希腊女神式”的斜裁和皱褶垂坠连衣裙是她设 计中的经典代表。她打破了之前打版制样的裁缝传统,而直接将布料或垂挂或缠绕在身体上进行裁剪,利用衣料的自然垂坠使得时装如第二层肌肤般轻盈飘逸,勾勒 出女性流动的曲线和曼妙的体态,皱褶则是这种剪裁方式 所衍生出的特有细节。 但这些最终都被更精心制作的轮廓所替代,到了这10年结束时强调肩部、掐腰和连身的裙子更加坚定了新浪漫主义设计倾向,并预示了战后“新外观”的出现。 3、20世纪中后期的服装廓形——迪奥 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主宰巴黎的高级女装潮流的人是迪奥,他的设计与他丰富的艺术修养和让敏锐的艺术感觉是分部开的, 1947年,考虑战时物质节制强加给服装业的简朴需要,迪奥推出的“花冠线条”轰动了时装界,被誉为“新风貌”。1952年,迪奥设计的三件套——羊毛夹克、线条简洁的帽子和柔软淡雅的结绸短裙,多年来一直成为时装设计的样板。迪奥设计的裙子,常在裙上打褶,或者用各种颜色的布镶拼;有时还缝上绢网,打造丰满感;各种各样的帽子侧戴头上,再配以硬高领的上装。接着又有了不对称裙子、o型、a型、 y型、h型、郁金香型等各种廓形的服装。他在巴黎时装界辛勤工作的10年里,巴黎女装从整体到细节都发生了耳目一新的变化他的线条设计和整体结构设计优美绝伦,几十年来一直影响着妇女和其他服装设计师们。 设计艺术论文:室内环境设计艺术论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大众对生活空间质量的要求步入了一个以满足物质生活水平为基础、追求相对高层次精神意识空间的阶段。从广义的角度看,室内环境设计既可以说是建筑学的深化和延续,也可以说是建筑学和美学派生出的边缘学科,同时也是人文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在这样的现实和意识层面上探讨室内环境设计的价值和艺术性。 关键词:室内 环境氛围 心理感知 意境 一、室内环境设计 室内环境设计是人文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建筑内部空间的理性创造方法,是 一种以科学为构造基础,以艺术为形式表现,为塑造一个精神与物质并重的室内生活环境而进行的理性创造活动。室内环境设计又是一门具有极强整合性的综合学科,现代室内环境设计涉及到建筑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人体工程学、结构工程学、建筑物理学以及材料学等学科领域,它要求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综合地进行多层次的空间环境设计。 室内环境设计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基本层面需求的实现,即一方面要合理提高室内环境的物质水准,满足使用功能;另一方面要提高室内空间的生理和心理环境质量,使人从精神上得到满足,以有限的物质条件创造尽可能多的精神价值。其中,精神层面包含设计的艺术性和个性特色两个要素。 艺术性是指塑造具有强烈审美感受的视觉环境空间,它建立在形式原理和形式要素之上,无论是室内的造型、色彩、光线和材质等要素,都必须符合美学原理的要求,以求感官和精神上的审美效果。个性特色是指塑造室内环境的性格境界,表现为空间的性格形态塑造,只有使空间透过室内形式反映出不同的个性特色或不同的格调,才能满足和表现个体和群体的特殊精神品质和性格内涵,使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获得无限的精神感受。追求人性化的生活环境是室内环境设计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事实上,室内环境设计不能以孤立的单一功能或形式为惟一目标,它既不是单纯的生活科学,也不是单纯的生活艺术,而是二者统一,是以精神建设为体,以物质建设为用,共同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价值。 二、室内环境设计与美学 室内环境设计与美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学是一门科学的、富有逻辑性与指导意义的学科。中文的“美学”一词在20世纪初来源于日本(中江肇民译),是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该词的最早使用者是18世纪的鲍姆嘉通(baumgarten),他把这个本来指感觉的希腊词语转用于指感性认识的学科。所以如果更准确地翻译,“美学”一词应该是“审美学”,指研究人们认识美、感知美的学科。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艺术美学就是研究室内环境设计中的审美学,即人们如何通过设计的作用在室内环境中认知美、感受美,也就是设计师用“美”来填补人和空间环境中所有理性与感性元素之间的沟壑。当人在室内空间环境中感知到美时,设计才是成功的。 室内环境设计的成功本质上是室内环境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两个层面的成功,然而,它们最终都要回归于精神层面的认知和肯定。这样就必须研究室内环境对人的作用,人在室内环境中认知美、感受美的一切状况。人类本体论美学就是从如何塑造人的心灵着眼,来考察审美经验和艺术现象(艺术品、艺术家、艺术史、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艺术批评),把艺术与生活、政治的外在一般论断,转变并了解为内在的过程,这就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反映和反作用的原理真正落实到审美心理的实处。它要求探索和回答审美过程中许多复杂的具体问题,这其中也包括室内环境艺术设计的审美过程问题。 三、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艺术性 室内环境在艺术审美层面上要求在于对室内意义的创造,它表现为室内环境在物质、精神两方面对人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心理的双向交流得以实现,即人对室内环境认知和环境对人的影响,而设计就是以特定的语言来促成这种表义的过程。所以,室内环境设计师在考虑使用功能要求的同时,必须思考精神功能要求(艺术感染、心理感受、视觉反映)。 室内环境设计的艺术表现是指在组织和塑造空间时,其内涵形式有两方面的属性:一种是内在涵义,另一种是外显方式。内在涵义是通过室内整体的环境氛围、室内环境心理感知、室内意境呈现出美感;外显方式是指运用形式美法则—适度、均衡、韵律、和谐,通过形式的外显方式呈现出美感。 1. 室内整体环境氛围。室内整体环境氛围是室内环境呈现给人们的总体印象。不同功能、性质的空间应该具有不同的性格内容,即具有一定的个性特点。不同个性特点的空间会让人们产生不同的印象,如活泼、庄严、典雅等。在室内环境设计实践中,空间类型复杂多变,从整体到部分再到每一个细部,都可能形成一定的氛围或是影响氛围的倾向及空间的个性。设计实践时,设计师应从空间的性质、用途、使用对象以及营销策略等方面去思索定位,以创造出不同感受的环境氛围。就像小型雅间需要亲切、温馨、典雅、轻松的气氛;宴会厅需要热烈、欢快的气氛;大型会堂则是庄严、宏伟、端庄的气氛。即使同是中餐厅,由于对象不同,其室内氛围也各不一样,如婚礼用的中餐厅,室内环境设计应具有喜庆、祥和、热烈的氛围;风味餐厅则应给人们朴实和亲切感、富有生活气息。 2. 室内环境心理感知。室内环境设计不仅仅是满足使用功能,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室内生活环境,能使人在视觉上和心理上更具享受性。室内环境的心理感知和感受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指空间环境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就一般心理过程而言,人的感觉、知觉、认识、想象、思维、情感、记忆等心理过程是每个人面对特定空间环境时都会产生的心理反应,进而才会产生对室内环境的感知评价,如美感、新奇感、舒适感、恐惧感等。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对环境空间也必然各有其不同的心理反应和标准。研究个性心理,可以为有针对性的空间创意或设计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设计师要学会研究人的认识特征和规律,研究人的情感意志,研究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运用各种理论和手段去冲击和影响人的情感,使其升华,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如利用景物与背景的反差,反差越大,人的感知力就越强,室内环境处理上应是互相衬托、主次分明。宾馆中庭的瀑布、喷泉、上下穿梭的观光电梯、跳跃式的灯光都是因为新奇或动态的物体易被人感知,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而产生艺术感染力的。视觉具有先决性,由于人的视觉范围的渐进性,人们对环境的印象总是由一个个的小片段组成,只有先确定流线才能决定每一个“流线片段”上的画面,由一个个画面构成一组组引人注目的风景。 在室内环境设计中应用联想的手法来影响人的情感,以扩大人对环境的感受深度和丰富理解。如触景生情的手法,就是利用人们对环境触景生情的心理,唤起人们熟悉的潜意识心理感觉。 约翰·波特曼曾说:“如果我能把感官上的因素融会到设计中去,我将具备那种左右人们如何对环境产生反应的天赋能力,这样,我们就能创造出一种为人们所直接感觉到的和谐环境。”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对环境空间的感知是非常直接的,不需要经过太多的理性分析,因此,研究人们的心理感受对环境设计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人们对环境空间的感知能力是多层面、多角度的,包括空间尺度、比例、分隔、秩序、色彩、体量、光影等视觉元素,还包括听觉、嗅觉、触觉等其它元素。室内声场、光环境的塑造、绿色植物的清新空气、鲜花陈设品配置出的甜美温馨气息、不同界面材质触感等都构成了室内环境心理感受的要素。对于这些要素,在室内设计中应综合考虑和评价,注意相互间的统一与和谐,从而创造出空间环境的整体美感,提高室内空间的使用效益。 3. 室内意境。室内环境设计是为人而设计的,人是环境存在的主体,人不仅有生理需求,更有着心理需求。在室内环境中,心理需求的满足,需要人与环境进行新的交流,从而让人体验到各种心理感受,如舒适、快乐、宁静、宏大、端庄等。因此,室内环境设计就必须创造出空间中的意境。 室内意境是室内环境所直接体现的创意构思、意图、主题,是室内环境中精神功能的高度概括,是一种蕴藏在感性形式之外的、能引起人无限深邃的思索和联想,给人以某种启示或收益的设计艺术美。 室内环境中的意境并非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它是在一个主题下的多种美感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最能体现出意境流动感的设计。素有“壶中天地”之称的中国园林艺术就是空间流动意境创造最为典型的代表,它通过门、窗的隔、对、借来突出景点,又通过水、廊的运用来连缀景点,使其串连成为一个整体。曲径通廊、小桥流水不仅使景观在移步易景的变换之中仍然保持了一气呵成的流畅,更重要的是在展示的动态中,在四维的时空中,彰显了中国园林无尽的魅力。如何使静态的空间环境化静为动,静中有动,从而丰富空间的内涵,是室内环境设计必须追求的目标之一。 室内环境的总体意境最终是对文化的反映,也就是说,意境的本质是文化的体现。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意识所积淀下来的精华,从各个方面和层次来说,它都是设计创意灵感的重要源泉。因此,设计美的意境归根到底是从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一般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文化情调。它是设计中最为感性直观的要素,也是表层的要素。它表现为一种模糊的、印象化的文化趣味。其二是文化心理,它是指设计中弥漫在某个群体中的不系统、不定型、自发的文化意识,如民俗习惯、信仰和崇拜等。最后是文化精神,它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一切文化领域和文化现象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文化成果。文化精神已经成为民族、社会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不断发展的动力。故宫建筑的理性精神、日本建筑的道禅色彩都属于文化精神层面的体现。 室内环境的意境是通过室内空间的布局、家具器物的样式、材料质感的搭配以及界面造型的选择等一系列环境设计来形成空间的整体美,营造出空间的意境美感,使人深深地感觉到设计内在的个性、情调、品位等内涵。它是设计师通过文化、科学、技术、生产各种系统要素整体化的联系,心理学、人体工程学、人文科学的相互渗透,以及自然因素、人和社会因素的综合,而体现出的一种社会过程。通过室内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客观实在的“景”,唤起人们的愉悦之“情”,这个情景交融的过程就是室内环境设计意境美的生成过程。 此外,室内环境设计中运用最多的形式美法则包括:适度美、均衡美、韵律美及和谐美。 综上所述,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艺术性关系到如何去塑造人的精神和灵魂,这是室内环境设计的宗旨,是新世纪、新时代对室内环境设计专业的要求和呼唤。只有提高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艺术品质,才能为人们创造出更美、更优雅、更舒适的室内环境。 设计艺术论文:中西方设计艺术本质特征的比较 摘 要:设计艺术是最古老的艺术,也是最广泛存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与人类文明进程息息相关。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方设计艺术本质特征的比较研究,以预测其发展趋势,为我国设计艺术的发展提供参考作用。 关键字:设计艺术 本质特征 发展趋势 一、中西方设计艺术溯源 从最为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所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原创活动都可以被称为设计。从这个角度来说,设计的概念未免过大,因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具有明确限定的狭义的设计,即合乎目的性,具有功能性、艺术性、科技含量和经济利益的设计。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设计艺术都具有一个漫长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设计艺术历程简述 中国的设计艺术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原始社会人类设计的石斧、石刀具有对称、节奏、光滑等朴素的形式美,包含有一定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手法。中国是个历史悠久,地广人多的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智慧的人民在生产工具和技艺的变革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在不同的时代也创造了不同的设计艺术成就。先后留有原始社会时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石器和陶瓷设计艺术;奴隶社会时期的伟大创造——青铜器设计艺术;封建社会时期更是百花齐放、灿烂夺目,建筑设计艺术、园林设计艺术、家具设计艺术、服饰设计艺术、瓷器设计艺术、雕塑设计艺术等都在世界设计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设计艺术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的庞薰琴和一批设计家、设计教育家从西方引入现代设计艺术思想,对中国现代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设计艺术在我国只是被定义为“工艺装潢”这类狭隘的范围,并没有形成设计艺术的产业化,对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直到七八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设计艺术才真正发展起来,逐渐成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艺术。 (二)西方设计艺术历程简述 西方原始社会时期设计艺术和中国一样集实用和审美于一体,具有朴素的石器时代的痕迹。奴隶社会时期古埃及设计创造了辉煌的金字塔艺术。古希腊的多立克柱式、爱奥尼亚柱式、科林斯柱式奠定了世界建筑设计艺术的基础,其各方面的巨大成就也开创了欧洲设计艺术的历史。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封建社会时期,由于受宗教的影响较大,中世纪的设计艺术推崇精神上的表现。哥特式的建筑是此时的代表,造型高拨、挺直,讲究装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设计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以及拉斐尔等大师级的人物,这一时期的设计艺术崇尚个性、自由、解放,对后来工业时代的设计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现代设计艺术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工业革命的结果。随着18世纪的工业化,机器时代的到来,设计艺术也超出了为少数贵族服务的范畴,为大众所消费、设计与制作,生产活动分离,设计也超出了功能性,具有装饰性、趣味性、象征性等特征。19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大规模的“工艺美术”运动拉开了现代设计艺术的帷幕,之后西方现代设计艺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经历了更加宏大,影响更广泛的“新艺术”运动,风格独特的“装饰艺术”运动以及流派众多,艺术风格多样的现代主义设计。西方设计艺术发展到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时期,出现了耳目一新的解构主义、新现代主义。如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设计艺术必将继续绽放出新的绚丽火花。 二、中西方设计艺术本质特征的比较 要比较中西方设计艺术本质特征必须从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入手,实践的理论指导理论的实践。不同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的指导,设计的创作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征。中西方由于地域差异,人文环境的不同,设计艺术所依托的哲学与美学思想也有着显著差异。中西方设计艺术哲学与美学思想是个宏大的论题,若真要求解非我能力所及,笔者不妨在这里管窥一二以抛砖引玉。当然中西方哲学与美学思想不能割裂,笔者分开论述只是方便在设计艺术这个特定的领域作些有意义的探讨。 (一)中西方设计艺术哲学思想比较 “天人合一”宇宙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它对中国设计艺术特别是园林设计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园林设计引山水入园林,曲径通幽,借境移情,既有人工设计的诗情画意又有与自然和谐,与天道和谐的意境。“天人合一”是古代哲学史中无论孔子儒家还是老子道家都强调的观点。《老子》中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主张天、地、人都统一于象征着自然无为的“道”。又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认为天下万物由道而生。从中分析可以知道人的设计实践是效法“道”的,而“道”是效法自然的,设计也就是效法自然的。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家还将设计门类与五行学说联系起来,运用“五行”概念来阐释行业行为与自然现象“相生相胜”即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的关系。老子并在此基础上有提炼出“阴阳说”,建构出宇宙本原“道”之学说。庄子继承发扬了老子的观点,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一种原初、真实、本质的状态。 中国的设计艺术思想深受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支配,有着鲜明本质特征:(1)材美工巧。讲究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深刻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人的宇宙观。(2)以用为本。强调用和美的统一,与荀子的“美善相乐”一致。(3)文质彬彬。追求“质”和“饰”的和谐统一,(4)顺物自然。崇尚自然顺物自然是其时期的核心内容。(5)重己役物。强调使用主体的感受并追求功能与审美的统一。(6)物以载道。以物载道、言志、象德。如“玉有九德”,象征着不同人的身份和地位。(7)象。象是古代设计思想的基本,如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境生于象外。这种以象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认识方式、抒情方式奠定了中国设计艺术的美学基础。 谈到西方哲学思想,不得不提古希腊。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也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故乡,并产生了一批伟大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柏拉图认为绝对的形式就是美。形式是理念、美、真理、知识和善基石,他用美对形式进行抽象和说明,柏拉图用美来解释了理念、真理、知识之间的关系。柏拉图称之为善“这个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认识中的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这也就是善的知识。”所以他认为理念还不是最终的存在,理念通过美而被自己超越(更美),这样借助于美的再一次超越,柏拉图从理念上升到最高形式——善。理念是超验的,它自身没有回归此岸之路,因此它最终只能成为属于神的性质的善,美不能用来说明神,柏拉图也无法再对善有所言说,这样柏拉图的哲学就停留在不可逾越的二元分裂上。 当然如同孔子和老子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他们也有着种种分歧,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哲学思想讲究变化,没有国定的形式,“天人合一”。而西方的哲学强调固定的形式,尽管之间有紧密联系,但没有轮回。由于无法解释神,不能与神相通,中世纪的哲学成了神的婢女。这点在中世纪的建筑设计艺术上得到很好的例证。哥特式的建筑大都垂直向上,表现了一切朝向上帝的宗教精神,为神服务。而中国哲学虽然也认同“天命”,神可以主宰命运,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有轮回,人达到一定高度也可成为神。中国的古代建筑设计艺术大都“以人为本”,为人服务。 (二)中西方设计艺术美学思想比较 中西方古代设计艺术美学,由于大都产生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在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下,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本质上都属于古典主义美学范畴。但由于哲学基础、历史文化、民族审美的差异,设计艺术美学思想也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 1.表现与再现 表现与再现通常被认为是中西方艺术的显著差异,其中在绘画中尤为明显。同样在设计艺术领域这种差异也表现很明显。中国设计艺术强调表现,而西方重视再现。如中国的园林设计体现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和地位。中国园林的设计法无定式,追求“外师造化”,并不追求一山一水的准确度,采用散点透视,以人在其中游园的情趣为设计目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美。而西方的园林设计以几何形的法国园林为代表,则采用焦点透视,具有理性主义特征。园林内充满了理性的气息,整齐一律,均衡对称,具有明确的轴线引导,讲究几何图形的规律,就是连花草树木都修剪得整整齐齐。为一种人工的创造再现,强调人工美。造成这种审美特征的原因当然与我们上面所谈的哲学思想分不开。中国强调“天人合一”,西方的古典艺术观是“摹仿”。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理念世界的影子”即现实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 2.形式与整体功能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在想问题的时候脑子里面往往有一个制作图式,即想象着匠人制造物品的样子,然后用这个图式的结构去比附他们要理解的对象,包括整个世界。这一制作图式最典型的形态有两个:一是柏拉图的“原型—摹本”图式,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图式。于是,柏拉图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原型和摹本外在分立的两重天地,亚里士多德所看到的事物就是形式和质料内在复合的完整个体。而我们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图式是金-木-水-火-土-金不断地循环,是“阴阳”太极,是八卦图式。因而西方设计艺术美学追求固定的形式美,设计条理清晰,对具体的形要求极为严格,中国设计艺术重道轻器,追求有无相同,注重意境,气韵以及整体的变化,和谐统一之美。这些在中西方的雕塑、建筑、家具、服饰等设计上都能体现这种差异。 三、中西方现代设计艺术发展趋势 西方的现代设计艺术是随着工业革命,工业化大生产而发展起来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后,西方现代设计艺术逐渐在世界形成了主流,传遍全球,当然其发展的过程也借鉴了东方的设计艺术思想。比较中西方现代设计艺术毫无意义,因为中国现代设计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学习西方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当然其中也继承和发扬了优秀的中国传统设计艺术思想,主流和西方现代设计艺术是一致的。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科技革命进步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可以预言中西方设计艺术将继续相互交流、互补、融合,形成开放化、多元化、世界化的发展趋势特征。两大设计艺术体系殊途同归,创造了并将继续创造出璀璨辉煌的人类设计艺术文明。 设计艺术论文:对设计艺术专业课程设置与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思考 内容摘要 :设计艺术教育日益成为我国艺术教育的一个主要领域,在这种形势下,设计艺术专业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文章着重强调了通过设计艺术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优化结构,突出优势,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达到设计艺术专业教育的既定目标。 关 键 词 :设计艺术 教学改革 课程设置 实践能力 设计艺术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代表的是人们对所选择生活方式的设计,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用,以及潜含在其中的精神层面的价值系统。受经济高速发展对设计人才需求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不仅仅在专业院校,而且在普通高校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设计艺术教育也越来越成为我国艺术教育的一个主要领域。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敏锐的审美能力、创造性思维方法和熟练掌握本专业技术能力的综合素质,应该是普通高校设计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传统的美术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设计人才存在许多欠缺,对所设计产品的工艺流程、材料、与客户应对的经验、技术统筹管理等知识的欠缺,造成了设计人员更多地停留在艺术感觉的审美层面,设计出的产品实用性不大,或存在功能与工艺上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普通院校的设计艺术教育虽然是从传统美术与工艺美术教学中脱胎转型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发展初期的不足和转型期的种种迷惑与困难,但是基于设计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对设计艺术教学进行改革、规范,调整设计艺术教学体系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国家教育部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计划中提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改革更新培养模式,调整课程结构,用现代文化、科技发展新成果充实和更新教育内容,逐步实现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同时,普通高校的设计艺术教育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如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重虚拟课题轻设计开发,这些都造成了教学与实践严重的脱节现状,高分低能现象屡见不鲜,这与设计学科高速发展的现状极不相称。我们可以尝试通过课程设置的改革,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建立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 一、优化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突出专业优势 1.课程结构上的特色 设计艺术学科是艺术与科学交叉的学科,学科特点必然在课程结构上体现,在专业理论课方面,应该开设与专业方向相关的人文和自然科学交叉课程。以平面设计方向为例,应有选择地开设,如市场学、营销学、消费心理学、行业设计法规、公共关系、广告学、传播学、应用数学、材料学、人机工程学等。除了必修、选修课程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专家讲学、讲座和素质课教育多种形式将课堂教学延展,为培养复合型设计人才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要加强交叉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教研活动,使交叉学科教学与专业教学目的相统一。 2.专业课程的优化组合 在专业课程方面,首先要对一些传统课程进行优化整合。如平面构成和图案课,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考虑整合为一门课,既可取长补短避免重复,又可缩短教学时数;另外,要吸取国际上先进的设计教育观念和方法,结合我国实际,开设一些既具有时代精神又符合设计发展规律的课程。同时,可开设一些突出民族文化,研究民族艺术的课程,如民间艺术研究、中国传统装饰等。 3.专业方向上的特色 根据教育部专业目录规定,将所有设计学科统一归于设计艺术学科门类之下,因此设计艺术成了一个专业覆盖面极为广泛的大概念。以平面设计为例,又可分为广告、包装、商业美术、印刷品等设计方向。普通高校在设计艺术办学方向上应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和学校自身的优势,有所侧重办出自己的特色。 二、科研与社会实践一体化,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高等教育,历来就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总结和建立专业理论体系的领域,高等设计艺术教育也不例外。现代设计的实践,要求艺术与设计教育积极回应社会的这一要求,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设计艺术教育体系。 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以下两方面建立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 1.教学与设计开发一体化 教学与设计开发一体化,就是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打破传统封闭式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走出校门,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对设计开发的各个环节进行调研和实践。教师要经常带领学生到企业或市场,如商品超市或施工现场等进行现场授课和设计分析,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一线摸爬滚打,参与实际设计开发的全过程,并从中得到锻炼。在一体化教学进程中,要充分利用分数的杠杆作用,将成绩的考核与各个实践环节紧密结合,改变重设计正稿不重设计开发过程的传统评分办法。 2.科研与社会实践一体化 如何处理好教师的科研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一直是普通高校设计艺术专业头痛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转变观念,把教师的社会实践活动纳入科研项目的技术服务范畴。鼓励师生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为社会提供有偿技术服务,以提高教师自身的实践能力。学校要为设计艺术专业科研与社会实践的一体化创造条件,提供政策上的优惠。有条件的院校还可以通过成立研究所或企业实体的方式,在加强技术监督与统一管理的前提下,为教师的科研实践提供相应的法律和经济上的保护。这方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院校的设计专业的经验可供借鉴。 进入21世纪,设计艺术教育的发展不仅面临种种机遇,也面临着种种新的挑战。我们必须以全新的观念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强化学生的设计实践能力,使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与经济、产业同步发展,与国际先进的设计艺术教育接轨。
人文管理论文:管理的终极价值及人文管理学与中西方管理差异 [摘 要] 管理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具体目标及其效率,即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工具,管理就是同质的。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因为“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 [关键词] 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人文管理学;中西方管理差异。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工具价值与管理价值二重性。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 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是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存在的,而维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就是管理活动。从存在状态的角度看,存在是在关系中生成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管理理念,或者说,不同的管理理念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正是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管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管理本身必然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采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管理理念,反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绝不会产生民主治理、现代企业等管理结构。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 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以组织的方式而存在,现实的人们必定处于某一组织之中,而管理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关键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生存、劳动、生活的意义与管理的理念息息相关。在这一理念中,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体价值或终极价值。 (二)管理的工具价值。 管理不仅仅是关于人类如何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理念,管理必须有具体的目标。正如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指出的那样,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的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除了具体的目标之外,组织的成员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还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明确的安排,其目的是在实现具体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的任务,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管理除了渗透人类关于如何生存的理念之外,还必须关心“如何达到具体目标”的技术性问题。在20世纪初期,法国人法约尔提出,为达成组织的具体目标,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 5 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高效地实现具体目标,还必须遵循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共 14 条原则。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从价值的这一定义来看,人类不仅需要有“理想”“信仰”等终极价值,而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从所以,在管理中如何计划、如何组织、怎样协调、如何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当然具有价值。 历史上首先认识到管理具有上述价值的仍然是法约尔。法约尔所受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具有9000 多名员工的多部门大型企业总经理,法约尔认识到,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管理具有与技术相互独立的价值。与管理的终极理想或终极价值相对,管理具体目标及其效率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工具价值。 (三)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管理既渗透人类关于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也还必须确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和具体目标,以上二者同时构成组织中人们的需要,形成各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1.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因为人是从狭义的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动物的知觉、好恶等等,都是着眼于功效性的具体目标,都只服从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认知、道德、艺术都是手段,短期性的、具体的目标就是根本性的目的,如狩猎活动必须要擒获猎物,种植必须收获果实,人类的实践水平越是低下,与眼前的功效目的的联系就越密切。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对与短期的、具体的功效无关的事物开始产生兴趣,逐渐发现这些区别于具体目标的事物的价值,这就是终极价值。例如,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社会中“人性的尊严”有时候比具体的目标更重要,为了维持人性的尊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宁愿舍弃具体的目标。再例如,人们发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吃饱喝足以及维持生存,还可以有更高远的意义:即使人性变得高尚、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完善、更值得热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偶然降临到世间来的人的目的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人的所有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终极价值的指引下而实施的。在蜂蚁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清楚简捷的劳动分工情形和一个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即蜜蜂在建造蜂巢时,其精确性和准确性几乎与几何学家一样。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蜜蜂和蚂蚁所做的是“管理”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有目的、协调的、群体性的工作”。 从与蜜蜂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管理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遇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目标而存在,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 2.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效率是管理最重要的工具价值之一,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内容正是如何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它包括著名的工时研究、差别计件工作制、职能工长以及任务管理制。 然而众所周知,管理史上就泰罗的效率主义曾经出现过激烈的辩论。在 1911 年举行的有关“科学管理”的意见听证会上,双方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地集中于渗透在“管理效率”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之上:反对者认为,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一个“头等”的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而泰罗坚持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如果他们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对效率的追求将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这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其实渗透了泰勒的有关管理终极价值的理念: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理念体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性理想,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一理念当然具有进步性,但它忽视了组织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组织不单纯是实现效率的机器;而且实现效率的手段并不只有工时研究、计件工资制,还有其他更为“人性化”的手段。 3.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虽然管理的工具价值是被终极价值所决定的,但终极价值并不能单独存在。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伴随着管理具体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价值不是“为客体所固有”,价值是关系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价值的特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对主体产生意义。 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一定与每一次管理活动的具体目标有关,它不能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单独存在,终极价值依附于工具价值之上,在管理的具体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实现自身。 二、管理的终极价值与人文管理学。 现代主流管理学对于管理的价值是忽视的,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管理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管理的终极价值———而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具体目标亦渗透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理想割裂开来。 首先,人类的实践过程就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 从价值的本质来看,“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实践'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和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价值导向的,那么管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价值导向的。其次,现代管理学没有看到,管理的终极价值才是人类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它决定着管理的具体目标。 鉴于此,管理学不仅要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也要研究管理活动中价值的实现过程。当然,这种价值指的不单是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蕴含在工具价值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由于管理的终极价值是由各国各民族的人文理想所决定的,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也可以称为管理的人文价值。 相应地,以管理人文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人文管理学。 三、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一)人文价值的多元性与中西人文价值差异。 就普遍的人文价值而言,作为人类,就是要对真、善、美三者进行永恒的追求,并且力图表现这种追求本身的自由品质,人文价值永远体现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向往与追求。透过人性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形态而感受到一种普遍而崇高的人性,这始终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趋向的心态,失去这种统一性,人文价值就没有了统一的对象。 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之下,人文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体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之下中西差异。现代西方人文价值观主要来源于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针对中世纪贬抑人的现世及自然感性倾向,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资源,复兴并张扬了现世的自然欲望,对现世的自然欲望与古希腊罗马理性的结合,是近代科学技术乃至管理思想的重要源头。启蒙主义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扩展并奠定现代性的思想运动,把对神学信仰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尊崇推进到了顶峰,可以说泰罗以来的西方管理完全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中西人文价值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 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价值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人文价值则将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二)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就不存在中国管理思想或中国管理模式与西方的区别———从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管理确实是同质的。 然而,如前文所述,管理的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而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为背景、某些特征是远远不能揭示中西管理差异的实质的,中西管理差异的根源是终极价值或人文价值上的差异。 结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存在普适性的人文管理学目前学术界提到较多的所谓“人文管理”,其实作为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存在。由于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存在的所谓“人文管理”。但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文管理学”。例如在经济学中,马克思舍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并不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只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说,将管理的人文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如前所述,人类的一切管理皆包含终极价值元素,即使是泰罗的科学管理,也强烈地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追求。 人文管理论文:公共图书馆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分析 一、科学管理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人泰勒——科学管理之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随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兴起的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使泰勒的科学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要求遵循科学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实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管理。 首先,在管理目标的出发点上,其数量意识和精确性原则非常突出,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不容许“大概、也许、差不多”等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其次,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充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管理目标层层分解、细化为各种量化指标,落实到各个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上,必须遵守和完成,要求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拒绝“亦此亦彼”的灵活性。其三,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文规定”,以及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它们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的科学管理形象地称为“刚性管理”或“硬管理”。 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注重借助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强调通过高度集权、严密制度和物质激励手段来提高管理效率。尽管科学管理使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社会各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科学管理一个本质性弱点即:以物(技术、生产、财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严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 二、图书馆人文管理的内涵 管理是人类一项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活动,自古有之。管理是人共同劳动的基础。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杜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相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他人之力把事情办好。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恃·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一个团体的活动,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给管理完整的定义是: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指挥)、控制等基本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促进其相互密切配合,发挥最高效率,以期达到最佳的总体目标。 图书馆管理是促使图书馆能够为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的,对人、财、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日趋科学化与合理化,许多图书馆采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基本工作秩序得到了整顿及加强,工作效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未达到有效调动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未能促使组织和个人潜在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30年代,在对科学管理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管理(简称人文管理)理念和实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强调管理要“看重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视被管理者“人的尊严”,为人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以提高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人文管理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管理,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以人类的价值观系统为指导,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的一种行为指导模式,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管理理念。人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价值观和有关人的因素整合到计划、协调、组织、委派等行动之中,该过程涉及由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个体组成的组织的结构和产品成果的控制。人文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一种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它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修正和补充。它把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使命。图书馆的人文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内涵、实践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学理论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图书馆的人文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的重要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题,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实现组织目的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并要求能最好发挥图书馆职能的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三、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关系 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根本区别主要是:首先,在管理理念上,人文管理以管理对象“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本体价值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管理实践上它更注重目标宏观导向和调控,而过程管理则实行充分的民主化,为管理对象——活动主体提供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由他们根据客观目标和主客观条件,自由选择、自主确定、灵活掌握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其三,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它更重视管理的服务观念,而管理的权力意识则相对弱化,“寓管理于服务”。其四,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它更注重教化、疏导和激励,用理性召唤和情感互动等柔性手段去影响、感召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非强制性的方法进行调节与控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体意志和力量,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因此,人们常常又把它称为“模糊管理”、“柔性管理”或“软管理”。 人本管理的功能虽然不像科学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显效性,但它却是战略性的和长效性的,与科学管理之间具有突出的互补性,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或弥补科学管理“用人不养人,养人不育人”的特殊政策短效性等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 探讨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们区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科学管理是就其经典意义而言,现代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管理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多种管理理论的影响, 已经克服了一些传统弊端,增添了一些人文色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两者做出明确界分——有时你所说的科学管理(或人文管理)与他所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探讨人文管理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避免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二是为图书馆实施人文管理提供了明确方向。人文管理不仅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整个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对人文管理实质性内涵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将人文管理理论上的“应然”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实然”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摘要:在简要分析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科研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在科研中奏行人本主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在当代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的发展上都享有特别的声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性本善”、“自我实现性”、“潜能”及“以人为中心。“达到良好的心理氛围中的尊重与理解”是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是积极的、要求上进的,并在条件适合时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在《论人的形成》中,他曾这样描述:“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自身机体所能达到的目标前进。”他指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并认为“所有的生物学趋力皆可归属于这种实现倾向的名义之下”。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罗杰斯还认为,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性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 科研工作对于其从事者们来说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这个实现往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现。物质方面,譬如待遇、级别、实验设施乃至在科研攻关中的地位是否重要等等;精神方面主要来自于自我的满足、社会的评价以及同行的赞同与否等等。当前在国内。我们在对待这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往往通常都容易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甚至对科研工作者自身的价值采取漠视的态度,只看到是否能出成果,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看成就不视细节的做法只会对许多科研 工作者们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大量人才的埋没和流失。人不是机器,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但人才是机器的主人,这一点却往往容易被人忘记。科研的主体还是人,而不是好的设备和条件。因此,在科研工作开展中,我们也要相信人都有自我实现性和潜能性,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不光达到极丰富的物质财富奖励,还要做到良好的心理环境中的尊重与理解,使得科研工作者们的自我实现倾向都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激发,这样就形成了科研中的人本主义氛围。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要想在广大科研工作者之中实现就必须要先实现科研工作者们自身的人本主义,由人及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的使科学和人文得以和谐发展,才能使科研工作健康有序的实行,才能使科学的产物与人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更加接近。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精神科学管理 一、更新学科理念 据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在1980年对工业设计下的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做工业设计。”由此确定了工业教育在以上几个方面全部或部分的内容。如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对工业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技术水平的要求更高,类似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商业展示及市场开发等等,这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学科内容也都纳入了该学科范畴,工业设计也被重新定义为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与装饰艺术等相互结合。并可交叉应用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实用与美观并存的视觉传达、意识物化形式,为创造、美化和改善大众生活质量与生活品味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市场机制的触动下,工业设计正逐步朝着个性化、人性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工业设计教育也由此加强对设计人才综合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培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工业设计的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相关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主要包括:机械制图和造型设计、工业美术、材料工艺、结构力学、人机工程、视觉传达等,其中也包括高科技时代的信息技术、电脑辅助设计。通讯工程、人工智能等都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新世纪到来社会要求我们工业设计人才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时时都以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武装头脑。 第二,产品的功能与装饰是工业设计最为突出特征反映,好的产品总以美观的造型与多样的功能赢获市场,从而要求设计师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与艺术鉴赏力(包括绘画基础、写生能力、设计创意、形态构成等美学知识)。尤其如今信息时代技术交流极其迅速且广泛,产品设计的风格与造型出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这要求设计师开阔设计视野,及时把握潮流动向,提高设计思维与创作实践能力,要在已有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勇于实践,只有对设计相关的地理、历史、民俗等一系列社科知识深入学习,才能设计出符合当地生活习俗、满足当地生活需求、甚至能够表达当地情感的优质产品。 第三,为使产品在社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构思之初对该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所需的经济成本正确估算,充分了解该产品的市场需求、设计范本、材料工艺、风格特征等相关内容,产品设计也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也要求设计师具备如市场营销、商业管理、广告策划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能力,甚至包括信息采集、管理与技术处理,消费心理、及其产品营销等,还有市场信息及各项商业法规等能够保证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等环节顺利完成的相关政策条文,也都成为当前工业设计教育的重要组成。 第四,产品设计实质是一项综合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各项工作环节必须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这要求设计师要具备一定的设计协调与设计管理能力。 第五,处于发展中的工业设计是产业竞争和企业振兴的关键,它集中反映了民族或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与之相关的内容非常广泛,这又要求设计师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对多元文化进行有机地整合,全面了解国内外产品市场,设计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具时代感的新产品。 第六,由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而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微观世界,产品设计的问题也将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新时期的设计教育也是一种动态的知识更新过程,面临自主学习向终生学习的教育转型,我们必须“学会求知、学会做事”,所谓“学会求知”即是“学习-工作-学习”,所谓“学做事”,是由对专业技能的培养转为对环境适应力的素质培养(如合作、创新、风险、交流等)。 由此可见,未来工业设计教育在朝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教育的重点将由专业技术职能转变为对综合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能力的培养,相比以往对技术与物质的教育,更加突出强调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行为技能(其中包括:团队合作、风险投资、技术交流、设计创新等等)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解决人际矛盾、管理群体等等,“学做事”与“学会求知”彼此间相互结合,共同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这些都并非是书本上现有的知识,必须通过长期的人际交往过程来实现。 二、问题与现状分析 工业设计教育在我国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仅短短二十几年,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近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也有初步的发展,但仍是一门幼稚而年轻的新兴学科。近年国内高校为适应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局势,竞相创办起了各自的工业设计教育,然而它们教育普遍重实践而轻理论,导致学生误将相似的造型与工艺当设计手段反复运用实践,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如:招生人数剧增、教育与产业失衡等不良状况,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内教育的正常发展。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消费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作为一个企业实体只有不断开发出标新立异的产品才能稳住市场,国内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将市场重心转向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上,并为提高自身竞争实力建立了许多科研机制,国内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也由此而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台阶,但未来还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这对当今工业设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的工业设计教育应是对知识经济时代设计方法论的研究,是社会物质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断作用的成果:那么对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的研究必须上升为设计本质的认识,把握时展的基本规律,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制定相应的改革对策,尤其对工业设计内涵及外延的理解最为重要。 三、转换教育方式 工业设计属于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因此工业设计的教育也应当遵行一种应用型的人才教育方式,然而我国现行的工业设计教育还尚未完全脱离形式单一的理论灌输与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教育体制过于偏重对产品造型、装饰、技术等相关产品生产加工方面的技能培养,而轻视了学生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从教育整体看来无论工科院校还是工艺美院等的学生普遍反映在形象思维、视觉感应、造型创意、工程技术等专业技能方面出现严重的知识断层。由此国内各大高校为适应如今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正在进行着积极地探索与实践。美国哈佛大学率先实现以传授为基础到以自我教育为主的现代设计教育转型,由此开创了多元化教育的新纪元,成为现代社会设计教育的一面旗帜,明确提出现代教育关键是通过教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和设计表现技艺。 基于当前工业设计人才教育现状,国内众多院校也就“如何发挥各校人才教育优势,为社会培养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工业设计人才,全面提升学生设计、审美、思维、想象等等一系列综合技能”这一主要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得出一些好的见解:如艺术院校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视觉感应较强,适合于偏重外观的轻工业产品设计,包括服装、玩具、日常百货等,可以在艺术学院创办轻工业产品设计方向的设计教育:而工科院校的学生鉴于逻辑思维能力较强,且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技能,对新的科技成果十分敏感,易从事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设施等等一系列功能型重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可在工科院校设置重工业产品设计专业。 如今我国工业设计教育的重点应当迅速转向对学生设计创新、设计思维与抽象思辩等设计技能的培养。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工业设计办学就坚持“二基二强”教育方针,主张以工业设计基本技能、机械工程理论基础,强化电脑设计与创作实践等技能,该校的工业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采用“模块式”教学结构,且十分注重不同学科板块间的有机结合,在人才计划中课程学时的纵向结构比例为:公共基础课765,工程技术基础课320,艺术技能基础课302,计算机课程379,专业知识课程320,总比例为2.5:1:1:3:1。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追求与审美品味正不断提升,未来社会期盼的工业设计教育将面临着技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全面转型,以促进学生自身知识的全面提升。对于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方式应当适应时展的脉搏,结合地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自身办学优势与教育资源,因地制异、因才施教,勇于探索积极实践,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并及时更新,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冲破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思想牢笼。 四、强化人文精神 如今伴随着设计工业的教育改革与行业发展,静观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现状,人文知识的渗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设计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贯注人文精神的工业设计才能抵御高科技产品的设计生产给社会经济与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一方人”,一段艰辛的成长历程。如今我们生活所需的产品更应当全面展示出时代的人文特征,更应能充分利用一些现有的自然资源及人文要素进行产品的设计创新与实践。我国虽是一个工业设计教育的后进国度,却拥有着丰厚的历史资源,其中不乏大量人文哲学与古典美学的深层烙印,可见我国工业设计教育潜藏的发展空间还未曾真正地被开发和利用。对于新时期的工业人才应当尽可能去启发和引导他们去体味和深嚼我国古代哲学与历史文学所蕴涵的人文思想精华,鼓励他们从传统中吸取创作养分,站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来设计创新,丰厚他们的设计潜能与综合素质。 从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状况观之,世界各国都在国内设有产品消费市场,但我国设计教育却“大而不强”,工业设计产业“小而残疾”,也正因如此中国工业设计教育问题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论观之,我国工业设计的总体水平实则早已同国际社会发展同步,仅是出于国内外工业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悬殊而产生的差距,他们试图以西方的产品造型与技术工艺为范本将设计东拼西凑,如产品设计中大量仿效与抄袭,中国产品设计的知识产权争议问题在国际时常时有发生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充分应证了此观点,国内学术界仿佛也已意识到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人好似都忘却了自身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传统。不久前我国工业设计协会就提出“以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特有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人类历史、生活习惯、审美(包括宗教信仰)特征,且具人文精神的现代化工业产品”——议题,现已成为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研究的焦点。 虽说新兴的工业设计学科也是一门知识交叉型的应用学科,其中也包括对抑制外来装饰与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但这都是建立在我国固有之传统历史根基之上的技术与艺术创新。 现代社会新型的设计教育应当尽可能避免以往教育注重产品设计与造型工艺的思想误区,积极向学生灌输现代化的工业设计理念与人文精神。德国斯图嘉特国家造型艺术学院就通过学院间的合作开设美术、音乐、建筑等人文艺术培训课程。主张通过实施人文艺术教育来强化和提升设计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艺术修养。产品设计如若真正地让人感受到精神愉悦,真实地贴近现实生活,无疑人文精神在设计中必须发挥出积极作用。尤其如今社会大众的消费潮流已从基本生活消费转移到个性化炫耀消费上,人们需要拥有外形使人心情愉悦,功能让人尽情享受的高档产品。从通讯、家具、电器到数码消费产品,设计师可将其变成一个以产品设计为导向的广阔世界。 五、结束语 本文对目前社会工业设计教育现状与发展,结合个人观点作了一些初浅的探讨。未来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体系还有待经历一个不断改革与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来逐步完善,如今工业设计已不仅仅定位于一些家具、机器、生活用品,而沦为对工业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合理规划的设计,设计的思维方式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产品使用功能和造型风格的思考,从产品的外延层面出发,从事物外侧去透视、剖析,开创产品设计的新思路。尤其如今信息技术多元化社会发展时期,工业设计人才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及时补充新的知识内容,可从其他学科领域不断吸取新的创作养分来丰厚自身的设计潜能。 摘要:教育是对知识学习和传授的循环反复——正所谓“教学相长”,经由这一互动过程使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增强了我们对事物的分析与判断的综合能力,从而为以后生活作好智力准备,这是有关教育本质的认识。工业设计作为一门跨世纪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知识的传授过程相比普通教育更显复杂,而加强工业设计教育是提升国内设计水平与人才素质的关键,尤其面临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的时代,工业设计教育更是促使民族富强与企业振兴之关键,出于社会与时代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又再次提上议程。如今国内工业设计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巅峰时期,就国内外工业设计教育发展动向进行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本文借此对当前国内的问题与现状展开分析,一并结合未来经济技术与行业发展趋势,试图探寻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更新;观念;转换;方式;强化;精神 人文管理论文:美术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尽而从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术课程人文精神培养 自新课程标准颁发以来,我校在美术与人文教育上得到充足的发展,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和对美术与人文的探索结合同事的经念,对我校美术与人文教育总结如下,以供同行赐教。 美术与人文教育是以人文素养为核心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强调目前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低落的人文价值和反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人在社会中的认识与体会,尊重个性的发展,培养良好的品质和素养。从小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学生自我探索能力,提高对美术的鉴赏能力及动手能力。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人文与美术,我校在课程目标的制定上突出了三个层面: A探索与创作:上好每节艺术课,挖掘教材中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是我校向任课老师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因为音、美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人文情怀、文化底蕴相当丰富的艺术门类。它更多的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注人类灵魂的呼声。应当说音、美艺术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的极好教材。老师们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关注美的熏陶,不光说教,不靠灌输,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发现美,从而形成一种积极乐观的求知态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去教学。第一、让学生了解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美术是一种艺术,它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即美术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是对生活的加工和提炼。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第二、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创作。美术是表现和激发学生创造才能的最佳方式之一。美术活动最能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绘画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写进美的成长记录里。第三、联系社会:找出美术与社会的结合点,运用恰当的方式和技法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了解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了解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学会分析、综合和评价的思维技能,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通过比较、讨论、体验、思考、鉴别、判断等方法以及各种形象的教学手段,如电影、电视、录像、范画、参观、访问等,增加直观形象感受,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学生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使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并具有文明感和历史感,是我们应不断追求的人文精神。第四、结合学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相同的题材。在方法的选择上充分遵从学生的个性,发挥其长处。取得最好效果。学科间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美术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会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 美术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活动内容可表现为: (1)美术与文学:创作童话故事的插图、连环画等。 (2)美术与戏曲:舞蹈:设计、制作并表演皮影戏、影子戏等。 (3)美术与音乐:用造型艺术的方式来表现音乐,包括描绘乐感,设计制作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演奏等。 (4)美术与地理:绘制地图、设计、制作游乐园模型等。 (5)美术与物理:设计与制作会发光、会转动的环境艺术模型等。 (6)美术与自然:创作居住地区昆虫、植物、风景的图鉴,创作反映居住地区风貌的美术作品等。 (7)美术与历史:调查当地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艺术,用报告、画、雕塑或建筑模型表达调查结果等。 B审美与辩证:在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能通过美术教学了解艺术的价值,重视艺术作品和文化,提升生活素养。首先、我让学生主动学习书上的基本知识,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我国及国外美术的各种风格及流派,知晓艺术发展的方向。其次、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诸如观看画展,拜访名家并观其作画,相互交流。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正如英国的怀海特所说“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唤起智慧和美感”。美术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并联系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学生经验相联系。如利用游戏、表演等方法,让学生来参与、交流、体验、表现生活,使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再次、分析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一些社会活动或建设做出比较积极的建议。 C文化与内蕴:我校美术课堂力求使每一个学生了解每种艺术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流派。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提高鉴赏能力,尊重科学与人格,扩展艺术视野。第一、我国地大物博,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学生了解并珍视它们。第二、比较地方文化古迹、景观的特色,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第三、珍视、探讨多元文化。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美术与文化的联系,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美术作品都有象征意义,这是由文化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的神话、史诗、传说、典故、宗教、寓言都是规定象征的重要原因。如苹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性,在基督教艺术中,由于苹果是夏娃从智慧树上摘取得禁果,一般象征着人类的坠落,而婴儿耶稣手拿苹果,其实是象征着赎救人类。这些象征关系的规定性是来源于希腊神话,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定性,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作品,甚至还可能对作品做出错误的解读。所以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 总之,培养学生人文态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作好这方面的工作。 人文管理论文: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管理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所谓人文景观,是指可以作为景观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和人为因素为主的景观。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明成果。在内容非常丰富、门类异常复杂的成就中,可以成为人文景观的大约可分为四类。 1文物古迹 包括古文化遗址、历史遗址和古墓、古建筑、古园林、古窟卉、摩岩石刻、古代文化设施和其它古代经济、文化、科学、军事活动遗物、遗址和纪念物。例如,北京的故宫、北海,西安的兵马俑,甘肃莫高窟石刻以及象征我们民族精神的古长城等等这些闻名于世的游览胜地,都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人文景观。 2革命活动地 现代革命家和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战场遗址、遗物、纪念物等。例如,新兴的旅游地井岗山除也具有如画的风景外,“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老一辈革命家曾战斗过的地方”这些人文因素,无疑使其成为特殊的人文景观。而大打“鲁迅牌”的旅游城市绍兴,起主导作用的鲁迅故居、三味书屋、鲁迅纪念堂等旅游点也都是这类人文景观。 3现代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科学活动场所形成的景观 例如,高水准的音乐厅、剧院及各种展览馆、博物馆。像农业示范园、农业观光园这样把科研、科普、观赏、参与结合为一体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观光地也是此类人文景观的一种。 4地区和民族的特殊人文景观 包括地区特殊风俗习惯、民族风俗,特殊的生产、贸易、文化、艺术、体育和节目活动,民居、村寨、音乐、舞蹈、壁画、雕塑艺术及手工艺成就等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和地方风情。例如,近几年的旅游“旺地”云南,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有赖于居住于此的各民族独特的婚俗习惯、劳作习俗、不同的村寨民居形式、服饰、节日活动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服饰上的“风花雪月”、石林和蝴蝶泉壮丽的爱情故事,这些都为如画的风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因为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才使得云南更具魅力。 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悠久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只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好这些资源,才能使我们在风景规划中取得成功,发挥人文景观资源在旅游业上的作用。 无论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造的景观,好与坏的评判都不能离开人类的审美观。在古代中国,人们强调内在的情感想像与外在的形象塑造的统一。中国古诗词中讲究“托物寓情”,由此丰富引申出更饱满的情感。“情景合一”由此而出。情景合一才能使人产生意境,由此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园林意境的产生也离不开“情”。绍兴沈园是宋代的“越中名园”,而真正使其成为千古名园的却是那首千古绝唱《钗头凤》。重新修复开放后的沈园,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人们畅游在“竹影清幽”、“红梅照水”的美景之中的同时,无不为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悲剧而唏嘘不已,“情景合一”的诗意境界由此而生。园林审美的过程就是游客对园林艺术的观感、体味、思索,直至升华为主体意境的过程。这也是园林艺术的生命。而园林景观中最能引起人们情感变化的即为人文景观。故从美学意义上来说,人文景观不仅是风景名胜区规划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也是人们审美出“情”的主要对象,一个风景区的灵魂之所在。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技术管理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际醯呐瘢┑闹圃旒际酰庇滞盗嘶穑挥谢鹗遣荒苋〉煤褪褂谜庑际醯模透巳恕!庖焕慈司途弑噶宋稚氖侄瘟恕?墒瞧章廾仔匏咕菟稻陀捎诎让仔匏沟墓Ш罄幢豢胤噶说燎宰铩!保ā镀章匏缋?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 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记宦傻纳倒匣僮鳌?/P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髦福柚颖恚执际醯靡匀轿坏恼季葑磐持蔚匚弧T谥颖淼闹富酉拢执似S诒济苤朴诩际醯穆闪睢<际醯囊旎ü奔涞谋硐殖隼础?/P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to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人文管理论文:审美人文叙事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审美新闻作品 【论文摘要】审美表述形态是多元的、个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独具个性魅力的审美创作过程,为了实现审美价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闻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它要求审美创造者即新闻记者,要敢于在传播价值和形态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 《内蒙边防纪事》系列片(以下简称《内蒙》)从策划到拍摄,从选材到内容,非常注重凸现电视文本人文化的传播价值和审美性的表述形态。全部纪实内容以审美主体即记者亲身经历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离地感知、接触和体验传播对象,同时该片的取材和选景均从细节、微小处入手,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语言,体现审美与人文的有效结合,深入客体内心,实现情感共鸣。 正是凭借这种人文化的传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受众直视记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审美化表述和对审美对象深层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实现传播者审美与人文意识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纪实亲历中,记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索隐式的解读,体现了人生对于记者的一种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体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在面对特殊的审美对象时,记者要敢于去接触和征服。因此,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是构成审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没有这种全方位接触,记者即使去亲历,也只是与审美对象“蜻蜓点水”,难以形成能传输深层审美意义的体验。 此次走访不到一个月时间,五组记者深入到内蒙古八千里边防一线几十个连队、哨所,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上高山、下哨所、穿雪原、走戈壁,拍摄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细腻的电视画面,除了反映出记者高超的电视表现能力和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彰示和折射出了记者作为审美主体对采访对象即审美客体所表现和融入的深厚情感。期间,采访小分队一行奔赴了雪域孤岛伊木河、额尔古纳原始森林、博克蒂沙漠,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到阿拉善大漠戈壁,从巴尔虎草原的夫妻哨到三角山上的“相思树”,哪里有哨所,哪里就有记者的足迹,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正是凭借着这股执著和热情,记者们与八千里边防生活原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用电视画面纪录了大量感人生动的细节。如在大兴安岭最高的宝格达山哨所拍摄的两名记者,忽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罕见的“三日同辉”景观,为了给观众呈现完美的电视情境,记者立刻掉转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然而,其中有位记者只顾拍摄,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鼻子已经被冻白了。后在医务人员的悉心呵护下,才将冻伤的鼻子救治好。试想,记者如没有不畏艰险、大胆剖析审美对象的敢性意识,怎可给观众留下美丽感人的画面呢。 正是凭着这股记录真实的亲历理念,边防记者此行创造出了很多感人心弦的记录和“第一”,拍摄出了充满审美魅力的精品,如《最后的夫妻哨》、《生命禁区的巡逻兵》、《初识大漠驼兵》、《诺门罕的回忆》、《三角山哨所“相思树”》、《神山上的“神哨所”》、《阴山脚下的骑兵》、《雪域孤岛中的热血卫士》,等等。记者们对生活原生态的全方位亲历在电视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边防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感动了记者,记者作为审美主体有效再现镜头,在叹服自然的同时,折服了自己和受众的心灵。《最后的夫妻哨》中,记者通过直接现身与张坤红进行对话,“每次查线回来都带干粮吗”、“为什么靠在电话杆上”、“暴风雪过后怎么样”、“冬天经常发生故障吗”,四个简单的发问和张坤红朴实的回答,引起的是主客体心灵的强烈震撼,作者与审美对象的接触,在向受众传达这样的哲理:亲历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首要条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主体思维的全方位亲历意识,是记者进行审美表达的首要因素。 二、审美主体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和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主流心理诉求 有效而恰当的选题,是实现记者与新闻事实一体化,引发审美主体与客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共振效应的前提基础。良好的选题要求记者必须对社会大背景景观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报道对象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剖析,实现思想意识和审美领域的双重变奏,达到一种情感趋同、角色类同、认知略同和行为协同的状态,从而向受众展现极具审美内涵的客体,对受众实现情感引导和心理关怀。 在此次边防行采访中,我们可以透过细腻的电视文本,鲜明地看出记者对报道对象深入而细致的分析,20余段感人情节尽数立足展现内蒙古边防的小、散、远个体,这首先就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普遍反映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流民意人文化倾向的日益凸显,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弱势群体和小散远群体转移,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着社会舆论朝着良性和健康前进,它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积极提升的有力展现。 《内蒙》纪事片正是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将镜头定位在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的平凡而又伟大人与物,始终用细腻的画面情节展现不外世人所熟知的个体,从而唤起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从骑兵到驼兵,从雪域孤岛到生命禁区,从兵妈妈送健康到祖孙三代同守生命线,从物到人再到景,记者展现给受众的是一道道远离都市生活的嘈杂、遥远、陌生而又感人至深的风景,在《生命禁区里的巡逻兵》中,记者用一句谚语引出生命禁区清河口的危险,“过了贺兰山,越走越辛酸,到了清河口,扭头就想走。”但随后的描述可以让大众一目了然,“这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3700多毫米。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260多天,经常要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35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46摄氏度……清河口哨所有8名官兵,一个月由连队派人来轮换一次。生活给养要从300多公里以外来补充,当地水源全部是苦咸水,生活用水要跑100公里才能运来。值勤和巡逻是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巡逻方式根据不同的任务,通常采用徒步、乘车和骑骆驼。”短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对清河口的恶劣环境一目了然,受众在不经意间只能唤起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对边防军人的一种高度的崇敬感油然而出。试想,作者若选择在繁华喧嚣的都市或灯红酒绿的风场,此情此景何能把握住大众内心深处 的心弦。因此,有效而策略性的选题是提升电视文本魅力的有效砝码。 三、主体叙事技巧的人文化撷取,提升电视文本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效应 电视文本较之其它媒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这是电视媒体自身的魅力所在。一步好的电视纪实作品不仅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记者拥有全方位的亲历意识和有效选题,而且还要能够策略性地灵活运用电视镜头手段和语言来展现情感。在《内蒙》系列纪实片中,记者在整个媒介事件和形象传播中,运用大量人文化的操作手段来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无形中为审美价值的表述创造情感上的积淀。 首先,适时的主体介入有效提升作品感染力。主体化的叙事情境表现为新闻记者完全存在于报道内容里,并以第一人称身份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情感和语言的直接交流,两者共同融入同一世界,实现心灵的直接对话与碰撞。受众在进行新闻阅读之前,都有一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希望被传递信息拥有很高的“保真”度和情感性就是重要的审美阅读心理,在主体化的叙事情境里,作者完全与报道客体处在同一世界里,以“我”的身份频繁出现,与文章中的人物直接进行情感和语言的交流,自然能够得到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在《初识大漠驼兵中》中,记者跟随驼兵进行了巡逻,为避免巡逻之路在电视文本上的繁冗拖沓和单调乏味,记者在巡逻队做饭时切入自己和主人公关于巡逻常识和背景的系列对话:“像这样的活动一年搞几次?你们今天出来在沙漠中要走多少公里?”寥寥数语,就将关于本应提前讲述的信息介绍完毕,既不突兀又很自然。 其次,生动人性化的语言魅力增强人文效果。语言是电视文本向审美对象展现主体内在魅力、实现主客体情感共振效应的有效手段。作为审美创造者的记者从审美创作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和句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内蒙》系列纪实片,能产生内在审美感染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动化和人性化的语言措辞。在《三角山哨所“相思树”》中,整个文本在简要的口导之后,用了记者与军嫂郭凤蓉的对话同期处理。前后三个简短的问答有效反应了郭凤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最后的“那我们去您家行吗?”“那不方便吧,就这样吧,再见啦,抱歉……”她的意外拒绝之辞让记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军嫂的人格魅力,同时,又从暗处映衬出受众对丈夫李向恩连长的尊敬和期待。独特的语言运用有效彰显了丰富的人格魅力,是电视文本产生活力的源泉。 再次,借助精巧的细节展现独特而细腻的情感风貌。细节是新闻文本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用特定的媒体文本形式来表现审美感染力的一种手段。投射在电视文本中,在画面的展现、镜头的运用和影像文本的连续性上采用细腻的刻画和设置来展现主客体的意识和思想。在《兵妈妈送健康》中,记者注重通过多次展现兵妈妈、心理学教授王立秋和哨所战士的之间心理咨询互动的细节,来展现边防战士同样呼唤心理关爱的命题。通过新战士白龙打消退堂鼓、士官狄少波增强信心以及哨所其他战士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向受众展示了边防线上存在心理防线,将心理问题进行积极地提升和展露,是很大的创举。记者反复运用王教授和边防战士的镜头交接来展现真诚的交流,细腻而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在给官兵带来精神上享受的同时,也让受众感到了心理上的健康。 四、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形式,增强文本内在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厚度 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在电视文本安排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记者对叙述文本进行人性化的权衡与审美化的思考。《内蒙》系列纪实片之所以能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文魅力和审美厚度,和文本自身多元化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初识大漠驼兵》中,记者在展现了博克蒂沙漠的实际情形后,就采用人物现场对话的结构形式来表现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面积的对话同期声的运用将驼兵魅力深刻展现。在《生命禁区巡逻兵》中,记者运用大块镜头重点展现巡逻路上供官兵休息和避难的“风雨亭”,通过将1995年3月11日的一幕和现今的连队、哨所情况进行双向对比,灯亮了、水净了、路通了,驻扎在生命禁区里的部队正在发生信息化和基地化。官兵在生命禁区里体会到组织温暖,受众通过镜头感受到人文关怀。巧妙的对比安排鲜明、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样的对比安排在《边防官兵的绿色行动》中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直观叙事和间接叙事的双向运用也可有效提升文本的内在魅力。在《千里边防网络牵》中,记者以一个运用信息手段处理马群越境事件的场景进行直观叙述,反映边防信息化建设成果。 随后又通过大量的同期画面,以战士唐世甲之口来讲述边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直观描述和间接叙事的双效运用将边境管理的进步展现的完美无遗,观众在轻松的文本解读中即可获得直观的审美愉悦。 五、一点警示:人文情感的营造,要坚持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 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但是,记者在进行情感氛围的营造时,也应要注意不可滥用情感,处处煽情,尤其是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述时,一定要坚持审美适度的法则,过分地渲染情感则会使新闻事实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因此,对审美客体进行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才能使作为主体的记者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方面“获得深刻性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记者要深刻、准确地解读被报道的人物、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审美氛围营造的度,使纪实类报道焕发出更加浓烈饱满的审美魅力。 正如,此次《内蒙》全程纪实采访心得所言,“回望兴安林海,再现你的容颜;聚焦你的笑脸,定格在我心间;编辑你的情感,播出我的遗憾;带着无尽思念,续写荒漠草原月缺月圆……”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范式理论镜像思维解释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随着近代以来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镜像思维模式主导着各种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导致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范式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通过对范式理论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其內在矛盾与困境的揭示,可以发现范式理论向实践哲学回归的清晰线索,从中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必然趋势。 库恩首次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后来“范式”被广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其使用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本身就说明范式理论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它适应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普遍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相关。其基本特征,用罗蒂的话说就是“镜像思维”。“镜子”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与之相对的一方是被镜子衡量的东西,镜子是标准和模式,决定着被照物的特性及运动方式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但范式理论的困境也同时源自于此。从前一方面讲,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领域不断扩展,由于科学基于这种镜像思维方式,“镜子数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标准必然多元化,这在以前科学被认作单一模式和单线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范式理论的提出首先应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后一方面讲,主体和客体、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一句话,镜子与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还原式的思维,即以某一方为衡量另一方标准的镜子,这就导致从近代开始,经验论与唯理论、实证主义与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无休止的争论,从更宏观的方面看,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经验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内心体验”,双方都试图从自己一方来吞掉或拒斥另一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内部关于范式的主客观之争、范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说是认识论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哲学内部的表现。以前关于科学人文主义合流问题的讨论,一般都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发展,从某个基本概念、问题的发展来探讨这种合流趋势的很少。罗蒂曾经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把认识论和解释学结合起来,但他的切入点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约性在伦理道德领域却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所以,罗蒂从这个问题切入很有创见;但是,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内涵,其实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因此,本文准备从最基本的单元人手“以小见大”,从范式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其困境中,发现镜像思维的局限性,并看到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库恩的“范式”概念之复杂性和范式理论的困境 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当然,有关范式理论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无须前溯,就科学哲学领域之内就有假设主义、证伪主义等先行理论。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整体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的猜想模式等类似库恩范式的理论,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提出。但是,库恩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对范式本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揭示了范式现象的诸多复杂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从库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复杂性和范式理论之困境就是顺理成章的。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决科学史领域的科学思想革命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戏剧性地回忆说,在他提出范式理论的最后关键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作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同行们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接下来他就纲领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很明显,库恩是从社会科学范式差异中得到启发,并将之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本身就已经暗示着范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库恩以前的提出早期类似范式思想的科学哲学家们,大多只是局限于从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待范式及相关问题,库思的范式概念一开始就取自更为广泛的领域,这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另外,尽管他在前言中就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但有学者统计说,“库恩在仅17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说法:一、理论、实践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证;三、解题或解题的标准;四、各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成规;五、一致意见或判断;六、科学成就、特别是常规时期的稳定成就;七、方法及其来源;八、信念、预想和假设;九、学科专业的基体、科学的基本部分;十、各种层次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甚至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范式是他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却没能定义清楚。这些复杂的含义势必引发进一步探讨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了科学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库恩自己虽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但范式的内涵决定着其成败的关键;他没能摆脱镜像思维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观问题上选择了以主观为镜子,以经验为被照物。范式的主观性决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最后导致相对主义。此外,库恩本来提出范式理论是受社会、人文科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在说明范式革命时,由于先把“科学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过头来用“人文的东西”来解释科学范式革命的原因,结果只能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是由“主观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东西造成的。这一点对库恩来说有点戏剧性,因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来说,超越了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思想概念,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释的便利,反而成为他走进相对主义的方便之门。尽管库恩具有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彻底性,使得他宁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论对于彻底打击极端的实证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毕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决还要求范式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只有到其复杂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论的内涵和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在库恩那里,由于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使得来自社会人文领域的东西,仅仅沦为说明自然科学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反而“变窄了”。这其实是割裂主客观的一种必然结果。几乎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此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但结果却是使范式本身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这个概念重新被运用于本来就应该非常宽广的领域。这反而使人觉得它本来就是出于科学哲学的狭窄领域的一种扩张,在范式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性发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尔值得注意。库恩的理论由于过分地偏向主观,完全用主观的镜子收摄经验的东西,不但导致相对主义,而且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划分得过于僵化,导致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界限过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鉴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库恩的理论,将他类似范式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等几个部分。应该看到,尽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在范式结构化、层次化的探索中较库恩却有所突破。 夏皮尔进一步将范式的整体性和层次的复杂性,给予了较完善的说明。他进一步将库恩范式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域”。“如果我们考察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相对发达的领域,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某种信息群当成了研究对象……而且,这些一般的课题本身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着的。我将把这些相关的项构成的群称作域。”域是一种存在问题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的僵硬区分,其中的“项”可以“低”到直接经验,“高”到观点、理论、方法、原则甚至传统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项”,或项所结合成的不同“域”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组合、扩大。同时,夏皮尔看到了这种域的变化的动态“生成性”,因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规科学泾渭分明的突变式革命,而是“规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断重组和进化的过程。与此相关,夏皮尔还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尽管它和域一样与范式内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却坚决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观认识的障碍,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获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项不断发展的桥梁。“关于域的许多问题变得具体了,研究变得有指导了:这是由于我们称为背景信息的东西所致”。知识进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据不是抛开原来的域或背景信息,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要从中找到着眼点和合理性。因此,夏皮尔在接受库恩范式论的前提下,既用它来反对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试图避免相对主义,进而丰富了范式理论。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提出多层次的域的理论,使得范式的整体性更加精致化,特别是范式的多层次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实践主体的确证。 但是,夏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发展问题。因此,他所谓的科学发展的理由“相关性”、“成功性”、“无怀疑性”等条件,也受到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质疑,特别是放到费耶阿本德的视野中,就难以有充足理由了。因为且不说这些标准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这些条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扩展,特别是超出自然科学狭小范围方面,还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领域之广阔性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有助于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这从而加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费耶阿本德认为,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看,科学本身从近代以来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超强范式,以至于任何学科都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科学才会得到承认。但“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胡说”。科学只是人类实践所形成的诸多范式之一,这样,范式理论就扩展到了人类实践的一切领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观察者”和“参加者”的概念:“参加者的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实践或一种传统的成员,对另一种实践或传统(可能的)入侵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观察者问的是: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参加者问的是:我将做什么?”显然,从这个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理论会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经有意试图将范式问题从一种纯粹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种转向必然离不开实践主体,因此,纯粹科学主义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客观上看,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极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论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本人仍“处于”这个镜像思维的范式之中。 三、罗蒂对范式理论困境的解释学分析 夏皮尔、费耶阿本德等人无疑丰富了范式理论,但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跳不出镜像思维框架,这种扩张更进一步将范式理论推人困境。用库恩,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反对夏皮尔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无法回避的,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不愿承认的。与之相应,可通约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间派也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理论的彻底性和普适性难以得兼。另一方面,尽管夏皮尔重视了范式的生成性,费耶阿本德本人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说是“跳出圈外”,是理论性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主张相对主义,正是看到人们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仍然会发现,他们只是“指出”了这种现象。真正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进退维谷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方法,他们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们“提到了”实践但没有“深入”实践。对范式本质的研究,以及相关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与主体相关的实践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学的,又一定离不开主体的、人文的东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的对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视野,甚至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科学地”考虑的主体,考虑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义之所以与科学主义一段时期内泾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学主义一样忘掉了实践,在这方面,罗蒂通过对历史主义范式论的分析与改造,比较深刻地洞悉到了实质性问题。因此,他在其《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著作中提出从镜像思维的“认识论”,向超越镜像的“解释学”的发展,从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罗蒂的视野中,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在思考有关范式理论的问题时,遵循的仍是“认识论”的方式,由此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观,要么主观,科学发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试图调和的中间派,也只能说“既是……又是……”。这种“既是……又是……”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并没有看到其内在的关系;而要想揭示内在关系只能“深入”到关系本身中去,这就要求突破镜像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看到了认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的多样性,并将这种东西定义为范式或类似的东西,这是对认为科学只有唯一标准并单线发展的巨大革命。“库恩特别追问科学哲学能否为诸科学理论间的选择建立一个规则系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怀疑,使他的读者加倍怀疑认识论从科学出发能否通过发现凡可被看作‘认识论’或‘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而被推广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极端的、最具相对主义特征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仍然把范式革命归结为一种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是非理性的,这种归结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镜子,尽管镜子看起来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认识论与解释学各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间的区别的问题,也不是有关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之间、‘客观知识’与某种可疑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问题”。通常认为代表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代表获得人文知识的“解释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态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知识”,决定科学革命的也不是类似价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识”,而是人类整体的、广泛的、多层次的实践的不同环节。范式的发展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实践。范式理论不断向整体性、复杂性、多层次性的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张,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罗蒂就通过将范式理论带到解释学的视野中,从而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带到了一起。 四、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范式理论 历史主义科学家站在认识论的角度只能看到范式的诸多矛盾,但无法从本质上充分展示范式本身的存在结构。而对于解释学,伽达默尔曾经说,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对人类存在活动的展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人类活动就是带着自身对世界的“前理解”,面对陌生事物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的结果又重新成为下一次解释的前理解或基础。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所提出的“范式”、“研究纲领”、“域”、“背景信息”等,正是解释学中“前理解”的认识论式的表达,科学的范式革命表达的正是“前理解”或“传统”的不断解释和发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没有真正进入解释学的循环之中,因为认识论害怕循环,而实践恰恰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循环”;认识论害怕主体干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而实践恰恰是带着主体的“偏见”进行的。前理解或传统不是实践的障碍,而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夏皮尔对背景信息作用的说明,隐约透露出了这个意思。一旦进入突破镜像思维的实践活动中,范式的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不是“解决”了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到了矛盾。作为前理解的范式,是主体所带着的“偏见”,从这方面看是主观的;但这种前理解决不只是个人的任意主观幻想,它是由客观的传统所决定的,因而,范式不能简单地说是主观或客观。它一方面表现为科学共同体的意见、观点、理论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共同认可的仪器、设备、实验方法。这两方面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什么样的主观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相应的客观的东西,这正是范式理论的精华所在。范式是实践的产物,只有突破镜像思维的认识论,深入到实践中,其本质才能被看清楚。科学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也是解释学的不断解释、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因此,范式革命就是在各种范围、不同层次上不断进行着的,是渐变的常态阶段和突变的革命阶段的统一。夏皮尔的理论也从认识论角度反映了这些情况。实践具有广泛性,所以费耶阿本德将范式扩展到科学之外,也就是一种理论自身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关于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的问题,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告诉我们,各种理论间相互交流的条件,恰恰是承认对方的不同,但交流本身就代表着交流之可能性,视域融合就是“不同”的东西的融合,这本身就是辩证的,只有非此即彼的认识论才会认为是矛盾的。关于科学革命是否理性的问题,解释学认为,相互交流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理性”的前理解即范式的立场上去交流,但交流的结果却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左右的,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超越双方的框架,对于交流前的任何一方来说,从认识论来看,就是无法把握的、“非理性”的。关于真理问题之争,每一个范式所规定的理论、思想或经验、方法,都在某种范围内、某个层次上是合理的,但相互交流正表明,这只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不会落到某个范式之中变得僵化,而是不断的范式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了真理的实在性,同时表明僵化范式的非真理性。解释学揭示的是实践所展现的世界。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是人实践所创造的入化世界,实践本身就是带着一定的理论或“范式”的实践;人化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但对于人而言又是有意义的、人的“范式”所规范的世界。因此,范式理论所涉及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从非镜像式的实践来看,也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 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及最终向哲学主流的复归,都不是偶然的事情。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发展,镜像思维模式的形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正是这种实践方式在理论上的具体体现。范式理论自身由于认识论模式的讨论而不断丰富、完善;同时,其困境也日趋明显,究其原因是缺乏了实践的根基。范式理论向解释学复归,实质是向实践哲学的复归,通过这种合流,科学主义不拘泥于“客观经验”,人文主义也超越了“主观情意”,两方面都获得现实的根基,范式理论的发展正好体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分合的历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人文主义自我实现整体性创造性 论文摘要: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深受20世纪复兴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总体来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复人的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个性自由和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心性、启迪智慧,但是对自然科学却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和教育人。 二、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教育流派的体系。广义上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和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都可以称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从狭义上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特指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人本化教育思想。 总的来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倾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及调和发展的特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产生是由于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逐渐加剧。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面临着外部价值体系的瓦解,随之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 三、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人性论、认识论之上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核心内容是“人的存在”。同时,把人的存在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此外,现代人文主义把丰富发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体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关系理论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培养,认为情感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心理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认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仅从直觉的角度去把握整体性,而且要“从意识经验自身这一整体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的过程中,主张发挥人的整体性,使身心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注意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四、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的目标,即人的“自我实现”。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在其人格特征上体现出人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所谓整体性是要达到人的内外统一。 (二)强调学校教学内容的扩展 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内容注重满足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在课程的安排上富有弹性,注意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相互渗透,要求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中心,考虑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相适合的课程。它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施以相应的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掘。 五、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课程改革中,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价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注意课程内容的统一性,使学生的情感发展与自我认知发展协调统一。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瞬息万变社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高尚道德的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就要求教学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人去适应教学过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观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教育观美术教育艺术修养 [论文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 教育的人文主义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今天,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美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学习用美术方式表达和交流情感,使学生的不良情感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恢复他们心理的平衡,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性情的目的。因此,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性情不断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可以说,美术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5月,北京大学隆重宣布成立艺术学系,并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在全校开展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与理解力,用艺术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更健全的人格,成为21世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下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素描、绘画、版画、雕塑课程及欣赏课,它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在欧美很多国家,开始用视觉艺术教育来代替美术教育,它超越了传统的“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对象不是针对那些对美术感兴趣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倡导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强调通过直觉、推理、想象、技巧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独特形式过程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修养。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在强调美术学科结构特点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内容标准是根据学生达成目标来制定的,注重学生在参与美术活动时的感性体验,发展美术创造的基本能力。中国现行的美术教学也开始以强调美术学科体系转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成为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来充分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呢?首先,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人文精神。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通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更加全方位直观地了解艺术作品。其次:整合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其次,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假如整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那么,就有助于在心灵和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一种协调的人际关系,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内心感受,更好地实现人际间的沟通和理解。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追求的终极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和现象的高度珍视,是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因此,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之规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价值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取向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本土化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不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文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诠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悟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的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大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白壁德大学观启示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蔡元培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因此,为了保证学生健全人格的完善,学校必须在实行人文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分科教育,即梅贻琦所称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人文教育的主要价值正在于通过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等,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正因为人文教育在人性完善上的重要价值,一直有“中国通才教育重镇”之称的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从1935年起,就实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以培养通才为目标,而不以培养专家、行家为满足。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个方面的公共必修课,此外,还开设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为引起全校上下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梅贻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专门设立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规定必须由教授上基础课、规定基础课达不到标准,不能升入二年级等,确保基础课教学质量。 当年通才教育的理念不独清华大学之一家,事实上,作为二三十年代大学杰出成就之一的标志就是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具备基础学术训练的又博又专、适应社会生活能力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在北京大学、在东南大学、在浙江大学等等,都是如此。这个由一个时代所造就的知识群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承担着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这是大学实行通才教育的最大成就。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工科大学人文素质重要性 论文摘要:本文就口前部分工科大学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问题,提出在工科大学生中进行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就如何提l高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科技转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具备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职业变换的频率越来越大,一职多能的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社会对人才的素质的要求也逐渐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单向型向综合型人才转变、当今人才市场的竟争主要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竟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员工的知识层次,更取决于员工的事业心、责任感、认识态度等非智力因素、)一个优秀的毕业十不但要具备学术活动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基本人文素质和道德准则。 当前,在工科院校的一部分学生中,除专业知识外,基础文化素质较差。一篇应用文写下来,格式不正确,许多语句不通顺、错字连篇、文体不整、相关知识缺乏,对音乐、美术、戏剧、艺术、古典文学这此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知之甚少,曾有人对某理工科院校某班调查有57%的学生没有看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的甚至对祖国的历史、发展史及优秀道德传统一知半解;少数学生缺乏理想与追求,学习无目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理素质差,在各种挫折面前无能为力,马加爵事件是最好的例证;在生活中少数学生公众意识差,在课桌、墙壁上乱刻乱问,公众场所大吼大叫,上课迟到、早退、泰然不觉羞愧,甚至在课堂上打手机;在宿舍里唯我独尊,不能与舍友友好相处、)这此现象的存在说明正是由于缺乏丰富的人文底蕴,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尚的人格追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那么造成工科大学生某此同学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要原因是一些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人文教育,这此中学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只看学习成绩,不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学生整天理在考卷中、试题里,从而造成一些学生对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几乎没有接触,对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书籍更是不闻不问。 第二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有的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业,学习一好百好,而太不注重对孩子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不允许孩子接触与考试无关的书籍,限制参与与单纯学业无关的活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但随着西方新技术的引入,一些西方的不良习气侵入我国,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持正确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发生扭曲。 第一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数量少、学时少,运用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各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占总学分的13%-25%,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有:美国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创作学、西方传统、外语、历史、艺术史、语言史、文学、音乐、析学、政治科学、观赏艺术等十几个大类,100多门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8门课程,共72学分,占总学分的20%、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人文教育环节薄弱,又没有其他方面的硬性措施加以弥补。 笔者认为,对于大学生既成的事实,再去追究中、小学的责任已无意义,但在中、小学中应引起重视,具体在大学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来改善、 第一、加大宜传力度,提高教师队伍全面素质,做好正面教育。 作为大学的各级机构人员,首先要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做好宜传工作,通过宜传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认识。某综合大学曾推出“微笑服务”,我想我们工科大学也应该推行类似的“文明服务”,在我们的校园创建文明、和谐的环境,让每一位大学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宜传文明行为,表扬好人好事,揭露批评不文明行为,在校园中形成“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的新风尚。 第二、加强第一课堂人文选修课的学习。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深拓宽学生知识面,有选择、有目的地开设系列人文课程,并将文理有机结合,加深文理的相互渗透。同时教师加强个人修养,使课程生动、形象、富于活力,而不要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逆反心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人文选修课是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需要融入自身素质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一、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校团委、学生会及各院(系)会举办一定的文艺体育活动及讲座。然而由于课程压力及其他(诸如漠不关心的态度)原因,参加活动人数总不尽人意,更不用谈质量、为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同学们投身于校园文化活动,同时提高活动的有效性、)把同学从宿舍、网吧、影厅、剧院中拉出来,使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内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塑造大学生完美的人格,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 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全社会的思想库、人才库和人文主义教育基地、人文缺乏,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价值失范、理想萎缩、人格有缺陷的未来。如今大学校园里人文教育已经薄弱,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生不仅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还要有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文理结合,成为适应社会的综合创新的复合人才。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课程特点改革管理 [摘要]人文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人文学科的变革又最终落实在其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学人文课程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公修课由原来的通识课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课,另一方面表现人文学科专业课的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模式走向了窄口径、专门化的培养模式。这一转变大大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基础。 [关键词]人文课程;政治化;专门化 课程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任何高等教育的变革最终要落实在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其课程的变革在公修课和专业课两个方面都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本文试图对人文课程在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过程作一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以探求人文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态势。 一、公修课改革:政治课取代通识课 华北地区政治课教学改革早于其它地区。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对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7个文科系的公共必修政治课的科目与时间作了如下规定:“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二是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三是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起,每周3小时,一年学完)。”[1](P128-129)华北地区各大学文科系在这一规定的指导下普遍开设了政治课。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为了指导其教学工作,还专门成立了华北地区唯物论教学委员会,负责编写唯物论讲义大纲。在各大学也成立了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代表及党团代表在内的唯物论教学委员会。1950年2月至7月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华北地区新民主主义论教学总委员会。1950年7月召开了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来自全国的大学政治课教师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归纳了一年来政治课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四点问题,明确了今后政治课教学的“三个重点”和“三项原则”。同时,会议还要求各大学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或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 在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的推动下,1950~1951学年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政治课教学改革大踏步向前。其中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改革进展很大。1951年7月和9月教育部分别发出了《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科目讨论会的指示》和《关于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目教学工作中的指示》,其中重要的变化是,要求政治课应由专门教师担任,政治课应作为业务课之一,取消“政治课”这一名称,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分别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对政治课性质的新规定,即把政治课从公修课程上升为专门学科。可是,这一指示并没有付诸行动。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教育部立刻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进行了统一的规定。 以上政治课的导入过程(见表1),显示了如下趋势:一是政治课的内容逐步稳定下来,最终由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三门组成;二是每门课的教学时间逐步延长,从最初的每门课半年延长为一年;三是政治课教学从部分院系走向所有院系,从最初的文科系走向所有的系科;四是政治课教学由部分地区的部分高校走向全国所有高校;五是学校层次越高,政治课的科目越多,政治课总的教学时数越长;六是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课教育教学组织机构,即“教育部——区市教学委员会——课程教学委员会——校教学研究组”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网络。这六个趋势的共同特点是政治课作为大学公修课的地位不断增强,重要性不断增加。从此,政治课作为大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学扎下了根。 改革后的大学公修课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公修课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对1944年和1950年文法学院和理学院公修课的内容进行比较。 从表2、表3可以看出:一是从教学分量来看,1952年的公修课学分少于1944年,减少了近一半,其中理学院减少得最多。二是从教学内容来看,1944年的公修课以通识教育为特色,1950年公修课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44年的公修课除了理科基础理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外,以经典人文学科文史哲知识为主。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有12个学分,哲学概论、逻辑学有7个学分,语文占6个学分。三门小计25个学分,占公修课总学分的一半。而1950年的公修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主,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其历史部分只有中国近代史,语文与写作显然有突出语文的应用性淡化其文学性之倾向,哲学在公修课中几乎丧失殆尽。总之,1944年的公修课是文理相通的大通识课程,而1950年的公共必修课是文理不通的专门政治课程。 二、1949~1952年:人文学科专业课的精简 1950年8月教育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对当时高等学校课程状况的描述是:“相当大的部分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即还不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还不能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对进一步改革高校课程的指示是:“废除政治上反动的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藉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一面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学校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面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P395)。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了《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各系》。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课程规定都是相当具体的,不仅规定了课程科目、开设时间、学分数,还规定了个别主要科目的具体教学内容。在这些规定指导下,各大学就校内各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去除旧课程和反动课程,增加了新课程。在此,以重庆大学的改革情况(见表4)进行说明。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由上表可知:一是从院内各系课程变动来看,文学院中国语言系变动最大,法学院法律系变化最为明显,商学院银行保险系变化最为明显。二是从各院系之间比较来看,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各系课程的变化很小,如工学院主要是各系名称的改变而非内容的改变。停办的课程几乎没有。三是从文学院课程科目变动来看,停办57种,新设84种,保留28种。保留的只占停办的一半,即只保留了原来课程的三分之一。新设课程84种与原有课程总数85相近。这表明,文学院课程精简和变更幅度是最大的。 三、1952以后:人文学科专业课设置的专门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实行的课程教学改革是以专业设置为中心而开展的:专业是大学教学制度的核心,大学按专业招生,专门人才按专业培养。政府根据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种类制定专业,大学设置专业必须经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与这一指导思想相一致,各大学纷纷进行了专业课程的改革。 在各校进行专业设置调整的基础上,全国性的综合大学专业调整于1953年开始,标志是该年9月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了《关于综合大学1954年专业设置及发展规模问题的报告》,制定了综合大学专业调整的原则及具体方法:“专业的目标表示国家建设对这类人才要求的规格。凡目标过狭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能成一完整体系的专业,拟暂不设立;目标过宽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虽已可分为几个体系,但为条件所限未能立即分设的专业,将来再分设几个专门性的专业。”[2](P407)根据这个报告,1953年综合大学里社会科学的专业设置现状与调整方案如下(见表5): 从上表可知,在13所综合大学中,哲学学科减少最多,只有北京大学一个学校开设。历史学和中文在各个大学均有开办。社会科学的减少也相当严重,法律学只在东北人民大学一所学校开办,心理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开办,但还没得到教育部的认可。 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国统一的专业目录,它把高校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该《目录》共有专业257种,其中工科类专业147种,占一半以上。1956年5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指示“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对大学改革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将在改革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大学制度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下来。1957年以后,各大学按照专业制定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依然沿袭下去。 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其过度专门化的课程设置在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对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其原因在于:它削弱了综合大学的实力;人文学科减少过多;学科发展所需要的无形的历史积淀在院校合并中流失了;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学校主动权太少。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拨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P213)因此可以说,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削弱了综合大学的系科设置,实际上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实力,使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人文管理论文: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理念 论文摘要:人文关怀理念的提出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现代图书馆通过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对读者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并以积极的公益性的活动向广泛的社会辐射面展现了管层面理上的人文关怀理念。它是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它“是一个信息知识资源所蕴涵的文化与现实社会的人群交流的平台,是人与文化和谐与统一的基点”。①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与时俱进事业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尤其在管理理念上实现了飞跃。 一、图书馆的社会性与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 图书馆是以社会全民为对象,提供文献和信息的检索查阅服务的社会机构,其对社会来说其既有广泛传播文化的作用,又有增进全民的整体素质社会功能。其既是社会体系中的独立机关,也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必不可少的社会辅助机关。图书馆的社会性,也决定了其服务的广度是社会的全体人民,其服务的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质量,一方面取决于硬件设施的完备,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图书馆硬件设施已不断的得到完善,实现了对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走向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丰富了检索查阅的方式方法,逐步服务人们对文献和信息的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图书馆运用先进技术是为达到图书馆服务的手段,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而图书馆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其内在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高低取决于先进的否与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的得到提升,图书馆管理理念从过去“衙门式”服务忽略了读者的内心感受与要求,逐步发展到要求不断的改善服务的质量,并提出了“读者第一”的理念,却忽略了图书馆馆员内心感受与要求,而现代图书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管理理念这标志着现代图书馆的管理实现了理念上的飞跃。“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的爱,提升人的境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②。人文关怀的理念用于图书馆的管理就是要求指尊重包括馆员、读者个性与需求,价值与尊严。为读者或是更广阔的社会辐射面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环境。 二、图书馆管理中人文关怀的实践 图书馆服务的最高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即要贯彻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首先,实现对图书馆馆员的人文关怀。图书馆馆员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对外的外服务窗口也是图书馆外部形象之代表,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根本所在。已往图书馆教条式的要求所有馆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强调有义务而权利所言,在工作之中也带有一定情绪,也忽略了自己与读者的平等关系。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馆员的人文关怀,其一,就是重视馆员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馆员的价值与尊严,坚持馆员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所在,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馆员认识到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二,“仓禀实而后知礼节”在对馆员的管理也要充分重视馆员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而且做好图书馆内部的奖惩激励机制。图书馆学中最基本,最首要的就是“要求给馆员以良好的待遇”。 ③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正比,是可以促进馆员们保持应有的工作热情和事业心。做出贡献。其三,加强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修养。对图书馆员要不断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让馆员充分认识刀片图书馆工作价值和意义,树立职业理想,弘扬敬业、乐业精神。 其次,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读者是图书馆服务对象,同时也是对图书馆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客观评价主体。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也即要求重视读者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读者的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坚持服务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外部环境的绿化美化,为读者营造了安静、舒适、雅致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了对读者个性化需求的考虑,结合了图书馆资源的多样性,提高了各式各样的个性化服务,包括了检索方式,资源的表现形式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常以调查问卷的模式从读者处获得反馈意见,同时,增加了图书馆各处可见的“意见册”。这无一不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最后,实现对图书馆社会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图书馆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机关,除了直接读者服务对象,还有广泛的辐射面。现代图书馆对其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不仅包括了,举行各种公益性的讲座、图片展、优秀影视作品展等,还包括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的人群共同体”。④现代图书馆所面对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了生理上的“老、弱、病、残”群体,现代图书馆建设注重依据此类群体的需求来购置报刊书籍,或开办阅览专架,阅览专座等具有人文关怀的措施,方便了此类群体阅览需求。同时还建设相关残障通道、康复文献阅读室,提供各种康复知识和信息;为肢残人士和老年人配备轮椅;提供盲人阅读的盲文,在电脑上安装盲人发音软件系统,等等这些都向更广的社会展现了图书馆管理层面上的人文关怀理念,而这些措施和理念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向图书馆所面向的社会辐射群体做了积极健康的社会教育宣传。 综上所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是文化信息资源的富集地,它扮演了现实中的个体与文化信息资源的交流平台,是社会与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基地,同样也是社会和谐的文化精神支柱。实现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是时代的需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传统艺术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研究:浅析传统艺术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 [摘要]我国的现代平面设计受西方视觉语言的影响,导致“国际化”视觉符号随处可见,而中国“本土化”的视觉语言却出现“失语”现象,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所以中国设计师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走向国际,让自己的作品富有民族个性,就要利用传统艺术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文章就是从这点出发,分析了解了传统艺术和平面设计的含义,得出真正的中国设计是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设计出对整个世界都有意义的作品。 [关键词]传统艺术;平面设计;招贴广告;符号标志 中国传统艺术博大精深,如果能够应用到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话,那将引起强大的影响。中国上下五千年,有着数不胜数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汇聚成中国独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悠久的历史、不同的表现形式且已经参透到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了。而现代平面设计要想在世界平面设计中独树一帜,就必须注重与中国传统艺术之间的影响与渗透,形成自己民族化的表现手法。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传统文化,而不同的设计文化,有可以提现出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民族精神、哲学思想等。而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势必可以让现代平面设计大放异彩。 一、传统艺术的含义 我国传统文化包括书法、音乐、舞蹈、绘画、戏曲、雕塑、园林、建筑等方面的文化,这些文化都经过不断的积累,成为中国伟大的创造,透露出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特有的文化底蕴。这些文化不仅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也代表着全人类的优秀。中国传统艺术的乡土气息非常的浓郁、艺术内涵非常的淳厚、历史痕迹的生动,正是因为这些特色,是世界人民越来越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平面设计者灵感的触发提供了的条件,让他们的设计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有着各种各样的图形语言。中国传统艺术是中国的瑰宝,它的多种多样、丰富多彩、题材广泛、是其他的世界国家文化所不能替代的。 二、中国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 平面设计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出现于战国时“矛与盾”的口头广告,还有韩非子在“悬帜甚高”中所描述的“望子”;两宋时期出现的“传单”,都可以表明我国广告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平面设计成为了一种专业性活动,并对人们生活产生巨大的作用。但是从真正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平面设计艺术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毕竟在西方,平面设计发展了百余年,而在中国,却只有二十年不到的时间去融合和发展,而随着中国加入了WTO,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市场的一部分,并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让设计师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平面设计的价值也逐渐在商业、文化、社会体现出来。随着中国平面设计的不断发展,中国设计师的竞争力也在日益加强,这些设计师频繁的在各大国际平面设计比赛中出现,并经常拿奖。且在某些设计师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交融的影子,这也是中国平面设计事业日渐成熟的表现。如果再能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可以使现代平面设计更有时代性。 三、中国传统艺术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 现在的社会,经济不断的增长,科技不断的发展,信息不断的交替,变化更新的速度不断的加快。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成为设计师即将面临的挑战,而设计师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许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有新的作品问世。但是他们又从哪里找到灵感呢?自然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了。平面设计的历史是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历史,也是一部恢弘的文化史,而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社会性的传统文化艺术可以直接影响到现代平面设计活动。 (一)对招贴广告的影响 招贴广告是通过宣传,将广告、教育、报导、劝喻作为服务目的,是现代平面设计中比较常用的体裁。它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描述、过多的文字修饰,用最短的语言就可以诠释出它的精神。招贴广告一般在最初会采取假定手法,去粗取精,突出重点。把发生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的活动进行组合,运用象征手法,启迪人的思想,产生联想。所以,设计师设计的招贴广告要脱离现实,要集中概括的构图,简单夸张的形象,用鲜明的手法,突出的表达出自己所宣传的事物以及它所表达的含义。这就是招贴广告的魅力,它用自己的表现模式表达出了它对传统艺术的诠释。 (二)对标志设计的影响 平面设计中的标志设计就是用一个符号将所赋予的意义表达出来,就像交通标志中的黑黄相间的条纹标记,就是代表着这里有老虎或蜜蜂等危险动物出入。又比如中国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京”字标志,就有着其独特的寓意,设计师将京字用传统艺术进行加工,幻化成了一个正在奔跑即将到达终点获得胜利的人的形象。就这么一个字,却有着不凡的魅力和寓意,这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用于现代平面设计的体现,并且与西方艺术对设计的影响不同。毕竟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艺术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传统艺术讲究表现、传神,强调写意、气韵,注重人格的修养,对“气”的感悟;而西方艺术则讲究再现、模仿,强调写实、形体,注重现实,寻求对生理感官的刺激。所以中国现代平面设计是融入传统艺术的图像符号,借此来表达外在的意义,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传播与继承。 四、结语 受中国传统艺术影响的现代平面设计,不仅要体现出民族性,还要可以面向世界,走向国际,让中国传统艺术深入中国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心里,发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艺术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研究:关于传统装饰艺术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研究 【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加快,各国之间的文化也不断融合,本文从现代平面设计的角度出发,着眼于招贴广告和标志设计两个方面,对我国传统装饰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精华作用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 【关键词】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现代平面设计;招贴广告标志设计;中国设计 一、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概述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传统装饰艺术的魅力可以说是无穷的,这体现在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传统美食等多个方面。我国古代的宫廷美术和民间美术、文人画以及宗教画、剪纸和木版年画等,都是凝聚了众多文人才子的心血和汗水,综合展示着我国传统艺术的魅力,题材之广泛、历史之悠久、内涵之丰富、形式之多样,皆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为我国的现代艺术设计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持和影响。 二、中国平面设计的发展 平面设计在我国已经拥有很长的历史。不过,历史上平面广告真正得以使用并发挥作用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从这一角度来讲,我国真正意义上开始设计平面艺术只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随着国际经济化的快速发展,文化也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尤其经历着商业中的强烈冲击,我国设计师的竞争意识不断增强,参与国际平面设计交流也愈加频繁。现今,我国的平面设计已经步入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这表现为我国设计师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文化的交融和发展中。同时,也是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互动,使得中国设计中较多地存在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然而在这之后,则是更多地开展多元化的设计潮流,尽力发挥自身的精髓,这也是现今设计师们需要探讨的一个课题。想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理解和认知,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和改进,会在现代设计中更多地展现出新意。 三、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 (一)对招贴广告的影响 在平面艺术中,招贴广告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直接目的是宣传任务、传递精神,通常情况下都直白易懂。所以,许多招贴广告常常使用假定的方式、象征的手法,来将重点进行夸张性的突出和展示,甚至将错乱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进行搭配,激发观者的联想。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对构思方面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第一,内容集中,第二,表达夸张,一步到位。而这些要求,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 相比较而言,西方传统装饰艺术思维立足于几何空间模型的基础之上,着手在模拟的生活现象和作家的想象。而中国艺术家则是着重对于艺术的追求,相较之西方艺术中对于逼真的追求,我国艺术大家则表现得不尽相同,但正是这样的一幅幅作品,将中国艺术中的抽象美表达得淋漓尽致,形神兼具是之惯有的特色。齐白石老先生的画作基本上都体现出了这样的一种观念,招贴画中的“似与不似”与之有很大的相同之处。招贴画也并不是单一的简单模仿,一般来说画作和本身有较大区别,但这也正符合了画作本身想要体现出的重点和思想。 (二)对标志设计的影响 在北京奥运会中,“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意向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这之中完全传递出中华文化的民族底蕴。这一标志的设计可以说是行云流水,动感非凡,其中所包含的意蕴也很是丰富,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世界人民和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的魅力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标志设计中无处不凝结着中华文化的积淀和魅力,在整个中国的艺术设计之路上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和灵感,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是没有被局限的,同时也沉淀出一种历史的魅力,想要设计出有突破的平面艺术,就需要将中国传统装饰文化完美地融合到里面去,赋予其浓厚的文化底蕴,彰显特色。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设计艺术整体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一名中国人,拥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积蕴,占据这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色,更应该在平面设计的艺术中将其更加完美地融合和发展。在学习外来优秀文化艺术的同时,更应该立足于本民族之根基,不断开创平面设计的新局面。 传统艺术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研究:关于中国传统艺术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从平面设计中的招贴广告和标志设计两个方向。来探讨我国平面设计中如何融入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在中国现代设计中充满了受西方影响的视觉语言.“国际化”视觉符号的泛滥与“本土化”视觉语言“失语现象非常突出。当设计失去了民族个性时,不仅达到“世界水平”的目标无法实现,实际上也正在迈向衰败的道路。真正的“中国设计”应该是发现一种既根植于我们民族的本土又对整个当代设计有意义的东西。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艺术 现代平面设计 招贴广告标志设计 中国设计 中国五千年积聚下来的文化,是历史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有无处不在的广博性,或移花接木、或一脉相承的传承性,潜移默化的影响性,是我们走向现代化所凭借的精神支柱。可以说传统文化已经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对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传统艺术作为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元素,其创作和发展也离不开孕育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 一、中国传统艺术概述 我国传统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传统美食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无论是宫廷美术还是民间美术,无论是文人画还是宗教画,经过历代的画家、艺人、工匠的创作实践,积累了大量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无论是逸笔草草的国画笔墨还是板刻结圆的装饰图案;无论是造型夸张的民间剪纸还是色彩强烈的木版年画,这一切无不为现代设计艺术提供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图形语言。中国传统艺术是东方文化的一处独特景观和宝贵财富,它题材广泛、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形式多样,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 二、中国平面设计的发展 在我国,平面设计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矛与盾”的口头广告——“韩非子”中所描述的“悬帜甚高”中的“望子”;两宋时期伴随着印刷雕版而产生的“传单”等.都可以看作是平面设计的雏形,是我国广告历史久远的例证。但是,平面设计真正成为一种专业性活动并发挥其巨大作用却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平面设计艺术可以说是引进的。西方设计发展了百余年,而在中国。真正意义的设计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商业融合,强化了中国设计师的竞争意识,参与国际平面设计竞争和交流已经是家常便饭,中国设计师在国际设计大赛中获奖也是十分频繁的事情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多元化的国际并存已经融人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中,这是中国平面设计事业成熟的表现。然而,正是这种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国现代设计中充满了受西方影响的视觉语言,在“国际设计风格”潮流之后,开创多元化的设计潮流,已成为新一代设计师们所面临的课题。这种发挥是在对传统文化表现方式的理解基础上。传统的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现代设计更富有时代的特色。 三、中国传统艺术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 1.我国传统艺术对招贴广告的影响 招贴广告是现代平面设计中比较大众化的一种体裁,用来完成一定的宣传鼓动任务,或是为报导、广告、劝喻、教育等目的服务,它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招贴广告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甚至背景,把各个不同的比例.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载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色彩为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而西方传统艺术,基于几何学空间观念,从模拟生活现象人手。借以展示作者的创作思想。中国艺术家则是有选择,有重点,以“不似之似”、“脱形写神”为艺术追求的胜境。我们从来不曾用如实的描写、逼真的再现要求过中国传统艺术,没有人指责某些山水画不符合焦点透视的原则,也没有人批评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演模式,因为我们对自已的传统艺术有一个固定的观念.懂得抽象的形式美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价值。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内涵,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就有一个不断概括、不断深入的过程,最终敢于舍弃虾的次要部分而突出其主要特征,使母虾的形象更为完美、更为生动。齐白石提出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说法和石涛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说法是相通的。再看我们的一些招贴画.就“似与不似”的观点来考察。就形象的简明与富于概括这一点来衡量。很多形象显然不是生活的简单模仿,某些概括的形象显然与素材有很大的差别.由复杂到单纯,由繁杂到简洁,这种特点正符合了招贴广告的要求。 观众欣赏画,主要不是欣赏艺术家画的是什么,而是主要欣赏通过什么艺术手法来表现。欣赏的着眼点在于笔墨、章法、气韵、意境,正如同观众欣赏传统京剧,主要是欣赏演员的技艺和“唱、念、做、打”的功夫。中国传统艺术突破了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片面性,创造了不少规范化的程式.这些师法自然,来源于生活但又经过千锤百炼.概括而又多变的“程式”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是积淀了内容要求的形式之美。 香港设计师靳埭强在平面设计界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他曾获得过300多个设计类的奖项。其中很多是国际平面设计界一流的大奖。他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到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他的许多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种思想,在其招贴设计《自在》系列中.运用了中国的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机理效果.现代又不失传统。在国际“水”主题招贴艺术展中.“水一生命一文化”招贴图形作品,将极其强烈的民族装饰风格化的图形形象作为整幅作品的大背景,进行了丰富而适当的虚化处理,整个画面以黑白极色加以艺术表现.形成了形与色的对立与协调、冲突与融合的视觉效果.构筑了一幅在中国特定大文化场景下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现代平面图形设计作品。招贴作品“金、木、水、火、土”招贴图形形象设计,也充分显示了这种文化艺术的精神特征.萦绕着极其强烈的现代主义设计的精神光环。 我们从靳埭强的设计作品中,都能感受到强烈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气息,这也正是他艺术设计成功之所在。如果说.靳埭强的成功,还有什么捷径的话,那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到现代设计中去,使设计更具有文化气息,更具有民族特色,以此强化设计的感染力度。 2.我国传统文化对标志设计的影响 2008年北京理想设计公司的申奥标志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整个标志造型没有对传统造型的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特有的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传统民间工艺品的“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意象。图案如行云流水,和谐生动,充满运动感,象征世界人民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表达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2008年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以印章为主体的表现形式,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艺术手法夸张变形、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人的造型同时形似现代“京”字的神韵。蕴含浓重的中国韵味。两个标志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审美意韵,而且得到了世界的认同。2008北京奥运会的会徽,不仅代表着中国、中国文化、汉文化,更是汉文化的一个最直接体现,更代表了中国现代的人文精神面貌,她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汉文化,更了解了现代中国发展的进程和希望,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看到了中国对世界人们的影响和作用。2008北京奥运会是历史的新的里程碑,也是新时代文化的里程碑。大家可以想象:有什么比用2008奥运会标志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的标志更有意义呢? 以上所述的仅仅是传统文化对我国现代平面设计的一些影响。中国传统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现代设计思想。我们在设计中也要“寻根”,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当然,我们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设计思想的冲击,同样从中受益匪浅。但是我相信,在这种世界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当中,凡是我们民族特有的长处,决不会丧失,只会发扬光大,且有助于发展真正的“中国设计”。
中医内科学论文:应用案例教学加强中医内科学教学质量 《中医内科学》是运用中医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证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的一门临床学科,其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医医师[1]。在《中医内科学》的教学中,教师通过对案例反复的综合分析,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对案例进行严格的剖析,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思维锻炼过程。案例教学不仅使学生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得到巩固,而且使学生掌握了中医临床治病的思维方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归纳,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案例的选择 1.1难易适中案例便于接受 教学时,注意多选择难易适中案例,以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按照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顺序合理安排纳入案例,以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我们在教学中,一般采取两步走的程序:第一步是根据教材“证治分类”中的某一证候的临床表现设计临床场景,使学生从中体会基本的辨证思路和要点;第二步是安排一些多证型相兼或者是可以从不同角度辨证的真实病案,掌握难易程度,使学生认识并掌握临证时应有的思维技巧和治疗思路。 1.2典型案例深入浅出 典型案例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和高度概括性,通过典型案例,可使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初步了解疾病概况,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如讲解“肺胀”时,引用病案:患者某,男,64岁,反复咳嗽、咳痰、气喘10余年。1周前受凉后症状加重,胸闷气憋,动则喘甚,咯痰清稀,心悸,脘痞。双下肢浮肿,形寒怕冷,面唇青紫,胸部胀满,舌质淡胖而黯,苔白滑,脉沉细。通过对本案例分析,使学生认识到“肺胀”临床特征为咳、痰、喘、胀、悸、肿、瘀,病位在肺、脾、肾、心,病机为肺气壅滞、肺气胀满、肺不敛降,病性为本虚标实。以案例导入新知识,可激发学生对疾病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疾病的基本特点。 1.3经典案例启迪思维 引用经典原著,介绍经方在临床中的应用,可使学生较好地把握疾病特点及治则,启迪其思维能力。如讲解“痰饮”时,示一病案:患者某,女,70岁,胸中冷数年,夏轻冬重。伴有胸闷,似冷风时时吹入,不敢户外活动,口干口渴而不欲饮,口中粘腻,有异味,大便稀溏,面色白光白,舌质淡红,苔厚腻,脉沉弱。心电图检查无明显异常。正当大家举棋不定时,介绍《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论述水饮停留心下的症状“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学生会立马想到本病系阳虚为本,饮、湿为标,急则治其标。“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苓桂术甘汤主之。1.4纠误案例开阔思路误诊案例,反映其思维方法的偏差,或先入为主、或顾此失彼、或真假不辨、或虚实不分,通过纠误案例的介绍,分析误诊原因,可开阔学生思路。例如患者某,男,35岁,3岁时患有气喘,12岁后逐渐好转,近3年来气喘又作。症见面色苍白,喘息抬肩,稍活动则气不得续。背部有掌大一片发冷,气喘冬夏皆然,舌胖苔白滑,脉细弱。原文误诊为痰饮,服苓桂术甘汤后背冷消除,气喘依然。细思此证,病始幼年,抬肩息短,不惟饮留心下,其肾虚不纳之喘证成也。当纳气镇水、振阳消饮,小青龙汤加胡桃肉、紫河车主之。通过误诊案例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学习遣方用药的经验,培养学生严谨的职业态度。 2案例的应用 2.1课前充分准备启发教学 教师课前必须根据《中医内科学》特点、学习目标、学习对象、教学大纲及自身的教学和临床经验,准备好符合教学要求的案例,认真编写授课计划,进行问题设计[2]。例如,根据教学大纲中要求学生掌握泄泻的辨证要点的规定,引用案例:“患者某,初病胸胁胀痛,予承气汤,遂发肠鸣腹痛,痛则泄泻,完谷不化,日夜2~5次。近两月,自服四环素后泄泻减而未除,伴乏力,消瘦,精神萎靡,脉弦缓,舌苔薄白而腻。”教学前,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结合本案例的特点,拟定如下问题:①本病属暴泻,还是久泻?②本病以何脏腑病变为主?临床表现有哪些?我们以这些问题作为案例教学讨论的重点,教学时根据学生讨论情况,做好时间分配,保证学生掌握泄泻的辨证要点,确保教学大纲的要求得以贯彻。 2.2教师组织实施掌握进度 选择案例教学,应与教材内容、教学大纲紧密结合,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根据学生知识掌握情况,选择合适案例。如案例选择随意,学生讨论问题过度分散,或过分集中,均会导致偏离教学大纲,或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完成教学内容。案例教学中若出现学生热烈讨论的情况,必须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减少不必要的争论而节约时间,保证实现教学目标。中医内科学的案例教学一般应由有一定临床教学经验的教师组织实施,他们对案例的理解更为深刻,能够更好地掌握案例教学的引入时机、提问方法,引导学生的讨论,使案例教学更趋合理和完善。 2.3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兴趣 中医内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身边的案例进行辨证论治,不仅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如讲解“不寐”时,正值某女同学苦于不寐,症见:2年前高三时学习紧张,经常失眠以时觉头晕。假期症状减轻,开学后又复发加重。近3个月由于学习任务重,失眠严重,每夜最多睡4小时,时有惊醒,伴两胁胀痛,烦躁易怒,纳呆,便结,舌淡苔黄,左关脉虚。学生经讨论后辨为忧思伤脾,肝血不足致心火妄动,扰乱神志而失眠以酸枣仁汤和半夏秫米汤主之。通过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能体会到知识的实践意义,进而从“要我学”转向“我要学”。 2.4适时进行总结轻松掌握 一堂课到后半部分,学生极易感到疲倦,通过合适案例进行知识总结,可吸引学生,创设新的兴奋点,激发学生思维动力,轻松掌握所学知识。如讲授完“汗证”后,介绍案例:患者某,女性,41岁,夜间湿衣湿被反复发作,口干,便结,舌红,少苔,脉细。此属阴虚,虚火上炎之盗汗,当归六黄汤加减以滋阴降火,固表止汗。处方:黄芪15g,熟地黄15g,当归10g,黄柏l0g,煅龙骨、牡蛎各15g,白芍15g,莲子心10g,丹参10g,甘草6g。方中黄芪固表止汗,白芍、甘草酸甘化阴,煅龙骨、牡蛎敛汗,莲子心、丹参清心火。通过案例对本堂课的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检测学生对本堂课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总之,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案例数学法,把枯燥乏味、艰涩呆板的学习变成非常生动、有趣的学习活动,有利于把支离破碎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减轻学生学习的过重负担,提高学习兴趣和效果,缩短医学生从课堂到临床的过渡适应期,使学生能尽早胜任临床工作。但在案例教学中,也存在案例资源不足,缺乏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客观评价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不断规范和提高。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学科建立及成效分析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1995年被安徽省学位委员会、安徽省教育厅定为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单位。经过多年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2002年对第一个周期的建设进行验收,获得了优秀的评价,进入了第二周期的建设。2006年又通过了第二周期的验收,获得了优秀的评价,直接进入了第三周期的建设。中医内科学课程先后被认定为安徽省重点课程和安徽省精品课程。重点学科优势地位的确立,常常需要几代人积累,而优势地位的丧失,只在瞬息之间。丝毫的懈怠往往意味着机遇的丧失,意味着差距的拉大或被后来者超越。因此,重点学科建设,要常存“危机”意识,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现就中医内科学学科的建设进行一些探索。 1明确建设目标 中医内科学是临床其他各科的基础,在中医专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必须学好的一门临床主课。中医内科学学科在中医院中是最能体现中医特色和优势,是最具中医原创思维和潜力的学科。学科建设按照创新与继承、创新与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创新与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紧密结合的建设思路,建成能够按照中医药规律开展高水平研究的科研基地;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人物和相对稳定的高水平中医药研究的专门人才;取得一批对中医药学术和技术发展有影响的重大成果,初步构建符合中医药科学研究特点的微观科研机制和模式。使学科具有国内一流的中医临床科研人才队伍、一流的科研条件与环境、一流的中医药重点学科群、一流的中医专科(专病),中医临床与科研、教学有机结合,在中医药继承和创新方面发挥龙头作用的新型的现代化的重点学科。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以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与临床操作能力为目的,将教育信息化的特点引进学科建设,改革教学模式,带动教学现代化,医、教、研并重,使本学科成为具有一流的教学队伍、一流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一流的教材和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精品学科。使本学科在中医内科糖尿病、风湿病、呼吸病的综合学术和技术、教学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稳定研究方向 学科发展方向体现了核心理论、前沿领域、尖端技术的发展趋势。一个重点学科的发展方向应当是长期稳定的。因此,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将对本学科未来的发展水平起关键性引导作用。高起点、高水平的学科发展方向是保证学科先进性、保持学科生命活力的重要前提。根据学科方向的实用性原则、先进性原则、稳定性原则、预见性原则,中医内科学学科在长期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了8个稳定持续的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内分泌系统疾病、中医药防治免疫性疾病、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中医药防治老年病、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病、中医药防治神经系统疾病、中医药防治感染病、中医药防治消化病。在各个研究方向上,又界定了突破口。如风湿病方向上在继承总结新安医家治疗痹病的基础上,以类风湿性关节炎为突破口;呼吸病方向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为突破口;内分泌病方向,以糖尿病为突破口。 3选好学科带头人 优化学科团队学科带头人是一个重点学科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学科带头人学术水平的高低,科研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学科建设和优势的形成。在学科建设中,他既能将学术骨干凝聚起来,同时又能将自己的能量辐射到四周,发挥更大的带动效应。因此,要选择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学科带头人。医院对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定期进行考察,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能够把握现代科学发展趋势,创造性地提出本学科前沿领域的课题和科研思路,把握本学科发展方向。第二,能够多渠道筹措学科建设经费,充分利用自身的学术影响吸引社会各方财力,保证本学科发展潜力。第三,能够对外实现交流合作,对内营造良好学术环境,提高学科内部凝聚力,增强学科发展活力[1]。按照汇聚人才、培育团队、成就大师的学科队伍建设方针,引进、培养、聘用并举,在学科建设上一贯坚持以人才为本,将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团队建设作为重点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发挥了人才优势,凝聚了学科力量。在学科内部定期进行学术研讨,培养学科人才,形成了各级学术研讨会研讨制度。每年举行一次中医内科学术骨干学术研讨会、中医内科研究生学术研讨会、中医内科本科生学术研讨会。提高了学术气氛,加强了学术氛围,培养了学科人才,锻炼了师资队伍。近年来,学科加大力度引进高学历、高水平的学术骨干,同时注意自我培养学术骨干,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各种能力,建立了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以学术骨干和学术骨干培养对象为后备力量的三级骨干学科梯队,增强了学科团队的可持续发展。 4健全运行机制 在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下,成立了由学院院长、附属医院院长、学术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助理、学科建设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组成的重点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全面指导制订重点学科的建设规划、整体发展目标和学术发展目标,制定各项制度和措施,强化落实,以确保阶段目标与预期成果得以实现。为加强专家委员会对学科建设的指导作用,学院成立了重点学科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根据重点学科建设相关文件精神与要求,负责对重点学科建设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评估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参与重点学科建设的阶段检查、阶段评估等工作,学院教务处和医院科研科作为重点学科建设的日常管理职能部门,负责日常建设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并进行具体指导。开展重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在学术带头人指导下全面负责制订本学科建设规划、学术发展总目标和阶段任务,落实教学、科研、医疗及人才培养等各项具体工作,并及时根据预期成果、实施方案、经费管理做好工作总结。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以来,学校和医院均调整、充实了重点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先后制定了《安徽中医学院重点学科管理办法》、《安徽中医学院重点学科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点学科、专科建设管理办法》、《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点学科专科经费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起学校宏观层面管理、医院直接管理、学科微观管理的重点学科级层管理体系,以及教务处、人事处、财务处、科研处等和医院有关职能部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重点学科建设保障系统。学科带头人对学科建设负有主要责任,学科带头人的责、权、利明确,有一定的人、物、财自主支配权。重点学科建设工作每年纳入医院、相关科室和部门的考核范围,纳入科主任的责任书内容。学院和医院两级分管重点学科建设职能部门,建立了定期监督检查制,学院每年听取中医内科学科阶段建设工作汇报,研究和解决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难点和疑点,为重点学科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运行机制。学科内每年终进行一次全面小结,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落实。医院把重点学科的工作进展,建设成效纳入年度工作总结,把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纳入下一年度工作目标内容之一,按期考核,强化落实考评。同时,为加强学术上的相互交流和优势互补,在学院和医院及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中医内科学科不断加强了与协作单位的联系与合作。在科研上密切协作,相互开放,在人员上相互培养,发挥了辐射和联系作用。 5注重科研创新 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增长点,本学科在重点开展继承新安医学、华佗医学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中医内科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近五年来,学科承担各级科研项目95项,其中973项目2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第一批课题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项目3项,“十一五”“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国家部委项目25项。科研经费总计为2367万。科研成果19项,获奖9项,获专利2项。出版专著42部,466篇,其中国家级论文259篇。中医内科风湿病学科继承总结新安医家治疗痹病的经验,密切结合中医临床实际和现代风湿免疫病的科学研究成果,在国内率先提出了类风湿关节炎从脾论治的观点,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临床及实验研究。在脾气虚证本质研究方面,在国内率先提出脾虚致衰老学说,认为老年脾气虚证的发展过程是渐进性的,是运化功能失常,引起生化乏源而致气血不足的动态变化过程,脾虚证发展至后期可致蛋白质代谢、心功能及免疫功能低下。呼吸内科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建设单位,开展肺气虚证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中医药防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肺癌的研究,并结合肺系疾病的特点,提出了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理论、肺气虚证的四级分度标准、慢阻肺的虚瘀理论、伏燥论、证候研究的层次论和阶段论及肺系常见病的诊疗规范,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被同行及患者认同。老年病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中华中医药学会延缓衰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是全国中药临床研究基地。该科学术带头人、著名中医老年病学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韩明向教授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延缓衰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中医药防治老年病及中医药延缓衰老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创新性见解。特别是中医新安医药治疗老年冠心病、老年高血压病、老年痴呆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理论学说。在国内率先提出“虚—瘀—衰老”的中医衰老模式,研制出具有“益气养阴活血”功效的纯中药制剂———寿星宝,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衰老学术理论和临床技术。 6结语 经过近3个周期15年的建设,学科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学科建设目标全部完成,学术团队结构合理、整体素质优良、发展良好。高层次人才培养卓有成效,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博士生、硕士生、进修生、本科生人才培养体系。科学研究成果显著,学科建设与发展形成规模。临床教学成效突出,获4项教学成果,中医内科学课程是省教育厅认定的重点建设课程。学科建设资金投入正确,使用合理,研究基地初具规模。学科整体实力加强,老年病学科是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延缓衰老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呼吸内科中医内科的三级学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定的重点学科建设单位,老年病科、肾内科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建设单位,肝豆状核变性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病。心内科、肾内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是国家新药临床研究基地,肾内科被省卫生厅确定为特色专科。科研项目、成果、论著及论文在质和量方面均显著提高;临床医疗条件大为改善,新技术、新业务不断开展,医疗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与2002年相比,截止2008年12月,我科的床位数增长1倍,门诊面积增加2倍,门诊量、住院数分别增长2倍和3倍;教学时数增长1倍,硕士生人数增长3倍;科研项目增长4倍,科技奖励项目增加7项,科研经费增加7倍,科研成果增长3倍;实验室面积增长5倍,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总值增长12倍。总之,经过多年的建设,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医内科学论文:诠释学对中医内科学发展影响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临床医学的主干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医学临床和临床基础研究的发展水平。目前,中医内科学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原理、规律还有待深化。应用诠释学(hermeneutic)作为一种对文本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的哲学方法论,对中医内科疾病、概念、术语及临床理论进行现代诠释,为中医内科学理论和临床诊疗的进步奠定基础并提供新思路。1诠释学的原理与方法1.1诠释学的内涵诠释学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流派,随着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而出现,由伽达默尔建立起诠释学哲学。经过发展,目前已演变成众多的诠释学体系,如体验诠释学(狄尔泰)、结构主义诠释学(利科尔)、解构主义诠释学(迭里达)等[1-2]。从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历程,对诠释学的基本内涵可做出大致的定义:诠释学从词源上至少包含3个要素,即理解、解释(含翻译)和应用。传统诠释学把这3个要素称之为技巧,即理解的技巧(subtilitasintelligendi)、解释的技巧(sub-tilitasexplicandi)和应用的技巧(subtilitasappli-candi)。因此,诠释学的主要环节应包括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3]。1.2诠释学在中医学的引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诠释学进入到中国并逐渐在我国学术界发展起来。随着这种世界性哲学思潮在中国哲学领域的蔓延,中国诠释学的研究已经拓展到对西方诠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于学者对诠释学研究的拓展性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促进了诠释学的多元化发展[4]。随着中国诠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构建方式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医学作为一个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历史悠久、典籍浩瀚,自古就有注释经典的传统和经验,与诠释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使得诠释学在中医学继承和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可行性[5]。因此,中医诠释学研究作为中医理论建构的现代研究的分支自然应运而生,它是对中医理论研究特色、思维方法的哲学审视,是通过现代诠释学研究方法,对中医理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一门学科,是一门研究中医理论理解和诠释方法的系统理论。中医诠释学研究是在中医文献学特别是训诂学、注释学等传统中医理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诠释学理论产生的,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2诠释学在中医内科学中的应用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临床学科的基础和主干,在中医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个学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对中医内科学中许多的概念和名词术语,乃至临床理论进行阐释,显得愈来愈重要。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随着国内中医诠释学研究的兴起,目前有关专家已经意识到从自然哲学视角来思考中医内科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因晚近“西学东渐”的冲击,一些中医药研究领域在引入诠释学的同时,“西化”倾向明显,多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方法、概念、范畴及学科模式对中医学进行西化的推定,脱离了中华文化的氛围[6]。鉴于此,我们应在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医内科学的系统性研究中,用与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医内科学,移植复杂性系统科学中的释义和理论,深入阐明其基本理论的概念内涵和辨证论治的哲学思维模式,用现代哲学方法论阐释中医内科学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原理、规律为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研注入新的元素。 2.1对中医内科病证的诠释 2.1.1病证的内涵与外延 所谓病,是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核心病机、演变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中医内科学多以病的主症来命名,如咳嗽、心悸、头痛、眩晕、胃痛、水肿等,也有部分病名与该病的主要病机有关,如郁病、虚劳、癃闭等。证候指医生观察与收集的患者四诊的信息,主要指症状、体征等临床表现,还包括中医诊病所重视的体质、性别、年龄、职业、自然环境(天时、气候、物候、地理等因素)、生活水准、人文生态、此前的诊疗经过等状况,以及各种现代检测的结果,它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病理变化的全面情况,是四诊信息表达的人体生理病理反应状态环节过程的概括,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3个基本特征[7]。病与证:病是指疾病完整的过程系统,而证是反映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变化环节过程。临床诊疗中,常将病、证二字放在一起讲,这样既能包括某病的临床特征,也概括了病因和核心病机。证与症:症是指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即医生诊病时收集到的患者的异常现象,由症状和体征两部分组成,除了包括患者自我感觉或发现身体不适、异常的表现,还包括由医生观察到和体检出的患者的病理征象,如舌象、脉象及通过色诊、触诊收集到的临床信息,也可参考西医体检所得的信息;而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病证研究的重点需要重视对证候动态观察的理解和阐述,通过“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8]、“病证结合,方证相应”[9]的研究思路辨识疾病的证候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以证候为诊疗对象的辨证论治模式进行深入探究,提出“意象诊疗模式”概念并加以阐释[10],从而对证候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探究和动态监测,为病证的诠释提供有意义的科学依据,使中医内科病证更加贴近科学,更加易于被现代医学和现代人所接受和认识。 2.1.2对内科疾病病名的诠释 为了便于掌握,我们将疾病首先分为外感与内伤杂病两大类,内伤杂病再根据五脏、气血津液、肢体经络进行分类,当然,疾病所归属的分类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引入诠释学方法对内科疾病病名的概念进行现代诠释,即通过查阅古代文献,反复研读,系统的科学实验和临床实践,结合现代科研成果,定义其内涵与外延。《中医内科学》教材所列的疾病绝大部分是常见病、疑难病。首先应该对国家规划教材收集的50种内科疾病进行诠释。诠释过程大体有3个层次,第一是疾病的起源。一般来说,许多疾病病名的提及或症状的描述都是在《黄帝内经》中,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以症状或体征描述为主。第二是疾病的充实完善。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别是集中在宋元明清时期,众多医家通过诊疗实践,结合鲜活的临证经验,从不同方面补充完善了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预后转归和流行病学特点,为现代疾病概念的规范奠定了基础。第三是系统发展。这个时期主要是指近现代,首先是语言的转化,将古文演变成现代文进行阐述;其次是增加当代中医学者的新见解、新技术;最后是纳入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的研究成果,其中含医案知识库的发掘与循证医学的研究等,用现代自然科学的语言、术语、概念进行阐述和解释。当然纳入的过程应重视体现中医原创优势与传统中医理论的有机结合。以“肺胀”为例,“肺胀”属现代难治病,由多种慢性肺系疾患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导致肺气胀满,不能敛降所致。中医古籍对肺胀的记述颇多,有明显的阶段性,后世医籍对本病也不断有充实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将其作为专门病证,列专篇论述。《灵枢•经脉》篇提出:“肺胀者,虚满而喘咳。”明确了病名,其病位在肺,主要症状有喘、咳及胸部膨满3种。这应该是第一个层次。晋隋唐时期医家开始认识到肺胀属本虚标实之病,详细论述肺胀多由久病体虚,肺脾肾虚损,水停痰凝,气虚气满,痰瘀互结,外寒之邪乘虚侵袭,以致气机升降失调而发。隋代巢元方更是强调肺气本虚,复感外寒之邪是导致肺胀的发病机理,元代《丹溪心法•咳嗽》云:“肺胀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挟瘀血碍气而病”,提出本病痰挟瘀血证候,并开创活血化瘀法。明清时期进一步整理规范认为,肺胀是一组症候群,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此属于第二个层次。近现代除进一步完善描述其临床症状外,并研究分析肺胀客观上存在着气道高反应性、肺动脉高压、肺纤维化、肺瘀血等病理状况。若能将其“系统”地纳入,形成肺胀项下的相应条目,则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肺胀的内涵和外延。经过发展,肺胀病的概念为:以胸部膨满、憋闷如塞、喘息上气、咳嗽痰多、烦躁、心悸、面色晦暗、或唇甲紫绀、脘腹胀满、肢体浮肿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一种慢性虚弱性肺系疾患。其病程缠绵,时轻时重,经久难愈,严重者可出现神昏、惊厥、出血、喘脱等变证与坏病。继之制订肺胀的分期和分级标准,引入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内容等。从肺胀的病名演变过程看,符合诠释学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也是按照复习文献资料,临证细心体悟;结合众家之长,归纳整理;通过诊疗实践充实修正;纳入现代研究成果,完善肺胀病的现代诠释[11],应属于第三个层次。 2.2对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的诠释 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是指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确定的具有中医内科学学术特点,并构成本学科概念体系的特有的关于人体生理病理名词、名称、用语,如命门、髓海、阴结、肺胀、消渴、偏头痛、萎黄、脏躁、髓海、蓄血、肝积、淋证、肾风、癃闭、关格、筋痹等。专有名词术语有其自身的含义、使用特点和范畴,而且它在中医内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阐释中也极为重要,若不能对之进行明晰的厘定,必然会影响学习者对它的准确把握。历代医家从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认知角度提出专属内科学的概念术语,他们对这些术语的解释是我们理解的基础,借助诠释学对中医内科特有名词进行辨识的验证,对其演变进行哲学审视,揭示术语产生发展的本质及术语原构造者在当时文化环境下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理解和表述,采用现代文献学、考据学等方法,对这些术语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和认识,进而作出科学准确的评判,并用科学语言转换为具体的说明,使说明的内容能进入实验过程,从而矫正部分古代医学术语概念多义性、歧义性、模糊性、隐喻性的不足,进而不断发掘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内在联系。例如,我们在对中医内科名词术语进行诠释时可以参照朱文锋[12]对规范中医诊断名词术语提出的几项基本原则,进行分步骤诠释学研究,一是科学的医学名词术语必须在实质内容上统领其所属内涵,这就要求我们系统全面收集查阅古代、近代医学文献,并结合临床广泛调研,注重名词术语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二是在初定正名的基础上做出注释,进而按其内涵、外延做出定义性注释,定义有困难的先做说明性注释,力求用词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简明性、单一性、派生词能力强;还应组织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及其他中医临床学科及术语学、汉语言学等学科的专家进行咨询论证、整体讨论,完善其现代属性。 2.3对中医内科临床理论的诠释 中医内科理论方法论的构建与完善是关系中医内科学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遵循形象—具象—抽象思维方法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审视,用现代化语言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升华而后赋以清晰、明确的科学性表述,使其真正融入到现代医学体系中,是中医内科学界一直都在思索的问题,现代诠释学的引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中医内科理论进行诠释学研究,必须坚持中医学系统整体与形象思维的特点,重视症状学观察,证候病机的归纳,重理法方药的一致性,通过理解重构、思辩创新来发掘传统内科理论中潜在的知识结构和科学内涵,通过翻译的手段实现理念更新,用逻辑、数学语言加以表述,进行科学语言的转化过程,进而采用模式生物实验加以佐证。同时根据对诠释学的三要素之一——应用的理解,我们明确了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因此,中医内科理论的诠释应以实践观点为基础来重建现代中医诠释学,将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基于循证医学临床数据支撑的诠释,采用适宜的数据统计方法等[13],建立中医内科的临床应用模型,通过应用模型证明中医内科诠释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以“通因通用”内科临床治疗理论的诠释为例。“通因通用”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属反治法的内容。原文:“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这告诉我们在诊疗疾病过程中要审证求因,辨明真伪,遣方用药时采取顺从疾病外在表象而治的治法,这便是诠释该理论的第一个层面。医家张子和谓:“君子贵流不贵滞。”着重强调了气机通畅的重要性;高士宗谓:“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泄为通,则妄矣”。此说法不但在前人基础上对“通”的理解做了概念的提升,而且为通法的应用打开了新的思路。在具体临床实践中,医圣张仲景对通因通用治法的应用可谓心思周全,巧妙灵活,其著《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多处提到“通因通用”治法,如“汗法治汗”的桂枝汤,“下法治利”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吐法治吐”的瓜蒂散,“活血祛瘀法治胎动不安之漏下”的桂枝茯苓丸,等等,这些用法充分扩展了“通因通用”的临床应用范围,同时也表明该理论的应用已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医者在诊病时,不再将通法拘泥于下法,凡人体表现出异常通的假象,均可用通法治之,此为第二层面上的诠释。“通”字,《说文解字》谓:“达”也。《辞海》谓:“通,贯通,由此端至彼端,中无阻隔。”就机体而言,在生命活动中,阴阳平衡,气血调和,气机畅达是新陈代谢活动的基本保障,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各方面的功能失调均可导致异常“通”的症状,因此,凡机体各孔窍表现出非生理性“通”的症状,如自汗、盗汗、呕吐、吐血、衄血、泄泻、下痢、脱肛、遗尿、淋证、崩漏、带下、遗精等均可视之为通证,在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的基础上,辨明真伪,将符合形通而实不通的病例纳入到“通因通用”理论的适用范围之内,以通为用,以通治之,从而完善对该理论的升级,即诠释的第三层面。此外,又如“肺热叶焦”、“宿痰伏饮”、“心肾相交”、“乙癸同源”这些中医内科学生理病理概念中的文化哲学意蕴,也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剖析和阐释;另如,“扬汤止沸”、“增水行舟”、“釜底抽薪”、“逆流挽舟”、“提壶揭盖”、“引火归原”、“利湿退黄”等治疗方法中包含的自然哲学思维以及它们的实质性内涵,更有待作出全方位的现代诠释。 3中医内科学诠释的原则与方法 3.1崇尚国故,熟读经典 诠释的第一要素是理解,只有明确理解了所诠释的对象,搭造出诠释框架,才能发现框架的瓶颈所在,从而为之输入新的科学元素。就中医内科学而言,要想准确诠释内科学的概念、理论,首先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解,那么就需要熟读经典,追思前贤学说,只有读懂吃透,才能全面、深刻理解其主旨和精髓。3.2研习原著,勤于临证中医内科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发展,本身也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著作的不断阐释来实现的,因此,临床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它既是诠释的基本手段,也是诠释的目的所在。通过获取临床疗效,一方面可以使中医内科学理论得到充分的实践证明,另一方面又可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内科学理论。 3.3传承创新,系统规范 要创新就要大胆汲取和借鉴相关学科特别是系统科学和信息技术成就,多学科地对中医理论进行研究,充分吸收当代社会医学、转化医学、医学心理学、气象、物候、地理等学科研究成果,多角度、多层面研究、借鉴与整合,从而使中医内科学诠释性研究在开放中求创新、求发展,并以有利于学科进步为目的。现阶段我们认为诠释就是创新。它为促进中医内科学学术理论的标准化规范化奠基,将充实现代医学科学朝向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迈进。现代诠释学是一种思辩体系和方法论,是对思想方式、思维方式、观念理解的交叉融合解析,能为我们提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和思维。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论对中医内科学进行解释,构建中医内科诠释学体系,从自然哲学高度理解中医内科学中的辨证观点、思维和方法,完善传统医学概念的现代语言转换,在深层内涵上与现代科学语言实现逻辑连贯、互补相通,把握中医内科学理论体系的特质,必将有利于中医内科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有利于中医内科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的课程评价研究 中医事业的发展取决于中医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其中,课程的评价方式是整个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要素之一。下面仅以我校中医内科学课程为例,从改进课程评价角度略陈管见。 一、课程评价实施的理论基础 课程评价,或称教育评价,就是评价实际的课程方案在何种程度上达成了教育目标。这一定义来源于教育评价奠基人泰勒(RalphW.Tyler)所提出的目标评价理论。目前,中医院校实施的课程评价主要基于这一模式,即通过对学生学业表现的评价,从对结果评价,进一步转向评价整个课程方案。这一模式在院校教育评价过程中主要围绕学业评价与课程评价展开。就学业评价而言,如果仅局限于评价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不评价学生的创新能力、操作能力、情意态度等是不科学的,会导致评价标准恒定化,即侧重于学生之间的分数排位和对比。从狭义的课程评价角度而言,现实生活中的评价主要定义为方案的目标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契合程度。通过在学业评价的基础上拓展课程评价实施的范围,将课程方案的评价涵盖学生学业评价,体现现代西方教育学大课程理念。保证考察课程方案目标与课程各要素实际表现的行动一致性,以利做出评判。 二、我校中医内科学课程评价的实施理念 1.课程评价中的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就整个课程评价而言,方案评价的手段主要有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两类。“形成性评价是指课程在设计、试用、实施等过程中所进行的评价,以便做出判断和决策,采取修订、完善、放弃等行动。总结性评价主要是在课程试行、实施告一段落之后所进行的评价,对课程的设计、实施、效果等做出总体判断,并对有关人员做出绩效的评定和考核。”对两类评价方法进行科学的组合,在中医内科学教学过程中,从课程方案的设计、实施、改善或结果等,依据理念基础和行动路线这一过程,围绕课程目标、内容选择和组织、课堂教学、学业评价等要素。以课程总纲、课程标准、课程资源和教科书、教师备课计划、实际课堂教学、学业评价中的试卷或者学生档案袋中的作品为载体,通过学生反馈、教师反思,对课程设计、课程管理、课程实施等环节进行判断。同时,融入学生能力的发展性评价,即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做出评价,并反馈于学生,在教学告一段落之后,对学生的学习做出总评;或者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结论性的判断和评价,作为总结性评价的一部分。形成课程内的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两大功能。 2.课程评价中涵盖的评价手段类型①客观性评价:客观性评价的题型主要有填空题、是非判断题、选择题等。客观题的优点在于知识覆盖广、容易评分。缺点在于不利于考查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②主观性评价:主观性评价题型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论文题等。主观题可以是封闭性的,即有固定答案;也可以是开放性的,无固定答案。固定答案的主观题,其实与客观题没有很大区别。开放性主观题,尤其是长论述题、论文题,如语文的作文、历史的史论等,有助于考核学生的高层次能力,但是评分难度较大。③表现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主观性评价。按照美国评价专家斯帝金斯(R.J.Stiggins)的观点,表现性评价是“对学生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颖问题或者完成特定任务而进行的一种系统的评价。评价者以真实的生活或者模拟的练习为起点,引发学生的独特反应,在观察这些反应之后,给予相应评价。”④档案袋评价:与表现性评价近似的一种评价方式是档案袋评价,它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学业评价领域最为热门的课题。档案袋评价,又称成长记录袋,是学生作品的有意收集,以反映学生在特定领域的努力、进步或成就。它其实是“表现性评价的一种类型,不能被看作是表现性评价的又一称呼方法”。 三、我校中医内科学课程学业评价的改革实践 1.命题改革在期末考试中除了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形式,结合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开发了计算机考试,用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初步应用。同时采用论文、开卷考试等形式,引入主观性评价,考核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并且增加中医内科实习中的临床操作、诊疗技能考核和学习心得撰写等考评改革,更加注重考查学生理解、分析、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每学期的评卷中以认知纬度作为重点考量依据,引导教师重视教学目标、教学活动与学习评价的有机结合;适时开展示范试卷的研讨、命题与奖励活动,通过示范试卷活动,督促教师更新观念,重视考试的导向作用,提高命题水平。 2.推广使用形成性评价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为了改变以往老师“满堂灌”的局面,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展开了PBL教学。课程考核摒弃了传统的单主体试卷考试形式,采用评估量表,并以此开展学生学业评价。通过课堂上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评价、学生之间相互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量性和质性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替代以往的总结性评价。主要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发现问题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信息能力、沟通能力、批判思维能力等。3.丰富评价手段为配合课程目标评价,丰富评价手段,围绕中医内科学教学目标建立了以下评价环节:①课堂教育阶段,采用随堂测验、PBL、档案袋、作业作品考核等手段,丰富和完善形成性评价。②见实习阶段,采用实习(跟师)手册、床边考核、见实习报告等手段,着重加强对学生临证思维及技能的考查。 4.建立多站式考试平台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开展建立了多媒体病案的考试网络。各临床医学院学生毕业考试中全面推行OSCE考站,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合作培训中医特色标准化病人(SP)12名,在两个临床学院分别建立了9个考站:西医诊断2站、影像诊断站、针灸操作站、中西医外科操作2站、SP站、中医辨证论治病例书写及理论考核站、计算机模拟网络考试站。在整个多站式考试系统中,除考察学生对书本知识的识记,更强调临床诊疗技能的融会贯通,尤其是重点突出考察学生的中医思辨能力。 5.临床实践全方位评价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①岗位准入:制订毕业实习岗前培训计划,对岗前培训的目的、时间、内容作了统一规范,学生进入临床毕业实习前,各临床医学院组织实施2周的岗前培训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医院一般情况介绍、医德医风教育、医患沟通技巧、医疗安全和医疗技能操作规范、病史采集和病历书写、体格检查训练等。②出科考试:临床实习出科考试内容以临床实践技能为主,临床技能占50%,专业理论口试占20%,病例分析占20%,病历书写占5%,医德医风和工作纪律占5%。临床技能考核运用真实的病人进行。③职业态度考核:注重学生的学习和工作态度考核,主要通过临床PBL课程评价、档案袋评价、床边考试、口试和教师的平时观察、运用SP和真实病人的考试等形式进行。④毕业考试:在学生完成临床毕业实习时,学校组织毕业程序考试和临床论文答辩,目的是检测学生对临床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采取以OSCE多站式考核和临床情景病例考核为主,评价学生临床实践动手能力、临床思维、人际沟通能力、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并考核学生对临床辅助检查资料的认知水平。自1999年起,学校每学年组织2次毕业学生实习临床技能检查工作,并在考核后开展师生点评,撰写分析报告。通过临床技能抽查,不断针对临床带教中的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学生临床技能。四、展望目前正在着力改革现行学业评价方式,形成由原来的单一的终结性评价形式发展为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逐步完善学生评价体系,形成多元化评价体系。 中医内科学论文:加强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水平 《中医内科学》是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主干课程之一,是临床各学科的基础课和桥梁课,在中医专业的教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课堂是教师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中医内科学》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的建立与培养,甚至关系到能否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人才。就如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结合自身教学工作经验,论述如下。 1加强教学责任心,重视课堂教学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前提 1.1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在教师首先端正自己的专业思想和教学中的言行,给学生指明学习中医内科学的意义和重要性,正面引导。寓思想教育于教学中,注意专业与人文知识融合,注重素质教育,为人师表。其次要理论联系实际。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临床水平,因此要扎根临床,努力提高临床实践水平。能够通讲整本教材,以利于整体素质的提高。最后要提高教学积极性。目前国内高等中医院校中医临床课程的教师大都来自其附属医院的医师。时间与精力有限,在进行课堂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临床医疗和科研任务,要自觉认识到教学相长的优势,强化奉献精神,淡化利益意识。 1.2课堂教学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教学手段和环节课堂讲授是灌输中医内科理论知识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传授知识的最有效方式,只有搞好这一环节,熟悉教学规律,根据中医内科学教学特点,充分重视课堂教学,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 2备好课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首要环节 2.1紧扣教材和教学大纲教师必须精心备课,熟悉课本内容,做好课前所有的准备工作。吃深吃透教学大纲、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制定周全的授课计划。 2.2适当拓展、灵活使用教材注意教材的整体结构和知识链的有机联系。适当补充、更新教学内容,阅读和整理相关教学参考材料,将不同书上的同一内容集中对比研究,提炼出最有效的知识成分,体现最新进展。 2.3认真构思教学方案设计每一节课的教学流程,用何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才能满足学生的听课要求,重新梳理提炼精华,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并逐一细化,内容要尽可能全面。 2.4集体备课一般情况下整本中医内科学的疾病均由多名专科兼职教师负责讲授,其理念、思路、方法、水平各异,教学缺乏系统性、连贯性、一致性。可采用教研室内部集体备课。这种集体智慧的结晶,必会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收益,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节省了教研室内部的人力和物力[1]。 3遵循课程教学体系、强化基础知识的掌握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工作的基础 3.1围绕临床、落实课程教学体系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中医内科教研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课程教学体系,将每一病种的讲授分为概述、病象、病位、病性、病类、病程、病因病机、诊断与鉴别、辨证论治、转归与预后、预防与调护、小结12部分,在病因病机讲解中,提炼病机关键,使学生对每种疾病有全面系统的认识。 3.2落实三基训练教学中要充分重视、体现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通过讲授让学生牢固掌握中医内科学的“三基”,使学生掌握其中内容,充分理解实质,从而获得最基本、最重要、最集体化的知识。 4合理取舍,重点突出,是确保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效、高效达成的保证 4.1调整学时分配,适当增加病种根据我们的教学体会、结合区域特点及临床实际,将教学内容分为掌握、熟悉、了解三级内容。首先对大纲规定的学时分配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如对消渴、中风、心痛、喘证、肺胀、胃痛、眩晕等临床常见病需要掌握的,适当增加学时数,讲深讲透。对了解的疟疾、霍乱、痉证临床少见疾病,只讲清概念,减少学时数。其次在病种上,在国家统编教材基础上适当补充病种如心衰、脾心痛、水毒证、肾风等。对规划教材中个别证候予以适当的调整。如感冒病中的表寒里热证移至咳嗽中讲授;消渴增加了气阴两虚的若干证候等。 4.2突出重点病证讲授 课堂讲授应做到重点和难点突出,重点指辨证论治,难点指病因病机,疑点指教师在讲授辨证论治过程中,对临床实践中与教材证候不一致的部分提出质疑,或一部分证候在临床中常见,但教材中重点不突出,需要提出给予讲解。重点掌握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理解体会病机转变的道理及规律,脏腑变化的特点。在授课时紧密围绕临床实践,介绍自己在临床中治病的经验和体会。 5注重教学技巧,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捷径 5.1将课前准备、课中发挥、课后总结三个环节有机结合 课前,先让学生进行预习,确定学习的内容和讲授的内容,预习中可对不理解的问题加以记录。课中,在讲授新问题时利用3~5min,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一思维过程,导入式教学,将熟悉与不熟悉的知识串联。上课结束前须指出本节病证的重点、难点与疑点。课后,应自觉对每次课的授课情况进行回忆,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完善自我,积累教学经验。 5.2恰当有效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 采取灵活多样、新鲜生动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率,深入浅出,易于领会,不照本宣科。充分运用实物标本,模型,挂图、电视等进行直观教学。恰当有效地运用电化教学手段及新技术(CAI、多媒体技术等)辅助教学。 5.3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和观摩他们的教学 青年教师往往教学经验不足,对很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尺度难以准确把握,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应谦虚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一般都能得到很多实用的指导和帮助。汲取经验弥补自己的不足,及时把这些经验和方法应用于自己的教学工作中。 6注意与学生沟通,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 6.1虚心听取学生反映意见 应了解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和要求,掌握班级学生一般的知识程度,理解水平,讲授的进度要求与难度必须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深入浅出,能为学生接受。 6.2发挥主观能动性 要重视对学生的启发引导,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积极性,增进师生间默契,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6.3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材施教注重启发式教学。教师不仅要使学生“学会”,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会学”。有意识培养学生主题精神、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6.4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动态中去学 要使学生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记住重点,不能死记硬背,要不断深入体会、领悟,多问几个为什么。审视疾病的本质,找出内在的规律,辨析病与病之间的相互关系,注意病机相同,症状不同,有时症状相同而病机不同等情况。如归脾汤、柴胡疏肝散等在内科疾病中作为主方出现多次,所治的疾病不同,但病机变化相同,在学习中要善于总结,横向贯穿,才能提高学习的效率及质量。必须指出,中医内科内容丰富,很多内容需要记忆。该牢牢记住的就必须背下来,如辨证论治,方剂、中药等。 7加强课堂教学管理,讲究语言艺术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 7.1强调课堂纪律 毋庸讳言,现今相当一部分学生不但出勤率低,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不高,而且不认真听讲,不容易管理。教师应加强教学责任心,要敢于管理,认真组织课堂纪律,严格要求学生。按时上、下课,不随意调课、停课,逐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课堂学习风气。 7.2注意语言表达、仪表端庄 在课堂上教师如果能够做到语言精炼、逻辑性强、形象生动、声音洪亮、吐字清晰、重视语调的高低、配合得体的手势、亲切真挚的眼神、教态自然,落落大方,就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消除被动接受知识的疲劳感。要杜绝如口头禅和某些习惯动作等可能分散学生听课注意力的言行。 8开展病案教学和临床见习是提高和评判课堂教学质量的核心和关键问题 8.1加强典型病案分析,缩小课堂与临床实际的距离 典型病案的分析是联系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的纽带,病案应是授课教师的临床经验或高年资的教师编写,采用启发式、互动式、PBL等教学法,使病案讨论成为临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病案分析,不但能巩固课堂知识、而且能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逐步提高学生的临证思维能力。 8.2组织好课间见习,使理论学习进入临床实践“软着陆” 中医内科学是一门临床应用学科,实践性强,单凭课堂理论教学是远远不够的。为便于学生顺利进入临床,增强直接的感性认识,组织好课间见习很重要。为不影响平日的临床工作,可组织学生在节假日、夜班时见习。形式以教师床旁讲解典型病例为主,并根据专业需要,介绍专业性较强的诊疗常识,耳闻目睹,使课堂所学中医内科学知识充分地在临床实践中得以印证和升华。 总之,中医内科学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规定课时的教学,使学生牢固掌握中医内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能熟练运用中医思维,对中医内科常见病、多发病进行正确的辨证论治,当一名临床疗效好的医生。中医内科学的教学要深化到与临床接轨的层次,培养中医临床思维方法应作为主线贯穿中医内科教学的全过程[2]。因此,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临床辨证论治思维培养,这是实现中医内科学作为基础与临床桥梁课程的保证。作为一名高校中医教师,应与时俱进,努力提高自身的临床业务修养、教育理论修养,对每一个内科病证讲授注意上述几个方面,努力提高教学水平,才能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才能全面提高中医内科学教学质量,培养出合格的真中医人才。 中医内科学论文:运用创新理念增强中医内科学的教学水平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专业临床学科的主干课程,也是临床各科的基础,因此中医内科学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生的中医临床水平。中医临证的精髓在于辨证论治,而内科学内容庞多复杂,课堂教学学时多于实践教学等这些客观因素均制约中医内科学的教学质量。创新是人类文明的源泉,祖国医学也是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而获得完善、提升和发展。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培养具有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高等中医药人才是我们教育培养目标。我校中医内科学教研室是陕西省优秀教学团队,长期重视实践教学,强调“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理念,提高学生中医临床辨证思路,应用中医诊治疾病的方法,从而提高中医内科学临床教学质量。 1创新理念提出 创新英文是“Innovations”,其含义之一是指前所未有,即现在经常所说的发明创造的意思;二是引出到新的领域产生新的效益。“创新”作为一种理论被研究应用是在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深度提出来的。随着人们对创新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创新的内涵和本质也有新的发展。目前认为创新的本质是指既包括事物发展的过程,又包括事物的结果。主要包括新的发明、新的思想和理念,新的学说与技术以及新的方法等一切新事物。194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次将创新教育进入高等学府的殿堂,不但兴起了教育自身的发展,最主要的是成为近代和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必然。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将“创造”看做人生的真谛,以“奋斗是万物之父”的精神,提倡的创造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对于创新教育理念,目前国内专家也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如“创新教育是根据创新原理,以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的个性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使学生一方面牢固、系统地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发展创新能力”[1]。综合上述观点,结合时代的要求,我们认为创新理念教育是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以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综合性素质教育。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说:“21世纪医学的主宰者,是中医中药。”在继承中医固有的理论及辨治经验基础上,应该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充实中医药学。作为高等中医药培养人才的学府,培养合格的中医临床医师是我们的目标。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基础课程与临床学科紧密结合的桥梁,只有将创新理念应用于中医内科临床教学过程,才能提高对学生的教学培养质量。 2创新理念应用 实施创新教育,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通过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提高学生自主的创新学习能力,勇于挑战,更好地培养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 2.1角色转换 《论语》云:“君子不器也”。然而目前仍有些教师认为在中医内科临床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是独立的,而是在教师的督促下进行学习的;学习的内容是书本教材知识的简单再次重现;教学的过程只是有目的、有组织的灌输过程等等。叶兰教授曾指出:“今日教学改革所要改变的不只是传统的教学理论,还要改变千百万教师的教学观念,改变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习以为常的教学行为”。因此我们在教学活动中不仅传授知识和能力,还要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和优良的品格。我们在平常临床教学活动中将结合各自所在临床科室病人的特点,各个病人自身的特点,不同学生对疾病认识的特点等为出发点,从个病的病机要点联系到多个疾病的病机转化规律,存在的证候特征,以及对本病最新研究进展等深入浅出讲解,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可见教师角色的转换,是树立全新的学生观,找准教育与创新的结合点。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同时我们也认为要把学生看做具有社会责任和意义的人,这样端正学习态度也是决定临床教学效果的关键。强调学生着重于“单纯学生”到“临床医师”的角色转换,假如你是病人的主管医师,你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学生逐渐发现人体和疾病非常复杂,单纯书本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理论联系实践,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继承创新,严格要求自己自主学习;另外加强学生对患者的尊重,敬重生命的医者意识,领悟医乃仁术的医者胸襟,这对于学生目前中医内科临床学习和在今后从事的医疗工作都至关重要。 