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论文:探析网络电影流行的传播学 摘 要:该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电影的流行的四个特点:参与性、自主性、个体性和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个性的伸张与自我的释放,由此刺激作品的丰富,引发观赏的热潮等效应。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 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传播学论文: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传播学论文: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基于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传播学 手机媒体 公共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新闻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调查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民主政治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环境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管理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电子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通信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调查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传播学论文:浅析从传播学角度浅析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重构 论文关键词：电视剧《手机》　影视文化　社会文化　重构 论文摘要：社会文化重构是受到大众传播冲击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本文以电视剧《手机》为例阐述剧中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张受众在观看电视作品时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影视中传播的文化，以便更好的去构建社会文化。 电视剧版的《手机》热播后，使得信任危机、谎言、工具奴隶、文化工业等等引得受众再次思索，同时一些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囤”、“很牛彩”、“没我扛不住的事儿”“要做一个好人不难，但是要做一个不说谎的人，难”、“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人在江湖飘，手机是把刀，有些电话就是不能接”等等再次成为为生活流行词汇。 电视剧版《手机》是对电影《手机》和小说《手机》的再次诠释，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即对于已有的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的再次认知。视觉时代意味着所有视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重述，重述或重构的含义是指向视像与事实世界的关系。电视本身重构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力使它成为世界的最真全面且富个性的观重述与传播者。现代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将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当做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尤其是电视剧中的一些“真实”剧情更是人们了解“现实”的一种重要途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过程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索的过程，我们以电视剧《手机》为例浅析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所传播的理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中，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是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真诚的沟通”是这一节目的宗旨。镜头面前的严守一在受众的心目中是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则成为一个现代工具手机的奴隶。在观摩严守一这个角色时候我们是作为电视剧里人物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解读的，“有一说一”的受众是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下的严守一和客观现实中的严守一混淆起来。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媒体去了解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手机》中的剧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也有力的用隐喻的方式暗示定义了现实世界，仿佛剧情诠释了现实世界存在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按照“剧情”作用于现实世界，去翻查手机、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觉得谎言充斥着世界。影视剧中表达的虽然反映了客观现实的一些现象，但是同时受众对电视剧创造的影像世界作出了客观反应，深深地影响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构建。 费墨，“有一说一”策划人，他坚持做有深度的节目，坚持传递主流的价值观，不愿趋附权势和大众口味，坚持精英文化传播。费墨作为“有一说一”的策划，也是把关人，话题、问题和语言由他编辑，严守一表达的大部分是费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节目背后的集团由于经济驱使和收视率的压力，让严守一和费墨把“有一说一”变成娱乐性节目时，严守一选择了屈服于权势和现实，而费墨选择去别的节目讲国学，结果是费墨得到了爱戴，而严守一因绯闻和收视率等原因，被他的媒体组织和受众所抛弃。在我看来，费墨是一个在文化工业时代并没有被完全异化的一个人物，他想通过大众媒介这一平台来影响大众，来引导主流文化的传播，想解除商业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失落的惶惑。今天，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像剧中“有一说一”这样的节目提供的话题、理念、价值观等等一系列传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思考方向和价值理念，对受众的生活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牛彩云，剧中一个特别出彩儿的角色。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任何特长的女孩，怀着明星梦来到北京，穿着和妆容夸张地向明星靠拢。牛彩云去考电影学院时，引以为豪将一个生活中的剧情（她和他妈妈吕桂花以及于文海卖饺子时候被城管人员逮到，牛彩云用哭和撒泼的演技骗过了城管人员）搬到了考场，却没有考上。她的妈妈吕桂花说：“喜欢戏的人，如果真干了这行，那就得把戏和生活分开，演戏是演戏，生活还是生活”。这样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在大众传媒参与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能分清戏和生活吗？在牛彩云的理解当中，明星要带大墨镜要有博客，明星的生活应该和电视上塑造的那样光鲜亮丽，但是当最后明白了什么事演戏，什么生活时，真实爽朗地说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给观众深深一击。大众传播媒介混淆了现实与媒体提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感知变得愈来愈混沌和麻木。牛彩云的明星梦和开通博客的行为也让我们联想到，娱乐化趋势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和大众传媒的平台迅速实现梦想。电影电视明星是电影电视产业利益、大众传播媒介、偶像崇拜和大众审美尺度等综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普遍社会心理活动的外化合象征。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地观看由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或者关注同一个人的大众传媒塑造的形象。牛彩云不停地找露脸的机会，比如去试镜、串场儿、参加“有一说一”选秀、开博客等，这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重要平台，也从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介提供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受众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部电视剧用逼真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个类似现实的“真实生活”，在传达的过程中，包括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导演的、演员的演绎还有镜头的选取等等，它的每个切面都想表现出与生活的相同之处，同时剧中加入的幽默的成分更发人深思，剧中传达的社会道德、知识、社会规范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被模仿和认同。电视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即电视信息的“拟真性”导致了观众将电视信息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大部分人会相信电视剧中画面真的存在，进而也会相信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往往可以按照“可能的社会”的标准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观念。，众可以从人物角色的解读,从中吸取人物生活经验并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也希望受众在解读电视剧人物和剧情的时候，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从而有助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播学论文:浅谈以建构跨文化观为旨归的跨文化传播学教育探议 论文关键词:传播　跨文化观教育　运行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传播专业学生应拥有的跨文化观在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探索建构跨文化观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引导传播专业学生形成科学跨文化观,以合理而有效的交往形式优化自身生存状态,迎接跨文化交往时代的挑战,最终完成肩负的传播使命。 教育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其所涉及到的对象的发展都是动态可持续的,都应当有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一发展趋势,传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亦不例外。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跨文化观与跨文化观教育 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类似跨文化观念、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思维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刊物,但学术界目前尚无“跨文化观”这一明确指称,笔者迄今只在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一文中看到了这一表述,但该文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只在文中将其归结为“通过平等交流与对话、互补互通、和谐相处的跨文化交际思想”。很显然,这里的跨文化观被简单地等同于跨文化交际原则或意识了。这里,笔者试对跨文化观(intercultural concepts)概念定义如下: 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在与他者(个体或群体)接触或交往的过程中,为达至交往的和谐目标而逐渐习得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由此确立该个体对于它文化的态度,形成其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本文将跨文化观教育界定为: 跨文化观教育(education on intercultural concepts)是对某一文化(acertainculture)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态度等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实践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以此引导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的跨文化态度,具备有效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对话能力,尽可能遏止跨文化对抗(尤其是战争形态跨文化对抗)的出现,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往社会,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共存,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和睦共存与相互学习和借鉴,倡导跨文化交往致力于走向注重人的终极关怀的和谐层面,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最终实现由构建和谐社会走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跨文化观教育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教育活动(即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民族文化教育),并延伸至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群体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跨文化观教育的立足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确立起一种理念——态度——能力三位一体、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跨文化观教育应当是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的建构 关世杰教授在其题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指出: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传播的素质是薄弱环节。 (一)批判继承借鉴,提高跨文化价值判断水平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发展史也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没有继承借鉴,革新创造就失去了条件;而没有革新创造,继承借鉴就失去了意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同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藕合。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更新与升华,消除自身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生。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把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继承借鉴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一深刻见解为在跨文化观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文化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传播专业学生在分清本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还应增强对异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鉴别力,从而在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迷失自我。 (二)推动文明对话,形成文化认同的有序机制 社会哲学认为,对话以人类相互交往、沟通、理解的实践旨趣为导向,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培植社会共识,形成主体间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有机整合。“对话重视对话者之间的理解,并以理解作为进一步对话的基础。理解被视为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他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和重构过程。”理解也是一种情感和生活的再体验,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体验着自己的丰富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总是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密切联系。 因而,基于平等、尊重态度,以交往、沟通、互动为实践旨趣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一方面,将促进未来传播人按照社会需求去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按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利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必将有利于社会以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大学生,进而使社会发展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构建新时期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就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突出本国特色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性,符合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有利于未来传播人的社会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以制度和规范来引导其跨文化观的发展与更新。 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要立足于国际战略,培育学生的国际眼光。要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变化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一个国际参照,就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努力学习,积极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最大光荣、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自然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结果,其核心是理解,强调的是心灵沟通与视界的融合。 (三)不断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应对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综合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孙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第二次是一千年前后的两宋时期,通过儒释道三家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交流、冲突与融通,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三次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阶段性的综合创新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创新正在继续。 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文化不断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坚持对文化进行创新与整合,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文化整体,增强文化的时代吸引力和感召力,才会在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应有的位置。 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求我们以创新的文化成果去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创新,用创新的文化成果吸引人、感召人。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要敢于正视和解决矛盾。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把广大未来传播人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整合中西文化,引导形成科学跨文化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整合中西、综合创新。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成功开掘其现代意义的理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又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精神内涵;而脱离了五千年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我们应遵循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同时,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鉴别、评价传统文化,并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种视角有机贯通、结合起来,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评判与选择,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于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深入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2004年1月30日,在参观埃及国家博物馆时又说:“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中华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交流和发展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质和量都在发生嬗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正轨,这些生生不息的变化,不仅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产生变革,而且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实现文化范式由旧到新的根本转换。因而,我们正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它是既具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又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中西文化的整合创新,将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而其主流实践者——当代大学生当然而且应该首先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传播专业的学子则更是首当其冲。 (五)加强实践环节,探索跨文化观教育有效途径 跨文化观教育的实践应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使这一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注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因而,我们探索形成传播专业学生科学跨文化观的有效途径,就应当在加强实践环节上下功夫,通过融合、互动、实践等诸方法在实践中使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 首先是融合,就是在相关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将跨文化观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入,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跨文化观的教育。 其次是互动,就是师生以不同文化的表现者形象出现并展开教学,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互动中感知外来文化。如师生共同探讨某种文化现象,在开放式的、平等性的、交流式的讨论中,使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当然,教师在讨论过程中也应当以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态度来组织讨论,这样地态度渗透于教学实践地全过程,才最终真正有益于受教育者正确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当然,在讨论中,教师应组织适宜引起讨论的材料且不直接给出观点。 再次是实践,就是让学生在参与跨文化交往的亲身实践中去获取跨文化知识、形成跨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能力。实践法可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跨文化实践中的热点如新闻事件,难点如历史问题等展开专项分析,也可以使学生在以各种形式与外国人进行的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中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参照、传播和对话能力。为充分利用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跨文化观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直接交往进行之前,教师应辅以必要的知识、意识及能力准备;而这之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及时总结、提高,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外籍教师在这一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各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来华任教的外籍教师越来越多,无论其任教何种课程,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文化的因素总是无法不起作用的。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综合以上教育实践方面的途径,笔者以为,面向传播学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应当研究和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果;在传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层面,全面倡导跨文化观教育思想;在传播学教育的各门具体科目中,全面加强跨文化观教育,明确不同科目具体的跨文化观教育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倡导未来传播人在社会、学校、家庭氛围中参与的跨文化观教育实践活动。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2022年8月26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山东大学承办的第七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主题为“构建中国特色非遗理论与实践研究体系”。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王晨阳、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君松出席论坛并致辞，开幕式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炳春主持。来自国内10所高校和两省非遗保护中心的专家学者，就如何构建中国特色非遗理论与实践研究体系畅所欲言。论坛由山东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张士闪教授主持。 一、非遗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20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有效推进，迫切呼唤非遗学的理论支撑，亟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潘鲁生（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认为，学界亟待从学术层面对非遗保护工作加以规范与研究，非遗学一定要从生活伦理出发，做一门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真学问。林继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从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的基本方向与问题导向出发，认为应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展现非遗保护传承的中国模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方李莉（东南大学特聘首席教授）则从人类学视角探讨非遗保护的理论、方法与路径，认为一定要加强跨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融合，促进非遗研究向高水平的理论与实践转型。高小康（汕头大学教授）聚焦非遗学的知识生态整合，提出非遗学研究需要通过探讨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联系、影响与互动、互补，形成一种新的理解知识、生产知识与运用知识的方式，为新文科建设提供智慧。马知遥（天津大学教授）从当代现实出发，认为应聚焦于非遗阐释学、非遗神话学探源等研究，整合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视角，才能真正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学理论体系。林松柏（齐鲁师范学院教授）则介绍了业已实施多年的武术校本课程一体化建设经验，主张应实现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育评价等密切结合的“三元一体”，完善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序塑造，彰显“非遗进校园”的当代价值。 二、中国非遗保护亟需当代学者建言献 策 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已经进入系统性保护的新阶段，相关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则相对滞后，亟需当代学者贡献智慧，继承中国本土学术的“学以致用”传统，观察、总结与反思非遗保护工作的本土实践，努力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框架中，促进非遗保护工作的合理发展与有效运用，服务当代社会发展。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认为，民俗类非遗项目主体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要尊重民众自觉自发的文化创造，尊重其文化选择。宋俊华（中山大学教授）提出，非遗名录制度改进要坚持文化自信，明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责权关系，实施动态管理，充分发挥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性。陈华文（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聚焦非遗保护传承的真实性与整体性问题，认为非遗保护制度从以个体为主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到增加以代表性团体（群体）为对象的非遗传承保护制度，充分体现了非遗分类保护原则、整体性保护理念的深化与落实。 三、非遗保护的地方实践经验 两位来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资深专家，长期致力于非遗项目管理、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服务和组织相关展演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谭小兵（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馆员）强调，要充分意识到讲好民族故事、传播民族文化、促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性，还要注意推进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的深度融合。傅安平（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研究馆员）则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职能定位进行探析，认为应进一步采取综合性培训、专题性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努力造就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专业化的非遗工作人才队伍。本次论坛的召开，距离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恰好一周年。11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演讲，都立足中国国情，积极建言献策，致力于推动高校非遗学学科建设，探索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与新媒体等在非遗保护领域的高效合作机制，体现出了可贵的使命担当精神。 作者:林海聪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当今世界呈现出文化多元的格局，各个文化区域在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在对话碰撞中获得启发，因为在一个多级、多文明构成的世界秩序中，和平是否可能，完全取决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可能相互理解、和睦相处[1]。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中国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对当今局势的清醒认识，积极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焕发当代中国的文化魅力。文化上的自信，彼此承认对方所拥有的文化优势，加强交流与对话，正是体现了各自文化自信开放与谦逊包容的主体意识。 一、历史梳理：跨文化对话的不同视角 中西文化作为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风格和特点。“西方”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转移，大致在明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3]。中西文化对话是通过中西文化相互的对看、学习与参照，为真正诉诸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互促互融，分别从“西方视角”“中国视角”梳理中西文化对话的历史脉络，关注中西两种视域不同的文化通过这种沟通交流，达到某种程度上相互迁就融合的对话。 （一）跨文化对话的“西方视角” 西方国家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可追溯到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揭开了西方对中国文化想象的序幕。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原本局限于地理空间而封闭的不同地域和民族，开始了普遍的贸易交往和广泛的文化交流，“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4]。西方国家开始向中国学习先进的农耕和纺织技术。16世纪，中国向西有澳门越过大西洋通达里斯本的航线，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录多是耶稣会传教士和商人、探险家的游记见闻。地理大发现以后，中国文化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影响最大，引起集体对中国的白日梦想象，印刷术刺激文化传播更为广泛，中国文化方面的相关文本在西方被广泛地翻译，掀起了东方热。近代，社会和政治转型构成了新的语境，中西方文化与学术交流日益紧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代的经典和儒家学说研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成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理想主义的基本来源，中国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尤其是康熙年间繁荣的社会景象，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追求的社会楷模，然而，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当时欧洲的关注与争论所过滤和歪曲，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欧洲制造”，借用中国来解决自身问题，吸收中国文化，为本国服务。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触发欧洲启蒙的自觉意识，引发了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变化。 （二）跨文化对话的“中国视角”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西传，中亚、伊朗的彩陶与仰韶彩陶的交流；两汉时期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养蚕和丝织技术传入波斯、拜占庭，埃及的玻璃与制造技术传入中国以及塔里木盆地的米兰壁画有典型的罗马式绘画的痕迹，西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炼丹术、陶瓷传入阿拉伯和西欧；宋元时期，四大发明先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元代著作中的“西域”，范围极广，大致东起唐古特、畏兀儿，西至欧洲、非洲，都可称为“西域”[5]。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日益繁盛，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将中国文化输入欧洲。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引起学界对西方文化的讨论和反思。直至今日，中西文化对话又被赋予新时代的内涵。明清时期，中国限定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并不是出于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直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经历了对自我文化的重新评估和文化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一批有识之士从立国转向立言，意识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出现了鲁迅弃医从文、胡适弃农从文等现象，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西方的各种思潮随之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被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中国开始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西文化对话隐匿其下，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道路之中，出现了新文化运动者在中国衰落之期倡导“全盘西化”，新儒学倡议者在民族复兴之期试图“去西方化”，以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进行单向的二元对比，造成文化上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唤起中华民族主体性与文化创造性的自觉，中西文化比较走进中国学术视野。 二、源流脉络：文化自信的多维阐释 全球化带动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对话，多种文化价值观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形成冲击，中西文化作为不同的异质性文化形态，文化自信成为各自阐释的主体意识，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6]，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自我认可，通过自我重构为“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在跨文化对话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7]，借助历史“时间”的线性推进力，打破地域时空局限，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与对话成常态趋势。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跨文化对话中实现对自己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 （一）承接传统：“不忘本来”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是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对话中自信的源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从历史厚度上给予中国文化自信。中国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本位，增强文化自信，立足自身文化是中西文化对话交流的前提，对自我文化正确的认知，汲取传统文化营养，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实依靠。新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深入挖掘自身文化价值，结合发展需要，从顶层上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2014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指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7年以后，出台一系列文件，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讲话是习近平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地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性。大学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者，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应自觉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学习古代先贤的智慧，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班人。 （二）对话西方：“吸收外来” 中国对话西方文化的前提是保存自我，而自我保存又是以自身文化自信为前提，自身的文化可以与他者对话，尤其是近代史上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化，通过他者来体验和观照自身文化。中国近代一直向西方学习，坚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的新鲜血液，中国文化不断地融合新的因素，激发本民族文化的活力，为中西文化对话的深入和有效对话打下坚实基础，进而寻求自救自强的历程。五四时期，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就中西文化差异的性质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展开论战。东方文化派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民族性的即空间性的，主张中体西用、新旧杂糅；新文化派则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时代性的即时间性的，主张弃旧图新、全盘西化。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经典著作，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经典文本与思想传统做努力，高层次的交流互鉴为更深入地适应多元文化的时代要求，广泛地打开中西方的视野，使双方成为彼此的参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中国以足够的自信接纳接受西方文化，并与之有效对话，让其融入自身文化，逐渐实现了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在丰富自身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重现辉煌。当代大学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具有较强的接收能力，积极吸收国外知识，融会贯通中外优秀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应坚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和传承五四精神，肩负起振兴中国文化的担当和使命。 （三）迎接挑战：“面向未来” 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签，承载着文化变革与文化承续，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中西对话中的更新变革，立足本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融合，形成时间上的文化整体发展，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国文化包含大量不同知识视域的相互交接，对接传统文化，对话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融合，并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应该是人类的文化经验延展和超越自己的界限，发展的眼光，文化自信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学习他者文化，更是以发展的眼光迎向文化的未来发展，形成不断增长的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文化。新时代，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时代命题相结合，在文化自信的命题下，提出推动中西不同文化交流的对话范式，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文化自信不仅要立足自身传统文化，还要正确对待文化之间存在民族性差异，以一种自我文化建构的态度，融入某种确定的当代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中。正是由于中西跨文化对话的时代需要，促进当代文化之间的发展，中西跨文化对话的理念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文化自信隐含文化自觉意识，描绘出一幅和谐的跨文化对话的历史图景。新时代的大学生无论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还是担当时代的神圣使命，都要珍惜韶华，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努力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开放的视野接受外来文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文化担当，不负青春，更好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浪潮中奉献新时代的青春力量。 三、结论 “全球化”促使国家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也随之愈来愈频繁。文化自信是将中国置于世界各国交流对话的情境中，而不是独立于各民族、各个国家单一文化。世界文化正在快速地发展，文化中心地带也在转变，正在向多元化转向，中国努力地跟上发展的变化，更为主动积极地去认识变动中的多元世界。现在要建设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到文化自信，有必要开展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对话更深入地了解各自文化。从全球范围内历史互动的角度关注过去，认识现在，重塑未来[8]。当代大学生要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思考文化自信的问题，不能脱离多元文化的情境，通过中外文化对话，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赵莲花 单位: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的理论依据 作为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采用真正适合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全面发展和促进其综合能力提高的美术教学策略。而好的美术教学策略必须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为基础，必须遵循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基本原则。 一、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的理论依据 （一）建构主义教学观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它认为学习活动不是由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过程，而是学生在外部信息的作用下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心是学生和学生的学习，它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教学的目的就是充分发展学生的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让学生学会学习，成为独立的学习者。建构主义教学观反对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它要求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促进者。因此，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教师首先要改变以往的教学观念，作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合作者，帮助和鼓励学生在美术探究中获得发展。 （二）杜威的“在做中学” 以美国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提出教学应引导学生从各种活动中进行学习，即概括为“在做中学”。学生要想获得真知，就必须去“做”，在活动中主动体验、尝试和探索。教学要引起学生的学习需要和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能动地活动、积极地思考，就必须让学生“自己动手”、“在做中学”，从而很好的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十分需要的和不可缺少的。 （三）能力本位教学观 能力本位教学观从社会和职业的需要出发，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培养出具有综合能力的现代化人才。它倡导每个人要通过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创造力等综合能力，服务于社会，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因要求。为生产第一线服务，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是中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色。特别是在当前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更应该注重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将来就业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最近发展区”是指学生已经具备的基础和水平与学生尚未达到但经过教师的引导就可以达到的水平之间的距离。它是由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的关于教学与智力发展关系的新思想。维果茨基认为：“每个学生都存在两种发展水平。一是现有发展水平，二是潜在发展水平。现有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的发展区域称为最近发展区或最佳教学区，它是一个尚处于形成的正在成熟的认知结构”。而且“只有教学走在发展前面的时候，这才是最好的教育”。 二、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的理论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 所谓主体性原则，顾名思义就是承认并坚持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的原则。良好的美术教育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努力使得每一名学生都能受到好的教育。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更应该如此，要始终贯彻主体性原则，将学生的主体地位放在首要地位，分清主次。美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与学生的互动性，设计一些可以让学生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如分组合作完成某项任务，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从而大大提高课堂效率与教学效果。 （二）互动性原则 在美术教学中，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该与学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认知、价值观等方面的交往与互动。这里所指的互动不仅仅包括师生互动、还包括模拟课堂的角色互动、小组合作的团队互动，不管是哪种互动，都是出于帮助学习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的目的，通过互动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探究和实践的情境，学生在互动中完成学习任务，能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美术综合能力。例如：在制作蛋蛋秀的教学活动中，在活动之前先让学生做好准备工作，多搜集一些漂亮的蛋壳，带来自己亲手煮好的鸡蛋，然后在课堂上展示一些学生原来做好的蛋蛋的图画，让他们思维更发散一点，知道可以在上面画任意好玩的图案。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先以变魔术的形式导入活动，通过一些材料和颜料将这些蛋变换成新的东西，然后让学生自己制作，这样每位学生都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由此可知，在美术教学中坚持互动性原则，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动手能力，增加实践活动的机会。 （三）因材施教原则 所谓因材施教，就是指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自身条件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有所区别的教学，这样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有较好的发展空间。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中，由于成长环境、初中教育层次的差异等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个体的美术素养与技能都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美术老师更应该因材施教，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之上，结合学生的不同需求，设计出一套适合每位学生的教学内容及方法，使每位学生都能得到优质的教育，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最大的进步与发展。 （四）全面发展原则 所谓全面发展，是指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和谐发展。新《纲要》中指出，在幼儿教育过程中，要加强对幼儿情感与意志的培养，这意味着在培养过程中不仅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教给幼儿最基本的知识，而且还要注重培养幼儿的情感，使得每一位幼儿身心都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就需要幼儿美术教师在情感和意志方面尤为突出。因此，中职学前教育美术专业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美术能力与技能的培养，还需要多举办一些有特色的教学活动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强美术教学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综述美术能力与实践能力，为今后的幼儿美术教育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户金 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建筑学专业美术基础教学理论研究 一、美术基础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针对现阶段建筑行业总体市场需求减少、企业之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市场萎缩、建筑业产能过剩、对于建筑从业人员的需求也随之递减等行业现状，如何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应用技术型专业人才是一个值得探讨课题。掌握建筑学学科的专业理论、设计原理和相关技能、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是我们的培养目标。在建筑学专业中，美术基础类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设计表达能力，增强对艺术理解力，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奠定美学基础。就建筑学美术专业的教育而言，相比美术专业的美术教育，不能忽视对教育对象的创造性和艺术修养的培养，注重使学生的知识向更加广的方面及领域拓展，强化基础技能训练的同时，更要强调对艺术理论的理解和审美素养的提高。这要求美术基础教学要注重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在教学中要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问题，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使艺术与建筑学有机结合起来。所以美术基础教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构建“理实一体”的建筑学专业美术基础教学体系 （一）完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设置 建筑学专业的美术基础教学针对其课程特性，划分为三个版块：理论类课程、技法类课程以及实践类课程，具体课程划分见表格。理论教学中除培养方案原有的教学内容之外，增设《中国美术史》课程，针对大一学生开设，对应后续的中、西方建筑史课程，为后续课程进行铺垫。通过大量的图片欣赏以及理论讲解，将中、西方美术中的风格流派进行梳理，使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建立学习兴趣，以美术史的学习作为学习建筑学的敲门砖，学生可以从欣赏美的角度切入到建筑学的学习中来。迅速的完成由应试模式到兴趣培养的转换。技法类课程根据教学目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造型基础类，为培养学生基本造型能力而开设的课程，通过素描和色彩的进阶性训练，掌握观察形体、认识形体、塑造形体的技能，学会认识色彩、用色彩塑造形体的方法。第二部分设计基础类，为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色彩综合运用能力、工艺手工制作能力以及对形式美法则的灵活应用能力而开设的课程。包括《形态构成》和《建筑色彩基础》两门课。第三部分建筑表现技法类，是为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深化设计素养、培养创作激情而开设的课程。包括水墨渲染、钢笔淡彩、马克笔技法三方面的训练。在实践教学板块中，以素质培养为目标，拓展建筑眼界、培养靠近建筑学的观察视角。《建筑风景写生》、《建筑摄影》课程是在学生完成了一系列的美术基础理论与技法课程后的一次实践运用。要求学生能够综合的运用学到的美术基础知识、设计构成规律，把眼中的建筑和环境进行创造性的描绘，直观的、深入的体会建筑之美，从而加强对建筑设计认知。 （二）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在艺术史类的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课堂上理论知识的讲解为主，结合课下组织学生参观美术馆、博物馆，拉近学生与书本的距离。打破传统的单一的理论课课堂教学模式。在以往的艺术类技法课程教学中，往往重实践操作而轻理论讲解，然而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入学前是不具备美术基础的，针对这一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加强理论教学环节是非常必要的。在实践课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忽视理论知识的讲授，以《建筑摄影》为例，分为摄影理论基础知识讲授和外出实践拍摄两个部分，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的课程，外拍实践的过程是对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要求教师除了讲授摄影方面的相关知识外，还应该对所拍摄的相关建筑进行专业层面的讲解，使学生更多维度的体会建筑之美，是很好的建立学生专业素养的途径。 （三）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手段 在沿袭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基础之上，建立更适合建筑学专业特性的美术基础教学体系。素描教学中，在原有的几何形体、静物素描训练的基础上，增加了柱头、斗拱等建筑构件的素描训练，在由简单形体刻画过度到复杂形体刻画的过程中，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掌握塑造形体的基本规律，建筑构件的引入也大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利用互联网的教学资源，建立网络教学互动平台。根据建筑学专业授课班型小的特点，通过网络平台创建教学分享微信群，做到“以课设群”、“一课一群”，要求教师精选网络资源，结合授课内容，每日分享一条相关知识链接，并结合分享内容进行知识拓展。学生在吸收知识点的同时也将问题反馈给老师。实现“时时不离课堂、课课不忘分享”的综合教学模式。把握前沿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引进行业精英走进课堂。以《建筑摄影》为例，将VR全景拍摄、无人机航拍技术引入课堂，聘请相关专业人员走进校园进行讲解与示范，将课堂与课外、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眼界，提高学习兴趣。 三、坚持完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思路 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的践行之路上，要不断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教师要提高专业水平、教学水平和教学组织管理水平，制定完善的教学方案。在整个教学环节中，理论和实践交替进行，直观和抽象交错出现，没有固定的先实后理或先理后实，而理中有实，实中有理。加大理实一体化教学设备和师资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理论教师的实践能力，实训教师的理论水平，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教育教学模式改革要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价体系，包括评价方式和评价内容。评价方式可以采用学生自我评价、小组互评、教师评价相结合。评价内容包括学习和实践的态度和表现，团队精神和贡献，知识竞赛、技能竞赛等评价。将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思路落实到美术基础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为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张思斯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哲学仍然有着特殊的含义，是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建设的内在驱动力，更是我们与世界文化实现平等对话、互助互利的文化基础。毫无疑问，美术教育需要在现代视域中进行，而现代视域与中国传统哲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研究现代美术教育。文章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而不同、一以贯之、执两用中三个方面出发，对美术教育理论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数千年的发展，使中国拥有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传统哲学文化，其内容丰富，洞悉透彻，是中华文明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今，人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说法：传统哲学过于局限、迂腐，现展需要新的哲学理论指导。诚然，传统哲学中存在部分滞后的观点，但是诸如“诚、义、礼、信”“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仍然具备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传统哲学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能够及时纠正社会快节奏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和谐相处、平等交流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所要讨论的美术教育，主要是现代美术教育，受现代文明的滋养，但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哲学就无法参与到现代美术教育活动中呢？答案是否定的。近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最早给出了时间的优先级定位，否定了普遍认为的“现代”优于“过去”和“未来”，即“重在当下”的看法。海德格尔认为，历史和现在是一个整体，并无明显的界限，“现在”不可能离开“过去”和“未来”而单独存在。这一观点被他的弟子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扬光大。伽达默尔强调了时间的相关性，表示现代视域与传统视域是互相融合的，离开传统视域，现代视域在严格意义上不再完整。所以，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笔者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需要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带来深刻而丰富的启发。 一、和而不同——坚持真我与海纳百川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诠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特征，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和”起源于西周晚期，经我国古代哲学家孔子继承后，发展成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孔子主张的“和”是和谐统一，承认事物间的不同，在积极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存在“不同”的“和”。同时，“和”也是一种平衡状态，受到原则的约束，无根无据、不加审核的迁就与苟同是不可取的。在孔子看来，人之高尚取决于这个人能否坚定自己正确的想法，在此基础上，要善于吸收和摒弃他人的各种想法，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同一、统一、相加与附和。所以，“和”的灵魂显而易见，就是批判、创新。若要实现“和”，必须以“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原则要求自己，即不以个人的妄自猜测来看待问题，不要将主观看法强加到客观事件上，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因为这个看法是自己的就不肯妥协。孔子认为，主观臆测和固执己见是错误的，同时也不应该淹没自我和任意妥协，“和而不同”意味着虚怀若谷和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孔子对于弟子的区别看待可以说明上述观点，他欣赏能够举一反三、积极思考的子夏，谓之“起予者商也！始可言《诗》矣”；而对言听计从、乖巧懂事的颜回则颇有微词，评论道“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可以看出，孔子向往的“和”应该是“和而不流”，基于一定的原则坚持自我，同时积极吸纳其他思想和想法，取之精华、弃之糟粕，互相补进。这种先进的哲学思想成为那个时代孔子学说能够生存下来，并在后世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哲学也在交流中获得发展与繁荣。世界各国的现代美术教育都是以西方美术文化为基础的，尽管西方美术理论与实践存在明显的领先优势，但是孔子的“和而不同”告诫我们，以完全的拿来主义来处理外国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是不科学的。整体性的选择也许在短时间内适用，但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长远发展，无法形成中国特有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盲目模仿西方模式的现象比比皆是。而需要注意的是，世界上不存在等值作用的因素，现代美术教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简单代入西方体系，忽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将严重阻碍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认为，“和而不同”应当成为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建设前提，明确建设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目标，以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辅助，制定适合我国整体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策略。其实，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早就受到了世界范围的重视，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危机日趋显露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于巴黎召开的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上，人们就曾达成共识，认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需要去借鉴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髓的孔子思想无论是过去、现代和未来，都具备显著的历史穿透力，魅力尽显。美术教育工作者所要做的就是充分重视和善用“和而不同”，坚持自我，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去建设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理论体系。 二、一以贯之—结合美术教育实例探索现代美术教育规律 “一以贯之”是孔子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其源于《卫灵公》的一段记载：子曰：“赐也！女以予多学而识之者也？”对曰“然，非与？”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文中出现的“一以贯之”的意思就是在总结概括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子贡博学多才，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孔子为了使子贡不在知识表层过多的停留，教导他深入学习，发现本质的道理。孔子所言的“一”可以认为是某一类具有一般规律的事物或现象，“一”需要长期累积，不断实践才能得到，离开万物、绝对抽象的“一”是不存在的。因而“一以贯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和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与此同时，对于事物的一般规律，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大派系——老子哲学思想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老子强调“知常”，也就是探索物质的本质规律，这对事物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有着内在的必要性。将“一以贯之”运用到美术教育研究中，就是要求美术教育者结合丰富的美术教育实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发掘美术教育现象的“一”，既包括本土美术文化的发掘，同时又涵盖外国美术教育经验的学习，找寻普遍的规律，一以贯之。当前，我国美术教育正处于瓶颈期，一方面，扩招导致学习美术的人数激增，高校相继开设美术专业来培养美术人才；另一方面，教学理念的滞后与体系的不科学使高校无法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美术人才，毕业生普遍存在就业难的现象，严重制约了美术与美术教育的良性发展。为此，作为美术教育者，需要一以贯之，只有找到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才能做出合理的调整。首先，要平等看待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美术教育文化，积极学习、借鉴丰富的美术教育现象、思想和解决方案，尤其是掌握亚洲其他国家的美术教育信息。其次，要开展对于本国美术教育及文化的研究，本土文化会从各个方面给予最贴合国情的发展启示，结合现象探索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一以贯之”的现代意义。 三、执两用中——辩证看待多元美术教育理论 美术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客观事实的叙述和实践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融合辩证思维，辩证看待事物使美术教育具有真正的内涵。孔子提出的“执两用中”包含两种含义：第一，抓住两端的核心，知道分别相反的极端；第二，去除两个相反的极端，代之采用中间部分，也就是“中庸之道”的“中”，意味着最优方案，而不是调和极端选其“中”。“用中”彰显了孔子对于辩证思维的理解，示人以事物的完整面，是一种求平衡、求自然、求和谐的整体性思维，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矛盾。对于现代美术教育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执两用中”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西方美术教育体系相对完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美术教育的主要模仿对象，直至今日，仍然有明显的影响，很多高校选择沿用西方美术教育方法论中的描述法、历史法和因素法就是绝佳的例证。西式教学既有科学的理性主义，也有反对科学的非理性主义；既有传统的描述法，又有现代的系统法，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都是由于吸收这些“舶来品”不当引起的。孔子哲学的“执两用中”告诉我们，不能草率地接受或否定，应该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采用辩证批判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的各种理论，去除极端，择其优而用之。关于辩证思维，老子同样有所涉及，“反者道之动”就是老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指事物的对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转变至相反的一面。“物极必反”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我国美术教育缺乏适当的理论指导，而更加重视实践技能的培养。但是过于重视片面发展，根据“反者道之动”的说法，很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导致美术毕业生出现只知理论知识，不善实践或者不谙美术基础的情况，难以满足社会提出的综合性要求。所以无论如何，美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以系统辩证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针对不断变化的外界因素，吸纳创新方是良药。结语综上所述，现代美术教育主要还是依赖于现代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哲学毫无作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经历数千年的实践和丰富，其中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所以，要想构建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仍然需要借助于前人的智慧，做到“和而不同”“一以贯之”和“执两用中”，从而让传统哲学文化在现代美术教育领域重现光辉。 