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篇1 作为泛性论者的弗洛伊德则认为，性是人类的本能（当然这里的“性”不只是生殖意义上的性），根据他已有经验，如果人的性本能冲动因压制而无法得到满足时，那人的精神便会出现问题，同时在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中也强调，性对人格的发展也极其重要[1]。和弗洛伊德同一时期的性心理学创建者霭理士认为性心理是在性生理的基础上，表现为由性别特征、性欲以及性行为方面为基础的在两性交往、婚恋关系中产生的心理状态与心理过程。性心理形成于儿童早期，儿时性心理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后期心理健康和人格的发展[2]。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和性本能论，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理论为性教育开展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我国性教育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从1994年至今，我国中小学性教育课程内容主要集中在艾滋病预防、男女生生殖发育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在西方性开放文化的影响下，青少年的性认知、性心理的发展普遍滞后于性生理的发育和性观念的形成。由于青少年性教育缺失引发的性无知在面对青春期身体发育时，往往会因客观性知识的缺乏而感到困扰不已，同时也会伴随着性发育带来的改变在心理上产生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甚至有的青少年还会受到禁欲式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内心充斥着性发育的罪恶感[3]。除此之外青少年还面临着因性神秘感而引发的性行为失当问题带来的一系列心理问题。全面性教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8年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中提出的，全面性教育具有八个核心概念，针对不同年龄段从知识、态度、技能三个方面进行展开，以期让青少年形成对性、自身、他人与世界的认识，帮助青少年掌握沟通、协商、拒绝、寻求帮助等生活技能，形成理解、尊重、包容、多元的态度，最终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为青少年谋求影响其一生的福祉[4]。本文基于全面性教育理念对现有中小学性心理健康进行剖析，旨在为青少年性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一定策略。 一、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 （一）无法悦纳性征的出现 李枋沄等（2021）在一项性心理健康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由于学校性教育的缺乏，在受访学生中有70%的学生认为身体发育带来性征出现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心理上的反感、排斥、自卑等负面情绪，同时因为“性”的特殊性，他们往往会因羞于倾诉而感到彷徨不安，在向父母寻求帮助希望父母能为他们答疑解惑时父母的解释又模糊不清[5]。同类研究中徐晓莉等（2019）发现，随着学生学龄的增长，性心理健康水平也有所提升，但小学高年级阶段开始出现，学生不太适应自身性征变化而引发一系列性心理问题与学生性知识的匮乏相关[6]。 （二）异性间交往方式不当 随着生理的发育，青少年性意识的萌发，两性之间的交往开始变得敏感。一方面他们渴望得到异性的关注与认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正确而有效的交往，导致获取异性关注过程中行为方式有所失范。王梦（2021）研究发现，异性对立与过度追求是青少年异性交往中所采用的两大交往方式，因缺乏引导，学生群体中男女生分成小团体进行对立或者是对面容姣好的异性展开盲目追求[7]。这与纪红蕾（2017）在杭州开展的中小学异性交往方式研究调查结果一致，在调查的1765名学生中，61.25%的学生愿意采取小团体的方式，多达59.06%的学生表示最大的问题与困惑是不知道如何与异性交往[8]。 （三）性别刻板印象问题 性别刻板印象是指在社会主流文化下，对某一性别的个性特征、外貌形象、行为与角色等方面形成普遍看法[9]。楼超华（2010）在对全国6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省份儿童青少年的调查中发现，社会性别观念普遍存在于儿童青少年群体中，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性别印象趋向于刻板化，研究还发现对不遵从主流社会性别规范的性少数群体，在学校会受到老师或同学边缘化甚至歧视对待[10]，这也是引起校园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校园欺凌表现为性少数群体会因其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遭受一般类型的和基于性别的双重校园欺凌，这与由性别刻板印象引发的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和污名化有关[11]。 （四）性教育落后于性实践 郭凌风等（2020）开展的一项针对多个省份初中生性知识态度与行为的调查中发现，在调查的7341名初中生中，有15.4%的初中生表示在某时期对他人有强烈的性兴趣，有18.7%的学生表示有约会或者恋爱经历，在亲密行为的调查中，有13.8%有过亲吻的行为，有6.7%有过与他人爱抚的行为，2.2%有过与他人性交的行为[12]。而周宇等（2013）对武汉某区中学生性行为的调查中发现，该区高中生存在异性间的拥抱、接吻、性交等行为，且随着年级的升高以上行为的发生率也有所提高[13]。这两组数据可间接体现青少年对未婚性行为所持态度的改变，而未婚性行为带来的非意愿妊娠引发的非婚生育和人工流产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都有极大负面影响。 （五）性无知与性侵害问题 性侵害给儿童青少年带来的身心危害无疑是巨大且深远的，由性无知带来的性侵害问题使儿童青少年不仅可能成为被侵害对象，也可能成为性侵害的施害者。据“女童保护”最新公布的媒体公开报道性侵儿童案例统计显示，202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受害人数为569人，其中女童占81.2%，男童占18.8%,男童遭遇侵害的比例较往年有明显上升，14岁以下的受害者占75.8%，超过80%为熟人作案，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为2岁，年龄最小的施害者为12岁[14]。儿童青少年的性无知，让他们缺少性安全防护意识，这才给了他们身边不怀好意的熟人作案机会，同时性侵施害人低龄化这一现象也不可忽视。 二、全面性教育中的性心理健康教育分析 （一）客观性知识的传递 青少年的性心理健康教育需要以客观的性知识作为依托。相比传统性教育只注重性生殖发育与性健康方面部分知识的传授，全面性教育则从性的多个维度进行客观性知识的传递。在全面性教育内容的八个核心概念里，客观的性知识包括人体与发育、性与性行为、性与生殖健康[15]。旨在通过对人体生理结构与发育的讲解让儿童青少年对身体构造与生长发育规律具备基本认知，减少因身体发育带来的排斥、焦虑、压抑与困惑的负面情绪。通过对性与性行为的客观讲解，能够让青少年从正规的渠道了解性与性行为，撕下性与性行为的神秘面纱，减少因对性与性行为的好奇通过不正规的渠道学习而产生对性与性行为的错误理解，进而引发一系列问题行为产生的性心理健康问题。 （二）全面人际关系处理 人际关系是全面性教育理念下一大核心概念，该概念包括了家庭，友谊、爱与恋爱关系，宽容、包容、尊重，长期承诺与子女养育四个主题，主题涵盖的人际关系包含了儿童青少年间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儿童青少年家庭内部关系、两性关系等。长期以来青少年所接受的人际关系教育主要是多为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以及与家长的养育关系，对于两性关系与长期承诺几乎没有正面涉及。这也是青少年在两性交往中困惑重重不知如何与异性交往，甚至是不当交往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对青少年进行两性关系与长期承诺的补充教育，让青少年正确认识两性关系的含义、交往方式以及对应的可能存在的后果，对长期承诺应承担的责任有清晰的认识[16]。 （三）多元性倾向的教育 目前主流的社会性别规范和性别认可以生理性别为核心，要求心理性别、基于性别的行为表达与生理性别一致[17]。性少数群体便是对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人群的统称，包括性倾向为非异性恋者、性别表达与生理性别不一致者。不可否认青少年群体中存在性少数群体，他们大多面临着一定压力，包括与社会主流文化相悖、无法被他人理解等压力，甚至还会因社会大众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和污名化面临暴力欺凌，因无法倾诉表达真实的自己而压抑自己。全面性教育中多元性倾向的教育，弥补了青少年社会性别教育的空白，让青少年对多元性倾向有客观的认识，改善性别印象刻板化，促进性别平等观念的形成。 （四）生活技能的培养 不同于传统性教育的是，全面性教育注重客观性知识传递的同时，也注重儿童青少年生活中需要用到的诸如沟通、拒绝、寻求帮助、协商、决策等技能的培养。使他们在面对性困惑时能够通过沟通解决，在面对与性有关的不正当行为或要求时能够学会寻求帮助或勇敢拒绝，在面对性有关的冲突时能够学会协商处理。总之，全面性教育中对儿童青少年生活技能的培养是为了确保儿童青少年在遇到性相关问题时，在已有性知识基础上有做出有益于自己身心健康决策的能力[18]，而这些生活技能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比如在基于性别的校园欺凌中，由于大环境存在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被欺凌者受性少数群体污名化的影响下，面对欺凌他们几乎不会选择向老师或者家长寻求帮助，此时他们承受着性少数群体污名化和校园欺凌的双重心理压力。但如果欺凌者能够正视并悦纳自己，并选择恰当的方式跟家长或者老师沟通，寻求家长或老师的帮助，或许可以减少欺凌的发生，或者说即使是欺凌发生了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欺凌事件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影响。又比如导致性侵害事件屡屡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儿童青少年往往对这类事情理解不清或因为畏惧等情绪不能向家长或老师正确表达而无法寻求帮助。性侵害给儿童青少年带来的心理影响也是双重的，除了性侵事件本身给他们带来心理影响外，外界对他们遭受性侵的看法也会对他们构成一定的心理影响。在全面性教育下，性侵害本身的影响不可避免，但是外界带来的这部分影响则可以减少。 三、对开展全面性教育的展望 （一）全面性教育应尽早开展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青春期发育提前已成为普遍现象。性教育步伐落后于青少年性生理发育继而引发一列问题给青少年身心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目前我国学校开展的性教育普遍较晚，大多是集中在初中二三年级且多为生殖发育教育。这是一种内容单一查漏补缺式的教育，对青少年性生理与性心理发育帮助有限，且无法满足当代青少年解决性相关问题的综合需求。国内外专家针对性教育具体的起步时间虽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但性教育应越早越好这一点毋容置疑[19]。 （二）开展教师人员专业培训 鉴于目前我国性教育专业教师缺乏，给性教育开展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和挑战。可以在结合学校已有教师队伍的基础上，对教师开展全面性教育、性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教育培训，特别是班主任和学校管理层老师更应该具备相应的全面性教育知识，具备处理学生性相关问题、性心理健康方面问题的综合能力[20]。同时全面性教育与学校各科之间的教育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对科任老师也可进行相应的培训，有利于加强科任老师对性教育的理解，在授课的过程中可结合任课学科的特点，融合相应的知识，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性知识、性态度、性道德的传授，促进学生性心理健康的全面发展[21]。 （三）学校需重审其课程地位 提升性教育效果，学校需要摒弃性教育可有可无的偏见，重审性教育的课程地位，对课程形式、课时安排都应该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与改善。研究表明，青少年从性教育中的获益多少与性教育开展的深入与否具有正相关性[22]。全面性教育是一个多元而系统的课程，相比于单一的以性生殖健康为授课内容的性教育，全面性教育的课程效果更需要课时的保障来实现。研究显示，有效性教育的实施至少需要12个50分钟为单位课时的教学内容[23]。 （四）注重家校社的联动合作 研究显示学校性教育是提高青少年性知识与生殖健康知识最有效的途径，但家校合作的性教育方式对提高学生性知识，改善学生性态度，优化学生性心理健康的效果优于单纯的学校性教育[24]。同时，社区对青少年进行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研究发现，社区性教育对提高青少年性健康知识，改变青少年性观念，改善青少年性心理健康都具有积极的意义[25]。在家校社的联动合作中，学校也可充分利用专业且合适的社区性教育资源，开展学校组织，社区培训，家长学习的模式给予家长性教育知识和性教育理念的支撑，起到家校社联结更好的实施效果。 （五）开发性教育网络学习平台 针对目前我国性教育存在的性课程缺失、专业师资力量匮乏等问题，利用互联网优势学校可通过开通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为青少年学生提供全面性教育的学习通道。赵泉等（2004）针对青少年学生性知识获取途径的调查中发现68.51%的青少年学生表示愿意通过正规网络学习平台进行性教育的学习，因为这种方式比较有针对性、灵活且又保障了学生的隐私[26]。同时当青少年学生遇到性心理健康问题时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和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在尊重学生隐私要求的同时又能解决学生面对的问题[27]。除此之外学校开展有关性心理健康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还可作为监测学生性心理健康平水，参与学校有效管理的新途径。 作者:卓俊 常国良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篇2 随着生本理念、人文思想以及生命教育的日益普及，教师开始重点注意学校教育的品质化、人性化以及时效化开展，开始重点探究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途径以及可行方法。因此，很多教师开始将叙事心理疗法应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借助亲切自然、真实有效的故事素材为青少年提供一个人性化的心理疏导方法，为青少年的快乐生活、健康成长而保驾护航。 一、叙事心理疗法的概念简介 叙事心理疗法是指教师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过程中借助讲述一个真实化、生活化、趣味化、可信化的案例故事，以此承载教师需要对青少年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目标[1]。而且，在叙事心理疗法中的案例故事都是教师精心选择、科学考量后提供给青少年的，因而案例故事具有一定的主题性、指向性、思想性与教育性，能对青少年有所启迪，从而帮助青少年解决心理问题。因此，叙事心理疗法具有非常高的趣味性、娱乐性、感召性、有效性以及人文性，能成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的新生力量与有效元素。 二、叙事心理疗法的教育活动定位 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简单、直接、枯燥的语言说教活动容易激发青少年的抵触情绪、厌烦态度与逆反心理，经常导致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无功而返。因此，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必然要走向设计化、策略化、亲切化以及友好化，首先获得青少年的积极接受、快乐参与以及自觉配合，这样才能科学开启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叙事心理疗法以趣味横生、真实可信的案例故事为教育载体，以听故事、说故事、议故事为教育过程，因而毫无语言说教的痕迹，更无专题批斗的不良刺激。因此，叙事心理疗法具有非常高的人文性、诱导性以及亲切性，隐含着充足的人文关怀与科学理念，能掀开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崭新的一页[2]。 三、叙事心理疗法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叙事心理疗法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理念、新方法与新思维，且具有非常高的人性化、亲切化与友好化，易于青少年的认可、配合与悦纳。 （一）叙事心理疗法具有非常高的故事性与趣味性 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叙事心理疗法能给予青少年一个具有故事性、情节性、完整性、可信性的案例素材，让青少年在开心快乐地听故事中获得启发与教育，以此促使青少年悦纳心理健康教育信息，获得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化开展。可见，叙事心理疗法在“活动内容”上具有非常高的人性化、趣味化以及诱导化，因而日后的心理健康教育应以故事素材为“物质包装”，提高趣味性与体验性，在青少年的主动思考、欣然悦纳、自觉践行中接受心理健康教育信息。例如，某个青少年具有较强的自卑心理，在人际交往中非常不自信，总担心自己说错话、办错事、惹麻烦，因而总是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甚至有时磕磕巴巴、语无伦次，遭人嘲笑。这样的青少年往往由于过于“懂事”、过于担忧、过于谨慎，从而导致个人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超过承受能力。因此，教师可以借助自己的成长故事进行心理教育，将自己定位于“与该青少年类似的人”，并且将自己的笨嘴笨舌、磕磕巴巴、瞻前顾后甚至有点窝囊的缺点阐释为“不想给爸爸、妈妈惹麻烦”“不想让爸爸、妈妈生气”，以此获取青少年的心理共鸣与欣然悦纳，拉近心理距离，实现“破防”。然后，再讲述自己如何树立正确人际交往的准则———“只要正常交往，爸爸、妈妈就不会生气”，以此慢慢克服自己的缺点。这样，教师的个人故事就具有非常高的趣味性，能获取青少年的信服感。 （二）叙事心理疗法具有非常高的主题性与针对性 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叙事心理疗法能有选择地为青少年输送具有较高主题性、针对性、实用性以及有效性的心理健康教育信息，为青少年输送具有代表性、指向性的案例人物及其故事内容，以此启迪青少年积极效仿、自主发展。可见，叙事心理疗法在“活动过程”上定位准确、目标具体、方法有效，能借助故事素材的主题性与针对性实现“对症下药”。因此，心理健康教育应提升心理疏导工作的主题性与针对性，简洁、流畅、有效地帮助青少年打开心结[3]。例如，某个青少年在自己犯错后总产生自残倾向，经常采取一些不正常的手段惩罚自己，导致伤痕累累。于是，教师就为其讲述了一个关于“列宁”的故事。“列宁”小时候去朋友家玩，不小心打碎了桌上的花瓶。然后“列宁”敢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就去向朋友的父母道歉，并表示愿意赔偿，从而正确地处理了自己的错误。教师讲完故事后，还要总结一下，青少年犯错后惩罚自己要方法正确，如惩罚自己读一本好书、做三天家务、为爸妈洗脚等，要用积极、健康的方法惩罚自己、提升自己，以此提升心理疏导活动的主题性。 （三）叙事心理疗法具有非常高的亲和性与有效性 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叙事心理疗法能借助故事素材向青少年输送丰富多彩、趣味横生的心理疏导与思想开导，以此进行心智启迪与心理教育，而且还能具有非常高的实效性。可见，叙事心理疗法在“活动方式”上有独到之处，能通过讲故事、谈心、聊天等“家常方式”去获取青少年的认可与接受，鄙弃“教育痕迹”与“治病信号”。因此，心理健康教育应该走向亲和性、主体性以及实效性，立足生本理念与人文思想设计心理疏导方式，提高实效性与适宜性[4]。例如，某个青少年具有明显的抑郁症倾向与自闭症倾向，天天郁郁寡欢、闷闷不乐、面无表情，对人总是敬而远之，令人心痛！因此，如何让该名青少年坐下来用心倾听，就成为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前提条件。为此，教师可以选择子女、亲戚或兄弟姐妹的成长故事营造出可信、开心、亲切的谈话氛围，以此吸引青少年继续倾听。如小刚晚上写作业时停电了，就用蜡烛照明，而蜡烛又不太亮，就找来两面镜子放在蜡烛后面，将亮光尽可能多地反射回来。这样，蜡烛的亮度明显提升。不料，小刚一不小心将镜子打翻了，镜子又将蜡烛砸倒，熄灭了。这样充满童心、童趣的故事必然具有较高的亲和性与吸引力，博取青少年哈哈一笑，以此开启心理疏导的序幕，再慢慢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质量。 （四）叙事心理疗法具有非常高的策略性与人文性 在心理健康教育中，青少年已经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尊严意识、形象意识以及自我保护意识，即使对善意的思想教育与语言指责也会产生排斥情绪而关闭心门。因此，叙事心理疗法立足青少年爱听故事的主体喜好在循循善诱中点到即止，能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可以效仿、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以此帮助青少年解开自己的心结。可见，叙事心理疗法具有非常高的策略性、人文性与间接性，不仅能“给足青少年面子”，还能帮助青少年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某个青少年甘愿平庸、不学无术，甚至有自甘堕落的倾向，自尊意识与形象意识非常差。教师在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时可以借助一个趣味故事来开展，教师可以告诉这名青少年一个关于“宠物狗”的特殊故事。一些智商较高的“宠物狗”与主人生活七年左右时就会进入“老年时期”，“宠物狗”会在自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离开主人。“宠物狗”的离开或为了不让主人看到自己死去而伤心，或是为了保持自己在主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不愿让主人看到自己老弱无力、奄奄一息的“可怜相”。这样，青少年就会被这个“宠物狗”的趣味故事所吸引，因而能一起探究“宠物狗”的聪明智慧与善解人意，一起赞叹“宠物狗”通人性。因此，教师可以将“宠物狗”的故事内涵进行拓展，并融入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教育，以此启迪青少年要做一个“爱惜自己羽毛的百灵鸟”。综上所述，叙事心理疗法已成为现阶段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在心理疏导、方法指导、心智启迪等教育实践中卓有成效，因而成为教师进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手段。因此，教师积极探究叙事心理疗法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启示，并立足活动内容、活动过程以及活动方式上去自觉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趣味性、主题性以及亲和性，优化教育效果，为青少年输送高品质、高水平、高效益的心理疏导信息，加速青少年的快乐成长。 作者:刘炜 单位:甘肃省白银市第二中学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篇3 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的行为心理问题广泛受到学校和家长的重视[1]。研究显示，我国青少年儿童心理异常发生率为15.6%；有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小学生约为13%、初中生约为15%、高中生约为19%\大学生约为25%，随年级升高呈递增趋势[2]。其中，仅在行为问题方面，我国儿童检出率为6%至26%，可见我国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形势严峻[3]。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主要集中在6至14岁左右，这正是儿童自我意识与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容易出现情感表达障碍、情绪不稳定、自我否定等心理现象，如果未能及时正确引导，对未来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所以心理健康发展是这一时期的关键任务。 一、青少年儿童心理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一）社会因素 由于现如今获得社会信息的途径较多且方便，一台电子设备就能看到大千世界，这使得青少年儿童的认知水平迅速提高。但是也面临着不良信息未经筛选就进入青少年儿童视野的危机，这对他们认知力的构建和心理承受力是一种考验。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打工的现象越来越常见，导致留守儿童随之增多。在一个认知还未发育完全、需要完整家庭的关键时期，缺少父母的陪伴，会导致青少年儿童产生孤独、社交障碍、自卑等心理问题，甚至可能会留下伴随他们一生的心理阴影。 （二）家庭因素 青少年儿童心理发展与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家庭教育、经济收入等家庭因素紧密相关。现阶段我国多以独生子女家庭为主，家中父母与祖辈的行为直接影响孩子心理能否健康发展。其中，亲子关系在家庭因素中最重要，良好的亲子关系是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坚实后盾，对青少年儿童心理发展有着巨大影响。有研究显示，家庭的管教方式是学龄儿童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溺爱型心理健康危险度最高，往后依次是放任型、混合型、专制型[4]。 （三）学校因素 青少年儿童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中度过，师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集体中与他人的交往、教师的教育方式和态度、学校校风、课程量与作业量等都对青少年儿童心理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学生学习成绩对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危险因素，学习越差心理健康问题越多[5]。其次，教师不正确的批评、训斥或体罚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恐惧、焦虑心理[6]。 二、艺术教育对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 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能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陶冶情操，并且记录人类历史发展的演变，其功能多种多样，有教育功能、娱乐功能、认知功能等，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样，艺术教育也是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有研究显示，把拥有艺术特长的学生与没有艺术特长的学生相比较，拥有艺术特长的学生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更高，在生活中更有目标感，并且艺术能让他们明白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使命[7]。可见艺术教育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艺术教育的过程就是发现和解决心理问题的过程。 （一）有助于感知情绪和表达情感 在艺术教育中，感知情绪和表达情感是同步进行的。以音乐为例，在器乐演奏时，需要学生感受音高、音强、音色等变化，特别是对于低年级学龄儿童，更多是以感受为主，对音乐主要的基调做出判断；并且经过长期感知训练，有助于儿童运用非言语的方式多元化地表达自我情绪。根据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我国低年级学龄儿童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儿童认知表现出一定的逻辑思维，反向思维能力开始发展，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但缺乏抽象能力，对没有体验的事物还不能进行思考。所以，艺术课程的学习有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发展，从艺术作品中感受艺术家的所思所想，对未知的事物进行自我的理解与想象。此外，美国美术教育家罗恩菲尔德的儿童发展阶段论与皮亚杰的理论极为相似，他将儿童美术教育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在感情、智慧、生理、知觉、社会、美感、创造性七个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且他认为，艺术教育应当顺应儿童各个阶段的特征，以学生个体为中心，从学生兴趣和才能方面因材施教；其次，他还强调了在低年级学龄儿童艺术教育中培养创造力和视觉感知力的重要性。而高年级的学龄儿童处于形式运算阶段，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在头脑中进行自由想象，逻辑思维能力增强，能提出假设进行推理。他们经过长期的感知练习，不仅有助于抽象思维的建立，还有助于理解悲伤、快乐等不同情绪的表现，让他们在感知他人情绪变化的同时，还能从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创造性地表达自我情绪，从而在自我表达时多一种途径。 （二）有助于提高青少年儿童自我认知 美国精神病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指出，人在每个阶段都有其追求。他提出把人格的发展划分为八个阶段，并且在每个阶段都有一个特殊矛盾，矛盾的顺利解决是下一阶段人格健康发展的前提。我国低年级学龄儿童处于埃里克森的第四阶段“学龄期”（6至12岁），在这个阶段两个相对立的矛盾是获得认同感与避免自卑感，个人能力的学习是该阶段需要的人格特征；而我国高年级学龄儿童正是处于埃里克森的第五阶段“青春期”（12至18岁），该阶段是自我意识确定和角色混乱时期，青少年逐渐从周遭环境中认识到自己与别人的异同，不断尝试与社会和谐相处，并且开始建立起自我意识。诚实是该阶段需要的人格特征。在中小学艺术课程当中，艺术类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在课堂中创作的绘画作品、舞蹈肢体动作、表演作品等看到他们心理层面的内容，了解他们的心理发展状况。这有助于帮助他们提高自我认知，并正确认识自己，学会与周遭事物和谐相处。以美术课堂为例，教师要求学生在画纸上创作一棵树、一幢房子或是一片天空的时候，会发现即使是相同的内容，每个学生的选色、形状、布局等表现形式上都会有所不同。这一部分源于潜意识的层面，同时也是由于在自我探索中出现的差异导致的。其次，多样的艺术课程有助于多元化地探索学生的兴趣所在，如从舞蹈中探索自己的肢体能力、从美术中探索自己的视觉感知能力、从音乐中探索自己的听觉敏感度、从语言表演中探索自己的模仿力与表达力等。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低年级的学龄儿童需要多鼓励、多表扬，从而提升孩子的成就感和自信心；要避免打击儿童，减少他们的自卑感和胆怯感。 （三）有助于培养青少年儿童审美意识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提出“直觉即艺术”，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来源都是凭借直觉产生。而直觉不需要运用抽象思维，只是在大脑中呈现出来的形状和现象，这同样也适用于欣赏者。对于缺乏抽象思维的低年级学龄儿童来说，艺术课程更需要他们多看、多听、多体会，在艺术活动中进行审美体验，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在整体上把握艺术作品，构建起自我的审美反应和审美意识。如中小学的课外实践会带领学生去博物馆、艺术展、科技馆等，就是在培养学生对艺术作品的思考能力、情感能力和感知能力，这个过程就是在培养学生审美意识，让学生在寓教于乐的环境中成长。从行为主义审美的观点出发，长期的艺术教育对个体有潜移默化浸润式的影响。高年级的学龄儿童对艺术品及其喜好程度，还有对艺术品刺激所做出的生理反应都有一定的凸显，他们的审美偏好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 （四）有助于帮助青少年儿童克服心理障碍 艺术治疗是一个跨学科的新领域，其以发展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等心理学理论为基础，运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通过艺术作品的呈现探索心理需求，有助于缓解或释放不良情绪、情感和行为等。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艺术教育的目标和艺术治疗极为接近，并且也无法将两者完全划分清楚，但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艺术教育重视将艺术知识和艺术技巧传递给学生，艺术治疗则是借用艺术为工具进行治疗。所以在将艺术教育与艺术治疗相结合时，需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将艺术治疗运用于中小学课程时，能有效缓解因为教师“一对多”而导致忽视个别学生行为的情况。青少年儿童的活泼好动、性格调皮、孤僻、内向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于自身心理问题而导致的，而教师批评教育的方式只有短暂的效果，要从根源上找到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充满轻松快乐的艺术课堂是观察学生心理问题较好的环境条件，学生身处熟悉且安全的环境中能放下心理戒备，从而更轻松更真实地完成自己的作品，有益于教师在观察后及时地进行沟通。罗恩菲尔德在《创造与心智的成长》一书中，强调了美术教育对有障碍的教育对象具有两方面价值：一是激发创造潜能，缓解心理障碍、自信心丧失等心理因素，让他们在创造中获得自信心、独立性与满足感；二是调整身体意向、促进心理成长，通过障碍者对自己障碍作正确、客观的认知，去找寻克服障碍的方法[8]。虽然罗恩菲尔德的治疗理论是针对有障碍的儿童，但是对于普通儿童而言，也同样适用。 三、促进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艺术教育建议 （一）重视学生作品的创新层面 艺术类教师要明确艺术教育的目的是发展全面的人，以传授艺术类知识、陶冶情操和培养学生审美为主。教师需要让学生沉浸在愉快课程、自由课程和公平课程之中，重视学生作品内容，引导学生健康发展。根据罗恩菲尔德的美术教育观，美术教育应该是以儿童自发式教育为主，美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只不过是儿童作为情绪宣泄、情感表现的工具，所以不应该对儿童的美术画作做出评价，让他们跟随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创作。 （二）提高中小学艺术教师综合能力 我国艺术类教师资源缺乏是当前艺术教育的首要问题，很多中小学教师一兼多职，专业不对口是常见问题，这导致艺术类教师专业化程度较低。此外，专职艺术类教师的专业精神、审美素质、人文素质的问题，随着艺术教育的普及和广大群众对优质艺术教育的更高需求出现滞后的现状[9]。因此，作为艺术类教师自身专业能力要过硬是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学习有关儿童心理发展的基础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心理医生的角色。这不仅有利于合理设置符合各年龄阶段的课程内容，还有助于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一般而言，鉴于学科特点，艺术类教师与学生相处都比较融洽轻松，有利于教师与学生建立起一定信任感和安全感，能帮助教师快速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现状和真正的内心想法，从而进行正确的引导。 （三）学校教师之间加强沟通 艺术类教师协助各科教师指导学生，增强与同事和学生之间的联系，不仅有利于从中找到职业认同感，增加其责任心，还有利于减少班主任的工作量。如发现班级中表现异常的学生可告知艺术类教师，将其作为艺术课程中的重点关注对象。艺术类教师可以在课程创作中对学生进行重点关注，通过了解学生作品，获得学生心理动态，有助于班主任快速找到问题根源，也能及时有效地与学生或学生家长进行针对性的交流。 （四）坚持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教育观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生所需要的技能也越来越多，智能维度也会随之增加。并且，智能之间并不是联系的，它们都是在个体中的独立元素，个体自身的发展所呈现出的智能水平有擅长与不擅长之分。对于学生而言，每人有不同的潜质，由于智能元素水平有差异，所以需要自己多元化地发现自己的长处，从而能选其一进行专一的发展。对于教师而言，不再是以成绩这样单一的方式评价学生能力高低，而是要重视和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一样的教育方法，使学生能扬长避短，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目前，中小学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社会和教育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将艺术教育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密切结合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施教者借助艺术的形式让受教者在课堂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有益于受教者感知情绪、表达情感、自我认知、审美意识和心理探索。同时，中小学也应该对施教者进行综合能力的培训，了解更多的育人技巧，掌握艺术类教师心理学相关知识，提高艺术类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责任心。 作者:幸千钰 李红菊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篇4 一、心理资本的内涵 心理资本的概念最初源于经济学领域，后发展到心理学领域。根据Ｆ．Ｌｕｔｈａｎｓ的观点，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是促进绩效提升和个人成长的心理资源［１］。心理资本主要包含自我效能、乐观、希望、韧性四要素［２］。就个体而言，心理资本是生活、学习、工作中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是实现个体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对增强个体的竞争力和环境的适应力具有积极作用。就团体而言，心理资本能让团队成员之间彼此信任，对团队的目标有共识、对团队的指示有执行力，能团结一致、目标坚定地完成任务。即使在团队合作中遇到分歧，拥有积极心理资本的成员也能在开放、包容的氛围中坦诚相见，本着为团队发展的目的输送智慧、调和差异、共谋发展。心理资本具有可调动、可开发、可训练的特性，可以通过教育引导、能力开发等方式将个体或团体的潜力发挥出来，进而增强个体或团体的核心竞争力。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需要个体不断地自我探索，应对各种挑战性的任务，如身心和谐、认知与情绪发展统一、环境适应问题、学业压力问题、人际互动问题、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问题等［３］。所有这些任务的完成都需要心理资本的支撑，都需要通过心理资本的开发来培养青少年的积极心理品质，让青少年更具有自我效能感、希望感、乐观感和韧性，更具有应对挑战和竞争的能力和素养。 二、青少年心理资本开发的价值 青少年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水平和自身的发展需要相配合，必然能激发自身的潜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心理资本所包含的四项积极心理品质，都对青少年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一）从被动干预到主动干预，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和谐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越来越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然而，现在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依然存在误区。大部分青少年不能正确看待心理健康教育，主观认为只有心理有问题和疾病才会去看心理医生及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即使意识到自己心理有问题，青少年碍于面子，也不会在心理健康调查表上表露心声，进而坦然地接受心理健康教育。从心理资本的视角构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不是从心理疾病的角度去看待人，而是用包容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青少年的潜能，旨在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所以心理健康教育的对象不只是那些有心理问题、心理疾病困扰的学生，而是全体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一种心理状态，更是一种遇到困难能够保持积极向上、在压力下能迅速复原和成长的心理状态。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开发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心理健康教育从传统的被动心理疏导转化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动干预，注重青少年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激发青少年的内在活力，让青少年健康成长并获得和谐发展。 （二）激发自我效能感和軔性，有利于青少年学业取得成绩 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学习动机不明确、学习自我约束力差、学习意志不坚定、学习信心不足等现象。这是因为青少年阶段的教育更注重知识的传授、学习方法的指导，很少关注青少年自我效能的开发，让青少年在学习中体验成功的快乐，唤醒自身生理、心理上的需要；很少教青少年如何获得希望，让青少年在学习中学会转变，设定切合实际的学习目标从而获得成功；很少开发青少年的乐观态度，让青少年根据不同情境灵活使用乐观的解释模式，应对学习中的困难和问题；很少开发青少年的韧性，让青少年学会从逆境、失败中快速恢复过来，在学习上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坚持性和动力［４］。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开发则有利于解决以上问题。青少年的心理资本开发越全面，其自我效能感越强，学习投人水平就越高。即使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拥有积极心理资本的青少年也会积极调整抱负目标，设置合理的期望值，在韧性品质的支持下克服困难，学习更专注、更有信心，更容易在学业上取得满意的成绩。 （三）挖掘潜能增强竞争优势，有利于青少年提升综合竞争力 心理资本是一种促进个体成长和发展的积极心理资源，通过对青少年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资本开发，可以更好地培育青少年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增强青少年的竞争力。一方面，心理资本的开发对青少年掌握知识和技能具有正向引导作用。心理资本高的青少年易于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发掘积极的心理品质，弥补弱势，甚至变弱势为优势。另一方面，心理资本高的青少年在接受挑战性任务时，会用积极心理资源进行自我调节，善于利用心理韧性等保护性因子有效应对逆境与困难。这对日后进人大学和踏人社会都起着重要作用。此外，心理资本开发较好的青少年更了解自我，更懂得展现自己良好的形象，更懂得如何与同伴沟通、交往，遇到交往问题也善于通过积极的归因、寻找症结，排除交往困扰，形成积极的交往品质。这对青少年社会关系的发展也是良好的社会资本积累。 （四）激发群体的动力和活力，有利于团队氛 围和学校良好风貌的形成在班级、学校层面，通过学生个体心理资本的提升，最终提高班级、学校的整体竞争力和实力。群体动力学理论认为，群体内部存在一种内聚力，使群体成员在群体中进行行为感染、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在交流碰撞中产生新的认识和新的行为，从而增强群体内部动力、激发团体活力。此外，对学生的心理资本进行有效开发，在群体互动、合作中有利于形成统一的班级文化，有利于优良班风、校风的形成及学校综合实力的提升。因此，对于教育者而言，积极开发青少年的心理资本，为青少年心理资本开发营造良好环境，对团队良好氛围的形成和学校精神风貌的塑造无疑起到积极作用。 三、青少年心理资本开发的路径 心理资本是个人面对生活、学习、工作时的一种积极心理品质，也是个体获得长远发展的推动力。心理资本理论为探索青少年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本文以Ｌｕｔｈａｎｓ的心理资本开发模型为框架，立足学校教育，采用多种方法探讨青少年心理资本开发的路径。 （一）以主题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提升青少年的“希望”品质 “希望”是指基于目标、方法和意志力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积极动机状态［５］。希望的开发方案是学校要帮助青少年明确目标，确立行动的方法，并激发自身动力。通过开展主题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青少年对社会进步和发展形成客观的看法，让青少年懂得对自身所拥有的幸福生活知恩、感恩，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明确自身的道德责任，并积极地把从社会、国家、家庭、学校等获得的善意、感动和恩情化为学习动力，化为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志向，使自己的人生更有目标、更有希望。进行主题思想政治教育，关键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日常教育与重要节日、事件教育相结合。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融人日常生活，让学生养成习惯，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同时要以重要节日、重大事件为契机对学生进行教育。例如，结合“庆祝建军９０周年大阅兵”，对学生进行爱国、爱党、爱人民的教育。二是外部灌输与诱导式教育相结合。外部灌输是提高学生思想品德的重要途径，但要结合“００后”青少年的特点，通过案例、视频、实践参观等形式，采用诱导、启发的方式，让学生有所感悟，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三是注重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相结合。除了借助传统的校园内外教育方式，在互联网普及的当下，还要擅长借助手机、电脑、网络等进行教育，主动加人学生的群、关注学生的网络动态，在关心、爱护学生的同时适时，对学生的言论进行正面引导，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下有所领悟，追随时代发展，做合格接班人。四是言教和身教相结合。教师既要在课堂上对青少年进行正面教育、正能量引导，也要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用行为展现自己爱国、爱家、爱校的情怀，做好学生的表率。 （二）以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为栽体，提升青少年的“乐观”品质 “乐观”的开发思路是学校教育要帮助青少年形成乐观的解释风格，即对成功事件多作内在、整体的归因，对失败事件多作外在、暂时性的归因［６］。学生“乐观”品质的培养就是要帮助学生学会正确归因，教会学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境、什么样的事情，都能朝积极的方向去思考，都对未来满怀期盼，既敢于正视错误和坦然面对过去，又能燃起对未来的信心，积极寻找出路和方法。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平台，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会以乐观的心态面对挑战和挫折、战胜自我，锤炼乐观的品行；让学生学会与人交往、相处，减少孤独感、自卑感，培养乐观向上的品质。同时，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学校会通过评优、评奖等方式对表现优异、积极进步的学生进行鼓励和表彰，这也是一种通过对学生的表现作出积极反馈和认可来激励学生更加积极乐观地做好事情的方式。一是校园文化活动形式和内容要具有多样性，包括思想教育类、学术报告类、体育类、文学艺术类、科技创新类等形式，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前提下让学生获得全面的锻炼和发展。二是校园文化活动既要注重形式创新又要注重内涵建设。校园文化活动可以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融人活动中，对活动进行创新和包装，以吸引学生的眼球，激发其参与积极性。同时更要重视活动内涵、活动意义和价值，让学生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受到精神的熏陶、心灵的感动，得到情感的升华，以乐观饱满的热情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投人学习。三是注重品牌概念，打造精品项目。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学校与学校之间举办的活动也容易出现同质性，这就需要学校根据本校特色开展特色化、品牌化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利用学校自身或者学校所在地区的地理资源、人文资源打造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例如，有些学校坐落在红色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民俗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把本地优秀的文化资源融人校园文化活动，既提升本土文化的传承和认同，又创新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形成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在集中资源打造、丰富校园文化品牌的活动中，达到培养学生某项能力和技能的目的，让学生因具备某项能力和技能而更乐观、更积极。 （三）以广泛的社会实践为依托，提升青少年的“自我效能”品质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调动内在动机及通过自身的行为能力来成功完成目标的信念和信心［７］。自我效能开发方案是学校通过社会实践让青少年获得更多成功经验、榜样学习的机会，通过激励机制、社会说服、身心唤醒来激发个体应对各种环境的信心（自我效能）。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从校内走向社会，从理论学习走向实践锻炼，在社会教育、实践教育中学会适应社会的技能、学会团队合作的精神，培养动手操作能力和创新精神，从而使学生在面对他人和社会时更加自信。在参加社会实践过程中，让学生通过从接触和认识社会到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收获来自社会的赞赏和认可，以及学校的鼓励和肯定，这种外在的激励无形中强化了学生的服务意识，使其对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更有信心，“自我效能感”更强。具体措施包括以下３个方面。一是搭建社会实践平台，营造温馨、温暖、活跃的校园氛围。社会实践的活动形式多样，如安全知识宣传、爱心义教、科普义教等公益类社会实践，深人社会、调查社会问题的调查型社会实践，军事训练型社会实践，勤工俭学类社会实践，科技发明类社会实践等，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进行选择。例如，组织学生到敬老院、孤儿院等机构做义工，适时对学生进行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教育、激发动手操作能力的生活技能教育，使青少年获得奉献爱心、服务他人的成就感和快乐感，增强自信，充实自我。二是注重对优秀学生先进事迹的表彰和弘扬。学校要对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取得的成绩、优秀学生的先进事迹进行大力表扬，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又如，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对参加志愿服务积极、认真、负责的学生进行表彰和鼓励，激发他们继续努力、奉献社会的信心。三是举行朋辈经验交流会，在传、帮、带中增强学生的信心。邀请获得“优秀社会实践个人”的学生给同学作讲座，召开座谈会。让朋辈以自身经历为青少年介绍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传播正能量，帮助学生获得成功的信心。这种以老带新的方式，既有效地传递了实践精神、服务精神，又为学生解除了疑惑，燃起了青少年效仿优秀、战胜困难的勇气。 （四）以心理健康教育为抓手，提升青少年的“韧性”品质 “韧性”是指人们从困难、挫折中迅速恢复的心理能力［８］。韧性开发方案是对学生的心理进行干预，用制度方式解决外在风险对学生韧性增强的阻碍，保护学生的韧性。培养青少年“韧性”品质的途径主要有以下３个方面：一是根据学生心理差异开展心理干预。针对不同年级、不同性别、不同性格的青少年进行心理培训和教育，对学生遇到的心理问题进行疏解和解惑，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短板，并有勇气去改变，以更加乐观、自信的心态投人学习、生活。二是协助学生建立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帮助学生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并尽快融人新的环境。一方面，学校应建立特殊学生档案，如贫困学生档案、心理障碍学生档案、后进学生档案等，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给予学生最需要的帮助，或是来自国家和社会的资助，或是来自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或是来自老师和同学的关心等，让学生获得最暖心、最切实际的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建立家校共建共治机制。学生的培养离不开家长的协助和支持，家长是学生成长社会支持系统中的重要部分。通过家校共建共治机制，学校及时将情况反馈给家长，让学生特别是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学生，通过学校、教师的沟通获得家长的关爱，也让家长在与教师的沟通中掌握教育孩子的技巧，保护好学生的韧性，提升学生的复原力。三是重视学生的抗挫力教育，增强学生应对逆境、家庭突发变故的承受力。青少年生活环境优越，缺乏逆境教育，遇到事情容易退缩、逃避，出现负面情绪。因此，学校应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开设挫折教育讲座、召开主题班会，让学生敢于正视挫折、总结原因，学会从挫折中寻找方法，学会从挫折中寻找希望和力量，增强从挫折中迅速复原的“韧性”品质。综上所述，青少年心理资本开发有利于发掘青少年个体的潜能，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竞争力。这就需要学校重视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开发，并自觉把这一理论运用到青少年管理工作中，更新教育理念、创新工作方法，以达到培育青少年成长成才的目的。 作者:贾婀娜 徐礼平 单位:遵义医科大学

性心理学论文: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相关性心理学分析 摘要：国内外对审计质量和盈余管理相关性研究发现：高审计质量对应着较低的、合理的盈余管理；高盈余管理公司会选择提供低质量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本文通过对股东、经营者动机心理分析阐述盈余管理的动机，利用认知心理学分析盈余管理决策和审计报告决策，解释了审计质量和盈余管理存在的上述关系。 关键词：审计质量　盈余管理　心理学　分析 一、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对审计的定义是：“审计是审计机关依法独立检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和资产，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这个定义是在总结我国国家审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较为符合我国政府审计的现状。其实审计是对会计系统所提供信息的审查，评价这些信息是否真实可靠、及时有用、合法合规。审计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审计质量的高低，目前一般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审计师发现并报告违约行为(会计报表错报或漏报)的联合概率(DeAngelo,1981)。DeAngelo(1981)从理论上分析了事务所的规模、品牌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事务所拥有的客户数量越多，与某一特定客户相联系的审计公费收人占总收入的比例越小时，事务所机会主义动机行事的可能性就越小，其审计质量就越高。对于盈余管理，Marin等认为是一种超越真实性报告与欺诈性报告边界的行为或现象，即通过盈余管理所产生的会计报表虽缺乏真实性但也不是欺诈性报告。这种定义方式下的盈余管理难以进行变量测量，不仅因为盈余是一个总结性项目，更主要的是由于管理层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披露企业真实的盈余状况，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又使得其愿望成为可能。我国的定义是认为盈余管理是利用会计政策所给与会计的自由选择的空间，选择有利于会计人员或者管理人员的利益的会计政策来进行会计信息的披露和提供。使用的方法和方式是合法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会计信息的正确传达，减低了会计信息的质量，有可能误导信息使用者的决策。 笔者认为，盈余管理就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公司的内部人――管理人员比外部投资人掌握更多的公司内部的信息，这为公司管理者进行以提高自己的财富和价值为目的的盈余管理提供了可能；而审计的目的之一就是消除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因此，盈余管理与审计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根据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审计质量是与盈余管理有关系，李玲，陈任武(2005)；蔡春，黄益建，赵莎(2005)；章立军(2005)等研究认为，审计质量的提高，会降低盈余管理的水平，减少因为盈余管理而导致的会计信息失真。高质量的审计更易发现和制约管理当局的会计错误和违规，更有效地制约盈余管理行为。审计质量的高低可具体反映在已审计财务报告中注册会计师容许的盈余管理程度上，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较高的审计质量会容忍较少的盈余管理，从而可提高财务报告中会计盈余的可靠性及信息含量。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实证角度出发，通过假设审计质量的提高会降低盈余管理的水平，选择样本进行检验，最后得出结论。但是在理论上为什么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会存在这种关系，学者所给予的解释就比较少。本文从行为学、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 二、动机心理理论与盈余管理动机 (一)动机心理学理论发展　心理学家们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形成了本能论、驱动力论、诱因论等动机心理学理论，这些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动物行为的内在起因和外在动因方面，试图从有机体自身或者外部寻求行为的诱因。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本能、驱力、需要、诱因等方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机心理学出现了连接论、驱力论、认知论、精神分析、归因论以及成就动机论。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好奇(探索行为)、交往、不平衡(失调)、挫折、攻击、焦虑、志向水平、生物化学关联作用、强化理论等。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动机心理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一系列认知动机理论，如成就动机论、自我效能论，以及新近的自我决定论、预言论、归因论等。这一时期认知观进一步确立，认知研究真正成为当前动机研究的主流，与人的中介自我调节作用有关的因素受到重视，如自我效能、控制部位、自我控制等等。认知论和前期的机械观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种理论假定人是理性的，人的动机行为受个体的调节控制，而不是被动地受内外部刺激的摆布。认知论关注于动机过程中自我调节作用的发挥，即人的认知因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有关动机论题有：利他主义与助人行为；攻击；成就追求和成功期望；情感的前因和后果；行为的改变。 (二)股东及经营者的需求及盈余管理动机　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绝大部分都是一股独大，要么是国有股独大，要么是法人股独大。在国有股独大的公司中，由于产权确认还不明晰，而国资委现在也做不到真正的监督功能，其在这些公司中都是经营者掌握公司，而高层的经营者是由上面直接通过行政的方式任命，在其任职的期间公司的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与其政绩挂钩。因此，当公司的业绩不能达到理想的水平，可能会影响政绩的评价、职位的升迁的时候，对盈余管理的要求就非常的高。而在法人股独大(不包括国有法人股)或者存在单一的大股东另外一些公司中，一般来说公司的经营者在业绩不佳的情况下由于各种因素，如契约因素――某项贷款的要求是公司的净利润率要达到某个水平；政策因素――某一法规规定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必须达到多少等，当企业达不到这些要求的时，公司的经营者就有可能面临下课的危机。因此，经营者就有强烈的动机希望进行盈余管理。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有以下方面：契约成本最小化；节税的动机；政治成本因素；规避经营风险；资本市场动机；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管理当局的业绩考核；债务契约；符合公司盈余预测；其他动机。 三、认知心理学对风险决策的认识 (一)风险决策行为的心理机制　从行为学的观点看，主要有以下心理机制： (1)易得性偏差。人们在获取信息时，对那些比较熟悉、比较显著、容易搜寻和容易想象的事物比较敏感，从而高估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形成系统性的偏差。如人们热衷于买彩票，印度洋海啸发生之后旅游保险颇受人们青睐，这是因为巨额奖金和电视中关于海啸灾区触目惊心的报道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力，从而高估了中大奖和遭遇灾难这些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盈余管理决策和审计质量决策中，由于中国法律惩罚力度不够及执行不力，使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只看到巨大的收益，而对被发现后的处罚在心理上被忽略。 (2)框架依赖偏差。人们的判断和决策依赖于信息的描述方式(框架)，当同一问题采用不同的描述方式时，人们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决策。心理学家爱德华・索恩迪克发现了“晕轮效应”，即人们对一个人或事物的良好或不好的总体印象会影响其对这个人或事物目前或将来预期的推论，这是框架依赖的一个典型例子。如公司可以通过盈余管理可以保持一个平滑的会计利润水平，不仅可以 树立公司良好的形象，还能满足企业某些特殊需求，如债务契约、融资资格等。 (3)代表性偏差。人们在对某一事物进行判断和评价时，常会过分关注这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从而产生系统性的偏差，称为代表性偏差，如人们生活中常说的“吃什么补什么”就是很典型的一种代表性偏差。代表性偏差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遵从“小数定律”，即误认为小样本能代表总体的分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决策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决策时，肯定会向同类企业或者同行看齐，看到某些个别的现象后，可能就会产生这种心理“大家都这么做的，我也这么做没关系”。 (4)心理账户。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提出了“心理账户”的概念，认为人们在心理上将来源不同、获取时间不同、用途不同和存储方式不同的财富划归到不同的账户里，不同的账户之间不能流通，不同账户里的财富是不可替代的，人们对不同账户里的财富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及不同的处理方式。