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代少数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科学凭借时空、力、物质、运动、质量、惯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话，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灵来感悟、审视、体验世界。综观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他们在进行汉语抒写的同时，也没有扔掉本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相反，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谚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汉语抒写中得到文学的审美体现，给整个民族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不仅赋予了生存本身以极其浓郁的艺术化品性，而且在为更深刻的层面上激活了艺术本身所潜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的自由表现在此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接”这主要体现在仡老族作家赵剑平、王华，苗族作家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吴加敏、蜀虎、赵朝龙小说创作上。赵剑平的《困豹》以乌江流域为创作背景，以疙疤老山与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荣和木青青与当地政府的不和谐为线索，展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失衡现状，揭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发展重重困境，试图指示现阶段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理想之路。小说在文字的不厌其烦的叙事中，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和哲学的思辨气息。在目前乌江流域内，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乌江水地域文化生态小说，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语和歌谣情诗等少数民族知识性话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写作的视域。《困豹》小说的审美特色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于民族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上，作为在乌江乡间成长起来的赵剑平，本身的语言就具有一种质朴的野性，行文中缓缓流淌的方言土语，突破了常有的习惯性语言审美愉悦，以一种民间姿态使小说流溢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唤”、“阴悄悄”、“挞斗”、“裹跑”、“衩衩裤”、“牢实”、“松活”、“活路”、“滚水”、“跑不脱”、“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连天”、“活摇活甩”、“挨邻则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问提壶人”、“烟搭桥，酒开路”、“倒大不细，两头受气”等等诸多俗语、俚语、口语土语、谚语，这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渝黔交汇的地方出现，如果用本民族语言表述出来是很难达到交流效果的，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更能传达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俗风情。这些方言词汇，经过地方文化长期浸蚀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语句，是黔渝边地人们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语言的特殊表达，是乌江地域文化积淀与本土文化代码体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们长期劳动过程中生存体验的凝练和简索，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生存法码。 在王华的《傩赐》中一些充满巫性和民间文学色彩的儿歌民谣和山歌，机智幽默，和谐铿锵。在傩赐这个地方，哭丧有哭歌的，各人家的丧情不一样，哭出来的调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词差不多变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妈这样伤心哭到：“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道士雾冬在四仔爸发丧出门时，高喊一声“起”，管材被壮年抬起来，紧接着唱道：“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黒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这种悲壮氛围更加浓烈起来，周边的人也收到强烈感染，都流着伤痛的泪水。 在《困豹》中，也写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开坛时，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来神不神，法事开坛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转回仙山，屙一泡屎哟！／此水为非凡之水，乃天宫闪电之水，左边洗过招财路，右边洗过招财来，天瘟扫出天朝去，地瘟扫出地府门，人来有路，鬼来无门，主人清洁，四季平安。……”这在幽默中渗透着喜剧因素，把主人的悲伤情调通过端公的诉唱转化为感激。 还有在《傩赐》中，对爱情的表达，也是通过山歌表露出来的，秋秋在拒绝岩影的爱意时，岩影一转身就唱起山歌来：“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在岩影被“我”妈拖出后门进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给秋秋唱起来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开在哥哥心房处。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处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娇，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搂在怀，刺就扎进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绵绵，歌声寥寥，忧伤回荡，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秋秋的心。傩赐庄，在叙述者看来，“桐花节”是傩赐人民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几个男人娶一个女的发端，秋秋的到来，无疑成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为傩赐人民过一个晴朗的桐花节。过“桐花节”就得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对歌，藉以表达一种纯真的爱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执著向往” 赵剑平《困豹》口语土语的娴熟运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个画家画个你，把你画在杯子上，每天喝水亲死你。”，在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中，作者从生活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白粉墙村的真实故事出发，以四代花灯艺人的艺术人生为线索，饱蘸着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沧桑，着重对土家族原始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渗透着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花灯口语民间调子，涉及到爱情、农事等，仅仅关联着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历史沉浮。 田永红小说《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动喧哗的江涛，那一泓悠长坎坷的航道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奋斗史、苦难史。那一声声山歌“半夜三更（哪个）睡不着，打开窗予（什也）望月落。打开窗子（哪个）月落了。月下无妻（什也）怎奈何？”叹出对生命的无奈，仿佛又只有认命。 这些口语化的汉语抒写，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的从民间提炼出来的出面语言文字，增强了文学性和表达力，美的质感也正出现在这里，通过汉语抒写的传达，尽情展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本质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和触摸特定的人文语境，领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间艺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母语的写作意味着创作者自觉地确立了他与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联系。母语的言说能唤醒我们最亲切的情感，在母语的神思过程中，人的整个心灵都充溢着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声音构成了最亲切的母语写作情境”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信息承传下来，而且也方便了与汉民族进行传播和交流，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的缘由。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在于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图把本民族纳入一个多民国家体系的构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谐的审美动态叙述话语，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情愫和思绪能够被汉语读者理解、认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视与反思：挖掘底层求生者的苦难历程及生存命运 凝视底层，纵览宏宇，响应当代底层求生者的心声与道德良知，叩问底层人魂灵与生存命运。底层写作者注重发掘底层求生者的生存状况，对其心灵的苦痛和肉体的折磨作出独到的挖掘和审视，遂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的一幅独特剪影。进入新世纪九年多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当代文学发展必然的收获，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今日，底层文学虽然遭到了一些学人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丝灵气和生机，这几年最能撞击人的心灵震动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在少数民族写作者中，也并不是不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整天沉浸在津津自乐的民风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们也更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对其道德良知进行拷问。 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中篇小说《回家》《在天上种玉米》，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田永红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林照文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罗漠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着底层写作者更多地将目光由细碎的人性内部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之间的重重阻隔，探索我们这个时空领域里底层求生者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历程和生存现实，深入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求生者的欢乐与梦想，焦虑与孤独，愤怒与抗争，欲望与追寻内在的复杂性、斗争性、荒谬性和尖锐性。 在王华《桥溪庄》中，开篇就定下了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情感基调，“黎明无风。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这预演着人事的悲哀与无奈，临近的厂房，打破了宁静的山庄，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气，桥溪庄人寄托于厂房的梦想恰恰是他们人生命运低谷的开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辈的孩子们是生长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来也注定村庄人们恶果的到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作家，王华对农民生存的欢悦与哀痛，追寻与失落是深有感触的，心理凝固着一团火热的“农民情结”。尽管她笔下的李作民、陈大懂、陈小路、兰香和雪字辈们对生活执着追求，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们表现出的刚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狱。《村小》、《天上没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家园》和《傩赐》都是用汉语抒写底层的作品。《傩赐》作为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的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种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冉正万中短篇小说《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着生活》等在充满一种乡村气味生活气息的境况下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运，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时更多体现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篇小说《纸房》试图在建构和谐家园意识时对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引进进而扰乱纸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态破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一幅人生悲哀图，土地原生态的彰显与现代商业的的浸淫产生强有力的张力，一种乡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构。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忠诚于生养他的故土乌江作为他的创作源头，因而他的小说创作的资源来源于乌江，写乌江人，写乌江两岸的风物山川，写那些绞滩人、信号工、走江汉子、农夫农妇……写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焦虑与孤独，忧伤与喜悦，追求与无奈，力尽描摹一幅低层劳苦人民悲欢离合的画面。龙潜《铁荆棘》以一个少年的记忆和回味，抒写记忆中的苦难。田永红《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人物，大多为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的命运。潮砥滩的石柱，洋荷滩的山妹子，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岩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们生活的本真，实在，给人一种忧郁、阔达的调子。罗漠中篇小说《大雨瓢泼》，给人一种内心的涌动和震撼，小说写的是底层文人生存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群当下社会底层文人的众生相，体现了他对当下的文化关怀。 三、展示与创新：艺术风格多元化 展示艺术的多姿多彩，承传古代文人底蕴、文风、诗学价值，在生存境界中领悟人的生命真谛，述说真诚话语，阐释生命哲思，坚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文体的多样化，在创作中逐步摸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开拓模式，这是乌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乌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体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这些作家在从事这一创作的同时，也把笔墨伸向了戏剧领域。各种体裁的作品不仅处处流露出少数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各个时代、乌江流域各个角落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老庄佛禅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红色文化、傩文化、“萨母”文化、独特的生态资源多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由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个体独特的审美爱好和审美倾向，想象意识浮现，按照审美符号和语言的图式，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表象。现就诗歌和散文作简要的艺术剖析，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古典性，乡土性和风俗风景风情交媾磨砺出的神性，通过再现和表现有规律地表征在其创作中。 就诗歌而言，冉冉诗集《空隙之地》、冉仲景《从朗诵到吹奏》《众神的情妇》，周建军《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笔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独的太阳》，宁坤强《情满乌江》，王新华《高原梵歌》，何小竹诗集《写到1000首诗之后》，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学《走过界面》，杨见《五种声音》，王晓旭《后现代的香蕉》，蔡劲松《人在边缘》、白沙《玫瑰园》，林亚军《爱在雨季》，赵朝龙《梵天净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乌江》，魏荣钊《独走乌江》、刘照进《陶或易碎的片断》、王鹏翔《村庄的背影》，马仲星《黑白乐府》、龙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现代性二重背逆下，诗文家们自在自乐的构筑地域文化世界，他们带着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血液，美丽的山水，独特的民风民俗，原始生态资源，从梵净山脚下到乌江之滨，从故乡的江到中国的雪，从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风情，由对人生的诗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岁月，寻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绮丽瑰异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必然在其诗歌中交织和穿插着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考察。“真实的东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景——就其自身来说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想象，就其本质结构来说，包含着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说美的东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观察者通过他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这一群体上的作家正是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着血脉与归宿形式，关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所建构的审美对象——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铸造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刘照进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乡俗生活中追寻一种历史沉淀的感伤情调和记忆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庄上的”是苦难、亲情、温情，一种怀恋，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现代、虚浮给予作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灼痛，同时，也充斥一种现代性的张力。魏荣钊《独走乌江》，体验更多的是孤独，作者的思绪紧随乌江跳动的脉搏，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两岸的历史、自然、风俗和人情，丰富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诗中可以找到证据，《野火》一诗意象“野火”，“石头”，从石头中产生又轮回到石头中，这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表露。王新华《梵歌》组诗，《梵净山》组诗直接把佛写进诗歌中，成为一种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彝族作家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农具、人畜、节气、庄家、风俗风物将村庄的背影诗化，尽力挖掘对模糊村庄的记忆，在心灵的村庄寻求栖居之地和灵魂的归属。少数民族诗人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构筑诗性的乐章，他们在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社会交结中也身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是用汉语来抒写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谣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乌江风景等凝聚着诗歌、散文的梦想，在地域风情和文化记忆中熔铸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与汉族并共同赋予其生命意象。“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在周建军的诗中，对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较深，他的诗《采石艺人》、《摆渡江湖》、《打铜老人》彰显着对本民族化传统的忧患与礼赞，其主人也就自然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绿、杏黄、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只母羊与三只小羊在缓行，在这种诗情画意中，最伟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唤起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灵与大自然的邂逅，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乡情韵味、难以压抑的乡情和异常纯净的山涧景色、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何小竹诗集《六个动词，或苹果》中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质素，《梦见苹果和鱼的安》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对“乌江文化精神敏锐的观察和表现” 冉仲景的组诗《土家舞曲》“灵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毕兹卡！//霞光走来一群收割燕麦的女人/她们腰肢丰腴：乳房硕大/被鼓点激烈的脚步/刚好踩在了恋爱、婚姻、生育的节奏上/朴素和清白，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更是她们的肉体和节操”。传达了土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情愫或语言的“密码”，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的生命潜力的内在张力。从词义里表达出的地域风情、文化和内在精神，散发出诗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民族个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强调小说的地方特色时指出“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这一个性也正好体现了乌江流域诗歌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情来自于对物的感触，诗文“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诗文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家、山歌、唢呐、芭茅、对牛哥、梵净山、乌江等等都是来自于自然之象，是诗文家切身的体悟进到人生哲理的升华到达的一种生存境界。林亚军的《乌江呀乌江》，宁坤强的《情满乌江》，马仲星的《乌江月》，赵朝龙《乌江吊脚楼》等诗作更是对“自然之象”的真情表达，而安元奎《行吟乌江》更是将乌江浓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灵魂作为自己追索的家园意识的精神烛照。 思乡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产生的一种孤独情绪的生发，在少数民族诗歌中我们感受着“民谣淹没月夜的苍凉／不再孤独”（《异乡望月》林亚军）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鲜艳的绽放／孤独地／它使我深深地牵念”（《故乡印象》马仲星）“还有许多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关怀和鼓舞着我们”（《想念家乡》王新华）的家乡，然而，面对家乡，特别是亲人，“我”似乎有种内疚，因为“这些年，流浪在外／背着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乡的风丢了》末未）。 四、困境与突围：捕捉多领域题材，凸显现代性 在以宽阔的胸怀挖掘民族民风民情，静心描摹生态图景，透视民族生存历程时，以更加切身的感受，开阔的眼光审视世界，将创作主题延伸多领域，凸显现代性，这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所警觉到的，因为“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然而，我们审视一些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创作，会隐隐觉察到他们在陷入民族创作困境的危机感时，猛然意识到不能全面的复制民族地域风情，沉默在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中，题材不能单一化，在技艺上应该有所突破和创新。从目前出现的作品看，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新的迹象，而迹象也表明，这种创作趋势、创作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困豹》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乌尔沁认为“身为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是从整个现世人类的高度，审读和透视我们国土上面变革中的旷野乡原，作者的笔力重重地击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存永恒的家园。他笔下的木家寨不仅仅是乌江边上的民族生存的乡村，它是中国整个乡村的缩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图寻求“又纯洁又宁静”的一片栖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坏和霸占，于是寻找曾经的家园，可遭受到的正是现代性观念和行为侵略处境。令狐荣作为民办教师，抱着良知去寻找救助三个被拐卖的无辜少女，闯入城市，屏气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木家寨为代表的穷乡僻壤的与世隔绝和孤陋寡闻，这在他纯净的心灵里投下了一丝阴影。这部小说尽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谚语、歌谣的表述，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大气和质地，相反，透视出一种浓烈的当代意识，“困豹”不仅困的是豹子，它还困着民办教师令狐荣、木青青，也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这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穿透着诗性的力量，具有浓烈地域色彩与现代气息的奇异偶合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文本风格。 从上世纪末，何小竹逐渐把笔力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企图投向大都市的怀抱，创作了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弥》及中、短篇小说《圈》、《天堂旅馆》等，诗人注意力的转移，我们不妨猜测到视为都市的欲望和市场的诱惑使然。在冉正万、王华和蔡劲松的创作上，他们不再固执地将笔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风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着重关注当下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态资源描摹转移到生态平衡与人的和谐建构上来。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由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农村田园的美梦，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我九岁的时候，纸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雨滴是干净的，下雪时，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现在呢，山变样了，水干涸了，雨水浑浊。雪很少下，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现和灵魂拷问，充溢着焦虑感，给即将破坏的生态家园一种人道关怀和警示。作家蔡劲松是目前侗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作风格多元化。其小说题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说中主要围绕大学校园、研究所、遥远的武陵边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笔在大学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卖鸡蛋的盲人、下岗职工各种人上。他笔下的“历史”已有了新的内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体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出了《屋檐记》、《大桥上的新闻》等。王华的小说创作，驱魔了传统的技艺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渐转移了视角，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大家所关注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轨迹上来，特别警觉到“民工”在“家园”追寻上的拷问。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以两支红军曾经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为原型，以侠的形式构思文本，企图对历史的重构，而长篇新作《酒脸》在涉及历史的叙述上更宏大，对土家山寨民风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达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蕴和生命诗学，因此“这部小说还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陈晓明语）。 总之“优秀作家首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面对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也要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势，更敢于面对现实变动对自己民族的冲击”，乌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应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始终把握民族脉搏的跳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借鉴西方现写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今后创作文本质量、影响广度和深度怎样？诸位读者将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对之试目以待。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中土族文学艺术 [摘要]土族民间文学艺术丰富多彩。土族人民用“花儿”、宴席曲、安召、叙事诗、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童话、谜语、谚语等民间文学形式,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土族人民同大自然、同旧制度、同反动统治阶级所作的斗争,表达了土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显示了土族人民生产劳动的场景和生活习俗。新中国成立后,土族文学有了新的发展,赞颂新人新事的文艺新作不断涌现。 [关键词]土族；文学艺术；详解 “花儿”是甘、青、宁三省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特别是甘肃河川、青海湟水流域的“花儿”,曲调高亢嘹亮、节奏明快奔放、比兴运用自如、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土族“花儿”独具一格。它既不与汉族的“花儿”类同,又与藏族“拉依”有别。土族“花儿”曲调优美,婉转动听,如“土族令”、“互助令”、“尕马儿令”、“绕三令”等,颇为流行。另外,土族还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传统情歌,“嘎达古道”,唱起来亲昵委婉、曲折悠扬、倾诉男女青年相互爱慕的心声和愿望,如“玛森格”、“蒙古尔孔尼阿姑”、“阿甲哟”、“阿柔洛洛”“阿吾烈”等。土族人民不论男女老少,人人爱唱,不论田间地头,还是在庙会山岗,都是“花儿”赛场。演唱者自编自唱的能力很强,一般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词。解放前,土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男女把“花儿”作为爱情的媒介和桥梁,也把“花儿”作为评击反动统治的有力武器。 长诗在土族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祁家延西》、《拉仁布和琪门索》、《土族垦荒歌》、《登登玛秀》等。其中《拉仁布与琪门索》堪称土族长诗的明珠,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首抒情长诗以深沉悲壮的曲调,优美动听的诗句,道出了他们纯真的爱情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的向往,向万恶的封建社会控出了强烈的控诉。《祁家延西》则歌颂了德高望重的延西将军,不顾年迈体弱,率众击退入侵之政的勇敢精神,充分体现了土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安定和谐的强烈愿望。 宴席曲是土族人民在喜庆婚嫁时,邻里亲戚前来庆贺,表达他们对主人的祝福所唱的歌。土族也把宴席曲称为酒曲、喜曲。主要分以下几种: 一是赞歌、赞词。是宾主之间相互赞颂的歌。歌词以华丽的词藻来宣染夸张,如主人赞颂客人德高如兰天,恩深似大海,意志象雄鹰一样坚强,知识象大海一样渊博;客人赞颂主人的殷情款待:檀木的桌子,放了宝贝般的酒具,吃了肥美味醇的羊肉,喝了醇香的美酒。宾主互相赞颂,增添了喜庆、热烈而欢乐的气氛。 土族人民举行婚礼时,不论新郎冠戴、拜天地、还是款待宾客、谢媒人等,都有整套整套的赞颂词,语言精炼、比喻优美、贴切,仪式庄重。 二是对答歌或对唱歌。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又有生产、宗教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类型。对答歌含蓄而生动,曲调悠扬而多变。它是宴席曲的主要组成部分,流行的对答歌主要有《腾德尔格玛》、《霍尼》、《青蛙》等。 三是婚礼歌。是举行婚礼时唱的歌。它有固定固定的曲调和歌词,歌词的内容随着婚礼的程序或场面不同而异,有些歌词生动活泼,有些却很风趣,有些则严肃庄重。婚礼歌主要有十二首,如《纳信妥若》、《拉隆罗》、《阿依姐》、《纳信斯果》等。婚礼歌最能体现土族人民的习俗人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土族人民逢年过节,喜庆婚礼,都聚集在打麦场或庭院里,纵情欢唱、翩翩起舞,洋溢着十分欢乐的气氛,充分显示出以土族人民乐观豪放、能歌善舞的民族特色。歌舞是一种诗、歌、舞相结合的形式,一般由一个歌手领唱,众人挤在歌手后面边舞边唱,所以往往以众合的衬词为曲调名,如“安召”、“召应召呀”、“拉热拉莫”等。 土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的条件下,以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却很丰富,如神话、传说、故事、寓言、谚语等流传很广,深受土族人民欢迎。神话如《阳世的形成》、《黄牛的故事》、《唐德格玛》等。《唐德格玛》描写了少年开荒种田,先到天上捉青龙,青龙逃走了;又到山里捉野牛,野牛又跑掉了;最后到了平原捉黄牛,终于将又肥又壮的黄牛捉住,架起犁开荒种地。展现了土族人民披荆斩棘、辛勤劳动的品质。 民间故事有直接以阶级斗争为主题,揭露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压迫剥削的,如《狗气杀地主》、《红水沟》等;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大自然作斗争,同残害人民的邪恶势力“蟒古斯”作斗争的,如《黑马张三哥》、《蟒古斯》、《花牛犊》等;也有表现青年男女为了摆脱封建买卖婚姻的桎梏,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向不合理的宗教道德观念挑战,蔑视权贵,不爱金钱的,如《山雀叫了的时候》、《孔雀》、《登登玛依》、《阿丹寻妻》、《青蛙女婿》等。 土族寓言《想吃太阳的鸠》、《红毛狐狸和黄眼狼》、《凤凰和麻雀》等。童话如《兔儿和羊羔》、《懒人必受穷》、《饥寒哥》等。都是以物语理,形象生动,含蓄深刻,富有哲理性。有的寓言还映射旧社会的社会现象,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地主、土司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罪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尔虞我诈、凶恶残酷的本质。新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土族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涌现了一批土族业余作者,创造了一批好作品,如《雪里送炭》、《金色的长城》,《拉线琴之歌》,《劳动的歌舞》,《流水欢歌》等。 土族人民特别酷爱艺术,不论修房建寺,还是衣着服饰,刺绣图案,争相斗姘,巧夺天工。土族历来多项式能工巧匠,如互助的土族阿姑,从小学习刺绣技艺,个个都能绣出“玉瓣梅花”、“转魁子”、“太极图”、“富贵不断头”,也有“孔雀戏牡丹”、“狮子滚绣球”、“石榴寒雀探梅”等各种刺绣图案和花纹,尤其绣的盘绣美观大方、耐久朴素、细致匀称、色彩鲜艳、栩栩如生。 在党的民族政策下,土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在文化部门的协助下,土族人民译制出了土族电影《雪山泪》、《闪闪的红心》、《山寨火种》、《喜盈门》等四部,深受群众的喜爱,还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土族风情》和青海电视台摄制的《土族婚礼》;互助文工团排演了歌剧《拉仁布和琪门索》和东沟公社大庄大队业余文工队排演了土族歌舞《迎亲》,还有大型的土族歌舞剧《彩虹部落》,这些都丰富和活跃了广人民大群众的文化生活,使土族文化走出了土乡,走向了全国各地,使土乡的文化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幸福的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高校汉语言文学课程改革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面临着诸多困境，然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对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改革实践，突破困境，实现办出特色、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愿景。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新晨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 在审视2007年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或许会感到一些欣喜和宽慰。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默默执守、不懈努力下，我们在不断收获：理论创新、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作品研究的力度与广度的深入开拓，族别文学和区域文学的回顾与展望，都为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不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推进：宏观视野和学科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应该要有更宽阔的视野，杨义自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来一直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今年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纲目》等文中，他从方法论着手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大文学观,其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是“一纲三目四境”。大文学观即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纲，三目为：时空结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发展动力体系――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四境乃是以一纲三目加以贯穿的四个学科分支或学科交叉领域，即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这种纲、目、境的充分展开，也许可以改变以往以汉族文学史充当中国文学史的局面。 扎拉嘎、汤晓青的《实践与理论并进――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深入阐释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学科的确立意义。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学科，意义在于可以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实践和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实践出发，在与比较文学理论的交融和与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提出和探讨具有更为广阔意义的理论课题。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也达到一定的深度。刘大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对既有的学科建构提出疑义，认为当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当代性”。李楠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简析》提出将作品的民族性作为界定其民族归属的必要条件，而把作品的语言和作者族别看作充分条件。齐亚敏、杨志强的《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分别从民族性、世界性以及市场性三个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近年的发展倾向，也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如何确认自身的文化定位问题。李庆雯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走向》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张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比较之商榷》提出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汉民族文艺理论的二元对立理论已不合时宜，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应走出为自己“正名”的初步阶段，借鉴晚近阐释人类学的成果并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赋予其新的阐释。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从“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域出发，结合文化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对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学解读。作品评论：丰富的个案研究 和开阔的视野 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等具有少数民族身分的现代名家以及玛拉沁夫、吉狄马加、阿来、张承志、叶广芩、石舒清等知名当代作家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研究资源，但研究角度和视野则更为开阔。 关于老舍的民族身分认同与表述，关纪新的《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指出老舍道德观念的起点带有满族古典伦理色彩，其价值迟早会被人们重新认识与捡拾。舒乙的《老舍和少数民族文学》认为满族贫民的出身对老舍日后的生活、文学创作及人生观都有决定作用。 关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任葆华的《文学疗治：沈从文小说文化意义的别一种解读》论述其利用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进行自我疗救，同时实现了由一名患者到现代社会人性治疗者的角色转换。蒋淑娴的《沈从文的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刘海军的《心理批评视阈下的沈从文文学批评》、肖向明的《原乡神话的追梦者――论沈从文的原始宗教情结及其文学感悟》等文章从多角度的切入研究也算是各有千秋。 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到更为广泛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吴思敬的《图腾诗：民族诗歌发展的一种可能》侧重于南永前诗歌中体现的朝鲜族古老图腾意识与现代审美文化思维空间的融合。黄伟林的《“身份焦虑”与“浑身是戏”――壮族小说家凡一平小说论》考察了作家本身的身分转换对其创作的影响。杨荣的《意义与限度――重评〈美丽的南方〉》以当下的视角对陆地的经典作品有了更深层的重新阐释。陈庆的《扎西达娃的小说：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则从概念入手质疑对扎西达娃小说定位的准确性。这几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他们不落陈臼，尝试新的研究角度。 关纪新《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发掘了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认为此书是迄今能读到的用中文书写的、最为真切详备地收录有民国伊始京师旗族命运场景的纪实之作。王菊、罗庆春的《从本能到自觉:民间立场坚守与批判精神高扬――栗原小荻文学评论思想探析》认为栗原小荻站在真正的民间立场，追求一种自在地探询和自为地表述的生存方式。李生滨的《生命承受苦难的文学追求――东乡族作家了一容小说创作散论》评论了一容被许多批评家看好的“西海固文学”，是自觉书写苦难、贫困和内心坚韧的文学，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以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回汉文化的交融，带给宁夏作家鲜明的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 还有其他的评论涉及白族诗人晓雪、土家族作家叶梅、傣族作家段林、藏族作家龙仁青、哈尼族作家哥布、满族诗人牟心海、大解，壮族诗人黄遥侗族诗人王行水、纳西族散文家杨世光、苗族作家向本贵、侗族作家隆振彪、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佤族诗人聂勒等，较充分地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论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摘 要： 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多样，通过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分析，提出对策和建议，实现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深层次的共建共享建设。 关键词：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文献资源 共建共享 民间文学，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口头创作，包含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长篇史诗、寓言、戏剧、曲艺、诵词、风习歌、谚语等。少数民族文献作为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最好的依据。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聚居着以汉、壮、瑶、苗、侗、京、回等12个民族，是壮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地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以壮族的文献最为丰富，也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最为悠久、珍贵的文献。 