作者:王桂芝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美术理论论文:传统哲学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哲学仍然有着特殊的含义，是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建设的内在驱动力，更是我们与世界文化实现平等对话、互助互利的文化基础。毫无疑问，美术教育需要在现代视域中进行，而现代视域与中国传统哲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研究现代美术教育。文章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而不同、一以贯之、执两用中三个方面出发，对美术教育理论进行探讨。 【关键词】 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数千年的发展，使中国拥有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传统哲学文化，其内容丰富，洞悉透彻，是中华文明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今，人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说法：传统哲学过于局限、迂腐，现展需要新的哲学理论指导。诚然，传统哲学中存在部分滞后的观点，但是诸如“诚、义、礼、信”“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仍然具备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传统哲学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能够及时纠正社会快节奏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和谐相处、平等交流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所要讨论的美术教育，主要是现代美术教育，受现代文明的滋养，但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哲学就无法参与到现代美术教育活动中呢？答案是否定的。近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最早给出了时间的优先级定位，否定了普遍认为的“现代”优于“过去”和“未来”，即“重在当下”的看法。海德格尔认为，历史和现在是一个整体，并无明显的界限，“现在”不可能离开“过去”和“未来”而单独存在。这一观点被他的弟子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扬光大。伽达默尔强调了时间的相关性，表示现代视域与传统视域是互相融合的，离开传统视域，现代视域在严格意义上不再完整。所以，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笔者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需要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带来深刻而丰富的启发。 一、和而不同——坚持真我与海纳百川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诠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特征，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和”起源于西周晚期，经我国古代哲学家孔子继承后，发展成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孔子主张的“和”是和谐统一，承认事物间的不同，在积极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存在“不同”的“和”。同时，“和”也是一种平衡状态，受到原则的约束，无根无据、不加审核的迁就与苟同是不可取的。在孔子看来，人之高尚取决于这个人能否坚定自己正确的想法，在此基础上，要善于吸收和摒弃他人的各种想法，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同一、统一、相加与附和。所以，“和”的灵魂显而易见，就是批判、创新。若要实现“和”，必须以“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原则要求自己，即不以个人的妄自猜测来看待问题，不要将主观看法强加到客观事件上，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因为这个看法是自己的就不肯妥协。孔子认为，主观臆测和固执己见是错误的，同时也不应该淹没自我和任意妥协，“和而不同”意味着虚怀若谷和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孔子对于弟子的区别看待可以说明上述观点，他欣赏能够举一反三、积极思考的子夏，谓之“起予者商也！始可言《诗》矣”；而对言听计从、乖巧懂事的颜回则颇有微词，评论道“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可以看出，孔子向往的“和”应该是“和而不流”，基于一定的原则坚持自我，同时积极吸纳其他思想和想法，取之精华、弃之糟粕，互相补进。这种先进的哲学思想成为那个时代孔子学说能够生存下来，并在后世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哲学也在交流中获得发展与繁荣。世界各国的现代美术教育都是以西方美术文化为基础的，尽管西方美术理论与实践存在明显的领先优势，但是孔子的“和而不同”告诫我们，以完全的拿来主义来处理外国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是不科学的。整体性的选择也许在短时间内适用，但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长远发展，无法形成中国特有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盲目模仿西方模式的现象比比皆是。而需要注意的是，世界上不存在等值作用的因素，现代美术教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简单代入西方体系，忽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将严重阻碍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认为，“和而不同”应当成为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建设前提，明确建设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目标，以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辅助，制定适合我国整体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策略。其实，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早就受到了世界范围的重视，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危机日趋显露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于巴黎召开的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上，人们就曾达成共识，认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需要去借鉴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髓的孔子思想无论是过去、现代和未来，都具备显著的历史穿透力，魅力尽显。美术教育工作者所要做的就是充分重视和善用“和而不同”，坚持自我，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去建设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理论体系。 二、一以贯之—结合美术教育实例探索现代美术教育规律 “一以贯之”是孔子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其源于《卫灵公》的一段记载：子曰：“赐也！女以予多学而识之者也？”对曰“然，非与？”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文中出现的“一以贯之”的意思就是在总结概括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子贡博学多才，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孔子为了使子贡不在知识表层过多的停留，教导他深入学习，发现本质的道理。孔子所言的“一”可以认为是某一类具有一般规律的事物或现象，“一”需要长期累积，不断实践才能得到，离开万物、绝对抽象的“一”是不存在的。因而“一以贯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和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与此同时，对于事物的一般规律，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大派系——老子哲学思想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老子强调“知常”，也就是探索物质的本质规律，这对事物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有着内在的必要性。将“一以贯之”运用到美术教育研究中，就是要求美术教育者结合丰富的美术教育实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发掘美术教育现象的“一”，既包括本土美术文化的发掘，同时又涵盖外国美术教育经验的学习，找寻普遍的规律，一以贯之。当前，我国美术教育正处于瓶颈期，一方面，扩招导致学习美术的人数激增，高校相继开设美术专业来培养美术人才；另一方面，教学理念的滞后与体系的不科学使高校无法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美术人才，毕业生普遍存在就业难的现象，严重制约了美术与美术教育的良性发展。为此，作为美术教育者，需要一以贯之，只有找到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才能做出合理的调整。首先，要平等看待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美术教育文化，积极学习、借鉴丰富的美术教育现象、思想和解决方案，尤其是掌握亚洲其他国家的美术教育信息。其次，要开展对于本国美术教育及文化的研究，本土文化会从各个方面给予最贴合国情的发展启示，结合现象探索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一以贯之”的现代意义。 三、执两用中——辩证看待多元美术教育理论 美术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客观事实的叙述和实践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融合辩证思维，辩证看待事物使美术教育具有真正的内涵。孔子提出的“执两用中”包含两种含义：第一，抓住两端的核心，知道分别相反的极端；第二，去除两个相反的极端，代之采用中间部分，也就是“中庸之道”的“中”，意味着最优方案，而不是调和极端选其“中”。“用中”彰显了孔子对于辩证思维的理解，示人以事物的完整面，是一种求平衡、求自然、求和谐的整体性思维，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矛盾。对于现代美术教育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执两用中”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西方美术教育体系相对完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美术教育的主要模仿对象，直至今日，仍然有明显的影响，很多高校选择沿用西方美术教育方法论中的描述法、历史法和因素法就是绝佳的例证。西式教学既有科学的理性主义，也有反对科学的非理性主义；既有传统的描述法，又有现代的系统法，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都是由于吸收这些“舶来品”不当引起的。孔子哲学的“执两用中”告诉我们，不能草率地接受或否定，应该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采用辩证批判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的各种理论，去除极端，择其优而用之。关于辩证思维，老子同样有所涉及，“反者道之动”就是老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指事物的对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转变至相反的一面。“物极必反”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我国美术教育缺乏适当的理论指导，而更加重视实践技能的培养。但是过于重视片面发展，根据“反者道之动”的说法，很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导致美术毕业生出现只知理论知识，不善实践或者不谙美术基础的情况，难以满足社会提出的综合性要求。所以无论如何，美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以系统辩证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针对不断变化的外界因素，吸纳创新方是良药。 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美术教育主要还是依赖于现代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哲学毫无作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经历数千年的实践和丰富，其中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所以，要想构建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仍然需要借助于前人的智慧，做到“和而不同”“一以贯之”和“执两用中”，从而让传统哲学文化在现代美术教育领域重现光辉。 作者：王桂芝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美术理论论文: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理论探究 摘要： 计算机辅助教学在美术科目教学中的应用，能够帮助教师搭建自主性、互动性、探究性和应用性的信息化教学平台，有助于学生美术鉴赏能力、艺术思维能力和美术创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本文首先分析计算机辅助教学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优势，并对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相关理论展开探究，为计算机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提供资料参考。 关键词： 计算机；辅助教学；美术；理论研究 信息时代的来临，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多媒体技术作为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应用，更是为现代教学提供了新的教学方式和方法。美术作为基础教学科目，在教学中应用计算机技术更是对提高教学质量尤其重要。这是因为现代美术教学开放性、互动性和创新性的教学要求，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能够更好的完成。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在美术科目教学中应用广泛，计算机辅助技术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更是极大的推动了美术科目教学的发展。 一、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优势 1、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信息资源优势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领人们步入信息时代。在美术科目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能够发挥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信息资源整合优势。美术科目重点培养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这要求学生首先要对美术作品有比较广泛的了解。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相比于传统教学方式，拓宽和教师的教学资源获取渠道，使教师能够从互联网中获取最新的教学资源，并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给学生。这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美术知识的掌握，同时也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美术视野。除此之外，利用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软件，还能够满足学生在线自学和在线资料查询的需求，让学生能够通过计算机软件在课下对最新的美术学科动向进行了解，从而让学生紧跟时展，将信息资源的优势变成美术创作优势。 2、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平台交流优势 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子啊美术科目教学中的应用，为学生和老师提供了一个互动和交流的平台。通过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和美术教学平台，教师能够与本校教师开展互动交流，还能够与其他院校的本专业教师展开教学研究和探讨，这有助于教师掌握最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利用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平台，教师还能够和学生进行线上互动和交流，通过互动交流平台的创建，能够满足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互动交流需求，从而为教师和学生构建线上美术学习交流渠道，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地的学习美术知识，并接受不同教师的指导。该平台同时还是学生美术作品的展示空间，通过在平台上展示作品，学生和教师能够对学生的作品进行点评和评析，在让学生获得创作成就感的同时，了解自己美术创作和鉴赏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3、计算机辅助美术教育的公平对等优势 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时一种基于互联网激素的研究性学习模式，在学习平台中，教师和学生可以选择实名或匿名的参与方式。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中，为教师和学生创建了更加公平的资源共享方式，在平台上无论教师和学生都仅仅是参与者的身份，这保证了学生在平台上学习、展示和鉴赏作品的主体性。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平台中，弱化了学习者和教育者的身份，使参与者能够在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身份间灵活互换，这不仅有益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够为教师打造学习进步的学习空间，最大化的激发个人潜能。 二、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理论探究 1、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构建主义学习理论依据 瑞士学者让.皮亚杰(J.Piaget)最早提出来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称为结构主义，后经科尔伯格(L.J.Spiro)、斯腾伯格(J.Sternberg)，斯皮罗(R.J.Spiro)等人的研究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众所周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特点，即教育者不是传授知识途径，是学习者借助其一定的情境条件下（即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其他人(教育者和学习者伙伴)的辅助，现有学习资料的运用，采用意义建构方式获得来的。建构主义的学习认知理论可作为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模式的有力理论依据。首先，根据该理论，计算机辅助教学弱化了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能够保证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其次，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通过多样化学习环境的创建，有利于学习者信息资料的获取和阅读，符合随机通达教学理论。最后，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更加强调参与者在线上的互动，这符合构建注意相互作用的理论要求，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人本注意学习理论研究 人本理论重视学生感性和理性的进步与身体和心理的交融汇集，人本理论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有助于学生发挥个人潜能和个性化的人格。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更加强调个人角色，学生在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平台时，是以个人的身份决定其作用和参与方式的。这意味着计算机辅助教学符合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并能够将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激发人个性化思维和创作灵感的作用发挥出来。人本主义理论在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多元学习模式中表现为高度的个人参与、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学习动力以及影响学习者学习习惯的养成和促进自我评价能力的形成等优势。有助于帮助学习者营造学习的心理氛围，从而激发学习者在美术学习中的个性化优势。 3、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情境教学理论依据 自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以来，美术的教学方式与教学形态正悄悄地发生变化，学习者获知的途径越来越多，知识来源不再是唯一从教育者获得，教育者角色已转化为学习者的鼓励者、示范者、辅助者、指导者甚至是团队队友，多角度的协助学习者学习成长。情境教学理论观点对基于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研究性学习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计算机信息技术作为引领时展的关键技术，其在教学领域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水平。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在美术科目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是现代美术教学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提高美术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想要发挥计算机信息技术在美术科目教学中的作用，就一定要把握好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理论基础，并不断创新教学理念和方法，最终实现学生艺术鉴赏能力和艺术创作能力的提高。 作者：王向华 单位：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抽象理论下美术设计作品分析 一、抽象艺术理论的相关内涵 当代美术作品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美术作品形态的姿态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与传统的美术作品相比，当代的美术作品不再注重表现具体的物象和形象，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创作手法来构图，更加注重传达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众多的创作手法之中，把抽象理论与美术设计相结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的青睐，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抽象艺术理论的相关内涵。首先揭示抽象艺术的内涵。抽象是相对于具体而言的，是抽取事物共同的、本质的特征，如同朱光潜曾说的:“抽象就是‘提炼’，也就是同志在《实践论》里所说的‘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么来定义“抽象”，那“抽象艺术”应该如何定义?把抽象运用到艺术之中，最初只是把具象的事物给概括化、抽象化，而随着抽象的表现形式不断地深入到艺术之中，具象的事物发生了很大的变形，已经不存在具体的可辨识的事物，转而更加注重用变化的色彩、变形的造型、夸张的线条来构造艺术画面。抽象艺术注重的已不再是展示客观世界中具体事物的形态、特点，而更加关注通过抽象来表达主观性的世界。其次来梳理一下抽象艺术理论的分类。随着抽象艺术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因为分类依据的标准不同，形成的分类也就各异。今天，我们就其中一种相对普遍的分类来简单了解一下，主要有热抽象、冷抽象、中间抽象三大类别。热抽象又被称作抒情抽象，冷抽象又称作几何抽象，二者是相对而言的。热抽象使用的线条多无规律性，线条构成的形态更接近于山水、云彩的那种流动的状态;而冷抽象主要使用有规律的、有规则的点、线、面来构图。热抽象注重的是色彩的组合;冷抽象更多的是关注符号、几何线条。热抽象的代表人物是康定斯基，代表作品是《秋》《构图2号》等;冷抽象的代表人物是蒙德里安，代表作品是《构图》《进化》等。第三类是中间抽象，是介于冷、热抽象中间的一种构图艺术，是冷、热抽象的结合体，既注重色彩的丰富性和流动性，又使用几何线条的多样性组合。无论冷抽象、热抽象中间抽象在形式上有何区别，但有一点是它们共同的，那就是更加注重表达主观世界，更加注重传达深刻的内涵。 二、抽象理论在当代美术设计作品中的表现形式 美术设计作品可以对人产生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它能够表达艺术家们抽象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它可以影响人们的心情，激起人们的某种共同的心理感受，所以当代的美术设计作品，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审美需求，为了把艺术家抽象的内心世界具象化，不断地进行新的尝试，不断地进行创新。借用抽象理论的原理进行美术作品的设计，是其创新性的表现之一，那么，在当代美术设计作品中，抽象理论是如何得以表现的呢?首先是以抽象色彩的形式出现在美术设计作品中。色彩在我们的世界中处处可见，不仅帮助我们传达某种信息，而且可以通过色彩来美化我们的生活，例如不同的色彩会让我们有不一样的感受:红色一般代表热情，具有向上的能量;粉色让我们感受到了温馨、温暖、可爱;绿色表示生命力旺盛，代表自然、健康、安全;紫色代表雍容华贵。自然界的颜色一般都借助某个具体的事物而表现出来，是光源和光反射而成，不同于现实的色彩，抽象色彩是通过歪曲或改变自然界色彩的真实性，通过色彩的流变或冲突色彩的搭配来进行艺术再创造。当代的许多民俗设计作品中就广泛地使用了抽象色彩，由抽象色彩构成的抽象图案打破了传统民间作品简洁、明快的感觉，突出抽象化、形式化的事物，使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更加鲜明、更加强烈，同时还增添了一份现代化的艺术魅力。例如一幅被称作《村》的民间美术作品，色彩主要以暖色调为主，橘红色居多，而后通过丰富的色彩变化，构造了类似福建土楼似的建筑形象，以此来表达希望中国各民族欣欣向荣、和谐美好的愿望。当代中国的许多民俗民间设计作品，都转而运用抽象色彩来传达主题，例如布老虎的手工制作、门神年画的绘制都倾向于抽象色彩的使用。其次是以抽象造型的形式出现在美术设计作品中。色彩和造型是美术设计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缺一不可。抽象色彩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过了，而所谓的抽象造型，就是依据创作家的审美要求把某些自然景物或事物进行变形和整合，得以抽象化，从而运用到美术作品中。而把某些自然景物或事物进行变形和整合的过程，一般通过的是各种线条的交错和点、线、面、肌理等元素的配合来完成的，然后通过抽象造型的视觉艺术效果来表达艺术家的创作思维和思想感情。例如当代的陶瓷美术设计作品，艺术家们不仅在陶瓷的装饰和色彩上进行了创新，而且还创新了陶瓷作品在造型上的设计。造型上的线条更加富有动态、流动性，点、线、面之间的结合也更加多样化，给人们一种“造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感受。当然在绘画作品中，抽象造型也炙手可热，例如画家方力钧的力作《光头泼皮系列———海滩》《光头泼皮系列———打哈欠》，在他的作品中，“光头”作为一种抽象的造型，已成为他个人作品的象征，一种独特的视觉符号。光头本身就具有泼皮感，然后再加上变形的脸部表情———嬉笑、发呆、打哈欠等极具夸张意味的表情，从而构造一种抽象的造型，表达作品的嘲讽意味。 三、抽象理论在美术设计作品中的艺术作用 抽象理论指导下的抽象艺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自然界的事物或景物为基础，从而提取灵感，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另一种是不以自然界的事物为本质，纯粹地进行艺术形象的设计。尤其是对于第二种类型而言，很多人看不懂作品其中的抽象艺术，所以抽象性的元素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涂鸦，是一种乱画。其实要看懂一幅优秀的抽象艺术作品，首先要了解艺术家本人的人生阅历以及生活感悟，因为抽象的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本人抽象各种事物的本质，升华各种知识而创作而成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首先，在美术设计作品中运用抽象理论，凸显了作品主题的展现，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抽象理论使美术设计作品不再注重刻画具体物象或景象的真实性，开始注重色彩的丰富性，几何图形和线条的表现力，通过抽象的点、线、面和色彩来表现主观性的世界，如同音乐家的演奏。音乐家在演奏时，不再纠结于通过哪些具体的节奏和音符的形式，而是通过自己的演奏，让观众在聆听中感受到音乐中所传达的美和意境。抽象艺术使平静的画面更加立体化，从而更能够展现创作家强烈的情感。例如上文提到的画家方力钧在绘画过程中使用的“光头”造型，这一抽象性的造型很自然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作品所要传达的叛逆、嘲讽的主题。正是通过这些抽象色彩和抽象造型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效果，容易触动人们的内心深处，使创作家与观看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完成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其次，抽象理论与设计美术作品相融合，二者相互促进。一方面，在当代美术设计作品中运用抽象理论，通俗地说就是美术艺术家们以抽象理论作为创作的指导，运用抽象性的思维和方法，把抽象的色彩、抽象的造型、抽象的线条、抽象的图案等因素加入到作品中，以此来增加美术设计作品的审美性和艺术性，从而为当代美术设计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理论并不是适用于一切的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应用于实践，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改变。在把抽象理论运用到美术作品设计的过程中，抽象理论需要不断地改变以适应美术作品设计的发展和进步，在适应和改变的过程中，抽象艺术理论得到不断地补充和完善，从而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抽象理论和美术作品的设计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四、结语 总之，抽象理论运用到美术作品的设计之中，促进了抽象艺术的诞生，使得艺术作品不再是单一的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是倾向于表达深刻的情感和思想主题，寻求画面与精神的统一，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拓宽了当代美术设计作品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要深入对抽象理论的研究和了解，不仅要以此来促进美术作品设计的发展，而且要使其与电影、摄影、音乐等艺术相结合，促进它们的创新和进步，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作者：徐传亮 单位：西京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类高校学籍数字化管理论文 一、高校学籍数字化管理背景介绍 1.国内研究现状 学籍数字化管理是教育信息化的子概念，是指在学籍管理过程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的现代化管理手段，是对计算机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是实现现代化教育数字化管理的关键所在。我国高等院校大规模的学籍数字化管理建设起步较晚，大部分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过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1）传统手工操作管理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各个高校的学籍管理工作基本上都是依靠手工录入和管理。由于统计数量和管理信息量较大，容易导致数据混乱。再者因为学籍工作时间跨度大，很多工作需要靠工作人员凭记忆或笔记去完成前后工作衔接，稍有疏漏便会导致错误发生。 （2）高校内部信息化管理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管理手段和技术逐步引入到了学籍管理工作中。使用计算机代替大部分手工操作，大大提高了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但是，由于高校各管理部门基本上都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在信息查询、浏览和修改的功能需求上不够准确和及时，大部分工作还是需要依赖管理部门的具体工作人员。 （3）初级网络化管理阶段。 进入21世纪，网络管理平台上的学历信息查询系统开通，开始实施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制度。原有技术硬件的全面升级，有力地推动了高校学籍管理模式的全面创新。 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高校学籍数字化管理发展很早，始于六七十年代，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他们一般具有较大规模的、稳定的技术队伍来提供服务与技术支持。到2002年，美国已经有超过82%的高校能够为学生提供在线课程目录、课程教学大纲服务，有70.9%的高校能够为学生提供在线注册服务。我国高校数字化建设起步相对较晚，在校园数字化建设推进、应用过程中，各高校管理层对此概念逐步增强，投入也大幅度提高。但是受整体数字化程度相对落后、理论体系不够健全、经费短缺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国内高校学籍数字化管理建设较国外相比还是存在不小差距。 二、有效管理，激发学籍管理团队的积极性 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将学籍管理制度、学籍管理主体、学籍管理对象整合成一个系统化的整体，用模块化设定调节管理过程中的布局，使管理员、教师和学生三者按布局参与到教学管理工作之中，把传统的“作业”变为“管理”，教师由“被排课”变为“被选课”，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教与学之间真正实现了双向选择，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非常有效的推动作用。 三、系统化设计，突显学籍数字化管理模块优势 数字化管理应尽可能全面反映学生在校期间的客观情况，反映学生入学的基本情况。新生入学登记表、学生学籍卡、学生成绩单、在校生名册、学生学籍异动信息（转系（专业）、休学、复学、退学等）、学生奖励材料（奖学金、优秀学生、参赛获奖等）、学生处分材料，笔者认为这些都应纳入学生学籍数字化管理工作范畴中。因此，数字化管理模块可分为系统维护、用户管理、学生管理、课程管理、成绩管理、毕业管理模块。这些模块可以帮助用户完成对各类信息的查询、浏览、添加、删除、修改等功能，每一个表格之间都存在关联，一经修改，及时更新。根据用户权限的不同，学生用户可以在网站上查询课程相关信息、历年成绩信息以及个人信息等；教师用户可以查看到本学期的教学任务、各班考勤表、成绩单等信息。具体功能情况如下： 1.系统维护模块。 包括院系、班级、教师代码等创建、查询和修改等内容。 2.用户管理模块。 系统管理员可以在用户权限管理中新建、查询或删除用户，并为其分配系统操作权限，用户只能根据权限进行相关操作。 3.学生管理模块。 该模块由学生信息维护、学生学籍异动、学生处分及奖励、统计查询报表等模块组成，实现学生档案的建立、修改、删除、查询功能。学生考勤管理实现系统内部录入，亦可由任课教师在有网络支持的情况下从网页录入，操作上更为灵活。 4.课程管理模块。 包括教学计划录入与执行、选课时间设定、选课门数限定、选课报表打印等功能。任何一门课程的开设都必须以教学计划为前提，具备已开、未开课程的查询功能，每一位学生都必须根据选课门数进行选定。课程设置管理实现课程基本信息的新增、修改、删除和查询功能，同时具备课表查询和打印功能。 5.成绩管理模块。 本模块由网上成绩录入控制、网上成绩查询控制、成绩录入、统计分析、成绩综合处理、等级考试维护等子模块组成，具备以学生个人、班级、专业、年级为单位进行查询和排名等功能。在本模块中，可以完成教师网上录入成绩的时间以及学生网上查询成绩的时间控制。 6.毕业管理模块。 包含了毕业成绩总表、毕业资格审查、学位预审查子模块，实现在校生、毕业生成绩单的查询、输出功能。可以查询每一位应届毕业生的毕业资格情况，有助于提前预警；协助完成对每一位应届毕业生学位资格预审。 四、科学管理，事半功倍 学籍管理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是美术类高校在学籍管理处理上有不同于一般高校的特点和规律，往往在学生学习过程中需要反复排查。数字化管理有利于数据的更新、统计和教学过程的监控，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传统的学籍管理工作一直处于被动服务状态，数字化管理模式有利于工作者由被动管理变为主动，将各项数据统计后可以提供给其他需要的管理部门，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信息支持，为各类统计数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学籍数字化管理有助于学生信息的统计和汇总，除了校内应用价值之外，在学生毕业之后还有应用价值。根据学生电子数据库建立人才资源库，有助于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和判断，使得供需有针对性，对学生的就业发展会有更好的推动作用。我校具有地域优势和人才优势，便于学籍数字化管理理念的推广和应用，并存在很大的向其他美术类院校推广的潜在价值。本文以笔者所在高校学籍管理工作为出发点，完成对学籍数字化管理模块的设计。在实践功能需求的基础上，设计了数字化管理架构，融合了教学、学工和后勤等多部门的需求，打破了传统高校各部门之间各行其是的管理格局，拓宽了教学管理的空间和渠道，使学籍管理工作灵活、便捷，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作者：曹燕凤 单位：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学院课堂管理论文 一、美术学院课堂管理目标的明确 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的优化过程中，管理目标对管理行为以及管理策略的制定发挥着指导作用。从美术学院课堂管理目标方面来看，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的课堂管理理念，将推动学生发展作为课堂管理工作的重要出发点;二是实现课堂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利用秩序、制度、规则以及情感教育中确保课堂的和谐性与有序性。另外，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教师有必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管理活动，让学生能够积极配合课堂管理实践，并在课堂管理工作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体会到更多的成就感。 二、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的运行 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实践工作中，教师一是要重视创建良好的课堂环境，从而为课堂氛围的优化以及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创建基础。良好课堂氛围的创设要求教师能够对学生的心理需求作出了解，并通过尊重学生、推动学生价值的实现来对学生的心理需求进行满足。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对学生开展观察并与学生开展充分沟通，从而使学生感受到教师对自身的关心、理解、信任以及尊重。同时教师需要对学生的人际关系进行干预，从而确保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与课堂教学氛围，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当重视课堂规范的制定与落实，从而指导学生的课堂行为，以便维持良好的课堂纪律;二是对教学策略作出优化，为教学成效的提升构建基础。教学策略的制定是为教学目标的实现以及学生素质的发展服务的，因此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教师应当针对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特点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这要求教师能够对不同学生所具有的学习经验、学习能力作出了解，并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知能力与能力差异作出了解，同时在教学策略的制定中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参与，如教师可以出具包含多种教学策略的教学方案供学生选择，或者让学生来开展教学过程中设计，教师则通过对学生设计的教学过程方案作出优选来实施课堂教学，这对于提高学生在课堂管理中的参与性和配合度具有着重要意义;三是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实践工作中，教师要重视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与自我管理能力。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到开展课堂管理的重要性，从而使学生能够重视课堂管理工作，并通过数字自我管理意识来配合课堂管理工作的实施。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强化自身的自控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从而让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得到强化，而这种能力的强化无论是对于眼下美术学院课堂管理成效的提升还是对于学生的终身发展都具有着重要意义。 三、美术学院课堂成效的评价 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课堂成效的评价主要是对某一阶段的学习或者课堂管理效果作出评价。作为美术学院课堂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构成内容，课堂成效评价对学生发挥着激励与监督作用，并且能够让教师得到十分有价值的反馈信息，并可以将这些反馈信息作为优化课堂管理的依据。在美术课堂评价过程中，教师有必要遵循以下四项原则:一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出发点。在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中，每个学生认知水平、学习精力方面都具有着明显差异，而教师需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出发点来有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开展评价，从而对学生的创新行为的产生进行激励;二是重视学生在课堂评价中的主体作用。学生是课堂评价中的对象，但是同时也应当作为评价过程中的主体，因此美术学院在开展课堂评价的过程中应当鼓励学生的参与，通过引导学生开展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来发挥学生在课堂评价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三是课堂评价要重视全面性。课堂评价中的全面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评价对象的全面性与评价内容的全面性。评价对象的全面性要求教师在课堂评价开展中不仅要对优秀学生开展认真评价，评价内容的全面性要求教师围绕学习成绩、学习能力、学习态度来构建系统的评价指标，而不能仅仅关注一方面的内容;四是发展性原则。美术学院课堂管理工作开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美术学校课堂评价工作也应当作出作出改革，即重视学生的发展与进步，用过程评价代替传统的结果性评价。 作者：刘可人 刁文玉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动画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教学课堂管理论文 一、树立正确科学的美术学院课堂管理观念 （一）树立正确的美术教育观念 教学观念是对教师教学价值理解的反应，教师必须持有正确的教学态度，才能够在课堂上作出积极、正确的教学行为，指导学生进行学习活动。只有当教师从心理上认可自己的工作，对美术教学予以肯定，才能够让美术教学活动更有意义，才能够将美术的魅力、美术对于社会的贡献传达给学生，让学生对于这一专业、这一学科产生热爱，从而积极地去学习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达到最终的教学目标。 （二）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教育观念 在美术教学中，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从而获得美术知识和审美、创作能力。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教育观念，将培养综合性的人才作为美术教学的最终目标，才符合现代化教育的要求，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用正确的观念支配课堂管理，创作良好的美术教学氛围，让学生在学习中发挥自己的潜能，才是最好的课堂管理模式。 二、优化美术课堂教学 （一）优化美术课堂的教学内容 在美术教学中，很多学生反映，美术相关理论知识枯燥无味，知识量大而复杂，学习难度大，缺乏学习兴趣。这是导致美术课堂管理问题的原因之一。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教师可以在保证整体教学进度的基础上，适当地调整教学内容，加入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元素，将知识进行系统化的整理，让学生在学习时更有条理性，既增强了趣味性又降低了难度，学生的学习兴致必然会随之提高。 （二）优化美术课堂的教学方式 在传统的美术课堂教学中，一般都是教师使用单一的方式将知识讲述出来，学生通过记笔记等方式来获得知识，这种教学方式使得学生难以在一堂课中从头到尾集中注意力听教师所讲述的内容，导致了教学效率较为低下。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采取师生互动、合作学习、理论结合实践等方式来丰富美术教学，使课堂氛围活跃起来，让学生积极自主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自然也就能够提高教学效率。 三、抓住美术课堂的管理技巧 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是其职业基本技能之一，在教师正式任教之前，应当接受课堂管理专业培训，掌握基本的管理方法和技巧。教师任职后，应当根据自己所遇到的教学情况，对课堂管理进行适当的调整，接受新型课堂管理培训，总结课堂管理的经验，积极与学生进行沟通，从而达到更好的课堂管理效果。 （一）制定合理的美术课堂规则 课堂管理的一项重要依据就是课堂规则。以课堂规则为中心，对学生的课堂行为进行管理，能够督促学生形成良好的课堂行为习惯。课堂规则的制定，需要结合美术教学自身的特点，并征求全体教师、学生等人的意见，体现课堂规则的民主性、公平性，让教师方便于课堂管理，让学生能够赞同、接纳，从而鼓励学生与教师一起参与课堂管理工作，实现课堂管理的最终目标。 （二）美术课堂问题的预防和处理方法 大多数教师对于课堂问题的处理仅仅是在问题发生之后才会采取手段，这种方式虽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其效果并不佳。教师对于课堂问题行为的管理应当从预防入手。及时发现学生可能会作出的问题行为，并进行提醒和制止。例如，教师给予良好的课堂行为表扬，让学生意识到只有规范自己的行为，才会获得教师的认可与赞美，从而做到自我摒除不良行为。亦或是通过转换课堂活动的方式，让学生相互讨论问题、上台演示等以此来预防学生上课走神等情况。 （三）满足学生学习的正面心理需求 教师的工作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也是重要的任务。一些学生由于长期得不到教师的关注，课堂教学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学习成绩逐渐下降，更难获得教师的关注，逐渐地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教师在美术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给予更多的关爱，让学生得到尊重、得到鼓励，使其自尊心、信心得到满足，获得更大的学习动力，也就更有利于美术课堂的管理。 （四）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课堂管理 课堂管理中，教师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只是外力，更重要的是学生要能够积极地进行自我管理。在美术课堂中，有些学生在教师面前表现很乖巧，而老师一旦离开，就控制不住开小差，这就是自我管理能力差的表现。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强化学生的管理观念，鼓励学生进行自我管理。让学生能够在离开教师监管的情况下，依旧保持良好的课堂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久而久之，形成良好的自我管理习惯，获得更为稳定的课堂管理效果。 （五）转变美术教学模式，实现美术教学合理化 课堂管理存在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学生对于自身专业感到迷茫，对未来的就业等不知所措，教师应当适当转变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将美术专业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让学生意识到美术专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的能力，使学生对于自我价值进行认可和肯定，积极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成长为高素质的人才。 作者：刘可人 刁文玉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动画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论文 一、国内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美术专业具有技能性较强的专业学科特点，强调日积月累的实践创作与艺术感悟，科研成果的形式大多是作品而非论文及著作，如绘画或雕塑作品参展获奖，企业形象设计或标志设计作品被采用等。各省市按照现行的科研管理条例对高校进行综合评价时，往往没有考虑到美术类学科的专业特性，经常以文章发表及专著的数量进行衡量，以至于在美术高校填写的上报表中，许多很重要的专业成果找不到相应的填写位置，因此很难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及成果奖励。更重要的是，由于各高校的日常科研管理条例及成果统计形式都是针对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制定的，因此，这些评价和激励机制不完善直接影响到了教师的职称评定及对优秀成果的奖励。 2.学科建设及管理模式的滞后性 目前，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观念相对落后，管理模式僵化。美术院校传统的学科建设组织形式以设立二级学院及直属系为主体，按专业特点进行划分：造型学院、设计学院、媒体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国画系、史论系等。科学研究层级结构以校、院、系、研究所、教学研究室、课题研究组等形式进行设立，课题间及学科专业间的联系相对闭塞，缺乏长期有效的合作和沟通，阻碍了项目研究及学科专业的交叉与融合。近20年，国外新兴的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对以视觉为核心的各学科综合性研究非常重视，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国内一些传统学科的组织形式制约了人才的流动，已经不能适应科学研究多样性与灵活性的需求，如何科学有效的利用软件和硬件的科研资源及人才队伍，是提高美术院校科研水平的重要环节。近些年，伴随高校绩效考核制度的深化及各校间科研成果的竞争，美术院校科研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许多美术院校普遍存在重艺术创作而轻学术研究，重设计实践而轻理论总结，重教学工作而轻专业研究的问题，这些现象不断地积增，违背了大学教育发展的规律，迫切需要建立切实有效的科研管理创新模式。 3.科研管理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 美术院校科研管理队伍的建设良莠不齐，引进人员的教育背景几乎和岗位工作内容没有相关联系，其大部分管理人员的实践管理知识都是通过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积累形成的，缺乏针对美术管理专业的系统培训。院校对管理人员经常重使用而轻培养，继续教育的环节薄弱，进一步造成非专业的管理人员与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之间的差距。同时，高校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科研成果数量的激增，不断对科研管理者的工作提出更多的要求。成为一名优秀的美术科研管理工作者，不仅要具有高度的爱岗敬业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服务态度，相应的科学管理知识储备，还需掌握全面的艺术专业知识，关注文化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这样才能适应美术专业科研管理创新模式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 4.美术专业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低 美术专业科研成果的推广与转化工作一直是各大院校科研管理中的薄弱环节，美术院校师生创作的艺术成果丰硕，但成果转化与推广程度不容乐观，这一现象与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体系建设的不足有密切的关系，现行的科研成果量化与奖励制度只重视项目数量，专利总数、、刊物级别等，没有协助教师建立成果转化相应的渠道及搭建校企合作的平台。同时，大部分教师缺乏成果转化的意识，大多数艺术家只埋头进行专业创作，忽略了艺术成果和市场经济的对接。因此，许多艺术成果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职称评定、论文撰写等层面，没有积极地进行推广，使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致使科研成果严重浪费。 5.科研经费管理中的弊端 美术院校科研项目负责人大多以副高级职称及以上的教师为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只能是项目参与人，以这种金字塔结构为主体的固有模式进行配置，致使项目研究人员的组成缺乏多样性与灵活性。然而，科研项目的创造性劳动，绝大多数是由这些年轻人承担，他们长期大负荷的工作，却无法成为项目的主要承担人，这种过于严格的项目申请资格的规定，虽然符合国家的项目管理要求，但在实际应用中，却间接抹杀了青年教师及学生的创造热情，无法直接地激励他们的创新思维，阻碍了艺术创新成果的产生。近年来，国家对科研项目的资金支持逐年增长，而对于承担人员资格的过度限制，使得大量的科研经费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能得到有效的监控和保证，出现了同一成果多头结项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科研经费的良性运转。 二、提升美术院校科研管理水平的策略与途径 1.科研资金组织与资金管理优化 美术院校的科研资金组织与资金管理需要根据学科特点进行优化，参考国外诸多大学的管理模式，对我们的管理创新颇有启发。比如，我国科研项目的管理经费的报销环节，人工费用还需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支付，这凸显出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不合理现象。国外大学从申请项目时，就已经严格进行了预算明细审核，项目研究过程中的经费使用严格按照预算来执行，报账的管理体系与预算的管理体系完全分开。项目经费以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进行划分，间接费用的比例可占到实际费用的一半以上，项目研究中的材料费及研究人员的福利都很多。同时，项目研究中对学校内设施的使用也要收取费用。这种资金组织及管理的透明化是需要我们借鉴的。 2.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 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同时进行，已成为国外高校科研管理中的成功案例。在美国，人才培养与一些项目研究相联系，导师招收博士生的数量与项目直接相关，博士根据导师的项目经费及研究需要来做助研工作。导师可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的数量很大，在国外一流的大学里，学术研究的辅助队伍是相当庞大的。这种管理模式为我国美术院校的科研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回望美术创作的发展早期，可以追溯到师傅带学徒的作坊，在规模庞大及有名望的作坊里，一位师傅拥有众多的学徒，完成大的艺术定件。这种传统的艺术创作模式与国外的科研体系有很多类似之处。首先，它可以降低进入研究领域的门槛。其次，它可以在创作与研究中培养学生。最后，它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学费资助及科研人员工作费用。需要严格把关的是相应制度的建立，当学生参与学校的研究项目时，对该生的各种成果及学术能力的综合评定，必须有相应的顾问来监督，并设立学科组对该学生进行评分和最终的资格考核。 3.发展战略组织与科研理念优化 西方发达国家中许多大学科研管理制度的建设比较完善。美国所有大学几乎都有科研管理手册，手册中对不同专业的科研管理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各大学的管理制度如出一辙，普遍性原则对所有研究人员及机构都是适用的。统一的标准，营造了公平的学术环境。因此，我国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也应根据学科的特殊性，设立行之有效的统一管理模式，美术类院校与其他高校科研管理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众多复杂多变的艺术成果形式的评价与鉴定，全国美术类高校的科研工作基本相同，统一的艺术科研管理体系在全国院校都是可以使用的，具有共通性。因此，全国统一的美术科研管理体系有待建立，这既是提高管理效率及各院校横向比较的迫切需要，又是全国学术水平认定规范化的必然举措。 4.营造良好的管理文化环境 国内美术院校科研管理的文化有很多弊端，整个管理模式都是行政体制下的管理，缺乏学术研究的管理文化。许多高校把科研管理制度简单理解为项目管理、工作室制度、科研经费管理等，这是非常片面的，高校的科研管理制度不只是用于规范教师与科研人员的日常工作，更应自然成为每位教师心中的管理符号，形成普遍的约束力与认同感，同时对所有教师的行为与意识产生潜在影响。因此，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是高校科研管理的核心及发展方向。所谓人本管理，就是指在高校科研管理的所有活动中，首先应把教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以服务教师学术研究的全面健康发展为宗旨，充分调动教师和管理者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从而使高校的学术成果获得效益的最大化。 5.美术专业科研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数字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管理技术的研发水平日新月异。经统计表明，全国绝大部分高校已采用了计算机和管理软件进行日常科研管理工作，但缺少适合不同学科特色的管理软件研发。因此，结合美术专业自身特点，自主开发适合美术专业科研管理的信息系统是十分紧迫的工作。现代信息技术监测在科研成果认定、质量监控、制度决策及成果创新过程中广泛应用，对于简化科研管理的流程，提供科研信息与数据的统一与利用，加强管理的科学性具有重要作用。互联网管理技术不只是信息化管理的媒介，还将成为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伴随着数字媒体网络技术在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中的应用，美术院校科研管理工作必将走向信息化与规范化。 三、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评价体系建设与实践 全国独立的八所美术院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经常组织联席会议，针对美术专业科研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内容涉及科研量化指标体系的建设、科研质量鉴定、科研成果转化、学术规范及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等。会议提出学术规范与管理规范的界限不能混淆，要把科研成果的量化管理变成社会评价、学术评价、长期评价而非单位评价、工作评价、短期评价的结果；要对当下美术院校的学术成果评价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反思，努力实现从行政思维转向学术思维，从形式评价转向内涵评价等问题。同时，针对部分高校试行的科研成果统计方法进行近一步探讨。试图建立起一套分值换算的方法进行美术成果量化的评价体系。美术院校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由统计表格、分值说明、参考目录三大部分组成，统计表格与分值说明中10个方面的内容依次对应。首先，教师可以按科研成果形式的分类在表中填写内容，填好后根据分值说明计算分值，最后得出当年获得科研成果的总分值。例如，体系中将教师参展分成四个等级，一级为国际大型展览或国家级展览；二、三级为全国美术家协会和各专业艺委会主办的展览；四级是各省市美协主办的艺术作品展。科研处根据四个展览等级，分别列出历年展览的具体名称和相应分值。教师在填表时，很快就能查找到参展级别与获得分值。科研成果分值量化管理以整年为一周期，其中设有最低分值：助教最低需获得8分；讲师最低需获得10分；副教授和教授最低需获得15分。三年为一个奖惩周期。这种分值量化的方法，不仅为美术院校中不同专业的横向比较提供了依据，也为全国高校美术专业的总体衡量带来了可能。这些方法的探讨无疑为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的科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高校的逻辑起点首先应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因此，学术是高校的安身立命之本，那么学术管理也就成为高校发展建设的重要环节。科研管理无论采用何种运行方式，都应是保证和服从于学术研究及教学实践的。科学的管理方法对高校的长远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的工作包括了特定的研究涵义，也就是说，高校科研管理具有其自身研究的学术价值，针对美术专业教学科研的实际需求而开展的学术研究，制订教学科研总体发展规划和计划；面向美术专业科研管理者的实践业务和管理专业的培训方案，对科学合理地做好美术专业科研管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作者：范晓楠 单位：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技校美术课堂管理论文 一、技校美术课堂管理存在的问题 1.学生问题行为较多，课堂秩序较为混乱 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政策的推动下，技校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学生来源也复杂多样，水平参差不齐，总体生源质量逐步下滑，给教学带来了很大压力。在美术课堂上，学生注意力不集中，自控力差，睡觉、聊天、喧哗、随意走动、恶作剧、玩手机等问题行为非常普遍，课堂纪律较为混乱，学生的声音经常盖过老师讲课的声音。老师总是不断加大音量，竭力维持课堂纪律，但效果不理想。课堂上很多时间浪费在维持纪律上。还有一类学生不吵不闹，但对学习没有兴趣。不听讲，也不按老师的要求去做。这些问题都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完成。 2.学生缺乏合理的学习方法，合作意识不强 美术课经常要进行小组合作，有的学生能够积极参与，有的学生进行低效或无效的合作，还有的学生则袖手旁观。有的学生准备齐了美术工具和材料，有的学生没有准备，有的会向别人借用，有的又不愿意借，表现出许多不会合作、不愿合作的现象，同时一些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对作业也是敷衍了事。 3.教师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管理方式陈旧 面对学生在课堂上表现的各种问题，有的教师会不断停下讲课，花很多时间尽量维持课堂纪律，但影响了教学效率。有的教师有时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会批评学生，甚至出现训斥学生的情况，这就造成了师生的对立。还有的教师为完成教学进度，只顾着对少数愿意学的学生讲完自己的教学内容，不理睬其他学生的问题行为。这些课堂管理的方式都不利于整体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不利于完成教学目标。 二、技校美术课堂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除了技校生源素质下滑等共性原因之外，美术课的特殊性也是美术课堂管理较难的原因之一。美术课需要准备许多工具和材料，有大量的动手实践，不仅要在教室上课，还要到户外写生，上美术理论和欣赏课时还需要到电教室上课。特别是老师在为学生个别示范、辅导和修改画时，难以顾及到其他学生。学生不带或少带美术工具所引起的说话、走动等行为也是影响课堂纪律的重要原因。课堂秩序的混乱现象也与教师在课堂管理方面的方法措施不力有密切的关系。 三、技校美术课堂管理的优化 1.优化美术课堂空间管理策略 优化美术课堂空间管理就是改革传统课堂的排座形式，采用有利于美术课堂教学的排座形式，比如雁阵模式。它在改善课堂学习气氛，大范围提高学生成绩，促进学生形成良好意志品质等方面有显著的效果，是被世界教学理论界公认的最成功的教学改革之一。具体做法是：每三个人一组，每组派一个专业最好的作为头雁坐在前面，身后左右两侧各坐一名普通学生，共形成十多个小组，充分发挥学生合作学习的作用，每个学期再根据学生的专业成绩适当调整位置，起到以点带面、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尽量避免问题行为多的学生坐在一起。 2.优化美术课堂的时间管理 由于学生之间差异较大，教师在给学生安排技能训练内容时要有充分的估计，要使所有学生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完成。所以可以对基础高低不同的学生分层布置难度不同的训练内容，做到不同层次的学生在整个教学时间段内都有事可做。 3.优化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 教师是课堂管理的主体，要多学习课堂管理理论和策略，加强课堂管理的能力。课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熟悉教学内容，分析学生情况，做到胸有成竹，处变不惊，应对自如。要建立课堂常规制度，让学生在制度的约束下逐步形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学生进行合理评价，一切从激励学生出发，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课堂管理是教师教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做好课堂管理，才能把知识更好地传授给学生，才能使技校美术教学得以升华。 作者：熊伟 单位：江西工业技工学校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论文 一、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者心智的开发 美术院校科研管理首先应开发管理者的心智，树立服务的意识，用一颗本真之心为教师提供服务，从而摆脱权利的意识，建立起管理者与教师间的良好关系。彼得•圣吉曾提出著名管理理念：“三流管理者学管理知识，二流管理者学管理技巧，一流管理者修炼管理心智”。管理，其实就是管好人、理好事。管人常是管事的前提。那么，管人的关键在何处？在心灵。管好人的心灵，方能管好一切。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心的管理就是禅的管理。因为，禅宗又名心宗，讲究明心见性。所以说，佛法中的禅的智慧就是心的智慧，禅的管理就是心的管理。在中国历史上管理阶层和社会精英，从苏东坡到雍正，都非常重视禅宗。因此，将禅宗的智慧用于现代管理具有独特优势。 1.禅与艺术的密切关系 为何要在艺术院校的科研管理中引入“禅宗管理学”？那是因为禅与艺术自古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禅，起源于印度。它是梵语“禅那”的简称，意为：“静虑思修。”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的禅，起源于南印度的菩提达摩祖师。佛教传入中国后，从东晋南朝译读佛经开始消化佛学至释迦牟尼的佛教心法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而形成禅宗，佛教在中国一步步地完成了本土化，渐渐与中国的艺术水乳交融，为艺术带来新内容、新特点、新思路，成为构成文艺灵魂的因素之一。禅与艺术都强调个体心灵的自由，都重视心性，是对生命的自我意识的张扬。禅是看入本性的艺术；艺术是看入本性的禅。禅与艺术都是对人类本性的审美观照。禅宗在创作思想、审美情趣等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艺术家。因此，在科研管理中引入“禅宗管理学”的方法，更能使管理与艺术家的创作有效契合。 2.禅在管理中的运用 如果说西方管理学以“术”见长，那么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则以“道”为尊。“道”是东方管理的精髓，属柔性管理，与西方的刚性管理有很大区别，其中最精髓的地方就是“觉悟”。中国的管理不靠制度约束也不靠奖金刺激，靠的就是觉悟。在现代管理中出现了禅宗管理学，又名管理禅，强调管理者要有一颗觉悟的心。“管理禅”不重视制度，讲究超越现实矛盾，追求心灵自由。它不废弃经教义理，但也不拘泥于制度管理，而是活泼地把握住禅的精神所在，弘扬一种创新、自信的积极生活态度。传说少林的僧人能喝酒吃肉，因为他们是为了护法，喝酒吃肉却不因酒肉而心动。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制度是要守，但最重要的是心中要有信念。反过来，如果一味靠制度，制度总是会有漏洞的，管理者又如何能自觉执行呢。禅与艺术创作的密切关系，使得许多艺术家在创作中通过静修来体悟禅悦从而创造出具有“禅趣”的艺术作品。因此，“管理禅”的理念和方法如能运用到美术院校的科研管理中，为艺术家更好地营造禅定的创作环境，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管理禅”在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中的运用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佛禅小故事更好地理解禅修的精髓：三伏天，禅院的草地枯黄了一大片。“快撒点草种子吧！好难看哪！”小和尚说。“等天凉了。”师父挥挥手，“随时！”。中秋，小和尚去播种。秋风起，草籽边撒边飘。“不好了！好多种子都被吹飞了。”小和尚喊。“吹走的多半是空的，撒下去也发不了芽。”师父说，“随性！”撒完种子，飞来几只小鸟啄食。 “种子都被鸟吃了！”小和尚着急。“没关系！种子多，吃不完！”师父说，“随遇！”半夜一阵骤雨，小和尚早晨冲进禅房：“好多草籽被雨冲走了！”“冲到哪儿，就在哪儿发！”师父说，“随缘！”一星期过去，光秃的地面长出许多草苗。小和尚高兴得拍手。师父点点头：“随喜！”这则小故事可以给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者很好的启示。随时——面对高效快捷的社会发展及当代艺术复杂多变的现状。跟随教师创作状态和艺术作品发展规律之“时”，随时发现优秀成果，随时奖励，不要制定严格的成果奖惩周期，营造和谐创作氛围。随性——面对不同专业的艺术特点，顺应个性，不能实施“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应制定不同方案给予奖励及资助。随遇——教师的艺术创作经常是慢工出细活，然而面对职称评定中的硬指标，总会有很多不如意，作为管理者应及时引导教师沉下心来，做“随遇”者，不是不思进取，而是能够淡定从容地面对困难挫折，得之坦然，失之泰然。随缘——面对性格秉性迥异的教师，不苛求。美术院校的教师很多都个性极强，对学校管理制度常会有不满情绪，作为管理者应给予他们足够的理解。这些教师只是观点与想法不遵守规定，但对自身的创作研究却非常严谨。我们应首先审视管理规定的合理性，同时给予个别教师最大限度的自由。随喜——面对暂时无科研成绩的教师，管理工作不能急躁，管理者应静下心来“等一等”。 一个“随”字，参透美术院校科研管理的许多禅机。科研管理者不能急功近利，漠视规律。过早地提出过多管理条款，过度地逼迫教师出成绩，做一些“舍本逐末”的事情，无异于饮鸩止渴、缘木求鱼。教师的艺术创作，要经过“随时”的播种，“随性”的选择，“随遇”的淡定，“随缘”的生长，最后才能达到“随喜”的萌发。同样，一名管理者面对教师的研究创作，只有经过“随时”的服务，“随性”的遵循，“随遇”的超然，“随缘”的等待，才能享受到“随喜”之福。如果说，随时、随性、随遇、随缘、随喜是艺术创作的生命节拍，那么，随时、随性、随缘、随遇、随喜，就是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者的管理节律。世界万物皆有规律，都有自己的缘法，都有各自的运行节拍。 三、总结 禅宗管理学中需要管理者进行心性的修炼，而人性中的心性往往是不明显、深藏的，需要一个有智慧的管理者来开发。拥有宽容、劝诫、智慧、引导能力的管理者会像一个禅师，掌控自我和教师心性的相通。这样的管理者会更好地在管理工作中激发教师最大的潜能，从而使个别教师的优秀变为“人人优秀”。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曾言“所谓伟大的组织，就是让平凡人做出不平凡事情的地方。”当美术院校的管理者用本真之心为教师打造良好的创作环境时，就已开始走在打造伟大组织的路上了。 作者：范晓楠 单位：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理论论文:美术专业提升艺术理论素养思考 作者：张宽武 单位：郑州大学 作为一位从事高等院校美术教学的教师，我时常会为学生艺术理论知识的困乏而感到疑惑和惊讶。之所以会疑惑，是因为在我看来，作为一名接受高等美术教育的学生，不但要画得好，而且要对中国古代、近现代以及西方的绘画思想、理论、流派等都要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而令我惊讶的是，目前许多学生大都片面地认为只要把画画好，那些理论知识都是一些玄之又玄的空话和套话而不愿花大力气学习。其实，凡是正在从事美术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都会对这种疑惑和惊讶深有感触，也会对这种现状深感忧虑。尤其是近年来随着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的招生规模的扩大，此类问题愈加令人担忧。倘若任其发展，不对其进行认真分析和思考并找出对策，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势必会造成中国整体美术教育质量的降低，对中国美术的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一、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学生理论素养低的原因 具体来说，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学生理论素养低，既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与社会、学校教育和教师素质有极大关联。 首先，学生对绘画缺乏全面认识和真正兴趣，重技法轻理论。有一些学美术的学生并不是一开始就对美术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语文、英语、数学等分数低、基础差就转而学习美术，考美术只是一种临时的决定而非发自内心的兴趣与喜爱。此外，美术类高考招生对文化课成绩的要求较之其他专业相对要低，而近几年高校的扩招，对学生的文化课成绩的要求又比以前更低。等这些学生考上大学以后，由于本身文化程度偏低，再加上对自己的学习缺乏明确的目标，在专业学习时还一味看重自己所赖此考上大学的专业技能技巧的训练，以为只要画得好、画得像就等于学好了绘画。在思想认识上，对自己绘画技法和创作水平的提高很容易满足，觉得理论枯燥、抽象、乏味而忽略了对艺术理论的学习，致使自身对艺术的精神境界和内在本质认识不够，最终制约其创作实践水平的提高。因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目前，美术教育中最大问题是不注意人的智能、想像力以及美术思想和社会意识方面的充实启发，更忘记了美术是人的事，必须培养出生动活泼的人，才有生动活泼作品……因之，当代美术教育，以技术培训为主，无论从培养画家，还是提高整个国民素质而言，皆不可取。”这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反思和总结。 其次，高校美术教育思想和观念陈旧，专业与课程建设缺乏理论深度，缺乏自由开放的精神和艺术创新意识。目前，许多高等院校美术系在教学安排上主观随意性很大，理论课与实践课的课时比例严重失调，无视“因材施教”的传统教育理念，较少考虑各类学生的实际需求，没有从根本上对美术课程体系进行有步骤、有特色的深入研究，没有正确处理好美术课程与其他人文课程的关系，使得学生的艺术敏感度和对艺术理论能力的掌握都受到限制。 再次，高校美术教师重创作指导而轻理论引导，且自身理论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受当前商业大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有一些教师往往急功近利，缺乏敬业精神和教学责任感，重视对学生绘画技法的指导而忽略绘画理论的学习，不注重借鉴相邻学科的知识，视野狭窄，见识短浅，偏重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知识而不注重对自身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革新。长此以往，无疑会给美术专业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 二、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学生提高理论素养的意义 爱因斯坦在《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一文中指出“用专业知识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的辨别力”。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完善专业教育的必要性，看到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可以解读出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应用在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中，那就是要把美术专业教育完整化，不但要学习专业技能，而且要加大理论学习的力度和强度，要求我们所有的美术教师要用心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把理论学习提升到一个与技法学习同等重要的高度。因为，优秀的艺术理论是无数画家和画论家长期实践的结晶，是绘画艺术发展的航灯，使画家和观众能够在理论的指引下找到自身评判艺术的标准和方位。正如陈传席在论及傅抱石的绘画成功原因时所进行的深情、合理的论述：“他绘画之成功……其中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他精通美术史”，“古今第一流大画家没有不通美术史的……。艺术固然是以技术为基础的，但却不是以表现技术为目的，技术不过是表达画家性情的一种工具，而且这种工具还要靠人的知识修养去控制……最重要的是，美术史作为学术能丰富人的精神，充实人的心胸，提高人的品质，增益人的学问”。其中深意振聋发聩，需要每一位有志于在绘画方面有所建树的学生细细咀嚼和玩味，以期对自己有所启示。理论永远是先行的，不论它是合理的，还是有失偏颇的，它都会对现实的艺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美术界每一次大的浪潮都是由美术理论思想和观念的变革而引起的。当前诸如“中国画已经走入了穷途末路”、“中国画面临走向死亡的必然命运”、“中国画之墙非倒不可”的争论便是明证。由此，不重视理论的学习就会使我们迷失艺术的发展方向，就会使我们在当代艺术多元发展的进程中患上“失语症”，进而影响艺术技法的提高和改进。中国画何去何从的问题归根结底要寄希望于绘画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因此，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性的理论研究来引领，迫切需要高等院校重视对绘画理论人才的培养，迫切需要学生重视对艺术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以期在将来担当起开拓绘画理论话语空间、培养绘画人才的历史重任。 三、当下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学生提高理论素养的对策 第一，美术教学和招生要有当下意识，注重学生全面知识的学习。当前几乎所有的美术教育在招生、教学上都是重视素描、速写、色彩等必需的专业训练，而忽略对学生全面知识的讲授，强调工匠式的教学而不是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画家，进校后仍然整齐划一地重复着这样的训练，使得我国美术专业的学生只是拥有几本画册和美术专业书籍的技术型学生。