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浅谈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因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口头文学、传统工艺、风俗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集体族群的独特标志,是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财,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人文价值。正是民间的存在,才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为热爱、创新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现代信息电子的冲击,有的甚至没能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必须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好民间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环境,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得以长期传承。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文学等多种观点,之所以确定它的权利归属,是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得到更好的保障,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更好地创造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实现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一、该如何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 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这一特殊土壤,很多流传多年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保障利益的均衡。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大多涉及多个个体,他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承担着创造、表演、传承、记录等职责,都为民间文学艺术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就需要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过程中采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规定确定到个人头上。但是在确认权利归属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到个人,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给予保护,但是要把握好保护程度,因此,必须确保公平,确保利益均衡。二是保障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成果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以此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三是保障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确认其权利归属必须以保障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前提,促进它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继续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分析 理论界始终未停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国家主体论、集体主体论和个体主体论三种观点。个体主体说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早期理论,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启蒙状态。个体主体论认为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对其保存和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将主体难以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归传承人所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狭隘认识,这是因为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集体协作而产生的,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传承人的变化,也就是传承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存在多个传承人,且每一个传承人也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经过认真挑选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学者在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国家主体论。他们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广泛的拥有性特点,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文学艺术都是在共有领域使用,因此认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应为国家。这样既可以使存在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争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又可以使民间艺术真正实现让每位国民共同享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确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并未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属于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近年来,集体主体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是,对于主体难于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它的集体族群作为它的所有者。这一观点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较为封闭的环境,由整个集体族群掌握。集体族群中众多成员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而非某个个体传承人,也非国家,这种观点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保存和传承发展。那么集体群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具有什么可行性呢?它可以成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管理组织-社团组织,承担本群族内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传承和发展职责,促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社团组织作为诸多民间文学艺术群体的代表,便于组成社团组织联合体,共同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作用;社团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主体进行诉讼维权,确保其被合法利用。 三、结语 总之,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集体创造的财富,其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所有,这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特点,也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弘扬和传承发展,更好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作者:刘也畅 王昊 郑学来 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唐山市机场路小学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现状分析 一、“口头诗学”式的美学渗透史诗 以声音为媒,创作、传递与接受在同一场域。一场史诗的演述中,歌手在全身心投入的演唱(或讲述)中,有着特定的仪式背景。歌手往往处在与神灵相通,与他界无相隔的状态,因而,歌手的演述引导听众超越现实种种局限。民间文学讲授者——教师的讲述,若能对史诗歌手演述的精髓进行新的演绎,怎不会把同学们带进美妙的民间文学殿堂呢?以史诗的演述为例,民间文学课堂的口头演述的再演绎就有了明确的活蓝本。史诗通常在人生重大仪式中演述。北方的英雄史诗常在生老病死等人生重要仪式上演唱,《格萨尔》在藏族的人生礼仪习俗中演唱——新生儿降生的时候,吟唱史诗中格萨尔王从天国降生人间的段落;丧礼上则吟唱格萨尔王功德圆满、重升天界的段落。蒙古卫拉特人举行婚礼时,请江格尔奇演唱《洪古尔的婚礼之部》,求家庭幸福和睦。南方的史诗演唱同样与人生仪式紧密相连。海南乐东等地的黎族当孩子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以“摇篮曲”的形式给孩子哼唱民族史诗《褪祷跑》。广西巴马等地壮族男方到女方家接亲的那个晚上,男方接亲的人要在女方家唱《布洛陀》中的“造婚姻”、“造风俗”、“造礼仪”等内容,从而显示男方这一家的人懂历史,懂古训,有知识,有教养,让女方家放心。广西巴马壮族在六旬以上、德高望重的老人死后,要举行较大的丧葬仪式,在仪式上要吟唱全篇史诗《布洛陀》送魂。 由上可见,在人生礼仪中吟唱民族史诗,除了有某种呼唤祖灵的功能以外,更多的是在一个人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起点和终点传授民族历史和民族传统,培养民族的认同意识。这些活动场合大部分庄重肃穆,一部分也渗入比较轻松活泼的气氛,显示了一种从实用到渐带娱乐性质的倾向。民间文学教学与史诗讲述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有了一个全新演绎的契机。笔者以彝族的史诗演述为蓝本,对照讲述《民间文学概论》的“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的“民间文学概念”,“民间文学的价值”、“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等内容,笔者就以庄谐并用的演述方式,精炼与个性化的语言,民间文学音像的运用,把灵魂深处的深层热爱忘情地融进民间文学的讲述,从而把同学带进了一个如同史诗演述的境地。在课堂里,不是单一的知识讲授,而是对民间文学的欣赏、投入,把激情投进其中以后,再以理性的眼光讲述其中的知识点,让同学们能够在一种忘情的情境中,认识到民间文学的“瑰宝”特质。为何课堂的知识讲授与史诗的讲述存在着类似的美学特质呢?我们以史诗的演述的主要因素与民间文学课堂的若干要素作一个对比,可看出民间文学演绎史诗演述之美的可能性:史诗演述与课堂讲述的比照,可知,课堂讲述与史诗演述有一些不同点,史诗演述背景是重大民俗事件,讲堂的讲授背景是高校的人文素养培养。史诗的演述以唱为主,而课堂以口述为主。但两者也存在着诸多相同点,最大的一致性是以声音传递为基本要素。课堂以口头讲述为主不用赘言,史诗的演述同样以口98头传递为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Tedlock)所说:“口头诗歌始于声音,口头诗学则回到声音。”因而,强调语言的生动性与现场效果;此外,两者同样以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为理想;同样需要讲述者全方位的素养;强调讲述者与接受者因时因地而产生的“神来之笔”的瞬间心灵共鸣。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的教学对讲授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讲堂讲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在一种心灵感应、发自灵魂深处之热爱的状态下,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激发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培养文化多样性观念,增加人文素养,提高文化创造力。具体到教学过程而言,这不仅要求讲授者有民间文学的知识,还要有热情与灵魂的投入;讲授者不仅要准备教案,还要化知识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口头语言;不仅要把知识点讲授清楚,还要把民间文学的多元文化精神传递给学生。笔者以史诗演述的观念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取得了较好的美学渗透效果。在神话的讲授过程中,把流行歌曲的激情与神话的激情作对比,让学生耳目一新;对民间谜语的讲授过程中,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知识储备,师生互动,本人能迅速地猜出学生出的谜语,让师生的角色互换,达到了口头传递的另一种效果;让学生看民间小戏等视频,起到了增加讲述情景的作用,辅之以自己的深入体会与情感归依,加强课堂沟通的感染力。 二、美学渗透与学术性的交融 民间文学讲授不能脱离民间文学的学术性。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学术性要求不一样,后者侧重培养思辨力与创造力,前者侧重于民间文学情怀及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民间教学要让学生领略其“本真之美”,民间文学之美不因为即兴的感受而消失,而是从心底追求它,把它当成自己知识与信仰的一部分。这需要讲述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今的大学生大多沉迷于流行文化,容易被流行文化所蒙蔽,把流行与主流,把流行与唯一选择划上等号。讲授者以学术的理性,让学生认识文化多样性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大学生素质提升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性。民间文学教学运用恰当的思辨性讲述必不可少。以福柯的话语权来分析种种流行话语、政治话语对民间文化的遮蔽,让学生认识民间文学本真之特质:不管你说不说它,它就在那里。民间文学,如广西的史诗与民歌,因为流行文化的冲击而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冷落,但它的文化多样性价值,以及对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却永远不会消失。因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旅游的兴起以及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回归等学术增长点,可以让大学生感悟民间文学的永恒魅力的实质。另外,民间文学因其作为对象,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也可以此激发学生对它的热爱。如对谚语、俗语的学习,从一般的认识角度,它只是一种的民间文学体裁。但由于民间文学的多重学科价值,因而它也具有了独特的认识功能。民间文学既浓缩了人类情感的真善美,也是社会情感的缩影,从中可以提炼出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起到了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的作用,对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而,谚语等民间文学又具有原材料的价值。如有的学者以民间文学中的谚语为例,阐述中国社会的“气”,并将之归结为“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对民间文学至真至善的认识,可进一步促进学生对美的情感认同。当今社会很多美学理念(特别是后现代的审美追求)往往因为走得太远而偏离了人之初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口头文学可为当代社会注入新的血液,对于人性的偏差是有力的补救。民间文学可以为大文学注入力量。笔者以大文学观的文学人类学理念,指出“于人类学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提出对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的‘中国文学’学科,做批判性的反思,质疑其西化的现代性范式的普世合法性,揭示其遮蔽、割裂本土文学特性和丰富性的负面作用,并针对性地提出‘活态文学’等三组具有还原性的认识策略,打破随着西学东渐而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建构出的学科本位主义,倡导一种着眼于‘地方性知识论’的本土观点,论说重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文学人类学的新理念阐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对于提升学生的认识,起到了理性带动情感、求真带动求美之效。笔者讲授中既参考教材的知识点,也跳出教材的框框,查阅相关内容的最新学术成果,选取可深入浅出的、适宜于本科教学的学术视角与同学共分享,以期达开拓视野,打开思路,促进情感提升与认识能力的提高。 三、美学渗透与本土文化自觉 民间文学的教学,除了培养人文素质,还担负着文化自觉的责任。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最终归结为文化的竞争。当前中国文化的危机之一,其根源不在于因为开放而带来的西式文化的影响,而在于吸纳新的文化时,随便屏弃民族文化。人文学科应担负起加强民族文化自觉的责任。“‘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文化自觉由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现在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作为民间文学讲授者,最有可能把这一主张审美化地传递给学生。其原因有二:第一,文化人类学与民间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人类学家在考察文化模式,总结文化演变规律时,通常从较为封闭的传统文化中提取材料,因而,传统文化就成了文化研究的天然“实验室”。民间文学恰恰是传统文化中最富于审美化与知识化的内容,因而,民间文学本身是民族文化自觉的最好对象,亦即是对自身文化“自知之明”的最好对象。第二,在提倡文化自觉时,文化人类学也强调体验、调查为手段,论证“自知之明”的重要性。由于口头传统文学的审美性特质,它以真挚的情感内容与精炼的审美形式让学生认识地方知识、民族文化,从而积累成民族文化自觉。笔者的讲述对象主要来自广西,因而,要激励他们的文化自觉,首先要让他们体验家乡的民间文学,进而关注广西的、全国的民间文学。笔者在讲授中,注入了自己个人的情感,以家乡对自己的熏陶为例,从而从热爱家乡,进而热爱广西,更进一步热爱全国的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化,达到了文化自觉的意识。笔者在讲授中,也引导学生从家乡的民间文学出发,进而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当然,笔者在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时,也充分让学生明辨本土文化与广西文化、全中国文化甚至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到“自知之明”与“他知之明”相结合。以广西本土神话为例,阐明各地的盘古神话与广西总体盘古神话的关系,再明晰它与中国盘古神话的关系,进而了解它与世界上其它创世神话的关系,就可能让学生做到文化的自明,从而避免对西方《圣经》创世神话的片面认识,对自己文化因子的漠视与缺失。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文就史诗与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的关联性,作了初步的探索。讲述民间文学应关注、挖掘其能为大学生接受的学术增长点,在美学渗透中,引发思考,提高思辨能力;在传授口头文学传统中培养文化自觉意识。若更多同行投入到对民间文学教学的探索,定能促进学科教学水平的提高。 作者:林安宁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论文 一、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它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企业岗位所需要的能力培养上,这有别于大学本科教育侧重于对学生的知识培养和科研培养。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在根据各自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课程设置时,大多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把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作为课程目标的基本要素;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行业标准接轨;强调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并重等等。不难发现,高等职业院校把学生技能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其在进行课程体系的开发与设置时更多的将重心倾向于专业课程,而对于基础性的公共课程却重视不够。这些无疑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学生毕业后进人企业时能快速地融人工作岗位,胜任自己承担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学生其他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却无法得到加强。民间文学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样。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通过大学语文、文学鉴赏等课程中民间文学的学习和鉴赏,不仅可以了解我国古代想象丰富的神话传说(例如女蜗造人、后界射日、夸父追日等),还可以领略许多情意缠绵的爱情故事(例如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不仅可以学习寓意深刻的童话寓言(例如愚公移山的故事),还可以感悟慷慨悲壮的爱国篇章(例如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故事,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等等。这些不仅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加丰富,同时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帮助学生把专业知识学得更扎实、更牢固。 二、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本雅明说过:民间文学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对于民间文学,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罢了。从我们唯呀学语开始,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就给我们讲述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吟唱一些熟知的民间歌谣,这些都是民间文学的组成要素。民间文学除了充当我们的启蒙教科书之外,它还是我们人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本指导书,对我们的人生起着指引的作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等中渗透着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对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俗话说:要学做事,先学做人。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要培育出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健全的人格无疑是保障。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们可以充分利用民间文学中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素材,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帮助学生建立起健全的人格。例如,大禹治水的故事讲述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人。不仅展现了古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勇气和才智,更体现了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恰恰是现在许多企业对青年从业者的一种期望。另外,民间文学中许多关于爱情的经典故事,对青年学生尤其是女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审美意义。例如,中国四大古典爱情故事,即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白娘子永镇雷锋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既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又给我们传达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这样的爱情观,对于帮助学生正确处理大学期间学习与恋爱的关系有很多的指导作用。同时,民间文学的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马克思曾经说过:“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换气他对祖国的爱。’由此可见,民间文学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任何作品也替代不了的。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作为基础课程教学的大学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富含思想的文学载体,在课堂上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培养与熏陶。例如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主义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质朴、勇敢、坚强的高尚品格,时至今日对现代的青年学生仍然有启发教育意义。 三、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所谓的职业能力是指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所具备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它既包括了胜任某一职业的必备能力(任职资格),同时也包括进人职场之后的职业素质和职业管理能力。作为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组织教学、管理学生、参透教材、研习教法等多种与教育教学相关的综合能力。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熟练的职业能力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是为自己谋取到更好的二次就业的机会。例如,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与本科生相比,高职高专的学生大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文化基础差,人学成绩普遍偏低,有些甚至是刚刚上专科线投档线的学生,对于他们来说写作是件让人头痛的事情。而通过民间文学的教学,如神话传说中的超凡脱俗的想象,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这有利于学生的写作水平的提高。另外,许多的民间文学作品语言质朴清新,且使用较为丰富简练的口语,这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大有卑益的。 四、总结 总而言之,民间文学无论是在知识传授,还是在道德塑造;无论是在礼俗伴生,还是在娱乐休闲方面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钟敬文教授曾这样说过:“民间文学所能给予人们教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这种自发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不但在民族非正统教育起着经常的和巨大的作用,它在我们新时代的教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有效手段的一部分。”因此,高职职业院校可开设相关课程,利用民间文学教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学生启迪智慧、净化心灵,从而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综合素质全面的高技能型专业人才。 作者:陆时红刘娟单位: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非遗保护理念与民间文学教学 (一)民间文学教学理念的拓展 1.从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到民间文学作为非遗课程——课程属性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我们一般把民间文学归为民间文化或民俗的一部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后,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之一。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中国进行文化应对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促生新的文化现实,是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是经济转型的强大支撑,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政府、学者和广大的民众争相参与的全民运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把民间文学作为文化知识传授的教学理念,而积极采用民间文学作为遗产的教学理念。具体来说,民间文学作为非遗的教学理念改革,主要包括教师身份理念的改革、学生角色理念的改革。 2.从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到民间文学保护的组织者——教学主体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民间文学教师往往作为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在为学生宣讲民间文学的知识和民间文学文本,而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师不仅仅是文化的宣讲者,更是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上,教师要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传承者,在传授民间文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积极组织民间文学传承的主体即学生参与到民间文学各种活动中来,最终实现民间文学在传承中保护的效果。 3.从民间文化的接受者到民间文学的传承者——教学对象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作为学习文化知识的接受者,是整个教学活动的观众或听众。这种教学客体化的理念深刻影响了民间文学的活态化传承,几乎使民间文学丧失了巨大的很有潜力的优秀的民间文学传承群体。从广义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并不是某个个体,而应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层次:核心传承者,重要传承者,一般传承者。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作为民间文学一般传承者或重要传承者参与民间文学活动,并在活动中享受民间文学的情感道德熏陶和艺术感染。郑土有先生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一文中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如何使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活态’的生命形式得以继续传承,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通常的做法是对少数掌握技艺的传承人进行保护,但本文认为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虽然当代的大学生早已不是儿童,但作为整个未来社会的文化精英群体,如果能在民间文学学习过程中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习得民间文学遗产资源,将为未来社会的民间文学传承和保护,甚至为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积累巨大的能量和资源。 (二)民间文学教学内容的拓展 1.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模式到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往往是围绕民间文学教材讲授整个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从民间文学概述即民间文学的概念、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和研究方法等逐一进行介绍开始,再到民间文学的类型即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史诗、民间俗语的讲述,最后,阐述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与民俗学的关系,与人类学的关系,与社会学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课本知识”。如果仅仅讲解这些书面的知识,那么教师课堂教学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费孝通先生“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费孝通先生)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而应该以更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作为民间文学的教学内容。“民俗学、民间文学教材不是学生唯一的学习资料,教师要把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用可用的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如博物馆、科技馆、科研机构、社区服务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师生可利用的资源,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讲座、讨论和见习、实习等途径来扩大教学内容的‘广度’。师生可利用相关的文化网站、公共数据库等网络资源的信息共享来进行收集资料和学习,教师要向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网站,指导学生学习。”如“中国民间文学网”、“中国民俗学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等网站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料,如中国民间文学网设有“解梦故事”、“民间故事”、“传奇故事”、“越剧”、“黄梅戏”等栏目以及相关民间文学、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网站的链接,这样的网站和博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便捷接近民间文学的空间。 2.从传统民间文学文本阅读到民间文学活态表演情境观察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直侧重书面知识的传授,而非遗保护活态传承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应该突出民间文学田野语境中的活态的表演方面的教学内容。平面的民间文学知识在学生平时的阅读中完全可以掌握,而在民间文学课堂上尽量让学生领略到鲜活的、立体的活态表演,毕竟很多民间文学作品都是立体活态的表演形式存在,对活态表演教学内容的添加不仅有利于增加学生学习民间文学的积极性,更能让学生在田野语境中了解民间文学作品的原貌、领略民间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和鲜活魅力。如讲到《格萨尔王传》时,可以带领学生到演唱现场去感受《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了解藏区民众对《格萨尔王传》的情结。 3.从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到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的应用已有的民间文学教材,如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段宝林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万建中著的《民间文学引论》等,可以满足民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了解基础知识的需要,但这种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已经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活态教学内容的需要,建立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就显得很有必要。好在现在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正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数据库就可以运用于民间文学的教学实践。 (三)民间文学教学手段的拓展 1.从单纯的文本话语分析到语境中田野调查的拓展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往往以对民间文学的话语分析为主要手段,当然,这是民间文学课程学习所必须的环节,但田野调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主要的工作方法和前提条件,必须引起民间文学教学者的注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授田野调查方法无疑就是授学生以“渔”。“田野调查有助于学生感性体验与真正理解民间文学的概念与范畴;了解民间文学的传承环境,认识民间文学的特征与功能;体会民间文学的价值、意义及民间文学课程的重要性。当然,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培养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意义更是毋容置疑。”因此,积极地组织学生走向民间文学的情景语境的田野,把课堂教学和田野调查有机结合起来,一定会让同学们在调查过程中感知到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民间文学的无穷魅力。 2.从民间文学知识的学习到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般把学习和掌握民间文学知识作为教学的主要目的,很明显,把民间文学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文献知识,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部分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是活态的文化,而且是需要现代民众不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习得”本为语言学术语,是指在日常交际环境中通过自然的运用第一语言能力而逐步地、下意识地发展这种能力。民间文学的习得传承即是在潜移默化的情景语境中无意识地获得民间文学文化知识,进行民间文学的传承。民间文学知识性学习往往理解记忆为主要手段,而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则以参与表演或参与体验为主要手段,如民间故事教学部分,可以请民间故事的传承人来讲课或者带领同学们直接参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表演活动。“民俗文化视频观摩、故事会、讲座、歌舞与戏剧表演等都是深受学生欢迎的形式。” 3.从单向讲授到多向参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方式往往是教师单向输出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即在整个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以观众或听众的身份学习理论知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性、传承性理念启示我们,必须注重作为民间文学主要传承群体的大学生改变以往观众或听众的身份,而成为整个民间文学的演员或传承者。这当然需要民间文学教师的积极倡导和有效的组织。如在神话教学中,可以要求每一个学生先从家长那里学习到至少一个神话故事,然后再讲给同学们听,在这一教学环节中,学生、家长、教师等都实际参与了民间文学的传承。使大学民间文学的课堂影响到更多的人,从而扩大民间文学的传承范围。当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出发,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也面临着种种目前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现实困境,比如学生的成绩如何客观地评定、田野调查或参与民间文学活动的经费如何解决以及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安全问题、如何与量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对接等。这些都是目前民间文学教学改革面临的困境。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地断然拒绝借鉴非遗保护理念,放弃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尝试。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和民间文学教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民间文学教学工作一定会突破目前的困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王凤娟单位:复旦大学池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的心得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笔者在讲授民间文学课程时,会适当地增加一些再生态或新生态的例子。比如说,当讲到民间歌谣这章时,我发现一些教材中所列举的歌谣的例子离现实较远。像华中师范大学版的《民间文学教程》中的时政歌谣,就有载于晋代《抱朴子》中的一首“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还有载于《明季北略》中的一首明代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3]121。这些例子固然也能说明歌谣的特点,但由于距离现实太远,所以会使学生感到隔膜。所以,当讲到这些歌谣时,我除了讲课本上的歌谣以外,还特地增加了一些能体现我们当代时代特色的歌谣,即再生态的民间文学作品。这样,与学生一起分享当代歌谣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和感触,体会其中所传递的民间智慧和创造力,就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体会时政歌谣针砭时弊的特征和情歌质朴纯真的情感。这些新生态作品中有讽刺权力机构中的腐败者的时政歌谣,如“握着上司的手,点头哈腰不松手;握着纪检的手,浑身上下都发抖;握着财务的手,拉起就往餐厅走”“一心想上,两眼望钱。三餐公费,四处游骗。五毒俱全,六亲不认。欺上瞒下,八面玲珑。九居要职,十足贪官”。还有贴近大学生情感生活的直白且直率的情歌,如“妹妹妹妹你真美丽,温柔美貌你数第一。真想说一声我爱你,却一直没有好时机。情人节是否能约你,爱情的玫瑰在等你”。这类歌谣由于它产生和流传于当代学子的社会生活中,所以就能激发起学生们的极大的学习兴趣。 再如在讲到民间说唱中的“相声”这一内容时,我会将相声发展史上的朱绍文、李德锡、张寿臣、侯宝林直到现在的郭德纲等都向学生作一番介绍。郭德纲的相声是将传统相声在有大众传媒造势的情景下转变成一种被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成功范例,是再生态民间文学的典型例子。很多学生都很喜欢郭德纲的相声。在了解到学生的兴趣点之后,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鉴赏了郭德纲的代表作——《不让播的相声》。通过这种鉴赏,一方面进一步向学生讲解相声艺术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借助民俗学中关于表演的理论,借助对相声中的语境、观众和表演等层面的分析,让学生思考郭德纲走红背后的大众文化的语境。 在教学方法上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生活,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钟敬文先生曾说:“民俗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它如果不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保持联系,那它早就被民众淘汰了。”[4]同样,对作为民俗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如果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将它与当下的大众文化相结合,并赋予其以新鲜的时代气息,那么就必不能充分激活学习主体学习的主动性,必不能使主体(学生)与客体(课程内容)相融合。因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往往会设法通过讨论或辩论等形式来引导学生使之关注当下生活,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例如在讲解民间传说时,笔者就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探讨了传说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在千百年的发展与演变中,梁祝传说以鼓词、歌谣、戏曲、音乐等多种形式广泛地流传于民间。随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目前已被不断地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以此为题材的动画片、电影或电视层出不穷,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我国台湾合拍的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关注。那么,民间素材的文学作品被大众文化再加以利用,其中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曾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过讨论。学生们积极踊跃,众说纷纭。有学生说是利大,因为民间文学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学生说是弊大,因为种种改编与保持民间文学的原生态性是相违背的。对于这些各不相同的看法,我并没有马上做出结论,而是给学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机会,并且针对大众传媒对民间文学的利用,开展了一系列的以“现代传媒的介入对民间文学的影响”为主题的课堂讨论。比如讨论这样的问题:“黄梅戏被加到了通俗歌曲里面,皮影戏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大家认为这样的改编对于民间文学在现代的传播和传承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此,学生们虽然也兴趣盎然,但讨论的结果还是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之进行了总结,告诉学生,这是文艺理论中备受关注并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即民间文学的当代应用研究问题。一方面,民间文学与大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学的改编也不能滥改。之后,不少学生反映,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因为它能引导他们关注现实生活,能启发他们独立思考,能使他们在相互交流中实现共享和共进,对他们进一步深造和习作论文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再如在讲解河南坠子《偷石榴》时,笔者也在学生中组织了一场辩论,论题是:河南坠子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保护是否还能走向辉煌。对此,正方学生持肯定观点,他们从河南坠子的起源及其艺术魅力以及政策保证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反方学生持否定观点,理由是河南坠子所演唱的内容老套,和时代脱节,因而必将被新的艺术形式所代替。同时,由于缺乏继承者,河南坠子还会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其实,这也是很多传统艺术形式目前面临的一个带共性的问题。通过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使学生形成了一种主动探究的意识,也促使他们试图对民间文学的出路作进一步的思考,即能使学生用其所学知识深入而辩证地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就做到了学以致用。 在教学手段上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如今,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等这些影响力超越了纸质传媒的电子媒介的话语权在不断地膨胀,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至审美方式。这正如加拿大媒介学巨擘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5]这对于民间文学的教学而言,就是要充分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要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比如,在讲解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集体性时,如果教师只以文献典籍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等书面材料为例证对之加以论述,学生对之可能就会难以有较深入的理解。如果能借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通过从网上下载的青海民歌花儿等来进行教学,就能生动地再现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出来的生活场景,就能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在讲解史诗这章时,由于学生对史诗这种结构庞大、格调庄严的鸿篇巨制缺乏认识,所以仅用黑板加书本的教学方式就很难向他们展现出这种口头史诗的鲜活性。因此,笔者在授课时就借用了电视上对“当代荷马”——居素普玛玛依老人的报道及史诗艺人的表演录像,从而就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迷人魅力。至于讲解谚语、谜语,可以借用经典影视作品《红楼梦》和《走西口》等的例子;讲解民间故事,可以延伸至影视作品对“巧女故事”的化用等[6];讲解民间小戏,可以综艺节目中火热的东北二人转为例。总之,立体地呈现出民俗语境中的民间文学,越来越成为高校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在这一领域,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显示了它的强大的优势,正确而恰当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结语 评论家雷达在论及大众文学时曾说过:“面对大众文学的浪潮,面对种种阅读分化的现象,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知固守传统纯文学的立场,眼见传统文学被边缘化,备感痛惜,认为传统文学的中心价值受到威胁,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滑坡甚至丧失、堕落,却看不到大众文化中新力量的蓬勃向上。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更高一些,应从时展和文明发展的高度,从全民文化素质和国家软实力提高的角度,从艺术走向千家万户的角度,从文学再也不是少数精英们的专利的角度,来看今天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为合理。”这段话用于我们审视和探索大众文化视阈下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对我们不无启发。以前,笔者总是痛心在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民间文学的发展举步维艰,民间文学教学的处境同样艰难。现在看来,这其实也是将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对立起来的一种看法。因此,如果我们能换个思路,那么大众文化对我们的民间文学教学的改革就不但不是负能量,而且还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张敏单位:河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简述民间文学情境探讨 论文摘要: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研究主要关注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以及主体性,但忽视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借鉴西方最新理论成果,构建民间文学的生活理论,重视情境和表演之于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论文关键词:范式;生活属性;情境;表演;民间文学批评 一、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初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对民间文学的界定都受到过西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真正作为高等院校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什么是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一理论判断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这样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以及知识性特点.把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享受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或“劳动人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只有“知识总汇”才与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有关.但没有被强化突出。所以说。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的定义都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整个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仅是把本土的内容填充进去此体系对中国民间文学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有余波.以致国内民间文学教材之问基本上差别不大:较早的教材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论的观念.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劳动人民”置换为略显中性的“民众”.吸收了新发掘整理的民间文学材料期间虽有段宝林先生主张对民间文学要做立体研究,以及杨利慧、黄涛诸学者重视民间文学的语境等富有新范式雏形的观点.但相关研究对这样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学书写体系还是反思不够.鲜有从学科体制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大多数民间文学教材都没有很好地显示出学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众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浅显的心理暗示。另外,随着文字、图画、音响、影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与运用.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获得空前拓展.其传承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尤其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之后.伴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启用.民间文学的概念也面临着重新思考与界定的任务。 二、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无疑是此种情境下的“另类”书写.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虽然也有部分理论阐述与民间文学现象还不是那么水乳交融,但著者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充满安全感的论述,都昭示着迥异于以往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其《民间文学引论》中的情境、生活属性、表演、民间文学叙事等概念都是第一次在民间文学教材中被论及或强调。把民间文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中去。使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凸显.从而有力地强化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属性.至少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底气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而获得彰显. 也为民间文学研究展示了新范式。相比较而言.以往教材多注重对被文字记录凝固后的文本分析.忽略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情境性.其美学和批评话语系统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这是现代民间文学发展逼迫出来的民间文学不只是作家文学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家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里的基本组成成分。民间文学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表演,表演者和观众是互动的这种情境是被凝固在文字中的民间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首先抓住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语境.去展示或表演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民间文学样式:理论建构意识贯穿全书始终美国著名文论家艾伯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研究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以及读者,也在万著中得到创造性的体现.不过这里的“作品”是生活世界中的活态的文本.与程式化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间生活世界充满民间文学的动感、质感如果说以往的民间文学研究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即仅仅关注文字记载后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学,那么,万著《民间学引论》似乎更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某种情境下更强调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返回到生活中去.以获取其原本的活态性,与生活世界水乳交融:研究、体验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情境性研究.或者说生活态的民间文学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万著中把前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后者被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我们要想理解并欣赏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了解创造并表演民间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是必需的在非洲东部的牧牛民族丁卡人是这样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云层背后的月亮——“雨季之黑公牛从月亮的牛栏中解脱了。”很明显.假如没有创作和吟唱这首歌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类形象著名人类学家巴克曾经依靠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生活知识抨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流行观点——史前时的雕塑和壁画之所以夸大女性的乳房和腹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作怪他提到的一个例是在中非莱加很普通的雕像.即一个鼓起腹部的女人。她的意味远远不是引起赞赏.而是对其与人通奸而怀孕的惩罚.但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中.这个形象常常被当成生殖崇拜的例证来加以解释。他还提到另一个普通的莱加雕像.一个人举起一只胳臂:这个姿势有时被解释成向天帝祈求。但是巴克认为.莱加人与天帝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个姿势表示一种禁忌。因此,“民间文学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或者说民间文学美在情境。 其次.在万著中我们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回归到声音的层面,即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重视.也是与万著对生活属性的重视相关的。相对于视知觉所拥有的认识——思维定势.听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总是侧重于我们的情感体验之维所以著名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这样。撇开关于“语言的两种用法”的争议我们发现.与通常给人以“概念等价物”的印象截然不同.语言实质上首先是诗的媒介.或者说是民间口头诗歌的媒介。事实上.当语言学家萨丕尔强调,“语言主要地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正常人的语言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印象的范围”当评论家帕克据此而坚持.“只有在具有音乐性也具有形象性的表达中,才能发掘出语言表现的全部潜力”两:当文学枭雄王尔德在谈到诗性写作的奥妙时断然表示:“我们必须回归到声音上去.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都无疑可视为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这个命题的不同诠释。虽说对于要求精确限定的科学表达而言.语言的这种诗性品质常常成为问题但对于侧重经验交流的艺术活动来讲.这不仅并非语言媒介的劣势.恰恰相反是它的优势所在。 放眼全球背景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西方是走在前列的:重大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完成的。作家文艺学的研究也启发着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严重滞后.一时半时难以走出消化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阴影“五四”时期对西学的借鉴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像政治一样全面倒向前苏联的怀抱.构建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都丧失了,遑论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体制下受到压制的民间文学理论也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拒绝了。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大家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成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的阴影里。可喜的是.这样的借鉴和吸收有了重要进展。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视野开阔.广泛吸收最新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兼收并蓄。因而赋予其专著以很浓的理论思辨色彩,这是以往同类教材中所缺少的.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亟待建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民间文学引论》作为一本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显得有点“另类”,作为颇具个性的专著可能更合适。 三、民间文学研究的展望 毕竟,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给我们今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如何把用来分析作家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成功转换为分析民问文学的文学文本和书面文本的有效工具.就很有挑战性和前瞻性。诚然,如何做到理论闸释与研究对象的妥帖吻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众多民间文学教材中一——包括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民间文学批评一直缺席。既然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借鉴作家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批评.而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不等于民间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缺席就很有探究的必要.相关研究迄今还未见到。若结合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能会厘定出民间文学批评的原则或维度。 民间文学本身的品味或品质到底如何获得提升.民间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即使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情境的强调,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实力.明确了民间文学非文学的~面,但民间文学若被封闭仅靠自身去补给营养.缺少新鲜艺术的介人和影响,这样的民问文学的前途会是黯淡的。实际上.自作家文学出现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总是互有影响如此才能保证民间文学自身的精神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否则不论我们多么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和艺术性,受众终将不愿回到那样的生活现场.却愿意反复咀嚼欣赏作家文学.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耐人寻味。正如我们人类既是集体的一员,又是拥有个人性情和尊严的鲜活个体“根据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han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法.民间文学应属于前者而文学属于后者。属于语言的民间文学以社团为基础,是口头的、集体的:而属于言语的文学则是个体的、永久的书面记载” 第三.民间文学的生态环境走向虚拟化.身体几乎被悬置。民间文学原本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具有现场性和原生态性.如今却脱离了生活世界.被各种媒介所再现或表现.使民间文学艺术又增加了某种表演性.从而具有了双重的表演性.因此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历史情境有利有弊.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人类生活走向虚拟等荒诞处境的真实征候所以有学者曾经著文强烈呼吁重视史前艺术研究的思想在此凸现其重要价值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的问题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给董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民间文学都是民众所需要的.后者总会或多或少拥有传统的毖础。前者至少能帮民众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 另外.在当今社会步入“技术世界”、信息时代之际,在民众与精英、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口头语言与大众传播媒介、迷信与理性、落后与现代等诸多二元对立的冲突交织中.民间文学类型的消长、内容题材的更替、传播途径的变化.都是值得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者关注的新问题这些建构民众审美认知方式的民间文学将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外国文学论文 一、加深对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影响的认识 自古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出现。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前,民间文学的一些体裁形式,诸如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已经出现。这些体裁类型的作品已经为作家文学的产生做好了内容、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准备。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后,民间文学又为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民间文学成为作家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屈原、李白、刘禹锡、鲁迅、郭沫若等。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也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或吸取其题材内容,或受其创作风格、创作方法的影响,或吸取其语言养分,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荷马、维吉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普希金、克雷洛夫、拉封丹、高尔基、泰戈尔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荷马的两大史诗,就是盲诗人荷马根据流传在小亚细亚一带的有关歌颂特洛伊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一些神话、传说、歌谣进行整理、修订和改编而成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马史诗只能算是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但是,从荷马对作品形成的贡献来看,他把众多的神话、歌谣、传说进行搜集整理,最后按照一定的主题安排情节,剪裁结构,对作品的最终定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荷马的两大史诗也可以说是一部作家文学作品。在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 (一)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的影响 纵观欧美各国的文学创作,不少作家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题材,创作出传世佳作。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希腊神话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让•拉封丹的寓言、克雷洛夫的寓言、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高尔基的《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素材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有一些民间文学的题材,历经不少作家的引用、整理、再创作,推陈出新,使民间文学的题材和作品中的人物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在西方文学中,像唐璜、浮士德这些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经作家之手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往往会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诗剧《浮士德》是歌德以毕生心血完成的一部杰作,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历时六十年之久。作品取材于德国16世纪的民间传说。浮士德是当时一个跑江湖的魔法师,懂得炼金术、星相术、占卜等。他死后,在德国流传许多关于他的传说。