2.2思路提高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学生的发展”[2],创新理念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个人潜能,造就独立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中医学尊重个性的思维与认知,着重于在特殊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事物本质。而内科疾病本身就庞多复杂,加之课堂理论与实践临证教学衔接不紧密,都会造成学生学习的困惑。因此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提高自主学习的意识,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正确合理的临证思路则是教学的重点。比如中医辨证论治基本内容是四诊八纲,而要辨证首先需认证,四诊是认证识病的重要手段。古人云:“四诊合参,庶可万全。”无论是在每天常规查房,三级医师查房,科室主任教学大查房,还是在疑难、危重病例讨论,病案书写评析和科室讲座等临床教学活动中,都将中医临床思维训练贯穿其中,按照中医辨证理论对四诊信息进行整合,鼓励学生遵照中医逻辑思维进行思考发言,对内科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等进行分析,深刻领悟其中的奥妙,掌握辨证识病的诀窍,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再思考和再认识。 2.3个人创新 中医药学是一门科学,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创新的。我们在临床教学中积极倡导学生独立学习、学会学习,鼓励学生在课外之余加强创新能力的锻炼,比如大量查阅相关的文献研究及进展,阅读不同医家对某一疾病的深入认识,了解西医学的一些成就,参与教师的科学研究课题,公开发表自己的科研论文。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说过:“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学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保持原有中医特色基础上,充分吸收相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技术成果及历代医家经验之精华,以达到创新的目的。有学者说:“没有临床实践就没有中医药学,因为中医药学不是从解剖室和试管里分析出来的”。因此,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最重要的依然是强调临床实践,只有“实践出真理”,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临床医师。 3创新理念效果 通过近几年的创新理念在中医内科学临床教学中应用,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端正了学习态度,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不会学习为独立自主学习,变单纯课本理论知识为理论联系实际,充实了中医内科诊疗技能,提高了中医四诊技巧和临床思维能力。我们认为,这种由“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质量观”向“以能力为中心的教育质量观”转变过程中,并不是否定课堂教学在目前高等学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也不是否定知识在学校教育与教学过程中的基础地位,而是教学手段和方法合理地结合,是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培养适应21世纪高水平的中医临床医师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医内科学论文:用双核心讲解法剖析中医内科学教学研究 《中医内科学》是祖国医学从理论走向临床的基石与桥梁。一方面它是中医基础学科知识的综合与升华;另一方面它所指导的临床实践是千变万化的,中医内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灵活性的特点。这一特点要求《中医内科学》理论知识的讲解一定要系统化,以满足学生系统全面掌握知识的需求;诊治疾病的思路要客观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以满足学生适应中医内科临床实践变化无穷的要求。病因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决定疾病的产生、发展、变化、转归,是《中医内科学》理论知识的灵魂,《中医内科学》理论知识的讲解应以病因病机讲解为线索;证型讲解,是中医诊治疾病思路的具体体现,而“病案化六步讲解法”可以作为诊治思路讲解的核心和线索,下面是我们在教学工作中以“双核心讲解法”讲解《中医内科学》的一些探索,求同道指正。 1以疾病之灵魂的病因病机作为理论讲解的核心和线索 1.1内科病症概念的理解离不开病因病机 祖国医学属症状诊断学,其病症以主症确定其病名,而主症是由其主要病因病机决定的。如哮病的基本病机是肺失宣肃,痰气搏击,肺失宣肃则呼吸困难,痰气搏击则喉中哮鸣,呼吸困难、喉中哮鸣是哮病的主症,也是哮病病名确诊的依据。因此对于每一个疾病概念的深刻理解都离不开对其基本病因病机的讲解。 1.2病因病机是内科病症的核心 病因病机是中医内科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本质属性,内科病症的讲解和理解必须以其为核心。病因病机决定一个病症的方方面面,是中医病症的神,理解了病因病机,就掌握了疾病的核心,以其为线索的病症知识的系统化就成为可能,学生掌握起来就比较容易。要掌握病症的纷繁复杂的具体内容,一定要抓住病因病机这条线索,纲举目张,举重若轻。以心悸为例,心悸基本病因病机为心气(阳)亏损、心血(阴)不足、脉道不利致心不主血,心失藏神。心不主血则心慌、心跳,即为悸主症;心悸的病性虚虚在气、血、阴、阳亏损,实实在痰、饮、瘀、火阻于脉道,心悸治疗的原则补心气、养心血、通心脉、安心神,从病因病机方面理解就很容易;心悸分型也因其病因病机分为以心气、心血、心阴、心阳亏虚为主要病机的四个虚证和以痰火、饮、瘀、毒使脉道不利为主要病机的四个实证,理解了病因病机,内科病症的分型的划分也就不难掌握。单独一个病症可以通过掌握其基本病因病机而全面系统掌握其具体知识,一个系统的病症也有其核心病机,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掌握其基本知识。以心系病症为例,其核心病机为心气(阳)亏损、心血(阴)不足、脉道不利致心不主血,心失藏神,这一病机可导致心悸、胸痹、不寐等疾病的产生,因为拥有同一病机,同样用掌握心悸病症的知识的方法,把握心系病症的核心病机,就可以全面掌握心系病症其它各个病症的核心知识和具体知识。 1.3内科病症诊断与鉴别诊断由病因病机决定中医内科病证的诊断、各病证间的鉴别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来区分,而疾病外在的症状是由其内在的病因病机决定的,所以在讲解和学习病症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关键在于理解病因病机。如泄泻以大便清稀作为诊断依据,其内在原因在于脾虚湿盛,糟粕中水湿增多,致大便清稀。泄泻与痢疾鉴别关键在于痢疾是以腹痛、里急后重、下痢赤白脓血为主症,泄泻以大便清稀作为主要临床表现。泻、痢两病区别表面看在主症,而其实质在泻、痢病机之不同,泻因脾虚湿盛,痢为邪客胃肠,气血郁阻,血败肉腐。 1.4小结 病因病机核心讲解法,一方面可以是纷繁复杂的中医内科知识以病因病机为线索系统化,提高学生对中医知识的传承吸收能力,另一方面,从整体全局上把握知识,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如不寐病症在教材上无阳虚这一证型,但从其核心病机心气(阳)亏损、心血(阴)不足、脉道不利致心不主血,心失藏神来看,该病在理论上存在这一证型,而在实际临床中这一证型确实存在,让学生发现这一证型的认识从理解核心病机即可实现,提高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和探索能力。 2以“病案化六步讲解法”作为诊治思路(证型)讲解的核心和线索。《中医内科学》的讲授重点、难点是证型,证型的讲解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医诊治疾病的过程,教材中中医内科病症的证型是典型且固定的,但患者的临床表现是变化多端的,这是中医内科理论与临床实际存在差异的根源之一,要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必须克服中医诊治思路主观化、抽象化造成的模糊不清、混乱无序、难以确定的缺点,使疾病诊治的思路客观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增强临床实际可操作能力。 笔者在教学和指导临床实践中,根据方药中前辈的诊治疾病的思维,结合上述《中医内科学》疾病诊治思想的要求,总结“病案化六步法”的诊治思路:第一步:四诊搜集症状、体征及病情资料,为疾病诊治奠定基础;第二步:根据主症确定病名;第三步:根据患者临床表现中的一些特定症状来确定病位(以脏腑经络学说为主要依据),根据另一些特定症状来确定病性(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痰、饮、水、气、血、阴、阳、结石、食积、虫积、疫毒等致病的特定临床表现);第四步:病位与病性合参,确定病因病机和证型;第五步:在确定病因病机的基础上确定其治法;第六步:根据治法选方用药。中医内科学各病证的证型就是典型的病案,故其讲解就是疾病诊治过程。以七版中医内科学风热型感冒为例来解释这一讲解法的教学过程。风热型感冒症状为:身热,微恶风,汗出不畅,头昏胀痛,目胀面赤,咳痰粘黄,咽痛口干,鼻流浊涕,口渴欲舌苔薄白微黄,脉浮数。其讲解过程列图表如下。 这一病案化讲解法一方面符合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一体化的要求,有自己严密的逻辑思维;另一方面整个诊治过程具有客观化、明确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特点,让学生从模糊不清、混乱无序、难以确定的中医诊断思维中走出来,便于学生理论理解和实践操作,是证型讲解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临床实践的有效诊疗方法,缩小了教材固定证型和临床变化多端的实际之间的差距,使两者真正相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有力的提高了学生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实际临床疗效。 3结语 “双核心讲解法”的《中医内科学》教学方法的核心内容是以疾病之灵魂的病因病机作为理论讲解的核心和线索,即“病因病机核心法”;以病案化六步讲解法作为证型讲解即诊治思路讲解的核心和线索。“病因病机核心法”解决了《中医内科学》理论讲解难以系统化的难题,“病案化六步讲解法”解决了《中医内科学》疾病诊治思路模糊不清、混乱无序、难以确定的问题,使诊治思路客观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灵活化,满足了中医内科临床实践变化无穷的实际,两者结合实现了《中医内科学》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在我们的实践教学过程中证明了可以明显提高了学生对中医知识的传承吸收能力和探索创新能力,明显提高了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和临床疗效,激发了学生学习《中医内科学》的兴趣,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了《中医内科学》教学效果和临床疗效质的飞跃,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推广。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教学模式思索 中医内科学是用中医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证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的一门临床学科。它既是一门临床学科,又是学习和研究中医其它临床学科的基础,在中医专业中占有及其重要的位置。中医内科学作为基础与临床学科的桥梁课,其本身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随着中医现代化的发展,单独教师授课,学生听课记笔记的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今的教学需求,也难以培养出具有社会工作能力的毕业生,针对这种情况,教学模式的改革在中医内科教学中意义重大,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提出改革,取得较好效果。 1理论教学 1.1分系统授课:传统的内科教学中一般由一名教师授课,这样管理方便,但存在弊端,我们的授课教师均为临床教师,来自附属医院的不同科室,对本科室所属病种的诊疗、研究进展、科研最新发展动态比较熟悉,但对其它科室的病种了解相对较少,这样讲授自己熟悉的病种时生动、具体,学生的积极性很高,但讲授其它科室的病种时显得机械、呆板,有时按照书本宣读,这样就没有发挥教师的专业优势。对于学生,仔细讲授的病种有所了解,对于草草讲授的疾病,学生上课积极性不高,感觉枯燥、乏味,课后也不愿意复习,学习完全用于应付考试。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仿照西医内科学分系统教学,分为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肾系疾病、气血津液疾病等进行教学,这样不仅发挥了教师的专业特长,而且调动了教师和学生双方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1.2典型病例融人理论授课:在中医内科教学工作中,我们曾尝试过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及教学需要,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方式将持续存在,容易形成你讲我听的死板教学方式,使学生学习兴趣淡薄。中医内科学为临床课,学生已掌握了大量的基础知识,注重典型病例融人理论授课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方法,但除少数院校有类似于病案教学的选修课程外川,多数院校无专门课程与教材,因典型病历均来自临床,具有现实性,授课时可将病人的语言、表情、动作直接传达给学生,给学生一种生动形象的感觉,可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加强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训练,使所学知识记忆深刻,同时,再让学生分析病情,可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习热情。当然这要求教师需精心选择病例,且病例要典型、真实,不能太复杂,在上课前积极准备,上课时认真听取学生发言,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评价,最后需做课堂总结,使学生提高学习效果。 1.3多媒体与板书结合教学:近年来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用多媒体教学是中医教学手段的一次变革,多媒体的最大优势是具有丰富的图形、图像、动画、视频、音频及网络功能,能有效刺激学生的感官,激发学习兴趣,增加信息的传授量,提高学习积极性,对教学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多媒体仅仅是一种辅助教学的手段,教师才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必需以富有情趣的讲解、生动的语言、幽默的表情等使学生集中注意力,思维活跃,这样才能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离开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单靠多媒体课件是不能做到的,故不应夸大多媒体的作用,我们使用多媒体与传统的板书结合教学。中医学本身是一门经验医学,因板书灵活性强,随写随看,特别对于推导、推理过程,使用板书十叙述的方法比单纯多媒体更能引起学生思考,集中学生注意力,加强对知识的理解,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临床带教 传统的中医学习方法是师承式的教学方式,一般是一位老师带一位或几位学生,在具体的医疗活动中,边实践边学习,但这种方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需求。当今学生的临床技能培养主要在临床见习、实习阶段完成,只有不断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此我们应特别重视临床带教。临床教师在担任临床带教过程中,应充分体现临床特点,将实践经验传授给同学,在操作性教学中,在临床指导下,让同学自己动手操作,但在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临床见习阶段,学生刚学习有关疾病,应主要针对典型疾病进行讲解,并且系统进行望闻问切,让学生初步了解面对病人如何与其交流并进行诊治。学生在刚进人临床实习时,存在对病房及周围环境的不熟悉,表现为对临床工作热情很高,对任何事物都好奇,但抓不住重点,因此老师分析病情的方法直接影响学生的思维方法,我们应该以良好的责任心帮助学生从理论向临床过渡,而不是把自己的习惯强加于学生,对学生在这一阶段出现的缺点和不足要理解,以引导为主,避免在病人面前谈论、批评和指责学生,维护学生的自尊,同时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表扬、鼓励,树立自信心t21。经过初期的实习,接受能力强的学生积极性很高,但有一部分学生进步较小,作为教师应对学生一视同仁,有进步时给予表扬,充分调动同学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能力,并且通过课后留作业形式,让同学自己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病历资料,提出诊断、辨证及治疗原则,认真书写病历,使教学直观化、形象化,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带教老师要严格把关,认真纠正学生不良习惯。临床带教过程中,又要重视临床技能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可开展以临床问题为引导的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结合典型病例、特殊病种,集中讲解、示教,并可组织小讲座、小讨论等,教学查房时,面对具体病人提问,同时制定规范的临床技能考核办法,引导学生重视理论和临床相结合。 总之,中医人才培养是需要花费艰苦劳动的过程,合理的理论教学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正确的临床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能解决问题的医生,从而培养出更多合格的、立志于中医事业的人才。 中医内科学论文:PBL教学在中医内科学中运用 中医内科学是综合基础理论联系临床实践的桥梁课,同时也是临床其他各科的基础,它对于培养出高素质的现代中医人才至关重要。随着教学改革步伐的前进,以往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采用的传统教学模式“以授课为基础”的学习方法(LectureBasedLearning,LBL)逐渐暴露了一些弊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PBL)的教学法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导向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方法。近年来,PBL教学法已在我国部分医学院校开展,并取得了明显效果[1]。为此,我们从2010年3月—2010年7月尝试将PBL教学法应用于中医内科学教学过程中,探讨该教学法对中医内科学教学效果的影响。现将研究报道如下。 1试验对象和方法 1.1试验对象 选择广西中医学院2008级中医学本科生126人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一班(63人)和二班(63人),其中一班为试验组,二班为对照组。两组在性别、年龄、学历等方面均具有可比性。 1.2试验方法 1.2.1对照组 按照传统的LBL教学法进行教学,即采用多媒体等常用教学设备进行课堂授课方式进行授课,以教师讲授为主,授课后对课堂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 1.2.2试验组 采用PBL教学法进行教学,具体方法如下(:1)讲授每个章节前,给学生提出问题,以自学为主进行预习,问题的内容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2)根据授课的内容,上课时利用一部分时间,个别提问和集体讨论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思维,亦可各抒己见,授课老师只起引导作用,真正达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之目的(;3)授课老师的问题要重点突出,注重讲解重点和疑点,对教材中重复的内容尽量少讲,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从而有利于增强记忆效果。 2实施效果评估 2.1评估方式 两组学生均采取期末进行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教学效果评估,考场、考试时间和考务人员均由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 2.2考试试题 采用题库出题与自主命题相结合的方式,题型和内容中客观性试题(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名词解释题)占总分的60%,主要考核学生对中医内科学基本概念、理论的理解及记忆;而主观性试题(问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占40%,测试学生理解、综合分析判断及应用的能力,出题后作出标准答案送学院教务处打印备案。 2.3阅卷和评分 考试结束后由学院教务处及考务人员封订试卷并交付阅卷教师流水阅卷,评分标准一致;得分占总分90%以上的为优秀,80%~89%的为良好,60%~79%的为及格,60%以下的为不及格。 2.4统计学处理 试验所得数据采用SPSS11.0进行统计学处理,等级资料用Wilcoxon秩和检验,P 0.05表示有显著差异。 3结果 两组学生主、客观题考试成绩比较:通过采用PBL教学法和LBL教学法进行比较,两组学生的客观题成绩之间差异无显著性差异(P 0.05,见表1);但是接受了PBL教学法的学生在代表学生理解能力、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应用能力的主观题上的成绩明显优于LBL教学法组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2)。 4讨论 4.1PBL教学法的特点及优势 PBL是1969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首创,被称为“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它通常以6~8名学生和1位老师为一个单元,在小组讨论中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维、推理和分析,老师只是起到导向作用,维持小组向既定的教学目标进行,通常不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2]。与LBL相比,PBL教学法的优点有:(1)强调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查找本人所需的信息源,有利于发展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2)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的学习按学习需要来驱动;(3)有利于发展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技能;(4)加强了各学科间的联系,同时避免了学科间教学内容不必要的重复,有利于学生将不同学科的信息综合在一起(;5)密切了师生间、同学间的关系,培养了人际交流和合作共事的能力[3]。试行结果证明,该教学法在培养创造型、开拓型、实用型医学人才的过程中,有传统教学法无可比拟的优点[4]。 4.2PBL教学法有助于中医内科学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中医内科学是一门临床专业课,是各临床专业医学生应掌握的最基本的课程之一。从表2各个分数段统计结果显示,试验组学生在代表理解能力、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应用能力的主观题中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而代表记忆能力的客观题成绩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这说明PBL教学法可充分调动中医内科学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过程是学生对临床情境进行分析、质疑的过程,有利于提高学生积累多学科知识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小组讨论过程为学生提供了人际沟通与合作的良好空间,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中,不仅加强了学生对临床问题的认识,也促进了学生团结协作精神及沟通能力的发展。 4.3PBL教学法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具有可行性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就PBL教学法在中医内科学实习带教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该教学法适用于中医内科学的实习带教过程[5]。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发现,采用PBL教学法进行授课的班级,其学生的学成绩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法教学的班级,从而证实了PBL教学法对中医内科学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优势。与此同时,由于PBL教学法能够有效地引导中医内科学学生学习自主寻找学习难点并解决难点的本领,因此它能够提高学生检索文献、查阅相关资料的技能,培养他们的分析、归纳、总结以及逻辑推理的能力。综上所述,PBL教学法应用到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是可行性的,且PBL教学法能提高中医内科学教学的质量。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的术语规范化思索 中医内科的术语标准化探索重要技术标准研究是我国科技领域的一项基础建设项目。随着中医的科学化进程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医学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建设工作已起相关政府部门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把中医药标准化、规范化研究作为当前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重点。 1中医内科学术语标准化的意义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规范化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必备条件。科技名词术语是反映科技专业概念的一种形式和意义结合的语言符号,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中医内科学的名词术语属于应用在中医学领域的科技名词术语的一部分,是反映中医内科学专业概念的有效形式。随着几千年的发展,中医现有的内科常用术语词汇已形成了具有独特自身语言特点的术语词汇集合。但从科学意义角度出发,术语词汇不应是简单的术语集合,而应成为具有完整概念体系并与之相对应的始终贯一的术语体系。术语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中医内科学术语标准的制定,既要符合术语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也要符合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与规定。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对内科学名词术语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是目前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需要中医界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1.1标准与标准化标准(standard)的定义是:“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和特性的文件。该文件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经一个公认机构的批准。标准应以科学、技术和经济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社会效益为目的” [1]。标准化的定义是“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规则的活动。上述活动主要是包括制定、及实施标准的过程。标准化的重要意义是改进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防止贸易壁垒,并促进技术合作”1]。 1.2术语标准术语(term)是“在特定专业领域中一般概念的词语指称”[2]。术语标准(termnologystand-ard)是指与术语有关的标准,通常带有定义,有时附有注释、图表、示例等。即由标准部门公布的规范化的术语系统。 我国的名词统一工作,有着古老的光荣历史。从2000多年前的《尔雅》和1700多年前的《说文解字》到近现代的辞海、辞源及中医大辞典等都贯穿着我国名词统一工作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在我国,初级状态的术语标准化工作是“古已有之”的。 2中医内科学(治法学术语标准化的意义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规范化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必备条件的发展特点。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医学科学,中医内科学用语是在汉语发展的背景环境下的专用词语。其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中医学理论的语言结构属于汉语语言结构。其逻辑结构反映出中国传统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就概念系统而言,中国传统思维对概念的第一要求是名实相符,故不完全具有纯抽象的性质。 2.1词的一词多义与一义多词现象中医内科学词汇的发展,符合汉语发展的一般特征,其中,一词多义与一义多词,就是其较鲜明的特征之一。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词义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词多义,构成了词义系统。在词义系统中有一个义项是本义,其它义项是由本义派生的引申义。如中医学中的平肝熄风法。平肝熄风,其既是中药功效中的一个常用术语,又是中医内科学治法的一个常用术语。在表述其定义的时候,应该按照标准的制定原则,分析原始资料(资料搜集而定),标识出属于该领域的概念,进行定义。并对其上位概念及下位概念进行界定。既对平肝熄风在中医治法领域中的概念进行标识和界定。再则,《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统一和规范化的九项原则》中规定,科技术语必须具有单义性,即科技术语是单一的、专用的。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概念只能有一个专门固定的术语,也即是一词一义。对个别一词多义者则分别定名。在治法领域对“平肝熄风法”分为清热熄风法和凉血熄风法,确保语义的单一性。另外,一义多词也是中医内科学治法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在概念的确定及定义的表述中,需要根据标准的制定原则,“如存在同义词,建立只选择一个为优先术语。”将不同表述的词语,根据表述的含义特点,明确其所属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再分析其历史源流的发展,确定为同一概念表述的的,统一到同一术语的表述中,其它归属到同义词等其它范畴中,如攻下冷积法,攻逐寒积法。 2.2词性的无固定形态和不确定性汉语词性有两大特点:第一,基本上无固定的形态;第二,词性非常灵活多变。就中医内科学治法术语而言,也兼具有这两个基本的特点。汉语的构词法就是汉语语素构成词语的方法。汉语的构词法类型主要是合成法,还有少数类型是派生法和缩略法。 由于中医术语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心理学、天文学、逻辑学、养生学以及文化、宗教的影响,使其词性是随时而变的,较为灵活自由。在中医治法术语的语义分析的时候,应由僵化的“语义为准”原则到灵活的“功能为准的原则转变,就可以自然地理顺许多语法现象,而且可以令分析更加简便。 中华医学发展历史悠久,其语言都包含大量的中医术语,短语,短句,它们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使用而提炼出来的。这些语言中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大量的中医文化特征和中医特色。因此中医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3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标准化的方式探讨标准的制订需要按照既定的程序执行,在本项研究中,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标准的制定也严格遵循既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3.1拟确概念数量从标准的角度来讲,概念的范围只包括本学科领域的专有概念,概念的数量:一般来说,概念的数量不超过200个,如果超过200个,就应将该项目划分成若干子项。并保持标准的完整性、系统性,可划分为章、条。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确定概念208个,其术语标准采用章条划分法。分为清热法、温里法、解表法等21大类,其清热法,又分为6个亚类。 3.2术语数据的采集与记录在术语数据的采集方面,确定较为权威的教科书、原有标准、政策法规、准则等作为术语数据采集的原始资料,(分析原始资料,标识出属于该领域的概念。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信息收集信息源《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部分委员会》、《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等10余本书籍的内容,收集信息包括同义词、近义词(以便于比较和分析)、反义词、缩写形式、完整形式、符号(如果有)、术语的解释,术语名词的上位概念、下位概念等。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信息收集的记录包括:源文献、源文献页码、采集者。其每一术语的信息采集,必须规范、全面。 3.3遵循术语“约定俗成”的原则在标识该领域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术语表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遵循术语“约定俗成”的原则,根据术语出现的频次来决定术语的取舍。选择中医内科学较为权威的4本著作,统计术语在书中出现的频次,并计算出总的频次,初步筛选术语表。当科学性与约定俗成发生矛盾时应服从科学性。如存在同义词,只选择一个为优先术语,并所用术语符合公认的构词原则。 3.4中医内科学(治法部分)术语的定义术语定义表述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根据GB/T10112-1999《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中的规定进行。术语标准避免重复,在对某些概念建立有关术语和定义之前,查明在其他标准中如GB/T16751.3-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中该概念是否已有术语和定义。 对一词多义及多词一义的处理,应用到中医治法的概念领域如“清肝熄风”,在对其进行定义的时候,标志其在治法这一概念领域中的含义。将其分为清热熄风法和凉血熄风法。清热熄风法为用具有清热泻火、息风止痉作用的方药,治疗热极动风证的治法。(中医药名词治则治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凉血熄风用具有清热凉血、息风止痉作用的方药,治疗血热动风证的治法。(中医药名词治则治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又如安神定志一词,表明安神定志用具有镇静宁心作用的方药,治疗神志不安等病证的治法。(中医药名词治则治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其另一个含义为养生术语。指收摄精神,使精神内守《后汉书·仲长统传》:“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纺绋。”(中医大辞典)术语的定义注意不以专指性的词语开始,如“这个”、“该”、“一个”等。在对治法术语定义时直接对概念加以表述,而不用“术语是……”“术语用于描述……”等下列形式表述,并注意被定义的治法不在定义中重复。在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概念清晰、表述统一的术语是至关重要的,应用术语学原理和方法研究整理中医名词术语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中医药术语的其准确性和规范性涉及到诊断、治疗、疗效评价诸多关键环节,是中医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是行业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期待着我们中医学界不同专业的共同努力。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西医结合的中医内科学教学研讨 中医内科学是运用中医学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症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并采用中医药治疗的一门临床学科。它是中医学的主干课程,也是临床各课的基础,是必须学好的一门专业课程。中西医结合专业为我校新上专业,中医内科学更是新开课程。基于以前我们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有比较丰富临床经验,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重学习其他院校的教学经验,认真备课,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现将教学中的体会总结如下。 利用网络技术,借鉴众家之长 我们以前没有教授中医内科学的经验,所以必须学习其他院校好的教学方法及教学经验。时间及财力有限,无法过多地到外地院校参观学习。现在处于网络时代,上网查阅资料极为方便,足不出户便可上网查阅学习多家中西医院校的优秀教案、教材教法、多媒体课件以及其他大量有关中医教学文章。通过上网检索,我们下载了河南中医学院、辽宁中医学院以及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内科学精品课程教案和课件,经过进一步的整理,编写出适合我校中西医结合专业的中医内科学教案和多媒体教学课件。 备课认真充分,讲授条理清楚 中医内科学涉及的病种多、范围广。我校教学大纲安排授课90学时,见习20学时,课时数量明显少于中医院校的中医本科专业。故必须适当精简教学内容,提高授课质量,争取在相对少的时间内,让学生掌握中医内科学的基本内容。所以必须认真研读,吃透教材,充分领会其精神。广泛查阅相关的教学参考资料,虚心向老教师请教,仔细研究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一些重要的、难懂的问题,如何引出、展开、深入讲解,比如:治血三法、治痰独取阳明等,都要考虑周详,做到心中有数,条理清楚。认真书写教案,反复思考、推敲、修改,要符合教学规范要求。进行预讲演练,合理掌握讲课速度,调整课程结构,请本教研室的教师观摩,提出改进意见,直到满意。 讲授中医理论,联系西医知识 由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方法不同,对疾病的论述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与西医学有明显的差异。在中医内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与病名相应的病因病机、临床特点、类证鉴别、发展演变、转归预后的系统认识,以及辨证论治的具体治法、方药和预防调护,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我们的学生西医课程学的比较多,经常会提问某些西医的病如何用中医治疗。因此在讲授中医内科学时,要经常联系西医相关的疾病,并阐述中西医在一些疾病的认识与治疗方面的差异,指出中医的优势。如讲胁痛、膨胀,可以联系到西医的慢性肝炎、肝硬化腹水,这二种病可以参照中医的胁痛、朦胀进行辨证论治,但中医治疗慢性肝炎、肝硬化的效果,明显优于西医。讲授消渴,可以联系西医的糖尿病,在降糖方面,中医没有特效的降糖药,但在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中医药有明显的优势。我们是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可以博采中西医之长,根据具体情况,优先选用比较好的治疗方法,以期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列举有效医案,加强中医信念 泛泛地讲疾病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犹如听讲天书,使人昏昏欲睡,难以产生良好教学效果。学生普遍地对临床病例有浓厚的兴趣,在讲授中医内科的过程中,可以引用较多的临床验案,往往能够激起学生的兴趣,增强学习中医的信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黄疽的阳黄证,黄色鲜明,发病急,病程短,病势重,尤其急黄,类似于西医的重症肝炎,病情危重,单纯用西医治疗死亡率极高。近些年来,我们用茵陈篙汤加大剂量的赤芍治疗重症肝炎取得良好效果,其治疗效果远远优于西医。有数例西医己下病危通知书的病人,经用中药治疗,转危为安,完全康复。在2003年发生非典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70例非典,实现三个零突破一零传染、零死亡、零转院,其疗效明显优于其他西医院,引起医学界震惊,大大提高了中医的声望。通过列举这些病例,使学生认识到中医不仅能治疗慢性病,在有些急性病的治疗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甚至疗效优于西医。这样对提高学生学习中医的信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经常提出问题,开发学生思路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当时所教具体内容,经常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回答,活跃课堂气氛,每节课留下5一10分钟时间,让学生提出问题,教师回答或与学生展开讨论,改变过去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在讨论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引导学生开阔思路,深入思考,加深理解,激发学生对中医诊断学的兴趣。例如,血癖证为临床常见之证,许多疾病的发生与血癖有关,不少西医师对中医的活血化癖感兴趣,可让学生举出与血癖证相关的的疾病,并分析其发生的机制,不少学生提出冠心病、脑血栓形成、肝硬化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这些病的发病机理。这样,对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理论联系实际,配合临床见习 中医诊断的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强调了临床实践在学习中医诊断学中的重要意义。比如什么是血癖证、什么是血虚证,怎样才算是滑脉,怎样才算是弦脉?这些仅凭口头上讲,书本上看很难完全掌握,只有从具体的病人身上观察,才能得出形象的认识。鼓励学生多参加临床实践,多接触病人,反复练习,正规操作,严格要求。临床见习要选择常见病为主,如感冒、咳喘、腰腿痛等,针对具体的病人,从通过四诊采集病情资料到辨证思维,再到病案书写等过程,给学生一一演示,待学生掌握操作步骤和方法后,再放手让学生操作,观察他们诊治疾病的过程,发现不当之处,及时纠正。通过临床实践,不仅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掌握,锻炼了四诊、辨证和病案书写的基本功,并且培养了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医德。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小学教学感受 为了进一步提高小学期实践教学质量,加强中医药理论知识的掌握与临床实际运用能力,充分发挥小学期临床实践环节教学在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上的积极作用,结合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教学实践改革研究课题,曙光临床医学院从2009年始进行一系列小学期教学改革实践。在2010年5月-7月,我院共接受5批学生(共60人次)的中医内科学小学期实践带教任务,这些学生均为我校七年制学生。由传统中医科承担主要带教,并设专职教师执行带教,每批带教2周。通过小学期实践带教的合理安排和实施,我们感到既培养了学生的临床素养,又提高了教师的带教能力和教学管理水平,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医内科学小学期实践带教方案。 1分阶段教学查房,锻炼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进入该阶段小学期实践的学生为我校七年制学生的第4学年,虽然已全部修完中医基础课程,但对于临床环境还比较陌生。我们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制定了分阶段教学查房带教方式。第一阶段:带教老师事先选好临床病例,将小学期实践学生分成4~5人为1个小组,由带教老师先概述病例情况,然后进入病房示范中医四诊资料的收集,边演示、边口述,学生以见习、模仿为主,查房完毕,回到示教室,带教老师对该病例进行中医诊断、辨证分析,学生记录要点,参与分析。第二阶段:带教老师事先选好临床病例(同一类疾病),学生分组后,先集中于示教室,在带教老师的引导下,小组学生互助合作,共同完成问诊内容、顺序的梳理,查体要求和要点,推选小组长,然后进入病房,学生自主完成病人的中医四诊资料收集,最后返回示教室,学生讨论,共同完成该病例辨证分析内容,带教老师对其过程进行点评。学生在经过以上2阶段的教学查房实践之后,能循序渐进地掌握相关疾病的中医问诊程序和辨证要点。 2病例讨论,温故知新,推陈出新 病例讨论是临床带教的经典模式,多以临床疑难典型案例为载体。笔者以“刘渡舟临证验案”等老中医医案为蓝本,以病证为中心,选取两则病案,在病案的讲解中,采取“设问式、提问式、讨论式、争论式”等教学方法,使学生的思维不断活跃在病案诊治的演绎中。带教老师在分析“验案”病因病机、治疗方法和方药应用的同时,穿插了中医内科学相关知识的回顾,使学生温故知新,学习如何将理论知识运用于临床的思维方法。由于老中医的验案直接来源于临床的真实病例,他们的诊治疾病的思维方法和遣方用药方法体现了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和各自的特点,学生在讨论学习名家验案的同时,能认识到临床病案的错综复杂,通过这种形式的病例讨论,学生不仅能温故知新,还能在理解运用原有知识的同时,推陈出新,有效地锻炼了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3小讲课临床化,增进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 小讲课是临床常用的带教方式,通常针对某一主题,进行理法方药纵向讲解。在小学期实践带教的小讲课中,其内容设置以常用中医临床辨证方法、常用中医临床方剂介绍等为主,横向对比,突出临床特色。如学生在学习中医诊断学时,所学的中医辨证分类繁多,包括八纲辨证、病因辨证、脏腑辨证等内容,辨证方法过于典型化,而在临床中很难见到如此典型而辨证依据充分的病例,学生感觉掌握起来比较困难,不知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我们的小讲课中,常以临床病例为载体,介绍运用中医临床诊断的辨证方法,包括如何理顺病人主诉及症状,如何综合运用四诊资料;如何逐步辨证,找出疾病内在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类证鉴别等内容,学生听课兴趣浓厚,且更易掌握辨证方法和要点。又如传统的中医方剂学知识包含在方剂学中,或散见于中医内科学、伤寒论等课程中,学生掌握方剂的形式以死记硬背为主。而小讲课中病例治疗所涉及的方剂内容是以病证为基础,方剂的组成、配伍、药物用量、煎服法等均从临床实例中体现出来,老师在讲完1个方剂后,辅以类方讲解,让学生举一反三,明确类方的异同点,使其听课效率高,这样对常用方剂的掌握程度较好。 4临床操作示范,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参加小学期实践的学生其基础知识尚不全面,且实践时间较短,不能象毕业实习的学生一样直接参与到多种临床操作中。因此,在小学期实践带教中增加了临床操作示范内容,内容包括如何开医嘱、书写及借阅病史、开化验单以及如何进行督灸、耳针、穴注、针刺、推拿等操作项目,带教老师边演示、边讲授,学生一对一进行模仿、训练。与传统的治疗学课程授课方式不同,学生能亲临临床实践环境,集中地、近距离地熟悉和掌握临床操作规范,目睹中医操作的实用性,从而增强了学习中医的自信心,提高了动手能力。 5注重全面考核,为高效率实践保驾护航 以往小学期实践模式主要以学生科室轮转为主,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见习”,临床科室没有足够的时间对他们进行带教和培训,考核内容不明确,助长了许多学生随波逐流的学习态度,2周的小学期实践没能从真正意义上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提高。因此,我们通过小学期实践改革,强化全面考核内容,考核项目主要包括考勤(占20分)、作业(占20分)、口试(占60分),重点考核学习态度和临床实践技能。具体包括:①考勤签到天天记:学生考勤情况能直接反映学生学习的意愿与决心,实践证明,通过强化记考勤制度,没有一位学生迟到、早退。②实践作业每日交:2周时间内,每日上午安排学生在门诊或病房实践,学生需要完成1份住院病历或2份门诊病历,且病历书写质量直接计入考核内容,学生在完成常规的病房查房或门诊随诊等工作后,可以选择有特色、感兴趣的病历进行书写和摘录,有利于提高学生书写病史的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③六大模块口试考:学生在完成小学期实践后需要进行考核,考核以口试为主,内容包括中医四诊资料收集,中医病证辨证分型,常用方剂组成、功效、主治背诵,中医病史书写格式和要求,中医常规操作示范,标准化病人考试6部分,这些内容均散见于平日教学过程中。此种考核形式的确立,使学生无法怠慢于平日的实践,有利于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为学生高效率的小学期实践保驾护航。 每批小学期实践带教共有10个工作日,上午分派学生至不同科室病房或门诊轮转,即每位学生均能接受5个半天门诊及5个半天病房的轮转见习;下午集中带教授课,即每位学生均能接受2次循序渐进的教学查房、病例讨论、临床小讲课、临床操作示范。另有2个下午分设作业点评及考核。实践证明,学生在经过以上的实践后,纷纷表示,小学期不再“流于形式”,老师专职带教、学习内容丰富、考核全面有效。每位学生均需带着问题和作业任务进行10个半天的轮转(门诊及病房),而不是“走马观花,心不在焉”;并且每位学生又必须以备考的心态集中8个半天的临床学习,而不是“见习见习,走走看看”;最终严格的考核方式使得学生需为其每一分钟的学习效果负责。如此,小学期实践带教从根本意义上促进了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提高。 总之,高等中医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应用型中医人才,小学期实践的理念正是因此而提出。早临床、多临床,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分数型”向“应用型”转化,使之在经过3个阶段的小学期实践之后,对进一步的临床课程学习和以后顺利熟练地跨入实习阶段将有所帮助。然而小学期实践由于人数多,时间短,给临床教学带来极大地压力。所以如何在现有相对固定的教学资源、教师人数和教学环境下更好地做好小学期实践的带教工作?如何处理好现有临床毕业实习计划、中医内科学课程见习带教质量与小学期实践带教质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临床带教老师的教学热情和教学能力?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学生知识构造及能力培育研究 学位论文是由研究生撰写的、作为评定学位的研究论文,它既是研究生培养期间从事科研活动的最后结晶,也是其学术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最能反映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水准。中医内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是近年各高等中医药院校招生的热门专业,约占在校研究生的40%,因此中医内科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河南中医学院近10年来中医内科专业207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详细调查,系统整理分析研究生在完成学位论文时需具备的知识结构、课题设计能力、科研指标等,从而对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培养方案的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根据。 1对象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研究资料为河南中医学院1997年-2006年中医内科学专业毕业生的硕士学位论文207篇。 1.2调查内容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位类型、论文名称、关键词、论文类别、中医经典引用、西医知识运用、实验动物选用、实验方法应用、检测指标、统计学方法选用、统计软件应用、参考文献。 1.3调查方法 按照调查内容设计《河南中医学院中医内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调查表》,组织已毕业留校的研究生进行专门培训后,对每篇学位论文进行阅读,按照调查表内容逐条归类。所采集信息汇总后采用频次法进行数据处理。 2调查情况 2.1学位类型、论文类别、实验方法调查统计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这3项统计中学位类型分为医学科学学位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类别分为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实验方法由于医学研究中具体实验方法很多,比如血脂的检测、肝功能的检测、血细胞检测、形态学观察以及现代新技术放射免疫法、DNA检测、白介素的测定等等统计非常难,但都可以归类为定性和定量,定性指形态学、病理切片观察、心电图等为定性研究,定量指对某些检测指标的测定,有量的概念,两者都具备的为综合研究。经统计处理,学位类型、论文类别、实验方法调查统计情况见表1。 2.2引用中医经典及西医知识运用情况 由于中医经典著作数量较多,因此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引用中医古典医籍方面相对来说也十分丰富,我们对引用频次相对较高的中医经典(8%以上)进行统计,见表2。 西医知识运用相对集中,所列内容全部统计,具体统计结果见表3。 2.3实验动物选用情况 从论文选用实验动物来看,常见的有SD大鼠、Wistar大鼠、NIK大鼠、新西兰兔,除此外还有豚鼠、狗等。 2.4学位论文参考文献引用情况 参考文献的引用是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判断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对硕士学位论文的引文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其研究起点和基础,同时可以评价研究生的文献资料检索能力。显示通过对中医内科学专业207篇学位论文的调查分析显示,引文数量不太均衡,平均每篇学位论文引用参考文献在50篇左右。从引文语种上看主要集中在中文、英文、日文3种,比例分别为83%、16.7%、0.3%。 2.5实验方法应用情况 从统计情况看1999年以前的学位论文在实验研究中选用的检测方法与指标较为单一,主要是常规项目如血常规、肝功能、血液流变学、形态学等检测,所用设备多为光学显微镜、普通病理切片机、心电图机、超声波等。2000年后的研究方法逐渐丰富,免疫组化、细胞培养、基因检测等先进的检测技术与设备得到了应用。 2.6统计学方法应用情况 从统计结果看应用的最多的统计方法为t检验、方差分析,其他统计方法依次为u检验、χ2检验、秩和检验、Ridit分析等;从统计软件的运用上看2001年前应用的统计软件集中在SPSS8-SPSS10,较低的版本,2001年后统计软件集中在SPSS10~13,这与软件开发有关,功能增加,应用更先进。近年来也有部分采用SAS等软件统计处理。 3结果分析 3.1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扎实全面 调查的中医内科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引用了大量中医古典医籍文献,反映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与河南中医学院加强研究生中医古典医籍的教学分不开。引用的古典医籍主要为《黄帝内经》《丹溪心法》《景岳全书》《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医林改错》《伤寒论》等居多,其次《临证指南医案》《医学心悟》《医学衷中参西录》《名医别录》《药性论》《日华子本草》等也有较多引用,反映了我院研究生对中医古典医籍的重视程度。 3.2医学知识进一步提高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生的西医知识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得到逐步提高,反映了研究生注重学习、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紧跟时代步伐。比如2000年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药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生理学、免疫学的知识进行研究;2000年后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技术、免疫组化技术的出现,这些方法在学位论文中已得到广泛应用。 3.3注重查阅外文文献 引用参考文献的语种分析,是对研究生外语程度和论文吸收国内外科研成果能力的判断。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研究生毕业论文引用外文文献逐渐增多,这反映研究生能够及时了解国外医学科学的研究动态,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使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减少或避免低水平的重复,而且能及时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提高中医药的研究水平。 3.4注重临床医学科学研究 1998年我国对医学学位类型进行了调整,临床医学研究生设置了医学科学学位和医学专业学位两种类型。由于学位类型的不同其培养目标也不同,医学专业学位主要是培养高级中医药临床应用型人才,论文要求与科学学位也不尽相同。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多为临床研究,如证候学研究、中医药治疗临床研究等。从调查情况看研究生的临床设计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临床研究方案的设计大多采用了随机对照法,部分设计还采用了盲法。科研水平、论文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4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不断更新 研究生的中医古典医籍引用虽然很多,但在应用古典医籍说明有关问题上有些牵强,阐述得不够清晰。这可能与研究生对古典医籍的理解不够透彻有关,因此需要进一步培养研究生阅读、理解、掌握古典医籍的能力,体现在课程教学上应加强古典医籍的教学。同时还要开设传统哲学、语言学、文学等课程,加强对研究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高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和中医文化底蕴。 4.2实验设计应体现研究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重复性的前提是科学合理的实验设计。在本次调查的论文中存在一些实验设计方案不合理的现象。比如临床设计中病人的纳入标准、排除标准不合理;对照组的选择不科学;实验因素选择不合理;非实验因素难以控制;盲法应用多数为单盲法,很少应用双盲、多盲法。通过近几年的努力,研究生的临床科研设计能力已有显著提高,这主要与我院在研究生中开设临床科研设计方法相关课程有很大关系。今后应进一步深化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增加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的课程。 4.3研究生论文格式与文字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调查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多数结构合理、论述缜密、逻辑性强、文笔流畅,但也有少数论文虽然设计合理,但由于文字功底较差,使论文论证不够严密,甚至存在一些明显的语法、逻辑错误,影响了研究生的论文质量。近几年我院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开设了论文写作选修课,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文学性、可读性有了很大提高。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教学创新实践研讨 中医内科学是内、外、妇、儿等临床课之首,是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与临床各学科课程的桥梁,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因此讲好中医内科学对于学生从基础到临床的转型,对于后期临床教学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本教研室不断总结经验,在课堂教学、临床见习、毕业实习等不同环节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课堂教学在系统化、多元化、讨论式、启发式上下功夫,进一步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并能把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对加强临床思维的培养起到积极作用,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取得很好的效果。 1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1)坚持采用启发式教学。①进行推理:以多媒体演变图形式展示病证的病因病机示意图;②举例:进行针对性举例,例子切题而生动,活跃课堂气氛;③比较:进行系统比较、纵横比较、方药比较,培养学生对知识连贯性的把握;④问答:课前提出问题,可提问回答或自问自答,促进教学相长;⑤归纳:把某一章节有共性的内容进行归纳、分析、比较,加深学生印象。上述5种方法交叉、灵活使用,可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加深认识,拓宽思路,提高学习效果。 (2)灵活运用讨论式教学。①问题讨论:授课前教师列举若干问题,插入授课的某个时段进行讨论。②病例讨论:课前或课后,或课间插入典型病例分析讨论,印证所讲内容,加深印象。③床旁讨论:直接带学生到病房,找典型病人现场分析讨论,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增加“实战”气氛,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应变能力和辨证论治水平。 2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 (1)概述。讲解时做到一准确、二完整、三联系、四贯通、五详细,具体如下:①定义准确,前后呼应:胃痛是以胃脘部疼痛为主症的病证,胃脘部一般是指上、中、下三脘部位,或指两侧肋骨下缘联线以上至鸠尾的梯形部位;痞满以胸腹痞闷胀满不舒为主症的病证;腹痛是以胃脘以下,耻骨毛际以上的部位发生疼痛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证。将胃痛、痞满和腹痛的定义结合起来讲解,尤其是所在的部位是关键,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②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讲解鼓胀的定义应分为:鼓胀是以腹部膨胀如鼓而命名;病机关键是肝脾肾三脏受损,气、血、水瘀积腹内;临床表现为以腹胀大如鼓、皮色苍黄、腹壁脉络暴露为特征,或有胁下或腹部积块,四肢枯瘦等;本病病情反复迁延,久治难愈;晚期并发症可见吐血、便血、昏迷、悬饮、肝癌等。③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如提出中医腹部四分法与西医腹部九分法有何区别和联系?腹痛与脏腑的关系?胃镜像与慢性胃病的关系?④古今文献,区别联系:在讲解痞满时应该讲清楚痞、痞证与胃痞的区别与联系;讲解胃痛时讲清楚古代9种心痛与现代胃痛的关系。⑤西医范围,分类详细:在鼓胀病证讲解时应对肝硬化的分类进行详细阐述,其包括病毒性肝炎后肝硬化、血吸虫性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心源性肝硬化、胆汁性肝硬化、中毒性肝硬化、代谢性肝硬化、血管病变性肝硬化、营养性肝硬化和隐匿性肝硬化。 (2)病因病机。讲解时围绕一利用、二建立、三突出、四强调,具体如下:①充分利用动画图形,形象地说明各病因。②每个病证建立示意图表,整体把握病因病机。③突出每个病证的病位、病性、病因和病机关键,比如胃痛的病位关键在胃,与肝脾密切相关,同时与肾亦有关;早期多为外邪、饮食、情志所伤,以实证为主,后期常见脾虚、肾虚等正气虚弱;病因为外感寒邪,饮食不节,情志不畅,脾胃虚弱;病机关键为胃气失和,气机不利,不通则痛或胃失濡养或胃失温养,不荣则痛。④强调每个病证本身的病机转化。例如胃痛中本身的病机转化:寒邪客胃,饮食不节,导致胃气受伤,胃气壅滞,不通则痛,出现胃脘胀痛;气郁化火,胃热炽盛,热灼而痛,出现胃脘灼痛;气机壅滞,气滞血瘀,瘀血停滞,表现胃脘刺痛;瘀血不去,新血不生或气郁化火,火盛伤阴,胃阴不足,不能濡养于胃,不荣则痛,表现胃脘隐痛,似饥而不欲食;胃阴亏虚,日久耗伤肾阴或素体肾阴亏虚,不能上济于胃,导致胃肾阴亏,阴虚作痛。另外需要强调病证与病证之间的病机转化。 例如胃痛时出现胃热炽盛,肝胃郁热,热伤血络,迫血妄行,血溢脉外,可导致呕血,便血;胃痛日久,伤及于脾,脾胃虚弱,脾失统血,亦可出现呕血,便血;脾胃运化失职,湿浊内生,郁而化热,火热内结,腑气不通导致卒腹痛;胃痛日久成瘀,气机壅塞,胃失和降,胃气上逆,出现呕吐反胃;胃痛日久,痰瘀互结,壅塞胃脘,形成噎嗝。 (3)诊断与鉴别诊断。讲解时注重一根据、二结合、三利用:①根据临床实际,重点讲解胃痛与真心痛的鉴别要点;②结合带教情况,学生写病历时往往将鼓胀病人的主诉写成腹胀多少年,而不是腹胀大多少年,鼓胀与痞满概念混淆不清,应重点讲解鼓胀与痞满的区别;③利用直观图形,如胃镜下图形、黄疸和鼓胀病人的照片,加深对病证的印象。 (4)辨证要点与治疗原则。讲解时强调4个重视:①重视寒热虚实气血辨证:如胃痛需辨寒热,辨虚实,辨气血;腹痛需辨寒热虚实;痞满需辨寒热辨虚实。②重视各个病证脏腑辨证:例如胃痛病位在胃,胃病初发,常因外感、伤食所引起,脘腹胀痛、闷痛,嗳气,痛无休止,大便不爽,脉滑等;病位在肝,反复发作,每与情志不遂有关,胃脘胀痛连及胁肋,窜走不定,太息为快,脉弦等;病位在脾,多属久病,胃中隐痛,饥时为甚,进食可缓,劳倦则重,休息则轻,面色萎黄,疲乏无力,大便溏薄,脉缓等。③重视以问题为核心讲解:在讲解鼓胀时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何为“气鼓”“血鼓”“水鼓”?如何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老师解答。“气鼓”,偏于气滞,见两胁胀满,善太息,嗳气,或得矢气后腹胀稍缓,口苦脉弦等;“血鼓”,偏于血瘀,见四肢消瘦,腹壁脉络显露,胁下或腹部积块,面色黧黑,面颊、胸臂血痣或血缕,肌肤甲错不润,手掌赤痕,唇及爪甲色黯,舌边尖瘀点、瘀斑等;“水鼓”,偏于水停,见腹胀之形如囊裹水,或腹中有振水音,周身困乏无力,溲少便溏,或有下肢水肿等。④重视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如在讲解完脾胃系病证后介绍董建华教授治疗脾胃病通降论的学术思想:即胃病认识上的3要素,生理上以降为顺;病理上因滞而病;治疗上以通祛疾。胃病治则上的二点论:脾胃合治和脾胃分治;胃病治法上的一轴线:治胃必调气血。 (5)分型论治。讲解时着重3个注重、4个加强:①注重方药与病因病机相呼应———前后联系:例如寒邪犯胃,饮食不节,胃气壅滞使用香苏散;气滞血瘀使用失笑散合丹参饮;胃热炽盛使用泻心汤合金铃子散;胃阴不足使用益胃汤合芍药甘草汤。②注重病证分型中的理法方药———纵向联系:如腹痛,寒—寒邪内阻—良附丸合正气天香散;热—湿热壅滞—大承气汤;虚—中脏虚寒—小建中汤;实—饮食停滞—枳实导滞丸;实—气机郁滞—柴胡疏肝散;实—瘀血阻滞—少腹逐瘀汤。③注重病证与病证之间的联系———横向联系:例如肝气郁结可导致多种疾病,但选方用药却不完全相同,例如肝胃气滞胃痛用柴胡疏肝散;肝胃气滞呕吐,选用半夏厚朴汤合左金丸;肝郁气滞痞满,选用四逆散合越鞠丸;肝气乘肺喘证,选用五磨饮子等。④加强方剂之间的讲解与梳理———方剂联系:例如寒热并用方剂的比较,左金丸治疗泛酸;半夏泻心汤治疗呕利痞;生姜泻心汤治疗胃虚不化水气致痞;甘草泻心汤治疗脾胃气虚痞利俱甚;温脾汤治疗阳虚便秘;连理汤或乌梅丸治疗休息痢等。⑤加强药物之间的讲解与梳理———药物联系:例如化湿药的运用,芳香化湿用藿香、佩兰;健脾化湿用茯苓、生白术;淡渗利湿用通草、车前子;祛风除湿用羌活、独活;清热化湿用黄芩、黄连;苦温燥湿用厚朴、苍术等。⑥加强对现代研究进展的讲解———古今联系:例如萎缩性胃炎,从古代的所谓痞、痞满讲到现在的胃痞,并结合自己的科研成果,向学生较全面讲解目前的研究进展,拓展学生的知识面。⑦加强典型病例的讨论与讲解———实践联系;在课前提出一个有一定难度的复杂病例,突出以病例讨论为核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中医内科学论文:剖析中医内科学教学感想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的主干课目,是各中医基础学科内容的综合,教学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的培养。然而在以往的课堂教学宗旨中往往注重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和考试的过关,而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开发,这样的教学,最终让学生的中医理论基础不扎实,临床思维能力缺失,导致辨证论治思维能力不强,临床实际处理问题能力较差,甚至会让一些学生对中医缺乏信心,放弃中医治病。如何来改变这种状况呢?我在这些年的实际教学工作中,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1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夯实中医理论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体生命认识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中医学理论,理解好中国文化系统思维的精髓,是领悟中医学理论精神实质的根本和必然途径。爱因斯坦说过:“如果一个自然科学理论,没有认识论作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着中医学的思想、理论、思路、原则和方法,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基础。黎志钟同志曾经在《中国医药学报》对中医学做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把中医药学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传统的文化与科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医学为其本,临床医学为其主干,方药与疗效则是其花、叶与果实”。为此,我认为要想让学生长成“参天大树”就只有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要让学生成才,就要加强对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夯实其中医理论根基。只有这样才能教好《中医内科学》。 1.1加强古代人文文化教育明张介宾《类经》中提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易,指的就是《易经》,熟知《易经》的人都知道其实《易经》卦象实际上是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记载。而《内经》里对中医的要求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也就是说作为一名中医就必须要掌握好各个自然学科的知识以及了解人世间的凡人俗事。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就应当加强古代人文文化知识的教育,学生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医的实质内涵,进而当好一名中医。 1.2加强古代哲学思想的教育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下,人类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际观察中,不断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而形成的。中医学又是属于宏观整体医学,其辨证思维如整体恒动、天人合一、辨证论治、直觉体悟、取象比类等都与古代哲学朴素辨证法是同一的,相互依存的。因此,我们应在教学上加强古代哲学思想内容的教育,这样才能让学生触类旁通,领悟好中医辨证思维,更好的理解和把握中医理论的精髓。 1.3加强“咬文嚼字”的教育“咬文嚼字”是获取知识、启迪智慧、提高语言文字水平的重要基本功。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仅存的象形字之一,然而国家政府为了书写简便,使得很多简体字都已无法如古代汉字般,体现出更深、更多的内涵。但是中医这门古老而传统的医学,它的每一个字、词和术语都有特定的含义,只要深挖细掘、逐字逐句推敲就能够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揭示其深刻内涵,阐明其深奥道理。中医中“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与古代汉字的形成是一致的,因此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咬文嚼字”,便能使学生对中医理论做到易学易懂易记,并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受益终生。 2转课堂为病房加强实践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现在《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大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填鸭式教学,学生被动学习,动机不够,兴趣和注意力都随着时间而减退。目前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教学方法是案例式教学,但都是“纸上谈病”,学生并没有实际参与辨证思考及临床操作,真正的临床思维模式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和发展。因此,在教学中转变思想,把课堂模拟成病房,创建良好的情境,更有利于学生转变角色,增加实践操作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临床思维和操作能力。 2.1合理使用多媒体将模糊化转具体化提高教学效果将典型的病例的资料用DV或数码相机拍下影像,并根据这些资料进行案例式教学。如拍下医生接诊及问诊经过的影像资料,要求学生针对影像给出的症状体征、主诉、发病经过、病史等资料,写出完整的病历。这种将文字转化为声音、图像、动画的形式,把模糊转为具体的方法,更容易让学生消化和运用课堂理论知识,提高学习的质量。 2.2虚拟案例场境精心设计变量提高学生灵活性根据经典案例或老中医的案例,由老师或学生扮演患者、医生,虚拟案例,并以此进行研讨。在此过程中授课老师需精心设计问答,如老师扮演风热犯肺的咳嗽患者,除回答一般症状外,还应精心设计各种变量条件,如有咽痛,如何处理?痰多、胸闷,苔腻,又如何处理?或者气粗、痰多质稠伴身热口干,舌红苔黄腻,又如何处理等等,层层递进,不断增加变量条件,逐渐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及诊治的应变能力。 2.3主动寻找病人请病人入课堂提高实操能力一般的医学院校,是没有条件让学生长时间进行见习实践的。如何提高学生实操能力?我们要主动在身边的亲戚朋友、学生中寻找病人,或者与医院联系协商寻找患者,并在征得患者同意后请入课堂。让学生亲身接诊患者,进行望闻问切、立法、处方、用药,切实提高临床实操能力。 总之,《中医内科学》教学是非常重视理论与实际运用相结合的,它要求学生在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和夯实中医理论根基的同时,还一定要加强实践,不断提高自己临床思维和独立临诊能力。为此,我们在教学中要做到坚持两手都要紧抓,一手紧抓学生自身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巩固,一手紧抓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能力的提高。只要我们师生共同努力,奋斗不懈,就一定能达到教学目的,提高教学质量。
茶文化融入高校英语篇1 茶学是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是人们待客、交友的首选方式,亦是人们修身养性、颐养身心的重要方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高职英语课程,承担着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涵养学生的文化品格、培育学生的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责任,将茶学思想导入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应加强对高职英语课堂教学现存问题的研究,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提升英语课堂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将茶学思想不留痕迹地融入到英语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在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同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融入茶学思想的意义 1.1茶学渊源 茶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目前已经全面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之中,成为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茶学之所以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它具有优良的可传承性与传承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浓重的民族色彩。茶学在我国的起源非常之早。早在先秦时期,茶学就已经形成,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饮食文化,饮茶也逐渐成为了人们待客交友的首选方式。有些精品的茶叶,在历史长河中,甚至经常被人们看作供奉皇室的贡品,同时也可被看作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来使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后,饮茶的风气在民间已经十分盛行,隋朝以后,这种风气进一步扩散到了神州大地,唐朝后,民间茶馆越发增多,很多文人墨客都会将饮茶看作一项重要的待客、交友方式,以品茶、喝茶为乐,文人陆羽甚至专门写了《茶经》用来总结唐朝的茶学,这部著作,至今仍是人们研究茶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人民对茶学的理解,往往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性,这为茶学的内容,赋予了更多的多元化色彩。同时随着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盛行,茶学在发展历程中,逐渐具有了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特点,吸纳了中华大地上多地区、多民族人民的智慧,这无形之中,更提升了茶学作为文化瑰宝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我国是茶文化的源头,我国的茶文化有着极为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彰显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积淀与文化风骨,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其中尤其是普洱茶、龙井茶等知名茶类,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态势十分可观,我国的茶学、茶文化亦随着这些商品的销售,汇入了世界各地,为世界人民的饮食、文化生活带来了增色。在茶学的理论知识体系中,饮茶礼仪算是一项关键性的内容。五千年来,我国人民的饮茶礼仪随着茶学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变革,“精致”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饮茶礼仪的代名词,例如很多人饮茶都讲究“面面俱到”,甚至有很多当代人,将饮茶礼仪与西方国家的下午茶礼仪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对饮茶礼仪的创新,使其更具有精致性特点。与此同时,茶学在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在各类休闲、会客场合中,茶元素的存在感都很强,显现了茶文化的精神寄托性,这也是茶学的重要价值之一。 1.2茶学价值 唐朝文人陆羽在《茶经》中提出“以茶待客、以茶代酒”,显现了茶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到了现代,茶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变得更为丰富。例如,以茶健身、以茶促贸、以茶起舞等活动,就显现了茶学的多元化价值。因此,我国茶学在世界范围内,亦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很多人认为,茶学之所以吸引人,不仅是因为茶叶具有健身、养生、待客等多方面的功能,更是因为茶学包括茶道、茶德、茶文化等多元化的内容,在陶冶品茶者的情操、修养品茶者的身心上,具有极为良好的效果,例如茶文化体现的坚韧不拔、勤俭节约的精神,就对当代人具有明显的启示作用。总之,茶学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亦是世界人民的文化瑰宝。在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导入茶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学生能够在学习茶学的过程中,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获得文化视野的开阔,形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同时亦能够在对比学习西方茶文化的过程中,感受到茶文化的兼容并包,形成一定的传播、发扬中华民族茶学的意识;另一方面,教师亦可发挥茶学的德育功能,陶冶学生的身心,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缓解信息时代、现代社会为学生带来的浮躁心理,让学生早日成为符合社会需求的新时代进步青年。 2高职英语课堂教学现存问题分析 研究茶学与高职英语课堂的适配性,必须先研究高职英语课堂的现存问题,经实践教学,笔者认为高职英语课堂目前存在如下两方面的问题: 2.1课堂教学内容单一 目前有很多高职英语教师,受到传统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的影响过于严重,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过于依赖传统的“灌输型”教学方法,为学生传授千篇一律的英语知识,久而久之容易降低学生对英语学科的学习兴趣,不利于促进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2.2学生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 近年来现代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参与者与引导者”的教育理念,逐渐得到了广大英语教学工作者的一致认可。但当前还有很多高职英语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未重视对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将自己视作课堂教学的主导,盲目依据自己的思路进行教学,导致学生的学情、学习需求,与教师提供的课堂教学的契合程度不佳,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激发,学习质量自然得不到保障。由此可见,将茶学引入高职英语课堂教学,利用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充实学生的知识储备,借助茶文化的趣味性、生动性、多元性,唤起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对推动学生自主学习,提升其学习效率与学习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得到教师的重视。 3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导入茶学思想的实践策略 3.1转变教学观念,革新课堂设计 教师的教学观念先进与否,直接影响着学生对英语知识点的吸收效果,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率与效果。因此,为真正将茶学思想导入到高职英语课堂中,发挥茶学的价值,实现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教师需加强对先进教学观念的学习,与时俱进革新自己的教学思路,对课堂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性设计,为学生带来源源不断的有效教学,从而取得更为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重新审视自己在课堂中的角色定位。教师应正确认识到,现代化课堂中,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参与者与引导者,对学生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但这不意味着教师就可以肆意为学生灌输枯燥的知识点,以说教的方式督促其学习英语知识。教师应结合现代化教育理念,重新认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对课堂教学手段做出改良,保证学生的个性化特点能够在课堂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教师应加强对创新性教学方法的学习与应用。这是因为将茶学思想引入高职英语课堂教学,本就是一项创新之举,教师应加强对情境教学法、小组探究教学法、翻转课堂教学法等更为先进的教学方法的应用,将茶学深刻融入到英语教学的方方面面,融合到学生对英语听、说、读、写的学习之中,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进一步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最后,教师应加强对茶学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例如,教师可提前为学生推荐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课外书籍,让学生全面了解茶学的变革历程与历史文化价值,之后组织学生开展茶学读书会,引导学生分享自己在学习茶学的过程中取得的收获。教师亦可联同校方,开展针对英语、茶学的更大规模的校园实践活动,例如可举办文化交流活动,让学生充分利用自己在英语课堂中学到的口语技巧,将茶文化传播给外国友人,增强学生对茶道精神与茶学内涵的体会,培育学生的文化交流意识与文化交流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2利用茶文化,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为切实解决传统高职英语课堂中,教学内容单一带来的多种问题,教师应加强对课堂教学内容的优化,将茶学思想,不着痕迹地融入到课堂教学内容的方方面面,为学生带来更具多元化特色的文化知识教育,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备课阶段,可通过互联网、图书馆等渠道,搜寻与英语教学有关的茶学素材,深挖茶文化的教育价值,将其体现于对学生的英语词汇、语法、篇章教学之中,为课堂教学带来一丝文化上的增色,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例如,在教学与“文化交流”有关的单元内容时,教师可在课堂导入环节,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探讨茶学,利用智能设备查找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谚语,分享给其他同学,增强学生对本节课知识内容的兴趣。如“Greeninsummer,redinwinter,flowersinspringandautumn.(夏季饮绿茶,冬季饮红茶,春秋两季饮花茶)”、“Medicineisthemedicineofdisease,teaisthemedicineofalldiseases.(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等等,都是与茶学有关的经典谚语,教师可鼓励学生,将这些谚语运用到与外国友人的交流中去,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弘扬。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应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将茶学思想导入到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例如在教学一些与“异国文化”有关的知识内容时,教师可适当为学生传授一些与西方茶文化有关的知识。例如,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饮茶习惯,是喝早茶、下午茶、晚茶等等。教师可为学生介绍与英国下午茶有关的知识,如人们会在有重要宾客的宴会上安放矮脚桌子等等,教师亦可告知学生下午茶的英译是“lowtea”,进一步增强学生对中西方茶文化的认识,让学生更为地道地交流茶学知识。除此之外,教师亦可在课堂中开展对中西方茶学思想的对比教学,引导学生仔细分析中西方茶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教师可提前搜集资料,包括与中西方饮茶知识有关的图像、视频、音频资料等,制作为精美的课件,在课堂中展示给学生,引导学生仔细分析、积极发言,讲述中西方茶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具有差异,这些差异为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什么等。教师可引导学生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对形成中西方茶文化差异的原因展开思考,鼓励学生在课下,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探究,通过互联网、图书馆、博物馆等渠道搜集资料,编写调研报告。在下节课中,选派小组代表为全班同学做出分享发言,营造一种乐于分享、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学习氛围,在增强学生对茶学思想的了解的同时,培育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应用能力。 3.3加强对“互联网+”教学模式的应用 近年来,信息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不断有先进的信息化教学设备,被引入到高职英语课堂之中,为教师改良课堂教学提供了诸多的帮助。教师在将茶学思想引入到英语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积极加强对“互联网+”教学模式的应用,挖掘互联网中的教学资源、教学素材,加强对互联网教学平台的应用,实现茶学思想在英语课堂中的深度融合。例如,教师可利用互联网渠道,搜集丰富的茶学知识,包括我国不同地区的茶文化特征、茶学礼仪、茶道等等,将其整合制作为精美的多媒体课件。在课堂中,利用多媒体设备,展现给学生,引导学生更为全面、更为细致地领略茶文化的风采。在课堂教学结束后,教师亦可将这些课件,上传到学生的微信群中,以及其他网络教学平台之中,让学生在课下,结合自己的学习需求,自主学习这些内容,增强学生对茶文化的认识与了解,让学生更好地领会茶文化的精神内核,得到文化素养的提升。此外,教师也应加强对微信群、QQ等互联网交际渠道的开发与应用。例如教师可将茶学视作一项长期的学习内容,组建专门的微信学习群,定期为学生发放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学习资料,学生亦可在这一微信群中,上传一些自己学习茶文化的资料与成果,分享一些经典的茶文化知识,给班集体中的其他学生。在学生分享茶学知识时,教师应重视对“引导人”作用的发挥,在微信群中,为学生带来不遗余力、不失时机的点评,增强学生分享、传播茶文化的信心,鼓励学生保持对茶文化的学习习惯,在未来获得更为优秀的学习成绩。在学生参与文化交流活动的过程中,教师亦可通过这些互联网交际渠道,为学生带来有针对性的指导,提升学生的文化交流能力、文化传播能力,引导学生积极地将茶文化,介绍给学校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外国友人,扩大茶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实现对学生文化品格的培育。除此之外,教师亦可在开发互联网教学渠道的基础上,加强对近年来十分流行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例如,教师可提前录制与茶文化有关的微课视频,将其通过互联网教学平台,发送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撰写学习笔记。在这一前提下,英语课堂成为了学生交流茶学知识、教师为学生答疑解惑的场所,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这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育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上,有着极为良好的裨益。在学生讨论茶学的过程中,教师可在班级中不断巡视,观察学生的讨论情况,对于学生产生的一些新颖的想法,应给予鼓励,对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也应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如此便可进一步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在传承、弘扬茶学的过程中,培育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茶学作为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其应用于高职英语课堂教学,可发挥出良好的课堂激趣作用、文化知识教育作用与德育作用。教师应加强对茶学的研究,挖掘其中适合被引入到英语课堂中的部分,为学生带来有效的茶学教学,开阔学生文化视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张晓娜 单位: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茶文化融入高校英语篇2 我国高校有着各种各样的学习实践活动,对于英语学科的学生而言,英语角的活动是最受欢迎的实践活动之一。英语角被称为是英语学习的第二课堂,在英语角的活动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将变得更加的自然与流畅。学生在英语角实践活动中,可以促进英语表达能力的提升,进而激发其英语学习的兴趣。因此加大对英语角实践活动的举办,可以有效的促进英语教育水平的提升。英语角是一种文化交流性质的活动,而茶文化又是我国杰出文化的代表,英语角活动中对茶文化的充分引用能够实现英语角活动的多样性的同时,又能营造出和谐的英语学习氛围。以全新的角度对英语角的创建进行研究,需要对茶文化内涵进行充分的运用。 1高校英语角概述 1.1高校英语角的作用 高校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作为教师必须善于采取不同种类的措施激发高校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不但如此,还应积极营造各种有利于英语学习的氛围。也正是在这些营造氛围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才会变得更加的流畅与自然。教师可以一改传统教学过程中过于偏重理论教学的现状,使口语的表达得到同等的重视,所以英语角实践活动常常被看作是英语风采展示的第二课堂。在我国大多高校之中,教师鼓励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英语角活动以及英语沙龙,集聚了大量同等兴趣的英语学习爱好者,从而提高了学生英语口语的交际能力。 1.2高效英语角的特点 重复训练高校学生英语表达的能力,是英语角活动的主要特点。通常情况下,英语角的举办都被安排在课外业余时间,对正式的英语课堂起着补充的作用。当然也可以将英语角活动看作是英语学习兴趣的实践。英语角的活动时间通常是课堂学习后进行,此时学生精神状态完全放松。从而可以更加投入的参与到英语的实践中去。英语角实践活动中虽然也有教师参与的情况,但此时的教师不再是课堂上严肃的面孔,而与学生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因此学生将更有勇气与老师谈论学习上的问题。在英语角活动中,教师应充分关注每一个学生、尊重他们的想法、共同探讨英语学习的问题。因此英语角应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努力促进师生之间的交往,对频率最终促进学生英语表达能力的提升。1.3高校英语角活动的创新要求在高校的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学已然成为了教学活动的主要辅助形式。但对于不同的学校来说,有的活动举办较为火热,而有的活动举办较为冷清,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了英语角的举办应与实际需求相符合,并实时进行调整与创新。也只有如此,才会得到更多英语学习兴趣者们的支持。在英语角活动的创建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相应的要素,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认识到英语角对提升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从而提升学生的接受度与认知度,应对学生进行充分的思想工作。英语角平台具有对外开放性的特点,针对英语水平的高低没有特别的要求。因此活动举办必须“一视同仁”,营造友好、和谐的英语学习氛围。每一主题下的英语角活动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氛围,因此不同主题的英语角实践中,学生可以获得不同体系的文化知识,因此应丰富英语角活动的话题。而茶文化的融入,可以使英语角活动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 2茶文化的历史进程以及思想内涵 我国茶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根据权威考证,我国茶文化最早应出现于神农架时期,当时的茶文化仅属于小众的王公贵族。直到汉朝时期,民间才开始流行起真正意义上的茶文化,并逐渐发展起来,最终成为人们日常最热衷饮用的食品之一。与此同时,与茶有关的诗词歌赋也开始大量涌现,并且得到越来越多文人墨客们的追捧。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茶文化逐渐走向成熟,并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由最初的只属于王公贵族的小众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并且在对国外贸易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我国的茶文化在海外广为流传,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已然成为传统的文化代表的亮丽名片以及传统文化的瑰宝。我国的茶文化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上,虽然茶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但是这一根本性理念却从未改变,并且在茶文化很多方面都有体现。茶文化中的人为本的思想,其核心只促进人的发展,以人为核心,尊重其切身利益,倡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推进个人价值的实现。我国茶文化和谐理念中的以人为本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人文方面的原因。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从古至今中国人最常用的饮品之一。茶叶品种的分类极其丰富,中外远近闻名茶叶也不在少数。在消除疲劳的同时,又可以净化心灵。我国古代众多文人墨客都以茶作为素材进行创作,因此我国历史上引用茶的名作不胜枚举。也正因为如此,才说明了我国茶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体基础与社会基础,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才成为了我国茶文化首要推动者。修身养性、关注民生、重视人的价值是人的日常饮食过程中经常谈论到的话题,也因此成为饮茶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不但如此,茶文化比较讲究礼仪,茶道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而茶道正是对茶文化的最好诠释,茶道具体内容可以包括自茶,检茶等环节。每一环节对应流程一般都比较严谨,都有其特定的规则。茶道品尝人可以慢慢品味茶的艺术,感受个体与个体间的信任与尊重,亦可以体会质朴的传统美德。通过茶道可以充分感受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茶经》是我国著名的茶文化典籍。重视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生活。各种茶叶制品是茶文化的载体。茶叶的实质便是农作物生产制作而来的。对于饮茶者来说,饮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修身养性就是要尊重、顺应自然,然后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3高效英语角活动的问题分析 3.1活动内容比较单一 英语角活动开始时,教师以及相关负责人应主动承担其丰富活动内容的任务。在每次英语角实践过程中,主要负责人严重忽略活动内容的丰富性,从而导致了英语角实践内容过于单一。还在主体上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不利于学生参与热情的调动,最终导致英语学习兴趣的降低。活动任务的单一性还可以体现在受限于传统框架之中,难以给学生创造一种轻松、自由的英语表达的平台,缺少对英语角的精心设计。在茶文化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学校在举办英语角活动进程中却没有将茶文化渗透到英语角实践活动中去,没有充分体现茶文化的精髓,严重影响了实践活动的开展。如果英语角活动仍然受限于传统的交流方式,则很难体现出那种轻松自由的交流状态,整个活动过程就会显得格外的生硬与晦涩。 3.2管理力度的不足 学校英语角活动的举办,要想收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分配专业的负责人,强化对英语角活动的管理。制定规范的英语角活动参与、活动开展相关制度,从而强化对参与者的支持、管理以及约束。而在实际的英语角实践活动中,通常情况下学生自行进行管理,由于管理效率较低,直接导致了整个英语角活动过程的散漫性。并且一般情况下,学生本身就缺乏英语角管理方面的经验,从而很难实现对英语角活动的科学管理。不止学生,很多教师也缺乏对茶文化内涵的了解,从而使得学校举办的英语角活动越发平淡无奇,最终丢失了自身原有的特色以及价值。 3.3参与度的不足 在英语角的活动中,虽然大部分的参与者是学生,但是在大多数学校的英语角活动中,学生的参与度普遍偏低,因此直接导致了活动成效的不足。从学校英语讲活动的实际情况出发,活动举办的水平逐渐走低,很难吸引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的参与,进而对较低水平学生的吸引力也在降低。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参与者都会放弃英语角的学习方式。而在茶文化融入的英语角活动中,因为茶文化融入的程度较低,很难体现我国茶文化的本质内涵,并且在具体的英语角活动中师生之间信赖关系的严重缺乏,也给英语讲的的活动带来了严重的阻碍。 4高校英语教活动的创新策略分析 4.1英语角策划工作的创新 从我国搞笑的教育现状来看,大多高校都设置了的英语角组织,但对各校构建的第二课堂的作用效果却成千差万别。导致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很多高校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尤其在针对规范化的条件下,很难形成有效的约束。为促进英语角活动优势的充分发挥,从而构建规范的第二课堂,进而发挥其核心的作用,必须实现系统化的管理。例如在对相关负责人员进行管理过程中,英语角负责人必须具备较高的英语文化素质,从而在组织活动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组织所具有的服务意识与责任意识。在对相关人员进行筛选过程中,可以聘请专业的英语教师作为评委,围绕英语角活动参与者这一核心,全校范围内进行选拔,从而确保相关负责人员设置的科学性。同样在具体的活动举办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互提意见。在对整体活动进行规划的基础上,帮助学生创建更为规范性的英语角活动。在具体的英语角运行过程中,必须对细节进行相应的补充,并针对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确保应与角的规范化管理 4.2英语角活动内容的创新 英语角是我国各校常设组织之一,其目的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轻松、自由的英语学习平台,让参与者在宽松的语言交流环境中,锻炼英语交际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在以茶文化为话题的英语角举办过程中,相关负责人对茶文化内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一个浅薄的层面,不但严重忽略了茶文化系统中核心要义的融入,就连最基本的茶文化内涵完全被忽略。因此学校的英语角活动必须以茶文化为中心点,并以参与者们的英语水平以及口语交际水平的高低创建具有针对性,茶文化高度融入的英语角实践活动。杜绝将茶文化生硬的添加到英语角活动中去。英语角活动设计过程中,也可充分的与茶文化相关风俗、习气相结合,通过相关茶风茶俗的融入,举办具有经典性质的英语角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大量举办茶文化英语歌唱比赛、茶文化英语演讲比赛以及茶文化英语知识竞赛。邀请相关专业英语教师作为评委,对参与竞赛的学生英语口语表达能力进行点评。在促进活动效果提升的同时,激发学生英语活动参与的兴趣。 4.3英语教师生参与机制的创新 通常情况下,高效的英语角活动是由参与者以及相关负责人自主创立的,由于其缺乏一个合理组织结构的运作体系,使得这样的组织经常形同虚设,进而导致的英语角活动对学生英语学习的推动作用在不断减弱。虽然经过调整后的英语角活动也对茶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了积极的融入,然而如若根本性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管理的极度混乱以及核心领导的缺乏,都将直接给英语角的良性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因此学校英语角活动在积极引用茶文化过程中,必须先组建一个相当成熟的英语角组织,挑选较为优秀的英语角学习者作为组织的核心成员,让其能够以百分百的热忱之心参与到英语角活动的策划与运营中来,从而实现对茶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学校的英语角活动还应加强教师对整个活动过程的积极引导的作用,促进英语角活动与课堂教学之间的联系,让教师积极参与到茶文化高度融入的英语角活动中来,推动师生之间的内在交流。总而言之,学校必须促进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充分利用教师的影响力以及号召力,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到茶文化英语角的活动中来。 4.4英语角影响作用的创新 英语角属于“二次课堂”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校园活动中常见的学习形式之一。在对英语课堂辅助教学过程中,应促进应于角在全校范围内的影响力以及知名度,从而对更好的参与者带来正确的影响。例如高校英语角的塑造自身品牌的过程中,积极的融入茶文化的元素,凭借公众号、海报以及校园广播等平台,引起更多英语爱好者的关注。与此同时,还应积极与各种校园活动相结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举办更多英语类型的活动,使参与者加入活动的互动中来,从而促进英语角活动影响力的增强,最终扩大“第二课堂”的教学意义。针对英语角活动过程的设计是影响英语角活动效果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在具体英语角活动的开展的时间与地点上,必须进行精心的设计,从而为“第二课堂”的创建提供必要的条件。例如在我国高校英语角的策划过程中,为了实现英语角活动的教学价值,应以半个月为一周期。这样既确保了学生在轻松环境中学习,又保证了参与者连续性英语角活动中锻炼。除此之外,在场所的选择上,可根据大多数参与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考量。 5结语 英语角与茶文化貌似毫不相干的两个词语,但在文化内涵上却有共通之处。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其无论文化教育方面,还是行为意识方面,均有着较高的教学价值。所以茶文化在学校英语教育中可以看做是一种重要的研究内容,对英语角的策划不断进行优化,不断丰富英语角活动的内容,并对师生参与机制的进行调整,最后扩大英语角的影响作用,以茶文化融入的形式实现英语角活动的创新,从而激发参与者学习的热情。另外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内涵,将其充分融入到英语角的实践活动中去,从而创造一个娱乐、轻松、自然的氛围,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提高学生对具体活动中参与者的积极性。最后在茶文化视域下,将茶文化与高校活动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创新型的发展思路。 作者:申艺芳 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茶文化融入高校英语篇3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与新媒体技术在我国教育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加强了茶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深刻融入,在全面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同时,满足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大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在全球化经济贸易往来的发展背景下,促进中国优秀茶文化的宣传与推广,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设计阶段,要寻求合适的传统文化传播路径,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限制,掌握茶文化礼仪、深刻了解茶文化思想,丰富当代学生的知识内涵和文化素养。 1茶文化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与意义 1.1作用 通过英语知识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背景,将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进行有效应用,能够通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比分析,让学生明确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茶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宣传与推广取得了重大进步。西方的茶文化在继承与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新的特点,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享有重要地位,蕴含着独特的物质文化意义,对学生精神文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英语课堂中茶文化的融入,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有利于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履行文化传承的义务和责任。 1.2意义 茶文化是中国的文化瑰宝,蕴含着中国独有的风俗人情,在英语课堂中融入茶文化知识,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分析西方国家的风土文化,在语言词汇学习的过程中做到事半功倍。 2东西方茶文化的特征的分析、比较 2.1礼仪 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与国外本土文化进行有效融合,逐渐衍生出与中国传统茶文化相似却不完全相同的茶文化内涵,从茶文化礼仪的差异性分析东西方茶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发源地,茶礼仪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目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饮茶时间安排上不存在特殊规律,根据个人发展需求确定是否需要准备茶饮,世界各地的饮茶习惯多种多样,我国在每日的饮茶次数上不作特殊限制。结合中国茶文化相关的历史典籍分析,古代文人墨客将饮茶作为一种日常普遍的行为,根据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具有饮茶爱好的群众数量不断攀升,传统的沏茶技艺和茶礼仪得到了广泛发展,茶文化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十分理想。西方人的茶文化礼仪修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融合了西方古典文化礼仪的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其规范性和严谨性超过我国,在英国有特定的品茶时间,根据时间进行饮茶类型划分,一部分西方国家会根据当地的作息规律,不定期举办茶会。与中国饮茶方式相比,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实践机会,但毋庸置疑茶文化的基本内涵在世界各国受到了广泛欢迎,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承发展。 2.2习惯 东西方的茶文化发展存在明显差异,饮茶习惯各不相同,当代中国的饮茶方式会受到民族特色区域文化的影响,例如:汉族人们偏爱清淡的茶饮,采用开水浸泡茶叶这一传统的饮用方式,保留茶叶原始口感;一部分少数民族在饮茶过程中受到饮茶者习惯的影响,在茶水中添加牛奶、水果等其他食品,不同的饮茶方式可以满足不同地区人民的饮用需求。西方国家的饮茶习惯偏向味道香甜的红茶,在饮茶过程中添加方糖与奶制品,调节茶饮的口感,更加适合当地人民群众的食用习惯,一些西方国家还尝试在茶饮中添加酒精、食用油等材料,茶叶的适配性能够满足世界各国人们的口味需求,目前在世界流通的茶品类型多种多样。 2.3精神 茶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茶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总结出的人生哲理,以不同的行为特点展现出来,我国传统茶文化的发展丰富了文化内涵和精神内容,蕴含着具有一定教育性的人生哲理和处事原则。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融入茶文化的精神内涵,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到东西方思想观点的不同之处,中国茶文化传达出集体主义精神和优秀的民族传统美德,西方茶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内涵主要反映在饮茶品茶的过程中的仪式感,将饮茶行为作为高贵身份的体现,在英语教学设计阶段可以通过东西方茶文化精神的对比,了解到东西方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背景的差异。 3高职英语教学中融入茶文化的路径探析 3.1改变传统教学观念 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设计的过程中,教师想要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在新课标教育发展背景下,明确现代化人才培养的个性需求,转变当前高职院校英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原则,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认清自身的角色定位,才能够充分发挥出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学指导者的作用,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方法创新的过程中,要融合新教学内容,明确学生综合能力与道德素养提升的重要性,在英语写作教学、口语教学、实践教学等多个环节融入茶文化教育内涵,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以茶文化作为教学指导培养学生综合素养,进行茶艺师职业技能视频演示,让学生了解茶艺师的工作流程,明确未来职业发展规划,通过与茶文化知识的有效融合,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成效。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与茶文化相关的书籍,引导学生了解中国悠久茶文化发展历史,感受茶文化所具有的深刻精神内涵,开展以茶文化礼仪为主题的英语故事讲解活动,要求学生围绕茶艺师的工作内容,以英语的形式对茶文化教学重点进行精准表达,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3.2丰富英语教学内容 为了改变传统高职英语教学课堂设计存在的教学内容单一化问题,需要丰富课堂教学资源,通过网络融合丰富多彩的茶文化英语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茶文化为主要媒介挖掘茶文化教育本质,将茶文化与语法、词汇、口语等多方面教学内容进行有效融合。通过小组合作、交流实践的教学形式,探究英语词汇组成的基本规律,将中国经典与茶相关的谚语,通过英语组织的形式进行精准表达“Greeninsummerredinwinterflowersinspringandautumn.”(在学习过程中掌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表达方式,了解颜色词语的应用技巧,掌握英语句式的组成规律),制定出适当的教学引导方案,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例如:在茶艺师职业技能培养的过程中,加强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渗透中西方国家茶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并了解中西方饮茶品茶的主要风格差异。在接待不同宾客时尊重对方的茶文化习俗,对制茶、烹茶和茶礼仪有更深层次的认识,通过中西方茶文化之间的差异对比,要求学生以小组探究的形式,挖掘中西方文化背后所具有的语言体系。 3.3构建网络教学平台 当前高职英语教学工作开展的过程之中,存在着科学技术水平较低的问题,导致教学模式过于单一,而且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课堂知识传授方法,学生逐渐丧失对英语知识探索的兴趣,信息化教学手段在高职英语教学体系中的深度融合,能够通过多元化教学方式成立第二课堂。利用碎片化的教学时间,引导学生通过视频演示掌握重点教学内容,在教学视频设计阶段,可以为学生播放与茶文化相关的实践内容,将茶艺师工作过程中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点,作为视频播放的重点,引导学生了解茶文化的主要特征,分析茶文化礼仪背后的特殊内涵,形成属于自己的茶道思想。在教学开展前要围绕重点英语知识,为学生布置实践任务,学生能够通过网络学习平台完成教学资源的搜索,扩展学生的视野,明确茶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让学生在实践探究的过程中,感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第二课堂的建立,加强线上线下教学模式之间的有效融合,全面提高高职英语教学成果,通过茶文化完成素质教育能力培养的基本教学任务,为社会输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茶文化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有效渗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加对茶文化的正面认识。 3.4阅读中西茶文化文学 想要在高职英语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合理地融入茶文化思想,教师可以结合东西茶文化优秀文学作品,要求学生自主进行茶文化文学作品阅读,在阅读过程中感受茶文化的艺术魅力,主动接受文化熏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茶道思想。教师要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及茶艺师这一职业的主要工作技能,向学生推荐英汉互译版本的茶文化作品,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自主完成英汉翻译,结合文学作品中优秀的茶文化教育素材,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理解能力,扩展传统的教学内容,对英语语法中涉及到的句式和句型有深刻的了解。英国许多文学作品包含着饮茶、品茶的场景,有助于教师引导学生了解西方人们的饮茶习惯,分析中西方茶文化之间的异同,提取出文学作品中优秀的茶文化元素,为英语教学流程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全面提高学生英语阅读能力、英语文章理解能力,引导学生形成优秀的文化素养。 4茶文化与英语教学的融合发展趋势 4.1茶文化思想教育 将茶文化与高职英语教学进行有效融合,首先需要做好茶文化思想教育,茶文化具有浓厚的艺术色彩,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茶文化的文化形式十分健全,茶文化思想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能够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茶文化与高职英语的有效融合,促进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全面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融入采茶、制茶的技术工艺,建立茶产品营销专业性教学场景,加强学生对英语文化知识内容的掌握,充分发挥出茶文化对英语教学的推动作用。新媒体发展背景下,茶文化的思想内涵呈现出个性化的发展特点,高职院校英语教师需要在英语教学设计阶段,引导学生通过英语对话交流,针对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思考,在实践中掌握英语单词和句型的组成形式。丰富学生个人的精神思想,提炼出传统茶文化的哲学概念,运用信息技术构建第二课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将复杂的英语知识通过音视频播放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4.2运用新媒体教学工作 新媒体教学工具是打造第二课堂的重要手段,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类学科,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能够丰富教学流程,提高教学质量。因此,茶文化与高职英语教学之间的有效融合,要在实践教学流程设计与文化交流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将茶文化内涵作为教学切入点,明确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职业岗位工作中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通过传统文化内涵的输出与推广,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近年来,英语语言文化教学设计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入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潮流,通过多媒体技术的有效应用构建第二课堂,引导学生掌握传统茶文化的宣传推广形式,采用茶礼仪教学实例,要求学生自主翻译传统茶文化代表的作品,加强学生对英语知识的理解,提高对茶文化精神的认识,满足素质教育的根本需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多个国家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促进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能够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高职英语教师在教学内容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出东方传统茶文化的语言文化教育优势,潜移默化的渗透茶文化思想内涵,提高学生英语知识应用能力。养成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习惯,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化内容的了解,在赋予学生传统茶文化精神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邓敏.高职基础英语教学中茶文化的融入研究[J].福建茶叶,2021(03):116-117. [2]姜灿.茶文化视角下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现状与创新改革思路研究[J].福建茶叶,2021(06):112-113. [3]徐利.高职英语教学中融入茶文化的创新路径研究[J].福建茶叶,2020(11):174-175. 作者:屠俊 单位: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试论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方式的新变化 根据教育部“面向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综合素质人才的战略规划,美术教育当然也应该加入到这个教育改革的行列之中。将中国当代教育新的理念运用到美术教育中,可以说为美术教育改革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以往美术教育更强调对具体美术作品的理解和学习,它的好处是可以对某一件或几件作品有深入的理解,但也使学生只会欣赏学过的美术作品,而对新接触的作品无法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和鉴赏。这种模式束缚了学生的思想,其创造能力也受到局限,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设置了“美术鉴赏”内容系列,与以前课程设置虽存在一定差异,但只要把握美术欣赏与美术鉴赏活动有其共性: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形式到内涵的探究这一过程,就能在美术鉴赏课中逐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用眼、动口、心悟、述情、探究的鉴赏习惯,让学生‘动”起来,有效地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更好地帮助学生发现、理解作品深遂而复杂的内涵,促使学生鉴别与评价美术作 品能力的生成,逐步提高鉴赏能力是有可能的。 新教育改革后的美术教育突出了鉴赏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以及鉴赏原则与鉴赏实践的结合。新课程标准提出要构建交流式的课堂教学。就是说要让学生在进行鉴赏活动时,和老师交流、和作品交流、和同学交流。老师不是学生学习信息的唯一知识来源,可以通过不同渠道,采取不同学习方法达到学习目的。如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去网上搜索信息,去外面做调研等等,这样可以让学生主动学习。构建以学生学习为中心,同学之间相互合作、研究式的学习,进而完善素质教育。 多样性和选择性是这次高中课程改革的一个基本理念,高中美术课程设置了 5个系列、 9个模块。美术鉴赏的教学内容更多的关注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以及对学习方法的掌握,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间不但获得必要的美术知识而且通过一些作品的个案分析与专题实践活动使其鉴赏能力能够提高。另外,还注重帮助学生从哪些方面获取信息,怎么去获取信息?在教材的呈现上面运用一些提示性的句子和图形、图表来展开,这也是美术鉴赏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强调图文结合,此外比较多的使用一些图表和图形,这就使得知识要点能够一目了然。 美术鉴赏课,第一次把美术作品按艺术语言分为:具象艺术、意象艺术、抽象艺术,在课程编排上增加了大量的具有代表性的图片,从而加大了写生的感性认识。这样在于具体作品的联系下,更好的理解了鉴赏的原则;在逐渐掌握鉴赏原则的情况下,更好的理解艺术作品。 具象艺术是人类艺术中最主要的一种艺术类型,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流传着许多关于画家如何真实的表现客观现实的故事。《清明上河图》第一个版本作者张择端,字正道(又字文友),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北宋末著名画家,宋徽宗时宫廷画家。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所以被称为《清明上河图》故宫藏本。《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和自然风光。清明上河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如像今天的节日集会,人们藉以参加商贸活动。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汴京郊外春光;第二段是汴河场景,第三段是城内街市。作者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图画中。图中所绘城廓市桥屋庐之远近高下,草树马牛驴驼之大小出没,以及居者行者,舟车之往还先后,皆曲尽其仪态而莫可数记,全副场面浩大,内容极为丰富,整幅画作气势宏大,构图严谨,笔法细致,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超艺术表现能力这幅作品既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详实形象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美术鉴赏是运用我们的视觉感知、视觉经验和相关知识对美术作品进行归类、分析、判断、体验、联想和评价,从而获得审美享受,它是一种综合的审美活动。进一步学习美术知识与技能,运用观察、想象、直觉和多种思维形式以及美术的方法进行艺术创造活动;学会分析、评价美术作品及美术现象,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理解美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并将美术语言运用于研究性学习之中;养成对美术终身爱好的情感,提高美术素养,热爱祖国优秀文化,尊重世界多元文化。所以说,美术鉴赏是一个综合的学习过程,是知识与审美的结合,能力和实践的结合。当学生拿到一副美术作品时,通过学生的直观感受、内心体会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然后,因为美术作品的产生涉及到方方面面,当学生根据作品查阅资料的同时,就在无形中吸收了更广、更综合的知识。最后,学生综合自己的理解运用到作品的理解、阐述中去。 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要求课堂教学必须改变过去单一的教学方法,摒弃单纯重技法的枯操训练,在不抛弃技能训练的基础上,将传统的文化、审美教育融于美术鉴赏的教学内容。这就要求教师应巧妙地设计课堂教学方式方法,有效创设课堂情境,潜移默化地将知识传达给学生,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中,自我实现学习目标。下列两种教学方式是美术鉴赏教学的新方式。 1.将影视、动漫文化引进课堂,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建构知识 新课标要求翻门能更深入地开发人文内涵,学生除了文化知识的积累外,教师可采用各种媒介,分析、讲解作品是鉴赏的主要途径。由于个人知识的积累总是有限的,单纯语言的描述又相当贫乏,在这时将影视、动漫文化引入课堂,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教学效率.影像、动漫文化更广泛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的美术文化,都能在影视、动漫片中得到直观的了解 。 2.将音乐融入课堂,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与交流 艺术是相通的,音乐则具有强烈的情绪感染作用,能调动人的情绪反应,在美术鉴赏课中适当地引入音乐欣赏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理解美术作品有很大的作用。如:在鉴赏《韩熙载夜宴图》时,用多媒体展示图中的三个片断:(1) 听乐中配以优雅的琵琶曲,让同学们体会东方艺术含蓄内敛的韵味中体悟人物的神情和动态;(2) 观舞选配以狂燕栩击鼓声让学生的鉴赏情绪高涨;(3)清吹则在配以悠扬的笛箫合奏中陶冶;在鉴赏《清明上河图》时以低沉幽雅的洞箫曲引发学生回归到遥远的北宋时代,教师要营造课堂教学氛围,使学生们的思绪在优美和谐的氛围中自由地驰骋。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论普通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有效方法 【摘 要】新课改的实行,要求教师要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德、智、体、美都不能落下。因此,美术成为高中教学中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一门课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美术鉴赏不仅能够让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获得身心的放松,更能让学生体会到美得享受,陶冶情操,培养学生优秀的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创新能力等。针对我国普通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现状,本文重点论述了在普通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一些高效的教学方法,仅以最诚挚的心拿来与大家分享。 【关键词】普通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方法 相比专业的美术生而言,普通高中生几乎都没有什么美术的底子,基础几乎为零,对于这些学生,美术教师不能像专业美术生那样要求,也不能不做要求,因此这对美术教师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21世纪的今天,需要的是全面发展的技术性人才,所以高中美术也成为高中课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门。那么,怎样才能让美术鉴赏教学更加丰富多彩呢?怎样才能让教学效率更多的提高呢?怎样才能充分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分析。 一、调整课堂氛围,增加师生互动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师进行高效教学的重要前提,师生关系融洽了学生学习会更有动力。教师教学质量也会更高,从此良性循环,教学效率就会显著提高。例如学习人物速写时,首先学生要了解这个人物的整体特征,需要两个人共同磨合去进行。因此教师不仅可以让同学之间互相合作,自己也要加入到学生的学习中去,可以让学生对自己进行速写,这个过程中不仅可以增进师生感情,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观察与速写能力。 二、改善教学方法,引用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已成为当代教学的潮流,大部分教师都在引用多媒体技术,采用多媒体教学不仅可以将知识点生动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还可以直接在课堂上进行知识点的巩固复习,进行知识竞赛等活动。比如美术课程分为绘画课、手工课和欣赏课,绘画课和手工课需要学生自己动手,而欣赏课如果只是靠课本上一些图画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多媒体了,教师可以将相关的图画作品制作成ppt,播放给学生们,这样一来,学生能够更直观地欣赏到美术作品,对于学生兴趣的培养也是百利无一害的。 三、建立健全制度,合理安排课时 在学校方面,可以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案,科学合理的安排课时,避免其他学科教师占用美术课的时间,也不要让美术老师偷懒让学生上自习。另外,最好的安排是每周两节美术课,虽然不是专业美术生,但是要配备专业的美术教师,提供专业的美术工具,像画板、画笔、颜料等必备工具,让学生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四、引导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 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中重要的辅助工具,起着重要的辅导作用,所以教师不仅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要不断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己去探索美术里边的奥秘,去发现它的美,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循序渐进,增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教学生们画画的时候,不能一气呵成,而是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都说“万事开头难”,所以在最初启蒙阶段要教给学生最简单最基础的内容。就拿“画自己最喜欢的小动物”来说,学生们开始接触画画,没有系统的步骤,对事物也没有那么深刻的观察与印象,因此在讲课时我告诉他们不用画出生活中动物的样子,只需要用简单几笔勾勒出轮廓就可以。比如画小狗,我告诉学生们想象小狗有哪些形象比较突出的部位,哪些是它的特征,学生们回答耳朵是小小的,尾巴长长的,还有小胡子,通过这些,我将小狗用一个圆形当做头,然后画出身体,尾巴,胡子等,一直活灵活现的小狗就出现了,学生们见到画小狗如此简单有趣,就纷纷动手画了起来,有的画的小猫,有的画的小鸡,各种各样的动物,虽然有的好有的坏,但是成功激发了学生们的兴趣,帮助他们发现了美术的乐趣,使他们学习更有动力,课堂效率越来越高。 六、因材施教,正确指导 不同的学生家庭背景不一样,个人性格不一样,对美术的感受也不一样,有的学生从小生活在美术世家,对美术有着一定的天赋也有一定的功底,而有的学生从小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教育,缺乏对美术的认知,还有的学生天生调皮爱玩,对美术的艺术气息不太感兴趣,面对不同的学生,要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针对每个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以此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融入到美术的学习中来。 七、举办活动,开展第二课堂 所谓的第二课堂就是举办的各种知识竞赛活动,平时,班级里可以举办一些美术知识竞赛、剪纸大赛、绘画比赛等与美术相关的活动,鼓励学生们积极主动地参加,争取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 综上,是我对美术教学的一些看法,其实想要获得高效的教学效果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只要学生用心学习,教师用心教导,效果自然会事半功倍,而学生用不用心,就要看教师有没有充分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了。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基于翻转课堂模式下的高中美术鉴赏课教学研究 摘 要:“翻转课堂”是近几年来现代教学体系中一个颇为流行的概念,将“翻转课堂”引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可以打破传统课堂的局限,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从翻转课堂与高中美术鉴赏课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当前高中美术鉴赏课堂上运用“翻转课堂”所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翻转课堂;美术鉴赏课;教学现状 一、“翻转课堂”概念阐述及价值分析 “翻转课堂”是一种由教师创建教学视频、学生通过观看视频讲解自主学习,然后再回到课堂上与教师或同学进行分享、交流的教学形态,它以建构主义和掌握学习理论为指导,在信息化技术的辅助下,从教学内容的设计到教学视频的录制、传播和学生的利用中开展自主学习,这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颠覆。 具体来说,“翻转课堂”的教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它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教学局限。在传统课堂的教学模式中,最大的局限就在于“教”与“学”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和场所内完成。而“翻转课堂”却能让学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开展自主学习。尤其是对学习存在困难的学生而言,通过反复观看教学视频,学生能够自己掌握内容。(2)它重构了以往的教学结构。它可以实现“先学后教”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更好地体验整个学习过程,由学生学完教学视频后再向教师反馈学习问题,以提高整个教学环节的效率。 二、“翻转课堂”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存在的问题 在高中美术鉴赏课程中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具有较多优点,但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美术鉴赏课本身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和艺术性。在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中,许多学生并不能完整地使用自己的语言将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描述出来,加上部分学生缺乏主动思考的问题意识,很难发挥“翻转课堂”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高中美术鉴赏课在高中教学体系中并不算一个特别重要的主修课程,因而在师资队伍和教学资源的配备方面依然存在不够完善的问题,这也容易导致翻转教学的效果不理想。 三、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翻转课堂”的改进措施 1.完善提问鼓励机制,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在实施“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应该主动地完善提问机制,针对学生提问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讨论如何才能激发学生积极提问的兴趣。尤其是在课堂教学中,对于积极提问的学生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消除学生的畏惧心理,营造生动活跃的答疑解惑氛围。例如,在讲解“古代花鸟画”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不同朝代的花鸟画分析它们各自的艺术特点,并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自主探究问题。如“工笔花鸟画与写意花鸟在画法上和风格上有何不同?”“花鸟画的画法和时代的文化背景有何关系?”当学生针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五花八门的答案之后,教师还可以适当分享自己的见解,让学生比对两者答案的共同之处与不同的地方,并对学生积极提问的行为给予赞赏。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还能增强其艺术鉴赏水平。 2.完善师资队伍建设,促进学生尽快实现角色转变 针对“翻转课堂”模式下美术教师的师资队伍不健全和教师专业素质较低的情况,学校应该加强美术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引导教师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翻转课堂”下以学生发问为主导的新型教学模式。首先,学校可以聘请专业素质过硬的专业教师,对本校的在职美术教师进行辅导,帮助他们提高专业素养。其次,学校还可以定期组织一部分教师去美术院校进修和深造,以提高整体的师资力量,保障“翻转课堂”的有效实施。 当然,“翻转课堂”下的美术鉴赏课堂除了强调教师要发挥好引导者的作用之外,学生也应该积极主动地转变自身的角色,以充分发挥学习主体的作用。而这就要求教师应该主动走进学生,时常与学生保持必要的沟通和交流,鼓励学生大胆表述个人观点,让学生在无形中适应学习主体的身份。例如,在教学“中国古代壁画的欣赏课程”时,教师可以采用创设教学情境的方式带领学生进入“壁画”概念的学习过程中,并通过提问“什么是壁画?”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和回答问题,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其次,在正式学习新课内容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不同风格的古代壁画进行自主欣赏,仔细揣摩这些壁画中所蕴含的精湛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从而培养学生感受和鉴赏艺术美的能力。而不是采用“满堂灌”的主讲方式,让学生如观众般欣赏课件内容以及教师的长篇大论。 综上所述,翻转课堂模式下的高中美术鉴赏课程,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效,但依然存在不少教学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教师提高个人的专业素质,改进教学方法,同时也需要学生尽快转变身份,适应这种新的培养模式。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 美术鉴赏课有效教学的探究 【摘 要】本文通过对现代美术鉴赏课程的分析,找出了目前学校在美术鉴赏课程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了相关解决措施。 【关键词】美术鉴赏 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 美术鉴赏,即结合视觉观察和大脑的记忆对所看到或接触的艺术作品进行观察,并且根据日常积累的实际经验对作品产生鉴别和感悟,从而使学生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增长相关的文化知识,同时还能使人的情操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文素质和审美情趣的缺失也逐渐引起重视。美术鉴赏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高中学校开设美术鉴赏课程十分必要。而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美术鉴赏课程的不足不断浮现出来,本文就美术鉴赏课有效教学进行探究。 一、美术鉴赏课程现今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美术鉴赏课程内容方面 目前美术鉴赏课程的内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美术鉴赏课程由于任课老师知识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多元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逐渐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对于任课老师来说,美术鉴赏要求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也应当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知识,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音乐哲学都应当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比较常见的中外文化知识更应该有所掌握,因为美术鉴赏教学课上引用一些相关的文化或历史等知识会增加其趣味性,学生感兴趣了,课堂效果就会更好。但是,需要教学人员注意的是,美术鉴赏课并不是美术史,不能在课上针对某个艺术作品进行大量的史论分析,因为过于强调史论会对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内涵产生弱化,应当有所侧重,在课上分轻重,不能将课堂性质扭曲。 (二)关于美术鉴赏课程周期安排方面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正进行着大范围的改革,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一些课程安排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多年来,学校在对学生的考核上仅仅是注重考试成绩,并且考核的结果也是以考试的最终成绩作为参考依据。美术鉴赏等课程在学校得不到重视,以致于学生在美术鉴赏课程上无法得到全面、专业的教育。实际上,美术鉴赏课程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和智力的开发和拓展。但美术鉴赏等课程的考核更不能依据考试成绩来确定,因为如果只依靠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那么将很难得到准确的考核结果。正是由于学校过于注重考试成绩,学生和家长也对成绩过于重视而忽视了对美术鉴赏能力的培养,这样很难达到美术鉴赏的真正要求,也无法让学生提高美术鉴赏能力。 (三)美术鉴赏课程教学方法上的缺陷 美术鉴赏作为一种具有综合性目的的鉴赏活动,其具有较多层次的鉴赏内容,也可以称为鉴赏内容的多元化,因此,也就要求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方法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鉴赏内容的多元化。然而,目前的教学方法却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现存的教学方式只有比较鉴赏和分类鉴赏两种鉴赏方式,比较鉴赏是把中西方的美术作品或不同族群、不同时代的美术作品进行比较、鉴赏的方式;分类鉴赏则是将作品按照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等不同的美术类型进行分类,然后单独门类进行单独的分析鉴赏。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从多个角度全面分析和解读作品,而且长期下去会使学生对于美术文化丧失兴趣,对于美术鉴赏课程失去积极性,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美术鉴赏这门课程的效果。 二、对美术鉴赏课有效教学的建议 (一)美术鉴赏课程内容方面的改进 许多学者和专家认为美术鉴赏具有层次性,美术鉴赏的内容也应当可以划分为多个部分,目前随着美术鉴赏多元化特征的提出,学校的美术鉴赏课程的改革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美术鉴赏课程内容的多元化符合素质教育的内涵,高中也应当加快美术鉴赏课程多元化改革的速度,重视起美术鉴赏内容的多元化。在上课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可以通过多媒体等先进的技术进行教学,因为多媒体可以将上课要讲的内容更加直观的展示出来,图片和视频讲解的使用以及实物展示的有机结合可以使学生更加全方位、多角度地鉴赏美术作品,有画面、声音、图片和文字以及引入的大量实例,学生会更加积极地融入到课程的讲解和学习中。多媒体教学的普及和老师的正确引导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一个活泼有趣的教学环境能够让学生对课程的内容记忆深刻,具有更加透彻的理解。 2.可以适当安排户外课程,走到大自然中去,只有真正欣赏到了大自然的美丽才能切实感悟到“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真谛,大自然是许多美术作品的灵感来源,走到自然中去能够更加真实地体会到作者的感受,而且适当的户外课程也能增加美术鉴赏的趣味性。 3.美术鉴赏课程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等课程的教学可以联系到一起,并且结为互动链,不仅可以使课程的教学更加方便、有趣,还有利于更加多元地提升学生的审美感受。 4.美术鉴赏也可以与本校的校园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一个校园的环境是校园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优美的环境不仅能够净化心灵,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可以通过定期进行一定的雕塑、美术作品展览或广播播放优美的旋律来丰富校园文化,同时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二)美术鉴赏课程周期安排方面的改进 首先,在美术鉴赏等课程上,学校应当加大重视程度和关注度,应当积极推动美术鉴赏课程的顺利开展,并且要保证课程的准时进行,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专业全面的美术鉴赏课程的学习。与此同时,美术鉴赏课程的老师素质对于课程效率的高低也是至关重要的,应当培养一个专业的、有能力的高素质的教学团队,保证美术鉴赏课程的质量。此外,学校也应当充分准备教学资料,比如图书馆或者网络需提供足够的丰富的教学资料,以满足教师的备课需求或者课堂使用。 其次,所有的课程时间都是有限的,对于课时安排较少的美术鉴赏课程来说,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也成为了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让学生掌握更加专业的鉴赏方法、形成成熟的鉴赏思维、获得足够的鉴赏能力是美术鉴赏课程的出发点,因此应当重视鉴赏思维和方法的教学,让学生具有了鉴赏思维,掌握了鉴赏方法,能够进行独立的品鉴才能达到陶冶情操的目的,才能使学生成为能够进行独立的艺术感知的个体。 (三)有关教学方法方面的改进 美术鉴赏内容的多元化不仅仅要求课程内容的多元化,还应该在教学方法上具有多元化,这样有利于不同层次水平的鉴赏内容教学。学生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有限,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可以让学生对于美术鉴赏从各种感官角度和层次上产生刺激,并且保证了课程的效果,有利于学生更加有效地进行学习。 三、结论 在素质教育的今天,学生的教育不能仅仅关注文化课的学习,还应该同时兼顾其他方面的健康成长,因此美术鉴赏等相关课程的改革显得十分重要。教育的改革需要时间,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体会,只有设身处地地关心和了解学生,结合实际情况,学会充分利用更加现代化的方法和设备,才能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而逐步完善美术鉴赏等课程教学,通过对美术的学习与鉴赏,使学生全面发展。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浅谈如何有效进行高中美术鉴赏课的教学 摘 要:高中美术是培养学生审美意识的基础课程之一。新课改背景下,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学生对高中美术学习的认识和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再加上学校对美术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学生的学习很被动,导致美术鉴赏课的教学经常陷入困境。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提升高中美术鉴赏课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美术鉴赏;美育意识;审美能力 美术鉴赏课是当前高中美术教学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学习美术鉴赏,学生审美能力能得到提升。美术鉴赏课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陶冶学生的情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有效进行高中美术鉴赏课的教学。 一、明确教学目标,增强美育意识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高中美术鉴赏课的教学,应以引导学生学习美术知识、掌握美术鉴赏方法、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为教学目标。美育是一种培养和塑造完美人生的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高中美术老师应充分利用美术鉴赏课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的美术素养。 二、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 备好课是美术教学进行的基础。教师应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注重趣味性的加入,避免枯燥乏味,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学重点应放在美术作品的欣赏上,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各种美术作品,接受艺术的熏陶。针对不同的美术作品,设计合理的教学方案,灵活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结合自身经验以及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比如,在教学“中国绘画欣赏”一章的内容时,教师可针对每一小节的内容,如“古代人物画”,结合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搜索大量的人物画作品,再根据学生的喜欢选取学生喜欢的作品,比如《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李白行吟图》《簪花仕女图》等,做成多媒体课件,附上简介,在课堂上展示给学生观看,并运用生动的语言描述画中的故事,让学生在视听交融中感悟艺术作品的美妙。在讲完最后一节“现代山水画、花鸟画”后,可对本章内容做一个小节,从各种类别的作品中选取一张具有代表性的画作,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在比较中发现各类作品的特点。 三、引导观察想象,培养审美能力 美术作品的鉴赏,离不开对其细致入微的观察,没有观察,便没有视觉感知,也就谈不上对美的感悟。在观察的基础上,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想象作品中所描绘的情景,想象作品当时的心情,逐步体会作品的美妙之处。高中美术教材中,有许多精美的艺术作品供学生鉴赏,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在教学中,美术老师应留给学生一定的思维空间,不要一味地说教,而应引导学生进行独立观察,充分发挥想象,自己去理解作品所表示出来的艺术效果,并在课堂上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例如,在进行《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这一节的教学时,教师可先介绍文艺复兴的时代背景、历史背景,然后引导学生观察《垂死的奴隶》这一雕塑,观察奴隶的形态和肢体动作,特别是其头、颈、胸、背和四肢等,感悟其不屈的生命张力和倔强的抗争精神,体会其对自由的渴望和希冀,真正理解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审美能力自然得到了培养。 四、追求课堂教学艺术化 高中生的知识积累虽然达到一定的高度,但由于缺乏生活阅历、知识修养和审美经验,学生很少主动地去鉴赏美术作品。美术鉴赏课不单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还应对学生作适当的引导和激发。例如,在一堂美国人为中国学生上的美术课上,有位学生很喜欢一幅名为《罗马武士》的浮雕照片,老师就问他:“你为什么喜欢这幅照片?”学生回答:“照片上的武士很像我们中国的兵马俑,我感到亲切,所以我喜欢这幅画。”在听完学生的回答后,这位美国老师鼓掌说:“你真了不起,那么热爱自己的国家!”充分表扬了其爱国主义精神,也让学生备受鼓舞,明白了爱国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 五、抵制课堂教学庸俗化 由于受社会庸俗化现象的影响,某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过分关注艺术作品的商业价值,忽视其内在的艺术价值,甚至有些老师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讲述一些艺术家的秘闻轶事,本末倒置,严重偏离了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目标。比如,有的美术老师为了说明一幅作品的“价值”,常常是以金钱来衡量的,例如:毕加索的《手拿烟斗的男孩》拍卖价格为一亿四百万美金,是世界最贵的油画。这样评价方式容易误导学生,让他们认为艺术价值和金钱是等同的,以艺术作品价格来说明艺术品的价值,显然是价值取向的误区,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 总之,教无定法,贵在实效。高中美术教师应充分挖掘教材内容,结合学生实际情况,采取有创造性的、合乎教学规律的方法,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优化课堂教学效果。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新课改下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方法探析 摘 要:高中美术鉴赏课程是培养学生良好的美术素养和审美能力的重要课程。在高中开展美术鉴赏课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艺术素养,发展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等。基于新课改的教学理念,对新课改下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重点探讨,以期促进高中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养的提升。 关键词:新课改;高中美术;美术鉴赏教学;教学方法 当前新课改对高中美术课程所提出的课程理念是“拓展美术视野”“满足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要“讲究学习方法和过程,以培养学习能力”等。而基于这一教学理念下的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应该怎样实现新的发展与创新呢?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发现现行的美术鉴赏课程大多只注重课本知识的讲解,而且讲授知识的过程中教师大多占主体地位、学生只能被动听讲,以至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教学效率也大打折扣。因为,笔者认为新课改下的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应该从培养学生自主欣赏的能力出发,有效拓展教学内容,这样才能发掘美术鉴赏课的真正价值。 一、精选教学内容,从中西方文化经典中汲取教学精华 为了保障新课改理念下的高中美术鉴赏课上所教的内容能够充分拓展学生的美术视野,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应该结合教材和丰富的网络资源、教学设备以及教具等,向学生展示多样化的教学内容。而教学内容的选择也要紧跟时代的步伐,能够符合当代文化环境下青少年的审美标准,能够彰显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审美文化就给当代青少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开展美术鉴赏课时,教师完全可以从中国的美术作品入手,引导学生结合书法的艺术来领悟中国画中关于线条的力度、美感和格调等的鉴赏。教师也可以结合诗歌中的“意境”来引导学生体验传统绘画作品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的艺术特征。通过实施多样化的鉴赏手段,能够给学生带来生动形象的审美体验。 同时,教师也不能忽视西方文化中的经典艺术作品。鉴于西方美术本身是一个较为庞大、复杂的艺术体系,教师在指导学生欣赏西方艺术作品时,不必过分贪求数量的广而杂,也不必过度追求形式的花哨和视觉效果的强烈冲击;而是应该精选富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向学生提供作品创作背景和创作者的基本信息,鼓励学生调动自己的审美经验对这些作品进行鉴赏。以人美版高一第6课《漂亮是美术鉴赏的标准吗》的教学设计为例,教师可以出示罗丹的《欧米艾尔》和《行走的人》等作品,让学生阐述各自对这些作品的心灵体验和审美震撼,并用自己的话总结这些作品代表着一种怎样的美感?由此引入教学课题,漂亮、好看一定是美术鉴赏的标准吗?这种区别于传统审美艺术的教学内容,必定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学生对审美标准的看法。 二、创新教学手段,利用网络平台推动师生间的交流互动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不断普及,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也逐渐变得丰富起来,教学方式也从传统的黑板板书改为课件展示,而以互联网为支撑的网络空间更是给师生提供了多样化的交流平台,让师生之间能够自由分享美术鉴赏方面的观点和看法等。如,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展示学生平时难以接触和欣赏的艺术作品,对课本中有限的教学资源进行补充和拓展等。教师也可以充分应用多媒体教学技术中的音频和视频功能,为学生创设生动形象的艺术情境,让学生在更快地步入艺术世界中,并且调动自己的多种感官欣赏艺术作品。此外,教师也可以在学校建立的网络交流平台上,和学生一起分享美术鉴赏的相关文章、视频资料等,让学生离开课堂之后也能和教师保持鉴赏学习上的密切交流。 以人美版高一全册第8课《美术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判断》为例,本课是一堂美术鉴赏的理论概说课程,其教学重点是让学生掌握美术作品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以及美术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不同角度等。在设计课堂导入环节时,教师可以在课件上出示中国古代画家马远和夏圭的作品,让学生充当临时的艺术评论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艺术判断,并且将明代皇帝的观点和学生的看法进行对比,以此说明美术鉴赏的角度存在差异性。 又如,在讲到“美术作品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又可以创设一个生活化的情境,让学生想象自己正身处七八十年代,进而深入理解罗中立的《父亲》所创作的意蕴内涵,明白这幅油画的真正艺术价值。在课程结束之前,教师还可以给学生布置一个开放性的探究作业,让学生选取一幅比较具有年代感的艺术作品,从不同角度对作品展开鉴赏,并且将自己的鉴赏语言发表在师生交流的平台上,和大家共同分享。 综上所述,新课改下的高中美术鉴赏课程要想实现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艺术素养的提升,就应该从教师的角度精选教学内容,充分挖掘中西方文化中的经典艺术作品,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同时,也要求教师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调动学生在鉴赏课堂的参与积极性,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艺术鉴赏的观点和看法等。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论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情感教育的融入 [摘 要]近几年,随着教学改革越来越深入,课堂教学不但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还要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拓展性教育。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高中美术课程的设立,是培养和提升学生艺术鉴赏能力的有效载体。主要对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情感教育的融入策略进行探究。 [关键词]情感教育 美术鉴赏教学 高中美术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对高中美术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也相应地得到了一定的更新,有效促进了学生艺术审美能力的培养和美学素养的提升。情感教育既是一种教学模式,又是一种教学方法。为了更好地提高美术鉴赏教学质量,高中美术教师应该将情感教育融入教学中,通过情感交流增强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在引导学生正确理解美术作品所要表达的感情的基础上,让学生在创作美术作品时融入自身的情感,提升美术绘画与鉴赏的针对性,让学生更好地接受艺术的熏陶,促使学生形成独立的个性。 一、以情感教育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高中美术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培养学生的美术素养和艺术审美能力,就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在美术鉴赏的教学过程中,要采用创新的教学方法,增强美术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形象性;要选择合理的教学内容,将情感教育渗透其中,让学生通过美术教学中情感教育的引导,真正发现美术学科的艺术魅力,从而积极参与教学实践中。这样才能让学生在美术学习中对美术作品进行观察、想象,让学生自己通过对美术作品的感悟、比较、思考和分析,来强化对美术的见解与认识,并产生对美术学习的兴趣。 例如,当我们面对绘画大师达・芬奇的世界名作《蒙娜丽莎》时,首先可以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观察,面对这幅画,教师要引导学生感受蒙娜丽莎微妙的笑容,因为那是整个画面的中心。随着进一步的观察,可以看到蒙娜丽莎那优美的双手和背景中静谧的山水都是同她的微笑相呼应的。教师此时可以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蒙娜丽莎的微笑有什么特别之处?学生讨论思考之后,通过教师的进一步讲解,渐渐能感悟到大师描绘的是集端庄、善良和温柔于一身的女性,蒙娜丽莎所代表的是仁爱和尊严。整个画面流露出自然、亲切、优美、高雅的艺术气息。 二、以情感教育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良好的课堂氛围有利于提升教育教学的效果。但在传统的美术鉴赏教学过程中,学生并没有发挥学习主体的作用。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互动交流,导致课堂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要以情感教育来进行和谐教学,要给学生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不能一人从头讲到尾,即便教师讲得绘声绘色,学生还是会感到枯燥乏味,没有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营造和谐的教学氛围,为情感教学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其中,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营造和谐教学氛围的前提。所以,教师首先要为学生构建一个平等互动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自由想象,大胆发挥,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从而实现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民主平等的关系。这样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尽可能地和学生进行平等对话,做好师生互动。 还是以欣赏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的油画《蒙娜丽莎》为例,学生在欣赏蒙娜丽莎的美时会产生不同的意见。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让他们积极参与问题讨论,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提高教学效果。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教师不能打断学生的评论,要让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与想法。不同意见反映出学生审美的差异性、环境等对其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三、以情感教育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在高中美术教学过程中,通过情感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这需要美术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设计。在教学时,教师要尽可能地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去感受美。学生通过对美的东西进行观察、体验,能增强自己对美的感知,以此来培养良好的观察习惯,感受美的能力也会得到提升。同时,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让学生的从感官上直接感受到美的冲击,从而激发起对美术学习的积极情感,进而提升学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的审美能力。 例如,教师在组织学生对鉴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时,可以先通过多媒体向学生播放绘画创作者的创作故事以及当时的创作背景,进而引导学生融入创作情境中,感受画家当时的创作情感。在这个过程中,要允许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让学生之间进行自主交流。这样可以在提升学生绘画艺术理解能力的同时,增强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 随着人们精神生活追求的逐渐提高,美术教育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因此,新时期的美术教育应加强对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视,将情感教育融入美术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情感教育培养学生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为学生将来艺术素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怎样上好美术鉴赏课 作为文化教育及审美教育的美术鉴赏课,是对学生进行认识美和评价美教育的专设课程。因此,上好美术鉴赏课不但可以开拓学生视野,增长知识,还可以在潜移默化的教育过程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1 、激发兴趣 创设课堂情景,激发学习的兴趣,是上好鉴赏课的前提。我在讲课之前,把临摹的一幅高两米的油画《蒙娜丽莎》及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挂在教室。虽然学生们以前也在很多印刷品中看过这两幅画,但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大而且如此美的画,许多同学走在画前认真观察,津津乐道,甚是惊奇,在学生们止不住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之际,求知欲望被激发起来。此时我适时地向学生介绍油画与国面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介绍油画与国画的技法。介绍《蒙娜丽莎》的作者、创作年代、所表现的内容、思想感情等,以及作品给观赏者带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以后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等等,使学生感到美术作品的背后还有丰富、有趣内容。学生学习美术鉴赏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从而为上好美术鉴赏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外出参观 为开拓学生视野,拓展思维,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或实地考察是很有必要的。如讲中国古代工艺美术鉴赏这一章时,带同学们参观博物馆。馆内有许多学生从未见过的工艺品一一彩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琳琅满目,目不暇接。要求同学们留意这些工艺品的名称、 出土时间和出产年代,分析工艺品榈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如彩陶:半坡类型彩陶造型朴实厚重,彩绘纹样除几何图案外,以人面、鱼、自等形象最为人注目;庙底沟类型彩阳彩绘纹样以几何图案为主,变化更为多样,除少数兼用红彩外,多为黑彩,有时彩陶上有红白色陶衣,加强了 色彩的对比效果;马家类型彩陶则满身装饰;半山型造型更加优美,最有特色的是长颈和短颈或无颈而有折沿的小口宽肩大腹双耳罐、壶,形象丰满浑厚,稳重大方。在对比中分析彩陶的异同,另外还邀请博物馆管理人员给学生做了一次有关古代工艺美术知识的讲座。管理人员把水倒进有舞蹈人物的彩陶盆里,舞蹈者的身姿便倒映在水中,巧妙地构成了一个池畔欢舞的场面。动一下盆内的水就发生晃动,倒映在水中的舞蹈者和身姿,产生一种婆婆起舞、婀娜多姿的艺术效果。同学们被祖国有如此悠久的历 及人类如此灿烂的文化所吸引。增强了热爱伟大祖国的思想感情,逐步树立起继承中华优秀传统的审美理念,培养积极向上的创造精神,为发扬光大中华文明努力学习,扎实奋进。 3 、举办展览 为了让学生弄清中国画的分类及其装裱艺术形式,我举办了一次中国书画展览。展览的作品都是临本,内容包括山水、人 物、花鸟,装裱形式有立轴、横披、镜肝、手卷、册页等,直观教学的手段使学生掌握知识轻松愉快,同时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产生民族自豪感。 4 、搜集整理 在中国民间美术鉴赏教学中要求同学们到农村、街道去搜集旧的年画、剪 纸、民间玩具、草编、竹编等,从报刊杂志搜集有关图片资料,并按类别、作者、创作年代、风格等整理出来,加以文字说明。同学们在搜集过程中亲眼见到民间艺人熟练的剪纸工夫,不用草稿,一幅生动活泼的《老鼠嫁女》就出来了,又一幅代表喜庆气氛的《五谷丰登》跃然纸上;还有质朴自然的草编的虫、鱼等玩具。这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课堂教学,学生获得甘醇美酒般的民间艺术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劳动群众质朴热情和醇厚的情感,深深打动了同学们的心,这是无穷的影响。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主动学习,愉快学习,是上好鉴赏课的基础。外出参观或实地考察,使学生的课本知识与现实得到联系,在亲身体验美中去领略文化的内涵,并潜移默化为内在的人文素养。搜集整理是锻炼学生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在整理收集回来的纷繁复杂的资料过程中,形成一种有条不紊的工作习惯及一种有始有终的工作毅力,并形成一种鉴别美丑的能力。举办展览是直观的教学手法,是鉴赏课中很理想的手法,又有类似实习的功能。这几种教学手法的过程本身就影响着学生的人文素养。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建构主义美术教学模式下的高中美术鉴赏课研究 【摘要】教学改革制度的不断深入,使教学理论与学科教学之间的互动与融合逐渐成为教学发展的大趋势。在高中美术鉴赏课程新的教学要求下,有必要尝试引入一些教育理论,本文针对建构主义美术教学模式下的高中美术鉴赏课进行研究。实践表明,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时融入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积极的审美体验,也可使学生的整体的审美能力得到提升。 【关键词】建构主义 教学模式 高中 美术鉴赏 新课改内容中,以学生为教学的中心,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以及创造性和积极性进行调动等都是建构理论教学的具体体现。高中美术鉴赏内容的学习对于学生的建构知识能力的要求更为注重。以下针对高中美术鉴赏课程教学中建构教学模式的指导作用进行了讨论。在教学的过程中将建构教学的模式与实际教学进行有效的结合,可以达到对教学观念和方法的完善,使美术鉴赏教学中达到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相互促进和提高,在快乐的学习过程中提升高中美术鉴赏课的教学质量提升。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概述 建构主义理论有两个根源,其一为心理学中的认知学习理论、认知发展观以及心理发展相关理论;其二是哲学方面的体现,为古德曼以及杜威。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是一种假设,认为学习者在进行理解经验的基础之上建构出来知识,学生不是进行知识填充的容器,而是主动去寻找和总结知识经验的有机体。建构主义理论一经提出,就因其独特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应用和积极推广,在教育中同样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在教学的过程中得到了逐渐的运用。 二、建构主义理论教学引导对高中美术鉴赏课的价值意义 (一)对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行了激发 高中美术鉴赏内容教学主要是图片教学形式,建构教学模式的运用就是指对以往传统的教学为主体进行信息知识灌输的方式进行改变,使学生主动的去学习知识,成为知识学习的主体,在不断的自我探索中去思考和总结,并且由此形成一种主动学习的方法和模式。例如,在进行鉴赏教学中,选取一组和教学相关的图片,向学生进行展示,在此之前并不需要对学生进行图片信息的介绍和说明,让学生进行自由的思考和阐述,使学生针对图片抒发自己的见解,对课堂的主动性和活力进行激发,无标准统一的答案,进行放松性的教学,完成个人知识的建构。 (二)对美术鉴赏课的整体教学评价进行改变 美术教学中教师将主动权进行转移,交付于学生,对标准答案教学的模式进行改变,使学生各抒己见,对图片进行自主的学习和认知,使答案更加的多元化。与标准答案式教学不同,建构主义模式教学在高中鉴赏课程中的应用,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抒发自己的见解。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的引导和鼓励,使学生进行思维的拓展,积极的进行思考并且得出自己的答案,加深对学习内容的记忆和理解,图片解读的评价标准不在是统一和静态的,而是学生的动态思维培养和评价。 三、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模式对高中鉴赏教学的指导体现 高中美术鉴赏课程教学主要的任务为实现学生对基本技能和知识的掌握,对于学生的创新意识和个性发挥培养关注较少。在进行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模式的引入后,基本的教学模式得到了改变,在教学中将学生团体意识、创新意识以及个性发展的培养放在了主要的位置,对学生知识的自我构建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在保证学生对知识进行理解和掌握的同时,对学生的视野进行了开拓。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引导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总体的教学设计。高中美术鉴赏课程中建构理论模式的运用,使学生的学习过程变为经验构建,即实现一种由知识传授,到知识学习,由以知识的学习为中心,到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中心的转变,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提高。新时期教学的发展,需要将美术教学中建构主义理论放在中心位置,从整体的教学目标出发,对教学的方法模式以及媒体应用进行明确,将教学变成有机系统,而不仅仅是知识的单方面传送。在这个有机的系统中,做到学生、科任教师、课程学习内容以及相关因素之间动态结合,从而达到教学效率的提升。 其二,教案的具体设计。教学的重心、核心为教案的设计,是对教师教学理念实现的支撑。在建构主义的引导下,对于教案的设计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教师的课堂主导性进行体现,而学生为知识学习的主导,也就是知识建构的中心,主要的任务是达到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自主学习意识的增强。针对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教师可以对多媒体工具和情景创设方法进行运用,从而对学生的参与度进行提高,并将这些内容在教案设计中进行体现,以此对学生的知识建构进行促进,提升课堂的教学效率。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构主义美术教学模式下的高中美术鉴赏课教学仍在初始阶段,实现构建教学模式对高中美术鉴赏内容的指导和融入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是从目前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形式来看,理论与教学之间的促进和融合是一种大的发展趋势,虽然目前我国在进行美术鉴赏教学中,建构主义教学的模式仍然未得到普及和发展,但是相信在建构主义理论的积极指导下,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将会得到更大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浅谈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影响因素和对策 【摘 要】随着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提升与改进,美术鉴赏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进入必修课程名单之中,但在实际的高中教学之中,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与新课程改革所提出的要求还存在着一定距离的差距。本文就影响当前的高中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现状的因素进行分析,并且提出对策探讨。 【关键词】高中;美术鉴赏;因素与对策 在高中教育中开设美术鉴赏课程的目的是希望接受高中教育的学生通过对国内外不同时期的艺术佳作进行欣赏分析与评价,领悟艺术品的美好精神内涵,感受艺术家的创作感受,认识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的特点,从而提高自身艺术素质,塑造正确的审美观,加强学生的素质教养,使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得到平衡综合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新课改的不断完善与推进,美术鉴赏课程在高中教育中不再是选修课程,美术鉴赏课程被重视起来,美术鉴赏课程也加入了高中教育的基础课程的名单之中。但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环境下,美术鉴赏课程的重视程度仍未达到预期,在教学方法,教学目的、教学模式等方面存在许多的不足。作为美术教育工作者,需要及时察觉这些缺陷的存在,并且积极反思,积极探索解决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当前高中教育中美术鉴赏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1)高中美术鉴赏教育工作者自身所存在的问题。现今高中美术教育工作者的素质较低。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素质在教学过程中极其重要,这决定着教学效果,直接影响着学生身心发展及心理品质。美术鉴赏课程教学质量不尽人意的直接原因,具体表现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传统的教学经验对新课改的教学经验和教学行为的转变有着深厚的影响,因受到传统教学中美术学科的地位影响,关于美术教育的进修和研讨的机会极少;第二个方面:美术教师的教学方法及教学观念相对落后,对新课程、新内容的响应程度不高;第三个方面:美术教师的知识结构不完善,这严重影响了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质量,美术鉴赏的实际内容十分丰富,但仅靠课本所罗列的极少数的的作品,甚至不能窥其全貌,这对美术鉴赏教育工作是极大的阻碍。 (2)学生关于美术鉴赏的基础较差。由于学生的成长经历各不相同,使得学生每个个体对于艺术所掌握的知识程度差别巨大,各种能力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这些原因都影响着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质量。 (3)学校对于美术鉴赏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传统教育中对美术鉴赏课程的不重视的积累下,严重影响着学校对于美术鉴赏课程的安排,繁重的考试课占据了绝大多的教育时间,并且受到高考的影响,学生的考试课负担极重,挤占了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时间。学校、教师对美术鉴赏课程的不重视同时也影响到学生对美术鉴赏课程的认识,在绝大多数学生看来,每周一节四十五分钟的美术鉴赏课是自由活动课,是自习课,但不认为这节课也是在培养他们的能力。 二、针对当前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对策探析对策 针对以上所提出的问题及影响因素,作为高中美术鉴赏教育工作者,已深深感受到对高中美术鉴赏教育工作的反思与探索的迫切性。因此,提出以下对策以用探讨。 (1)激发学生对美术鉴赏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青春期的高中学生对未知的事物充满了好奇,诱导学生对美术鉴赏产生兴趣,引导他们主动的学习。对艺术的鉴赏主要是通过视觉上的色彩、线条等传达给人们信息,艺术是有机融合了抽象性和具体性的产物,比起更为抽象的数学等学科,它更直观,更加形象化,这更容易激起学习的兴趣。通过增加对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的了解,对艺术家生平的了解,吸引学生对艺术作品的兴趣,主动了解这个艺术家的其他作品,这个时代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了解艺术流派特点等等。 (2)增加鉴赏内容,完善教材。高中美术鉴赏的主要内容是色彩与线条,鉴赏的来源主要是鉴赏教材。教材是教育者进行教育工作的帮手,两者相辅相成会有更好的效果,一本好的教材甚至可以抵得上半个老师。所以教材的丰富程度、完善程度对于教育工作的影响十分巨大。但面对现在市场上各式各样的鉴赏教材,教师就需要精挑细选,为学生挑选更有优质的教材以供学生学习,但教材的内容终究是有局限性的,一本书完成不了美术教育工作,这就需要美术鉴赏教育工作者的补充,可以根据学生上课的反应适当挑选更多的内容,促进学生对于美术鉴赏某个模块更加深度的了解,形成有特色的教育模式。 (3)将艺术鉴赏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将艺术鉴赏和学生们的生活联系起来有助于对艺术作品的理解领悟,同时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通过书本和现实生活中的联系,让学生发现艺术其实并不遥远,拉近艺术与现实生活中的距离,感受到艺术其实就在身边。同时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培养学生敢于表达感受的能力,交流获得对一件艺术品的不同感受,丰富内容,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将艺术鉴赏所带来的经验更好地运用到实际生活与学习之中。 三、结语 高中美术鉴赏课程不仅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在教育的同时还希望美术鉴赏课程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开阔学生们的文化艺术眼界,激发学生对艺术品、对美的敏感触觉,鼓励学生们对个性思维的表达,促进个人发现自我兴趣、爱好,甚至发掘自我艺术天赋等等,美术鉴赏课程在高中教育中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例谈比较鉴赏教学在初中美术课堂的有效应用 摘 要:美术欣赏是一种视觉心理活动,通过视觉对作品形成直观感受,再拓展成为情感和艺术的过程。鉴赏教学有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培养学生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能力,因此,比较鉴赏方法教学势必促进美术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时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与培养,促进学生思维的拓展。 关键词:初中美术;比较鉴赏;应用 比较是人们思维的一种基本方式,它对两种或多种事物进行比较,突出各自的特点和形象,对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概括和提炼,同时进行正确的判断与评价,促进人们创造性思维的开发和拓展。 一、比较鉴赏法的涵义 比较鉴赏法是对内容相关的不同作品的相互联系所进行的比较,主要表现在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思维过程。比较鉴赏法的对象选取可以是不同作家的相关作品,也可以是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的比较。比较鉴赏,主要表现在比较相同题材的作品、同一年代的作品、某位艺术家的不同作品的比较。 二、比较鉴赏教学方法的意义 美术鉴赏是初中美术欣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哲学、美术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对美术作品进行价值判断,鉴赏其思想内容、艺术技巧、表现性以及文化价值等。比较鉴赏法作为美术鉴赏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评价的行之有效方法,美术课堂中比较鉴赏方法的应用不仅富有新意,也可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形成直观、鲜明的对比,利于学生对美术作品的进一步理解和鉴赏,提高其分析和鉴赏的能力。 美术课堂中的艺术作品欣赏,往往比较孤立或抽象,不利于学生对作品内涵和艺术特色的认识与理解。所以,通过比较鉴赏的分析方法,有助于学生发现作品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与特点,清晰而深刻地进行审美的体验。 三、比较鉴赏法在初中美术课堂中的应用 科学运用比较鉴赏法,要注意作品之间的可比性,即进行比较的作品要有一个主共同点,同时与相比的不同点之间要有一定的联系,引导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比较和鉴赏,比如图表比较鉴赏法,能够将不同流派或不同艺术家的难以用语言或文字等表现的异同点,更加直观地通过图表这一形式进行展现,形成更鲜明的对比,更明确的对举,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接受。 (一)灵活应用比较鉴赏教学方法 比较鉴赏方法是美术课堂教学的一种最基本方法,其灵活应用有助于学生个性化的发展,开展多种多样的艺术鉴赏活动,帮助学生发掘更多方面的潜能,不断认识自我,树立自信心,促进其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健康发展。例如:引导学生之间进行各自小象的绘画,然后鼓励学生进行交流与讨论,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投影仪展现于大家面前,分别从色彩的应用、画面的质感、绘画的内容、造型以及情感表现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和鉴赏,引导学生进行踊跃的发言与讨论,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相比较下哪个作品具有更高的艺术线上价值。最后,教师进行总结,阐述每一个作品都有值得赞扬的一面,每一个作品也都有需要进步的一面,尽可能地将每个作品的闪光点进行挖掘,鼓励学生自信心的建立,提高对美术作品的审美体验,激发学生的美术学习热情,提高初中美术课堂教学效果的同时,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二)引导学生从中西方角度进行美术作品的比较与鉴赏 中西方的文化底蕴、审美方式、哲学背景以及世界观、宇宙观等等的差异形成了中西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及特点。教师可引导学生对中西方的社会背景、艺术表现形式及主要艺术成就与特点等,进行比较,从形象的感受入手,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与意义,形成良好的审美体验和艺术感知。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用多媒体播放比较有代表性的中西方雕塑艺术作品,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比较和赏析,同时将相关问题导入并贯穿于整个课堂:“什么是雕塑?怎样的作品可称得上是雕塑?你对中西方的雕塑作品有多少了解?”带着这样的问题,着重介绍中国古代的秦始皇兵马俑、六朝陵墓雕塑、敦煌石窟等,展现典型区域和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艺术特点;同时例举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雕塑作品:《孟卡尔王和王后立像》、《维伦多夫的裸女像》等图片,引导学生对西方雕塑作品进行赏析,小组讨论和交流。对中西方的艺术作品进行比较和鉴赏,引导学生立足于风景、人物等的不同表现形式,同教师与学生一起,进行观摩、讨论与交流,总结并了解中西方不同的艺术形式特点以及表现形式,促进对中西方审美观点等的认知,引导其体会本民族文化的艺术精髓,最后培养学生热爱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精神,激发其民族自豪感。 总而言之,鉴赏教学是美术教师指导学生对美术作品或现象的体验,是对学生审美和鉴赏能力提高的一种教学实践。而比较鉴赏法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和鉴赏的兴趣,引起学生的好奇与关注,同时有利于学生其他能力,如创作、表演、阅读等实践活动能力的提高,促进学生理智、道德与审美情感的发展。比较鉴赏法值得引起广大教育工作的关注与重视。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影响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因素与对策探析 【摘 要】随着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提升与改进,美术鉴赏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进入必修课程名单之中,但在实际的高中教学之中,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与新课程改革所提出的要求还存在着一定距离的差距。本文就影响当前的高中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现状的因素进行分析,并且提出对策探讨。 【关键词】高中;美术鉴赏;因素与对策 在高中教育中开设美术鉴赏课程的目的是希望接受高中教育的学生通过对国内外不同时期的艺术佳作进行欣赏分析与评价,领悟艺术品的美好精神内涵,感受艺术家的创作感受,认识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的特点,从而提高自身艺术素质,塑造正确的审美观,加强学生的素质教养,使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得到平衡综合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新课改的不断完善与推进,美术鉴赏课程在高中教育中不再是选修课程,美术鉴赏课程被重视起来,美术鉴赏课程也加入了高中教育的基础课程的名单之中。但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环境下,美术鉴赏课程的重视程度仍未达到预期,在教学方法,教学目的、教学模式等方面存在许多的不足。作为美术教育工作者,需要及时察觉这些缺陷的存在,并且积极反思,积极探索解决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当前高中教育中美术鉴赏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1.高中美术鉴赏教育工作者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现今高中美术教育工作者的素质较低。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素质在教学过程中极其重要,这决定着教学效果,直接影响着学生身心发展及心理品质。 美术鉴赏课程教学质量不尽人意的直接原因,具体表现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传统的教学经验对新课改的教学经验和教学行为的转变有着深厚的影响,因受到传统教学中美术学科的地位影响,关于美术教育的进修和研讨的机会极少; 第二个方面:美术教师的教学方法及教学观念相对落后,对新课程、新内容的响应程度不高; 第三个方面:美术教师的知识结构不完善,这严重影响了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质量,美术鉴赏的实际内容十分丰富,但仅靠课本所罗列的极少数的的作品,甚至不能窥其全貌,这对美术鉴赏教育工作是极大的阻碍。 2.学生关于美术鉴赏的基础较差 由于学生的成长经历各不相同,使得学生每个个体对于艺术所掌握的知识程度差别巨大,各种能力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这些原因都影响着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质量。 3.学校对于美术鉴赏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传统教育中对美术鉴赏课程的不重视的积累下,严重影响着学校对于美术鉴赏课程的安排,繁重的考试课占据了绝大多的教育时间,并且受到高考的影响,学生的考试课负担极重,挤占了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时间。 学校、教师对美术鉴赏课程的不重视同时也影响到学生对美术鉴赏课程的认识,在绝大多数学生看来,每周一节四十五分钟的美术鉴赏课是自由活动课,是自习课,但不认为这节课也是在培养他们的能力。 二、针对当前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对策探析对策 针对以上所提出的问题及影响因素,作为高中美术鉴赏教育工作者,已深深感受到对高中美术鉴赏教育工作的反思与探索的迫切性。因此,提出以下对策以用探讨。 1.激发学生对美术鉴赏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青春期的高中学生对未知的事物充满了好奇,诱导学生对美术鉴赏产生兴趣,引导他们主动的学习。 对艺术的鉴赏主要是通过视觉上的色彩、线条等传达给人们信息,艺术是有机融合了抽象性和具体性的产物,比起更为抽象的数学等学科,它更直观,更加形象化,这更容易激起学习的兴趣。 通过增加对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的了解,对艺术家生平的了解,吸引学生对艺术作品的兴趣,主动了解这个艺术家的其他作品,这个时代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了解艺术流派特点等等。 2.增加鉴赏内容,完善教材 高中美术鉴赏的主要内容是色彩与线条,鉴赏的来源主要是鉴赏教材。教材是教育者进行教育工作的帮手,两者相辅相成会有更好的效果,一本好的教材甚至可以抵得上半个老师。所以教材的丰富程度、完善程度对于教育工作的影响十分巨大。 但面对现在市场上各式各样的鉴赏教材,教师就需要精挑细选,为学生挑选更有优质的教材以供学生学习,但教材的内容终究是有局限性的,一本书完成不了美术教育工作,这就需要美术鉴赏教育工作者的补充,可以根据学生上课的反应适当挑选更多的内容,促进学生对于美术鉴赏某个模块更加深度的了解,形成有特色的教育模式。 3.将艺术鉴赏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 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将艺术鉴赏和学生们的生活联系起来有助于对艺术作品的理解领悟,同时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通过书本和现实生活中的联系,让学生发现艺术其实并不遥远,拉近艺术与现实生活中的距离,感受到艺术其实就在身边。同时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培养学生敢于表达感受的能力,交流获得对一件艺术品的不同感受,丰富内容,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将艺术鉴赏所带来的经验更好地运用到实际生活与学习之中。 三、结语 高中美术鉴赏课程不仅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在教育的同时还希望美术鉴赏课程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开阔学生们的文化艺术眼界,激发学生对艺术品、对美的敏感触觉,鼓励学生们对个性思维的表达,促进个人发现自我兴趣、爱好,甚至发掘自我艺术天赋等等,美术鉴赏课程在高中教育中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新课改下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新课改标准下的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目标在于,通过美术鉴赏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艺术修养,培养学生对美术作品初步的分析、理解、甄别、评价的能力。在分析新课改下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几点对策,以供高中美术教学参考。 [关键词]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审美能力 新课改下的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目标在于,通过美术鉴赏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艺术修养,培养学生对美术作品初步的分析、理解、甄别、评价的能力。高中美术鉴赏课程作为一门新兴的教学课程前途是光明的,然而道路是曲折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存在一些问题,并未达到预期的成果。 一、新课改下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存在的问题 高中美术教学作为一个艺术类学科,目前的发展还不是很全面,存在一些问题,影响教学质量的提升。首先,受升学率的影响,许多高中学校虽然设立了美术鉴赏课程,但是却缺乏对该课的重视。许多高中学校本来美术鉴赏课的课时就非常少,却还经常出现了美术鉴赏课让课给其他学科的现象,导致了美术鉴赏课名存实亡。其次,虽然现在应新课改的要求,许多的高中学校都设立了美术鉴赏课程,但是这些高中普遍缺乏真正专业素质过硬的美术教师,甚至有些是其他科的教师转过来的,导致美术鉴赏课程教师专业素质偏低。高中美术鉴赏作为一门新兴的教学课程,缺乏系统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单一,教师课堂上不注重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缺乏最基本的审美能力,学习流于表面,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美术作品的分析、鉴赏中,导致学生对美术鉴赏课的兴趣不高。 二、新课改下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建议 1.提高学校的重视程度,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 高中学校应该增加对美术鉴赏课程的重视程度,首先,学校方面要认识到美术鉴赏是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树立健全的人生观、世界观;其次,在合理的范围内增加美术鉴赏课的课时,并且保证不能将美术课让给其他科目;最后,学校尽最大能力保证美术鉴赏课程的师资充足,提高教师待遇。 美术教师作为学生美术鉴赏课程的引导者,他们的专业素质对美术鉴赏课堂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第一,美术教师的选拔必须出自专业院校,杜绝将其他科目的教师直接转过来教美术的现象。因为只有专业的美术教师才能将美术知识系统、有序地教给学生,才能通过自己长期培养的美术气质感染学生进而提升高中生的审美能力。第二,作为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师不仅应该充分了解艺术作品,能从艺术层面对作品进行解析,还要对艺术家和作品的创作背景有着充分的了解,能让学生从艺术家的艺术经历中学到做人处事的精神。这就要求教师应该广泛阅读书籍,增加自己的知识面,多了解关于作品的故事、传说。第三,作为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师,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这是教师这个职业最基本的要求。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够使美术教师自身的知识能准确、丰富地传达给学生。 2.利用多媒体教学,激发高中生对美术鉴赏课的兴趣 传统的教学方式局限于以教师为主体,以黑板、粉笔为工具的枯燥、单一的形式,时间长了难免引起学生的审美疲劳。新课改对高中生美术鉴赏能力的要求也提醒我们广大教师要利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丰富学生的学习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近年来流行的多媒体教学,通过声音、文字、图像等多方面的综合教学方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各项感官,有效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加深了学生对课堂的印象。 例如,当讲到印象派画家莫奈的作品《日出・印象》时,教师课前应准备好多媒体课件,上课时,先播放一段悦耳轻柔的轻音乐,然后设置效果将这幅作品缓缓展开,再配上教师用轻柔的声音将画中描述的意境用诗一般的语言娓娓道来:拂晓时分,一轮暖暖的太阳渐渐升起了,划破了淡淡的晨雾。两三艘小船,慢慢地淡入到前景来,静悄悄的,宁静而悠远。朝阳,渲染了这天光水色,也把莫奈的画布染成了一首朦胧的诗……此时,优美的画作,诗意的语言,轻柔的音乐便将学生带入艺术的殿堂。这种新颖的多媒体教学的方式将极大地激发学生们对美术鉴赏的兴趣。 3.让学生走出教室,增加教学的感染力 教室里单调的教学模式对学生来讲是枯燥乏味的,仅仅让学生们鉴赏课本上那些因为印刷而失去灵气的艺术作品很难真正培养出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因此,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定期组织学生们去美术馆或博物馆进行参观,让学生可以近距离的接触那些让人沉醉的美术作品,去对作品进行感受、联想、评价,真正体会艺术的魅力。其实,生活中处处都存在美,美术鉴赏也不一定局限于美术馆,大街上的城市雕塑、形形色色的广告美术设计、城市的经典建筑等都可以用来作为艺术鉴赏的对象,都能够提升高中生的审美能力。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学生审美能力培养的三种策略 【摘 要】从三个方面探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学生审美能力培养的策略。 【关键词】高中美术 鉴赏教学 审美能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生活已不能满足日常需要,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深层次的生活即精神生活。而美术鉴赏是一种精神食粮,它不仅能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陶冶人们的情操,而且还能帮助人们形成高尚的人格,成为一个有内涵有教养的文化人。由此可见高中生学习美术鉴赏的重要性与必然性。高中开设美术鉴赏这一门课程,不仅能提高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丰富他们的课堂生活,同时还能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使他们的德、智、体、美得到全面综合发展,从而为社会培养大批适合市场的技术性人才。然而,由于我国在美术鉴赏教学这一课程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较晚,教学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亟须解决,如师资力量匮乏、教师专业素养低、学生不重视,导致美术鉴赏停滞不前,学生的审美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等。对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学生审美能力培养的策略。 一、传授鉴赏方法,培养审美能力 古人有云:“授人鱼不如授人渔。”引导学生欣赏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不如直接传授学生鉴赏作品的方法。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在鉴赏过程中应善于将具体的鉴赏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能灵活掌握并加以运用,这才是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根本途径。在实践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培养学生的美术鉴赏方法,进而提升审美能力: 第一,在每部作品的实践鉴赏中培养学生的鉴赏方法。教学内容往往因其过于理论化而使课堂教学枯燥与乏味,因此,空泛的传授方法收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在鉴赏实践教学中,只有具体地结合作品特征与具体形象进行讲解,才能让学生在理解与掌握这一作品的基础上,理解这类作品,并形成自己独有的审美认识,在今后的作品鉴赏中学会举一反三。 第二,在实践鉴赏的同时注重加强学生理论素养。这对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果学生的理论素养得不到提升,他们在鉴赏作品时,虽然有自己的想法却没有合适的语言加以表达,那么其对作品的领悟只能停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层面上。 二、紧扣学科特点,强调审美知识 就美术鉴赏而言,紧扣学科的特点似乎容易引起歧义。有的教师容易理解成在课堂上使用大量的学科专业名词与专业术语,将一堂本应以鉴赏为主要形式、以陶冶情操为最终目的的美术教学课活生生地上成了一堂艰涩深奥的美术专业课,从而造成学生失去对美术鉴赏课学习的兴趣。也有一部分的教师过分强调美术学科的休闲娱乐性,只是一味地迎合学生的兴趣口味,把高雅的鉴赏课当成一种休闲娱乐,对美术作品中的逸闻轶事做过多地阐述。这些都是由于教师没有抓住美术学科的特点而作的偏颇之举,从而使美术鉴赏远离了审美教育的目的。其中,审美教育最主要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学生想要提升审美能力,就需要具备基础的审美知识技能。 为了实现这一教学目的,教师在教学中应具备雄厚的理论技能与知识储备,具有资深的专业素养。换而言之,在教学美术鉴赏活动过程中,教师就需不断地完善与充实自己,储备专业知识,并能把教材的知识系统与结构完全消化,授课时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与深入浅出。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充分做好与本节课相关内容的准备,这种准备具体到道具方面上,例如,在授课《蒙娜丽莎的微笑》时,教师可以课前临摹一幅达芬奇的肖像画和一幅类似的“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油漆画挂在黑板上,给学生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在平时生活中,学生很难看到如此大、如此清晰的画,并且还与达芬奇有关,这样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能在课前就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课上,教师可以从达芬奇的肖像画讲起,讲他的生平,讲他的逸闻轶事以及他对科学与艺术的不懈追求。最终回归到他在艺术方面取得的不朽成就,以及他严谨写实独有的绘画风格。经过一番铺垫,教师把本节课待讲的内容已经作了粗略的背景介绍。紧接着在对“蒙娜丽莎的微笑”这一代表作进行鉴赏时,教师应与学生一起进行深入探讨,并启发学生去感悟作品和理解达芬奇在作品中所蕴涵的潜在内容。这样,学生美术鉴赏学习的兴趣才能被激发出来,进而为培养学生的美术鉴赏审美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下转第123页) (上接第121页) 三、营造愉悦的课堂氛围,激发想象力 众所周知,创作来源于想象力,没有想象力也不会出现艺术欣赏。可见,想象力与审美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对此,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教师应善于采用不同形式的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想象力与创造性的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设法激起学生美术学习的兴趣,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课堂教学中,营造一种愉悦活跃的课堂氛围,以便于教学任务的完成与达标。现如今,传统的单一与枯燥的美术鉴赏教学已不能满足现代化学生的需求,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势在必行。对此,教师首先应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要做到谈吐文雅、平易近人以及幽默风趣,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给学生带来亲切感,让他们觉得老师和蔼可亲,从而在和学生互动中营造一种和睦的课堂氛围,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提高整体成绩水平,实现全体学生的共同进步与发展。此外,在鉴赏中还可以灵活运用多媒体技术放大图片,再选择合适的背景音乐,这样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例如,在鉴赏《现代山水画花鸟画》时,教师课前可以收集一些齐白石的作品,如《牡丹》《牵牛花》,或者吴昌硕的作品,如《天竹花卉》《杏花图》《紫藤图》等,在课上以幻灯片的形式播放,再配以中国古典音乐《高山流水》,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还能充分调动学生发挥想象力,将学生的思绪带入到一个鸟语花香的世界,使学生身临其境。这样,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性思维力都得到了激发与发展,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对美术鉴赏的审美能力。同时,在美术鉴赏教学中,教师应注意从形式与内容上去指引学生进行美术鉴赏。最好在作品展示过程中配以合适的音乐,便于学生感悟与体会,引导学生独立自主地对作品内容与艺术风格的表现形式进行鉴赏,在自我探究与发现中提升审美能力。 总而言之,高中美术鉴赏课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应注重教学方法与教学目标的设计,抓住本学科的特点,强调最基本的审美知识,与此同时,还应营造一个和谐、平等的美术课堂教学环境,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对美术鉴赏学习的兴趣。这样,将会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中国美术鉴赏论文:体验式教学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的有效实施 摘 要:体验是学生提高自身对知识理解力的有效方法,如果没有体验,就不能知道自己的判断标准是否正确,就不能合理理解知识,更不能合理应用知识。而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上,如果缺乏体验,则无法从老师的教学言语中理解作品内涵,无法提升自己对美术作品的鉴赏能力。以体验式教学为中心,浅谈其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上的有效实施办法。 关键词:体验式;高中美术;鉴赏课;开放性 体验式教学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主要是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培养学生对艺术语言的理解与运用,只有从实际中去体验不一样的作品,和作品面对面,才能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如果仅仅是靠老师对作品的讲解,或者是从书本上对作品的认识,起不到好的教学效果,还会让学生失去对美术的学习兴趣。 一、先介绍后鉴赏 在鉴赏之前,我一般会要求学生先对作品的时期和作者的一些基本信息先做查阅和了解,知道作品背景之后,才能了解作者的创作心境,这对理解作品是很有帮助的。在学生通过自己的能力进行查阅和介绍之后,我会以幻灯片的形式再做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让全体学生能有一个基本相似的“起点”。先对作品进行了解是体验的步骤之一,这样的教学方法能给学生良好的体验模式,进行高效的体验式学习。 二、先鉴赏后讲解 鉴赏时,主要是先让学生去欣赏这些作品,然后再将作品的介绍做详细的说明。因为每个人对作品的感悟程度不一样,加之对艺术语言的理解层次不同,如果老师在一开始就定下了一个“基调”,那么学生就很难有自己的想法。先欣赏,实际上就是让学生先去体验,虽然是对教材中的作品做体验,但是也有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扩大体验式教学范围 美术的鉴赏能力是在不断的素材积累上才能得到提高的,也就是说学生鉴赏的美术素材越多,种类越复杂,其鉴赏的能力也会越高。这样学生只能从画中去感悟心境,鉴赏其意义,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而且在美术展览中,具有比较浓厚的艺术氛围,学生还可以从其他人的评价中收获一些关于鉴赏的知识,扩大学生的体验平台,丰富他们的体验内容,让体验式教学更加多彩。 总之,体验式教学对于美术鉴赏来说是最高效、高质的教学方法,可以丰富学生的艺术美感,提高他们的艺术欣赏水平和能力,对高中美术教学的成绩提升来说,具有很大好处。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应用案例教学加强中医内科学教学质量 《中医内科学》是运用中医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证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的一门临床学科,其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医医师[1]。在《中医内科学》的教学中,教师通过对案例反复的综合分析,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对案例进行严格的剖析,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思维锻炼过程。案例教学不仅使学生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得到巩固,而且使学生掌握了中医临床治病的思维方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归纳,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案例的选择 1.1难易适中案例便于接受 教学时,注意多选择难易适中案例,以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按照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顺序合理安排纳入案例,以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我们在教学中,一般采取两步走的程序:第一步是根据教材“证治分类”中的某一证候的临床表现设计临床场景,使学生从中体会基本的辨证思路和要点;第二步是安排一些多证型相兼或者是可以从不同角度辨证的真实病案,掌握难易程度,使学生认识并掌握临证时应有的思维技巧和治疗思路。 1.2典型案例深入浅出 典型案例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和高度概括性,通过典型案例,可使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初步了解疾病概况,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如讲解“肺胀”时,引用病案:患者某,男,64岁,反复咳嗽、咳痰、气喘10余年。1周前受凉后症状加重,胸闷气憋,动则喘甚,咯痰清稀,心悸,脘痞。双下肢浮肿,形寒怕冷,面唇青紫,胸部胀满,舌质淡胖而黯,苔白滑,脉沉细。通过对本案例分析,使学生认识到“肺胀”临床特征为咳、痰、喘、胀、悸、肿、瘀,病位在肺、脾、肾、心,病机为肺气壅滞、肺气胀满、肺不敛降,病性为本虚标实。以案例导入新知识,可激发学生对疾病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疾病的基本特点。 1.3经典案例启迪思维 引用经典原著,介绍经方在临床中的应用,可使学生较好地把握疾病特点及治则,启迪其思维能力。如讲解“痰饮”时,示一病案:患者某,女,70岁,胸中冷数年,夏轻冬重。伴有胸闷,似冷风时时吹入,不敢户外活动,口干口渴而不欲饮,口中粘腻,有异味,大便稀溏,面色白光白,舌质淡红,苔厚腻,脉沉弱。心电图检查无明显异常。正当大家举棋不定时,介绍《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论述水饮停留心下的症状“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学生会立马想到本病系阳虚为本,饮、湿为标,急则治其标。“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苓桂术甘汤主之。1.4纠误案例开阔思路误诊案例,反映其思维方法的偏差,或先入为主、或顾此失彼、或真假不辨、或虚实不分,通过纠误案例的介绍,分析误诊原因,可开阔学生思路。例如患者某,男,35岁,3岁时患有气喘,12岁后逐渐好转,近3年来气喘又作。症见面色苍白,喘息抬肩,稍活动则气不得续。背部有掌大一片发冷,气喘冬夏皆然,舌胖苔白滑,脉细弱。原文误诊为痰饮,服苓桂术甘汤后背冷消除,气喘依然。细思此证,病始幼年,抬肩息短,不惟饮留心下,其肾虚不纳之喘证成也。当纳气镇水、振阳消饮,小青龙汤加胡桃肉、紫河车主之。通过误诊案例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学习遣方用药的经验,培养学生严谨的职业态度。 2案例的应用 2.1课前充分准备启发教学 教师课前必须根据《中医内科学》特点、学习目标、学习对象、教学大纲及自身的教学和临床经验,准备好符合教学要求的案例,认真编写授课计划,进行问题设计[2]。例如,根据教学大纲中要求学生掌握泄泻的辨证要点的规定,引用案例:“患者某,初病胸胁胀痛,予承气汤,遂发肠鸣腹痛,痛则泄泻,完谷不化,日夜2~5次。近两月,自服四环素后泄泻减而未除,伴乏力,消瘦,精神萎靡,脉弦缓,舌苔薄白而腻。”教学前,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结合本案例的特点,拟定如下问题:①本病属暴泻,还是久泻?②本病以何脏腑病变为主?临床表现有哪些?我们以这些问题作为案例教学讨论的重点,教学时根据学生讨论情况,做好时间分配,保证学生掌握泄泻的辨证要点,确保教学大纲的要求得以贯彻。 2.2教师组织实施掌握进度 选择案例教学,应与教材内容、教学大纲紧密结合,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根据学生知识掌握情况,选择合适案例。如案例选择随意,学生讨论问题过度分散,或过分集中,均会导致偏离教学大纲,或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完成教学内容。案例教学中若出现学生热烈讨论的情况,必须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减少不必要的争论而节约时间,保证实现教学目标。中医内科学的案例教学一般应由有一定临床教学经验的教师组织实施,他们对案例的理解更为深刻,能够更好地掌握案例教学的引入时机、提问方法,引导学生的讨论,使案例教学更趋合理和完善。 2.3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兴趣 中医内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身边的案例进行辨证论治,不仅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如讲解“不寐”时,正值某女同学苦于不寐,症见:2年前高三时学习紧张,经常失眠以时觉头晕。假期症状减轻,开学后又复发加重。近3个月由于学习任务重,失眠严重,每夜最多睡4小时,时有惊醒,伴两胁胀痛,烦躁易怒,纳呆,便结,舌淡苔黄,左关脉虚。学生经讨论后辨为忧思伤脾,肝血不足致心火妄动,扰乱神志而失眠以酸枣仁汤和半夏秫米汤主之。通过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能体会到知识的实践意义,进而从“要我学”转向“我要学”。 2.4适时进行总结轻松掌握 一堂课到后半部分,学生极易感到疲倦,通过合适案例进行知识总结,可吸引学生,创设新的兴奋点,激发学生思维动力,轻松掌握所学知识。如讲授完“汗证”后,介绍案例:患者某,女性,41岁,夜间湿衣湿被反复发作,口干,便结,舌红,少苔,脉细。此属阴虚,虚火上炎之盗汗,当归六黄汤加减以滋阴降火,固表止汗。处方:黄芪15g,熟地黄15g,当归10g,黄柏l0g,煅龙骨、牡蛎各15g,白芍15g,莲子心10g,丹参10g,甘草6g。方中黄芪固表止汗,白芍、甘草酸甘化阴,煅龙骨、牡蛎敛汗,莲子心、丹参清心火。通过案例对本堂课的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检测学生对本堂课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总之,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案例数学法,把枯燥乏味、艰涩呆板的学习变成非常生动、有趣的学习活动,有利于把支离破碎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减轻学生学习的过重负担,提高学习兴趣和效果,缩短医学生从课堂到临床的过渡适应期,使学生能尽早胜任临床工作。但在案例教学中,也存在案例资源不足,缺乏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客观评价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不断规范和提高。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学科建立及成效分析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1995年被安徽省学位委员会、安徽省教育厅定为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单位。经过多年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2002年对第一个周期的建设进行验收,获得了优秀的评价,进入了第二周期的建设。2006年又通过了第二周期的验收,获得了优秀的评价,直接进入了第三周期的建设。中医内科学课程先后被认定为安徽省重点课程和安徽省精品课程。重点学科优势地位的确立,常常需要几代人积累,而优势地位的丧失,只在瞬息之间。丝毫的懈怠往往意味着机遇的丧失,意味着差距的拉大或被后来者超越。因此,重点学科建设,要常存“危机”意识,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现就中医内科学学科的建设进行一些探索。 1明确建设目标 中医内科学是临床其他各科的基础,在中医专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必须学好的一门临床主课。中医内科学学科在中医院中是最能体现中医特色和优势,是最具中医原创思维和潜力的学科。学科建设按照创新与继承、创新与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创新与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紧密结合的建设思路,建成能够按照中医药规律开展高水平研究的科研基地;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人物和相对稳定的高水平中医药研究的专门人才;取得一批对中医药学术和技术发展有影响的重大成果,初步构建符合中医药科学研究特点的微观科研机制和模式。使学科具有国内一流的中医临床科研人才队伍、一流的科研条件与环境、一流的中医药重点学科群、一流的中医专科(专病),中医临床与科研、教学有机结合,在中医药继承和创新方面发挥龙头作用的新型的现代化的重点学科。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以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与临床操作能力为目的,将教育信息化的特点引进学科建设,改革教学模式,带动教学现代化,医、教、研并重,使本学科成为具有一流的教学队伍、一流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一流的教材和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精品学科。使本学科在中医内科糖尿病、风湿病、呼吸病的综合学术和技术、教学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稳定研究方向 学科发展方向体现了核心理论、前沿领域、尖端技术的发展趋势。一个重点学科的发展方向应当是长期稳定的。因此,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将对本学科未来的发展水平起关键性引导作用。高起点、高水平的学科发展方向是保证学科先进性、保持学科生命活力的重要前提。根据学科方向的实用性原则、先进性原则、稳定性原则、预见性原则,中医内科学学科在长期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了8个稳定持续的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内分泌系统疾病、中医药防治免疫性疾病、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中医药防治老年病、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病、中医药防治神经系统疾病、中医药防治感染病、中医药防治消化病。在各个研究方向上,又界定了突破口。如风湿病方向上在继承总结新安医家治疗痹病的基础上,以类风湿性关节炎为突破口;呼吸病方向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为突破口;内分泌病方向,以糖尿病为突破口。 3选好学科带头人 优化学科团队学科带头人是一个重点学科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学科带头人学术水平的高低,科研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学科建设和优势的形成。在学科建设中,他既能将学术骨干凝聚起来,同时又能将自己的能量辐射到四周,发挥更大的带动效应。因此,要选择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学科带头人。医院对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定期进行考察,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能够把握现代科学发展趋势,创造性地提出本学科前沿领域的课题和科研思路,把握本学科发展方向。第二,能够多渠道筹措学科建设经费,充分利用自身的学术影响吸引社会各方财力,保证本学科发展潜力。第三,能够对外实现交流合作,对内营造良好学术环境,提高学科内部凝聚力,增强学科发展活力[1]。按照汇聚人才、培育团队、成就大师的学科队伍建设方针,引进、培养、聘用并举,在学科建设上一贯坚持以人才为本,将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团队建设作为重点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发挥了人才优势,凝聚了学科力量。在学科内部定期进行学术研讨,培养学科人才,形成了各级学术研讨会研讨制度。每年举行一次中医内科学术骨干学术研讨会、中医内科研究生学术研讨会、中医内科本科生学术研讨会。提高了学术气氛,加强了学术氛围,培养了学科人才,锻炼了师资队伍。近年来,学科加大力度引进高学历、高水平的学术骨干,同时注意自我培养学术骨干,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各种能力,建立了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以学术骨干和学术骨干培养对象为后备力量的三级骨干学科梯队,增强了学科团队的可持续发展。 4健全运行机制 在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下,成立了由学院院长、附属医院院长、学术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助理、学科建设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组成的重点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全面指导制订重点学科的建设规划、整体发展目标和学术发展目标,制定各项制度和措施,强化落实,以确保阶段目标与预期成果得以实现。为加强专家委员会对学科建设的指导作用,学院成立了重点学科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根据重点学科建设相关文件精神与要求,负责对重点学科建设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评估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参与重点学科建设的阶段检查、阶段评估等工作,学院教务处和医院科研科作为重点学科建设的日常管理职能部门,负责日常建设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并进行具体指导。开展重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在学术带头人指导下全面负责制订本学科建设规划、学术发展总目标和阶段任务,落实教学、科研、医疗及人才培养等各项具体工作,并及时根据预期成果、实施方案、经费管理做好工作总结。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以来,学校和医院均调整、充实了重点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先后制定了《安徽中医学院重点学科管理办法》、《安徽中医学院重点学科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点学科、专科建设管理办法》、《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点学科专科经费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起学校宏观层面管理、医院直接管理、学科微观管理的重点学科级层管理体系,以及教务处、人事处、财务处、科研处等和医院有关职能部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重点学科建设保障系统。学科带头人对学科建设负有主要责任,学科带头人的责、权、利明确,有一定的人、物、财自主支配权。重点学科建设工作每年纳入医院、相关科室和部门的考核范围,纳入科主任的责任书内容。学院和医院两级分管重点学科建设职能部门,建立了定期监督检查制,学院每年听取中医内科学科阶段建设工作汇报,研究和解决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难点和疑点,为重点学科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运行机制。学科内每年终进行一次全面小结,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落实。医院把重点学科的工作进展,建设成效纳入年度工作总结,把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纳入下一年度工作目标内容之一,按期考核,强化落实考评。同时,为加强学术上的相互交流和优势互补,在学院和医院及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中医内科学科不断加强了与协作单位的联系与合作。在科研上密切协作,相互开放,在人员上相互培养,发挥了辐射和联系作用。 5注重科研创新 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增长点,本学科在重点开展继承新安医学、华佗医学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中医内科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近五年来,学科承担各级科研项目95项,其中973项目2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第一批课题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项目3项,“十一五”“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国家部委项目25项。科研经费总计为2367万。科研成果19项,获奖9项,获专利2项。出版专著42部,466篇,其中国家级论文259篇。中医内科风湿病学科继承总结新安医家治疗痹病的经验,密切结合中医临床实际和现代风湿免疫病的科学研究成果,在国内率先提出了类风湿关节炎从脾论治的观点,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临床及实验研究。在脾气虚证本质研究方面,在国内率先提出脾虚致衰老学说,认为老年脾气虚证的发展过程是渐进性的,是运化功能失常,引起生化乏源而致气血不足的动态变化过程,脾虚证发展至后期可致蛋白质代谢、心功能及免疫功能低下。呼吸内科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建设单位,开展肺气虚证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中医药防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肺癌的研究,并结合肺系疾病的特点,提出了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理论、肺气虚证的四级分度标准、慢阻肺的虚瘀理论、伏燥论、证候研究的层次论和阶段论及肺系常见病的诊疗规范,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被同行及患者认同。老年病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中华中医药学会延缓衰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是全国中药临床研究基地。该科学术带头人、著名中医老年病学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韩明向教授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延缓衰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中医药防治老年病及中医药延缓衰老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创新性见解。特别是中医新安医药治疗老年冠心病、老年高血压病、老年痴呆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理论学说。在国内率先提出“虚—瘀—衰老”的中医衰老模式,研制出具有“益气养阴活血”功效的纯中药制剂———寿星宝,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衰老学术理论和临床技术。 6结语 经过近3个周期15年的建设,学科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学科建设目标全部完成,学术团队结构合理、整体素质优良、发展良好。高层次人才培养卓有成效,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博士生、硕士生、进修生、本科生人才培养体系。科学研究成果显著,学科建设与发展形成规模。临床教学成效突出,获4项教学成果,中医内科学课程是省教育厅认定的重点建设课程。学科建设资金投入正确,使用合理,研究基地初具规模。学科整体实力加强,老年病学科是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延缓衰老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呼吸内科中医内科的三级学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定的重点学科建设单位,老年病科、肾内科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建设单位,肝豆状核变性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病。心内科、肾内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是国家新药临床研究基地,肾内科被省卫生厅确定为特色专科。科研项目、成果、论著及论文在质和量方面均显著提高;临床医疗条件大为改善,新技术、新业务不断开展,医疗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与2002年相比,截止2008年12月,我科的床位数增长1倍,门诊面积增加2倍,门诊量、住院数分别增长2倍和3倍;教学时数增长1倍,硕士生人数增长3倍;科研项目增长4倍,科技奖励项目增加7项,科研经费增加7倍,科研成果增长3倍;实验室面积增长5倍,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总值增长12倍。总之,经过多年的建设,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诠释学对中医内科学发展影响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临床医学的主干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医学临床和临床基础研究的发展水平。目前,中医内科学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原理、规律还有待深化。应用诠释学(hermeneutic)作为一种对文本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的哲学方法论,对中医内科疾病、概念、术语及临床理论进行现代诠释,为中医内科学理论和临床诊疗的进步奠定基础并提供新思路。1诠释学的原理与方法1.1诠释学的内涵诠释学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流派,随着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而出现,由伽达默尔建立起诠释学哲学。经过发展,目前已演变成众多的诠释学体系,如体验诠释学(狄尔泰)、结构主义诠释学(利科尔)、解构主义诠释学(迭里达)等[1-2]。从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历程,对诠释学的基本内涵可做出大致的定义:诠释学从词源上至少包含3个要素,即理解、解释(含翻译)和应用。传统诠释学把这3个要素称之为技巧,即理解的技巧(subtilitasintelligendi)、解释的技巧(sub-tilitasexplicandi)和应用的技巧(subtilitasappli-candi)。因此,诠释学的主要环节应包括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3]。1.2诠释学在中医学的引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诠释学进入到中国并逐渐在我国学术界发展起来。随着这种世界性哲学思潮在中国哲学领域的蔓延,中国诠释学的研究已经拓展到对西方诠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于学者对诠释学研究的拓展性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促进了诠释学的多元化发展[4]。随着中国诠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构建方式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医学作为一个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历史悠久、典籍浩瀚,自古就有注释经典的传统和经验,与诠释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使得诠释学在中医学继承和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可行性[5]。因此,中医诠释学研究作为中医理论建构的现代研究的分支自然应运而生,它是对中医理论研究特色、思维方法的哲学审视,是通过现代诠释学研究方法,对中医理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一门学科,是一门研究中医理论理解和诠释方法的系统理论。中医诠释学研究是在中医文献学特别是训诂学、注释学等传统中医理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诠释学理论产生的,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2诠释学在中医内科学中的应用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临床学科的基础和主干,在中医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个学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对中医内科学中许多的概念和名词术语,乃至临床理论进行阐释,显得愈来愈重要。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随着国内中医诠释学研究的兴起,目前有关专家已经意识到从自然哲学视角来思考中医内科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因晚近“西学东渐”的冲击,一些中医药研究领域在引入诠释学的同时,“西化”倾向明显,多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方法、概念、范畴及学科模式对中医学进行西化的推定,脱离了中华文化的氛围[6]。鉴于此,我们应在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医内科学的系统性研究中,用与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医内科学,移植复杂性系统科学中的释义和理论,深入阐明其基本理论的概念内涵和辨证论治的哲学思维模式,用现代哲学方法论阐释中医内科学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原理、规律为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研注入新的元素。 2.1对中医内科病证的诠释 2.1.1病证的内涵与外延 所谓病,是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核心病机、演变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中医内科学多以病的主症来命名,如咳嗽、心悸、头痛、眩晕、胃痛、水肿等,也有部分病名与该病的主要病机有关,如郁病、虚劳、癃闭等。证候指医生观察与收集的患者四诊的信息,主要指症状、体征等临床表现,还包括中医诊病所重视的体质、性别、年龄、职业、自然环境(天时、气候、物候、地理等因素)、生活水准、人文生态、此前的诊疗经过等状况,以及各种现代检测的结果,它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病理变化的全面情况,是四诊信息表达的人体生理病理反应状态环节过程的概括,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3个基本特征[7]。病与证:病是指疾病完整的过程系统,而证是反映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变化环节过程。临床诊疗中,常将病、证二字放在一起讲,这样既能包括某病的临床特征,也概括了病因和核心病机。证与症:症是指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即医生诊病时收集到的患者的异常现象,由症状和体征两部分组成,除了包括患者自我感觉或发现身体不适、异常的表现,还包括由医生观察到和体检出的患者的病理征象,如舌象、脉象及通过色诊、触诊收集到的临床信息,也可参考西医体检所得的信息;而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病证研究的重点需要重视对证候动态观察的理解和阐述,通过“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8]、“病证结合,方证相应”[9]的研究思路辨识疾病的证候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以证候为诊疗对象的辨证论治模式进行深入探究,提出“意象诊疗模式”概念并加以阐释[10],从而对证候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探究和动态监测,为病证的诠释提供有意义的科学依据,使中医内科病证更加贴近科学,更加易于被现代医学和现代人所接受和认识。 2.1.2对内科疾病病名的诠释 为了便于掌握,我们将疾病首先分为外感与内伤杂病两大类,内伤杂病再根据五脏、气血津液、肢体经络进行分类,当然,疾病所归属的分类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引入诠释学方法对内科疾病病名的概念进行现代诠释,即通过查阅古代文献,反复研读,系统的科学实验和临床实践,结合现代科研成果,定义其内涵与外延。《中医内科学》教材所列的疾病绝大部分是常见病、疑难病。首先应该对国家规划教材收集的50种内科疾病进行诠释。诠释过程大体有3个层次,第一是疾病的起源。一般来说,许多疾病病名的提及或症状的描述都是在《黄帝内经》中,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以症状或体征描述为主。第二是疾病的充实完善。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别是集中在宋元明清时期,众多医家通过诊疗实践,结合鲜活的临证经验,从不同方面补充完善了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预后转归和流行病学特点,为现代疾病概念的规范奠定了基础。第三是系统发展。这个时期主要是指近现代,首先是语言的转化,将古文演变成现代文进行阐述;其次是增加当代中医学者的新见解、新技术;最后是纳入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的研究成果,其中含医案知识库的发掘与循证医学的研究等,用现代自然科学的语言、术语、概念进行阐述和解释。当然纳入的过程应重视体现中医原创优势与传统中医理论的有机结合。以“肺胀”为例,“肺胀”属现代难治病,由多种慢性肺系疾患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导致肺气胀满,不能敛降所致。中医古籍对肺胀的记述颇多,有明显的阶段性,后世医籍对本病也不断有充实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将其作为专门病证,列专篇论述。《灵枢•经脉》篇提出:“肺胀者,虚满而喘咳。”明确了病名,其病位在肺,主要症状有喘、咳及胸部膨满3种。这应该是第一个层次。晋隋唐时期医家开始认识到肺胀属本虚标实之病,详细论述肺胀多由久病体虚,肺脾肾虚损,水停痰凝,气虚气满,痰瘀互结,外寒之邪乘虚侵袭,以致气机升降失调而发。隋代巢元方更是强调肺气本虚,复感外寒之邪是导致肺胀的发病机理,元代《丹溪心法•咳嗽》云:“肺胀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挟瘀血碍气而病”,提出本病痰挟瘀血证候,并开创活血化瘀法。明清时期进一步整理规范认为,肺胀是一组症候群,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此属于第二个层次。近现代除进一步完善描述其临床症状外,并研究分析肺胀客观上存在着气道高反应性、肺动脉高压、肺纤维化、肺瘀血等病理状况。若能将其“系统”地纳入,形成肺胀项下的相应条目,则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肺胀的内涵和外延。经过发展,肺胀病的概念为:以胸部膨满、憋闷如塞、喘息上气、咳嗽痰多、烦躁、心悸、面色晦暗、或唇甲紫绀、脘腹胀满、肢体浮肿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一种慢性虚弱性肺系疾患。其病程缠绵,时轻时重,经久难愈,严重者可出现神昏、惊厥、出血、喘脱等变证与坏病。继之制订肺胀的分期和分级标准,引入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内容等。从肺胀的病名演变过程看,符合诠释学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也是按照复习文献资料,临证细心体悟;结合众家之长,归纳整理;通过诊疗实践充实修正;纳入现代研究成果,完善肺胀病的现代诠释[11],应属于第三个层次。 2.2对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的诠释 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是指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确定的具有中医内科学学术特点,并构成本学科概念体系的特有的关于人体生理病理名词、名称、用语,如命门、髓海、阴结、肺胀、消渴、偏头痛、萎黄、脏躁、髓海、蓄血、肝积、淋证、肾风、癃闭、关格、筋痹等。专有名词术语有其自身的含义、使用特点和范畴,而且它在中医内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阐释中也极为重要,若不能对之进行明晰的厘定,必然会影响学习者对它的准确把握。历代医家从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认知角度提出专属内科学的概念术语,他们对这些术语的解释是我们理解的基础,借助诠释学对中医内科特有名词进行辨识的验证,对其演变进行哲学审视,揭示术语产生发展的本质及术语原构造者在当时文化环境下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理解和表述,采用现代文献学、考据学等方法,对这些术语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和认识,进而作出科学准确的评判,并用科学语言转换为具体的说明,使说明的内容能进入实验过程,从而矫正部分古代医学术语概念多义性、歧义性、模糊性、隐喻性的不足,进而不断发掘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内在联系。例如,我们在对中医内科名词术语进行诠释时可以参照朱文锋[12]对规范中医诊断名词术语提出的几项基本原则,进行分步骤诠释学研究,一是科学的医学名词术语必须在实质内容上统领其所属内涵,这就要求我们系统全面收集查阅古代、近代医学文献,并结合临床广泛调研,注重名词术语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二是在初定正名的基础上做出注释,进而按其内涵、外延做出定义性注释,定义有困难的先做说明性注释,力求用词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简明性、单一性、派生词能力强;还应组织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及其他中医临床学科及术语学、汉语言学等学科的专家进行咨询论证、整体讨论,完善其现代属性。 2.3对中医内科临床理论的诠释 中医内科理论方法论的构建与完善是关系中医内科学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遵循形象—具象—抽象思维方法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审视,用现代化语言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升华而后赋以清晰、明确的科学性表述,使其真正融入到现代医学体系中,是中医内科学界一直都在思索的问题,现代诠释学的引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中医内科理论进行诠释学研究,必须坚持中医学系统整体与形象思维的特点,重视症状学观察,证候病机的归纳,重理法方药的一致性,通过理解重构、思辩创新来发掘传统内科理论中潜在的知识结构和科学内涵,通过翻译的手段实现理念更新,用逻辑、数学语言加以表述,进行科学语言的转化过程,进而采用模式生物实验加以佐证。同时根据对诠释学的三要素之一——应用的理解,我们明确了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因此,中医内科理论的诠释应以实践观点为基础来重建现代中医诠释学,将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基于循证医学临床数据支撑的诠释,采用适宜的数据统计方法等[13],建立中医内科的临床应用模型,通过应用模型证明中医内科诠释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以“通因通用”内科临床治疗理论的诠释为例。“通因通用”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属反治法的内容。原文:“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这告诉我们在诊疗疾病过程中要审证求因,辨明真伪,遣方用药时采取顺从疾病外在表象而治的治法,这便是诠释该理论的第一个层面。医家张子和谓:“君子贵流不贵滞。”着重强调了气机通畅的重要性;高士宗谓:“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泄为通,则妄矣”。此说法不但在前人基础上对“通”的理解做了概念的提升,而且为通法的应用打开了新的思路。在具体临床实践中,医圣张仲景对通因通用治法的应用可谓心思周全,巧妙灵活,其著《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多处提到“通因通用”治法,如“汗法治汗”的桂枝汤,“下法治利”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吐法治吐”的瓜蒂散,“活血祛瘀法治胎动不安之漏下”的桂枝茯苓丸,等等,这些用法充分扩展了“通因通用”的临床应用范围,同时也表明该理论的应用已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医者在诊病时,不再将通法拘泥于下法,凡人体表现出异常通的假象,均可用通法治之,此为第二层面上的诠释。“通”字,《说文解字》谓:“达”也。《辞海》谓:“通,贯通,由此端至彼端,中无阻隔。”就机体而言,在生命活动中,阴阳平衡,气血调和,气机畅达是新陈代谢活动的基本保障,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各方面的功能失调均可导致异常“通”的症状,因此,凡机体各孔窍表现出非生理性“通”的症状,如自汗、盗汗、呕吐、吐血、衄血、泄泻、下痢、脱肛、遗尿、淋证、崩漏、带下、遗精等均可视之为通证,在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的基础上,辨明真伪,将符合形通而实不通的病例纳入到“通因通用”理论的适用范围之内,以通为用,以通治之,从而完善对该理论的升级,即诠释的第三层面。此外,又如“肺热叶焦”、“宿痰伏饮”、“心肾相交”、“乙癸同源”这些中医内科学生理病理概念中的文化哲学意蕴,也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剖析和阐释;另如,“扬汤止沸”、“增水行舟”、“釜底抽薪”、“逆流挽舟”、“提壶揭盖”、“引火归原”、“利湿退黄”等治疗方法中包含的自然哲学思维以及它们的实质性内涵,更有待作出全方位的现代诠释。 3中医内科学诠释的原则与方法 3.1崇尚国故,熟读经典 诠释的第一要素是理解,只有明确理解了所诠释的对象,搭造出诠释框架,才能发现框架的瓶颈所在,从而为之输入新的科学元素。就中医内科学而言,要想准确诠释内科学的概念、理论,首先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解,那么就需要熟读经典,追思前贤学说,只有读懂吃透,才能全面、深刻理解其主旨和精髓。3.2研习原著,勤于临证中医内科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发展,本身也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著作的不断阐释来实现的,因此,临床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它既是诠释的基本手段,也是诠释的目的所在。通过获取临床疗效,一方面可以使中医内科学理论得到充分的实践证明,另一方面又可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内科学理论。 3.3传承创新,系统规范 要创新就要大胆汲取和借鉴相关学科特别是系统科学和信息技术成就,多学科地对中医理论进行研究,充分吸收当代社会医学、转化医学、医学心理学、气象、物候、地理等学科研究成果,多角度、多层面研究、借鉴与整合,从而使中医内科学诠释性研究在开放中求创新、求发展,并以有利于学科进步为目的。现阶段我们认为诠释就是创新。它为促进中医内科学学术理论的标准化规范化奠基,将充实现代医学科学朝向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迈进。现代诠释学是一种思辩体系和方法论,是对思想方式、思维方式、观念理解的交叉融合解析,能为我们提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和思维。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论对中医内科学进行解释,构建中医内科诠释学体系,从自然哲学高度理解中医内科学中的辨证观点、思维和方法,完善传统医学概念的现代语言转换,在深层内涵上与现代科学语言实现逻辑连贯、互补相通,把握中医内科学理论体系的特质,必将有利于中医内科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有利于中医内科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的课程评价研究 中医事业的发展取决于中医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其中,课程的评价方式是整个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要素之一。下面仅以我校中医内科学课程为例,从改进课程评价角度略陈管见。 一、课程评价实施的理论基础 课程评价,或称教育评价,就是评价实际的课程方案在何种程度上达成了教育目标。这一定义来源于教育评价奠基人泰勒(RalphW.Tyler)所提出的目标评价理论。目前,中医院校实施的课程评价主要基于这一模式,即通过对学生学业表现的评价,从对结果评价,进一步转向评价整个课程方案。这一模式在院校教育评价过程中主要围绕学业评价与课程评价展开。就学业评价而言,如果仅局限于评价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不评价学生的创新能力、操作能力、情意态度等是不科学的,会导致评价标准恒定化,即侧重于学生之间的分数排位和对比。从狭义的课程评价角度而言,现实生活中的评价主要定义为方案的目标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契合程度。通过在学业评价的基础上拓展课程评价实施的范围,将课程方案的评价涵盖学生学业评价,体现现代西方教育学大课程理念。保证考察课程方案目标与课程各要素实际表现的行动一致性,以利做出评判。 二、我校中医内科学课程评价的实施理念 1.课程评价中的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就整个课程评价而言,方案评价的手段主要有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两类。“形成性评价是指课程在设计、试用、实施等过程中所进行的评价,以便做出判断和决策,采取修订、完善、放弃等行动。总结性评价主要是在课程试行、实施告一段落之后所进行的评价,对课程的设计、实施、效果等做出总体判断,并对有关人员做出绩效的评定和考核。”对两类评价方法进行科学的组合,在中医内科学教学过程中,从课程方案的设计、实施、改善或结果等,依据理念基础和行动路线这一过程,围绕课程目标、内容选择和组织、课堂教学、学业评价等要素。以课程总纲、课程标准、课程资源和教科书、教师备课计划、实际课堂教学、学业评价中的试卷或者学生档案袋中的作品为载体,通过学生反馈、教师反思,对课程设计、课程管理、课程实施等环节进行判断。同时,融入学生能力的发展性评价,即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做出评价,并反馈于学生,在教学告一段落之后,对学生的学习做出总评;或者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结论性的判断和评价,作为总结性评价的一部分。形成课程内的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两大功能。 2.课程评价中涵盖的评价手段类型①客观性评价:客观性评价的题型主要有填空题、是非判断题、选择题等。客观题的优点在于知识覆盖广、容易评分。缺点在于不利于考查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②主观性评价:主观性评价题型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论文题等。主观题可以是封闭性的,即有固定答案;也可以是开放性的,无固定答案。固定答案的主观题,其实与客观题没有很大区别。开放性主观题,尤其是长论述题、论文题,如语文的作文、历史的史论等,有助于考核学生的高层次能力,但是评分难度较大。③表现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主观性评价。按照美国评价专家斯帝金斯(R.J.Stiggins)的观点,表现性评价是“对学生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颖问题或者完成特定任务而进行的一种系统的评价。评价者以真实的生活或者模拟的练习为起点,引发学生的独特反应,在观察这些反应之后,给予相应评价。”④档案袋评价:与表现性评价近似的一种评价方式是档案袋评价,它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学业评价领域最为热门的课题。档案袋评价,又称成长记录袋,是学生作品的有意收集,以反映学生在特定领域的努力、进步或成就。它其实是“表现性评价的一种类型,不能被看作是表现性评价的又一称呼方法”。 三、我校中医内科学课程学业评价的改革实践 1.命题改革在期末考试中除了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形式,结合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开发了计算机考试,用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初步应用。同时采用论文、开卷考试等形式,引入主观性评价,考核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并且增加中医内科实习中的临床操作、诊疗技能考核和学习心得撰写等考评改革,更加注重考查学生理解、分析、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每学期的评卷中以认知纬度作为重点考量依据,引导教师重视教学目标、教学活动与学习评价的有机结合;适时开展示范试卷的研讨、命题与奖励活动,通过示范试卷活动,督促教师更新观念,重视考试的导向作用,提高命题水平。 2.推广使用形成性评价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为了改变以往老师“满堂灌”的局面,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展开了PBL教学。课程考核摒弃了传统的单主体试卷考试形式,采用评估量表,并以此开展学生学业评价。通过课堂上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评价、学生之间相互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量性和质性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替代以往的总结性评价。主要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发现问题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信息能力、沟通能力、批判思维能力等。3.丰富评价手段为配合课程目标评价,丰富评价手段,围绕中医内科学教学目标建立了以下评价环节:①课堂教育阶段,采用随堂测验、PBL、档案袋、作业作品考核等手段,丰富和完善形成性评价。②见实习阶段,采用实习(跟师)手册、床边考核、见实习报告等手段,着重加强对学生临证思维及技能的考查。 4.建立多站式考试平台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开展建立了多媒体病案的考试网络。各临床医学院学生毕业考试中全面推行OSCE考站,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合作培训中医特色标准化病人(SP)12名,在两个临床学院分别建立了9个考站:西医诊断2站、影像诊断站、针灸操作站、中西医外科操作2站、SP站、中医辨证论治病例书写及理论考核站、计算机模拟网络考试站。在整个多站式考试系统中,除考察学生对书本知识的识记,更强调临床诊疗技能的融会贯通,尤其是重点突出考察学生的中医思辨能力。 5.临床实践全方位评价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①岗位准入:制订毕业实习岗前培训计划,对岗前培训的目的、时间、内容作了统一规范,学生进入临床毕业实习前,各临床医学院组织实施2周的岗前培训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医院一般情况介绍、医德医风教育、医患沟通技巧、医疗安全和医疗技能操作规范、病史采集和病历书写、体格检查训练等。②出科考试:临床实习出科考试内容以临床实践技能为主,临床技能占50%,专业理论口试占20%,病例分析占20%,病历书写占5%,医德医风和工作纪律占5%。临床技能考核运用真实的病人进行。③职业态度考核:注重学生的学习和工作态度考核,主要通过临床PBL课程评价、档案袋评价、床边考试、口试和教师的平时观察、运用SP和真实病人的考试等形式进行。④毕业考试:在学生完成临床毕业实习时,学校组织毕业程序考试和临床论文答辩,目的是检测学生对临床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采取以OSCE多站式考核和临床情景病例考核为主,评价学生临床实践动手能力、临床思维、人际沟通能力、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并考核学生对临床辅助检查资料的认知水平。自1999年起,学校每学年组织2次毕业学生实习临床技能检查工作,并在考核后开展师生点评,撰写分析报告。通过临床技能抽查,不断针对临床带教中的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学生临床技能。四、展望目前正在着力改革现行学业评价方式,形成由原来的单一的终结性评价形式发展为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逐步完善学生评价体系,形成多元化评价体系。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加强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水平 《中医内科学》是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主干课程之一,是临床各学科的基础课和桥梁课,在中医专业的教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课堂是教师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中医内科学》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的建立与培养,甚至关系到能否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人才。就如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结合自身教学工作经验,论述如下。 1加强教学责任心,重视课堂教学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前提 1.1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在教师首先端正自己的专业思想和教学中的言行,给学生指明学习中医内科学的意义和重要性,正面引导。寓思想教育于教学中,注意专业与人文知识融合,注重素质教育,为人师表。其次要理论联系实际。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临床水平,因此要扎根临床,努力提高临床实践水平。能够通讲整本教材,以利于整体素质的提高。最后要提高教学积极性。目前国内高等中医院校中医临床课程的教师大都来自其附属医院的医师。时间与精力有限,在进行课堂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临床医疗和科研任务,要自觉认识到教学相长的优势,强化奉献精神,淡化利益意识。 1.2课堂教学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教学手段和环节课堂讲授是灌输中医内科理论知识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传授知识的最有效方式,只有搞好这一环节,熟悉教学规律,根据中医内科学教学特点,充分重视课堂教学,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 2备好课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首要环节 2.1紧扣教材和教学大纲教师必须精心备课,熟悉课本内容,做好课前所有的准备工作。吃深吃透教学大纲、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制定周全的授课计划。 2.2适当拓展、灵活使用教材注意教材的整体结构和知识链的有机联系。适当补充、更新教学内容,阅读和整理相关教学参考材料,将不同书上的同一内容集中对比研究,提炼出最有效的知识成分,体现最新进展。 2.3认真构思教学方案设计每一节课的教学流程,用何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才能满足学生的听课要求,重新梳理提炼精华,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并逐一细化,内容要尽可能全面。 2.4集体备课一般情况下整本中医内科学的疾病均由多名专科兼职教师负责讲授,其理念、思路、方法、水平各异,教学缺乏系统性、连贯性、一致性。可采用教研室内部集体备课。这种集体智慧的结晶,必会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收益,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节省了教研室内部的人力和物力[1]。 3遵循课程教学体系、强化基础知识的掌握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工作的基础 3.1围绕临床、落实课程教学体系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中医内科教研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课程教学体系,将每一病种的讲授分为概述、病象、病位、病性、病类、病程、病因病机、诊断与鉴别、辨证论治、转归与预后、预防与调护、小结12部分,在病因病机讲解中,提炼病机关键,使学生对每种疾病有全面系统的认识。 3.2落实三基训练教学中要充分重视、体现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通过讲授让学生牢固掌握中医内科学的“三基”,使学生掌握其中内容,充分理解实质,从而获得最基本、最重要、最集体化的知识。 4合理取舍,重点突出,是确保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效、高效达成的保证 4.1调整学时分配,适当增加病种根据我们的教学体会、结合区域特点及临床实际,将教学内容分为掌握、熟悉、了解三级内容。首先对大纲规定的学时分配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如对消渴、中风、心痛、喘证、肺胀、胃痛、眩晕等临床常见病需要掌握的,适当增加学时数,讲深讲透。对了解的疟疾、霍乱、痉证临床少见疾病,只讲清概念,减少学时数。其次在病种上,在国家统编教材基础上适当补充病种如心衰、脾心痛、水毒证、肾风等。对规划教材中个别证候予以适当的调整。如感冒病中的表寒里热证移至咳嗽中讲授;消渴增加了气阴两虚的若干证候等。 4.2突出重点病证讲授 课堂讲授应做到重点和难点突出,重点指辨证论治,难点指病因病机,疑点指教师在讲授辨证论治过程中,对临床实践中与教材证候不一致的部分提出质疑,或一部分证候在临床中常见,但教材中重点不突出,需要提出给予讲解。重点掌握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理解体会病机转变的道理及规律,脏腑变化的特点。在授课时紧密围绕临床实践,介绍自己在临床中治病的经验和体会。 5注重教学技巧,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捷径 5.1将课前准备、课中发挥、课后总结三个环节有机结合 课前,先让学生进行预习,确定学习的内容和讲授的内容,预习中可对不理解的问题加以记录。课中,在讲授新问题时利用3~5min,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一思维过程,导入式教学,将熟悉与不熟悉的知识串联。上课结束前须指出本节病证的重点、难点与疑点。课后,应自觉对每次课的授课情况进行回忆,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完善自我,积累教学经验。 5.2恰当有效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 采取灵活多样、新鲜生动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率,深入浅出,易于领会,不照本宣科。充分运用实物标本,模型,挂图、电视等进行直观教学。恰当有效地运用电化教学手段及新技术(CAI、多媒体技术等)辅助教学。 5.3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和观摩他们的教学 青年教师往往教学经验不足,对很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尺度难以准确把握,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应谦虚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一般都能得到很多实用的指导和帮助。汲取经验弥补自己的不足,及时把这些经验和方法应用于自己的教学工作中。 6注意与学生沟通,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 6.1虚心听取学生反映意见 应了解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和要求,掌握班级学生一般的知识程度,理解水平,讲授的进度要求与难度必须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深入浅出,能为学生接受。 6.2发挥主观能动性 要重视对学生的启发引导,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积极性,增进师生间默契,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6.3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材施教注重启发式教学。教师不仅要使学生“学会”,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会学”。有意识培养学生主题精神、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6.4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动态中去学 要使学生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记住重点,不能死记硬背,要不断深入体会、领悟,多问几个为什么。