与此相比，“西方的美术系学生美术专业的学分只占40%，文史方面的学分占40%，还有20%要到数理化等学科中去选。这就是说他们注意培养有全面知识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工匠。”更亟待解决的是，我国美术专业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冷漠和对绘画技法的过度关注令人担忧，我们必须要从根源和制度上改变当前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的教学和招生，把当下意识贯穿其中，与时俱进，积极地融入活生生的社会现实。#p#分页标题#e# 第二，提高思想认识，开展多种形式，把专业技能学习与理论学习相结合。高校美术院系应该大胆革新教育理念，合理平衡美术技能课与理论课的课时比例，正确认识理论素养的提高对于学生、学校、社会的重要影响和巨大作用，从教育体制到教育体系上给理论学习以准确定位。学校、院系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有效开展理论学习，邀请校外真正具有高超理论素养的专家和学者到校开设讲座，变抽象为生动，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理论的兴趣。 第三，抓好美术课堂教学，不断强化理论学习。课堂教学是加强对学生理论学习的重要平台和直接途径。艺术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应该穿插到美术专业各科教学之中，要特别强调在专业课中渗透理论研究，挖掘专业课的理论深度和内涵。在学生绘画过程中，教师就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的独特性。因为美术创作所要求的形象思维、直觉、灵感以及创造力等都可以在理论知识的讲授中得到体现。尤其是在讲授美术史论与美术鉴赏的过程中，教师应着力引导学生分析美术作品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味，把重点落实到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自由开放的精神和艺术创新意识上来。 第四，不断完善美术教师的人格魅力和理论素养，激发学生提高理论素养的自觉性。教师的人格魅力，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有着特殊的意义。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只有性格才能形成性格。”教师的人格具有崇高的价值，对学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渗透力，因而所有美术教师要明确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学内容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是否先进，关键在于教师的素质和责任感。由于理论本身具有抽象、枯燥的特点，这就要求高校美术院系的教师要有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能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拓展思路，迸发创造灵感，以生动、具象的语言把美术理论和美术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绘画艺术以及画家的生活、经历、特点讲授给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提高理论素养的自觉性。 第五，以优秀的绘画理论和优秀艺术家的事迹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无论是中国古代画论、中国近现代画论，还是西方画论，其精华都能给我们当下的绘画创作以高屋建瓴的指导和启发，例如魏晋时期顾恺之的“传神论”和谢赫的“六法”等。此外，古今中外所有优秀艺术家的事迹都会给学生直观、亲切的感受，使其见其文字、画作而想见其为人，不觉中深受感染，陶醉于艺术的愉悦之中。提高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的理论素养迫在眉睫，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教师、学生的多方努力，需要我们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化解困扰当下阻碍高校美术发展的种种矛盾，推动我国高校美术教育的良性发展。 美术理论论文:高校美术教育心理学创造性理论 本文作者：李文奎 单位：枣庄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地方高等学校的美术专业，经过十多年的增设和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办学规模。本文尝试从教育心理学层面探讨当下地方高校之美术教学活动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激发学生的心理动机 众所周知，高校美术教育是一种带有强烈情感因素的教学活动，需要心理动机的参与。学生如果处在被动的地位，绘画对象和教学过程没有激发出其积极的情感动力，就很难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学起来也就自然缺少热情了，产生厌学之感也就在所难免。教师在教学中如果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心理动机，教学的效率会大打折扣。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产生的生理动机，是由于人的大脑存在一种“定向反射”的机制。定向反射是个体回答外界刺激物作用的基本反射活动之一，也是人们感知活动的最初基础。拿绘画而言，人的大脑有一个叫做“皮层”的部分，当人通过视觉感知绘画对象时，视知觉神经就把空间、形状、色彩等信息，作为一种刺激信号传送到大脑皮层，在这种持续刺激作用下，相应的神经中枢就发生相当稳定的兴奋中心，形成优势兴奋中心，这个中心便立即使学生的心理活动能够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对象上面，从而建立起学习的兴趣。兴趣的生理动机与优势兴奋中心的关联紧密，优势兴奋中心的形成容易，消失也迅速；如果外在的刺激信号减弱，优势兴奋中心也便消失；兴趣也随之消退下来。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如何建立和保持这种兴趣的心理动机呢？一方面作为训练对象本身的石膏、静物、人物、风景等要具有一定强度的刺激性。绘画的对象如果不能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尽管在课堂上学生可以硬着头皮去画，但无法建立心理动机，产生不了兴趣，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倘若绘画对象（客体）有了一定强度刺激，触发了学生（主体）的兴趣，主体就容易建立起心理动机。心理动机持续越长，兴趣维持得越持久，学生的学习效能性就越好。另一方面，要充分释放学生主观上的表现意识。长期以来，在地方高校的美术教育活动中，有的教师不注意采用恰当的教学方式方法，无意中压制了学生艺术表现的主观意向，使学生处于心理动机的压抑状态，当然也就不能使兴趣成为艺术创作的动因。教师要给学生更多自由的思考和表达的空间，使之依靠积极的心理动机有效地调节学习活动。 二、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式 思维定式这个问题颇为复杂，涉及深层的心理学问题—思维。美术教育离不开思维的参与，比如静物课，要把静物准确地再现在画纸上，就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思维。学生经过反复练习之后，思维便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在开始下一幅作业时，虽然面对新的绘画对象，但其心理活动仍会沿着以前的模式支配自己的观察和表现，这种心理活动就属于思维定式。思维定式是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也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一种习惯思维方向。具体来说就是人们在长期的思维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条件反射，或者说是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思维定式有其积极的一面，能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技法，但是也有很明显的负面影响。比如有的画家其作品风格数十年如一日，除了绘画对象不同之外，线条、色彩、构图等艺术语言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实质上都是受到思维定式影响的结果。同样这种消极的思维定式也会给教学带来不利的影响。有时候一门课程教授下来，学生的习作和老师的风格相近甚至完全相同，学生的个性和创新性受到了很大制约。科学的思维模式是绘画活动的保证，要想运用科学思维方式，就要先打破思维定式。在教学活动中，一方面教师在自己的创作和教学活动中要努力克服思维定式的束缚，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要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和纠正其在绘画过程表现出来的思维定式，养成创造性思维模式。 三、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心理训练的主要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高等美术教育的内在要求，也是高等学校美术专业培养目标的灵魂。这是因为艺术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有了创造性思维才能有艺术创造力，有了艺术创造力才能产生优秀作品。创造性思维是推进艺术向前发展的动力与源泉，比如徐渭、郑燮、齐白石、吴冠中、凡•高、毕加索、高迪等艺术大师，正是由于他们的独特的创造力，才为人类留下了开艺术新风的佳作。脱离了创造性，艺术将会失去生命力；缺乏创造性思维,艺术家也将会停滞不前。当前教学体系中的基础课程往往缺少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仅仅要求学生将对象真实地再现出来为教学目的。而带有思维性训练的创作课在体系中所占比例非常小，有些教师缺乏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意识和方法，以至于在创作课上，学生只是把一些素材生硬地搬到一起，而不能把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贯穿于艺术创作活动中，这样创造出来的作品缺乏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很难称之为有个性的创作。在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起到主导作用，要充分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形成一套科学、系统的训练方法。创造性思维是渗透于绘画始终的，从基础课就要开始将创造性思维潜移默化地渗透其中，要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创造性思维来感知对象、表现对象和调控心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还需要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艺术个性，尽可能地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和想象力，鼓励他们大胆地去创造。在绘画过程中要激发学生对绘画对象产生独特感受，培养学生的敏锐观察力，促使学生形成个性鲜明的艺术表现语言。要积极鼓励学生敢于超越自己，超越他人，超越过去，逐步发展出创造性思维能力。 总之，美术专业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是可以通过有意识培养获得的，关键在于美术教育者能否积极地去引导和采用恰当的方法帮助学生养成创造性思维。结语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方高等美术教育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之处，还在寻求一种更符合学生学习心理的教学形式。本文从教育心理这一层面，结合教学实践，从心理动机、思维定式和创造性思维三个方面对地方高校美术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在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优化等方面提出创见，进而建立一种在充分观照学生学习心理基础上将技术训练和心理训练有机结合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模式。希望与地方高校的美术同仁一起致力于探索美术教学新模式，全面提高高等美术教育质量，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美术人才。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必要性 1.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以创造力为核心的创意文化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创意经济迅速崛起，并席卷全球。中国创意文化产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壮大。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音乐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学校通过积极开展广泛的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各方面知识，为以后学生成功创业铺平道路。 2.满足音乐学专业教育内在要求 音乐学专业教育是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重要来源，在音乐学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学生对音乐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也要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创业本身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就是一种创新。任何真正获得成功演出作品只有依靠创新，才能不断得到提升和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全方位的创业教育，让学生不仅能领悟创新对于创业的重要性，也会激发学生自身创新意识，同时还能让学生从创业者成功的事例中得到激励和启发。并结合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3.增加就业途径、缓解就业压力 随着高校扩招，音乐学专业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递增，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远远超过传统的就业市场需求，传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推行多年，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学生也逐年减少，音乐教育师资也逐年超编，传统的音乐教育人才需求趋向饱和，就业市场日渐萎缩。音乐学专业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就业面相对较窄，就业压力也更大。通过开展创业教育，转变教育理念，改革音乐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引导音乐学专业大学生积极创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缓解和解决就业压力。 二、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创业观念滞后、缺乏科学的创业理念 中国的创业教育发展较晚、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大部分高校对创业教育在新形势下的教育体制改革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充分，缺乏对有关学生创业教育的专项课题研究，对创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区分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导致在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培养目标不明确，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势必缺乏科学的、标准化的指导思想，学生得不到真正的创业方面的培训和提高。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之后，喜欢去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认为市场前景广阔，以期待更大的发展。现实情况不容乐观，音乐学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已接近饱和，创业业机会越来越少，这就需要音乐学专业的毕业生要转变创业观念，适应社会需求。 2.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匮乏 大学生成功创业要具备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目前高校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够完善。音乐学专业的学习只要基础知识、实践技能方面的。在创业能力、创业素质方面的培养力度不够，没形成创业所需要的独有品质。毕业的音乐人才在虽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面学有所长，但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学生对社会、对市场、对产业、对经营都缺乏应有的了解，在创业过程中毫无头绪、到处碰壁，甚至导致创业失败。从近几年毕业生创业的反馈信息来分析，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创业素质不容乐观。受传统择业观的影响，学生大胆创业的意识不强，即使参加创业活动，往往是头脑发热、跟风创业，一旦遇到挫折，就缺乏长久坚持的创业意志。一些学生眼高手低，只到条件好的大中城市创业，不愿意到拥有广阔天地的乡镇基层创业，创业情感投入欠缺。这些充分显露出学生的创业知识层次和结构不完善，创业素养要不断加强。 3.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完善，学生创业实践缺乏 创业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是创业教育的基础，也是创业教育实施的媒介，在国外有着较为完备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国高校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还不普遍。在教学内容上缺乏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接轨的统一教材。在教育方法上以以校园为中心、教师为中心，忽视社会实践环节，忽略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势必会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业教育中提倡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冒险精神的培育还相差一段距离。音乐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技能性很强的专业，在常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践，以实践为主的教学理念。教学实习、校外实践演出等都只是专业实践，并不能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创业者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创业经验的缺乏使得学生对于自主创业缺乏评估、顾虑重重，缺乏开拓市场能力，对市场潜在风险的防范不够，在创业过程中把握不了方向，创业难以成功。 4.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薄弱 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目前大多音乐学专业的创业教育由学校招生就业部门的科员及一部分音乐学专业教师担任创业教育课的工作。前者虽然直接在招生就业部门工作，了解就业市场的一些知识和信息，但毕竟也缺乏专业的创业教育学习，创业教育课也只能是就业指导课。不能把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很好地融会贯通，进行全方位的深度指导。后者由于传统学校管理中，限制在职教师开展第二职业，部分教师有一定的本专业的社会实践经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经验，创业教育也只是专业教育的的拓展。即具备的教学经验又有创业经验的创业师资比较缺乏，成为制约高校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向深层次发展的瓶颈。 三、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策略 1.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学生性格和品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今后的人生有着非常强大引导和激励作用。学校在常规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千方百计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让学生不出校园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浓厚的创业氛围，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发创业热情。利用校园信息平台、广播站、宣传栏、展览馆等校园媒体积极宣传创业教育，使创业意识渐入人心。举办以围绕音乐学专业的模拟创业大赛，让学生通过模拟创业体验创业的酸甜苦辣。定期举办创业讲座，邀请音乐界创业的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给学生讲述创业经历和创业经验，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在校园成立学生创业协会，邀请各个系部学生参加创业协会，并通过协会成员在各系部宣传创业教育，培养学生锐意进取、敢于创业的创业精神。 2.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 音乐教育应重视并开展创业教育，将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优化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促进课程设置改革和实践，培养学生合理的创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增强学生自主创业能力。把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技能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纳入到音乐人才培养方案中去，把培养创业型人才定为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围绕培养音乐创业人才的目标进行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改革，在创业理论教学中增加创业理念、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等知识的教学。通过创业案例进行讨论交流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拓宽其思想认识。在实践教学中，组织学生到文化传播公司、音乐培训学校、地方演出市场、工商、税务部门等实地了解熟悉市场导向、创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为学生将来创业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3.组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培养出具有创业精神的音乐人才，需要一支专业素质高、创业知识、创业经验丰富的教学师资队伍。音乐学专业要想改变当前创业教育师资不足的现状，学校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努力构建一支符合本校、本专业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一方面，要加强对音乐学专业教师自身创业知识相关教育培训，选拔一批具有创业意识的青年教师到在创业教育走在前列的院校去调研学习。安排有创业潜力的青年教师到企业去兼职，鼓励专业教师直接参与到创业实践中去，并定期开展创业教育案例示范教学和研讨会。另一方面，可以从校外聘请创业成功人才作为特聘教授对创业的学生进行现场指导，现身说法，让学生熟悉创业过程中市场运作方式，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 4.加大创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在校学生虽然想创业敢创业，但缺乏创业所需要的环境和资金，这就使得一部分有自主创业意识的学生对创业望而却步。音乐学专业学生在创业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资金就成了他们创业最大的障碍。学校应该积极筹措资金加大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建立创业综合实训基地，更新实验实训设备，拓展校企合作框架等，为音乐学专业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创业后续保障。此外，学校制定出台相应的激励保障措施，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成立创业教育协会，出台创业资助计划等。将创业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保障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随着“十二五”规划建设的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建设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梦”的崛起，中国将进入崭新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人才。预示着创业市场大繁荣的到来，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综合社会优质资源，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积极开展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不断推动高校创业教育前进。 作者:廖星麟 单位:湖南郴州湘南学院 音乐学论文:现代教育技术下音乐学院学校管理论文 一、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应用的科学内涵 实际上学校管理中将涉及大量信息，如学校的基本要素：教师、学生、财务、设施、信息等等。如果不能对这些要素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学校运营就将变得混乱，如果学校本身混乱，教学质量就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但实际上仅一项要素就会产生大量信息数据，如仅靠人力进行管理十分困难，且极易出现失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有效优化了管理环境，为学校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中的各项要素信息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信息处理功能便可实时、快捷、准确的进行处理，现代教育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了现代学校管理中的重要管理手段。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校管理信息量猛增的今天，学校管理信息处理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加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才能保障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对音乐学院学校管理必不可少。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一）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包括：课程编排、课表调度、选课、教学档案管理等等。现代教育技术实现了通过软件将学校所有的教学信息建立教学信息数系统。教学信息系统实时、精准收集教学信息，分析学生成绩，查询学生在校期间各科目学习成绩，通过教学信息系统可以直观了解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教学计划可随时根据教学信息系统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调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有效性。 （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发展的基础，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学生管理中从招生、教学、升学都会产生大量信息，学校管理信息中，学生信息量是最大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对：招收信息、学生基本信息、毕业去向信息、学习成绩信息等都进行了处理，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中对学生管理的效率。 （三）教职工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管理的另一个重心就是对教职工的管理，教职工是学校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教师，学校无从谈起，保障学校的发展必须做好教职工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教职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教师信息管理效率和水平。此系统由基本档案信息系统和业务信息系统两部分组成。基本档案系统包含着教师本人基本情况及家庭情况等信息。业务信息系统中包含着任教时间、教学能力、科研成果等信息。教职工信息系统的分类、索引功能可精准调取教师信息。 （四）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传统学校财务管理都由人工进行统计和核对，但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财务中不仅要涉及到学校自身财务、物资、开销等等，还要涉及到学费及其他各项费用，所以学校财务信息不仅量大并且既散又杂，人工处理十分容易出现错误，传统人工处理效率也十分不理想，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利用电子技术进行财务管理，不仅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更提高了财务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现了学校资产、财务的有效管理，避免了人工核对中的财务风险问题。 （五）图书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物资中书籍资料最多，并且种类繁多，在借阅和调度时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人工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中图书资料管理信息系统的采编管理、流通管理系统来辅助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的管理工作，实现了对书籍资料的实时管理，通过查询功能便可清楚了解到图书使用和调度情况，省去了繁重的人工查找作业。 三、结论 音乐学院是培养音乐人才的中心，为了保障音乐学院的健康发展，加强学校管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音乐学院学校管理有效性，提高了学校管理水平，保障了教学质量。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学校管理中必然趋势。 作者:刘春园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高校音乐学钢琴教学论文 一、普通高校音乐学与社会钢琴普及教学现状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教育部颁发的高师教学大纲就明确规定：“以培养中等学校合格的音乐师资为主要的办学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于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音乐文化的要求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对于音乐教育者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以往单纯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目地的师范音乐教育系统，既要满足学校教育体系的需求，又要满足整个社会音乐普及教学的需求，显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1999年3月《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积极参与…。”在此之前，部分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就已开始设置音乐教育类课程，《意见》以后，各类综合大学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当前已形成了普通高等师范院校、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各类文理科综合大学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态势。随着从事这一专业的师生数量大幅度增加，社会人群中能够提供音乐普及教育服务的群体总量大幅上升，缓解了人才资源的供需矛盾。但是,随着各高校招生规模连年扩大,也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办学单位不断增加，招生数量膨胀，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均受影响。办学单位的增加，大幅扩招已常态化。“2011年，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110人;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外省计划)280人…一些本来不以音乐教育见长的理工院校或综合类院校，招生人数也不少：山东农业大学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80人……而除了本科扩招，研究生层次也有扩招趋势。音乐学专业在校学生呈几何数增长。”争抢生源造成招生门槛放低,生源质量随之下降，教学质量的滑坡难以避免；其二是教学目的混淆。师范类音乐院校和专业音乐学院虽同属艺术教育系统，但究其本源在教学目的和方法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是“上讲台与上舞台”的差异。专业音乐学院和师范院校在培养音乐教育人才这一大的前提下，应多加考虑如何发挥各自固有的教学特点和优势，而不是简单地相互模仿和复制。在师范院校中当前普遍存在“教育系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目标更倾向于单一专业的发展”。在音乐学院中，则多模仿和复制了师范教学的一般模式，没有发扬在表演和创作等专业领域形成的教学传统，更多地进行着“通才教育”，事实上抛弃了“专才教学”的优势。其三，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培养模式相悖于市场需求，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就读本专业学生的增多，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部分高校音乐学专业实际就业率连10％都达不到，少数高校出现零就业率现象也并非只是个传说。”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目地，已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多元化的音乐教育需求，学生的就业角色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小学音乐教师，成为少年宫、文化馆、私立音乐学校等社会音乐培训部门的专职教师，已成为众多毕业生的首选。其四，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长期以来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专业本身课程系统庞大，仅与教育学相关的理论课程就多达十余种，钢琴虽然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比重也只是略高于其他公共课程，在学程和课时上都受到限制。学生的钢琴基础条件有限。如果按照钢琴艺术固有的艺术规范要求衡量，对于多数人，在本科阶段能够真正掌握中级（相当于车尔尼练习曲Op740）要求都非常困难。虽然本专业的钢琴教学不以培养演奏人才为目的，也并不要求很高的钢琴水平，但是，钢琴教学作为一个传承了300多年的艺术学科，其艺术规范不容颠覆，教学要求也不容人为降低。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与其让学生泛泛了解钢琴艺术，不如把钢琴基础教材使用、基本奏法要求、教学法等方面内容予以强化，将钢琴教学系统中的基础性部分实在地掌握好。自上世纪80年代“学琴热”兴起后，历经30余年的发展，当前社会钢琴普及教育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社会钢琴普及教育师生供求比例逐步转变。在对全国教育群体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前“教师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实质性变化，二是结构性变化。教师供求关系由过去的绝对的卖方市场开始转变为买方市场……”。这种态势对于普及性钢琴教学影响非常明显。在“学琴热”初期，由于能够承担教学的从业者较少，求教者众多，在较长时期内“一师难求”，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如今，大批接受过较正规钢琴教育的毕业生开始从业，钢琴教师已不再稀缺。加之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整体人口数量得到控制，钢琴学习的主体—儿童大为减少。如今对于相当多的从业者来说，寻找生源成了较大的问题,钢琴普及教育已由原来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其次，学习者开始趋于理性，选择学习音乐的方式逐步多元化，学习钢琴的规格要求大为提高。 1.随着社会音乐生活的越发丰富，音乐学习的内容变得多样，对于许多人来说，钢琴已不是第一选择，近年的社会音乐考级就直接地反映了这种现象。“上音管弦乐系主任孙铭红教授说，上海的管乐考级目前每年按增加千余人报名的速度在增加…现在，不但音乐类考级涉及到各种乐器，还出现了舞蹈考级、美术考级等，钢琴考级‘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2.钢琴学习者的学习规格开始提高。早年“学琴热”的琴童们已长大成人，这一群体，基于自身的学习经历，已具备相当的分辨能力，对于自己下一代的学习会有高于自身的要求，这种要求同时还影响着身边大范围的人群，对于钢琴教师的选择也自然由过去的“盲选”变成了今日的“精选”。 3“.新手”现象亟待改变。钢琴启蒙阶段的学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前，从事钢琴启蒙的大多是教学上的“新手”，他们虽具备一定的钢琴弹奏能力，但在教学上基本没有相应的从教训练。在这些“初教者”和“初学者”的教学过程中，很少有相关的教学监督和指导，几乎完全依靠“新手”们自己探索来解决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当他们真正能够驾轻就熟，难以想象要付出多少学习者的失败为代价。在这些“新手”当中，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窘境对于钢琴事业的发展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负能量”。 二、培养基础教学能力为目的的钢琴教学系统 教师教育专业注重于各个音乐学科从事基础教育人才的培养,从根源上将各种艺术规范在社会上加以推广和应用。综前所述，原本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教学目标，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就钢琴教学而言，探寻一种既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又能够让毕业生快速融入其中的教学系统，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本专业的钢琴教学，要适当调整教学思路，在提升学生基本演奏能力的同时,侧重钢琴基础教育的实用性教学，尤其是启蒙阶段的内容，诸如钢琴音乐基本知识、教材选择与搭配以及如何使用、奏法架构和运用规则等等，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构建一个以培养普及性钢琴基础教学人才为目的的教学系统，这不仅能够促进钢琴教学本身，同时更具社会意义。首先，在当前高校师资和生源两方面，已经为这一教学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师资方面：当前在高校从事钢琴教学的教师，绝大多数接受过钢琴表演专业的系统教育，能够在教学上系统化地传承钢琴艺术较高的规格和要求，是教学质量重要的保证，同时也是重要的教学优势。生源方面： 1.入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多为全日制普通高中的学生，知识体系比较健全，理论学习能力较强，他们能较快地理解和掌握钢琴教学的理论知识体系。 2.这些学生要经历艺术联考，部分院校还要进行自主招生的业务考核，有相对较好的钢琴基础。 3.当前许多高校采取的专业必修课和主修课两段制教学流程，能够筛选出更为适合钢琴学习的学生。因此生源质量有较好的保证。其次，就如何按照这一目标进行教学,在此借用黄瑞科先生提出的一些基本观念,即“系统地学到一些钢琴演奏理论与钢琴教学法知识。这些知识包括钢琴及钢琴学科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与一般性法则;钢琴技巧训练的基本要领与方法步骤;各类作品弹奏的技术运用与艺术处理原则,以及教学中‘常见病’、‘多发病’的纠正处理,特殊技巧与疑难间题的研究;教材的选择与教材教法;心理素质培养与心理操作机能锻炼等”。以上这些都为教学系统的构建形成了较为扎实的基础。这一教学系统整体架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二是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三是教学实践。 就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1.学时的要求、基本教学内容和教材使用。在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对于钢琴课教学目标和基本内容均有表述，在此不加赘述。关于教材使用，自198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针对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程后,国内陆续出现了多套类似教材,如《高师钢琴教程》(上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世纪高师音乐系列教材钢琴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在本系统中推荐使用的主体教材是《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钢琴必修课教材》（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生熟悉钢琴教学系统的基本内容;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的音乐风格，提高音乐的审美能力，提高技术运用和艺术处理的能力等等。力求在提高学生们原有钢琴弹奏水平的同时提高其对于钢琴艺术理解和表达的综合能力。 2.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以当代钢琴专业的教学法理论为指导，按照钢琴艺术规范化教学的基本要求，将钢琴学习初始阶段的常规教材引入日常教学，通过对教材的梳理，明确钢琴基础教学系统的内容和要求，逐步掌握钢琴基础教学的整体流程。基本构想是，从新生入学后第二学期开始，以《钢琴全面训练基础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为主干教材，遵从“立体化全面训练”的教学理念，搭配汤普森、沃特曼等常用教材。争取在两年的钢琴必修课时间内，让学生们了解从钢琴入门到车尔尼Op.849阶段的主要内容，如基本奏法、识谱与读谱理解、作品的搭配使用等。通过这种对基础知识系统化的学习和梳理，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确“如何学”，同时为将来“如何教”进行准备。经过两年的学习，在三年级钢琴主修课阶段开始进行教学实践。 3.教学实践。是帮助学生进入社会自主教学前做好准备，将理论与实践有机互溶，形成整体教学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组成，实施方式可采取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校内实践可采用：在主教教师的监督下，进行如声乐、民乐等其他专业的钢琴副科课教学；小组教学观摩等多种形式进行内部教学演练。校外实践则是要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当前钢琴普及教学单位林立，通过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可以为此类学校提供专业化的教学标准，又为学生找到实践平台,也在根本上保证社会业余教学与专业教学标准的一致。这一系统的构建，希望形成理论学习—实践教学—成效反馈—专业督导的有机架构，使本专业的学生既能接受完整的系统教育，又能为将来走向社会进行充足的从业准备，从而培养出合格的钢琴基础教师，继而成为承担推进和提升社会人群整体音乐修养的新一代教育者。 作者:束谦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论文 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兴趣培养论文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它通过声音来打动人的心灵，使人们在“音”的行进中得到情绪的抒发和心灵的感受。从而提高人的身心素质。 在音乐教学中一般是通过学生的“听”.“看”“悟”来增强教学的效果。而这些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否则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激发兴趣”。若教音乐仅仅让学生依赖于课本上的文字、符号、乐谱等内容的学习，那只能把学生带入枯燥无味的文字怪圈当中，使学生逐渐失去想象中音乐对他们心灵的启迪和感情的抒发。随之就会产生乏味、厌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态度涣散的可悲现象，而教科书只能记述文字、符号、乐谱这类可看、读的内容；而不能表现出这些文字、符号、乐谱所代表“音”的实质性东西，也就是“听”的内容，我们只有解决好“看”和“听”这两方面的问题，使“看”和“听”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学生经常处于一种声、韵、义融为一体的兴奋状态，加强对乐音的感受，曲艺的理解，乐境的体验，以乐激情，动情生悟，才能达到增强教学效果的目的。那么，怎样才能把二者结合呢？ 前人已在实践中尝试过各种辅助方法，运用了如，幻灯机、投影仪、CD、VCD等各种手段来为教学提供帮助，并且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为我们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脑已成为我们社会各领域主要运用工具，它也毫不例外的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的“得力助手”，它能包容大量的信息，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 诸如此类的教学工具和教学设备，我们都概括为“多媒体”，怎样更好的把多媒体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了解多媒体的特殊功能，对运用这些功能为音乐教学更好的服务十分有益。 一、幻灯机、投影仪的运用。 在经常的教学中，要引入大量文字、歌曲、乐谱、图片和相关的辅助资料，仅仅依靠板书，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进度和接受的效果。 如果我们在课前把需要板书的内容以幻灯片的形式精心设计制作出来，在课堂上适当时机用幻灯机、投影仪放出来，那么，在课堂上就能节省更多时间去讲授更丰富的相关内容。 另外，由于“新、奇”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利用幻灯机、投影仪可以将鲜艳的图片，新颖的谱面、重点突出的文字说明，引入学生的视野，这将给学生在视觉上产生大的刺激，从而把“教”与“学”推向一个较高的境界。 二、CD、VCD的运用。 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在对一首乐曲进行情绪方面的讲解和调动时，教师在讲台前讲得精精乐道，而学生则可能听得无精打彩，并没有和老师达成共识，这就是“教”与“学”的脱钩，学生经常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没有积极，主动参与。教师只是“讲”，学生只是“听”，讲与听不能融为一体，这就不能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解决这种脱钩现象，我们必须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实践证明，让他们参与其中，如采用CD、VCD配合教学，就会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更能在音乐的情绪、节奏上受到深刻的感染和教育，例如：我在给学生分析《二泉映月》这首乐曲时，便采用了CD、VCD辅助教学。一边让学生了解阿炳《华彦钧》坎坷遭遇和当时历史背景的同时，一边让学生聆听乐曲的演奏，努力使学生体会乐曲表现出的那种痛苦、忧伤、呻吟、愤恨的情绪，使学生被作者在乐曲内所表现出的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对光明的追求所打动，并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对作品的分析探讨中，这样，长此以往，学生就会不断提高对乐曲的感受和理解，提高音乐鉴赏力，为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外，CD、VCD与磁带、录像带相比，在音质、音色、画面上更有优势，在选曲方面采用数码编辑系统，灵活快速，十分方便。快进、快退、定格、慢速播放，可随心所欲，大大方便教师的操作。 三、电脑的运用。 当今电脑已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为其强大的功能所叹服，同样，在音乐领域也毫不例外的运用到它。现在有很多关于音乐制作的软件，如《世界乐器大百科》就较全面的介绍了乐器外型、音响效果，代表的文化习俗，《震撼2001》大量的记载了各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和生平介绍，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的教学。另外《Encore》为我们作曲、写谱、制卷提供帮助，它可显示多种谱表，可随意改动，点动音符的同时，实际的音高也会随之发出。能和《Cakewalk》配合使用那就再好不过了，它具有丰富的音色储备和方便的制作程序，能使作曲家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原来由几十人演奏的曲子，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独自完成，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曲式教学中，我采用了多种软件共同使用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在分析舒曼的《梦幻曲》时，运用《震撼2001》调出作家的肖像，生平以及创作初衷和历史背景，利用预设的MP3进行乐曲音响的播放，采用《Encore》打出不同格式的谱面和各乐段，乐句的曲式划分，这样整个乐曲的分析就很容易的在电脑前完成大半，同时采用这些手段、方法又能给学生在视觉、听觉上造成更强烈地刺激，对提高学习的兴趣大有益处。 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给音乐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的广润空间，为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长期坚持，对促进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产生与研究对象论文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研究宏观总体分析论文 会议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邹建平教授主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党委书记文晓明教授先后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词。随着我国音乐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和借鉴，在当代音乐学的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学术氛围下，与会的代表就音乐学的整体构架及未来发展、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音乐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设立意义论文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N颐敲挥醒刑殖鲆惶子泄乇究啤⒀芯可⒉┦可际钥颇俊⒛谌菁八蕉ㄎ坏牟馐员曜肌SΩ盟担杂谝衾盅ёㄒ档目纬躺柚谩⒉煌愦嗡降难芯浚唤瞿芄槐阌谥贫ㄒ衾盅ёㄒ笛难翱颇俊⒎较颉⒛谌莸龋遥苑且衾盅ёㄒ等嗣堑囊衾盅У难耙簿哂屑匾囊庖濉K裕颐鞘紫纫饩龅氖且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侍狻9赜谝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欠窨梢宰饕韵录父霾愦危?nbsp;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ㄒ当弦档难鹂础U庖卜稀耙虿氖┙獭钡慕逃枷搿S捎诶返脑颍写笈且衾盅ёㄒ档难芯可乇鹗欠且衾盅г旱难芯可蛐枰股细有枰衾旨寄芊矫娴目纬獭8荼究扑ёㄒ担凳虑笫堑恼攵匝芯可那榭鲋贫ㄑ凹苹C运车募忧恳衾旨寄艿牟钩溲啊6遥捎谀芄唤胙芯可锥窝暗难壤⒉淮螅裕衾盅У闹饕纬毯湍谌萦Ω迷诒究平锥瓮瓿伞L乇鹗且衾旨寄芎图际蹩纬谈Ω迷诒究平锥瓮瓿桑蛭杂谝衾中翁旧淼牟涣私猓苣焉钊虢幸衾盅У难芯俊R环矫妫绻衾掷砺鄣难芯柯畚模皇谴罅科桌亩鸦挥械览砜山玻蚪驳亩际谴蟮览怼⒕傻览淼龋鞘遣恍械摹5牵硪环矫妫绻皇谴永砺凵稀⑽幕辖擦诵矶嘁衾值牡览恚荒芤砸衾值氖导世又髌涞览淼目蒲浴⒑侠硇裕踔谅畚闹辛芯俚囊衾掷踊蚯灼桌肫淅砺鄄幌辔呛希蚋尚ΑR虼耍⒁桓龌境商逑档摹⒂胁愦蔚囊衾盅Ы萄Э纬碳匾R韵钟械囊衾盅У慕萄Э纬躺柚媒械髡⒉钩洹F┤纾肥涤幸恍┦粲谝衾盅У目纬棠谌荩怯值娜防胍衾直咎灞冉显叮衾治南籽У木褪鞘粲谡庋囊桓隹纬獭R严低车囊衾治南籽У慕萄谌莘旁诟呒兜牟愦谓逃腥淌凇F涫担夜澄幕难芯恐校丫幸徽壮商逑档姆椒ǎ凶懦墒斓奈南籽啾冉希颐强吹皆谝衾掷砺鄣难芯恐校；咕啦谘芯康亩韵蟆⒎较虻任侍獾奶致壑惺呛苡字傻摹T谌鲜读宋南籽У幕痉椒ㄖ螅颐蔷筒坏貌凰伎既绾伟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盅У难芯恐校绾谓⒁衾治南籽У任侍狻N南籽欠椒郏跹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掷砺鄣难坝胙芯恐兄档盟伎肌?nbsp;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 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论文:浅论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特性 内容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本文将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作为关注点，浅论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中的几点重要特性。 关健词：民族音乐学 学术论文 特性 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 “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其学术论文的写作研究，则是其理论成果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它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用著述的形式予以展示。学术论文的最终形成则被看成为所研究课题的成果体现，无论是国内国外，学术论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始终受到高度重视。 一.实地考察性 民族音乐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民族学的内容，注重研究各个民族不同的传统音乐及发展。由此，民族音乐学在研究考察的过程中，大多数专家学者一致认同的一种搜集学科资料来源的基本方式就是田野考察法。 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一个特性就是实地考察性。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中，“采风”是民族音乐研究者研究过程中最为熟悉词语，对中国的传统民间音乐、民俗音乐进行实地的考察，是中国音乐研究的传统之一。例如，乔建中先生在其论文集汇编《土地与歌》一书中，去到了甘肃、青海等地了解“花儿会”；到达壮族聚居地探寻“三声部”民歌等。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实地考察性，是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二.科学描述性 当我们从田野中考察得到的相关民族音乐资料整理后，将所见到的音乐事象转化为学术论文上的文字，这就需要科学的对音乐事象进行客观叙述和真实描绘。 在我们的学术论文中，科学性的描绘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描绘前，需要写作者的合理构思，并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画面。其次，在对论文进行合理布局后，论文则开始了文字描述工作。一方面，写作者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进行全面，详细性的描述和陈述；另一方面，写作者也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经过自己的筛选，提炼精华，将所看到的音乐事象用总结性的描述方法体现出来。最后，当搜集到的音乐资料有曲谱、器乐等声音形态或演奏时所用的乐器，写作者更应该注意声音资料和乐器资料的专业描述术语和描述方法，需要时用乐谱或照片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 三.理性辨析性 学术论文的写作，与普通写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从学术论文的前期准备，搜集材料到论文形成，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科研过程，它需要研究者的理性辨析。在采风时，研究者可能会面对各种繁杂的音乐现象，这时理性的辨析力则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能够帮助研究者从繁乱中看到音乐事象的内在本质和形成规律。 正由于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理论型音乐学科，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一样，需要写作者对其论点进行不断的解释和论证，那么，经过理性辨析的具有实际证据的音乐资料则为这些论点和创造性的观点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创造创新性 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一个重要的共性就是要有创造性。“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文，只要在研究过程或结论中显示出它是一项新成果，那么它就具有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者从论文准备，写作至完成，在这期间运用的一切研究方法和理性辨析思维都是为了使其学术论文中的过程、结论或成果具有创造性。按照伍国栋先生所说，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可以在研究过程中有新的创造，也可以在论文结论中有创新性的成果。 此外，当我们在判断一篇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创造性时，应注意它是否符合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是否突破了固有的观点和理论，站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去发展和创造。当这些方面的某一点得到满足，一篇学术论文的创新和创造性则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民族音乐学重点研究各民族音乐性质、规律，其学术论文是该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用论文的方式解释具体的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有理性辨析能力、创新创造力、坚持实事求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不断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扎实写作功底、丰富自己的实际经验。只有这样，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才能不断的蓬勃发展，人类的科学事业才能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学科视野下《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构建初探 摘要：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该专业学生独立完成各类音乐论文写作的能力，培养学生进行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这也是音乐专业学生应当掌握的基本技能。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认为音乐专业的《论文写作》课程应贴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顺应学科发展需要，在向学生传授基本写作技巧的基础上，紧密结合音乐学各学科内容，从而构建完善的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 关键词：音乐学 论文写作 学科知识 体系构建 笔者认为，作为名词来看的“音乐”研究涉及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图像学、音乐音响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创造的一切音乐；作为动词来看的“音乐”则涉及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音乐人类学、 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一切与音乐有关的行为。俞人豪先生的《音乐学概论》①一书中认为音乐学所研究的范畴应该是包括一切与音乐有关的事物。书中将音乐学的各个学科总分为三大类，即历史音乐学②、体系音乐学③与民族音乐学。由此可见，音乐学涉及的各门学科中有“双重”或者“多重”的研究范畴亦有“边缘”或者“中间”的学科知识交叉。因此，针对音乐专业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皆应囊括上述各学科知识，以便启发和引导学生更好的选题和撰写音乐专业论文。 一、文献搜理是起点 文献“是记录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一切载体的总称”④。因此，对于撰写音乐论文来说，确定一个选题后，首要任务便是搜集相关音乐文献，并通过案头整理、分析和研究进行适当的取舍。因此，在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还应讲授有关文献与文献学的相关知识。音乐文献相较于其他学科的文献虽有共通性但更具其学科的特殊性。音乐文献不但包括以书面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类资料，还包括与音乐有关的各类实物乐器、乐谱、图像以及录音、录像等，上述种种都应纳入文献搜理的范围之内。 目前音乐专业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搜集文献的途径一般以图书馆藏书和网络资源为主。相对于图书馆中书籍类的文献来说，网络上的文献资源更加多元多样，但其中也不乏谬误和糟粕之说，因此鉴别网络文献真伪以及针对选题筛选可用材料也是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应当授予学生的重要内容。目前常用之网络文献资料较多，如CNKI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即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即维普资讯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超星数字图书馆等等，皆可从中获得相关学术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会议纪要、年鉴等作为可靠的文献参考。 二、历史研究奠基础 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了解任何事物之基础，就是想要明了其历史，音乐也不例外。对于音乐专业的本科生来说，在其必修课程里安排的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或欧洲音乐史）等史学类课程都是与历史音乐学密切相关的，是音乐学学科中关涉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础内容。在音乐专业毕业论文中单纯的阐述某一音乐现象或某一乐种历史的研究算是最初级的追源溯流，对于学生来说掌握一定程度的相关历史便可完成。然而，若上升至对某一音乐历史的研究，则不但需要熟悉历史，更要掌握音乐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步骤，包括对前人已有研究的分析与总结；对史料搜集整理与辨析使用的能力；对史学研究状况的通达与展望等。 此外，与音乐历史有关的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也对研究历史有极大的帮助。利用考古学的学科知识对与音乐相关的实物史料进行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图像学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是历史音乐学中的一个范畴。东方音乐也好，西方音乐也罢，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音乐，都或多或少留存下相关的实物材料，即经历了历史淘涤留存至今的一切与音乐有关的遗物或者遗迹。这些埋藏在地下若干年的古物，经过考古学家的发现与挖掘，在音乐学家的辨析与整理后得以重见天日，像当代世人展现出古代人类社会中音乐的面貌，比如墓穴中挖掘出来的古代乐器、棺椁中的生活用具，再比如石壁上绘述音乐的壁画、雕刻，亦或是图书馆、博物馆中收藏的乐谱等，对于历史音乐学的研究来说皆是重要的实物史料。 三、学科交叉助认知 在音乐学学科分支中有不少是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授粉的。其中有的涉及自然科学，有的涉及人文科学；有的涉及社会科学，有的涉及精神科学。 一般认为自然科学是增加人们对所生活的整个自然界的认知、总结众多自然规律从而引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本质的学科知识。当自然科学类学科与音乐学交叉授粉后，就形成了诸如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生理学等分支学科。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在选题时关注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若要展开此类研究，必须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比如物理学、解剖学、数学等，这也是较少有音乐学本科毕业生倾向此类选题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知识也有助于音乐专业的学生更好的认知音乐的本质。比如音乐音响学有助于音乐专业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体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甚至电鸣乐器的发声原理，从而在演奏时有更好的感受和领悟。再如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则有利于学生认识人体发声的原理以及大脑接受音乐的感知过程。这些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对于音乐专业学生不但在实践中起到引导的作用，在论文写作中也会有所帮助。 音乐学学科中还有一些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这些边缘学科有的是从哲学角度探究音乐的内容和本质，如音乐美学；有的是研究社会与音乐关系的，如音乐社会学；还有的是以实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挖掘世界各民族传统音乐存在与发展的，如民族音乐学等等。这些交叉学科的学科知识是音乐专业学生撰写论文时极大的理论支柱。不但引导了学生的选题方向，更促进了学生理论研究的深度。在思考和撰写论文时，若能准确结合这些学科的知识，则更有助于学生把握论点，充实论据，提高论证的说服力。 四、结语 音乐专业教学中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专门针对各院校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因此在传授基础写作技巧的同时，更应当紧密的结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突出该专业特色与亮点，引导学生选题和撰写。音乐学学科范畴极宽泛，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情况也较多，这也是音乐学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创新的体现。 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相关的音乐表演或实践能力，也不能忽视自身的专业理论研究能力。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尝试性的提出在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糅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其目的在于构建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以期学生在该课程中形成健全的学科理念，在进行选题和撰写论文时能充分的体现音乐学的学科特征。同时，愿以此文作抛砖引玉之效，与诸多教授本门课程的教师共探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音乐学论文:幼儿音乐学习教育论文 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应该重视幼儿的音乐教育，用音乐来丰富幼儿的生活，陶冶儿童的情感，使儿童的性情通过音乐的洗练，而达到至精至纯的陶冶，以至于引导儿童以快乐的精神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这种“情感”牵动着无数颗童心，使他们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在唱唱跳跳中受到美的熏陶、形成活泼开朗的个性。让幼儿在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中情趣盎然地学习，具体的有下面几点： 1引入情景故事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经常趋向于认识，掌握某种事物，并具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达尔文曾说过；“就我记得，在学校期间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而多样的兴趣，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入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可见，兴趣对学习是很重要的，语言在音乐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音乐艺术的造型基础与创造核心。如果在音乐教学中失去了优美、生动的语言、就会使其变得枯燥、无味，失去了艺术的魅力。俗话说“言为心声，音为心语。”。如：《抬花轿》这首歌用的是流行歌曲的旋律，我们给它配上一个有趣的故事，歌词是“八只小狗抬花轿，老虎坐轿把扇摇，一只小狗跌一跤呀，老虎狠狠踢一脚……小狗抬轿到半山腰呀，……一二三，向上抛，老虎跌个大老跤……”孩子们边听故事边学歌曲，学的可认真了，并且孩子们自发的加上了相应的动作，很快的就学会了这首歌曲。 2设计打击乐伴奏促进幼儿学习 教完歌曲的词曲后，我一边让孩子们演唱，一边用打击乐器伴奏。这样增强了幼儿的参与意识，不但能主动地去参与音乐实践，去直接感受音乐，并克服了音乐课以唱为主的枯燥乏味，使活动氛围生动活泼；同时也巩固了节奏概念，增进了幼儿对音色的了解，掌握了乐器的使用方法，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如中班活动《加油干》中，孩子们学完这首歌后，重点让孩子们用铃鼓、碰铃、圆舞板合奏这首歌，孩子们兴趣十足，在愉快地劳动中都能较熟练地掌握节奏，并引导幼儿不断地完善创新，幼儿在探索的过程中，会初步感知节奏、音色、情绪的不同变化，进而把这些体验逐步升华并加以理解。幼儿从内心品味着成就感，渐渐对用打击乐来为歌曲伴奏更有兴趣了。 3歌曲表演激发幼儿情感表达、体验 幼儿天生好玩好动、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往往是喜欢通过各种动作表现出来。所以，要提高音乐活动的质量，就应根据孩子好动好游戏的心理特点，把孩子的音乐学习与游戏、舞蹈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孩子通过自身的活动，在音乐世界里蹦蹦跳跳、轻轻松松的获得知识、技能。如《找小猫》是小班幼儿非常喜欢的音乐游戏，在游戏中我扮演“猫妈妈”、孩子们扮演“小猫们”，躲的时候提醒他们可以躲在小椅子后面。而当游戏进行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不满足于仅仅藏身于椅子后面，有一部分孩子一唱到“找个地方躲躲好”的时候，就已经往边上的小桌下、钢琴后面躲藏了。见此状况，我也未加阻止，依旧扮演妈妈吗“镇定地”去找小猫，而被我摸到头以后，小猫们也乖乖地回到了座位上。可见孩子们在游戏中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他们的兴趣很可能会转移到躲藏的地点上去。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可以适当满足孩子们的需要，让他们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有所创意的游戏。通过有趣的“找小猫”游戏，培养了幼儿听声音迅速躲藏保护自己的能力，幼儿在愉快欢乐的游戏中学习音乐，发展音乐听觉能力和节奏感。 4通过创编歌词激起幼儿创编兴趣 让幼儿给熟悉的歌曲增编新的歌词或改变部分歌词，这既能提高幼儿唱歌的兴趣，也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培养。在活动中，我把注意力放在保持和增强幼儿对创造型活动的兴趣方面，如小班音乐《小手爬》里唱“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头顶上；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小脚上”。这首歌曲的音乐以它特有的活泼、轻快的节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活动中采取边唱边和幼儿一起玩的形式，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歌曲和动作。在我发出“我们还可以把什么变到歌里去？”的问题后，孩子们的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孩子们大胆地创编：“脸蛋、辫子、肩膀、膝盖、小背、小腿”等都跑到我们的歌里来了，孩子们越唱越高兴，都愿意到前面表演给大家看了。这个活动在孩子们愉快的情绪体验中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首趣味无穷的歌既激发了幼儿对音乐的兴趣，又开阔了幼儿的眼界，还打开了幼儿思维的窗户，充分发挥了幼儿的思维想象能力。因此在大量的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智力得到了很大地发展。 5音乐在一日活动中的渗透，让幼儿潜移默化受熏陶 我将音乐渗透在幼儿一日生活之中，早晨来园时，播放一些轻松活泼的音乐，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来园，使孩子一进园就进入一个快乐的氛围中；在每次集体活动前我都会弹一首小律动歌曲，让孩子们做律动安静下来，告诉孩子们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午餐时轻声播放一些悦耳的世界名曲，给孩子一个安静、舒适的氛围，陶冶幼儿的情操，丰富幼儿的生活内容；组织幼儿洗手时，一边放《洗小手》歌曲一边组织幼儿排队，“伸出小手比一比，看看谁的最干净”，既杜绝了等待的现象，又达到了培养良好生活卫生习惯的目的。 总之，幼儿能从音乐的学习中受益，音乐不仅可以陶冶儿童的情操，更可增强其学习能力，协助其建立情绪技巧。在教学实践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音乐的独特的教育效果，它在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方面，有着其他教育手段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希望孩子们能在跳动的音符中，丰富更多音乐经验，健康快乐的成长!! 作者:高丽娜 单位:山东省莘县实验幼儿园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改革论文 钢琴教学是高校音乐学当中一门较重要的课程。对于钢琴教学的模式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努力实现完善的教学课程系统话，丰富课程内容。使这门课程具有科学性，实战性。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社会需求的日益加大。逐步反映出现在如今的钢琴教学还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来学，忽视学生对钢琴技能的实战。高校音乐学专业其特殊性，使其在教学过程当中占有既特又重要的地位。由于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教育，其专业的重要职能是向社会输送音乐教育者。这就要求合格的高校音乐学专业师资必须要有好的钢琴基础。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会影响到音乐学的前途和发展，会对今后的钢琴事业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钢琴教学的改革是在新的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教学应向多样化发展趋势进行。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步发展，既要有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还要有一定的即兴伴奏能力，同时还要学以致用，这些也是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的。在这就钢琴培养的目标，钢琴教学的内容，钢琴教学的理念来浅析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 一、钢琴培养的目标 当下，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的钢琴的学生也多。原来传统的钢琴培养目标是就是单一的练好钢琴作品。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社会上需要大量的可以即兴演奏钢琴的人员。而目前培养的学生中大多数都不太会弹奏即兴这部分，这就使得大多数学生不可以积极适应社会，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这就使得我的钢琴培养目标该进行调整，在保证正常的钢琴作品的演奏情况下，也熟练掌握即兴的演奏.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音乐学专业最终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音乐教师。《新课标》要求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钢琴上要好的演奏教学能力，同时还要有好的钢琴教学能力。而学生到今后的工作岗位上缺乏实践锻炼，心里素质差，一上台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更多的希望学生在校期间大好良好的基础。音乐学的学生必须要会往实践中走，而后又返回学习当中去，不断的提高自己。我国一直都在开展素质教育，大大地增加了音乐学科的课外活动。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在培养音乐学学生在钢琴方面的登台表演经历和艺术实践活动能力，那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必需作出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让每一名学生都参加艺术实践活动中，多去校外实践基地实习。 二、钢琴教学内容 传统的钢琴教学当中，大量的都是世界名家做的钢琴作品。比如有拉赫马尼洛夫音画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等。