应用到盈余管理决策上，上市公司可能会认为为了某些目的(比如契约成本最小化、节税、规避经营风险、债务契约)可以实行高水平的盈余管理，为了另外一些目的(比如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管理当局的业绩考核、符合公司盈余预测)不能实施过高的盈余管理水平。 (二)风险的认知对决策的影响　心理学研究表明，风险倾向中的认知中介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决策者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极大地影响其以后对风险的追求；同时他人类似决策的成功与否，同样极大的影响其今后对风险的追求。即决策者先前成功的经验多，或者看见他人同样类似决策成功的经验多，会导致今后追求风险的倾向性增加。这是认知中直觉的作用，也是认知中归因的作用。因此，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经验都会对决策者的风险倾向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决策行为。如对上市公司，自己以往进行某种水平的盈余管理获得了很大的收益，或者发现其他和自己情况相同的上市公司进行某种水平的盈余管理取得了很大收益，就会刺激上市公司继续或者效仿其他上市公司进行该水平的盈余管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决策也是同样的道理。二是决策者的风险倾向与其对风险的可接受性的认知密切相关。如果在风险知觉中，决策者认为情景中风险的可接受性高，即情景中固有的风险性突出，则会导致回避风险性决策，因为决策者往往会将这些固有的风险因素与消极的决策后果相联系。反之，如果决策者认为，情景中有的潜在因素可以减少损失，由于提高了对机会特色的认知而降低了对风险因素的认知，从而导致对风险的追求。因此，对风险的认知影响着决策者对风险因素的权重。 四、心理学对审计与盈余管理水平关系的解释 (一)审计质量高能有效减少盈余管理的解释　这方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较高水平的审计，能够检查出绝大部分的盈余管理，并且审计报告中也会对这些盈余管理进行披露；这样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不仅不能够得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给自己的形象带来很大的破坏，投资者通过审计报告得知该企业进行了盈余管理受到欺骗，这样肯定会导致股价的下跌。因此，高质量的审计必然会带来盈余管理水平的降低。那为什么上市公司还会聘请有高质量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这是因为当上市公司聘请有高质量审计的事务所的时，说明经营者对自己的业绩非常有信心，不需要进行利润的操纵。在这种情况下聘请有高质量审计的事务所时，就可以向广大投资者发出一个信号：表明公司的业绩、财务、经营状况都处于很好的状态。这样有利于公司股价的上涨。 (二)盈余管理高和低审计质量相关的解释　从期望理论的角度看，首先要知道在审计过程中的参与者以及与审计的经济后果相关的利益主体，主要有所有者、经营者、审计单位(没有考虑债权人、潜在投资者、税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 (1)大股东的心理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于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且股权分置，由此产生了许多制度性的缺陷。一些上市公司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此外，董事长和总经理是由政府任命的，这些人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仕途，而仕途目标与公司的发展要求并不一致时，就不愿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企业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上，而是放在争取上级部门的好感上，为此不惜采取短期化行为或采取操纵会计利润来粉饰财务报表。对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施加的压力也随之增大。对股东而言，国有大股东一股独大是上市公司的股权特征，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已成为证券市场的重要问题。上市公司有着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以获得“配股”资格，从而使大股东获得圈钱的机会。证监会规定了严格的“配股”条件，为达目的上市公司往往通过非公允的关联交易等方式，有时没有注册会计师的配合难以实现。所以，大股东并不希望审计师实话实说，也就根本不需要高质量审计服务。 (2)“会计师事务所的困惑”。由于中国的审计市场形成的比较晚，全国范围内的审计市场上，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环境和风气，由于会计师事务所普遍规模小，即使最大的前十家也不能够占领审计市场的20％，生存危机是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为了争取客户，相互之间竞争非常激烈，这就往往容易导致恶性竞争，以牺牲审计的质量来换取客户。明知道审计质量的降低会带来很大的经营风险，但是与生存危机相比较，似乎选择降低审计质量相对来说，对自己更加有利一些，尤其是那些刚成立的、客户非常少的小事务所更有可能牺牲审计质量，迎合客户需要(其实往往只是经营者的需要)，换取较多客户，解决生存问题。由于审计市场上生存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尤其是那些刚刚成立不久、规模比较小的事务所，在进行是否将低审计质量决策的时候就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如同博弈论中的著名的“囚徒的困惑”。如果其他事物所选择不降低质量，自己也选择不降低质量，上市公司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考虑的最大因素就是收费的高低了，因此，降低费用就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其他事务所同样也会考虑降低费用，这又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其他事物所选择不降低质量，而自己选择降低审计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自己所要求的费用比其他事务所高一些，对于那些有盈余管理需要的上市公司还是会选择自己的，生存风险不再存在，经营风险加大。但相对在其他事物所选择不降低质量的情况下，自己选择降低质量比较有利。如果其他事务所降低审计质量，自己选择不降低审计质量，从上市公司目前的普遍状况看，需要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还是占多数，而对于小会计事务所来说，那些经营好的公司又不会选择自己，在自己不降低审计质量的情况下，可能自己根本吸引不了客户，事务所也根本无法存活下去；如果其他事务所降低审计质量，自己也将低审计质量，规模的大小和审计费用的高低又成为了上市公司选择时的主要依据，但至少选择降低质量还可以给自己的生存带来可能，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来吸引一些客户。所以，整体上，大家都选择不降低质量是最优的博弈均衡点，但是由于这种选择需要大家一起的协调、需要所有的事务所达成一致，由目前审计市场的现实情况看，小规模的事务所太多，而稍微有些规模的事务所并不能占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因而多数的事务所从自身利益的考虑，选择了降低审计的质量。这当然还与上市公司的一些不正当的需要、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有很大的联系，但是从根本上还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本身的内因导致审计市场上竞争混乱、恶性循环普遍存在。 (3)经营者的需要与选择。目前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主要还是由经营者所控制着，而私有企业由于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基本上是经营者与所有者同为一人。因此，本文只分析经理人的需要和选择。根据上述的经营者的心理因素的分析知道，经营者很多时候都具有较强烈的盈余管理的动机。我国的审计市场可以说是一个买方的市场，买者(也就是公司的经营者)是优势的一方，不仅决定是否选择某一家事务所，而且同时还是事务所佣金的偿付者；而目前审计市场上审计服务的提供者，不仅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而且业务也比较单一，很多事务所绝大部分的收入就是来源于审计费用，因此，各个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为了生存很多事务所尤其是那些业务单一的小事务所就必须去迎合买家――公司经营者的需要，而经营者的需要又是畸形的。由于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报告的风险较高，因此这些事务所就要求比较高额的报酬，经营者从各种角度考虑后，还是发现付给较高的审计费用来换取漂亮的年报和审计报告所带来的收益比较大之后，当然就愿意提供高额的审计费用，而要求较低的审计质量来允许自己进行较高的向上的盈余管理。所以，盈余管理高的公司的经营者，总是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给自己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 性心理学论文:女性心理学的进化与后现代女性心理学的产生 摘要女性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女性经验主义、女性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心理学三个发展阶段。女性经验主义强调男女的共性，女性立场论强调女性经验的独特性，而后现代女性心理学认为尽管在女性经验主义和女性立场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但是两者都认为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东西决定着社会性别，因而是本质主义的观点，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后现代女性心理学认为，性别乃是一种文化的社会建构。 关键词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 分类号B84 女性心理学（feminist psychology）是当代西方心理学的一个独特分支。它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力图揭示主流心理学内容和方法中的男性中心偏见，反对扭曲和病态化女性的经验与行为。女性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了女性经验主义、女性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三个阶段。这三种形式的女性主义虽然在反对心理学中的男性中心偏见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1女性心理学的进化 女性心理学源于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女权主义思潮。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男性和女性由于生物学上的差异，两者之间在心理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相应地，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也应该承担不同的角色，占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这种观点维护了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保护了父权制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实际上，这种“男尊女卑”的观点并不新颖，它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社会生活中由来已久。但是在20世纪初，这种观点在科学的名义下获得了新的意义。一些学者借助于新兴的生物学、生理学和解剖学论证了性别差异的存在。如女性的大脑比男性的大脑小，特别是用于推理的大脑区域，女性明显比不上男性。生理上的这一差别决定了女性的智慧天生不如男性。新兴的心理学也推波助澜，一些心理学家以实验证实女性天生保守、被动、优柔寡断、富有同情心，不适合家庭范围之外的社会活动。著名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桑代克通过测量，认为女性的智力大部分处在中等水平，即女性的智慧水平比较平庸，高智商的人大多出于男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高等教育的对象主要是男性，女性在这一方面应该受到限制。另一位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在这一结论上走的更远。他甚至认为接受高等教育会损害女性的生育能力。总之，社会偏见在科学的名义下粉墨登场，科学成为社会价值观的奴仆。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进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观念受到了严肃的挑战。一些女性心理学家以新兴的实验心理学为工具，挑战传统的性别差异假设。美国心理学会的第一个女性会长，玛丽・卡尔金丝（Calkins M）首先站出来反对源于两性差异假设而对女性的限制，她认为区分男性心理和女性心理就像区分男性食物和女性食物那样没有任何意义。与玛丽同时代的另一位美国女性心理学家海伦・汤姆森（Thompson H）以心理学的实验证实男性和女性的智慧能力并不存在极大的差异，现有的一些差异并非生物性的，而是文化风俗和环境条件造成的。 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相信，女性由于月经周期的原因，会周期性地出现能力降低的现象，因此，女性不宜从事家庭之外的职业活动。女性心理学家丽塔・郝林沃丝（Hollingworth L）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结果证实月经周期同心理能力和运动能力并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系。这些研究都有力的驳斥了性别固有差异的假设，为女性经验主义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心理学中的女性经验主义观点产生了。女性经验主义接受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和方法论，认为心理学中的性别偏见是没有真正贯彻科学研究的客观原则造成的。她们认为使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可以排除传统心理学中的性别偏见。女性经验主义同早期的女性心理学家一样，主张男性和女性之间除了生理上的差别之外，在其它方面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在于生理性别（sex），而不在于社会性别（gender）。社会生活中两性之间在行为和心理方面的差异不是由于生物原因，而是由于不同的社会化过程造成的。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女性经验主义忠实于心理学中的科学主义传统，主张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贯彻科学的客观、公正和价值中立原则。在女性经验主义的经典论文《心理学建构了女性，或男性心理学家的幻想》一文中，女性经验主义心理学家南希・维斯太恩（Weisstein N）认为心理学关于女性的研究所描绘的不是科学的发现，而是赤裸裸的文化价值观。她指出了在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并对这些偏见提出尖锐的批评。由南希所领导的这场女性经验主义运动强调了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和共同特性，论证了两性差异的虚假特征，其基本观点是主张两性在心理和行为上并无本质的差异，因此被称为“差异最小化取向”（minimalist approach）。 女性经验主义的研究强调了两性的平等和共同特性，指出了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为男女平等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女性心理学家，成为女性心理学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是，女性经验主义取消差异的倾向却没有得到所有女性主义者的赞同。从维护女性价值的立场出发，一些心理学家强调两性的差异，并认为女性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具有独特的适应价值，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比男性心理特征和行为更为重要的意义。由于这些心理学家强调性别差异的存在，因而被称为“差异最大化取向”（maximalist approach），且由于这些心理学家强调女性视角和立场的独特价值，因而又被称为女性立场论的观点（feminist standpoint position）。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这段时间里，女性立场论的观点形成了强劲的势头，其代表作品有乔杜萝（Chodorow N）的《母性的再造》（1978）、米勒（Miller J B）的《新女性心理学探索》（1976）和吉利根（Gilligan C）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女性的发展》（1982）等。这些女性立场论的观点都认为传统的科学是男性的科学，在父权制社会的框架之下，男性的经验被当作人类的普遍经验，男性的心理和行为被看作是人类标准的心理和行为，女性的声音受到压抑。她们认为现在是到了建筑另外一种科学的时间了。这种科学不同于传统的“男人的科学”，它并不追求普遍性和通用性，而是一门能代表女性知识的科学。从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来看，女性的经验与行为不同于男性，女性有女性的立场，男性有男性的立场，女性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但是女性的经验在价值上并不低于男性的经验。女性具有注重关系和人际交往，富有同情心，感情丰富、善于形象思维等特征。这些特征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比男性的那种冷漠、孤僻、理性等特征更大的实用价值，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具有更大的适应意义。实际上，从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来看，女性的经验要优于或高于男性的经验，因为女性的经验更接近现实生活，而男性由于必须生活在一个人为的工作世界里，必须经常以假面具面对生活，因而远离了现实，其经验具有更多的虚假特性。因此，“立场论的女性主义者并不象女性经验主义那样，试图与男性平等或象男性那样生活，而是倡导创造完全不同的生活形式，即矫正或忽视男性的生活形式及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和学术风格，以便于发展一种更为真实的女性化方式。”[1] 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明显不同于女性经验主义的观点。对于女性经验主义的观点来说，公平和公正、价值中立是根本的，强调心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以男性为对象，忽视女性的存在；对于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把女性摆在第一位，强调女性经验的独特价值，强调女性经验优于男性，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进行以女性为唯一对象的研究。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承认性别差异的存在，并且把女性的经验和行为放到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因此，这一观点产生之后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形成了女性心理学的另一个重要阵营。 20世纪8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传播改变了女性经验主义和女性立场论的对立局面。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后现代女性心理学产生了。 2后现代女性心理学对女性心理学的重建 作为人类思想和文化的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两个特征。依照基础主义的观点，真理、知识和语言都是以客观实在或实体（reality）为基础的。真理和知识是以语言形式表述的客观实在。本质主义则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区别于其它事物的内在本质。例如，在社会性别的问题上，本质主义观点认为性别（gender）作为一种特性或特质（trait）存在于个体的内部，是个体的一种稳定的、同经验和行为相分离的抽象存在，决定着一个人的人格、认知和道德判断等等。后现代主义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真理和知识不过是一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建构。心理学的知识并不是对心理实在的客观表述，而是一种文化建构物。社会性别也并非个体的特质，内在于男性或女性，决定着人们的经验与行为。相反，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是社会对于生理性别相适应的行为活动的一种规定。性别并不是固有的和内在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存在于社会的人际互动中。 从上述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后现代女性心理学认为尽管在女性经验主义和女性立场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但是两者都认为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东西决定着社会性别，因而都是本质主义的，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女性经验主义否认性别差异的存在，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都是同样的；通过严格的科学的方法和客观公正的实验程序，最终可以确定男性和女性的普遍和共同特性。这种观点实际上假定了男性和女性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之内。这是典型的本质主义观点。女性立场论从相反观点出发，强调性别差异的存在，认为通过不同的社会化过程，男性和女性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特质”。男性培养了独立、理性、刚毅等男性气质（masculinity），女性则形成了关联（relateness）、互助、同情、怜悯等女性气质（femininity）。特质的不同，决定了男女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不同的行为表现，因此，性别就像阶级、种族那样，成为决定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表现的决定因素之一。这种观点同样假定了一个内在本质的存在，因而同样属于本质主义的观点。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并不是一种内在的特质或特性（quality）。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来看，性别是社会协商和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对适合于某种生理性别（sex）的活动而产生的社会一致意见。概括地说，性别是特定社会的文化建构。换言之，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把性别定位于个体的内部，而是认为性别存在于社会交互作用之中。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把某个个体描绘为“友好的”，也可以把某个谈话说成是“友好的”。如果说某个个体是友好的，那么我们就假设了这个个体具有“友好”这个特质；如果我们说谈话是友好的，我们是在谈论谈话者之间互动的性质或气氛。在这里，“友好的”具有特定的含义，这个含义是谈话的双方都同意的，且与谈话双方所属的社会群体赋予“友好的”这个词的意义相一致。性别也是这样一个现象。本质主义把性别看作类似于那个友好的人，而后现代女性主义更倾向于把性别看作类似于那个友好的谈话。 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许多社会活动通过社会的协商和互动，带有了性别化的色彩。如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友好，女性的天性似乎就是友好，而男性天性似乎就是冷漠。不管这种性别差异的起源是什么，即究竟是生物因素，还是社会化过程，或者两者的结合造成了这种差异，总之，友好成为女性的一个特质。后现代主义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友好行为的性别化是社会协商的结果，是社会对某种行为的适当性而产生的社会一致意见。并没有某种起源于生物因素或社会化过程所造成的某种内在特质决定女性比男性更友好，而是社会风俗和情景线索诱使或迫使女性更友好。有研究表明，处于权力和领导岗位的女性，其行为特征更加男性化；在职业领域里，处于相同或类似岗位的男性和女性，其价值观和行为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另外的研究也表明，若与一个保守、正统、大男子主义风格突出的男性交往，女性更易于表现出温顺、柔情等传统性别风格，而同一女性若与柔弱、体贴、优柔寡断的“小男人”交往，则表现出更多的男性化风格。此外，日常生活的观察也表明，单身父亲比双亲家庭的父亲，其行为更加具有女性化的风格； 孤儿寡母家庭中的母亲的行为更多的男性化。所有这些事例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在我们看来的那些属于性别化的行为（如女性的温柔和男性的刚毅）并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所从事的活动决定的。性别并不是人“具有”的内在的东西，性别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应对社会要求而做和实践的东西。因此，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性别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于人内部、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测量的实在。实际上，性别是存在于社会互动中的一种协议，是我们同意接受的那种东西。界定某种行为风格是男性化的或女性化的并不决定于表现这一行为风格的个体的生理性别，而是这一行为发生的情景参数。总之，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后现代女性主义解构一个统一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范畴的存在。女性立场论从本质主义的性别理论出发，认为性别是由那些与某一生理性别相联系的内部特质而构成。按照这样的理解，性别是某种生理性别共同具有的特质，是这一生理性别的成员都具有的。所以，女性作为一个统一的范畴，其成员都具有女性化的经验模式，如强调关联性、注重人际关系，重视友谊等等，因为女性内在的某种特质决定了女性必须这样。但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对这样一种观点提出质疑，“首先，性别本质主义同一、均匀化了女性，这意味着所有的女性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生活体验；其次，性别本质主义把经验的这种共同性同女性本身的特质相联系，而不是同社会安排相联系。这种观点的批评者们指出，所有的妇女并非以同样的方式体验现实，而且也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妇女。相反，女性的经验随历史、文化、政治和个人环境的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异。”[2]后现代女性主义指出，从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来看，似乎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女性的声音，但实际上，这个声音并不是所有女性的，它仅仅代表了白人的、异性恋的、健康的、中年的、中产阶级的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女性的声音，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妇女、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同性恋的妇女和其他在肤色、阶级、年龄、民族、文化上不同的女性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反映。因此，以一个统一的女性范畴来指涉所有的妇女忽略了经验和行为的文化历史特性，因而是有失偏颇的。 所以，后现代女性主义要解构性别差异的概念，抛弃诸如“男性和女性”、“同性和异性”以及“男人气质和女人气质”等两极对立的性别概念，因为这些表达性别差异的概念本身就是“大男子主义”的话语，且这些概念本身已经蕴含着女性不如男性的意义，起着压抑妇女的作用。而且，在这样的话语参照框架之下，若男性被表征为理性的、强壮的、逻辑的、冷静的，那么处于另一极的女性就是非理性的、虚弱的、非逻辑的和感情化的。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处于男性/女性两极对立中的女性所遭受的痛苦为我们抛弃这些对立的观念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对立的观念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是，女性被认为占有着同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相对立的那些特性――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是：一旦这一束缚的逻辑被冲破，则男性支配的西方整个世界及其它的看似价值中立的问题解决方法，就都处于危急的境地了。在这一框架之下，女性主义者才有了挑战所有传统的机会。那些被创造出来，用来控制、界定、分类、边缘化女性的社会形式变得令人怀疑，不再受到人们的推崇。每一个关于女性和男性应该怎样生活在一起的宏大叙事都破裂了。在这里，模糊化的疆域概念变得引人注目，且具有了政治的意义。”[1] 但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反映性别差异诸概念的解构也引起了其它女性主义者的焦虑和担忧。因为女性刚刚从默默无闻的状态走出来，妇女的声音开始在政治领域受到社会的关注，这个时候把受到压抑的女性和作为压抑者的男性一起“解构”了，那么怎样维护妇女的权益和促进妇女的解放呢？在一个没有男性和女性之分的社会里，显然就没有了所谓的父权制和母权制，这样一来，又怎么揭示当代社会的父权制实质呢？面对这些疑问，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重要的是分析这些范畴和概念究竟服务于什么目的，究竟是维护了妇女的权力，还是维护了男性的支配地位。由于这些概念和范畴都是父权制的话语，在这样的话语之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女性的根本目的。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既不愿意通过寻找男性和女性的共同特质而使得男性和女性达到平等的地位，也不想确立女性的独特之处，弘扬女性对男性的高贵之处，它要解构和消解性别差异，从中发现社会怎样建构了男性和女性范畴，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建构了男女不同的形象，最终达到解放妇女的根本目的。 总的来说，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性别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由社会规范、人际交往等社会情景因素决定的。“没有什么女性的生活方式，有的只是一些存在方式，且我们同意把这些存在方式理解为性别化的。因此，从理论上讲，所有的存在方式对于两性都是适合的，特定的情景诱发和支持了其中的一个。”[3]第二，持一个多样化的女性观。本质主义的观点把女性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均匀的范畴，似乎女性生理性别上的共同性决定了女性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范畴。生理性别仅仅是决定妇女生活风格的一个因素。仅仅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生理性别上，并用以界定女性的经验，就会同质化、均匀化女性，从而把一个多维的现实描绘成了一维的画面。第三，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回避价值问题。换言之，在后现代女性主义那里，科学研究与政治宣传等社会活动的界限是模糊的。它不像女性经验主义那样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相反，后现代女性主义就是要把个人的价值倾向和政治哲学观点揉合进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它要在性别的解构中，揭示其中存在的权力问题。性别差异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因此，性别的分析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3后现代女性心理学的意义 后现代女性心理学摆脱了女性心理学的两种传统，从强调性别差异和抹杀性别差异的对立和争论中跳了出来，挑战性别本身的本体论意义，从社会文化的建构来分析性别差异的产生过程，这种观点对于正确认识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有着重要意义。正如女性心理学家丽萨・科斯格雷夫（Cosgrove L）指出的:“把后现代的观点纳入女性心理学将使得我们可以摆脱经验主义和立场论争吵的两极化对立。后现代主义为解构，而不是为调和性别差异和性别规范提供了强有力的认识论基础；它通过集中注意于制造性别的复杂过程和社会背景，支持和推动了女性心理学。”[4] 后现代女性主义为女性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基础。女性心理学在其发展的早期，一直以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作为其认识论的基础，这种认识论的观点假定了一个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实在的存在，认为人格、情绪、认知、性别等都是一些精神实在，相对于主体来说，这些精神实在都客观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等待着研究者去发现和认识，等待着心理学家对其进行实验和测量。虽然女性经验主义质疑传统心理学的公平性，认为传统的研究方式以男性为标准和中心，充斥着“大男子主义”的偏见，导致对女性经验的扭曲和对妇女的偏见，但是在认识论上女性经验主义与主流心理学是一致的，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皆属于本质主义的范畴。 女性立场论的认识论基础是现象学的。现象学主张对经验的如实描述，反对设置任何的假设与前提。女性立场论从这样一种认识论出发，主张对女性经验的忠实描述。持女性立场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女性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女性经验的独特性，对这种经验的研究应该更多地使用现象学的质化方法，因为经验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具有更多的男性化色彩。依据女性立场论的观点，女性因为其在社会上受压抑的地位，其在认识论上不同于男性。男性处在优越的地位，其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方式自然不同于处在卑下地位的女性。遭受压抑越多的群体，其认识问题的方式越是全面，在对现实的理解上扭曲的成分越少。因为在社会上受压抑的群体不得不适应于主流群体的文化，接受社会上优越群体的认识角度和方式，但是受压抑的群体同时又具有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认识角度和方式，这样一来，受压抑的群体就有了双重视角，因而认识问题较少地扭曲，更具有全面性。所以，女性立场论反对性别歧视，强调女性的价值观、认识论，弘扬女性经验的独特性。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以后现代主义作为其认识论的基础。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包含着两个方面: 其一是解构的，其二是建构的。解构是对现存那些理所当然的知识和信念进行分解，找出其基本成分，发现其中的冲突和矛盾，解除其对我们思想的主宰。“通过解构那些通常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概念，我们有可能批判性地分析和分解那些流行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被看成是基本的和稳定的，但实际上是通过现存的社会关系而创造和维持的。”[5]利用解构的方法，后现代女性主义重新评估现存的性别关系，找出决定性别关系的政治、经济和权力因素，指出男女的性别差异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上的差异。通过解构的方法，也使得后现代女性主义挑战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多元化的女性概念。后现代女性主义指出，强调女性经验的独特性，不加分析地接受所谓女性的认识和行为方式，其结果可能是强化了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压抑。因为那些看似女性化的行为，如关联性、同情心等，并非是女性的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恰恰是妇女世世代代受压抑的结果。 另一方面，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是社会建构主义的。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有关性别的所谓知识和真理并不是性别的真实写照，性别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的实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认识。所谓性别差异不是科学发现的结果，而是父权制社会的“发明”，是特定文化历史中的社会建构物。这样一种认识论的观点反对性别问题上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把性别的认识放到社会人际互动和相互协商的过程中，相对于女性经验主义和女性立场论，这是一种新颖别致的认识论观点。 后现代女性主义也为女性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基础。女性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强调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突出观察、实验和数量化方法的作用，贯彻客观、中立的原则。女性经验主义认为，心理学的研究中出现的对女性的忽视和偏见是由于心理学工作者没有真正贯彻科学研究的公正和公平原则。因此，一旦这些科学的规范真正得以贯彻执行，就可以发现性别差异方面的客观真理。另一种女性心理学，即女性立场论的观点以现象学的方法论作为其基础，认为实验和数量化的方法更多地具有男性化的色彩，对于女性经验的研究更为适当的方法是现象学方法，即一种定性研究和质化描述。女性立场论的观点认为质化描述具有更多的女性化色彩，是女性心理学推崇的方法。后现代女性心理学在方法论的问题上持开放的态度和多元论的观点。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观点出发，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方法应该多元化和多样化，而不是执著于某一种方法。女性主义研究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它要为妇女的权益而奋争，因此要挑战现存的社会；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研究又是由现存的社会所支持的，因此或多或少地起到维护现状的作用。要突破这种困境，就不能局限于一种方法。必须采纳多种多样的方法，突破传统方法的束缚和限制。正如一些女性心理学家所指出的:“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评使得人们呼吁采纳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这包括话语分析、人口学的方法、存在―现象学的方法、访谈、叙事研究、表演法等等。”[6]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反对经验主义的实验和量化方法，同时也主张容纳现象学的质化方法。每一种方法揭示的可能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多样化的方法才能对性别问题产生全面的认识。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方法并不是研究者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她们要抛弃对方法论的迷信，超越具体的方法论。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方法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问题的框架和形式。研究者的焦点应该在研究问题上。应该问题中心，而不是方法中心。问题驱动方法的选择，而不是相反。 在方法论的选择方面，后现代女性主义明确反对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说。后现代女性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心理学家玛丽・格根曾经明确指出：第一，事实并不独立于理论和方法，事实不是独立的，它处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之内；第二，科学家和被研究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影响着研究的结果，科学家不可能“客观”和“中立”。特别是对于女性主义这样一个充满价值色彩的事业，不可能为了加强研究结果的效度而保持“价值中立”。女性心理学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活动，它同时也是一场政治运动。它的目标是“为了”（for）女性而研究，而不仅仅是“关于”（about）女性的研究。因此，女性心理学的价值色彩是明显的，它的根本目的是要揭示压抑女性、病体化女性的社会条件，促进妇女的真正解放。 性心理学论文:思想政治工作中应用个性心理学几点思考 摘要：运用个性心理学，更新观念，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思路和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利益多元化、科技改革等社会环境，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增强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的实效性，是摆在四川乡镇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关键词：个性心理学；思想政治；关系 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人们光荣的历史使命。在努力争取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全党全民族的凝聚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新的历史条件，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难。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利益多元化、科技革命和张扬个性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增强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和实效性，是摆在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本文试从个性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难题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应用个性心理学，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在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利益主体不断分化、个人自由和价值逐步得到社会尊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更多的从个体而不是集体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也要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积极应用个性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和方法，这样才能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行带人、以爱育人。 一、个性心理学的内涵与特征 为了应用个性心理学，首先我们必须对个性心理学有个基本的了解，对个性有个基本的理论把握。 1.个性与个性心理学的涵义 我国第一部大型心理学词典――《心理学大词典》中的个性定义反映了多数学者的看法：“个性，也可称人格。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个性结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由复杂的心理特征的独特结合构成的整体。这些层次有：第一，完成某种活动的潜在可能性的特征，即能力；第二，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即气质；第三，完成活动任务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特征，即性格；第四，活动倾向方面的特征，如动机、兴趣、理想、信念等。这些特征不是孤立的存在的，是错综复杂、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对人的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的。” 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心理学分支。 2.个性的基本结构 从构成方式上讲，个性其实是一个系统，其由三个子系统组成： （1）个性倾向性――指人对社会环境的态度和行为的积极特征，它是推动人进行活动的动力系统，是个性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决定着人对周围世界认识和态度的选择和趋向，决定人追求什么。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世界观等。个性倾向性是人的个性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一个人进行活动的基本动力，决定着人对现实的态度，决定着人对认识活动的对象的趋向和选择。 （2）个性心理特征――指人的多种心理特点的一种独特结合。所谓个性心理特征，就是个体在其心理活动中经常地、稳定地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是指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 （3）自我意识――指自己对所有属于自己身心状况的意识，包括自我认识、自我体验、自我调控等方面，如自尊心、自信心等。自我意识是个性系统的自动调节结构。 3.个性的特征 一般而言，个性具有下列特征： （1）个性的倾向性。个体在形成个性的过程中，时时处处都表现出每个个体对外界事物的特有的动机、愿望、定势和亲合力，从而发展为各自的态度体系和内心环境，形成了个人对人、对事、对自己的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个性倾向。 （2）个性的复杂性。个性是由多种心理现象构成的，这些心理现象有些是显而易见的，别人看得清楚，自己也觉察得很明显，如热情、健谈、直爽、脾气急躁等；有些非但别人看不清楚，就连自己也感到模模糊糊。 （3）个性的独特性。每个人的个性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使是同卵双生子甚至连体婴儿长大成人，也同样具有自己个性的独特性。 （4）个性的积极性。个性是个动力倾向系统的结构，不是被客观环境任意摆布的消极个体。个性具有积极性、能动性，并统帅全部心理活动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5）个性的稳定性。从表现上看，人的个性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6）个性的完整性。如前所说，个性是个完整的统一体。一个人的各种个性倾向、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都是在其标准比较一致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决不是偶然性的随机凑合。人是作为整体来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 （7）个性的发展性。婴儿出生后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随着其成长，其心理不断丰富、发展、完善，逐渐形成其个性。从形式上讲，个性不是预成的，而是心理发展的产物。 （8）个性的社会性。个性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起一定社会作用的有意识的个体。个性是社会关系的客体，同时它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主体。个性是一个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活生生的人和这个人所具有的意识。个性的社会性是个性的最本质特征。 二、个性心理学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要想做好思想工作必须首先了解人、研究人、理解人，这样才有一个做好工作的基础。而个性心理学是专门研究人的个性心理的一门科学，对于理解人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运用个性心理学。以下简要分析个性心理学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 1.在研究对象上，两者具有统一的指向点 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同个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一样，都是具体的人，人的整个精神面貌（思想、立场、观点和态度）。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个性心理学研究的客体，也就有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和场所。政治思想工作要使自身得到强化、深化，实现自己的根本目的和任务，离不开对个性心理学的巧妙运用。 2.在具体内容上，两者具有共同的交合点 个性心理学与政治思想工作在理论原则、具体内容上相互渗透、吻合，具有密不可分的交合点。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论、原则、方针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并得到完善的，但它在许多方面却包含着丰富的个性心理学内容，其中许多理论原则、经验做法，是结合具体的人的个性心理特点总结出来的，是和心理学的规律契合在一起。政治思想工作就是做“人心归顺”、“人性归理”的工作的，只有认识和掌握具体的人的个性心理规律，并自觉地运用于实践，它才能理顺、气正、运盛，生机勃勃，成效卓著。 3.在强化效应上，两者具有相同的中介点 个性心理学与政治思想工作在实践效果和作用形式上有共同的中介点，这就是外界环境、活动、社会因素总是通过个体的内应性而发生作用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切手段、方式，最终都要通过人们自觉的自我教育过程来实现，这与个性发展的效应程度最终要靠个体自我调节、自我强化是同义的。同时，自我意识作为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内应力”与个性的“可接受性”属于同一品质，属于强化效应的同一中介点。 三、应用个性心理学，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既然个性心理学对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在实际工作如何巧妙的应用呢？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1.应用个性心理学，更新观念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更新观念。在个性普遍得尊重的今天，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树立尊重和服务的观念。 （1）树立尊重人的观念。个性心理学认为人的个性是不同的，人们的个性应该得到尊重。没有缺点、没有思想问题的人是不存在的，有思想问题的人不仅需要批评教育，而且需要得以尊重、理解和关心。如一味地批评指责，不去关心存在的实际问题，那么思想问题非但解决不了，而且会引起较大的逆返情绪，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严重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小康建设。 （2）树立服务观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树立服务的观念，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必须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开展工作，这样，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才有生命。 2.应用个性心理学，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思路和方法 根据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个性特点，努力改进工作方法。一是由“声势型”向“实效型”转变。为避免“走过场”和“空对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二是由“执行型”向“自主型”转变。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在方法上实现从群众被动接受教育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提高的自主型转变。三是由单纯“灌输型”向“渗透型”转变。寓思想政治工作于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群众文体娱乐活动之中。四是由单一“教育型”向多元“综合型”转变。把思想教育与法律约束、行政监督、经济杠杆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合力。 总之，运用个性心理学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遵循心理诱导的规律，结合需要、动机、兴趣、意志、气质、性格、能力、意识等多方面的倾向性和心理特色，有计划、有目的地规立教育和“系统工程”，训练行为习惯，强化教育效果。我们政工干部，只有了解自己工作对象的内心世界，才能找到自己工作的天地，才能挖掘潜力，发挥优势，形成自己与工作对象竭诚双关的凝聚力。 性心理学论文:基于人性心理学构建与探索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体系 [摘 要] 本文基于人性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结合西部地区某省属高校的实际，分析了健全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体系的紧迫性和可行性，明确提出了健全体系的主要思路和总体框架，并展现了具体实践与探索经验，以期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健康成才。 [关键词] 人性心理学 经济困难学生 精神资助 对经济困难学生而言，贫困既是一种经济状态，更是一种精神状态。目前，高校中广泛存在经济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双困生”。因此，着力健全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体系，使经济困难学生不仅“经济脱贫”，还要实现“心理脱贫”和“精神脱贫”，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基于人性心理学的理论依据[1] 人性心理学认为人性是人的生物属性、精神属性、社会属性三种基本属性的辩证统一，生物属性被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制约；精神属性以生物属性为前提，社会属性为内容；社会属性以生物属性为基础，以精神属性为表现形式。 三种人性的本能在心理层面上化为人的三种基本需要（生物需要、精神需要、社会需要），三种基本需要构成了人类心理种系进化和个体发育过程中的全部心理动力。人的三种基本需要获得满足，就会产生正向的、有利于健康的情绪，否则，产生负向的、不利于健康的情绪。人性心理学认为，各种性质和严重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就其内在原因来说，是人的某种属性出现了问题，或者各种属性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这种失衡，导致了不同性质的人性偏离、扭曲和异化。那么，对于高校经济困难的学生来说，由于物质需要的缺乏更导致了人性中心精神属性的失衡。因此，解决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精神资助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健全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体系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分析 1．健全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体系是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内在要求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经济上的重负以及现代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等原因，经济困难学生承受着各种巨大压力。这些压力，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冲突、精神上的无助和心理上的困惑，后三者甚至成为引发其他问题的主要原因，会成为经济困难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重要障碍，不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2]。 2．健全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体系是传统助学方式的有效补充 近年来，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普遍存在重“输血”而轻“造血”，重“授之以鱼”而轻“授之以渔”等现象，容易导致经济困难大学生产生“等、靠、要”等消极思想，不利于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不利于经济困难学生自立、自强，容易引发心理问题；忽视了经济困难学生的长远发展，在他们步履维艰的踏出大学校园后，又进入了令他们更加难以面对和应付的社会。 3．国家新资助政策的有效推行，为健全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体系提供了必要的经济资助基础 从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国家实行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国家奖助学金等资助新政策，加大了对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资助力度，同时各高校也普遍采取“奖、贷、助、补、减”等多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压力。从人性心理学角度来看，国家资助新政策的有效实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困难学生的生物需要，为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三、健全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体系的主要思路和探索 近年来，笔者在认真分析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西部某省属普通高校展开了基于人性心理学的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体系的构建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收获。 1．主要思路 主要思路是：坚持“助学为了育人”的理念，以经济困难学生健康成才为目标，以建立帮困队伍和实施经济困难心理辅导为主要突破口，重视经济困难学生的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通过助学和育人有效结合，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系统，实现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和精神脱贫，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健康成才，使经济资助发挥更大效益。 2．构建总体框架 按照上述主要思路，梳理出制约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工作健康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即“帮困队伍建设、心理健康教育、情感关怀、搭建情感交流平台以及拓展价值体现空间”，作为推进精神资助体系构建的五个抓手进行重点探索。在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既注重每一个抓手自成体系，同时注重五个抓手之间的相辅相成，构成精神资助体系的有机整体。要使体系落到实处，必须在每个方面寻找一至两项重要工作作为突破口，进行重点突破。从而形成了构建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体系的总体框架。 3．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体系实践与探索 一是着力建立健全三支帮扶队伍。第一支是学生青年积极分子队伍，把学生积极分子建在每一个学生宿舍，及时了解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困难，开展“朋辈”帮扶，并及时向学校反映；第二支是以各院系党总支副书记、辅导员和班主任为主体的帮困队伍，他们建立了各院系经济困难学生档案，熟悉每一位经济困难学生的情况，从各方面引导帮助并解决实际问题；第三支是以机关党员干部为主体的帮困队伍，经常性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帮扶活动。 二是积极开展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门制定多层次的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计划，有效增强人际交往能力，提高心理调节能力，积极应对经济压力，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参与社会生活。【2】主要措施有四项：第一，开设必修课《大学生活心理学》，开展普遍性心理健康教育；第二，专门邀请心理学专家及专业人士举办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和讲座；第三，适当开展心理团体辅导，引导经济困难学生围绕学习、生活、情感、人际交往等问题共同讨论，解除心理压力，提高应对能力；第四，建立经济困难学生心理档案，开展有针对性的访谈，耐心细致接待经济困难学生个体咨询。 三是坚持经济资助与情感关怀相结合。十几年来，每逢春节、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学校党委书记亲自带领学校的党政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与经济困难学生欢度佳节，并发放一定数额的慰问金和慰问品，使他们切实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使其感受到被重视、被关爱，从而能够有尊严的接受帮助，能够真正融入正常的集体生活中来。 四是建设经济困难学生情感交流平台。第一，举行经济困难学生之间的各种联谊活动，如趣味体育比赛、文艺活动、茶话会等，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增进情感交流；第二，开展励志教育和榜样激励活动，加大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表彰和奖励力度，邀请成功战胜困难的有名人士等做励志讲座，帮助经济困难学生树立信心；第三，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困难学生与班集体其他同学的感情交流，使其认识到经济困难学生并不“弱势”。 五是拓展经济困难学生价值体现空间。一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感恩教育，通过主题班会、特殊节假日活动、征文演讲等，引导经济困难学生从感激父母老师开始，学会感激他人，感激社会。