文献信息资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与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信息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探索建设良好的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寻求文献信息资源效益最大化，不仅能促进跨时间、空间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而且能够降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成本，弥补馆藏资源不足，从而实现图书馆之间文献信息资源的互通有无，减少重复浪费。 一、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基本情况 广西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丰富多彩，在远古社会即已产生，但是对它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却很晚。汉代刘向《说苑・善说》所载用汉字记音的《越人歌》（出现于春秋前期楚国南部）及汉译，被认为是最早的壮族口头文学整理。北魏、唐、宋、明、清的一些作品也偶有涉略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但都未有完整的整理和研究专著。在广西，真正大规模搜集、整理、研究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是在1950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从1958年到1966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专著是《广西壮族文学》，全书31万多字，是中国探讨和论述壮族各个时代民间文学演变和发展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期间民间文学研究工作陷于瘫痪，直至1976年粉碎“”后民间文学研究才又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研究成果多而且突出。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主要有壮、瑶、仫佬、毛南、京等5个民族的文学概况以及《壮族文学史》和《瑶族文学史》，80年代起，相继出版了《广西各族民间文学丛书》、《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布洛陀经诗》、《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广西民间文学散论》、《歌海漫记》、《壮族文学概论》、《壮族民间文学概观》、《壮族文学史》、《瑶族文学史》、《瑶族歌堂诗述论》、《侗族民间文艺美论》、侗族长篇创世史诗《嗄茫莽道时嘉》等专著和《广西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及古歌价值初探》、《壮、侗、瑶族创世女神的比较研究》、《回、 彝、水、仡佬、毛南、京族民间故事巡礼》、《孟姜女传说在壮、侗、毛南、仫佬族中的流传与变异》、《论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壮族青蛙神话剖述》、《瑶族歌堂诗述论》、《漫谈瑶族造人神话》、《论侗族琵琶歌》、《桂西苗族民歌初探》、《毛南族民歌初探》、《浅谈彝族神话及其民族特色》等文章。 纵观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涵括内容有：壮族民歌、歌圩、歌会，壮族神话和传说故事，瑶族民间文学，瑶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以及侗族民间文学研究，侗族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苗族民间文学研究，毛南族民间文学研究，仫佬族、彝族、京族、仡佬族、水族民间文学研究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二、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 目前，广西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主要有：广西文化共享工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西科技文献共享与服务平台、广西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共享平台、桂林市工程技术文献信息平台、广西医学文献信息服务平台等，由全区公共图书馆、科研院所、科研系统图书馆、高等院校、高校图书馆等单位进行协作共建。从整体上看，广西区内的文献资源体系共享平台建设仍不够完善，在公共图书馆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南宁市图书馆、玉林市图书馆、北海市图书馆等均有自建的地方特色资源专题数据库（以多媒体专题资源为主），但是地方文献资源的数据库和专题收录有限，涉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献资源尚无共建共享。 那么在文献资源流通便利、共建共享发展兴盛的今天，极具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共建共享？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意识不强。21世纪是全球网络化发展的时代，追求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人们的需求和目标，但是传统的管理体制对共建共享的认识意识不够，局限于以往单一的“人有我有、人无我无”式资源结构，各馆故步自封，认为地方文献资源为本馆的馆藏特色资源，缺乏开放和共享意识。 二是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组织。广西的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各类图书馆馆藏数量不少，但各类图书馆之间、公共图书馆中省馆与市馆、市馆与县馆之间缺乏整体的划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源搜集和建设缺乏标准，没有组织和统一协调。 三是实践中遇到困难。目前对于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还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资源尚待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仍然很多；广西部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研究中心馆藏机构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但整体上资源分散、集中收藏难度大；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级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设施设备发展不平衡，导致资源整合、共建共享难度大。 三、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对策和建议 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成为现代社会文献信息资源传播和传递的载体，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和网络化建设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广西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实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可以缩短广西少数民族在世界上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同时也为世界认识和了解广西少数民族提供信息平台，促进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承传播。基于此，特提出如下的对策和建议：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的“赋”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传统修辞表现方式之一的“赋”，在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也被大量运用。这些作品通过“赋”的运用来达到对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的模仿，并在仪式、表演中得到加强和确认。“赋”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整齐、秩序与协调，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质。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 赋 自然 一.口传文学中的“赋”：对自然力量的模仿 自古至今诸多学者们对赋做了大量研究，认为其涵义主要是“诗文直陈其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笔者认为这里应包含两个方面：一、直书其事；二是铺陈其事，通过对事物的铺陈或直书以达到强调或重复的目的，铺陈与直书有时分别用之，有时兼而有之。除具有以上涵义外，从现代修辞学的角度看，赋涉及的修辞手法主要有排比、反复或重复等。 人类在自然之中生存，面对的环境是众多的自然物。一方面，面对缤纷复杂的自然物，人类的意识或感觉到的是一种混乱的状态，人类最初对此无能为力。当语言产生以后，人类以修辞的方式来表现自然物，语言和修辞的魔力让所有的自然物似乎都变得秩序井然、整齐划一了，人类主动地从混乱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中看到了秩序与谐调。另一方面，自然物还以规律的方式让人感知，随着人类意识活动的继续、观察能力的提高，人类感知到某些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的运动、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日月更迭，花开花谢、生死交替等，这种规律性的运动、变化让人类相对被动地从自然中发现秩序与谐调。 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让人类感到了自然的力量，并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逐渐去摹仿这种自然的力量，以便语言也能在摹仿中拥有这种力量，于是作为表现自然物的修辞就在摹仿自然生命、事物变化的同时具有了自然化的力量。赋的手法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赋的特征是直书和铺陈，这是修辞表现和自然力量的结合，修辞表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事物的指称和意思表达准确，直书其事是对事物或意思的直接指称和表达，符合语言产生的目的和人类沟通的需要；铺陈其事是人类摹仿的自然的力量，因为人类感知到的自然力量是一种集合的或普遍的方式，而非简单的“单称事物”，“审美的对象都是个别事物或个别形象显现……审美判断却不然，它虽是单称判断，却仍带有普遍性。”[1]人类对自然物的认知虽然没有达到审美判断的阶段，但是人类在认知过程中，既然能将自我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也能将不同自然物的种类分离开来，以类的或量的概念去认知，由此自然的力量就在此显现出来。 自然的力量不仅显现于上文所说的秩序、谐调，还显现于其混乱和荒凉，正如康德认为“大自然通常激发起崇高的理念毋说是在它的混乱中，或在它的极端狂暴、极无规则的无序和蛮荒中，只要可以看出伟大和力量。”[2]自然以其数量和力量显现出崇高，并给人类以震撼。如在傣族民间长诗《RM罕》[3]中就有大量的例子既说明赋的表现形式与自然生命结构的关系，又说明人类早期的原始观念。诗中写道，当坤贺罕的君王西里南达纳坤召（又称召贺罕）生了王子之后非常高兴，甚至在王子苏旺纳长大之后，将“两年一次、三年一回”的拜祭勐神寨鬼、地神家鬼的规矩忘记了。勐神寨鬼和地神家鬼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希望给忘记祭神的国家带来灾难，文中用了一组排比句来形容生命的死亡，从不下雨变成干旱，然后草木、庄稼、花儿、绿枝、鸭子、鸟儿等等的死亡，让人意识到死亡将降临到自己身上，最终让人类感到恐慌，不敢再忘记祭祀鬼神。 二.口传文学中“赋”得以强调的原因 从现代修辞学和文学的角度理解赋，赋可以被细化为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修辞手法，人类为何要用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方式去指称事物、表现对象呢？这是因为在口语文化（口传文学）中，人类主要运用的感觉器官是听觉。听觉不像视觉那样精确，不要求表达必须严谨，有时需经过不断重复才能使信息被接收，这不断重复的信息是几组意义相近的词语。人类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就需要通过不断地重复，才能达到语言运用或信息传递的目的。还是在《RM罕》中，当RM罕被猎人带走，母亲痛哭起来表达对女儿的思念时[3]（p77），一方面是通过不断回忆女儿身体的某一部分，希望能够以此唤回昔日女儿在身边时的情景；另一方面这种描绘让歌手在演唱的过程中，即使听众没有听清其中一部分内容，但是只要能听清其中某一句，就可以明白母亲对女儿思念的痛苦之情，让听众心灵触动，唤起情感的共鸣。 又如在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中，也运用了一系列“赋”的手法来描绘各种植物和动物的出现或产生是由于厄莎种的树而形成的。[4]这就是因为在歌手表演过程中，信息通过听觉被听众所接收，也需要一定整齐、和谐的形式，这种形式也表现为排比和反复等平行关系的句式，“利奇将平行关系称为‘最显著的规律性’。它涉及带有系统性差异的重复，比如语音的重复，语义的重复，或者韵律结构的重复，是一段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不变的和变化的因素的结合。”[5]琅琅上口并符合语音押韵形式的语言在表演过程中由于更容易被接收，所以在口传文学中，修辞表现和句式长短也显现为整齐、谐调。 在口传文学中，文学的创作、表演和传承也需要不断地重复，史诗的掌握者，如年长的歌手要将所掌握的史诗知识传授给年青的歌手，年青的歌手要通过不断地记忆、反复地吟诵、经常地表演歌中的程式和主题。“歌手对程式和主题有一个不断积累、重新组合和反复修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完善、丰富他的演唱艺术。”[6]固定的程式、相同的主题，稳定的句式等都必须反复被记忆、创作和吟诵，年青的歌手才能成长，而歌也才能被不断地传承。 歌的表演场景也会不断地重复，有些歌只能在某些场合才能被吟唱和表演，有些歌只能被某些歌手表演，这些场合和歌手都必须在固定的仪式中才能吟唱和表演这些歌，有些歌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表演，在神圣的仪式和日常生活中被表演的歌反复地被记忆、表演和传承。“史诗的吟诵不仅有曲调和内容的不同，同时还有传承场的规定。以梅葛为例，婚丧嫁娶、敬神祭祖，要吟唱不同的梅葛……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场合是截然分开的，梅葛吟唱的方式和内容也因之而严格区分。”[7]通过对神圣仪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区分，重复的力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神圣的仪式（通常表现为节日时间）上，通过歌的演唱，人类追思先祖逗留过的无数地方来重温先祖在神话时代所做过的同样的事情，从而形成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和信仰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自我认同和信仰可能被销损，但是通过节神圣的仪式（节日），它们会被重新回忆并得到加强。 三.小结 赋产生于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摹仿，也产生于歌的表演和传承，更产生于仪式的铺陈和重复，在这些过程中，都需要反复、排比等类似于自然力量的行为，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体察，民族内部的关系得到加强，也才能使排比、反复的手法被重复使用，最终在口传文学中，排比、反复的修辞手法被加强和确认。 从审美的角度来讲，自然美的和谐、整齐能给人以震撼，“自然美的抽象形式一方面是得到定性的因而也是有局限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包含一种统一和抽象的自己对自己的关系。但是说得更精确一点，它按照它的这种定性和统一，去调节外在的复杂的事情，可是这种定性和统一并不是本身固定的内在性和起生气灌注作用的形象，而是外在的定性和从外因来的统一。这种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整齐一律，平衡对称，符合规律与和谐。”[8]讲究直书其事和铺陈其事赋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就是这种整齐、秩序和谐调，这是人类从自然中看到的，希望能够摹仿并像自然一样生态地可持续发展；也是人想要得到的，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如此的一种表达和愿望；更是人类一直想要做到的，希望自身能够与自然和谐地相处。 （作者单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中爱国精神的弘扬 【摘要】不同的民族，其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本文围绕新疆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结合作品内容，从文化的角度探析新疆蒙古族文学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新疆蒙古族文学；传承与发展；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在逐渐变化，还应包含为祖国繁荣、富强、独立献身的伟大精神。具体内涵概括来讲，有民族自信力、抵御外辱、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建设祖国等内容。不同的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民族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优秀文化的最初基调是讴歌新生活，赞颂伟大的党 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爱国主义精神都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主题。新疆解放之初，蒙古族作家们发表了符合当时党的文艺方针、人民心声的以叙事诗为主的诗歌以及民间祝词、赞词、谚语、格言、歌词等作品，主要是表达对各族人民带来自由、幸福生活的共产党和的感激之情；歌颂伟大胜利，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赞美富饶美丽的祖国山河；讴歌社会主义社会；歌唱家乡的新变化；描绘草原新生活和蒙古族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号召人民珍惜新时代建设新家园；揭露牧主剥削人民的罪行；怒斥旧社会黑暗本质等内容的作品。 浩・巴岱怀着对祖国诚挚的爱写出的文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他的爱国情怀、赤子之心随处可见，他在小说《昵美尔山风云》中描写老爷根登巴音的二子乔龙拒绝父亲最后的嘱托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您不是再三表示过，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咱们可不能忘记，是穷人的血汗把我们养大的。”这样的话，是年轻一辈对老一辈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们顽固与腐朽彻底的反抗，同时，也是借乔龙之口，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热爱，更是代表一种新的年轻的思想发出的声音，他们对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份自己的理解，相信的是看得见的东西，而不是走向末路的谎言。还有小说中莫尔根在包勒德和齐布嘎婚礼上说的一段：“旧社会，我们草原虽强大，穷人却连搭蒙古包的地方都没有一块，连肚子也填不饱，要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如今在党和的领导下，穷人才当了草原的家……”新与旧的对比，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来自普通民众的说法，更为真实地表达出牧民对新社会、新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他们犹如新生的婴儿，需要国家的关注与疼爱，对国家也有着热切的盼望和美好的幻想，他们相信在强有力的政权体制下，他们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这种孩子般的依赖，使他们对伟大的祖国产生了深沉的爱恋。在《“傻瓜”贡且》的故事里，也有相似的情感表达，小说中，小伙子贡且运用智慧和力量，不畏艰险与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而这种勇气的来源，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他想让牧民们远离苦难的折磨，想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和富饶。 在诗歌中，浩・巴岱的这种爱表达得更为强烈，《在喜庆的日子里》说：“论起过去与现在，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过去的社会多黑暗，现在的生活多幸福。”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家乡的变化，富饶的生活，对现在的满足，强烈的反差使作者对祖国的感谢溢于言表，在《开都河颂》中，作者也表达了对故乡深深的爱恋和不舍，他这样写道：“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怎能把故乡的河水忘记！即使经历千秋万代，怎能把自己的故土遗弃！”对故土的爱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对伟大祖国的爱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感情在《迎接牛年》中就更明显了，“人民安居乐业，前途光明远大，国家繁荣富强，气象万千更胜一年”，是对祖国母亲更为诚挚的祝福。 在新疆大量优秀的各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普遍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它们的这种想象和情感在新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否定了旧文化价值规范，同时，也为新文化的价值规范体系增添了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形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新疆文学的小说创作中，对新时期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诗歌里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讴歌，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使文化大系统更为多姿多彩，更加充实、丰富。 英雄精神是蒙古族文学的基本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基本的体现 这与北方游牧民族中普遍流行的英雄崇拜有直接关系。不论是蒙古人原始信奉的萨满教中的保护神，还是歌颂英雄的蒙古民间文学，以及蒙古人民对成吉思汗的顶礼膜拜，都不难发现英雄崇拜的盛行，更不难发现英雄精神的影响之大。 研究蒙古族文学，英雄史诗是不容忽视的，不管是长篇还是中篇英雄史诗，都刻画了一些虽名字不同但却有着相同历史责任与使命的英雄，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英勇顽强同敌人战斗来誓死保卫自己的家乡与亲人。 当时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文化价值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价值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对个人的能力和勇猛有一种强调的意味。而在蒙古族的英雄史诗中，刻画了不少这样的英雄，体现着当时的文化价值。作为一名英雄人物，是个有地位的人，要能通过竞技的测验，这是对其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英雄的基本评判标准，也是普通男子成婚的必修课――考婚（各种技能竞赛）。这或许是遗存下来的一种古老的成人仪式。在上述考验的基础上，英雄们还要独自承担起保卫国土亲人的重任，借助于各方面的力量独自同敌人作战，最后取得胜利。 在新时期的蒙古族文学中，英雄“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化的，而是时代的、社会的新英雄”，英雄“从神坛走向民间、大众，成为百姓中的一员”。长篇历史小说《奔腾的开都河》是继《命运》后浩・巴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用文学创作的手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用反革命武装镇压革命力量，欺骗和拉拢民族上层人物，企图分裂革命队伍的反动本质。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热情地歌颂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作者在作品中采用了生动的民族语言，记录了这场斗争的真实过程。作品展示了革命队伍中不同阶层人士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充分证明了广大牧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决定力量这一真理。可以说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英雄典型形象，身上具备了社会公有的文化价值，集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于一身，同时集真、善、美于一身。这些典型形象具有文学教育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成为社会行动范式，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嘎・贡巴在他的系列中篇小说《边防哨所》和《拜格孜吐山的雄鹰》里成功地塑造了达答、阿拉西加布等察哈尔蒙古部落的英雄形象，他们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不屈不挠地与沙俄侵略者进行血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概。长篇小说《小溪》以三区革命为背景，以额尔德尼领导的蒙古骑兵团战斗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居住在博尔塔拉一带的察哈尔蒙古人民悲欢离合、流血牺牲、不屈战斗的感人故事。故事之复杂，人物之多，在新疆蒙古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蒙古族文学爱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家乡之爱 祖国是十分广大的，而每个人只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里，人们对祖国养育之恩的体验，也总是首先体现在故乡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然后进一步上升为祖国养育之恩。从普遍意义上来看，一定的文化条件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先天土壤，因此展示文化现象的文学作品，必须在作家具备一定的情感、理想、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学作品创作工具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文化是文学作品的助推器，文化的演变直接助推文学作品的演变与发展。 早期的蒙古族文学的代表作有策・乌力扎巴图的《祖国――金色的摇篮》、《新时代的妇女儿童》，额・刊载的《我们的太阳》，玛・陶浩图和的《我们的北京》等诗歌，以赞美共产党、，歌颂祖国、家乡、社会主义社会和揭露、抨击黑暗社会为主旋律，这些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满足了他们渴望知识的需求，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斗志昂扬，勉励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以饱满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建设祖国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尼・索苏尔先后发表了《好马・好汉・哥哥》、《蒙古人及其酒和歌》、《有一种声音总使我疼痛》等散文，主要是对故乡之爱。作者在“游走”家乡的“文化群落”、在9000多字的散文里，以动态的笔触――似乎带着读者一起骑着马，漫游在作者怀念故乡的思绪中，明写对过世哥哥的追忆、对兄弟深厚感情的回忆，暗写作者在都市生活中难以排解的个体孤独、人性思索；明写哥哥对牧马的热爱、对草原的热爱、对游牧生活的热爱，暗写作者内心深处埋藏着的对给予生命和爱的亲人及家乡的愧疚，对浸润在血液里的游牧文化的难舍难弃；明写哥哥作为一个优秀牧民对牧马的依恋和赞美，暗写作者对都市纷繁、浮躁的厌倦和对自由快乐的精神解脱的向往；明写作者寻找家中丢失的马，暗写作者捡拾心中失落的情。 另一位作家特・那木吉拉写有《春的思索实话实说》、《牧民话》、《希望・花・坟墓》、《留恋戈壁的诗》等长短诗200余首。他的诗歌在蒙古族读者中颇有影响。诗作大多是描写戈壁小村的风土人情，显示作者对家乡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以及对家乡的热爱。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简练、表现手法和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作者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突然有一天，有人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他诚惶诚恐地抬头，才发现世间还有这样的去处，于是他紧随而行，并且矢志不渝，恰巧的相遇，成了维系一生的信仰，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党，而那个家就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感谢这样的一个归属，一片赤子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但是，仅有故乡之爱，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如果把自己的思想仅仅局限在“故乡之爱”，而不爱祖国，就是狭隘的。要把“故乡之爱”上升为爱国主义，就必须把对故乡的热爱扩大到对整个的祖国之爱。 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尽管尚处于一种“弱势者”的文化状态，面对外来的“文化霸权”的强势渗透，有时会表现出无所适从或盲目跟风，面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并没有进入“主旋律”。因此，在采摘能够引以自豪的所谓“文化资本”，比如有关狩猎、语言、建筑、音乐、沙漠、戈壁的知识，有关屯垦戍边、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精神，这些初步构成了新疆人共同的生态观念、行为模式和道德范式，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各民族文化都要勇敢面对世界“大文化”的挑战，敢于面对冲突，积极反思，弘扬优秀传统，增加文化的新鲜血液。 综观新疆蒙古族文学，无论是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还是一个作家的各类作品，大多都包含有英雄题材，他们歌颂英雄、怀念英雄、崇尚英雄，这种英雄情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集体的地域观念，特别重视乡音、重视故土、重视历史遗留物，沉浸在“英雄”过去的恢弘时代。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的迅猛冲击，受到了文化量变和历史量变的冲击。如果说“文化”是一种习惯，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发展出来，是以社会记忆的形式积累下来的集体知识，那么，面对开放性强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积极行动起来，挖掘和传承优秀文化精神，使“英雄”永远光照世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编校：董方晓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要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 近日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在少数民族作家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喜人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为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特殊魅力，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作家们表示，要倍加珍惜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加强学习，潜心创作，以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贡献，开创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新局面。 “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认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纳入繁荣发展中华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战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回顾过去，少数民族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正是新中国的产儿，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正是长期受到和中国作协的关心支持才走到了今天。他说：“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具有创作实力和创作潜质的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形成规模。这些，正是我们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指引的结果。”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土家族作家彭学明说，近年来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和翻译工作得到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不断加强，许多母语创作作品及时得到了翻译介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坚持“三贴近”，积极投身时代洪流，努力在创作中体现更加浓郁的时代气息，有力地唱响了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的中华民族大文化建设，对于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方面，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是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言人，都是民族文化链条中重要的一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是指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继承了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作家本身，他们也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启后就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不断发展、弘扬和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相信少数民族作家们可以创作出更多表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见证本民族时展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为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本身，也应该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努力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坚持在继承中创新，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创作风格、艺术手法，表现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当然，前提是要艺术地体现，要合乎文学规律地体现。” 作敢于担当的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 “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少数民族作家要不断见证、记录和表现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进行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伟大创举。我们要加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生活背景的民族之间的深层次交流和文化上的包容沟通，从而促进民族团结、增加民族和谐，营造一个安定团结、和谐发展的文化环境。”吉狄马加说。“贯彻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少数民族作家都要认真地学习科学发展观，把它作为行动的指针、创作的感情来源，用它去观察生活、深入生活、分析生活、感悟生活、提升生活。但愿我们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能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成为优秀的作家。”玛拉沁夫说。 彭学明说，我们要做向世界推介中国优秀文学成果的使者。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电子化的背景下，文化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间的文化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和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学的“走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各民族作家要更多地开掘积极的、美好的民族情感，展示伟大的民族精神。要让广大外国读者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认识和感受到一个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充满活力、和谐进步的国家形象。 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做好事实事 近年来，中国作协努力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造条件，营造良好氛围。除了与国家民委合作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共同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外，还举办了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讨班和“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大团结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大繁荣。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的学员们表示，能够来这里学习提高，深深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的光荣。大家表示，一定认真学习，潜心创作，拿出真正的好作品，唱响“祖国颂”，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 《民族文学》主编、土家族作家叶梅说，和中国作协领导对《民族文学》一直十分关心，《民族文学》近期已经获得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刊号，近期将出版蒙古文、维吾尔文和藏文版，把多民族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以上三种文字，促进我们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交流和繁荣。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说，在今年的中国作协新会员名单中，又增加了塔塔尔等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从而实现了55个少数民族都有中国作协会员的目标。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着祖国文学。作协要广泛团结各民族作家、翻译家，将我国各民族母语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更多地介绍给全国读者，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翻译事业。 据悉，在今年国庆节前夕，中国作协还将推出20卷本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其中将收录55个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这是少数民族文学60年发展历程的巨大收获。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生逢其时，将迎来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一定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及其学科建设研讨会在穗召开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发展格局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其语言文学)也面临着现代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冲击，有的被更加边缘化而处于濒危状态，有的与汉化及其他文化相互吸收、融合而共同发展，有的被融入主流文化之中，有的经主流语言而得以广泛地传播。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态势，搞好相关学科建设，2009年4月10日来自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共50余人，在暨南大学举行了“中国社会转型与多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关系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面临的濒危、传承、发展、教学、现代化、族群冲突与认同危机以及学科建设和学术空间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有论者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已得到普遍认可，这一概念的确立为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和谐统一关照及全面平等对话的学术可能，但其文化多元融合的历史是有层次的，仍需做细致深入的研究。我国历史上有过3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学史料和文本，还有丰富的口头叙事作品有待整理，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对其进行现代学术阐释。以呈现各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并使其纳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整体格局中。有论者提出，由于民族文学研究分布于现当代文学、民俗学、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需要利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叙事学等资源，置于古今中外的跨学科视野来审视。才会有益于文艺理论的建设；与此相应，应在汉语言文学系也开设少数民族文学正式课程，才便于有效推广。有论者注意到，中国少数民族诗学也形成了多元发展格局，包括口头诗学、经籍诗学、同韵诗学、劝喻诗学、《涛镜》诗学、回回诗学、南夷诗学、八旗诗学、新变诗学、史诗诗学、族类诗学和文化诗学等。还有论者指出，濒危语言研究有多种目的，含维持语言活力、延长语言寿命、维护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保存语言文化遗产和为语言学及相关学科服务等；其语言学价值包括语言类型转换研究、语言接触与混合问题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等价值；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的软实力，要确立本民族信心，实行标准化、文字规范化，开发工具书，通过媒介实现资源共享。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中国作协大力扶持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 提起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民族文学》主编叶梅首先对记者谈起一些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她说，这些诗读了一次就让人忘不了，少数民族作家有着本民族非常独特的表述方式，这是其他民族的作家代替不了的。对于近10年来涌现出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叶梅和很多作家都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文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和创作水准的提升。 叶梅表示，少数民族作者队伍在近10年来得到了很大发展： “过去很多族别出现一个作者就非常不容易，现在很多偏远地区都产生了大量的青年作者。少数民族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创作不断繁荣发展的态势让人欣慰。” 记者从中国作协相关部门了解到，截止到2007年，中国作协会员8129人，少数民族会员885人，青年作家（40岁以下）61人。在本年度发展的新会员中，民族分布广泛，新会员中包含了蒙古、回、藏、维吾尔、彝、布依、朝鲜、满、土家、哈萨克、达斡尔、羌等16个少数民族作者。目前55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都有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家。叶梅表示，正是因为有了数量上的基础，优秀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也越来越多。比如在今年审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卷的入选作品中，10位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中，就有4位是少数民族作者，如壮族作者李约热、纳西族作者和晓梅、仡佬族作者王华等。 “像女作家和晓梅，年纪不大，但作品带着浸入血液的纳西族文化符号，引起了很多评论家的关注。这一是说明少数民族作家里还有非常多的新星等待我们去挖掘，二是说明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水准已经非常高了。”叶梅表示，少数民族青年作者数量的增多和作品质量的提高，除了时代大背景的因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近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和保护措施，比如举办研修班、讲座、采风等等。 实际上，作为各民族作家之家，中国作协始终坚持为全国各民族作家提供良好的服务，努力扶持新人队伍，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良好的环境。近年来，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合作先后召开了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举办了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24个少数民族的50余位作家参加了学习，并且在每期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举办了“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来自普米族、裕固族、毛南族、阿昌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42位作家参加了学习研讨。组织了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颁奖活动，举办了“繁荣西部少数民族文学论坛”，积极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同时还选派少数民族作家出国访问。 中国作协还分期分批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到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深入生活。去年组织了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东部行采风活动，今年组织了我国22个人口较少少数民族作家采风团赴东部采风。此外，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出版、评论以及研究和教学，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有序的规模和体系。已有30多个民族出版了本民族的文学史。 创作园地方面，专门开设了《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和中国作家网少数民族文学专栏。《民族文学》仅去年来就邀请了近200人（次）的民族作家进行交流。为了打破本民族评论家评本民族作品的局限，杂志社在活动中还专门请来很多汉族的著名评论家和学者、出版家。同时邀请《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参加各项交流活动，吸引他们对少数民族作者的关注。 “各项活动对扶植少数民族新人的效果都非常显著。比如说鲁院的高级研修班，很多作家从这里一步步走向成熟。今年举办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上，赫哲族作者参会，被当地政府和群众认为是极大的荣誉。这个作者回家后写了非常多作品，还写了一封很长的非常感人的信，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恩。系列采风活动和交流活动，更是扩大了西部作者的眼界，提升了文学修养。”叶梅说，从去年第7期开始，《民族文学》开设了青年佳作专栏，专门针对35岁以下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青年作者、较少少数民族作者和母语创作作者，将始终是刊物关注的三大主线。 据了解，在继续开展好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中国作协还将注重扶持各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加强与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省区市作协的合作，实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每年翻译出版一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明年将编辑出版一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把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列入当代中国百部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等，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我国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如何改革创新教学模式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在新的时期下，我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应当如何改革创新，转变思维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从而培养出更多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汉语言文学人才。文章首先分析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弊端与缺陷，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改进和转变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交流。