更具不同人的喜好有些同学喜爱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那有些学生喜好拉格泰姆，爵士，布鲁斯等黑人音乐风格音乐元素的借鉴。在音乐学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即兴伴奏的强与弱，对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钢琴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钢琴的课程，更开设即兴伴奏这门课程。但是这门课开设，在这些年也反应出。由于学生钢琴基础水平的高低不一样，使得教师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难题。即兴伴奏是钢琴技能，基础课程融合的一个综合性科目。在学之前应该要学生具备车尔尼599,849水平，学习内容该重点强调说有大小调音阶琶音和弦。同时还要求学生具备很好的和声基础。在钢琴教学内容中多多了解内容，情绪，风格。好的伴奏能力是通过多次的实践长期练习获得的。学生该主动多完成谢曲目，在完成老师留作业以外，还要多去找比较生疏的曲目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提高识谱能力。生选用的教材上太单一化。可以通过改革实现巨大的包括性，把钢琴基本的弹奏技能知识与即兴连起来，进行重新编写。那这样的教材也大大提升的教学效果。授课时时会对学生进行集成练习部分，有音阶，琶音，和弦以及哈农还有各种练习曲以外，可以加入伴奏音型，和弦的连接训练。这样使我们学生在刚刚开始学习内容中就得到丰富。同样要严格要求学生弹奏内容同时，更该让学生多多弹奏乐曲的伴奏部分。让学生多听旋律和声以及伴奏织体。例如学生弹拉赫马尼洛夫的作品时，就应该注意多多分手练习，多体会和领悟旋律的走向。 三、教学理念 破原有思维模式，敢于创新。音乐学的学生是要求钢琴，即兴伴奏，艺术实践活动三个大方向合成的。这三个部分是依托关系，缺一不可。虽然在学习过程当中这三课程由不同主教老师分开教学，但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的将这三门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三个课程的老师应相互协商，相互探讨。如何让这三门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突破我们教师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多交流，多合作。并长期教师之间形成很好的交流，大大提倡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三门课程的教师该多多找找科目的通性，及不同的地方一并解决。在基础和的同学生身上要多多发现好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让老师和同学共同总结和完善教学方法。这样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进度。同样在每个学期中，举办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观摩。根据音乐课的特点，定期开展以系部，班级为单位的教学观摩，同时也较强的促进学生之间的学习，以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对于考核我们要多样性发展，把艺术实践的成果也计算学生的成绩之内。这样学生会更主动的学习。对于高校的音乐学钢琴的改革，必学坚持以科学为主导，主动放弃陈旧的课程观念，使钢琴这个大学科能够互相促进，这样才能使这一学科培养更多的人才高校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考虑的面广，量大。应该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勇于突破和大胆创新。这样的音乐学钢琴教学的实质发生了改变。才可以真正推动我国高校音乐学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更稳，更科学，更有活力。最终使学生好老师都满意，社会高度认可的改革。 作者:方飞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大融合 一、“和谐”问题是世界性问题 李方祥先生认为,人类社会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和谐”,我们渴望和谐,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贫富悬殊,人类对大自然的搜刮与掠夺,继而是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社会问题日益明显,“和谐”成为权力机构华丽的装裱,也是普通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梁启超先生提出“必须要用东方文明去拯救已经腐败的西方物质文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经济处于“大萧条”,东亚多国的崛起,再次引起西方学者对东方文明的向往与思考。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儒家学者,他非常重视精神文明的学习,诚心学习中国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并把这种精神融入家庭与政治决策当中,正是他的这种“和与合”的精神使得新加坡经济飞跃发展,社会安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上世纪发展最快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成功案例,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们忽略了那些曾经让我们引以为傲的珍贵的传统文明。当前,伊拉克战争,中国台湾问题,中日钓鱼岛事件,朝鲜核武器问题,美国国债问题,都是世界性问题,经济危机爆发必然引起一连串社会问题,有的国家抗风险能力强,受挫不大,有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欠债累累,世界各地掀起“孔子热”,并重新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 儒家文明具有划时代性和深厚的思想底蕴,不仅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精神食粮,同样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珍贵的社会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他们渴望借助儒家文化,解决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德国“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已经六周年;韩国人崇尚汉学,热衷程度可见一斑,更扭曲孔子为韩国人;斯坦福大学把汉学归为必修课,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对汉学的崇尚与重视。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的历史任务,和谐的建设,不能单独的高举口号,我们应该结合实际,吸收传统文化精髓,取其精华,深入学习。 二、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虽然儒家伦理具有阶级性,这种思想潜移默化根植于人民内心,我们不能否认,对于稳定社会民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儒家文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个人品德的修炼,对于规范个人行为与稳定社会秩序起重要作用。 现今我们提倡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又必须回归到家庭邻里的和睦。古语云:厚德载福,敦厚的个人,和谐的家庭方能承接幸福,假如任何事情都斤斤计较,家庭妯娌面和心不合,处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这个家庭也不会幸福,培养的孩子也不见得立足于社会,并不能成为人们的表率。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大国地位日益彰显,但许多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上世纪建国初期,中国人口增长暴涨,如今社会正面临老龄化问题,出于国情考虑,国家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完全赡养老龄人,因此,更加需要家庭的友好和谐,弘扬尊老爱幼的思想,发挥中国传统的孝义精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社会调控手段已经从法律层面扩展到政治、科教、和道德领域。就社会主义经济法规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遵从一般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鼓励市场竞争,我们在关注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不忽略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早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就有《史记》关于职业道德的记载:买卖公平,恪守信誉,童叟无欺等等。中国人喜欢“和气生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思想一方面忽略了法律的重要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人重视诚信和道德修养的特征,“以和为贵”。人无信而不立,诚信不仅是人际交往的法则,也是衡量一个人正直与否的道德标准,商业活动需要公平公允,学科考试需要诚实守信,当今市场经济活动中,道德规范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功能。 三、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民主与法治秩序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儒家和谐强调秩序而非活力,现代和谐观念兼顾公平与效率。今儒家思想能在每个历史时代吸收与自己不同的甚至异质的思想于自身,以适应新的情况而对自己作出新的诠释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其独特生命活力的秘诀。令以儒道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边程中,传统文化将发挥重要作用。 很多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夹杂着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回归原点,我们看问题不应该一刀切,是个错误,但并无损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相反,我们在艰辛之中寻求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稳步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维权与上访行动越来越频密,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我们加强全民族道德意识修养,提高思想与文化素质。十七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符合国情需要的,是深入民心的,是得到全民族的广泛认同的,我们应该用和谐的手段解决矛盾,求同存异,实现真正的和平大一统。 李方祥教授说,“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理论极其丰富,然而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运行,却只做了表象性的原则上的描述”,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仁,德”方面的中庸之道,正好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在理性思维上所缺失的内容。 传统文化论文:谈传统文化对当今美术教育的影响 一、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了美术教育的人文价值 1.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着名文化学者认为“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思想、意识和观念;二为“文物”;三为“制度和风俗”。文化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国历代都出现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美术作品和资料,如彩陶、青铜器、雕刻、汉画像石、壁画等等,都富含生动的文化内涵,是很好的教育素材。而作为“孔孟之道”的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谦谦君子,仁者爱人”等思想,凝铸着美术艺术工作者的灵魂,闪烁着他们高尚的行为准则,影响一代又一代国人,可谓“先做人,后做画”,是画如其人的真实写照。 2.当代基础美术教育体现了人文价值的塑造。 随着美术新课程改革日益深化,美术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得以重建,我们应着重从教育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美术课程,而不是从美术这一单一、狭隘的角度看待美术教育。因为每一种、每一个时代的美术都与一种特殊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也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因此必须把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交流和传承作为美术课程价值之一,在美术教育中充分体现人文素养。新课程的改革也把对学生的审美情趣、审美素质的培养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人文精神与传统的结合。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指出:“美术教育要与生活联系一起”,“美术学习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技巧的训练”,美术学习应“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增强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热爱及责任感……”这些都体现了美术教育对于人文价值塑造的要求。 3.民族传统文化升华美术教育的人文素养。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营养的国际大师赵无极,在他的抽象绘画中意象地体现着道学的至深境界,他曾精辟地说“画面要呼吸”,画一旦完成就具有生命,正是立足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才让他走向了世界艺术的巅峰。在美术教育和创作中,传统文化是肥沃的土壤和无尽的源泉,更是历代美术和艺术大师成功的基石,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塑造了一代又一代技艺精湛与人文素养高尚的艺术大师,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证实了民族传统文化对于艺术和美术在人文素养培养方面的重要价值作用,不断升华历代大师的人文素养和艺术水准。在当代我们更需要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使之在基础美术教育中传承、发展,让传统文化在美术教育中得到回归、发展、创新。 二、民族传统文化与美术教育的互溶 1.美术教育的发展需要传统文化的浸润。 翻阅中小学美术教材可以发现,和传统文化有关联的内容相当少,传统文化正被慢慢忽视和遗忘。过去机械反复地进行技能传授,结果将美术的内涵给彻底破坏掉,究其原因在于:无视学生的自主创造力,严重制约了学生对审美的理解、感知、想象,更不能让学生得到美的教化与对美术文化的认识,那么素质教育只能成为纸上谈兵。美术是人类智慧表现形式的结晶,具有增强审美能力、启发艺术创作思维、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品质的功能。基础美术教育改革僵局的打破,从保护民族文化入手是一个重要途径,重建美术文化生存、发展和传承的平台,把根留住,让传统美术进入课堂不失为一条良策。 2.在日常的美术教学中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日常的美术教育活动中,我们需要重视传统文化学习的引导,首先要认真品读作品,挖掘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使作品变成一个具有生命的作品,最后还可以从教学实践中,把传统文化融入美术教学,动手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如临摹一些艺术作品、手工艺品等,也可以开展课外教学活动,让学生加深对传统文化元素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让传统文化在美术教育中相互交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优秀传统文化、民族人文精神的支撑,就会虚无,就会异化。因此,我们美术教育工作者要充分挖掘、有效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为美术教育服务,切实提升人文精神,其有效的结果又必然有利于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形成良性循环,实现能力和素质的双赢。 传统文化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台湾广告中的应用 摘要 本文从台湾茶饮料广告、酒广告和房地产广告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广告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 台湾广告 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孕育出中华文明的灿烂多姿,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道思想中的仁爱道德、忠孝信义,在中华大地上深深扎根,对现代中国产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也在其广告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从低卷入度商品——茶饮料广告、酒类广告到高卷入度商品——房地产广告,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应用。 一、台湾茶类广告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从唐代陆羽的第一部茶叶专着《茶经》开始,“天下益知饮茶”,从不同制茶方式到讲究的茶具再到各式的冲泡方法,茶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承载着古老的中华文明。 两岸的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台湾茶源于大陆,其茶文化也打上了大陆茶文化的深刻烙印,不但继承了老祖宗有关茶的经验与智慧,还在保存了茶独有的韵味的同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 古人喝茶,多与精神意义相关:文人墨客借品茶赋诗来追求高洁的精神品质,高人隐士通过钻研茶道寻找人生的智慧,贵族士大夫用好茶待客以显示自己尊贵的生活品位……而如今,现代繁忙的人们已没有空闲慢慢地醒茶泡茶喝茶,取而代之的是风靡全球的茶饮料。 茶饮料现今已是随处可得的便利商品,街边商店无论大小总会有茶饮料醒目地摆放在柜台上,古人精工细作的泡茶方式已被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所遗忘,现代人总是嫌洗茶倒茶渣太浪费时间,于是,如速溶咖啡一般便捷、高效的喝茶方式也随之出现。 台湾茶的两大巨头“康师傅”和“统一”无疑占据了半壁江山,再加上一些其他品牌如“古道茶”、“御茶园”等,台湾本土品牌已牢牢统治了本地市场。在它们的广告中,运用传统文化进行诉求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无论是从传统艺术美学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养生的观念,诉求于中国人心中对传统文化或景仰或尊崇的心理,营造传统文化中注重人格修养的氛围,是台湾茶饮料广告诉求一个不可忽视的手段,这使得很多的茶饮料广告都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 1 台湾茶广告中的传统艺术美学 台湾的茶饮料广告中经常表现以礼待客、尊师重教、孝敬长辈等场景,在优美的意境中体现道德仁爱、友情信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传统艺术美学思想在台湾茶广告中的体现。 台湾明星林心如代言的“古道茶”系列广告中的“古道梅子绿茶”,展现的是以茶会友的场景,“古道葡萄红茶”追求的是亲近自然、回归健康的生活方式;徐若瑄代言的“御茶园”广告中的“奉茶篇”讲述的是向老师奉茶以表敬意的故事,“会面篇”同样表现对长辈的尊重。 中国人对这些传统美德的追求恒久不变。通过塑造与此相关的广告场景,唤起人们对古典文化的追忆,广告诉求的不仅仅是茶饮料本身,更是蕴含在其中的传统道德标准与修生养性、自我提升的价值观念。茶文化这种古老的文明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人遗忘,而是在新时代_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不仅是现代人对优良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发扬,也是传统艺术美学的核心价值。 值,而“风云”酒正是有了许多人的研发、改进,才能成就今日的辉煌。“成就风云”一语双关,既鼓励人们要成就风云人生的理想。也体现了“风云”酒来之不易的成就。追求人生价值是中国酒文化的一种重要精神理念,这在台湾风云酒广告中被很好地体现出来。 三、台湾房地产广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家”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空间,无论是贵族的宫殿还是白丁的茅屋,或大或小的房子里承载着人们对家的深深眷恋,这不仅仅是遮风挡雨的寓所,还是对人生、对情感的寄托。 台湾的房地产广告多注重对心理、对感情的诉求,往往用最质朴愿望、最单纯的情感去打动消费者,而不仅仅是诉诸理性,把房屋结构图或装修效果图简单地铺陈于宣传单页中。 1 借用古典文学作品,打造人居文化 台湾新竹科技同一个名为“荷香别墅”的楼盘广告。极富特色,其宣传册的第一页,是一幅清秀高洁的荷花图,下面所配文字,极具文化底蕴,节选自宋朝大文豪周敦颐的《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这段文字咏赞荷的高洁,以荷比君子,将它用在楼盘的宣传中,就是采用联想嫁接的方式将荷花高洁的品质附加到楼盘上来。 这则广告将“世外桃源”作为其文化定位,赋予楼盘更多的文化附加值,让消费者对广告中所描绘的美好生活产生向往,并以此为目标不懈追求。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不仅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提炼,更是对人格的提升、对人性的完善,也是对楼盘在消费者心中地位的有效提升。 在台湾这片喧嚣的土地上,为心灵寻找一个家,让身心回归自然、融于自然,在繁华的闹市中追求一种恬淡、抒情的生活方式,广告所塑造的意境正好满足了消费者对“世外桃源”生活方式的追求与认同。借助古典文学,楼盘成功塑造了独特的人居文化。 2 继承古代思想精髓,重寻和谐家园 台湾房产“林与堂”的广告文案不仅包含了陶渊明“隐士”的风范,更进一步发展为孔子“中庸之道”和老子“大隐隐于市”的精神价值观,其“居所·归心”篇文案如下: 生活的最典型为中庸生活,在动与静之间,找到一种完全的均衡。——摘自林语堂先生《生活的艺术》一书。精神与物质兼顾,生命才能从容,颠峰人士的事业与生活,像一座越来越难平衡的天平,车水马龙的市中心,帮阁下赢得事业的效率,却赔掉居家的宁静。根据最新统计结果显示。邻近公园,静巷内的住宅,比大马路旁还要受欢迎。“林与堂”隐身在繁华都会的静巷之中,散步到大安森林公园,开窗看见台北远企中心,享有盛世的繁华,也拥有远世的宁静。 此文案强调都市生活所需要的均衡,物质与精神之间、动与静之间、事业与居家之间,无论是哪个方面,都要追求中庸之道的生活方式。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的境界。广告以繁忙都市中渴望拥有和谐生活的人们为诉求对象,以古代思想理论的精髓为手段进行说服,以至诚至善的心态容纳疲于应付生活的世人。闹市的喧嚣与静巷的安逸、盛世的繁华与远世的宁静和谐归一,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绿意,将居家静静地包围,住在这里才是真正的智者。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渗透到了台湾广告的疗方面面。 台湾广告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不仅是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继承,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台湾广告注重文化价值的塑造,借助传统文化构建出与众不同的文化意境,诉求于人们内心对古典文化的认同感,在现代社会繁忙快速的生活节奏下,帮助人们建立贯穿古今的深厚的价值观。 2 台湾茶广告的中医养生观念 中国人讲究养生之道,中医养生保健之法古已有之,日常生活中的养生基本上都可以从食物中得到满足, 因此才有了“药食同源”、“食疗”等说法。茶的作用早已不局限于止渴,其保健及药用价值也早已被人们所认知,因此,中国人自古就养成的饮茶习惯对于日常的养生保健有着积极的作用。 康师傅大麦香茶的广告就是诉求于传统中医养生之道,中医很早就认识到大麦的药用价值,称其味甘、成,性微寒,有益气补中,利水通淋等作用。如《本草拾遗》说它能“调止中泄,令人肥健”;《调燮类编》认为“大麦性平凉,助胃气,为面胜小麦,而无燥热”。康师傅大麦香茶就是取大麦温和养护的特点,研制出的去油解腻、消热解暑的天然茶饮料,这款绿色天然的产品,既符合中医养生观念,又满足了现代人列天然健康饮品的需求。 康师傅推出的大麦香茶广告,非常注重对健康的诉求,无论是选择金色麦田作为背景还是对六棱大麦的细节表现,都从各个角度体现出自然、绿色、健康的中医养生观念。广告文案“上选六棱大麦、细火煎焙、麦茶温和养护”表明原料的优良品质、加工过程的精细和产品健康的特性,并且同时推出无糖和低糖两款产品,更加契合现代人对美、对健康的追求。 二、台湾酒广告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发扬 中国的酒文化享誉世界,从《诗经》里的“八月到枣,十月获稻,为此舂酒,以介眉寿”到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再到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跨越几千年的历史,中国古典诗词见证了酒文化的发展与兴盛,也从酿酒、酒具、酒的精神价值等不同方面阐释了传承几千年的中国酒文化的深厚底蕴。 1 台湾酒广告对“人情味”的传承 酒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作为一种情绪和体验的文化,它更多地融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当中,酒文化中蕴含的人情味,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无法比拟的。以酒会友、以酒论情,酒远不止是满足人们口腹之乐的玉液琼浆,更是一个传承“人情味”的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良好的礼仪,优雅的气质,高尚的情趣和超脱的心境。 台湾玉尊威士忌酒广告就在广告中体现了浓浓的人情味,主要表现为朋友之问的深厚友情:朋友们没有忘记夏天的约定,每年都在海边餐厅聚会,在海风的吹拂中畅饮威士忌,不变的酒象征着朋友之间永恒的友谊。广告注重营造一种自然洒脱的气氛,在酒香情谊重的环境氛围中将玉尊威士忌酒的“人情味”体现出来。 广告表现的是人们感情的真实流露,是对友情的释怀,这种强烈的情感观使人们对玉尊威士忌酒所蕴含的浓厚“人情味”产生认同,而正是这种认同感反过来再把更为深刻感情价值赋予玉尊这个品牌,使它对“人情味”的传承更为深刻,也使“玉尊”的品牌内涵在酒文化的滋养下酿造得更为深厚。 2 台湾酒广告中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台湾烟酒公司的玉山风云高粱酒广告体现了不断追求人生目标、超越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民族精神,广告中一首气势高昂的歌就很好地体现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风云起,山河动,把酒言欢向前冲,纵横天下气势宏,奋斗人生,成就风云,过关斩将我最重,风云既出立大功!” 广告中展示的是一群年轻人聚会的场景,每个人都充满了豪情壮志,要为实现自己更高的人生目标而努力,也许这些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们在看到了风云酒的时候仍然被这种灌注了积极拼搏、奋发进取的精神理念的酒所激励,产生了继续奋斗的勇气和信心。正如广告词中所说“奋斗人生,成就风云”,人生只有不懈奋斗才能实现自身的。 传统文化论文: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室内设计的影响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和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影响力是超乎想象的。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力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作用更是处处可见。作为室内设计师们,总想在设计自己的作品时推陈出新,打破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搞前卫设计。但实际情况都是无论设计者的作品多么的新颖别致,都还是能够在传统文化中得到解释,始终具有传统文化的种种特性。 因为现代室内设计起源于西方的原因,中国现今的室内设计总是偏向于西方化,当然中式(明清为主)设计[！]除外。但很多中国室内设计师渐渐意识到,中国人出于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不了解,不能真正体会其设计内涵和寓意,一味的模仿和照搬西方,只会使作品失去其民族性,变得不伦不类。所以要想创造中国室内设计的辉煌,必须要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 什么是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就是从古到今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今天创造的文化,到了一定的时间后也就成为了传统文化。室内设计在各个方面始终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件室内设计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外形(表面特征)、意念、神韵。 一、传统文化在外形设计中的体现 外形设计对传统文化方面的体现绝不是生搬照超,而是在传统造型的基础上结合当今的流行时尚元素加以改造和创新,以现代人的审美来决定设计风格,或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应用来体现民族特性来表现设计者的构想 比如说现在室内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瓷砖,我们经常看到一组组瓷砖拼合而成的造型,传达出某种意境,或者一组组被故意打碎的瓷砖碎片做成的电视背景墙,又或者是餐厅走廊墙壁及地面随意贴上一两片,形成装饰感极强的壁画和地面绘制效果。但是在这些设计中,都无一例外的显示出传统文化的因素,首先,瓷砖本身渗透着中国千百年来的陶瓷文化,其中饱含传统艺术的底蕴和功力,陶瓷文化贯穿着千年的文明史,也传达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情绪。而设计师并没有死板地去照搬古代陶的图象纹样,而是采用了极具现代感的几何图案还有现代的编排形式,无形中将传统的“陶艺”溶入到了现代室内设计当中来。 着名的人民大会堂澳门厅由王炜钰设计,他将我国古代园林设计中经常用到的莲池美玉,亭台园榭,翠竹杨柳,奇山怪石,传统形式的藻井式天花,统统巧妙的安放在现代化的室内,它既有中国古代园林中南方的秀丽、俊美,又有北方园林的庄重、华贵。设计中大量运用了传统元素,并且将其巧妙地应用在现代的室内设计当中,堪称古今结合的典范。又比如现在涌现出的众多仿明清室内设计风格的茶楼和餐厅,以及遍及北京城的各种古玩店等等。 这些说明传统文化中的外形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被广泛应用,现代室内设计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传统文化赋予现代室内设计更深的内涵,使其具有更加强烈的艺术气息。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室内设计意念的影响 现代室内设计讲究以人为本,敬重自然的力量,并且在整体的布局和空间分割上强调“气”的流通,通畅,经验丰富的设计者还会把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应用其中,并且风水理论已经开始在西方建筑和设计中得到重视,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给与现代室内设计包括其他设计理念上的巨大影响。 中国现代室内设计在空间分割上任然沿用着古人留下的方式方法,比如屏风、博古架、衣帽架、飞罩、鱼缸、帷幕等极有传统特色的分割器具还是被大量应用。人与环境的和谐与统一在室内设计中从未被忽略,也在无形中印证了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 环保理念已经成为室内设计所应遵循的又一准则,现代室内设计在材料的选用上恪守可以重复利用,能够降解,以及污染小等有益于环境的原则,提倡利用自然无污染清洁材料,比如阳光、风、地热等。 现代室内设计发展迅速,装饰材料,设备设施,家具家电的更新换代很快,设计者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合理设计空间,坚持环保材料至上,始终把握好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观点,动态和可持续的发展观,即要求室内设计者既考虑发展有更新可变的一面,又考虑到发展在能源、环境、土地、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性。这些现代设计的理念无不是从传统文化而来。早在三千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均由道所生,所以世上的一切万物必须遵循道的规律,否则就会遭到惩罚。而佛家创立的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学说,也就是教育人们要遵循客观世界中存在的自然规律。所以人必须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保护地球上的生物,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与当今的室内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从中看出现代室内设计受其影响多么深远! 三、传统文化对现代室内设计“由繁入简”的启示 设计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学科范畴,包括装潢设计,装饰设计,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服装设计等等。设计学中有一句话叫做“添一笔容易,减一笔难”,其中的含义是指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设计也包括绘画书法,都秉承“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崇尚运用最少的设计语言或者设计元素,来表达最丰富最精彩的意境,就像是服装设计并不是以服饰上的装饰物的多少来判断优劣; 平面海报的成功与否也不会由线条、图形或者色彩的数量来决定;同样室内设计讲究空间分割合理,空气流通顺畅,反对过多堆砌,过分装修。 “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绝不是对细节表现的完全抛弃,相反它是对细节的高度概括和统一,甚至达到了“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的地步,对细节的要求惊人地苛刻。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此处无声胜有声”以及“惜字如金”,早在几千年前《道德经》中就有说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可见“由繁入简”受到了中国传统老话“冗繁削尽留空瘦”的影响。 社会在不断进步,文化科技更是发展迅速,室内设计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存在于其中,无论室内设计的未来将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将永远相伴,也必将发挥其强大支撑和源泉作用,为室内设计的发展提供原动力。我相信,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的影响会始终存在,并且发挥更大作用。 传统文化论文:简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命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做出了科学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源于诸多方面,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和以前时代的社会意识有着联系,它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密切关联又不相同。传统文化是区别于外来文化、当代文化,指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文化传统是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一代的积淀,是文化的“活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它贯穿于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各个方面都贯穿着中国文化传统。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包容会通”、“见利思义、诚信为本”“勤俭廉政、精忠爱国”、“仁爱孝悌、谦和好礼”、“克己奉公、修身慎独”等精神,通过改造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继承,而是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吸收、改造、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表现得非常充分。以“群众路线”为例。西周政治家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等思想,开启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先河;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政得其民”的历史兴亡规律;荀子进一步提出“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都被思想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主张,也吸收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时,十分重视“和”的价值与作用。他强调“和为贵”,把“和”视为做人处事、治国理政的价值判断标准。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和同”思想,也是既承认差异,又要求和合,通过互补互济,达到事物的矛盾统一,形成和谐的状态。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矛盾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的现代价值,提炼出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和谐文化”,提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个创造。 其次,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综合创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它围绕爱国主义这个核心,包含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内容。民族精神这些方面的内容,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凝练下来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比如,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永恒的主题。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同民族的发展历史联系在一起,体现为一种文化。中国历史上无数的爱国志士,用他们的英勇事迹谱写出了爱国主义的光辉诗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革命和拼命的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也都是在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内容十分丰富,它围绕改革创新这个核心,包含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等精神。这些精神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创新。 再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创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它同样需要继承前人思想道德中有价值、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当前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同志提出来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结合我国道德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为我国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尺度。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知耻”文化传统,吸收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出来的“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仁则荣,不仁则辱”、“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等荣辱思想的精华,把这些思想改造成为易懂易记、朗朗上口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摆正了个人在他人、社会、国家中的位置,体现出中国文化智慧中深刻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追求,表现出人格的“自我的创造性转化”。 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传统,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能够形成国人共识的、反映中国现实发展的、引导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体系。要达到这个目标,应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充分重视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断、失落了,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有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作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无法建立。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说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我们当代构建的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是要充分重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我们对传统文化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到了“”,这种倾向被推向极致,变成了一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摧残,在中国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心里都留下阴影。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果,最终酿成了一系列恶果,造成了“断裂的一代”、“西化的一代”,造成了对传统文化没有温情和敬意、失落迷茫的一代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大力倡导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收到了显着的成效。但也不可否认,在一些国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中间,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充分重视起来,更没有落实到行动中。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我们要认真对待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放到一定的高度上来认识。二是要认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瑰宝。它历史悠远、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如“和合”、“民本”、“天人合一”、“制天命而用之”、“民胞物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和认识,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都值得很好地发掘。三是要批判地继承。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否定中国文化诚然不对,但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也是错误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糟粕的东西,必须对这些东西加以剔除。比如,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等级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官本位”等观念就是需要剔除的糟粕。法家学说中的“尊君”、权术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也是消极因素。道家学说中的“守拙”、“贵柔”、“无为”等思想,在现代社会中都有一定的消极意义。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说要重视传统文化,就把古代的经典奉为至宝,认为只要熟读经书就会无所不通,就是掌握了传统文化,就可不加鉴别、不加批判地全盘拿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弘扬,必须采取“扬弃”的辩证态度,才能从中汲取积极的因素,构建出能够反映国人共识的科学的核心价值体系。 第二,整合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曾经展开过几次比较大的争论,有过“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会通以求超胜”、“全盘西化”、“儒学复兴”、“民族大众文化”、“创造性转换”、“综合创新”等观点。笔者认为,张岱年先生提出来的“综合创新”论在中国文化论争中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学说。这种文化主张,是在研究和分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中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抛弃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了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干扰,特别是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吸收“会通以求超胜”论、“民族大众文化”论中的合理因素,认为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对古今中外有益文化加以综合,以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发扬一种创新精神,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为此,我们既要对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合理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样式。例如,将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创造性转化为义利兼顾的新型的价值观;将儒家所极力倡导的“贵和尚中”精神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和谐理念;同时,我们又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观。例如,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观念发展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当代爱国主义精神,以此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传统文化论文:八荣八耻学习心得——从传统文化看荣辱观的养成 教育周刊：中国人自古注重荣辱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古代文献中，有关荣辱观的论述还是很丰富的。 彭林：荣辱观，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做怎样的事为荣，以做怎样的事为耻，有其鲜明的道德指向，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纣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天佑神授，所以为所欲为，暴虐无道。结果牧野之战，顷刻覆亡。克商之后，鉴于殷商覆亡的教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政治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设作为政权建设核心的主张。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周公纲纪天下的宗旨，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德治问题成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识精英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毕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趋荣避辱，怎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的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示。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的意思，大致与“纲”相同，所以古人经常“纲维”连用。社会的安定与进步，要靠道德的引领。礼、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人一生不做坏事，不是慑于法律，而是出于人的良知，当这样的教育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之时，国家才会有长治久安。礼，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义”，在先秦语汇中，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解释说：“义者，宜也。”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廉”，是廉洁。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耻”，是耻辱、羞耻，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对大众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有至诚的关怀。人一生的荣辱，都与是否行仁密切相关。《孟子》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可见，在孟子看来，荣辱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坚定的理念，为万人所敬仰，自然会有荣光。即使在世时不得志，为权势所压抑，但也会有身后之荣。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义，即使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要受辱于世。荣辱与个人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诚信，有礼，自然就远离耻辱了。反过来说，没有信誉，无礼，当然要徒自取辱。 在儒家的学说中，荣辱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儒家提倡孝道，其中就渗透着荣辱的问题。如果做子女的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可是却去做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羞，这同样被视为不孝。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因为自己的名声是与父母、家庭不可分割的。《礼记?内则》说，“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意思是说，即使父母故去了，如果想做善事，想到这会给父母带来好的名声，就一定会去做。反之，如果想去做坏事，但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会去做。在《礼记?祭义》里，把“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看作是“灾及于亲”、有辱于父母、有辱于门庭不孝行为。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是荣、是辱的后果，这是劝人向善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不同的身份，荣耻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地位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例如，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尸位素餐，就是耻辱。《论语?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拿着俸禄；国家政治不清明，你不去努力改变它，照样白吃俸禄，就是耻辱，因为你没有社会责任心。《论语?泰伯》也有类似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政治清明，政策很好，可是你不知努力，依然过着贫贱的生活，这是你的耻辱。相反，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你的耻辱。此外，官员要忠于职守，要能出色完成任务。《论语?子路》说，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孔子把“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个人的荣辱，总是与祖国的荣辱息息相关的，因此，不使国家的声誉受到影响，历来是荣辱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传统文化论文:从中华传统文化视角看国民素质的提高 一、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性 1、国民素质的内涵 所谓国民素质,是指一国国民在先天禀赋和传统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在后天教育和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包括身体、心理、社会文化特质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国民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它具有先天不同性与后天 发展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协调性与非协调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等特征。 国民素质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包括了很多方面,具体可以分为三类八种:三类素质是指自然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八种素质是指政治素质,思想素质, 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审美素质,劳技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 2、提高国民素质的必要性 (1)国民素质是构成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要素。作为社会主体的中的“人”,作为知识的有效、能动载体,国民肩负着创造知,、掌握、使用知识的使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民质量的优劣。因此,国名素质得以以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国力。 (2)良好的国民素质是维护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的有效前提。 为实现以信用为支撑的市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需要切实提高国民的素质,包括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 同时,普遍提高国民的素质,对平衡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3)国民素质的提高,对加快我国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保证作用。 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过分重视硬实力的建设,却忽视对国民素质这个软实力的提高。致使国民素质中,存在文化程度偏低、科学素养不高、主体意识薄弱、民主精神欠缺、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成为影响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既然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如此重大意义,那么,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中华传统文化对此有没有帮助呢? 二、中华传统文化——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第一、中华民族精神 《易传》中提出的“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两个命题, 集中地体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自强不息”就是“努力向上, 决不停止” ,中华民族不断进取、奋发有为精神的写照;“厚德载物”指君子应以大地一样的胸怀包容万事万物。这些特点, 概括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哲学家主张清静、无为, 但从总体上讲, 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一直居主导地位。 第二对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中最为鲜明、持久的传统之一,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历代哲人都认为人应该有崇高的社会理想,这个社会理想就是《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这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原始大同社会图景,影响了中国历代哲人和统治者。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肯定人的人格尊严、人的道德价值的思想,儒家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实践理性精神,它追求自我完美,力图通过道德塑造理想人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为大丈夫。”认为高尚品德的价值远在世俗的富贵之上。儒家非常注重气节,孔子说: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仁。 第三 .修身克己,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并强调“修身为本”。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修身,自己优秀了,才能走好下几步路。以上谈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哪些内容可以与今天的时代相结合,从而提高国民的素质,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呢? 三、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提高国民素质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中,中华优秀文化蕴涵的人生智慧、价值观念、道德理想、人生追求、情操境界以及对世界感知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 第一思想教育。 教育,对人的行为,对社会的活动,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思想 支配的。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必然产生正确的行为。反之,亦然。但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盲目的思想,必然产生盲目的行为。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比如,他习惯了大嗓门说话,已变成常态,不知在国外惹人讨厌,所以在白人面前仍我行我素。这就要事前教育,使其懂得在出国旅游时,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提升其交往能力和礼仪素质。这样,才能避免不教而诛,也才能避免罚不责众。其实,董先生也说到,“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没有礼貌,更多的时侯是不懂得什么是礼节。”从不懂到懂,靠什么?还不是教育。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传承与创新。 第二 发展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一条重要原则,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能依靠发展经济来解决。国民素质提升问题,也要依赖经济发展去解决。经济是基础嘛!基础变了,矗立之上的生活方式、习惯、行为也会或迟或早地起变化的。比如,六七十年代,卖菜的售货员都能以“菜”谋私,经济发展之后,这种特权就自行消逝了;比如,如今住进高级楼房地板比镜子还亮,他会随地吐痰吗;比如,一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人,他会赤膊上街,在公交车上大声喧哗吗,等。这些都有待经济的发展,导致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最终解决的。 第三 扩大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引领主流、远离“三俗”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对于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健康发展,提高全民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2008年开始,我国对法定节假日作出了重大调整,清明、端午、中秋节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供了重要平台。这些都对深化传统文化教育、提升民族素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领导干部要发挥引领作用,要洁身自爱。 社会本来就有不同利益集团和各种非法谋利行为,顶住诱惑洁身自爱是对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要求,洁身自爱,是我们每个人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我们每一个干部执政的座右铭,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受私欲所左右,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管好自 己的手,管好自己的口,不为金钱所动。换言之,就是要严于律己,不贪不占,不损人利己,更不要因一时的贪念做出有损于党、有损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来。 第五培植诚信文化: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根本。孔子说:“信者,人之根,国之本也。”诚信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建设和谐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是个人立身之本,成事之基,处事之道。 总之,若要提升国民素质,这需要一个大环境。而这个大环境的风气,靠我们每一个人,严格要求自身,从每件小事情做起。 传统文化论文: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传承与发展 摘 要: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包含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 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羡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内核。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脸谱中视觉语言表现元素的简要 视觉表现元素——色彩 任何一个民族传统文化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因为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中国戏曲在20世纪进入了兴旺繁荣时期,四大名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戏曲艺术走入了兴盛时代,脸谱是戏曲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作为戏曲艺术形象塑造的主要表现元素,在舞台上以夸张的表现形式,塑造出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舞台人物形象并形成中国戏曲化妆独特的审美风格。一般来说,脸谱主要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体可以从“形”和“色”两个方面来看,从这两点中,使观众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色彩在所有的艺术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会给视觉带来巨大的冲击力,色彩也是在传统艺术脸谱中是主要组成部分及重要的表现符号,脸谱的色彩文化带有民族性及传统性,它的创立高于生活,同时又不失生活之源。戏曲舞台上各种颜色的脸谱在生活中是没有的,但它来源于生活。也就是在把现实生活中某种物象的自然形态取来加以变化,使其图案化,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在里面,例如:红脸膛、白脸膛等。脸谱的色彩特点具有鲜明的特点,脸谱中的色彩运用是多种多样的,五彩缤纷,容易使人眼花缭乱,每张脸谱至少有三种以上的颜色来表现,各种颜色都有不同的意义与寓意:一般红色会运用到勇敢、正直、赤胆忠心的角色。在脸谱中色彩是很强的视觉符号,在搭配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现在艺术家们的不断探索研究,追求创新改革,使色彩愈来愈丰富多彩,各种不同人物性格的区分也越加鲜明,开创造出许许多多历史和神话人物的脸谱,形成了—套完整的化妆谱式。其实在脸谱中色彩其实是根据人物的性格去选取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看来色彩真实的意义,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色彩可以描绘出不同层次的人物性格,形成独立的、鲜明的个性的角色,色彩是脸谱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精髓文化。 视觉表现元素——图形 戏剧评论家张庚先生曾说:“脸谱是一种中国戏曲内独有的,在舞台演出中使用的化妆造型艺术。从戏剧的角度来讲它是性格化的;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它是图案式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戏曲脸谱是随着戏曲的孕育成熟逐渐形成,并以谱式的方法固定下来”。戏曲脸谱是中国戏曲独有的、有着独特迷人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脸谱中图案非常丰富,手法夸张、醒目,令人印象深刻,脸谱的形式都是随戏的内容形成而产生的,脸谱的外观以突出人物性格特征为目的,使观众能够看到外表就能明白人物的内心、身份、性格、命运等,每一张脸谱具有鲜明的思想性。造型大胆而夸张是戏曲脸谱的主要特征,这种大胆的夸张不是随便涂抹而成,它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脸谱艺术有其固有的章法,它将绘画中的“点、线、色、形”有规律的组织成变形、夸张、装饰性极强的图案造型,由此产生了戏曲脸谱的格式与规则,形成了一定的程式。脸谱以‘象征性’和“”夸张性”着称,在戏曲里许多人物的脸与造型与人物特征性格接连在一起,演员面部图形的勾法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总之,脸谱的图案非常丰富,但总的着色的方式分为:揉、勾、抹、破四种类型,揉脸,他是最古老的一种方式,色调比较凝重、威武。勾脸:色彩丰富,五彩缤纷,华丽脸上会用到金银两色,抹:浅色为多,一般奸诈的坏人用此方法,破脸:整张脸的图案不对称,左右不一样,形容反面丑陋的角色。象征是一种符号,但不是一般的符号。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老人说,象征符号“是一种在外表形状上就已可暗示要表达的那种思想内容的符号”。 脸谱艺术是一个严谨有序的过程,还包括角色与谱式之间的一整套规则关系,包括脸谱的勾画过程等,都显示出戏曲脸谱的程式化特征。戏曲脸谱的程式化特征,必须是服从并协调于戏曲艺术本身的整体风格和美学特质的。图案化、装饰化的戏曲脸谱程式要与戏曲本身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戏曲艺术严谨和谐、节奏鲜明、气韵生动的艺术品格。脸谱的程式与表演等其他程式一样,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它能使常看戏的观众明白人物的性格、情绪、心理等,让观众产生丰富的联想,增强艺术感染力。 脸谱有其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及审美意义,它始终是戏曲艺术表现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脸谱的艺术表现力和对审美特性的认识,只有在观看戏曲表演之后才能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每张脸谱都不是特定的,色彩、人物性格及一张完整协调的脸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而这个形象是通过很多元素表达包括脸、色彩、衣着、鞋饰等元素,才组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在现代文化与技术的推动下,创作空间有了更新的发展与突破,艺术家用新技术将人物形象重新整理与刻画,在传统中求新、求变,使传统符号文化有了新的生存空间,也会在美学中开辟新领域。 结语 脸谱是中华民族戏曲艺术中重要的、极为独特的部分,是戏曲舞台特殊色彩的一种美学,它不仅丰富了舞台画面,更主要的是通过各种艳丽的色彩与夸张的图案,使舞台上人物性格表面化,这是经过多少戏曲艺术家的积累、探索、发掘、创造的结晶,中国戏曲奇妙至极,其中脸谱艺术有着很大的作用。脸谱艺术在舞台上经过演员的“唱”、“念”、“做”、“打”以及服饰的结合,形成了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极大地震撼着观众的心灵。脸谱是观众视觉的中心,对观众审美心理的美感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五颜六色、变幻无穷、内涵丰富、极富夸张的脸谱造型,为色调赋予了鲜活的生命,这就是中国戏曲脸谱的魅力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德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德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着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德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德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德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德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德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德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 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德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德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德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心理考评方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线.进行品德考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例如,孔子评价“孝道”的基本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尽管这一标准在当代看来。显得有些片面、可是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道德标准来看。依然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考评方法。概括的说.中国传统品德考评的方法主要有谈话法、观察法和自我评价法。 三、结论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德育思想蕴含着许多至今仍然很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中值得骄傲的一部分。虽然现代社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古代封建社会,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德育思想仍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继续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德育思想和方法,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今后应长期坚持之探讨的重大课题。 传统文化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行政管理的链接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下的太极养生观 前言 太极拳是一种融哲理,医理和拳理于一身,并且有强身简体,娱乐表演等多种功能的传统武术拳种。他以中国古典哲学,中医学为理论基础,以各家拳法为技术基础,于明末清初得以成型,人民对太极拳健身价值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随着人们“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树立,独具民主特色的太极拳已成为大众化、全民性的传统健身项目。太极拳的开展和普及既可强身健体,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又可终身受益,对于培养人们体育健身观念具有长远意义。 1太极拳理对养生的阐述 太极拳理包括的方面众多,众多拳家在自身的练习过程中把自己的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心得予以总结,使太极拳理内容丰富,内涵深远,也使学习者收益终身。 1.1“根”的健身作用 “千变万化有我运,下体两足定根基”(陈鑫:《陈氏太极图说》);“步者,乃一身之根基,运动之枢纽也!”(陈长兴:《太极拳十大要论》):“其根在脚,发于腿”(武禹襄:《十三势说略》)这些文字记载说明了太极拳中“根”的重要性。 太极拳除少数腾空动作以外,绝大多数动作都是在下肢的支持下完成的。在移动过程中,也要先使重心平稳过渡,脚下不能晃动,在这种支撑状态下,太极拳形象的比喻为“根”,意即脚如“树根”般深入地下,使身体这棵大树获得稳定。[2] 有研究证实,经常练习太极拳可以有效的增强老年人的下肢平衡力,改善下肢的柔韧性即关节灵活性。发展肌肉力量。增加肌肉耐力,这对老年人预防下肢肌肉萎缩和各关节的活动障碍有积极的作用。国内外研究人员发现,太极拳锻炼有助于加强老年人的双腿稳定能力,降低因摔倒而导致受伤的可能性。参加太极拳锻炼的60 岁上和70岁以上的老年人摔倒的可能性分别下降了30%和25%。[3]说明注重下肢运动的太极拳,确实能够延缓老年人腿的衰老。 1.2心静体松的健身作用 太极拳家将“心静体松”视为太极拳练习的第一要求。留意各家拳谱关于“心”“体”的表述比比皆是:“神舒体静,刻刻存心”(武禹襄:《太极拳论要解》);“心贵静,神宜舒”(武禹襄:《太极拳解》); “心静身正,以意运功”(《太极拳全书·陈鑫太极拳论人类语录》);“心静神舒” (李福荫:《廉让堂本太极拳谱序》)等。以上文字记载,虽各不相同,却反映出共同的内容,那就是在练习太极拳时应心神合一,心无杂念,使肢体放松,和谐的完成每一动作。 2太极美学对太极养生的影响 目前,对传统太极拳健身的科研众多运用西方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采用实验对照的方法,而对太极拳健身文化的研究并不多,太极拳健身的科学解释应该是中西结合的理论结果,东方的传统文化不可缺少,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太极拳的产生,发展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1儒家文化影响的太极美学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兼以各家并存。《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哲学经典,分为《易经》和《易转》。太极拳的“太极”二字见于《易经》,“意在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医学最基本的范畴是阴阳,如天地,刚柔,动静等。太极拳理正是阴阳对立。阴阳的协调统一以及阴阳的相互转化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也直接影响到太极拳理和拳法。其 2.2 “气”是太极拳美学的标准 “气”在武术领域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无法指出他具体的存在,但它在太极拳中的表现很重要。世界上生息的万物就是“ 气”演绎变化的结果,《十三势歌》曰:“气启蒙身躯不少滞”。太极拳讲求意气相连,形随以动,意到气到,气到劲到。陈氏太极拳名家陈鑫指出“太极之道,开合二字尽之,一阴一阳之谓拳,其秒全在根。”[1]要求刚柔相济,这种相济并非简相加或反复交替,而是将刚与柔巧妙揉何在一起,做到“刚终寓柔,柔中寓刚,刚柔相济,运化无方”[2] 2.3 “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的太极美学 “天人合一”思想的提出最早便是孟子。他主张天与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予”。庄子也主张“天人合一”,他认为道是宇宙根本,人便以道为本。在天人和一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注重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并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思想逐渐形成稳定的思维模式,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太极拳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就是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渗透的拳理和拳法中逐步完善的。 以上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太极拳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在漫长的进步过程中日臻完善。人们也对太极美学开始注意和重视,为其所吸引。习练者为追求其中之美而持之以恒,太极拳的保健作用也在潜意识当中慢慢发挥功效。练习的人逐渐体会和掌握太极美学之精华,使自身处于一种身心娱乐的氛围之中,观赏者亦可以得以美的享受,使太极拳的保健作用得以广泛的发挥空间。 