另一方面开展感恩实践活动，通过参加勤工助学、知识宣传、支教、技术服务等，拓展经济困难学生价值体现空间，使其认识到自身价值，增强自信。 性心理学论文: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相关性心理学分析 摘要：国内外对审计质量和盈余管理相关性研究发现：高审计质量对应着较低的、合理的盈余管理；高盈余管理公司会选择提供低质量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本文通过对股东、经营者动机心理分析阐述盈余管理的动机，利用认知心理学分析盈余管理决策和审计报告决策，解释了审计质量和盈余管理存在的上述关系。 关键词：审计质量　盈余管理　心理学　分析 一、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对审计的定义是：“审计是审计机关依法独立检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和资产，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这个定义是在总结我国国家审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较为符合我国政府审计的现状。其实审计是对会计系统所提供信息的审查，评价这些信息是否真实可靠、及时有用、合法合规。审计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审计质量的高低，目前一般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审计师发现并报告违约行为(会计报表错报或漏报)的联合概率(deangelo,1981)。deangelo(1981)从理论上分析了事务所的规模、品牌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事务所拥有的客户数量越多，与某一特定客户相联系的审计公费收人占总收入的比例越小时，事务所机会主义动机行事的可能性就越小，其审计质量就越高。对于盈余管理，marin等认为是一种超越真实性报告与欺诈性报告边界的行为或现象，即通过盈余管理所产生的会计报表虽缺乏真实性但也不是欺诈性报告。这种定义方式下的盈余管理难以进行变量测量，不仅因为盈余是一个总结性项目，更主要的是由于管理层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披露企业真实的盈余状况，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又使得其愿望成为可能。我国的定义是认为盈余管理是利用会计政策所给与会计的自由选择的空间，选择有利于会计人员或者管理人员的利益的会计政策来进行会计信息的披露和提供。使用的方法和方式是合法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会计信息的正确传达，减低了会计信息的质量，有可能误导信息使用者的决策。 笔者认为，盈余管理就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公司的内部人——管理人员比外部投资人掌握更多的公司内部的信息，这为公司管理者进行以提高自己的财富和价值为目的的盈余管理提供了可能；而审计的目的之一就是消除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因此，盈余管理与审计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根据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审计质量是与盈余管理有关系，李玲，陈任武(2005)；蔡春，黄益建，赵莎(2005)；章立军(2005)等研究认为，审计质量的提高，会降低盈余管理的水平，减少因为盈余管理而导致的会计信息失真。高质量的审计更易发现和制约管理当局的会计错误和违规，更有效地制约盈余管理行为。审计质量的高低可具体反映在已审计财务报告中注册会计师容许的盈余管理程度上，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较高的审计质量会容忍较少的盈余管理，从而可提高财务报告中会计盈余的可靠性及信息含量。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实证角度出发，通过假设审计质量的提高会降低盈余管理的水平，选择样本进行检验，最后得出结论。但是在理论上为什么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会存在这种关系，学者所给予的解释就比较少。本文从行为学、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 　二、动机心理理论与盈余管理动机 (一)动机心理学理论发展　心理学家们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形成了本能论、驱动力论、诱因论等动机心理学理论，这些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动物行为的内在起因和外在动因方面，试图从有机体自身或者外部寻求行为的诱因。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本能、驱力、需要、诱因等方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机心理学出现了连接论、驱力论、认知论、精神分析、归因论以及成就动机论。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好奇(探索行为)、交往、不平衡(失调)、挫折、攻击、焦虑、志向水平、生物化学关联作用、强化理论等。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动机心理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一系列认知动机理论，如成就动机论、自我效能论，以及新近的自我决定论、预言论、归因论等。这一时期认知观进一步确立，认知研究真正成为当前动机研究的主流，与人的中介自我调节作用有关的因素受到重视，如自我效能、控制部位、自我控制等等。认知论和前期的机械观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种理论假定人是理性的，人的动机行为受个体的调节控制，而不是被动地受内外部刺激的摆布。认知论关注于动机过程中自我调节作用的发挥，即人的认知因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有关动机论题有：利他主义与助人行为；攻击；成就追求和成功期望；情感的前因和后果；行为的改变。 (二)股东及经营者的需求及盈余管理动机　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绝大部分都是一股独大，要么是国有股独大，要么是法人股独大。在国有股独大的公司中，由于产权确认还不明晰，而国资委现在也做不到真正的监督功能，其在这些公司中都是经营者掌握公司，而高层的经营者是由上面直接通过行政的方式任命，在其任职的期间公司的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与其政绩挂钩。因此，当公司的业绩不能达到理想的水平，可能会影响政绩的评价、职位的升迁的时候，对盈余管理的要求就非常的高。而在法人股独大(不包括国有法人股)或者存在单一的大股东另外一些公司中，一般来说公司的经营者在业绩不佳的情况下由于各种因素，如契约因素——某项贷款的要求是公司的净利润率要达到某个水平；政策因素——某一法规规定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必须达到多少等，当企业达不到这些要求的时，公司的经营者就有可能面临下课的危机。因此，经营者就有强烈的动机希望进行盈余管理。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有以下方面：契约成本最小化；节税的动机；政治成本因素；规避经营风险；资本市场动机；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管理当局的业绩考核；债务契约；符合公司盈余预测；其他动机。 三、认知心理学对风险决策的认识 (一)风险决策行为的心理机制　从行为学的观点看，主要有以下心理机制： (1)易得性偏差。人们在获取信息时，对那些比较熟悉、比较显著、容易搜寻和容易想象的事物比较敏感，从而高估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形成系统性的偏差。如人们热衷于买彩票，印度洋海啸发生之后旅游保险颇受人们青睐，这是因为巨额奖金和电视中关于海啸灾区触目惊心的报道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力，从而高估了中大奖和遭遇灾难这些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盈余管理决策和审计质量决策中，由于中国法律惩罚力度不够及执行不力，使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只看到巨大的收益，而对被发现后的处罚在心理上被忽略。 (2)框架依赖偏差。人们的判断和决策依赖于信息的描述方式(框架)，当同一问题采用不同的描述方式时，人们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决策。心理学家爱德华·索恩迪克发现了“晕轮效应”，即人们对一个人或事物的良好或不好的总体印象会影响其对这个人或事物目前或将来预期的推论，这是框架依赖的一个典型例子。如公司可以通过盈余管理可以保持一个平滑的会计利润水平，不仅可以 树立公司良好的形象，还能满足企业某些特殊需求，如债务契约、融资资格等。 (3)代表性偏差。人们在对某一事物进行判断和评价时，常会过分关注这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从而产生系统性的偏差，称为代表性偏差，如人们生活中常说的“吃什么补什么”就是很典型的一种代表性偏差。代表性偏差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遵从“小数定律”，即误认为小样本能代表总体的分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决策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决策时，肯定会向同类企业或者同行看齐，看到某些个别的现象后，可能就会产生这种心理“大家都这么做的，我也这么做没关系”。 (4)心理账户。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提出了“心理账户”的概念，认为人们在心理上将来源不同、获取时间不同、用途不同和存储方式不同的财富划归到不同的账户里，不同的账户之间不能流通，不同账户里的财富是不可替代的，人们对不同账户里的财富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及不同的处理方式。应用到盈余管理决策上，上市公司可能会认为为了某些目的(比如契约成本最小化、节税、规避经营风险、债务契约)可以实行高水平的盈余管理，为了另外一些目的(比如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管理当局的业绩考核、符合公司盈余预测)不能实施过高的盈余管理水平。 (二)风险的认知对决策的影响　心理学研究表明，风险倾向中的认知中介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决策者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极大地影响其以后对风险的追求；同时他人类似决策的成功与否，同样极大的影响其今后对风险的追求。即决策者先前成功的经验多，或者看见他人同样类似决策成功的经验多，会导致今后追求风险的倾向性增加。这是认知中直觉的作用，也是认知中归因的作用。因此，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经验都会对决策者的风险倾向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决策行为。如对上市公司，自己以往进行某种水平的盈余管理获得了很大的收益，或者发现其他和自己情况相同的上市公司进行某种水平的盈余管理取得了很大收益，就会刺激上市公司继续或者效仿其他上市公司进行该水平的盈余管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决策也是同样的道理。二是决策者的风险倾向与其对风险的可接受性的认知密切相关。如果在风险知觉中，决策者认为情景中风险的可接受性高，即情景中固有的风险性突出，则会导致回避风险性决策，因为决策者往往会将这些固有的风险因素与消极的决策后果相联系。反之，如果决策者认为，情景中有的潜在因素可以减少损失，由于提高了对机会特色的认知而降低了对风险因素的认知，从而导致对风险的追求。因此，对风险的认知影响着决策者对风险因素的权重。 四、心理学对审计与盈余管理水平关系的解释 (一)审计质量高能有效减少盈余管理的解释　这方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较高水平的审计，能够检查出绝大部分的盈余管理，并且审计报告中也会对这些盈余管理进行披露；这样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不仅不能够得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给自己的形象带来很大的破坏，投资者通过审计报告得知该企业进行了盈余管理受到欺骗，这样肯定会导致股价的下跌。因此，高质量的审计必然会带来盈余管理水平的降低。那为什么上市公司还会聘请有高质量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这是因为当上市公司聘请有高质量审计的事务所的时，说明经营者对自己的业绩非常有信心，不需要进行利润的操纵。在这种情况下聘请有高质量审计的事务所时，就可以向广大投资者发出一个信号：表明公司的业绩、财务、经营状况都处于很好的状态。这样有利于公司股价的上涨。 (二)盈余管理高和低审计质量相关的解释　从期望理论的角度看，首先要知道在审计过程中的参与者以及与审计的经济后果相关的利益主体，主要有所有者、经营者、审计单位(没有考虑债权人、潜在投资者、税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 (1)大股东的心理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于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且股权分置，由此产生了许多制度性的缺陷。一些上市公司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此外，董事长和总经理是由政府任命的，这些人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仕途，而仕途目标与公司的发展要求并不一致时，就不愿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企业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上，而是放在争取上级部门的好感上，为此不惜采取短期化行为或采取操纵会计利润来粉饰财务报表。对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施加的压力也随之增大。对股东而言，国有大股东一股独大是上市公司的股权特征，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已成为证券市场的重要问题。上市公司有着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以获得“配股”资格，从而使大股东获得圈钱的机会。证监会规定了严格的“配股”条件，为达目的上市公司往往通过非公允的关联交易等方式，有时没有注册会计师的配合难以实现。所以，大股东并不希望审计师实话实说，也就根本不需要高质量审计服务。 　(2)“会计师事务所的困惑”。由于中国的审计市场形成的比较晚，全国范围内的审计市场上，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环境和风气，由于会计师事务所普遍规模小，即使最大的前十家也不能够占领审计市场的20％，生存危机是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为了争取客户，相互之间竞争非常激烈，这就往往容易导致恶性竞争，以牺牲审计的质量来换取客户。明知道审计质量的降低会带来很大的经营风险，但是与生存危机相比较，似乎选择降低审计质量相对来说，对自己更加有利一些，尤其是那些刚成立的、客户非常少的小事务所更有可能牺牲审计质量，迎合客户需要(其实往往只是经营者的需要)，换取较多客户，解决生存问题。由于审计市场上生存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尤其是那些刚刚成立不久、规模比较小的事务所，在进行是否将低审计质量决策的时候就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如同博弈论中的著名的“囚徒的困惑”。如果其他事物所选择不降低质量，自己也选择不降低质量，上市公司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考虑的最大因素就是收费的高低了，因此，降低费用就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其他事务所同样也会考虑降低费用，这又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其他事物所选择不降低质量，而自己选择降低审计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自己所要求的费用比其他事务所高一些，对于那些有盈余管理需要的上市公司还是会选择自己的，生存风险不再存在，经营风险加大。但相对在其他事物所选择不降低质量的情况下，自己选择降低质量比较有利。如果其他事务所降低审计质量，自己选择不降低审计质量，从上市公司目前的普遍状况看，需要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还是占多数，而对于小会计事务所来说，那些经营好的公司又不会选择自己，在自己不降低审计质量的情况下，可能自己根本吸引不了客户，事务所也根本无法存活下去；如果其他事务所降低审计质量，自己也将低审计质量，规模的大小和审计费用的高低又成为了上市公司选择时的主要依据，但至少选择降低质量还可以给自己的生存带来可能，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来吸引一些客户。所以，整体上，大家都选择不降低质量是最优的博弈均衡点，但是由于这种选择需要大家一起的协调、需要所有的事务所达成一致，由目前审计市场的现实情况看，小规模的事务所太多，而稍微有些规模的事务所并不能占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因而多数的事务所从自身利益的考虑，选择了降低审计的质量。这当然还与上市公司的一些不正当的需要、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有很大的联系，但是从根本上还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本身的内因导致审计市场上竞争混乱、恶性循环普遍存在。 (3)经营者的需要与选择。目前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主要还是由经营者所控制着，而私有企业由于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基本上是经营者与所有者同为一人。因此，本文只分析经理人的需要和选择。根据上述的经营者的心理因素的分析知道，经营者很多时候都具有较强烈的盈余管理的动机。我国的审计市场可以说是一个买方的市场，买者(也就是公司的经营者)是优势的一方，不仅决定是否选择某一家事务所，而且同时还是事务所佣金的偿付者；而目前审计市场上审计服务的提供者，不仅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而且业务也比较单一，很多事务所绝大部分的收入就是来源于审计费用，因此，各个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为了生存很多事务所尤其是那些业务单一的小事务所就必须去迎合买家——公司经营者的需要，而经营者的需要又是畸形的。由于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报告的风险较高，因此这些事务所就要求比较高额的报酬，经营者从各种角度考虑后，还是发现付给较高的审计费用来换取漂亮的年报和审计报告所带来的收益比较大之后，当然就愿意提供高额的审计费用，而要求较低的审计质量来允许自己进行较高的向上的盈余管理。所以，盈余管理高的公司的经营者，总是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给自己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 性心理学论文:思想政治工作中应用个性心理学几点思考 摘要：运用个性心理学，更新观念，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思路和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利益多元化、科技改革等社会环境，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增强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的实效性，是摆在四川乡镇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关键词：个性心理学；思想政治；关系 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人们光荣的历史使命。在努力争取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全党全民族的凝聚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新的历史条件，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难。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利益多元化、科技革命和张扬个性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增强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和实效性，是摆在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本文试从个性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难题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应用个性心理学，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在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利益主体不断分化、个人自由和价值逐步得到社会尊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更多的从个体而不是集体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也要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积极应用个性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和方法，这样才能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行带人、以爱育人。 一、个性心理学的内涵与特征 为了应用个性心理学，首先我们必须对个性心理学有个基本的了解，对个性有个基本的理论把握。 1.个性与个性心理学的涵义 我国第一部大型心理学词典——《心理学大词典》中的个性定义反映了多数学者的看法：“个性，也可称人格。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个性结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由复杂的心理特征的独特结合构成的整体。这些层次有：第一，完成某种活动的潜在可能性的特征，即能力；第二，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即气质；第三，完成活动任务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特征，即性格；第四，活动倾向方面的特征，如动机、兴趣、理想、信念等。这些特征不是孤立的存在的，是错综复杂、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对人的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的。” 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心理学分支。 2.个性的基本结构 从构成方式上讲，个性其实是一个系统，其由三个子系统组成： （1）个性倾向性——指人对社会环境的态度和行为的积极特征，它是推动人进行活动的动力系统，是个性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决定着人对周围世界认识和态度的选择和趋向，决定人追求什么。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世界观等。个性倾向性是人的个性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一个人进行活动的基本动力，决定着人对现实的态度，决定着人对认识活动的对象的趋向和选择。 （2）个性心理特征——指人的多种心理特点的一种独特结合。所谓个性心理特征，就是个体在其心理活动中经常地、稳定地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是指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 （3）自我意识——指自己对所有属于自己身心状况的意识，包括自我认识、自我体验、自我调控等方面，如自尊心、自信心等。自我意识是个性系统的自动调节结构。 3.个性的特征 一般而言，个性具有下列特征： （1）个性的倾向性。个体在形成个性的过程中，时时处处都表现出每个个体对外界事物的特有的动机、愿望、定势和亲合力，从而发展为各自的态度体系和内心环境，形成了个人对人、对事、对自己的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个性倾向。 （2）个性的复杂性。个性是由多种心理现象构成的，这些心理现象有些是显而易见的，别人看得清楚，自己也觉察得很明显，如热情、健谈、直爽、脾气急躁等；有些非但别人看不清楚，就连自己也感到模模糊糊。 （3）个性的独特性。每个人的个性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使是同卵双生子甚至连体婴儿长大成人，也同样具有自己个性的独特性。 （4）个性的积极性。个性是个动力倾向系统的结构，不是被客观环境任意摆布的消极个体。个性具有积极性、能动性，并统帅全部心理活动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5）个性的稳定性。从表现上看，人的个性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6）个性的完整性。如前所说，个性是个完整的统一体。一个人的各种个性倾向、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都是在其标准比较一致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决不是偶然性的随机凑合。人是作为整体来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 （7）个性的发展性。婴儿出生后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随着其成长，其心理不断丰富、发展、完善，逐渐形成其个性。从形式上讲，个性不是预成的，而是心理发展的产物。 （8）个性的社会性。个性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起一定社会作用的有意识的个体。个性是社会关系的客体，同时它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主体。个性是一个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活生生的人和这个人所具有的意识。个性的社会性是个性的最本质特征。 二、个性心理学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要想做好思想工作必须首先了解人、研究人、理解人，这样才有一个做好工作的基础。而个性心理学是专门研究人的个性心理的一门科学，对于理解人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运用个性心理学。以下简要分析个性心理学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 1.在研究对象上，两者具有统一的指向点 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同个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一样，都是具体的人，人的整个精神面貌（思想、立场、观点和态度）。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个性心理学研究的客体，也就有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和场所。政治思想工作要使自身得到强化、深化，实现自己的根本目的和任务，离不开对个性心理学的巧妙运用。 2.在具体内容上，两者具有共同的交合点 个性心理学与政治思想工作在理论原则、具体内容上相互渗透、吻合，具有密不可分的交合点。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论、原则、方针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并得到完善的，但它在许多方面却包含着丰富的个性心理学内容，其中许多理论原则、经验做法，是结合具体的人的个性心理特点总结出来的，是和心理学的规律契合在一起。政治思想工作就是做“人心归顺”、“人性归理”的工作的，只有认识和掌握具体的人的个性心理规律，并自觉地运用于实践，它才能理顺、气正、运盛，生机勃勃，成效卓著。 3.在强化效应上，两者具有相同的中介点 个性心理学与政治思想工作在实践效果和作用形式上有共同的中介点，这就是外界环境、活动、社会因素总是通过个体的内应性而发生作用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切手段、方式，最终都要通过人们自觉的自我教育过程来实现，这与个性发展的效应程度最终要靠个体自我调节、自我强化是同义的。同时，自我意识作为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内应力”与个性的“可接受性”属于同一品质，属于强化效应的同一中介点。 三、应用个性心理学，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既然个性心理学对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在实际工作如何巧妙的应用呢？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1.应用个性心理学，更新观念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更新观念。在个性普遍得尊重的今天，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树立尊重和服务的观念。 （1）树立尊重人的观念。个性心理学认为人的个性是不同的，人们的个性应该得到尊重。没有缺点、没有思想问题的人是不存在的，有思想问题的人不仅需要批评教育，而且需要得以尊重、理解和关心。如一味地批评指责，不去关心存在的实际问题，那么思想问题非但解决不了，而且会引起较大的逆返情绪，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严重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小康建设。 （2）树立服务观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树立服务的观念，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必须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开展工作，这样，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才有生命。 2.应用个性心理学，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思路和方法 根据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个性特点，努力改进工作方法。一是由“声势型”向“实效型”转变。为避免“走过场”和“空对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二是由“执行型”向“自主型”转变。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在方法上实现从群众被动接受教育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提高的自主型转变。三是由单纯“灌输型”向“渗透型”转变。寓思想政治工作于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群众文体娱乐活动之中。四是由单一“教育型”向多元“综合型”转变。把思想教育与法律约束、行政监督、经济杠杆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合力。 总之，运用个性心理学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遵循心理诱导的规律，结合需要、动机、兴趣、意志、气质、性格、能力、意识等多方面的倾向性和心理特色，有计划、有目的地规立教育和“系统工程”，训练行为习惯，强化教育效果。我们政工干部，只有了解自己工作对象的内心世界，才能找到自己工作的天地，才能挖掘潜力，发挥优势，形成自己与工作对象竭诚双关的凝聚力。 性心理学论文:女性心理学商业空间设计探讨 在当代女性文化的影响下，商业空间设计有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和发展。女性已经成为了消费社会的主要购买群体。本文以女性文化为出发点，通过分析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心理方面的不同特征，以便更好地了解女性的需求，并在分析成都金牛区凯德广场设计的过程中发现其商业空间设计的优缺利弊，从而推动女性商业空间设计的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当代中国女性无论是在商界、政界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女性，她们的消费模式、消费观念逐渐改变，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消费群体，正在引领消费社会的时代潮流。女性作为消费行为的主体之一，在商场购物方面表现出巨大的潜力。这也引起了商家们的关注，各种购物场所设计新颖、时尚，深得女性顾客的喜爱。本文就选取了其中一个深受众多女性消费者喜爱的购物空间，作为了解女性的心理，以及分析在商场设计中有哪些深得人心的设计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性别与女性 性别自我概念的一个成分是性别认同，即一个人是女是男的自我界定。生物学性的意义是由我们的染色体、激素、生殖器官和脑的组织所界定的。男女在生理结构方面，包括认知能力、审美能力、空间设计思维能力和心理层面、社会教化、日常行为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体现在消费方式中，男女的差异更是明显。如女性消费者的计划性和目的性比男性差；消费决策比男性犹豫；女性比男性更喜欢结伴而行等。在商场购物中，兴趣是产生消费行为的重要动机因素之一，而在兴趣方面，男性消费者一般多购买“硬性商品”，注重理性、商品质量、实用性，较强调阳刚气质，而且不愿讨价还价。相较男性，女性则对时尚和美有着强烈的追求，她们大多具有热情细腻、联想丰富、“浪漫主义”的心理特征，更加注重商品的外观、色彩、款式等。另外，中年女性更加注重个性风格的体现，成熟、稳重、不落俗套的风格更能引起她们的注意。并且这类女性大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更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也乐于在消费上表达自己的个性、品味和审美。女性对于“美”的追求可以用“亘古不变”来形容。由于女性角色的不同，使她们不仅注重自身的美，同时也注重家庭成员的形象。她们不仅需要购买自己所消费的产品，同时也是大多数儿童用品、老人用品、家庭用品的主要购买者。因此，商家要占领市场必须对女性购买群体予以足够的重视。 商业购物空间的概念 商业购物空间泛指为人们日常购物提供商业活动的各种空间、场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为各类商场、商店。它们是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桥梁和纽带。商场是流通主体—商品和消费主体—消费者之间的纽带。作为纽带的商场，必须全面掌握消费者的心理，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促进购买环节的顺利进行。当今女性文化影响下的商业空间案例调查研究 1.成都金牛区凯德广场的室内规划与设计 成都金牛区凯德广场位于交大路-沙湾沿线商业带，作为区域性的购物中心，凯德广场金牛店集购物休闲、美食娱乐、生活配套为一体，打造了娱乐化、个性化、综合性一站式购物中心的商业特色。商场的楼层导购布置清晰地体现了商场的服务人群定位，商场主要入口和出口为一层、负一层，人流量庞大，一层“精致风尚”、二层“潮尚之地”，众多女性品牌的进驻，是商家精心打造的结果，满足了女性消费者对于美、时尚和个性的需求。三层绅士品格，集男装、男性配饰、亲子教育为一体，男性商场空间所占比例仅占第三层空间的1/2，这本身与男性消费市场的占有份额有关，四层欢乐家庭，集影院、KTV、儿童、餐饮，为商场的娱乐区，人流量庞大，特别是近年电影市场在中国的火爆，消费需求在近几年瑞增。也是二期商场的主推区域，成为了凯德商用的重点消费区域。五层宴萃有约，六层开放的空中花园为商场打造“吃”、“喝”、“玩”、“乐”的购物体验，增添了实用性和趣味性。 2.悦诗风吟 Innisfree（悦诗风吟）是韩国化妆品品牌。之所以选择这个品牌，是因为笔者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此次调研的过程中，这个品牌经常能够吸引众多的女性顾客光顾，这和它的寻找到了都市女性心目中所向往的未来的化妆品的特性：自然、健康、朴素、时尚的理念不无关系。但是吸引众多女性消费者光顾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它基于产品理念所做的成功的空间装饰设计。“城市中心的绿色空间”是悦诗风吟的设计主题。悦诗风吟的店面设计主要以简洁、自然的黑白两色为主，招牌设计以白色镂空字体，内藏绿色LED灯带为主体，形象鲜明、突出。这样统一的设计风格，让悦诗风吟的品牌效应无论在何地都能得到很好的推广。店内招牌式的绿植墙是悦诗风吟的设计特色，顾客可以感受到悦诗风吟来自济州的纯净自然之感。店内主要以木色、白色为主，绿色植物加以点缀，色彩淡雅，大量采用局部照明，突出商品。灯具的选择主要以造型简洁的筒灯为主，主要区域则为透明圆形玻璃吊灯，很好地迎合了室内清透、明亮的设计主题。商品的陈列方式多样，俨然有序，满足了商品柜架设计的实用性、灵活性、美观性、安全性、经济性等特点。整个空间为突出韩国自然主义化妆品，精心营造出了一个享受城市中心的清净空间，释放生活的压力，感受纯净济州绿意的空间。 3.禾文阿思 禾文阿思，英文名：HeavenArts，它的意思是：艺术的天堂！它是专注南亚风情手工精品，主营印巴风情服饰、印巴特色饰品、印巴纯银宝石饰品、特色印度香等的一个综合性品牌。产品以人文、手工、自然、时尚的理念而主。因此，在空间的装饰设计上颇具有东南亚的异域风情特色，吸引了大批崇尚异域风情、优雅妩媚的女性顾客。 禾文阿思的空间装饰设计以浪漫的东南亚风格为主，因此来自大自然的木材、藤、竹成为首选。空间的店面设计以实木搭配文化石装饰，质朴自然。招牌设计为原木配以金色金属字暗藏LED灯带，主体鲜明、奢华高贵。局部实木雕花装饰，尽显精致。店面外立面大面积的纯铜铸造的佛头装饰，凸显异域特色。店内外环绕植物与水池取与自然无限接近之意，室内重视水环境的引入，受中式思想的影响，讲求风水即水生财，水循环还能起到室内降温的作用，这是东南亚风格的一大设计元素。店内以深色原木家具为主，白色和原木深褐色，打造沉稳空间。同时大面积的紫色的运用传达出神秘、妩媚的女性气质。局部陈列选用具有精美雕花工艺的凳、桌、展柜等，集聚实用性和装饰性。石雕、木雕、陶艺制品和与佛像有关的青铜雕像，是店内设计的一大特色。光洁的地面搭配深沉色系条纹图案地毯，打造主要展示区域，吸引眼球。顶棚采用石膏板吊顶，巧妙地利用颇具东南亚特色的暴露木结构为顶棚装饰，灯具则选择了东南亚竹编灯饰、藤条灯饰为主，灯光柔和、温暖。禾文阿思的空间装饰设计为整个色彩艳丽、妩媚优雅的女装服饰打造了一个梦幻、神秘的空间。 当今女性文化影响下商业空间设计的问题与改进方向 商业空间俨然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中也涌现出非常多人性化的设计，然而在设计中仍然存在不合理、不成熟之处，值得我们探讨。在笔者调研金牛区凯德广场的过程中，主要总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卫生间的功能有待完善。笔者观察到女性用户在卫生间纸筒的使用上存在不便，不能够让女性灵活抽取使用，会产生不良情绪。其次是坐便器的使用率低，出现即使短暂的排队，也不愿使用坐便器的现象。第二，升降电梯导视信息有待明确。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从升降电梯下到停车场后，不能迅速找到停车的位置，如果不是从同一电梯来回商场，通常找不到停车的位置，总在停车场不断穿行。第三，公共设施形式较单一。在休息区的设计上，椅子的材料与色彩都比较单一，缺少生趣，不利于人们的购物体验。特别是带小孩子的家长们，缺少了和孩子休息时互动的空间。总之，女性文化影响下的商业空间设计还存在些许问题，所以研究女性文化影响下的商业空间设计是很有必要的。 结论 随着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女性消费群体的身影在商业空间中的比例不断扩大，并且只会出现有增无减的趋势。因此，女性商业空间设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迫切需要更多符合女性气质和消费心理的空间。通过对成都金牛区凯德广场空间设计的调研分析，得知怎样让商业空间更好的为女性服务，这便需要我们在商业空间设计中以女性心理情感、思维模式为主要方面采取特别的表现手法。给予空间不仅有美的情景还要有精神内涵，增强女性商业空间特有的艺术修养和精神内涵，才是有益于从根本上改善女性在商业空间中的消费质量。从而对未来的女性商业空间设计的发展做出初步的预测和展望。 作者：罗丹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性心理学论文:基于女性心理学的商业空间设计研究 在当代女性文化的影响下，商业空间设计有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和发展。女性已经成为了消费社会的主要购买群体。本文以女性文化为出发点，通过分析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心理方面的不同特征，以便更好地了解女性的需求，并在分析成都金牛区凯德广场设计的过程中发现其商业空间设计的优缺利弊，从而推动女性商业空间设计的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当代中国女性无论是在商界、政界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女性，她们的消费模式、消费观念逐渐改变，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消费群体，正在引领消费社会的时代潮流。女性作为消费行为的主体之一，在商场购物方面表现出巨大的潜力。这也引起了商家们的关注，各种购物场所设计新颖、时尚，深得女性顾客的喜爱。本文就选取了其中一个深受众多女性消费者喜爱的购物空间，作为了解女性的心理，以及分析在商场设计中有哪些深得人心的设计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性别与女性 性别自我概念的一个成分是性别认同，即一个人是女是男的自我界定。生物学性的意义是由我们的染色体、激素、生殖器官和脑的组织所界定的。男女在生理结构方面，包括认知能力、审美能力、空间设计思维能力和心理层面、社会教化、日常行为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体现在消费方式中，男女的差异更是明显。如女性消费者的计划性和目的性比男性差；消费决策比男性犹豫；女性比男性更喜欢结伴而行等。在商场购物中，兴趣是产生消费行为的重要动机因素之一，而在兴趣方面，男性消费者一般多购买“硬性商品”，注重理性、商品质量、实用性，较强调阳刚气质，而且不愿讨价还价。相较男性，女性则对时尚和美有着强烈的追求，她们大多具有热情细腻、联想丰富、“浪漫主义”的心理特征，更加注重商品的外观、色彩、款式等。另外，中年女性更加注重个性风格的体现，成熟、稳重、不落俗套的风格更能引起她们的注意。并且这类女性大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更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也乐于在消费上表达自己的个性、品味和审美。女性对于“美”的追求可以用“亘古不变”来形容。由于女性角色的不同，使她们不仅注重自身的美，同时也注重家庭成员的形象。她们不仅需要购买自己所消费的产品，同时也是大多数儿童用品、老人用品、家庭用品的主要购买者。因此，商家要占领市场必须对女性购买群体予以足够的重视。 商业购物空间的概念 商业购物空间泛指为人们日常购物提供商业活动的各种空间、场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为各类商场、商店。它们是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桥梁和纽带。商场是流通主体―商品和消费主体―消费者之间的纽带。作为纽带的商场，必须全面掌握消费者的心理，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促进购买环节的顺利进行。 当今女性文化影响下的商业空间案例调查研究 1.成都金牛区凯德广场的室内规划与设计 成都金牛区凯德广场位于交大路-沙湾沿线商业带，作为区域性的购物中心，凯德广场金牛店集购物休闲、美食娱乐、生活配套为一体，打造了娱乐化、个性化、综合性一站式购物中心的商业特色。 商场的楼层导购布置清晰地体现了商场的服务人群定位，商场主要入口和出口为一层、负一层，人流量庞大，一层“精致风尚”、二层“潮尚之地”，众多女性品牌的进驻，是商家精心打造的结果，满足了女性消费者对于美、时尚和个性的需求。三层绅士品格，集男装、男性配饰、亲子教育为一体，男性商场空间所占比例仅占第三层空间的1/2，这本身与男性消费市场的占有份额有关，四层欢乐家庭，集影院、KTV、儿童、餐饮，为商场的娱乐区，人流量庞大，特别是近年电影市场在中国的火爆，消费需求在近几年瑞增。也是二期商场的主推区域，成为了凯德商用的重点消费区域。五层宴萃有约，六层开放的空中花园为商场打造“吃”、“喝”、“玩”、“乐”的购物体验，增添了实用性和趣味性。 2.悦诗风吟 Innisfree（悦诗风吟）是韩国化妆品品牌。之所以选择这个品牌，是因为笔者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此次调研的过程中，这个品牌经常能够吸引众多的女性顾客光顾，这和它的寻找到了都市女性心目中所向往的未来的化妆品的特性：自然、健康、朴素、时尚的理念不无关系。但是吸引众多女性消费者光顾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它基于产品理念所做的成功的空间装饰设计。 “城市中心的绿色空间”是悦诗风吟的设计主题。悦诗风吟的店面设计主要以简洁、自然的黑白两色为主，招牌设计以白色镂空字体，内藏绿色LED灯带为主体，形象鲜明、突出。这样统一的设计风格，让悦诗风吟的品牌效应无论在何地都能得到很好的推广。店内招牌式的绿植墙是悦诗风吟的设计特色，顾客可以感受到悦诗风吟来自济州的纯净自然之感。店内主要以木色、白色为主，绿色植物加以点缀，色彩淡雅，大量采用局部照明，突出商品。灯具的选择主要以造型简洁的筒灯为主，主要区域则为透明圆形玻璃吊灯，很好地迎合了室内清透、明亮的设计主题。商品的陈列方式多样，俨然有序，满足了商品柜架设计的实用性、灵活性、美观性、安全性、经济性等特点。整个空间为突出韩国自然主义化妆品，精心营造出了一个享受城市中心的清净空间，释放生活的压力，感受纯净济州绿意的空间。 3.禾文阿思 禾文阿思，英文名：Heaven Arts，它的意思是：艺术的天堂！它是专注南亚风情手工精品，主营印巴风情服饰、印巴特色饰品、印巴纯银宝石饰品、特色印度香等的一个综合性品牌。产品以人文、手工、自然、时尚的理念而主。因此，在空间的装饰设计上颇具有东南亚的异域风情特色，吸引了大批崇尚异域风情、优雅妩媚的女性顾客。 禾文阿思的空间装饰设计以浪漫的东南亚风格为主，因此来自大自然的木材、藤、竹成为首选。空间的店面设计以实木搭配文化石装饰，质朴自然。招牌设计为原木配以金色金属字暗藏LED灯带，主体鲜明、奢华高贵。局部实木雕花装饰，尽显精致。店面外立面大面积的纯铜铸造的佛头装饰，凸显异域特色。店内外环绕植物与水池取与自然无限接近之意，室内重视水环境的引入，受中式思想的影响，讲求风水即水生财，水循环还能起到室内降温的作用，这是东南亚风格的一大设计元素。店内以深色原木家具为主，白色和原木深褐色，打造沉稳空间。同时大面积的紫色的运用传达出神秘、妩媚的女性气质。局部陈列选用具有精美雕花工艺的凳、桌、展柜等，集聚实用性和装饰性。石雕、木雕、陶艺制品和与佛像有关的青铜雕像，是店内设计的一大特色。光洁的地面搭配深沉色系条纹图案地毯，打造主要展示区域，吸引眼球。顶棚采用石膏板吊顶，巧妙地利用颇具东南亚特色的暴露木结构为顶棚装饰，灯具则选择了东南亚竹编灯饰、藤条灯饰为主，灯光柔和、温暖。禾文阿思的空间装饰设计为整个色彩艳丽、妩媚优雅的女装服饰打造了一个梦幻、神秘的空间。 当今女性文化影响下商业空间设计的问题与改进方向 商业空间俨然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中也涌现出非常多人性化的设计，然而在设计中仍然存在不合理、不成熟之处，值得我们探讨。在笔者调研金牛区凯德广场的过程中，主要总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卫生间的功能有待完善。笔者观察到女性用户在卫生间纸筒的使用上存在不便，不能够让女性灵活抽取使用，会产生不良情绪。其次是坐便器的使用率低，出现即使短暂的排队，也不愿使用坐便器的现象。 第二，升降电梯导视信息有待明确。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从升降电梯下到停车场后，不能迅速找到停车的位置，如果不是从同一电梯来回商场，通常找不到停车的位置，总在停车场不断穿行。 第三，公共设施形式较单一。在休息区的设计上，椅子的材料与色彩都比较单一，缺少生趣，不利于人们的购物体验。特别是带小孩子的家长们，缺少了和孩子休息时互动的空间。 总之，女性文化影响下的商业空间设计还存在些许问题，所以研究女性文化影响下的商业空间设计是很有必要的。 结论 随着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女性消费群体的身影在商业空间中的比例不断扩大，并且只会出现有增无减的趋势。因此，女性商业空间设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迫切需要更多符合女性气质和消费心理的空间。通过对成都金牛区凯德广场空间设计的调研分析，得知怎样让商业空间更好的为女性服务，这便需要我们在商业空间设计中以女性心理情感、思维模式为主要方面采取特别的表现手法。给予空间不仅有美的情景还要有精神内涵，增强女性商业空间特有的艺术修养和精神内涵，才是有益于从根本上改善女性在商业空间中的消费质量。从而对未来的女性商业空间设计的发展做出初步的预测和展望。 指导老师：李英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性心理学论文:浅析电影本体心理学中男性负性心理特征 摘 要：“男性负性心理”主要特征有四点，即家长式的作风和思想意识，精神分裂，男性的受挫心理和创造力，不能宽恕女性犯的错。这种拥有男性负性心理的男主人公可以是任何影片中的一个男主人公。 关键词：“男性负性心理学”；精神分裂；受挫心理；电影本体心理学 一、家长式的作风与思想意识 （一）《大红灯笼高高挂》 “老爷”是一个男人负性心理的刻板定型，从他说的话中可以分析出他在这个家中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整部影片都在这个老爷的貌似有阳刚之气的刻板定型中展开， 在这样的场景中，那个自认为有阳刚之气的男子汉，开始了他自身的刻板定型的毁灭性活动。老爷娶了一房又一房的姨太太，但他最在乎的就是这些女人的脚，他通过这种对脚的关注这种意象来影响四太太，使她丧失意识，并让她的心理更加有障碍，以为自己受到了另外一个灵魂的蹂躏，这种情况使得原本极有活力和意识的四太太，丧失了意识力，从而直至精神的崩溃。 （二）《红高粱》 分析这部影片时，我们最先看到的是新娘的轿子在尘土飞扬的路上颠簸着前进的情景。轿夫为了吸引九儿不住地和她说话，从那句“轿上的小娘子，跟哥哥们说几句话，藏在里面也不嫌闷哪”就显现出了他的负性心理。其实在他的潜意识中，他是有勇气的，只是没有明确表达。于是他让自己“信息心理感应场”又发出了这样一句话“小娘子，哥哥们给你抬一回不容易啊”，他只是想让新娘开口，让他发出的信息有一个良好的回馈。 二、精神分裂 （一）《大红灯笼高高挂》 再次看这句话“洋学生到底不一样啊，好了，脱衣服睡觉吧”。这句话是男性标准意识化的分裂，事实上，从本体心理学来说，作为有着男性负性心理的老爷，他的过错在于他并没有时刻提醒自己，要使自己的机体的规律和行为保持一致。所以，主体便在一开始就在这个封建家庭中纵容自己的混乱行为，让他的潜意识对所有的女性都只看到如何让他的身体得到快感，在强大的“信息心理感应场”机制的作用下最终会导致主体活动实体的瓦解。自然，这种心理感应场的机制是在主体的同意下发生的，主体因为缺乏相应的反抗机制，所以只能服从于自己的心理感应场。 （二）《英雄》 摆在秦王面前那一排排正在燃烧着的蜡烛照亮了无名的心，这些蜡烛从电影本体心理学来说具有着典型的象征意义，蜡烛类似于一种干预人脑机理的机器，在机器的干预下，人往往会做出和之前预设相悖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种精神分裂行为，是男性负性心理中标准的精神分裂行为。为了让他刺死秦王，长空、残剑、飞雪放弃了生命。在他们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坚信他会刺死秦王。可是当他真正地接近了秦王时，他却退缩。除去自己的负性心理作用之外，还基于当时的制度。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在制度里，而且制度是不能被推翻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制度来对其进行制约。而在制度里，首领和君主是必须存在的，他们的存在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的需要。因此，皇帝是不可以被杀死的，并且杀死皇帝也是不现实的。 三、男性受挫心理与创造力 （一）《英雄》 影片展现给观众的是，男性是因为受挫之后才会产生一种报复心理，这种报复心理即表现在其它三人为了让无名接近秦王而牺牲了自己。他们去杀秦王是基于女性的动力，因为飞雪为了他们也放弃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是男人们负性心理使然的结果。影片《英雄》从电影本体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不仅体现了生活中个人的现实反映，也体现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长空、残剑、飞雪为了成全无名，为了完成刺秦王的任务，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笃定无名会赢，因为无名没有心，也没有情，他专心练剑，所以无名。这可以称之为男性负性心理中的白日梦表征。 四、不能宽恕女性犯的错误 一旦男性被负性心理进入，就会产生一种情结，就是不能宽恕女性犯错的情结。这种情结是可以转移的，它既可以在进入时有所活动，也可以在被进入时有所活动。颂莲为了保住她的地位和燕儿叫劲，所以她就假装怀孕。燕儿发现后，便告诉了二太太，直到后来老爷找到大夫，知道了颂莲是假装的，于是老爷封了颂莲的灯，不再去颂莲那里。老爷的这种情结遵从了他的本性以及本能性的一切规则活动。这种“信息心理感应场”所产生的情结，是从主体整体机体里独立出来的，且同主体的构想、计划和组织形式截然对立。这种男性的负性在无意识地驱动下不会顾及他人的心理需求，只会认为自己是个聪明人，作为一种负性心理的生存哲学，它总是潜伏在男人身上，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在某种不特定的情况下发泄出来。通过无意识的媒介活动让他有了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对“信息心理感应场”的感应，另一方面，是他对这种心理感应场无法反抗。 性心理学论文:浅谈两性心理学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女性的角色和权利已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和认可。但这一切仅仅是从社会角度而言，其实，男女两性除了生理上的不同之外，在心理和行为上也有很大的差别。 关键词：两性心理　差别　研究 一、引言 生物学方法认为，生物学概念上的性别自然形成了性别身份。它的观点是，遗传因素与荷尔蒙共同作用，形成了社会用以区分男女的个性和行为特征。持此观点的人，经常引用研究所发现的男孩和女孩在幼儿时期行为或游戏举动的不同来支持自己。 心理分析理论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人类的思维活动很多部分埋藏于表面之下。我们所意识到的实际只是一小部分。潜意识记忆、情绪和性冲动是促使我们行动的力量。心理分析学者相信，性别身份同个性的其他部分一样，也源于我们早期的经历，只是它们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让我们在平常的情况下意识不到。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在社会环境影响下，通过对示范行为的观察学习而得以形成、提高或加以改变的。该方法指出儿童是在一系列的学习过程中学会适应恰当的性别角色的，其中包括古典制约、操作制约、条件制约及模仿和认同的社会学习机制。 二、两性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认识发展方法是科尔伯格1966年提出的。他认为，儿童活动性别身份的过程是分阶段的：2~5岁，性别形成期，孩子知道自己的性别，但不稳定。5~6岁，性别稳定期。6~7岁，性别坚固期。获得性别身份的过程开始于界定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然后注意男孩或女孩的行为并建立自己对性别及相应行为的认识。 性别图示理论是类似于社会学习论与认知发展论的结合体的理论。他们认为，一旦孩子知道了自己的性别，就会开始学习此性别“恰当的”行为规范。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发展出非常复杂多变的性别图式。这些图式会知道他们的行为和活动的选择。这样，性别图式通过将得到的性别信息组织起来，就可以帮助孩子感知他的世界，同时图式还会指导孩子对自身行为和计划的意识和理解。 三、两性心理差别的形成因素 通过对各主要心理学学派的学习以及对一些经典的心理学试验和现象的分析。我们在这里认为文化是造成两性心理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是文化造就了男女两性鲜明的心理性格。文化因素。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它涵盖了更多的东西，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还包含了动作行为，物品等等可以明确或着暗示地传递信息的事物。文化是一个体系，如同人的身体一样可以分成器官、组织、细胞、基因，四个层次。由文化基因组成文化细胞，文化细胞又组成各种功能不同的文化组织，文化组织又结合成文化器官。文化基因如同生命体中的基因一样是文化体的最基础最小的组成单位。文化基因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文化基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也就形成了各种式样的各具鲜明特色的心理性格，当然同时也造就了男女两性心理性别的差异。 心理是文化的反映，心理差异是文化基因不同组合形成的各异的文化体的反映。文化是心理的根基，也是心理差异的源头。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心理，也就更加不会有心理差异。要找到关于这一点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研究人类的史前时期。在这个时代，人类还没有产生任何的文明、文化。人类还是在蛮荒时期，同动物相差无二。人类的心理就如同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的心理，也没有什么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别。但是这是一个没有文明的时代，它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能够了解当时人类生活状况证据。或许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但我相信是没有的。但是狼孩、豹孩等等一些由非人类抚养长大的人类的发现从另外一个方面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们由人类的父母繁育，具备人类的一切应该具有的生理条件。但是，他们从出生起就被父母（或着其他监护人）移弃。他们生活在一个和现代人类社会完全隔绝的环境中，是动物生活在森林中的动物抚养了他们，他们是在动物所处的社会中长大的，没有受到现代人类文明的任何滋养。他们的生存环境就如同还没有产生人类文明的史前时代。因此，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文明可以了解人类史前时代的生存状态。 1920年9月19日，辛格牧师在印度加尔各答西南的一个丛林中，发现了两个由狼哺育的女孩。年长的估计8岁，年幼的1岁半。她们都是出生后半年被失去幼仔的母狼衔去的。年长的取名卡玛娜，年幼的取名为阿玛拉。人类的行为和习惯几乎没有，但具有不完全的狼的习性。她们不会说话，发音独特，不是人的声音，不会用手，不能直立行走。她们惧怕人，对狗猫似乎特别有亲近感。用四肢行走；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怕火、光和水；只知道饿了找吃的,吃饱了就睡；不吃素食而要吃肉（不用手拿,放在地上用牙齿撕开吃）；不会讲话，每到午夜后像狼似地引颈长嚎。 其它关于兽孩的记载有：1724年，人们在英国汉诺威附近发现一个全身赤裸、褐色皮肤、黑色头发的怪物男孩，被人们称为“野彼得”。 1875年时，著名的瑞典生物学家林耐所著的生物分类著作中，就记载了关于野兽抚育孩子的事例：如1344年在德国黑森发现的被狼哺育长大的小孩；1661年在立陶宛发现的与熊一起长大的小孩；及1672年在伊朗发现的为绵羊所哺育的小孩。伊拉克《笛子报》1978年第339期的报道布隆迪的一些村民在1974年发现一个和猴子生活在一起的八岁男孩，人们起名叫他“约翰”。 无论是狼孩还是熊孩等等被人类发现的兽孩，他们无疑都具备完整的人的一切生理条件。但是他们是否具有男女两性的心理差异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兽孩被发现是行动举止于动物无异，全无男性的性格特征如勇敢、正直、宽厚、懒散、自负、豪爽、果断等等；也没有女性的性格特征如温柔、害羞、敏感、善良、虚荣等等。称之为人都尚勉强。这样的兽孩自幼脱离了人类的文化体系，或生活在森林或和动物一起生活，没有受到人类文化的渗透，人类的心理都没有能够产生，更何况心理性别差异。 四、结语 文化因素是性别认同主要因素，更加是造成男女两性心理性别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是文化制造出了“男人”与“女人”，是文化制造出了两性心理的差异。性别角色的分配与差异是与所处的社会相匹配的。与社会的文化环境相匹配的。并随着社会、环境、文化的发展而相应的发展。 性心理学论文:一位负性心理学生的心理咨询笔记 摘要：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越来越被重视，这是因为青少年处于一个蓬勃的生长发育时期，在生理和心理上有着巨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学生面临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要走过一段困难的适应期。没有过度好这段时期，学生的心理健康就会受到影响，容易出现一些负性心理。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心理社会因素复杂多样，其中影响较大的因素有：家庭环境和早期教育；冲突、挫折和防御机制；生活事件与心理应激等。其中生活事件与心理应激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是最不容忽视的。本文记录了一位抑郁心境高中学生的心理咨询过程。 关键词：高中生；负性心理；抑郁心境 那天我在学校心灵港湾值班，一位高二女生来访，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发现由于来访者的生活经历和成长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格特点，来访者追求完美但是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尽可能地回避困难并在潜意识里拒绝失败事实。来访者对现在的学习和家庭状况显然是不满的，因此造成内心冲突。贝克认为：“只有当认知中的不良成分被揭示出来，进行正确合理的再认知，并有效予以调整，不良情绪才随之改善。”由此，确定了来访者的咨询方案。方案确定后，我向来访者进行了认知治疗的常规解释，并简要分析了她的情况，要求来访者回去后想想自己在生活和学习中最不满意的事情是什么？最感到挫败、最心烦和不安的是什么？想好后写下来，下次咨询时带来。 第二次咨询：对于上次的问题来访者作了很认真地思考，她说，她最不满意的是自己的家庭现状，父母工作一向很忙，彼此交流很少，再加上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现在也基本上跟爷爷奶奶同住，所以情感上非常空虚和寂寞。她时常想自己各方面那么优秀，为什么情绪却总是起伏不定，她从来不对人说，一直憋在心里。我表示理解，并要求她讲讲最感挫败的事情，她说，最感挫败的事情是进入高中后，因为班上同学都是最优秀的，所以成绩没有初中的名列前茅，也没有以前那么受老师和同学关注了。 理智上，她明白自己在整个年级并不差，可是情感上她无法接受这种失落和挫败，努力挽回自己在班上同学心目中的地位，处处显示自己的高贵气质，但事与愿违，反而因此人际关系变得疏远而且敏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学习成绩一直在中游，人际关系也很淡漠、敏感。为此一直心烦、不安。听完，我肯定了她的积极配合，以及对问题的认识，并进一步向她解释了认知治疗的相关观点，提出在实际生活中，她的认知中是否存在一些“负性想法”，并要求她从生活或者个别事件中，找出哪些想法是合理或正性的，哪些想法是不太合理或负性的，这些不合理的想法或者信念怎样作用于她的情绪和行为，并要求她坚持写一周的“每日想法日记”，以检验其中的负性想法。 第三次咨询：通过前面两次的咨询和作业，来访者对自己的内心冲突和认知特点有了一些认识，但是仍不太明确。为此，我们进行了归类和辨析，她的主要负性想法有： A、“我原来很优秀，所以做什么都应该完美。”“我要显得很高贵，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赏。” B、“我很优秀，所以我不该有那么多失败和不开心。” C、“我对文学有很强的欣赏和理解能力，别人的理解应该和我一样。” D、“我一定要说服他们接受我的观点，他们和我争论，代表他们排斥我。” 通过对这些负性想法的讨论和探讨，来访者若有所悟，并能及时在生活中意识到这些负性想法。我趁热打铁，指出，总是审视自己是开心还是痛苦，是否处在抑郁中，这是抑郁周期性复发的又一大原因；所有的人都会痛苦，但普通人是带着痛苦去继续工作，去继续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而来访者过于在意自己内心的感受，时时检测自己的心理状态。一旦觉得心情很坏，会导致自己不去继续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而是逃避，去寻求那种快乐的感受。来访者表示非常同意。 第四次咨询：来访者对自己的问题有一定深入认识，但是自感心里还是很空虚，不知道该怎么做。 为了能帮助她把这些方面的获益扩展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使她明白可以通过控制抑郁来掌握自己的生活，我们在这两次的咨询中，开始面向来访者的人际关系，寻找其中导致抑郁的人际关系模式，并尝试作出行动。通过咨询发现，该来访者在人际交往中采取被动选择和接受的模式，其中包含“害怕被拒绝”因素，以及对自己“高贵完美气质”的过高期望。其深层原因在于希望通过以上模式，得到情感需求（被关注、被认可等）的满足。 在这些问题引起来访者思考和赞同的基础上，我们开展相关的人际关系指导和训练，分步骤、按程度布置作业（比如“了解同学真实想法”、“迈出主动交流第N步”），并在下次对作业完成情况及时检查和反馈。