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问题；转变 汉语言文学是传承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门重要专业学科，其主要是为了研究我国传统的古代诗词、文学作品、成语、典故等一些具有我国古代文化特色的语言常识，这对于我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是起到很重要的奠定基础作用的。目前我国的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发现教学效果并不能达到满足的效果，尤其是近年来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对人才的需求，这时加快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的转变就显得极为重要。以下本文笔者就在结合自身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分析新时期新形式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探讨如何转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1、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学科种类划分上来讲，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属于一门人文学科而非自然学科，其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强大的，这是我国古代文化流传下去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从目前我国的大多数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还是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与不足的，教学思维较为固定和守旧，并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教学需求。其主要存在的问题大概表现在以下几点： 1.1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约束，在现阶段不少高校教学中都是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思想和积极性。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在三尺讲台上，口若悬河地滔滔不绝，将各种知识点分解为条条框框逐一的列举在黑板上，下面学生通过对黑板上知识进行记录的方式来对各知识点进行理解，这就造成了学习的被动性和学生听课的不主动。学生在听课的时候一般都是昏昏欲睡和埋头抄写笔记，等下课的时候一哄而散，很少去对知识点进行交流和探讨。一个学期下来，师生的彼此认识和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由此可见，这种教学模式明显地存在极大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上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教师永远是高高在上。缺乏应有的互动，有趣的人文课程变得刻板地抄录笔记，无法激发起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热情，学习效率自然低下。 1.2教师忽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将来的社会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信息时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到对各种专业知识点的教学，同时还要教学生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更好的掌握知识，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具体来说就是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上。可是我们不难发现，如今不少中文系教师往往只重视教材上的知识传授，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课，完全缺少对问题的思考，没有小组讨论和交流的训练，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到了实习的时候，方知道在讲台上非常害羞，说不出半句话来。至于书面的创作，更是少，连实习学校的教案都不会写，更不用说学术论文的发表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教师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完全忽视学生的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 1.3教师不重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训练 理论知识是客观实践的高度总结，对实际运用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但是如今不少汉语言文学的教师往往只重视理论知识的教导，譬如。学生还没认真把文学作品原著浏览一遍，教师马上向学生总结出该作家以及相关流派的特点、思想意义和历史地位，到考试前，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一下课堂笔记。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的查资料、筛选资料、归纳总结等基本动手能力根本没有调动起来。至于调查报告、撰写公文、新闻稿等贴近实际需要的应用写作，还是比较缺乏应有的指导和训练。 2、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面对当前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若还是一味沿袭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显然是不可行的，必须要在当前的教学方式基础上着手改进与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以此来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到传统文化的精髓要点，能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充分发挥其所学到的知识内容。在此笔者提出了一些改革和转变当前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具体如下所示： 2.1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主体 思想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想要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首先要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首先，在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将教材看成确定、客观的认知对象，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概括、抽象、推理来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识，从而使教材知识的获取超越了知识技能的范畴，并将其融入到生活领域中去；其次，汉语言教学应具有开放性，不能将教材单纯地看做真理和知识载体，学生只能认知和掌握，却不能重新构建。开放性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见解，不应把教师的定性理解强加于学生。教师采取“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教师与学生的联系就是传授知识，教师和学生是上级与下级的不平等关系，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以教师、知识为主体的陈旧教学观念，直接导致课堂的教学活动只存在着教师的单向传授知识，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讨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自然较低，对知识的理解只是处于表面的识记层面，缺少应有的深入反思。 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2.2转变落后的教学法，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 至于在教学法上，我们必须转变落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探究型教学就是指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性的引导下，主动地参加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并且最终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与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相比，探究型教学的最大的根本区别是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自主地探究问题的存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在此过程培养起学生对问题的解决能力。因此，探究型教学的步骤口以分为：选择课题（发现问题）――收集、分析资料（分析问题）――总结归纳结论（解决问题）。 2.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作为理论性较强的一门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若一味的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则违背了我国“应用型人才教育”的倡导。由此就需要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既要力争“实践、创新、应用”还要遵从我国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将汉语言文学推向更广的社会层面，尤其是发挥“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例如：2011年4月1日，上海浦东机场一名留学生因学费问题与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就拿出行李中水果刀刺伤母亲。这虽是个案，但也要引起重视。教师教授先秦诸子散文孔子的《大学》：“为人子，止于孝”时可将“孝”作为一个专题。让学生认识到符合孝道，是为人子女的最基本的要求。不爱父母焉能爱他人？不爱家庭焉能爱祖国？以此类推，将“爱国”、“礼仪”等美德也作为专题，既学前人文才，又品思想，使学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道德教育。为此，在转变教学模式时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实践教学，将社会中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需求转化成实践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辅助教学来使学生更加全面与客观的了解到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性与实用性，这样才符合新时期社会对人才能力的需求。 3、结语 总之，汉语言文学对于我国的文化传承来讲是非常重要且关键的一门学科，为了在保持我国文化的传统与特色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化发扬光大，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发展，改革转变落后的教学模式，积极利用新的教学工具与教学理念，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 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言的教学，其中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想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要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物、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得过多、过繁，讲得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得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的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可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要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地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地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的内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辨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要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简论 摘要：本文分析了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的起因、发展和未采的发展趋势，并说明了借助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天然优势，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具有前沿性价值，对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 一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外部世界关系的科学”。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为生态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搭起了一座桥梁，标志着生态文学的正式诞生。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概念。并以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生态哲学思想催生了作家的生态意识，一批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诞生。美国亨利・大卫・索罗的《瓦尔登湖》、前苏联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中国作家的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贾平凹《怀念狼》、张炜《九月的寓言》等，这些作品虽然基调不一，感情各异，但关注的都是生态问题。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兴盛，内蒙古生态小说创作开始崛起。 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与国内生态文学的创作同步，甚至早于全国。乌热尔图、郭雪波、满都麦、阿云嘎等作家以小说、散文、随笔的形式展示民族风情，关注草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品中表现出的种种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生态文学作品的产生并非偶然。首先，民族宗教文化的濡染造就了作家的创作灵性。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接触较多的是萨满教和喇嘛教，萨满教崇尚万物有灵，平等相待；喇嘛教提倡众生平等，宣扬普度众生。这些宗教教义与生态文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相一致。其次，自然的珍贵启示滋养了作家的心灵。与工业发达的中东部相比，地处边疆的内蒙古更好地保存着原生态的大自然。一大批作家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在灵魂深处仍保有一份与自然水乳交融的亲密。少数民族作家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对于生态意识的追求以及对草原上的生灵的理解和亲和，笔下万物皆有灵，草木皆有情。再次，现实的冲击更多的触动了作家敏锐的思维。近几百年来，人类违背草原生态规律大肆垦殖，导致草原的沙化。50年代的，向草原、沙漠要粮，导致生态危机加剧；“”时期，知青以改天换地的斗志，以“人定胜天”的呓语，制造了更多的荒漠；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为了发家致富，草场、牲畜包产到户，一望无际的草原被分割成一个个网状的格子，每个单元格承载了载畜过量的牲畜。草原沙化，草原生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以上三个原因，更为直接地催动了内蒙古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当然，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当代生态文学思潮以及国内外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兴起，也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 二 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是内蒙古乃至全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先锋，其作品《琥珀色的篝火》、《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乌热尔图以森林为背景，描写了鄂温克人狩猎和驯鹿生活。他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出发，展示了鄂温克人与森林互养互惠的生态整体观，森林养育了鄂温克人，而鄂温克人也与自然呼吸、共命运。这是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长期的生活积淀铸就的生态文学作品。乌热尔图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作品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对话中诠释人与生态的关系。《七岔犄角的公鹿》里，“我”放走了美丽、骄傲、强壮的七岔犄角公鹿，而换回了继父特吉扭曲人性的舒展。在征服与被征服之间，人与自然生灵和解了，人与人和解了，人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人类自身的和谐。《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芭莎老奶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奔向虚幻的驯鹿奔跑的世界，在灰暗的丛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将最后的温暖留在了那里。她死后被放在“给徒具四壁的木房添了几分暖意”的驯鹿皮上，人与驯鹿真正地融为一体，肉体与周围环境完美地融合而实现灵魂的再生。老奶奶的死隐喻个体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宗教精神的感召下，真正的鄂温克人告别世界的同时亦融入大自然，他们并没有与自然真正分离。 80年代兴起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揭露批判人对于自然地破坏的生态文学，而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更多的是描绘曾经存在的美丽和温馨，在回忆中唤醒迷失的精神价值，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表现族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性之美。乌热尔图后期的作品则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用震撼心灵的场面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化其美学意义。《胎》里猎人舒日克捕获一只怀孕的母鹿，他想到了自己正怀孕的妻子。他一直在跟这只母鹿喃喃而语，好像自己也变成了它，体会着它的烦恼和恐惧。舒日克最后射死了母鹿，但他的眼睛里却是妻子的幻影，他觉得杀的是自己的妻子，心灵不断颤抖。疑虑、麻木、懊悔、悲哀诸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冥冥中害怕自然报复的恐惧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乌热尔图以人的情感去体味动物，亦以动物反观人性，人不能善待自然生灵，亦不能安抚自己的灵魂，揭示了生态危机导致了精神危机，预示着人类内在生命系统的崩溃。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以《大漠狼孩》、《大漠魂》、《沙狐》、《银狐》等生态小说而声名远播。他的小说围绕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对日益荒漠化的故乡土地的哀叹，对现代人性的反思，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反映了作者对生态危机的深层关注。郭雪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被流沙掩盖的古城遗址，像一首首哀婉的歌，重复着沙漠吞噬草原的悲剧：沙漠步步紧逼，人类步步后退。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揭露了违背生态规律给人类带来的恶果。《沙狐》中那只具有灵性的老沙狐，《大漠狼孩》中的那只蔑视人类的公狼，《苍鹰》中的母鹰，它们与人一样，体验着自然大化赋予它们的盎然生机；同时，也显现着它们自然自在，天真无邪的野性。以动物未泯的真纯反观人性的卑微，呼唤具有真正生态人格的人。“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具有生态人格的人都是自然和大地的看护者。《沙葬》中的云灯喇嘛，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众生一体的生态境界看护着自然生命，这是郭雪波生态理想的实践者。 面对生态危机的直接后果――沙地，面对精神危机的直接后果――道德沦丧，作者呼唤的是对自然地敬畏与感恩之心，呼唤回归传统的宗教文化，追随萨满教的教义――信奉长生天为父，信奉长生地为母，信奉闪电雷火，信奉山川森林土地，信奉万物有灵。只有信奉这些，尊崇这些，人类才能控制自身的欲望，以感恩和敬畏之心，与自然达成和谐，从而追求更高层级的精神生活，回到人的终极生命的意义上来，这是郭雪波生态小说的起点和终点。 蒙古族作家满都麦、阿云嘎是用母语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家。语言的隔阂，使得他们在中国生态作家的名单里缺失，但并不影响作家以更传统、更诗意的笔触关注草原生态、地球环境以及现代人类生态文化。 满都麦以神话世界的古朴和苍凉叙写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失落、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人性的沉沦，透视着沉郁的救赎意识。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揭示诗意的破碎，在破碎中以悲剧的审美，探寻生态危机的内涵，寻找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意和神性的和谐之路。满都麦的小说多以“仁爱”为主题，《瑞兆之源》写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善，《马嘶・狗吠・人泣》描写了人对自然之爱，《四耳狼与猎人》中的“狼”在嗅出了“恩人”的味道后知恩图报，揭示了“狼性”之善。《人与狼》中，他揭示了“人类那种极端自私、无比贪婪、肆无忌惮、绝无仅有的卑鄙秉性”，充满母爱的年轻的灰色母狼惨死，年幼的两只小狼崽只为了人要做皮帽子、大衣领子就被活活剥皮。“朝克始终替两只小狼在难过，感到非常愧疚”，而慈悲为怀、悲天悯人的东日布老汉最后因无法承受活剥狼皮的罪恶自杀身亡。人类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就轻易地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准则，造成人的主体结构的内在性缺失，精神危机随之产生。满都麦小说在描写人性之善恶和“狼性”之善恶中，是对诗意的过去的追念和当前人类走出文明困境的反思。爱的撒播与人性向善的回归是人类救赎的唯一出路。善是“一种神性领悟，一种诗意情怀，一种人性的博大和完美”。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表现诗意的破碎，更是在追求更高意义上的诗意重建。即在尊重自然生态的同时，建构生态自我，从而达到生态境界。所谓“生态境界”即指“人体验到与自然万物的大生命融为一体、主客不分、大化流行、生机盎然的境界，这是生命意义的最终圆满的境界”。其小说所思考的不再是民族生存的现实问题，而是人类普遍意义的终极关怀。 阿云嘎的生态小说《燃烧的水》、《有声的戈壁》以戈壁为背景，围绕生态与权力、生态与伦理，在平实生动的描绘中表现深刻的人文内涵。“浓烟和烈焰像数不清的巨大怪物，不断地变换着形状在那里相互缠绕着，扭动着，膨胀着，疯狂着，整个大院变成了魔鬼的舞场”。这是对油田大火的描写，更是象征、隐喻人与自然、人与人裂变之后的恶果。作者在对恶的揭示中重新思索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的辩证关系。人类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能不能在更高意义上回归生态文明？作品在质疑中探寻人类的救赎之路。 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根植于民族长久的信仰和大自然的质朴，这一天然优势使得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即开始了生态文学创作，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少数民族“特有的人与世界、人与万物之间的同一性、亲缘性的情感关系”。以诗意的笔触描写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人与自然共兴共衰，体现了生命整体意识。这有别于80年代以揭露批判为主的主旋律生态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即“生态中心主义”。作品中对人与自然朴质、真纯，充满诗意的描写，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性，从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革命，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内蒙古独特的地域性和独特的文化气质给作家带来的优势，历史和传统因素提供的丰富素材，民间文化的独特视角，更接近于原生态的叙述，使边缘的内蒙古文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前沿性价值。内蒙古作家应从更高意义上重塑自我，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的意识，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看待现实问题，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和生态人文观。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任务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语言的教学，其中汉语教学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谨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头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过多，过繁，讲的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的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再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的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的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以下几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地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 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辩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学习语言最基础的是学习文化背景，尤其是汉语这样一门历史悠久的文化，其底韵内涵之深，其概括力，语言弹性，包容性之大更增加了其学习上的难度，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起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摘要】凉山少数民族初中生大多来自农村，受到了地域和环境的影响，同时因为他们自己民族的母语的影响，学习语文普遍感到吃力，提不起兴趣。因此，我们应加强他们对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培养 著名教育学家叶圣陶老先生曾说过：“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而教师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自己就得继续不断养成这些良好习惯。”目前在少数民族班教学的我深感语文教学的难度。少数民族学生基础差，又受自己民族母语的影响，大多学生连基本的汉话也不会讲，书写中错别字较多，字音不准确，每周作文句子完全不通顺……面对这种情况，就更加需要培养他们的良好学习习惯，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一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文完全是听之忘之，读文章时不懂的字词不去查工具书，只读不思，读完后不知所以然；写字马马虎虎，极不认真，作文应付了事甚至学校的正式考试中也有学生在作文一题完全空白！这样的学习态度，怎能学习好语文？对刚跨进中学大门的少数民族学生，我在激发他们学习兴趣的同时，首先抓他们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比如：指导他们预习课文时，会使用工具书排除阅读上的障碍，每周阅读课学生都须带上摘抄本摘抄好的文段；对部分书写不认真的同学，每天要求练一篇小字。语文学习中的每―个环节，都要求学生独立认真去完成。整个过程老师都只作为一个引导者。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口语交际习惯 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每个单元完都有口语交际训练，《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口语交际的总目标，其中，对初中生的要求是：“能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会文明得体地进行交流，耐心专注地倾听，能根据对方的话语、表情、手势等，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意图；自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清楚、连续，不偏离话题；注意表情和语气，说话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交流过程中，注意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表达内容和方式，不断提高对话的能力，能说适当的话题，作即席讲话和有准备的主题演讲，有自己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课堂内外讨论问题，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有中心、有条理、有根据的表述，能听出讨论的焦点，并有针对性的发表意见。”由此看来，必须要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要阵地，用好教材中的“口语交际”内容，让学生能够通过各种典型话题的实践，积累丰富的口语交流经验。同时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交际活动，我们必须要引导他们利用这些活动来开展学习和锻炼。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交谈中都是使用的本民族语言，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在一些公共场合也不敢使用汉语进行交谈。这样，教师就应该利用学校中的有限时间，多深入到学生中去主动的和他们谈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并鼓励他们使用汉语进行交谈，并及时纠正他们因母语而导致的―些语法错误。口语训练中我还采取了多种训练方式，来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我利用自习时间，放一些范读材料给他们听，让他们复述所听内容，进行3分钟课前演讲等活动，让每一个同学都得到充分的锻炼。 三培养学生“写”的习惯 “写”，不仅仅是写作，还包括了“写字”。许多少数民族学生书写较差，为学生选定一本规范的临帖，每天指导学生练一篇小字。但很多同学自觉性太差，往往应付了事，因此，这个过程就必须要求教师亲自督促，只要你持之以恒地抓下去，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写作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之一，也是语文教学的难点所在。近些年来，作文教学似乎让老师们费尽心机，学生却越写越不知怎么写。我要求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必须坚持写周记，而且要写自己的真实感受，让他们有感而发。另外还要求每位同学准备一个摘抄本，每天坚持积累一些好词好句，每天下午饭后由值日生或课代表宣读优秀作文，并摘抄一篇自认为的佳作。这样一来，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写作素材，而且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可根据课内阅读的内容，选择一些贴近生活实际的例子进行课外练笔。例：读冰心《谈生命》时让学生写出对生命的理解；学《愚公移山》时让他们讨论愚公真的不愚吗，你怎么看？；讲到《夸父逐日》时让学生讨论夸父的行为是否值得我们借鉴……通过一系列的练笔，逐步提高了同学们的写作兴趣，使他们的语言及思维能力得到了发展。 四培养学生“读”的良好习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明多读书对学生的极大益处。对汉语都不能顺畅表达的少数民族学生，更应抓好阅读的培养。《课程标准》中特别强调加强朗读，老师应很好指导学生完成教科书的课内阅读，把读教材放在首位。要让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遇到不认识的生字、不理解的词语、不明白或含义深刻的句子就圈画下来，或在旁边做好批注，借助工具书，疏通生字词，了解文章基本含义。所以，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是时而书声朗朗，时而静而无声，时而讨论论激烈，而不是老师的独言堂。 鼓励学生去阅读课外书籍，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作为老师应经常向学生介绍中外名著，以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要求学生每个月看一本名著，并作读书笔记。通过课外知识的积累，将这些材料储存于大脑，成为学生终身学习的好素材，成为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旦被激活，极有利于学生接受和表达能力的提高。 五培养学生综合性学习习惯 新课程学习理念中，强调学生综合性的学习方式。在语文教学中，应鼓励学生质疑，不要迷信教材和老师，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问题”是培养学生进行研究的关键，有了怀疑的精神才能产生解决问题的欲望，也才能激发学生对问题思考。教师在教学中应同学生一起探究，为此，老师要在行动中放手，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好奇心。比如：我给学生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有许多同学就认为里面的私塾教育太过死板，让学生失去了自由以及童年的乐趣。我抓住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让学生展开辩论，真正达到综合性学习的要求。在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过程中，老师一定要多鼓励学生，利用好的评价来激发学生。可为每―位学生建立一个成长记录袋，把他们每一次成功的作品、每一次讨论的素材都装进去，让他们看到自己学习成长的足迹。 总之，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老师耐心的引导，需要学生循序渐进地转化。也希望我能在自己的教学中让少数民族学生真正体味到一些学习语文的乐趣，真正养成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心理成长论文:浅议儿童心理成长与智力成长达成 著名儿童教育专家孙瑞雪认为：“人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心理的成长过程，而不是一个智力的成长过程，智力成长是附着在心理成长之上的。”这就告诉我们，儿童的心理成长和智力成长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要想发展儿童智力，首先要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如何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形成智力呢？儿童认识世界的第一步是感觉，让儿童感受事物，是心理成长和智力成长完美统一的重要途径。 儿童对触觉和视觉的感知 儿童从出生开始，最初是用嘴吸吮着母亲的乳头，口腔感觉到了乳头的软硬，感觉着乳汁的味道。他们能够吃食物以后，用口腔感觉着食物的软硬和食物的味道。他们随着手的发展，不停地用手抓东西，手感觉到了物体的软与硬、凉与热、粗糙与光滑。他们还不停地把东西放进嘴里，用嘴感觉物体的各种性质。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在“精神胚胎”的指导下，自然、有序地通过用眼睛、嘴巴、手、耳朵、鼻子等身体的各个部位感知各种东西的属性。他们在与物体或事物现象的互动过程中，反复多次地感知它，这样，他们的心理发展需要得到了满足，才会不断地成长。如果他的词汇没有发展，他们对各种各样的感觉不能够表达出来，那么，他们的感觉是模糊的、对物体的属性产生了模糊的认识。这时，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用恰当的词语表述他的感觉，那么儿童对这种感觉就有了明晰地认识，他们对这种物体的性质、对这种事物的现象就有了清晰地认识，他们的智力就随之产生了。 例如，有一个名叫团团的男孩，不到两周岁半，一天，他用一个圆柱体的小瓷杯喝牛奶，他喝完牛奶就把杯子放倒，在茶几上滚动着玩，非常开心。一用力，杯子滚落到地上摔碎了。妈妈告诉他：“杯子是用来喝水的，不能滚动着玩。”他大笑着说：“能滚动着玩，好玩。”他在滚动杯子的过程中通过触觉和视觉感受着圆柱体杯子的外在属性，满足了他心理发展的需要。妈妈的话里“滚动”一词给他模糊的感觉及时配了对，于是，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圆柱体杯子外在的能够滚动的属性，他以后再见到圆柱体的物体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物体能够滚动。这样，他的心理成长和智力的成长就达到了统一。 尊重儿童的经验感觉期 儿童教育专家孙瑞雪在《爱和自由》一书中说：“幼儿期是感觉经验开创期，创造经验感觉期，感受知识敏感期。这时，如果是从自己的经验得出结果，它就会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那是你自己的，如果是别人教你的东西，那是别人的感受经验，感觉经验是不能代替的！创意是不能教的。”这段话说明了儿童亲自感受对儿童心理成长和智力成长是多么的重要。在没有吃过苹果的时候，单凭别人说苹果是甜的，你能够感受到苹果真实的味道吗？不能。每个人想象出来的甜都不会一样，只有自己亲口尝一尝，才会感受到它是怎样的甜，才会认识到苹果的真正味道。例如，有一个叫宝宝的女孩，在刚满两周岁的时候，在一次坐白色车子的旅途中，她由于晕车呕吐了，这种感受对她的心理成长造成很大的伤害，直到她两周岁半的时候，她都不肯坐白色的车，不管别人说白色的车多么漂亮、坐着多么舒服，她都不相信，她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她说：“不做小白车，做小白车就吐。”这是她从自己的感觉中获得的经验，对白色车产生的认识。可见感觉经验对儿童心理成长和智力成长的影响非常重要。 注重儿童的心理成长 作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更要遵循儿童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注重儿童心理的成长，从而达到智力的成长。在幼儿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充分利用幼儿的感觉器官，让幼儿在对事物充分的感受过程中满足心理发展需要，对事物产生正确认识，形成概念，发展智力。比如，笔者在进行幼儿园中班物体沉浮的教学活动时，课前准备了充足的典型材料，准备几个装有水的试验器皿，把幼儿分成组，让每个幼儿都亲自动手实验，亲手把实验材料放进试验器皿中，亲眼观察哪些材料的物体在水中是沉下去的，哪些材料的物体在水中是浮在水面上的，幼儿在亲自动手操作活动中得出了正确的实验结果。这样，幼儿通过触觉触摸物体、通过视觉近距离地仔细观察物体的过程中，获得了正确的感受，在亲自感受中对不同材料的物体在水中的沉浮情况产生了正确的认识，形成概念，完成了自我心理成长和智力成长的统一。 事物作用于一个儿童的感觉器官，感觉器官把感受到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大脑受到一定程度的刺激，做出反应，从而产生心理活动，形成一定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就被“实体化”了，成为了这个儿童内在的东西。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一系列的程序，只是别人用语言或者动作把某种事物或现象描述给他，那么这些事物或现象就不能被“实体化”，如同过眼烟云，瞬息即逝，留不下任何真实的痕迹，只是让他感到迷茫、模糊。儿童正处于认识事物的最佳敏感期，我们要尊重儿童认识事物的规律，放开儿童的手脚，给儿童创造适宜的环境，准备充足的安全材料，让儿童亲自充分感受事物，在对事物的感受过程中认识事物，积累经验，形成知识，发展智力，完成其心理成长和智力成长的统一。 心理成长论文:失学儿童、留守儿童在学校教育中的心理成长 摘 要 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选择外出打工，导致留守儿童、失学儿童的数量越来越多，很多留守儿童、失学儿童在教育、健康、心理等各方面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因此解决留守儿童、失学儿童的教育问题，促进其健康发展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本文主要对留守儿童、失学儿童在学校教育中的心理成长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促进我国留守儿童、失学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 留守儿童 学校教育 心理成长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入城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并且这些农民工大多是孩子的父母，孩子只能留在农村，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儿童群体，这些留守儿童占据了我国农村儿童数量的四分之一，巨大的数量也导致了一些儿童失学。很多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因为缺少教育和父母的关爱导致性格和思想发生严重的扭曲。因此，学校教育在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的人生成长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对其心理的疏导是最为关键的部分。 1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的心理健康调查情况不难发现，因为缺少父母的爱护，心理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孤僻、胆小、封闭等心理障碍都是最为常见的，在众多的留守儿童中，心理能正常发展的不足一半，学习成绩也是不好，针对出现的种种心理问题，分析其中的原因，从而解决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 （1）缺少家长的关爱。大多数的外出打工的父母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很多都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在这样的情况下，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很难得到父母的关爱，平时也只是通过电话来进行联系，常年得不到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在情感少就比正常儿童缺失。没有了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呵护，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的情感极为脆弱，在学校对这种事情非常的敏感，遭到同龄的小朋友的嘲笑，久而久之形成了心理问题，思想上也是极为的消极，成绩一塌糊涂。 （2）长辈过于溺爱。一些留守儿童大多是由爷爷奶奶等进行照顾，这些长辈对孩子相当的溺爱，生怕孩子受到一丁点的委屈，父母的外出，对孩子的教育的责任就降落在长辈的身上，但是因为大多是孙子孙女，长辈只有疼爱，舍不得责备，这样就导致留守儿童的思想和心理出现一定的问题。再者，长辈的思想与现代的教育思想有着差异，很难对孩子进行合理有效的教育。没有了约束的小孩，就会在日常生活中胡作非为，做事仅仅考虑自己，以个人为中心，对待别人缺少宽容和理解。 （3）厌学心理比较严重。很多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对学习不感兴趣，认为学习是一件没有多大用处的事情，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众多大学生毕业就面临失业的情况，导致很多家长和长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就给孩子灌输一些学习无用论的思想，加上自己的父母没读多少书照样挣钱，就产生了厌学的思想，因此在学校学习中表现的心不在焉，对于学习也是极为不认真，导致学习成绩差，形成恶心循环。 2加强留守儿童、失学儿童学校心理教育的建议 （1）增加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虽然众多的父母都在外打工，但是并非所有的留守儿童都是出现心理问题，很多留守儿童在学习方面异常突出，生活条件和物质条件也并不是太好，但是却能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的生活和成长，他们的精神世界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在父母、亲人、老师等的关心帮助下，快乐的成长着，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人生态度对其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关爱比任何物质上的奖励都重要，父母应该加强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增加回家的次数，这样才能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 （2）在学校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学校，教师应该帮助一些留守儿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加对孩子的思想教育，在一些活动中，将一些留守儿童与正常的孩子和谐的调和到一起，让他们能一起快乐的成长。除此之外，社会各界的人士也应该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加强对失学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学习指导和思想教育，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关心和社会的温暖。 （3）选择恰当的教育方式。帮助失学儿童和留守儿童形成正确的心理，应该选择恰当的教育方式，很多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在生活中就存在一定的问题，自卑心理比较严重，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尽量减少批评的教育方式，选择爱心的教育方式往往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辞，一些类似于不可救药等词语不可出现，这样的话语会严重损害失学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自尊心。对于一些性格内向的学生，教师应该帮助其建立自信心，鼓励其在学习的路上继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失学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心理成长论文:个人心理成长与社会工作的关系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迁，社会工作不断地受到重视。最初对社会工作的迷茫无措到逐渐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从这几个方面分析阐述了个人心理成长与社会工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个人心理成长社会工作角色转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迁，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随之而来人们的观念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社会需求的变化，这也正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此同时相对应的社会工作专业应运而生。尽管社会工作在中国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但是这些年的发展势头还是比较迅速的，同时也在不断受到重视。社会工作专业是一个崭新的专业，社会工作教育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着不成熟的因素，但是这正也需要我们每一个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去探索研究。 一、刚进大学时个人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识以及存在的现状 社会工作职业是一份高尚的职业，再加上社会工作专业是一门新兴的专业，很多人还不甚了解，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只是停留在字面上。因此，毋庸置言，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拥有浓厚兴趣的并不是很多，大多数学生是没有考取别的专业后才无奈的被调剂到这个专业的，对社会工作专业了解很少。这就导致了许多学生都是带着迷茫、困惑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来到这个专业。 一般院校在新生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只是进行专业导向工作训练，并没有正规的专业社会工作实习。首先，通过一个学期的历练，学生对大学生活渐渐熟悉，最原始的那种抱负和激情渐渐淡化，学习状态逐渐进入“疲劳期”；其次，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学生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开始逐渐了解，对社会工作的辛苦，特别是开始认识到了社会工作所选要帮助的对象都是弱势群体，这对于对大学报有浪漫幻想的不成熟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学生群体中出现这种心理现象不足为奇，在本质上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教育是带有虚幻色彩的理想主义教育，学生已经对此类教育形成了潜意识的抵触心理。即这种非具体化和表面化的解释使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不能够正确的认识，甚至曲解，严重的削弱了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学习动力。 除此之外，大学生自身成长也面临很多问题，首先是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在自卑焦虑，缺乏自信和勇气，竞争意识差，有强烈的受挫失败感，孤傲，对他人的情感、意见、利益熟视无睹。其次是大学生的思想道德问题。主要表现在心态浮躁、安于现状和以自我为中心、社会公德意识薄弱、组织纪律性差、诚信与责任意识缺乏。再次是大学生的人际交往问题。主要表现在容纳能力偏低，片面追求只有志同道合的才是朋友、不愿与比自己优秀的人交往，自我封闭。