审视疾病的本质,找出内在的规律,辨析病与病之间的相互关系,注意病机相同,症状不同,有时症状相同而病机不同等情况。如归脾汤、柴胡疏肝散等在内科疾病中作为主方出现多次,所治的疾病不同,但病机变化相同,在学习中要善于总结,横向贯穿,才能提高学习的效率及质量。必须指出,中医内科内容丰富,很多内容需要记忆。该牢牢记住的就必须背下来,如辨证论治,方剂、中药等。 7加强课堂教学管理,讲究语言艺术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 7.1强调课堂纪律 毋庸讳言,现今相当一部分学生不但出勤率低,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不高,而且不认真听讲,不容易管理。教师应加强教学责任心,要敢于管理,认真组织课堂纪律,严格要求学生。按时上、下课,不随意调课、停课,逐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课堂学习风气。 7.2注意语言表达、仪表端庄 在课堂上教师如果能够做到语言精炼、逻辑性强、形象生动、声音洪亮、吐字清晰、重视语调的高低、配合得体的手势、亲切真挚的眼神、教态自然,落落大方,就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消除被动接受知识的疲劳感。要杜绝如口头禅和某些习惯动作等可能分散学生听课注意力的言行。 8开展病案教学和临床见习是提高和评判课堂教学质量的核心和关键问题 8.1加强典型病案分析,缩小课堂与临床实际的距离 典型病案的分析是联系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的纽带,病案应是授课教师的临床经验或高年资的教师编写,采用启发式、互动式、PBL等教学法,使病案讨论成为临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病案分析,不但能巩固课堂知识、而且能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逐步提高学生的临证思维能力。 8.2组织好课间见习,使理论学习进入临床实践“软着陆” 中医内科学是一门临床应用学科,实践性强,单凭课堂理论教学是远远不够的。为便于学生顺利进入临床,增强直接的感性认识,组织好课间见习很重要。为不影响平日的临床工作,可组织学生在节假日、夜班时见习。形式以教师床旁讲解典型病例为主,并根据专业需要,介绍专业性较强的诊疗常识,耳闻目睹,使课堂所学中医内科学知识充分地在临床实践中得以印证和升华。 总之,中医内科学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规定课时的教学,使学生牢固掌握中医内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能熟练运用中医思维,对中医内科常见病、多发病进行正确的辨证论治,当一名临床疗效好的医生。中医内科学的教学要深化到与临床接轨的层次,培养中医临床思维方法应作为主线贯穿中医内科教学的全过程[2]。因此,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临床辨证论治思维培养,这是实现中医内科学作为基础与临床桥梁课程的保证。作为一名高校中医教师,应与时俱进,努力提高自身的临床业务修养、教育理论修养,对每一个内科病证讲授注意上述几个方面,努力提高教学水平,才能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才能全面提高中医内科学教学质量,培养出合格的真中医人才。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运用创新理念增强中医内科学的教学水平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专业临床学科的主干课程,也是临床各科的基础,因此中医内科学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生的中医临床水平。中医临证的精髓在于辨证论治,而内科学内容庞多复杂,课堂教学学时多于实践教学等这些客观因素均制约中医内科学的教学质量。创新是人类文明的源泉,祖国医学也是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而获得完善、提升和发展。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培养具有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高等中医药人才是我们教育培养目标。我校中医内科学教研室是陕西省优秀教学团队,长期重视实践教学,强调“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理念,提高学生中医临床辨证思路,应用中医诊治疾病的方法,从而提高中医内科学临床教学质量。 1创新理念提出 创新英文是“Innovations”,其含义之一是指前所未有,即现在经常所说的发明创造的意思;二是引出到新的领域产生新的效益。“创新”作为一种理论被研究应用是在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深度提出来的。随着人们对创新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创新的内涵和本质也有新的发展。目前认为创新的本质是指既包括事物发展的过程,又包括事物的结果。主要包括新的发明、新的思想和理念,新的学说与技术以及新的方法等一切新事物。194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次将创新教育进入高等学府的殿堂,不但兴起了教育自身的发展,最主要的是成为近代和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必然。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将“创造”看做人生的真谛,以“奋斗是万物之父”的精神,提倡的创造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对于创新教育理念,目前国内专家也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如“创新教育是根据创新原理,以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的个性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使学生一方面牢固、系统地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发展创新能力”[1]。综合上述观点,结合时代的要求,我们认为创新理念教育是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以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综合性素质教育。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说:“21世纪医学的主宰者,是中医中药。”在继承中医固有的理论及辨治经验基础上,应该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充实中医药学。作为高等中医药培养人才的学府,培养合格的中医临床医师是我们的目标。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基础课程与临床学科紧密结合的桥梁,只有将创新理念应用于中医内科临床教学过程,才能提高对学生的教学培养质量。 2创新理念应用 实施创新教育,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通过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提高学生自主的创新学习能力,勇于挑战,更好地培养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 2.1角色转换 《论语》云:“君子不器也”。然而目前仍有些教师认为在中医内科临床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是独立的,而是在教师的督促下进行学习的;学习的内容是书本教材知识的简单再次重现;教学的过程只是有目的、有组织的灌输过程等等。叶兰教授曾指出:“今日教学改革所要改变的不只是传统的教学理论,还要改变千百万教师的教学观念,改变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习以为常的教学行为”。因此我们在教学活动中不仅传授知识和能力,还要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和优良的品格。我们在平常临床教学活动中将结合各自所在临床科室病人的特点,各个病人自身的特点,不同学生对疾病认识的特点等为出发点,从个病的病机要点联系到多个疾病的病机转化规律,存在的证候特征,以及对本病最新研究进展等深入浅出讲解,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可见教师角色的转换,是树立全新的学生观,找准教育与创新的结合点。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同时我们也认为要把学生看做具有社会责任和意义的人,这样端正学习态度也是决定临床教学效果的关键。强调学生着重于“单纯学生”到“临床医师”的角色转换,假如你是病人的主管医师,你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学生逐渐发现人体和疾病非常复杂,单纯书本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理论联系实践,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继承创新,严格要求自己自主学习;另外加强学生对患者的尊重,敬重生命的医者意识,领悟医乃仁术的医者胸襟,这对于学生目前中医内科临床学习和在今后从事的医疗工作都至关重要。 2.2思路提高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学生的发展”[2],创新理念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个人潜能,造就独立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中医学尊重个性的思维与认知,着重于在特殊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事物本质。而内科疾病本身就庞多复杂,加之课堂理论与实践临证教学衔接不紧密,都会造成学生学习的困惑。因此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提高自主学习的意识,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正确合理的临证思路则是教学的重点。比如中医辨证论治基本内容是四诊八纲,而要辨证首先需认证,四诊是认证识病的重要手段。古人云:“四诊合参,庶可万全。”无论是在每天常规查房,三级医师查房,科室主任教学大查房,还是在疑难、危重病例讨论,病案书写评析和科室讲座等临床教学活动中,都将中医临床思维训练贯穿其中,按照中医辨证理论对四诊信息进行整合,鼓励学生遵照中医逻辑思维进行思考发言,对内科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等进行分析,深刻领悟其中的奥妙,掌握辨证识病的诀窍,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再思考和再认识。 2.3个人创新 中医药学是一门科学,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创新的。我们在临床教学中积极倡导学生独立学习、学会学习,鼓励学生在课外之余加强创新能力的锻炼,比如大量查阅相关的文献研究及进展,阅读不同医家对某一疾病的深入认识,了解西医学的一些成就,参与教师的科学研究课题,公开发表自己的科研论文。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说过:“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学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保持原有中医特色基础上,充分吸收相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技术成果及历代医家经验之精华,以达到创新的目的。有学者说:“没有临床实践就没有中医药学,因为中医药学不是从解剖室和试管里分析出来的”。因此,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最重要的依然是强调临床实践,只有“实践出真理”,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临床医师。 3创新理念效果 通过近几年的创新理念在中医内科学临床教学中应用,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端正了学习态度,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不会学习为独立自主学习,变单纯课本理论知识为理论联系实际,充实了中医内科诊疗技能,提高了中医四诊技巧和临床思维能力。我们认为,这种由“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质量观”向“以能力为中心的教育质量观”转变过程中,并不是否定课堂教学在目前高等学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也不是否定知识在学校教育与教学过程中的基础地位,而是教学手段和方法合理地结合,是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培养适应21世纪高水平的中医临床医师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用双核心讲解法剖析中医内科学教学研究 《中医内科学》是祖国医学从理论走向临床的基石与桥梁。一方面它是中医基础学科知识的综合与升华;另一方面它所指导的临床实践是千变万化的,中医内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灵活性的特点。这一特点要求《中医内科学》理论知识的讲解一定要系统化,以满足学生系统全面掌握知识的需求;诊治疾病的思路要客观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以满足学生适应中医内科临床实践变化无穷的要求。病因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决定疾病的产生、发展、变化、转归,是《中医内科学》理论知识的灵魂,《中医内科学》理论知识的讲解应以病因病机讲解为线索;证型讲解,是中医诊治疾病思路的具体体现,而“病案化六步讲解法”可以作为诊治思路讲解的核心和线索,下面是我们在教学工作中以“双核心讲解法”讲解《中医内科学》的一些探索,求同道指正。 1以疾病之灵魂的病因病机作为理论讲解的核心和线索 1.1内科病症概念的理解离不开病因病机 祖国医学属症状诊断学,其病症以主症确定其病名,而主症是由其主要病因病机决定的。如哮病的基本病机是肺失宣肃,痰气搏击,肺失宣肃则呼吸困难,痰气搏击则喉中哮鸣,呼吸困难、喉中哮鸣是哮病的主症,也是哮病病名确诊的依据。因此对于每一个疾病概念的深刻理解都离不开对其基本病因病机的讲解。 1.2病因病机是内科病症的核心 病因病机是中医内科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本质属性,内科病症的讲解和理解必须以其为核心。病因病机决定一个病症的方方面面,是中医病症的神,理解了病因病机,就掌握了疾病的核心,以其为线索的病症知识的系统化就成为可能,学生掌握起来就比较容易。要掌握病症的纷繁复杂的具体内容,一定要抓住病因病机这条线索,纲举目张,举重若轻。以心悸为例,心悸基本病因病机为心气(阳)亏损、心血(阴)不足、脉道不利致心不主血,心失藏神。心不主血则心慌、心跳,即为悸主症;心悸的病性虚虚在气、血、阴、阳亏损,实实在痰、饮、瘀、火阻于脉道,心悸治疗的原则补心气、养心血、通心脉、安心神,从病因病机方面理解就很容易;心悸分型也因其病因病机分为以心气、心血、心阴、心阳亏虚为主要病机的四个虚证和以痰火、饮、瘀、毒使脉道不利为主要病机的四个实证,理解了病因病机,内科病症的分型的划分也就不难掌握。单独一个病症可以通过掌握其基本病因病机而全面系统掌握其具体知识,一个系统的病症也有其核心病机,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掌握其基本知识。以心系病症为例,其核心病机为心气(阳)亏损、心血(阴)不足、脉道不利致心不主血,心失藏神,这一病机可导致心悸、胸痹、不寐等疾病的产生,因为拥有同一病机,同样用掌握心悸病症的知识的方法,把握心系病症的核心病机,就可以全面掌握心系病症其它各个病症的核心知识和具体知识。 1.3内科病症诊断与鉴别诊断由病因病机决定中医内科病证的诊断、各病证间的鉴别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来区分,而疾病外在的症状是由其内在的病因病机决定的,所以在讲解和学习病症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关键在于理解病因病机。如泄泻以大便清稀作为诊断依据,其内在原因在于脾虚湿盛,糟粕中水湿增多,致大便清稀。泄泻与痢疾鉴别关键在于痢疾是以腹痛、里急后重、下痢赤白脓血为主症,泄泻以大便清稀作为主要临床表现。泻、痢两病区别表面看在主症,而其实质在泻、痢病机之不同,泻因脾虚湿盛,痢为邪客胃肠,气血郁阻,血败肉腐。 1.4小结 病因病机核心讲解法,一方面可以是纷繁复杂的中医内科知识以病因病机为线索系统化,提高学生对中医知识的传承吸收能力,另一方面,从整体全局上把握知识,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如不寐病症在教材上无阳虚这一证型,但从其核心病机心气(阳)亏损、心血(阴)不足、脉道不利致心不主血,心失藏神来看,该病在理论上存在这一证型,而在实际临床中这一证型确实存在,让学生发现这一证型的认识从理解核心病机即可实现,提高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和探索能力。 2以“病案化六步讲解法”作为诊治思路(证型)讲解的核心和线索。《中医内科学》的讲授重点、难点是证型,证型的讲解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医诊治疾病的过程,教材中中医内科病症的证型是典型且固定的,但患者的临床表现是变化多端的,这是中医内科理论与临床实际存在差异的根源之一,要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必须克服中医诊治思路主观化、抽象化造成的模糊不清、混乱无序、难以确定的缺点,使疾病诊治的思路客观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增强临床实际可操作能力。 笔者在教学和指导临床实践中,根据方药中前辈的诊治疾病的思维,结合上述《中医内科学》疾病诊治思想的要求,总结“病案化六步法”的诊治思路:第一步:四诊搜集症状、体征及病情资料,为疾病诊治奠定基础;第二步:根据主症确定病名;第三步:根据患者临床表现中的一些特定症状来确定病位(以脏腑经络学说为主要依据),根据另一些特定症状来确定病性(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痰、饮、水、气、血、阴、阳、结石、食积、虫积、疫毒等致病的特定临床表现);第四步:病位与病性合参,确定病因病机和证型;第五步:在确定病因病机的基础上确定其治法;第六步:根据治法选方用药。中医内科学各病证的证型就是典型的病案,故其讲解就是疾病诊治过程。以七版中医内科学风热型感冒为例来解释这一讲解法的教学过程。风热型感冒症状为:身热,微恶风,汗出不畅,头昏胀痛,目胀面赤,咳痰粘黄,咽痛口干,鼻流浊涕,口渴欲舌苔薄白微黄,脉浮数。其讲解过程列图表如下。 这一病案化讲解法一方面符合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一体化的要求,有自己严密的逻辑思维;另一方面整个诊治过程具有客观化、明确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特点,让学生从模糊不清、混乱无序、难以确定的中医诊断思维中走出来,便于学生理论理解和实践操作,是证型讲解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临床实践的有效诊疗方法,缩小了教材固定证型和临床变化多端的实际之间的差距,使两者真正相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有力的提高了学生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实际临床疗效。 3结语 “双核心讲解法”的《中医内科学》教学方法的核心内容是以疾病之灵魂的病因病机作为理论讲解的核心和线索,即“病因病机核心法”;以病案化六步讲解法作为证型讲解即诊治思路讲解的核心和线索。“病因病机核心法”解决了《中医内科学》理论讲解难以系统化的难题,“病案化六步讲解法”解决了《中医内科学》疾病诊治思路模糊不清、混乱无序、难以确定的问题,使诊治思路客观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灵活化,满足了中医内科临床实践变化无穷的实际,两者结合实现了《中医内科学》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在我们的实践教学过程中证明了可以明显提高了学生对中医知识的传承吸收能力和探索创新能力,明显提高了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和临床疗效,激发了学生学习《中医内科学》的兴趣,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了《中医内科学》教学效果和临床疗效质的飞跃,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推广。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教学模式思索 中医内科学是用中医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证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的一门临床学科。它既是一门临床学科,又是学习和研究中医其它临床学科的基础,在中医专业中占有及其重要的位置。中医内科学作为基础与临床学科的桥梁课,其本身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随着中医现代化的发展,单独教师授课,学生听课记笔记的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今的教学需求,也难以培养出具有社会工作能力的毕业生,针对这种情况,教学模式的改革在中医内科教学中意义重大,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提出改革,取得较好效果。 1理论教学 1.1分系统授课:传统的内科教学中一般由一名教师授课,这样管理方便,但存在弊端,我们的授课教师均为临床教师,来自附属医院的不同科室,对本科室所属病种的诊疗、研究进展、科研最新发展动态比较熟悉,但对其它科室的病种了解相对较少,这样讲授自己熟悉的病种时生动、具体,学生的积极性很高,但讲授其它科室的病种时显得机械、呆板,有时按照书本宣读,这样就没有发挥教师的专业优势。对于学生,仔细讲授的病种有所了解,对于草草讲授的疾病,学生上课积极性不高,感觉枯燥、乏味,课后也不愿意复习,学习完全用于应付考试。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仿照西医内科学分系统教学,分为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肾系疾病、气血津液疾病等进行教学,这样不仅发挥了教师的专业特长,而且调动了教师和学生双方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1.2典型病例融人理论授课:在中医内科教学工作中,我们曾尝试过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及教学需要,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方式将持续存在,容易形成你讲我听的死板教学方式,使学生学习兴趣淡薄。中医内科学为临床课,学生已掌握了大量的基础知识,注重典型病例融人理论授课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方法,但除少数院校有类似于病案教学的选修课程外川,多数院校无专门课程与教材,因典型病历均来自临床,具有现实性,授课时可将病人的语言、表情、动作直接传达给学生,给学生一种生动形象的感觉,可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加强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训练,使所学知识记忆深刻,同时,再让学生分析病情,可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习热情。当然这要求教师需精心选择病例,且病例要典型、真实,不能太复杂,在上课前积极准备,上课时认真听取学生发言,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评价,最后需做课堂总结,使学生提高学习效果。 1.3多媒体与板书结合教学:近年来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用多媒体教学是中医教学手段的一次变革,多媒体的最大优势是具有丰富的图形、图像、动画、视频、音频及网络功能,能有效刺激学生的感官,激发学习兴趣,增加信息的传授量,提高学习积极性,对教学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多媒体仅仅是一种辅助教学的手段,教师才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必需以富有情趣的讲解、生动的语言、幽默的表情等使学生集中注意力,思维活跃,这样才能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离开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单靠多媒体课件是不能做到的,故不应夸大多媒体的作用,我们使用多媒体与传统的板书结合教学。中医学本身是一门经验医学,因板书灵活性强,随写随看,特别对于推导、推理过程,使用板书十叙述的方法比单纯多媒体更能引起学生思考,集中学生注意力,加强对知识的理解,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临床带教 传统的中医学习方法是师承式的教学方式,一般是一位老师带一位或几位学生,在具体的医疗活动中,边实践边学习,但这种方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需求。当今学生的临床技能培养主要在临床见习、实习阶段完成,只有不断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此我们应特别重视临床带教。临床教师在担任临床带教过程中,应充分体现临床特点,将实践经验传授给同学,在操作性教学中,在临床指导下,让同学自己动手操作,但在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临床见习阶段,学生刚学习有关疾病,应主要针对典型疾病进行讲解,并且系统进行望闻问切,让学生初步了解面对病人如何与其交流并进行诊治。学生在刚进人临床实习时,存在对病房及周围环境的不熟悉,表现为对临床工作热情很高,对任何事物都好奇,但抓不住重点,因此老师分析病情的方法直接影响学生的思维方法,我们应该以良好的责任心帮助学生从理论向临床过渡,而不是把自己的习惯强加于学生,对学生在这一阶段出现的缺点和不足要理解,以引导为主,避免在病人面前谈论、批评和指责学生,维护学生的自尊,同时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表扬、鼓励,树立自信心t21。经过初期的实习,接受能力强的学生积极性很高,但有一部分学生进步较小,作为教师应对学生一视同仁,有进步时给予表扬,充分调动同学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能力,并且通过课后留作业形式,让同学自己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病历资料,提出诊断、辨证及治疗原则,认真书写病历,使教学直观化、形象化,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带教老师要严格把关,认真纠正学生不良习惯。临床带教过程中,又要重视临床技能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可开展以临床问题为引导的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结合典型病例、特殊病种,集中讲解、示教,并可组织小讲座、小讨论等,教学查房时,面对具体病人提问,同时制定规范的临床技能考核办法,引导学生重视理论和临床相结合。 总之,中医人才培养是需要花费艰苦劳动的过程,合理的理论教学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正确的临床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能解决问题的医生,从而培养出更多合格的、立志于中医事业的人才。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PBL教学在中医内科学中运用 中医内科学是综合基础理论联系临床实践的桥梁课,同时也是临床其他各科的基础,它对于培养出高素质的现代中医人才至关重要。随着教学改革步伐的前进,以往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采用的传统教学模式“以授课为基础”的学习方法(LectureBasedLearning,LBL)逐渐暴露了一些弊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PBL)的教学法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导向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方法。近年来,PBL教学法已在我国部分医学院校开展,并取得了明显效果[1]。为此,我们从2010年3月—2010年7月尝试将PBL教学法应用于中医内科学教学过程中,探讨该教学法对中医内科学教学效果的影响。现将研究报道如下。 1试验对象和方法 1.1试验对象 选择广西中医学院2008级中医学本科生126人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一班(63人)和二班(63人),其中一班为试验组,二班为对照组。两组在性别、年龄、学历等方面均具有可比性。 1.2试验方法 1.2.1对照组 按照传统的LBL教学法进行教学,即采用多媒体等常用教学设备进行课堂授课方式进行授课,以教师讲授为主,授课后对课堂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 1.2.2试验组 采用PBL教学法进行教学,具体方法如下(:1)讲授每个章节前,给学生提出问题,以自学为主进行预习,问题的内容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2)根据授课的内容,上课时利用一部分时间,个别提问和集体讨论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思维,亦可各抒己见,授课老师只起引导作用,真正达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之目的(;3)授课老师的问题要重点突出,注重讲解重点和疑点,对教材中重复的内容尽量少讲,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从而有利于增强记忆效果。 2实施效果评估 2.1评估方式 两组学生均采取期末进行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教学效果评估,考场、考试时间和考务人员均由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 2.2考试试题 采用题库出题与自主命题相结合的方式,题型和内容中客观性试题(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名词解释题)占总分的60%,主要考核学生对中医内科学基本概念、理论的理解及记忆;而主观性试题(问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占40%,测试学生理解、综合分析判断及应用的能力,出题后作出标准答案送学院教务处打印备案。 2.3阅卷和评分 考试结束后由学院教务处及考务人员封订试卷并交付阅卷教师流水阅卷,评分标准一致;得分占总分90%以上的为优秀,80%~89%的为良好,60%~79%的为及格,60%以下的为不及格。 2.4统计学处理 试验所得数据采用SPSS11.0进行统计学处理,等级资料用Wilcoxon秩和检验,P 0.05表示有显著差异。 3结果 两组学生主、客观题考试成绩比较:通过采用PBL教学法和LBL教学法进行比较,两组学生的客观题成绩之间差异无显著性差异(P 0.05,见表1);但是接受了PBL教学法的学生在代表学生理解能力、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应用能力的主观题上的成绩明显优于LBL教学法组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2)。 4讨论 4.1PBL教学法的特点及优势 PBL是1969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首创,被称为“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它通常以6~8名学生和1位老师为一个单元,在小组讨论中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维、推理和分析,老师只是起到导向作用,维持小组向既定的教学目标进行,通常不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2]。与LBL相比,PBL教学法的优点有:(1)强调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查找本人所需的信息源,有利于发展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2)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的学习按学习需要来驱动;(3)有利于发展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技能;(4)加强了各学科间的联系,同时避免了学科间教学内容不必要的重复,有利于学生将不同学科的信息综合在一起(;5)密切了师生间、同学间的关系,培养了人际交流和合作共事的能力[3]。试行结果证明,该教学法在培养创造型、开拓型、实用型医学人才的过程中,有传统教学法无可比拟的优点[4]。 4.2PBL教学法有助于中医内科学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中医内科学是一门临床专业课,是各临床专业医学生应掌握的最基本的课程之一。从表2各个分数段统计结果显示,试验组学生在代表理解能力、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应用能力的主观题中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而代表记忆能力的客观题成绩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这说明PBL教学法可充分调动中医内科学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过程是学生对临床情境进行分析、质疑的过程,有利于提高学生积累多学科知识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小组讨论过程为学生提供了人际沟通与合作的良好空间,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中,不仅加强了学生对临床问题的认识,也促进了学生团结协作精神及沟通能力的发展。 4.3PBL教学法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具有可行性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就PBL教学法在中医内科学实习带教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该教学法适用于中医内科学的实习带教过程[5]。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发现,采用PBL教学法进行授课的班级,其学生的学成绩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法教学的班级,从而证实了PBL教学法对中医内科学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优势。与此同时,由于PBL教学法能够有效地引导中医内科学学生学习自主寻找学习难点并解决难点的本领,因此它能够提高学生检索文献、查阅相关资料的技能,培养他们的分析、归纳、总结以及逻辑推理的能力。综上所述,PBL教学法应用到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是可行性的,且PBL教学法能提高中医内科学教学的质量。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的术语规范化思索 中医内科的术语标准化探索重要技术标准研究是我国科技领域的一项基础建设项目。随着中医的科学化进程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医学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建设工作已起相关政府部门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把中医药标准化、规范化研究作为当前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重点。 1中医内科学术语标准化的意义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规范化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必备条件。科技名词术语是反映科技专业概念的一种形式和意义结合的语言符号,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中医内科学的名词术语属于应用在中医学领域的科技名词术语的一部分,是反映中医内科学专业概念的有效形式。随着几千年的发展,中医现有的内科常用术语词汇已形成了具有独特自身语言特点的术语词汇集合。但从科学意义角度出发,术语词汇不应是简单的术语集合,而应成为具有完整概念体系并与之相对应的始终贯一的术语体系。术语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中医内科学术语标准的制定,既要符合术语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也要符合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与规定。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对内科学名词术语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是目前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需要中医界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1.1标准与标准化标准(standard)的定义是:“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和特性的文件。该文件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经一个公认机构的批准。标准应以科学、技术和经济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社会效益为目的” [1]。标准化的定义是“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规则的活动。上述活动主要是包括制定、及实施标准的过程。标准化的重要意义是改进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防止贸易壁垒,并促进技术合作”1]。 1.2术语标准术语(term)是“在特定专业领域中一般概念的词语指称”[2]。术语标准(termnologystand-ard)是指与术语有关的标准,通常带有定义,有时附有注释、图表、示例等。即由标准部门公布的规范化的术语系统。 我国的名词统一工作,有着古老的光荣历史。从2000多年前的《尔雅》和1700多年前的《说文解字》到近现代的辞海、辞源及中医大辞典等都贯穿着我国名词统一工作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在我国,初级状态的术语标准化工作是“古已有之”的。 2中医内科学(治法学术语标准化的意义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规范化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必备条件的发展特点。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医学科学,中医内科学用语是在汉语发展的背景环境下的专用词语。其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中医学理论的语言结构属于汉语语言结构。其逻辑结构反映出中国传统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就概念系统而言,中国传统思维对概念的第一要求是名实相符,故不完全具有纯抽象的性质。 2.1词的一词多义与一义多词现象中医内科学词汇的发展,符合汉语发展的一般特征,其中,一词多义与一义多词,就是其较鲜明的特征之一。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词义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词多义,构成了词义系统。在词义系统中有一个义项是本义,其它义项是由本义派生的引申义。如中医学中的平肝熄风法。平肝熄风,其既是中药功效中的一个常用术语,又是中医内科学治法的一个常用术语。在表述其定义的时候,应该按照标准的制定原则,分析原始资料(资料搜集而定),标识出属于该领域的概念,进行定义。并对其上位概念及下位概念进行界定。既对平肝熄风在中医治法领域中的概念进行标识和界定。再则,《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统一和规范化的九项原则》中规定,科技术语必须具有单义性,即科技术语是单一的、专用的。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概念只能有一个专门固定的术语,也即是一词一义。对个别一词多义者则分别定名。在治法领域对“平肝熄风法”分为清热熄风法和凉血熄风法,确保语义的单一性。另外,一义多词也是中医内科学治法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在概念的确定及定义的表述中,需要根据标准的制定原则,“如存在同义词,建立只选择一个为优先术语。”将不同表述的词语,根据表述的含义特点,明确其所属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再分析其历史源流的发展,确定为同一概念表述的的,统一到同一术语的表述中,其它归属到同义词等其它范畴中,如攻下冷积法,攻逐寒积法。 2.2词性的无固定形态和不确定性汉语词性有两大特点:第一,基本上无固定的形态;第二,词性非常灵活多变。就中医内科学治法术语而言,也兼具有这两个基本的特点。汉语的构词法就是汉语语素构成词语的方法。汉语的构词法类型主要是合成法,还有少数类型是派生法和缩略法。 由于中医术语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心理学、天文学、逻辑学、养生学以及文化、宗教的影响,使其词性是随时而变的,较为灵活自由。在中医治法术语的语义分析的时候,应由僵化的“语义为准”原则到灵活的“功能为准的原则转变,就可以自然地理顺许多语法现象,而且可以令分析更加简便。 中华医学发展历史悠久,其语言都包含大量的中医术语,短语,短句,它们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使用而提炼出来的。这些语言中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大量的中医文化特征和中医特色。因此中医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3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标准化的方式探讨标准的制订需要按照既定的程序执行,在本项研究中,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标准的制定也严格遵循既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3.1拟确概念数量从标准的角度来讲,概念的范围只包括本学科领域的专有概念,概念的数量:一般来说,概念的数量不超过200个,如果超过200个,就应将该项目划分成若干子项。并保持标准的完整性、系统性,可划分为章、条。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确定概念208个,其术语标准采用章条划分法。分为清热法、温里法、解表法等21大类,其清热法,又分为6个亚类。 3.2术语数据的采集与记录在术语数据的采集方面,确定较为权威的教科书、原有标准、政策法规、准则等作为术语数据采集的原始资料,(分析原始资料,标识出属于该领域的概念。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信息收集信息源《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部分委员会》、《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等10余本书籍的内容,收集信息包括同义词、近义词(以便于比较和分析)、反义词、缩写形式、完整形式、符号(如果有)、术语的解释,术语名词的上位概念、下位概念等。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信息收集的记录包括:源文献、源文献页码、采集者。其每一术语的信息采集,必须规范、全面。 3.3遵循术语“约定俗成”的原则在标识该领域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术语表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遵循术语“约定俗成”的原则,根据术语出现的频次来决定术语的取舍。选择中医内科学较为权威的4本著作,统计术语在书中出现的频次,并计算出总的频次,初步筛选术语表。当科学性与约定俗成发生矛盾时应服从科学性。如存在同义词,只选择一个为优先术语,并所用术语符合公认的构词原则。 3.4中医内科学(治法部分)术语的定义术语定义表述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根据GB/T10112-1999《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中的规定进行。术语标准避免重复,在对某些概念建立有关术语和定义之前,查明在其他标准中如GB/T16751.3-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中该概念是否已有术语和定义。 对一词多义及多词一义的处理,应用到中医治法的概念领域如“清肝熄风”,在对其进行定义的时候,标志其在治法这一概念领域中的含义。将其分为清热熄风法和凉血熄风法。清热熄风法为用具有清热泻火、息风止痉作用的方药,治疗热极动风证的治法。(中医药名词治则治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凉血熄风用具有清热凉血、息风止痉作用的方药,治疗血热动风证的治法。(中医药名词治则治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又如安神定志一词,表明安神定志用具有镇静宁心作用的方药,治疗神志不安等病证的治法。(中医药名词治则治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其另一个含义为养生术语。指收摄精神,使精神内守《后汉书·仲长统传》:“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纺绋。”(中医大辞典)术语的定义注意不以专指性的词语开始,如“这个”、“该”、“一个”等。在对治法术语定义时直接对概念加以表述,而不用“术语是……”“术语用于描述……”等下列形式表述,并注意被定义的治法不在定义中重复。在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概念清晰、表述统一的术语是至关重要的,应用术语学原理和方法研究整理中医名词术语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中医药术语的其准确性和规范性涉及到诊断、治疗、疗效评价诸多关键环节,是中医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是行业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期待着我们中医学界不同专业的共同努力。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西医结合的中医内科学教学研讨 中医内科学是运用中医学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症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并采用中医药治疗的一门临床学科。它是中医学的主干课程,也是临床各课的基础,是必须学好的一门专业课程。中西医结合专业为我校新上专业,中医内科学更是新开课程。基于以前我们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有比较丰富临床经验,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重学习其他院校的教学经验,认真备课,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现将教学中的体会总结如下。 利用网络技术,借鉴众家之长 我们以前没有教授中医内科学的经验,所以必须学习其他院校好的教学方法及教学经验。时间及财力有限,无法过多地到外地院校参观学习。现在处于网络时代,上网查阅资料极为方便,足不出户便可上网查阅学习多家中西医院校的优秀教案、教材教法、多媒体课件以及其他大量有关中医教学文章。通过上网检索,我们下载了河南中医学院、辽宁中医学院以及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内科学精品课程教案和课件,经过进一步的整理,编写出适合我校中西医结合专业的中医内科学教案和多媒体教学课件。 备课认真充分,讲授条理清楚 中医内科学涉及的病种多、范围广。我校教学大纲安排授课90学时,见习20学时,课时数量明显少于中医院校的中医本科专业。故必须适当精简教学内容,提高授课质量,争取在相对少的时间内,让学生掌握中医内科学的基本内容。所以必须认真研读,吃透教材,充分领会其精神。广泛查阅相关的教学参考资料,虚心向老教师请教,仔细研究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一些重要的、难懂的问题,如何引出、展开、深入讲解,比如:治血三法、治痰独取阳明等,都要考虑周详,做到心中有数,条理清楚。认真书写教案,反复思考、推敲、修改,要符合教学规范要求。进行预讲演练,合理掌握讲课速度,调整课程结构,请本教研室的教师观摩,提出改进意见,直到满意。 讲授中医理论,联系西医知识 由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方法不同,对疾病的论述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与西医学有明显的差异。在中医内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与病名相应的病因病机、临床特点、类证鉴别、发展演变、转归预后的系统认识,以及辨证论治的具体治法、方药和预防调护,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我们的学生西医课程学的比较多,经常会提问某些西医的病如何用中医治疗。因此在讲授中医内科学时,要经常联系西医相关的疾病,并阐述中西医在一些疾病的认识与治疗方面的差异,指出中医的优势。如讲胁痛、膨胀,可以联系到西医的慢性肝炎、肝硬化腹水,这二种病可以参照中医的胁痛、朦胀进行辨证论治,但中医治疗慢性肝炎、肝硬化的效果,明显优于西医。讲授消渴,可以联系西医的糖尿病,在降糖方面,中医没有特效的降糖药,但在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中医药有明显的优势。我们是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可以博采中西医之长,根据具体情况,优先选用比较好的治疗方法,以期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列举有效医案,加强中医信念 泛泛地讲疾病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犹如听讲天书,使人昏昏欲睡,难以产生良好教学效果。学生普遍地对临床病例有浓厚的兴趣,在讲授中医内科的过程中,可以引用较多的临床验案,往往能够激起学生的兴趣,增强学习中医的信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黄疽的阳黄证,黄色鲜明,发病急,病程短,病势重,尤其急黄,类似于西医的重症肝炎,病情危重,单纯用西医治疗死亡率极高。近些年来,我们用茵陈篙汤加大剂量的赤芍治疗重症肝炎取得良好效果,其治疗效果远远优于西医。有数例西医己下病危通知书的病人,经用中药治疗,转危为安,完全康复。在2003年发生非典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70例非典,实现三个零突破一零传染、零死亡、零转院,其疗效明显优于其他西医院,引起医学界震惊,大大提高了中医的声望。通过列举这些病例,使学生认识到中医不仅能治疗慢性病,在有些急性病的治疗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甚至疗效优于西医。这样对提高学生学习中医的信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经常提出问题,开发学生思路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当时所教具体内容,经常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回答,活跃课堂气氛,每节课留下5一10分钟时间,让学生提出问题,教师回答或与学生展开讨论,改变过去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在讨论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引导学生开阔思路,深入思考,加深理解,激发学生对中医诊断学的兴趣。例如,血癖证为临床常见之证,许多疾病的发生与血癖有关,不少西医师对中医的活血化癖感兴趣,可让学生举出与血癖证相关的的疾病,并分析其发生的机制,不少学生提出冠心病、脑血栓形成、肝硬化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这些病的发病机理。这样,对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理论联系实际,配合临床见习 中医诊断的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强调了临床实践在学习中医诊断学中的重要意义。比如什么是血癖证、什么是血虚证,怎样才算是滑脉,怎样才算是弦脉?这些仅凭口头上讲,书本上看很难完全掌握,只有从具体的病人身上观察,才能得出形象的认识。鼓励学生多参加临床实践,多接触病人,反复练习,正规操作,严格要求。临床见习要选择常见病为主,如感冒、咳喘、腰腿痛等,针对具体的病人,从通过四诊采集病情资料到辨证思维,再到病案书写等过程,给学生一一演示,待学生掌握操作步骤和方法后,再放手让学生操作,观察他们诊治疾病的过程,发现不当之处,及时纠正。通过临床实践,不仅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掌握,锻炼了四诊、辨证和病案书写的基本功,并且培养了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医德。 中医内科学小学教学感受 为了进一步提高小学期实践教学质量,加强中医药理论知识的掌握与临床实际运用能力,充分发挥小学期临床实践环节教学在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上的积极作用,结合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教学实践改革研究课题,曙光临床医学院从2009年始进行一系列小学期教学改革实践。在2010年5月-7月,我院共接受5批学生(共60人次)的中医内科学小学期实践带教任务,这些学生均为我校七年制学生。由传统中医科承担主要带教,并设专职教师执行带教,每批带教2周。通过小学期实践带教的合理安排和实施,我们感到既培养了学生的临床素养,又提高了教师的带教能力和教学管理水平,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医内科学小学期实践带教方案。 1分阶段教学查房,锻炼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进入该阶段小学期实践的学生为我校七年制学生的第4学年,虽然已全部修完中医基础课程,但对于临床环境还比较陌生。我们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制定了分阶段教学查房带教方式。第一阶段:带教老师事先选好临床病例,将小学期实践学生分成4~5人为1个小组,由带教老师先概述病例情况,然后进入病房示范中医四诊资料的收集,边演示、边口述,学生以见习、模仿为主,查房完毕,回到示教室,带教老师对该病例进行中医诊断、辨证分析,学生记录要点,参与分析。第二阶段:带教老师事先选好临床病例(同一类疾病),学生分组后,先集中于示教室,在带教老师的引导下,小组学生互助合作,共同完成问诊内容、顺序的梳理,查体要求和要点,推选小组长,然后进入病房,学生自主完成病人的中医四诊资料收集,最后返回示教室,学生讨论,共同完成该病例辨证分析内容,带教老师对其过程进行点评。学生在经过以上2阶段的教学查房实践之后,能循序渐进地掌握相关疾病的中医问诊程序和辨证要点。 2病例讨论,温故知新,推陈出新 病例讨论是临床带教的经典模式,多以临床疑难典型案例为载体。笔者以“刘渡舟临证验案”等老中医医案为蓝本,以病证为中心,选取两则病案,在病案的讲解中,采取“设问式、提问式、讨论式、争论式”等教学方法,使学生的思维不断活跃在病案诊治的演绎中。带教老师在分析“验案”病因病机、治疗方法和方药应用的同时,穿插了中医内科学相关知识的回顾,使学生温故知新,学习如何将理论知识运用于临床的思维方法。由于老中医的验案直接来源于临床的真实病例,他们的诊治疾病的思维方法和遣方用药方法体现了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和各自的特点,学生在讨论学习名家验案的同时,能认识到临床病案的错综复杂,通过这种形式的病例讨论,学生不仅能温故知新,还能在理解运用原有知识的同时,推陈出新,有效地锻炼了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3小讲课临床化,增进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 小讲课是临床常用的带教方式,通常针对某一主题,进行理法方药纵向讲解。在小学期实践带教的小讲课中,其内容设置以常用中医临床辨证方法、常用中医临床方剂介绍等为主,横向对比,突出临床特色。如学生在学习中医诊断学时,所学的中医辨证分类繁多,包括八纲辨证、病因辨证、脏腑辨证等内容,辨证方法过于典型化,而在临床中很难见到如此典型而辨证依据充分的病例,学生感觉掌握起来比较困难,不知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我们的小讲课中,常以临床病例为载体,介绍运用中医临床诊断的辨证方法,包括如何理顺病人主诉及症状,如何综合运用四诊资料;如何逐步辨证,找出疾病内在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类证鉴别等内容,学生听课兴趣浓厚,且更易掌握辨证方法和要点。又如传统的中医方剂学知识包含在方剂学中,或散见于中医内科学、伤寒论等课程中,学生掌握方剂的形式以死记硬背为主。而小讲课中病例治疗所涉及的方剂内容是以病证为基础,方剂的组成、配伍、药物用量、煎服法等均从临床实例中体现出来,老师在讲完1个方剂后,辅以类方讲解,让学生举一反三,明确类方的异同点,使其听课效率高,这样对常用方剂的掌握程度较好。 4临床操作示范,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参加小学期实践的学生其基础知识尚不全面,且实践时间较短,不能象毕业实习的学生一样直接参与到多种临床操作中。因此,在小学期实践带教中增加了临床操作示范内容,内容包括如何开医嘱、书写及借阅病史、开化验单以及如何进行督灸、耳针、穴注、针刺、推拿等操作项目,带教老师边演示、边讲授,学生一对一进行模仿、训练。与传统的治疗学课程授课方式不同,学生能亲临临床实践环境,集中地、近距离地熟悉和掌握临床操作规范,目睹中医操作的实用性,从而增强了学习中医的自信心,提高了动手能力。 5注重全面考核,为高效率实践保驾护航 以往小学期实践模式主要以学生科室轮转为主,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见习”,临床科室没有足够的时间对他们进行带教和培训,考核内容不明确,助长了许多学生随波逐流的学习态度,2周的小学期实践没能从真正意义上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提高。因此,我们通过小学期实践改革,强化全面考核内容,考核项目主要包括考勤(占20分)、作业(占20分)、口试(占60分),重点考核学习态度和临床实践技能。具体包括:①考勤签到天天记:学生考勤情况能直接反映学生学习的意愿与决心,实践证明,通过强化记考勤制度,没有一位学生迟到、早退。②实践作业每日交:2周时间内,每日上午安排学生在门诊或病房实践,学生需要完成1份住院病历或2份门诊病历,且病历书写质量直接计入考核内容,学生在完成常规的病房查房或门诊随诊等工作后,可以选择有特色、感兴趣的病历进行书写和摘录,有利于提高学生书写病史的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③六大模块口试考:学生在完成小学期实践后需要进行考核,考核以口试为主,内容包括中医四诊资料收集,中医病证辨证分型,常用方剂组成、功效、主治背诵,中医病史书写格式和要求,中医常规操作示范,标准化病人考试6部分,这些内容均散见于平日教学过程中。此种考核形式的确立,使学生无法怠慢于平日的实践,有利于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为学生高效率的小学期实践保驾护航。 每批小学期实践带教共有10个工作日,上午分派学生至不同科室病房或门诊轮转,即每位学生均能接受5个半天门诊及5个半天病房的轮转见习;下午集中带教授课,即每位学生均能接受2次循序渐进的教学查房、病例讨论、临床小讲课、临床操作示范。另有2个下午分设作业点评及考核。实践证明,学生在经过以上的实践后,纷纷表示,小学期不再“流于形式”,老师专职带教、学习内容丰富、考核全面有效。每位学生均需带着问题和作业任务进行10个半天的轮转(门诊及病房),而不是“走马观花,心不在焉”;并且每位学生又必须以备考的心态集中8个半天的临床学习,而不是“见习见习,走走看看”;最终严格的考核方式使得学生需为其每一分钟的学习效果负责。如此,小学期实践带教从根本意义上促进了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提高。 总之,高等中医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应用型中医人才,小学期实践的理念正是因此而提出。早临床、多临床,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分数型”向“应用型”转化,使之在经过3个阶段的小学期实践之后,对进一步的临床课程学习和以后顺利熟练地跨入实习阶段将有所帮助。然而小学期实践由于人数多,时间短,给临床教学带来极大地压力。所以如何在现有相对固定的教学资源、教师人数和教学环境下更好地做好小学期实践的带教工作?如何处理好现有临床毕业实习计划、中医内科学课程见习带教质量与小学期实践带教质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临床带教老师的教学热情和教学能力?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学生知识构造及能力培育研究 学位论文是由研究生撰写的、作为评定学位的研究论文,它既是研究生培养期间从事科研活动的最后结晶,也是其学术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最能反映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水准。中医内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是近年各高等中医药院校招生的热门专业,约占在校研究生的40%,因此中医内科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河南中医学院近10年来中医内科专业207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详细调查,系统整理分析研究生在完成学位论文时需具备的知识结构、课题设计能力、科研指标等,从而对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培养方案的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根据。 1对象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研究资料为河南中医学院1997年-2006年中医内科学专业毕业生的硕士学位论文207篇。 1.2调查内容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位类型、论文名称、关键词、论文类别、中医经典引用、西医知识运用、实验动物选用、实验方法应用、检测指标、统计学方法选用、统计软件应用、参考文献。 1.3调查方法 按照调查内容设计《河南中医学院中医内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调查表》,组织已毕业留校的研究生进行专门培训后,对每篇学位论文进行阅读,按照调查表内容逐条归类。所采集信息汇总后采用频次法进行数据处理。 2调查情况 2.1学位类型、论文类别、实验方法调查统计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这3项统计中学位类型分为医学科学学位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类别分为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实验方法由于医学研究中具体实验方法很多,比如血脂的检测、肝功能的检测、血细胞检测、形态学观察以及现代新技术放射免疫法、DNA检测、白介素的测定等等统计非常难,但都可以归类为定性和定量,定性指形态学、病理切片观察、心电图等为定性研究,定量指对某些检测指标的测定,有量的概念,两者都具备的为综合研究。经统计处理,学位类型、论文类别、实验方法调查统计情况见表1。 2.2引用中医经典及西医知识运用情况 由于中医经典著作数量较多,因此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引用中医古典医籍方面相对来说也十分丰富,我们对引用频次相对较高的中医经典(8%以上)进行统计,见表2。 西医知识运用相对集中,所列内容全部统计,具体统计结果见表3。 2.3实验动物选用情况 从论文选用实验动物来看,常见的有SD大鼠、Wistar大鼠、NIK大鼠、新西兰兔,除此外还有豚鼠、狗等。 2.4学位论文参考文献引用情况 参考文献的引用是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判断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对硕士学位论文的引文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其研究起点和基础,同时可以评价研究生的文献资料检索能力。显示通过对中医内科学专业207篇学位论文的调查分析显示,引文数量不太均衡,平均每篇学位论文引用参考文献在50篇左右。从引文语种上看主要集中在中文、英文、日文3种,比例分别为83%、16.7%、0.3%。 2.5实验方法应用情况 从统计情况看1999年以前的学位论文在实验研究中选用的检测方法与指标较为单一,主要是常规项目如血常规、肝功能、血液流变学、形态学等检测,所用设备多为光学显微镜、普通病理切片机、心电图机、超声波等。2000年后的研究方法逐渐丰富,免疫组化、细胞培养、基因检测等先进的检测技术与设备得到了应用。 2.6统计学方法应用情况 从统计结果看应用的最多的统计方法为t检验、方差分析,其他统计方法依次为u检验、χ2检验、秩和检验、Ridit分析等;从统计软件的运用上看2001年前应用的统计软件集中在SPSS8-SPSS10,较低的版本,2001年后统计软件集中在SPSS10~13,这与软件开发有关,功能增加,应用更先进。近年来也有部分采用SAS等软件统计处理。 3结果分析 3.1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扎实全面 调查的中医内科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引用了大量中医古典医籍文献,反映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与河南中医学院加强研究生中医古典医籍的教学分不开。引用的古典医籍主要为《黄帝内经》《丹溪心法》《景岳全书》《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医林改错》《伤寒论》等居多,其次《临证指南医案》《医学心悟》《医学衷中参西录》《名医别录》《药性论》《日华子本草》等也有较多引用,反映了我院研究生对中医古典医籍的重视程度。 3.2医学知识进一步提高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生的西医知识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得到逐步提高,反映了研究生注重学习、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紧跟时代步伐。比如2000年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药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生理学、免疫学的知识进行研究;2000年后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技术、免疫组化技术的出现,这些方法在学位论文中已得到广泛应用。 3.3注重查阅外文文献 引用参考文献的语种分析,是对研究生外语程度和论文吸收国内外科研成果能力的判断。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研究生毕业论文引用外文文献逐渐增多,这反映研究生能够及时了解国外医学科学的研究动态,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使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减少或避免低水平的重复,而且能及时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提高中医药的研究水平。 3.4注重临床医学科学研究 1998年我国对医学学位类型进行了调整,临床医学研究生设置了医学科学学位和医学专业学位两种类型。由于学位类型的不同其培养目标也不同,医学专业学位主要是培养高级中医药临床应用型人才,论文要求与科学学位也不尽相同。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多为临床研究,如证候学研究、中医药治疗临床研究等。从调查情况看研究生的临床设计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临床研究方案的设计大多采用了随机对照法,部分设计还采用了盲法。科研水平、论文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4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不断更新 研究生的中医古典医籍引用虽然很多,但在应用古典医籍说明有关问题上有些牵强,阐述得不够清晰。这可能与研究生对古典医籍的理解不够透彻有关,因此需要进一步培养研究生阅读、理解、掌握古典医籍的能力,体现在课程教学上应加强古典医籍的教学。同时还要开设传统哲学、语言学、文学等课程,加强对研究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高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和中医文化底蕴。 4.2实验设计应体现研究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重复性的前提是科学合理的实验设计。在本次调查的论文中存在一些实验设计方案不合理的现象。比如临床设计中病人的纳入标准、排除标准不合理;对照组的选择不科学;实验因素选择不合理;非实验因素难以控制;盲法应用多数为单盲法,很少应用双盲、多盲法。通过近几年的努力,研究生的临床科研设计能力已有显著提高,这主要与我院在研究生中开设临床科研设计方法相关课程有很大关系。今后应进一步深化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增加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的课程。 4.3研究生论文格式与文字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调查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多数结构合理、论述缜密、逻辑性强、文笔流畅,但也有少数论文虽然设计合理,但由于文字功底较差,使论文论证不够严密,甚至存在一些明显的语法、逻辑错误,影响了研究生的论文质量。近几年我院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开设了论文写作选修课,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文学性、可读性有了很大提高。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中医内科学教学创新实践研讨 中医内科学是内、外、妇、儿等临床课之首,是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与临床各学科课程的桥梁,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因此讲好中医内科学对于学生从基础到临床的转型,对于后期临床教学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本教研室不断总结经验,在课堂教学、临床见习、毕业实习等不同环节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课堂教学在系统化、多元化、讨论式、启发式上下功夫,进一步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并能把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对加强临床思维的培养起到积极作用,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取得很好的效果。 1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1)坚持采用启发式教学。①进行推理:以多媒体演变图形式展示病证的病因病机示意图;②举例:进行针对性举例,例子切题而生动,活跃课堂气氛;③比较:进行系统比较、纵横比较、方药比较,培养学生对知识连贯性的把握;④问答:课前提出问题,可提问回答或自问自答,促进教学相长;⑤归纳:把某一章节有共性的内容进行归纳、分析、比较,加深学生印象。上述5种方法交叉、灵活使用,可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加深认识,拓宽思路,提高学习效果。 (2)灵活运用讨论式教学。①问题讨论:授课前教师列举若干问题,插入授课的某个时段进行讨论。②病例讨论:课前或课后,或课间插入典型病例分析讨论,印证所讲内容,加深印象。③床旁讨论:直接带学生到病房,找典型病人现场分析讨论,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增加“实战”气氛,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应变能力和辨证论治水平。 2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 (1)概述。讲解时做到一准确、二完整、三联系、四贯通、五详细,具体如下:①定义准确,前后呼应:胃痛是以胃脘部疼痛为主症的病证,胃脘部一般是指上、中、下三脘部位,或指两侧肋骨下缘联线以上至鸠尾的梯形部位;痞满以胸腹痞闷胀满不舒为主症的病证;腹痛是以胃脘以下,耻骨毛际以上的部位发生疼痛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证。将胃痛、痞满和腹痛的定义结合起来讲解,尤其是所在的部位是关键,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②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讲解鼓胀的定义应分为:鼓胀是以腹部膨胀如鼓而命名;病机关键是肝脾肾三脏受损,气、血、水瘀积腹内;临床表现为以腹胀大如鼓、皮色苍黄、腹壁脉络暴露为特征,或有胁下或腹部积块,四肢枯瘦等;本病病情反复迁延,久治难愈;晚期并发症可见吐血、便血、昏迷、悬饮、肝癌等。③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如提出中医腹部四分法与西医腹部九分法有何区别和联系?腹痛与脏腑的关系?胃镜像与慢性胃病的关系?④古今文献,区别联系:在讲解痞满时应该讲清楚痞、痞证与胃痞的区别与联系;讲解胃痛时讲清楚古代9种心痛与现代胃痛的关系。⑤西医范围,分类详细:在鼓胀病证讲解时应对肝硬化的分类进行详细阐述,其包括病毒性肝炎后肝硬化、血吸虫性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心源性肝硬化、胆汁性肝硬化、中毒性肝硬化、代谢性肝硬化、血管病变性肝硬化、营养性肝硬化和隐匿性肝硬化。 (2)病因病机。讲解时围绕一利用、二建立、三突出、四强调,具体如下:①充分利用动画图形,形象地说明各病因。②每个病证建立示意图表,整体把握病因病机。③突出每个病证的病位、病性、病因和病机关键,比如胃痛的病位关键在胃,与肝脾密切相关,同时与肾亦有关;早期多为外邪、饮食、情志所伤,以实证为主,后期常见脾虚、肾虚等正气虚弱;病因为外感寒邪,饮食不节,情志不畅,脾胃虚弱;病机关键为胃气失和,气机不利,不通则痛或胃失濡养或胃失温养,不荣则痛。④强调每个病证本身的病机转化。例如胃痛中本身的病机转化:寒邪客胃,饮食不节,导致胃气受伤,胃气壅滞,不通则痛,出现胃脘胀痛;气郁化火,胃热炽盛,热灼而痛,出现胃脘灼痛;气机壅滞,气滞血瘀,瘀血停滞,表现胃脘刺痛;瘀血不去,新血不生或气郁化火,火盛伤阴,胃阴不足,不能濡养于胃,不荣则痛,表现胃脘隐痛,似饥而不欲食;胃阴亏虚,日久耗伤肾阴或素体肾阴亏虚,不能上济于胃,导致胃肾阴亏,阴虚作痛。另外需要强调病证与病证之间的病机转化。 例如胃痛时出现胃热炽盛,肝胃郁热,热伤血络,迫血妄行,血溢脉外,可导致呕血,便血;胃痛日久,伤及于脾,脾胃虚弱,脾失统血,亦可出现呕血,便血;脾胃运化失职,湿浊内生,郁而化热,火热内结,腑气不通导致卒腹痛;胃痛日久成瘀,气机壅塞,胃失和降,胃气上逆,出现呕吐反胃;胃痛日久,痰瘀互结,壅塞胃脘,形成噎嗝。 (3)诊断与鉴别诊断。讲解时注重一根据、二结合、三利用:①根据临床实际,重点讲解胃痛与真心痛的鉴别要点;②结合带教情况,学生写病历时往往将鼓胀病人的主诉写成腹胀多少年,而不是腹胀大多少年,鼓胀与痞满概念混淆不清,应重点讲解鼓胀与痞满的区别;③利用直观图形,如胃镜下图形、黄疸和鼓胀病人的照片,加深对病证的印象。 (4)辨证要点与治疗原则。讲解时强调4个重视:①重视寒热虚实气血辨证:如胃痛需辨寒热,辨虚实,辨气血;腹痛需辨寒热虚实;痞满需辨寒热辨虚实。②重视各个病证脏腑辨证:例如胃痛病位在胃,胃病初发,常因外感、伤食所引起,脘腹胀痛、闷痛,嗳气,痛无休止,大便不爽,脉滑等;病位在肝,反复发作,每与情志不遂有关,胃脘胀痛连及胁肋,窜走不定,太息为快,脉弦等;病位在脾,多属久病,胃中隐痛,饥时为甚,进食可缓,劳倦则重,休息则轻,面色萎黄,疲乏无力,大便溏薄,脉缓等。③重视以问题为核心讲解:在讲解鼓胀时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何为“气鼓”“血鼓”“水鼓”?如何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老师解答。“气鼓”,偏于气滞,见两胁胀满,善太息,嗳气,或得矢气后腹胀稍缓,口苦脉弦等;“血鼓”,偏于血瘀,见四肢消瘦,腹壁脉络显露,胁下或腹部积块,面色黧黑,面颊、胸臂血痣或血缕,肌肤甲错不润,手掌赤痕,唇及爪甲色黯,舌边尖瘀点、瘀斑等;“水鼓”,偏于水停,见腹胀之形如囊裹水,或腹中有振水音,周身困乏无力,溲少便溏,或有下肢水肿等。④重视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如在讲解完脾胃系病证后介绍董建华教授治疗脾胃病通降论的学术思想:即胃病认识上的3要素,生理上以降为顺;病理上因滞而病;治疗上以通祛疾。胃病治则上的二点论:脾胃合治和脾胃分治;胃病治法上的一轴线:治胃必调气血。 (5)分型论治。讲解时着重3个注重、4个加强:①注重方药与病因病机相呼应———前后联系:例如寒邪犯胃,饮食不节,胃气壅滞使用香苏散;气滞血瘀使用失笑散合丹参饮;胃热炽盛使用泻心汤合金铃子散;胃阴不足使用益胃汤合芍药甘草汤。②注重病证分型中的理法方药———纵向联系:如腹痛,寒—寒邪内阻—良附丸合正气天香散;热—湿热壅滞—大承气汤;虚—中脏虚寒—小建中汤;实—饮食停滞—枳实导滞丸;实—气机郁滞—柴胡疏肝散;实—瘀血阻滞—少腹逐瘀汤。③注重病证与病证之间的联系———横向联系:例如肝气郁结可导致多种疾病,但选方用药却不完全相同,例如肝胃气滞胃痛用柴胡疏肝散;肝胃气滞呕吐,选用半夏厚朴汤合左金丸;肝郁气滞痞满,选用四逆散合越鞠丸;肝气乘肺喘证,选用五磨饮子等。④加强方剂之间的讲解与梳理———方剂联系:例如寒热并用方剂的比较,左金丸治疗泛酸;半夏泻心汤治疗呕利痞;生姜泻心汤治疗胃虚不化水气致痞;甘草泻心汤治疗脾胃气虚痞利俱甚;温脾汤治疗阳虚便秘;连理汤或乌梅丸治疗休息痢等。⑤加强药物之间的讲解与梳理———药物联系:例如化湿药的运用,芳香化湿用藿香、佩兰;健脾化湿用茯苓、生白术;淡渗利湿用通草、车前子;祛风除湿用羌活、独活;清热化湿用黄芩、黄连;苦温燥湿用厚朴、苍术等。⑥加强对现代研究进展的讲解———古今联系:例如萎缩性胃炎,从古代的所谓痞、痞满讲到现在的胃痞,并结合自己的科研成果,向学生较全面讲解目前的研究进展,拓展学生的知识面。⑦加强典型病例的讨论与讲解———实践联系;在课前提出一个有一定难度的复杂病例,突出以病例讨论为核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中医内科学毕业论文:剖析中医内科学教学感想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的主干课目,是各中医基础学科内容的综合,教学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的培养。然而在以往的课堂教学宗旨中往往注重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和考试的过关,而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开发,这样的教学,最终让学生的中医理论基础不扎实,临床思维能力缺失,导致辨证论治思维能力不强,临床实际处理问题能力较差,甚至会让一些学生对中医缺乏信心,放弃中医治病。如何来改变这种状况呢?我在这些年的实际教学工作中,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1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夯实中医理论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体生命认识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中医学理论,理解好中国文化系统思维的精髓,是领悟中医学理论精神实质的根本和必然途径。爱因斯坦说过:“如果一个自然科学理论,没有认识论作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着中医学的思想、理论、思路、原则和方法,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基础。黎志钟同志曾经在《中国医药学报》对中医学做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把中医药学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传统的文化与科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医学为其本,临床医学为其主干,方药与疗效则是其花、叶与果实”。为此,我认为要想让学生长成“参天大树”就只有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要让学生成才,就要加强对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夯实其中医理论根基。只有这样才能教好《中医内科学》。 1.1加强古代人文文化教育明张介宾《类经》中提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易,指的就是《易经》,熟知《易经》的人都知道其实《易经》卦象实际上是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记载。而《内经》里对中医的要求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也就是说作为一名中医就必须要掌握好各个自然学科的知识以及了解人世间的凡人俗事。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就应当加强古代人文文化知识的教育,学生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医的实质内涵,进而当好一名中医。 1.2加强古代哲学思想的教育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下,人类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际观察中,不断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而形成的。中医学又是属于宏观整体医学,其辨证思维如整体恒动、天人合一、辨证论治、直觉体悟、取象比类等都与古代哲学朴素辨证法是同一的,相互依存的。因此,我们应在教学上加强古代哲学思想内容的教育,这样才能让学生触类旁通,领悟好中医辨证思维,更好的理解和把握中医理论的精髓。 1.3加强“咬文嚼字”的教育“咬文嚼字”是获取知识、启迪智慧、提高语言文字水平的重要基本功。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仅存的象形字之一,然而国家政府为了书写简便,使得很多简体字都已无法如古代汉字般,体现出更深、更多的内涵。但是中医这门古老而传统的医学,它的每一个字、词和术语都有特定的含义,只要深挖细掘、逐字逐句推敲就能够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揭示其深刻内涵,阐明其深奥道理。中医中“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与古代汉字的形成是一致的,因此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咬文嚼字”,便能使学生对中医理论做到易学易懂易记,并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受益终生。 2转课堂为病房加强实践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现在《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大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填鸭式教学,学生被动学习,动机不够,兴趣和注意力都随着时间而减退。目前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教学方法是案例式教学,但都是“纸上谈病”,学生并没有实际参与辨证思考及临床操作,真正的临床思维模式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和发展。因此,在教学中转变思想,把课堂模拟成病房,创建良好的情境,更有利于学生转变角色,增加实践操作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临床思维和操作能力。 2.1合理使用多媒体将模糊化转具体化提高教学效果将典型的病例的资料用DV或数码相机拍下影像,并根据这些资料进行案例式教学。如拍下医生接诊及问诊经过的影像资料,要求学生针对影像给出的症状体征、主诉、发病经过、病史等资料,写出完整的病历。这种将文字转化为声音、图像、动画的形式,把模糊转为具体的方法,更容易让学生消化和运用课堂理论知识,提高学习的质量。 2.2虚拟案例场境精心设计变量提高学生灵活性根据经典案例或老中医的案例,由老师或学生扮演患者、医生,虚拟案例,并以此进行研讨。在此过程中授课老师需精心设计问答,如老师扮演风热犯肺的咳嗽患者,除回答一般症状外,还应精心设计各种变量条件,如有咽痛,如何处理?痰多、胸闷,苔腻,又如何处理?或者气粗、痰多质稠伴身热口干,舌红苔黄腻,又如何处理等等,层层递进,不断增加变量条件,逐渐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及诊治的应变能力。 2.3主动寻找病人请病人入课堂提高实操能力一般的医学院校,是没有条件让学生长时间进行见习实践的。如何提高学生实操能力?我们要主动在身边的亲戚朋友、学生中寻找病人,或者与医院联系协商寻找患者,并在征得患者同意后请入课堂。让学生亲身接诊患者,进行望闻问切、立法、处方、用药,切实提高临床实操能力。 总之,《中医内科学》教学是非常重视理论与实际运用相结合的,它要求学生在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和夯实中医理论根基的同时,还一定要加强实践,不断提高自己临床思维和独立临诊能力。为此,我们在教学中要做到坚持两手都要紧抓,一手紧抓学生自身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巩固,一手紧抓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能力的提高。只要我们师生共同努力,奋斗不懈,就一定能达到教学目的,提高教学质量。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科技史论文:科技史与历史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历史开创了自然史与社会史之后在科技史中实现了自己的自我认识;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科技史史料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同时还具有科学价值;科技史的建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科技史的思想基础是历史科学而不是科学哲学;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必然表现为科技史的当代主义;科技史中蕴含着一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崭新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反社会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性侵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科技史论文:科技奥运历史特征探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科技奥运历史进程中现代技术角色演变的考证,分析了科技角色由辅助者、支持者转向被依赖者的历史过程及必然性,论证了科技与奥运的契合历程,阐述了二者契合的基本特点:科技应用的加速性、科技嵌入的全面性、科技种类应用的广泛性以及科技由应用转向自主开发。进而指出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关键词:科技奥运;契合;技术 一般说来,契合有“投合”、“符合”、“相通”、“约定”、“约束”、“机缘”等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的必然产物,科技奥运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契合”的必然结果。当我们根据奥运发展不同阶段来分析科技角色变化时,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就会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一、科技与奥运契合的历史进程 1.奥运初期发展与技术的辅助者角色 在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的不懈努力下,第1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希腊首都雅典隆重举行,由此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奥运会虽然被称为“现代奥运会”,但是举办的最初几届奥运会无论是从比赛场地、设备还是从运动员服装上来看,几乎无法体现出“现代”的特点,也几乎看不到现代技术的影子。例如,在第1届奥运会上的男子100米跑决赛中,绝大多数运动员所穿的运动服装与普通人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穿着长衣长裤比赛,甚至有人穿着礼服比赛。在这些运动员当中,只有美国运动员托马斯·伯克的穿着类似于现代运动员着装背心和短裤。再如,游泳比赛是在冰冷的海水里进行的。游泳池的泳道是用水面上漂浮的南瓜作为泳道标记组成的,泳距也未经过认真地测量,仅仅凭借感觉估计来确定,起终点采用浮艇拉着缆绳作为标线。比赛时,先用小轮船把运动员载离海岸,发令员估计距离合适了,便发令让选手游回岸边,以到达岸边的先后决定名次。比赛中对运动员的泳姿也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任由运动员自由发挥。 再如,第2届巴黎奥运会的设施很差,田径场地十分狭小,土质松软,跑道不平,且夹杂着横生的林木,场内根本就没有什么运动设施、设备等比赛必需品。跳远比赛需要跳远选手自己动手挖掘沙坑;跨栏比赛的个别栏架临时用树枝架起来凑合。 所以,在最初的四届奥运会上,无论是从运动会的体育场、设施等来看,还是从参赛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运动装备等来说,都很不规范。运动设施和比赛方法的不规范,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比赛的顺利进行,使得运动员取得比赛成绩的偶然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比赛结果判定的不准确性和不公平性。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虽然兴起于技术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中,但是一开始却几乎看不到技术的影子,技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一直比较疏远,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大多数都是其他领域的一般性技术的借用,例如利用建筑技术来修建体育场、游泳池等等。总体而言,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大多是辅助性的,扮演的是辅助者角色。但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全球性发展战略的确立,客观上为科技与奥运自身的契合提供了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现代技术的全球性扩展,最终促进世界一体化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立志于成为对全球发展产生影响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其全球化过程必然要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起来。换言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目标的确立与现代技术体系构建全球化生活这一现实存在客观契合了。这最终为二者的现实契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奥运快速发展与技术的支持者角色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逐渐地引进了各种技术成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就使得每一届奥运会在场地、设备、器材和运动员装备等技术环节方面的更新都会比上一届有一些进步。 1912年的第5届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取得了重大的科技方面的突破,大会在运动场内试验性地安装了电动计时器和终点摄影设备,使时间计量精确到01秒。 第7届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兴建了一个能容纳3万人左右的体育场,并且配备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各种体育设施,体育场的跑道是由煤渣铺成的、周长为400米的专业跑道,这也是奥运会第一次使用标准跑道。 从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现代奥运会开始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在这样的几个方面:一是举办时间的规范,即奥运会首次在两个多星期内进行;二是准备工作提前完成;三是比赛使用的体育场地、设施、设备及器材等更加规范和标准;四是专用于游泳比赛的场馆游泳馆开始使用;五是为男选手专门修建了一座漂亮、舒适的宿舍奥林匹克村。 在1936年德国柏林的第11届奥运会上,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的比赛盛况,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奥运会的影响,从而为奥运会的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以后电视转播奥运会开创了先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借助于技术支持的巨大作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传播开来。 在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上,使用了飞机来传递奥运圣火。 在第17届罗马奥运会上,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特征也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大量使用为奥运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从这届奥运会开始,人们走上了反对科学技术反面力量的道路,即与日益严峻的服用兴奋剂行为所进行的漫长而艰苦卓绝斗争之旅。本届奥运会自行车比赛出了事故,一名服用了兴奋剂的丹麦选手马克·詹森在比赛进行过程中,摔下了自行车,不久就猝死在比赛现场。这一事件,引起了大会的震惊,也成为推动奥运会进行全面的兴奋剂检查的原动力。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更新的现代技术成果开始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运动领域之中。但是,这些技术应用过程具有一个新的特点,即这些技术的应用是在奥运会赛场之外展开的,所以其使用并不像前面所描述的一些在奥运会上被直接使用的技术那样,能够被人们直观清楚地看到并真正地认识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新材料技术革命确实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运动员的服装开始脱离了普通服装系列,而逐步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服装体系,运动服逐渐变得随意、舒服而利于运动;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在运动设备制造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极大地推动了各个运动项目的发展。例如,巴克于1948年引进一种利用300片相互连接的战争剩余的正方形铝管来制成了新型的跳板巴克跳板。但此后不久,这种跳板就让位于更结实更轻的用铝合金设计制成的跳板。到了60年代,跳板的弹力又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从而使得原来只能在3米板上完成的动作,这时在1米板上就能够轻松地完成了。 而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撑竿跳这一运动项目借助于改进的新材料完成发展飞跃的事实。60年代,詹克斯(一位玻璃纤维鱼竿的制造商)曾经生产过一种长10英尺、直径为1英寸多的深海鱼竿。他的儿子是一位初中的撑竿跳运动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借用父亲的鱼竿进行练习,结果竟然超过自己最好成绩半英尺多。他的这次偶然性的行为的结果是,撑竿跳高项目从此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在第18届日本东京奥运会上,美国发射的“辛科姆”通讯卫星,向世界各地转播了奥运会盛况,这在奥运会史上还是第一次,科技所展现出来的无穷魅力也从此被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在更大程度上、更广的范围内借助于技术的巨大力量,来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为科学技术全方位地进入到奥运会体系中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在1968年墨西哥举办的第奥运会上,使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电子计时设备。 在这个阶段,特别是二战后,全球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技术也开始更多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使用起来。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而得到快速发展的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全方位地引进现代技术成果,特别是一些尖端技术也开始被广泛使用,例如利用飞机、卫星传递圣火,利用通讯卫星对比赛进行转播等等。现代技术也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更主要的是成为人的“替代者”。具有突出特点的是电子测距技术和传媒技术的使用,前者使运动比赛成绩的评定更加准确、客观,促进了公平竞争;后者的迅猛发展则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凝聚着高新技术结晶的兴奋剂在提高人们运动成绩方面的巨大作用使之成为某些运动员竞相追逐的东西。 在这个历史阶段,技术扮演的是一个能够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高速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的支持者角色。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支持者,现代技术开始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介入到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当中,从运动设备、场地、器材、服装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扩展到对运动员训练过程的技术控制、调节,然后再到体育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再到体育的基本理念的变化体育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就是体育的进步与创新的观念客观存在。所以,这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技术介入过程。现代技术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逐渐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技术为奥运发展服务,促进了奥运的全球化发展。可以说,现代技术的全面应用,特别是媒体技术的全面介入,使得奥运最终摆脱了欧洲地域性形象,开始被世界各地的人们逐渐地认识和接受。另一方面,奥运为现代技术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逐渐得到全球性关注的现代奥运会,成为科技延伸和自我展现的重要领域。科技与奥运开始相得益彰,逐渐地走上了契合之路。 3.奥运成熟发展与技术的被依赖者角色 在1972年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上,全面地启用电子设备,首次采用了光电测距仪和精度可达0.001秒的电子计时器,高速摄影摄像设备、激光装置、计算机等逐步代替了人的眼和手,成为奥运赛场和裁判员们不可缺少的工具和伙伴。 正是因为科学技术过程的广泛应用,从而使得本届奥运会看上去似乎已经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并且体现出技术与现代奥运会的完美结合的特点,所以,本届奥运会也被人们称为“Hi-techOlympics”[2]。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和计算机的普及,借助于计算机技术来开发运动员的训练、比赛指挥系统,成为人们的一项新的工作。事实证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确实大幅度地提升了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这样,没有人可以拒绝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依赖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各种高新技术来提升运动员运动能力,并有效地促进比赛成绩提高的做法被人们普遍地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从而形成了一种技术依赖。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网络技术日益成熟,新材料技术日新月异,现代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必不可少的依赖性力量。 第25届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首次使用了“全能运动操作系统”,利用计算机的巨大作用将分散在各个赛场的电子计时器、光电测距仪和自动计分装置等联结在一起成为网络。伴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信息科技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三套核心系统,分别为:奥运信息检索系统、奥运竞赛结果系统、奥运管理系统。 除了信息技术在悉尼奥运会上大显身手以外,其他诸如新材料技术等尖端科技也为改善运动员们的装备,提高运动成绩立下了汗马功劳,游泳运动员所采用的鲨鱼服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在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的大力支持下,悉尼举办了一届环保的奥运会。从而,环保运动借助于奥运会的平台在世界强化了环境保护意识,使环境的伦理问题更加引人瞩目,这也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教育的本质。 在这个阶段,技术不仅在场地、设施和运动员装备等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在运动训练和比赛等方面也开始显现威力。正是因为折服于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人们开始更多地依赖技术手段来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获得更加突出的运动成绩,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走上了无法脱离技术的道路。 在这个阶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完成了深度的契合,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科技不再仅仅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一种支持力量,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奥运科技体系”[3],由辅助、支持转变为自主行动的力量,并依据自身的逻辑自主地发展着,从而最终成为一种统治[4]。另一方面,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科技奥运就是这一现象的直观的、生动的描述。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科技奥运是科技奥运化和奥运科技化发展的直接反映,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共生演化(co-evolution)的契合关系。科技奥运化是指科学技术以奥运需求为导向,依据奥运的特殊要求创新性地应用科技成果的过程;奥运科技化是指奥运在奥运精神的引领下,以科技为发展手段,并引发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对奥运理念的创新。 二、科技与奥运契合的特点 1.科技应用不断加速 我们通过对技术在现代奥运会上应用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技术从其产生到在奥运会上的应用时间越来越短,特别是近几年来,一项新的技术成果会很快地被应用于体育领域之中,从而使技术应用加速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例如,1912年奥运会使用的摄影技术距离1875年摄影技术发明是37年,而1976年利用卫星传递火炬距离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只有14年,而目前新技术在刚刚出现时就迅速地在奥运会上使用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了。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技在奥运会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从新技术诞生到应用到奥运会中去,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现在,与体育相关的新技术刚一产生就会很快地转化为真正的产品,然后很快地被应用到科学训练当中去,为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创造更好的成绩而做贡献。可以说,这也与体育领域主动地开始基于运动本身需要而进行的技术开发有关,体现出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 技术应用的加速,一方面体现在技术本身的创新上,由于不断进行的技术创新过程,使得技术的发展和更新的速度大大地提高了,而提高的更新速度又进一步促使了技术的下一个创新周期的缩短,从而使得技术应用不断地加速。另一方面,受到技术创新的鼓舞和提高人体运动能力的需要的激励,科学技术在体育领域中应用的周期也在大幅度地缩短,这是与技术创新加速背景分不开的,更是与对运动成绩提升产生的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分不开,这就使得这个加速的过程越来越快,技术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 2.科技全面嵌入 现代技术在奥运会上的应用范围已经由开始的几乎仅仅是建筑领域扩展到奥运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细节,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是技术含量最低的田径项目,也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从运动员脚上穿的运动鞋、运动袜,到身上穿的运动服,再到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所使用的计算机辅助分析系统,无一不是现代高技术的杰作。我们已经难以辨别现代奥运中对比赛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到底是科技的还是非科技的;我们也已经无法区分“奥运信息检索系统”、“ID徽章”、“碳素纤维运动衣”等等这些似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新名词到底是属于科技概念还是应该归类为奥运会的体育概念。 现代技术在物质上的应用是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则多数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这就是技术规则在奥运会规则上的广泛应用的现实。实际上,我们在奥运会上,或者说在体育领域中关于运动成绩的测定、比赛办法、器材的限定指标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来源于技术体系,所以技术在规则上全面地渗透到奥运中,从而建构起科技奥运的技术体系,这也使得奥林匹克运动朝向技术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技术的逻辑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逻辑,技术的思想也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新的思想体系,即依据技术理性的要求而展开的对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效率性、效益性和根本性的关注,这也是一种技术全面渗透的现实。 3.科技应用种类越来越多 在奥运会上应用的现代技术种类越来越多,在奥运会刚刚举办时,对奥运会起到主要的、积极的帮助作用的技术大约仅仅是建筑技术,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更多的技术开始在奥运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光电技术、摄影技术、传媒技术、电视技术等等。今天,当我们提出科技奥运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在建构着一个由更多种技术所构成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奥运会,或者说是真正的高技术的奥运会。目前的科技奥运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技术应用,而是更多地使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如数字技术、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仿生技术、环保技术等等,甚至是最为先进的基因技术也开始在体育领域中被使用。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地说出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被使用的全部的现代技术的种类,或者弄清楚每个环节中到底有多少技术在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例如,从运动员身上穿的运动服到脚上穿的运动鞋,从运动器械到运动场地,从运动营养到训练过程中对训练合理性的科学与技术的监控,从赛场上的种种电子设备到用于传输信息的互联网络等等,到处都是现代技术的身影。因此,可以说只要具有效益,就有新技术的应用;或者说,科技奥运就是一个纯粹的高技术自身的奥运会。 4.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在持续不断的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现在,与最初开始借用技术来促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不同,现代技术已经被人们最大限度地应用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去了。种种证据显示,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于借助技术本身所提供的帮助了,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来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以获得收益。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了使现代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科技奥运”目标和理念的要求,成立了“第二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为科技奥运提供技术咨询和帮助。其基本职责有四项:一是围绕奥运信息系统建设、场馆建设、赛事组织优化、安全保卫、开闭幕式等,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论证,为奥组委提供完备的技术咨询和解决方案建议;二是针对与奥运比赛直接相关的比赛场馆、信息通信、奥运气象保障、科学训练等领域以及与奥运会间接相关的交通、能源、环保、绿色食品等领域的科技需求,各部门联合共同实施好科技奥运项目;三是与奥组委、科技界以及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建立通畅、高效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将奥运对科技的需求及时传递给科技界,同时将最新奥运科技和成果传递给奥组委和其他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并及时向公众宣传科技奥运建设的最新进展,争取全社会对科技奥运建设给予更大的支持;四是就科技奥运建设开展有针对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追踪、引进奥运建设相关领域的国际最新科技成果,并加以消化吸收,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加以应用[5]。因此,根据需要而展开的技术开发活动,就必然地成为了现代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因此,奥运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技术开发包,一个新的科技创新源[6]。 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再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最终成为自主者的角色。造成这样的原因是由于现代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效益,以及这种效益能够带给人们一种极度的胜利满足感,这又推动了技术角色向更深的层次发展,从而使得现代技术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引进的东西,而是转变为决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方向和速度的内在的逻辑,从而成为使奥林匹克运动转变为一种“运动—技术系统”的力量。这样,技术在带给人们巨大效益的过程中逐渐地摆脱了被动的从属地位,逐步地确立了权威,成为主动的力量。 技术的巨大效益驱使人们将对运动成绩追求的目光从运动员自身着手提高运动成绩,转向了依赖于技术力量来提升运动能力的做法。其实,这样的转变是具有客观原因的,一方面成绩至上的观念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似乎完全地取代了体育活动原来的目的,胜利等于一切;另一方面,体育运动发展到近期,由于运动技术的革新已经基本完成,并且几乎是趋于完美,所以通过改进运动技术的做法来获得更好的运动成绩的可能性几乎不再存在了,这样,借助于技术的力量一种体育活动外在的力量来提高运动成绩就成为一条途径,更何况技术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已经显露出巨大的威力呢?所以,归根到底,人们仍然是将运动成绩作为了终极目标。这就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局面:一方面运动员在努力训练,另一方面却又在努力开发新的技术来提高运动员训练的水平和提升运动员身体运动能力。可以这样说,目前的运动员似乎是一个结合体一个自己与技术的结合体,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技术的依赖,由此,技术同时也就扮演了被依赖者的角色。 三、结语 通过历史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因此现代技术在奥运上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明,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借助技术的帮助,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来达到自身的目的。 这个过程其实质是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 科技史论文:新的历史时期高校科技产业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果,高校科技产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内外环境发生较大改善,但是高校科技产业在规范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只有继续完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拓展融资渠道,适度放宽管理权限,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化专业化服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科技产业新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高校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关键词:高校科技产业;科技成果转化;融资渠道 一、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需求旺盛的大背景下,高等学校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积极投身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不少高校创办和发展了一批科技产业。几十年来,高校科技产业在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承担教学实习任务、积极开展科研试验、多渠道补充教育经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高校教学科研重要的实践和试验基地,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规范管理高校科技产业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绝大多数高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基本完成了校办科技产业的改革改制工作,组建了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履行资产公司出资人的职责,行使资产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分别设立了学校资产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时组建了资产公司运营管理团队,初步建立了高校资产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果。高校科技产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内外环境发生较大改善,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绝大多数国内高校科技产业的规范管理方面仍有较多问题,需要完善和下大力气去解决,进一步巩固高校产业改革和发展成果。 二、高校科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的要求,我国高校基本完成校办科技产业的规范化改革工作,搭建起新型的科技产业管理框架结构。然而,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和改革逐渐触及深层次问题,虽然组建了资本运营主体,但没有真正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和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开展,尚有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一)制度建设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我国高校科技产业发展多采取单一的制度约束,即强调各项规章制度对具体经办人员的约束,大多表现为党政纪律,没有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激励约束机制。 (二)融资渠道不畅,缺乏资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低 从国内高校科技产业的整体情况来看,绝大多数高校科技产业都面临资金紧张的局面,学校对科技产业开发投入力度不足,所以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较低。多年来,高校科技产业除学校给的一小部分启动资金外,大多是企业自我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为维持企业生存,工作重点都放在了原始资本积累上,从而导致对科技开发的投入力度不够。很少有高校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上设立转化基金或风险基金,使高校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工作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许多有市场前景的成果无法向商品化阶段推进。 (三)高校产业管理模式滞后,经营决策效率低下 从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管理的现状看,大部分高校的校办企业管理模式仍留存浓厚的行政管理特征,现行事企不分的管理模式滞后效应严重制约了高校产业的发展。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绝大多数高校已经成立了资产公司,纳入资产公司管理的高校科技企业内部经营决策等经济行为经常请示资产公司,而绝大多数资产公司作为学校管理机构或派出机构,职能和作用能力有限,缺乏决策权,上级管理部门审批程序繁琐,不能像社会化企业那样迅速及时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四)缺乏专业化的科技产业管理队伍,员工身份转换相对困难 目前,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大多为学校教师,他们擅长教学以及技术研发,但是缺乏高层次战略决策和市场运作的经验,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受高校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制约,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很难成为高校科技产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从而导致企业缺乏高素质经营决策队伍。 三、推进高校科技产业规范快速发展的若干建议 我国高校科技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严重限制了高校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加快高校科技产业改革与规范化建设进程。在具体工作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完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 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是推进高校科技产业规范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校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与本校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本校特点的各种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科学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采用经营者年薪制、股权激励、精神激励以及董监高派出、考核和激励政策等,这些措施可以强化企业家和专业人才的能动力,为企业创造更好的业绩。在挖掘企业家潜能的同时,还应充分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职工工作效率并使其智慧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构建激励机制的同时,还应制定相应的约束机制,可以从企业内部、市场和法律等方面加以约束。 (二)积极拓展融资渠道,改变企业资金紧张的困境 加快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必须积极借助政府和资本市场,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发展。近年来,政府为了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采取了很多方式。2011年开始,高校部分企业被列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高校科技产业应抓住机遇,采取各种方式积极申报和参与国家重大技术创新及产业化资金等项目,争取获得国家各项资金的资助,从而补充自己研发资金的不足。与此同时,高校科技企业还可以在积极引进风险投资,利用国家推出创业板市场的有利时机大力推动高校科技企业融资上市。 (三)适度放宽管理权限,科学管理 高校科技产业发展的最低目标定位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依法维护学校合法权益,有效规避企业经营风险。因此作为高校科技产业的管理机构资产公司,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同时,各级管理部门应将部分审批权限逐级下放,赋予高校和高校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减少审批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行为。 (四)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化专业化服务 高校科技产业应注重加强人才培养,重点是加强对具有创新意识的经营管理人才、市场营销人才、技术人才和领导人才的培养,只有拥有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充分发挥他们自身专业和管理优势,才能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水平,使高校科技产业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健康发展。 四、结语 总之,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事业、企业、人才、制度和资金等诸多因素。只有科学的规范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科技产业新的发展模式,才能不断壮大产业的规模,提高经营效益与水平,实现高校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科技史论文:关于科技史的教学思考 [关键词]科技史,概念,科学传统 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难点,很多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把重点放在属于史实层面的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历程上,而没有在史识层面进行拓展和深入。甚至还有老师在课堂上花了很大精力去讲解经典力学和相对论的内容,把历史课上出了物理课的味道,既失去了科技史教学的特点和魅力,也有违课标“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的要求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虽然早有论者指出,科学史的重点不是“科学”,而是“历史”,科学的萌发、科学的环境、科学的影响才是科学史教学的重点。但笔者囿于自身学识,讲起该内容总是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把握。吴国盛教授的新作《什么是科学》令我茅塞顿开,在该书的启发下,我确定了科技史教学的基本思路:在引导学生梳理近代以来科技发展的脉络和架构的基础上,重点讲解和探讨如下几个问题。 一、什么是科学 吴国盛教授认为,今日所谓科学,不单是一种自然知识,从对待自然界的态度、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到所形成的各种关于自然界的理论,以及在这些理论之下对自然界的改造,都已形成了一套特定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是在近代欧洲成长起来的,常常称作近代科学。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科学”,就必须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东西。西方语境中的“科学”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德语Wissenschaft基本代表了广义的科学,即自希腊以来追求确定性、系统性知识的理性探究传统。英语和法语的Science基本代表了狭义的科学,即现代自然科学。西方理性科学一近代数理实验科学代表了“科学”一词的严格指称,构成了“科学”一词的狭义定义。狭义的科学构成了科学的小传统,广义的科学构成了科学的大传统,这个大传统是西方之所以为西方、西方区别于非西方的关键所在。 西方科学的大传统源于古希腊,在人类历史上,希腊人第一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这正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因素。首先,希腊人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地看待;其次,他们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有规律的、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把握的对象;再次,他们创造了一套数学语言,力图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在这三个方面,希腊人都开了科学精神之先河。其典型表现是希腊人建立了以追求确定性知识和逻辑演绎体系为主要标志的理性科学。希腊理性科学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大特征,它包括两个层面,基础层面是数学四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高阶层面是哲学。希腊理性科学的精神气质贯穿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始终,为现代西方科学所继承。与希腊科学相比,现代科学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第一,现代科学能转化为技术,从而转化为生产力;第二,现代科学大量使用数学,以至于一门科学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它使用数学的程度。 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历史遭遇,中国人眼中的“科学”首先是“现代科学”,而且侧重于现代科学的技术化、效用性方面。其实,科学全方位转化为技术,显示其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是在19世纪。在现代科学发源的16、17世纪,科学并没有表现出这些有用的方面。也就是说,古希腊科学是典型的无用科学,即所谓“求真的科学”,现代科学则是典型的有用科学,即所谓“求力的科学”。 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来西方的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翻译成“格致”或“格致学”,但后来这一翻译被“科学”所取代。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实则是来自日本人对英语science一词的翻译,而日译“科学”一词基本沿袭了英语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思,默认是指“自然科学”。在现代汉语里,“科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科学指高端知识、典范知识,狭义的科学指现代科学(经验科学、实验科学、技术科学)。也就是说,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二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术”。在理解科学方面,中国人最大的误解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 此外,我们还应该告诉学生:不能将“科学”与“正确”等同起来。江晓原教授指出,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在今天正确与否,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因为科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阶梯,今天“正确的”结论,随时都可能成为“不正确的”,科学中必然包括许多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正确的内容。西方天文学发展的根本思路是:在已有的实测资料基础上,以数学方法构造模型,再用演绎方法从模型中预言新的天象;如果预言的天象被新的观测所证实,就表明模型成功,否则就修改模型。在托勒密及其以后一千多年的时代里,人们要求天文学家提供任意时刻的日、月和五大行星位置数据,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可以提供这样的位置数据,其数值能够符合当时的天文仪器所能达到的观测精度,它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后来观测精度提高了,托勒密的数值就不那么“正确”了,取而代之的是第谷提供的计算值,再往后是牛顿的计算值……如此等等,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之中――这就是科学。 二、“李约瑟难题”及其解答 中国古代无科学,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为什么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就是所谓“李约瑟难题”。吴国盛教授认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并没有说清楚他所谓的科学是指什么,其论述至少有三个让人困惑之处,第一,他经常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第二,他用来对“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进行整理的框架和范畴,完全是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概念,这给人一种印象,中国古代的科学其实就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第三,他似乎认为全人类的科学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即由原始型到中古型再到近代型,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对科学这一概念的理解问题。如果李约瑟所谓的科学是指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主流科学,那么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科学,更谈不上“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正因为如此,吴国盛教授指出,“有无”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而不是历史经验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基于不同的科学定义,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爱因斯坦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陈方正指出:“西方科学虽然历经转折、停滞、长期断裂和多次移植,但从方法、理念和内涵看来,它自古希腊以迄17世纪欧洲仍然形成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而且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受外部因素(诸如社会、经济、技术等等)影响,但最主要动力仍然是内在的,即来自这个传统本身。换而言之,现代科学基本上是西方大传统的产物,忽视或者否定这一点,就没有可能了解现代科学的本质与由来。”希腊科学是现代科学遥远而强大的源头,几乎为科学史家所公认,中国古代虽有大量的技术发明与成果,也不乏自然哲学以及对自然现象的探究与认识。然而,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科学传统,中国古代科技至终没有获得现代突破,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李约瑟难题”应当修订为:在过去两千年间,中国与西方科学的发展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造成此差别的基本原因何在?对此,吴国盛教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古代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人民与土地高度绑定,因而是熟人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文化以“仁爱”为理想人性,以“礼”为人文教化的手段。仁一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伦理传统;而希腊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和商贸文化的混合体,迁徙是常态,因而是生人文化、契约文化,以“自由”为理想人性,以“科学”为人文教化的手段。自由一科学构成了古希腊人的人文结构,由此形成了西方文明的理智传统。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希腊人的科学本质上就是自由的学术,这种自由的学术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个特征。中国古代在演绎科学方面欠发达,不是因为智力欠缺,而是因为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因而不可能对无实用价值的科学情有独钟。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人所说的“科学”来自西方,科学由古希腊基于自由人性的自由的学术,转变为现代数理科实验学,完全是西方语境下自我演绎、自我进化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非西方文明并无直接关联。陈方正教授总结道:具有非常特殊性形态和内在逻辑的西方科学,必须有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人才的结合才能够发展,中西科学发展模式的巨大分别,最终可能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文明结构差异所产生。 吴国盛教授还特别比较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天文学在研究动机、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上的区别。 古代希腊人相信天界不生不灭、接近永恒,是理念世界最完美的模本,因而坚信天界唯一的运动就是天球的匀速运动,发现天体有不同的运动形式,设法解释这些运动是希腊天文学的根本目标,这最终使得希腊天文学发展成了一门应用球面几何学,用球面层叠的方式解释行星的运动、预测行星的未来方位,是理性科学处理经验世界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也为现代实验科学提供了示范。中国天文学则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和情感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地上的人事发生关联,于是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成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所有中国人的礼仪需要,研究天文学表现为对一种贯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忠实维护。皇帝为垄断来自上天的消息,不仅高度重视天文学,而且垄断天文事业,禁止民间研习。虽然中国天文历法也推算日月行星方位,而且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推算方法,但在根本上并不以发现天界运行规律为目标,因为不相信存在这样的规律。所以中国天文学有浓郁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就其研究动机而言,是政治占星术和日常伦理学,一言以蔽之,是礼学。 江晓原教授正是深刻认识到中西天文学的根本区别,始终不使用“中国天文学”一词而称“中国天学”,以免与西方天文学混淆。 三、宗教(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怀特海在追溯现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怀特海深刻地认识到,神学(尤其是经院哲学)作为希腊理性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对于现代科学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没有经院哲学这个环节,就没有理性科学在欧洲的复兴。吴国盛教授认为,现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他还指出,中世纪大学和经院哲学分别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做了制度和思想上的准备。 圣奥古斯丁和其他早期基督教作家都认为,上帝以两种不同方式向人类显示自己――一是启示人写出《圣经》,二是创造这个世界即“自然之书”。这种深植于正统基督教之中的想法意味着对世界的研究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宗教行为。也就是说,神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并不截然分离:研究物理世界意味着研究上帝的创造物,研究上帝则意味着了解世界。追求、发现、阐明自然规律的效果,足以显示上帝造物之奇妙与思虑周详,这一神学动机为整个近代早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大的驱动力。经院哲学认为,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种特殊本领,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窥探万物的本质,只有运用理性才能一步步接近真相;理性是人类理解上帝和自然的认识工具,运用理性可以越来越精确地理解上帝的意志。托马斯・阿奎拉在《神学大全》中更是提出了把神学看成是一门科学的观点:“我们必须牢记,科W有两种。其中有些是基于那些因理智的自然之光而了解的原理,比如算术与几何之类。还有一些是基于更高级的科学所得出的法则。所以,神学也是一门科学,因为作为它的基础的原理,来自一门更高级的科学,上帝与圣人们的科学。”这样一来,神学与自然哲学作为科学的不同门类就成了并列的、相互独立的学科。把神学看成科学,加强了神学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自然哲学则被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推动了自然哲学的迅速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神学与科学不仅不是矛盾关系,而且基督教促进了科学进步。(请注意:在古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是不分家的,二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哈维、波义耳、牛顿这些被后世尊称为伟大科学家的人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哲学家”,从事的是哲学工作,如牛顿那部伟大著作的标题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从19世纪开始,science一词在英语世界才被广泛采用)。 在中国,由于多年的意识形态宣传,人们大多认为,宗教是科学的死敌,天主教会对现代科学的先驱者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等进行过残酷的迫害。而实际上,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的大海中生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们都是基督徒。如果宗教是科学的死敌,科学怎么可能出现并成长壮大?美国学者劳伦斯・普林西比指出,在16、17世纪和中世纪,并没有一个“科学家”阵营在奋力摆脱“宗教人士”的镇压,这些不同阵营根本就不存在。当时每一位思想家都确信人、神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并因此确信神学真理与科学真理的内在关联。哥白尼长期担任教堂神父,从未因为他的“日心说”受过教会的迫害。布鲁诺被烧死,不是因为他宣传哥白尼的学说,而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伽利略的确因为传播哥白尼的学说被判终身监禁,著作被查禁,但这是一个特别的个案,牵涉到当时的教会、王权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能看作天主教会一贯敌视科学的证据。面对科学已经证明的事实,基督教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解释,力图将科学发现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义相调和。在1878年至1903年间担任教皇的利奥十三世提倡托马斯・阿奎拉的神学,强调信仰和理性是相容的,他愿意接受得到证实的新的科学信条。他及其继任者们所持的立场逐渐变为:自然科学不属于教会范围,进化论可以作为一个学说在教会学校讲授,《创世纪》第一章可以用比喻的方法理解,以及在这些前提下相信进化论是个人的私事。 综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教会对待科学的态度都在改变,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宗教是科学的敌人,也不能把科学与宗教根本对立。现代观念中科学与宗教的严重对立,只不过是17世纪以来科学不断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科学与宗教之分道扬镳,上帝之被摒弃于自然哲学以外,是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始的。 四、科学革命与思想解放的关系 “科学史之父”萨顿指出:“科学不仅是改变物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改变精神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因此,科学史“就是人类思想和文明史”。科学革命与思想解放的互动关系是科技史教学中体现“历史味”的重要着力点。例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牛顿创立经典力学体系,极大地影响到整个欧洲思想界。由于牛顿证明了地上的力学也能适用于天上的星球,揭示了简单而统一的自然规律,使人们豁然开朗:原来自然界也是按照某种法则运行着。这就动摇了经院哲学中将宇宙秩序归结为上帝安排的说法,神学必须再给科学划分出一大部分地盘。由自然界联想到人类社会:既然自然界有统一的规律,那么人类社会呢?牛顿力学体系从两个方面给人类以伟大的启示:其一,“宇宙万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这种自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人类社会也有支配其发展进步的永恒法则”;其二,“人们在认识自然规律的进程中不需要上帝,只需要理性……人们只要想自然科学那样运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同样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毫无疑问,经典力学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科学促使法国启蒙运动洋溢着崇尚理性、确信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精神。杰出的科学成果及其广泛应用,推动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这使启蒙思想家们深信:人只要从屈服于神转而面向自然、征服自然,就能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获得巨大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科学的本质就是启蒙,启蒙必须依靠科学。科学能……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 再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科学领域之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生物学等领域内的影响。马克思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进化论在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引发的争论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可以把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思想用于说明人的本质。社会达尔文主义试图把进化论应用于社会学,用“生存竞争”为资本主义竞争精神辩护,倡导实行彻底的自由竞争,要求国家放开对个人行动自由的限制,只有当最适应者占据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适应者承受竞争的后果,社会才会出现进步。有些工业家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竭力证明残酷的自由公平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进而证明财产和利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德国纳粹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护者,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应用。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影响了很多思想家。 五、科学家给我们的启示 讲述本单元内容时,不能没有关于科学家的小故事,当然,讲述这些小故事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让学生从中得到一些感悟,无论是在科学精神方面还是人生态度方面。故事的选取要有代表性,要能引起共鸣和深思。 故事一:1632年,伽利略因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传讯。次年五月底,伽利略被羁押。在看守所里,伽利略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决定向当局妥协。这意味着,伽利略要放弃他的地动说。宗教法庭宣读伽利略的悔罪书后,血气方刚的伽利略的学生安德雷亚怒不可遏地训斥伽利略:“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还歇斯底里地叫道:“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平心静气地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需要英雄,说明这个国家正处在某种灾难之中。在被软禁在家期间,伽利略写出了或许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两门新科学》。后来安德雷亚问伽利略:“当年您为什么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说:“因为我害怕皮肉之苦。”面对伽利略的坦诚,安德雷亚深情地说:“怕死是人之常情!人的弱点和科学毫无关系。”显然,这时的安德雷亚早就理解了老师。但伽利略后来经常自责:“有数年之久,我和当局一样强大。但我却把我的知识拱手交给当权者,听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决定用或不用或滥用。我背叛了我的职业。一个人做出我做过的这种事情,是不能容于科学家行列的。”也就是说,伽利略至死并没有原谅自己的懦弱。 故事二: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1743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对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765年,22岁的拉瓦锡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引起科学界注意。24岁就被选入法国科学院。大革命开始之初,他的科学研究还没有受影响。但雅各宾派上台后实行恐怖政策,法庭以“可恶的包税人”“在人民的烟草中加水”等罪名判处他死刑。法国科学界呼吁赦免拉瓦锡,法官的回答是“共和国不需要学者。”1794年5月8日,拉瓦锡同其他包税商一起被处死。拉瓦锡被处死的第二天,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悲愤地说:“他们砍下拉瓦锡的脑袋只需要一瞬间,可法国再过一百年也长不出这样一颗脑袋。”两个月后,雅各宾党被推翻,但拉瓦锡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 故事三:达尔文1809年出生于英国希罗普郡,幼年时代的达尔文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天分。8岁那年被送进了一家教会学校,但他对圣经故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倒是喜欢在河边钓鱼、上树摸鸟蛋,还喜欢搜集杂七杂八的物品。中学时成绩很一般,却迷上了打猎和养小动物。老师对他很恼火,认为他“不可救药”,父亲也经常训斥他:“你除了打鸟、玩狗和抓老鼠外什么也不会,这样下去会给我们家庭丢脸的。”进入爱丁堡大学后,他先是学医,因为没有兴趣,改学神学,也没有兴趣,整天跟一些纨绔子弟一起赛马、打猎、酗酒。但他结识了一位植物学教授,并在他的介绍下去听了著名的地质学家塞奇威克的地质学课,后来还跟随塞奇威克一起去进行地质考察。达尔文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学习到了一个科学家的工作方法,他认识到“所谓科学就是综合事实,从而根据事实得出一般的规律和结论”。后来当英国海军“贝克尔号”舰招聘随舰去南美考察的博物学家时,达尔文排除了父亲的阻拦,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故事四: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年轻时曾向他的老师表示要献身于理论物理学,老师劝他说:“年轻人,物理学是一门已经完成了的科学,不会再有多大的发展了,将一生献给这门科学,太可惜了。”1900年4月27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作了题为“热和光的动力理论上空的19世纪之乌云”的长篇演讲,指出古典物理学本来十分晴朗的天空出现了两朵乌云。正是这些乌云带来了世纪之交的一场物理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论。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但奖得来十分不易。当时不少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胁说,如果给相对论授奖,他们就要退回已获的奖章,结果评委会找到了一个办法,让爱因斯坦作为光电效应理论的建立者而得奖,相对论始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故事一告诉我们,一个矛盾的伽利略,一个未经掩饰的伽利略,才是一个真实的伽利略。我们不怕科学家没成就,就怕科学家缺乏说真话的勇气。故事二则说明,动荡的社会环境对科学家个人和整个科学的冲击太大了。故事三通过达尔文的亲身经历,告诉学生找到和明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所在是多么的重要。故事四说明,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虽然,人们往往由于认识的局限,对新理论不屑一顾甚至打压,但是,真理最终必将战胜谬误。另外,科学家必须要有尊重事实,不迷信权威、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 教育部的“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包括人文底蕴、科W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其中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两大素养在本单元教学中可以得到充分训练和培养。在教学中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才是符合社会进步的教育,才是我们对莘莘学子进行科技史教育的宗旨。这样我们才能把科技史上出浓浓的历史味。 科技史论文:从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中看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摘 要]从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中,对比探讨马克思和诺思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得出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找出马克思和诺思各自理论分析的优势,得出我国改革实践中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还要注意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发展生产力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经济史、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经济学说史 古典经济学较早的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而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最完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原理,对当代经济仍有巨大解释能力。经济学方法边际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歇尔和瓦尔拉斯认为经济中存在局部和一般均衡点,经济制度是外生变量,生产和生产率是资源和边际收益相结合的函数,科斯认为制度运行存在交易成本,诺斯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作了合理解释。 一、经济史和经济制度的不可分割性 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制度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辨证关系的不断运动过程。而将理论体系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制度因素。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完全理性,市场通过完全竞争可解决一切问题,使社会各方利益得到满足。随着社会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此作了修正,主要有“经济人”行为有限理性假定、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并引入制度因素分析和交易成本概念。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制约,包括正规约束和非正规约束,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而减少交易成本。诺斯认为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即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还包括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因此马克思和诺斯都认为历史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和生产力又密切结合在一起,尽管马克思和诺斯对两者间的关系解释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对历史采取了制度因素分析方法。 二、经济史的制度分析 首先,马克思和诺斯都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他们都认为作为历史的制度变迁和生产力之间有着某种联系,都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必然产生与物质生a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上为上层建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经济的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辨证关系。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适合生产力时就会为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可能性空间,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诺思对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的悖论。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技术改良和发明导致新工具出现及协作、分工等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产生变化,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最后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发生变化。新的上层建筑为科学和技术知识在经济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刺激新的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明的出现,形成一个循环往复不断进步的过程。诺斯用事实批评马克思模型:1600-1685年间世界海运业并没发生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海洋运输力却有了提高。尽管海运成本没大的变化,但因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的扩展,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运成本,最终使海运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诺斯得出结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可提高生产力实现经济进步。这与马克思模型相悖。诺斯还用实事反驳马克思模型:14世纪上半叶因人口增加推动了欧洲边疆拓殖运动导致贸易的发展、需求的扩大、土地相对价格的上升,使土地专一所有权和土地转让权得以确立;14世纪中叶发生黑死病,使人口急剧减少,劳动的相对价格上涨,使劳动者在契约谈判中的地位上升,致使封建农奴制解体,自由劳动权得以确立,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刺激和收益保证,导致了产业革命。所以诺斯认为制度和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再次,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理论概括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某种模型外生变量的改变如人口的增长带来相对价格(包括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等)或偏好的变化(来自观念、宗教教义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引起精神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原制度框架内发生潜在获利机会,但因交易成本较高,社会上存在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及其他行为在原制度框架内按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则,无法实现这些潜在利润。在原制度框架内总会有人为获取潜在利益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当潜在利润大于制度障碍所造成的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降低制度带来的交易成本让各个行为主体推动技术变革,社会生产力就会发展。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不同,都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历史,但他们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和分析的侧重点不同。 三、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把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统一起来,历史是实际的存在,逻辑是主观的过程,两者之间不可能绝对统一,历史的运动不可能完全被研究者的逻辑所把握。逻辑用高度概括的方式从现象中揭示其本质,有很大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 首先,诺斯用历史分析方法解释制度变迁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信条,只对基本假定进行了修正,即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等。他认为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因认知能力有限又总是处于信息不完全环境中,在交易中会发生欺骗、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交易成本,最终损害自己的福利,制度就是人们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从而得出两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一是发生欺骗或偷懒或搭便车的当事人,必须有能力承担被发现后逐出交易的后果,即交易双方都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二是市场交易双方没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不可能会有欺骗、偷懒或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意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脱离“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中不存在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也不存在完全市场竞争。修订的基本假定,虽然更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但并不一定符合制度变迁的历史,而是用一种静止眼光去分析动态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也有人的基本假定,但其嵌入了社会制度变迁模型,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性就在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性也不断发展。逻辑和历史在人性的发展变化中得到了统一。诺斯认为技术变化不能解释制度的边际调整,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型,即使能解释制度的质变,也不能解释制度的量变。因此制度不具有技术的自然历史性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根据减少交易成本的规则发生变化,而交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不是生产力决定了制度,而是制度决定了生产力。这就是马克思和诺斯在制度涵义上的差别。诺斯说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契约;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被打破的方式。诺斯的定义既包括制度质的方面,也包括制度量的方面。马克思的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更强调质的方面。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不是只有单向的决定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水平只是决定了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的基本形态即质的方面,并不决定制度的具体形式即量的方面。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下子完善的,基本形态中必然残留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需要在基本形态上进行制度的边际调整。伴随着制度的边际调整,生产力会有或大或小的进步。渐进式的中国改革实践更能理解马克思反作用的涵义。 四、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 第一,经济制度分析无法撇开历史分析。运用历史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分析经济,能寻找人类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两种分析方法不能分割,历史总是以制度变迁来表现,并螺旋式的上升,分析历史离不开制度因素。而制度分析的逻辑必须和历史相一致,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第二,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分析各有优势。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着眼于社会制度变迁大的结构,注重质变,以变化来分析变化;诺斯更强调制度,把大的框架和边际变化结合在一起,注重量变,以不变去分析变化。从分析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分析比诺斯更为一致、更为完美,诺斯的分析更注重制度变迁,对制度的历史分析无法和马克思相比。第三、理论对比分析的目的是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更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需要重视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制度变迁不仅是制度框架的变革,而且还是制度的边际调整,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提高生产力水平有重要作用。 科技史论文:科技史维度下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测评研究 摘 要: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重要维度之一,通过科学史教育,有助于科普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科学知识、科学过程和方法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针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设计了反映科普从业人员职业特点的测评方案,对科普从业人员以及非科普从业人员对照人群开展了实际测评,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总体认知程度偏低,略高于对照人群。 关键词: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科学素养;测评 1 前言 科普事业的发展并非是自身独立进行的,它与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哲学文化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1]。科学史独特的研究视角决定了它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中可以发挥其它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根据科学素养五维度测评模型[2],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维度科学素养的细化研究,能为科普行业乃至学科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是指科普从业人员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运用科学原理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以及所达到的科学意识的水平。由科学术语、科学意识、科技社会功能、科技史、科技副作用五维度构成[2]。这五个维度虽然没有包罗科学素养的方方面面,却是基于国内外对“科学”含义的大致共识而来[3],具有较强的相对性、比较性和通约性。由此而设计测评指标和问卷,能对包括科普从业人员在内的各类职业人群开展测评和比较研究。 2.2 科技史 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知识。科技史的创始人、英国著名学者萨顿说过,科技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它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自然科学的整体形象、人性的形象,从而全面地理解科学、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4]。因而,不同的科学观往往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形成对科技发展历史的不同看法。按照不同科学观的视角,科技史又可分为科技通史、科技编年史、科技思想史、科技社会史、分科史、国别史等等。本文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的考察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进程的了解,包含对有关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发展史的了解等;二是对有关科学事实的判断和有关科学原理的判断。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了解科技史是必要的,对于科普从业人员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说,科技史更是科学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3 研究方法 3.1 科技史维度权重值确定 按照“最小公约数”原则,由“科学”的共识性含义推导出科学素养的结构,分析提出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五维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一种改进型的AHP,即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AHP)并结合专家排序意见来确定各个维度的权重,分别为:科学术语0.20000、科学意识0.33333、科技社会功能0.26667、科技史0.13333、科技副作用0.06667。 结果表明,科技史作为科学素养基础维度之一,与科学术语具有相似的功能定位,两者的权重值也较为接近。为此,本文单就科技史维度作测评研究,以求更深入的研究结果。 3.2 调查问卷的设计及修订 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测评体系,是由多级指标构成的。科学素养作为整体概念构成了测评的顶层目标,维度的选择构成了一级指标,调查问卷的题目构成了二级指标。调查问卷的内容是整个问卷设计工作的关键环节,要根据国情适应性、国际比较性、科普行业特殊性等要求,设计具体的问卷题目内容。题目的来源和构思主要考虑3个方面,一是我国历次科学素养测评中使用过的调查题目,这样的题目便于理解及与其他测评的衔接;二是国外科学素养测评通常采用的国际通用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从某些角度与国际对照;三是基于本课题研究目标而新编的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根据测评需要反映目标要求。当然,对前两类题目的选取,也是要从中选出符合科普职业特点的相关题目,这是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 3.3 样本选择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选择涉及多个单位,主要有:科技主管部门、中学、高校、科研院所、科学技术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土资源博物馆、湿地类博物馆、专业科技博物馆、水族馆、天文馆、自然保护区、文化宫、活动中心、动物园、植物园、标本馆、图书馆、农业科普基地、其他类型科普基地、非科普行业等各类型科普单位。此次问卷共收集有效访问样本数630份,其中科普从业者524份,非科普从业者106份。 4 结果与讨论 4.1 测评的综合结果 调查形式采用了集中式问卷调查与限时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科学素养的分值,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得出。我们在设计题目时基本上考虑到答案的唯一性,因而问卷题目的答对率去掉百分比的单位就是一个无量纲的分值,再用这个分值乘以相应维度的权重后经加权计算,就可得到科学素养的综合得分。 测评结果表明,在科W意识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和非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分别为69.90、67.45,在科技史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略高于对照人群,但是两者得分都不高。科普从业人员在科技史维度上没有显现出其专业优势,与其他职业让人群相当,这说明科普从业人员亟需加强科技史方面知识的学习。 表1表明,科技史维度的试题也有一些特别之处,在第1题采用了一道4选项的系列题目,这是考虑到各学科知识面而设计的。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维度13个问题的测评,答对率超过60%的只有3个,仅占到问题总数的23.08 %。因而从总体上看,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亟待加强。 4.2 科技史各指标的测评结果比较 4.2.1 请您判断以下几个说法是否正确 (1)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 表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高,分别达到93.70%和87.74%,说明对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基本情况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略高于对照人群。 (2)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 表3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8.89%和70.75%,说明人们对近代科学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不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3)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表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只有66.60%和67.92%,说明人们对古希腊科学家名言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 表5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57.63%和59.43%,说明对近代科学一些重要发现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2 请问以下哪一位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 表6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之父”是伽利略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有53.44%和54.72%,说明对近代科学兴起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3 请问您知道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有多少年 表7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年数是400多年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有26.53%和19.81%,说明对近代科学诞生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哥白尼革命的知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4 请问您知道电磁波是哪位科学家发现的吗 表8表明,两组人群认为“电磁波的发现者”是科学家麦克斯韦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3.93%和58.49%,说明对电磁波历史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5 请问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 表9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开普勒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为50.00%和53.77%,说明对经典天文学和力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6 请问您知道以下哪一位是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 表10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是孟德尔的正确答对比例较高,达到56.49%,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经典遗传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比较高,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54.72%。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7 请问您知道著名的四体液说是谁创立的医学观点吗 表11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著名的“四体液说”是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医学观点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低,分别只有45.61%和44.34%,说明对古希腊医学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8 请问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 表1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显微镜打开了微观世界”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为 16.41%和17.92%,说明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大事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9 请问您知道第一台电子显微镜是什么时候问世的吗 表13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问世的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的答对比例比较高,达49.81%,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45.28%。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明显高于对照人群,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电子显微镜技术比一般公众有更高的认知程度。 4.2.10 请问您知道是哪几位科学家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W或医学奖的吗 表1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克里克和沃森、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33.78%和40.57%,说明对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5 结语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的科技史素养普遍较低,这可能会成为推进科普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在科技发展史方面,科普从业人员的总体认知程度较低,特别是对古希腊医学的了解和把握、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以及科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发现等的认知程度还有待大力提高。对科普从业人员来说,掌握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规律,学习、认知、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都离不开对科技史的了解和把握,这也是实现科普创新发展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大力加强科技史教育,是科普人才培养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与对照人群相近,两者都偏低。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与我国文理分科过早的教育现实相关。科技史是典型的文理交叉、融合、渗透的学科,而文理分科过早则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残缺,过于重视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教育,这就必将造成科技史认知的缺乏。因此,要改革大学课程、成人继续教育课程,首先是科技史教育是当务之急,普遍开设科技史课程,也是最佳的补救方法之一。 科技史论文:现代科技在历史风貌建筑修缮维护中的应用 天津是中国近代北方重镇,开创了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由于其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城市中遗留下来各个时期、多种风格的建筑,它们见证了天津从被迫开埠到如今150多年的历史变迁,是一座万国建筑的城市展览馆。这些历史风貌建筑历经风雨、战火及人为破坏,不管是建筑表层还是内部结构、附属设施、使用功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近20年来,天津风貌建筑管理单位对现存的历史风貌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使得这些建筑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在维护改造过程中,使用魍澈拖执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在保障建筑结构安全的前提下,使历史建筑展现了原有的风采。 一、检测技术 使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手段来代替人工检测,可以实现精度测量和精准检测,又可以省却大量的人工成本,同时又避免了人工检测取芯对建筑物结构带来的破坏。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不同于传统的高精度测绘技术,它利用激光测距的原理,通过记录被测物体表面大量的密集的点的三维坐标、反射率和纹理等信息,将各种实体或实景的三维数据完整地采集到电脑中,进而快速复建出被测目标的三维模型,为保留建筑的原始风貌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使得可以在不破坏建筑物构建的基础上,对构件内部异常及缺陷进行检测,为建筑结构的修复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现代化检测手段的应用,为保护历史风貌建筑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具体地了解建筑物的真实情况,维护方案做到有的放矢。 二、地基基础维护技术 天津是一个滨海城市,地下水位高,土壤含水率高,盐碱度大,容易对地基、基础造成腐蚀伤害。因此,多数风貌建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基础受损现象,严重危害着房屋的安全使用。 地基基础的加固多采用扩大基础面积来提高原有基础承载力。扩大的基础宽度要视建筑物结构状况而定,开挖的过程中,要对原基础的基底部分进行承载力加固处理,对地基有空洞的部位灌入掺有速凝剂的水泥浆液加固地基,使地基变形得到稳定和遏制。同时,将扩大基础的钢筋与原基础相连接,浇筑混凝土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共同作用,提高了基础的承载能力。 在历史风貌建筑的维护过程中,防潮层的修复也是一个普遍问题。传统的防潮层施工往往需要破坏墙体,这对于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物来说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对于老建筑的防潮修复,经常会采用墙体内部化学注射法进行。这种修复方法是先用设备在墙体底部钻孔,然后将特种防水剂沿钻孔注入墙体。防水剂一方面会通过毛细作用进入墙体材料中,另一方面会沿墙体内裂缝、薄弱带渗透流动扩散,使钻孔周围墙体的毛细系数降低,形成膜状的整体,从而达到防水、防潮的效果,这种方法业内俗称为“扎针治病”。这种方法对老建筑的破坏程度小,经过处理可几乎不影响外观,且操作方便,根据注入浆体的不同,可以适应不同的地质条件,是一项很有发展潜力的新技术。 三、主体结构及墙体维护技术 风貌建筑主体结构的构件及墙体按照正常的设计年限,一般不超过50年。天津处于地震多发带,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就对天津的建筑物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但由于当时财力、物力、重视程度的影响,只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加以补救。通过管理单位加大风貌建筑的整修力度,这些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 墙体开裂是结构问题中最常见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裂缝的宽度和性质进行有针对性的维护。简单的就可以将裂缝进行剔槽、灌浆处理;严重的采用双面钢筋网水泥砂浆外包加固法对开裂墙体进行加固补强,提高了砌体的抗剪和抗拉能力。但这两种方法都需要注意施工过程的监控,防止对老旧墙体的二次损坏。 对于风貌建筑中的梁、板、柱这些重要结构部件,目前比较成熟的做法就是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固法。把碳纤维用含浸树脂系粘贴剂贴合在混凝土构件受力部位,使之与基体合为一体,共同作用提高结构构件的承载力,减少构件的变形和控制结构裂缝扩大。这种加固方法的优点是:一是抗拉强度,且自重小;二是具有很高的刚度;三是抗腐蚀性能和耐久性好;四是抗疲劳能力强;五是结构外观和尺寸不会出现明显变化,修复加固效果好;六是施工过程简单,大部分为手工操作,无需特殊的装备,不需要特别的技术工人,无需焊接,没有噪声。 伴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风貌建筑也在新技术、老经验的作用下以新的面孔展现给世人。作为管理单位,需要将工程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不断将新技术、新知识充实到实际维修工程中去,为这些承载历史的风貌建筑展现往日风采起到更大作用。 科技史论文:中学科技文化史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江苏省溧阳市埭头中学) 摘 要:中学历史关于科技文化史这部分课程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难度较小、具有学科交融性等特点,以人教版必修3《文学的繁荣》一课为例,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出发,研究教学策略,探讨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的自主学习课堂模式,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完成课程目标,从而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归宿。 关键词:科技文化史;自主学习;小组合作;主体地位 现代教育思想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一种将外在的知识观念转化为其内部的精神财富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教学模式的探讨具有启发式意义。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处于服从与接受的状态,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学生的学习能力发掘有限。在中学历史教学内容中,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具有以下特点:(1)内容体现学科交融性,贴近学生的生活,学生具有较大的学习兴趣。(2)课程内容难度较低,学生易于理解。因此关于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程,非常适合开展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笔者从历史教学实际出发,以人教版必修3《文学的繁荣》一课为例,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出发,研究实施策略,探讨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的课堂自主学习模式,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来完成课程目标。 一、教师关于自主学习课堂的教学设计 在自主学习课堂中,教师的职责是“组织”与“帮助”,因此,教师对于自主学习课堂的教学设计是关键。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文学的繁荣》这一课,学生要能够列举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20世纪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的主要成就,并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为了达成核心目标,本课的设计重点在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设计难点在于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关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可依据教科书的线索将其归纳表达,主要分为三大块,西方文学、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让学生结合教科书自学,完成表格,为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作铺垫。 关于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可以给学生提供相应的史实资料,让学生在小组合作探讨中共同完成。一定社会的思想文化史、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因此,我主要给学生选择了各流派文学作品相应的时代背景材料。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我给学生简列了19世纪初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史实,“1825―1826年,俄国进行废除农奴制的革命;1820―1823年,西班牙爆发反对专制统治的革命;1830年法国爆发推翻复辟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1832年,英国进行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更多议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我联系了必修二工业革命的相关内容,“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普遍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所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级对立、人情冷漠、拜金主义等一系列社问题,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我给学生提供了20世纪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危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20世界初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殖民反侵略的解放斗争风起云涌”。苏联文学,我建议学生结合必修2《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课进行思考,亚非拉文学则结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全班小组合作讨论环节结束后,在时间安排上,还需要留5分钟的时间,由教师启发答疑、总结概括、构建知识网络,巩固自主学习效果。 二、学生推进自主学习课堂的注意事项 1.学生个人思考,培养自主意识 学生的学习是一种将外在的知识观念转化为其内在的过程,所以有效的学习,关键在于学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自我管理,对相关问题的独立思考与分析,改变以往大部分学生在课堂活动中习惯处于服从与接受的状态,积极承担学习的各种责任。因此,推进自主学习课堂,就必须要改变学生的这种依赖思想,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创造空间。 2.小组合作讨论 在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完成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成就这一目标之后,为达成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分析其影响的核心目标,需要进行小组合作与讨论,这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堂模式的另一重要方面。学生在阅读中发现的问题和独立思考中遇到的困惑是小组讨论的主要内容,如在讨论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时,从多角度各抒己见,充分体现了现代教育思想所强调的学生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科技文化史的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模式主要环节是:教师分析课程目标、设计问题―学生结合问题、独立思考与探究―学生小组合作、讨论难点问题―教师总结概括、构建知识板块。学生通过独立分析和探索,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归宿。 科技史论文:科技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逻辑实证到到历史主义的演变浅析 【摘 要】现代西方科技哲学,是从19世纪30年开始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思潮,一个是科学主义思潮,另外一个是人本主义思潮。本文将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描述,详细讲解这两大流派的演变过程,以此来说明西方科技哲学受到客观辩证法自发支配这一论断。 【关键词】科技文化;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客观辩证法;自发支配 一、浅析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和思想背景的,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末发生了以黑体辐射实验和以太实验为代表的物理学危机,这就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释这场物理危机,那么这种方法的来源就是现代的逻辑技术,现代的逻辑技术就演变出了一系列的逻辑解释,逻辑实证主义也就悄然诞生了。20世纪初产生的反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思潮是逻辑实证主义诞生的直接思想原因。外加上从休谟到孔德再到马赫的思想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就此孕育而生并发展成熟。 那么逻辑实证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它所代表的主要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对之进行理解:第一,逻辑实证主义以意义理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传统的对于本体论的讨论,这明显可以看出是一种新的思潮,它反对的时旧的哲学领域中一直探讨的本体问题,反对形而上学;第二,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的原则。老的实证主义强调的是对经验进行描述,主要研究对象是经验的来源,而逻辑实证主义则不强调研究经验,更主张研究命题的意义,再看这个命题能否被经验所证实;第三,逻辑实证主义将数理逻辑引入哲学,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进行数学分析,也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开启了西方分析哲学的新时代的到来。 针对性提出三种观点,首当其冲的是逻辑原子主义,这个学派主要是对哲学的本质进行探讨,他们认为哲学的本质是逻辑,以数理命题为工具对科学的陈述命题进行分析。那么何谓科学的陈述命题呢?分别则是主谓命题,是肯定某一个事物的属性,可以这样理解:S是P。另外的一个命题则是关系命题,这个命题主要是表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事物有何种关系:A和B,R(a,b,c)。另外这个学派还想表达这样的思想: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同构,原子命题是原子事实的逻辑表示,原子事实则是构成经验世界的客观材料,是最基本的感觉经验。这二者是同构的,性质和本质是一致的。以上介绍的这些就是逻辑原子主义。i 二、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 现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主义可以主要分为新历史主义和老历史主义两个流派。这两个流派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新历史主义是对老历史主义的发展和传承。老的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作为开创者的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有:劳丹、夏佩尔。历史主义的各代表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观点,也有对前面逻辑实证主义进行的各种批判。 无论是新历史主义还是老历史主义,都包含了以下四个基本特征:首先,历史主义开始对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动态的分析,主张对客观事实进行归纳形成理论;其次对科学的发展进行社会历史分析,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剖析科学的发展;再次对科学进行整体的分析,科学更加的整体化,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的分析也顺应了这一潮流,用整体化的目光来看待历史;最后,历史主义否认有普遍的方法论规则和评价标准,认为对科学和客观事物的评判要依据其本身的特点进行评价。 库恩最早提出了科学的范式的概念,“范式”这个词语最早是来源于模型、模式。它主要是指一项具体的科学成就,或伴随着某一项科学成就而出现的复合点,或者是指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者学说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范式的主要包括;符号、概括、模型、范例。库恩的“范式“思想,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范式也是科学与前科学的一个分界标准。以下是科学的发展模式: 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时期ii 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则包括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多元方法论,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行。在这一点中我们也许能够看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更加的集大家之所长来解决问题。第二是多元理论,也可以将之理解为理论的多元化,经验论者将理论一元化,而费耶阿本德在这一点上面进行了一个突破,认为理论是多元的,这也印证了他的第一点多元方法论。第三点是理论不可比,认为科学无进步。当然,费耶阿本德的理论看起来是十分极端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他得思想理论的进步,和他敢于突破常规的精神。 新的历史主义都坚持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相结合的传统,都反对批判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劳丹将问题分为两类,分别是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经验问题是包括了未解决的、已解决的、反常的问题三个方面。夏佩尔则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就是信息域理论。信息域的意思是指有一系列信息构成的,用来解释科学发展。iii 三、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思考 从前文的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文化范式演变的两条线索:逻辑实证主义侧重于对科学本身的解释与说明,历史主义侧重于从科学史的角度对科学发展的内外环境进行剖析。也正是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各种不足,历史主义才会应运而生。科学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客观辩证法的自发支配。 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客观辩证法,它是客观世界由其自身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变化、运动和发展的过程,是以物质联系运动发展的客观状态形式存在的辩证法,总体属于物质的范畴。客观辩证法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此同时,客观辩证法也可以称“事物的辩证法”、“存在的辩证法”。 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似乎正确认识了这一观念的总要意义,他们从科学的发展现状出发,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种种弊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提出了现代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如科学知识的基础、科学理论的解释、科学假说的确认等。经过了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把新的、更深入的问题,如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内史与科学外史、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科学实在论等引入科学哲学研究。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有它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不能用它来取代自然辩证法,恰恰相反,应该在客观辩证法的基础上,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西方科学哲学对传统哲学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把一般的哲学一律斥之为“形而上学”,认为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合的,用实证哲学来取代哲学本身,抛弃传统哲学,否定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以之与客观方法论相对抗,拒绝回答关于世界的最普遍的规律问题。由于他们排斥彻底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往往在哲学的结论中陷入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极端中。但是我们庆幸的看到,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收客观方法论的自发支配的,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用更加客观的、矛盾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受到自发支配的表现。 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加强科技史的教育 面对新世纪愈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切实推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尤为更加重要。历史学科不像自然学科那样直接服务于科技事业,但也不应无所作为。加强历史教学中科技史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执着追求真理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帮助他们树立强烈的科技意识,并以此为动力,献身于科技事业。在几年的历史教学中,我总结了一下几点看法: 首先,比较系统地讲解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科技成果。让学生清楚人类科技史的轨迹,同时让他们认识到人类从古至今在险恶的大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到今天自然科学的开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 例如,四大文明古国在奴隶制时代就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制定了比较准确的历法,尤其是古代中国天文学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15世纪以后,欧洲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天文学革命,从哥白尼到布鲁诺,从伽利略到开鲁勒,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一步步发展到现代。20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此开始了人类航天的历史进程。今天,人类不仅实现了遨游太空的夙愿,而且航天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又如,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科技浪潮此起彼伏,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展到工业文明时代,再发展到当代的信息文明时代。人类有史以来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令人欣喜,催人奋进。但这些知识在历史教材中是不连贯不系统的。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纵向、横向比较,综合挖掘内在的联系,研究这些成就的时代意义和教育价值,以达到激励学生的目的,而学生得到的也不在是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 其次,帮助学生从历史的高度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正确性,引导他们崇尚科学、尊重科学、研究科学。 历史教学的任务就是让历史说话,以丰富的史实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例如,春秋时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了冶炼生铁的技术,之后,铁器工具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被广泛推广使用,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以至在社会发展史上,有了铁器时代的说法。又如计算机,它被称为“人类所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工具”。从最早最原始的计算机发展到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它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再如,欧洲国家自近代以来之所以飞速发展,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欧洲实现了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生产的重大变革,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到第三次技术浪潮的时候,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日益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重视科技教育,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对于饱经历史沧桑的中国来说,更是痛定思痛后的奋起直追。 最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历史上无数优秀科学家是当代青年学生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师在讲授科技成就的同时,更要以科学家们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和感人事迹激励学生,教育他们积极进取,,献身于科学事业。例如,法拉第是电脑理论的奠基人,从小家境贫寒,靠自学成才,他不仅研制出第一台感应发电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且还拒绝他人的高薪聘请,坚持为青少年举办科普知识讲座。“发明大王”爱迪生只上过几个月小学,也全靠自学成就了近2000项的发明,为了研制碱性蓄电池,他经历了上万次的失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还有许多科学家为了科学实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这些感人的事例教育学生热爱科学,并树立追求真理、知难而进的献身精神。 科技史论文:从历史角度看两岸科技合作新机遇 人类近现代史上最具意义的里程碑非工业革命莫属。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也有了空前飞跃,同时,她还毫不留情地把雄踞东方的第一文明大国从王者宝座上踢了下去。 在欧洲孕育工业革命之时,尽管大清皇帝们非常喜爱西方钟表、珐琅彩、数学等,但只是把这些当作奇技淫巧之术来对待,而近现代科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却令封建统治走向瓦解。以工业生产总量为例,18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欧洲各国加在一起也只有23%。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6%,欧洲却上升至62%。劳师远征的外国人轻易打败了曾经号称虎狼之师的八旗军,东方大国很快堕入任人欺辱、宰割的境地。在这个历史变化过程中,科技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日本是亚洲最先步入现代化的工业发达国家。如今,日本的数码照相机、精密仪器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这个资源匮乏、经济模式“两头在外”的国家多年前就定下了以高科技、高附加值、低消耗、低运输量为特点的精密仪器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方向。精密仪器设备不仅消耗能源、资源少,运输量也小,而且易形成垄断,更重要的是精密仪器设备往往与标准制定密切相关。日本可以通过精密仪器来控制他国的生产标准。这样,科技在日本人手中既是赚钱工具,又是控制它国的手段。 上世纪中后期,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海峡两岸局势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中国终于迎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大陆在钢铁、煤炭、造船、汽车、水泥等传统工业的产量不俗;台湾地区也在平面显示、芯片等方面有着骄人的业绩,如今,两岸科技经济合作在双方积极推动下已初具规模,但是,除了“量”以外,在“质”与“独创”、“独占”方面,我们依然缺少高科技含量的称雄产业,两岸科教发展质量仍有待提高。 中华民族不仅有悠久历史,而且在饮食、医药等方面创造了最灿烂的文明,这些文明完全可以凭借科技手段向更高的层面发展。如在标榜“脱亚入欧”的日本,其电影、动漫产业却在不断地借助《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故事演绎其新产品;在市场上,色香味俱佳的中华美食与西洋快餐难分伯仲;在健康产业领域,中医、中药至今不能进入世界主流医学的序列,其本身以辨证施治、整体调养观念为主的特色始终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得以充分表达。 显然,我们迫切需要发挥悠久传统文化的优势,结合科教进步来提高产品质量,从战略角度打造拳头产品、塑造支柱产业。 在优秀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上,两岸炎黄子孙应该看到自身的发展优势,抓住机遇,努力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教合作新局面。 科技史论文:从唯物史观解读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兴衰原因 摘 要:中国古代因地理及政治上相对独立性,科技文明的发展也相对独立。两千多年的时间尺度上中国政治的相对稳定性,使中国科学技术缓慢进步,从未间断。在公元五世纪欧洲开始黑暗中世纪时,中国步入宋朝,科学技术达到了世界的高峰。在大约十六、十七世纪之前,科学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四大发明之外,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药、建筑、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方面,都为世界近代科学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入手,解读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文化的发展历程。 关键字:唯物史观;宋元时期;科学技术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 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用于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1】 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2】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凡是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历史、社会和历史存在着必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观点,科学的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的发展历程。 二、宋元时期科技文化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公元221年,嬴政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封建专制政治格局。此后两千多年,这种皇权政治保证了在大部分时间中国版图的统一、中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稳定发展。由于长时间地理上的相对隔绝,政治上的相对独立,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在中世纪最为耀眼夺目的科技成就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之后,对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整个世界近代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马克思曾写道:“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原因:1.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元朝实现了大统一,使社会出现相对安定局面;2.宋元时期的经济继续发展,仍领先世界,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科技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3.民族融合加强,各族间经济文化交往频繁;4.对外交往有了重大发展,在同亚非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丰富了本民族文化;5.文化在隋唐文化高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文明。 特点:1.封建文化高度繁荣,无论在科技、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2.辽、西夏、金随着同汉族经济联系的加强,其文化与汉文化进一步交融,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3.科技有突出发展,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传往世界。 三、联系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宋元时期科技兴衰成因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先进的政治法律部门组织与制度、思想、道德文化、艺术哲学与等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上层建筑,他们通过不断的改良制度或沿袭制度,反作用于并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 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华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就是两宋时期。宋太祖在建国时为避免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悲剧,遂采取重内轻外和崇文抑武的国家政策,以及在军事上采取消极的防守战略。对后世影响长远,其一宋朝内部安定而少内乱,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其二也因此导致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但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据现代学者测算,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国民总收入是明朝的10倍。【4】 但宋朝因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市场经济无法形成,就没能给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强大的动力。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人物的北宋科学全才沈括,在其《梦溪笔谈》自序表示书中所记录的只是山水之间,纵情谈笑,不关系他人利得失的事。沈括在社会政治制度和人文因素的制约下,无法将其在科技方面的成果完全运用到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当中。由于经济未能在改革社会上发挥作用,导致科学技术无法系统地演进。【5】且不能用于军事国防事业的发展。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宋朝变法失败,上层建筑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能适应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宋朝的社会形态逐渐走向灭亡,随后被蒙古人用武力所征服,这是落后社会制度代替先进社会制度的战争。 在此历史背景下,本来就无法大规模系统地发挥作用的先进科学技术遭到了破坏。在元朝统一初期,对中原文明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丢弃。中后期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对教育制度的束缚,导致教育落后,影响科技的传播和进一步发展。众所周知,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首要前提是提供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且此阶层需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及言论思想自由。而元朝文化无用思想盛行,使得科技文化的发展受到重创。但元朝庞大的帝国版图为远程贸易提供了保障,却为科技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便利,促进了科技文化的交流。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元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遏制了新社会制度萌芽的发展,最终导致元朝的覆灭。 四.结论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研究了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发展及衰落的原因。无论是发展还是衰落实际上都是一种基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古代科技的成果仍奠定和影响着世界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存在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使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条件。对科技史若干问题,有必要立足于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及混沌理论等角度进行深入再分析,换个角度思考才会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成果。 科技史论文: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摘 要:对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现存标本进行了整理,依据标本信息,从类群、采集地点和植物类别等方面分析了植物标本室的构成,回顾了标本室的发展历史。对标本室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统计并提出了解决方法,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标本室;标本;历史;现状;展望 标本馆是标本的贮存场所和载体,标本是其承载对象在时空存在的第一手证据。植物标本是植物学工作者科研活动的积累和自然遗产的永久记录,是研究物种的分布及历史、现状、系统演化的证据,也能反映标本馆拥有者的学术氛围和历史积淀。 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始建于1954年。目前,浸制标本大多已经超过了保色期,颜色开始消退、失真,大部分20世纪采集制作的标本出现破损、脱落和丢失现象。受场地、开放制度和使用制度的限制,标本在教育教学上的功能受到限制。因此,标本室和其中存放的标本急需整理、修补,有些甚至需要废弃。为此,自2012年3月,我们对安徽科技学院标本室的标本进行了归类、整理,目的是整理、挖掘和系统化利用直观教学素材,为植物学和生态学的实践教学改革拓宽渠道,探讨一条切实可行、能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充分利用校本资源的植物学教学模式。 本文是对标本前期整理工作的总结(主要针对维管植物),并就我院标本室的发展历程和标本现状做简单回顾。 1 标本基本情况 我院标本采集和保存始于1954年,距今约有60a的历史。未经整理的室存标本总共2 023份。从保存方式上来分,主要是腊叶标本,也有少量浸制标本、风干标本和种子标本;从分类类群上分,涵盖了藻类植物、菌物(含地衣)、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其中被子植物占90%以上。由于年代久远、管理不善,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809份)已经不能使用。整理后,较为完好的有1 214份,在这些标本中,蕨类植物有9科、12种、46份,裸子植物6科、15种、53份,被子植物的情况汇总于表1。 3 我院植物标本室的发展展望 自2004年始,我院就致力于校园教学资源直观素材的开发利用[2],探讨新形式下的植物学教学模式改革,尝试将我院标本馆中历年采集、制作的标本进行数字化,并研讨与之有关的标本馆管理模式和开放使用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4]。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与国际同步进行标本信息数字化的工作。代表性的工作有: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中国微生物与病毒主题数据库;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初步建成的中国植物图像库(PPBC)、中国自然标本馆(CFH)、物种2000中国节点高等植物信息系统(CNPC)和中国数字植物园(CVBG)等一批覆盖全国植物标本、图像、物种和引种植物的信息系统。这些生物或植物学信息平台,为科技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植物学爱好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互联网背景下植物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深入,对传统的植物科学的教学模式注入了新的内涵。作为与植物学教学和科研密切相关的植物标本和标本馆,其构成、管理、使用和开放模式,是其改变方向之一。改变的结果,会使更多的使用者享受到互联网为之带来的迅捷、便利和翔实。毋庸置疑,能提供更多方便、能为教学提供更多服务的植物标本的数字化、标本馆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将是植物标本和标本馆未来的发展方向。 科技史论文:中国农业科技园史述论 摘 要:中国农业科技园的探讨源头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1994年正式提出中国农业科技园概念并建立农业科技园以来,至今经历了18a光景,在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科技化暨农业科技园的模式。基于中国农业科技园的状况,从科技史角度展开研究,对农业科技园史进行梳理阐述,深入挖掘农业科技园的发展脉络,力求呈现中国农业科技园清晰的变革过程。 关键词:农业科技园;科技园史;中国农业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型向现代农业型发展,社会与科技对现代农业提出了具体的三高要求,即: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因此,要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于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农业科技园开始酝酿发展。农业科技园是以市场为导向,在一定区域内运用信息技术、生物学等科学技术手段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经济、环境、社会最佳的协调状态和经济最高效益的产业综合体。农业科技园是我国新时期农业改革中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科技与经济组织活动[1]。也是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1 中国农业科技园概况 我国对农业科技园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4年提出农业科技园建设,到1996年才开始发展,至1999年后全国开始进入建设农业科技园的高峰。目前,我国共有国家级农业科技园65个,分别是2001年8月第1批认定的21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04年4月认定的第2批15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10年12月认定的第3批国家农业科技园27个,另外,还有2010年3月有公布确定沈阳辉山农业科技园和江西井冈山农业科技园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目前,全国县级以上的地方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园区的类型也呈现多样化,有政府主导、科研院校主导、企业主导、国际或者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及其他类型的农业科技园。 我国农业科技园的概念是在1994年提出的,从无到有,至今虽只经历了18a的发展历程,但农业科技园的学会组织、发展模式、类型、理论等各方面不断深入,发展迅速,如:成立了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园区分会,已举办过11届中国农业园区论坛等,出版了《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持续发展》和《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等众多的相关专题论文集。现阶段有关农业园区规划的法规有:《农业科技园区指南》、《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十一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纲要》、《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意见》等,以及各省、市、县的农业科技园均有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全国农业科技园区通用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规范体系,致使各地的农业科技园发展导向模糊,各农业科技园良莠不齐,但总的方向仍然保持快速向前发展。 2 中国农业科技园的历史沿革 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要经历从萌芽到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只有经历了曲折漫长的成长,才能不断的完善。本文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历程和前人研究的资料进行综合整理,从科技史的角度展开研究,针对农业科技园史进行梳理,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研究,力求呈现中国农业科技园清晰的变革过程。 2.1 农业科技园萌芽(20世纪80年代~1992年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农业科技园萌芽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长期以来,中国农业一直是传统型农业。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体制和结构的调整,人们的认识也进入质的深化,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农业与科技的相联性变得更为紧密,农业技术与农业科技大步的走入普通农民的视野,探讨如何推动发展生产力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外面世界的信息,同一时期这个阶段,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完全实行了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粗放型转化到集约型,其农业生产特点和效益有较之明显的优势。 我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最主要的就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但是如何突破呢?人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实行农业科技变革。农业科技变革是一个求变的过程,是呈隐性的,人们开始大量的把产前、产中、产后各种整体与部分相结合,只是当时无法清晰的表达出这个概念,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2.2 农业科技园的发端 农业科技园的发端是以农业专业化、产业化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农业产业化诞生于1992~1993年,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主题是探讨如何形成规模和提高产量。 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首先明确提出了农业科技园这个新概念,新理论需要一个时间检验的过程,直到新加坡农业科技园成功得到肯定时,很多国家开始效仿设立农业科技园区的做法。中国此时正是全国农业产业化的运作期,各地都开始运行农业产业化,打造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特色。国内对农业科技园探讨还只停留在与农业产业化进行对比,以及对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进行研究,如:发表最早的农业科技园的论文是1992年刊登在《东南亚研究》期刊上的《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一文,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正是基于此而开始发端。 2.3 农业科技园的兴起 农业科技园兴起阶段为1994~1999年,这时期农业科技园的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 随着科技的进步,利用科技成果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现代农业概念,即:利用生物学、信息技术等高科技运用到农业产业化生产当中。当然这一期间的类型是以政府主导为主,科研院校参与为辅。因为在建立农业科技园的时候,选择的是高投入、高技术的项目,同时需要配置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园主要是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1993年北京建立的以展示以色列设施农业和节水技术为主体的示范农场,1994年上海建立的引进荷兰技术进行工厂化生产的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2]。值得注意的是,烟台、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城市也都相续开始在做农业科技园的实践尝试,虽然规模和动作比较小,还处于兴起阶段,但这一举动直接推动了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 2.4 由点到面发展 农业科技园兴起后实践的直接后果,即经济效益导致了对农业科技园的发展由点到面全面铺开,这一阶段为2000~2011年。据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联合管理办公室统计,2002~2008年间,试点的36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自主开发科技项目2331个,引进农业新技术3870项,实现年产值959.92亿元[3]。 这一时期各种农业科技园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2年,全国各级各类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从类型上来看,由兴起的政府主导单一模式发展为以企业型主导园区、科研院校主导或参与的综合农业科技园等各种类型。从功能上看,从示范功能发展出培训功能、科研功能、示范功能、推广功能以及公司与农户形成基地的“龙头”功能。当然,还可以从经营方式、立项类型、生态类型等各种角度进行划分。总之,不管如何划分,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蓬勃向上,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民的增收起着显著的作用。 2.5 农业科技园现今状况 农业科技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多功能的示范园区,包括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和民营农业科技园区、都市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工厂化高效科技园区、生态农业园[4]。农业科技园有效辐射带动了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及农业产业化,使大家认识到科技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是农业科技园的必然选择。 企业—生产—科研三者高度结合,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但农业科技园只是一个平台,与国外对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管理体制和政策及科技人员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人的因素决定着农业科技园的发展之路,目前急需突破现有的理论框架,加深农业科技园的认识,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把外延和学科交叉结合进行彻底研究应用,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生产潜力,所以现今阶段依然处于成熟完善阶段。 3 中国农业科技园的未来发展 农业科技园自萌芽、发端、兴起、发展,这一切悄然的转变,它的历史进程与人们的认识和政府的重视程度紧密相联。从事物发展的关键主体来看,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为农业科技园源源不断地输入人力资源,才能保证农业科技园日益发展壮大,更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由此,培养适应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相关人才就成了必然。目前,国家研究生教育逐步加大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的力度就在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特别是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不仅学制缩短至两年,而且更加注重与生产实际的结合,这无疑为农业科技园的发展储备了潜在的人力资源。农业科技园建设逐步走向常态化和高端化的发展趋势,对农业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一方面可以促进涉及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的相关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正迎合了农业科技园发展的需求,二者一拍即合,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二者密切合作,定能开拓更为广阔的互惠双赢空间。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中高中数学教学论文 一、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重要性 1.提升高中生辩证思维能力 在数学教学中,传授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需要教师注重的是使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其数学能力得到发展.例如,在概念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首先将产生概念的背景介绍给学生,努力营造一个需要形成概念的情境,学生就可以自己将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完整地概括出来,并通过恰当的词语来进行表述. 2.对学生的人格成长有所启发 在数学史中,任何一项伟大的成就都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例如,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利用刘徽割圆术,将圆周率精确计算到第七位有效数字.数学家这种刻苦钻研、持之以恒的精神能够对学生的人格成长大有启发,能够引导学生树立学习数学的自信心,对待挫折坚忍不拔,对待困难迎难而上,不畏挫折,不惧失败. 3.有利于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 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处在不断的改革完善中,对人才的培养也是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严格.目前而言,“应试教育”已经明显存在缺陷.素质高能力强的人明显是被需要的,这时学会如何学习显得尤为重要.“数学是思维的体操.”也许说思维是不可碰触的、无形的,但是一旦形成就是一种能力,它不会戛然而止,它是一种会伴随我们一生的素质. 二、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1.讲述数学史,展现数学文化的科学价值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讲述数学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中的巨大作用、数学家探求真理坚持不懈的精神、思想方法的应用、知识产生的历史背景等内容,从而使得学生能够感受到数学大厦建造伟大而精彩的历程.例如,在讲解完“合数”与“素数”的知识之后,教师可以对“哥德巴赫猜想”进行介绍.除此之外,教师应合理地划分课堂教学时间,适当地减少考试以及机械的解题练习,而腾出一定的时间用于讲解数学史.例如,在讲解“圆柱体积计算公式”的时候,教师可以先介绍曹冲称象的典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2.欣赏数学美,展现数学文化的美学价值 数学美是一种抽象的美,能够体现数学文化,使人感受到数学的魅力.数学的美是含蓄的、内在的、理性的,并且无处不在.在很多美好的事物背后都会隐藏着一些数学的奥秘.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数学公式、数学逻辑、数学符号、数学图形等的简洁美、统一美、奇艺美、对称美来陶冶学生情操,发挥数学的美育功能.例如,和谐统一美可以在相似三角形中体现出来.相似三角形,不论其大小,都被看作同一类几何图形.简洁美则在命题表述与论证、数学符号、数学逻辑体系中均有所体现.发挥数学的美学价值不仅仅是将其展现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使得学生能够发现数学美、欣赏数学、热爱数学.高中数学教师也应提升自身美学修养,引导学生利用数学美陶冶情操,从而达到数学的文化教育的目的. 3.在问题情景中渗透数学文化 在学习数学的时候,我们常常被枯燥而又复杂难懂的公式弄得苦不堪言.若是能在教学的时候从历史的角度介绍数学公式产生的背景,或从现实的角度阐述数学知识的现实经济意义,或是用图形等数学知识进行推导,这样可以化抽象为形象,使知识点变得通俗易懂,做到事半功倍.好比圆周率π,一个出现于公元前950年的数字,自有记载而来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我们现在知道的π的值已经是非常精确的估计值,但它的发展历程是非常坎坷的,从古至今,从国内到海外,从珠算到计算机,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求其估计值而努力,即使如此,数学家探索的步伐还在继续. 4.在课外活动中渗透数学文化 数学学习的环境是广阔的,它不该局限于课堂.数学的学习方式也是灵活的,它不该局限于做题.老师们可以通过组织竞赛、演讲等形式调动学生们学习的主动性,学生们亦可在查阅、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丰富课余生活,同时巩固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5.在研究下学习中渗透数学文化 现在社会越来越主张和提倡独立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地质疑和探究.研究性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它虽然出现得比较晚,但它的开放性、创造性等独有的特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受广大师生的欢迎,他们常借此方式来渗透数学文化.经过对研究性学习的研究,教会学生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所思所想化为实际行动.这是一次学习知识的过程,也是自我增值的过程. 三、总结 随着素质教育的展开,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成为热门话题.本文对高中阶段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意义进行了详细探讨.从讲述数学史,展现数学文化的科学价值;联系生活实际,展现数学文化的应用价值;欣赏数学美,展现数学文化的美学价值几个方面提出了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渗透的几点有效策略。 作者:李长松 单位:江苏省邳州市官湖高级中学 数学文化论文: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文化论文 一、提升小学数学教师的文化素养 想要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很好地渗透数学文化,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学数学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首先,小学数学教师应该以端正的态度对待数学文化,对教材进行深入钻研,要认识到小学数学教学应该紧贴实际生活,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其次,小学数学教师应该不断充实自身的数学文化知识储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阅读中外数学名著,为将数学文化渗入小学数学教材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对数学文化的理解方面要从数学思想方法、数学应用价值、数学教学目的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够保证在渗透数学文化的过程中保持其中心思想不变。最后,小学数学教师在进行自我提升的同时还应该加强自身教案研究设计的能力。如湖北某小学数学教师为了提高小学生的数学兴趣,利用在小学数学教浦祝志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措施研究学中渗透数学文化为中心主线,平时利用课余时间阅览了多部数学名著,比如《数学的发现》《爱丽丝漫游数学奇境》等,在此基础上大大提升了自我的数学文化认识。 二、充分将数学文化和小学数学教材有机结合 在小学数学课本中,为了能够让小学生提高对数学的兴趣,其中往往会增设部分与数学有关的趣闻等内容。小学数学教师利用一个奇妙的故事首先吸引学生的好奇心,再一步步引导学生进入数学世界,在知识的海洋中探索知识。这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数学兴趣,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蕴含着许多的数学历史,以数学历史为主线可以让学生零散的知识点联系起来。在整个数学教学过程中,归纳、类比等都是较为常见的数学方法。教师在进行课前备课时,要充分理解教材编纂的用意,要运用最恰当的数学方法培养小学生良好的数学文化素养。例如,在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中《认识万以内的数》中就增设了算盘的相关内容,介绍了算盘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一种计算工具,在2600多年以前我国人民就利用算盘进行记数和计算,并且陆续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家,这不仅加深了小学生对数学文化的认识,还潜在地提升了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又如,教师在讲《数一数》过程中,可以利用图片来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拿出一张动物园的图片,让学生进行归纳,图片中有多少种小动物,都有哪些种类的小动物,让小学生发言,在发言的过程中对回答得又快又准确的小朋友进行及时的表扬。在结束课堂教学进行总结时,教师告诉学生在进行数数时,可以从左往右数,也可以从右往左、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数,这样在数数的过程中就不会有遗漏了。整个课堂小学生不仅认识了各种小动物,还初步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学习数学的意识。 三、利用丰富的教学活动展现数学文化 对于小学生来说,增设丰富的教学活动能够较好地调动他们的课堂积极性,提高他们对数学的兴趣。教师通过了解小学生的兴趣爱好,发现小学生的兴趣导向,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从而顺利进行数学教学。各种数学小游戏、数学趣闻故事、智力游戏和竞赛都是小学生感兴趣的活动。这些教学活动的开设都要结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必须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能够让学生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学习到数学知识,完成教学任务。如在苏教版第三单元《分一分》中,教师可以准备一些七巧板等,通过比赛的形式看哪位小朋友能够最快、最好地将不同形状的七巧板进行分类,通过分类的小游戏让学生认识到如何有规律地进行分类。又如小学数学教师播放《拍手儿歌》让学生认识前、后、左、右,然后提问“你前后左右的同学都是谁”,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够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还培养了小学生合作意识。 四、考试内容中融入数学文化 在考试内容中融入数学文化不仅能够较好地反馈学生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能够进一步升华小学生对数学文化的理解。在考试内容设计的过程中,要摒弃传统的对数学知识点的考查,更多的是促进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提升,帮助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在设计考试内容时,教师应该充分考虑将数学文化融入其中。比如在试卷中设计这样一道题:“小明帮助妈妈去买菜,白菜每斤2元4角,妈妈要求小明买两斤,小明应该付多少钱?”这种贴近生活的考试题目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又培养了学生的生活能力。 五、结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教师进行自我提升,才能够较好地开展教学。在每堂课中充分融入数学文化,不仅提高了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 作者:浦祝志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南洋小学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中的运用 1引入数学史,感受独特的数学史文化 1.1利用数学史引入我国的考据文化 数学讲究的是逻辑严谨合理,这与我国历史上清朝的乾嘉学派比较相似。乾嘉学派对我国史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考据。考据讲究的也是严谨、合理,用证据说话,而不是哪个权威说了算,在这一点上,考据学派的思想与数学思想有相通之处。当然,数学的要求更高。 1.2利用数学史把爱国主义引入课堂 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年不间断地文化,其中当然包括数学文化。在我国古代,我们有许多数学方面的成果是领先于世界的。用这些数学文化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我们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孙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机》等10部算书,被称为“算经十书”。其中阐明“盖天说”的《周髀算经》,被人们认为是流传下来的中国最古老的既谈天体又谈数学的天文历算著作。当然,我们还要告诉学生,我国的数学成就,在整体上是落后于同时代其他文明古国的。 2引入著名的数学家,感受名人的情感与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 高中数学中许多定理、公式的发现者都是著名的数学家,这些数学家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天赋之外,个人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师把他们的成果及事迹引入课堂,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如,我们可以在课堂上讲一讲高斯的故事:高斯是德国人,世界著名的四大数学家之一,3岁能指出父亲帐本中的错误,10岁独立地发现了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19岁名满欧洲。他在纯数学与数论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他证明了可以用尺规做出正十七边形。但他一生也历尽坎坷,出身贫穷,在做数学研究时,不得不织布以谋生,后来妻子逝世,国家被法国占领,面对种种不幸,他一直坚持数学研究,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数学家。从高斯的故事中让学生们知道: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学生们在惊叹高斯的天赋同时,也明白了做学问的道理,有助于学生良好性格、高尚品质的养成。其他如阿基米德的故事等都可以引入课堂。 3利用著名的数学问题或猜想引入数学文化,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数学中,有许多成果,也有许多被证明和未被证明的猜想,我们教师可以用这些猜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这样,学生不只是满足于学习教材中的知识,还有可能去探索未知领域,当年的陈景润就是这样成功的。陈景润在福州读书时,陈元给他们上数学课,陈元给学生们讲了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的故事,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了陈景润,他立志一定要解决这一猜想。此后,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历尽千辛万苦,学习了六国的语言,在六平方米的小屋中日夜钻研,虽九死其犹未悔,终于提出了“陈式定理”。我们作为高中数学教师,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知识告诉学生们,也许在我们的学生中间,就有陈景润式的人物。(本文来自于《学术论坛》杂志。《学术论坛》杂志简介详见) 4引入文学知识来学习数学知识,增加知识的底蕴,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在我们一般人看来,数学属于理科,是自然科学,语文属于文科,是社会科学,两者若圆凿方枘,格格不入,其实不然,若用好了,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我们在讲数的极限时,可以引用庄子的名句: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学生们很容易理解,用这样的例子来讲,要比举数字明白的多。其实在我们的古代数学书中,有许多这样的问题,都是用文言文写的。用这些问题来考查学生,既考查了学生的数学知识,也考查了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让问题显得有文化内涵,有美感,学生们是愿意进行这种训练的。 作者:袁素华 单位:河北省武邑县第二中学 数学文化论文:经济数学与数学文化的融合 1经济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的意义 1.1培养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需要 在经济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是教师在讲,学生在听,并且是满堂的数学定义、定理及证明,在学生的意识中,数学课就是讲授某个数学概念,某数学知识有关的定理,证明过程,然后就是举例求解,至于数学的应用、数学的思想等都未提及,这样的程序似乎已经成为数学课的模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这样的教学程序已经感到枯燥无味,甚至是厌倦。所以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数学教学改革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寻求创新型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其学习主动性,而在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是一个有效的兴趣点。 1.2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品质的需要 数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思维训练能力,在理性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很多学生认为,学习高等数学,除了应付考试,比如考研,此外并无多少实际用处。虽然数学公式以及定理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很少涉及到,但事实上,受益于终身的这种无形的数学思维和数学素养,会让他们更加适应于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从数学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数学思维,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1.3经济类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 创新型及应用型人才,是当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迫切需要。于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应用能力,便成为了高等院校的主要培养目标。在经济数学教学过程中,数学教师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适当地融入数学文化,让学生了解数学在各个领域中的具体应用,感受数学史中数学发展的魅力,领悟数学的思想,来激发他们对于数学的好奇心,提高他们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达到高校培养创新型及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从而能够促进学院自身的发展。 2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的实践 2.1融入数学文化的备课阶段 在授课准备阶段,参考有关数学史及数学思想方法的教材,充分挖掘所讲授内容的文化内涵,潜心研究本授课内容所适合融入的数学文化,以及合理安排融入数学文化的时机。 2.2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过程 对于数学概念及数学定理,学生在理解时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很难产生兴趣,而如果在讲授这些数学的概念及定理时能够增添些新的元素,来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2.1数学史的引入 根据所授内容,适时地引入有关的数学史,介绍数学家的故事轶闻等史料。数学家获得发现的思想记录,使学生理解数学发展的渊源,了解这些概念定理背后的数学家们探索成果的那份执着。比如在讲授函数的微分时,学生应掌握函数微分的形式,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微分符号,可以适当地介绍微分符号的不同的使用形式。对于微分符号的使用历史上有两派,一派是牛顿及英国的一些数学家,他们所使用的微分符号是x,y,另一派是莱布尼兹及德国数学家,使用的是dx,dy,两派针对微分符号的使用问题各不相让,因为考虑到dx,dy表示更高阶的导数和微分时比较适合,后来数学界使用了dx,dy,即是我们今天所给出的微分符号。在讲授微分中值定理时,可以引入罗尔、拉格朗日、柯西三大数学家的简介及定理产生的背景,比如罗尔定理产生的有趣之处是:该定理是罗尔无意中发现的一个结论,没有经过证明,这个结论却出现在微积分教材上,而罗尔却是微积分的强烈攻击者。由此使得学生对定理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加深了对定理的记忆及理解。 2.2.2数学与现代生活结合,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在日常生活和各个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是培养学生文化素养的另一新途径。在教学中,应向学生呈现出数学与现代生活零距离感,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娄亚敏编著的《数学与现代生活》一书中,从娱乐、文化、日常生活、理财、政治、数学与混沌世界六大方面阐述了数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这种应用价值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使学生学以致用。 2.2.3第二课堂的开设 为了给学生营造一个充满数学文化的氛围,可以开设第二课堂,比如举办数学文化讲座,或是开设数学文化课,也可以是数学文化课程的在线实践教学。第二课堂可以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学习转化成轻松自然的主动学习行为,也很好地解决了学习与工作、生活之间的矛盾。数学文化课中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数学思想、数学史典故等,都能给学生呈现出数学的魅力,在教学中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对于学生来讲,在扩大学生的视野的同时,还能激发学生热爱数学及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从而可以提高其数学素养。 3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经济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过程,势必存在着一些问题。 3.1课时偏少方面 由于目前经济数学的课时一再压缩,课时偏少,数学教师为了完成教学目标,针对数学知识无法展开来讲,所以有时不得不放弃有关数学文化的渗透,以至于出现满堂的数学概念定理,数学的魅力完全被抹杀,学生自然就觉得枯燥无味,学习数学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就无从谈起。 3.2教师的科研压力比较大,教研时间少 数学教师一般承担着全院校的数学课,所以教学任务比较重,再加上教师的科研压力比较大,为了评职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论文上,所以很多数学教师纯粹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在教学方面的研究,比如教学效果如何,教学方法是什么,怎样让学生对自己的数学课产生兴趣等等的研究上花费的时间很少,势必导致了劣性循环,学生对数学的学习没有热情。 3.3数学文化融入的时机方面 教师在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时,只是单纯地举几个有关数学史的例子,而没有深入地挖掘其数学文化内涵,对于怎样将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融合在一起,都没有进行课前设计,这对学生来讲有时是比较唐突的,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由此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与实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针对课时少的问题,需要数学教师针对学校及学生情况,制定适合本校的教学进度,比如经济类院校的经济数学课,一些定理证明可以舍弃,适当地渗透数学文化,给学生呈现出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范例等,以此来制定教学大纲及教学进度,从而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 针对数学教师的教研时间少的情况,学校应根据自己的学校特色来制定政策,比如应用型大学,就应以教研为主,鼓励教师多做教学方面的研究,把科研放在其次,这样数学教师就会把做研究的时间放在教学上,从而会在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上多下工夫,拓展数学的广度,挖掘数学的思想,让学生去领悟数学文化,感受数学的魅力无穷。为了能使数学文化有机地、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这就需要数学教师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数学知识水平及数学文化素养的同时,要明确数学史只是传播数学文化的一个载体,应选取合适的渗透数学文化的材料,在教学过程设计上多做思考,在课后认真反思,总结每节课的不足,充分让学生体会到数学文化的美妙。 4结语 在经济数学教学过程中融入数学文化,可以改变定理-证明-例题的传统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他们的数学思维品质,培养其创新能力,同时也是学院自身发展的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适时地融入数学文化,展示数学与现代生活的相互结合,开设第二课堂等,让学生体会数学的文化氛围及数学的应用价值,从而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数学素养。 作者:王红 单位:齐鲁工业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 数学文化论文:一元一次的数学文化内涵探索 作者:陈克胜 董杰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研究院 安徽师范大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学院 《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提出数学课程应反映数学文化,作为数学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或“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并要求以渗透的方式有机地融入数学课程的内容。但在实际教学中,数学文化的教学却不尽《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意愿,并没有形成为教师的教学自觉。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有外在原因,如考试不考,数学文化在课堂教学中可有可无;只要将数学知识学好了,数学文化是“软”指标,以后慢慢去体会。还有一些内在原因,如数学文化的教学内在特点制约着数学文化的教学;数学文化的内涵需要进一步厘清。数学文化怎样才能真正地落实到数学课堂教学?这成为当下研究的重要课题。下面我们以《数学通报》2007年第12期登载了崔佳佳老师的《一元一次方程》的文章为例[1],从数学文化的角度来剖析并进行改造,旨在探索数学文化的一种教学途径和方法,并由此提出“数学文化”设置的一点思考和建议。 一、“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内涵 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内涵可这样思考:以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为数学文化的显性载体,在其显性载体的背后承载着丰富的隐性内涵,即方程作为人类思想的一次飞跃,是继算术思想之后的又一重要的数学思想,折射出人类的智慧;方程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多元文化特征;方程体现了符号化的思想,体现了数学的简洁美;方程所解决的问题是现实问题,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反映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态度、价值观和数学观;现实问题大部分又是源于社会,反映了数学的社会需求,反映了社会发展推动数学发展的作用。 二、“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教学的特点 数学文化的隐性内涵决定了数学文化教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主体参与性将数学文化隐性内涵进行“显化”不是教师“教”出来的,也不是学生“学”出来的,而是学生主动地“悟”出来的,强调主体参与。主体参与分为主体接受性参与和主体体验性参与。主体接受性参与使学生理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懂得用方程来描述和刻画事物间的等量关系。当然,主体接受性参与不是被动接受,而是通过教师的引导、组织,学生经过观察、归纳,得出一元一次方程的相关数学知识。主体体验性参与指向学生关于一元一次方程背后隐藏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数学思想方法等非智力因素或精神层面或隐喻性的数学文化,这些因素尤其重要,影响到学生的一生,学生并从中获益。这就要求教师不仅创设学生主体参与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气氛,利用学生主体参与的心理契机,给予学生主体参与的机会和时间,而且要求教师创设贴近学生的基本活动经验,给学生“悟”的情境。 (二)过程性从方程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人类最早用算术方法来解决人类当时生产、生活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后来发展到采用方程的方法,以至方程成为早期代数学的主要研究问题。由算术方法提升到方程方法是数学思想的一次飞跃,如果学生没有经历体验过程中获得方程的思想,那么学生往往对方程的认知障碍很难突破,这已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了印证:教师发现学生解应用题总是喜欢算术方法,使用方程的思想存在一定的障碍,总要教师不断地重复强调,慢慢地才被学生机械地接受。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在学习方程时,没有感受到方程思想的魅力。因此,学生学习一元一次方程时,教师应努力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经历方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方程思想在解决问题中的优越性,并且这种体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过程。只有经历这个体验过程作为基础,学习一元一次方程概念就显得自然,而且成为学生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和自觉。 (三)差异性柏拉图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同样的风在刮着,然而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会觉得冷,另一个人会觉得不冷,或者一个人会觉得稍微有点冷,又有一个人觉得很冷。”意思是风冷不冷不决定于风的客观存在,而决定于人的感觉,决定于主体。就教学而言,教师教得好与不好不完全决定于教师的教,而部分决定于学生的学习情感、意志、习惯、能力等。不同的学生在数学学习参与过程中存在不同的认识或感受,必然对数学文化的理解存在着差异。学生主体参与的过程中体验一元一次方程,必然出现不同学生主体对一元一次方程不同的认识。 三、“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教学过程设计 基于上述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内涵及其数学文化教学的特点,我们不妨对崔佳佳老师的《一元一次方程》的教学过程设计作为案例,剖析或改造其中所蕴含的数学文化,反映数学教学实质上数学文化教学。 (一)情境导入,回顾概念 崔佳佳老师通过“猜猜老师的年龄”、“日历中的方程”、“比较算术方法和方程”和“方程小史”四个教学活动来进行。其中,我们不妨对两个教学活动进行改造:“猜猜老师的年龄”改为“请同学们结合自己的年龄设计一个问题。”“日历中的方程:请学生圈出日历中一个竖列上相邻的三个日期,把它们的告诉老师,教师能马上知道这三天分别是几号。”改为“请同学们看看日历,你能提出一个与方程有关的数学问题吗?”彰显的数学文化:其一,以学生的生活世界为背景,教师引导、创设教育情境,让学生主动地从生活中挖掘、体会数学,更深刻地感受数学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真正感受数学的社会需求这种数学文化内涵,改变日常教师问答的方式,学生被动地忙于解答,无法、也无暇体会数学的情趣。其二,让学生如何去思考问题的方法,启发学生主动建构,这是一个充满学生智慧的过程,从而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所带来的快乐。这种以学习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知识为载体,在学生逐渐建立科学的数学观过程中发挥其文化价值的作用。教学建议:学生在小学阶段已经学习过方程,对方程有了一个初步认识,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来进行编题已有一定的基础。如果学生有困难,教师可以创设情境,采用层层递进的设疑方式进行。教师重在引导、组织,学生作为主体参与者,让学生经历体会、体验方程的建构过程。至于“方程小史”这个教学活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完善、丰富。历史上,早期人类文明古国很早使用了方程思想,都是用文字的方程表达,但没有现代符号形式,如古巴比伦数学,中国古代数学,古希腊数学。12世纪左右,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拉子米专门研究方程而编著了《代数学》,这时的代数学还是专门研究方程领域。到了17世纪,欧洲数学家韦达完成了数学的符号化,经过后来的数学家如笛卡儿不断地对符号进行改进,才有我们今天“方程”符号化系统。而中国在研究方程中也产生了符号化的思想,我们现在所说“元”,其来源于中国数学家研究方程所创用的符号,相当于今天的未知数,据文献记载,有关研究方程的数学家有李冶、朱世杰,其使用的工具是算筹来进行方程的布列和演算。到了明清以后,引入西方的方程之后发现中国早已研究过方程,于是翻译时,很自然地将方程的未知数称为“元”对应起来,也就有了今天的“一元方程”、“二元方程”等。简要介绍李冶的生平情况和故事。彰显的数学文化:其一,让学生从数学史的角度领略方程思想的发展过程,了解方程原初形式以及现代符号表示区别与联系;其二,从数学史角度让学生理解一元一次方程中“元”字的由来,反映东西方关于方程的多元文化。其三,了解数学家李冶的生平,体会李冶被元世祖所器重的一个原因,反映社会与数学的关系。教学建议:初步介绍方程的发展过程,建立方程发展的整体脉络,了解方程的来龙去脉。如果时间允许,可以介绍中国用算筹布列方程的思想及特点,这部分内容可以视课堂教学具体情况进行弹性设计,可以调整到建立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之后。 (二)联系实际,探究新知 崔佳佳老师引用3个实际问题列出方程:例1有关手机计费方式的比较;例2有关足球黑白皮块个数确定;例3有关光盘面积与半径问题。