另外，通过班主任和周围关系好的同学的主动交流沟通和积极反馈，增强其人际主动性的自信心。 第五次咨询： 针对来访者和母亲之间的矛盾，我们商量着进行了一次“空椅子对话技术”，和“母亲”沟通内心想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访者的愤怒情绪。在后来的一次咨询中，她给母亲的打分上升到了6分。接着，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和她的“父亲”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父女间的隔阂。这两次咨询促进了她和父母交流的强烈愿望和行动力，在后来的一次尝试之后，她说，没想到原来和父母亲沟通就是这么简单而愉快的一件事情，也没想到父母其实也一直为此苦恼不堪。她的行动能力越来越强。 整个咨询过程中，我都很注意运用鼓励、支持等技术，着重消除来访者顾虑，提高其行动能力和自信心。在鼓励、支持之下，来访者开始体验内心资源以及为自己做选择的力量，挑战自己的自我局限并将计划付诸行动。 心理咨询效果评估。咨询结束半年后，来访者进入高三的紧张备考，通过随访发现，该来访者情况比较稳定。 据来访者自己及其周围人评价：来访者自我感觉情绪起伏较少，基本较稳定，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学习中，睡眠质量有所好转，人际关系趋于平和稳定，与父母保持一定的沟通；对自己的人格特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信心倍增，各方面状态良好。 本案例咨询效果良好。来访者对抑郁情绪的关注明显减少，能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成绩稳定。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成长动力明显增强，自我控制感增强，对他人有了更加合适的期望，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加完善和合理的设计。 性心理学论文:浅析电影本体心理学中男、女负性心理特征异同之处 摘 要：电影男、女负性心理可以体现在任何一部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身上。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电影本体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对电影影响做一个透彻的分析。 关键词：电影本体心理学 男性负性心理学 女性负性心理学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用本体心理学的相关知识点来分析电影的一些特征，以此来揭示出电影中所含有的本体心理学的特性，因为“电影本体心理学”尚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定义。“电影本体心理学”的主体理论有三个方面，分别是本体自在、倾斜屏和信息心理感应场。电影本体心理学存在的核心是“本体自在”，它是构成人的自我形态的基本，因为人不管是处在什么状态下，总是一个自我同一的整体。“倾斜屏”是一种对现实形象进行歪曲性投射而引起幻觉的心理机制，它不是客体现象，而是根据接收者内部已预先设计好的主题选择对形象进行歪曲。它的主要作用是让人偏离自己的“本体自在”中心，以达到操纵人的目的。“信息心理感应场”是生命载体间特性化的互动状态。它是发生在有方向性和确定内涵的特定区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互动。这种感应场有物理的能量，也有心理的能量，它有一定的运作机理和运作效应，是一种信息载体间潜意识能量的互动。 男性负性心理与女性负性心理虽然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但却有着相同的命运悲剧，但是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自己的细小行为，坚持良好的习惯，即注意自己的微观世界，那么，我们便能做到自我归位，恢复我们原有的思想和理智。 一、不同的作用机制 “女性负性心理”： “女性负性心理”在电影本体心理学中隶属于“倾斜屏”的本体心理，它是最具刻板定型的一种心理模式。共有三个特征，即“老妇人”的刻板定型、从男人的错误中汲取营养，来自于女性身体而不是理智。“老妇人”是女性负性心理的原型之一，它大部分情况下都以一个“老妇人”的形象出现，这个老妇人通过倾斜屏的影响再加载在她所要选择的女性身上，于是女性的负性心理就从男性的错误中开始汲取营养。实体本身的防御系统会被这种错误所削弱。 “男性负性心理”：在电影本体心理学中，“信息心理感应场”的一个重要心理表征就是“男性负性心理”，它代表的标准男性在一个大家族或者小家中都保持着绝对的领导者的地位，即有着家长式的作风和思想意识，对女性都拥有绝对的支配的权利，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支配欲望。他们有着精神分裂的人格，因为他们一方面需要女性的爱，一方面又给予他们爱。他们渴望受人尊敬，并渴望成为大人物。这种拥有男性负性心理的男主人公可以是任何影片中的一个男主人公。 二、相同的命运悲剧 我们的情结模板是负性的。“负性”这个词――在无意识的原始语言里――是死亡、拒绝、排斥的意思，同“成长”（获取更多、为他人做更多的贡献）的意义恰恰相反。 影片《八部半》中，最后的结局是：那些出自同一类型母亲的那些女人们，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自毁。这在很多影片中都得到了应正，如《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颂莲，《红高粱》里的九儿，还有《致命的诱惑》中的妻子和情人，她们的结局都是不尽人意的。原因就是在“倾斜屏”的作祟下，她们偏离了自然本性。 男性同样如此，例如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老爷因为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主人，他对自身的直接认同反映了心理感应场的诱惑力要远远超过其灵魂净化功能。他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有一个失败的结局，因为这种负性心理已经将他失败的人生投射出来了。其实，不论这个影片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老爷这个男性负性心理的形象总是失败的。在《英雄》中无名和残剑也是如此，他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不顾别人的利益、不惜别人的生命，他自以为是地剥夺了他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大男子主义的男性。这种思想类似于白日梦，因为它没有明确的结果，也没有明确的过程，这只是两个男人一厢情愿的想法，两个男人为了目标而赔上了一个女人的性命，这种行为不论是在外在还是潜意识中都是非常可怕的。 三、自我归位 自由的最高境界或许就是上天的自由，一个成熟的人要从挫折的阴影中走出来，便会拥有这种自由，并且更重要的是还得要克服那种僵化冷漠的心理特质。经历过这些之后，就会拥有成熟的人的创造力，利用这种创造力，就可以以创新的精神来把我们悠久灿烂的文化发扬光大。 所以，一个人只有坚持不懈地做自我归位的训练，即随时注意，自己的行为要符合自己的自然本性。即使是人自以为已经同过去一刀两断，即使他自以为自己的一切已经重新开始，但如果做不到自我归位，他的所作所为仍然等于零。所以说，即使像精神分析这样一门对人进行深入剖析的科学，如果忘了上述前提，不但不能帮助人成长，反而使人陷入迷惘的境界。 通过男、女负性心理特征，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有各种阅历和经验知识，但反射模板只有一个：“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妈妈”。由于倾斜屏总是在培育那种类型的母亲，所以它总能使人获得相似的智慧。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自己的细小行为，坚持良好的习惯，即注意自己的微观世界，那么，我们便能做到自我归位，恢复我们原有的思想和理智。其实，把我们的生存提高到一个宏观世界的水平上并不难做到，只要克服那些导致我们计划失败的小错误就行了。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家庭环境中做个成功者，如果他能和四五个人成为知己的话，那么他就能在社会更广阔的环境中做个成功者。 可以看到，电影男、女负性心理可以体现在任何一部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身上。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电影本体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对电影影响做一个透彻的分析。 通过以上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果能够更好、更准确地去把握“电影本体心理学”，并且把“电影本体心理学”的知识和观点运用到电影的拍摄与创作中去，我们就会找到一个电影和观众的最优的契合点，这个契合点能够使影像达到最真实、最良好的状态，观众也可以从中找到更多影片内容的共鸣。 性心理学论文:中国符号与荣格的整体性心理学 摘要：荣格对于道教和《易经》的兴趣，体现了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的一种潜在趋势，即由孤立的个体分析转向宇宙性关切。本文通过细读荣格的两个重要文本，阐明荣格如何将中国精神融入心理学，以激发新的意识形式的过程。而在“道”、“金花”、“阴阳”等象征物或《易经》卦象中，他也经历了自身的无意识的意识化，自我在中国符号导引下得以超越传统的西方概念框架，在和新的当下世界形势的协调中，领悟整体性之大道。 关键词：整体性；心理学；道；逻各斯；共时性 一、心理学和汉学的接近 荣格将中国智慧称为“中国心理学”，这种不自觉的误用包含了一个宝贵的启示，即技术性、分析性的心理学的人类学化乃至宇宙化的可能。只有从人作为宇宙一分子，且和宇宙分享同一节奏韵律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个体心理的成因，这一点也正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所蕴藏的革命倾向。 从意识形态上说，心理分析以恢复被排斥意识为己任，东方正是西方历史上最大的被排斥者。从内容上说，东方的冥想即深层无意识的涌现，天人感应即人类意识中最深处的先在联系，构成了人性的无意识基座。按照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说法，儒家无为和无言之教的秘诀就在于，通过有意识和超意识的连接、配合而达到对人人心中的下意识的影响，因为超意识和下意识本来就同沐于宇宙潜流，两者不过是天与地的另一称谓而已①。 1920年，在沙龙哲学家凯热林的智慧学派开幕式上，荣格认识了卫礼贤，1923年又邀他到苏黎世讲演《易经》。荣格对卫礼贤评价极高。荣格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处境孤立，经常引卫礼贤为支援。而实际上，这是一个由互文而达成的话语策应：卫礼贤希望由西方无意识研究强化“中国”理想的合法性；反过来荣格感到，“中国”实践为他的意识模型提供了佐证。荣格和卫礼贤最重要的相通之处，即对于“异”的委身。一般正统学者拒斥东方智慧，是因为占卜等神秘观念同科学信条相抵牾，可精神分析恰是一个极开放的学科，愿意聆听和理解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荒诞不经的事情。 集体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暗示了两种解释学原则。如果说弗洛伊德是科学的、分析的，荣格就是浪漫的、综合的。像谢林那样，荣格视精神和物质为一体，在他的《艾翁：自性的现象学研究》（1951）中，清楚阐明了心和物相互参与、相互循环的整体性原则。②在《论无意识心理学》（1917）中，荣格称自己的释梦方法为“综合建构法”，以区别于弗洛伊德的“分解简化法”，后者建基于“因果还原程序”，“将梦和幻想分解为某些记忆成分和某些潜在的本能过程”，却不适用于集体无意识的意象。③弗洛伊德发现了个人的梦境。而荣格回溯至一个更广阔的语境，将弗洛伊德的原理由封闭的、笛卡儿式的语言系统发展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学。由此，他体现了20世纪人文科学的一种潜在趋势，即由孤立的个体分析转向宇宙性的关切，在委身他者的过程中实现一种整体性。 这正是东方智者走人西方知识分子视野的恰当时机：人和宇宙万有的和谐，是他们一致的渴求。荣格坚决不同意把中国思想看作形而上学，而主张作为心理学来对待，因为中国古代智慧是完全现实可触的形态，注意力也全在内在性一面，而心理学对荣格来说。就意味着可体验的、真实具体的内在性。荣格倾心于中国的整体性精神，乃基于一种新的文化意识。过去考沃尔德等人论荣格所受的中国影响的论文。往往忽视了卫礼贤的中介作用④。造成疏漏的原因和方法论有关，他们的考察重点落在了荣格对中国思想的接受，而非他的二度符号化操作本身。这一操作的基本前提，正是卫礼贤对中国文本的精神化。 二、“金花”的秘密 在卫礼贤译作《金花的秘密》（1929）中，荣格的“欧洲评论”占了近半篇幅。卫礼贤的底本为中国密教团体翻印的《长生术·续命方》。他的翻译本身已是一种选择性的符号转换，将成分芜杂的中国养生秘笈化为一个普遍性的精神化文本。荣格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心理学化，熔铸成一部全新作品，这才是《金花的秘密》畅销一时（前后共5版）的真正原因。显然，这里并不涉及误读与否的解释学问题，而是图像生长为意义、胚胎展开为理论的具体过程。 符号化的依据对荣格来说是本体论的，集体无意识概念先验地决定了中西互通的可能。在《金花的秘密》中，他再次强调：“……心理也拥有超越所有文化和意识差异的共同基础，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而卫礼贤的依据看来是历史性的，他声称，吕祖的改革已将炼丹术符号变为心理过程的象征，密巫之书顿时具有了心理学和宇宙论意义。他也相信，金丹教的形成和景教有着密切联系，故吕祖的教导和基督教如此相似。然而说到底，无论崇尚神秘的荣格还是前青岛传教士卫礼贤，都有一种潜在的宗教性冲动。宗教作为无限憧憬和真正自由的象征，意味着整体性的实现，也把东西方、汉学和心理学连成一体：整体性的和谐是中国长生术的秘密，也是治疗现代人精神疾患的最终药方。 在卫礼贤极具个人特色的译文中。中国养生术已演成一个典型的“施洗和重生”故事：中国圣人（吕祖）教导说，原初的整体就是道，道以魂和魄的形式现象化为个体。魂寓于目，是明亮的、轻清上浮的阳的力量，和“元神”相联系。魄居于腹，是阴的力量，代表身体和性的能量，和“识神”相联系。在自然情形下，能量由上往下流动，魂的理性能量为魄的激情意志所役，最终元精枯竭，归于死亡。禅坐修炼则是对生命过程施行“逆法”，通过内观反照，将阴或魄的性能量转化为阳或魂的精神力。生命力不像平常那样消逝，而是在内化上升的过程中孕育了纯精神性的生命体。这一新的自我就是“元神”，它制服了“识神”，标志着自我从尘世纷扰中脱颖而出，达于身心两忘之境。从纯精神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肉身消退、神体诞生的过程。从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来说，就是放弃对自我和意识的执著，唤出一个新的生命中心，亦即自性。 如何实现极端的心理类型之间的平衡，是自始就困扰荣格的问题，这一问题将他引向了中国思想，也说明他是由自身的轨道而趋近卫礼贤的。早在写作《心理学类型》的时期，荣格就十分关注“道”的概念。“道”是中国哲学中的统一性象征，即对立面之间的中点。荣格引用了多达十余段的《道德经》译文，对“道”的属性作了全面阐述。“道”就是“对立面的非理『生联合，有和无的象征”⑦，是平衡对立者的冲突的“非理性的第三者”，因为其非理性，故不能由意志的“有为”达到，而必须通过中国式的“无为”。荣格相信，“道”还带有些许的实体性，故而可以译为“上帝”。圣人和道合一，故能摆脱对立面的冲突，认清万物的联系变化，达到婴儿的纯真，获得天国的福乐。“道”就是人和自然、天和地、男性和女性的和谐无间。它逐渐发展为荣格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型意象。 卫礼贤用阿尼姆斯（Animus）来翻译中国字“魂”，用阿尼玛（Anima）来翻译“魄”。人死后，灵魂分为两部分，阳性的、较高级的魂向上升，归于神，阴性的魄向下沉，沦为鬼魅。阴阳、鬼神并无正邪之分，而是生命力的扩张和收缩的两种形式。荣格很欣赏卫礼贤的译法，因为它凸现了无意识的两大特征：人格和性别。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也是荣格的无意识中的两个原型人物，共同构成心灵的“内貌”。中国思想中阴、阳的法则，荣格同样不陌生，他的《心理学类型》提及：“根据道教的中心原则，道分为一对基本的对立者，阳和阴。阳代表温暖、光、男性，阴代表寒冷、阴暗、女性。阳也是天，阴则是地。从阳的力量中生出了神，即人的灵魂中天国的部分，从阴的力量中生出了鬼，即地的部分。人作为小宇宙，他是对立面的调和者。”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由他的治疗经验来说明，狂躁型男人往往具有女性特征，这一心理学事实印证了中国的“魄”的观念和他本人的阿尼玛概念，阴性名“阿尼玛”正好代表了男性意识的女性母型。而阿尼姆斯意味着女性中的男性母型，即是说，女性人格的本质恰是男性的，是一种较低级的精神/逻各斯。如果说，个人性的冲动成为阿尼玛的基础，则非个人性的群体的意见或偏见构成了女性心灵的原型阿尼姆斯。有人指责说，荣格将无意识人格化的做法。使心理学沦为了神话学，但卫礼贤转写的中文词的人格特征，支持了荣格的这个观点。荣格相信，只有最彻底地承认无意识的人格性，才能从一个更高的立足点将其制服，“制魄”无非是精神对阿尼玛的统摄。 荣格不但由中国文本汲取了新的神话资源，还得到了理论上的印证。《太乙金华宗旨》将“识神”和“魄”相联系，“魄附识而用，识依魄而生。魄，阴也，识之体也”。卫礼贤译为：“阿尼玛作为意识的效用附着于意识。意识依赖于阿尼玛而得以诞生。阿尼玛为阴，是意识的基体。”荣格由此得出结论，东方人的心灵建立在无意识的基础之上，因为他们把意识看作是阿尼玛的效果。而西方人总是将心灵等同于意识，即便是弗洛伊德，也仅是将潜意识看作意识的产物。反之，荣格不但坚持梦、神话、无意识的真实性，而且强调它们在人类心灵结构中的中心地位。 荣格进而建议，若要更清晰地揭示“魂”的理智德识的阳性特质，不如用“逻各斯”来取代卫礼贤的“阿尼姆斯”译法。了解了荣格的基本立场，就不难理解他这一修正的用意。在荣格看来。中国哲学建立于男性世界的基础上，不需要像西方的心理学家那样关注这一概念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女性心理。但是，心理学家必须考虑到女性独特的心理，他把“魂”译作“逻各斯”，原因就在这里。逻各斯的表达包含了普遍性存在的概念，是非人格和超越个体的宇宙原则。而魂正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和理性光芒，来自作为宇宙生成原则的“性”，在人死后回归于“道”。这样，魂和魄的区别就更明显了，魄是以完全个人化的情绪来表达自身的个人性的魔鬼，正体现了无意识的人格特征。也是通往无意识的桥梁。严格说来，“魂”对应于“性”（卫礼贤译为逻各斯），是区别于性的认识，故而女性中的阿尼姆斯作为低级的逻各斯就是无所联属的偏见，或者全然脱离了对象本质的意见。“魄”对应于“命”（卫礼贤译为厄洛斯），是联系、交织，联系的功能由情欲而实现，故男性中的阿尼玛就是这样一种低级的情欲。在荣格看来，魂和魄的区分成为了理性和无意识的区分。 修行的目的是重返于“道”。然而，“道”不可道，对于“道”的需要，其实是对于象征物的需要。对荣格来说，对立面的统一，绝非理性或意志的事情，而是一个由象征物表达出来的心理过程，故而幻想总是围绕一些抽象图像产生。如果将内心的幻觉描绘出来，就是东西方都存在的曼荼罗图形。曼荼罗是一种围绕中心旋转的图像，显示了一种走向中心的心理过程，在此过程中，自性将内在和外在领域同时纳入自身。荣格认为，发现自身的曼荼罗对于自性的生成至为关键，因为它就是心理整体的密码。《金花的秘密》巩固了他对于自性、曼荼罗的观点：金花就是一种象征自性的卓越的曼荼罗，在其中，无意识和意识得以统一。巫术的目的无非是要将注意力重新引到内在的神圣区域，这个区域是灵魂的起源和目标，包含了曾经拥有又一度失落的命与慧的统一。 宗教的核心也是要借助象征的力量重现整体性之大道。在荣格看来，对意识的独尊就是宗教上讲的对神缺乏敬畏。现代意识排除神祗（即原始图像），被排除的神祗只能以恶魔的形式出现，即疾病。而荣格所理解的耶稣是认识到并实现了大道的高尚者，“人子”就是新生的精神体一金刚不坏之身或金花。事实上，在荣格眼里，阿特曼、道、金花、曼荼罗、基督都是整体的象征，其作用都是将内在的自性和宇宙的生命原则相调和。在他的独特的耶稣象征中，东西方汇聚一处，由东西方的联结而达到人类意识的高级发展阶段。西方习惯于从外部来看待中心的象征，故而强调耶稣的肉身化，甚至耶稣的历史性，将其置于超越的上帝之下，而东方强调无始无终、内在于人的道本身。荣格相信，新教徒终将会让耶稣的外在象征内化于自身中，这一刻，亦是东方的神人、真人的心理状态真正为欧洲人领会之际。这实际上是在以整体性眼光塑造新的宗教意识。 三、《易经》和共时性 “道”意味着整体性。可是，“道”的具体运作形态、它和人的联系方式是怎样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易经》对于荣格具有了特别的价值。荣格很早就读到了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易经》译本，但他认为理雅各未能触及中国心灵的深处，惟有卫礼贤才敞开了神奇世界的大门。1923年，荣格委托他的美国女弟子贝娜司把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文转译为英语。英译本历时20多年才完成，出版后风靡一时，而荣格为1950年《易经》英译本而作的序言也成为他最有影响的文本之一。 1 《易经》：整体性之具体化 荣格眼中的《易经》乃是一个精巧的心理学系统，它组织原型间的互戏，沟通意识和无意识。它把占问者置于整体性的宇宙背景中，从而让现实情景的隐蔽意义得以凸显。在占卜过程中，占问者走出理性的自我，接受外在世界的偶然性——由揲蓍变易之数所代表——的侵入，又借助卦象重建和无意识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自我就让位于一个和宇宙相关联的自性，“个体化”的过程就实现了。换言之，《易经》成为包容意识和无意识的整体性的参照系，帮助个体在一个超越主客体的立场上认清自己所处的真实状态。 为了向读者形象地演示《易经》的效用，荣格把自己设想成是占卜者，《易经》则是他要叩问的人格对象。对于心理分析家来说。这个类似智慧老人的占问对象自然也是自性的投射。荣格占了两卦，但毋宁说，他讲述了两个关于无意识的故事，或演示了两次心理学的“积极联想”。荣格真实的目的，其实是要借助《易经》的象征模式去暗示整体空间中意识和无意识的具体交流情形。 首先，荣格要占问新译本在英语读者中的命运，他求得了《鼎》卦。按卫礼贤的精神化译解，此卦为文明和上层建筑之象，即精神性的营养。在荣格所得的《鼎》卦中，二、三爻为可变之阳爻，其意义对于吉凶判断尤为重要。《鼎》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荣格说，这是《易经》在示意，它包含了精神性营养，而妒忌者企图掠夺或毁坏它的意义，但终归没有得逞。《鼎》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卫礼贤评述道，这表明一个人受到社会的漠视，但只要坚守内在的精神财富，发挥作用的时机终将来临。荣格利用德文的构词特点。进一步缩短意识（西方）和无意识（中国）的距离。这里的关键是对“耳”的理解，卫礼贤译“耳”为“Henkel”，是“用来提起鼎之处”，贝娜司转译为英文“Handle”，而荣格有意识地改译为“Griff”，从而在当下语言系统中造成了一个具有增殖能力的“耳”的衍生符号。“Griff”不仅和德文“Begriff”（概念）、“Begreifen”（理解）相关联，而且经由拉丁文“Concipere”（放到一起，综合）可联系到英文“Concept”（概念）。这一符号是无意识和意识在《易经》的象征空间内协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协同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它来自无意识，因为它源于中文的语言系统，代表一种陌生的古老用具：它来自意识，因为它的生成受到西方概念系统的引导；这种引导性意识本身又出自无意识，即西方的语言习惯。荣格说，“耳”（Griff）就是鼎的可供把握之处，因此就是“概念”（Begriff）的本义，即人们关于《易经》的概念。概念随时代变迁发生了明显变化，以至于今天的人们不再能“理解”（Begreifen）《易经》。我们失去了卦爻辞的智慧的支持，无法在命运的沼泽中寻得自己的道路。美好的精神粮食不被理解，就如废弃的鼎无人使用，但终将恢复其应有的尊严。可见《易经》在抱怨自己遭遗弃的命运，但它对前景充满信心。五、六两爻中的“鼎黄耳金铉”、“鼎玉铉”，都意味着《易经》由新译本焕发新生，成为新的“概念”，因为较之于意识、理性的僵硬态度，《易经》和无意识的关系显然更为亲密，而现在的英译者也恰是一位女性，给予它母性（无意识）的关怀。荣格总结自己的故事说，应答者把自身看作盛食物的容器，食物用来供奉无意识的力量。无意识力量被我们投射为神明，是让它们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对个体生命发挥引导作用。《鼎》二、三爻变为阴，就生成了《晋》卦。《晋》六二：“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大母神或女性祖先在心理分析理论中代表着无意识，于是荣格将其转述为：女性心灵即男性的无意识原型，这意味着，《易经》即便被意识拒斥，也会受到无意识的接纳。 他的第二卦是占问自己作为评论者的行为本身，这一次得到了《坎》，六三为变爻。坎为水，为险，就是心理分析中的无意识深渊（精神病人的幻觉中往往有水的意象），荣格认为这正体现了他战战兢兢的危殆之感。可是危险中又含有希望，六三一变而为《井》。《坎》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人于坎，窖勿用”，《井》九三则为：“为我心恻，可用汲。”和《坎》中的水坑一样，井也指《易经》。井容纳了生命之水，但是人们没有适当的取水工具，即没有合适的“概念”（Begriff）去把握它。荣格说，这里仍是《易经》在言说自身，表明自身是生命的水源。《坎》描述偶然跌入水坑者的危险，他必须挣扎出来，然后发现那是一口废弃的旧井，为泥浆淤塞，但是完全可以加以疏浚使用。落入井中的人就是荣格，他陷入《易经》的迷宫，处境维艰，但终究领会到，这就是古老的生命之泉。 占卜意味着以外在程序压制主体的意识强力，让个体透过潜意识这一存在的共同深渊去同他者交流。故这里不是通常的文本阐释，而是借助图像重新获得和无意识的联系。 2 共时性：宇宙性联系的法则 《易经》体现了一种新的思维原则，那就是非因果性的“共时性”。真实世界由偶然或几率而非因果律所决定。面对这一世界，更高明的态度是对于情境的模拟。这种模拟把主体和客体、意识和无意识都同时包容在内。荣格相信，《易经》是中国特有的、无法为西方科学的概念所把握的科学，却更符合现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共时性原则”的概念，最早是他在1930年悼念卫礼贤的演讲中提出的。它成为荣格后期思想的一个关键词，用以说明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巧合以及心灵感应等超自然现象。他还将同一原理用于原型概念，原型在外部世界以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同时，还能在内部以心灵形态表现自身⑧。荣格认为，这种思想在欧洲自从赫拉克利特以来就消失了，仅有蛛丝马迹残留于西方星相学中——诞生于另一时刻的人或事。也具有另一时刻的特性。 共时性即整体性，即道，荣格说过：“我把道称为共时性。”共时性意味着：一种现象的出现只是从表面上看是某种物理性的因之果，根本上却由宇宙整体所决定；时间并非抽象的、死的媒介，而是一个有机的连续体。某一时刻已经内在地包含了一系列性质和基本条件，这些性质和条件可以在这同一时刻展开于不同地点。这种基于“时势”的共时性体现了生命的同构。《易经》的卦爻（原型）能和成卦时的具体心理情境相契合，原因即在于此。共时性是内在和外在相连结的关键。由于共时性的作用，原型才能被提升到意识层面，人格重心才得以由自我转移到宇宙性的自性。作为超越了物理性的因果联系的本体关联，它必然就是阴阳交替的“道”。共时性暗示，在理性的分析工具建立的因果网络之下，还有一个更深层、更宏大的操控网络。其作用无处不在，以同样强度、同样的不可抗拒性体现于最隐秘的角落，使得个体心灵哪怕最微妙的波动也是大宇宙的韵律的表达。这在先前的德国浪漫派那里成了自然和精神的类比的依据，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因为同源而可类比，这个可感而不可知的源头即荷尔德林所说的“存在之一般”。在后来的罗兰·巴特那里，就成了基于语言性（这不过是继“世界心灵”、“宇宙自我”或“道”的另一说法）的社会、文化、文学、语言学的同构性。《易经》的作用，不过是再次提醒荣格回到世界的一体性原则。如果真能以共时性思考。则精神病问题可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因为这就意味着人和自然恢复了往日黄金时代的和谐。 四、中国符号和精神分析学的自我超越 “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历来就是整体性的代码，因为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是天人合一、物我交融，西方人有时称为“宇宙主义”（高延、福兰阁），有时称为“文化主义”（费正清）。早在19世纪初。黑格尔就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文化所推崇的精神与自然的直接合一。但对他来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混沌，混沌来自于理性的蒙昧未彰，因为理性意味着主客体的严格区分。于是中国（连同印度）被贬为自然实体精神，被踢出世界历史的进程之外。然而荣格视中国整体为最高级的调和，是从混沌到有序之后的无序之有序。西方人为了一个主体性的有序，付出了从精神到肉体的巨大代价，只有进入同时包容意识和无意识的新的整体性，才能将撕裂的伤口缝合。 按照一种简单化的“后殖民”思维，荣格的中国符号或许仍然是西方的权力意识的产物，亦即西方为确认自我身份而设立的对立面。于是荣格也将被归于“东方主义者”。但这种解读的弊病在于，它把符号完全看成是单义的主体意识的产物，而忽略了符号象征对于荣格的特别意味。按照荣格的理解，象征之所以为象征，首先在于它是意识和无意识的合一，而非单纯的意识的产物；其次，它总是超出了单一意义，为多种意义的并存提供了空间。荣格所诟病于弗洛伊德的，是后者将梦、心理异常仅仅视为意识的产物，被遮蔽的真相的征兆，而他要求把梦本身看作更高一级的真相。它超出了理性认知的范围，却是意识得以形成的基础。真正的符号如基督、金花、八卦乃是“基于最早的人类梦境和创造性幻想”的集体无意识的积淀，产生于一个比意识形态、权力意识更为深广的层面。而文化的产生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符号来发展“异”的因素：“我们的意识的扩展不应以牺牲其他的意识形式为代价，而应通过发展那些我们心灵中与异域心灵中相似的因素来实现……”换言之，真正的中国符号处于比一切政治意识乃至可以探测的政治无意识都更深的层次上，它是整体性的集体无意识空间的隐喻。对于荣格来说，这一异域符号的引导作用无疑是具体而真实的。正因为如此，他才称中国精神为一个足以改变西方的传统世界图像和心理态度的“阿基米德点”。 荣格相信，治疗的根本就是生活本身。生活承认一切对立面，新的生活的开始就是对“如此之在”的承认。从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平衡来说，中国并非处于人类文明阶梯的开端，而恰是在未来。原始人完全依附于一些无意识图像（神祗），以此维持心灵的完整，同时却趋向于保守。更高一级的意识倾向于自治，并回过头来反抗自己的旧神，力求摆脱无意识的原初图像。现代人独尊意识，现代宗教的实质是“一种意识的一神教”，“一种对于意识的痴迷”，可是这种“傲慢”（Hybfis）也可能使人陷人失去本能的贫瘠状态，最终结果是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缚于高加索山巅，万劫不复。荣格说，这就是中国的阴阳转换、物极必反之理。中国人的高明之处即在于，从未脱离中心，从不摒弃悖论和对立面。卫礼贤强调，《金花的秘密》中的修行方法乃至中国的全部哲学，都立足于一个前提：“宇宙和人遵循同样的法则，人就是小宇宙，没有任何固定的藩篱将他和大宇宙分隔开来。……心理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因此。人从本性上参与所有的宇宙事件，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都和宇宙交织在一起。”因此，中国的“性”和“命”两个原则都是超越个体的。对于荣格来说，这就是关于中国整体性的权威看法，也是对他的整体性心理学最有力的支持。中国人视片面为野蛮，由天人合一的立场超脱了是和非、彼和此的对立，这正是《易经》以不变的宇宙框架，以各种原初的卦象包容天地间变化之深义。心理疾患者如果能被引导着超越一己的孤独与不幸，找到和整个人类命运相联系的方式，就会得到安慰。而意识和无意识、阳和阴的双重存在，只有借助符号、宗教、神话、艺术才能实现，心理分析则是这一存在形式的科学表达。由心理分析唤出的本能对智性的反抗，代表了西方文化在20世纪的巨大突破和对精神的重新认识：“……精神是某种高于智性之物，因为它所包裹的不仅是智性，还有情绪。它是一个方向，一种生命的原则，此生命竭力向超人的、光明的高处奋进。” 就心理分析所处的形势而言，一方面，形而上学在真实的生命之外设置一个无可经验的神性；另一方面，经验性的心理主义又走入另一极端，把自治的心理情结乃至神性通通归于机械的因果法则。荣格的心理学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既是形而上学又是经验科学，却模拟了真实世界的含混本相。似乎惟有借助中国符号，才能厘清这一切背后的真实意义，获得一个有效的解释框架——这就是“道”的总体框架和阴阳转换的宇宙流程。这种对异者的容纳却绝不意味着放弃自身的心理和感知传统，恰恰相反，越是忠实于自身在历史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潜意识，就越能同异者沟通，因为无论自身的还是外来的神祗。无论基督、佛陀还是罗马诸神都是集体无意识这同一渊源的投射。所以荣格说过。能否接受东方的异质思维其实是一个内部的事情。中国的启示不在于提供了什么具体的东西，而仅仅是展示人的存在之深化和丰富如何可能，指示人们如何达到宁静和自足。由此而获得从内部去影响事物的力量。 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出版后，批评者质疑他是否把两件从历史渊源和意识形式上南辕北辙的东西硬扯到了一处。然而，荣格、卫礼贤等中介者的具体经历表明，道和逻各斯的融合并非没有可能，因为无论东方的道，还是西方的逻各斯，都不是绝对不变的存在物，而是在无数次的引用和转述中随时变换更新自身，以便和当下世界形势相吻合，而推动这种变换的力量，就是人类共同的无意识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人格心理学论文:从人格心理学角度浅析人力资源管理 【摘 要】 近年来人格心理研究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日渐增多。本文概述了人格心理学的概念和内容，分别分析了精神分析学派、特质学派、人本主义流派、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流派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招聘、岗位匹配、薪酬设计、激励机制、绩效测评等管理环节的作用和运用。有利于发挥人格心理学理论在各种组织选人、用人、育人中的应用。 【关键词】 人格心理学；测评；激励 一、人格的概念和人格心理学的内涵 人格可以定义为源于个体身上的稳定行为方式和内部过程。它包括两部分内容，是稳定的行为方式，人格研究者通常认为它们指的是个体差异，重要的一点在于，人格是稳定的。二则是关注内部过程，内部过程和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人际过程不同，它是从人的内心发生，影响着人怎样行为、怎样感觉的所有情绪、动机和认知过程。人格心理学形成并集各家之长后，主要有六个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特质学派、生物学派、人本主义流派、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流派以及认知流派。 二、人格心理学理论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1、从精神分析学派的角度看 （1）人格类型理论在招聘、培训和绩效管理中的运用。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在1921年出版的《心理类型》一书中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个别差异，可以分为内倾型和外倾型两种心理类型，个体的差异进一步的划分可以分为思维、情感、感觉和直觉四种心理机能。 内倾型的人在性格上表现出沉静、含蓄、内敛的特质，较多关心自身而较少注意外在的事物，对知识性思考性的工作较有兴趣。而外倾型的人在性格上则表现出活泼、善言辞的特质，关心周围的一切，喜欢参与社会活动。 合理把握对人格类型理论的运用，做好人力资源管理与招聘环节息息相关。外倾型的人更为主动，在招聘中往往会表现出更加出彩的一面，与招聘官进行交流时思路流畅，举止落落大方。这样的表现在社会知觉偏差中容易产生“晕轮效应”。事实上在招聘过程中，招聘岗位仍要以职位说明书的内容为基准，在此基础上做好人才素质测评的判断指标设计，才能使性格与职业匹配。一个企业的科研部门职位的招聘更加应该看重的是独立思考，善于思索的能力，内倾型人才可能会更加适合这样的知识性员工岗位。 人格的不同类型在进行员工管理和员工发展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企业管理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有极大的影响，它影响员工选择更为适合的职业或者进行职业族的规划，在日后的培训内容选择和岗位晋升方向上提供了参考的依据。另外一方面，其预测也影响着绩效标准，外倾预测管理类的工作绩效更佳，因为这些岗位需要较多的社会交往活动。 （2）以集体无意识理论观跨文化人力资源的价值观管理。荣格概念中的心理图谱可划分成两个基本的区块：意识与潜意识。潜意识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个人潜意识和客体心灵（即集体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荣格认为我们头脑中有一个特殊的部分是弗洛伊德没有谈到过的，他把这部分叫做集体无意识，以表明它与个体无意识的区别，它由不同于意识范围内的思想和形象构成，且每个人的无意识素材都基本相同。正像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生理特征一样，我们也继承了无意识的心理特征。 不同民族所独有的“集体意识”在“跨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尤为显得突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在国外所属分公司的团队建设中，必然需要面对的就是这种由“集体无意识”造成的心理特征不同的跨文化的管理问题。一个跨文化的管理团队，必然会经历一个痛苦的磨合性，这不仅存在不同拥有国籍，文化的团队内成员之间的相互磨合，也存在外派人员自身需要经历的一个“文化休克震颤”的认知过程，社会角色的模糊、价值观的冲突、异国文化和生活各个方面的不适应等等，都需要一个心理的调适期。 除了文化和心理上的冲突，由此延伸而来在薪酬管理方面的薪资制度不同，待遇差异也可能导致问题。因此除了不断调整薪酬体系，使员工理解和认同差异性，进行价值观管理也可以起到良好的缓冲效果。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中国“权力距离高，集体主义”的特征使得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文化都是集体主义和权威服从的家长式文化。 荣格理论中关于“集体潜意识”的认识流传于一个民族的血脉，不易被割舍，平时不明显，但潜在的隐藏并影响着我们。在管理中包括价值观管理与企业文化的树立都与此有关联，如何灵活的运用，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与员工的忠诚感，形成稳定的组织承诺值得借鉴。 （3）“阴影”原型的以小窥大。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中关于意识的重要原型，有 “阴影”这个原型。阴影一词具有戏剧性，但它包含着我们的无意识部分，这部分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可比喻为我们人格中的阴暗面。荣格主张，一个能很好适应社会的人，能把善与恶都结合进自己的整体中。 对于善与恶的合理把握，与人性的基本假设理论相关。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人性假设的特质，而人力资源管理的管理实践更是建立在一系列理论与假设的基础之上。因此，人性的基本假设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基石。 道格拉斯•麦克格雷戈提出了人性截然不同的X理论和Y理论，而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成熟的超Y理论体现了阴影的善与恶在企业管理中的合理运用。超Y理论主张组织和工作的匹配性，这有利于个人的胜任感和工作的效率相辅相成，相互影响，最终达到提高员工绩效的目的。 将工作设计与人结合起来，使得性格与工作相匹配，让特定的岗位由适合的人员担任，有助于实现“人岗匹配”的目的。对于工作内容与情绪，态度，动机方面需求的重视，在决策中可以建立合理的工作任务安排，薪资待遇和管理制度。而针对性格的差异化与动机态度的不同，在制定培训计划时，可以调整更加适应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的效率，有效的培训结果可以产生较高的工作效率和胜任率。 2、从特质学派的角度来看 （1）人格类型维度视角的用人。人格测验是人员测评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人员选拔工作中，我们往往只重视专业技能和能力，而忽视了个性方面的特征。渐渐地，由于人格测验有利于提高选聘工作的有效性，此类测验在选拔和雇佣人才中开始越来越多的得到了关注。古希腊的四种气质类型，荣格的心理类型学说，大五人格模型，霍兰德的六种与工作相匹配的性格维度等都证明了人格类型理论在人员测评中的广泛运用。通过自陈量表和投射技术等等测量方式都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人员的一些性格特质，利于对员工进行考评。 人格理论的特质流派中最为典型的是“大五模型”及其建立的一系列具有信度与效度的人格测量量表。“大五模型”人格的各种维度对招聘雇佣环节也有影响，包括外倾性、随和性、责任心、情绪稳定性和经验的开放性等五个维度，对性格与职业相匹配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外向性、责任感和经验开放性是衡量领导力的强有力的指标。在另一项对“大五人格”的研究中，神经质与动机负相关，而责任感与动机正相关。“大五人格”的五部分，尤其是外向性和经验开放性，也与职业兴趣和职业类型有关联。而且，在人格研究中，责任感是衡量工作绩效最一致、最普遍的指标。故而公司在建立企业文化的时候会侧重于对于员工忠诚度与归属感的培养。 （2）员工激励视角的薪酬设计。特质流派中的成就动机，归因，A型人格，情绪和逆境商（AQ）的相关知识也与组织的人才管理具有关联性。高成就动机的人，我们在进行薪酬设计时需要注意到薪资的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激励因素，甚至可能薪酬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在工作时间长短上出现“拐点”，反而下降，这与薪酬管理中“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发生都息息相关。 （3）归因视角的绩效评估效度。归因理论对于绩效评估具有借鉴意义。区分是内因还是外因的判断标准可以用凯利的三维归因理论来解释，它有三个原则：一致性原则，一贯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 正是由于归因中存在着基本归因偏差，自我服务偏差和行为者――观察者效应的问题，在很多的企业进行绩效管理时，才会采取多角度的绩效评估体系。360度反馈体系正是基此缘由，从不同的对象中获得大量反馈信息，大大提高了绩效评估的信度与效度。 3、从人本主义流派的角度来看 以马斯洛为首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于企业进行人才管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使得我们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不仅仅要重视建立具有激励效用的薪酬体系，也要从其他方面出发，满足员工各个层次的不同需求，如通过丰富工作内容，工作轮岗，带薪休假，学习与培训机会，晋升通道，职业生涯规划等等来满足员工不同的需要，以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提高员工绩效，形成良好的团队建设，真正达到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的目的。 4、从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流派的角度来看 这部分理论中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也称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或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是指个体对于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务的一种信念。 自我效能感很高的员工，对自己充满自信，在新环境中成功完成任务的期望也较高，渴望获得成功与认同，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培训环节，可以对自我效能感产生积极影响。经过培训之后，员工可能会更愿意承担分配的任务并且努力的工作。从期望的角度来说，个体能够感受到自身的努力和绩效之间具有的关系，以达到激励效果。 三、人格心理学理论的运用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意义 人们的个性特征没有好坏与对错之分，人格研究在企业管理方面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重视。近十多年来，人们认识到不同的个性特征在特定的岗位或者环境中具有不同的适合度，从而导致各种组织普遍开始关注人格理论在选人、用人、育人中的应用。 这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在招聘，人员测评，激励机制，薪酬设计，培训开发，绩效评估等方面都是具有很大的意义。如今的社会是知本社会，人才的竞争才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动力，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结合人格心理学理论的相关知识理论，有利于发挥性格，兴趣与职位匹配的功效，利用动机与需求，真正达到“人岗匹配”，激励员工，提高绩效，为组织创造价值的目的。 人格心理学论文:人格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 摘要：本文阐述了在人格心理学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案例教学的作用，系统地分析了人格心理学课程中自我剖析案例的操作过程，并指出在案例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自我剖析；案例教学；人格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研究个体内心世界领域的心理科学，学习人格心理学首先要让学生分析自己、了解自己的人格特点，作为心理专业的学生只有全面透彻剖析自己，才能更好地了解别人，了解每个人的人格特异性。这样一门探讨人的各种心理活动的学科，如果单纯进行理论讲解，没有学会实际分析人的性格特点，那么，学习本门课程就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运用自我剖析、案例教学，可以让学生先学会分析自己的人格特征，推演分析别人的心理特点，把不同流派和不同理论家的观点都可以运用在个体分析中。 一、案例教学的意义 （一）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大部分学生对待专业课比较认真，人格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专业的基础主干课程，学生对待这门课有较多期待，能投入更多的热情，教师如果能在学生较高热情基础上，在教学中适当采用案例教学，就能强化学生投入学习的热情。讨论分析是个案教学的主要手段，案例是学生自身相关经历以及自我剖析的心理状态，这样的案例促使学生参与热情高涨。 （二）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培养学生主动思考、主动质疑能力，是教学的必要目标，案例教学可以作为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实践活动，较好地挖掘学生的潜力和主观能动性。案例教学把书本知识和学生自身特点融为一体，能让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去分析自己的人格特点及成长经历，案例教学以课堂分析讨论、小组学习、解决问题作为主要途径，使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讨论中，在学习过程中较好地体现主动性。 （三）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能力 目前在教学过程中，仍然以教师讲授为主要形式，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却没有提高。因此，可以在课堂中尝试使用案例教学，实现把心理学知识应用在具体现象和人格特征的分析中。分析讨论的过程是可以极大地锻炼学生应变能力、知识运用能力、发现问题能力等一系列能力的过程，可以提高学生专业水平，从而，为专业学习提供保障。新课程倡导以教师为主导，发挥学生主体性，学生主动参与、勇于探索的学习方式，案例教学体现了这种学习方式，能够在这种教学方式中加强教学相长的体验。 二、人格心理学案例教学的实施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为包头医学院医学心理学专业学生选用郑雪主编的《人格心理学》，该教材系统性强，各个理论流派知识连贯，为了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笔者基于发挥学生主动性的教学理念，把教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专业知识的讲解，第二部分为案例教学。案例教学的作用是服务于专业知识的讲授，使专业知识更加形象地印在学生的脑海中。 （一）选取案例 人格心理学的案例可以选取学生个人成长经历的生活事件，也可以是个体特点的自我剖析，还可以是对学生影响较大的创伤性事件。同时，我们在课堂上要强调，心理学专业的学生都应该遵守“保密原则”，对每一位学生提供的案例，只供课堂学习，不能私下议论，更不能传播，同时对每一个案例，在课堂前需经学生同意作为教学个案，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共同学习讨论，在讨论中使用的案例不是随意列举的例子，而应在教学目标的要求下，在尊重个案学生本意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设计研讨的事例。案例运用得当，可以帮助学生应用知识，提高技能，还能帮助学生分析自身的人格特点。 （二）呈现案例 选择合适的案例后，就要把它呈现在课堂上。人格心理学案例大多采用自我剖析的方式，通过学生自己描述具体事件发生时间、过程、当时的心理感受，以及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再次提及此事件时的感受。通过学生自己描述，可以观察学生的声音、表情、语言和动作，甚至一部分学生在陈述案例时痛哭流涕或欲言又止，通过这样一系列微表情和语言都能让学生们更准确地体会这个案例，更好地分析个体的心理过程。同时，这样的释放和倾诉也能让案例本人得到一定的心理疏导，许多压抑在心里的问题随着倾诉逐渐释怀，反而能让案例本人在这件事件中的阴影消失。这类案例分析安排的时间应该在学生掌握理论知识之后，这样在巩固课本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进行知识的应用具体化，能让学生把两者统一起来。 （三）指导分析 对于学生提出来的个人案例，同学们未必把握个案的核心内容，也不能快速分析个人的个性特点，这也是个体案例教学的优势，它通过教师启发性指导，利用开放性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分析个案描述的事件与个人人格特点的相关性，进而引发学生主动地思考自己的心理特点。 （四）课堂讨论 讨论是案例教学的必要环节，是检验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情况、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相互参照对比，进行自我分析的有效手段。课堂讨论一般按人数划分为若干小组并让每名小组成员把自己的思考、观点、疑惑都表达出来，然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这样就能激发学生们主动性和参与性。课堂讨论的过程是合作学习的过程，学生个案讨论中了解别人的观点，学会理解个体的心理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和思考方式。在讨论过程中，需要教师管理课堂，根据学生讨论情况及时指导，使学生始终围绕个案进行讨论分析，同时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完全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纵深分析，拓展广度，尽量避免表露教师的观点，以免给学生过多的心理暗示。 （五）课堂总结 个案讨论后，教师要及时给予总结，对学生表达的观点、思考的方向进行分析，同时分析专业知识在个案中的运用，分析个案中显示的个体的人格特点，并对相关人格特征及问题进行分析与辨别。教师在总结的过程中要及时肯定并回应学生，同时也要指出问题所在，这样能使学生在参与案例的讨论中，既有动力又有压力，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三、案例教学在人格心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案例选材不恰当 在教学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案例需要教师和学生花费较多的时间，这样才能保证案例教学紧紧围绕课堂知识点进行。如果案例选取不得当，那么在学生讨论分析的过程中不能把个案和个人特点及专业知识联系起来，不能正确地分析各种人格障碍，那么案例教学就失去了分析的意义。所以在对人格心理学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教学案例的恰当性需要认真把握。 （二）教师和学生素质有待提高 教师管理课堂的能力在个案剖析中十分重要，在个案教学中，需要教师有耐心认真地引导学生开拓思维方式，而在具体的操作中，教师往往因为授课时间有限，学时数有限、学生知识有限等缺少必要的引导。同时，人格心理学作为分析人的一门学科，在分析个体人格特点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痛哭、崩溃、发狂等心理焦躁的状态，给教师带来不小的挑战，需要教师应对这些特殊情况，对一部分特殊案例和情绪失控的学生及时做出安排。同时学生也要改变只接受讲授的方式，要调动自己参与到课堂的讨论中，使自己成为课堂的一分子，而不是旁观者，所以学生在积极主动参与课堂能力上有待提高。 四、结束语 在以探讨人的个性形成的特点以及人格障碍为主线的人格心理学的学习过程中，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能让学生体会不同的人格特点，在这些差异中，积累不同的案例素材，可以丰富他们的背景知识，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留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为以后心理学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郭新娣 单位：包头医学院 人格心理学论文:人格测验对人格心理学课程的作用 摘要：学习人格心理学，不仅考验学生的抽象分析能力，同时也考验学生的自我个性分析能力。当前，不少学生虽然参与了人格心理学课程，却不了解这门课程的作用。加之不少心理学教师偏重理论分析，忽视结合人格测验授课，导致学生始终无法提高人格心理学的学习兴趣。所以，详细探讨人格测验在学生学习人格心理学课程中的作用很有必要。 关键词：人格测验；学生；人格心理学；作用 人格心理学是以人格测验为基础的抽象性心理学课程。恰如其分的人格测验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奠定人格心理学学习基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与认识心理学规律，为个人学习和生活服务。目前，人格心理学课程教学中部分教师更偏重于心理学理论教学，人格测验较少，学生被枯燥的心理学理论束缚，失去学习兴趣。而人格测验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人格心理学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笔者主要对于人格测验在学生学习人格心理学课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一、人格测验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前提，否则学生无法体会学习的乐趣。因此，人格心理学教学必须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有不断深入探索人格奥秘的好奇心，而人格测验则可以实现。在人格心理学中，为避免枯燥心理学理论“霸占”学生的思维，笔者带学生在课上做了“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实践证明，这种人格测验非常受学生欢迎，不少学生认为，“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说出了他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人格特质；而一些学生则认为，“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把他们从自我认识混沌中抽取出来，能够大致了解自己。自此，学生对人格心理学的兴趣大大提高。由此看出，通过实践积极了解个人心理学的内涵及其价值意义，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人格心理学学习兴趣。因此，在课堂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心理学教师应尽可能地开展人格测验，提高学生对人格心理学的学习兴趣，进而提高学习质量，完成教学目标。 二、人格测验可为学生学习理论提供感性知识 人格心理学理论具有极强的抽象性。如人格心理学的内涵，若教师一味向学生灌输抽象、枯燥的理论，不但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反感情绪。但若此时恰当地运用人格测验，使学生从人格测验中获取感性认识，并结合感性认识理解抽象理论，将大大提高学生学习对人格心理学抽象理论的兴趣。如笔者带学生做艾森克人格问卷时，提到了人格的维度理论，强调人格特征研究必须从人格的特质和维度（包括E维度、N维度、P维度、L维度）出发。做完艾森课人格问卷，笔者以某同学为例，说明问卷的记分与获取结果方式，然后再逐一分析该同学的特质。如他的E量表分高于15，N量表分低于9，P量表分低于8，L量表分低于18，说明该同学是一个性格外向、情绪稳定的人，且其对危险环境较敏感，做事不易出现掩饰倾向。在这种自我测验下，学生能更直观地查看自己的心理特质和人格特点，进而在其学习中采取更合适的学习方式和学习习惯，满足自身学习需求。为此笔者建议在人格心理学教学中，教师可适当进行实验，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并有效提高人格心理学教学效率。 三、人格测验可辅助学生优化学习方式 据相关研究指出，适当的人格测验有利于帮助心理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意识、学习态度和学习品质。利用人格测验了解以上几种心理因素后，即可让教师有效把握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而采取合适的教案与教学方式，进一步优化学生的学习方式。具体来看，使用人格测验可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实现优化效果：一是不再仅仅着眼于单一的学习方式，而会逐渐选择更多与个人性格、心理需求相符合的学习方式；二是根据自身的学习需要整合运用多种学习方式，并按照自己的性格特点将多种不同的学习方式融会贯通；三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改进学习方式，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总体来看，心理测验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了解自己，帮助教师了解学生，进而使教师因材施教，让学生逐步改善学习方式，最终实现有效学习。 四、结语 人格测验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充分掌握人格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真正认清“我是谁”，并以此为基础确定自己的学习方式、认知方式、学习习惯、学习需求及学习方向。心理学教师应尽可能创造更多的人格测验条件，充分满足学生学习个人心理学的需要，让学生真正从人格心理学学习中了解课程开设的意义及课程学习对自己人格培养的重要作用。 作者：何莉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人格心理学论文:人格心理学学习小结范例 人格心理学兴起之时，走的是一条研究本能为主题的路线。早期的是达尔文、尼采等先锋，中期是动力心理学的佛罗伊德、阿德勒、荣格等人，还有英国的麦独孤以及美国的机能主义心理学等。 中期末尾，本能问题还很模糊的时候，文化的因素就已经浮了上来。弗罗姆甚至已经转型为社会学家，苏联的列昂捷夫、维果茨基俨然是社会文化学派的绝对倡导者了。 这个时候，还有瑞士的在研究本能的结构，而美国的人本主义开始大行其道。人本主义心理学者游弋于本能与文化之间，20年内经常混淆两者的概念，到超个人心理学出现的时候，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张显然已经破产。这个时候，以文化为主题的研究却一轮接一轮的上演，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本妮迪柯特，后来符号学派的米德。班杜拉的研究路线走的很好，走了一条本能与文化融合的视角，但他自己并没有认识到，现在班杜拉的学生终于迷失了方向。 认知心理学的人格思想很少，所谓的认知疗法实在是一种害人的诡辩。现在是后现代心理学下的人格研究。后现代的建构理论是完全的文化模式，而一些分支执著于本能。现在人们在迷茫的争论之中，仿佛看见了新大陆遥远的海岸线了。 未来的人格心理学的出路是澄清文化与本能对人格产生着怎样的交互影响。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谁就能解决人成长的奥秘，理解人的痛苦与快乐，能够超越弗洛伊德的地位，成为人格心理学数代天骄。 人格心理学论文:基于微博的人格心理学研究 【摘 要】微博作为一种常用社交工具，是个体进行自我表露的平台。这不仅帮助个体释放表达欲望，也是个体寻求自我、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在此基础上，借助于相关分析等定量分析法以及内容分析等方式，个体的微博使用行为以及微博内容能够成为人格心理学研究的途径之一。 【关键词】微博；人格；社交工具；自我表露 微博作为一种分享和交流平台，是个体抒发、表达每时每刻所见、所想、所感的重要社交工具，其不仅可以作为个体表达的平台，也可以作为了解和观察他人的媒介。由于其注重时效性、以及个体的主动性和随意性，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个体的心理特征和人格特点。 1微博与自我表露 自我表露由Jourard于1958年提出，他将自我表露界定为表露关于自己的信息，真诚地与他人分享自己个人的、秘密的想法与感觉的过程。有研究者发现，大学生微博使用者主要基于自我倾诉动机、自我满足动机和社会交往动机而使用微博进行自我表露，表露对象主要包括自我、亲友和陌生人。值得注意的是当表露对象为自己时，往往不在意别人看法，此时自我表露的形象与“真我”是较为契合的。当出于社会交往动机时，表露对象则为亲友，但在微博中的诉说又不同于现实中面对面，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自我的表达而不用顾忌过多。陌生人作为潜在的微博观看者，虽然微博使用者并不是有目的地向其自我表露，但由于其素未谋面且不与现实生活发生关系的特殊身份，也并不妨碍微博使用者进行自我表露。 在自我表露的内容方面，往往以兴趣爱好、娱乐搞笑、日常生活、情绪情感、新闻事件、观点态度、人际互动等等为主。这些内容的表达一方面能够帮助个体释放表达欲望，一方面也是个体寻求自我、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一项以759名大学生微博使用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学生微博的使用需求分别为人际交流、信息获取、信息公开、传递即时信息、心理需求满足。并且，大学生微博使用的信息公开和传递即时信息能提高生活满意度，传递即时信息能缓解抑郁情绪，信息获取能缓解焦虑和压力的负性情绪。 2微博与人格特质 使用多项人格测试与微博使用行为进行相关分析是现有研究中的常用方法。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大五人格特质中的外向性和开放性与社交网站的使用有密切关系，其与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呈正相关。高外倾性的个体会更频繁地使用社交工具，并且高开放性的个体也更倾向于使用新功能和新产品。此外，有研宄结果显示网络成瘾患者往往具有喜欢独处、敏感、倾向于抽象思维、警觉、不服从社会规范等人格特质，而高神经质人格的个体更倾向于利用互联网来避免孤独，可能表现为对于社交工具的依赖。另一些研究表明，神经质、宜人性、外向性和自我展示呈正相关，具有这些特质的个体更倾向于在微博上表达真实自我，而高尽责性人格会较为谨慎地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自我表露。 金一波等人研究发现，微博使用者在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的得分显著低于未使用者，而在社交回避因子上，微博使用者得分显著高于未使用者，并且微博使用者的自尊、社会支持、社交回避、孤独感、人际信任及幸福感各维度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微博与自恋人格的关系是人格研究的另一个切入点。国外研究现实在社交网站上个人动态更新较为频繁的人，往往伴随着较高的自恋性格的得分，国内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结论。有研究者利用朋友圈使用行为做了类似分析，结果发现个体使用朋友圈的频率和情感上对朋友圈的依赖都与个体的自恋水平有显著正相关。除了使用频率、动态更新l率之外，在社交媒体上拥有的朋友数量，群组个数、点赞行为等也是研究者利用微博使用行为考察进行人格心理学相关研究的线索。 除了上述定量分析的手段，内容分析也是一项重要研究手段，内容分析法是对口头叙述、文字、图像资料等材料进行系统、客观、量化处理的一种描述性研究方法。在基于微博的人格心理学研究中，需要把搜集到个体所的散乱的微博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并编码，然后进行数据统计和解释，进而形成对研究对象客观而系统的描述。有研究使用该方法发现自恋水平高的大学生在社交工具中倾向于更新个人状态，信息分享行为较少，并且内容集中在对生活轨迹和个人身体的描述。在一项以新加坡华人本科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通过收集他们的微博文本内容以及生活满意度评分和大五人格得分进行研究发现，微博中一些词语的使用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特别是使用死亡词（如“死亡”）、性词（如“性欲”）和第一人称单数代名词（如“我”）三类微博词语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约四分之一的变异，并且高于个体大五人格得分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 以上研究表明，不管是从定量分析或是定性分析的角度而言，微博是个体进行自我表露和自我展示的重要媒介，利用微博作为分析个体人格特质的工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是当前进行人格心理学研究的一条新的途径。并且不限于微博，目前微信朋友圈等新兴的社交工具也同样可以用来进行分析。 