1570年开始就已经有人记载这些传说。1587年,德国出版了故事书《约翰•浮士德的一生》,叙述浮士德与魔鬼订立盟约,漫游世界,满足各种欲望,享受各种人间欢乐,最后惨死魔鬼之手的故事。浮士德的形象表现了宗教改革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要求,深受人们欢迎。文艺复兴以来,不断有人用这一传说作为创作题材。歌德在少年时期就看过有关浮士德的木偶戏和故事书。上大学时,有了创作《浮士德》的想法。1773年开始构思,几经中断,几经提笔,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年,贯穿于歌德的全部写作生涯。《浮士德》以诗剧的形式写成,共分两部。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以主人公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写他探索真理的一生。诗剧通过浮士德的一生探索,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进步人士思想探索的历程,也通过他的一生总结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成就了歌德的不朽巨作《浮士德》。在欧洲文学中,唐璜也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原本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好色鬼、登徒子、纨绔子弟、浪荡儿。法国的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都以民间传说中的唐璜作为蓝本,创作出独特的艺术典型。在莫里哀的喜剧《唐璜》(又名《石宴》)中,唐璜是一个贪淫好色的贵族,引诱不少名门闺秀,还要诱骗救了他性命的两个农民的未婚妻。他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寡廉鲜耻,作者借这一人物反映了17世纪法国贵族的经济开始衰落和他们的道德沦丧。拜伦未完成的优秀长篇叙事诗《唐璜》同样也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唐璜的故事,被歌德誉为“一部天才无穷的作品”。长诗通过西班牙贵族青年唐璜曲折离奇的冒险故事,展示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道德风尚。在诗中,唐璜已经不是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花花公子形象,而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积极上进、奋发有为的青年。作者赞美了纯洁的爱情和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气概,抨击统治者的专横、御用文人的无行和商业资本的猖獗,广泛评论了欧洲的社会现象。情节惊险动人,富有吸引力,充满了异国情调。唐璜与少妇的恋情、海上漂流、与少女海甸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海盗劫掠的刀光剑影……离奇惊险,引人入胜。在艺术上也表现得多姿多彩,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在艺术形式上的影响 在外国文学中,很多作家学习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中吸取养分,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例如,在借鉴民间文学的结构形式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代表作《十日谈》就是模仿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框型结构创作而成的。《一千零一夜》又译作《天方夜谭》,是一部流传甚广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它以浓郁的东方情调和瑰丽的传奇色彩受到人们的喜爱,是世界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据阿拉伯原文版统计,全书共有大故事134个,每个大故事又包含若干小故事,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群。这部民间故事集以宰相女儿山鲁佐德给国王山鲁亚尔讲故事作为发端,把大大小小不同主题、不同背景、不相关联的故事组织在一个框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十日谈》的开端写10个青年男女,为逃避黑死病在乡下住了十几天,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共讲了100个故事(祈祷日不讲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主题。很显然,《十日谈》在结构上效仿了《一千零一夜》,使用框形方式,由一个故事串联出另外一个故事,每十个故事形成一组,由一定的主题来统领。该作品开欧洲近代小说之先河,为不少作家所效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乔叟也从《十日谈》的框形结构得到启发,写成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可以说这也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一千零一夜》学习和模仿的连锁效应。在学习民间文学的创作方法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就运用了民间文学中奇特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在神话、传说、故事这一类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巨人往往就是一种自然力或超自然力的象征,幻想、想象、夸张等都是民间文学惯用的手法。高尔基就曾经指出:“在故事里,人们坐着‘飞毯’在空中飞行,穿着‘千里鞋’走路,用死水和活水向死人洗一下,就会使他复活,一夜之间会把宫殿建好。”[3]《巨人传》中讲到巨人国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从母亲的耳朵里出生后,每天喝一万七千多头牛的奶,穿一万七千多米布做的长袍。体形高大,体魄强健,能文能武,智慧超群。长大游学巴黎,把象征天主教信仰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取做马铃以为笑乐。为了反击侵略,他随手拔起千年大树作兵器,放一泡马尿淹没无数敌人。作者借助巨人形象,歌颂了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反宗教禁欲主义,勇于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爱情,具有乐观开朗、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三)在语言上的影响 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在创作时,都有意识地运用民族民间的语言,例如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提倡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用到很多的意大利的俗语、俚语、谚语。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语言,为各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语言宝藏。法国的拉伯雷在《巨人传》中也大量使用了成语、谚语、格言、俚语、俏皮话、双关语等民间语汇,使其作品词汇生动丰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知识也在不断地更新,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利用较短的时间获取更多的知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困惑。在各种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充斥市场的今天,如何使我们的传统教学发挥更大的潜力,加强学科之间、课程之间的合作,整合资源,探索学科之间的渗透性、互补性教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相互渗透性教学,让学生不仅认识到外国文学中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深刻领会到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摇篮。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孕育了各自的作家文学。可以说,在民间文学的沃土上,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创作都开出了灿烂之花、结下了丰厚的硕果。在教学中,利用民间文学知识对外国文学的作家、作品进行鉴赏和评析,加深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可以使两门课程都能够学有所长,相得益彰。 作者:刘丽琼 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儿童文学论文 一、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 导读,顾名思义就是指导阅读,其源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提出的语文导读教学法:“‘导’,指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引导、辅导、因势利导;‘读’,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实践。‘导’和‘读’的结合,勾画出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幅‘师生互动’的图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滔滔讲授,学生默默聆听’这种单向的‘授—受’格局”[4]。本文所说的导读并非教学方法,而是一种体裁样式,即写于作品后面,指导读者有目的地阅读文章的一段文字,也叫“作品提示”或“阅读提示”、“作品评析”。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不但多与原始人的文学相似,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和荒唐的思想”[5]。因此,实践理念下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整合的第一步就是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对于导读的写作,钦州学院的做法有三:第一,导作品主题。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一样,内容体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赞赏与追求,导读作品主题时,应抓住这一点进行分析。如钦州民间童话《金沙奇源》,讲述看牛仔六哥与谭财主丫环三妹遇仙发财,被谭财主陷害的故事。故事主题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受处罚。在写导读时要注意从儿童心理出发,抓住童话的幻想特征,说明六哥与三妹如何遇仙,如何得到金银,又如何被财主陷害,财主如何受到处罚,分析过程中要突出六哥与三妹的善良与勤劳、财主的贪婪与丑陋。通过分析主题,引导儿童做一个善良、勤劳的人。第二,导人物形象。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大都没有具体名字,但人物的性格特征非常突出,在写导读时应注意把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描摹出来。如《傻姑爷》,讲述一个傻姑爷娶了个聪明的老婆,一次岳父过生日,夫妻俩回去拜寿,路上老婆说什么,傻姑爷也跟着说什么。到了岳父家里,大家都想看傻姑爷的笑话。厨子有意看傻姑爷出洋相,给他舀了碗没苡米、没鸡蛋的糖水,也没有给他勺子。傻姑爷把途中跟着老婆学的三句话说出来,居然误打误撞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在写导读时,要对表现傻姑爷傻样的句子进行分析,通过他的语言、动作、神态等表现出来。第三,导语语言特色。民间文学的语言质朴、生动、简练,易于理解,叙事结构与方式与儿童文学非常相似,在写导读时要把作品的这些语言特点找出来。如钦州儿歌《倒卷珠帘》:“年三十晚月光光,贼上屋顶偷粪缸。盲婆看见惊失魂,聋公听到吓出汗。哑仔大声喊捉贼,跛佬快快走出屋。一抓抓到贼头发,一看原来系和尚”,写导读时应说明这是一首颠倒歌,用了较多的叠词,如“月光光”、“快快”、“一抓抓”等,儿童念这首颠倒歌,不仅接受了一定的思维训练,而且体会到“胡言乱语”的谐趣。从学生所写的导读看,基本都能根据以上步骤来写,但也有“偏题”现象,把导读写成读后感,究其原因就是语言表述上不是“导”,而是“感”,教师要注意引导。 二、把民间文学改编为儿童文学 民间文学属于原生态文学,表现的生活面极为广阔,囊括了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道德、习俗、宗教信仰和生产劳动等方面的内容。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这种包容性使民间文学往往良莠交织,精华和糟粕并存。面对这种情况,钦州学院的做法是:首先对改编的民间文学进行筛选。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认为:“儿童教育,特别是幼小儿童的教材,应当主要以原型和母题为主要内容和永恒不变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神话、童话、传奇、民间故事等原始文学题材中”[6]。因此,改编民间文学,要从儿童的培养教育与审美需求出发,在内容的选择上要符合道德感化、智力开发、美育感染等要求,体裁上可选择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钦州民间文学有些也属于糟粕,如《好人死得早》、《懒人福》、《驼背娶亲》等,改编时要舍弃。其次,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作为口传文学,民间文学大多描述故事轮廓,由于集体创作、世代传承的特点,很多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增加了讲述者的创造而横添了枝叶,使民间文学作品情节杂乱无序,甚至故事杂糅。因此,改编时要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对只有简约故事轮廓的民间文学作品,应从故事讲述的需要出发,按情节发展的规律展开合理想象,进行情节和细节的补充和丰富,变概括的故事梗概为具体而有变化的故事情节。而对情节繁芜的作品,则应删繁就简,以故事的完整性、变化性和丰富性为核心,大胆剔除与故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旁枝末节,从而变芜杂为明晰,使情节具体生动。如钦州幻想故事《鞋沓鱼的嘴为何歪》,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小白鱼骗鲸鱼的过程,而主要角色鞋沓鱼嘴变歪的过程只用几句话就讲述完毕,与题意相差甚远,改编时删减小白鱼骗鲸鱼的情节,增加鞋沓鱼嘴变歪的情节,突出主要情节。第三,规范语言。民间文学以口头讲述为主要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口语化的表述中不自觉地注入了方言或习惯语,印上了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对于儿童来说,文学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语言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语言的运用。因此,对民间文学的改编,必须规范语言,要注意对话语方式的运用,消除方言,以文学口语为故事的叙事手段;对句式结构的安排,要多用短句、简单句,少用长句、复句或复杂句式;对语汇词汇的使用,要多用实词、浅词,少用虚词、深词,不用生僻词。如改编钦州生活故事《三太公请客》,这是一则吝啬鬼的故事,有太多的方言俗语,改编时要注意把方言改为普通口语,如把俗语“赖账是乌龟野仔”改为“赖账就是王八蛋”,方言“得”改为“行”或“可以”,“为内”改为“好友”,“东看看,西瞄瞄”改为“东看西看”,“头壳”改为“脑袋”,等等。在叙述方式上,把文中过多的对话改为叙述性语言,突出主要情节。 三、在儿童文学课堂开展感受 民间文学魅力的专题活动德国教育大师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并培养能创造文化价值和人格。”儿童文学课程的开设对象是学前与小教专业的学生,他们是未来的幼儿园、小学教师,地方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依赖于他们。地方文化的很多内容都体现于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又有着天然的联系性,因此,把民间文学内化到儿童文学课程中便成为两者的最佳结合。所谓“知识内化就是把教材中的外部知识经过学生的认知活动重新组合转变成其内部的知识,也就是使教材新知识与学生主体认知结构中原有知识建立内在联系,形成其新的认知结构”[7]。 (一)角色扮演 社会心理学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它是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行为和责任的集中体现,反映个体与自己、周围人群和客观事物之间发生作用时独特和一贯的行为方式”[8]。角色扮演的教学模式是心理学家谢夫倡导的一种以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模式。概括地说,就是让学生表演问题情境,然后讨论表演,借此引导学生共同探讨情感、态度、价值、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并且形成处理这些情境的恰当方法。民间文学作品以角色表演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内容情节的记忆与理解。但并非所有的民间文学都适合表演,只有那些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突出的民间文学才适合表演,因为“圆滑的故事性,具体的行动性,人物性格的明确性。并且使事件具体的展开,把原因、结果交待清楚,然后加上简洁一贯的架构,动听的音乐和富有韵律感的台词,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9]。在进行角色扮演时,钦州学院的做法体现如下:第一,创设情境。创设情境是角色扮演的起点,也是表演取得成功的保证。创设情境最重要的就是情境介绍,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最一个简要介绍,人物的动作、神态要符合故事的发展。第二,分配角色任务。要根据学生的参与热情、表演能力进行挑选“演员”,不能敷衍了事,因为表演效果会影响接下来的分析与讨论。第三,确定表演框架。确定人选后,学生形成“演员”小组进行讨论,筹划表演内容,确定角色的台词,教师要动员其他同学帮助他们准备表演所需的场景、道具等。第四,训练“观众”。在角色扮演中让不参加表演的学生进入状态,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要引导与培训他们与“演员”互动,并布置一些观察性的问题,如角色表演是否真实?情节发展是否合理?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等等。只有大家都进入情境,才能营造出一种活跃的气氛,获得真实的体验。第五,进行角色扮演。这是表演的核心环节,“演员”按照计划进行表演,教师在观看的过程中切忌苛求完美。由于心情的紧张或产生新的想法,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发生忘词或改台词的现象实属正常,教师应给适当鼓励。第六,组织学生进行评议。由于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不一,学生对角色的行为取向有差异,教师要分析表演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深入挖掘表演的内涵,将评价集中在角色所作的决定上。 (二)游戏活动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游戏是儿童的主要活动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儿童在游戏中反映着周围的现实生活,通过游戏体验着周围人们的劳动、生活和道德面貌,同时也理解、体验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游戏是实现儿童与周围现实联系的特殊形式、特殊活动”[10]。游戏具有灵活性、积极情感、非精确性、内部机动性等特点[11],在儿童文学课堂上以游戏形式感知民间文学,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使学习者主动探求知识。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不仅体验到民间文学的魅力,而且有重拾童年时光的感觉,身心得到娱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钦州学院归纳出民间文学设计形式的两大原则:第一,娱乐性与认知性相结合。给游戏者带来情感的娱悦是游戏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目的本身,对民间文学的认知才是游戏的目的。只有将民间文学转化为游戏内容,才能让学生在获得游戏体验的同时也获得对民间文学的认知。如钦州儿歌《打叉叉》:“打叉叉,卖咸虾。咸虾臭,留俾阿侬送宴昼”,进行游戏时教师在前面进行操作示范,学生跟随教师一起游戏,游戏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则儿歌反映钦州的哪些生活习俗?体现什么样的语言文化?边游戏边思考,学生很容易了解这首儿歌的文化内涵。第二,自由选择和全面参与相结合。“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便在那里终结”[12]。有自由选择的情感是游戏的心理学基础,因此,是否参与游戏应根据学生的意愿来决定。但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指定的游戏中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但在一些团队游戏中,则要求全体学生参与。如要让学生了解钦州文学中的传说人物,如刘永福、冯子材、冯敏昌等,设置为“你说我猜”的游戏,第一环节可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来决定游戏者。开始游戏时,“说”者只能说与人物有关的事迹,但不能点出他的姓名,“猜”者根据所说的事来判断。第二环节则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按自愿组合原则组成几个团队,团队成员排成纵队,主持人把写有人名的卡片给纵队的最后一位成员看,要求他用动作把所猜的人名告诉相邻的队员,相邻的队员再把他的理解示范给下一位队员,最后由第一位队员猜。误解与错解使这个游戏妙趣横生,使学生轻松学会描述人物就是要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来显示谜底的方法。 (三)举办故事会 中山大学教授高小康认为“人是讲故事的动物”[13],故事不仅对儿童,而且对整个人类文化都有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价值。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就认为,我们用逻辑和抽象的规则来认识物理的世界,用故事来认识人文的世界。讲故事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是古已有之。对于儿童来说,喜爱故事、热衷于了解故事情节是其阅读的天性。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之前,儿童就是凭借着对故事的直觉与喜爱,从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选择具有浓郁故事性的作品作为自己的读物。因此,举办民间文学的专题故事会,不仅是学生未来工作的需求,也是学生了解民间文学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讲好民间文学里的故事呢?钦州学院的做法如下:第一,整理加工,规范文稿。民间文学诞生之初并不是为了娱乐或教育儿童,而是为了在神秘的自然力量之前,建立人际间的公众纽带。但其内容体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赞赏,与儿童文学培养目标一致,且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在思维与语言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民间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很多方言俚语夹杂其中,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因此,在讲述中应注意把这些方言俚语变为简单易懂的口语,如钦州民间故事中的“重耷耷”改为“沉甸甸”,“一轮火”改为“一古脑儿”,“五泪耙沙”改为“眼鼻嘴都流出泪水”,等等。第二,语音造形,塑造形象。所谓语音造形就是通过讲故事者富有角色感的声音来塑造角色的性格,这就要求讲述者通过情节揣摩角色,做到同一句话不同的角色有不同讲述,使听众闻声知人。如《想成龙的扁蟹》这个故事,讲述了扁蟹跳龙门的过程,有扁蟹、红鲤、海龟三个角色。刚开始扁蟹对跳龙门抱以极大的热情,声音应急促、高昂,充满激情。红鲤对跳龙门不感兴趣,只顾着去找朋友,声音应急燥、不耐烦。海龟跳龙门五百次都没过,对龙门已失去兴趣,声音应低沉、无耐,有沧桑之感。在叙述性语言与角色语言之间要注意“变口”,如扁蟹第一次没跳过龙门,却摔得浑身发疼,正在大口喘气的时候,看到一条鲤鱼从远远的地方飞快地游过来,然后哧溜一声,向龙门飞去。这给扁蟹极大的启示:“我真笨,怎么没想到要助跑呢?这样一跃就过了嘛。”在讲述这段的时候要注意“变口”:叙述语言要平实自然,扁蟹的语言则要显示出懊恼之感,不能混淆。第三,讲演结合。讲故事时为了生动形象,要有姿态、动作、表情等辅助,才能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一般来说,讲故事都是站姿,除了故事情节的弯腰、侧身外,脚步也要适当移动,如向左或向右移动45度来表现人物对话。动作要掌握用上区(肩以上)表示积极情感,中区(肩至腰)表示中性情感,下区(腰以下)表示消极情感。眼神和面部要表情根据情节与角色变换而变化。如《三个滑贼》有三个角色:比油滑、滑过油、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者以自然姿态站立,当讲述到三个贼对话时,以自然站立姿态表演比油滑,向左与向右移动45度表演滑过油与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到比油滑与滑过油吊箱子上来时要以半蹲之态,咬紧牙关往上拉绳子。箱子拉上来后要把两人决定独吞的神情表现出来,可通过眼神与手势表现两人的决定。最后,跌落油缸不沾油把比油滑与滑过油吓跑后的得意之态要夸张地表演。这样,通过姿态、动作与神情把这个故事展现出来。总之,实践理念下把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课程整合起来,可以使民间文学的传承更为深远,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与接受,儿童文学的实践性特征也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作者:黎爱群 单位:钦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教育培养思路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情感教学分析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 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 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旅游文化下的民间文学 一、唱哈的借用 京族的歌曲曲调繁多,有海歌、小调、舞歌、祭祀歌等,共30多种。据京族哈妹苏海珍介绍,在哈节的仪式上,哈妹以京语歌唱,唱词包罗万象,有向神灵为京族百姓祈福的,如《向神求财又求子》、《人人都平安长寿》、《敬神乐鼓》、《出入亭门迎五福》、《村民年年求富贵》等;有颂扬美好姻缘的,如《谁送姻缘到村来》、《真正姻缘难解散》等;有感念父兄恩情的,如《父母育儿情意重》、《父辈栽树儿乘凉》、《父母话儿记在心》、《同结日月义同天》等;有关于中国历史人物的唱词,如《一统山河刘伯温》;有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如《美好生活全靠党》、《美好生活人追求》;有关于哈节的唱词,如《一年一度庆哈节》、《建设雄伟新哈亭》、《哈节回家来助兴》、《哈节祝词》等;有关于智慧锦囊的唱词,如《有益寄语牢记心》、《不靠天地靠自己》、《让后代人永铭记》、《积善奉善》等。哈妹苏海珍认为唱哈不仅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京族,更能让京族的民族文化艺术传播得更远。 二、文化语境中广西京族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不是纯文学,其与人们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法拉格所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心朋友,人民向他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②透过民间文学,可以寻找到京族人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语言特点和历史故事。 (一)服饰文化 京族的服饰沿袭了越南京族传统服饰的特色。1945年的《防城县志》中记载:“安南(即现在的越南)人的服饰,男衫长过膝,窄袖袒胸,腰间束带;女衫长不遮臀,裤阔……”③京族民间文学《米碎姐和糠妹》中,后母虐待米碎姐,母亲化鸟护女,天子在哈亭选美,米碎姐正是穿着鸟儿提供的绸衣和花鞋赶到哈亭和天子对歌。故事中的绸衣正是京族的传统服饰。目前,京族人的服饰已和汉族日趋相同,只有在参加节日庆典时才着传统服饰,即奥黛(AoDai)。京族的服饰透露出浓浓的异国风情,在哈节时,京族人往往着盛装前往海边迎神,令人驻足观望。 (二)歌舞文化 京族人民在哈节时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从迎神到祭神、乡饮,再到送神,“哈妹”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祭神中,需要由六个或者八个“哈妹”进香,并跳进香舞,还要齐唱《神灵灵》。之后跳天灯,即哈妹需在头顶上放置一个倒置的大碗,碗上叠碟,碟上点上三支蜡烛。向神明敬灯时,她们需要不停地前后走动,按逆时针方向绕圈,左右换位。这时,亦需要唱起敬灯歌。乡饮和“听哈”是哈节的重头戏。歌曲的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汉文古典诗词、哲理佳话和爱情故事、道德观念,以颂扬海神和祖先,祈求人畜兴旺,对族人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在送神中,“哈妹”则跳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花棍舞”,舞者两手各持一根花棍,频频将花棍转动于身体的上下前后,向东南西北各舞一次。“花棍舞”的动作繁多,或以两棍相互敲击,或不断转动花棍。哈节中多种多样的歌舞仪式不仅让外族人大开眼界,了解京族的民族文化,而且对京族民族歌谣和舞蹈的传承大有裨益。 (三)海洋文化 京族长期临海而居,以打鱼、养殖和加工渔业为业,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京族的民间故事中,有关很多大海里的海神和动植物神化的故事,如动植物的故事和寓言有《海龙王开大会》和《海白鳝和长颈鹤》、《山揽探海》等;反映世态人情的动物故事《白牛鱼的故事》、《鲎的故事》;京族三岛来历的传说和寓言故事有《三岛传说》、《日月分道》;海神传说如《镇海大王》和《珠子降龙》等;关于京族传统乐器———独弦琴的众多传说中,有其中一个传说是独弦琴是龙宫传来的宝物。除了民间故事外,京族有很多的歌谣与大海有关,如《出海歌》、《摇船曲》、《问明月》、《思乡情》、《海上钱银取不尽》等;甚至于京族的儿歌中也有很多题材是与大海有关的,如《螺儿甜》、《七月思》;京族亦有很多谚语与大海有关,常见的如“近山知鸟性,近海识鱼情”、“潮退不留鱼,光阴不等人“等。 (四)崇拜文化 京族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受到越南京族人的影响和汉族人的影响。京族人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并相信神灵的存在,因此在京族人的崇拜信仰中,道教、佛教和巫教交错,其中以道教为主。京族民间信仰的主体为:祖先、镇海大王、海公、海婆(围红公主、围珠公主、水晶公主、海底公主)和龙皇天子、水口大王、观音、伏波将军。从中可见,海神崇拜在京族民间信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与京族临海而居而形成的海洋文化有关。其中,镇海大王被京族人尊崇为众神之首,京族人将其牌位放置在哈亭的中央,哈节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将镇海大王从海边迎回哈亭供京族人祭拜。此外,京族在外出打鱼前,总要祭拜镇海大王,祈求出海平安,鱼虾满仓。本文来自于《安徽文学》杂志。安徽文学杂志简介详见 三、结语 在哈节中,京族民间文学经过改编,结合独弦琴和唱哈曲调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众人面前。从对京族本地人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在参与调查的200人中,知道十个以上京族民间文学的有156人,通过学校教育的占了21%,祖辈的口耳相传的占了56%,参与京族民间活动的占了29%,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占了总数的40%。在200人中,参加过哈节的有178人,周末看电视台娱乐节目的有186人。在对前往京族地区旅游游客的调查中,调查人数为100人,其中对民间故事略为了解的为56人,了解的渠道是导游的讲述和通过参加哈节;参加哈节的人数为93人,参加哈节却不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语音障碍所导致的。在上述的两种调查中,90%的人知道“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等节目。无疑,随着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口耳朵相传的传统方式传承的民间文学保护和传承工作阻力很大,但旅游活动对于人们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京族民间文学中所传递的民间文化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认识京族。虽然,目前针对京族民间文学的旅游开发还不多,但是哈节确实能让游客接触到部分京族民间文学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间文学传承的空间,成为传播京族民间文学的新媒介。 作者:莫明星 李兴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京族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综述 一、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与青岛影视产业 影视作品是城市文化的极好载体。很多城市知名度的提高都得益于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上海滩》与上海,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唐山,动画《水漫金山》与镇江等。就青岛影视产业发展而言,已出品了不少以青岛历史为题材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作品,如《青岛之恋》、《青岛往事》、《跑马场》、《风雨劈柴院》等。尤其是2009年4月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同映国产电影院线公司联合拍摄的公益电影《寻找微尘》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影视动漫作品则有登陆央视的青岛本土动画《小牛向前冲》。这些影视作品对打造青岛城市文化品牌,促进青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从青岛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取材的青岛影视作品却很少见。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影视动漫是根据城阳区民间文学作品《童恢传说》改编而成的《不其清官童公传》。中国影视作品历来承继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题材资源与艺术灵感的良好传统。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几乎都进行了成功的影视改编。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说》、《牛郎织女》等都被高频率改编成影视作品。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岛在打造影视之都的当下,在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可以从青岛历史中选材,如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可以从青岛民间文学中寻找灵感,将青岛民间文学中较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制作成影视动漫作品。或者在制作影视作品的同时,创造性采用青岛民间文学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当中。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红高粱》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成功运用民间文学元素不无关系,如民间故事叙述方式、民歌、民谣、俚语、谚语等都为影片《红高粱》增色不少。[3]这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一方面对青岛民间文学与文化起到宣扬作用,一方面对打造青岛影视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岛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作为影视剧组的天然摄影棚,青岛接纳了大量影视作品到青岛取景,如《恋之风景》、《美人依旧》、《盛夏晚晴天》、《海洋天堂》、《珠光宝气》等。青岛的都市丽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一一闪现,营造了独特的影像青岛的奇特景观。而青岛籍当红明星众多,如唐国强、林永健、黄渤、黄晓明、陈好、朱媛媛、白百合等。他们共同构筑了青岛影视产业的宝贵资源。比如,在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中,有45位青岛籍演员同时出演,共同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他还有电视剧《青岛往事》邀请黄渤、林永健主演,《青岛之恋》则由黄晓明主演。 二、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的途径探析 1.与地方高校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在对青岛民间文学进行影视开发时,可与青岛地方高校联手,制作出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播、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白山神》就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的。闽北首部原创动画片作品《大红袍传说》、《大王玉女之传说》则由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动漫专业师生挖掘武夷山本土文化,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大红袍的传说”和“大王玉女之传说”改编而成。具体到青岛动漫,目前很多青岛高校都设立了影视动漫专业,如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分别设立动漫文学创作中心、动漫科技研发中心和动漫培训中心。还有像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落户青岛,以及中国动漫集团文化产业、中国传媒大学落户青岛开发区,华强科技文化产业园和中视动漫城落户城阳区都将对青岛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目前正在制作的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共同打造完成。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 2.与知名导演、影视制作公司、动漫企业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 地方政府参与影视制作早有成功先例。动漫作品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在宣扬与保护地域文化过程中,如能巧妙借助动漫艺术形式,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艺术与社会效果。如中国第一部体现中华传统武侠的动画作品《虹猫蓝兔奇侠传》就是由张家界和宏梦卡通联手制作完成的精品,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观众在收看《虹猫蓝兔奇侠传》之后,对张家界的山水风光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再比如52集动画连续剧《盘瓠与辛女传奇》是由泸溪县政府与长沙殷氏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合作拍摄。2010年《盘瓠传说》已被列入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泸溪县政府为保护与传扬盘瓠与辛女古老的传奇故事和泸溪悠久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动漫艺术形式,制作出专题画册、电视专题片、主题歌曲等,取得很好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种开发方式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在电影领域,有唐山市政府入股6000万,参与制作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电视剧领域,则有福建莆田政府参与大型神话剧《妈祖》的制作。具体到青岛,青岛地方政府已经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如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而反映青岛历史上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的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汇集了鲁剧创作精英,力图打造反映青岛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精品。 3.青岛名山民间文学与青岛影视产业开发 从青岛名山文化入手,选取与青岛名山文化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具体到青岛名山文化,可以借鉴泰山文化的影视开发。根据泰山文化、泰山民间传说等创作完成的大型动画片《泰山》已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首播。该片“意在用大型动漫系列片的形式,将泰山的景致和泰山文化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影片把泰山文化中传播广泛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相关史料,用动画艺术形式进行全新的演绎。”[4]相关影视动漫作品还有《泰山石敢当》等。青岛市内名山林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崂山,其次还有青岛市区的信号山、浮山、信号山、太平山、观象山、小鱼山,青岛郊区的山如即墨的马山,平度市区的大泽山,黄岛区的大小珠山,胶州市区的艾山,莱西市区的大青山等。纵观青岛市境内的名山发展历史,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名山历史积淀甚厚,有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名人佚闻或遗迹。比如平度大泽山与大泽山民间故事,胶南大珠山与大珠山民间传说,胶南琅琊台与徐福传说,即墨驯虎山与童恢驯虎传说,即墨小龙山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即墨灵山与灵山老母的传说,胶州艾山与石耳争奇的传说等。以即墨马山为例,翻开即墨民间故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山的民间传说,在这些神奇的民间传说当中,又有很多是关于马山狐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构筑了马山独特的狐文化。如此众多的狐狸故事与瑰丽多姿的狐文化,无疑都构成了影视开发的极好来源。 4.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与青岛海洋影视产业开发 青岛正在建设滨海文化名城,挖掘蓝色海洋文化内涵既是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之必需,也是其重要表现。作为青岛蓝色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海洋民间文学当中有大量关于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特产等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广泛分布于青岛市辖属的七区五市的民间故事当中,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为青岛海洋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持。青岛作为知名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洋影视产业。2013年年初在CCTV-8热播的大型海洋神话电视剧《妈祖》就是将海洋文学与海洋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青岛海洋民间故事是一座巨大的题材宝库,有些海洋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故事,将大力推动青岛海洋影视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应着力于凸显海洋文化特色,包括故事的背景发生地,故事的主人公等都可以以海洋为主体,或创造或改编出与海洋相关的影视动漫作品。 5.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选取代表性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开发 青岛民间文学是国家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7年青岛市公布的青岛市第一批2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青岛民间文学占据5项,它们是崂山民间故事、秃尾巴老李的传说、胶州民歌、琅琊台的传说、徐福的传说。在青岛市第二批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有7项。它们是胡峄阳传说、田横民间故事、灵山老母的传说、金口民间故事、大珠山传说、大泽山民间故事、徐福传说。其中徐福传说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面对如此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资源,可以选取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动漫改编,如著名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崂山民间故事系列。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崂山民间故事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和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1981年由虞哲光导演改编的木偶动画《崂山道士》曾经风靡一时,成为经典。随着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崂山民间故事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对崂山民间故事的影视产业开发也随之受到业界瞩目。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打造的3D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作为山东省首部动画电影和3D动画电影,该剧将成为“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的开篇之作。主创人员“计划通过市场化的运作,以每两到三年一部的节奏,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打造出五到六部‘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5]除了备受瞩目的崂山民间故事之外,在青岛民间故事中还有很多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很高的民间故事。比如在青岛即墨地区流传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些良好的民间故事资源完全可以为青岛影视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艺术灵感。因此,影视制作者从资源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当中选取一二,进行精心改编研发,都可以开发出一部不俗的影视动漫作品。比如人龙恋故事,之前早有香港电视剧作品《人龙传说》,该剧讲述了凡间男子与龙女的爱情故事。而这种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可谓数不胜数。除了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文学当中,还有很多神奇婚姻故事,如人鱼恋、人狐恋、人花恋,以及人与海螺、刺猬、小羊等之间的神奇婚姻,这些神奇婚姻故事大都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比较适合改编成现代影视作品,当然在改编过程中需要将现代创新意识注入到这些相对古老的民间故事当中,以期得到现代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作者:宫爱玲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问题研究 [摘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方式,国际上、国内的许多学者都有过一定的讨论。本文试图在分析、借鉴国际及其他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方式进行一些探讨,以飨读者。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 保护方式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其来源地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集体创作的,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修改、加工、完善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知识的宝库、生活的教科书,是认识历史、研究科学的宝贵资料。国家利益、来源地群体的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等都决定了法律对其保护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应采取哪种保护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一、外国司法实践以及学界提出的保护方式 在曾经立法、已经立法和准备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中,对于应该通过什么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才比较合适,存在着比较激烈的争议,尽管在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国际条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随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问题探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著作权法并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形式。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的《示范条款》和起草的《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都已经体现出这种倾向,即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类似于著作权但又独立于著作权之外的一种智力成果的保护。1997年在曼谷召开的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国际会议,也明确提出著作权并不能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充分的保护,应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予以特别立法。在澳大利亚,由于未经授权的土著原始艺术品复制品的出现,引发了对版权是否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恰当机制的考察,为此而专门成立的工作小组于1981年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澳大利亚的版权法没有提供适当的保护,依据1968年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在原创性、权利归属、固定和保护期限方面存在着障碍,仅仅对版权法进行修改无法取得满意的结果。也就是说版权法被认为在原则上是不适用的。著名的版权法专家米哈伊・菲彻尔也指出:著作权法似乎不是保护民间文艺的合适的方式。国内外的许多其他学者也纷纷表示,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体系之中,不但会破坏现有著作权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且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也不充分。 基于上述疑问,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其他可能方式。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我国学者张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自身的一些特点使之有别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适合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与其打破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如为民间文学艺术“量体裁衣”,在知识产权领域采取特别立法加以保护。 邻接权保护方式。韦之学者认为,应将整个民族作为一个传播者来对待。郑成思先生也曾建议,在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中借鉴国际上提供的以邻接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验。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保护方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顾问、瑞士音乐作品著作权协会前总干事乌里奇・乌腾哈根博士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合适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对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实施或曾经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有:保加利亚、前苏联、西班牙、法国、匈牙利、葡萄牙等。其中利用这一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有智利、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等国。例如,玻利维亚的1992年著作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产品进入公有领域。可以以任何形式和任何方法自由使用,但使用者应向国家支付使用费,用于促进和传播本国的文化产品。 那么,究竟哪种方式才比较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呢?这还得从各种方式的性质、优缺点谈起。 二、对各种主要保护方式之评析 (一)版权保护方式 版权保护方式也就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出通过版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1 版权保护的客体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同 第一,版权法是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对其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其作者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作品,与版权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范围是一致的,显然属于版权法保护的范畴。 第二,版权所保护的客体的表现形式、使用方式、防止歪曲及其他侵害、权利限制等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似,如:民歌、民乐、民间曲艺、民间戏剧与音乐作品,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民间诗歌与口述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有相同的地方,如复制、发行、改编、表演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也要给予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保护等。所有这些特点,使得通过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会有太多的障碍。 第三,版权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内容。这就使得版权不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质,它不妨碍他人利用现成作品思想进行再创作,也允许独立创造内容相同、功能一致的作品。同时,在取得版权保护的形式方面,作品只要具有独创性即可,而不管作品本身价值的高低、作者创作水平的高低、思想观点是否新颖等。版权的这些特点一方面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会断绝任何创作之路。 2 版权是现在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知识产权制度 国际版权保护制度是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为支柱构造的。他们的核心内容是国民待遇原则,即作者在起源国以外的缔约国应享有与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国民所享有的同等的权利。至2003年7月止,这两个公约的成员国分别为151个、98个。由于有这两个公约,可以使作者的著作权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中都受到保护。这样广泛的一个保护体系是知识产权法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因此,如果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可以使得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快地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中获益,这正是版权的最大吸引力所在。 3 世界上已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几乎都是采用版权法来保护 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例如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以及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班吉协定》,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因此,如采用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也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在世 界范围内早日实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 但是,在现有的版权体系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版权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中突。如:在保护期方面,版权所保护的客体都有一定的保护期,保护期届满则作品自动进入公有领域。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由于其不断地处于创作之中,其资源价值实现预期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等,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可利用性处于自然延续状态之中,相关主题何时及在何种程度上会被异地利用,属于未知数。因此,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应该是没有期限的。如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必须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些特有的特点做出一些特别的规定。 (二)单独立法保护方式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是指在版权法之外专门制定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不能不算是一种比版权保护方式更为理想的方式。就版权保护方式与单独立法保护方式相比较而言,前者比较保守,后者则更为激进。这是因为前者由于局限于传统的框框、体系,能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作一些特殊规定的余地总的说来是比较有限的,不能像单独立法保护方式那样完全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出发作全面而细致的规定。因而说到底,理想的保护来自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但实践证明,理想的并不一定是现实的。 1 制度的选择隐含着社会成本问题。一种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贯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每个国家都在理论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矛盾中选择自己的出路。美国在决定对计算机程序进行法律保护时,最终没有走上部分法学家们为其设计的专门立法道路,毅然采用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程序,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 新技术的进步,会不断地创造新的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成就,也会使得原来不需要保护的智力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现在需要立法保护,就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样。若对每一种需要保护的客体都单独立法保护。就会使法律体系变得杂乱无章,庞大无比。从而不便执行和管理,这与立法保护的初衷相悖。 3 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都采用了版权保护方式。因此,我国的立法者在考虑国内利益时,不得不兼顾国际因素。因为科学和经济的一体化要求法律尤其是与科技、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知识产权应当尽可能地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以利于知识产品在国际范围内的有效流转。 (三)邻接权保护方式 邻接权保护方式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者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 诚然,相当一部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通过相关民族或部落的各种“仪式”上的“表演”加以实现和正常利用的。为此,有关保护表演者权利的邻接权规范就有可能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保护至多只能是一种“间接保护”,因为它只能为少数特定的人提供保护,而不可能保护一个民族或部落的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来源地人们的利益:而邻接权保护的主体则只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者,而且可能获得主张这种保护的大多又都是发达国家的表演者、唱片制作者与广播组织等,因而无法实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真正目的。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罗马公约》的价值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为那些向国外传播其文化遗产的人提供了保护。 笔者认为,邻接权保护方式不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几点理由: 1 邻接权游离于两大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之外 《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都不包括邻接权,如果采用邻接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不能很快地从现在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获益。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可以比照现有的两个邻接权公约――《罗马公约》、《录音制品公约》缔结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另一专门公约,但是要在短期内缔结这样一个新的公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制定一项国际文件确实有现实意义,那么眼下它也只能是一项建议而已。 2 邻接权所具有的特点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与权利内容复杂的版权相比。邻接权的权利内容简单得多,只有复制权、禁止权等几种。即使在禁止权方面,邻接权也不能完全满足以法律禁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合理使用的需要,因为它们不能防止对那些未被表演、广播或录制在录音制品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复制等。 其次,邻接权中除了表演者享有一定的精神权利外,其余的都不享有精神权利,这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相违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要保护,除了使其来源地群体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外,更重要的则在于防止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商家为了更多地获取利润,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而随意地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加以“改造”、“渲染”与歪曲,从而割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联系,伤害其来源地群体的尊严、感情。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来源地群体来说,其精神权利比经济权利要重要得多。 最后,邻接权的保护期总的来说比版权的保护期还要短。就版权保护方式而言,已经有许多学者因为其保护期短的问题而提出版权保护方式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方式,更何况保护期更短的邻接权保护方式。笔者认为,这是对邻接权保护方式最好的反驳。何况从广义上讲,邻接权实际仍属于版权的范畴。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有什么理由舍弃更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方式而取邻接权保护方式呢? (四)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亦即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制度。所谓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就是使用某些保护期已过的作品或者原先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仍然要向著作权管理机关或者作者权利保障组织支付使用费。 公有作品有偿使用制度被誉为是具有最大社会文化意义的制度上的内涵和具有高级的法律上和概念上的形式,在政治制度很不同的国家中均有实施。这种情况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但是,笔者认为,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同样不适宜用来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主要理由如下。 1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属于公有领域的作品 每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都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在一定的地域,一定范围的人们中流传、发展。如《刘三姐》在改编成戏剧、电影以前。只在广西的罗城、宜山、柳州一带的壮族群众中流传。篇幅浩瀚,拥有一百万行、一千多万字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公开出版之前也只是在藏族和蒙古族群众中流传。这种封闭性的民族内部的传播,其实质 是作者在使用自己的作品。因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区别于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向社会公开,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后即属于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 澳大利亚的版权法和外观设计法规中没有涉及任何形式的民间文学或民间音乐或任何形式的民间艺术。卡马尔・普里文博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土著人的作品没有被排除在保护之外,但也未被给予任何专门的保护。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这类作品不包含在“公有领域”中的一般作品之内。 可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不属于保护期已过的作品,也不属于原先就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自然也就不属于公有领域作品的范畴。 2 采用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不利于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这一制度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关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因此,如采用这一制度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在理念上人们难以接受,容易造成与其他作品的使用相混淆,不利于人们树立知识产权的观念,亦会阻碍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而且立法机关也必须就征收、管理费用的机构及所得费用的分配使用等作出详细的规定。这一立法工作将是非常耗时、耗力、耗财的。 其次,这一制度将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从已经实施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的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所收取的费用基本上由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这样,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源地的群体来说,著作权的丧失、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等,必将大大地打击他们传承、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积极性,从而严重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这一现象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初衷不符。 三、我国应采取的基本保护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现阶段,我国应当采取版权保护方式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法律保护,其他几种保护方式都是不适合的。 (一)版权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 前面已详细论述的版权保护方式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其为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我国的立法者们应该果断地采取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可以很快地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立法者们做得可毫不含糊。在决定立法保护计算机软件时,美国的立法者历经犹豫的痛苦后选中版权法也主要是因为版权是最为发达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将计算机软件纳入其中,就可以使它一跃而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虽然美国现在也开始感到这件旧衣裳有所不适了,但由于版权所固有的优点,在找到可以替代版权的更好的制度之前,美国至今仍然初衷未改。美国的立法选择可以为我国立法所参考借鉴。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际保护决定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方式 前面已经提到,无论是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还是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我国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容易与世界接轨,也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 1 从国际形势来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试图通过国际条约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967年,在修改《伯尔尼公约》的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上,与会者们为民间文艺的著作权的国际保护做出了努力。