数学文化剖析:其一,让学生学会如何积累前人的间接经验,以课堂讲解实际问题的方式打开学生认识社会、生活等与数学的关系;其二,学生科学的数学观在潜移默化中要以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构建起来,从而引起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的变化,也就是说在以后遇到实际问题时,学生可能会主动地探究其中的科学道理,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经验,而不会被动地以解出问题的答案为目的;其三,让学生探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途径,从中体会乐趣,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意志品质、探索精神等非智力因素有所提高。教学建议:讨论、交流这些实际问题,列出方程,让学生进行充分的交流,发挥其主体参与性。之后,教师在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如何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如何评价应用题的提问内容或方式的价值,如何提炼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通过一元一次方程知识的学习为学生接受数学文化熏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于归纳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崔老师采用联系前面所举的实际问题的办法,用数学符号列出方程。让学生观察、分析、归纳等方法总结这些方程的共同点,从而归纳出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数学文化剖析:其一,建立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其二,体现符号代数的思想;其三,符号化的简洁美。教学建议: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让学生归纳总结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之外,教师还应向学生适时表明方程符号表示的数学意义,体会符号代数的科学和人文价值。 (三)巩固交流,拓展思维 崔佳佳老师安排了3组练习,达到巩固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其中“根据方程2(x+3x)=40,设计一道有实际背景的应用题,并进行交流。”可改为:学生根据方程2(x+3x)=40,设计一道应用题并进行交流之后,教师还可以向学生交代早期的数学应用问题及解答的情境。历史上,早期人类流传下来的数学应用问题是来源于人类生产、生活实际的典型问题,是经验的总结,具有代表性,而且其表达方式是语言文字;在解答时由于没有创造数学符号,往往也是用语言文字来叙述。彰显的数学文化:其一,“让学生加深对一元一次方程及其应用的认识。”[1]其二,让学生体会方程早期发展历史,人类对方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才有今天的这种形式,联系了前面的“方程小史”,从而进一步感受早期数学发展过程;向学生提出假设:如果掌握了方程概念及其思想,那么你们任何一个人回到那个时代都是了不起的数学家,起到激励作用,体现其人文价值。 (四)归纳小结,布置作业 崔老师安排了3个步骤:回顾知识;总结方法;提炼思想。最后布置作业。其中,布置作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供一些开放性的、与学生生活贴近的例子,请学生去观察,或者提供李冶用算筹方法布列方程的思想的例子,请学生尝试用现代数学符号进行解释。彰显的数学文化:其一,利用所学方程观察学生现实生活,进一步去体会方程的思想以及方程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二,用现代数学符号解释李冶用筹算布列方程,感受中国数学家李冶的创新精神。 四、思考与建议 上述一元一次方程的教学是以一元一次方程为内容的数学文化教学,尝试将一元一次方程的知识教学包含于数学文化教学之中,将数学知识作为数学文化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将数学文化有机地结合一元一次方程的内容,以至教师在进行这部分教学时容易将数学文化看成可有可无,没有重视数学文化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尝试可以说凸显了数学文化,避免了数学文化教学的偏废。由此,《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所提的数学文化的教学建议:“数学文化尽可能有机地结合数学课程的内容,选择介绍一些对数学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2]应重新定位:数学教学是数学文化的教学;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思考《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数学文化”的设置问题。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设置“数学文化”的专题,以体现高中数学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课程应适当反映数学的历史、应用和发展趋势,数学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数学的社会需求,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学科学的思想体系,数学的美学价值,数学家的创新精神。数学课程应帮助学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正确的数学观。”[2]归纳起来,有以下七个方面:其一,反映数学的历史;其二,反映数学的应用;其三,反映数学与社会;其四,反映数学的思想方法;其五,反映数学的美;其六,反映数学家的创新精神;其七,反映数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由此可知,数学文化承载了数学所反映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内容,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立体的“面孔”,而不是冰冷的数学公式、定理等数学知识。但结合高中数学课程的其他基本理念,我们发现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理念涵盖了其他基本理念,如反映数学的历史与“强调本质,注意适度形式化”,反映数学的应用与“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反映数学的思想方法与“注重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3]这一提法虽较为笼统,但数学文化的内涵还是基本上涵盖了课程的其他基本理念。基于此,不妨对“数学文化”的设置进行调整:由原来的基本理念之一“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提升到“总的基本理念”的高度,其他基本理念是其具体的体现。这种调整应该说更加体现了数学教育实质上是数学文化教育[4,5],数学教学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数学文化教学,这样才能切实关注到学生的理性培养和心灵的成长,关注到学生的思维方式,关注到学生的终生意义、生命意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数学文化论文:初中数学与数学文化研讨 作者:邱文杰 单位: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不仅是实现新课程目标的要求,更是让学生们在学习中体验数学文化,实现数学文化育人功能的需要,是我们广大数学老师的责任和义务。笔者对数学文化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进行了探索,提出以下一些看法: 一、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的简洁美 一般来讲,对数学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将现实中的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然后将复杂问题转变为简单问题,实现复杂问题的简洁化,反映了集中明了的数学思维,以及简明扼要的数学形式。复杂的文字语言以简练的推理和算式表达出来,起到了化繁为简的效果,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并给人以视觉方面的美感。“黄金分割(黄金律)”一直受到历代建筑学家、雕塑家以及艺术家的高度推崇,成为生命科学与美学的重要规律,并且与勾股定理一并被誉为几何中的“双宝”,例如,芭蕾舞的优雅姿态、蒙娜丽莎的微笑、向日葵的完美排列,都使得黄金分割不但与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与科学结缘。我们在讲解“黄金分割”的内容时,可以先让学生切身感受黄金分割的具体体现,如:人的肚脐就是人身体总长的黄金分割点,而人的膝盖则是从肚脐到脚后跟的黄金分割点;一般门窗的长和宽的比也是1∶0.618;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如果一颗植物中两张相邻叶柄的夹角恰好为137028’,这就表示圆周被分割为1∶0.618的两条半径。据研究显示,这种角度最适合植物的通风与采光;尤其是建筑师,对0.618这个数字特别偏爱,不管是著名建筑巴黎圣母院,还是古埃及的奇迹金字塔,又或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都与黄金分割有关,都与0.618这一组数字有关;近年来,很多人发现,一些著名的油画、雕塑、摄影等作品的主题处,基本都位于画面的0.618处;如果将琴弦乐器的琴马置放于琴弦的0.618处,则可以使得琴声更加柔和、悠扬;悉尼歌剧院的视觉与音效效果极佳,也是因为充分利用了黄金分割的原理。当我们将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实例转化为数学模型时,就得到了黄金分割的比例为:姨5-12,这一教学过程可以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数学知识的简洁美。 二、让学生在拓展想象中感受创造美 丰富的想象力是创新创造的基本前提,想象力甚至比知识本身更为重要。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习基础的定义、定理、法则、公式后,一定要加以运用和表达,这些都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力。因此,作为数学教师,应该善于挖掘知识本质,结合学生实际,提出具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促使学生在努力探索、合作讨论中获得结论,才有助于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之情,并在快乐中进一步提高学习兴趣,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首先,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让他们在自主动手中唤醒原有的思维意识,产生丰富的联想,并将这些杂乱无章的知识有层次、有秩序地串联起来,使其形成统一、完整的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被激活了,而且还使他们充分感受到了数学思维的创造美。例如,在教学“勾股定理”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欣赏2002年中国举行的数学大会上的会标“弦图”,并向他们介绍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的《周髀算经》中就记载了“勾三、股四、弦五”的定义内容,让学生体会数学知识的发展历史。然后,要求学生自制4块全等的直角三角形,以及自制的“五巧板”,让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进行拼图游戏,使其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验证勾股定理内容,并实现数与形的相互结合,以此来培养学生探究、合作、想象、创新的品质与精神。同时,也可以有效促进学生情感的升华,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让他们充分感受到数学知识的创造美。作为数学教师,应善于发现数学中的美,通过多方面、多角度来展示数学知识的美,让学生对数学知识形成更深层次的认识,使他们对数学更感兴趣。 三、结合数学发展史,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实际上,数学知识本身是非常有趣的,像一位光彩照人的美女,但是由于现行的教学模式压制了学生在数学思维方面的拓展,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以至于让学生觉得数学知识既枯燥又乏味,掩盖了数学知识的本质。为了还原数学的本来面目,教师要善于追溯数学学科的发展历史,通过搜集真实的历史素材,来挖掘数学中的人文精神。例如,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从小就喜欢阅读数学与天文方面的书籍,通过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了一代著名的数学家与天文学家,并提出了闻明世界的圆周率。魏晋时期伟大的数学家刘徽提出了著名的圆周率计算方法———割圆术,即:利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计算圆周长,最后内接到正96边形,才是最接近正圆的图形,并求出π的值为3.14,并由此提出: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π的值就越精确。而祖冲之就在这一计算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演算,最终得出π的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当祖冲之得出这一结论后一千多年,国外的数学家才探索到这一规律。在数学教学中引入名人故事,有助于让学生体会数学文化的人文因素,对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们的初衷并不在于将学生培养成伟大的数学家,但是著名人物的故事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为以后的应用学习奠定了基础。 四、精心设置“数学与文化”专题活动,以“数学之博”丰富数学文化 教师应该好好利用数学教材载体并适当延伸和扩展。以八年级教材为例,在上这些课之前,笔者都会布置学生预习,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去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上课的时候,笔者以主题讨论的形式进行,教师抛砖引玉,学生走向讲台,各抒己见。通过这些专题活动,扩大了学生的视野,让他们感受到数学的博大精深,了解到了数学在生产实际中的巨大应用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增加了学生的数学学习热情和探索精神,使数学文化深入了学生心灵。总之,我们只有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有意识地采取合理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渗透数学文化,才能让数学知识变得更容易让学生理解、提高数学课堂教学的效果。但是作为老师,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何引导学生品味数学文化,使学生获得数学文化的滋养,提高数学文化素养,并对“数学文化”进行开发,则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进入课堂的路径探究 作者:王芳 单位:浙江省义乌中学 “数学文化”于2003年以单独的版块同时出现于《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与《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后,激起了中学一线数学教师的共同关注.目前正以较快速度在我国中学数学教学实践中展开.然而,相对于其它模块,数学文化的实施状况不容乐观:“不少教师对数学文化抱着观望的态度.在一些公开课上,‘数学文化’仅仅是教案的装饰、教学的点缀”[1].阻碍数学文化走进课堂的主要障碍,一是没有在数学课程与数学文化之间建立有效的文本对接,渗透途径狭隘;二是没有认识到数学文化在培养能力中的重要作用,阈限了数学文化与数学解题、数学探究等的联系;三是固守于惯有的“纯理科”教学方式,缺乏行为上的同化与顺应.在此,将从与课堂教学密切相关的教材、教室与教师三个方面出发,探讨数学文化走进课堂的实施过程. 1教材维度———数学文本的文化诠释 1.1以数学应用为链,延伸数学触角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数学的触角几乎伸向了一切领域.尽管如此,很多学生并不苟同———也许他们正在运用数学,但不认为这属于数学的范畴.针对这种情形,我们可以在传承经典数学应用题的基础上,结合新课程增设的“函数应用”、“算法”、“框图”等章节,开发与学生生活、实践关系密切的应用案例.基于学校学习这一特殊条件,我们还必须特别关注“友邻学科”这一宝贵的课程资源.数学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数学课程向‘友邻’课程提供知识和智能方面的储备工具,又从‘友邻’课程那里获得需求信息、实证材料、强化运用数学智能的场所.”[2]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彼此的关系已经从知识层面上升到能力层面,并继续衍生至思想与方法.“每年的高考都很重视对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的考查……试题涉及到了数学中的一次线性函数、一元二次方程、三角函数、圆周的集合知识、数列与数学归纳法、函数的极值问题等等”[3],《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学会“利用数学方法处理、解释数据”[4],在生物实验数据分析中,大量使用了比较分析法、相关分析法、数学模型分析法等[5].此外,数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在中学阶段也日益明显,如诗词语言的对仗与函数图象的对称,矛盾对立统一观与数形结合思想,乃至英语的句式结构与集合表示方法等.一旦教师以“大学科观”俯视高中课程,必能捕捉到数学与“友邻学科”的密切联系,打开数学应用新视野. 1.2以数学语言为渠,品尝文化韵味 数学力求以简洁、严谨的方式描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但学生也因此望而生畏.实际上,数学语言虽经形式化改造,却仍然源于日常语言.前苏联教育家道洛费耶夫认为:“数学教学语言中使用着不属纯数学语言的术语和语句,它们往往不具备数学语言所要求的确定程序和精确程度.”因此,教学用语既要遵循数学语言的科学性,还可以根据情境适当加工,添加能够体现数学“真、善、美”的元素,使学生在愉悦中感受数学文化.在知识表述上,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不妨借鉴文辞修饰的比喻、拟人等多种手法,整合当代流行文化,赋数学知识以生动活泼的面孔.如依函数y=x+1x之形称其为“耐克函数”,表达双曲线与渐近线之间“有缘相见,无缘相交”的爱恨情愁.在解题教学中,既要凸显模式识别、方法抉择及困难解脱中理性思维的魅力,也要让学生明悟解题智慧,体验理智与情感交织的韵律,让学生有机会尝尽为求解而奋斗的喜怒哀乐.在数学审美上,从提高学生审美品位入手,总结已有教学经验,提炼各个模块的核心规律,并予以反复的运用,突出数学的方法之妙、规律之美,以学生自有的学习经历加深美感体验. 2教室维度———文化意义上的“做”数学 在文本诠释中,教师“传”的成分较多,目的是扩大学生的数学文化感知面.“由于学生主要是通过在教室中获得数学知识,因此数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场所应在教室”[6].荷兰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认为“学一个活动的最好方法是做.”因此,我们一方面将数学作为一个现成的产品提供给学生,另一方面又将现成的数学转换成做出来的数学,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动来获得文化遗产. 2.1在协商中建构数学知识 这里的数学知识特指数学课程中包括数学概念、数学命题等在内的“硬件”部分.一般来说,它们在教材中比较稳定,不会受外部环境的过多影响.但这些知识一旦进入教学过程,势必受到相关因素的作用.可见,所谓的“硬件”特点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教师对它的处理可能因时而异.学生的实际情况是教师调整知识呈现方式的主要依据,在集体学习的条件下,这些情况未必能真实地反映出来.应该承认,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思维水平、认知风格等方面的不同,即使是微小的变化也会导致一定差异的解释,从而在个体“不同”认知图式向“相同”数学知识过渡时出现了分歧.例如,在“等比数列”概念教学中,学生对数列1,2,4,8,16,…得出了两种规律:“前一项乘以2得后一项”与“后一项除以2得前一项”.两者看似相近,但对概念建构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教师不给学生发言的机会,而学生又无法解决这些分歧,很多时候会被硬性地消灭在沉默之中.相反地,如果教师让这些分歧表达出来,就容易在冲突中引发学生对话.当对话功能在课堂活动中占统治地位时,学生会把自己和他人的话语作为思维工具,进行协商.学生在辩解中指出,如果采用“乘”的说法,将导致:(1)削弱研究的针对性.由于a1与q可能取0,会夹杂特殊数列0,0,0,0,0,…及a1,0,0,0,0,…;(2)表述繁琐.当一个数列是有穷数列时,得加上条件“到这个数列的倒数第二项止”.因此教材中的“等比数列”定义显得更加科学、简洁,并揣测数学家可能先确定了等比数列的定义,才类比出“等差数列”的定义.虽然最终结果与教材一致,但在协商意义上的解释让学生发现:正是我自己的解释、我自己的看法,引导我形成某个问题,并决定哪一种数学描述和运算是符合目的的、合理的,从而在日常体验和数学手段之间形成亲密的的关系,并成功地把兴趣发展成自己的数学工具. 2.2在合作中渗透数学思想 数学思想是数学课程中的“软件”部分.它的统摄性和概括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其导向性和迁移性又有助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因此数学思想在日常教学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它并非直露于教材,仅凭学生个体的能力,难以洞察其中的玄机,更谈不上发明一种数学思想.在此情况下,“同伴合作”可以集结学生智慧,进行数学思想的“再创造”.根据知识体系的层壳理论,概念、定理是球形壳体内部的“知识硬核”,数学思想则在球壳外部“知识气圈”的“思维势场”中.这里充满了人类智慧的各种波动和闪光的思想火花,包括灵感与直觉、观念与推测、判断与推理等,它们彼此叠加、干涉,互为消长.高中数学课程中“所选用的软数学知识往往处于流体幔层中智力浓度最大的部位”[7],因而能积极地引发学生参与.实践表明,学生间的差距要小于师生之间的差距,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比教师讲解来得有效.尽管他们表达的言语未必流畅完整,但恰恰驱使同伴去竭力地理解,对不同的声音做出判断.例如,在“求以点C(1,3)为圆心且与直线x-2y=0相切的圆的方程”时,学生给出了三种解法:法1是用过圆心且与已知直线垂直的直线找出切点进而求出半径;法2是设圆的标准方程并与直线方程联立后令Δ=0得出半径;法3认为只须求出点C到已知直线的距离即可得半径.最后达成共识:无论直线与圆相交、相切或相离等问题,都离不开“数”与“形”,合理地利用“数形结合思想”是解决数学问题的有效途径.可见,合作学习能使教室演变成“百家争鸣”的学术场所,通过“剧场效应”,使数学思想被潜移默化地嵌入到学生的认知结构中,并锻造为“学习共同体”的公共信念. 3教师维度———文化向度的数学教学观 在实施数学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数学文本的文化诠释,抑或文化意义上的“做”数学,教师的行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数学教学观.“通过采取文化的观点,我们就可更为清楚地认识教学和学习情景中所包含的这些‘看不见的成分’对数学教学的成功和失败有着怎样的影响”[8].数学文化视野下的数学教学观至少应包含:?以学生为中心,集中于学习者对数学知识的主动建构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一个知识的建构过程,知识是学习的载体,人们使用现有的知识去建构知识,学习高度依赖于产生它的情境.在实际教学中,表现为教师采取民主平等的方式,高度重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强调在“做数学”过程中达到知识的内化.?数学学习建立在共同体成员互动的基础之上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在社会互动的解释中进行建构的,对个人影响最大的学习是那些作为实践共同体成员进行的学习.它在文化取向上,把课堂理解为一种“文化”,文化只有通过人类的相互作用才得以存在[9].在实际教学中,表现为教师提倡合作与交流,通过共同体各成员之间的协商实现客观对象的“数学化”.通过“数学化”的途径来进行数学的教与学,可以使学生真正获得充满着关系的、富有生命力的数学. ?教师应该持开放的学科视域“我们不应把数学看成一个完全自足的封闭系统,而应清楚地看到外部力量对于数学发展的决定性作用”[10].既然数学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那么数学学习就需要开放的人文环境,数学交流需要开放的民主气氛,并且学生的见解也需要教师的宽容———包括那些非数学的解法或念头.例如对于问题:A,B两地位于平行河岸的两侧,BC=1km,AC=4km.今从A地沿河岸AC安装一段电缆到D后,再由水下安装电缆到B.如果地下安装费为4万元/km,水下安装费为5万元/km,问如何安装电缆才能使安装费最省?通常设CD=x,安装费用y=4(4-x)+5槡1+x2将是一个繁琐的函数最值问题.但若将电缆的安装路线看成是光的传播,根据物理学“费马原理”所指“折射定律的光线有最短的光程”[11],不妨把水下安装看作折射率为n1=1的介质,则地下安装相当于折射率为n2=45的介质,由sin∠DAM=sinisinr=n2n1=45得CD=BC•tan∠DBC=BC•tan∠DAM=43.作为新课程理念之一的数学文化教育,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教育教学行为的颠覆,而是对我国中学数学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把数学文化的教育理念渗透于教学全过程,用系统的眼光看待课堂教学的各要素,构建富有时代气息的生态课堂,才能发挥数学文化强大的教育功效.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与宇宙理念探索 作者:刘鹏飞 徐乃楠 周巧姝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数学学院 长春师范学院 美国哈勃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马里奥•里维奥(MarioLivio,1945-)撰写的科普名著《IsGodaMathematician?》中提出一个疑问,并指出这个疑问曾令那些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先贤们苦苦思索了几个世纪:数学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这些正会让人们联想到神的特征[1]。数学似乎不仅是描述和解释整个宇宙最有效的工具,而且可以用来解释最复杂的人类活动。 1数学何以有效 古希腊时期,数学作为一种神秘主义信仰而存在。直到中世纪基督教时期,数学逐渐促使人们从盲目的信仰转向理性。随着数学理性的发展和希腊学术的复兴,一批具有理性主义的学者们提出宇宙的设计主要是数学设计,上帝成了数学家,研究自然界的数学设计成为最神圣的事业。随着文艺复兴后科学理论、科学公式的定量化、演绎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方式为人们所把握,人们终于抛弃了世俗的上帝,开始走向无神论和泛神论。对因果关系的信仰,宇宙统一理论的理想,世界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信念,成为支配科学家工作的基础。数学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对因果关系的把握,已经深深融入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为人们的一种观念,对近代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6-18世纪的西方数学家,对于在宇宙体系构建上为什么数学奏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深受大自然是根据数学设计的这一古希腊信念的影响,并同样受上帝根据数学设计了世界这一中世纪信条的影响,他们将数学看成通过自然界的真理之路。通过将上帝看成专注、至高的数学家,就有可能将对于大自然的数学规律的探求看成宗教追求。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一大批科学家们坚信世界的和谐是上帝的数学安排。上帝将严格的数学秩序给予了世界,而我们只能费劲千辛万苦才能理解[2]。一直到爱因斯坦所信仰的“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的斯宾诺莎式的上帝概念[3],自然神论———泛神论才成为爱因斯坦以及之后很多西方科学家的科学信仰和感情的基础。非欧几何诞生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数学的真理地位丧失了信心,对非欧几何提出了众多质疑,它能描述我们居住的物质世界吗?但当它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得到回答时,数学这种神奇的有效性又使众多数学家陷入思考,有些人开始认为数学是原本存在的,我们只是进行不断的发现而已,有些人坚持认为数学只是我们的一种创造,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然而数学何以这么有效呢?爱因斯坦也惊叹:“数学,这个独立于人类经验存在的人类思维产物,怎么会如此完美地与物理现实中的物质相一致”[1]?爱因斯坦在《我眼中的世界》(1934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已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界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际体现。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的构造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经验可以提供合适的数学观念,但是数学概念无论如何都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当然,经验始终是检验数学结构的实用性的唯一标准,但是这种创造的原理都存在于数学之中。因此,在肯定的意义上,我当然地认为,像古人所梦想的纯粹思维能够把握实在”[4]。 非欧几何在相对论理论上的成功,使人们对数学的观念逐渐地发生转变。对非欧几何的确认,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从古希腊以来的、以数学为代表的“绝对真理观”的终结。但不管怎么说,尽管数学失去了其在真理堡垒中的绝对位置,但它与物理世界很相契。无可回避的而且仍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的事实就是,数学是探究、发现和描述物理现象的最佳方法。在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数学都是有力的知识工具,即便是被赋予神学意义的时候仍认为上帝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这个世界的。 正如我们在近现代物理学的某些分支中见到的,数学是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之精髓。尽管数学结构本身并不是物理世界的实在,但它们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通向实在之门的钥匙。“非欧几何学的创立非但没有毁掉数学的价值及对于其结果的信心,反而———非常吊诡地———增加了其实用性,因为数学家能够自由地探索全新的概念,发现其中有些可应用。事实上,自1830年以来,数学在组织和控制大自然中的作用以几乎不可相信的速度扩展了。此外,自牛顿时代以来,数学家描述和预言自然的过程的准确性大大增加了。[2]”黑洞理论是科学史上极为罕见的情形之一,在没有任何观测到的证据证明其理论是正确的情形下,作为数学的模型被发展到非常详尽的地步。的确,这经常是反对黑洞的主要论据: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其依据只是基于令人怀疑的广义相对论的计算的对象呢[5]?尽管数学因为非欧几何的出现失去了绝对真理的地位,以及哥德尔定理导致的数学家们对数学基础论争的失败,让人们对数学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但是,正如数学史家M•克莱因所说的:“也许人类的数学仅仅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也许自然本身更为复杂或者并没有什么固有设计。但是,数学仍不失为一种探索,是掌握自然的一种方法。在那些数学行之有效的领域,它是我们的全部资本;如果它不是现实本身,它就是我们所能达到的与现实最接近的东西。……就知识的确定性而言,数学是一种理想,我们为这一理想而奋斗,尽管我们也许永远不会达到。确定性也许只不过是我们在不断捕捉的一个幻影,它是如此无止境地难于捉摸。然而,理想具有力量和价值,公正、民主和上帝都是理想。的确,也有在上帝的幌子下被谋杀的人,审判不公的案件也臭名远扬,但是,这些理想是千百年来文化的重要产物。数学也是一样,尽管它也仅是一种理想。也许细想这一理想将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任一领域,我们该选择什么方向才能获取真理”[4]。 爱因斯坦相信人类的数学只有一少部分由实在主导。他在《相对论的意义》(1945年)中说道:“观念的世界看来不能用逻辑的方法从经验中推导出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心智的创造,没有这种创造就没有科学。尽管如此,这个观念的世界程度很小地独立于我们的经验的本性,正如衣服程度很小地独立于我们身体的形状一样”[2]。对于数学为什么有效,那些较早世纪与宗教有关的信念在现代被抛弃了。不过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著名物理学家詹姆斯•金斯提出的“宇宙似乎是由一位理论数学家设计的”这一问题,他认为“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科学现在给大自然所描绘的图像(看来只有这些图像能够与观察到的事实一致)是数学化的图像……大自然似乎精通纯数学的规则……不管怎么说这一点几乎是无可争辩的:大自然和我们的有意识的数学心智根据同样的规律来运作。”著名数学家齐民友先生有力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数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既然是科学,它首先关心的当然还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数学的探索意义究竟何在?就在于它对认识宇宙的本性上有重大贡献。我们不赞成狭隘的近视的看法,认为一切数学研究都必须有某种具体的目的,或者用现行的说法叫做“有应用前景”。其实所谓的“前”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眼前”固然是“前”,“前瞻若千年”也是前,区别在于人类社会在文化和物质上的发展程度。发展向上的社会,具有更高的文化、科学和物质生产水平,同样也就会更认真地考虑各门科学的前景。但是,从根本上说,如果数学的研究不能在“认识宇宙”上开花结果,数学研究还有多少价值呢!“认识人类自己”其实也还是为了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去认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否则数学也就成为一种宗教式的内省了。在这里我们没有用“改造自然”的说法,因为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是不是简单地按人类的需要来“改造”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代科学的发展使我们懂得了人必须与大自然“和睦相处”。认识宇宙,也认识人类自己其实也还是为了找到正确的相处关系。我们一再强调过数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端抽象的、甚至有时被误解为“毫无意义”、“脱离实际”……的数学研究,可以根本改变人对大自然和人类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改变人类社会的面貌。人们很难回避一个结论:数学是人类全部技术的最重要的基础[6]。 2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 在西方文化中,按照数学模式来解释世界、构造天文理论,从其初始的一种宗教式崇拜,后来演化成上帝用数学设计世界。蕴含于其中的数学理性,最终把西方天文学导入了现代科学的数学理论框架之中。相反,中国古代天文学空有辛勤准确的观测记载,而始终未能形成一种明确可遵循的理论体系。例如,哈雷彗星在中国古代天文史上有30多次之多的记载,但中国的天文学家却从来没有人想到去构造它的运行轨道,结果这个发现被18世纪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获取。因为哈雷发现每隔76年出现一次的记载,恰是彗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的周期。这个史实足以表明,在经验和知识充分积累之后,如果没有深层的理性构造就必然导致科学停滞不前甚至倒退[7]。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对宇宙问题有过思考,《淮南子•原道训》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即宇宙是天地万物的总称。《庄子•天运》中记载:“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仿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华夏民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对天文学非常依赖,很早就注意观测和记录各种天象。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已有了日食、月食的记载。有关流星、彗星、太阳黑子等异常天象,中国古代也都有记录。春秋战国时期,由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所著的《甘石星经》已有115颗恒星的坐标位置。可以说在天文学史上,中国人的经验知识以及观测记载堪为世界第一。著名的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先生在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其它民族的天文学成果相比较时认为:“中国人在阿拉伯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有很长一段时间(约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0世纪),几乎只有中国的记事可供利用。现代天文学在许多场合(例如对彗星,特别是对哈雷彗星重复出现的记载)都曾求助于中国的天象记事,并得到了良好的结果”[8]。 中国很早就创立了干支记法和二十八宿的独特测天方法。战国时代已有五星记载(金木水火土),在汉代时测得更为精密。中国古人把整个天空分成四宫,就像将一个苹果切成四大块那样,而每一部分都有一种象征性的古代动物代表,苍龙为东方和春,朱雀为南方和夏,白虎为西方和秋,玄武为北方和冬。而紧围着天帝极星的北拱极区,按照类似于五行的象征性关系又被认为是独立的中央黄宫。而这种五行观念贯穿在整个中国的自然哲学之中。从远古以来,中国的赤道(与黄道相对)被分成28份,即每宫七宿,每宿由一特殊的星座标定,从其中某一特定的定标星(距星)起算,因而每一宿所占的赤道范围又有很大差别。中国古代信守“天人合一”的理念,历代帝王治国安民,无不求端于天,传说自三皇五帝开始就有历法。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等所测得五星的度数以及会合周期的精确度已经相当高。根据天文学家陈遵妫先生统计,中国自古以来历代的历法共有104部之多[9],经历了准备时期、古历时期、中法时期、中西合法时期和公历时期五个发展阶段。其中准备时期以《夏小正》历法为主,古历时期从春秋到汉武帝期间主要是《颛顼历》,中法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的《太初历》和直到明朝的《大经历》,中西合法时期是以明徐光启主持的《崇祯历书》和清朝《时宪历》、《癸卯元历》为代表,公历时期是辛亥革命后从1912年开始实施的公历,也即格里高里历[10]。 3基于中西文化史的思考 中国最初在天文理论构思方面(盖天说、浑天说)也不逊于西方天文鼻祖托勒密。而且从实际上说,托托勒密构造的“地心说”,并不具有比“浑天说”更多的经验支持。有人曾把托勒密的地心说与同时代汉朝天文学家张衡的天文理论作过比较,发现两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依据张衡的假说所绘制的天文图与托勒密的地心说天文图几乎没有什么两样[11]。遗憾的是张衡并没有明确提出像托勒密那样的地心说理论模型。李约瑟曾评价说:“把中国的星表和伊巴谷、托勒密的星表对照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后者不仅年代较晚,所载的恒星也少三分之一,……周、汉之间中国人在方位天文学方面的工作应在科学史上占有远为重要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现代世界通用的天球坐标系基本上是中国式的,而不是希腊式的,这一点似乎也值得强调”[8]。从中西方数学文化史比较的意义上看,以托勒密为代表的古希腊天文理论模式是以数学崇拜为基点建立起来的,而中国古代天文理论的构思却是建立在《周易》衍生出来的阴阳五行解释系统之上的。作为一种理论的构思,作为一种理性的追求,中国与古希腊天文理论在数学理性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未来的发展前途。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早在17世纪30年代就被写入《崇祯历书》,但后来还是被否定,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唯有地静说才是公认的观点。 天文学是离不开数学的,确定日月星辰的位置,观察记载它们的运动,寻找季节变化的规律都必须以数学的计算为手段。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这种应用的层次上当然也是依凭数学的,尤其是在历法计算方面,唐代的僧一行运用的插值方法与西方相比非常高超。但是,当涉及整个天文学理论模式构造,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实际都是把观测经验和计算数据容纳在一个按《周易》思维方式构造出的模式之中。有的学者评述时说:“查阴阳五行与天文历法,有的部分是巧合,有的部分是勉强牵强”[12]。其实巧合也好牵强也好,这些理论构造在其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致命的危机潜伏在它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上面。刘徽在注释《九章算术》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显然,刘徽是在《周易》解释宇宙万物的指导下来建立“九九之术”的。显然,作为一种理性,中国古代数学在它构成第一本数学著作时,就成为《易经》的“婢女”,而不是像《易经》那样获得在中国文化中解释宇宙万物的地位。齐民友先生曾指出数学理性精神、数学探索精神“其实只是西方文化中所表现的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把认识宇宙也认识人类自己作为永恒的主题这只是西方文化的特征;把进行这种理性的探索看成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也只是对西方人而言的。中国人生活在天人合一的至高无上的和谐中,精神生活早已得到满足,哪说得上要什么思想解放呢”[6]?中国以阴阳五行、《周易》八卦为表象形式,形成中国整体相关、整体互补的辩证思维方式。并在以农耕生存、家庭和血缘关系为主体的,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中[13],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特定的理性精神,而这种理性精神中不像西方那样以数学理性为主导。 中国古代天文学理论建立在《周易》和阴阳五行的理性结构之上,这一点严重阻碍了它后来进一步的发展。李约瑟曾指出,中国天文学“缺少理论是缺少演绎几何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8]。其实还应进一步说明,中国天文学缺少的不是作为操作手段的演绎几何学,而是缺少作为深层理性结构的数学理性思维。在中国历史上,天文学在发现盖天说的解释困难之后,浑天说或者宣夜说也没有像欧洲天文理论那样形成逐步淘汰的竞争态势。这其中的症结在于,这三种理论都是建立在《周易》阴阳五行这种直观表象的同一模式上。因为《周易》阴阳五行的理论模式不具备更新或竞争的内在动力,它们也就无法竞争高下了。东汉末年,蔡邕在《朔方上书》中早就指出盖天说的计算错误,认为“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台所用铜仪则其法也”[14]。但实际上,在中国天文学史中,盖天说、浑天说与宣夜说并存,而且各自都在发挥自己的理性解释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中国人的信念中,对于宇宙及历史是否体现一种确定不移的神圣计划,与其说有一种确认的信仰,毋宁说持一种未知或不知的敬畏之心。这也是对于超越界的一种信仰情怀,但独具中国民族的性格。其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并创造了一个严整的象征、仪式、观念系统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以此反复加强对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这正是中国文化心理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既信仰一个超越的世界本原(天、道、理、太极),又不以人可确证交通的方式深究其结构,而满足于敬拜(古代天帝崇拜及民间信仰)、冥思(道家)、敬而远之(先儒)、敬而用之(墨家及董仲舒派)、思而修身(理学及心学)”[15]。 数学理性作为一种民族理性中的重要因素,它会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特征。这种特征形成了中西文化中不同的天文学理论,也影响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征、民族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理性从古希腊的数学神秘主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数学理性的吸纳,直到牛顿、爱因斯坦确立数学理性精神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数学理性伴随着圣经的浸染一直是西方文化理性的主导。而中国传统数学虽与《周易》共同起源于原始的数字神秘主义,但是在随后的发展中陷入了实用主义泥潭,而《周易》则逐渐确立了在中华文化中的理性主导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西方文化无论怎样发展,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圣经》血统,东方文化无论再怎么现代化,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易经》血缘”[16]。如果在以往中西文化分离状态时考虑上述问题,这些数学理性所表现出来的中西文化差异并不会被人们所关注。但在今天中西文化交流融合进程中,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中西方数学理性开展文化史意义上的对比分析,会加深我们对中西文化的理解,从而推动中西文化的有效融合。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渗入网络文化 作者:史悦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一、引言 网络文化是指网络上的具有网络社会特征的文化活动及文化产品,是以网络物质的创造发展为基础的网络精神创造。一方面从互联网的诞生、迅速普及到网络文化的逐步形成,网络文化的触角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延伸,由于网络和网络文化以其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自主性及互动性满足了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心理需求,越来越成为大学生摆脱束缚,驰骋思想,发展自己个性的重要空间,因而网络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思想方式和学习方式。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对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管理已经被提高到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高度,受到极大的重视。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文化的内涵包罗万象,其中科学技术和知识是当代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代数学科学作为科技文化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工具,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彰显出其重要地位。而伴随着数学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数学文化就构成了现代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现代的数学就没有现代的文化,没有现代数学的文化是注定要衰落的,一个没有相当发达的数学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可以用它消耗的数学来度量,因此在各类院校中普及深化数学文化,不仅可以普遍提高不同层次学生的数学修养,也是全体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一个部分。那么如何在校园中普及深化数学文化,就值得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数学教育工作者深入研究与思考。借助网络这种现代信息的重要传播工具,结合各院校正在建设的网络文化及多年成熟的网络教育经验,使数学文化融入网络文化中,成为网络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 二、数学文化在网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般来讲,数学文化狭义上指的是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层面上的数学文化更多的通过数学具体的知识而体现,如数与数系、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等具体学科。因此要认识和普及数学文化首先就要学习数学知识,通过数学知识的系统学习,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数学文化即数学文化的内涵;而数学文化广义上则指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发展中的人文成分,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即数学文化的外延,这个层面上的数学文化从宏观上揭示数学的意义,数学不仅是有着丰富内容的知识体系,更是一种方法、一门艺术、一种认识自然揭示自然规律的特殊语言,它的内容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具有深远的影响。深入了解和学习数学文化这两方面内容,可以使大学生获得一种思维的力量,具有良好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掌握从数量角度研究问题,有条理地进行理性思维、严密求证、逻辑推理和清晰准确地表达的能力,同时又能够体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培养既有人文素养又有科学精神、既懂得人文价值又掌握科学方法的高素质群体。而数学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数学文化是网络文化在技术上的坚固根基。 网络文化产生于网络,即网络文化的物质基础是网络,所以网络文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层面,另一个是文化层面。从技术层面上,网络技术是网络文化存在、发展和创新的物质后盾,网络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依赖于网络技术的支持,没有网络技术的支持和发展,就没有网络文化的发展,更不可能有任何一项网络文化的创新能够实现。因此要发展网络文化,本质上必须进行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手段的完善和创新,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核心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只有这种技术的进步才能充分拓展网络文化的发展空间,丰富网络文化的内容,开发出更优秀的网络文化产品。例如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在教育领域内的完美结合,造就了基于Internet网络多媒体课件的现代远程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的产生不仅使教育技术实现了一次根本的飞跃,也改变了全民的教育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开拓了教育领域的全面发展,引导了教育改革的新方向。同时在这种虚拟的校园环境下,使得校园网络文化迅速成长,学生们迫切需要对校园网络文化的正确引导和高层次的网络文化产品,这种需求极大促进了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使得网络教育迅速成为网络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此外网络技术的发展也是网络文化发展的技术安全保障,例如有了信息技术、信息安全等技术的发展,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护我国优秀文化的自主知识产权,并抵制部分不良群体和不良信息的侵蚀破坏。而这些技术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现代数学这一根本工具。因此提高对网络文化的认识,就必须意识到数学文化本身蕴含于网络文化中,网络文化根本的技术发展平台是数学和数学文化,发展网络文化更深层的内容是学习、认识和普及数学文化。其次数学文化是网络文化在文化意义上的深入和完善。从网络文化的文化层面上,网络文化要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就要提供充足的、高层次的承载这些内容的文化产品。而数学文化作为人类智慧发展的最深刻的形式,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现代人才必备的素质,其精神产品能够极大地深化网络文化产品的内容。数学文化不仅可以从专业上给所有学生提供其工具价值和应用价值,还可以给人文学科的学生通过相对简单的数学内容体现数学在思想、精神及人文方面的作用,提供他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法。例如通过深入研究数学与哲学、数学与经济、数学与文学、数学与史学、数学与语言的关系及数学与这些学科成功结合的案例,掌握数学思想的精髓,体会马克思的“一种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完善的程度”的意义,从而满足各个层次上不同发展方向的大学生的需求。因此,网络文化中的数学文化可以深化网络文化的内容,避免网络文化结构的浅层化,娱乐化倾向,引导学生对信息作出充分的分析、思考、筛选、创新、思辨等科学理性认知的习惯。同时,网络文化中承载的数学文化为数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方便的途径。数学文化的普及根本在于数学文化的传播方式和学习方式。而网络文化作为现代信息传播的功能提供了更广泛传播数学文化的有效途径。网络对精力充沛、渴求知识的大学生来讲已经成为他们学习知识及获取、交流信息的重要来源,网络改变了传统获取知识信息的方式,网络学习已经充分激发了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潜能,而且各种知识,思想的碰撞,使得思想活跃的大学生知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更容易形成个性的思想,有利于他们创造性的发挥与发展。因此通过网络更有利于在各个层面上传播数学文化。 三、数学文化融入校园网络文化具体实现的一些想法 数学文化融入校园网络文化的关键是利用网络技术提供足够的承载数学文化的信息并提供充分交流这些信息的平台。随着近几年网络教育信息技术的推广和教育部精品课程建设的引导,以及网络学院的建立,高校中一般已经具有了相当多的关于数学课程的资源,初步建立了较完善的各门数学学科的网络学习系统,例如教学系统、数学实验系统、自测答疑系统等,这些资源的建设使得大学生能够充分地了解和学习数学,特别是在系统资源中普遍提供了相关学科的历史发展背景资料、趣味问题、最新学科研究进展等,这些优质的教学内容和资料事实上极大地推动了数学文化的普及和深入,丰富了网络文化的内容,提高了大学生参与数学文化活动的兴趣,促进了网络文化内容的深入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但同时我们看到,对这些资源的认识基本上是从大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及提高学习兴趣的角度而建立的,还没有提高到数学文化的层面来认识,因此进一步改革网络数学资源的内容,从数学文化的角度来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各个数学学科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可以起到开拓、引导网络文化技术基础内容深入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在数学文化的文化层面上,其本身的内容和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目前网络上涉及不多,因此应该加快数学文化理论的建设,并加强数学文化网站、网络课程的建设,引导大学生在数学文化的学科观、社会观、哲学观、美学观、方法论上进行多层次的学习和讨论,发挥大学生的探索精神,充分理解数学文化、数学思想及其作用,使理工科的学生具备足够的人文精神,使文科的学生具备科学素养,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另外,从网络文化的开放性角度,对于基础课和公共课的数学网络资源应加强开放性,特别是高校间应加强协作,扬长避短,实现优秀网络资源的共享和互补,共同构成一个高层次的高校网络文化氛围。此外,通过前期社会热点问题的发生与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微博、博客强大信息传播能力的认识,因此,期待有更多有影响力的数学科研以及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数学大家、教育家建立微博与博客,及时发表他们对数学的感悟,从不同层面上潜移默化地传播数学文化的理念。在网络平台上,除提供给大学生数学文化的广博信息外,还应该提供足够的、新颖的数学文化互动活动,目前这种活动仅限于小部分院校开展的数学文化节活动,能否有更多的院校联合起来,开展这方面以致全国性的网络数学文化互动活动值得尝试,亦可以借鉴大学生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建立网上社团并开展丰富的网上社团活动。例如结合数学竞赛、数学建模竞赛、数学文化等课程组织网络学习型社团、学术科技型社团,在网络文化中注入新的科技的内容,同时引导和支持校园其它类型社团的网络化。 总之,数学一直是人类文明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进步,它更是构成现代文化及其重要的因素,数学文化与网络文化的两个层面恰相辅相承,可以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并且网络文化作为现代文化中一种年轻的文化形式,只有融入了数学文化才能够反映当代最优秀的文化,才能够成为一种深刻的、理性的文化。因此将数学文化融入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深化和丰富网络文化的内容,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实践。 数学文化论文:探讨数学文化的特征和定义 作者:靖新 金岩 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作为研究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一门科学,数学既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又是一种文化的形态。但是数学教育在培养人的素质方面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数学教育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解题训练。数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过分强调逻辑化、专门化和过于抽象的趋势,使得数学的重要文化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从哲学层面上来讲,数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数学教育的真正意义应该使数学成为人们科学思考与行动的基础。针对大学数学教育僵化、孤立的现状,在高等学校开展数学文化教育,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把今后10年中国教育改革的战略主题定位为实施素质教育。把数学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是揭示文理交融内在联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加强数学文化课程建设,开展教学改革,是深化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数学文化综述 1.数学文化的特征和定义美国著名数学史家M•克莱因在《西方文化中的数学》中论述到:“数学一直是形成现代文化的主要力量,同时又是这种文化极其重要的因素。”[1]文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广义地说,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与积淀。概括地说,文化是包含了人类的知识、思想、信仰和行为的一个整体。文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细分为精神文化、智能文化、物质文化、规范文化等基本方面[2]。数学是具有普遍性的特殊语言和思维方式,是基本的人类活动,是知识体系,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在其发展的早期,数学被广泛地应用于处理和解决人类社会生活及各种活动中的实际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数学作为一门科学而成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数学的应用逐渐扩展和深入到更一般的技术和学科领域。近代以来,数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日益密切,人文科学数学化也呈现出了一种强大的发展态势。数学与人类文化的许多重要方面有着重要的、卓有成效的互动,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今天的数学已不再单纯地是一种工具,而是解决许多重大问题和科技创新的关键性思想和方法。其在发展中所体现出的高度的想象力、创造性和理性精神,在提高全民素质、培养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各级人才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作为一个概念,“数学文化”至少具备以下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具有文化概念的特征;第二,具有数学独特的特性。数学文化是指数学的思想、方法、观点和精神,以及数学发展中的人文内涵、数学与社会的关系、数学与各种文化的联系,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也包含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等[3]。美国学者怀尔德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系统的数学》中指出:数学是一个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其内在力量与外在力量共同相互作用,并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数学文化是由数学传统及数学本身所组成的[4]。齐民友教授认为:“数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最根本的特征是它表达了一种探索精神……数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永恒的主题是认识宇宙,也认识自己。”[5]南京大学郑毓信教授指出:“一般来说,数学文化指数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6]数学文化的定义可以概括为:运用文化学的视角和方法,以数学史或当代数学发展的案例为基础,研究数学的本质、核心要素、发展历程、价值,及其与社会文化诸因素之间所产生的互动关系的系统[7]。 2.数学素质和文化素质数学素质或者说数学素养,是人的基本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人的数学能力通过各种活动的综合体现和反映。数学素质就是指对待问题善于从量的方面进行辩识、抽象、归纳和总结;应用数学的意识、兴趣和思维;具有逻辑性、严谨性、多角度思考问题的互动性;较强的计算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善于实践、理性精神和敢于创新等。大学生虽然学了多年的数学课程,但是,其中的许多人却以为,学习数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会解题,在考试中拿高分。而无从体会“数学的理性思维”具有的重大价值。如果学习数学,却不理解数学所具有的思想性,数学文化与诸多文化的交汇,以及数学对创新的重要意义,那么这种学习是毫无意义的[8]。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在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同时,也必须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从而培育和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精神、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数学素质。数学文化已经超越了数学学科,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文化积累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才能够逐渐形成文化素质。 3.数学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从古希腊开始,数学就与哲学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逐步发展中,数学作为研究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一种符号语言,有着严格的形式演绎体系。今天的数学学科具有典型的公理化特征,形式的证明是纯逻辑的和演绎的。数学的每个概念都要求以明确的、绝对单义的方式进行定义。然而,数学活动同任何智力活动一样,是受动机、情感、想象、语言以及需求等大量因素影响的。在数学中,经常采用“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化生为熟”的手段,这个“化”字就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数学文化就是这个过程的总结和记录。数学文化使数学从单纯的逻辑演绎推理的状态中更多地和实际发展过程相互联系。和所有文化现象一样,数学文化对人们的行动产生支配的作用。“数学素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培养的。”[1]在所考虑的文化系统中,数学文化包括以下基本问题:数学家为什么研究数学;有哪些实际问题是需要用数学研究的;开展数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于研究成果的直接影响;数学问题和方法以何种方式彼此相互联系和发展[2]。 二、数学文化在文化素质培养中的作用 数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它可以使人从哲学的意义上易于理解各种差异和结论。数学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能够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的思想和方法,通过了解和认识抽象概念的实际背景,探索数学概念形成和抽象出来的过程。任何一个数学概念的引入都有两个出发点,一是要基本合理,二是要有实际意义。为了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数学在人类生活、特别是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必须从文化教育的角度开展相关的活动。只有理解了数学的概念体系所建立的背景,了解数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启发学生学会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事物,用数学的思考方式处理各种实际问题。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特殊的活动,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也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和复杂性。数学文化教育同样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内涵。数学文化对大学生文化素质培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数学是一种科学模式数学是关于模式的科学。对模式的提炼、处理和运用是数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严加安院士的悟道诗“随机非随意,概率破玄机。无序隐有序,统计解迷离。”生动地刻画了随机性问题的内在规律和处理模式,看似无序其实隐藏着有序的内在联系。数学文化贯穿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过程,具有抓住事物的本质的能力。数学模式给予人们的是会用统一的方法去解决和处理各种看似无关的事物,把握事物的共性和相互联系[2]。 2.数学语言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外壳。数学是科学的工具和语言。学习用数学的方法和语言处理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万无一失”,比喻“有绝对把握”,同时,这句成语可以联系“小概率事件”进行思考。“指数爆炸”、“直线上升”等数学语言已经成为日常用语,表明这些术语可以与事物的复杂性相联系。 3.数学和文学具有相通性数学与文学的思考方法具有许多相通之处。数学启“真”、文学启“美”,而真和美是不可分割的。数学中存在“对称性”,文学中则有“对仗”。数学中的轴对称,即图形的形状和大小依对称轴对折后都保持不变,而且保持某些性质不变。文学中的对仗则是指字、词、句的某些特性保持不变,词性不变。变化中包含着不变的性质,在数学和文学中都广泛存在着。数学概念和文学意境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孤帆远影碧空尽”,就是对极限概念的一种美妙的描绘。 4.数学的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数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与诗歌的简洁和概括有异曲同工之处。数学家从数学研究中寻找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诗人从诗歌里抒发人生的感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名句,从数学角度理解就是时间和三维欧几里得空间的一种描述。天可以视作平面,地可以视作平面,时间的两头是无限的,若以自己为原点,时间恰可作为一条直线,一个人就生活在这悠远而空旷的时空中。数学的精确化、形式化、符号化、几何化,都是解释现实世界的特殊方式。因此,具有诗人一样的想象力可以增强一个人的数学思维能力。 5.数学的理性精神数学的理性精神是指敢于批判、敢于否定、敢于怀疑、乐于奉献等思想境界,以及求真、求善、求美。而求真、求善、求美,也是人文精神的追求,这充分体现出数学的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融合与升华。数学在思维的严密性、准确性、条理性等方面是任何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加强数学理性精神的培育,避免犯“专注迢迢河汉之间,而忘却近在脚旁之物”的错误,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和实验科学培养学生注重证据、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产生了重要的互动关系。数学在理性精神的培育方面发挥着更加独特的作用,因为从评价标准来说,数学的评价标准往往更加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 6.数学美数学和美学有密切关系。数学的许多公式都是和谐的、美的,把函数差商和导数联系起来的拉格郎日中值定理很美,“黄金分割”蕴涵了恰到好处的美,三角函数和音乐,立体几何与绘画,计算机画出的分形图,都是数学美的表现。数学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其艺术性、科学性和应用性。艺术性在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创造力,培养学生丰富的个性品质;科学性在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逻辑思维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严谨治学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应用性在于培养学生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灵活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善于用数学的手段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 三、大力开展数学文化教育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至少应该在大学本科教育中占有1/4的比重。这不仅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而且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 1.数学文化课程的意义“数学文化”课程已经成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规定的大学生文化素质课程之一。作为理解数学的一种方式,数学文化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高等学校的高度重视。数学文化课程和其他的数学基础课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种对数学的印象、对数学的“感觉”和“知道”。与要求学生完全理解与掌握的必要的数学理论知识及其应用的教学目的不同,数学文化教育更看重学生对数学的喜好程度、基本态度和看法。定理和公式可以慢慢淡忘,但思维的力量和思想的火花却会长久地存在[7]。数学文化课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理解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发挥数学文化提高学生文化素质的作用,使学生终身受益。 2.数学文化课程的内容在高校开设数学文化课程,应该既有数学文化课的共性的内容,又有体现学科专业特色的内容。要根据学科和专业的需要开设不同的讲座。例如“建筑史中的数学思想”、“数学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绘画中的数学思想”等。目前国外许多建筑设计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中都蕴涵着丰富的数学元素,如“科学建筑(sciencearchitec-ture)”、“绿色建筑(greenarchitecture)”、“生态建筑(ecologyarchitecture)”等,挖掘现代设计中的数学思想是更新建筑设计理念的重要途径。 学习数学文化一定要学习数学史。通过介绍数学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古今中外著名数学家的优秀品质及历史功绩,学生能够了解数学思维形成的脉络。既要通过背景知识的介绍,对引入数学概念的合理性、重要性进行解释,又要使学生学会数学符号语言的建立和表达,从而揭示数学的思想、方法和应用价值,展示数学文化的深刻内涵。经过数学文化的熏陶,使学生形成“在欣赏回味、自主探索与思想交流中理解和掌握数学的思想与方法的氛围,积累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从而培育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以人为本”、启迪创新思维的文化素质教育土壤。提高对于数学文化的认识,揭示数学文化层面的思想和内涵,不仅要从具体的数学概念、方法、理论中展示数学的文化底蕴,也要多侧面、多角度、多手段地展现数学文化,通过丰富数学文化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拉近学生与数学之间的距离,培育理性精神,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良好情感体验,提高大学生对数学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对数学的理解力。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远程教学探索 作者:胡晶 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为了强化素质教育,河北广播电视大学于2009年为开放教育本科各个专业开设了通识课——数学文化.由于电大开放教育对象的成人化、业余化,要求教学方式采用远程化、开放化,使得教学模式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其一,基层电大数学教师难以胜任数学文化课程的教学;其二,大部分成人学习者对数学都有一定的惧怕或厌烦的心理,再加上成人业余学习,工学矛盾突出,很难对数学文化课的学习产生浓厚兴趣.然而,广泛应用的网络信息技术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还可以搭建交互交流的平台,满足数学文化课需要学习者广泛博览学习资源,感悟其思想内涵的要求.于是,研究者依托“河北电大在线平台”,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思想和多种教学策略,对数学文化课程进行了基于网络的三位一体在线教学模式设计及教学环节的实施. 1在线教学模式的设计 1.1教学内容模块化数学文化课程以数学史、数学问题、数学知识等为载体,主要讲授数学的思想、方法、精神.将课程全部内容分为4个模块.在“河北电大在线平台”数学文化课程主页三十余个学习资源,供学习者学习、阅读,实现人与学习资源的交互.通过栏目设置,明确区分每一模块“重点学习”和“学了也好”的内容. 1.2课堂设置虚拟化运用网络异步交互方式,每个模块在“BBS论坛”建立在线虚拟课堂,在教师的引领下,组织模块主题讨论,通过小组协作学习,实现师与生、生与生的社会性交互. 1.3考核方式过程化不设期末考试,全方位地进行模块化的过程性考核.对每一模块所选专题重点学习,重点考核.每个学习者每一模块以提交帖子的方式参加在线BBS主题讨论和提交一篇自主选择主题、题材的平时作业,展示自己对重点学习内容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1.4学习评价开放化省校责任教师指定有关教师在网上公开评价每个学习者在网上提交的有效帖子和平时作业,给出相应的课程考核成绩.2在线教学模式设计与教学实践的创新 (1)各种学习资源的设计与建设以学习者为本,在“精”字上下功夫,让每个学习者都能够“吃饱吃好”,深受学习者的认可和欢迎,点击率远高于其他课程. (2)虚拟课堂上,针对不同模块内容,围绕主题开展生动、有趣的在线讨论,赋予每个学习者发表个人见解的机会,学习者积极地将自己学习的认识呈现给大家,感受到了机会和地位的平等,让本来对初等数学学习已经产生惧怕和反感的学习者重新找回了自信,调动了远程学习者学习的积极性,实现了学习资源共建共享,在解决远程教育教学交互难题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3)许多学习者重新认识了数学,感到数学不像原来印象中的枯燥,不仅从以前惧怕数学到能够应用数学的思想、方法分析或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指导自己的工作,而且还有一部分学习者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真正感受到了数学思想的深刻性与数学的美. (4)在线主题讨论和网上提交作业展示学习成果和效果的异步网络交互活动的展开,学习者在实现“培养目标”的“学习过程”中完成课程“考核与评价”,在考核与评价的过程中进一步学习和升华,三位一体的教学设计让学习者的多种能力得到培养和锻炼. (5)通过课程的教学设计带动了课程教学改革和考核改革,促进了实践性教学水平的提高,不仅使较为丰富的数学文化课程学习资源产生满意的学习效果,促使各种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教学目标的落实,还达到了相互学习、有效监督的目的,对课程考核的过程化、科学化、公平化管理起到积极的作用,有益于形成好的考风、学风.数学文化课程在线教学实践证明,数学文化课程在线教学模式适合远程学习者的需要,让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收益最大化.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的概念及重要意义 作者:庄中文 单位:安顺学院 数学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格和人文精神、提高大学生的思维素质和综合素质、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功利思想盛行,传统的高等数学教育往往只看重数学的计算方法和具体结论,很少关注数学推理证明和思想,没能很好地体现数学的文化和教育功能,这无疑背离了数学教育的应有目的。国内在数学文化方面的研究时间不长,且大多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本文试图探讨如何在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思想和方法,以期让更多的在校大学生能够从数学教学和学习中受益。 一、数学文化和教育概览 “数学文化”,狭义的解释,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广义的解释,则是除这些以外,还包含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与人文的交叉、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数学文化教育在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改变数学公共基础课的教学现状、提高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质量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这些教育目标的实现,数学文化教育在其中将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数学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数学哲学、数学史的研究之中。最早系统提出数学文化观的是美国学者R•怀尔德,在他的著作《数学概念的进化》和《作为文化系统的数学》中从文化生成的理论、发展理论等方面提出数学文化系统的概念及有关理论。将数学文化研究推向高潮的当属哥廷根学派著名的数学家M•克莱因,在其传世之作《西方文化中的数学》自序中写道“:在西方文明中,数学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数学在工程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宝贵的、无可比拟的人类成就,数学在使人赏心悦目和提供审美价值方面,至少可以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门类媲美。”克莱因的另一巨著《古今数学思想》被誉称是“就数学史而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书中着重论述数学思想的古往今来,努力说明数学的意义是什么,各门数学之间以及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尤其是和力学、物理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克莱因的继承人,同属哥廷根学派的德国数学家R•柯朗与哈佛大学的著名拓扑数学家H•罗宾合著的数学名著《什么是数学》是探寻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完美之作,爱因斯坦评论说:“本书是对整个数学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及方法的透彻清晰的阐述。”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西方数学文化的研究和教育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 国内较早从事数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是著名数学哲学家、教育家郑毓信教授,在数学•哲学•文化•教育系列丛书中的第一部著作《数学教育哲学》中就已经开始用其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数学教育的哲学基础,提升了数学教育的理论地位。另一力作《数学文化学》从数学的文化观念、数学文化史的研究和数学的文化价值这样三个方面构建起了数学文化学的初步理论框架。郑毓信教授在他的《数学文化学》中指出,西方数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可能的数学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与古希腊数学很不相同,数学文化的研究也必须有中西数学文化的差异与比较性研究的内容。最近几年,关于数学文化的研究专著也越来越多,比如游安军、黄秦安、齐民友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给数学文化以新的解读和发展。笔者也曾对我国现阶段高校数学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现状和实施数学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给出了粗浅的分析。 进入21世纪,数学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渐渐地渗透到大学数学课程教学中。特别是2003年10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数学史、数学文化课程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着手把数学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推向全国,随后国内一些大学陆续开设了相应的选修课。在本科生数学文化教育中开展较早的应该是南开大学的顾沛老师的课题组,并且得到了听课学生的广泛认可,数学文化课程已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课程组后来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南开大学的数学文化课是公选课,受师资和办学条件的限制,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选课要求。在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文化思想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二、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实施文化教育的措施 囿于当前大多数理工科高校的数学公共基础课课时普遍不足的现状,完全将数学文化教育的重任纳入课堂教学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数学教育规律的。所以,在数学公共基础课开课之前有必要根据各校的实际课时数,合理安排好课内和课外教学内容和形式,以期达到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文化思想的目标。 (一)课内数学文化素质教育措施课堂教学是大学数学教学的主阵地,如何通过数学文化观下的课堂教学来切实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研究能力,是摆在高校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师面前的一个现实的课题。 1.增加数学科普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优秀的数学科普知识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特别是数学史和数学应用方面的知识,挖掘数学理论的实际应用背景,精心挑选内容健康、形式多样、贴近授课内容的科普素材(比如数学名家、数学典故、数学名题、数学方法、数学观点、数学思想等),恰到好处地插入课堂教学,让学生体会数学的价值,寻求数学进步的历史轨迹,进而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2.引入与学生专业知识相关的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现阶段工科院校的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学习很难对接,学生在学习物理、几何或经济学时需要用到的数学知识,囿于课时限制被教学计划删除。因此,可采取与专业教师交流或合作的方式加深对学生所学专业的认识,根据学生专业性质,合理调整授课内容,将学生在专业课学习时遇到的需要用数学知识解答的问题,作为案例直接引入课堂教学,让数学知识与学生的专业学习联系更加紧密。 3.增加数学实验环节———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为学生开设数学实验课,以学生的亲身参与为主,基于某些具体的数学问题以计算机为工具,让学生通过数学软件或自编的程序进行自由的探索,从中发现、总结出可能存在的规律,然后加以论证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由于受到师资和实验中心机房的限制,数学实验课只能从部分专业试点,实验的内容和学时需要根据学生专业性质合理规划。 4.课堂教学施行问题解决型和小课题研究型教学模式———增强学生研究能力。突破纯应试教育的数学教学思维模式,变传统的“定义———定理———例题———习题”授课方式为“实际问题———数学化问题———问题解决的策略和方法———问题解决过程中所产生的数学知识———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也就是将教材中相关的若干内容加以组合、整合为一个个有明确探究目标的小专题。比如在刚开始学习高等数学时,让学生研究“高等数学在本专业课程中的应用”;在学习函数的极值与最大值最小值时,让学生探究“极值与最大值最小值在日常生活的经济问题中的应用”;在学习曲线的参数方程时,让学生探究“曲线的参数方程的应用”等,并由学生制定研究方案、研究方法。 (二)课外数学文化素质教育措施大学数学教学模式客观上减少了师生之间的直接接触机会,只依靠每周一两次的课堂教学时间是很难完成大学数学教学的所有目标的,通过数学文化观下的课外辅助教学就可以很好地弥补课时不足、师生接触不多等实际问题。 1.指导学生成立数学互助小组。大学和中学很大的区别在于,师生之间的接触明显减少,中学里的高强度练习和考试也一去无踪,此时最容易出现在监管缺失和答疑不便情况下造成的学生学习兴趣下降。鼓励部分同学成立数学互助小组,不仅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和互助的平台,也给同学们提供一个相互监督和鼓励的机会。教师可与小组成员协商制定细则,做到有组织、有领导、有活动章程,避免流于形式。 2.撰写数学实践论文。鼓励学生将自己遇到的学习、生活、现象等进行观察、分析,运用学到的数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自己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以小论文的形式把这一过程体现出来。数学小论文对培养学习兴趣和勇于探索、创新、求实的精神,提高数学素养,都是很有益处的。教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导学生开展写作:首先是选题,题目要小,范围要窄,便于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问题说清楚;其次要有详细的写作提纲,要能够围绕选题准备充分的材料;第三,表达要尽量做到准确、鲜明、生动。准确就是运用数学语言,选用贴切的词汇、合乎逻辑的句式确切地表达主题思想。鲜明就是观点明确,条理清楚,给人以清晰的印象,生动就是语言、文字灵活多样,通俗易懂。力求科学、知识性、趣味性的统一。 3.开展相关的主题演讲。演讲是一个人面对大众表达思想的口头传播方式,是演讲者智慧、口才和心理素质的综合反映,好的演讲对演讲者自身学习方式的转变,自学能力、写作能力的提高,自信心的增强等无疑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对听者也具有激励、鼓动的积极作用。在笔者以往的教学中,对开展数学主题演讲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活动的开展都是在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的前提下进行的,时间可以选择放在内容相对较少的课内也可以在课外集中举行,内容的选择也可与数学实践论文结合起来。在活动的组织过程中,力争做到:充分地准备,循序渐进地展开,恰当地点评和鼓励,使得每一位同学都能在演讲活动中表现出自己闪光的一面。数学文化的观念确立了数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并赋予了数学越来越多的在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应用价值。数学公共基础课作为高校基础必修课之一,担负着较主要的大学生素质教育责任,如果在数学课程中忽视数学文化教育,对高校实施素质教育是莫大损失。只有将讲授数学知识与传播数学文化、传授解题技巧与培养数学思想结合起来,才能让学生真正领会到数学的精髓与美,也才能使学生由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索。 数学文化论文:成人教育数学文化的价值 作者:蓝梅 王岳 单位:南职业学院基础部 1数学文化的内涵 中国最早“文化”一词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用文化来对译英文中的“culture”一词,始于日本学者,含耕种、养殖、驯化内涵之义,将文化视为一定的生活方式。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将文化的定义从艺术实践扩大到人类日常生活方式,给当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美国文化学者詹姆斯•凯瑞借鉴了威廉斯关于文化的这一定义,并把威廉斯关于文化的指涉范围进一步扩大,在他看来,文化是人类实践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任何科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数学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数学是人类文化的表达。数学似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西方对数学的研究很早,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已经把数的物质属性推演到了非物质的属性,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基础;爱情、友谊、正义等也是建立在数之上的。 到了笛卡尔,更是把数学看作是哲学的典范,一生致力于追求“数学所特有的那种确定性”,在他看来,不仅物理世界、人类所有的知识都遵循数学的逻辑。2000年世界数学年发表里约热内卢宣言称:数学是理解世界的一把主要钥匙。一般认为,数学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数学文化,其范畴是指以数学科学体系为核心,以数学的思想、精神、知识、方法、技术、理论等辐射的相关文化领域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一个具有强大精神与物质功能的动态系统。而从狭义上说,数学文化即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及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现代人,人人都应接受数学教育。数学教育必须担起传播数学文化的责任,要让学生体会数学知识中蕴涵的数学文化,真正认识数学文化的涵义和价值,从而提高文化素质,创造出更有内涵、更有意义的人类文化。数学文化不仅是一种财富,更是一种精神、思想和创造力,比数学本身更有价值,更加具有宝贵的内容。数学文化的价值主要是指数学对人们精神、思想和创造力所做出的贡献,能使人类学会数学地思考问题,培养数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使人类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得到进步,并提高审美水平和文化素养。因此,数学教育的任务不仅是数学知识的传授,重点应放在数学文化育人方面。数学教师不仅是数学知识的传授者,而且还应该是数学文化的传播者。 2成人数学教育的特点 “终身教育”是当今世界广为流行的教育理念。1970年,法国的保尔朗格朗出版《终身教育引论》一书,提出“终身教育”(针对学校教育)和“学习社会”(针对学历社会)的概念。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完成了《学会生存》的报告,建议“将终身教育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今后若干年内制定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虽然朗格朗本人并不同意把成人教育等同于终身教育,但在我们看来,目前我国方兴未艾的成人教育无疑为实现“终身教育”的目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成人教育与普通全日制学校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成人学生的特点是:1)成人教育的生源来自不同工作岗位,学习经历不同,文化素质不同,个人生活经历不同,学习的目的和态度也不同。同时由于要兼顾工作、学习、家庭,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出勤率较低。2)成人学生的学习具有实用性、目的性强的特点,大多是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来学习的:有的想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提高学历,向更高层次发展;有的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以适应现在的工作,想通过学习相应的知识来充实自己。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对新知识、新技术、新观点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 3数学文化在成人数学教育中的作用 成人学生的这些个体差异、基础的参差不齐,加大了我们的教学难度。要求我们必须重视个体的差异、扬长避短针,针对成人学员的特点进行教学。由于成人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对文化价值理解具有一定的基础,对数学文化的接受和理解就更加容易。因此,我们要把数学文化融入到数学教学的全过程,形成数学知识和数学文化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局面。具体而言,数学文化在成人数学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数学是一门语言精确、抽象性、逻辑性极强的学科,也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教学实践中,作者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对数学课感到枯燥,进而产生厌学情绪。如果只满足于教学教材的内容,只讲授高度抽象的数学知识、只让学生做题解题,的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另辟蹊径。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漫长悠久的数学史,著名数学家感人的故事,辉煌的古代数学题,数学与人文、社会以及哲学的关系等,这些都为拓展教师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供了素材。把数学文化嵌入到教学的过程当中,就能把抽象理论和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极大地提升数学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创造力激发出来。 其次,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一方面,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凝聚并积淀了一代代人的创造和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某一时代的文化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时代的数学活动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在新世纪尤为突出。因此对成年人进行数学文化教育,不仅有利于数学的普及与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数学思想方法是对数学知识、方法规律的一种本质认识。它有多姿多彩的数学方法,深邃的数学思想,简约抽象的数学美,在教材中,有更多的内容蕴含着数学的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是学生后继的数学或其他学科课程所必须具备的。教师有理由向学生展现数学所凝聚的一切引导学生通过学习感觉数学的博大与精深,领略人类的智慧与文明。正如加里宁所言,数学可以使人的思想“纪律化”,教会人们合理、敏捷、正确地思维,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从而使学生终身受益。 第三,有利于实现终身教育目的。进入新世纪,知识更新更加迅速,人们吸收新知识、接受再教育的渴望更加迫切。开展成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实现人的终身教育,其作用是扩大受教育者范围,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素质,让人们在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中自我完善。这也正是成人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查尔斯赫梅尔所言:“终身教育是唯一能适应现代人、适应生活在转变中的世界上和生活中的人的教育。”正由于数学的广泛性、通识性、应用性的功能特点使数学文化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及个人的学习需求。成人数学文化教育在成人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终身教育不可缺失的基础部分。在教学中,我们应采用“因需施教”的原则,立足于更新知识、提高素质,提高能力,提高专业水平和职能,致力于解决人们工作及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将最新的知识信息以最快捷的方式传授给大家,以达到个体适应社会、发展“终身教育”、建设“学习社会”的目标。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下课程创新的意义 作者:申玉红 杨启祥 周长军 单位:云南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数学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对学校教育的现实作用和价值。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数学知识,如各种几何图形、轴对称与中心对称、平移、全等形、相似形、度量衡、数列等等,结合少数民族数学文化与民族儿童实际开展因材施教,促进数学课程内容的改革,如编写乡土教材等[1],具有现实的意义。事实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要与之紧密结合,才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才能形成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土壤[2]。梳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诸多方面所涉及的数学元素,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文化中蕴藏着有利于民族学生进行数学学习的“生动、直观”易于理解的“民俗数学”文化资源。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前景[3]。 二、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一)几何图形少数民族的传统数学几何知识,产生并服务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时几何知识在生活中有很多表现和运用,如在建筑、服饰、日常用品等方面的诸多表现。(二)轴对称与中心对称图形少数民族的服饰和日常用品中有着丰富的轴对称图形和中心对称图形。图8是彝族刺绣,图9是壮族织锦[6],图10是傣族服饰上的图案,这些图案既是轴对称图形,又是中心对称图形。图11是苗族刺绣,其图案是一个中心对称图形。图12是水族的马尾绣[6],图13是傣族剪纸,它们是轴对称图形。(三)全等形、相似形与平移在少数民族的服饰图案中,有丰富的几何图形,如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等,这些图形通过平移等构成整齐、美观、富有装饰风格的几何图案。(四)代数知识 1.度量衡 少数民族的度量方法来源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德宏傣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用到一些长度单位、面积单位、容积单位、重量单位等,在度量单位的换算中用到数的二进制、三进制、十进制以及四十进制等[7]。羌族、西盟佤族等图14中,左边是苗族织锦上的图案,上面有一些全等的正方形,可以看作是由一个正方形通过平移得到的。中间是傣族筒帕,傣语意为挎包,通常称为民族包,它上面的图案是由正方形共点平移得到的。傣族的筒帕有着悠久的生产历史,已有一千多年,它织工精细、图案丰富、美观大方,既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右边是傣家妇女筒裙上的图案,它是由菱形共点平移得到的。图15左边是傣族男士包头上的图案,其上有两种全等形;右边是土家织锦,其上是由全等的六边形构成的图案。图16中的每个单独纹样是由一些相似的正方形或菱形构成的,单独纹样平移得到连续纹样。 2.数列 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和建筑中经常可以看到数列的踪影,如云南德宏州傣族的龙亭[10-11]、侗族的鼓楼[12]以及彝族的日常生活和毕摩宗教活动[13]等。在前面图4傣族的龙亭中,龙亭的顶部有三层结构,从上至下我们分别记为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每一层结构都有花边装饰,其中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一个侧面上花边上花的个数分别为9、15、21,也就是一、二、三层结构的一个侧面上花的个数构成以9为首项,以6为公差的等差数列。每一层结构总的花的个数分别为第一层36个、第二层60个、第三层84个,则每一层总的花的个数构成首项为36、公差为24的等差数列。 三、民族数学文化对数学课程开发的启示 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学生数学成绩普遍不理想,究其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少数民族学生从一入学就面临“文化偏向”问题是其中之一。国家课程因课程内容的限定性使西部民族地区的学生难以通过正规课程系统地了解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对民族数学文化课程资源进行开发,就是把主流数学文化与民族数学文化整合到数学课程中去,它已成为数学新课程适应本地区文化特色的有效途径。美国阿拉斯加土著学区的“文化数学项目”发掘民族传统文化,并有机整合到小学数学课程,明显提高了学生数学成绩,体现了一种“针对文化的学校教育”理念[14],它对于我们重视文化适切性和本土内源性,并与现代知识有机整合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国内数学教育研究工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数学文化的课堂传承以及少数民族数学文化对民族学生数学学习的积极作用持肯定态度,并提出了见仁见智的措施与办法,如有研究者提出的“渗透说”。渗透少数民族文化的具体策略,是直接渗透少数民族优秀非物质文化与间接渗透少数民族优秀物质文化,从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走出学习数学的困惑[15]。 当前,国家提倡大力弘扬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而少数民族的数学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对于教师进一步理解新课程理念、实现课程角色的转变,对于建构符合少数民族学生实际的数学课程内容体系、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等,有着积极而现实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 第一,边远民族地区教育科研机构应重视少数民族数学课程资源的开发,并与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形成一支“三结合”队伍,即:由高校教师牵头,以中小学教师为骨干,教育科研系统密切配合、辅助,围绕民族地区不同文化数学教育开展研究,将源自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不同数学文化的素材纳入到课程之中,使教材真正体现新的课程标准所倡导的为学生的数学学习构筑起点,向学生提供现实、有趣、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素材,为学生提供探索交流的时间与空间,展现数学知识的形成与应用过程,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从而对所有学生的文化背景做出正确评价,增强所有人的自信心,并学会尊重所有的人类和文化,这将有利于学生将来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的环境”[16]。这样的“三结合”队伍做研究,以中小学课堂作为研究基地,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课堂,既可带动高校的教学和专业建设,同时又能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及少数民族学生的数学学习效果。 第二,构建地方数学课程资源开发模式。采用切实可行的课程资源开发模式,是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取得实效性的关键。罗生全博士认为:地方课程的开发促使了课程权力的合理转换与分配,提升了地方的文化品位,对有效发挥地方课程资源的作用和培养地方性人才有重要的意义,并提出了地方课程开发的4种基本模式:补充模式、审定模式、招标模式和再开发模式[17]。有研究者提出的“调查收集素材、整理和发掘数学文化、开发数学教学案例、形成地方数学课程、开展课堂教学实践”5阶段操作性模式[18]也值得借鉴。 第三,在将本民族传统文化渗透于数学课程的过程中,如何克服“日常数学”的局限性,更好地实现由“日常数学”向“学校数学”的转化,并有效解决民族学生数学学习路上的“拦路虎”,是在实施新课程标准、传承民族文化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值得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探讨的现实问题。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公选课的价值 作者:罗成广 刘爱超 单位:黄淮学院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校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数学素养已成为时代必然,而数学素养的提高需要我们从数学的观念、知识、技能、能力、思维、方法、态度、精神及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开展适当的数学文化教育。因此,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在普通高校中开设数学文化公共选修课(以下简称“公选课”),藉以提高广大青年学生的数学素养乃至文化素养。 1数学文化的理解 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数学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由美国著名的数学史学家M.克莱因在其著作中进行了比较系统而深刻的阐述,这以后,人们对数学文化的理解,出现了诸多看法。本人在梳理后认为他们对数学文化的认识,虽然提法不同,但都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①数学文化是对数学知识、技能、观念和价值等的高度概括。②数学文化对人们的行为、观念、态度和精神等有着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③数学文化体现着更多的人文精神,它对于提高人的文化修养和个性品质起着重要作用。由此笔者认为数学文化是指由数学的知识系统和数学的观念系统相互融合的整体,它重在对人们的行为、观念、态度和精神等所产生的长远而深邃的影响上。 2数学文化的价值 2.1认识价值数学并非直接研究客观事物或现象,而是以“量化模式”这个抽象思维的产物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因而数学规律所反映的就不仅是个别事物或现象的特征,而是一类事物或现象的共同特征,这就使得数学成为了人类认识世界强有力的工具。在语言方面,数学有特制的符号语言,这使得数学语言能对科学现象和规律进行精确、简洁的描述;在思维方面,“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思维最主要体现为逻辑思维,此外还有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等思维形;另外在思想方法方面,数学思想方法是人们对数学知识内容的本质认识,是对所使用方法和规律的理性认识,它一旦形成,便可以运用到一切合适的场合之中,它已成为研究数学理论和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 2.2智力价值数学是人类智力的创造物,因而学习数学就成为训练人的智力,提高人的智力水平最为有效的途径。实事求是地说,就培养人的智力的功效来讲,就培养人的思维的深广度以及系统性而言,再没有其他任何一门学科能与数学相比了。什么才能使一个人的智力得到发展而具备这样的素养呢?因发现X射线而享有盛名的物理学家伦琴认为:“第一是数学,第二是数学,第三还是数学。”足见数学在发展人的智力方面有着巨大的意义。 2.3精神价值数学不仅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体系,还能够不断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推动社会更加文明和进步。著名数学家哈尔莫斯认为:“数学为人类精神最精致的花朵之一。”数学的精神价值集中体现为理性精神、求实精神和创新精神方面,而理性、求实、创新对于人们综合素养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4美学价值在常人眼中,数学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一种枯燥无味的“智力游戏”,事实上,数学并非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它还是美学四大中心建构(史诗、音乐、造型、数学)之一,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美学意义。但由于数学的极端抽象性,也决定了数学之美是一种内在的、深邃的和理性的美,“美的易见度”难以显现。不像艺术美那样直接、袒露和鲜明。 3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的必要性 3.1促进大学生对数学和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了事实上,数学自萌芽开始,就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结伴而行,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一方面,数学的发展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经指出,“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等各方面无处不体现着数学的工具作用,这就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也有力地促进着数学的发展,并成为其主要的原动力。由此可见,数学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的确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可使大学生们意识到数学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以及数学知识的来源和社会需求,从而能使他们树立起学好数学的社会责任感。 3.2培养大学生数学地思考问题的意识我们知道,数学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直接描述,而是采用极为抽象的方式对要认识的对象所进行的定性把握和定量刻画。因而,可从数学的角度(主要指运用有关的数学思想方法)去观察、分析日常生活现象并对其中所蕴涵的一些数学模式进行思考和做出判断,从而去解决我们身边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要培养大学生的数学意识,这已成为判定一个大学生数学素养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可以帮助大学生认识到数学与“我”有关,与日常生活有关,进一步使他们产生“我要用数学,我能用数学”的积极情感,由此强化他们的数学意识,从而提高他们的数学素养。 3.3扩展大学生的数学视野这里所说的数学视野,是一个广泛意义下的数学视野,不单指数学知识层次的方面,还有数学观念层次的方面。我们知道,数学是一个多元、多维度,并不断发展的复合体,它不仅有着极为广泛的知识体系,更有着蕴涵于其中的数学思想方法、数学精神以及数学观念等。然而,目前大学生在对数学的认识上常呈现出某种片面性,譬如把数学等同于计算、把数学看成是一堆概念和法则的集合、把数学问题只视为教材中的例题、习题以及试卷上的考题等。这种对数学的片面认识必将扭曲大学生对数学价值的正确理解,他们往往认为学习数学的用处就在于考试,而不是为了全面地提高自身的数学素养以及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可使大学生克服他们对数学及其价值认识的这种短视目光,以此拓宽他们的数学视野及深化对其价值的体验,进而可以更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数学,从而激发他们热爱数学、探求数学的愿望并增强他们的数学创造力。 3.4发展大学生求真求实与创新的精神数学不同于其它科学,它的真理性须受逻辑和实践的双重检验。它的这一特点:①决定了大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求真求实历程必然充满艰辛;②磨练出数学人所特有的求真求实精神,即客观公正地看待一切,不随波逐流,不轻率盲从,敢于对他人的、书本上的甚至权威的观点质疑,甚至提出批判性的意见。③数学没有语文那样贴近自然情感与社会生活,没有物理、化学那样有趣的实验与操作,没有历史、地理那样引人入胜的情节,没有音乐、美术那样的赏心悦目,只有抽象的符号推演。对此,决定了数学学习必然是一项艰苦复杂、受意识支配的脑力活动,这就使得大学生在数学学习时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同其他学科相比,数学课程的学习更需要大学生具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克服困难的顽强毅力以及永不放弃的坚定信心。而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可以发展大学生的求真求实精神、探索创新意识以及其它良好的情感与态度。 3.5提高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自信会产生力量,兴趣和自信可以引领一个人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得到发展,并游弋于知识的海洋中,产生终身学习的愿望。事实上,人们对数学的迷恋往往是从兴趣开始的,由兴趣产生动力,由动力而去积极探索,进而在积极探索中通向成功之路,并在成功之中产生新的兴趣和动力,从而推动数学学习不断成功,数学自信不断增强。而数学的丰富内容、深刻思想、巧解妙法和数学史实等之中无不蕴涵着引人入胜的兴趣因素,可以说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从而使他们更愿意亲近数学、了解数学、谈论数学、应用数学,更愿意用数学的眼光观察周围的现象。
建筑文化论文:园林建筑文化体系发展 摘要: 结合许多学者关于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沿革和西安以及周边地区在历史上园林建筑和艺术发展的脉络归纳,总结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园林建筑的特色和发展,并浅要分析其对西安当代城市绿化建设的意义。 关键词: 园林建筑;西安;文化传承 西安自古以来就是西北重镇,依托六朝都城,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园林建设在我国古代园林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皇家园林到私家苑囿都有典范代表。作为城市生活展开和衍生的场所,研究西安的园林建设文脉对西安现代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都有重要影响以及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探究都有重要意义。 1西安及其周边园林建筑发展的文化脉络 1.1卷阿园林景观文化 关于西安地区最早园林营造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经•大雅•生民之计》中描述:“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卷中“卷阿”就是今天陕西岐山县西北的凤凰山,周成王曾到此处游历,后来此地有周公庙,庙中有石刻、壁画等,并且常有后人来此进行祭祀、朝拜等各项活动。这种民俗风情场所的形成是早期游乐地的原型。 1.2秦汉上林苑文化 西安古时为汉长安城,基于长安城周围水源充足,气候适宜以及汉代生态环境的完整性,西汉的园林建造生机勃勃,以西汉上林苑最为代表。西汉上林苑是沿用秦上林苑建造的,汉武帝时国力强大,建造上林苑以满足汉武帝的奢望,据记载:“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除了皇家园林的浩大,西汉茂陵富民袁广汉的私家园林是中国古代私家园林的起源。据记载:此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奇树异草,糜不培植。”并且园内配有激水、山石、楼阁,与后世成熟的园林并无大的区别。 1.3隋唐园林文化 唐代园林文化是中国古典园林及其兴盛之时,唐代园林继承隋唐之前所有园林的长处,园林与建筑的营造更加契合与成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强大,唐代逐渐修建了大明宫、翠微宫、曲江池、大雁塔、兴庆池、玉华宫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园林建筑文化体系。 1.4明清园林文化 长安城的园林和园林建筑的隋唐繁荣之后,在明朝有了新的发展,明代园林的属性更加明确,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文教园林、公共园林在此时更是蓬勃发展。明代引龙首渠、永济渠2条水,为明代市民生活和军事防御提供了方便的同时,也使得明代的园林建设因有了水面的点缀而富有生机和活力。以山水为摹本,虽为人作,宛若天开成为这一时期的造园法则,出现了关中书院、兴庆宫、云居寺等园林建筑和公园。园林建筑与绿化共同构成城市的公共活动空间。明代园林在城内繁盛一时之外在城外园林绿化业可圈可点。明代在城外以护城河沿岸和永济渠沿岸修建了2条大的城市绿化带,在军事防御和城市绿化上有积极的作用,也为今天西安城市的绿化提供了历史参考。 2西安及周边园林建筑发展对今天城市建设的影响 现代西安的城市园林建设中依然继承了历史上长安城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情怀。如今对历史文物和历史风貌保护日益重视,西安在保护和修复历史遗迹的同时,在城市公园景观建设上积极汲取历史上园林建筑的格局和文化元素,其中尤以唐代园林建筑对西安现代城市建设影响最为深远。其中大唐芙蓉园、大慈恩寺遗址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都是结合唐风运用现代造园技术实践的典范。以大唐芙蓉园为例,大唐芙蓉园中以亭廊坊桥等唐风建筑群为主,还有围合的精致小院落,其间曲水环绕,茂林修竹,建筑群和景观环境相得益彰。园中还有许多具有历史形态的雕塑小品和实物展示,如拴马桩和石马等。融入古典元素的同时,为了展示西安文化,园中还加入了许多陕西特色的民俗元素,使得大唐芙蓉园的建造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前进的意义。西安的城市公共绿化在公园小品上继承了大量唐风元素,在街景的绿化和格局上也极具历史风貌,西安道路呈方格网状布局,道路绿化沿用唐代盛行的柳树、槐树,但是现在自然条件的变化及城市建设的需要使得园林绿化困难重重。 3总结 从历史上的园林建设中汲取长处并结合现状提出了几点关于西安城市绿化建设的建议:(1)对现有珍贵树种进行保护,对现有的绿化园林加强治理和管理。(2)结合汉唐城市建设的风貌,对特色植物进行推广和种植例如牡丹等具有历史意义的物种并结合气候和技术对物种进行适当改良。(3)防止千园一面,城市公园要打造独有的特色,可以以不同植物或水景等定义园林特色,增强城市园林公园的市民活力。 作者:刘逸飞 单位:长安大学 建筑文化论文: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一、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平面布局手法 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平面布局基本呈方形,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崇尚“方正”的思想观念,表现出和谐稳重的哲学思考在传统意识上对中庸思想的追求,这一点也反映在“一颗印”的建筑格局中。从对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的走访调查中发现,虽然此种建筑形制有一定模式,但可以根据实际地形情况和各家经济条件做出变通。真正平面近方形的建筑布局仅占五分之一,而长方形的建筑布局占到了五分之四,这是因为正房的进深加上厢房的面阔和倒座所致,进深大于正房的总面积。这种建筑布局更加合理与科学,在生活中更加方便实用。首先可调节平面上正房和厢房的房间数,其次是多户人家可组合连接,形成连贯系列的联排样式,有很强的地域适应性特点。历史文化街区的商铺与民居除极少数三层外,基本上皆为两层。临街多为条式建筑,十余开间组成一幢,每五至七开间设一个封火墙。这种临街条式建筑下层多为商店,楼上住人或做仓库,楼梯常设在后部。布局均衡对称,但在平面布局上就有主次、高低之分,且从地面标高和楼面高低的不同就体现出了传统中国尊老敬长的传统习俗。整个一层地面布局由高、中、低三个不同的层面组成,高者正房,居住长辈和新婚夫妇,中者为两厢房,也称耳房,居晚辈和用于厨房之用,低者为天井,主要为生活提供方便,如水井、花台等均在天井里。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一般由台基、墙体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台基是基础部分,也是平面布局部分,其布局决定了建筑的布局形式。同时天井也是收集雨水、排水的主要渠道,故天井下通常都有排水沟,有的排水口上用石材做成铜钱图案的地漏等形式,雨水顺房檐而下,沿排水口流入阳沟或是阴沟,昆明人把这称之为“财源滚滚”“肥水不外流”“老天降福”和“四水归堂”,反映了百姓对水的尊崇,同时也反映了水对百姓生活的影响。昆明城市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与昆明近郊典型“一颗印”民居虽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不同点有三个方面:一是正房至少有三开间向内院露明,内院尺度较大;二是楼层多为跑马转角楼,多了两侧厢房的走廊;三是二层房间每间后墙各开一个窗户,对外不完全封闭。这些都是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所致。因此,街区中的民居因平面上的方整,虽也可泛指为“一颗印”,但又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以说,建筑的平面布局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思想的传承,但也有不断创新和不断变化的痕迹,从中折射出的是实用与寄托。 二、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临街立面与大门样式 昆明历史文化街区临街铺面建筑的造型特征是老昆明传统商业街的典型体现。传统商业铺面沿街立面大多属于两层直落式类型。这种类型由于两层直落,屋顶出檐较深,一是为了减少雨水对底层门面的侵袭;二是造型比例的需要。为此,檐下常有多层花板罩面。如何避免单调则显得尤为重要。此时,需处理好上下层门窗的形式与比例以及招牌的布局,如处于景星街口的知名中药铺“福林堂”商铺,三层直落式的立面极为简单。然而其将下层窗与上两层窗的形式做了不同处理,取得了变化,是一个既简单又富有变化,既统一又有所对比,处理得非常恰当好处的立面实例。整个历史街区中民居建筑的大门是院落与外界连接最重要的出入口,是整个建筑外观处理的重点部位。大门既能单纯地呈现为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形制,又是一间屋的形式,可以说是屋又是门。门前的石阶称为“将军石”,大多为整石铺就,长的有3米多,而且多为一台、三台等单数。门头上有小的坡檐,并用砖瓦封闭檐口。门上的局部木作加工精细,大门上部的屋顶一般多为硬山式。门墩内侧一般有左右两方形檐柱支撑,形成外门框,两柱间通常用透雕挂落,装饰多为吉祥图案。门槛下为方形门枕木,整个大门与倒座形成一个整体,协调、美观、实用,极具地方文化特色。大门的形式与尺度最能反映出该院民居主人的身份、地位及经济水平,有的简朴(仅有一披檐,无甚装饰),有的华丽(门头以木构梁架承托筒板瓦屋顶,檐下多层花罩装饰,门脚有时还以精美的石雕线脚装饰)。同时,昆明许多民居的大门也最能反映出其受外界近代建筑影响的程度,也集中反应了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的特色。例如小银柜巷8号的大门门楼运用了近代风格的拱门、石雕及贴面瓷砖;套院中的四合院门楼装饰花纹极其丰富细腻,整座院落是由外院和两个内院构成的,外院明显有西方建筑文化风格的痕迹,但细部又结合了中国古典纹样。其中最别致的是门的样式,外门分隔成四个高大的圆柱支撑,中间部分为石拱门,顶部中央弧拱,每一侧有三个弧顶依次落下。由外走进内院有两扇门,右边一扇装饰最为精美,顶部上方雕刻着金色花样,围着一圈古典花卉纹样。下面是一条有很强立体效果的装饰浮雕,整体中间刻有梅兰竹菊的腰线。门下段沿拱门和柱脚有华丽的浅浮雕,细节重点仍是中国的古典装饰纹。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的大门形式大多流露出受汉文化影响的痕迹,更由于百姓深信风水文化,故有诸多忌讳,主要有大门不能正对道路,大门对面不能有其他人家的屋脊头对着等。或者在门头画太极八卦图,还有的是在大门头上栽种仙人掌,以求辟邪吉庆,或是在大门的顶上安放一只瓦猫或是石狮子,这些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祷。 三、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回廊形式 廊是四合院式建筑内部相连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室内与室外相连接的一个重要空间。其宽度往往决定了建筑的空间尺寸大小,反之,从廊宽可以看到建筑的规模。昆明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廊又被称作“游春”,即上有在一、二层建筑之间形成的腰厦避雨,下有高出天井的走道所形成的廊,人们可在雨中自由穿梭,让生活起居变得较为便利。同时又起到了对建筑的保护作用,使一层建筑外檐门窗、墙基免受雨水侵蚀。腰厦作为建筑的构成部分,是一个储藏的重要场所,用于储藏日常用品及衣物等,方便了生活,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建筑构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装饰性。腰厦的梁枋穿出檐柱,并且由垂柱连接,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垂柱往往多做成灯笼式样,也有做成莲瓣纹的,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也是人们尊崇佛教、信仰佛祖的文化心理在建筑艺术上的反映。廊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相互沟通的重要场所。能同居一院的往往是中国式的传统大家庭,人们更习惯于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技能的培训等都可能通过此地完成其功能,也可享受阳光或静看雨水来临。无论怎样,廊作为建筑的一部分除了具有遮风挡雨、保护建筑的功能外,还具有文化功能,能使人增进了解,传递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休闲场所。廊作为民居建筑类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狭而长,上有腰厦遮顶,不做居所而为通行之用。除了人文环境外,跟昆明的自然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尤其是正房前的单层檐廊连接着正堂,并成为家庭里的主要活动空间,几乎所有的生活、饮食、家务活动都可以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是人们的共享空间,且在发挥联系院落空间与正堂空间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样成为家族生活交流的主要空间,有特殊的建筑文化作用。 四、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门窗样式 昆明历史街区由单体传统建筑组成院落,由院落组成建筑群,由建筑群组成街巷。这种建筑从建筑文化方面讲,门窗的造型和数量是建筑等级、主人社会地位、身份及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门窗在古代也是按一定礼仪制度、规范来设置的。同样,透过门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一般来讲,院内的门窗开得相对多且大,也更具艺术性。门窗不是直接固定在柱梁之间,而是通过构件,左右竖立的抱框紧靠柱子排列。正房作为院落中最重要的建筑,其门窗的规格也相对要高些,多用六扇槅扇门,槅心多为双交菱花图案,裙板、绦环板多雕花草及福、禄、寿、喜等图案。二层正房通常多用六扇双交菱花的槅扇窗,描金浮雕和裙板上的花鸟虫鱼以及飞禽走兽。一窗一画、一画一窗的木雕花窗以及门口的花瓶式柱础都吻合了旧时市民祈福的心理。一般厢房的门窗相对于正房要简单些,并且两厢房的门窗是对称相同的,一层的槛墙多为土墙,也有用木板壁的,槛窗多用简易且可拆卸的木板窗。二层厢房多用双交菱花窗,也有用简易的直棂窗的。倒座一层因是通道,故只有二层有窗,通常多为六扇双交菱花窗。木槅扇门窗的雕饰非常精美,构图严谨,有漏雕、浮雕等多种形式,油漆也有清漆、金粉漆等不同做法。其繁简、油漆与雕刻水平可以反映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富有程度。从门窗的装饰艺术、设计制作上可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背景。当然,多元文化融合的风潮在文明街民居建筑的门窗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在此风潮中,商人与前沿文化接触较多,加上有机会接触到国外文化,他们的房子建造更有着外来文化的痕迹。比如文庙直街103号院就是功能与艺术、东方和西方文化相融合的最好案例。正房一楼的门和窗户是木制框架结构,底部用山墙砖石做维护墙,砖上还雕刻着中国兰草竹结。六扇门的形状还是传统的木门样式,周围有四福呈祥古典花纹雕刻,绦环板上浮雕图案就比较类似于西方铁艺模样,是云南本土艺术装饰风格和西式文化元素、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组合。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传统街区的建筑中比比皆是。20世纪初的昆明,由于英法的入侵,滇越铁路的开通,加速了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及欧美国家之间的往来,昆明一度成为国内面向东南亚各国交流贸易的窗口。对于西方风潮冲击下的昆明来说,虽然中国传统装饰手法有一定的发展和演进,但占主流的仍是中西文化大融合的结果。 五、结语 从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的构造特点中可以看出,人类的居住方式历来都是和自然及城市发展联系到一起的。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对昆明民居建筑形式的分析研究可以明显看到多民族融合的特征、城市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多元文化影响住宅的平面形式、空间组合和朝向的关系,并融汇于地方性生态环境中。传统的街区、宅院、门楼都反映着地域性历史民居建筑的特征与兴衰,是多元文化兼收并蓄、融合发展的物化表现,成为代表旧时昆明城市风貌格局的典型历史遗存,并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反映了人们的观念认识和价值取向,表现出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旧时社会习俗等诸多要素。加之室外空间的天井、建筑装饰、雕刻技艺,每一处体现得都是地域性民居的特征,在造型符号上极大地丰富了民间传统艺术形式。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形制更反映了传统人文的智慧和生活的哲学,通过建筑空间的内在形式对居住使用者的行为产生了约束和规范,在潜移默化中维系着家庭观念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宗教信仰,反应了当时城市居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品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邹洲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研究论文 1定远营的营建 对定远营兴建的研究分析,清代定远营建设之前,该地区称为“葡萄泉”,曾为清政府的军马场,称“御马圈”。1726年清代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营建定远营,1730年竣工并刻碑,定远营的建筑历史在碑文中得到佐证。碑文中提及定远营所在的贺兰山地区是“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塞七十二处之隘口”等原因,“奏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该地区是清朝北方的屏障,通往西北沙漠的咽喉要塞,邻近宁夏地区,遥望新疆哈密、巴里坤。在军事、交通上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岳钟琪在该地区请旨设军营。同时,清初蒙古各部落占据着漠南、漠北、漠西地区,康熙三十五年漠南、漠北蒙古均已加入清政府,而漠西蒙古只有和硕特部落加入,其余部落有的与清朝对立,有的虽并入但还有“放抗之心”,定远营的营建起到了对蒙古部落的有效控制,也促进了清朝边疆的稳定。 2定远营社会文化背景 1731年清政府将其赐给为维护西北边疆稳定而做出卓越贡献的和硕特蒙古王爷,入住这里的第一位王爷是二代扎萨克王阿宝。清政府在蒙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册封蒙古贵族,这是清政府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定远营内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蒙古王爷是政治、宗教、军事三位一体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是清政府赐予的爵位,蒙古语为“治理”。定远营地区的蒙古族主要是和硕特蒙古族,其八代九王(加上民国末代王爷达礼扎雅为九代人)中七代人与满清皇族联姻。和硕特部落世代与满清皇族联姻,这是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抚绥政策。清统治者为阿拉善王在京城之中建有府邸——阿拉善王府,蒙古王爷和福晋会频繁的往来于北京和阿拉善之间,带来了京城地区先进的文化与营造技术,甚至直接带来京城的建筑工匠,民国时期定远营有“塞外小北平”的美誉。邓小平同志曾说过:“20年代,我从苏联回国,经过蒙古国,到过定远营,那可是个好地方,一座了不起的城市。”这座了不起的城市有哪些建筑特色? 3定远营古城布局概述 3.1定远营周边自然环境 几百年来定远营的山脉水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定远营的山脉是贺兰山余脉,城内将近一半的面积都是山体,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城北最高处的喇嘛庙山,占据了城内制高点,可观察城内外情形,同时也供王爷及官员祭祀用。东部高低起伏的山体为防御营造创造了先决条件,军事防御体系的营建与山脉走势密切相关,东城垣结构体系建在山脉之上,东北角伸出一段墙体修建角楼。城北深约6m左右山沟为北部的防御提供天然屏障,定远营周边山体共修建有6座营盘驻扎军队,战争时期提供有效的军事支援。定远营的水系均发源自贺兰山,城南有三道河沟,城北山沟内也有河流,河沟处形成的涝坝可以有效灌溉农田。定远营民间一直流传着关于山脉水系的风水说,定远营处在城南南梁山与城北后营盘山之间的盆地,俗语“二龙戏珠”。同样,城南三道河沟与南城门伸出的南大街形成汉字“王”,定远营城垣结构体系与城内喇嘛庙山构成“白”,上白下王为“皇”,当然这些也只是民间流传的说法。 3.2城市格局 定远营的营建主要为了军事防御,城市受当时制度要求规模较小,城垣体系范围内为18ha。建造者将长远发展放在了城南的三道河地区向南延伸,这也是今天巴彦浩特镇的城市发展轨迹。这一时期城内主要建筑有参将衙署、军营、城隍庙、三世佛殿等。1731年和硕特蒙古王爷入住并对此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统治,自此开始进行了如火如荼的城市建筑,参将衙署成为阿拉善王府,三世佛殿由汉传佛教性质转变为藏传佛教,日后成为阿拉善地区八大寺庙之一。至全国解放前定远营拥有了行政、军事、宗教、居住、园林等多种建筑类型。阿拉善王府建筑群位于城市东南,包含了西路、中路、东路、新官邸区和花园,占据了城内近一半的面积。值得一提的是古城拥有儒教、佛教、道教丰富种类的宗教建筑,王爷家庙延福寺位于城市中央的重要位置,是城内最大建筑群,这与清朝在蒙古族地区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提倡密切相关。城内城隍庙是除延福寺外最大庙宇,孔庙、关帝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坐北朝南的定远营魁星庙位于东北角,此外在王府内建有马王庙、娘娘庙,南门翁城内有南天门守护神赵公明的财神庙,建在山体之上的东侧城台之上有山神庙。剩余西北的大面积空地供王爷近亲、官员居住的居住建筑,民国时才开始有商业大亨入住。 4多元建筑文化影响下的定远营古城 4.1中原传统文化的体现 在华夏文明的土壤之上营建的古代城市一定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定远营建成之初便由汉族将领川陕总督岳钟琪请旨兴建,督理由侍郎通智担任。王爷会直接从京城之中请来工匠修建定远营,因满蒙联姻的缘故,王爷、福晋及其子女有大量时间在京城居住,促进了定远营对汉地京城文化的吸收。定远营所在阿拉善地区从汉代开始就有汉族人活动,受自然地理条件的苛刻限制,该地区不利于农业发展,很长的一段时期没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入。直至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因清朝的边疆政策,甘肃、绥远、山西、河北、宁夏等地汉族人迁入阿拉善所在的蒙古族地区谋求生计,虽人数并不多,但汉族人对定远营建筑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原传统建筑文化在定远营的营建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城市营建遵循堪舆理论。定远营内有三教同奉的文化特点,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宗教包容性体现。藏传佛教寺院延福寺前身为汉传佛教寺院,明代便兴建了三世佛殿,蒙古王爷入住后,因与藏传佛教的渊源、清政府的大力推崇改为藏传佛教性质,整体布局以中轴线贯穿的,符合汉式寺院的对称布局方式。结合起伏的山势定远营城内、外兴建有多处花园,城内的王府花园、城外的东、西花园都有对中原地区园林跌山造景文化精髓的模仿,这些园林的营建在阿拉善地区是从无到有的重要历史阶段。城内民居区的街巷布局规整,至今保留有清代、民国时期的街巷肌理,民居区布置牌坊,是主要民居组群的入口处,同时也布置在城隍庙前,作为其前导空间,匾额写有“神明电照”四个汉字。六代王爷之后的丧葬习俗采用了满汉结合方式,改用棺椁和土葬,葬于阿拉善王陵之中。 4.2和硕特蒙古文化的体现 1686年定远营附近地方划定为和硕特部落牧地,1731年王爷入住定远营,和硕特蒙古部落开始了由游牧转向定居的生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18年间,蒙古族深深影响着古城建筑文化。城内的和硕特蒙古族大部分是王爷近支,和硕特部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先祖为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为黄金家族。和硕特王府墙体四周为白色,因此有“沙漠白宫”的美誉,这与蒙古族文化中对代表圣洁的白色推崇有关。定远营兴建初期,并没有足够的固定式建筑供给居住,蒙古族传统的民居——蒙古包会融入到当地居住建筑中。蒙古族人以西北为最为尊贵的方位,在此方位会供奉祖先牌位、古代神灵,王府家庙——延福寺庙位于王府西北,中路的先祖祠同样位于二进院院落西北侧。在延福寺庙以北的喇嘛庙山上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前都会举行特有的宗教活动,将阿拉善和硕特旗的腾格里战神或者苏勒德腾格里挂在旗杆上,进行祭祀。与中原汉人不同的是北方民族以西为尊,西侧建筑地位高于东侧;以武为大,武官地位高于文官,体现在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布局中则是武官于西侧办公,文官于东侧办公。和硕特蒙古人居住的四合院正房招待贵客、寺庙喇嘛诵经、举办婚礼等活动场所用,西厢房为一家之主住所,东厢房供老人、孩子起居。院落布局及单体建筑构件高度效仿北京四合院,院落由正房、厢房、院门及院墙组成。但与北京四合院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宅门位于中轴线上直对正房,与蒙古人热情开放心态有关,当地比较有特色的是马鞍形门楼,因该地区风沙强,昼夜温差大,无倒座。 4.3满清皇族文化的体现 和硕特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前身为1730年竣工的参将衙署,《大清会典》工部有记载:“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外为大门、仪门,大门之外为辕门;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大者规制具备,官小者以次而减,佐贰官复视正印为减”,“按察使司及府、厅、州、县署,署侧皆设库狱;教官署皆依放明伦堂;各府及直隶州皆设考棚;武官之大者,于衙署之外,别设教场演武厅”。中路核心建筑为大堂——迎恩堂,面阔五间,有抱厦并月台。衙署建筑具体规制在《钦定大清律例》卷十七“礼律仪制”中规定:“房舍并不得施用重拱重檐,楼房不在重檐之限”,“三品至五品,厅房五间七架,许用兽吻,梁栋斗拱檐确青碧绘饰,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兽面摆锡环”。参将为正三品武官,定远营衙署正门面阔三间,厅房——迎恩堂面阔五间,这些符合《钦定大清律例》的规制。1731年清政府将定远营赐给和硕特蒙古王爷,参将衙署沿用为和硕特王府中路建筑,并没有改变其建筑规制。此后修建的东路、西路辅路建筑遵循清代法典对王府的规制。《大清会典》中将蒙古各部落的封爵制度按八个级别划分,级别高低顺序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塔布囊。对每个级别都做了详实的规定,《大清会典事例•工部》:“禁令:顺治初年定,王府营建悉遵定制。如基址高或多盖房屋者,皆治罪。”《大清会典》对郡王府规定:“正门五间,启门二”,“正殿也五间”,“翼楼皆五间”,“后殿五间”,“后寝五间”,“后楼五间”,“殿不设屏座”。和硕特王府正门沿用参将衙署时期的三间,而没有改建为五间,而新修建的东路寝殿二进院正房、三进院正房为五间。清政府也为和硕特蒙古王爷在京城建有阿拉善王府,供蒙古王爷和福晋居住。 4.4藏传佛教文化的体现 定远营与藏传佛教渊源颇深,1642年(明崇祯十四年)和硕特部落首领固实汗驻藏并扶持藏传佛教,1686年,和罗理借达赖喇嘛之言上书请赐牧地。和硕特部第二代王爷阿宝曾经奉其父和罗理之命,护送达赖喇嘛回西藏并统兵驻守西藏四年,将青海的甘珠尔经和宗喀巴佛像带回。阿宝入住定远营后将定远营内一座汉传佛教属寺三世佛殿改为藏传佛教寺庙并大力加以倡导——即延福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716年至1746年间在阿拉善地区传教三十年,期间曾到过定远营延福寺,这些交流活动大大促进了蒙藏的文化融合。清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在蒙古地区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扶植和利用,对藏族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乾隆认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民国时期阿拉善的藏传佛教寺庙已达40座,形成了以八大寺庙(包括延福寺)为主的阿拉善地区藏传佛教寺庙体系,定远营东郊的雅尔庙也是藏传佛教性质。阿拉善地区的各大寺庙广为流行“查玛”活动,是藏传佛教驱魔辟邪的一种宗教活动,反映了信徒祈求吉祥的愿望,意为凶煞的舞蹈,融合舞蹈、音乐、诗歌、美术的宗教艺术形式,具浓厚的艺术色彩,通过视觉感官传授佛教思想。延福寺山门前是举行“查玛”庆典活动(跳布踏)的广场。延福寺举行的吊唁和出殡仪式非常隆重,各大寺院的喇嘛都会来此念佛诵经。现存藏传佛教延福寺保留相对完好,建筑布局中将汉式寺院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改为藏式风格的大经堂,这样的布局手法常见于蒙族信仰藏传佛教地区(图16)。大经堂的平面更多体现藏式建筑特色,“回”字形的布置,提供了求佛转经的通道,是藏传佛教重要体现,同时底层至顶层的平面形式有较大变化。建筑造型为汉藏混合式,屋顶将传统的歇山顶与藏式平顶相结合,在细部处理上也体现藏式建筑特点。 4.5回族文化的体现 清乾隆年间最早一批的回族人来到定远营地区,是当时第三代王爷罗布藏多尔济随征新疆带回的哈萨克降卒,俗成“缠回”,归化后随旗人风俗,回教信仰不变。其余大部分回族人为周边宁夏地区来此从事商业活动回族人,逐渐定居于此。定远营的回族人主要集中在城南三道河沟地区。定远营还有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被称为“蒙古回回”或“缠头回回”,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的源流有三种说法:其一,据说元末明初西北地区蒙古族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从新疆迁徙到阿拉善地区宗教信仰不变;其二,第二代王爷阿宝康熙年从青海迁徙到西套时,带回了青海西宁的“蒙古回回”百余人;其三,第三代王罗卜藏多尔济征战新疆而带回了哈萨克族的降卒,他们与蒙古民族相处和睦,后加入蒙古部落成为蒙古人,但伊斯兰信仰不变。民国时期,最初的礼拜堂是在三道河商业区的万盛店中两个房间中。后建了伊斯兰教建筑两处,第一处是1929年在商号万盛店院内由回民集资修建“下寺”也称“老寺”,位于三道桥以南。1941年因伊斯兰教信仰的人口规模不断壮大和教派的区别,便在南梁顶东沿建设了第二处伊斯兰教建筑,称“上寺”或“新寺”。除了人口的流动因素外,行政上也曾两次隶属于宁夏:1376年明朝始置宁夏卫,控制范围包括定远营所在地区;1928年-1954年属宁夏省。相似的地理气候,也容易使两个地区的建筑形制相互借鉴,宁夏地区的建筑文化逐渐融入当地,主要体现在单体建筑形制上,定远营内的建筑大多厚墙、平顶、土坯材质、屋内布置有火炕,在民居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些都是宁夏地区建筑的典型特点。 4.6西方文化的体现 1864年(同治三年)罗马教皇非法指定清朝的蒙古族地区为“圣母圣心会”教会的宗教传播范围,属天主教,这使得阿拉善地区天主教的势力迅速增大。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基督教牧师马衣山来到定远营传道。1926年瑞典人基督教牧师浦博爱及妻子李美玉来到定远营传教。1938年-1944年,定远营信仰基督教民众已有百余人。有记录可查的定远营的基督教建筑为牧师浦博爱及妻子李美玉1926年(民国15年)建造的福音堂。在民国时期“洋居风尚”盛行的大环境之下,蒙古王爷和福晋往来于北平与定远营之间带入了西方建筑文化。西方建筑文化因传入时间较短,城内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建筑风格主要体现在王府群落中改建、新建的建筑单体中。东路一进院的东西厢房的檐柱民国时期改建为欧式风格,柱子伸出屋面之上,柱头有装饰,材质为石材。1931年二进院的大殿正立面改建为以“延年益寿”为主题的欧式风格,立面三段式,青灰色砖石砌筑五个连续的半圆形拱券门,檐柱高出屋面,柱身有排水设施,拱券之上的山花纹样各不相同,有仙鹤、植物、仙鹿、宝瓶、莲花,立面写有“益寿延年”四个汉字。1943年末代王爷达理札雅兴建的新府邸建筑群落,现仅存的寝殿是一座集居住和办公功能为一体的建筑,无论是平面布局还是立面造型均具有浓厚的西方建筑文化色彩,这座寝宫仿照了京城中阿拉善王府中的一座二层建筑,因主客观原因只建了一层。材质为青灰色砖石,平面“凹”字形,突出部分为八角形,平面左右基本对称,中间南北向走廊贯穿,房间沿走廊东西两侧布置,四个直通室外出入口,主入口位于中轴线上,立面三段式,突出八角形部分为平屋面,设有排水构件,主体屋顶为悬山顶,中西合璧建筑风格。 5结语 在实地调研踏勘中发现,由于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不足及年代久远,定远营内的部分古建筑残损严重,希望各界投入科学力量和资金到定远营古建筑的保护中。定远营是一座有着丰厚建筑文化遗产的古城,但因地处西北边陲古镇,并没有得到外界太多的关注,希望本文能够让定远营被更多人所熟知。定远营建筑吸收了如此之多的文化:清朝礼制制度、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风俗习惯、汉族建筑文化的大统思想、回族文化、民国时期传入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这座西北边陲古城彼此融合、转化、补充,映射出和硕特地区特有的建筑文化理念。本文针对定远营古城保护发展中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未提及,希望古城的修缮与重建过程中能满足历史诉求的表达,并能促进古城持续长久的发展下去仍然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何更深入的研究古城历史建筑资源的保护,使得古城建筑历史价值得以保护和延续,仍待广大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王卓男 王敏 李志忠 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中冶地建设集团三河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室内设计的建筑文化分析 承袭中式传统,现代的中式家居风格仍然对住宅的细节装饰非常讲究。特别是面积相对较小的住宅中,甚至达到移步变景的效果。传统住宅所采用的建筑构件如砖雕、门墩和窗棂等,也常常被用作局部的装饰,从而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永恒之美。中式风格家居中,常常有各种不同的饰品被用作装饰点缀。这些饰品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砖雕、门墩和窗棂等,还包括式样繁多的布艺、装饰画、灯具以及绿色植物等。其中主体装饰物仍然是宫灯、紫砂陶和中国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饰品,在空间布局中能起到点睛之用。 相比于中式家居对文化韵味的一贯追求和复杂化的风格,西方的设计风格更加追求单纯的外形、鲜明的色彩和简明的造型。纯粹的西式设计风格在细节上的要求苛刻而严谨,例如在吊顶、天花板的描金设计,但是在造型和色彩上更加符合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要求,风格趋于金属化和简洁化。现代西式设计风格则显得随意而简单,例如在色彩的组合上,淡黄色的壁纸,纯西班牙式的蓝色、蛋黄色家具,搭配不同的材质如现代油画,旁边摆放古典雕塑或石膏像,这种无规则的搭配,能给人以随意的舒服感。纯粹的西式文化在中国的室内设计中的应用并不广泛,但是随着国际家居装饰潮流的发展趋于简洁化和金属化,富含丰富文化气息的中式风格也在渐渐融入简约的西式风格,体现出繁复华丽与精致简约的融合。 家居中的客厅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最好的经典场所。极富中国风的屏风摆放,配以新型沙发,加上中式传统木质家具,点缀埃及装饰;中式传统木质家具搭配现代风格的油彩,玻璃餐桌搭配中式木椅,设计风格别具一格,经过对色彩、形体、材质等各方面因素的深入推敲,精心布置,使室内构图丰富而和谐。西式壁炉,加上西班牙式的雕花处理,西式油画,在旁边摆放八仙桌,这样的中西式混搭是现在室内设计中较为流行的。在现代中式家居中,加入西式元素的处理方法,对墙面的运用较为抽象化,在边桌上摆放佛头,加上中式灯具的点缀,配合新式简约风格的沙发,加上茶几上的盆栽和杯具的配饰,整体给人以协调感。 可以说,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是现在较为流行的室内设计风格。总结目前国内室内设计的流行趋势,主要有三大主流,即以原木为特色的富有质朴感的自然主义,流露出高贵气质的贵族风范主义和低调简约的简洁主义,其中又以自然主义风格的运用为最多。自然主义所讲究的是纯朴的自然气息、追求返璞归真的感受,因而在家具的选择上主要采用松木、枫木等原木家具,能够给人以清丽的舒适感觉。此外,设计中体现古旧的质感以及大自然的沧桑感,也是自然主义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对配饰材质的选择上,通常纯天然的材质更受欢迎,例如麻、藤、草、木质的装饰品能最完美的体现自然的气息;在室内空间里会避免出现工业气息浓重的材质,对门窗材质的选择上会采用原木材质,这样能够与屋内的原木家具完美融合,产生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开关插座也可选用原木系列的材质,使室内每一个细节都能给人以纯天然气息。简洁的欧式风格加上中式品味的实用装饰能更好地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而且在设计的要求上也并十分严格,简欧风格只要求具有欧式装修的元素符号在设计中体现即可,例如欧式门、罗马柱的运用等。 中国室内设计的现状及问题在我国,由于商业目标驱动、经济预算的限制和行业干预等因素的制约,造成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的联系被阻断,室内设计师和建筑设计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再加上许多室内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一味地追求设计的个性化,不能有效的理解建筑设计师的意图和建筑作品的内涵,导致建筑风格和设计风格的严重脱节。然而建筑物整体的文化气质实际上是由室内设计和建筑设计共同构成,建筑风格和设计风格的脱节会导致建筑风格的畸形,无论对于建筑设计还是室内设计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加强室内设计师与建筑设计师的交流。 建筑设计中的外部造型、内部空间划分、整体结构等,都为室内设计提供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更多的可能性。室内设计中的功能布局、空间氛围、家居装饰等则完善了建筑物的整体功能。 作者:杨柳 单位:广西华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图书馆建筑文化探讨 1图书馆建筑文化概述 1.1图书馆建筑文化图书馆建筑文化是指某一图书馆建筑所展现出的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建筑思想、理念和情感[4],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1.2图书馆建筑文化的历史沿革古代西方图书馆建筑以三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最为著名,从零星的史料中可大致看出其建筑风格与神殿相似。中世纪以来,西方图书馆的建筑风格具有了明显的欧洲特色,并且以教堂、修道院、大学联系紧密,外观高大宏伟,体现出一种庄严神圣的建筑文化。以上两个时期的图书馆建筑具有封闭性[5],而近代图书馆由于经历了从藏到用的思想的转变,图书馆建筑文化也随之向多元化、人性化发展[6]。国外著名的图书馆建筑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建筑也可称为藏书楼建筑,往往与宫殿、寺院、书院、私宅等建筑融为一体,建筑秉承传统儒家思想,内部结构方正,布局对称,体现的是一种沉稳、朴实、庄重和“天地人和”的建筑文化。从20世纪初中国出现公共图书馆开始,图书馆建筑也突破了藏书楼的模式,增加了阅览室等读者活动场所,藏阅并重。建筑风格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谐包容的建筑文化,又融合了西方开放人本的建筑文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开始,图书馆建筑发生重大变化。从封闭空间转变为开放的形态;从注重藏书到以人为本的建筑环境;从单一的建筑风格到营造富有文化艺术神韵的自由化、多样化氛围。代表性建筑有国家图书馆,深圳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7]。 1.3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也是与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一脉相承的。充分满足读者的需要,实现舒适便利的建筑环境成为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新理念的核心要素。主要表现有:人性化的建筑设计,先进的技术设施,多元化的建筑功能,新颖化、有特色的外形艺术。总之,现代图书馆建筑正在将审美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向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实用功能,外形与功能完美融合的方向发展。21世纪以来的图书馆新馆建筑在外观上更加新颖,功能上更加完备,代表性建筑有美国西雅图图书馆、德国赫顿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 2融合服务理念的图书馆建筑文化现状分析 笔者选取了两个2000年之后建成的图书馆予以分析。其中,上海浦东图书馆代表了目前中国图书馆的发达水平,陕西省图书馆能够代表西部省级图书馆的发展状态,前者采取网络调查,后者采取实地调查。通过这两个2000年后的新馆的情况,对其建筑文化中是否融入了服务理念,效果如何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2.1案例1———上海浦东图书馆 上海浦东图书馆秉承“以人为本,文化立馆”的服务理念,建筑文化呈现多元化、生态化、人性化的特点。首先,其建筑造型为“悬空大书柜”,内部采用“全开放、大开间、少间隔”的藏借阅一体化布局,装修风格为图书馆整体营造出“书山、浮云、栈桥、空中花园”的氛围[8],力求将现代感与文化感相结合,体现多元化的建筑文化;其次,新馆的外部立柱采用清水混凝土结构,绿色环保,内部采用冰蓄冷技术节电制冷,双层呼吸式幕墙对流空气,体现生态性的建筑文化;而人性化的特点从整体布局到具体细节中都可见一斑,例如阅览区的大台阶造型,读者可坐在上面读书;扶手电梯、直达电梯,楼梯的合理安排,同时设有坡道,方便残疾人通行;还有读者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开关阅览桌上的小台灯。浦东图书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为了营造“书山”的文化氛围,书架设置过高,造成高层的书取阅困难。第二,连接三四楼借阅室的楼梯台阶有两种高度,中间落差低,两边落差大,且没有扶手,会造成老人、儿童的安全隐患。 2.2案例2———陕西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真诚服务读者”为服务理念的核心内容,力求传达出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的建筑文化。外观主色调为米色,楼群的顶、檐、柱等部位设计为唐代建筑造型以展现古风,半开敞的广场形态又给人以开放的现代感。同时,为了体现实用性和人文关怀性,图书馆将借阅区和辅助功能区(报告厅、多功能等)的入口通道与借阅区隔离,以防影响阅读环境。针对弱势群体,图书馆设置有残疾人专用坡型入口、残疾人专用电梯和卫生间、以及视障阅览室。在实地调查中,笔者在观察中和与读者的交流中还发现了陕西省图书馆的一些缺陷。第一,主楼的借阅区只安排了楼梯和直达电梯,没有扶手电梯,并且直达电梯每层只有一个,等候时间长,老年人使用不便。第二,自习室的空间较小,几乎所有来省图自习的人都有排队抢座位的困扰,而且自习室与楼梯之间没有设置专门的通道,馆内人员走动、交谈、打电话严重影响其他人读书。第三,通风换气设施不够完善,馆内稍显闷热。 2.3案例综合分析 2.3.1对两馆的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2000年之后的图书馆新馆建筑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功能上都有了更人性化的特点,建筑文化中也有意识地融入了服务理念,主要表现在:(1)两馆在外观上都体现着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浦东图书馆凸显了海派文化的开放性、交融性、创造性的特点和都市应有的现代感,陕西省图书馆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与时俱进的进取特色。(2)两馆都注重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处处融入建筑中。全开架式的布局能够满足读者以用为主的需要;合理的功能分区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需求;另外,两馆都考虑到了弱势群体。从图书馆建筑的角度来说,陕西省图书馆与浦东图书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读者空间有些狭窄,不能与实际到馆的读者人数相称;楼梯、电梯等辅助设施安排过少等。这也反映出了现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图书馆建筑差距的主要原因,如资金的限制,观念的落后,政策的差异等。 2.3.2存在问题 从以上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现代图书馆建筑在融合服务理念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1)建筑文化中虽然已经融入了一些服务理念,但只局限于建筑设计中,并且大多数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图书馆学读者服务的角度出发。(2)建筑文化只关注了审美性和艺术性,没有考虑到实用性,或者说是在审美性与实用性发生冲突时舍弃了实用性,造成图书馆建筑的“只求奢华,不求实用”。 3将服务理念融入图书馆建筑文化的实现方式 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要将服务理念很好的融入到图书馆建筑文化中,需要在图书馆建筑的选址、外观、布局、环境等方面都体现到。 3.1图书馆建筑选址———人文关怀的服务理念 图书馆在建造之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选址的问题。图书馆的地理位置选择除了要根据各地的总体规划和实际情况进行考虑外,人文关怀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着力点。以公共图书馆为例,首先,便利读者的原则使得图书馆要选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其次,为了保证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不能将图书馆建在嘈杂的中心闹市区。所以通常公共图书馆都会建在城市中心的相对安静区,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建在紫竹园公园的旁边,日本的东京都立图书馆也选择闹市中的公园边作为馆址。 3.2图书馆建筑外观———开放包容的服务理念 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通常都包括着开放、包容、人文的精神,人们在关注某一图书馆时,首先就是通过外观造型来体会出图书馆建筑的文化内涵的。图书馆建筑的外观传达的不仅是一种美妙的神韵,而且体现着文化内涵和服务理念。现代图书馆理念认为:图书馆是向人民群众传播知识和先进文化的集散地,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的、包容的、综合的文化信息中心[9]。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10],图书馆外观设计的理念在给人以美观享受的同时,还体现出一种包容、平等的文化思想内涵,使人看到它就能感受到一种亲和力,一种亲近感,让人觉得那就应该是天堂的感觉。例如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主体建筑为圆形,整个倾斜的圆面暗示了古埃及传统神话中太阳升起的形象,同时表达出的是图书馆开放迎接读者的理念[11]。又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老馆建筑外观具有民族风格,显示的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及国家的气魄。新馆追求的是历史文化的现代演绎。外观造型的三部分分别寓意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未来[12]。 3.3图书馆建筑布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3.3.1空间布局 在现代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的影响下,藏借阅一体化的大开间布局是图书馆的主流布局方式。图书馆倡导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利用信息资源的权利,相应地采用最大限度的开放空间,并且各阅览室之间相互贯通,给读者营造一种开放、平等的氛围。 3.3.2功能区设置 图书馆建筑是功能复杂、内容繁多的一种公共文化建筑,要把不同对象、不同类型的阅览室及房间有机的组合成一个整体,达到方便灵活的效果,就要求在设计时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现代图书馆在功能区的建筑设计中秉承的是灵活、便利、适应的建筑文化,这恰好符合读者阅览服务的“一切方便读者”、“读者需求至上”的理念,具体表现为:阅览就近面向读者,书库靠后;节省读者的时间,使其能方便快速的到达所需位置;公共活动区域与读者区分开以保证安静的阅读环境等。 3.3.3弱势群体 随着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图书馆在为弱势群体提供特殊服务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体现了图书馆的人文关怀。所谓图书馆的人文关怀主要是指对读者自身存在和发展中所遇到的文化知识需求和精神心理问题的关注、探索、指点和解答,为读者的文献需求提供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的读书环境[13]。而图书馆为弱势群体设置专门的阅览室,配备残疾人专用通道、电梯甚至卫生间等措施也同时反映出了图书馆建筑文化的人文性。 3.4图书馆建筑环境———绿色环保的人性化服务理念 图书馆是公益性机构,在建筑文化中引进绿色生态理念显得更为重要。在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的今天,建筑学也越来越注重建筑物的环保生态特征。图书馆建筑作为文化建筑的范畴,也必然要关注并施行绿色的建筑文化,追求低碳节能的建筑理念。从服务角度来说,绿色环保也正是人性化服务理念的体现。首先,充分利用新能源是保证环保和节能的一个有效的方法。目前应用于图书馆建筑中的新能源主要有太阳能和地热能。其次,崇尚自然的通风和采光体现了节能环保的理念。风能是一种可再生的,取之不尽的能源,因此图书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充分地利用自然通风,一方面可以节约空调等设备的能耗,另一方面更能使读者处于更为舒适的通风环境中。此外,图书馆的光线应该要达到最适合人眼读书的限度,既不能过暗也不能过亮。因此在图书馆的光线处理中,要合理调整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的比例,在开架阅览区可以自然采光为主,一些要求较高的特藏区采用人工照明,并要按照实际情况灵活作出调整[14]。这些不仅为图书馆减少了能耗,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实现了绿色环保的建筑理念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的统一。在细节方面,摆放在馆内的绿色植物会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也为读者营造出一种亲近自然的氛围,使图书馆建筑更加低碳节能[15]。 3.5注意的问题 图书馆事业是公共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图书馆建筑的好坏与资金投入的多少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建筑外形美观,内部实用,而落后地区的图书馆连基本的购书经费都不够,更不用说是在建筑上投入多少了。因此,要使一座图书馆能够很好地表现出融入服务理念的建筑文化,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并不是说资金是保证优秀建筑文化的唯一因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座座新的图书馆建筑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学校、乃至国家的标志性建筑物。我国自21世纪以来,凡是新建成的图书馆,其建筑无一不是高大宏伟的,省级图书馆建筑面积都在2万平方米以上,高校系统、科研系统、军队系统也纷纷投建新馆[16]。各类新建的图书馆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大”。“大图书馆”很气派,可读者使用时却会发出种种抱怨,如交通不便,在馆内查书、看书、借书费时费力等。相比之下,美国哈佛的图书馆建筑虽然不高,但它们散布在学校之中,学生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很容易就能找到想去的图书馆,十分方便。哈佛大学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图书馆精神,即与哈佛大学精神一脉相承的“追求真理,独立思想,注重人文”[17]。由此可见,图书馆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服务理念,才能被读者接受。 4结语 图书馆建筑文化包含着多种内涵,它彰显着时代气息,体现着地域特色,更显示着民族品质。这些内容通常是先通过建筑的外观造型、内部布局装修等静态因素展现的。而要深入地体会这种建筑文化,还要借助于动态的服务理念。现代图书馆所孜孜追求的以人为本、读者至上、多样化等服务理念的实行,都会推动图书馆服务的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这些关注人、关注服务的理念,才能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建筑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它要通过人们内心的感受去发掘。图书馆不能成为一座仅被称为“图书馆”的建筑,图书馆必须具备它特有的建筑文化,才算拥有了活的灵魂,才能成为读者满意、社会认可的图书馆。 作者:李曦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谈中西建筑文化的结合 儒释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体现在古代建筑实践上又有一定区别:儒家将三纲五常思想契入到建筑理念当中,特别是用纲常思想严格规范和约束宗祠建筑;佛教则把慈悲友善意识灌注到殿宇建筑之中,注重以轮回教义掌控和规制大大小小的佛寺;道家将地阔方圆的宇宙观和返璞归真的自然观融入建筑理念,强调建筑物我一体、主客无间、臻于化境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道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易经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较为深远和广泛,时至今日风水意识(术语为堪舆之术)无论在乡村还是在都市还在或隐或显地左右着建筑发展。过去我们一直都把风水意识作为封建迷信加以挞伐和批判,但是堪舆之术的确含纳着浓郁的天人合一意识,不仅不应加以否定甚至应当通过堪舆之术来彰显现代建筑天人合一的主题。在一个社会结构处于超稳定的文化环境里,无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都把人本意识、自然意识和和谐意识熔铸在建筑中,使中国古代建筑在漫长时间里律动着天地人相融相洽、同质同构的基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建筑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协调,凸显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的集聚性、层级性和教化性,强调建筑氤氲着以纲常为统领的伦理道德;二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契合,讲究以家庭院落为基点,街坊邻里为载体,社区地域为依托的社会网络系统;三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倡导外在屋顶、斗拱、柱廊与典籍、诗文、书画的巧妙融汇、虚实相生。总之,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表现,是民族人文传统的物化表征。尽管历经无数次社会变革动荡,经过多个封建王朝轮换交替,建筑活动和建筑风貌均未发生实质性调整和根本性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塑造的建筑审美观念渐趋嬗变为一个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封闭体。 一、近代以前中西建筑文化的初步交融 历史并不总是只向人们呈现一副面孔。建筑文化是在先进与保守等正反两方面因素的此消彼长中推进的,是在诸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量的交织重叠中前行的。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不自觉地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建筑,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环节。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途径澳门抵达中国广东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庆,并于次年在肇庆建造了我国境内第一所教堂[2],西方建筑文化从此在中国粉墨登场。从明季万历年间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持续地产生影响。这期间除了传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诸多教堂、钟楼、天象台等西方建筑外,还对中国传统建筑注入了西式建筑文化元素。《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西方造景手法在当时扬州园林设计和构建中的具体运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巴洛克花园的布景技巧;《红楼梦》描写刘姥姥在贾宝玉卧室中见到一面大镜子,这面镜子是纯正西方建筑的室内装饰用品。另外,在天津、广州、扬州、武汉等开埠较早的一些城市,西方建筑风格逐渐在当地商铺和民居上落脚驻足,成为一些开明士绅追求的房屋式样。这期间个别封建皇帝也开始接受和认可西方建筑文化,允许甚至支持传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乾隆启用王致诚、郎世宁等传教士建造的圆明园[3],其中长春园中的一组西洋楼全部借鉴了欧洲宫廷建筑风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国洛可可式建筑有机结合体。这组西式建筑包括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三套大型喷泉和十几个庭园,这些单体建筑的柱式、檐口、基座、门窗、扶手、平台、台阶、雕刻等均由传教士亲自设计并监督工匠施工,这一建筑群与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相反,体现出轴线控制的特点和均齐对称的特征。由于明清两代皇帝以上邦天朝大国自居,对传教士从事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和实践活动既适度支持又严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段内并未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太大影响,仅仅停留在局部领域和表象层面,在当时国人眼中,西方建筑与利马窦跨洋越海带来的自鸣钟毫无二致,被纳入“奇技淫巧”的范畴,只能作为欣赏和把玩的对象而已,这也表明在近代以前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国人秉持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而西方人则处于被动拘谨的尴尬处境。 二、近代以后中西建筑文化深度融合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建筑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态一样,其演进的基本轨迹是从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经过与别样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受思想观念闭隘、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单一、观察世界的视角视野狭仄等因素的羁绊和束缚,建筑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交流融汇几乎不可能,各国家建筑文化一般是相对独立地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与范围不断拓宽的全球性交往和交换市场的确立,开辟了各个国家建筑文化相互交流交汇的崭新时代。这种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有时是借助和平和平等的方式进行的,有时则是通过野蛮的武力征服和强硬的殖民统治来实现的,近代中国和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走的无疑是后一条道路。19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国,建筑文化仍沿袭旧时规范,西方建筑在彼时的中国仅为新异之物,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尚未从根本受到侵袭和损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土地的分割和占领,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传入中国,西方建筑文化大举进入且安营扎寨逐步改变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独撑天下的局面,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建筑审美观念的有力挑战和巨大冲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满足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建筑领域的新要求以及顺应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设计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等方面进行接轨和融合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求稳不同,西方传统建筑文化是在求变中演进的,无论建筑式样、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手法都在不断地调整着变换着更新着。从2500多年前古希腊雅典卫城上建构起的第一批神庙开始,期间经历了古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发展阶段,西方建筑“修正古代的规则,并且创造新的规则”,呈现出以人性化神本化为旨归的多种形态。西方这种体现宗教神灵精神和“出世”思想的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的浸润、渗透和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貌,使中国近现代建筑向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繁复图景靠拢和转换。如前所述,最早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建筑是传教士建造的教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据至高无上的位置,天主或基督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传播天主教或基督教是传教士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传经布道的场所就是神圣肃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应该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时,由西方传教会出资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清朝顺治、康熙时期对建造教堂比较宽容,雍正皇帝君临天下后立即颁布“教禁令”,已经建造完毕的教堂被关闭停用,后来个别教堂被官府和民间弃绝和焚毁。鸦片战争结束后,摄于英、法、德等国的威逼和胁迫,满清政府不得不对雍正颁发的“教禁令”予以废除,京内外被关停废弃的教堂重新发还教会,以此为发轫和肇端,各种各式的西方教堂开始在中国各地不断涌现,仅1843年一年英国人就在广州建造了6座教堂[4]。由于这些教堂绝大部分为西方教会组织或神职人员出资修建,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天主教堂几乎全部以西方建筑式样为主,而最为流行的当属哥特式风格。神学美学认为,哥特式教堂是上帝的居所,将人在俗世间对上帝的尊奉和向往,变成基督对人显示其存在的特定场域。特别是直刺云天的塔尖把内蕴丰赡外观壮美的教堂嵌入天地之间,犹如自然界一片幽谧的森林,为笃诚虔敬的心灵埋下信仰的种子。在中国较早出现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当属1910年由英国建筑师W.M.Dowdall设计、法国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教堂;而于此前的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库教堂,虽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国本土且施工工匠也均为中国人,但教堂建筑风格依然是哥特式,只是该教堂的规模不如徐家汇天主教教堂宏大精巧。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尔滨索菲亚教堂,是如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如果说教堂建筑彰显的是纯粹西方建筑文化,那么星罗棋布于中国各地的其他方面的西方建筑则包蕴或多或少的中国建筑文化元素,不仅富有一定的实用功能,而且呈示着中西合璧的意蕴。换言之,尽管教堂在中国出现得较早而且数量较多,但其毕竟只是扮演着心灵寓所和精神港湾的虚妄角色,对中国馋涎欲滴的西方列强们绝不甘于在用船坚利炮打开大门的古老东方国度里建造若干谋虚逐妄的教堂,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窃取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和财富,充填殖民者无比贪婪的胃口,因而这一时期比教堂规模更大、比教堂数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与兴办实业搭界的商业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东陆家嘴路的陈桂春商行是一个综合中西建筑文化优长的复合性折中式建筑,该商行是一座四进三院的宅邸,院内空间格局呈方块型,轴线对称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属于典型的中国式院落。但正房两端的开间采用西式风格,如天花板、地板、卫生间、百叶门都吸纳了西方装饰手法,两侧厢房镶嵌的是中式格子窗,而居中一间空廊的两根木柱采用柯林斯柱头加以装饰,与中式格子窗相映成趣,达到中西建筑艺术水乳交融的奇妙效果。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宾馆,建筑的立面处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通过对门窗、阳台、女儿墙和室内穹顶的设计装饰体现出“新艺术”风格。而对阳台和女儿墙的设计则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模式,特别是女儿墙以砖砌体为主,以柔软、灵动的曲线勾勒出极具气势与动感的造型,整个建筑仿佛具有鲜活的不竭的生命力。行政建筑在我国历史悠久、积脉深厚,历朝历代不同级别的行政官员都有自己的办公用房———衙府官邸。这些衙府官邸的建筑布局都是模式化的平房院落式,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鸦片战争已降,西方建筑多层式样的引进使中国一些城市开始发展多层楼房院落式的行政建筑,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建造将西方建筑特色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的行政建筑。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北京,美国人CharlesDavisJameson设计建造了外务部迎宾馆,该宾馆大门建筑采用西式拱形风格,但大门外两侧摆放了两个硕大石狮,两旁毗连的也是中式琉璃瓦红墙,整个建筑俨然是一座西方式的中国衙门。 如果对建筑最初功能进行追本溯源,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建筑还是西方建筑都是供人类居住的场所,是人们遮风挡雨、休憩饮食的场地。中国进入近现代后,社会生活结构和人们生存方式发生很多变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民居交汇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结构,这方面以清朝咸丰年间我国近代城市建筑发展中出现的里弄式民宅为显著标志。里弄式民宅尽管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有其踪影,但最集中的城市当属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诞生于19世纪初,其最初形态就是模仿西方联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居民对安全需求的日趋强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砖木立帖结构的石库门民宅所取代。这种里弄式民宅属于单体建筑,其平面结构虽然继承了中国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点,并兼具中国江南传统民居的优长,但在整体布局上仍然借鉴西方联排式建筑式样,所以,从外貌特征对其审视应是西洋建筑,从综合效能对其衡量应是中西联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石库门住宅在上海又出现新的升级版,即建筑材料由砖木混合改为单纯的石砖,同时在建筑体外立面上增添了阳台,安全系数和整体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内部仍保持欧洲联排式条状住宅格调,门面装饰也赋予更浓郁的西洋化风格;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石库门住宅再次演变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谋求商业利益成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义。这一时期的里弄民宅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就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现上海兴业路76号石库门。 三、进入现代后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主动吸纳 从文化学的视野来打量,西方建筑文化植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理性和上帝是西方人的两大精神支柱,其中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尤为重要,它不仅哺育了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支撑着整个西方现代文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主导型文化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直接导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同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它不仅直接构成西方建筑文化的内在机理,而且成为西方建筑艺术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主动吸纳的文化诱因[5]。如果说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列强欺凌、殖民统治的结果,那么辛亥革命特别是“”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开始步入现代史轨道,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渴求和时展的需要,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的借鉴采纳开始持积极主动的姿态,于是乎20世纪20年代之后西方建筑活动在中国沿海和内地迅速铺展开来,仅仅十几年时间内众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西方建筑在中国被建造出来,其中包括一些以人本主义精神和现代科学技术为内核的现代建筑,以此为转折点,中西建筑文化开始了实质性的融合,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硬件方面,新型建筑材料———钢材、水泥和钢筋混凝土等纯金属材质被大量进口并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的运用使中国近代建筑开始向现代建筑转轨变形;表现在软件方面,中国建筑工匠们“师夷长技”,自觉学习掌握西方建筑的理念、手法和技巧,主动接受相关专业训练,提高建造西式建筑的本领。在软硬件双重作用下,现代西方建筑由近代的崭露头角演化为现代的大放异彩,具体表现就是在大城市中砖木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日渐让位于钢筋混凝土的西式建筑,不断增高的高楼大厦逐步取代平房化的院落空间,快捷舒适的室内设施逐渐淘汰机械手动的设备。例如,1932年由中国商人顾联承建造的上海的百乐门舞厅和1928年由中国商人高永清与美国人亚伯特•华纳建造的大光明电影院,不仅采用当时最新型的现代建筑材料,而且体内装修及设施也全部使用西方先进的模式与技术,二者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建筑的新潮。文化的发展不能用逻辑来判断和推测,有时要被政治事件和社会动荡所打断和阻隔。就在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开始全面影响中国建筑领域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为期八年的抗战战争和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西方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甚至扭曲畸变。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很快便沦落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在这块日顽铁蹄践踏蹂躏的土地上,经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进行了有限度的建设,尤其是在作为伪满“新京”的长春,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伪皇宫和伪满“国务院”,将西方古典建筑符号,东洋帝冠式屋顶和中国古代牌坊等因素进行杂糅组合,建成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殖民建筑,是中国被屈辱遭奴役的历史见证。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初期敌强我弱,中国政治中心和军事、经济、文化力量被迫向西南撤退和转移,导致川、滇、黔等西南各省特别是作为陪都的重庆人口数量激增,人口的增加必然引发对居所的需求,产生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在所难免。但受经济拮据、资金紧张、临时避难、躲避空袭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在重庆、贵阳、桂林、成都和昆明等城市建设的办公建筑和民居建筑大都结构单调、材质单一、风格雷同、设施简陋,除了极少数为西方现代建筑,绝大多数又回归中国传统建筑,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之路陷入困境。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动员辖区所有资源和力量用于保障战事,建筑发展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很多优秀的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毁于炮火,中国近现代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如同“过山车”一样,在坎坷曲折的路途中踟蹰而行。 简要回顾和概括总结近现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历程和整合成效,对于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具有很大启发:无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于文化消费时代具有多大价值,那都将是我们在未来的文化消费时代中才去思考的问题,而在当下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切不可过分看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建构城镇化的意义,而应当更多地看到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拒斥力。换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更紧迫地要求我们不能再用固执的道德尺度和浓重的历史情结,企图超越历史阶段地扬弃城镇化的一切弊端而沉浸于对其成果的享受中。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席天卷地的当今时代,我们应该以包容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心态对待和接纳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一切先进文化,正确处理好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关系,既要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优秀质素,又要摒弃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不良因子,最大限度地将二者统一于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 作者:徐群英 单位: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与人文系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遗产价值思考 对建筑文化遗产内涵的界定本身便突出了它所具有的价值属性。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站在全球高度理解文化遗产,因而极为强调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在本国范围内,也只有那些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建筑遗产才值得保护,才具有保护的理由与合法性。“一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史,其实也是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史。”[3]对于建筑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是长期以来人类建筑保护历史进程演变的结果,是各种价值观念不断变迁与相互较量的结果。在神学性思维支配的古代社会以及中世纪,建筑遗产的价值主要与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崇拜和教谕功能、传递宗教记忆相关联,受到保护与修缮的建筑遗产往往是那些视作神圣的遗物或神的居所之类的建筑遗产。而且,由于人们重视的是建筑遗产的精神膜拜价值而非完整的物质实体形态,因而建筑遗产即便成为废墟,仍是“形散而神不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对建筑遗产价值的认识方面,作为揭开现代欧洲历史序幕的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一种重要的转变。这一时期除了给予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外,尤为重要的是,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视历史的演变为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认为“现代”是过去各个时代进步累积的结果,于是人们重新开始欣赏古代的优秀遗产,这为遗产保护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16至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启蒙时代与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由传统社会的神学性思维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理性思维,开始用多种价值观来衡量前人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并逐步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与文化遗产的概念。在此背景下,许多有关建筑遗产的价值观念都要受到理性逻辑的考察,不再纯粹基于一种美学上的价值,获取有关详尽的历史事实变成了价值追寻的目标,历史性建筑的修复开始被视为一种科学活动。从此,“对建筑遗产文献价值、史料价值的推崇从19世纪末开始占据了建筑遗产保护的舞台,而且至今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具有历史证言性质的建筑遗产才是值得保护的,而且保护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历史证言的真实性,故此,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将建筑遗产‘木乃伊化’、‘标本化’。”[4]强调遗产历史真实性、客观性和完整性的价值观,经过不断的细化与完善,得到1964年通过的作为建筑遗产保护公认的纲领性文件——《威尼斯宪章》的贯彻,强调传递原真性的全部信息为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职责。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宪章》(简称《巴拉宪章》),则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引领世界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价值观转向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近几十年,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遗产价值观念的变化,建筑遗产保护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展,对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观与哲学基础的讨论也颇为活跃。 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界专家尤嘎•尤基莱托(JukkaJokilehto)说:“现代遗产保护中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问题,价值的概念本身就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5]虽然每个时代对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要素、价值类型的强调各有侧重,但总的说来建筑文化遗产呈现出多重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尤其是当代国际遗产界对遗产价值认识已有了多方面扩展,则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而言,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价值要素 遗产的本义是指已经过世的前人留给后人的东西,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从这一基本意义上看,以时间性要素为前提的历史价值是遗产固有的“存在价值”,时间属性对于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是构成建筑文化遗产衍生价值的重要变量。“只有历经几个世纪沧桑之变,熏黑的横梁上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之后,这个古迹才会令人肃然起敬。”[6]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édeChateaubriand)说的这句话不无道理。建筑遗产的历史价值相比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独特性在于它可以通过实体形态直观地呈现和展示曾经流逝的岁月印记,以延续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并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没有物质性表征的记忆往往是抽象的,建筑遗产作为存储和见证历史的具象符号,藉由时间向度的历史叙述,突显了建筑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集体记忆功能。对此,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曾感叹,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和活的民族所写的及纯洁的大理石所承载的相比,历史是多么冷酷,一切图像又是多么毫无生气!——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我们可以扔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记录!”[7]《威尼斯宪章》开篇也说:“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历史活的见证。”[8]在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中,与历史价值紧密相关的一个价值要素,是所谓“年代价值”或“岁月价值”(agevalue)。明确提出“年代价值”概念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李格尔(AloisRiegl)。他在《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TheModernCultofMonuments:ItsCharacterandItsOrigin)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文物的多重价值要素。他首先将文物的价值要素划分为两大类型:即纪念性价值与现今的价值(present-dayvalues)。其中,纪念性价值包括历史价值、年代价值和有意的纪念价值。李格尔认为,研究纪念性价值,必须从年代价值着手,而“一件文物的年代外观立即就透露出了它的年代价值”,“年代价值要求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它不完整,残缺不全,它的形状与色彩已分化,这些确立了年代价值和现代新的人造物的特性之间的对立。[9]关于文物的历史价值(historicalvalue),李格尔认为,它“产生于某一领域中文物所代表的人类活动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件文物原先的状态越是真实可信地保存下来,它的历史价值就越大:解体与衰败损害着它的历史价值。”[10]由此可见,年代价值主要来自建筑遗产上的岁月痕迹,是时间流逝所衍生的一种价值,本质上是审美性的情感价值,“年代的痕迹,作为必然支配着所有人工制品之自由规律的证明,深深打动着我们”,[11]不需要联系建筑遗产本身的历史重要性、真实性来衡量。但是,对历史价值的判断,则要求其能够真实可信地代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瞬间或历史阶段,尤其是强调其所体现的历史真实性。 2艺术价值要素 几乎在所有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国际宪章、法规和相关文件中,除了遗产的历史价值,被反复强调的一个价值要素便是艺术价值。1890年意大利罗马成立了文物古迹艺术委员会,该协会将文物古迹定义为:“任何建筑物,无论是公共财产或私有财产,无论始建于任何时代;或者任何遗址,只要它具有明显的重要艺术特征,或存储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就属于古迹范畴。”[12]1931年《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第三条强调提升文物古迹的美学意义,《威尼斯宪章》第三条则指出:“保护与修复古迹的目的旨在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13]艺术价值如同历史价值一样,是遗产的核心价值,对于判定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至关重要。无论从艺术起源的角度,还是艺术功能的角度,建筑确凿无疑的是一种艺术的类型,而且它在“艺术大家庭”中还扮演着不同凡响的角色。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在各门艺术的体系之中首先挑选建筑来讨论,这就不仅因为建筑按照它的概念(本质)就理应首先讨论,而且也因为就存在或出现的次第来说,建筑也是一门最早的艺术。”[14]作为一种艺术的建筑,具有艺术价值,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建筑遗产保护中所指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指遗产本身的品质特性是否呈现一种明显的、重要的艺术特征,即能够充分利用一定时期的艺术规律,较为典型反映一定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并且在艺术效果上具有一定的审美感染力。奥地利学者B•弗拉德列教授认为,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包括三个方面:即艺术历史的价值(最初形态的概念、最初形态的复原等)、艺术质量价值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包括古迹自身建筑形态的直接作用与古迹相关的艺术作品的间接作用。)[15]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与艺术价值要素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的美学价值或审美价值(aestheticvalue)。作为一种造型艺术的建筑,往往会通过点、线、色、形等形式元素以及对称与均衡、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等结构法则,使人产生美感,并使建筑达到或崇高、或壮美、或庄严、或宁静、或优雅的审美质量,这便是建筑所体现出的美学价值。尤其要强调的是,理解建筑遗产的美学价值不能将建筑遗产从其现实环境中孤立出来,还应考虑其周围的环境与氛围,只有两者和谐时,才能共同呈现出更大的美学价值。艾伦•卡尔松(AllenCarison)说:“对每座建筑、每种城市风景或景观,我们都必须根据存在于建筑物内部以及该建筑物与其更大环境之间的功能适应关系欣赏,不能做到这一点,便会失去许多审美趣味与价值。”[16]实际上,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在当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艺术特征和审美问题。从广义上看,建筑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建筑艺术价值的范畴。 3科学价值要素 科学价值如同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一样,是有关建筑遗产保护的宪章、准则和相关文件中普遍强调的重要价值要素。1931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不仅重视提升文物的美学意义,也强调了保护历史性纪念物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我国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也一向重视遗产的科学价值。2000年通过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三条明确指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所谓科学价值,主要指建筑遗产中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同时代的建筑遗产一定程度上代表并体现着当时那个时代的技术理念、建造方式、结构技术、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进而反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成为人们了解与认识建筑科学与技术史的物质见证,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被誉为我国国宝建筑的晋祠圣母殿,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建筑构造方法是宋代建筑的典型范例,保存了宋代建筑技术中“柱升起”、“柱侧脚”和“减柱法”等建筑技法,对于研究我国宋代建筑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其实,从更广的视角看,建筑遗产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过是建筑遗产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的一部分,对遗产科学价值的理解必须联系其历史价值,因而科学价值实质上是历史价值的一种具体表现。 4文化教育价值要素 文化价值本身是一个极为综合的概念,我们以上所阐述的三种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是文化价值的不同体现。1987年颁布的《 世界文化遗产公约 的实施守则》中,提出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四要点,即原真性、情感价值、文化价值与使用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包括文献的、历史的、考古的、古老和珍稀的、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审美的、建筑艺术的、城市景观的、地景的和生态学的、科学的等九个方面。[17]笔者这里所指的“文化教育价值”,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价值概念,主要指的是建筑遗产所提供给人们在文化方面的自豪感、社会教化价值、文化象征与文化叙事等方面的价值要素,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价值。建筑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无言的教化者”,尤其是在营造独特的教育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其他建筑类型,文化景观类建筑遗产所储存的文化信息量更为丰富,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伦理的、美学的无所不包。而在形形色色的文化景观类建筑中,纪念性建筑遗产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教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尤其是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直观的物质环境。因此,《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宪章》中说“建筑遗产在教育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非言过其实。同时,建筑遗产还如同一本“立体的书”,是以空间为对象的特定文化活动,叙事在建筑艺术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象征手段和空间元素的媒介,建筑叙事把诸多文化形象与精神观念表现在人们面前,从而让建筑遗产能发挥“载道”和“言志”的文化教育价值。 5经济价值要素 以上所述的建筑遗产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若按照戴维•思罗斯比(DavidThrosby)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可统称为遗产的绝对价值或内在价值( intrinsicvalue),即它们独立于任何买卖交换关系,是建筑遗产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的或可以重现的价值要素。[18]将遗产的文化价值要素看成一种内在价值,显示了文化价值自身固有的重要性,或者更简单说它自身就是价值,不需要与其他价值的联系或促进其他价值的生成而显示其重要性。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或者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从而将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economicvalue)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要素,荷兰学者瑞基格洛克(E.C.M.Ruijgrok)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分为三个方面,即居住舒适价值(housingcomfortvalue)、娱乐休闲价值(recreationvalue)和遗赠价值(bequestvalue)。[19]而埃及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伊斯迈尔•萨瓦格丁(IsmailSerageldin)则进行更为细致的界定。他将遗产总的经济价值划分为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而在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之间还存在一个选择价值(OptionValue)[20]。萨瓦格丁对文化遗产经济价值要素的理解颇为宽泛,不仅包括由遗产之使用而直接产生或间接产生的收益,如居住、商业、旅游、休闲、娱乐等直接收益和社区形象、环境质量、美学质量等间接效益,以及未来的直接或间接收益,还涵盖了存在价值、遗赠价值等非使用价值。其实,严格说来,萨瓦格丁所说的使用价值中的间接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实际上属于遗产的文化价值,而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应指其直接的使用价值。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本质上是一种衍生性价值,换句话说,它本身并不是自身所固有的非依赖性价值,只有当遗产存在文化价值时,才能衍生其经济价值,例如旅游经济价值。 6结语 价值要素的共同考虑与区别对待建筑文化遗产具有多层次的综合价值,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即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厘清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陈志华所说:“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建筑,就因为它们有多方面的价值,保护文物建筑,当然就是要保护这些方面的综合价值。文物建筑保护的其他一切原则,都是从这里派生而来。”[21]需要强调的是,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并非文化价值要素与经济价值要素简单加和。在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对各种价值要素要共同考虑,但又要区别对待。所谓共同考虑,即综合分析建筑遗产保护中的各种价值要素,既不把某些价值要素事先排除在外,也不认为存在强制性的理由来保护某些价值要素。所谓区别对待,指的是在多层次的价值要素中,应确定建筑遗产价值要素的优先序列,给予特定的价值要素以特别的权重。一般而言,遗产的内在价值优先于其外在价值,文化价值优先于经济价值。因此,当地方政府与遗产经营者追求遗产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与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相冲突时,就应让位于文化价值的保护与提升。因为,从根本上说,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不仅是内在价值,而且也具有手段性作用,经济价值本质上是文化价值的衍生物,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总之,通过分析与阐述建筑文化遗产所具有多重价值及其构成要素,有利于阐明其多维本质,更透彻理解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正如戴维•思罗斯比所说:“如果这种方法(厘清文化价值概念的方法,引者注)至少提供了对文化价值构成要素的更加清楚的认识,那么它就为实际运用文化价值概念带来了前进的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其相对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可以得到更加有力的支撑。” 作者:秦红岭 单位: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建筑文化论文:地方建筑文化特点与价值 一、辽南京城的建筑文化是对唐五代幽州的继承 辽代实行南北分治的政策,“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5]。在汉族人为主的南京地区,辽地方行政制度与唐及北宋初期制度基本相同。北宋使臣路振曾在《乘轺录》中记载当时的辽南京:“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南京城的平面布局沿用了原幽州城的布局,仍然是内外两重城墙,内城亦称子城位于外城(或称罗城)的西南角。1012年,王曾出使辽国,在其《上契丹事》中称:“度卢沟河,六十里到幽州,伪号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南京城的城墙也是基本使用原有基址,只是把一些城墙重加修筑,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北宋使臣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了辽代末年南京城,“楼壁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这些都说明了辽南京承续唐、五代幽州城之旧,“城市结构并未改变,仍以十字大街为骨架,固守州城里坊制格局,表现出较强的滞后性”。 二、政治中心特色的建筑文化不断突出 在继承幽州城市建筑文化的同时,辽南京城市建筑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发展。作为陪都,南京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体现在建筑文化方面首先是代表专制皇权的宫殿区的出现和各种府邸建筑的增加。与幽州相比,南京城代表皇权的宫城的出现,使其建筑文化中出现了比较浓厚的宫廷文化内容。虽然在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过程中,幽州也曾出现一些模仿宫廷的建筑。如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以范阳为东都,复其百姓终身,署其城东隅私第为潜龙宫。其第本造为同罗馆,前后十余院,门观宏壮,闱阃幽深,土木之瑰奇,黝垩之雕饰,僭拟宫室”。[7]但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的宫殿区。随着陪都地位的确定,契丹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幽州的原有建筑,另一方面也多有兴筑。例如,辽重熙五年(1036年),曾“诏修南京宫阙府署”。[8]此次修缮的对象,既有皇宫衙署,还包括一些寺庙。主持修缮工作的辽南院史兼检校太尉韩栒的墓志称“:重熙五年,在燕京也。备清跸之来临,奚翠华之降幸。葺修宫掖,仰期饮镐。崇饰祠寺,企望问峒。举扬百司,支遣万计。”[9]从中可见工程内容之多和工期之紧。经过不断经营,形成规模较大的包括宫殿区和园林区的宫城。辽南京的宫城,又称内城、皇城,是在原幽州城的子城基础上改造和扩建而成的,位置仍在城市的西南角。宫城辟有4门,西为显西门,南为丹凤门,东为宣和门,北为子北门。入丹凤门后,其北尚有两道门。《辽史•地理志》称:“内门(殿门)曰宣教……外三门(宫门)曰南端、左掖、右掖”。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改宣教门为元和门,改南端门为启夏门,左掖门为万春门,右掖门为千秋门。宫城之中的宫殿区的位置偏于子城东部,并向南突出到子城的城墙以外。宫城中有元和殿、昭庆殿、便殿、内殿、嘉宁殿、弘政殿、紫宸殿等,还有供奉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御像的两座御容殿。宫城内西南角建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子城西侧为瑶池宫苑区。宫苑规模较大,瑶池中有小岛瑶屿,上有瑶池殿,池旁建有皇亲宅邸。此外,辽南京还有大量的衙署机构及贵族府邸。作为五京之一,城市的性质虽保持了原来的军事重镇和商业中心的职能,但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日益显现。辽代在南京既沿用旧制,又增设了不少机构。“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10]此外,南京城内及近郊还有永平馆、于越王廨、城南亭、孙侯馆等招待外国使节的场所。众多的军事、行政、财政衙署和各种专门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以及亲王、公主以及勋贵的府邸,构成了与汉唐以来不同的城市建筑特色,从而初步具备了京师的功能。 三、代表少数民族风格的建筑文化特征显著 辽南京建筑文化在承袭汉制的同时,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与习俗。辽代统治者虽然在不少方面学习、吸收汉民族的的文化,但对于一些契丹的传统还是坚守的。“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虽参用汉法,而先世奇首、遥辇之制尚多存者。子孙相继,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载,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11]在建筑方面,南京城中出现了球场、凉殿、燕角楼、内果园、湖泊等供契丹帝王贵族娱乐休闲的场所,城外还建有为数众多的供帝王避暑和渔猎的苑囿和离宫,如长春宫、延芳淀、华林与天柱二庄及瑶池殿等。这些注重骑射、亲近自然的各类建筑,和契丹人长期游牧生活养成的习性是密切相关的。此外,辽人还有有朝日之俗,房屋毡帐大多东向。史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日,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四楼门屋皆东向。”[4]在辽上京大内之中,不少宫殿毡房仍然保持着契丹传统的东向朝日。北宋官员出使辽国时也见到,大内南门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12]南京的宫城由于受唐五代的旧格局限制以及接受汉族“天子南面而立”的文化观念,宫殿皆南向,也以南门为正门。然而,宫城平时使用的只有东门宣和门。《乘轺录》记载:“内城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其他三门不开,只使用东门,固然有便于管理和防守的实际需要,但也是和契丹人以东为尚的朝日习惯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些建筑更是采用坐西朝东的布局方式,如今天位于旸台山的大觉寺即为辽代寺庙东向的代表。另外,在建筑内部装饰上,辽代宫殿也有不少反映少数民族游牧习尚之处。辽省方殿、寿宁殿等宫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1]这种以锦缎毛毡遮蔽宫殿墙面和地面的做法,即是对以往毡帐生活习惯的延续。 四、发达的宗教建筑文化 这一时期,佛教在辽统治区域内广泛传播,特别是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年),对佛教多有保护与支持,南京地区佛教寺庙发展迅速。这些寺庙相当一部分是由皇室贵族、各级官僚施舍钱财而修建的。如辽代南京城内的大昊天寺是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由圣宗皇帝之女、兴宗皇帝之妹秦越大长公主施舍私宅、田产四百顷、民户百户以及大量物资兴建,并由道宗及其皇后资助18万贯得以建成。还有部分寺庙则由民间佛教信徒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邑社所修建。例如著名的房山云居寺在辽代即由邑社重修。应历十五年(965年)《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录道“:结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碑额上还篆刻有“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字样,说明了这一组织是云居寺修葺的主要力量。在官方和民间的协力之下,南京地区佛教寺庙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发展势头超过中原地区,成为北方地区之首。许亢宗认为南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13]并非虚言。史称:南京“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14]宋人洪皓在其《松漠纪闻》云:“燕京蓝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院,曰大觉、招提、竹林、瑞像。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有学者曾统计,当时整个辽朝疆域内的佛塔、佛教碑刻经幢等,竟有将近一半在南京及其所属的各个州县内,[15](118)同样也说明了南京佛教之盛。辽代南京地区的佛寺形式众多,规模宏大,造型精巧。梁思成称“:辽宫庭土木之功虽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图则多雄伟。”[16](154)例如,大昊天寺是在秦越国大长公主燕京的馆第基础上修建的,而原来的宅邸“雕华宏冠,甲於都会”,[17]经过后来的巨资改扩建,其豪华奢丽大可想见。其中位于大殿之后的宝塔,六檐八角,轮相横空,高达两百尺。100多年后,元人郝经在《登昊天寺宝岩塔》诗中对其仍大加称赞,“宝藏沙劫开,突兀翻地轴。瑰奇入霄汉,缔构穷土木”。燕京城内的开泰寺,为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所建,据称此寺“殿宇楼观,冠于全燕”。[18](86-87)此外,辽南京地区的佛寺还呈现出总体布局和个体建筑不拘一格、色彩缤纷的特点。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最为活跃,来自中原、塞北、西域、天竺、海外等地的佛教流派纷纷汇聚于此。各个流派之间在相互交融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吸收了儒学、契丹原始信仰,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域化特色明显的寺庙建筑。当时辽南京地区的部分寺庙是依照中原佛教寺庙样式修建的,如应历年间建成的燕京三盆山(今北京房山)佛寺崇圣院。据应历十年(960)《三盆山祟圣院碑记》记载,该寺“营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神像,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两壁悬山应真一十八尊罗汉,东西伽蓝祖师,二堂两廊,僧舍二楹,钟鼓二楼”。这种佛祖尊中位,文殊、普贤左右肋侍,即是当时典型的中原佛寺模式。而南京地区更多的佛寺则是以中原庙宇模式为基础,结合契丹习俗而建成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寺院。这些寺庙在平面布局方面,或以塔院为中心,或以高阁为中心,或以佛殿为中心,各个不同佛教发展时期寺庙平面布局均在南京出现。同时,今天的大觉寺、戒台寺还体现出辽人朝日风俗,更是其中比较独特者。在佛像设置与分布方面,南京地区的佛寺也多有不同。如咸雍三年(1067)《燕京大昊天寺碑》所记的大昊天寺模式“百二十之贤王,分其左右”,而咸雍六年(1070)《洪福寺碑》所记的时属南京管辖的洪福寺(在今河北省高碑店市)则是东西厢有洞廊二座,内塑罗汉各五十尊。显然,与中原地区的佛寺存在很大不同。 五、高超的建筑技艺 虽然辽南京城的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的中国北方仍然是一座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城市。《辽史•地理志》称南京“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北宋使臣也称其“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19]在不断的建筑营造实践活动中,辽南京建筑技艺的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在不少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建筑的坚固耐用方面,辽南京的建筑十分突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完颜雍曾对大臣们说“: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20]此时,距辽亡已有60多年,距重熙五年的那次修缮已经150多年了,足见辽宫殿建筑之坚固耐用。北京城内最古老的建筑是辽代的天宁寺塔,此塔建于辽天祚帝天庆九年至十年,即1119-1120年,距今900多年左右,依然屹立不倒,亦可说明其建筑水平之高。辽南京建筑之所以非常坚固,与其在结构上的创新关系密切。据考证,辽代木构建筑中出现了类似现代高层筒体结构的木构筒体框架,并在框架中使用了斜撑构件,保证了结构整体刚性,改变了中国原有木构柱梁支架的四边形体系。另外,在一些寺庙建筑的空间处理上,为了扩展礼佛的空间,包括辽南京在内的佛寺殿宇多采用移柱或减柱的做法。甚至在七间殿宇的前内柱也只留下两根,其余均取消,使得殿内空间豁然开朗。这种移柱、减柱的做法,在结构上出现了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组合梁架,代表了一种建筑形式的创新。总之,辽南京的建筑文化承上启下,是多民族建筑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体现了高超的建筑技艺与创造,为北京成为首都在建筑上进行了大量的开创工作。 作者:宋卫忠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谈建筑装饰风格与建筑文化 在建筑的装饰方面可以对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符号进行有效的提炼和概括,通过实践中的适当改造和局部运用,来实现现代建筑材料与传统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这样就能通过传统元素的适度及适量运用来实现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都市环境的自然融合。 1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关系 建筑的风格作为外在表现形式,能够体现艺术、文化及社会的发展内涵。装饰设计的风格与建筑的风格流派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相应时期的绘画、造型艺术以及文学和音乐的风格流派对建筑装饰风格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每一个建筑的个别设计,都和气候及地点有关,还需要对建筑施工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充分的考虑,这也是世界各地的建筑具有独特风格的原因。在建筑室内设计风格中,一种典型的风格形式多数是实现了与当地人文因素和自然条件的紧密融合。在民族特性、社会体制及生活方式和文化潮流等外在风格因素,只有实现与创作构思及创作者专业素质和艺术素质等风格内在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赋予建筑设计装饰以文化内涵,这样的室内环境构建能够满足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中的心理及精神的平衡,从而实现建筑风格的艺术特点和创作个性在具体装饰工程中的应用。通过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的运用能够创造出功能更加合理,环境更加舒适的建筑室内环境。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建筑的物质技术及精神文化必将不断发展,这就使得建筑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2对现代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的进一步理解 在现代,建筑的室内设计具有功能复杂而又多变的特点,随着我国室内装饰材料及设施设备的更新换代,使得室内设计和建筑装修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所追求的室内环境艺术风格和文化氛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建筑的装饰中,一种建筑风格或流派的形成,往往对文化及艺术以及诸多的社会因素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人们对自身周围环境的需要更加注重对环境氛围、文化内涵和艺术质量等精神功能的需求。在室内设计中,不同流派的产生发展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发展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同时还能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总而言之,做好建筑风格与建筑文化的研究,能够实现建筑本身更高层次的和谐,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享有和发展,最终做到在遵循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对历史的超越。 3建筑装饰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的延伸 在建筑装饰设计上能够充分的体现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所以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不变的。这就使得传统造型艺术的吉祥意味同样适用于现代的建筑设计,在传达现代人的设计意念上具有同样的适用作用。人们通过反复描摹一个图形,不仅能够得到审美意义的外形,还可以让图形具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图形符号能够实现建筑内在意义的外在表达,能够实现观念的具体外化。这些意义最初大多出自对自然的崇拜和宗教崇拜,进而衍生出期盼生命繁衍,富贵康乐以及祛灾除祸等吉祥象征意义。符号在历朝历代的器具装饰中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通过对图形符号这种“形”与“意”的历史延伸与衍变,还可以得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形”的演变,都不是对其原始“母题”的彻底否定,而是能够通过建立新的审美观念来赋予其以新的形式,从而使这些“母题”不断的丰富与拓展。 4现代化传统建筑装饰风格设计 在现代化传统的建筑装饰风格设计中,最成功也是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能够实现置身建筑中能够感觉到传统建筑文化及精神,但却找不到一处与传统建筑的实例有直接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说,能够将传统的亭子放在玻璃幕墙的楼顶上,或在入口处通过放置传统的拱门,把传统的装饰标志放在外墙的楼角及砖上,或以混凝土仿做斗拱,这些可以说这些做法只能算是一种仿古设计的例子,如果能消化及吸收传统建筑的精华,实现项目设计有关事物的了解,两者便不谋而合,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传统的精神。 结束语 传统文化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科学合理正确的运用传统文化,才能焕发出传统文化的时代风采。这也需要建筑体系要把握好建筑装饰风格设计中的点点滴滴,要注意对优秀建筑遗产精华进行深度挖掘的同时,更要大胆地学习一切可资借鉴的创作经验。要实现建筑装饰工程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急需要吸取古今中外建筑装饰创作中的精粹,让艺术的素养能够融入到建筑设计中,最终形成文化涵的有效渗透。总之,要想创造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就要注意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做到去粗取精,这样才能实现建筑装饰与建筑文化的最终结合。 作者:徐占宝 单位:大庆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中医药的建筑文化探索 “道生一”:“道”及“道理”,经过对于场地周边情况的分析,重庆市中医院地块西南方向和两高架路沿途为重要的视线方向,在一期工程完成时,建筑群必须在这两个方向有比较完整大气的建筑形态。因此,在设计中形成—条主要的“建筑中轴线”和“一条景观主轴线”来确保建筑群在这两个方向上都能展示整个医院的风貌。同时,秉承传统的思想也确立了我们建筑的基本母型———“U”字型三合院。“一生二”:两个庭院。在这里,建筑中轴线被实体化为“医疗街”,两边是局部底层架空,让轴线两边的“三合院园林景观”能相互渗透,让患者更加“接近自然”、“享受自然”。该部分包含急诊、门诊、医技及部分病床。高效地人性地解决了医院复杂的流线。“二生三”:一期工程由三个庭院组成,两个基本的“U"字建筑母型,一个变异的建筑母型。科研交流培训部分是一期工程的重要功能,在靠近东面主干道的位置设立了这部分的功能,单独设立入口,与医院病患流线分离,比邻医院的医技及部分病床设置,相对是一个安静独立的环境。“三生万物”:“三”及为一期工程,“万物”在这里引申为整个一,二期工程的设计。二期工程主要为康复、住院及医院后勤、制剂办公大楼。建筑轴线在中心节点转折,按南北朝向布置建筑,照顾了周围的道路关系和城市肌理,同样也合围了两个小庭院和一个大庭院,以环境为先,自然为先,尊崇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一种人类回归自然、钟爱自然的情感真实地渗透其中。中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医学中讲究的“气脉通畅”在重庆市中医院的建筑中均有体现:底层的关键位置的架空,让各个大小庭院间视线相互畅通连续,又以广场、道路、连廊使各个功能块得到互补和渗透,并且融于山水园林的波光绿影之中。脉络和理念的连续性必然性带动了整个医院区的起步和发展,天然之气流动于建筑群落中。 1建筑形象 建筑形象主要包括建筑立面形象和建筑造型,在其中融入中式建筑元素能很好地展示它的中医药特色文化,体现中医药文化的思想特征,使老百姓从建筑本身就知道这是中医药单位,从而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1.1建筑立面在中医药机构的建筑立面或建筑造型上采用中式角楼、琉璃瓦等中国元素,并在大门广场树立醒目的名医雕塑、代表中医药符号的塑像,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向社会宣传中医药文化,使老百姓很容易分辨中西医文化区别,进而有利于患者选择就诊机构。 1.2建筑外观中医院的外观建筑形式应抓住中医院的文化特色,反映中医院的气质,将其体现于形象设计中。作为中医院,其内涵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中医学注重“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和“整体观念”,在中医院建筑规划中宜采用风格典雅的琉璃瓦角楼,其造型秀丽,轮廓优美。与建筑外观设计相呼应,中医院园林环境设计宜采用田园式风格,门诊楼与住院区以典雅的拱形门相联接,各庭园设计应环境优美,水池,假山,荷香,绿树成茵,空气清新,有曲径通幽之感,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神韵。患者处在优美的环境中,没有恐惧感,心境平和,心情安定,有利于身体康复。[1] 1.3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实例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造型中,借鉴中国传统建筑理念,融合古代风景园林精髓,充分考虑原有地形跌宕起伏的山地特点和西部特有的民风民性,重点提炼传统概念中的物质内容和精神功能。活用现代设计手法中对建筑功能的合理分区,建筑流线的自然组织,以及对采光、通风、能源利用等建筑科学的充分重视。在传统空间和元素的基础上进行演变和概括,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为—体,在有限的空间内,把自然美与人文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了一个建筑与自然协调共生,天人合一,中西合璧的综合医疗群体。 2庭院环境 将中医药特色文化融入庭院园林建设中能够有效延伸和扩展中医药文化的外观文化。庭院可作为医院外观建筑的延伸与补充。通过对医院内各功能区域之间的过道的利用,同时加以园林小品、主题文化墙、主题雕塑、名医雕塑、建筑小品、亭榭、山石、盆景、碑刻、地面文化造型、药用植物园等建筑形式可烘托出医院宁静内省的建筑环境和精神空间主题文化[2]。利用医院中医药外观文化的特征和庭院中传统风格与中医药文化信息,整体营造出宽松和谐的传统环境,使缓和享受感增强,有利于对患者进行心灵抚慰和增加安全感,同时也对患者和院内职工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庭院建设元素众多,重点一是绿色园林主题中显现中医药文化;二是地面中医药文化造型运用;三是中医药文化历史人物雕塑。庭院中绿化、地面造型、雕塑碑刻等在于传统与中医药文化、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因地制宜、和谐搭配。 2.1绿色园林中的中医主题绿色是园林永恒的主题。关键还在于中医药文化的有机融入,如药用植物园,其主体对象以药用植物为主,是具有完整档案的药植物活体保育机构;通过园林这个载体,结合中医五行、阴阳、辨证论治、经络学说,天人合一等思想,弘扬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充分展示出中医药文化的底蕴。例如以牵牛花为造型,让中医药文化自然融入庭院整体环境;种植金银花、急性子等花期长,既有观赏价值又便于管理的药用植物,也能很好的体现中医药文化元素。 2.2地面造型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在医院的地面环境中运用中医药文化造型如悬壶济世的大葫芦、太极图、扁鹊妙手等等[3],适当地采用中医药文化元素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体现出“悬壶济世,弘扬中医”精神和“医者仁心,普济众生”的行医宗旨,使医院的核心价值以视觉的形式得以外化。 2.3庭院雕塑中的中医文化主题在庭院建设中普遍应用了名医雕塑,其造型的位置、色调、环境、大小及其所体现的人物相关文化信息特征处理得恰当,雕塑人物鲜活灵动不呆滞,摆放位置醒目,能够产生视觉冲击又能融入周围环境,则能发挥良好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作用。 2.4重庆市中医院庭院设计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重庆市中医院建筑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手法: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以“单座建筑”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建筑组群”。这种组群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组群与内部单元之间的关系,被借鉴到设计当中来。设计以一种平和心态,用含蓄的方式来展现传统,在传统与现代协调的同时,用更合乎现念的语汇来注解我们的建筑,使其既尊重传统文化,又能展现出城市发展的活力。 3院内中医文化装饰 中医院内中医药文化装饰是来访、就医者最直接感受中医药文化氛围的场所[3]。中医院内部装饰主要包括在门诊大厅、走廊、诊室、病房、药房、治未病中心、国医馆等地方,采用文化长廊、橱窗、展柜、墙饰及宣传栏等装饰手法(如图5),因不受外界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所以有很大的自主发挥空间,甚至可以弥补中医院在建筑外观和庭院建设中中医文化元素不足的遗憾。 3.1诊疗环境在诊疗环境中,门诊大厅、治未病中心、中药房、国医馆可作为重点,是打造气氛,感受中国医药学文化的主要场所。门诊大厅的文化墙与治未病中心突出“上工治未病”思想的大气布局,中药房药的色调、格式和材质遵循基本标准,国医馆传统装潢大到气势,小到各处办公用品细节都可以渗透中医药文化。只是需要考虑传统装潢的适应区域,在呼吸病房等不需要画蛇添足之处避免院感风险。 3.2院内专科和名医特色介绍医院、专科、名医特色介绍是医疗机构最基本的装饰。院内的文化宣传栏是除电视以外最容易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慢病防治、治未病理念没有前期教育认同的铺垫,就诊者、来访者的自觉行为就难以转化。首先是理念接受才会有来访、就诊行为,直接影响医院事业的发展。同样从上墙的色系、材质、字体等等都应考虑与几千年厚重的中医药文化相配合。内容上若能把宣传的教条式内容换为通俗易懂的解释,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 4核心理念物化 核心理念物化在整个医院文化氛围打造中起到的是画龙点睛作用,是整体文化彰显的手段,重点在于:一是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二是办院宗旨;三是大国医精神。文化墙是其最常见的展示形式,可以在庭院中、也可以在医院大厅、楼层转换等显眼位置,如图6。重庆市中医院在每个病区都设计有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墙、文化墙,以孙思邈《大医精诚》理念为代表的大国医精神是中华民族为医有德的标志,在大厅以浮雕形式做成的“大医精诚”文化墙,如图7;将办院宗旨、院训等粘贴于病区显眼处;将白求恩示范医院铜像放于医院大厅主通道处,如图8,与整体中医药文化氛围融为一体。 5结语 综上所述,医院中医药文化在建筑硬件上的体现需要从医院外观建设、庭园建设、内部装饰三部分共同打造,核心理念物化画龙点睛。让市民走进中医院如同走进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是传播与学习中医药的文化基地,才能真正达到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目的。 作者:邱治国 单位:重庆市中医院 建筑文化论文:论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说起来是一种十分具象并易实际操作的手法。简单地说,他类似一种归类分组、演化生成的方法体系。即将“具有相似结构特征的形式归结分类,并在此过程中接纳并呈现特定的文化和人脑中的固有形象”。最后的演化生成结果,可能只是该类型众多变体当中的一个,生成的同时就解决了统一与多样的矛盾冲突。因为同一类型可能产生多种形式变换,但由于该变换是在深层结构类似或不变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其效应应是多样化中的协调。我们可以再具象地说,设计的初步,就是将已选取的类型进行几何抽象简化。当然,这一原型必须具备普遍的历史意义,它应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头脑中共有的固定形象。这种抽象简化后的类型元素可以被直接运用到建筑处理上。但这只涉及到形式上的类型。在做一个建筑单体时,尤其是在做建筑群体时,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形式与形式之间的类型转换,即形式关系上的类型转换。形式关系相比形式本身要更加内在化,它是形式内在的逻辑基础,是实质性的存在关联。在做建筑单体时,如果只有形式本身的类型转换,那么最后作品则难逃“形式主义”及“肤浅直白”的论断。所以形式关系的类型学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也更加接近建筑本质。如果遇到建筑群的处理,这一问题就更加不可回避了。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绝不是简单地回归历史。在今天新的实际环境中,我们使用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思想方法在新的文脉中尝试将这些特殊的历史成果片段重组。在新的环境下,运用传统的关系将之组织或是采用新的关系将之重新拼贴。这些尝试均以“激起人们对往昔生活和建筑片段的回忆而获成功”。实质上,很多建筑大师都经常采用这种手法。如贝聿铭,他在国内的作品,从早期的香山饭店到近期的苏州博物馆,显而易见,无不是采用类型学的手法,还包括日本滋贺县的美秀美术馆等等。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只是抽象简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虽然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形”的传承,但在将“形与形之间关系”类型化时,它已涉及了“神”的传承。因而,它不能只被看作是物质层面上的手法,毕竟,它还物化了“神”中“形”的部分。 一、意匠的传承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更倾向于“形”的继承,而意匠的传承,更多追求的是“神”似,是一种哲学上的、精神的、态度的传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自己本土的传统建筑融会贯通,再将所得到的新的、提炼过的、更深入的、高一层次的认知应用到自己作品中去。在此方面,国内建筑师一直在努力,但从最终的作品而言,同样面对此问题的日本建筑师走得更远。在这里,以“缘侧”为例进行说明。所谓的“缘侧”就是日本传统建筑的檐下空间。当然,防雨、防潮必然是建筑重点考虑的功能,但这仅仅是其檐下空间较阔的因素之一。从空间的角度讲,“缘侧”属于半明半暗、半内半外的空间,“缘侧”的存在使得日本传统建筑的室内外空间的关系独具特色,空间流动感强,如行云流水,与室外环境联系畅然。显而易见,无论是中国的“檐廊”,还是日本的“缘侧”,都属于灰空间,即过渡空间。不同的是,我们的传统建筑从院落过渡到室内显得更加柔和,体现一种过渡渐变的过程,而日本传统建筑的“缘侧”空间更有“静”的特质,虽然有踏石等过渡,但从空间感受上仍有较强的异域感。从功能的角度讲,日本的传统建筑以“缘侧”这种简单的办法解决过渡和连接等复杂问题。此外,其还承担会客,接待等日常生活活动。从形态的角度讲,日本建筑平面多为不对称布局,所对应的檐下空间自然也不对称。而且即使在一个建筑单体上,檐下空间也以局部设置为多。从审美的角度讲,日本传统建筑的审美崇尚“阴翳”与“幽玄”,而“缘侧”出檐深远,即使在白天,檐下阴影在立面效果上仍占具很大成分。这些效果正是在黑暗和光明的边界上赋予物质形体以及精神。从宗教角度讲,日本在佛教传入时还处于古坟文化时期,所以佛教必然产生具有主导和控制性的影响。所谓的“余情”“幽玄”“寂”“陀”等审美形态无不是受到禅理的影响。具体到建筑就是营造空灵、闲寂的静谧空间,而这种空间要求的是黯淡平和,而非一个泛光的世界。这也是“缘侧”在室内外过渡中营造的氛围。从文化的角度讲,缘侧的灰色气质影印着日本文化的灰色基调,这种“灰”的属性在很多艺术中以相同的意匠营造。例如,缘侧似于世阿弥所创的“能”剧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静隙”,同时,它也似于中日水墨绘画中的“余白”。由“缘侧”所影射到的相关文化内涵有很多,但大多是具有非理性因素的灰色域文化概念。 总而言之,“缘侧”是一个具有“静”的特质的过渡空间。在这里,光作为运动的载体之一,在非泛光的空间状态下,让人体味运动的间歇,感受变化瞬间的定格,认知物体的真实存在。它正是让人的精神从有限的小空间延展至无限大宇宙的精神导体。所以,在日本现代建筑中,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独特的空间,这些空间并非功能需要,而是建筑师给使用者冥想,发掘内心世界,体验精神快感的“安静”空间,它们可能是长长的坡道,也可能是凹入墙体的小室或某个被隔离的场所。这正是“缘侧”精神内涵的部分延展。虽然它们没有以原形嵌入现代设计中,但通过领会其“静、寂、幽”的精神,部分或完整地表达了原有的精神构架。在形式的继承上,如中廊下型住宅,继承并改善了“缘侧”的形式,将共用的“缘侧”分配于各个房间,很好地适应了现代生活。在精神的继承上,如黑川纪章的“无”和“中间领域”两个设计概念。在艺兰斋美术馆的入口设计中,长长的顶板让人有一种既室内又室外的错觉,也许他正是追求这种感觉上的模糊性,这也正是“缘侧”空间的“中间属性”的继承。其实,实现一种传统精神的继承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如安藤的住吉长屋,虽然在70年代住宅同周边环境关系趋于封闭的背景下,形式上看来是拒绝外部环境,并不像“缘侧”一样温柔地接受外部空间,但它却具有“缘侧”精神的空间——由墙和两侧的屋室围合成的内庭,上空被二层的过桥打破,自然光将过桥的阴影静静影射在地面和墙壁上,朝暮变换,四季轮回均可体味。空间材质与形式的极端简约,让主人可以在进行家庭活动的同时也注重内心情感,感受超脱和静寂的心理需求而非形式本身——这也正是“缘侧”精神的表达。也许,我们继承了感觉或者精神,我们就真正继承了传统。正是这些感性的人们将这块用以享受精神的方寸之地留了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将自身精神以抽象方式传达还较为陌生。 二、对比手法的传承 如果说对比、决裂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传承的话,大家首先想到的必是著名的巴黎卢浮宫美术馆。1984年1月23日,贝氏在法国文化部首度向历史纪念委员会简报计划案,当时的反对浪潮甚至让翻译几乎为之落泪而无法工作。后来《LeMonde》报、《费加洛报》等大媒体均对贝氏的玻璃金字塔不以为然,根据《费加洛报》的民意调查,90%的民众反对此做法。而今天,历史证明,“贝氏成功地改变了卢浮宫的命运,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美术馆正如埃菲尔铁塔的际遇,从当初大家反对到如今倍受爱戴,贝氏为巴黎创造了新的文化标志”中国国家大剧院亦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同时在整体上关注了环境,没有压倒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建筑物。国家大剧院确实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是个推动,同时也给国内建筑设计体制、方法带来了有益的冲击,而且从政治角度来看,它也是成功的。但北京,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而现在看来,新的一些现代建筑并没有与传统建筑很好地形成城市肌理。在国家大剧院之后,我们又顺理成章地接受了CCTV大楼等新建筑。然而,这种对比、甚至决裂的手法并不适宜“遍地开花”。在一个城市里,这种手法多了,突兀的新建筑就像一块块“城市补丁”而显得刺眼了。传承传统建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求我们在这个高速纷繁的年代里,对文化做出标准的职业判断。而我们除了宣言式的方向指引外,更需要具体的操作手法。做好传承传统建筑文化的工作,才能让我们的建筑不再列为消费品甚至奢侈品,而是感情寄托的所在。 作者:彭鹏 封文娜 姜玉艳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的德育功能探索 教学工厂建筑是高职院校进行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重视与企业合作,实现了学校、学生与企业、员工“零距离”接触。教学工厂的出现强调职业技术教育与企业人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使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有机结合,达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创造能力。“教学工厂”是职业技术学院区别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最大特点,营造“职业”氛围,使学生身处于职业环境中学习,学生通过这种真实、紧密的接触,既可以学习到企业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了解职业规范,又使高职院校建筑文化更具有职业化、特色化。 具有服务性、实用性特征。如果说教学工厂是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的显性特征,那么,镶嵌在高职院校建筑中的教育理念则是隐性的建筑文化特色。高职院校虽然因所处区域、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办学定位、课程设置、招生就业、管理理念、队伍建设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都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设置专业。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院校建筑文化更突出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的服务性和实用性。如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以明天的科技,培训今天的学员,为未来服务”的文化墙,突显了学院办学宗旨,保证学生毕业后能快速对接真实的生产需要,强调“量身定制”服务与快速反应能力。富有特色的高职院校建筑是彰显校园文化、体现校园精神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折射出高职院校内在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气质,同时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 一 、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独特的德育优势 高职院校建筑不是一个封闭起来的外壳,而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群体。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不仅能为教学活动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环境,更能为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文化气质提供精神依托。因此,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第一,融入现代高职理念的特色建筑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占领了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职业教育,在当下中国人缺少对技术与技能的基本价值认同的影响下,仍被是看成低人一等的高等教育。这无形中给了学生一种挫败感,学生们体会不到作为天之骄子的喜悦和自豪,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受到极大影响。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的特色建筑和标志性建筑,承载着学校的文化底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自2006年以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掀起“捣墙运动”,把传统教室改造成一个集生产、研发、教学于一体的教学工厂。引企业入校,把教室变教学工厂,实现了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工作过程的无缝对接,打造出办学特色。学生们不仅在“实战”中增长了技艺,学到了真本领,提升了就业竞争力和职业素质;更在学习中深刻领悟了高职教育理念,认同高职教育,不自觉中增强了自信心和自豪感。 第二,精心设计的高职院校建筑群是学生进行人格养成的生动素材。高职院校的建筑具有形势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德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人文含量和教育功能,默默地向学生述说着学校的成长、骄傲和精神追求。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基础设施、环境布局大都经过专家指导、名家设计,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独特内涵。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软件大厦设计为“L”形,立面呈现生机勃勃的树状构图,寓意着初生和成长,展示了现代大学生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能引发学生自豪感和归宿感。学院专业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和建筑群,具有很好的宣传、标识作用,能使师生取得认同感,增加内聚力,并且时时刻刻熏陶和感染在校师生,使人感受到一种人格化的力量。它们既是校园物质文明建设的载体,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外在反映。这对学生的人格养成远远胜过空洞枯燥的说教。 第三,合理的校园规划和空间设计对学生的道德成长提供潜移默化的熏陶。建筑环境具有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去诱导一种行为倾向的功能。学生在高职院校建筑环境中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在学习着人际交往。这既是一种信息交换与传播的过程,也是交往双方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发生相互影响的过程。很多的高职院校设计便于师生直接交流的建筑空间,如在实训楼安排了各种适合师生停留、小憩、交谈、游戏的场所,并放置了舒适的座椅、沙发等小构件;在校园内的海棠园、玫瑰园、紫藤廊等校园景区旁,适当开辟一些凹形空间,围以栏杆,构成宜人的交流环境等,在这样的设计空间里便于师生之间面对面接触、交流、分享,老师的人格魅力也在悄然中传递给了学生,让学生对学校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巧妙的空间设计可以营造有归属感和亲和力的交流空间,这不仅对学生的求知解惑有重要的帮助,也对促进他们道德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校师生透过高职院校建筑这种显性的形式,能深切体会高职院校文化的隐含意义。 二、构建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德育功能新思路 高职院校是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场所。高职院校建筑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因此,新时期要打造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1.建造校园特色建筑,提升校园文化底蕴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必然体现出地域性,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质,即校园建筑注意与周围环境、区域文化的融合,追求整体校园风格及建筑物的总体轮廓之美,追求理性设计与感性认知和谐统一。淮安是总理的故乡,总理很喜欢海棠花,在他逝世后的十二年之后,他的夫人邓颖超曾写下一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海棠花祭》,以纪念她的战友、伴侣总理。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的主景区恰好有一大片海棠园,如果校园建筑景观设计中重视与地方文化资源的融合,在海棠园里设计一个大石碑,上面刻下邓颖超的《海棠花祭》,这一建筑小品必将成为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特色建筑,使学生们在欣赏海棠花美丽的同时,缅怀总理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还能够提升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底蕴,打造文化校园。 2.营造开放交流的氛围培养学生学习能力路易•康曾说过:“学校是一处适于学习的空间环境。一群人坐在树下就自己的理解进行知识的交流……”加强产学合作、促进人才产销衔接是高职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高职院校建筑的功能布局要体现校企深度融合,融入园区办学的办学理念,教学实训区、演讲交流区、研发区、学生创业区、商业区等布局既相对独立又要集中。相对独立便于各个功能区的工作、活动的开展,遇到紧急情况便于人员疏散,体现人文关怀;而相对集中是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企业人员与学院师生之间提供了一个相对集中、相对正式的交流场所,让他们在这个空间里碰撞出激情和创造的火花,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这个交流空间,并在此停留、交谈和畅想。通过强烈的环境氛围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用文化观点来提升精神层次,达到培育理想人格的目的。 3.倡导建筑环境参与,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建筑与人的行为之间有着特殊关系,建筑是人的存在的实质证明,是文化的工具。广大学生要对学校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必须了解本校独特的文化内涵。学校需要创新建筑文化教育的内容,让学生了解本校的设计理念、建筑物的功能布局,以及建筑、雕塑、厅廊阁角的寓意,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受到启迪和教育。良好的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环境对人所产生的作用,积淀为人的文化心理,形成特定的文化观念,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淮安信息职业技术曾组织师生进行海棠园景观设计,积极倡导学生参与校园建筑环境文化艺术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维护,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刻把握自然、社会、人的关系,体现建筑文化与教育的完美结合,实现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对学生的教育功能。 4.狠抓校园建筑质量,打造建筑精品工程高职院校建筑质量关系广大师生员工的安全,关系到学校的长远发展,是百年大计。而且学生的行为心理与建筑形式、建筑空间设计有着密切关系,学校作为建设单位应该从建筑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工程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严把质量关,加大质量安全教育宣传,强化责任意识。同时,要吸收当代建筑新技术、新思想、新观念,把绿色建筑、健康建筑的设计理念融入校园建筑中来,建设美观、经济、实用的精品建筑工程。将建筑与新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成就、周围环境、人有机结合起来,打造高品质的高职院校建筑文化。享受建筑之美的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既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鼓舞,增强自信心、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又得以开拓视野、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进而继承和发扬科学精神,培养创新能力,提高人文素养。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承担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历史责任。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应远离官场、远离逐利、远离浮华、远离西化;要贴近自然、贴近生活、贴近民族、贴近传统文化,方能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 作者: 吕雪松 单位: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中原建筑文化内涵的特征探讨 文化内涵——殷商文化的“人”和“神” 殷商文化作为河南早期的文化体系,对河南建筑环境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上,是对建筑环境的一种审美观、价值观的体现,是之后具象化表现的根源。因此对两种文化的研究更多关注其主要特质,一种精神层面的把控。 所谓商文化,及殷商文化,指商王朝时期内商族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商灭夏之后至商王朝灭亡这时期内商族人创造的文化,重点指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它以今郑州、安阳地区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商代文化分为以二里岗期商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和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郑州、安阳地区属于殷商文化的中心地,自然其建筑也深受殷商文化的影响。 殷商文化具有西渐的特点,其西渐的区域是指商文化在中心地区确立以后向西方地区传播所到达的区域,包括河南西部、陕西中南部、甘肃东部等所在的区域,基本位于商王朝前期统治中心——郑州地区之西部,也是商文化传播的重要地带,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二里岗型”分布范围包括了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因此,在山东东部及陕西部分地区的建筑形式与河南西部地区的建筑形式具有一定的相似和传承性,其聚落民居的形式也最具地域文化的展示性。 神权独尊和“征服自然” 殷商文化具有很强的原始宗教性和娱乐性,尚武“征服自然”,以祭祀等功能的场所为居住中心。在其宗教观念中,除具有原始宗教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如鸟崇拜、山崇拜、太阳崇拜、桑林崇拜等,这使其成为原始社会众多地域文化中别具一格的文化。殷商的直接统治区,随着郑州和安阳等中心地域从豫东到沂泰山区一代,对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等建筑形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殷商人的思想观念中,帝王宗教观是一元的,先王和帝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中。因此,祖先神和天神,人和神灵,在殷商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通过商族的祭祀歌诗《商颂》,我们也可看出商族子民对上帝的绝对宗教性,注重在建筑格局上面,更注重中心建筑群的集中,将祭祀、拜祖等功能的祠堂、寺院等建立在建筑群的中心,作为所有原著居民的思想活动中心,在建筑布局上充分表现,体现出“重神道、轻人事”商人宗教思想的特征,体现出一种商人隆祭祀、盛巫风的宗教迷狂以及带有原始意味的尚武尚勇的精神。 在出土的众多器皿中,其桑树、太阳鸟、山体等形象的符号常出现,特别是商人一起祭祀的场面也被工匠以极为概括的手法描绘出来,人们热情奔放、鲜亮艳丽的画面被符号化记录,并发展为不同形式的语言使用在建筑构件和建筑纹样、建筑色彩上,重赭石的厚重色彩代表了对大地的臣服和对火及生命的渴望。 农耕文化和“天人和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时期农耕的兴起和发展,确定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固定,选址对风水的注重,祈求风调雨顺以得来年庄家的好收成,人们居住的场所和建筑形式等方面自然注重“天人和谐”。这从夏、商、周三代文化的表现上均可窥视一二。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一类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以农耕为主要生业,以粟黍为主要作物,衣料所知的有麻丝,房基的构造都是规矩型,以长方形和方形见多,坐北朝南。 商代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由游牧等最原始的自由生活状态转变为以农耕为核心的固定文明的稳定生活状态,农耕的生活方式必然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所有的生活、经济、政治等活动均以土地为中心,建筑形式逐渐规模化、中心化。黄河流域的居住形式从穴居到半穴居,进而发展为地面建筑。农耕文化使人们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聚落多分布在近水的台地上,主要建筑形式为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圆形或方形房子。河南安阳后岗、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等具有体现。建筑环境也更加科学和合理,如确定了坐北朝南的建筑坐向和横向为主的建筑形式等,建筑布局已逐渐由散落的自由形制逐渐发展到规矩化、条理化、中心化的聚落群体。 崇尚自然宗法的和谐观 殷商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和“神”关系的转变和发展体现,一种人和自然地关系,从“征服自然”到“天人和谐”的过程,对以郑州、安阳以及河南西部为核心的河南建筑环境具有地域性的“无意识”影响。殷商文化在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属于早起阶段,孕育了中原文化本质特点,对河南人的营造意识和审美有着深远坚固的影响,注重“崇尚自然”、“师法自然”,在美学、科学、伦理学、精神学和哲学上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河南传统聚落是一个崇高自然的大系统,建筑作为防御与适应自然的物,要求征服自然,但更重视自然。河南传统聚落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是中原地域性建筑文化内涵的精髓和浓缩,它所体现的和谐相生的观念正是当今社会巨变中人们所追求的自然和谐。其主要表现为:从强调“生存竞争”、“天人相抗”转向注重生态平衡,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极力倡导物质文明进而重视内在精神的满足,以求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从绝对尊重个性自由,个人与社会相抗衡,转为个人与群体相协调;从直线式的进化观转向螺旋式的发展观。 本文作者:杨亚楠 单位:郑州黄河科技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图书馆建筑文化国内外比对 作者:何素梅 单位: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 图书馆建筑是典型的文化建筑,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图书馆建筑的历史悠长久远,它们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图书馆服务与管理模式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单一到复杂多元,由封闭到开放,逐步变迁的过程。 一、图书馆建筑文化理念 图书馆建筑文化涉及图书馆文化理念及建筑理念。图书馆是收藏文献、服务读者的空间载体,其建筑思路是依图书馆的使用需求而设定的,从这一点来说,图书馆建筑文化与图书馆文化本身有着很大的联系。随着人们对图书馆职能、服务对象等方面的理解与要求的变化,图书馆建设也相应地做出调整。图书馆建筑文化具有文化性、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每座图书馆建筑各有其个体特征,折射着某一时代、地域的特性,彰显着某种设计理念,反映着某类服务管理模式。也正因如此,导致了中、西图书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下,具有不同的建筑馆舍文化底蕴。 二、教化韵味下功能单一的中西古代图书馆建筑文化 一般而言,图书馆的建筑模式、内部布局依图书馆服务功能、服务方式、发挥的社会功效而定。纵观中国图书馆建筑发展史,在19世纪西方图书馆建筑思潮西学东渐之前,皇家藏书楼式的建筑主体,对历代各类藏书楼的建筑风格起着示范作用。中国古代藏书楼“以书为本,以藏为主”的藏书理念决定了图书馆建筑面积较小、结构简单、功能单一。作为一种文化,在其建筑实体等物质表现形式下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品德,体现了中国广大文人学者崇尚知识、富民强国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古代中国藏书文化的实质所在。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精神上钳制民众,造就了具有教化韵味的藏书文化。正是这种教化类型的藏书文化,对图书馆建筑型制、馆址的选择、馆内空间细节处理以及其形态、比例、色彩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藏书文化的教化时代,藏书楼往往被看成是上层贵族、文人墨客寻找精神家园的场所,是求学治学的清静之地,容不得充满“-铜臭味”的钱庄、饭庄等商业场所靠近它。因此,秦、汉以后古代中国的藏书楼建筑设计,都比较注重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强调藏书楼与自然的有机结合。所以,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建筑往往与宫殿、园林、寺院、书院、私宅等建筑融为一体,园馆相依,山水相映,环境优美,幽静宜人。其结构小巧玲珑、雕饰古香古色、庭院峰回路转,成为中国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藏馆至今让人流连忘返。而在西方,书报审查的历史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长久,特别是中世纪,统治者以宗教裁判为手段镇压异端思想,扼杀信仰自由、科学研究的例子数不胜数。于是,文艺复兴前西方的图书馆建筑形式,从希腊化时期最典型的图书馆建筑模式——拍加马图书馆建筑,到古罗马同神庙毗连的宏伟的公共图书馆建筑,再到黑暗的中世纪以收藏基督教书籍为主、规模极小、没有阅览室等设备的修道院图书馆或大教堂藏书,及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图书馆,其建筑型制基本与中国古代藏书楼相仿,主要功能也是收藏和保存文献资料,并且只供上层贵族阶级等少数人阅览,呈现出封闭性和保守性。 由于图书馆功能单一,所以其建筑结构也相对简单。中世纪后期,西方大学图书馆建筑出现了“链子图书馆”建筑(将珍贵图书用锁链牵在书桌上,因此而得名)和“读经台式”的阅览环境(当时的阅读书桌颇像修道院的读经台,因此而得名),这是当时盛行的阅览和保管图书的办法。西方古代图书馆,有的似乎是皇帝出资建造的,有的可能是富人赠献的,尽管它的藏书并不全是宗教书籍,但用于藏书的图书馆紧靠着神殿或附设在神庙内部,这也是西方古代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之一。