人格心理学论文:人格心理学研究发展的综述 摘要：精神分析学派、特质学派、生物学学派、人本主义学派、行为主义学派以及认知学派构成了人格心理学的主要学派，它们对于我们理解人格的本质作出了贡献，且至今仍以不同的形式活跃在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本文在对人格心理学研究传统范式回顾的基础上，介绍了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并提出未来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揭示人格研究的复杂性与广泛性。 关键词：人格；人格心理学；范式 1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1.1 精神分析范式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是所有人格理论中内容最复杂、影响最大的，但对它的理论和时间存在着很多争议。 古典精神分析学派指弗洛伊德及其直接门人（如阿德勒、荣格等）。在早期理论中，弗洛伊德认为人格中有两大系统：一个是潜意识系统；另一个是前意识系统。但他很快发现了其中的局限性，又提出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 1.2 特质论范式早在1937年，奥尔波特就指出，特质是人格的基本单元。一种特质就是一个人格维度，是根据人们在某一特征上的表现程度而分类的。该范式强调人的个别差异。 1.3 行为主义范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行为主义开始了缓慢但稳步的转变，许多杰出的行为主义者开始转向社会学习和认知理论。由罗特的社会学习理论发展到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后来，米契尔又提出了“认知――情感的人格系统理论”，它正好弥补了特质论研究的不足。 这一范式最初产生于沃森和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它强调外部环境的作用而忽视个体内在力量，把人格看成是各种行为的总和，是各种习惯系统的最后产物。 1.4 人本主义范式人本主义心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场心理学革新运动，因强调人的本性及其主观经验的重要性而得名。代表人物有马斯洛、罗杰斯、罗洛・梅等。这一范式重视个体的主观体验，关注个人对世界的认识与看法，强调人的自身价值及其自我实现。这种以人为本的观点，在当时开辟了人格研究的新途径。人本主义者对人类自然本性抱着乐观态度，对人类潜能和人生目的的发展怀有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人本主义者主张应该以心理健康者为研究对象。 相比较而言，以上四种范式的研究目的各有其侧重。精神范式关注的是人格发生的动力的探讨，特质论范式重视人格结构的静态画面的研究和描述，行为主义范式强调的是人格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人本主义范式则试图从人格发展的最高阶段（即自我实现）来探索人性的本质以及人格存在的终极目的与价值。 2人格心理学研究的新范式 在过去的几年中，出现了三种新的人格研究范式。其中社会-认知范式和生物学范式分别源自于行为主义和特质方法。而进化心理学应被视为人格心理学的新范式。 2.1 社会-认知范式这一范式源自于行为主义范式，以班杜拉、米契尔为代表的社会-认知范式正尝试着从个体的认知过程（主要是直觉和记忆）来研究个体的人格，他们试图以各自的理论来整合社会-认知范式。在阐述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时，班杜拉与米契尔都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认知在个体人格形成中的作用，把人格看成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人与环境是如何统一起来的，还不十分清楚。另外，在研究中，他们还试图寻求多种测量方法与技术手段对理论进行验证。目前在社会-认知范式下的许多研究的联系是比较松散的，由大量各不相同但又寻求相互独立的小主题组成，而没有把他们连接起来的总的主题，更没有提出一套彼此具有系统关联的假设构架。 2.2 人格研究的生物学范式这一范式来源于特质论范式所使用的特质研究方法，强调个体行为模式差异的生理起源。随着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入，从神经系统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探讨人格产生的内在机制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已成为可能的事情。已有的研究发现，人类的某些情绪和社会性特质在大脑中都有确定的解剖点，如杏仁核对人的攻击性和某些情绪性有重要影响作用。 2.3 进化心理学范式这一范式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经过验证的理论构想，只从生物遗传的角度说明人类行为模式的演变，这使得它对人类进化及行为的解释缺乏说服力;二是在个体的适应性行为中，更关注性行为的进化与发展，这似乎与弗洛伊德所强调的性本能以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观点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人格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人格研究目前使用的方法可大致归纳为实验法、临床法与问卷调查，而这些方法本身都面临一对矛盾，即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难以两全的问题。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研究保证了内部效度，却很难将复杂的社会文化变量还原为个别实验室变量，导致研究的生态效度低下;相反，临床研究较好地还原了人的生活场景，但由于变量不易控制，研究的内部效度不尽人意，难以精确地刻画出变量间的因果联系。此外，问卷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前两种方法的优点，但仍存在理论基础与现实情境相脱节、被试回答真实性、量表预测效度、测量目标的含义难以确定等问题，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研究结论的效度。而如若将这些本身意义未明的测量结果拿来，以进一步探讨与其它变量间的关系，必然又使结论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虽然目前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也存在着缺陷。就理论使命来说，人格的理论建构可谓丰富，但距离科学理论的标准尚有差距。在理论的精确性、可检验性、概括力、简洁性、逻辑一致性和有用性上都有欠缺。人格的研究呼唤整合的统一的理论，不仅学科内部各种范式之间需要整合，而且学科间也需要整合，人格研究需要整合来自发展的、认知的、社会的、生理和临床的研究成果。 人格心理学论文:中国古代人格心理学ざ缘贝中国人格的完善作用及影响 摘要：“人格”一词其实是一个外来引进词，在我国文化中表示人的能力、气质品质、德性、才性等等内在的特征规范的概括和总称。中国古代人格心理学对当代中国人格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文章就中国古代人格思想的理想人格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为总起，浅要论述了当代社会中国人格的概括，针对性提出了中国古代人格心理学思想的延伸和中国化人格理论模型的构建。 关键词：古代人格心理学；当代人格；完善；作用 一、中国古代人格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儒家的传统文化中对于物质文明具有一定的排斥，主张贵理斥欲、重义轻利的人生原则。儒家在追求塑造德性、伦理价值的人格方面，不能对经济伦理具有一定的重视，所以对人身权、财产权的认识，也一直被抛弃在伦理道义之外[1]。 （二）注重守志持节、自尊自爱 中国古代的人格思想中，对于坚守志节道德自觉非常注重。要求个体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需保持自身操守，经受住勇达生死、威逼利诱、声色货利、饥寒愁苦的考验。如果召侮取辱、自暴自弃，必会收人鄙夷、排斥。 （三）注重推行仁爱精神、主张人格独立 对物、人、天三界，中国古代人格思想非常注重对人的意义，认为人作为社会、宇宙的核心。人的主体资格、主体地位，也成为人高于一切的思想基础，不会受到外界的任何支配。 （四）追求自强不息、见贤思齐的完美人格 自强不息、见贤思齐的完美人格追求作为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思想文化中，一个道德健全、完美的思想人格需要有永不懈怠、努力向上的精神追求。 二、当代社会中国人格概况 （一）我国当代人格的现状 1.道德精神 对个体的价值人生奄度教育，包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培养人的勇于挑战、敢于创新、不断奋斗的道德精神。 2.意识教育 对个体进行自我完善、环境意识以及科技意识的现代意识教育，进行法规意识、安全意识等的基本公民道德教育，从而能够对社会充分了解。 3.情感认知 使个体具备对情感变化规律的认识，认识自身情感变化，并能对其进行合理的控制和调节，从而具有良好的交往关系。 （二）当代国民人格中传统与现代特质的比较 传统的人格主要包含：男性优越、宿命自保、安分守成、孝敬长辈、遵从权威。现代的人格主要包含：两性平等、尊重感情、乐观进取、独立自顺、平权开放等[2]。人格进行现代化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人格在进行塑造的同时具备一定的稳定特性，人格进行现代化的转变必须经过量到质的转变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人格的现代化转变是环境与个体相互互动的结果，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决定其即会受到环境影响又会受到个体的制约[3]。一方面，个体需要不是被动消极的适应社会变化，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有选择性的适应社会变化，另一方面在变化过程中需要不断的适应新的环境变化。 三、中国古代人格心理学思想的延伸 （一）中国古代人格思想与当代人格教育的承接 1.理性对待历史和现实 当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实现既要了解历史，又需关注当下，同时还需把握未来。因此他们必须肩负一定的历史责任，具有对社会的义务感也强烈的责任心，一切向前看。 2.继承古代人格思想的优秀品质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形成了扶困济贫、诚实守信的精神，以及坚韧不拔、耐劳、吃苦、勇敢、勤劳的优秀品质，都是当代人的人格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代人只有吸收古代人所传承下的古老优秀品质并不断积淀，才能使自己丰盈而具有时代的气息。 3.必须有对整体顾全的现实意识 这需要个体将自身与国家和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哟和谐整体的现念，即具有顾全大局、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现代意识，能用整体的意识去分析认识问题。 （二）中国古代人格思想对当代人格教育的促进发展 现代化的理想人格需要在社会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形成，不仅需要我们放眼于世界，更需要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应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当代中国的理想人格应当具备相应的纪律和法制意识。当前社会不同与以往时期，在当代，对纪律、法制的重视已经超越以往的任何时期，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完善，这也就需要在经济、社会管理方面依照相应的纪律、法律来进行[4]。因此，培养良好的纪律和法制意识，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当代中国的理想人格应当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对儒家传统理想人格的继承主要有自尊、自强、自主、独立的人格。对民族、个体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当代中国理想人格的构建，需要在不断学习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以自尊、自强、自主、独立的优秀品格振兴中华民族。 四、建构中国化的人格理论模型 当代人格教育所能产生的良好效应，对个体甚至对集体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人格作为人生价值观念中的稳定心理思想基础，也是能够形成稳定人生观、世界观的内在心理基础。人格作为能够形成特定优秀道德品质的主要原动力，也是作为个体真正成熟的标志。所以，进行的人格教育过程中，需要建立相应的人格理论模型。 首先，个性品质的优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千姿百态必定形成多种多样的个性人格，健全优良的人格个性作为时代向前发展的动力。提高个体的优秀品质，也就需要我们摒弃以往的传统塑人模式。个性作为个人的心理品质，同个体的非智力要素相关联。因此必须注重个体的非智力要素的科学培养，从而能够形成优秀的个性品质[5]。 其次，人格意识的优化。在现行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人格同古代人格的必然会有一定的冲突。人格意识的优化必定会成为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理想人格的塑造，必须能够对人生意义及本质有正确的理解，理想的人格品质需要个体吸纳积极向上的思想价值取向，不断的将其转化为内在的思想价值体系[6]。 结论 中国古代的人格心理学思想其中就含有对人性论的深入探讨，即对人本性的探讨。人性本善、本恶还是中性，儒家学派中经典的《大学》中就表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国的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人格的教育，将情感、意志、知识以及相关的各类学问集人格于一身的全面完善和发展，注重人与人通达的教育理念，重视成才与成人的教育结合。古代的思想人格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出现了种种的人格缺失所导致的道德滑坡现象，因此，从古代人的思想人格当中取其精华应用在当代人的思想人格教育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人格心理学论文:探究人格心理学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作用 【摘 要】人格心理学是研究和指导人们实现心理健康的科学，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生活质量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研究阐明了人格心理学和生活质量的关系，并对提高生活质量提出建议。 【关键词】人格心理学；生活质量；重要作用 生活质量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提出的，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明显提高，生活质量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研究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是时展的要求。 心理健康是指一种持续积极发展的心理状况。现代人们对健康的认识已不仅仅局限于生理方面，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概念有明确规定，指出健康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良好和道德健康。明确提出了心理健康这一人类健康的重要指标。心理健康对生活质量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人格心理学的研究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只有心理健康，人们才能对外界做出良好的适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身心潜能。现代心理学证明：心理健康的人，较能充分发挥其心理的潜在能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的学习成绩必然优于心理不健康者，工作效率也高，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这是因为心理健康的人，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奉献精神，能耐受挫折和逆境，能够在困境中战胜困难。拥有健康的心理，人的创造力和潜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创造财富，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所以，心理健康是成才立业之本。 只有心理健康，才能保障生理健康，真正提高生活质量。生理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和前提，心理健康是生理健康的保证和动力。一个人只有生理健康了才能谈心理健康，而只有心理健康才能保障和维持生理健康。最简单的原因是长期的情绪不良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严重下降造成容易生病。临床上也有相应的例子证明，已经证明，感冒、肝炎甚至癌症等疾病都与人的心理因素关系极大。只有健康的心理才能导致健康的行为，才能使生命发出绚丽的光彩。 只有心理健康，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心理学研究表明：在集体中受欢迎的人的个性品质，恰恰与心理健康的标准相一致，而集体中受人排斥的、嫌弃的个性品质也恰恰与心理健康的标准相悖。因此，心理健康的程度对人际关系有直接影响，从而对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拥有健康的心理是拥有高质量、高品质生活的前提。 只有心理健康，才能更好的战胜困难和挫折，取得人生的辉煌。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困难。面对这些困难和挫折有的人被他打败，有的人坚强巧妙的战胜了他，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才是一个成功者。一个人的命运到底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是许多欲成大事的人非常关心的一个人生课题。如果我们能够对世界抱开放态度，乐于学习和工作，不断汲取新经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挫折，能调控情绪，心境良好，并坚强的战胜困难和挫折，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会有收获。健康的心理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前提和保障。拥有健康的心理才能实现更好的人生。 要拥有健康的心理，必须学会正视现实，接受现实，并能积极主动地去适应现实和改造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客观地看待周围的事物和环境，并能与现实环境保持良好的接触，要有高于现实的理想，而又不会沉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奢望中。若总是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或责备社会环境对自己太不公平而怨天尤人，而不敢面对现实，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接受现实的挑战，则无法适应现实环境，在现实生活中就更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做到心理健康，首先要讲究心理卫生，必须维护和保持心理健康。讲究心理卫生，主要是指要注意用脑卫生。用脑卫生除了避免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有害影响之外，主要是指在使用大脑时候要讲究科学用脑，就是要劳逸结合，有张有弛，避免大脑的过度疲劳以致功能衰弱，特别是应有充足的睡眠，以便使劳累一天的大脑有一个及时而有效的修复过程。 我们自身要有维护心理健康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扩大人际交往，培养和完善健全的人格。通过积极参与经常进行的社会活动，人际交往得以不断地扩大，不仅可以使人交流经验、增进理解、开阔视野、开朗心胸，还可以取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更重要的是，这可以使人感受到与社会集体融为一体、不可分离的体验以及充足的社会安全感、责任感、信任感和激励感；从而大大增强个人对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信心和力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心理应激和心理危机感。这是人们维护和保持心理健康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最有效的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之一。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卫生习惯有利于促进人的身体健康水平。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不良的卫生习惯则会对人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许多常见病、多发病都是由此引起的。 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对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很大作用，我们要重视心理学的研究，更要注重自身的心理健康。依靠健康的心理，提高生活质量。 人格心理学论文:以积极心理学为取向的人格心理学课程设计 摘 要：以毕生发展观的视角，关注大学生的人格优势将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积极心理学关注三种积极的人格特质，为人格心理学课程设计提供新的思路：（1）以积极视角解读日常生活，对人格发展进行积极赋义；（2）强调积极的情绪体验和评价；（3）培养积极的防御机制；（4）创建积极环境，促使积极改变。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 消极心理学 消极心理学（pathology psychology）是一门致力于纠正人生命中存在的问题的科学。在消极心理学的研究取向下，人格心理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过分关注问题人格或人格形成过程中的消极事件，强调压抑、侵犯、恐惧、愤怒、悲伤、自卑、自私和欺骗等消极人格特征[1]。人格心理学的课程设计也围绕不同理论流派如何解释和处理消极人格特征而展开。积极心理学利用心理学目前已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美德和内在的积极力量[2]。强调人格心理学的课程设计应该围绕人的良好人格特质以及影响人格形成的积极因素展开。提倡以积极的视角来重新解读个体的许多心理现象，包括各种心理问题。从而激发人自身的内在动力和品质，以帮助人获得幸福和力量[3]。 1 积极心理学关注三种积极人格特质 积极心理学认为，通过激发和强化个体的各种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使某种现实能力或潜在能力变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工作方式时，积极人格特质便得以形成。在24种已经提出的积极人格中，有三种人格特质倍受关注，分别是：主观幸福感、自我决定性和乐观。 积极心理学认为主观幸福感既是一种人格特质，又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因而，主观幸福感是主观的、因人而异，并不完全是由生活本身的客观质量所决定。不同的人对同一种生活会产生明显不同的主观幸福感，这取决于一个人的归因方式。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地归因方式或解释风格影响人们产生了不同的主管幸福体验反应风格。自我决定性是指个体自己对自己的发展能做出某种合适的选择并加以坚持的反应。学者认为自我决定性人格特质对个体的内在动机、社会性发展和幸福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4]。乐观人格特质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外显行为和周围所存在的客观事物能产生一种积极体验。积极心理学家认为乐观主要是后天形成的一种人格特质，它虽然在不同的人身上存在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大部分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形成“习得性乐观”，并把这种特质运用到生活的不同层面。因此，在人格心理学的课程设计中突显塑造这三种积极人格特质是非常重要的。 2 以积极心理学为取向的人格心理学课程设计 以积极心理学为取向来设计人格心理学课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 以积极视角解读日常生活，对人格发展进行积极赋义 在人格心理学课程设计中强调“积极”地感知，引导学生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点来体验自我人格发展的轨迹，发现不同阶段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他人，并强调对愉快或不愉快的事件进行积极赋义。挖掘各人格心理学理论流派中强调的积极和美的层面，强调用积极的视角来解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包括生活、学习和社交等各方面。 2.2 强调积极的体验和评价 在人格心理学课程设计中，打破固化的模式，建立多样化的思考方式非常重要。个体的体验取决于个体如何评价发生的事件，采取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评价模式，有助于产生积极地体验。积极体验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体验幸福、激发心流和情绪拓展。体验幸福指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种积极情绪；激发心流指个体在体验一切生活事件的一种高度集中和指向的投入状态；积极情绪包括高兴、兴趣、满足、自豪和爱等，能够帮助个体突破限制和开发经验，拓展人们瞬间的认知行为的能力，并能构建和增强人的个人资本。因此，在课程设计中应当分主题引导学生体验不同的积极情绪。通过各种实验和研究报告引导学生讨论情绪和身体健康的关系。除了让学生了解负面情绪是如何导致疾病的，还应强化学生理解积极情绪对保持或促进生理健康的重要意义，强化乐观和快乐这一阶段课程设计的重点。 2.3 培养积极的防御机制 积极心理学家指出一个真正的积极心理适应机制应贯穿于人的一生发展之中。积极人格有助于个体采取更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的应对生活中的压力情境。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人格心理的课程设计通过开展“我的生命线”活动，探索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发展的重要历程，关注自我和人格的形成的过重中的“关键事件、重要他人”，从生物遗传影响因素、环境影响因素和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等角度展开，分析每个人独特的生命历程，并引导学生丰富对自我的理解和觉察。进而引导学生认识到利他主义、升华、压抑、幽默、预期等成熟的防御机制对成功以及快乐生活的作用。成熟的防御机制能够帮助学生找到创造性的、积极的解决途径，打破消极的心理模式。 2.4 创建积极环境，促使积极改变 环境对人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强调塑造积极人格的同时，不能忽视环境的作用。因此，在人格心理学课程设计中，还应引导学生有意识的创建积极情境，如建立团体和班级氛围，选择合适的生活和学习情境，促使积极转变的发生。并增加学生的自我觉察能力，积极体验各种不同的转变。 3 结语 以积极心理学的理论背景作为指导开展人格心理学课程设计，对大学生的人格优势发展能够产生更加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对主观幸福感、自我决定性和乐观三种积极人格特质的关注，也为人格心理学课程设计提供新的思路。这种理念打破的以往传统的理论流派介绍，更加强调学生的主动体验和发现式学习，不仅丰富教学模式，同时也为课堂增加趣味性和生动性。 人格心理学论文:人格心理学教学改革与探索 【摘要】　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本文总结了在本学期我们如何设计并运用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和考评体系培养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参与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提升教师教学质量的实践案例。 【关键词】　人格心理学；教学改革 人格心理学是皖南医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传统的人格心理学教学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方面都暴露出了弊端。本文将介绍本学期我们对该课程进行的教学改革方法以及教学效果的分析。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本次教学改革选取皖南医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08级、09级共180人。 1.2　方法 1.2.1　构建研究型学习模式：所谓研究型学习，就是在教学中注重研究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探索性、针对性，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使学生彻底摆脱过去那种被动式，灌输式的学习方式。为构建研究型学习模式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①为学习该课程的学生建立一个资料室，同时大力打造网络学习平台，将人格心理学的全部教学资料上网，为构建研究型学习模式创造物质条件。②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将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有机地组合起来，运用文字、图像、图表、flash等形象化语言，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提高学习兴趣。③课堂精讲与课后自学相结合。精讲主要讲重点、讲难点、讲方法论、讲知识的内在逻辑联系，讲如何运用心理学知识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自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定1-5的教材内容由学生自学，并在自学的基础上安排专门的课堂讨论；二是开列学生课外阅读书目，要求配合人格心理学课程的教学，必须阅读10本课外书籍和30篇参考资料，课外书籍内容应适当的列入考试范围。 1.2.2　课堂教学结合实验教学：课堂教学主要解决理论框架、概念原理的学习；实验教学训练学生的操作和计算能力，教会学生如何科学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想法。这些实验课都是我们总结国内著名大学的经验精心设计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动手操作，这不仅能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而且还能大大增强课程的互动，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2.3　学生体验式教学：学生体验式教学一般分为：教师布置任务、学生备课、学生讲课、其他学生评教、教师总结几个环节，所讲内容一般是易于理解和拓展的部分。由于学生的尝试活动是受兴趣和需要所支配的，激发和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是活跃思维的前提。只有学生对学习有了兴趣，产生求知欲，才会积极去尝试。而作为教师，我们要提供生动、新颖、富有趣味的问题，引发学生主动参与、积极尝试。通过学生体验式教学及学生之间的互评、教师点评，使讲课学生对教学内容理解更透彻，记忆更深刻，综合能力会明显提高，为其毕业实习及以后的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1.2.4　及时反馈，增强师生互动：在每次课之后，我们都给予学生全面的反馈和个别指导，使他们了解到自己究竟掌握了多少知识，每次的进步与不足，帮助他们不断修正和调整自己的学习。另外，我们还采取了拜访预约制，使老师和学生的时间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交流更有目的性，也更加深入。 2　结果 学生的评价主要是通过人格心理学课后随机抽取08、09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50人不记名填写心理学教研室编制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估表和学生对教师教学意见表完成。 结果显示58%的被调查学生认为“教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84%的学生认为“本课程对其今后的学习很重要”。“你对本课程的兴趣”选择“大”的学生占66%。在本课程的最大收获中：有70％的学生认为使自己“专业知识丰富”， 10％的学生认为“能力提高”，其余20%的同学认为自己 “学会如何学习”。可见，教学改革使学生们认识到了本课程的重要性，提高了他们对本课程的兴趣，也提高了他们的知识应用能力。由于学生在学习中是具有内在动机的，所以大多数同学对于人格心理学教学的总体评价是好的，自己在人格心理学课上的学习是满意的。 总体上来说，此次的课程改革是成功的、有效的。但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一些学生提出“增加一些实例，使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更加紧密”，“希望老师多列举一些新颖的、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来讲课”。考评方法的改变，使得部分学生不适应，学生需要去改变“应付”一次考试的学习方法。作业和考试的增多，需要给予学生充分的反馈，因为反馈“不仅是考评的一部分，更是学习的一部分”。但由于课时有限，我们的反馈还是很不够，这需要在以后的教学中进一步加强。另外，考评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包括设置几次作业和考试更为适当，如何确定考试和作业的不同难度，以更好地评定学生的最终成绩，真正保证考评的合理性与公平性。 人格心理学论文:人格心理学范畴的性 【摘要】 性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性与人格是互相影响的。文章介绍了心理学家对性与人格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对同性恋及性变态者的人格研究、影响个体性态度的人格变量、男女两性对待性态度的异同。文章最后提出应探求性对人格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 性； 人格； 同性恋； 性变态； 性态度 几千年来，有关性的描述频频出现在文学、绘画等作品中，但真正系统地研究性却只是近一百年的事，人们对性的研究已涉及各种不同的学科领域。目前心理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性心理异常与人格的关系，另一个是对性态度的研究。本文拟对此两个领域内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试图展望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1性心理异常与人格 1.1同性恋 一些学者认为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有生理上的差异，也有人认为二者在生理上并无差异，只是对性伴侣的选择有所不同而已。大多数研究发现，就约会次数而言，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并无不同，只在性态度上有显著差异，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更加放纵；在关系卷入和对伴侣的性行为两方面二者无显著差异，但同性恋的排他性较异性恋低[1]。总之，研究未发现同性恋者具有某种共同的人格特质。 1.2性变态 性变态者通常由非正常的性行为方式去寻求性满足，有关性变态者的人格研究较多，一般认为，性心理异常者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的人格特征。如有人对男性性变态与男性强迫症进行MMPI对照分析，发现二者在人格上有共同的特征：退缩、敏感、拘谨，表明性变态是一种强迫行为，性变态者更加柔弱、缺乏自信[2]。 目前有关性侵犯者的人格特征研究较多，研究结果暗示：性侵犯者更可能是人格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精神异常的结果。例如：性侵犯者在神经质上的得分较高，而在外倾性、尽责性上的得分较低；强奸犯有较高的自尊和强烈的男性优越感，对自我的优越感也很强[3]。因性侵犯而入狱的罪犯比因其它罪行入狱的罪犯表现出更多的强迫性和回避性[4]。 1.3性功能障碍 与性有关的另外一个领域是性功能障碍，性功能障碍与人格（心理）问题互为因果。研究已经证实：有勃起、射精困难的男性具有较高水平的自我惩罚、对抗性、愧疚感、对拒绝的敏感性，更高的外控水平，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恐惧、害怕承诺、担心失去对关系的控制、有较高的性愧疚感[5]。 在当代，提到性就不能不提艾滋病。艾滋病与人格并无直接的联系，但一些人格特征如感觉寻求，却可能增大性行为的危险性，高的外控水平也可能与此相关。较高的神经质、较低的尽责性、较低的宜人性得分与高风险行为有关，同时高风险组在自我效能、自我约束、成就动机上得分较低[6]。 2对性态度的研究 性态度量表可同时对性态度的几个维度进行测试：性的放纵度――个体认为可以和许多人保持性关系而无需承诺；性实践――性行为同时有控制生育的义务，有必要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性的理想――性是爱的表达方式；性的工具性倾向――性不过是追求身体愉悦的工具。 2.1人格变量对性态度的影响 如前所述，心理学家最感兴趣的是人格与性的关系。五大人格因素与性态度、三种性行为之间彼此相关。男性在性兴奋与性好奇两项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而女性在性满足上的得分高于男性。另外，神经质与外倾性两种特质对个体性态度的预测力最高，其次是尽责性和经验开放型，个体的性行为则与神经质、尽责性、宜人性三种特质有关[7]。目前常被心理学家关注的人格变量主要有以下几种： 2.1.1自尊一个人的自尊水平与其外表吸引力、成败经验、以及在群体中受欢迎的程度有关，因此个体对性的态度受到所属群体性规范的影响，如果群体性态度开放，则自尊水平高的个体对性放纵、性实践和性理想的认同均较高，当一个社会团体的性态度较保守，或一半开放、一半保守时，成员的自尊水平与其性放纵的程度并无相关。也有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果：无论是男性被试还是女性被试，自尊与性态度均无显著相关，但自尊水平与对性的工具性态度有微弱的负相关，低自尊者更倾向于把性当作是满足身体需要的工具。 女性自尊水平会影响避孕行为[8]，高自尊的女性在避孕行为中感觉到的风险性较低，即她们认为自己意外怀孕的可能性较低。当性行为中怀孕的风险性增大时，高自尊的女性却常常会低估了这种可能性。 2.1.2内倾和外倾内、外倾是人们描述人格的常用维度。外倾的人在主动性、社交性、冲动性上得分较高，内倾的人则正好相反。我们可以假设外倾者发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更早、频率更高、有更多的性伴侣。研究支持了以上假设，而且外倾者比内倾者更早获得有关性的知识，对性的态度感到更加愉快，更喜欢寻求新鲜感，对性活动的兴趣范围更广（同性恋除外）。 2.1.3自我监控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高度自我监控的人会随时根据社会规范调整自己的行为，而监控水平较低者则更多地按照自己的情绪和看法行事。高自我监控者更加愿意与除伴侣之外的其他异性约会，他们更愿意与并不熟悉的异性发生性关系，有更多的性伴侣，参予了更多不同的性活动[9]。为什么高自我监控者有更加放纵、自由的性态度和范围更广的性倾向呢？研究发现，高自我监控者更多地将自己描述为“具有诱惑力的”、“善于调情的”，更多地将自己的约会伴侣描述为“善良的”、“真诚的”、“礼貌的”、“温暖的”，也许是这种对自我和异性积极的知觉方式，使得高自我监控者有更多的机会与异性建立性关系[10]。 2.1.4自我表露自我表露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显示“真我”的内心活动，自我表露是人际互动的重要影响因素。Miller等人曾用自我报告法测试个体对恋人的自我表露水平，以及激发他人进行自我表露的能力，发现性放纵、对性的工具性倾向与自我表露无关，但性实践和性理想与自我表露呈正相关[11]。 2.1.5男子气和女子气男子气与女子气与个体对性别角色的认同有关，指一个人所具备的社会普遍承认的、分属于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如男性威猛、果断，女性温柔、细腻。研究表明男子气的特征与性放纵呈正相关，相反，女子气的特征与之呈负相关；男子气与性的工具性倾向无相关，女子气则与之成呈负相关。 另外，一些人研究了人格特质对已婚夫妇性关系的影响，发现影响性满意度的是伴侣之间的关系，不是人格特质[12]。在评价伴侣关系的四个维度：亲密性、一致性、独立性和性关系中，亲密性对伴侣间关系的满意度贡献最大，性关系所起的作用最小[13] 。由此看来，人格变量对性的影响更多地发生在未婚者身上，他们尚未建立长期、稳定的婚姻关系；对已婚夫妇而言，长期的亲密关系已使人格特质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关系本身。 2.2性态度的性别差异 性别差异一直是心理学家十分感兴趣的话题，性别的不同也使得男性和女性在性的态度上有不同的表达，对性态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对性的态度上，男性和女性既有共性，也存在性别差异。 2.2.1婚前性行为在对婚前性行为和手淫的态度上，男女两性存在较大的差异，男性大多表示赞同，女性则相反。在第一次性交的年龄上男性和女性是相似的，但在“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原因”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女性因为感情因素而发生性行为的数量是男性的两倍，而男性由于好奇的原因发生性关系的数量是女性的两倍。对随意的性关系赞同与否，男性的回答更多是肯定的；对特殊性行为的态度，男性更多地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女性则更多地是由于爱或被需要。而对于情感因素是否是发生性关系的必要条件，女性更多作肯定回答[14]。另外，男性发生性行为的年龄比女性早，性伴侣比女性多。 2.2.2性吸引力的来源男性和女性都同意外表的吸引力是引发性愿望的最重要的原因。有趣的是，男性常认为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使男性更有魅力，女性多认为温柔、无助、脆弱会使女性更具吸引力。而事实上，女性并不是如此看重男性的社会地位，同样，男性也并没有对女性的温柔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2.2.3对性关系的评价标准一直以来，在性的态度上，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都比男性更加严厉、苛刻。例如在中国古代，男性可以三房四妾，而女性即便是丈夫死后也终身不得改嫁。那么，男性和女性自身对性的评价标准是否有差异呢？研究结果表明，男、女两性都对有感情的性关系评价更高，表明在性关系的评价标准上并无性别差异。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认为性背后的关系背景更加重要[15]。 总而言之，就性态度而言，男性和女性确有差异。在性态度量表的102个项目中，有73个项目是有性别差异的，其中包括测试放纵度的全部29个项目，几乎每一项有关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加放纵，同时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显示，男性的性态度有更多的工具性倾向。不过，在性行为的实践和对性理想的认同上男性和女性的得分是相似的。在性的自由度和工具性倾向上，也并不是说男性就持十分赞同的态度，只是他们不赞同的程度比女性小而已。与差异相比，两性之间的共性仍然是主要的。 3性与爱的整合 尽管性和爱并不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二者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时候，爱是性关系的动机，而性是表达爱的重要方式，二者有着共同的人格背景。正是因为有了爱，才使得人类的性与动物区分开来。为了用科学的方法寻求性与爱的关系，研究者还编制了爱情态度量表，其中包括六个分量表：浪漫式、游戏式、伴侣式、现实式、占有式、奉献式的爱情。将这六个分量表和性态度的四个分量表混在一起进行因素分析，结果得到三个因素：游戏式的爱情态度与性放纵和性的工具性倾向彼此呈正相关，属因素Ⅰ，而奉献式的爱情态度与此呈负相关；浪漫式、占有式、奉献式的爱情态度，性的实践、性理想都注重伴侣间的情感与承诺，同属因素Ⅱ。现实式的、伴侣式的爱情态度最看重的是关系的长期稳固性，属因素Ⅲ，并与占有式的爱情态度呈微弱的正相关，与性放纵呈微弱的负相关。 4小结 从性与人格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性对于人格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早在一百多年前，Freud就曾经以性心理的发展来解释人格，但Freud显然夸大了性的作用，并因其泛性论而广受批评，于是在他之后的人格发展理论中再也没有了性的位置。性与人格关系的研究提醒我们：在性与人格的关系上，我们是不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呢？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性心理异常者同时也是人格异常者，而人格障碍在性行为上常有极端表现。临床上对心理障碍的研究也表明，人格障碍与童年期性心理发展受阻有关，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性心理的发展对人格发展可能有极其重要的、但被我们长期忽视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有关性与人格的关系主要集中于对性心理异常者的研究，对性态度的研究尚属空白，这说明虽然我们已经不再“谈性色变”，但性似乎还没能登上心理学研究的“大雅之堂”。另外我们也看到，对性与人格的研究成果尚未能纳入到已有的人格理论体系之中，笔者认为，这正表明我们对于性在人格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知之甚少。我们想要知道的决不仅仅是性变态者有哪些人格共性，而是性心理在人格发展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此，我们对性与人格的研究重点在于把性心理的发展放在人格发展的大背景下，寻求性之于人格发展的重要影响。

比较教育论文:对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比较教育研究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流行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它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也是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批判和继承,是在批判和反省西方社会、哲学、科技和理性中形成的一股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首先对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学等领域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进入教育领域。后现代教育思想作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一部分,是在人们为了使教育适应“后工业社会”,对教育的“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1]从此,教育学者开始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对现今教育的教育目的、研究方法、教育规律、课程改革及教师观等多方面进行批判与反思。比较教育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构成一种显现的关系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英国《比较教育》杂志开辟专刊讨论后现与比较教育的关系问题说明比较教育研究与后现代之间构成了不可回避的关系。1996年7月世界比较教育协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比较教育年会的主题是“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表明了比较教育研究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建立了关系。[2]在讨论后现代与比较教育之前,首先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及其来龙去脉的简单分析是必要的。 一、 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产生及特征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本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后来大约在七十年代初,这股思潮传到欧洲大陆,80年代达到鼎盛,是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它以西方发达国家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为背景,以批判否定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重视平等、推崇创造、否定中心和等级、去掉本质和必然。有教育理论研究者认为,不管怎样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这对很长时期浸润在现代主义,甚至前现代主义中的教育学界而言无疑会产生清醒和清新的效应。吸取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合理因素,结合我国社会实际深刻反思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是探索比较教育研究未来发展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 进行解构和颠覆。 (一)确定性 “比较教育并不是存在于人类生活之外的自然客体,而是由参与其中的人组成,由领域中的本质、起源、目的、特征等组成。也就是说,比较教育由信任真理的人所提出,争论于什么组成了这个比较教育的真理。” [3]在比较教育学界至今仍对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学科还是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等问题争论不休。所有的比较教育学者似乎都在寻找、论证一个确切的答案。努力探求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里毫无疑问地肯定,这是一个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而从现实来看,论争的结果是越来越困惑、矫情,及至无疾而终。 (二)同一性 “事物之间存在同一性,并且这种同一性是可以移植、嫁接的,即比较教育中的借鉴”。在比较教育中借鉴的前提是确信事物具有本质,相信真理的普遍存在。比较教育学者认为,通过对不同教育现象的比较、研究,能够推断出存在于所有教育现象中本质的、共同的东西,即事物的同一性。人们正是怀有寻找事物可以通用的确定的同一性的“野心”,来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但是,“同一”的借鉴结果往往不太令我们满意,比较教育学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找寻到了存在于事物之间的真实本质,或者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真理。例如,在某个国家,由于政府对教育的投人增多,导致教育质量提高。但是,这样的所谓“本质”、“规律”、“同一”在其他国家的效仿,往往得不到好的效果。 (三)依附性 就整体而言,比较教育研究多偏向发展中国家的探讨,而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以欧洲与北美为讨论焦点。比较教育产生于欧洲,在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双重影响下,对西方文化话语系统的依附是主要的,世界各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教育研究深受欧洲的影响,世界比较教育研究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表现出明显的依附性。从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现状来看,存在严重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四) 盲目性 世界比较教育研究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泛国际化过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国家的比较教育的形成是基于本国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的比较教育体系,也就没有可能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教育的国际化。实际上,国际化只能在共同的话语环境下进行[，！]。[4]在现代比较教育研究系统中,不考虑本国文化传统而盲目引进别国的教育模式,实际是一种泛国际化的思想。泛国际化的明显表征就是盲目性。 三、后现代主义的比较教育研究主张 (一)强调差异性的研究目的 由于后现代主义崇尚差异性、偶然性以及文化多元主义,所以其对比较教育研究目的观也是各种各样的。比较教育的鼻祖朱利安创建比较教育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促使自大的法国人或欧洲人张开眼睛看世界;二是希望通过比较教育研究来建立一门实证的真正的教育科学。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出影响教育制度差异的动力及因素。霍尔斯认为应该将比较教育学视为一门比较社会学,其目的为提供教育形态学、确定教育的各层面与各因素以及找出教育与社会间关系与互动及找出影响教育变迁与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等三个方面。王承绪、顾明远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可以找出教育发展规律并促进教育改革。薛理银认为比较教育的目的是提供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和决策知识三类目的。[5] 由此可见,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是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得到暗示,而不是从普遍的、一般性的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标准中得到暗示。它不是寻求把教育上的所有东西都变得具有“同一性”,而是强调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它寻求各种“不同的声音”,而不是现代主义下的一种“权威的声音”。因此,从后现代主义来看比较教育研究目的,其应该是具有强调差异性、否定中心化的、多元的、鼓励批判的哲学导向和思维特点的。 (二) 研究对象的边缘性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关注知识和力量的合法化问题,后现代主 义者认为,我们现在对事物的理解与知识已经被男性、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判断所控制。他们相信,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少数利益集团会被轻而易举的剥夺权利。因此,后现代比较教育关注的是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少数利益集体以及当地组织力量,鼓励个体选择,认为力量存在于个体之间。[6] 正如柯文(Cowen, 1996)所说的,比较教育研究大多是反映欧洲、北美、纽约的焦虑,显现出相当的区域性,并未去了解如日本、台湾、南韩,或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或社会的自我认同等,也未去探讨阿尔及利亚、伊朗、马来西亚及巴基斯坦等国家建构的伊斯兰认同,更少去了解中欧与东欧国家合法性危机以及其教育改革[7]罗斯特(Rust,1991)认为:一方面,欧洲的文化中心主义造就了优越意识,形成了对于非我族类的压抑,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同性恋及不同生活形态者在现代的发展历史中,往往需透过暴力才能使其主张获得重视,就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主流体须接纳与认同所有被压抑的群体,去创造生活形态与嗜好异质的社会[8]。鉴于此,比较教育研究关注的是全世界的教育问题,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教育问题,其应该从一个宏观的视野来看全球教育发展态势及显现出的教育问题。莹以更多的边缘群体尤其是欠发达或不发达群体这些作为研究对象。 (三)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 范式是指科学共同成员所共有的一切信念,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和成立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提供了人们观察和理解特定问题和活动的框架,决定了人们行动的目的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因此,特定的范式可以理解为研究者据以提出或建构特定研究对象,并对有关这一研究对象的资料数据进行评判、分析、解释、概括的理论框架。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与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便应运而生。 多元文化主义基本观点的形成是对普遍主义及相对主义思想的扬弃。它肯定了普遍主义对真理存在的认同,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客观真理并不因为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而陷人虚无。但是,由于各文化对人类价值观存在不同标准,因此认识是可以多元存在的,没有绝对的、唯一的真理。多元文化主义肯定了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但同时坚持:通过阐明自己的立足点,任何人可以发表自己对异文化及其价值的评价。通过对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使各国人民认识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及其价值观,在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9] 当今时代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研究必然要反映这一时展的理论背景,因而促进国际交流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成为比较教育的重要任务。比较教育研究通过其卓越的贡献进一步加强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项目以及教育议程的全球化。这不仅需要对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的理解与认同,而且还必须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做出贡献。与传统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不同的是,这一分析范式它作为一种理论方法肯定了跨文化传播的意义,那就是根据文化路线进行重新解释,将历史变化的程度转变成结构上的重组,使分析模式能够适应特殊形式的需要,使所接受的文化或者民族有一个特定的重新解释和适应过程。可以说,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伴随比较教育本身的发展而呈现多样化。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发展无疑将进一步推动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四.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比较教育的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后现代推崇“多样性、差异性和边缘性”,主张文化的包容性,多元化。作为现代性理论的批判者后现论深刻影响着比较教育研究,对于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而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人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这意味着向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和惟一性提出挑战—要求在教育研究中容纳一切规则、方案和标准主肯定了多元化的研究范式。总之,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为比较教育研究把脉,无论是从现实的后现代性征象而言,还是就理论研究的前瞻性而言,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一)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 后现代主义思想渗入比较教育领域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以往比较教育研究多半偏向静态的与外在的教育制度的比较,但是在当今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却应该是更深层地挖掘态的教育活动及教育关系的真实意义。比较教育研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量的”教育统计资料的收集与比较上,而应该朝向更深层的“质的”意义及文化内涵的发现与体会的方向迈进。比较教育研究者更关注微观层面的教育现象,如个别学校、社区和少数人群的教育问题研究。质性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不仅肯定了比较教育自身研究范式的文化多元性,而且能对某一具体文化背景中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度研究,还能防止用单一理论文本解释不同地域的平面化分析现象,最终推动比较教育研究自身方法论的科学性发展。 (二)有利于比较教育研究中理论性问题的澄清 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研究比较教育,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比较教育作为一个折中的领域,它包含着许多动态的边境,它的轮廓难以确定。因此,在比较教育中存在许多理论问题尚待解决,如比较教育是否由于边界太广,而使它难以成为一门学科,比较教育大部分算是一个政策导向型的领域还是一个理论型的领域,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直觉应该起多大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比较教育应该吸取其他理论来洞察、研究问题,这种理论的应用应在研究中占有多大的比例等。这些问题都是比较教育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性问题,借助后现代主义视角有利于为研究者提供思考另辟奚径,有助于比较教育中理论性问题的澄清。 总之,致力于一种差异与不确定性的后现代比较教育研究的确对我们现代的比较教育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但是当现代比较教育不断地被后现代主义所解构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对后现代主义本身进行解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清地认识后现代主义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的意义 比较教育论文:国内外金融学教育改革比较论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金融学是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学科,具有极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不但面临着外资金融企业在国内的强大竞争压力,还必须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显然,当前形势下国家必须加大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金融人才的力度。未来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仅要懂现代金融实务,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惯例,而且要懂得金融投资管理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够进行金融创新产品设计,通晓英语、计算机、法律、电子商务等相关知识。金融网络化与工程化的发展,给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挑战。