3太极拳与大学生健康体育 当前一起独特的方式吸引了许多大学生的目光,各大高校均有习练太极拳的学生。它主要从三个重点来影响身体健康:心静体松,动作连贯圆活,意气形合一。心静体松前面已经讲过,而动作连贯圆活是指动作变换圆活不滞,太极拳始终走的是弧形曲线,圆形的动作路线贯穿始终。练太极拳的过程就是练气的过程。即“意义顺气,意守丹田”这样既可以改胸式呼吸为腹式呼吸,改浅呼吸为深呼吸,逐渐把呼吸练的柔和,细长均匀,从而练成丹田呼吸。从现代医学观点看,丹田呼吸可以扩大胸腔和腹腔,促进气体交换和血液循环,促进消化和吸收,起到健身作用。 大学生长期静坐练习,属于体育锻炼,很容易引起各种疾病,而太极拳以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运动特点不受场地,器材,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意于开展又能延续到社会,适应于成年人直到老年人的终身增强体质,所以太极拳黑适合在大学中开展和普及。 4结语 太极拳精华也不可能被每一个人完全掌握,太极拳练习这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都限于老年人。很多人对太极拳存在误解,认为他只是轻稳慢均的一种拳术表现形式 ,对其内涵不甚了解。发挥太极拳养生功效必须从实际出发。 (1)从小抓起,太极拳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同样适应于青年人,而且青年人的参与更加有利于太极拳的发展与普及。 (2)全面宣传,使人们认识了解太极拳,使它在人们心目当中树立正确的形象。 (3)培养后备人才,形成可持续性发展。 传统文化论文:谈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学美术教育的“有机切合” 1 他山之石——吸取传统文化精华是中学美术教育的现实需求 传统文化对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作用不可小觑。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生态,并且难能可贵地有机统一、相互融合。古往今来,教育都强调“文道结合”,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培养道德品质,中学美术教育除了注重知识传播和技能锻炼,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的熏陶砥砺道德品质、完善人格修养,实现对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传统文化积淀的精神财富则是取之不尽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中闪耀着崇高的人性光辉,胸怀、仁爱、诚信、修身、立志、廉洁、牺牲……这些美德都是传统文化的信仰,也同样应该成为我们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信仰。 传统文化对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大有裨益。中国传统文化凝结了哲学和艺术的结晶,在中医、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各个领域积淀了无数令人为之倾倒的作品,其形态、功能、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宝贵财富。脱离传统文化的积淀空谈艺术修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人们欣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时,如果对《洛神赋》毫不知晓,则很难对画中展现的情节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进而体会其巨大的艺术价值,更无法进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同样,如果不了解“云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在古代建筑、雕塑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其代表的“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理念,那么北京奥运火炬“祥云”的诞生也是不可想象的。传统文化和中学美术教育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是美术学习和创作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入更深的艺术境界。 2 传承发展——当今中学美术教与传统文化结合亟待加强 “重知识,轻素养”根深蒂固。当前中学美术教育在提升人文素养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重知识,轻素养”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一是注重美术技能传授,忽视审美感受培养;二是注重美术形式学习,忽视文化底蕴积累;三是注重美术学科本身,忽视跨学科交流。这种局面下,美术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学生文化素质苍白、难以厚积薄发,因此,强化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汲取精华,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积累文化功底,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重洋轻土”一度普遍存在。毋庸讳言,当前我国中学的美术教育实践中仍然存在“重洋轻土”的现象,表现为大量采用西方的美术教学模式,侧重西方美术能力锻炼,比如绘画上过分重视素描、色彩(水粉、水彩、油画)、速写等西方画种教育,忽略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重视这些并无不妥之处,西方的焦点透视、解剖学、光影素描等能力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妥的是厚此薄彼、“重洋轻土”。这种情况下,容易使人在文化意识尚且模糊的状态下,盲目追求“中西结合”,追求表面形式,忽视精神内涵,这对培养真正优秀的美术人才并无益处。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我们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拿来”得更理直气壮,避免陷入盲从和消极。 3 多措并举——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实现中学美术教育的发展提升 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一个兼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在各个方面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对中学美术教育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3.1 在优化课程设置上下功夫 课堂教学是最直接、最基本的教学方式。可以考虑在中学美术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课程的比例,加大跨学科交流的力度,把优秀艺术作品引入课堂,充分利用课程设置的示范作用,鼓励学生广泛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欣赏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 3.2在创新教育模式上下功夫 美术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可以让优秀的内容走进课堂,又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走进节日风俗、祭祀仪式,有条件的中学还可以鼓励学生“走出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社会实践,到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实地考察感受,了解我们国家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起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进而进行保护和传承。同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教育和交流也是创新教育模式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师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也应相应扩展,发展充分交流、合作、激励的互动教育关系。 3.3 在搭建交流平台上下功夫 交流平台是课程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要结合中学实际,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加强中学之间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学术研讨、课题研究、艺术展示、访问学者等方式,搭建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交流沟通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既强调学习交流,又注重发展创新,让学生在充分贴近吸收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创作灵感源泉,探索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血液,中华文明在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后,留给我们后人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坚持民族化、本土化,融合国际化、全球化,美术教育一定能够更加硕果累累。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对人事管理制约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影响 1、以人为本理念。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孔子也倡导“仁者爱人”、“爱人能仁”的以人为本管理思想。当今社会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现代企业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实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纳。自上海市自来水闵行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贯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无论是在“勤于学习、勇于创新、敢于争先、乐于奉献”企业精神征集,还是在职工教育培训、工资薪酬调整以及管理标准制定等过程中,十分注重采用各种民主方式,听取、采纳职工的意见建议,营造了温馨的“家园文化”,促进了干部职工素质能力的提高,推动了企业发展。公司成为上海自来水行业持续十年赢利的唯一一家企业。 2、刚健有为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原动力。20年前,临危受命出任青岛电冰箱厂厂长的张瑞敏挥动大锤,砸掉了76台质量有缺陷,但仍可作为二等品出厂的电冰箱。张瑞敏的大锤砸破了旧观念,砸出了新观念。经过不懈奋斗,海尔保持了80%以上的年平均增长速度。2003年,海尔以530亿元的品牌价值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榜首。同年8月,美国《财富》杂志选出“美国及美国以外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领袖”,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排名第19位。海尔干部、职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成就了海尔今天的成功。 3、中和尚礼理念。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孔子所阐述的不偏不倚与不走极端的处世之道,认为它会使天地之间所有的人们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现代企业管理用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推崇的和谐理念去调控人的经济行为,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松下公司经营者非常推崇中国的中庸之道,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言,也不搞折中,放弃原则,而以社会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全面地观察和处理好各种关系。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消极影响 1、平均主义思想。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于小农社会,因此平均思想在民众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小农平均思想主张结果均等,否定竞争,其后果必然是压抑进步,保护落后。这种平均主义在管理上表现为权力平均、责任平均、利益平均、风险平均。平均主义扼杀的是人的积极进取心与生存的危机感。 2、人治高于法治思想。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历来被统治者所信奉。但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过分重视人情,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特别是制度的执行力不到位直接影响企业的规范化、持久性发展。如果无法设计真正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模式,就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也难以营造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 3、重传统轻创新思想。有人认为中国人智力优秀是世界上公认的,但中国人的创造力评级在世界上却较低,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容易培养不善于表现、竞争意识弱、攻击性差、缺乏冒险精神的个性特征,求同心理大于求异心理,容易压抑人的个性的自由发挥。 三、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借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 1、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上的管理,是企业诸多现代管理观念的核心,是一切管理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一是规划企业员工的有效配置。人事部门要根据企业的发展趋势作好人力资源的需求预测和规划,将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选派到合适的岗位上,对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获得更应有强有力的人才管理规划来保证。二是建立健全人才培训体系。一方面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对专业人才要不断充电,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比较专业的培训则可以委托社会培训机构进行,或派员出国培训和进修,做好企业人才“内育”与“外引”的工作,保证企业不断获得合格、适用的各类人才。近年来,上海市自来水闵行有限公司还通过组织经营者竞争上岗、管理人员公开竞聘、团委书记竞聘等工作,在公开条件、公开标准、公开程序后,鼓励各类优秀人才参与竞争,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氛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强调责权相符的科学管理制度。现代化大生产是十分复杂的生产过程,具有高度的比例性和连续性,不论在企业内部还是外部,都有着细致的劳动分工,严密的协作。要把这些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协作组织起来,只有统一意志,集中指挥,协调动作。领导的权力适当集中是必要的,但过分集中其弊端显而易见。我们应该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当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时,必须进行组织创新,既要由集权逐渐走向分权,将决策权下放,授予下级更多的自主权;又要强化责权对等的管理理念,用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制约和监督企业组织各层面的执行力,防止权力分散后容易出现失控的弊端。同时,还要注重培育尊重个人、上下沟通的企业文化,使企业员工在认知、认同 企业理念、企业精神的基础上,将其化为自觉践行的实际行动。 3、培养员工义利统一的协作精神。儒家思想最根本的主张是“先义后利”、“以义统利”。管理人的职责在于指导所有部门朝向系统的目标而努力。首要的步骤就是把事情理清:组织内每位成员都应该了解系统的目标,以及怎样让自己的努力有助于目标的完成。其次要进行沟通,有效的沟通协作才能实现团队整体的目标,发挥系统整体效能。重视提倡有边界分工,无边界协作,全员参与改善,使团队工作形成一种工作习惯。还可以建立健全合理化建议活动体系,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日本企业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发生问题一般不追查个人责任。他们的观点是谁都想把工作搞好,不想出问题。出现问题一般80%是管理者问题,20%是作业者问题。要用好目视化管理这个有效手段,把问题目视出来,把经验和教训目视出来,把变化点目视出来,减少作业者出现问题以及第二次犯同样错误的可能。 4、激发员工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激发员工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要求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采取各项激励措施,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企业管理中引入激励机制不仅是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表现,更是迎接未来挑战的需要。企业通过建立适合企业特点的文化、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充分考虑员工的个体差异实行差别激励、重视长期激励等措施,激发员工潜在的自强不息精神,对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采用科学的激励措施,还可以使员工树立高度的责任心,激发员工不断探求新知识、新技术的兴趣。 5、强化员工勇于创新的开拓理念。权变思想是中国传统兵家谋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应该根据事物的变化,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灵活应变,从而去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尽管权变思想是有关战争的谋略,但它对于处在竞争条件下的企业管理来说同样适用,企业只有善于开拓创新,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海尔企业文化的灵魂就是“不断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战略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而其中观念创新是最重要的,它是所有创新的先导。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过程中,我们既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精神应用到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来,坚持以人为本、义利统一、以礼服人的原则,就能做到无为而治,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呈现出良好的生机。 传统文化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之舞蹈“体现” 舞蹈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我国舞蹈文化事业的兴衰。 进行舞蹈文化教育,舞蹈教材的基础性和重要性首当其冲。在舞蹈的教材与舞蹈教学中,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既是一个无法回避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释义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传统文化的内容,取决于我们对“文化”一词如何定义。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 通常我们把文化概括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简言之,物质文化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而精神文化则是人类生存的样式和自我完善的方式在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的含义不仅包括某一民族在社会实践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而且为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时期社会成员所共有,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社会实践的一切文明成果。在我国,传统文化所反映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文化对于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人们意识、道德等精神方面的密切关联度,它不仅揭示了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进程关系、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 舞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舞蹈艺术是传达或表现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如今文化形态的日趋多元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在西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如潮水般涌进的情况下,舞蹈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增入的舞蹈文化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边缘的游弋状态,而且会遭致固守既存传统人士的反对。 如何使舞蹈文化教育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呢?从文化欣赏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特性与保护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舞蹈在传承传统文化时要创作和发展,就离不开孕育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只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 二、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定位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那是要慎之又慎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是只把传统视作时髦的“怀旧情绪”,而是当作“生存的必要”。 传统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传衍中它会发生变异,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传统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典范,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传统文化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可以使固有传统因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并变得更健康、更有免疫力。如唐代的乐舞文化,气象博大、心胸开阔、仪态轻松,就和大胆吸收西域乐舞文化、旧传统中融入了异质的新成分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传统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一般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濡化过程。这种濡化过程一般不会引发剧烈的冲突,也不破坏既存的文化秩序。但这需要充当异质吸收的文化主体强大、有自信力和包容精神。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 舞蹈院校的舞蹈教育在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也就是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中,优秀的舞蹈人才和舞蹈作品不断涌现。一部好的舞蹈作品的创作,一定是从内心到动作的浑然天成、和谐统一。它是既立足本族传统,继承了传统文化,又富有现代人的情感,将外在的舞蹈技法与内在的情感表达巧妙融合,而展现的超然艺术境界,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朝鲜族舞蹈作品《扇骨》以它特色的朝鲜族舞蹈语汇和深刻的民族底蕴赢得了众多专家和观众的喜爱与肯定。《扇骨》作品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随着时代审美变迁而有的新体会,在提炼出朝鲜民族具有典型特征的舞蹈语汇的同时融入了编导个人的性格与情感,这样一部作品满足了观众的一份期待——通过舞者身体中流露的沧桑与坚韧,透出朝鲜民族特有的骨气与尊严,表现艺人不随遇而安、不急功近利的人生况味。朝鲜族女子舞蹈一般传统展现的风格优雅而深沉,韵律细腻而含蓄。而《扇骨》的编导张晓梅带给我们的却是一位一身傲骨,透着坚韧、刚烈,一位痴迷执着于舞蹈的朝鲜族女子。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观众来解读一位朝鲜女子的人生与情感,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舞蹈艺术是一个情感、观念、信仰、文化交织的精神集合体,多种形态但又具有整合而一的民族性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即是这种民族性以及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在舞蹈艺术中以今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传统的新生是一个民族层面上的典型精神产物。这不只是单一舞种的文化传承,而是通过舞蹈这种客观的文化现象沿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稳固民族之本,扎深中华民族文化之根! 三、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继承 中国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艺术积累,在五千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舞蹈,面对博大而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恒久而弥新的中国舞蹈,面对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如何以一种新的视角去反映和再现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以及在舞蹈学院光辉历程中留下深深足迹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我们今天该认真考虑的;把握当今文化发展的方向,适应市场运作,从舞蹈视觉角度入手,打破原有表演模式,通过视觉重构来表现当代中国舞蹈剧目的古典神韵,来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我们的应该努力探索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传统”继承上,突出视觉冲击力,从舞蹈本身出发,运用舞美灯光的大色块设计和陪衬,结合音乐与舞蹈共通相融的乐舞形式,努力寻找当今审美时尚和舞蹈本体的完美结合。把经典的中国舞蹈剧目以全新的视觉角度传达给观众,力求使中国舞蹈的神韵在演员表现和观众欣赏的过程中能有新的理解、新的体现和新的思考。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传统文化论文: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体现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作为服装界里永不过时的元素被各国人们所喜爱,也始终是各国着名服装设计师们热衷选择的时尚元素之一。本文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面料、色彩、款式和图案中的体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所拥有的文化底蕴和运用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服饰;体现 1前言所谓的中国传统元素应该就是让人们看到后马上会联想到“传统中国”,看上去就知道是从中国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所以经久不衰,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都蕴含在服饰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思想。它的核心是中庸、和谐、内敛。这些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服装上得以充分的体现。比如服饰里渐变过渡的中间色,它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宁静致远,这就是一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的风格;宽袍大袖也是从汉代服饰发展而来的一种服装样式;还有丝绸的材质等等。东方和西方的服饰对比起来就好像西方人更强调竞争、中国的传统则是讲究平和的,如放风筝、太极等,讲究的是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一种内在的修行。中国传统元素是一种神韵,不是一件旗袍、大灯笼袖或者某种色彩可以诠释的[1]。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体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服装必然包含着三个元素,那就是面料、色彩和款式。不同年龄或不同身份地位和消费水平的人对这三个服饰里的重要元素都有着不同的需求,根据季节的变化还有科技、工艺水平的不断发展,服装的面料、色彩和款式也都在不断地改进和更新,所以这三个重要因素足以让服饰千变万化,来适应各种人群对中式服装的不同需要。中国传统元素在服装里可以体现在这三方面的任意一点上。 2.1面料。总体来讲,中式传统服装的面料选择十分广泛,但其中有些面料却是中国独有的或是最先运用在服饰中的。例如大麻被称为汉麻;苎麻,被称为中国草;丝绸也是我国特有的面料。而棉布最早则是从印度引进的。其他的面料包括绫、罗、绢、绮、绵、纨等。我们看到在出土的西周时的织物中,麻织品的精细程度甚至可与丝织物相媲美。由此可以看出,中式的服装不仅仅是单纯的从形制和款式上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服装有所区别,而且在服装的面料上也颇有特色。也正是因为这些独特的服装面料使中式服装增色不少。 2.2色彩。传统的中式服装在色彩上是很有讲究的,也并不是所有颜色都适合人们的日常穿着。 在中国的传统服饰中,什么人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有着严格的规定,在礼仪礼法中明确规定了服饰的色彩,不同的服装颜色代表的是不同人物身份的高低贵贱,而且在生活中还忌穿“贱色”和“凶色”。所谓“贱色”,就是从事某种低贱职业者的服装颜色,这些颜色往往被视为不洁之色,民间把它们称为禁忌的颜色,比如绿色头巾就是一种贱人所穿服装中的一种。因为民间认为绿色和青碧色多为娼妓优伶等身份的人穿用。另外“依五色、五行与四神方位的说法,春德为木,据于东方,其色为青;夏德为火,据于南方,其色为红;秋德为金,据于西方,其色为白;冬德为水,据于北方,其色为黑。”由此可见,通常看似普通的颜色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蕴含着深层的含义。中国自周代以来建立服饰制度,认为色彩是汉民服饰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但在现代的服饰上配色高艳度、强对比却成了中式服装的典型的配色方法。传统服装色彩受到阴阳五行影响,有青、红、黑、白、黄五色的说法。这五种颜色被视为正色,其余颜色则为间色。正色在大多数朝代为上等社会专用的,代表着高贵,成为民间人们所喜欢和追求的色彩。从配色方法看,强对比和高纯度是中国传统的配色方法。强烈的对比色往往在黑白、金银等中性色的配合下使服装显得更加辉煌艳丽且不失浑朴大方的气质。中国民间则对蓝色有传统喜爱,发明了蓝印花布、靛蓝蜡染布等。蓝色与黄种人的肤色相配在一起比较协调,能够产生柔和的色对比效果。民间的服饰作为一种特定的审美范畴有着自己的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和艺术特征[2]。 2.3款式。中国传统元素服饰正是因为其独特的款式风格才风靡世界。而现代的中式服装中仍沿用着许多传统的细节与款式。传统的款式包括对襟、斜襟、一字领、裙子侧摆处的开叉、灯笼袖、上衣下裳的形式、袍衫等等。领子分为斜交领、对开领、立领。在装饰手法上通常使用镶、嵌、滚、盘、绣等种工艺。中式的服装崇尚自然下垂,强调的是纵向感,不会过分地夸张肩部,长长的衣袖和筒形的袍裙等使四肢显得有挺拔感。我们所熟悉的中山装就是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求同存异的典型,它是由孙中山先生仿照童子军格式而定,所以被称为中山装。衣服为翻领,对襟,五纽,前胸左右各有两个方形凸袋,有软盖,衣长及臀,袖长及脉;裤子前面开,用暗纽,左右二暗袋,右后臀部有一个裤袋,有软盖。从装饰特点上看,由于中式服装表现的是二维效果,属于平面直线裁剪,所以装饰也主要以二维效果为主,强调平面的装饰。装饰手段有镶、盘、滚、绣、嵌等几大工艺。这些工艺的巧妙运用,使中式服装造型简练,色彩靓丽,让人在穿着它时既能显示出独特的气质又不失美观。刺绣用于服装中的历史悠久。发展到后来,甚至形成了“衣必锦绣”。在现代的中式服装中运用平面刺绣的方法来装饰服装表面空间的手法是沿用至今的最常用到的手法。尤其是精妙绝伦的刺绣工艺与精致的丝绸面料相配合,使服装充满东方风韵,令人赞叹不已[3]。 2.4图案。中式传统服饰上的图案考究而精美,而且涉及的样式和种类也十分丰富。这些丰富多彩的图案纹样里有飞禽走兽、四季花卉、山峦亭阁、几何纹样等,或抽象或具象、或夸张或写实,风格全面且精美,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古至今,无论是在高贵的绸缎还是朴素的民间印花布里,吉祥纹样运用都极为广泛。这表明中式服装喜欢利用图案表示吉祥祝愿。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九龙戏珠、蜥龙闹灵芝等图案,不仅隐喻着图腾的崇拜,而且以类似的图案来抒发“龙的传人”的情感。像凤穿牡丹、团鹤仙寿、鹤鹿同春、喜鹊登梅、连年有余、吉祥八宝、福禄寿喜等图案,反映了人民对美满生活的希望。其中还包括几何纹样、飞禽走兽、四季花卉等类型,这里最具特点的是皇帝的龙袍。因为皇帝作为真龙天子,所以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图案各有寓意:“山”代表稳重;“华虫”取文丽的含义;“日、月、星”取照临的含义;“藻”代表洁净;“粉米”表示滋养;“火”取光明之意;“宗彝”表示忠孝;“黼”取表示决断;“黻”取代表明辨。在古代的官服中包含的图案里也更是充满寓意和标识作用。例如在明清文官服饰中多采用飞禽图案,武官的则多为走兽图案。其实说起服饰的装饰,它是从原始部落时就已存在的,在那时的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就已经穿有不同饰物的服装。在商代的墓室壁画里我们看到奴隶主们的服装绣有云纹或几何纹图案。在众多的装饰图案中“宝相花”是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图案,它是佛教的象征性名物,是佛教庙宇中最庄严的装饰,后来才被用到了织锦上,成了衣衾上的花纹。宝相花图案在唐代开始被用于衣服上,从此它从庄严的佛教殿堂走进了世俗的生活。到后来出现了变体的宝相花,带有变体宝相花的纹锦和变体宝相花纹的锦鞋也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中式服饰中,传统的吉祥动物图案有:兔,它性情温顺,象征着很强的繁殖力,寓意着年年丰收;玉兔可以捣药,所以还有除病治病的意思;鱼,寓意着“余”,有年年有余,鱼跃龙门之意;蝙蝠,谐音“福”,有祝福和多福之意。其他常见的传统图案有“多子多福”、“喜上眉梢”、“榴开百子”、“花开富贵”等等。 3结语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衣冠王国,始终为世界服装的发展提供着素材,许多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元素和各个时期的服饰也成为世界各国服装设计师竞相参考与模仿的样本。所以服装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不仅可以美化人们同时还可以让世界各国的人们通过服装去了解他国的风俗文化,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可以通过服装进行交流和借鉴,并且从中把我们的中式元素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从而把它们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缅怀中国传统教育 [摘 要] 南怀瑾大师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大学》的主旨，从《大学》精要之“四纲”讲起，衔接求证大道学养之“七证”与内明外用之“八目”，并用儒释道及中外史实假以做解。反观中国当今教育，教育之主旨已然发生偏离。南怀瑾大师祥解《大学》，意在缅怀传统教育，缅怀其做人之学的教育主旨，忧当今教育之缺失。 [关键词] 内外兼修；做人之道；传统教育；现代教育 一、传统教育之主旨 大学之道是内圣外王的做人之道，大学之道在于教导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而这也是传统教育的主旨。 （一）大学之道。南怀瑾大师将《大学》解释为“大人之学”，所谓“大人”就是学识修养皆达到一个水准的内外兼修之士，要做到“大人”，仅仅是饱学之士是不够的，还要是谦谦君子；仅仅是自我修身养性是不够的，还要惠及他人。 （二）内外兼修。作为对“三纲八目”说法的修正，南怀瑾将《大学》之精要提炼为“四纲”“七证”“八目”，皆为内外兼修的寻求之道。 “四纲”是指大学之道的大道、明明德、亲民及至善。大学之道的“大道”，是四纲之首，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是人自立立人而达于至善之道。大学之道的“大道”包括内明与外用：内明即是“明明德”，即是人要有自知之明，明自己，从而达到人自立；外用即是“亲民”，是在“明明德”的基础之上，由内而外，推己及人，从而达到己立人。内明与外用均达到了，就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知、止、定、静、安、虑、得”这“七证”是求证大道学养的步骤。“知”不是能，不是知道，而是指个体自己亲身感知、感觉得到的。对“止”的理解是在“知”与“止”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知”是主，在前；“止”是宾，在后。“止”字也分为“内明”之“止”与“外用”之止。前者是指个体明白自己的心理心态。后者则是指个体怎样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做到恰如其分的止。“定”是指心定，安定，定即是佛学中的“禅定”。“静”是定慧的最高境界，是心理修养的最高层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大概是定境的最佳诠释。“静”是指人心理层面，而“安”是指身体层面。与现代忧思、忧虑之意不同，大学之“虑”在“思”，是细致宁静的，而不是跳跃不定虚妄不在的“想”。“得”的意思在于，经过前面几个层次的修养以后，思虑开发了，就能够达到内明明德的境界，见到真正的成果。至此，个体也就达到了修身养性的内明之道。 作为具体实现大学之道的“八目”，也同样有内明与外用之学的区分。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修养身心的内明之道，继而从己出发，推广出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用之道，达到内外兼修的最高境界。 “格物”不是程朱理学曲解的“格去心中的物欲”，而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致知”与“七证”中的“知”是共通的，是所知，而不是能知。接下来是“诚意”，要诚其意，就不能自欺，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修身在正其心。“心”是生理、精神合一的代号，既不唯心，也不唯物。《大学》中“修身”的道理，有身体内所表达在外形行为的态色，还有身体内在生理习性所发生的“恐惧”“好乐”和“喜、怒、哀、乐”等情绪需要修整的学问。 自立内明之学达到一定水准时，就可成为“贤人”，而要成为“圣人”，需要进一步“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传统教育之主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大道”到“明明德”，是每个人自立自修的学问，是内圣内明之学。再由“明明德”到“亲民”，是真正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德，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用之学。从内明修养到外用之功，皆达到一个水准，才算是达到了“至善”的境界，才意味着人伦大道的完成。 二、现代教育之缺失 从《大学》中，我们读出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明外用之道，此乃传统教育之根本。反观现代教育，我们在人格教育之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知识技能以爆炸式的速度不断增长的同时，人格培养的缺失越来越明显。整个社会的教育求多，求快，基本的人格养成教育严重缺失。人格教育缺失的恶果在当今社会已在开始显现，“食品安全危机”“诚信危机”等都是教育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文化教育的失败，造成人与人之间无信，人既不信己，也不信人，人人自危。 南怀瑾大师明确表示对现代教育持失望的态度，并认为，中国近年来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教育问题。中国的未来在人才，人才的核心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做人”。教育必须要正本清源，牢固以做人为根本的教育原则为此，南怀瑾大师在儿童教育视为解决之道，鼓励开展儿童读经运动。 三、结语 南怀瑾通过从儒释道等方面对原本《大学》做出详尽解释，为我们展示了内圣外王的大学之道。做事先做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也是我们传统教育的主旨所在，而今，教育的马车已偏离轨道，越行越远。“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塑造的不仅仅是单个个体，而是一个民族的秉性、灵魂与未来。教育的目标崇高而远大，引用宋儒张横渠的话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情境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传统的教育理论相当程度地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教学实践，而引进的多种现代教育理论，在给我们带来清新空气的同时，尚难以通过与中国教育实践的整合形成体系。所以，努力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学就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的迫切任务。李吉林老师提出的关于儿童情感与思维发展规律的理论，将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的教育主张，以及所构建的情感与认知结合获得教学高效能的课程范式等情境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许多原创性研究对大幅度促进儿童健康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项研究是全方位的，试图从多元角度寻求实施情境教育的途径，找出实施情境教育的规律。应当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给我们很多启示。理论的准备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李吉林老师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对小学教育，而且对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认为，李吉林老师从“意境说”中概括出了“真、美、情、思”四大特点，构建了情境教育的基本理论和课程模式，这是情境教育的理念精髓，是人本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继承着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同时，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 真——真实情境的感受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传统教育把树立教师的权威地位，培养学生唯上、唯书作为实现教育任务的前提。实践证明，情境教育所阐明的教育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情境教育认为，给儿童一个真实的世界——走进大自然，体验社会生活，为儿童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观、可以闻、可以触摸、可以与之对话的多彩的世界，将学科教学的内容与生活的真实相沟通，这一切都会形成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因此，要追求教育与真实环境相融合，让儿童在感受“真”、领悟“真”中长大，以利于儿童认知、情感、思维的发展。从“真”出发，由“真”去启迪“智”，去追求“美”，去崇尚“善”。 美——突出美育的功能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美育是教育的目标，不单纯是学校教育的一项具体的工作。现在学校教育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不是把美育看成贯穿在学校全部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目标，而是把它看成艺术教师的一项工作。美育是一种自由的形态，是润物细无声地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使人具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世界，并将这种精神渗透到整个内心世界与生活中去，形成一种自觉的理性力量。美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而且是要美化人自身，帮助学生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培育美的情操，形成美的人格。因而，美育的根本宗旨是培育学生的人格和心灵。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其实，教育中也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自觉地进行美育。我们将美育的教育目标最终转化为自觉的教育活动，就是在创造美的教育。李吉林老师深感教学中的美，以“美”作为培养儿童创新精神的土壤。认为美既能启智又能育德，既能冶情又能发辞，具有全方位的育人功能。她倡导以美摆脱各科教学的单纯工具性的抽象理性压力，以美感的笼罩，使各科教学的文化内涵得到顺乎自然的体现，工具性包容的知识和实践，镶嵌在浸润了文化艺术的、美的情境中。从而使知识变活了，变得有血有肉，变得丰富而具神采。 情——教育过程的愉悦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过去许多教师和家长都以结果的愉悦作为教育的最高追求。于是，教师和父母常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包括对学生身心所施加的几近残酷的压力，都归结为“为了孩子好”这种善良的愿望。而情境教育则不然，她高度重视教育的过程，特别是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心理体验。认为使学生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形成学生持续发展的心理动因，才能使学生通过过程的积淀最终形成良好的基础素质。李吉林老师强调“情”是情境教育的命脉。当儿童在教师引领下，进入情境时，情感便链接在教师、学生、教材之间，相互牵动着、影响着。她概括出的“以情为纽带”作为情境课程重要的操作要义之一，而又进一步明确了优化的情境必然会激起儿童热烈的情绪，产生投入学习活动的主观需求，感受学习活动带给他们的快乐与满足，并在其中受到熏陶感染。从而因为情感的作用，使教师的真情、期待、激励，衍化出学生的自信，使儿童的思维、想象、记忆等系列的智力活动处于最佳的状态，这就将认知与情感、学习与审美、教育与文化综合地在课程中体现出来，实现了教育过程的愉悦。 思——重视形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使教育事业面对许多新的不适应，产生许多新的困惑，而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又引起我们对原有规律的思考。于是对规律把握的过程也就伴随着对规律不断探索的过程。李吉林老师从小学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枯燥乏味、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等现象带来的困惑出发，试图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由此感到教育理论的缺失。脑科学研究的进展为这种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她把思维作为脑科学成果在教育中应用的结合点和切入点，通过研究试图把当前教学改革从忽视思维、脱离思维的学习理论及其影响中，回归到学习的基本命题即学习与思维上来。这项研究从两种思维的基本智能理论出发，特别以发展形象思维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为重点，打破了长期以来思维研究强调单一抽象思维的局限性。在这一基础上，又对思维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机制进行了探索。情境教育以“思”为核心，重视想象在发展儿童思维、培养儿童悟性方面的特殊作用，注意儿童想象力的发展。让儿童把观察与思维、观察与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儿童凭借想象，加深情感体验，从而把启迪儿童的想象，作为发展儿童创造性的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 教育是科学，教育是艺术，教育更是一种修炼。李吉林老师以其科学的造诣，艺术的涵养，特别是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孜孜以求的修炼，展现了高度的教育智慧，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教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也引领和推动了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看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摘 要：人品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和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它偏重儒学人文教育，以培养公共政治服务的官员仕人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当下的中国，人才和成功的定位往往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于是教育就显得非常功利，很少有人再以君子和高尚人品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从中国传统教育寻找先育人后教书的理论依据，探索教育发展的多元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教育；人品塑造工程；现代公民教育 人品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是人的良好素质和品行的体现。如果说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培养受教育者立足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素质的话，那么这个素质的首要内容就是“健全的人格”。由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们更多的是把向受教育者传授科技知识培养技术能力作为教育的首要使命和任务，忽略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修养人的品行，养成人的健全人格。本文作为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人品塑造工程项目课题成果之一，希望探索民办高职教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隋朝时期，读书人将学科分类为“经史子集”，清朝是修《四库全书》，“四库”就是“经史子集”四库。中国经史子集的划分将学科分类，这与西方的划分方法异曲同工，而如今这种划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按照“经史子集”研究中国学术问题，把文史哲完全打通，从整体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其中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仁义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封建社会伦理基本需求、完成个人人格健全的道德规范。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它也是当前高校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特点 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大学，后来历经发展，主要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项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13世纪初，当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撒拉曼加大学创立之初，一二年级的“初阶”是以人文为主。因此人文学院的文、史、哲三系就是大学的“通史”，全校同学都“必修”。三四年级的“进阶”则是学生可以深入自己爱好的科目。道德教育被称作“个人的社会健康教育”，其目的是让孩子懂得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懂得如何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其核心道德观念主要有四：尊重生命、公平、诚实、守信。 三、中国大学向现代教育的转变 无论何时，无论是民办院校还是公立院校，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应该是不变的。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型，始络没有彻底完成。略过清末民国时期，我们把新中国6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称之为“革命教育”阶段。这个时期的教育适用于计划经济的模式，其理念、模式、管理以及内容完全是参照前苏联的革命化教育，服务于革命需要。第二个阶段是从恢复高考后到“并轨”之前，称之为“知识教育”阶段，它是对“革命教育”的一个纠正。它强调的是知识、科技、人才等关键词，希望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科技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但最后演变成“应试教育”。第三个阶段是从民间资本参与高等教育至今，所谓的“素质教育’阶段，它开始于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延续到《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素质教育”的提法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种“素质教育”在正面意义上，是看到了第二阶段“应试教育”的偏失，希望借“素质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将所有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为社会文明持续发展做出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题是如何重返国际社会和重建中国文明，但是没有从教育去认识这个主流。虽然也有多次教育改革的努力，这些努力确实改变了教育的面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认识到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应有的制度性安排。尽管我们很多教育文件和法规里，都表达过要通过教育培养合格公民，但是却始终没有明确地将基础教育定性定型为公民教育。 国家通过公民教育制度为社会文明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按照越来越高的、越来越符合人性的、越来越能培育个人潜质的方向，一届一届地培养着高素质的社会公民。当他们的公民教育完成时，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别优秀者），已经在比他们前一届人的更高程度上复制了整个社会文明。社会的文明，就是以这样极为清晰的递进方式，积累、传承和提升的。公民教育体制在本质上说，是一个以递进方式整体复制社会文明的系统。 而人品塑造工程即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以育人带动教学，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践过程、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高端型的优秀人才。 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对孩子教育非常复杂的时代，中国现在的社会，把成功限制在一个特别狭小的范围之内，对孩子们来说学习成绩好、考高分就是标准；孩子五六岁会弹钢琴，就会得到奖赏。成人世界里从不以一个人的人品高尚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从不以一个人拥有多少真心朋友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我们成人世界里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有钱，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有财富。如此使得我们在教育上更多倾注了对学生技能的培养。这一点在产业化明显的独立学院更为明显，包括专业设置的功利性和短期性，而思政政治理论等课程则普遍得不到重视。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政策以来，各类民办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悄然涌现，而学生的整个身心和性情还没有在应试教育中的中小学学习阶段定型，所以人品塑造工程仍应在大学学习期间适当延续。 依照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特别强调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要求，本着“教书先育人”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的优秀人才。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比较 ［摘要］犹太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固有的特点，这决定了犹太文化的特性。而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领域中两朵奇葩，它们历史悠久并且都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两种文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得不归功于教育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犹太文化中的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虽然受到美国文化的一些影响，但其固有的文化特点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在中华文化地位根深蒂固，然而在21世纪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毋庸置疑的是这两个民族都特别重视教育，然而他们的教育思想既有共性也有差别，下面就两个民族在教育思想上的相同点与差异进行比较。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都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展示了丰富的民族性，显示出了犹太民族精神的独特性。犹太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多重性，这主要受犹太教教义的影响。犹太教育铸造了犹太人，培育了犹太民族性和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尽管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不断进行融合，然而犹太文化却不失其民族性。 中国文化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特征。孔子的教育理念几乎垄断了中国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中儒家因素波及整个民族，这也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因此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化思想这方面。 （二）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重视教育 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于犹太民族重视教育。犹太人崇尚知识、尊师爱教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犹太民众之中，成为犹太民族的优良传统。教师在犹太人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在他们心目中，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犹太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拉比。在希伯来语中拉比的第一个涵义就是老师。这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相一致。在中国从古至今教育备受关注，老师在中国也被称为“圣人”“先生”。从这些称呼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教师的尊重，更有谚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由此可见，这两个民族都尊师重教育。 （三）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为世界科学史作出巨大的贡献 犹太文学不仅为当代美国文学及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文学、科学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犹太人人数不多，但在知识界、文化界和科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在诺贝尔获奖者中，犹太人就占据了15%，有利地证明了犹太民族对全世界科学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也同样为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如今华人在各个知识和科技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二、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一）宗教对教育影响不同 犹太教是犹太教育的基本点和统帅，因此重视教育是犹太教的支撑点。犹太教育中深深地弥漫着犹太教思想，因此犹太教经典的传授成为犹太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思想主要受儒家、法家、道家三个主要教学流派的影响，其中尤以儒家思想为重。儒家教育理念主要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典范，德育优于智育，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的教育理念。 （二）教育普及程度不同 12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迈蒙民德说：“每个以色列人，不管年轻还是年老，强健还是羸弱，都必须专研《托拉》。甚至一个靠施舍度日和不得不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一个养家糊口的人，也必须挤出一段时间来钻研。”而在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才重视教育，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可见，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只有树立普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一个民族才能发展和取得进步。 （三）教学重点的不同 犹太人更注重谋生手段的培养，职业教育是犹太人教育的基本内容。教育不是一味地教授书本的知识，而是当做生活中的一种训练，通过实践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教学方式只侧重书本知识的学习，严重地忽视了实践环节，由此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重理论而轻实践。 犹太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明长河中源远流长，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两个民族对教育的重视。正是开放性的教育铸造了两种文化的熔炉，形成这两种文化精神。两个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及其所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和永恒的魅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对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期盼 摘要：本文提出，执教者要解放思想，重视学生的科学教育，教给学生科学的语言、科学的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态度，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对学生能力和教学要求避免“初步了解”、“基本掌握”、“能运用”等抽象模糊的语言，对学生达到什么程度要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 关键词：格物致知 传统教育 国际接轨 人教版九年级上册语文第14课，是丁肇中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作者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发聋振聩地指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因为《大学》里“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而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便被埋没了。并批评受这个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至今“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思维而不愿动手……往往功课成绩很好，研究工作中需要拿主意时，常常不知所措了”。 一、古文化形式上禁锢科学 “国”字框文化效用，禁锢了中华民族科学思维的发展。不曾考证仓颉造这个“国”字属于何种造字法。在造这个“国”字之前，各部落可能已有了群聚造城为国都的事实，仓颉根据已得经验造出这个“国”字，这可能是不争的事实。历朝历代的都城都是深沟高垒，一统家天下，严格秉承着“国”字型来建都。从秦始皇始，为御敌而修筑万里长城，彻底把整个华夏给“国”起来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用建筑――四合院，“国”字结构；从古至今，中国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各单位，围墙建制，“国”字结构。“国”象征最高统治机构，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威严，也定格了封闭、禁锢的形式和意识形态，这种形制和意识于中华民族已入脑入髓，根深蒂固地潜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并一代一代传下来。这种封闭、禁锢的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阻碍了民族的视野，致使我们在很长一段黑暗隧洞的蜗行中，既不能正确认识别人，也不能正确评价自己，井蛙观天，限制了民族科学思维的进步和发展，现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仍没能钻出“国”字文化形式的怪圈，我们经常以我们有万里长城、秦兵马俑、四大发明而骄傲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古文化内容上摒弃科学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精髓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教育中最重要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主要讲的是安邦定国、修身立命、礼仪法度、文学史料、帝王的文告和君臣、师生谈话内容记录等等。从大处说，是治国平天下；从小处说，是强调个人的修为。即使是古老而深邃，集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结晶而被誉为“群书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也只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我们的先贤们这些宇宙苍生的哲思，治世论道的思辨，繁文缛节的典章，从古至今仍是传统教材的重要内容，由此误导我中华成为一个重文轻理之民族。将人们引向不偏不倚、折中调和、无欲无为、宁静致远的参经悟道的队伍。丁肇中在《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中举了个例子，说明朝理学家王阳明为了格自己庭院的竹子，坐在竹子前一连格了七天，终因格得头痛而宣告失败。胡适之在《格致与科学》中分析指出：“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连受过所谓正统教育的大学问家王阳明也闹出了科学探究的笑话，更何况那些囫囵吞枣的诗书蛀虫们。我这里并不是否定“四书”、“五经”那纵横捭阖的人文方略和张弛自如的治世经纬，而是对其先于中华自然科学而植入我们的基因，从古至今桎梏着龙的传人的科学思维方式而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的学生高分低能，功课考一百分，却没有实验探究能力，临事缺方法无主张。中国传统教育的学生没有一个能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就证明了传统教育的失败。 三、古文化发展了艺术言语，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中国人科学思维的发展 艺术言语的特点是形象性、模糊性，表达作者喜怒哀乐的独特感受，以传递情感为目的。科学言语以传递知识信息、社会信息为目的，要求客观、准确、真实的描述客观对象。要求逻辑性、概括性、严密性、规范性。 中华民族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追求的是一种诗意性的“和谐”和“天人合一”。如最早的文学样式《诗经》，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无一不重形象，轻逻辑；重意念，轻理性；重含蓄，轻直白。如《战国策》中对邹忌、触龙游说的艺术言语就描述的极淋漓。邹忌说齐王没有采用单刀直入的进谏方式，而是以身设喻，委婉含蓄；触龙说赵太后则采用了绕弯的迂回战术。这二位谏臣共同特点是：不暴露游说目的；忠言顺耳利于听；忧对方之忧。虽都达到了目的，但从他们绞尽脑汁的奴性相中，不难看出一个简单问题却费尽周折，这些游士们口若悬河演绎了一出出三寸不滥之舌的口水战，这在上古无甲子、岁尽不知年的时代尚可，在科技社会瞬息万变的今天，这种绕弯的艺术言语能适应社会吗？梁山伯与祝英台爱得那么深，尽管梁山伯不明就里未动凡心，祝英台正因为这种文化中毒太深而羞于启齿才含蓄到以死抗婚。华夏民族的血统中穷形尽相地遗传了这些艺术言语，含蓄低调的个人修为。就是在今天，很多人对自己心上人也不能浅白直露地说出“我爱你”，只把这种爱默默地表现在自己含蓄的示意和行动中；如果当面夸赞一个姑娘长得漂亮，大多被夸的姑娘都会现出羞怯的情态。“言语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言语受制于思维，又作用于思维。可以这样说，情感思维创造出艺术言语，理性思维创造出科学言语。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是情感思维的结晶，它反过来又刺激了中国艺术言语臻善臻美的发展，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子民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我们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发展，限制了中华自然科学之进步。致使我们一代一代躺在“四大发明”的温床上沾沾自喜。历史上两次工业革命均爆发于欧美，我们远远落伍于世界源于我们诗意的情感丢掉了理性；诗意的文化丢掉了逻辑性、概括性；诗意的言语丢掉了严密性、规范性。 《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或许主要教导后世子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吧。在儒家看来，圣人经书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只要饱读这些人文诗书，就可以实现最高理想了。“格物致知”这个词语之于自然科学上这一点，恐怕我们造词的先哲给疏忽了。否则，大学问家王阳明缘何不会“格物”呢？对此，丁肇中最后在文中指出：“在世界发生激变的今天，我们应重新体会‘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因为人文科学思想也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个人行动不是盲目的行动，总要有一定的思想，一定的理念指导。这思想、理念，也“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定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那就要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判断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论非智力因素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智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学习需要两类因素做保证：一类称为智力因素，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等；另一类则是激发、保持和强化学习积极性的各种因素，称为非智力因素，如理想信念、学习动机、兴趣、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1]。 中国传统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历代教育家的不断实践、概括和提炼，形成了丰富深刻的教育思想和精辟的治学理念，其中涉及到非智力因素的许多论述和运用，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2]。本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 1 重视学生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古代圣贤们很早就意识到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统一，注重气节与操守，提倡发奋立志，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概与宽广胸怀[3]。 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后来更进了一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天之乐而乐”为崇高的理想，它激励、引导着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建功立业，对社会的进步和安定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2 重视学生的学习目标、动机的作用 现代心理学认为动机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人类动机对活动具有引发、指引和激励的功能。[4] 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和“圣贤”。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君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后人总结出君子应具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就是宽厚、爱人，“义”就是正直，“礼”就是谦让，“智”就是才能，“信”就是诚实。 这些有关君子的论述，明确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树立了君子的标准，因而君子成为全社会的楷模，成为做学问的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做“君子”和“圣贤”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里的“学”主要指的是学习道德修养、内圣外王之道。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认为没有德行的人当官，老百姓就要受苦。所以孔子主张学得好，学有所成就去做官，目标非常明确[5]。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就是说脑力劳动者管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管，强调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现在看来，这是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信条，对读书人努力学习，追求功名有很强的激励作用[6]。 3 重视对学生意志的培养 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行动，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心理现象[7]。我国古代学者非常注重意志的培养，并把立志当做学习的先决条件，认为不立志，不能成功。 孔子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指加工象牙和骨，切了还要磋，加工玉石，琢了还要磨，有精益求精之意。引申到学习上，就是要坚持不懈的意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这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终生。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从此，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成为千古名言，让人们树立坚强的意志以面对前途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做好吃苦的准备。 这些闪耀着古代学者光辉思想的话语，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行。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已经溶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的一部分。 4 重视对学生兴趣的培养 我国古代学者也意识到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注重对兴趣的培养和引导。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于所学的东西，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形象地说明了兴趣在人的求学获智中的积极功能。只有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才会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其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此句本意是提倡“安贫乐道”，认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可以乐在其中。