神庙当然是壮丽豪华的建筑物,因此,图书馆作为它的连接或内设部分,自然也是一所宏伟的建筑。有的图书馆馆外有壮丽的圆柱,门上装饰着各种雕刻。馆内则设有阅览厅,也有柱廊。柱廊是供读者读书、讨论问题的地方。大部分图书馆的正厅安置着神的雕像,周围一般还放着著名学者和作家的雕像或碑文等,正厅馆内还有许多绘画和其他豪华装饰品。另外,馆内还有剧场、会堂和讲演厅,在讲演厅里可以朗读一些作家的作品。有的还设有大浴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图书馆更近似富豪们的俱乐部。 三、由教化韵味向消费韵味过渡的藏阅分隔的 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随着近代图书馆建筑文化的西学东渐,中国古代藏书楼建筑文化模式被打破了,它具体体现为:将图书馆“藏、借、阅”功能明确分开布置,大部分采取阅览室在前、书库在后或居于中心部位,外借出纳居于其间或其后的布局。这一布局,在当时较好地满足了闭架阅览及管理的使用要求。该时期图书馆的建筑形状相对简单,多缺少变化,基本呈现为“T”、“工”、“一”、“王”、“山”、“日”、“出”、“田”等字型,造型较为呆板,相互雷同,缺乏个性。另外,由于各部分功能固定,阅览室与书库往来联系不便,难以灵活调整使用。而在西方,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启蒙运动的兴起,图书馆在设计建造上开始重视人与活动空间的关系,注重馆内装饰,强调设备与学术研究场所的气氛相互吻合,文艺复兴的时代气息在图书馆建筑上充分表现出来。其时,许多人文主义者主张“开放”图书馆,一些私人图书馆也逐渐向公众开放。虽然当时的图书馆使用者还局限于知识分子上层,是知识分子交流思想、寻求美的享受的场所。 但比较起来,这一现象同藏书楼式的修道院图书馆有了很大的区别,已由单纯地“保存书籍”向有效地“利用书籍”迈进了一步。随着印刷图书的大量出现,以及当时君主、诸侯们对巴罗克艺术的狂热追求,十六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图书馆建筑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锁藏图书”阅览室被空间宽敞、可供阅览者随意走动,酷似宫殿的“大厅图书馆”所替代,“读经台式”的书籍放置办法逐渐被“墙壁式”放置方式所取代,即在图书馆内大厅周围的墙壁上排列书架,出现了书库,这在图书的收藏、借阅、馆舍结构等方面都是一大进步。但这时的图书馆仍带有浓厚的陈列馆色彩,还不是一所纯粹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1853年,帕尼齐打破了以往图书馆结构,将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和书库隔开,书库首次使用铁制书架,两排书架背靠背并排摆放,书库各层的高度被降低了,最高一层的图书用小梯子就可以取放。由此,图书馆建筑向现代化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不列颠博物馆圆顶阅览室也因此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绝佳场所,一百多年来无以计数的国内外学者在这里成就了他们的研究事业。图书馆建筑按闭架管理要求设计布局,将阅览室和书库分开,适应了图书馆由收藏保管文献功能向社会服务功能转变的需求,逐步形成了集藏书、教育功能于一体,藏、阅分隔的近代图书馆建筑模式。 四、消费共享韵味下藏、借、阅一体的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 (一)建筑文化之大同 几千年的图书馆史是图书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随着几千年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成熟,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以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图书资源必须共享的思想逐步形成,由此产生了消费、共享环境下的图书馆建筑文化。这种图书馆建筑文化,遵循形式服从功能的理念,从满足图书馆组织结构、业务需求的角度对其进行设计建造。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模数式图书馆建筑模式应运而生,它广泛采用敞开式、大厅式大开间格局,能在一个较大空间内实现藏、借、阅、管四大功能。它独特的建筑结构,使其可在一个平面层内自由调整各房间的面积、形状和空间,具有高度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可塑性。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模数式图书馆。到80年代末期,国内出现了一批高标准、高技术、较为先进的现代化图书馆,馆内采用连续开敞的大空间,减少固定隔墙,全馆或局部统一柱网、层高、荷载,尽量增加布局的灵活性,以适应未来变化调整的需要。有些则在全面开架的条件下,把总出纳台、咨询台放在门厅内。空间格局则以文献信息的利用为中心,平面布局灵活多变,不再拘泥于陈规旧套,实现了同一空间内“阅、藏、借、查、咨、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使中国图书馆建筑置身于国际先进水平之列。最近几年,在图书馆网络化发展的趋势下,图书馆建筑模式也从集中向分布转变,图书馆的功能也分化为前台服务和后台服务两方面。中国一些大型图书馆新馆建设也已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建筑中充分运用了计算机网络、空气温湿度调节器、自动化安全防护监控设备等智能化建筑技术,采用多种手段保存文献。在“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指导下,图书馆建筑理念更倾向于人性化,本着“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为读者创造舒适、宁静、优雅的阅读环境,同时为馆员创造方便、舒适、高效的工作条件。至此,中国图书馆实现了由单纯的物用功能向调节读者情绪、满足读者心理需求的功能转化。西方图书馆近年来在建筑设计上提倡人文关怀、生态环保,出现了高技术、高标准、智能化的趋势。它将建筑环境艺术和先进电子技术相互融合,通过对设备的自动监控,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使整个建筑的设施配备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看出,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发展到后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趋同,中国图书馆建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的渗入,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相互影响、融合的程度必将不断加深。 (二)建筑位置之小异 图书馆于城市,是文化的标志,反映一个城市的品位。图书馆于市民,是知识的海洋,精神的家园。图书馆规模不断扩大,开放程度不断增强,管理技术不断提高,读者阶层便会不断增多,人们逐渐进入了藏书文化的消费共享韵味时代。从图书馆建筑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一时代中、西公共图书馆大同小异。所谓大同,是指中外公共图书馆大都建造在城市里。馆址通常选在人口比较密集,交通便利的地方。其环境都比较开阔,内部装饰效果多具生活气息,阅览环境普遍比较淡雅。至于小异,表现为在欧美国家,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图书馆紧密相联,先有图书馆,后有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围绕着图书馆发展,或者是图书馆选择在商业中心建立,做到跟着商业中心走。而在我国的许多城市里,图书馆的建立时间要远远晚于城市建立的时间,并且图书馆建立后也没有出现围绕图书馆而形成的商业中心。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西方人认为,一座城市的中心不仅应该具有商业功能,而且应该具有文化功能。而图书馆恰好具备了这种文化功能,可以作为城市和商业发展的营养源泉。反过来,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发展,又会同时促进和推动图书馆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不可分割。而在中国,自古至今,都习惯于把文化与商业相对立、容易受到“重农轻商”-、“学而优则仕”等潜意识的影响。所以,中国许多公共图书馆在选择馆址时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选择商业中心,都有意无意地避开商业中心,选择远离闹市的清静幽雅之地或依高等学府而建,成为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点缀。当今社会,我们应该认识到,商业中心是汇聚各色人等的一个重要场所。把公共图书馆建设在商业中心,才有利于丰富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够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效能和作用,使资源利用最大化。同时,从宏观上看,公共图书馆建在城市商业中心,有利于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和完善的今天,在“以人为本”的图书馆服务理念下,我们不但要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图书馆建设的先进经验,更要与时俱进,摈弃固有思想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让公共图书馆发挥更大的功效。 五、结语 我国图书馆建筑是历史的见证,中华民族文明的结晶。继承历史的优良传统,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不临摹、堆砌西方某种“主义”,建造出现代感强、功能好、技术新的图书馆建筑,充分传达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涵义,才是图书馆建筑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最佳契合点。我们相信,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正不断创造着璀璨的图书馆建筑文化,这种建筑文化必将达到更高的境界,在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建筑文化论文:现代建筑设计地域建筑文化再生浅谈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水平也获得了很大提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全球化给建筑领域带来了新技术和新材料,以及先进的设计理念,对地域建筑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地域传统建筑文化逐步被商业文化所淹没,建筑的民族性被建筑的“国际性”所取代,作为城市和建筑个性的地域文化特征有逐渐衰落和消失的危险。因此,针对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在建筑设计创作领域,通过对地域建筑文化进行总结和归纳研究,创造出符合各民族人民审美和生活习惯的现代地域建筑,是建筑师在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的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一项工作。 一、地域建筑文化 “文化”一词至今未有确切的定义;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地域建筑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与其地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形成特定关系,并体现地域基本特征的建筑。地域建筑文化正是这种地域生活方式和文化在建筑中的反映,它具有时空性和地域特征,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其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它们根植于当地人民的生活之中,数不尽也道不完,正是它们孕育了本地区的建筑文化与特有的“场所精神”。 二、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 传统建筑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建筑文化遗产,是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每当人们置身于历史街区或传统村落时,总会觉得非常亲切和温暖,被那些充满生活情趣的场景所打动,这种强烈的场所感正是由生活在特定的地域街区、建筑和广场中的人群,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长期积累发展而来,并形成特定的地域建筑文化环境。它不仅是社会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也是精神文明的一种反映,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是人们认同和依恋的生活场所。经济全球化在加速了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导致了建筑文化的全球化,对地域建筑文化产生了猛烈冲击,使得民族和地域文化失去了归属感和凝聚力,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发展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在建筑设计创作中如何辨证地对待“地域性”与“现代”的问题,如何传承和发展地域传统建筑文化,使其得以再生,已成为促进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1.地域建筑的适应性 传统地域性建筑历经几千年的沉积,发展到今天,仍然不失其魅力,最主要的因素是其对于地域的适应性。建筑师在进行地域建筑设计创作时,必须对传统地域建筑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了解其存在的独特价值。 (1)对地域自然环境的适应性 由于建筑所处的地域的不同,其地形、地貌等自然生态条件也不同,这就要求建筑必须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形式。 (2)对地域经济技术的适应性 地域建筑总是适应当地的经济条件的,并采用与地域相适应的建造技术及地方性建筑材料,形成一套比较生态的建筑技术。 (3)对地域文化的适应性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现象和产物,是不同地域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要素的综合体,理应具有鲜明的时空和地域特征,这是不同地域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必然反映。因此,地域建筑必须适应特定地域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才能形成有特色的地域建筑文化。 2.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策略 新形势下,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不仅仅是对传统建筑的简单模仿与复制,还包括保护、传承与创新等多个层面。面对新的创作环境和要求,建筑师不能一味地接受西方的建筑风格和技术,要理性地学习各个国家优秀的建筑文化,同时注意挖掘地域传统建筑文化,保护优秀地域建筑文化,将它们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既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也要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增强人们对地域文化特色的认同,创新地域建筑文化特色。设计者在创作建筑设计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策略进行地域建筑的再生。 (1)传统地域建筑造型的模仿 传统地域建筑都有一些代表当地建筑文化的显著的外观造型特征和当地特有的建筑细部构件,设计者在创作现代建筑设计时,应将这些重要的地域建筑造型和细部构件在现代建筑中重现,再现传统建筑的造型特征,使现代建筑造型具有传统地域建筑的风格和空间形式。例如,传统建筑坡屋顶、青砖灰瓦等在现代建筑中的运用,这在各地古建筑保护中是常用的手法。 (2)传统地域建筑符号的再现 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这些人类文化的具体精神形式均统归于符号的范畴④。建筑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正是通过符号来表达地域文化的。设计者对具有文化特征的建筑符号进行提取、总结,将其具化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形符号,进而成为地域建筑文化的象征符号,并作为传承地域文化的载体,结合新的建筑技术与材料,在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加以运用,使这些融入了地域建筑符号的新式建筑成为城市空间环境的组成,营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 (3)传统地域建筑符号的抽象变异 传统地域建筑空间及其特征构件是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蕴育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传统建筑空间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一些建筑构件也已经不具有当初的功能,新型建筑材料及建造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传统建造技术的更新。因此,建筑师在建筑设计创作时必须要认真研究传统地域建筑符号,对其进行抽象变异,运用新材料与新技术对地域建筑进行再设计,创作的新建筑不仅具有现代化的特点,而且具有浓郁的地域建筑文化特色。 (4)地域建筑材料与技术的现代更新 设计者在创作现代建筑设计时,不仅要关注地域传统建筑的外观符号元素,还要了解这些符号与地域建筑材料与技术的内在联系。传统建筑材料及技术许多都是低级的,现代社会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短缺,能使用的原材料太少,且价格昂贵。因此,采用现代材料与技术来再现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符号,不仅可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要求,还能创新建筑空间与造型。除此以外,设计者还要注意节能环保材料的运用,不但要再现传统建筑意境,还应满足生活、工作的舒适度。 3.地域建筑文化再生的原则 在现代地域建筑再生创作中,除了要注意的设计策略的应用外,还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把握地域建筑特色,延续传统地域文化的原则; (2)坚持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建筑创作原则; (3)基于新技术的地域建筑意境再现原则。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城市中充斥各种现代风格、欧陆风格的建筑,传统地域建筑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各种破坏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说到底是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因此,建筑师在设计现代建筑创作时必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真正深入研究地域历史文化,总结地域建筑经验,并用来指导现代城市建设与建筑创作,充分利用地域建筑文化遗产的作用,使中国的现代建筑创作与城市文化走向地域特色发展之路。 作者:胡海洪 丁晓红 单位:淮阴工学院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药院校研究生带教的体会与思考 摘 要:本文就当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问题,概括了研究生带教的几点体会与思考,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提高带教水平;研究生要尽早进入实验室;靠前指导;鼓励与督促;科研氛围。 关键词:研究生带教;体会;思考 1.明确导师职责,提高带教水平 为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我国从2009年开始全面推行以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导师负责制的提出是进一步强化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强化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责任和赋予导师培养研究生更多的相关权利。在培养研究生的整个过程中,导师自始至终提供全面的指导和管理。 研究生一般是在导师提供的硬件条件和工作基础上进行创新研究的,他们的科研思维和学术成果的水平和层次很大程度上与导师的科研视野和水平有关,所以,要想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导师必须不断学习,持续更新知识结构,确保始终能处于学术前沿位置。 同时,导师的人生态度、道德修养、学术精神等对研究生的品行养成和学术道德也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导师应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关心和尊重学生,以身作则,用自身的学识水平去影响学生,规范和引导学生成人成才。 2.抓紧时间,尽早进入实验室 《江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培养大纲》的要求如下:第一年是理论学习,第二年是科研实践,第三年主要是完成学位论文(3月中旬前提交论文,5月中旬答辩)。因此,研究生真正用于科研的时间不是很充足。个人认为,这个大纲与当前的导师负责制的要求有一定距离。 我根据自己攻读研究生的经验认为,我要求我带领的所有研究生从第一学期开始就进入实验室学习,一些研究生甚至在考研结束后就进入了本实验室。本实验室的研究生第一学期要熟练掌握基本实验技能,如基本的动物实验操作、色谱分析仪器的操作。同时,根据研究生的专业特点安排其科研任务,我会对将要进行的课题进行讲解,让他们熟悉理解,尽早进入角色。 这些年来,本实验室的研究生多在一年级,最迟的在第一年的暑假就开始了课题研究,在第五学期的12月份开始着手写作毕业论文。由于实验时间充分,实验内容丰富,论文都顺利通过答辩,其中一个学生获得了江西省政府奖学金。 3.靠前指导,培训学生的科研技能 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实验室,或了解实验进程,或探讨实验问题,或安排后续实验。对于新的实验方法和内容,我首先为研究生提供初步的实验方案,让他们理解并补充,然后一起完善。新的实验操作,一般我会亲自示范讲解。做完第一批实验,实验现象要及时记录、分析,实验结果要及时整理。每周一次讨论会,研究生轮流做文献和实验汇报。每个学年,我会做一次文献检索、论文写作报告。 每个研究生的第一篇科研论文,我会从文献应用、论文构成、图表制作、格式等方面给予指导,并和学生一起讨论、多次修改直至成稿。学位论文我一般会给他们拟定标题、提纲,从初稿到终稿,我会对语言、内容、格式等进行检查,帮他们把关。学位论文盲审制度后,本实验室的毕业论文全部以较高分数通过。 4.鼓励督促,培养勤奋踏实的科研精神 人都是有惰性的,我的办法是:鼓励加督促。首先是精神鼓励,我常用我导师勉励我们的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来激励他们。鼓励,也包含物质奖励,研究生劳务费我会适当多给,鼓励他们节假日包括暑假留在实验室,多做实验。 作为科研为主岗的老师,我每天都有充足的时间去实验室。除和研究生一起做实验室、开讨论会外,我会不定期地去实验室检查他们的实验情况。此外,我还经常通过电话、QQ、微信等通信手段了解他们的情况。 5.团结互助,保持好的科研气氛 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是一个实验室或课题组顺利实验的基础和保障。我们的很多实验内容,都需要2个以上的研究生合作承担才能完成。除平时的实验、学术交流外,课题组在节假日常会安排聚餐等集体活动。个别学生遇到家庭、生活难题时,大家会一起想办法。目前,本实验室基本有了传、帮、带的好传统。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院校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创新与实践 摘要:中医院校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例,从中医院校运动医学研究方向凝练、学制安排、培养模式创新、课程体系优化、考核制度执行和学位论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为创新和实践中医院校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提出了相关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中医院校;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广州中医药大学 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运动医学在逐渐普及的基础上不断提高,1981年以后,北京大学医学部(原北京医科大学)、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国家体委科研所、中山大学医学院(原中山医科大学)等一大批高等院校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运动医学硕士或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培养了大批运动医学及相关领域的高级人才[1]。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了《关于下达2010年审核增列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名单的通知》(学位[2011]8号),广州中医药大学作为首批获得运动医学硕士授权点的中医院校,一直重视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本文从中医院校运动医学学科专业特点着手,以广州中医药大学运动医学科学学位研究生培养为例,从培养模式、课程教学、科研与临床实践以及学位论文要求等几个方面,探索与实践运动医学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思路与方法。 一、中医院校运动医学专业特色与研究生培养目标定位 运动医学学科的范畴主要包括运动医务监督、运动性疾病防治、运动营养、运动创伤防治和体疗康复等[2]。但和西医院校相比,中医院校所开设的运动医学应该具有如下特点:依托中医药领域的优势资源,凸显“中西医结合,医体渗透”的专业特色,形成以系统学习运动医学理论体系为主,中医与西医、中医与体育有机结合,极富中国特色的运动医学理论和实践体系。在中医院校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定位时,必须注意培养能够适应运动医学、中医学科学进步和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掌握坚实的运动医学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能应用中医药学方法技术从事运动医学科学研究或临床工作的,树立牢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和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科学道德、合作精神和交流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二、中医院校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划的主要问题 1.缺乏专业特色。中医院校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目前没有统一认可的现行模式,各院校在专业定位上并没有充分体现出中医药特色,也没有开辟出适应各地域经济结构调整的运动医学专业方向。高等中医药院校运动医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如何彰显“中西医结合、医体渗透”的特色,将是改革和实践的重点。 2.专业课程体系不够科学。中医院校培养的运动医学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不仅要求掌握运动人体规律,而且要求熟知相关医学、中医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因此如何合理的安排医学类与运动类、西医类和中医药类的专业课程比例,丰富研究方向、个性化培养方案,直接影响到培养目标的实现和培养质量的保障,也是改革和实践的核心问题。 3.培养平台和培养途径单一。在目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版)》要求“2015年1月1日以后入学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其研究生学历不作为报考各类别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和《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3〕56号)要求“2015年各省(区、市)全面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所有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规定对中医院校运动医学科学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前提,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搭建联合培养平台,拓宽培养途径,健全培养机制,以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 三、广州中医药大学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创新与实践 1.凝练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研究方向。和西医院校、体育院校的运动医学研究方向比较,广州中医药大学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研究方向更具有中医药特色:第一,突出了中医骨伤的传统特色和优势,包括关节软骨、骨的应力性损伤、骨骺损伤等运动性损伤的中医药治疗与康复;第二,慢性运动性病症中医药防治的特色与优势研究,包括运动性疲劳、运动性免疫低下和女运动三联征等病症;第三,包括糖尿病、骨质疏松、高血压等疾病的运动疗法研究,尤其注重中国传统体育的医疗保健功效研究。 2.学制安排和培养模式创新。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学年为3年,原则上用0.5学年的时间完成课程学习,用1.5学年完成临床实习实践,用1学年进行科研训练并完成硕士学位论文。为避免导师个人研究方向的局限,采取导师负责、导师组集体培养和院外专家指导三者相结合的培养方式,院外专家包括临床相关科室(如运动创伤、骨伤、外科、针灸和康复等)、体育和师范院校运动人体科学等学科的专家,充分发挥导师、导师组、专家和硕士研究生多方的积极性,开展高水平教学、科研与临床工作,注重研究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培养硕士研究生从事教学、科研及临床工作的能力,要求研究生在学期间进行一定时间的教学实践,参加以运动损伤和康复科室为主的临床实习实践,参与导师组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学校组织的相关学术活动。 3.突出中医药优势,优化课程体系。现有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程、指定选修课程、选修课和学术讲座四个模块,极富中医药特色的课程包括中医诊断学研究进展、养生本草、内经选读、体质学说与中医临床、针灸临床与基础研究等。同时不断优化课程体系,逐步打破学科和院系之间的壁垒,把骨伤科、外科和运动医学等学科及其师资力量整合,逐步增设了中医骨伤科学、中医外科学、西医外科学、运动医学等课程,供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选课[3]。为了强化学生的科研能力和素养,注意将现代生物医学实验新技术、国内外运动训练科学化等新内容纳入到运动医学课程内容和学术讲座中,增加了运动医学的现状与发展、运动专项训练与医务监督等前沿课程,并且定期邀请专家进行学术讲座。 4.严格执行考核制度。形成了课程考核、中期考核和临床考核等三方面的完备的考核制度。其中课程考核规定,凡是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学习科目,都必须进行考核(分考试和考查,考查一般为专题论文的形式),考核时注意将课程基本理论、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和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核有机结合。中期考核规定,在研究生二年级下学期中期阶段,由考核小组主持进行包括思想品德和业务素质(着重学生运动医学专业科研能力的考核)在内的全面考核。临床实践考核由学生实习所在单位(主要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三所直属的附属医院)临床科室安排,导师、导师组和研究生管理人员定期进行情况了解。 5.从多环节规范学位论文管理。在论文选题与文献综述撰写阶段,主要在导师指导下,结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科研项目,面向社会及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选择相关课题研究,要求研究生针对研究课题查阅相关文献、收集资料,了解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动态,独立撰写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在开题报告阶段,依据广州中医药大学关于研究生开题报告和学位论文管理的相关要求进行,由二级学院组织专家对研究生的选题进行论证,专家组必须有一名校外专家。在学位论文撰写阶段,主要由导师指导,要求论文专业规范,研究成果应具有科学性、创新性或新见解。在学位论文评审、答辩和学位授予阶段,首先由图书馆,再按照大学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的相关要求进行盲审抽查、专家评审等环节,再由二级学院按照大学要求组织论文答辩,最后提交大学学位委员会授予学位(课程考试合格,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四、总结与展望 广州中医药大学体育健康学院运动医学硕士点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临床医学项下的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运动医学为新成立学科,主要研究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医学问题,运用医学、中医药学的技术和知识防治运动损伤、运动性病症,并研究慢性病的运动疗法,以达到增强人民体质、保障运动员身体健康的目的。经过多年发展,运动医学硕士点建设已初见成效,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研究方向,导师负责、导师组集体培养和院外专家指导三者相结合的培养方式,逐步优化了课程体系,课程考核、中期考核和临床考核等三方面完备的考核体系以及多环节的学位论文管理制度。但鉴于发展建设本身具有阶段性的特点,目前在运动医学硕士点建设中依旧存在着培养平台和培养途径相对单一的问题,尤其是如何按照《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版)》和《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在培养方案的修订和实施中如何充分弥补科学学位研究生无法规培、本科非临床医学学生无法报考执业医师等局限,将是下一步改革实践的重点。因此,必须结合社会需要,进一步整合中医院校的中医药优势资源,与附属医院(尤其是非直属的西医院)、研究所、相关企业(如健身康复机构)进行深度合作,逐步开辟校企结合的培养途径,共同搭建运动医学特色项目建设平台。而目前广州中医药大学在中医药抗运动疲劳、中医药对运动损伤的防治、运动(尤其是传统保健体育)与治未病、运动训练与健身的医务监督等方面都具备了较好的基础,下一步可以考虑积极构建相关平台为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服务。 中医研究生论文:对中医研究生教育的体会及思考 摘要:就中医研究生的生源、现状、师资、创新、现代化等几个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体会及思考。 关键词:中医研究生;教育;思考 中医研究生教育是我国中医学教育机构中较高层次的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中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任,中医研究生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我国中医学事业的长远发展,所以如何培养和造就高层次中医高层次人才一直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作为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对中医研究生教育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和思考。 一、中医研究生教育的不断扩招是否影响了生源质量 中医研究生教育已经开展三十余载,面对日新月异的知识更新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中医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为了适应国家对新世纪中医人才的需求,中医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招生数目逐年增加。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研究生报考除2008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均呈上升趋势,研究生的录取数量也是逐年增加的,为了鼓励考生报考中医研究生,很多中医专业开始作为研究生招生时的照顾专业,录取分数低,对中医类研究生的招收条件逐渐放低。为了更好培养中医高素质人才,对中医研究生人才选拔采取鼓励和政策性偏向,是否会降低中医人才素质呢?我们知道中医的深造需要有扎实的中医基本理论、对中医经典的研读以及过硬的临床技能等,但是我们所招收的中医研究生很多是达不到这种要求的,如果再降低选拔标准是否会更加影响生源素质呢?当然研究生的素质不能仅仅从这一方面来衡量,希望从这一角度能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 二、中医研究生现状的思考 当前不断增加的中医研究生群体中,也正弥漫着不少功利、浮躁、应付的学风。有些同学说学中医的毕业太难找工作了,读研究生就是为了一个高学历,为了一张文凭,将来找一个好的工作;也有一些同学说看大家都在考,自己也就考了,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读;也有一些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他们有部分是对现在工作不是很满意,为了拿个高学历换一份好点的工作,也有的因为学历低不好升职称;只有很少一部分同学是为了研究、提高自己,突破自己而读的研究生。自身读研究生的动机还没有清楚,何谈认识到国家培养研究生的目的呢?所以研究生群体中不乏有滥竽充数,不认真进行研究生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生课题的研究,这直接影响了国家培养中医研究生的初衷。 三、 培养中医研究生的师资力量 我们知道中医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中医研究生的培养更是不易,不仅要求学生有较高的中医素养,一个优秀的中医导师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中医研究生教育已经发展很多年,也培养出了大量有着丰富临床和科研经验的导师群体,但是导师素质毕竟参差不齐。这就导致了学生争相报考知名导师,出现扎堆效应,另一些导师却无人问津的现象。随着中医研究生的扩招,一些招生的中医药研究机构中导师数量不足,出现一个导师带多个学生的情况,也出现一些科研能力不足,还不够资格带研究生的导师带学生情况。还有就是有重要课题或经费充足的导师带的研究生会多一些机会进行实验研究,还可以参加一些有意义的学术交流会议,但是有些研究生三年足不出户,眼界不开阔,造成思维的局限性,坐井观天又何谈创新呢?所以如何进行课题及导师的分配也是培养高层次中医研究生的重要一关。 四、学中医的研究生该如何创新 中医研究生的培养不同于本科教育,培养高层次中医研究型人才是最主要的目的,因此,创新精神的培养就尤为重要了,只有不断创新,我国中医事业才能更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医学科学的变革不仅要求现代医学教育应培养出知识面宽、基础扎实、专业精通,并集预防、治疗与保健于一体的医学人才,更要培养适应性好,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新型医学科技人才,即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型人才;为适应现代医学的发展趋势,必须将教育的视野从智力领域向非智力领域扩展,更多地注重研究生思维模式的培养,更多地致力于发现和开发蕴藏在研究生身上的潜在创造品质,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1]。中医医学研究生的教育亦应该如此,但是中医也有其自身独特性。纵观历代有成就的医家,中医药研究生应该向他们学习,通晓经典,遍涉医文史哲,深究先秦诸子,宋明理学,经、史、子、集无不披览,具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再加必要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拓宽思路,引进和借鉴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从而验证中医药理论哲学基础的科学性,先验性[2]。然而有相当多的研究生连《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都读得不多,没有把中医的根留住,没有了学术的源泉,又怎能深入研究呢?所以中医研究生想要在中医方向有所创新,中医原著的研读是必修的。 五、中医现代化的思考 中医现代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一方面现代化的社会需要现代化的中医,另一方面,传统中医本身也需要现代化,以便在现代社会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3]。但是中医的现代化到底该如何实现呢?我们是否找到了实现中医现代化的真正可行之路呢?很多中医学家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如:用西医的理论去阐述中医理论,用实验的方法阐述中医的理论,用动物实验的方法验证评价中医的疗效及中西医各学科的结合等方法。这些研究及探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中医的这些研究是否完全做到了现代化呢?中医现代化的真正出路在哪里,或许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医是我国医学乃至文化的瑰宝,是我们几千年民族文化的传承;作为中医研究生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医的优势和前景,还要肩负着中医继承和发扬的重任。中医研究生的培养应努力朝着多元化发展,使中医研究生教育不断向着临床、科研、实验以及教学一体化的综合能力培养方面发展。我们也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创新,而不能一味地搞创新,求突破;对中医研究生教育的问题不断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重新探讨中医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模式,以提高中医人才的整体素质。 中医研究生论文:基于科研需求的中医院校研究生信息素养调研与分析 [摘要] 在信息化时代,研究生的信息素养是其顺利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从科研需求的角度,对中医院校在校研究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研究生在科研过程中信息需求量巨大,他们有基本的信息检索能力,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获取所需信息,信息道德水平较高;研究生信息素养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信息敏感度、参加信息交流的机会较少,通过信息检索整合知识的能力有待提高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建议在研究生阶段,开设具有中医药科研特色的信息检索课程、增强学生查找、整合信息的能力;研究生需要在科研的过程中,增加信息交流的机会,有意识提高自己检索、整合、评估、发现信息的能力。 [关键词] 研究生;信息素养;问卷调查法 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在信息化社会,信息的获取、检索、评判和利用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各个方面。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Paul・Zurkowski首次提出了“信息素养”的概念,他将信息素养定义为“人们利用信息工具和信息源获得信息的技能”。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布拉格宣言:走向信息素养社会》。认为,让人们从日新月异的信息革命中受益,信息素养的培养至关重要[1-3]。 在信息化社会中,信息变得更加丰富,获得信息更加重要,同时,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也导致获得信息的方式更加复杂。中医院校研究生作为中医药科研未来的主力军,其信息素养的水平是他们及时了解科研动态、敏感把握科学前沿、充分发挥创造能力的基础。对中医院校研究生信息素养问题进行深入的调研和分析,对于清醒认识研究生这一群体的信息素养水平、有针对性地进行信息素养相关教育有重要意义。当前对信息素养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针对具体高校研究生的信息素养进行调研分析[4-5]。第二个层面是从理论角度对研究生这一群体的信息素养问题进行讨论[6]。 研究生的主要任务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科研任务,作出科学发现。中医药领域的科研是有特殊性的,中医药科研需要的信息不仅仅包括学术期刊、现代电子图书,还包括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献[7],因此本文对研究生的信息素养的调研是建立在中医药科研能力的基础之上的,是与中医药科研有关的问题的调研分析。本文针对中医院校研究生这一特殊群体,对“研究生需要具有的信息素养是什么”、“研究生是否具有必要的的信息素养能力”、“当前学校提供的信息素养教育是否足够”、“学校应当如何为研究生提供信息素养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1 调查问卷设计 根据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通过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的5大标准和22项执行标准,结合实际情况,设计了18个选择问题[8]。问卷内容包含58个方面:①被调查者基本情况;②信息意识;③信息知识;④信息能力;⑤信息道德。基本情况包括性别、专业、年级、外文水平、是否有文章发表5个问题。 2 研究生信息素养现状分析 本次问卷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45份,其中有效问卷312份,排除问卷33份,排除标准是问卷回答不完整或者存在自相矛盾的回答,有效回收率达到89.1%(312/345)、笔者从问卷设计的5个方面探讨研究生信息素养的现状。 2.1 基本情况 本次312份有效问卷的调查对象全部是在校研究生,其中57.1%(178/312)为女性,42.9%(134/312)为男性,287位是硕士生,25位是博士生;各个年级分布均匀;有60.9%(190/312)已经通过了CET-6的考试;博士生全部有文章发表,硕士生中有70.7%(203/287)发表过文章或者已经有文章被录用。调查显示:相对本科生而言,研究生的英文水平较高,能够方便地阅读本专业的英文文献;大部分同学有文章发表或者即将发表文章,说明他们在科学研究领域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有基本的查找和阅读、分析、创造文献的能力。 2.2 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体现了人们对信息的敏感度和洞察力、判断力、对现代技术的认知力和信息需求几个方面[9-10]。传统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过分依赖教材和教师,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自主阅读文献、设计科研思路、完成科研过程、形成科研成果。 调查显示:几乎全部同学都知道要完成毕业论文,需要到图书馆和国内外电子学术数据库查找相关文献;有35.6%(111/312)的被调查者表示可以通过长期阅读同一领域网络电子文献、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在和教师、同学的学术交流中找到科研的灵感,独立自主的确定研究课题,其余的学生表示自己产生不了科研思路,需要由老师确定研究题目。以上结果表明被调查者出于研究的目的,迫切需要同领域相关文献,但对信息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一般,并不理想。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报告是个人信息表达、交流能力提高的途径,调查显示,有88.8%(277/312)的同学非常愿意或者愿意参加学术会议,但只有27.6%(86/312)的学生经常或者偶尔参加过学术会议,有17.9%(56/312)的学生在学术会议做过学术报告,在参加过学术会议的同学中有76.7%(66/86)的学生愿意利用学术会议的机会和同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交流。结果显示: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的意愿较高,但参加会议的机会不高。 2.3 信息知识 信息化时代,纸质媒介、光盘、网络等都成为获取信息的途径。调查显示,全部被调查者都表示曾经接受过信息检索方面的培训。有96.2%(300/312)的学生首选网络作为获取信息的渠道,有17.9%(56/312)的学生表示曾经进行过光盘检索;有52.9%(165/312)的学生知道如何针对不同电子数据库采用不同的检索技巧;在科研信息获取方面,100%(312/312)的学生经常或者偶尔去知网、万方、维普、超星等电子数据库查找中文文献;有28.5%(89/312)的学生经常使用国外电子资源,有27.9%(87/312)的学生偶尔检索国外电子资源,有85.9%(268/312)的学生曾经或者经常去一些中医特定网站查找中医文献。结果显示,相对于过去传统的纸质媒介,电子资源更加方便和全面,更加容易被研究生接受;由于中医药是一个基于继承的学科,对中医文献、特别是中医传统文献的查找非常常见,这是中医院校的特点;对中医研究是否会更多地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取决于各自的专业特色和导师的学科背景,总体而言,中医院校研究生对外文文献的利用率不高。 2.4 信息能力 信息能力包括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技术的利用能力[11]。有67.6%(211/312)的被调查者表示可以根据研究内容明确需要的信息;有59.6%(186/312)的被调查者能够根据信息范围找到需要的电子资源;有49.7%(155/312)的学生表示可以把检索到的信息进行梳理、组织、归纳、总结,进而发现问题,找出思路;有64.1%(200/312)的学生表示能够根据研究结果,顺利完成文献信息的生成。结果显示:作为高校学习领域的精英,研究生的网络信息的获取、组织、利用乃至于生成信息的能力较一般民众而言较高,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培训,信息获取和整理、组织、生成信息的能力尚需提高。 2.5 信息道德 信息道德是学生在信息领域的道德表现,是在信息获取、处理、利用和创造等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规范的总和。在网络上,信息道德起到信息法律无法达到的作用[12]。研究生信息道德应该放在整个社会的信息道德的基础之上,按照美国计算机伦理学会制定的“计算机伦理十诫”,从社会舆论和学校层面,教育研究生不要做出违背信息道德的事情。作为科研的主力军,研究生的信息道德更多体现在不剽窃别人的科研成果,尊重别人的科研思路,不伪造科研数据[13-14]。调查显示,被调查者都知道不应该剽窃别人的科研成果,不应该伪造科研数据,有87.8%(274/312)的学生关注过国内或者国外的科研丑闻;有85.3%(266/312)的学生表示将不会一稿多投。结果显示:研究生在主观上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违背科研道德的行为的宣传报道在研究生这一群体中的传播是广泛的,也是有效的。 3 研究生信息素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作为普通市民,信息素养可以让他们生活更加方便,做事更加快捷;作为研究生,信息素养是他们生存的必需,缺乏信息素养,他们在科研中将寸步难行。因此通过调研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针对个体的提升策略,针对学校的教学建议,是非常必要的。 中医院校正在走向综合化道路,但在研究生阶段,基本上还是以中医药及其相关专业为主。调查显示:作为研究生,他们能够在主观上认识到获取信息的重要性;他们首选网络作为信息获取的途径;经过本科教育,他们接受过基本的信息检索的教育,但本科阶段的信息检索的教育对研究生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缺乏针对具体科研任务,对电子资源的信息进行检索、判断、归纳、总结、创造的能力。中医药专业的科研强调“以中为体,以西为用”,但在具体的倾向上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认为应该返璞归真,回到古籍文献的传统道路上来,应当用现代化工具来挖掘、验证古人的经验成果,有人则认为应该破旧立新,在中医药科学化道路上走得更远。这种争议体现在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上,是更多地阅读古籍文献还是更加密切地关注国际相关领域的发展。总体而言,中医院校研究生对外文文献的依赖性比理工类院校更低,对中文电子资源的依赖性更强。调查结果显示,很多中医药科研领域需要的电子资源不是在诸如知网、万方等特定的公共数据库里,而是分布在一些特定的网站甚至论坛里,并且由于中医古籍历史性、地域性、个性化色彩,对中医科研文献信息总结、归纳、整合的难度更大,这就需要学校开设具有中医研究特色的信息素养课程,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以运用BIG6的“定义任务(定义问题,确定信息)搜索策略(确定范围,列出顺序)获取信息(找到信息资源,取得信息)运用信息(阅读信息,归纳信息)整合信息(组织呈现信息)评估信息(评价过程,评价结果)”六大步骤,有意识地对研究生进行提高信息素养的训练[15]。 研究生大部分时间上是一种自我学习的状态,他们要确定科研目标、完成科研任务、破解科研难题,需要对信息本身具有敏感性和洞察力,需要对既有信息进行甄别。研究生本人需要在导师的带领下,多参与学术信息的交流活动,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倾听理解别人的科研进展,在信息交流、表达和碰撞中产生科研灵感。研究生还需要多参与导师的科研活动,有意识地进行信息能力的培养,在文献的引用率和实效性、经典性的基础上获取最有意义的信息,对现有信息进行总结、归纳、思考,产生科研思路,有意识地进行自我信息素养能力的培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信息获取、判别、归纳、总结、评估、产生的模式。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考核模式评价 摘 要 随着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的逐渐扩大,如何保证培养质量、满足社会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积极探索实践,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结合本校特点,在研究生中期考核和毕业临床技能考核中,将“四站式”考核模式进行改良,增加中医脉诊、舌诊、中药材辨识及经典条纹背诵等内容,并对比改革前后研究生毕业临床技能考核成绩,可见改革考核模式后的成绩高于改革前的成绩,两者有统计学差异。改良后的中医“四站式”考核模式是督促专业学位研究生加强专业能力训练、提高临床技术的有效手段,值得推广。 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 专业学位 考核模式 中医 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中医人才的培养,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实际工作中,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际临床能力尚未达到社会和行业预期要求。如何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可以说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问题。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年承载900余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任务,责任重大。我院积极探索,结合本校特点,改革考核模式。通过分析改革前后专业学位研究生考核成绩不难发现,改良后的中医“四站式”①考核模式,严格、客观的考核制度不失为督促研究生临床能力提高的有效手段。 1中医院校专业学位研究生考核制度现状 面对大规模扩招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国内中医院校尚无系统的并且得到广泛认可和推广的临床技能考核办法。客观结构化多站式考核模式近几年被多所医学院校引进,并经部分院校推广,但是受客观条件制约,中医药院校开展得较少。 我院借鉴并改进“四站式”考核模式,在2013年和2014年专业学位研究生考核中(中期考核和毕业临床技能考核)试行,并与试行前2012年研究生的考核成绩相比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 实施方案 2.1 组织实施 我院在教学主管院长领导下,临床研究生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由各临床科室联合学位点组成考核小组,负责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具体考核工作,考核小组至少由5名成员组成,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组长由该临床科室主任承担。医院同时成立考核监督小组,由教学主管院长及各学位点负责人担任,监督小组负责审核考核试题、监督考核过程并评价考核结果。 2.2 考核方案 考核分为四大站:病历书写站、体格检查站、基本操作站、临床答辩站。考虑到临床工作繁忙,以上四站采取分别考核评分,统一汇总计分的方式,总分为100分,不严格规定四站的先后考核顺序,临床科室可以根据本科室具体情况,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各部分考核即可。要求考核不脱离患者,充分反映研究生的实际临床能力水平。各站具体考核方案如下。 (1)病历书写站(占总成绩的30%) 根据临床科室实际情况,选择新入院的患者作为病史采集对象,完成问诊及常规体格检查,病史采集结束后研究生在60分钟内完成临床大病历书写,做出诊断,并给予初步治疗意见。 (2)体格检查站(占总成绩的20%) 此站包括两部分内容,即病史采集时所做的体格检查(检查患者)和随机抽签确定的体格检查项目(同学互查),两部分分值各10分。后者是将全身体格检查项目(去除外生殖器和肛门直肠检查)共计177项,根据难易程度分为5 分题、3分题和2 分题,由学生二人一组相互扮作病人,然后在各类分值的题目中随机抽取1 道试题进行考核。 (3)基本操作站(占总成绩的20%) 此站分为中医和西医两部分,中医基本操作包括刺法、灸法、推拿手法、中医脉诊(必考)、舌诊(必考)、经典条文背诵(必考)、中药饮片的辨识(必考)。西医基本操作包括缝针、打结、戴手套、穿手术衣、换药、插胃管、心肺复苏、胸穿、腹穿、骨穿、腰穿等临床操作。学生在中西医基本操作站除必考项外另各抽取1 个项目进行考核。 (4)临床答辩站(占总成绩的30%) 围绕采集病史的患者进行考核,内容分中医和西医两类。中医内容包括该患者的中医治疗思路、理法方药与类证鉴别等,西医内容包括该病的临床表现、所需实验室检查及检查结果分析、心电图等辅助检查结果判断等。考核专家提问,研究生当场回答。 学生每站考核完后五名考核小组成员当场打分,取平均分作为考生该站的成绩。每站满分100分,60 分以上为合格,每站考核低于60 分者,须进行该站的补考,补考成绩仍不合格将不能进入下阶段临床训练。最终考核成绩按照各站成绩乘以各站的得分权重来计算,纳入中期考核和毕业临床技能考核成绩,并与奖学金评定挂钩。 3 结果 我院是在2013年和2014年运用“四站式”考核模式考核研究生的临床技能,2013年参与考核的是2010级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临床能力考核和2011级专业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2014年参与考核的是2011级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毕业临床能力考核和2012级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中期考核。我们分别将改革前2009级、改革后2010级、2011级毕业临床能力考核成绩(简称毕业成绩)做了比较,可以发现2010级、2011级毕业成绩与2009级毕业成绩比较均有显著性提高,2011级毕业成绩均值稍高于2010级毕业成绩,但无统计学意义。统计结果详见表1、2、3。 表1 2009级与2010级成绩比较 表2 2009级与2011级成绩比较 表3 2010级与2011级成绩比较 4 结果分析 (1)我院研究生临床能力考核总体通过率较好,无未通过考核的研究生。(2)改革后的考试成绩均较改革前的成绩有显著性提高,可见严谨科学的考核制度能促进研究生临床能力的提高。2011级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和毕业考核均采取改良的“四站式”考核模式,而2010级研究生仅毕业能力考核采取改革后的模式,2011级研究生的考核成绩均值较2010级稍有提高,虽无统计学意义,但也提示我们考核后有针对性地加强训练,在下次考核中才取得更好的成绩,由此可见持续有效的严格考核模式是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加强临床能力训练、提高实际操作能力的有效手段。 5 讨论 (1)改良后“四站式”考核模式从基础知识、临床实际操作能力、临床思维等方面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了考核评价,兼顾中医能力和西医能力考查,较全面地反映出研究生的临床能力水平。 (2)改良后“四站式”考核模式不脱离患者,又不完全依恋患者,在医患关系相对紧张的医疗环境下,使研究生临床实际操作能力既不脱离患者又得到充分训练,两者相互补充,使考核更具可操作性,考核结果更能真实反映研究生的临床实际操作能力和临床辨证思维能力,但在考核难度和考核方式上还有改进空间,在评分细则上也需进一步规范化、客观化。 (3)中医学“易学而难深”。四大经典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熟读经典是掌握中医辩证思维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现行中医院病房多是中西医并用的诊疗模式,研究生需要掌握中医技能和西医技能,而日常实践往往不注重中医药辨证思维的培养,缺乏对中药的认知和使用体会。本研究的考核中适当增加对经典条文及常用中草药的考核,对研究生的中医临床能力的培养不失为适当引导。 (4)受限于考核资料和人力资源的短缺,目前尚无分站得分差异及各学科间得分差异的统计学分析,今后需在这两方面做出细致全面的统计学分析及评价,找出制约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提高的瓶颈,提出解决方案,全面提高研究生的临床能力水平。 中医研究生培养是中医优秀人才培养的主要来源,是中医发展的主要力量,要想真正提高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严格的管理应贯穿于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而合理的考核模式,严格的考核制度不失为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改良后的中医四站式考核模式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注重对研究生中西医基本技能和辨证思维的考核,使研究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加强主动学习意识,以考促学,是优秀中医人才培养的有效督促手段。中医学博大精深,只有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展与创新,本研究从实际出发,以考核促学习,力求夯实研究生专业基础,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出一份力。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药高校研究生素质教育的研究与探索 摘 要: 现代医学模式的不断发展对中医药高校研究生的素质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中医药高校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教育,是构建良好医疗环境、适应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本文从加强医德医风教育,树立中医研究生职业道德意识;立足中医专业知识教育,确保中医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医学人文教育,提高中医研究生综合素质三大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关键词:中医研究生 素质 教育 中医药高校培养学生的目的就是为社会打造合格的中医人才,一个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仅要有良好的医德和品行、过硬的临床诊疗技能和科研能力,更要注重提升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为中医的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做出贡献。近年来研究生的数量在不断地膨胀,但是质量已不能适应和谐社会发展的需求。当前,在中医药高校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医学人文教育边缘化、中医专业知识结构不完善,科研创新意识与能力相对薄弱,适应社会能力差等现象,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积极有效创新中医研究生的素质教育,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加强医德医风教育,树立中医研究生职业道德意识 医学研究生肩负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神圣职责,是未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力军,他们的职业道德素质关乎生命、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调查研究发现,现行的医学教育制度主要侧重于医学技能教育,人文教育明显缺乏,医德教育受重视的程度还不够,再加上我国现行医疗体系还不完善,导致医患关系矛盾突出,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和工作积极性,也为疾病的诊断治疗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障碍[1]。因此,加强对医学研究生的职业道德和医学伦理学素质的教育尤为关键。 高校方面不仅要开展促进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和职业道德提升的理论学习,还要重视典型示范教育以及加强医德临床实践教育等多种途径、多种形式的教育方法,使学生了解医生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树立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最终成为具备良好职业精神与高尚医德的高素质人才。 二、立足中医专业知识教育,确保中医研究生培养质量 1.深化中医经典的学习 中医经典是中医的理论渊源和学术精华所在,熟读中医经典是每个中医学子所具备的基本要求,目前由于中医药高等教育模式多照搬西医院校,在本科阶段,学生仅有1/3时间学习中医知识[2],由于学时有限,经典课程仅有少量原文要求背诵,以致学生经典知识匮乏,不够扎实,学完之后很多学生甚至都背不出经典条文。研究生阶段,由于科研课题、论文写作、临床实践等压力,使得目前中医研究生没有时间或者是不愿意花时间去研读经典,领会精髓,这样就很难建立中医思维模式。 高校方面应根据中医院校自身的特点,本科阶段就应该加大中医经典课时量,并对学生进行严格考核;老师方面应提高自身专业能力素质,丰富课堂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堂效率,培养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知识的兴趣;学生自身方面要时刻保持学习中医经典的热情,熟读经典,掌握中医经典知识的真正内涵, 更好地利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实践。 2.注重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 高校研究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目前,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很多中医研究生在自身的学习过程中非常浮躁,认为科研素质的培养对临床医生以及将来的临床工作没有作用,再加上有些中医导师本身对科学研究的理解、运用以及指导并不深入,最终导致中医研究生不能踏踏实实做科学研究,普遍存在科研思维缺乏、科研能力薄弱、科研质量不高、发表国际学术论文数量较少的现象。 高校必须加强学生对科研知识的学习,一方面可以采取奖惩制度,以的质量和数量来评价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同时严格考核毕业论文的答辩,以提高中医研究生对科研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一方面加强导师队伍的建设,多重视科学研究,形成科学的科研思维,更好的为中医研究生的培养承担主导作用。 3.强化临床实践技能的操作 高校培养医学研究生的目标是使其成为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高级临床应用型人才,因此临床实践能力的高低是评估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目前,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有些带教老师为减少医疗纠纷,很少给研究生临床操作的机会。据调查,在临床实践中很多研究生主要是写病历、安排患者做各种检查等一些琐碎事务,再加上一些学生本身知识就薄弱,导致学生动手能力差,对自己的临床技能没有信心,严重影响学生的素质培养。 高校和医院方面应将临床技能培训规范化,研究生中期考核、出科考核和定期临床技能考核严格化,建立明确的考核量化标准并严格实施[3],同时要规律开展床旁教学、示范查房等方法切实加强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导师方面应提高自身的临床中医诊疗水平,使学生在其言传身教下熟练掌握中医诊断的望、闻、问、切四诊,同时多给学生创造临床操作机会;学生自身方面应扎实掌握中医基础知识,勤于积累临床实践经验,用完善的知识结构武装自己,取得导师和患者的信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临床实践操作机会。 三、加强医学人文教育,提高中医研究生综合素质 当今医学人文教育在医学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日渐凸显,医学人文关怀要求医学生具备关爱患者、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理念,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有着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当前大家比较关注的医患关系来说,据统计,当前80%的医疗纠纷不是由技术性因素引起的,因缺乏有效的沟通而引起的医患纠纷占60%以上。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的《福冈宣言》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良好的沟通是产生信任的基础,有利于促进医者与患者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从而缓解医患关系,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 高校方面可以设置合理的人文课程教育,使中医研究生真正认识到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树立意识,系统学习人文知识;导师方面应注重在临床教学中渗透医学人文教育,如在诊断治疗中如何引导学生尊重患者,关爱患者,科学的将医学人文知识与社会内容、临床医学内容进行融会。 培养优秀中医人才是中医院校的最终目标,全面加强中医研究生素质教育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创新,为培养中医药高校人才找出更加有效可行的措施。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内科研究生能力培养的问题与思考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我校部分中医内科研究生存在的专业基础不扎实、专业思想不巩固、缺少临床经验等状况,提出加强基础知识的培养和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融汇中西医,培养熟练的临床诊疗、操作技能和临床思辨能力;同时加强思想素质教育,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精神及牢固的专业思想观;在临床中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使其掌握与家属沟通的技巧;具有较强的临床科研、创新能力,促进中医内科学继承、发展、创新。 关键词:中医内科学;研究生;培养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课题,对于中医研究生的培养尤其是中医内科研究生的培养,如何做到在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精华的同时又能结合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来发挥中医的优势,是目前中医内科的导师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校中医内科研究生来源大致可分为:①中医本科生直接考研;②从其他学科转来(如本科是针灸推拿、中药专业考研到内科);③从临床考入(多数是其他专业)。因此部分中医内科研究生存在着专业思想不巩固、专业基础不扎实、缺少临床经验等先天不足的状况。要使中医内科得到很好地继承、发展和创新,做好内科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是关键。高层次的中医内科人才,应该就在这些人员中产生。我们认为中医内科研究生的培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加强基础知识的培养,融通中西医学 我校部分研究生对中、西医基础课程并不重视,况且其中还有其他专业考入的学生,故往往在研究生课程学习中,其中医基础并不扎实,现代医学的基础则更薄弱。因此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临床带教,均更应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巩固。做为研究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中医基础,而且要把本学科的现代医学基础做为必修课。只有系统掌握中、西医学基础,融会贯通中西医,才能体会到中医的优势,寻找到本学科的内在规律,进一步学好中医;并且在内科临床碰到急危重症时,才能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2 加强思想素质教育,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观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医内科学尤其是祖国医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数千年来随着中医学的发生、发展、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在当前医患矛盾较为突出社会背景下,医务工作者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因此医生应更有爱心、仁心、责任心、奉献之心。中医内科研究生应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观,不为名利而动,培养“大医精诚”的思想境界,才能潜心学术,专于临床[1]。 3 培养熟练的临床诊疗、操作技能和临床思辨能力 在当前经济发展迅速,物质条件越发丰富的社会现状下,患者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及个人权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培养学生胆大、心细及娴熟的基本操作技能。如做腰穿、腹穿时,患者可能会有所顾忌,所以,操作前必须和患者交待清楚所有注意事项,同时要求医生的操作准确、熟练,才不容易出现医疗纠纷。其次,对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能力的培养也不能忽视。如面部的望诊,面色的红、白、黄色,面部有否青筋暴露,在何位置;舌苔厚薄、白、黄、腻、滑;要仔细观察,从中寻找临床诊断依据、疾病原因以指导临床诊疗。而临床思辨能力则是中医内科学研究生重点培养之处,中医内科诊病,必须四诊合参,辨证施治以达到用药准确,药到病除的效果。如患者咳痰量多,质地粘稠,苔白厚腻,本应是二陈汤之证,但大便却是干结的;又有患者外感高热,咽红充血,却又大便稀溏;这些都需要对临床所得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求得出最合理的诊疗方案。带教过程中,如不能在当时指导学生,也应在诊后向其讲明,并进行临床病例分析,以提高学生的临床辨证能力及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能力,使中医内科研究生一踏上工作岗位就能胜任本职工作,与临床无缝接轨。 4 教会学生与患者、家属沟通 临床学习过程中,学生们经常遇到患者和家属对某些情况的不理解,而出现沟通障碍,有时学生会觉得很委屈,这时要指导学生如何去进行有效沟通,让学生去理解他们的心情,用最恰当的态度和语言与其交流。有些患者病史较长,需长时间用药,医生有必要反复进行解释和指导服药,我们在后期先让学生进行解释和指导,若不全面要及时予以补充,这样既锻炼了学生,又能让患者感受到我们对他的重视,同时也检验了学生对各种疾病的熟悉程度。带教时,导师还要言传身教,使学生学会尊重患者及家属,真正做到无论富贵贫贱“皆如至亲”。 5 培养中医内科研究生的临床科研能力,创新能力 既有临床能力,又有科研能力,并掌握学科前沿知识,使学生到了临床不仅能够胜任本职工作,同时具有学术带头人的培养潜质,经过若干年能在本学科载露头角,带领学科前进,这是医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因此,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科研能力。①要培养了解学科动态、前沿信息的技巧,通过文献检索,参加各类学术活动等以提高他们对学术研究的兴趣;②培养学生从临床实践和学习中发现本学科的新问题、新方法,激发科研思维灵感,寻找新的科研课题;③在现有的科研工作中鼓励其独立完成科研工作,在科研实践中锻炼提高,最终形成自己新的科研设想和进一步研究的新思路,使之成为高层次的中医内科临床科研型人才[2]。 综上所述,中医内科研究生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培养出能够将中医理论、诊疗技术和现代医学的理论、诊疗手段相结合的、从事创造性研究的人才,如此才能使祖国医学不断发展,才能惠及于民。其次,无论是研究生的理论授课还是临床教学,都要沿着一条主线来完成,即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保证教育质量、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要求,促使祖国医学不断完善、发展。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策略研究 摘 要: 随着中医药国际化的推进和职场需求的变化,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英语教学应更加突出实用性与专业性。本文针对目前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围绕“增强学生英语实际应用能力,提高整体教育质量”的目标,对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策略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中医药院校 研究生英语教学 教学改革 中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医学学科,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不仅具有高素质学术水平,而且具有较强医疗实践能力的中医药专业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对中医药专业研究生来说,随着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英语能力的培养更多地体现其国际化交流实践能力,应该突出实用性与专业性。教育部1992年颁布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第一外语)教学大纲(试行稿)》(下文简称大纲)明确指出:“研究生英语教学的宗旨是为了使学生掌握英语这门工具,进行本专业的学习、研究与国际交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教学中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的原则,培养和提高研究生运用英语的能力。”近年来,教育工作者纷纷对研究生的英语教学改革献计献策,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证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诸多困惑和问题。对于中医药院校来说,目前大部分院校的教学仍以公共外语为主导,没有突出专业性的特点,这显然不符合用人市场及中医药国际化的需求。因此,以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应用能力为主导的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1.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1.1符合中医药专业研究生职场的需要。 根据一项对中医药硕士毕业生的调查显示:被访者认为研究生英语课程的不足之处主要是课程结构和教材选择不当,其中多数认为应当增加专业英语、文献阅读和翻译课程方面的比例[1]。中医药专业研究生作为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学习英语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交流工具,通过学习,能够查阅相关外文文献,了解国内外中医药研究发展趋势,用英文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能够熟练地用英语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从而极大地提高其职场竞争力。由此看来,中医药院校有必要努力探索出符合毕业生职场需求的研究生英语教学新模式。 1.2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学改革是顺应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时代需求。 近几年来,中医药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对培养既精通专业,又熟练掌握外语,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层次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国中医药院校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加强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举办,在境外设立中医药教学点,学历和非学历来华留学生教育及中医药科技、文化、学术等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急需大量优秀的国际化中医药人才,高层次的研究生责无旁贷将成为这股国际潮流中的生力军,改革研究生英语教学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国际交流合作项目为中医药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提供了平台。 1.3开展以提高专业英语应用能力为主导的英语教学改革能更加充分地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目前大部分中医院校仍然采取的是以传授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为主的公共英语教学。以我校为例,目前研究生一年级英语课开设了英语精度、听力和口语课,教学内容与专业严重脱节,学生学习英语缺乏热情与主动性,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就英语教学改革这一议题在我校2013级的学生中做了一项调查,学生普遍希望课程设置能够帮助提高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特别是专业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与综合性院校相比,中医药院校研究生专业背景更一致,因此在研究生中集中开展以提高专业英语应用能力为主导的教学改革是可行的,也符合学生学习英语的需求。 2.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理念与目标 2.1树立“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来源更复杂:有的是应届生,有的是往届生;有的来自农村,还有的来自大城市。学生之间英语水平差距较大。有些学生在本科阶段已经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或六级考试,直接进入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有些学生,尤其是工作多年又重返校园的学生,由于工作中使用英语的机会不多,英语水平已经大大降低[2]。因此,在教学中,要充分考虑研究生群体中个体的差异性和不同学生、不同专业的需求,在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模式等诸多方面树立“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2.2明确“增强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提高整体教育质量”的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目的。 中医药研究生职场需求的变化及中医药国际化的要求与英语教学现状的矛盾决定了英语教学改革应始终围绕“增强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提高整体教育质量”这一目标,这也契合了教育部的大纲要求。 3.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主要策略 针对目前中医院校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围绕提高学生英语实际应用能力,提高整体教育质量的目标,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3.1实行分级教学,因材施教。 针对入学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的研究生群体,实施分级教学,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体现差异化和层次化,是各个院校普遍推崇的一项改革,此举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不同层次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全面提高校研究生的英语水平。在参考其他院校做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医药院校研究生的专业特点,建议实施如下分类分级教学:学生入学时,以听说读写水平为主要的考核标准,对学生进行分级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并结合学生的意愿,将学生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基础级,对于这一部分的学生,以夯实学生英语基础为主,可选修部分专业英语课程;第二个层次为提高级,对于这部分学生,可以在进一步提高学生听、说、读、写水平的同时,强化专业英语教学。第一学期开设公共英语课程,第二学期开设专业英语课程。 3.2以提高学生英语交际能力为宗旨,构建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和课外应用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 对于大部分经过十多年基础和高等教育的研究生来说,英文是几乎贯穿始终的一门主课。以我校为例,研究生第一学期英语教学多达108学时,平均占各个专业1/3学时。尽管如此,学生依然抱怨还是没能掌握英文这门语言,不能用英文表达自己的思想。学生语言交际能力差是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必须从教学内容和模式上加以改革,积极构建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和课外应用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首先,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重视方法的指导,语言学习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积累和练习的过程,教师应该结合多年学习语言的经验,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这是一个优秀教师应该具备的能力与素质。第二,科学设置课程,合理安排教学。这项改革应建立在分级教学的基础之上。对于英语水平不高,处于基础级的学生,要侧重于强化基础,适当增加听说比例,教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教学方法可以更加灵活,加大全外语授课比重,注重听说训练,引入外籍教师授课。教师可以将教材与当代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布置学生撰写小论文或报告,给每个学生上台演讲的机会,并组织学生讨论。第三,充分发挥现代网络和广播电视资源,鼓励学生多听多看原版电影、电视和广播,从而为学生提供最佳语言学习环境和口语练习范本,有效提高学生英语文化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第四,积极开辟第二课堂,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课外英语实践活动,如英语演讲比赛、写作比赛、英语角、英语协会等,提高学生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3.3实行有特色的专业英语教学。 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进行有特色的专业英语教学,在提高学生英语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突出培养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课程方面,可开设中医英语、医学英语、外文文献检索、科技英语论文写作等实用性和针对性较强的课程,同时,也可根据需要,开设用英文讲授的专业课,供学生选修。通过这些课程,训练学生专业英语表达、翻译与写作的能力。在教学手段上,要充分发挥现代网络技术与多媒体的作用,制作内容充实、形式丰富、互动性强的双语多媒体课件和双语教学网站,作为对教材有益的补充和学生自我学习的平台,在教师的指导下,要求学生扩大专业英语阅读量,加强练习。教学中还可引入PBL(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教学方法,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教师设计教学案例,结合临床或科研实践,模拟学术论坛、视频会议等,组织学生分组学习讨论。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强化学生用口头或书面英语表达专业学科的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学生的专业思维能力和应用能力。 3.4加快教材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双语教学师资。 中医药院校推行专业英语教学改革,首先要有配套的教材。目前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适合中医药专业研究生使用的专业英语教材,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要求。为此,建议各兄弟院校加强交流与合作,组织力量,编写中医药研究生英语听说、阅读、写译等系列教材。决定教学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教学师资,特别是双语教学队伍的素质。为此,应加大双语教师的培训力度,除了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外,鼓励教师之间互相交流,开展公开教学,也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3.5充分发挥国际合作资源,增强学生英语实践应用能力。 近年来,全国中医药院校与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机构开展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能够扩大院校的国际国内影响,而且能够为增强学生英语实践应用能力提供有效途径。以我校为例,我校每年接受数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医短训生,学生临床见习需要配备一批过硬的翻译人员,这些人员大部分来自中医专业研究生,通过实践,学生专业水平和语言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今后,我校将进一步推进国际化进程,加大与境外院校合作的力度,建立海外研究生培养基地,借助这些平台,我校将试点在针灸推拿专业研究生中组建国际精英班,选拔优秀学生赴海外学习实践,从更高和更广的层次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拓宽他们的国际化视野。通过这些举措,培养一批优秀的国际化中医药人才。 3.6建立研究生英语教学考核体系。 考试方法不能与教学目标匹配,就会失去其监控作用或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3]。因此,从根本上实现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应用能力的目标,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改革研究生英语教学考核体系。根据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单纯以四六级“一把尺”考量学生的英语能力显然既不全面,又不科学。应拓宽考核范围,丰富考核形式:对学生英语能力的考核除期末卷面成绩外,还应结合其平时表现,如课堂演讲、提交论文,参与课外英语活动的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考核形式可以采取笔试、口试、小论文等多种形式。另外,考试中可以减小客观题的比重,增加主观题的比重。 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涉及教材建设、课程设计、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手段创新等诸多方面,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课题。只有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始终围绕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目标,摸索中医院校英语研究生教学改革的新模式,才能抓住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培养出既精通专业,又熟练掌握外语,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层次人才。 中医研究生论文:基于转化医学的中医临床研究生科研能力提高的探索 摘要:本文借转化医学的兴起,结合社会的发展与医学科技技术的进步,提出了现代中医学临床研究生的培养教育问题。认为应顺应转化医学的要求,医学临床研究生不仅要学习医学临床知识与提高临床实践能力,更要注重临床研究能力的培养。并通过一些措施及方法来培养提高医学研究生的临床科研能力。 关键词:转化医学;中医学研究生;临床研究能力 随着中医学人才要求的提高。承担临床医学研究工作的专业人才不仅需要有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和良好的临床技能,还要具备一定的临床科研能力。临床研究是涉及临床医学、伦理学、法律、管理和医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的实践学科[1],临床研究实践也是催生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基本手段,是推进临床医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临床研究是将基础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医疗技术的必经之路,也是将临床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化的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我国医学研究生的培养教育蓬勃发展,但随着学科专业的不断细化,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鸿沟不断加大。现在的中医学临床研究生培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中医学院校设计的理论和实践课程中临床研究相关知识仍未形成完整体系,学生在校期间接触临床研究实践机会较少,当前对临床中医学研究生临床研究能力的培养仍难以满足转化医学发展的需求等[2]。 在这种形势之下,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应运而生,它为消除基础与临床的屏障,提高医学研究生的临床科研能力提供有效的途径。转化医学是一个新兴概念,它是指借助一系列医学新知识,将从实验室产生的基础医学研究成果直接导向临床医疗应用,以提高临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的能力。它遵循循证医学和"以患者为中心""从实验台到病床旁"知识的交叉整合、学科间通力合作、促进基础研究快速高效转化临床且及时反馈,为防治和诊疗疾病提供新策略[3]。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然后基础研究人员深入研究,最后将科研成果投入到临床实践应用中去,最终以提高医疗水平。因此,培养既能进行基础研究又能治病,将基础研究与临床有机结合的高素质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 1培养提出医学问题和研究方案设计的能力 发展转化医学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基础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可在临床应用的诊疗技术的速度。要加快转化速度,就必须要从临床实际需求出发,首先提出有价值的临床问题, 再根据现有的基础医学研究成果设计临床研究方案,通过临床研究加快基础医学成果的临床转化速度。而目前,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基础医学知识和临床医学知识通常会受到更多的重视,而在非医学知识的培养和知识的综合运用上则存在一定的不足。从事临床医学研究工作需要较宽的知识面,要求学生具备医学知识的同时,还要具备提出医学研究问题的能力和设计研究方案的能力[4]。而这两种能力至少需要两种基本技能:文献阅读技能和一定的统计学知识。只有经常跟踪医学文献,了解最新医学科研进展,才能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有价值的研究问题。而任何严谨的临床研究的设计均要考虑在研究过程的中各类因素的影响,这就要求方案的设计人员要具备一定的统计学知识。 2强化医学和非医学类基础课程的学习,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 合理的知识结构包括扎实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科研方法知识。通常情况下,临床研究生比较注重基础医学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常常忽略科研方法课,如统计学等非医学类基础理论的学习。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专业知识是开展临床研究工作的基石,在培养扎实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当注重非医学类基础课的培养,构建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合理的知识结构[5]。我院在临床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为了培养综合高素质的临床工作者,会开设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DME等课程,以提高临床研究生的临床研究能力,为临床医生顺利开展临床研究的提供保障。 3参与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项目,提高临床研究设计和组织能力 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nvestigator initiated trial,IIT)通常指由医疗机构临床医生作为研究项目发起人的临床研究项目,它通常是由有一定学术地位或专业水平较高的临床医生自行设计并组织实施的临床研究项目。研究生通过参与IIT项目可以启发其在临床工作中寻找研究方向的思路,拓宽研究视野。任何临床研究项目都是由不同专业的人员组成研究团队共同完成的,通过参与临床研究,也可以培养研究生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意识。目前,各研究型的医疗机构开展的IIT研究项目越来越多, 为临床研究生参与IIT研究项目提供了更多的机会[6]。 转化医学的兴起为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转化医学的发展和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建设也为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提供了新的契机。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教育也应在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内容等多个方面进行改进,传统的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合现代技术和学科发展的求[7]。而以转化医学为指导,以科研课题为契机的培养模式也成为新时期提高医学研究生临床研究能力重要方式。 中医研究生论文:吉林省中医类研究生培养新模式初探 摘要:文章介绍了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类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的培养模式的背景、存在问题及具体解决办法,对全省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中医类 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 根据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6号)和《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文件精神,要“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大力推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的有机衔接”,现结合吉林省及我校情况,将中医类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人才培养改革试点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做以总结,以期为工作推广提供依据。 1.背景 医学终身教育包括本科基本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医学教育三个阶段,在我国毕业后教育包括了研究生教育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两种,占据了医学终身教育的承前(医学院校基本教育)启后(继续医学教育)的重要地位,是医学临床专家形成过程的关键所在。研究生教育含科学学位研究生教育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其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两种形式均侧重于知识技能的应用以及临床思维分析能力的培养,是培养合格的临床医师的必经阶段。但二者之间同时存在一定矛盾,后者的各项规章制度由卫生部出台,与前者之间衔接不够,相关制度间有所重叠又不统一;同时二者之间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否定,如一些省市、医院要求研究生毕业后重新进行住院医师培训,而本科学历人员进入临床工作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3年后可允许以同等学力在职申请硕士专业学位却仍要再经过3年的培养。因此为实现二者的真正融合,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应用于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在住院医师培养中实现在职研究生教育与规范化培训的有机结合,创建新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统一的医学教育制度,更好的满足社会需求、实现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教育部、卫生部和国务院学位办于2010年批准在上海开展了“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改革试验工作”,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4个相结合”和“4证合一”的改革思路与做法,但两种制度的结合仍然存在若干冲突和矛盾,同时,中医药高等教育的特点和特殊性在改革试点过程中考虑较少。 2.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类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改革与实践 长春中医药大学作为吉林省唯一一所中医药高等院校,2001年获准开展临床医学(中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及培养。2013年经请示,省中医药管理局、教育厅学位办已批准为中医类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改革试点单位,经多方讨论研究,制定了《长春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人才培养实施方案》,在运行过程中逐渐探索,为吉林省推广新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依据。 2.1明确报名条件,做好新培养模式宣传 在改革试点中,始终紧抓改革关键点,一定是临床医学(中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因此报名人员必须为被我校研究生招生录取的第一学历为全日制医学本科的中医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做到培训人员招录与研究生招生相结合。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临床轮训不少于33个月,因此被招录的学员在9月份须进入轮训基地,故在研究生招生复试过程中,通过网站、发放宣传页、答疑等形式在考生中做好宣传,使考生对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及其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培养模式有充分、正确的认识,做好思想准备,解决在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报名、招录及进入基地轮训的时间问题。 研究生指导教师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提升研究生专业素质的重要指导者,导师是否积极招收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否积极支持研究生参与其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培养模式对改革试点的顺利开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培训基地通过宣传板展出、会议政策讲解、导师培训等形式在导师中做好宣传,使导师支持并深入思考、合理安排研究生(学员)学习与实践。 2.2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新培养模式开展 为保证各项工作资金用度,对新培养模式的运行申请划拨专项经费,做好资金预算,学员从研究生入学开始就进入基地,接受面对面理论授课、网络自学、临床轮训均在基地完成,而培训基地临床实践氛围很浓,很少有理论授课的专门教室,因此有必要开设专用教室、专门网络课程平台,保证学员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课程体系;新模式下研究生的培养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24小时住院医师负责制度,因此须在培训基地设置专用宿舍,保证培训时间要求与学员生活;首批学员在改革试点阶段独立成班,他们有着与其他研究生不同的经历与须解决的事宜,因此须在培训基地设置专门负责人,保证学员管理、上下沟通与服务;学员相关科室轮训占据了临床轮训的三分之二的时间,因此规范带教教师带教形式与程序、提高带教质量才能保证学员培养质量。 2.3建立三级联动机制,推动新培养模式 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需要一线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需要决策者的政策支持,因此建立一线专门负责人、培训基地与学校项目负责人、中医药管理局与学位办项目负责人的三级联动机制,根据事宜难易、涉猎层面等情况分别在不同层面得到及时讨论、解决。 2.4采取多元培养方式实现“二个相结合” 我校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由公共课(政治理论课、外语课等)、基础理论课、专业课三部分组成,我们将基础理论课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公共科目相结合,专业课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大纲中规定的专业理论课相结合,形成统一的理论课程体系在晚间及周末面对面讲授或使用网络平台自学,实现研究生课程教学与住院医师理论教学相结合。 各个专业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进入医院后,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临床轮转实践训练和各项考核,研究生将每天完成的培训内容如实填入长春中医药大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手册(试行)和《长春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手册》,指导医师和导师定期审核后签字,作为年度考核以及研究生中期考核的重要内容及参加结业综合考核和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依据;在临床轮训过程中增设实训教学环节,夯实临床基本技能;中医的传承教育是学院教育的有益补充,尤其在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中更能体现师承的重要性,因此对学员在培养中要求每周跟随导师出诊一次。实现 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 通过以上培养方式使学员达到二者要求的专业素质于一身。 在上海的改革试点中,要求做到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与临床医师准入标准相结合,在我省的试点过程中,采取了保守策略,达到各自标准分别获得相应认定,取得不同证书,同时达到标准获得四证。此举能推动研究生参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积极性、能保证稳定性。 3.总结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的改革与实践是大势所趋,中医类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是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培养模式的改革试点对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药研究生中期考核改革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探讨 摘要:中期考核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中期考核可以及时发现培养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利于及时调整研究生后期的培养方案,以达到动态化、精细化、个性化管理目标。本文结合我校实际情况,通过量化反映培养质量的关键指标,尤其实践技能、创新能力、创新思维等方面的考核指标,建立健全针对性强的研究生中期考核定量评估指标体系,规范化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 关键词:中期考核;培养质量;中医药;研究生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学历教育结构中的最高层次之一。随着社会对中医药高层次人才要求的不断提升,目前对中医药学研究生培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监控手段,中期考核在培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校自1995年开始实行中期考核,并修订多次。近年来为解决因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而带来的培养质量下滑这一共性问题,2008年再次讨论修订了《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新办法突出“合理、量化、创新、求实”的考核原则,至今已按新的《考核办法》实施四年,对我校的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起积极推动作用,现报告如下,与各位同仁共同探讨。 一、指导思想 中期考核旨在通过建立必要的筛选制度,实行鼓励与淘汰相结合的管理原则,加强对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激励研究生努力学习,积极竞争,迅速成才,以提高研究生培养的整体质量。使绝大多数研究生毕业时能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规定的要求,对少数不宜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者尽早做出妥善处理。 二、组织方式 采取“收放结合”的方式,“收”指研究生处负责组织,集中安排所有研究生的《专业英语》课程考务工作。“放”指研究生思想政治表现、专业课理论考试、实践技能考核由各二级培养单位与导师负责,各二级培养单位成立中期考核专家组,按学科划分原则,硕士生考核专家组由3~5位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以上专家组成,博士生考核专家组由5~7位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专家组成。同时要求各二级培养单位研究生相关管理人员、导师要认真对待,精心组织,坚持标准,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 三、考核指标体系 考核指标体系是整个考核的核心内容,在指标量化的过程中合理分配权重,突出研究生创新能力(科学学位)与实践能力(专业学位)的培养。除思想政治表现(权重为10%)、课程学习成绩(权重为30%)、培养环节(权重为20%)、身心状况(权重为10%)等常规考核指标外,将研究生参与省级以上课题申报,独立申报各级别研究生创新课题,参与各种教学、教改、科研成果奖,参与SCI论文撰写与发表,参与发明、专利申请,积极参与较高级别的学术会议(临床类权重为25%,非临床类为30%),执业医师证(临床类研究生权重为5%,专业学位类研究生必须取得)的获得等也纳入本次考核内容。 四、考核判定标准 中期考核结果设优秀(综合评估成绩在90分以上)、良好(综合评估成绩在75~90分)、合格(综合评估成绩在60~75分)、不合格(综合评估成绩在60分以下)四个等级。 五、考核对象 进入第四学期的全日制博、硕士研究生。 六、结果与分析 下表是对我校2009届248名硕士、40名博士,2010届242名硕士、41名博士,2011届274名硕士、44名博士,2012届253名硕士,45名博士实行新中期考核前后各项指标的比较(2009届研究生执行原中期考核办法,2010届以后执行新修订中期考核办法)。 表1~4显示:研究生学位成绩,数作为中期考核一项常规指标,实行新中期考核办法前(2009届)与新办法后(2010―2012届)变化不甚明显,但稳中有升,表明研究生与管理部门对学位成绩与重要性的意识已达成一致。 表5、6显示:研究生的人均影响因子在实行新中期考核办法前后变化非常明显,且逐年上升,提示新办法实施对在保证论文数量的基础上注重质量,鼓励在高级别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表5~8显示:研究生的人均影响因子,参与成果、专利在实行新中期考核办法前后变化非常明显,且逐年上升,提示新办法实施对在保证论文数量的基础上注重质量,鼓励在高级别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同时通过成果、专利的申报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 表9显示:实行新中期考核办法后(2010~2012届)硕士研究生答辩前执业医师通过率显著提高,体现新考核办法对医学专业学位硕士强调临床动手能力目的。 七、讨论 1.目前研究生教育中培养质量的现状及中医药研究生培养的共性问题。首先,研究生招生仍采用考试录取,也就是理论成绩的高低直接决定其是否被录取,这只部分反映考生的理论学业水平,会导致部分高分低能的学生存在;其次,整体评价指标缺乏普遍适用性,个性化与特色化不明显;再次就是研究生培养中缺乏竞争与淘汰机制,学位授予过程中缺乏质量监督与评估标准。 2.中期考核在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中的重要性。中期考核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检查指导,推动研究生前半程教育教学工作;优胜劣汰,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引导督促,提高科研成果的层次与水平。 3.我校实行新中期考核办法对培养质量提升的作用分析。新中期考核办法实行后较大程度解决了认识滞后的问题,各二级培养单位与导师逐渐转变观念,注意引导并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科研能力与实践动手能力;研究生进一步明确学习,主动学习,积极参与各项学术相关的活动。逐步完善我校研究生中期考核定量评估指标,规范我校的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研究生后期培养制度,加强我校研究生教学实践管理,提我校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4.问题与思考。经过几年的中期考核,考核结果不合格的研究生较少,这很可能会导致研究生对中期考核流于形式,难以调动研究生与导师的主观能动性等。如何处理共性与个性,主流学科与弱势学科的关系有待我们研究生管理部门进一步探索。如何运用考评结果服务于人才培养及如何通过已毕业研究生社会实践后发现问题,反哺教学管理也是我们思考问题之一。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药院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过程管理的思考 摘 要 多年来,中医学、中医药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瑰宝,为我国医疗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中医药院校共有24所,其发展具有特殊性,从全国范围看,“211工程”中医药类院校仅有北京中医药大学1所,与其他学科相比,发展相对缓慢。在这种大的背景下,需要中医药院校管理者尽快调整工作思路,将中医药人才培养,特别是中医药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临床实践能力,结合当前现有科研状况基础,从管理模式、制度建设、导师团队建设、科研产业建设、传统文化弘扬等角度探索新的有效途径,为社会输送一流中医药人才。本文以X大学研究生培养为例,为相关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发展思路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中医药院校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过程管理 我国自1978年开展中医药研究生教育至今已有三十余年,新时期的发展给中医药人才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何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中医药人才值得中医药院校管理者思考,现就中医药研究生教育的过程教育提出一些看法。 1 重视传统文化培养 1.1 中医药院校传统文化教育现状 中医药院校的主干学科为中医学、中药学两门学科。中医学专业虽文理兼招,但绝大多数学生为理科生,中药学专业则全部为理科生,从某种程度上看,理科学生普遍在传统文化知识方面有一些欠缺,人文知识背景薄弱。这对中医药学生学习中医传统辩证思维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中医思维相对模糊,甚至部分学生对中医理论将信将疑。到了研究生阶段,很多学生经过四到五年的学习,虽然形成了一定的中医思维,但研究生期间学业繁重,科研任务多,很多学生没有足够时间对传统文化继续学习。而研究生课程多为半年到一年,课时有限,部分学生虽然在中医院校学习了七至八年,但很多基础理论并没有搞清楚。从全国范围看,中医药院校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关于传统文化课程的开设还不够完善,课程开设门数少,学时不足,学分低,没有成型的教学大纲,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教学模式,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1.2 中医药院校传统文化教育建设目标与思路 随着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医药院校、中医院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这要求中医药研究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广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宽广的社会文化内涵,刻苦钻研的科学意志,强大的人文关怀精神。作为中医药人才的管理者、培养者,我们要以社会需求为第一导向培养中医药人才,加强对中医药研究生的传统文化底蕴、中医思维模式、人文素养的培养,提高传统文化课时比例,增加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讲座,加强国学经典选读宣传。①以往的培养模式下,很多跨学科考入、中医传统文化基础薄弱的学生,课堂上听不懂讲授内容,导致对传统经典课程排斥,上课不积极,学习效率低下。近年来,X大学提升了研究生必修课程内经、金匮、伤寒、温病的地位,加大了考核力度,提高了考试难度。这一做法,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目前,经过几年的课程调整,对传统四大经典课程的强化学习,学生上课积极性增加,基础薄弱的学生也在尽快地赶上来,重视经典的研习。然而,对于古代哲学、史医古文等课程,学生学习兴致还比较低,未来希望通过各种导向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改变目前“重临床,轻理论”“重专业,轻人文”的思维惯式。此外,大学语文课程不但要在本科开展,研究生阶段也不能忽视,特别是中医人才需经常阅读古文献,语文学习更显得尤为重要。过去在研究生阶段我们忽视了母语的学习,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作为管理部门,要迅速调整思想,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给学生创造更好的环境。 2 培养国际化思维 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起步相对较晚,从1978年发展至今,仅三十余年。从世界范围看,除中国大陆外,中医发展成规模的国家和地区,还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而中国大陆在中医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方面还相对落后。 2.1 造成中医药在世界缺乏竞争力的原因 我国研究生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应迅速推进教育全球化。美国、欧洲的教育已经迈入全球化轨道。我国研究生教育要想在全球竞争中不被落下,必须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这给我们教育行业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我们在开发教育市场过程中,要尽可能让我们的学生走出去,到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学习。同时,我们也要做好宣传,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到我国学习。近些年来,陆续有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的学生来中医药院校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这对中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从现有情况看,来我国学习中医药专业的大部分境外学生还主要集中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数量相对偏少,学习的专业主要以针灸推拿学为主,学习其他专业的人数不多。 2.2 中医药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 自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中医针灸技术已走出国门40年,且以针灸为先导的中医药已遍及世界各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已陆续对针灸、中医立法,这是中医发展成功的方面。②我国针灸行业已初步迈入国际化轨道,在国外发展相对较好,但中医其他方向还有待突破。近几年来,我国研究生到美国、欧洲攻读博士、博士后的人数在逐年递增,整体发展的态势是好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已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是,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中医药院校师资力量薄弱,研究生导师队伍中具有海外教育背景比例的还远远不够,这就很难保证指导教师指导其研究生培养国际化视野。例如,X大学聘用外籍教师数量很小,思维还停留在聘请外籍教师讲授语言课,这和国外的大学教育国际化思维相比,差距还很大。美国的普通大学,会有超过20%的外籍教师,把全球最先进的知识带到课堂。针对这种情况,X大学积极利用现有资源,尽可能创造条件,推行教育国际化。学校积极鼓励青年教师在“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下,到国外大学做交流。随着新一批教师归国成为研究生指导教师,势必会给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增添新的力量。X大学鼓励研究生参加中外短期交流项目,把中医思想带到国外,让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同一课堂共同学习、交流。我们的学生也尽可能把更先进的理念带回国内,以促进中医药的长期发展。实施短期讲学计划,根据学科课程建设需要,聘请一些国际知名的中医学专家,包括外国专家、在国外科研一线的中国科研工作者、外籍华人,来校进行讲学。师生可以不出国门,快速、直接了解到国外中医药的发展情况,熟悉国外教授的授课方式、课程内容和学科前沿。③课程进修方面,鼓励师生出国培训,对研究生在国外学习的经历,X大学已着手与其他院校签订学分互认。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出国深造起到了鼓励和促进的作用。总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实践还处于摸索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3 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3.1 培养中医药人才的科研能力迫在眉睫 借鉴综合性大学经验,培养中医药学研究生独立思考和科研实践的能力。第一阶段,加大基础课学习力度。第二阶段,尽早明确课题研究方向,围绕研究方向完成高质量的文献综述,要求学生查阅国内外中医药发展前沿,做好基础研究,锻炼研究生动手能力。第三阶段,要求研究生完成科学实验或临床科研毕业论文。鼓励研究生在中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研究生在科研课题设计、论文开题报告、临床资料收集以及科研检验的过程中,注意锻炼和提高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④ 3.2 中医科研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医研究生的科研还停留在以完成一个课题、发表一篇论文作为科研的终点,这还远远不够,需要广大研究生毕业后,继续独立完成科研任务。科研没有止境,中医的科研也才刚刚起步,中医研究生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一个课题完成后还要继续申报、完成下一个课题,课题结题后仍然需要后续的研究,同其他学科一样,在一个问题上奋斗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有一定的成就。中医人要刻苦研究,正确对待科研中的得失,才能使中医可持续发展下去。 4 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须重视临床应用教育 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培养要区别对待。前者致力于培养高明的临床医生;而后者,除中药学、药学等专业外,仅有少部分人未来专门从事中医科研工作,绝大部分毕业生走入了中医教学和临床单位。因此,中医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应着眼于培养能够运用中医理论和技术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中医临床医生,熟练掌握现代医学技术,为将来做一名卓越医师打好基础。⑤ 总之,中医药研究生培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管理部门应不断探索和改进中医药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别是中医药研究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国际化思维、科研能力、临床实践能力,结合当前现有科研条件,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质量中医人才。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药院校创新型研究生培养的几点思考 摘 要:创新型研究生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是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标准。本文从课程设置,科研管理,创新平台建设、导师职责等多个方面总结了我校创新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经验,期望能够为中医药院校创新型研究生培养提供一些借鉴,为进一步探索更加合适中医药院校创新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提供思路。 关键词:中医药院校 研究生教育 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 中医药院校硕士研究生是中药行业分析类拔尖人才的重要来源,研究生的创新培养是当代研究生培养核心,教育部在《教育部关于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是研究生教育战线共同的重要任务[1]。我校药物分析专业是全国中医药院校中第一个开展了研究生培养教育工作之一,数十年来我校药物分析教研组全体老师一直在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国家政策为契机全新全意的致力于创新型研究生的培养教育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绩。本文结合我校药物分析硕士的培养经验,深入探讨了创新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法和途径,以期培养更多高素质创新型的药物分析专业研究生。 1 优化课程设置,转变教育思维 创新型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目的是帮助研究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研究生获取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及对问题提出见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就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基础。 第一,优化课程体系设置,实现以创新培养为目的的教学模式。课程体系的设置是保证培养目标实现的前提,依据中药学一级学科及其项下二级学科的特点,坚持“基础知识为根基,专业知识为主体,外延知识为扩展”的原则,将课堂知识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构建中医药院校药物分析硕士专业的课程体系。基础知识课程设置主要针对药物分析硕士专业涉及的基本常识,如中药化学、中药学、有机化合物波谱分析、现代高等仪器分析等课程。这些知识对创新型研究生培养的意义在于能够很好的锻炼研究生收集信息和对信息的总结分类能力。 专业知识课程的设置主要针对提高药物分析研究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如体内药物分析、现代药物分析导论、药物分析的科研思路与方法等课程的开设。这些课程的重点在于引领研究生开启科研思路,正确引导研究生对已知问题的解决能力,是创新型研究生课堂教育的主体。 第二,转变教育思维,实现以研究生为主体的创新培养模式。在研究生教育方式上,学科始终坚持“研究生为主体,任课老师参与指导”原则,研究生为主体就是指在规定的课时任务内,由研究生分组讨论做课时计划,并收集资料,相互讲解,讨论,任教老师对内容范围、深度、广度进行规定、监督、指导,根据内容对教学效果进行考核的教学体系。这样的教学体系极大的提升了研究生参与的主动性,责任感,巩固了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是培养了研究生积极主动探索的求学态度。 2 搭建创新研究平台,引入竞争机制 创新型研究生实践教学目的主要是增强研究生实践能力,通过科研课题参与培养研究生综合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研究生实践教学安排了两年时间,相较培养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因此,必须采用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才能充分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 第一,竞争平台的搭建。竞争平台是指在整个研究生中以团体或以课题为单位建立起来实时考核评估竞争机制,以研究生内部交流和阶段总结为主要形式,以课题阶段性进展为主要展示内容,以研究生主体质疑问答为主要考核指标建立起来的能够充分调动研究生参与积极性的大平台。该平台建立能最大限度的调动研究生实践培养中的积极性,还能锻炼研究生质疑和发现问题的能力,给研究生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极大的拓宽了研究生知识领域。 第二,创新研究平台的搭建。创新研究平台的搭建是研究生后两年实践教学计划顺利实施的保障。以本学科为例,自2008年来先后成功建立了中药质量分析、红外光谱技术应用、中药质量标准与药效物质基础三个校级创新研究平台,2009年又成功申报了河南省高校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学科发展和创新型研究生培养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台。学校方面则以科研处和研究生处为主导,设立“苗圃工程项目”和“研究生创新基金”等专项创新科研基金,鼓励研究生团队创新、自主创新及导师、学生合作创新,构建出良好的创新环境和科研创新平台,极大的促进了校内研究生之间、研究生与青年老师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启发了研究生的创新智慧[2]。 同时,学院设立有分析测试中心、药理开放实验室、实验动物中心、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等开放实验平台,放宽研究生进入实验室的条件,提供较好的仪器设备及实验条件,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创造各种条件。 第三,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促进学术交流。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浓厚的学术氛围[3]。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广泛开展学术交流,营造宽松、自由、民主、平等的学术氛围,可强化研究生创新意识,拓展其创新思维,激发其创新研究热情,进而在潜移默化中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4]。通过组织研究生代表或团体参加省级和国家级学术交流或知识学术竞赛,邀请国内国际知名专家到我院讲学,鼓励研究生参加全国药学类研究生暑期学术交流培训班等形式,使研究生充分了解有关药物分析的国外最新学术研究动态、扩展学术视野、开阔学术思路、掌握和了解国外最新成果,从而极大的激发了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力。 3 充分发挥导师职责,加强导师创新能力培养 导师的学术水平、人格魅力、学术道德和创新精神对研究生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传授知识的方法是学生终生受用的、解决重大研究课题的法宝[5]。要培养的创新能力的药物分析专业研究生,作为导师首先就要具有创新意识,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对学科前沿有深入研究,对相关学科知识有一定了解,这样才能为学生营造出一个创新的环境,将学生带到创新领域,才能收获创新的见解和创造性成果。鼓励集体指导和联合培养研究生,吸取各个导师之长,使各个不同知识结构的导师共同带出新一代的,有完整知识结构的研究生,完善指导教师队伍结构[6]。 4 结论 研究生作为一个国家未来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领军群体,其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挥对未来国家的社会、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负有重要的责任和义务[7]。创新型研究生培养是一个复杂的教育工程,要从研究生本身出发,转变传统教育观念,合理安排研究生课堂教学课程,搭建适合创新型研究生实践教育创新平台,重视研究生个体发展,才能充分的发挥研究生的潜能,培养其创新能力。我们要在创新培养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不断探索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措施、新途径。 中医研究生论文:浅谈中医妇科研究生培养的原则 [摘要]中医妇科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临床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实现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教育。研究如何提高中医妇科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德才兼备的中医妇科研究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培养中医妇科研究生的过程中,应坚持德艺并重、中西汇通和双向培养三个原则,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中医妇科人才,推动医学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 中医;妇科;研究生教育 [作者简介]庞秋华(1979―),女,广西贵港人,博士,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讲师;林寒梅(1963―),女,广西合浦人,硕士,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主任,教授;黄巍(1975―),男,广西柳州人,硕士,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副主任,副教授。 一、德艺并重,培养德艺双馨的中医妇科人才 一名医生,除了需要有深厚的医学基础知识、扎实的医学技术,还需要有仁爱的思想品德。妇科常见病有盆腔炎、不孕症、先兆流产等,这些疾病不仅影响患者身体生理健康,还影响家庭的稳定性及幸福感。因此,多数妇科患者具有沉重的思想负担、情绪忧虑,我们在临床上不仅应耐心治疗其生理疾病,还需要时时安慰,减轻其心理忧虑,使其坚持配合治疗。而对病人的关怀安慰,需要我们具有仁爱的品德作为基础。因此,我们在培养学生时,需从思想上强化妇科的重要性和责任感,培养德艺双馨的中医妇科人才。德,指道德;艺,指才能、技艺;德艺双馨者,指德艺兼优的医生。医学乃仁心仁术。早在一千多年前,古代医家孙思邈就已经给我们注入这样的思想: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要安定神志,首先表现出慈悲同情之心,决心拯救人类的痛苦。《大医精诚》出自唐朝孙思邈所著之《备急千金要方》,是论述医德的重要文献。《大医精诚》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精”,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孙思邈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第二是“诚”,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策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这一点与美国医生E.L.Trudeau的理念有共同之处。“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是E.L.Trudeau在撒拉纳克湖畔的墓志铭,意思是告诉患者,面对疾病,有时医生也无计可施,但我们会尽力关爱你们。也就是说,即使无法治愈患者的疾病,医生也应该努力解除他们的苦痛,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 因此,我们在培养妇科研究生时,应加强社会责任教育、人文关怀教育,即让学生在掌握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上,还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非凡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1]我们鼓励研究生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组织学生开展健康咨询、义务检查、卫生宣传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科研、临床及日常生活中树立诚信观念,加强思想品质、职业道德和人文素质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兼具“仁心”与“仁术”的现代优秀医生。 二、中西汇通,培养中西医融会贯通的能力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多学科交叉、渗透,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医妇科研究生不仅需具备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良好的妇科临床操作技能,还要掌握丰富的现代医学知识。中西汇通,即将中西医经典理论、病因病机与现代医学理论、技术联系汇通,才能在临床和科研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对中医妇科研究生而言,具备中西医融会贯通的能力是适应社会和医学发展的需要。 中医方面,他们应熟读中医四大经典、中医妇科名家医案及医著。鼓励研究生跟随名老中医出诊学习,撰写名老中医经验总结,提高自身的临床思维及临床经验。西医方面,他们应熟悉妇科常见疾病西医病因病理、诊断、治疗方案及治疗机理,还应熟悉现代实验方法及测量方法,包括细胞生物学技术、基因检测、电镜等,如PCR技术、蛋白印迹检测蛋白表达量等。中西医融会贯通,可促进医学的发展。 以广西中医药大学(原广西中医学院)为例,该校有四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三级实验室:中(壮)药化学与质量分析实验室、中药药理实验室、医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附属瑞康医院和第一附属医院各1个),这些实验室均是先进的生化实验室,具有成熟的细胞培养及相关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我校积极鼓励研究生参与医院与学校联合举办的“实验技能培训班”,让学生结合其研究生论文研究方向采用当时本学科领域较为先进的技术、方法和设备进行科学研究。若想设计一份好的科研项目,必须是融合了中医经典内容和现代先进技术。培养学生将中医妇科疾病病因病机、辩证方法、中医症候诊断及治疗与现代医学病因病理及治疗相结合,将其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运用于中医学的科研及临床实践中。 三、双向培养,科研能力与临床技能培养同样重要 目前中医妇科研究生培养,出现片面强调临床或科研的问题。科研型研究生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研究成果难以在临床中应用推广;而临床型研究生科研能力相对较弱,缺乏科研思维,无法在临床工作中提出相关的科学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因此,我们应采取双向培养的方式,同时提高中医妇科研究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不能忽视学生科研及创新思维的培养,因为他们是将来推动医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不能忽视学生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因为科研为临床服务,先进的科研成果最终目的是应用于临床,从而推动临床的进步。因此,在中医妇科研究生的培养中应将科研培养与临床培养有机结合起来。 (一)加强科学研究能力培养,提高创新思维能力 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提高其创新思维的能力应该鼓励他们多阅读文献,利用国内外专业数据库,如中国知网、PubMed等了解本专科疾病研究热点、难点,熟悉国内外研究最新进展。同时,还应该要求学生熟读中医妇科经典及名著,如《傅青主女科》《金匮要略》和《妇人规》等,以便学生在深刻掌握中医学科理论的基础上与现代医学融会贯通。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善于发现新问题,才能运用类比、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形成学术假说,大胆求索。我们应采取多种手段激励研究生独立思考,提高其创新能力,让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形成独特的个性化的思维。具体而言,就是鼓励学生积极进行科研探讨,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病例讨论,加强与同领域科研专家人际交流合作。通过这些手段培养中医妇科研究生科研及创新思维,培养他们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之成为将来推动医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加强临床能力的培养 1.临床技能培养 加强研究生临床技能的培养,需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强调中医妇科优势,重点提高中医辩证论治思维。当学生在门诊跟诊或在病房实习时,均让他们亲自望闻问切,与指导教师共同讨论后拟方药,用药后对该方药疗效分析研讨,切实提高学生中医诊疗水平。第二,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妇科常见病的诊疗技术和小手术,如人流术、后穹窿穿刺术、诊刮术、子宫输卵管通液术等。第三,让学生掌握妇科常见病种的中西医诊断治疗方案及辅助诊断检查方法,如不孕症监测排卵、子宫输卵管造影、性激素六项等。 2.临床思维能力培养 临床思维能力是让学生用专业理论和相关知识对疾病进行综合的分析、逻辑推理、诊断和鉴别的能力。我科采用案例讨论式教学法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案例讨论式教学是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与以案例为引导的教学法的综合,采取“案例和问题”结合的方法进行临床教学。案例讨论学习每两周举行一次。收集近两周妇科疑难或特殊病例,由学生采集病史,把病例的特点整理打印提前交给参与讨论的指导教师和其他学生。学生带着疑难问题通过教材、图书馆、互联网、参考书籍等查阅资料,对病例的诊断、治疗方案及重点、难点进行分析归纳,每位学生提出各自的看法及问题。科主任及指导教师针对学生们对病例讨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通过讨论,使学生对该病中西医病因病机、治疗方法、现代医学研究进展形成更深刻的认识。 总之,临床型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亦应注重临床科研兴趣、科研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导其从临床疾病诊疗过程中发现科学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形成学术假说,进而大胆设计科研方案实验求证。科研课题是培养科研能力的有效途径,让学生积极参与课题的设计和研究,提高其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让学生参与撰写研究报告,提高归纳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强调临床与科研双向培养,可构架基础研究与临床医学的桥梁,使基础研究成果更好更快地应用于临床实践,推动医学技术发展。 综上所述,在培养中医妇科研究生的过程中,我们应坚持德艺并重、中西汇通和双向培养的原则,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努力,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中医妇科接班人,推动医学临床和科研的进步。
教育哲学论文:法国中学的哲学教育 在法国,哲学是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的第一门科目,但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 ■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 很多年前,在一堂法语作文课上,听外教谈起她在巴黎高师预备班上的哲学作文训练。她列举的几道作文题中,我还记得一道。这道题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只有两个法语词“moi,je……”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我”,后者是主语,前者是强调后者的同位语。“我,我……”,我当时心里直嘀咕,要求刚刚中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用4个小时对“我”做一番哲学发挥,大概只有这个产生过“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想的民族才能想得出来。 这种哲学训练,针对的并非是能够进入高师预备班的中学毕业生精英。2011年前,它是所有普通高中(分为人文科、经济社会课与科学科)和技术高中(以协助学生升学为目的)的高三学生必修课,而从2011年开始,法国教育部规定从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哲学教育。并且,哲学是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科目,所有高中的学生,只有通过这一会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用一个法国记者半开玩笑的话来说,哲学会考似乎成了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把哲学作为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科目,这是法国中学教育的独特之处。欧洲另外两个伟大的哲学民族——英国和德国,并未如此推崇中学哲学教育。在德国,哲学课只是中学生的选修课;在英国,哲学课则更多的是比较宗教课或逻辑课。在欧洲,除了法国之外,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把哲学列为高中生的必修课。法国按照哲学概念和主题来组织哲学课,训练学生对关乎人生、社会、政治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初步的哲学思考。 这些问题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那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什么法国要求其国民在年轻时就开始加以思考?事实上,在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社会科、理科乃至技术科的中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哲学。中学哲学教育的本质乃是公民教育,因为哲学被认为有助于塑造具有自由精神、批判意识和政治责任的“开明公民”。 ■学习哲学是公民的权利 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试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锻造新法国所需要的理性国民。拉卡纳尔在大革命前是天主教修会的哲学老师,他在1793年进入国民公会后,积极参与国民教育改革。他认为,自由思考和发展批判理性的权利属于每个公民。显然,哲学对于培养自由思考和批判理性至关重要。因此,从大革命教育哲学的逻辑来看,学习哲学是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哲学教育并没有能够在混乱动荡的大革命中得到实践,倒是被终结了大革命的拿破仑纳入到法国公共教育系统中。而此时的哲学对于拿破仑而言,只是对国家教育的工具罢了。 中学哲学教育并未随拿破仑垮台而终结,而是得以不断发展。在保守的自由主义七月王朝期间,1840年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库赞强化了哲学教育在中学的地位,并引入作文的形式来培养中学生的哲学思考和表达。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国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最终以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告一段落,共和国因此在政治和教育上取得了完整的支配权。反教权和反旧制度的共和国致力于通过初级和中等教育向国民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中学哲学教育被认为是通过思考学习自由的重要途径,是共和国通过学校展开的公民教育的顶峰和完成。因此,哲学学习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成为他们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获得充分权利和尊严的个体,是否有能力运用自己的自由?这需要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具有思考能力。哲学教育有意识地引导即将成年的少男少女们关注哲学问题,因此“自由是否意味着不遇到障碍”、“欲求不可能的事物是否很荒谬”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会考当中,并不令人意外。 同时,共和国要良好运作,公民能够在自由中理解和承担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并且相互尊重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哲学教育也常常围绕一些对于政治和公共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问题展开,如国家的权威、工作的价值、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哲学教育也常常遭遇失败 当然,哲学教育和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也常常遭遇失败,并且失败的比率可能更高。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他以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之后一直在一所高中教哲学。有一次他给我看学生的考卷,试题是对帕斯卡的一段话进行分析。他对某些学生非常不满,批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爱读书。他给我看了两份考卷,几乎是空白,只能得一两分(满分是20分)。事实上,哲学会考的平均分也就在10分左右。 哲学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和他们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启迪和发现会影响他们一生,并非因为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学者,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生和职业的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对这些问题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而他们也应当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去理解这些问题并探求其答案。 更为重要的是,中学哲学教育是对政治生活的准备。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哲学课上就正义、自由、平等、国家、工作等问题所学到的知识和进行的思考,事实上是对他们成为公民的预备。差不多同时,他们获得选举权,在法律上成为完整的公民,将在生活中切身理解公民的政治和道德职责。人们只能在自由的运用中学习掌握自由,公民教育只能在政治生活中完成。年轻的法国人能够在政治参与中检验和理解哲学教育传授给他们的公民之道。 近二十年来,某些东欧、拉美国家也纷纷在中学中开展哲学教育,帮助年轻人通过自由思考来理解自由的价值。哲学教育成为民主化的重要内涵。哲学与民主的有益关联,取决于哲学的执著和民主的热忱能否在政治中化身为健全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德性。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分享1995年巴黎哲学宣言所表达的信念:“哲学思考在教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发展,通过发挥公民的判断力——一切民主的基本要素——积极地推动了对公民的塑造。” ■2012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试题 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上午8时,全法国334464名报考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始第一门科目——哲学的考试。每位考生可在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个小时。 人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通过工作我们获得什么? 题目2:所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 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科学科(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责任寻求真理? 题目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 题目3: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经济社会科考生试题 题目1:存在着自然欲望吗? 题目2:工作,是否仅仅是为了有用? 题目3:解释乔治·柏克莱《论消极服从》的一个节选段落。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素质教育思想的哲学思考 摘 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对中国教育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保证。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必须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全面贯彻,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好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它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 关键词:哲学思考;思想;素质教育;客观性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峰回路转,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科技兴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国策。素质教育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政治思想保证。它的提出,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命运和前途有长远的决策性意义,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深刻理解、切实贯彻、全面实施。 一、素质教育的客观性 客观性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客观性原则,就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性与必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内容与形式等诸多方面的统一,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并非易事。素质教育的形成,正是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结果,它表明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认识的深化。 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国情,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研究国情,把国情作为我们办事情的出发点。研究国情的实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就必然脱离实际,也就是违背客观性原则。我们过去教育经历了许多曲折,很重要一条教训就是脱离国情。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怎样根据中国国情来发展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后来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有偏差,参与了应试教育的作用,曾多次出现急于求成的情况,影响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素质教育。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质量。”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和1994年全教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及其指示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党和国家的素质教育来自于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呢? 我国的教育,是在旧中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例,科技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发展壮大的,只有对国情的深刻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素质教育的正确性,并自觉地为之奋斗,才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谈得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关于素质教育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也不是自上而下传下来的,它是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进行不断探索形成的共识。它始于80年代后期, 90年代初期,它是各国教育的共同趋势,是这个特定时代赋予教育的历史使命。 总之,认识素质教育的客观性,要十分重视对国情、省情、县情的研究,要反对本本主义和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完成,使我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更富于自觉性和创造精神。 二、素质教育的整体性 万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发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任何的诸要素都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它们的有机统一形成事物的整体。如何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素质教育,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所必须的。 素质教育是通过科学的、抽象的理论形式来反映我国教育实际的,从形式上看他是主观的,从内容看是客观的,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素质教育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各界的普遍理论与大力支持。不了解其中各子系统的联系和关系,就不能把握其整体,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就不能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性。 如何把握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诸方面的有机统一,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可能一下完成这个任务,但必须努力去研究他、实践他,以期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素质教育协调而健康地向前发展。下面试从三个方面略加分析。 从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看,我们习惯把素质教育称为面向全体、全面提高、主动发展,它简明而形象地指出了素质教育的本质所在。以其具体内容而论,它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和关系,要充分认识其整体性,必须做全面考察。素质教育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来的,它是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13亿人口中实行的。它要达到的目标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它要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和需求,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合作、学会纪律、学会审美,为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关键是转变教育思想。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上。由于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所以,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教育实践。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应试教育”的教育思想有质的不同。 可见,素质教育是由前提、保证、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手段、措施等构成整体。其中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搞素质教育还要不要考试了? 邓小平同志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查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因此,考试是一种教育评估手段,不同点是素质教育把考试作为推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手段,所以素质教育不是要考试而要对考试进行改革,有效地利用考试这个手段。只要学校存在,考试就永远不会完结。 二是搞素质教育不是就要多搞活动? 本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二者都应抓好,但课堂教学是主渠道,所以素质教育绝不等于活动教育。 三是是不是条件差的学校就不搞素质教育了? 素质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必须遵循的办学指导思想,所以无论条件如何,都应该搞素质教育。 四是打牢基础与升学选拔是什么关系? 应该明确,推行素质教育不是不要升学率,而是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只要全体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了,拔尖人才自然会脱颖而出。 三、素质教育的实践性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曾经指出:“实践主义(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他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他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社会生活本性是实践的。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并依据社会的规律去改造社会,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主体客观化。素质教育是在教育实践中取得的科学认识,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接21世纪挑战,培养跨世纪人才的理论武器和战略举措。 然而,它毕竟是精神的东西,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素质教育的实践性,也内在地蕴涵在素质教育的内容中,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紧迫任务,党和国家把素质作为关系到面向21世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刻不容缓。 遵循实践性原则,我们在实施教育进程中,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实践中深化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丰富和发展素质教育“三个要求”的内容。 遵循教育的实践性原则,我们要注意在实施过程中坚持科学理论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性是实践的前提,素质教育是符合我国教育实践的科学真理,在实施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目标指导的原则,因为目标制约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教育媒体的选择和教育评价。二是整体优化原则,要从素质教育这个系统的整体出发,努力探求各要素功能的优化组合,实现整体系统的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 三是因材施教原则,教师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地进行素质教育。 四是内启动原则,在素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启动学生的内因,点起他们内在因素,使其主动接受外因的积极影响,并转化生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进步的内在动力。这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素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运用。 五是群体合作原则。在“教育社会化”的大教育观念指引下,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家庭教育的基础功能和社区教育的依托功能,构筑教育社会化体制,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促进学校各方面工作整体优化,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素质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们要真正把握他、驾驭他,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会产生顾此失彼,当强调这一方面又可能忽视别一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又放松了次要矛盾,注意了特殊性又忽视了普遍性,或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增加素质教育的科学预见性,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程中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坚持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就是要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循守旧,具体行为是错误的,脱离实际,为所欲为是不可取的。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及教育方向、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内容和方法诸方面的重大变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在社会转型中的自我完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正确把握就能在实施中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十七大和第三次全教会、同志谈话精神为指导,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我们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教育哲学论文:转变哲学教育观 摘 要: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目的方面的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是让学生学好理论知识,掌握好理论原理,能应付考试就可以了,以至使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模式下,受教育者仅仅被培养为恪守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不能适应新时期建设实践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拟就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目的错位的现状、原因以及改进措施作一分析论述,以求深化对于当前乃至今后哲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及其教育目的的认识。 关键词:哲学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概括为:培养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目的本身强调的是阶级性、知识性与规范性(或称齐一性),在此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成为了信念教育、“知识”教育与模式化教育的复合体,受教育者被培养为有理想、识“规律”、守纪律的人。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关于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问题逐渐引起教育界的普遍关注。究竟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够真正担当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目前的普遍共识是,旧有的“人才”类型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具备务实精神、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创造出新的成就。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领路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变问题便成为广大哲学教育工作者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 教育目的作为整个教育过程的起始环节,它决定着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及其结果。正所谓“一个好的起点等于成功的一半”,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整体转变而言,深化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并成功实现其转型便处于决定性地位。而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知识者”的培养诉求,而引导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像“爱智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应试教育信条和工具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传统的哲学教育被简单地视作知识教育,其哲学教育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育的独特性被抹杀了。受教育者成为一种被剥夺了思想权力和想象权力的“不在场者”,他们学到的只是呆板僵化的公式体系,而不是充满思辩富含想象的哲学思维,只是因循守旧的教条主义,而不是激情四溢的创新精神。在这样的哲学教育模式下,哲学变成了非哲学而受到学生的厌恶与排斥。实际上,就哲学的词源意义看,哲学是“爱智之学”,它来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爱)和sophia(智慧)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很显然,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教育都应当是着重培养和激励学生的“爱智”旨趣,训练他们的哲学运思能力,引导他们以极大的好奇心与致极性思维去探索世界的多彩面貌与人生的本真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但继承而且发扬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其教育当然应该遵循哲学教育本来的理路,从而引导学生成为“爱智者”。 2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单纯“理论者”的培养目标,而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积极地研究新事物、发现新问题、引出新结论,从而像“实践者”、“创造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传统的哲学教育中,哲学被定性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世界观的问题又被界定为“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阶段性成果’”;基金项目编号为:川教函2006(486) 要对整个世界的构成及其发展图景作出完整的毫无遗漏的理论陈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也顺理成章地被诠释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如此一来,受教育者就只需要做到将现成的理论公式体系烂熟于胸,便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全才”、“通才”,接下来的任务便是用理论公式框范现实世界,让实践的进程去牵就理论公式,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似乎这样就可以让世界按照它的“客观规律”体系自然而然地达于理想境界(即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现实永远不会屈从于理论,相反理论无论怎样标谤“绝对”、“万能”,在现实的问题面前,它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而只能屈从于实践。以旧哲学的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形态的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拒绝任何对于终极真理的描述,它的真理是衍生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相对真理,马克思本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终极真理”都起源于狂妄无知、玄想臆断,其归宿必然是僵化守旧、停滞不前,这对于有效地改造现实世界而言毫无益处。因此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实践出发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这正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需要大力弘扬的致思方式。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受教育者不应再是那种恪守僵化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应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实践者”、“创造者”。 3 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只注重知性教育的片面性,以实现知性与德性统一、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当代哲学教育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既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极力倾注了革命导师对人的关怀。可当前的哲学教育往往只关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证性质及其逻辑推理的严密性,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意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现实行动不是要去实现某个人之外的客观目的,而是要通过行动去实现人的主观目的,亦即行动是为了人的行动,因此其哲学也是为了人的哲学。革命导师的文本语言从头到尾都透露着对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现实生活境遇的忧思,而其倾毕生精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正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和谐、富足的社会,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性原则只是作为工具而为德性弘扬服务的。既然如此,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应该让学生既学到革命导师在理论建构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证态度与科学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让学生时时从革命导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德性素养中受到熏陶,从而在实际教学中实现知性与德性的融合。 二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原因分析 1 从社会历史背景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赖以生长的现实土壤。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绝对真理化身的形象以掌握群众,这样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性的形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路线、方针、政策的统一性和合理性论证,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在无形中也促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体化、教条化以及公式化的解读。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了描绘世界整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任何异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观点及想法都被斥为“异类”,而如此一来人们积极开动脑筋以探导世界本原及生命价值的活动就受到严重的束缚,哲学之思便让位于政治教化。 2 从理论赖以建构的思维方式看,用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思维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公式化的重要理论根源。旧哲学幻想一劳永逸地把握世界,因而本体论成为旧哲学的核心。但这种“本体论”的思维不但使哲学处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总想描绘出世界的终极图景,而且使哲学远远脱离生活现实,成为只有用最高的哲学直观才能领悟的彼岸存在。这就造成了哲学处于生活世界之外,它的功能只是解释世界。如果坚持这种“本体论”的思维,势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凝固化和教条化,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模式,在这样的僵化知识体系的教育下是不可能造就出面向实践,积极改造现实世界的真正主体的,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僵化思想的忠顺奴仆。 3 从目的错位的现实根源看,当代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模式的联姻共同造成了科学知识对教育世界的宰制以及人文教育的失落。自然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催生了当达的工业文明,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备受关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当前的教育中居于主宰地位,而德性教育、人文教育则当作教育体系的旁支末节而被弃之一角,这直接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对于德性教育的漠视,加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机械地认为道德素养和人文精神是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中是处于被决定的位置,自然可以不予重视。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基础上培养的人显然只能是马克思文本中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而非全面发展的人。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纠正措施 1 改变哲学教学方式,使其真正适应哲学学科的特点而成为一种激发理论兴趣、启迪哲学智慧、交流思想观念、碰撞内在心灵、师生之间双向互动的积极过程。在本来的意义上,哲学教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话,二是教化。这两个特点都应当在哲学教学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用。对话是心灵沟通的管道,是人类智慧的积极碰撞,也是哲学教学的最重要手段。只在通过对话,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才能相互了解和理解,才有可能在交互作用中共同地去追导智慧和提升智慧。而教化亦不单纯是单向的知识灌输,它不仅要求同学们学理论、长知识,更要求他们到社会实践中去生活、去感受、去体验、去践行、去创造,还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反省和人格修炼,去沉思,去领悟,在对话与理解中改造外部世界,改造自我,增长智慧,获得大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过程中,教师才有可能在与同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不断加深对于哲学的理解,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与水平。 2 改变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以真正科学的态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文提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以旧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诠释。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读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而这样的哲学是源于对某种超越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普遍原理的先验认定,因此是不具有科学实证性的思辩玄思。相反,以实践为基点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如同实证科学一样立足于科学所揭示的现实联系基础上的理论”。不仅如此,实践的思维方式还时刻提醒我们,理论要始终面向现实,使理论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成为现实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对世界的外在说明。由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感性活动,那么参与实践的理论也是有限的、可错的和探索性的,因此这样的理论就必然要求重视与凸显受教育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这样的理论对于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3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重视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实现知性教育和德性教育的统一。前文提到,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培养实用化的人才成为教育培养的第一目标,而体现人文精神的德性教育却不予重视。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的哲学教育应该注重“为学”教育与“为人”教育的有机融合,在塑造知性主体的同时重视德性主体的塑造,使主体知性能力的提升从属于人的整体完善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在对学生进行知性授业教育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传道功能,积极地对学生进行德性教育、理想教育,使他们树立正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何以为生”的知识教育,而且要对其进行“为何而生”的人生理想教育,使之将“为学”与“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者,我们不仅应该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必须积极地以一个探索者、研究者、存疑者的角色去引导学生真正地依照哲学的本性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并相应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道德素质,使学生真正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教育哲学论文:由数学史案例渗透数学哲学、教育思想的研究 数学知识呈现静态的和绝对可靠的特性,同一性原理体现事物只意味着它自己,它是逻辑学或精确科学的核心思想,它与进化的观点有明显矛盾。p=p,这里没有论证或历史考查,不涉及到心理学或哲学上的考虑,数学在这里是不变和绝对的,社会学和社会文化的历史很少顾及它们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数学家们的多次宣称,数学没有值得人们知道的历史。 1 数学哲学指导的数学史 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数学史是一种教条和闲谈,这种教条排除了可供选择的数学观点和立场,而把闲谈归类为脱离记录的私人沉思。若用这种方式理解数学,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终结的理论和完成的工作,这只能作为独特的现实呈现形式,与人类情感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此种观点是错误的,比如对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考等,那些重大的数学问题和它们的研究过程在数学史中占最大的部分,虽然它对于学生创造力的激励和真理精神的追求几乎没有帮助,但这种数学的历史观点对创造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连续性与绝对严密之后的一种错觉在有关的实践方面没有被人们很好的理解,所以这种研究的主题被逐渐放弃了。连续性是理想状态,不具有自然统一性,对于变化的构想都要有建设性的努力才可达到,并且要有认识论的观点做支撑,这样给人们带来一种警示。对数学教条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消极作用是历史的考虑,试图把历史用作揭穿假设的手段,在这种假设下,合逻辑的数学的发展成为错觉,有的时候还会步入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 valery说:“一个人有直接从活动方式中思考和联合的习惯,有只在眼前手段受限的情况下想象一个工作的习惯和从不着手处理来自一个与手段毫无关系的主题或想象的效果的工作的习惯。”所以只采取指出“人类”关心或感兴趣的数学问题,还说明不了历史的方法是正确的。而且要塑造对数学史极广泛的社会文化方法的范畴,使之对身边的数学问题和认知问题适用。 拉卡托斯说:“缺乏哲学指导的数学史,是盲目的,而背弃数学史里最有趣的现象的数学哲学,也是无知的。”然而我们和拉卡托斯的观点不同,不能确信特殊的数学哲学是从历史里证明是无误的或存在历史进程的完整的理性重建。 如今有很多论战是关于提及数学客体的时单词“real”的用法,这些论战没有在历史研究中得到解决,甚至于不可能成为这些研究的方向。它的目的首先是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替哲学辩护。不同于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那样不可能集精力于辩护。“现实”就赋予文化意义上的负载,并且比重要信息或物体的集合一定要多。实证主义者对数学产生怀疑,是因为数学所研究的客体都不具备实质性的东西。 2 数学在认识论的转变中得以发展 在研究数学意义发展和物质存在的问题时,我们确信这是需要并能解决的课题。为了解决这类课题,让学生体验概括和抽象的过程,而不是直接面对抽象的过程。 在19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数学和它的物体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它的新理论、新思想的变化。根据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转化而成的集合论和形式公理学,它们的发展使数学变得越加抽象并且缺泛必要的解析。来自大范围远距离交流的必要性和抽象的纯数学的发展,这个历史事实显得非常古怪,它的符号形式既促进同时也阻碍了学习与交流,所以它遭到很大的讽刺。学生对此学习感到困难,尤其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极为重要的概念解释更加困难,而现代数学没能在这个意义上对所需的任何事物提供完整的解释,它们不是特别的假设与抽象,就是特别的技术与机械。所以不能把数学作为一个主题在校园里进行有实效的组织和追求。数学学习也要与其他学科相似,一定要对明晰根本性问题的广泛探究有帮助。 所以可以得出,由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来讲,对其有意义的语句和可以理解的概念进行逻辑还原、组织与分析,好像留给我们思考的没有复原的基本工具,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都想回到过去的风格,而欧几里得数学方法的目的在于把一切事物都化简成基本数学。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数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是被划分开来的。 关于数学和数学对象本质的本体论在认识论转变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和发展。若我们想要把数学史用于教育来促进人的发展时,正确理解这些转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用实例说明从机械论证到关系思维和从直接的方法到间接的方法这个认识论的转变过程。 3 利用数学看待和分析世界 在19世纪到20世纪数学在希尔伯特和皮亚诺的公理系统下出现了深刻的大变革,并已成数学史上最感兴趣的事情。数学在19世纪被看作是陈述必要结论的科学,据此数学可以完全不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假说或是一种推理。在之前的公理系统就是不需要证明的,19世纪以后数学大厦的地基就变成了纯粹的臆测,只用他们可能的推论加以证明,数学涉及事物的理想状态,它具有系统化和分析思想的方法,同时也是自我反思过程,数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元知识,但是皮尔斯与多数数学家和哲学家不同,连他本人都在否认数学的完全解析理想,他把数学看成在动态现实之中建立客体的可能性。 公理化体系所带来的态度看作是一种运动,需要“具体对象”为它起作用,数学中还是存在一些事实和事物得不到正确的解释,这和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相悖。所以对解析态度不应过分夸大,如果夸大就象人能够预知他的所有结果。正确的观点是数学可以看作是推理形式和操作形式之间的一种递归和互动。 操作思维和操作思维所带来的观点认同从古代数学到笛卡尔观点这种转变是可能的,这其中不可缺的补充部分,被称为关系思维,莱布尼兹确信真理是可以证明的,认同关系和和理论,但笛卡尔认为真理与证明是没有关系的,更偏重于问题解决。19世纪初数学从一种语言转型成为结构科学时,数学很有优势,图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思考的东西。 数学中的数字是在17世纪时变成一种语言,算术是在19世纪成为一种程序化,而且它是在代数观点下结构视图产生之后才形成的。所以数学的争论在19世纪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向、不同声音,每一种趋向都只强调两种基本的认知操作中一个,即对相似性和关系的研究。算术化程序试图根据具体化的实物和自然数来定义所有的数学概念,利用还原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基本问题。例如复数对柯西来讲没有意义,只是成对的实数而已。相反正如一些数学家们所预期的那样,公理运动是想利用综合性的从上到下办法,通过推广公理的相关结构及原则,达到扩大它的理论的应用性并以此来解决数学的基本问题。 解析和综合两种观点基本组成了数学活动的实质,数学活动体现在一般化和具体化之间的递归活动,数学体现的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反映,一种思考是另一种思考的对象就是“本质的抽象”,这就是非常基本的现代数学思维方式。瑟斯顿从心理学角度称之为压缩,使人惊奇的是,数学是可压缩的,你可能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精力,分步的尝试从几种方法中找到一些结果,如果你一旦真正完全的理解它的结果,之后再从心理角度你去整体衡量它,马上就会发现有惊人的心理压缩。这样,数学就是一种创造或者成果的体现,并且不能独立于它在本质上的抽象上的发展,这样看来数学依赖来自行动的抽象更为恰当。但抽象一定与明确内省相反的过程不可分离,由此把之前的明确与分离形成一种主体感觉、思考、行为的特定方式。 现代数学已经具备了“关系思维”的特点,关系思维倾向于看待知识与现实等同,这是最大的障碍,与之相反,科学与数学,教会我们怎样看待现实世界,如何进行分析世界,数学史启发我们的是真理和人文精神,但它不是绝对的数学真理。 4 数学的分析和综合的交互作用 围绕公理方法展开的讨论,突出的显示了数学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的转变。到19世纪中叶,提出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类似力学或几何学那样真正的价值,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算术那样有自身心理结构,将数学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划分。代数学被视为是几何或力学结构的代数化,当人们逐渐认识到代数学对几何学的作用,它不是对对象的刻画时,这些差异就逐渐的没有了。关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转向认知和知识的内在动力上来。数学家们开始更加深刻的反思,反思他们自身的结构和活动,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思。 单一的运算x+1衍生出自然数的加法与乘法,格拉斯曼运用这个定义证明了算术运算其它的所有重要性质,如交换律、结合律等。格拉斯曼公理包括了归纳法,但是在它那个年代却受到了猛烈的批评。holder相信涉及递归运算的那些讲述都不是公理,因为算术是先验的。若有人认为这些公式是算术公理,则他就会把相似的公理用于数论和分析中无数的概念,如此话算术公理的数量就会大增。这陈述不够明确,因为格拉斯曼没有处理困难的部分,会指责他的处理是不完整的,只给出讨论中的一些规则,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样说法比较合理, holder还未真正的领会数学公理系统,也就是数学公理系统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用数学推论来评估的,并不能完全表示直觉给出的基本现实。 5 如何正确理解数学内部的对立统一 19世纪初出现积分理论从柯西到勒贝格的转换,它用实证更多涉及算术近似法及不等式语言。 利用展示函数概念柯西在一定意义上做完了笛卡尔把几何向算术的压缩过程,他把几何简化成直线,当然就受到格拉斯曼等人的强烈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数学理论应该描述与某一主题区的关系。人们都认同通过连续函数概念的介入,由此数学能真正变得很适用,应该能够生成各种各样的直接的真理,对数学问题进行构思,使其与现实有直接关系,这种实证态度和公理运动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函数与连续的概念是同时发展的,连续性是函数的基本特征。柯西将数学转变成了外延理论,必须把连续函数设想成具体表述的等价类,而不能认为它的一些表述提供等价关系的外延公理等同,只能这样来理解函数连续的性质,但不能成为表示函数形式的性质。 狄利克莱和柯西认为,函数必须被看成是解析表达式,而解析表达式是建立于外延公理的基础之上。勒贝格利用假设解析表达式都成立,继而极大的推广了函数的概念,然后又从连续函数发展到可测函数,并且在实际检验的基础上,这个可测函数能包涵数学分析内能找到的所有函数,20世纪初函数概念的发展映射了数学分析的进展。 从柯西以来,可以依据函数的某一性质或推理来理解函数,而没有必要明确表述函数就能选出函数集,这是能够做到的。如柯西证明了具有这个性质:f(x+y)=f(x)+f(y)是连续函数,它没有给出函数f(x)=ax,柯西建立了对数学概念的一种全新的理解,据此数学概念可以依据它得出某一结论来给出定义,把概念理解成具有某种行动计划的操作性,这与过去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柯西是一位真正的现代数学家。 黎曼对积分充满兴趣,继柯西之后开始研究,与柯西研究的方式不同的是他从必要条件入手,黎曼给出了闭区间上可积的有界函数的定义,黎曼由此对连续性与可积性进行了区分,并且定义出非常重要的可积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被人们看成“完全任意”函数中最大的子集,“完全任意”的函数从19世纪中叶以来,始终在连续函数的定义中处于尤为重要地位。黎曼将可积函数的概念进行了极大的推广,未来进一步概括可积函数的概念就是一定会发生的,黎曼对计算积分值的传统程序的做法是认同的。 勒贝格的做法是分割函数的值域,显然测量和可测性概念都可以定义积分概念,勒贝格的做法不仅仅将可测集和测度集的概念放在了中心位置,还步步加强了实证分析与公理化定义的方法论,托马斯·霍金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就是勒贝格建立了首个通用的积分理论,各种数学范例、定义、定理在勒贝格研究以前早已经存在着,可是它们缺少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完整性及连贯性。 作为微积分理论,从柯西就开始对连续性进行研究,距离概念成为邻近测量的适用性是连续性的定义与定理的唯一条件,由此建立了度量空间的抽象的概念,这个开放性的概念被定义成线的开区间概念,对集合x,不同度量标准决定同一连续函数,仅当x中的一个子集对一个度量标准开放,并且对另一度量标准个也开放。描述连续函数特征的工作就是选择一个拓扑结构,等同于选择一类开放集合,空间拓扑是它结构中的一个特殊性,并且非常适合成为公理化与集合论条件的特征,若没有康托尔创建的集合论,一定没有抽象测度理论与拓扑学理论。 拓扑表征对理解勒贝格的广泛的可测集、类集、可测函数都具有帮助作用,也有助于弄明白在纯数学中发生的事情,由拓扑学的概念可以简化一般形式的辩证与推理,它描述了数学探究和现实重构的特征。 那些给我们的感觉很抽象的数学思想,若只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就变得很容易理解,过程到结构的转换还是相当有好处的,数学史作为描述成长与发展的历程,而数学哲学涉及到更多辩护的问题,这两个在教育情境中都具有了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历史的角度使我们对数学内部类似的对立统一有很多的理解,一是数学成为把人类的智慧释放出来的一种力量,它已起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纯数学的发生发展时常因为正式的严格证明而出现,这些证明是公理化的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为操作假说工作,但不能成为客观题材的说明。从柯西以来,对算术与积分论各自的发展描述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的指出,公理集合论是可用于数学和数理化最好的构架。 我想还是有许多人会觉得数学还是很陌生,那些建立于19世纪的集合和代数公理,可以被看成是集论思维的工具,而且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正是这个矛盾才使得数学史的研究更有意义、更有启迪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本应该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个人修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临困境。因此,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何走出的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误区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的误区。这些误区正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遭遇尴尬的真正原因所在。 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严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就成了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混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变为思想灌输和时政教育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变为政治说教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教师无形中把哲学教学的任务完全等同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政治化、绝对化、神圣化。哲学的功能侧重于“政治教育”,哲学成为“政治”的代名词。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缺乏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忽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功能。而这些弊端正是学生们排斥、厌恶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根本原因。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知识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比较重视,而对方法论教育相当忽略,将世界观等同于方法论,甚至以世界观取代了方法论。这使学生对马克思主意哲学方法论思想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自觉应用,以至于他们学无所用、学无所得。我们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知识。但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死记硬背的认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同时也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了。 1.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教条的。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这一思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僵化、凝固化,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成为“一成不变”的真理和照搬照用的公式。而我国在很长时间内照搬照抄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照本宣科的原理教学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教条主义的体系,陈旧的思维方式,使原本极具灵活性的理论变得刻板、教条,成为照搬照用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丧失灵活性、针对性,导致学生在实践中很少能做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原理”所提供的一系列公式教条。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形式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哲学教学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学生思想实际。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很少吸收当今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形式主义的教育。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走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和知识的系统传授,却忽视了这些内容对学生的意义。一个明显问题是老师照本宣科,一厢情愿,而不考虑学生的实际理解方式和思想状况,造成预期教学目的与实际学习效果之间的严重脱节。 2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在于实现三个转变。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教育。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为政治服务,这是无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引导我们树立唯物论辩证法的立场去认识分析问题,当然有思想教育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方式应该是有一定间接性的、隐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教育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学习,潜移默化地影响、改造学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批判性的思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理论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通过批判获得真理,获得知识的能力。 2.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 世界观不等同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把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有机相结合,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乃至做人的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2.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 知识不等于智慧。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虽然理论本性不同,但也是追求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然也有知识教育的功能,但它更应该发挥启发智慧的功能。倪志安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起到一种真正的蒙智、纠智和惠智的作用,让受教育者得到思考能力和人格素养的培养”。[2]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精神实质,不能止步于知识的积累,而应该着重于智慧的启迪,思想启蒙,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突破困境,承担使命就必须实现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的转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影响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因素研究 一、显性因素 (一)教材以及考试模式 教学内容重复,缺乏现实性和针对性,教材内容陈旧,不够引人入胜,这些都是马哲众所周知的问题。虽然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版本众多,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教科书的模式,也就是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几个部分组合而成。它不但无法容纳随着历史前进和实践发展必须加以补充的内容,而且在表达已有基本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方面也存在缺陷,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核心的精神实质,缺乏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思考。 同时,当前大多数高校考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效果仍然采取课堂考试的形式,教师讲什么,考试就考什么,似乎在考学生的记忆力。这种片面化的文本考试模式,排斥一题多解,拒绝异质思维,限制人的创造力,无法检验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实践能力,也无法体现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结果往往造成高分低能。 (二)教法 教学方法单一,脱离学生实际。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大部分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授式教学,这种方法重视理论、强调灌输,以教室、课堂、书本为中心,把哲学抽象成僵化的公式和枯燥的概念,然后再引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案例加以证明。这种过于重视理论阐释,而忽视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被动接受现成理论的机器,难以引起学生心灵的共鸣,导致许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缺乏兴趣。 有些不喜欢马哲的同学说:“强迫使我对马哲课没兴趣!”通常我们上这种课的时候都是一边听课一边在下面做别的事。对它说不上喜欢,主要是这种课通常听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听了后也感觉没有多大收获,而且它离现实又很遥远,无法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盲从心理吧,上马哲课的时候容易受周围同学的“感染”。如果大家都经常逃课或者在课堂上做其他的事,那么自己会感到有点心理不平衡,也会那样去做。一次,两次,时间长了,也就感觉不到马哲有什么意思了。有些同学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课堂上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迫的意味。现在这样的学习不是学生主动去学的,而是带有很大的灌输意味,学生一开始就会对这门课带有一定的逆反或者反叛的心理。即使明明知道这东西是好的、是很有价值的,但就是因为你强制我学,所以我就不喜欢学、不愿意学。归根到底,这是导向性的问题,也是教育方法上的问题。 (三)教学制度 现在各大学都挂上了“素质教育”的招牌,“教育有层次,素质也有层次”遂成为一种时尚的观念,素质教育轰轰烈烈登上了高等教育的舞台。但实际结果又如何呢?熊丙奇先生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只不过是挂上了素质教育的幌子,是新瓶装旧酒的纯粹形式主义,实际上搞的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 本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有三件事:第一,学会如何做人——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学会如何思维———这是关键;第三才是学会掌握必要的高层次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古人也曾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大学的核心不在教会学生知识,而在教会学生做人。而我们的大学在发展中却偏离了这一教育思路。 正如杨叔子教授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的时弊根于轻视人文素质。学校视办学如办厂,为了扩大生源提高效益,校方绞尽脑汁向学生灌输各种“有用”的知识,逼迫学生今天考这个证,明天考那个证,重教学生做事,轻教学生做人,表面上大谈素质教育,实际上却普遍表现出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轻视,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过于注重死知识的传授,本末倒置,必然导致大学生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电脑荒于人脑,必然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缺乏生机与活力。 在这种大气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然沦为形式,不仅学生反感,就连一些教师也对此嗤之以鼻。为什么呢?就因为哲学作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恰恰是人文知识的核心,哲学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在高等教育为“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思想所笼罩的情况下,试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改革怎能取得较大进展呢? 二、隐性因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从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而且一直都有反思改革,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效果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教育目的呢?当然,这与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是除此以外,还应该存在其他一些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隐性因素。 (一)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在目前的哲学教育理念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的倾向比较普遍,教师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几条原理和结论。这种教育理念侧重解决学生认知层面的知识传承问题,却无法解决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为信念并付诸实践的根本问题。同时,它使我们在教学中无意识地把哲学原理变成了教条,使原来充满智慧、灵性、能启迪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堆枯燥无味、晦涩抽象的知识。同时,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哲是万金油,而马哲教育只是照本宣科。我们有的教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即使联系不上,也硬要牵强附会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找答案,这必然会让人们质疑:要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没有什么原则,要么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教育必然使群众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二)教育者的态度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威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效果。本人认为,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主要原因。根据调查,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普遍有三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圣经看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照抄照搬,结果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由于照抄照搬的理论无法正确解释和回答客观现实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说服学生。时间一长,学生就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第二种态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右”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回答不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用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甚至有的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演变为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灌输教育是一种愚民政策,窒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 第三种态度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坚持不是固守,也不是抛弃。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基本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充实和丰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三)没有对马哲教育形成正确的认识 许多人把哲学教育简单化,把其知识、方法的传授当作是“ 政治理论”的灌输。本来是“ 哲学上的说理”却变成“ 政治上的说教” 。应当承认,不存在脱离政治的哲学,但哲学有政治无法替代的作用,二者不能简单等同。政治是瞬息万变的,经常表现为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而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有机统一。它以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过瞬息万变、复杂迷离的现象,把握规律,认清政治形势。哲学不是既定不变的知识和简单现成的结论,它为人们提供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问题以及评价真善美的正确标准。它重视的是引导学生思维,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不是结论。把哲学简单等同政治,势必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死记硬背,缺乏思维的训练、理性的思考,激发不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而哲学理论教育和宣传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宣传教育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而理论教育要一分为二,客观冷静是它的理性所在。它的变化服从于实践,它只忠于实践,并对发展着的现实社会作出理性的回答。但是,由于一些眼前的阶段性工作和政治目标的需要,哲学理论教育往往失去它的客观理性,而是围绕着政治目标不断地注释,不断地演绎。只顾一时的宣传教育效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本质,其结果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形象。过去多年来曾经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 (四)在教学方法运用中,认为举例就是论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进行哲学论证,而不是简单地宣布这样那样的哲学原理。只有通过哲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曾经说过:“凡哲学都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高于其他哲学,就更必须有严密的论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结论中,还不如说体现在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中。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对象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只是把结论当作如此的东西来宣布,就等于没有讲哲学。” 可我们有些教师以为举例就是论证,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只用举例为证的方法来论证某一条原理,严格说来这是不行的。何况有时候甚至连例子也举得不合适,同原理联系不起来,这就更不行。”我们要通过教学加强哲学的论证力量,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哲学不能只是用来宣布现成结论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这样的学科,那自然在课堂上留不住学生,反而招致学生的反感和厌恶。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教学活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密的逻辑论证力量,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穷魅力。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思想作深入细致地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给学生带来思想的收获、灵魂上的震撼和行为上的引导。 教育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瓶颈”与改革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建国以来便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各种研究解读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当今根本的素质教育亦是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不仅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培养的最重要方式。加强和改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以使之更好地体现时代的气息,更加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的思维活动的独创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欲望,是一项至关重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前提与基础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此开展了深刻且非常有益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教学改革的成功都必定是与其所属科目的本质特性相契合的,忽视课程本身的特点而一味追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课程设置等等方面的改革,无异于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质为前提与基础,在顺应这些特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真实有效的教学改革。关于这一点,孙正聿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哲学是“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统一。首先,“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结晶和升华,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就是说,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与哲学史是密不可分的,离开“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哲学就会失去它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就会失去它的至为重要的“历史感”。其次,“时代的容涵性”,是指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理论的力量,在于它以理论的方式去把握现实,使人们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达到对现实的全面反映、深层透视、理性解释、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再次,“逻辑的展开性”,表现为哲学范畴的逻辑体系。用列宁的话说,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哲学理论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都只能是实现在它的逻辑化的概念展开过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理论的力量,就在于这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说服力量、征服力量。当然,这段话是针对一切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体现出上述一般特点外,更“熔铸着人类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熔铸着它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一种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最能”以理服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充分体现、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这是取得教学改革攻坚战之胜利的根本前提与基础。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瓶颈” (一)批判与前导性的丧失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套为现实做注脚的“辩护士”理论,而是指引人们超越现实、奔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灯塔。但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未彻底摆脱为政治服务、给政治决策寻找理论依据的角色,现在我们很难再看到哲学独特的滋养主体、反思现实的批判功能,无处寻觅它对于现实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前导性理念,哲学日益成为“描红”现实的静态话语系统。上述束缚投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便是本为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人文教育被活生生“抽空”为纯时政性的苍白的政治道德说教,这样的教育根本无法内化为学生的品德素养,学生也无法从中获得科学实证与人文思辨的素质训练。由此看来,相当多的学生对本门课程表现出厌恶与冷漠也不足为奇了。 (二)“人”的隐遁 纵观马克思伟大一生的研究历程,无论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人”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即使在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流通等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资本论》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同样,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人之彻底解放的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们过分关注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强调物质是世界万物的基石的论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认识是对物质存在的反应,社会历史是受物质生产方式支配的)。虽然这样的哲学体系也讲“人”,但这里的“人”只是物质运动的一个环节,整个人类历史也只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已,缺少对人及其能动性的基本关注,其中的“人”已被剥离为空空如也的符号,沦为表现历史自身发展的工具。应该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浸染着浓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色彩,甚至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身影。它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些弊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上便表现为教材中映入学生眼帘的是满纸冰冷的逻辑与铁一般的法则,人的主体性、灵动性悄然隐遁,面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教学,学生很难适应,更无从应用。 (三)教材的陈旧 我国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内容主要取自前苏联的教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其间多次改动,但主体框架与主要观点并无多大变易。例如,四大板块结构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格局仍未完全突破。另外,大部分的教材不是个人的研究成果而是集体劳动的结晶,这使它更像是材料与观点的集合,而很难显现出个性与独创性。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前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只是部分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较多在唯物史观方面),总体上并未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特征;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它的最高水平。其中不少内容是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思想准备)的理论成果或形态。”近年来,不少具有创新价值的教材新鲜…炉,其中吸收了一些新内容,但有些内容目前仍是有争议的,如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实践观的提法。这样陈旧的教材远远无法满足时展的要求,教材呈现的理论与现实热点问题相距太远,大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人权问题、全球化问题、科技应用所产生的伦理道德的冲击问题等等,并未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试想,这样一套远离现实、束之高阁的理论如何能塑造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潮头的大学生以健全的人格?如何能培养他们宝贵的独创欲望与卓越的创新思维呢? 三、在教学理念上,要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人性光辉与批判前导的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对人的关怀 如上所述,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领域,从中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过程中建立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人的生活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同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一定要对人的存在、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实现哲学主题由“物质整体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重大转变。将之称为“重大的转变”是毫不为过的,因为它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研究的主题,其中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对“人的世界”的重新关注,必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维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里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隶属于整体、依附于社会的工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是以实践作为其存在方式的创造自身历史与未来的充满自主力量的人。人的光辉的复现,同时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体论由“物质”向“生成”的推移。所有这些转变,无疑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理念由僵化迟滞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其恢复从前的生机与活力。另外,从现实的层面上看,研究主题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从单一政治或经济功能定位的观念转变到确立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培养健康、高尚人格相结合的观念上来,使其从单纯灌输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变到“以人为本”的观念上来,也使其从单一的教学为本的观念转变到确立“教学”相关、“教研”共进的观念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给予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与智慧,更有健全豁达的人生观。这样的哲学才是“智慧之学”、“为人之学”,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是“育心之作”、“树人之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凸显“批判与前导”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里的革命性所指的不单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于我国现实社会的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该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现实,不断地超越现实,不能仅局限于对现实的注解论证。一味用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看待哲学的后果是严重的。长期偏重物质文明建设、令精神文明建设流于表面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低效率。批判功能的重现,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焕发新的生机,彻底摆脱本本主义的僵化教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努力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导性,积极主动地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导向性理念,在宏观标向上指引现实社会的发展。这一新的转向可以消除哲学把握现实社会发展脉搏的滞后性,改变其长久以来的“注脚”形象。转而走在了浩浩历史之江水的潮头,如灯塔般照亮我们前方的征程。这样的哲学教育充满了青春的脉动,学生们又怎会不欣然接受呢? 四、在教材体系上,要实现各部分内容的创造性重组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之体系划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部分,内容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未被充分挖掘,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任务之一便是要重建这四大板块的内在联系,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绝不仅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把握自然界的手段。实践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近年来,不少教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物质观这一章的后面加入了实践观的内容,但这里仍然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又如,唯物史观不仅仅是一个隶属于自然辩证法之一部分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人创造历史、解放自身、描绘美好未来的过程。它是浸染着辩证法的、彰显着认识论光辉的开放性进程。再如辩证法,它不只体现为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运动规律,更表现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这样的思想愈发明晰地揭示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只有深入探索上述闪光点,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熔铸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为了使上述设想得以实现,同时也考虑剑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知识体系也应随之进行分解和重新的排列组合,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体系。这种“树状”知识结构由“根知识”、“主干知识”和“枝知识”三部分构成。在学习中,学生通过对每一章的深入研究,首先找到贯穿于这一章中的基本原理作为知识“主干”,将构成这一基本原理的主要概念与范畴看作这一章的“根”,将每章中的其余知识视为本章的树状知识结构的“枝”,“枝”的意义取决于其依附的主干知识与根知识。主干知识遍布本章,而根知识则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每一章的知识体系中。“改革后的哲学原理教学新体系,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既体现出理论的魅力,又具有时代的感染力”。 五、采用史、论、著、比、实有机结合的方式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过分注重了原理的阐发,致使哲学教材沦为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与苍白的说教,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丰富性。具体来讲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史生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于哲学原理的编排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学生接受到的永远只是科学且同定的结论,冰冷又干巴巴的条文。至于这些结论是如何获得的,在这样的真理产生之前,理论创建者进行了怎样深邃而艰苦的思索,这中间又与自身的哪些旧痕迹进行了彻底地清算,即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如何从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巢窠中涅磐重生的等等,我们无从得知,似乎真理对于个人来说是早已给定的,只需尽力接受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做法令教材变得枯燥乏味,学生读来亦是味如嚼蜡,难免产生厌恶、恐惧的心理。因此,在教材中引入历时性维度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蜕变而逐步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正是对这一生成的科学描绘。对于学生而言,只有充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流变历程,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原理的真谛。例如“人的本质”一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当引入马克思早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观点,使学生在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理论的嬗变中更精准、更全面地理解最终的结论。 (二)凭著丰论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的科学归纳与概括,体现了原著的精华所在。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一,教材不是原著,它始终只是中介,不是本原,它不能代替原著的学习;其二,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编撰的教材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普遍使用,只会使哲学教学变得单一、枯燥”。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一轮又一轮的归纳、概括、抽取极易导致对原著理解的简单教条乃至偏移曲解。前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后者则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如对于“生产力”这一范畴的理解,马克思本人眼中的生产力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括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多个方面,但在传统教科书中,生产力却被曲解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因而新教材中应加强原著与原理的结合,实现以原理带原著,以原著丰原理的崭新格局。这样师生才能共同面对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感受伟人思想的真实脉动。 (三)借比彰论 这里的“比”有“比较”的意思,同时亦包括“借鉴”的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充分对比、借鉴中外优秀的思想成果,通过“扬弃”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首先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源于中国的,它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历经几千年的锤炼而形成的中困传统义化的威力是巨大的。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既是“活的规范”(延续着的传统),又是正在生成着的传统。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我们可以将之改为“天、地、国、亲、师”,这里改原来的“君”为现在的“国”很重要,“君”是一个具体的君主、政府,“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这容易产生极权,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将其变为“国”字,则既保证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延续性,又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的结合。这里的“国”字既非政府,也非政体,而是“家团”,是country而非state。中国人经常用“家园”指乡土。“亲”不仅仅指父母,可以扩而广之。“师”也不只是指老师,还包括朋友等。再如,中国儒士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同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儒家传统在精神意蕴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相一致的,应该实现二者的融合,以孕育和生发出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来,这也是新的工业民族精神之所在。如果我们哲学教科书能够吸纳进这些东西,则哲学教学将会别开洞天,肯定会激发出学生的极大兴趣来。 其次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一直以来,教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排斥的,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简单冠之以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或不可知论之类的大帽子,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不是平等,而是俯视,甚至是敌视。然而细细想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绝不是在温室中、在与致病因素隔绝的无菌室中产生与保持的。相反,它是在各种思潮的冲击、辩论、打磨中显露其金子般的光辉的。打开窗子,让新鲜的阳光进来,屋内的花朵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况且,西方现代哲学的思想也并非都是谬误,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是旨在避免绝对化,能够对其他流派、思潮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必要性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可能性的维度。“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21世纪将会是和平竞争和对话协商为基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加剧,但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对话和协商。在此背景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解,协商式的争论会使人们更多的接受。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开始出现这种倾向。有一些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其共同点”。有了这样好的契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应解除束缚,在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平等对话中展现其特有的优越性与先进性。 (四)依实话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借此来充分发挥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内在维度,同时也是时展的客观要求。 从哲学的性质上看,它总是以普遍、抽象的方式来把握具体特殊、表现思想的,似乎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实则相反。纵观整个哲学史,没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是完全抛弃现实的,时代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只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隐晦的方式将火热的激情与深邃的思想包裹了起来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更是倍加关注,因为它就是在不断回应时代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壮大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就是要使之保持开放性、批判性,既要对历史开放和批判,也要对现实开放批判,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开放和批判的交融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仅仅是对旧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而且也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哲学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问题、制度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中心价值的价值多元、无序状态问题,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为现代化提供支持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等都应关注。从国际方面看,经济的全球化问题,以及由此提出的全球伦理或普适伦理问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秉持的原则的伦理前提问题、人权问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注的,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抛弃“原理加例子”式的假化的教材体系,真正将现实生活引入到哲学之中,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更能体现其开放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马克思哲学教育彻底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这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方向。 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时代特征比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上面提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是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地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科技革命和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当代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然而如果我们向纵深处挖掘,会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重要的哲学课题:“一是知识增长、科学发展与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二是人的自由解放运动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三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反映了当前举世瞩目的科技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两大潮流,在深层上,乃是社会进步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反映着人类在处理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既改造外部世界,又改造和发展自身。而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突出,则反映着人类在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自身的对象性活动及其方式的自觉地反思”。忽视了对这些哲学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势必会影响社会的长远、稳定、全面的发展。而这样的任务就需要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来完成。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才深化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形式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才切实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之间绝非是孤立的,而是体现出鲜明的整体化倾向。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必然与代表马克思某一阶段思想内涵的著作相关联,也必然会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总是在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在对现实社会凸现出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剖析中诞生的,这些经典著作的真理性、时代性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黯淡,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不仅要在形式上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还要在内容上形成史、论、著、比、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格局。 综上所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形成由来已久,欲彻底根治其弊症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只要我们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立足于长远的教育理念,站在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达的高度,以竭力造就创新人才的哲学精神为目标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坚决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念、教材体系的改革,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现质的飞跃,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浅谈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哲学教育 本文对化学中体现的哲学原理作了简要介绍,并与其他学科作了类比,力图在化学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哲学教育,以培养他们的哲学品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功利性的紧张时代,我认为作为一名化学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化学课堂对学生进行哲学的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化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将对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一、现象与本质的教育 1.现象与本质的含义。 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事物与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的、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它不能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其本身的特殊矛盾,这就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现象是事物的本质的外部表现,是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多变的方面,它能被人的感官所直接感知。 2.例析培养学生的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哲学思维。 (1)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这也是一个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本质的过程,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过程中,应用了黑格尔的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门捷列夫透过六十三种元素的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发现了原子量的变化引起元素性质变化的本质。这是透过事物看到本质的一个典型例子。 (2)将二氧化硫分别通入红色的品红溶液和紫色的高锰酸钾溶液后,均能使其褪色,二氧化硫是否均表现了漂白性? 通过这些实验,让学生学会用现象和本质的哲学观点周密、严谨地看问题,做实验时,要认真观察现象,并认真思考,通过实验现象认识实验本质;学知识时,也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并抓住事物的本质。理解了知识的本质,才是真正的掌握知识的内涵。 (3)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物质的本质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不同。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但是其性质却相差甚远。这是为什么呢?在金刚石的晶体里,每个碳原子都被相邻的4个碳原子包围,处于4个碳原子的中心,以共价键和4个碳原子结合,成为正四面体结构,这些正四面体结构向空间发展,非常牢固,因而金刚石熔点沸点都较高,并难溶于溶剂。 石墨的晶体则是层状结构,层与层之间以范德华力相结合,因此片层之间容易滑动,石墨质软。但是由于同一层上的碳原子间以较强的共价键结合,所以石墨的熔点很高。 二、量变引起质变的教育 一位伟人说过:“化学可以被认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一切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客观事物的变化总是只有质和量的变化,质和量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呈现为量变和质变的两种状态。因此,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量变到质变的普遍规律的哲学思想非常重要。 1.量变与质变。 量变是事物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数量上的增减和事物各个组成部分在空间排列次序上的变化,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在化学中,物质浓度的变化,分子量、原子数目、化合价、键能、温度压强等物理量上的变化,以及物质排列次序、排列方式空间取向、晶体类型等的变化,反应过程的程度改变等都属量变的范畴。 质变是指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例如物质的变化、同分异构体的相互转化、分子组成和反应性能的改变等。 2.化学中的实例。 量的变化引起质变的例子很多,如浓度、温度不同引起的质变以及元素周期表体现的规律等。 (1)浓度变化引起质变:稀硫酸具有酸的一切通性,但当改变硫酸的浓度时,随着硫酸浓度的改变,引起了性质的变化。浓硫酸具有强烈的吸水性、脱水性和氧化性。而这些正是稀硫酸所没有的。 在一个烧杯中放入恰好能反应的1l20mol?l-1的浓硫酸和20mol铜,反应也不能进行彻底。因为在整个反应过程中,随着反应的进行,硫酸的浓度逐渐降低,“浓度”这种量的改变引起了质变,浓硫酸变成了稀硫酸,稀硫酸不能与铜反应,所以反应不能进行彻底,所以得到的产物cuso4应该是少于20mol,而不可能是20mol。 三、内因和外因的教育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化学反应比比皆是,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种物质本身的性质就是内因,也就是通常我们化学上所说的物质的结构。影响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就是化学反应所需的条件,即外因。例如,在研究化学反应速率时,主要研究了外因对反应的影响:双氧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放出氧气,但只要我们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剂,就可以制取氧气了。这是因为二氧化锰是催化剂,加快了化学反应进行。也研究了内因对反应的影响:铜在常温下不与稀硫酸反应,而铁可以,这是内因(物质本身的性质)不同造成的。 四、看事物一分为二的观点教育 科技虽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今的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说明了科技的两面性——对人类有利和不利的方面。教师不妨带领同学们实地考察、询问群众,了解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五、进行辨证唯物主义教育可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1.运用演示、实验、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生动、形象、具体地进行教育。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生以形态的模式认识事物的本质。 2.多做研究性课题,如学习环境污染这一章节时,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考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观点,也可以培养学生量变到质变的观点,培养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能力。不仅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培养了学生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还让学生学会了怎样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教育哲学如何讲述之史学视角 在西方汗牛充栋的教育理论文献中以“教育哲学”的各种形式的文本不胜枚举。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的一种应答。逻辑上可把“什么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换为“教育哲学是如何讲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分析,从中反省教育哲学可能具有的真正形式。 一、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 但首先是,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换言之,教育哲学究竟应该讲述什么?只有明确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教育哲学的讲述才具有可能。王坤庆教授认为教育哲学之所以在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被其他学科所取代,关键就在于其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可替代,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学科;在金生?教授那里,教育哲学的存在是为教育的应然性问题做一个哲学辩护,教育哲学是讲述教育的应然性问题。还有论者认为教育哲学讲述的是教育的存在之谜,追问教育之真。关于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人们回答各异其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教育哲学何以可能的种种观点的穷尽归纳,而在于我们需要明白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它们生成的概念框架是什么。 概念框架是人们在思想中构筑经验世界并对思维中的概念进行整理的方式。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人们形成的经验世界的图景也是不一致的。教育哲学构筑的是教育世界的图景,不过,这种构筑,不是常识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教育哲学对教育世界图景的构筑,是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的。区别于常识的、科学的概念框架,哲学有自己所特有的概念框架,这使得教育哲学不同于教育科学。但是甚至在哲学系统内部,哲学也有自己彼此不同的概念框架。正如西梅尔(simmel)所说,“哲学就是哲学本身首要的问题”。譬如西方古典哲学和实证哲学,虽然同为哲学,但是它们分别是在思辩的和实证的概念框架中来营建各自的哲学体系的。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系统内不同概念框架选择的制约。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会形成不同的关于教育哲学的“世界图景”。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对哲学的反思,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离不开对哲学可能问题的思考。 同时,教育哲学的构建也离不开对教育世界着眼点的选择。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与教育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经验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的可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意味着人们只有在对世界作出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因此教育哲学讲述者讲述的世界只能是经验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关于教育的感性活动。而由于人们对教育世界存在着不同的经验程度和经验范围,那么不同的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教育世界也就存在差别,人们关于教育的概念理解也就存在着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也就为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差异。譬如如果我们把教育理解为家庭教育,那么在此概念框架中形成的家庭教育哲学肯定就有别于学校教育哲学。 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分歧,是在于人们关于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选择的不同。在不同的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中,生成的教育哲学也就存在着差异。面对诸多的概念框架,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成为未决之问。但是,这种未决之问,恰恰是教育哲学有望成为可能的前提。无论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辩,还是对教育本体的存在反思,抑或对教育价值的执着追求,教育哲学都是教育和哲学的联姻。“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对教育哲学讲述何以可能的追问,应该上溯到关于哲学和教育何以可能的思考。 哲学和教育的可能,规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哲学和教育的可能只能是教育哲学前提而不是教育哲学本身,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教育学。对哲学和教育的可能的思考,可以由哲学史和教育史来回答。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教育的可能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但由于最终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也不一定就是哲学和教育的本来的面貌,因此这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不一定就是教育哲学应该有的面貌,而只能是教育哲学可能有的或正有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象教育哲学的这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能用不同方法加以分类的各派教育哲学。”也因此下文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的理解只能具有启发的意义,而不能作为结论的标准。 二、哲学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有规律的演绎过程,不同的时代实践派生出不同的时代哲学。以人类历史实践为线索,梳理哲学发展的脉络,可以揭示出哲学所呈现出的种种可能,进而可以把握教育哲学的讲述所具有的几种可能。 当人类还处在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由于人们尚远远不能破解处于优势的自然之谜,因此就难免给自然之谜以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形而上学,也就构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本体追问,对普遍规律抑或绝对理念、普遍精神的追寻。这也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哲学。但是近代以降,自然科学的狂飚之势,尤其是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实证精神风靡一时。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追问开始转向了对本体认识可能的反思。哲学从本体论必然转向了认识论。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分析哲学破土而出,哲学在近现代再次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有西方学者对哲学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形式作出了精辟的论断:“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 分析哲学的诞生,并没有终止哲学的自然进程。