结果是,《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1967)和巴黎文本(1971)的第15条第4款中都包括了如下条文:“甲对于作品未曾发表,作者身份未详,但却有足够理由推定该作者系本联盟成员国国民的情况,该成员国可自行以立法指定代表作者的主管当局,以便在各成员国中保护及行使作者的权利。按本款作出上述指定的本联盟成员国,须以书面声明通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详细开列被指定的当局的全部情况。总干事须立即将声明送达所有其他成员国。”根据修订会议的意图,《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条规定意味着有可能对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进行保护。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对《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款规定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个规定并不能说明《伯尔尼公约》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笔者赞成肯定的说法。因为从《伯尔尼公约》1967年、1971年这两次修订来看,修订的动力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要求给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公约的第15条第4款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修订的。因此将此款规定解释得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保护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毫无关系,于情于理都是不合适的。 2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通过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基本一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二是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六条已明文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表明我国已决定采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只是具体的实行办法要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而已。自从著作权法颁布以来,国家版权局、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在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已经着手起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已有的著作权保护的规定和经验,无疑会给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带来很多方便。如果又改用其他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且不说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是否适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就该项工作从头做起,也必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民间文学论文: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 摘 要:“安顺地戏”案被誉为“中国非物质遗产第一案”而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源于电影《千里走单骑》本身,更多的是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反思。该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存在一定问题,并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扬。从“安顺地戏”案中可以看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作品”存在差异,这使得对其的法律保护陷入了困境。因此,应当从国内外法律保护现状出发,探寻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法律保护方式,从而有效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和发扬。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安顺地戏”案 2011年9月14日,“安顺地戏”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这个当选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年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纠纷案以败诉告终。在“安顺地戏”案中,主要争议的焦点有:第一,“安顺地戏”是否属于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作品”。第二,“安顺地戏”和作者的关系又是如何。第三,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主体资格适格。对于这些争议的焦点,法院却多采取了一种回避和矛盾的态度。 从“安顺地戏”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传统的“作品”在特征上存在诸多分歧,然二者却采取相同的法律保护方式,这就使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陷入了困境,而这种困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弘扬和发展。 一、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法律保护困境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主体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对作品的作者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者”范围是明确的,即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如同其他私权一样。 反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却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少数民族或者一定范围内地区的人经过传承所创造出来的,因而其浓厚的地方或者民族特色,这种传承的过程无法由个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独立完成,它需要世代相传的特定群体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再创造而得到发展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进而很难确定其权利主体,即如“安顺地戏”案中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很难认定。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独具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 我国《著作权法》当中的“作品”一经作者创作即可产生,其创作周期较短,作品形式明确。 相较之该种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兴盛的过程,其创作而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衍生作品不断改造和更新,从而不断地丰富,因而具有延续性。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某个地区或者民族中的不同的人创造出来的,其形式并不拘泥于一般的作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较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根据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征求修改稿)的第2条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有形的表达形式,如建筑形式、民间艺术片等;语言的表达形式,如谚语、传说、诗词等;活动的表达形式,如礼仪、舞蹈、杂技、技艺等;音乐表达形式,如民歌、民族乐器等。”可以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也是得益于其延续性和形式多样性。然而,亦是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种特性的存在,导致很难界定什么作品以及作品的哪一种形态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保护的对象,即产生了“安顺地戏”作为一种思想剧是否具有权利客体资格的疑问。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别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 民间文学艺术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的合集。从我国立法来看,我国《著作权》所保护的更多的是民间文学衍生作品而不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安顺地戏”案,也出现了不少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侵权的案件,例如《刘三姐》署名权纠纷案、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等等。这些案件的作者权益虽然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该著作权的保护并非是针对民间文学作品本身,而是针对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虽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在表达方式、表现内容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该类案件的解决,并不能认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法律保护。 (四)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过度 我国《著作权法》最大限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任何人未经许可使用该作品将构成侵权。在2007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第3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权利包括复制权、销售权、展览权、公开表演权、播放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摄制权;除另有规定外,以上述方式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者经编改、翻译、汇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取得授权并支付报酬。”这一规定是出于对著作权人私益的包装,但是非常不利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再发展和创作。我国的法律忽视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延续性,只注重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和发展。 二、国内外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现状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国外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国家和组织意识到其与《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差异,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通过分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一般作品的特殊之处来摆脱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立法困境。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突尼斯样本版权法》,专门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条款,其中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划归到“其他形式”。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集政府专家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国内法示范条款》,该示范条款没有使用著作权领域的“作品”概念,而使用了“表现形式”。1971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公约成员国关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的需要,在修订文本中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无具体作者”处理。修订本中第15条第四款规定:“各成员国在书面通知了伯尔尼联盟总干事的前提下,可以给不知作者的、未出版的而又确信属于本公约成员国作品的那一部分作品提供法律保护。”国际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和公约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我国的立法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最早出现在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上,该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保留了这一条款。随后,国家版权局在其他部委的支持下,于1996年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第一稿,2002年又起草了第二稿。2007年,国家版权局在北京召开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立法工作会议,会议就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进行了讨论。由此可见,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已经纳入日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3月,在国家版权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与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以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代替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保护办法取代著作权保护办法。这在一定程度预示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将成为知识产权体系当中一个独立的调整对象并通过特殊的法律予以保护。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完善 鉴于上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笔者建议,应当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客体,针对其特点进行专门的规定,同时,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设立专门法律制度,在仿照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的同时,突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性、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等特征。 第一,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应当承认其群体性的存在,不排斥“群体”作为权利主体。我国可以仿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的《示范条款》中的规定,在“主管部门”和“有关居民团体”二者中选择,作为有权授权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 第二,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范围。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围的界定一般都较为抽象,具有很大的弹性,然而这种界定缺乏其合理性。这一方面不利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认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法律有针对性地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特殊保护,因而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科学的定义方法。立法机关应尽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也可以防止出现法律遗漏。 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应不受限制。我国法律对著作权客体的保护期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对于一般的作品而言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性,对其保护期间的设置不该一概而论,笔者认为,保护期限不受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其继承和发展。 第四,以鼓励创作、维护创作主体权益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立法保护的核心原则。在制定相应法律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基本价值的追求,我们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方面是为了创作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鼓励创作,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发展和再弘扬,用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来继承我国传统民间艺术文化的精髓。 “安顺地戏”案虽然败诉,但对探寻如何通过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却具有极强的意义,它反映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机关完善立法予以改善。不过,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立法不能一蹴而就,法律规定更不可能一次齐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也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会越发完善,进而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和繁荣。
旅游文化论文:论析中西方文化与旅游及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论文关键词】中西方文化;旅游;旅游文化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从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和核心入手,追溯旅游的历史发展,分析文化和旅游的关系;然后探讨旅游文化的发展内涵和功能;最后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旅游同线)为例,回顾所取得的成果,并提出西成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更多浸透了旅游客体的客观历史文化和旅游主体的主观文化以及在旅游过程中与旅游媒介相互作用,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 一、中西方文化与旅游 (一)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及核心 1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一词是从拉丁语Cultura转化而来的。据英国文化史学家威廉斯(Raymmond Williams)考证,在18世纪之前,culture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人的培养过程”。到了19世纪,culture指“各类艺术的总体”和“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将其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ctt Tylor)给文化的定义在西方基本达成共识:“文化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la]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其特征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宗教与科学两元。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希伯莱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体现为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的统一。 2.中国文化。在汉语中,文化的意识至少应当推至东周。孔子的《论语·八情》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易经))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词源而言,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由此可见,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偏重精神方面,其精神基础是儒家伦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于鬼神合其吉凶。”其特征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讲究的是人文主义。从渊源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巫史传统的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道、法等为补充。 (二)文化和旅游的关系 1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广东的汉奸别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遗址,长安古乐等。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轰展性,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文化是旅游竞争的核心。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物质方面的需求易于满足,但其最终目标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往往为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所独有,文化中所带有的民族和地域的独特信息,往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替代的,形成发展旅游强有力的竞争能力,西安、洛阳两城市争夺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丝绸之路已成为驰名世界的旅游品牌。 3.文化是旅游的驱动力。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在旅游资源走过普遍开发阶段之后,文化成为将旅游业发展引向深人的重要驱动力。以北京大观园为例,从160万元《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制景费起家,按小说中的菜谱开发红楼宴、红楼宴舞,靠挖掘文化内涵成为国内旅游的知名品牌。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运用的典型。 4.文化是旅游发展的方向。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据统计,2008年海外游客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中,文化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体现了旅游对文化的依附性以及它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延续性、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繁多的文化资源种类,有利于开发结构完善、适应面广的旅游产品,形成优质品牌。推进文化旅游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由旅游大国成为旅游强国。 二、旅游文化的发展 (一)旅游文化的内涵 旅游文化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由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资源或旅游目的地)、旅游媒介(直接、间接服务的旅游企业)在旅游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 (二)旅游文化的功能 1旅游文化的人文教化与审美功能。旅游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感受美,获得美感,而美就蕴藏在旅游文化的客体之中。旅游者通过游览秀丽的自然景色、凭吊历史文物古迹、领略异域的风土人情、品味他乡的饮食文化,提高审美水平。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许多自然景观中包含了伦理道德意义,自然景观的美丑同人的道德情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游览长江三峡的神女峰时,会被神女对待爱情婚姻至死不渝的态度所感动;畅游黄河,除了感受其浊浪滔天的壮阔水势外,更主要的是被黄河的象征意义—华夏文明的摇篮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所感染和激励,由此提升了思想境界,增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2.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具体表现在促进消费和增加外汇收人两方面。旅游文化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在旅游媒介中。旅游业经营者、从业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职业道德、服务观念及经营思想等文化素质越优秀,旅游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情趣就越会得到满足,精神上的享受、心理上愉悦必然会强化消费欲望,从而实现消费行为。另外,旅游资源中文化含量与价值的开发,同样会促使旅游消费的增加。外国游客人境旅游,既要进行商品消费,又要求提供劳务服务,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发展跨国旅游是给国家增加外汇收人的重要途径。 3.旅游文化的文化交流功能。旅游文化具有文化交流功能。文化交流可以增强旅游地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加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往来。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山河壮丽,古迹众多,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旅游者登临泰山,会产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情;漫游故宫,会发出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举世无双之惊叹。旅游文化还可以帮助旅游者交流思想感情,消除偏见和误解,有力地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咸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一)西咸旅游同线的提出 西安作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热点城市和西部核心旅游集散地,年游客接待量占陕西省的90%以上;咸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是陕西北线、西线旅游的重要节点。西安的客源优势和咸阳的资源优势为两市的旅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沈抚同城化”、“广佛同城化”、“京津同城化”和“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提出,2003年元月,西安、咸阳两市旅游局在西安共同签订了“旅游同线”协议,提出了“一接四同”的具体思路(即旅游规划相衔接、旅游市场同开发、旅游产品同体系、旅游环境同整治、旅游服务同网络),标志着西咸旅游一体化的正式启动。 (二)西咸旅游同线取得的成果 六年来,两市的旅游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果。比如,建立两市旅游协商机制,即两市旅游局和旅游协会间共同研究、确定一定时期内“旅游同线”工作;实现两市旅游规划对接.邀请对方参与规划的研讨,为编制西咸旅游总体规划奠定了基础;建立联合促销机制,如联合赴客源市场进行促销、联合举办了“观《贞观长歌》、游盛唐美景”、“持奥运门票到西、咸半价游”等活动;建立了重大旅游项目协商机制,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建立了两市旅游行业单位联系机制,通过信息互通、培训同搞、市场共作等措施,使两市行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服务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等。 (三)西咸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1.打造西咸旅游统一形象。共同协商确定两市共用的旅游形象、旅游标识、旅游口号等,共同对外宣传,使西安与咸阳成为一个统一的旅游目的地,使西咸旅游成为游客普遍认可的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两市旅游部门内部的认同。 2.构建两市统一的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由两市共同建立旅游基金,用于西咸同线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的构建。如建立两市同台同号的旅游声讯服务平台、旅游网络咨询平台、在两市广电网络中开设共同的旅游栏目、在两市建立统一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整合两市旅游六要素的基础上推出统一的、两市通用的城市旅游卡等等使西咸旅游合作向深层化、具体化、实用化方向发展。 3.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唐、秦文化内涵;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解决现存的整体旅游形象不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5.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目前,旅游需求消费的重心正由观光型向文化型、保健型和生态型方面转化,西咸旅游同线要抓住机遇。享有“中国第一帝都”美誉的咸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应以历史文化为主体,以养生保健、独特的民俗资源和休闲娱乐为支撑,其他旅游项目协调发展的旅游产业格局;“文物甲天下”的十二朝古都西安素有“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浩瀚的文物古迹遗存,自然景观峭拔险峻,周边的十余个森林公园,人文山水交相辉映,构成古老西安特有的神韵,还有久演不衰的《唐长安乐舞》、《仿唐乐舞》、《秦俑魂》、《长恨歌》等文艺节目,赢得国内外游客的赞誉。 6.全面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产业,其文化建设除抓好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外,还要抓好旅行社、旅游宾馆、旅游车辆公司等企业、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建设。旅游企业的有形产品,除了要具备实用的功能外,还必须满足顾客求美、求新、求知的文化功能。作为主要接待的旅游饭店,要突出其建筑文化、装演文化、功能文化和服务文化的建设,重视大堂文化、卫生间文化、餐厅文化和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设计和建设。旅游目的地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借以提高旅游区的品位和档次。旅游市场营销,除了产品的文化内涵外,营销人员自身的文化素质、言谈举止、礼节礼仪都要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给人以鲜明的高品位文化形象。 旅游文化论文:浅析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 [论文关键词]永州市 旅游文化 开发 [论文摘要]永州,古称零陵,风景优美,素以“锦绣潇湘”驰名中外,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少数民族众多,山脉起伏,气候宜人,常留有文人墨客的足迹,为永州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之时,如何挖掘旅游文化的潜在价值,将其转化为旅游产品,进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是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的关键所在。 一、永州市旅游资源状况 (一)旅游文化资源丰富 (1)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众多。永州历史名人众多,如舜帝、柳宗元、怀素、周敦颐、黄庭坚等;地方文化丰富,如舜文化、柳文化、碑文化、女书文化、草书文化等。此外,永州有历代形成的古陵、庙、塔、阁、桥两千多处,已被国家、省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38处。(2)风景优美,自然景观独特。永州是以山多水秀闻名的。潇水南北纵切,湘江西东纵横;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金洞林场4大国家森林公园分布境内,全境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水相间,风景独特。(3)少数民族众多,民俗风情古朴。永州境内居民共有29个民族成分,以汉族、瑶族、壮族为主,这使得永州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方气息浓郁,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 1.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1)永州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境内有洛湛铁路、衡枣高速、永连公路三大交通动脉,区位优势逐步显现。(2)相关配套设施明显改善。永州市供水、电、气系统完备,环境卫生良好,为永州市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很快。全市现有各类旅行社19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家;拥有星级饭店20家,其中四星级1家,三星级3家;省旅游餐饮示范点1处。 (三)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永州已经初步形成了芝山柳文化、九疑山舜文化、阳明山佛教文化、浯溪古书法碑林、江华江永瑶文化、道州濂溪故里、中心城区百里平湖和舜皇山生态旅游区等九大风景名胜旅游区,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二、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文化主题的物化 文化主题的物化,即将旅游文化的内涵用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载体体现出来。旅游者外出旅游,其目的是观光、游览、娱乐、休闲,获得一种经历,而绝不是研究某一种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物化过程,以一种独特的、直观的、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旅游者所接受。因此,开发旅游文化,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主题的物化。永州市要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就必须注意文化主题的物化。但是,永州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不容乐观,以柳文化和舜文化为例:关于柳文化的唯一的景点就是柳子庙,而闻名天下的“永州八景”现在大都难觅踪迹;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目前只有舜帝陵与舜文化有关。 (二)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 旅游者的需求千变万化,若旅游文化仅仅固守其原本的文化基础,最终只会被旅游者所遗弃。作为具有重要吸引功能的旅游文化,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汲取新的营养,拓展其内涵,延伸其外延。永州市在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柳文化在旅游者的印象中,基本上还停留在柳宗元时代;舜文化的开发,其目标顾客主要是拜祖、寻根的旅游者;女书文化正在进一步被遗忘……这种局面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基本上还保持在固有的模式上,其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使得旅游者和旅游文化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得旅游者对其敬而远之。 (三)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 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能否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目前,关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性破坏,在我国时有发生:建设性破坏,景区超载开发、错位开发、索道建设等,屡见不鲜;保护性破坏,以保护为名,却使得景区失去原真性、整体性;管理性破坏,由于旅游区管理不善,使得环境受到污染……目前,虽然永州市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开发性破坏,但由于开发不当,导致旅游事故的事情也有发生。因此,永州市在开发旅游文化时,应该以此为鉴,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的对策 (一)突出地域文化,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首先,突出“舜文化”特色,兼顾“柳文化”。开发舜文化,应注重“德”、“教化”,将与舜文化相关的载体联合起来,即以“舜文化”为主题,将舜文化、碑文化、舜帝陵结合起来,以九嶷山风景区为基地,根据游客的需求,有特色、有重点的整体开发,形成立体开发网络。开发柳文化,可重修永州八景,恢复当年风貌,既要突出柳宗元纵情山水的欣喜,也要流露出“独钓寒江雪”的孤独,并将柳子庙作为凭吊柳宗元的场所,将柳宗元当年的游览线路贯穿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旅游线路。其次,纵向开发,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资源,可纵向开发,将永州的古老文化以时间为纽带,一一展现出来,突出其历史的厚重性,把永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的历史文明结合起来,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二)科学开发,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必须深入挖掘,将其内涵和游客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如瑶文化,可突出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开发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如“盘王节”、“耍春牛”、“敬鸟节”、“坐歌堂与送亲”等,让游客和瑶族人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机会。此外,可通过题材和立意(突出其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形态设计(张扬其个性特征,设计不同人物形象)、材质(通过木、竹、金属等不同的材质,开发独特的旅游工艺品)等,从不同的方面展现瑶族人民的风貌。 (三)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在不破坏原生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应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首先,可以利用声、光、电等先进技术,以时光倒流的方式让游客欣赏永州的历史文化;其次,与特色文化相结合,以生动有趣的形式让游客接受古老文化的熏陶,如体验舜帝的耕作方式、学习怀素芭蕉练字、模仿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参加瑶族的节庆活动、认识女书等等,通过种种途径,让游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了解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将游、娱、乐和旅游文化融于一体,从而达到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目的。 (四)加强宣传促销,塑造旅游形象 首先,科学、统一规划旅游文化资源,将永州市的旅游文化资源通过某种联系贯穿起来,凝结在一起,从而改变旅游资源零散、不集中的弊端;其次,将“舜文化”和“柳文化”作为对外宣传的重点,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利用图片、影视,塑造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形象,改变过去落后的旧面貌;最后,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为游客提供一个优美、干净、卫生的旅游环境,展示永州市的良好面貌。 旅游文化论文:中国玉都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 旅游是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步提高而不断增长的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正在成为一项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随着近年来世界各地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旅游目的和方式都由过去的休闲观光旅游过渡到层次更高的文化旅游。显然,提高旅游文化层次、充实旅游文化内涵,使旅游者在参观、饱览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同时,开阔文化视野,增长文化知识,已成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使旅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必须将文化融于旅游之中。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只有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旅游才能显示出无限生机。有人把文化称之为旅游发展的“加速器”,一点都不过分。本文将对我中国玉都岫岩县旅游文化发展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初见成效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战略,主打“岫岩玉牌、资源牌、民族牌”这三张精品牌,开发自然景观,挖掘人文景观,提升旅游品牌,旅游产业正成为岫岩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县已成为辽宁省旅游强县,共有国家A级以上风景区5处,“国石之旅”、“生态之旅”和“满乡之旅”三条旅游热线年接待游客逾百万,年旅游综合收入达5亿多元。具体表现在: 打“岫岩玉牌”尽展中国玉都风采。岫岩县政府始终坚持“琢玉兴县”战略,打响岫岩玉牌,弘扬岫岩玉文化,振兴岫岩玉产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先后参加了“中国国石”竞选,以市民投票第一名和专家投票第一名的成绩荣获“中国国石第一候选石”称号;参加了中国矿业名牌城市竞选,成功获得“中国玉都”冠名权,成为中国矿业名牌城市;1996年12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岫岩玉星”,在全国开创了以矿产资源名称命名小行星的先河,岫岩玉和岫岩的知名度、美誉度大增,为国内外所共识。 打“资源牌”彰显自然山水魅力。为了创造更好的旅游环境,几年来,岫岩县政府投入巨资综合开发了药山、清凉山、龙潭湾等现有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兴建了大洋河水上乐园,完善了水上娱乐项目,开发了前营仙人嘴温泉、哈达碑沟汤温泉,推出了“清凉山世界之旅、药山健康之旅、大洋河漂流之旅”等精品线路,形成了独具岫岩山水特色的旅游优势。同时,我县还积极加快生态大县建设,抓好大洋河、哨子河两大水系及沿岸的开发和保护,使得空气清凉宜人、水质清澈甘洌。 打“民族牌”散发浓郁满族风情。岫岩50万人口中,90%以上都是满族,有着鲜明的满族特色,洋溢着浓郁的满族风情。近年来,岫岩县政府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满族博物馆,存放陈列大量史籍资料和文物,并全面详细展示了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同时,岫岩县政府还积极兴建药山满族风情村,在城镇着手兴建满族风情一条街,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满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形成独具岫岩地方民族特色的精品旅游热线,弘扬满族传世文化。 以上三张牌,说明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称之为特色旅游。但是,我们的这种特色旅游,只是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形态,它是以初级观光旅游为主,是“粗放式发展、低效率经营”的状况,旅游的高级形态是要提升旅游文化的含量,在旅游文化上大做文章。 二、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县旅游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旅游文化发展的理念没有真正竖立起来。 我县目前比较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文化的经济功能,导致一些相关管理部门只有文化事业的概念,没有文化产业的观念,缺乏对市场条件下如何适应新形势新时期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文化资源的深刻认识。对现代文化旅游业的产业功能、发展规律以及如何实现文化与旅游的结合缺少正确认识,对文化旅游业的性质、地位、特点、规律等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导致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思路不清晰,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规划不重视,缺少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对策和措施。造成了“文物资源多(文化遗址遗迹426处),但开发利用不够;玉文化、满族历史文化深厚,而挖掘利用不足”现象的产生。 (二)、旅游资源文化品味不高。 1、岫玉旅游的文化含量较低。岫玉使我县文化旅游的最大品牌,但是这一品牌因文化含量较低而黯然失色。首先岫玉购物场所建筑风格没有地方特色、卫生环境不尽人意,与玉所具有的“高贵”、“典雅”的身份和品质格格不入。第二因岫玉本身的硬度、韧性等物理性质所限,加上雕刻技术以及急功近利的思想,目前在市场上出卖的大部分岫玉产品雕刻不是特别精湛,民俗题材的作品较多,有创意的题材较少,精品更好,与其收藏品身份不吻合。第三巨型玉体、岫玉的“四大天王”等特色资源尚被充分开发利用。第四玉石开采过度,市场供应量大,价格很低,市场形象不佳。这不仅削弱了岫玉作为主导旅游产品的市场吸引力,也严重影响了岫玉进一步与旅游嫁接的潜在价值。因而,扭转岫玉在市场上的不良形象已迫在眉睫。 目前,岫玉开发的目标完全是玉器加工和交易,将这种宝贵的资源是同煤炭或其他矿物资源一样进行开发利用,没有意识到这种资源本可以转化成对当地可以有持久经济生命力的旅游资源。这种观念影响了岫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2、满族文化遗产整合开发利用水品较低。我县满族文化遗产是我县发展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但是,对其整合开发利用很不到位。目前我县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岫岩玉雕工艺、东北大鼓、皮影戏、满族剪纸、满族刺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岫岩单鼓、满族民间歌曲等7项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婚俗、农民画、民间鼓乐等13项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具有岫岩特色、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仍严存在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在活动上每年也只有一些象征性的表演和展示;426处文化遗址遗迹连我们岫岩本地人知道的也不多;我县中国第一陨石坑遗迹开发缓慢;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大都只能在岫岩博物馆中见到;满族的民族语言、服饰和习俗多已消失;满族饮食为主的餐馆几乎没有;满族民俗村建设雷声大、雨点小。如此状况,使我县的满族风情特色很难体现。 3、岫岩山水生态旅游层次较低。我县境内山川秀美,峰峦叠嶂,群山滴翠,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有怪石嶙峋、涧水潺潺的辽宁四大名山之一的药山;有数峰突起,浓荫蔽日的青凉山;有深藏古寺、秀色可掬的卧鹿山;有风光奇丽、银链悬空的石湖瀑布;有水秀潭美,如嵌明珠的龙潭弯……奇峰异景美不胜收。这一切使岫岩成为辽宁和东北地区的“绿色屏障”、“生态斑廊”和“生态飞地”,为城市提供了“绿色之肺”、“天然氧吧”,因而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优越条件。但是,我县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比较粗放;没有形成“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为一体的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经营仍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还不能满足游客的多方需求,也就带不来较高的旅游综合效益;环保设施落后;生态文化衍生产品的开发几乎为零;没有着力于山水景区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要努力发现其生态文化价值并赋予其灵性、且要涵盖对相关人文元素的认识与发掘。景区景点是形式,文化内涵是魂魄,两者相得益彰,方能魅力四射。比如一个景区,应形成若干或荡气回肠,或缠绵悱恻,或幽默诙谐的优美传说和民间故事,在导游声情并茂的讲述下,欢乐游客,并且给人以启迪,即使景点并不是上佳的,也足以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旅游者参与性项目不丰富,主要是静态展示。文化旅游要使旅游者真正参与其中,通过娱乐性的节目,真正领会文化的内涵,才能实现游客和景区双赢。我们的文化旅游的表现形式单一,主要集中在文化资源的静态展示,缺少大型的、专业化的与文化旅游相关的文艺表演活动,在听觉上吸引力不强,在视觉上冲击力不够,影响我县文化旅游整体形象。 (四)、旅游业基础配套设施比较薄弱。我县旅游产业体系尚未形成,还难于满足游客食、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需求。虽然已经形成以岫岩镇为枢纽的放射状交通网络,但是道路级别不高,可进入性较差。全县仅有一家旅行社——嘉平旅行社,国家导游员3名。床位数超过50张的酒店有6家,其中三星级酒店两家——岫岩宾馆和贺临假日酒店,床位总数约1000张,接待设施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KTV歌舞厅、游戏厅、酒吧、茶吧为主的娱乐业规模虽然不小,但缺乏特色,品位不高,层次不丰富,不能同时适应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的口味。按说,由于岫玉一枝独秀,名播远近,岫岩的旅游购物品本应是最值得称道的旅游行业,但是目前玉雕产品主要针对商人,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性活动,很少针对旅游者。因而,在题材、体量和雕工诸多方面没有发挥旅游纪念品的功能。 (五)、旅游商品特色不明显。玉件不算,与深厚的人文资源形成反差的是我县旅游商品开发不尽如人意,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旅游纪念品缺乏,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标志性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忽视挖掘旅游品牌的形象价值和拓展旅游品牌的产业链条,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旅游购物场所也没有设立,致使来我县旅游的绝对人数增长较快,但旅游综合消费却相对较低。 (六)、从业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我县旅游从业人员中,高中级管理人才还很缺乏。旅游产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产业,我先旅游文化产业目前尚处在起步和培育阶段,各种层次的旅游专业人才十分缺乏,景区景点的旅游服务人员也缺少正规培训和专业培训。整体看,目前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仍停留在一般的接待阶段,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要求相比还不适应。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和措施上落实。 (七)、资金投入不足。旅游产业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景点开发再到旅游产品包装宣传推介,都需要足够的资金做后盾。近年来,虽然我县多方面争取资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等投入,但总量上仍显不足,从而制约了旅游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发展我县旅游文化产业的措施 当前全国各地到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岫岩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利用现有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突出岫岩旅游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树立岫岩旅游的整体形象,创岫岩旅游的精品。学习和借鉴其他兄弟市、县,像大连等,加快和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旅游精品战略,使岫岩的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岫岩“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一)、必须增强旅游产业开发中的文化意识,确立“大文化、大旅游、大产业”发展思路。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惟有充分挖掘旅游产业中的文化内涵,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旅游的文化品味,才能够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实践证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是一种依托关系。只有景观加文化才能留住远方的游客,没有文化底蕴的景观是留不住游客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以文化为支撑的经济,文化因素渗透经济活动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对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文化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成为经济竞争的关键。文化内涵成为商品价值的重要源泉,商品的文化含量越高,使用价值、欣赏价值、附加值就越大,市场竞争力也就越强。要树立“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旅游就是抓发展”观念, 。 (二)、加强创新,增强文化含量。旅游离不开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越丰富,它的知名度就越高,也就越吸引人。针对我县目前旅游景点文化含量不高的问题,应集思广益,开拓创新,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地增加文化含量,使之锦上添花。 在山水生态游方面,要深入挖掘景点的文化价值。请些国内文坛名家艺界高手在适当时候来我县著名景点游览并组织笔会,把他们的作品配上作者简介和照片结集出书,择其名篇名句请书法金石家在相应景点刻字或制匾、联,以流传后世,给游客留下高品位的珍藏纪念品。要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学、建筑、工艺美术、园林、民族服装设计以及音乐、书法、绘画、雕刻(塑)、装潢等专业人员的智慧,充分依靠艺术手段和科学手段,将旅游资源进行艺术化处理,使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能够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目前景点的介绍和评价,还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来”这个层次,而它们在岫岩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什么变化,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呼应,它们对岫岩满族文化的影响则很少被提及,这就无法全面展示其文化底蕴。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必将成为旅游产业在新世纪的发展主流,要树立岫岩旅游的文化品牌,必须在现有旅游产品和资源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创新。 在玉石之旅方面,除了提高玉雕的创意水平、多出精品外,可创作一篇戴玉佩、玉镯给人带来好运的民俗传奇故事,让购玉者都在这个美丽的故事中购买玉件。另外,改变“采玉兴县”,实施“观光(玉)兴县”的发展战略。这个思路的要点是玉石文化的功能转换。——将前来岫岩买卖玉器转化为前来岫岩观赏玉石文化;实现以开发利用本地玉石资源进行玉石加工向主要采用国内外宝玉石资源,以发展玉雕业为主向多种宝玉石原料加工并举的模式转变;引导和推动玉产业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中实现量的新扩张。我县将在“玉皇”原址兴建中国玉博物馆,并规划在岫岩县城中国玉雕会展中心和哈达碑镇中国玉博物馆之间建设一条长37.4公里的旅游观光带,这将为玉石之旅带来一道炫目的亮点。 在魅力满乡游方面,应做到满族文化、满族乡情、满族民俗景观三者的和谐统一。如果说满族文化是“根”,满族民俗乡情是“叶”,那么,满族民俗景观则是“花”。 旅游者不辞远程之苦来到岫岩满乡村落,主要是想看到满族文化与满族乡情的载体——满族民俗的景和物。 做到使景更美、更自然,实物更丰富、更真实。对于满族民俗村要加快建设。总之,在我县文化旅游的每个环节都要注重突显文化的内涵,突出地域和民族的特色,突出浓郁的民风民情。 (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既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和本真性,又要通过旅游开发向外界宣传推广。对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生产性保护方式,加以合理利用,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鲜元素。对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注重原真形态的展示,另一方面通过编排,成为具有满族民族特色和市场效益的文化旅游节目。要整理和生产一批满族民族文化艺术精品节目。要鼓励对我县现有演艺资源进行整合利用,鼓励社会资本以投资、参股、控股、并购等方式进入旅游演出市场。鼓励运用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创新演出形式,提升节目创意,突出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打造我县优秀旅游演出节目。旅游景区(点)要广泛吸纳文艺演出团体和艺术表演人才以多种方式灵活参与景区经营,不断提高景区(点)的文化内涵。 (四)、要搞活投融资机制,加快旅游文化产业招商引资步伐。影响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开发进程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必须大力创新投融资机制,大力拓宽旅游投资融资渠道。今后,一方面政府应发挥文化开发的主导作用,积极争取国家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大力招商引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实行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与开发权、经营权相分离等措施,鼓励国内外大集团、大公司和民营企业投资,吸引内资、外资以及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开发,大力支持县内外投资商采用承包、租赁、入股、买断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实现资本与资源的最佳结合。要明确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要坚持内资与外资同等重要、内商与外商一律平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原则,按照市场规律“多轮驱动”,大胆开展资本运作,要着力改善招商引资环境,在优惠政策制定、提供开发条件、配套服务措施上下狠功夫,让外来投资者进得来、留得下、能发展。 (五)积极培育文化旅游人才。 加强文化旅游人才培训。根据我县市场需求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际,定期组织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开展导游和讲解员培训,努力培育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全面推行文化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等级考试、持证上岗制度,为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六)开发一两种 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标志性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设计上可以和岫玉结合,体现中国玉都的内涵。这样既可以宣传岫岩,又可以增加收入。旅游旅游购物是直接拉动旅游收入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在旅游消费各要素中,购物作为最大需求弹性要素之一,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和拓展空间。在旅游业发展中,购物已成为决定旅游业效益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在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旅游商品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占40%左右,法国旅游商品、纪念品的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55%~60%,香港也高达50~55%。旅游商品具有很好的联动效应,旅游商品的发展可以为岫岩农业、商业、加工业、服务业、食品等部门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七)、要尽快制定岫岩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实行税费优惠政策。规划是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建设的龙头。做大做强特色文化旅游产业,首先必须把规划置于一个高起点的位置,做到起点高、审批权威、执行严格。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出特点、做出品牌、做出效益,推动岫岩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实行税费优惠政策, 内容包括:对外来投资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通过建立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实行“税费先征后奖”。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奖励额度可以实行:1、新建文化旅游企业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前3年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第4、第5年上述留成部分的50%,税费奖励不超过5年。2、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市属以上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3、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本级政府收取和支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免缴(办理相关证照和购买发票工本费除外)。4、实行政府对投资者补贴机制。凡新建规模以上的项目,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县政府每年按投资基数的5%进行补贴,累计补贴时间不超过3年。5、对新引进县以外投资主体来我县直接投资景区、景点开发及旅游文化配套服务项目建设的中介人,按到位资金总量的3%予以奖励。对投资方新开发的景区景点,荣获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10万元,荣获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30万元;荣获A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50万元。 (八)、加大文化产品宣传推介力度。没有宣传就没有市场,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必须与宣传包装相同步,甚至宣传先行。要以旅游集团、旅行社为主渠道, 以国内大型展会、全省旅游促销行动为载体,以新闻媒体采风报道和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户外广告宣传为主要宣传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多层次、全方位开展以岫岩文化为重点的旅游品牌推广和旅游产品推介。要注意运用大型节庆、电视专题片、宣传手册等多种手段展开包装宣传,通过举办论坛、投资洽谈会、项目交易会等形式推介岫岩的文化旅游项目。 今年的玉雕艺术节就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推介契机。 通过以文化促进旅游,用旅游传播文化,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良性互动,把文化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就会形成特色品牌优势,形成“人文、自然、文物、山水、民族、生态、产品”等交相辉映的旅游新格局,使岫岩旅游迈上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使旅游成为岫岩经济发展新的支柱产业。 旅游文化论文:论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打造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品牌 [论文关键词]齐齐哈尔;地域文化;旅游文化 [论文摘要]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构建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使地域文化与旅游文化共同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域的地理、历史、经济、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地方特点的文化。齐齐哈尔市建城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在历史长河里形成了多元的地域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催生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绿色食品之都、装备工业基地、生态旅游之乡和历史文化名城,赢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魅力城市等称号。当前,如何充分发挥我市地域文化优势,打造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品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地域文化内涵是塑造旅游文化的灵魂 在本地文化资源中,选择那些能吸引人的眼球的要素,开发出有说头、有听头、有看头、有玩头的旅游产品,提供有独特体验、有新鲜感受、有无尽回味的旅游服务,已经成为当今旅游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 一是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我市拥有世界闻名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扎龙湿地是首批被国家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的,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数以百万的游客。河流漫溢,苇草丛生,湖泊星罗棋布,是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据统计,扎龙自然保护区有各种禽鸟296种。其中尤以鹤类居多而文明于世,世界上现有鹤类15种,在扎龙就可见14种鹤。我国有野生鹤9种,扎龙就有野生鹤6种。世界最珍贵的丹顶鹤不足2000只,扎龙就有400多只。因此,齐齐哈尔成为驰名中外的“鹤乡”。鹤文化已经成为我市的特色品牌,写鹤、画鹤、吟鹤、摄鹤蔚成风气,观鹤成为著名旅游品牌。一曲感人至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歌颂为寻找走失的丹顶鹤而献身的我市姑娘徐秀娟。扎龙驯养的丹顶鹤曾在澳门、黄鹤楼放飞表演,独特、鲜明的鹤文化正在提升我市知名度和竞争力。此外,齐齐哈尔四季分明,沃野千里,空气清新,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达到326天。境内的“一江九河”未受污染,绿色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市有14个中国特产之乡,获得绿色食品标识120个,绿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特色鲜明。首批国家级梅里斯绿色观光农业园等就是生态休闲旅游的代表。风光旖旎的明月岛、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东北最大的城市公园龙沙公园、穿城而过宛若晶莹剔透的城市项链劳动湖等构成了鹤城旅游文化的精彩华章。区位上,齐齐哈尔是我省西部与内蒙古东北部旅游的中心城市,有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观鹤节,鹤翔人舞,共同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齐齐哈尔的大湿地与大庆的大油田、五大连池的大火山、黑河的大界江、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共同构成了生态旅游精品线路,成为中国十大完美旅游线路之首。 二是工业文化旅游资源气势恢宏。齐齐哈尔是重要的装备工业基地,为我国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象马恒昌小组那样的产业工人在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有被总理誉为“国宝”的中国一重集团、“掌上明珠”的北满特钢集团。有亲自选址,为国防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华安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以及和平厂、建华厂等三大军工企业。有亚洲最大的铁路货车生产企业齐车集团,有全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的第一和第二机床厂,已有三家企业已经成为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三是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凝重厚远。齐齐哈尔城始建于1125年,1954年前曾作为黑龙江省省城达255年之久,是我省历史文化名城。有曾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的昂昂溪文化和被学者称之为“北方半坡”的滕家岗文化遗址、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辽金塔子城遗址、有中国最北的“金长城”遗址、金代蒲峪路遗址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有建于1695年的黑龙江将军府旧址,曾居住过萨布素和寿山等68位将军。有民国黑龙江省最早的行政机构黑龙江督军署旧址,有吕氏旧居等流人故居。有马占山将军打响全国武装抗日第一枪的江桥抗战遗址。可以说,完全可以打造成一条北疆历史文化游的精品线路。 