这些对于体现助人核心的未来社会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解决自身的问题，成为了首要的解决目标。 二、后期在不断的实践中对社会工作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但是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专业见习的不断开展。很所学生对于社会工作专业也有了新的认识。经过大一一年的学习，学生的专业成长进入了滞涨和疲怠阶段，而此时正是见习实习即将开始之时。正是在专业见习中，学生学到了很多书本书中体会不到的知识和实践，激发了学习的兴趣，特别是社会工作实务以及个案工作的开展，不仅改变了他们对社会工作专业的狭隘理解，同时还丰富了他们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得学生对自身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举个例子来说，上次我们天成小学专业见习，刚开始每个同学都激情澎湃，信心满满的过去跟孩子们做活动，可是到了现实中才发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有多大。首先，我们没有从孩子们的角度考虑，只是按照我们惯常的思路来进行活动，导致最后场面很难控制，没有给孩子们带来真正实际性的意义。其次，从我们自身来说，挫败感特别强。因为活动的需要和老师的鼓励我们又再次前往这所小学见习，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前往我们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同时很好的解决了一些因为家庭环境因素自卑的孩子不合群的问题，这次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同时也得到了校方的肯定。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对自己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在活动中就将自己定位成了一个社会工作者，不仅给孩子带去了欢乐，同时我们自己也是受益匪浅，对专业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也是对社会工作核心理念“助人自助”的最好诠释。 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社工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缓慢到发展迅速的转变过程。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作用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从理论上看，社会工作价值观确定了社会工作专业使命或目标；从实践方面，社会工作价值观规定了社会工作者在实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时必需秉承的专业伦理标准。这两方面与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文关怀的内涵不断丰富拓展。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不仅能够肯定和尊重弱势者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丰富了社会工作者自身的内涵和修养，促进了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与之相对的个案工作，关注个体独特性，深入了解人的需要，帮助每一个人。而这点也正体现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目标指向是组成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个体，关注每个个体的需要，了解每个个体的心理，深入帮助每一个人更好地生存、发展。而就目前我们的专业知识来看，还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为一例成功的个案工作不仅需要人文关怀，更需要一些心理学知识和沟通交流技术。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有目的的小组活动和组员间的互动，帮助小组成员共同参与集体活动，从中获得小组经验，处理个人、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问题，恢复与发展社会功能，开发个人潜能，从而获得个人成长。小组工作方法正是创设群体互动环境，帮助个体和群体实现积极互动，从而实现对个体更好的帮助和关爱。 心理成长论文:儿童心理成长需要的关照 《夏洛的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群小动物以一座农场的谷仓为家快乐地生活着，这些小动物中有只小猪叫威尔伯，它与蜘蛛夏洛要好。农场主想要杀掉小猪威尔伯做熏肉火腿，消息一出，小猪威尔伯吓坏了。渺小的蜘蛛夏洛却向小猪威尔伯伸出了援救之手，它在威尔伯最绝望的时候说：“我救你！”并用蜘蛛丝在猪栏上方编织出了神奇的“网上文字”，被人类视为奇迹，这使得威尔伯最终在集市的大赛中赢得特别大奖和一个生活无忧的未来，成为一只看见冬天的雪的猪，彻底改变了它将被人宰割的厄运。但蜘蛛夏洛抽丝过度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小猪威尔伯又怀着感激之情，保护了蜘蛛夏洛孩子的顺利诞生。 作为儿童文学的典范之作，《夏洛的网》在这个简单而又曲折的故事中对儿童心理需要的充分关照，是它成功的关键所在。20世纪初，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在整个教育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的教育思想。这一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时期的中国小学教育界及儿童文学领域，周作人、郑振铎等认为儿童文学应当“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满足儿童成长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社会变革带来的思想转变，儿童文学被定义为“适合于各年龄阶段儿童的心理特点、审美要求以及接受能力的，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文学”。进入21世纪，儿童文学要“促进儿童的精神成长”，“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仍然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可见，在儿童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那就是对儿童心理成长需要的满足。《夏洛的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儿童的心理成长需要给予了关照与满足。 首先，生存的需要。 在《夏洛的网》中，儿童成长过程在威尔伯身上得以充分体现。威尔伯一生下来就是一头弱小的落脚猪。男主人担心养不活，与其浪费时间和饲料，不如杀掉它，这是小猪威尔伯生命开始后第一次面对生存的需要。善良的小女孩弗恩从父亲的斧头下将小猪威尔伯解救下来。女孩弗恩在解救小猪威尔伯时有这样一段让其父亲不得不放弃杀掉小猪的语言：“小猪生下来小，它自己也没办法，对不对？要是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很小很小，你也把我给杀了吗？”在小猪威尔伯面临着被他人剥夺生命权的不幸命运之时，小女孩弗恩毫不犹豫地拯救了它。侥幸摆脱厄运的小猪威尔伯在女孩弗恩的保护与照顾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有时弗恩把它抱在怀里，喂它奶喝；有时弗恩带它一起出去散步，走累了小猪威尔伯还能和洋娃娃一起睡在婴儿车里……在弗恩的关照下，小猪威尔伯一天一天长大，并且毫无生存的烦恼与忧虑，不用为生计奔波劳碌，每天就是吃着送到嘴边的美食，晒着太阳睡着大觉。威尔伯生存的需要暂时得到满足。 可是，成长的过程是充满挫折与变数的，当一天下午最老的那只羊走进谷仓告诉威尔伯“一到天气变得实在太冷时，几乎所有的猪年纪轻轻地就都被农民杀了”，它是注定要变成人们圣诞节餐桌上的熏肉火腿时，刚刚感受到生活甜美的威尔伯惊闻噩耗，怎能不产生强烈的求生欲望？它再一次面对生存的需要。对于生存的渴望使得威尔伯大声呼喊甚至呼号到：“我要活……谁来救我？”这一次是蜘蛛夏洛承诺一定救它：“你不会死。我救你。”朋友夏洛真诚的话语让小猪威尔伯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夏洛为了改变小猪威尔伯的命运，救下它，绞尽脑汁，尽其所能地织出“王牌猪”、“了不起”、“光彩照人”等词语来标榜小猪威尔伯，用以讨好人们。而威尔伯此时也尽力活得与自己的名声相衬，它的确表现得不同一般：全身雪白，耳朵和鼻子粉红，毛像丝一样光滑，举止文雅，会做各种高难度动作，包括连续翻好几个空心跟头……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人们更加喜欢它。夏洛编织的网上文字使威尔伯出名了，弗恩的舅舅霍默・朱克曼先生注意到小猪的可利用价值，要带小猪去集市参加一场比赛。在蜘蛛夏洛的帮助下，威尔伯获得了当地猪类评比特殊奖，从此拥有了安享天年的特殊待遇，也成为一只看见冬天的雪的猪。生存的需要得到彻底的满足。这与猪在现实世界里的生存状态是一致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其次，爱的需要。 爱是世界不变的永恒主题，先是小女孩弗恩用自己爱的方式小心地呵护照顾着小猪威尔伯。威尔伯在弗恩的关爱下生活得无忧无虑，威尔伯初生的这段舒心日子可以看作是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在父母的关爱下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是一个孩子得以健康成长的最基本的物质前提。弗恩是一个很有博爱之心的女孩，她拯救了一只小猪的生命，还无微不至地照顾它，给予它温暖，从而让威尔伯感到快乐与安全。她天天去看望威尔伯，喜欢有动物围在身边的感觉，甚至给它们读鹅下蛋的故事，还会经常画画展现动物们的生活。她整天和谷仓的动物们在一起，以至于妈妈怀疑她出了问题，委婉建议弗恩去找小伙伴玩，不要一个人老待在谷仓里，可是弗恩不以为然地反问道：“一个人？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那里，它们给我讲最棒的故事，让我开怀大笑，而我答应给它们念书。”她甚至不允许自己淘气的弟弟伤害谷仓里的任何动物，哪怕是一只蜘蛛。她天天与动物们为伴，活在心理医生所说的童年幻想中，在内心中她深深热爱这群动物，尤其怜爱小猪威尔伯，与动物们交流的童年难道不是很美好的吗？当她听说熏制室的秘密时，心中万分难过，当她看见夏洛一次又一次为威尔伯织就的神奇之网时，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她说服了霍莫叔叔让威尔伯参加博览会，通过获奖的方式拯救它。如果没有弗恩的纯真善良和博爱之心，威尔伯怎么会得以生存下来呢？ 威尔伯生命中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它被送往朱克曼家谷仓生活后，没有了弗恩对它的关照，它不得不独自面对孤独与寂寞。在《孤独》一章中，威尔伯的自我意识觉醒了，生存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但是这时候的威尔伯思想很稚嫩也很脆弱，它特别需要友情的慰藉，它感到孤独无助，它需要爱心的温暖，“威尔伯不要食物，它要爱。它要一个朋友――一个肯和它一起玩的朋友”，它尤其需要在身边能够有一个和它一起成长的朋友。对于威尔伯的这种心理状态，周围的其它小动物们都没在意，都只顾忙活着自己的事，没有一个能够来到它的身边帮助理解它、温暖它。小猪威尔伯既孤独又无助。是黑暗中的细小声音打破了威尔伯的寂寞：“你要一个朋友吗？我可以做你的朋友。”这是蜘蛛夏洛在和威尔伯打招呼。在自我世界的威尔伯不再满足于最原始的吃的欲望而是亟需朋友！蜘蛛夏洛的出现恰好满足了它这一欲望。威尔伯高兴起来，从此，威尔伯拥有了蜘蛛夏洛的友情，这令威尔伯的生活快乐起来。夏洛喜欢小猪威尔伯，在它孤独时陪伴它，夜深时哄它入睡，惊怕时安慰它。小猪威尔伯爱的需要得到满足，它与蜘蛛在谷仓里度过一段快乐幸福的日子。 当威尔伯第二次面对生存的危险时，它最初反应就是嚎啕大哭，夏洛提出要救它时，小猪仿佛在恐慌而害怕的自我内心世界里觅得了一株救命稻草。朋友夏洛就是威尔伯的“自我心理防御”工具。儿童阅读后，便联想离开母体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焦虑和压力。在脱离母体后儿童在心灵上最渴求的就是朋友。由于儿童从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是弱者，忧虑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怕黑暗，怕怪物，怕父母把自己抛弃，担忧自己的安危…… 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对于友谊和爱的需要是无意识的，是机体自然的心理反应，当夏洛在蜘蛛网上先后织出“王牌猪、了不起、谦卑”字以后，人们误以为是神的旨意，遂把威尔伯当成了神猪供养，生存危机便彻底消除了。夏洛恪守承诺后也付出了生命代价，但留下了蜘蛛卵袋。此时的威尔伯已被夏洛的友爱之心深深打动，为了催促老鼠坦普尔顿把卵袋安全叼下来，小猪毅然决然地说道：“只要你把夏洛的卵袋拿下来，从今以后，当勒维给我喂食的时候，我一定让你先吃。我让你在食槽里爱吃什么挑什么吃，在你吃够之前，我绝不碰食物。”“吃得好”是生存的需要，为了回报夏洛至真至炙的友爱，它宁愿牺牲生存的欲望而做出成熟理智的爱的选择――把卵袋带回谷仓安全抚养。毋庸置疑，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播下了友爱的种子，它发芽成长最需的养料便是危难时朋友的“援助之手”，朋友无私地献出生命的爱的关照。威尔伯所达到的爱的境界被读者升华了，使儿童树立了高尚的人生观。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和威尔伯一起经历了人格的升华，在心灵上得到强烈共鸣。 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不是也需要我们的关爱吗？只要我们也能像夏洛那样为他们编织一张“爱”的大网，他们也能像威尔伯一样熠熠发光，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意义。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爱。没有爱，他们就会像夜幕下迷途的羔羊，孤苦无依。他们需要我们用爱心去呵护。夏洛用生命编织的爱是无私、勇敢和真挚的爱。它用生命编织的这张网刻满了夏洛的真诚与高尚，彰显了夏洛高尚的心灵和爱的真谛：爱是单纯的，是真挚的，还是幸福的。但是，爱的真谛不是索取，是奉献。在孩子的幼小心灵中播下爱的种子，爱就会生根发芽，创造奇迹。一旦拥有了爱，生命就会更有意义，“爱”的主题也会延续一代又一代。 再次，生命价值与意义体现的需要。 一只蜘蛛，为了生存必须在一生中努力地织网捕捉食物，但夏洛不仅要用自己织出的网捕捉食物，还能够用自己织出的网帮助威尔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生命为小威尔伯赢取了生存的机会，见证了他们之间的宝贵友情，也见证了小蜘蛛夏洛勇于为友情牺牲自己的一切高尚情操。夏洛感激与威尔伯间的情谊，表明了它珍视友谊的品质，使得它区别于谷仓其他的动物而与众不同，在朋友小猪威尔伯需要自己的时候挺身而出，真诚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从而进一步提升自我生命的价值，达到体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最高境界。而小猪威尔伯因为有了和夏洛的这段友情，在它的帮助下，免于成为熏肉火腿，终于摆脱了宿命，健康成长，并找到了自己人生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最终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任，勇敢地挑起了照顾夏洛孩子的一份责任。 夏洛不是深刻睿智的哲人，但它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它的价值取向震动了我们人类的心灵。从夏洛的心灵成长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这只在仓房里织网的蜘蛛，在认识威尔伯之前就不满足于自己的生存状态，就盼望着除了捕食昆虫、吃饱喝足之外再发生些什么，夏洛选择了友谊。帮助可怜的小猪给夏洛带来精神上的充实、愉悦和满足。当拯救小猪成为生活在仓房里的动物们的集体行动时，夏洛又尝到了充当领袖的成就感。决定小猪命运的重要时刻来临，夏洛不顾自己即将产卵的疲惫的身体，陪着威尔伯来到集市，只因为“它也许需要我”。做一个别人需要的人，是自我生命价值体现的需要，亦是对生命的最后最高回报。夏洛在改变威尔伯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夏洛“衰竭”的时候，心情平静而幸福，它确信，它已经救了威尔伯的命，感到安宁，心满意足。它以完美的行动满足了源自内心的渴求：“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它完成了生命历程的重要蜕变，由一只普通的蜘蛛成为威尔伯“那么深情，那么忠诚，那么有本事”的朋友。 曾有一个小读者写信给怀特问：“你的童话故事是真的吗？”怀特去信回答：“不，他们是想象出来的故事，但是真的生活也不过是生活的一种罢了，一种想象里的生活也算一种生活。”怀特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感人至深且催人泪下的童话故事传达一个深邃的现实主义主题：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生存与爱是永恒不变的旋律，而自我生命价值的体现是最终的目的。 心理成长论文:美术鉴赏教学与高中生的心理成长 【摘要】心理学认为：身体、智力、情绪的协调，有幸福和成就感，在学习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是心理健康的标志。然而美术教学活动正是这一系列健康标准的体现过程。因此美术教育对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具有其独特的作用和不可替代的优势。那么如何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是我们美术教育工作者值得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美术教育心理调节心理健康教育艺术修养 在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它要求学校所培养的跨世纪的一代新人，不仅需要有健康的体魄，而且更需要有健康的心理。我们的美术教育比较重视对学生进行美术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而忽略了美术的心理疏导及美术的心理教育作用。美术作为美育的主要途径，美术教育及美术作品能够提高学生审美能力，陶冶其良好的情操，有利于学生健康心理的培养，使一些不良的心理得到疏导与治疗。为此，充分挖掘美术包含的丰富的心理教育因素，发挥美术教学的心理教育功能，是我们每个美术教师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 一、从一则美术教学案例说起 梵高把艺术创作看作表现其个人主观情感的重要手段，而不是简单地对现实的模仿，因此，他的作品往往色彩明亮、笔触奔放，整个画面如同火焰般灼人。仔细反思学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可以发现这是与高中生的心理发育水平有着密切关系的。我们必须明白，美术作品虽然有其客观的艺术价值，但是其鉴赏确实是一个高度依赖鉴赏个体个性的过程，如果忽视高中生这个群体的心理发育水平和生活经验，而单纯从美术作品本身去介绍，就难以收到预想的教学效果。 二、从学生在美术鉴赏课中的行为表现了解其心理状态 高中课堂教学简单地看起来是一个孤立的、几乎完全由老师主导的教学活动，但由于美术鉴赏课的互动性质，导致教学过程和效果容易受到学生的心理和智力发展水平的影响。 1.逆反心理。 从学生的心理资料上看，学生的逆反心理是一种青春期心理发育的常见特点，特别是在正统的思维定势的教育模式下，在高压单向式教学体系中最容易诱发学生的这种心态。对此，若教师一味抓课堂纪律，那互动教学就难以继续，由此，导致课堂教学效果大受影响。 2.教学要求与学生心理不匹配。 美术鉴赏是一个需要高度的知识和修养才能进行的艺术活动。仍以梵高的作品为例，其实在梵高在世的时候，当时的人们，包括美术界、艺术界精英们，没有人承认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否则也不存在梵高的人生悲剧了。但是他死后，其作品却被社会所接受，并广受赞誉。可见，对艺术作品的鉴赏绝不是对绘画技法的科学鉴定，而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价值趋向发展而变迁的，这也是人类艺术活动发展的动力之源，当然也是美术鉴赏课所要传递给学生的重要信息之一。 3.对非主流课程的放松心理。 由于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应试教育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改变是教师们必须面对的事实。高中学生就像要进入战场的战士，心理承受着连成年人都不愿承受的压力。因此，作为非高考课程类的美术课，就成为学生感到最为放松的课程之一。所谓放松心态，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不重视，上课听着玩玩，不打算参与互动教学，甚至有的学生在课上补习其他主课没有完成的功课；二是进行“自我心理放松治疗”，虽然主动参与互动教学，但是课上故意或明或暗地对着来，有机会就搞笑一下。 三、改进美术鉴赏教学的几点策略 笔者认为，高中美术教学应当采取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鉴赏教育形式，来改进现在的标准化倾向传统教学法。其具体内容主要有三点： 1.尊重学生要求独立的心理需求。 所谓尊重，首先就是不强求。在教学上就是不强求学生一定要接受某某权威或书本的观点，本来美术鉴赏就是一门建立在高度的个人感受基础之上的，与鉴赏者的经验和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直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和看法。如果直接拿出来让学生品评，就会适得其反。但若首先拿一幅儿童作品让学生鉴赏一下，他们很快就会被儿童纯真的心态所感动，了解儿童们是用“心”在作画，而不仅仅是眼睛。 2.直面可能诱发学生逆反心理的话题。 在美术鉴赏教学中，要事先对可能诱发学生逆反心理或恶搞心态的作品有所准备，要采取直接面对的做法，而不是抱以回避的心态。例如，介绍古典希腊雕塑作品时，面对众多的裸体表现形式，中国学生肯定会有所反应。在上课时采取直接切入的方法，课堂效果就会改进很多。例如，首先就探讨“为什么中国人面对裸体艺术不太适应”的话题，由于首先点破这个问题，大家都不再遮遮掩掩，一举搞清“海洋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差异性以及艺术表现的差异性，接下来，对古希腊雕塑作品的鉴赏就会进行得比较顺利，想“恶搞”的学生也失去了着力点。 3.采取“轻松”的教学方法。 美术鉴赏课是一门非高考主流课程，那就不能按照主流课程的教学模式来教学。学生既然要放松，若教师想通过强制方式来改进，不仅学生不买账，就连学校各方面也不支持。既然学生抱着放松心态，美术教学就必须利用这种心态，采取“轻松”的教学方法，当然，这里所谓的“轻松”，不是不负责任地“放鸭子”教学，而是花更多时间研究如何利用学生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力来进行美术鉴赏活动。 四，采用多元评价凸显个性心理 评价学生美术作业优劣的标准应建立在对学生身心发展的认识基础上，每个学生都有较为丰富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在评价时应考虑每个学生的个性、情感、态度、习惯、学习方式等的差异性，采取多元性的评价。在色彩教学中，有些教师认为：学生作画选用的色彩越鲜艳越好。其实色彩折射的可能是学生的性格和兴趣。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孩子的个性的发展，应给孩子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将自己的情感跃然纸上，使得他们良好的个性心理得以充分的发挥。 总而言之，要有效地开展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活动，不能仅仅局限在课堂本身教学方法的研究上，还要理解和照顾到课堂之外的学生心理发展水平以及中国教育的现实条件。如果对之进行仔细地分析和研究，就可以化为促进美术教学的推动力。用艺术的甘露滋润学生的心田，能用美的熏陶塑造学生健康的心理。 心理成长论文:浅议家庭文化建设中已婚女性的心理成长 在家庭文化建设中，已婚女性的主导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而一个女性能否推动婚姻家庭向幸福、美满、和谐方向发展，取决于她是否具备了良好的人格特征。女性若能在婚姻历练中自觉地成长，通过学习爱自己、学习给予，尊重家人……不断地学习来做好自己，便有助于她心理的成熟和人格的完善，使其能够智慧地引领婚姻家庭走向美好的未来。 女性心理 家庭文化 心理成长 爱自己 目前，我们的家庭文化建设存在诸多问题，而这其中，多数婚姻的女主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因为女性在家庭中不容置疑的主导作用决定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巨大影响力，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家庭是否幸福、和谐，是否积极向上。所以，每一个珍爱自己婚姻的女性如何在婚姻中主动地成长对婚姻家庭文化建设，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心理成长的含义及其作用 在基础心理学中，认知、情绪情感和意志是以过程的形式存在的，它们要经历发生、发展和结束的不同阶段，属于心理过程。需要和动机，能力、气质和性格，是人格的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人格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心理过程表现出来的。心理既是脑的机能，又受社会的制约，是自然和社会相结合的产物。我们的心理在随着生理机能的不断完善并与自然、社会密切接触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变化：由简单到丰富、由稚嫩到成熟，人的心理所经历的这一过程便是心理成长。客观事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才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不同的行为习惯和不同的性格。改变思想，就能改变行为。 二、已婚女性心理成长的必要性 1.没有心理的成长就无从完善人格 女性良好的人格有益于家庭文化的建设，然而人格的完善需要经历复杂而漫长的心理成长过程。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要经历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的成长，心理学研究人员认为生理的成熟所需时间可能在25岁以后，而且“生理成熟心理才会成熟”，而我们的心理成熟却可能需要更长乃至终其一生的时间。我国法定结婚年龄规定：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事实上，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实际婚龄差距是很大的，超过25岁的也大有人在。可见，当我们走进婚姻时，我们的生理已经成长成熟或接近成熟，而很多人的心理还远不够成熟，这就意味着女性心理成长还需要在婚后继续进行。 2.女性需要克服个性中潜伏的危险 女性个性中的弱点，在不经意中就有威胁婚姻的危险。因为女性的“感性”很容易因敏感而多疑，其“柔弱”很容易因没有主见而懦弱，其“单纯”也很容易没有内涵而无知……女性一旦多疑、懦弱、无知，内心就会缺乏充实感、安全感，丧失独立性。婚姻无意中揭开了女性的性格面纱，将其性格中潜伏的弱点暴露出来。很多女性走进婚姻就是这样，婚前温柔娴淑可爱的“淑女”形象被“母老虎”“泼妇”形象取而代之，丈夫与之难以沟通、情感上难以接受。女性要做到始终如一地温柔、可爱、贤淑，将个性中的感性、柔弱发挥到恰到好处，就需要女性充实自我，内外兼修以避免性格中的危险。 3.女性心理成长是现实的需要 数据1：2011年中国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统计数据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离婚人数和离婚率持续上升，近5年来增速明显，增幅高达7.65%。去年，全国120多万对夫妻喜结连理的同时，196万多对夫妇劳燕分飞。数据2：1990～1995年，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为5.85%比1989年以前高0.5%；1996～2000年，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为8.64%比1996年以前高3.21%；2001～2008年，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为10.73%比2001年以前高2.1%。 如此高离婚率的原因是什么？逐年攀升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很多，而不可回避的是夫妻、父母心理的不成熟现象，致使很多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僵化，难以沟通。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陈一筠指出，多数夫妻没有岗前和岗位培训，缺乏现代婚姻家庭观念和技能的指导，不能很好地胜任各自角色。孙云晓说：“层出不穷的青少年问题，追根溯源都是家庭问题。”于是不合格的夫妻制造了不幸的婚姻，不合格的父母制造了孩子的不幸，他们也都制造了家庭问题。 三、已婚女性心理成长的必要条件 首先，已婚女性心理的成长需要主动性。主动的心理成长可以调动女性经营婚姻的主观能动性，为女性面临婚姻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好心理准备，使女性对婚姻中出现的各种预想之外的变化能够以沉着冷静之心去面对，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本性能改”靠的就是主动的心理成长，有意识的主动成长，才能使人从问题中深刻反省自我，发现个人不足，改变错误认知，达到人格的完善。女性有意识的成长也旨在做婚姻的主人，将婚姻引向正确方向。 其次，女性应当珍爱婚姻。每一桩婚姻都有它理想的状态，幸福或不幸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的，它的理想状态是否能够出现，决定于婚姻中人的经营状况。如果婚姻出现危机信号，如恋爱时的激情退却、生活趋于平淡、磕磕绊绊多起来、夫妻对婚姻的热情减少时她若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没有绝对好的婚姻，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婚姻，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婚姻更多的是付出，而不是依赖与索取……那么这些信念就能够激发自己对婚姻的责任感，避免她停留在对婚姻不切实际的幻想上。女性有了这样的责任感，就有了经营婚姻的主动性。 四、已婚女性完成心理成长的路径选择 1.学会爱自己 爱自己的人往往自我评价高，自信心足，能够悦纳自己，这样的人内心也容易平和。只有爱自己的人，才有拥有主宰自己的能力，才能为自己营造属于自己自由呼吸的心灵空间。这样的女性在婚姻里的心灵是自由的，她的心情是舒畅的。她因为爱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有滋有味、富有情趣，也能为家人创造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她懂得家人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懂得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她因为爱自己而能够更好地爱家人。所以走进婚姻的女性，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了“爱自己”，婚前不懂爱自己的女性需要学会爱自己，婚前懂得爱自己的不能丢掉对自己的爱。“爱自己，你便可以从伴侣身上发现自己内心的弱点并让彼此都获得克服弱点的能力；爱自己，你就能将婚姻变为医治精神伤痛的场所，让自己治愈自己并实现与伴侣间平和健康的沟通；爱自己，你就能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并通过自身树立的榜样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美好和睦的家庭。” 2.学会尊重家人、理解家人、宽容家人、欣赏家人 一个家庭，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是家庭成员间发生碰撞的根源。比如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不同辈分之间，因为出生不同、从小的教养不同、经历不同而生出的观念的不一致就很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冲突。信任、接纳、平等、真诚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心灵相通的前提，尊重家人意味着对家人完全的接纳和信任，把家人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能够保护其个人隐私，以真诚之心待之。做到这一点，就能避免与家人在心理上产生对峙，在彼此间搭建一个良好的关系平台。理解家人则是在尊重的基础上对和自己个性不相投、观念不一致的家人能够不反对、不支持，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让自己以平和之心对待其不理性的言语或作为，只有在尊重、理解的基础上才能避免矛盾升级，实现和家人良好的沟通。宽容家人，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得失，让家人之间的争斗更加严重，因为计较越多感情就越淡漠。宽容家人是以尊重、理解家人为基础的，做不到尊重与理解就难以有宽容之心。欣赏家人则是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对家人予以肯定并赞扬，对家人投以认同、喜欢的态度。它让欣赏者与被欣赏者都会有愉悦的感受，被欣赏者更能在被欣赏中获得积极、自信的体验。作为妻子应该看到丈夫身上的优点，才有益于夫妻的亲密关系；作为母亲也应该看到孩子身上的优点，才有益于培养孩子的自信。 3.培养独立自信、积极乐观、幽默的品质 要成为一个成熟女性，最重要的是独立自信。女性的天性是柔弱的，但是已婚女性培养独立自信，就要从骨子里打消对丈夫过度的依赖性，踏踏实实地做自己，在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里尽量地发展自己，尽量独立完成自己可以完成的事，还要有敢于挑战自己的精神和不怕失败的勇气。积极乐观，是我们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品质，是我们遇到困难能够坚持不懈、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动力。女性走进婚姻，可以通过改变过去片面、消极的认知模式，正面、积极地认识事物，阳光思考来培养乐观的品质。幽默感是一种捕捉生活中乖谬现象的敏感力，更是一种智慧，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也是其不断开发的潜能。能够学会幽默，有利于我们家庭的和谐关系。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的母亲，能够在孩子的成长中培养他的幽默感，无论是对孩子的情商还是智商的提高都具有促进作用；如果能够在婚姻中巧妙地使用幽默，那么很多家庭矛盾就会轻松化解。已婚女性可以在生活中多关注幽默资料，积累幽默故事，并与家人分享，以此培养幽默感，应用幽默，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让全家受益。 4.不断地学习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知识和人才不断淘汰更新的过程中，竞争压力日益严重，如果一个人不学习，那么他的竞争能力和心理素质都会逐渐弱化。婚姻也是一门学问，如果不学习就会变成门外汉，对婚姻问题就会因无知而束手无策。所以一个女性婚后想要轻松面对社会压力与家庭问题，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学习来提高个人业务能力、社会能力和心理能力。对已婚女性的心理成长来说，不断地学习是提高婚姻生活质量的途径之一。作为情感细腻、敏感的女性，在婚姻情感中起着主导作用，如何实现与丈夫良好的沟通、如何使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如何增加自己的吸引力，怎样对待家人，怎样做最好的自己，这些都是需要主动学习的。 五、结语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更是爱情的升华，怎样促进婚姻家庭文化建设，获得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离不开女性在心理上的主动成长，女性人格的完善过程便是婚姻家庭文化不断优化的过程，婚姻的质量和幸福指数也会随之提升。愿婚姻中的女性朋友们都能够在婚姻中主动成长、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做一个能够掌控个人情绪、情感、意志行为的个性良好的女性来发挥女性特有的优势，为自己、为家人营造幸福、美满、和谐的家庭生活。 心理成长论文:读懂外来务工子女的“心理成长” 案例回放：小霞，女，个子不高，聪明伶俐，学习成绩中等。小霞是刚从周边的民办学校转进来的插班学生，在班中不惹事、不吭声，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小说。刚开始觉得这个小孩不错，布置的作业很快就能完成，很爱看书，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尽管作业中有一些小错误，但老师们都很喜欢她。去她家里家访时，我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她父母离异，母亲带着孩子在这里打工，家庭条件不好，母亲的管教比较欠缺，生活不容易，母亲很担心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我积极地鼓励她，这个小孩爱看书，反应快，好好努力，将来会很出色的。 慢慢地，问题出现了：到学期中期，我发现她只看言情小说，爱打扮，经常戴耳钉和手链，而学校规定是不准戴的，她却总是戴着到学校来。不太喜欢参与班级里的活动。经常上学迟到或者不来上学，学习成绩下降了许多。有一次母亲打电话来说，女儿在家不听话，她动手打了女儿，结果女儿一气之下跑出去，到晚上很晚都没回来，最后是镇上的联防队深夜在一个角落里找到她并带回家的。 案例分析：高中学生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有朝气、精力充沛、有好奇心，但是情绪带有很大的冲动性和不稳定性。又由于高中学生处于青春期，随着身体的变化，心理上也出现了从以前绝对服从教师和家长的教育到反抗成人权威的变化，这些都是中学生的“逆反”心理在作怪。学生的这种“逆反”心理一旦形成了，就会产生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时间长了还有可能使矛盾激化。 小霞的自尊心比较强，接受不了妈妈的批评教育。当妈妈打了自己之后，小霞出现了自主逆反心理，深夜一个人跑出去不愿意回来。所谓“自主逆反”是指处在独立自主意识迅速发展期的中小学生，强烈地要求成人予以尊重，给他们以独立、自由支配自己的权利。如果家长在教育孩子时，过分对孩子进行控制，使之感到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威胁，这时他们就有可能拒绝本来愿意去办的事，甚至故意去做与要求相反的事。 干预措施：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做了以下努力： 第一，与该学生沟通，了解情况。从小霞那里了解到，小霞的妈妈由于爱女心切，总是怀疑她胡思乱想，经常翻看她的书包，看到有男生名字的作业本就怀疑是她们谈朋友，有小纸条就以为是某人写的，没有耐心和她谈心、引导，经常就是直接骂和吵，工作中有不顺心的情绪也会带到家里来，没有鼓励和尊重，也没有让小霞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我引导她把注意力多放在学习上，对学习成绩要有更高的追求，不能只满足于现状，不能只跟班里的同学比，要向年级里更优秀的同学看齐。我能够理解她在这个年龄段的想法，但要注意对自己来说在学校里好好学习才是重要的。经过多次沟通之后，小霞也把心里的很多想法和不愉快告诉我，很真诚，很信任我。 第二，经常当众表扬，帮助她树立信心。在班级里经常当众表扬她爱看书和爱学习，是很多同学的榜样。多安排她为班级做事，鼓励她参与到班级活动中。在平时的学习中多挖掘和放大她身上的优点，让她感受到自己每天在不断地取得进步，从而在学习上树立了自信心。慢慢地，小霞开始摆脱言情小说，喜欢上了学校的课程。我在平时的班级活动中经常创造一些机会，让小霞去展示自我，让她慢慢地融入班级集体的生活中，让她感受到了班级上每一个同学都在关心和帮助她。 第三，与该生周围学生沟通，鼓励生生帮助。和她的一个好朋友谈心，希望她多关心和帮助她，有什么事情一起活动，有什么心事可以互相分享。为了不让她去网吧玩，甚至同意她俩每周可以到老师办公室的电脑上玩一会，我也注意引导她俩关注网上健康有益的东西。下载与学习有关的资料，还可以促进她们的学习，从而达到帮助小霞在心理和学习上双重进步。 第四，与该生妈妈沟通，改变家庭教育方式。经过多次家访，和她母亲沟通，发现母亲在教育孩子上确实有一些问题。小霞看言情小说，心理越陷越深，脑子里整天充斥着不切实际的瞎想。而母亲经常上夜班不在家，小霞一个人由于没有家长管教，晚上看小说看到很晚，或者用手机QQ跟陌生人聊到很晚。有时拿家里的钱去网吧玩好长时间。对于小霞这样的行为习惯，小霞的妈妈很着急，又不知如何去处理这样的情况，所以非常生气，甚至一时冲动打了小霞。 我和小霞妈妈多次沟通，探讨合理的家庭教育方式。因为小霞正是青春叛逆期，家庭情况也特殊，更应该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鼓励比批评和打骂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案例反思：青少年的“逆反”心理是高中生成长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具有两面性。充分利用“逆反”心理中的积极因素、消除“逆反”心理的不良因素需要教师和家庭形成合力，构建和谐共赢的关系。 经过以上的一些努力，我发现小霞慢慢地变好了，脸上的笑容多了，上学不迟到，不旷课了，课余时间多在做题或者和同学讨论，也积极参加班里的活动，发挥她的优势，为班级活动出谋划策。她的妈妈也很赞同我的观点，对她的教育方式也有很大的转变。家里欢声笑语越来越多，越来越和谐。我心里感到很高兴。在我这些年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类似这样的例子也很多。老师要掌握很多心理学知识，更科学、更合理地教育学生，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江苏马塘中学） 心理成长论文:浅谈学校环境对学生心理成长的影响 【摘 要】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决定着一个人事业的成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关系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区分学校环境对于学生心理成长的影响，然后分别采取措施，对于建设有利于学生心理成长的学校环境至关重要。 【关键词】心理健康 物理环境 人文环境 校园文化 教育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渗透的，是润物无声的。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把德育的意图隐藏起来，是教育艺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良好的学校环境就是一个润物无声的德育场，能给学生的校园生活带来愉快、乐趣、活力和希望，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激发学生形成爱学校、爱生活、爱人民的道德情感，促使学生奋发向上。 学校环境大体上可以分为人文环境和物理环境，对学生身心健康有着各自不同的影响，我们分开叙述： 一、物理环境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学校的物理环境一般指学校的硬件设施，包括校园建筑、公共设施、教学环境和生活环境等。 学校的绿化、美化等因素对学生心理发展起到相当的作用。比方说：整洁干净的校园使学生容易产生“完形”（班杜拉的理论）的需要，名人画像、名言警句、艺术作品、雕塑作品能让学生陶冶情操；小桥、流水、绿草、鲜花等自然风景能让学生在学习劳累之余，领略大自然的美，展开丰富的想象。从而保证学生身心舒适，不至于感到环境的压抑，同时也开阔了视野，净化了心灵，消除了紧张的学习带来的一些不良的影响。 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和成长，最有利于直接经验的获得，也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良好的教学设施、足够的活动场地，才能确保学生按自己的兴趣去参与、体会和发现，去和其他学生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并在交际中体验成功，树立自信，完成情感学习，逐渐形成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进而避免消极情绪和行为的产生。 二、人文环境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人文环境包括师生关系、校园风气、文化制度、社区环境等方面，学校的人文环境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同样有着重大影响，其具体表现在学校及周边的氛围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学校的氛围是影响学生心理和生理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与校园文化、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创新意识及教学水平密不可分，也与社会、家庭对学校的支持、配合息息相关。 1. 校园文化对于学生心理健康有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它是以师生员工为主体，以校园的管理文化、课堂文化和课外文化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平台，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校园文化如同一个人的气质修养，它是一所学校思想文化内涵的最直接的表现，是一所学校的“精、气、神”。校园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学校，它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染学校的每一位师生，它能够增强师生对学校的认同感，进而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广大学生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反应，表现出形形色色的心理现象，其中，大部分心理现象是积极健康的，也是我们期望出现的。积极健康的心理现象能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学生奋发向上；在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还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心理现象，对学生的成长成才产生干扰和冲击。它们的存在不仅可以破坏群体的凝聚力，也可以削弱自己和他人追求进步的积极性，影响校园文化建设的效果。 2. 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也是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尤其是模仿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指出的：教师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要求教师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2010年，北师大珠海附中出现教师殴打学生的现象，其视频一度在网络快速传播；而近期珠海湾仔镇鸿景小学8岁小学生因数学考试不理想被老师打了20多竹棍……类似事件常见于媒体，虽然，这些老师的行为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和谴责，同时，他们也受到了一定的严肃处理，但是，这些孩子心里留下的创伤却是终生难以弥补的。另外，当一个学校出现了上述情形，在很长的时间内，其他的学生会同样恐惧，情绪也就难以稳定下来。很多青少年犯罪的案例也告诉我们，学生时代，老师的过失更容易促使其自暴自弃，促使其日后走上犯罪的道路。 教师的情绪变化，同样会影响到学生的情绪波动。如果教师们整天沉着脸，动不动就呵斥学生，那么，学校、班级将被笼罩在压抑的气氛之中，学生就会生活在一种机械的、缺乏活力与互动、缺乏情感交流的气氛之中，久而久之，学生的心理会扭曲，情绪会不稳，甚至暴怒、焦虑、抑郁，攻击别人，对社会的认知、情感也会渐渐淡化，不利于健康心理的形成。可见，教师的笑脸、爱心、诚信，以及教师的激情教育是形成学生良好心理的催化剂。 3. 外围文化环境也是影响着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之一 社会文化、社区、家庭是学校的外围文化环境。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在学校中的反映，社会文化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校园文化的变化和发展，因此，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不是封闭的、静态的，校园文化必须主动地去选择社会文化，只有这样，校园文化才能形成正确、健康的环境，并对学生时刻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当前流行的港台武打片，经常会出现打打杀杀等暴力场面，也会不经意间被青少年模仿，《逃学威龙》中的坏分子更被少数同学视为英雄，2012年，针对学生的砍人事件也对学生的心理造成巨大影响和冲击，这些社会因素显然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必须正确引导。而社区环境也严重影响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孟母三迁择邻处，以及当前学区房的热炒，也是人们认识到社区对孩子的影响意义重大。在外围文化环境中，对孩子的心理成长起到关键作用的，当属家庭因素，不当的教养方式、管教态度，日益疏远的亲子关系，冷漠的家庭气氛，无一不对学生的心灵造成伤害，而且在孩子将来的成长过程中会体现得越来越显著，这些表明家庭因素对学生心理的影响更是意义重大。 三、采取有力措施，搞好学校环境建设，为学生心理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保障 1. 加强校园硬件建设，创造高标准的适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现代学校 校园硬件建设是学生心理成长的物理环境。学校的整体规划应从美学的角度去布局，尽可能远离环境和噪声的污染，保证空气的清新，搞好绿化、美化，烘托出一种和谐的校园氛围，同时做好活动场地、教学场地的配套建设，为学生提供获取现代信息技术、艺术活动、体育锻炼、科学实验、劳动实践的物质环境。当然，我们的校园硬件建设目前仍然需要资金的保证和社会的重视。 2. 注重校园文化建设，传承优秀传统 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反映。校园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就在于创建一种氛围，以陶冶学生的情操，构筑健康的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因此，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发挥学校师生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构筑全员共建的校园文化体系。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彰显着校园文化的特性，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到现代文明的传播，从校园内涵文化的建设到校园外显文化的营造，从静态文化的加强到动态文化的生成，逐渐形成深厚的校园文化积淀，从而极大地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 当然，校园文化建设必须针对学生的心理采取措施，例如，制度文化建设要贴近人的需求，做到以人为本，避免出现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规定，使各项措施更加有利于促进符合预期行为的产生，避免不良行为的蔓延和发展。只有重视学生心理现象分析，才能对不健康的校园心理进行调适，使措施更有前瞻性、针对性，更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为此，我们应该思考开展什么样的校园活动，建立什么样的社团组织，设立什么样的榜样、典型，提倡什么样的理想和信仰等等，并做到既合理引导，又不会管控过严以致缺乏活力。这些，都要求我们对校园文化中的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便把握好管理的“火候”。 3. 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引导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首先，教师应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老师要用自己的爱去哺育学生，要善待学生。只有爱学生，以真诚换取真诚，建立相对平等的师生关系，你才能博得学生的敬重，赢得学生的信任，这样，学生才会专心学习，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心理品质。因而，作为学校，应让每位教师相信“师爱作用”，相信“亲其师信其道”，把无私的爱献给学生，用自己博大的情怀，去感染学生。并时刻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以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爱的温暖。 其次，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教学时，教师应汲取现代教育理论的精华，充分考虑到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点，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借助多媒体等信息技术，有效地组织教学。教学中，应注意结合学生感兴趣的活动，使学生获得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机会，以建立合作、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用鼓励性的语言，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获取成就感和自信心，为今后的社会交往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协调统一外部文化环境，以达成教育目标 学校应协调好与社会、家庭的关系，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离开了社会、家庭的合作，学校教育寸步难行。 