我国的金融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传统金融产业,特别是传统银行业基础上的金融教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既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也是当前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而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开展还面临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的大多数金融人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最终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业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的高校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金融学教育模式,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改革金融学教学方法,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和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学教育体系。 一、国外金融学教育的特点 尽管西方各国不同高校的金融学本科教程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亦有共同点,例如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宽广而扎实的理论基础(既包括通识教育的知识,也包括专业理论基础),同时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面向实际工作的能力,强调本人学识和能力的增加与对经济和社会做贡献 ，！ 两者的结合。西方高校的金融学教育特别强调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就直接以“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这其实真正体现了高等本科教育的实质目的。而反观我国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不够明确,才会过多的给学生灌输一些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无用的知识,而学生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以后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 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教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即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这当然也会反映在金融学这样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中。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要求金融系学生在头连年里学够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程,甚至还需要学习文学、写作、数学、生物和物理。然后才是是公共核心课程部分和金融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由经济学类、金融类、会计类、管理类及市场营销类等课程组成,其金融学专业课程包括金融会计、公司金融、投资学、衍生证券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这样的教育模式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辅以良好的教学,就能把学生培养成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国内金融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国外大学的金融学专业都是以微观金融,即金融市场、投资和公司财务为主,而不是以宏观金融,即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主的。 国外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大体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一般均有十分严密的前导课程安排,以保证学生在修学高级课程之前已经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前导知识。比如,在学习金融经济学课程前,一般都要求学生修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学习公 司理财课程之前,学生一般都要将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等课程修学完毕;学习金融工程之前,必须学完投资学等,这既能保证每门课的授课质量和教学要求的严格贯彻,又能指导学生在种类繁多的课程中进行选择。(2)专业课程设置十分丰富多采。国外高校在金融学课程的设置上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专业必修课一般只有3到4门。尽管课程的命名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货币经济学,金融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期货期权这几个方面。而专业选修课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长设置。这些课程有的紧密联系实际,有的紧紧扣住金融学前沿理论的进展,有的课程国际化色彩浓厚,都可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为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有益。(3)国外高校金融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的内容,一般都会涉及该课程应该涵盖的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点,这一点对于保证金融学本科生完整的知识结构至关重要。但是与每一门专业课程所具备的广度相比,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的深度则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课程紧紧围绕现代金融学前沿理论,例如资产定价理论。而一般的课程,由于其出发点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这些课程往往重介绍轻分析、重实践少理论,例如固定收益证券,房地产金融等。(4)在国外高校所有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中,都十分强调实践环节。最为简单的就是强调通过课程作业,包括作文、小课题、案例分析等,强化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还会安排金融和统计软件的学习和练习,案例研究,学生讲述,乃至社会调查等。比之课堂讲授,这些方式的优点都是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培养能力。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是明显的,课程体系不合理,教材陈旧,教学手段僵化,都是急需改进的地方,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金融学这个学科的内容和办学目标的认识问题。 二、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同时,我国的宏观金融监管也必须走向国际化,融入国际金融协调、监管过程中。这就需要高等教育部门顺应时代的呼唤,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国际合作需要的金融人才。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可以说势在必行,根据以上分析,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对照国外教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培养目标上实现突破,才能保证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成功。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的转变,在培养目标上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金融学通才为目标的转变。 其次,全面与国际接轨,以现代金融学为核心规划金融学教育体系。彻底转变我国金融学科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的教学思路,突出微观金融学为主的办学方向,强化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根据金融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在注重金融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的同时,建立起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不仅仅是学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培养出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未来个人发展和工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三,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面对金融全球化、网络化、技术化的趋势,金融学本科教学必须做到与法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既是金融学科发展所需,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调节市场运行和交易行为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法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对培养金融人才尤为重要。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缺乏较高深的数理知识,不仅很难登其堂奥,更不用说去设计和开发新型金融工具。金融的高科技化又使得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所取代,使金融学科成为了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新型边缘科学。外语和计算机更是跟随金融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知识再生能力指的是一种学习能力。我们不可能在本科教育阶段解决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生文理交叉,理工结合,知识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他们走向社会后的再学习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公务员之家 第四,革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考虑到金融学科更具有实证和实用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解释,而应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像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等宏观类课程,可在着重讲授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课题讨论、撰写小论文和学术报告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像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投资理论等微观类课程,应突出其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可通过案例教学、聘请业务人员授课、模拟实验等手段,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最后,高质量的金融学教育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由于现代金融学的引进是很晚的事情,国内高校金融专业的师资队伍不是很完整,水平更有待提高。从事金融学教学的 教师,需要对各种金融经济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社会对各类金融人才的需求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能得以酝酿并付诸实施。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需要从海外引进人才,更应该立足于师资的培训,以及通过加大高水平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师资队伍的整体进步。 比较教育论文: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标准修订前后的比较 为了帮助广大教师更准确、全面地了解新修订课程标准的变化,深入领会课程标准的主旨和精神,准确把握和理解课标内容的变化和要求,深化地理课程改革,在对比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标准修订前后的内容变化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理念、总体框架的对比分析 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标准,从形式来看,保持了原来课程标准的基本设计、框架结构和各部分的内部结构,只在个别文字和前后顺序、具体内容上发生了些许变化,内涵也随之发生了突出的变化。总体框架由“前言”“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原来为“内容标准”)“实施建议”4大部分组成,课程内容的体系仍然由“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乡土地理”4大块组成;“课程内容”以表格和条目为主的呈现方式以及以行为动词(以学生为主体)的表述方式也没有改变。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标准更好地落实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精神和课程改革的理念,新课程改革在课标中体现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设计思路、课程目标和内容选择等得到了秉承和进一步完善。 1.地理课程学科价值和功能更加凸显 从修订内容来看,第一部分“前言”的导言文字有较大调整和修改。修订稿导言部分阐述地理课程改革背景的文字量明显精简,删去了“学科中心”“知识本位”等容易引起一线教师混乱的一些提法,更加开宗明义,先阐述社会和地理科学的发展对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的影响,然后阐述义务教育地理课程对学生的教育价值。这与原来“素质教育对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的要求”内容不同,特别突出了地理课程的功能,尤其引用了《地理教育国际宪章》中的一些提法,如“从地理的视角认识和欣赏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从而提升生活品位和精神体验层次,增进学生对地理环境的理解力和适应能力”“利于为国家乃至全球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培养活跃的、有责任感的公民”。这样的表述体现了国际视野,更突出了地理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更富有时代性和先进性,更好地落实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精神和课程改革的理念。 2.课程性质更加突出与明确 “前言”中“课程性质”这部分的文字表述改动、调整后的内容更加简练,层次清晰,要点突出。原来的内容在第一段阐述地理(科)学的综合性和地域性特点,文字量较多。修订后的内容一开始就阐明“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是一门兼有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性质的基础课程”,突出地理学作为义务教育的一门课程,其区域性、综合性、思想性、生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不仅使课程性质更加突出和明确,而且从性质引出的特点也比较明朗。 3.课程基本理念内涵更加清晰 “前言”中的“基本理念”,除了标题修订为“课程基本理念”以外,在内容和结构上也进行了精炼和调整,对“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和“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这两条理念的表述比之前更为具体、明晰,点明了“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的内涵和要义是“选择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和乡土地理等基础知识,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地理问题,理解其形成的地理背景,提升学生的生活品位,增强学生的生存能力”;“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的内涵和要义是“引导学生从地理的视角思考问题,关注自然与社会,使学生逐步形成人地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为培养具有地理素养的公民打下基础”。原有的“改变地理学习方式”融入了“构建开放的地理课程”中,删掉了“构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地理课程”和“建立学习结果与学习过程并重的评价机制”这2条理念,将原来一些阐述的文字移至后面“实施建议”部分的“评价建议”之中。 4.课程设计思路更加完善 “前言”中的第三个标题“设计思路”改为“课程设计思路”,也由原来的5条减为4条,并删去了两段“例如……”的文字,这样的阐述更为紧凑、明确。其中,世界地理和中国地理的“认识区域”部分,将原来“不再规定必须学习哪些区域”的说法改为“除本标准规定的少量区域外,其他区域均由教材编写者和教师选择。本标准只列出区域的基本地理要素和学习区域地理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以及必选区域的数量”。“乡土地理”在“也可作为综合性学习的载体”前加了“可作为独立学习的内容”的说明。在“课程设计思路”部分增加了“义务教育地理课程内容的基本结构图”(如图1),此图原来置于课程标准第三部分“内容标准”中,移至这里后,在画面设计和文字阐述上作了一定的修改,更加明晰了“概况”与“认识区域”所涵盖的内容。 二、“课程目标”部分的对比分析 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提出了原来没有的课程总目标,并增添了“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来表述,这三个方面在实施过程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总目标是一个宏观的、综合的目标,不能机械、教条地加以肢解。 在“知识与技能”目标中,内容顺序有所变化,删去了第二条中认识区域差异的“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和第三条中的“初步学会根据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地理信息,归纳其地理特征”的内容,降低了学习要求。更加明确了“掌握获取地理信息并利用文字、图像等形式表达地理信息的基本技能”。“过程与方法”目标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在文字上有所变化,如将“抽象、概括”等思维过程改为“分析、归纳”等并突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的目标要求。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中,将“增强民族自尊、自信的情感”改为“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加了“初步形成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因地制宜的意识”这一内容,体现了对“人地协调”观念和“因地制宜”原则的重视,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渗透与培养。 三、“课程内容”的对比分析 作为地理课程标准的主体,“课程内容”是编写地理教材、地理教学和评价的基本依据。相对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这部分内容除了增加编排体例的说明外,总体结构没有大的变动,只在文字表述和行为动词的选用上有了一定变化,更加准确、明确,如把“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说出”的行为条件和动词改为“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用实例说明”等,“在地图上指出”的行为条件和动词改为“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概括”,这样的行为动词要求更加具体、明确,突出了对地理思维能力的培养。例如,在“气候”单元中,将“举例分析纬度位置、海陆分布、地形等因素对气候的影响”这条标准修订为“举例说明”,将“说出世界气温降水的分布规律”改为“归纳世界降水分布特点”。 内容标准有一些删减和改动,适当降低了难度并明确意图。作为4大块之一的“地球与地图”,“地球”部分将原来的“提出证据说明地球是个球体”改为“了解人类认识地球形状的过程”,更加突出知识的形成过程和人类探索地球历程的科学史教育;增加了一条标准为“用简单的方法演示地球自转和公转”,而删去了相应的“活动建议”,这一标准是必须进行的教学内容,鼓励学生进行体验学习和动手实践。“地球仪”部分的“用经纬网确定某地点的位置”被修订为“在地球仪上确定某地点的经纬度”,表述得更为明确,可避免与地理位置的其他内容混淆。 第二大块“世界地理”部分,“气候”单元的第一个小标题“天气与我们的生活”被修订为“天气”,使之与“气温与降水的分布”“主要气候类型”等下几个同级标题更加匹配。将原来的“用实例说明人类活动对大气环境的负面影响及保护大气环境的重要性”改为“用实例说明人类活动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内容范围缩小,更加确切。第二个小标题“气温与降水的分布”中,删掉了“从世界气候分布图上指出世界气候类型,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以及通过读图获得相应地理知识的能力”等文字,避免重复累赘。“居民”这一单元,把“人口问题”改为“人口数量过多”,范围缩小,更加确切。删除了“举例说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及文化传统”。“地区发展差异”这一单元,标题修订为“地域发展差异”,使“地域”这一概念与后面“认识区域”中的“认识大洲一认识地区一认识国家”中特定的“地区(如东南亚)”概念便于区分,删去了“说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在“认识国家”中将“根据资料和地图,说出某一国家交通运输特点以及主要城市”改为“根据地图归纳某国家交通运输线路分布的特点”,更加突出地理空间分布的核心知识。“认识区域”单元,为降低难度,在“认识大洲”的内容中删去了“运用有关资料说出某大洲存在的人口、环境与发展等问题”“通过实例说明某大洲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在“认识地区”的内容中删去了“说出某一地区最有影响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在“认识国家”中删去了“指出特有的自然地理现象和突出的自然灾害,并简单说明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还有个别地方内容有所增加。如“地图”单元增加了“在地图上判读经纬度”“在等高线地形图上,判读坡的陡缓”的内容,更加全面。又如,在第三块“中国地理”部分中的“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单元,新补充了“归纳我国外流河、内流河的分布特征”和“了解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两条标准;关于长江和黄河,则明确要求“说出长江、黄河的主要文水特征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将原来的“举例说出什么是自然资源,它有哪些主要类型”修改为“举例说明可再生资源和非可再生资源的区别”,增加了“理解我国的土地政策”,促使学生对我国河流分布、我国自然环境状况以及相关政策有更全面地了解,这些内容对于学生的生活及其终身发展都非常有用。 内容修改体现学科特点和功能比较好的是“中国地理”部分。在“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单元的活动建议中,增加了“讨论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内容,这在当前我国耕地资源缺乏,乱占耕地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教育意义重大,也与党的十七大中有关农村工作和环境保护工作的精神相符。将“运用实例,说出我国为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而建设的大型工程”修改为“结合实例说出我国跨流域调水的必要性”,要求更加明确。 在“经济与文化”单元,“经济发展”内容中增加了“举例说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和科学技术在发展农业中的重要性”“运用地图说出我国铁路干线的分布格局”,将“比较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特点”修改为“初步学会选择恰当的交通运输方式”,更好地体现了终身学习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并很好地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文化特色内容中将“知道我国民居、服饰、饮食的地方特色”修订为“举例说明自然环境对我国具有地方色的服饰、饮食、民居等的影响”,活动建议大大精简,内容更加具体可测。 “地理差异”这一单元,标题改为“地域差异”。含义更加明确,且与世界地理部分的“地域发展差异”呼应。将“说出各地理单元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产、生活的影响”修改为“用事例说明四大地理单元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单元表格后面的“说明”文字也做了补充修改。 在“认识区域”单元,“位置与分布”“联系与差异”“环境与发展”这三部分标题的学科特色更加鲜明,是体现学科特点上位的核心知识,相对前面内容,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的螺旋式上升和学生认知水平发展的规律。“位置与分布”中删掉了“运用地图说出区域的位置、范围”“说出区域的气温、降水分布概况”“以区域某一地理事物的分布为例,绘制略图,并描述该地理事物的分布特点”等;“联系与差异”中删掉了“举例说出影响区域农业或工业发展的地理因素”“根据有关材料,说出支柱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将“举例说明祖国内地对香港、澳门经济繁荣的促进作用”修改为“举例说明祖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进一步降低了学习难度,内容更加确切。 中国地理部分“认识区域”单元后面的“说明”文字由原来的4条,现合并为3条,并且表述的方式也和世界地理部分趋于统一。新增加的“北京、台湾、香港、澳门为必学区域”,以及“在学习区域时,要引导学生用科学的发展观理解不同区域的差异,认识区域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突出了社会发展对学习内容的需求。 乡土地理部分修订的幅度相对较大。首先,原来在内容标准表格前,主要阐述乡土地理教学功能与价值的一段文字,修订后已将其归入表格后的“说明”中。其次,乡土地理部分原有8条“标准”和1条“活动建议”,修订后精减为6条“标准”和2条“活动建议”。并将6条内容标准重新进行了表述,分别是:“运用地图,描述家乡的地理位置,分析其特点”“利用图文材料说明家乡主要地理事物的变迁及原因”“举例分析自然资源、自然灾害对家乡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运用家乡的人口资料与全国人口情况进行比较,说出家乡人口数量和人口变化的特点”“了解家乡的对外联系现状,认识家乡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了解家乡的发展规划,关注家乡的未来发展,树立建设家乡的志向”。前4条“标准”基本上概括、保留了原来的内容,又从发展学生地理能力的角度和热爱家乡方面提出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求,这样, 更加反映了家乡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实际,也体现了“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的基本理念。 修订后的内容标准中的活动建议相对原课标有明显变化。它删除了部分让教师和学生感到操作困难或一般学校条件不允许的“活动建议”,并适当补充了一些新内容,总体上降低了部分内容标准的要求。修订后的课标活动建议更好地强调了育人为本,重视学生的创新精神、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增加了使用地图能力和地理思维能力等的要求,强调地理课程的开放性,并在内容标准中有众多具体的实践活动建议。如“气候”单元的活动建议,删去了“有条件的学校可建立气象园地”这一条,新建议中的“开展参观、观测、体验等活动”“使用测量仪器,观测气 温、降水和风向;收看(听)和记录天气预报内容,模拟预报天气”注重培养学生对天气观测预报方面的兴趣爱好。总体来看,活动建议要求更加明确,教学操作性增强。“地图”单元中“使用地图、手持定位仪等进行‘定向越野’活动”,与原来“实地踏勘并绘制校园、社区等小区域的平面草图”的建议相比,降低了难度,表述更加简练而明确。“世界地理”部分的“海洋与陆地”单元,将活动建议中的“有条件的学校”几字删去,突出可“自选实验材料或使用计算机,模拟海底扩张、大陆漂移”,操作空间加大。 汇总起来,修订后的内容标准活动建议中的形式可操作性增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测、运用地图、动手制作等活动,游戏,模拟演示,学习交流,角色扮演活动以及辩论与讨论活动等。如“世界地理”部分的“居民”单元,把原来“收集聚落景观图片,辨别某一景观及其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的关系”活动,改为“围绕‘人口多好,还是人口少好’、‘住乡村好,还是住城市好’等辩题组织辩论”,降低了难点,有趣且容易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认识区域”单元活动建议中将原来“分组准备某大洲的资料,整理、归纳其地理特征,并选出代表向全班汇报。收集、整理其他大洲的资料,并与所学大洲进行对比”的建议修订为“开展学习交流、角色扮演等活动”,并列举了两个实例:“选择一个教科书没有介绍过的区域,收集、整理资料,归纳该区域地理特征,以适当方式(如墙报、图片展等)予以展示,并回答学生的质疑;就热带雨林开发与保护问题,分别扮演地理学家、政府官员、热带雨林区土着居民、世界环保组织成员、开发商等角色,从各自角度提出见解”。这样的建议表述更精炼,要求更加具体明确,给教师选择的弹性余地也更多,示范性更明确。“中国地理”部分“认识区域”单元中“开展学习交流、撰写小论文等活动”的建议,配以举例说明,非常简明,又有弹性选择空间,使学生的学习能够更加结合各地区的实际。对乡土地理部分的“活动建议”所做的精减,更加鼓励和提倡开展乡土地理调查、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等操作性、体验性强的活动,突出地理实践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四、“实施建议”部分的对比分析 第四部分“实施建议”中的“教学建议”,修改了原来的“要突出地理学科特点,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手段,重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的说明,开门见山地提出强调地理课程的实施,“关键在于教师的教学”,指出在地理教学中,“地理教师需要领悟本标准的课程基本理念,了解课程设计思路,按照课程目标和内容标准设计具体的教学目标”的要求。具体的教学建议从四个方面进行,将原来的“应突出地理学的‘地域性’和‘综合性’特征”,具体细化为“突出地理事物的空间差异和空间联系”,后面三条的阐述基本意思没有改变。这样的修改,更加突出了地理学科的本质特点和核心内容。在体例中,已将所有教学建议的案例全部从课标文本的正文中移出。具体内容中,案例变为比较宏观的举例说明性建议。例如,删去了原来的“以日本为例学习区域地理”的案例,修订为“在以一个国家为例学习区域地理时,需要引导学生从该国的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矿产等多方面认识自然地理要素对该国地理特征的综合影响”的举例建议;删去了原来“‘角色扮演’及小组活动学习方式”的案例,代替为“可以用问题解决的方式进行经纬网内容的教学,将学习内容转化为类似‘设计出行路线进行救援’的任务,提出完成任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通过理解、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在“关注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教学建议中,将原来一则内容较为空泛、开展起来难度较大的“地理野外考察”案例,修订为比较贴近学生和学校实际的“应积极开展地理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的建议,案例修改为“利用学生已学习过的地图知识,以‘我帮学校做规划’为主题,开展地理实践活动,从而达到构建开放的地理课堂、拓宽学习空间、培养爱护学校和保护环境责任感的目的”的建议,这样使得文件规范性增强。 “评价建议”部分修订以前的结构是从五个方面、以五个“注重……”作为标题来阐述的。修订以后“评价建议”则从“根据地理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标准确定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的选择与使用”“评价的实施”“评价结果的解释”等四个方面展开阐述。强调评价要注重学生的学习结果、学习过程以及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态度的变化;要强化评价的诊断和发展功能,弱化评价的甄别和选拔功能。指出了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方面评价的要点,指出“评价方法的选择与使用要符合诊断学生的学习质量和促进学生发展的基本目的”,并给出了纸笔测验评价方法、档案袋评价方法、观察评价方法等评价方法和操作目的与内容;在“评价的实施”中指出“评价应注重过程性评价,把评价渗透到地理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克服‘一张考卷定终身’的弊端”,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实施建议”的第三部分“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和第四部分“教材编写建议”的位置在修订时进行了互换。教材作为一种课程资源,应先谈教材编写,最后再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才比较合理。“教材编写建议”部分内容基本没变,但对其中的三个小标题进行了修改,更加突出了“设计有一定弹性的教学内容”“突出能力培养,发挥教科 书的学习引导功能”等要求,使其建议内容与教学更加密切和贴切。“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建议”部分,修订后更加突出了“利用学生学习经验资源”,在阐述“开发社会地理课程资源”时,强调“要创造条件组织学生走进大自然,参与社会实践,开展参观、调查、考察、旅行、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也可邀请有关人士到学校进行演讲和座谈;有条件的地区可创建地理实习基地”。增加了“利用计算机网络资源”的建议要求,体现了新课程“构建开放的地理课程”的课程基本理念。 总之,与修订前相比,修订后的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容量略有减少,难度总体略有降低,课程性质、基本理念更加突出,更充分体现了课程改革的新趋势以及学生、学科和社会发展对地理课程所提出的新要求,提升了地理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价值,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内容标准阐述更为清晰,目标陈述指导性更强,更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内容标准和活动建议增加了层次性与弹性,删掉了一些实施难度较大的内容,降低了教学难度,更具有适用性和普及性。修订后的课程标准为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改革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增强了广大地理教师深化地理课程改革的信 比较教育论文:关于美国的男女分校与同校教育的比较研究综述 当今的美国教育尽管以男女同校教育（coeducation）为主流， 但是男女分校教育（single-sex educati on，也可译为单一性别教育）从美国教育形成、发展的早期开始就始终也没有停止过与前者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反映了宗教力量与世俗势力的斗争，同时也表现为学术界对二者的比较研究、孰优孰劣的问题。并且，男女分校教育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二者间的竞争尤为激烈，学术界的研究与论争也愈加频繁。 一、美国男女分校教育的现展 关于美国学校的发展，公立学校方面，19世纪初期的大多数文法学校事实上就是男女同校的，到了19世纪 末期，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都已成为男女同校的学校：但私人学校以及教会学校一直是以男女分校为主流，这种情况在二战以后逐步发生了变化，原有的男女分校学校转制为男女同校学校，新建的学校也不再男女分校。 教会学校中男女分校学校的变化 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始终认为男女学生同校是对正常而恰当的两性分离的背叛和挑战，并且一贯反对在中等教育中男女同校。比如在1957年美国红衣主教会议就指出：“所谓的男女同校教育对正常教育来说是错误和有害的，尽管不少人以自然主义和对原罪的否认为理由而支持男女同校教育，但实际上这是对男女平等与两性之间合法结合的荒谬混淆”（弗里森，1959，p18）。尽管如此，男女分校教育在本世纪中叶以来仍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困难，尤其是60年代以来美国教会中学中男女同校的学校比例不断增加，到1983年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学校是女子中学，五分之一的学校是男子中学，就是说只有不到一半的学校还是男女分校。这一转变反映了美国教会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全球范围内学校课程性别差异逐步消除的趋势。 非教会学校中男女分校学校的变化 这方面，不同层次的男女分校学校的数量也在显著减少。1966年到1986年二十年间，男女分校的大学和学 院从占总数的25 ％下降到只有6％。这当中，男子大学从236所减少为99所，女子大学从231 所减少为102所。 并且男女分校的中学的数量也在不断地下降，从1963 年到1987年，私立学校全国联合会（NAIS）会员中男女同 校的学校比例从38％上升到76％，男子中学从37％下降为11％，女子中学从24％下降为12％。 变化的原因 就教会学校来说，可能由于以下两点原因：①，凡蒂冈二世的改革促使教会强硬的教义有所松动；②，教会处于实用和财政上的考虑。二战以后尤其是到了60年代，新建男女分校学校的投资贵得无人问津，况且还要维持原有学校的日常运转。私立学校也遇到同样的财政困难。另外，此时的美国政府和公众已越来越意识到只有男女同校教育才能使更多美国青年接受到较多较好的教育，并且教育已显著地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因。 二、两种教育方式的比较研究 随着男女分校学校尤其是中学的持续减少，从70年代起不少研究人员开始重新审视男女分校与同校教育各自的教育价值。男女分校教育的倡导者们研究认为，男女分校教育比同校教育有极其显著的有益之处。比如，接受分校教育的学生可以学到许多专门设计的课程，所以可以在标准化成就测验中取得较好的分数，并因此 而具有较高的教育抱负（education aspirations）。而另一方面， 支持男女同校教育的人们则十分怀疑两种教育方式的差异竟如此之大，他们研究认为男女分校教育无论在学生的学业上还是社会适应上并不是显著地优于男女同校教育。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论争双方的研究与分析： 1、 男女分校教育为青少年学生创设了恰当的青少年文化和学校氛围 从6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认为男女同校的学校环境为青少年尤其是两性之间创设了一种有更多接触机会和更富浪漫情调的文化氛围，而这些正好妨碍了青少年学生正常的智力发展。男女分校学校中的学生则可以更多地把精力集中于学业。如柯尔曼（1961）所认为的，男女同校的高中可能对学生的学术成就和社会适应是有害 的，因为生活适应与学业专注被生硬地割裂开来，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大多数青少年学生的能量并非直接地指向这些目标这一事实（p51）。利奥德（1990）认为， 教会的男女分校中学创设了一种简约的青少年亚文化（ a reducedadolescent subculture），这里的娱乐活动多含有学术的意味，而且这里为学生提供了充分的同性别的学术角色榜样，因而有利于学生的自尊与自信。此外，这里很少有纪律和控制的问题。他进一步认为教会的男女分校中学的效益几乎是教会的男女同校中学的两倍。但并非所有的研究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如戴尔（1974）就认为，男女同校的文法中学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了一个快乐的学校环境，这里的学生和老师的焦虑水平和神经质水平都很低。而且这里有比男女分校的学校更好且无须以学术进步为代价的社会情感氛围。 2、男女同校教育中的性别偏见 许多研究显示在男女同校的教育环境中性别歧视随处可见，因为在这里从本质上完全把女生同男生分开了。而男女分校的中学则无此现象，尤其对女生而言不存在性别上的歧视，相反倒是有着恰当的性别角色认同模式。并且，尽管在理论上男女学生有接受同样教育的机会，但事实上接受的教育却是完全不同的：男同学倾向于控制教室里的讨论，他们会不时地打断女同学的谈话，而且更有可能由于积极思维而受到赞许，女同学则被认为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能力欠佳；历史教科书又过分地扭曲、淡化和忽视了女性的角色；男女同学都倾向于相信老师对男同学有更高的期望，而女同学则常常成为男同学指责和批评的对象，并且常常是人们取笑和性诽谤（sexual innuendo）的目标。 从而这里的教师们几乎无法意识到他们的教育方法导致在自己的头脑中、学校的环境里，永远存在性别的歧视与偏见。这正如我们所见的事实，尽管不少学校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女教师，但绝大多数的管理者都是男性公民。 以上的批判导致了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者对男女同校教育的研究。豪（1984）把社会与男女同校教育的关 系解释为：男女同校教育的功能实现是受到社会中存在的父权制限制的；尽管在头脑中，男女同校教育的大门是对女性平等开放的，但这扇门却以异样的方式对男性敞开，而且并无要改变的迹象（p209）。所以肖（1980 ）认为，为女性恢复女子中学并由女性来管理，决非是政治上的保守和倒退，而是为女性尤其是青少年女性能 够在我们这个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性别歧视的社会中生存提供一种肯定的形式，为父母和家庭对课程的选择提供一种机会，以及形成一种可能得到更广泛推广的良好教育形式。然而并非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把男女同校教育向分校教育的转变看作是两性平等的逻辑回归。琼斯（1990）就指出，设立男女分校学校乃是一种过于简单 的对性别歧视的解决方法，社会和政府对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必须慎之又慎，对于不同层次的教育环境，必须使相应的管理群体中的男性以及教师、督学和学生明白并面对性别歧视的存在。威利和凯威（1986）也认为，男 女分校策略对于解决性别歧视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为他仅仅关注于改变女学生的态度和行为，而过于忽略了对教师、课程及男学生的可能改变。 3、 男女分校学校学生的学业与心理素质优势与先在差异影响 另外的一些研究显示男女分校学校为青少年学生尤其是女学生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环境。巴奇（19 88）发现，此类学校中的学生在数学、自然科学和阅读能力等方面的表现优于男女同校的学校中的学生。李和布里克（1986）的一项研究则显示，男女分校学校与男女同校学校的条件对等的学生相比有如下特点：①、教会男子中学的学生高二时在阅读、数学和写作上的得分较高；②、教会男子中学毕业班的学生数学测验的分数较高；③、教会女子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在阅读测验上得分较高；④、比较而言，教会女子中学的学生从高二年级到毕业班这一过程中在阅读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最为明显。他们的研究报告说这些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并且他们对被试的选择非常科学，对可能的先在差异（pre-enrollment differences）也作了统计上的修正，因 而他们的取样及研究是完全可信的。但是不少人认为上述差异是先在差异影响的结果，而不是男女分校学校教育功能的严格体现。他们认为，男女分校学校的入学标准非常严格，录取的学生要求有很高的智商、高度的动机水平、良好的自我概念、优越的阶层和家庭背景以及其他与学校教育有关的行为和态度。因此，男女分校学校的显著优点应归因于对学生的选择而不应是任何不同的教育功效。马斯总结认为，此类研究对两类学生的比较分析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这些比较是对非对等群体的比较。 此外，最近的一项研究（利泊和华伦，1997）则显示在两类学校之间并无如李和布里克等所证明的那些显著差异，不过利泊等认为这可能由于近十年来的一些变化使他们的研究条件和背景不同于李和布里克当时的情况。有关变化包括： ①，男女分校学校的锐减以及男女同校教育的广泛流行和学生人口特征的显著变化； ②，美国社会已充分认识到了性别歧视的存在并正在努力消除之。 男女分校教育这一传统的教育方式似乎正在退出美国教育的历史舞台，但它毕竟在美国的教会教育和私立教育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男女分校耗资巨大，却又不能比男女同校教育更好地使学生的身心与文化素质得到长进才步步引退的。 比较教育论文:简述中、日、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其调整规范比较 一、日本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其调整规范 日本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分为本科、研究生、专科三种层次。 在本科层次上，1877年(明治10年)成立的本科大学——东京大学，是日本近现代高等教育起步的标志。在此前后，日本还出现过若干低于大学本科水平的私立高等专科学校，到1885年，这类学校达102所，其中大多数后来都发展成为正式大学，但它们并非后来的高等专科教育的前身。1886年，日本政府颁布《帝国大学令》，改东京大学为“东京帝国大学”。1918年，日本叉制定了新的大学令和高等学校令，确立了一些相当于高等专科学校的国立和私立学校的正式地位。日本历次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教学改革，都是以本科为重点日本是一个重学历的社会，青年人不仅追求高学历，而且更看重学校的声望，专业反在其次，是否成硬士、博士也不是关键问题。2o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高等教育进人大众化阶段(1992年高校人学率为39％)，而大学学龄期青年的人数却逐年下降，大学的运营进人所谓”冰河期”，各高校为生源展开激烈竞争，也为更多青年人进人本科以上教育阶段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此外，日本各界认为，按美国式的两年普通基础教育加两年训练的本科生教育模式，既不能培养出独挡一面的专门人才，叉难以为进人大学校、院进行更为专业化的深造而创造最佳条件。所以，近年来日本大学正在进行以提高基础教育效果和增加专业教育的年限为目的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大学取消承担基础教育的教养部，打破基础课与专业课的纵向结构界限，同时，进行调整课程内容的改革。这些措施将进一步增强本科生的适应性，当然，也有利于其主体地位的巩固。 1886年，日本政府颁布《帝国大学令》，并将其分成研究生和本科大学两部分。这标志着日本高等教育已由本科一级分化成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两级。日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直到二战结束时，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学校集中在几所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授予也集中在医学等少数几种门类中，而且研究生制度终究未能定型从1887年第一个学位法令颁布到1897年10年中，日本政府仅授予博士学位139个，其中114个是由文部大臣推荐未经课程学习而授予的。在二战前的30年中(1910—1940)，日本研究生在校人数累计仅1978名。二战后，日本研究生教育在外界条件刺激下获得了长足进步。1953年颁布的《学位规则》，是日本研究生院制度完善的开始。1974年颁布的《研究生院设置标准》，使这一制度趋于完备。1978年已有半数以上的日本大学设立了研究生院，其中博士授予学校占了全部大学的l／3，达到156所。不过，至今日本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比较，规模仍然较小，日本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与本科生的比例也是较低的，1985年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在校生比例为l：0．4，研究生人数占全部大学生人数的比重低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 1918年，日本制定了新的大学令和高等学校令，这表明日本高等教育水平层次由两级发展为三级。二战后，日本参考美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本国高等教育起初把高等专科教育排除在外，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从本国实际出发，陆续办起短期大学和其他专科层次的高等学校，而且其发展速度超过本科。20世纪80年代，在规模上接近本科生教育的一半，到1985年，日本的专、本科生在校生比例为0．84：1，但专科高等学校的地位实际上低于大学。如占专科教育近一半的短期大学就读者绝大多数是女生，她们入学太多不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结婚启在家相夫教子，所以专业也多为家政、教育学、心理学之类。日本在战后建立新学制后，又根据社会需求变化，先后设立了三种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第一种是根据1949年《短期大学设置基准》，改组部分条件较差的旧制大学，使其降格而成短期大学。第二种是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强烈要求下建立的高等专科学校。第三种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根据《学校教育法部分修改案》，在“各种学校”(一些开设各种实用性课程、实行长短不一学制的高中后教育机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修学校。 二、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其调整规范 美国最早出现的高等教育是学士教育，它起源于1636年创建的美国第一所高等学校——哈佛学院。啥佛学院从建院时起就仿照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模式，实行四年制学院教育，并从1642年起授予它的首届毕业生以文学士学位。殖民地期间的美国，还先后仿照哈佛先例建立了一系列提供学士学位的四年制学院其后200年里，美国高等学校虽然规模和专业不断扩充，质量也在提高，但始终只提供本科这一级教育。这同美国这一时期社会发展和需求水平是大致适应的，只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在美国大发展，才促进美国高等教育的逐步分化，并相应形成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四个等级的学位制度。美国高等教育现在的规模居世界第一，但各层次教育发展不均衡。本科生教育与其他层次高等教育规模总和的比例是3：2作为美国高等学校主体的大学和四年制学院，一向非常重视本科教育，美国社会也把本科教育视为本国高等教育的核心。本科生教育强调文理基础教育、人格的完善、职业的基本修养，并不特别看重专业人才的塑造。因此，在本科生教育的前两年，着重进行普通教育，后两年才接触一些专业训练，重点在致力于形成学生广博的知识面，培养能接受多种分化的和深入的专业教育(即研究生教育)，或适应多种技术类职业进一步培训的所谓“毛坯”型毕业生。 美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最早，起初是以培养大学师资为主要目的。19世纪美国兴办大学的热潮中，对大学师资的大量需求，直接刺激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大量拥有博士学位的青年人进人大学担任助教，给美国高等学校增添了新鲜血液。但是美国研究生教育真正大发展，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60年．全美研究生人数达34万，到1977年激增至137万。仅这一年，美国大学共授予硕士学位33.8万个，博士学位3．7万个。从那至今，基本上维持这一规模，如1991年授硕士学位近34万个，博士学位近3．8万个。20世纪初，博士学位几乎成为在美国著名大学任教的必备资格。过了50年之后，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进入美国普通学院的通行证。此外，美国的研究生教育重视科研与教学结合，其专业设置及其培养目标和规格均与生产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美国的二年制专科教育始于19世纪末。最初出现的初级学院之所以与本科学院分开单独设立，只是为了让不合格的大学入学者比较体面地中止学业，并获得相当的学历，而让合格者顺利进入三四年级，从而保持本科教育质量。为此目的，芝加哥大学于1899年设置了副学士学位。此举在全美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中学和大学本科都产生了良好影响，并明显地推动了初级学院的稳步发展。真正使高等专科教育成为美国高教系统重要一层的是二战后蓬勃发展起来的社区学院。社区学院是美国的独创，是美国对世界高等教育的贡献。社区学院的重要特点是它以服务于本社区居民为宗旨，在社区内发挥文化教育中心的职能，培养出大批美国社会急需的半高级技术人才和其他人才。同时，它扩大招生范围，发展成人高等教育，以灵活多样的课程对他们进行职前或在职培训。由于具有这些职能和优势，社区学院在美国大受青睬，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确立了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社区学院在校生达40万，至今仍保持相当高的比重。社区学院的发展大大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以四年制大学和学院为主的传统格局，使该国高等教育结构发生明显改观。社区学院的大量发展．促使一个新学位——副学士的诞生，形成由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和～级非正式学位——博士后研究等五个层次构成的学位制度。这种学位制度的完备意味着教育层次的多样化。 由于美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实行分权制，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主要由各州制定相关的规范予以调整、规划。在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呈宝塔型，在3500所高等院校中，不授学位、只发文凭的为2193所，占61％；仅授学士学位的大学为637所，占总数的18％；授硕士学位的院校为529所，占15％；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为236所，占6％；其中有125所大学被称为研究型大学。这种结构布局被实践证明是相当合理的。就联邦政府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分布，主要是通过《莫雷尔法案》、美国《高等教育法》与《国防教育法》以及其修订案予以调整的。 三、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其调整规范 在我国，通常以四年制(少数五年制)大学或学院教育为基准，称为本科。不足四年(2—3年)称专科，超过四(五)年称研究生阶段。研究生阶段又分为硕士和博士两个小层次。 早在1951年1月前，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其中明文规定：“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都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大学和专门学院得设研究部”，培养研究生。此后，前教育部陆续颁布的《专科学校暂行规程》、《高等学校暂行规程》、《高等学校研究生培养暂行办法》等文件，对我国高等教育每个层次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具体要求。社会主义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其层次、结构、布局也经历了多次调整，目前仍然处于调整改革之中。其中对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布局产生深远影响的，当是20世纪8o年代以来所进行的调整和改革。在20世纪8o年代初，我国专科与本科的比例平均为0．3：1。因为国力限制，我们的专门人才还不宜都由正规高等本科教育中培养，我们当时只能依靠大专水平的正规高等院校和成人高等教育学校培养，所以应该大力发展专科院校层次的高等教育。面对这种新的形势需要，我们却缺乏科学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布局规划，而且我国高等专科教育学制3年，本科4年，差距太小，容易导致本科、专科界限不明和专科学校向本科学校靠拢的自发倾向。在这个时期，专科学校虽然大量增多，但是许多专科学校纷纷升为本科院校，学院改为大学，打破了高等学校布局结构平衡。在这一段时间内专科生招生猛增，实际上专科层次学校却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大批本科以上学校开设许多新专业，大量招收专科生所致。至1993年，我国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256．6万，其中本科生为141．7万，专科生为114．9万，专科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为0．79：1，即大约为4：5，已经相当接近。而这一年本科招生36.8万。专科招生猛增为53.7万，专科生与本科生招生之比为1．46：l，近似为3：2。1994年初，我国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大学生之比为1：1．2，高等专科教育在人数上超过了本科。鉴于专科学校内涵发展毕竟有限，本科学校适当招收一些专科生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学校大多并没有办专科学校的经验，它们实际上是在借助自身优势与专科学校争生源，抢占新学科专业领域的地盘，这种竞争是不平等的，也使得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出现了一定的混乱。20世纪90年代后期，专科毕业生就业比较困难，与专科教育本身发展过猛、规模过大不无关系。因此，1996年3月我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部分，提出了“重点提高本科生教育质量，适度扩大专科教育规模”的方针。 就研究生教育而言，1994年初，我国研究生在校生人数约占全部学生的4％,这个比例的确偏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要“努力扩大研究生的培养数量”。因此必须调整研究生培养方向和培养形式，应该培养教学、科研岗位所需要的人才的同时，大量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应用性人才，鼓励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在职人员采用多种形式攻读研究生学位。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相当多的大学展开了学位点的竞争，但是其中有的大学的内涵发展却并不够，结果是研究生质量难以保证，学位出现了“贬值”现象，浪费了教育资源。1992年以来，我国根据“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包括层次结构布局进行了改革，到20o0年年底，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已从1994年最多时的1080所减少到1018所，同时，使高校结构布局日趋合理，使高等教育资源逐步得到有效配置。但是，在合并的过程也出现了有的中专、大专学校“搭车”升格为专科、本科，导致中专、大专层次学校减少，结构失衡的现象，以及有的台并仅仅是为了学校发展争地盘、争生源，而内涵结构并未趋向台理。这些现象和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重视。专科和本科教育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任务和内容，专科作为一个独立培养人才的层次，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需要，应给予专科教育应有的扶持，使之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提高质量，办出特色，而不能出现结构失衡。因此，应该加强科学规划和规范调整。 通过比较，笔者认为，我们必须高度注意研究日本和美国通过法律法规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进行规范调整的经验和教训；学习他们注重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科学性、合理性；学习他们充分运用法律规范的调整功能，动态地进行调整，有效地进行规划与规范的做法，进一步规范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层次布局，使之与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相吻合。 比较教育论文:中美两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理念的比较 内容提要：当今，中关两国的科学教育在目标上都既重视面向全体，又重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但在课程实施的理念方面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课程的综合性、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科学概念的推理方式、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理论与实践孰轻孰重、评价方式等方面。这也是我国中小学科学课程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关键词：中美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目标；科学教育理念 当今，中美两国都意识到对青少年进行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并且都制定了科学教育目标及实施标准。美国于1989年2月发表了《2061计划》，其中第一份报告的标题就是《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报告对学生经过从幼儿园直到高中毕业(K-12)这13年的学习之后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科学素质作了全面的描述。为使这些目标不至于落空，有关人士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花4年多的时间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科学教育标准，即《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atndads,NSES)。标准所规定的学校科学教育目标强调了让学生因认识自然而“产生充实感和兴奋感”，“恰当运用科学方法和原理”，“具有良好科学素质”。