引申为：无论学习再困难，只要有兴趣，也能在苦中感受到快乐。 孔子称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活脱脱一个爱好学习的老人形象，皆兴趣使然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为第二境。该句既概括了一种锲而不舍的坚毅性格和执着态度，又深藏着浓厚的兴趣爱好，从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5 重视学生的性格差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8]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学生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学生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也应因人而殊。他们反对用一个模式去束缚学生，主张通过教育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在教学方法上，中国古代学者特别重视启发诱导，以此来开发每一个学生的智力潜能。就象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沦语・述而》) 孔子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十分了解。例如，他曾经指出四个学生的缺点：“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意思是：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意思是：仲由做事果断，端木赐通达事理，冉求有才能，寥寥几句，便将学生的性格特点准确地概括出来了。 正因为学生有差异，所以孔子在教学过程中主张因材施教，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挖掘了每个学生的潜能，使他在教育上获得巨大成功，据说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 6 结束语 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关非智力因素在教与学中的认识和运用，旨在传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树立我们的自信心，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石，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不崇洋媚外，不枉自菲薄，注重与国际先进文化进行交流，为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被“冤枉”的中国传统教育 如今，一提到中国传统教育，许多人就不住摇头。不要说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朱熹了，就连近代的陶行知、蔡元培，许多人也都是一脸茫然，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其实这只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面临危机的“冰山一角”。当前，中国的传统教育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年轻人对待传统教育的态度淡漠，许多优秀教育典籍逐渐被后代遗忘。每当人们提到“传统教育”就不自觉地认为“传统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落后之处的代名词。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教育界就掀起了一股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理论、制度的热潮，尽管取得的成功不是很多，但是却对中国“土生土长”传统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的不少知名学者如鲁迅、胡适等都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有过言辞激烈的批评。时至今日，教育界似乎也存在这种倾向，在教育理论研究上，若不提西方理论便觉得似乎不够“先进”，不够“顺应教育科研发展的潮流”，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研究却陷入低谷，基本上是无人问津，中国教育史等基础学科的研究正处于“为生存而斗争”的尴尬境地。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传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只会“舞文弄墨”、“满口‘之乎者也’”，尤其是到了明代，“八股文”的僵化使教育内容更显得空洞。但是，要是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大家稍微阅读一些中国古代教育典籍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并非如大家所想像那样空洞；我们有平民圣人――墨子领衔的墨家学派，他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我们有逍遥自在的庄子，他提倡适应自然的教育；我们有“六艺”教育，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就是在儒家内部也不是八股文一统天下，我们有王安石、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提倡实功实事；我们有颜元提倡劳动教育，注重实践；到了近代，我们有陶行知，他提倡生活教育；我们有陈鹤琴，他提倡活的教育等等。由此可见，若是指责中国传统教育内容空洞、无用，可真是有点“冤枉”传统教育。假若大家抽点时间来看看教育典籍，便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只是把八股文教育内容当作中国传统教育的全部内容，那可真是以偏概全了。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句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据说这是宋朝皇帝为了鼓励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而写的。到了近代，成为经常被引用的两句话，其引用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过于注重功利性，读书是为了黄金和美女而去的，从而极大地败坏了学风，蛊惑了人心。由此，传统教育的教育目的过于功利性，也成为了近代以来国人“讨伐”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主攻方向。中国传统教育确实存在“功利性”，但是却不是当代人所形成的那种“功利观”。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功利性”主要是随着儒家学者中的“事功学派”的逐步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如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近代的魏源等人就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主张可以用“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来概括，主张在传授传统教育内容的同时，加强教育的“实用性”，提倡“务求实际，务求实学的革新精神”，而非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主要目的的价值观。因此，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功利性”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就好像把现代人戴的帽子硬要戴到古人头上，倘若以现代的眼光看待古代的事物，不顾历史实际情况，不知道又会发现多少“罪过”。退一步说，就算以现在的标准认为传统教育是功利的，那么造成这种功利的也不是传统教育本身，而是中国古代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 中国传统教育读物中“苦学”的例子屡见不鲜，且多半是持一种赞扬的态度。所谓“十年寒窗苦”，用当代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苦”。从而，传统教育就成为了“苦学”的代表。除苦学之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过于注重灌输、过于呆板，忽视了人的个性发展。殊不知，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因材施教”、“启发教学”；再者，这里不能不提我国的书院制度，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自由的书院，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亮点。就连曾经批判中国传统教育非常厉害的胡适都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也十分欣赏书院的风气，曾以书院为楷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认为书院的好处，“一来是师生关系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最后，与官学同样源远流长的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其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式灵活。由此笔者想问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何“死”之有？不知大家是否知道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天才是九十九分汗水加一分灵感”。可见，要想有所作为就得“苦”一番!所以，一定程度的“苦”学无太多坏处，而把“苦学”的“专利”给了传统教育似乎“冤枉”了她！ 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所谓“罪过”，并不来自于传统教育本身。若要追寻原因，其实还是要归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甚至是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对于教育的影响。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传统教育逐步发展、逐步完善，形成了许多闪光的智慧点，这是值得肯定和加以挖掘的。时代在发展，中国传统教育也面临着变革挑战，传统教育必须进行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是事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教育的种种观念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当今教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中国教育史中找到问题的由来、根源所在。然而，自上世纪初期，人们对于“传统教育”的误会愈发加深，甚至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凡是传统的，必定是劣弱的。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许多智慧，比如人人皆可为圣贤的教育理想；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教材编制的自主性；科举制度中的分区取士等等何尝不是一种财富呢？为什么就因为传统教育有一些缺点就连同这些优点全部抛弃了呢？ 所以，恳请国人在空闲之余能够抽空读读中国传统教育典籍，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这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倘若连我们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教育，不愿意研究本土教育理论，而是以西方教育理论为“膜拜”对象，这对中国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并非是件好事。 （1月5日《中国教育报》）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观浅谈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 【摘要】在当今倡导素质教育的热潮中，作为教师更应该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中吸取养分、体会教育的真正含义。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建立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在教育方法上转变教与学的关系，并且做到自我认知角度全面提升。 【关键词】传统教育观 教师 教育 按照素质教育的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要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把对学生而言是外在的知识和感受内化为学生个人内在的、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从而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在大学的教学中，传授必要的知识之外，我们更应该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和学习方法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科学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在目前的大学教学中，无论是培养模式还是教学过程、课堂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还没有真正体现这一精神。这一方面是受到传统教育模式长时间的影响，而我们却又没有完全意义上理解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对人才培养的含义，或者是未能把传统教育理念良好地融入当今的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复杂而琐碎的问题，一边是世界多元化的发展和膨胀，一边是知识不断的更新和交替，再加上人们对于教育用途的理解越发的多元等等。因此，要在短时期内模仿西方的教育模式，对现有的教学方法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是几乎不可能，也是不合理的。我们真正能做到的是结合实际，将素质教育思想与大学课堂教学和教学方法融合，逐步推进到高校教学改革当中。 作为一名新任的大学教师，对教育的认识大部分源于以往的受教育经验和并不全面的书本知识。在全世界都大刀阔斧的提倡高校教育改革的今天，我们恐怕还是要稍微放慢一点教育改革的步伐，先静下心来想清楚自身的实际，先想老祖宗学习一下教育和教学的方式方法，教书育人的传统理念，然后再“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推行新方法、新政策和新概念，毕竟教育是百年大计，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小事件。 一、从传统教育思想中获取养分 自殷商时起，中国便有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之外带来的是文化交往的空前频繁和私家学者集团的勃兴发展。由此，中华民族便走向了一条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传承教育的道路。两汉时期，中国已有太学，并在京师设立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的“四学制”，至隋朝大业元年，随着统治的需求和教育的传承，科举制度带来的张力正式把中国教育推向高潮。尽管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最终因其弊病被历史淘汰，但是中国古代教育所留下的伟大光辉却没有因为西学东渐和启蒙思想的出现而减弱。西学的介入；教育体制的改革；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直至今天，古代传统教育观念中很多思想观念仍可以为后人带来学习、思考；乃至警示。 且不说深奥的玄理，就仅只是“温故知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长善救失”……就足以我们学习和思考了。总体说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点有三大观念，即综合观、辩证观、内在观。 1、充满智慧的大教育观。中国古代的教育综合观认为，教育不仅面向学校的学生，而且重视教育与整体社会的关系。如孔子的教育思想认为，要把人口、财富、教育当成“立国”的要素，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中“孝悌忠信”的教育，认为教育对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都有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古代贤哲关于教育功能的概括和总结，认为教育的功能包含相互作用的两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二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2、对立统一的辩证观。辨证教育的观念认为，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的相互作用，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将德与智统一起来。汉代儒学推动者董仲舒曾云：“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一观点与现在提倡的“教书育人”就不无相同之处。中国古代的德智统一观，首先看到的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并且认为，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 3、倡导启发的内在观。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内在观，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强调人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自省、自反、慎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其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的。如“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称赞中国教育很高明，而以平衡的常态为方法；老子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人有“自知之明”。 二、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建立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进行教学改革的第一步，也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一步，这关键性的一步，应当与实际紧密结合。由于现代教育的参与者甚多，因此这必将是一个以“融合”为基础，逐步建立的过程。在这里结合独立学院以技术型的人才培养为主的目标，借用一些教育研究者的观点，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整体观的启示：加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对长期以来我国过分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它包括了比较广泛的人文、自然科学、体育和工具技能性课程（外语、计算机等），基本上涵盖了大学中主要的公共课程和基础课。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基础”还应包括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而通识教育课程涉及基础性、综合性、有效性以及可迁移性都比较强的知识，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文化素养的主要课程形式。从终身教育的观点看，当今大学教育在人一生中的“基础性”更为明显，加强通识教育、加强基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辩证的统和：注重学科交叉。学科交叉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从学科的整体发展与综合化出发，合理构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整合、重组课程无疑是构建培养方案时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要在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同时，给学生整体性的知识，注重其他学科知识对本学科的影响及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应用。我们在不断求新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基础的培养，切忌将新知识机械地叠加或简单地照搬。此外，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和要求，适当地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技术与发展动向，拓宽学生的视野。 3、内在性的激发：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实践是创新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逐步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下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为学生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案，并从整体上策划每个实践教学环节。 三、转变教与学的关系 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从宏观方面谈到的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的指导性方针。除此之外，作为教师也应该从具体的教学中寻求方法去改善我们的教学。在顾小存的《感受美国高校的现代化课堂教学模式》一文中提到的利用多元的途径、实施多样的方法对教学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也一些尝试，只是囿于师资水平、学生层次和教学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教学中并没有真正的推广开来。 1、转变教学观念。以往的教学，教在前，以教师的教为主导，而现代高等学校中的素质教育应更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导者。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教”虽然重要，但毕竟是外在的东西，“学”才是内在的。学生要获得知识、培养能力、使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再好的学校和再好的教师都不能代替学生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和独立学习的能力与方法，从而达到主动学习的目的。从这一点上讲，改变教学观念首先得从教师的教学观念入手。 2、研究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以往的教育，以研究教师如何教或者如何教好为主，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研究。在现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且进行教学改革的要求下，我们是否应该多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些学生如何“学”的问题。诚然，涉及到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很多，但是在所有学的问题中，我觉得处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人生定位，也就必然影响到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的问题。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关注，因为，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培养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3、以终生学习为学习的最终目标。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学习动力的持久性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关系问题。以往的教学，注重抓紧课堂的五十分钟给学生灌输知识，尽管这样对提高学生当时知识的摄取量有帮助，但是容易忽略对学生学习动力的激发和终身学习心态的培养。我们的学生常常有“上完大学就可以轻松，或者就可以不学习”的思想，这一方面不利于我们素质教育的推行；从长远看也有碍于我们整个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对于我们来讲，除了课堂的五十分钟或者大学的四年进行教育，更应该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唯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深层的学习动力；保持学生持久而良好的学习状态。 四、从“我”入手转变教学理念 在当今教育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素质教育重要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我国的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更是不能遗忘。在教育教学领域、在教师成长过程、在人才培养方式上，我国的传统教育观都仍然散发着其独特的魅力。正如学者陈平原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特别提到：今日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在全球化潮流之中仍然保持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 在中国传统教育观的影响下，教室对于自身的认知和职业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简单地讲，我们应该从三个层面上调整自身。首先，自我调整，解决职业倦怠感。古语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能如孔子般的圣贤，因此，当我们遇到职业倦怠感的时候，就应该以正确、适当的方法来解决。只有学会自我调整，冲破职业倦怠感，才能让为师者永远记住一句话：传道、授业、解惑，永不放弃。其次，继往开来，不断学习和丰富自身。温故知新，方能为师；这是亘古不变的为师之道。在现代，我们更应该利用学校宽松和便利的环境去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身正为师、学高为范”，师范的要求也是示范，要在学养上、在人格上、在情操上努力地自我完善，进而去影响和改变学生。第三，开拓创新，永远记住“与时俱进”，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张望和思考，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因此，我想每一个老师都应当时时告诫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无论是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还是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都是我们获取能量，自我进步和调整的粮食，无论任何时候都应当以更多的良性思考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并且认知学习和思考，将这种思考变成一个双向的、相互的、持续的过程。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充分认知多元智能理论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构建高效课堂小组合作学习机制和评价体系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多元智能理论和孔子的传统教育理论，并依据此理论，就高效课堂教学分组合作学习方法和评价方法进行论述。分组合作是高效课堂教学主体，是体现智能多元化和孔子教学理论的重要方法；评价体系是课改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是否完整准确，关系到教学目的的达成与否，关系到教学是否公平和客观。 问题的提出：充分学习理论知识，用以指导新课改十分必要。只有从理论基础上理清思路，改变观念，才能自觉地在高效课堂教学中更好地运用当代最前沿的教育方法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在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和二元智力理论的影响下，“填鸭式”教学模式急需改变。 【关键词】认知理论 合作学习 多元评价 中国教育改革顺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站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高度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新课改要求教育家们要有新思想、新办法解决我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学生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不足。 当今世界，各国以教育立国，以教育兴邦之识已成大势，各种教育改革理论方兴未艾，其中不乏已成为各国学习模式（如美国的教育改革经验）。中国近年来，大力提倡课改，运用高效课堂模式，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之路，已经在理论准备和技术层面取得一定效果。尤其在技术层面，各种方法已经日臻成熟，已经从临摹阶段逐步向“自习”阶段发展，而我们最终走向“自创”。 因此，只有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方面弄清楚其来源，知其所以然，才能在教学活动中，课堂教学设计更合理，分组合作学习更符合学生特色，评价标准更加完善。并且，能够使教师、学生向更高、更深层次开拓智力空间，才能尽快从“临摹”阶段走向“自创”阶段。 一、分组合作学习的概念及特征 1.组：“组”字从“系”，从“且”，“系”指丝绳，“且”意为加力、使劲，二者合起来，指用力编织绶带。在教学中，“组”就是由学生、导学案（问题）、教师串起来的一个合作团队。 2.学习小组：是高效课堂进行教学的一个基本单位，它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基础，是学生主动合作学习的平台，是以异质分组为基本形式的学习共同体。 3.分组合作学习：以小组合作学习为基本形式，综合运用教 学动态因素，以学生为核心，通过学生、教师各层次之间的互动，促进学习，提高自我学习能力，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4.分组合作学习的特征：充分发挥出学生的各种智力水平（一般个体智力分为8种），以自主、合作、探究等方式为主线，体现以“生”为本理念，把学生情况、学习氛围、师生、生生关系有机组合到一起，培养学生健康人格、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知识的超市，兴趣的狂欢。 二、分组合作学习的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是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指导实践的是经过验证的理论。当今，高校课堂教学模式，主要受两大理论体系的影响，而这两大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人格培养，尊重个体差异，人人享有平等教育，造就不同能力的人才，以及多元的评价标准。 （一）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体系影响 中国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以孔子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是孔子生活的时代，思想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层出不穷，且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川的积极的思想学术氛围。各诸侯国为了立国治国展开了人才争夺，有德有才之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潮人”、“达人”。为了满足治国平天下的需求。大儒学家、教育家孔子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学校，培养了大批适应当时社会急需的“人才”。概括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孔子把教育确立为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他认为，庶――富――教是立国的根本。“庶”就是劳动力（生产力），“富”就是发展生产经济，“教”就是教化、教育。因此，教育成败关键看教育在治理国家、社会的地位如何。 2.有教无类，打破不平等。他打破只有贵族是聪明人、贵族具有学习能力的不平等教育思想，认为，天赋人心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因此，孔子的学生中，有穷的吃不上饭、住不起房的，有士大夫，有有钱人，只要愿意学习，他都以宽大胸怀接纳。 3.兼收并蓄。不论你是天资聪明，还是愚笨，不管你有超常智商，还是智力平平，孔子都来者不拒，他认为“肤良医之门多病人”。 4.开放式教学。教学时间因人而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分地域、不分种族。 5.教学内容的多样性，教材选择自主性。学有四教：文、行、忠、信。授有“六经”、“六艺”。“六经”侧重文化知识，“六艺”侧重才能、技能培训。 6.教学实践。学以致用，带诸学子游历列国，考察国情、民意，验证所学。 孔子的教学方法（技术层次）也是灵活多样。其核心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材施教是教学方法的核心。重视个体差异，因其自身特点施教。另外，孔子还有一些很好的课堂教学技法。例如：①谈话、讨论、探索式。（个别谈，聚众谈）②学而知之，知行统一。③启发诱导，循序渐进。（自学（独学）――诱导――领悟――表达――再思考――再领悟（提高））④明确标准（成人，立德），目标、标准深入人心。（评价灵活）⑤举一反三，学无定论。⑥争论、质疑。畅所欲言，质疑老师。⑦教师、学生平等。⑧寓教于乐。教《诗》配乐。 （二）国外在上世纪80年代，对教育改革理论进行行之有效的探索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他综合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对传统的智商理论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进行扬弃，提出了人不仅具有语言能力，数理――逻辑能力，而且还具有音乐――节奏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自知――自省能力，交往――交流能力，自然观察能力。①每一个体智能各具特点（同时独立拥有8种智能）。②个体智能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和制约。（环境、社会、自然、教育条件）③智能强调的是个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出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解决、创造）。④多元智能理论重视的是多维看待智能问题的视角。 根据中外教育理论，为了充分展示学生的个体特点，发现、培养、激活个体智慧（智力），把高效的教学设计与培养不同能力的“人”紧密结合，方式、方法很多，当前流行的小班制，分组合作学习法、探究法、讲授法、讨论法、社会实践法等都在向同一个目标发展――培养有自学能力、创造能力和有社会交流能力的人。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单一的讲授法，成了“任我行一统课堂”，不能因材施教，对分组合作学习法理解不够，运用不恰当，热热闹闹，达不到目标，课后还得靠作业压，不能体现个体差异；讨论法，漫无边际，没有主线，知识教授不到位；社会实践法走了过场，效果无法评价等等。 只有把中外教育理论与导学案的设计、分组合作学习以及评价方法紧密结合，才能事半功倍。 导学案的设计，核心是既要把知识设计好，又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个体差异，导学案要有层次，有充分展示不同特点学生的内容设计。问题设计要有开放性，体现多元性，目的是发展多元智能。 导学案是高效课堂的两个重要支柱之一，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线。加德纳认为：人类天生具有独立的八种能力，即使是脑损伤的人，也只是一种能力受到了损伤，现代科技证明，人的大脑皮层分别管理不同的能力，每个人有与众不同的优势智能和关键智能，教育就是要激发这种能力。如果导学案设计脱离课堂主体 ――学生，仅就其知识内容而设计，那就背离了素质教育的初衷，也背离教学的终极目标――造就不同能力的“人”。导学案的好坏决定了教学目标的是否达成，导学案的高度就是教师水平的高度。 导学案设计体现差异性的主要方法是分层次设计，就不同智力的学生设计相同或不同的问题，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答案。孔子在差异性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智能的学生，设计了因人而异的解决办法，同一问题，却因特点不同的学生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三、高效课堂的第二个重要支柱就是分组合作学习 分组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充分得到尊重，让他们的智力差异和人格得到充分的展示。加德纳认为，每个人的智能潜力各不相同，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得到展示和实现，都会通过某种对应符号表现为一种能力。因此，分组合作学习绝对不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而必须成为课堂教学实现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手段，使每个学生的优势智能得到展示。 （一）分组合作学习，首先要建立在学生独学、独立思考、独立完成预习的基础之上 课堂教学顺利与否，关键看学生对导学案理解的深浅。如果没有充分的课前独学，课前的预习，并通过预习，保证课堂教学中涉及的重点、难点及主要掌握的知识点，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无法进行课堂教学活动，这节课就是失败的。预习，也是锻炼学生自学能力，发挥个体智能差异性的一个具体行为，为课堂教学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二）分组合作学习，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分组合作学习是教授法、探索法、讨论法、实践法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学时，根据课堂的不同阶段，分别利用不同方法。 第一阶段：（引入导学案）：教师要以充满激情的语言 ，诙谐而不失本意的表述，引导学生进入课堂，启发式和讲授法起主导作用，把本节课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清晰地告诉学生，激活学生思维，引导学生进入问题的探讨阶段。 第二阶段：（讨论、争论），组内、组间进行讨论。教师在其中穿针引线，点拨、组织课堂，主体――学生展开争论、讨论。本环节是课堂教学的重心，采取讨论法，引入竞争机制和探索模式，方法灵活，发现疑点，解决问题，让不同层次的学生从各个层面进行交流。为了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要注重一个氛围――热烈，对抗而又有序；两个关系――师生关系，教师导演，学生演员，师生平等；生生关系――同层次对学，不同层次帮学。本环节是充分展示个体智力，人格差异的主要阶段。教师要以赞许、鼓励的方法，让每个参与者都有展示才智的机会，教学秩序自由度要高，提出问题层次要强，解决问题干净彻底。通过争论、探讨，锻炼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在本阶段，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畅所欲言、质疑、举一反三等方法得到运用。 本环节用30分钟时间。但是，教师在掌握进程时，要把握学生的讨论状态和导学案的理解情况，可再拿出5分钟进行初评，纠正一些不正确、低效率的做法，以便在评价阶段能有好的效果。 第三阶段：在争论、探讨的基础上，教师要适时引入点评。点评阶段是探索法的延伸，也是提高阶段，展示各层次的成果。教师应当以不同层次的代表分别进行点评，允许抢评。根据孔子对谈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一对一对评，让不同个体智能差异有展示机会，也可以更深入了解个体智能差异。在点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教师在点评时，多用肯定的语气，少用否定的语气，不用轻慢的语气。 第四阶段：评价应当是清楚而明白的，应当有一个基本体系，不同科目有不同的标准。必要的定量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不能给学生贴一个好或者不好，优秀或者差生的标签。即使打分，也不要当堂公布，尊重个体的人格，是评价方法的重要点之一。 第五阶段：课后作业。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但又不拘泥于课堂内容，要有开放性、选择性、自由度，作业以社会调查、手工制作、参观学习、读书心得等内容为主，把课堂与社会、家庭联系起来，锻炼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和观察能力等。 四、科学评价 1.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加德纳认为，智力是多元的，相对独立的通过不同符号表现出来，是独立的不是以整体形式表现出来的。据此，加德纳和费尔德曼教授用10年时间的研究实践，对学习活动评价方法进行设计，目标是为了发展一种新的方法，评价学生的认知能力。 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注重选择性，而忽视发展性；注重内容的知识性忽视能力测评；评价单向性忽视对等性（互动性）；评价简单化（考试），忽视多元化。其结果是创新能力低，思维能力差，解决问题能力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析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与当前课程理念的契合 【摘 要】以当前化学教学中的几种学习方式为例，比较了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对这些行为的论述，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契合。 【关键词】学习方式；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许多思想与当前课程理念是完全契合的，传承与发展这些优秀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与塑造学生的知识、品德、能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当代课程理念倡导体验、探究、发现与接受性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接受性学习是指学生通过教师呈现的材料来掌握现成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而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是在教师导向性信息诱导下，学生独立地完成学习任务，主动地获得发展。 在《铁和铁的化合物》的教学中，如果使用接受性的学习方式，则很单一：“铁的常见化合价有+2价和+3价，在水溶液中，+2价化合物往往呈浅绿色，+3价化合物往往呈黄色，二价铁离子易被氧化……”。如果采用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方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大家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削皮后的苹果颜色就会变锈，谁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生：思考、困惑（引起认知矛盾）。 （注：这一提问就如同在学生平静的脑海中，投下一颗石子激起了疑问的浪花，大家议论纷纷。正当学生处于“心愤愤，口悱悱”的时候。） 师：（引导）苹果中含铁元素。Fe2+与Fe3+在溶液中各显何种颜色？有哪些化学性质？ （注：这一点拨，引出了思维之路，使学生得知：苹果中的二价铁离子被空气中的O2氧化成三价铁离子呈黄色。所以，市场上出售的苹果汁中常掺入维生素C等还原剂，以防止二价铁离子被氧化。） 这里，就体现了教师引导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去体验，进而去探究、去发现的学习过程。 对于这种学习方式，叶圣陶先生早已给了明确的阐述：“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于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 对于发现式的学习，孟子提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在这里，孟子通过“自得”，阐述了通过独立思考、研究，获得并发现知识，进而提高了自身能力（左右逢其源）。 不难发现，在我国传统教育理论中，强调的也是接受式学习与探究、体验等学习方式的和谐共生，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启发。 二、当代课程理念倡导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学会合作不仅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需要，也是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学会合作。 以《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研究》为例，可见合作学习的必要性： 师：以小组为单位，尽可能多的设计证明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方案。 生：（分组讨论，产生了如下方案） （1）同温、同浓度的盐酸和醋酸的导电能力比较。（通过灵敏电流计指针的偏转程度，表示溶液中的离子浓度大小，在一定条件下可表示电解质的电离程度。） （2）测0.1mol/LHAc的PH值。（用氢离子浓度是否为0.1mol/L来表示HAc是否全部电离） （3）先测0.1mol/LHAc的PH值，加水稀释100倍，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增大值小于2，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4）先测HAc的PH值，加少量醋酸钠固体，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明显增大，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 师：（集体评价方案的可行性和优劣。） 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个小组都没有想出那么多的方案呢？因为我们缺乏完整的设计思路。那么，完整的设计思路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这里，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得益彰，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在自主学习方面，孔子提倡“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强调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认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慕，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就是说，学生要调动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去学习，去探究。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给学生以学习的时间与空间，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有经典的论述：“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把学生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说；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要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三、当代课程理念倡导“做”、“想”、“讲”三者有机统一的学习过程 为学生提供学习经历并获得学习经验，是一个重要的课程理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强调了学习的实践性和体验性，强调了做、想、讲有机统一的重要性。 如，在《溶解度的概念建立》教学中，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蔗糖和食盐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物质，它们在水中溶解能力谁大谁小呢？想不想验证一下？ 生：想！（动手实验：蔗糖与食盐在水中溶解能力的比较。） 生：描述现象和结果： ⑴在水温相同条件下，溶质在一定量的水中不能无限制地溶解； ⑵在不同的水温下，蔗糖和食盐的溶解能力是不一样的。 ⑶在水温相同的条件下，等量的水中溶解蔗糖和食盐的量不一样。 师：怎么比较蔗糖与食盐的溶解能力大小呢？ 生：水温相同，水的量相同。 师：答得非常好。能否再做一下实验，证明究竟谁的溶解能力大？ 生：（做实验后）蔗糖溶解能力大。 …… 这里，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边做、边想、边交流，三者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在前文中，陶行知先生对学生的“六大解放”，也论述了学生的学习经历、学习时空、学习体验的重要性。当代教育家顾明远教授也指出：“要树立起学生是教育主体的观念。无论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课外活动中，都要把学生放到主体的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浅探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教育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儒家教育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道家与佛教的教育思想起辅助作用，近代西方教育科学传入后形成的传统教育是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传统教育中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法治关系的认识，关于德育与智育，知识与才能的认识，关于教与学、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认识，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关系的认识，以及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手段，如立志有恒、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等，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如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尊师爱生等，这些不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也是对人类教育宝库和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对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使其在新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和发展。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1.“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 是孔子教育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反映了孔子作为一个教育者，在教育问题上追求公平、平等的朴素情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平等、正义、变迁。平等是“有教无类”的第一要义。“有教无类”彰显的是“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在孔子看来，人不分贫富贵贱，都应该有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正义是“有教无类”的第二要义。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则认为，正义是后天学习而得的品质，即所谓“不学问，无正义”。变迁是“有教无类”的第三要义。这里所谓的变迁观念，是指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人的性格，从而改变人的命运。 “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对现代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如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在全社会推行终身教育理念；确立人文关怀取向教育观念。“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运用到现代素质教育环境中，更能体现现代化教育思想的开放性和普及性。“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教育的功能就是教人向善，不应拒绝有缺点的学生。不论学生有什么缺点，都一视同仁，善于发现闪光点，发挥特长，树立信心，不厌其烦。因此，教师要充分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信心和与学生为善的态度。尊重学生个性，发挥学生专长，使广大学生成为各方面的“贤才君子”，应该成为教师教学奋斗目标。 2.“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 中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德育。早在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就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仲以政治家的敏锐视角，阐明了“树人”关系到子孙后代的成长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将礼、义、廉、耻看作是国之“四维”。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主张先行德育，后行智育，也就是说德行修炼到位以后，还有精力的话，然后才去学习知识。孔子的“六艺”思想中，六艺为：“书”“数”“礼”“乐”“射”“御”，其中，“书”“数”为小艺，是初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礼”“乐”“射”“御”为大艺，是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可见，中国传统教育无论是在教育理念还是在教育内容等方面无不强调“立德树人”。 中国传统教育“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为现代素质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指明了我国教育的根本方向。德育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在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中，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和保证的作用。德育是基础教育，它要在德智体诸方面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打好基础，要为学生步入社会打好做人的基础。因此，必须把德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提高认识，树立以德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服务育人和文化育人的思想，确保“立德树人”理念付诸实践。 3.“行为示范”的师德风尚 师德，即为人师者之德，是我国传统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优秀传统师德作为教师的行为规范对中国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以其特有的影响受到教师的尊崇。主要表现为：（1）爱生亲徒，乐教不倦。传统师德重视对学生的爱。“教不严，师之惰”。严格教育必然要求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对敬业精神的高度概括。（2）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传统师德认为，教师应该为人师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代教育家对以身作则的重视使得为人师表的观念始终受到重视，得以发扬光大。（3）博学多闻，精益求精。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此“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不能解，则非师也”。勤奋好学、广学博览、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是做教师的本分。（4）循循善诱，耐心引导。孔子主张要根据学生的年龄与接受知识的可能，由少到多、由近而远、由事到理、由浅入深地加以耐心引导，使他们逐渐把握义理。（5）尊道重德，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义利观影响着后人。“君子”成为人们追求的人格目标。 传统师德对于今天所提倡的构筑“师德风尚”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教育事业所需要的名师素质，主要由博学多能与崇高人格构成。而德艺双馨者恰好体现了传统师德的精华与现代价值观。现代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做到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这些在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出不朽的生命力。 4.“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古代先贤早已指出这是一条教育中的客观规律，教育者不宜始终以道德典范自居，要允许学生当仁不让。 “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对于今天提出的创新教育，提出了诸多思考和启发。创造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原始动力。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鼓励学生敢于冒尖，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张扬个性。我们评价一个学生是不是好学生，不应再停留于这个学生是否“听话”“顺从”，我们反而应该着意保护和支持那些在学习上敢于冒尖和“爱耍小聪明”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敢于尝试，敢于标新立异，不怕失败，并容易形成不断开拓创新的学习品质，他们往往能创造性地完成学习任务。许多事实表明，这些学生在走上社会后，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明显高于在学校中学习保守的学生。学校，不应是传播知识的机构，更应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以及创新个性的乐园。是否是一所好的学校不应以考试排名的先后为标准，而应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学生创新素质的高低为准绳。 总之，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诸多内容，蕴涵着民族的精神和教育的精华。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与现代教育体制相结合，就能够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充分的养料和历史资源，发挥其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论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 摘要：教育的基本精神或理念包括自由与平等两个方面，但自由与平等不是基于事理层面的选择，而是神性本质的自然发用，故须从智慧层面来理解自由与平等，教育无非就是要养成这种智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学达性天”。“学达性天”是让受教育者回复到其本有的神性本质之中，在这种神性本质中，必然有最高的自由与平等。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决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由此，不但扭转了时人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批评，而且可使其与西方教育精神相会归。 关键词：学达性天；自由；平等；神性 一、引言：“学达性天”何以成为论题？ 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历来是被诟病的，因为它与现代的教育理念相违背，特别是与其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不相符，故封建礼教“吃人”几乎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之共识。本文则以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误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乃是一种内圣之学，故中国传统教育走的不是外在的礼仪强制灌输之路，而是走的内在的精神自觉教化之路。而最能体现这种理路的是“学达性天”四字，如果我们依此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则不但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而且能使自由与平等精神达到更高的境界。 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载：“（康熙）二十五年，颁发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于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颁《日讲解义经史》诸书。”［1］这是“学达性天”四字的最早出现。但就其教育精神而言，则与孔子“下学而上达”［2］157、宋明儒之“天人性命之学”［3］一脉相承，就是让人自觉显露自家的天性良知，既而体达天道。本文着重论述这种教育精神与自由、平等之关，以证成其固守中的开放精神。 二、“学达性天”与自由精神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与解放常常被认为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得到诸多教育思想家的认同。雅克・马利坦（Jacque Maritain）认为，教育的目标是“每个人都达到内在和精神的自由，换句话说，要通过知识和智慧，善良的愿望和爱来求得自己的解放。”［4］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说：“教育，作为一种自由的体验，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现实的批判方法。”［5］这些都是对于自由与解放的强调。但中国传统的“学达性天”就只要求人回复到人之“性天”之中，并没有强调自由，甚至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根本压制人的自由［6］290： 中国文化在历经了先秦文化的璀璨时期之后，自儒家文化一统天下始，就在经世致用的实利、实用思想影响下，使人的真实人性的展现、自由天性的释放大受禁锢，个人也就渐次缺失了这种遵循自我内心意欲、自由思想行动的特质。一直以来，我们教育目标的确立就是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任何时候都是以社稷为重当先等。不可否认，教育具有某种社会功能，也应承担社会责任，但如果教育首先没有达到开启民智、解放人心的目的，有怎样实现个人真正的发展，又如何能更好地服务于社稷呢？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持上述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并且，中国现代教育基本上是在反传统的语境或脉络中进行的。其中一个坚挺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教育压制人的个性与自由，不适应现代社会。如果说，中国传统教育之精神只是贵古代礼仪规范的灌输与传授，则中国传统教育确乎压制自由与个性。而且，原始儒家确实常给人以这种印象，如当颜渊问“仁”时，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2］131颜渊又问：“请问其目。”［2］132孔子复答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132但须知，这并不是孔子的最终精神，孔子在最终精神处是冲破了“礼”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61就是这种冲破的表示。因此，荀子虽然认为教育从“数”看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但从其“义”（即最高境界）看则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7］。这也是冲破了“经”与“礼”的。所以，如果从中国传统教育之根本精神――“学达性天”去看，则不但中国传统教育不违背自由的精神，且自由与个性在此得以调适而上遂。这如何可能呢？此关乎我们对于自由的看法。 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充满着对自由的神往与追求，可以说，人类史就是一部自由的奋斗史。那么，什么是自由呢？我们一般可以承认自由是人的本质。但在对自由的认识问题上，却离开了这种存在论立场，而是把自由理解为无预设的理智抉择。但须知，一切抉择皆属于知识的范围而与自由无关。故有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选择就是意志在理智的运作以后，随之而作的决定，无论这种理论再如何精审，然而亚氏所谈的既非自由，亦非自由意志，此亦事实。”［8］这意味着自由并不是通过选择的可代替性来标识的。若只是这种选择性，则“自由的本质就会肢解为一种空虚的偶然性。意志保持既无何向，也无何来，那里一般地也不再是什么意志，并且从这种空虚的无差别性的意义上来把握意义，乃是自由问题范围内的一个最大的谬误”［9］242。此正虚无主义的表现，“虚无主义意味着无上价值的贬值，意味着对‘为何’与“何去”的种种回答失去其维和赋形的力量”［9］37。这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作为选择性的自由的批评。他进一步说［9］243： 最本原的自我规定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只存在于一种地方，在那里一种选择不再是可能的，也不再是必须的。谁恰正还在选择和意欲选择，就还不真正知道他意欲什么，他还完全不是本原地意欲。谁已是作了决定，谁就已知道他意欲什么。达于已决性的决定和最特有知识的明白性中的自我知识，是同一的。这一已决性不再需要选择，因为它是以本质性知识为根基。 依海氏之意，不是人拥有自由，而是自由拥有人。这意味着自由具有存在论之意义。“自由不是作为人的意志的附属物和摆设品，而是作为真正存在的本质，后者是作为整体中存在东西的根据本质。”［9］13海氏认为，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的那篇专文《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就是基于一种存在论立场来看自由的。谢林在那篇文章中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与一种神圣必然性的协调一致。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在本质性的认识中感受得到，在那里精神和心灵，只是系于它自己的规律，才自愿地肯定那种必然的东西。”［10］108这样，谢林得出了他的中心观点：“只有人是在上帝中，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在-上帝-中-存在（In-Gott-sein），人才有能力自由。”［10］131因此，认为自由在绝对无限制的开放体系中的观点是不可接受的，这会使自由概念与摇摆不定同义，也使得对自由的哲学探讨变得毫无价值。基于此，我们必须承认，“内在于上帝与自由并不彼此矛盾，以至于，自由，就其是自由的而言，只是在上帝之内；不自由，就其是不自由的而言，必然是在上帝之外”［10］59。这意味着自由只存在于灵智的存在者那里，而不是开放地存在于任何存在者之中。所谓灵智的存在者是自己决定自己，它决不受外在的、与其本性相互矛盾的东西规定，也不是受内在的、由某种纯粹偶然的东西或经验的必然性规定。海德格尔对此的理解是：“我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我能从我出发来发起一种行动；行为作为‘我行为’之为这一自身开始的行为，只是以它自己本身为条件，所以在同其他东西关联上是无条件的。”［9］107这样，海氏认为，如果人的自由这一事实不允废置，那么，除了认识到人不能是在上帝“之外”和“之旁”，认识到人不是反对上帝，而是面向上帝，认识到人只有当自己以某种方式属于原本质、亦即在原本质之内，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人内在于上帝才可有自由，这意味着人是泛-神论意义上的人。海氏进一步说［9］109： 作为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无条件的东西；作为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有限的东西。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的自由的概念，它是关于一种有限的无条件性的问题，更醒目地说，是关于一种依存性的非依存性（“派生的绝对性”）的问题。哪里有自由，哪里就要求有泛神论。反过来，哪里有泛神论，哪里至少并非必然地就是非自由（宿命论），恰好相反：哪里立起正当理解的泛神论，最终就要求自由。 这样，要证成人的自由，必须承认上帝与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没有人，一个上帝是什么呢？绝对无聊的绝对形式。没有上帝，一个人是什么呢？无害形式中的纯粹荒谬。”［9］189所以，自由，就意味着一个灵智存在者（人的神性）的出现，而灵智存在者的出现必然拥有自由。“神是人，这意味着人作为自由的人存在于上帝之内，而也只有自由的东西才能够一般地存在于上帝之内，一切非自由的东西，和一切就其是非自由的而言的东西，是在上帝之外的。”［9］135这是基于存在论上的，而不是一种伦理学之选择，这是自由的最高意义。 我们现在再回到“学达性天”这里来。“学达性天”是让我们回到人的天性之良知、良能中，然则，天性良知中有泛神论的意义吗？即人由此可直通神性吗？若人之神性不可能，则自由亦不可能。但我们须知，这里的神性不是教会神学意义上的，而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海德格尔说：“每一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在本原的和本质的意义上都是神学；对整体中存在的东西作概念理解被称为，追问其根据，而这种根据被称为θεός，上帝或神。……哲学的发问广义上在自己内总是两者：本体论的和神论的。哲学是本体神学。哲学愈本原地是两者一体，哲学就愈真正地是哲学。”［9］78-79从海氏这里我们可知，如果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则哲学必是神学。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学，故必能上通神学。“学达性天”是希望教育让人复“根”归“本”，这个“根”与“本”就是人之“性”，而人之“性”本来自于天，所谓“天命之谓性”［11］11者也。若人因“学”而至于“尽”性，即是“圣人”、“大人”，其境界必神化而无限。《中庸》云：“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1］32《易传》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2］这些都是表示尽性者之灵通与神化。这是谢林与海德格尔所说的泛神论，但自由在中国文化里常以“神化”言之，这是因不塞其源，不禁其性而来之境界。《论语》中的“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2］193，《孟子》中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13］352和“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3］370，都是意在说人之神化之能。切就人的行为而言，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54，亦是《中庸》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11］24。这是人之天性良知超越物质关之机括限制而成为绝对“大主”后之行为，这里真正实现了上引海德格尔之言――“只是按其自己的内在本性行动，或者说，这种行动只能从它的内心按照同一性的规律并以绝对必然性做出”［9］100，依海氏，“这种绝对必然性也才有绝对的自由”［9］100。可见，“学达性天”不但不违背教育之自由原则，且能实现最高的自由。下面这段话最能表示由“学达性天”所养成的这样自由［14］： 因为存在才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决定者，创造性地改变他自身的特性，决定什么是他所应该做的和什么是他所应该成为的，这是一种极为根本的自由，也就是一种我们自我决定的本性的自由。 这就使我们认识到，自由并非是在我们世界的客体之间所做的选择，也不是指导我们生活的普遍原则的内在选择，它更多是一种通过我们完善自我和完全实现自我的方向或目的而实现的一种自我肯定。这意味着在不够完善时的探寻和在达到完善时的一种欢欣。 “学达性天”的目的正在这里，它或许没有想到自由，但它就是自由，或者说早已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选择的自由。阳明子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15］良非虚言也。 其实，西方的教育学家也不认同自由就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开放体系，故强调了教育中对自由的限制与规导。如康德（Immanuel Kant）说：“但是对于自由，人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出自自然的趋向，以至于如果他有一段时间习惯于此，就会为它牺牲一切。正因为如此，规训必须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及早施行，晚了就很难再改变一个人。他会总是任性而为。”［16］4这样，康德认为，“教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16］13。再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一种设计完美的教育，其目的应该是使纪律成为自由选择的自发结果，而自由则应该因为纪律而得到丰富的机会。自由和纪律这两个原则并不对立。”［17］55这些言论都是在自由的对面开出一限制原则，从而不使自由成为无限制的开放。但这是外在的伦理选择之路，而且限制原则总是以外力强制人，故总有对自由的剥夺与抑制，依然会使人觉得不自由。中国传统教育走的是一种存在之路，“学达性天”就是最好的表示。“学达性天”让人归复人之天性良知，纯以性德之力量行动。夫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2］149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13］230这是不勉而行，是真正的自由。“学达性天”所开的存在之路，以庄子的话说就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18］940自由在这里方可真正地实现其“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18］909的境界。 三、“学达性天”与平等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礼乐是维这种社会的基本纲维，故礼乐之教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但《礼记・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19］986，这表明“礼”与“乐”的功能不同。“礼”主要是“别异”，使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乐”虽然是“敦和”，使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但“乐教”很早就失传了，使得后世之中国传统教育主要以“礼教”为中心内容，而礼教之功能又是别异，故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宣扬等级观念，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的重要口实之一，持此论者甚多，其论说文献亦不必徵引。甚至连逆时而动，独为中华传统文化唱赞歌的梁漱溟也批评礼法“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体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20］。 如果我们只是外在地看礼教的别异之能，似乎确实给人以不平等的感觉，但如果我们更内在的看，别异未必是不合理的。本来，中国文化传统是“礼乐”之教，即礼教与乐教并行。《礼记・乐记》云：“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19］1030这就是说，礼教规导外在的行为，乐教感化内在的心志，二者合一，才是尽礼乐之教。相较而言，中国文化传统重乐教甚于礼教，因为这符合“内圣而外王”的传统。故《礼记・乐记》又云：“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19］1029-1030从这里可以看出，乐教应在逻辑上先于礼教，因为若易、直、子、谅之心不生而徒让人外在地服从礼制，则人不但不心悦，亦可能生诈伪。这就是“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19］1030。若能得内在之感化而生易、直、子、谅之心，则“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19］1005。这是真正的“行而乐之”，有何不平等之强制与压迫，是以“生民之道，乐为大焉”［19］1007。但可惜是的，《乐经》失传，乐教亦随之而式微。后世遂刊落礼乐之教之内在精神，不能自觉而心悦，故生压迫之感与不平之气，以为位高者之强权，亦不学罔思之过也。 “学达性天”乃是重开礼乐并行而以乐教为主之教育模式，只是乐教失传，故以“乐”养性变得不可能，惟以义理养之而已。不能得礼乐之养固然有缺憾，但义理亦可养之，此即是天人性命之学。首倡此学者当推孟子，故象山先生赞之曰：“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21］孟子讲明天性良知乃人所固有，故“人皆可以为尧舜”［13］339，在此，人人平等，并无不同。若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固有，则必肯定人有形上之平等，这平等是存在论上的，不是社会政治上的。孟子与滕文公尝有一段对话，即表明了这种平等性。孟子在作为世子的滕文公面前宣扬他的性善论，并说尧舜人人可能，但滕文公表示怀疑，大概以为尧舜是圣人，一般人是遥不可及的，而孟子则引述成、颜渊与公明仪三人的话，表明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不可能。当然，人不可能自然地成为尧舜，故须“学”。是以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13］298“舜”与“我”在先天上都是平等的，而后天之差别可因学（“如舜而已矣”即是学）而弥补。“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13］339亦是“学”。若人之天性良知呈现，其于世间万物，必生平等之照彻与观看。故夫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71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98这些都是天性良知照彻而生之平等，这是最高意义的平等。孟子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363就体现了这种平等。这段话表示人-我-物之间的平等，此乃由天性良知之观照而来。这种由天性良知而来的平等，王阳明说得更为显豁［22］：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这是在天性良知中就万物为一生命存在而肯定之，使其各遂其生、各尽其心，一物不得其生，不尽其性，则非良知所能忍。这是天性良知之全幅呈露与润泽，不是社会政治中的争取与斗争。这是全幅让开、物各付物的自由与平等，是无外在管制力而各适其性的开放社会。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认为这样的社会才真正实现了王道，因为它没有了外在制度的宰，还人以最高的平等与自由。他说：“全幅让开，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还之，此真所谓全幅敞开的社会，而不是封闭的社会，不是强人从己，把人民吊挂起来，使之离其存在的生命之根来服从虚幻的概念、主义，以及玩弄此概念、主义之魔术的领袖、极权独裁者。”［23］“学达性天”之教育则除了那天性良知之呈现以外，别无概念与主义之宰制。人若能尽其天性良知，必能发其来自性德的平等之智光。另一位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称之为人之平等慧。