作为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和责任人――家庭，学校应与他们密切合作，通过教师家访、家长校访、召开家长会、家教经验交流会等途径优化家庭教育环境。学校应适时召开家长会，创办家长学校，促进沟通和协作，才能使教育富有成效，加快对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 而在优化校园社区环境方面，我认为应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学校要加强对社区文化的研究，在学校教育中充分利用其积极因素，避免消极因素；另一方面，学校要与社区有关部门建立密切联系，争取他们支持和参与学校的各种教育工作。 综上，加强学校、家庭、社会三维教育网络的建设，协调统一好外部文化环境，才能使我们的学校教育事半功倍。 结论 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决定着一个人事业的成败。学校应当重视人文环境和物理环境的平衡和协调，整合各种资源，优化教育环境，努力构建优美、和谐的学校环境，给学生们一个稳定、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促进孩子们身心健康，为孩子们的幸福人生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础。 心理成长论文:从女性心理成长的角度解读多丽丝·莱辛《另外那个女人》 【摘要】《另外那个女人》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一篇中篇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位个性坚强，冷静睿智的主人公柔斯。她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下，一边与生活的艰辛和战争的恐惧作斗争，同时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与悲戚。在诸多的困难中，她都以超人的意志勇敢地面对，通过经历各种社会和情感磨难，她终于在心理上找到了自我，实现了自我心理完善。本文拟从成长小说的心理角度，结合作品进行文本细读，通过柔斯的自我心理成长历程，探讨她实现自我心理完善的过程。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 《另外那个女人》 心理成长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以其独特敏感的女性视角和大胆犀利的批判精神， 对不同群体女性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索，并对当代西方女性的独立自由问题表达了鲜明独特的观点，由此被不少学者冠以“女权主义者”的称号。她的作品备受各国专家学者关注。在以往对《另外那个女人》的研究中，有王丽婧，陈可培从女权主义观点的《超越女权》；张晓敏以女性主义观点的《的女性主义叙事研究》和《莱辛小说中柔丝的圆型人物构建》；黄春燕的《莱辛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和技巧――以为例》；刘雪琪的《两性生命位置的价值对立――中男女主人公形象解读》； 万丽君的《寻找自我与远离“被他者化”――读多丽丝・莱辛》等。 而笔者认为多丽丝・莱辛的《另外那个女人》，其实还是一篇完善自我，实现自我心理成长超越的成长小说。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柔斯在各种遭遇和经历过后，主人公的思想和性格得到发展，在克服挫折中成熟了起来。本文拟从成长小说的心理角度，通过柔斯的自我心理成长历程，探讨她如何实现自我心理完善的成长图景。 多丽丝・莱辛撰写有大量的不同群体女性的文学作品，《另外那个女人》描述的是一个教育程度不高、收入水平低的中下阶层女性。小说中的主人公柔斯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下，一边与生活的艰辛和战争的恐惧作斗争，同时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与悲戚。她继承了莱辛笔下女性独立坚强，冷静睿智的性格特征：面对母亲的事故，她镇定沉着；与相恋三年的男友乔治分手，她低调潇洒。面对战争疑云以及人们的恐惧，她隐忍持家。最后父亲在空袭中的逝世，这给神经紧绷她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此时，虽然吉米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将柔斯从摇摇欲坠的地下室救出，并希望她能从悲痛欲绝的心灵桎梏中走出来。然而，在与吉米的交往中，尽管得知自己成为破坏别人家庭的一个女人而生活在不安中，但是，她依然处处以一个勇敢者的身份面对生活。对于过去几年的种种不幸，她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不仅没有低落，反而在认识上有了飞跃，心理状态也步入了成熟。当最后她发现吉米早在三年前已与前妻离婚，她根本不是第三者时，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虚伪，软弱，不负责的吉米，勇敢地与吉米的前妻皮尔逊太太一到踏入了属于她们的崭新的生活天地。 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成长也是成长小说的重要层面。主人公的心理成长也和身体成长一样，也具有鲜明的“生成”意味。成长的心理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首先是镜像阶段，这是拉康主体构建过程理论中的第一个功能性阶段，又称“前语言期”，是主体“自我”形成一个重要时期。这期间成长主题的心理构建面临着作为‘小他者’的母亲的情感干扰和心理压力。无论是‘母亲的儿子’还是‘母亲的女儿’都因对母亲镜像既抗争又认同的两难而陷入心理成长的焦虑，甚至表现出神经质的心理症候。不可否认，母亲镜像对于成长主人公的心理成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心理成长对母亲镜像的辨识与想象性认同共有三个方面：一是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二是精神同盟式的母亲镜像认同；三是仰望式母亲镜像认同。而《另外那个女人》中主人公柔斯的心理成长的镜像阶段属于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就是成长主人公把对母亲的抗争和叛逆作为寻找自我的起点。在小说的一开始，柔斯在得知她母亲去世的消息，她不仅没有表现出悲痛与伤感，而且是如此的冷静，这使的那位警察都觉得不可思议。柔斯想到的不是马上通知她父亲和男友，而是想到今后照顾父亲的责任就要全部落在自己的肩上。她就要履行母亲在时的职责。为此表现出，她再一次注视挂在墙上一副画时，她心理想：“现在我可以把这幅画摘下来了。她人已经走了，我现在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她马上就把画摘了下来，挂上了一张带黄蔷薇图案的月份牌。对于其它的物件，柔斯也在第三天按照她的想法进行了调整。在此之前，母女俩可总是争论不休。到此，在母亲镜像中，阻碍她确立自我的第一块绊脚石被踢开了。自此，主人公柔斯不仅在家里而且在对社会各个方面都充分表现出了母亲的身份职责。这是她心理成长，也是她走向成熟的第一步。 其次，心理成长进入了第二阶段及后镜像阶段。后镜像阶段是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和审视。此时，父亲介入了母子（母女）的二元关系。父亲镜像的闯入是成长个体自我构建过程中遇到的第二个重要的“小他者”。这位“小他者”与母亲不同，往往以威严专制的男权主义的面容出现在成长主人公的心理之镜上，试图赋予他以秩序和“法”。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审视和反抗是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在后镜像阶段的又一次独特心理冒险和自我拯救。这使成长主体的心理生成增加了更为复杂、更难处理的问题和困难。尤其是在西方男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是被放逐到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沉积于历史地心默默无语，长期不具备主体地位。为了获得自身的主体地位，莱辛在《另外那个女人》中充分刻画了主人公柔斯为此而进行的抗争。柔斯在她母亲出事后，担当起了母亲的职责。面对父亲的种种要求她都表现出她自己的想法，不再顺从。比如：操掌着家庭一切事情大权的父亲在母亲去世时要求她电话通知她的男友乔治，她却装作没有听见。只是在晚饭后才动笔用写信的方式通知乔治。他父亲建议她不要外出工作，她表示不屑一顾，总是坚持认为“女人就应该独立生活”，表示“我喜欢独立生活”。同时也不喜欢父亲在她面前老说女人女人的话语，并争辩说“我不懂得女人，我就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想的。”再者，以前柔斯对政治不发表意见，而现在他父亲每每谈到时事政治时，柔斯都能积极地表示她的观点和态度。有时对父亲的观点还表现出轻蔑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成长中的女性摆脱了“前语言期”的无语状态，用在社会空间学习到的语言和男权主义代表的父亲争夺话语权。这是主人公心理成长的不可抗拒的法则，也是不可回避的心理成长法则。尤其是在她父亲腰摔伤之后，柔斯不但继续承担社会和家庭的事物，而且还承担起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这样她的远见卓识再次体现出她高于她的父辈。这之后，她的父亲与她的角色进行了换位，每天父亲承担起了家务劳动。到此，作者莱辛已经把柔斯刻画成如她父亲对她所下的评定所说，对于柔斯他感到女儿就好像一堵墙似的，那样无法撼动。因此，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柔斯在莱辛的笔下已经完全具备了几乎所有的精神质素和心理构造：个性独立，冷静睿智，稳重干练，有积极的行动意志，敢于颠覆父亲镜像的心理压制。父亲镜像到此也就推出离开了。 成长小说的心理成长主人公在完成了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和反抗之后，必然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及后镜像阶段――“象征之父”的想象介入和象征性认同。也就是说，主人公送走了血缘父亲，迎来了崭新的“象征之父”。主人公心理成长主体的心理版图上一旦父亲之位虚位以待，“大他者――象征之父”必须乘虚而入。成长主体在心理上接受秉承“象征之父”律法的启蒙者的面像介入与话语引导，就意味着他们接受和认同了“象征之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心理。在《另外那个女人》中，这个启蒙者就是吉尔的前妻皮尔逊太太。因为到此时，柔斯在成长之路上再次遭遇困惑，动摇和阻碍。通观整篇文章，莱辛把柔斯安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残酷的背景之下，让她不仅遭受社会的磨难，在她人生道路上也让她遭受失去父母，失去恋人，失去朋友的悲惨境地。这样的心理历程一般人是难以度过的。当然，磨难越大，锻炼越多。这使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更能完善自我的成长。尤其是在小说最后，当柔斯从吉尔的前妻皮尔逊太太口中了解到吉尔一直在欺骗她时，在皮尔逊的指引下，尤其是在皮尔逊的话语感召下：归根结底，男人们正经事做不了，就会给人添麻烦。今天的世界，妇女必须自己照顾自己了；她们要是不这样，别人是不会管她们的。柔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虚伪，软弱，自私，不负责的吉米，勇敢地与皮尔逊太太一道踏入了属于她们的崭新的生活天地。从而，完成了柔斯这位成长主人公的自我建构。到此，成长主体心理成长的三个阶段已经完成。 总之，成长小说结尾，主人公在接受了教育之后，在面对严酷的现实，经历过多次考验，经过反思吸取经验教训之后，主人公已趋成熟，准备迎接新的生活，但未来的命运却不得而知。作者一般不预先安排主人公的未来，因此成长小说体现出开放式的特点。莱辛的《另外那个女人》同样描写了主人公柔斯和皮尔逊太太一到离家的开放式结尾。柔斯的未来如何就留给了读者。 心理成长论文:浅析高龄父母对孩子心理成长的影响 【摘 要】本文通过探究高龄父母的成因，以及他们对孩子心理成长影响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着重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探求高龄父母如何平衡自身心态，如何减少与孩子间的冲突，以及如何克服包括沟通障碍、彼此理解能力欠缺等典型问题的有效解决方式，为孩子营造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提供建议，以更好地迎合现今家庭中高龄父母不断涌现的需求。 【关键词】高龄父母 孩子成长 心理影响 根据联合国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来看，目前众多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初婚年龄已在30岁左右。那么，究竟这种年龄的“鸿沟”给现代家庭带来了什么，给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什么？ 1 概述 高龄父母产生的原因，针对不同家庭，大致包括这几种成因。 首先，是由于大众婚育观念的改变。由于现代人文化教育水平更高，思想观念更开放，经济以及思想更独立，认为晚婚或不婚，对于生活并无太大影响。因此，他们往往等到各项时机成熟，才作结婚生育的打算。 其次，是由于家庭经济水平成型的延后。大部分社会人的学历的提高使得社会的平均年龄向后延长4年，职业生涯也就是经济起步相对较晚，达到一定的经济基础以抚育孩子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这自然导致婚育时间的迟延。 再次，是由于婚育政策对大众的影响。晚婚晚育政策推行已久，对人们的生活意识已然产生深刻影响，人们已习惯晚谈结婚、晚谈生育，从而营造出晚婚晚育的整体社会文化。 最后，生育技术水平的进步对晚婚晚育产生一定的影响。生育技术取得很大进步，通过“试管婴儿”“冷冻精子”“冷冻卵子”等先进技术，可以满足一部分条件允许的高龄父母生育的愿望，这种技术保障无形之中也促使着高龄父母的不断增多。 2 高龄父母对孩子心理成长的影响 一方面，高龄父母基于自身的特质，存在一定的教育优势，不能以偏概全。另一方面，相对于优势，高龄父母不可避免的在孩子心理成长方面存在诸多劣势，需要引起格外的关注。 2.1积极影响 2.1.1孩子处世心态的培养 高龄父母更为成熟的心智，在孩子心态的培养上有专属的优势。一方面，高龄父母相较于年轻父母，心态更为成熟，处事能力更强。他们在抚养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言传身教，能为孩子心理的成长树立更为优良的榜样。另一方面，年纪较大的父母，往往更善解人意、更有耐心、更宽容，这种接纳孩子的态度往往更容易培养孩子的合作态度。 2.1.2孩子理财能力的提高 由于高龄父母总体理财观念较为成熟，多数有长远规划的高龄父母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一方面，从自身做起，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在生活小细节中教会孩子理性开支。另一方面，由于高龄父母的忧患意识 ，他们往往较早的鼓励孩子去亲身感受理财体验。 2.1.3孩子成长关注度的给予 高龄父母对于孩子往往更为珍视。一方面，高龄父母大部分经济积累足够，能为孩子提供更为优质的生活与教育条件，满足孩子成长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孩子较容易得到高龄父母更多的关爱，这对于孩子的心理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2.2消极影响 2.2.1 “青春期”与“更年期”的碰撞 由于生育年龄的拖后，高龄父母进入“更年期”后，孩子往往正处在“青春期”的阶段。青春期又称为“危机时期”。这一时期的孩子面临着性发育的困惑、情绪不稳定以及叛逆心理等一系列问题，敏感、任性、易怒是他们心理变化过程中很正常的表现。与此同时，他们身上还担负着课业日益沉重的压力，“青春期”的心理状态可想而知。 而高龄父母的“更年期”同样面临心态危机。由于身体激素水平的下降，父母的生理与心理将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一点在女性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她们也会出现心理敏感、情绪不稳定以及易怒的表现，并且还会感到胸闷、气短、眩晕等许多不适。她们不时会暴躁激动，不稳定的心态便不言自明。 因此，这两期相遇，往往是“家庭战争”爆发的动力源。但在这一时期的孩子，正处在转型心理成熟的关键时期，需要的是更多的关爱与理解。而高龄父母，“更年期”之内，想要保持或成为一名理智宽容的父母，多数力不从心。两者冲突处理不当，会增加家庭矛盾的产生，甚至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总而言之，两期的冲突不利于孩子心理的成长。 2.2.2“过度溺爱”与“过分严格”的反差 “老来得子”，这孩子便显得尤为珍贵，高龄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和关爱，稍不注意，就变成“过度溺爱”。然而，过度的溺爱与保护对孩子的心理成长只会产生负面影响。事事都帮助孩子打理，让他（她）过于顺利，就会使孩子变得软弱、过于依赖，缺乏独立能力。并且，挫折教育是人生成长的必修课。过度的溺爱，其实是把孩子在无形之中变成一个宠物，而不是一个人。高龄父母容易代走孩子的人生路，不利于成熟人格的培养。 还有一些高龄父母，会把过高的期望值加之到孩子身上，对孩子实行极为严格的管理。集中体现在孩子的文化教育上，除了常规学习的成绩要求格外严格外，还要求孩子进行各种补习班的学习，对于孩子表现不佳或者拒绝抗议，多采取强硬的“棍棒”模式。然而，这种迫切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态往往害了孩子。沉重的各类学习负担超出孩子所能承受的正常范围，对其身心成长都是一种损害；并且，越是施压，越是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他们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轻则成绩下滑，萎靡不振，重则甚至走上歪路。 “过分溺爱”使孩子丧失培养独立人格的空间；“过分严厉”使孩子承受莫须有的压力。 3 高龄父母保障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建议 父母的高龄化，已经是大势所趋，我们要做的，是积极主动地发挥积极影响，同时想方设法地化解消极影响，因为孩子身上寄托的不仅有父母的希望，更承载着未来世界的希望。 3.1 避免“青春期”与“更年期”的冲突 首先，高龄父母要充分包容孩子的“青春期”反常表现。“青春期”是孩子心理成长特殊且必须经历的时期。高龄父母们要主动去了解这一阶段孩子的心理特点，体谅孩子的苦衷。对于他们的“反常”表现不要过于敏感，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和思考问题，以朋友的身份与孩子交往，引导他们化解问题。 其次，高龄父母要合理调节自身的“更年期”反常心理。高龄父母要了解自身“更年期”的心理特点，有意识地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要有规律地锻炼身体，注意膳食搭配，保持良好的心情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以避免不必要冲突的发生。 最后，高龄父母与孩子之间要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高龄父母与孩子间的相互理解，是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关键。 3.2 调适“过度溺爱”与“过分严厉”的心理 首先，高龄父母要避免对孩子“过度溺爱”，做到严爱结合，即要爱孩子，又要对孩子严格要求。高龄父母要学会拒绝孩子的不合理要求，并说明理由；帮助孩子分清是非和对错，逐步培养孩子遵守规律地习惯；还应培养孩子杜绝浪费、勤俭节约的意识以及吃苦忍耐的精神；更要避免孩子的娇气，霸气，遇事缺少主见，意志力薄弱等现象，要培养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意识，避免懒惰与自私意识的形成。 其次，高龄父母要纠正对孩子“过度严格”的教育方式。不要盲目的与其他孩子攀比，要放平自己的心态，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适度即可，要懂得换位思考，“过度严格”其实是“己所不欲，施之于人”；高龄父母要在基于孩子认可的基础之上，制定合理科学的学习成长规划；高龄父母要尤其注意自己关心孩子的尺度，重视孩子的叛逆心理，把不良倾向“扼杀于萌芽之中”。 总而言之，高龄父母在调整好自己心态的基础上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表率。 3.3 化解“高龄状态”与“成长阶段”的矛盾 第一点，高龄父母要寻求与孩子的有效沟通途径。高龄父母要积极地多与孩子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孩子交心谈心，去关心孩子学习、生活，去了解他们生活中的困惑，解答他们的困惑，包括对父母本身生活观念的质疑。同时，高龄父母可以试着向孩子倾诉，将自己的烦恼和想法说给孩子听，不仅更能容易得到孩子的理解，也能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父母也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父母也有年龄增大的种种难处，从而更加理解父母，更乐于与父母沟通。 另外，高龄父母还要积极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扮演好人生的导师，学习的榜样和坚强后盾等角色。父母之间关系融洽，家庭气氛温馨和美，孩子自然而然地会受到正面力量的感染，易于培养积极乐观心理的同时，也会促进孩子与父母之间亲密地沟通。 第二点，高龄父母要包容孩子的生活观念。高龄父母应当充分认识到时代差异所导致的其与孩子生活观念不同的必然性，接受这一差异，并且对孩子所应有的生活理念给予充分的尊重。 第三点高龄父母要做好生活规划。良好的生活规划，是高龄父母促进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高龄父母要制定合理的经济规划，既保证家庭日常开销现金流量的充足，又要保证意外情况下充足资金可供支出。同时，积累足够的教育基金，减轻孩子的心理负担。 同时，高龄父母要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通过合理的时间安排，劳逸结合。在提高自身健康水平的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孩子的心理压力。 另外，高龄父母还要尽自己所能，多留点时间给孩子。因为孩子非常在乎父母是否关注他们的成长。有的父母忙工作，忙事业，忙得忘记了孩子是自己为社会贡献的最重要的产品，机器出了废品可以报废，可孩子如果出了废品将是遗憾终身。这不仅是身为父母的应尽责任，更是关系到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 3.4 其他措施 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不仅仅依赖于父母。一方面，根据高龄父母与孩子独特的心理特征，可以成立相关心理辅导组织机构甚至互助团体，专业人士对高龄父母的子女教育予以指导，帮助排解子女心理成长方面的问题；同时，家长们相互交流，孩子们相互认识，本身对于他们的成长也是一笔财富。 另一方面，对于高龄父母家庭的经济压力，政府可以采取相关的经济救助措施，如美国的“大学教育储蓄计划”就是很好的范本。同时，金融机构可以开辟更多适合高龄父母为子女经济规划的险种。 结 语 现今，家庭中父母的高龄化是大势所趋，其对于孩子心理成长的影响，有利有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龄父母所做的一切，都将对孩子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作为高龄父母，要尤其重视遵循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客观规律，不能盲目地随自己所欲。同时，高龄父母要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在教育子女方面有哪些劣势需弥补，关注孩子心理成长的需要，蹲下来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去寻求不伤害孩子情感的问题最佳解决途径，建立自信心与孩子一起成长。另外，高龄父母也要善于利用社会资源，使孩子的成长有更好的物质精神保障。

电影论文:国内电影的戏曲艺术研究 过往与现在生活的种种本该让玉纹的内心波涛汹涌,他们之间的相遇也应是一场即将上演的悲剧故事。但当导演将影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她却只变成了如倚靠在湖边杨柳枝旁一个妙龄女子那眉间的点点愁云一般的闲淡情感。影片并未将笔墨的重点放在周玉纹与章志忱的离愁别绪上。就算纵观整部影片,它的剧情发展也没有太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就连最最悲情的久别重逢都带着妹妹戴秀欢快的笑声和悠扬悦耳的歌声,而妹妹的角色安排无疑成为调节这部影片抑郁情调的调味剂,是灰色的、阴暗的人物关系中一抹明亮的、耀眼的白。事实上,故事的趣味性也正体现在这种悲中带喜、喜中含悲的故事编排上。这种悲喜交加的故事结构发展到后来已经非常普遍,甚至变成了电影叙事模式的一种方式。1990年香港导演午马执导的影片《舞台姐妹》,2000年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等影片无不体现出悲喜有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风格特点。《舞台姐妹》是一部以悲剧为结果的影片,但故事中间所展现的却大多是些轻松幽默的故事小插曲,直到影片将近尾声之时,镜头展现给我们的仍是青衣班众姐妹痛殴黑帮势力时痛快淋漓的场景,所以当影片最后定格在舞台众姐妹们被黑帮势力团团包围、个个脸上写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时故事戛然而止,导演午马直到最后也没有将青衣班众姐妹的壮烈牺牲呈现给观众,可以说影片在一个原本即将会上演的惨烈场面之前提前完结,正是对我国传统古典戏曲美学特征中“哀而不伤”的继承。 一、戏曲中新奇的故事情节对电影的影响 欧美电影非常讲求画面构图,追求宏大的场景,而中国电影特别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电影可以没有漂亮的颜色和宏大的场面,但一定要讲述一个吸引人的故事,追求电影的趣味性和观赏性。我国的第一代电影导演张石川曾对他的员工提出“处处惟兴趣是尚”的要求,这里的“兴趣”更多的指的就是一个能吸引住观众眼球的电影故事。虽然张石川的这一电影观念是为了追求票房价值,他要拍摄的是大众喜闻乐见之事,但在客观上也恰恰反映出了观众的观影心理。中国观众的审美视角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喜好猎奇。作为中国电影之父的郑正秋先生认为,电影的准确叫法应为“影戏”,他认为电影就是没有声音、用摄像机记录的戏剧,而他对电影戏剧本体论的认同则直接体现在了电影剧作的创作中。包天笑回忆自己被邀进入明星公司时,郑正秋曾对编剧工作有过这样的一段讲述,他说编剧工作主要就是在想好一个故事之后把它写出来,而且要尽量将故事情节写得离奇曲折一些,而不要脱离悲欢离合的主旨而已。这里,郑正秋先生所指的离奇曲折似乎与李渔对戏曲创作上“脱窠臼”的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历程之中涌现的第一批电影题材就是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内容,这类题材的电影作品在当时风靡一时,如《孤儿救祖记》(1923),《玉梨魂》(1924),《苦儿弱女》(1924),《最后之良心》(1925),《盲孤女》(1925)等。这类作品多反映出于新旧社会交替下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因剧情曲折离奇而受到当时大众追捧。后来,当一系列反映妇女悲惨命运题材的影片已经逐渐让观众失去兴趣时,明星公司又于1928年推出了一部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火烧红莲寺》作为中国第一部武侠神怪片,凭借着天马行空的剧情备受喜爱,影片一经上映在观众间就产生了强烈反响,场场爆满,三年内连续拍摄了18集。该片在当时引起反响的重要的因素就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影片中不无传奇之处。此后,随着《火烧红莲寺》放映,武侠神怪片风靡一时,引发了一场拍摄武侠神怪片的风潮,更使武侠类片种走出国门,在世界电影中占具一席之地。从1928年到1931年,我国近40家电影公司拍摄了227部武侠神怪类型的电影故事片,如长城画片公司出品的《妖光侠影》,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古宫魔影》《王氏四侠》,天一公司的《儿女英雄》《梵灯鬼影》等,出奇的故事情节编排与神怪类型本身的趣味性成了这一时期大多数神怪片吸引观众的主要因素。 二、戏曲的线性叙事结构成为电影的主要表现方式 戏曲中惯用线性叙事结构,这种编排故事情节的手法应用在电影之中称为常规线性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按照时间顺序发展,整部影片中不存在倒叙或闪回等叙事方式,通常从一人一事讲起。因为它是电影叙事方式的一种,因此这类电影作品繁多。首先将这种传统叙事手法运用于电影之中的导演就是张石川与郑正秋。二人曾合作拍摄过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电影作品,在《戏剧春秋》刊载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中,着名的戏剧导演以及电影导演应云卫就曾指出,以张石川为代表的第一代导演的电影叙事风格是能让观众“不用十分费脑筋就可以看明白剧情”的,这就是电影常规线性叙事的优点。它通常具有清晰的主线和流畅的故事情节,主要讲一人一事,符合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所以,从故事片《难夫难妻》开始,深受传统戏曲影响的第一代导演所拍摄的故事影片几乎都在无形中运用了这种一人一事的线性叙事模式,而这种传统的讲一人一事的叙事形式终于做为一个经典的叙事模式保存下来,以致在后来的《小城之春》(1948)、《舞台姐妹》(1990)、《活着》(1994)、《西洋镜》(1999)等多部独具中国民族风格的优秀影片中都有出色表现。1925年,作为导演、编剧的侯曜在《影戏剧本作法》中为电影创作提出了一个规范要求,认为电影在创作中应按照起头、最高点、结局这样三段体的结构形式谋篇布局。后来这种传统的结构模式在电影中,尤其是在以时间发展为叙事顺序的线性叙事结构的电影中成为一种最常见的表述方式。,谢晋的电影比较突出地遵循了这一特色。在他的电影中,故事情节一般都遵循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都有完整的‘开端(好人受难)——发展(道德坚守)——高潮(价值肯定)——解决(善恶有报)’的叙事组合”[2]。1923年张石川执导的《孤儿救祖记》就完全符合侯曜电影创作的三段式。逐出家门(起头)——余璞救祖(最高点)——祖孙相认(结局)这样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另外,类似的电影作品还有很多,如《一个小工人》(1926),《梅花落》(1927),《五女复仇》(1928),《乌鸦与麻雀》(1949),《舞台姐妹》(1965),《刀马旦》(1986),《厨子戏子痞子》(2013)等,以及一些以戏曲本事改编的电影故事片,如《梁祝痛史》(1926),《唐伯虎点秋香》(1926),《珍珠塔》(1926)《,薛仁贵征西》(1927)《,孟姜女(》1927),《乌盆记》(1927),《白蛇传》(1939),《林冲雪夜歼仇记》(1939),《西厢记》(1947)等,以及大多数武侠片和武侠神怪片,如《大侠白毛腿》(1927),《盘丝洞》(1927),《孙行者大战金钱豹》(1927),《哪吒闹海》(1927),《王氏四侠》(1928),《青蛇》(1993)等。 三、戏曲中的写意性特征在电影中充分运用 摄影机具有纪实性,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电影的特点在于,要用这种具有纪实功能的机器捕捉到的有形画面中所反映出的含而不露的深刻内涵,即在电影中表达出写意性特质。事实上,在我国的导演中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自幼受到戏曲文化的熏陶或热衷于戏曲艺术,如导演郑正秋、费穆、徐苏灵、陈铿然、桑弧、吴永刚、杨小仲、崔嵬、应云卫、郑君里、谢铁骊、谢添、侯孝贤等,他们是电影导演,更是一些热爱戏曲艺术、迷恋中国传统文化的电影导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拍摄过戏曲电影,并深受其影响,“同时,又从戏曲艺术传统中汲取艺术的、文化的乃至艺术灵感的影响,以丰富电影故事片及其他类别的影片的创作”[3,p2],使他们拍摄的故事片中极具戏曲韵味,特别是极具戏曲中的那种写意性特色。其中,费穆与郑君里两人以戏曲美学特性和创作思维来执导电影故事片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高小健先生认为他们是“把戏曲艺术经验运用于故事创作的两位顶级大师”[3,p65],“二人的一个共同点是学习中国戏曲而使自己的影片具有一种浓厚的东方艺术韵味,在整体意蕴上洋溢着淡而愈浓的文人气质”[3,p1 0],可谓是建国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费穆是我国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对戏曲艺术有着独特的感受的电影导演。杨远婴评价他“代表一种人文理想,一类电影风格,一个创作流派”[4,p65]。早期曾执导过许多优秀电影艺术片,如《城市之夜》(1933年)、《人生》(1934年)、《香雪海》(1934年)等。他在电影的写实性与戏曲的写意性的结合问题上做过多次尝试,先后-80-拍摄了许多戏曲电影,《斩经堂》(1937)《古中国之歌》(1941)、《生死恨》(1948)、《小放牛》(1948)等,意在“吸收京戏的表现方法而加以巧妙的运用,使电影艺术也有一些新格调”[5]。正是因为费穆早期积蓄的这些拍摄戏曲电影的经验与实践,才使得“费穆导演在故事片创作时对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进行了大量的借鉴结果集中体现在他晚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小城之春》里”[3,p111]。《小城之春》被业界公认是戏曲艺术与电影结合的最高境界,它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特点就是贯穿于影片始终的写意性特征。杨远婴先生评价《小城之春》“顺应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叙事逻辑,费穆以长镜头建构换面和节奏,精心营造影片的文学意境和绘画质感,使之成为最富于中国伦理美学特征的经典作品”[4,p70]。从出场人物来看,影片出场人物总共只有五个,除此之外,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戴家的邻居,采取了戏曲舞台编排人物出场的做法,追求的不是真实地还原,意在心领神会。另外,《小城之春》的写意美还体现在整部影片的完整性,它不似西方电影大片那样镜头切换频繁,整部影片采用许多长镜头,少有分镜头、特写镜头,无闪回,使整个故事娓娓道来。在这里,摄影机的关联剧情的作用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玉纹平静而富有魅力的旁白叙述。宁敬武先生曾评价说“:费穆将中国戏曲的写意性时空完美地体现在电影《小城之春》中以周玉纹的内心独白构成的旁白赋予摄影机以‘作者式’的视点,于是,双重的主观视点使得导演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从人物感情的处理上来看,玉纹与志忱、玉纹与礼言、志忱与戴秀之间的情感关系全部是含蓄的,犹如山水画中的粗线条,虽看似随意一抹,形态却尽在不言中。最后,整个小城这一背景的设置虽有似无,虽然始终支撑着整部影片却真正成为了“背景”而被忽略,让观众能将视野更多地放在剧中人物身上。费穆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是表现在电影中细腻的人物情感上,表现在虚拟的封闭空间中情感张力的宣泄上,此后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中那个发生在旧上海阁楼中的故事以及张曼玉与梁朝伟扮演的男女主人公含而不发的情感刻画与这部《小城之春》拥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但对戏曲写意性特征的借鉴绝不仅仅限于运用在空间与情感的表现上。郑君里作为建国初期导演代表人物,在电影创作方面非常注重对电影民族化的表现,这与他的从艺经历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在其撰写的《画外音》一书中,他曾多次提到自己从诗歌、绘画以及舞台艺术中获得的启示,并一直将这些民族艺术尊为实现电影民族化的重要因素。郑君里极其注重对电影画面的写意性表达,试图从有形的场景中描画出中国民族艺术中写意的风格来,因而在拍摄电影《林则徐》时,郑君里在表达林则徐送别邓廷桢这一场戏时充分运用了镜头的调度,将“孤帆远影”的景致与主人公的送别结合在一起,让人不禁联想到李白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句。此后,郑君里又拍摄了现代题材影片《枯木逢春》。对于该剧的拍摄,王炼先生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他(郑君里,编者注)对我说:他正想从电影的创作中摸索出一条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道路。他过去拍的电影大都是历史人物的传记。他们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粹,就代表了中国的风格和气派,所以他决定选择一个现代题材的剧本,他在最初看到演出时,就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个戏从题材本身到叙述方式都有些跟传统的戏曲艺术接近,使他立即产生了一个意念:向中国戏曲艺术和其它古典艺术学习,使影片的叙述方式更能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7,p35]郑君里对电影场景做过各种尝试,试图运用戏曲场景中的意蕴特征来渲染现实题材电影的民族特性。根据王炼先生的回忆,在郑君里拍摄《枯木逢春》时,曾试图将序幕中的“离散”表现成为《拜月记》开篇兄妹“离散”的韵味,又从《梁祝》中的“十八相送”和“回十八”中得到灵感运用到影片的“重逢”一节中[7,p36],他尝试将这些戏曲场景的表现方式与电影镜头表现出的故事情节相结合,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电影故事渗透出民族戏曲意蕴来。 此外,从他与蔡楚生一同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到他后来的独立作品《乌鸦与麻雀》(1949),《林则徐》(1958)等,我们总能从他作品中的场景中体味到独具东方韵味的写意。另外,电影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有时还体现在电影的名称上。如1993年上映的影片《霸王别姬》就是借助了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故事框架,整个故事以戏曲演员的人生起伏为主线,剧中张丰毅饰演的段小楼与他的师弟程蝶衣(张国荣饰演)两人搭档演出“霸王别姬”几十年,在舞台上他们是假霸王、假虞姬,但在生活中,他们二人各自的经历和情感又像是真霸王与真虞姬。面对时代的起起伏伏,师兄弟二人的生活也随之起伏。剧中的程蝶衣在严师“不疯魔不成活”的教育之下,唱着《思凡》中“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戏词强迫让自己变成了真虞姬,自此以后便下定决心要随师兄段小楼唱一辈子的戏,这是舞台上的虞姬给程蝶衣的精神暗示,所以蝶衣无法接受师兄娶妻,舞台之下的他带着虞姬的魂,惟愿与师兄永远相随,于是在20年后,当师兄弟二人再一次回归戏台时,当程蝶衣重新唱错了戏词,唱出了“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时,他恍然大悟,突然意识到他不是真虞姬,师兄也是假霸王,因此在那一刻,虞姬的魂便随着那句错唱出的戏词离开了程蝶衣的身体,而真虞姬的离开也终于让生活在亦真亦幻中的程蝶衣失去了精神的依托,使得空留下一具躯壳的程蝶衣在与师兄的这最后一场“霸王别姬”的演出中完成了现实生活中对师兄这个“假霸王”的最终告别,拔剑自刎。这就是对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借用,使整个影片形成一种投射效果,而这种投射效果在观众目睹了片名时就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使电影导演与观众之间达成了一种“照花前后镜,花面相交映”的心照不宣,这种心照不宣就是电影片名带给观众的写意性功效。后来于1999年上映演出的《夜奔》以及2001年由杨凡执导的《游园惊史》都同样采取了以戏曲剧目映射影片故事内容的手法。综上所述,中国电影从产生之初就深受传统戏曲艺术的影响,这不仅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体现了中国特色,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增添了感染力和生命力,更使戏曲自身也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电影论文:先锋派电影介入动画 在传统的电影中植入动画的演绎形式,虽然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至少是凤毛麟角。《迷墙》即是其中之一,这部对后现代主义充满自觉的电影,一上映就迅速风靡了整个世界。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影片主人公平克?弗洛伊德于1966年所组建的一支摇滚乐队的音乐魅力,将观众带入一个全新的MTV的影像时代。另一方面,在《迷墙》中将动画艺术植入真人电影之中与实拍交替并行,这种后现代电影的创新表现风格立刻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下面我们尝试着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解读动画艺术在这部电影中的植入功能。 一、加强渲染恐惧心理及心灵创伤 电影《迷墙》是依据影片主人公精神病态发展程度而先后在影片中植入了五个动画段落以及摇滚歌手平克?弗洛伊德演唱的多首歌曲,我们将依据这五个动画段落及某些歌曲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为参照,对其进行分析、解读。 影片的故事是由摇滚歌手弗洛伊德在旅馆中想象、思考、追问内心的苦闷、忧伤从何而来开始的。影片开始不久,观众便会看到:一群不满现实的青年,冲破铁链紧锁的大门,蜂拥走向街头,向当局造反与警察激烈搏斗的场景。镜头切换,二战期间,安奇奥桥头堡44号阵地上空,战机轰鸣,被烈焰吞噬的战壕火光汹涌,战场上尸横遍野、担架上伤痕累累的士兵、还有满身鲜血的弗洛伊德的父亲画面切换:在公园里徘徊、孤独的小弗洛伊德看到其他的孩子拥有父亲的陪伴十分羡慕,当他试图伸手去拉别的孩子父亲的衣角时,却被冷漠无情地推开。在小教堂中母亲双手合十虔诚地为已故的亡夫祈祷,旁边手持飞机模型的小弗洛伊德试着在空中盘旋飞行。伴随如上场景及低沉、哀怨的吉他旋律,弗洛伊德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追问:“父亲远渡重洋/只留下了记忆和家庭/相册中的照片/父亲,你还留了什么给我/这只是迷墙中的一块砖”。伴着忧怨的歌声,在他的思绪中又恍然出现了如下情景:自家的庭院中,一辆白色的童车,车里睡着襁褓中的小弗洛伊德,旁边躺椅上的母亲双目紧闭,早已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一只黑猫正在专注于不远处一只落在绿草地上的白鸽,黑猫试图捕捉,被惊扰的白鸽跃起飞出庭院,飞向辽阔无际的晴空第一动画段落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时空背景及音乐背景下插入的。 当白鸽飞出庭院,展开双翅在蓝天上奋飞时,突然全身开裂,鲜血四溅,须臾变为一只黑鹰,黑鹰展开双翅,凌空翱翔,继而转身向左平滑变为一只战隼,战隼忽然向下俯冲用铁钩般的双爪从土地上奋力抓起一大块鲜血淋淋的泥土,而后直冲战云滚滚的天空,随着战云消散,战隼幻化为一个巨型怪兽,怪兽圆瞪闪亮的双目瞬间化为一座城堡。紧接着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战机轰鸣作响地划过天空,顷刻大地上一切通通被无情地摧毁。在一片荒凉的大地上倒下一个个骷髅头似的人影,无数面大英帝国的旗帜,破损、散落,既而变为插在地上的无数支醒目的十字架,十字架上布满了鲜血,鲜血流遍了整个大地。整段动画令人心灵震颤、触目惊心。动画所表达的外部符号是显而易见的:白鸽寓意和平、战隼寓意战争、骷髅头象征死亡、十字架象征坟墓。 在这一动画段落中,影片中的一切动画造型都是基于影片主人公弗洛伊德对二次世界大战丧父,内心留下的恐惧心理与创伤而精心设计的外部符号。美国着名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说过:“由于电影只能以空间安排为工作对象所以无法表现思想,因为思想一有了外形,就不再是思想了,电影可以安排外部符号让我们来看,或者让我们听到对话,以引导我们去领会思想”(1)。《迷墙》已是大胆借助于动画艺术这一表现性极强的手段,以最为灵活的表现方式来隐喻、象征那些无法直接展示的思想、概念、心理活动等抽象的东西,从而加强了渲染战争带给人民的恐惧心理及永远无法抚平的心灵创痛,充分展示了弗洛伊德的内心世界,同时让观众清醒地看到:战争如何导致和平生活的远离,那种和谐、宁静的生活一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就是流血、牺牲、死亡及坟场。 二、着力表现内心世界与心灵深处 渴望爱情而结婚,平克?弗洛伊德以为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妻子的温情会抚平他童年亲情缺失的伤痕,但事实并非如此,婚后的乏味生活很快使两个人感情趋于淡漠,当他听到妻子已有外遇,从此心灰意冷,他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深渊。这时他开始不停向母亲追问:“妈妈,你觉得她对我够好吗?/妈妈他会带给我危险吗?”歌声低沉,琴声忧怨。观众从歌声中依稀可见,弗洛伊德的心房在流血,在震颤 第二动画段落开始植入,观众会清晰看到画面中的两朵花,很难说清花名,其中一株为雄性,另一株则为雌性,两条妖花伸张、卷曲、缠绕、绵连,动画的设计者运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对于男女间的情爱,给予了生动的象征、隐喻,这是任何传统电影语言手段都无法做到的。影片虽然没有任何语言上的展示、但留给观众的却是情绪上的骚动与无限的遐思 接下来的动画场景仿佛一场可怕的梦魇。一株小花伸展变形成铁丝网,画面转换,左侧一个小孩猛然跳起变为一个凶残的怪物,高举手中的棍棒将右侧一个骷髅形人头劈头击倒,四溅的鲜血冲击断墙,继而断墙冲毁城堡,城堡的碎片又迅速组成一个怪诞形状。镜头转换,一个粉色木乃伊似形象的人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吼叫着瞬间化为一株怪异的植物,植物卷曲、伸展变形为一支枪,枪口射出一束耀眼的鲜血,随即化为一辆汽车驶出画面。 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场景,只有在人的梦境或患有精神疾患的病人思想中才会出现。导演埃伦?帕克试图以动画怪诞的变形再加上异乎寻常的想象,给人以触目惊心之感。这时,“人们的眼睛彷佛被打开,看到了人的命运被遮盖的景象,而这景象是如此的惊人”(2)。 三、渲染紧张心理及精神病态 妻子外遇,婚姻失败,为了逃避眼前的一切,弗洛伊德躲到一个陌生的小镇上,他开始酗酒试图得到精神上的麻醉,与下流女孩鬼混妄图填补自己肉体上的空虚。然而事与愿违,眼前的一切不能带给他丝毫的精神快乐与慰藉,反而更加剧了他往日的创痛。 在精神遭受严重创伤,病情陷入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他的精神终于分裂了,主人公在深深的昏迷中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医生的抢救下,他痛苦地嚎叫,潜意识中又回到往昔的生活场景:老师手执棍棒满脸怒气,战场上冲天的火光与前赴后继的士兵,镜头转换,画面中,身着戎装,威严冷峻的弗洛伊德身后尾随着一群全副戎装的士兵,他们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行走在大街上,镜头转换为一座宏伟的大厅,大厅内墙上悬挂着数面两只交叉的锤子标识的旗帜(使观众马上会联想到德国纳谇党卫军的旗帜)。飒爽英姿、全副戎装的弗洛伊德身后继拥着一大群士兵,当他健步登上舞台时,立刻赢得台下无数影迷的热烈掌声。伴随弗洛伊德的情绪,场内的呼喊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镜头转换,第四段动画开始植入。一个运用拼贴手段绘制的怪物,从左侧跳入多画面,瞬间变成了一个手执棍棒的人,他用力猛击另一个人的头部,立刻鲜血四溅,接下来的镜头是一群青年学生与警察扭打(实拍)。镜头转切,画面中无数涌动的蛹虫缠绕成一团。镜头转换,画面中一个怪物奋力撕咬着一团鲜血淋淋的肉,画面再次重复拿棍棒打骷髅头的人。镜头转切,画面为一人头猛烈撞击墙的画面。镜片转换,画面中又一只怪物在凶狠地吞食一只羊,在吞咽的过程中,怪物头变形为一个骷髅头。 紧接着的动画画面是一只巨大的血色的拳头变形为两柄锤子。镜头画面在主人公手执高音喇叭的呼唤下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锤子行进在画面之中,锤子队仿佛军人的检阅队列,在画面中反复行进,履声震天、气势雄伟,好像一场残酷的战争即将来临。 四、构筑精神幻觉使情绪形象化 动画第五段落所运用的手段依然是以传统电影实拍技术与动画、音乐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没有一个事件是完整清晰的,我们尝试把它分为几个层次来逐一分析。 首先,从银幕上我们看到医院监管人员的一只手把一扇门打开,展示出动画所表现的场景。在正面全景视角中,中间是打开的门,出现一面森严、高大的墙,墙门左右两边各自摆放着五把锤子。一道明亮的光投射在高墙下面一个微小裸身的男子身上,环境空间与小人形成的反差,给人以极强的压抑感。它象征着影片主人公筑起的坚固的不可逾越的墙。 其次,在一个看似演出的大舞台,影片的主人公弗洛伊德是位着名的摇滚歌手,他平生大部分时间属于舞台生涯,这一设计与主人公有着密切的关联。镜头转换,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胖女人,此刻面对镜子在化妆,姑且算是本场大戏的主要角色,在蓝衣胖女人的导语下,舞台中央瞬间伸出五组蚯蚓似的长虫,蠕动着相互缠绕着如同泉涌般向上延伸,随后幻化成数个凌乱的骷髅,顷刻凝结成一个大口插瓶,瓶内一会儿窜出一只巨大的蛇形蛹虫,随后,蓝衣胖女人走到舞台中央在音乐的旋律中,左右摆动展露出她的大腹便便与丰硕的肥臀,舞姿低劣粗俗,形象丑陋淫秽。 再者,在一堵高墙的背景下,正在上演一出牵线人偶戏,被牵动的人偶扭动着、吼叫着。这场动画演绎了两个情景:一个被牵动的人偶正在旋转着一台绞肉机,并注视着绞肉机里绞出的肉馅;另一个情景是一个硕大的全身裸露的胖女人,手执长棍正在不时地抽打人偶的臀部,人偶却将一个幼小的裸婴提向高空。导演埃伦?帕克试图用动画这种艺术手段把某种情绪形象化,而这种情绪正是源自主人公自身的生活经历。 接下来,这组动画的象征性就更为明显了。字幕打出“我疯了”,画面给出了一个近景素描绘出的骷髅头像,片刻,从骷髅头左边黑色眼眶中飘出一片枫叶,枫叶在空中缓慢飘动,渐渐卷曲幻化成一个没有五官器质的男性裸体,在空中缓慢翻转而后又渐渐变为枫叶,这是一段完全出自精神疾患、心理幻觉而产生的画面,镜头中画面影像舒缓、平静,仿佛主人公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纷扰的万里晴空、充满阳光的理想世界。但现实并非如此,当裸体男子再次从骷髅头像右眼框跃出时,在层峦叠嶂的云层中,他一次次翻转,最后终于冲破了云层,身体失去控制,坠入了黑暗之中。很显然,这组动画象征主人公身临绝境已陷入感情的深渊不能自拔,这是一组具有精神幻觉因素的画面,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展示,也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人们只有在梦中或幻境时才会出现此种状态。 一直以来,先锋派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所谓彼岸世界,即无意识的世界;人只有在梦境和幻境展示的世界面前,才能摆脱一切束缚和约束,才能最真诚地显示出人的纯真面目。”(3)于是,他们把“挖掘新的心灵世界,将机运、疯狂、梦幻、错觉偶然灵感或无意识的本能等所提供的下意识主题,用形状表现出来。用纯真的心理动力,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去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4)视作他们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迷墙》的导演埃伦?帕克正是以这种艺术标准为准则,将《迷墙》中那些无法用传统电影手段所表现的精神概念、思维逻辑,用动画作为表现思维的形象手段,这种特殊的手段方式在银幕上为我们所呈现的是一个令人震撼、充满惊惧、令人遐思的悲剧式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动画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在真人电影中的植入所表现出的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 电影论文:电影小品练习：磨刀不误砍柴功 北京电影学院编剧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编剧的时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学习写作大的剧本的。因为一个能够拍摄90到100分钟影片的剧本是个很庞大的工程，人物多，情节线索交织，事件过程复杂，因此结构也必然复杂。初学编剧的同学尚不具备驾驿它的经验，如果从它开始，就常常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比如，剧中的某个人物性格构思还可取，但另外一些剧中人物却缺乏个性；一条情节线索尚构思不错，但当它与其它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却一团混乱；顾及了高潮，却忽略了足够的铺垫；故事本身满有戏剧性，但由于结构安排失当，写出来却拖泥带水显得很枯燥…… 所以，初学编剧的学生最开始学习的是电影小品的构思和写作。在第一学年里，他们每个人都要完成10个小品的创作。每个小品只有三、四千字，如果拍摄出来，大概也只有10到20分钟的长度。然而我们知道，一部完整的电影虽然有100分钟左右的长度，但如果将它的结构作一下划分就会发现它依然是由一个个叙事段落组成的，每一个段落就是电影的所谓“一场戏”。而我们所作的电影小品练习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剧本中“一场戏”的长度。学会了写小的，大的也就比较容易掌握了。这样的做法反而比较扎实，比急于求成地盲目上马大剧本能够更快地掌握电影剧本创作的规律。今天我就根据自己近二十年来的教学实践，给初学电影剧本写作的朋友们简单地介绍一下电影剧作小品创作的要领，希望对大家能有一些直接的帮助。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电影小品： 电影小品《妞妞》 一、胡同 外 日 这是一条典型的北京小胡同，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胡同里还不似今天这样杂乱，秋日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到胡同里那株老槐树的树冠上，本来已经变黄的树叶便象染上了一头金发。 俯拍的大全景，灰色的屋顶错落有置。传来阵阵的鸽哨声和女娃娃们的儿歌声---- “小汽车，嘀嘀嘀， 里边坐着， 挂红旗， 气得美帝干着急。” 镜头顺着老槐树的树梢摇下，摇出一伙在树下游戏的小孩子们。女孩子在起劲地跳着皮筋，男孩在一边撅着屁股扇洋画。 妞妞的皮筋跳得真好，圆圆的脸跳得红扑扑的，两个羊角小辫上下跃动着。 画外传来呼唤声∶“妞妞！” 妞妞管自跳着，唱着。 画外∶“妞妞，快回家！” 妞妞还是跳着。 在妞妞不远的一侧，她家的院门前，妞妞妈妈朝跳皮筋的女儿喊着。 妞妞妈∶妞妞乖，快回家看看小姑穿上新娘子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妞妞跳坏了，生气地跺着脚。 妞妞∶人家就再玩一会儿嘛！(转身对伙伴们喊)刚才不算！刚才是我妈捣乱！ 妞妞妈∶看你把衣服弄脏我怎么收拾你！ 她无奈地回转身走进院子。 二、妞妞小姑的闺房内 日 一张年轻女孩的脸，化过妆，梳过头，头上还有朵鲜红的绒线花。她是妞妞的小姑，此刻正一个人坐在炕沿上发呆。从她的神情，看不出一点点新婚的喜悦。 