标准制定的首要原则是“科学是面向所有学生的”、“不问其年龄、性别、文化背景或族裔背景，不论他们有何残疾、有何志向，也不管他们对学科学怀有什么兴趣、受到了什么激励，都应该有机会接受科学教育，以使自己具有高度民主的科学素养。”川 1994年，美国出版的一部教科书——《中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方法》指出，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宗旨是为学生提供如下机会：批判性的思考和探究性的实践能力；发展有助于理解生物的和物质环境的概念；发展作为民主社会公民所必需的科学态度与技能；在科学教学中教师有很多机会鼓励学生的好奇心并以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激励他们去研究。 随着全球科学教育的改革，我国的科学教育目标与原来的《自然》课程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我国新小学科学教育的总目标是：通过科学课程的学习，知道与周围常见事物有关的浅显的科学知识，并能应用于日常生活，逐渐养成科学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尝试应用于科学研究活动，逐步学会科学地看问题、想问题；保持和发展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形成大胆想象、尊重证据、敢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和爱科学、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亲近自然、欣赏自然、珍爱生命，积极参与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关心科技新发展。不论我国的小学科学教育目标，还是中学科学教育目标，都注重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学生的素质，强调让学生经历科学、体验科学、理解科学，也就是让学生像科学家那样进行科学研究活动……从新科学目标上看，我国与美国差距不大，但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科学教育的理念上： 1．课程的综合性 在美国，中小学科学教育早就是综合性的。至少从 20世纪60年代课程改革以来，美国科学课程的整合就已开始，其改革的方式不是增加科学课程的数量，而是对科学课程进行有效的整合。这不仅出于减少课程数量的考虑，也反映了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即“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主要的概念变得更加统一”。这是当今科学技术的整合性对科学教育的必然要求。与美国不同，我国中学科学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分科教学，而且从小学到中学的科学课程普遍偏难。以我国当前的中学理科为例，课程门类、教材内容多，学生负担过重；知识体系以分科为特征，各自为政，割裂了本来完整统一的客观世界；从价值观上看，分科课程实际上只是为少数未来科学精英准备的，不能一味地为精英而牺牲大多数。因而，课程的综合化问题越来越成为改革所关注的焦点。我国小学科学教学虽是综合性的，但科学教师大多数都是主课(语文、数学)教师被淘汰的或兼任的，普遍缺乏综合科学素质的训练，而且小学科学教育至今尚未真正受到重视。 2．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科学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就是以教师的讲解和提问为主，复习与重复性练习是教师用来控制和巩固课堂教学的主要手段；学生要反复练习以便能熟练解答与考试相似的问题。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擅长背诵公式和解答纸面上的问题，但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教师的权威和考试的压力使得学生缺乏怀疑精神和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教育界虽大力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提倡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这种理念在“应试教育”的环境里很难得到贯彻。而美国中小学科学课完全以学生为中心，表现在美国的教师更加重视学生的兴趣、个性和创造性。他们的教学方式很随意，教师在课堂上十分幽默，教学中穿插科学故事，运用大量的身体语言，等等。在师生关系方面，美国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很随意，他们鼓励学生成为与他们平等的人，允许学生怀疑、提问、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比较而言，在中国，科学教学是件严肃的、按部就班的事。如有文章报道，“美国科学教育协会代表团，在上海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听了一节特级教师的物理课，其教学内容精当、目标明确、节奏紧凑、学生活动充分，教师的提问都是精心设计的，学生的回答也都是清晰明了的。按传统的评价，这堂课真是天衣无缝子。可是美国代表团成员却说，课堂上都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既然学生都已能回答了，为什么还要上课呢?上课应该是学生有问题，学生提问，教师回答，师生共同讨论……”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呢?这里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教育观念。中国传统的衡量教学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没问题、“全都懂了”。所以中国的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而美国衡量教学的标准是，将没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有问题，假如学生提的问题连教师都回答不了，那才是成功的。所以，美国的学生年级越高，越富有创意，越会突发奇想。 3．科学概念的推理方式 演绎推理是我国科学教学的主要方法。教师首先一步步地提出概念或理论，然后运用教材上的例题阐明这些概念或理论。在教基本理论和概念时，教师必须做到“正确”、“严谨”和“详细”。美国科学教师倾向于在科学教学中采用归纳推理的方法。他们引导学生从观察具体的实际事物开始，逐步逼近概念和理论。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发展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要求学生参加动手操作的活动，有些教师甚至引导学生做真正的科学实验研究。一位访美学者说：“教师给学生提供不同的设计题目，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背景选择课题。然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整个的项目研究——查阅文献、进行调查、收集与分析资料、检验假设、撰写并提交研究报告。”通过这种教学，学生对科研过程了解透彻，从而逐步掌握科研的方法并形成科学的精神，而我国的学生没有或很少有这样的训练。 4．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 在我国，学生的学习是被动的，因为他们从上学时起就围绕着教师、教材和考试转。听课、做笔记、背诵、做练习是大多数学生的主要学习策略。他们都是按教师设计好的内容和方式去学习，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学习的基本科学知识通过螺旋式的课程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反反复复。因此，一般而言，我国学生在基本科学知识的掌握上比较扎实。这样一来，我国的传统教学造就了一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目前，我国的中小学生乃至大学生思想活跃，敢想敢干，但想象力和创造力差，多数学生很少有问题意识。尽管教师越来越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及问题意识，但大多仍局限在“教师提问，学生回答”这种语言交流活动中，教师没有着意培养学生主动的问题意识。当学生要提问时，得先举手，然后站起来问老师，这就制约了许多学生提问。一位学者这样评论我国的科学教学：“在教学中，教师要为学生‘咀嚼’知识，像喂他们吃饭一样地灌输给他们，学生惟一要做的就是吞下知识。即使在做实验时，教师和实验室助手常常为学生准备好一切，而学生所要做的只是打开或关闭开关!结果，大多数学生都非常依赖老师。”而美国学生是主动学习的，老师在课堂上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学生提问不需要得到教师的允许，也不需要站起来，他们往往问得很多。在实验教学时，学生通常有机会自己准备设备和材料，并独立进行实验。教师还要求他们撰写实验报告并向全班同学汇报。显然，美国的学生在学习上比我国的学生更加主动，更为独立，更具有创造性。 5．理论与实践孰轻孰重 我国曾有访美学者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中美两国学校里的重要问题。”然而，焦点是不同的。在我国的科学课堂上，过分强调理论的学习，演示与实验活动却常常被忽视。正如我国一位学者所说：“中国科学教师只要能够用语言把问题解释清楚，他们就不会去动手，而美国学校则更加强调实践。”就对待实验和动手操作的目的而言，中美两国中小学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一位访美学者作了如下的比较：“在中国，动手操作实践是为了证明课本上的理论和结果。学生只需用相同的方法和仪器，做相同的实验，并期望得出相同的结果。然而，在美国，动手操作活动的目的是发现课本上以及课本外的理论和结果。因此，学生受到鼓励进行不同的实验，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并得出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结论。”美国的科学教师注重动手操作，只要能够通过动手操作阐明的理论，教师就不会用语言去解说。美国中小学科学教学的演示和实验活动有3个特点：①所用的设备和材料并不奢侈、昂贵，大多是一些简单而又便宜的；许多仪器是教师自己利用日常家庭用品制作的。②由于动手操作与日常生活情境相联系，既生动活泼又切合实际。③大量使用计算机。 一位访美学者这样描述了他所观摩的一堂高中化学课：“在学习新课时，教师并不像中国教师那样先讲授，而是把学生分成小组，带领他们进行实验活动。学生自己把观察到的现象记录下来，并作出分析。做完实验后，学生再阅读教科书，查阅有关的参考资料。他们各自得出自己的初步结论，然后与小组的其他同学分享彼此的实验结果。最后，教师花一点时间总结实验并提出理论。这样，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得到了培养。”另一位访美学者对生物实验课作了如下的比较：“中国的生物实验课总是在教师讲课之后进行。首先，教师详细地向学生解释实验的目的、要求、方法和设备。然后，学生像照着烹饪书做菜一样做实验。他们不知道实验的所以然。而在美国的生物教学中，实验经常是在教师讲课之前进行的。在实验手册上，投有关于实验的详细解释，而是一系列问题。教师促使学生理解这些问题，然后，学生自己独立地做实验。他们必须积极地思考、阅读、设计、观察、记录，并得出结论。显然，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比较中美两国中小学的科学实验课，访美学者发现，“中国学生的动手操作活动是试验性的，而美国学生的动手操作活动是探索性的。”这值得我们深思。 6．评价方式 由于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及考试制度的束缚，教师和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强调的是常模参照评价(全班按分数排队，比较强弱胜负)。这种竞争性的评价是有局限性的。它把是否“成功”作为衡量学生优劣的惟一标准，脱离了大多数学生的实际。这种评价方式，只有少数学生能得到好名次，并取得分数意义上的“成功”，而大多数学生则注定是学习的失败者。这不利于大多数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结果是学生的家庭作业负担过重，考试的压力过大，致使许多学生精疲力竭，丧失了学习的兴趣。所谓“高分低能”现象主要就是由这种被动、封闭的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造成的。而美国对学生科学课程的评价主要看重创新能力。我国有些高才生到美国去读大学或研究生，学习很努力、认真，若老师讲了六个要点，考试时他们决不会改变一个。在我国这样的试卷自然得满分，可在美国一般只能得C等，而有些学生只写了一两个要点就能得A等。我们的学生不理解，老师的回答是值得回味的，“你答的六个要点都是我讲过的，我讲过了你还说它干什么?我讲过的六点，那是我思考的，是已经有的六种可能性或解决问题的六种方法。有的学生虽然只写了一两个要点，但那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或通过其他资料获得的，有创建性。我讲课的目的，就在于启发大家通过我讲的六个要点形成你们自己的思考，得出你们自己的答案。” 由此可见，多年来，造成我国学生高分低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上的科学教育理念。因此，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观念亟待更新。首先，要更新我国科学课程中的不足：科学课程过分注重学科的逻辑性，忽视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联系；我国科学课程带有精英主义的性质，不利于科学的普及。其次，科学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加强科研过程和方法的训练，确立探究式的科学教学模式；突出动手操作，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等。这都是我国科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比较教育论文:浅议中外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特点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课程设置　创新人才培养 【论文摘要】中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都带有浓厚的民族特征，虽然两者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强的对立性,我们也应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和借鉴性。本文比较中外高等学校课程设置的不同特点,对我们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不无裨益。 进入21世纪，我国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认为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我国的高等教育理所应当为此做出重要的贡献，培养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创新人才。 高校强调以培养创新素质的人才为核心，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甚至不需要知识的学习与积累：相反，它对知识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人才的创造力来源于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缜密而敏捷的思维。因此，从创新人才的知识结构出发，必须优化课程结构体系。 高等学校的课程大部分是各高校自主设置的，课程内容必须符合高等教育的层次和水平。一般来说，高等学校课程设置，以专业为基础，知识是高深的、复杂的，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联系紧密，高校的教材以学校编定为主，具有校本性的特点。但中外高等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又有自己的特点。 1中国的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断改革和发展,目前我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已突破了前苏联模式,基本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结构体系,对培养高素质人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现有的课程体系中也存在许多缺点和弊端,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设置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与时代前进步伐不尽合拍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1.1普遍侧重于必修课程,忽略了选修课程的合理比例分配:在我国大部分高校的现行课程体系中,必修课程占有主导地位,一般可达到70% ～85% ,平均约为82. 03%;而选修课程的比例仅有10% ～20%左右,平均约为17. 97% ,甚至更低,并且选修课程的内部结构也不十分合理,大部分局限在专业课范围内,跨学科、跨专业、跨系、跨年级的课程很少。这种状况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1.2文理课程处于完全隔离状态,互相渗透性不强:尽管90年代初国内许多高校教学计划中均规定,文理科的学生可以互选对方课程,但供选择的课程门数和学分相当有限,即使加上公共必修课程,理工类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平均仅占总课时的9. 19%左右; 文科选修理科的课程则更少,约为5. 16%左右。 1.3重理论,轻实践:在我国高校教学计划中,十分重视各类理论性课程,而实践性课程一般比较少,仅占总课时的10% ～20%左右,平均约为16. 28%。而且基本实验多,创造性实验少,多为演示性实验,一些实验课程设置落后、“陈旧”,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这就造成学生的动手能力、创造性能力比较差。 1.4各类专业划分过细,基础课程比例偏小,不利于综合素质的培养:由于我国高校中有相当比例是因行业办学,为了反映专业特色,大量开设仅面向本专业的课程,而且课程划分过细,致使有些课程的内容太窄太深,专业性过强,互相重复,从而挤掉了基础课程的学时(仅为31. 07%左右),不利于学生基础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1.5课程内容陈旧,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部分高校的课程中吸收反映现代高新科技知识和本专业新动态的内容较少,不能尽快吐故纳新,使得基础课程内容与现代科技发展距离不断扩大。①这一方面限制了学生的思路和知识面,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学科结构的更新与改革。 2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2.1课程设置的基础化:基础科学在全部知识中的是最稳定、持久、最富有拓展功能的部分。英国的基尔大学是一所四年制的综合性大学,该校把第一学年规定为“基础学年”,在全校统一开设公共必修的综合课程——“西洋文明的发展”,其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地球科学、历史学、文艺学、社会学、计算机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高等教育学等几十门课程。教学上以专题讲授为主,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加强普通教育和为进入“主要学年”的专门学习环境打下宽广的基础为主要目的。法国的综合大学,第一学年理科学生不分专业,只分结构与物质科学和自然科学与生命科学两大门类,设置广泛的基础课,既包括一般的文化基础课,又包括专业需要的基础课,尤其重视数、理、化课程的教学。推祟“衣架式”教育,要求学生具有像“衣架”那样宽厚的基础,然后才让学生选修一个专业方向,即“衣架”的顶端。 2.2课程设置的综合化:设置跨学科的综合课程,是发达国家课程改革的又一动向。所谓综合化,是指课程内容的综合化,实行综合化教学计划,设置综合化学科和学部。日本教育部门为了培养学生综合判断能力和观察能力,在筑波大学、名古屋大学等高等学校都开设了涵盖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变化的综合性课程。这些课程的名称也大多与人类生存、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现代文明有关。如地球与环境、生物与信息、信息与行为、人间教育等等。在英国,为了废除传统学习过分专门化的课程体系,在许多大学设置了多种学科群,围绕学科群来安排课程,使学生把深入学习的学科与一般学习的学科结合起来,或者把主要的课程跟有关的课程学习结合起来。苏塞克斯大学就是这种课程改革的典范,它们只有在修毕这些先行课程以后,才用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时间学习选修的专业科目,其余时间学习有关课程。 2.3课程改革的职业化:这主要是对非职业学校而言的。所谓课程改革的“职业化”,是指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的内容、形式要适应于生产中职业结构的不断变化。这是高等教育走出经院式的象牙塔而迈向实际生活的重要环节。德国强调突出综合制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课程设置的职业化倾向,倡导设置晚间、周末或某个工日的“部分时间学习课程”和由企业或行政部门及学校根据“双元制”原则合作建立的职业一体化和培训一体化学程,以使用为目标开设课程。法国也是重视高等学校课程设置职业化的国家之一,哈比改革、萨瓦里改革以及由法国教育界知名人士与工商界代表共同组成的《教育与经济-2000 年的教育体制》调查报告等有关改革与建议活动都把高等教育职业化作为重要议题予以密切关注。 2.4课程改革的国际化:这在美国、日本尤为突出。美国在普通高校的核心课程中增加了世界文明、外国语的教学,并把到国外参观学习与课程联系起来,开展跨文化研究,以及开设如何运用高技术进行国际学习研究的课程等等。日本也是如此,它们把培养“受国际信赖、并能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日本人”作为重要目标,在课程改革方面,除了加强外语教学外,还大量设置有关国际关系领域的学科专业。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要适应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必须坚持人才培养途径的不断改革与创新，提高人才的适应能力、创造能力与实践能力。其一、加强实践性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水平。实践教学主要是围绕特定教育目标而开展的，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应用知识于实际的探索性活动、解决实际问题。在进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应坚持与理论教学相结合。树立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的观念，确立实践教学的核心地位，并组织和鼓励师生参加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其二、深化教学改革，优化培养过程、革新培养途径。高校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建立创新实践基地、创办企业等途径，构建产学研合作教育，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际、知识与能力的融合。高校通过实验、实习、实践等环节，全面培养基础扎实、创新和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各类专门化人才。 比较教育论文:从“电影反打”的寓意浅析比较教育学的“理论反打” 一、“反打”的原初语境与理论反打的界定 “反打”一词原出于电影界，原义指“电影观众沉醉于电影院的荧幕上的内容，忽然看到电影院正在播放的电影播放机，观众一下子从沉醉状态中苏醒过来”。换句话说原初的语境是指人们在欣赏电影思维或体验对象化时对对象化的一种解构，而这种解构的契机在于“播放机”的发现。把这种电影反打现象这种原初的语境运用到理论或学科研究上来，我们可以对理论“反对“的内涵和价值做如下的界定： 1．“理论反打”的双向聚焦性：任何一种理论的研究，其视阈都直接或间接隐藏着对象的在场与不在场，中心聚焦视野与边缘模糊视野。“理论反打”要求研究者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既关注自己建构的或正在运用的理论范式也要注重它的异质性（主要的是对立性或冲突的）也就是在要求研究过程的视阈保持一种“明意识”的在场或进入状态自然同时，也要对自身所关照或审视的内容进行“潜意识”的不在场的保持一种警醒与发现倾向状态。从这个意义说，“理论反打”就是要在传统的视阈焦点之外设置一个异质的参照系性的视阈焦点，它大大减少了由于视线单调所导致研究对象的“遮蔽”，在这种去“遮蔽”的基础上，达到研究视阈的立体化与透视化，从而拓宽视阈有利于理论新生长点的发现。 2．“理论反打”是个立体动态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分析模式，动态是其存在的唯一生存态。故动态研究是其前提条件之一。立体分析是“理论反打”动态过程的必然要求，就如在电影院欣赏电影时，眼球与电影荧幕的内容是动态协调的，而“反打”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一种“回头”意识（即在用心欣赏电影荧幕的内容时回头去观照电影播放机的这样一种运行机制） 3．“理论反打”解构与建构性：“理论反打”的运行机制明显表现出解构与建构性两种不同维度倾向。传统理论研究往往注重的是理论的建构，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注重理论的建构实际上就是一种抽象与舍弃的过程，这样势必自觉或不自觉的舍弃一些异质性的东西。而理论反打在建构的同时更注重解构。这种解构是保持永远建构的有效和必要途径，没有解构的建构必将是僵化的，是没有生命力的。反打理论就是要在不停的解构中不断积极建构着。 4．“理论反打”的“和而不同”的品质：儒家代表孔子提倡“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反打过程中的“中心视阈”与“反打视阈”（“播放机”回视式视阈）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张力，他们之间在维度，方向，焦点等方面都存在着异质性甚至对立性的一面，但正是这种对立性才能确保理论研究的科学统一性，从而达到一种学术研究力的制衡。传统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西方的分裂式的思维方式导致了理论的深度只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其理论各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们的理论建构逻辑路径依赖往往先从极其抽象的假定或假说入手，然后朝着一个价值或逻辑取向进行一系列的逻辑演算。例如西方一些学者的一些人性假定：如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论，柏拉图、黑格尔的“理念说”，卡西尔的“符号论”等等。这样的学说理论固然很有个性、特色，但他们基本都属于一种“合同型”（与“和而不同式”对应）理论，虽然它能大大的推进学说的深入发展，但往往是一种“片面式”的深刻。首先，其逻辑起点往往是单质的带有一定主观偏见的倾向。其次其逻辑演算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逻辑目标或结论的奴隶，逻辑演算在为进行一种为了学说结论或目标的统一而以丧失自身独立性的逻辑辩护。“理论反打”正是在“合同型”理论不可避免的缺陷的语境中脱颖而出的。彰显着其独特的优越性的。“理论反打”的这种“和而不同”的品质是保持与时俱进保持其优越性的法宝。“中心视阈”与“反打视阈”的动态协调生成保持着“和而不同”的可贵品质。“理论反打”的这种“和而不同”的品质也集中的体现了歌德尔的著名的“不完备定律”的精神实质。 二、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的合法性与优越性 前面我们主要就“理论反打”进行了一般性的界定和阐释。下面主要就比较教育学这一具体学科的理论建设与“理论反打”的关系进行一些探讨，以确定“理论反打”在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中的意义。 “理论反打”在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中是“合法”的。这里的“合法”语境是指某一方法或理论研究范式对某一具体学科或研究领域运用的效度和信度的合格性。效度用来检测某一方法论与研究目的目标的相关性，而信度是用来测量其可靠性，通常表现为同一条件下出现的重复率。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范式是当今比较教育学特别是我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比较教育学普遍存在着一种“身份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的“合同式”的理论研究范式。它导致了研究者对比较教育学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狭隘与遮蔽。 比较教育学本身的研究对象就是多元的，对话的，异质的，广延的。凡是一切与教育学密切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全纳进入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的独特视阈中来。正如一些学者认为把比较教育学当作一门学科不如当作一个研究领域，其实这正是说明比较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全纳性与广延性。纵观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历史：从朱利安创立比较教育学起，经历了“借鉴时代”“因素时代”和“科学研究时代”（参照了佩雷迪的“三阶段说”），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发展开拓，从主要注重别国的教育制度或学校教育本身到注重学校以外或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隐性因素，从注重借鉴别国的教育经验到注重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等，这一切无不证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向纵横方向深入发展。研究对象不断拓展的同时，研究方法也在不断的翻新与开拓。比较教育学绝不简单等同于教育比较，比较教育的方法是独特的也是不断发展。而单纯的比较只是一种寻找异同的方法，它无法体现比较教育学的学科特色，比较教育学的比较有更广的更深的内涵，有自身的丰富性与独特性。综观比较教育学发展教育的范式通常可以划分为“新自由主义范式”“激进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等。随着比较教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合同式”的研究范式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在当今比较教育国际一体化、本土特色化、学科集成群落化趋势的日益突出，比较教育学的原始的学科特性（跨地域国别、跨历史、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获得了内涵式与外延式的拓展。这就要求一种统摄性的大比较教育学的理论思想进行规范，促进各种不同的范式之间平等对话，共同发展。 “理论反打”在比较教育学中的合法性集中体现在它对建构当代新的比较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效度高与信度强。因为“理论反打”直接弥补了传统的“合同式”的缺陷而且与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当展成高度的正相关，也就是说“理论反打”是比较教育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而且也是其时代的必然要求，要实现各种比较教育学学派和不同范式的对话与整合，形成更具强大的学术研究力的大比较教育学就必然要求实现“理论反打”。而比较教育学的“理论反打”的信度，虽然暂时没有象实验科学那样已经实症过，但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是具有较高的信度，而且我们也相信只有通过把“理论反打”应用到比较教育学的理论研究的实际操作层面才能更见其真正的效度。下面一部分，主要就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的操作模式做一下初步的设计。 三、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的操作模式初探 首先我们回到“反打”原始语境即电影反打的操作模式：在电影院，观众的反打存在三种情况：1、大部分在观众看电影之前，电影播放机就没有在他们视野，处于一种不在场，而实际上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后在沉醉在电影情境中因电影播放失灵时才突然发现电影播放机。2、一部分观众在电影播放之前就看到了播放机，但随着欣赏的角色化逐渐模糊了直至播放机的不在场。3、还有一些观众一直带着播放机的在场状态而进入电影的欣赏状态的。从对“反打”回原式程序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比较教育学“理论反打”同样存在类似的三种情况： 1．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一直对自己“在手”的理论（或者说在自己研究中心视阈着力建构的理论）处于一种沉醉状态，只是在理论“失灵状态”下才主导的“中心视阈”进入到 “反打视阈”。失灵状态是起实现“理论反打”的契机，失灵状态是多样化的，通常有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冲突，理论内部的冲突等。而这种由于理论的失灵而引发的“理论反打”往往是一种“震荡型”的反打，它容易导致在手的理论的震动与调整与大幅度的维修。例如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理论（一个国际性的比较教育学的课题）有些学者对此理论一直处于一种“在手”状态，一直处于青睐与嗜好的状态，一旦高等教育全盘市场化产业化而导致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人文精神性等方面出现问题，这些学者心理就会产生一种震荡，从而不得不对“在手”的理论进行反打。这种比较教育学的“理论反打”属于一种外部刺激而应急性的“反打”，它的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其生产成本也非常昂贵。 2、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理论“上手”之前，就对即将“在手”的理论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性对其对立性或潜在的理论危机有一种清楚的理性的理性认识。但随着该理论的上手成为“在手”状态，成为“中心视阈”从而逐渐丧失了“反打视阈”。这种理论反打实际上是一种递减型的“理论反打”。它在理论建造初期是比较理性的，而且有利于理论的开放性的发展，具有较广的发展前景和比较强的生命力，但是随着“反打视阈”的缺失，其在手理论就容易走向一种封闭与狭隘，最终影响其发展前景。例如：在比较教育教学课程论上，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在形成实用主义课程论之前，他对历史上各派的的课程论都有比较全面的理性的批判和继承。但是在形成自己自己实用主义课程之后，就失去这些“反打视阈”特别是与其“做中学”“经验课程”等异质或对立性的理论的参照，最终导致起理论明显的缺陷。随着50，60年代，苏联的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杜威等进步教育理论在美国受大强烈的质疑和谴责。 3、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始终保持一种“反打视阈”，即在理论上手之前和上手之后一直始终对其保持一种“反观”“反打”。这是一种真正的“理论反打”也是一种彻底和最有价值的“理论反打”。它能始终维持理论的开放性，动态性与生长点的常新性，是保持比较教育学理论不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这种“和而不同”的彻底的反打理论可以追溯到卡尔马克思的开放的批判的科学的理论。这种“反打理论”对当今比较教育学的新建构与发展有着战略性的作用。尤其是对实现中国当代比较教育学的国际化与本土特色化的转型意义尤其重大。 比较教育论文:试论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论文关键词：本土失语；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自主发展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成为主导语境的今天，本土很容易被忽视和掩盖。中国的教育理论在西方话语中也丧失了本土性。表现出“本土失语”。在此情况下，主张比较教育学走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道路是很有必要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然后从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展开时比较教育学“本土失语”的思考。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惟西方马首是瞻，试图斩断所谓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与西方“优越”的文化对接，自身具有一种“他者优越”的意识。丧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在比较教育的话语实践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因此，肩负教育与文化交流桥梁任务的比较教育学应注重本土研究，并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比较教育之父”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e-Antoine Jullien)是最早提出比较教育概念的人，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是：“一部对此项研究能提供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应用效果的著作，其内容应成为欧洲各国现有主要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比较，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古典中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地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对比较教育学概念比较公认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和实用价值。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改进本国教育。其作用在于向人们提供广泛的教育情况与信息。对各国教育问题与趋势进行研究与分析，加深人们对本国教育现象的认识，改善本国的教育状况。 第二，突出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其中又分校外与校内两个派别。校外派强调比较教育学必须透过教育现象，透过对其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分析，揭示控制各国教育制度的基本因素。认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校外的事情可以支配校内的事情；校内派则认为比较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本身的一门学科，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与规律。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学校，主要实践活动也均在学校内进行。 第三，注重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试图从方法的角度对比较教育学确立定义或界说。赞成这种观点的比较教育学家认为方法就是比较教育学本身。 第四，特别关注比较教育学的功能与性质。其研究对象是比较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分析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一般原理与规律。 综上所述，比较教育的概念可概括为：它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因此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应用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其理论当然应结合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由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文主张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这里所说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是指一种研究方向，即本土化+本土生长。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本土化”与“本土生长”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本土化” (nativization)是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那么“本土生长”(indigenous evdution)才是发源于本土社会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明确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实际一味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将其比作“拉东洋车”，认为那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他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可见他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本土生长”而不仅仅是“本土化”。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正是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方向。通过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我国的教育现实，预测我国教育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对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确实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下面从两方面来具体谈谈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一)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比较教育学似乎一开始其研究兴趣就集中于异域而不是本土。虽然说这与它的学科性质(一种致力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是分不开的。但笔者认为在借鉴的基础上。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目前应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之所以提出此种说法，是因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事实：中国的比较教育学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我们也提不出我们的概念、假设和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比较教育学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我们有的只是对西方教育理论、模式的遵奉而不存疑，认同而不批判，照搬而不质疑，这种盲目的做法就使一些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与中国教育现象不甚相干的智力游戏。如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旨在纠正我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教育改革，其理论根据就来自西方。比如湖北省监利县缓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买”学校的改革，其理论来源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弗氏理论的目的是在公办学校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是一种在公平解决基础上对效率的诉求。即便如此，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实行“教育券”计划的州并不多。而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或者别的地方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主张却无视这一点。这种“一厢情愿”的改革非但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反而会加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教育的“鸿沟”。由此可见， “‘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本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本国社会现实和规引本国的教育实践”。 (二)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可行性 我们主张的本土研究是要拓宽交流的渠道，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并不拒绝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做到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和思路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的。本土研究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对话。具体说来，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并非关门进行研究，而是要有开阔的理论视野，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与国内外的研究者保持对话与交流。目前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普遍重“思辨”轻实证。进行本土研究就迫切地需要引进多种研究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就要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下进行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第二，对西方教育理论持批判吸收的态度。对西方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警惕。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给予充分的反省。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之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那些西方教育理论要在中国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才能切入中国教育现实。 第三，采用比较优势理论，发掘自身的优势。比较优势最简单的解释即人们应当找到自身的相对优势，干自己最擅长的事。比较优势原理同样适用于解读教育研究中的“比较优势”。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在人类历史上不可替代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与教育传统。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时发表宣言中曾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我们要看到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精华，注重这一优势，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样本土研究才能真正挺立起来。 比较教育论文:中美会计教育改革的比较 对中美会计教育的改革进行比较，从中可以借鉴改革成功的经验，对我国会计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教育观念的比较 美国会计教育将终身学习的教育观念作为会计教育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终身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观念，它对美国会计教育改革的意义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终身教育理论反对把正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学校教育完全对立起来，强调高等教育不再意味着是某一特定年龄的人在一段时间内接受教育的活动，不是人生接受教育的最后环节，高等教育也不是学生职业劳动的最后训练场。相反，终身教育认为，高等教育更应该注重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例如，目前美国会计教育中强调的案例教学，以及将会计教育与会计执业资格考试教育分开的作法，就是终身教育思想中注重教会学生学习方法的具体体现。 2.终身教育理论使高等学校的课程不再单纯地追求某一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取而代之的是，更强调学科本身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打破传统的学科知识结构，将相近的学科知识内容重新进行整合，形成新的课程体系，突出学科本身的完整性，而不再过分强调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过分专业化所带来的缺陷。因此，在美国的会计教育改革中，特别加强了通识教育和一般商学教育等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哈佛大学率先恢复了核心课程体系就是终身教育思想的直接体现。 3.终身教育是一种着眼于学生发展的教育观念。为了使学生能够应付变化极快而又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终身教育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强调学生应该在高等教育期间集中掌握工具性的知识，掌握继续学习的技能。因而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增加教学实习课程的比重，鼓励本科学生尽早参加研究活动。因此，在美国的会计教育改革中，不仅对学识（Scholarship）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学识应包括四项功能，即发现知识（Discovery）、整合知识（Integration）、应用知识（Application）和传递知识（Teaching）。而且教学本身也是一种学识，教学、研究以及实务三者互动，同等重要。 我国会计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并未完全深入人心。作为现代会计教育，应该教给学生比会计知识本身更重要的东西，教给学生的应是除知识以外的学习知识、获取知识、尤其是创造知识的方法。因此，21世纪的会计教育，必须吸收我国传统教育中的精髓，同时还要贯彻终身教育的思想，体现当代社会对会计人才的培养质量要求，进～步改革我国会计人才的培养模式。 二、会计教育目标的比较 美国会计学会（AAA）的会计教育委员会明确指出：学校会计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训练学生在毕业时即成为一个专业人员，而在于培养他们在未来成为一个专业人员应当具备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其终身学习。终身学习的基础包括技能、知识和专业认同等三方面的能力。技能包括沟通能力、智力能力和人际能力。沟通能力是通过有效的听、说、读、写获取并传递信息。智力能力是指查找、获取以及组织信息的能力和在不熟悉的环境中辨认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根据一些没有重点的事实的理解作出判断。人际能力是指在团队中有效地工作，并在适当的时候发挥领导作用。知识包括一般性知识、组织和经营知识和会计知识。一般性知识可以帮助会计专业人士理解职业界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以及与不同背景的人们进行交往。组织与经营知识则包括组织内部运行和组织变化的方式，以及信息技术在组织中的作用。而会计知识的重点应在于培养分析及概念性思维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记忆职业准则。专业认同是指会计毕业生应认同会计专业并乐于从事会计专业而必备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 我国会计教育界围绕会计教育的目标问题进行了 长期讨论，目前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培养能在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经济管理部门、学校、科研机构从事会计学的实际工作和专业教学、研究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与美国的会计教育目标比较而言，我国会计教育目标的定位较为宽泛。如此宽泛的教育目标定位，对于确立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均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应根据新时代对会计教育的要求和我国会计教育的现状，并结合会计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其会计教育的目标应定位于：大学会计教育是培养会计中层管理人员（即会计经理人才）必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三、课程设置的比较 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认为，会计专业教育应包括一般教育、一般商业教育、一般会计教育和专业会计教育等四类课程。 1.一般教育课程。主要目的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其具有抽象逻辑思维。缜密分析和运用数据的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建立听、讲技巧，使学生明白研究的步骤，积累一定的历史、国际和跨文化知识，提高对科学与美学的欣赏品位并能运用适当的价值进行决策。在一般教育课程中，通常涵盖了写作、数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语言、心理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学科门类。 2.一般商业教育。包括财政、市场、经营、组织行为等一系列课程，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企业、政府机构和非盈利组织运作特点，以及提高如何整合和运用相关知识的能力。 3.一般会计教育。主要包括组织中的决策和信息；信息系统的设计与运用；财务信息与公开报告，包括查账证明；会计职业界的知识等四部分。目的在于在大学本科教育阶段，主要以信息的辨认、衔接、沟通与使用为中心，表现出会计作为一种信息发展和沟通过程的本质，让学生能够掌握一些基本概念并能够灵活运用。 4.专门会计教育。是更高层次的专业教育，主要是大学本科以后更高水平的教育和后续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从事专门研究的能力以及在职继续进修。在专门会计教育阶段，需进一步探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信息系统、审计、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以及国际会计等较为高深的课程。 我国大学会计教育的课程体系一般包括“两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核心）课”。“选修课”以及“实践课”等六类所构成。近2O年来，我国高等会计教育的课程体系一直在进行改革，但改革的重点始终是放在专业主干课上面，对其他类别的课程则关注不多，尤其是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即使对专业主干课的改革，基本上也还是在开设课程门数的多少上做文章，并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会计教育核心课程体系改革的基本作法是增加新课程，改造老课程。结果是课程越改越多，原先遗留的课程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又增加了专业主干课程比重过大、知识结构不合理的新问题。鉴于此，应根据终身教育的思想，突破会计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思维定式，全面改革会计教育的课程体系，不能再囿于专业主干课程体系的改革。 四、教学组织的比较 美国会计教育积极回应会计职业团体对会计教育改革的建议，会计教学组织在以下两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是教学内容的组织上，改变了传统的方法，教材中所附的习题或案例的答案不再是惟一的，而是变得非常多样化，强化会计的职业判断意识，以培养学生分析、表达、交际和合作等多方面的能力。会计教材也不再是作为教学材料的惟一依据，而只是作为若干教学材料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财富》杂志、《商业周刊》等报刊也是教学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在教学方法上，传统的以教师授课为主的教学方法正逐步被“教师授课为辅、学生参与为主”的教学方式所取代。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学生则通过小组协作、案例研究、模拟操作、文章研讨等方式，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通过课堂教学达到锻炼能力的目的。 我国会计教育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所用的教学材料单一，不仅主要的教学资料是一本教科书，而且各个学校强调自身的体系完整，基本上采用自编的系列教材，其他的教学资料用得非常之少；在教学方法上，“满堂灌”、“填鸭式”仍然是主要的教学方法，诸如“互动式”、“讨论式”、“协作式”等现代教学方法还处于探索之中，尚未得到广泛使用；在教学手段上，基本上仍然以“粉笔十黑板”等自然媒体，而极少采用多媒体或其他现代化教学手段。其结果不仅导致学生的知识面狭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不足，更谈不上创新能力的培养。 五、教学管理的比较 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认为，有效的会计教学必须突出以下五个特点：一是课程设计与目标明确、整合相关课程，要有创新性、适应性；二是采用较为完备的教材体系；三是有效的表达方式；四是使用经过精心选择的教学方法和测试手段；五是能够根据学生水平进行适当的引导和建议。与此同时，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还建议，学校教学管理部门要设计一个好的反馈体系，奖励有效的教学，以促进教师提高教学效果。 从我国会计教育（包括其他教育领域）的实践来看，对教师有效教学的要求并不明确，而对教师的科研则有明确的要求，教师的考核、晋升、晋级、待遇等无不与科研直接呈正相关关系。从当前各个大学正在进行的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上也可以明显看出，基本上是科研“一票否决制”，教学效果的好坏与教师的考核结果并没有直接关系。时至今日，学校到底是培养高质量的学生还是培养学术大师，这看起来是统一的、其实是矛盾的问题并未解决。 六、会计教育与执业资格考试关系的比较 美国的大学会计教育强调了其培养目标是完成注册会计师应有的职业素质培养，但是，美国会计教育委员会（AECC）对在校大学生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则明确反对此种作法。该委员会认为，会计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参加会计师考试，学生接受会计教育的目的就变成了考执业资格而已，很可能导致学生不专心学习其他课程的倾向。因此，该委员会的第5号公报建议，专业执业资格考试必须具备学士学位才能参加考试。虽然AECC的建议不具有强制力，但他们准备将会计执业资格考试与学校会计教育分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对报考注册会计师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中，报考注册会计师基本上成为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的一门自觉的“必修课”，连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也参与其中。这种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报考队伍，但对大学会计教育正常教学秩序的冲击也是非常明显的。即使通过考试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大学生是否真正具备了注册会计师应具有的素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保证正常的大学会计教育的正常教学秩序，应严格按照《注册会计师法》的有关规定严把人口关，以保证我国注册会计师队伍的素质和社会声誉。 比较教育论文:探析网络教育教学系统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系统的比较与启示 论文关键词：网络教育　教学系统　质量保障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网络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展，网络教育的教学质量能否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已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而教学质量的提高离不开教学系统的保障。基于巴纳西教学系统理论，从经验系统、经验传递系统和经验接受系统三个子系统的维度，比较了网络教育教学系统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系统的不同点，分析了网络教育教学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以期网络教育的教学系统在借鉴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系统特点的基础上，发挥其特有的优势，提高网络教育的质量。 美国著名教育技术专家巴纳西认为，教学系统是分层次的系统复合体。如果把教学过程看做是人类传递生产生活经验的过程，那么整个教学系统可以看做由经验系统、经验传递系统和经验接受系统三个子系统组成，其中经验系统主要是指静态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内容，经验传递系统主要是指动态的教学过程，而经验接受系统是指学习者本身。[1，2] 结合网络教学环境，网络教育学院的经验系统除了包括教学资源（主要是网络课程）外，还包含静态的技术支撑环境和教学管理制度；网络教育的教学过程主要是通过远程交互与各类学习支持服务来完成；网络教育的经验接受系统——网络学院的学习者又是一个复合体。与本科学生相比，网络教育的学员既是在职成人，又是学生，有的还承担有家庭责任，他们既有学生学习的一系列特点，但同时又存在着极大的特殊性。网络教育的教学系统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系统在上述教学系统的三个子系统中均存在着众多的共同点和差异。本文的思考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来进一步展开的。 一、教学系统的比较 1.经验接受系统的比较 在接受了系统连贯的中学教育后，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的年龄分布比较集中，学习基础也较扎实，尽管存在很大的学生个体差异，但是从整体上看，全日制普通本科的学生学习时间充裕，对于新知识新技能有充沛的学习精力与求知欲。而网络教育的学生均为在职成人，学员年龄分布比较广泛，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差异较大，成人学生大多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心理结构（如道德、知识、能力等），且随着年龄增长，成人的机械识记能力减弱，意义识记能力增强，他们在学习上呈现出一定差异。 目前，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仍然主要采用教师在课堂中讲授为主的全面授教学方式，师生同处一个空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在网络学习中，由于师生在时间、空间上的相对分离，学生以自学为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学生学习的最终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 2.经验系统的比较 在绝大多数的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中，教学媒体相对较单一，采用现成的影视、动画及图片进行简单的加工合成，以教材为纲，学习资源相对有限。