四是民族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异彩纷呈。齐齐哈尔有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等35个少数民族,蕴藏着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宗教构成了丰富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有我国大陆唯一的五教道德院,有建于1939年东北著名的佛教圣地大乘寺,有建于1684年的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我省最大规模的卜奎清真寺,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圣弥勒尔教堂等。这些建筑流光溢彩,无论是在设计、彩绘、建筑、造型和布局等都极具体现其科学、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艺术价值。 五是关东文化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我市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的中国齐齐哈尔关东文化旅游节,紧紧围绕冰雪文化、雪鹤文化、民俗文化等开展旅游文化活动,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旅游节庆活动之一。挖掘和弘扬生生不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闯关东”精神的内涵,为重振齐齐哈尔老工业基地雄风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我市至今尚有山东村、山东屯的文化遗存,全市有七成以上人口是关内移民的后裔,生活和生产方式仍有关内习俗。电视剧《闯关东》就多次提及齐齐哈尔。全国闻名的甘南兴十四村就是典型的山东移民村,它已经成为我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和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村。我市历史悠久的冰雪游园开全国的先河,自1963年首届开办,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二十八届。冰浇艺术在全国更是堪称一绝,冰雕玲珑、雪雕奇伟、冰灯璀璨已成为旅游亮点,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 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文化的特色,旅游文化的灵魂存于地域文化的内涵。因此,齐齐哈尔要依托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掘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建设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让文化发展与旅游发展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二、依托地域文化生产力提升旅游文化竞争力 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的强弱,我们要依托地域文化优势提升旅游文化的竞争力。 一是结合地域文化品位定位旅游文化特色。根据我市地域文化的特点和景观分布及自然资源现状,可以开发建设昂昂溪文化旅游、辽金文化旅游、红色文化旅游、民族风情文化旅游、历史建筑文化旅游、工业文化旅游、生态文化旅游、农业观光文化旅游、都市观光旅游九大系列旅游产品。鹤文化研究也要进一步挖掘内涵,以鹤文化与关东文化的表现形式,逐步形成齐齐哈尔的文化品牌。 二是提炼地域文化精髓包装旅游文化形象。要根据齐齐哈尔地域资源特点,挖掘、开发并创造出自己的个性化产品,力求与众不同。目前,我市已经形成夏秋有绿博会、观鹤节、小交会、和平节,冬春有关东文化旅游节、冰雪节等,构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旅游文化格局。同时,还要充分利用齐齐哈尔文化艺术品广场等作为展示和推介艺术作品和旅游产品的平台。 三是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塑造旅游文化精品。当前,齐齐哈尔市的旅游业对文化的继承、传播和交流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在认真研究、深入探讨的基础上,确立目标、塑造形象,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提升旅游文化内涵,注意研究旅游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现旅游景区、旅游管理、旅游商品、旅游服务和旅游促销的文化性。 三、以地域文化优势推动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文化的交流和相融趋势明显。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特性,并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适应现代经济需求的旅游文化产品,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要促进旅游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大力解决人文资源开发滞后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旅游业是一项经济、文化兼承的产业,随着经济文化的互动和广泛交流得到快速的发展,加强我市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和品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深入挖掘我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按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的定位,突出生态特色,要大力实施地域文化发展战略,打造我市独特的旅游文化品牌。文化产业的发展要和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相适应,开发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的新兴旅游文化产业,以特色创名牌,以优势争市场,把特有的地域文化融于旅游产品、旅游管理、旅游服务、旅游营销之中。要依托我市多姿多彩的文化资源,深度开发和挖掘其人文价值、美学价值,加快建设民族文化旅游。同时要注重把发展文化产业和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要确立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形成多元化投入、多种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坚持用市场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配置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机制开发地域文化资源。我市旅游产品档次低、品种少、地域文化特色不突出,旅游文化企业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充分考虑发挥地域文化优势,紧紧围绕打造旅游文化品牌的发展思路,制定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其次要注重培养乡土文化人才。牢固树立文化人才资源是第一文化资源的观念。乡土人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鼓励和引导他们创作出更多的文化艺术作品,打造出更多的文化艺术精品,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品。要延长旅游文化产业链条。旅游文化产业是综合性产业,市场空间大,社会效益大,最为直接的就是能够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相关产业收入的提高。这就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配合、相互协作,深层次地研究、挖掘、整理、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作为重要内容。比如以达斡尔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艺术表演、文化展览等,开发各类衍生文化产品,形成高效益的文化产业链。 三要突出文化产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积极培育和提升骨干旅游文化企业的竞争力。现代旅游业要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在提升旅游形象力、旅游营销力和旅游产品竞争力上做好文章。因此要大力扶持旅游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开发好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要保护好、引导好民营资本投资旅游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培育一批重点民营文化企业,积极促进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步形成文化产业群,以文化发展带动和促进旅游、餐饮等的联动发展,形成新的产业格局。要重视挖掘在我市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及文化名人,创作出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不断扩大我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加速发展。 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若缺少了本地文化底蕴和特色,就反映不出独有的精神内涵,就会失去它强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是发展旅游文化不可缺少的灵魂,更是旅游业突出特色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打造旅游文化品牌,必须在发挥齐齐哈尔地域文化优势上动脑子、下功夫,使北疆鹤城成为能够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名城。 旅游文化论文:简论作为旅游文化传播媒介的比较 论文关键词:电视;导游;旅游文化传播;媒介 论文摘要:旅游文化传播是传播学和旅游文化学关注的交叉点。本文在这两门学科背景下’采用比较法探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与作为人际传播媒介的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各自呈现出来的特占’,并尝试提出电视与导游相配合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人们对于旅游文化的渴望也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占据了人们休闲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人们从电视上大量接触异国他乡文化,同时也不满足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在导游的带领下身临其境地感受旅游文化的魅力。电视和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的两种媒介,代表着典型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本文旨在探讨电视和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作为不同的媒介分别具有怎样的特点,存在哪些异同,能否有机结合以及结合模式问题。 一、旅游文化传播与媒介 1、旅游文化传播 旅游文化是由于旅游活动的介入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是旅游者为了休闲和娱乐而进行的短暂迁移。旅游者把自己原来居住地的文化带到旅游地,在旅游地又领略了当地的文化,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了旅游文化传播。但是,在人们被大众传媒密不透风地包围住的今天,以上关于旅游文化传播的概念只能算作狭义的概念。今天的人们如果有一台电视机就可以足不出户地领略异国他乡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而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也可以通过电视节目接受外界文化影响。因此,要探讨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真实世界”,还要着眼于以大众传播为基础的“传媒世界”(参见图一)。基于“两个世界”的旅游文化传播都带动了人员、信息、物质和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增进了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大传播和大融汇。 2、旅游文化传播的媒介 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具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双重属性,因此旅游文化传播媒介包括人际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本文主要选取其中的导游和电视进行分析。 在“真实世界”的旅游活动中,帮助旅游主体完成旅游活动的中介组织称为旅游媒体。它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渠道,包括各旅游组织和企业的活动。导游人员的活动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类。一般而言,游客首先接触且接触时间较长的目的地居民就是导游人员。他们通过语言、手势和神态等非语言符号进行传播活动,连接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属于较为典型的人际传播。导游人员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和讲解,不仅使游客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目的地的风土人情,也扩展了游客对自然风光的审美欣赏能力,促进了不同国度、地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通过旅游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传播着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是一种广泛的文化传播。 从大众媒介来讲,电视是最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媒介形式。电视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形声并茂、声画同步,可以传递更多、更直接的信息。在“传媒世界”的旅游活动中,电视能够把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生动、形象、逼真、立体地展示给受众,让受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对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产品栩栩如生的可视化展示,会对受众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是电视传媒的优势。旅游目的地宜人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人文景观通过电视媒介广泛的传播,可以让受众直接地、感性地领悟到旅游地的魅力。通过电视媒介传播的旅游文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旅游需求,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受众的旅游动机。 电视同时也是受众接受旅游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卿志军和郑岩在《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作用》中对海南海口、三亚部分旅游者的调查,受访者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电视(39.9%),也最关注电视上的旅游信息(48%)。那么看电视是否能够代替实地的旅游活动?电视旅游信息是否能够代替导游的讲解呢?答案是否定的,个中原因则要从两种传播媒介的比较分析中去寻找。 二、两种旅游文化传播媒介的比较 1、电视与导游的差异: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大众传播是传播手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指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电波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声音、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从构成大众传播的要素来看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大众传播中表述的“特定的社会集团”是指专门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这就意味着,经过电视台采编后形成的电视旅游节目中的旅游信息具有很强的公开性、权威性和全面性。相比较而言,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导游人际传播中,导游人员带团的讲解则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每个旅游者所接受的信息也是不平衡的,有时还因为导游个人素质和职业责任感的参差不齐导致错误旅游信息的传播。 第二,大众传播以社会上不特定的大范围受众为传播对象,且受众具有匿名性和不确定性。电视旅游节目具有大众性,这就意味着它是点到即止的,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通常是广泛而肤浅的,因而难以满足观众个性化的文化需要。导游员通过与游客面对面个性化交流,可以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需要。比如对同一古建筑的介绍,面对知识界游客,导游员主要讲解该建筑的历史背景、建筑特色等;如果面对的是一般游客,他们感兴趣的可能是关于此建筑的奇闻轶事和神话传说,导游员可根据情况调整导游词的内容和形式。 第三,大众传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电视凭着它独特的魅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体。电视声画合一的传播方式,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现实体验。经过编辑和修饰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让人感到“媒介世界”比“真实世界”还要“精彩”,不少游客去过旅游景点后感叹“没有电视上看着那么好”! 第四,电视在节目形态上具有多样性。电视的旅游文化传播形式主要有电视旅游新闻、电视旅游广告、电视旅游节目、影视剧等几种。丰富的节目形态不论从对旅游文化传播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强的传播优势。相比而言,导游员的带团讲解似乎单薄了很多。也许在大众传媒让这个世界变的绚丽夺目时,人际传播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依然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依然有它独特的传播特点。 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在人类的传播行为中,人际传播有许多种样式,如交谈、争论、讲演、会议、教学,甚至包括电话、电子邮件形式的交谈等。“当人们最大限度地以表现个性的方式,在一起谈话和倾听时,这种传播的样式就发生了”。旅游文化传播中的导游和游客之间就是典型的人际传播。 首先,人际传播具有双向性,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频率高的特点。反馈是旅游人际传播的重要环节,它是游客对导游员讲解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旅游人际传播的进程。旅游过程中,游客可以随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向导游员反馈得到解答,对导游传递的信息有接收不到位的,也可以及时补充信息。因此,游客在实地游览中对旅游文化信息的了解是深人的、透彻的。同样的信息,如果通过电视媒介来传播,情况会截然不同。虽然网络的兴起弱化了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但是受众对电视媒介的传播反馈依然是延迟的、低效的。电视的特性决定由它传播的信息也是易消逝的。 其次,人际传播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最具有魅力的就是它的符号传播,比如表情、手势、姿态等,由这些符号传达出来的意义往往更加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的意图就是要产生理解,而理解就在于要领会传播者的意义。通过这样的理解,概念中的人际传播范围刁讯深度却加大孔导游的人际传播相对于大众传播,更易于沟通旅游地和旅游者之间的情感,产生共鸣。比如,每个导游员都有自己的讲解风格,或风趣幽默,或引经据典,在讲解过程中不仅仅是机械的旅游信息交流,还是情感的交流,进而对目的地产生综合的印象。 2、电视和导游的契合——“把关人”角色 传播的过程牵涉到对某些信息的选择与传递,以及对另一些信息的剔除与摒弃。美国社会学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尸库尔特·卢因1947年首次提出了“渠道与把关人理论”,传播学者怀特1950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新闻筛选过程的把关模式,从而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把关大,理论体系:传播过程中存在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人传播渠道。由于传播渠道的有限性,以及一些社会集团对传播过程不可避免的制约,信息不可能无限制地传播,选择与剔除的活动自然成为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 旅游活动中导游为游客讲解时,对内容也有一个类似“把关”的取舍选择过程。一般来说,无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抑或人类的开发演绎中,大都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讲解体系。导游词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一般性的景观介绍、背景材料、典故、相关的文字作品和文化事迹以及传闻轶事等等。如前所述,在浏览的动态的有限时间内,导游基本上无法对上述内容一一进行讲解,同时由于游客的个体差异性,可能层次悬殊、审美情趣不尽相同,导游一般会有选择地针对不同游客选择不同的讲解内容,导游词的深度、广度及结构都会有所不同。在这一过程中,导游是传者,游客是受者,导游对大量讲解素材进行甄选,确定传播内容,可以说,导游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把关人”。 电视旅游节目同样延续着传媒内部的普遍规则,介绍什么样的旅游文化,安排在什么时间段播出,节目时间长短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在对传播进行“把关”。而在旅游活动中,导游每一次带团都是一个旅游文化传播活动,同时也是一个“把关”过程,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中的“把关大,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尽管有行业条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相对于电视旅游节目的“把关”程度来讲,导游的“把关”有更强的主观性。 三、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探求 以上对旅游文化传播的两大媒介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尝试探讨寻求二者有机结合以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途径。作者认为,从某一地方旅游文化的传播来讲,可以采用三段式传播方式,即游览前电视旅游文化传播+游览中导游旅游人际传播十游览后电视旅游文化传播,如图二所示。 游览前的电视旅游文化传播通过旅游新闻、旅游文化节目以及电视剧电影等多种形式,大范围地将当地旅游文化资源传播出去,利用电视的技术手段吸引受众,使受众(潜在游客)将当地作为出行旅游的候选目的地。游览中导游用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周到的服务接待游客,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游客,让游客的旅游体验达到完美状态,这是旅游文化传播成功的核心部分。游览后,游客大都具有希望经常回忆起美好的旅行体验的心理需求,因而希望在电视媒介上经常接触旅游目的地的新信息,强化旅行体验,同时,也为游客向潜在游客推荐旅游目的地起到协助作用。这样,一个良险循环的旅游文化传播链就运转起来了。 综合以上分析,电视与旅游两业界之间应共同构建基于上述三段式传播模式的平台,围绕着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主动与对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在为大众旅游提供更加优质服务的同时,共同提升旅游文化传播水平和电视、旅游的经营业绩。 旅游文化论文:关于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探讨 论文关键字:赣傩文化 旅游资源 开展 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通过对赣傩这一重要的旅游资源的特性、价值的分析,探讨利用赣傩旅游资源开展素质教育的独特性、实施途径和具体方法,从而理清了一条开发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素质教育获得旅游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途径。 我们美丽的家乡江西是文化旅游大省。其中贯古达今、影响深远的赣傩文化在快节奏的信息社会中仍散发着它古老、博大而独特的魅力。赣傩文化主要分为傩仪和傩艺术两部分,傩仪包括傩神庙、傩祭、神词、傩符、法器等;而傩艺术包括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赣傩文化的神秘独特魅力,具有强烈的心理感召力,吸引人们研习、体验、追寻,是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有着开发旅游良好前景。同时,当代中国正处社会深刻转型,人们之间的关系急速走向功利、走向竞争,社会日趋走向现代、走向未来。人们,尤其是青年集体意识、群体心理缺失,迫切需要抓住有效载体,寻访心理家园、弥补集体意识、人本精神,构件完美健全人格,提升塑造综合素质。我们完全应当在开发赣傩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利用赣傩旅游资源,深掘其教育价值,开展素质教育,发展地域旅游文化经济,从而获得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赣傩文化之特性 1、杂糅巫风、根扎赣鄱。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徐人、楚人入赣,荆楚巫风与当地百越人的神鬼崇拜混杂为影响力巨大的南方巫傩,巫傩自出现以后,不断向四周渗透,在此过程中,充满自豪盆地心态的赣先民们在巫傩的传承中,特别珍视这份令他们骄傲的祖先馈遗,从不敢轻易对其进行改动、删减,使赣傩至今仍能较完整地保存最原始的面貌和形态。 2、紧随主流、纳异化同。随着西晋“永嘉之乱”及南北朝战争、唐未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的战乱,北人不断南迁,赣傩文化不断受到其他主流文化的渗透,吸取了异元文化精魄的赣傩再以强大的影响力向周边傩属文化体系的地区发散辐射。 3、崇祖重祭、傩事娱渐。赣地的傩神虽然各异,但多有自己宗族的祖先,重勘舆、重风水的赣人认祖先的灵魂就藏于他们生前的居地,在赣人看来,奉祀与自己有着亲缘关系的远祖之灵比祈求某一位宗主更为可靠、灵验。赣地祭祖傩仪繁冗,场面热烈、隆重,规制相当严格。供奉祖先除了丰厚的祭品、供品外,还有娱神、娱人的傩歌、傩舞、傩戏等娱兴内容。各类形式的傩艺术表演能激起观众的情境共鸣及参与热情,这就使得赣傩文化的保存和弘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赣傩文化之主要价值 1、学术价值。赣傩文化是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戏剧学等多方面学术领域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可以帮助学者们重新界定学科体系类属、源流,完善和补充知识结构及训诂学科功能、各时期各阶段的意义。它对各种学术的研究必将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丰富可考的内容和实物索引。 2、文化价值。赣傩的文化价值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赣傩文化本身作为最原生态的地域文化艺术对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陶冶;二是作为历史遗存仍在以傩的方式对赣鄱广大地区进行历史、文化、生产、日杂知识的传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祭神、娱神、娱人的赣傩衍生出的文化教育功能。 3、艺术价值。各地作为赣傩的艺术形式,如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都有着古老、丰富而又极具个性化、地域化的形式语汇及特点,它们折射出各地人们在审美趣味、艺术观念、思维习惯的巨大差异。而强烈地方特色恰恰是艺术贵在独创的注脚,也是其原生态的表征和佐证。尤其是各地傩面具艺术所传达出的骠悍之美、凶猛之美、狰狞之美等美感体验扩展了壮美和弱美的外延,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4、产业价值。有些人看来,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傩文化消失也越快。这一看法实有偏颇,经济发展、科教兴盛才有文化的繁荣,而当今时代文化繁荣有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大发展。赣傩文化的濒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赣傩文化遗存却不懂得就此发展相关的知识经济、文化产业。这无异于捧着金饭碗去讨饭。5、教育价值。赣傩历史是赣初民一如赣地红壤般的血色、血性混杂着融合、抗争、分立、嬗变、消长的人群、地区的交往史和生活史。赣傩历史沿革无不是充诉着思想、知识、技艺、历史的传播和繁荣,假如剔除了它傩神信仰的封建迷信部分,赣傩无疑是华夏民族共同体多极意识形态的根系所在,它的优良传统和社会生活智慧仍在向我们昭示着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宝贵部分。 三、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之契合 保护挖掘和弘扬赣傩文化,开发赣傩旅游资源最为长远的战略就是将它植根于年青一代的集体记忆及深层意识之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结合提倡全面素质教育对青少年展开赣傩旅游文化资源的研习、体验等的旅游研习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对素质教育来说赣傩旅游文化是最适合的现实文本。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高度契合,是素质教育的独特载体。二者契合性主要有三,即精神吻合、内容生动、形式近人。 1、精神吻合。赣傩文化的精神是开放、独立、顽强,赣傩文化的兼容性使它融合了多种文化的不同元素,这是它开放的一面;赣傩文化善于吸取异元文化的精髓,却始终没有割断自己与自己历史的联系,仍保留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方式,体系,这是它独立的一面;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这是它顽强的一面。而素质教育强调基础教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以开放,宽松的环境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为先决条件的,健康个性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也是开放的。与此同时,积极挖掘学生的潜能与培养其独立完成各项学习任务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锤炼出他们顽强进取,自强不息等宝贵的意志品质。二者的精神完全吻合。 2、内容生动。赣傩文化的内容涉及到民间传说、历史人物传记、忌禁由来等多方面渊源极具知识性、趣味性,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他健康的个性,而好奇、感兴趣乐于探索是健康个性中的宝贵部分,而赣傩文化生动、丰富、博大的内容足以使学生浸润于其中,陶然忘我。 3、形式近人。赣傩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社会性,生活性的行为特点,免去书本的冗经穷辩,让学生深入和贴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这一近人而又独特的文化形式实现素质教育所强调的联系生活实际,培养职业技能的主张,不能不说是弓为矢用。 四、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实施 纵观傩文化活动的整个过程无不是作为乡村、民族等群体组织就社会过程中针对例如战争、逐疫等问题所采取的一种非理性化的思维、行为解决方式。从这几门学科的特点来看,有一个让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习模式,那就是无一例外的强调以基本认识为先导,再以实践、实勘、实验与总结的反复深化每次的研究所得,可以说这与以知识为起点,经过技能、技巧的培养到达发展的结果的素质教育基本运转机制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在具体实施上我们拟将整个素质教育过程分为从创意、体验、互动、行动四个阶段来组织实施方案。 1、创意。以公共课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就傩文化展开开放性、趣味性的阐述和分析,使学生对赣傩文化有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应根据青少年思维敏锐、但深度缺乏;注意力强、但自控能力差;记忆力强、但条理性差的心理和生理特点,避短扬长、充分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并根据综合文化的社会性特点,以深入浅出、直白通俗的语言表述与现代化媒体展示技术相结合,充分展开教学互动,在此当中,要尊重他们的个性特点及批判精神,以免使其创造性被扼杀于萌芽。此阶段按教育目的与认识重点可分为三个内容:现象和本质认识、体系认识、价值认识。 (1)现象与本质认识,我们将赣傩认定为人类的社会群体组织以一定的仪式为中介向信仰客体祈获功利的普遍人文现象,这一现象的本质为主宰认知、主宰信赖,因此,这一本质形式外现为合神逐鬼、祈神赐福。在此过程中,注意不要把它上成了哲学课和历史课,不要让学生在概念和专业术语的海洋中周游,而是要以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与傩事溯源为兴趣点,抛砖引玉,渐入主题,始终贯彻轻松教学的原则。 (2)体系认识。赣傩文化群落有着完整、独立和庞杂的体系,在历史的衍变中和邻近地区的影响下,赣各地傩事的称谓、编员、规矩、程序、兴忌大相径庭、面目各异。在这一部分的讲解中,只要求学生对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重在人文、地域特色的宣扬和感染,所以无需面面俱道。 (3)价值认识。经过几千年沿袭、传承和发展的赣傩文化以其厚重而独特的学术、考古、文化和产业等价值饮誉海外,我们应对其遗存价值作一个较为中肯、科学的价值训估。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饱满的热情、激扬的语调对赣傩文化的遗存、可掘价值予以全面的介绍并加以盛赞,从而激发每位同学身为江西人的自豪感及爱乡情感,并树立报效家乡、建设家乡的远大抱负。 2、体验。这一阶段的要求是让学生直接参加到赣傩文化活动中,使其在具体、真实的傩文化氛围及实践活动的身体力行中体验和感受这一文化的整体形态、内涵启示及独特魅力。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暗示性语言对其思路加以引导,只在关键部分进行提示、启发和诱导、使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创意离不开傩文化情境的创设,校方应及早与傩艺团体取得联系,向其索要表演日程安排。 (1)回归体验。在祭师近乎癫狂的呼号中,古老、浑穆的傩仪事象可以瞬间将我们带回傩风激荡的原始时空,那里只有生命内驱力的舞动和如同低沉、重实的傩戏节拍一般的个性释放,基础教育是以个性健康、和谐发展为前提的,此种体验是我们籍以修复学生个性原生态的有效手段。 (2)审美体验。放眼赣傩艺术,稚拙、古朴、单纯、直率的赣傩面具可谓品类遗存、功能、艺术手法及风格都繁多难计,流传久远;丰富的取材、特有的图案、符号内涵表达功能;点与线的巧妙构成及对比手法的凝练、大气是赣傩面具艺术的非凡特色,一张张狞厉、憨蛮、诡异的表情透露出神性、兽性、魔性、混杂性,让人们感到陌生而又熟悉,这就是傩艺术的魅力所在。美育对于性格的塑造作用非凡,赣傩艺术以其可感的乡土艺术形象、艺术形式对于培养学生健康、全面、和谐发展的个性,正确的价值观,美好的情操、提高道德层次,塑造心理健全的人格都有着巨大作用。 (3)苦难体验。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在此实践中,我们以苦难为契入点展开体验和教育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的同情心、代入感、乃至于心理健康、健全的人格有着重要的作用。 (4)乡风体验。赣地傩乡不仅繁衍了赣傩文化,同时也孕育了古老、浓重、酱味十足、浸透了傩风的傩俗和民俗。可以说无言不傩、无行不傩。热爱傩文化,首先要热爱滋养傩文化的家乡,保护傩文化、挖掘和弘扬傩文化更是要从爱护傩乡、建设傩乡做起,展开乡风体验、一睹傩乡人的生活风情,体味他们的酸甜苦辣是消除学生的尊卑思想、摆正其优越心态、培养他们的公正感、爱国主义高尚情操及赤子情怀的必由之路。 3、互动。这一阶段,由教师与学生一道以多样的交流和总结形式将前两个阶段的学习所得互通识见、取长补短、扬华弃粕,进一步深化认识并就其运用领域进行深入探索,以期帮助学生将已得社会文化素质内化入心理层面,最终形成健康、全面的个性和能力。这一阶段的交流主要分为两个内容:心得体会交流和作品成果交流。一、心得体会交流,这一内容中师生可以共同携手设计如主题班会、专题座谈会、交流板报等形式活泼、组织新颖、创意独特的傩文化交流平台,就“容我一诉衷情,还你千年赣傩”、“与赣傩牵手”等主题对“傩视角看世界”、“多极世界的傩面人生”、“现代人的傩心理”等热议焦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二、作品成果交流、第二个内容实际上包括了再体验、再认识、再创造三个环节,从再体验到再创造的过程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的同学们否定复制、超越自我的旧我蝶变,当各件作品、各项成果被陈列出来,同学们可以在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傩文化艺术成果面前互相学习、加深了解和友谊, 4、行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在现阶段如何保护、传承、弘扬和挖掘利用赣傩这一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一步扩大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在其间重视并切实提高学生的素质,把住素质教育这一载体。最有力的举措就是群策群力,启动赣傩文化申报为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阶段,教师应就这一目标向每位同学发出明确的号召,并由全体师生就宣传的方式、影响力的施加等实际行动以具体的方案确定下来,按步骤、要求共同实施。 此外,要加强傩旅游资源地,学校、旅行服务部门、政府职能的分工协作,开展好利用傩旅游资源开展好素质教育。 旅游文化论文:民间文学的旅游文化价值研究 论文关键词:民间文学 旅游开发 物态化 论文摘要:民间文学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极具魅力的文化资源。而我国民间文学蕴藏丰富,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今天,应努力开发利用民间文学,促进旅游文化的蓬勃发展。本文就民间文学的旅游文化价值进行尝试探讨。前言概括民间文学对旅游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第二部分具体阐述民间文学在旅游方面的开发和利用的价值。第三部分民间文学开发和利用需要注意的问题。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是最具吸引力、最有魅力的旅游资源。旅游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旅游者变换原有的文化环境,探奇求知,改变生活节律,吸取其他地方的地域文化。“国内一次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7%。在日本游客中,对人民生活感兴趣的高达68%。”①人们出游的主要动机是了解异地文化和民众的生活方式,旨在寻求一种“经历”或“体验”。旅游活动是游客离开常住地而发生的,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是两种地域文化的交汇与融合。旅游活动尽管具有经济色彩,但本质上还是一种文化,可以说,旅游者是为了文化而旅游的。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民间文学是民俗艺术中一种由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在民间广泛流传,反映劳动人民社会生活和思想情趣的口头语言艺术,是极具魅力的文化资源,它最集中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风貌,开发为旅游文化资源的前景不可限量。民间文学必定是旅游业中最闪亮的奇葩,它能为旅游业增光添彩,提升旅游文化的品位,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 旅游业在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我国拥有世界上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其中民间文学独树一帜,古往今来,讲故事、听故事始终是我国民间社会沿袭的文化传统,深受我国民众的喜爱。而我国又是民间文学蕴藏丰富的国度,在我国各民族、各地域民间活跃着的能讲、善讲故事的人有如恒河沙数。这种文化资源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准备了丰富的资源。近年来,随着各地对本地区地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旅游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也跻身于世界旅游大国的行列。不容置疑旅游已成为当今时尚,人们猎奇的心理,探知的欲望,民间文学的传奇性蕴含着许多有助于激发民众旅游兴趣和旅游好奇心的成分,对旅游活动的发生有促进作用。 /P 旅游属文化活动范畴,实质是通过对自然、人文景观的游历,欣赏大自然风光,领略民俗风情,陶冶情操,增长知识的一种休闲娱乐和文化教育活动。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地大物博,文化底蕴深厚,因此我国旅游资源异常丰富,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已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识。民间文学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不可忽视,它具有强大的旅游潜质;因而开发和利用民间文学对推动我国旅游业发展,对提高我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品位,对加快投资环境改善,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使旅游业富有区域特色与个性,做到有“利”可图,有“益”可求,在开发和利用民间文学资源时应加强对传说、故事等的开发利用,推动我国各地旅游业长盛不衰。民间故事和传说往往和一些名人、名地、名著以及一些风俗联系在一起,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资源要结合有关的人物和史实,结合相关的地名和古迹,结合有关的民俗和产品进行,其次对民间说唱、小戏、歌谣也不能忽视。 一、对民间文学的四层开发。 (一)对风景名胜、地名传说、故事进行开发和利用 许多优美奇丽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往往伴生出一系列动人的传说故事。游览名胜古迹的同时,了解其富有神奇色彩的传说,是当前旅游者的普遍心态。民间传说是野史、稗史,它却是“历史的活化石”,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研究价值。国内所有成名的旅游景观,都有相关的民间传说为其造势,没有了传说景观就失去了灵魂,所以历来就有“看景不如听景”之说。刘守华有一句话:“江山奇景与人文壮观的艺术结晶”。②民间传说可增添旅游的神秘色彩;往往使旅游者启发情思,震撼精神,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结合云梦山对王蝉母子和王蝉师徒的故事进行整理开发利用。结合大?缮蕉源笥碇嗡?裙适陆?锌?⒗?茫?岷箱亢臃缇扒?⒔鹕剿碌榷孕硐砂姿卣甑陌?楣适乱约鞍琢?砉适陆?锌?⒗?茫?岷狭樯健⒊?璧扔泄鼐暗愣砸箧?醯南喙毓适潞痛?到?锌?⒗?谩U夥矫娉晒??尤缦拢?/P 2002年10月25日,千年胜迹雷峰塔重建峻工落成了。雷峰塔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与其巨大的知名度息息相关的。雷峰塔的盛名,与民间传说《白蛇传》不可分离。数百年来,这个故事在戏曲、说唱、绘画等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中广为流传,几乎全国所有的剧种都排有《白蛇传》的故事。在2001年,杭州就接待国内游客2510万人次,接待海外游客约82万人次,如果其中有10%游客上塔,其经济效益就相当可观了。雷峰塔的知名度,决定了这个景区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客流量。 电影《少林寺》,是根据民间传说《十八棍僧救唐王》改编的,一经放映少林寺就名扬天下了,旅客蜂拥而来。 珠海市本来是珠江口的一个三等渔业县, 1980 年建设经济特区时,他们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个“渔女献珠”的故事。传说那渔女本是仙女,被珠海香炉湾的秀色迷住,悄悄化装成渔女下凡,嫁给一个青年渔民。成亲那天,她拾到一个特大的海蚌,挖出一颗硕大的珍珠,把它献了出来,这颗珍珠就变成珠海。于是,香炉湾畔就矗立了著名雕塑家潘鹤创作的《渔女献珠》巨型石雕,成了珠海经济特区的标志,香炉湾也成了珠海市著名的旅游区。这个传说给珠海增添了魅力,给旅游插上了翅膀。 民间传说的“八仙过海”人人皆知,影响颇大,其中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侄孙。湘子墓位于湘子故园内,墓冢高大,松柏苍翠,竹木丛生,名家碑记数通,目前占地面积30余亩,韩湘子故园已成为豫北颇有名气的道教圣地,香火旺盛,游客常年不断。 《阿诗玛》是彝族—撒尼人的经典传说。美丽善良的阿诗玛与勇敢憨厚的牧羊人——阿黑相爱。头人的儿子阿支软硬兼施地追求阿诗玛并将她关进牢笼逼婚,阿诗玛坚决不从。阿黑赶来相救,妒火燃烧的阿支,放出洪水吞噬了这对恋人。最后,阿诗玛变成了一座美丽的石像,永驻石林。后经编导成一部《阿诗玛》电影,赋上一首《阿诗玛》长诗,配上一曲撒尼民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让中国人永远记忆着石林——阿诗玛的故乡。多少游客就是从电影、诗歌和歌曲中认识并向往石林的。很多年前看过奇异石林的风光照,向往它的神秘。阿诗玛传说让云南石林名扬天下。 对这些景观由来所作的传说往往具有艺术虚构的特征,传说的虚构使有关的自然景观的美感具有多重性,人们在旅游中除直接感受景观外在的自然之美以外,还可从传说中进一步领会过去人们将自己的心灵投射在这些景物上所形成的人文之美。游客面对那些没有民间传说给以进一步美化的自然景观,会觉得索然无味。旅游景观与民间传说故事相映生辉,构成旅游文化的重要内容。正如一些从事旅游资源开发的同志所说的:“自然景观是死的,有了相关的民间传说,它们在游客心中才能活起来。”民间广泛流传的名人、名胜传说,比正史和小说都具体、全面、生动,有趣得多,加上还有不少相关的风物佐证,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真实、可信。一座山、一条河、一座桥、一眼井、一个泉,都有它们命名的故事,讲述它们的渊源和来历,这就增加了游人无限的兴味和无穷的遐思。 (二)对有关人物、史事方面的传说、故事进行开发和利用 由于民间文学文化具有地域性、民族性、传承性等特点,往往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所独有,很难模仿和复制。因此,在竞争中就减少了可比性,具有垄断的地位,易形成强有力的竞争能力,也易于创出自己的特色和名牌效应。名牌是旅游业竞争中的一种无形力量,更是促使旅游业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因此我认为民间文学的旅游文化价值重点体现在对民间文学物态化改造,民间传说物态化为旅游人文景观。 1、人物方面的传说、故事的开发和利用 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秀丽奇特的自然风光曾吸引过历代不少诗人墨客,在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还会留下不少生动的传说、故事。这些诗文、传说、故事与旅游风景名胜有关。如唐代李白、皮日休、贺知章,宋代王安石、陆游,明代徐渭、刘基、谢迁、王阳明、徐霞客,清代林则徐、梁启超等,这些历史名人游山玩水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诗文,是旅游区的一大笔文化遗产。把他们的诗文结合各风景名胜景点,编辑成旅游区的风景名胜诗文选,作为旅游手册,提供给游客,使旅游者在观赏美好景观同时,又欣赏到历代名家的绝妙诗文。 实实在在的景点,一经被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故事所点染,更显神彩飘逸、魅力无穷。由于旅游区一般具有特殊的历史位置和奇特的山川,会吸引了各地的电视台来拍摄旅游风情片、风景片、专题片和电影。这些电视台、电影制片厂在拍摄过程中,除拍自然风光和景点外,还会拍大量的旅游区的民风民俗和风土人情,结合民间文学中的风俗传说和风俗故事,结合民俗事象,把旅游区特有风俗习惯搬上屏幕,宣传当地的旅游,使民间文学和风俗发挥全方位的作用。这方面广西有着非常成功的例子:一个刘三姐传说打造成俩品牌。 (1)故乡旅游招牌。广西的刘三姐传奇人物,40几年来《刘三姐》一直为人们所传颂、传唱,最终宜州市被认定为刘三姐故乡。于是宜州市把流河乡更名为“刘三姐乡”。宜州市便以刘三姐故乡为品牌,大规模地建设下枧河风景旅游区,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旅游胜地。如果说电影《刘三姐》使桂林山水名扬四海,那么今天的“刘三姐故乡之旅”,则是把“刘三姐”这一古老传说进行重新挖掘并成功地运用于旅游业的一个典范。“爬坡要爬下枧坡,游河要游下枧河;刘三姐家在下枧,歌满河来歌满坡”。宜州市一条美丽的下枧河,孕育了一代歌仙刘三姐。如今下枧河沿岸的许多景点,如对歌台、扁担山、手巾岩、定情树、莫村、铜盘山、鲤鱼石等,都蕴含着刘三姐的许多美丽传说,刘三姐故乡的招牌为宜州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长足的促进作用。 (2)歌圩品牌。刘三姐是民间传说中的“歌仙”,广西各民族有口皆碑的智慧女神。与刘三姐传说相关的“刘三姐歌圩”坐落在漓江与阳朔田家河交汇处,占地面积近100亩,歌圩的核心项目为全球最大的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建成后的歌圩凸现了广西和当地的建筑风格,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与演出相得益彰。《印象·刘三姐》打着“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名义创造了广西文化产业。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由张艺谋出任总导演,在桂林山水间利用天然美景演出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精品,把广西举世闻名的旅游、文化两大资源——桂林山水和“刘三姐”的传说进行了巧妙地嫁接和有机的融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并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文化的发展。《印象·刘三姐》成为了阳朔一个新兴的旅游品牌项目,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旅客慕名而来。《印象·刘三姐》不仅直接给阳朔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拉动了阳朔整个经济链条的快速运转。 刘三姐歌圩是广西传统的盛大节日,现已由原来的广西国际民歌节升级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由南宁市人民政府主办。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集文化、经贸、旅游于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其更加体现国际性、民族性、现代性和艺术性,不断完善“政府办节、公司运作、社会参与”的运行机制,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加大市场运作力度。连续6届的成功举办,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正成为世界民歌的盛会,形成了南宁—大独特的文化品牌,也是南宁人向世界递上的一张亮丽名片。 2、史事方面的传说、故事的开发和利用 口头传说一般都是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相融合的产物。例如三国的周郎赤壁,人们面对这些留存至今的山川遗迹,不禁回忆起当年金戈铁马、龙争虎斗的种种人和事,传说中所包含的这些历史地理因素是实在的,它是构成传说故事的核心。 今天的蒲圻将以民间传说、故事为背景大搞恢复赤壁大战古战场,发展当地旅游业。 据悉赤壁大战古战场恢复的设计理念:让静止的、陈封的历史文化景点变成可以参与、触摸、互动,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灵动飘逸的景观。旧景点改造中的“三国雕塑园”,成功地达到了预期效果,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而二期工程“古战场恢复区”的设计主题是:赤壁再现三国,让游客亲历战争。资源整合的形式是:以三国人文掌故、战斗场面、民俗民风、工艺美术、自然风光为内容,以厚重的三国、长江文化为载体;综合采用庙会、社戏、雕塑、游戏、武术、杂技、戏剧、电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独创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战争场面,进而形成一种前所未有观光游览品种,让游客乘船进入,步步参与。整座古战场恢复区,实际上就是汇集了多种功能的游览胜地,但她又不同于其他的旅游景点,其突出特点是,游客亲历,所到之处没有单纯的被动参观,而是一种参与的、融入性的活动。到处都是景点景观、到处都是表演舞台。山是景,水是景,人在景中;船是戏,台是戏,戏在戏中……在虚无飘渺,步换景移中切实地感受到东方文化的神秘和博大精深及上古战争的酷烈氛围,进而得到知识的陶冶和身心的愉悦。一个崭新的,魅力无穷的具有世界级旅游品牌的大赤壁,将会很快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③ 由此及彼,借传说开发旅游区的例子比比皆是:四川的丰都是传说中的“鬼城’,鬼城人就在城市建设和旅游景观中大作鬼文章;新郑市也以传说中的“黄帝故里”为品牌开发旅游业,他们都成功了。蒲松龄老先生堪称最早的民间文学家,他的《聊斋志异》大都取材于民间传说,书成了名著,他成了名人,他的故乡淄博市也成了“名地”。当地人花了一亿多元,建了座占地千余亩的聊斋城,在城内开辟了数十个景点,一举办成了国家三A级旅游景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是施耐庵在汇集了大量的有关“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编著的,山东的梁山因此就成了驰名中外的“名山”,当地人就在其上边大兴土木,建起成套的人文景观。后来的《金瓶梅》一书。只是把《水浒传》中的一些章节扩展开来写成的,和《水浒传》恰恰相反,它是公认的伤风败俗的“淫书”,主人公西门庆和潘金莲也成了典型的“淫夫”和“淫妇”。出人意料的是,山东人竟然也看中了这部淫书和这对臭名昭著的狗男女,聊城市、临清市和阳谷县都争着打起了《金瓶梅》这张牌,不惜花费几千万元兴建“金瓶梅文化区”、“狮子楼旅游城”等大型景区,还把潘金莲定为“形象大师”,同样搞得风风火火。由以上数例,可见民间传说的利用价值有多高。④ (三)对乡土特产、民间工艺的传说、故事进行开发和利用。 在民间文学中,有不少关于土特名产、工艺品的传说、故事。开发出来,服务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物产丰富的地区,在历史上有不少享有盛名的物产,因时代变迁而埋灭,或因冷落而没有开发。但在民间文学中,仍保留了这批名产、传统工艺的传说。如浙江省余姚土特名产“余姚老布”、“节令糕点骆驼蹄”、“山球”、“余姚杨梅”、“七叶一枝花”、“拉毛果”、“盐的传说 ”、“瀑布仙茗”、“大隐石板”等;如传统工艺,“陆埠佛雕”、“四明竹编”、“余姚剪纸”、“余姚花轿”、“余姚草鞋、绣花鞋”、“余姚陶瓷”等。发掘土特名产、工艺品的传说、故事,利用这些产品的传说、故事对产品进行宣传,能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同时可促进产品转化成为旅游礼品、纪念品。⑤ 1、民间手工艺的传说、故事的开发和利用 我们阳春有一道著名的风景线--高流河竹木墟,因河成墟,河因墟而更闻名,墟因专卖竹木手工艺品而闻名,河和墟相得益彰。 高流河墟距今已有420多年历史。相传古代有一位爱国为民的将军叫高流,在剿匪过程中战死在这条河边,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该河称为高流河,并在农历五月初四他的出生日举行墟期以志纪念。以后,每近墟期,附近许多工匠都会将自编的箩筐、竹筛、菜篮、扁担、梯子等竹木藤器,拿到高流河滩席地摆卖。近年来,摆卖的东西不仅仅是竹木藤器,其它日用百货也摆到河滩上来了,连卖手机的也搬了几张桌子过来设了一个摊位。 高流河墟历史久远,其来历还与著名的冼夫人有关。 梁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冼夫人与冯宝结为夫妻后,驻兵在阳春。陈朝太建元年,冼夫人三次领兵出征广州,半年平定广州刺史都督十九州军事的欧阳纥、王仲宣反叛割据岭南的叛乱。因冼夫人母子立下大功,朝廷大为封赏冼夫人母子。太建二年冬至前后,冼夫人和冯仆母子在高流河畔召开庆祝胜利大会,追悼四十年战乱死难军民,奖励有功将士,陈列朝廷赏赐的文物,演戏、巡行、娱乐升平。 随着历史的演变,高流河墟成为了竹木制品和两阳(阳江、阳春)土特产的交易盛会,并在每年五月初四固定下来,每年一墟。该墟影响遍及新兴、云浮、恩平、肇庆、高要、茂名、高州以及阳江、阳春等州县,每年均有近10万人“趁墟”。 故老相传,在高流墟当日买的竹木器,用河水浸泡后可保永不被虫蛀。因此,高留竹木墟又是一个吉祥的节庆,许多母亲在这一天带上孩子到河上沐浴,希冀孩子们有健康美好的将来。高留墟还是我们阳春当地的“情人节”,每年这个时候,小伙子们带上自己的女友到了河边,洗一把吉祥水,然后背着爱人淌过河渠,留下天长地久的回忆。 阳春市政府在开发本地旅游文化资源时将高流河墟变成每年一度的土特产交易会,把高留河墟作为每年一度旅游节首发点,把高流河墟变成粤西土特产的交易中心,打造阳春旅游文化品牌产业。 2、风味佳肴的传说、故事的开发和利用 与旅游业不可分割的餐饮业也不可忽视,挖掘民间传说为当地独具特色的旅游餐饮文化扩大宣传。 如合肥拥有千年历史的“吴山贡鹅”,合肥人大力打造旅游餐饮品牌。 合肥人品贡鹅吃螃蟹来庆祝陷巢州涨庐州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后来更衍变为一个美丽的传说。中国民间故事<丽友桥>--中国古代爱情传奇的经典。 这个传说起于隋唐年间,说的是在合肥白水坝附近靠放鹅过日子的白小玉,人长得非常漂亮,又是刺绣纺织的能手,邪恶的蟹仙一直想得到她!于是邪恶的蟹仙百般阻挠白小玉与段飞俩人结合,造成段飞失去记忆,一个人回云南老家去了。后来白小玉打败了蟹仙,她千里寻夫,大白鹅帮助段飞恢复记忆,俩人最终团聚的故事。合肥民间传说《丽友桥》有诗为证:合肥肥东肥西肥东西.丽友丽江丽水丽江水。 合肥吴山贡鹅堪称“江淮一绝”,在合肥打吴山贡鹅招牌的店大大小小有70多家。而吃正宗吴山贡鹅,还得到长丰县吴山镇,这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长丰县吴山镇举办了三届贡鹅节。合肥巢湖锦绣红楼的“橘黄蟹肥、香思红楼”主题活动搞得如火如荼,在菜品上“蟹”成为这一主题活动的重点。中国螃蟹之乡—“合肥”在文化资源和文物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开辟旅游资源,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贫穷就是财富, 荒凉也能卖钱!合肥民间传说与旅游餐饮文化 。一片荒凉,有文化妆点成奇观;两座废墟,经艺术加工变瑰宝。 (四)对民间说唱、小戏、歌谣的开发和利用 民间说唱、小戏、歌谣的开发和利用是由广大民众自编自娱自乐,大伙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这些民间艺术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诙谐有趣。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说唱、小戏、歌谣丰富多彩,每个地方各有特色,对游客的吸引力强。开发和利用民间说唱、小戏、歌谣将大大丰富旅游文化内涵。 民间说唱、小戏、歌谣的开发和利用最好是结合当地特产小食品,让游客在充分感受当地传统文化之余又大饱口福。因为旅游总要歇脚的地方,因此可以考虑培养一批专业的民间演员,把当地旅游区的旅店装修成古色古香的古代客栈与民间说唱、小戏、歌谣配合起来,让玩了一天的游客在客栈享受回肠荡气的说唱艺术。既有娱乐性又有当地独特的文化内涵的民间说唱、小戏、歌谣的旅游服务项目将大大提升旅游文化的品位,刺激游客的旅游欲望。在这方面,很值得向房县学习,在房县桥上乡的民歌种类很多,且生动活泼、极富情趣、耐人寻味。内容也十分丰富,不仅有反映当地风土民情、生产劳动、生活及恋爱婚姻、传授文化知识的民歌等,还有唱“四书五经”、“曾广贤文”、“三字经”及一些长篇叙事民歌。杜川村神农峡客栈业主张先忠,十分热心野人谷民歌的挖掘整理,自费购置了电脑、摄象机、数码照相机等设备,走村串户,并资助村民挖整民歌和民间故事,将录音、录象的资料制成光碟,得到市、县有关领导和专家做指导,他通过挖掘整理民歌和民间故事,把客栈逐步办成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化内涵的旅游客栈,成为村民唱歌和讲民间故事的文化娱乐场所,成为游客来野人洞、野人谷旅游和观光民俗文化的景点。 二、民间文学的旅游开发利用原则。 注意用恰当的形式展现民间文学资源。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一般是以口头形式流传的,即使整理出版也仅仅是文字的形式,要吸引现代旅游者就必须对其进行处理和包装,以适当的形式进行展示,要符合现代旅游的产品开发规律和市场需求特点。因此民间文学资源在旅游开发中,要遵循几个原则: (一)是民间文学在旅游开发上,利用应注重“三个结合” 1、科幻结合;时代进入了新世纪新阶段,民间文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借助时代特征,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结合高新技术创新,利用光、电、影等现代传媒、公众广告艺术、计算机辅助手段包装和宣传,以文化为内涵,坚持高雅与大众化结合原则。 2、史实结合。历史史实、历史人物与民间传说、故事相结合。在国内各大旅游风景区中,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曾在其间活动过。反映他们踪迹的故事很多,人民群众愿意把心中美好的想象情节,都依附联系在一起。如在浙江省,戚继光抗倭、黄梨洲、王翊四明山抗清,人民愿意把美好的想象与英雄联系在一块;河姆渡远古传说,浙江民众又把“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与“河姆双鸟舁日”、“女姆借金稻”相联系,幻生出一种浪漫主义色彩的传说和信仰,连风俗起源也挂勾到“女姆”身上,这也反映出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对于民间传说我们不必过于拘泥史实,去作徒劳的考证,不妨说为“史实结合”。 3、真实结合。真实的景点与民间文学、故事相结合。在旅游风景区中,各景点在规划上应有新创意、在利用自然资源上应有独到之处,要避免千人一面的局限,充分利用当地民俗风情,立足民间文化传统,面向末来,借俗生景,贴近游客,建成世界一流、富有民族品位的个性旅游区。这方面日本与英国比较重视民俗在风景区的开发利用,形成了世界性有名的几大主题公园,因此在旅游开发方面就必须搜集、整理有关景点的民间传说、故事作为实景欣赏的补充,发挥风景区各景点的互补优势,扩大旅游区域,逗留游客时间,可以启发游人触景生情,浮想联翩。 (二)是民间文学在旅游开发上,利用应注重“四性原则” 1、文化性。旅游是一种文化行为,而开发民间文学为旅游服务,就是为了增强文化意蕴,增强文化内涵,提升文化品位。如果一个景点没有一丝一毫的民间文学韵味,如:传说、故事、小戏、歌谣等,这对旅游开发毫无益处,因为吸引不了游客。 2、群众性。民间文学根植于人民群众,景点游览对象也是平民老百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充分考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定势,并加以一定的引导。文化资源开发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和应用价值。 3、品位性。人们来旅游观光,为美好的风光所吸引,为有意义的内容所吸引,要注重品位,不能与“二为”方向和四项基本原则相违背,不能有黄色、迷信、有害、低级趣味的内容,因为游客在风景点观赏到赏心悦目的景色和风光外,需要得到潜移默化的审美教育。 4、服务性。旅游要讲究经济效益,作为服务于它的民间文学开发也要有经济效益,要有市场经济运作意识,开发中要注意趣味性与服务性结合,使人们为美好的风光所吸引、为有意义的内容所吸引。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民间文学越来越受重视了,民间文学是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民俗学价值、实用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近年来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与珍爱,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我们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更应该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认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保护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开发和利用民间文学是对民间文学最好的保护和促进它的发展。民间文学在旅游业大有文章可作,可谓是民间文学的一次复兴,也是民间文学的价值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 旅游文化论文:关于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探讨 论文关键字:赣傩文化 旅游资源 开展 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通过对赣傩这一重要的旅游资源的特性、价值的分析,探讨利用赣傩旅游资源开展素质教育的独特性、实施途径和具体方法,从而理清了一条开发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素质教育获得旅游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途径。 我们美丽的家乡江西是文化旅游大省。其中贯古达今、影响深远的赣傩文化在快节奏的信息社会中仍散发着它古老、博大而独特的魅力。赣傩文化主要分为傩仪和傩艺术两部分,傩仪包括傩神庙、傩祭、神词、傩符、法器等;而傩艺术包括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赣傩文化的神秘独特魅力,具有强烈的心理感召力,吸引人们研习、体验、追寻,是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有着开发旅游良好前景。同时,当代中国正处社会深刻转型,人们之间的关系急速走向功利、走向竞争,社会日趋走向现代、走向未来。人们,尤其是青年集体意识、群体心理缺失,迫切需要抓住有效载体,寻访心理家园、弥补集体意识、人本精神,构件完美健全人格,提升塑造综合素质。我们完全应当在开发赣傩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利用赣傩旅游资源,深掘其教育价值,开展素质教育,发展地域旅游文化经济,从而获得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赣傩文化之特性 1、杂糅巫风、根扎赣鄱。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徐人、楚人入赣,荆楚巫风与当地百越人的神鬼崇拜混杂为影响力巨大的南方巫傩,巫傩自出现以后,不断向四周渗透,在此过程中,充满自豪盆地心态的赣先民们在巫傩的传承中,特别珍视这份令他们骄傲的祖先馈遗,从不敢轻易对其进行改动、删减,使赣傩至今仍能较完整地保存最原始的面貌和形态。 2、紧随主流、纳异化同。随着西晋“永嘉之乱”及南北朝战争、唐未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的战乱,北人不断南迁,赣傩文化不断受到其他主流文化的渗透,吸取了异元文化精魄的赣傩再以强大的影响力向周边傩属文化体系的地区发散辐射。 3、崇祖重祭、傩事娱渐。赣地的傩神虽然各异,但多有自己宗族的祖先,重勘舆、重风水的赣人认祖先的灵魂就藏于他们生前的居地,在赣人看来,奉祀与自己有着亲缘关系的远祖之灵比祈求某一位宗主更为可靠、灵验。赣地祭祖傩仪繁冗,场面热烈、隆重,规制相当严格。供奉祖先除了丰厚的祭品、供品外,还有娱神、娱人的傩歌、傩舞、傩戏等娱兴内容。各类形式的傩艺术表演能激起观众的情境共鸣及参与热情,这就使得赣傩文化的保存和弘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赣傩文化之主要价值 1、学术价值。赣傩文化是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戏剧学等多方面学术领域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可以帮助学者们重新界定学科体系类属、源流,完善和补充知识结构及训诂学科功能、各时期各阶段的意义。它对各种学术的研究必将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丰富可考的内容和实物索引。 2、文化价值。赣傩的文化价值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赣傩文化本身作为最原生态的地域文化艺术对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陶冶;二是作为历史遗存仍在以傩的方式对赣鄱广大地区进行历史、文化、生产、日杂知识的传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祭神、娱神、娱人的赣傩衍生出的文化教育功能。 3、艺术价值。各地作为赣傩的艺术形式,如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都有着古老、丰富而又极具个性化、地域化的形式语汇及特点,它们折射出各地人们在审美趣味、艺术观念、思维习惯的巨大差异。而强烈地方特色恰恰是艺术贵在独创的注脚,也是其原生态的表征和佐证。尤其是各地傩面具艺术所传达出的骠悍之美、凶猛之美、狰狞之美等美感体验扩展了壮美和弱美的外延,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4、产业价值。有些人看来,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傩文化消失也越快。这一看法实有偏颇,经济发展、科教兴盛才有文化的繁荣,而当今时代文化繁荣有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大发展。赣傩文化的濒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赣傩文化遗存却不懂得就此发展相关的知识经济、文化产业。这无异于捧着金饭碗去讨饭。5、教育价值。赣傩历史是赣初民一如赣地红壤般的血色、血性混杂着融合、抗争、分立、嬗变、消长的人群、地区的交往史和生活史。赣傩历史沿革无不是充诉着思想、知识、技艺、历史的传播和繁荣,假如剔除了它傩神信仰的封建迷信部分,赣傩无疑是华夏民族共同体多极意识形态的根系所在,它的优良传统和社会生活智慧仍在向我们昭示着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宝贵部分。 三、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之契合 保护挖掘和弘扬赣傩文化,开发赣傩旅游资源最为长远的战略就是将它植根于年青一代的集体记忆及深层意识之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结合提倡全面素质教育对青少年展开赣傩旅游文化资源的研习、体验等的旅游研习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对素质教育来说赣傩旅游文化是最适合的现实文本。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高度契合,是素质教育的独特载体。二者契合性主要有三,即精神吻合、内容生动、形式近人。 1、精神吻合。赣傩文化的精神是开放、独立、顽强,赣傩文化的兼容性使它融合了多种文化的不同元素,这是它开放的一面;赣傩文化善于吸取异元文化的精髓,却始终没有割断自己与自己历史的联系,仍保留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方式,体系,这是它独立的一面;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这是它顽强的一面。而素质教育强调基础教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以开放,宽松的环境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为先决条件的,健康个性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也是开放的。与此同时,积极挖掘学生的潜能与培养其独立完成各项学习任务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锤炼出他们顽强进取,自强不息等宝贵的意志品质。二者的精神完全吻合。 2、内容生动。赣傩文化的内容涉及到民间传说、历史人物传记、忌禁由来等多方面渊源极具知识性、趣味性,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他健康的个性,而好奇、感兴趣乐于探索是健康个性中的宝贵部分,而赣傩文化生动、丰富、博大的内容足以使学生浸润于其中,陶然忘我。 3、形式近人。赣傩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社会性,生活性的行为特点,免去书本的冗经穷辩,让学生深入和贴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这一近人而又独特的文化形式实现素质教育所强调的联系生活实际,培养职业技能的主张,不能不说是弓为矢用。 四、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实施 纵观傩文化活动的整个过程无不是作为乡村、民族等群体组织就社会过程中针对例如战争、逐疫等问题所采取的一种非理性化的思维、行为解决方式。从这几门学科的特点来看,有一个让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习模式,那就是无一例外的强调以基本认识为先导,再以实践、实勘、实验与总结的反复深化每次的研究所得,可以说这与以知识为起点,经过技能、技巧的培养到达发展的结果的素质教育基本运转机制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在具体实施上我们拟将整个素质教育过程分为从创意、体验、互动、行动四个阶段来组织实施方案。 1、创意。以公共课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就傩文化展开开放性、趣味性的阐述和分析,使学生对赣傩文化有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应根据青少年思维敏锐、但深度缺乏;注意力强、但自控能力差;记忆力强、但条理性差的心理和生理特点,避短扬长、充分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并根据综合文化的社会性特点,以深入浅出、直白通俗的语言表述与现代化媒体展示技术相结合,充分展开教学互动,在此当中,要尊重他们的个性特点及批判精神,以免使其创造性被扼杀于萌芽。此阶段按教育目的与认识重点可分为三个内容:现象和本质认识、体系认识、价值认识。 (1)现象与本质认识,我们将赣傩认定为人类的社会群体组织以一定的仪式为中介向信仰客体祈获功利的普遍人文现象,这一现象的本质为主宰认知、主宰信赖,因此,这一本质形式外现为合神逐鬼、祈神赐福。在此过程中,注意不要把它上成了哲学课和历史课,不要让学生在概念和专业术语的海洋中周游,而是要以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与傩事溯源为兴趣点,抛砖引玉,渐入主题,始终贯彻轻松教学的原则。 (2)体系认识。赣傩文化群落有着完整、独立和庞杂的体系,在历史的衍变中和邻近地区的影响下,赣各地傩事的称谓、编员、规矩、程序、兴忌大相径庭、面目各异。在这一部分的讲解中,只要求学生对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重在人文、地域特色的宣扬和感染,所以无需面面俱道。 (3)价值认识。经过几千年沿袭、传承和发展的赣傩文化以其厚重而独特的学术、考古、文化和产业等价值饮誉海外,我们应对其遗存价值作一个较为中肯、科学的价值训估。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饱满的热情、激扬的语调对赣傩文化的遗存、可掘价值予以全面的介绍并加以盛赞,从而激发每位同学身为江西人的自豪感及爱乡情感,并树立报效家乡、建设家乡的远大抱负。 