屋里很静，听得到远远的妞妞他们的嘻闹声…… 三、大门外的胡同 妞妞他们仍然开心地玩着。 这时远出传来了小贩的吆喝声∶“换小泥人啦——换小公鸡兔爷啦——” 胡同那端，一个挑着担子的小贩向这边走来。孩子们立刻欢叫着迎了上去。 四、泥人担子前 孩子们跑过来，把担子围住。 担子上泥人的特写——花公鸡、摇头晃脑的媒婆、胖胖的泥娃娃…… 小贩是个头戴小圆帽的老汉，他对孩子们叫着∶“不许乱动！摔坏喽！” 妞妞看着面前的花公鸡，眼睛瞪得溜圆。 一个男孩∶(指着花公鸡)这个拿什么换? 小贩∶十个牙膏皮！ 男孩∶十个！ 孩子们向各家跑去了。 妞妞也向自己家跑去。 五、堂屋内 妞妞妈和妞妞奶奶在看小姑的嫁妆。 妞妞妈∶妈，您老就放心叭。您看这衣裳够多体面，这被面可是真正的瑞福祥的缎子哩！ 妞妞奶奶∶嫁这老疙瘩，不能让人家笑话。 这时妞妞急火火地从外边冲进来，一撩帘进了里屋。 妞妞妈∶妞妞，你疯跑什么? 六、里屋 小姑看见妞妞进来，眼睛亮了。 小姑∶妞！ 妞妞∶小姑好漂亮呀！象仙女一样！ 小姑∶妞，过来，小姨教你玩花绷子。 妞妞∶(犹豫)我还有事哩，等会儿好不好? 妞妞拉开抽屉乱翻，又把八仙桌上的胆瓶里的东西倒在桌上，可那里除了破梳子和一些头发卡子之类的小物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小姑∶妞，你翻什么? 妞妞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小姑小声∶“嘘----” 她一撅屁股，爬到了床底下，只把个小屁股露在外边。 七、泥人担子边 孩子们拿着各种各样从家里找来的小东西围着老汉叫唤着。 “这着行不行?” “我这个能换什么呀?” 老汉从一个男孩的手里拿过一个空牙膏皮看了看，给了他一个小泥哨。男孩高兴地吹着，跑了！ “我也要！我也要！” 孩子们吵着，伸出一张张小手。 妞妞跑来，挤近了担子。她的手里举着一把黄灿灿的大铜锁。 妞妞∶我要大公鸡！ 老汉拿过铜锁细看了一回。 老汉∶你拿这个跟家里人说了没有? 妞妞∶说了！ 老汉把大公鸡给了妞妞。 妞妞一把抢过大公鸡就跑。 妞妞把大公鸡的屁股对着嘴用力地吹，那鸡立刻发出“喔喔”的叫声。 八、妞妞家院子里 妞妞跑进了院门，呜呜地吹着公鸡。 九、堂屋内 妞妞吹着大公鸡跑进来。 妞妞妈∶妞妞，这东西哪儿来的? 妞妞一愣，看着妈妈，她的嘴边都是大公鸡染上的红绿颜色。 妈妈一把把公鸡抢过去，妞妞吓得“哇”一声哭了。妈妈一下子拉着妞妞就向外走。 十、大门 妞妞被妈妈强拉着出了大门。 妞妞∶(哭喊)我要大公鸡！ 十一、泥人担子旁 妞妞妈拉着妞妞向老汉冲过来。 妞妞妈∶她拿什么换的这个? 老汉看了妞妞一眼。 妞妞不哭了，怯怯地看着老汉。 老汉拿出了那个锁头。 妞妞妈一把抢过了锁头。 妞妞妈∶啊?一把铜锁就换你个这呀！(把公鸡向小贩的担子上一敦)你这不是骗人吗?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骗小孩呀，你亏心不亏心呀！ 老汉看着妞妞，眼神里是抱怨。 妞妞不敢看他的眼睛。 妞妞妈拉着妞妞边斥责着老汉，走了。 妞妞回头看。 老头可怜巴巴地低着头…… 十二、小姑屋里 妞妞趴在床上哭。 小姑∶好啦，妞妞不哭，以后小姑给妞买。 妞妞∶小姑嫁人了就不回来和我玩了。 小姑∶谁说的?小姑才不嫁人哩！ 妞妞∶骗人！ 小姑∶谁骗人谁是小狗。(挑起花绷子来)来小姑教你挑个新花样。 妞妞∶(哭)我要大公鸡！ 十三、胡同的全景 俯 天色向晚，屋顶罩上了炊烟。 十四、胡同里 傍晚 老汉的担子。上面的泥人已经不多了。 老汉默默地收拾起东西，准备走。他觉察到什么，抬起头来看—— 大槐树后面露出了妞妞的小脑袋瓜，虽然只是一闪。 老汉嘴角动了动，挑起了担子，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朝妞妞那里招了招手。 妞妞探出小脑袋，看着。 老汉又朝他招招手。 妞妞抿着嘴不肯从大树后面出来。 老汉拿出那个花公鸡，向妞妞晃着。 妞妞还是不动。 老汉把公鸡放在地上，离开了。 妞妞看着老汉消失在胡同的尽头。 那公鸡正静静地摆在当街地上…… 十五、堂屋内 傍晚 妞妞进来，她的衣襟下鼓着，里边当然是那只泥公鸡。 她把公鸡拿 出来，藏在屋子的角落里。十六、同上一景 夜 电灯亮着。 一家人在灯下吃着晚饭。 妞妞奶奶向小姑碗里夹菜。 奶奶∶多吃点，过了门就得给人家做饭了。 小姑满脸的不高兴。 妞妞很香地吃着。 妞妞∶奶奶小姑不想结婚。 妞妞妈∶又胡说。 妞妞∶我才没胡说呢，是不是小姑? 小姑对妞妞笑了笑。 妞妞却说∶小姑真傻，妞妞就想结婚！ “哟！”满屋的人全笑了。 妞妞妈∶真没羞！ 妞妞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妞妞∶结婚多好呀，能穿新衣服。 小姑笑着问∶可妞想嫁给谁呢? 妞妞∶(坚定地)嫁给卖泥人的！ 全家人又是一阵喷饭大笑。 十七、胡同 夜 黑黑的胡同里传出妞妞家的笑声。 老槐树在晚风中摇曳…… 这是一个规模比较标准的电影小品，我们现在根据它来看一看电影小品的特征和创作时所要注意的地方： 1、电影小品要突出一个“小”字，不能洋洋万言，所以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内容不能多。通常，情节围绕着一个小小的事件展开就够了。例如《妞妞》就是紧紧地围绕着妞妞用铜锁换泥人这个小小的事件展开的。不少初学写作的朋友常常会把小品的构思搞得过于庞杂。例如有个朋友构思的是一对男女青年从相识到结婚再到分手的故事，这样的内容足够写出一部完整的电影剧本了，硬将它塞在10来分钟的小品里表现肯定是做不到的。相反，象《妞妞》这样的一件小事，讲起来比较从容，就有足够的篇幅来描写细节，塑造人物性格。这个小品中的妞妞性格鲜活可爱，与笔墨集中就有很大的关系。情节集中当然和人物集中有直接的关系。通常，我们应该将笔墨集中在一两个人物身上。例如《妞妞》就集中描写了妞妞和卖泥人的老汉。其他人物都是一笔带过的次要人物或作为环境背景出现的人物了。 2、电影小品篇幅小，所能承载的主题思想有限，不可能将过于复杂的思想内涵交给一个短短的小品来完成。那样的做法只能造成什么都想说却什么也没说清楚的结果，弄不好，容易出现令人反感的说教气或故作高深的感觉。《妞妞》并没有很多的思想，但追求了情调和趣味。我们看过之后能感觉出一种质朴的老北京味儿，它象一首具有怀旧感的小诗，体验到一种温馨人际关系。一个小品，写出一件事情并不难，但写出点情调和趣味却不太容易。 3、电影小品创作应该努力塑造人物鲜活的性格。我们知道，创作一个完整的大剧本最最重要和最最困难的就是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小品虽小，却也能向一幅小小的速写画一样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老舍先生是个塑造人物性格的大师，他有一个非凡的本领就是能在了了数笔之间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例如《茶馆》中那个松二爷，在全剧本中老舍先生只给了他400来个字的台词，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性格印象。这就是功力！如果我们也想有这样的本事，就得在做小品练习的时候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妞妞》中，妞妞天真活泼又有几分淘气的性格表现得很突出，而这些性格又都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揭示出来的。在我们当老师的看来，一个学生会生动地刻划人物性格比他拥有一肚子“深刻的”思想重要得多。因为任何深刻的思想在电影中都只能通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体现，如果你不会刻划性格，也就必然不会表达思想了。 4、要用电影的方式写作，文字描述的应该是你电影思维的结果。有经验的人不难看出，《妞妞》是个很有电影思维水准的小品。它里面的所有文字都能通过视听造型体现出来，文字很有镜头感，场景的衔接也有蒙太奇经验。例如，在第十四和第十五场之间，作者省略了妞妞走过去从地上拿起老汉留给她的泥公鸡的过程却突出了她藏泥公鸡的细节。而第十七场将第十六场中快乐的气氛延伸作一种优美抒情的诗意。很多初学的朋友常常对“如何写得更象一个电影剧本”感到为难和无从下手。当然，电影思维的经验是慢慢建立的，但也并非那样神秘。您最初可以作这样一些事情来提高您电影思维的水准：比如找一些电影剧本来读，看看人家是如何用文字表现视听造型的。不要害怕“照葫芦画瓢”，最初，哪怕模仿一下人家的行文格式也是好的。也可以找来一部影片，从中间选择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用电影剧本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然后对照原剧本看看有哪些差异。总之，只有坚持实践，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就会不断进步。 5、在电影小品的练习中，可以在视听方面有不同的侧重。比如，用一些小品练习视觉造型的能力，而用另外一些小品来练习人物对话。我以为，最开始还是应该先训练自己的视觉表现能力。尽可能通过人物动作和其他视觉造型因素来讲述故事，而尽量减少对话。《妞妞》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品，其中对话的数量并不多。要知道，对话是一个十分难以掌握的手段，如果一开始就将对话作为自己的主要叙事手段，常常会阻碍视觉手段的发挥。当然，写一些小品来专门对话也是必要的，但我们不妨将它放在靠后一点的时候。在《妞妞》中，作者注意到了环境造型的重要性，无论胡同还是天空的鸽哨都给故事带来了一种浓郁的北京味道。核心道具泥公鸡也很有民间特色，都是构成作品风格不可缺少的因素。看了《妞妞》您一定也会发现，电影小品和戏剧小品有一点很不同：戏剧小品通常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场景中，而电影小品却可以而且经常是多场景的。尽管您不能也没必要设过多的场景，但有场景更换却能锻炼您的蒙太奇思维能力，因为在场面转换中省略不必要的中间过程是电影时空的重要特性，是一个电影编剧必须掌握的。 小品最重要的是构思，第二步才是用文字把它表述成剧本。一个好的构思固然不一定能写成一个好的电影小品，那中间确实还有个写作功力的问题，但一个构思很糟糕的小品，无论你有多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创作不成好的作品。我常常看到学生在学习小品写作之初易犯过于着急的毛病，他们常常不在构思上下功夫，却草草地编上一个毛病很多的故事就急急忙忙开始写作了，其结果是将宝贵的时间全都浪费在写字上，很是得不偿失。所以，电影小品创作的首要环节是少写多想，通常，在一个题目下构思出五个到十个故事来，然后再从中选出自己最最得意的那一个写出来。 通常，我们是由命题小品逐渐过渡到自由命题小品的。所谓命题小品，大概就象学习作文那样，先有个规定好的题目，如后再根据这个题目展开构思。例如，我的学生常常会面对这样一些题目：《朋友》、《他与她》、《告别》、《相逢》、《失落》、《报复》、《伞》、《灯》、《照片》、《信》、《帽子》……所谓自由命题小品，就是您自己决定小品的题目，而这些题目常常是先创作出一个小品然后再为它设个题目。例如《妞妞》这个小品就是先有的小品后有的题目。您会发现，其实找到一个有趣的题目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在这个题目下写出有情趣的内容来。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很有趣的电影小品构思： 《朋友》 拿到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不要急忙写作，而是要分析一下题目。很多人一看到“朋友”二字，就很自然地联想到男女朋友，然后就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打转转。其实，“朋友”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比如说，一老一少之间、两个残疾人之间、一个阔佬和一个电梯工之间……都可以是朋友。您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观察来选择一对独特的朋友来展开构思。比方说，在某个人和某种动物之间能不能成为朋友呢？请看下面这个构思： 阿弟6岁，刚上小学。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他叫作“黑子”的大公鸡。这只鳮是他从小鸡崽养大的。阿弟每天一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召唤他的“黑子”，然后把放学路上捉到的虫子喂给它吃。然而，这鸡却给大人带来了麻烦。因为虽然他们家住在北京的大杂院里，但那里也有“八不养”的规定。更何况天一麻麻亮黑子就叫，吵得邻居们睡不好觉。所以，那一天阿弟的妈妈就同阿弟商量，要把黑子宰了。阿弟一听就哭叫起来，抱起黑子就跑。可他哪里扭得过大人？再说抱着黑子也不能上学呀！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家里的菜刀藏起来！这样妈妈就没办法杀鸡了！阿弟把刀放在书包里，带到了 学校。放学回到家后妈妈已经把饭做好了，阿弟吃得特别香。饭后，他四处找寻黑子却不见踪影，他这才知道，刚才他吃的那菜就是用黑子的肉炒的。阿弟“哇”地躺在地上大哭。从此不肯再吃鸡，连过去他最最喜欢光顾的肯德鸡大门也不肯进了……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构思： 这个单亲家庭里只有爸爸他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可儿子不知道什么心理原因，任何心里话都不肯对爸爸说。爸爸用尽了办法也一无效果，他因此很伤心。但是一天，儿子突然在学校里接到了一封奇怪的来信，写信的人叫“波波夫”，是他最爱的卡通人。那“波波夫”似乎很同情这个没有妈妈的孩子，甚至很知道他内心的苦恼和秘密。儿子开始和“波波夫”通信，他和从没见过面的“波波夫”成了好朋友。他把自己最最隐秘的事情对“波波夫”说，而“波波夫”总是在回信中乐呵呵地给他出主意。由于“波波夫”的指点，他开始理解自己的爸爸，这使爸爸非常惊讶。儿子甚至成了爸爸的好朋友。可是儿子生日的那天，他却有点伤心，因为他无法把蛋糕送给他最好的朋友“波波夫”吃。爸爸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爸爸病了，住进了医院。孩子在爸爸的抽屉里翻出了很多“波波夫”给他写信时用的那种带有卡通形象的彩色信纸。儿子立刻明白了！在医院里，他抱着自己的爸爸感动地说：“你这个坏爸爸！我其实早就知道‘波波夫’就是你呀！”再后来，爸爸的病好了，可儿子却总叫他作“波波夫”了。 您看，尽管这个小品构思规模大了些（估计要充分展开这个故事怎么也得30分钟胶片），但很有点动人的温情。而且它的内涵也比较丰富，它告诉我们，即使在父子之间若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真需要下点功夫。 《灯》 这个题目本身有一个核心道具，那就是灯。有经验的朋友一定会感觉到这个题目很利于电影小品的构思。因为灯是一件很利于进行视觉造型的道具，灯光具有很浪漫的色彩。在电影作品中人们经常会在灯光上作文章。再说，即便是灯，也还有汽车灯、路灯、手电灯、灯笼、油灯……各种各样的灯。这些灯用在不同的情境里就会出现不同的故事。电影小品构思本身就有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开发作者的想象力和富有个性的创造思维！其实，灯这个道具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个道具揭示出人物的性格、他的内心活动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请看下面这个小品： 一个十分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每天一到傍晚十分，无论遇到多么“甜”的活他也不再拉了，而是急急忙忙地开车回家。他家里只有个老奶奶，不管有人没人总是在唠叨着。可司机已经习惯于听她唠叨，就好象没听见一样。小伙子径直穿过门厅，进到自己的屋里，就在窗前等待着。不久，路灯亮了，就会有个漂亮的女孩出现在路灯下静静地看书。他用望远镜看她，那是夏季，她穿着白色的裙子，就象悄然开放在他家窗外的一朵玉兰花…… 再一天，路灯坏了。这可急坏了小伙子，他顾不上出车，整整一天都在找人来修理路灯，可家委会推供电局，供电局又推街道……眼瞅着太阳已经偏西还是没人来解决。小伙子决定再也不等了，他自己找来灯泡，艰难地爬上高高的电线杆。可是就在他把电灯安好以后，自己却一个不留神摔落下来。 小伙子的腿打上了石膏，但当他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还是在华灯初上的时候等待那女孩出现。那天，女孩又来了，还是那样恬静地在路灯下看书。小伙子很入神地看着，是他的灯光为女孩子着凉了书本，他很高兴。但就在这时候，一个男孩出现在他的望远镜里！那男孩很亲热地与女孩拥抱……他看傻了，片刻，他拉动了窗帘绳，窗帘便象舞台幕布一样渐渐地合拢了起来…… 这个小品有点戏剧性。它围绕着一个路灯描写了一个小伙子暗恋一位陌生女孩，但最终失败了的故事。构思很集中，过程也很有趣，最重要的是灯光的运用很有创意。这盏灯似乎成了小伙子心灵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出小伙子的性格特点来，他肯定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说话不多，唠唠叨叨的老奶奶不仅仅是个家庭环境中必须有的人物成员，也反衬了小伙子的寡言少语的性格。看来他的性格在感情表达和人际交流方面有一定的困难，但他木讷的性格下面却有着一种对情感的渴望和执着。这个故事有一种温馨浪漫的气息，象一首具有幽默感的抒情小诗。小伙子最后拉上窗帘的动作设计得也很有创造性，这时也许我们看不到小伙子，只看到了两扇窗帘在缓缓地向中间合拢，但窗帘的节奏却使我们看到了小伙子失望的和恋恋不舍的心情，甚至能体验到他与世无争的温柔性格。窗帘关闭的状态很象舞台徐徐拉上的大幕，它在那对青年拥抱的“表演”中合拢，很具有幽默感。您看，这个小品也没把过多的思想内含看得那么重要，但它很有味道，不是吗？我们国家的教育，有过很左的时代，总企图给人们以抽象的道德教化。可是我们的教育中间却缺少对美的能力的教育，缺少对人情表达和体验的教育，缺少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训练。这样的情况也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电影创作。我们的很多影片太象一本正经的教师爷，承载了太多的哲学，然而却缺乏机智幽默和微妙的人情。在创作小品的时候，有意地放弃思想说教，有意地追求情趣，将对一个初学者有很大的好处。 《信》 这样的题目构思是很困难的。大家知道，电影讲究的是造型，而如果一封信文字太长，就没有办法有镜头拍摄出来给观众看。在看初学者作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作者根本不考虑最后画面如何表现，就将大段的书信文字写满一页纸，并规定用特写来表现。试想，如果这样多的文字都用镜头拍摄下来观众需要读多长时间呀？当然，有的朋友在这时候会用画外音的形式把信读给观众听。这是个可行的办法，但也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那个作品的风格是否允许使用画外音，一般说来画外音具有主观色彩，不适合在纪实性较强的剧作中运用；另外，在使用画外音的时候很多初学者常常不构思与那画外音同时出现的画面内容。比如画外音在读信，而画面上微妙看到却依然是那信的特写，这时的画面就没有了任何存在价值，因为它没给观众提供任何信息。这时作者应该采取的是声画蒙太奇的方式，使画面内容与声音成对位关系。例如下面这个小品就有很好的构思： 这个小品的作者是个上海籍的学生，作品的特点是分为天南地北两个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动作交叉起来进行叙事的。一个场景是在上海一户普通家庭的卧室里，天色已晚，万籁俱寂，屋子里亮着一盏橙黄色的台灯，一个母亲在指挥着她上小学的儿子给远方的父亲写信 ；另一个场景却是在遥远的西藏高原，那里也是深夜了，但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在一个兵站里，战士们已经睡熟，只有军营静静地站立在大雪中。前一景中那孩子的爸爸就是这个运输连中的连长。孩子的妈妈不是不会写信，因为当孩子写不出字来的时候她总是告诉他怎么写，她是因为上次去部队探亲的时候与丈夫闹了别扭，不好意思给丈夫写信，便借着孩子的口气。例如她对孩子口述道：“亲爱的爸爸，上次妈妈回到家以后很伤心，我看得出妈妈很后悔和你吵架，她天天在盼着有信来……”后来我们知道，那次闹别扭的原因是妻子希望丈夫能早点复原回家。 当妻子的声音还在继续的时候，画面却切到了高原，集合号响了，丈夫集合了战士紧急出车执行人物。大雪纷纷，丈夫象老妈妈一样检查每个战士的行装，这时我们始终听到的是妻子指挥孩子写信的画外音。 镜头再次回到那个上海的家庭，妻子还在借孩子的口述说着对丈夫的思念，她说：“你对爸爸说说老师是怎么表扬你的吧。” 当画面再次切到西藏高原的时候，军车已经开出了军营，迤逦行驶在崎岖的上路上。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妻子的画外音。 就这样，妻子说了很多，镜头也一次次地切到高原。妻子期待着丈夫能早日回家，象别的家庭一样，周末的时候全家一起上游乐园，带孩子去吃汉堡包。可是画面上我们看到的确实汽车在风雪之中走不动的情况。到故事结束的时候，丈夫的汽车翻到了深深的陡坡下面，很多战士向下面跑去……而这时，妻子也指挥着孩子把信写好了，他们把信贴上，就上床幸福地关上灯，睡觉了…… 这个构思是相当有特色的。本来，一个妻子给丈夫写信也许没有什么。但是当作者采取了两个空间的两个动作平行表现的时候就出现了感人的诗情画意。上海那家人的台灯造成了温柔的暖色调，与西藏高原的青蓝色的雪夜的冷色调形成了对比。当画外音落在高原雪夜的画面上的时候，我们更加感觉到了丈夫默默的奉献精神的可贵。使本来很严肃的歌颂主题有了一层自然质朴的人情味。整个作品就象是一首轻声吟唱的摇篮曲，其中蕴含的深情让人信筒…… 可见，对于电影小品构思说来，找到一个好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电影修养和经验，在这一方面要想有所创造也是很困难的。 今天，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电影小品构思一些基本规律。我的教学经验告诉我，对于初学的作者说来，“磨刀不误砍柴功”这话是个真理。小品练习是个“磨刀”的过程，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地找些题目来作小品训练。有趣的是，这样的活动不仅活跃了我的思维，而且积累起来的小品有的时候会成为我后来创作大剧本的一个部分。您如果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就拿起笔来试试看吧。 电影论文:新媒体对电影新时代的实用性 电影趋于“草根化”、“非专业”和“融合”化。这其实从中国导演“第六代”后的代系终结就可以看出端倪。越来越多的“非专业”的音乐人、作家、文化人、媒体人和商人已经开始涉足电影从剧本创意、制片制作、宣传发行甚至院线和影院的各个环节。这一现象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电影艺术最难之处在于其综合性,是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功底的大融合,从这个角度说电影在各个艺术门类中确实是最难的;但是同时电影也是最容易涉足的艺术。以导演为例,即便是没有在电影学院待过一天的人,花上几个月的功夫也能学会全部的实用知识,如果他再有机会跟一个经验老道的导演在摄影棚摸爬滚打,不出半年足以了解这神秘光环下的一整套“技能”,进而独立门户执导长片了。而后,唯一的“门槛”恐怕就是资金了,当一个电影市场每年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长而房地产和金融等其他行业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时候,这唯一的门槛也几乎可以忽略。渴望在电影产业分一杯羹的“热钱”完全可以雇佣最专业的团队和设备(而且数字化技术已经大幅降低了摄影器材和胶片及洗印的成本)。于是,我们看到了高晓松的《大武生》,看到了郭敬明的《小时代》,看到了“小燕子”赵薇的《致青春》,而为新媒体“定制”的“小电影”、“微电影”、“短片”更是比比皆是电影更趋于“个性化”。随着新媒体的应运而生,2000年兴起的博客(Blog)、2007至2009年兴起的微博(MicroBlog,国外是Twitter)、2011年腾讯针对智能终端研发的微信,已经开始让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成为可能。这恐怕是“第六代”导演对传统的怀疑、审视和个性化批判视角的进一步延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表达自己哪怕是不被多数人接受的观点,因为他们的宣言是:“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我在与我的同类对话!”电影更趋于“个体传播化”。新媒体让这些更有个人观点的作品能够很快的在一定的群体中精准的传播,这恐怕也是以往任何宣传都做不到的事情。 1新格局与新问题 新媒体时代到来,而传统媒体或坚守、或彷徨、或融合的背景下,这个信息化时代也如同整个大时代一样:新旧共生、新旧交叉。这个世界变得更多元,也更复杂,电影也同样,其水准和风格也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随之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整体艺术质量下降并引发观众审美的媚俗化;短时间内艺术水平参差不齐;更专注于个人诉求和个体表达而缺乏理性思考和大局观念;传播迅速、虚实难辨,甚至有引发社会负面作用的风险等等。 2解决办法 首先应该有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和包容自信的心态。新媒体的发展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也是不可逆的趋势,而电影本身也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大环境下,信息社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多元和融合,新旧模式交叉共生,电影所面临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所以就更应该抱有宽容和自信的心态去相互融合,共同促进和发展。法制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保证。通过法制的健全和细化,能让创作电影的人们的权利得以保证,能让投资和拍摄电影的过程控制在一定风险之内,能让市场的交易更加公平,能够让观众的消费更加安全,更重要的是能让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以及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依据诚信和互利的原则去生产、交易、消费和分享。市场化和产业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壮大的保证。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12年底,我国银幕总数从2002年的1845块迅速激增到13118块,2012年一年新增银幕3832块,平均每天10.5块银幕;到2013年上半年,我国共有银幕1.5万块,仅次于美国3.89万块位居世界第二;但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平均20万人拥有1块银幕,而美国平均9000人拥有一块银幕。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近年的电影票房能以不低于30%的速度连续增长:庞大的需求造就了市场,激增的银幕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影片仍然无法满足这个饥渴的市场。但同时另一个怪现象也出来了:影片在影院里“存活”的周期越来越短;投资来源越来越多样,但回报渠道仍然很单一(90%以上的回报依靠电影票房的产出),这就使得电影市场陷入了一个高风险产业的瓶颈。就目前可预测到的,解决这个瓶颈的“良方”之一恐怕就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于是我们看到了“乐视”影业的新媒体与电影捆绑的模式(其实无异于“索尼/时代华纳、NBC环球/维康公司的模式),也看到了优酷和搜狐视频等视频终端为电影提供了更多的电影院以外的观看渠道,当然还有电影网(隶属于电影频道)的电影资源授权模式鼓励互相促进、相互竞争和优胜劣汰。在一个新旧共生、交叉、多元的时代里,互相刺激和促进、竞争和合作都是必然的,只有经过大浪淘沙才有可能见到金子的光芒。比如我在前面提到新媒体会引发电影形态变化,随之会引发出的一些问题,这其实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转机和宝贵的活力:在电影越来越“小”之后会酝酿出更多的“大”;在越来越多“草根”和“非专业”人士的长时间积累后会磨练出更多的“精品”和“经典”;而新媒体的价值正是创造了机会和空间,让更多的人可以开始加入电影人的行列,也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渠道分享这些成果。总而言之,无论接受与否,新媒体时代到了我们眼前!电影的传播方式在变,看电影的人在变,电影形态也变,引发的问题同时也是机遇,因为再多的问题也不能阻挡新旧融合、新旧换代的大趋势,我们只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包容、自信的心态去积极的面临挑战解决问题,一定能使新媒体真的造就电影的“新时代”! 电影论文:浅论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一、“微电影”的积极作用 1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 如今是一个释放和表达的时代。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如电影梦。这个梦想在过去对很多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微电影”制作的低门槛让更多有电影梦的草根阶层加入到了“微电影”的制作中,让他们通过“微电影”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如成立于27年的中国最大的草根电影剧组——“成都草根剧组”,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他们拍摄的45分钟的微电影《别摸我》成为国内第一部进入院线上映的草根电影。很多专业学生也是通过“微电影”走上了自己的电影之路,如北京电影学院的张思庆。他的毕业作品——3分钟的“微电影”《拾荒少年》,在2012年获得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短片奖。他认为拍摄“微电影”相对来说不需要太多的成本、不需要到影院上映,是专业学生练手的极好方式。 2提供娱乐的空间 “微电影”符合大众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和短暂的休闲娱乐的需求,为人们放松心情提供了娱乐的空间。娱乐“微电影”多采用恶搞、戏仿的方式。这方面的首创应该算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此后《春运帝国》、《绿领巾的故事》等也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此类“微电影”追求的是一种“娱乐精神”,创作者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了娱人娱己并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在“微电影”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创作者和收看者都会获得娱乐上的快感。如2011年网上一段宿舍版《新闻联播》,引起了众多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这段视频根据CCTV《新闻联播》的板块模式改编,视频中公寓电视台的主播逼真地模仿中央电视台的主播,认真地播报有关宿舍的搞笑新闻,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达到了娱人娱己的效果。 二、“微电影”的消极效应 “微电影”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 1容易引起“三观”误导 一些“微电影”中出现了追求高消费等不良生活的现象,这有可能会对受众的消费观带来不利影响,有可能让他们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还有一些“微电影”作品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制作了一些不利于受众健康成长的内容,传递了一些负面的道德观。以《青春期》系列“微电影”为例,影片中展示了很多负面的情节,充斥着很多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影响力,可能会使青少年形成错误的“三观”。当年的《古惑仔》,有很多青少年正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效仿其中的内容才成了“不可救药”的一代,如前些年发生在天津市的“少年砍刀帮”一案。还有一些“微电影”由于忽视了自身内容的考虑,可能会无意中产生一定的负面社会效应。如2011年热播的“微电影”《红领巾》被认为“真实并讽刺”,而当我们冷静下来认真思考时就会发现该“微电影”中也存在一些对当前教育的扭曲展示,无形中会给观看此片的青少年受众传递一些负面的价值观,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2容易造成文化快餐化 社会竞争激烈的今天需要“微电影”这样一种快速、有效的放松方式。“微电影”为人们放松心情、减轻压力提供了娱乐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所附带的快餐文化存在的问题。“快餐文化”是指人们追求通俗,短期流行的,不注重积累和内在文化内涵的文化潮流现象。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很难有大块时间去做一件事情,人们日渐进入一种快餐式的生活状态。快节奏的生活让原本有限的空闲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微电影”正好在时间上、空间上符合人们“碎片化”的需求,但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微电影”一般难以深入地表达深刻的道理,这种“浅尝辄止”的快餐文化可能不会对受众产生深入、有效的影响,不会引起受众深入的思考,不良快餐文化泛滥还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可能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众心中的影响力。 3容易造成内容“三俗”化 传统电影从制作到播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而“微电影”不需要经过这些审核,所以“微电影”相对于传统电影来说进入门槛要低得多。2012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也只是规定“谁播谁审”。而“微电影”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视频网站,“微电影”的评判主要由“点击率”说了算,所以一些视频网站为了应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吸引更多受众的眼球,提高“点击率”,可能会允许一些低级趣味的“微电影”在网上传播,从而导致很多“微电影”作品格调低下,在内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三俗”化倾向。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必然会给整个网络世界和“微电影”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经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所以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多管齐下,对“微电影”进行正确规制和引导,从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更多地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效应。 1政治手段: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 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第十八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因此对于处于网络亚文化的“微电影”我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引导,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原则。一方面,我们要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姿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微电影”的存在并引导其发展,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人们娱乐、宣泄、表达的平台,成为各种“大电影”的有益补充,成为文化多样性的有益尝试。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具有反叛、解构的特点,对主流文化是一种挑战,所以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用主流意识形态占领舆论阵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微电影”作品,“唱响网上主旋律”,使“微电影”永远传递正能量,传递爱与希望,如“美好212”等系列“微电影”作品。 2经济手段: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 现在的“微电影”作品层出不穷,但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不是很多。“微电影”作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具有很强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很好的新兴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所以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重视“微电影”这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如举办“微电影”大赛,培育“微电影”人才,以多种形式和手段丰富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另一方面,对于广告类的商业“微电影”也要加以正确引导。除了发挥广告对品牌的宣传作用以外,最好加上一些反映品牌生命力、活力等向上的、对青少年有更多积极影响的内容。广告类“微电影”除了吸引青少年眼球,增加对品牌的购买以外,更应在增强青少年乐观向上的人生追求方面起导向作用。 3文化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指导 目前“微电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滥趋势,品质参差不齐,恶搞严重,这也是众多被调查者反应的问题,所以为了保证“微电影”产业可以持续的繁荣发展下去,犹如电影一样,“微电影”还需要广大电影工作者与电影理论家的指导,从而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样它才能成为互联网生活中一种有效的影视艺术的传播载体。中央电视台开办的付费电视频道《第一剧场》开设了一档周播栏目《微影天地》。栏目组希望能通过此栏目解读、宣传、推广有艺术品位的、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从而引导“微电影”市场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为进一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展现当代大学生文化追求与创作才华,教育部思政司等指导,文汇报、人民网等主办了“最美中国”全国大学生摄影及微电影创作大赛。通过正确的指导,这次“微电影”大赛中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微电影”作品,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了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4法律手段:制定准入机制、加大审核力度 “微电影”主要通过新媒体平台播出,所以会遇到网络等新媒体都会遇到的问题。网络的匿名性和低门槛性使网络的内容鱼龙混杂,如不加大审核力度,就会使那些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甚至充满血腥、暴力的“微电影”作品流入网络,对网络环境和“微电影”受众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微电影”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国内还没有具体翔实的法律法规保障“微电影”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首要行动是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管理,确保“微电影”向着符合政府需要、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通知》指出:“对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一律先审后播”。这大大地净化了网络环境。 5道德手段:加强“微电影”参与各方的道德素养 首先,要提倡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倡导行业自律、网民自律,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这是对整个网络正常运行的要求。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文明办网”,加大“微电影”在网络传播前的网络监管的道德审查力度,让那些反映消极、悲观、腐朽等内容的“微电影”在网络上没有传播的机会,才能净化“微电影”市场。对此《通知》要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切实履行开办主体职责,承担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对播出的“微电影”负责。”其次,要提升“微电影”制作人的自律能力。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指出:微电影要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外部环境,也有赖于行业的自律。“微电影”制作人对“微电影”的品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微电影”制作人在制作“微电影”的过程中要自觉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遵守各个层面的道德规范,自觉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发表立志、向上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促进社会舆论环境积极向上发展。 总之,“微电影”以其全新的形式走出影院,走向大众。作为新生事物,“微电影”既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也有一些消极的效应,但随着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正确地对其进行规制和引导,“微电影”必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并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画出靓丽的一笔。 电影论文:论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电影广告化及其传播效果的优化 摘要: 电影广告化是一种广告利用电影媒介和电影元素实现传播目的的方法,也是近年来商业电影呈现出的一种大的趋势,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 关键词:电影广告化 表现形式 缺失 效果优化 近年来,一种融合了电影元素的崭新广告样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它综合了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各自优势,成为广告在新时展所激荡出的另一簇火花一一电影广告化。它的诞生,丰富了广告的存在形式,拓宽了广告的信息传播能力,同时也将广告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化。标志着广告对于电影元素的运用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是广告生存空间的一次极大扩展。电影里令人炫目的精彩画面,开始走进广告的现实之中。 大势所趋的电影广告化 电影广告化的进程最早从美国的电视栏目里开始。二战后,宝洁公司开始有意识的将其旗下品牌及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融入电视节目当中。后来跨国公司看中了电影这种范围更广的传播媒介,充分利用电影的全球化传播宣传产品。今天,广告人对这种广告手段的运用日益成熟。即使在较为脱离实际的科幻电影和动画电影中,也不难寻觅到广告的踪影。 电影广告化即企业或类似性质的团体,通过赞助或支持某部电影的拍摄与制作,获得在影片中展示自身形象的机会,从而使电影越来越具有广告性质。这是一种崭新的广告投放手段,也是商业电影的一种发展趋势。另外,影片中对企业或团体形象的展示,通常跟电影的剧情发展联系在一起,采用较为隐蔽的表现方式,以避免引起观众的不满和反感。通过此类的展示,电影拥有了一定的广告因素,并在放映中起到了类似于广告的宣传作用。如在美国电影《变形金刚》里,诺基亚手机通过展示火种源威力的电影情节设置,走进了观众的视线并取得良好效果。观众在了解到诺基亚手机的原产地并非日本的同时,也看到了一部普通手机变形为战斗机器人的震撼画面。顺畅的情节设置和自然的人物对白消弭了其中的广告因素,观众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满,甚至会对这部变形手机的型号产生兴趣,在他们眼中,这部手机就是一位可以发射导弹的机器霸王。 当今是一个娱乐化的崭新时代,广告要在这个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寻找能够保证其宣传效果的表达方式。广告和娱乐业霸主电影的结合就是对时代变化的机警反应之一。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也因此出现在广告领域之中。但很遗憾,两者都存在着一些十分明显的缺陷。广告电影受困于它的长度,丢掉了在电视上播放的机会:而贴片广告不合时宜的播放时间则抵消了它巨大的媒介优势。但电影广告化很好解决了以上两者的问题。电影巨大的发行网络可以充当广告的播放渠道,电影中精明的广告方式则保证着广告的播出效果。在这场商业游戏中,广告业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企业则成功宣传了自己的产品,电影人也获得了自己渴望的拍摄资金。这种利益与利益的合作是电影广告化存在的强大动力。 电影广告化的言说与表现形式 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叙事特点,而借助于电影平台存在的商业广告也必须考虑到每部电影的具体情况,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情节中插入自己的相关信息,从而使电影成为一幅巨型的广告展示平台。具体言说与表现的形式主要有: 1、电影情节的广告化。即通过对电影情节的改造和干涉使其具有广告的功能。电影情节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将广告成功地融入电影情节中去,自然会取得不俗的收视效果。根据各个电影故事进展的不同,电影情节的广告化方法也必须随之进行改变。如出现在《变形金刚》里的诺基亚手机,如果没有展示火种源这段情节,或者导演认为拍摄火种源展示的情节会影响到电影的连贯性,那么诺基亚手机就必须寻找另外的表现空间。 2、镜头背景的广告化。即在一些镜头的背景中对企业品牌进行展现,并且镜头特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背景广告方法。《疯狂的石头》中将班尼路的品牌标识作为镜头的背景加以展现,而诸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大型跨国公司的路边广告牌更是屡屡出现在电影镜头里。电影中也可以用静态的镜头特写,去展示一件商品的外形特征或商标。 3、电影道具的广告化。即通过表现片中演员使用的物品来展示相关的企业产品和品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会不断接触各种商品的,电影要正常的表现故事,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商品的使用。如果女主角在洗衣服,就让她用汰渍,如果男主角喝起了啤酒,啤酒的标签最好是嘉士伯…现实生活在电影中与广告接轨。《天下无贼》就对这种广告方法进行了十分精彩的运用:影片开头,刘德华用的佳能摄像机,随后,他借助敲诈的手段又开起了宝马汽车,到寺庙朝拜时更是十分猖狂的窃得若干部诺基亚手机。品牌与道具通过这些广告化的手段融合为一体。 4、电影对白的广告化。即在电影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巧妙地对商品进行宣传。如《阿甘正传》里的经典台词:“见美国总统最美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可以畅饮‘彭泉’汽水”。《疯狂的石头》中,男主角误将尼康(NIKON)相机读作耐克(NIKE)相机,还疑惑的问别人“耐克也产相机?”。这其实都是对企业品牌的良好宣传。而且在台词中加入品牌名称,使得广告信息较前几种手段更为明朗化,更易加深观众对品牌和产品的印象。 当然,以上几种形式在实际运用中,往往不是单独出现,而是一个电影片段就出现数种表现形式,以期获得更好的广告效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电影的制作人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对电影的叙述和想法,直接影响着电影广告化的成功与否。所以赞助电影企业和其品牌必须与他们展开非常默契的合作,从而获得双方满意的结果。 电影广告化创作的主要缺失 目前,电影广告化的运用技巧和创意越来越高明、独特。在我国,伴随着《天下无贼》的成功上演,电影广告化现象正式进入人们视野,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商业影片中,愈来愈频繁地被电影赞助商使用。但由此也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主要表现在: 1、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在电影广告化的运用中,应强调广告的加入不会影响到电影情节的发展,从而避免观众的反感。然而在我国电影中出现的广告往往严重影响到了电影情节的进展。《天下无贼》之后,无数国内电影纷纷效仿,却往往引发许多观众的批评。其中引起较大争议的是《命运呼叫转移》,该影片由于在某些片断上过分的突出要宣传的产品,影响了电影情节而引发影迷、影评人和网友的热烈讨论。对我国电影广告化的发展和广告新的生存空间的稳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2、无创意的电影广告化。我国的广告产业起步晚,在广告创意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告产业有着不小的差距。电影中的广告往往以非常相近的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缺 乏丰富的创意手段。比如说,手机广告通常就通过演员使用手机来表现,毫无创意。《变形金刚》中手机变身战斗机器人的巧妙构思似离中国广告人太过遥远。我们所习惯的,还是一五一十的拿起产品用它一下,似乎这样做广告人省心,赞助企业也放心。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消费者在观看电影中的不留心。 3、无深度的电影广告化。中国的电影广告化依然停留在“我在电影中出现了”阶段。在许多电影中,和故事情节没有直接联系的商品,往往只能昙花一现地在电影中露一个脸。《天下无贼》里,男女主角在车中发生争执,一辆车身涂有“长城润滑油”字样的重型卡车迎面而来,险些与他们相撞。在这个 公路惊险场面中,长城润滑油只能显示自己的品牌标志,却无法进一步展现自己的产品优于其他品牌润滑油的地方。这种没有深度的电影广告化方式,完全不能保证电影播出后对企业产品的促销作用。广告及其表现的品牌和产品成为了鸡肋不如的配角而被人们遗忘。 4、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电影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可以通过镜头去表达电影制作者对事物对与错、美与丑的判断。如果电影中的广告对插入的内容和位置考虑不周,就会对品牌形象造成负面的影响。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和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不同,虽然它们都会对产品起到不利影响,但相对于电影来说,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并不缺乏对观众容忍度的顾忌,甚至某些电影广告是观众乐于接受的,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被错误的人使用而对企业品牌造成了负面的效果。《疯狂的石头》中,当黑皮穿着一身班尼路对同伴炫耀时,全国人民都笑了。从此班尼路在很多人眼中成为了小偷式品牌,导致班尼路最大的年轻消费者群,却在电影疯狂的戏谑下成为了最怕购买这个品牌的群体。 电影广告化传播效果的优化 企业在电影中插入广告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必须对电影的特征、电影的故事情节有深入的了解,对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有正确的评估,并仔细研究插入的时机、场合和插入的内容,借助于独特新颖的创意才能实现广告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1、植入情节,表现自然。为了避免广告影响到观众对电影的观看,削弱广告的实际效果,创作中须想方设法将广告植入情节,使二者自然融合。这种融合,不能仅仅止步于表面化的“主角拿起了一瓶可口可乐”,而是应该做到对电影剧情的发展有所帮助,以致观众无法想象少了它电影将怎么继续。同时,通过广告对剧情的推动,也可以更详细的去阐述企业产品的功能、特点和优势。斯皮尔伯格在经典科幻片《外星人》中对此种手段的运用可谓如火纯青。可爱的男主人公用赫雪公司的KISS牌巧克力豆引诱外星人从藏身的棚屋里走出来,而同属于少儿阶段的小外星人也终于忍不住诱惑,近乎贪婪的吃着洒在地上的巧克力豆。KISS牌巧克力豆在电影中不仅作为道具出现,还成功的通过外星人的馋嘴表现了自己难以拒绝的美味。伴随着《外星人》的热播,KISS牌巧克力豆在北美也取得了辉煌的销售业绩。巧克力豆在这部电影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整个情节生动有趣,和电影融为一体,广告自然表现产品的优势与特点,毫无生硬插入的痕迹。 2、幽默优先,娱乐大众。幽默是获取别人好感的一个重要武器。广告更不例外,尤其要将自己的产品表现在电影里,如果实在不能避免被观众识破,便可采用幽默手法,使人在没有防备的笑声中接受所要宣传的事物。《我的盛大希腊婚礼》中,女主角的父亲对稳洁洗手液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爱恋:“我老爸只相信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希腊人需要时刻教育美国佬,第二件事是任何身体上的问题,不管是红疹还是鸡眼,只要喷稳洁就好了……”这显然是在用一种夸张的幽默手法来宣讲稳洁的清洁功能,但博得观众一笑之后,谁又在意这是一则广告呢,说不定观众在购物的时候,看到稳洁就会忍不住微笑然后将它买回家去。在《变形金刚》里,当女主角抱怨男主角的雪佛兰汽车过于破旧的时候,雪佛兰表现得非常人性化,它竟把男女主人公同时从车里踢了出去,然后通过自己的特异功能变成了一辆崭新的雪佛兰跑车。这一情节在电影院反应极佳,引发了观众的阵阵笑声。也保证了没有人会因为电影花大量时间展示雪佛兰汽车的外形而对电影和赞助商产生反感。另外,诸如夸张、反讽的手段,如有合适的表达空间,也可在电影广告中应用。 3、选准广告投放的电影平台。电影是企业宣传的极佳平台,但每一部电影都有其特定的情节和独特的风格,某种产品可能适合这种电影,却不适合于另一种电影。如果不考虑电影的客观情况,而盲目的将产品广告投放进去,就可能使企业得不偿失,甚至会影响电影的质量。