20世纪由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技理性不断扩张边界,人文世界日益受到挤压。克服人的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性的呼声此起彼伏。对人的关注、对主体存在意义的挖掘成为西方哲学讲述的主流。哲学也进入了对既往的和现存的一切进行了批判和清思的阶段,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哲学的讲述表现出了多种的可能。哲学史呈现出的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必然给不同历史时代中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一)本体探求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哲学执着于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这就给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存在被讲述着的教育哲学的话),那就是以思辩的方式追问教育的本体。但是“在把哲学解释为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时……其结果往往把哲学理论混同为其他的实证的知识。”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既然哲学是作为“科学的科学”,那么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占据主流的时代,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追求的可能形式也就是对教育实证知识的揭示。而由于当时教育哲学还没有从教育学中分化,故而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也即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是通过教育学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近代教育科学化运动”之前的教育学通称为“哲学的教育学”也就情有可原。因为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时代,教育学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必须有赖于哲学关于永恒存在,尤其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支撑。显然通过这种思辩的途径获得的关于教育的实证知识也就只能是思辩的,教育学所呈现的范式也只能是思辩的,进而是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所以,在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的概念框架下,传统的教育学与其说是“哲学的教育学”,毋宁说是教育哲学的一种怪胎。人们建立教育学的初衷是对教育进行描述,但结果却走向了规范,教育学大厦本应是立足于经验,但结果却奠基于思辩。在此逻辑下,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既被看作是教育学,又被看作是教育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探求的初衷,却对后来的教育哲学的讲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界一度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挖掘就是这种范式的实践。 (二)价值规范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经过认识论的转化,为哲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哲学家从过去致力于对终极存在的追问转向了对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探究。而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拒斥,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也走向了终结。教育学毅然迈向了科学化进程。显然教育哲学已经不能依附于教育学而存在了。在哲学认识论转化的背景下,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不再是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一方面它借用了自然科学方法,以追求科学化、量化为目标,朝向建立教育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它保留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将教育学中具有价值和观念属性的内容纳入哲学范畴,朝向形成教育哲学体系。”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方向,在哲学拒斥“自在之物”的背景下,教育哲学也不再关注教育的本体,从而也不再关注教育实然,这些都交给了教育学去解决。教育哲学研究者所做的就是从各自的哲学观点中演绎出教育价值、教育目的,并试图根据这些价值、目的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在这种意义上教育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哲学,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哲学。但是教育哲学讲述呈现的这种可能,反而给自身的可能带来了疑问,“教育倒反像仅是附在哲学骨骼上的皮肉一样,只用来阐明哲学的原则”。哲学演绎式的教育哲学如同哲学式的教育学一样,面临着成学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也正是这种演绎式的教育哲学,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类的教育思想,促进了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譬如处在这一时期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正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三)语言分析式的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他的教育哲学范式却并没有在学界得到一致的赞成。而当分析哲学的问世,教育哲学的合法性才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西方哲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中,教育哲学真正开始成为一个有清晰界限的研究领域,以其强有力的分析方法著称于世。”分析哲学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哲学言说方式,哲学被打上了科学化的烙印,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语言的分析来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这也就为教育哲学摆脱以往对哲学的依附性提供了突破口,教育哲学开始真正关注自身,并能够为自身的科学性提供保证。显然教育哲学的这种可能性得到的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哲学的可能性得到了默认。分析教育哲学依靠分析这一批判的武器真正展开了对教育理论的批判和清思。遗憾的是,分析哲学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肯定的同时,也为其否定埋下了伏笔。分析教育哲学在文本分析的概念框架下,日益进入了逻辑的游戏,日益脱离了现实的教育问题,即便他们也试图对教育实践提供帮助,但是分析的方法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本身也值得反思,分析只能是哲学的方法,而不能或至少不能代替哲学本身。所以当分析哲学走向式微的时候,分析教育哲学也就好景不长了。教育哲学的讲述再度成为一个问题。 (四)人文求索式的教育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演绎下,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人的存在。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的发轫,为后继哲学对人存在意义的观照更提供了可能。分析哲学之后,语言已经被哲学演绎成“存在的家园”,通过对语言、文本的分析来找寻人的存在的意义,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主题。哲学主题的切换给分析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带来了挑战,以分析的方式展开对教育文本的反思、理解、体察,并从中感悟教育的意义,使得教育摆脱顽固理性的干扰,让教育对象走出对象性的存在,成为教育哲学时髦的主题。这种教育哲学在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都不乏存在,无论这些教育哲学所选择的教育着眼点是什么,它们字里行间都始终关注人的时间性存在,处处激荡着人文的气息,文化的关怀。然而,教育哲学的这种讲述方式依然没有摆脱自身对其上位哲学演绎的窠臼,同时,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基于其方法论,在叙事方式上提倡“小叙事”而反对“元叙事”和“宏伟叙事”,这也就导致教育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是笼统的关注整个教育过程,而偏重于对微观的教学事件、课程开发、教育政策等进行哲学的审视。所以,尽管西方教育哲学的讲述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演绎,但是,西方教育哲学反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教育哲学的规范性反而再次迷失了。正如彼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谈到英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时说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加强调社会价值和人性的‘伦敦学派’的发展。但是,也许会有一种‘范式转变’,有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但是我却不知道新的东西会是什么。” 三、教育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教育本身。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只有人类教育活动的存在,教育哲学才有讲述的可能。教育史是教育存在的逻辑显现,很大程度上教育史中关于教育经验世界的描述,既是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之外是存在着的无),同时也是教育哲学讲述的积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中对人生成为无限的有)。因此教育史关于教育的讲述也为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这里我们不准备考察教育的起源或史前教育,起源问题本身就带有形而上学式的追问。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前提,因而本质上也就成为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尽管很多人把它纳入到教育哲学体系中来。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史以描述的方式对教育历史形态的揭示。只有在这种描述性的概念框架中,教育史中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和积极界限融为一体。 我们知道,以文艺复兴为分期,教育史对教育的前后讲述,可谓大相径庭。文艺复兴之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教育的理解,还不是一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即作为学校教育的理解。因为当时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尚为数不多,教育特权往往都还掌握在教权或皇权的手中,教育整体上还远未世俗化(偶尔也有例外,譬如拜占廷时期的教育),同时,这些教育在形式上也还停留在个别施教上,教育内容比较简单,教育方法也比较浅显,教育目标也还只是一种道德向善的追求。显然,面对这样的教育经验世界,“如何教育”乃至“什么是教育”的问题并不能够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就必然决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必要性本身还有待思考。“自然,在漫长的岁月里,毕竟积累了许多经验,经历代有识之士的整理,形成了大量教育文献;惟这类经验总结,主要属于教材研究、治学经验、道德修养的规范及程序、教师风范之类。与其说是‘教育’的经验,毋宁说是‘学’的经验。”故而当时的教育现状限定了教育哲学讲述可能。因此,当我们有人把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教育哲学时,不免牵强附会,虽然其间不乏关于教育的许多讲解,但毋宁说它是一部政治学更为妥当。 到了近代,西方历史经过了中世纪痛苦煎熬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延续至今的大学。中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多了。”教育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问题也逐渐增多。于是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增长。但这种思考出自教育实践的需要,还主要集中在“如何教育”的问题上。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必然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规范性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讲述的主要表征。同时,过去家庭式的、个别施教的教育逐渐被学校教育、规模施教所取代,这就决定这一时期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难免也逐渐从家庭教育、个别施教逐渐转移到学校教育、规模教育上来。再者,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上往下延伸,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人们对初等教育,尤其是“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自17世纪中叶夸美纽斯逝世以来,就已明确地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所以,这自然也使得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的讲述主要把视野限制在儿童教育上,教育哲学的讲述也难脱其咎。洛克、卢梭、赫尔巴特等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述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中进行的,而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儿童教育、学校教育问题的关注,甚至影响了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一般教育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给教育哲学讲述的内容和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教育史的讲述充满着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在时代的进程中,从18世纪开始,教育普及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初等教育有所发展。到了19世纪,西方师范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于是人们据此认为,“教育学之所以产生,实师资专业训练使然,而师资训练的需求,取决于教育事业的普及状况。”遂教育哲学的可能也就孕育于此。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教育学(包括教育哲学)的讲述都以初等教育的理论形式问世,而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价值无涉。但是,这些教育理论却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产生的。德国也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繁荣,才能成为普通教育学的故乡。缘何当时教育理论不对高等教育进行必要的讲述呢?事实上,当时德国的洪堡理念已经颇具高等教育哲学的意蕴,而红衣主教牛曼的《大学的理想》也已经于1852年问世,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谈及的高等教育哲学框架在那个时代也已经成型了。然而,直到20世纪,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依然将教育主要定位在对儿童的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上来。难怪教育哲学家费茵伯格(feinberg,w.)指出,认为教育哲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一般哲学基础”和“专业培训”的观念是不够正确的。而罗森科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由于其广阔的教育视野(该著作教育视野非常广阔,它分为三编,第一编是教育的一般观点,第二编是关于教育的要素:体育、智育、意育;第三编是关于世界教育的特殊系统:家庭生活、学校社会、公民生活、职业生活、宗教生活),后来被美国学者翻译并专门以《教育哲学》命名之,今天看来或许对教育哲学的规范性问题思考更具有启迪意义。 而当人类迈入20世纪,教育一改以往的从高等教育向初等教育下延式的发展路线,开始步入由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上升式的发展轨道。高等教育逐渐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于是人们关于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也变得紧迫起来,高等教育哲学也走进了教育哲学的视野中。在这种情形下,教育哲学的讲述已经不能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普通教育阶段了。同时,当代教育也逐渐走出了围墙,走出了专业培训,从有限的空间进入了无限的时间。当代教育出现了三种新的现象:教育先行、教育预见、社会拒绝使用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经验世界的日益丰富性,给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增添了丰富性。当1921年,德国教育学家j.r.克里茨玛尔(j.r.kretzschmar)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中,宣判哲学教育学的死亡时,相反,人们从哲学层面对教育经验世界的思考却越来越多,教育哲学已经不局限在学校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上了。而时至今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丰富的教育经验世界都可能会进入教育哲学讲述的视野。也因此,教育哲学的规范性越来越成为疑问。 四、结语 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西方教育哲学讲述所呈现的种种可能,也启迪着我们今天教育哲学的讲述。既然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性源于哲学史和教育史,而哲学理论在不断演绎,教育世界也在日益丰富,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方式、讲述内容必然也在不断地生成。所以,教育哲学范式的探讨,如果脱离丰富的教育实践,脱离可能的哲学语境,这种努力必然是徒劳无益,而那种试图给教育哲学提供单一模式或唯一范式的理念,无非是一种话语霸权,更是有悖历史本身的逻辑。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教育哲学范式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哲学研究也能够呈现出范式特色,譬如分析教育哲学。同时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也表明,教育哲学范式化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根植于时代的哲学,也根植于时代的教育。如果存在唯一的教育哲学范式,那也只能是在时代实践的广阔境遇中选择哲学,运用哲学的知识和智慧来审视教育、反思教育、批判教育,从而改造和创新教育。教育哲学的讲述真正能够得到认可的过程,也正是教育哲学在时代的教育实践中得到证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恰恰是教育哲学范式化的过程。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轻易地穿过历史时空,梳理出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不过是因为我们沿着历史实践的车轮碾过的痕迹,重温一次教育哲学的文本罢了。 教育哲学论文:融入科技哲学的高职通识教育初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高职院校在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同时,也担负着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使命。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努力探索和构建学生科技素质培养体系,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通识教育视阈下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通识教育”的要素包括:第一,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高尚的人,这一目的特点表现为明显的非功利性;第二,其教育对象是少数“社会精英”,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有闲暇超然物外,终日沉溺于非功利的活动中;第三,注重培养人的智能,教育内容全面、广泛。只有培养人的智能,才能使人成为自由且高尚的人。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为未来所从事的技术型职业做准备。同时,要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广泛的兴趣。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具备的融合型人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对学生进行应用技能和高素质培养的双重重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造就技术与文化兼备、赋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既会工作,又会生活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加强对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精神”是指在长期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中。“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高扬人性大旗、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的性质与特征,有人认为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认知成果的升华。其要点可概括为: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即客观、求实精神;科学怀疑精神即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断求知的精神;创新的精神;继承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孟建伟认为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两种极端存在方式,对人类文化的创造所起的作用各异。“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动力,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持续进步。同时,若无人文精神的激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维度的高职 科技哲学教育的合理性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包括四部分: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通识教育维度下,在高职教育中施行科技哲学教育,解释科技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科学观念,如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通过课程使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辩证思维方法,提高高职学生科学素养的主要课程,关系到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其课程性质决定其人文主义思维方式与情怀。科技哲学课程的定位为:对科技发展进行哲学的反思,亦即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人文主义的解读与反省。 高职院校开展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属于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还没有哪所高职院校设置了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我国,高职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办学经验尚需积累。当前,高职教育存在两种不利倾向:一是教育目的的功利化,二是教育目的的工具化。教育目的的功利化,表现在教育者一方,就是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专业教育和应用开发研究上;在课程结构方面,知识性课程比例偏大,方法类、思维类课程比例相对较小,其结果是职业教育近于专业训练。表现在受教育者方面,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催生了文凭热、证书热、考研热等,社会现实促使高职教育的功利性增强。金耀基认为,今日之大学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由于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不知不觉中大学日趋社会化、政治化和市场化。大学如斯,高职则更甚之。教育目的的工具化,使人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人成为科学技术或工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所导致的结果必然违背教育的初衷,表现为只突出做事的教育,忽略了对人的全面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得不到全面发展。在急功近利思想和浮躁情绪的外部环境作用下,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缺失现象比较严重。《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如何使学生全面发展,成为21世纪的科技创新人才,是高职教育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科学技术哲学应成为高职通识教育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让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进行哲学反思是必要的。 在高职院校培养体系中,融科技哲学于通识教育中,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有正确的认识,完成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对于高职院校通识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有: 增强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全面认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改变了世界面貌,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题。但创新不仅仅指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通过科技哲学教育,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系统思想。同时,让学生认识到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利用会带来负面效应,科学技术有“双刃剑”的性质。对科学技术若没有全面认识,只看到和利用其功利性一面,而无视科技对人类和社会的负效应,将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灾难。 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 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含的人文精神,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从某些方面说,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建伟认为,科学像人类其他各项创造性活动一样,充满着生机和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它给人类以崇高的理想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所体现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有充分认识 “科学”、“技术”是两个不同概念。对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区分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科学和技术的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为人们普遍认同。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复合体、统一体。通过科学技术哲学教育,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进行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得到的不仅仅只是技术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 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或者是人文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时,必须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时既遵循科学精神,又顾及其人文社会后果。 建构科学人文的高职通识教育桥梁 素质教育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的主要途径,一是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结构及课程体系,二是培育高职学生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的开设具有广泛的意义和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功能。面对高职院校的实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师资队伍培养,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探讨在高职院校开展科技哲学教育,弥补当前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促进科学教育人文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观念,而非单纯的技术传授给学生,使他们不仅掌握科学技术本身,而且还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懂得如何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使之造福于人类。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中,“科技哲学”类课程是指针对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开设的政治理论公共课。目的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这门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在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于实践。高职院校的专业或学科设置以工程、技术应用类为主,与普通高校的理、工、农、医类有相类之处。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并不能因为其学位层次较低就视科学技术哲学教育为可有可无;反之,对于毕业以后直接从事工程技术类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开展科学伦理、技术伦理教育,让他们具备工程良心,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性质有全面认识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高职学生培养的特点是在校学习时间相对较短、理论与实践并行,所以,在高职院校开展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还是个崭新的课题。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不能像大学那样系统,可按以下步骤: 第一步:通过问卷方式选取部分对象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科技哲学观进行调研,考察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基本认识、对科学素质课程的教学需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方式等。根据问卷调研报告设定选题目标。 第二步:以开设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在高职教学中融入科技哲学的通识教育内容,为高职学生建构通识教育桥梁。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内容力求体现当前最新科学技术实践的最新经验,科技的最新进展,让高职学生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哲学是体现现代科学的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科学时代的产物。 结语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觉地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价值与科学价值的人文主义传统,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它关联着人类的现实关怀。高职通识教育视阈下的科学技术哲学教育,无论是以科学技术哲学所特有的科学自然观和方法论清除形形色色神秘主义与现代迷信,还是对于培养具有科学与人文素养的应用型技术人才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教育哲学论文: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反思与批判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高等教育产生近千年来,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革之中。20世纪,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更加迅猛,各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和流派都试图解释高等教育在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高等教育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与政府、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及人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要从多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自然会产生代表各方利益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融合一切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解释这种复杂现象。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多种需要才会产生多元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也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作出不同的回应,共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国家的需要,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大学追求高深学问的需要,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则重视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尽管多元的哲学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不同的哲学观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或者在冲突中进行融合,共存是高等教育哲学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克拉克·科尔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与纽曼时代的“村庄”和弗莱克斯纳的“城镇”不同,大学的功用几乎无所不包,任何一种高等教育的哲学观都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功用。同样,用认识论的观点来解释社区学院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或者用政治论的观点来解释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显然都是不合适的。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从业能力的劳动者,是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显然不是为了追求高深学问,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目标也很难实现。在综合性大学中,则可能存在着人本论、政治论、认识论等多种哲学观的影响,这些多种哲学观可以共同促进大学多种功能的实现。高等教育是为了国家或社会利益、为了高深学问本身,还是为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些目标并不能够整体地融合起来,也不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在高等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哲学观多元共存,更加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教育价值的角度 一、教育哲学是关乎教育价值的学??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根据各自的哲学思想阐述了教育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育哲学,拓宽了教育本身所局限的视野。在国外,“教育哲学”一词的使用最早来源于1832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该学校为培养公立学校教师专门开设了教育哲学讲座。80年代之前。美国教育哲学的任务是寻求教育的普遍性真理。中国教育界真正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是在借鉴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教育课程建设为出发点开展教育哲学研究。80年代之后,教育哲学的责任趋向教育的微观领域,致力于具体教育情境下教育??题的个别化阐释,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理解和评判教育的有效工具。在学科功用上,教育哲学以一定的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本身难以解决的基本??题,通过对教育整体性的把握给予教育事业一个正当的价值尺度。进入90年代,中国的教育哲学的研究思路从建立教育哲学学科知识体系转向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完备的哲学原理,有着丰富的教育精神和教育智慧。教育哲学研究的角度一类是从哲学的体系出发来论述教育??题和教育实践,突出哲学基本原理视野当中宏观教育的本质:另一类是从教育的基本??题出发来做哲学分析,澄清教育当中相关概念的含义,突显微观教育领域的本色。整个前进的道路上,教育哲学与时代同步,但始终没有脱离对教育价值的深情关怀。 共同体以具有卓越品质的好公民来要求个体,个体不断获得关于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使灵魂得到无暇的教化。说教育单单是教化会给生活带来无法消解的隐痛。人极想从教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升到某种教育立场,在那里看到至善的灯塔,转化为拥有它的渴望,这才是教育的宝贵之处。教育的??题出在教育实践的价值虚无,以至于整个教育没有鲜明的方向,因此教育的根本??题归根结底是教育价值的??题,美好灵魂的生成需要经过价值的熏陶和感染。教育哲学审慎的赋予教育可能的价值,这种价值成为“自然好人”的必需,进而唤醒人类内在沉睡的潜力,促使一种寻求共同体永恒价值力量的爆发以确保共同体稳固的根基。诚然教育哲学根植于共同体的教育思想,思考整体的教育秩序。描绘出灵魂耕耘、德性自然培育的公民品质提升的图景。如果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是无意义的教育,显然教育哲学帮助教育搭建教育价值技巧的体系。 二、实践哲学本然诉求价值关怀 实践意指着人类理性生活的全部的现实以及进入现实之中,它是一种实在的生活范式,并且是由一种价值导引的生活。实践哲学的意蕴指向人类全部的现实性实践生活,人们在实践中认识自己并改造着客观现实。一方面,人的生活是避恶向善的实践,更是追求价值应然的个性解放事业。实践哲学从价值的角度思考行为的正当、善和一些原则性??题,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追求的价值又是怎样的?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实践的催化和付诸行动。实践哲学规定了人们善的实践活动的奋斗历程和获取有关善的实践性知识,并以此参与到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感悟实践本身的智慧,主动积极地尝试一切可能的生活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人意识观念中的生活走向可能性实践的哲学阐释,它统合有关生活实践的普遍性知识:实践哲学更是人们走向有意义生活的哲学努力,它赋予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 实践哲学具有求真求善的实践品质,在具体的、变动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自己,人们只能在探索生活价值的道路上把握它。实践哲学的实践品质表现为理性力量的导引,从而审思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并以此走向真实的生活。如果孤立视实践哲学为确定、统一的规则,自然会破坏价值的本性,实践者也会因此走上机械的实践。外在的实践哲学表现为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实践境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价值干预的张力,使实践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图景融入一体。在此意义上,实践首先是有目的的价值选择,给行动以明确的方向和原则,继而采取自由意志的行动。实践哲学把人置于一个以价值为内核的实践链中,统一人特有的存在价值与实践价值。实践哲学承载着人们实践行为趋向生活至善的活动模式,对人们的实践行为的价值作出考察,以此关乎人类的生活。 三、教育价值:教育哲学与实践哲学共通的桥梁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指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一种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实践中主体人的需要与作为客体的教育活动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范畴观念的认识就是人们的教育价值观,足以解释教育的正当性和人们为什么追求良好的教育。教育价值观同样是可变的,不存在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也不存在永恒教育价值的教育。从另一层面出发,我们可以找到教育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使人过上良善的公共生活。教育价值强烈地诉求个体在幸福的教育场域中不断获得长足的完善和发展。康德说过,教育隐含着人性完善的重大秘密,正是通过教育带来了人类全部的善。追求善也是个体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使个体能够体验到生活的快乐。 (一)教育哲学开启人们对自然好的教育实践的共识 1 教育哲学统合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 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加强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主体性得到高度发挥。精神世界得到充分洗礼。教育当下的生活是事实,可以由经验来验证对于人们的必要和必须,而教育实践中关于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知识,不能用经验来取得证明。教育价值反映的是教育对人的有用性,是教育对人的主体效益。教育哲学的言说和阐释其实是对教育这种事物的意义评价,也就是说。教育与人的需要产生必然的联系。评价这种关系生成的效益的标准是人们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层??题是教育实践的根本性??题。蕴含着教育价值追求的动机。因而教育哲学一方面统全教育认识,另一方面致力于教育价值的筹划,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人们的教育自觉性和主体地位,赢得人们对灵魂教育的共识和激情。 2 教育实践追寻价值判断的合理性源于教育哲学 对于教育哲学来说,教育价值的判断、选择和寻求是凸显个人主体性的过程。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探询教育价值应然的学术,它通过心灵的启发而达到受教育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应然愿望,培养个体成为有独立人格并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精神。在研究对象上,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不仅关注当下人类教育生活的整体性状况,唤醒失落的教育公共精神,还对理想中的教育做出了期待和指示。从教育的普适性价值来看,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基本??题或将教育基本??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价值”??题的一门学科。因此,教育价值需要教育哲学实践化,教育哲学本应该有一颗使个体走向善的虔诚之心。 教育作为向善实践活动的价值在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向善的教育同时兼有灵魂的善和外在的善。教育实践的培育在本质上是指不断地个体体验。关注人教育生活的意义是教育一如既往的追求,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教育理想。教育实践不能认为教育理想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否则人不会在教育中获得本来应该获得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教育哲学实践性乏力主要表现在教育价值的虚无。教育生活中,从表象看存在着教育价值。有规划个体社会化的统一标准。事实上,教育实然中淡化了教育本来所蕴含的鲜活生活本质的体验,虚构了一个枯燥的脱离教育实践的生活空间。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和实践达成,其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哲学对教育现实性的尊重和反思,二是对教育价值走向可能性的挖掘和激励。基于教育价值视域里人的充分发展,教育哲学需要担负起搭建教育价值的逻辑框架,客观上决定了教育哲学走向实践的必然性。 3 教育哲学为教育价值达成的可能性提供内在驱动力 价值在实践中极大丰富,实践在价值中极大活跃是教育一味的奢望。教育哲学追求有关好教育的真理,热忱的探索实现教育价值的路径,这是教育哲学的使命也是教育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是人类美好的教育生活急需切切实实地规引,首要的任务不在于忠实地墨守教育的诺言,而在阐释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并将成熟的教育价值情趣融入教育实践的预设、行动和反思性操作之中。因此教育哲学与教育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天然的联系。教育哲学要走向教育生活,必须与生活展开对话,洽谈美好生活的由来、特质和技术路线。教育哲学如果避开教育价值的言说,只能加深教育的价值性危机。教育生活也不应该放弃对其本质性??题的理解和追思。为什么非要过当下的生活?意愿的选择还是被迫的接受?教育一旦陷入价值迷失的洞穴里,何谈人性的完善,何谈人有意义生活的生成。教育事业必须缔造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不断地理解教育意义新的历史表达。教育哲学不从教育价值的维度思索教育存在的理由,不对教育生活中的善执著地求索,教育永远不会拥有最高准则,相反会成为一个让人熟视无睹的静态概念。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无疑是教育生活最优秀的设计师。 (二)向善教育实践化的基础 1 好教育需要合理的价值判断 教育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对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教育不是人们常态观念下所指向的纯粹性学习。这就意味着教育不是随心所欲,人人喜好,它必须有实现远大理想的规范。教育目的体现在通过教化的方式建立共同体关于良善的生活,即教育的实践性需要一种思想的导向。教育的魅力倾向于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的不断追??、达成,因而教育不是随随便便,人云亦云。其次,教育是个动态的概念,因动而活,因活而美。动态性是一种超教育的自然状态,它充分地实现着教育的公共利益。如果始终把主体性的必要性放在首位,教育的生存危机就会越大,因为个体的教育需求千差万别,没有好的价值判断和导向。就没有良善的教育,更没有智慧的教育。 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选择教育合理的价值判断。可以说教育困境的真正源头是价值的迷失甚至是虚无,这对于教育的主体或者客体来说,都是莫大的教育伤害。传统的教育曾经信奉“不打不成材”的格言,实质上??题出在教育者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认为教育就是无条件的知识灌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规训,而是不加任何雕饰的教化,它使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崇高理想生活的呼唤下通过实践完成德性向善的自然转变。正如柏拉图所言,理想的城邦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但那些希望看到它的人却可以在内心中见证并且分享它的存在。因此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当教育过程中诸因素不断地出现矛盾和对抗时,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生活场域的突变,教育不再是向善的事业,“利益”的不平衡留给教育者的印象是教育的可怕。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只有做出价值选择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杜威认为教育是民主的教育,有民主教育的前提是民主的教育哲学。毋庸置疑,民主的教育哲学规划好了良好教育的路径。并在对教育价值不断地辩护过程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进一步说,良好的教育都在实践中孕育和发展,好的教育在于教育哲学的实践化路径。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舞台,也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学校教育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平台,学校教育关怀学生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思索学生公民化教育实践带给整个社会的贡献。教育哲学的目的就是“找出教育真正的意义”,探究教育理想的内容、形式和哲学体系,建构关于教育自然性命题的知识。教育哲学是教育的意见向教育真理攀爬的阶梯,有着对当下教育现实“不满”的勇气,它不会淡然得迎合教育现实的不合理性,这也是教育哲学具有实践特质的动力。但是教育哲学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头对教育的合理性及教育真理的理论捍卫。而是在行动中见证教育丰盈的意义之根:教育哲学畅想着教育未来的美好生活,它以宽大的胸怀和积极地态度付诸于教育行动和教育实践。并不断地期待着崭新的教育可能性愿景。 2 教育哲学走向实践化 教育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教育哲学??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特别是当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对峙越来越明显而无法消解时,教育也一时无法取得巨大的超越和长足的发展。因此当教育原地不动地膜拜自身弱点的时候。就没有审视自身局限的意识。然而重要的是教育的利益和矛盾需要不断的消解或者弱化,从应然角度说要求某种价值来调适和平衡,促使教育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幸福场域。在这里,教育的应然不是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教育理应在应然的感召下超越实然,在实然的现实中追求应然的可能,教育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且教育哲学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教育哲学更不是教育的宏大哲学叙事。而是实实在在地躬耕于教育事业,切切实实地解决时代变迁背景下教育的点点滴滴和是是非非,它有关爱教育成长和进步的奉献精神。 没有教育哲学的恩泽,教育不会树立起自己的信念,也不会轻而易举的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因此,教育哲学和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立刻得以显现,而且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继而教育哲学站在教育价值规划的图景上,在教育实践中践行其思想性指导,给予教育一个开阔的视野。教育事业只有单纯的理论性知识是苍白无力的徘徊,只有纯粹的实践性知识是盲目的前进。教育哲学如果一味地走从理论到理论的路线,在假设演绎中往返,它永远承担不起教育理论研究的任务,更不会达到教育的实践化。在这点上,教育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因此,教育哲学要坚决避开两种倾向:一是基于教育哲学的思辩性而忽视对实践的影响。二是基于教育哲学的目的性而忽视对教育实践操作性模式的理论探究和整合。真正能够引导教化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哲学,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教育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紧密统一起来,整合到相得益彰的生态化境界。 (三)教育实践导向的本源 教育是关于人的教化实践,而哲学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教育虽有了自身价值的构建,但怎样实践的??题也是急需要解决的重要??题。现代教育对人们精神文化培养的忽视,让人片面的发展,让人的心灵空洞贫乏。教育哲学关乎人生命的充盈性,它不仅在乎人的现实状态,更立足于人的未来状态,形成对教育价值的提前预设,这也是教育哲学回归最重要的地方。人们常常把教育看作是手段,甚至是对教育的麻木。没有一点情感渗透的教育曲化了人们对教育的憧憬和钟爱。事实上,教育实践活动需要理论来支撑,但当教育实践本身的理论不能很好的指导教育实践时,教育哲学的历史使命应然而生:对于教育活动的必要性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促使教育不断做到反思与自我调试,实现教育最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教育哲学的理想引导功能。反思从严格意义上去说,是指深深地思索,思索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思索关于自然纯朴的教育,更是对教育合理性的谋划;反思并不单单是形成共识性的教育话语,达成教育思想,追求教育真理,而是思索哪种教育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对教育生活的实践品质。教育哲学的实践品质就是教育哲学所拥有对教育的崇高理想与教育当下现实生活实践的高度统一。教育哲学立足于教育生活的当下和未来,整合出合理的教育理论,并不断地作以宏观上的反思与批判。微观上的修正与融合,使人类在教育中获得有关至善的技术和实践性知识。 任何教育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实践者往往会依据一定的图式规划来认识自己的教育经验。教育实践的反思是教育理论不断形而上的创新。不是仅仅对教育实践本身的修正与超越。教育实践活动在本质是要超越教育主客体对感觉经验的某种设定。教育哲学积极建构教育实践的因素并成为达成理想教育经验共识的手段。在这里,教育实践的和谐状态是实现理想教育的本质基础。换句话说,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教育意义是由实践活动内在的和谐度决定的,教育实践的诸要素要努力达成实践生产与实践环境的统一。如前所述,教育实践活动是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统一,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因此当教育实践在某个阶段出现个别因素的对抗状态时,教育哲学会进行合理的调节、融通教育实践的层次结构。教育哲学的这种角色源于教育生活的实际需要,要想整合各种相互冲突的教育利益,确实需要这种行为。在此意义上,当教育哲学试图澄清教育困惑,解决教育生活中的难题时,其角色越发明显。教育哲学理论向教育实践行为的转化过程中,第一次转化是前提,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而第二次转化是关键,只有落实到行动中才真正有意义。人们期望实现所畅想的教育过程,容易使教育走上不涉及善恶美丑等价值的价值中立的过程,教育就是人的心灵趋向美的教化过程,没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教育实践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自由主义教育思潮对传统教育价值的颠覆既没有为教育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也没有为正当教育价值的确立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教育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给教育者提供反思的机会,批判的对当下盛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作出合理的辩护,以提高反思的实践意义和有效性。这种反思是修正性反思,正当性反思,更是自觉性的反思。比如说,教育常常认为道德教育是理论的教育,让学生能够背出道德规范就算完成了教育。其实,通过教育哲学的分析,我们发现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践行,它是实践智慧的教育。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必须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在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中才能自然而然的发挥出来。否则,学生就会对道德教育失去兴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疑??:“哪一种生活最值得过?”显然他在思索当下生活的价值,并通过反思来确定美好生活的根基。美好的教育生活离不开教育实践,教育是善的实践活动。当不断追??教育能给我们什么、我们在教育中应该做什么时,可以看出教育是一项反思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教育哲学提供了回答这些??题的理论源泉。但是,教育哲学不能因追求指导教育实践而失去对理论思考的个性特征。教育的无序来源于教育目的的庸俗杂乱和教育实践的若影若现,扑朔迷离的实践镜像使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不知去向,教育理论和实践有了共同的教育信仰避免了教育因文本的差异性而带来的诸多疑惑甚至是教育的灾难。教育内在和外在的和谐需要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使教育不仅活在当下,而且瞩望未来;它扎根于教育现实世界,不断汲取教育生活的营养,在教育实践中探寻着有关教育培养人类美好品质的哲理。 四、结语 康德认为。实践哲学是整个批判哲学的核心。可见,作为教育哲学同样把教育指向了实践,开启了实践性的教育走向智慧之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实践的核心要义是善的活动,是否称之为人类活动,一看有无目的性,二看是否践行善的终极目的。当然目的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目的存在于实践本身也可以栖身于实践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的实践性存在的伟大秘密在于人类有着天生追求完美事物的意识和行动的欲望。不管怎样,实践活动中人的根本性目的是最宝贵的,体现着无条件的善的终极意义。另外,教育的理性品质只能趋向于善,而无法在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获得终极的善,这是因为人的存在规定性中有着恶的必然倾向和向善的必然欲望。教育因人性向善而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教育让人成为丰富多彩生活的享有者。因此,教育哲学是让教育生命涌动的动力。 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题的哲学思考,用哲学的方法和语言来研究教育??题,包括教育的本质、目的、学习的历程、知识的架构、人类的课题、权威的??题、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方针等等。人们的素养和文化的传承、演变大多取决于教育。而教育孩子及公民存在着很大挑战,因为教育的过程是复杂的。其次,教育以人的生活作为生存基础,没有人的生活何谈教育的存在?教育是在美好未来的召唤下,不得不存在和发展于当下。不得不在所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教育哲学只有依托于现实教育的健康发展,理想中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即教育的理想才能如愿以偿。理想中的教育应该具有人的精神世界在不断成长过程中所张扬的那种诗情画意的感染力。人因教育而拥有了让生命无时无刻涌动多姿多彩的哲学旨趣。可见,教育哲学立足于生活实践又不断超越教育现实,通过规范引导教育生活的本质基础提升教育哲学的实践品性,是人在教育实践中追求精神家园的丝丝甘泉。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摘要: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基本现状值得关注,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失调,致使高等教育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不断出现矛盾冲突。通过分析这两方面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从以人为本的哲学角度出发,思考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整合对策。 关键词:高等教育 矛盾冲突 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 高等教育主要从事高深学问的应用、创新和传播,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当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以后,高等教育将由社会经济的边缘进入到社会经济的中心,国家、社会、个人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并导致在高等教育价值的取向上不断涌现出矛盾冲突。因此,思考高等教育价值取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现状 所谓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指高等教育主体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以及在其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来进行教育选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要根据不同主体的要求来调整其价值取向,从而产生了矛盾与冲突。目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高等教育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在不断地交替演变中前行。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使人才的培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符合国家、社会的要求,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的个人价值,主要体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人、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主体性,通过教育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强调高等教育要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人和教育被作为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直接工具,忽视个人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以个人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个人为了获得利益把社会、教育当成利用工具,而对全面素质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视而不见。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两者看似矛盾但并非截然对立,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的文明进步又终究是由社会主体的人来不断地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权衡与选择,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与侧重的,不应该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看不到两者的辩证统一。 2.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在20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矛盾冲突,表现在通过何种教育价值取向来满足利益的需求。高等教育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推崇理性至上,追求真理,它注重研究物质世界,注重获取对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合理性。高等教育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它重视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注重获取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及价值的合理性。在国家和社会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代,人越来越被看作为单纯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生产和消费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作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价值取向,推进二者的融合,既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无疑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嬗变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时代性与进步性。同时,也涌现出了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即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分析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1.现代性价值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使人们的道德信仰和价值理念也出现了重大改变,引发社会生产关系的异化和人自身的物化。现代人在追逐和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被物质财富所物化,迷失了人生的价值方向,人类正经历着现代性价值危机,这就产生了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等现代病症。人类似乎摆脱了社会的约束力,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实际上,人类是面临着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等方面所带来的新危机。在这种现代性境遇下,就已经预示着高等教育出现了现代性价值危机问题。因为高等教育已经以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对学生进行无原则的知识灌输,以形而下的技术塞满头脑,忽略了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遮蔽了教育的主动性,沦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因此说,高等教育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是其价值取向产生 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原因。 2.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的突出特征是具有人的主体性。“所谓价值主体性是指价值本身的特点直接与人、主体的本性和特点相联系,直接表现和反映人的目的、需要、能力。价值是以主体为尺度的,是依主体不同而不同、依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的”。②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与特定主体相联系的,具有明显的主体差异性,这种主体差异与高等教育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出现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将会与社会现实发生诸多矛盾和冲突。从形式上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的自主选择,但它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价值主体的价值需要总是受到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价值主体只能在社会历史所提供的条件下考虑并提出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价值需求。因此,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多元化中协调和明确价值主体的共同目标,对价值取向进行整合思考。 三、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如果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不加以自觉协调,将会导致高等教育对人的培养趋于片面化,与其终极目标有所背离。因此,针对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危机和价值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迫切需要从价值主体角度出发来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从而解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 1.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中感性现实的人的实践,致力于人的全面本质和自由的实现,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人与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最崇高的理想。在这一崇高目标理想指导下,高等教育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人也是社会存在物,同时,人有理性、有意识,具有精神属性。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③。具体说来,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就是促使“个体”的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在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使个体社会化,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尽可能完善的人,以便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所以,高等教育更要以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己任,将人从自然状态中提升出来,将个人的全面发展同个性发展、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培养统一起来,塑造成一个充满主体意识和智慧力量的人,使之能够在复杂、多元、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正确地进行知识选择和创新,能够不断地传承人类社会文化和文明。 2.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理念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导致高校的管理和教育理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但是从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过多的立足于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理念。“‘教育不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了人才’,‘教育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教育‘旨在促进人的发展’” ④。由此可见,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高等教育理念,精确地表达了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及其理想追求。在不同的时代或阶段,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它的时代特征和目标。现阶段,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目标应当是,在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并适应新世纪的政治、经济、科技、综合国力、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坚持以科学、人文、创新融合为一体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努力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具有全面素质的一代新人,从而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3.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时代精神。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弘扬先进文化、塑造科学精神、增强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使命。因此,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与要求。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时代的精神培育人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和社会。面对现代化中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及功利主义等价值危机,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益显现,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不仅要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还要使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能够形成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作品赏析 《呼啸山庄》,文如其名,充斥着暴风雨怒吼咆哮的声音,这些声音喊出了人物的命运,传递出文章的思想。我国钱青教授曾说:“《呼啸山庄》在英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呼啸山庄》激荡淋漓的力量,更接近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弥尔顿的史诗。”可见,这部小说在国内外文学界的影响力。小说里面全是狂风暴雨下的荒芜原野、孤立突兀的山庄,有超越生死的爱恋,也有疯狂的复仇,扭曲变态的人性分裂……作者灵活地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将这些意象、场景、思想与人物内心刻画得十分传神,彰显了这部小说独有的艺术魅力。 一.作品简介 《呼啸山庄》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待(emily bronte,1818-1848)。《呼啸山庄》讲解的是一个爱情和复仇故事,是一部爱情悲剧。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小时候是一个孤儿,被别人收养长大,但是童年生活悲惨,备受欺凌,就算是他的爱情,也无法守护。后来,备受打击的希思克利夫通过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便成了有钱人,于是他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复仇;仇恨让他变得人性扭曲,变得人将不人。最终,人间真爱感化了他,他放弃了对下一代的继续复仇,而在神经错乱与极度的忧郁中死去,也代表了他人性的复苏。 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在人物形象的把握上也十分到位,在希思克利夫的“爱—恨—复仇—醒悟”过程中,表达出最激烈的爱与恨,表达出人类世界中最极致的情感、经历。因此,《呼啸山庄》被誉为英国小说历史上最奇特,最具艺术魅力的一部小说。 二.独具匠心的叙事技巧 《呼啸山庄》的叙事技巧是与众不同、独具匠心的。作者艾米莉并未采取传统平铺直叙式的描述手法;小说没有采取常用的“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来描述,而是通过文中不起眼人物洛克伍德和丁耐莉的叙述,采取双重叙事,多视角转换,听者与故事人物的多层次换位的结构,将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引向深入。《呼啸山庄》的这种叙事技巧,被称为是“时空倒错的多角度叙述模式”,极具创造性。 小说的故事从洛克伍德的自叙开始:“1801.i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a visit to my landlord……”。而到了第四章便是由丁耐莉将故事讲解给洛克伍德听的方式进行,直到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三十二章是由洛克伍德再次拜访山庄时开始叙述,“1802.this september i was invited to devastate the moors of a friend in the north, and on my journey to his abode……”最后两章再由丁耐莉叙述,由洛克伍德结尾。文章的结尾采用顺叙描述法,描写了小说的高潮部分,即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在对凯瑟琳的思念,以及对人生的彻悟接受了自己的死亡。最终解开了扣人心弦的悬念,意蕴深长、发人深思。 独特的叙事技巧,勾勒出这部小说的双重框架,且两层叙述之间衔接得十分紧密,环环相扣。洛克伍德和丁耐莉的交流式叙述,让读者感觉更真实、更亲切、更自然。“时空倒错”的叙事模式,让小说情节变得波澜起伏、悬念重重,并从多层次、多角度展出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表达了小说的中心思想。 三.别具一格的象征手法 象征手法是《呼啸山庄》的另一个创新和独特之处。作者艾米莉运用象征的表现手法,把神秘荒凉的原野山庄,狂风暴雨般的自然状况与矛盾复杂的人物内心结合起来,将抽象的思想具体化,用形象的事物象征了抽象的心理世界和思想情感。 小说中,四处都是偏远的山庄、荒凉的原野、枯黄的杂草、幽冷的落日、呼啸的狂风暴雨等意象,用以衬托主人公希思克利夫遭遇的命运,落寞的生活,曲折的爱情以及疯狂的复仇。文中用“枝干扭曲、发育不良”的树来象征了复仇状态中希思克利夫的人性扭曲变形,用阳光象征爱情,用火象、雷鸣电闪象征激情等。尤其是在文中的最后,以“i lingered round them, under that benign sky: watched the moths fluttering among the heath and harebells, listened to the soft wind breathing through the grass, and wondered how any one could ever imagine unquiet slumbers for the sleepers in that quiet earth.”这段话结尾,用温和的天空、起舞的飞蛾、层叠的兰铃丛、呼吸的柔风、平静的大地等意象,勾勒出一副祥和、静谧、温馨的场景,意境优美、意韵深长,更象征了主人公希思克利夫的幡然醒悟,彰显出爱与人性的温暖。 大量的象征手法,使得《呼啸山庄》的细节描述既真实又浪漫,内容丰富,又寓意深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四.结论 《呼啸山庄》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世佳作。它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散发强烈的吸附气息,用它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永恒的文学魅力吸引着国内外广大读者。每读一遍《呼啸山庄》,就感觉内心受到一次强烈的撞击与震撼,不得不被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巧妙的语句搭配,新颖的爱情视角,别出心裁的艺术风格……所打动,所折服,所感叹!正如我国学者王佐良、周珏良(2006)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所说,“艺术存在于时间之内而又超乎时间之外。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在时间的长流中不断孽生新的价值。”是的,《呼啸山庄》作为一部极具文学价格的英语文学作品,必将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品读英语文学作品——《呼啸山庄》,不仅可以让我们领略到文学艺术自身的魅力,更能让我国读者感受异国文化,进而提高英语语言的理解、运用等综合能力。 英语文学论文:加勒比英语文学与本土语言意识 加勒比英语文学与本土语言意识 南非位于非洲大陆最南部,是地处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航海要塞,而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通道就包括了西南面的好望角,它有“西方海上生命线”之称,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并且富含黄金和石油。1488年,迪亚斯首次到达好望角后,从此掀开了南非的殖民统治时代。各殖民国的入侵,使得南非一些本土语言成为记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语言。据统计,南非现在的官方语言就有十一种,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英语。当然,并非只有南非才出现这种情况,在地理位置同样十分特殊的加勒比地区也遭遇了西方语言的入侵以及本土语言的没落。 加勒比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成为各殖民国的争夺焦点,而殖民者的入侵,造成了本土原住民(阿拉瓦克人和加勒布人)几乎被消灭殆尽,使得本土语言一度没落。此外,来自非洲、亚洲(主要是印度)的大批奴隶的迁入,带来了新的语言,从而在该地区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种族、语言、文化。近代,随着一些使用加勒比本土语言的作家的活动,加勒比本土语言又逐渐兴起,并最终立于世界语言之林。那么,加勒比本土语言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又有何积极的作用呢?这正是本文要探索的内容。 一 加勒比英语文学的由来 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它是文化内容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对一个民族语言的了解,便可窥见其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文化具有很广的含义,传统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其不断的历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特传统和风格。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着自身的文化体系和文化色彩,因为每种语言的形成都是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这其中有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和社会地理等多方面所形成的,这些构成了语言的一种独特标志,如中国的语言就是带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并且在各种表达方面与西方有着很大不同的一种语言文化,其发展的特征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的一种鲜明的浓缩体。一般而言,语言文化中包含的主要因素就是词汇、语音、语意、语法及语用等层面,这些层面综合体现了一种语言文化的综合面貌。 以语言的词汇来说,不一样的民族的语言中的词汇量、词汇的用法和词汇的特色是带着鲜明的本土特色的,如加勒比的早期词汇中是不会有熊猫这种词汇的,因为很显然,在很久以前,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任何词汇的创造与创造者的早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可见,语言和文化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密切关系的,语言的学习过程也有对于国家文化的极大融合,所以加勒比英语文学与其本土语言意识一样,也有着天然的融合过程。 关于加勒比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浙江大学张德明教授是这样描述的:“从全球体系来看,加勒比地区是近代以来两个世界(西方与东方)、两个大陆(旧大陆和新大陆)、三个大洲(欧、非、亚)和四个殖民帝国(英、法、西、荷)激烈冲撞的地区。它是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加勒比英语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比较早的一种文化语言,并对其他语言的发展有着一些密切的影响。正因此,地理位置如此重要的加勒比地区,在新大陆一经发现后,便与南非地区一样成为了欧洲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对象。 文化的侵略从发展的开始,这也是帝国主义为了征服殖民地人民所采用的重要策略。而且,语言就是一种手段。正如西班牙卡斯蒂尔女王伊莎贝拉所说:“语言是帝国最完美的工具。”对于加勒比地区的争夺,欧洲殖民国依旧采用了文化侵略的方式,在这种手段下,作为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英语便出现在了加勒比地区本土原住民口中,并逐渐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于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加勒比英语诞生了。 随着加勒比英语的诞生,也出现了许多加勒比英语作家,这些作家使用标准的英语写作,并认为只有使用了标准的西方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才算得上是文学,才能被西方宗主国的读者所接受。根据一些早期的加勒比英语作家所说,他们的少年时代是在背诵欧洲著名的诗歌散文或者阅读一些名家的长篇小说中度过的。“人们对英国女王的了解比对自己本民族的英雄知道得还要多。”这便是对当时加勒比英语文学形式下的加勒比地区文化现状最好的描述。于是,在这些加勒比英语作家的活动下,形成了早期的加勒比英语文学。 二 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后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现状 当然,上述描述的只是最初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表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加勒比地区后,在当时的加勒比英语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本土语言复苏的倾向。一些作家在其作品中开始展现出一些本土意识,这些作品中同时包含了对宗主国和本国的浓厚感情,例如:雷德凯姆作品中便描述了他对英国的忠诚和对牙买加的爱;而另一些作家开始意识到民族语言不应该是使用其他民族语言来对本民族进行描述,而应该是使用与他们所生存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的语言,v·s·奈保尔以及当代加勒比女诗人格莱斯·尼古拉斯(grace nichols),都在各自的作品里有相关的描述。这种倾向的主要创作表现为,雷德凯姆的创作还混合了英国文学的忠诚和作者本土的大爱情结,这种对于本土文化的尊敬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才能更好地反映出加勒比本土文化的特点,雷德凯姆的英文中还有一种政治归属和情感归属的矛盾,矛盾主要体现了朦胧的本土意识,本土意识中的矛盾性说明了他们的经验和用以描述经验的工具,这之间的断裂形成了一种本土意识无法被强行输入的特征。如奈保尔写的散文中有一句:“有一位老妇人折了花朵给我,我将这朵花朵点缀在衬衫扣眼中,我在回饭店的路上边走边闻着,茉莉花,茉莉花。”在这里,词语和花之间在“我”的心中是脱节的,他们没法同时存在。作者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茉莉花在加勒比英语中没有特定的说法,所以作者觉得非常的生疏,出现了一种特有的鸿沟。 这种倾向的出现使得一些后殖民地作家开始感到困惑,在文学创作中是选择欧洲语言还是本土语言,亦或是选择保持本土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平衡?沃尔科特的诗句便道出了这些后殖民作家所面临的语言困境。然而,尽管有困惑,但对于民族的热爱还是让他们决定选择本土语言。于是,一些后殖民作家开始探讨如何突破殖民主义语言的束缚,并试图建立他们本土语言的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他们开始关注本土语言,并使用本土语言创作,如克里奥尔语、卡里普索小调、西印度语等。 三 加勒比本土语言复苏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 在殖民主义者撤出后,本土语言意识开始复苏,对于一些后殖民作家来说,尽管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本土语言、开始使用本土语言创作,并且不断改进和发扬本土语言,使得本土语言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有一席之地。 克里奥尔语在加勒比本土语言的复苏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它起源于18世纪末期,是在加勒比当地的种植园中发展起来的。种植园中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工人,所以情况比较特殊,发展的语言类型非常综合。著名的语言学家大卫·戴比迪认为,“加勒比语言是‘一种对标准英语的个人化的重组’,是一种极富文学潜力的语言,它能够表达其使用者全部的深层次经验。”对于世界文学来说,尽管它是一种方言,但它有着自己的语法、句法和词汇,带给语言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很大的语用资源,对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了多元化,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 20世纪初,许多加勒比地区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运用克里奥尔语,如牙买加诗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路易斯·班内特(louise bennett),圣·路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这是一次重要的突破,它代表着加勒比本土语言开始复苏。但与此同时,本土语言的复苏也遭遇了一些阻力:一些作家在使用克里奥尔语时表示困惑,如女作家荷洁(merlehodge)在她的作品中这样写到:“我们说克里奥尔,我们需要克里奥尔,没有克里奥尔我们就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深层的思想过程限制在克里奥尔,可我们却轻视克里奥尔。”对于这种困惑,我们将它称为克里奥尔化。 对于克里奥尔化现象,在卡莫·布莱斯维特(kamau brathwait)之前,没有人能够对其做出一个全面而明确的解释。布莱斯维特不仅对克里奥尔化作出了明确的解释,而且将其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联系起来,可以说,他是第一位肯定加勒比地区非标准方言的文化地位的人。布莱斯维特同时也是当代巴巴多斯诗人的代表,他的自传性三部曲《祖先》便是使用加勒比本土语言创作的。 作为加勒比本土语言文学的另外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v·s·奈保尔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闻到”很浓烈的加勒比味道。如《米格尔大街》小说集使用了大量的西印度的口语,而在《蓝色马车》一书中,奈保尔这样写着:“中国的孩子叫我爸爸,我黑得像块炭,我老婆黑得像沥青,可是,中国孩子还是叫我爸爸!哦上帝啊,是谁在我的咖啡里放进了牛奶。”在这里,他使用了一种有着明快节奏的、带有加勒比地区比较粗俗和乡村味的语言,我们把它叫做卡里普索小调。卡里普索小调在加勒比本土语言中十分具有代表性,这种小调源于古巴的“钢鼓爵士乐”。钢鼓是一种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非洲黑人发明的可奏出两个音程的打击乐器,以其铿锵有力、具有表现力和节奏性而被当地人广泛使用。这种小调一直流行于特立尼达,它的形式诙谐幽默、音韵丰富、表现力强,在奈保尔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使用这种小调来增加小说的戏剧性、幽默感。 从加勒比本土语言到加勒比英语,再到加勒比本土语言,虽然加勒比本土语言一度没落,但它最终战胜了西方语言,立于世界民族语言之林。在此过程中,加勒比本土语言吸收了东西方语言中的精华,发展了自身,使之更加深入人心。加勒比本土语言与西方语言的“战斗”及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对当代全球化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有着深刻的意义。 作为历史产物的加勒比语言传统文化既有进步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对待世界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一贯的文化方针,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吸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放弃一些与社会现状不符合的不良成分,这样才能够将世界语言的精华和文化的精华加以继承和发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我们应该遵循着其是对当时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一种多元记录而且真实再现的角度去看,对于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英语文学和本土英语意识的发展,更要带着文化传承的目光去理解。加勒比种植园传统文化塑造了民族醇厚中和、勤奋勇敢的品格和高尚的人文作风,这一点不仅仅对当地的种植园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小结 从上述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加勒比本土语言在欧洲语言的入侵过程中曾经没落过,加勒比英语文学一度成为当时最主要最盛行的文学形式。然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后殖民作家的努力下,加勒比本土语言最终走上复苏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语言文化中的一员。而加勒比本土语言文化的传承过程,对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阅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 英语文学阅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现状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不仅能为读者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提供了鲜活的文本资料,而且还可以拓宽一个人的灵魂,并给他带来终生的审美愉悦。由此看来将英语文学阅读引入大学英语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当今有些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人却认为文学毫无实用价值,是没有前途的鸡肋。学生们也在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下将有限的时间用于考取各式各样的证书上。文学阅读尤其是英语文学阅读受到冷落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究其原因除了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大学英语教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1. 认识观念问题 长期以来在大学英语学习的课堂上文学被拒之门外,英语文学常常被冠以语言晦涩,生词太多与现代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相比过时落伍格格不入之名。外语界也存在着重科学轻人文,重实用轻素质等的倾向问题。而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文学事实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它非但与大众使用的语言不存在迥异不同的问题,它还是一种必要的理想的的语言输入。文学语言是文学家们汲取大众化的语言,经过筛选、加工、提炼而成,并未脱离大众也未发生异化。事实上文学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丰富、多样的语言资源,近乎于现实生活的语言学习场景和文化知识宝典。所以,学语言是学文学的必要准备,学文学是学语言的自然延伸。文学语言输入是一种理想的语言输入,是不该被英语学习者排斥的。 2. 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经调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填鸭式” 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失去了兴趣,并且不能提高其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导致广大学生将学习英语文学视为在做无用功。如今大学英语课的教学模式大都还停留在授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做课后练习、发材料给学生做、核对答案、解疑的程序上。直接把学生不理解的内容传输给他们,没有引导他们去思考,在这种状况下怎能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呢,更何谈培养能力了。即使在分析文学作品中,有些教师还是从中式英语的角度来阅读理解文学作品,仅仅将教学停留在句子翻译及分析句子成分上,而不是对文化背景、写作创新技巧及遣词造句方面作进一步的展开。如此一来,在课堂上英语文学的学习必将是枯燥乏味的。而在这种教学模式下,难怪学生会认为学习英语文学是在做无用功。 3. 师资培养问题 教师在英语文学学习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目前高等院校中,中青年教师大都具有硕士、博士学历,但想要他们得心应手地教好英语文学课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虽然他们经历过众多考试的洗礼,身经百战,但教好英语文学课仅仅掌握一些考试技巧是不够的。此外在大多数院校中,中青年教师也很少有参加国外学术交流的机会,这也在信息与学术水平上大大制约了他们。想让他们真正洒脱地教好英语文学课就需要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素质。一方面教师自身要不断学习提高完善自身素质,另一方面,学校也要尽可能地加大投入,为教师创造进修等学习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在师资问题上做到双赢。 二. 英语文学阅读的重要性 1. 英语文学阅读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这也就说明了学习一定要对所学的知识感兴趣,有兴趣去学习,是学好的根本,英语学习也一样。 激发并保持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是大学英语教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传统的英语教学过程就是一个记单词学语法的过程,久而久之学生极易对英语学习产生厌倦情绪,从而出现:教师上面讲得汗流浃背,学生下面听得昏昏欲睡这一尴尬局面。将英语文学元素引入外语教学中则能有效地改变这一局面。文学是人类文化的高级表现,其以语言为工具形象地反映生活,抒发感情,表达思想。杨周翰曾在《诗歌和语感》一文中提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类型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情感、心理、思想,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中各种活动和生活中各种细节,以至大自然各种现象,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文学的表达方式方法也是丰富多彩的,各个作家又有不同的风格,争妍竟丽。”读者可以在文学阅读中体会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放和洒脱,也能身如奇境地感受到那种飘然思不群的浪漫和绮丽。正是这些元素,它们将学生心灵深处的美感引发出来,从而产生共鸣,让他们在文学的熏陶中,体会到英语学习的乐趣。 2. 英语文学阅读有助于提高学生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伍铁平教授在《普通语言学概要》中指出:“在传统的伙伴中,和语言最密切的是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要用语言创作,通过语言鉴定、评论文学作品也必然涉及到它的语言。所以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必须精通它的语言。反之,一种语言的最精彩、最丰富的作用是集中在文学作品里面。文学是使用语言的典范,为学习语言提供最好的榜样,为研究语言提供理想的材料。”通过阅读英语文学作品,学生不仅了解了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及文化常识,文本的词义、意象、情感、意境、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也都在阅读活动中重新建构,具体化了。这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语言知识,有利于对令人费解的长难句的理解。同时阅读英语文学作品也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运用阅读技巧的机会,既理解作品中具体的事实,也理解抽象的概念;既理解字面的意思,也理解深层的含义,包括作者的态度,意图;在理解某句,某段的含义的同时也理解了全篇的逻辑关系,并据此进行推理和判断。不知不觉中通过一系列的语言实践活动,扩大了词汇量,锻炼了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3. 英语文学阅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大学是一个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人文素养则在各种素养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包括大学生思想素养、文化素养、人格素养、道德素养及大学生为人处世的涵养和做人的境界。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大学英语教学也还存在着一些差强人意的现状。过分强调考试成绩,考取这样那样的证书,疏于思考从而导致道德缺失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乏味的说教中走出来,将人文教育引入课堂,去丰富大学生的生活体验,陶冶大学生的人文情怀。在外语教学中融入英语文学是一条不错的途径。优秀英语文学作品的阅读,评价和赏析,有助于学生在掌握如何正确使用语言的同时造就有思想,有精神,有胸怀,有教养的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同时在不断学习英语文学的过程中,学生还能发现历史、感悟历史,发现社会、感悟社会,发现人生,感悟人生。从而在心灵深处建构起一座人文精神的乐园,来抵御不健康的文化侵袭,在潜移默化中完善整体人格,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提高自身人文素质。 三. 如何将文学阅读融入大学英语教学 以不同形式从不同渠道接触和学习英语,亲身感受和真实体验语言及语言运用是大学英语教学的特点之一。因此就要突破教科书的使用,努力开发英语资源,将英语文学阅读引入大学英语教学,使学生更可能多的接触、学习和使用英语。 1. 利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在教师的指导下培养学生阅读的技巧 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更是为了掌握阅读技巧提高阅读水平。因此教师应推荐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供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涉猎广泛,见多识广,胸中自有"丘壑"这样才能在学习中有所收获。但在阅读过程中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适当的时候加以指导。例如在阅读中,文章中的许多细枝末节可能会阻碍阅读速度的提高,这时教师就可以结合所阅读的文学作品,从扩大阅读视距入手,对学生加以训练。即在阅读中抓住文章的主题,主要人物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物冲突。其中主题是在阅读过程中必须掌握的,否则将会发生理解的偏差,发生严重错误。这就要求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文章中力求叙述什么。第二,如何来理解作品的主题。第三,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什么。此外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是由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构成的。在这两者中主要人物是主体。一篇文学作品的所有情节冲突都是围绕主要人物展开的,所以在欣赏文学作品时要分析主要人物。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冲突包含: 人物本身的内心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赋予了简单的语言以生命。学生只要抓住了这三个方面就抓住了一篇文学作品的中心环节,在此前提下再结合阅读教学中的扫读、跳读、意群阅读、长句短读等阅读技巧,加以不懈练习,必能在阅读速度及水平上获得大幅度提高。 2. 课堂中结合课文内容,适当插入英美文学知识,扩展学生视野 大学英语的阅读教材都是精心编排的,每个单元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如果能在文学作品中找到与所教授内容主题相关的的作品并将其引入课堂教学必将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例如在授课中某个单元的主题是围绕文化冲突展开的。如果教师仅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地讲文化冲突是指两种或这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所产生的竞争和对抗状态等的定义,这将很难激发学生对此主题的学习兴趣,也很难理解文化冲突的真谛。这时教师可适当地在授课中引入一些有关的族裔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往往是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待文化的差异性的,分析视角深入独特。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作品就很具有代表性。如《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孩子》、《宠儿》、《爵士乐》和《天堂》等这些作品均以美国的黑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笔触细腻,人物、语言及故事情节生动,想象力丰富。反映了在白人强势文化压制下美国黑人所处的文化困境,同时对建构美国黑人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坚持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才能使黑人摆脱历史与文化的包袱,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发展。这些作品为学生提供了典型的文化冲突的案例,类似的补充能有利地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化冲突的含义。但在具体的课堂操作中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将英语文学作品引入课堂并不是要将学生培养成学术专才,而是本着“以阅读体验为主,文学知识和文本分析为辅,在学生的阅读实践中实现文学的娱乐和教化功能”这以理念,为学生提供一个清晰的文学世界,提供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拓宽他们的视野。切忌将该课程变为灌输系统的文学理论知识的理论课。 四.结束语 好的文学作品不但能丰富英语课的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还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为学生提供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机会。有目的、有计划地为学生选择适当的英语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和鉴赏,这不仅对大学英语教学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还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原著应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上的优势 英语文学原著应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上的优势 目前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应用的教材中多是改编自原文或原著的文章,这类文章旨在列举具体语言特征和用法、控制生词数量和对信息的选择性输入,因此与原文在词汇、句法和语篇方面有着很大差异。国内外很多语言学家和教育研究者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应用原文或原著更有利于学习者对语言的接收和掌握,有利于语感的培养。用阅读原著作为目的语输入的主要渠道可以有效地感受和吸收原汁原味的语言,与此同时还能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增加文化底蕴,这对于语言学习者将来的学习和语言使用都是非常有利的。交际语言教学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的研究者认为在各层次的外语教学中应用原著能够向学生展现真实的语境和语言应用的自然状态。输入假设理论(input hypothesis theory)的提出者krashen[1]指出原著更容易理解,因此比改编的简化版具有更大的交际价值。全语言教学法(whole language instruction)的实行者认为应该让语言学习者接触具有丰富背景信息的材料,以便于他们学会使用功能性语言并看到语言的全貌。cummins[2]的认知文学语言能力理论(theory of 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坚持应该通过对文学原著的使用让语言出现在有意义的语境中。因此将英语文学原著应用于语言课堂上可以带来诸多益处。 1.英文原著的语言有助于学习者对内容的理解 英文原著不仅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真实丰富的词汇应用的范例,富有创造力的语言结构和真实的情境,而且原著具有的语言特点比改编过的文本更利于学习者理解。连贯理论(theories of cohesion)提出,语言使用的连接技巧越多,那么它的连贯性越强,也就越容易理解。文学原著提供了更多自然语言和合理的语言连接方式,使得文学文本较之含有曲解的信息结构的简写本要更好理解。简写本尽管语言简单,但连贯性受到影响,因此不利于语言学习者理解和掌握。willis[3]在强调应用英文原著的必要性时指出,如果外语学习者所使用的课本里的文章都是理想化的、不真实的文本,那么学习者将处于语言劣势,接收的都是被曲解的语言。有些研究者认为识别和理解诸如连词和其他句际语言应用对于外语学习者的信息处理和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这些连接方式对于文本理解的把握十分必要。成功的阅读者能够在只学习了一部分文本后,利用原著中正常的重复来帮助自己重新构建整篇内容。另外,这种自然重复可以帮助学习者理解不熟悉的词语,从而尽量避免由于生词打断对全文的理解。简写本通常是依据可读性公式削减词语和句子的长度、省略句子间的连词来缩短篇幅,这类改变了自然语言重复性的文章使得构建意义的过程更加复杂,因此会比原著更难解读。 研究发现英文原著比简写本包含更多的非正式的动词和小品词,因而原著在展现因果关系时、发展情节和主题方面更胜一筹。此外,原著比简写本应用了更多的非正式连词和否定时间连词,这是由于简写本通常避免使用例如修饰语和逻辑连词等复杂的连接方式来展开和关联情节,而是用像and,or和but这样普通的连词来衔接。连词是文章各部分之间紧密的粘合剂和纽带,如果缺少了这种结合力,文章的思想便很难充分表达、得到加强,并有力地传递给读者。同时,原著使用了更多的逻辑词汇和if条件句。条件句一直被认为是英语中比较复杂的句法,而这些复杂的逻辑词汇是描述假设情境所必需的语言。简写本中较少出现这类用法,因而文章内容较原著更具体,少了几分抽象,但语篇结构受到了限制。johnson[4]在其研究中也发现简写本由于缺少逻辑词汇和连接语,文章的内容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变得更难理解。 文学原著的词汇类型多种多样,尤其体现在词性的复杂性上,例如原著中会应用到比较副词、动名词、感叹词、情态动词、小品词、过去分词、前置限定词、最高级、wh限定词、wh代词和普通代词等。简写本中出现得最多的是名词短语和名词短语修饰成分,所以文章的句型结构比较单一,无法展现语言应用的自然状态。简写本力图用简单结构表达复杂思想,因此每个名词短语都使用了比原著更多的修饰语,每个句子的组成部分都比原著更多,这使句子结构变得很臃肿,本想让语言更容易被接受的目的没能实现,反而更加大了学习者处理信息的负担,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许多研究证明语言学习者对刻意改编的句子的语法的理解力要远远低于对自然应用状态下的关系从句和时间从句的理解力。 2.英文原著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目前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国际化人才,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都愈发凸显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具有高素质的交际能力。教育部新颁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国际交流需要。”[5]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培养跨文化意识,多接触多了解目的语文化,以期减少因文化不同而出现的交际失误。许多研究者指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要想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必须了解产生、使用这种语言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目的语文化在使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不可或缺。 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名著,既是人类文明史、精神史、审美史、奋进史的形象演绎,又是人类求真、求善、求美、求诚的生动展示。一部好的文学原著是文化的最好体现,它能使读者较好地逾越语言理解障碍。英语文学原著内涵丰富、语境自然,表达地道灵巧,精句妙语令人回味,为学习者提供了广阔、生动和真实的语料,并常常体现着浓郁的本土文化,这些正是英语学习者急需掌握的精髓。阅读题材各异、内容不同的原著,不但可以学习基础语言知识,而且能了解历史和文化,在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同时领略异国风物景象、熟悉风格各异的风土人情。 文学语言是语言应用的最高层次,它比普通词语更能反映时代精神且最富表现力。在英语文学原著中,有许多贴近社会和生活且具有文学色彩的语料词库。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学习者能够加深对英语及英语民族思维方式的理解,提高对英语的领悟力和实际运用能力。在英语教学中使用文学原著,可以更好地展现语言技能,是发展学习者语言使用意识的一种有效手段。此外,英语文学原著所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特征是一个民族文明的缩影,是帮助学习者获得更多文学和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输入是输出的基础。丰厚的背景知识能全面提高语言学习者的素质,增加有效的输入与输出,为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除此之外,通过大量阅读原著还可以使他们克服语言僵化,保证交际的得体性、适合性和灵巧性。 3.英文原著有助于增强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与参与性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习活动中主动性的发挥首先有赖于学习者对学习材料产生兴趣,之后他们就能主动投入、积极参与,以良好的心态储备知识、提高能力。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语文学原著可以有效利用学生对陌生作品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来推动语言学习、增强学习主动性,同时强烈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克服阅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如生词、寓意复杂的段落等)。 此外,研读英文原著为教师与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提供了交流平台。当对作品的整体立意和一些细节根据教学目的做出评判、阐释、说明和分析时,教师和学生双方就可以共同参与教学活动,学生由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教师鼓励学生开动脑筋,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由于作品与读者之间是未定性关系,读者作为作品接受的能动力量,在生成意义的阅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阅读者凭借自己的经验参与作品的意义阐释,就不可能实现其价值。正如姚斯[6]提出的,只有阅读才能使文本从死的语言物质材料中挣脱出来,而拥有现实的生命。伊塞尔以“隐在的读者”(即指作者在作品的本义中所设计的读者的作用)的概念表明,作品本身是一个召唤结构,它以其不确定性与意义的空白,使不同的读者对作品作具体研读时获得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读者的阅读过程实质上是对作者虚构作品的解码、具化和再创造。学生在阅读原著时不仅受到语言熏陶,而且能锻炼分析和思考能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促使学生形成并产生自己对文本的释义,并采取多种方式让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如指定学生作专题报告,要求其他学生提问,或阐发自己的不同论点,形成一个以学生为主的研讨场面,使课堂在争论的形式中进行。或者规定每学期学生必须撰写三到四篇小论文,期末一篇学期论文,使学生有机会梳理思考,并对掌握的知识进行自检,实实在在地拓展知识面,提高写作能力,形成创造性思维模式。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原著和某个简写本之间做一些对比阅读,特别是在谋篇布局和遣词用句上做一些推敲琢磨,就可以大大地激发他们对原著的兴趣,使他们开阔视野,从文学遗产中学习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知识,从艺术感染中接受深刻的教育,也有助于他们锤炼语言、增强遣词造句的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英国大百科全书》在阐释“文明和文化”时形象地指出:“用文字建造的宫殿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宫殿更加富丽堂皇;用文字建造的地牢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地牢更加阴森可怖。”文字所拥有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世界文学名著所具有的力量自然更是无与伦比。讲授英语文学原著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取之不尽的语言材料宝库,它可以帮助学生深化知识、加强语感、开阔视野、增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同时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积极投入课堂活动,展开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增强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主要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和德国,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派别,对英语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主要表现在小说和戏剧,特别是当今英国剧坛上比较流行的荒诞戏剧。对于存在主义者,他们反对根据人物性格和类型对人及其命运进行描写,他们觉得,人本身就没有先天的本质,只是在一些具体环境中生活,按照其自身的行为创造自我,演绎着其自身的本质。英语存在主义文学主要体现出两个方面的主题思想,一个是体现人生和世界的荒诞体验,即“焦虑感”和“恶心”;一个是体现荒诞环境中人的选择自由。 一 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 存在主义是20世纪在欧美非常流行的文艺思潮,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其在文学史中风靡全球、声势最大,其先驱者是丹麦人索伦·克尔凯戈尔。存在主义在一战后流行于德国,二战后在法国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波及到文学的各个领域,其中,黑色幽默和荒诞派戏剧是存在主义文学发展的结果。存在主义的观点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主张“意识”决定“存在”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他们都主张意识的第一性,否定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都认为那些只有被自己所感觉到的存在才是世界或者事物的本原,才是最真切的存在,并且此存在跟客观现实总是以一种对立的形态出现,其不是一个统一体。比如萨特认为,“存在”即“自我”,任何存在都是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任何存在都是来自主观性,主观性具有第一性,即客观事物都是由主观意识所决定的。 2 重视“个人”的价值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个人的价值极其重要,其高于任何一切的价值。他们认为社会和个人永远都是彼此独立、分离的。人是被遗弃到世界上的,社会和客观事物与人总是对头,它们总是威胁到人的“自我”。比如萨特在《禁闭》的名言:“他人就是(我的)地狱。”总之,存在主义者将被遗弃感、厌恶、失望、孤独、恐惧等看成世界上人的基本感受。对他们来说,人之所以跟动物有区别,主要是由于动物对自己死亡的来临并不知情,也就无所谓恐惧;而人却对自己难免一死甚是了解,从而心存恐惧感。所以,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就是死亡的过程,这便得出了“存在”最终走向“不存在”的悲观主义。 3 对艺术认识作用加以否定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艺术作品并不能对现实事物进行反映,它的作用主要在于其对人心灵冲动的一种揭示,只具有给人感受和“享乐”的能力,让人那些非理性的感觉、感受明确、清晰起来。存在主义者认为,艺术家之所以存在,其主要是为了创造属于其自身的世界,用来表达自身的感受和哲学思想,而不是对现实客观世界进行艺术地再现。因此,存在主义文学一般是对荒谬世界中人们的失望、孤独、恐惧等心理进行描写。 4 认为人生虚无、悲观厌世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永恒的荒谬,是人之所以存在的一种丑恶行为。在世界上,人生本身就虚无飘渺,其活着并没有任何目的,所有的活动对人来说都是徒劳的。存在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丑恶的现实进行了反映,同时也对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进行了宣扬,通过“自由”的名义对悲观厌世、虚无缥缈的人生进行了美化。比如加缪的《局外人》(1942)、萨特的《禁闭》(1943)和《恶心》(1938)等文学作品都是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的一种否定。 5 否定人的先天本质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人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先天性的,他只能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加以存在,必须依靠其单个的个体的行为来创造自我,演绎自我。比如,小说家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提供丰富多样的环境来超越自身所生存的环境,从而选择其要成为的人的个性。所以,人物的典型化特征在存在主义者那里被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 6 认为文学艺术的三位一体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文学艺术创作者都提倡读者、人物、作者的三位一体观。他们认为任何一位作家都不能离开了读者来谈创作,他们的观点都不是先验的,都必须通过读者进行检验,任何作品都必须将人物的活动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和作者共同去探索人物的真面貌。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对英语文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特别对于那些年轻的英语文学作家。 二 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对英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存在主义的观点在英语文学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其主要主题模式有以下五类:寻找自我、荒诞与无意义、死亡、孤独和异化、自由选择和责任。 1 英语文学对“自我”的寻求 根据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任何人的本质都必须靠其自身的选择去进行规定,从而,“我是什么”、“我是谁”等这些问题英语文学中便成为了普遍性的思想主题。比如英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小说:《哈哈》(詹尼·道森,1961)、《身份证》(莱杰尔·丹尼斯,1955)、《每况愈下》(约翰·韦恩、1953)。在《每况愈下》中,伦姆利读完牛津大学之后,在完全感受到其在大学中所学的知识并不能为其生活谋取较好的条件,因而决心去比较“罪、苦、贫”的社会底层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社会底层,他更换了很多工作,如夜总会保镖、走私贩、司机、清洁工等,伦姆利就好像贫富世界中 的边沿人,尽管他的人生态度总是处于一种中立的地位,但是他对其“自我”问题的寻求总得不到答案,社会和自我的冲突并没有得出胜负,他对“我是什么”答案的寻找是徒劳的,没有任何的解答。 2 英语文学中“无意义、荒诞”的韵意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整个世界都是荒诞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人的存在都是一种虚无的、荒谬的。存在主义者的这种观点进而产生了英国荒诞派戏剧文学。因此,在许多英语文学中都体现出“存在的荒诞”等主题思想。根据其意义,荒诞本指音乐中的不和谐音。在文学和哲学中往往是指人跟自身生产环境的背离和脱节,人并不作为世界的主人而存在,也不作为社会的牺牲品而存在,人对于自身之外的世界缺乏了解和理解,他的任何一种行为如喜怒哀乐都不能影响着外部世界的存在性。世界总是以一种陌生的、冷漠的面孔而存在着。对于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文学往往指出,宇宙都是没有目的的偶然的存在,人存在于世界上都是没有任何先天目的的,是无意义的存在。总之,对于存在主义文学来说,其情节、语言、人物等都是极其荒诞的。如英语诗歌作品中“存在即荒诞”的主题思想。如英国著名诗人特德·休斯在1967年创作的《渥德渥》中的第一句就提出了“我是什么?”的问题,在其后,他回答:“我好象/……胡乱地从虚无中/倒下来”“我似乎被赋予了使用这块地方的/自由那么我是什么?”“但是我将叫什么名字我是第一个吗/我有主人吗……”“……它是什么呢根/根根根”。这后面一句,很明显是对海德格尔“被扔进这个世界”思想的一种回应,体现出“人生虚无、悲观厌世”的态度。 3 英语文学中对“死亡”的描写 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从而我们也可以引申出存在主义文学的另外一个主题思想:“死亡”。在存在主义文学中,人生存在于荒诞的世界中,总是充满着偶然性,生命总是那么的短暂,文学家们总以悲观的、消极的观点进行看待,于是,死亡便成了许多文学作品的中心主题。如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在其文学中提倡“学会死亡”的哲学。而在英语当代文学中,这种荒诞的死亡普遍地存在于许多荒诞戏剧中,如品特的“威胁性喜剧”,在他1957年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一间房子》中,罗斯好不容易才能得到一个闭门不出的安全感。可有一天,一位眼睛看不见的黑人突然地闯了进来,并带着其父亲的信,使得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在她丈夫回家之后又莫名地将此黑人给打死,也使得她的眼睛莫名的失明。又如,在其1960年创作的《升降机》中两个长期待于地下室的刺客,他们通过升降机不时地接受从地面传递的命令及食物。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而突然性地,每人都收到了一个“杀死对方”的命令。以上两部英语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人生的可怕性和荒诞性:人对自己的命运不能控制,人的生死难测…… 4 英语文学中“异化、孤独”的体现 异化、孤独是英语文学中存在主义的又一体现,它体现出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异化,如《畸形人》(舍伍德·安德森,1919)、《陌生人》(夏尔·波德莱尔,1864)、《局外人》(阿尔伯特·加缪,1942)等。而这种异化的存在使得人总是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因而,在英语文学中总出现一些以“异化、孤独”为主题的作品。如品特1960年所创作的《看房者》,尽管里面凸显了较少的“威胁性”和较大的安全感,但是其中也体现出了“不交际”所带来的后果。尽管作品中所提及的三个人物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可他们缺乏交流,彼此孤立,各自的言行都不能为其他两个所理解,从而彼此抱怨,生活极不寻常。这部戏剧充分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异化感和人的“孤独”感。 5 英语文学中对“自由选择”的追求 存在主义认为,在荒诞世界里,个人必须勇敢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并通过这种选择创造它的自我本质。因而,在英语当代文学中,涌现出一批“愤怒”的 小说,其主题思想就是倡导“自由的选择”。如《每况愈下》(约翰·韦恩,1953)、《在网下》(艾丽丝·默多克,1954)、《向上爬》(约翰·布莱恩,1957)等等。以上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对政府和权势集团,甚至多数派奉行的规范持反对态度,将它们视为政治、社会的荒谬。最终,他们在“极端的环境”之中,作出了“可怕的自由”的选择,没有上帝为他们指路,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可供他们遵循。 三 结语 综上所述,存在主义对英语文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作品充分体现出了存在主义“意识决定存在”、“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艺术认识作用加以否定”、“人生虚无、悲观厌世”、“否定人的先天本质”、“文学艺术的三位一体”等观点,其主题思想也主要表现在“自我”的寻求、“无意义、荒诞”、“死亡”、“异化、孤独”、“自由选择”等方面。 英语文学论文:关于对英语文学中隐喻的分析 1前言 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隐喻是非常常见的。隐喻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文章所要表述的内容,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本文主要对隐喻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分析了英语教学中隐喻的功能特点,提出英语中隐喻的主要功能,这对于今后学生掌握英语的表达与认知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隐喻的含义和功能 有学者认为,隐喻可以分为两种,即狭义的隐喻与广义隐喻。第一种指的是人们下意识地用其它的思想内容取代所要表达的抽象、难懂的思想内容;第二种指的是既是一种修辞手法,又是一种思维方式。在《诗学》中把隐喻看作是把将一个事物的名称用到另外一个事物上,其中,这种转移可以是从属到种,也可以是从种到属,同时也可以是属到属之间的转移。在当今社会,对于隐喻的理解也是多层次的。从表面上来看,隐喻是不明显的比喻,有时人们也称之为暗喻;但是,从功能上分析,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更为复杂、抽象的事物。隐喻既是语言问题又是思维问题;从结构上分析,是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映射。 3隐喻的派别分类 3.1夸美纽斯的“种子”隐喻 在夸美纽斯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种子”隐喻,指的是“神圣的可教性”,是夸美纽斯思想的理论基础。对于“种子”隐喻主要从三方面理解。首先,人是所有造物中最完整、最美好的。其次,他认为“种子”主要包含博学、德行、虔信,只要将这三个“种子”种植在每个人身上,那么人们便会按照道德规律生存下去。他还认为,人类是上天拔掉的树木,其根依然存在,如果上天给这些树木充足的阳光与雨露,那么树木还可以继续生长。其再生的本质是要使人们回到最本真的状态。 3.2洛克的“白板说”隐喻 在洛克时代,有人曾提出了天赋观念,并且受到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洛克却反对此观念,他认为能力是上天赋予给人们的,知识是人们后天获得的。他把人的心灵看作是一块白板,没有任何标记,需要外界事物来加以塑造。经过发展,在白板上印上了痕迹,这便形成了观念,这就是洛克的“白板说”。洛克认为人的能力是上天赋予的,而知识的获得是后天的,因此,后天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儿童来说,天性就像是没有任何标记的白板,对于认知者来说,能够随意涂改与塑造。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是好人,但有些人是坏人,还有些人对社会有用,有些人根本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90%都是由他们的认识所决定的。洛克对于认知作用非常重视,他认为在人成长过程中,认知发挥中巨大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能力的发挥。 3.3柏拉图的“洞穴中的囚徒”隐喻 柏拉图比较善于运用比喻,他的哲学思想与认知理念都可以借助隐喻来表达。他用隐喻来阐明太阳喻、线段喻与洞喻。其中洞喻具有丰厚的哲学意味,这表明了认知的本质与受过认知的本质。 3.4苏格拉底的“产婆术”隐喻 苏格拉底认为经验是激发先验观念的主要手段之一,它能够清理那些过于模糊的观念,进一步获得比较正确的新知识,所以,谈话法是帮助人们巩固所学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后,他的学生继承了他的观点,其教学方法主要分两步,第一,讽刺。在和人们交谈的过程中,探讨人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第二,产婆术。此步的作用是待发现人们认知有偏差或者直接否定认知的基础上,从而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认知道路。 4研究隐喻的重要意义 4.1丰富和扩大了隐喻的内容 语言学主要是对认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是,事实上,认真问题和人们的成长与发展又密切的联系。而人的成长主要表现为两点,即外在身体的变化与人们社会身份的改变,除此之外,还表现为对人生阅历的积累与价值的实现。人成长和发展的表达方法有很多种,因此,想要正确把握人在认知过程中的发展与变化,必须借助文字来表达,然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只局限在事物外在的洞察,并不能正确的描述人的内心世界,同时就不会把握其实质。 4.2能够较好的把握语言学的本质 隐喻的出现,显现出了认知活动的意义与人文主义的基本特点。如果将认知隐喻看作是一种语言显现,那么势必会和文化背景存在一定的联系。认知学者面对认知世界,然而,认知世界又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不完全包含在科学世界范围内。认知隐喻是人们对认知理论的表达与理解,充分体现出了语言所具有的生动感与丰厚的文化意蕴,这可以认为是对科学语言的补充。 4.3更加有利于认知理念的研究 隐喻可以看作是语言、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较好的思维方式。对于认知隐喻来说,其主要意义在于对认知的精神性、文化性等的深刻把握与呈现。通过学者对认知隐喻的探讨,使我们充分对认知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这也是对精神世界的进一步探索。通过隐喻,让人们对认知的本真赋予了诱人的魅力。 5结束语 总体来说,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隐喻是非常常见的。隐喻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文章所要表述的内容,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当今社会,对于隐喻的理解也是多层次的。从表面上来看,隐喻是不明显的比喻,有时人们也称之为暗喻;但是,从功能上分析,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更为复杂、抽象的事物。隐喻既是语言问题又是思维问题;从结构上分析,是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映射。本文主要对隐喻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分析了英语教学中隐喻的功能特点,提出英语中隐喻的主要功能,这对于今后学生掌握英语的表达与认知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英语文学论文:从英语文学翻译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欧·亨利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虽然the gift of the magi ①是其广为流传的优秀作品,曾被收录中学课本,但对于这篇小说的翻译版本,一直存在许多的争论。本文从翻译的功能角度阐释对这篇小说众多翻译版本的个人认识,希望读者能透过这篇小说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有新的思考。 翻译标准 对于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我国学者严复最早提出“信、达、雅”的标准——“信”即忠实于原文,“达”即翻译的流畅,“雅”即译文的典雅。这一翻译标准至今仍对我国翻译界存在影响。此外,德国著名功能派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莱斯对译文按照功能划分为不同的标准:描述性文本,即报道和说明类文本,应注重客观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表达性文本,即各种文学性文本,应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祈使性文本,主要指各种宣传类文本(广告,宗教和政治宣传等),这类文本翻译应注重宣传和感染效果。依据莱斯的观点,the gift of the magi属于表达性文本,应注重语言表达的形式,即应忠实于作者的情感立场和语言表达风格。 这两个翻译标准理论,将作为本文比较各个译本的主要评判依据。 the gift of the magi作品解读 翻译好一部作品的前提是要了解这个作品。在the gift of the magi这篇小说中,作者讲述了一对小人物的看似很平常的故事,它主要讲述了圣诞节的前一天,住在公寓里的贫穷的德拉想给丈夫吉姆一个惊喜,可是她只有1.87美元,她知道这点钱根本不够买什么好的礼物,于是她把引以自豪的褐色瀑布似的秀发剪下来卖了,换来了20美元。找遍了各家商店,德拉花去21美元,终于买到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这可以配上吉姆的那块金表。而吉姆也想给老婆一个惊喜,他同样卖掉了引以自豪的金表,买了德拉羡慕渴望已久的全套漂亮的梳子作圣诞礼物。夫妇俩为了给彼此准备礼物而费尽周折,礼物最终买回来了,却让人哭笑不得。 翻译好这篇小说,我们首先要体现小说的写作风格,欧亨利在这篇小说中运用了他一贯的幽默语调和简练的语言,选取了一个生活中看似很平常的故事,但故事中又带有淡淡的哀伤,结尾也出乎意料。由于故事情节主要是靠素材体现,故大部分翻译都能保留原作的跌宕起伏;而对语言的整体选择,大部分译文都体现出简单和口语化的特点,对此在本文中也就不再赘述。 翻译中文的化差异 读完这篇文章,许多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标题为什么叫“the gift of the magi”。对于标题的翻译也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大家所熟知的中文标题为“麦琪的礼物”。此外,也有其他的译法,如“东方博士的礼物”、“贤人的礼物”。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的版本呢?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标题的含义。 标题中的the magi②,实为magus③的复数形式,出自《圣经》典故:指东方三贤人,他们在耶稣诞生时给耶稣送去黄金、乳香、没药三件礼物。黄金表示高贵、乳香象征神圣、没药预示耶稣最后要受迫害致死。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都会知道the magi的寓意,即象征智慧和神圣,看到小说的这个题目自然就能领会这种表达法的含义。但是翻译的目标读者,由于固有的文化差异,很多并不熟知这个典故,所以看到这个题目未必能够明白其中隐含的深层意思。读者即便借助注解能明白the magi的意思,但仍然很难产生自然的联想。就象汉语中我们用“说曹操曹操到”这个短句一样,我们汉语的读者一目了然,在其他语言中却似乎无法用一两句解释让读者清楚“曹操”深刻的文化含义。 可能正是基于这个缘故,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标题中包含的寓意,伍蠡甫先生最早将the gift of the magi翻译成“东方博士的礼物”。可以肯定,参照《圣经》中的典故,这样翻译保留了the magi的真实寓意,似乎也符合了“信”的标准,但这样的翻译却又难免让人觉得太直白,失去了小说原有的意境。依照莱斯的翻译标准来看,文学作品重在欣赏和体味文章的感情和语言,而这一翻译很明显丢掉了原文原有的色彩。 后来王永年先生将the magi译为“麦琪”,这显然是音译。此译法难免也有其弊端。首先,译文读者大多不知道典故来源,一眼看到标题“麦琪的礼物”,几乎无一例外的以为“麦琪”是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所以有必要为其加一个注解,加注解后,“麦琪”的含义非常清楚。翻译中遇到这类有典故的文化问题,音译加注解不失为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法之一。它既能保持原作风味,又能促进文化交流,不失为上策。故之后的翻译也大都沿用了“麦琪的礼物”这一翻译方法。 两种译本比较来看,“东方博士的礼物”与“麦琪的礼物”两种译法的不同并不能绝对的区分孰对孰错或是否忠实于原文的问题,只是所达到的效果有差别。如果是对于领悟能力较低的初级读者,译者将the magi译成“东方博士”或者“贤人”既能使读者避免对小说的标题产生误解,又能使读者深刻领会原文the magi的含义。而对于文学爱好者,翻译成“麦琪”,则一方面有助于中国读者自发的去探究更深层的英语典故,有助 于使中国读者接受和熟知西方文化,有利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读者品味欧亨利的写作风格。 几个译本对标题翻译体现了不同的目的和原则,对于小说整体语言的运用亦存在些许差异。比如对钱币翻译,由于各个国家对钱币的衡量尺度不同,形式也不同,这就造成了“sixty cents ofit was in pennies”翻译的多种多样,“其中六角是铜板”,“其中六毛钱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而且六毛是钢■”,“而且其中的六毛是小硬币凑成的”……这些翻译中大都是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且前两种译法可以看出明显的古代文化。当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这样的概念时,或许这是理所当然的办法。而这样译的好处是使中国的读者觉得很亲切,也很容易想象出“零散”和“拼凑”的概念,容易体会出作者所表达的感情色彩。然而,文化交流的问题再一次摆在面前——中国的读者读懂了小说的大概意思,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样花钱的,或者说美国的钱币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本着这一目的,我认为翻译成“六十美分是零钱”或者“六十美分是便士”则能够更好的传达这一概念。 此外,这对小夫妇有两样特别引为豪的东西——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和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④。 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都是旧约圣经中非常富有的人物,拥有各种珍奇宝贝,文中通过与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夸张对比映衬出珍宝在夫妇俩真爱面前黯然失色。对于这一表现手法,各个译本几乎一致的采用了保留原有文化中的人物,而后通过注解使得中文的读者对此有了一定了解。这也恰恰验证了这才是符合翻译的最初目标,也是众多读者需求的。 仅从这几处,我们可以看出翻译中难以避免文化差异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重要的是看读者和翻译目的。如果仅是为了普及这一故事或者为了让读者知道欧亨利的作品,或许“入乡随俗”采用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概念让读者觉得更容易理解;而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还是尽量保留其原有文化,虽然读者最初并不熟知,但看得多了才能真正慢慢了解西方文化。 结 语 翻译的最初目的是文化的传播,而在翻译过程中,难免遇到不同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这就给翻译增加了难度。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更是给翻译家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翻译不仅要考虑文化传递的任务,还要尽量保留其文学价值。而面对不同层次的读者,翻译还应有不同的标准,这样才能使译作最终符合读者所需。 英语文学论文:后现代、后殖民视野中的加拿大英语文学 论文关键词:加拿大英语文学 后现代主义 多元文化 后殖民主义 论文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消解中心”、“边缘化”等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对消解“欧洲中心”、“西方中心”,促使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移向中心,起了推动作用。近年来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的崛起,更是从理论上支持了这种倾向。本文审视了这一背景下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论述它如何继承、借鉴和超越宗主国文学——英国文学和强势文学——美国文学,并发展和繁荣具有鲜明加拿大特点的民族文学;特别关注因长期的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而产生的体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流派的一些优秀作品及其作者,如包沃林、克罗耶奇、小川、翁达杰等。 加拿大文学是在大西洋彼岸欧洲文学的历史性影响和近邻超级大国美国文学的强大影响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是法、英殖民地的加拿大很长一段时期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加拿大作家(这里指加拿大英语作家,下文同——笔者注)所写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往往被视为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或美国文学的一种翻版。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加拿大知识分子就决心改变文学上这种令人沮丧的从属状况,不少作家和评论家从分析、归纳加拿大文学作品中有代表意义的主题入手,着意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到了被称为“加拿大文艺复兴”的六十年代,他们更是孜孜不倦,把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探寻和确定加拿大自己的民族特性视为已任。二十世纪中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加拿大独立百年纪念以来,加拿大人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加拿大文学才真正走向成熟,形成独立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开始作为一支生力军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年中,加拿大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作家队伍空前扩大,新一代的作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家的队伍日渐成熟;文学作品的题材日趋丰富多彩,创作手法也日趋多样化。由约翰·莫斯编著的《加拿大小说读者指南》(一九八七)就列举了诸如道德教育、哲理、社会现象评论、女权主义、老年问题、移民生活、历史、战争、科幻、心理分析、讽刺与幽默、荒诞与恐怖、地域风情等十余类。从创作手法来看,短短二十年中就涌现出一大批实验小说及先锋派小说。以前,诺斯洛普·弗莱几乎是惟一有国际影响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家。但六十年代末以来,一批年青的文学评论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刊物数量激增,新增了如《加拿大小说杂志》、《加拿大作品评论》、《加拿大文学研究》等刊物,促进了作家间的交流切磋和加拿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九十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加拿大文学已进入成熟时期,它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主要表现在:(一)加拿大文学不但已成为加拿大本国中学及大学的独立课程,而且还成了许多外国(包括中国)高等学府的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课题乃至独立课程;(二)加拿大不少著名作家不但为本国人民熟知,而且也享誉世界;(三)加拿大的优秀文学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加拿大英语文学较为突出的是其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倾向以及多元文化的特点。 一、加拿大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潮流 加拿大作家的主要写作风格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现实主义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兴起,并代表了一个卓越的文学发展时期;二战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这种更新的文学潮流。加拿大在文学发展方面似乎总是比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慢半拍到一拍[1]。一方面,一些加拿大作家仍在摹仿别人已近尾声的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加拿大人传统的反美情绪使不少人对发源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抱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加拿大文学界仍然出现了一些学者,他们从理论上、创作实践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探讨、实验,写出了具有加拿大特色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有乔治·包沃林(一九三五—)、罗伯特·克罗耶奇(一九二七—)、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九三九—)、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达夫妮·马拉特(一九四二—)等。 乔治·包沃林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关注点是加拿大开拓史。从这一题材入手,他实施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他的文章《画出来的窗户: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几点想法》一直被视为加拿大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辩论中为数不多的有创见的论文之一。小说《燃烧的水》(一九八)被加拿大当代文学评论家琳达·哈钦归于“首先解构英国的社会和文学神话,以重新确定自己作为殖民地的历史”[2]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典型,也是包沃林实践自己后现代主义文学观的最好范例。他在小说的前言中意味深长地称自己的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然而实际上,他是在借历史人物乔治·温哥华的探险来戏仿“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英雄发现和征服世界”这类帝国主义神话。“通过使用戏仿,他们(包沃林等加拿大作家——作者注)还对欧洲和美国文学中典型的神话和形式提出了疑问……”[3]包沃林认为,小说的功用不是描述历史或解释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他说:“加拿大惟一的历史就是书写历史。”[4]在此,他不仅暗示了加拿大历史的短暂和平淡,也似乎在间接说明,只有通过小说这面镜子,历史才成为历史。《燃烧的水》这一类小说被琳达·哈钦称为“编史元小说”,“这些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们在关注写作、阅读和理解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元小说的倾向,不仅自觉地表露出自身的虚构性,同时也公开地关注阅读和写作历史与小说这种行为(及结果)。”[5]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是罗伯特·克罗耶奇。在加拿大和美国求学与工作的双重经历使他的小说创作也带上了双重性。一方面,他依恋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家乡的西部大草原,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深深地植根于阿尔伯达这块肥沃的土壤中——他所有的小说都以加拿大为主要场景,人物绝大多数也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同时他还勇于借鉴叙述学、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国际文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断开拓新的“疆界”。在其“西部草原三部曲”——小说《我的吼叫》(一九六六)、《养种马的人》(一九六七)和《沉沦的印第安人》(一九七三)中大胆尝试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创作手法,运用了文本的互文性、元小说、自我指涉、高度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后现作策略和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美国学者威廉·维·斯巴诺斯一起创办了著名的《疆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探讨和推广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激发了加拿大人对作为文学和文化运动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趣。克罗耶奇还被看成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在加拿大最早的表述者或代言人:在与玛格丽特·劳伦斯(一九二六—一九八七)的交谈中他说,“我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除非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虚构(小说)造成我们的真实”,这句话因暗示了加拿大的后殖民身份而成为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语录。 包沃林关于“历史即虚构”、“发现即编造”的论点和克罗耶奇“小说使我们真实”的名句显然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传统背道而驰。这两位后现代主义作家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讲述”故事的重要性。为了重新找到一种独立的、真实可信的叙述声音,克罗耶奇认为,“加拿大(英语)作家必须摧毁那种一直使自己无法听到自己声音的、出于同源的美国语言和英国语言。”[6]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加拿大作家态度更为激烈。如丹尼斯·李(一九三九—)就宣称,只有退回到沉默的状态,拒绝玩以说话为基础的摹仿性游戏,加拿大文学才能最终摆脱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历史阴影,因为采用这种现实主义就意味着采用外国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法。李认为,只有通过倾听空间的“韵律”,加拿大作家才有可能寻找真正能表达自我的方式。他还宣称:“要在一个殖民地不假思索地说话……那就不得不借助反映异国空间的文字。思索意味着陷入沉默,意味着发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却没有文字。”[7]这是对人们的一种提醒:光用美学标准来评判、探讨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够的,我们不应忽视它作为前殖民地身份的政治内涵。“政治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背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传统的同时,还向欧洲/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或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他们中不少人在小说中记载、反映了加拿大作为殖民地的经验、人们对强大邻国文化殖民倾向的恐惧,以及这种经验和恐惧在当代加拿大人心灵上留下的阴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就是一例。女主人公对美国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都有一种恐惧感和厌恶感。她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满目都是被“从南方蔓延过来的病毒”毁坏的树木——暗喻美国对北方邻国加拿大的毁灭性影响;一路上,美国的阴影更是随处可见:美国人开办的电力公司为提高水位,破坏湖围,给森林和动物们带来了灭顶之灾;有美国人提出用高价购买主人公的家园,以便“从事一些狩猎或捕鱼的活动”。[9]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侵蚀,包括女主人公的两位旅伴在内的许多加拿大人竞相模仿美国人的生活风格和语言,并以此为荣;到处都是美国游客,“他们的独木舟船头上插着一面满是星星的旗子,……这好像向我们(加拿大人——作者注)显示:我们正在一个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10] 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没有就此驻足,他们认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完全成熟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一阶段,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这可以被看成建立独立自主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想的起点。克罗耶奇宣称:“加拿大文学从维多利亚阶段直接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这个产生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和诺思罗普·弗莱的国家,(对欧洲和美国的主导文化)作出抵抗的方法就是从来没有现代主义化过。”[11]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人并没有跟在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在走自己的路。相对欧美“中心”而言,加拿大处于“边缘”或“外围”的位置。琳达·哈钦指出,“加拿大是一个不喜欢中心的国家,多元文化盛行”,那儿有极强的“反中心意识”和“地域意识”(regionalism);同时,“加拿大文学传统中妇女的声音特别强……她们一直就是文学主流”。[12]因此,加拿大当代文学又呈现出区域性、多元化、女性化等特点。以弗兰克·戴维(一九四—)为代表的一些加拿大学者表达了更为激烈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当已被奉为经典的、代表了等级制度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衰败了,加拿大的区域性文学和边缘/外围文学(如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等)才有可能兴盛繁荣。因此,他们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区域性文学和边缘/外围文学视为利益一致、同步兴盛的发展趋向。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并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学运动,它应该是加拿大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含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等政治倾向,它的政治内涵使它有时成了“后殖民主义”和“后美国、欧洲中心主义”的同义词。 二、双重语境下少数族裔作家的崛起 加拿大是移民国家,种族构成十分丰富。二战以后汹涌的移民潮更使其然。为了保护少数族裔权益、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维护社会稳定,加拿大政府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通过立法,推动形成了以英法双语制为基础、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新格局。这一特色被称为“加拿大马赛克”,它如同一幅多彩拼贴画,其中每个族群都可以保留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它们既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性群体,互为彼在,同时又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共存。 近年来,源于文化研究的反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美国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它也借助多元文化的浪潮迅速传遍全球。有关专家认为,凡受过英、法、葡、西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民族的文学,尤其是在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霸权撤出后所产生的民族文学,都是后殖民文学[13]。作为前法、英殖民地和英联邦的一员,加拿大的文学,特别是始于六十年代末、真正具有本国特色及独立文化意识的加拿大文学显然属于此列。与加拿大的后殖民文学一起发展、成长的,是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族裔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增添了鲜艳的色彩,也拓宽了加拿大文学创作的表现空间。由于受作家双重或多重种族文化背景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主题往往具有独特的冲突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冲突性和复杂性往往使后现代手法运用起来显得更为贴切自然。他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及语言特色带进加拿大英语文学,也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形式,增加了它的生气与活力。 在加拿大,不仅有被称为“立国民族”的英裔、法裔居民,还有被称为“第一民族”或“原住民族”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等土著居民,更有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移民。与此相同,正在崛起的加拿大优秀少数族裔作家的种族构成也很丰富多彩,他们包括犹太裔作家伦纳德·科恩(一九三四—)、捷克出生的作家约瑟夫·斯克沃雷克基(一九二四—)、乌克兰裔女作家简妮丝·库利克、匈牙利裔作家乔治·乔纳斯(一九三五—)、印度出生的作家洛辛顿·米斯特里(一九五二 —)、斯里兰卡出生的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和日裔女作家乔伊·小川(一九三五—)等等。其中,乔伊·小川和迈克尔·翁达杰的文学创作分别体现了加拿大当代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多元文化与后殖民倾向。 乔伊·小川生于温哥华,是日本移民后裔。尽管她是因诗歌成就成名,但人们普遍将其长篇小说《伯母》(一九八一)及其续集《总有一天》(一九九二)视为她的代表作。她的小说被看作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觉醒并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之后,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立法,强行将在温哥华附近沿海地区居住了好几代的日本侨民(约二万余人)撤离西海岸,并剥夺其财产。他们或被关入劳动营、集中营,或被驱赶到内陆地区,或被遣送到废弃的矿区;尚未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日侨中则有不少人被赶回日本。这些远远超出军事必需的种族主义政策造成了大量家庭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战争结束后,这一政策仍在继续且变本加厉,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终止。七年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促使人们逐渐觉醒并进行了经过多年的抗争。一九八八年,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向受害者道歉并承诺向社团和个人赔偿经济损失。 二战期间,小川一家作为“敌侨”也被迫从西海岸迁往内陆。《伯母》及续集《总有一天》就是根据她和家人的这一亲身经历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用充满深情的笔调,描写了中根和加藤这两个日本侨民家庭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遭遇,反映了世界大战和种族主义给众多普通人带来的痛苦和创伤,叙述了他们逐步认清痛苦之根源并为在加拿大这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中争取民族认同而进行抗争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伯母》一书既真实感人,但又避免了直接、过分地宣泄怨恨与悲痛,从而显现出一种哀而不怨、隐忍有力的风格。小说获加拿大作家协会一九八二年颁发的书籍奖,也成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日渐觉醒并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中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之一。为此,它被列入“加拿大英语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 少数族裔作家的另一杰出人物迈克尔·翁达杰出生在英属殖民地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十一岁时随母赴英国,在伦敦读小学和中学;十九岁迁往加拿大,受大学教育并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定居加拿大,在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特殊的身世和经历使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他认为自己“既是亚洲作家,也是加拿大作家,也可能是二者的混合”。从种族上说,他本人就是多元混合血统的产物,其祖先中既有印度人,也有荷兰人和英国人。 翁达杰是位多产的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诗集、小说、回忆录、文学评传等十数部,还发表过文学评论文章等。这位很有天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早在七十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琳达·哈钦指出:“在文学中,我们对体裁的界限也持同样的怀疑。用克罗耶奇的话讲,‘现代主义文学限定了边界,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冲破这些界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14]翁达杰正是这样一位“冲破界限”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涉及的范畴主要是诗歌和小说,但他最大限度地对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了反叛和颠覆,打破了小说与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体裁之间的阻隔,将诗歌、笔记、传记、医学档案、病史记录、新闻报道等融入小说,尤其重要的是,他颠覆了小说创作的传统套路。在他充满激情和诗意的笔下,虚构与事实、抒情与机智、反讽与幽默、诗歌与小说、新闻与笔记、访谈与想象,等等,完美地融为一体。翁达杰以其杰出的叙事艺术拓展了小说的疆界。他的作品给图书分类带来了麻烦,有些机构只能将他的作品粗略地分为“散文”和“诗歌”两类;不同的研究人员将他的同一部作品分列在 “回忆录”、“小说”、“散文诗”等不同的目录下。他被誉为“风格的熔炉”,也被称为所谓“跨文体”或 “跨文本”写作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还被赞为“兼顾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的诗人小说家”。 翁达杰像小川等加拿大作家一样,也是先以诗歌创作成名。然而,使他跻身于国际知名作家行列的却是小说《英国病人》。《英国病人》也显示了上述“跨文体”创作风格的不少特点,而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后殖民主义倾向。 《英国病人》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夕,地点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北部一幢被用作英军临时战地医院的别墅内。小说有四位主要人物:一位是印度锡克族工兵基普·辛格,在英军中任排雷专家,他出生入死为英军排除地雷受了伤,内心却对英国殖民统治深恶痛绝。第二位伤员卡拉瓦乔是英国前殖民地(加拿大)居民,战前曾是行窃高手,战争中任英军谍报员,被敌人折断拇指,失去了谋生能力。第三位是个全身严重烧伤、身份不明的神秘伤员,大家称他为“英国病人”,最后却被证实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匈牙利沙漠探险家阿尔马希伯爵,他为救被困沙漠的女友而遭遇飞机爆炸、女友丧生、自己负重伤的悲剧。第四位则是照顾这些伤员的护士——二十岁的加拿大姑娘汉娜,她的生父和养父都在建设英国殖民地的劳作中受伤乃至丧生,母亲也死于养父所制造的炸弹的意外爆炸,接二连三地失去亲人使汉娜心灵深受创伤。整部小说就写这四个人物在医院里的生活、交谈、回忆。最后,作者才简单交代男女主人公的结局:基普战后回印度当了医生,家庭幸福;汉娜回到加拿大,“很可能与另外一个她并不满意的人共同生活”。 《英国病人》被公认是“后殖民小说”的经典。小说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十分明显。基普、卡拉瓦乔和汉娜称阿尔马希为“英国病人”,其实他们三人的身世和经历却都在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英国(殖民主义的)病人”,因为他们多少都受过英国殖民主义的伤害;他们是后殖民时代的一代新人,是“生于此地却居于彼处的国际混血儿,终身都在为回归或离开故土而奋斗。” 翁达杰本人也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对欧美白人所写的历史著作有意忽视亚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很反感,声称“在那场战争中,印度次大陆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我非常高兴基普·辛格的出现,在他身上有着我的经历。”[15]同时,《英国病人》以其对“历史”的戏仿、对小说创作过程的关注、对“真实”与“虚构” 可疑界线的揭示等,又展现了典型的后现代文学特征。如同在其他作品中那样,翁达杰再一次把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小说的英国版和加拿大版都在封面上使用了一个头缠穆斯林头巾、双手攀沿的男子的照片,这是摄于一九三二年的阿尔马希伯爵。历史性和真实性在这幅照片中带着一丝嘲弄人的形式进入小说(虚构)的世界,令人深思[16]。书中不少情景虽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但事实上它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是这个虚构的故事给人造成了一个非常生动逼真的印象。 翁达杰已荣获无数国际、国内奖项和荣誉,包括四次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加拿大总督奖,《英国病人》(一九九二)是四部获奖作品之一。此外,《英国病人》还获当年的布克奖,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一九九六)。 “后现代”、“后殖民”和“多元文化”成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几个紧密相关的特点。正如琳达·哈钦在为一部多元文化题材的小说集《另外的孤独》所写的序中所说:“加拿大文学是一个由许多条河流汇入的海洋,这些河流中流动着七十来个文化群体的痛苦和欢乐,而这些河流的汇合使所有的水都发生了变化。……我这里引用了“后现代”和“后殖民”两个词,因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可以被视为参与了这两种文化现象。”[17] 正是少数族裔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当代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移民为加拿大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永远改变了我们关于‘加拿大文学’构成的观念”。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 内容摘要:英语文学出现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人们思想的发展,从兴起到高潮,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展壮大,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英语文学作家,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广为流传,兴盛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英语文学精彩而又富有魅力的语言艺术。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质上是一种最常见的语言艺术的具体表现形式。而英语文学作品更是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特点的,当我们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时,自然离不开对其语言艺术的赏析和研究。深入的了解研究语言艺术,有利于我们深刻的了解到语言文学的内涵,正确地对他们进行赏析,并了解到英语文学真正的精华所在。 关键词:英语;文学;语言艺术 在我们日常对于英语的学习中,往往学习的都是英语的读音,单词,句子,语法等内容,却很少会对英语文学进行相应的研究,而对于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更是缺乏了解。但是,对于这些英语读音单词,句子,语法等内容的学习和了解只是学习英语的基础阶段,想要对英语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学习,就离不开对英语文学的深入赏析,而对英语文学进行深入赏析,就必须要了解英语文学中的各种语言艺术。文学是一种高于一般语言的表达形式,而文学的出现,正是代表着一种语言的正在处于不断发展,甚至走向成熟的阶段。文学涉及到的不止只是文字的表达,更是融入了对于作品所处背景的深刻把握和分析。和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笔者结合对于英语文学研究的多年经验,在语言艺术研究方面给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对于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进行研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涉及的方面非常广,他和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习俗特点,地域背景等都具有非常深刻的联系,在研究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时,必须要把这些历史背景,地域特点等结合起来一起进行研究,二是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多种多样,种类繁多,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分类,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而这些语言艺术之间,又往往具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区别和联系。文学作品的语言自然与普通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他们为文学作品而服务,自然要彰显文学作品独特的特点,表达出该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态度,或者体现对伟大人物的赞扬,或者表达对历史发展的批判,又或者表现对爱情的赞歌,又或者抒发自己的伤感和不得志。这些东西都需要通过语言艺术来体现出来。通过对与语言艺术的特点的划分,笔者从语言艺术的意象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等四个方面对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语言艺术的意向性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们要关注和喜爱,最主要的是他们来源于生活实际,却又能够超越生活。作者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创设出各种虚构的情景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在文学作品中,从来不存在什么可能与不可能,无论在我们看来多么富有戏剧性的情节都可能会发生。作者深知能会对生活中的一点儿细微的小事进行夸张或扩大,从而产生戏剧性的效果,通过利用英语的语言艺术对于背景进行描述,对情感进行渲染,塑造出一个个特点鲜明的角色,把是非黑白分隔得非常明显,把自己的褒贬态度表现的淋漓尽致。文学语言的意向性是文学语言最基本的特征,当然,英语文学也不例外。英语文学,语言艺术的意象性,表现为它是既抽象又具体的,他描述的事物有时虽然存在但是我们却感受不到,或者我们能感受的到,但它却并不真实存在。每一部英语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塑造一个具体的形象鲜明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来反映他自己内心的情感特征或者是整个时代的人所面对的共性问题,或者是情感追求。在我们的理解中认为,意象是一种类比的表达方式。这种语言艺术能够充分的抓住主客体之间的细微联系,能够表现出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区别和联系。以客观实际来打造文学世界,而又以文学世界来反映客观实际。在英语文学中,作者以意像的手法来表达内在,尤其是在英语诗歌文学中。意象派是存在于1909年至1917年间的一个文学流派。在这一时期一些英美诗人发起并付诸实践的文学运动主要是意像主义运动,它是当时盛行于西方世界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分支。他们宗旨是要求诗人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炼的意象生动及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它反对发表议论及感叹。意象派的产生最初是对当时诗坛文风的一种反拨,埃兹拉•庞德便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主题鲜明,含含蓄凝练例如,《在地铁站内》仅两行、14个字,是一首单一意象诗(one-imagepoem)。它是庞德根据在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的印象写成的。诗虽短,但诗人最后落笔定稿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和推敲。初看起来,唯只两行如日本俳句式的诗句,却不知是诗人偶得的印象在主客观之间反复提炼,苦思一年之后,最初三十行加工成了这简短的两行,可以说是字字经典。 二、语言艺术的生动性 语言艺术的生动性具体是指通过作者对语言艺术的运用,给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附与独特的生命特征。一个好的文学作者可以使自己在作品中塑造的形象活跃起来,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堆死板的文字,而是一个可以在脑子中浮现出来的生动的人物,通过对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外貌特点,性格特点的描述。使人们看到这个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能够让人们在阅读他的文学作品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自己参与其中,在和故事中的主人公做着一样的事情的感觉。这便是语言艺术中生动性的最具体的写照。在文学作品中,运用语言艺术的生动性,为使读者产生独特的感觉,有利于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美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地狱里的科勒》言中,诗坛中最杰出的几位诗人友—伊兹拉•庞德、和华莱士•史蒂文斯、艾略特,试图与他们,特别是艾略特,划清界限。威廉斯倾向于以日常生活题材入诗,坚持实用主义的反理性和反智性倾向。诗歌的形式简洁、节奏口语化、意象生动,并强调视觉效果。威廉斯的名作《一辆红色手推车》。威廉斯的诗歌赋予平凡而朴素的事物以深远的诗意,拓展了诗歌写作题材,并具独特审美意蕴。一直追求为了生动性而生动性。把自己作品的生动性作为最大追求。力求留给作者最好的阅读体验和想象空间。 三、语言艺术的含蓄性 含蓄性,通俗的来讲就是不把话说的特别明白,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在英语文学中,作者要用少量有限的语言去表达出丰富的,无限的内涵。文学作品的作者追求的是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来引发读者无限的想象和思考,使读者回味无穷。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来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见解,这样往往比那些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把情节背景人物交代的明明白白的文学作品更受到读者的欢迎。例如文艺复兴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但丁,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意大利北部,我们一般认为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但丁,其代表作为《神曲》,他的作品首先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以地方方言而不是作为中世纪欧洲正式文学语言的拉丁文进行创作。他认为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人性最完善的时代,中世纪将人性压制是违背自然的。他虽然对拉丁文学有深入广泛的研究,但用意大利方言写了大量的以十四行诗为形式的抒情诗歌,受到各城市国家统治者的热烈欢迎。他的文章并没有直接写出对于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的批判,而是以含蓄的语言进行表达,这样反而更能使读者感受深刻。 四、语言艺术的情感性 每一篇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为了表达,其作者独特的情感。或者是要表达对于社会的批判,或者是要分享自己的悲伤或欢乐,或者灵动煽情,或者寂寞虚无,通过对世间百态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这些隐藏在作品中的深层次的东西,主要是靠语言艺术的情感性来体现出来的,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文学作品最主要的也是体会它里面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情感,那些情感能够对人们起到激励作用,丰富和强大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于语言艺术的情感性,表现的最深刻的便是英文诗歌作品和荒诞派。例如,托马斯格雷作为荒诞派感伤主义先驱,在他的代表作《乡村教堂内的挽歌》,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怀古伤今的文字,可以使读者从中体会到一种虚无和空洞的情感境界,再有美国作家安德森的《小镇畸人》这篇小说,它从一个精神病人的角度来观察整个小镇,文中语言不区分大小写,对标点符号胡乱的进行省略等现象,都在语言艺术上表现了这个小镇的混乱和无助的情感。此外,马克吐温的The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雪莱的西风颂等,这些诗人的日常生活,虽然都是非常的平淡的,但是他们通过将情感寄托在这些诗歌中,并且使用语言艺术表达出来,通过富有情感的语言来表现出自己对于生活的态度和情感,非常恰当的诠释了文学艺术情感性的特点。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是使英语文学能够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对于英语文学的研究应该将其语言艺术放在首位进行研究。语言文字是我们表达情感和思想的主要方式,研究语言艺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英语文学的设计和构思,更好的理解作者刻画出的人物形象和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从语言艺术的意向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等四个方面对语言艺术进行深刻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意象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往往相互联系,在英语文学中会一起体现出来,而不是单独存在着的。语言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语言是丰富多彩的,而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则更是这样,丰富的语言艺术对于表现英语文学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非常的重要。学会对于语言艺术的研究分析,在英语文学的研究学习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王雪 单位: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英语教学分析 摘要: 文学不仅是语言文字艺术性的主要体现,还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表新形式。它既可以给予读者在文化和语言领域中的丰富感,使其认识到更多的资料和知识,还有助于提高读者的文化修养和审美价值观,为读者带来美好的心境。文学其实可以是人文学科的一枚枝干,所以,文学素质也可以表现为人才素养,在教育事业中应该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新课标的要求下,英语老师应该在英语教学时将英语所学的知识内容、自身的情感态度、语言的能力、英语文化理念以及学习的方法策略等贯穿其中,以达到激发学生英语的思维活跃度和提升学生综合英语水平能力的目的。在这几个方面上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的,当中的英语文化理念就是为了可以让学生体会英语文化的魅力和语言上的美好,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是学生可以更好更快的接受英语,并作英语学习的主人,从而在达到教学目标和宗旨要求的同时,使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得到双重提升。此篇文章就针对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希望可以对英语教学提供帮助。 关键词: 英语文学;英语教学;重要性 引言: 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技能,使其可以全面的掌握并能够灵活的运用,尤其是锻炼学生的听力和口语的表达能力,让学生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可以使自身的文化素养得到提升,用英语来实现交际,进行与不同国家人员的交流,从而为我国的国际交流做出贡献。在如今语言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学生英语语言基础的稳固、学生各项素质的提升以及交际能力的锻炼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伴着全球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英语文学也随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引起了人们大范围的关注,各大院校也都应该引起对英语教学的关注,积极开展一些英语文学探讨活动,提升学生英语的综合水平,对我国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英语人才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英语文学的概述 英语文学其实与中国文学相类似,只不过就是其各大文学著作的写作文字采用的是英语书写,其作品的主创者不仅是只有英国作家,还可以是美国作家,对于一些美国的文学也可以被列入到英语文学当中,通常情况下,美国的文学作品大多都是依照特定的学科来对其进行处理的。英语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主要都经历了文艺复兴、古代文学、新古典主义文学等历程,其历史悠久而且拥有充足和丰富的文学内涵和价值,当中也不缺乏一些小说或戏剧等内容。 二、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重要性的体现 1.可以激发学生英语的学习乐趣,培养学习兴趣。人们常说: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兴趣来源于乐趣,有了乐趣才可以进一步发展兴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有英语的学习产生了乐趣,使其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快乐,就会愿意去接受,就会对学习产生兴趣,从而可以进一步的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对事物、知识的自主认知。所以,就要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以此来强化对学生兴趣的培养。英语文学的内容丰富,且对英语知识所描述的内容形象、生动,富有凝练和文艺的气息,其可当作学生英语学习的相关资料或课外读物,对学生文学素养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文学语言具有生活性,一方面它与生活实际相结合,语言通俗易懂,容易让学生感知其自身情感,另一方面其语言又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个性文艺,应将其融入到学生英语的学习当中,让学生体会其中魅力,有助于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吸收和应用。长久以来,人们对于美的事物经常会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而且都会去追求美、感受美,就要求老师要在教学的过程中善于向学生展现英语的美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英语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有着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魅力,在英语文学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和MarkTwain的小说等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老师可以向学生讲述其作品中的内容、人物生活背景等,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培养学习兴趣。从而可以让学生自主的投入到英语文学的研读和学习中,进而提升学生英语的综合能力。 2.锻炼学生英语的思考能力和思维方式。在许多的英语文学作品当中,都涵盖了许多的英语句式、短语和词汇等,这就要求学生在对英语文学进行阅读的过程中,要善于对当中的语句词汇等进行相应的总结,对文学中一些优美的句字要适当摘抄。在此阅读和总结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和英语文化的认知与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鉴赏能力和交际能力,使学生得以全面发展,且由于英语学习的持续时间较长,所以仍需学生要不断为之努力,使学生对英语文学及知识的学习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但是因为许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通常很少接触到实际用英语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不能将语言灵活的运用到实践当中,使其得不到良好的锻炼。所以就要加强学生对英语文学以及相关作品的阅读与鉴赏,从而在理解的过程中使其思维可以得到良好的锻炼。 3.有助于提高学生英语的交际能力。语言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交流的工具,还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可以说一个国家文化的体现还取决于语言,所以说语言的学习也不仅仅是交流方式的学习,更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学习。这就要求老师要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把英美等国家的文化渗透给学生,以此来让学生可以对英语有着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并让其可以充分融入到外国的文化当中感受其中美好,学习其中的文化内涵。文学作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当中对国家的各项习俗、政治等内容也有一定的概述和认知。在语言全球化和时展的今天,语言作为各国间实现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特别是英语,在全球的应用都较为广泛,所以就更要求老师加强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学习,对语言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可以通过多媒体、对话等方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英语交流环境,强化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从而使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得到加强,努力达到国际交流水平。 4.有利于学生品德素质和文学素养的提升。一方面,语言具有艺术性,很多的英语文学作品其内容丰富多彩、情感鲜明、语言生动形象,有很强的艺术色彩,就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对美的感官和认知,被英语文学语言的魅力所吸引;另一方面,文学具有很强的历史性,记录着一个国家有史以来所发生的各个事件,学生在学习时就会对英语文化有着进一步的了解,对一个国家的文化有着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使学生的身心素质得以提升。此外,对于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英语文学作品,当中大都都囊括了一些对人生的感悟和态度,以及一些深入的人生哲理等,这些都会使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受到潜意识的影响,从而使学生在提升自身语言技能的前提下,也使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品德观得到提高。 三、强化学生对英语文学学习的有效措施 将合理的教学与学习文学的有效方法相结合,以此来达到提高学生文学素养、品德教育、口语交际能力的目的。以下就是加强学生英语文学学习的有效方法。 1.强化学生对英语文学作品阅读的完整性。虽然有些英语课本中只是选读了一些文学作品的部分内容,且内容细腻、精化,但是对于作品的本身却有着较为强大的破坏性,使得作品整体情感及主旨等发生变化。所以,老师就应要求学生利用有效的途径去寻找并阅读作品的原文,也可通过观看与原著有关的视频或短剧对文章的整体有大致的了解。只有这样,才可以让学生的内心有所触动,才能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让学生了解到英语文化的特色,感受其中所表现的情感,学会其中对语言运用的方法,文学的写作手法等,从而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运用写作能力。 2.学会正确评析作品。学生在通读文章的过程中,老师应该善于引导学生去对文章进行赏析、评定,可以通过开展文学的鉴赏活动等让学生对自己所观看的文学做一个大体的评析,说说其中文章的美在哪,有哪些有特色的地方等,然后让学生间进行相互交流,相互探讨自己对文学的鉴赏观点。老师也应该在学生讨论时适当的所处自己的观点或意见,告知学生评析文章要从那几个方向入手,教学学生评析的方法。在学生对一段内容评析完后,老师应该从文学所描述的细节、注入的情感、表现的手法、情节的安排、人物的个性特征等多方面对其做出具有专业性的评析,让学生学会如何全面具体的去鉴赏一篇文章,从而促进学生脑体思维模式的转动,让学生不拘泥于单向思维,从而使学生的鉴赏能力得到提高,使学生的英语水平得以提高。 3.善于写出自身的观后感。通读文章之后,学生内心会受到强力的冲击,有着对作者情感的理解,对内容的感触,所以就要让学生在读完全片后,写出自己的观后感,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锻炼,还可以加深对文学的理解与吸收,让学生写作感悟双向发展。此外,有许多的文学当中对于语言的使用和表达都极富特色,每个作家运用语言的方式方法也是有所不同,这样学生的大量阅读之后,就会潜意识的收到这些语言的冲击,就会逐渐被感染,积累到大量的语言信息,从而使学生无论是在写作方面,还是在语言的交际方面,都能够很好的运用所学到的知识,从而在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同时也使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得到提高。 总结: 综上所述,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善于讲英语文学渗入到学生英语的学习当中,用其来开展一些英语文学作品鉴赏或交际活动,让学生的思维和英语的运用能力得到锻炼和培养,将语言与国家文化相结合并通过英语文学来展现,使之感受文化的魅力与境界,让学生可以更好的产生对英语的乐趣,从而锻炼其自主学习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和口语交际能力。所以,就要求老师要正确的认知英语文学,并利用恰当有效的教学方法把英语文学渗入到教学中去,从而在提高教学效率同时使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作者:孙懿超 单位:皖西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中西文化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研究 [摘要] 所谓翻译,主要是对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转换,让受众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了解不同语言所表达出的含义。在今天,为了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各种翻译活动不可或缺,尤其是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已经成为了当今译者的重要工作,但是英语文学作品必然会受到特定民族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文化、思维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中西在这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时,必然会面临着很多障碍。那么,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进而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恰当地翻译呢?下面笔者将就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 中西文化差异;英语文学作品;翻译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为了对外来的知识进行传播,翻译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不管是在延续民族文化方面,还是促进民族文化的更新发展,翻译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季羡林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华文化就像一条长河,其中的水可能会或多或少,但枯竭的现象却不会出现,这是因为其会被不断注入新的水源,而这种注入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翻译。中英文学作品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是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另一方面,文化个性也不容忽视,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就必须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充分考虑。 一、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对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影响 艺术感染、文化内涵等很多方面在文学作品翻译中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从事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的人来说,除了应当熟练掌握两种不同的语言外,更应当深刻理解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词语的内蕴才能更为显著地体现出来。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具有显著的影响,下面笔者将从地理环境、思维方式、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自古以来农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基础,在地理环境的作用下,耕作方式主要是牛耕,因而汉语文化中,与牛相关的词语非常多。而英国主要是以岛国的方式出现,在古代,耕作工具主要是马。这两种动物在两个国家的传统生产中有着重要作用,这种重要性在语言表达上也有较为清晰的体现。比如,在汉语表达中的“吹牛”,用英语表达就是“talkhorse”,汉语中的“力壮如牛”用英语表达就是“asstrongasahorse”。再者,英语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大多临近海洋,与海洋经常发生联系,因而在英语表达中,与水有关的词汇较多,例如“ableseaman”这样一个短语翻译为汉语意思为“一级水手”,其中,如果进行直译,很明显,“seaman”是海员的意思,但在英语国家中,这个词语是指一个海员具有较高的能力和水平,因而将这个短语翻译为“一级水手”较为恰当。相反,在汉语中会出现很多与山川、湖泊有关的习语,这些习语很难在英语中寻找到恰当的翻译,因而意译就是一种较为适当的办法。 2.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民族长期的发展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也会给文学语言交流带来一定的障碍。例如,汉语中的“红茶”和“红糖”在英语中一般被翻译为“blacktea”和“brownsugar”;而“blackcoffee”在进行汉译时,一般翻译成“(不加牛奶和糖的)清咖啡”。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不仅在词汇翻译上具有明显的影响,在句子理解中也有所体现,不充分理解英语国家的思维方式,就很难准确地翻译。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万物合一”,而在西方文化中,人被看做是独立的个体,可以说,中国对意更为注重,而英语则对形更为强调。中国对群体文化的重视以及西方对个人中心的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必然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是非常著名的作品,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就将“Lyceum”这个词翻译为“兰心剧院”,很显然,这是译者在充分考虑中国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翻译,“兰”在中国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充分显示了中国的文化。 3.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在人类的文化中,宗教文化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其主要构成部分是民族的宗教意识和信仰等。在中国,佛教、道教和儒教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这些具体在我国的汉语语言中也有所体现,比如“玉帝”则是从道教文化发展而来,“阎王”则是来源于佛教,除此之外,“临时抱佛脚”“借花献佛”“五体投地”等习语也是从佛教文化中发展而来的,但这些在西方文化中却没有体现。而在西方,《圣经》这一著作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不仅是基督教的重要著作,对西方文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载体。上帝在西方人的世界中地位非常重要,不管是表达祝福还是痛苦与愤怒,都可以使用到“god”这样一个词汇。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更是有很多与《圣经》有关的典故,其中,很多典故也发展成为了习语,并得到了广泛运用,比如“Solomon”“Judah’skiss”等等。总之,《圣经》中的典故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使用非常广泛,只有对其有深刻理解,才能够对文学作品进行适当翻译。 二、在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下如何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 在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下,要想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恰当翻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下面笔者将进行具体分析。 1.让中西方文化融合及交流得以加强 今天,一体化和全球化正在不断加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正在碰撞与交流中得以共生和融合,文学翻译是不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需要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借鉴西方国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英语文学作品国家的文化习俗和历史背景等各方面加强了解,让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增强。译者所翻译的作品,只有充分结合文化氛围和语境,才能够让文化差异导致的障碍得以消除,给读者呈现出一部兼具内涵与灵魂的文学翻译著作。 2.对文化的适应性给予足够重视 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文化适应性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于文化观念方面的差异,经常会产生很多翻译方面的障碍。进行翻译时,绝不能将文化和语言内容分开考虑,必须将文化适应性作为翻译的重要问题。比如,杨柳作为一种树木种类很常见,一般在春天时焕发生机,因而在中国文化中,其经常被用来形容春光明媚的景象,也因此留下了一些较为优美的诗句;但对于英语国家来说,佩戴杨柳一般是代表对死者的哀悼,例如:“wearthewillow”就表示“服丧戴孝,痛失亲人”这样一种含义,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出发,必然很难理解这样一种含义,这就需要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借助直译和意译两种翻译手段。 3.对翻译策略进行恰当运用 在进行英语文学作品翻译时,针对译入语和源语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如何进行恰当地处理,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具体来说,人们主要提出两种翻译情形:一是主张借助源语为重要导向,进行“异化”翻译;二是主张借助译入语作为主要导向,进行归化翻译,但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翻译策略,在具体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作用也都不容忽视。归化通常是指在进行翻译时,要尽量以译入语为中心进行思考,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尽量对异域风味进行本土化翻译,使得译本符合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尽可能地降低读者阅读的困难。通过归化翻译,能够使得译本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也更为通俗易懂。而异化则是指在翻译时,尽可能地去尊重原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使得译文能够充分体现出异域文化,整个译本与原文能够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是一种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方法。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不管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行归化翻译时,要尽量不改变原文,避免文化失真的情况出现,而进行异化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避免产生一些文化错觉,从而出现理解上的错误。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对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要灵活地进行使用,掌握一定的分寸和尺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归化和异化与意译和直译是不同的,前者已经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是一种策略,而后者只是翻译方法的体现,前者对于后者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就归化策略来说,比如: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有一些短小诗歌的表达,诗歌中往往有比较明显的押韵,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想在翻译中也能够体现出原诗歌的押韵,对于翻译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适当的押韵可以使得整个诗歌更具有可读性,同时也更为生动并且富有音乐感。对于孩子们来说,有节奏感的诗歌能够增强他们阅读的兴趣,也更容易记住其中的内容。但是要想使得翻译具有韵律和节奏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既需要译者有很强的双语素质,同时也要充分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就异化翻译策略来说,主要是指在西方的文化中所孕育产生的一些独具特色的词汇,对于这些词汇进行翻译时,通常很难在汉语中找到适当的词语予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三、小结 总之,对文化起源和发展来说,语言是极其重要的土壤与载体,其中,翻译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构建了桥梁,对双方文化交流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中西文化方面的差异,要想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充分诠释,并且做出准确的翻译,就需要对两种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恰当理解,找到适当的翻译策略。可以说,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在翻译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针对具体情况,对这两种策略进行恰当运用,能够让译文更为准确,也能够适应更多人的需要,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作者:李洁 单位: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语言艺术论文 一、英语文学语言艺术的意象性特征 与普通的语言不同,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一定的使命特征。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为文学作品服务的,文学作品往往会根据作者的思想,构建一个想象中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情境当中,也许能想象到的一切行为都是可以出现的,而作者则需要利用一定的英语语言艺术对文学作品里面的情境进行相应的描述。在这种具体的描述过程中,作者利用一定的语言艺术对主人公的情绪进行描写,有时候还需要对主人公的思想进行渲染,通过一定的语言艺术对主人公进行塑造,并且通过一定的语言艺术承担起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或者是寄托作者的哀思,并且给读者分享自己的欢笑。因此,在文学作品的描写当中,英语文学的意象性特征是最明显的特征。纵观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在漫长的19世纪当中,说到意象派的代表人物,最有名的意象派大师就要数庞德了。对于意象派来说,意象描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塑造一种意象,进而对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进行传递,这种思想感情可以是作者的忧思,也可以是作者的喜悦,抑或者是作者的批判。在意象派的诗歌创作当中,意象派诗歌作品主要坚持三个原则:首先是在诗歌创作中的单一的意象原则;其次是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诗歌的用词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简洁的原则;最后,在诗歌创作过程中,需要使诗歌具有音乐感,而不是强烈的韵律感。在这意象派诗歌的三种原则当中,每一个原则都是与语言艺术息息相关的。以庞德的两句诗为例进行分析———人群中出现的鬼影/正如盛开在潮湿漆黑枝丫上的花。在现实的环境当中,诗人描写的显然是火车站当中人来人往的场景,可是到了诗人那里,这么平淡的场景却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树枝上盛开的花朵。诗人通过语言艺术将枯燥的场景描写的异常美丽,给生活赋予意象性特征,给我们描述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二、英语文学语言的生动性特征 在英语文学作品当中,生动性也是英语文学的语言特征。生动性具体是指作者通过用语言艺术进行描写,使所描写的画面塑造出具有生命性的特征,使所表达的思想以及画面具有灵动性,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描述,使所要描写的场景就像真实的一样,让读者通过作者的描述,具有一种在现场的感觉。在生动性方面的描述中,最著名的文学大家就是英国的狄更斯。狄更斯的作品《雾都孤儿》就很好地展现了狄更斯语言生动性的一面。如在《雾都孤儿》当中,狄更斯通过自己的语言艺术,成功地为读者勾画出了以下几个生动的主人公,在所有的角色塑造当中,最著名的要数有着凄苦悲情色彩的孤儿奥利弗以及心肠善良的梅丽太太,除此之外还有窃贼团伙费金。在《雾都孤儿》的具体描写当中,首先,狄更斯通过对各个角色的穿着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使我们就很容易想象出各个角色的身份特点。除此之外,狄更斯还通过对《雾都孤儿》里面各个角色的语言进行描写,使各个角色的形象更加真实,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主人公,并且通过各个角色的衣着进行描写,可以使读者对当时社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场景进行展示,能够使读者感受到当时社会的风貌,并且通过小说中各个角色的语言,传递出作者对整个社会的基本的思想感情和看法。因此,在英国文学作品当中,作者通过运用一定的语言艺术方法,使文学作品能够真实地再现作者想要描写的社会环境,能够让读者通过作者的文学作品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除此之外,作者在文学作品当中通过刻画一定的人物,当然作者的刻画可以是衣着方面的描写,也可以是故事人物的语言、情感和心灵的描写,使书中的主人公仿佛就在读者面前,让主人公更加生动形象。最后,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一切语言艺术都是为了传递作者的感情,和作者对社会的看法。 三、英语文学语言的情感性艺术特征 对于读者来说,读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了解作者刻画出的画面或者情感,有时读者还会对文学作品中传递的作者的感情进行揣摩,并感受作者想要说出的话。从作者的角度来讲,作者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达一些观点,而在观点的传递过程当中,作者往往是通过对一定的感情表达来进行的,当然,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不尽相同,可以是一种喜悦的感情,也可以是一种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亦或是一种对岁月看淡后的恬然和哲理。总而言之,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在文学作品中,不存在没有感情的枯燥描述,因此,对于英语文学作品来说,情感性是英国文学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在托马斯格雷的《乡村教堂内的挽歌》当中,这位伟大的伤感主义诗人很自然地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对古代的怀念和淡淡的忧伤感,但是诗人所传递的当然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追忆,而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不满情绪,作者通过作品传递出了诗人自己的感情。提到英语诗歌当中的情感性艺术特征,就不得不提英国诗人济慈,在济慈的《夜莺颂》当中,诗人通过语言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诗歌当中,很显然,诗人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夜莺歌声的赞美,更多的是传递着诗人对生活中的真善美的追求。因此,在英语文学作品的描写当中,诗人所要表达的感情也许是普通人所无法理解的,因此,诗人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将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 四、结语 总之,在英语文学作品当中,作者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艺术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语言艺术可以是一种意象性的特征,也可以是一种生动性的语言特征,抑或者是一种富有感情的语言特征。这些语言特征都是为作者的感情服务的。 作者:吕程 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英语文学论文:初中英语文学体验阅读教学分析 文学阅读激发兴趣 文学阅读应该是愉悦身心,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看有趣的中文小说一样,经常被剧情深深地吸引住。那么,英文阅读也应该有这样的功效。如果真地能读懂、读透阅读材料,那么英语文学阅读应该是能够舒缓学习压力的。它也应该是有利于学生情感开发的,让学生在阅读中,真正体会到英语之美,诱发出他们诗意的情感,进而对英语产生爱学的情趣。而现在的英语教学多以应试为主,学生的压力大,心理负担重,他们本来可以快乐的学习,但是却被做不完的功课禁锢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实。我们发现学生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们的理智情感没有提升,反而在呈下降趋势。他们的乐趣感和自信心下降得最为严重。文学作品可以传神、达意,又具有哲学、幽默,这些都能让学生进入角色,也能让他们自然地进入学习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运用文学作品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尘封的心灵再次被激活。 体验阅读发展语言 语言并不是教师教会的,而是学生学会的。外界的教并不是我们学会语言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学习语言会有事半功倍之效。而中国学生恰恰就缺少这样的氛围,因此,要想学好英语,就要借助于文学阅读,因为文学作品所提供的真实语境能够驱动语言能力的习得。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语文老师也特别强调学生的阅读,只有读得多了,学生才会说、会写。而英语教学也同样如此,读的量越大,接触语境的机会越多,语言重复的几率就越高,看得多了,词汇量就越多,语言能力也会随之增强。通过研究也证明,在阅读过程中,学习者的词汇知识和拼写知识会发生渐进式的增长。而人的记忆也分为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文学阅读是情节记忆,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会有身临其境之感,这种体验有助于他们习得词汇,增强理解能力,并促进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发展。所以说,英语文学体验阅读,是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必然选项。 深入阅读培养创新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阅读是掌握各领域知识的主要渠道。阅读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也就是他的阅读史。阅读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许多合理的想象与推测都是从阅读中获取的。在进行文学阅读教学时,可以设置一些思考题,要求学生书面回答。在设计问题时,要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思考题可以分为必答题和选答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合适的题目,他们会更加感兴趣。另外,还可以让学生根据文本内容提出质疑,谈谈自己的观点,进行创意性的表达。这种读、写、想结合的方式,有助于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激发他们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培育他们的创新思维,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 自学与他学相结合 文学体验阅读可以让学生将自学与他学相结合,以自学为主。阅读是人自学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会的过程。因为一个人一旦学会了阅读就学会了自学。自学就是要求学生自觉自主地阅读,并尽量学会合理地安排好时间,学会自我管理,每天投入 30 分钟阅读一定量的文学作品,每读完一部小说,就认真地去完成书面作业。他学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阅读。让学生明白阅读任务和目标,知道读什么、读多少,并帮助学生了解小说的背景知识,以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并让他们以积极的情感态度进行阅读活动,在阅读中享受学习的快乐。还可以教会学生进行合理的推理判断,并去思考人物事件,这时不要太在乎句式结构和语法知识,让学生读懂意思即可。 阅读与体验相融合 不论学母语还是学英语,都离不开阅读。阅读是大众化、普适性的学习方式。在阅读中学习语言是一个积累和渐进的过程。但是一定要坚持,如果时间短,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因此,我们的文学体验阅读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切忌浅尝辄止。文学阅读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方式,它能激起学生的热情,也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阅读融入学生的生活,让阅读成为他们学习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思维和语言是不能脱离自身的经验而单独存在的。文学阅读就是用语言去思维,使用语言的阅读是一种自身的体验。这种体验学习是最原始的,也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所必要的。体验学习是让学生亲自去尝试错误,也就是在文学作品的真实问题情境中,尝试错误,并学会去自我纠正,从而产生语言体验。体验学习也是让学生以当事人的角色去求知,把文学阅读作为享受智力的快乐,让知识与情感相融。 乐趣与努力相互促 进阅读的乐趣就是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学阅读的意义,才能够有效地提高英语语言能力,并提高考试的成绩。但是英语阅读也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它需要我们一丝不苟、专心致志,若能顺利渡过艰难时刻,那么苦涩就会变为甘甜,自然地进入乐趣阶段。乐趣与努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难以区分的,只有两者并重,才能在乐学、勤学中大幅度提高英语成绩,并达到成功的理想和目标。综上所述,体验式学习是一种有意义的、充分调动主动性的学习方式,它强调了学生必须参与学习过程,并引导他们主动地参与实践,让他们在问题中分析、评价,让他们在问题中学会思考,在经验中获得知识,并逐渐培养出他们乐学、善学的情趣,提高他们的自主意识和学习能力。而英语属于语言和文学领域,文学体验阅读正顺应了英语的学科特点,它把主动权真正交给了学生,让学生去掌控教学资源,并自主地去驾驭学习过程,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到自己是主人;在阅读中加深记忆和理解,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本文作者:张小芳 单位:江苏省淮安市丁集镇初级中学 英语文学论文:论体验英语学习与英语文学课程的契合 一、体验英语学习理念与CBI英语文学课程的契合 将体验式英语学习理念引入CBI英语文学课堂开展教学,这一构想是建立在学习、借鉴两种理念各自的理论依据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体验英语教学和CBI英语文学教学在学习对象、学习途径以及学习者身份的界定上都实现了有机的契合。 (一)基于内容的学习对象 体验英语学习理念指出,英语学习应该以外语语言系统为目标,以学习内容为基础。认知功能模式的语言观认为,“外语语言系统的发展必须伴随着概念系统的发展,它必须在和概念系统的互动中发展;而概念系统也就是人类认知世界以及人际交流所获得的相关经验知识”(程琪龙2009:74)。割裂语言系统与概念系统,单纯强调语言知识的学习是违背外语学习目标的。首先,以诸如词汇、语法等孤立的语言要素作为外语学习的主要对象,而忽略有意义的语言内容交流,不利于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悖于语言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其次,脱离内容的语言操练不利于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机,难以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英语应该成为学习者累积社会知识,进行经验交流的途径,英语学习不应该以单纯语言系统学习为终极目标。外语语言系统的构建需要使用概念内容来激活,让外语自身语言系统与外部世界所构建的概念系统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在体验交流中提升语言能力,概念系统日臻成熟的同时,外语语言系统也逐步形成。CBI教学理念的突出特点是围绕内容实施教学,其理论依据是Krashen(1985)的输入假说。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习得第二语言的必要条件是所输入的目标语言必须是学习者能够理解的,即可理解性输入。“这些陌生的信息与学习者现有的经验知识、对于习得新知识的期待以及学习者仍具缺憾的语言系统发生互动”(Kasper2000:41),为语言习得创造有利的学习环境。“语言是通过内容来习得的,而真实系统的语言教学材料可以为有效的学习或习得语言提供有意义的语境”(常俊跃等2008:27),以内容为依托的语言学习活动不再是不自然的、无意义的机械操练。由此可见,体验英语学习和CBI语言教学都关注有意义的学习内容,在语言学习对象上二者达成共识,两种理念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二)交互合作的学习途径 Vygotsky(1978)的“文化历史”发展学说也为CBI教学理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Vygotsky(1978:86)的“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简称ZPD)”理论指出,“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习者通过交互合作学习进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众多社会文化理论学者将“最近发展区”理论进一步深化,着眼于针对学习者最近发展区的开发,将学习活动界定为分布式的、互动式的、情境式的以及亲身体验式的。Vygotsky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CBI教学,提倡交互合作型的学习途径,诸如合作学习、学徒学习、体验学习以及研究性学习等。体验外语教学模式是以学习者获得积极心理体验为驱动力和导向特征,以情景、互动、任务/项目、合作学习为主要方法,更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外语教学资源,搭建二语习得的语言生态环境,营造外语学习的人文环境,通过参与、愉悦、共鸣的体验学习机理,获得语言交际能力的新型外语教学模式(刘援2011:59)。在学习途径方面,体验英语学习和CBI语言教学也不谋而合,二者都支持交际语言教学原则,强调教学的重点是过程,重视交际和意义,主张让学习者通过参与有目的交互活动和任务习得语言。 (三)自主完整的学习者 Rogers一向推崇体验学习,他认为体验学习关注学习者的个人需求,“是一种自主的学习,其动机来自学习者内部而不是外部,这种学习的核心是‘意义’,一个重要特点是学习者全心投入,对学习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Rogers1983:20,转引自曾徳琪2003:46)。单纯机械性认知教学是毫无意义的,它遏制了学习者的求知欲和主体自由,而体验教学是“让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都参与到学习中来,使学生在认识知识的同时感受和体验知识的内在意蕴,获得精神的丰富和完整生命的成长”(辛继湘2005:66)。CBI英语文学课程区别于传统的文学概论或者文学史课程,它是基于真实文本细读的文学课程,学习者“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王守仁2002:11)。CBI英语文学课程为学习者提供有意义的语言学习环境,架构起依托文学经典进行人文体验的平台,“课堂中的文学使用是一种能使学习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投入的有效方法,它为学习者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反应和情感的绝好的机会”(Lazar1993:3,转引自潘章仙2001:35)。CBI英语文学课程为体验英语学习提供了生动丰富的人文素材,英语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也在体验英语学习模式下实现了有机融合,英语文学课程的学习者在体验学习和内容依托教学理念联合创造的真实/仿真实情境下实现了读者身份的人本回归,彰显了人本主义关怀。 二、基于体验的CBI英语文学课程教学:以英语戏剧课为例 如何在CBI英语文学课堂上贯彻体验英语学习理念,采用具体步骤实施体验教学呢?笔者以本人讲授的英语戏剧课为例,参照Kolb(1984)构建的体验学习圈,结合该课程的特点,将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应用于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反响。 (一)Kolb体验学习圈 Kolb认为学习应该将重点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教学过程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Kolb将体验学习阐释为一个体验循环过程(如图1),亲身体验(concreteexperi-ence)—观察反思(reflectiveobservation)—抽象概括(abstractconceptualization)—行动实验(activeexperimentation)—亲身体验(concreteexperience),如此循环,构建一个自然连贯的学习过程,学习者自动地完成反馈与调整,经历学习过程,在体验中认知。由此可见,体验学习认为“学习应该是由学习者的思维、情感、行为和自我等共同参与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认知过程”(石雷山、王灿明2009:50)。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为学习者创设人性化的学习情境,让学习者体味享受学习过程,真正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意义。 (二)CBI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 严格来讲,戏剧文学不同于诗歌和小说,它不是停留在对于剧本的阅读和赏析上,而是最终要付诸表演与实践。因此,止于剧本阅读赏析的戏剧教学是不完整的,“戏剧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对剧本的分析和欣赏能力,还应向学生介绍一定的舞台表现手法,提高他们的实践和创造能力”(金李俪2000:59)。针对CBI英语戏剧课的特点,借鉴Kolb(1984)体验学习循环模式,笔者构建了文本阅读—赏析反思—表演实践—自主创作的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如图2),学习者循序渐进融入到整个循环体验过程,实现文本与学习者、学习者之间以及教学者与学习者的全方位真实交流。笔者选用该课程的剧目之一———萧伯纳的《卖花女》(Pygmalion)为例,具体介绍该模式的操作流程。文本阅读是整个体验循环的基础。CBI英语戏剧课程的文本阅读是指对于原著文本的细读。 不可否认,原汁原味的真实戏剧语言材料保障了语言输入的质量,满足内容依托语言教学对于可理解性语言输入的要求;但是由于戏剧文学作品属于特定地域、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思维创作,因而往往具有较高的阅读难度,甚至让语言学习者望而生畏。为了适当缓解学习者对于原著文本的阅读焦虑,有效激发学习者的阅读兴趣,避免学习者断章取义,笔者基于支架理论(scaffolding)在教学的初始阶段设置了导入性介绍和支架性练习。以萧伯纳的《卖花女》为例,教师首先可以向学生介绍剧名的由来,即Pygmalion的神话故事,学生从小故事着手为进一步接触戏剧文本构建心理预期,从而大大降低阅读难度;除此之外,教师可以采用适当教学手段引导学生主动了解该剧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创作风格等。这样的设计大大缓解了学习者的焦虑情绪,帮助学习者自然步入文本阅读体验,提升了阅读效率和质量,为接下来各个环节的有效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赏析反思是从认知体验向情感体验的第一步跳跃。教学者可以通过赏析反思环节追踪学习者文本阅读效果,教师可以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问答、小组讨论、主题辩论等思辨性课堂活动,引导学习者结合情感体验发表个人观点见解。这一环节的设计让学习活动突破了单纯的认知层面,上升到情感高度。当学习者“既用认知的方式也用情感的方式来进行学习时,有意义的学习才能发生,完整的人格成长才有可能”(辛继湘2005:65)。《卖花女》中的Eliza改头换面之后又为什么会发出“What’stobecomeofme?”的呐喊?Eliza和Higgins对于待人之道有着不同的见解,谁的更为可取呢?卖花女的父亲Alfred关于“MiddleClassMorality”的论断是否值得认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引发学习者个体积极反思的同时,也一度激发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观点交锋,这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更是人格之间的对话。赏析反思环节的设计还原了语言学习者的读者身份,突破了语言认知体验的情感体验,给传统刻板的语言教学课堂赋予了新的意义,彰显了语言教学本该具有的人文教育功能。 表演实践是整个体验循环的核心环节。“表演是一种建设性的行为,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周围世界的判断力”(Vygotsky1978:76,转引自金李俪2000:60)。戏剧文学的特点赋予这一环节极强的可操作性,戏剧表演实践成为英语戏剧课堂的最大亮点,为课堂教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笔者选取了《卖花女》剧目中矛盾冲突较明显的若干片段分配给学生进行小组演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熟悉背诵台词,设计准备道具,进行小组彩排,最后在课堂上汇报演出。各小组的表现令人叹服,学生对于剧本台词语气的拿捏、肢体语言的设计、道具的选用以及舞台效果的统筹等都做得非常到位。实践证明,大多学习者都具有较强的表演能力,他们需要更多的机会。通过表演实践,学习者对于文本的了解更加深刻,对于人物心理的揣摩更加到位、对于剧目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感触更深。另外,该体验环节的益处并不止于剧目学习本身,它也助益于学习者舞台表现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自主创作是对于学习成果的检验和体验学习的升华。通过系统的戏剧课程学习,学习者对于戏剧这种文学创作形式形成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对于抽象的戏剧概念具备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学习者可以通过自主创作活动检验所习得的经验知识,进一步挖掘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潜力。《卖花女》的结尾比较独特,关于各个人物的最终结局并不是以戏剧文本的形式呈现的,这就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陈述版的故事结局进行戏剧创作改编,延续该剧的主体风格特点,最终以英语戏剧文本的形式呈现大结局。教师对于这项自主创作成果可以从两个层面检验:一是书面形式的创作剧本,另外是对于创作剧本的表演实践。教学实践表明,只要给学习者足够的自主空间和创作机会,学习者完全可以充分展示和提升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文本阅读—赏析反思—表演实践—自主创作”四个环节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逐一落实开展,完善了CBI英语戏剧课程的学习体验。体验循环整合了从感知到领悟再到行动的学习过程,涵盖了阅读、听说、写作等多种语言能力训练活动,将语言学习与人文教育合二为一,体验式语言教学的优势显而易见。 三、结语 语言是思考和认知的工具,是文化与思想交流的载体,无论是母语还是二语习得都应该尊重语言所承载的对于个人发展以及社会性互动交际的功能,回避语言之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语言教学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式英语教学和CBI语言教学都是基于内容的语言教学理念,秉承以人为本、交互合作的原则开展教学,二者具备扎实的合作基础。基于体验理念实施CBI英语文学课程教学,将自由和自主释放归还给学习者,能为课堂教学注入活力和意义,真正体现教育的价值。在贯彻体验理念的CBI英语文学课堂上,学习者可以与文学巨擘进行思想的交流,在愉悦的氛围中与师长和同学分享真实的情感体验,依托英语文学课程的平台挖掘自身潜力、全面提升个人修养,在积累人文经验的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因此,人文学科的优势得以凸显,教书“育人”的目标得到真正的落实。 本文作者:李莉莉 单位: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浅析英语文学教学之远程教育 英语文学教育的现状问题 (一)教学现状 众所周知,我们过去的教学方式只是老师进行单纯乏味的讲解,学生被灌输思想,然而现在采用的模式和过去的老旧方式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采用的远程教育打破了以往的那种单单凭借老师教的过程,而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更多地注重学生的学习目的,老师在学习中扮演的角色变成了帮助者以及辅助者,而不是以往的那种主导地位。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更加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他们主要依靠媒体等远程方式进行。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是远程进行,辅导老师不能很好地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样就不方便分层次地辅导教学,不能实行有效的监控。 (二)学生方面的现状 由于我们的远程教育针对的学生对象存在很大的差别,不仅仅局限于学校的在校生,还有很多参加工作之后的学生,因此很多时候他们面临各种很大的压力。除此之外,他们的基础也相对地不太好,没有足够的词汇,特别是文学作品相关的各类修饰手法以及文化背景、宗教习俗等没有很好地了解。有部分学生对于远程教育没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因此他们的学习被动,没有计划,盲目进行,而且不能很有效地使用现代的科技软件等。 文学赏析相关课程的学习方法 我国著名的教育学者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只有那些正确引导学生的老师才是好的老师。特别是在当今的远程教育模式下,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就成为当前工作的一大重点以及难点。在我们具体的英语文学工作中,就要认真地将各种类型的学习方法进行有效的综合,注重培养学生自主以及合作的能力。真正的将引导、自主学习以及合理有效的监控,还有各种有效的评价工作做到实处。下面具体就这几点进行简要分析。 (一)要将课程导学工作做到精确合理 下面具体讲讲何为导。所谓导,通俗地说就是合理地引导学生学习,要不断地引导他们认识到我们学习的目的以及各类要求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先进行简单的作品阅读,这样能有效地树立学生的信心,除去他们的恐惧心理。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日常所建的各类成语以及书报等的标题所引用的修辞等文学手法进行讲解,这样学生就能够将复杂的文学和我们简单的生活进行有效的连接。我们可以重点讲解常用的方式,举例进行,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掌握文学。通过对各类文本的阅读,不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自身的表达能力。我们不可以急躁进行,要慢慢地深化,给学生一个接受的过程。对于其中面临的难点,我们一般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对于此过程中学生面对的各种难题,我们要通过网络以及 QQ或者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解答;设立专门的难题辅导专栏等多种形式来有效地为学生排解遇到的各类问题,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学生学习。除了上述的两种方法,我们也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和学习内容相关的网站等,或者是推荐一些由世界著名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等,这样他们可以将枯燥的知识转化为更加简单有兴趣的学习方式来进行,更好地帮助他们掌握学习文学的方法。 (二)要不断地改良学习方法 只有掌握了合理的学习方法才能更加有效率地进行学习,开展各项活动。因此我们的学员可以通过组成自发的学习小组或者是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等各种方式学习,会有很好的帮助。第一,开展自主化的学习。在当今的开放环境下,学生必须要做到很有效的自我管理以及学习发展并及时进行反馈,只有做好了这些才能确保我们的自主方式的学习能够真正地开展。在具体的导学中,既要做好引导作用,引导他们制订合理的计划,并认真详细地介绍各类教学相关资源的使用方法以及功能等,这样学生就能够自主获得各类相关的信息,对自主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还要做到,不断地向学生介绍讲解对我们学习有帮助的各类实用技巧等。像是依据文章的前后文来猜测词义;阅读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要很好地掌握文章的结构意图等。我们还可以根据已有的信息来获取文章隐含的意义,这样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以及要表述的深层次内涵。这就要求学生们要认识到自己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更好地帮助他们独立学习,并进行积极的信息反馈等活动。第二,开展多形式的小组学习等。具体开展时,学员可以根据老师的指引,并结合自身的特点,自发组织各类讨论学习小组,对学习的各类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这时每一位学员都可以随意地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学习中面临的各类问题等,大家通过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彼此完善;同时还可以背诵优美的段落,或者分角色扮演,这样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投入到学习的氛围里,最终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能力,对学习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三)要加强对学习过程的监督 远程开放学习有很强的自主性以及随意性,这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时不能连续有效地进行,学习进度以及步伐不能得到保证。因此,依据这种特点,就需要我们的老师进行相关的各类监督以及控制工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第一,对过程的监控。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让学生认真地把如下的工作做好,比如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制订合理的学习计划等。可以按学期或者月份或者一周等的时间来具体地实施文学作品欣赏。每天都要做好相应的记录,定期审核所做计划的合理性,不断调整方案,到学期末可以采取验收对照工作,我们可以将这些工作记录到对学生的评价里去,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在日常的学习中,可以通过不断地解答疑难问题等途径与学生保持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将工作做好。第二,对于进度的掌控。老师在做具体工作时,可以以书本为依托,按文学体裁的不同按月上传各种学习任务以及辅导材料等。这样学生的学习就有层次,更加易于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我们还可以实时地进行在线测评,认真地把握好学生的学习进度问题,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 (四)要认真落实好评价工作 我们在教学中开展的各种类型的评价活动,都是为了更好地激励以及辅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具体评价他们的学习态度以及方法、能力等,只有做好了这项工作,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展开学习。1.学生的自我评价内容。具体的评价包括评价他们的学习计划能否合理完成,能否真正掌握学习内容等;我们要积极地鼓励学生做好日常的记录工作,这样能帮助他们很好地进行反思,通过不断的反思然后制订更合理的计划。总之做到有效地自我测评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就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学习能力。2.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这类评价的内容也很多样,具体地包括对参加小组的次数以及对待学习的态度、平时的表现、对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等。我们要合理发挥学习小组以及网络等高科技来认真及时地将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展示。以此来更好地让学员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最终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以及热情度,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学习。3.授课老师给出的评价。老师的评价内容相对的具体点。主要包括学生对作业是否及时完成、辅导情况以及其他形式的内容,同时还可以结合学生的自身评价以及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做出最终的合理评价。#p#分页标题#e# 结语 众所周知,老师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技能,不应该强加给学生一些东西,而是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手段让学生本身激发出学习的热情,自主地进行各类型的学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很有效地掌握好知识。当今的英语文学欣赏中引进的远程教学工作就是最好的代表,它充分体现了当代教育教学的特点,通过开展这种新型的教学,学生能够打破以往学习中的被动以及畏惧的心理,对于他们掌握英语文学知识很有帮助。 本文作者:陆东日 单位:广西广播电视大学百色民族分校