他说［24］： 吾人之所谓大平等心之道德，即中国古所谓终始为一贯之仁义礼智之德。仁义礼智之德为性德，人性即天性，而人心即天心，此为天人之不二而平等。而仁性仁心之廓然大公，普遍而无私，能与一切所接之事物相感通，而恒自一如，是仁之平等运也。此一切所接之事物，皆一一各为一具体之特殊。吾人于是一一肯定其为特殊，而不以其一慢其他，而同承之以敬意，此礼之平等运也。顺一一之为特殊，而应之以特殊至当不易之道，而各不相乱，同得其正位：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顺、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使事物皆得其所，此人之以义制事之平等运也。……一切不同之智，皆由心之复归于自己，而无所滞留。一切智之如如，亦不相害，此智之平等运也。 许慎《说文解字》训“慧”为“从心彗声”。［25］这说明智慧乃内生，而“学达性天”就是让人于内养成这种智慧，进而由此生大平等心，是谓平等慧。但也许有人会以为这种平等慧太过“虚”而不“实”，故缺乏实际之可操作性。然须知，教育不是政治社会运行，它更多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虚灵”的智慧，至于切实的操作程序，则是知识问题，具有经验的相关性，教育不应该只着眼于与经验相关的知识。若教育只关注这种与经验相关的知识，美其名曰重可操作性，实则是教育的失败与堕落。怀特海以为，“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在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17］52“学达性天”正是以“性天”之“虚灵”智慧去润泽那经验之殊异与胶固，形成合内外的一以贯之之道，是此方可得真正之平等，此乃“集义所生者”［13］232也，而外在之平等乃“义袭而取之”［13］232者，若平等只限于此，正荀子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26］392也。这样，在天性良知之平等慧中，现实之各种关系，人固须于时势中有所轻重裁择，但不可一般地执定一关必高于另一关从而抹杀之。故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13］245-246天下固然大，但作为个人的父母亦不小，此与西方个人与国家平等之说，在理境上无以异，但又不执定而凝固。这里的大小轻重之不同，正是平等慧之虚灵妙用。 中国文化传统虽然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具有，但人在现实上究竟能表现多少，因人之气禀之不同，还是有差别的。故程子曰：“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锺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锺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满则溢也；唯天地之量，无得而损益，苟非圣人，孰能当之。”［27］108天性良知虽人人固有，但人之气禀却个个不同，何以如此，这里似乎有无尽的秘密，我们无能为力，只是信天由命。正是这气禀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聪明睿智、先知先觉者，而他们就是众庶之启蒙者与教师。依朱子的看法，天地总有“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28］教育就是让人突破气禀的限制而使天性良知全盘地呈露出来，这就是变化气质。人正是在变化气质中才能“学达性天”，故程伊川曰：“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26］190我们之所以能变化气质，内固有赖于自身的涵养与警觉，外则依赖于师长之提撕与教诲。古人讲“天、地、君、亲、师”五者至大至重，并非从职位言，乃是就其代表的天道精神言。在此有尊卑、贵贱、上下、君子小人之辨，并强调后者必须向前者看齐乃至无条件服从，这在古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平等与不自由。熊十力说［29］： 古代封建社会之言礼也，以别尊卑、定上下为中心思想。卑而下者以安分守志、绝对服从其尊而上者。虽其思想、行动等方面受无理之抑制，亦以为分所当然，安之若素，而无所谓自由独立。……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而今人迷妄，不解平等真义，顾乃以灭理犯分为平等，人道于是乎大苦矣。 若一味地强调自己也是一个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与信念，而对代表天道精神的尊者、上者、贵者无丝毫之敬畏，俱平视之，则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开精神向上之机。故夫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2］172又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11］18-19一个真正天性良知呈现发露的人，不但能养成平等慧，亦一定能养成差别慧，从而警觉自己作“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70的涵养工夫。所以，梁漱溟说有两个等差是不能少的，“一种是看重理性、尊贤尚智而来的等差；一种是从尊敬亲长而来的等差”。［30］依梁氏之意，前者从人生向上而来的，后者乃是基于人情之自然，两者一定要有的，与平等并不冲突。虚心地接受这种不平等，既而以敬畏之心反省自躬，从而使自己在性德上得以提升，与在上者达到新的平等，这正是承认这种不平等的意义。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曾就此说［31］：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义务：不仅要一般地希望有益于社会，而且要凭自己的良知，把自己的全部努力都倾注于社会的最终目标，那就是使人类日益高尚起来，使人类日益摆脱自然界的强制，日益独立和主动。这样，就终于通过这种新的不平等产生一种新的平等，即所有个体获得一种均等的文化发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方面承认在天性良知处的平等，故人人具有成圣贤的根基与可能，另一方面又承认现实中人之差异与不同，故有君子小人之辩，而且这个“辩”还要严。这两方面的双向互动，成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作用模式，“学达性天”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这样的模式，使得教育不为零散的知识服务，进而不只是形成职业化社会中的“俗众”。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式的个人，只知有横向的散平等，而不知有纵向的人格等级，故现代社会中的人只有职业殊途，却站不住人格本位［32］，是以“俗众”得以形成。这种“俗众”对神圣的事物与伟大的人格没有敬畏感，他们只是以平等为藉口而去维护个人平凡的权利与利益，既不满又自满；他们对人类缺乏责任感，只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我行我素，不承认任何权威与等级。于是，他们不会向别人学习，也没有人值得他们学习。所有这些，正是现代社会教育失败的标志，亦是社会乱象的根源。现代人从人的抽象的无差别性来把握平等，乃平等问题上的最大谬误，常造成社会愈加不平等。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承认教育不只是知识的掌握与传授，而是智慧与德性的养成，则我们固然要讲平等，却更要重视差别与等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学达性天”，正体现了这种教育智慧。 四、结语：“学达性天”与泛道德主义之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知，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必须内在于一个惟一的价值实体方为可能，这是“质”的自由与平等，不是现象地看的“量”的自由与平等。在西方，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上帝，在中国，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天性良知”。“学达性天”就是让人“尽”这个天性，“复”这个良知。随其“尽”之深，“复”之全，自由与平等自然出现，不但出现，而且能给自由与平等以规导与限制原则，承认自由中的不自由，平等中的不平等，既而达到更高的自由与平等。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以“学达性天”为宗旨，并未提及自由与平等，但却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 从“学达性天”这里我们可进一步谈谈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是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问题。《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3］《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11］35由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宣扬的是一种泛道德主义，而且由于道德规范太多，不免使人动辄得咎，甚至滋生许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6］153-158持此论者都只是把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解为对抽象道德律令的训诫与发扬。通过以上对“学达性天”的诠释，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乃基于存在论而不是伦理学，即是基于对人的存在的开显而不是基于一种伦理选择。如果我们承认人毕竟不同于禽兽，在本能之外尚追求神圣，那麽，天性良知是不可否认的。这样，让人回复到天性良知之中而使其成为生命之“大主”，这是完成人的天职，这里面并没有可供人选择的代替项，只要是人，就必须完成。所以，“学达性天”不是一种伦理学的选择，而是人的存在澄明，这是超道德的。此正是庄子所说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34］之意。这里的“道德”不是一般所指的外在道德律令，而是指人之性天所得于天者之性德，乃存在论的，非伦理学的，与后文之“性情”乃同一层面，而“仁义”、“礼乐”则是伦理学的，这是庄子所反对的。道德律令是对人的限制，但存在的回归确实人的复位与解放。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从“学达性天”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则不但不是一种泛道德的宣扬而限制人，恰恰相反，它正是要把人从外在牢笼中解放出来，让其回到自身。当然，这种回到自身是一种艰苦的实践，既要有“学”的积累，还须有“养”的工夫，更须“行”的毅力。在回归没有实现以前，总会有动辄得咎的不自由感，但这是人病非法病，而一旦回归得以实现，则必如孟子所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3］292这是“学达性天”的最后境界，焉有不自由之感而去责怪道德律令的繁琐呢？ 而且，还须声明的是，“学达性天”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思想，但因它是基于人的存在论，故可超越时空的限制，具有永的世界性的意义。借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本质性的词语不是人为地想出的符号与标志，不是仅仅了识别贴在事物上面。本质性词语是行动，宁可说是在一些瞬间发生的事件，在这些瞬间一种巨大的明亮的闪电穿过寰宇。”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倾听中国的声音、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化。为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质量和水平，201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孙春兰在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致辞中提出，要“实施‘汉语＋’项目，因地制宜开设技能、商务、中医等特色课程，建立务实合作支撑平台”[1]。此后，国内的高等院校、职业学校顺应时代发展，结合社会对国际中文教育人才素质、能力的要求及学生个人发展需求，依托自身专业特色，尝试构建“汉语＋”人才培养模式，以便更好地服务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讲好中国故事。高等体育院校作为我国高等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教师之外，同样肩负着推动汉语和中国优秀体育文化走向世界、输出文化软实力的重任。因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借助自身专业优势，探索一条突出体育院校特色的汉语国际推广之路，助力国家传播汉语和中国优秀文化的远大目标，是时代赋予高等体育院校的必然选择。 一高等体育院校汉语国际教育工作现状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体育事业日渐繁荣，吸引了大批留学生来华进修、学习体育类专业，一些高等体育院校开始重视依托体育专业优势，积极开展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有益的经验。总体来说，高等体育院校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把外国留学生“请进来”，进行学历教育和短期培训，这也是目前绝大部分体育院校汉语国际推广的主要形式，如首都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全面打通学历和非学历留学生的招生渠道，将留学生归口部门提升为国际教育学院，并设立汉语教研室承担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对留学生予以更加专业化的培养；二是让中国学生“走出去”传播汉语和体育文化，如北京体育大学从2014年起开始招收国际汉语教育专业本科生，致力培养具有体育特长、能从事外汉语教学及语言文化交流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同时借助孔子学院、海外实习基地和各类中外联合培养项目，将学生输送到海外从事汉语国际推广工作[2]；三是依托体育院校专业特色，开展中外交流活动。如通过学术讲座、武术巡演等形式走出国门，向海外介绍中国体育文化；或是一些外国高校、机构的学生，以夏冬令营、短期留学的形式，来到体育院校学习体育和汉语文化知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是基于上述第一种汉语国际推广形式，即高等体育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基础上提出的。 二高等体育院校留学生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打造有体育院校专业特色的留学生教育的意识不够 目前来看，大部分体育院校对留学生教育工作的目标和定位并不清晰，没有将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与自身专业的特色、优势进行充分结合，形成一套具有体育院校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现阶段，多数学校都是参照综合型大学的留学生教育模式，将所有专业都向留学生敞开进行招生，而非聚焦体育优势，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力量打造品牌留学专业。没有专业上的“金字招牌”，留学生管理专业化程度和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力量更无法与综合型大学匹敌，自然也无法吸引留学生的青睐，限制了招生规模。 （二）缺乏对留学生教育工作体制与机制的规划研究 与其他综合型大学相比，高等体育院校在留学生规模上并无优势，这也给留学生教育工作的体制与机制带来了负面影响：除了少数体育院校成立了专门的学院进行留学生教育管理和对外汉语教学外，大多数院校的留学生教育工作仍挂靠在外事办、对外交流合作处等行政部门，缺乏通晓汉语国际推广工作政策、法规的专业管理人员，无法实现留学生的科学化、体系化管理。此外，同样是受留学生规模所限，设有专门对外汉语教研室的高等体育院校寥寥无几，大部分学校的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或由教授大学语文、写作的公共课教研室承担，或由学校招聘一些社会兼职教师承担，未形成专业的师资团队，学生汉语教学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有“重技能、轻语言文化”的倾向，限制了高等体育院校的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专业化发展。 （三）忽视对外汉语教学中突出体育专业特色的重要性 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虽以汉语教学为根本，但并不意味着各个学校的对外汉语教学不需要突出其专业特色。现阶段，绝大部分高等体育院校的对外汉语教学依然遵循传统以汉语综合课为核心，听说读写与之相配合的技能型教学模式，缺少将体育和汉语教学融合起来的专业汉语课程；在教材选用上，则以常见的对外汉语课本为主，体育汉语类教材的开发数量严重不足[3]。此外，很多体育院校的对外汉语教学偏重学生对语言知识的习得，没有充分研究和发掘语言与体育文化的关联性，忽视了将体育文化元素融入汉语语言教学的全过程。 （四）对已有资源和平台的利用与开发尚不充分 随着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不断深化，一些高等体育院校相继打通了孔子学院、武术培训基地和海外实习基地，并依托这些平台打通了“走出去”的渠道，输送了一批从事汉语国际推广的志愿者，送出一批赴海外进修实习的武术专业学生，还开展了海外武术文化巡演活动等交流活动，获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高等体育院校借助这些已有资源和平台培养留学生的规模、力度还不够，依托平台开发的特色留学生培养项目并不多，无法形成品牌效应，达不到留学生招生的宣传效果，没有完全发挥出平台“请进来”的功能。此外，我们培养出的留学生更是鲜有通过这些平台走出去进行实习或解决就业，在育才和用才环节上没能建立有机连接，更不利于提升“留学高等体育院校”的吸引力。 三高等体育院校构建“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合理性 （一）对“汉语＋”理念的认识 人们对“汉语＋”这一新概念的阐释和生发，赋予了其更加丰富多样的内涵。我们认为，践行“汉语＋”理念，必须要以正确认识“汉语”和“＋”号后内容的关系为前提。首先，要明确“汉语＋”理念的本质属性是语言教育，其实践目标是服务和满足各国学习者以汉语为工具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培养既精通汉语，同时又具备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4]。其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本身，二者不能割裂开来。因而“汉语＋”中的“汉语”不能只是单纯的“语言教学”，必须要与“＋”号后的专业或技能，保持文化上的高度关联。这种关联性可以使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认同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起到真正地消除误解、减少冲突的作用，以促进中华优秀文化对外的正向传播，最终达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共同繁荣的美好目标。 （二）“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理念的合理性 基于上述认识，高等体育院校将汉语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相结合，提出“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理念的合理性如下。第一，民族传统体育在海外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得“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坐拥先天生源优势。一直以来，武术、太极拳等项目都在海外极具人气，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于2020年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指出：海外受访者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三个元素是中餐、中医药和武术[5]。培养“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是在学生学习需求的导向下，进行的一种语言与专业技能并重的教育。第二，民族传统体育和汉语的文化属性、价值取向同根同源，二者具有先天的关联性。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通过身体动作将文化内涵与哲学思想外化的身体语言，与汉语这种依靠语音、文字符号表达的有声语言一样，都是文化的聚集体。这种身体语言使用极具视觉新奇感的、有特定意义的行为动作传达信息，使得交际变得直观形象，在某些场合，其易懂易学、易看易听，不受国籍、民族和文化差异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的手段。说到底，推广民族传统体育和推广汉语的最终目标高度一致，都是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与价值观。第三，高等体育院校为构建“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强大的专业支撑。高等体育院校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具有学科优势，实力雄厚的专业教学团队、正规完备的器材设施及科学规范的训练方法，可以满足学习者对专业的学习需求。此外，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化办学水平的不断提升，高等体育院校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也初具规模，向团队化发展，成为筑牢学习者汉语水平的有力保证。 四构建高等体育院校“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途径 （一）明确“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的目标 高等体育院校需要从全球化视角出发，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以国际中文教育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需求为导向，明确“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目标———培养一批热爱中国、了解中国社会、熟知中国文化和熟练掌握汉语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知识的外国学习者，让他们成为中外交往中的桥梁纽带，成为中国传统体育全球化的助力，以消除因国家间体育文化的差异性导致的冲突，增加彼此共识，加强中外互信，为中国文化向世界输出和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二）加强联络、合作，扩大宣传途径，提高生源质量 新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已进入了“提质增效”的发展阶段。结合高等体育院校留学生规模的实际，我们认为，构建“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提升留学生生源质量是第一生命线。体育院校要进一步深化与国外大学、教育机构的联系与交流，积极拓展合作办学模式，也要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加大与综合型大学的互动合作，探索留学生委托培养、联合培养等的机制，争取更多的优质生源。同时，要借助孔子学院、武术基地和海外实习基地等平台的号召力，扩大招生宣传，吸引和选拔真正热爱武术与中国语言文化的外国留学生。 （三）提倡学科融合，技能互补，组建高水平、国际化的特色教学团队 高素质的教学团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民族传统体育和对外汉语教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教师之间在彼此专业上的沟通和了解并不多。而“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提出，意味着留学生汉语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获取要更加依赖教师间的紧密合作。因此，组建一支高水平、国际化的特色教学团队势在必行。作为团队中的教师，要勇于打破民族传统体育和对外汉语之间的学科边界，加强跨专业间的教学研讨，合作进行科研活动，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实现专业的优势互补，从而激发教学团队形成内生动力，提升整个团队的教育教学水平。此外，教师也应重视提升自己的国际化视野，重视外语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切实担负起培养国际化人才的使命。 （四）构建“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特色课程体系 高等体育院校“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目标，需要依靠课程体系的建设方能得以实现。我们将上文中提出的人才培养目标，分解为文化能力、汉语能力、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四方面，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特色课程体系（图1）。“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特色课程体系，适用于学历和非学历留学生。其在整合学校已有教学资源的基础上，由对外汉语教师和民族传统体育教师分工协作，共同对学生进行培养。其中，对外汉语教师主要负责学生汉语能力的培养，民族传统体育教师主要负责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文化能力由两类教师协作培养，对外汉语教师负责中国文化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教师负责中国体育文化部分。不同于单一学科的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需要着重处理好“汉语”“专业”“文化”“实践”四个模块之间的平衡关系。我们将其分成两个阶段。阶段一是课程学习，主要任务是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其中对外汉语课程要培养学生汉语基础知识和表达能力，除了设置常见的课程外，还增加了武术汉语、体育汉语及汉语水平考试策略课，以满足学生对于专业词汇、专业表达的学习需求及考证需求。专业课程以武术技能学习为主，还设置太极、养生康复等课程提升学生对专业的认知水平。文化课程，要格外注重将文化育人贯穿整个留学生培养过程中，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设置中国文化和中国概况课，让学生了解中国，提升对中国文化的心理认同感；第二步，设置武术文化与历史课、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加深学生对专业文化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全面认识。阶段二是实践环节，要通过阶段一的学习基础，对学生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一阶段，为对接学历留学生论文写作需求，在汉语课程中设置学术汉语；同时也要争取政策支持，打通各方面的实习渠道，让留学生与中国学生趋同，参加社会实践，学以致用，为学生今后的就业发展做好铺垫。 （五）开发“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特色教学资源 “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特色课程体系的顺利实施与开展，离不开教学资源的开发。这要求我们着重要解决好两方面问题：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组织由对外汉语教师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师组成的教材编写团队，将汉语、专业和文化三大模块有机整合起来，编写有“汉语＋民族传统体育”特色的对外汉语教材；二要改变对线上教育的认知，积极拓展线上教学资源。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更应该重视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开发更多更好的网络微课程、慕课，以便让学生打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五结束语新时期，高等体育院校汉语国际教育工作面临转型，探索构建“汉语＋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明确培养目标，从招生管理、师资队伍、课程建设和教学资源全面提升留学生教育质量，既符合体育院校自身发展需要，同时也是推进我国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有益补充。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高等体育院校还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顶层设计，争取政策支持，让留学生趋同中国学生，得到实践与就业的机会，携手推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孙春兰.推动孔子学院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EB/OL].（2018-12-04）. [2]程红，匡昕，王辰，等.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体育特色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J].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2020（1）：1-11. [3]张喆.中国体育文化与汉语国际教育的融合构建[J].广西教育，2021（15）：147-149，160. [4]吴应辉，刘帅奇.孔子学院发展中的“汉语+”和“+汉语”[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1）：34-37，62. [5]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课题组，于运全，王丹，孙敬鑫.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2019）[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20）：90－95． 作者：王晓谦 左伟 单位：首都体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所延续下来的精神凝练，它代表着我国民族的生生不息，象征着我国发展的繁荣昌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西方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严重干扰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一些青年学生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接受和认可西方文化。究其原因，有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原因，也有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忽视思想教育的成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坚守中国文化，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显得尤为重要。高校作为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必须旗帜鲜明的坚守中国文化。青年教师思想活跃，与青年学生在年龄、心理及生活习惯等方面更加贴近学生。明确青年教师的历史责任，发挥其文化坚守的引领作用，对高校坚守中国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校园文化坚守现状 （一）大学校园里的西方文化积淀。当我们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纪、随着全球文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东西方国家的文化领域也开始变得紧密相连，虽然两个文化领域的不断交流让彼此的关系更加友好，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物质形态的不同，使得我国文化与西方国家文化出现了不平等状态，而发达的西方国家文化对我国的文化已经造成了一个很强的冲击力，比如随着近几年西方文化的引进和深入，西方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等，已经对我国文化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而这种影响的渗透和扩张无疑都体现在了现代的大学生身上。我国大学所肩负的使命是掌握国家未来的命运和前途，他们是创造奇迹的新生。但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深入，使得我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已经逐渐遗忘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西方文化概念却越来越强烈。他们欣赏着西方国家的影视作品、音乐、用着苹果手机，饮食上也追寻着肯德基、麦当劳。在生活中他们不知道阿福，没放过风筝，没见过长命锁，没上过八仙桌，没爬过大门槛，但他们却把西方国家的生活模式表现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也很少有大学生去阅读我国历史名著、孟孔经典，也不了解儒家思想、更没有听过经典的国粹京剧。像我国传统的一些东西在他们看来，是没有质感的，是苍白的，早已成为历史文物和古董，缺乏激情和刺激。“洋节热”(如圣诞节、情人节、光棍节、愚人节等)日渐流行，有些似乎已经把这些节日当成了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而像我国传统的七夕、重阳节、元旦、五四青年节、八一建军节都似乎快要被替代了。众多的实例都在表明，西方文化崇拜在当代大学生的盛行已经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在大学校园，似乎要完全否定我们的中国教育制度了。外加大学校园不断掀起留学热，使得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国外哪里都好，去国外是一种光荣。不得不说这些现象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认真反思的。 （二）个别校园不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民族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习惯，它的经济模式、政治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都是经过了反复的历练所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它的根是在中华民族肥沃的土地上形成的，它见证了无数的历史改革，可以说它的形态是稳定的，它所传承的世代相传的信念也是无法改变的。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他们是我国传统文化产业的创造者和继承者，所以传统文化教育对他们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我国大学校园的文化建设发展趋势就显然很不平衡。比如有些院校只创建物质文化，却忽略了对校园精神文化的建设，而很多教师只注重对学生智力的开发、思维模式的培养，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开发和培养，而有些学校在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时只注重对传统概念的灌输却没有对他们日常的行为道德规范进行强化。不仅如此，有些院校在建立校园文化时还偏离了我国传统文化，甚至所开展的校园活动都有严重的西化现象。“雷锋纪念日”“五四青年节”等类似的传统节日似乎已经淡出青年学子们的脑海。个别学校举办大型文化庆祝活动，选择的时间点是西方节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西方节日的引进已经让很多大学生忘记了我国的传统民俗节日，比如中秋节、端午节、春节、五一劳动节等等，而像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却备受大家喜爱。除此之外，很多传统舞蹈音乐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像一些传统舞蹈、京剧、歌曲也只能通过教材和历史博物馆看到。大学校园的责任是帮助社会、帮助国家培养新时代的优秀革命继承人，要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并促进课外民族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高效、深入地传承民族文化。 二、高校青年教师坚守中国文化的时代责任 坚守中国文化是高校青年教师的基本职责。在思想文化多元、多变的时代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师只有自觉、主动地担负起坚守中国文化的责任，才能更好地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才能承担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使命，才能更好地完成教书人的任务。高校青年教师必须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坚守中国文化的责任。 （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传播中国文化，就是把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和思想内涵向社会、向民众、向国际社会进行宣传和推介。用中国文化的思想精华影响当代中国人，影响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关注。目的是增强中国的文化社会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高校青年教师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是通过教学工作向学生传播中国文化。课堂教学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青年教师要通过课堂教学，深入细致的讲解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讲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剖析中国文化价值蕴涵和社会贡献。用中国文化占领高校课堂，防止西方外来文化和其他一切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文化渗入到高校课堂。二是通过科研成果解读中国文化。运用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著、撰写调研报告等方式，深刻研究和阐述中国文化，努力发掘中国文化的思想精华，积极探索和创新传播中国文化的方式方法。以坚定的立场，鲜明的观点，丰富的资料，向学生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以科学、严谨的表达方式，向青年学生传播中国文化。三是通过思想教育运用中国文化。开展学生思想教育是高校青年教师的神圣职责。“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过程育人”是高校思想教育的特色，是高校思想教育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高校青年教师在开展学生思想教育过程中，可以传播和运用中国文化，用中国的话语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运用中国文化中，广泛传播中国文化。 （二）引领中国文化的责任。广义的引领中国文化，是指引领和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预示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未来。高校青年教师引领中国文化，除了具有上述责任外，这里强调是指高校在中国文化的学习、传播和推广中青年教师应当承担的责任。就是用坚定的思想信念、用言传身教、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和带动青年学生坚信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学习和运用中国文化。青年教师担负着方向引导、目标激励和行为约束的作用。一是思想引领。青年教师通过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执着，引领青年学生热爱中国文化。这种思想引领考量了高校青年教师是否坚定我国传统文化立场，也在不断深化和加强高校青年教师的意识形态意识。思想引领体现在教学、科研及思想教育的各个环节，渗透在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想引领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二是行为引领。青年教师对大学生的行为引领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是指青年教师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身作则的引领学生喜爱和传播中国文化；客观上，是指青年教师约束大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指导大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无论主观，还是客观方面，要求青年教师必须承担起引领青年学生的责任。三是方法引领。是指青年教师向学生传递学习运用中国文化的方法和技巧。学习中国文化，特别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有深厚了古代文学的功底，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青年教师只有教会学生正确方法，才能激发青年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信心和勇气。 （三）捍卫中国文化的责任。捍卫中国文化，防止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的侵蚀，是当代中国人民的责任，是高校青年教师的责任，也是大学生的责任。高校青年教师捍卫中国文化，就是利用高校这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旗帜鲜明的批判反动腐朽文化，大张旗鼓的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积极主动的创新中国先进文化。一是要有危机意识，我们要时刻保持着头脑清醒，正确地认识到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较量是不同意识形态的较量，是两种社会制度争夺话语权的较量。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文化安全受到冲击，以“普世价值”等思潮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思想价值正在侵蚀着青年学生，如果不能大力加强中国文化，就会造成思想文化的混乱，甚至动摇中国文化的地位。必须增强坚守中国文化的紧迫感。二是增强责任意识，强调责任重于泰山。增强高校青年教师的责任意识，就是警示青年教师时刻牢记自己的和责任和使命，时刻把自己的言行与坚守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坚决反对青年教师把高校坚守中国文化当作普通事情，或是别人的事情的想法和做法，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以传播中国文化为荣耀，自觉捍卫中国文化。三是增强创新意识。坚守中国文化，需要有鲜明的立场，积极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更需要大胆创新。在互联网+的环境和背景下，文化传播方式和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墨守成规地强调坚守，势必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只有主动出击，创新发展，才能在利用先进理念和手段中实现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才能积极捍卫中国文化。青年教师作为现代文化知识传播者，要充分意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不断的深入下，西方国家文化的不断深入和扩张已经影响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实力竞争已经转变为以文化为主体的软实力较量。青年教师不仅自己要做民族文化的坚守者和传承者，还要让担当成为贡献，风雨声入耳，天下事入心，始终心系国家命运与前途。

当代美术论文:美术教育中当代艺术的渗入 在当下我国现当代艺术迅猛发展，受教面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给各个行业带来有益的、积极的长足发展。这其中尤其是教育领域受益匪浅，当然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深思和争议，这同时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所深思的，我们如何在现今教育中引入现当代艺术？现当代艺术在现今的教育教学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现今我国的美术教育在经历了一九五几年的苏式美术教育教学之后，表现出的科学严谨性，有着一系列的教学模式，再经过苏中关系的紧张和国内的文化运动的动荡，美术教育也就基本停滞，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美术教育教学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完善，直至今日我国的美术教育教学已经非常成熟，空前受到重视。在国外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作用下，我国美术教育教学的思想和教学模式已经走向多元化和全面发展化。由于长期受到强调架上绘画教学、追求形的再现这种苏联绘画艺术的熏陶和影响，造成了我国美术教学一度陷入了缺乏教学创新和绘画取材单一及没有艺术风格的局面，而我们传统的点、面、线美术元素又局限着我们的艺术思维和艺术创新，这样的艺术发展中面临的窘境恰恰是当代艺术就能突破的瓶颈。我们的艺术绘画作品在取材用材上都是一致的，但是艺术家的绘画风采却是各异的，这就取决于每位艺术家的受教文化和生活感悟。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文化的不断发展，高校教育理念也正在逐步地发生改变。而对于高校美术教育来说，传统的教学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弊端，例如学生的视野小、创造能力差等。而笔者认为，将现当代艺术引入到高校美术教育中就可以打破传统教学的格局，并带来新的理念和发展。而现当代艺术对于高校美术教育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以下笔者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开阔学生视野，强调开放性与包容性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东西方文化正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融入到对方的领域中，而对于我国来说，西方现代艺术的引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现代艺术中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艺术活动众多，创作形式也多变并且灵活多样，对我国艺术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而当代艺术本身就具备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它对任何艺术观点都不予排斥，并且可以共存，当代艺术还具备传统方式不具备的表现形式，例如行为方式、装置方式以及观念摄影等。但它也具备传统的绘画和雕塑方式。在绘画上，当代艺术已经开始采用新的方式进行，例如光、电、数字信息等。当代艺术告诉我们，美术正在和其他领域逐步进行融合，而美术本身的内容也在逐渐增多。现在伴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艺术的门类也日新月异，表现形式也呈现多元化，美术和其他艺术形式的交流也不断地融合着、创新着，给予了美术更为广阔的艺术内涵和表现形式，细分似的特点将不再是过往艺术学科的代名词了，艺术领域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已经是当下的学习趋势。基于这一发展趋势，目前我国的高校美术教育不再如过去一样进行了细致的划分，而是朝着专业模糊、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领域发展。所以高校美术教育必须要让学生通过了解现当代技术，从而扩宽学生的艺术视野，让学生看到以前不曾看到的广阔空间。 二、新媒材和新形式的运用可以促进创新和创造 任何艺术都需要创新和创造，只有人超越了俗世思想的羁绊，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而我国传统高校美术教育中，都会以素描、色彩为基础进行教学，也就是说学生每天接触的媒材只是笔、纸、颜料等常见的材料。学生长期只接触这些单一的材料和工具，就会产生一种失去兴趣和信心的情况，学生的情感一直处于压抑的状态，对于学生的美术学习来说会产生极大的阻碍。而现当代艺术就采用了不同于传统的表现手段，现当代艺术针对材料会做到无所不用，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先进科技融入艺术当中，例如激光幻影技术、摄影技术、多媒体、虚拟技术等都被现当代艺术充分地利用。现当代艺术这种利用新媒材的观念对于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具有巨大的影响，新媒材超越了传统的材料，将学生从点、线、面的传统元素中拉出来，让学生感受另一种充满想象力的世界。这对于学生的创造力具有积极的影响。当学生的思想不再禁锢在小小的画板上的时候，学生的思想就如脱缰的野马，可以自由驰骋。 三、从艺术的角度理解认识社会 当代艺术产生于人们时刻发展的生活中，其中包含了很多当下人群的不同理念和思想，针对不同人的生活、精神状态以及人们对社会的理解都进行了表达。由于当代艺术作品所表达的含义都容易理解，所以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在当代艺术中可以看到很多当下社会人的思想和理念、人的精神，以及人们的生活，并且当代艺术也让我们针对中国的艺术进行重新的思考。当下我们的生活已经和当代艺术紧紧地相关联，当代艺术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方方面面，早已经不再只是局限在教育教学方面，美术已经变得通俗易懂，社会中人人都能被美术作品所演绎和涵盖，能够通过视觉语言给人以警示和美的享受，能够揭发社会中人们的困惑和种种压力来源。我国现当代艺术在和不同外来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上能够对中国艺术和当下种种的困惑给予新的提示和解释。 四、美术史论和教育对学生的影响 因为赋予了多元性、评判性和自身复杂性于一身的现当代艺术是现今艺术界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这一点尤其是受到我们教育界的重视和探究。对于我们高校的大学生而言，美术知识相对匮乏，认知度低下，只停留在理论上而在实践中缺乏锻炼，可以通过如让学生完成学院举办的一些会议的宣传设计等来帮助学生增强对现当代多元艺术的理解和运用。现当代艺术不同于传统的绘画、设计，所以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来引导和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运用的能力，引导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美学精神。这几年我们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各个大学、师范学院都纷纷开办美术系和美术学院，也使得学生们的受教程度在逐年上升，美术教育教学也由专业教学走向非专业教学，许多高校通过开设美术欣赏课来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基于现状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将现当代艺术内容作为教育教学的资源，这绝对是能够充实我们高校美术教学的。 五、现当代艺术的引入可以推动艺术和教育的发展 现当代艺术不同于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完全反对传统技术，而现当代艺术并不是完全的否定，而是从传统艺术中积极地借鉴和融合。现当代艺术只有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才不会出现缺乏审美、苍白肤浅、盲目迎合等现象。而传统艺术也可以在现当代艺术中得以借鉴，并且针对自身进行积极的调整。排斥传统的观念正是当代艺术的特点之一，而现当代艺术却是讲究与传统文化艺术相融合，相互取长补短。这都是取决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也引导和纠正了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之路，从而避免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惑。新教学内容的吸纳，对于高校美术教育的观念将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现当代艺术的引入对于高校技术教育的理念是一次有力的冲击，这种冲击对于艺术和教育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高校美术专业的思想必须要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此才能让学生的知识得到全方面的发展。 六、引导学生正确的艺术观 由于现当代艺术的理念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现当代艺术反映到教学中就出现一些问题：很多人认为新媒介、新观点就可以创作好的作品，而采取一些极端、低俗的行为，所谓的标新立异其实是在哗众取宠。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现当代艺术，让学生知道大多数艺术家的作品都是积极向上的，而并不是哗众取宠、低俗不堪的。 随着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高校美术教育也应该打破传统的理念，将现当代艺术内容有效地引入，由此对于学生的视野以及学习都可以起到良好的影响，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这对于学生和学校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师范美术教育的美术学价值 20世纪中后期，很多概念型的学科出现。80年代，美术学概念被正式提出，美术学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学科，也意味着此后“美术”有根无据的现象被弱化下去，美术成为了真正独立的学科。当然，这也是邓福星先生在88年的11月全国美术理论会议上所提出的。美术学成为综合的美术学科概念化被加强，以造型艺术作品研究的对象，他的研究对象包含了美术的历史，美术批评、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的学科理论，都归纳进入了美术学的范畴。在1990年之后，正式命名为“美术学”随后在各个美术学院成立了专门的“美术学”系，这个举动标志着学科在我国被全方位的确认。因而，高等师范的美术教育当中，要注重“美术学”的重要作用，美术理论基础的扎实与否，关系着高等院校所培养的美术专业的师资是否具审美能力，是否对美术学科具有科研能力，也意味着美术鉴赏的能力和评论的基本能力的高低，这些能力将影响到我国的大众审美情趣与美术素养。 一、课程的结构设置不合理的情况依旧存在 近几年，我国的高师美术教育受到重视，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在办学的规模、在专业的构建上，专业课的结构上都有了提高，但也不能忽视其中所存在问题。《中外美术史》、《美术概论》、《美学》、《美术鉴赏》等课程，目前是我国的美术教育课程的科目，但是课时量却严重的偏低，大部分的院校技法课程占据到总课时的60%以上，这种不合理设置，会严重影响高美术师资人才的素质教育与审美培养。 二、学生对美术学课程缺乏学习兴趣 我国目前大部分的师范类美术院校的学生在对待“美术学”的课程问题上的学习态度，还主要停留在理论的考试是不是能够过关作为关注点的问题上，根本缺乏学习的兴趣。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为什么学生会对“美术学”的课程缺乏兴趣。理论课程的设置比较不合理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教师的重视也是存在的一个客观原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师范类院校的美术学生，由于过于专注于专业课的培育，忽视了文化素质的培养，文化的素养较差。尤其全国的高师类美术教育的招生环节所采取的形式是“低分录取”，我国现在美术招生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意义，“低分录取”的制度对于一心学习医术，对于美术有着较高领悟的学生而言，是件好事，但是也有一些“速食班”出来的考生，他们只是为了读大学而学习美术，丧失美术学习的热情，不热爱美术的学习，为了考学而考学习美术，这成为了很多文化素质较低考生的“终南捷径”。 三、“美术学”课程缺乏专业的美术学教师，师资力量薄弱 课程的设置不够合理的教学构架之中，“美术学”的课程自然也不会受到教学组的重视。很多师范类的美术院校对于相关的“美术学”课程都是选择由艺术专业的其他教师代课性质，而非是专业教师来授课。代课性质的教师，只能是兼代，缺乏一定的“美术学”的专业基础对于美术学的课程没有全面地了解，难以形成系统地研究，也难以做出系统地课程知识传授。教师不专，学生更无心学习。美术教育一直都是把美术学科作为基础的美术教育的类别，他们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基本美术素质以及能力，是为了促进国人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若是单纯的以技法作为的美术教育，又如何承担起这样的目标。 美术师范类的教育是培养大、中、小等学院或是学校的美术教师的主要原则，师范类的美术专业学生代表着未来的美术教育之中的教育实施者，在校所学的，所形成的知识的结构以及基本的美术素质对于之后的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那种把技法的训练作为主要目的的教学，比较难培养出具完整的美术知识以及美术教师的素养。现代的师范类美术的教育其实就是把素质教育作为核心的教育，因而学校要改变过去的思路与思想，尤其是处于信息爆炸时代艺术教育，要形成我国的特色，要让艺术的课程日益走向综合性，还需要关注学生的人格是否健全还要注重发展艺术教育对于审美思想的培养，要鼓励我们的学生能够进行一定的学习，要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要从传统的重技能模式中脱离出来，要把学习的中心做出转移，重视审美以及对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同时还要注重对于学生的文化素质进行培养。 美术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载体，是对于审美的认知以及对于美的表达能力的个体体现，不是简单强调技法的问题，美术表现的形式感，不再仅仅让学生知道，技法如何具体应用，是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对于客观物象通过自身的理解与领悟的艺术再现，是作为了美术的主体的表现，能反映出创作主体的思想观念和艺术的追求，以及审美的理想文化的修养等具体素质。我认为，美术类学院进行教育的初衷应该不是给学生一种职业的训练，应该更注重培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以及具有较高的文化品格的创新人才。在现代的师范美术类教育中，一方面要重视技法的训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培养。应该看到历史上的美术大师基本都是文化大师，首先要成为一个有思想和有精神的人，才能够成为文化教育的传播者，不可缺少文化。在这一点上，师范美术教育中开设的有关美术学的课程对促进学生的审美文化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 四、美术学的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2001年7月颁布了新的课标，（《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我国基础的美术教育现在正历经着我国自建国最为彻底的一次改革。要求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教育教学的观念，要懂得把人文主义精神融入进绘画当中，要能够为学生们建立一个较为宏大的价值观与艺术观。要改变过去的，单一的学习学科的课程设置，要教育学生掌握多一些的知识，建立起综合的学习体系。要把美术学习当成一门素质教育的一种，技法与理论一样重要，把学科的知识体系单纯的来构建课程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了，现代的社会更为关注综合性的能力展示要从广泛“文化背景”之中引导学生来关注艺术，理解美术内涵。 美术学将成为人文的学科领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有着自己的对象、自己的研究范畴、带有自己的目的性和功用，有着自己独立的品格。因而，在现代的师范类美术的教育学院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师范类的美术教育当中，对于学生教育的素养来说，不管是大学或者是中学的美术教育，所开设的美术欣赏课而言，都是建立在美术学的基础之上，要把相关的美术学基础理论课程与美术的技法训练课程协调在同一个平台上，科学的、合理的课程设置之中，才可以促进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同时国民的审美素质得到最大的培育。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高校的美术教育现况研究 从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两个方面来看，各自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融的关系。文化底蕴的深浅成为衡量一个艺术家水平的重要标尺。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当今美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得以重视。 一、引言 潘天寿说过：“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名有其极则若徒眩中西哲衷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华，均是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民族精神，是国民艺术的血肉，外来思想，是国民艺术的滋补品。”① 如今，美术的发展蒸蒸日上，这仅仅是一种虚拟的景象。在这种虚拟的美术教育发展势头的背后，却隐藏着某种隐患。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不够，存在着文化的缺失、重视技术而轻视理论基础等问题。随着艺术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张，教育思想的发展迅速，忽视了学生的文化基础，导致招收的学生文化基础始终不过硬、综合素质也不能达标，传统文化教育在高等院校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学生对文化的忽视与无知。作为艺术本不应该有统一的标准，但一种意识形态就要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化精神的偏向性。人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谈美术教育。因此，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应着眼点于传统的、民族的文化精髓，而在教学中吸收传统文化教育，对现有的思想、教学模式进行有效的变革。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进程中汇集了各个不同地域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从审美角度而言，美术教育就是通过自然美、艺术美来陶冶情操的，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和能力，丰富精神生活，激发对美的追求，是高等院校必须重视的一件事。中国美术教育应立足本民族文化之中，国粹之一的中国画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马蒂斯和毕加索都曾对中国画钦服不己，并谓：“在这个世界上，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②传统的中国画讲究意境、气韵、禅意”，绘画美学的一个重要看法就是“妙悟自然”，就有“心会即妙悟”。如今的中国画讲的、“思想”、“形式”、“题材”更甚讲传统，此时讲的笔墨又“非笔墨”。 当今高等美术院校应培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使得我们的文化精神得以继续流传下去的专业人才。然而，有些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很不合理，理论课所占的比重很不高，在设置的专门的美术理论课程上存在安排得不足。回顾从前，近代中国的美术专科学校的课程设置的十分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相当大，使学生能够在校期间必须硬性的接受要学习的传统文化，从而使得学生的综合文化修养都非常高。因此，我认为如果要教育出优秀的人才必须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应该开设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古典诗词，艺术鉴赏等相关课程来贯穿于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之中。 二、高等美术教育新型培养方式 新世纪的美术教育是以美术课程的多样性来培育学生。但是美术课程的自身所带来价值似乎被人们给忽略了，改变传统的重视技术技法的培养，忽略对人文知识的学习，强调文化内涵的重要性，注重学生的品质教育和文化教育，体现出丰厚的文化底蕴、时代精神。因此，我们要处理好以下关系，来培养美术教育的人才。 首先，教育功能的定位对学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校教育似乎是以进行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灌输道德文化、培育学生的工作好像不是太过于重视。虽然这前者对学校发展十分重要，但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培育优秀的学生吗？由此可见，学校应该从新定位才能更好的发展。从事美术教育时，除了具有一般教育理念，还应具备对艺术有着个人看法和观点。美术教育思想是关于向学习美术文化的人传播独道的见解。没有思想的美术教育是千人一面的被动行为，是思想贫乏和平面化的反映。一个从事美术教育的人艺术文化、艺术鉴赏等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眼光来看待以及能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等等。 其次，艺术招生考试是为了选拔一批优秀的人才来进行更高层次的培养。可是，目前的考试制度并不是这样定位的，它既不注重的对专业知识、技能的考察，又没对文化知识水平有一定的严格要求。此时，优化专业课程，突出主干课程是必经之路。尤其是在专业考试上，应该极大的需要加强对专业考试本身的倾向性，如书法一方面要注重考察书法技法水平，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学生对书法理论文化水平的理解程度以及对传统文化、哲学的认识水平等知识。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才能更好的促使学生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能以正确的目标前行，为将来从事艺术事业在起步阶段打好坚实的基础。 然后，现在高校对传统的研究十分的重视，但是在工业发达、科技信息更新飞快的今天来看，美术作品创作常常很快地与国际接轨，不言而喻，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也将会陪伴的高等美术院校的发展继续下去。作为新世纪的学生，对现代知识的接受程度、对西方的崇拜思想会远远大于传统，不难想象很大一部分人受高新科学技术的影响，从而对新潮事物更具兴趣去探索、去学习。但是我们的身体里始终流淌的华夏人的血液，随着思想的成熟、年龄的增大又会有极大的兴趣去探索传统。不难看出走向国际的都是十分具有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中国画、设计还是其他的艺术形式。作为艺术家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那艺术品就成了机械的产品。目前很多高等院校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将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在总课程中占的比例很少，但是最起码的“如何学习传统文化”、“怎样去学习传统文化”我们应该要再学校里学会。例如：中国古代文学、四书五经、通史等等应让学生全面了解，这些基础是非常有必要的。此时，教师应站在更高的角度来教育学生文化传授精神知识，潜移默化的教会学生怎么样去看待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的知识，同时又怎么去让二者更好的相互融合，为学生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一直以来很多高等院校错误的认为对学生技能培养应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培养一名优秀的学生应从培育他的人品、修养、素质等方面进行。不可否认技法的培养十分重要，但也不可轻视对学生的文化修养、道德品质的教育。如今的社会不学会与人合作、为他人服务，仅仅只懂得技法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一来，我们应遵守国家的号召在提高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下做足功夫。二来，在教育教学中应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熏陶、文化知识的灌输，如：小组形式、探讨式教学模式等。完成对学生素质的全面培养还可以通过对学分制的调节、学校规章制度、教师的教育评估等方面一起来协调发展。 三、结语 以上所提出的问题，是高等美术院校教育的观念问题，传统和现代的两种教育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只有教育观念建设先进行，才能保证以上所阐述的教学理念得以实行，才能保证教学课程安排的合理调整和师资力量的全面激活。树立富于远观行的教学理念，富于艺术性的课程设置以及富于指向性的教育模式保证，是当前综合类院校教学所面临的待解决的问题。在面对此问题，我们应该做到有先进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让学生先成为真正有思想文化的人；技法随之，使学生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技术来表达自己想法。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职校美术教学创新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未来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才市场，其就业竞争愈加激烈。在当今国家倡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形势下，职业院校的美术专业因学生就业的广泛性，决定着职业院校的美术专业教学更应该找准市场定位，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研究出实践教学的新方法。作为职业院校的美术教师，为培养出具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性高素质的、适应市场需要的学生，应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有效激发学生对美术的兴趣，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健康良好的艺术素质和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呢？我认为，只有转变思想，创新活跃课堂，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发挥其主体作用；只有创新教学形式，关注每一个学生，让其创作思维动起来，才会创造出无限的精彩。 一、转变思想，激发学生创作热情 在常规教学中，学生的思维力、创造力、想象力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上课认真听讲，认真模仿作画技法，甚至认真模仿作画的思维方向。按照老师的要求，做到分毫不差。在这种特设的情况下，学生的行动和思维已经完全受到限制。对此，教师要勇于冲破旧教学观念的枷锁，改变教师高高在上，学生唯命是从的不平等关系，建立一种与学生民主、平等、和谐的朋友关系，让学生的思维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得以解脱，能敢于质疑，自由创作。教师还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灵活选择教学内容，力求贴近学生生活，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只有为学生量身定做的课堂，他们才会喜欢，才会乐于参加。前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指出：“只有在师生积极的相互作用下，才能产生一个完整现象的教学过程。”根据学科的特点，教师的教法要灵活多样，尽量使学生动手、动口、动脑。另外，在面对反馈信息，甚至有些不着边际的作品时，教师更要灵活面对，灵活评价，不能简单地按照画的好坏严格评分，对学生的零星进步视而不见，这样会极大程度地压抑学生勇于实践、乐于创新的精神；对于学生的点滴进步，可以用简短的评语如：“构思新颖”、“色彩大胆”、“真棒！”、“你进步了！”等，指出学生的闪光点，使学生增加绘画的信心和热情，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对于需要修改的作品，教师首先要肯定其作品的优点，增强其信心，然后以商量的语气征求学生意见，错误的地方应该怎样改正将会更好，在不违背学生创作意愿的基础上适当加以引导。只有得到老师的肯定，才能真正触动学生的心，才能给予学生探索的力量和创作的热情。 二、创新教学，激活学生创作思维 “美术”不仅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艺术。它所表现的内容都来源于生活，所以只坐在教室里面对着课本的美术创作是停滞的，我们要适当拓宽学生美术创作的空间，把学生带出教室，走进乡间田野，自然校园，让学生们用“美术”的眼光观察创作，如阳光下的庄稼、花草，操场上嬉戏的同学。用真实的美术形体刺激学生们的眼球，激发其作画欲望；激发学生通过灵感动笔作画，没有技法指导，没有思维定向，在自由的环境中，自由捕捉真实的艺术瞬间。这样学生创作出的是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而此时学生的创作思维是无比活跃的，想要禁锢住都难。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面对学生死板的学习状态，我们可以设计多种多样的游戏活动，让学生主动探究，进行合作学习。正所谓：课堂不出彩，活动来帮忙。学生只有把学习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了，创作思维才能真正地被激活起来。此外，想让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设计的教学内容上，首先要从导入上下工夫，环节的设置要别致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其次在课堂问题的设置上，也不能死板地局限于课本的知识上，老师提出问题，学生照本宣科地回答就行了，而应把视野拓宽，深挖教材，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去课外寻找问题的答案，这样既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分析判断的能力，又实现了培养学生脱离课本学习的目标。 三、关注学生，培养学生美术素养 关注学生，是指关注课堂上的每一位学生，美术课主张通过学生自主创作，发展个性和创造性。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具有独特性、创新能力的个体，在美术活动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教师不能只看到少数几个“好”学生。美术课教育的目的是面向每一个学生，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因此，教师要注重每一个学生的培养，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为每个学生都提供平等的发展平台，给每个学生足够的展示机会，例如：提供学生当老师的表现自我的机会，让学生教学生。讲的学生认真讲述，尽力表达；听的学生更是认真思考，积极分析，甚至找出同学不足上台补充。当学生在紧张、活跃的氛围中产生发挥与表达愿望时，要趁机让学生作画，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通过画笔画出来；当教师在巡视指导时，要特别关注基本技能薄弱的学生，鼓励他们，提出建议，和他们一起改一改，并讨论修改后的效果。时间久了，每个学生的绘画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只有这样，每一个学生才能积极地参与进来，课堂气氛才会真正地活跃起来，美术才会碰撞出绚丽的艺术火花，学生的美术素养才会不断提高。 总之，面对着新的课程改革，面对着社会对综合人才的需要，职业院校的美术老师任重而道远。只有教师不断地学习探究，改变陈旧的教学观念，走出传统的教学模式，才能提高职专美术课堂的教学效率，才能为社会培养出具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素质高的、适应市场需要的人才。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美术教育思想升级 近几年，学校加强艺术教育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美术教育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如今是知识化、信息化、快节奏的社会，社会需要素质全面的专业化人才，因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观念的转变才是根本的转变，只有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逐步步入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 一、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提高自身教育素质 作为中小学美术教育者不是以培养艺术家为目标，而是以有组织的教具为材料，以审美为核心，以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设施并独具特色的育人实践活动。而现代社会发展导致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其内涵是双向的，它既面向受教育者，又面向教育者，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教出高素质的学生，教师的素养包括文化修养、道德修养和教育教学基本能力，美术教师在如今高科技的时代，更应坚持学习，刻苦钻研，还应加强文化修养，如能准确地分析艺术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中心思想、艺术特点等，再者要加强道德修养。 二、创造性教育 儿童要进行绘画创作，首先要有浓厚的兴趣，才能激发创作的灵感和思维。音乐中的乐符，需要高低起伏、快慢相间的组合才会成为有旋律、节奏的音乐，美术也一样，不同的个体，通过变化、创造组合在一起，才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音乐是有声艺术，美术是无声艺术，在美术教学中穿插适宜的音乐，可以营造轻松、愉快、活泼的氛围，激发、促进学生想象力、创作能力的提升。 在人的逻辑思维活动中，含有想象的成分，因此抽象作品中离不开想象思维，并充满音乐性，音乐直接刺激创造想象，从音符、旋律中创造出抽象作品来。让学生从心里摆脱束缚，走上创新、创造的道路。 三“、互助互动”的学习方式低年级的美术课选择一些活泼的方式启发学生，以提高学习兴趣。中年级的学生对事物具有一定的评判能力，但比低年级学生好动；回答问题思路虽广，但不善于抓住重点，容易走 题。因此中年级美术课要善于利用学生这一个性特点，有目的地抓住教学重点展开讨论，从而使学生在合作的过程中学得更好。高年级的学生，无论是口头表达能力、小组组织能力、质疑、解疑能力方面都比较强。因此，在“互助互动”中要大胆放手，让小组通过自学课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每位学生不仅要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还要对小组其他成员负责，也要为小组团体的荣誉负责，从而使学生的自学能力、合作能力及与他人之间的交融能力得到提高。 当代美术论文:美术馆当代艺术教育 1、美术馆的艺术教育功能 开办艺术教育，可以提高人的艺术审美意识和能力，可以提高其艺术鉴赏水平，促进其艺术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其智力的开发。而且，艺术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它能够挖掘人们的创造力，挖掘人的潜能，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艺术教育，人的艺术修养提高了，其认识世界的能力也就提高了，其情感也会更加丰富。而美术馆的艺术教育是一种视觉艺术教育，它是利用优秀的作品潜移默化的开展艺术教育，是一种形象化的非语言的教育方式，已经广泛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而政府也在不断推动艺术教育，这也推动了美术馆的发展。 2、美术馆如何发挥其艺术教育的功能 美术馆拥有大量的艺术作品，它向社会公众展示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开办视觉艺术教育的过程。在这种艺术教育中，观众感知作品传递出的艺术知识以及文化知识，从而不断提高人文修养，并逐步提高审美水平。相比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英国伦敦国家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我国美术馆的参观人数稀少，社会公众没有去美术馆参观的生活习惯，美术馆的艺术教育功能发挥有限。从我国人民的艺术修养角度来看，大部分人民群众的艺术修养偏低。很多人没有掌握基本的艺术知识，主动去美术馆中欣赏艺术作品的人少，且欣赏艺术作品的能力较低。在这种形势下，美术馆必须正确认识到其艺术教育的功能，努力进行艺术教育改革，充分发挥艺术教育功能，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 2.1开办形式多样的艺术活动，培养儿童、青少年的艺术兴趣儿童、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而艺术教育也要从小抓起。