2、体验。这一阶段的要求是让学生直接参加到赣傩文化活动中,使其在具体、真实的傩文化氛围及实践活动的身体力行中体验和感受这一文化的整体形态、内涵启示及独特魅力。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暗示性语言对其思路加以引导,只在关键部分进行提示、启发和诱导、使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创意离不开傩文化情境的创设,校方应及早与傩艺团体取得联系,向其索要表演日程安排。 (1)回归体验。在祭师近乎癫狂的呼号中,古老、浑穆的傩仪事象可以瞬间将我们带回傩风激荡的原始时空,那里只有生命内驱力的舞动和如同低沉、重实的傩戏节拍一般的个性释放,基础教育是以个性健康、和谐发展为前提的,此种体验是我们籍以修复学生个性原生态的有效手段。 (2)审美体验。放眼赣傩艺术,稚拙、古朴、单纯、直率的赣傩面具可谓品类遗存、功能、艺术手法及风格都繁多难计,流传久远;丰富的取材、特有的图案、符号内涵表达功能;点与线的巧妙构成及对比手法的凝练、大气是赣傩面具艺术的非凡特色,一张张狞厉、憨蛮、诡异的表情透露出神性、兽性、魔性、混杂性,让人们感到陌生而又熟悉,这就是傩艺术的魅力所在。美育对于性格的塑造作用非凡,赣傩艺术以其可感的乡土艺术形象、艺术形式对于培养学生健康、全面、和谐发展的个性,正确的价值观,美好的情操、提高道德层次,塑造心理健全的人格都有着巨大作用。 (3)苦难体验。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在此实践中,我们以苦难为契入点展开体验和教育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的同情心、代入感、乃至于心理健康、健全的人格有着重要的作用。 (4)乡风体验。赣地傩乡不仅繁衍了赣傩文化,同时也孕育了古老、浓重、酱味十足、浸透了傩风的傩俗和民俗。可以说无言不傩、无行不傩。热爱傩文化,首先要热爱滋养傩文化的家乡,保护傩文化、挖掘和弘扬傩文化更是要从爱护傩乡、建设傩乡做起,展开乡风体验、一睹傩乡人的生活风情,体味他们的酸甜苦辣是消除学生的尊卑思想、摆正其优越心态、培养他们的公正感、爱国主义高尚情操及赤子情怀的必由之路。 3、互动。这一阶段,由教师与学生一道以多样的交流和总结形式将前两个阶段的学习所得互通识见、取长补短、扬华弃粕,进一步深化认识并就其运用领域进行深入探索,以期帮助学生将已得社会文化素质内化入心理层面,最终形成健康、全面的个性和能力。这一阶段的交流主要分为两个内容:心得体会交流和作品成果交流。一、心得体会交流,这一内容中师生可以共同携手设计如主题班会、专题座谈会、交流板报等形式活泼、组织新颖、创意独特的傩文化交流平台,就“容我一诉衷情,还你千年赣傩”、“与赣傩牵手”等主题对“傩视角看世界”、“多极世界的傩面人生”、“现代人的傩心理”等热议焦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二、作品成果交流、第二个内容实际上包括了再体验、再认识、再创造三个环节,从再体验到再创造的过程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的同学们否定复制、超越自我的旧我蝶变,当各件作品、各项成果被陈列出来,同学们可以在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傩文化艺术成果面前互相学习、加深了解和友谊, 4、行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在现阶段如何保护、传承、弘扬和挖掘利用赣傩这一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一步扩大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在其间重视并切实提高学生的素质,把住素质教育这一载体。最有力的举措就是群策群力,启动赣傩文化申报为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阶段,教师应就这一目标向每位同学发出明确的号召,并由全体师生就宣传的方式、影响力的施加等实际行动以具体的方案确定下来,按步骤、要求共同实施。 此外,要加强傩旅游资源地,学校、旅行服务部门、政府职能的分工协作,开展好利用傩旅游资源开展好素质教育。 旅游文化论文:论析中西方文化与旅游及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论文关键词】中西方文化;旅游;旅游文化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从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和核心入手,追溯旅游的历史发展,分析文化和旅游的关系;然后探讨旅游文化的发展内涵和功能;最后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旅游同线)为例,回顾所取得的成果,并提出西成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更多浸透了旅游客体的客观历史文化和旅游主体的主观文化以及在旅游过程中与旅游媒介相互作用,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 一、中西方文化与旅游 (一)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及核心 1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一词是从拉丁语Cultura转化而来的。据英国文化史学家威廉斯(Raymmond Williams)考证,在18世纪之前,culture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人的培养过程”。到了19世纪,culture指“各类艺术的总体”和“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将其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ctt Tylor)给文化的定义在西方基本达成共识:“文化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la]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其特征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宗教与科学两元。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希伯莱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体现为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的统一。 2.中国文化。在汉语中,文化的意识至少应当推至东周。孔子的《论语·八情》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易经))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词源而言,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由此可见,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偏重精神方面,其精神基础是儒家伦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于鬼神合其吉凶。”其特征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讲究的是人文主义。从渊源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巫史传统的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道、法等为补充。 (二)文化和旅游的关系 1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广东的汉奸别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遗址,长安古乐等。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轰展性,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文化是旅游竞争的核心。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物质方面的需求易于满足,但其最终目标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往往为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所独有,文化中所带有的民族和地域的独特信息,往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替代的,形成发展旅游强有力的竞争能力,西安、洛阳两城市争夺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丝绸之路已成为驰名世界的旅游品牌。 3.文化是旅游的驱动力。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在旅游资源走过普遍开发阶段之后,文化成为将旅游业发展引向深人的重要驱动力。以北京大观园为例,从160万元《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制景费起家,按小说中的菜谱开发红楼宴、红楼宴舞,靠挖掘文化内涵成为国内旅游的知名品牌。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运用的典型。 4.文化是旅游发展的方向。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据统计,2008年海外游客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中,文化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体现了旅游对文化的依附性以及它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延续性、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繁多的文化资源种类,有利于开发结构完善、适应面广的旅游产品,形成优质品牌。推进文化旅游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由旅游大国成为旅游强国。 二、旅游文化的发展 (一)旅游文化的内涵 旅游文化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由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资源或旅游目的地)、旅游媒介(直接、间接服务的旅游企业)在旅游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 (二)旅游文化的功能 1旅游文化的人文教化与审美功能。旅游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感受美,获得美感,而美就蕴藏在旅游文化的客体之中。旅游者通过游览秀丽的自然景色、凭吊历史文物古迹、领略异域的风土人情、品味他乡的饮食文化,提高审美水平。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许多自然景观中包含了伦理道德意义,自然景观的美丑同人的道德情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游览长江三峡的神女峰时,会被神女对待爱情婚姻至死不渝的态度所感动;畅游黄河,除了感受其浊浪滔天的壮阔水势外,更主要的是被黄河的象征意义—华夏文明的摇篮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所感染和激励,由此提升了思想境界,增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2.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具体表现在促进消费和增加外汇收人两方面。旅游文化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在旅游媒介中。旅游业经营者、从业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职业道德、服务观念及经营思想等文化素质越优秀,旅游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情趣就越会得到满足,精神上的享受、心理上愉悦必然会强化消费欲望,从而实现消费行为。另外,旅游资源中文化含量与价值的开发,同样会促使旅游消费的增加。外国游客人境旅游,既要进行商品消费,又要求提供劳务服务,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发展跨国旅游是给国家增加外汇收人的重要途径。 3.旅游文化的文化交流功能。旅游文化具有文化交流功能。文化交流可以增强旅游地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加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往来。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山河壮丽,古迹众多,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旅游者登临泰山,会产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情;漫游故宫,会发出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举世无双之惊叹。旅游文化还可以帮助旅游者交流思想感情,消除偏见和误解,有力地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咸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一)西咸旅游同线的提出 西安作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热点城市和西部核心旅游集散地,年游客接待量占陕西省的90%以上;咸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是陕西北线、西线旅游的重要节点。西安的客源优势和咸阳的资源优势为两市的旅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沈抚同城化”、“广佛同城化”、“京津同城化”和“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提出,2003年元月,西安、咸阳两市旅游局在西安共同签订了“旅游同线”协议,提出了“一接四同”的具体思路(即旅游规划相衔接、旅游市场同开发、旅游产品同体系、旅游环境同整治、旅游服务同网络),标志着西咸旅游一体化的正式启动。 (二)西咸旅游同线取得的成果 六年来,两市的旅游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果。比如,建立两市旅游协商机制,即两市旅游局和旅游协会间共同研究、确定一定时期内“旅游同线”工作;实现两市旅游规划对接.邀请对方参与规划的研讨,为编制西咸旅游总体规划奠定了基础;建立联合促销机制,如联合赴客源市场进行促销、联合举办了“观《贞观长歌》、游盛唐美景”、“持奥运门票到西、咸半价游”等活动;建立了重大旅游项目协商机制,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建立了两市旅游行业单位联系机制,通过信息互通、培训同搞、市场共作等措施,使两市行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服务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等。 (三)西咸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1.打造西咸旅游统一形象。共同协商确定两市共用的旅游形象、旅游标识、旅游口号等,共同对外宣传,使西安与咸阳成为一个统一的旅游目的地,使西咸旅游成为游客普遍认可的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两市旅游部门内部的认同。 2.构建两市统一的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由两市共同建立旅游基金,用于西咸同线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的构建。如建立两市同台同号的旅游声讯服务平台、旅游网络咨询平台、在两市广电网络中开设共同的旅游栏目、在两市建立统一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整合两市旅游六要素的基础上推出统一的、两市通用的城市旅游卡等等使西咸旅游合作向深层化、具体化、实用化方向发展。 3.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唐、秦文化内涵;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解决现存的整体旅游形象不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5.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目前,旅游需求消费的重心正由观光型向文化型、保健型和生态型方面转化,西咸旅游同线要抓住机遇。享有“中国第一帝都”美誉的咸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应以历史文化为主体,以养生保健、独特的民俗资源和休闲娱乐为支撑,其他旅游项目协调发展的旅游产业格局;“文物甲天下”的十二朝古都西安素有“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浩瀚的文物古迹遗存,自然景观峭拔险峻,周边的十余个森林公园,人文山水交相辉映,构成古老西安特有的神韵,还有久演不衰的《唐长安乐舞》、《仿唐乐舞》、《秦俑魂》、《长恨歌》等文艺节目,赢得国内外游客的赞誉。 6.全面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产业,其文化建设除抓好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外,还要抓好旅行社、旅游宾馆、旅游车辆公司等企业、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建设。旅游企业的有形产品,除了要具备实用的功能外,还必须满足顾客求美、求新、求知的文化功能。作为主要接待的旅游饭店,要突出其建筑文化、装演文化、功能文化和服务文化的建设,重视大堂文化、卫生间文化、餐厅文化和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设计和建设。旅游目的地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借以提高旅游区的品位和档次。旅游市场营销,除了产品的文化内涵外,营销人员自身的文化素质、言谈举止、礼节礼仪都要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给人以鲜明的高品位文化形象。 旅游文化论文:中国玉都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 旅游是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步提高而不断增长的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正在成为一项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随着近年来世界各地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旅游目的和方式都由过去的休闲观光旅游过渡到层次更高的文化旅游。显然,提高旅游文化层次、充实旅游文化内涵,使旅游者在参观、饱览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同时,开阔文化视野,增长文化知识,已成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使旅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必须将文化融于旅游之中。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只有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旅游才能显示出无限生机。有人把文化称之为旅游发展的“加速器”,一点都不过分。本文将对我中国玉都岫岩县旅游文化发展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初见成效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战略,主打“岫岩玉牌、资源牌、民族牌”这三张精品牌,开发自然景观,挖掘人文景观,提升旅游品牌,旅游产业正成为岫岩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县已成为辽宁省旅游强县,共有国家A级以上风景区5处,“国石之旅”、“生态之旅”和“满乡之旅”三条旅游热线年接待游客逾百万,年旅游综合收入达5亿多元。具体表现在: 打“岫岩玉牌”尽展中国玉都风采。岫岩县政府始终坚持“琢玉兴县”战略,打响岫岩玉牌,弘扬岫岩玉文化,振兴岫岩玉产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先后参加了“中国国石”竞选,以市民投票第一名和专家投票第一名的成绩荣获“中国国石第一候选石”称号;参加了中国矿业名牌城市竞选,成功获得“中国玉都”冠名权,成为中国矿业名牌城市;1996年12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岫岩玉星”,在全国开创了以矿产资源名称命名小行星的先河,岫岩玉和岫岩的知名度、美誉度大增,为国内外所共识。 打“资源牌”彰显自然山水魅力。为了创造更好的旅游环境,几年来,岫岩县政府投入巨资综合开发了药山、清凉山、龙潭湾等现有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兴建了大洋河水上乐园,完善了水上娱乐项目,开发了前营仙人嘴温泉、哈达碑沟汤温泉,推出了“清凉山世界之旅、药山健康之旅、大洋河漂流之旅”等精品线路,形成了独具岫岩山水特色的旅游优势。同时,我县还积极加快生态大县建设,抓好大洋河、哨子河两大水系及沿岸的开发和保护,使得空气清凉宜人、水质清澈甘洌。 打“民族牌”散发浓郁满族风情。岫岩50万人口中,90%以上都是满族,有着鲜明的满族特色,洋溢着浓郁的满族风情。近年来,岫岩县政府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满族博物馆,存放陈列大量史籍资料和文物,并全面详细展示了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同时,岫岩县政府还积极兴建药山满族风情村,在城镇着手兴建满族风情一条街,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满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形成独具岫岩地方民族特色的精品旅游热线,弘扬满族传世文化。 以上三张牌,说明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称之为特色旅游。但是,我们的这种特色旅游,只是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形态,它是以初级观光旅游为主,是“粗放式发展、低效率经营”的状况,旅游的高级形态是要提升旅游文化的含量,在旅游文化上大做文章。 二、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县旅游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旅游文化发展的理念没有真正竖立起来。 我县目前比较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文化的经济功能,导致一些相关管理部门只有文化事业的概念,没有文化产业的观念,缺乏对市场条件下如何适应新形势新时期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文化资源的深刻认识。对现代文化旅游业的产业功能、发展规律以及如何实现文化与旅游的结合缺少正确认识,对文化旅游业的性质、地位、特点、规律等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导致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思路不清晰,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规划不重视,缺少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对策和措施。造成了“文物资源多(文化遗址遗迹426处),但开发利用不够;玉文化、满族历史文化深厚,而挖掘利用不足”现象的产生。 (二)、旅游资源文化品味不高。 1、岫玉旅游的文化含量较低。岫玉使我县文化旅游的最大品牌,但是这一品牌因文化含量较低而黯然失色。首先岫玉购物场所建筑风格没有地方特色、卫生环境不尽人意,与玉所具有的“高贵”、“典雅”的身份和品质格格不入。第二因岫玉本身的硬度、韧性等物理性质所限,加上雕刻技术以及急功近利的思想,目前在市场上出卖的大部分岫玉产品雕刻不是特别精湛,民俗题材的作品较多,有创意的题材较少,精品更好,与其收藏品身份不吻合。第三巨型玉体、岫玉的“四大天王”等特色资源尚被充分开发利用。第四玉石开采过度,市场供应量大,价格很低,市场形象不佳。这不仅削弱了岫玉作为主导旅游产品的市场吸引力,也严重影响了岫玉进一步与旅游嫁接的潜在价值。因而,扭转岫玉在市场上的不良形象已迫在眉睫。 目前,岫玉开发的目标完全是玉器加工和交易,将这种宝贵的资源是同煤炭或其他矿物资源一样进行开发利用,没有意识到这种资源本可以转化成对当地可以有持久经济生命力的旅游资源。这种观念影响了岫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2、满族文化遗产整合开发利用水品较低。我县满族文化遗产是我县发展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但是,对其整合开发利用很不到位。目前我县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岫岩玉雕工艺、东北大鼓、皮影戏、满族剪纸、满族刺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岫岩单鼓、满族民间歌曲等7项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婚俗、农民画、民间鼓乐等13项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具有岫岩特色、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仍严存在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在活动上每年也只有一些象征性的表演和展示;426处文化遗址遗迹连我们岫岩本地人知道的也不多;我县中国第一陨石坑遗迹开发缓慢;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大都只能在岫岩博物馆中见到;满族的民族语言、服饰和习俗多已消失;满族饮食为主的餐馆几乎没有;满族民俗村建设雷声大、雨点小。如此状况,使我县的满族风情特色很难体现。 3、岫岩山水生态旅游层次较低。我县境内山川秀美,峰峦叠嶂,群山滴翠,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有怪石嶙峋、涧水潺潺的辽宁四大名山之一的药山;有数峰突起,浓荫蔽日的青凉山;有深藏古寺、秀色可掬的卧鹿山;有风光奇丽、银链悬空的石湖瀑布;有水秀潭美,如嵌明珠的龙潭弯……奇峰异景美不胜收。这一切使岫岩成为辽宁和东北地区的“绿色屏障”、“生态斑廊”和“生态飞地”,为城市提供了“绿色之肺”、“天然氧吧”,因而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优越条件。但是,我县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比较粗放;没有形成“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为一体的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经营仍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还不能满足游客的多方需求,也就带不来较高的旅游综合效益;环保设施落后;生态文化衍生产品的开发几乎为零;没有着力于山水景区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要努力发现其生态文化价值并赋予其灵性、且要涵盖对相关人文元素的认识与发掘。景区景点是形式,文化内涵是魂魄,两者相得益彰,方能魅力四射。比如一个景区,应形成若干或荡气回肠,或缠绵悱恻,或幽默诙谐的优美传说和民间故事,在导游声情并茂的讲述下,欢乐游客,并且给人以启迪,即使景点并不是上佳的,也足以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旅游者参与性项目不丰富,主要是静态展示。文化旅游要使旅游者真正参与其中,通过娱乐性的节目,真正领会文化的内涵,才能实现游客和景区双赢。我们的文化旅游的表现形式单一,主要集中在文化资源的静态展示,缺少大型的、专业化的与文化旅游相关的文艺表演活动,在听觉上吸引力不强,在视觉上冲击力不够,影响我县文化旅游整体形象。 (四)、旅游业基础配套设施比较薄弱。我县旅游产业体系尚未形成,还难于满足游客食、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需求。虽然已经形成以岫岩镇为枢纽的放射状交通网络,但是道路级别不高,可进入性较差。全县仅有一家旅行社——嘉平旅行社,国家导游员3名。床位数超过50张的酒店有6家,其中三星级酒店两家——岫岩宾馆和贺临假日酒店,床位总数约1000张,接待设施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KTV歌舞厅、游戏厅、酒吧、茶吧为主的娱乐业规模虽然不小,但缺乏特色,品位不高,层次不丰富,不能同时适应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的口味。按说,由于岫玉一枝独秀,名播远近,岫岩的旅游购物品本应是最值得称道的旅游行业,但是目前玉雕产品主要针对商人,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性活动,很少针对旅游者。因而,在题材、体量和雕工诸多方面没有发挥旅游纪念品的功能。 (五)、旅游商品特色不明显。玉件不算,与深厚的人文资源形成反差的是我县旅游商品开发不尽如人意,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旅游纪念品缺乏,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标志性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忽视挖掘旅游品牌的形象价值和拓展旅游品牌的产业链条,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旅游购物场所也没有设立,致使来我县旅游的绝对人数增长较快,但旅游综合消费却相对较低。 (六)、从业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我县旅游从业人员中,高中级管理人才还很缺乏。旅游产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产业,我先旅游文化产业目前尚处在起步和培育阶段,各种层次的旅游专业人才十分缺乏,景区景点的旅游服务人员也缺少正规培训和专业培训。整体看,目前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仍停留在一般的接待阶段,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要求相比还不适应。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和措施上落实。 (七)、资金投入不足。旅游产业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景点开发再到旅游产品包装宣传推介,都需要足够的资金做后盾。近年来,虽然我县多方面争取资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等投入,但总量上仍显不足,从而制约了旅游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发展我县旅游文化产业的措施 当前全国各地到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岫岩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利用现有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突出岫岩旅游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树立岫岩旅游的整体形象,创岫岩旅游的精品。学习和借鉴其他兄弟市、县,像大连等,加快和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旅游精品战略,使岫岩的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岫岩“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一)、必须增强旅游产业开发中的文化意识,确立“大文化、大旅游、大产业”发展思路。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惟有充分挖掘旅游产业中的文化内涵,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旅游的文化品味,才能够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实践证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是一种依托关系。只有景观加文化才能留住远方的游客,没有文化底蕴的景观是留不住游客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以文化为支撑的经济,文化因素渗透经济活动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对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文化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成为经济竞争的关键。文化内涵成为商品价值的重要源泉,商品的文化含量越高,使用价值、欣赏价值、附加值就越大,市场竞争力也就越强。要树立“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旅游就是抓发展”观念, 。 (二)、加强创新,增强文化含量。旅游离不开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越丰富,它的知名度就越高,也就越吸引人。针对我县目前旅游景点文化含量不高的问题,应集思广益,开拓创新,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地增加文化含量,使之锦上添花。 在山水生态游方面,要深入挖掘景点的文化价值。请些国内文坛名家艺界高手在适当时候来我县著名景点游览并组织笔会,把他们的作品配上作者简介和照片结集出书,择其名篇名句请书法金石家在相应景点刻字或制匾、联,以流传后世,给游客留下高品位的珍藏纪念品。要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学、建筑、工艺美术、园林、民族服装设计以及音乐、书法、绘画、雕刻(塑)、装潢等专业人员的智慧,充分依靠艺术手段和科学手段,将旅游资源进行艺术化处理,使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能够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目前景点的介绍和评价,还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来”这个层次,而它们在岫岩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什么变化,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呼应,它们对岫岩满族文化的影响则很少被提及,这就无法全面展示其文化底蕴。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必将成为旅游产业在新世纪的发展主流,要树立岫岩旅游的文化品牌,必须在现有旅游产品和资源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创新。 在玉石之旅方面,除了提高玉雕的创意水平、多出精品外,可创作一篇戴玉佩、玉镯给人带来好运的民俗传奇故事,让购玉者都在这个美丽的故事中购买玉件。另外,改变“采玉兴县”,实施“观光(玉)兴县”的发展战略。这个思路的要点是玉石文化的功能转换。——将前来岫岩买卖玉器转化为前来岫岩观赏玉石文化;实现以开发利用本地玉石资源进行玉石加工向主要采用国内外宝玉石资源,以发展玉雕业为主向多种宝玉石原料加工并举的模式转变;引导和推动玉产业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中实现量的新扩张。我县将在“玉皇”原址兴建中国玉博物馆,并规划在岫岩县城中国玉雕会展中心和哈达碑镇中国玉博物馆之间建设一条长37.4公里的旅游观光带,这将为玉石之旅带来一道炫目的亮点。 在魅力满乡游方面,应做到满族文化、满族乡情、满族民俗景观三者的和谐统一。如果说满族文化是“根”,满族民俗乡情是“叶”,那么,满族民俗景观则是“花”。 旅游者不辞远程之苦来到岫岩满乡村落,主要是想看到满族文化与满族乡情的载体——满族民俗的景和物。 做到使景更美、更自然,实物更丰富、更真实。对于满族民俗村要加快建设。总之,在我县文化旅游的每个环节都要注重突显文化的内涵,突出地域和民族的特色,突出浓郁的民风民情。 (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既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和本真性,又要通过旅游开发向外界宣传推广。对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生产性保护方式,加以合理利用,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鲜元素。对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注重原真形态的展示,另一方面通过编排,成为具有满族民族特色和市场效益的文化旅游节目。要整理和生产一批满族民族文化艺术精品节目。要鼓励对我县现有演艺资源进行整合利用,鼓励社会资本以投资、参股、控股、并购等方式进入旅游演出市场。鼓励运用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创新演出形式,提升节目创意,突出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打造我县优秀旅游演出节目。旅游景区(点)要广泛吸纳文艺演出团体和艺术表演人才以多种方式灵活参与景区经营,不断提高景区(点)的文化内涵。 (四)、要搞活投融资机制,加快旅游文化产业招商引资步伐。影响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开发进程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必须大力创新投融资机制,大力拓宽旅游投资融资渠道。今后,一方面政府应发挥文化开发的主导作用,积极争取国家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大力招商引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实行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与开发权、经营权相分离等措施,鼓励国内外大集团、大公司和民营企业投资,吸引内资、外资以及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开发,大力支持县内外投资商采用承包、租赁、入股、买断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实现资本与资源的最佳结合。要明确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要坚持内资与外资同等重要、内商与外商一律平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原则,按照市场规律“多轮驱动”,大胆开展资本运作,要着力改善招商引资环境,在优惠政策制定、提供开发条件、配套服务措施上下狠功夫,让外来投资者进得来、留得下、能发展。 (五)积极培育文化旅游人才。 加强文化旅游人才培训。根据我县市场需求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际,定期组织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开展导游和讲解员培训,努力培育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全面推行文化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等级考试、持证上岗制度,为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六)开发一两种 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标志性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设计上可以和岫玉结合,体现中国玉都的内涵。这样既可以宣传岫岩,又可以增加收入。旅游旅游购物是直接拉动旅游收入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在旅游消费各要素中,购物作为最大需求弹性要素之一,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和拓展空间。在旅游业发展中,购物已成为决定旅游业效益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在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旅游商品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占40%左右,法国旅游商品、纪念品的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55%~60%,香港也高达50~55%。旅游商品具有很好的联动效应,旅游商品的发展可以为岫岩农业、商业、加工业、服务业、食品等部门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七)、要尽快制定岫岩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实行税费优惠政策。规划是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建设的龙头。做大做强特色文化旅游产业,首先必须把规划置于一个高起点的位置,做到起点高、审批权威、执行严格。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出特点、做出品牌、做出效益,推动岫岩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实行税费优惠政策, 内容包括:对外来投资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通过建立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实行“税费先征后奖”。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奖励额度可以实行:1、新建文化旅游企业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前3年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第4、第5年上述留成部分的50%,税费奖励不超过5年。2、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市属以上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3、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本级政府收取和支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免缴(办理相关证照和购买发票工本费除外)。4、实行政府对投资者补贴机制。凡新建规模以上的项目,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县政府每年按投资基数的5%进行补贴,累计补贴时间不超过3年。5、对新引进县以外投资主体来我县直接投资景区、景点开发及旅游文化配套服务项目建设的中介人,按到位资金总量的3%予以奖励。对投资方新开发的景区景点,荣获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10万元,荣获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30万元;荣获A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50万元。 (八)、加大文化产品宣传推介力度。没有宣传就没有市场,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必须与宣传包装相同步,甚至宣传先行。要以旅游集团、旅行社为主渠道, 以国内大型展会、全省旅游促销行动为载体,以新闻媒体采风报道和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户外广告宣传为主要宣传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多层次、全方位开展以岫岩文化为重点的旅游品牌推广和旅游产品推介。要注意运用大型节庆、电视专题片、宣传手册等多种手段展开包装宣传,通过举办论坛、投资洽谈会、项目交易会等形式推介岫岩的文化旅游项目。 今年的玉雕艺术节就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推介契机。 通过以文化促进旅游,用旅游传播文化,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良性互动,把文化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就会形成特色品牌优势,形成“人文、自然、文物、山水、民族、生态、产品”等交相辉映的旅游新格局,使岫岩旅游迈上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使旅游成为岫岩经济发展新的支柱产业。 旅游文化论文:浅析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 [论文关键词]永州市 旅游文化 开发 [论文摘要]永州,古称零陵,风景优美,素以“锦绣潇湘”驰名中外,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少数民族众多,山脉起伏,气候宜人,常留有文人墨客的足迹,为永州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之时,如何挖掘旅游文化的潜在价值,将其转化为旅游产品,进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是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的关键所在。 一、永州市旅游资源状况 (一)旅游文化资源丰富 (1)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众多。永州历史名人众多,如舜帝、柳宗元、怀素、周敦颐、黄庭坚等;地方文化丰富,如舜文化、柳文化、碑文化、女书文化、草书文化等。此外,永州有历代形成的古陵、庙、塔、阁、桥两千多处,已被国家、省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38处。(2)风景优美,自然景观独特。永州是以山多水秀闻名的。潇水南北纵切,湘江西东纵横;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金洞林场4大国家森林公园分布境内,全境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水相间,风景独特。(3)少数民族众多,民俗风情古朴。永州境内居民共有29个民族成分,以汉族、瑶族、壮族为主,这使得永州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方气息浓郁,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 1.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1)永州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境内有洛湛铁路、衡枣高速、永连公路三大交通动脉,区位优势逐步显现。(2)相关配套设施明显改善。永州市供水、电、气系统完备,环境卫生良好,为永州市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很快。全市现有各类旅行社19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家;拥有星级饭店20家,其中四星级1家,三星级3家;省旅游餐饮示范点1处。 (三)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永州已经初步形成了芝山柳文化、九疑山舜文化、阳明山佛教文化、浯溪古书法碑林、江华江永瑶文化、道州濂溪故里、中心城区百里平湖和舜皇山生态旅游区等九大风景名胜旅游区,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二、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文化主题的物化 文化主题的物化,即将旅游文化的内涵用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载体体现出来。旅游者外出旅游,其目的是观光、游览、娱乐、休闲,获得一种经历,而绝不是研究某一种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物化过程,以一种独特的、直观的、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旅游者所接受。因此,开发旅游文化,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主题的物化。永州市要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就必须注意文化主题的物化。但是,永州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不容乐观,以柳文化和舜文化为例:关于柳文化的唯一的景点就是柳子庙,而闻名天下的“永州八景”现在大都难觅踪迹;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目前只有舜帝陵与舜文化有关。 (二)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 旅游者的需求千变万化,若旅游文化仅仅固守其原本的文化基础,最终只会被旅游者所遗弃。作为具有重要吸引功能的旅游文化,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汲取新的营养,拓展其内涵,延伸其外延。永州市在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柳文化在旅游者的印象中,基本上还停留在柳宗元时代;舜文化的开发,其目标顾客主要是拜祖、寻根的旅游者;女书文化正在进一步被遗忘……这种局面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基本上还保持在固有的模式上,其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使得旅游者和旅游文化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得旅游者对其敬而远之。 (三)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 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能否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目前,关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性破坏,在我国时有发生:建设性破坏,景区超载开发、错位开发、索道建设等,屡见不鲜;保护性破坏,以保护为名,却使得景区失去原真性、整体性;管理性破坏,由于旅游区管理不善,使得环境受到污染……目前,虽然永州市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开发性破坏,但由于开发不当,导致旅游事故的事情也有发生。因此,永州市在开发旅游文化时,应该以此为鉴,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的对策 (一)突出地域文化,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首先,突出“舜文化”特色,兼顾“柳文化”。开发舜文化,应注重“德”、“教化”,将与舜文化相关的载体联合起来,即以“舜文化”为主题,将舜文化、碑文化、舜帝陵结合起来,以九嶷山风景区为基地,根据游客的需求,有特色、有重点的整体开发,形成立体开发网络。开发柳文化,可重修永州八景,恢复当年风貌,既要突出柳宗元纵情山水的欣喜,也要流露出“独钓寒江雪”的孤独,并将柳子庙作为凭吊柳宗元的场所,将柳宗元当年的游览线路贯穿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旅游线路。其次,纵向开发,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资源,可纵向开发,将永州的古老文化以时间为纽带,一一展现出来,突出其历史的厚重性,把永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的历史文明结合起来,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二)科学开发,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必须深入挖掘,将其内涵和游客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如瑶文化,可突出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开发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如“盘王节”、“耍春牛”、“敬鸟节”、“坐歌堂与送亲”等,让游客和瑶族人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机会。此外,可通过题材和立意(突出其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形态设计(张扬其个性特征,设计不同人物形象)、材质(通过木、竹、金属等不同的材质,开发独特的旅游工艺品)等,从不同的方面展现瑶族人民的风貌。 (三)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在不破坏原生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应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首先,可以利用声、光、电等先进技术,以时光倒流的方式让游客欣赏永州的历史文化;其次,与特色文化相结合,以生动有趣的形式让游客接受古老文化的熏陶,如体验舜帝的耕作方式、学习怀素芭蕉练字、模仿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参加瑶族的节庆活动、认识女书等等,通过种种途径,让游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了解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将游、娱、乐和旅游文化融于一体,从而达到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目的。 (四)加强宣传促销,塑造旅游形象 首先,科学、统一规划旅游文化资源,将永州市的旅游文化资源通过某种联系贯穿起来,凝结在一起,从而改变旅游资源零散、不集中的弊端;其次,将“舜文化”和“柳文化”作为对外宣传的重点,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利用图片、影视,塑造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形象,改变过去落后的旧面貌;最后,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为游客提供一个优美、干净、卫生的旅游环境,展示永州市的良好面貌。 旅游文化论文:论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打造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品牌 [论文关键词]齐齐哈尔;地域文化;旅游文化 [论文摘要]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构建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使地域文化与旅游文化共同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域的地理、历史、经济、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地方特点的文化。齐齐哈尔市建城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在历史长河里形成了多元的地域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催生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绿色食品之都、装备工业基地、生态旅游之乡和历史文化名城,赢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魅力城市等称号。当前,如何充分发挥我市地域文化优势,打造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品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地域文化内涵是塑造旅游文化的灵魂 在本地文化资源中,选择那些能吸引人的眼球的要素,开发出有说头、有听头、有看头、有玩头的旅游产品,提供有独特体验、有新鲜感受、有无尽回味的旅游服务,已经成为当今旅游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 一是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我市拥有世界闻名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扎龙湿地是首批被国家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的,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数以百万的游客。河流漫溢,苇草丛生,湖泊星罗棋布,是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据统计,扎龙自然保护区有各种禽鸟296种。其中尤以鹤类居多而文明于世,世界上现有鹤类15种,在扎龙就可见14种鹤。我国有野生鹤9种,扎龙就有野生鹤6种。世界最珍贵的丹顶鹤不足2000只,扎龙就有400多只。因此,齐齐哈尔成为驰名中外的“鹤乡”。鹤文化已经成为我市的特色品牌,写鹤、画鹤、吟鹤、摄鹤蔚成风气,观鹤成为著名旅游品牌。一曲感人至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歌颂为寻找走失的丹顶鹤而献身的我市姑娘徐秀娟。扎龙驯养的丹顶鹤曾在澳门、黄鹤楼放飞表演,独特、鲜明的鹤文化正在提升我市知名度和竞争力。此外,齐齐哈尔四季分明,沃野千里,空气清新,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达到326天。境内的“一江九河”未受污染,绿色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市有14个中国特产之乡,获得绿色食品标识120个,绿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特色鲜明。首批国家级梅里斯绿色观光农业园等就是生态休闲旅游的代表。风光旖旎的明月岛、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东北最大的城市公园龙沙公园、穿城而过宛若晶莹剔透的城市项链劳动湖等构成了鹤城旅游文化的精彩华章。区位上,齐齐哈尔是我省西部与内蒙古东北部旅游的中心城市,有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观鹤节,鹤翔人舞,共同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齐齐哈尔的大湿地与大庆的大油田、五大连池的大火山、黑河的大界江、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共同构成了生态旅游精品线路,成为中国十大完美旅游线路之首。 二是工业文化旅游资源气势恢宏。齐齐哈尔是重要的装备工业基地,为我国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象马恒昌小组那样的产业工人在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有被总理誉为“国宝”的中国一重集团、“掌上明珠”的北满特钢集团。有亲自选址,为国防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华安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以及和平厂、建华厂等三大军工企业。有亚洲最大的铁路货车生产企业齐车集团,有全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的第一和第二机床厂,已有三家企业已经成为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三是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凝重厚远。齐齐哈尔城始建于1125年,1954年前曾作为黑龙江省省城达255年之久,是我省历史文化名城。有曾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的昂昂溪文化和被学者称之为“北方半坡”的滕家岗文化遗址、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辽金塔子城遗址、有中国最北的“金长城”遗址、金代蒲峪路遗址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有建于1695年的黑龙江将军府旧址,曾居住过萨布素和寿山等68位将军。有民国黑龙江省最早的行政机构黑龙江督军署旧址,有吕氏旧居等流人故居。有马占山将军打响全国武装抗日第一枪的江桥抗战遗址。可以说,完全可以打造成一条北疆历史文化游的精品线路。 四是民族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异彩纷呈。齐齐哈尔有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等35个少数民族,蕴藏着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宗教构成了丰富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有我国大陆唯一的五教道德院,有建于1939年东北著名的佛教圣地大乘寺,有建于1684年的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我省最大规模的卜奎清真寺,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圣弥勒尔教堂等。这些建筑流光溢彩,无论是在设计、彩绘、建筑、造型和布局等都极具体现其科学、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艺术价值。 五是关东文化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我市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的中国齐齐哈尔关东文化旅游节,紧紧围绕冰雪文化、雪鹤文化、民俗文化等开展旅游文化活动,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旅游节庆活动之一。挖掘和弘扬生生不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闯关东”精神的内涵,为重振齐齐哈尔老工业基地雄风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我市至今尚有山东村、山东屯的文化遗存,全市有七成以上人口是关内移民的后裔,生活和生产方式仍有关内习俗。电视剧《闯关东》就多次提及齐齐哈尔。全国闻名的甘南兴十四村就是典型的山东移民村,它已经成为我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和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村。我市历史悠久的冰雪游园开全国的先河,自1963年首届开办,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二十八届。冰浇艺术在全国更是堪称一绝,冰雕玲珑、雪雕奇伟、冰灯璀璨已成为旅游亮点,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 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文化的特色,旅游文化的灵魂存于地域文化的内涵。因此,齐齐哈尔要依托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掘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建设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让文化发展与旅游发展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二、依托地域文化生产力提升旅游文化竞争力 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的强弱,我们要依托地域文化优势提升旅游文化的竞争力。 一是结合地域文化品位定位旅游文化特色。根据我市地域文化的特点和景观分布及自然资源现状,可以开发建设昂昂溪文化旅游、辽金文化旅游、红色文化旅游、民族风情文化旅游、历史建筑文化旅游、工业文化旅游、生态文化旅游、农业观光文化旅游、都市观光旅游九大系列旅游产品。鹤文化研究也要进一步挖掘内涵,以鹤文化与关东文化的表现形式,逐步形成齐齐哈尔的文化品牌。 二是提炼地域文化精髓包装旅游文化形象。要根据齐齐哈尔地域资源特点,挖掘、开发并创造出自己的个性化产品,力求与众不同。目前,我市已经形成夏秋有绿博会、观鹤节、小交会、和平节,冬春有关东文化旅游节、冰雪节等,构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旅游文化格局。同时,还要充分利用齐齐哈尔文化艺术品广场等作为展示和推介艺术作品和旅游产品的平台。 三是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塑造旅游文化精品。当前,齐齐哈尔市的旅游业对文化的继承、传播和交流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在认真研究、深入探讨的基础上,确立目标、塑造形象,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提升旅游文化内涵,注意研究旅游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现旅游景区、旅游管理、旅游商品、旅游服务和旅游促销的文化性。 三、以地域文化优势推动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文化的交流和相融趋势明显。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特性,并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适应现代经济需求的旅游文化产品,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要促进旅游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大力解决人文资源开发滞后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旅游业是一项经济、文化兼承的产业,随着经济文化的互动和广泛交流得到快速的发展,加强我市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和品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深入挖掘我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按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的定位,突出生态特色,要大力实施地域文化发展战略,打造我市独特的旅游文化品牌。文化产业的发展要和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相适应,开发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的新兴旅游文化产业,以特色创名牌,以优势争市场,把特有的地域文化融于旅游产品、旅游管理、旅游服务、旅游营销之中。要依托我市多姿多彩的文化资源,深度开发和挖掘其人文价值、美学价值,加快建设民族文化旅游。同时要注重把发展文化产业和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要确立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形成多元化投入、多种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坚持用市场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配置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机制开发地域文化资源。我市旅游产品档次低、品种少、地域文化特色不突出,旅游文化企业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充分考虑发挥地域文化优势,紧紧围绕打造旅游文化品牌的发展思路,制定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其次要注重培养乡土文化人才。牢固树立文化人才资源是第一文化资源的观念。乡土人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鼓励和引导他们创作出更多的文化艺术作品,打造出更多的文化艺术精品,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品。要延长旅游文化产业链条。旅游文化产业是综合性产业,市场空间大,社会效益大,最为直接的就是能够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相关产业收入的提高。这就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配合、相互协作,深层次地研究、挖掘、整理、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作为重要内容。比如以达斡尔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艺术表演、文化展览等,开发各类衍生文化产品,形成高效益的文化产业链。 三要突出文化产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积极培育和提升骨干旅游文化企业的竞争力。现代旅游业要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在提升旅游形象力、旅游营销力和旅游产品竞争力上做好文章。因此要大力扶持旅游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开发好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要保护好、引导好民营资本投资旅游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培育一批重点民营文化企业,积极促进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步形成文化产业群,以文化发展带动和促进旅游、餐饮等的联动发展,形成新的产业格局。要重视挖掘在我市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及文化名人,创作出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不断扩大我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加速发展。 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若缺少了本地文化底蕴和特色,就反映不出独有的精神内涵,就会失去它强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是发展旅游文化不可缺少的灵魂,更是旅游业突出特色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打造旅游文化品牌,必须在发挥齐齐哈尔地域文化优势上动脑子、下功夫,使北疆鹤城成为能够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名城。 旅游文化论文:浅析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 [论文关键词]永州市 旅游文化 开发 [论文摘要]永州,古称零陵,风景优美,素以“锦绣潇湘”驰名中外,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少数民族众多,山脉起伏,气候宜人,常留有文人墨客的足迹,为永州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之时,如何挖掘旅游文化的潜在价值,将其转化为旅游产品,进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是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的关键所在。 一、永州市旅游资源状况 (一)旅游文化资源丰富 (1)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众多。永州历史名人众多,如舜帝、柳宗元、怀素、周敦颐、黄庭坚等;地方文化丰富,如舜文化、柳文化、碑文化、女书文化、草书文化等。此外,永州有历代形成的古陵、庙、塔、阁、桥两千多处,已被国家、省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38处。(2)风景优美,自然景观独特。永州是以山多水秀闻名的。潇水南北纵切,湘江西东纵横;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金洞林场4大国家森林公园分布境内,全境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水相间,风景独特。(3)少数民族众多,民俗风情古朴。永州境内居民共有29个民族成分,以汉族、瑶族、壮族为主,这使得永州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方气息浓郁,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 1.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1)永州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境内有洛湛铁路、衡枣高速、永连公路三大交通动脉,区位优势逐步显现。(2)相关配套设施明显改善。永州市供水、电、气系统完备,环境卫生良好,为永州市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很快。全市现有各类旅行社19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家;拥有星级饭店20家,其中四星级1家,三星级3家;省旅游餐饮示范点1处。 (三)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永州已经初步形成了芝山柳文化、九疑山舜文化、阳明山佛教文化、浯溪古书法碑林、江华江永瑶文化、道州濂溪故里、中心城区百里平湖和舜皇山生态旅游区等九大风景名胜旅游区,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二、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文化主题的物化 文化主题的物化,即将旅游文化的内涵用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载体体现出来。旅游者外出旅游,其目的是观光、游览、娱乐、休闲,获得一种经历,而绝不是研究某一种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物化过程,以一种独特的、直观的、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旅游者所接受。因此,开发旅游文化,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主题的物化。永州市要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就必须注意文化主题的物化。但是,永州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不容乐观,以柳文化和舜文化为例:关于柳文化的唯一的景点就是柳子庙,而闻名天下的“永州八景”现在大都难觅踪迹;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目前只有舜帝陵与舜文化有关。 (二)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 旅游者的需求千变万化,若旅游文化仅仅固守其原本的文化基础,最终只会被旅游者所遗弃。作为具有重要吸引功能的旅游文化,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汲取新的营养,拓展其内涵,延伸其外延。永州市在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柳文化在旅游者的印象中,基本上还停留在柳宗元时代;舜文化的开发,其目标顾客主要是拜祖、寻根的旅游者;女书文化正在进一步被遗忘……这种局面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基本上还保持在固有的模式上,其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使得旅游者和旅游文化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得旅游者对其敬而远之。 (三)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 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能否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目前,关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性破坏,在我国时有发生:建设性破坏,景区超载开发、错位开发、索道建设等,屡见不鲜;保护性破坏,以保护为名,却使得景区失去原真性、整体性;管理性破坏,由于旅游区管理不善,使得环境受到污染……目前,虽然永州市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开发性破坏,但由于开发不当,导致旅游事故的事情也有发生。因此,永州市在开发旅游文化时,应该以此为鉴,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的对策 (一)突出地域文化,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首先,突出“舜文化”特色,兼顾“柳文化”。