教育学术论文: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摘 要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分别在整合的概念、历史、模式以及教学实施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研究应从“为什么整合”、“整合什么”、“怎么整合”以及“谁来整合”四个视角作出前瞻性思考。 关键词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职业课程;整合;回顾;前瞻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职业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极具整体特点的相当复杂的系统。未来职业人要成功胜任某一职业岗位,不仅需要具备独立的职业能力,还需要具有凸显整体特点和全局视野的综合职业能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合,而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前者融合的核心内容。因此,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回顾 (一)基本概念的研究 “学术课程”(academic course)是指学校课程里反映传统学术兴趣的那些课程或课程的有关部分,其往往被视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理论基础的课程,与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形成对照”[1]。其与旨在培养完整人的“通识课程”、传授必备综合知识的“博雅课程”、传授必备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课程”和传授普通文化知识的“普通文化课程”有着基本的同质性,皆强调所传授知识的基础性、必备性、总体性和普通性特点。“职业课程”(vocational course)是指“同具体工作或职业对口”的“在普通中学高年级或大专院校开设的从事于某种工作的职业课”,“使学生毕业后便于就业”[2]。可见,该课程在本质上具有就业的功能,这种就业是指向某种工作或职业岗位的,其与“专业课程”有着相通的内涵。“整合”是指通过整顿、协调及重新组合[3],以实现结果的更为优越性。整合(integrate)的英文解释有两层涵义:一是将两种不同的事物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将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结合,成为后者的一部分[4]。 关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有美国学者认为它是指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教师协同工作,以确保两个领域的课程内容更具有相关性和对学生更加有意义,这种整合需要通过在职业课程教育中渗透学术内容或在学术课程教育中渗透职业内容的方式实现,整合有利于学生同时获得相关的学术和职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够更好地进入职业并在工作世界中获得成功[5]。这里的整合显然只体现出“整合”的第二层涵义,即要么具有学术课程的主导性,要么具有职业课程的主导性。而事实上,这种整合完全可以以全新的综合型课程的形式呈现,即将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综合型课程形式,这也就是整合的第一层涵义。因此,“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指其中一方整合另一方的过程,也包括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课程模式的过程。但对于二者的整合,有研究者指出:一是并非所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都能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相融合;二是不能在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之间建立机械性的联系,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6]。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同于“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是指通过改变课程、重构组织、促进教师合作、加强与就业的联系等措施使得两类教育融为一个有序整体的一系列活动[7]。可见,“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整合”的一种具体方式,但不同的是前者实施的主体是单边的职业学校,实施的核心工作是课程建设,是在职业学校内部通过各种课程模式的运作而实施的两类课程知识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课程的形态出现,如综合课或模块课;而后者实施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或各类教育机构,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与协调下,通过参与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或内部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实施的两种教育内容的融合,可以以学校的形态出现,如综合高中。在这种综合高中的实践模式内部,可以有相互独立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也可以有二者整合的课程形式。 (二)整合的历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先后经历了“拿来主义”、“国外经验、本土化探索”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三个阶段[8]。在这一历史发展中,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学科本位向工作过程或工作任务本位转换,从三段式纵向课程模式向综合型课程模式转换。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课程模式。在应用过程中,这些课程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培养了学生市场需求的职业能力。但是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职业院校开设的文化课程往往形同虚设: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得到教师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不感兴趣,认为文化课程与以后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联系。 在美国,为满足后工业社会对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劳动者的需求,20世纪80年以来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法不断加强对职业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课程整合的导向力度。例如,《1984年柏金斯职业教育法》与之前的职业教育法相比增加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条款,即要求职业教育在实践中通过传授基本数学和科学原理的课程或特殊战略的设计来增强职业教育的学术基础;《1990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法》关注的最为重要内容即是学术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其强调职业教育要通过设计一系列课程来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内容的整合,以便使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1998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修正法》要求,职业教育通过学术课程的整合促使毕业生获得面向新世纪所需的基本能力;《2006年柏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完善法》进一步强调,要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和服务整合严格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学术和生涯与技术的教学,促进中等和中等后职业教育学生对于学术和生涯与技术能力的更为充分的掌握[9]。一系列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及其对课程整合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实践中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比如,从1994年开始,美国伊利诺伊全州49所社区学院普遍推行以应用学术课程模式为重点的学术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课程改革实践[10],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改革措施。面对80年代英国中学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产生了两种改革主张:其一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这主要体现在1983年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制度(CPEV)等措施;其二是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把技术课程作为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这主要体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90年代,为进一步推动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在1991年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白皮书中,宣布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制度框架,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兼顾就业和升学的需要;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应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11]。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课程中普通教育内容的渗透以及学术课程中职业教育内容的融合。但是,在英国课程论专家麦克·扬(M.Young)看来,这些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实现学术资格与职业资格的融合。为此,他从“批判的职业化”视角,提出了未来课程在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和资格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 (三)整合的模式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体现中国特色的典型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例如,从80年代开始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而形成的综合化课程模式和“职业基础培训、专业培训、职业岗位培训”三段式课程模式,90年代开始借鉴加拿大能力本位(CBE)理论而形成的模块式课程模式和新时期借鉴德国工作过程导向理念而形成的项目课程模式,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和就业导向课程模式。这些课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合的基本理念,其中包括学术知识与专业知识的整合。这些课程的共同特征在于打破原有的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模式,以专业领域中职业岗位和工作任务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综合课程、模块课程、案例课程或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其中,“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模块式课程模式,该模式一方面以广泛的职业集群为基础,通过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广泛的职业适应能力或关键能力;另一方面以特定的职业岗位为导向,培养工作任务所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能力。项目课程则是以完整工作过程为导向,通过打破职业任务之间的界限,将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能整合在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中,培养学生完成完整工作过程所需要的一系列能力。 虽然上述课程模式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指向工作任务的课程模式,而不是特定指向学术知识与职业知识的整合方面。为此,有些研究者专门从整合的视角探讨了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问题。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学科导向课程还是工作过程导向课程都有其固有的弊端,进而从“健全职业人格”培养的视角提出了“多元整合型课程”新模式。纵向的学科课程模式因其目标性导向不适于职业需求,横向的项目课程模式因其过程性导向不适于发展中的职业个体,因此必须沿着“职业—学科”或“学科—职业”的方向,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交错”的“多元整合型课程”[12]。至此,这种课程模式也就同时融合了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同样建立在既考虑社会的发展需求又照顾个体发展需求的双重视野基础上,另有学者在分析了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价值取向存在的基本问题后,提出了横向交叉课程和纵向螺旋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13]。其中,横向交叉课程是基于课程整体效益大于局部之和原理,通过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不同学科知识整合而形成的课程体系;纵向螺旋课程就是打破原有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直线设计的逻辑顺序,将不同内容和性质的知识从简单到复杂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课程结构体系。这一模式也是一种可以借鉴的融合学术知识和职业知识的、立体化的整合课程模式。 在国际上,不同的国家与机构也积累了一些经典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课程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课程模式、英国的BETC课程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模式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MES课程模式等。这些课程模式虽然大多数也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在具体的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实践中,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法所倡导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整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领域职业课程与学术课程的整合,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课程模式。对此,美国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经过深入调查与系统梳理,总结提出了中、高等层次课程整合的8种模式。其中,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有融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模式、学术和职业教师协同提高学术能力模式、学术课程职业相关模式、学术与职业课程联合模式、高级项目模式、学院模式、职业中学和磁铁学校模式以及职业集群和生涯路径模式[14];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主要有通识教育课程模式、应用学术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能力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模块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视野和职业关照的多元学科课程模式、串行和集群课程模式、校中校模式以及具有职业导向的补习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模式[15]。对于这16种课程模式,有国内理论研究者进行总结归纳,形成了融合职业内容学术型课程、融合学术内容职业型课程、综合型课程和模块型课程等4种模式[16]。这些课程整合模式对于当前我国职教课程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整合的教学实施研究 理论上,职业教育中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应分别由两类不同知识类型的教师承担,即学术课程教师(简称学术教师)和职业课程教师(简称职业教师)。但在职业教育的现实实践中,为了实现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进一步整合,则需要两类教师的共同协作。现有研究表明,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的合作不仅体现在课程的实施中,还体现在课程的前期设计中。例如,在美国,有一种通常在最后一个学期开设的、被称为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的整合型课程。这种课程主要培养学生面对未来复杂性工作环境时的问题解决、项目执行、团队协作以及展现自我等方面的综合职业能力。因此,其需要项目小组所有课程教师的共同参与。例如,在特拉华州的一所职业技术高中,在第一学期由广大教师通过数周的对话识别出未来毕业生所需的各方面能力,进而协同设计出一个由研究论文、产品设计和口头报告组成的项目课程[17]。之后安排在最后一学期由所有教师共同参与实施。事实上,大多数综合型课程模式的设计与实施都需要双方教师的共同协作,不过对于有些课程,这种合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调查发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应用学术课程一般很少由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共同合作来完成,而往往是由单独一方来进行,从而造成学术课程教师偏向于纯学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显得较为抽象;而职业课程教师执行的效果则相反[18]。在国内大多数职业院校,由两种教师合作的课程实施也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对部分省市的中职学校教师调查后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专业课教师不太了解学生文化课的学习情况,有2/3的文化课教师对相关的专业课程知识不太了解[19]。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专业课教师和文化课教师缺乏相互沟通与协作。 此外,双方教师没有能够成功实现彼此课程知识融合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双师型”的视野。这种“双师”是指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视野,而不是传统的兼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双重视野。也就是说,需要这些教师成为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学科视野的“双师型”教师。研究发现,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学术课程教师具有的“双师型”视野,他们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将特定的专业知识引入到自身的学术知识教学过程中。在美国芝加哥一所职业学校建筑专业的阅读课上,该课程教师通过让学生阅读课文《芒果街上的小屋》,使他们认知和领悟建筑环境和材料选择对房屋建筑以及个人生活的重要性[20]。在国内,也有部分成功的案例。例如,为激发学生对文化课程的兴趣,渗透相应的专业内容,有的学校的烹饪专业通过拼冷盘来让学生掌握图形知识,通过名人的饮食文化来改造语文课程[21],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术教师努力的结果。此外,面对数学课程与专业知识的脱节,有研究者为广大职业院校的数学教师如何改进数学课程教学提出了一定的策略性建议。比如,有学者指出在数学算法应用的题目中应使用专业知识来陈述题目条件[22];另有研究者提出了“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优化课堂导入”和“创设专业应用情境,优化教学内容”的课程整合思路,并通过实践进行初步验证,效果较为明显[23]。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在职业院校的课程设计与实施中,学术教师或职业教师不仅要注意与对方的协同合作,还需要他们具备双重的知识视野,从而更好地实现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的融合。 二、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一)为什么整合 “为什么”是回答任何问题的出发点,是研究任何课题的缘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意蕴着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和价值观,而且反衬出现实实践的问题所在。但是,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似乎研究者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仅从单个的视角分析整合的必要性,而没有从更加全面的视角解读为什么要整合的问题。事实证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是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个体终身完善的需要。就社会发展而言,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复杂职业世界的应对,都要求个体实现健全的发展,达成综合的职业能力;就个体发展而言,完满发展是个体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为什么要整合还应反映教育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最新的职业教育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分析在课程整合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是其内容之一,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乃是解决后者的具体方式之一。然而,在现实的职业教育课程整合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后续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二)整合什么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到底整合的是什么,相应的整合模式仅仅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骨架,而丰满这些骨架的血肉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澄清什么是学术课程,什么是职业课程,它们在现行的职业院校课程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我国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中,虽然有着与这两种课程本质相对应的课程名称,但这些类似的课程名称却并不统一,存在一课多词、一义多词的现象。例如,对应于学术课程,有普通文化课程、文化基础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甚至通识课程、博雅课程的称谓;对应于职业课程,有专业课程、技术课程等称谓。对于这些名目繁多、称谓多变的课程类型,在研究整合之前很有必要对它们的名称进行统一。本研究暂且将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统一为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在统一名称之后,就该研究这些课程的内容,究竟要整合这些课程的什么内容,是知识还是技术,是抽象的价值观还是具体的动作技能,是否包括职业道德、职业审美等基本素养,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怎么整合 “怎么整合”就是研究课程如何整合并最终成为什么形态课程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得知,在国内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模式、英国的BETC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模式以及我国的“宽基础、活模块”模式。但是,这些课程模式都不是直接针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思路进行构建的,而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为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而设计的。在已有的课程整合模式研究中,只有美国研究者将本国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进行了系统梳理,而事实上也只有美国明确提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贯彻。在借鉴些许经验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根据相关经验,课程整合的模式有很多种,如整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整合职业内容的学术课程和综合型课程,那么适宜我国的到底有哪几种,这几种的比例关系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谁来整合 “怎么整合”只是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方向,那么由谁来贯彻这种理念并付诸行动,从而使课程模式得以呈现和实现,这就涉及到整合的主体要素。一般而言,主体既有人的要素,也有机构的要素。在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过程中,人的要素的核心主体是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也包括旨在协调双方和相关资源的管理人员和学生;而机构的要素主要就是职业院校,另外还有不同级别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后者提供思想性和政策性的引导。不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涉及到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两种人的力量,对于其他人员的力量以及机构的力量涉及甚少。因此,要想更好地促进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要加强双方教师的合作,还应调动更多力量,如使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务管理人员都参与到课程合作的协调中去,并积极争取学生的课程改革意见。与此同时,相应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如教育部职成教司还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纲领性文件,对课程整合提供整体的思路和导向;相应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对辖区内职业院校的课程整合实践提供具体指导。最后,职业院校应结合本校的各种资源优势,统一协调各方力量,对课程整合进行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些都需要广大理论研究者进行建言献策。 教育学术论文:试析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动向及启示 [摘 要] 自1965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平塚奖的获奖作品、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及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关键词] 日本;比较教育学;地域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学术实践中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比较教育学也是这样。自法国学者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以来,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学走过短暂的低迷岁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教育学著作以及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以说,如今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是蔚为大观。同样,二战后日本比较教育学学科理论构建也是由无数次的实践积累而成的。其间经历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冲击、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争、研究方法的转换、研究地域重心的转换、研究基础弱化等一系列的考验,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依然在执著地探索与前行。本文将从平塚学术奖的获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研究动向、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限于篇幅所限,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会刊《比较教育学研究》中的研究动向与特点将另撰文加以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一、平塚奖与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动向 为了纪念平塚益德教授,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培养国际化的日本研究者,为学会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1982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设立了平塚学术奖励基金。1990年,在平塚基金的基础上,学会设立了比较教育学会平塚奖,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一奖项是日本在教育类学会中的首次尝试。平塚奖的设立对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年轻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可以说,平塚奖是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最高奖项,是对年轻学者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的一个高度肯定。截至2012年,平塚奖总计评选出20篇获奖论文,通过对这些获奖论文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日益青睐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社会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逐渐从“脱亚”向“协亚”的回归。这一趋势反映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即是日本研究者对亚洲教育问题的关注。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1991~2012年平塚奖的获奖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韩国、德国等国。除了德国和澳大利亚,其余的国家均属于亚洲,而且关于泰国及马来西亚的研究论文均在3篇以上。这些论文研究遍及了亚洲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政策、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教育的多个层面。 (二)研究方法更注重实地考察 比较教育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益合作的同时,也保持了独有的特色。90年代以来,作为重要研究方法的实地考察法(或称之为田野研究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日本研究者针对世界各国的各种教育现象、教育实际情况,在当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准确的资料收集,从而进行国际比较与调查研究。长时间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对于比较教育学研究来说,无论是通过共同研究进行多国之间教育问题的比较,还是学者个人进行某一文化圈的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从全球的视野把握世界教育动向,突破时间、语言、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对教育实际问题进行准确地分析与研讨。我们从这22届平塚奖的获奖论文中不难发现,有多篇论文都是在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例如学者服部美奈的《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女子教育》一文,就是作者在当地两年半的学习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三)对少数民族教育愈加关注 正如日本学者杉本均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1]。通过表1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论文研究的问题一栏中有6篇获奖论文是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足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教育问题的共同点及普遍性理应倍受瞩目,然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与此同时各国自身社会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所带给教育的影响却更加倍受关注。在这6篇论文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等均为亚洲国家,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对亚洲的少数民族教育尤为重视。这些论文对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女子教育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差异、教育政策等均有涉及,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其中也不乏对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及性别差异问题的关注。 二、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自1965年3月召开第一届年度大会正式宣告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年度大会作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45届(数据截至2004年)。年度大会为日本比较教育学者乃至国内外的教育学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氛围,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自1968年在第四届年度大会上增设了课题研究以来,课题研究成为了此后历年年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年度大会课题研究中主题变迁的梳理来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特点进行尝试性的探析。 如表2所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顺应时代的变迁来选择相应的研究主题,其研究课题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中等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许多教育领域,对课题研究的主题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如1965~1980年的主题较多涉及教育研究体制、教育传统与革新、幼儿教育、教育与宗教及国际理解教育。细究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主题的选择趋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教育改革的热潮并没有消散,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热切期待导致了研究者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课题研究主题深为国家意向所左右。 80年代以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主题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1~1990年这10年中,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教育个性化与自由化。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有4年的研究主题都涉及国际化的问题,教育国际化一举成为80年代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随之而来的留学教育、教育个性化等问题也倍受关注。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下,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的改革问题也相继倍受瞩目,分别有3年的课题研究主题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高等教育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因此,有两年课题研究的主题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的课题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中等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心的教育、教育开发等。仔细观察,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课题研究的主题愈加多元化,涉及的方面愈加广泛。如少数民族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开发等新问题被提了出来,可以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课题研究已经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这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急剧上升,有6年的主题关注高等教育。而且,对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探讨也进一步深入,其中有7年的研究主题关注比较教育学科理论问题,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愈加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当然,对国际化问题、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注依然继续,而且在这一阶段还加入了中等教育。总体说来,1990年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特点为: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对国际性及全球性教育课题的关注;对特定教育领域及教育现象的比较等。细论其详,研究动向及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这一阶段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显著变化之一,即在研究中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理论分析,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日益关注。 (二)第二个显著的变化为研究的对象国不再仅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对象开始涉及亚洲、大洋洲的国家及地区。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中以亚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逐渐增多,尤其是研究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学者逐渐增多。然而,对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区的教育问题仍没有学者触及。 (三)课题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多。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急剧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对高等教育问题及教育实践的课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多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进行相应的课题分析。随着冷战结束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教育也成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自成立以来广泛开展了学术领域的共同研究,在1965~1980年这一段时期,共同研究所涉及的科研主题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相关问题[2]。如表3所示,从1968年开始,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的主题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问题。可以说,1980年以前的共同研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促使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的选定深受国家及提供资金援助财团的影响,从而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1980年以后,随着教育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学会的共同研究主题也选择了“教育国际交流与援助”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此外,还开展了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特性的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相关课题研究,即以“比较教育学的授课调查”为主题的研究。此后,高等教育又再一次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并且,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中,义务教育也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至此,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共同研究已经涉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几个教育阶段的问题,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课题具有时代特色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1990年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换,共同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化。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教育问题日益关注,这一变化也明显地反映在共同研究的主题中。如“日本教育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亚洲各国教育国际化”、“亚洲中等及高等教育市场化”等都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此外,研究主题还涉及了教育风俗、大学评价、多文化教育、英国教育政策、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等相关问题,从而使共同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 此外,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也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如表4所示,2000年以来,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问题,从教育政策、全球化冲击下的教育改革,具体到中等教育、家长参与活动、授课时间等学校教育实际中的问题,可见,教育实践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另外,该研究合作部所研究的课题除了接受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委托的课题外,其自主研究的课题更突出了国际性与时代性。 四、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自由发表的数量及主题变迁的特点 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1}一直是年度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1965年前后,自由发表的数量一直保持在4、5篇左右,而到了1980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已经徘徊在20篇左右了。由于1980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发展。1981年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30篇,而1986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又突破了40篇。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问题的报告数量自1983年以后一直保持在11篇左右,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重视。而1990年以来,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的数量又实现了新的超越。1993年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60篇,此后一直保持在60篇左右,直到2002年又一次突破了80篇,而2003年自由发表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95篇。随着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数量也不断攀升,这一方面反映了关注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独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日本比較教育学会編.日本比較教育学会40年の歩み[M].東京:東信堂,2004.p17~61.) 从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1993年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内容涉及比较教育学理论、学前教育、初等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异文化教育、教育交流史、亚洲教育史、开发与教育、中国教育等,其中多文化教育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在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的研究也不断增加, 1991年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为31篇,其中关于日本的10篇,北美的13篇,欧洲的8篇,而关于亚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的共计只有6篇。而1993年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大洋洲教育的研究迅速增加,甚至有赶超欧美之势。而且,在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中,留学生会员及海外会员不断增加,增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国际性。 总之,历经了四十几年的风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她也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及教育学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正如著名的西班牙学者何塞·加里多(Jose Luis Garcia Garrido)所说:“在亚洲国家中,比较教育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在研究水平上有了较大发展的,无疑是日本。”[3]的确,在其发展历程中,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从最初只有94名会员(其中学生会员12名),发展壮大为已经拥有会员近900名的这样一个较大的学会组织。在学会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数任会长的薪火相承,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日本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然而,在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的背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乃至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正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隐忧与困境,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研究基础的弱化、学会的边缘化及学科的危机是日本比较教育研究者挥之不去且必须直面的棘手问题,同时这也是新时期发展中日本研究者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解决对策的问题。 五、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启示 反观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状况,自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四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历经了十年浩劫,直至改革开放,比较教育学科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成果比较显著。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比较教育学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时至今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会组织,不能不说这是比较遗憾的,而且对于学会的发展壮大乃至学术研究的开展都是十分不利的。与之相对,日本的比较教育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会,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平塚奖励基金,大力支持与鼓励年轻学者开展研究,对于开展与推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其次,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而我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晚(真正实现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此我们的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而日本的比较教育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这一问题,是中日两国比较教育学界所共通的问题,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也在不断探索,试图有所突破和创建。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在创建初期、发展中期、成熟时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有所不同。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面对难题、解决难题,从而让我国的比较教育学术研究走向成熟,这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谈教育学术团体在地方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2010年7月,在市社科联的推荐下,我有幸参加了省社科联举办的社科类社团负责人研讨班的学习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为每位参会人员发了一本书,是辽宁省社科联主席杨路平所著的《中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这次会议上,杨主席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讲解的内容涉猎了社科类社团全面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掌握和正确运用的,会使我们社团工作更有政策性和导向性。会议结束后,我利用一些时间,又仔细的研读了这本书,我感觉对于从事社团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掌握有关社团的知识,应该知道对我们国家关于社会团体工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因为只有知道和了解这些知识,才能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才能使我们在工作中做到有章可依,有法可循。 本书从中国社科类社团的现状、发展趋势、内涵、功能到与国外的比较研究,从社团的管理体制研究、法律制度研究到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研究,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是为社团工作者提供的一本知识涵盖全面,相关政策到位的一本好书。学习了之后觉得受益匪浅。 教育学会是社科类社团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它汇集了广大教育工作者,针对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努力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咨询服务,为学校发展服务,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服务。通过学习,我感觉到我们在工作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学会组织制度建设,在管理上创新,树规范化管理品牌 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创新管理机制,是团结广大会员、凝聚群众力量、激发发展动力和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 首先做到明确办会思想,提升办会理念。我会在工作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贯彻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组织和团结有志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教育理论,开展教育科学实验,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教育事业服务。 健全组织网络,完善规章制度。强烈的创新意识来源于工作的高标准,学会在组织网络和管理制度建设上突出“严”字,努力创规范化管理品牌,形成了组织网络健全、层层有管理、校校有机构的良好局面。各项规章制度的健全和落实带来了科学、扎实、有效的管理,严格按制度办事,学会和各分会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效运转。经过几年的建章立制,教育学会已成为规范化管理的国家及省市标兵学会。 坚持学术标准,规范成果管理。在学术成果评审中,我们以提高广大教师(会员)教育学术研究能力为目标,坚持按组织机构渠道申报,逐级把关。坚持学术标准,成果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审定。论文证书实行双章制,网上管理,保证了教育学会系统学术评审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扎实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在研究上创新,提升教师理论素养 开展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学会的根本任务,是学会工作的核心和灵魂,是学会工作生命力之所在。我会提出要坚持正确的科学方向,做到四个服务,即坚持为本校、本县、本市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服务,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服务,为师生服务。具体地说,就是围绕教育局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教育热点难点研究,在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理论水平上下功夫。 坚持科研原则,提高研究实效。我会长期遵循的科研原则是“立足实践、重在应用”,研究的方向是当时当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实践证明,教育科研是学会工作的核心任务,其中应当特别强调“以应用为主”的研究是学会的科研宗旨。学会抓教育科研是要帮助教师把教育教学经验加以归纳、验证、上升到理论高度,让这些经验成为我地区的教育财富。为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为提高我区广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完善课题管理,增强服务意识。课题研究是否能取得实效,管理和指导是重要的环节,这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亮点。我们下发了《教育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从多侧面、多角度完善课题的管理,使各分会各施其责。为提高科研的实效性,我们从管理入手,加强培训、辅导、指导和检查的力度。我们采取了集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原则,从申报开始就帮助学校积极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周密做好课题的前期论证,梳理课题研究的清晰思路。学会举办了科研培训班,详细讲解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专家的讲解和学校介绍的经验为教师们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方法,教师们感觉到很多问题得到了澄清和解决,受益很大。 三、经常组织丰富学术活动,在形式上创新,带动教师专业成长 学术活动是学会工作的重要工作,也是学会工作的亮点,学术活动的开展可以起到凝聚广大会员的作用。几年来学会注重在活动形式上创新,以吸引更多的会员参与到学术活动中来。 着眼教师需要,展示教师风采。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广大教师对学习、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学会是广大会员学术研究的基地,是信息交流的中心,学会应为教师提供和营造学术的氛围。学会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教师传播教育理论,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市区立项调研课题的研究,对调研活动,我们做到四有:有计划、有培训、有报告、有奖励。我们每年都制定周密的调研计划,并利用会议进行培训,讲解调研的操作方法,使基层学校对调研活动不仅认识到位,而且还操作规范。对基层学校完成的调研报告,我们进行评比,择优奖励,发给单项奖和优秀组织奖,极大的调动了基层学校的积极性,同时也很好的发挥了为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建言献策的作用,教育学会真正成为了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桥梁纽带。 从工作中我们体会到,社科类社团是党和政府联系与团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精神文明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生产者和传承着,是社会利益表达的重要载体。教育的育人作用在当今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教育学会作为广大教师汇集的学术团体,应进一步扩大对教师服务的范围,用教育人的执著、智慧和奉献精神,引领广大教师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地区的振兴、为教育强市贡献力量。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 [摘要]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其所刊载的文章的研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动态。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收录的远程教育领域多家学术期刊自1990年至2011年期间刊载的全部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的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远程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合理评价我国远程教育期刊、研究机构的学术实力,并从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现状。 [关键词]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献计量;内容分析 一、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学术成果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至今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对学术期刊的研究,也一直是相关研究者、编辑们关注的焦点。 考察近年来对学术期刊的研究,大多从如下角度对某学科的某一份或几份杂志做相关分析。 (一)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被引相关情况的分析 此类分析主要包括:某学科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文章被引频次、载文被引的主题类型分布、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被引半衰期等。如:李小敏分析了《大学教育科学》杂志从2003年到2006年的载文被引情况;姜志静就《教育与经济》杂志的载文被引情况作了分析;尹兰研究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崔薇等开展了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计量研究。并对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做了分析;陈彬、王义娜四分析了《教育与经济》杂志近5年的学术论文及引文,在一般的计量分析之外还讨论了被引半衰期。 此外,还有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此类相关研究较多,如:金梅、熊爱民研究了某机构2000年至2006年所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李延延等参照CSSCI所提供的数据研究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高被引文章:宋伟萍同样基于CSSCl2004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心理学期刊中的高被引文章:钟玉杰等回顾并分析了我国护理教育10年的研究热点,重点分析了护理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王菊香、宋春燕研究了《护理学杂志》1998年至2007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许云研究了《大学图书馆学报》期刊,重点分析了该期刊的高频被引论文,并基于此分析了作者情况;吴卫华等对《教育与经济》期刊2003年至2008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被引定量分析。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析维度就是高被引文章的分析;周仕德、张明富基于CSSCll951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历史教育类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进而梳理了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姜华等对我国2007年至2009年的高等教育期刊进行了文献计量与可视化的研究,关注了我国高等教育期刊高被引文章的分布和特点:在徐婷对《教育研究》杂志1994年至2007年所载文献的被引分析中。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孟秀丽也针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十年内的高被引文章的情况作了统计分析;刘兰桂、李超运用CSSCll998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教育信息化研究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蒲艳春等则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的高被引文章。 关于某一个或某一类机构所发表的学术文章的专门研究也可以归入此类,此项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层面判断机构学术研究的实力和现状。如:金梅、熊爱民通过对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研究了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科类研究的状况:杨波对我国民办高校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做了计量分析:陆根书、刘敏则从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角度剖析了我国高校的学科竞争力及学科建设成效:刘婧等圈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概况做了简要的分析:龚放基于CSSCI 2005年至2006年的数据,提出了我国教育学研究领域机构、地区的学术影响力报告。 (二)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 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包括对被引文献作者分布、作者合作意识、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高频被引作者等的分析,以及对某学科核心作者及其影响力的分析,等。如:李小敏在对《大学教育科学》杂志2003年至2006年所刊载文章进行被引分析时,关注了该杂志被引文献的作者分布情况,发现了一批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及来源机构;李延延等采用CSSCI的数据分析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其中重点关注了高频被引作者及其被引频次;尹兰从第一作者人数、第一作者人均被引量、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作者合作意识等角度分析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论文的作者情况;金梅、熊爱民分析2000年至2006年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时,关注了该机构人员所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章的作者被引频次、高被引作者等:许云在其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大学图书馆学报》的高频被引论文和作者情况;王义娜等计量分析了《现代大学教育》近五年的载文及引文;司林波、赵晓冬在评价《比较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力时,关注了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孟秀丽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1999年至2008年高被引作者的分布;周仕德、张明富在研究我国历史教育五十五年历程的过程中,利用高产作者、高被引作者数据分析了《历史教学》杂志的作者学术影响力:姜华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时,利用文献引文网络分析的Gite SpaceⅡ可视化软件,进行了包括作者共被引分析在内的分析,揭示了2007年至2009年间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及权威人物等;龚放、白云则通过对2000年至2004年间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发文量”和“成果被引”两方面的统计分析,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的影响力:魏顺平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科研绩效时,采用的数据有第一作者中的高产作者及分文数、第一作者文章的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进而计算了所有作者的h指数。 (三)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 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包括:通过对文章的关键词、所属学科类别和研究层次、语种分布等的分析来剖析该学科的相关情况。如:钟文娟研究了《教育与经济》杂志1985年至2009年所刊载的学术论文,测定并分析了这些学术文章的核心作者:孙毅等基于对相关学术文章的分析,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工程教育前沿成果的研究。 (四)基于学术论文。对学术期刊本身的分析 对期刊本身的分析涉及对被引文献的期刊分布的分析,以及对某一期刊所刊载论文的总量、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影响因子等的分析。亦包括对共 被引分析等的分析。如:崔薇等在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类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时,实际上分析了刊登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期刊在某些方面的总体特点:刘晋飞基于CSSCl2000年至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刊载论文总量及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等;尹兰Ho在分析1994年至2006年的《情报学报》杂志时,把关注点放在被引情况分析上,包括发文及被引情况、被引论文频次、被引论文作者、受各类基金资助的被引论文等:蒲艳春等统计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载文的被引文献数量、历年被引文献情况、被引文献作者和被引文献作者机构等;王义娜等对《现代大学教育》杂志五年的载文及引文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涉及载文量、作者、基金资助、引文率、篇均引文量、引文语种、引文类型、引文年代等来源期刊指标以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立即指数、被引半衰期、期刊他率等被引计量指标:龚放利用CSSCl2005年至2006年统计数据中的被引总量、影响因子和被引广度等指标分析评价了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影响力:司林波等同样利用CSSCI的数据,从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论文地区分布、基金论文数、高频被引论文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的学术影响力;史素梅、何小凤对《教育探索》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引用频次分布、选题分布、被引论文年代分布、引用核心期刊分布等方面的被引统计分析;兰天、何小凤则对《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载文被引分析:许振亮等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高等工程教育学科前沿的研究。他们研究的依据是对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17种期刊进行的科学计量分析:胡玥分析了CSSCl2004年至2006年统计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次数、被引速率等指标,基于此整体评述了统计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李小娟、唐云富也利用CSSCI的数据,比较研究了《比较教育研究》与同类期刊在综合引证指标上的差异;赵韬、陈富定量分析了近十年《教育科学》杂志载文的被引情况。 如果集中关注关于远程教育学科及相关学科(如:教育技术)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研究,相关文献表明,目前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人员科研绩效的评价,学科国际化程度,被引文献、作者与引文年代的分析,以及对关键学者的研究。如:梁振辉、魏顺平采用Hitch指数(简称“h指数”)方法以及与之相近的w指数方法。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教育技术学领域的CSSCI来源期刊在1998年至2007年所刊发论文的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进行了评价,分析得到了1998至2007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最具科研绩效的前30位研究人员:朱祖林基于Thomson Reutem公司开发的学术文献信息检索平台ISI Web of Knowledge。采用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从论文和引文两个侧面,测度中国远程教育在国际视野里的显示速度、显示广度和显示深度;魏宁统计分析了电教两刊关于教育技术文献的引用情况:路秋丽嘴的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若干数据库对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发表文章数、被引文献数、被引文献比例、被引频次等多项指标的计量分析。从中分析出16位最具影响力的关键学者。并进而对这16位关键学者的工作单位、指导硕士论文数量、历年数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试图展现这16位关键学者的学术表现。 二、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1990年至2011年公开发表的、刊载在远程教育期刊上的,远程教育或相关领域(如:在线学习、E—learning、网络学习等)的中文学术论文作文献计量学分析和内容分析。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被引次数排名前4万的期刊文献,获取文献时采用的关键词为“远程教育”。根据CNKI所提供数据的情况,分析中凡是涉及分组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前4万条记录,凡是涉及排序的数据只在800万条记录以内有效。研究数据查询和获取的时间为2011年10月26日。 参考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本研究的计量学分析中,选择的计量分析数据包括一般性的学术论文特征数据(如: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主办单位、资助基金项目、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和高被引文章的特征数据(如: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作者合作性、下载频次)。内容分析则是基于以上数据展开。 三、对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分析 首先,对全部远程教育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 (一)所有文章所属学科类别分析 据统计,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表1所示的学科当中。其中。文章数量排名前16位的学科当中,6个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之相关的论文9177篇,占55.3%:其次是与技术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涉及的论文为5950篇。占到35.9%:两厢合计达到了91.2%。这一结果清晰表明,远程教育类的学术论文与教育和技术密切相关。的确,远程教育始终是和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的教育形式。 而从图1可知,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集中分布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这三个学科当中,这三类学科中的远程教育论文占全部远程教育论文的78.6%。可见,远程教育研究在技术方面主要围绕着计算机及其应用展开,理论的研究和管理的研究占到了很大的份额,而成人和特殊需要人群是非常需要远程教育的人群。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分布在多学科类别中,这表明远程教育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学科,各个学科门类都对远程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有贡献。学术论文在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相关学科上的集中,体现了远程教育应用范围广,在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都有广泛的实用价值,远程教育天然地需要关注成人学习者和弱势人群的学习需求,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但依然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其次。体现了远程教育中的技术发展脉络,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对远程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从最早的单纯应用,到后来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的综合性应用,逐渐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从现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组成来看,技术应用和教育理论已经是并且还将继续是远程教育研究的两大支柱,对实践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是以这两大支柱为倚靠和基础的。 (二)期刊主办单位类别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刊载远程教育类学术文章数量排名前40位的学术期刊。结果表明,作为我国远程教育中坚力量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目前拥有较成熟的远程教育类学术期刊(含学报)共25种,在1990至2011年期间刊载了3846篇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其他单位主办的远程教育相关期刊同期共刊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2069篇。由图2可见,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是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学术期刊已经成为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分享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然,数量与质量并不能绝对地画等号,质量上的追求是学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数量与质量,孰重孰轻?如何在追求质量的同时兼顾数量?值得期刊主办单位思考。 (三)资助基金项目分析 在本研究所采集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中,334篇文章属于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的成果(占标注基金项目文章的74.7%),110篇文章属于省级基金项目的成果,3篇文章属于其他类别的基金项目(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基金)。从这些数据可见,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所属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国家级/部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的水平:和基金项目相关的文章还不多,属于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的课题也不多。这既需要远程教育研究者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也需要国家提高对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视,多为此类研究提供资助。 (四)高产作者分析 本研究统计分析了所有远程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作者中的前40位高产作者,这40位作者发文数量都大于(或等于)10篇。最高的达到71篇。其中,有19位高产作者来自普通高校,21位高产作者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可见广播电视大学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但就高产作者的作品数量来看,来自普通高校的高产作者贡献了404篇文章(57.5%),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高产作者贡献了298篇文章(42.5%),从这个方面来看。来自广播电视大学的作者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本项分析只按作者目前所在机构来统计,未考虑作者发表文章时所在机构是否是其目前所属机构,因此研究数据可能会有偏差。 (五)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分析 前40个远程教育学术论文高产机构,贡献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均超过或等于47篇。研究发现,普通高校共18个(45%)高产机构,发表了1492篇(40%)论文;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共22个(55%)高产机构,发表了2223篇(60%)论文。从这些数据来看,高校平均发文量低于广播电视大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普通高校对远程教育研究的关注,更多的是受到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推动:自1998年该项工程启动以来,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纷纷成立,由此在高校中聚拢了一批远程教育实践人员,加之高校原有的学术研究沉淀,使得高校远程教育研究力量不容忽视。而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自创办以来,已经在远程教育教学和研究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经验,出现较多高产作者也是很自然的。 (六)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分析 根据CNKI数据,统计了1990年至今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数量。1995年之前规范的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极少,故不在分析范围之内。从数据来看(图3),从1997年起,我国远程教育领域的学术论文开始激增,到2003年出现了高峰(1414篇),之后文章数量呈现平稳态势,在小波动中略有下降。因为开展本研究时,CNKI并未采集到完整的2011年数据,因此2011年的数字不能代表这一年的情况。近几年来。论文数量的稳定,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进入阶段性的成熟期,研究人员队伍和产量也趋于稳定。这一发展趋势是跟近年来远程教育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连的。未来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文章的质量与数量的发展,应当还是跟当时远程教育的实践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四、高被引文章的分析 本研究采集了远程教育领域被引频次排名前500名的文章,以此作为“高被引文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相关分析主要从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角度来展开。 (一)来源期刊 表2列出了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大于或等于3篇的23份期刊。由表中数据可知,这些期刊与远程教育、教育技术、计算机相关度最高,可见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都集中在这三个领域。其中,刊载高被引文章最多的是《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共131篇,在500篇高被引文章中占到了26.2%)。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排前五位的期刊共刊载高被引文章261篇,占500篇的52.2%,可见这些杂志是支持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核心力量。此外,发表过远程教育类高被引文章的期刊,有些并不是远程教育领域专业期刊,可见,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是有一定的分散性的,多样化的来源也带来了成果分享的多元化。 (二)高被引文章发表年份分析 表3统计了各年度的高被引文章数量。1998年之前,没有高被引文章,这也反映了1998年之前的远程教育研究还在初创期,各方面的实践也都不成熟,反映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就是缺少高质量的、值得后来者多次引用的学术文章。自进入1998年,我国远程教育实践完成了最初的系统构建,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步展开。2001年高被引文章数量达到峰值(82篇),并在2002年、2003年继续保持在高峰状态,直到2004年开始慢慢下降。2004年及其后的下降态势,可以从一方面说明我国远程教育经典理论构建的一个阶段接近结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经过早期关注新技术的应用,到后来,借鉴外来经验和理论同时基于本国实践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再到目前,在原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反观实践,开展了实践与研究的互动。这一系列过程,反映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在数量和主题上都有可以对照的趋势变化。 另外,由于对文章的引用将在文章发表后多年内持续进行,因此目前的数据并不能说明2004年后的文章质量不如从前,还需要在今后继续关注。2008和2009年高被引文章数量偏低,也说明这一点。 (三)第一作者分析 据统计。发表超过2篇高被引文章并署名第一作者的作者共12位,见表3。另外还有21位作者各有2篇文章、380位作者各有1篇文章为高被引文章。表4中排名前几位的作者,目前已然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几位作者名下,而大部分高被引文章分布较为分散,这说明远程教育领域的科研力量群体较大,成员数量较多,一方面体现了远程教育研究宽广的“群众基础”,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 (四)高被引文章作者合作性分析 在前500篇高被引文章中,仅有一位作者署名的文章有218篇,两人或以上合作的文章有282篇。从图5可以看出,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各占半壁江山。从目前科研发展的趋势 来看,合作完成科研课题并共同发表科研成果将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单人单枪的力量毕竟有限,未来将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 (五)高被引文章下载频次的分析 分析500篇高被引文章的下载频次(见表4),被下载次数超过2000次的文章有2篇,1000到2000次的文章2篇,大部分文章的下载次数集中在500次以下,下载次数在100到300次的文章最多,共267篇,占到了53.4%。文章被下载的次数能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文章被关注的程度。结合对被引率和下载频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被引率和高下载频次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不是呈现绝对的正相关。 五、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计量分析的几点结论 综合以上对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由我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是集中在教育领域。并与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密不可分。这一特点还将在未来继续保持下去,未来的远程教育研究仍将扎根在教育的土壤中,并紧扣技术发展的脉搏。从所分析的学术论文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技术类学科上的分布和“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教育类学科上的分布来看,技术和教育将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支柱,由此也可以自然推论:技术和教育还将是远程教育实践的两大支柱。 其二,分析我国远程教育全部学术文章和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同时分析各相关机构发表远程教育学术文章的数量。以及高被引作者的来源机构。都可以看到,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中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远程教育事业的蓬勃开展,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数量、学术文章的数量、学术文章作者数量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未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自身值得在远程教育相关学术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培养中坚研究力量,贡献更多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要专注于办好学术期刊,打造优质高效的学术成果交流分享平台。当然,外界也应当在各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其三,综合考察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和其中的高被引文章。可以发现,2001年到2003年都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发表的高峰年度。这几年间,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总体数量不断上升并在2003年达到高峰,高被引文章数量也同时保持在峰值状态。可以认为这段时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成果发表的一个黄金时期。从已有数字也可以看到,通常是在远程教育实践开展一段时间之后,相关研究成果才陆续推出并逐步达到高峰。而在高峰年度之后,将进入稳定中略有下降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启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由此带来了几年后(21世纪初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成果的丰富呈现。未来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将是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有可能迎来又一个黄金时期。如何在平稳时期踏踏实实积累研究经验。如何迎来下一个黄金期,自然是远程实践者和研究者要关心的,但这也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发展和培育选题的契机:如何在积累期挖掘和关注有价值的选题,如何引导和聚集研究者,这都是学术期刊可以做的。 其四,若分析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可以发现。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少数几位专家级作者名下。除此以外的高被引文章分散分布在众多作者名下。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研究有宽广的“群众基础”,未来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若分析作者的合作性,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中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的论文数量接近。如何培养远程教育研究人员,是远程教育实践机构和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课题。而如何扶助相关机构培育远程教育研究队伍。则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需要下大力气琢磨并切实推进的事情。 其五,本研究在考察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与所属基金项目时发现:与基金课题成果相关联的文章还不多;但在标注了基金项目的文章中,74.7%的文章是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成果。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学术研究还可以努力争取更多的基金支持。借助外力为研究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已有的和基金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的来说,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相对整个教育研究来看,实力有待继续增强。 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1990年至2011年10月公开发表在我国远程教育或相关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分析。限于CNKI收录期刊的限制,以及本研究收集文献时使用的关键词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期刊范围,用更多关键词或变更选择角度,收集更大范围内、更全的远程教育学术文章,进行更科学地分析,将能更全面地剖析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现状,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现状。 教育学术论文: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进一步推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贯彻落实,在庆祝建所70周年之际,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举办了所庆系列学术论坛活动。2011年9月2日,所庆系列论坛之二“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学界、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学研究院(所)和中小学校的12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代表们围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专家组起草的《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指导纲要》(建议稿),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就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面临新形势 总的来看,大家都认为加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意义重大、任务迫切。 有代表指出,当今国与国之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变,加之新媒体这把“双刃剑”,致使我国传统价值观念遭遇强烈冲击,一些曾经普遍认同、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正在被消解、被曲解,崇尚功利、利益驱使、追求特权的社会风气正在向校园蔓延。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一些中小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意识淡薄、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淡漠、勤俭自强精神淡化等问题;不少中小学生思想困惑,虽然认可正确的价值观,但知行脱节;不同学段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不具体、内容不衔接;教育方式简单,以说教为主,学生不喜欢;满足于学生对价值知识的记忆,对价值背后的道德推理关注不够;学科教师育人水平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这就迫切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有代表认为,要客观、辩证、全面地分析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形势,价值多元化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人不是在真空中成长的,复杂的环境对中小学生的成长也是一种历练。 多数代表指出,分析形势时要总结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成绩和经验,从总体上看,广大中小学生精神世界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这是加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起点。 大家还针对中小学到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键阶段还是奠基阶段展开了讨论。持关键阶段论的代表认为,中小学生处于价值观形成中,可塑性强,判断力不强,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可以有效地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持奠基阶段论的代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小学只可能是初步的、奠基性的阶段。 二、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 内容要分层细化 200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相应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是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是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基础。 有代表认为,这些内容是上位概念,要把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分层细化,明确每一个方面的教育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具体内容。在细化的时候,要注意把握区分度和衔接度,既要分得开,又要连得上。有代表指出,内容实施的关键是两个“转化”:从政治话语转化为教育话语,从教育话语转化为学生话语。 也有代表认为,要从总体上来把握四个方面的教育,它们之间不是平行并列关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这个灵魂,是贯穿到其他三个方面教育始终的,不能机械地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有代表进一步认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不应是并列关系,应是一个同心圆的关系。 在内容安排逻辑上,有代表建议,为方便学校操作,可采取以学段为主线,在每一个学段中集中呈现四个方面的内容。有专家提出,尊重小学生、中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可按照学段由低到高的顺序,分别实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形成一个层次递进、结构合理的内容体系。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该包括公民意识教育。 三、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 实施关键是融入 关于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施途径,有代表指出,把课堂教学作为学习途径,把校园文化建设作为渗透途径,把社会实践作为体验途径,把主题网站作为宣传途径,这四个途径各具功能。有代表进一步强调,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键是“融入”,融入课程教材和课堂教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融入社会实践。 在融入课程教材和课堂教学上,有代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阵地,不仅要融入思想品德类课程和课堂教学,也要融入其他课程和课堂教学。融入课堂教学时,有代表强调,要改进教学方法,注重采集生动的实例,创设相应教育情景,力戒灌输,通过对话协商、角色扮演、干预引领等,调动学生参与,引发学生感受。关于课程问题,有代表提出,要构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课程体系,要通过核心课程培养核心价值选择能力,核心课程包括公民素养、健康与环境、文化与哲学、政治与经济、金融与创业、全球视野,核心价值选择能力包括与他人合作沟通、主动性与负责任、危机干预与排解、信息收集与筛选、数字运用与解释、逻辑判断与推理、改善学习和规划、思辨与价值澄清等,最终目的是使学生成为大写的人。 关于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有代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潜移默化的重要渠道,除了在常规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外,还应注重以学习优秀中小学生事迹为重点,引导学生开展同伴教育,学习身边的道德榜样,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学生学先进、做先进。 在谈到融入社会实践时,有代表指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内化的关键环节。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社会实践,在社会大课堂中增强学生的感受和体验,只有学生感受到了,体验到了,他们才可能牢固树立、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了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接触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有代表建议要减少课堂教学的课时数,减少知识学习的数量。 与此相关,多数代表认为,家庭是学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学生的第一位老师,要充分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形成学校、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合力。 也有代表指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校管理服务中,在学校管理中体现科学、民主、人本、诚信和公平正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解决学生成长成才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结合起来。 除此以外,还有代表强调,现在是信息时代,应突出新兴媒体的作用,充分利用网络、手机、微博等方式,形成主流价值舆论强势。 代表们一致认为,除了明确实施途径外,要研究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策略和方法。有专家认为,要尊重价值教育的规律,把国际通行的价值教育的方法,如榜样教育、价值两难、价值澄清等,用活,使中小学师生可懂、可用。甚至有代表认为,可把途径和方法揉在一起,把价值教育的方法作为明线,把德育工作的几大块作为暗线。 四、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德育的核心 讨论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德育的关系,是另起炉灶,还是融入现有德育体系?大家担心,如果二者关系不清楚,没有处理好,变成总是做加法,那么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很难有效贯彻实施。 代表们从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分析入手,认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学校德育的核心,甚至是学校德育的全部。这个定位有助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把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放在学校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 说到德育,有代表认为要处理好几种关系:部分与全部的关系,即德育是教育的全部;灌输与感受的关系,德育的效果不在于向教育对象灌输了多少知识,而在于教育对象的感受;知识和方法的关系,用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方法教育学生;实效与实在的关系,过于讲究实效会产生负效果;内容与重心的关系,德育的重心一定要降低,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教师与导师的关系,教师要做学生的人生导师,指引学生健康成长;课堂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对学生的影响超过课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要关注现实,但不要拒绝历史上的德育成果。 此次研讨会,多种思想碰撞,多种话语互动,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对深化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具有重要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泰势与问题 【摘要】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个步骤。对于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来说,他从事研究的个人价值取向不外乎完成学位论文和投稿两方面;而就其研究过程来看,主要有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的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但在共性之外我们也窥见到了某些问题,即偏重国外理论的直接移植而非自身理论的建设、国家教育政策或文件的导向性过重、重对前人提出理论的补充与丰富而非新理论的创建等。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问题 从1958年开始提倡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育学开始,国人对于教育的科学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正如裴蒂娜教授的一问“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学?”但当代中国教育的后继之人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怎样?在向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哪些值得大家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呢?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步。本文即从这三方面来谈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泰势与问题。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在决定和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指先为整个研究确定目标方向。以使后期的整个研究遵循着获取目标价值的方向而前进,最终获取既定价值目标。 对研究生来说,投稿和完成学位论文是他们进行研究的两个必然价值取向。相对于本科生“重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科研能力的养成与提高。把科研成果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发表在权威杂志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个研究生的科研水平,也是获得同辈和导师认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大多研究生都乐于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科研才华。但教育类杂志的质量参差不齐,在核心期刊(特别是学科级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每个期刊创刊时都会将自己的期刊划为几个版块,在每年的开始时,由杂志社标示出本年的选题指南,投稿人可以根据杂志社的这一选题指南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人会问,一个研究者的研究不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定吗?怎么会根据杂志社的选题指南而定呢?),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投稿后被录用的机率更大。因而,以所投杂志近期所关注的研究方向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现在研究生们确定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学位论文是指为了获得所修学位,按要求被授予学位的人所撰写的论文。完成学位论文是毕业时拿到学位证的硬性条件之一。但学位论文的撰写和投稿的论文又有一定区别,首先,学位论文要求新颖性、理论性、系统性和阐述详细,其次,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要求全面且数量多,这样才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因而学位论文的写作更具难度和挑战性。现在不少研究生为了能尽快完成学位论文趋向于做对某一教育现象或问题的现状研究,现状研究是指研究者先对现象的描述,然后针对现状的特征和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或看法,从研究所用时间量和精力方面讲,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研究过程,而且大多选择现状研究的研究生都会采用量化的问卷调查表去收集数据,然后运用SPSS系统去分析收集来的数据,得出关于数据的特征,分析特征后的深层生成原因,最后以此为基础来论述现状,提出针对现状的改进意见。不过更有甚者,都懒得用SPSS去分析数据,直接采用了平均数这一集中量来描述、分析和判定数据的特点,这其中的科学性和可信度的值得考究的。 从研究的类型维度看,可将研究过程分为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中央民族大学的滕星教授写到“从我国新时期教育研究20多年来的历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辨式的书斋研究”。但这里所说的书斋式研究过程与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还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是指运用逻辑推理、演绎等方式从一个假设出发来推论出一定理论的过程。这里的书斋式研究过程是指:研究者通过查阅文献和浏览国外网站等方式,寻找国外对于某一教育现象的理论阐释,然后通过介绍这种新的教育理论,主要是对这种理论的内涵、特征和心理机制等做详细的阐述,再结合当前中国教育教学的背景提出某些建议。正如《学会生存》中说到:学院模式过分的依赖理论和记忆,它给予书面的和复述的表达方式以特殊的地位,损害了口语的表达、自发精神和创造性的研究,还表现出对抽象思维的偏爱。理论的直接移植是造成中国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很多的研究生都说:教育学虽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但经过几千年的人类不断探秘之后,要想在教育中找出一块还未被发掘的研究领域是特别困难的或者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于此,我们就会自问那后来的研究者要做什么事呢?特别是对于正处于理论积淀期的研究生们。所以认为当前的研究工作无异于补充或丰富前人提出的理论。因此先引进国外的某一前沿教育理论,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某些教育教学建议或总结实践经验来丰富引进的理论,这样的文章即好写,也比较好发表。毕竟在当代中国人心中,与国外沾上边的都是先进的、有底气的东西。这种媚外的情结特别在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最能体现。因而这种“坐着做学问”的方式很受欢迎,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使不少研究生受益不少。 在学位论文中,实证式研究运用得比较多,主要是相对于现在普遍的书斋式研究来看。实证式研究过程是指需要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然后去证明或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但现实中,现在的研究生们把实证式的研究过程简化了以利于自己研究工作的开展,一般采用的实证式研究过程是:以某一国外引进的或是国内某位权威专家已编制好的问卷作为调查的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收集的数据资料(我见过最粗糙的分析数据方式是只用平均值来说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整体情况)得出结论。但“统计是用来表达总数和平均数的,而这种总数和平均数就必然掩盖了其中的差别和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也许是很大的。不管统计是多么客观,它们的价值只不过是供那些提出统计和研究统计的人们使用而已”,因而只有问卷调查的量的研究而没有对整体深入的个案的质性分析。其数据的准确性是得谨慎对待的。 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在撰写研究成果的形式方面,他们倾向于“述――评”式,而在“述――评”式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述”一种国外前沿的教育理论,然后在国内背景下对其有用的成分进行褒性评价;另一类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某一教育现象进行现状描述,然后议论其产生的原因,再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在语言文字表达方面。现在的研究生们喜欢直接摘录某一名人或某一名著的一个句子或一段话,而非概括性的总结他们所要gI用的人或书的主要议点或观点。特别是在直接引用国外的理论观点时,由于翻译上的种种原因,会导致一些撰写的教育科研论文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言语习惯,不仅非专业人员读不懂,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读下去,最后给读过的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而不是豁然开朗。中国人在做学问时习惯于独立研究。缺少团队的合作意识,但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中总是看到一篇文章的署名很多是两个人一起的,更有甚者是5―6个人一起署名,这种“一个人干活全家吃饱的”的现状很可能会破坏严谨治学的氛围。文献综述是在对选题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文章。综述属于三次文献,专题性强,涉及范围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时间性,能反映这一专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但现在国内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研究领域或对象的文献综述基本大同小异,不管是时间靠得近的文献综述还是年陈久远的文献综述,它们所罗列的主要文献条数,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都是相近的,没有体现时间上的延续性,而且新的研究水平、动态和发现较近期的文献综述中都找不到,给人一种这个研究问题的研究在他之前的某个时间段里是被搁置了的。 总之,我们有必要清楚地了解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现状,比正视其出现的问题,为实现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这一目标,培养后继之人才,认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教育学术论文:英国中等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 摘 要: 受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向来注重学术课程,相对轻视职业课程,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属于典型的分轨模式。政府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采取了很多措施,仍未能消除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对立状态。英国课程专家麦克・扬在《未来的课程》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英国分轨模式的不足,并从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整合中学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主张。 关键词: 英国 中等教育 学术课程 职业课程 整合 英国素有崇尚精英教育的传统,政府对学术教育过于偏爱,而给予职业教育的支持却很少,尤其表现在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典型的分轨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几乎是完全彼此隔离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组织的变革,特别是职业结构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界限的打破,使得以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划分为基础的中学课程设置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政府改革措施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沟通与衔接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二者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一)80年代:学科课程改革。 80年代末,保守党政府对中学课程主要提出了两种批评意见。第一种意见可以追溯到1976年拉斯金演说,该演说认为英国中学课程不能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种批评意见是:学校选择课程的自由是导致大多数学生成绩较差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成绩差的主要原因。① 上述两种批评意见都可以看成是对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的反映,从这些批评中,以及与经济上更成功的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的教育成就的比较中产生了两种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使得学生离开学校时更容易就业。这种职业化的主张体现在1983年开始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CPEV)等政策措施中。第二种主张表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设立7、11、14、16岁考试,而且第一次把技术作为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 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学术课程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对学术课程加以根本改变。其实,这些措施都只是局限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自身的某些变动,或者在职业课程中增加普通教育的内容,或者在学术课程中融入职业教育要素,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变动。 (二)90年代:资格制度改革。 到了90年代,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各自为政的状况受到更多的批评。课程专家批评学术轨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以及职业轨的质量差、可选择性少,建议应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结束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分离。 1991年政府白皮书《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这是一种兼顾就业和升学需要的资格,与指向具体职业领域的国家职业资格(NVQ)不同,它将学历教育同职业培训相结合、相沟通。白皮书强调要建立现代学术和职业资格体系,这两种资格应该一视同仁,青年不应该再受到已经过时的“区别对待”。不过,事实上政府并没有结束这种区分,而是建议以高级水平证书、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为基础,建立三轨制教育资格制度。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最终报告,标志着英国16―19岁学生的资格制度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该报告的中心议题是“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但该报告既有走向统一课程的建议,如调节机构的合并、GNVQ分成六种或三种单元模块,从而为建立一种更统一的、更灵活的课程奠定基础,又有更加分离课程的建议,如报告强烈支持使三种资格途径更加清晰,其实是扭转了三种途径逐渐融合的趋势,后退一步使三种途径变得更加具有特殊性。因此,该报告“并不必然使得我们的学校向更加统一的制度迈进”。② 英国一系列资格制度的改革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改革都是在保证学术资格的标准不被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除了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设立核心技能AS-Level的妥协性建议之外,学术资格没有任何变动。另外,设立统一国家职业资格的目的在于结束英国众多职业资格证书冗繁无序的杂乱状态,然而NVQ和GNVQ实施后,原来的很多资格授予和认可机构及它们所管理的资格证书也都保留了下来,并没有达到减少资格数量、刺激学术资格和职业资格融合的目的。③ 二、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麦克・扬《未来的课程》中的观点 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杜威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葛兰西关于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的论点,构成了麦克・扬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批判的职业化主张”,明确了整合学术科目与工作世界之间分离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就是开发学术科目的“职业层面”。与80年代课程改革所体现的新职业课程观的考虑相反,他认为,学科课程不但不应该减少,反而应该面向所有学生,并与对劳动世界的理解和经验相结合。使学校科目的职业层面更加清晰的方式是:这些科目不但可以使学生接触概念和思想,而且应该使学生理解成人工作世界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从未来课程的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及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具体的改革主张。 (一)课程原则 职业的高度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国家和经济的内在属性。麦克・扬区分出了经济上两种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和联系的专业化。分化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大规模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中对任务的认识和执行的分离;联系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过程要最大限度地所有雇员的最大潜力,强调团队工作。 在他看来,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在课程上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表现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在课程上表现为学术课程的高度专业化和职业课程的狭隘化,继而导致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而联系的专业化表明了不同专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它强调不同的专家都要形成某种整体意识,即意识到他们的专业化和整个课程的关系。它力图超越“做人的教育”与“做事的教育”之间的传统分离,④要求在课程中建立知识和技能的联系,并使课程与更广泛的教育民主和社会目标相联系。于是,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麦克・扬提出了构建未来课程的基础原则: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灵活性;建立核心内容和专业学习、普通(学术)学习与应用(职业)学习之间的联系;提供个人进步和学分转移的机会;对课程总体目标的清晰认识。这些原则可以视为麦克・扬基于当前经济的变化而提出的构建未来新型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策略 麦克・扬所认为的课程策略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在评判原有两种相关的课程策略――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和模块化方式――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所谓的“联系”的策略作为未来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 模块化方式,是指灵活地把课程内容分成多个小的学习单元,这些单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系列地方性行动的产物,目的是改革中学的学科课程,适应TVEI鼓励的新型学习。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强调对学生先前学习经验的承认,课程内容能够并且也应该根据可测量的学习结果来组织安排。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它们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忽视了对新的教育方法的需要,以及对教师的新的专业能力的需要;按照这两种方法组织的课程内容例如教学大纲、知识体系等与具体的学习目标之间存在对立。 麦克・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课程组织方式,将模块课程、结果课程与学习者的志向和需要、系统的整体目标联系起来。“联系”的概念首先认识到学习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有意无意地是在与其他学习者一起建立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发生的。它强调需要把学生和教师的目的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并与更广大的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和学生的知识经验,在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设计特定的模块,开发什么样的模块取决于现存的工业政策。它强调学校或学院整个课程及其组成要素的相互依赖,这些要素包括:学术科目和职业计划,学习者支持与指导,与更广大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以上可以视为麦克・扬在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的课程原则或框架内对未来课程策略的设想。 (三)课程目标 在这部分,麦克・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每个学校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课程目标;第二个问题是每个学科的教学应该怎样与学校整体的课程目标相互结合。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等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触各种基本的专业知识领域,也不只是学习适应特定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它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作为未来成年人和公民的个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学生“对现在和未来世界的理解、把握及其相应的技能”。 麦克・扬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批判传统中学课程的科层制整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科层制模式下,科目教学占据主导地位,个人和社会教育作为特定的课程目标受到忽视。然而,随着全国性目标和排名制度的建立,科层模式受到了挑战,“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他接着提出了课程整合的联系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两种形式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目标整合到课程中去:首先,它不从具体的科目开始,而是从更广泛的课程目标开始,并考虑这些科目怎样实现这些目标;其次,它不从全国性课程的要求出发,而是先考虑每个学校怎样确定课程目标,并考虑他们怎样才能达到全国性课程目标的要求。⑤ (四)资格制度 在此部分,麦克・扬在分析政府已有改革措施特别是在评判迪尔英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学习社会资格制度的设想,并进一步明确了未来高级水平课程的改革方向。 麦克・扬认为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资格制度改革的建议没有意识到资格制度变化的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层面组成的,包括政府、条例、认证、证书和测验;仅仅通过管理机构的合并统一不意味着必然会运作一种更加统一的认证制度和证书制度;它忽略了影响到未来资格制度发挥新的作用的背景的变化,没有认识到学习化社会要求不能把资格制度看成是一种学习结果的标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能够胜任持续学习过程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提出了改革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更强的框架和观点。提出改革的前景是在18岁以上学生中建立一种总的证书,作为体现未来资格制度特点并有助于达到那种目的的一种方式,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共同的测验方式、模块课程、核心技能等。(2)扩大层面。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机构合并的层面上,应扩大改革层面。例如,建立学术和职业资格的共同的测验和评分制度。(3)重塑学习化社会的资格制度。为了适应人们终身学习的要求,迪尔英报告的四种水平应该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提高水平联系起来,并成为鼓励人们在横向涉猎不同领域、在纵向寻找新的职业机会的手段。以课程的单元化为基础,学分转移、学分累积,在面向终身学习的资格框架中变得更加重要。 三、结语 近几十年来,英国政府和学术界努力消除中学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对立局面,尽管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特别是麦克・扬对于学习化社会中课程的设想和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探讨课程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我国新课程的建设,特别是课程理论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教育学术论文:陈友松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摘要】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在课程开设、电教刊物创办等方面均有开拓性作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研究;陈友松 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陈友松先生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不仅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而且对当今教育技术中国道路的探索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一 陈友松及其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开拓性贡献 陈友松博士(1899-1992年),湖北京山县人,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菲律宾、美国,师从杜威等大师。193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夏大学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开设教育电影课。之后,他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或任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友松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先后任全国比较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等。陈友松被杜威誉为“东亚第一流学者”。晚年,被王震副主席赞扬为“国家的宝贝”。[1] 陈友松“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综合型的教育学者、终生以学术为祖国全民普及教育和建设完善的现代教育学制而呼号奋斗的战士。”[2]他在教育的诸多领域,如电化教育、教育财政学、苏联教育、比较教育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贡献。电化教育是陈友松在民国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其开拓性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首次在大学内开设教育电影课程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视听教育课程,1935年回国后即在大夏大学开设教育电影课,每班约百多名学生,学生经常去上海各电影制片厂参观。按孙明经的考证,这是我国大学开设最早的教育电影课程。[3] 2 发起创办“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 1936年,加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陈友松与卢时白一并联合吴铁成、褚民谊、潘公展、方治、郭有守、彭百川、徐悲鸿、徐公美等发起成立全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在《电化教育》期刊显著位置处声明,该公司是“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以诚与信为电教服务!以谨与慎谋出品精良!”该公司与中央电影摄影场与金陵大学展开合作,以推进电影教育和无线电教育为宗旨,其业务偏重电影教育,有:(1)自制非常时期教育及教课影片。教课片每卷仅二三十尺,内容包括一课之材料,售价仅一两元。(2)译售并出租外国制教育及教课影片。(3)缩制有教育意义之小型长片。特约工厂自制小型机而以分期付款办法出售。[4] 3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电教类期刊《电化教育》 1936年底,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中国电影教育用品有限公司出版的《电化教育》期刊问世,陈友松任主编,共出版了6期,抗战开始后停刊,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电化教育为名的期刊。之后,专门以电化教育为内容的期刊陆续出现,标志着教育电影、视觉教育和播音教育的研究者初步组成比较独立的电化教育研究领域。[5] 《电化教育》期刊封面上标明,该刊为非卖品,“每期万份赠送全国教育机关”,宗旨是“促进电教,挽回利权,杜塞漏扈”。封底则用大字宣明:“唯一国人创办的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采用国人出品是我们教育界的光荣,提倡国人出品是我们中国人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创办者浓郁的爱国情怀。该刊有电化教育之研究与讨论、电教技术、教育部法令及电影新闻以及教育影片推荐等栏目。 4 编著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有声的教育电影》 陈友松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视听教育课,授课教师为著有美国第一本有声教育电影著作的教育电影专家亚恩士倍杰博士(V C Arnspiger) ,回国后陈友松根据讲义,并结合中国教育电影现状与需求,于1937年2月出版了《有声的教育电影》,在引进和传播美国视听教育理论以及本土化创新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 《有声的教育电影》亦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该书在回顾视听教育发展、介绍各国电影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电影的制作、鉴别、实施、行政以及建筑设计、机器选择等,还介绍了如何在中小学、大学和成人教育中实施电影教育。 5 对我国“电化教育”定名有所贡献 关于“电化教育”的来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陈友松和戴公亮的说法,即1936年他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署出版的《学校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视听教育统称之为Electrifying Education。他们认为可译为“电化教育”,但视听教育通称之为电化教育也不太合适,决定从视听教育工具中挑选出效果较好的、各有特点、既能单独使用,又可组合使有的4种“利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并将采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作为辅助教学工具的教学方法称之为“电化教育”。[6]我们在此不对其他说法进行讨论,也无意于辨清孰先孰后,但是陈友松为我国“电化教育”定名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二 陈友松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体技术的工具性:电影是教育的新“利器”,可以消除“教育的惰性” 陈友松是把电影等新媒体技术看作是推动教育文化发展的工具。陈友松[7]认为,“它(电影)在人类的教学与娱乐的可能性上是这样的浩大而悠远”,“文化的进步是跟着工具走的,教育的效率也是一样。中国的教育工具依然停滞在书本、黑板、粉笔时代,急需一种利器来鞭策我们的教育的惰性。”陈友松用“教育的惰性”来形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透露出他的担忧与急迫心情。他认为,要增加学习效率,必须改良教学工具。“20世纪的教与学当用20世纪的方法与工具,这是一个激变的时代。如魔术一般的科学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新的知识浩如烟海,新的技能经纬万端,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传统的方法与工具,不足应付了。教育者因不满意于文字教育、书本教育,于是采用视觉教育的工具。所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加,所以要求学习效能的增加,要增加学习的效率,当然也要继续不断地改良教学工具。”[8] 可以看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认识属于工具主义,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是,与同时代对新技术的万能期待热情相比,陈友松[9][10]则有着比较清醒和冷静的认识,认为,“电影声片虽妙,然而美中不足必须要一切其他视听教育的用品或用具来扶持,这样总算是完备的视听教育。”“教育有声影片是教学的媒体物。如果要用有声影片为教学的媒体,须了解此教学媒体的性质与功用,认清其固有的长处与缺陷。例如切身的现在经验是学习者最好的直观教育,无论是静默的或有声的影片胜不过它,影片仅能刺激学习者,但不能使学习者有直接经验的适应。所以利用声片于教育的有效方法就是在它的特长处下手。”此外,陈友松[11]特别强调研究对电影教育的重要意义,“研究是教育有声影片的重要基础。有效力的教育有声影片,不是空中掉下来的东西。” 2 媒体技术的双重性:技术重在“用它的方术”,要“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 陈友松[12]对技术的双重性有充分的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铁能做十字架,也能做刀剑,所以决定一个伟大的发明,对于我们的利益,在我们如何使用它”。他[13][14][15]强调对媒体技术要善用,“电影的魔力譬如水火,其利害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乎它的用途和用它的方术。”“影片像图书一样,必须要精于选择,并适用于各种程度的观众。”“教育有声影片需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这是显而易见的。” 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应用是从设计教学的角度入手的,他更强调教育的需求与目标,强调学习的情境。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陈友松在制订教育电影的考核标准时,强调影片要符合教育目标和教育需求。具体来说,陈友松[16]认为教育影片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核:(1)目标;(2)内容;(3)内容之发展;(4)视听方面的之技术;(5)对于其他课程资料之贡献;(6)影片的普通效力与价值。 陈友松以及之后四十年代舒新城等学者关于善用技术的主张与观点[17],为扼制当时的技术万能倾向、维持早期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和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媒体技术与教师:电影不能取代教师,教师必须接受系统训练 正如上文所说,陈友松对新媒体技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与美国试图用技术取代人的自动化教育主张[18]不同,陈友松[19][20]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技术万能的高涨热情中冷静地多次强调,“电影教育也决不能取教师而代之”,“电影既不可取图书与教师而代之,也不可以取其他视听教育工具而代之。”这与四十年代孙明经的集体教学观是基本一致的。 难能可贵的是,陈友松[21]进一步提出了师资培训的问题,提出“凡是应用影片教学的教师必须受有系统的训练。”这与当时仅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的思路是明显不同的。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教师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培训的确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之一。 三 陈友松的电影教育观 1 电影教育图解: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 正如前文所说,陈友松认为,电影的利害重在“用它的方术”,因而根据用它的方术的不同,电影教育有不同的领域和使用维度。“因电影或影片的种类或进步程度不同,或因教育的种类、内容、目标与方法的不同,而有许多种类的电影教育或教育电影。”陈友松用图解方式对电影教育进行了详细阐释,详见图1。 陈友松从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领域三面观四个方面对他绘制的电影教育图解进行了说明:[22] 第一,从人类知识的门户观来看,人类知识的门户就是官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视觉教育是官觉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听觉教育,二者合并为视听教育。陈友松介绍道,视听教育“在美国最近才成为一个崭新的名词。Audio-visual education是一切声片、默片与其他视听直观教育的领域。”图解中侧重实物示范的部分就是门户观的解释。 第二,从人类知识的工具观来看,陈友松认为“要增进他们的知识和控制环境的能率,就要继续不断的改良他们的工具……图书虽然一向是最大的助力,然偏于抽象的符号知识,这是中国过去教育的缺点……必须要借重一个能普遍化的工具,唯有电影能之。电影可以征服空间与时间,能把一切现代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知识都表白出来,把一切实物实事表现得活动如真。总而言之,电影是一个集大成的教育工具,不仅是知识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情意的工具。” 第三,从电影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比较观。“电影教育限于视听教育,不能包括其他官觉的教育,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见图解即知是一切官觉都运用的教育。电影教育在放映时,似乎偏于注入的形式。劳作教育,则为启发的形式。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的短处,就是限于某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恰好用电影教育补其不足。”“电影限于实物实事的代表,究竟不如实物实事的真实,所以直观教育如参观、旅行、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实验与模型等不可偏废……图书文字不可偏废。最紧要的是具体与抽象的均衡一贯……总之,电影不过是一个最有权威的教育工具罢了。” 第四,从电影教育的领域三面观来看,“第一从图解中的圆圈看去,它的领域是视觉与听觉影响及大小脑、全神经系与全人的有机体。第二个从圆圈下的长方形内的对象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实物实事的代表。第三从教育的范围与种类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各种各色的教育,大致可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是指文化电影、娱乐电影、宣传电影,属社会教育。狭义的是专为学校课室之用,与学程教学法有密切关系。” 陈友松[23]在详细阐述后总结道,“电影教育是用电气电光机械将实物实事的形体、关系或动作,或声音颜色或故事中的事物表现在银幕上,籍视听的官觉做各种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的经验改造的过程。教育电影就是应用于这种过程的电影活动与设备。”陈友松[24]认为,电影教育是视听教育的一部分,“电影教育应与其他视听教育并行”,“除了电影声片、映放机、银幕、发音机等外”,还有科学实验、黑板示范、学校旅行、游行表演、学校博物馆等视听教育辅助用品。他认为,“有时其他视听教育工具,在某种特殊教学过程上,竟能比电影优胜。电影和其他视听教育工具的效率之比较,及应如何相辅而行。” 陈友松关于电影教育的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是他对新媒体技术及其进入教育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全面思考。门户观主要是对新媒体技术的思考,可以把新媒体技术看作是人类官觉特别是视觉和听觉的延伸。知识工具观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过程进行思考,认为电影教育使得知识传递从抽象走到具体。领域三面观是对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深入解剖,揭示出电影教育以及之后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领域特性:交叉性、应用性和广泛性。从交叉性看,这个领域涉及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从应用性来看,新媒体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各色的教育”,广义包括娱乐的、社会的和宣传的电影,狭义专指教学的和学校的电影;从广泛性看,对象可以是成人,也可以青年和儿童。内容可以是科学的、卫生的或是生产的……比较观则是从整个教育的视野审视电影教育在大教育中的地位,这不仅明确了电影教育的教育定位(而非技术定位),也清醒地指出了新媒体进入教育后的优势与不足。 2 电影教育的领域定位:教育、技术与相关领域的统整 尽管陈友松并未直接对电化教育的领域定位与性质进行过讨论,但是从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交叉性、应用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如前文电影教育图解中,陈友松认为电影教育需要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再如,在论述如何摄制教育影片时,他[25]认为“自大处着眼包括以下各方面:(1)拟定各科教材领域的声片;(2)摄制声片及其继续不断的改良之研究程序;(3)教育者与技术人才的学识与经验之统整;(4)推销制度之设立,使制成了的声片能得其所用,而且能普及到各机关。”“影片制造的程序之发展,须明白教育的需要和影片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须统整得法。”这说明陈友松认为,电化教育应在教育需要与媒体特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同时还要统整其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如推销、普及与管理。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也正是因为我国电教先驱对“一切有关系的事物”进行了有效的统整,特别是在教育需求与媒体功能耦合过程中找到平衡点,对美国的替代式自动化教育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超越,形成了补充式和支持式的中国特色。[26] 四 陈友松理解电化教育的独特视角 由于陈友松具有多学科背景,且有留学经历,所以,陈友松对电影教育以及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理解具有比较独特的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国际视野与本土结合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关于教育以及电影教育的学习经历,使其在从事电化教育相关研究与实践中能够立足于国际视野,同时又注意结合国内本土需求。这一点从其文献论述思路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结论和实践建议均是通过大量介绍国外相关做法并进行中西比较,再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 如,在论述教育工具发展时,陈友松[27]认为,中国仓颉造字、蔡伦造纸,以及活字印刷术,“比起同时代的西洋人的教育工具要先进多了”,但是忽略了“具体先于抽象、图在书先这一点。图的工具未见发展。”而西洋正好相反,“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前,传达知识的首要的是壁画、蜡板书和中世纪盛行的鹅毛管所抄写的书卷等”,后来西方发明了照相术和电影。陈友松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基于中西方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对新兴的电影教育进行解释,这样的见解在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过程中是鲜见的。 再如,在论述有声影片时,陈友松[28]首先介绍俄、美等电影教育情况后,“电影在苏联曾以之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利器,藉以灌输公民必具的知识。在帝俄时代电影院不过一O四五所,且多设于大都市中。到1932年却有三二OOO所。此外学校中有四一二六校设备有电影。”之后专门论述有声影片在中国采用的问题。他认为,尽管中国教育经费困难,但是“有声电影教育确是有收获的投资”,特别是“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时候,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民众获得日常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识字教育是抽象的,是不足的,最有效的最迅速的方法还是视听的电气化的教育。”此外,他[29]十分赞同郭有守关于教育电影官营模式的主张,“教育电影事业……亦须由国家文化教育当局积极主持,斯发达可期。”陈友松结合中国国情所提出的立足民众教育、以生活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官方主营等等主张,正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本土化创新模式,亦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并独具特色的重要缘由。 陈友松把对电影教育中国式发展的思考通过大学授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相关工作和创办电教刊物等形式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陈友松对播音教育方面亦十分重视。陈友松[30]介绍了苏联播音教育情况,称“教育播音在苏联颇为发达,曾有播音大学的设立,内分经济、普通、共同组合三学院,每周有两小时的课程,二年毕业”,“全俄的学校约占四分之一是有无线电的设备”。陈友松[31]提出,播音教育在中国很有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播音电台已经很多了,收音机的行销也一天多一天,如能善用将能成为一个很有权威的教育工具。”“无线电教育既这样发达,可与有声电影合并,由一个教育机关管理,以节省行政及技术的费用。”这与早期电化教育包括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范围认定是一致的。1940年,陈友松倡议并指导昆明广播电台设置“空中学校”专题节目,该节目内容充实,讲稿通俗,很受听众欢迎。[32]在国际比较中探索中国电影教育的定位及发展方向,这样的考量亦是本世纪我国教育技术本土化创新的探索思路。 2 学科视野下的电化教育领域特性探讨 正如前文介绍,陈友松是一个综合型学者,因而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理解并未受学科壁垒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友松集中出版了《各国社会教育》、《图书馆》、《有声的教育电影》等著作,把社会教育、图书馆和电化教育发展有机地加以整合。这是陈友松在国际比较研究后结合当时中国现状而做出的深入思考与实践建议。 陈友松[33]认为,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等均是当时中国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可以把图书馆看作是“社会教育的总汇”。他[34]强调要“活用、普用图书馆为工具以推进全民众、全生活、全人生之教育”,并提倡流通图书馆的形式,强调电化教育手段在流通图书馆中的作用。他详细介绍了1934年黄警顽等发起的汽车图书馆游行情况,“汽车三面开门,藏书为开架式。除选择通俗读书数千册外,又有留声机、唱片、无线电的装置”,汽车图书馆走遍江浙两省,在社会教育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友松[35]称汽车图书馆为“流通图书馆开一新纪元”。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陈友松把电化教育置身于整个大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领域,并敏感地意识到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后来事实发展也证明,教育技术的确与图书馆领域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共同的使命。美国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即是由大名鼎鼎的雪城大学教育技术专家伊利教授创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与信息管理界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陈友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敏锐地发觉了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共同使命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之后的电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十年代,杜维涛、孙明经等学者对电化教育的信息资源功能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把电化教育看作是经济有效的“新图书馆”[36]。 陈友松的多学科视野使其充分认识到电化教育的交叉特性和应用特性,他把社会教育作为电化教育的应用场域,并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把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紧密联系。作为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他关于电化教育的准确定位与正确理解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学术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探讨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有自己的特殊研究范围和规律性,对它们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立足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的鲜明特征。长期以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研究过多,而忽略了它的学术性研究,政治性和学术性矛盾凸显,政治性主导作用因学术性研究的缺乏而面临失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文化性;实践性 1 汲取前人文化成果 “中国古代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因为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中国古代教育一代代地传递下来的……没有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难以创造、延续和发展的。”文化一方面借助教育得以更好的传播和保存,另一方面也赋予教育以更宽广的领域来面对社会的多方需求。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教育,生生不息、源源流长的社会文化都是其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性使得它对于优秀文化资源的利用更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主要在于人的正确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促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确实,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政治性较之文化性,是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本质规定性。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则将与智育、美育等无异,并无以在众多的教育形态中以其独特性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对人们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以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要实现这些教育目的,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以吸收借鉴的地方都很多。“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更把‘诗教’看成最重要的政治教化活动之一……到了魏晋时代,文学已经觉醒且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包括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宇宙之和。中国的艺术自觉追求表现天地之心,拟太虚之体,因而也把和作为最高境界。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的价值信念,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加以反映凝结核提升的。”主动吸收来自这些学科的丰富内容,紧跟时代潮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有效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密切联系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学科特色。 2 经理论严密论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基础,学科的理论体系才能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也有其特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最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就没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解释了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动因。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根本目的和任务。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中相对比较稳定的一部分。社会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就必然形成各种思想观点,造成人的思想复杂性。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必须全面考察教育对象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周围所处的人际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身心发展的特点。以便把握其思想形成、变化的外部客观环境。由针对性地组织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同时,人的思想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也具有能动作用。依据这一原理,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一次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早就和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理论。因而,它必然成为对人们实施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指导群众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战略地位、目的任务、内容方法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社会矛盾,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每一社会矛盾引起的物质原因和社会条件,从而引导人们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对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 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提升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一个已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历史和现实也表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体现不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就走不出经验主义和盲目主义的窠臼,就很难提高水平和效益,其作用就势必受到怀疑,并进而使其价值和地位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回顾党的历程,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夺取全国政权,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党总是适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而能够使广大党员干部在环境非常严峻和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使全党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很快的取得统一认识,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说到底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并从实践中抽象提升,形成真理性的认识,最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及相关理论。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正确认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一旦形成,又会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有广泛实践性的科学理论,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引导并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开发人们的智力水平。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色。同时,以人为实践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立足于现实,根据各种变化的因素。不断调整自身,超越旧的理论,形成新的理论,以更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学术论文:打造专业学术交流平台 服务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 摘 要:培育科学研究环境是当前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之一,但是匮乏的专业学术成果展现、交流平台抑制了国防教育者投身科研的积极性,成为该学科建设的“短板”。因此,适时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成为该学科建设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探索,首先,引导从业者正确认识学术交流平台对学科建设、发展的积极作用;其次,鼓励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考虑单独或联合创办专业的学术交流期刊,并逐步落实相关工作。 关键词:国防教育 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 学术平台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从无到有,建设层次也在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国防教育已经逐步从课程建设中走出,开始向更高层次的学科建设迈进。但是,回顾国防教育建设历程就会发现,科学研究与其他方面想比较,始终是一个“软肋”,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间专业学术成果展现、交流平台缺乏是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很多国防教育者在进行科研时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即自己的学术成果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展现,且大家的学术成果也比较分散,缺少一个长期固定的、可以集中交流的文字媒介。久而久之,从业者投身科研的积极性降低,科研水平难以提升也就逐步成为国防教育体系建设的“短板”。因此,无论是现实还是长远地看,国防教育都需要创办一个专业的学术交流平台。因为这既有助于解决科研人员在工作当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又有助于行业学术成果的交流和科研学术水平的提升,还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那么,打造国防教育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一、正确认识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对学科建设、发展的积极作用 首先,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是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课程建设向学科建设跃升的必然结果。根据教育学理论,从课程建设转向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是一种质的飞跃,相应地对学科从业者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亦然。通常,“学科建设(disciplinary development)”就是“指学科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结合自身实际,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1}学科建设的内容涉及广泛,主要包括:学科布局调整、学科组织完善、学科制度建立、学科建设方向确立、学科基地建设、学科的学术成果建设、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学术环境建设,等等。{2}可见,与科学研究相关内容的建设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相应地,对于科研成果的展现也比课程建设时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程建设时期强调的是科研的孕育、生长,而学科建设时期则要求对科研做整体规划布局,成果的展现是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其他成熟学科拥有的众多专业学刊就是例证。国防教育要想“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3},即成为“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4},专业学术交流平台显然不可或缺。 其次,创办专业学术交流平台(有可能的话,出现多个),不仅能帮助科研人员解决工作当中面临的学术成果展现和交流的难题,而且还会从整体上激励和提高全国国防教育科研的水平,进而推动和完善国防教育学科建设。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2006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要求国防教育者投身科研,“积极参加……学术研究……开创教学科研工作新局面”{5},努力成为教学与科研的双优人才。但是,在实践中,国防教育者不约而同地发现自己处在发文章难和难以交流的窘境当中,要么不少期刊编辑部不认可国防教育学科科研成果,要么已有的成果分散、凌乱,最终国防教育者不得不各自为战,交流沟通的渠道偏少,这些都制约了学科科研水平的提升。而专业学术交流平台一旦创办成功,并且出现多份,显然有助于国防教育者走出当前窘境,调动和激发后者的科研积极性;反过来,国防教育科研成果通过专业期刊等平台集中展示,使从业者在了解整体学科成果和水平的同时,还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可以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当中遇到的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在这一过程中既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又能实现共同进步。显然,此举有助于国防教育行业整体科研水平不断提升,无疑对当下的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鼓励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单独或联合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的平台 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的平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千头万绪。考虑到刊号的审批、编辑人员、资金等一系列切实问题,创办的难度不小,这是远非一般国防教育集体所能承担的重任。担当重任的单位必须有多年的国防教育经验,雄厚的科研基础和较高的科研水平,相当的人员的编制,充沛的资金保障,以及顺畅、广泛的行政和学术关系,等等。即便如此,在创办过程中,考虑到工作的难度,这些单位在自身努力的同时,还需要积极争取相关方面的大力协助。那么,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具体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具体工作的落实。首先,如前所述,基层单位要意识到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的重要性,以及对促进学科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共识,并且还要尽可能地扩大这种共识,最终促成行业共识,以期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推动学术平台创建工作。其次,创办专业学术期刊面临许多现实的问题,如前文提到的刊号的审批、内容编审、人员的选拔与编制问题、资金的保障等,这就需要各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具体操作中,承办单位要克服困难,努力争取上级主管部门的理解与支持,解决工作的外在条件需求,其间既有政策方面的支持,也有资金、人员配备方面的保障;同时,内部更应积极行动起来,统筹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调动和激发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落实各方面的工作。只有内外合力,才能有效地促进学术交流平台创办工作的顺利推进。 2.内容设置。首先,在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内容设置问题上,要贴近和服务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在国防教育学科建设范畴内,宏观上,可以将学科布局调整、学科组织完善、学科制度建立、学科建设方向确立、学科基地建设、学科的学术成果建设、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学术环境建设等众多学科建设的内容涉及其间;微观上,以教学内容为例,国防教育分为军事理论教学与军事技能训练两部分,因此内容设置最起码应顾全两个方面。其次,主编应及时把握各时段的学术热点或突出问题,以卷首语征文等方式,引导国防教育者认真思考,并以论文的形式阐述各自见解,以期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次,设置一个固定的交流、辩论平台,为大家就某一问题发表不同见解提供空间,以期在交流甚至辩论中提升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最后,预留其他内容的空间。 3.严把质量关、科研风气关。首先,严把质量关是任何一个学术平台生存、发展的关键,国防教育专业期刊也不例外。期刊的质量关观念必须从一开始就坚定的树立,并且要一直抓下去,时刻不得松懈。期刊上刊登的文章一定要高水准,必须经过专家的认真评审,该修改就修改,严格要求,并且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确保将最优秀的论文呈现在读者面前,进而促使国防教育科学研究在较高的起点上扎实推进。“高标准,严要求”,既关系到期刊的长期发展,也影响到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各方必须加以重视。其次,树立科学严谨的科研风气,培育良好的学术氛围。科研风气和学术氛围必须从学术平台创立伊始就要树立和培育,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要不断地强化。“科学严谨”是对任何一个科研工作者、机构最起码的要求,学刊也不例外,后者要勇于与破坏学术规范的行为作斗争,引导、监督集体和个人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有序和健康进行,着力营造、维护和保持科学严谨的学术风气与氛围,并使其成为一种集体的规范,进而配合学科建设,将科学研究规范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进。 综上所述,在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下,正确认识,并适时引导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既可以解决本学科科研工作中的部分现实难题,激发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还可以提升国防教育整体科研水平,消除学科建设当中的潜在“短板”,且源源不断结出的理论硕果又会服务于学科建设。 教育学术论文: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作者简介:王巨光(1965-),男,湖北荆州人,教育学博士,广西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南宁,530004。 摘要:教育学术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这规定了批判与解放性是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教育学术才能使自己获得坚实学术合法性。新时期,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的问题不是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突破对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束缚,如何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乃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教育学术本质品性的张扬要通过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这种主体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往往需要结合教育学术工作者身处的具体历史文化和自身状况而真实展开。 关键词: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哲学之才 关于教育学是不是独立学科是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惑着教育学术工作者的难题。我国教育学术界在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年多来教育学术时,围绕该问题,不时展开热烈讨论。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执己见,针锋相对,都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我国教育学术危机并不是由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缺乏造成的。本文尝试探索教育学术的本质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解答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 一、批判与解放性: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 由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所决定,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即为批判与解放性。教育本体价值就是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包括知情意在内的人性。[1]151为成功履行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真识之天职,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以发展人性之最高价值尺度作为标准,对一切束缚人性发展的东西进行批判,并为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付出理性甚至行动上的努力。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批判是认识与解放旨趣的统一。[2]200-201我们据此认为如果不立足于人的本真解放和自由,本真批判有可能沦为伪批判;如果不进行甄别真伪、区别善恶的本真批判,本真解放和自由也有被滥用、被扭曲的危险。[3]批判与解放是具有同一性的一体两面。 教育具有服务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具有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实现主体间和谐交往的社会实践功效。诚然,教育学术也具有服务于促使这些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功能。但不立足于发展人性之本体价值,教育工具价值也往往容易被扭曲。教育学术必须以教育本体价值为本,才可能有效防止教育工具价值被扭曲、被异化。因此,保持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是教育学术促使本真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需要。 按照哈贝马斯对人类认识旨趣的三种划分,我们认为教育学术的根本旨趣就是解放。哈贝马斯把人类认识旨趣区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并认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分别是以这三种旨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实,解放旨趣终究是人类认识的最为根本和一以贯之的旨趣。首先,如果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人类的命运,那么,打破“枷锁”获得解放就是人类永恒的高贵追求。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首要地取决于解放旨趣。其次,哈贝马斯所说的其他两种旨趣归根到底也是以解放旨趣为基础的。试图通过技术及其活动支配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技术旨趣,其根本的意向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建立和维护人际间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实践旨趣,其本身与把人从相互反对、相互敌视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意向具有同一性。而且,以下严酷事实的存在更凸显了直接追求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解放旨趣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突出地位和至关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技术旨趣所创造的成果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不幸和灾难;实践旨趣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阻扰和破坏,达成共识的途径仍然被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的少数人所操控。[2]12-14在此背景下,教育学术需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正好回应了需要变革的当今时代对现代学术的真切呼唤。 教育学术具有以其他学科及其成果为基础,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特点,但只有张扬其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才可能显现这种研究特点之长,并在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中使自己在现代学术园地里取得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随着传统学科研究领域相互重叠的出现,多学科参与的各种专题研究的兴起,打破传统学科分野的新的研究趋势日益明显,不可逆转。[4] 顺应这种趋势,教育学术张扬自己本质品性,能焕发自身更旺盛的生命力。杜威超越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位促进美国学术和教育进行重大改革者霍尔的地方,就在于他秉持更为深刻的批判与解放精神,不仅从心理学,而且适应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当时美国的教育改革,从而,把需要多学科参与的教育改革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5] 王巨光: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教育学术以批判与解放性为本,立足于人的理性自主性,反对人间一切或隐或现压迫、压制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支配、束缚、操控,反对一切放弃主体性的依赖、顺从、奴性。并诉诸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诉诸于文化深层结构批判。因为批判本身蕴含反思性,完整的教育学术批判必然包含指向对自身的批判。当然,具有不同背景的教育学术工作者,总要依据自己所处的国情特点、时代及具体历史条件,构建具有不同内容的批判与解放主题,并开展创新性研究。在革故鼎新、大胆尝试和敢于实验成为美国社会的金科玉律,皮尔士、詹姆斯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兴起之时代背景下,适应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需要,杜威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进行批判,发展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而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德国的解放教育学和批判建构教学论遵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路,主张通过对个性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批判和解放,达到改变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目的。”[6]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为广大被压迫的拉美民众代言。为了启发他们的觉悟,实现他们的解放,他以非凡的勇气、过人的胆识进行彻底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并以高超的智慧、渊深的知识创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周围的被压迫者所遭受的极端困苦和磨难的创造性思考和敏锐意识。”[7]堪称被压迫者教育圣经的弗莱雷的代表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超越了它自己的时代和作者的时代。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中国一些著名教育家及教育学术工作者,为实现“民族再造”,对升官发财科举教育余孽进行彻底否定,对当时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误教”现象进行无情批判,高扬解放人性的民主主义教育伟大旗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教育实验,对我国具有健康民族性的民主教育建设事业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如何建构批判与解放性主题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新时期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强化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里,我国教育学术界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与否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教育学是“学”还是“术”的争论。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似乎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自尊,但如果为所谓的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迷惘、甚至苦恼,实际上是错置了新时期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并不是教育学术危机所在。如果我们把握住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我们有望超越教育学是独立学科还是作为其他学科应用之“术”的争论。因为只要存在关于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需要去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学术工作者又能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并能成功履行自己的天职,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教育学术危机问题。相反,教育学术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其失却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教育学术工作者在履行天职上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不是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是如何挣脱、突破束缚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外在和内在的支配及控制,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学术研究现状,可帮助我们认识问题所在,并引导我们发现我国教育学术研究不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特殊年代里,当时的教育学术根本上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教育学术及其批判可言。其所谓的“教育批判”和“教育革命”不过是以颠倒的标准进行伪批判和假革命而已,其实质是为各种阶级斗争活动合法性做辩护,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做注解。这种被扭曲的“教育学术”甚至成为倒行逆施的帮凶。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迎来了文化教育的春天。我国的教育学术逐步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成为可能。但是,“极左”的思维方式往往无孔不入,比如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就一度深刻影响了教育学术界。当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帷幕拉开并逐步深化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在全面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推进后,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否在总体上逐渐摆脱了被支配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及独立自主性,进而张扬了批判与解放的精神和能力呢?事实难以令人做出乐观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到,我国教育学术在取得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支配的胜利后,却又开始受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认为只要把生产力增强了,把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严酷的历史事实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畸重畸轻的做法必然会使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 剖析改革开放新时期持续十七年之久的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如何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其自主性及批判精神是如何再次丧失的。在这场大讨论中,共有300多篇,洋洋洒洒共200多万言,林林总总形成25种关于教育本质之说。但正如郑金洲所认为的,“这一切,仍未能令人满意。各家各派虽力求论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几乎都包含难以克服的悖论,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之声不能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回答”。[8]192教育学术界本应该回过头来反思其研究与讨论的前提预设是否存在问题,开始意识被引以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是否已演变为某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他们却并未这样做,而是仍然在概念框架里兜圈子,希图从关于本质与质、本质与规律、本质与功能等等的关系之辨析中,从对所谓事物内部矛盾或其与外部矛盾关系的分析认识中,求索走出迷宫之路。[8]193-207更为令人遗憾地是,当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运动掀起,乱象丛生的学校教育遭到有识之士痛切批判之时,却未见中国教育学术界主流反思与质疑,并运用理性的力量,对其进行严肃、彻底批判。 众所周知,教科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演变成社会生活中政治或生产力(经济)决定文化、教育,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之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所隐含的决定论思维模式实质上为文化、教育领域的独立自主性被任意侵蚀之错误行为提供了可以借以进行辩解的潜在理由,甚至为一个活动领域及其权力者支配、操控、压制另一个活动领域及其人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论证。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及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论战不仅没有进行前提性批判,反而把以上所谓的原理及价值观念作为“真理”而设置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从而使我国教育学术曾一度陷入某种深刻危机。 对于这场教育本质大讨论,涂又光先生有独到见解,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正本清源的解读,发现教科书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认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误读。[9]他以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遭遇的严重挫折和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为事实根据,通过深刻哲理性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之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不能搞相互决定论,而平等互动律才是人类这些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关系原理。[1]152-153涂先生的深刻批判及正确认知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重大成果。 三、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之道 教育学术要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至关重要的与其说是如何进行理性思维的问题,毋宁说是教育学术工作者对教育学术采取什么样态度和秉持什么样学术精神的问题。是把追求学术自身内在价值作为学术活动目的,还是把学术仅仅作为谋生与晋升的手段是对待教育学术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活动路线。毫无疑问,我们应取的是前者。也就是说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席勒所倡导的哲学之才,而非利禄之徒。我国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作为价值尺度,自觉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方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张扬其本质品性之道。 席勒在1789年耶拿大学任职演讲《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中分析认为,利禄之徒斤斤计较自我的得失。他们不是从内在精神财富中,而是从别人对自己认可、所给予的名誉和待遇等方面寻找报偿,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动力来自外在的刺激和鼓励。哲学之才恰恰相反,他们不懈追求更新更好知识,永远走向更加完善的境界。他们在研究对象和孜孜不倦追求本身中获得激励和报偿。[10]我们可以认为利禄之徒学术活动受工具理性支配,[11]31-32也即他们为达到个人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权衡如何利用所谓学术的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禄之徒把工具理性极端化就会使学术活动沦为反人道的手段和工具。二战时期,德国一些人类学家为讨好和效劳于法西斯政权而用他们的所谓人类学“知识”服务于法西斯种族大屠杀,这些人类学家及其所谓的人类学“知识”成为纳粹杀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在世界学术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哲学之才学术活动受价值理性支配。[11]31-32他们崇尚探索真理、建构美善,而不计较自己的学术活动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或危害。哲学之才为了追求真理甚至可以把自己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宁死不屈,视“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乐趣”,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就是如此。这样的哲学之才显然是最勇敢最有力量的人。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因为自己激进的教育思想和行动,遭到巴西军人政府逮捕监禁并被驱逐出境,经历了长达16年流亡生活。但他矢志不渝,历经磨难,在自己流亡生活中,加深和升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终于铸就成影响深广的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就理想类型而言,哲学之才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是具有独立主体自主性,不断自我超越的人。而利禄之徒在斤斤计较自己偏狭而非正当私利时不可避免地沦为假恶丑弱的懦夫。毋庸置疑,远离利禄之徒而成为哲学之才,在追求完美境界中而不断自我超越应成为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结合历史文化和教育学术工作者自身等方面的实际,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批判自己精神深处文化负面性东西,突破“二人”关系法则的规制,把自己从异化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 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一书中分析指出,中国人用“二人”关系给人下定义,正好把明确的自我疆界给铲除掉。[12]我们认为,生活在多重“二人”关系之中的中国人往往由各种“二人”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来定义自己。按照孙隆基的分析,中国文化重视营造温情的 “二人” 的“和合性”。我们不难看到,在富有所谓“人情味”的“二人”互动之中,弱势一方在追求安逸地顺从及舒适地依赖中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和自治性。我们的确不时能发现掩盖在温情“二人”关系下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被这种关系所笼罩,个体灵魂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二人”关系性质与法则。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在自己与各种优势力量之间,特别是与直接掌握自己切身利益的威权者之间习以为常的互动中,洞察“二人”关系性质,并分析“二人”关系法则对自己隐蔽的规制作用。在他们与威权者的“二人”关系结构中,前者自觉不自觉把自己作为对方的“自己人”,并通过后者未必是以哲学之才的标准对自己的肯定和赏识来对自己加以认同并建立自尊。同时,后者也的确很有可能把前者作为“自己人”,更多地在物质生活、荣誉待遇方面给予温情和照顾,而对他们主体的独立自主性、精神超越性并无什么真正兴趣。就这样,在互以对方为重的过程中,前者对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原则及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可能被侵蚀不设防。更为严重的是,前者把后者视为“长者”,对其有严重的孙隆基所谓的“母胎化”依赖,不仅哲学之才的自我意识被压抑,树立不起独立自主人格,而且时常在后者面前,其行为表现为成年人的“儿童化”。因此,根据中国文化“二人”关系法则,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教育学术工作者可能会因为像中国家庭里孩子被家长所对待那般,被“温情”、“善意”管理得太多、限制得太多而抱怨,但他们并无什么大的决心要坚决割断与“母体”相联系的“脐带”,以使自己“心理断乳”而健壮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一般而言,他们要对需要变革的现实保持合理的距离,并对其采取某种程度的超然态度将会是困难的。但是,必须努力揭示中国“二人”关系法则是如何隐蔽而“甜蜜”地扭曲健康人性的,暴露畸形的“母胎化”依赖是如何严重影响健康的学术思想工作的。否则,教育学术工作者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也就根本谈不上。 (二)立足于普适性价值,批判追求短视利益的狭隘性,打破思维定势惯性,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一,警惕权势的异化力量,不可为各种“霸权”所支配并为其代言。很难设想不重视普适价值,能有对真善美的真正追求。为实现普适价值的努力与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要求自己,必须重视人作为人的尊严,不管性别、种族、国别、民族等因出身而产生的人的先天性差异而同情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弱势者、被不公正对待者。对人间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压制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警觉。新时期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具有人类普遍尊严、普遍利益代言人的高尚情怀。认同于此,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二,确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之天职,打破学科独立性思维定势和情结的羁绊。“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13]29教育学术工作者要靠思想与真理而活,就必须首先为思想与真理而活。其实,我们不难明白他们成功地履行自己天职,就是对他们自己合理的世俗利益最好保证。研究新时期关于所谓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的讨论,我们不可否认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而所做的努力具有发展教育学术的良好动机,但也暴露教育学术界不少人这样的恐惧心理,即害怕因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的失去而影响教育学在大学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建制。因为这种情况果真存在,在他们看来,不仅会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而且会更直接地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固然不可否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为了自己正当的利益,对学科独立性进行某种程度辩护的合理性。但同时必须明白的是按照传统学科分类标准而成立的学科独立性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以追求真理的思想者为志职,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探究高深学问。他们应该既积极投身于丰富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扎根于教育实验,获取宝贵的研究材料;又以哲学之才的宽广胸襟,海纳百川,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和知识成果,并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勇于和善于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这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充分必要条件,才是他们自我实现之道,是他们自我认同的根源。 (三)批判脱离实际、空疏的学术作风,走出象牙塔获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把自己从自我营造的狭小研究空间中解放出来 诚如弗兰克•富里迪所认为的“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 [13]32因为教育学术及其成果毕竟要触发、指导和服务于对人发生积极影响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能完全躲在象牙塔里做书斋式的学术。为获取人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新知、真识,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仅需密切关注、积极参与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而且有时还需要深入社会,扎根于其中,深度开展如何发展不同教育对象之人性的教育实验活动。教育学术与积极影响社会、影响民众的社会参与活动在此有机统一起来。民国时期,以著名教育家晏阳初为领袖的一群教育家及乡村教育工作者,无情批判当时学术工作者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空疏的学术作风,毅然深入乡村,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忍不拔地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活动,探索乡村教育的新知真识而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影响深广。他们融主体自我批判、教育学术、民族再造于一体所从事的“真理的政治” [13]34对当今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如何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实现自我解放富有深刻的启示性。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研究存在两大颇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一是令有识之士忧虑的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弱化;其二是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问题的大讨论。把这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二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研究,可帮助我们洞悉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弱化是当下教育学术危机所在,而在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讨论中,人们在各执己见的热闹争论中而遗失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天职,恰恰就是教育学术危机的某种表象。拯救教育学术于危机之道还在于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能勇敢地、不断地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增强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 教育学术论文:一名教育学研究生的学术苦旅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具有浓厚的“学科情结”。这种情结深深地扎根于教育学的地位窘境,它使大量的教育学研究生陷入迷惘和尴尬之中。笔者通过回顾和反思自身八年研习教育学的经历后认为,教育学的地位困境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教育学知识在积累、独立性、逻辑特征等方面的独特性决定了它的“宿命”。教育学研究者一方面应意识到基础学科的价值和局限,并至少掌握一门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应认识到教育学的价值和限度,努力贡献出自己的洞见,从而树立学科自信。 关键词:教育学;教育学研究生;学科情结;学科地位 前不久,笔者偶然在西南大学主办的“教育学在线”中看到一篇题为“教育学研究生是豆腐渣”的帖子,[1]标题本身便足以激起每位教育学人的愤怒。该帖指出,考研大军中流行的口头禅是“考研究生上不了学,那就考教育学。”平心而论,文中所列理由大体属实:内容不多,好掌握;专业方向多,招得多等。事实上,国内外对教育学、教育系科及其教员、学生、课程等批评和讽刺不胜枚举。这些文献表明,在许多人眼中教育学的地位不高,价值不大。这种处境不仅令初入教育学之门的本科生、研究生感到困惑,甚至一些“登堂入室”的学者有时也免不了迷惘。教育学界前辈胡德海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此深有体味[2]: 我在几天的会上,亲耳听到不少老教授、老专家激昂慷慨的发言,……总的是谈教育学的困惑和迷惘多一些,教育学的尴尬局面依然挥之不去。有的说:“我教了几十年教育学了,现在可越来越觉得不知道怎么教了。”有的说:“当年我如果不是选择了搞教育学专业,而是从事别的专业,我此生的成就肯定要大些。”一种无奈的心情溢于言表,困惑与迷惘的情绪扑面而来。……我想我们这些老教授老专家其职责本是解我们的学生,其中包括大学教育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学习、研读教育学专业中的种种困惑的,而现在倒好,在他们的头脑中倒说有这许多不解之惑,他们怎么能够解学生之惑呢?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当代研究的趋势是打破界限,展开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探讨教育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是一个陈旧的话题,是落伍的“学科情结”在作祟。在他们看来,作为学科的教育学早已终结,研究者理应抛弃“学科情结”,将其作为多学科交流和对话的舞台。然而,对教育学研究者而言,这绝非转变观念那么简单。因为,目前知识生产和学术人才培养仍以学科形式为主,学科情结是研究者在学术生活中形成的自然情感。 笔者与教育学结缘已八年,经历了从局外人无知到局内人迷惘、怀疑、理解的过程。期间,我在教育学的学科认同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此而来的困惑和痛苦也是许多教育学研究生正在经历的。在此,笔者愿回顾自己研习教育学的学术苦旅并与诸君分享我的思考。这也许对那些处于迷惘中的教育学学子不无裨益。 一、遭遇教育学的困惑 我于2005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教育学原理专业。之前,我没有读过多少教育类的书,居然能够考中,感觉颇为意外。如今想来,当初报考教育学专业时潜意识中未尝没有“教育学容易考”的想法。虽读过《围城》,但我未留意书中对教育系的嘲讽。[3]也许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地位还不算低,我没有感受到其他学科的敌意和轻视。总之,我对教育学知之甚少。 张建国:一名教育学研究生的学术苦旅硕士期间,我对教育学有四点比较深的印象。首先,每年五六月份,我都会旁听本专业的学位论文答辩,其中最为答辩委员诟病的是论文撰写中的“两张皮”现象。教育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系指论文利用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用相当大篇幅阐述其原理,而后依该理论从中推演出相应的教育命题,后一部分篇幅较小。问题在于,两部分不仅比例失调,且往往难以融为一体。其次,教育学研究生似乎严重缺乏共同的专业知识。除所有学生必修的数门基础课程和若干教育名著外,研究生们在学习中共享的专业知识很少,常见的是依托“人头”的现象。所谓依托“人头”就是借用其他领域(主要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学者的理论来探讨教育问题。在我的同学中,有人钻研狄尔泰(W.Dilthey)、伽达默尔(HG Gadmer)等人的诠释学,也有人倾心于布迪厄(P.Bourdien)、吉登斯(A.Giddens)等人的社会学理论,而我则醉心于马克思(K.H.Marx)的著作。人类知识的海洋仿佛是教育学的素材库,任其取用。那时,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读愈多教育学之外的书,便愈发对“科班的”教育学著作敬而远之。第三,我发现,对人类理解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一般都来自相关的基础学科,且很少接受过教育学训练。后来,我才知道皮亚杰(J.Piaget)在1965年便指出:“为什么教育学却很少是教育学家的著作呢?这是一个严重的,永远存在的问题。”[4]第四,教育学的著述中经常充斥着大量正确的废话、弥漫着矫揉造作的道德热情、混杂着模糊难懂的“外来”术语。著名教育学家陈桂生先生曾抱怨:“教育学陈述中,既有过多的常识和自然语言、同时又常常冒出缺乏常识的提法和令人费解的语词。”他以国外一本关于课程的教育学著作为例[5]: 这本书中,充斥着像“课程建构(curricular construction)”、“反省水平(level of reflection)”、“分类学(taxonomy)”、“革新(innovation)”、“革新策略(innovation strategy)”、“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最优化学习顺序(optimized learning sequence)”……“隐含的背景(implicational context)”、“可演绎的假设(deductive hypothesis)”、“复杂性还原(complexity reduction)”等术语,其中有不少令人难以捉摸的词语。……如此陈述,除表明不让人懂得的决心而外,不知还有什么高明的见地? 很多不同学科的朋友初次见面,彼此介绍各自的专业。当我报出“教育学”这个专业时,人们活跃的表情立刻变得木然,接着是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沉默。他们的沉默有充分的背景和理由,但就是这些理由令我寝食难安,不由得替“教育学”生出些悲哀来。 教育学界前辈孙喜亭教授曾不无心痛地感慨:“我们不笨,不懒,也不乏悟性,可是我们怎么了?我们所从事的教育学怎么了?它们是那么地被人看不起!”[18] 对一名教育学研究生来说,最大的尴尬和痛苦莫过于承认:自己的学科地位不高,价值不大,且前途渺茫。这的确是不少教育学人内心难以回避却又不愿承认的残酷事实。但是,接受这个事实只是意味着,在学科的“地位游戏”中,教育学处于不利地位,绝不表示其没有价值,无深入研究之必要。可以说,在人类知识的等级中,某类知识地位的高低和价值的大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神学在中世纪何等尊崇,而今却一落千丈;自然科学在近代之前只是在大学之外才得到发展,现已占据主导地位。也许,教育学研究者的工作很琐碎,且价值有限。也许,“卑微的”教育世界激不起雄心勃勃的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但是,只要教育,以及研究教育的学问即教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他们便要继续与教育有关的“卑微”事物打交道。 在不利环境中,也许教育学研究者应降低对教育学的期待和承诺,少一些喧嚣浮华,多一点埋首苦干,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宏论,多一点有关教育的知识。正如普通人无需因不能成为大人物而自轻自贱,有志于教育学的研究者也不应因教育学地位不高、价值不大而妄自菲薄,亦不应因其难以成为“显学”而失望。教育学研究者承认自己必须掌握大量来自其他学科的知识,但也知道它们仅仅构成教育学研究的基础;他们承认教育学对改善教育的意义有限,但仍然愿意努力贡献出独属于教育学的洞见;他们明知治教育学之途的艰辛,但毅然选择以此为志业。这也许是一名教育学人应有的立场。 教育学术论文: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 摘要: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低迷期;三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今天,学术集刊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间尚短,教育类学术集刊在学术规范和影响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从管理制度、专业化发展和评价制度入手,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水平。 关键词:学术集刊;教育学;影响力;学术规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如何系统梳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学术集刊就是一个风向标,通过对不同时期学术集刊的归纳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1]。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教育学类学术集刊为突破口,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以期在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一、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历程与回顾 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5种教育类集刊创立。在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但为什么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创办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完全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它过分强调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了压制了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第二,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集刊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呈现出了极其鲜明 的时代特征。(1)从内容看,这些集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集刊,而是为了服务于某些政治运动特意创办的,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1958年,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了给这一运动提供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一份独特的集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再比如,为了服务于,先后创办了《教育革命通讯》、《教育革命文选》等集刊。(2)从创办主体看,分布相对均衡,行政机构2个、高校1个、学会组织1个、科研院所1个,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特征。(3)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集刊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地区,其他地方则非常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的政治地位相关。(4)从学术规范看,这些集刊还存在很大不足,出版周期不固定,发行数量和区域也非常有限。这些集刊都是应政治需要创办的,注定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性,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它们也走到了尽头。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低迷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4种新的学术集刊创刊。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也开始进入改革期、阵痛期,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机制也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中国学术集刊的发展陷入到暂时的低迷和困境之中。这一时期,集刊的创办主体主要集中于行政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特征。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集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干预,转变为对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学术转向,其中一个集刊在后来取得了刊号,转变为正式期刊。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学术集刊呈现出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3]。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学术研究已从前期的困境中走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景象,再加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次,从1999年起,教育部启动了重点基地建设,先后在全国高校建立了11个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纷纷加入到学术集刊的创办之中,为提升学术集刊的质量和研究水平提供了队伍保障。最后,为了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实施了众多战略工程,这也为学术集刊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20种新创办的集刊。按照学术集刊的创办年份,统计如图1。从创办主体看,这些集刊的分布相对集中,如表1。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第一,从创办主体看,高校已经取代其他机构,成为学术集刊创办的主力军。第二,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和上海依然是学术集刊的集中地,其他地区并没有打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垄断地位。第三,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学术集刊主要围绕教育学一级学科展开,少量涉及到二级学科或跨学科问题,这也表明,当前的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尚未突破一级学科的垄断局面,形成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跨学科为一体的多维度、多网络的学术集刊群。 二、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教育类学术集刊获得了重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集刊已经实现了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由于这些集刊创刊时间相对较短,因而在出版规范、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此,笔者以2000年后新创办的20种集刊为例展开全面分析。 从学术规范看,目前这些集刊都能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在论文格式上达到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然而,总体上还存在许多问题:(1)在审稿制度上,虽然许多集刊都宣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但由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不足,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最终只是流于形式。(2)许多集刊的稿源并不是很充足,存在着“自产自销”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集刊发表的文章并非都是原创性的,而是在别的期刊上已发表过的二次文献,这显然离真正的学术规范还存在一定差距。(3)在出版周期上,一些集刊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出版周期,而是以不定期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显然不符合学术集刊的出版要求。另一方面,一些集刊曾先后更换过出版社,在出版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也是摆在当前学术集刊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4)从更高要求看,一部分集刊虽然达到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但离国际通行的学术惯例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多集刊缺少英文目录、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等等,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一些集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辑部,也缺少专职的编辑人员,基本上都是靠教师和学生兼职完成,这是限制当前学术集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影响力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科评价中心公布的CSSCI(2012-2013)集刊来源目录显示,共有3种集刊入选,占总集刊的15%。它们分别是《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和《中国教育法制评论》。根据CSSCI被引文献篇数和次数(2005-2012)统计,排名前七位者见表2。 从表2看,第一,在20种新办集刊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的只有三种,这表明当前教育类学术集刊的总体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第二,从总体引用看,在8年的CSSCI期刊引用中,只有7种集刊被引用到,而且引用的总篇数才91篇,总次数才102次。按照平均值看,平均每个集刊每年被引1.63篇、1.82次,这一数据非常低。考虑到这只是排名前七的学术集刊,如果将所有20种集刊全部计算在内,这个数据会更低。第三,从集刊自身的影响力看,前三种集刊差距不是很大,属于“第一方阵”,但从它们的数据看,这种影响还非常有限,每个期刊的最高引用篇数和次数尚不足30;而后几种集刊的影响力显然无法与前三种集刊相比,除此之外,其他集刊还尚未产生引用数据,这更充分表明学术集刊的总体质量还参差不齐。 总之,随着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集刊已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教育学研究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这些集刊的创办时间还很短,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办刊经验,因而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4]。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发展,这些集刊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建议与反思 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作为一种新形式,学术集刊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学术集刊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的现状,应当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应当正视学术集刊的理论价值,将它们放到与学术期刊一样的地位,加大对学术集刊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从当前学术发展的现状看,学术集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在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上还无法与正规的学术期刊相抗衡,这种观念上的错位直接影响了学术集刊的发展。2011年,教育部制定并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呼吁进一步加大对学术刊物的建设力度,而学术集刊作为一种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国家首先应当破除观念上的误导,将学术集刊与学术期刊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为学术集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为了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同时,教育部也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这无疑为推动学术期刊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这些政策和工程都只针对学术期刊,因此,如何打破制度上的壁垒,将其推广到学术集刊的评选上,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以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宽裕的财政支持,从而使集刊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办刊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学术集刊的专业化,不断提升集刊的稿源质量和学术水平,扩大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不论是主编、编辑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集刊的发展。作为主办单位,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进学术集刊向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建立独立的编辑部,形成自己的专职编辑人员,积极提升集刊的专业化水平。此外,在稿源上,学术集刊应当加大征稿力度,避免自产自销或旧稿新发的不良现象,形成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办刊导向,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学术水平。 第三,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学术集刊的管理力度,建立持续性的评价体系,为学术集刊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当前,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导致学术集刊缺少活力。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长效的评价、监管和激励机制,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教育学术论文: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比较研究 摘 要: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距今发展六年,不可不谓之稚嫩,所以当今在研究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学术领域里并不完善。文章围绕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对湖南拥有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招生点的五所高校的培养方案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弥补某些高校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不足之处,进而对教育实践产生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培养方案;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湖南高校 引言 21世纪,世界已正式迈进知识信息经济新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落到人才竞争上。为了让中国在这场新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我们势必得在人才的质量上把好关,下功夫。而培养人才的大计始终要归于教育。 一、研究意义 教育学目前在我国逐步拥有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高等教育学、体育训练教育学等二级学科。我国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目的是为了培养拥有扎实理论基础的教育研究人员。高校往往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出大批的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1]。在未来,随着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规模渐渐扩大,关于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全日制教育学硕士也显得日趋重要。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湖南五所具有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点的高校的培养方案,以此进行比较研究。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1.湖南大学。湖南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点下分七个二级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2.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教育学硕士点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三个二级学科。 3.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是湖南省高校中教育学的领军者。拥有湖南省唯一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学下分十一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教育技术学。 4.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的教育学,包括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教育学的硕士点。对于职业教育和教育生态学的研究独树一帜,成果颇丰。 5.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拥有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全日制学术型的硕士点。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研究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文献资料,阅读、收集、借鉴和分析已有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联系各学校培养方案的视域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统计分析法。对搜集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展开研究,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有关资料,拟用图表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对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 3.比较分析法。以客观的、系统的、统计的方法对湖南五所高校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各个高校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主要有研究方向、学制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五所高校培养目标高度统一 培养目标是指教育目的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的具体化。经过对各校的培养目标进行总结分析,五所高校的培养目标虽描写文字不尽相同,但是其目的高度一致。均为了培养适应我国教育实情,熟练掌握系统教育学理论知识,热爱祖国,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工作作风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能,能在科研岗位做出创新研究的人才。均要求研究生掌握行业内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了解国内外教育前沿动态,善于发现问题并能独立解决专业问题。 (二)五所高校主要研究方向各有所长,湖南师范大学覆盖最广 这五所高校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各有所长,其中涉及最全面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基本覆盖了教育学下的所有二级学科,除此之外,湖南大学在教育史、成人教育学和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方向上独树一帜,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研究最为深入。在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体育教育学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方向上,五所大学基本都有覆盖。 (三)五所高校均实行弹性学制,培养方式均注重实践 湖南这五所高校对于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的培养均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为3-5年。湖南师范大学的培养方式主要包括常规学习制度、导师指导制度、社会实践制度。在学分和分期考核制度上把握学生的学习进度情况,由导师进行具体指导,注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中南大学教育学学科实行指导教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培养工作制,导师个别指导与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学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指导科学研究等。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应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2]。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均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注重创新能力,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对研究生的实践教学中进行全方面地监管与评价测量,保证培养质量,并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实践教学后提交实践学结报告,做好教学结果的反馈工作。 综合五所高校的培养方式,对于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培养,均采取学分制,中期考核制度。这些做法都很看重对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体现高校都在逐渐与社会实践接轨,纯理论学习时代已经远去,导师的作用日趋重要。 (四)五所高校课程设置分布研究 教育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学校教育,课程的学习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因此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硕士生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3]。分析比较湖南这五所高校的相关具体课程设置之后,可以一窥利弊,取长补短。期望能对提高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通过分析各个高校相关的课程设置,发现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研究生课程设置大致分为学位课(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选修课(含限选课和任选课)、补修课等。均允许研究生跨学科选修课程。均要求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必须加修所考取学科专业本科生阶段的专业基础课。这是提高跨专业的研究生的专业素质的必要措施。 五所高校的公共学位课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硕士生综合英语。 关于专业学位课的设置,各个学校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 其中,教育原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史在五所高校均属于专业学位课,而德育专题与教育社会实践专题却仅有一所学校即湖南师范大学设置,其中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教育管理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社会调查与统计课,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都把教育名著导读设置成了专业学位课,这与这两所学校跨专业学生居多不无关系,在研究生一年级阅读多本教育名著对快速提高其专业素养有很大的益处。实际上,德育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极其重要的课程,为师者无德便教不出好学生。虽德育不是所有高校的专业必修课,但是笔者认为,德育是教育工作者一生的最重要的必修课。 关于选修课的课程设置,笔者搜集了五所高校的限选课与任选课课程,总结如表1所示。 总结出五所高校都设置的选修课课程有教育哲学、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教育经典研读、国外教育文献研读、教育质量与评价、德育理论与实践。湖南大学独特地设置了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课,彰显出其对教育改革敏锐的嗅觉,紧靠时展的前沿。湖南师范大学作为省内师范教育的领军者,所设课程覆盖面最广。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教育中颇有特色。但是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的选修课课程设置数量上稍稍显少,覆盖不够全面,可以适当参考其余院校的选修课程,丰富本院研究生的课程选择。 四、思考与建议 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涉及硕士生教育的各个方面,硕士生培养的行动指南应该根据时代和教育发展的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修订。本文从湖南五所拥有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点的高校培养方案的各个方面,对湖南省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存在些许问题,建议各个高校多多参考其他学校的优秀之处,取长补短,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期望本文对我国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研究进程能有一定的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ACG国际艺术教育学术总监刘镇:信息化时代需要更多跨界思维人才 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远赴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后就读于拉夫堡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作为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废料管理师学会CIWM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建筑技术师学会CIAT亚洲中心唯一中国委员的刘镇于2014年学成归国,现任ACG国际艺术教育学术总监 作为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废料管理师学会CIWM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建筑技术师学会CIAT会员及CIAT亚洲中心委员会委员,刘镇在专业设计领域具备丰富的教学研究与实践经验,10多年国内外产品与可持续设计决策及项目管理工作经验。曾任职香港理工大学副研究员两年、英国拉夫堡大学教师四年。其后获英国拉夫堡大学土木及建筑工程学院全额博士研究奖学金,并于2014年取得该大学博士学位。 此外,刘镇还是Andrew Baldwin教授(工程项目管理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曾任英国拉夫堡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第四任院长、创新建设和工程研究中心总监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建设与地政学院院长,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协会杰出会员,现为重庆大学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在英国的关门博士弟子。曾获全球建筑建造信息化领域英文核心期刊常务副主编、国际科学与技术期刊主编特邀担任该两份期刊论文评审。刘镇为国际钢铁协会(International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后更名为World Steel Association)所研发的基于真实钢铁厂的虚拟现实钢铁厂和数字教育在线游戏这一项目曾连续获得2004年“欧洲学术软件奖”和2006年英国皇家工程学院教育创新奖。为全球建筑设计和商业咨询公司所开发的交互性模型和数字化模拟内容的英国曼彻斯特Ancoats区中心区域信息模型项目为其赢得了2006年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师协会奖。 除在专业领域内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外,刘镇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曾为拉夫堡大学召开的国际BIM学术研讨会作主题学术演讲,在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作主题学术讲座。至今,刘镇荣获了英国各建筑相关学会及组织所颁发的8项BIM培训证书。12月5日,刘镇在重庆召开的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中国西部区第十一届会员大会暨2015年学术年会上作特邀主题演讲“英国建筑信息模型技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的发展现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对中国建造产业的影响”。 留学生:你觉得英国在建筑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刘镇:诺曼・福斯特所成立的Foster and Partners是全球第一的建筑设计公司,在中国上海也有分公司。我在读博期间,有幸采访过这家公司的合伙人。通过接触我发现他们对整个流程化设计都有一个很精确的控制。每一道工序流程、每一个设计细节,他们都抓得很紧。并且他们对我们所强调的建筑设计里面“知识的可循环利用性”已经管理得很好了,就是会把上一个项目所做的知识信息用到下一个项目中去或者存储起来。他们的这种信息管理是我博士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我认为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一个方面。 留学生:你为国际钢铁协会所研发的一个项目曾连续夺得两项大奖。能谈谈该项目的设计吗? 刘镇:其实帮助国际钢铁协会获得的这些奖项,我们只是用技术的手段帮助他们实现了一个在他们当时看来是无法实现的项目。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钢铁厂它是多么的混乱、多么的肮脏。甚至有些钢铁专业的博士生他自己都从来没去过钢铁厂。所以,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要把钢铁厂三维虚拟化(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虚拟现实技术),用在线的方式使没有去过钢铁厂的人都能够体会到钢铁厂的环境、钢铁加工的流程。这个游戏上线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几大钢铁公司都派出了员工加入到这个游戏的竞赛中,所以他们也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留学生:你个人对可持续设计有什么看法? 刘镇:关于可持续设计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做过一个讲座,当时我说可持续设计在(国内)名词概念上有一些混淆,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清晰化一下。可持续设计 是一个很广的层面,它包括三层:第一层绿色设计、第二层生态设计、第三层可持续设计。当你回看这三个词时,会发现有些杂志,甚至是设计期刊会把它们三个混淆而论,其实这是错误的。绿色设计只解决单一问题,如材料、能源和减费;强调你用的材质或材料是不是可循环、是不是环保、是不是对生态环境危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生态设计解决一系列的关键环境影响因素,如材料选择、能耗、可回收和耐久性,在这个层面又加入了我们所说的“生命周期”里面的所有阶段对以上环境因素影响的考量及成本,质量和外观需求。可持续设计加入了一个社会层面(即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影响),它是和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留学生:你能简单谈一下你眼中的英国教育吗? 刘镇:其实我之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做副研究员的时候也有教过香港学生。然后我在拉夫堡大学任教期间,就拿香港学生和英国学生作了一个比较。香港学生也是用英文上课的,他们很喜欢揪老师的毛病、挑战权威、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言论。而英国学生,如果你给他们一个方向的话,他们也会很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不会那么顶真,还是会非常的有礼貌。所以在这一层来说,英国学生还是比较好的,这也可能与英国比较轻松的社会氛围有关。 此外,英国教育体系在教育本科学生时,以拉夫堡大学为例,它会要求我在上每一门课时都要有一个很书面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质量保证”。因为学校认为老师一定要有这个质量保证体系,才能确保自己的教学是符合大纲、符合学生需要的。这也意味着每一堂课,我都要对自己的东西进行评估。我在批改学生的课程作业或者考试作业的时候,也必须提出这样一个体系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告诉学生他哪些地方错了、哪些做得比较好、哪些需要改进,并且在旁边还要写出“我建议你……去改善”。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它是以如何改善学生做得不足的地方为目的的(因为对与错有的时候只不过想法不同而已)。 留学生:你认为未来的设计人员所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刘镇:现在已经是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了,设计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生存下去,如何以传统艺术与设计理念去和电脑技术抗争。但是我个人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头脑中的想法、你的Idea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电脑科技不管如何发展,它永远代替不了你大脑中的艺术创造力。电脑只会按照程序的流程来运行,它不会以一种知识沉淀、文化修养的方式去建造一个Idea,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设计人员是无法被替代的。 留学生:你在产品设计方面,对自己的工作有哪些要求? 刘镇:产品设计包括的层面比较广,像日用消费品、工业品等都是产品的一部分。如果是面向未来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前沿工业设计的发展方向是以客户体验为导向的产品设计。也就是说,产品设计的层次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如平面)或是具体的产品构建上,它是基于信息化主导的、内容定义的产品设计。 以日常家用电器为例,在设计家庭用户体验和中央智能(我们所说的智能家庭、智能大楼等)相互对接的一些信息化家电产品时,设计师必须要以人为中心,以解决个人家庭问题为导向,创造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设计。 留学生:你个人是如何看待“跨界”这一现象的? 刘镇:就我个人来讲,我其实也跨了很多界。我一开始是做产品的,然后去做产品管理、虚拟现实,最后在读博期间又从事建筑工作。这些工作看起来并无很大关联,但实际上却都有着一个联系,而我就是抓住了这些工作的共同点――信息。像产品中的产品信息模型和读博期间的楼宇信息模型,这中间就是它们交集的部分。宏观上来说,建筑其实就是件“大”产品,最终是给人用的,要用做产品的心去做建筑,用产品的信息去丰富建筑的信息。所以,只有你在一个领域里找到一件东西(即它可以与其他学科有交集的部分),然后你才能跨到另一个界里面去。如果你从事领域和跨界的工作没有任何关联,那你就很难跳到另一个领域。 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当你跨界到另一个领域之后再回到原来的领域,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通过对两个领域的接触你会产生更大的思想碰撞并从中受到启发。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性质,它会用各个专业的知识为跨界人才提供或创造一个场所、一个平台。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的现状及对策 摘 要: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前提。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现代大学制度重要内涵之一和大学发展重要条件之一的学术自由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就目前我国学术自由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我国大学实现学术自由的若干措施。 关键字:学术自由 去行政 学术权力 在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当代社会,科技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地位,而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人才的质量与数量来决定。因此,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既肩负着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责任,又担负着为社会提供丰富科研资源和成果的重任。 一、我国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的现状 (一)高校办学受行政干预过多。 大学校长任命行政化。我国公立院校领导的任命人选及职务变动大部分由中央和国务院指定。这种任命方式有一些明显特征:在公立大学中,大学校长不是从本校教师中选举产生,而是"空降兵"居多;整个任命的过程,没有公开透明的遴选,行政指令取代了繁杂的公选程序。 对大学进行行政级别的划分。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级别如下:第一类是教育部和国务院部委直属副部级高校。第二类是教育部直属普通本科高校,属于正厅级。第三类是国务院部委直署本科高校,也属于正厅级。第四类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署的本科高校,属于正厅级。第五类,省与部门和地市共管的高职高专院校,属于副厅级。全国政协委员邵鸿指出,高校行政级别区分这一做法客观上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1] (二)学术权力使用欠妥。 学术权力行政化。学者"双肩挑"现象在当代大学中普遍存在。"双肩挑"是指管理干部以管理工作为主,同时兼任教学、科研。[2]这种管理方式,带来的后果有两方面:其一,导致学术资源分配不合理;其二,无助于实现大学内部行政管理专职化。 学术权力功利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教师工作考核指标体系过于注重量化,使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变得急功近利,视教学过程为完成工作量的一种手段;背离高等教育规律,忽略学校定位和实际,盲目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层次;忽略基础科学研究,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效,热衷于应用性科学研究,盲目追求科研的商业性; [3]这些现象实质上是对传统大学本质的异化,偏离了大学的根本属性。 (三)保障学术自由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 我国《宪法》和《高等教育法》对学术自由都有明确规定,但仅是一种原则性保障,没有通过禁止性规范来限制学术失范,也没有保障学术自由的单行条例,缺少具体的实施方法和细则。 (四)学者欠缺独立意识和创新精神。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钱学森之问"是呼唤我国大学学者创新意识的最强音。钱学森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钱学森发出的疑问。 二、原因探究 中国传统文化宣扬的是以君权、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依附关系,强调牺牲个人自由与权利。中国人把学术当作服务现实的手段,强调学以致用。因此,社会倾向于把学术机构视为经济发展的附属物。 (一)传统文化是制约学术自由的思想因素。 传统文化中强烈的政治目的,影响着研究者的学术动机。儒家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根深蒂固,知识分子往往将自己的命运押在日后能否"仕途通达"上,教育与学术研究成为政治的附属品。 [4] (二)教育体制是制约学术自由的现实因素。 高等教育体制是指高等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职责、权益划分的体系和制度等。它反映了高等学校与社会、政府,以及高等学校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首先,外部环境对学术自由的制约。为了自身发展需要,大学必须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来获得经费,因此,研究课题必然会更多的倾向于满足社会、政府的需要,从而影响了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其次,内部关系对学术自由的制约。大学内部关系对学术自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矛盾上。在大学实践中,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是相互联系的,这两种管理在实际运行中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其结果往往是管理重心向行政倾斜,进而导致行政权力越位,致使学术权利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学术自由得不到保障。[5] 三、保证学术自由的措施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国家对教育的管理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制定大政方针和方向路线、负责统筹规划。职能部门对高校的行政管理应转变为用法律、经济、评估、信息、政策等行政手段在法定范围内进行管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就是政府要减少对高校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更不应代替学校行使本属于学校的职权,政府的行政职权和学校的办学权必须分离。[6] (二)在法律保障完善和人力、物力支持充足的前提下,取消行政级别。 如今,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行政级别的取消必然会导致大学内部人员社会地位的下降和大学发展所需人力、财力资源保障水平的下降。取消大学行政级别,要在构建起大学另一种制度和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因此,大学必须在得到健全法律保障和人力、财力充足支持的前提下,改变以行政级别为依据来区分大学等级的现实。[7] (三)逐渐淡化"官本位"思想,强化"学本位"思想。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在内部管理上主要沿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大学内部各级管理人员套用政府机关行政级别。大学毕竟不同于政府部门,它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 [8]。大学应以教学和学术为中心,内部的行政组织也要树立为教学和学术服务的理念,其行政服务应做到尊重和保护学术权力。 (四)健全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立法的具体内容应包括:学术自由内涵界定,学术自由权利主体和行使范围,学术自由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和法律关系,如何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保护学术自由权。还应针对侵犯学术自由权或滥用学术自由权的行为制定具体的制裁措施,[9] 对学术腐败行为进行严肃查处,把学术腐败问题提高到违法层面,用法律惩罚来约束、制裁不端行为。 (五)重建学术规范,培育学术道德。 重建学术规范,不仅要依赖于学者对学术规范认识的提高,还要依赖于学术规范的制度化。公开、公正以及合理的沟通机制,是建立有效学术制度所必需的。一方面,制度的制订必须充分尊重学术研究规律,要有利于学术正义和学术道德的培养;另一方面,要有利于调动广大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在职称评定、科研立项、成果鉴定等方面,要根据各学科、专业的特点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 教育学术论文:基于主成分分析和熵的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研究 摘要:选取17个期刊计量指标,分析2011年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4个主成分因子。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到2011年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研究结果显示:教育综合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高等教育类期刊第二,教育技术类期刊第三,远成职继类期刊第四,基础教育类期刊第五。《中国高等教育》学术影响力最高。 关键词:熵;主成分分析;教育学期刊;期刊影响力 教育学学术期刊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传播的重要载体。对教育学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是教育科研评价的重要命题。期刊评价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单一指标相对综合指标而言在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时缺乏全面性。为了突破单一指标的不足,笔者拟选取综合指标对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教育类期刊出版状况。 一、指标与方法 (一)指标与数据 1.期刊引用计量指标 期刊引用计量指标包括总被引频次、扩散因子、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被引半衰期、H指数。即年指标和被引半衰期两项指标反映期刊时效性;影响因子反映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总被引频次、他引率、引用刊数、H指数反映期刊被使用程度;学科影响指标、扩散因子、学科扩散指标衡量期刊扩散范围。 2.来源期刊计量指标 来源期刊计量指标包括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基金论文比、引用半衰期。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反映期刊数量和规模特征;基金论文比衡量期刊论文获得资助情况;引用半衰期体现作者利用文献的新颖度。 上述17项计量指标的具体解释,详见《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本文不再赘述。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选取37种CSSCI教育学期刊,详见下页表1。远程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类期刊简称为远成职继类,包括4种;高等教育类包括10种,基础教育类4种,教育技术类3种,教育综合类16种。 (二)研究方法 1.主成分分析方法 从原始多个指标变量变换为少数几个主成分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目的是进行数据的压缩与解释。通过线性变换选出较少个数的新变量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并使这些少数变量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来较多变量所反映的信息。 计算步骤如下: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求出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特征值、主成分的贡献率及累积贡献率;求出主成分荷载矩阵,选出能反映绝大部分信息(一般方差的累积贡献率应大于80%)的前n个主成分。 2.熵 (1)计算第i种期刊在第j项因子占所有期刊因子和的比重: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3)计算各因子的权重:为统一化后的权重系数。 (4)计算各期刊的综合得分:根据值大小对期刊进行排序。 二、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 为消除期刊计量指标量纲的不同,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分别按公式(5)和(6)对来源类指标、被引类指标进行处理。 通过SPSS 22软件进行分析,KMO值为0.739(大于0.7),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强,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笔者根据SPSS软件计算结果进行整理,如表2、下页表3所示。根据选取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 的成分数的原则,提取4个主成分进行分析,对原变量的累计解释力达到80.523%。因此,提取的公因子对原始变量的解释能力强,能够充分描述学术期刊来源指标与被引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原来的17个指标被压缩成4个指标。 总被引频次、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扩散因子、H指标、来源文献量、机构分布数、地区分布数、基金论文比,在第一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相关系数高达0.7以上, 说明第一主成分基本反映了以上9项指标的信息。他引率、被引半衰期、平均作者数、引用半衰期,在第二主成分上相关系数高达0.6,说明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以上4项指标信息。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平均引文数,在第三主成分上相关系数较高,说明第三主成分主要反映这3项指标信息。第四个主成分,主要衡量他引率、扩散因子、被引半衰期、学科扩散因子。前三个主成分基本反映了16项指标全部信息(贡献率占74.1616%),加上第四个主成分更符合主成分提取的基本要求(大于80%)。 根据下页表4可以得到主成分1的表达式,主成分F2、F3、F4计算方法同主成分F1。F1=0.137×总被引频次+0.068×影响因子+0.009×即年指标+0.044×他引率+0.137×引用刊数+0.11×学科影响指标+0.054×学科扩散指标+0.017×被引半衰期-0.107×扩散因子+0.131×H指标-0.126×来源文献量+0.083×平均引文数+0.064×平均作者数-0.091×地区分布数-0.119×机构分布数+0.089×基金论文比+0.022×引用半衰期。 将主成分F1~F4代入公式(1)-(3),计算得到四个主成分因子的权重系数,如下页表5所示。通过公式(4)计算得到37种期刊得分,如表6所示。可以发现,第一主成分因子权重最高,值为0.3102。第二、第三、第四主成分因子权重分别为0.2263、0.2297、0.1938,四个主成分因子权重依次降低。 从期刊分类来看,其平均得分,教育综合类16种期刊为0.03,高等教育类10种期刊为0.029,教育技术类3种期刊为0.025,远成职继类4种期刊为0.021,基础教育类4种期刊为0.020。教育综合类期刊总体学术影响力最高,教育技术类期刊居中,基础教育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低。 从综合得分看,学术影响力排名前五的期刊中,高等教育类期刊占3种,教育综合类期刊占2种。《中国高等教育》得分最高,表明该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得分第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分别位列第三、第四、第五位。学术影响力排名居中的期刊主要有:《大学教育科学》、《复旦教育论坛》、《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课程・教材・教法》、《现代大学教育》。学术影响力排名后五的期刊中,远成职继类占1种,《开放教育研究》学术影响力最低;基础教育类占3种,分别是《学前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中国特殊教育》。教育技术类期刊中,《现代教育技术》排名倒数第五位。 三、结论 选取《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的17个期刊评价指标,分析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4个主成分因子。通过熵值法对主成分因子进行赋权,计算得到2011年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研究显示:教育综合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高等教育类期刊第二,教育技术类期刊第三,远成职继类期刊第四,基础教育类期刊最低。《中国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学术影响力位于前五名,《开放教育研究》《学前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中国特殊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学术影响力位于后五位。 教育学术论文:广东教育学会度学术讨新理念下尝试新型教学策略之我见 摘要: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推广与实施,音乐教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课程理念下的小学音乐教学,更注重音乐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追求回归音乐本真,追求音乐本色的教学目标。这就要求教师要改变原有陈旧的教学方式,从教学方法上要更加灵活。 关键词:尝试 新型 教学策略 音乐教学以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突出音乐特点;关注学科综合,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展评价机制五条基本理念。这些新理念为我的教学提供了新的设计,实施中提供了新的方法。 一、启发学生表现美,激发唱歌的兴趣 唱歌最大的目的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感染。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教学生唱会一首歌,重要的是要启发学生准确地表达出歌曲的感情和艺术形象,进入歌曲的意境,用自己的真情去演唱和体味。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进入表现音乐的最佳状态,唱出的歌声真挚动听,从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使学生充分理解歌曲的内容。对于理解能力差的低年级学生来说,如果教师仅用抽象的语言去引导学生理解歌曲是远远不够的,教师要把音乐同学生的生活融为一体,结合他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和词语,作形象的比喻和讲解,把歌曲蕴涵的丰富情感和艺术美挖掘出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他们将整个身心投入到唱歌中去,正确地、创造性地表达出歌曲的情感和艺术美。 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表演,增强学习音乐的兴趣 表演与音乐是紧密联系的,表演是教学中备受学生喜爱的内容之一。一年级的小朋友活泼好动,每学一首歌曲,我都根据歌词内容启发他们进行律动或表演,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歌曲,记忆歌词。在启发学生表演时,我是这样做的:①启发学生进行即兴表演;②根据学生表演编排一套好的动作教给学生;③个别检查。在个别检查时,学生常常会被一些漂亮的动作和优美的造型所吸引,教学里常常会自发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台下的“观众”纷纷举手要求上台表演,连平时最胆小的学生也跃跃欲试,台上的表演者因此更加起劲,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样一来,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表演能力,加深了学生对歌曲的理解,而且也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自制乐器练伴奏,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 学生学习打击乐器的演奏,不但可以培养他们的节奏感和识谱能力,而且还能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为了激发孩子动手能力,增强课堂教学的氛围,使课堂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我发动学生在家长帮助下自制打击乐器,如用易拉罐或小瓶子装人沙子作沙捶;用铁丝将酒瓶盖儿串在一起当串铃;用两个香脂盒对击做小镲,用铅笔敲纸盒当小鼓等。学生们用自制的乐器边唱边奏得意极了。我在教学生学唱《过新年》时,做了这样一个集体练习:全班学生分为4个组,第一组敲小鼓,第二组打小镲,第三组唱歌,第四组手持彩绸表演。寓艺术熏陶于表演之中,使学生体会到自己是课堂的主人,这既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图、讲、演结合,诱发欣赏音乐的兴趣 欣赏音乐,不仅需要形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而且需要欣赏者用自己经历过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去感知体验。一年级的小朋友正处于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生活阅历浅,经验积累少,要使他们真正理解音乐,达到陶冶性情、培养情操的目的,就必须根据他们的思维特点,通过形象活泼的画面、生动有趣的故事、简短的启发谈话等形式,运用听觉和视觉同步感知的方法来帮助他们理解作品,然后再让他们在动听的乐曲声中自由充分地想象、体验,使其根据各自对音乐的理解程度,及直接、间接和形象的记忆,用不同的颜色、线条、文字、动作表现出来。例如,管弦乐曲《小鸭和大灰狼》是一课“音色”要素的学习,节选了交响曲《彼得与狼》中的带有情节的音乐片段。于是在欣赏时,我采用风趣幽默的故事描述情景;为了让孩子在视觉与听觉结合,在欣赏的同时,我先结合插图讲了小鸭和大灰狼热烈场面,然后初听音乐一遍,复听音乐时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为使学生更好地感知乐曲的情绪,再听音乐时便让几名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同学们兴高采烈、情绪高涨,表演得非常精彩。在这个从感知到体验的欣赏过程中,学生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作品,深刻地理解音乐,充分欣赏音乐鼓励创新贯穿音乐教学始终 五、采用鼓励式评价,增强信心,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 鼓励式评价对学生学习具有激励作用,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教师的评价对学生的创新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鼓励创新的评价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培养提高创新素质和创新人格;专断死板的评价则会压抑和泯灭学生的创造性。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涉及到对学生的评价时,一定要慎言谨行。努力运用好评价的艺术。 以上是本人通过学习2011新版课程标准解析与教学指导后,进一步实施采纳的几点做法,通过以上的几点做法,我发觉我在课堂教学中的行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单一的注重知识传授转为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愿望和学习能力的培养。记得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处处是创造之地,时时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增强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培养了学生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与他人合作相处的良好的人文素养,为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作好有力的保障。同时,我也感到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为了使实验工作更加有效,作为新课程改革下的一名音乐教师,更要集思广益、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学习音乐的氛围,让学生在音乐课堂上扬帆起航。