网络教育的教学较之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材概念的外延扩大了，除书本式教材外，录像带、光盘、各种各样的网站、论坛等已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材。此外，教学内容更具有时效性。全日制本科的教学内容比较单一和滞后，而网络则能提供丰富的、最新的反映当今科技进步的教学内容，学生在网上还可以获得同一学科不同的教学内容，也可以在网上获得某一个学科最新的发展动态，网络教育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使学生能站在学科前沿，呼吸到学科知识的新鲜空气。[3] 与全日制本科教学相比，网络教育教学系统更需要完善支撑其教学的技术平台，支持更多的用户流畅便捷地访问和学习，同时保障其传递系统的准确性。网络学习的特点也要求教学安排要更灵活、学习资源系统化和教务管理平台电子化等。 3.经验传递系统比较 在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中，由于学生和教师同处一个时空，教师可以根据课堂气氛、学生的表情和行为，及时了解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学习状态，实时改变教学方法去调控教学状态，从而抑制教学过程中的消极因素，调动积极因素，保证教学质量。[4]网络教育的教学辅导主要通过BBS、Email、电话、QQ、MSN等方式进行，其实时性和交互性还不能使其充分发挥教学辅导的作用。[5]因而学生在网络教育教学中可能存在孤独感、学习过程中的困惑未及时得到答复、学习技能欠缺、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沟通不足、工作和家庭生活与学习产生矛盾等多种不利因素，更需要接受网络学院、教育中心为学生提供的学术、管理和情感等多方面的支持。[6] 此外，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也是检验经验传递效果的重要手段。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评价的主要方式是课程考试，统一印卷、统一组织，在指定地点相同时间统一进行，考试均以笔试为主，考试内容上偏重于对知识的记忆，忽视对知识的理解、运用和基本技能的检验，缺乏对获取知识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考核，在考试方法上基本上是一门课程一张试卷，一学期考一到两次。而很多学校的网络教育教学评价仍然全部沿用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的考试方法，其评价方法有待创新与实践。 二、网络教育教学系统面临的问题 1.经验接受系统中的问题 网络教育大多数的成人学生都有一定的社会经历和社会阅历，具有丰富多样的个性化经历（如学习、家庭、职业、社会、政治经验且具有个性化），用于学习的时间只能是工作、生活以外的业余时间，精力有限。在承担工作和家庭责任之余，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中更好更高效地学习成为他们必须处理好的矛盾。 有研究显示，我国网络教育的学生在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上有众多共性，如较严重依赖面授，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由教师高度控制，自主性较差，因而在非实时、非面授的网络教育学习环境中，如何让网络教育的学生培养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效率也是网络教育教学需要突破的难点。 2.经验系统中的问题 网络教育教学系统中，教学资源有丰富性、实时性和网络化的优势，但是目前部分网络课程设计仍然没有跳出传统课堂教学的思维框架，仅把信息技术作为呈现知识、传授知识的工具，忽视了它对学生理解能力的影响，从而导致教学中出现了简单的技术化倾向。[7]出现这种情况也与目前我国网络教育的师资建设有很大的关系。在我国网络教育试点高校中，网络教育的教师基本上由学校其他学院的相关任课教师兼职，他们缺乏专门从事网络教学的经验，不适应网络教育这种强调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 3.经验传递系统中的问题 在现代网络教育教学模式借助计算机或网络终端后，教学中的“人—机”关系或“人—机—人”关系削弱了师生间的直接交流，传统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富有人性化、人情味、亲和理论的教育影响力被淡化。网络教育学习者特殊性也要求我们注重对学生学习提供支持服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使学生网上自主学习与学生支持服务形成互补关系。 此外，在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面，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评价是一种竞争式、淘汰式的终结性评价方式。作为一种新兴教学系统，网络教育教学评价方式方法有待创新与实践。 三、启发 1.经验接受系统方面 我国著名教育技术学家南国农先生曾对网络教育下过这样的定义：“网络教育是主要通过多媒体网络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非面授教育方式。”[8]在现代网络媒体的学习氛围中，如何引导和协作学生主动积极地适应非面授为主的教育方式？ 网络教育学院的领导、教师和管理老师需要积极宣传网络教学的优势，帮助学生接受网络学习的模式，建设丰富多彩的网上资源，以及个性化的学生学习反馈与诊断模块，吸引学生经常上网学习，逐步提高学生进行网络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此外，网络教育的教学要充分发挥网络交互性的优势，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实现虚拟学习中师生之间及学生之间在空间、时间、心理上的同步与异步交互的“零距离”，促进学生逐渐向学习者角色转换。学生作为有独立主体、人格尊严的人，越来越多地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与教师平等相处，相互尊重，从而营造出合作的、宽松交流的、对话式的学习氛围，使学生从中获得成就感，增强其自主学习的信心和动力。 2.经验系统方面 我们要深入研究网络教育的特点，结合学生个别化学习的需要，努力增加资源的信息量，突出资源的智能化、交互性和表现形式的人性化，形成资源特色。为了更好地建设教学资源，非常有必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能适应网络教育教学的教师队伍，建立长效的培训机制，加强对网络教育教师的培训，并积极鼓励教师学习和掌握现代网络教育理论，使他们具有扎实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与先进的网络教育理念，能够运用先进的教育技术手段与方法独自或参与设计网上课程，开发优秀的网络教学资源，实现教育资源优化组合，进而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3.经验传递系统方面 我们要利用网络这种新媒介加强对学生支持的系统化，即加强学习辅导的支持、技术设施的支持、资源管理的支持等。如加强对学生选课的指导、媒体使用的指导和学习方法的指导，帮助学生按照专业教学计划指定个体学习计划，指导学生根据学习条件的差异选择媒体，根据不同的能力倾向选择学习方法。同时，建立支持服务体系的有效方法是建立实体机构，实体机构要规划、研究、管理和监督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于2008年成立独立的实体机构——学生学习支持服务中心，形成并贯彻“导学、督学、助学”的支持服务理念，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周到完善的学术性和非学术性的帮助。比如，新生入学后的导学阶段，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教育中心集体参加导学和网上教学活动，集体参加网上BBS讨论，进行“近距离”的“远程教学”，“强制性”地培养学生参加网上学习的自觉性，让学生感受到获得成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培养网上学习的兴趣和习惯。 网络教育教学评价虽然可以沿用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的考试方法，但其评价的实质应该是一种无竞争的、重视自我检测的方式。一切的评价方式都是以学习者的需求和满意度为核心的价值评定。网络教学环境中，评价考核方式更灵活多变，可以根据不同学习方式和内容而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和整体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对此已经进行了较好的探索与实践。除学生的课程考试外，构成学生学习成绩考核的还有网上在线作业、离线阶段练习、BBS发帖及学生平时参与实时、非实时辅导课、教育中心其他活动等过程考核的成绩。这些形成性考核占到学生所修课程成绩的40%，而考试成绩只占60%，如所修课程有实验要求，学生完成网上远程实验或实时实验的成绩也占课程成绩的一定比例。 四、结语 在我国各网络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学院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实际上大学的办学主体仍然在各学科院系，高校的教学、科研、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网络教育学院要充分利用大学学科内的资源，借鉴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的特点，结合网络学生学习特点与学习方式开展教学，发挥高校的专业特长和名师效应，通过培训使授课教师明确网络教学与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的区别，把握网络教学的本质和特点，对现有的网上教学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服务与关怀，同时辅之以更为灵活的考核方式引导学生学习，从而提高网络教育的教学质量。 比较教育论文:关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比较研究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公办为主体、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办学的多形式、多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多主体参与办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高职教育的蓬勃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分析了我国高职院校几种较典型的办学体制，指出完善我国高职教育办学体制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 办学体制 比较 一、我国几种典型的高职教育办学体制 高职教育的办学体制就是高职教育的办学样式。办学体制是教育体制的核心部分，主要是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包括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职责范围及相互关系，简言之，高职教育的办学体制就是指“谁办学”“如何办学”的问题。我国目前几种典型的高职教育办学体制有： 1.公办高职教育办学体制。这种办学体制的特点表现在：学校的土地、教学设备等资产归国家所有，学校享有使用权，学校每年可得到国家下拨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办学，这样可以保证学校的有序运行。公办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除了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从全国范围来看，如今我国公办高职院校大部分是由“三改一补”转型而成。所谓“三改一补”是指四条办学途径：一是改革高专，将高专办成规范化的高职；二是扩大原有职业大学的办学规模，联合办学；三是将有条件的成人高校办出高职特色；四是发挥少数重点中专的优势，办高职班或直接升格为高职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国家根据社会、市场需要可宏观调控办学方向、招生人数、专业设置、培养方式等。 2.民办高职教育办学体制。民办高职教育办学体制是指学校完全是由公民个人、私营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在学校举办和运行过程中承担着资金筹集和投入的责任，政府除在政策上扶持外，一般不给予财政上的资助的办学情况。如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民办学校的发展，奖励和表彰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经费资助，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等措施对民办学校予以扶持；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国家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举办民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 目前，我国民办高职的办学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大型民营企业或社会团体办学模式。这是由大型民营企业或社会团体出资举办的高职，他与一般的私人办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建设速度较快、投资力度较大、教育环境优越、教学设施一流，学校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各项设施设备等都能达到国家的办学标准。 第二，股份制办学模式。股份制办学是以股份形式，按照“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把分散的资金吸收到办学中，股东按持股份额分配股息，承担有限风险，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校长负责具体的办学形式。按出资渠道的不同，股份制高职可由多个投资人以股份制形式联合出资设立，也可由自然人和法人以股份形式联合出资设立。 第三，私有制独立办学模式。这类学校由个人投资，出资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学校聘请校长、教师及管理人员参与教育教学活动，采取自主办学、自主管理的方式。这类学校办学灵活、起点低，以学养学可促进学校流动发展。 3.联合办学。联合办学是职业院校同企业、乡镇、学校、部门等单位进行的合作教育，含校校联合、校企联合、中外合作等多种形式。目前，我国高职教育联合办学的形式主要有：第一，职业教育对口支援形式。职业教育对口支援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联合招生，共同培养；二是设立基地，委托培训；三是合作研究，提升水平；四是“1.5+1.5”形式。第二，集团化办学形式。教育集团是指借用企业集团化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改变传统的办学模式，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组建校校之间、校企之间，并且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办学联合体。职业教育集团是教育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各方利益一致为基础，以行业（专业）、地域或原有的建制为纽带，联合学校、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一种特殊的教育集团。第三，中外合作办学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是指我国学校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学校、企业、个人共同投资，具备我国同级同类教育机构设置标准，经申报批准联合经营，按出资比例分取收益和承担风险而组建的学校。 二、几种典型的高职教育办学体制之比较 1.公办高职院校基础较好，但灵活性不足。第一，有较好的教学设施。公办高职院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稳定的经费来源使得这些学校除了拥有足够的办公基础设施外，还能适时配备一定数量的实验实训设备，这些硬件条件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后劲。 第二，有丰富的职业教育经验。如今的高职院校大部分由“三改一补”转型而成，由于在改制、升格前，这些学校大都有悠久的办学历史，也曾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故对职业教育并不陌生，这些经验对办好职业教育至关重要。 第三，有较强的师资队伍。公办高职院校以其雄厚的实力、良好的平台、稳定的收入为优势，较易吸引优秀人才。目前，我国职业院校师资的来源主要有：各类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主办行业部门从下属企业单位选调的工程技术人员；职业学校选留本校的优秀毕业生；原来普通中学的教师；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师资来源的多样化，为高职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但是，公办高职院校易陷入灵活性不足的困境。公办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是国家，学校要对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及地方政府负责，在申报专业时必须经过上级部门一一审批通过后才能落实，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且带有滞后性，而在这段时间中，其他类型的学校可能早已完成新专业上马、招生等事宜，这种情况极易使公办学校失去发展的机会。 2.民办高职院校办学灵活，但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功利性过强。我国民办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主要是个人、民营企业、社会团体等，这些办学主体绝大多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对市场的嗅觉较灵敏，在办学中可以及时调整办学方向，做到学校与市场的“无缝连接”。但有些民办高职院校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且功利性较强，主要表现在： 第一，教学管理制度有待完善。许多民办高职院校的主办者是企业领导兼任校长，他们对教育管理知之甚少，学校成立之初所拟定的文件大多是参考公办高职院校的相关条款，且不注重结合本校实际，在执行中极易与现实脱节。在专任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的权责利方面，有的学校未作明确界定，很多教师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想法，这增加了教师的职业压力，加速了教师的职业倦怠，造成了民办高职院校人才的严重流失。 第二，片面追求利润，功利性过强。《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③这说明投资教育不允许有暴利，但有的民办高职院校却将投资教育作为快速敛财的手段，如高收费、为了赢利盲目上新专业、不切实际地扩大招生、强迫教师加班且不按照《教师法》的相关要求保障其权益等。 3.联合办学使参与方吸收了不同国家、地区、部门、学校的先进经验，但其质量、规模仍处于低水平。我国高职教育联合办学的形式主要有职业教育对口支援、集团化办学和中外合作办学。职业教育对口支援使我国东西部教育资源实现了优势互补。职教集团充分依托了参与方原有的教育条件和特色，在相互磨合中促进专业调整、师资流动、资源共享、生源流动，实现了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中外合作办学为我国引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使我们可以学习到国外一些先进的办学和管理经验，提升了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管理水平和师资水平。但是，联合办学在质量和规模上仍处于低水平。如对口支援的主体过于单一，对口支援大都在公办学校之间展开，东部优秀的民办职业院校与西部公办职业院校、东部优秀的公办职业院校与西部民办职业院校的对口支援与合作未能展开，而且支援方一般迫于行政命令不得不完成此项任务，较少有职业院校主动寻求西部职业院校进行对口支援活动。职教集团或通过校际间的联合建成，或通过企业办学校、学校办企业等方式建成，在建成和发展中，参与方在人事、财务、教学、管理等方面均出现了冲突。中外合作办学在地域分布上东重西轻，专业设置趋同现象严重，参与合作办学的外方总体水平不高，生源总体质量水平也不高。 三、完善我国高职教育办学体制的对策 1.加大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进一步完善高职教育多元化办学体制。为了促进我国高职教育多元化办学体制的形成，政府要转变职能、改进管理，在多元化的办学体制下，政府不应是高职教育的直接举办者，而应是宏观管理者，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企业、私人和民间团体参与办学，促进竞争环境的形成，从而提高高职教育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优化职教资源的配置。另外，加强立法和监督，保证高职教育的合理定位，引导高职院校合理设置专业、课程，规范高职教育的办学行为，引导高职教育健康发展。在促进高职办学主体多元化的同时，还应注意帮助高职院校找准办学目标，构建合理的办学层次，建立完善的高职教育体系。 2.各部门应加强对高职教育的研究，提高公办高职院校的灵活性。上至政府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下至高职院校教职员工，都应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将打赢职业教育攻坚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各部门要主动调研，了解最新的用人需求和企业对人才培养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高职院校。此外，教育行政部门应提高行政效能，加快审批效率，为高职的发展创造条件。 3.加强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的评估，规范各类高职院校的办学行为。对高职院校实施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有利于推动学校自觉按照教育规律不断明确办学指导思想，完善教育教学制度，加强科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因此，应加强对高职院校的评估工作，在评估中，注重规范不同办学体制学校的办学行为，对于严重危害师生利益的行为要严厉制止并予以曝光，将违背教育规律的学校清理出局，促进制度建设，维护师生权益。 4.构建一套适合区情、国情的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首先，建立、健全关于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的法律、法规。目前，关于合作办学的行为在法律上并没有详细的规定，对口支援办学、职教集团内部的资源整合往往都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学校实施，而在法律法规上没有明确参与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使资源输出方缺乏积极性，这是合作办学低水平的主要原因。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导致有限的教育资源大量流失、办学方向出现偏离，更有甚者使我国的教育主权受到侵犯。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加紧制定关于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的法律、法规。其次，加强审查、监督。有关部门应对合作办学的机构、学校进行审查，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专家、学者对学校的专业、课程、教材进行审查，避免重复办学、低水平办学，同时，还要发动社会力量对参与合作办学的部门进行合理监督，充分保障学校师生的权益不受侵犯。 比较教育论文:浅析传统教育的教师地位与现代远程教育教师地位之比较 论文摘要：无论在传统教育中或是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教师都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文章从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师社会地位和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变化论述入手，揭示了传统教育的教师地位与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地位所具有的共性，厦其独特的个性。从而阐明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的社会地位，及其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所应有的支持服务现念和基本素质。 论文关键词：传统教育；现代远程教育；教师地位；个性；共性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可以说，始终伴随着教育活动。教育起源于原始人类为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而旨在使人适应其生存环境，使人从物质性存在向精神性存在不断地超越、发展。对于动物界来说，遗传、环境是决定其生存的两大因素，但对于人类来说，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因素，这就是人类的创新的倾向和技能，而这些又要依靠教育加以引导和强化。其中，教师就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史载，我国夏代已经开始建立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学则三代共之。”这里阐明了夏、商、周学校名称的不同称法和作用。 《礼记·文王世子》：“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簖，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箭师学戈，衡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这就是说，凡是教育世子和学士，按四季安排科目。春夏二季教授持干戈的武舞，秋冬两季教授持羽蒋的文舞，都在东序进行。由小乐正教授持干的舞，大胥助教；由篇师教授执戈的舞，篇师丞助教。大胥掌鼓击南乐。春天讽诵诗歌，夏天以诗配弦乐，都由太师传授。在秋天里于瞽宗(殷学名)学礼，由礼官教授。冬天读书，由掌管古籍的官员教授。由此可见，西周的教师是由相应的官员充当，体现了当时“政教合一”的教育特点。 春秋初、中期，很多奴隶主贵族没落为士。这些人由于失去了世袭的特权而流入社会，于是成了历史上第一批出卖知识维持生计的“士”。士除了给统治者出谋划策外，也以自己的知识传授他人换取生活费用，这就使相当一部分“士”承担了教师的职能。而春秋末期逐渐出现的私学，预示着中国教育重心的大迁移，它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标志着中国教育的新模式、新阶段。私学不像官学，隶属于政府机关部门，而具有相应的灵活性和独特性。其经营者并非官吏，而是专门化的教师，是单纯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以教书育人为谋生之道，以造就人才为自己的专业责，因而使“师”区别于历史上旧形态的王官而获得了新的意义。随之，教师成为一种从事教育的特殊职业者，且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苟子·礼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此语不仅表明师是礼之本，而且将师与天、地、君、亲相提并论。又《苟子·修身》：“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这里苟子又把教师作为“正礼”的准绳，使教师的地位超过了礼的本身。 《吕氏春秋》则提出了具体的“尊师”问题。《吕氏春秋·尊师》中有：“生则谨养，谨养之道，养心为贵；死则敬祭，敬祭之术，时节为务。此所以尊师也。治唐圃，疾灌渡，务种树；织葩屦，结置网，捆蒲苇；之田野，力耕耘，事五谷；如山林，入川泽，取鱼鳖，求鸟兽。此所以尊师也。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絮；善调和，务甘肥；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必严肃。此所以尊师也。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这是说，对老师，“生则谨养”，“死则敬祭”。老师的一切生活起居，都在弟子尽职范围。并要求侍奉老师必须和颜悦色，恭谨庄重。对老师所教，必须言听计从，“听从不尽力，命之日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日叛”，认为“说义必称师”、“听从必尽力”才是君子之学。而“背叛之人”，则不得任官交友。可谓把教师的地位推到了至高。这种师道至尊的思想也为汉代“师法”之严作了先导。 汉代官学和私学都很兴盛，学生不断增多。为了提高私学的办学效率，有的经师采取“次相传授”的方式，即先生直接对高业弟子传授知识，再由这类弟子传授给初学弟子。史载董仲舒“下帷讲诵”，有些弟子靠“次相传授”，从未见过老师的面。经学家郑玄拜马融即是这样，竞至三年未见师面。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分学生为“及门弟子”和“著录弟子”(如同现代远程教育中的“注册生”)两种。前者以直接向先生请益，商讨学术，论辩经义。后者慕大师之名而来，请老师著其姓名，承认他弟子的身份，以后则伺机请教。其“师法”之严可略见一斑。汉王充针对汉代儒生治学，好“褒古毁今”、“信师是古”提出了“距师”，主张破除对教师的迷信。但其“距师”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教师的作用。他认为，孑L子门下所以能出现七十二贤人，就是归功于老师的“引而教之”。 汉代至唐代，师道衰微。当时，一般士大夫议论拜师之事，辄“群居而笑之”，人们更“耻学于师”。于是韩愈写下了著名的《师说》，强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苟子以师的地位高于礼，韩愈则以道的地位高于师，这反映出在传播道、礼手段进步后(唐代书籍已可刊印)，师的地位有了变迁；也说明教师的地位在经学衰落、文学勃起后，毕竟再难与先秦、两汉相比。及至宋、元、明、清，教师的地位时起时伏，虽有“九儒十丐”，以及后来的“臭老九”之说，但总体来讲，“尊师”，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定格。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的现代远程教育，导致了全新的教育环境与教学模式。随之，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教师的地位”的改变，引人注目。有人提出，从事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应是由“讲台上的圣人”转变为“路边的向导”，从传统教育中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辅导者。我们说，将现代远程教育中的教师定位为“从传统教育中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辅导者”，转变为“路边的向导”，有着一定的道理，但不无偏颇。 在传统的教育中，教师是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载体。其教学的设计、实施都是由教师担负完成的。尽管在远程教育中，教育的主体已经从教师个人扩展到了一个教育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有相关的网络教育设计人员、网络教育技术人员和美术设计人员以及网络管理人员等。但教师作为教育主体和教学载体的中心地位没有变化。所以，现代远程教育中的教师，首先应是“传授知识者”，其使命仍然是“传道授业解惑”，只不过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其“道”、“业”不同罢了，其“解惑”的手段更加现代化而已。比如西周时期的乡学，其“授业”手段主要是“言传身授”，其授课内容主要是“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种道德规范)、“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种道德行为)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类似现代远程教育所讲的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其次才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辅导者。时至今日，如果把教师定位为如上面《苟子·礼论》、《吕氏春秋·尊师》所言，以及“讲台上的圣人”，显然是不现实的。至于说教师是学生学习的“路边的向导”，也是值得商讨的。在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不仅仅是站在“路边”作“向导”，还应置身其中，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如组织、引导学生进行“网上的相互交流”、“BBS”讨论等。这里所说的“组织者”，也要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教辅人员分开。 这样说来，在现代远程教育中，“严师”是否还有必要?我们说，答案是肯定的。《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其意是说，凡是学习的途径，尊敬教师是最困难的。只有教师得到尊敬，道理、学问才为人所重，道理、学问为人所重，这样百姓才知道尊重知识、学问。这句话强调了尊敬教师的重要性。只有尊敬教师，才能尊重知识、学问，从而学到真正的东西。所以，在现代远程教育中，尊敬教师仍然是学习好知识的重要前提条件。否则也有个“民”(学生)不知“敬学”的问题。反过来说，要想使学生“严师”，教师必须有值得学生尊重的地方。这就要求从事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技术(或者称手段)。 首先，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教师要更新教育理念，作学生的良师益友。从“天地君亲师”的传统理念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忠”、“孝”、“敬”。今天虽然没有哪一位教师还拥有这种思想，但是在人们的思想中，“尊师”还是挥之不去的。这就要求，一方面教师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使学生有可尊敬的地方；另一方面必须有丰富的有关方面的知识，使学生有可供学习的内容，以便做好学生的“良师”；同时，还应及时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从学生角度出发，进行换位思考，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以便做好学生的“益友”。《吕氏春秋·诬徒》：“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矣。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人之情，爱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学业之章明也，道术之大行也，从此生矣。”也就是说，把自己和学生放在同一起点，要学生所做的，必可反推及于己身，这样才能“得教之情”，才能称为“善教者”，也才会使“学业彰明”，“道术大行”。所以说，那种不分教育对象如何，一本教案讲终身的做法是万万要不得和行不通的。《孟子·尽心上》：“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这句话是讲教人方法的。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就是没有条件到门直接接受教育的，也会以自身的作为影响那些私下仰慕自己的人。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现代远程教育中的学生看作“私淑”自己的人。生活中，我们对自己从没见过面的某某教授敬仰，是因为他的人格或学识影响了自己。《苟子·劝学》：“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其意是说，学习的途径没有比爱好教师再快速了。这就告诉我们，现代远程教育中的教师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影响学生，使他们喜欢自己，以便产生一定的学习动力，从而达到应有的学习效果。 其次，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教师必须不断地更新知识，掌握一定的多媒体技术，以便更好地传授知识。现代远程教育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概括起来讲，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专业知识随时更新要快。因为时展变化快，作为教师不仅仅要求自己精通业务，还应捕捉专业发展的前沿信息，以便提高自己的学术理论水平，及时地吸收那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新知识，尤其是对那些变化较大较快的专业知识，更应如此。这里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二是专业知识因人更新要快。现代远程教育的对象绝大部分是成人，而这些人在学习中无疑有着诸多困难。《礼记·学记》上说：“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这就要求教师传授知识时一定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他们的自学为目的。 三是要掌握一定的多媒体教学手段，积极参与课程建设。作为一位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我们说，未必要成为一名多媒体教育技术的专家，但是必要的、基本的、常识性的多媒体技术还是应该了解和掌握的。这样更有利于自己对知识的传播手段有所选择和有效地利用。同时，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积极参与课程建设，不仅有利于教师认识水平的提高、合作意识的增强，而且有利于其专业技能的发展、知识结构的优化和教学方式的转变。 四是要用新知识启发学生。在具体的授课中，无论面授或网上授课，都要注重用新的材料阐明自己的观点，做到深入浅出，不故弄玄虚，并切忌浅人浅出式的庸俗化。另外，结合学生学习的内容，还要经常提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新问题，开展书面讨论或网上讨论，并适当地给以引导，借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便达到学生“好之”、“乐之”的理想效果。从而改变他们被动学习的模式。 五是要有良好的教学支持服务态度，解惑准确、及时。在现代远程教育中，学生由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学习的主体，他们有着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和学习主动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是否便利来选择学习的时间、地点、内容和进度。这就要求，教师在充分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同时，还必须能够更多地担负起指导学生的担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信息和学习资源，提供较好的学习方法。另外，要将自己的联络方式(如电话、E—MAIL、BBS网址等)告诉给学生，以便学生在自学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向自己提问。同时，教师对学生提出的知识性问题要认真、及时地进行回答，做到有问必答，力求准确无误。而对于学生提出的带有研究性的问题，要适时进行开导。这种开导主要是向学生提供一些思维方法，重在“导疑”、“导难和“导法”，而不是具体的内容和答案。如果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以良好的心态做到以上几点，那么教师这时得到的回报，无疑是学生的信赖，或者是仰慕。由此，现代远程教育中“严师”风尚的形成，也就不期而至，教师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 总之，中国的传统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虽然说从载体到教学方法等均有很大的差异，但总体来讲，还是一脉相承的。其中，教师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传统教育的教师地位与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师地位虽具有较大的变化，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但同时也有着不可否认的共性。 比较教育论文:试论现阶段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的比较分析 论文关键词：比较　道德教育目标　教育内容　课程载体 论文摘要：中学生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国民道德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在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通过比较研究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的异同，可以总结出其中一些合理的方面，为我所用，进一步促进我国中学生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日本在中学生的道德教育方面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通过对比研究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的异同，借鉴与吸收其有益经验，对我国中学生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有重要意义。[1] 一、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方法的比较 （一）中日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方法的共同点 1、两国都高度重视中学生道德教育且针对性强。中日两国都把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作为整个道德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日两国教育部门都开设了相关课程；2、采用多种教育方法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形成道德教育合力为了实现中学生道德教育目标，两国政府与教育部门都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3、注重中学生道德教育的整合化和现代化。所谓中学生的道德教育整合化，是指在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综合多种教育资源，对其进行道德教育，达到提高其道德水平的目的。 （二）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方法的差异 1、中国侧重于正面教育，日本侧重于文化氛围的营造。在中国，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主要侧重于正面的、直接的、正规的教育方法。而日本的中学生道德教育主要侧重文化氛围的营造；2、中国中学生道德教育方法的相对单一和日本的“三位一体”。中国政府与教育部门在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学校教育。而日本的道德教育是在学校、家庭和地域社会三位一体的联携下进行的；3、中国中学生道德教育绩效考核以考试为主，而日本的道德教育绩效是多方面考核相结合。 二、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目标的比较 （一）中国中学生道德教育的目标 我国十分重视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为此在中学阶段开始思想政治课程。2005年，教育部《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规定，中学教育阶段的德育目标是：“教育帮助中学生初步形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学习的理想，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逐步形成公民意识、法律意识、科学意识以及诚实正直、自力更生等心理品质，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和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 （二）日本中学生道德教育的培养目标 日本强调恪守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但也积极的推进民主改革，强化民主教育。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把培养学生成为“面向世界的日本人”作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强调以培养完美的人格为目标，人们应当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注重劳动与责任，成为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的国民，使其成为和平国家与社会建设者。 三、中日中学生道德教育内容的比较 （一）我国中学生的道德教育内容 我国政府一直重视中学生的道德教育，教育内容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而更新。2005年，教育部《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规定，我国中等教育阶段的德育主要内容是：“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开展法制教育，开展青春期卫生知识和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社会公德和劳动技能教育。 （二）日本中学生的道德教育内容 日本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一直强调对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理解与关心，病随着时代的变化补充新的内容。日本中学生的道德教育有以下几个方面：重视个性教育，突出学生主体；重视协作精神，突出群体意识；重视劳动教育，强调道德实践；重视民族传统，善于吸取外来文化；重视人生观教育，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四、日本中学生道德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一）中学生道德教育的重心要转移到培养实践能力上来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产生作用。这种内化过程，需要一定的社会实践作为这些转化的推动力和“催化剂”。日本道德教育有重视实践的传统。中国则不太重视实践性，方法陈旧，缺乏创意。因此，我们中学生德育必须讲究方式，注重无形的教育；同时还应注重德育环境建设，使得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相得益彰，发挥出环境的育人功能。 （二）中学生道德教育应该以人为本，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道德状况和道德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满足学生现实生活中合理的道德需求。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对德育内容的内化，使学生的主体精神、道德思维和道德判断能力得到提高，又有利于促进学生道德规范的自我建构。 （三）要坚持对中学生的道德教育内容进行继承与创新 我们中学生道德教育内容要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我们在对中学生道德教育内容记性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批判吸收的原则去对待传统与外来道德资源，及时更新道德教育内容。要使德育内容能够与中学生的理解能力与接收能力相适应，要更贴近现实生活，要更满足中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四）要重视中学生道德教育的渗透性，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要重视教育中学生的渗透教育，日本中学设有专门的道德课程不是简单的理论说教，而是采用讨论方式，将德育教育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这些做法既抓住了教育时机，又让学生们有了深刻的生活感受，能够加深学生对教育内容的理解与消化，实效性非常显著，如同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样难以忘怀。我们要积极借鉴这一方法，增强我国道德教育的时效性。 比较教育论文:试析大学生性与人格教育体系比较研究 [论文摘要]文章主要结合国内外学校性教育的发展历程，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性教育的价值取向、性教育的内容、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我国大学生性教育应坚持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综合性教育观念，加强师资培训及教材建设，创新教学体系，提高我国大学生性教育的实效性。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 性教育 人格教育 比较 大学生恋爱问题一直是高校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近年来特别是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同居现象、因性而引发的犯罪现象日益增多，应引起高校教育者的高度重视。2008年1月19日《郑州晚报》以“女大学生杀情人碎尸，悲剧为何发生？”为题报道了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19岁女生张超和男友杀死包养她的大款，张超手持DV把残害、分尸的过程拍摄了下来，她被称为“女版马加爵”。在宣传预防艾滋病的措施中，有的学校安置了避孕套自动售套机，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有的大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拒绝婚前性行为，同样也使人们议论纷纷。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人才，怎样引导他们在掌握专业知识理论和技能的同时，学习科学的性知识和理论，树立正确的爱情、性价值观念及道德观念不仅有助于保证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主要结合国内外学校性教育的历程，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性教育的价值取向、性教育的内容、途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试图为我国大学生性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坚持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综合性教育观念 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瑞典、荷兰以及英国等国家的性教育发展得相对比较成熟，这对我国加强大学生的性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至70年代初。本阶段的性教育是无指导的性教育。它欠缺性教育的知识性与道德伦理的结合，结果是青少年的性活动行为没有得以减少。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的 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许多国家提出了既应关心性知识的传授、也注重性价值观念教育的性教育价值取向。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这一阶段的性教育既可以叫指导的性教育，也称性纯洁教育或禁欲教育。由于性病、艾滋病等疾病的增多，西方的性价值观开始向传统作某种程度的回归。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性教育的高峰期，提出制定宣传“婚前性节制”的基本教育大纲，并且配合推行预防艾滋病大纲。到了20世纪90年代，重视持久地对青少年进行性道德教育。美国第一次性纯洁会议于1997年在华盛顿举行，联合国会通过为性纯洁教育巨额拨款的法案，讨论学校的课程设置。总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性健康危机，美国提出以品格为基础的性教育模式，并于20世纪90 年代开始致力于“以品格为基础的性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前，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一观点，更多的人赞成以人格为基础并以禁欲方式进行性教育。从20世纪70年代后，特别是80 年代以来，在日本学校采用“性指导”的方式，讲授性科学知识及理论，在日本横滨国大开有“性的比较行动学”“性的心理学”“青年的性”等七个讲座的关于性知识的内容，学校制定的性教育目标是：把性作为人格的基本部分加以综合看待，确立男女平等的正确异性观，促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从而塑造高尚的人格。 综上所述，世界性教育经历了反对性和性自由两个阶段后，养成高尚的性道德、确立正确的性价值观以塑造良好的品格是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性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着两种性教育理念：“安全性教育”和“纯洁性教育”。“安全性教育”是以避孕措施为基点的性教育。这种观点在我国高校主要表现为生理学取向、心理学取向和社会学取向。“纯洁性教育”认为在性教育中不只是让青少年掌握性知识，重要的是确立健康的性道德观，规范其性行为。把性教育与健全人格培养结合起来，对于青少年而言，性的核心问题就是自尊、自我控制和责任心的问题。对大学生进行综合性知识教育，培养健全的人格，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贞节观，避免婚前与婚外性行为；确立正确的性道德观，对性行为负责任的态度。 二、重视对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的性与人格教育 国外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性教育的内容安排。世界上第一个进行青春期性教育的瑞典，1942年开始在义务制学校中对7岁以上的少年儿童进行性教育，青春期性教育已经开展了半个多世纪。瑞典大学生性教育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其教育效果也是最好的。如瑞典高校设立了性教育与咨询机构、制定性教育指导纲要及相应的法律法规。1973 年全美114所医学院校中有110所开设性教育课程。可以说，国外的性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大学生也不例外。 我国的性教育起步比较晚，新中国成立后从禁闭、兴起到目前的发展时期，值得我们欣慰。第一个阶段是性教育的禁闭时期（1949～1977年）。此时，青春期性教育没有被列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议事日程中。所以，学校很少把性教育当作教育的任务。第二个阶段是性教育的兴起时期（1978～1987年）。此时，社会各界开始转变陈旧的性观念，逐步迈出性教育的禁区。1979年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中小学卫生工作的规定》里提出了加强青春期教育。第三个阶段是性教育的发展时期（1988年至今）。1988年原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会联合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青春期性伦理等教育是青春期性教育的主要内容。性伦理等教育是青少年性教育中较难但又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性伦理观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核心。因此，中小学青春期教育在全国范围展开；大学生性教育更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遗憾的是，国家、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关于大学生性教育方面虽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但收效甚微，大学生没有受过系统的、规范的性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生的性教育状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比较理想的爱情教育、20世纪90年代艰难探索的性教育后，进入新世纪的性教育正走向人性化与法制化。 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性教育的开展还处于探索之中，没有在大学普及性教育。数据表明，大学生性安全和性病预防知识严重不足。知道意外怀孕和性病预防的最高不超过50%，不知道的比例，最高为55%。因此自我保护意识差，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女大学生。由于生理与心理的不平衡发展，大学生产生了各种不健康心理及众多的性心理障碍和疾病，例如性角色困扰、对手淫的恐惧等。有的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学习及工作；严重的导致走向了性犯罪。在作者开设的“大学生性与人格教育”公选课的调查中，100%的学生认为课程开设很有必要，希望得到老师系统的指导。多数学生表示渴望学习性生理心理知识。因此对大学生开展系统的性教育是必要且重要的，同时应加强对女大学生的性教育尤其是“母性”教育。 三、构建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大学生性教育内容体系 从国外性教育来看，表现出内容丰富、形式与方法多样化的特点。例如瑞典1955 年把性教育课列为必修课，性教育的理想目标是恰当地习得人类生理、精神、社会方面的知识，促使青少年在性观念、性行为以及家庭等方面有能力做出人格与社会责任的选择，通过价值标准的发展而获得社会关系的满足与责任。性教育的课程由1975年前关注于生理教育，逐渐增补了性道德、性伦理、性评价等信息，主要内容有生理、心理、社会、人际关系、责任选择及性行为的感情、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性教育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1991年的一项全国性课程大纲研究报告指出，高校性教育内容包括性知识、性价值观、两性间的交往技能、责任心四方面。 我国香港教育署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提出青春期性教育，其采取比较含蓄的性教育方式，主张在学校不设立独立的性教育课程。性教育的内容既包括性生理知识也包含性价值观的教育。性教育的目标是教育学生具有开明和负责任的性态度，塑造良好的自我意识，真正体会人生的价值，建立正确的性伦理道德观，正确处理性问题。我国台湾性教育在师资培训、课程教材建设以及教学方法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除了在健康教育课程中更多地讲授性教育内容外并努力将性教育发展成为一门单独的课程。老师利用班会等课余时间和学生共同讨论性教育问题。台湾学者认为，性教育除了讲授性的知识外，更为重要的是养成正确的态度和确保健康行为的实践。因此，性教育应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至于性教育的形式，应采用学生辩论、个案研究、心理剧等。总之，要鼓励学生人人参与教学活动。 我国大学生性教育的内容和组织形式不够系统和完善。性教育内容不系统、不深刻，没有统一的性教育必修课程设置，其内容只是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的一个章节，着重于生理卫生或性道德方面的知识，也有在此基础上增设的有关恋爱、婚姻家庭方面的知识，但是人格教育、价值观及法律知识过少。因此，性教育形式单一化，主要采取讲授的方法，学生的积极性不高。实际上性教育不仅仅是伦理道德知识的教育，更应是生理、心理、伦理和法律等的健全人格教育。 因此，性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从性生理心理知识、性道德、性法律等方面展开，并以性道德和性价值观教育为核心，积极构建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大学生性教育内容体系：以追求真爱为核心，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以责任意识为根本，完善大学生的道德人格；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培育大学生的法律人格。加强性教育的教材建设。在作者主编的《大学生性与人格教育》教材中， 课程内容设计方面，宏观上从性生理学、性心理学、性伦理学、性教育学、性法学等多个方面，科学地构建起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大学生性教育知识和理论体系。微观上解决大学生恋爱婚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确保大学生健康成长。本书分两大部分：上篇主要介绍和研究性生理性心理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是大学生性教育的基础。下篇主要研究性伦理性法律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大学生性教育的重点。全书包括大学生爱情心理概述、青春期性生理发育与性问题、性传播疾病与性健康、性心理发展与健康教育、恋爱与择偶、性革命述评、性的伦理道德概述、性道德规范、性自主权与婚姻自主权、性结合法、夫妻关系法、性离异法、性违法与性犯罪共十三章内容。教学中应采取课堂讲授、学生参与讨论、案例分析等灵活的教学方法。总而言之，要教育学生关注自身的情感和人格发展，人人参与教学活动，提高教学的实效性，确保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四、积极发挥性与人格教育的综合力量 美国于1912年就决定培养专门的性教育师资力量，并且有明确的性教育师资的选择和培训标准。我国台湾组织建立了“家庭生活与性教育中心”，指导一支专业队伍进行性教育的教学、科研、培训、咨询等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效果。然而我国大陆高校性教育师资力量的匮乏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高校性教育存在着师资力量的不足。据作者掌握的情况，大部分学生性知识的来源渠道是书摊杂志、电影、电视、同学等。据人民网报道：大学生6成靠夜谈获性知识，3成未婚先有性。一半人对学校性教育不满。多数学校健康教育课由保健医师、医生或随时抽取其他任课教师进行讲授，教学效果也无人关注。因此，应加强高校性教育师资的培训工作，保证性教育科学正规地开展。 大学生的性教育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密切配合。因为家庭是性教育的基础，学校是性教育的关键，而社会是性教育的大环境。家庭性道德观直接影响着青少年性道德的形成和性行为的选择。尤其是家庭环境、父母的观以及父母对待家庭和婚姻的态度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及深远的影响。因此，学校教育必须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近年来，国际上通常采用的青春期性教育方法和比较成功的模式包括瑞典、荷兰的早期学校性教育，源于澳大利亚并流行于英美等国的“同伴教育”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倡导的“ABC”性教育活动等。性教育需要社会、家庭和学校三方面密切配合，其中学校必须建立起一个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才能有效地实施性教育，达到性教育的目的，从而有效地解决大学生的恋爱及各种性问题。因此建议：建立一支业务精良的高素质专家教师队伍。开设“大学生性与人格教育”或“情爱与人格”等通识课程。发挥学校心理咨询的优势；高等学校的学生辅导员、班主任等应切实关心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加强同伴教育的培训等工作，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要解决大学生的性教育问题，就必须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发挥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正面积极影响。 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织更替的特殊时期，对正处在青春期的大学生开展有中国特色的性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之一。由于我国中学性教育的效果不明显，对大学生进行性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在性教育中应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对大学生进行性教育应与健全人格教育结合起来，主要从性生理心理、性伦理、性法律等方面展开，积极构建适合大学生健康发展的性与人格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师资培训，并应当努力探讨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的高校性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