开发舜文化,应注重“德”、“教化”,将与舜文化相关的载体联合起来,即以“舜文化”为主题,将舜文化、碑文化、舜帝陵结合起来,以九嶷山风景区为基地,根据游客的需求,有特色、有重点的整体开发,形成立体开发网络。开发柳文化,可重修永州八景,恢复当年风貌,既要突出柳宗元纵情山水的欣喜,也要流露出“独钓寒江雪”的孤独,并将柳子庙作为凭吊柳宗元的场所,将柳宗元当年的游览线路贯穿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旅游线路。其次,纵向开发,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资源,可纵向开发,将永州的古老文化以时间为纽带,一一展现出来,突出其历史的厚重性,把永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的历史文明结合起来,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二)科学开发,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必须深入挖掘,将其内涵和游客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如瑶文化,可突出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开发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如“盘王节”、“耍春牛”、“敬鸟节”、“坐歌堂与送亲”等,让游客和瑶族人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机会。此外,可通过题材和立意(突出其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形态设计(张扬其个性特征,设计不同人物形象)、材质(通过木、竹、金属等不同的材质,开发独特的旅游工艺品)等,从不同的方面展现瑶族人民的风貌。 (三)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在不破坏原生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应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首先,可以利用声、光、电等先进技术,以时光倒流的方式让游客欣赏永州的历史文化;其次,与特色文化相结合,以生动有趣的形式让游客接受古老文化的熏陶,如体验舜帝的耕作方式、学习怀素芭蕉练字、模仿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参加瑶族的节庆活动、认识女书等等,通过种种途径,让游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了解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将游、娱、乐和旅游文化融于一体,从而达到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目的。 (四)加强宣传促销,塑造旅游形象 首先,科学、统一规划旅游文化资源,将永州市的旅游文化资源通过某种联系贯穿起来,凝结在一起,从而改变旅游资源零散、不集中的弊端;其次,将“舜文化”和“柳文化”作为对外宣传的重点,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利用图片、影视,塑造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形象,改变过去落后的旧面貌;最后,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为游客提供一个优美、干净、卫生的旅游环境,展示永州市的良好面貌。 旅游文化论文:开发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思考 摘要:文章从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入手,对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进行了swot可行性分析,并就如何开发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文化;旅游业;旅游资源;营销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进步以及旅游业的不断完善,旅游者旅游消费的经历和经验不断丰富,加之教育的发展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旅游消费中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旅游者的信息渠道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因此,文化品位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旅游吸引力的大小。本文在对开发衡阳县的旅游文化资源进行swot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与旅游互相影响的基本原理,阐述了文化在衡阳县旅游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指出了开发衡阳县文化旅游产业的问题和优势,并就如何开发提出了具体对策和建议。 一、衡阳县旅游资源的swot分析 一次成功的旅游开发战略规划,必须及时地把握市场上的机会,成功的回避环境中的威胁,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有效地克服自身的劣势。这就是swot分析法。sw是指企业的内部优势(strengths)和劣势(weaknesses),ot是指企业外部的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本文将对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作一个swot定性分析。 (一)优势分析 对优势的分析是基于已经掌握的第二手资料,通过综合分析得出的。 1、旅游文化资源优势。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为恢弘气度,洞察千古,游刃百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清理,创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体系。他还善诗文,会词曲,被誉为“其所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用。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革命家夏明翰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视死如归。一首耳熟能详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激励着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在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冲锋陷阵。近代著名书画家曾熙,当代著名作家琼瑶、唐浩明,国画大师钟增亚,都孕育于这片古老的热土。 衡阳县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还拥有美丽的自然资源。岣嵝峰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古为衡山主峰。山上原始森林内有金钱柳、银杏等动植物1000余种,被誉为“湘南基因库”。森林覆盖率达到95%,夏季自然气温比周围城镇低6-8℃,空气清新干爽。现包括南岳七十二峰的三座山峰,为“旅游胜地、避暑仙境、度假乐园”。岣嵝峰、白石峰双峰巍然耸立,朋比争高,双峰别秀。白石峰脚下的山峙门中型水库与妙溪瀑布相映成趣。县内界牌的陶瓷业久负盛名,界牌瓷泥被国际瓷品业命名为“衡阳土”。台源乌莲、西渡湖之酒、檀桥板栗也享有盛名。 2、旅游交通优势。旅游交通是完成旅游活动的前提条件。衡阳境内交通方便,京广、湘桂两条铁路以及107国道、省道1814线穿境而过。衡阳自古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几乎所有的京广线上的列车均要在衡阳站停靠。广州与福州间的列车也途经衡阳并停靠。衡阳有直达长株潭等省内各县市以及温州、沙市、宜昌、桂林、广州、珠海、中山、梧州、汕头、石狮、景洪、玉林、汕尾等方向的客车。县内公路纵横,县城距离衡阳市区仅20余公里,是衡阳市最具有优势的卫星城。 3、地理位置优越,客源市场丰富。衡阳县直连长株潭城市群,与南岳衡山国家风景名胜区毗邻。从客源条件来看,衡阳县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南岳的游客。 (二)劣势分析 本文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包含一定的实地调查、群众访问和部分资料的分析,对于劣势的分析是用实证的方法从以下各方面做出概念性分析。 1、资源布局问题。衡阳县的旅游资源比较分散,集中度不够。主要景区(夏明翰故居、王船山故居、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集中在三个区域内,各景区间的协调难度加大,不便于统一管理。而且彼此间的交通状况不好,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 2、接待设施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不够,道路质量不高,交通状况不理想。岣嵝峰至彭玉麟故居仅由一般公路连通。船山故居至岣嵝峰更需要重点建设。岣嵝峰景区内建设了部分游览设施且相对简陋;由于该景区是避暑胜地,旅游的季节性强,一般集中在夏季。而食宿设施仅有新旧两座宾馆,大部分是单位组织的会务旅游形式,其他的散客不多;没有专门的旅游商品商场,而只是些为数不多的小摊贩,均是全国性的批量生产的纪念品,没有特色。在县城内有一定的娱乐设施,主要为卡拉ok和一部分歌舞厅,还有一定的住宿设施,包括一些招待所和宾馆以及一些小饭馆,但都主要是服务县城居民的,没有专门为景区而建的。 (三)机会分析 机会的分析是基于旅游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水平所做出的形势判断。机会是变化的,随时会出现也随时会消失,这就注定所作的机遇分析只是按照一般情况和形势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来的,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 1、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国家旅游局在其发展规划中,明确地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世界旅游强国”的远景目标。2000年,国家首次将旅游业列入了国债投资计划,安排了13亿元的国债资金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有利地支持了旅游业的发展。2000年9月国家计委和国家旅游局共同了《推荐2000年中国旅游发展优先项目的通知》,11月又在国家重点鼓励发展产业目录中新增了部分旅游项目。湖南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第三产业的龙头产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加快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富的高效产业。衡阳被列为湖南省旅游业发展“十五”期间全省需要重点建设的六大城市之一。“旅游旺市”已成为衡阳市经济发展的重点战略。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有利于衡阳县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2、旅游消费模式的转变。现代人的旅游意识逐渐增强,新的旅游消费模式也逐渐形成。人们开始注重旅游消费中的文化内涵。旅游不仅是游山玩水的感官愉悦,而逐渐成为一种综合性的高品位的审美文化活动。这为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根基。 (四)威胁分析 威胁也是一个变数极大的因素,可能随时出现又随时消失。所以对于威胁的分析也只是在大致上有个一般性的把握。 1、观念上存在差距。对于开发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重大意义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不是每一位领导成员都将旅游业的发展摆在第一位来考虑。在开发的时序安排、具体策略上,差距更大,意见分歧明显。 2、区域竞争激烈。激烈的邻近区域竞争带来的威胁。名人文化之争尤为突出。特别是目前省内最为火爆的“湖湘名人文化旅游线”上的已有风景名胜区。为了旅游效益的进一步增加,各景区把留客作为当前的攻关课题进行研究。而韶山故居、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均处在成熟产品阶段,在区位上是邻近主要客源市场长株潭城市群的优势地。这无疑对衡阳县的名人文化构成潜在的威胁。 二、开发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思路 (一)强化城市区域整体形象,统筹城市区域旅游发展 联手开发旅游,组建“联合舰队”,成为近年来各省市地区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南岳衡山不仅独秀于五岳,而且文化底蕴深厚,它作为历史名山、宗教名山、抗战名山享誉中外。衡阳市辖各县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如秦汉名城耒阳有蔡伦祠墓及其造纸池、汤火温泉,并有马阜晴岚等十景;常宁西江漂流、瑶族风情等;衡东有罗元帅故居、大源渡湘江航电枢纽工程、四方山狩猎场等;衡南的江口鸟洲,以及衡阳县的船山故居、彭玉麟故里、夏明翰故居和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等。整个衡阳地区的旅游文化资源差异性、互补性强,可谓点多面广,且多具特色,有效地规避了形象遮蔽,但他们除南岳衡山外,很难独挡一面,单独形成市场竞争力。 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各地旅游文化资源本身开发力度不足的原因,衡阳市的区域整体形象不鲜明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衡阳县文化旅游产业要发展,得依靠整个衡阳地区文化资源的整合、优势互补来强化区域整体形象,推动整个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 (二)打造船山品牌,坚持品牌营销策略 众所周知,随着供过于求的逐步加深,我国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那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衡阳县的文化旅游产品在营销方面显得力不从心。2002年的船山文化节对于弘扬船山思想,张扬城市个性,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升衡阳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确实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昙花一现,仅办了一届就销声匿迹。不能在不改善现有的景点内涵的情况下,做自欺欺人的营销了,而要从挖掘景点文化价值着手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利用节庆、贸易洽谈会、旅游交易会等形式,坚持品牌营销,树立品牌形象,扩大品牌影响。 1、挖掘文化价值,提倡活动参与。重视历史信息,借“名人”、“名山”、“史料”的“光环效应”,搜寻古籍、查阅方志、整理传说、追根溯源等,深度挖掘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从发展的趋势上看,没有参与性的文化活动也是难以吸引游客的。因为文化旅游不仅是一种文化观赏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介入和文化参与活动。传统的博物馆的展示方式远没有让人参与到活动项目中去那么激动人心。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要求旅行生活能有文化的吸引、运动的内容乃至冒险的趣味,要求参与其中而非从旁观赏。正如西班牙潘普罗那市长所言,“节庆的魅力不在于政府为奔牛节所安排的156项活动,而在于亲临其境感受满街的人文气氛,在于与众多的能够参与并陶醉于节庆的人群为一体的机会之中。”这也可以作为我们船山文化节做大做好的一句箴言吧。 2、树立品牌形象,坚持品牌营销。当务之急是转变认识,变以往封闭式的等客上门为走向世界招徕客人,牢固树立市场观,高起点、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对外宣传促销,提升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知名度和吸引力。看一个城市是否有吸引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文化发展水平,而节庆无疑为其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旅游节庆既是一个城市的旅游品牌,也是一个旅游市场促销的重要载体和舞台。而经验表明,搞节庆的前三年一般都会亏损,所以前三年的压力是最大的。因此,成功举办过的船山文化节要顶住压力,长办、办实、办好,力争把船山文化节办成一个真正深入人心的品牌。 (三)实施旅游科技化战略,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前瞻性地考虑增加科技投入,全面研究、开发、利用高科技的保护技术和高科技含量的生态性材料、环境代价小的替代性材料,更好地修复、保护历史文物古迹,充分展示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唯一性、完好性和不可替代性。坚持“科教兴县、科教兴旅”方针,提高全民大旅游的发展意识,高标准、高起点发展高科技旅游业。 在开发文化资源的同时,要坚持“全面规划,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使得旅游业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对满足后代人需要构成威胁,使旅游业成为永远朝阳的产业! 旅游文化论文:浅论红色旅游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红色旅游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和维系社会和谐精神纽带、构建和谐社会精神动力、培育和谐社会文明道德的作用。 关键词:红色旅游文化;和谐社会;意义作用 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型主题性旅游形式,近年来在神州大地逐渐兴起,并正在成为人们参观旅游的热点,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新生事物。那么,它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笔者通过对长征征途转战时间最长的贵州省,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南昌和新四军浙东纵队四明山革命老区等地的考察,从中感悟到:红色旅游文化,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和纽带、动力、培育作用。 一、政治、文化、经济意义 (一)政治意义 红色之旅,在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中,是一部重温光荣历史,重走胜利之路的革命史诗。她有助于人们感受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有助于人们理解在中国革命伟大征途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挖掘红色旅游文化,就是弘扬革命精神,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足迹深深地铭刻在华夏沃土上,深深地铭刻在民众心坎里,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信念。在当前人们出游定位中,绝大多数游客把体验长征文化、革命圣地文化、老区文化作为首地筛选目标,这充分说明红色旅游文化深得民心。如宁波市鄞州区龙观乡“五龙潭”风景区革命史迹陈列室建成后,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中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许多年轻党员和党员干部认为,原来总觉得政治教育都是一些虚的东西,现在看来,通过身边的红色旅游景点游览,确实让人感到既摸得着又身临其境,很有教育意义。实践证明,寓教于红色旅游,是人们自我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切实有效的举措,在当今创建和谐社会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 (二)文化意义 红色之旅是中国革命史、中华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生动体现。中国革命斗争遗留的各种纪念物,不但具有政治意义,也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人文价值。红色旅游的过程,既是观光赏景的过程,也是学习历史、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修养的过程。笔者曾在几年前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到达过贵州省,这里不仅是一个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而且是一个具有中国革命转折意义的省份。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重大历史事件遗迹比比皆是。从考察中了解到,贵州省在1930年4月至1936年4月的六年间,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红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红九军先后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足迹遍及67个县,建立了滇黔桂、黔东、黔北和黔西北革命根据地,有1万多各族群众参加了红军。这些历史,有的在课本上和有关资料中有所了解,但大多数是鲜为人知的历史。通过游览大量的革命文物和遗址,如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娄山关战斗遗址、乌江渡口、四渡赤水等,让人真正体会到了长征文化精神。这些革命文物和遗址、会址,构成了贵州不可多得的红军长征文化旅游资源,为贵州进一步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开展红色旅游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文化。红军的革命史迹,使贵州美丽的山河倍添光彩。 通过红色旅游文化,了解革命历史知识,挖掘革命精神内涵,赋以新的时代特色,培育新的时代精神,推动了广大公民思想道德的升华,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效途径。 (三)经济意义 通过对红色旅游景点考察发现大多数革命遗址地位于尚欠发达的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把政治优势有效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革命老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一项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工程、富民工程。红色旅游既是政治创新、文化创新,也是经济创新。红色旅游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结合,实现精神文化财富向经济财富的转化,推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良性循环之路。比如革命圣地井冈山,原是一个不毛之地,通过红色旅游文化的开发,旅游收入占该市年经济总量60%以上,老百姓大部分收入也来源于旅游三产,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近年来不但摘除了贫困帽子,而且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高速公路、机场、居民住宅、新城区等全面建设,井冈山市将成为高山中的花园城市。又如地处四明山革命老区宁波市鄞州区龙观乡的五龙潭风景区革命史迹陈列室建成后,不但游客量增加,旅游收入成倍增长,而且知名度也逐步提高,通过短短三年时间的建设,一跃成为国家4a级风景区。 红色旅游是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的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创造,她的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成为发展老区经济、造福老区人民的重要产业。 二、纽带、动力、培育作用 (一)维系和谐社会纽带作用 红色旅游是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理想信念、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我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必须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否则,就难以有效整合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意志,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在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发展的同时,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贯穿呢?虽然方式多种多样,但红色旅游文化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不可或缺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红色旅游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社会和谐,在社会和谐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谐社会离不开实践体会,而红色旅游文化正是创建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红色旅游文化和谐的程度反映和影响着社会和谐的程度。特别是人们向往自然、对社会认知程度的不断发展,红色旅游文化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二)构建和谐社会精神动力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社会活力首先表现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离不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实践告诉我们,越是深化改革,越是扩大开放,越需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样,才能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红色旅游文化是创造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旗帜。中华民族在辉煌灿烂的历史进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升华了这一民族精神。把弘扬民族精神贯穿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过程,不断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增强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发展意识,增强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正是红色旅游文化所创建的目的。充分挖掘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利用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室)、遗址等教育基地发展“红色旅游”,是深入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奋斗历史,宣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引导和激励人们同心同德地创造幸福和谐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红色旅游文化是当代中国人民时代精神的集中写照,是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推进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只有大力弘扬时代精神,才能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考验。让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三)培育文明道德作用 红色旅游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文明道德风尚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无论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还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都要求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开展红色旅游文化,既是培育文明社会风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合格主体,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实践的过程。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青少年健康成长是社会进步、家庭和睦的重要因素。根据青少年成长的特点和规律,红色旅游文化正是抓好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革命遗迹、革命文物实地参观,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文化环境。 红色旅游文化不仅是建设和谐城市、和谐村镇、和谐社区、和谐单位的重要载体,深化拓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实际内涵,而且是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活动,不断拓展领域、充实内容的文化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于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润滑”作用。渊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植根于当代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色旅游文化,是激励各族人民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红色旅游文化创导和谐社会良好文化,不可不说是当前一大举措。 继承与创新是红色旅游文化的精髓。从博大精深的中国革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从丰富多彩的革命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丰富精神文化产品的内容、风格、样式和品种,是红色旅游文化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之路。 红色旅游文化是整合各种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她适应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把红色旅游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创造良好文化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之,在历史遗迹中感悟革命传统文化,在青山绿水中体验红色之旅,使革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是红色旅游文化活动的宗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文章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从武术口头传说、武术精神、武术情感、武术思维、武术技术几个方面解读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武术组成要素,并且认为,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应该从遵循传统武术的本质、转变传统武术的保护理念、提高武术人的文化自觉意识等方面着手。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展现给予世人的是依附与非依附的区别,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让人们看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需要通过人来展现。相对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它会不断的变化、甚至消失,而物质文化则会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而产生变质,生命周期更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无外乎两种思路,一是采取一定的措施延长其活态性,如培养合适的继承人;二是将其转化为物质性,如目前采取的图片、文字、视频等形式的记载。无论何种形式的保护,都需要我们快速的采取措施,减少这种文化遗产的流失。 1传统武术的组成要素 当前学术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大多都是沿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定义从广义上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武术文化,如果从非遗的视角来解读传统武术的组成要素,笔者认为,传统武术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有关武术的口头传说 夸张是中国民间文化对人物塑造的一种模式,拥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是中国农耕文明丰富文化生活的一种现实表达。民间流传的有关武术大师的传说,虽然有很大的传奇色彩,但是展现了普通大众对武术的认识层次,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模式。随着国人文化层次的提高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达,熟悉民间传说的人群年龄的增高,武术口头传说生存空间的范围正面临流失甚至断层。可喜的是,已经有部分学者将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民间的传人进行研究,但是,这些还难以弥补武术口头传说文化面临断层的境遇。 1.2武术精神 武术精神指的是习武之人所展现的一种精神品质,它承载着武术人对中华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传承;是习武之人的一种道德品质的展现,是中华武术区别以其它文化特别是他国体育项目的灵魂所在。武术精神犹如一支魔力棒,指引着习武者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正能量,武术精神无论是保家卫国也好还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也好,其终究体现的是一种行为的展现,即在国家危难之际、遇到不公之际,是否敢于亮剑。在当代法律健全的环境中,武术精神所提倡的亮剑不是鼓励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是问题出现了,有没有亮剑的勇气和信心,特别是在出现道德滑坡及危机的当代社会,更需要武术精神的传承以担负更广的社会责任。 1.3武术情感 武术情感是用武习武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与展现,这种感情包括师父与徒弟的情感,师兄弟之间的情感,同时也包括练武人对武术的情怀。传统武术能够给我们留下这么丰富的资产,这不是一种偶然,是无数的武术家怀着对武术的情怀不断的交流、观察、探索、总结才达到这么大的体系。正是这种情怀促使武术在近代中国百年战乱中依然流传。 1.4武术思维 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层次,同时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高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来说,传统武术展现给当代人的不仅仅是它的技术层次,同时也是思维方式的展现。从拳术名称来看,传统类拳术中的象形拳融合了生活中各个方面,将某一动物(如猴拳、螳螂拳、蛇拳等)、某一生活方式(船拳、板凳拳、巾拳等)、某一历史事件(武松脱铐、鲁智深醉打山门拳)通过技术动作记载下来。如果说拳名是表达古代武术家记载历史的一种工具,那么拳术动作名称的命名则体现了中国人至高无上的思维方式,真正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为了更好普及现代武术,很多动作名称进行了统一化,如弓步冲拳、马步架打等等,这样做迎合了武术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同时也失去了武术技击动作本身所具有的内涵表达。正是因为现代竞技武术失去了这样的特色,才更容易显现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 1.5传统武术套路 传统武术套路是整个传统武术文化体系中的主体,套路失传了也就意味着该拳种的文化体系彻底断层,所代表的精气神也不复存在。在传统武术的原生长环境中,习练者对于技术动作并没有提出严格的标准对其进行评价对错,多数拳师在造拳过程中依据其实战性来进行,根据五行相生相克、阴阳对立来考虑其动作的编排合理性,产生过程遵循着事物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凭空想象刻意追求。当然,也不排除以功利性为目的进行造拳,刻意追求与其它套路的风格、特点、理念不同之处,以便更加突出自己的特色。这样的造拳过程会诞生一种新的拳种、一种新的传承体系,同样也是对原有拳种一种异化。 2传统武术保护面临的困惑 当前学术界争论的最主要的观点是“是否对传统武术进行开发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经过开发肯定会失去其原生态,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意义”。追其原因,主要是在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我们过多的将传统武术的保护放在了经济层面来考量,认为:能够给当地提高更高的经济效益,能够提高练武人的生活水平,能够有更多的传承人,表明传统武术的保护呈现了好的趋势。武术要想更好的生存,需要探寻产业化的道路来做支撑。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矛盾性与曲折性,传统武术的矛与盾已经显而易见,并且在各方人士的调和下在逐渐的弱化,传统武术的曲折性正得到改善,这需要一个过程。正如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笔者认为应当拓宽传统武术的保护范围,不要局限于经济层面的考量,避免出现技术体系单飞的局面,而所蕴含的精神、思维、情感同样是我们考量的对象。当前传统武术的普及面发展在历史中处于最好的时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由政府、管理部门、社会机构、传承人组成的保护体系逐渐的成型,并且为传统武术的传承提供了针对性的支持。现在习练武术的人数,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最多的时期,习练武术的人群,是所有体育运动中人群最多的项目,但是,却是欣赏观众比较少的项目。终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过分的追求经济层次价值,降低了精神层次的价值追求。传统武术具有活态性,展现给世人的不仅仅是技术的传承,它的延续代表了传承人的一种情感,它的传承应该将所蕴含的精神、情感、文化、思维等一代代的延续下去,这样其自身才更有生存力,其活态性才会发挥更广的作用。如果将传统武术的保护与开发的思路上转为对传统武术的精神层次价值的追求上,相信,其经济价值的提升将会更上一个层次。 3传统武术保护的再认识 3.1传统武术保护的本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应该遵从其自身的本质属性,而不能脱离其本质属性进行开发。随着时间与空间的改变,事物的组织构成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其本质属性不应该刻意的去进行改变,如果破坏事物的本质去进行保护,其保护就失去了本身的价值意义,我们就无需尊称为遗产,可以光明正大地称其为新生事物。传统武术的本质是技击,虽然随着时间与环境的改变,其技击价值所发挥的空间受到限制,进而衍生出健身、养生、娱乐、表演、经济等价值,但是其新的价值功能的出现则局限于习练人群对其应用的层次,但其技击属性则不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丢失,它代表了一个历史遗传下来的技击文化符号,而不是将这种文化符号在现代潮流中淹没,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保留其本身的技击属性是保存其价值功能的关键所在。 3.2传统武术保护理念的转变 传统武术的保护一般是以静态保护及动态保护来进行,对于动态的保护学术界一直存在一定的争论,认为动态保护将会破坏传统武术的本真,如竞技化,市场化。但是,我们需要懂得,传统武术在传承过程中,由于资料的匮乏与遗失,我们很难深刻的理解它的本真所在。传统武术在传承的过程中,其本真不是一成不变的,肯定在不断的衍化,以适应社会的需求,而我们现在所能够读懂的本真,更多存在于个体的话语权中。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将传统武术的保护局限于追求传统武术的传统特性方面,那我们的保护只能局限于不断的争论之中。学者高丙中提出了“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题,他认为:“非物质文化成为公共文化,大致发生在两个层次,一个是在观念上被大众公认,并且得到公众的自愿参与;一个是在体制上被政府部门正式承认,并且以一定的公共资源加以支持”。如果我们将传统武术的保护理念转移到“公众共享公共文化”的领域,更多的探讨传统武术对社会的意义及生产价值,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路径将会进一步的拓宽。 3.3传统武术的保护应看成是一种人类共享的文化 传统武术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上个世纪80年代的官方统计已有129个拳种,进入21世纪以来,有相关报道新的拳种被发现,拳种数量已经达到131个。在中国古代,由于门派之争及“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传承思维的禁锢,很多拳种仅仅在自己的门派弟子中传承,如我们所熟知的武当、华山、峨眉等;也有在自己的族人中传承,如岳家拳、杨家枪、陈氏太极拳等。虽然有着传承的禁锢,但是,其文化特征还是人共享的,其共享的模式是一种纵向的共享,在一定范围内的共享。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独特的传承模式被彻底的打破,确切的说应该是在竞技武术的出现,建立完善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并且迅速的占领了庞大的武术市场发展领域,使本来就面对生存危机的传统武术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迫使传统武术不得不对自己的传承思路及传承方式进行改变,由此出现了以传统武术为媒介的各种传承机构,如武术学校、传统武术拳馆、培训班、培训机构,传统武术拳师对于收徒弟的数量也不再限制。由此产生了一种现象,传统武术不再是某一门派或者家族独享的文化,而成为了全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使传统武术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特性得以彰显。 3.4传承人需要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 传统武术的保护,传承人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在更多的情况下,不能依靠“等机遇”来发展自己的体系,关键的是自身的文化觉醒。在多数情况下,政府与社会以及研究机构能够做到的是帮扶、指导、协调的角色,无论怎样去努力,终究要回到传承人来实践。因为传统武术的体系过于庞大,政府和各界人士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武术拳种完美的挖掘,因此,在外界因素没有到来之际,传承人应该意识到自身承载武术文化体系的传承现状,以及传承思路,以减少传统武术的流失。 4结语 我们现在享受的武术遗产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资产,我们现在所创造、创新的武术文化资产,将成为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传统武术的保护与传承需要更多的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与参与,将当前发展比较好的拳种更好地传承下去,将濒临失传的拳种进行重点性照顾,一步一步地展现传统武术的文化魅力。 参考文献: [1]覃业银.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与特征[J].求索,2011(11):119-121. [2]王巨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及其保护的再认识[J].社会科学报刊,2006(05):165-167. [3]金露.游走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特征和关系[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36-43. [4]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文艺研究,2008(02):77-83. [5]龙先琼.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特征及其保护原则的理论思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47-52. 作者:李春龙 马惊涛 单位:黄河科技学院
试论现实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再议基督教新教伦理对美国宪政中现实主义发展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基督教新教文化和美国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来作为本次论文探讨的主要方向。本文拟就基督教新教文化对美国宪政建设的人权保障、信仰多元化以及精神上的自由来探讨基督教对美国宪政文明的影响。 [关键词]基督教;新教伦理;美国宪政;信仰自由;现实主义 首先解释一下众所周知的基督教“原罪”观念,即:“所有的人和人间的制度安排都染上了深深的罪性,都是不可靠的,根本无法据以实现高尚的目的,充其量只能勉强地维系基本的秩序。”1古代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引出了政治的国度(即地上的国家),得出“由于原罪,一切都败坏……地上的国家只是由于人的原罪堕落而不得已设立的,根本无法在其中实现人的道德的、高级的目标……因此政治成为外在的、防范性的、工具式的、法律的、惩罚的――如果不是因为人的罪与堕落,本来是不必要有这种‘政治’的,但反过来说,正因为人堕落了,所以应该有这样的统治,以便维持秩序。”216至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更是强化了这种认识,在宗教改革中从罗马天主教会中脱离出来的教徒,主流教派有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圣公会等教派形成的新教,更加强调人的罪性,强调普遍堕落,强调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因为恶人是如此的猖獗和顽固不化,一切严厉的法律尚且鲜能制止他们,即使使用权威的铁腕也不能完全遏止他们的暴行……因此差劲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要好。”3新教的教义简而言之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即“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解决了新教教徒的信仰问题,区分了天国的和人间,它反对神圣化人间,因此自然就会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人间的政治。所以清教徒不相信统治者的善良天性。在这样的思想下,新教一方面强调秩序,约束,法律――既然善良的天性不可靠,既然人的罪恶本性根深蒂固,那么规训和纪律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基督教现实主义是对现实政治的贬低和非偶像化,是对统治者进行监督、制约而不是放手信任。 其次我们用张灏“幽暗意识”的概念来阐述基督教传统对人的罪恶性和堕落性的强调,认为:“清教徒的教义含有极强烈的幽暗意识,主要因为它的整个教义是环绕着人神对比的观念而展开。神是至善,人是罪恶。清教徒的幽暗意识随时提醒他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清教徒对有权位的人的罪恶性和对一般人的堕落性有着同样高度的警觉。”4因此有必要限制世上的一切权力,这种精神在当时还是殖民地的北美移民中十分普及,所以等到美国革命独立之后,建国者很自然就会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制定共和国的宪法,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新教文化对美国的宪政建设有着巨大的影响,下文还会继续讨论。 考察美国的建国史和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基督教的影响已经延伸到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民主的基石――《五月花号公约》记载着,要以上帝的名义继续清教实验,来完成上帝的事业;短短的美国独立宣言中竟有四次提到上帝,如果删去“上帝”二字,独立宣言的精神就无法理解;《权利法案》第一条就是“宗教自由”条款;美国历届总统除肯尼迪信天主教外,其他的都是新教徒,总统宣誓就职要手握《圣经》,各种演说中往往充斥着《圣经》语言;在很多州最高法院的后墙上都镌刻着“摩西十戒”;在法庭上,证人发誓也要手握《圣经》;法庭布置以及法官袍的设计,也要渲染教会般的神圣气氛;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国会设立了祷告室,将“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订为美国的国家箴言,并赫然印在美国的货币上,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之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事实上,基督教的影响已经超出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它对美国的法律文明尤其是宪政文明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法律只不过是社会道德的理性表达。因此,探讨美国基督教文化对美国的宪政建设的影响,如果绕开基督教,那是不行的。 但是政府并不是一个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实体。人性既然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就不能让人放心,因为政府官员也不是天使,从幽暗意识出发,对于一切人的德性和能力都不信任,尤其对于掌握权力的人都是高警觉的,所以政府的权力必须是一种有限的权力。这就是通过自由立宪实现一个“有限政府”,一个有任期,由人民定期选举的政府;一个在某些领域永远无权做出决定的政府;一个像普通公民一样守法和负责任的政府;一个内部有分权和制衡机制的政府。而美国正是把这种设想付诸实践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兴国家。这从最初的《五月花号公约》可以看出: 从《五月花号公约》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基督教色彩是多么的浓重,它把宗教契约转化为了政治契约,公约虽短,但显示了殖民地的目的、政治实体的基础和殖民地政府的权力来源。公约援引上帝的旨意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从中可以看出清教徒们更注重世俗的政治实体的运作。此外公约还开创了按照多数人的意志管理国家的先例,奠定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因此《五月花号公约》与1619年的弗吉尼亚会议并列,被美国学者称为美国政治制度的两块基石。5 信仰上的多元化是美国宪政的根基,是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底蕴,构成了美国独特的经验核心6。在独立战争前一年(即1775年),一份估测表明了信仰的多元性:公理会教徒575,000人;英国国教徒500,000人;长老会教徒410,000人;荷兰改革教派教徒410,000人;德国教会教徒200,000人;教友派信徒40,000人;浸信会教徒25,000人;罗马天主教徒25,000人;卫理公会教徒5,000人;犹太教派教徒2,000人。并且,众多教会并不是随某一国教的崩溃产生的,而几乎是一种从来就有的状况,与新社会同时发生。在美国,宗教多元化不仅是历史和政治现实,在美国人的脑海中它还是事物的最初状态,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方面,因而其本身也就成了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美国人认为宗教团体的多元性是一种正确的理所当然的状况。 基督教政治哲学通过在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将人解析为二元实体,从而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具有独立价值。个人及彼岸命运在政治秩序之上,具有目的性意义,这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深层背景。信仰多元化和自由主义构成了美国宪法的精神底蕴,也是美国宪政发展的原动力。基督教对自由、平等和权力机制的影响,其精神支撑也在于此。 结语 正是因为新教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它才能够对美国政治的实体部分发挥作用。亨廷顿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美国的文化核心,成为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核心组成部分。新教教义及伦理是美国宪政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培植宪政的思想文化土壤,到宪政的设计、发展与完善,新教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身处尘世之中,心向上帝之国的新教信徒往往面临着现实与新教两方的考量,他们往往从新教角度来看待现实,以新教伦理来指导现实生活。他们远渡重洋,在北美大陆建立了一座“上帝之城”,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然后不断发展完善,使美国宪政民主不至衰败。 试论现实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托尼·莫里森诗化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 摘 要:本文从现实主义视角重新审视托尼・莫里森九部小说的发展特点:她继承并发展图默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以《宠儿》为顶点,早期小说主体呈现浓厚的抒情性。后期主体则注重现实主义描写,演绎黑人社区及人性的复杂,再现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诗化现实主义;托尼・莫里森 美国黑人文学评论家伯纳德・贝尔认为当代非裔美国小说中主要的新现实主义手法有:与社会现实相关的批判现实主义和以诗性的方法处理现实问题的诗化现实主义。诗化现实主义关注现实和语言,同时坚持认为人的意识塑造现实,而不是现实塑造人的意识[1]。用诗性的抒情的方式来表现地方的种族叙事。像图默一样,当代黑人诗化现实主义者更多追求感觉和环境的真实,而不是事实的真相。他们集中通过超自然方式把现实与过去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作品通过神秘的非自然的世界,从心理的社会的视角透视人物的伦理行为。非裔美国诗化现实主义者用哥特式视角展示环境、事件、人物的神秘和恐怖。他们运用现实主义常用的技巧。如大胆的素描,对体验的过滤,反复出现怪诞的中心意象。人物的环境和特点,对作者来说比摄像式外在描写通常更富有意义。经常在叙事中出现大段抒情性片段,歌颂在魔幻神秘恐怖中展现的真、善、美。他们的内容和风格逐步“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既擅长运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又贴近当代社会”[2]。莫里森用性别的差异来继续图默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 一、前期小说抒情性的不断增强 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无独有偶作者的这些小说都取材于一些真实的故事,具有客观真实性。逼真、客观、传神地叙事是现实主义小说真实性的最高要求。从19世纪末兴起了一股新的现实主义,认为只有人的精神世界才是真实的永恒的。因此现实主义的真应该从外部的客观生活转向创作主体,追求主观真实。因而,作家将叙事的焦点落在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他们注重对人物的非理性、潜意识世界的发掘。其实,小说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真实性。它是基于作者的经验世界的一定艺术升华和艺术再现。这真实性是来自于对事物外在形态和结构的逼真模仿。它也来自于对制约事物内在结构的形象阐释和作者对自己主观经验世界的真切表达。 《最蓝的眼睛》(1970)采用多人称叙事,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克罗蒂亚和佩克拉的少女叙述,拷问了美国的种族主义社会。小说分为四篇,分别以“秋、冬、春、夏”命名,借以象征佩克拉悲剧的不可避免。她的弱小的生命,在克罗蒂亚和《迪克-简》课文中的中产阶级白人小女孩的对比下,显得愈加悲剧性。波兰的歌声吸引了佩科拉;麦克蒂尔夫人的歌声感染了克罗蒂亚;艾薇的歌声打动了波林(这些歌声在作者后期作品中渐渐消失)。人物的夭折与金盏菊的枯萎相伴生,使叙事散发出浓厚的抒情性。作者的处女作就具有诗性的结构,揭示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内化为无意识对黑人的颠覆性破坏。 《秀拉》(1974)是一曲黑人女性解放的预言,它的抒情性就体现在秀拉的诗性人生。由于人物所表现出的争议性,读者在阅读时是被迫在颇具争议的现代社会里表明自己的立场。读者在欣赏其美学价值的同时,也欣赏小说创作涉及的政治动机。作者关注现实中的男女生活真实情况。她充分利用语言的想象力和抒情性,创造感觉和环境的真实。作品富有音乐的节奏感和诗意的倾泻。读者可以字里行间感受理性的思想与诚挚情感的混合流动。作者注重从民间传说和神话中追寻民族之根,突出现实和黑人文化自身的优越性。秀拉的形象冲击着黑人社区。一方面,秀拉代表自由、独立的黑人女性。她天真、率直、任性、自豪。她不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她代表黑人社区所惧怕的邪恶。由于秀拉一人的叛逆所作出的牺牲,使得社区更团结友爱。从某种意义上讲秀拉实际上充当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使众人得救[2][188]。秀拉敢爱敢恨,干事特立独行。更准确地说,秀拉是黑人女性解放的先驱。 诗化现实主义作家常用比喻和隐喻来象征和指代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柏油娃》(1981)具有这样鲜明的诗性结构。它的中心意象是一则十九世纪在美国黑人中间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农夫和兔子的较量反映的正是现实中种族、阶级、性别斗争的关系,在小说中得到全方位的展示。这些主要人物都体现出农夫和兔子的控制关系,一层一层的较量重叠在一起,都映出了一个共同的民间故事结构。小说中人物的争斗突出了现实主义色彩。骑士岛上的小姑雾正是抒情性的弥漫。 二、《所罗门之歌》(下文简称《所》)(1977)、《宠儿》(1987)的抒情性走向巅峰 对诗性的追求,是每一位作家所追求的的最高境界。一部有诗性的作品,才能产生强烈的震撼,化腐朽为神奇。因为包括在作品中的情感和力量能够引发人的无限联想和深思。作品在解放读者想象力的同时,给予他们心灵深处以莫名的审美冲击。《所》就具有这鲜明的诗性特征。它的诗性特征来源于作品本身的诗性结构,以及作品中诗歌独特的审美特质。作者的情感、意志和感悟都汇入到诗歌之中,使作品情感饱满、思想丰厚。这种诗性打破一般作品的直白和平淡,以充沛的诗意打动读者的心灵,给读者一种意境美。诗歌所洋溢的神奇,也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好奇心。读者获得审美感受,因此作品具有强烈的诗性。 《所》的抒情性从头至尾,集中回响着一首美国南方古老而又神秘的布鲁士歌谣。它似古老的传说,具有魔幻的超现实主义色彩。歌词反复,曲调忧伤。它深情地揭开一个四代黑人家族的颠沛流离,并引导黑人后裔对黑人民族传统的追寻。在众多的黑人文化遗产中,“黑人飞天”为主题的歌谣,反映的是黑人在奴隶制下以自杀寻求解放的悲壮历史。深情的歌唱是这部小说真正打动读者的地方。浓厚的民族抒情性叙述,像一首感人泪下的现实主义史诗。它道出黑人在新大陆的一段抗争史。不同版本歌谣中超自然的飞翔,也是奴隶叙事对现实的直接塑造和影响。曾祖父为逃避奴隶制飞天;祖父被白人奴隶主用枪打飞,也是“飞天”;父辈的罗伯特・史密斯作为七日社的成员不抗压力选择“飞天”;姑姑派拉特被吉他误杀,一只鸟叼起她的意义非凡的耳坠飞走,真正实现了“无需离开地面,她就能飞翔”[3];面对吉他的枪口,奶娃最后以“飞天”来回赠姑姑、拯救吉他等黑人极端主义者(奶娃的牺牲一定能唤醒吉他等七日社的成员放弃种族屠杀);奶娃所看到的黑人孩子们仍然在玩着黑人飞天的游戏。歌谣所累积的情感不断增加,昭示一代又一代的黑人要复活黑人崇敬的飞天传统。作品浓厚的抒情性鲜明地表现了黑人民族自身的美和随之而来的自豪感。 《宠儿》中“甜蜜之家”是奴隶制的缩影。每个人都在内心发出痛苦的呻吟。宠儿是奴隶制六千万受害者的代表,是奴隶制受害者集体痛苦情感的抒发。她似目睹像她外婆那样采花的小姑娘,曾经生活在非洲大陆,被偷运船掠夺到美洲。她直接让人想到是遭到割喉的女儿。她来到人间报复让自己遭受不幸的亲人,索要属于自己的母爱。当宠儿把塞丝引向死亡的时候,丹芙走出了家门去社区寻找帮助。黑人社区行动起来,相互关爱又恢复了。在集体的歌声中,他们驱逐了宠儿,拯救了这对陷入困境的母女。作品中的魔幻人物,增加了作品的诗性因素。读者也被引向对造成这种悲剧原因的历史、文化与心理上的思考。人物所暴露的野蛮和杀戮也将读者带入幽暗的人性之思。魔幻的意象在文本中承担诗化的功能,闪烁着朦胧、神秘而又凄切的悲怆诗意美。这些取自现实的魔幻,弥漫着浓重的历史气息,具有极强的现实性。读者可以透视到黑人的苦难历史和现实悲剧的根源。作者用小说的艺术方式复活、再现那段历史。字里行间体现作者非凡的想象力,使小说摆脱了历史叙事的呆板陈旧模式。历史不是已经终结的东西,它也存在于现在。它反映在集体的创伤意识里。宠儿似的幽灵漫游人间,透露的则是:死亡却是一种幸运,现实比死亡更残忍暴戾。作者的成功还在于抒发黑人之美,黑人如美国的大地一样美,特别是黑人女性之美。这种浓烈的抒情性魔幻叙事让读者感到更切实、具体和深刻。 三、后期作品人物的纷争和喧嚣,作者突出揭示复杂的人性 《爵士乐》(1992)第一人称叙述者抒发对生活的感受和自我情感,带有浓厚的抒情性[4]。乔・特雷斯渴望自己的母亲能从丛林中走出。他在真正认识维奥莱特之前经历七次改变,这七次都是体现乔对母爱的渴望和对种族压迫的逃避。他第一眼就爱上多卡丝。这样一对畸形的老少恋,既是乔渴望母爱,也是渴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交流。一对爱情的悲剧牵出多少哀婉动人的家庭故事。他们都失落在一个情字。他们都源于感情的饥渴。失去母爱或情爱后他们都如爵士乐般疯狂失去理性。他们生活在现在,但他们的眼睛都盯在过去。他们陷入过去不能自拔,爵士乐把他们的过去揭开,让他们疯狂地渴望。《爵士乐》的抒情性展现了黑人理性的坍塌,此后作者笔下的人物的抒情性渐渐消失。 在作者的所有小说中,《天堂》(1997)有着最多的人物(有名姓且具体描述的人物210多个),作者转向展示最复杂的矛盾斗争和揭示人性。在读者面前作者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社区结构。作为新世界的缩影,它突出批判的主题。作为对民权运动和黑人民族运动历史的回应,作者期待重新思考未来的方向,为所有美国人带来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她既从种族主义和男性霸权主义视角,又从人性的角度,对美国历史进行了猛烈批判。 鲁比镇不是铁板一块,各种矛盾迫使居民离开。部分居民也到修道院避难或寻求救助。鲁比镇解决不了斯维蒂这样生活陷入困境的黑人家庭。鲁比镇以肤色深浅来判定居民的亲疏制造人性的悲剧。鲁比镇阶级差别让情感服从家族利益也制造阿涅特这样年轻人的悲剧。即便鲁比镇的统治者摩根家族也曾受惠于修道院。摩根家族治理鲁比镇的种族主义方式已经陷入绝境。摩根兄弟没有子嗣,唯一的外甥K.D本可以担负家族的接力棒。但是他为非作歹,声色犬马,没有任何希望了。这在客观上宣告了鲁比镇建立纯粹黑人天堂的破产。 修道院五位女子都是些心碎的、惊吓的、孱弱的落难女子,都有着小女孩式的梦想。她们的父母亲都不同程度地缺失或误导孩子。她们的爱情生活无一是健康的。因为都找不到一个可以安全栖身的家庭,她们都有一种被遗弃感。此前在各地游荡,她们已经没有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的理想。修道院成了这些妇女的避难所。修道院是远离世俗之地,本应是个与世无争的天堂。但是时过境迁,加入的女子无法摆脱人性的羁绊和世俗的诱惑。她们逃离城市文明,进入西部荒野,并不能躲避种族主义和男权霸权主义等罪恶和偏见。在鲁比的统治者看来,这些女人既不够纯粹也不圣洁。她们在修道院自由活泼、抵制男性霸权的叛逆生活,招致鲁比男性的嫉恨。另一个深层原因就是摩根家族想要收购修道院的地产。而这些自愿聚集在一起的女人又不愿离开。这些都触动了鲁比镇统治者的利益,最终招致灭顶之灾。这群八层石头家族的历史就是在模仿白人的种族主义。它内部实现资本主义和男权主义经营方式,同样是罪恶的。作者深刻全面地揭示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论白人或黑人,人们内心的邪恶同样会导致种族主义一类东西的出现。 《天堂》和《爱》(2003)都展示美国种族社会危机,作者尝试从人性和历史根源上追寻危机起因和解决办法。作者观察到现实世界的复杂,关注现实社会重大问题和矛盾焦点。她综合多种方法和技巧,表现主题和传达自己的看法。作品着重反映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作者的创作实践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伟大的小说都是对人的内涵或人性的理性主义层次的揭示。同类相残,亲情已经逐步被贪婪、邪欲和相互利用所毁灭。其背后潜伏的是人性的阴暗。作者描绘了现实生活中脆弱的人性何以扭曲的过程。人不过是由大量充满敌意的事实所包围的脆弱的生命。这些事实威胁到人们的幸福和安全。在各种压力下,黑人人性扭曲。家庭、团体内部四分五裂,甚至走向极端。 《爱》中,比尔・柯西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的父亲曾经是黑人的告密者。他和他父亲的关系是造成他人际关系失败的根源。表面上他是一个既成功又和蔼的主人,可内心既自私又痛苦。他先猥亵然后娶了与他孙女一样大的西德做他的新娘。柯西对他的两任妻子都不忠诚,他真正所爱的是一个妓女。他立下遗嘱几乎把所有财产都留给这个妓女。这些女人在柯西生前为了得到他的恩宠,在死后为争夺他的财产,互相攻讦报复,大打出手。西德同样也不忠于柯西。她雇佣朱妮儿伪造柯西的遗嘱,最后从阁楼上掉下摔死。克里斯廷和西德之间的冲突实质是柯西播种、挑唆的,加上梅煽风点火怂恿,最后走向悲剧。小说暴露黑人社区的爱的荒漠。这从故事叙述者L的名字也可见一斑。L是Love的首字母,代表爱的缺失。同时她生活的地方没有人能记起她的全名Love,正象征着周围的人的“爱”的缺失。失去爱,人性的阴暗无以复加。作者早期作品中的抒情性已荡然无存。 作为对《爱》的回应,《恩惠》(2008)讲述善良的人性是一种恩赐。文本运用多视角循环叙述的叙事技巧,带来审美的陌生化效果。作者从悲剧的和人文主义角度入手,以现实主义方法探索未知的人性世界。种族悲剧颂扬的是人类的精神,是在力量方面探索人性。雅各布小时候是个孤儿、流浪儿,有过苦难的经历。他是生活在所谓的野蛮人中的非教徒。在去朱伯里奥庄园的路上,他下马把一只卡在树缝中的小浣熊流血的后腿给弄出来。看到有人野蛮对待家畜,雅各布很生气。雅各布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商人。纵观雅各布的一生,他能人性地对待奴仆和动物。他的妻子在丈夫死前对待下人非常宽容、理解。夫妻二人在没有教会影响的日子里,农庄和谐美满,蒸蒸日上。可以说他们夫妻二人的仁慈是对奴仆的恩惠。农庄的祥和都依仗雅各布这位仁慈的恩主。这部小说暴露出在美洲殖民地时期,即便在制度性的阴暗岁月里,也有人性的光辉闪耀。人性的至高美德是恩惠。这美好的人性不是制度性的宗教可以赏赐。它是一种恩惠,可遇而不可求。丽贝卡的变化揭露教会的虚伪,也讽刺号称绝对进步的西方文明。这种文明与野蛮的悖论式并存是以牺牲所谓的劣等民族为代价。小说也宣扬人性对恩惠的依靠。作者看到了人类的希望,美好的人性是这个世界的期待。她回归雨果等现实主义大师对人性仁慈的赞美。小说描写真实,展示恩惠的力量,继续探索人性的深度。 莫里森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她以黑人为中心特别是黑人女性为中心,探寻各种矛盾产生的根源。作者把习以为常的事物与神秘离奇的魔幻融为一体。她力图打破主客观世界的界限,从而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现实。作者尝试用诗化现实主义方法来探索解决种种矛盾问题,揭示社会现实,促进文明的发展。她的每一部小说都把锋芒指向罪恶的种族制度,再现奴隶制的黑暗及其对黑人后裔的创痛。作者暴露人性的善与恶。她所设计的叙事结构容纳了整个美国黑人的社会全景。从小女孩佩克拉到成年女性秀拉,再到男性奶娃,此后人物愈趋复杂、广泛。后期则反映她对黑人生活、思想和斗争有更深刻的理解,最终走向对人性的批判。她将自己的看法用重建历史的叙事传达世人,还原历史的真相,同时探索人性,以期洞穿人类发展的普遍的命运。作者追求的是唤醒大众,寻觅正确的方向,力求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她把美国黑人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试论现实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特点初探 摘 要: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流派,其在法国的发展独具特色,不但具有各国现实主义的共性,还具有明显的个性。法国的现实主义不但没有和之前的浪漫主义划清界限,而且和之后发展的自然主义纠缠不清,同时带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但无论如何,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世界现实主义流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现实主义继续向前发展重要的奠基。 关键词: 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自然主义 提到不同的文艺流派,它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各自的演变过程不尽相同:其相互关系有的是彼此矛盾对立的,有的是承前启后、继承并发展的,有的又是彼此感染又相互依存的。早期的现实主义流派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欧,它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也是西欧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确立政治统治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常被确定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时期。 一、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历史由来 说到现实主义的起源,要从“现实主义”这个名词说起。早在中世纪“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就经常出现在哲学领域里,但作为文学的一个专门术语,现实主义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德国的剧作家席勒的理论著作《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在这部著作中“现实主义”是作为“理想主义”的对立面而提出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就是“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对立,也就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所以席勒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就是古典主义,而不是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是到高尔基才提出的。就连用“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标明流派也是很晚的事。1850年,当批判现实主义高潮开始过去的时候,有一位法国小说家向佛洛里(Chamfleury)才初次在《秩序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法国画家库尔贝的文章《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一文中用“现实主义”再标明当时的新型文艺。其后,法国画家库尔贝(1819—1877)在绘画上提倡现实主义。 作为文学流派,现实主义是继浪漫主义之后,并在它走向没落的夹缝里逐渐发展起来的。但现实主义不像浪漫主义那样经历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和它的敌对派别——新古典主义进行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现实主义的最大成就是在小说方面,而它的发展达到最高峰是在法英俄三国。“法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出现在1813年的司汤达的《红与黑》,英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是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出现在1836—1837年,俄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是1836年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1] 二、现实主义在西方各国发展的个性和共性 现实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虽然它在英国、俄国和法国都有长足的发展,但它在法国的发展却是较突出并且独具特色的。英国现实主义运动几乎自始至终都是自发的,它不曾和敌对派浪漫主义进行过公开的斗争,没有提出过明确的纲领,也见不出有哲学思想的基础。俄国现实主义由于结合到当时的农民解放运动,一开始就以对浪漫主义和“纯文艺”进行斗争的姿态出现。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制定出一套旗帜鲜明的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美学体系,所以一开始就是一种自觉的运动。法国现实主义从早期就受过孔德的实证哲学和当时的自然科学的影响,纲领比较明确,自觉程度较高。 法国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原则,在西方各国的发展存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①它偏重对现实的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描写,强调人物和环境之间的现实关系。②典型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核心。典型化和个性化不可分割,每个典型又是“这一个”。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序言中说:“不仅仅是人物,就是生活上的主要事件,也用典型表达出来。有在形形色色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处境,有典型的阶段,而这就是我刻意追求的一种准则。”[2]别林斯基认为果戈理的小说是“现实在其全部真实性上的再现”。在这里,关键在于“典型”。③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或揭露性,特别注重描绘社会的黑暗和丑恶现象,以及社会下层、“小人物”的悲惨遭遇。④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为其基本形式,但不局限于这一形式。它具有广阔的审美可能性,不排除采用假定、夸张、荒诞、变形、意识流等多种手法。它重视社会分析,包括心理分析。探索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心理描写,是它的艺术特征之一。⑤思想基础一般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谴责社会黑暗,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与不平等地位,但一般未触及社会矛盾和现实关系的真正根源。 三、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特点 本文有关法国现实主义的讨论将界定在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上。因为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既是历史的继承,又是现实的创新。