宝马汽车长期赞助007系列电影,邦德所驾驶的各种宝马座驾为巩固宝马汽车的高档形象添加了重要的砝码,使其平添了一丝神秘的气息。很难想象,一款饼干产品可以借助007系列电影这个平台来成功的宣传自己的产品并取得类似于宝马车的成就。因此,产品的定位和电影的定位一定要有重合的地方,这种重合是企业广告得以存在于电影的重要条件,也是增强广告宣传效果的催化剂。另外,适当的电影平台也给了企业产品增强其产品诉求的机会。以汽车市场为例,奥迪为了争夺年轻人市场,花重金赞助了科幻巨片《我,机器人》,并专门邀请设计师涉及了一款没有轮胎的奥迪概念车。这款在电影里大展神威的奥迪汽车,深深地影响了作为潮流先导的年轻消费者,在与奔驰争夺年轻富豪的战斗中占得了先机。 4、大力开展片外宣传。一部电影里很难有许多机会让赞助商的产品可以隆重的登场,给观众以印象。更多时候它们往往是不足数秒的短暂露脸,甚至观众还来不及认出这是哪款产品的标识,电影镜头就已经被切换,产品的特点和优势无法完全展现。因此,借助于电影这一特殊舞台,企业的宣传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淘宝网在《天下无贼》公映后的表现就堪称国内企业的楷模。电影中,淘宝网标识是作为偷窃集团的掩护道具暂时性出现的,甚至有网友在看过这部影片后开玩笑似的将淘宝网称为“掏包网”,然而淘宝网积极地利用这次赞助机会,在影片外的领域发动与影片有关的广告攻势。他们不仅出席每次《天下无贼》的宣传活动,电影公映后还利用自己的网络优势,在网站上拍卖影片中所使用过的道具,在影迷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各大城市的公交站台上也无不是“淘宝网赞助《天下无贼》”的巨幅海报,这种阵势甚至压制住了电影其他的主赞助商,淘宝网的网站特点和独特优势也凸显出来。 显然,电影广告化是当下广告业和电影业结合的最佳方式,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甚而至于,在未来的某日,一种崭新的电影形式——广告式电影将诞生于世间。 电影论文:对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 一 世界影坛上曾经出现了不少意识流电影，它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电影界也有一些编导为了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拍摄电影，如著名的影片《苦恼人的笑》、《小花》、《樱》和《天云山传奇》等，但它们还算不上是意识流电影。 意识流电影是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影片样式。20世纪20年代欧美作家将“意识流”运用于文学创作，50年代才进入电影创作之中。什么是“意识流”?“意识流”这个名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意识……并非以一段段的形式出现的，像‘链’或‘环节’那样。它不是联结起来的，而是流动的。河流或流水是描写意识状态的借喻。”这里的涵义在于强调意识活动的连续性，如水流一样不可中断。后来“意识流”被现代派小说广为运用，形成了“意识流小说”派。根据一些文艺史家们的意见，小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早期小说，注重描写情节和人物外部活动；心理小说，着重描写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意识流小说，描写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仅是理性内容即理智思想，还有非理性内容，如幻想、幻觉、情感波动等。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阶段的文学作家们已开始运用人的意识如同水在流动着的概念去写小说，写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活动，改变了过去写事件、写故事情节的手法。 其实，一些作家面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复杂性，他们认为过去写实主义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经被认识到的复杂性，需要寻找一种表现这种复杂性的恰当的文学形式，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形成的，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者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而展开的结构。故事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实际上，意识流小说用的主要技巧和手法就是“内心独白”。1887年法国作家杜夏丹最早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因而被认为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但“意识流”文学的真正鼻祖应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1927)，他们的创作实践受到了伯格森直觉主义学说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强烈影响。二战以后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新小说派，代表人物是阿兰·罗勃·格丽叶，他们就是用意识流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就。于是，在新小说派的影响下，开始把意识流这个心理学概念引用到电影中来。 二 什么是意识流电影?它是指这类电影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要求在银幕上着重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直觉活动的电影。 世界影坛上的意识流电影出现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世界电影史上被最早视为“意识流电影”的是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又名《杨梅树下话当年》)。这位有世界影响的导演，深受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善于通过意识流去体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他敢于运用假定性很大的意识流，如人与神并存、死人与活人重逢之类，但是他力图使这些场面富于纪实性，使环境与人物有机融合，很有电影特性。他的《野草莓》拍摄于1957年，剧情发生在现在时态的约24小时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一个78岁的医学教授波尔格在其儿媳玛丽安的伴随下，驱车前往一所大学接受荣誉学位。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老波尔格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影片结束，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影片主要以人的潜意识为对象，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表现了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这部影片后来成为西方电影研究家们探讨意识流的“范例”。伯格曼的其他著名的意识流影片还有《第七封印》和《处女泉》等，前者描写一个中世纪武士参加十字军征战后，感到精神毁灭而回到瑞典。当时瑞典瘟疫流行，到处可见强奸、盗窃和杀人的罪行。他更感幻灭，要从信仰上帝找到精神支柱。后来他从死神那里得知自己死期快到，乃与死神对弈，故意拖延时间以便找机会在死前做一好事(救了一对夫妇)，以弥补虚度一生的内心悔恨。后者则着重心理分析，有三兄弟作恶多端，合谋强奸少女嘉琳，还杀死了她。她父亲为了报复而处死他们。为了消除内心恐惧，他先举行了异教徒的祭祀仪式。影片结束时，嘉琳尸体下涌出了泉水，象征着道德“干枯”的世界已恢复了精神平衡。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也以运用意识流著称，其特点是强调直觉。他不但受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也受哲学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他们认为，在人的意识中直觉最重要。没有直觉认识也就没有逻辑认识；没有逻辑认识却照样有直觉认识。所以他们极端强调直觉，反对任何理性加工，鼓励创作“内省作品”。费里尼于1962年拍摄的《81/2》(又译《八部半》)正是强调直觉的“内省影片”的典型。它描述了一个名叫吉多的电影导演在筹拍一部影片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顿与危机。这位导演准备拍一部表现人类末日的新影片。为此，他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边疗养边准备拍摄工作。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创作陷入危机之中。影片的主要布景已经搭好，但他的构思还是朦胧一团，处处是阻碍和矛盾，与此同时，他也深陷于个人生活的危机中，与妻子在感情上无法沟通，情妇又对他纠缠不休。他幻想出来的思想女性刚刚出现，立刻就显露出同样令人痛心的世俗态……最后，他举行了一次毫无内容的记者招待会，同请来的客人跳起了伦巴舞。这部影片是费里尼的创作转向表现人的内心现实的标志。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干将阿仑·雷乃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也创作了震憾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尤其是《广岛之恋》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影坛上的“一颗精神原子弹”。这部具有反战倾向的影片，叙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去日本拍摄一部关于和平题材的影片，她认识了一位日本建筑工程师，他们相爱了。在相爱的过程中，女演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在家乡纳韦尔爱上了一位23岁的德国士兵，但是，他在纳韦尔解放的那一天，却被打死了。这位18岁的少女则因为与德国人恋爱而被打成“法奸”，关在地窖内，并被剃光了头，遭尽羞辱，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她去了巴黎，那一天，正是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子。“她”与“他”分手后回到旅馆，因忍受不住孤独的寂寞又来到街上，与徘徊至那里的工程师相会。“他”恳求“她”留在日本，但“她”却难忘巴黎的家。最后，两人互相告别，并深情地呼唤着对方象征的名字：“广岛!”“纳韦尔!”这部影片不少地方运用了“闪回”镜头，由现在转换到过去，由日本转换到法国。日本建筑工程师的任何动作，都引起这位女演员回忆二战 时的那位德国士兵和她在一起的情景。其中有一组镜头特别引人注目：早晨的旅馆里，女演员从阳台回到房间后，看见日本工程师还在床上睡，他的一只手在睡梦中蠕动。接着下面一个镜头，马上就是那个德国兵躺在地上，在临死前一只手痉挛的景象。这两个镜头的突然转换和连接，表明现在和过去的情景同时出现在女演员的脑海里了。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没有故事情节，展现的过去和现在、回忆和联系，全是女演员的意识活动。 雷乃的另一部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继《广岛之恋》后又一部涉及到关于记忆与时间以及遗忘之间关系的意识流影片。这也是一部没有传统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人物身份也极不明确的影片。描写在一座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中，聚集着一大群客人。其中有一位X先生，告诉一位叫A的女士，他们去年曾在马里昂巴德见过面。她当时答应过离开她的丈夫M，与他一起私奔，现在一年过去了，他不愿再等下去，她必须跟他一起走，A女士却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有过这段往事，不承认与X先生有过交往。但在X先生的反复诉说下，她终于抛弃了M丈夫，与X先生一起离开了。 除了介绍以上几位世界电影大师的意识流影片外，当代著名的经典意识流影片还有法国的《老枪》等，也在电影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都具备着共同的创作特点。 三 世界影坛上出现的意识流影片的创作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意识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国外电影理论界围绕“意识流”问题历来有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意识流”与作为表现手法的“内心独白”应严格加以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意识流”也就是“内心独白”，它经过现实主义改造可以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运用。其实，当今世界影坛上不少电影导演都是按照第二种意见去做的。法国影片《广岛之恋》就是以其丰富的“内心独白”(意识流)深入生动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这部影片在主题思想上尽管有暧昧之处，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直白单一，但从今天角度来看，影片既表现了一个异国恋情故事，又折射了战争，影片通过女演员视点中的广岛和回忆中的纳韦尔。她说：“我总是为广岛的命运哭泣。”接着以镜头中把相爱的美丽而赤裸的身体和受原子辐射烧伤、变形、腐蚀的人体相对照，这种蒙太奇组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以爱情为象征的生命的顽强抗争。影片也插进了几个旅游者参观日本和平广场的镜头。她又说：“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一切都会重新开始。20万人死亡，8万人受伤，在9秒钟之内……”这些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画外音)是和各种纪录片镜头组合在一起的。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些特殊的含义：这是在告诫人们，警惕啊!不要“忘记”，“忘记”就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广岛之恋》也是把文学与电影完善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影片中优美的解说词与抒情的语调给影片带来了浓郁的文学色彩。因为影片的剧本出自法国著名的新小说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之手。她曾发表70余部小说，10部剧本，当过14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她70岁高龄时发表《情人》，搬上银幕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广岛之恋》的语言风格明显带有杜拉斯本人的风格特点。影片中大段的内心独白，祷文式的叠句，咏叹式的朗诵，确是其他影片所罕见的。加上导演雷乃又是个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他掌握了视觉和语言之间的完美的平衡，并且运用画面表现了人的潜意识活动，形成了影片中新颖的意识流手法。这部影片于1959年问世后，不久就荣获了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14届英国学院奖、联合国奖以及法国梅里爱奖和1961年纽约评论家协会最佳外语片奖。 第二，时间空间跳跃多变，大大丰富扩展了影片的容量，深化了主题。 意识流电影往往是打破了时间、空间、地点的界限，把时间、地点自由地交叉起来，因为这些影片编导认为，当一个人考虑问题时是没有时间、地点观念的，思想活动往往是没有逻辑性和规则的，他们还认为，要“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就要不受时、空、地的限制，一定强调时间、地点的统一，必然有“虚假”的成分，有“编”的痕迹。当然把时间、空间与地点混在一起的手法，在常规电影中也出现，有时也出现“闪回”、“倒叙”，但它是围绕一个主题和一个中心事件来处理的。意识流电影的“闪回”、“倒叙”却不同，不是为中心事件服务，完全是按照人的潜意识的不规则活动而混在一起的，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当代著名影片《老枪》就是成功的典范。 《老枪》这部影片由法国著名导演罗贝尔·昂里哥于20世纪70年代执导的。他成功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电影传统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探索创新结合起来，使影片取得令人赞赏的成就，因而荣获了1976年法国首届最高电影奖——凯撒奖的最佳电影、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声音奖。这部影片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闪回”。“闪回”在影片中出现10余次，在时间上占据了全部影片放映时间的五分之二，这在一般影片中是少见的。这部影片由“闪回”在结构上形成了两个时空层次，即现实时空层次(客观的时空层次)和心理时空层次(主观的时间)。这两个层次清晰明确地将影片分成两个部分，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二次大战末期，法国医生于连为妻子女儿报仇，手拿老枪，孤身一人消灭德国残敌的故事。另一个是大战前于连和妻子克拉拉从一见钟情，到婚后生育女儿弗洛兰丝的幸福生活。这两个层次展开的两个故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互为因果，推进两个故事双向展开。现实层次触发了心理层次的展开，心理层次又为现实层次的行动提供动机，两个层次互相对比，互相衬托，构成了这部影片剧作结构的基础骨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意识流影片《老枪》中的“闪回”确实充分发挥了作用。传统影片中的“闪回”主要作用在于交代或补充某些事件，以保证影片讲述的故事有头有尾，完整无缺，很少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老枪》中大量使用“闪回”，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将镜头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心态，从而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因此大大增强了影片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影片中的现实层次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心理层次则根据主人公于连的心态呈现出来的，与现实时间恰恰相反。第一次“闪回”，是于连的“想象”：妻子和女儿被德寇用喷火枪残害成“木炭”。这里用于连的想象就使观众亲眼看到了于连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体验到他的激愤之情。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个闪回，使观众从于连的心理角度，看到了于连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甜密的爱情生活。从这些“闪回”里，观众看到了战争在一个人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英雄。这完全来自“闪回”手法的功效。因此说《老枪》是一部借助“意识流”刻画战争的成功影片。这个特色体现了50年代以来人们注重展露战争对人精神上的影响，而一反传统战争片从外部反映战争的老套。 再提一下《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故事和线性的叙事结构。它通过大量的“闪回”和画外音手段，打破了时空界限和对情节的外部描述，把过去与现在、经验与经验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在对记忆与遗忘，经验与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梦魇。影片中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被深深嵌入今天之中，与今天构成了一种隐喻式的结构。影片中移动拍摄的广岛街头的镜头与同样方法拍摄的纳韦尔街头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这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形成了影片一个时间性的主题，片中的“她”就是作为“过去”的一个代表，这两位都有着自己幸福家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显然不能从一般的生活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纳韦尔少女的个人遭遇 与广岛遭受的浩劫完全不能相比。但导演雷乃却有意把这两个相差悬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以一种独特的对比强调战争的残酷。这两个异地发生的事件又能从时间上联系起来(“她”获得解放之时，正是广岛遭受灾难之日)，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它们的空间界限，使其成为人类永恒的记忆。 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也是通过人物的意识在现实媒介刺激下自由地流动，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几乎概括了老教授波尔格整个的一生。影片在一段波尔格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片头后，就是他作的一个恶梦。在梦中，他看见一辆柩车在街上自己行走，棺材打开来，里面的死人伸出来要拉他进去。而他发现，这个死人正是他自己。梦中包含的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思。影片中波尔格探望老母亲的段落是用现实的形象来暗示他对自我的探索。影片中的另一个梦，象征着他对自己的判决，揭示了老教授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否定和自责，而又与他在现实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结尾，老教授又作了一个美好的梦，表现出他对新生活的渴望。伯格曼在影片中不但运用大量直接的心理画面来表现过去的反思，而且通过对现实情景和人物的规定，使其与过去紧密呼应，以强化人物的主观感受。这些现实中的形象既为波尔格的心理活动提供了依据，也使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耦合的整体。 第三，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化结构。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故事片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而这些故事片都是戏剧式结构，故称戏剧式电影。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先有戏剧，后有电影，早期的电影模仿了戏剧。因此电影作为故事片样式从一诞生，就受戏剧影响，总是沿袭亚里士多德、易卜生等的戏剧编剧方法和舞台处理方法，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5个阶段的结构方法，或为三幕剧方法，即第一幕开始，第二幕发展，第三幕结束。但意识流电影的编导们认为，这种创作规律和结构方法不符合电影的特性，电影的特性是能够开拓微观世界，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通过摄影机变成可见的。于是根据这个原理，他们更觉得电影应该表现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化，摒弃“编戏的虚构成分”，才能“如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 因此，无论是《野草莓》、《81/2》，还是《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这些经典的意识流电影，它们的结构都是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是反情节化、反戏剧化、反传统的舞台剧结构，也不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戏剧事件在影片中贯串始终，而是打破时空顺序、随意跳跃、非理性怪诞、无逻辑的闪接。 第四，反对通过电影传达一般的伦理，而是主张“体现一种较伦理更为深奥的哲理”。 哲理化倾向表现在各种题材影片中，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方面，过去有不少电影编导，为伦理道德题材影片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创作途径。他们历来强调“哲理的深度”，力图深化主题和哲理化的探索。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就拍摄了一部惊世之作——《第四十一》，到了50年代又重新改编搬上了银幕，可见编导的别具匠心。影片一直到今天还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在50年代法国拍摄的《广岛之恋》更震撼世界影坛，它把战争给广岛带来的灾难与法国女演员在恋爱问题上的悲剧结合起来，提出战争与和平、个人爱情与民族情感这样的哲理问题。因为单纯从人性角度来看，当年的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两相情愿的恋爱是纯洁的，但从民族感情来看，少女的行为对法兰西民族是有罪的。而在意识流电影编导们看来，“传达伦理的影片只不过告诉观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应该要什么不应该要什么，要体现一种哲理的影片却是让人去理解人生思考人生的真谛”(转引自罗慧生著《世界电影美学思潮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文秘站有”版权所 电影论文:探讨中国电影的现况和问题 一、发行和营销 从发行环节看,目前我国电影的发行方式主要有五种:第一,投资出品加发行。这是目前我国大发行公司主要的发行模式,类似于好莱坞六大公司的模式,大发行公司同时也是投资公司。国内的排名靠前的发行公司多数在业务模式上模仿好莱坞六大,所以投资发行是其主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司从项目研发开始介入,参与制片投资并负责发行,比如光线出品发行了《泰囧》。再如,中影股份2013年出品加发行约10部影片,以宣发代股份出品模式的发行近20部。第二,专业发行公司的发行。缺乏发行体系的制片方负责宣传营销部分,专业发行公司发行部分,按一定比例提取发行费。发行费一般为发行收入的10%左右。比如2013年中影股份发行了100多部影片,光线没投资制作却发行了《中国合伙人》。第三,保底发行。制片公司与发行公司共同商定一个票房保底线(通常是制片公司对影片的最低票房预期或者是保本线),发行方预先支付保底费并垫付前期发行宣传费用。[2]实现保底票房之后的票房分成,发行方占较大比例,比如《小时代》票房大卖,盈利最多的是以保底发行方式发行该片的乐视影业,因为保底线之上的票房,乐视分成为50%。第四,买断地区版权发行。这种方式一般用于国内发行公司对进口批片的发行。所谓批片,是指批量进口的买断地区版权影片,国内片商以固定的价格把国外影片的大陆地区放映权从国外片商处买断,而国外片商不参与票房分成。现在每年我国进口批片的配额在30部左右,批片多数是好莱坞六大公司之外的多样化的影片“,卖相”比不上好莱坞大片,且多数批片的国内发行滞后于全球。国内只有中影和华夏两家公司拥有进口片的发行权,其他公司可以协助推广的名义发行批片,在购得版权后找中影、华夏合作获取进口配额。2010年的《敢死队》以50万美元左右价格买断版权,获得2.15亿元票房;《伯纳德行动》以不到10万美元买断,获得1000多万元的票房。2010年《敢死队》大卖之后批片价格猛涨,亏损案例增多,比如《艺术家》370多万元被买断,但票房却不到400万。第五,进口大片的分账发行,这只能由中影和华夏垄断经营。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例,该片最终票房约为5.68亿元,按照25%的分账所得,出品方20世纪福斯将收到2300万美元的票房分账。从2012和2013年的数据看,我国电影发行公司数量为70家左右。与制片公司上千家的数量相比,发行公司数量固然偏少;但发行环节是一个有规模经济门槛的行当,一个专业的发行公司一年需10部左右的发行量才可良性运转;在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院线发行的中外新片2012年为317部,2013年为305部)的情况下,发行公司不需太多。我国的电影发行业需要的是,专业的发行公司通过行业整合,加大发行吞吐量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竞争优势。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国内的发行公司前十名的市场份额总占比为57.81%,远低于好莱坞前十大发行公司在北美市场的市场份额,说明我国电影发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还不够。进入前十名的门槛是年度票房3.8亿元,占比为1.74%(寰亚数据),这个门槛其实并不高。 中国的六大发行公司分别是:中影、华谊、光线、乐视、博纳、华夏。如果把市场竞争力较弱、依靠政策优势垄断经营的华夏排除在外,则安乐和万达是本土六大公司的有力争夺者。另外,在其他发行公司中值得关注还有,排名第12的卡通先生专长于动画片发行,排名第15的福建恒业专长于惊悚片制作发行,该公司定位为“中国的狮门”。我国的发行环节面临的问题是:第一,中影和华夏占据进口片发行垄断地位,中影数字公司垄断了大部分影片的数字拷贝和密钥制作业务,这些有违市场公平原则,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培育。第二,缺乏有竞争力的专业发行公司。除了中影和华夏凭借政策优势培育的发行能力,只有光线和乐视拥有地面发行队伍(“陆军”),从发行业务起家的博纳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其余的发行公司多数是投资发行公司,制片项目多则发行多,业务波动较大。多数公司还没有进化到好莱坞六大公司那样依靠发行量保持稳定市场份额的阶段。第三,发行公司对项目的掌控力较弱,发行模式同质化。分区域发行、分院线发行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只有《目击者》等少数影片尝试了细分市场发行。第四,优质影片少,小发行公司拿不到好片。除发行外,电影营销环节近年来发展迅速,正独立为电影产业链上制发放之外的第四个重要环节。由于我国电影产业总量逐步扩大,产业链也快速细分,专业化的营销公司逐步出现。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排名前十位的国产片中,只有《中国合伙人》这一部是出品方自己做的营销,其余九部的营销全部外包给了营销公司。传统观念认为,一部电影的营销费用是跟制片成本成比例的,但实际上营销投资更多是跟票房目标成比例的。2012年,我国电影营销费用总额达到24亿元,占全年票房的14%;2013年,电影营销费用为28亿,占总票房比约为13%。[4]目前市场份额较大的专业电影营销公司有:营销了《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和颂世纪、《致青春》的麦特传媒、《警察故事2013》的时代万华、《私人订制》的影行天下、《让子弹飞》的剧角映画、《厨子戏子痞子》的光合映画等。这些营销公司都有经典案例,但规模都不大,后进入者机会还很大。营销是电影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电影营销具有不同于一般营销的特点。电影营销的操作过程中定位和传播两个环节尤为关键。 常见的电影营销方式有近20种,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整合营销的方式,系统化地提升营销效果。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在电影营销中已经得到运用,可极大地提升电影营销的效率。当下中国的电影营销存在四类误区:第一,夸张营销:当下不少大片的营销都存在着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问题,很多大把砸钱的营销活动最终却没有换来高票房。典型的代表是,大投资烂片夸张的营销大于内容品质,过多地炒作导致观众不再相信忽悠。在品质既定的情况下,铺天盖地的宣传倒不如适可而止的营销。此外,部分影片会打出“首部”、“第一”等夸张的噱头来吸引观众目光;或者试图通过开创新类型片来另辟奇径,如“惊悚喜剧”、“爱情悲喜剧”等。这类营销策略要慎用,因为超越类型常规太多的创意意味着越过了观众的“类型期待视野”,违反了观众与片方的“类型契约”,在吸引观众方面存在重大问题。第二,不分阶段的营销:电影营销可以分为概念传播、元素传播、价值传播、商业传播等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营销的侧重点应有所差别。比如,在影片的价值传播期最适合用网络互动的方式诠释影片价值,而非硬广投放。第三,混淆营销对象:电影营销面临着合作企业、院线/影院、传播媒体和观众等四个层面的对象,不可混淆。很多人认为,媒体认同+媒体传播=观众认同,事实上,媒体更加重视的是信息的新闻价值、话题价值,而不是影片本身的质量。所以营销团队在媒体认同并传播之后,还要注重针对观众的营销,才能奏效。第四,误入歧途的营销:多是把热点话题、八卦新闻等同于电影营销。制造话题和八卦新闻可以,但以此驱动电影营销传播,那么八卦的设计一定要和电影营销的诉求一致,否则话题带动的注意力无法转化为对观众的吸引力。之所以出现诸多误区,是因为我国电影营销还不够成熟。电影营销的理想状态是恰到好处,营销的基础仍然是内容为王,发展趋势是有智慧含量的差异化营销。尽管产业分工的细化是长期趋势,而且电影营销业发展迅速,但电影营销公司的发展有天花板,营销方始终是电影业的外围服务 方,无法从根源上改变电影品质。在目前优秀影片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些更有抱负的营销公司已经在向电影产业链的上游制片环节攀升,比如影行天下已参与了上游的创意策划和剧本顾问业务,麦特参与投资了《全民目击》和《致青春》。 二、院线与影院 从2002年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到2013年底,院线和影院发展保持了高速增长。2013年我国新增银幕5077块,银幕总数达18195块,同比增长38.7%,平均每天新增13.9块银幕。2013年全国影院放映场次达到2885万场,同比增长39.7%;2013年全国观影人次为6.134亿,同比增长24.4%。表3可见:2002-2013年,我国的院线从30条增加到46条,观影人次从不到1亿增加到6.134亿,银幕数是11年前的9.9倍。终端的迅猛发展无疑是近年来我国电影票房保持高速增长的基础。我们可以分别考察一下目前院线和影院的情况。从表4可看出,我国的院线目前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表4的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共有46条院线,人次排名前10名的院线票房总额为140.35亿元,占全国总票房的64.47%。第29名的北京九州中原票房为1亿元,排名30-46的都是1亿元以下的院线。排名45的中广国际院线年票房为442万元,排名46的安徽中安院线仅有3万元票房。由此可见,院线两极分化极端严重,排名靠前的几大院线主控市场,年票房不足1亿元的小院线,在未来很可能被整合淘汰。但是,由于我国的院系经营存在地区和行政壁垒,退出机制不合理,产业整合并不容易进行。在所有院线中,值得关注的是万达和大地。排名第一的万达院线以全年31.6亿的票房夺冠,同比增长28.7%。万达院线依托“影院+广场”的运作模式、定位于高端市场的思路和雄厚的资本开创了院线经营的万达模式。到2013年底,万达院线共有影院142家,银幕数1247块,其中3D银幕898块,巨幕114块,院线覆盖全国27个省市区,辐射70多个城市。[7]万达的票房从2009年到2013年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大地院线凭借定位于二、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和城镇的“蓝海战略”和适应小城物价的低价策略,在影院建设和票房增速两项指标上,已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截止到2013年底,大地院线共有影院379家,银幕1798块,其中3D银幕1336块,院线覆盖到27个省市区。2013年,大地已经成为银幕数最多的院线,并以15.7亿元票房一跃为全国第4大院线,同比增长43.9%[8]。 万达和大地为院线发展提供的启示是:民营资本主导,灵活经营,效率致胜;定位明确,或高端大气上档次,或零票房小城蓝海战略;快速扩张,对规模的要求先于对利润的要求;院线以有资产联接的影院为主,院线掌控力强。在院线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加盟影院对院线竞争优势的贡献在下降,院线参与投资的影院逐步成为产业终端竞争的关键。但就是在影院环节,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从表5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2013年总票房为9195万元,场均人次为75.9人。排名第300名的绍兴蓝天国际影城2013年票房为1872万元,场均人次为31.1人。这两家影院的场均人次都远高于全国影院的场均人次21.26人。越是人次排名靠后的影院,场次、票房越少,场均人次也越少。实际上,影院的发展目前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2013年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拥有17个厅,单日最高票房为76.2万元,单月最高票房为1172万元[10]。该影城已连续几年并列总票房和观影人次的第一名,是唯一票房突破9000万的单体影院。同时,我国还有很多业绩很差的影院。2012年,票房超过1000万元的影院为512家;票房在200万元以下的影院为1623家,总票房占全国票房的4.82%。2013年,票房超1000万元的影院不到700家,占全国影院总量的17%;票房不足500万元的影院占影院总量的约70%,而这其中超60%的影院年票房不足100万元。[11]年票房不足100万元的影院已经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未来影院市场的洗牌不可避免,大批缺乏竞争力的小影院将被淘汰或者被改建。 电影论文: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 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__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 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10)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 文秘站: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 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显然，全球化确实已经使大多数人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边缘化了，描写和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无疑应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六代电影在总体上是把握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文化和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大学的兼并、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网络文化的崛起等，不得不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生产。毫不奇怪，这一大潮始终受到本土化潮流的有力抵制。但不无矛盾的是，国内的不少人一方面欢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它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文化上却担心全球化会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趋同”或被后者“殖民”。既然我们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那么我们必定能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也可以使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学者不应为中国电影所处的暂时低谷而感到失望。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最为关心的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尽管事实上，文化全球化也许会模糊特定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但它仍然可以带来某些积极的东西。如果我们正视这种挑战，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以便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语境下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美学精神，使其为世人所知。这样看来，顽固地以一种近似后殖民的本土主义态度来抵制全球化的大潮只能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再度对立，因为就电影的国际性和全球性而言，西方观众是很容易理解影片中所蕴涵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其逆向来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也即将其用来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和电影推向全世界。这样，我们就必须与世界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加剧与西方的对立。在发展中国电影的过程中，我们既不可过分强调其全球化的因素，也不应一味偏向本土的情绪，采取一种超越的“全球本土”(glocal)之策略也许可以防止中国的文化和电影再度陷入危机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全球本土化”的艺术形式---电影中描写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事件，以便加速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我们知道，必须保留我们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若一味强调本土化立场而排斥一切外来影响则会导致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加剧文化环境的不利的一面。我们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研究者应采取一种务实的对策来迎接全球化大潮的冲击：首先是要在不牺牲民族文化认同的情况下与之想适应，然后继续扩大与国际文化学术学界和电影研究领域的交流和对话。中国是一个有着辉煌的文化遗产和丰硕的电影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在经济上而且更应该在文化上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电影论文:电影置景技术的运用和发展综述 一、置景技术的运用及延伸 (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革,电影也随之进入了多元化的艺术发展格局,对影片摄制水平和制作周期都有了更高、更快的要求。在重现历史场景、表现电影故事场面时,特别是大型电影场景,置景工作是保证影片拍摄顺利进行的关键。必须审查、熟读图纸,收集有关资料,编制施工组织计划,测定加工环境,制定加工范围,调查各种材料、设备及做好施工人员的调动和计划。并根据计划和设计图纸,对施工全过程中的进度、质量、安全生产及材料设备的存放以及运输等,进行协调、控制和指挥。其中抓好施工的调度工作是实现施工指挥的重要部分,要对施工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工种进行协调。在布景工程全部完成之后,再进行全面细致的自我检查(包括质量),彻底清理好施工现场。新形势下的布景制作要考虑制作时的运输﹑移动等特性。“分解式”框架布景,既可采用预制布景部件组装加工完善布景,又可满足对布景表面的结构﹑样式﹑色泽及新旧程度效果要求,做到形象逼真,尽可能避免人工修饰的痕迹,与周边建筑形式融为一体,使影片具有真实性的艺术魅力。从“绘画式”到“构筑式”及“分解式”布景制作,在银幕空间构成了技术突破。一部影片布景往往因为与人物事件非常和谐而不觉得它的存在。如果由于局部制作不细致而穿帮,让观众发现了布景的存在,这是影片置景的失败。长期以来,运用置景手段所搭建的场景,形成系列的银幕空间形象。 (二)20世纪60~80年代,电影置景技术又在不断的革新,在材料﹑技术﹑构造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电影的布景制作从此也有了自己专门机构和具体的分工,像:木工﹑瓦工﹑漆工以及花草﹑纸扎等,诸多工种,职责也比较清楚。电影置景技术开始自成体系,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成型木工是置景工艺的主要项目负责人,他依据美术师平面设计图纸要求,画出场景平面图的景位﹑区域等平面地线,并参照美术制作图纸,以木材为主要材料,按照木材的各种特性和具体要求,预制(包括地台﹑结构房架﹑门窗﹑廊柱﹑楼梯及山型框架等)部件。成型木工需要掌握木做材料的物理性能,继承﹑发扬木做工程的传统技术工艺,合理使用材料,将门窗﹑地板等制成布景成品,将木质框架与三合板材料加工成规格化﹑标准化的工具景片,运用“积木式”生材度量备品,随意组合,可搭建标准建筑规格备品。在木质构筑框架上,再钉上树皮﹑麻布或塑料山片。塑型瓦工利用泥土、石膏或聚苯泡沫(就是人们俗称的“白色革命”),在成型工艺的基础框架上预制﹑装饰﹑完善布景部件,加工搭建布景。成型方式大体有以下四种:①注塑成型:以塑料为原料,运用注射机成型为各种零星部件,如花草﹑树叶等。运用“模压抽塑机”工艺(聚乙烯)复制成所需要的部件,如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②泡沫成型:将泡沫(聚苯乙烯)用电热丝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的部件,如砖﹑瓦﹑浮雕饰等。③玻璃钢成型:用玻璃钢原料加工制作布景,是装饰布景的一种造型手段,也是制作树叶﹑屋顶房梁架﹑砖块﹑瓦片等较为理想的置景材料。制作步骤是先根据图纸设计要求,用胶泥塑造出部件原形,再用石膏复制出“阴模”(为了便于组装,其“阴模”要根据所制作部件的形状分解成若干块),然后以树脂为主要原料,用石棉布为辅料,在“阴模”上涂一层树脂贴一层布,待树脂稍凝固后,从“阴模”中取出晾干,切去毛边即可。如果制作立体部件则需把两块以上的部件,粘合到一起磨掉毛边。④聚氨脂(喷塑)成型:此工艺主要用于山、石﹑树皮等不规范布景造型成型上,它的生产过程是由两种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到布景外形上,瞬间膨胀成型。 (三)通过前期布景工作的仿制并组装到金、石、木、土各式浮﹑凹﹑透、镂雕等建筑部件后(见图1、图2及图3),涂绘漆工模拟完成各式建筑及金﹑石﹑木﹑土质地与色彩效果;在成型﹑泥塑所完成的布景框架上,运用水粉色﹑广告色﹑石膏﹑油漆﹑乳胶或其它涂料,通过喷﹑绘﹑涂﹑表等工艺,给新搭制的场景做出生活痕迹和生活气氛。布景涂绘工艺关系到影片的布景基调和生活环境的真实感。布景的色调大多以中间色居多,以使场景浑厚稳重。遇有场景“做旧”,则需按要求特殊作加工处理,如:年久失修的建筑物墙面﹑破损剥落和灰暗色彩、与人经常接触部位的残旧﹑寂静深院中的青苔等,达到风吹﹑日晒﹑雨淋的自然效果。“做旧”大都采用火烤﹑水洗﹑油色﹑涂刷打磨及化学原料处理等方法,并把握“做旧”的分寸感和准确性,使之达到符合剧情的时间﹑年代所要求的生活环境和逻辑,见图4。运用绘景技术,以“喷绘”或幻、投影灯等手段造成场景空间延伸的效果,与所搭制的布景相结合,构成影片所规定的场景。如:天幕上喷绘出蓝天白云﹑晚霞等景象,以及在按所搭制场景的透视﹑比例和色彩关系,表现出延伸出来的街道﹑村落﹑宅院﹑山川﹑河流﹑树木等景色。花草纸扎人员用纸﹑绢、塑料等材料,仿制﹑组装﹑陈设各种花草树木。特殊时,置景还要融合一些其他工艺的协调合作,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殿堂庭院﹑亭台楼阁﹑以及风﹑霜﹑雨﹑雪等特有的艺术效果。景随人移,宛若自如,达到制作景与自然景的和谐统一。在制作颠簸式布景时,要造成晃动效果,如行进中的火车车厢、轮船船舱、飞机驾驶室、座舱以及地震等场景,应在其下部要装有半圆形物体或地面弹簧等装置。拍摄时通过操作,造成摇晃、颠簸效果,颠簸的节奏和运动方向等要符合剧情、符合观众的观感,达到以假乱真、真假结合的效果,造成景物在景中的运动全貌,给人以真实感。运用海波或凡士林以及“玻璃净喷剂”等三种材料制作玻璃窗冰花,其中以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玻璃净喷剂”最为方便,具体方法以涂抹或喷、刷为主。运用硫酸镁、硫酸胺、精盐、大白粉、白灰粉、石膏粉、晴仑棉、白脱脂棉等,制作雪地场景及屋顶雪,用铺、撒、喷、粘、贴等方法,即可单独使用,也可二种或二种以上配合使用,根据“景”的要求进行。制作树挂,用水、泡沫灭火器等材料,冬季以喷、撒水后冻结为最佳效果;其他季节则采用泡沫灭火器喷、撒等。屋檐冰挂,则用玻璃管加工成长、短、粗、细形状各异的空心“冰瘤”,在冰瘤尖头的顶端留有Ф1mm的小孔。在拍摄前用无色透明的尼仑丝或钓鱼线,将冰瘤悬挂于屋檐口的滴水下即可,若需要融化滴水的效果,可在拍摄前由冰瘤上口注入水,即可达到滴水的效果(见图5)。 (四)总之,置景技术的应用,从制作手段到选材,都是为电影布景制作所沿用,并且已被全国各电影制作单位所接受。置景技术工艺在手段上也日趋精良,施工工序也大都采用了机械操作,如花草﹑树叶﹑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的制作。运用成型机将聚乙烯塑料通过加热抽风方法制成各种所需要的零星部件,用电热丝将泡沫(装填材料)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复制成所需要的备品。特殊加工可使用便携式电动工具,高空作业则使用液压升降机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于技术设备的进步,置景制作人员的 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提高,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掘。通过置景加工的各种风格样式场景,再现银幕形象更自然﹑更含蓄,更丰富并富有意境。置景贯穿全剧的环境,运用了建筑艺术形式并借鉴大自然环境中的典型部分或抽象、或具体的几何形体、线条、平面、曲线等各部分的比例、对称、色彩、质感、韵律等统一和变化;从而获得庄严、雄伟、明朗、神秘、恐怖、幽雅、亲切等艺术气氛。在《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火烧圆明园》、《红楼梦》、《骆驼祥子》以及《茶馆》等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影片中,置景发挥了重大作用,电影布景制作工艺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由此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置景技术高潮再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电影思维理念方式的转变,一系列情节新奇﹑怪诞﹑场景的变幻莫测,有强烈声画效果的影片相继问世,连同推﹑拉﹑移﹑摇等诸多摄影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布景制作也已进入“全方位”的立体场景阶段,置景人员的业务范畴已与过去有较大改观。置景部门在影片拍摄前,则要了解影片的建筑结构﹑场景之间的衔接以及表面效果的基调﹑风格样式,并依据美术师的设计图及分场景单体设计图样要求,编制全片场景的总预算,组织指导置景工程人员,准备置景材料,预制场景部件,加工与搭建布景,并对场景施工与工期负责。一部影片往往要有几个乃至十几个场景,而这些场景的体现都需要置景工程人员通过形体﹑色彩效果等多种造型,以虚实相间的技术手段,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全面细致的加工、处理,使之切实符合剧情要求,以此烘托、映衬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最终的布景艺术效果。如在完成“好莱坞式”科幻电影《五行战士》布景制作时,为提高影片布景质量,决定放弃以往所贯用的泥土﹑石膏等材料,选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SPRAY-FOAM材料,它的生产过程是由黑白两种液体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混合,瞬间膨胀成型,膨胀系数为1∶30至1∶50不等。这种材料主要用于制作大树表皮、藤条、土坑、窑洞等等不规则表面效果。具体做法是:先用麻布、丝网、塑料表皮等做外形,然后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筑”到布景外形上,即刻发泡成型。树及藤的形状不规范,只好根据需要,边“喷筑”边造型,最后达到了“生命绿活泉”、“活泉河流边”等诸多场景的效果要求(见图6)。“FIBRGLASS”及“PLASTER”等材料也大量运用,制作了反派战车内貌(见图7)效果得到了多方认可。其以假乱真的程度让目击者叹为观止。布景制作一要讲快捷,二要考虑成本,主要目的是要达到最初的设计要求。为此,需要有娴熟的技艺,巧妙合理地利用空间,科学地安排场景的平面布局,使之有效地占用拍摄场地面积。要尽量缩短更换布景的时间周期,利用借景、改变布景等手法,努力扩大纵深空间,使布景更富于层次变化,造成“一景”多用的目的。要准确无误地体现出场景空间造型,以反映布景的时代变迁和时间推移,进而达到改变环境气氛的目的,将移置的布景环境真实完整地再现出来。如《卧虎藏龙》“聚星楼”一景是在“祠堂”场景的基础上改建的,其场景质量不仅得到了认可,同时又节约了制作费用,缩短了拍摄周期。置景技术是直接为电影服务的,是电影艺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布景在制作思维、实践方面应得到进一步认识。对人体有害,且污染环境的置景材料终将被绿色环保材料所取代。制作工艺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淘汰。今天的电影已经向数字化发展,其以假乱真的技能要相当完备,因此,布景制作必将融合一些特殊工艺。像在影片《天脉传奇》中,搭建制作“卡尔家”(见图8)以及《恋爱中的宝贝》中的酒吧(见图9)场景时,除了运用传统工艺外,还大量运用了不锈钢工艺和加胶钢化玻璃制作工艺。这些工艺在以前的布景制作上我们从未接触过,通过与钢铁研究院以及特型玻璃厂的多次研究,反复实验,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防破裂玻璃地面。此玻璃作为地面既可爆裂,又可承载两吨以上重量的摄影升降器材。同时开发利用了建筑业运用的耐冲击、无碎裂的“JS”复合材料,快速凝固成型。