中外文化论文:浅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然而不论是哪种语言均有着各异的文化习惯、表达方式,使得对外汉语教学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文章通过阐述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P联性,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展开探讨,旨在为如何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研究适当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对外汉语 中外文化 对比 教学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为了开展好对外汉语教学,一方面要对外汉语教师掌握语言教学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关注文化教育的对外汉语教学理念,充分明确语言、文化相互间的关系,重视自身综合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因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跨文化意识变得十分迫切。由此可见,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开展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著名语言学家古德诺夫曾提到,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这一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言相互间持有整体、部分的关系,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语言的主要表现是学习了解文化的重要工具,人们在学习、运用语言过程中可汲取各式各样的文化。由此表明,语言、文化相互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容,文化通过语言得以呈现,语言受文化所决定。 二、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 2.1概念意义的区别 对于英语、汉语而言,两者众多词语对译时通常可运用同一词汇,然而,这些相同词汇的概念意义却不尽相同。例如在英语、汉语词汇中,均存在“龙”这个词汇,在两种文化背景下,它均为神话故事中的一种动物。然而在英语中,“dragon”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会喷火、无比凶残的怪物,象征着灾难;在汉语中,“龙”这是象征九五之尊的神奇动物。因而,在中国,有“龙的传人”、“望子成龙”等说法。又如英语、汉语中的“intellectual”和“知识分子”,前者表示的是具备极高学术造诣的人,后者则表示的是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英语、汉语中还存在很多这样的词汇,它们往往拥有相一致的概念,然而具体到概念意义则不尽相同。 2.2相关词语的空缺 受历史文化差异影响,使得汉语中大量词语在其他语言中难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的词语,例如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词语,诸如天台、朝服、顶戴、兵马俑等;相关古语词语,诸如鼎、缶、矛等;汉语中有大量成语典故,它们的文化内涵难以简单释义,自然在其他语言中更缺乏相对应的词语,诸如画蛇添足、掩耳盗铃、闻鸡起舞、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汉语中还有大量歇后语,诸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小葱拌豆腐――一清(青)二白、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孩子的脊梁――小人之背(辈)等,牵涉各种汉语的谐音词语,用其他语言对译起来难度很大。 2.3联想意义的不同 “借物喻人”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大文化传统,众多事物凭借其相关特性,被赋予对应的精神、意义。所以,汉语中存在大量该类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的词汇,如被赋予“自强不息,顶天立地”精神的竹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梅花等,在汉语文化中极为常见。这一系列联想意义会极大程度影响汉语留学生对汉语词汇的了解及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加以重视。 三、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全面对外汉语教学在时展新形势下,要紧随社会发展脚步,强化改革创新,在先进教学理念的支持下逐步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如何进一步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可以从以下相关内容着手: 3.1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通常而言,口语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的第一步。在初级汉语学习阶段,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尤为关键,由此要求教师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一开始,要注重合理引入文化因素,调动起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为后续深层次教学奠定良好基础。 以谐音词汇教学为例,谐音指的是依托汉语词语的音同或者音似特征,由一个词语联想到另外的相关词语。谐音取义既是汉语的一种修辞手段,也是汉语民俗文化的一大特征。谐音取义的特殊语言交际形式,显现了汉族人民趋吉避凶,重委婉含蓄,避讳正面冲突的文化心态。谐音词汇教学应当结合学生汉语水平实际情况开展教学。 对于初级阶段学生而言,谐音词汇教学应匹配学生汉语水平引入相应包含的文化。例如,在初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简单引导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进行讨论,向学生发问:1)中国有哪些节日?2)在这些节日里,中国人都是怎么庆祝的?3)在中国节日庆祝过程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在问题1中,学生普遍会回答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等节日,教师可对学生回答予以补充,并对某些重要节日做简单介绍,如春节,它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圣诞节,全球众多国家大都有庆祝新年的节日,不过与中国庆祝方式存在一定区别。在问题2中,初级汉语水平学生通常仅可说出简单的几个词汇,如春节,学生会提到贴春联、发红包、拜年等词汇;中秋节,学生会提到赏月、吃月饼、团圆等词汇。教师可汇总学生说出的众多词汇,连词成句,利用简单的词句对相关节日进行介绍。在问题3中,大部分学生一般会答不上来,但一些在中国过过春节的学生,则会纳闷为何家家户户会将“福”字倒着贴。针对学生的这一疑问,教师便可向学生讲述,“福”字倒着贴即为“福到了”的意思,“到”和“倒”互为谐音,汉语中时常会借助谐音词汇来表达美好的祝愿。在初级口语教学期间,教师主要可采取诱导手段,对学生开展谐音词汇教学。 在中高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选取探讨方式对谐音词汇开展教学,向学生发问:1)中国人为何选手机号码或车牌时通常不选“4”?2)为何向男女朋友送礼物时不宜送伞?3)请就中国谐音现象,列举一些例子。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他们通常都明白为什么不选“4”,但并不明白为何中国人如此忌讳死亡,此时教师便可引导学生对中国人生死观念展开探讨。学生也明白“伞”与“散”互为谐音,意为分散、分开。最后,教师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日常遇见的谐音现象,诸如“鸭梨山大”是什么意思,“果酱”是什么意思,“围脖”是什么意思等,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相互分享自身成果,最后再对学生所提到的谐音词汇进行比较分析,防止学生混淆。 3.2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了解h语相关文化背景,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学习到更纯正的汉语。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重视向学生教授汉语的文化背景,特别是文化词汇的理解,从而防止由于中外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理解偏差。文化词汇指的是包含文化内涵的词语,对于汉语阅读的学习,倘若难以对词汇文化内涵形成有效认识,则无法真正意义上掌握词汇表达的含义。 以彭志平先生编著的《汉语阅读教程》中《京剧脸谱》为例,在该篇讲述中国戏曲艺术的文章中,包含了大量文化词汇,部分词汇理解难度大,在阅读理解前教师应当对相关影响阅读理解的生词进行着重教授。如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写意、淋漓尽致等词汇,其中,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在其他语言中均有相对应的词汇,理解难度不大。然而写意、淋漓尽致此类词汇对于学生来说则较难理解,在向学生解释“写意”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中国画、西洋画,通过让学生对中国画的“写意”与西洋画的“写生”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认识到“写意”强调的是生态的表现及创作者情趣的抒发。在向学生解释“淋漓尽致”时,教师可利用脸谱反映的人物性格来进行教授。向学生讲述京剧脸谱中多种不同色彩代表的人物性格,如红色代表忠勇侠义,通常为好人;白色代表阴险狡诈;紫色代表刚正威武;绿色代表勇猛莽撞等。一般的色彩,学生理解起来难度不大,然而在京剧脸谱中,色彩对应的人物性格则不易理解,这也与中国人对色彩的认识密切关联。在对色彩开展教授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与色彩相关的中国传统,帮助学生理解各种色彩对应表示的人物性格。教师可首先向学生发问,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有哪些具备脸谱性格的人物,教师再进行举例。如,红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关羽;白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曹操;黑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包公等。 对于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而言,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通过对各种色彩对应人物性格的介绍,教师便可选取京剧片段开展教学,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色彩的有效理解。进一步再向学生提问:1)京剧脸谱有何作用?2)脸谱和中国画有何共同之处?3)列举中国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人物,及他们在脸谱中对应何种色彩。色彩与人物性格、脸谱图案与中国画均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中国画的认识可极大程度地影响学生对脸谱的理解。通过对阅读理解题的回答,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的有效认识。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跨文化交流,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单纯借助教材开展语言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各种语言均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对文化背景未能形成有效认识,便难以掌握该门语言的精髓。鉴于此,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全面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清楚认识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关联性,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积极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序开展。 (作者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摘 要:汪曾祺可以说是有着中西文化背景的一位作家,其作品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身影,也能够看到西方文学的融入。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小说中很好地借鉴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艺术手法,同时也积极运用西方的哲学思想以及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将二者有机结合,并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使小说作品的韵味、情感充分的表达出来。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中外文化;影响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士大夫,在短篇小说上颇有成就。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汪曾祺依旧主张回到民族传统,这并不是一个固有的模式,而是继承和发展前人,聚集精髓,将作家自身的情感融合到其中,从而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学。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汪曾祺的小说中总是充满着“中国味儿”,因为他热爱传统文化,因此在创作上注重回归到现实和民族传统中,强调使用中国味儿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散发着传统文化的韵味,传统的思想以及艺术等都在其小说中体现出来。 (一)传统思想 很多小说创作中都有传统思想的身影,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在各家传统思想的衬托下,形成了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在他的笔下,人们是充满爱的、是自由的、是有希望的。 由于受祖父的影响,汪曾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习读《论语》,这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思想中,“仁”可以说是精髓,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就充分的展现出儒家仁爱的思想。但是汪曾祺笔下的“仁”是一种博爱、普世的爱,他认为人应该是积极乐观的生活,因此他用文字构造的世界中都是充满美好与和谐的。如《受戒》,原本菩提庵是一座超凡脱俗的圣地,但是这里并没有戒律清规,小和尚将出家作为职业,在这里可以娶妻、可以喝酒吃肉。汪曾祺想要通过这样的描写创造一个不受压迫、束缚、自由的社会。 (二)传统艺术 汪曾祺对传统艺术科学的继承,进而使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得到提升。使用诗化的语言,使其作品的文学魅力得到充分的显现。叙述中运用“空白”的手法赋予小说以节奏感。使用暗示烘托出耐人寻味的意境。 汪曾祺小说的内容大多是民族风情、地域文化、童年等,尽管他描写的人物都是艰难、挣扎的活着,但是却依旧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积极向上的态度,散发着人性的美好以及作者的希望。汪曾祺的小说像诗又像画,用平静的语气诉说平凡的琐事,自然地流露出情致,他喜欢用有诗意的语言,用短句或词语单独成段,形式像诗歌。如《复仇》,“......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一城灯!嗨,客人!”[1]通过诗化的语言描绘出了如烟浩渺的境界,可以说是汪曾祺小说的神来之笔。在叙述节奏上,能够做到张弛有度,任何情感都不写到极致,适当的留白使小说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天鹅之死》中,“......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她的眼泪流进了她的梦。......”这段文字有着比较朦胧的诗意,如果将空白的部分进行补充,就没有原来的诗意,也会显得比较乏味。 二、西方现代文W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一)西方现代主义作家 汪曾祺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有着明显的现代性特点,主要是由于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时的影响,在进入文坛之初就开始接触外国文学。 在汪曾祺自己看来,契诃夫和阿索林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他觉得契诃夫是真正的现代作家,作品洒脱自由,好像将任意组合文字就能够形成一步作品,汪曾祺喜欢契诃夫的自由、不受文体模式的束缚,并且更加关注生活。汪曾祺的创作思想、艺术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对于阿索林,他认为阿索林的小说像是安静的小溪,但是又充满活泼。汪曾祺也继承了阿索林灵动恬淡的写作风格。阿索林的小说没有刻意的对人物形象,也基本上没有情节,更没有充沛的情感,是利用比较细腻的眼光观察生活,这也是汪曾祺的创作美学。 此外,汪曾祺的创作也受到了卡夫卡的一定影响,卡夫卡善于运用象征的手法,但是并不是明显的象征,而那时一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象征,其中的韵味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和品尝。汪曾祺在40年代时观念也出现了变化,对写作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认为真正的小说应该是现在进行式的,一切都像真的,并且没有解释说明,也没有过分强调,是绝对真实的写照,随处都有象征,但是又没有象征的“意味”,是自然的[2]。这种想法就是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 (二)西方现代艺术 汪曾祺在创作中也应用了一些西方叙事学的创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叙事。 汪曾祺从4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意识流小说也是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他阅读了很多翻译的小说,涉猎很广,他的创作受到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比如《绿猫》、《复仇》、《小学校的钟声》、《礼拜天的早晨》等,汪曾祺意识流小说有着散文化的特点,如《复仇》,“山越来越高,......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3]这本来是描写复仇者的心理,是一种意识的无规则活动,但是作者写连绵的山、无边的天以及弯曲的路,好像是没有希望。于是人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执着又孤独的复仇者。40年代是比较动荡的时期,这时汪曾祺的意识流小说大多是表现知识分子的迷茫与孤独,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消极性是一样的。如《绿猫》,通过“我”的视角讲述夜深人静时,人物复杂的回忆以及思绪,“我”的意识流动,是主观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通过客观事物引起的,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主观世界的不同。 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意境之美,意境是通过很多方法进行描写的,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风物的描写,在他诗化的小说中注重情绪和想象的描写。如《昙花、鹤和鬼火》就是纯风物描写的小说,主人公李小龙看到了昙花、白鹤、鬼火的美,“忽然又飞快了,聚在一起;又散开了,好像笑了,笑得那样轻......”[4]这里描写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阴森的鬼火,而是柔美灵动的。这三个意境十分美,但也是稍纵即逝的,在描写中能够感受到作者淡淡的忧伤。这些原本平淡的事物通过汪曾祺的描写,变得充满韵味、充满想象。 三、结束语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深受传统与现代的影响,他的小说可以像清泉一样澄明透亮,又可以向迷雾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平凡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一股力量,牵引着人们走近汪曾祺和他的小说,汪曾祺的作品虽然没有鸿篇巨制,但是他的作品却像是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值得我们一步步去攀登和踏寻。 中外文化论文:论中外文化差异对教育翻译的影响 【摘 要】文化和语言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社会文化环境产生语言,同时也影响着语言,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本文通过描述不同语言之间文化的差异,围绕在语言中所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来阐述并且分析文化背景、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各种影响,并结合实际说明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教育翻译的有利影响及不利影响。 【关键词】中外文化;差异;教育翻译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翻译的字面意思想要理解不难,但真正要做起来却实属不易。在翻译中,我们发现,语法和句子结构并不会给我们造成真正的困扰,而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历史因素造成的言语活动的负迁移才是造成真正困难的原因。 在教育翻译中,造成错误的,一般不是由于词语的表述不当导致的,而是对不同文化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正是因为文化和语言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知识,关注其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确切地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和思想。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并自主进行合适的处理,使译文既能不偏离于原文,又能符合源语言的表述习惯。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心理会产生不同的语言,不了解不同语言内在的不同的社会文化,也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之间的相通之处。通过分析中外文化差异,本文提出存在的主要差异以及对翻译产生的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分析 (一)文化理念的差异 儒家文化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学的“和”的观点在中国的文化上有着重要的体现,“和”强调了平衡、对称、统一的中国造型方法,以规规矩矩、四平八稳为最美。“和”观念更为注重的是天与人的和谐、社会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注重天地人和,它强调了群体的价值,认为个体产生于群体之后,先有群体后有个体,个体是群体之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后天的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会对思维方式造成主要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环境中成长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人们通常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所描述的问题内容也就存在差别。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加擅长形象思维,他们把事物看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和”的思维模式,即更注重平衡与和谐。因此,汉语更加注重语义,语义变化非常大,同一句话即使在不同的语境下也会有着各不相同的含义,这也是中国文化含蓄、内敛的最好体现。而西方人更加擅长逻辑思维,他们经常将要分析的对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从细节之处进行深刻分析,这也是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最好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加深合理的思维认识,合理的分析不同文化间的表达方式。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一定性 文化和语言二者息息相关,语言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表征 1.信仰不同引起的翻译不对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的动物象征是龙,龙代表大气磅礴的民族精神,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中国有“龙马精神”“龙凤呈祥”等说法。但在国外文化中,龙是恐怖的动物,代表着邪恶。 2.受社会风俗习惯差异影响的翻译不对称 我们遇到熟人打招呼的时候通常会说“干什么去啊?”“您吃饭了吗?”如果在翻译的时候直接将这类的话直译,那么绝大多数西方人听了都不会开心,他们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也难以接受,甚至于认为你干涉了他们的自由。 三、克服教育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 显然, 翻译工作者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才能理解两种语言之中的文字的其中含义。 (一)在教育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 想要更加准确地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必要深刻地掌握和理解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从而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文字的含义。对于教育翻译而言,我们要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准确把握翻译材料中的文化内容及细节,以免产生错译、漏译等问题。 (二)在教育翻译的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素养 文化对于中外语言翻译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不断学习中外文化知识,不断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修养。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重视和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 加强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可通过浏览一些中国的历史故事、文学名著、观看历史影片等。 2.重视和加强英语文化教育 作为译者应该从多个渠道获取英语文化知识。如:阅读外国文学著作、观看外国影视作品、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习俗、进行国家间的文化习俗的比较等。 四、结论 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应首先忠实于原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互为弥补和完善,挖掘其更深刻的含义,完成文化思想的转化。这些方面在教育翻译中也应深深地体现出来。 中外文化论文:梁实秋与中外文化 内容摘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本文从他的家庭环境、启蒙教育、清华求学、美国留学、人生选择等方面探究多元文化对梁实秋的影响。 关键词:梁实秋 中外文化 人生选择 自由 保守 当代文坛鲜有作家能像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大家那样,去深入的学习、了解、领悟、吸收中西方文化,并进而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的变革与发展。这些大家有一些共同点:出生于晚清、成名在民国,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感受着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碰撞。他们都曾在国内潜心求学,之后选择漂洋过海,再回过头来,用各自已经形成新的的眼光来观照亟待觉醒与振兴的中国。胡适如此,鲁迅如此,梁实秋亦如此。 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往往决定这个人的心性、视野、格局与情怀。作为学者和作家的梁实秋,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成就了他的灿烂人生。 一.家庭环境:传统与现代 梁实秋出生的1903年,其时正处于清朝的尾声,一个不断衰微的王朝在做着最后的挣扎与喘息,在这个老大帝国京城的一个胡同里,梁实秋开始了他的人生旅程。 他的“老家在北京东城老君堂”,“这是一栋不大不小的房子,有正院、前院、后院、左右跨院,共有房间三十几间,算是北平的标准小康之家的住宅”;他的家庭“不是富有之家,只是略有恒产,衣食无缺”。[1]所以在他的儿时记忆里,有的是商店林立的东四牌楼,卖着汽水和蜜饯桃脯的干果铺子,能买到英文教科书《汉英初阶》及墨水钢笔的汉英图书馆,佛堂改成的书房,院子里的紫丁香、梨树和西府海棠,“天棚鱼缸石榴树”、“大放光明”的电灯、“生怕削断了手指”的电扇……在这样的环境里,梁实秋开始触碰传统和现代。 长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家族,不可避免地要适应长幼秩序、膳食规矩、祭祀礼仪,但让梁实秋记挂更多的是胡同里“打糖锣儿”的声音,夜晚钻进被窝齐头睡在炕上的欢声笑语,祖父的慈祥与呵护,母亲的怜爱与严格……这些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他童年那颗幼小而又温暖的心灵。 二.启蒙教育:学堂与小学 梁实秋六七岁的时候进了内政部街西口内路北的一个学堂,在这所学堂学得了什么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开学那一天,学生们都穿戴缨帽呢靴站在院里,只见穿戴整齐的翎顶袍褂的提调学监们摇摇摆摆的走到前面,对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领导全体行三跪九叩礼”。[2]梁实秋以这种极富传统文化意味的仪式开始了他的学业。之后他跟着家里请的一位教师学习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有贵族学堂之称的陶氏学堂读了两年。 武昌起义,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终结,中国完成了一次变轨,一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教育的剧烈变革到了爆发的时间节点。对梁实秋来说,这当然不仅仅意味着减去辫子,他的童年生活也随之改变。“革命以后,情况不同了。我的家庭也起了革命。我们可以穿白布衫裤,可以随时在院里拍皮球……”[3]“民国成立,薄海腾欢,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先生不愿到南京去就职,嗾使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与阴历正月十二日夜晚兵变,大烧大抢,平津人民遭殃者不计其数。我亦躬逢其盛。兵变过后很久,家里情形逐渐稳定,我才有机会进入公立第三小学。”[4] 东城根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既称“小学”,说明是新式教育。课程不仅有国文、历史、地理、习字,也有算数、英文、体操等科。在这里,梁实秋接受了启蒙教育,夯实了他的学习基础。他的启蒙老师周士毕壬的教导和训育,对他人生习惯的养成影响很大。“我记得他特别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例如纽扣是否扣好,头发是否梳齐,以及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无一不加指点。他要求于我们的很多,谁的笔记本折角卷角就要受申斥。我的课业本子永h不敢不保持整洁。……在我们心目中他几乎是一个完人。”[5] 三.清华求学:美国与爱国 1915年,梁实秋以直隶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在那时尚不大引人注意”,“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6](学校创立是由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在这里的八年求学时光,让梁实秋收获颇多,难以忘怀。因为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清华在教学上既管理严格又处处模仿美国,这对梁实秋大有裨益。 清华对新生管理严格,起床、洗漱、就餐均有要求,甚至规定学生每两星期要向家里写家信一封、身上不许带钱、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禁止看小说等等,一旦违规,就会受到处罚,“闭门思过”。这一切在后来被梁实秋所理解:“我们事后想想陈莜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办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7]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8]上午的课如英语、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生物等一律用英文讲授,又有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这样 “难得的好老师”,梁实秋因此受到了极好的英文训练,这为他日后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和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的成就打下了基础。两位美籍女教师教导他练习使用“议会法”,让梁实秋体会了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和民主社会的集会艺术,还教学生们“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大纲,有时从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9]梁实秋的国文老师徐镜澄先生,最独到的地方就是改作文,教梁实秋许多作文的技巧,梁实秋“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废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要力求挺拔,避免`茸”,[10]多年以后,作为作家的梁实秋的文风淡雅自然,当与此有关。其他诸如音乐、数学、生物、手工、国画、体育等科,虽不是他之所长,却也让人回味。 毕业前一年梁启超的一次题目为《中国韵味里表现的情感》的演讲对他影响甚大。任公先生的学问和风采彻底征服了年轻的梁实秋,以至于梁实秋后来写到:“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11]在清华,梁实秋仔细阅读过胡适、周作人等人的著作,“《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是每期必读的”,[12]如此说来,梁实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缘分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注定。 在一个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作为学生的梁实秋有着最朴素的爱国情感。清华上午的课一律用英文讲授,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这激起了梁实秋的“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上午在课堂就偏偏不驯服。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到骄傲呢?”[13]在清华读书期间,梁实秋也曾以爱国学生的姿态参加了“五四”运动。 四.美国留学:思想和学术 梁实秋对毕业出国一事,“一向视为畏途”。[14]早他一年到美国的闻一多劝他出国见见世面,“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他的恋人程季淑女士深明大义地支持,所以无奈也好、不舍也罢,这种种因素还是促成他迈出了去美国留学的步伐。 1923年8月,“清华葵亥级六十余人在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放洋”。[15]带着与恋人的“三年之约”,带着她绣的“平湖秋月图”,带着新做的西服和国旗,梁实秋出发了。在这艘船上,还有两位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冰心和许地山。 梁实秋到了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英文系、哈佛大学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研究所学习、进修,1925年获得哈佛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的思想体系逐步建立,他的学术才华开始显露,而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欧文・白璧德。 欧文・白璧德(1865C1933年),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文学批评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梅光迪、吴宓都曾师从于他。梁实秋评价他“是一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义学者”,“他重视的不是‘创造力’而是‘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璧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白璧德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家与老庄的著作”,[16]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当这种西方文艺理论与梁实秋身上的中国传统观念汇聚融合,就造就了梁实秋理性与节制。 1924年秋天,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选修了白璧德教授的“十六世纪以后的文艺批评”,“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绪几乎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17]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实秋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批评文字《论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他以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对新文学进行了一次反思。梁实秋后来的《文人的纪律》、《文人有行》等文,“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 就在梁实秋在美国似乎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做出了回国的决定。对于当时的情况,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写到:“我爸爸上美国留学,我妈妈等他三年。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说好了三年,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那时候妇女只要家庭一给说好了,包办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我妈妈结婚。”[18]就这样,梁实秋结束了美国留学生涯,回国实现了当初的“三年之约”。好在此时的梁实秋在思想和学术上已经开始通达,他将用新的眼光来观照这个国家。 五.人生选择:自由和保守 1926年,梁实秋归国。先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后由于时局动荡前往上海。 在上海的梁实秋以新创刊的《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评论,参与了当时的影响重大的文学论争。“我当时的文艺思想是趋向于稳健的一派,我接受五四\动革新的主张,但是我也颇受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影响,并不同情过度的浪漫的倾向”、“我自己觉得我是处于左右两面之间。我批评了普罗文学运动,我也批评了鲁迅”。[19]梁实秋以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创作不应该受阶级的约束、思想自由等观点与左翼文坛展开论争,成为当时两大文艺思潮对立下自由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自由主义作家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族、国家的呼唤,他们也是以自己的不同于革命作家的方式,通过也许更为曲折的道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以及社会生活保持着或一定程度的联系。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20]回忆《新月》杂志,梁实秋说:“老实讲,文人对于劳苦的大众总是同情的,中外古今并无二致。”[21]回忆抗战时期,他写到:“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命运如何。我将尽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22]不管是在清华“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的梁实秋,还是带着国旗去美国留学的梁实秋,亦或是抗战时期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梁实秋,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从未改变。只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激进”、“保守”这两条路线上,梁实秋选择了后者。 1939年后梁实秋陆续发表过《雅舍小品》,加上其他一系列的散文,奠定了梁实秋现代散文大家的地位。有太多的评论家严谨细致地研究过他的文章,并从“技术”层面总结了他的散文风格。其中有不少人从梁实秋的文化背景和当时情况出发,分析了梁实秋散文语言和内容上的特点。关于梁实秋散文,本文要提的一点是:梁实秋的散文风格是他自由和保守的人生选择投射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必然。梁实秋是一个文品与人品高度一致的作家,也是一位前期和后期高度一致的学者。在一个呐喊和斗争占主导地位的大的时代背景里,他在创作上依然选择不被政治左右,拒绝激进,因此,他的散文走向了从容旷达、淡雅自然、幽默闲趣。 梁实秋的自由与保守,似乎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他的文艺理论和散文创作因而在当时并没有那么灿烂夺目。然而,当喧嚣落幕,我们终于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发现了梁实秋的文化坐标与精神价值。 六.结语:马褂与西装 翻看梁实秋的照片,他穿的不是马褂,就是西装,这正是中西两种文化的象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他的成长及求学经历充满了中外文化的元素,而正是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梁实秋选择了自由与保守,这也成就了梁实秋的灿烂人生。 “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自豪”(梁文茜语)。[23]文化无国界,但学者却有自己的祖国,在文化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执持。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差异对公益广告语翻译的影响 摘要:公益广告是一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尺,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公益广告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对于英语语言研究者来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根据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分析了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提出了中文公益广告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公益广告 文化差异 翻译 广告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其背后承载的信息常常具有本地的文化印迹,公益广告与其他广告不同,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形式,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为公众切身利益服务,具有社会的效益性。它通过传达某种观念,倡导大家多多关注社会性问题,用符合社会道德的标准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支持或引导某些社会事业。基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公益广告在中西方也具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本文根据中西方文化差异和翻译现状,分析影响中外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给出合适的翻译方法。通过研究公益广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外文化差异,促进国际交流和社会发展。 一、文化与广告的关系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创造出文化。文化的传承一代一代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并赋予其意义。广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广泛地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各种电视媒体、网络,甚至是居住环境周围的大小街道,无一不充斥着广告的身影。从根本上来说,广告是文化发展的一种产物,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广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发展的产物,广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它的功能,无论是广告策划和创意,还是广告制作和,都必须对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中英文公益广告间的文化差异,我们首先要了解广告和文化的关系。第一,广告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功能,它也直接反映了所属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二,广告现象一旦产生,又会反过来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广告现象具有超自然性、整体性和形态性,它是人和社会的产物,它有具体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反映出一定的价值观念。第三,广告创意源于文化,源于生活。一个民族的文化能提高广告创意的内涵,也会给广告创意带来独特的个性。 二、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 (一)文化价值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提倡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中国人主张团结一致,尤其是遇到天灾人难时,集体主义精神就表现得更加强烈。如汶川地震时,我们会看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宣传。 而西方人不同,他们崇尚个人主义,有着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也喜欢随心所欲,他们认为,如果连个人利益都无法保障,更何谈集体利益。此外,西方国家和政府也大力维护他们的个人利益,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这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用在公益广告上,表现自然不同。例如:同样是森林防火的公益广告,在中国,我们习惯用“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来作为森林防火的标语,而在美国,他们倾向于用“Only you can prevent forest fires”的标语,译成汉语就是“只有你能阻止森林火灾”。 (二)社会习俗 社会习俗是一个国家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形成的,不会轻易改变。社会习俗对人们的行为有着超强的控制力,是潜移默化的,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与社会制度变革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生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大家各自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表示同一事物的词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词义会有所不同。例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 ,古代的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中国人也自称“龙的传人”。人们也常用“望子成龙”来表示希望孩子有出息,将来能出人头地。而在西方人眼里,“龙”(dragon)是一种邪恶的东西,有着不好的寓意。再比如说狗,西方人认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在家里养狗。常见表达有“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因此西方人对于吃狗肉十分反感。而在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常常带有贬义 ,如“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狐朋狗友”等。在颜色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象征吉祥、热情、温暖、热血。中国的国旗是红色的,红色代表着革命。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挂红灯笼,贴红对联。“红双喜”“红喜事”寓意令人高兴的事。在中国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的。红色还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象征着革命和兴旺。但红色在西方国家却不受欢迎,他们认为红色代表着血腥、危险、恐怖,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英语中红色(red)就有许多贬义的用法,如“red revenge”(血腥复仇)。在北美的股票市场,红色表示股价下跌,所以美国人用“赤字”(red letter)表示亏损。 (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以宗教的某些理论学说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并把宗教的创始人作为崇拜的对象。通过宗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以及某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的文化状况。在不同的地区,他所创造出来的宗教必然带有当地文化的印记。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教,而在中国佛教徒较多。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佛教对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发展,同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人们相信有“佛祖”在掌管着世上的一切,中国成语中就有“借花献佛”一词,来比喻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送给要讨好的人。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将人看作上帝创造的最珍贵的东西,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并对自然有强烈的征服欲。西方人一出生就接受宗教洗礼,从一些欧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宗教的虔诚。他们认为上帝可以创造一切,因此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的说法,也有“Go to hell”(下地狱吧)这样的诅咒。 (四)审美标准 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公益广告在与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结合时,便具有一定的审美特色,这不仅给人以启迪,而且给人以美感。公益广告的设计往往吸引公众的眼球,画面与文字的结合更能清晰地传达出广告中的文化信息,让人一目了然,也以此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因此,审美标准在公益广告中很重要。 中国的公益广告偏向于用含蓄的手法传播人性之美,唤醒人们崇高的道德情感。例如一则《我要上学》的公益广告,广告中小女孩那双闪亮的大眼睛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贫困山区的孩子对上学的渴望。相对而言,西方人更喜欢直观型公益广告,西方的广告文化崇尚个性,强调特色,在英语国家的公益广告中,外国人喜欢使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例如,西方国家常常喜欢用安全套的滑稽用法来呼吁人们预防艾滋病。国外的一则禁烟广告将人的肺设计成无数只蜜蜂的集合,一个人伸出打火机想去点烟,图片右下角一句标语“Your lungs are more sensitive than you think ,stop smoking”。广告形象生动,给人以深刻的暗示。 三、中文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方法 (一)词汇的选择 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一词多义和一词多类的现象,有时候汉译出来的英语与中文意思大相径庭,这就为公益广告的理解带来了困难。这就要求在翻译公益广告语时要注意词的褒贬、轻重,还要考虑词与词的搭配,尽量译出中文的含义及其色彩。例如:中国的一则公益广告宣传语“五讲四美三热爱”曾有人译成“Five stresses,four beauties(四个美人)and three loves(三个情人)”,这样译出来的意思与广告原本的意思背道而驰,而且外国人也容易误解。得体的翻译可以是“Five stresses,four points of beauty and three aspects of love”,在原译文的基础上加上几个词,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二)词类的转换 汉译英中常常需要进行词类转换,鉴于汉语中习惯频繁使用动词,而一个英语的句子表达往往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所以将汉语动词转换成英语名词或其他词类是一种常见的翻译方法。在某些公共场合我们常常会看到诸如“严禁酗酒”和“禁止吸烟”的公益广告标语,西方国家习惯用“No alcohol”“No smoking”表达,而不是“Don't drink alcohol”“Don't smoke”。名词的选择更符合西方人的表达习惯,适当进行词类转换可以使译文更通俗易懂。 (三)句型的转换 公益广告中的语言本身具有灵活、简洁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学会灵活地进行句型转换可以使译文更加流畅,一目了然。既可以把句子译成词组,也可以把词组译成句子,还可以在句型之间相互转换。例如:“关注环保,低碳生活”可以译成“Care for the world creatively”,把并列词语换成一个祈使句,这样既表达了基本意思,也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可谓恰到好处。再如:“请勿践踏草坪”译成“Take care of the meadow, please”比“Don't trample the meadow, please”要好,肯定句的表达比否定句显得更有礼貌,语气也更温和。 (四)汉语四字结构的译法 大量使用四字结构是中文公益广告标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四字Y构表意精准,读来朗朗上口,也充分体现了汉语文化的特征。一般来说,英文的公益广告语讲究简单直接,通俗易懂,因此,译者在注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翻译规则,灵活地将四字结构翻译成英文,准确传达出中文意思,使译文流畅地道。如:“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可以译为“ United as one, we determine to tide over the hard times”。再比如:“小心轻放”在英语中就有对应的表达“Handle with care”,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法,既传达了原文的基本意思,又符合英语的行文习惯。 四、结语 了解中外文化差异对于我们学习中西方语言、研究公益广告语的翻译等具有重要意义,公益广告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它蕴含着不同国家的文化信息,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因此,在翻译中西方公益广告语的同时,我们应该在相互理解并且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方法,创造出精准而得体的译文,为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中外文化论文: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动态 感谢敦煌研究院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赵声良副院长让我讲一下近年来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动态,但是这个题目比较大,所以我择要把跟敦煌有关的话题就我所了解的近年发展的趋势,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从动态方面来讲,现在丝绸之路讲得非常热,但是过去没有一门丝绸之路专业,主要有中外文化交流史,或者中外关系史,或者中西交通史专业。过去对做丝绸之路,我们觉得有点不太专业一样,但是近年有所改观。这种改观,我不是说它不对。作为中西交通史这样的中国传统学科发展来讲,早期有几位大家,像张星R、冯承钧、向达、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等。前面三位是专门做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像孙毓棠、张广达等也做了很多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但是他们毕竟受了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孙毓棠改行搞近代史,但是他们带了一些学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渐见了成果,像余太山、刘迎胜等先生。这是总的学科上的人物大致的脉络情况。 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分别为传统史籍、外文古籍、胡语文献、考古资料几个方面。这是大家比较集中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话题。 传统古籍方面,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从《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到《东西洋考》,关于这些的研究好像已经穷尽了一样。近年仅出版了朱玉麒整理的徐松《西域水道记》。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是可以重新做的。比如《大唐西域记校注》一卷应该有一本,《大唐西域记》里面没有一张玄奘看到的佛教遗迹的图片。以现在的研究条件是可以加上图的。比如考古学家的遗址平面图,还有玄奘看到的很多尊像,只要现在还存在的,都可以加在《大唐西域记》中。 外文古籍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很薄弱的,但是前景很好。过去,对于希腊、拉丁史料,耿N翻译过,现在又出版了英文版,可以对照着再做工作。可以从西方整理的希腊、拉丁文本里重新辑录有关东方的文献。这些东西,目前没有人做。另外,波斯、阿拉伯文献的量相当大。在中国,除了穆根来、汶江、黄倬汉翻译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宋岘翻译的《道里邦国志》外,其他都没有人做。西方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越来越不关心这些,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中国学者应该接着继续做下去。像塔巴里《年代记》的完整英译本已经出版了,《史集》版本的调查都已经结束,但是没有很好的译本翻译出来。我们现在所用的《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是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翻译的。他依据的底本是沙海昂本,非常差的。而国际通行的是伯希和和穆尔合作的百衲本,中国学者很少用它,调查国内图书馆所藏也没有几本,完全不能和现在的我国关于蒙元时代中西交通研究切合。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东西。 另外一个跟敦煌吐鲁番相关的是胡语文献。过去讲,中国学者要夺回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并且我们已经夺回了这个中心。但是胡语这一块还不是中心。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通粟特文和吐火罗文。季羡林先生不在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吐火罗文。实际这方面的天地非常大,包括敦煌、吐鲁番都可以做很多工作。然后是梵文写本。我们的期刊发表很多研究北道、南道的造像的论文。这些造像不是根据汉文本画上去的,而是根据当地的梵文本和吐火罗文本画出来的。梵本和吐火罗本经过了一百年,都已经被翻译出来了。所以应该可以和洞窟的这些壁画做重新的对照。关于摩尼教的东西,现在更多的关注点在霞浦文书上。葡萄沟水盘遗址出的文书最近全部都已经编了目录。德国人在不断地推进这个事情,他们有一个黑皮的《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还有《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其实它们跟我们的敦煌吐鲁番研究非常密切。当然石窟考古是不断地推进中外关系史的一个有力的强点。像安家瑶做的玻璃器研究,赵丰做的丝绸研究,齐东方做的金银器研究,林梅村做的西域文明,还有钱币、石刻研究,等等。比如洛阳的景教经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敦煌抄本重要性的材料。但是基本上是在景教的圈里在用,在敦煌的圈里没有用。但是从写本上来看,拿一个经幢和写本来对照,可以复原这个卷子。 近年比较有推动的还是粟特方面。不客气地说,粟特人在中国,中国人已经占据了话语权。从蔡鸿生先生、姜伯勤先生,一代代学者的努力还是很明显的。关于粟特本土的研究还差很多。中国学者反应比较慢。随着“一带一路”的说法提出之后,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推进。但是现在到市场上找关于丝绸之路的书,真正上学术层面的就是刘迎胜的《丝绸之路》、吴芳思的《丝绸之路2000年》、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等等。 以上我粗糙地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科背景和发展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从刊物上来讲,《敦煌研究》的整体发展是非常好的。从试刊到今天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过程。今天我们的期刊得到了优秀期刊的称号,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资助。其实,敦煌研究院一直是我们的期刊最强有力的支持。 对比《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我们的这个期刊是非常拔尖的,非常有特色。但是也要考虑到现在的杂志越来越多,比如现在有《西域研究》、《西域文史》、《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欧亚学刊》、《丝瓷之路》,以及将要创办的三个杂志《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丝路文明》,这些期刊都是抢夺我们的稿源的。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那就是:敦煌石窟、敦煌文献、敦煌简牍。这三条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要立足这些才能保持我们的特色。另外,我觉得《敦煌研究》成功的一点,就是它办刊早。在它创办的时候,全国的石窟寺没有杂志,所以我们期刊过去占了一个先机。过去我们把各个石窟佛教美术考古都囊括在敦煌研究中,所以现在应该按照丝绸之路沿线,辐射到全国,同时应该要走出去,一定要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然后到日本、朝鲜、韩国,所有的佛教美术、粟特文化考古的|西都囊括在这里。 最后一点:一本杂志,我们将它办到这个程度,我们有很多自豪感和成就感,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更上一层楼。 1. 把住学术关。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高手推荐来的文章,我们要相信它就是一篇好文章。我们可以接受这种人情稿,但是这种人情稿是要有学术含量的,要把握住文章质量。如果进来的稿子真的不行的话,不要勉强,不要发表。 2. 推进国际化和全球化。加强自己期刊英文的推广,建立自己的网站和微信。 3. 解决胡语文献的排版问题。中国目前的排版还是头疼于胡语文献的上边一个点或下边一个撇,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并且是可以解决的。 4. 发挥编委和专家的作用。编辑部审不了的稿子,一定要请专家,并且不一定是编委来审稿子。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的双向关系 中华文化对海外文化的影响,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李约瑟和一些研究中西交通史学者们的研究和引录的资料,在世纪之初,中华文化的器物制作、社会风习和法律作用等内容都已被西方人士以羡慕的眼光写入他们的著作中。当然有许多资料是经中亚各国转手,或由西方来华人士传播出去的。对东方的影响更为明显,即以中华纪年方法为例,自汉武帝立“建元”为年号,至清宣统止,二千余年相沿不衰,而周边的朝鲜和日本等都加以借鉴而推行使用,至今日本犹以平成为年号。唐代文化鼎盛,日本派出遣唐使十数批,不仅亲炙中华文化,而且舶载回国的中华典籍近二千种。至于鉴真大师东渡,弘扬中华文化,更是久已脍炙人口的佳话,至今犹被日人尊崇,专庙奉祀。宋代茶文化的发扬与日本茶道具有血缘渊源,当今日本茶道各流派仍奉陆羽为茶圣。至其书画、插花等事也均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本几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市场。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日本接受外来文化并不原样照搬而是改变包装,尽量“和化”。明初郑和七次航行海外,赍送典籍文物,使南洋等地“大小共三十余国”广沐中华文化。晚明以来,特别是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儒家学者如朱舜水等不事新朝,泛海东渡,在日本传播理学,称儒学一大宗师;福建黄檗山开山普照国师隆琦,俗姓林,号隐元,于明光宗泰昌元年29岁时,在黄檗山正式剃度为僧,从鉴源禅师研习经典;清顺治十一年63岁时东渡日本,宣扬佛教,沟通中日文化,成为明清之际的名僧,日本延宝元年(康熙十二年)卒于日本,年82岁。这两位儒释大师为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就在清初的时候,中国一部从宋代就传入日本的民间识字读本《三字经》也竟流传到俄国和欧洲,后来更被英、美、德、法等国的学者译为英、法、拉丁文本,也可见中外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还曾对外产生过某些政治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流传到日本,有多种刊本,不仅使日本民众从中获得西方史地知识,而且对明治维新也有推动作用。 18世纪以来,西方经济迅速发展,物质文明明显增长;但是,社会精神文明却出现空虚沦落。文化与文明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但源头活水不一定都是顺流而下,也可能出现逆水回转的滞退现象。文化愈发展,文明愈堕落的逆向现象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其原因就是由于文化包含有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深层的文化层,只有三层共建才是完整的文化结构。那时西方人士很羡慕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推崇和主张以人文主义,即人伦思想为核心。中华文化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成“天人合一”的模式,司马迁所主张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载入史册;对于人和神的关系也处理成一种泛神观念,即凡是在人周围的神都是以人的意愿去确定其存在和命名的,“祭神如神在”正是对这一意愿的典型概括。中华文化对人际间的现实关系非常注重:如仁人爱物、尊老爱幼、人伦纲常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论题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而这正是当时西方社会所希望和羡慕的,他们想用中华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来针对其社会时弊,并从中寻求慰藉和补益。当前欧美现代化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也面临着道德生活中的精神困扰,因而也像他们的先人那样,想求助于中华文化。于是西方一些学者便以提供新儒学或复兴儒学作为针对时弊的救世良方。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海外文化的一种吸引力。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发展、完善和建设自己的文化时,不仅要继承和选择本土文化,还要善于吸收和融合海外文化。长期以来,海外文化似乎习惯性地专指西方文化,但不容忽视的还有以日本为主的东方文化。中国在某一时期还有“苏化”问题。从汉晋以来,中华文化就对海外文化从不断探求和选择中来融合发展自己的文化模式,如汉以来的融合佛教文化;唐代长安之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兼容的总汇以接纳各种外来文化;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向中国大量移植海外文化,甚至大臣(徐光启)帝王(康熙帝)都亲自学习和介绍海外文化;近代之初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虽有某种狂傲的偏见,但确是当时吸收海外文化的一种明智态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大量引进海外文化的译书活动达到高潮,已从单纯介绍西方史地知识外,尤集中于政治、科技等方面,在中外翻译家互补短长的情况下译书近千种。在前夕,译书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维新派人物提出了译书应“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方;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原则,反映了时人想更多更快地吸取海外文化的情绪,但实际上仍以译西书为主。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维新分子樊锥身上有了强烈的体现,他在《湘报》上发表的《开诚篇(三)》一文中呼号“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主张。又力主仿效明治维新。这可称是“全盘西化”最早的公开号召。清末又有从冯桂芬提出的“中本西辅”,经由“中本西末”而后形成“中体西用”体系。这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被迫接受传统观念中视为“奇技淫巧”的外来器物层作为“西用”,来改进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以求富强。在政治行为上体现为清末的立宪运动。立宪运动含有一种图强求存的意念,不能绝对地视之为伪立宪。民国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适逢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尚难顾及深层的文化观念,即使有也都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的,或浮游于饮食服饰的表层,难以深入到思想、政治、经济的深层,而真正使西方文化产生社会影响的则是“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出于挽救民族危亡,改造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曾经以无畏的气魄采取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反传统手段,从批判“孔教”入手,向“传统文化”不断进行猛烈冲击,解除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引进具有海外文化属性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基本精神来建设新文化。终于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可惜它未能获得相应的土壤与经济现代化相配合,所以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而它的绝对化反传统手段竟被后来有些人所曲解和利用,导致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态度,从而推荡出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全盘西化”论。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某些知识分子以放大镜观测传统文化中坏的一面所产生的愤慨偏激情绪的产物。最早是在一本题名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书中所提出:“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这个口号是把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并企图生吞活剥、原封不动地用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其结果必然出现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弊病。 近年以来,在吸收海外文化问题上还有一种“西体中用”说,主张者还做了诠释说: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就是R克思主义;所谓“中用”就是把中国的实际作为海外文化的载体或媒介。这和“全盘西化”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说法动听一点而已,是不可取的。 我们对海外文化的态度是吸取而非照搬,更不是谁优于谁、谁吃掉谁的问题。它是彼此撞击融合而非拼盘杂凑。不是1+1=2,而是1+1=新1。改革开放的现实情景就是后一公式的具体化。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吸取海外文化中适应我国国情背景和土壤的那些内容,使之与本土传统文化中选择出的有生命力的合理成分相结合,才能为中华民族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即精神与物质两个文明并重的文化,并以之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选自《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中华书局。作者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的著名学者) 中外文化论文:再辟“丝绸之路”书写中外文化交流新篇章 2010年3月13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策划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中国音乐学院成功召开。研讨会由该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主持,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院长及来自校内外的王岳川、王耀华、李西安、樊祖荫、宋飞、冯文慈、乔建中、罗艺峰、韩兰魁、张援、陶亚兵、赵为民、姚艺君、谢宏、左继承、王军、张天彤、齐燕燕等业内专家,以及台湾南华大学周纯一、韩国国立国乐院舞蹈团指导委员沈淑庆博士等著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专家们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策划为核心,讨论了古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多方面内容,并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条路,还是一条“路”? 丝绸之路,原指西汉时期汉使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途经中亚、西亚、南亚等国。张骞的西行,既体现了汉王朝强大的综合国力,又深入地在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促进了古代中国与西域各国之间的交流。在音乐上,使团将西域各国各地的音乐文化带回中国,既使身处东方的中原大国认识了西域丰富的音乐文化,又通过对其同化丰富了自身音乐文化的发展。正如周纯一教授所言:“丝绸之路是一条路,但也像水一样呈现出流动的特征。这种流动,是知识的流动、族群的流动、文化的流动。” 流动,既是水的形态特征,也充分体现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特点。中国古代的辉煌文明,正是在这样的“流动”――文化输入与文化输出――中不断成长着、发展着、前进着,关注着外邦,审视着自身,使得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不断焕发出文明生机与文化活力。 中国幅员辽阔,边疆线长,邻国众多。西北有匈奴、突厥,西南有波斯、天竺,东有日本、韩国。漫长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既是中国音乐自身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一次又一次与外邦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盛唐时期,日本、韩国分别派出遣唐使来华学习,将中国包括音乐在内的多方面文化成果带回本国。在上世纪初的韩国,尚存在着包含中国古代乐舞元素的宫廷乐舞;在日本,唐代宫廷乐舞被融入本国雅乐之中,并被尊称为“左方乐”。明代,海上交通兴起,郑和下西洋,以海路作为传播渠道,再一次将中国文明传到了远方,也将非洲、东南亚文化带回中国。因此,郑和下西洋,也常被后世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面对以“丝绸之路”作为主题的音乐会,专家们就丝绸之路不同广度的含义提出了各种见解,并依此拟定演出曲目:1)狭义的“丝绸之路”,即是张骞出使西域所行之路,因此演出曲目的设定应严格按照行程顺序进行曲目排列。2)延展时空后的“丝绸之路”,包括汉朝与西域、唐朝与日韩、明朝的海上交流三个方面,本场演出应将本次上述诸种文化凝练并包含于其中。3)文化符号层面的“丝绸之路”,将“丝绸之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符号,力求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成果“既广又集中”地呈现于演出之中。 专家们结合北京传统音乐节的理念,以及即将在北京同期召开的“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经过讨论,认为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广义化、符号化,既体现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伟大成果,又反映新时代人类文化交流、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才是举办本场音乐会的精神诉求。因此,本着这一理念,不但中亚、西亚、南亚诸国音乐文化是本场演出的节目,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欧洲音乐文化也将被搬上本场演出的舞台。 一个符号,更是一个起点! 时至今日,丝绸之路已不再是一条狭义上的交通线,而因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积淀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意义。 经过专家们的讨论,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中的“丝绸之路”已经概念化、符号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素有“音乐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之誉。2010年8月的北京,将继奥运会之后迎来世界各国音乐界的大量同行、专家,促进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文化交流,也必将推动新时代中国与四海兄弟的文化交流。届时,“丝绸之路”必然带着一个光荣使命,成为新时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标志。 另外,随着国力的增强,一个善于吸纳国外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也有必要将本国的文化大力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借文化输出,让世界各国友人再次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永恒的魅力。研讨会上,提及“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八个字。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化大国,也是一个文化交流大国。但是,纵观历史则会发现,一次又一次中外文化交流常是“输入大于输出”放眼全球不难得知,中国以其博大的胸怀吸纳了各国文化,其丰厚的文化元素却尚难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回顾近几个世纪,伴随着西方诸大国崛起,以冲突性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占据了主要地位。然而,当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伟大复兴、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面对引导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使命,以“和”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怎可在新时代再一次缺席? 因此,北京传统音乐节应借此大好时机,让世界各国真正地发现东方――不仅是发现一个现代的中国,也要利用现代人演绎传统音乐、展现历史文明的方式,让不同文明的友人从人性、人文情怀的深度真正发现中华文明的辉煌,使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以普适的方式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并以这种文化输出的方式使中华民族参与到撰写全人类文明进程的浩荡队列之中。 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内在机制,中华民族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特质促进了这种交流与融合。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每一次的交流与开放,都给中华文明带来进步。“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将以秦汉至明清作为时间线索,将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对外开放用音乐的方式展现出来,并启示着今日的华夏子孙,将泱泱大国文化再次远播四海的路,就在脚下。 “本次世界大会的主题是‘和谐与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丝绸之路’成为其点睛之笔,通过音乐与舞蹈来展示中华民族如此宏大的历史画卷与面对时代的宽广胸怀,有十分的难度,然而,‘丝绸之路’正是通往人类未来的和谐之路,我们有再创的勇气和成功的信心”。 我们有理由相信,“丝绸之路”将不再是一场简单的主题音乐会,而是带着浓郁而丰富的文化色彩、深厚的历史气息的音乐盛会,又是一个蕴含着历史内涵的文化符号,更是照古观今、借古喻今、承载着今人美好愿望的音乐文化盛宴。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曾高度称赞北京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新起点。”让我们共同祝愿,“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成功举办,将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书写新的篇章! 中外文化论文:谈习语的特点及在中外文化中的差异 摘要:习语的产生是漫长的。在很久以前,人们开始用一些或诙谐或讽刺或暗喻的方法来说出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便有了习语。因而它充分的体现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了解习语,便可以了解一段历史,一段文化。 关键词:英汉习语;特点;文化差异 “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就其广义而言,它包括成语(idioms)、谚语(proverbs)、箴言(mottoes)、俗语(colloquialisms)、俚语(slang)以及典故(allusions)等。它是民族风格的提炼与升华,是语言实践的集中体现与结晶。英汉两种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折射出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或庄严典雅,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信息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一、习语的产生与特点 习语的产生亦如人类语言的产生一样,都是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是劳动人们语言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语言的习语,都无一例外的是人们在生产过程和日常生活中,通过使用一些短小精悍的词句,创造出一些生动活泼、耐人寻味的比喻,来表达与他们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思想观念。以下我们来做简要的对比说明。 (一)语言的形象性 英汉两种语言中有许多习语非常形象,用它们来比喻事物或说明事理,既生动,又达意。由于这些习语用词简练,言简意赅,常能引起丰富的联想。汉语中通常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来形容那些身强力大,头脑空空的人,而英语中就有ThereismoreofSampsonthanofSolomoninhim这个句子来表达此意。Sampson是基督教《圣经》中力大无穷的勇士;而Solomon则是古代以色列贤明的国王,以智慧著称。 (二)意义的整体性 习语的意义具有整体性,不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因为很多习语的意义往往借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典故而形成,约定俗成地构成整体意义。如汉语中的“开夜车”不可理解为“晚上开车”;“高山流水”不可能解释为“高高的山,流动的水”。同样,英语中的“theskeletoninthecloset”、“toputheadstogether”。不能将其对应地翻译成“壁橱里的骷髅”、“把头放在一起”,而要将它们分别理解为“家丑(shamefulfamilysecrete)”、“大家一起商量(thinkoutaplanwithotherpeople)”。 (三)搭配的稳固性 所谓稳固性,指的是组成习语的各个部分(即单词)是固定的,不可随意拆开和调换位置。汉语中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可改为“八上七下”;“雪中送炭”不可变为“雪中送煤”;同样,英语中的“atsixesandsevens(乱七八糟)”不可换为“atsevensandeights”;“fishintheair(海底捞月)”不可改为“fishmooninthewater”。 二、英汉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一)文化背景差异 英汉两种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反映在语言上,就产生了许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历史事件以及文学典故的习语。但由于两种文化渊源和发展轨迹不同,这些习语均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蕴藏着特殊的文化背景知识,其比喻意义深远,非字面上所能理解的。 如汉语中常用“夜郎自大”来形容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用“南辕北辙”来比喻“办事不按事理,倒行逆施,结果必然与愿望相反”。同样,英语中也有许多习语来自希腊神话、《圣经》故事、《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如出自希腊神话中的“Sphinx'sriddle(比喻难题)”;出自《圣经》的“aJudas'kiss(喻可耻的背叛)”等。 (二)风俗习惯差异 英汉风俗习惯的差异是英汉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有关动物形象之指称意义方面的习语。在这方面,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汉语说“身壮如牛”,英语却说“asstrongasahorse”;汉语表示一个人大口大口地喝水,常说“像牛饮”,英语里却用“drinklikeafish”来表示。 (三)宗教信仰差异 英汉两个民族有着各自的宗教信仰。因此,不同的宗教文化就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英汉两种语言中,于是就有了反映宗教文化的习语。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Buddhism)文化。佛教传入我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人们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由“佛祖”在左右。因此,汉语中有许多习语是和“佛”、“庙”、“和尚”有联系的。如“借花献佛”、“立地成佛”、等。而在西方文化里,特别是在英美等国,影响最大的要数基督教(Christianity)文化了。因此,英语中有不少与“God”,“Devil”,“Hell”,“Church”等单词有关的习语。如“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aspoorasachurchmouse(一贫如洗)”等等。 三、结语 本文探讨了英汉习语的产生及其所具有的特点,并分析了英汉习语所体现的文化差异。然而语言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交融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英汉习语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知识,教学中或学习时经常将二者进行对比,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两种语言的认识和理解,也可以提高我们对民族文化和异国文化的敏感度。正因为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我们就能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思想,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中外文化论文:浅析唐代的海上丝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摘 要: 自唐代中叶伊始,陆上丝路因受交通阻塞迅速衰败,而随着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以及南方相对和平的有利环境,海上丝路开始蓬勃兴起。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朝鲜和日本,南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唐代的海上丝路交换的不仅仅是丝绸、瓷器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为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唐代 海上丝路 中外文化交流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陆上丝路进行的。但是到了唐代中叶,尤其是公元751年唐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兵败于大食,以及公元755―763年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几乎彻底丧失,陆上丝路也就因受交通阻塞而迅速衰败。与此同时,战争也重创了北方经济,但是南方经济却依然保持着持续发展和繁荣,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方的转移也恰好为海上丝路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加之此时的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各国等都希望通过海路与唐朝建立经贸往来和友好关系。于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海上丝路蓬勃兴起,而陆上丝路则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唐代,生产丝织品地区以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出名。这些地区不仅能生产出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精美丝织品,而且是唐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如常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在当时,已能建造适宜远航的巨型海船,据惠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常见的一种称为“舱舶”,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1]。还有一种名曰“俞大娘”的海舶,能载重万石以上[2]。这一切都为东南沿海海上丝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一般从登州、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和明州等港口起航,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朝鲜。同以往朝代相比,唐朝与日本、朝鲜的海上往来更加频繁。例如,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达19次,每次多达500人。公元603―894年,入唐人数达3622人,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实质是变相的官方丝绸贸易。如公元805年,日本遣使270人,每人赐绢5匹,共计1350匹[3]。而日本在这一时期的供品则主要是金、银、琥珀、玛瑙等贵金属或稀有珍品。在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有:鉴真、空海、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等,其中扬州高僧鉴真历经5次失败,第六次才成功登陆日本,在佛教上,他起的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中国的戒律制度带到日本,在日本建立受戒制度,并进而把钻研戒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宗教传入日本,这使他成为佛教中的独立宗派,并列为奈良佛教的南都六宗之一[4]。此外,鉴真还把唐朝鉴真的建筑、雕塑和本草学等传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朝鲜和唐代的贸易较频繁,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人在楚州(今淮安)定居,这些聚居区被称为“新罗坊”,他们经营海上航运,为中朝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海航线主要从广州启航,其贸易对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和以大食为代表的阿拉伯地区。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纪中叶兴起,其领土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区,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两条东西方必经的水道。所以,它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丝绸传播到东南亚的集散地。《新唐书》对室利佛逝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5]由此可见,室利佛逝的国王、王子不仅亲自来到中国,而且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唐代高僧义净去印度求经时,也曾在室利佛逝居住长达十几年之久,他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研究南亚和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在古代交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资料。 印度是秦汉时期海上丝路的终点,在唐代,印度河口、锡兰岛等依然是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广州与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区贸易往来的中转站。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中唐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共60人,其中取海路的有三分之二[6]。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印海上往来的频繁程度。 阿拉伯地区是唐代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这方面记载最为详细的首推杜环的《经行记》,它翔实地记述了拂H(即东罗马帝国)、大食和中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例如《经行记》这样描述拂H人:“气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乾饼。多工匠,善织络。”[7]他还记述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8]。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记载了这些国家丝绸工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提到大食时说:“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a、织络者河东人乐h、吕礼。”[9]这说明唐代的丝绸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仅传到了阿拉伯国家,而且唐代有绫绢工人、金银匠、画匠到了阿拉伯国家去谋生,这对中阿的直接交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而据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公元878年黄巢进广州城时,阿拉伯等国的商人就有12万人被杀遇害,由于战争,桑树都砍了,以致影响了阿拉伯和中国的丝绸贸易[10]。尽管苏莱曼所记述的数字有可能被夸大,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广州外贸的繁盛景象。 在唐代,强大的封建王朝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并拥有较完善的外贸管理体系和相关法规。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市舶税则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11]由此可见市舶税给唐王朝带来的实惠。此外,唐政府还在外侨聚居区专门设立“蕃坊”,外来商人只要不触犯唐朝律法,就不仅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而且可以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甚至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如广州的狮子寺,泉州的麒麟寺和杭州的凤凰寺,等等。 唐代的海上丝路传播的不仅仅是丝绸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如中国儒家思想、佛教艺术、中医、武术等的外传,以及印度佛教与舞蹈,阿拉伯伊斯兰教等的内传;饮食、装饰、医学、天文学等的相互影响:动植物、珍禽异兽的相互引进,等等。唐朝的主要贸易对象印度、大食、东南亚、拂H等地区都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海上丝路,无疑对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产业也不断地在迅速壮大,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底子薄,基础差,起点低,与国外的文化产业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本文就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角度上来看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状况,首先是在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上来区分中外文化产业内涵之间的差异。其次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分别比较中外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最后是希望通过对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对中国文化产业提出可行性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一、国外文化产业现状―文化政策与体制状况 由于文化产业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哪些领域属于公益事业,应该在政府的支持下,哪些应该是按市场竞争机制来运作,各国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现在来看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还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机制来运行的。此外,技术进步也会影响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比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视频和音频技术影响着艺术创作的过程和产品的性质。 (一)德国 德国政府定义文化产业包括:文学、图书出版、图书馆、艺术和新媒体艺术,建筑,博物馆,收藏和展览,音乐,戏剧,电影和节日等等。政府资助的传统文化,单单在戏剧方面,德国就约有160公共剧场和190私人剧院。这些资助资金基本是由地方州和当地剧院来承担,地方政府为剧院和乐队的支出的费用占公共支出约为63%。德国的剧院和乐团每年都能够得到公共资金的资助,金额大概达到43亿马克,相当于0.2%的联邦,州,市的支出。 电影是一个充满竞争性的文化产业。德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其中有德国媒体公司与国际电影集团的投资,德国政府正在加强德国电影在欧洲和国际间的合作,并且把电影文化产业作为其文化和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通过各种政策支持电影文化事业的发展,例如,在1968年,根据德国联邦电影促进法(FFG)创建促进机构―电影促进署,不仅帮助电影制作也支持电影院,这些资助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电影院,公共和私人资金以及所有电视和视频行业的资助。出版行业也属于文化产业,同样地充满了竞争力。德国的联邦和各州出版报纸发表约370种,期刊约10 000。市场竞争促使报纸文化产业化集中度增加,独立的报纸的数量从50年代开始下降。竞争就导致建立一个大型出版集团。新闻权则是由各州的新闻法律来管辖,并且有来自“德国新闻委员会”这些组织和出版商和记者等组成的自我监督机构的监管。 (二)瑞典 瑞典设有教育和文化部,其主要任务是帮助青年和儿童更好地参与文化活动,支持戏剧、舞蹈和音乐,最主要的还是支撑博物馆,音乐戏剧和交响乐团,瑞士还注意创建一个文化环境同时,发展文化旅游,促进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和业余文化组织,等等。政府支持的文化消费支出占文化的总消费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的文化消费是由居民自己承担,如广播、电视、书籍、音频、视频、磁带、报纸和杂志,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是属于根据市场机制来运行的文化产业。教育文化部资助支出超过70%的资金用在戏剧、音乐、舞蹈、历史遗迹、展览、文学和图书馆等。 二、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一)文化产业行业定位 文化产业应该是属于服务行业的。 世界经济的发展说明,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应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不断的调整。 后工业社会化的工业化社会,在欧盟被称为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但是其他发达国家则用了其他名称,而服务行业扮演的比例将越来越高。而中国目前的服务行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的33%,就业仅占就业总人数的27%。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人们在基本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的同时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仍相对较低,在国民经济的比例中还是很低的,因此,我国文化产业是一个具有增长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的行业。 (二)文化产业的合理位置 文化建设包括两个部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他们都应体现先进文化的方向,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一切优秀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设。但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文化产业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在突出中国风格的基础上增加竞争力。加入WTO后,我国在服务贸易协定中对音频、视频、旅游等文化产业做出了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音乐,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等创作领域,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打造出具有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文化产业。5000年的我国悠久历史和文化沉淀为我国创造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际影响力扩大,精准定位市场的切入点,在良好的商业运作基础上,我国的文化产业有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文化产业的政策分类 一般国际上把文化产业分为两类:一是娱乐性质的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有很强的公共需求,这种文化产业的生产组织,大多是商业性质的,盈利目的很强烈对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不作要求。另一种是非营利性的文化产业,它包括古典音乐,严肃戏剧、诗歌、古典与现代艺术,舞蹈,多是一些比较“优雅”的门类,这种文化产品更多强调其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 不同的文化产业我们应该采用不同的发展政策。历史证明:决定文化产业需求的是文化消费者的艺术趣味。“人们欣赏音乐、文学、戏剧和性能及其消费和愿意付出代价取决于人对知识和艺术的理解的程度”。这种对文化的趣味是要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得的。因此,“高雅”艺术和公益文化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的支持,这是发达国家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基础。对公益性文化事业、“高雅”艺术、经营性文化产业,政府应区分对待,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发展。 我国已成为WTO成员,文化管理政策也需要调整和相应的加强。一方面要给非营利的文化组织必要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鼓励文化生产、传播、销售等单位,在规范的法治下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加强文化立法,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充分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文化和管理体系,深化改革,加强文化立法。文化从业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该方针的指引下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创造先进文化和艺术,建立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相适应而又体现时代精神文化产业,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的充分竞争。 中外文化论文:浅谈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外文化差异教学 摘 要:《英语课程标准》把“文化”作为英语课程内容与目标之一,提出了目标要求:“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增强世界意识,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本文主要介绍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差异教学,从教学缘由、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三个方面来进行详细阐述。 关键词:小学英语;教学;中外文化;差异 《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明确提出开设小学英语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形成初步用英语进行简单日常交流的能力”。那么什么才是交流能力呢?简而言之,就是言语不仅要语法正确,还要适宜得体。适宜得体其实质即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能力。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就要重视语言文化教学,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融合。 一、小学英语教学重视文化教学的理由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学习英语知识,掌握英语技能,提高运用英语的能力,这些和熟悉英语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忽视文化差异,就可能发生判断上的失误,交际过程中就可能出现障碍,甚至会产生误会。例如某美国客人称赞其中国朋友的夫人:“Your wife is very pretty.”中国朋友按中国人的传统,谦逊地回答“Where, where(哪里,哪里),”美国客人听了后一脸迷惑,迟疑地说道“Well, everywhere,”因此英语教学一定要结合文化教学来进行。 二、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授原则 (1)实用性。对小学生进行跨文化意识与交流能力的培养要求文化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与小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如对教师、家人、朋友的称呼;打招呼和问候;道谢和答谢;致歉;赞扬和应答;小学生爱玩的游戏和运动项目;重要的传统节日、西方节日,等等。 (2)适用性。小学英语导入的文化内容应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水平,教学方法要符合小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只有结合语言教学讲授文化知识,并且能让学生在实际中加以运用的教学,才能使学生切身体会到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之所在,教师才能切实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三、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方法 1.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词汇、句子的学习中渗透文化教育,让学生不但掌握其音、形、义,而且能恰当使用。以“dog”一词为例,在中国人看来,“狗”是贬义的,汉语中常用“走狗”“狗仗人势”等来形容所厌恶的人。但英语国家对狗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把狗当成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故有下列说法: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lucky dog(幸运儿)。 从对话、课文中寻找文化信息。学习对话、课文时,教师应帮助学生从中获取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使他们不至于由于对语言文化缺乏了解而造成交流困难甚至出现失误。例如像“You look nice in light yellow”之类的赞扬的话,英语中常用“Thank you”来应答;如果按中国人谦让的习惯说法“No, just so so”来回答,这是不得体的,因为他们特别不喜欢别人寻问有关年龄、收入、等问题,否则会引起对方的不满。 借助表情、体态语等体验异国文化氛围。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教学手段,创造语言文化环境,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体验异国文化氛围。英语老师要努力使自己的英语课堂充满“洋味”,上课时可以不拘一格,借助表情、动作、手势、体态语等来营造一种不同于汉语文化的氛围。例如教学生用食指与拇指做成圆圈状,表示“OK”;伸出并张开食指和中指表示“胜利(victory)”。 2.结合课外活动进行文化教育 在课堂教学之外,组织一些文化色彩比较浓厚的英语课外活动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兴趣,使他们产生了解外国文化的愿望。可以搜集和利用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获得较为直观的文化知识,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也可以组织或动员学生收看英语电视节目,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情况,主要是日常生活工作情况。 综上所述,学习英语过程中注意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对学生的语言文化教学是十分必要的。小学英语教师要在传授英语语言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社会文化教学,帮助他们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民情,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真正学好英语,为将来走向社会、面向国际做好准备。 中外文化论文:程泰宁 融合中外文化的现代建筑大师 年过七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是中国第三代建筑大师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梁思成、杨廷宝、沈理源、陈植等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先驱身后,他以南京长江大桥、加纳国家大剧院、南京博物院、浙江美术馆等作品,在中国的建筑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毕生年华献给建筑事业 记 者:当代很多建筑大师最后都走上了设计管理岗位,而您一直坚持亲自参与项目从设计到施工的具体工作。对您来说,从事一线工作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最大收获又是什么? 程泰宁:我现在越做越觉得,非常幸运能从事建筑这个行业,因为它跟很多行业不一样,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设计师可以看到自己的草图从图纸变成实物,而且看到后又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可以再提高的地方。对我来说,它始终有吸引力,促使我去做,让我想要继续往前走。曾经有人给我的展览写过一个前言,题目叫 “归零”,我觉得很符合我的设计思想。“归零”对我来讲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每当接手一个新的工程,我会将过去的东西全部归零,重新开始创作;二是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这些评价在我面前都归零,我该怎么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去做。这两点是建筑这份工作之所以吸引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它让我不断创新、不断前进,而且这种想法和前进在不断地实现。 程泰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总建筑师、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人。 正是因为对专业有这样一种态度,我并不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很累。有些人诧异我现在居然还会画草图,我说我要是不画草图,这工作我就不做了,我并不想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仅仅“点拨点拨”。之所以觉得做这工作有意思,是因为能始终感觉到思想在不断往前走,所以草图我要画,从方案、扩初到施工图的各阶段我都要控制,比如材料选择、节点设计等等,这让我可以看到从草案逐渐变成现实的全过程,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过程。 记 者:您如何在从事设计这份相对而言比较辛苦的工作的情况下,在接近80岁的高龄,还能保持这样年轻的外表和非常有活力的精神状态,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程泰宁:由于对工作的热爱,我觉得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很正常,而且心态比较好。虽然年纪这么大了,我仍然觉得有希望在前头,我还能做得更好,可能是这种心态让我外表看上去不像实际年龄这么大(笑)。 以民族文化精髓推进建筑创新 记 者:您的建筑作品往往带有鲜明的、中国的民族风格,您在创作时是怎样去体现这种民族精神的? 程泰宁:你提到的两个词――风格和精神,我是赞成精神,不赞成风格。做具有中国性或者说中国精神的作品,是大家目前都在探索的事情,但到底怎么做?我认为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建筑师,都需要一个积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继承,不是在形式、风格、符号或元素上,我赞成继承的是“精神”。理解中国的东西,你需要去理解它的“气”,借用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的话,我们要“抽象继承”,继承什么?继承精神,而不是继承一些具体的东西,这点非常重要。什么叫中国文化的精神?以我完成的黄龙饭店为例,最终方案其实我只花了很少时间,因为重点并不在形式上。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注重跟环境的融合,我当时把黄龙饭店所在地区当成一幅画,讲究中国绘画当中的气韵连贯,而不是和别的方案一样,设计出一道“建筑”墙把城市跟风景区隔开。 同样,我创作的浙江美术馆也是这样,参加投标的方案有现代简洁的、有传统仿古的,但放在项目所在地似乎都有一点不合适,因为这个地方人文气息、文化积淀太厚重了。我就探讨能不能把所有现代、自然、又是中国的元素,用很抽象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既跟自然和人文环境融合,也融合现代的审美观念。我根据“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设计理念进行了抽象融合,最终结果不是表现在某些具体的符号和形式上,而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来表达。美术馆建成后,评价传统和评价现代的都有,我觉得怎样评价都行,只要大家抱着各种各样的多义性来理解,就是我想达到的要求。 记 者:您在投标过程中曾经遭遇过甲方对设计机构的“崇洋媚外”,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大的改善,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民族设计自信缺失的问题?您觉得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程泰宁:现在这种现象似乎愈演愈烈。最近,中国工程院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的现状与发展的课题,我们用Google Earth对北上广三地进行调查,研究每个城市的CBD地区里一个平方公里内有多少建筑、由哪些单位设计。最后发现上海陆家嘴地区的26栋建筑全部由境外机构设计,除了3栋由香港机构设计,其余全部由国外建筑师设计;广州的16栋建筑中,只有3栋是由本土设计机构设计;北京的八九个建筑全部由国外设计。另外还有一个我了解到的情况,现在除了一二线城市在做国际招标,三四线城市也在做国际招标,让人不免感到忧虑。最近我们正在参加一个投标,参与的7家设计机构中,除了我们之外,6家都是国外的大牌机构,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是一种对本土设计非常不自信的表现。中国建筑师同国外建筑师相比,的确存在一点差距,但是要看站在什么角度看这个问题。 去年,我有机会跟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安德鲁进行了一次对话,我发表了对国外建筑师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起初我们确实比较封闭落后,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建筑师已经逐步跟上。我不认为我们比西方建筑师差到哪儿去,而且我认为中国的事毕竟还是要靠中国人来做,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安德鲁的赞同,他也认为中国建筑师可以跟他们在同一个水平上来工作。我很感谢他的评价,但这个评价如果能让我们的领导和公众知道就更好了,而实际上领导和公众并不这么看。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这点由来已久。我们常常认为西方文化就等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就等于传统文化、等于封闭落后。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有我们中国建筑师自己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勇于开拓创新的建筑师,但是还不够多。我相信假以时日、给我们一些条件,我们应该能够完全可以跟西方同台竞争。我希望学生们在年轻时就立下志向,要做好中国建筑,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激励,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得比别人好,做好了对世界也是一种贡献。如果我们一直跟在别人后面去做的话,将永远没有什么贡献。 记 者:您主张“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创作理念,如果“此时”指代的是现在城市化大发展的时期,“此地”指代中国现代城市,您对“此时此地”光怪陆离的建筑大量涌现的现状有何看法? 程泰宁:我强调“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体现方案的唯一性。我们今天常常谈创新,以什么创新?创新不是凭空来的,只有“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以后,才有创新的可能,才有体现唯一性的可能。一个设计项目,在杭州和在北京做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气侯条件、文化背景等不一样。即使都在杭州,某个地段和另外一个地段的客观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种“立足此地”的不一样是很明确的。同样地,时代在变化,设计师在不同年代做设计,思想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这点也是很肯定的。最重要的一条是“立足自己”,所有的“此时此地”都是客观存在,对这个客观存在怎么解释?你要“自己”来解释,不同人的解释不一样,作品也就不一样,建筑才能做得丰富多彩。 所以,我对现在很多建筑有些有些不同看法,它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筑师比较主观的、强加于某地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东西也许很眩、很酷,但是这种眩、酷是没根的、没生命力的,我希望我们的建筑还是要有它本身的根和生命力。“此时”“此地”加上“自己”,这是做设计的一个根本原则。 身体力行,促进建筑设计提高 记 者:在当前中国建筑界,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设计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很好地交流,您作为为数不多的“跨界者”,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程泰宁:这种现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建筑界让人感到遗憾的现状――体制内和体制外分得很清楚,甚至年龄段也分得很清楚。其实在我看来,建筑是把我们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体制的人联合在一起,最大最好的一种“粘合体”,为了中国建筑更好地发展,我们应该这样在一起。体制内的建筑师现在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受制于各种因素,导致在创作上受限,客观上因为他们做的往往都是一些大型项目,政府工程居多,领导的意图向建筑师灌输得比较多。反观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比如李晓东等,他们做的项目相对而言不是太大,往往位于远离权利中心和商业氛围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做得比较好,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以我有限的接触来讲,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思想往往比较活跃,吸收新事物的速度较快,各方面能力均衡,而且也敢于表达,而体制内的建筑师由于受限于各种因素,在表达等各方面都有所欠缺。 程泰宁作品 绍兴鲁迅纪念馆 所以,我一直很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促成体制内外的建筑师之间更多的交流。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这方面的活动,感觉到还是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逐步解决。要促成体制内外的融合,我觉得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思想如何融合,从而促成大家相互能融合,这点非常关键。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很积极想要打破这种体制内外的鸿沟的。这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最终还是要靠年轻的同学,将来可能有些人在体制内,有些人在体制外,你们可能能更加融合、相互融入。 记 者:作为一名建筑师,您如何看待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三者之间的关系? 程泰宁:可能跟我自己接受很多中国文化的熏陶有关,我始终觉得大地是一个整体,从大地景观,到城市景观,再到建筑,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我不希望建筑师是做完建筑以后,让景观配建筑,不应该是这样。景观也好、其他工程也好,应该跟建筑一起考虑,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东西来。建筑本身就是大地景观当中的一个元素、一个部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理解,建筑是做不好的。我认为景观是个宏观的概念,相较而言建筑是微观的,这种宏观和微观之间应该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采访中,程泰宁院士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让人难以相信他已是接近80岁高龄的耄耋老人。谈起人生,他忆苦思甜、积极乐观、充满希望;谈起专业,他如数家珍、深刻独到、充满热情,给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满满的正能量。作为早已功成名就的设计大师,程院士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设计一线,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是为专业贡献;作为设计界极少数、成功跨越体制内外的设计师,程院士心系行业发展,一直致力促进体制内外、不同专业之间设计师的沟通和融合,是为行业尽责。其情怀之深切、用功之持续,眼光之长远,用心之良苦,堪为年轻一代设计师的楷模,也是对这个呼唤“梦想”的时代的饱满注解。程院士并没有向我们谈起“梦想”二字,但他正在坚持、不断实现的,何尝不是一个建筑师、一代设计家最伟大又最朴实的“中国梦”。 中外文化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外文化碰撞摭谈 摘 要:20世纪以来,很多国家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对外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如今,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习汉语,很多中国人也通过学习英语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面对这种学习的热潮,我国的对外教育工作者研究对外教育,尤其是中外文化学习中的一些文化碰撞问题,本文就列举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碰撞;问题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外文化和经济交流日渐频繁,很多外国友人来中国学习、旅游、贸易等。他们在中国,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中,由于民族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及风土人情存在显著差异,和国人使用中文交流时常常产生各种误解甚至误会。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时必须清楚掌握各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组织语言教学时将这些差异渗透在日常教学中,促使学习者不仅仅会说中国话,同时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从而在交流时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笔者在日常对外汉语教学中就中外文化差异进行了整理归类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教学中,希望本文对对外汉语教学起到一点积极的作用。 一、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只存在于母语或目的语文化之中 这是文化碰撞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若学习者对该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则极易产生一些文化冲突。如中国“吃喜糖”“喝喜酒”往往发生在结婚、乔迁时,“吃喜蛋”则为庆祝孩子出生,这些民间习俗往往代表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庆祝和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在教学中,笔者常常要求学生介绍自己所在国家类似活动的庆祝方式。如在韩国,结婚的习俗并不是吃喜糖而是吃面条,这也有着不同的意味,也意味着婚姻的幸福长久;欧洲部分国家则喜欢开PARTY庆祝生日、在教堂举办婚礼,新娘则往往披白色婚纱象征纯洁。 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多介绍一些中国人在生日、重大节日、纪念去世的人等方面的习俗,学生对这些和他们原有习俗存在一定差异的文化充满好奇,学习的热情高涨,参与度也会很高,学习效果自然会大大提升。这样学生不知不觉地既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二、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在学生母语和目的语中都有,只是表达的文化含义不同 这种文化碰撞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不容易被人接受,在碰撞的过程中还很容易产生某种冲突和不必要的误会。 例如,“住”这个字是十分普遍的一个字,很多句子中都能够用到,我们平时说话都离不开。但是,日语中“住”的意思与汉语中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对这种情况不了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冲突。一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刚开始对日本文化还不是很了解。一次,她帮助中国的学生联系一个老师,问:“李女士在这里住么?”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十分常见的,但是日本人听了之后十分愤怒,没有听对方讲完话便向这位女生讲述了一下他们的恋爱史甚至是婚礼过程,弄的女生不知所措,一头雾水。可见,文化碰撞现象是随处可见的。 三、学习者已经掌握了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的本义和一般用法,但是不了解其使用的语言环境和背景,导致误用 最常见的是那句简单的“你吃了吗”,这句话在中国也是十分常见的,意思显而易见,并不涉及隐私问题,但这句话在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打探别人的隐私,认为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没钱吃饭,对自己造成了一种鄙视。笔者往往会就此类现象分别举例说明,让学习者清楚地了解相关词语和句子的一般意思和特定语境下的意思。 还有很多人所说的“意思”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笔者选择了这样一段话分别介绍词语的真实含义:“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而已”“这多不好意思”。学生对这段话一开始确实是很难理解,当教师分别阐述后,他们恍然大悟。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综合体,并且是跨文化的语言文化教学,因此教授一门语言的同时必须教授与之相关的文化,这样才能使学生充分了解文化。同一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存在个别差异,如果对外汉语教师不了解这些差异,甚至漠视这些差异的话,就很容易导致文化分歧和冲突,有时还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对于学生也是如此。因此,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要求,那就是我们要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主动去接触和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承认其他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宽容之心对待其他文化,并给予尊重和理解。 中外文化论文:基于中外文化差异的商务英语教学方法研究 摘 要 笔者分析了商务英语学习存在的外文化差异,并从教学技能、商务文化意识教学渗透等方面探讨了商务英语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 中外文化 商务英语 教学方法 商务英语作为一门国际英语教学课程,它与普通的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有所不同,它不仅仅要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英语的能力,还要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对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西方人工作心理、西方人日常生活习惯等进行全面了解,而对这些方面的了解就从侧面反映了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同时,还要学习西方文化。面对中西反复文化存在的众多差异时,教师如何将商务英语课程顺利开展,如何培养更多的商务英语人才,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以加强对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1 商务英语学习中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务英语课堂学习中了解中外文化背景知识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所学英语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去,还应对中外文化背景知识的差异进行全面了解和认识。 1.1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自古以来对文化的发展就产生着重要影响,也可以说宗教信仰的出现和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西方,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家较多,因此,很多西方国家的社会习俗与基督教的文化都息息相关,尤其是基督教中的经典故事和传说,多数渗透在西方文学、绘画和音乐作品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语言习惯、语言艺术和语言文化。因此,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应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西方宗教信仰。 1.2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 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每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这种文化的价值体系在国家中就体现为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一般而言,每个民族价值观都体现在一直以来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习惯上,其中,礼仪习惯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例如,中国作为礼仪大国,非常重视与人交谈过程中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技巧,而西方,很少重视与人交谈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想法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进行直接阐述。这样,学生在与西方人进行交谈时,就存在明显的语言交流障碍,在不了解西方语言交流模式和特点的基础上,一味地以自己的交流方式与其进行交流,不仅会在语言理解上造成一定的困惑,也会在不经意间产生误会。因此,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过程中,应该多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将我国的民族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价值观进行比较,然后分析出差异所在,最后则是将这些差异应用在日常的英语交流中,从而减少价值观差异导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1.3 了解西方文化中词语的具体含义和来源 中国的成语可以说是中国语言的一大特色,也被当今世界很多国家人们认同的学习,中国成语之所以能够被世界认同,不仅是因为这种语言能够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最深刻的涵义,还因为成语的出现背后都应藏着一段段经典的故事。同样的,英语中的很多单词和词组的形成也有其特定的来源和经典故事,例如,被翻译汉语意思为“绿眼睛”的“green-eyed”,就是出自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著名作品《奥赛罗》,其实按照作品中的意思翻译成汉语就是嫉妒的意思。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学生在于西方人进行英语交流时,不仅要了解单词或词组本身的涵义,还应充分考虑其在西方文化中的特殊含义,只有将两方面进行有效结合,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才能使语言交流更加顺利。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对除使用英语的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进行全面了解,不能将语言文化教学作为基础教学来对待,而是应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化背景的能力。 2 商务英语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 商务英语的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不同,它不仅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英语基本知识的学习水平,还要向学生传授语言文化背景知识,让学生在充分了解语言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学习商务英语。 2.1 教师应不断完善自身的各方面知识和技能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都起到了主要作用,为此,教师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明确教学目标并采取适合本专业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创新思维。 首先,教师应不断更新自己关于商务方面的知识,因为商务英语与商业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教师只有完善自身的商务知识,才能引导学生加强商务知识的学习,同时,还应强化自身对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经济、习俗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了解,只有加深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才能将中西语言文化背景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注重文化背景的学习。 其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教学经验,不断研究和创新教学方法,根据教学现状明确教学指导思想。如今,随着商务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更新,商务英语教学知道思想也在不断变化,面对不同形式的商务环境,教师应明确不同的指导思想,并将这种教学指导思想渗透到日常课堂教学之中,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强对国际和国内商务的形式变化的了解和认识。只有明确了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目标,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商务人才,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语言文化意识的培养。 2.2 将提高学生商务文化意识作为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商务英语教学过程中,除了完善教师自身教学素质、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式之外,还应加强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商务文化知识渗透到语言知识技能的教学之中。 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引导学生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教师应在传授商务英语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多了解西方传统和当前的文化。例如,教师可以寻找一些课外关于西方文化的资料,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充分了解西方传统的接待、告别等商务交往文化,并提示学生在阅读到对自身学习有辅助作用的文化知识进行记录,久而久之,学生便可以达到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掌握程度,为了方便记忆,还可以将西方文化特点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在英语课堂教学中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一直以来,英语教学中都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却很少主动参与。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仅无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反而会降低学生对商务英语的学习兴趣。为此,教师应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和教学需求,采用以学生为主、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增加学生主动参与的机会。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情境教学方法,根据教学内容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扮演适当的角色,以此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对商务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3 结束语 商务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英语,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水平,还应加强学生对商务文化的了解,面对中外文化的众多差异,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其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必须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为此,教师应在积累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式,将对学生商务文化学习能力的培养与英语基础知识教学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培养出国际文化交流能力强的英语人才。 中外文化论文:浅谈唐代陶瓷中外文化的交流 摘 要: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唐代陶瓷跨入真正的陶器时代,在对外销售中带动了中外的文化交流,也促使唐代陶瓷技术的发展;对亚、非洲陶瓷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陶瓷;文化;中外交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承前启后、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陶瓷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 一、唐三彩、越窑青瓷对外销售起到的影响 唐代陶制瓷技术非常精甚,有“皓洁如玉”、“红霞满天”之称。销售国外的主要有唐三彩、越窑青瓷。 (一)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工艺美术中成绩最卓著者。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装饰或者釉色等,在陶瓷使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据考古证明,唐代陶瓷在当时的亚洲各国受到普遍的欢迎,远至非洲的埃及也大量进口中国的陶瓷。输出国外的陶瓷被异域人民大量采用的同时,许多国家开始模仿中国陶瓷生产各类仿制品。例:非洲巨大的制陶瓷中心——埃及的福斯塔特窑场的制陶工匠,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成了多彩釉陶器和多彩刻线纹陶器,福斯塔特窑藏的七十万古陶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模仿中国陶器的。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日本奈良县山道郡都祁村神龟六年(公元729年)墓出土的三彩陶壶残片——即日本陶瓷中上称谓的“奈良三彩”也是学习中国唐三彩的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朝鲜仿唐三彩烧造出“新罗三彩”。在今天的北非、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唐三彩。 (二)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釉色青翠,类冰类玉,在唐代受到了普遍赞誉。如顾况的“舒铁如金之鼎,如泥似玉之瓯”;猛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郑谷的“茶新换越瓯”。这些都反映了越窑的特点,和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也不断提高。1974年在浙江宁波余姚江的唐代出海口打捞出一艘唐代沉船,从中起获数百件瓷器,主要是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的青釉彩瓷。据专家考证,这些瓷器是准备销往日本或朝鲜的。 二、唐代陶瓷文化与日本的交流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陶瓷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自630年日本就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学者和僧侣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引进日本,有力的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主要职责是政治上发展与中国唐朝的和睦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产物,文化上积极吸收丰富的文物制度,随使入唐的还有留学生、学僧是一群热情的民间使者,他们为探求新的知识不畏艰险,横渡大海来到长安,如饥如渴的吸收唐代文化,他们在学习中国陶瓷技术的同时,注重将中国陶瓷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结合,在学习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传统陶艺的基本格式。 外来文化对唐代陶瓷艺术的影响: 外来文化使唐代陶瓷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陶瓷艺术家在构思产品、设计器型,总是和使用对象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使用要求以及习惯爱好、欣赏水平等紧密联系起来。和六朝、隋代的陶瓷相比较,唐代陶瓷造型的明显变化,逐渐趋向实用性如器皿的颈部加长,或安上把手,壶类多加以短嘴,以后短嘴又逐渐加长,为了更适合倒出液体。这些反映了生活方式的进步。造型中也运用较大的弧度的外向曲线,陶器的造型近于球体,造型变得朱圆玉润。 唐代陶瓷艺术家为了适应出口的需要,往往会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在陶器皿上设计出一些社会适合的纹饰,从而使西方文化在陶瓷制品上留下了见证。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青釉风头壶,吸收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造型,壶身堆贴和刻印的联珠,忍冬、葡萄饿身披轻纱,扬手举足做舞状的,也是波斯器常见的纹饰,但配上龙风装饰却融化为中国的风格。长沙窑一些器物的装饰也出现了伊斯兰风格。在扬州出土的黄釉绿背水壶上写了意为“真主伟大”的阿拉伯文。这些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在唐代陶瓷造型和装饰上表现出来。 吸收外来文化,不是照搬更不是消失自己的艺术特征,唐代艺术家在吸取外来文化营养时,善于把它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使得中国陶瓷艺术不断的推陈出新。这一时期风格很有特色,古朴雅致 朱圆玉滑,光彩润泽,每一件都展示了东方神秘古雅的魅力。充分表现了古人的审美观,美学理念,是瓷器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里程碑,是艺术史上的颠峰。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差异视阈下创新旅游外语教学讨论 【摘 要】论述以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内容,创新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模式与方法,推进教材改革。 【关键词】文化差异 旅游外语 创新 教学 随着现代化旅游业的发展,对高素质旅游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对培养高素质的旅游外语人才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推进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是旅游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法。本文从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方法、教材改革等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切实增强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理论知识 涉外旅游业,不仅是经济领域中的朝阳产业,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这对旅游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旅游外语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明确了方向和内容。旅游外语教学传递给学生的不再是单一的语言知识,更是语言中蕴涵的文化要素,所以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形式,更要注意语言使用的文化环境。形式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教师在旅游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也是提高旅游外语教学质量的要求。旅游外语教学不是纯粹的语言教学,不是为学语言而教语言,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涉外旅游业的发展,所以,旅游外语教学不能只关注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教师不应将语言教学当做是旅游外语教学的全部内容,还应当重视学生文化意识和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教会学生语言的同时,更需要让学生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切实增强文化意识,充分认识到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文化对语言应用的影响,并提高应对语言文化冲突的敏感性。旅游外语教师只有增强了文化意识,才能够自觉引导学生养成对中外文化差异的认识和处理文化冲突的能力。 旅游外语教师增强了文化意识后,还应了解和掌握丰富的中外文化方面的理论知识,如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文化差异理论知识;基于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不同而带来的中外文化习俗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宗教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民族性格而形成的非语言方面的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等。当然,这些理论知识中,有的是与教材上的内容有直接的联系,也有些看似无关实际相关,但教学实践证明,教师掌握的中外文化理论知识越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及时向学生传授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使文化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二、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这是毫无疑问的,语言结构、语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是人类交往交流的一种工具,但同时,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文化,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用综合的“语言文化观”取代纯粹的“语言工具观”,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综合的“语言文化观”进入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讲授的内容从单一的语言知识转变为综合的语言、文化知识,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创新。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入课堂后,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构成主要包括:语言要素(含词汇、语音、语调、语法、语段等)、非语言要素(含体态、表情、眼神等)、礼仪与习俗要素(含称谓、称赞、打招呼、做客与送礼等)、宗教信仰要素和价值观念要素,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传授语言的同时把语言中的文化知识和交际内容传授给学生,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教学理念。这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交往能力,使学生语言知识与文化能力同步提升。通过教学,培养学生不仅学会使用正确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恰当的语言在适当情境中进行涉外交际,准确地获得信息,最大限度减少交际中的误会,提高交往的质量。 推进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还需要求教师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指导旅游外语教学工作。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心从语言结构转向语言功能,从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在社会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重视语言的社会环境、社会制约。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语言形式和社会制约(社会环境)的关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旅游外语教学与各学科的关系,增设社会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课程,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语言文化的背景、社会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积极开展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于教学过程,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渗透在旅游外语教学中突显了文化的要素,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从传统的“讲练型”向“交际型”、“研究型”的转变,推进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创新。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转变和创新,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而是在吸收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语言传授方法,把语言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把语言的学习置于文化的讲授中,在语言教学中强调文化,帮助学生提高语言层次。 因此,在旅游外语教学实践中,应正确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一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语言的根基,语言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中外语言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外文化的差异。从文化出发传授语言,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语言和文化的内在关联,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培养了语言能力和文化交际能力,有助于涉外旅游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二是语言应用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ll Hymes认为交际能力由以下四个参数组成:(1)语法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上可能;(2)适合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行;(3)得体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体;(4)现实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出现了。由此可见,语言应用能力仅仅是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所以,教师传授给学生的语言不单是语音、语调、语法、语句、词汇,还需要教会他们在什么情境下使用语言。有些学生使用“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Where do you come from?”等句子,说明了他们只具备语言应用能力,而不具备交际能力。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创新教学模式的方法途径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教师讲授 旅游外语教师在课堂有限的时间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应该在理解、消化大量的中外文化差异知识的基础上,精心筛选,突出重点,以简明扼要的语言来讲述,同时可以借助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辅助设备,生动形象的展示出来。事实表明,教师以文化差异为导入,从文化讲到语言,学生的兴趣浓厚、注意力增强、课堂效果好。 (二)课堂模拟 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所涉及的文化内容,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以组为单位,课前收集相关文化内容,并做好准备。上课时,创设相应的情境,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模拟,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理解语言和文化。 (三)课外实践 学习旅游外语,最终需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旅游外语的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真正感受语言的知识和文化的魅力。课外实践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形式灵活,寓教于乐,如外文歌曲大赛、外文知识竞赛、外文演讲比赛、文化特色美食节以及业余导游、业余翻译等都是学生喜闻乐见、且易于操作的课外实践。 (四)研究交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外国文化丰富多彩。结合旅游外语教学,以中外文化差异为切入点,深入开展中外文化研究,是推进旅游外语教学的不竭动力。旅游外语的教师应该和同行加强交流、加强研究,鼓励学生参与交流、参与研究,不断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四、推进旅游外语教材的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涉外旅游业发展迅猛,旅游从业人员快速增长。为适应旅游现代化、国际化的要求,广大旅游工作者或有志于从事现代旅游业的人员应该加强旅游外语学习,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完成涉外旅游的各项任务。 长期以来,教学使用的旅游外语教材从结构和内容上看,包括Text,New Words and Phrases,Dialog,Language Points,Exercises等,其落脚点在于语言点的传授,但在什么情境下运用什么语句是不清楚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中文思维+外文形式”,从而出现“What do you want ? ”这样的不得体的句子。没有文化内容的旅游外语教材,已经不适应旅游外语人才的培养,也满足不了客观形势的需要。 开发符合旅游现代化、国际化要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贴近当代旅游业发展实践需要的旅游外语教材已刻不容缓。我国外语教学大纲对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英语教学大纲》提出:“必须丰富学生文化背景知识,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打好文化基础。”《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中级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继续打好基本功,进一步扩大知识面,重点应放在培养英语综合能力、充实文化知识,提高交际能力上。”教师应以此精神指导旅游外语教学,把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编入旅游外语教材当中,在每课中增加Note,useful expressions ,idioms和research extensive reading,把中外文化方面的相关素材、文化杂谈收入其中,在教授学生在使用语言时,了解其文化背景,为旅游外语教学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 现实主义理论家尚弗勒里不仅在1855年发表的著名的现实主义宣言中,提出艺术应真实地表现当代生活,而且之后还宣称:“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① 库尔贝等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既反对僵化了的新古典主义,也反对追求抽象理想的浪漫主义。他们认为现实生活本身便是最适当的题材来源,无须进行粉饰。他们坚持表现当代生活,并以人文关怀的姿态描绘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观念自20世纪传入中国,它的生根首先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自我需求,并伴随着中国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而发生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 一、科学写实精神 20世纪之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豁然醒悟: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客观世界,都可以实证地认识、科学地把握。这正如等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是有规律地发展和演进的。这种思想渗透到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由此,具有科学和民主思想内核的写实绘画在中国盛行就尤其具备了合理性。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发出的疾呼“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是20世纪最早对中国画进行清算和讨伐的文字,也是最早在美术上提出向西方画学学习的文献。该文通过为作者自己的“万木草堂”藏画编目作笔记的形式,对中国历朝画作的发展作了梳理和品评。文章从《尔雅》、《广雅》和《说文》等上古文献中释读“画”作为“存形”的文字本义始,进而论证所谓图画之制,就是“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忘形也”,这是康有为提出向西方画学科学性造型体系学习的逻辑起点。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把改良中国画作为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他在《美术革命》这篇文章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任务就是改良中国画,而改良中国画就是要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②。因此,他比康有为更为猛烈地抨击所谓“王画”,指责它们是“临”、“摹”、“仿”、“抚”中国恶画的“总结束”,他提倡的是能够自由发挥、抒写个性、不断创造的新美术。可以说,革“王画”的命,冲破文人画的禁锢,倡导写实精神,是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在美术革命中的体现。 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上世纪20年代,无论思想认识还是鉴赏研习,既存在怎样认知西洋美术的问题,也有怎样追问民族艺术存在价值的问题,两者都关涉到艺术创作中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1917年负笈日本的徐悲鸿,又于1919年赴法留学,《中国画改良论》一文即发表于他留法的第二年。在中西画法的比较上,在中西美术道路的选择上,他都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味,因此,该文开篇就提出了民族振兴与画学的关系。画学上所谓的“颓坏”,其实是“守旧”和“学术不独立”的结果,他为画学的振兴开出了“中国画改良”的方案:一方面他看到“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因此要守住佳者、继承垂绝者;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尽艺”的缺憾,必须改之、增之、融之③。中国画改良论无疑是中体西用方案,它和“中西合璧”、“西画化”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存在较大区别。《中国画改良论》同时阐述了徐悲鸿倡导写实绘画的思想,即关于“妙”和“肖”的关系。在他看来,未有“妙而不肖者也”,“故妙之肖为尤难”。因此,他“实写”的主张既来自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写实绘画体系,也本源于对中国传统绘画“不能尽术尽艺”的痛陈,而写实主义的思想和技巧,无疑更加强了他对于中国画“实写”的迫切性认识。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和写实主义主张为20世纪人物画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这个世纪人们对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认识。 徐悲鸿执意推崇写实主义,不仅受到了那些引进现代主义的画家的批评,而且也遭到了传统中国画家的围攻。从维护中国画纯粹性的角度而围攻他的,主要是指责他用素描替墨,用写实造型取代了意象写形。徐悲鸿所谓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而师法造化,“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这就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素描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④。 在文人画家看来,艺术是和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证分析等背道而驰的,因此,文人画以极不形似为立论,中国书画乃至中国艺术都以表现主观为旨归。但“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毕竟是深刻认识到了科学对于改造国民精神的巨大作用。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都无一例外强调绘画写实精神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于科学求真的理性精神的崇拜。关于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梁启超在为北京美术学校作的“美术与科学”讲演中,阐述得更为明确。他推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认为绘画对自然的复现,是让主观符合客观的求真认知。他说:“美术所以产生科学,全以‘真美合一’的观念发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⑤ 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推动向西方画学学习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的写实绘画传统,它以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为科学手段,以“摹仿”和“再现”为美学内核。从欧洲绘画史的角度,这种写实绘画并非全是库尔贝、尚弗勒里等人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或许,在中西文化碰撞之初,在中国人开始认识欧洲再现艺术之初,中国倡导写实精神的艺术家,还不能明确分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和同样具有写实精神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其他绘画流派在思想主张上的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具有科学写实精神的欧洲绘画文明的追求。 二、民主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就是实证性地使主观符合客观;所谓“善”,就是对现实存在的人的社会关系即伦理道德进行价值判断;而“美”,则是表达客观现实及社会价值判断的审美理念。现实主义首先以承认审美的客观性为前提,并以表现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属性为主要的创作方法。 20世纪上半叶,蒋兆和的《流民图》不仅用写实的表现方法再现了中国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而且作品通过对流离失所的人民的形象塑造,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性。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和《九方皋》虽然没有直接表现现实中的人物形象,但作品以写实的形象塑造和以历史、神话故事表达的对现实的隐喻,体现了写实绘画的民主思想。这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实际上,现实主义和写实绘画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表达的是艺术主体对于现实社会构成的一种审美判断。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虽没有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概念,但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创作都指向了现实。受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那些作品都成为投向黑暗社会的“投枪”和“匕首”。新兴版画面向现实的审美姿态,决定了其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走到大众前面,为救亡图存而呼唤和抗争。利刀劲笔,直面人生和社会,这正是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画种能够像版画这样活跃和兴盛的原因。这些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具有革命性、宣传性,有的还具有纪实性、叙事性的特点。从整体来看,战时版画作品的内容题材包含了抗战宣传、战争场面的描绘、战时民众生活的写照和对解放区新生活的讴歌与赞颂等方面,被誉为“几乎独步中华大地的形象化宣传战斗武器”和“历史的缩影”。它们“决不是冢中枯骨,换了新装”,而“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它们“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⑥。 到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进一步在学理上确立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内涵。它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的民主思想,其理论家斯塔索夫坚持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点来指导这个画派,这些原则是“美就是生活”,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追求那些不存在的美,也不在于去美化现实生活,而是要真实地再现生活。而作为绘画现实主义的精神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阐述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成为中国画家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艺术的第一个作用,一切艺术作品毫无例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艺术再现现实,并不是为了消除它的瑕疵,并不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够美,而是正因为它是美的。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他进一步指出:“艺术作品的目的和作用,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而是再现它,充作它的代替物。”⑦ 面向生活,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20世纪50年代,传统中国画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表现现实生活的问题。对此,王朝闻在《面向生活》一文中认为: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是决定作品内容好坏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技巧的重要条件。前人在反映生活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技巧之所以可贵,不在于它古老,也不只因为它曾经适当地为他们的创作服务,而是在于它可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以此来表现我们当前的生活以及生活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王朝闻明确指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对于客观事物的状况和性质的深切感受与理解,正是保证能够发挥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改变因袭陈套的作风、避免内容与形式脱离和充分运用想象的必要条件。”⑧ 这里,他不仅强调了“感受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不仅提出了面向生活对于作品主题选择与主题表达的决定作用,而且强调了“感受生活”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技巧的重要作用。 在整个50年代,强调艺术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再现生活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但由此也产生了直接将生活搬进画面、直接在画面说故事、讲道理、宣传政治口号的现象,出现了在主题性创作中,以主题的大小及政治性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的问题。怎样区别艺术与生活呢,王朝闻用“一以当十”概括艺术对于生活的单纯化、典型性的创造作用,他特别强调了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的表达方式,批评了人们在创作中注重了共性而忽视了个性的对于典型性的错误理解。他说:“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艺术家难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不能在认识生活时,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形成新颖的主题;能不能为了适应新颖的主题,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切合特定艺术样式,塑造不落陈套的形象,典型形象。”⑨ 王朝闻关于“面向生活”和“一以当十”问题的论述,都是针对50、60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现状尤其是主题性创作而进行的关于现实主义实践性的理论探索,是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加以中国化和造型艺术化的理论发展。它反映了50年代前后,中国现实主义怎样把反映现实问题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问题的思想内涵,而典型性只是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怎样发挥主体创造作用的一个命题,现实主义的核心还是强调审美的客观性,而且作为一种主体创作,“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 三、理想现实主义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中国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美术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4年,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⑩ 虽然,认识和反映生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原有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们从客观现实出发,从现实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去描绘现实,表现旧事物必然死亡、新事物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用社会主义精神鼓舞和教育人民群众。因此,这个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的现实主义,它所谓的现实,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理想的现实,修正的现实。 “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就好像水中的倒影反映岸上的景物一样,只能反映近岸边涯上的一点,稍微远一点的景物就反映不出来了;这就是说,作者们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它的发展,看到它的将来,所以也就看不清现在,看不见生活斗争的巨大意义,看不见生活里的美;有些作品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实际上只作到反映狭隘的视线所能接触的生活局部的‘真实’,而不能集中地反映生活里存在的那些更高更美的东西,不能把生活现象和生活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不能把现实的斗争和未来的远景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的产生,我以为是美术家对于生活缺乏远大理想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艺术家对于生活没有理想,对于生活前进的道路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那么,他能用什么眼光来观察生活呢?他怎么能够在生活万象中去发现美呢?他的作品又怎么能够在劳动人民中起鼓舞斗志的作用呢?”这是蔡若虹1958年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番话。讲话不仅要求艺术反映现实,而且要求艺术能反映“更高更美”的现实,为此也要求作者“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方面,作者们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和想得不深,恐怕是创作思想的通病。什么是站得不高呢?高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从远处说,我以为高的立足点就是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近处说,就是政治挂帅。”(11) 艺术形象的塑造,离不开艺术主体的想象。现实主义认为想象不是对生活的臆造,而是作者对于生活的美的探索和体现。但理想现实主义同时又认为,想象“又是作者的美的情操在艺术创作中的直接反映”(12)。因此,理想现实主义不仅仅允许想象,而且提倡那种加入主观审美判断的“修正现实”的想象。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如表现抗日战争历史事件的《地道战》、《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等经典之作,不仅注重对于历史主题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刻画,而且注重视觉艺术中对于文学叙述性瞬间的选择与描绘,注重艺术主体对于历史事件的想象与重构,注重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表达与发掘。即使像《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题材,也是“雄壮华彩”的气概大于“悲惨哀伤”的成分,不是悲戚哀恸、惨烈忧伤的实写,而是豪迈激昂、雄浑壮丽的想象与塑造。因此,“崇高”是50、60年代战争主题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的主调。“在生活里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情,作者不可能样样都耳闻目睹,更不可能样样都经过亲身体验,艺术的创造,也并不局限于生活实践的重复,生活实践无论怎样丰富也是有限的,而艺术的创造却是无穷的;这道理就在于植根于生活的想象在艺术里可以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未曾体验和无从目睹的生活现象,只要能通过想象,能通过作者思想感情的反照,也仍然能够发现和体现生活的美的光辉。”(13) 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是英雄与理想的颂歌,是现实理想对于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如果说理想现实主义对于现实和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是“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和客观真实取得一致”的辩证统一,那么到60年代中后期所总结出的“三结合”创作经验,以及“”中被极度庸俗化的创作方式,则将这种理想的现实主义推演到和“现实真实”背道而驰的“伪现实主义”之中。当理想现实主义夸大了“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在表现现实中作用的时候,同时也就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反面。而从理想现实主义滑落到“三结合”的创作模式,即“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群众出生活”(14) 则已经和现实真实无关,它的负面影响必然会使艺术受到政治理念的支配——“美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的艺术就是要从属于我们的政治”。所谓“画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图解——第一,充分表现伟大的革命的时代精神;第二,必须描绘最新最美的题材;第三,必须塑造出最新最美的形象;第四,必须具有最新最美的艺术形式。然而“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首先要求我们的美术工作者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感情,要画革命画,先要做革命人”(15)。所有这些理念不仅不是现实的反映,不仅是用主题先行、观念先行替代现实,而且对艺术主体提出了所谓的“政治审查”要求,从而将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更换为关乎政治内容、政治身份和政治前途的惟一选择。 四、人本现实主义 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逐步实现的。解放思想,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们从极左错误思想的羁绊中冲决出来的重要武器。当时人们不仅要把曾经被神化的领袖还原到人的地位,而且要把对英雄主义的简单颂扬转换为更多地对社会现实的揭露,由此展开的种种论争,都和怎样理解现实主义相关联。1980年1月,《美术》杂志召开由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要只抱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放”,“今天谈思想解放,不应回到五六十年代,而应当迎接八十年代”等观点。在解放思想的“八十年代第一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由此开始。当时以笔名“奇棘”发表的《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16),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异议的文献之一。文中提出质疑的,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它是从时间艺术假借到空间艺术从而取代了绘画的本质特征;二是我们都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绘画反映生活的广阔可能性失去了它潜在的力量,绘画内容狭隘到最终被规定的政治内容代替了。对这两个问题的质疑,都切中了“”时期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要害,因此,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方法”提出的“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的矛盾”的疑问,也蕴藏着对于绘画艺术存在自身规律的肯定。 而胡德智发表在《美术》1980年第7期的《任何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一文,则首次提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实主义精神”两个概念的区分。文章指出: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也不是现实主义流派所独占的,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流派,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们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表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这个论点的提出,在于矫正了人们长久把“现实主义流派”误作“现实主义精神”的认识。作者也正是从这里引申出了两个话题,一是“现实主义不是惟一的正确描写世界的方法”,二是“任何通向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显然,文章的本意,是通过这个论点来肯定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艺术流派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肯定现代主义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和情绪,肯定现代主义反映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社会现实,尽管现代主义已远离对事物的描绘与再现。这样,也就为当时人们重新认识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在如何认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上,邵大箴说得更为准确:“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作为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作为表现手法,它和写实同一概念,只是一种艺术的写实,不排斥凭藉想象的夸张,其基本要求是明白易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写实表现手法是不能等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作者还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主体认识世界的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强调“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态度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家决不会仅仅把艺术作为一种赏心悦目和自我娱乐的手段和工具,决不会满足自己的作品只有少数知音者而置广大群众的需求、接受能力与欣赏水平于不顾。相反,这些艺术家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真诚地表达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以自己的创作干预现实生活。这样的艺术家可以在画布上,在油泥中,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运用写实、寓意、象征、抽象等多种多样的手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作品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将要产生的艺术效果,但他无疑是忠于生活和忠于自己的感受的。他决不会远离生活去拼凑去臆造,也决不会为了某种一时的需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趋炎附势。他要求自己反映的内容和人民大众息息相关,要求自己的艺术语言为更多的人所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写实的手法通常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采用。”作者并不认同“一切艺术流派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他提出的观点是辩证的:“我们应该有气魄,有胆识,肯定现代派艺术中一切从内容到形式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东西,但不能全盘肯定现代派,不能不加分析地给现代派送上一顶‘现实主义’的桂冠。”(17) 这些文章在廓清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误区,特别是从美术图解政治的主题性创作和伪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总括起来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人们认识的现实主义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清理: 1. 现实主义不应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不应以文学性的描绘削弱或取代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的本质特征。2. 现实主义具有两个基本内涵:既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方法。3.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再现,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或者通过对社会底层人民生存状况的描绘体现艺术主体的人文关怀。4.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和写实属同一种概念,但写实仍包含着艺术主体的想象创造。5.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并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历史上许多艺术流派、许多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当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思考和呈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6. 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真实,尤其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意愿难以得到实现的时候,暴露与批判也因此成为现实主义艺术表达这一意愿最有力的武器。 因此,顺理成章地,新时期美术的起点就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暴露与批判开始的。连环画《枫》、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从揭示“”伤痕到暴露“人性”真实;罗中立的《父亲》,从乡土写实到人道主义的精神孤旅等等。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人们从对英雄和领袖的崇拜中,从理想和教条的束缚中回到现实世界,特别是回到现实中人的真实精神世界。新时期历史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注重对于历史真实与人性的发掘与表达,当时提出的革命历史画要“忠实于历史真实”的观念和强调造型艺术的独特规律,“忌用说明性、解释性的细节来表现故事和情节”的思想,都影响了新时期以来关于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在审美精神上,由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了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像现实中的“伤痕”美术一样,画家们往往也通过战争素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伤痕”。因此,这个时期以表现“大屠杀”为内容的作品非常广泛,而且作品大多通过酷烈的场景描绘,宣泄历史悲剧的纵深面。某种程度上它和50、60年代在表现“悲壮”时的只“壮”不“悲”有所不同。就表现人物而言,也由原来的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而转变为对战争中普通人的描写,像沈嘉蔚《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鸿篇巨制,却刻意把领袖人物隐藏到平民和战士之中,这和理想现实主义时期的领袖形象塑造形成了鲜明对照。 由“解放思想”开始的对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拓宽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人们从单一的写实绘画,开始探索绘画艺术发展的自律性,关注“形式”在视觉艺术中的主导地位,关注个性精神、主体精神对于现实世界的呈现、超越及其独立性。对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对于“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讨论,对于“艺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讨论,对于“艺术本体独立性”的讨论,都试图摆脱“社会政治意识”和“社会人伦判断”的束缚,而走向艺术主体的张扬与整个社会人本主义精神的表达。 从“’85新潮美术”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现代艺术用了几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以张扬主体创造精神为内核的艺术历程。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之所以能潮水般地涌入,正体现了社会对于人本主义精神的饥不择食。那时,人们要摆脱的是那些教条主义的理念。的确,“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观念摧毁了人们许多固有的观念,从90年代起,中国艺术开始了更高层面的本土艺术自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重建。 90年代的所谓“近距离”对当代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倾心,是从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再现,转换到自我视角的“个体意识”的表现。在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中,个体生存体验已成为艺术表达的主要方面,从具象、表现而走向非具象、抽象、超现实,再到实物直呈,都掩饰不住作品中对于社会与自然的“人”此时此刻“自我存在”的肯定,都体现出精神的寓意和心理的体验。它是从个体“人的存在”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总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中国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的整体性反思和理论梳理,没有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人们便不能从“”伪现实主义的禁区中冲出来,去真正表现生活中的“人”,也不可能把现实中的“人性”和“个性”放在揭露“”黑暗的首位。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无疑也拓宽了现实主义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1. “写实”是现实主义的重要表现方法,但不是现实主义惟一的和独有的标志,“写实”作品也可能表达“形而上”的精神观念(如后现代主义一些作品),也可能反现实或伪现实(如“”中创作的许多作品)。2. 现实主义的思想或精神不只存在于现实主义的流派中,人类艺术史上的许多流派、许多优秀作品(包括众多现代主义流派及作品)都具有现实的指向或现实的针对性,都在一定程度或某些侧面上体现了反映或折射现实社会与生活的创作方法。3. 更加注重造型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而不再移用文学创作中的典型性和情节描绘的瞬间性,将写实传统和象征、寓意、夸张、意象、表现、抽象、超现实、挪用、并置等现代造型艺术语言的探索相融合,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4. 将现实主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转换到对现实中“人”的关注,特别是对现实中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存价值与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于精神寓意和心理体验的现实性表达、对于放逐人性纯粹艺术语言的探索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不可能在“不修正现实,不粉饰现实”所体现的“审美客观性”的时代而产生和放大。 新时期美术实践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显示出的思想意识,内置了对于20世纪引进的科学思想体系与方式的调整,也充分体现了对于社会个体的“人”的尊重和对于“个体存在”价值的肯定,它从审美的社会性走向了人本主义的个体性审美表达,承认并强化了消费社会中艺术主体的精神独立和与物欲横流相对立的艺术主体的创造价值。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象、意、形、神范畴在中国美术批评中的运用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自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概念,象、意、形、神就是中国美术批评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范畴,这些范畴在中国古代绘画与书法艺术批评中得到了广泛使用。研究象、意、形、神及其他有关中国艺术批评范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理论的精神实质,掌握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独自风貌,并于建立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理论也有重要作用。 【摘 要 题】美术批评 【关 键 词】中国美术/批评范畴/象意形神 【正 文】 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国绘画、书法艺术的发展,中国美术批评得以展开。与此同时,开始形成中国独特的批评术语和概念。如象,意的概念,是从先秦哲学中吸收到艺术批评中来,在魏晋得到进一步的阐释。而形、神的概念,也是借助汉魏六朝哲学形神论中的基本涵义,转换到艺术批评中,使形、神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美术批评最重要的范畴。象、意、形、神和其他批评术语成为此后中国美术批评的基本范畴体系,成为批评家们品评作品精神内核和形式的艺术标准。 象、意、形、神,是中国美术批评中的最基本的范畴,在中国美术评论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也成为中国美学的基本概念。 象和形都是一种广义的视觉形象,是和图形、图像相关的,因此和绘画的本质特点相连。所以象和形历来被首先用于进行绘画评论。 我国训诂专著《广雅》解释“画,类也”。意为绘画为类似形物。我国最早解释字义的专著《尔雅》说:“画,形也。”意为绘画就是形状的意思。东汉许慎在所著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中说:“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说文》的这段对画的解释的文字,出自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畛,井田间陌也,即田间小路,引申为界限,区分之义,畔,田界。这可否引申为画即描绘物的形廓。今《说文解字》本,以同治十二年(1873年)陈昌治复据嘉庆十四年(1809年)孙星衍刻字本改刻一篆一行本,对画的解释与张彦远引文不同。今本说:“画,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画之,凡画之属皆从画。”[1] 画就是象田四界,即整齐地画出物之轮廓,聿为古画字之上部,即书写,引申为用笔画。东汉刘熙撰训诂书《释名》说:“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为什么将画释为挂呢?是否是用彩色将物象画成,然后挂起供人观赏,不得而知。以上对画的解释,都同画物之外形,轮廓有关,画就是象形、类形,是与造形,赋形不可分的。 我国绘画,在古代还和书(文字)、八卦紧密相连,有时被放在一起进行论述。据传汉代孔安国撰《尚书序》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2] 伏牺、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愤,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在伏牺统治天下时,就开始画八卦,造书契,结束结绳记事年代,文籍由此而生。《周易》中所说的“设卦观象”,八卦用象占卜,由于八卦是抽象的符号,同时也是一种形象,所以称八卦为画八卦,画八卦对书写文字也相类似,所以称画八卦造书契。书(文字)、画、八卦都有形可观,都是直观的形象,所以它们常常被一起加以论述。书(文字)、画、八卦都是古代中国人观察天地事物而后创造出来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上》),观天察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就是观察天地之象与形。八卦之象,是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八卦是一种抽象化了、符号化了的直观形象。《周易·系辞上》还说道: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化莫大乎四时,县(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3] 所谓见乃谓之象,即观察天地时,看见的天地万物之形象则称为象,也就是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八卦关系到吉凶大业之大事。在上述引文中,《周易》将设卦观象同书、图三者并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是说圣人观天地之象而设八卦,接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说图绘与书法(文字)的传说中的起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说到“龟字效灵,龙图呈宝”,古代传说在伏牺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又称“龙行行图”),又有神鬼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牺根据这些图和书,画成八卦,著成《周易》。在《周易·系辞下》中也说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八卦的生成,乃是观天地之象、察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 东汉文字学家、经学家许慎(约58—147年)著《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的重要根据。他在该书序中,论述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和书法与绘画的密切关系。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V,万品以察,盖取诸。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卦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诂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 许慎承袭《周易》说法,庖牺氏作八卦是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苍颉造字,依类象形,根据各类事物的形象来造字,最初的文字,“故谓之文”,文即纹条,所以最初的字是形纹,后来将形纹和声音结合,“即谓之字”,然后再著于竹帛,称为书。文字的产生是“依类造形”的结果。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许慎所说“六书”即六种造字方法,前三种指事、象形、形声方法,所造的字如上下、日月、江河等都与形似有一定关系。象形者画其物也,所以象形字,类似于图画勾勒物体之轮廓。这也是中国讲书画同源的根据。 20世纪我国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在30年代曾于北京大学开设《古文字学导论》课程,其讲稿于1936年印行。一般说来语言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唐兰认为,原始中国语,单言字多,同音异义字多,有声调的变化,而没有接头接尾等形式的变化,这种孤立语的性质,决定了方块式的中国文字。唐兰还对那些认为中国文字是误入歧途,歌颂拼音文字的好处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语和雅利安语等根本不是一条路,我们的祖先只是走其必须走的路而已。唐兰在论到中国文字的起源时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字起源于上古的“结绳而治”的结绳,但所谓结绳论,只是到战国时的《庄子》和《系辞》才讲到,但那只是一种猜想,结绳是否在文字后出现的,也无法考证,因此说文字产生于结绳不一定可信。另一种观点说文字产生于八卦,唐兰认为此种观点牵强附会,因为八卦的抽象符号很难是文字的源头,唐兰还认为,所谓河图洛书是文字之源,这也只是春秋以后的一种传说,至于仓颉造书,也只是战国时的一种传说,唐兰认为文字不可能是仓颉一人所造。那么文字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唐兰认为文字产生于绘画: 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精美的绘画,大都是动物和人像,这已是文字的前驱。画一只鹿或象,别人看见了就认识,就得到和文字一样的效用了。但还不能称为“文字”。因为这种绘画,只能抒写美感,而不能完全表现出作者的意思,假使画一个较长的故事而让十个人去解释,也许会有十种说法的。不过在那时候,除了艺术外,别的文化还不很高,所以这种绘画并没有进步而变为绘画文字。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人类由狩猎生活而变为农业畜牧生活,一般文化均有很大的进步,而绘画雕刻等艺术却反退步了。但绘画技术虽退步,范围则较前为广,一切可以摹写的事物,都做了画材。当这时候国家产生了,一切文化均受刺激而有更速的进步,因之产生了文字,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国家产生后,许多部落的语言,逐渐同化,每一图形,渐有标准的读法,于是可以描写图形来记载一件故事而这记载是可诵读的,就成为文字了。[4] 唐兰的这一观点提示了文字与绘画的关系,文字起源于绘画,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在文字产生的初期,绘画和绘画文字除了可诵读与否外,简直不能区别。后来文字和绘画才有了较大的分歧。由于文字起源于绘画,所以象形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并成为其后造字的重要方法和字源。 由于中国文字,绝大多数是一字一音,只有蟋蟀等少量的字是两字一意不能分开,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文字,不是多音节,而是单音节,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字用方块作为外形。正是中国文字的方块形,使共有了对比、构架等,因而有了每一个文字的空间组合,因而具有了绘画的空间构造视觉特点,这就使中国文字通过一定方法的书写成为一种视觉形式美即书法艺术成为可能。此外,每一个字的写法无定,因为各个书家的技术不同,性情有异,点画偏旁,增减变化,十分灵活,所以书写同一个字,不同人可以写出大致相同而又有所变化的不同的字形来。这就使抒写中国文字可以根据书写者自己的技巧和性情来加以变化,因而才使中国文字通过书写成为一种艺术成为真正的可能,加之书写的工具毛笔与绘画的工具之一毛笔相同,这样在书写文字时,就有了笔力、骨法、刚柔、轻重、疾缓、枯湿等形式美的因素,这使中国书法成为一种东方的神奇艺术,它不但没有因为后来文字的规范和绘画的发展而消失,反倒历久弥新,成为中国艺术与文化的伟大传统之一。如果中国书法没有文字的独立的形,和书法家在规定的形中可以有较大的自由性来重新造形,以及所造的形所具有的丰富的视觉形式美感,中国文字作为书法艺术而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探讨绘画的起源时,认为书画同源,都与象形有关。 古先圣王受命应篆,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 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庖栖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奎有芒角,下主辞章;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佐书、五、缪篆、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日图理,卦象是也,二日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由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焕乎而词章备。[5] 张彦远虽然也相信龟字效灵、龙图呈宝的传说为书画起源的观点,并受儒家思想影响而相信先圣王受天命应?,但在具体论到书画起源时,认为苍颉造字是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而定书字之形,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所以文字书法和绘画都是观象拟形的结果,而且在古代书画同体而异名。所以观象模形成为中国书画起源的最重要的根源。 除用象、形的概念或用观象模形的思想来源讨书画起源外,在先秦至汉魏六朝还用此来评论美术作品,象物、形似成为评价作品的基本标准。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治理有德,“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开始用图形逼真的难易来评定绘画的题材。《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齐王向画家探讨绘画的难易问题,画家告诉他,画犬马难而鬼魅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犬马天天在人们面前呈现,人们熟知它们的形体状貌,画家稍为画不准确,人们就会看出其毛病,所以难画。而鬼魅这东西大家并没有见过,因此画家画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大家不会挑剔,所以画鬼魅相对来说要容易。画家向齐王所回答的难易问题之内在标准就是逼真摹形问题,即形似问题。为什么画犬马难呢?就是因为人们天天见到犬马,画家稍有画不准的地方,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画家必须认真画得逼真。在此逼真形似是画家作品的客观标准。汉代王充将绘画与文章比较,推崇文章具有言教作用,而绘画则“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论衡·别通篇》)王充承认绘画有图形的作用即“形容具存”,所以人们喜欢看图画所绘古之列人。但因图画人物并不能活动,没有言行,所以在教化方面赶不上“古贤之遗文。”当然王充对绘画的特点和作用的认识有一定局限,但他对图画“形容具存”特点的认识还是正确的。 到东晋顾恺之将形、神统一起来并用于绘画评论中,提出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的观点,这可以说,极大地深化了形神理论,并提高了美术批评的标准。但在顾恺之之前,已出现了不仅局限于形似的观点,而将形似与内在精神结合起来评定绘画作用。 在此应提一下《庄子》中的法天贵真的思想: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笑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6] 庄子在此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行为及表情有内外之别,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所以贵真。如果一个人强哭、强怒、强亲,虽有哭、怒、亲的外相表露,但由于不是发自内心情感,因而是内外不一,只是一种假象,人们一眼就可识破。而一个人如果内心真有了悲、怒、亲的情感,那他就会无声而哀、未发而威、未笑而和,这就是真在内而神动于外,而这种真实的情感是自然不可易,不能佯装,是受于天,所以要“法天贵真”,庄子所说的天,即自然本性。在此,庄子虽然不是在评画,但他关于真在内而神动于外的思想,无疑极适合于艺术评论,启发画家不能仅仅以外形为刻画的最终目的,而应将外形的描绘同内真与神采的表现相统一。 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两次论到画的形与内在精神问题。一则说:“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淮南子·说林训》)他告诉我们,有的东西可以远望,有的东西只可细书,画家如果只细心描绘局部细节,有可能对整体面貌和态势把握不住,就像射手只注意所瞄准的某一点而不顾大的方面一样。在此,《淮南子》要求画家不仅要做到局部细节形似逼真,而且还要统领整个形象的貌与势。《淮南子·说山训》中又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一则更明确说明,如果画家只注意画出西施的外表华美和孟贲的眼睛之大是不够的,因为外形华美但不令人愉快(说即悦),眼睛徒大而不令人敬畏,为什么会这样呢?“君形者亡。”也就是仅有外形而无内真和神采,外形如空壳,虽然华丽如何能打动人呢?显然在汉代,《淮南子》已明确将形似同传神统一起来作为评画的标准,虽然没有运用“传神”“内真”的字样,但其所表现的意思的确是不能仅仅用外表逼真作为评画的唯一标准。《淮南子?原道训》中还清楚地主张应以神为主,这样形从而利,如果以形为制(统领),把神放到从属地位,则“神从而害”。这说明在汉代,对形神的关系已经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此外汉代的哲学家、文学家杨雄,对言和书作了深层认识:“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杨子法言·问神》)杨雄认为言是“面相之辞”,是人们沟通思想的工具,书则能“记久明远”,天下大事都能记录下来。言和书的本质都是心灵的表现,言是心声,书是心画。所谓声画形,即用言与书表达事物,各种人都能见出,由于言传心声,书表心画,所以能以真情来打动君子小人。将言和书都看成是心声心画的这一观点,肯定启迪汉代以后的画家与评论家不能仅仅将图画看成是外形象物,而应深入到形的精神层面加以认识。 到了东晋顾恺之,他自己既是一位知名的大画家,同时也结合创作实践开展绘画理论研究,并进行绘画评论。他的有关画论言语,在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中保存两则,另外有三篇论文被收入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而得以流传。这三篇文章是《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顾恺之“多才艺,尤工丹青,传写形势,莫不妙绝”。说到顾恺之的文章时“著魏晋名臣画赞,评量甚多。又有论画一篇,皆模写要法。”但在抄录这两文时,将评量甚多的一文题目写成《论画》,而将未有任何评定魏晋画家,只谈绘画要法的纯理论文章题名为《魏晋胜流画赞》,张彦远当时应该是区分清楚了的,可能在后来的传印中将两文题目颠倒。今天我们还是根据文章内容将题目还原,即将评论魏晋绘画作品的一文的题目还原为《魏晋胜流画赞》,将论绘画方法一文的题目还原为《论画》。 在《论画》一文中,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的观点,以形写神成为其后中国画创作与批评的重要的艺术原则。《论画》一文的主旨是“凡将摹者,皆当先寻此要,而后次以其事。”他说的“摹”即画,模写人物,“先寻此要”是指全文所论都是绘画的要法或基本方法,即先掌握绘画摹写人物的基本方法,然后再才有可能谈论其他。《论画》最后一段: 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5] 顾恺之此段原意我们要细心弄清,《论画》通篇都是讲如何摹写对象,要求非常细致,如该文中部告诫画家,画颈以上,“宁迟而不隽,不使远而有失”,因为颈以上为头部,要慢慢细画,不能有闪失。“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失矣。”在此,顾恺之对画人物的比例,用笔刚柔、用色深浅都作了细致要求,每一局部的一毫小失,都会导致人物的神气损害。“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画家要根据人的长短来在画幅中定远近,其高下阔促不能随意变化。“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即生活中的人,没有拱手行礼眼前面无所视的对象,也就是说,人物的眼神和动作都与周围的处境有关。“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所谓空其实对是画中之大失大错,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是什么意思呢?画家运用以形写神的方法本来是很好的,但空其实对则犯错,空其实对是歪曲了对象,画中的人物形与神都与对象不合,或者是画中的以形写神,将人物的形神故作姿态,而与表现的处境无关,人物神态没有根据,空陈其形,这就是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荃乃筌,筌是捕鱼的工具,《庄子》有“得鱼忘筌”“得意忘象”之说。“荃生”即运用来刻画人物形象(生即生人即活生生的生活中的人)的方法、工具,亦即画法,“用乖”即错误运用,这样传神的作用就消失了。整句话的意思是运用错误的方法来以形写神,实则歪曲对象,没有实际的根据,所以传神的效果也就达不到了。“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小察也。”歪曲对象或无根据地空陈其形是大错,而抓住对象特征描绘出现个别地方不准确则是小错。“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明昧是指人的聪明和暗昧。鲍照有诗云:“年貌不可还,身意会盈歇。智哉众多士,眼理辨明昧”。“一像之明昧”,即所画形象所表现的聪明或愚钝,“不若悟对之通神”,即有意表现人物的智慧或愚妄的姿态,不如彻悟对象,与之神通,然后将其神气表现出来。 顾恺之在《论画》全文中,说到“神气”俱失,“以形写神”,“悟对之通神”、三次提到神,所谓“神气”“写神”“通神”都是绘画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至高要求。表现人物对象的神被提到很高的要求上来。“以形写神”,将摹形作为绘画的手段或初步要求,用形来写神(表现神态)则是绘画的目的或更高的要求。 顾恺之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认识到传神的重要性。他为裴楷画肖像,凭空在脸上加三根毛,“如有神明”,即能更好地表现人物的神采。《世说新语》记载他画人,数年不点目睛,其原因是画眼睛最重要,因而十分慎重,“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太平御览》卷七零二引《俗语》说:“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而都不点眼睛,曰:‘点眼睛便欲语’”。《世说新语·巧艺》记载,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晋书·顾恺之传》:“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文选·嵇叔夜〈赠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顾恺之根据嵇康此四言诗作画,故有“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的体验。为什么画手挥五弦易,而画目送归鸿难呢?那是因为手挥五弦是画具体的人物动作,图形较易,而目送归鸿,则要表现人物的复杂神态和心绪,无所托依,则更为其难。手挥五弦是图形,目送归鸿是传神,后者比前者难,要求更高。 形和神的概念,在东晋还被用来品藻人物,并认为眼睛关乎神明。《世说新语·贤媛》中说:“王尚书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在此形骸和神明区分得很清楚。东晋高僧慧远对神作了精到的解释:“夫神者何邪!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究其幽致。”(《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一)神是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慧远还说:“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慧远对神的解释,受到佛学的影响,他还讲到“神形俱化,始自天本”,“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形神观成为东晋佛学所讨论的重要问题。正是在魏晋用形神品藻人物(如《世说新语》中“神意闲畅”“神气豪上”“风姿神貌”“神姿锋颖”“神明可爱”)和东晋佛学中对形神化传问题的探讨的背景下,顾恺之结合绘画实践,发展了他的形神艺术观。 顾恺之所运用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概念在其后的中国绘画批评得到广泛运用,成为评定中国画的重要的艺术标准。“传神”“写照”虽与佛学理论有关,但经顾恺之改造,成为绘画评论的专门术语。慧远曾讲到“神以化传”、“以神传神”、“神之传于形”,讲的主要是佛学中的生死化传,重在神传。顾恺之讲的是绘画中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传达人物的精神情采,重在传神。“写照”之说始于顾恺之。此前讲到画人物形象时,多用“图画其形”(《史记》裴?集解引刘向《别录》)、“写其形象”(《尚书注疏》)、“法其形貌”(《汉书?苏武传》)、“写载其状”(《鲁灵光殿赋》)。“写”也就是“画”,写其形象也就是画其形象。“照”也是佛学中的用语,神光外照,《涅??无名论》中说:“三明镜于内,神光照于处”,(《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五),照有“穷幽之鉴”的智慧,是一种神光外照的神明。顾恺之用写照二字,一方面有图形写象的意思,同时还有照明精神的意思,即画出人物形象包含的精神特点,心灵智慧。所以写照一词比写形有更丰富的内容。 继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后,到南朝,独立的画品(绘画品评)著作已开始出现。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原名可能为《画品》),南朝陈姚最的《续画品》是两部重要的绘画评论著作,谢赫因在该书中提出绘画六法,影响深远,姚最的《后画品》则接着谢赫的《画品》往后评论。在这两部著作中,象、形、神的概念得到初步运用。 谢赫对顾恺之的评价不甚太高,把顾放在第三品第二人。评语为:“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迨意,声过其实。”而对陆探微十分崇拜,评语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将陆定为上上品,还嫌屈标第一。谢赫亦未提及和搬用顾恺之的有关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等批评术语,但对象、形、神的概念在品评画家时,还是经常用到。且“六法”中有一法为“应物象形”。可见对形似问题也是足够重视。 《古画品录》在评论张墨、荀勖时说:“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认为二位画家如果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则可谓微妙。因此作画不能被物体所拘束,而应取之象外。在评顾俊之时谢赫认为他精微谨细,有过往哲,他还是画蝉雀第一人,其画风比较细致,“始变古则今,赋彩制形,皆创新意”。顾俊之能在赋彩制形,精微谨细的同时能皆创新意,实乃不易,因而被列为第二品第一人。 谢赫对有些在象形、制形方面略为逊色但在神韵方面有所特征的画家,也是积极肯定的。如卫协,“虽不该备形妙,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卫协虽然在形的妙似方面略欠,但颇得壮气,即画的精神十足,有豪壮之气度,仍为旷代绝笔,属于第一品。评袁?时说,“象人之妙,亚美前贤”,虽然在象形方面比前贤略差,但其艺术成就仍应肯定,“然和璧微玷,岂贬十城之价也!”在评价晋明帝时说:“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这说明形色虽是评画的基本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传神也很重要。晋明帝的画作形色略欠,但神气颇得,因此亦有奇观,作品也算不错。 姚最在《续画品》中进一步运用象、形、神的概念从事绘画评论,所评画家自谢赫后二十名,另对顾恺之重新评议。他运用“象人”的概念来评价梁元帝萧绎,说梁元帝幼禀生知,学究性表,心师造化。“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萧绎能心师造化,即用心观察自然景物,“遇物援毫,造次惊绝”,对自然事物的描绘,有很高的技巧,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善于模写人物,特别能传达人物神韵。所以象人、神妙成为萧绎绘画的特点。在评谢赫时,着重对他模写人物十分精致的特点给予赞扬。“貌写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研精,意在切似。日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事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中兴以后,象人莫及。”说明谢赫笔迹精细,貌写人物,目的在酷似对象,虽然谢赫的作品在气韵精灵方面欠佳,生动之致略逊,但“象人莫及”,不少人模仿他的画风,“委巷逐末,皆类效颦”。由此可见,谢赫虽然制订绘画六法,将气韵生动放在第一,但他的画作则重在象人形物。姚最在评张僧繇时说“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其妙。”认为他画圣贤人物,“小乏神气”,但这点小毛病不应过于苛求,“岂可求备于一人”。说明姚最在评价画家时,对谢赫、张僧繇这样的大画家,既指出他们的长短处,又不求全责备,将气韵,生动、神气作为一个艺术标准,但虽略欠,而在象人貌物方面有特别成就也应充分肯定。姚最在运用形、神标准时,可以说在评画操作中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在唐代,由于绘画创作日趋繁荣,绘画评论与理论研究也更加深入。一方面仍继承顾恺之和谢赫、姚最的分画家专评,即一人或二人一评的传统,如彦的《后画录》,另一方面也出现专文论画如白居易的《记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在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已确立的象、意、形、神的概念在唐代的画评中进一步得到运用的同时,对这些概念及其关系的探讨则有新的发展。 唐太宗时僧人沙门彦著有《后画录》,评点画家的方法,基本沿袭谢赫、姚最。《后画录》收录二十七位画家,是他“观在京名迹”后,品弟优劣差降而写成,自称“帝京寺录”。象、形、神仍是他评画的基本概念和标准。在评论郑法士时说:“取法张公,备该万物”。评隋江志:“笔力劲健,风神顿爽。模山拟水,得其真体。”评刘褒:“鸟雀其变,诚为酷似。”评张孝师:“象制有功,云为尽善。”评曹参军李凑:“挥毫造化,动笔合真。”评展子虔:“触物为情,备该绝妙。尤善楼阁,人马亦长。远近山川,咫尺千里”。彦说他的此文是“帝京寺录”,也就是他在长安观察寺庙壁画后加以评品而写成。所涉及的内容有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他评论这些画家和作品时,将备该万物、模山拟水、象制、合真,酷似作为重要标准,此外他还提出“心师造化”“灵心自悟”“挥毫造化,动笔合真”的观点,说明唐代画评家,在讲究酷似、象形的同时,已认识到主观心灵的特殊作用,心师造化、灵心自悟,即在师造化的过程中还要充分发挥画家的心灵感悟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模拟自然,心师造化提示了绘画创作中主客体统一、情景互渗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挥毫造化,动笔合真”。所谓“合真”已不是表面的相似对象,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切合,亦即创作出符合对象本质特征的绘画形象,这种形象乃所谓“真体”。后来张 谈绘画创作时总结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规律,是对彦 “心师造化”论的进一步阐释。从东晋到南朝的形与神问题,发展到唐代,提出造化与心源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绘画美学的一大进步。形与神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被描绘的人物形象的外形与内神问题上,而造化与心源则主要谈的是客观对象与画家主体精神的关系问题,“心师造化”的提出,说明画家主体意识在增强。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为了记录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画家张敦简的画作,“恐将来者失其传”而作《记画》一文,是年贞元十九年,即公元803年。张向白居易展示了十余轴画,内容有山水、松石、霓云、鸟兽,妓乐、华虫、六畜等。《记画》中说: 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尤者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与役灵于其间者。……然后知学在骨髓者,自心术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张但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笔精之英华,指趣之律度,予非画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觉其形真而圆,神和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7] 白居易在此提出“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把拟与真作为绘画和学画的基本要求。一方面他认为学画得骨髓(即精义)者,自心术得,也就是说要用心体悟画之理,另一方面白居易还认为要工侔造化,由天和来,即师法造化,自然而至,不需雕琢。张敦简的画能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张能工侔造化,又能神会心领,所以在作画时能得心应手,不知其然而然。白居易赞扬张的作品“形真而圆,神和而全”,臻于完美。“形真”“神和”乃是白居易评论绘画作品至佳的标准。如果说东晋和南朝在评论绘画作品时,主要是以象人、象物、象形、或形似的标准衡量作品的形象,重在作品与对象的逼肖程度,那么在唐五代则以真为师,用形真的概念来要求作品,形象既要与人物或事物的外形相似,同时还要与对象的本质相合,这样才能达到“本真”。所以从“形似”到“形真”概念的发展,反映了晋唐审美观的变化以及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谈到,太行山有洪谷,其间有数亩之田,他常“耕尔食之”,在山中观察古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画松号过数万本,虽是大概数,说明他观察及写生之勤,“方知其真”,方始能达到对松的本质特点的表现。荆浩还说,绘画“贵似得真”“度物象而取其真”,他将似与真作了明确区别,物有华与实,应分别取其物之华与物之实,如果执华为实,“苟似可以,图真不可及也。”那么什么是似,什么是真呢?“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所谓似只是外表形象相似,而没有把握物的实与气,所谓真是气质俱盛,真深入到形象的内在实质之中并得以表现。显然荆浩是想提倡由似入真,贵似得真,把真看成绘画表现的更高标准,将似与真的概念加以区别,并阐明二者的关系,对中国绘画创作与艺术批评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论画六法”的篇章中对象、形、意的关系进行论述,而且将这几个概念还和骨气、用笔结合起来,发展了这些概念的意义。张彦远在论画六法中主要是讲对谢赫六法的理解。顾恺之讲以形传神,谢赫讲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张彦远则把顾恺之的“神”的概念舍掉而用“骨气”的概念,显然是把谢赫气朗生动、骨法用笔的思想揉进去了。张彦远说: 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5] 张彦远采取递进方法,层层深入。因为图画最基本的特点是要创造视觉形象,要象人象物,所以他把“象物”作为起点。而象物的基本要求在形似,但形似不能仅仅在皮相上只成为一个空壳,形似必须充满骨气,所谓骨气就是要有内在的气韵和骨力。骨气和形似从哪里来呢?都来源于立意,立意即画家的精神构思和情感因素,有了好的立意,要使人物形象达到形似并具有骨气,归根到底还要有好的用笔,用笔即笔力、表现技巧。也就是说有好的立意而没有笔力工夫和技法,也不能将立意的内容传达出来,而用笔又与书法相通,如画家在书法上有所造诣,笔力劲健,那么画的笔力也在其中,所以工画者也善书。在张彦远的这段论述中,对绘画的评论和要求明显地比顾恺之的以形写神更加全面,从象物、形似说到骨气、立意和用笔,这说明批评概念到唐代得到新的发展。 张彦远对“意”的问题特别提出,并有新的见解,是他的批评理论的一大贡献。因为顾恺之等人主要运用形、神的概念进行评论,张彦远将意的概念突现出来,增强了评论中有关画家的主体意识内容。除前面说到的张彦远关于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外,还在具体评论中运用意的概念。如谈论古画时,认为“古画非独变态,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评顾恺之时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顾恺之除用笔紧劲连绵等特点外,还“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这是说顾恺之在下笔前,已经先构思好了,先有一个绘画全局的蓝本,在思维或意识中已经存在,然后在作画时才能风趋电疾,下笔如神,一挥而就,“画尽意在”,即画完作品,画家之意自然地包含在作品形象中了。在此张彦远将意提到创作中的关键地位,在作画时,起到统领作用。他在评吴道子时也用了“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八个字,这说明,张彦远已把意的问题作为有突出成就的画家作画时的普通规律。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顾陆张吴用笔”一篇中谈到疏密二体时还提到“意周”的问题,用“意周”同“笔周”相对应。 又问余曰:“夫运思精深者,笔迹周密,其有笔不同者谓之如何?”余对曰:“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或者颔之而去。[5] 张彦远认为顾恺之、陆探微是笔迹周密的密体,而吴道子,张僧繇则是笔才一、二,但象已应焉,虽然画面常有缺落地方,这正是二位的妙处,疏密有致,笔不足而意周。画面有的地方表面缺落,实是画家有意为之,这些所谓疏的地方,虽然笔所未到,但意已到,意的气势已笼括全画,所以称为“意周”。意周的问题可以说是张彦远在评点顾陆张吴时的独到见解。“意周”的批评理论对后来中国文人画家们计白当墨、留白的空间处理方法产生较大影响。 宋代绘画得到全面发展,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种均已成熟,风俗画还出现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巨作,工笔花鸟及院体山水达到高峰,同时文人画、写意画形成气候,可以说宋代是中国绘画的辉煌时期。与此同时绘画理论、绘画批评、绘画史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诸如郭熙的《林泉高致》、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米芾的《画史》、还有官修的《宣和画谱》(及《宣和书谱》)等,此外欧阳修、苏轼等文豪在作诗、文、书的同时,也从事艺术批评,撰写论文或以诗评画,阐释他们的艺术思想与批评观念。象、意、形、神等批评概念,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论述,并在批评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他在论画中特别强调意,并对形似难易问题发表不同见解。 自从《韩非子》提出画狗马难,画鬼魅易的论点后,人们一般都接受了这一观点,都以为因狗马天天出现在眼前,为大家熟知,画家若小有画不准确就会看破,而鬼神为人所不见,画家随意画其形象,也不会被指责为不似。《韩非子》显然是以形似作为标准来论画之难易。欧阳修则说: 善言画者,多云鬼神易为工,以谓画以形似为难。鬼神,人不见也,然至其阴威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辄惊绝,及徐而定视,则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8] 在欧阳修看来,画鬼神如画到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或千状万态,也不容易,问题是要达到“笔简而意足”。在此,欧阳修说鬼神也难画,其衡量标准,已不仅仅是形似问题,还有阴威惨淡的氛围背景,还有变化超腾的气势动态,更重要的还要“意足”,所以形似只是评价绘画的标准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这已对“形似为难”的根本标准进行质疑。绘画除形似外还有意足的问题。与欧阳修见解相近的还有与他同时代的董卣: 岂以人易知故难画,人难知故易画耶?狗马信易察,鬼魅信难知,世有论理者,当知鬼神不异于人,而犬马之状,虽得形假而不尽其理者,亦未可谓工也。然天下见理者少,孰当与画者论而索当哉![9] 董卣明确认为,即使画犬马,虽然得以形似,但若不得其理,也不算工,也不是好画。品评绘画的标准除形似外,还有“理”,天下懂得“理”的人少,知道理的人还懂得画鬼神不异于人,即鬼神不过是人的变种,亦不易画。董卣叹息人们多数只知道以形似论画而不知其理,“见理者少”,很难与画家来讨论绘画的真谛。 欧阳修重意,董卣重理,强调的都是形似以外的东西。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说:“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所谓画意不画形,不是不要形,无形则意无所寄,而是重点在画意上,而不能停留在形上,得意忘形、意重于形。当然形仍是基础,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描述此图形似之妙,“爱其树老石硬,山回路转,高下曲直,横斜隐现,妍媸向背各有态,远近分毫皆可辨。”这都在述状形之妙。所谓“古画画意不画形”中的古画二字,只是欧阳修所处时代风尚还是较重形似,如院体画风就占统治地位,所以他要借古诫今,古画画意只是他的一种理想状态。诗中所谓“忘形得意”,表达了欧阳修关于以形达意的艺术观念。《庄子》中有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之说,王弼则有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论,唐代诗论诗评讲象外之意、言外之旨、韵外之味。唐代李嗣真董论展时说:“动笔形似,画外有情”,诗有言外意,画亦有形外情,情即意。张彦远也提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那么形似之外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情与意和理。到宋代,文人观画谓精鉴妙识者,大多主张忘形得意。如李畋在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序言中说:“大凡观画而神会者鲜矣,不过视其形似。其或洞达气韵,超出端倪,用笔精致不谓之工,傅采炳缛不谓之丽,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始可品绘工于彀中,揖画圣于方外。”显然李畋是把观画仅视其形似的人看成初识画者,而能神会者则为精鉴者。用笔精致达其形似不能算工,只有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才能真正达到精鉴绘画的境界。欧阳修说“梅诗咏物无隐情,”梅诗,指诗人梅圣俞的诗作,他作诗要求“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这是作诗的至高要求,既要状难写之景,又要含不尽之意,诗如此,画亦如此,“不若见诗如见画”,说明诗画在用形达意、得意忘形(诗中还存在得意忘言)方面有共同之点。 欧阳修还将形、意同绘画意境结合起来: 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尔,非精鉴者之事也。[10] 欧阳修认为意浅之物易见,他所谓的意浅之物,即物之自然形状突出者,如物的高下向背,远近重复,飞走迟速等,将之画在画面上容易识别,这只是画工所为。所谓趣远之心难形,即表现闲和严静、萧条淡泊之心境或境界,却不容易,此难画之意。欧阳修评画的倾向十分明确,将意浅之物得其形似者,称之为画工,而将表现趣远之心,淡泊之意者,称之为精鉴,后者品位更高,画意比画形更难。 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是北宋大文豪,于诗、词、赋、文、书、画均是大家,且对元明清文人画产生极大影响。苏轼的绘画思想非常丰富,他在绘画评论中,对形、神、意、象等问题亦发表许多独到见解。苏轼品画中有关形与意的问题的看法,可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 苏轼关于“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一诗,产生极大影响,也引起种种误解,认为苏轼要破除形似,不要形似,包括陈师曾等大家都抱此观点,借苏轼的文人画观来阐释自己的文人画思想,对苏轼的理解上有偏颇之处,这一点阮璞先生已指出。[11] 苏轼的这首论画诗为《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第一首诗主要在论画,第二首则重在评王主薄的两幅画。第一首诗如下: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清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苏轼的这首诗,应作全面理解。黄宾虹《信札残稿》中将“论画以形似”,改为“作画以形似”,显然不当。“论画”是说观画品画时对绘画进行评论不当止于形似,不能改为“作画”时不必形似。此诗前六句是对论画作诗的议论,论画或品画、观画只以形似作为标准,看画是否与对象相似一致,这只是近乎儿童看画,只知道看画中形象与客观对象是否像,而不能深入到画中所表现的深层的意之中。如果作诗只以形似为准,而不求景外之意,那么他一定也是一个不懂诗歌创作规律的人。苏轼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只是唐宋时期关于画外之情,画外之旨,和诗歌中讲求言外之意、景外之趣的艺术观点的进一步阐述。“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是说诗画在创作上有共同的规律,即自然天工无雕琢迹,达到清新纯朗的艺术意境。后六句用唐代花鸟画家边鸾、宋代花鸟画家赵昌的写生,传神特点来衬托王主薄的二幅折枝画,美言王主薄的画比边鸾赵昌的更好,好在什么地方呢?“疏淡含清匀”。赵昌边鸾的花鸟画是写生工细一类,缜密严整,王主薄则“疏淡”,应是另一种画风,“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是说画中关键景物不在多,而要蕴含丰富的意义,这正如唐代诗人所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是在讲画外情,象外意。如果观画,论画局限于形似,那是无法从一点红色中,看出无边春景的。苏轼的第二首诗,则具体来品赏评价王主薄的两幅画,我们仅从前四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就能看出苏轼论画阅画的方法,他从画中瘦竹联想到幽人,从幽花联想到处女,鸟雀在枝上昂首,跳弹摇落枝上花中雨水,真是情景交融,趣味盎然。这说明苏轼评画是不止于形似的,他从画的形象中感悟联想到更多的意与情、趣与理。但画中的瘦竹幽花,雀鸟仍具有形似特点,在这两首诗中我们均找不出所谓打破形似,不要形似的说法。全面理解苏轼的观点,应该是,他主张论画评画不能局限于形似,形似既是作画也是论评绘画的基本要求,但更高的品鉴和艺术评论应从形似中看出象外之意,画外之情,就像从画中“一点红”中把握到“无边春”。 此外,欧阳修讲“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不以形似论画,这还与他们都是诗人、文人相关。他们潜意识中常以诗论画,将诗的精神运用到评画中来。而中国的诗,是抒情诗,诗论也讲情景交融、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那么欧阳修、苏轼将此作为参考来论画评画,也必然不止于关注画中形似逼肖问题,而要深入到画外之情,形外之意了。苏轼在《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中说:“燕公之笔,浑然天成,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他把燕公的绘画成就,归结为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显然,苏轼认为画中有诗人之情的意境,要比满纸精工细刻逼肖人物的画工之作,其审美价值要高。 明代董其昌在《画旨》中说:“东坡有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余曰:‘此元画也。’”明代的董其昌将宋代的苏轼的论画诗看成是在评论元代绘画,好像在打时间差,董其昌所谓元画是什么呢?就是倪瓒等人所谓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意气。”董其昌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也附会成不求形似,所以似乎在评说元画。近代陈师曾将苏轼的此诗说成是要“极端打破形似。”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董其昌和陈师曾等人要将苏轼的论画诗,歪曲成是在评论元画或打破形似呢?难道苏轼的这二首诗原意他们真的不理解吗?我认为董其昌和陈师曾是带着个人的成见来读苏轼,各取所需,才造成这种误解。董其昌倡导绘画的南北二宗,推崇王维以降的南宗,故将苏轼明明是在评同时代宋人的画,故意说成是好像在评元画的萧条淡泊、逸笔草草。陈师曾则在20世纪初竭力维护文人写意画,而反对陈独秀、康有为否定文人画、恢复院体写实画的论调,因此陈师曾从苏轼诗中,臆想出极力打破形似的观点,强加给苏轼。实际上董其昌和陈师曾都在借苏轼的论画诗为我所用。这说明,即使像董其昌、陈师曾这样的大画家兼理论家,只要带有偏见,也会曲解历史上像苏轼这样的大家的艺术思想。所以舍弃偏见,才有可能较公正和准确地把握历史上的艺术观念,特别是有争议的艺术思想。 苏轼另一段关于观士人画的言论也颇引人注目,经常被引用,即《跋宋汉杰画山》中之一段: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 宋汉杰即宋子房,宋代山水画家。苏轼认为汉杰之画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并认为汉杰之画乃真士人画。观看士人画就像九方皋阅天下马一样,取其意气所到,苏轼运用《列子》关于九方皋相马遗其牝牡骊黄而取其“天机”的故事作为比喻,说明观赏士人画,就像九方皋观天下马一样,不能仅看皮毛等项,无一点俊发,即毫无生气,所以看数尺便疲倦了。 从这一段话的原意来看,苏轼是赞赏士人画,而对画工画评价较低,为什么士人画比画工画好呢?就是画工仅取物之皮相,虽外表形似,但形象较为呆板无生气,而士人画则取意气所到,常常忽略皮毛表相,仍能饶有韵味。苏轼在此推崇士人画,还是强调意重于形,他是受到他的老师欧阳修“古画画意不画形”观点的影响的。《天厨禁脔》载东坡论诗画之语有:“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苏轼论诗,意重于名(言),苏轼论画,意重于形(象),当然这不能理解为苏轼否定形似或不要形似。他对那种肆意否曲对象,不求形似者也是有过批评的。东坡《净因院画记》中说:“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他把那些画不准形体而借口说客观世界中无此类常形者的做法,称为欺世盗名,应予鄙弃。 宋代欧阳修、苏轼论画评画之最大特点,在于将魏晋以来的形神论发展为形意论,从以形写神发展为忘象得意。对意在创作中的提升实际上是对审美主体即艺术家的精神作用的强化。对意的强调在宋代画评中已是比较普遍。我们仅举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就能窥豹一斑。如评陈州阎士安,说他工画墨竹,笔力苍劲,名著当时,“每于大卷高壁为不尽景,或为风势,甚有意趣。”评丘士元,工画水牛,“精神形似外,特有意趣。”评真宗所示八幅《袁安卧雪图》所画人物车马,林石庐舍,靡不臻极,“从者苦寒之态,意思如生”。所以“意趣”“意思”及苏轼所谓“意气”均是评画的重要概念和艺术标准。 为什么到宋代会出现强调“意”在绘画创作与评论中的作用呢?我想主要有如下三点原因。 其一,顾恺之关于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及点睛之论,主要是指人物画,他强调不仅要形似,还要传神,表现对象的精神特点,这比仅仅认为绘画就是图形写貌、空陈形似要深刻得多。但隋唐以来山水画开始发展,五代及宋花鸟画也得到发展,虽然也能借用人物画传神论来评价花鸟传神,山水传神,但总觉得借鉴人物画中品评语言,不如用意趣、意理、意境、立意、生意等来评述。意的范围更广阔,画中之意,象外之意,是指整个画面和境界,不仅仅局限在人物画的传神上,包括山水、花鸟都可以有立意和达意的问题,所以宋代强调“意”的概念,乃是绘画创作发展的必然。 其二,在顾恺之以前,往往将绘画看成类物、象人、象物、象形、这还处于对绘画的初始认识上。顾恺之系统提出传神论,对绘画的本质认识进了一步,绘画不仅是摹拟外形,还要传出对象的神韵或神采。要在刻画对象的外部形象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的统一上来表现对象,赋予被表现的对象以生命活力和精神光彩。但顾恺之更多的是关心被表现的对象如何得到表现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注意画家本身的心灵意志问题。到南朝陈的姚最已提出“心师造化”的问题,而唐代张更明确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个字,将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辩证地加以精辟说明,绘画创作主体的心源、灵感、想象等精神意绪活动得到重视,认识意才是创作中的关键部分,形似,骨法都本于立意,所以到唐宋,对立意、画意的重视,实际上是在创作中从摹拟客观对象向表现主观情意转化的必然产物和要求,是重视创作主体作用的明证。 其三,唐宋时期我国诗词艺术得到重要发展,诗品、诗评、诗论也进一步展开,由于我国诗歌历来重视“诗言志”,诗的抒情性及比兴隐喻手法是中国诗的特点,诗歌品鉴讲究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加之唐宋时期如王维、苏轼既是诗人又是画家,打通诗画之间的边界,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了解诗画二门艺术的基本差别后更注重二者的联系与相通之处。中国的诗重言志达意,重言外之意、象外之意,这一传统被诗人欧阳修、苏轼借用来强调画外之意,意重于形,意生象外。所谓画意不画形,取其意气所到,正是欧阳修、苏轼诗画美学思想中重意之观点的集中表现。欧阳修与苏轼关于画家不画形、忘形得意、苏轼关于不求形似,取其意气所到的绘画思想及评论观点,对元明清的绘画评论及艺术观产生极大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派受其影响更大。可以肯定地说欧阳修与苏东坡的思想对其后中国的表现性艺术美学及绘画创作中的表现性特点,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动画与中国美术 中国五千年悠久文明史形成的丰厚文化底蕴,成就了中国美术艺术形式的多样发展。中国美术的发展历史绵长,其涵盖的理念内涵与形式技法等特质可谓博大精深,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到绘画,不求肖似,形成了中国美术高度的意向性、装饰性,表现为飘逸、雄浑、古朴、稚拙等风格。中国动画传承了中国美术的形式、造型、色彩、立意、构图等特点,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与艺术语言,震动了国际动画界, 为中国动画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美誉,开创了世界动画新的里程碑。 一、形式的多样性 中国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服饰乃至戏曲、剪纸、皮影、年画等,为中国动画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借鉴材料,造就了中国动画百花齐放的特点。 1.传统手绘动画片:借鉴中国传统年画和古代寺观壁画,创作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传统动画片。 2.偶片:借鉴民间玩偶的泥、木、竹等材料和形式,拍摄了《崂山道士》《真假李逵》等偶片。 3.剪纸片:吸取中国皮影和民间剪纸的外观形式以及传统戏曲服饰特点,制作了《渔童》《猪八戒吃西瓜》等剪纸片。 4.水墨动画片:脱胎于中国画中的写意花鸟和写意山水,把中国水墨虚虚实实的意境和轻灵优雅的画面带入动画片,拍摄了《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水墨动画片,堪称中国动画的一大创举。 二、造型夸张、以形写神 中国美术在造型上不求肖似,强调“以形写神”,装饰性强。如《大闹天宫》,在造型上是从我国古代铜器、造像、绘画以及民间年画等多方面汲取滋养,融会贯通而成;孙悟空、太白金星、土地爷等人物,造型上的超常夸张,强调主观上的意会,以“古雅、神奇”制胜。又如《牧童》采用了国画家李可染塑造的牧童和水牛的形象,简洁而饶有墨趣。《世界报》评论:“《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斯尼作品的美感,而造型艺术又是美国迪斯尼作品所做不到的,它完全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① 三、随类赋彩、色彩相和 中国美术重视随类赋彩、色彩相和。无论是国画、年画、陶瓷绘画、皮影、玩具等色彩,不拘泥于光源、冷暖色调的局限,较重视物体本身的固有色,强调达到色与物、色与线、色与墨、色与色的调和。如《猪八戒吃西瓜》,大胆采用民间美术传统的对比色,格外鲜亮悦目;《大闹天宫》在用色方面大多采用红、绿、蓝、黄等色彩来为笔下人物添加光彩。而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则以墨为主,赋予淡彩,水墨自然渲染,浑然天成,意境优美。 四、写意抒情 中国绘画艺术强调主观的意会,要求笔墨相合,情景相融,气韵生动,有无限丰富的想象,有诗一般的韵味。 1.写意抒情,使影片充满了诗意。在水墨动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一个个场景就是一幅幅出色的水墨画,角色的表情和动作优美灵动,泼墨的山水背景豪放壮丽,柔和的笔调充满诗意,体现了中国画中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境界,如水墨动画片《牧笛》,以国画的传统色彩展示高山峻岭和千尺飞瀑的宏大气象,充分起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全片没有对白,借用富有田园风味的南方民乐曲调,鲜明地揭示并丰富了主题。片尾牧童骑在水牛背上,吹着竹笛从柳树中穿出,走过夕照中的水稻田埂,水光中倒映着牛和牧童的身影,最终与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暗藏了“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诗句,展现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有报刊评论:“中国水墨动画柔和的景色,细致的笔调以及表示忧虑、忧郁和快乐的动作使影片产生了魅力和诗意。”② 2.写意抒情的营造,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哪吒闹海》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影片塑造了一个三头六臂,身披混天绫,手执乾坤圈,脚踏风火轮,眉目之中满含忧伤的英雄形象。哪吒自刎前的那种矛盾与痛苦表现得非常强烈、细腻。为了拯救流离失所的百姓,他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削肉还父那一幕让人历历在目,久久难以忘怀。造就了一部更为人性化、带有英雄悲剧色彩的动画片。影片剧情曲折起伏,想象丰富,气势宏大,色彩绚丽,意境的创造不仅增添了神话的传奇色彩而且能达到境能夺人的效果。而且可运用“简洁”的手法,如《三个和尚》中,简洁奇特的置景、幽默夸张的人物、轻松诙谐的音乐把“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古谚通过突发事件,使和尚在救火中同心协力,进而创造性地改没水为有水,让观众在欢笑声中领悟古谚的深刻性,为观众留有想象的余地。美国电影艺术科学院院长费·卡宁女士赞扬说:“这是一部纯粹中国式的电影,也是一部国际化的电影。”③ 五、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 中国绘画中的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等构图特点深刻地渗入到中国动画之中。“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构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④。中国动画片是按中国绘画的原理来构图的,高远透视,较少有纵深变化,较少运用俯视仰视的镜头。在一个场景或画面里人物常常被处理为侧视,而桌子被处理成正俯视,桌子上的碗、盆等用具和桌子的腿被处理成侧视。人物的运动多从一侧走向另一侧,多采用由左上向右下或右上向左下运动来表示纵深,少有美日动画片中人物由远及近,由小变大的透视变化。如在《牧笛》一片当中,当牧童奔跑至山顶时,即采用了多点透视的镜头,牧童与近山构图上采用仰角镜头,而远山却用俯角的镜头做搭配。 中国绘画在整体效果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空白”。形状各异的空白形成一种节奏变化,给欣赏者无限的想象空间。高日甫在《论画歌》中说:“即其笔墨未到处,亦有灵气空中行。”在动画《气韵生动》中,运用了大量留白的方式,首先是墨线演变成梅树,留白的空间在此比喻为空气和天空,接着转变为竹子,竹子用淡墨的方式表现,配合着大量留白的背景,使得画面透露出清幽高雅之感。再变化为虾与鱼,此时留白的部分便代表着水、虾与鱼悠游其中,充分展现出中国艺术特质中“空白”的美感。 中国美术的点点滴滴对动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中国动画的巅峰,如何把这些无形的资源和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把传统的形式重新解读,使其融入市场之中,更快地发展现代化的动画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人的文化生活,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当代中国动画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美术论文:试论清代“四僧”及其对中国美术教育之贡献 [论文关键词]清代 四僧 中国美术教育 [论文摘要]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4位遁迹空门的画家被称作“四画僧”。这些有创造精神的画家,带着强烈民族意识,以愤世、压抑的情感突破巢臼,在新的审美区域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凡论及唐、宋、元、明、清的绘画成就时,人们往往对吴道子、米芾等人津津乐道,很少谈到画僧的成就,而在区分画家身份时,学界仅有“士大夫文人画家”、“民间职业画家”、“宫廷画家”三种类别,画僧亦遭到忽视。只是在讨论清初的绘画时,人们才注意到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等画僧的成就,画史上称其为“四僧”。他们是一些旧明遗逸,心怀亡国之痛,在笔墨之中抒发激越、压抑的情感。其绘画形式不守前人规范,笔墨豪放,风格奇肆,笔情恣纵,锐意创新,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中皆有建树,合时代新貌,有极大的创造力,为中国美术教育史发展增添了绮丽壮阔的波澜。 一、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享年八十岁。他姓朱名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甲申之变,清政权的建立,使他承受着国破家亡的承重打击,为躲避政治迫害,23岁时便皈依佛门,佛事之余,奋志书画。他有很多别号,如个山、雪个、驴、驴屋等,书画常以“八大山人”署名,四字相连,似哭之笑之。他画山水多有荒寒萧索之气,画花鸟虚疏淡泊,冷逸逼人,这也正体现出其孤傲落寞清空出世的思想情感。他继承文人画传统,其花鸟画不拘形似,以意象为主,在似与不似之间,画面构图大开大合,黑白相映,纵横驰骋,常以一石、一鸟、一鱼、一草,构成单幅画面,不空不塞,突破时空的局限。例如《花鸟图册》是其14幅花鸟画中的一幅,写一小鸟拳足缩颈立于孤石之上,呈抿嘴凝神之状,用笔用墨变化多端,富有层次,画法自如而意味无穷。三百年来饮誉画坛,清代“扬州八怪”,吴昌硕,近代齐白石、张大千等画家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 二、石涛 石涛(1641~1724),原姓朱,名若极,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相老人、苦瓜和尚,法号有元济、原济等。他是明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终年55岁。因他一遍游名山大川,饱餐“五老”、“三叠”之胜,领悟到大自然中的生动神态,故其艺术修养日益精深。他以炽热的感情,好山,看山,勤于貌写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故而能把握大自然的神韵和规律,成为一代绘画大师。在绘画美学理论上,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形成了带有强烈主体意识和鲜明个性色彩的独特而完整的画论体系。现举其重要的论点分述如下:第一,“画从于心”,心师于自然,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的核心。第二,“我自用我法”,反对因袭,扬弃古法,注重革新、创造,这是艺术创作的生命,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之骨髓。第三,“盲人示盲人”,这是艺术鉴赏之大忌,为石涛品画美学思想准则所不容。他的创作思想,直至今日还有着深刻意义。 三、石? 石?(1612~1673),俗姓刘,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字介丘,号石?、白秃、残道人、石道人。青年投身反清斗争,失败后一日对镜再三,大哭不止,自剪头发,伤面流血,出家为僧,时年20岁。善画山水,亦工人物、花卉。山水画主要继承元四家,在学习传统基础上,重视师法自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水中度过,经常驻足于名山大川,流连忘返。他喜用渴笔、秃毫,苍劲凝重,干而不枯,并以浓淡墨色渲染,使得笔墨交融,形成郁茂苍浑、酣畅淋漓的情趣,使画面产生雄浑壮阔、纵横蓬勃的气势。存世代表作有《云洞流泉图》、《层岩叠壑图》和《雨洗山根图》等,以繁密的布局、苍劲的用笔、郁茂的景致、幽深的境界,显现出石?鲜明的艺术特色。石溪在继承传统中,直逼古人,但却不为法缚,面向造化,自出机杼,造妙入神,因而被人们列入逸品和神品之中,是一般画家所不能达到的。 四、弘仁 弘仁(1610~1663)俗姓江,名韬,字大奇,为僧后,名弘仁,号浙江,又字浙江僧、无智,梅花古衲。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甲申后,弃发为僧。工诗文,擅长山水,兼写梅花和竹,喜仿云林,深造妙境,虽学宋、元各家,但又直师造化,自题诗云:“敢言天地是吾师”。画有卷册多种,笔墨秀逸,风神洒落,还有设色山水和墨笔山水长卷,均为精绝之作,被称为“新安四家”(又称“海阳四家”)。与石涛等同受益于黄山,因而又有“黄山画派”画家之称。他画的《山水图》造景清新别致,笔墨瘦劲简洁,悬崖直壁,势险而有稳姿。弘仁的个人思想与政局变迁关系密切,因而在诗画中常有流露。出家为僧后,云游四方,十余年中足迹遍大江南北,其艺术的可贵处在于:既尊传统,又主创新,所谓师法自然,独辟蹊径,是他艺术思想的核心。 通过上述史实,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贡献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值得一提的:第一,“四僧”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及美术理论、美术教育上皆有成绩,发展是全面的。如八大山人那些极其夸张、傲岸不驯的艺术形象,成了艺术家主观情感的幻化和象征,极具感染力;第二,艺术贵于创新,“四僧”聪颖好学,在美术发展史上亦有许多创新与建树。如承前启后的石涛虽逃于禅而隐于画,一生云游四方,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于是留下了无数精劲秀逸之致、奇气异彩横溢的作品;第三,“四僧”在中外美术交流中有重要的作用。如石溪的绘画作品,见于著录者近百幅,现存画约30余幅,分别珍藏于北京、南京、香港、美国、德国、英国等地;第四,“四僧”对当时与后世的画坛皆产生了积极地影响。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花鸟绘画出现于“乾嘉盛世”这一时期,各以独特的笔墨、构图、色彩,塑造艺术形象,使这一绘画团体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风格与意义。 我认为清代“四僧”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应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一是“四僧”有高深的学养,扎实的绘画功底,刻苦努力,潜心绘事,精进不懈,死而后已。这都体现在他们学术思想和艺术创作之中;二是“四僧”与民间画工、宫廷画师以绘画为谋生手段的情况有所不同,而是以画为寄托,以画为乐趣,故能不受外界干扰,能独立地作画,抒发自己对美的追求,创造出高于生活的作品;三是“四僧”在晨钟暮鼓声中生活,更少一层凡俗的束缚,而多一层禅思的切身体会,因能将自己对自然的感悟无拘无束地表达出来,将一切恶境皆变为殊胜之境,令人身心无碍,所作亦充溢出尘之思、清高之感;四是“四僧”所居大多为自然环境保护较好之丛林兰若,能直接接触自然,较他人易获得自然天真、淡泊宁静的创作环境,外师造化,而这正是画家创造佳作所需的基本客观条件。 在清代画坛上“四僧”艺术的崛起,有其时代与社会原因,他们以笔墨抒写异常突出的个人感受,以成熟老厉的笔墨情趣,体现若即若离的现实态度,从而推进了中国古代美术的演化。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不仅谱写了灿烂的篇章,并在美术家的行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的独特笔墨意趣是时代社会的心声,是更具表现性的艺术形式。他们学识修养高深,在艺术中的进取与革新精神、创造精神,为后人留下了榜样。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论文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论文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论文:民族传统与中国美术教育 【摘要】 中国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美术教育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学生学习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不仅可以通过知识的学习扩展的知识空间,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带来精神层面的提高。因此,应大力倡导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美术教育。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术;美术教育;文化意识;价值观;重要意义 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加强在中国传统美术文化下的美术教育对培养中国传统美术文化意识有十分必要的意义。在当代的美术教育中传统文化对教育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美术史上,古往今来的艺术家积累了丰富的美术教育理论。这对我国今天的美术教育有着很好的引导作用。我国有丰富的传统美术教育资源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继承对美术教育有着积极意义。 一、发展美术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善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是教育的期望和目标。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美术教育逐渐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美术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术教育有助于感知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能够促进学生的创造和技术技巧意识的形成,能够促进学生个性化和全面发展。我国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迎接新的改革挑战。实施全面发展教育,注重美术教育创新能力培养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发扬和传播美术文化,培养学生道德情操、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当今社会经济与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教育与人才竞争。为培养符合当今社会市场需求的综合人才,要加强在学校美术素质教育中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能够从美术教育中了解掌握更多的有关美术的知识和事物,开阔自己的思维空间,不断完善自我,增强创新能力。马克思曾说:“人和动物不同,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为人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有理智有情感,有物质生活有精神生活。美术教育在培养人的优良素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美术教育不仅能提高学生感受美的能力、自身鉴赏水平和创造创新能力,而且有助于学生建立良好的精神世界,拥有美好的心灵、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一个极好的切入口,重视美术教育的独特功能,把教育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美术课程不同于文字,美术的直观表达容易唤起人的情感体验,直接影响学生的情感。美术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不良情绪的宣泄,平复浮躁杂乱的心情,而且能够升华学生的情感。 二、民族传统美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丰富的各民族美术文化资源和人文自然资源。美术艺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文明的传承、风俗民俗的延续,有着特别的意义。虽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生文化转型重大历史演进传统美术文化受到严峻挑战,但在经历了时期动荡和文化洗礼之后,人们清醒地认为,传统美术文化所包含的精神是民族精髓的沉淀,只有在传统美术这片肥沃的土壤中,才能滋生出新的未来。民族传统美术特有的优秀精神品质是中国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民族传统美术文化的国家意义和民族意义是每个中国人普遍认可的,它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历史底蕴的民族。民族传统美术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沉淀、流传下来的,是国家总体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学生从小接触民族艺术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途径。传统美术具有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色,具备一般教育所不具备的教育功能。保护和发扬优秀传统美术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内涵和发展具有非凡意义。 三、在大众教育中开展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 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我国发展中,传统美术文化是教育和从创作的土壤。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证实了传统美术的教育功能。民族传统美术中所蕴含的优秀品质,在形成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在绘画、书法等方面所凝结的审美意识,都可以凝聚成人们的自身素养并逐步形成民族品格,给我们民族带来持续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这种动力是精神层面的力量,让国家散发活力和生机。传统美术具有民族性、富有艺术特征的部分,如古典绘画、古典书法、古典雕塑等包含了我们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能力和特有的表现意识,而且包含了认识自然、理解人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很多人文方面的启迪。这些教育在充满科技智能的今天,不但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反而更显珍贵。在大众教育中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美术教育中,爱国精神、民族精神这本身也是启迪我们心智开发的过程。这些充满传统精神的美术教育,可以把我们的学生带入民族文化的世界,在那里发现美,逐渐形成自身的优秀的精神品质。 总结 身处快速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我们要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在培养我们接班人的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意义,坚定根本立场,发扬传统美术文化的精华,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创造与时俱进的新民族文化。通过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形成民族文化认同感。通过传统美术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技能上的提升,而是通过民族文化的教育进行的精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