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开展艺术教育，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观，可以引导儿童、青少年追求真善美，走向光明，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德育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美术馆应积极为儿童、青少年开办各种艺术活动，吸引更多的儿童、青少年来参加，逐渐培养儿童、青少年的艺术兴趣。比如说：在展厅开展儿童美术课活动，引导儿童去欣赏美术作品，让儿童掌握更多的艺术基础知识。最后再让儿童自己动手画画，让儿童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创作中，从而逐步培养其美术兴趣。 2.2开办面向成人的主题丰富的艺术教育在为成人开展艺术教育时，可以形成不同的主题，举行不同形式的艺术欣赏活动，并且在时间上配合成人的休闲娱乐时间，吸引来更多的成人。比如说：在大型艺术展中招纳一批爱好艺术的志愿者讲解员，他们在艺术展中向社会公众讲解，缩短社会公众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距离，也提高了他们自身的艺术兴趣和艺术鉴赏能力。 2.3开展艺术讲座美术馆除了开展视觉艺术教育之外，还应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多种形式的艺术教育活动，努力提高社会公众的艺术基础知识、艺术欣赏意识以及艺术审美能力。对于普通社会大众而言，他们习惯了中国画、油画、雕塑等，而当代艺术则是快速发展的，夸张的色彩画很多。普通大众很难欣赏前卫的色彩作品。所以说，开展艺术讲座，不断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美术馆在开办艺术展时适当组织一定的艺术讲座教育活动，教会公众去欣赏艺术作品，从而不断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艺术教育也在不断发展中，而美术馆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场所，美术馆必须正确认识自身的使命和职责，开办针对不同人群的形式丰富、内容丰富的艺术教育，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促进公众的全面发展。 作者：陈德军单位：常州吴青霞艺术院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美术教育的革新阐述 一、在美术教育中利用多媒体和远程教育 在未来的美术教育中，远程教育将会成为一个重点模式。远程教育更加能够帮助学生在美术学习中突破传统的束缚，当学生在创作时遇到瓶颈，能够及时向导师提出困惑，或者接受外界新理念的引导，因而远程教育能对学生的美术学习或者美术创作提供莫大的帮助。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资源被普遍运用于初中美术教学将成为新世纪美术教育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远程教育资源在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的运用也是信息技术和教学发展的必然。远程美术教育不仅可以更好地为学生答疑解惑，还利于对学生创新能力和接受信息能力的培养，创设恰如其分的学习环境。 二、美术教育要进行思维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创新是设计的生命，是制胜的法宝，它贯穿于艺术创作的始终。在美术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思考、探索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社会的巨大变化会引发人们认识和观念上的变化。创新并不仅仅指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的思维、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也要推陈出新，我们要弃之糟粕、存其精华，同时要积极地接纳外界，将一些国外的先进理念融入日常教学。这样，教师在逐渐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的同时，也会对自己的美术教学进行良性的改变，实现一个双赢的良性循环。 三、学会利用新兴技术来改变美术教育中教学内容和方式 云计算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继个人计算机变革、互联网变革之后，云计算被看做第三次IT浪潮，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带来生活、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改变，而如今云计算依然成为当前全社会关注和使用的热点。 如今，不论是Android、IOS还是Windows等系统都基本上实现了个人程序的开发，这也是云计算带来的好处之一。特别是Android这种开源的系统更加便于操作。与此同时，开发对应的美术教育类软件也会更加方便、简洁。我们可以想象，在如今已经可以随身携带的PC端安装了相应的软件后，学生的学习空间、学习时间将更加自由。 在愉悦和放松的心情下，学生更容易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和问题，也更容易被激发出学习的好奇心、求知欲等，在这些态度的引导下进行学习，这将会使授课过程变得轻松、自然。利用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教师也可以将自己的课堂教育理念、心得等加以交流，用作参考，也可以学习其他学校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新兴理念，从中得到新的启发。 四、结语 美术课作为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主要手段，在中学教育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美术作为一门艺术，不仅能够发掘学生自身的艺术天赋，更好地激发其对艺术的兴趣，也能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其综合修养。但是，传统美术教育的局限性和约束性也越发明显。所以，新的教育方式改革、创新及尝试是必不可少的，希望文章可以使得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界人士产生共鸣，为中华民族的美术教育事业尽心尽力。 作者：姚晓红单位：山西运城市实验中学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高等美术教育各流派的价值 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美术革命》一文提出“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中说：“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用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园风景。” 可见，当时的中国绘画所面临的选择也是走学习西方的道路。可见在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中对于传统的回顾与研究，本身就伴随着对中西文化艺术的比较和分析。那个阶段的美术教育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雏形，它为以后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以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调和的融汇主义、以潘天寿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所创立的美术教育体系和教学思想影响深远，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大主义”思想流派，并为中国美术教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一、“三大主义”流派的美术教育理念 （一）影响深远、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 作为20世纪初美术改良主义领军人物的徐悲鸿先生，侧重于以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绘画。他反对矫饰浮夸的西方现代派艺术，认为“这种形式主义之无根，对现实不诚不实，乃研究历程中的绊脚石”。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吸收西方写实造型的透视、解剖、色彩、构图等方面的技巧与法则，认为艺术家对待艺术应该和科学家一样具备求真精神，要以素描为基础来研究绘画艺术。当然徐悲鸿并非是以西洋绘画来取代中国绘画的全盘西化，而是一种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他和康有为一样，坚决反对四王泥古不化的颓败之象，非常崇尚唐宋画学雅致和谐的写实风格。他所提出的“新七法”即为针对中国画学墨守成规的旧态进行改革的具体训练标准。徐悲鸿自谓其改良论的主旨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可见，徐悲鸿的美术教育观点在于借鉴西方艺术的再现体系，改造中国美术之不足，培养新一代中国美术人才。 （二）博采众长、中西调和的融汇主义 与徐悲鸿同时留学法国的林风眠先生在1928年到1939年执教国立杭州艺专期间，同样重视素描教学，他主张用全新的写生理念医治传统的模仿抄袭对中国绘画造成的伤害。但因林风眠更倾心于艺术不问政治、不附属于任何派系的独立人格，在教学实践中他强调个人自我感受的表达，重视艺术的自律性，非常支持学校师生自由的创作。他偏爱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对于学校教师的创作也采取宽容的态度面对，支持教师采用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当然包括创作现代派手法的作品，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了解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也认识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魅力。林风眠“学校艺术教育应以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以学校作为艺术活动的中心；沟通中西新学，师法自然与基础训练并重；有一个臻立于新艺术教育的群体”等美术教育观点，是对蔡元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样一种宽容、自由的学术主张的继承。他提倡广泛吸收西方各流派艺术之长，融汇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实为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搭建了一个中西平等交流、互通有无的理性平台。 （三）立足于民族传统、古为今用的民族主义 潘天寿先生在1928年至1939年出任杭州国立艺专国画系主任期间主张美术教育要借古开今、古为今用，是继陈师曾之后，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界反对全盘西化的民族主义旗手。值得注意的是，潘天寿的“借古开今”并非以古代今、以古衡今，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抛弃了古人画中的小我，追求的是与时代同步的大我，扫尽了明清以来风行的柔弱气质、追求蕴含民族气魄的霸悍风骨。在美术教育上潘天寿提出“继承前人是为了革新”的观点，竭力主张“站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革新中国画，各各寻求前进的道路”。面对西画引入给中国画造型带来的种种好处，潘天寿梳理了从秦以来西方绘画流入中国的历史，得出“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的结论。对于中国油画的教育和发展问题，潘天寿同样认为应吸取西洋艺术之精华，以丰富民族艺术，使西洋油画为我民族化。他曾说：“只要今后努力不懈深入研究民族风格，同时吸收外来营养，把中国和西洋很好结合起来，可能性常一种很好很高的民族绘画。终臻妙谛，屹立于东方和世界艺术的顶峰。”潘天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创作理念，这种力求将西方艺术技巧和精神，摄入到本民族的血液中去，从而发扬民族艺术的做法，虽然步履维艰，但无疑是让人喜出望外的。 二、对三大主义流派思想的评析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一）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不能盲目追求中西合璧 徐悲鸿先生推崇绘画中的“写实主义”，非常重视绘画的社会功能，这无疑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成为中国美术教育领域的里程碑式人物。但如今看来人类的视觉经验并非只有“写实”所能穷尽的，以写实服务于现实也并非美术的全部功能。这种以艺术上的“唯实论”作为衡量一切艺术的标准，形成了艺术上的“形而上学”。林风眠先生所强调的是学生自我感受的流露，重视人类深层次的感情体验，相对更好地把握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所信奉的“美育至上”，即“美育代宗教说”与“艺术救国”之路根本无法实现。无论是“洋为中用”以西画表现客观物象的准确性来改造中国绘画，还是“中西融汇”以西方艺术的现代主义形式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用对物象的“单纯化”手法取代中国画写意的笔墨程式的美术教育理念，都是从一端切掉了中国文人画的写意传统，从另一端又切掉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传统，以西方艺术的古典性取消中国艺术的优良民族传统。这显然是不能被当今的美术教育所完全接受的。相对而言，潘天寿以“中国画要走自己的路”，“东西方绘画应有各自的高峰”坚持了中国美术教育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其“借古开今”的思想不仅适用于中国画，同样适用于其他艺术门类。 （二）借古以开今是发展当代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必行之路 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审美心理等各不相同，造就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其艺术也就有各自特点。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把人与宇宙万物看成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的辩证思维模式，同西方绘画崇尚科学和逻辑思变的思想相差甚远。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代表艺术家学识、阅历、人格等多方面修养的特质，从本质上讲不仅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体现。通过上文对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史中三大主义的回顾，我们清醒地发现当今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必须走民族化道路，应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还要合理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精髓。 在当今这个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社会环境激烈变革的大背景下，那些倡导继承传统文化的诸多艺术大师们，他们或用作品或用理论所固守的自然是那些无法隔绝的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人文思想与审美理念。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学习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合理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艺精髓，为我国的高等美术教育不断补充新的营养。这种横向的开拓定会为本民族的美术发展提供动力。同时我们要注意既定的观念仅仅是历史的观念，要根据时代与事物的不断发展而改变，不能被所谓的传统蒙蔽了视野，束缚了前进的道路。勇敢的面对、积极的吸收、广泛的接触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考，这也正是艺术能够日新月异的动因，它将使中国美术具有无限生命力。 三、结语 美术教育制度会随着社会的前进有所改变，美术教育实践也会因为诸多现实问题而困难重重。但对于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的回顾，绝不是管中窥豹，而是想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发现其中隐藏的现实意义，为当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提供一个起点和路标。我们必须以历久弥新的中国传统美术为发展的基点，理性对待外来艺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实践美术教育。即在借古开今的基础上，与西方美术互通有无，融汇交流。 作者：张若滢单位：中原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艺术教育中美术课程探讨 1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美术基础角色概念 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艺术设计教育基本上按照两种模式进行。一种是在综合性大学、专业美术院校和师范院校；另一种是在建筑、机械、轻工、纺织等工科院校。前者偏重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后者偏重不同专业的工艺与专业技术训练。通过文科考试进入美术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工艺与技术训练；通过理工科考试进入工科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这个问题早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上，即学生就业的工作岗位上反映出来。另外艺术设计教育理念处在比较模糊的状态，对于美术基础课程在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常常混淆。美术基础课程在设计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当今设计界和设计教育界普遍存在着两大分歧。 一方面，目前我国美术和设计院校实行的一套传统的注重基础技能教学模式认为，美术基础课程是针对设计专业的特点，从造型、色彩、构图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美术视觉要素的基础训练，美术基础教育被过度地强化而忽略对设计的理论和思维的训练。这在文科院校的艺术教学中比较常见。而另一方则认为，设计教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必须体现社会化、信息化、智慧化、创意化的思维训练。对于美术设计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来说需要塑造的不是形式，而是思想，提倡学生直接进入设计创作，通过设计创作去综合运用个人的能力，找寻适合于自己的感受点，带动其他因素，诸如技巧、材料、载体等，而不是按部就班地从画素描开始，到三大构成等一个个基础课程后才进入到设计创作的学习，美术基础在设计教育中处于可以忽略的角色。这在我们工科院校的艺术教学中比较常见。 2美术基础在设计教育中的角色转换 我们应以科学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和解决此类看似带有矛盾性质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我们在艺术教育的思维上也应该适时调整，对基础课程进行角色转换。以往在教学中总是对于素描等基础课设置了大量的课时，单纯从模仿上面进行训练，教学时也是以如何提高绘画技巧为重，而忽略了对学生在设计思维上的引导。首先，设计艺术教育中“艺术”的特殊性，决定了设计创作对于教育教学的意义和作用。艺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参与性、操作性，艺术设计教育教学更离不开实践性。没有艺术设计的思维训练和实践体验，就不会有设计创作，也就不再有艺术的特性。这就决定了艺术设计教育在思维训练上面要加大力度。其二，美术基础的角色问题上，我们可否转变一下思维方式，在具体教学课程的设置上，打破现行的画地为牢的方法。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要开设相关的工艺课程，工科院校的设计专业如我们学院的建筑工程装潢与装饰、电脑艺术设计、动漫设计等专业也开设更多的美术基础课程，加强学生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其三，在师资方面，美术基础教育要走艺术家和设计师结合的道路。教师要树立既强调思维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不能忽略基础教育的思想。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和出发点，应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事物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知识和技能。设计艺术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设计的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如造型中的调和与对比、韵律、变形等基本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前人智慧和经验的结晶，这些基本的知识和技法会让我们在学习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二是指贯穿于该学科各个分支的规律，能在该学科的各应用学科中起作用的课程。艺术设计学科内常提到的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这些就是基础，它存在于海报设计、包装设计、装帧设计等任何应用课程中。三是无论时代、设计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都能经常起作用的素质。所以加强美术基础的训练也是设计教育不可或缺的，是作为相对重要的角色来体现艺术设计教育的价值的。 3艺术设计教育中美术基础课的角色设定 3.1选择“基础”角色 现在我们开设的基础课程中首先存在的问题是对基础的认识不够准确，对基础的选择有误。下面以基础课程中的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为例来说明这种现象。设计教育中基础造型的平面构成课程中，平面构成探讨的是二度空间的视觉语法，主要研究如何在二维平面中创造和美化形象，其目的在于创新思维的开发和培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但在现行的教学中，模仿大于创新，将这门课程上成了八股课程。在教学中忽视形式规律的理论探讨，没有从构成原理的初衷入手，学生仅停留在对已有作品的模仿上，无法真正实现艺术潜力的挖掘和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比如在色彩构成的教学中，正如伊顿所言，色彩的魅力是要靠对比和协调来表现的，色彩构成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色彩对比与调和的方法，以此达到表现色彩美的目的。所以在教学中我们不必把本就有限的基础课时间大量用在各种色彩的推移练习上，明度推移、色相推移、彩度推移、空间混合，都不过是配色构图的方法之一，弄懂会用即可，不必花许多时间和精力作这种练习，因为它对感觉力的培养没有多大裨益。对于基础课的教学，学校和教师在教学内容、方式和方法上要做大胆改革和尝试。如采用将构成课程与视觉感觉训练相结合的方法；也可以将构成课程与电脑辅助设计相结合，以期提高基础课的教学效率，加强学生对电脑这一现代设计下基础的辅助工具用法的掌握。教师在教学中还应尽可能多地提供基础知识在专业应用中的感性实例，并分析引导、启发学生找到基础与应用的结合点，以使学生体会基础之于应用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主动学习、探索。 3.2正确区分设计基础和美术基础 设计与美术有共同之处，他们都是造型艺术，在某些审美特点和造型性上与纯艺术是相通的，但美术的造型基础和设计的造型基础还是有区别的。美术的造型基础强调对对象准确、生动的再现性表现，以使学生在将来的实践和创作中有较好的造型能力。而设计造型基础强调学生依照对象的造型规律主动性表现，包括表现角度的选择、重组和归纳，材料的选择，以人的视觉为中心的肌理等视觉感觉的表现，在基础教学阶段就强调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以色彩基础教学为例，美术基础中的色彩训练一般以写生色彩的训练和研究为主，强调对光源色、固有色、环境色变化规律的研究及其表现技法的掌握。而设计色彩基础强调学生对色彩的归纳，强调根据主题和表现目的重组色调和重新搭配色彩，强调学生对色彩情感等特征的掌握，强调色彩的表现性训练，以使学生在将来的专业设计中不依赖对象而灵活应用。因此在设计基础的教学中，不能简单地套用美术基础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既要找到设计与美术的联系，更要对二者做出区分。设计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进行由美术思维到设计思维的角色转换。 3.3重视理论基础 设计是一门综合学科，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缺少理论知识和人文素养很难成为真正的设计师。设计不仅是一种技法行为、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因此，在基础教学中要开足开齐包括设计概论、设计史、设计美学等基础理论课程，还要设置好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其他选修课程。现在美国大学中倡导的“通识教育”就是应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而提出的，艺术设计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课程更应提倡这种“通识教育”。教师要通过理论教学提供给学生一些观念和思想性的东西，从而达到最高的教育目标。 美术基础之于设计课程而言，是随着时代、设计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其在设计教育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随着设计课程体系和内容的变化而转换，不可成为僵化的教条。美术基础课程在设计教学中的角色定位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设计教学成熟度的改变而转换。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对美术基础在设计教育中进行恰当地角色设定。 当代美术论文:传统民间艺术在当代美术教学中的传承 摘要：民间艺术是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所创造的艺术，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民间美术的内容丰富、直观、易于学生们接受，是朴素鲜活的美术教材。将优秀的民间艺术与美术课堂相融合，让学生们在体验学习乐趣时逐渐体会认识到民族艺术的价值，并通过探究创新，主动地在生活中发挥传承、保护和发展民间艺术的作用,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活传承。因此将民间艺术引入到美术教学中去，这不仅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感受民间美术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也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民间艺术；美术教学；传承；运用 如今，传统民间艺术是当代美术教学中极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对于创新和完善教学方法，拓展艺术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造就具有文化素养的实用型人才，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传统民间艺术创作平民化与自由化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开发 传统民间艺术是我国各族人民生活的智慧结晶，它与人们群众的劳动生产息息相关，并通过手工艺术品的形态，表达出人们的内心情感并且满足他们对美的追求，体现着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又能美化生活的实用目的。然而艺术创作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的开发，民间艺术在当代美术教育中的优势在于对学生们创造性思维的拓展，同时能够指导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实践。民间艺术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很好的引导出学生研究与探究的热情，自主的进行观察与认知。因而，在当代美术课堂中，利用民间艺术特点与魅力，能充分挖掘学生丰富的情感，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鼓励学生们自信大胆的进行艺术创作的探究，这无疑是对学生们艺术创造力和艺术发展最好的开拓。 二、民间艺术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在美术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 民间艺术涵盖着广泛而独特的民俗文化、传统故事等内容，学生通过学习认识传统的民族文化，有利于对传统美术教育的发展，于此同时能够激发学生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的喜爱之情，增强学生对民族艺术的认同感，从而使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我国的传统民间艺术无处不体现着古老东方艺术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面塑课上，我引导同学们课下搜集资料，整理面塑手工艺的发展历史和优秀作品集，从这个过程中让学生们去自主地了解和体会传统民间艺术中的文化，学生们从中总结发现，面塑手工艺的选材多来自于神话传说和古典文学名著，蕴含着深刻的传统文化，体现着当时劳动人民对生活和民族的热爱，在我的引导下学生们将中国传统手工艺面塑与西方雕塑进行对比，更加深刻地了解传统手工艺面塑的艺术形式，感受了中国民间手工艺造型特色和用色特点，体会了其中的艺术情趣。在分析和体会的基础上再而进行创作，这个过程大大地提高了同学们对面塑制作的兴趣和意义，通过这样的动手操作，让学生们真切体会到民间手工艺的乐趣和美好，加深对传统民间艺术的认知和体会。学生们欣赏、探究和动手制作的过程，也就是传承和发展祖国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行动。 三、重视民间艺术在美术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实现民间艺术有效的传承与创新 在当代美术教育中不仅要引导学生通过欣赏民间艺术，感悟传统美，还要培养他们对美的欣赏，让学生在艺术实践中体验审美情趣，培养他们良好的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这将影响他们一生的文化修养。例如一次课堂上我以“年味”为主题，让学生们以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为基础，开拓思维大胆创新，进行创意思维风暴。其中就有一组学生在启发下运用民间手工艺面塑技法，结合新时代的元素，制作出了新年团圆为主题的平面浮雕挂画，这组作品中既运用了传统民间手工艺的材料和技法，又融入了当下生活中的场景，并且结合装饰画的特点，做出了平面浮雕的作品，真正的将传统民间手工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艺术创作的题材来自于日常生活，为了使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更加具有生活气息，更具备艺术魅力，就需要将民间艺术的内容更好的和当代美术教学相融合，在教学中让学生们接触并热爱民间艺术，不断去创新，以此来传承中国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优秀的民间手工艺，推广传统民间艺术的美学价值。民间艺术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出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技艺和道德理念。现如今，很多民间艺术已经被列入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我们有义务将这样优秀的艺术形式传承下去，学校作为传承民间艺术的重要机构，为民间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民间艺术对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有着重要作用，并且能够更好地完善当代美术教育体系。 作者:钟蕾 单位:大连市烹饪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当代美术论文:工艺美术教育当代价值及发展方向 摘要：对于开发和传承传统的工艺美术，符合时展趋势的工艺美术教育的建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知识普及的方面来看，工艺美术教育应该扩大其覆盖的范围；从专业教学的方面来看，实践环节的加强，提升工艺美术的产业水平，来达到优化市场环境的目的。本文对工艺美术教育的讨论，指出其在当下发展的方向和价值。 关键词：工艺美术教育；发展方向；革新趋势 在劳动人民生产生活中长期积累下来的民间工艺美术，是人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传统的手工艺包含历史、社会、民俗和艺术等具有很高的传承价值，20世纪以后，高等教育体系中有关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处于长期存在的状态，在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飞速发展之后，与工业化生产密切相关的艺术设计专业逐渐的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专业。但是在工艺美术这个学科沉寂了十几年滞后，国民对民间工艺美术的认知兴趣却日益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艺美术教育的受众范围也不仅仅是高校的专业院系范围。传统的工艺美术所具备的人文价值和独特的形式，在当代的中国教育体系当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一、工艺美术教育的当代价值 不管是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不能磨灭手工业文明曾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高度，每一种类型的工艺品都有其专门的加工技艺，这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保护下长久的留存，但是具有非物质化的特性的技艺，要想把这种精湛的技艺不断地传承，就需要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由于时代的不断深入发展，以大工业生产为主流造物的方式已经逐渐的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说明了只会有一小部分人会完全依靠手工艺来谋生。从传承的角度来看，民间工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独立的行当形式存在的，从业者不仅可以以此为生，而且还能够通过师徒相授的手段来达到传承的目的，例如制陶、漆艺、雕刻等等，另一种则带有明显的农业社会的特征，人们在获取日常的生产工具或者是生活用品方面，更倾向于自给自足的模式，只是在闲暇的时间制作和参与，并不以此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这样也就不会有相对明确的师傅徒弟相授传承的体系，例如草编、织绣、剪纸等等。由于我国社会的形式在向现代化转变的同时，对上述两种传统的手工艺形式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经过时间和实践的积累来进入工艺品的行业当中，更多的原本从事传统手工艺品的农村青年也由于其收益效率相当低下的原因，放弃了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果不借助外力，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和延续是很难保证的。 二、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1、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构建，使之顺应时展的潮流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当中，工艺美术大致上可以分为普及型和专业型两种形式，前者包括中小学和学前教育当中与工艺美术相关的课程，例如美术课、手工课等等，以及非设计类和美术类专业的高等院校开设的人文课程。后者主要指以工艺美术作为重点攻克和学习内容的大中专类艺术教育。发展和传承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专业型的教学一直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和义务，造型门类的划分实际上是我国早期的工艺美术专业的区分标准，以培养工艺美术相关的专业从业人员为目的，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行的深入，西方大量的现代设计学的内容被引入和吸纳，原有的传统的手工艺教育被边缘化，但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人们逐渐清醒的认识到，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美术教育是无法被取代的，同时这也是本土设计创新的根本。这种主流意识的变化，促进了广大工艺美术教育工作者的深入思考，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学方法，使得艺术设计和传统的工艺美术资源可以实现完美的融合，由此一些高等院校推进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只有符合现代潮流的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才能够使我国目前的传统工艺美术得到弘扬和发展。 2、专业化的实践教学需要加强 就我国目前的教育情况来讲，很少有高校可以把传统的工艺美术作为一种独立的专业的研究方向而进行课程设立，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繁多的工艺美术门类，一个专业的覆盖面是有限的，不能囊括所有的工艺美术门类，另一方面，如果将众多的工艺美术其中的一种技能单独作为专业和学习的方向，其知识技能相对单一，对日后的就业造成的一定的影响，因此高等院校有关传统的工艺美术教育不要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传授，而应该围绕专业化的实践化的工作室展开，不同地域的高等院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对工作室进行合理的规划。除此之外，专业的工艺美术工作室还可以与艺术设计教学充分的结合起来，强化共性基础，打破专业限制，为长时间通过电脑进行模拟设计的同学提供可以动手操作，接触材料制作过程的机会，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不要对传统的工艺美术的操作方式进行百分百的还原，教师应该在示范和介绍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教学全方面的向学生展示工艺美术的资料，使之能够产生更大的学习兴趣，提高认知程度。 三、结语 在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当下，工艺美术教育的方法和形式也应该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向大众普及工艺美术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培养从事工艺产品设计或者是工艺加工的专业人才。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和保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只有当人们充分的认识到了工艺美术的文化价值的时候，带有民族元素特色的设计产品才能够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只有立足传统工艺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和艺术设计才能够充分的体现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作者;刘先凤 单位:河南省工艺美术学校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科技对传统美术抨击以及意义 多少世纪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绘画、雕塑等形式是美术创作不可动摇的表现基础，是作为记录形象的最佳手段。美术与画笔从来就好比鱼水关系不可分割。西方美术史更是在很长时期把模仿客观对象的古典写实主义技巧作为表现主导。 然而，这种以笔为创作媒介的表现方式保持到19世纪却受到严重的挑战。1826年，法国人普斯用曝光法拍下了人类不用绘画而用阳光得到的第一张照片。从此，摄影像一棵大树，根植于科技的土壤，在艺术的春风雨露中发芽．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文化艺术观念的更新而蓬勃成长起来。照相术是社会工业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普及对以模仿为主导观念的传统艺术无疑构成了相当的威胁．其惟妙惟肖的纪实本领远远超越了写实绘画的能力，以至于有人说：“传统绘画在对客观事物的忠实与再现上与摄影相比是何等的无力!”就连写实主义优秀作品《父亲》也不可幸免地被人评为“给人的感受不过是一张比较精彩的写实照而已”。不可否认，摄影作为l9世纪新的艺术创作载体呈现出很大的优越性。它以其丰富的造型能力成为大众手中选择美、捕捉美、塑造美、再现美的有力手段，给传统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摄影挑战写实绘画，导致写实绘画的解构和现代绘画的兴起，那么真正造成传统艺术家们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的，则是一百多年后电脑美术的诞生。 20世纪人类最伟大、最卓越的技术发明是计算机。计算机自问世以来，开辟了人类智力解放的新纪元。在短短的50年阃，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广泛深入到科学技术、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当然包括艺术创作)等各个领域。电脑美术因此应运而生。电脑美术是以计算机及其外围配套设备为主要工具的一种新兴视觉艺术种类。它能取得普通绘画工具和摄影无法取得的无以伦比的绝妙色彩和魔术般变幻无穷的形式，而设计速度却较传统美术创作可提高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从Photoshop到CorelDraw，从AutoCAD到3DSMax。每一种电脑制图软件的推出都为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方便：你可以轻点鼠标将“蒙娜丽莎”的微笑随心所欲变动，也可以在几尺的荧屏前创意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可以既不用胶片又不用冲洗得到超现实数码影像，还可以抛弃纸笔创作模式给小朋友献上精彩的《玩具总动员》……。总之，你所想表现的内容和东西，几乎都能在电脑里数字化生成。古人把对再观美好事物的愿望寄托在马良的“神笔”里，而电脑美术似乎将他们当初的梦想变为了如今的现实。因此，电脑美术一产生就广泛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 正当人们沉浸于“网络伊甸园”充分感受现代科技带来的艺术创作乐趣时，一部分人却产生了忧虑和迷惘：面对“摄影昔冲写实绘，电脑今震抽象画”的现状，真不知传统艺术殿堂还能挺立几时?电脑美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否会令21世纪的传统美术工作者失业呢?长期以来形成的纯美术的各种门类是否会逐步消失而被新生的电脑美术所替换呢?这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当前的艺术工作者。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这是当前美术工作者和美术教育所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们无法回避现代科技与传统艺术的碰撞，我们需要的是以一种博大的胸怀、相对的视角和发展的眼光正视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电脑美术的产生给艺术设计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它不仅大大提高了艺术设计的质量、设计效率和设计自动化水平，而且大大拓展了艺术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段，产生了全新的艺术创作效果。各种艺术设计门类——广告设计、环境设计、服装设计、动画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等一都因电脑这一媒介抛弃了传统的绘画方法和工具材料，突破了自己那门艺术表现手段的局限而大显身手，使现代艺术设计以纷繁多姿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艺术家可以在计算机显示屏前讨论设计方案，观察任一角度的设计效果，欲将设计方案缩小、放大或转换角度，只需鼠标轻轻一点，同时还可通过修改设计方案的各种参数来随意修改设计方案并选出最佳设计效果。英国美学家鲍桑葵说：“任何艺人都对自己的媒介感到特别的愉快，而且赏识自己媒介的特殊能力。”计算机使艺术家们如虎添翼，增添了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电脑艺术手段的运用不仅对艺术设计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也给传统绘画带来了好处：它既可以综合各种创作素材，又可以对比各种色彩，还能够突破传统的技法。随着艺术软件的不断开发，这种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伴随着大艺术时代来临的，是艺术院校教育方式的变革。长期以来，我们的美术教育受传统学院派绘画影响很深，就连不少设计学科也一直沿用绘画绘图为主的单一训练手法。网络艺术的兴起使我们将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相统一的教育观作为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李政道博士曾指出：“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新世纪将唤起人们对科学与艺术综合创造力的认识，在其相当丰富的土壤中达到美术创造探索的高峰。只有掌握了先进的表现工具和表现手段，才能不仅扩大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同时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创造性思维培养这一本质课题上去。因此，作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学子，无论立志成为设计师还是纯艺术工作者，都应当学习、了解和能够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为大众文化生活服务，从而顺应时代的发展。 现代科技虽然对传统美术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现代科技的运用，只是人在艺术创作中对工具的使用，对一种技术的掌握，而真正要创作出有价值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关键还在于对人的艺术层次的提高。在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中，艺术家不仅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要有深刻的认识，而且还要以艺术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和表现技巧，将深刻的艺术认识形象地表现出来，才能走到艺术创作的终点。艺术之美不仅是形式之美，而且更是人文之美。这就要求艺术家要具有较高的认识水平和较强的表现能力，要打下坚实的艺术功底，熟练掌握各种艺术技巧。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艺术修养，只是去掌握一门技术和一两种设计软件的使用，那就只能是机械性的重复或是模仿性的制作，决不可能刨作出具有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家自己独特个性的艺术品来。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电脑美术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但是传统美术仍然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各门艺术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种类的多样性。美术史发展至今数千年．留下了各种艺术门类、各种风格流派、各种表现手法。国画讲究“皴擦点染，干湿浓淡”．西画讲究“虚实松紧、光影线面”。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传统美术形成了自身的规律和特征，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表现性。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艺术家智慧的结晶。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无论多么异彩纷呈的当代艺术，其根与源都牢牢扎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同时，由于人们审美观念不同，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艺术需求和爱好：有的人喜欢传统艺术．有的人喜欢现代艺术。所以我们不能提倡一些艺术门类抛弃另一些艺术门类，而应让各门艺术种类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使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和人们的不同爱好。我们相信，传统绘画只要符合当前人们的审美要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不但不会消亡，而且一定能够成为一种高雅时髦的文化需求更加被大众所喜爱。 西方学者罗曼‘罗兰曾说过：“各种艺术都会延展，在别的艺术中得到超绝的造诣。”我国理论家谢赫也提出了“迹有巧拙，艺无古今”的著名观点。我们处在一个古今并存的新世界，成熟的艺术工作者应从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中汲取营养。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拿当代艺术的手段去衡量传统艺术的技法．也不能拿传统艺术的典雅来评价当代艺术的纷繁。我们要适应这个“画法常新，而不废旧”的多元时代，而不是在时代车轮的面前彷徨不安。 面对现实，勇于挑战，既实且虚，既独且联；提炼精髓，开拓未来，既述且刨，既后且前——这当是21世纪美术发展的方向。 当代美术论文:小议当代儿童美术教育 每一位儿童都拥有稚嫩的童心，而信手涂鸦的色彩是儿童表示情感的语言。我国当代的美术教育被列为素质教育的核心，如何正确辅导孩子学习美术学科，是每一位美术教育者需要研究和探索的。 一、儿童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我国当前的儿童美术教育的现状由于受到应试教育以及教育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目标定位在知识和技能的层面，使得最具情感魅力的儿童美术教育被扭曲，儿童感受到什么、喜欢怎么表达、有什么情感等问题被忽略。 社会上各种以盈利为目的比赛、以技能技法为基础的培训蜂拥而至，使迎合和模仿的现象成为儿童绘画的标准，严重的束缚了他们的想像和创造。面对这些现状，缺少正确美术教育知识的家长和老师们选择的是：有些人选择命令的态度“教育”孩子，结果造成孩子顺从、胆小，习惯由别人来安排一切；有些人认为美术的价值仅仅在于像与不像之间，把孩子当成复印机；有些人认为获奖和考级才是证明孩子聪明才智的唯一途径，其结果可能使儿童的思维机械化，儿童的童心和独立精神不是被抹杀就是被误导了，造成了儿童个性的缺失，妨碍了孩子的个性的自由发展。 二、儿童美术教育的研究 “事实上，我们依赖艺术帮助我们实现人性的完整。我们深信了解艺术和艺术实践对儿童精神思想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艺术与教育一词的含义是不可分的。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缺乏基本艺术知识的人能够表明自己受过真正的教育。”——阿恩海姆。 孩子的美术教育与其自身的年龄结构有非常大的联系，儿童绘画和他的身心发展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按自己的规律成长。适度的把握孩子成长规律，结合一定的教育方法，对儿童美术教育目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经过多年的基础教学研究，结合一定的实践经验，我把孩子的美术学习规律大体按照年龄段分为三个阶段：八岁以前的主观想象期、八岁后的客观写实期、以及中学阶段的应试学习期。 本文主要研究儿童的主观想象期阶段的美术学习规律，这一阶段根据孩子对于事物的感受能力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两岁半以前的涂鸦期（有意识无目底地不受支配的涂画），学前的象征期（象征性的表现头脑中的印象），4-8岁的主观表现期（用主观的形象表现事物的差别）。作为教师应该鼓励孩子大胆的用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像，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三、家庭、教师与儿童美术教育的联系 对于孩子来说，家庭是第一所学校，父母是第一位老师。当他完成一幅作品时，他会迫不及待希望成人分享他的快乐。这时家长要正确的鼓励、赞扬，孩子充分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自信心就油然而生。所以家长要明白孩子在每个绘画年龄阶段所能够达到的能力程度，这也是家长要达到的的基本文化素养。 我们要重视当前儿童所面临的漫画卡通、时装设计、影视媒体类的工业文化环境的侵袭，这些表面上迎合人们的需要，而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支配人们的意识，取代人的思考和观念。作为教师和家长，需要在儿童生长和生活的环境做出仔细的观察、理智的选择。 儿童美术教育是一种隐性的、深层次的素质教育，教师的素质和意识在美术教育中有不可替代的影响，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是要学会了解、倾听儿童的创作想法；要善于抓住时机，用积极的语言，提升儿童对绘画的兴趣。 观察是美术教育的教学核心，是儿童绘画的源泉。孩子看的多，经历的多，留于心中的印象就越多，画画时内容就会丰富。观察并不是让儿童照实描绘他们的所见，而是通过观察来培养他们对生活的一颗敏感、细嫩的心灵，丰富他们的感性认识，提高认知水平。 作为教师，对自身更要有严格的要求，自己要热衷于生活中的美，保持对美术的热爱，感性的传授知识，尊重儿童的情感体验，知道他们表达的需要，选择他们所要表达的方式，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能。 四、儿童美术的最终目的 “艺术是增加感知能力最强有力的手段，没有这种感知力，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创造思维都不可能”，——阿恩海姆。 一种文化环境的产生，一种心理取向的形成，带给儿童的影响虽说是无形的，但却是永远的。儿童美术教育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儿童思维模式走向统一，而是要培养儿童丰富的情感、热情的态度、生活的自信、合作的精神、审美的能力、个性的创造等方面创新思维的发展，才是美术教育最有价值的贡献，才是儿童美术之最终目的。 当代美术论文:剖析当代我国美术馆的策展实践途径 1995年前后，艺术策展人开始在中国文化现实中出现。那时，一些年轻的批评家、艺术家开始在他们组织或加盟的艺术展览中公开自称为策划人或策展人，虽然这一新兴角色的“自封”，属于国内本土美术圈的“醒目”人士对欧美当代艺术体制下策展人职业的刻意模仿和主观搬用，但是在此之后，当代艺术展览越来越活跃，并日益走向公开、走向公众社会。展览总量的放大，客观产生了大量策展事务。于是，以做艺术展览为惟一职业选择的独立策展人群体开始登场。到1999年，策展人群体已成为艺术圈内外引人注意的焦点。 他们带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活力投入社会性的当代艺术推进工作，并逐渐走上当代艺术语境的话语权平台。他们的“鲇鱼”效应，搅动了艺术圈，让上下左右的艺术家和艺术人士都从沉寂中活动起来。2000年，国际策展人空降上海，参与了“上海双年展”的策展工作。国内土生土长的策展人也空前活跃，参与了当年几乎所有重大艺术展览和一些引人注目的艺术事件。 随着中国的社会发展，纯粹公助性的活动在总体艺术机会中的比例有所减少，社会力量对艺术的支持变得越来越重要。活跃的策展人往往主动在社会力量与艺术家之间、社会愿望与艺术行为之间起到沟通、融汇、整合的作用，而且通过有意识的筹资开源工作把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资金导入到艺术活动之中。筹集展览资金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极大地提升了策展人在展览中的现实地位。2000年，中国艺术展览体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策展人中心制在投资方、艺术家的多向选择中应运而生，成为新展览体制的核心。计划经济时代艺术体制的遗留物如展览组委会委员和主任、评委会委员和主任、秘书长等头衔，经济转型初期临时出现的艺术主持、艺术总监等职位统统被策展人的角色囊括、取代。除了展览的经营之外，展览筹办、运作的几乎所有权力和责任都高度集中到策展人身上。2000年之后的当代艺术实践表明，许多展览的主办单位不仅认同而且也接受了这种策展模式。 2003年，继上海双年展、成都双年展、广州三年展之后，拥有中国美术圈正统、主流话语权的北京国际艺术双年展也采纳了策展人机制，无疑是策展人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的一个缩影。 一、策展人 策展人的全部工作就是为艺术家的作品提供最优秀的展出条件。这是策展的原则和态度。具体来说，策展工作几乎包罗了展览中的万象。从确立展览主题、立项申报与预算论证、遴选艺术家到选择展览规模与形式、把握展场设计与布展工程、落实展览保持和作品安全，从撰写展览前言与学术主题阐述文本到主持展览的学术研讨，从编辑展览画册、作品导读、文献资料到展览推广、媒体、社会宣传工作，从展览资金的分配到总体负责艺术家材料费的审核与发放，甚至作品的包装、运输、保险、报关、仓储，都由策展人来承担并统筹。在策展人的服务意识中有一条准则，即艺术家是对的。首先要努力把艺术家异想天开的创意实现出来。 当代艺术事关原创，具有较为特殊的操作方式、游戏规则和价值观，有别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理逻辑，有别于当代社会其他领域约定俗成的法度和规则，有别于流行的价值观。策展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为了让社会更多地认同当代艺术的操作方式、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当代艺术的策展，指涉的是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建构。所以，策展无小事，策展要求策展人适应一种事无巨细、周密细致的工作。大到让展览意义如何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小到把一颗钉子如何准确地钉在墙面上，都是策展人所要关心和落实的事。一个展览是否有意义，关键是看它能否打造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卓越的精神产品。 在21世纪的中国，随着当代艺术本土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也对策展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对艺术家鲜活的艺术实践的及时了解、对视觉经验的丰富积累、对艺术动向的敏锐判断、对艺术问题的深入把握、对艺术社会内外各种规则的洞察都是策展人必备的素质。此外，筹集资金、商务谈判、艺术管理和学理思维的能力以及中英文的书面、口头表达与交流能力，也成为对一个当下国际艺术交流大环境中的本土策展人自然而然的要求。一个独立的策展人，就有条件成为一个务实敬业、实践中出真知的知识者。当代艺术的实验性，使策展人难以因循守旧，受限于既有的艺术标准和规则。策展人时时面对突发问题、不得不挑战的是自身极限。当代艺术的创新，就要求策展人不断打破审美定势，跳出路径依赖，摆脱思维惯性。策展人不得不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通才，需要将人文科学的各种知识、技能融会贯通，否则难以应对艺术家千差万别的艺术方案及其语境。只有不断超越自己，才有卓越。 二、中国的当代美术馆 当代美术馆一般是公立或私立的非营利机构，宗旨是推动国际和本地的现、当代艺术。国际上的当代美术馆大多采用“白盒子”模式，场地简单大方、朴实无华，简单要素就是白墙、水泥地、色彩低调的天花板、专业灯光。许多现、当代美术馆还打造一些挑高空间，以应对当代艺术多样化的实验特性。 其实在美术馆整体的运作规范中，这一切并不简单。白墙需要能钉上钉子挂画，需要每次展览以后重新粉刷、维护。水泥地面必要时可以改造、开掘，以营造新的空间条件。天花板横梁必要时可以悬挂一定重量的重物。专业灯光必须可以调节、重新定位。 美术馆往往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具有巨大的品牌效应，一直是国内外基金会和赞助机构、公司追捧的对象。美术馆的形象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美术馆的策展工作是其软件中的重要一环，是保持其形象、学术品位、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一旦展览质量、学术水准不到位，美术馆的形象建设则无从谈起。 当代美术馆既是一个社会与时俱进的思想前沿，又是一个追究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反省和批评的现场。美术馆自身学术形象是否鲜明，在于其独到的思想深度和独特的文化洞察力。而这一切又是通过规范化、专业化和个性化并重的制度建设来体现，其中以确立自身的学术架构为要务。 当下中国的一些开放城市，各种背景的中小型美术馆不断在浮出水面。2003年起，在上海，有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徐汇艺术馆等相继成立：在北京，有今日美术馆、北京皇城艺术馆、尤伦斯艺术中心、宋庄美术馆等不断登场。其中，既有各级政府设立或间接支持的美术馆，也有诸多企业和私人创办的美术馆，也还有一些由外资作主要后盾的非赢利艺术空间。中小型美术馆的建筑物一个个如雨后春笋般盖起来了，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如何维持、如何管理、如何运作就成了所有美术馆热情创立者们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其中的瓶颈往往是资金、管理团队和制度建设三大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美术馆，这种自我认识有助于中国的许多美术馆找到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继续按国际规范加强美术馆的专业性，使中国的现、当代美术馆在行政运作、展览策划、学术研究、典藏教育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向国际优秀的美术馆规范化运作的水准看齐。同时，中国的现、当代美术馆必须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态度，在本土文化建设和国际交流语境中形成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地位，身段灵活地与本土社会互动，以历史的眼光建设打造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文化平台。 三、中国新兴的美术馆策展机制 今天国内试图按国际惯例操作的美术馆，一般都实行正规化的策展人机制。设专业策展人，长年从事策展工作。美术馆的策展工作是日常性、持续性的。 美术馆的整体展览策划与管理机制是发展中国家在艺术行政管理的学科建设中的重点，是美术馆之为现、当代美术馆的核心要素之一。现、当代美术馆不是展览馆，自身场地的展览须有学术规划，规划须有学理思考和文化建设的思路。一年或多年的策展思路不同于单一展览的策展思路，必须有长远的文化战略眼光和思想理论建设的标杆。以量取胜，频繁展出，无助于展览水准的保持和提高。而且美术馆团队疲劳应战，美术馆资源过度开采和使用，也无助于自身的充电、调养、整顿提高。运筹帷幄，有张有弛，固然是美术馆展览科学规划、规范管理的要义。但更重要的是，在策展的学术架构中推进并提升展览，让展览独具建设性。以学术理性规划全年或多年的展览，让展览少而精，不断地减少展览数量、提高展览质量，不仅是美术馆策展规划的重要理念和长远思路，而且也是在相对艰难的条件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当代美术馆能够脱颖而出的不二法门。 美术馆的主流展览大致可分为自创展、合作展，引进展、交换展、征件展等几种。这样的分类便于策展人在行政操作实践中建构宏观思路和架构。经过梳理，针对不同类型的展览，采取一整套相应的应对机制和解决方案。美术馆展览的整体决策、管理思路一旦明晰，就能抓住重点，把握比重，精简具体的策展流程，提高效率。 美术馆的这几种展览都需要美术馆专业策展人不同程度的工作投入。策展人员必须制订全年展览计划。首先要策划原创展览，其次要审核合作、引进展览的申请报告，并负责实施所有展览。策展人员必须根据展览程序和国际惯例操作展览，包括签订协议、准备展览文案、全程落实展览布置和展览保持、人员接待和撤展。 自创展是指美术馆自己发起、组织、策划的学术性的原创展及具有一些其他功能特性的展览。这是美术馆确立自身学术个性的关键，美术馆必须重视的首要的创造性工作。自创展是一个推崇文化原创精神的美术馆的立馆之本，往往倾美术馆之力，把它们打造成美术馆全年展览的学术标杆和龙头。自创展一年至少应确定数个，数量可以逐年递升。也可以在两至三年之间发起一个重中之重、具备较大学术容量、但绝非国际双年展模式的展览。自创展必须有文化针对性，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原创性。但强调典藏性、教育性、文献性等功能特性的自创展也是可以超乎常规，策划出新意，让美术馆成为当地社区文化生活乃至本土社会文化需求的一部分。自创展由美术馆自身的策展团队独立策划，是但凡国际著名美术馆走向成功、树立独特学术形象的必经之路。纽约的MoMA、PS1、新美术馆如此，巴黎的市立美术馆和东京宫如此，伦敦的泰特美术馆更是如此，泰特甚至有一个人数庞大的策展团队。 客席策展人制度也是一些美术馆营造自创展的有效补充。自创展邀请客席策展人譬如独立策展人、来自其他美术馆的策展人联合策划，或加盟策展团队，利在整合学术资源、开放多元视野、交换不同经验。只邀请客席策展人联合策展，同时又不邀请客席策展人独立、完全地策划美术馆自创展，是一些坚持主导立场的美术馆的学术机制。这样的美术馆往往十分注重自身的发言权和独立文化形象。 自创展完全由客席策展人策划，美术馆自身策展团队仅履行策展行政的配合和服务之职，是中国中小型美术馆强调艺术行政的一种常规打法，这种打法的诉求主要在于艺术的教育推广、典藏和社区服务。然而，致力于自身学术个性建构的美术馆，往往会慎用客席策展人以及完全由客席策展人策划的自创展。 引进展也是现代美术馆的常规展览之一。由于美术馆自身策展资源不足，引进其他美术馆的优秀展览和独立策展人策划的展览，仍不失为美术馆拓展并借力外部资源、学习并借鉴他者经验的一种方式。引进展分两种：被动引进，主动引进。 被动引进的展览俗称“接活”展，坐地观望，等待人家的展览项目打上门来，从中仔细选择质量、意义、价值超群的展览进行立项、磋商、谈判。条件成熟，即加以引进。这是发展中国家美术馆最常规、最有惰性的展览形式之一，是以往场租展的惯性延续。在操作上具有不稳定性。展览的质量、时段、策划与运作方式深受展览提供方制约。几乎每个追求卓越的专业性美术馆，都以不断削减这类展览项目为荣。以开放的、不拘一格的心态、面对全球艺术圈主动出击，遴选那种可以整体打包、移师再展的现行展览，整体移入，或精选其中一部分引进门来。这种引进展就与守株待兔的“接活”展有本质不同。这种引进展的规划由于出于主动，预设条件可以较高，挑选余地可以较大，合作的空间可以较宽，酝酿时间可以较长。在量力而行的前提下，首先可以锁定国际艺术社会和展览供求市场的高端。用“猎头”的方式在国际、国内争取学术资源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优的展览 当下，中国国内的中小型美术馆安排引进展较多，有的美术馆往往全年要引进多次展览。在自创展资源不足的情形下，变主动为被动，主动引进优秀展览，是美术馆提升展览质量、确立文化建设价值取向的必要举措。 交换展是引进展的特殊方式。不仅引进，同时涉及输出。美术馆与国际上优秀的美术馆形成合作、展览交换的关系，可以用共同策划、两地交换展出的自创展进行交流，也可以在常规条件下直接交换各自的自创展。国内、国外的优秀美术馆都预设在交换合作的意向之内。交换展是不同美术馆资源和经验的互补，由此，一个新美术馆在自身提升、锻炼过程中可以大得裨益。但美术馆一旦成长起来，就会回避这类容易流于形式的学术交流。因此，一个中小型美术馆安排交换展，应着力加以递减。 征件展可以强调实验性和美术馆特色。美术馆拿出一定的空间上网征求展览提案。在一定时段内，召开美术馆策展部学术会议或艺术委员会成员的评审会，选出适合展出的优秀提案，由美术馆本着指导、支持、制约的原则辅助实施。征件展应该是一个发现、推举年轻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舞台。征件展的频率和预算应有所控制，中，J、型美术馆应以全年安排不超过六个为宜，展览预算积极寻求国内外基金会和民间赞助的支持。 巡回展可以是美术馆的自创展，在美术馆首展后出去巡回，也可以是引进展、交换展和征件展，在展出后到其他城市的美术馆或其他空间展出；也可以打包出口，到其他国家展出。巡回展既可以获得更大的文化影响力，也可以均摊展览成本、降低预算压力和资源浪费。当然美术馆作为展览原创单位的品牌行销，也会取得放大效果。巡回展必须视美术馆自身能力和馆外资源整合的能力而行，适合从一年作一次开始起跑，积累经验，再作发展。 展览的行政分类法特别有助于展览管理制度的建设。在统一管理的理念下，什么样的展览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来对待，配合什么样的处理方式，什么样的展览应该侧重，什么样的展览应该缩减，应该清清楚楚。方针既定，就要贯彻到制度层面的具体建设和执行。这样，策展管理才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四、中国首家现，当代美术馆的策展实践 2003年12月28日至今，作为中国首家政府背景的专业性当代美术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ShanghaiDuolunMoMA)已成功运行五年多时间。五年多来，这家中小型美术馆硬件、软件建设初具特色。特别是由于一系列定位准确、文化针对性鲜明的当代艺术展览的举办，让美术馆获得了人气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美术馆自创的《打开天空》、《上海酷》等注重本土平台视觉文化建设的展览，推出的《两个亚洲、两个欧洲》、《无人之境》、《Hexa计划：闪现》等较高学术定位的国际展，在国际与国内艺术圈中备受瞩目，国际媒体《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和专业媒体《ArtinAmerica》、《ArtPress》、《ArtNews》、《Artlink》等纷纷以专题多次报道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的展览和学术倾向。这一系列以全球本土化模式举办的展览，通过本土社会视觉经验的不断刷新，致力于在纷繁复杂的艺术生态中，引导出塑造中国当代艺术主体性的全新语境。在国际视野中，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是中国自立、自为的一家成长中的小MoMA。在发展中国家的独特语境下，它不得不面对独创性、建设性乃至挑战性的美术馆工作。然而，它所打破的许多国内纪录，探索的许多前人未涉及的领域，都对中国其他中小型美术馆的制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既然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已经积累了五年多的经验，以分析、总结的方式看待美术馆自身的制度建设问题，从实际经验出发探讨完善中小型美术馆制度建设的可能性，不但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可提供了许多可参考的经验。以“原创性、学术性、国际性”为办馆理念的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在一年多的摸索中逐渐确立了以原创思想为文化目标、以原创展为主打展览的学术定位。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有利条件、经验的积累可以视为美术馆推进自己，创立自己文化个性的前提。但是，如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继续从美术馆的学术定位入手，调整在制度建设上的心理结构，确立一个可持续推进的、深具潜质的现代美术馆学术架构，是美术馆的当务之急。这也是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再次起跳，以卓越的文化建设形象真正跻身于世界美术馆之林的根本大计。 美术馆的制度建设中，自身学术架构的确立十分重要。就展览策划而言，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一反国内美术馆的常态，在开馆之初，率先设立总策展人职位和机制，并设策展部为美术馆的核心部门，就是重视策展在一个美术馆制度建设与学术架构中的重要性。通过策展的规范化管理，一个当代美术馆才能实现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所不容替代的文化建构作用和不容推卸的文化反省角色，并由此体现出一种基于发展中国家之后发优势的文化原创的特色。 五、策展与媒体传播 中国当代美术馆的策展与媒体传播的互动机制，在美术馆公共推广、营销方面十分关键。原创层面的当代艺术，在生成方式上往往先拒绝商业性，仅仅依赖于传播存在。这是实验艺术能保持它的独立性、批判性和精神性的可能条件。实验艺术如果不传播，作用还是体现不出来，纸上和网络媒体的放大成为它传播的最重要方式，另一种方式是口口相传的“口碑”。恰当地处理好实验艺术与媒体的关系，实验艺术就有可能保存它的敏锐性与前瞻性。 公共传播一旦生效，美术馆动员社会赞助的号召力方能立竿见影，因此，美术馆推广、营销的这一市场环节往往在展览展出并传播之后发挥功效。公共推广、营销的成功应该是一系列优秀展览的结果，而不是动因。 当代艺术在中国国内的本土化进程中，除北京、上海以外，当代艺术也形成了对广州、深圳、南京、成都、重庆等几个媒体中心的依赖，在这几个非主流的信息传播中心，已经形成一种媒体惯性的行为力量。这种行为力量由港台地区开始，在国内得以实用，而且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再就是，网络化的存在。以前在北京、上海做艺术活动才可能形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辐射。现在，把好的艺术活动在成都、南京、广州等地的美术馆或替代空间做，同样可以取得在北京、上海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当地媒体的主动参与，之二是通过网络的继续放大和媒体信息的自我克隆，自身繁殖，使当代艺术信息得到更多的传播。 美术馆的艺术展览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上，有以下三个点：学术性批评：局限于艺术圈；报道式批评更有社会性和广泛性，尽量强调通俗易懂；媒体活动报道：兴奋热点在于新闻性，可能会造成对某个艺术事件的误导，但其对新闻的捕捉是最敏感的。在艺术策展时要考虑到这三个点，考虑到和大众的关系。 当代艺术活动的公众互动方式大体可以分几种： 中击型、灌输型和互动型。冲击型的当代艺术活动，如在一个公共空间里突然发生的行为艺术展，由于纸上和网络媒体的集团化操作，一下子辐射到全国上百家报纸。一个艺术行为，通过国内媒体竞相报道的方式进行传播，至少让公众知道有当代艺术这码事，有行为艺术这码事。他们可能会批评，但至少人们开始谈论当代艺术、行为艺术。在谈论过程中，当代艺术可以进行传递。 灌输型的当代艺术活动，如雕塑公园请艺术家在城市市区或市郊做雕塑作品和户外的装置作品。公园形成后，几乎每天有许多市民和游人参观。无论是上海张江公共艺术计划“现场张江”，还是桂林的愚自乐园等等，都以亲民的姿态，形成了当代艺术对民众灌输式的艺术教育。 互动型的当代活动，以美术馆的电子艺术、多媒体艺术展览最为大众喜闻乐见。公众在参与作品互动时，往往明白，原来美术馆里发生的这些他们“看不懂”的东西也是艺术，然后逐渐接受，或反问。这就形成了公众与当代艺术之间的互动。 如果更多的艺术界人士多依赖纸上和网络媒体的力量，多考虑怎样利用媒体使当代艺术在中国当代社会塑造成型，当代艺术将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再是小圈子里“鸡尾酒会”上弹冠相庆的事情，而真正变成社会公众生活中必要的存在和精神上的家园。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电影美术色彩设计刍议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电影美术的内涵，进而介绍电影美术的作用和设计创造时涵盖的要素，最后以《英雄》为例探讨电影美术中的色彩设计。 关键词：电影，美术，色彩设计 一、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视觉开始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影视制作当中，传统电影美术的制作方式和创作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随着视觉类型电影制作方式的日益完善，传统电影美术与数字化电影美术的历史性跨越日益显著。电影美术作为电影主创之一，就其本质而言是造型艺术的一种，但从时空角度来看，电影美术不是瞬间摄取的静态造型艺术，而是运动着的立体造型艺术。 二、电影美术的内涵 电影美术是指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对影片的可视化形象进行创作的造型艺术。电影美术主要是通过影片总体造型设计、场景空间设计、人物造型设计等方面来表达逻辑思维进而实现形象思维，它直接决定了一部影视作品的美学表达与艺术内涵，对影视作品的造型起着决定性作用与影响。虽然，电影美术是与自己的母体美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美术和电影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美术的艺术形态特征是物质媒介的二维或三维的空间性，电影则是时空艺术，它的形态特征是既有空间维上的造型性，又有时间维上的运动过程。美术不受物质世界的时间性约束，电影则兼有空间的二维性和时间的一维性。 三．电影美术的创作要素 电影美术是专门为影片造型进行设计和制作的一种美术创作，直接影响影片的艺术水准的成功与否。电影美术不同于一般绘画创作，美术一进入电影就改变了它原来那种独立创作的特点，而使自己成为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重要部门。电影美术创作的过程涵盖场景设计、环境与个性的设置、气氛的营造和影调及色调的确定。 首先，电影美术师应该与摄影、演员等共同合作在电影导演的总体构思下，完成影片的造型表现。在设计构思阶段，电影美术师要寻求一种途径，一种方法和形式，最完美地将剧本中的抽象文字和导演的意念化的构思，转化为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的人，并且与导演、摄影等创作人员共同完成最终银幕空间形象化的影象。其次，电影美术师应该设计和制作出符合电影主题，具有生活气息、有时代特征的景、物和人，以使电影艺术产生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电影美术设计为人物的行为提供“典型环境”，交代故事发生的年代、地点、时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人物的身份、职业、性格和思想，显示一定的个性、习惯和爱好。当然，电影的美术造型是必不可缺的，影片中景物的个性源于两个条件：人物个性和所处的规定情境及创作者的选景态度，即怎样使它以最有力的影像浮现在银幕上去感知于观众。再次，电影美术师应该营造良好的氛围来凸显电影的主题。氛围是特定生活中弥漫于人们周围特定的空气状态，在表现银幕气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气氛相对环境而言是更重要的，环境只能客观地表示剧中人的所在地，却不能表现当时剧中人的心情变化，而气氛则尤能反映和烘托人物心情的变化。最后，光和色是电影造型中极重要的元素和手段。光与色是在影片的时空流动中展现其生命，并以个性显示影片造型所表达的情绪、意境和风格。影调和色调和影片的样式是密切相关的，是其具体造型的体现，当美术师出于对未来影片样式的理解，试图寻求影片造型的整体基调时，他必然思考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必须对这两方面作出艺术的安排。 四、以《英雄》为例探讨电影美术的色彩设计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视觉型影视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欢，在未来的影片中，美术师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色彩和色调问题，他要从影片整体造型角度处置色彩使其整体上和谐统一。影片的基本色调本身就具有意义，影片的色彩也就是贯串全片的线索，下面以张艺谋导演深入人心的《英雄》来侧重探讨电影美术的色彩设计。 《英雄》影片中人物服装色彩设置上就独具匠心。秦王在影片中自始至终是单一的深重黑色，与秦王宫殿铁黑色调浑然一体。无名穿着黑装依照秦国律例至秦宫殿受封奖，与秦王“十步”之距对饮，秦王、无名、长空、秦剑客等服色在黑色纯度和亮度的设计上则依次由深重至浅淡，这种构成符合秦尚黑，并寓意黑的权威和政治影响，也暗示一种对秦政的不满与反抗。残剑、飞雪、如月的衣装色彩纯度高、色泽鲜亮，质体轻薄，虽靓丽飘逸却敌不过黑奋的威重力量。除了黑色，《英雄》中还有其他多种色彩表现。在《英雄》中，无名给秦王编造的残剑飞雪故事的基调是红色的，反映出无名潜意识中刺秦的激情，他那冷静的外表下掩盖着报仇的血性和血气，想象中即将出现的刺秦场面使无名眼中的世界充满了鲜红的像血一样浓烈的色彩，此时秦王眼中和无名看到的色调是一样的，充满了血红的仇恨和杀气。而当秦王发现了无名的真实意图时，他想象中的一切都笼盖上了寂静的蓝色，因为他所面临的绝境使他不得不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用理性和智慧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残剑给无名讲述的故事时，柔和的绿色成为叙述的基调，一方面它展示了残剑给无名讲述时那种超脱仇恨，回归到宁静、博爱、真朴的心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无名向秦王转述时悟出的那种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的心态。 总之，电影《英雄》是一部由红、蓝、白、绿、黑等多种色调来讲述的故事，它的情节的感人之处不在于故事的大起大落，而在其细节的精致和典丽，色彩和画面的视觉统一在《英雄》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五、结语 总之，色彩在影片中，不仅是纯粹电影化的造型手段，而且还要构成电影的视觉语言形态，只有当色彩融合在影片剧作之中，形成电影剧作的色彩结构，并且本身成为剧作内容，色彩与影片的关系才达到了“化”的境界，电影色彩的意义也才能真正得以体现，色彩在影片中的生命品质才能得以存在。一直以来，影视艺术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影视艺术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艺术风景，当然影视在我国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影视美术的重要贡献，更离不开众多的幕后影视美术工作人员，影视和美术的紧密结合必将带动影视产业和美术艺术形式的绚烂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