它总汇了十八世纪以前的文学经验,补充了文艺复兴时代现实主义历史具体性之不足,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克服了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的说教成分和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它从文艺复兴文学中接受了性格描绘的具体性,从古典主义和启蒙时代文学中接受了社会分析因素,从浪漫主义中汲取了一些激情,但它逐渐丧失了前代文学中特有的乐观主义,却沾染了无法摆脱的悲观主义。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仿佛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特点的有机结合,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它能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从人与环境的多种关系中描写人,特别是它在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直接分析社会的经济关系,对现实做出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世界文学史上,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在法国,现实主义虽然是作为对浪漫主义的反抗而出现的,但远不如前一时期浪漫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反抗那样尖锐而明确。首先,一般说来,法国现实主义派作家并没有和浪漫主义划清界限。他们有许多人是由浪漫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法国的梅里美、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一批人原来都是用浪漫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家后转向现实主义,并成了各国现实主义道路的开拓者。例如第一个现实主义的代表司汤达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曾被某些文学史家称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宣言”,其实这部论文是攻击新古典主义而维护浪漫主义的一面。司汤达和巴尔扎克都曾在《法国文学史》中被列入浪漫主义的部分。 其次,法国现实主义不但跟之前的浪漫主义划清界限,还和之后出现的自然主义划清界限。法国的现实主义到了福楼拜时代才正式当做一面旗帜打出,才多少成为一种自觉的运动。他的门徒要推举他为“主教”。但过去的法国人一般把现实主义看作自然主义,将两者混淆起来对待。那么为什么法国人会把这二者混淆起来呢?因为在法国,这两个应该区别开来的流派具有共同的哲学和美学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孔德的实证哲学和丹纳根据实证哲学发展出来的自然主义的美学观点。孔德强调实证科学的任务在于通过观察和实验,研究现象界的“事实”,从其中找出规律。丹纳把实证主义应用到文艺理论上,提出一种决定论:文艺取决于“种族,社会氛围和时机”三因素。在法国,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混淆的现象很普遍,当时最大的文学批评家圣博甫就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处理他所研究的作家和作品,生成自己得力于早年的医学训练。就连巴尔扎克也曾在《人间喜剧序文》中提出“社会类似自然”,自然中有许多“动物种类”,社会中也有许多“社会种类”,他自己后来承认他自己的“《人间喜剧》在他脑里初次动念……就由于对人道与兽性所作的比较”。 再者,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尚无法摆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的局限性。它所带有普遍性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客观性在这一点上它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抗。在忠实地、赤裸裸地反映现实这条原则的指导下,批判现实主义派作家们创造出一些反映整个时代面貌的伟大作品,使小说这种体裁达到近代的发展高峰,这些成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批判现实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向没落时期的意识形态,这一派作家们一般都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虽然揭露了社会矛盾现象,却既没有看出矛盾的根源,又没有看出解决矛盾的途径。个人脱离社会的情况还使得他们中的有些人,如福楼拜,走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 总之,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为整个流派在各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原则,在20世纪仍在发展。它不仅继承了19世纪的传统,而且吸收和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和手法,从而艺术地揭示了20世纪的新过程和新特征,并且出现了像R.罗兰和法朗士、海明威和德莱塞等一批优秀现实主义作家。这都是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巨大成就,揭开的人类文明。 试论现实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发展之路 [摘 要] 现实主义电影作为中国电影传统的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以其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书写,成为建构国家机器的中流砥柱。然而,电影毕竟是艺术、媒介、国家机器以及工业的综合体,具有意识形态性、审美愉悦性、消费娱乐性等多元综合的特征,这决定了作为艺术方法的“现实主义”必然要随着时代的需求而发生变化,通过艺术家不可重复的艺术实践,在特定创造情境之中不断呈现出新的表征。 [关键词] 现实主义电影;主旋律电影;新生代电影 自电影产生以来,现实主义电影作为中国电影传统的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以其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书写,成为建构国家机器的最为重要的中流砥柱。新中国电影在现实主义题材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新中国第一部国产故事片——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工人生活的《桥》以及我国第一部宽银幕彩色故事片——1959年由李准编剧、沈浮导演的《老兵新传》,都是反映新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佳作。同时,现实主义电影不仅在左翼电影和新时期的电影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是在软性电影和那些处于“非主流”位置的电影——例如传奇戏剧式的电影和抒情写意风格的电影等方面也有独到的表现。事实上,中国电影的最大特点,就是在继承“影戏”叙事传统和民族艺术特色,并不断吸收西方电影艺术与技术的基础上,在内容上始终保持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现实主义电影的传统不仅反映在题材内容上,而且逐渐渗透到观众的审美感知趋向结构和电影的叙事模式和艺术表达方式之中。例如,拍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电影的导演谢晋,以其独特的电影叙述模式被称为“谢晋模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对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影响十分深远。 作为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的谢飞,其作品《本命年》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又一个高峰,在以巴赞的长镜头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同时,体现出较多的个人理想主义精神和精英式的人道主义关怀。第五代导演则进一步将这种个人理想主义精神和精英式的人道主义关怀融入民族历史文化的整体反思和宏大叙事之中。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等作品,既体现了对中国乡土文化和底层生活的真实描述,又始终没有背离“文人”式的历史拷问。到了《霸王别姬》,这种反思和拷问逐渐脱离当代社会真实,陷入了更为个人化的和更为历史性的书写之中。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表面上看不失为一部反映当代中国转型时期农村意识形态趋向的作品,但似乎并非为了真实而写实,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传达一种理念。 纵观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发展历史,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中国面临着的多重挑战,其所承载的教化功能和认知功能是十分明显的。如张颐武所说:“在中国电影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上,中国都面临着国家富强和个体生命自我实现的命题,面临着追求现代性实现的命题,而这些命题都会以梦的方式展开,也就作为一种梦想和希望时刻投射于中国电影之中。”①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同样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其反映的“现实”是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现代性实践轨迹,围绕着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凸显出的“公民”的主体形象、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以及民族性等问题展开的,这在第四代、第五代电影中显而易见。然而,电影毕竟是艺术、媒介、国家机器以及工业的综合体,具有意识形态性、审美愉悦性、消费娱乐性等等多元综合的特征,这决定了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作为艺术方法的“现实主义”必然要随着时代的需求而发生变化,通过艺术家不可重复的艺术实践,在特定创造情境之中不断呈现出新的表征。 中国电影中呈现出的这种想象和认同长期以来偏重于“公民”,但随着电影工业在市场经济下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电影的市场属性的不断强化,这种建构开始逐渐凸显出对“消费者”的偏重,“消费者”作为真实个体存在的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也随之体现出注重个体生命价值的新趋向;同时,个体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的人,其娱乐的要求和消费的欲望得到正视。一方面,中国电影在人物塑造及价值观的传达上不断解构着传统道德价值观念、集体原则和意识形态神话,开始注重个人主义、平等、求实、实利、自由竞争等现代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新生代电影通过对个体存在“现实”的追问,使现实主义电影于“主旋律”和“主流”之外,开拓了新的生存空间,同时在理论内涵和创作方法、美学风格上丰富了现实主义体系,体现出文化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特征。 “政治主旋律娱乐化和类型拓展”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发展最令人瞩目的趋势。从主旋律电影的文化功能上讲,其“核心价值”一方面仍然体现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述和对民族文化的守持,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对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文化的写照和融入。“主旋律”本身无法涵括中国大众生活现实中的一切文化内涵,因此“主旋律”也要深入、准确地把握和表现大众真实的生活状态,用最鲜活、最贴切的影像语言和多样化的风格,挖掘深埋在人的潜意识背后的文化价值观。此外,商业化因素对中国现实主义主旋律电影的“类型性”的形成产生了不至关重要作用。在中国电影“市场化”的道路中,“主旋律”电影甚至被视为中国电影“类型化”的新方向。在主流文化实现“类型化”的过程中,主流文化不断地调节自身,努力地迎合观众和市场的需要,不仅在叙事方法、人物塑造等方面学习好莱坞的类型片机制,在思想内涵和审美定势上也力求体现百姓心声,体现社会思潮的新动态。如胡克先生指出的那样:“把社会问题个人化,而不必像政治电影一样一定要提出一套社会改革蓝图或方案。可以以迂回的方式接近和揭示社会问题,不远离、逃避,也不深入探讨,以免影响观赏性;象征性地按照情节剧的方式对一些社会问题给予完满解决是基本的叙事策略。总之,把警匪片、惊悚片、悬疑片、社会问题片结合起来,表现中国现实社会,塑造新的平民英雄形象,从而形成新的类型,是类型电影发展的一种路径,值得一试。”②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全球大众文化和商业化语境的形成,现实主义美学不断遭到来自大众娱乐文化和来自后现代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挑战,使现实主义电影必须思考如何运用新的方法对现实进行阐释。在此语境下,“现实”在新生代电影的影像语言与真实哲学的探索中,不断突破主流文化和既有传统影像语言的框架,同时以其精英式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探索着在大众文化和商业化语境下的审美超越之路。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要:欧美文学中有一个常见的、且永恒的特性命题是“个性自由”。在人的有限生命里,我们人类在努力探讨和追求的人生最大价值和人生幸福感使欧美文学的专注和永恒。欧美文学中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和方向性的启迪,其意义极其深远。 关键词:欧美文学 个性自由 意义 引言 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起源,各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基本都是以口来传播,口是最早的文学小说传播形式,后来发展到书面文学中。其中“个性自由”。作为欧美文学中最长用的命题“个性自由”,我们从欧美文学作品及发展的历程中得以认识。 一、古希腊文学中的个人特性 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数神祗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们的个人行为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富张扬的个性特点成为古希腊文学的核心内涵,也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点。虽然说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但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张扬和个体自由是十分鲜明的。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纪文学。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基督教义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赎,禁欲主义,乞求来世,让古希腊的人本意识蜕变为神本意识。14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是一场针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就是人文主义文学。 “人文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以“人类的本性”作为观察历史的准绳,反对神的绝对权威。人文主义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即强调把个人放在一切社会关系的中心,充分肯定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利益。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基督文学、文化的否定和对古希腊文学、文化的复兴,是对古希腊文学中提出的个人自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进一步倡导。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学”与“神学”的对抗,他的抒情诗集《歌集》,其中绝大部诗作是抒发对自己所钟爱的劳拉的爱情,大胆讴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爱。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及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总之,这时的许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展开了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当然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中世纪的“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转变到文艺复兴的“人应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这是西方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变,它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终结、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开始。 二、17世纪后文学作品中的“个人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18世纪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两面大旗。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对个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启蒙主义、丰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说他予以否定,因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这种至善是美的,及发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类的合理的,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对人性的污蔑和罪恶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个很广袤的天地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问题。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对人类的“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古典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更强调自我人性自由与追求。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现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个人的私欲和人类社会道德之间找平衡,他表现的是个人及自我的人生价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这种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个美好的文明社会,塑造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这种体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个人自由观和人生观的理想境界和归宿。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工业进程发生很大进步,这时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代表作。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物质和财富的创造来推动。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性的发展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个性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失落。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对人性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从人道为出发点,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现在的作品通过文学彰显了物质化的社会现实,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人性深处的心灵变化,揭示和引导警告人们在物质面前人的脆弱及对人性的泯灭。也是对这种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纪的欧美现代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在这个世纪里付出了惨巨的代价,一战和二战对每个民族及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权利和尊严发出挑战。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对立的很大变化。那种人与万物、社会、自然及民族语民族人和人关系变得不再美好。从思想内容看,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独、陌生、焦虑、痛苦的情绪。到18世纪,西方人认为自己凭借着理性的力量可以摆脱“命运”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纪初,仿佛从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渊,而且带着远比古代人更加浓重的悲哀和绝望。卡夫卡小说中的人变成了“甲虫”;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没有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着忧虑 ,而现代物质文明下的“自由”也丧失了。总之,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但是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作家在对“人”自由和个性问题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问题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说,在寻找过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继续像“戈多”一样等待,或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地守望。 三、结论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表现的“自由”是把对原欲追求和个人荣誉当作人生幸福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赎罪和来世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声色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学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唤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但在否定中世纪对声色、肉欲的摒弃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学的博爱仁慈等理性的内涵。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更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由和个性追求之外,探讨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个性。浪漫主义文学,对个性自由更强调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与大自然的恬静形成一种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属性和理性的平衡。现实主义文学警告人们不要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不要被物化而丧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现代主义文学,指责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重贱踏,使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作品表现的是物质文明给人带来的更沉重的异化和危机感的情况下,表达出的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首先,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的文学探讨从关注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个体与集体关系到理性与情欲的冲突内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内部的诸多矛盾,包括潜意识层面。因此,随着历史的进程,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所探讨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其次,争取个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过得幸福、活得有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程度正是一个人幸福感强弱的最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命题的持恒热衷正是在探讨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大命题。第三,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但却始终不屈,因为欧美人把个人荣誉和个人价值最大化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宁可选择自由而短暂、光彩的人生。这就让我们明白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下的两个集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人类的极境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争取个性自由,让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欧美文学对这一命题的探索还在延续,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走过极为漫长的路程。”但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的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作用,其意义极其深远。 欧美文学论文:分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西方现代文化中强调的独立见解的思想观念来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们被鼓励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开拓,勇于怀疑权威,挑战权威,使欧美思想 文化层面充满了进行自由交流、大胆创新的氛围。 (二)西方文学中人本主义的产生 人本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观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认知事物。在人们的认识过程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被充分调动和运用。人作为思考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被广泛认可尊重。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这种产生于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观念已经广泛推广。现代欧美社会强调的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就是在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目前,在欧美各国,人道精神已经被广泛认可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死刑的废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是人本主义的重要表现。 (三)西方文学中个人价值的体现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被广泛肯定,独立人格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广泛肯定。个体的独立性是人们进行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个体的独立作为实现条件。在社会生活当中,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为个体实现价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现实保证。 (四)选举文化的产生 在欧美社会当中,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围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经过大革命和欧洲的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欧洲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选举文化,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人民实现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逐渐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宽。人们通过具有法律保证的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也更加促进了欧美文化中的其他诸如重视法制和契约等特征。 另外,经过启蒙运动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欧美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公平交易和诚信精神广泛存在于欧美文化生活当中。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当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置。但欧美各国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现代欧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西欧文化、南欧文化和东欧文化等基本形态。由于启蒙运动长期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英国等国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显。南欧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倾向,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比较缺乏民主精神。 四、结语 欧美社会生活的形态深刻地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基本变成现实,启蒙精神的思想内核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内涵,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美文学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及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文学及科普作品是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文学及科普作品能够更容易读懂一个国家的语言特征、文明发展、文化变迁、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等。在现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中,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语言特点,与汉语的古典著作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键词】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文化差异;翻译 但是,就近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影响力对比看,由于中文文字及语言处于高语境文化,理解与书写较为困难;而以西方诸多国家为代表的英语(语言)作品传播渠道和认同感较强。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要比我国的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大(当然,经济力量的薄弱、政治扩张力不足也有直接关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大国梦想”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特别是能够反映我国当代优秀文化内涵和科技水平的作品一定要走向世界,展示给全人类。因此,这些作品的传播就离不开对作品的翻译工作。同时,现代文明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也无法避免西方文化的输入,既然要进行文化进步,就必须研究人类文明,必须透彻的了解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本质内容以及它带来的文化蕴含。本文主要对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翻译的过程进行探讨,找到文化差异,求同存异。 一、早期的中西方文学交流 为了增进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解,我国早期的翻译家陈季同翻译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外,他还详尽的在书中描绘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陈季同写了两本重要的书,即《中国人自画像》(1884)和《中国人的快乐》(1890)这两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两书都有英译本。特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年由法国巴黎卡尔曼.利瓦依出版社出版,当年即重印六次。英译本中介绍的中国人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却惊人地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相雷同。这说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文化相似之处。当然,很多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在不同时代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语翻译过程中有效的强化了不同语言的运用技巧,在使用语态和人物刻画过程中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有些简洁,有些直白,有些甚至在中国的一些“阳春白雪”类的文学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到的,粗俗的字眼的语言。然而,却更贴近生活,贴近广大的民众,同时也强烈的、明确的弱化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虽然不同民众之间相隔万里,语言习惯差异很大。但是,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都无可避免的归属与人类的范畴,遇到好事欣喜万分,遇到坏事痛苦不堪,对好坏的标准也是有一定想通之处的。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及科普作品在通过多方和双方的交流过程中,作品的本身的内涵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展示了不同语言文化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和对人的内心的冲击,从而对读者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引起读者的共鸣或者其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生命力在中国大地上如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实就代表了中国人对其文化的认同,至少体现在这一作品上。反之亦然。对于我国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而言,能够使得它们与欧美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在相互间交流与传递,并且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就说明欧美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内容、形式、文化的认同。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在中英语言之间交流、互动。取决于翻译者对文学及科普作品中的语言、内容、人物性格和思想特点的把握。要翻译出好的作品,必须掌控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行为过程的关注,作品结局的把握,思想内容的精炼等。这其实要求翻译者对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理解和对源语言的良好学习,甚至对该民族的发展历史也要有很好的理解。否则,可能达不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这也是衡量译作是否为优秀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前提。 二、文学与科普作品的翻译特点 从建国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科普作品在中国从根本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于欧美文学读者更少。由于我国大多数译者均来自高校,而高校的老师是做为教学主力的,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而我国的自由译者人数并不多。因此,科普作品翻译在我国的数量是凤毛麟角,不敢相比于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应该说,同样容量的译作,从语篇、词汇、读者三方面来说,科普作品翻译的难度甚至高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因为,如果原作者在书中以大量实例来说明科幻、科普作品,那翻译者就要具有同样或更高的专业知识、储备,甚至于领悟能力都要高些。在此基础上,科普作品的翻译还要针对不同的读者或者根据读者的水平进行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是有人掌握了语言能力,由于缺乏相关的科普知识,那翻译出来的作品会脱离“科普”轨道,或许更像是一部说明书。而如果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术,却没有相当的语言能力,疏于语言习得,对原作的语言文化了解不深,同样不能够把科普作品翻译的像样子。从文体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科普作品还是欧美文学作品都是个庞大的体系,属于科技文体类,两者的层次多、范围广。要对它们进行翻译,通常来说更需要了解它们的语域和语篇问题。在了解了翻译词句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情况下,才能够着手去翻译。这是一项综合技术融合度较高的工作。相比于与科普作品,文学作品则显得很灵活,提成则更是多种多样。就语言标的的风格来说,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本身的精彩程度、语言外在的吸引力,让读者阅读非常的时候是通俗易懂的,从而达到让大家都喜欢阅读的目的小说和诗歌等。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可能在语言上比较生涩难懂。但是,另一面则是追求语言的内涵;而一些看起来朴素的毫无出彩之处的语言,通俗平淡的语言也可能蕴含了强大的力量,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内涵丰富,语言精彩。这说明文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提示给翻译,但译者却不能只看到差异并做为窠臼,重要的是以内容的表达为主。 三、欧美和中国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的翻译 要正确的对欧美和中国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的语言特征和中英差异。首先,既然本文说的是作品的翻译,就离不开词语。因此,下文强调“英汉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1)独特文化孕育了独特的词汇。每一种独特的文化相对应的就有一种独特的语言,而独特的语言包含了独特的词汇。北京人把走街串户的小商贩叫“胡同串子”;等等。(2)文化差异导致相同词汇表达的含义有差别。英文中的“red”和中文中的“红色”有时就含义不同。如词组“TheRedNose”意指为婴儿猝死。直译成汉语则是“红鼻子”,词意相差甚远。(3)文化差异影响到语义和要表达的内容不对等(不等值)。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个叫巴思的妇女,作家把她刻画成一个风流的女性,其中在描写她的装束时就用了“脚蹬深红色长筒抹”(译文:Herdosewereofthefinestscarletred,garteredtight)。这里scarletred带有红色,可是在英语里,却也有“放荡”的联想意义。再如,英语中形容红男绿女们的放荡生活用aredwasteofyouth表达。Isshereallysored意思是说“她果真那么不检点吗?”因此说,相同的词汇,如果用汉英两种语言来表达,可能会出现差异。即使用同样语言不同语境下意思也可能不一样呢。那么,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的翻译异同在哪里呢?显而易见,是内容不同。文学作品可以极度渲染甚至是编造,科普作品则不能;其次是,语用词汇不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可以根据情节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做处理。但是,科普作品往往有固定的词汇和语用规律、搭配。最后,科普作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文学作品只要遵循一般规律就可以了。这些特点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在语域、语场、语旨上。因此,翻译文学和科普作品,不但要了解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习惯,还需要了解不同文体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论 语言是文化艺术宝库中绚丽多彩的瑰宝和重要组成。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引人入胜的一面,也有不同的营养蕴含其中。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以联想、诙谐等等态度将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进行比较,从而深动地刻画事物,传递信息,说明道理。我们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对各种形象的联想和喻义的相似、相异及相同之处后,才能正确地使用和翻译英汉词语。 作者:苗国栋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欧美文学人道主义精神 一、人道主义精神 所谓的人道,是指的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它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由此可见,人道的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而萌发的[1]。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脑中,它意指着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即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它代表着反对封建教会专制,提倡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一种理念。直到19世纪,人道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而关于它的思想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完整。综合古典和现代的各位欧美文学思想大家关于人道的阐述,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基本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尊重人,关心人,维护人的一切权利,进而坚决杜绝和反对任何危害人的行为。此外,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倡导和弘扬人性中那种美好的、善的、充满慈悲的东西,抑制人性中那种恶的、残暴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倡以仁爱、宽恕代替暴力、仇杀,反对以恶治恶,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整个西方文学当中,被人们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看做是人道主义精神出了文学的界线后,在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详细的来说,人道主义的三大要素是:人性、理性和超越性。即倡导在对人性的基本尊重的基础上,保证头脑清晰理性的思考能力,保持对真理追求的热心和耐力,最终实现超越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于事情本身,而是生命的真谛!文学将人作为研究的要义,其中体现的具体含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无非就是倡导人的价值。早有说法是,将其归结在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二是,承认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肉体上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精神上,人因为有精神灵魂的存在而不同于其它动物。三是,人的尊严,尊严高于幸福,人活着就得活得有尊严。人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来做事情,才能获得幸福。 二、萌芽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萌芽时期到现代社会,欧美文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都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关于欧美文学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比较权威的是希腊神话[2]。追踪溯源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希腊神话中很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事风格和故事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找到现实中对应的映射对象。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能预知未来。所以,当面对背叛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完全将自己处于高处的位置而想知其于死地。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但是故事的他没有这样做。此时的他,露出了和人性一样丑恶的一面,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残忍的折磨,只为了然他说出所谓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是神又如何,永远摆脱不了窥视人内心,掌握全局的这些可怜的欲望。此时此刻,宙斯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只是一个失去理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普通人而已。所以是,希腊神话,并不是神话,其实源于中世纪实际生活的例子,其是宗教统治的工具。在神话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真实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真人,真情。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他的名字即寓意着“光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黑暗,因为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更有着真理之神称号的他,也很擅长弹奏七弦琴,旋律优美动听;又精通箭术,他的箭百发百中,从未射失。除了多才多艺之外他更是众神中最美最英俊的男子,被塑造的如此优秀的他,简直可以说是大家膜拜的对象。这也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伴侣,有着高超的技艺和俊美的外表,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再比如,判官帕里斯在判断要将“不和的金苹果”判给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虽然,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都想要这个可以使人成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但是他们给判官帕里斯的东西都不是他想要的。帕里斯最终在放弃了伟大君主职位,最伟大的英雄的名誉,选择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里,赤裸裸的展示了君主好色的本性,为了女色而不惜一切代价。由此可见,虽然中世纪宣扬着神学统治,但是神话人物形象中仍然避免不了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何况,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仍然有大批的文学作品渲染着这种不可忽视的精神。中世纪文学类型基本有四种:教会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曲谣、城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更不乏反对封建统治的先进思想。骑士文学就是歌颂忠君护教行侠以及行为举止的文雅知礼的骑士精神,骑士抒情诗更体现了解放封建教会下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感情。很多始终都有描写骑士与贵妇夜晚幽会之后在黎明前分离时依依惜别的情景和感情。这写在教会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人情人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关于宣扬尊重人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先进的思想被寓于文字中,呼吁大家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束缚。 三、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资产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被看做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3]。启蒙时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即将诞生的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动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利剑,打破传统的束缚,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超出了以往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的观念,大胆提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的神学势力对民众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思想家认为只有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启蒙运动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更加希望在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从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除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启蒙运动此时已经突破了欧美地区的国界限制,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自己的以“人”的本性的思想。比如卢梭的著名小说《新爱洛依丝》,这部以书信体裁构成的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奋斗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女主人翁同自己的家庭教师相爱了,但是自己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父亲将两人分开,并且将女儿嫁给了和她在身份上有很大差距的男人。在别人看来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由于女主人翁和深爱的家庭老师一直有书信联系,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女主人翁夫妇和家庭老师老师,打破了传统男女恪守的关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的事。作者在书里这样大胆的想象和描写,塑造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人需要自爱、自尊,爱被人、尊重别人,这是一种为人的新道德观。卢梭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将人的基本品质—道德,看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才可以算是实现真的人性。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人性的自由、独立、真挚、坦诚、宽容、谅解,这就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真谛。 四、资本主义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19世纪的欧洲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此前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禁锢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巴尔扎克的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把人道主义精神彰显到极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很多作家在深刻描绘人被金钱异化的剧章中,处处流露着对金钱社会腐蚀中物质腐坏了人的灵魂、毁灭了人的天性、破坏了人的一切正常关系的哀悼之声。为人熟知的雨果、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宣扬人道主义为天职。他们笔下的人物,无不体现着正义的人道主义本性,体现着宽恕、人爱的美好品质[3]。这里不得不提到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小说似乎有意选取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背景,描写了两家人之间的悲欢离、恩恩怨怨。书中的梅尼特医生和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作者笔下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人物,当然也是狄更斯自身惩恶扬善的意志指导下的产物。梅尼特医生集中体现了仁爱宽恕的思想,他年轻时就正直高尚,对兄弟仗义相助,并且能够接纳仇人的后代为女婿,并在监狱中为所有的人看病。他的志愿就是想用爱消除罪恶,宽恕仇恨。与此同时,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个泯灭人性,残暴的人。甚至为了私欲,残害了农妇一家。结局是,他最终被革命党杀死。同时期的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的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其被学界公认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此外《爱尔那尼》的演出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并走向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后期浪漫主义。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欧美文学,对于人性的表达更加的直白、质朴和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紧追时代的潮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叉领域中不断抒发着它的想法。我们清楚的知道,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各方面都进入发达阶段。但是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艾滋病的蔓延、自然灾害频发等,危机着人类的生活。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各种压力促使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扭曲。《变形记》就是描述人类在同命运都在中不幸被残酷现实打败的作品,卡夫卡形象生动的文笔让我们感受颇多。 五、结论 欧美文学就是如此孜孜不倦的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不论是古老的神话主义,还是现代的理想主义,都倾注了人道的精神。神话故事的梦幻美好,现实生活的真实残酷,人道主义都是它们表现的主题。原因是,它们清楚的知道文学以人为表现主题,而人也注定最美丽的风景。 欧美文学论文: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嬗变 骑士现象虽然孕育在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但是,伴随着骑士制度而形成的骑士精神却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代代相传,成为欧美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以“荣誉,爱情,尚武,忠贞”为核心的骑士精神,与其说是对中古骑士客观精神状态的准确描述,还不如说是欧洲封建时想化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体现,是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淀,和东方中国的“侠义精神”相呼应,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渴望。所以,骑士精神不仅是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的精髓,而且在文艺复兴以后乃至近代,不同时代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将骑士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伦理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追溯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衍变轨迹,不仅使我们管窥到欧美文化的发展变迁,还可以感受到文化与世俗之间血脉相连,互相滋润的互动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骑士精神的渊源骑士制度形成于欧洲中古时代。 长子继承制这一独特的家庭结构使贵族家庭中的次子以下男性转而求之于外,以战争、抢掠为主要谋生手段,成为职业乘马骑士这一特殊的封建阶层,替国王或领主出征从而获得封赏或采邑。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更凸现了骑士们相对于步兵的优势和独特的存在价值,骑士制度进入全盛时期。12世纪曾经出现了从国王到大小封建主都参加的骑士团组织,如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在当时,当骑士是一件非常荣耀和时髦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艰苦的训练。一般是在七八岁时给父亲当随从,12岁左右到父亲的领主家里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学习社交礼仪和军事技术,直至跟随主人作战,如果表现合格,则举行一系列庄严的仪式封受骑士封号。骑士制度的存在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避免了家族内耗,培养了对外开拓的精神,而且培养了尚武之风,实现了藏兵于民,从而节约了国库开支,国家也有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准军事阶层,除此而外在精神层面还孕育了荣誉与浪漫这两大主题,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可以说是其泽绵绵,至今不绝。 (一)来自于宗教的荣誉感欧洲中古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基督教化,骑士与首领之间固然仍保持着蛮族时期首领与侍从之间的传统忠诚关系,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他必然对基督教社会和教会保持忠诚。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十字军东征就是依靠宗教热情的力量把形形色色的人联合起来。更是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介入”实际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关系,骑士的根本目标在于荣誉,而且既然那个时代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么骑士仿效上帝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是最荣誉的事。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罗兰,《熙德之歌》之中的熙德都是救世主式的骑士英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旧约》中讴歌的英雄,救世主,和先知摩西的影子。这两部史诗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诞生于战乱频繁,封建割局的法国和西班牙,而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形成对抗状态。国王和骑士英雄自然而然地是当时进步的力量,是人民心目中拯救世界的上帝。所以罗兰、熙德等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违背自己主观愿望所尽的单纯义务,而是根据荣誉原则所做的个人独立选择。他们是民族英雄,也是为信仰而战的殉道者。《罗兰之歌》中大主教杜尔滨对罗兰等人说:“如果你们死了,你们将成为神的殉道者,在天上的乐园中你们也将有一个位置。” (二)来自东方的爱情观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西欧逐渐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拜占廷王国的圣母崇拜意识经东征的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逐渐取代了夏娃“恶”的形象;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女子也从夏娃的“恶”走向了圣母的“圣”,理想的物化和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君主代表的国家,而是世俗女子,是贵妇人。对这种新型的世俗的骑士理想进行描绘的文学作品包括骑士抒情和骑士传奇,都是以爱情为中心旨趣。例如,《特里斯丹和绮瑟》只是开头描写了骑士英雄特里斯丹的冒险经历,相对于整个传奇而言,似乎仅为引入讴歌特里斯丹和绮瑟刻骨铭心爱情的楔子,最为打动的也是他们这段“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爱情悲剧。骑士之爱,又称浪漫之爱,风雅之爱,在欧洲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时封建基督教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实际上暗示了人们对一种新型社会行为模式的探索。这种爱的复兴,虽然是充满不着边际的幻想,但确可看做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奏。罗素曾说过:“说到爱的复兴,假如没有骑士制的浪漫为它开路,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如此成功的。” 二、骑士精神的演变中世纪结束了,骑士制度也成为陈腐的过去,但骑士精神并没有衰亡,反而借文学的媒介而薪尽火传。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骑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对于骑士精神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将其看做一种精神理想而大唱赞歌。这种态度在后世的作家笔下则难以看到。对于塞万提斯,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来说,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他们剖析时代的工具和切入主题的基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杰作。堂·吉诃德并不是骑士,他的穷乡绅身份注定他没有做骑士的资格,他也无骑士封号,他所生活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骑士制度,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所谓的骑士角色。于是塞万提斯奉献给读者两个世界,一个是清醒的堂·吉诃德世界,一个是疯狂的堂·吉诃德世界。“高贵的骑士”在自己疯狂的世界里按照骑士的最高标准行事,他那强烈的个体意识与拯救世界的上帝情怀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可悲的是,这种和谐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却是格格不入。 塞万提斯越是把堂·吉诃德的骑士美德夸大,就越显示出他多么符合骑士道德的最高理想,也就越把他和他的崇高理想道德推入尴尬的境地,与冷酷贪婪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崩溃之后,文艺复兴使人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人类丧失了已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资本积累的疯狂尽显了人性的贪婪,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根本不可能实现。《堂·吉诃德》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反封建的指向,而且在于借堂·吉诃德之口倾诉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面对现实而发自内心的悲哀。在塞万提斯看来,虽然骑士道德有其过时而腐朽的一面,但它毕竟倡导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念,一种落后的却仍有诱惑力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某种共同愿望和理想。“我们应当承认在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是从滑稽的方面来理解罢了。”屠格涅夫的这句话至今仍是评论堂·吉诃德的经典之据。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都是借骑士精神来表现现代意识的。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中通过理想的骑士形象的塑造,极力讴歌骑士精神,借此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抨击现实的贪婪、残酷和非正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塞万提斯是相似的,但他们没有塞万提斯那种复杂纠结的情绪。他们的历史小说,意在通过复苏“古代精神”来观照现实。 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着力渲染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红屋骑士穆朗千方百计营救即将上断头台的王后的英雄事迹以及营救无效自杀殉情的悲壮结局。这在客观上或许起到了“讽刺”骑士道德的作用,但大仲马营造悲剧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突出骑士英雄富有浪漫色彩的不平庸的生活历程,从而以一种古老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吸引读者,与塞万提斯的审美旨趣殊不相同。雨果认为,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用奇异的力量使读者在几个钟头之内恢复了在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这里的“古代精神”就是指骑士精神。在司各特的代表作《艾凡赫》中,我们又一次品味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浪漫气息;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对“爱和美的王后”的崇拜;向无穷遥远的未来追求一切秘密的欲望。《艾凡赫》所展现的是12世纪末狮心王理查在位时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等等。司各特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文学重想像和虚构的传统,把奇妙和真实这两个史诗的要素放进小说里面,使平民百姓质朴的语言和诗情画意互相辉映,骑士精神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散发出迷人的诗意和盎然的生机。正如雨果所言,司各特还使当时及后来的读者突然发现了那种“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中所蕴涵的某些并不过失的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了一种当代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精神力量。波兰作家显克微支针对的《十字军骑士》同样昭示这一点。19世纪后期的波兰处于帝国主义瓜分的铁蹄之下,显克微支创作《十字军骑士》的意旨十分明显,他希望从祖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求鼓舞人民摆脱困境反抗侵略的力量。这部小说热情讴歌一批波兰贵族骑士在保家卫国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揭露了“十字军骑士”的野蛮残暴行径;“骑士精神”是贯穿全书的红线,是高尚与卑劣的分水岭。波兰的胜利也是骑士道德战胜邪恶的胜利。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 在知识膨胀、网络速递的今天,各大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人员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繁复、棘手。譬如,学生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阅读文本,怎么办?教师简单地以多媒体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可取吗?外国文学作品质高量多,而许多学校的课时不断缩水,教师们按照时代与国别为序的方式详细地讲解,可行吗?传统讲授外国文学基本上把重点放在20世纪之前的欧美文学方面,那么20世纪以来的文学,到底怎么取舍?在不断模糊高校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界限时,外国文学教学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说到底,就是我们该怎么迎接课程变革、时代挑战的问题。我们认为,面对教学、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每位教师都应按照自己学科的特性,结合个人的所长,积极行动起来,不断优化教学资源,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本文主要就外国文学的讲授内容、阅读文本的选择、讲授方式诸方面进行论述。 一、强化“两头”授课内容,加强彼此内在联系 就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各大高校都在根据新要求调整教学内容与授课时间。随着新的课程的不断加入,教育部门要求各教学具体实施单位挤压原有的授课时间,为新课程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原先每节课50分钟,现在减少为40分钟。这就要求教师们在授课内容上做出相应的取舍。在授课内容方面,教师“教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两头”,一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体系完整,具有神人同形同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古希腊神话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宝库和土壤、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源泉,而且也以神话原型的力量影响着后世欧美文学。