法国影片《最后时刻》(见图10)的场景利用PLEXI-GLASS材料,制作新型不锈钢效果墙面,钢架屋顶自动关闭系统。《天脉传奇》玻璃舞台上的背景活动板,用SERIES材料制作物品柜自动升降系统,通过微机操作,设定时间程序,让其自动转动,而且舞台灯光自动升降(见图11),实现了银幕形象的最终艺术效果。 三、置景技术的发展与未来 虚拟场景的构成,则是通过细致加工的景物,以蒙太奇手法有机地组合起来的虚拟场景。随着未来数字电影的逐渐发展,提高电影置景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尤为重要。未来的电影布景制作,必将使用新型环保材料,如电影《功夫之王》大殿以及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晁衡舘”场景,都是利用易溶于水的丙烯酸(俗称水性油漆)装饰的表面效果(见图12、图13),利用置景技术的展示功能,将其延伸到电影文化的建设中,并通过高科技声、光、电的艺术处理,加大对模拟制作景物﹑景观的科技含量和艺术含量,使之起到美化电影场景模拟建设的作用。今天的数字电影技术,已经对电影工业的生产、制作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下的数字技术语境,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对电影布景制作、建筑装饰都有了新的要求。以前电影场景惯用的竹帘、纱帘、线垂帘等效果很能表现当时的生活环境,但在数字电影场景里,就不甚理想,影片画面会出现爬格的现象。因此,数字电影布景在材料运用上要有选择,既要符合剧情,又要适合数字电影布景要求。IMAX3维立体影片场景的制作,首先要了解IMAX3维影片的特点,即:超大、场景与特效的结合或叫合成技术的特殊性,以及景深、运动方式等。在场景搭建中,首先要突出精细考究,尽可能地将影片场景的深度空间与浅度空间表现出来,处理好场景细节。在所有的施工场景中,不能有一点穿帮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置景专业在IMAX3维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尝试各种未开发的新型材料,特别是像三菱系列的SERIES的标准建筑材料,隔音、隔热、阻燃的LIKEAIR铝塑材料,它是透明度高、重量轻的PC中空材料。它的广泛应用,这正是置景专业艺术不同于其他建筑艺术形式之处。突出了电影置景是既源于生活的建筑艺术而又高于生活的建筑艺术形式。它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置景艺术修养,还要有娴熟的造型艺术和组织管理才能。当今社会,知识的释放已经产业化、系统化,高科技知识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竞争的主要力量。置景行业也将面临高科技布景的挑战。只有拥有专业的知识培训、严格规范的项目管理,才能提升置景工程的艺术质量,从而使置景施工、调度、管理等诸多环节提升至新的高度。置景人应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调动社会各方资源,除延伸传统写实工艺布景技术外,更应努力开拓数字电影布景制作技术,努力将环保、节能、低碳材料及工艺运用到未来3D电影布景制作中来。置景人除了将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应用于未来布景制作中外,更应在电影布景制作专业上树立创新意识,精益求精、拓宽视野,在置景技术上创造出独特的行业发展模式,以适应未来数码电影的发展,为置景工艺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最终赢得观众的喜爱与尊重。 四、结束语 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电影场景技术,才是中国电影技术发展的健康之路。在即将到来的2013年里,要直面困难、团结协作,让所有的电影工作者共同开创电影技术产业化、信息化、国产化的新局面。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置景人的不懈努力与追求,置景技术与艺术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电影论文:电影放映员上访原因、问题、政策和建议 一、电影放映员上访问题怎么回事 1、上世纪70年代初，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农村电影放映的指示精神，组建了电影放映队，且颁发了相关文件和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公社电影队是基层政府的文化宣传事业单位。全国各省市（港、澳、台外）于1974年前后相继建立。2、放映员的配备也是按文件精神每队2-3名，由政府和上级文化主管部门从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民办教师、退伍军人中择优选拔的，应具备能写会画，吹拉弹唱等条件，经严格考核、体检和业务培训后持证上岗的专职电影放映员，这一群体当时的确优秀。从7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坚守在农村电影放映这个艰苦的岗位上。为党的文化宣传事业工作了一辈子，无怨无悔，默默奉献了一辈子。3、由于形势的发展，近一时期电影受电视录相的冲击，使这一群体无用武之地，设备闲置，市场痿缩，但政府从未下文解散电影放映队，国家尚未取消农村电影事业，且在振兴之中，这一群体应随之并存。 中国首批公社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关系到民生民意，以及社会稳定的大事。广电总局及文化部等有关部门已出台过文件精神要求各地予以解决，近年来此事引起全国老放映员的各级上访案件频频出现，也引起了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关注。为此广电总局在12月18日又就此问题召开了由广电总局，国家信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部，以及部分省信访局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就老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做了分析研讨。这些七十年代的老公社放映员，在当年农村文化阵地上风里来雨里去，为广大基层群众送去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食量， 二、部分地区对电影放映员的政策 一是凡是在一九七七年前参加放映工作，一直坚持电影放映十五年以上，并持有“三证”、“一证明”的同志，按机关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完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三证”、“一证明”是：1由山西省电影公司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证》。2由山西省文化厅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技术资格证》。3由原雁北行署文化局盖章的《山西省电影放映单位登记证》。4由所在乡镇府于年前为其本人出据的“证明情况”一份。二是凡是一九七七年以后参加放映工作，工作年限又不满十五年的，可参照国有企业、二轻企业改制职工安置补偿标准办法处理。三是以上经费，按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均由各县区财政和乡（镇）财政解决。四、解决乡镇放映员的待遇问题事关文化事业发展和稳定大局问题，政策性强，影响面广，各级政府一定要责成文化、财政、劳动、人事、乡镇有关部门认真摸底，严格把关，坚决杜绝虚报、漏报现象。五、在处理此问题时，应注意掌握“公开摸底、公平对待、公示结果、平衡周围”的原则，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体向社会进行最少两次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以免新的矛盾产生。 三、电影放映员上访情况 这群人现已年近花甲，随着年岁增高，其职业病遂渐出现 从起，这一群体相继上访，有的地方领导说上面没有文件难解决，有的文件已过时，没有可操作性。据调查，在这近十年的上访时间里，有些地方政府已产生了一些局部的解决方案，例如浙江省的台州市、山西朔州市，相继出台了相关的解决方案，且已实施，收到了稳定社会的最佳效果。 四、做好电影放映员稳控工作的建议 10月10日，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对全市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上访要求的处理意见》(忻政办发130号文件)，对全市各县(市、区)解决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上访要求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今年1月18日又下发了《关于尽快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的通知》，同时组成督查组赴各县(市、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项督查。多数县(市、区)积极行动，对文化站辅导员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如偏关县已将文化站辅导员趵生活补贴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并列入财政预算。但有些县(市、区) 对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问题处理缓慢，致使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多人多次到省和市上访，要求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他们的编制、待遇问题。鉴于此，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照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认真对待，专题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措施。同时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一、对于过去多年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的人员，已与当地县、乡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现在又无法解决编制和录用的人员，应根据《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1481号)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予以辞退，并由当地财政部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二、对于连续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满三十年以上的乡镇电影放映员，应考虑到他们大部分步入中老年，工作无着落、生计窘迫的实际困难，可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出资加入到养老保险体系。 三、由于乡镇电影放映员的问题自七十年代至今已近30余年，涉及人员构成较为复杂，且各县(市、区)的情况也有较大差异，所以在资格认定方面必须由县级人事劳动和文化主管部门严格把关，依据由当地乡镇以上政府部门审批生效的录用聘用审批表、工资发放表或工分补贴记录对当事人予以登记和年限认定。 要求各县(市、区)扎实细致做好工作，认真帮助解决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具体困难，确保不得形成集体上访。 电影论文:论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与字幕翻译 1. 引言 当《功夫熊猫》将中国功夫与国宝熊猫融入美国式成长故事登上票房排行版的时候,当《阿凡达》改变传统的观影理念,将人们带入3D、IMAX影视技术时代的时候,当《泰坦尼克号》时隔15年再一次强势卷土重来的时候,观众不仅享受到了电影的盛宴,也感受到了电影做为文化纽带的巨大作用。 做为文化的载体,电影不仅 仅通过屏幕效果来实现其跨文化传播作用,电影字幕的翻译也为其顺利进行跨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2. 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2.1电影的传播属性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从经济领域开始席卷全球,在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也开始了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交流。全球化语境下,电影艺术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它必须服务于其社会本质。这决定了电影艺术的多重属性:电影不仅仅是一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影像语言,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产业。 带着它的多重属性,电影的传播模式打上了工业时代营销模式的烙印。电影成为了一种商品,它的传播行为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使观众乐意为获取较多信息和视听享受而付出较高金钱和较长时间。做为传播的艺术,要做到艺术的传播,电影必须在传播的5W模式,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的5个W中找到最优化的组合,才能够完美地完成传播功能,实现商业价值。 2.2电影的文化特质 每一部电影刻上了制作者的文化意象,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如张艺谋电影对视觉审美的追求、对城乡差别的关注;周星驰电影中草根式的无厘头搞笑;吕克贝松的新巴洛克电影风格和独特的叙事策略;卡梅隆对科技创新的执着、对人类命运和责任的审视、对危机意识和人性的思考。然而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赢取更好的票房成绩,影片的制作方开始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尝试。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功夫熊猫》,这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它以1.3亿美元的制作成本,在全球取得了超过6亿美元的票房成绩,其中海外票房过4亿美元。傲人的票房让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美国价值观念的成功跨文化传播,同时也反映出全球观众对承载丰富文化特质的电影产品的接受性与包容性。 2.3 电影与电影受众的文化主体性及其差异 电影传播过程中涉及两大文化主体,即电影产品和电影受众。 一方面,电影产品充当影片制作组织的发言人,它向电影受众传递着制作组织的价值观和精神。另一方面,电影受众是其所处文化的产物,带有特定的文化印记。人的生活环境由特定文化构成,告知他们道德和行为规范、赋予他们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这两大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来源、特点和话语权等几个方面是存在差异的。 首先,电影产品、影片的制作组织与电影受众身处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各自的经历和经验,受不同行为规范的约束,受不同价值观的影响,这造就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电影两大文化主体的特殊性。其次,电影属于大众传播的一种,其受众的特征类似于大众的特点: “(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 (4)流动性(5)无组织性(6)同质性” [1]。因此,做为意见领袖即影片制作组织的产品,电影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电影受众个体。 2.4 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电影受众在面对电影产品时,不仅获得娱乐服务,而且会解读它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如文化知识、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及生活范例。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当然这种对话的单向性较为突出。 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电影的制作团队需要考虑两个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上契合度。当契合度较低时,文化分歧就会出现,分歧得不得调解,文化冲突就可能产生,这将直接影响到电影产品的票房收入。然而,即便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人文关怀却是世界性的,是全球观众都可以理解的,如对人性光辉的赞美、对人性扭曲的控诉、对自由追求的肯定等等。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2] “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3]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策略。 影片《卧虎藏龙》将中国老百姓的“平民英雄”情结浓缩在武侠精神中,承载在中 国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这正好与西方文化的骑士精神不谋而合,这种契合是该片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使其一举获得200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奖项。 中国不乏“盗”类题材的电影,但多是山匪路霸,或是绿林好汉,“外海内陆”的地形结构让国人对欧美的海盗文化知之甚少。然而相关知识经验的缺乏反倒刺激了他们对此类电影的 期待与需求,《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将黑暗世界里最富有活力、最自由的海盗文化展示给中国受众,在中国大受欢迎,据世纪环球在线网站统计,影片《加勒比海盗4:惊涛怪浪》(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On Stranger Tides) 在中国上映第22天就突破了4亿人民币的票房。[4] 3. 字幕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工具,电影承载着多方面的文化意象。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一定区域的社会生活或者一定人群的风俗人情的反映。[5] 电影中的语言是其所属社会文化的产物,必定要受所属社会文化的制约,显现该社会文化的特征,烙上其文化的印记。由于中西文化间存在社会制度、道德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文化差异越大,跨文化传播时的挑战也越大,无疑电影字幕翻译处理不同文化意象所做的努力也越大。翻译的优劣影响着观众的理解和欣赏,是电影跨文化传播成功的重要因素。 3.1 什么是字幕翻译 字幕翻译即影视中把原语的对白以共时字幕的方式译为目的语,通常位于屏幕下方[6]。由于字幕翻译不仅可以大大节约成本(费用仅为配音的十五分之一)[7],而且较译制片来说,更能节约制作时间,加速电影的上映速度,尽可能快地实现全球同步公映,因此近年来字幕翻译在中国也日益盛行起来。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字幕翻译还能让目的语观众体会到最真实的异国情调与语言魅力。字幕提醒观众正在经历双重体验——他们不单在看电影,同时也在阅读它[8]。 3.2 字幕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电影字幕的翻译是通过大众媒介完成电影跨文化交流的手段之一,它具备跨文化交流的特性。 传播学界普遍认同传播过程就是信息的流动过程。为进军海外市场而进行的字幕翻译,它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可看成是一个由电影制作团队、所译电影、字幕译者、字幕和海外受众因信息传递而组成的系统。然而,该过程的参与者是各自所在文化的产物,“在潜移默化中成了 那个文化的一份子,接受了那个文化的习俗、观点与世界观。这些深深藏在一个人头脑中。他进行传播活动,他的文化业伴随在身边,藉着语言,也在语言中反映出来” [9]。 为了帮助海外受众更为准确地理解演员对白,享受电影的视听刺激,字幕译者在这个信息传递过程中,充当了“守门人”的身份。1947年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发表了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群体生活的渠道》,对“守门人”的概念予以理性的阐述。他认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总是沿着包含有检查点即“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而“守门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他所接到的信息。做为“守门人”的字幕译者,他决定着字幕信息的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及如何传递字幕信息的重要作用。 “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10]中西文化由于地域和历史等原因两者存在显着差异,电影中也存在着不符合海外受众口味的文化因素。为了使两种文化对话更加顺畅,字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文化进行过滤,保证海外受众在理解对白的基础上,享受到异域文化带来的别样感受。 3.3 字幕翻译的特点 首先,字幕翻译具有传播媒介的特殊性。电影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多元化的,它依靠画面、音乐、文字等方式传递丰富的信息,给电影受众以视、听刺激,电影受众凭借眼、耳所接受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来欣赏电影。字幕翻译的文本必须与其他信息传递形式互为补充、协调一致,才能充分展现影片的艺术性。其次,字幕翻译文本呈现的短时性。众所周知,字幕的显示需与画面同步,配合演员的讲话速度,随情节更换。因此,字幕翻译的长度需适合观众的阅读速度,严格控制长度。最后,口语化是字幕翻译的重要特点。字幕翻译主要是针对电影对白。对白在语言类型上属于口语范畴,所以字幕翻译文本要通俗简洁、清晰自然。 3.4 字幕翻译受到的限制 通过分析字幕翻译的特点,不难看出字幕翻译受到的主要限制之一就是时间。字幕翻译将对白转化为电影受众阅读的文本,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的阅读速度比讲话速度要慢,为使字幕翻译文本跟上演员的讲话速 度,配合画面要求,尽可能同镜头同步切换,简洁性便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另外,字幕翻译还要受空间的限制。画面上字幕过多,必定会喧宾夺主,影响画面整体美感,影响观众的审美体验,削弱影片的艺术性,因此,通常每一个画面上,“字幕最多不能超过两行,否则就占去太多画面,而每一行的字数也要受到屏幕宽度的限制”[11]。第三,字幕翻 译不同于文学翻译,它的时效性决定了不可能对它进行加注处理,无法使用语言类注解。然而,与字幕同时出现的画面、音效等却为电影受众的理解带来了丰富的提示。这三大主要限制对电影字幕的翻译构成了巨大挑战。 3.5 字幕中文化信息的翻译方法 3.5.1 直译 字幕译者在海外受众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将原语对白中的文化词原封不动地移入到目的语中,通过屏幕上的剧情为译文进行注解,方便受众体会真实的异国风情以及文化内涵。 在《老友记》第七季第五集中,罗斯向菲比要回他公寓的钥匙,菲比明明拿在手中,却说没有时,有这么一段对白: Ross:“It’s right there!” Phoebe:“Ok,Sherlock!” Sherlock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小说人物——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学苑音像出版社的中英文对照版本将它翻译成“侦探”,但如果能直译为“福尔摩斯”,一方面不会影响中国观众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对白的幽默特色,很好地诠释了菲比的性格特点之一,即常说出(更多是唱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在《阿凡达》中当Grace从实验连接设备上下来,工作人员用这么一句话提醒大家“Here she is,Cinderella back from the bal1.”字幕译者将其直译为:“这会儿灰姑娘参加舞会回来了。”对于“灰姑娘”和她的舞会,中国观众十分熟悉,译者采用这样的译法比直接说Grace实验结束回来更能活跃气氛,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3.5.2 意译 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存在巨大差异时,为了让海外电影受众取得与原语观众相同的语境效果,字幕译者有时会采用意译的方法,把译语文化放在高于原语文化的位置,体现译语文化及语言特征。 《阿凡达》中当新一批的士兵被送到“潘朵拉”星球上,打开机舱,老兵们是这么说的“Look at all this fresh meat!”,译者没有将“fresh meat”译为“鲜肉”,而译成了“菜鸟”,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缩影,也更好地体现出老兵们的不屑与傲慢。对于危机四伏的潘多拉星球,能生存下来的老兵自然会有这样的优越感来表达不屑。这样的译文让老兵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另外,虽然Jack双腿瘫痪,但仍能面对挑战去“潘朵拉”,所以军官对他的到来和坚持表示肯定的时候说“You got some heart,kid,showing up in this neighborhood.”译者译为“能来到这里,你还满有种的嘛”,用“有种”代替直译的“内心坚定”,这样就把一个铁血战士的无畏与勇气写得更为贴近生活。 又如在《闻香识女人》的结尾处,史雷德上校在全校师生面前为查理辩护,他说:“Boys, inform on your classmates, save your hide. Anything short of that, we're gonna burn you at the stake? Well, gentlemen. When the shit hits the fan, some guys run and some guys stay.”(男孩们,出卖同学,明哲保身,否则我们会干掉你?哦,先生们,当大祸临头,有人逃跑,有人留下。) 这段文字中“burn you at the stake”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知识非常丰富。《圣经》中谈到犹太人最初的法律就是:亵渎神明罪和重婚罪的人要被施以火刑;公元前6世纪雅典人的第一部法典也规定用火刑来处死重罪的人;在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由于信仰的关系,火刑也是非常普遍的,那时候被判火刑的人一般或多或少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他们一般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烧烤而死。译者没有直译为“我们会将你烧死在火刑柱上”,而是用“我们会干掉你”的表达,不仅利于中国观众理解,同时也把权势之人排除异己的狠劲刻画得十分到位。 3.5.3 替代法 根据功能对等理论,“重构”是解决文化差异的方法之一,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12]。电影翻译中,影片中如有海外受众无法接受的词语或文化意象,那么译者可以选用译语中与原片艺术最相似、最贴近的,同时又能让观众易于接受的词语来替代。 《老友记》第七季第13集中莫妮卡向罗斯抱怨父母在他们搬出后把罗斯的房间奉为圣殿,而将自己的房间改造成健身房时说: Monica:“I got to say,a tanning bed and a stack of Victoria’s Secret catalogues,not a gym !”(我得说,一张日光浴床和一堆内衣画册,算不上是健身 房!) Victoria’s Secret(维多利亚的秘密)是美国顶级内衣品牌,它的名字是魅力、浪漫、纵容及女式内衣的代名词,据说该公司每分钟的内衣销量高达600多件,但中国观众对其不一定都很熟悉,因此译者使用替换法,用“内衣”来代替这个品牌的名字,使这句话的意思一目了然。 又如第5集中瑞秋向乔伊许诺送他十件拉尔夫 ·劳伦的衬衫,她说“I’11 give you ten free Ralph Lauren shirts.”Ralph Lauren是个有着浓浓美国气息的高品位时装品牌,无论潮流如何改变,它永远流露出一股自由舒适而华贵内敛的气息。做为Ralph Lauren的时尚顾问,出身千金小姐的瑞秋自然会选择该品牌来送朋友,译者考虑到中国观众对该品牌的认知度问题,用“名牌衬衫”来替代它,处理方式与上例相同。 当然,这种译法的缺陷之一就是削弱了原文的文化内涵,但考虑到前文所述字幕翻译所受的限制,这样的替代可以说是较好地完成了跨文化信息传递任务的。 4. 结语 做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方式,电影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字幕翻译是这一力量得以顺利传导的重要工具。字幕中蕴含着原语文化中的多重信息,如物质文化信息、社会文化信息、宗教文化信息、语言文化信息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为有效传递这些信息,保证电影的可观赏性,进行字幕翻译时要结合其自身特征,充分考虑各种限制因素,将海外受众的心理诉求、审美期待等纳入翻译体系,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从而保证字幕各种信息的等效传播,为争取海外票房做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种文化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对话,文化包容度增大,同时电影受众的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对艺术的理解日新月异,字幕翻译时可考虑对文化信息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更好地保留电影中的异域风情。 电影论文:浅谈在英国看电影的论文 这两年往英国走得多,英国的电影院也进去了好几次,感触颇多,随手记下,和国内的电影娱乐环境作个比较。 英镑一张电影票 首先是票价。国内电影票价虚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全国整体银幕数量较少,使看电影并没有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日常业余生活形式,加上盗版猖獗,进电影院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习惯。这就导致整个电影工业的不景气,投资者对市场没有绝对的信心,就不会花大价钱开那(文秘站:)么多的电影院,从而银幕数量仍然不足以支持每年产出的所有影片,更不要说把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分级播放了。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国内的电影票价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以杭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为例,平均一场电影的票价约为人民币70元;从全国范围来看,平均约在50元。以当年国内票房最高的影片《英雄》来计算,该片全国票房约为2.5亿元人民币,平均票价50元,全国观影人数约为500万,仅占中国13亿总人口的0.4%。而只要过千万元人民币的影片即可算是成功,观影人数仅为20万,占全国总人口0.015%。 那么我们看看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来讲,在英国上映的影片,无论是英伦本土作品或是好莱坞大片,票房能够超过3000万英镑即可算作是票房大卖的成功作品。可是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仅约为3英镑,也就是说,一部成功的作品观影人数可以达到1000万人,占英国总人口的17%。而像哈利波特系列那种超级大片,票房可超过7000万英镑,即观影人数达到2300万,超过全国总人口的40%。这种比例和国内比起来,简直让人惊讶得合不拢嘴。 很明显,英国愿意去看电影的人比我们多。那么,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字对比。按大城市中产阶级计算,国内人均月收入可达到5000元人民币,平均一张电影票50元,占月收入的1%;英国人均月收入2500英镑,平均一张电影票3英镑,仅占月收入的0.12%。那么,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为什么电影票便宜。 电影论文: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类型 摘要:其实早就注意到电视电影中的一些喜剧因素,如《青春与共》《天天有太阳》《河沿儿》等。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的电视电影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恰恰又是几部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带有明显喜剧色彩的轻松愉快的影片,如《翻身》《装修良缘》《十全十美》《从心相恋》《失恋联盟》等,让我不由自主地要拿其中制作精良的电视电影比作优秀的低成本电影。虽然从1999年电影频道在电视节目中电影资源匿乏的情况下开始投资拍摄电视电影到现在,电视电影经历了风风雨雨,逐渐获得了不少专业人士的认同,“华表奖”“金鸡奖”中还设立了电视电影的专门奖项,电影频道也专门为电视电影设立了“百合奖”,可谓成绩斐然,但由于电视电影数量多,难免良荞并存。在很多人眼里,稍显粗制滥造的电视电影仍然不算是能与影院电影同日而语的艺术作品。但是,近期的几部具有喜剧色彩的影片却让我由衷地感到电视电影在探索过程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是其中较显成绩的一方面。 关键词:都市题材 电视电影 喜剧化类型 电视电影成本低,平均每部影片的成本约为50万元人民币,即使用高清晰数字摄像机拍摄制作,平均成本也不会超过100万元。在这样低成本的制作氛围中,都市题材电影的喜剧化是有其现实的土壤的。首先是成本回收容易,创作者不必背负各种沉重的压力。据有关资料表明,电视电影只要在电影频道黄金时间播出一次,就可以通过广告收回成本,因此,“只要你选择好剧本题材、制作班底,别偷工减料,认真去做,就不用担心回收问题,可以把精力放在制作上面。”①其次,创作人员云集。国产电影的现状使得很多电影从业人员加人到电视电影的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率先拍了两部获奖影片《王勃之死》和《阿桃》、最先在电视电影中站稳脚跟的青年导演郑大圣②;还有一些徘徊在电影大门之外的年轻人,可以借助电视电影传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生活体验,如《从心相恋》的编剧邱怀阳,就是从自己熟悉的角度潜心编写了这个讲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恋生活的故事。 再者,喜剧容易讨好。电视电影独有的播放形式,无论对创作人员还是受众来说,喜剧都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体验。“拍摄过程很轻松、很愉快,跟玩儿似的,……”③而某学院一位讲师在看完影片《翻身》后,兴奋地说:“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一部能让我从头笑到尾的电影了。”在生活压力日益加剧的今天,对喜剧的需求反映出人姗视电影】们对轻松、释放的需求。轻松、明快的喜剧自有相当的市场。 但既然是低成本,制作就有相应的制约,除了众所周知的不能用35毫米胶片,不可能有高科技,不会有大明星加盟之外,在题材、选景上也受到一些限制。大多数创作者都是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从自己周边比较熟悉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从性价比上考虑也符合低成本制作的要求。因此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场景通常选择在寓所、街道或城郊等地,很有一些“新现实主义”的特点。像《危险时刻》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郭第一的谨小慎微的男人在面临歹徒时还叫嚷着“一停二看三通过”,结果被见义勇为的、当出租车司机的妻子刘蔓所不齿,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郭第一通过具体的机智英勇的表现,化夫妻之间的隔阂为理解。影片的主要场景就是出租车、办公室、家、街道、歌厅等公共场所。 鉴于上述原因,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似乎可以成为电影频道自觉不自觉的策略倾向。 下面就2003年初的几部影片,谈谈大体印象。 意想不到的情节设置 喜剧电影通常以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为题材,用较夸张的手法,意想不到的风趣情节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喜剧化,顾名思义,就是用喜剧手法使影片具有喜剧效果。因此出乎意料的喜剧情节是一部好的喜剧化影片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翻身》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设置的几个情节看似普通,如三个贼在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替察抓了贼首却又被两小贼给救走了,三个贼抢劫银行等。但是在公共汽车上,当贼挨个抢劫到其中不动声色、见机行事的替察乘客,该替察命令他蹲下的时候,他竟然顺从地蹲下了,同时还传达命令让他的两个同伙也蹲下。这一蹲和这一传达的反常动作,就把整个事件喜剧化了,既把一个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罪犯还没有完全适应狱外生活的一面在轻描淡写中反映出来,同时也刻画了这三个笨贼的本色:他们并不是那种杀人如麻的恶棍,因此和警察就有了以后的几场较量。他们抢劫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抢劫,而是不堪忍受警察的羞辱“笨手笨脚没出息”,逃跑之后决定抢劫警察所管辖的片区里的那个银行,让警察在他所在的派出所里“永远都翻不了身”。三个笨贼抢银行纯粹为的是争一口气,这使本来紧张有余的犯罪行为在愚笨的策划中得以消解,他们为抢劫银行特意准备了西服,因为“电影里都那样”;傻乎乎的老二绑架电影明星,在银行里却舍不得她死,私下摘了雷管的引信,还恳求她在自己的衣服上签名……观众不得不为情节中这些峰回路转的设置暴笑不已。 从严格意义上说,以悲剧结尾的《当爱情失去记忆》是一出悲喜剧,但其中的喜剧化因素占了相当篇幅,让人自然地以为导演刘仪伟是以一种轻快的方式在演绎一个爱情故事。典型的段子就是独在北京的丝丝不堪寂寞,夜里给远在长沙的李不肖打电话,李不肖在电话那头假装留言机:“……如再续留言请按1;如不想留言请按2;如想请我吃饭请按3;如需听我唱歌请按4;热烈庆祝北京申奥成功,请按5;坚决拥护手机单向收费请按6;如想知道昨天和前天的天气请按7;热烈庆祝中国足球参加世界杯,仅输9球,载誉而归请按8;如果你觉得电话机信号不太好,请用力摔打你的电话机;如果是丝丝来电,我在家……”我想,此时荧屏前的观众和电话另一端、握着听筒笑倒在沙发上、原本芳心寂寞的丝丝感觉是一样的。李不肖的性格也就在这样的情节设置和诙谐语言中跃然纸上,他和丝丝的感情也因此大大增进一步。 丰富平实的人物塑造 人物是影片的魂灵,人物的身份、职业和性格决定了一部影片的基调。喜剧化的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植根于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表现都市平民的原生状态,它所选取的人物通常为都市生活中的各类小人物。有时候,时尚的大众文化也给创作人员提供了足够的影像素材,如广播电台音乐频道的工作人员,如电视演播室的现场直播,如报刊杂志的记者等都在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中频频出现。 《失恋联盟》中的宋美美(宋丹丹扮演),带着上幼稚园的儿子和一个香港商客同居,满心盼望港商此次回来能和自己结婚,却没想到港商把两人合买的住所的一半抵给了 公司派来接替他工作的戴思挂(曾志伟扮演),一个长相困难的男。于是一个一心想有家有稳定生活的离婚女人和一个被迫接受“遗留问题”的中年男子住到了同一屋檐下。宋美美先是“傍大款”,后是被欺骗,再后来为了满足虚荣心的需要,和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帅哥产生了“姐弟恋情”,最后终于明白真爱来自自己身边的这个相貌一般、年龄不小的男人。影片具有较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宋美美上网和人聊天(虽然网恋是一个俗滥了的话题),四十多岁了,还硬撑着陪小情人到酒吧喝酒熬夜,为了儿子和自己的未来,又希望能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放心依靠的肩膀。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生动的女性形象:眼看着青春已经逝去,却又不甘心步人即将到来的中年。 (装修良缘》中的刘船,是一个外地的打工仔,没有人际关系,没有文凭,没有在都市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除了一双会做木匠活的手和三寸不烂之舌。而这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不了想自己寻找装修工人的大学教授庄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过天桥时,一个迎面而来的行人推着自行车艰难地上台阶,不是因为刘船本能地走过去帮了一把,他的第一个装修活不知道会在哪里。也正是从刘船那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让庄老师,也让我们看到了被都市生活湮没了的微不足道的打工仔的善良本性。像刘船这样的一个边缘人物和雪村在《当爱情失去记忆》中客串的那个戴墨镜的街头卖艺人,同属于都市的特有现象。他在自弹自唱崔健的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一个路人拿了他的钱跑了,行人为他打抱不平正要追上前去,他摘下墨镜,拉住行人的衣角,煞有介事地说:“不用追了,我只不过是在做一个实验。我今天在这里已经站了一整天了,一共有一百四十九人给了我钱,只有十四人把我的钱抢跑了。啊,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而《从心相恋》中的男主角马晓涛(潘粤明扮演)则是一个在父亲的期待中每每失落的独养儿子,没有考上大学,有着一份不能令父亲满意的厨师职业,和一个青梅竹马的同是独生子女的李丹丹过早地结了婚,很快又陷人了买房和生育的尴尬矛盾中,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婚。 离婚以后,两人又迅速相互思念,历经波折,总算重归于好,演绎了现代都市青年敢作敢当,勇于直面生活的情感故事。 相形见细的叙事缺憾 影片类型化是赢得观众的捷径之一。一个好的喜剧化故事,必定有一个吸引观众往下观看的开头,如《从心相恋》,影片一开始就自觉地运用了快节奏的平行蒙太奇处理方式,用以铺陈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关系,以期达到在“前6秒钟之内”吸引观众的眼球;同时要有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矛盾关系,如《翻身》中贼被警察羞辱,贼逃跑后开始策划抢劫银行报复誓察,而倒霉的警察偏偏只有抓住这三个贼才有可能让自己在年底的工作积分中翻身。另外,强化喜剧效果的细节也必不可少,如《翻身》中三个笨贼对《英雄本色》的模仿:在小马哥出征的背景音乐伴奏下,整齐划一地披上西服,英勇壮烈,起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再如《十全十美》,为了把刘家的调味品放到陈师傅的台面上,刘家奶奶亲自出马,腰缠调味品,和陈师傅来了一场周星驰似的“十全十美”大比试……可以说,这些影片已经努力在朝商业类型片的方向靠拢。 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些影片又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影像和叙事失衡的缺憾,或者说叙事技巧尚欠火候。虽然《从心相恋》的主创人员在反思自己作品的时候,认为影片后半部分之所以较前半部分平淡是因为自身阅历的局限,“如果再过几年,我们回头来看今天,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好”。但是对故事节奏总体把握的不平衡更多的倒像是强弩之末,阅历本身的增多既融会在技巧训练的过程中。 郑大圣说得好:“……我认为电视电影可以变成民族影业最后的防线,可以为国产电影留一个人才和观众的蓄水池,使它不枯竭。……拍的人多了,它就有希望形成一股力量,出现一批又一批的从业人员。……”让我们关注一批又一批从业人员,为他们的不断进步叫好吧 电影论文:中国电影中文学经典重写方式研究 小说文本与电影也都以陌生女人写给作家信的自叙方式展开的,这种自叙方式是小说文本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在这种自叙的方式下,陌生女人充分表达了对作家的情感,将陌生女人的心理情感刻画得十分的细腻,电影在这方面也充分展示了与小说作家及其文本的默契。一般而言,对外国文学名着的改编都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陈和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中写道“:研究者更重要的工作是以事实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如何把外来因素和本民族的传统以及自己的创造个性相结合,铸造出崭新的艺术品。”也是就说,我们注重文学作品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不能忽略改编者的主体创性。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改编的最大独创性体现在将中国特有的民族元素融入到了影片中,显示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与世界的经典文本对接交流的广阔空间。 小说中是没有明确提出故事发生的背景的,徐静蕾改编的电影则将故事放在了中国动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会军和马玉峰整理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得到的———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导演创作谈》中讲到徐静蕾选择这个时间过程的真实记录“:一开始我是想把它改成一个中国现代的故事,从70年拍到90年,基本上改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停止了,因为这个故事后面有一些问题我是无法逾越的,比如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做一个交际花等情节,放在现代里不是不可以,但要避讳很多东西,我觉得就违背了当初我拍这个电影的初衷。在这个电影里我只想讲情感,至于说社会道德批判,我想把它淡化到最淡、最远的地方去。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给我一些建议,说是不是考虑放到三四十年代,一改之下就觉得很顺利,基本上就可以把我主要想表达的东西放到那个年代里去。”从徐静蕾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是为了故事情节进行下去的必要。文本小说中讲到作家R先生以出远门去旅行为由两次从陌生女人的身边离开,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当代,这也是徐静雷不愿意的,放在动荡的年代,作家同时具有了记者的身份,面对时局的动荡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学生游行的街道上促成了他们的见面,以及为后来作家离开陌生女人都找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使故事情节非常顺畅地进行下去。徐静蕾将改编的故事放在三四十年代北平的四合院里,可以看做是徐静蕾为了纯粹地表达爱情故事,最有效地接近小说文本,同时又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无论小说或电影,人物必须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事件、情节和矛盾也是发生发展在一定的环境当中。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当眼前物体的形状接近于记忆中的某一形状时,知觉才可能把眼前的对象想象成记忆中的形状,或将二者合并在一起。受众对电影的欣赏也是如此,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生活的三维时空模式化后置于意识中,并将其作为观众接受心理的起点。只有影片中的时空环境和生活中的固有环境相近或相似时才有欣赏乃至接受的可能。再则由于审美心理具有保守性及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习惯于按照传统趋向进行。”电影的这种改编是十分符合中国受众的心理的。 电影在进行原有的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分散地展现出了很多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北京四合院,过生日吃寿面,踢毽子,丢沙包,写毛笔字,过年放鞭炮,吃饺子,街道上运煤的骆驼,人力车夫,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冰糖葫芦,窗花,旗袍式的棉袍,三四十年代流行的学生头,媒人为母亲介绍继父,女孩子戴在手上的银镯,刺绣,京戏,等等。这些元素无不是包含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无不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和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已不可避免地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冲击下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丢失,而电影这种视觉的盛宴却能使现代的人们在生活的疲惫之余重温童年时代热爱的游戏,重温逝去的美好时光,可以说电影中的这些民族文化元素呈现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受众者的怀旧情绪。“怀旧的基本导向是人类与美好过去的联系,而在现代性的视域下,这一过去不仅指时间维度上的旧时光、失落的传统或遥远的历史,还指称空间维度上被疏远的家园、故土以及民族性;而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怀旧最重要的还包括人类个体及群体对连续性、同一性、完整性发展的认同关系。”怀旧的情绪让人们重新找到与逝去时光的美好联系,重新找回民族认同感,一切有关朦胧而遥远的回忆在受众者眼中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怀旧是神秘而美妙的,人们在这一情境的感性体验中寄托着某种稳定感、安全感或归宿感以此来弥合在当下现实中感受到的精神失落和人性分裂。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怀旧具有强大的乌托邦功能。而它形式化的例子在当今社会比比皆是,如古物收藏、博物馆艺术、老照片、老房子、老城市、旧歌翻唱,等等,现代怀旧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成了一种关于过去的工业文化。鲍德里亚把这一切归结为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他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大众是消费的主体,全部文化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内容。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片长九十八分钟,而在这九十八分钟内分散地呈现了十多种非常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应该说这不是种巧合,而是导演的有意为之,是对怀旧之风成为当下社会一种流行的精神时尚的一种迎合,可以说在影片中的这种独有呈现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商业运作手段,而对于电影改编而言,遵循观众心理规律:商业运作是无可厚非的。 电影改编还有一个独创之处在于运用了非常富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背景音乐,即以琵琶弹奏为主的《琵琶语》。《琵琶语》在电影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影片开头作家开始读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第二次是在女孩初次与作家正面相撞并爱上作家时,第三次是在影片的结尾作家读完陌生女人来信展现其感受时。《琵琶语》音乐忧婉、舒缓,旋律简约而不失张力,如痴情女子的声声低吟,颇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琵琶声的哀凄注定了陌生女人悲剧痛苦的一生。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琵琶曲《昭君出塞》中的王昭君,都是具有悲惨命运结局的中国古代女性,两首曲子都诉说了她们悲戚的故事,琵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重要的表现女性不幸故事的独特人文内涵。徐静蕾在世界经典小说文本影响下的电影的改编,不仅让我们重新领略了茨威格这部经典小说自身的独有魅力,同时又展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使经典的改编打上了民族的烙印,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体现了中国的电影改编者对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主体性、独创性解读。我们应该赞赏徐静蕾独创的智慧,这种经典的重写实践“不但使原文本的影响在历时性的接受过程中一再得到强化,一再以新的精神与内容更新旧作,努力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并且把文本始终置于受众视野,使受众怀着重温旧情的预期心态,最终形成良好的传播与接受互动”。(本文作者:陈红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