古希腊神话原型属于世俗神话原型,包括女性神话原型、男性神话原型、英雄原型、漂流原型、寻找原型、父子冲突原型、母子冲突原型、两性冲突原型等,形成了西方文学的母题。 施教者惟有让初涉西方文学的学生领略到她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姿,才有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去阅读、玩味、鉴赏、评论她,并把西方文化中合理、优秀的部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养分。因此,一般学者对重点解读古希腊罗马文学部分大致没有异议。但对于20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学界,还存在一些成见。他们认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还没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例如,意识形态浓、哲理成分重的某些作品,还有一些遵从官方意志的遵命文学,的确下结论略嫌仓促。这部分作品多半是20世纪冷战以后东西方阵营对垒的结果,既有某些人对某一利益集团的愚忠,又有某些人的阶级或种属的偏见,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历史上学术界把这部分作品调子定得太高,这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对于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学术界的看法相对一致,我们所熟知的英、美、法、德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精彩纷呈,大家如云,这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分歧最大的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品,诸如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与戏剧、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正在产生的新的文学作品等等。对于这些在技巧上刻意求新求变的先锋实验性作品,有些老教师还有所保守,不知该如何进行讲授,毕竟,20世纪的文本与文论都过于庞杂了。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轻易讲授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东西给学生,似乎显得不够尊重学术,也对学生不大负责。文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小觑的“晴雨表”。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浮尘起落与心路历程。因此,作为21世纪的研究者,我们更应当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关注社会与每一个个体。更何况,随着许多中国家庭单位人口的减少,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个个体的时间与空间被社会多层级的分割与压缩,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时空少之又少。事实上,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小,这时候人们就只有退守到心灵深处,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理想的灯塔、洗涤自己的伤口,进行自我疗救。 而这一切,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作品中找到,把那里作为我们心灵的栖居地。除了“两头”之外,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与19世纪文学都不应偏废。为了让学生具有一个文学史的全局观念,讲授者不仅要在时空布局上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以人本、人文、人道、人性为发展主线,挖掘“人的魅力”。我们在梳理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同时,要强调文学的审美功效(包括教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时代、每个个体精神向上的努力就是人类走向至真至善至美过程。当然,对于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校,又可以别开生面,或以文明史的不同进程将全球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或以专题形式(譬如英雄主义、妇女命运、流浪汉小说、战争题材作品、爱情作品等)授课,而不是按照国别史的序列进行授课。这样学生学习后就会有一个更加系统的了解,更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更有充盈感、坚实感和系统性。 二、外国文学文本的选择问题 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分析了外国文学课程讲授的内容,但在具体文本选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既要把重心放在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上,又要紧抓地方性文学不放,同时也不可放松对各种实验性文本的阅读。此外,我们也要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文学经验,重新认识、审视文学。 1.选择经典文本(包括文学理论著作)进行阅读。每一个时代都有经过大浪淘沙、汰洗下来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让学生不带有个人的“偏见”去阅读那些文本,这样既可以使学生为流传下来的各民族的经典文本有所“感动”,以便于传承各民族文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敦促学生以挑剔的眼光去面对那些作品,发现其中的异质内容,帮助学生与文本保持历史间距,增强阅读与理解的张力。古往今来天生就带有时代基因的作品,又有哪一部没有当代性?例如《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变形记》《哈姆雷特》《失乐园》《伪君子》《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荒原》《尤利西斯》等。以《荷马史诗》为例,盲诗人荷马吟诵古希腊人的英雄业绩时,就鲜明地反映了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那是宁为“人雄”而不作“鬼雄”的时代,是英雄展示个人又服务于集体的时代。那时的人们陶醉于人的力量,是一次对人的力量与价值的有意义的大发现,讴歌人自身,理所当然就成为了《荷马史诗》的中心主题。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又从中读到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荷马史诗》时,首先就把特洛伊战争定位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将道德的天平倾斜到特洛伊人一边。有些读者甚至联想到国际环境与家国的关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或由于绵绵不断的战火而丧失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家人,深感生存环境的恶劣,惊恐灾难的到来;或曾经通过战争获得了可能的一切,建立起了令人炫目的事业大厦,他们阅读的感受自然又不相同。当然,为了一个女人而进行长达10年的战争也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可思议。总之,经典作品具有强大的可塑性,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经典作品中寻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正是各个时代不同精神产品的交易中心疗治中心。在选择经典文本时,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现实因素,就是我们的学生常常有排斥外国文学的想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多么精炼、含蓄、深刻,从《诗经》《西厢记》到《红楼梦》,哪一件不令人称奇!而西方的作品叙述话语常显得冗长啰嗦、繁复难解,譬如《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环境描写偏长,人物的名字也因偏长而难以记住,再则学生看到的基本上是翻译文学,翻译过程中外国语言的优美处常常也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些。虽然有的作品经过译者创造性处理,但与原文本相比还是有距离的。简单地说,这些同学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学。屠格涅夫就曾说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学生对母语的热爱之情值得肯定,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外国文学中的优秀成分,就需要思量了。另外阅读和欣赏心理的定势特性,也是学习别国文学的大忌。作为外国文学教师,我们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新感悟力、新冲动、新趣味,使其不致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2.重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可以有地方特性,在选材、表现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具有地方色彩。地方特色文学的兴起,是伴随着各地域民众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而日渐成为世界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地方文学立足于各民族文化,富有独特的地理、风俗、心理、性格等地域特性,它不仅折射出各地民俗、神话、民族精神等的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内涵,而且由于其鲜明独特的地域表达方式和地域特色,可以凸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强烈对比,从而获得了隐喻性和指向性,丰富与深化了各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沈从文、张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文学的地域色彩。美国的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同属此列。这部作品作为描写南方社会地方性的小说,着力表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变迁,同时也记录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美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其实这样的事例很多,譬如福克纳、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分析福克纳与肖洛霍夫、福克纳与沈从文、莫言与马尔克斯等作家笔下的地域色彩浓郁的世界,以便获取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认知。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文学地方色彩的重要性。地方文学既可以突出文学的个性色彩,更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作家在创作题材、风格、写作方法上自觉求新求变,使学生在阅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变化自己的研究角度。尊重不同国别的地方性文学,也是文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是尊重世界各民族感情的需要。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与高校生人文素质培育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辨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间题;三、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素质;四、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逆境生存能力,适应当今竞争的社会环境。关键词欧美文学;大学生;素质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正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只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人格。最重要的是人要借着教育获得对于事物和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情。”爱因斯坦说的正是在学科教育之外,应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一、1995年,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国家提出在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偏颇与不足,其中人文教育薄弱尤其突出。针对这一状况,国家提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一设想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普遍的认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弥补了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同时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大学语文的教学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它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成为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所在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大学语文课,至今已经有10多年。目前我校在大学语文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一门新课—欧美近代文学,作为大学语文课的延伸,也必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意义。 因此,本文将谈谈欧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人文素质培养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在人的全面素质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应主要包括:知识素质、道德素质、情商素质、行为素质和身体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全面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应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协调发展,使之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文素质教育是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说,通过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具有较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在大学语文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继承的问题;而外国文学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借鉴的问题。它们一起组成了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今的世界上,国际间的交往空前频繁,文化传播的工具越来越发达,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无数优秀作品,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时代的记录,民族的心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项的情况,以至风俗礼仪、心理等各方面的特征,无不鲜明生动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艺术形象、生活画面和社会知识、是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宝贵材料。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这是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欧美文学,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那么,欧美文学教学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欧美文学教学的结果,究竟要使学生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个方面作用:的,它是大学生成才的“发动机”和“导航器”,为其提供成才所需的不竭的动力和正确的目标方向。它要求大学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是谓“积小善而成大德”;“学会做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和他人的人。从而克服感情的混乱和失调。扫除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迷障,以便把握人生,创造和实现人生的价值。文学中的“寓教于乐”正是指这一点。关于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欧洲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丁渴望祖国统一和复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对国家民族做了好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就予以赞扬,哪怕是自己的政敌。欧洲文艺复兴巨人多,其中莎士比亚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哈姆雷特》,并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影响了近代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也将启发当代大学生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而从理论上讲,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诗学》中提出了悲剧“净化说”,肯定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要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要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轨道。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辩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是求善,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与灵魂。善者,在于祟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等等。道德素质是与“四有”新人中的“有理想”相对应为什么说欧美近代文学可以教会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这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在欧洲文学史上,大量的经典作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对当时社会历史作了真实的反映。欧美文学课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讲解,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作品,更加能够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欧洲文学的分析本身就是典范。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代表作《神曲》虽然采用中古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包含着中世纪繁琐哲学思想和禁欲主义的说教,但它却是中世纪文学中最先创造出广泛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巨大思想认识价值的伟大诗篇。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经过莎翁的改编,一段中世纪的封建复仇故事,变成了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风貌、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悲剧。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更加明确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巴尔扎克就曾经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们突出文学的教育功能,丰富的欧美文学正成为大学生认识欧美历史、培养辩证思维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如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立足当今,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了解和认识当今社会以及社会赋予的历史责任,促使学生解放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更开放、更合理、更有活力,也是欧美文学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把欧美作品中的主题与当今社会的主题结合起来讨论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情。对于大学生而言,也是一件有成效的事情。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回归自然思想 一、希腊神话中的遵循自然 希腊神话是欧美文学的源头,它的好多做法对欧美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回归自然的思想当然不能不从它的源头说起。大家知道,在希腊神话里,古希腊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而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神”的身上,既倾注了他们丰富的情感,同时也充分反映出他们渴望了解自然以及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当时那些知识和智力都极其有限的原始初民们来说,要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作出解释,谈何容易,他们甚至对物的兴衰和人的生死,都一片茫然,于是他们便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终于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美妙的神话。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想象不是一点没有道理而不着边际,而是他们也在以“此”推“彼”,企图以人类自身的经验寻找出大自然的规律,于是便有了最起码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的想象中,宇宙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着生命,而且都在冥冥之中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主宰着,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在他们看来那就是“神”。 这就是他们的思路,即“神”尽管神奇,法力无边,无所不能,但他们必定也与人一样有来处,有习性,有情感。于是在他们创造的神话中,便有了这样的描述,即一切皆从混沌开始,然后,混沌生了地神该亚,然后衍生出黑暗和光明、白天和黑夜以及天空、海洋、冥界等等。再之后苍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该亚结合,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们一共生下了六男六女,即十二泰坦巨神。这样一来,世间万物便各归其主,各有其属,而且还各行其责。你看,宙斯掌管天,波塞冬掌管海洋,哈得斯则掌管着冥界,而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弗洛狄忒以及农神、火神、月神、家神等等,都分别掌管着世间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便事无大小,不论巨细,都“冤有头债有主”,显示出了大自然的一片秩序。在这样的一种构想中直让你感到不论世界有多大,有多复杂,总会有一个或几个“神”在统领着,绝对不会无序。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神话中古希腊人还将这些神完全“人格化”,把他们描述得不仅有计谋,而且有情欲,甚至有小心眼儿,比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不断迫害她的情敌。当然,既然是“神”,就必定与“人”有区别,这就是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而且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总之,我们读希腊神话,可以感到古希腊人处处都在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找到每一种事物的“对应物”,而且极力想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这种“前因后果”的推导的思路,是完全照着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在走,它充分反映出古希腊人遵循自然、描画自然、展现自然,最终热爱自然的情感和思维定律。正因为源头就与自然密不可分,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回归”自然。 二、中世纪的违反自然 公元5世纪至14世纪,是欧美文学史上被称作中世纪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它不仅“时间最长,成就最差”,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显得“暗无天日”,让人不愿回顾。原因就在于在这段时间里,欧美文学完全被宗教神学所统治,与当时所有的事情一样,违背了自然规律。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整个欧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当时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在当时的作用主要是被统治阶级用来麻醉民众。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对上帝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它宣扬世间万物由上帝创造,引导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生在世根本谈不到实现所谓的“现世价值”,而是为了赎罪,为了死后灵魂进天堂。这即所谓的“原罪意识”。应该讲,在基督教文化里,绝对包含着对人的理性和道德伦理的追求,绝对包含着对人性的执着提升的意义,否则她是绝对不会成为日后西方人普遍信奉的东西的。然而在当时,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作祟之下,她被完全“反动”了,这就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对上帝的服从,利用这种“原罪意识”把他们的意志说成是上帝的意志,让人们实行禁欲,甘愿接受他们的奴役。 很显然,正是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这种作祟之下,基督教被用来实行神权统治,其结果就是禁欲主义盛行,人的天性受到大大的抑制甚至是封杀,长期发展起来的那种张扬人性的希腊罗马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科学文化也被当作了神学的奴婢,所以她本身一些积极或正面的东西被掩盖了起来。作为文学,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以教会文学为主流。它一味地宣传宗教教义,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完全沦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说到底,中世纪文学是违反自然的,是反人性的。它为人们迷失自我崇拜神权起了推波助澜甚至主导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个悲哀。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超越自然 我们知道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14~17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一场大规模的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当时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面对中世纪的黑暗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而掀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在此之前那种长期被宗教蒙昧思想统治,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创的那种张扬人性的思想几乎丧失殆尽,人的所有权利,包括情欲、争取自由的行为等统统被封杀的可怕状况。因此它的出现,意味着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它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常说矫枉必过正。正是由于中世纪太黑暗了,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解放也就在一片释放之中显出了“过正”之嫌。比如在非常有代表性的描写人性解放的《十日谈》里,高尚的爱情和低俗的情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纵欲都被认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而得到了肯定与提倡。莎士比亚敏感地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后期的创作中,写下了大量由野心、私欲导演出的一幕幕罪恶的悲剧。比如他的四大悲剧《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哈姆莱特》就深深地反映出了纵欲的可怕。 他的这种表现是发人深思的。所以我们说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寻找着一种情感与理性间的平衡,是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双向选择,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融合的典范。 四、启蒙时期的回归自然 毫无疑问,与“回归自然”思想最吻合的就是启蒙时期作家们的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欧美文学,将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和谐。我们知道18世纪对于欧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原因就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一场新的具有更加深远影响的伟大的启蒙运动兴起了。可以说西方世界一向炫耀的就是他们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他们那种先进的管理,他们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向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此时的启蒙运动正是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扫清了道路,进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简直无法估量。所以康德曾经在谈论启蒙的著作中说,一切皆在启蒙!由于启蒙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密切结合,它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比起来都太不一样了。它倾向鲜明,饱含哲理,把“理性崇拜”作为旗帜,涌现出了一大批真正从骨子里追随自然的作家和思想家。 其中法国的卢梭是最典型的代表。卢梭的一生,始终在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美好、纯粹的人生境界。他所有著述的轴心问题就是阐述“返回自然”,以此针砭和抗拒那个专制的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不自然”社会。无论是他的理论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还是他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爱洛依丝》、《爱弥儿》甚至《忏悔录》,里面都充满了对不自然的人为、专制、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然、本真、善良的赞美。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通过对一切自然美好的呼唤,让社会变得自然美好起来。比如《爱弥尔》是一部讨论教育的哲理小说,“爱弥尔”这个名字是作家在书中拟定的一个学生。据说作家写这部书构思了二十年,撰写了三年,可见它的重要。小说于1762年出版。卢梭在这部书中指出了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全书分为五卷,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顺乎自然”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整部著作夹叙夹议,其主线就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 比如卢梭认为,对儿童的教育要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他说,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唯一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他为什么倡导在乡村进行启蒙教育呢?因为乡村是最少工业文明浸染的地方,是最接近自然的。为什么要读《鲁滨逊漂流记》呢?因为《鲁滨逊漂流记》是最能体现自由冒险精神的,也就是最鼓励发展人的自然天性的。为什么要学习木工呢?那是因为木工是最能体现“心灵手巧”、最符合“自然天成”美的规律的一种工艺。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处处想着“自然”。至于被称作“卢梭主义百科全书”的《新爱洛依丝》,就更是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结为自然的东西(这点我在《论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主题》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在赘述)。总之,卢梭告诉我们,要找回美好,那就是也只有是“返回自然”!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悲剧意识思索 在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其悲剧意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传统,而且也许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他们常常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类之悲”渲染到极致,这一点甚至成为外国文学的一个表征。以下让我们顺着由古到今的脉络来游历一番,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来渲染这种人类之悲的。 一、不是一般的悲,而是大悲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外国文学中,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而且他们的这种“撕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撕碎,而是追根究底,撕心裂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让你掩卷难忘。让我们就从古老的荷马史诗说起吧!大家知道,荷马史诗是在“古老的谎言”———希腊神话的基础上锻铸成的,它在转述神话的同时又在好多理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比如人与命运的冲突就是史诗所特有的。在史诗中荷马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约制。人与“快乐的”神相比,除了“可怜”或“可悲”之外他们还从一出生就受命运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人生短暂,苦海无边。你看太阳神阿波罗承认不会“为了可怜的凡人”和裂地之神波塞东开战,因为凡人的活期“就像树叶一样”,只有一秋。所以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死神却只管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咀嚼,即便勇烈如阿基琉斯(其母是一位“不死的女神”),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而且即便没有战死疆场,归途中的奥德修斯也已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 因为在荷马看来,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人在不停地用那有限的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绝对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最早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有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部流传千古的名剧里,作家以他特有的悲剧意识,书写出了人在与“命”相抗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杀父娶母”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类之悲。在剧中作家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主人公一出生就被神示将来要杀父娶母,于是被父王派人用铁钉穿过脚跟扔到荒野喂狗,仆人不忍,将其送给了邻国的一个牧人,但后来他却偏偏被这个国家的国王收养成了新的王子。长大以后,当他知道命运的安排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宁可成为乞丐也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抗争———流浪,恰恰酿成了大祸。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莫名其妙地与他发生争执并失手将其杀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老人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再后来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一个国家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新国王,于是也就很自然地娶了新寡的王后为妻,而这个王后正是他的母亲。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成全”了这个“命运”。这个悲剧的确昭示得有点让人可怕,因为我们感到确实是“天命难违”,人从一降生便被命运锁住,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生永远也走不出“命”的怪圈。这是一种连环套式的演绎,作者在此确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命中注定”。试想如果俄狄浦斯一开始“屈从”命运,老老实实做他的新王子,不要管什么“杀父娶母”的神示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一连串出走、与老人争执、被推举为国王等等,这个“命”说不定倒真能避免。可悲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处与命作对,结果“一错再错”,终成“大孽”。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俄狄浦斯最后的这种结果既是他命中的安排,同时又是他不甘做命的奴隶起而抗“命”的报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反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即与“命”作对越抗争越悲惨。这里起码有两点让人震撼: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抗命的悲惨。杀父娶母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大悲大叹中让我们感悟到了作者超出常规的悲剧意识。正如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动。这恐怕就是索福克勒斯昭示给我们的悲剧的全部意义吧!我不由得想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恐怕是很认“命”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而西方人对这个“命”恐怕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恐怕越是“命中注定”的事,才越有一搏,因而也才越具有艺术表现上的“戏剧性”。索福克勒斯给我们呈示了这样的故事,司汤达更将这种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入木三分。在以往对《红与黑》的评述中,一般都把于连看成一个坏的典型,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恰恰是作家倾心歌颂的一个“革命”的典型、反叛的典型。从他的身上,很能让我们悟到西方人的悲剧意味。不是吗?于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茬”,但为了抗拒命运,他不惜改变意志、放弃爱好,像猴子似地一个劲向上爬。他先是放弃30岁当将军的夙愿苦读《圣经》,赢得了当时颇有威望的神甫的赏识被推举到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后又在与市长夫人的恋情败露后来到贝尚松神学院深得神学院院长的器重,结果经引荐当了巴黎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如果再后来不是前面那位市长夫人的搅和,他就一定会成为侯爵女婿获得更大的成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种看似忍辱负重,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做法实际却包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完全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征服心理,是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真谛,根本用不着半点含糊遮掩的。但是作家在展示这个与命相抗的结果的时候,却是以于连被枪杀而结束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悲剧。明明是“合情合理”的人生奋斗,却偏偏要贯之以搅和人心的“大喜大悲”,就是不让你舒舒心心,这恐怕是传统的东方理论无法解释通的,但西方人偏偏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悲与喜的问题上西方人的理解与处理就与我们有些不大一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二、“魔鬼”悲,“上帝”也悲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一点的作品,上帝与魔鬼是经常要写到的两个形象。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形象”(或者说是理念)对他们太重要了,所以在作品中就使得这两个形象寄予了作者太多的意念也太让人咀嚼玩味了。其中的悲剧意识自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圣经故事》,魔鬼撒旦无疑是“罪恶之源”,因此它总是要遭受上帝的惩罚,说到底他一定要失败。但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作家却赋予了故事以全新的演义,甚至因果关系也完全颠倒了。在这部名著中,撒旦成了革命的“典型”,胜利的“得主”,上帝倒成了一个失败者。难道不是?你看这“撒旦”虽因纠集天使作乱被打入地狱深渊,囚禁在金刚不朽的镣铐和永不熄灭的刑火中,但他死不屈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运用智慧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致使这对夫妇被逐出伊甸乐园,实现了他对上帝“恶作剧”似的复仇。这里的寓意是很不寻常的,除去作品独有的革命主题之外,仍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玩味。 常情常理在这里得到的是颠覆,而表面的得势与实际的结果又构成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平时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的一方成了(或可能成了)最终的得意者、胜利者,而一向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一方倒栽了个“底朝天”。这正像体育比赛中的“得势不得分”,结果更可悲。这种打破常规、惊世骇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故事演绎的高人一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悲剧理念或意识。再如著名的《浮士德》,它是大师歌德花了六十年心血锻铸成的经典之作,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在此作中大师用“浮士德博士”这个人们熟悉的人和事,本质性地揭示出了人性矛盾对立的两面,这就是:当“上帝在我心中”的时候,“我”是一心向善的,我充满了对知识的饥渴、对爱情的盼望、对艺术的挚爱、对事业的慕求、对美好的向往;而当“魔鬼缠身的时候”,“我”则丑态毕露,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因此在作品中,歌德既全面地描写了浮士德对学问、爱情、艺术、事业的孜孜以求,也详尽地展示了他“沉迷爱欲”、“附着尘世”的难以自拔。对这样的一个人真是“魔鬼悲,上帝也悲”。当然作家远远没有到此为止,他揭示主人公的一生奋斗,不论爱情还是事业均以失败而告终,深刻地寓示了一种“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意味,这就是用有限追求无限的可悲可叹:生命是短暂的,至善至美则没有穷尽,所以人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大彻大悟的悲剧意识,实在不是悲观,而的的确确是一种清醒。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西方宗教文化与欧美文学教学 一、我们都知道,欧美文学来源于两大系统,这就是来源于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和来源于具有唯灵主义内涵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 从欧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大系统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欧美文学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美文学学者和大学教师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制约,致使他们在编写欧美文学史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中的人文理念,而对欧美文学史中同样重要的和客观存在着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理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欧美文学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兴趣的扩大和深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个别作家的宗教理念的剖析,还是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疏理,都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这就为把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融合到欧美文学教学中来提供了丰厚的科研基础。然而,从目前的欧美文学教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其基本构架仍然是沿着人文理念的线索来设计整个欧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郑先生主编的教材是近年来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构架都是比较新颖的教材,特别是在把外国文学中的宗教理念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情欲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情欲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统治欧洲的责任,基督教主教们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且是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鄙视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使得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有罪状态,人惟有尽心侍奉上帝,才能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这种注重来世的价值观才是人现实生活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了罗马帝国物质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才使得纷乱中的罗马帝国和野蛮、强悍的北方部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虽然基督教有黑暗、鄙视人性的一面,但也有对抗罗马帝国的情欲泛滥和制服、驯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新发展,虽然它是以基督教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朦味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人文主义也不是与基督教思想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随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文学上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反思,使得人文主义内涵逐渐与基督教思想实现了融合,变成了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是改革那些违反人性的教义,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的内容融合进了基督教教义中,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世俗内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基督教价值理念的支撑,也使得它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获得了升华。 这种升华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法国古典主义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穷奢极欲的时代,贵族们聚集在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奢华并不粗俗,反而由于他们审美趣味的高尚显得相当的雍容华贵,他们不仅衣着得体,举止文雅,而且逐渐培养出一种具有浓厚贵族气息的高贵、典雅的审美趣味和风尚。路易十四本人就是这种新风尚的典范,相传他在参加舞会时还对他的侍女们脱帽致敬。虽然古典主义在政治上是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回归,但在文化风俗方面它却使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得到提升。在传统的欧美文学体系中,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常常被阐释成是与基督教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启蒙思想家们反对的只是基督教会的虚伪、阴险、残暴和教士们的腐败堕落,是对基督教抽象的、违反人性的教条的批判,而对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即基督教人文主义,则不但没有抛弃,反而通过阐释,把它植根在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属性,即由信仰外在的上帝转变为信仰人心目中的上帝。这种基督教信仰属性的改造由法国作家卢梭开始,并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神学,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新神学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因此,从宗教理念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宗教的某种回归和超越,通过浪漫主义运动,人们对内心体验的宗教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而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又具有人文理念的属性,它表达的是人的内在情感的张扬,对自然纯洁性的赞美以及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这种宗教性与人文性的交融正如奥克塔维奥·伯斯所总结的:“浪漫派的宗教性是非宗教的、反讽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是欧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一方面向往着未来世界的美好,并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努力,因而使得这时期文学表现出关注现实生活,张扬个性和反叛传统等精神素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摧毁,使得人们在心灵上更加需要传统的宗教信仰来获得灵魂的安宁,因此,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祈求宗教来拯救社会危机的精神意向,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紧密,这时期作家不仅表现了浓厚的宗教理念,而且还自觉地承担了宗教的救赎功能,从而使这时期的文学具有浓厚的救世色彩。 欧美文学论文:女巫叙述与欧美文化及文学创作 美国萨勒姆(Salem)小镇因女巫而出名。早在1692年,萨勒姆一个牧师家的一对男女小孩,声称看到了异象。紧接着他们人形大变,呻吟作苦。官方很快将疑点集中到牧师家的印第安女仆身上。女仆屈打成招,招认曾暗领撒旦密旨,作法迷心,加害两位小主人。可法官哪肯就此善罢甘休,“女巫”干脆将邻里中略有桀骜之气的女子一一供出,一下揪出数百女巫,数十人被法庭绞死。平静祥和的萨勒姆小镇被搞得人人自危。这段历史不仅给小镇,也给整个美国历史带来耻辱。 女巫审判中有一位特殊的法官――约翰・哈索恩(Judge John Hathorne)。他痛剿女巫,不知多少人在他手下做了冤鬼。之所以提到哈索恩法官,还缘于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后代――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作家深以祖先为耻,给自己的姓氏里多拼了个字母W,以示与家族决裂。祖辈的耻辱,反倒让霍桑对清教传统重压下的妇女寄予同情,创作出不朽的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还有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也根据萨勒姆审判创作出影响戏剧史深远的《炼狱》(The Crucible,1953)。在麦卡锡恐怖时代,该剧逆风而动,因深藏讽刺而成为名剧。名著、名剧演绎的女巫迫害,主旨大都是控诉美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与压制,以及主流社会的偏见与冷酷,也暴露愚顽氓众的人性泯灭。但是,女巫传统毕竟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问题,还不能说它早已落套为历史旧谱,或权当授古诫今的逸事。发达、现代的美利坚,虽然科学技术很先进,功利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深入骨髓,但女巫文化还有一线生机,深植于新英格兰的风土人情之中。时光荏苒,它虽饱经世变,却并未在快餐文化里委靡。 纽约州界有一处叫“燕尾服”的地方,是全美第三的“恐怖森林”,其实只是个运营成熟的游乐园。看到“燕尾服”的地名,我想起一句老话: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在一本研究女巫的著作《女巫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Witches)中,我读到中世纪女巫午夜聚会时,魔鬼总化身公羊或人形,虽着一身庄重的黑色礼服,却常露出公羊的角和脚来。 该书作者巴罗伽(Julio Caro Baroja)是位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人类历史学家。虽然形式上是学术专著,但该书内容生动,纪事写景都很丰富,兼有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如果想对巫术历史溯流寻源的话,可以在两千年前凯尔特人对时间交替轮回的崇拜里找到蛛丝马迹。与主流文明不同的是,古凯尔特文化相信“一日之际在于晚,一年之际在于秋”,所以在一天的“开始”(即黄昏时分),或一年的“开头”(即晚秋时节),凯尔特人会祭天狂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会在十月底过万圣节。《女巫的世界》给我们展示了欧洲大陆女巫历史的生动侧面。作者收集了大量教会图书馆珍藏的巫术审判档案,有一段17世纪初的巴斯克女巫审判最为精彩。1609年,国王亨利四世指派法官德・兰克(De Lancre)去巴斯克审理堆积如山的巫术案。这位法官是个有心人,在血腥裁断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了作家,用审判记录做素材进行创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叙述。 《女巫的世界》就是以德・兰克留下的档案史料和“创造性叙述”为对象,分析16世纪巴斯克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从书中罗列的档案里可以看出,这位法官很擅长把犯人的口供惟妙惟肖地呈现给读者。《女巫的世界》一书援引了兰克法官完整的审判记录,大大增加了可读性,而且还配有不少插图,更显得情趣盎然。该书的分析和阐释部分试图发现巴斯克女巫盛行的根本原因,于是从风土人情入手,展现出巴斯克与西班牙和法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这里一直比周围地区落后、贫穷,基督文明未能扎根于民间。在以渔业为主的巴斯克沿海地区,男性对家庭缺乏责任感,除了经济上供养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外出,或海上捕鱼或寻欢作乐。因此,巴斯克妇女主导着社会生活,她们以特有的方式――巫术维系着集体认同和信仰生活。但我想女巫历史也许还有另一层,就是以女巫为题材的绘画、文学和文献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女巫审判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还有男权社会对女巫叙述的需求。在教会统治的压抑时代,德・兰克将女巫审判的档案,添枝加叶转述成奇闻逸事,绘画作品也借诅咒巫术为名,渲染女性的身体和性幻想,满足男性的窥淫欲望。从根本上说,德・兰克不过是唱着维护世道人心的高调,行着声色货利的实务。 逃到北美的女巫也许后来颇有建树,因为八十年后新英格兰又上演了一出场面宏大的女巫审判。17世纪的萨勒姆异常贫瘠荒凉,诸果不实,杂木丛生,森林敝日,颇显荒野蛮风。从“五月花”号上登陆美洲的部分移民,早在此安家立业,开荒拓土,传宗接代了。他们终岁辛劳耕作,敝衣恶食,光景绝望。但因久客而恋异乡,定居于萨勒姆的清教徒,与宗邦英国越来越疏远,与荒蛮的异乡越来越亲近。虽然坚守加尔文清教,但时移世变,人心不古,本地荒原的风貌和土著迷信渗透到萨勒姆人的血脉之中。他们的信仰也开始芜杂混乱,既虔诚信主祈福,又怕鬼神妖怪附体,于是占卜符咒,避凶趋吉。美国作家霍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小布朗先生》(Young Goodman Brown),正是以那个时代的萨勒姆为背景,以巫术为题材,创作出一个梦幻般的午夜聚会场景。 小说主人公布朗先生是个基督徒,卑微平庸,循规蹈矩,却鬼使神差地答应参加一个可疑的午夜聚会。他在日暮时分踏上山路,伴着教堂钟声,消失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接下来的怪事连连发生,在一片林中空地,布朗发现村上的善男信女和来自康涅狄格、罗德岛的显赫名流等悉数到齐。哀婉亵渎的巫教大合唱,应和着篝火的起伏升腾。魔鬼被召唤,口出狂言,污秽神圣……曙光渐散,布朗先生回到萨勒姆小镇的街道,昨夜看到的少女、老妇、牧师像往常一样在镇上忙碌着……布朗先生糊涂了,不知昨夜巫术大会是真是梦,可耳中分明还回荡着黑夜啼血的杜鹃鸣声。 霍桑的叙述很是精彩,让人思索玩味。他虚构的新英格兰巫术聚会,完全不同于欧洲人对女巫的想象。在德・兰克这位法兰西法官的笔下,欧洲巫术更具有自然崇拜的神秘色彩,充满巴斯克民间幻想、市井风俗,是乡土文学的肥沃土壤。而霍桑笔下的萨勒姆巫觋,相形之下更社会化,或者说具有“现代文明”特征,人类社会行为的种种偏狭乖张,虚伪荒唐,在巫觋与教会的博弈里,明若观火。霍桑虽然对世道人心痛下针砭,却少了德・兰克的天真、蒙昧与率性。从巴斯克巫术中我们看到的是自然之美,而从萨勒姆女巫审判中,却读到了人事之丑。 我曾特意感受过与欧洲文化迥异的巴斯克风情、言语和传统。巴斯克横跨西班牙和法国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被西、法肢解成了两部分,所以才有旷日持久的巴斯克独立运动。据考古发现,六万年前由克鲁麦农人演化而来的巴斯克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后来,印欧语言影响扩大,上升为欧洲主要语言,而巴斯克语却特立独行。当现代语言学家把世界各民族划入不同的语系时,巴斯克语却茕茕孤立,无法归类。更有趣的是,巴斯克人的血型也与其他人群不同,“Rh 阴性”血型的人口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但遗憾的是,这个文明没有记录自己的传统,关于巴斯克的叙述和记载,往往来自像德・兰克这样的主流欧洲人。半个多世纪前,巴斯克地区还是躬耕捕鱼,瓦屋纸窗,与欧洲其它地方的生活迥异。现在素朴清淡早已了无痕迹,现代都市气息扑面而来,街上随处可见一幢幢雄伟堂皇的中世纪教堂。原来巴斯克异教巫术既然如此盛行,天主教会必苦心孤旨收拾人心,好让巴斯克人持护名教,皈于圣道。巴斯克人现在终于得了正果,过上欧洲一体化的后现代生活。 打听起巫术的情况,当地人说有巴斯克学者做专门研究,但不大有人关注了。相比之下,北美对巫术的关注和利用从来没有绝迹。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女巫一直是娱乐消费的符号,每年不断有女巫故事和童话大量出版。好莱坞每年万圣节档期不断推出女巫或僵尸影片,更不用说《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异教传奇全球热销,至于里面到底有多少传统文化元素,则另当别论。女巫、魔法可能只充当着后现代消费生活想象贫乏的空洞能指罢了。 灵鬼、巫术是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剿杀的目标,它们与现代人的世界观早已无缘,但未必不能与审美相映成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志怪和传奇,曾是古典创作的重要源泉,《封神演义》《西游记》可谓古典文学的重要脉络,曾开拓中国文学想象的广阔空间。当代中国文人、艺术家对鬼怪题材热情不高,“封建迷信”或“愚昧不化”两个尖顶高帽,足以让“现代知识分子”自惭形秽。但是,这个全民奔竞躁进、阔步前行、心急求变的时代里,能否驻足回望,在灵异鬼怪文学的资源中披沙拣金,重新思索玩味那些已随时移世变、早有隔生之感的人情物理,让生活在这个想象贫乏时代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感受自然万物之美?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 要:“个性自由”是欧美文学作品中最为关键且重要的命题,将人类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人类生命永恒的追求。 关键词:欧美文学;个性自由;个性特点;个人主义;特征 特别是古希腊文学作品作为欧洲文学的开端和典范,在作品中大幅度描写个性自由的内容,对人类的发展历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欧美文学的辉煌灿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阐述早期欧美文学中的个性特点 (一)古希腊传说和古罗马文化 古希腊传说为早期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古希腊传说中,除了极少部分属于神祗传说,无论是关于爱情、王位还是财产争夺等方面,大部分英雄人物都将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毕生的追求,都不会以民族利益或者是集体利益为个人动机。例如,在《荷马史诗》中,荣誉是英雄人物个人价值的体现和生活的意义,很多英雄为了追求荣誉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为了实现个人英雄价值,不惜采取极端的方式,个性十分张扬,这种极端的追求方式和张扬个性逐渐占据了古希腊文学的主流,成为其创作的核心内涵和文化基点。尽管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指出,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本主义具有原欲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切以“我”和“人”为中心,张扬个性和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特点极为鲜明和突出。 (二)中世纪文学 中世纪文学既继承了传统古希腊文学中的部分文化,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中世纪文学中,重视人类理性的回归,鼓励和提倡人类通过励志来对原欲进行控制,更加强调精神和理性的重要性,挖掘其本质内涵,形成了中世纪时代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为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三)人文主义文学 在中世纪基督教中,所弘扬的观念主要就是人本来就是有罪的,出生主要是为了赎罪,只有控制和禁锢各种欲望,才能在来世有更好的人生,这种教义使得当时的神本意识逐渐取代了古罗马时期的人本意识,在起初对维持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发挥了一些很好地作用,但是后期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文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因此爆发了著名的文艺复兴活动,反动各种封建行为和教会思想,以“人文主义”为主要文化复兴目标。随着文艺复兴的不断推广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诞生了众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开创了人文主义文学先河。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保护,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社会统治者主导一切的思想,反对神的权威,要求立足于“人性解放”角度审视历史。从本质上讲,人文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突出个人的价值,将个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对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予以充分强调和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否定了中世纪文学禁锢原欲的行为,肯定了传统古希腊文化,并对其进行了复兴和发展,进一步弘扬和推崇个人自由,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皮特拉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他是第一个提出“人学”观念,鼓励发展“人学”,强烈反对“神学”,其代表作品――《歌集》中,对其爱情进行了全面抒写,推崇和表现了对自然自爱的追求和向往。再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对中世纪的各种封建宗教观念特别是禁欲道德思想进行了抨击和完全否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大师无一例外的强调个人尊严和权利,体现个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传统古希腊文化的简单复兴和重复,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的正确观念进行吸收和融合,例如人人平等以及仁慈宽恕等观念。可以这样理解,文艺复兴对古罗马文化和中世纪文学进行了结合、继承和发展,是这两个时代文化结合的综合性体现。文艺复兴思潮的发展被看做是西方文化历史上的关键和转折点,结束了中世纪文化统治,使人类社会文化逐步走向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代。 二、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人主义 随着后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评论价值观都出现了巨大变革,个人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导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多重因素,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是推动后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成因。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文学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且多变,文学作品面临着严重的叙事危机,同时各种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也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学主义应运而生,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文学主义。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析时,也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角度,而应该进一步从科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多方位角度去对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和判定。以后殖民主义为例,后现代主义推崇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其进行分析。英国认为自身文化优于印度文化,处处表现出对印度的歧视和不满,体现出英国自身的文化霸权。然而导致这一观念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后殖民主义则为了消除这一观念而进行努力,希望能够以新的视角和态度看待这种现象。再如女权主义,将重点放在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消解方面,解放女性自由和权利,使女性所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视为经典而广为流传,同时也为女性解放以及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积极作用。然而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女权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例如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偏激的行为等也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是反映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在欧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性自由始终是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人类命运发展和社会前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欧美文学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研究 摘 要: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自创世以来就一直成为交融和引进的状态,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同步比较发展的进程中,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氛围中,科学、民主和文化为精神提升点,将中国原有的文学理念与西方的哲学和话语掺杂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理解,在全球化的文学共融时代,全球化的话语和视角使辩证地、多维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苟泥于决定主义的偏见和僵化,以我们今天的中国,重新审视欧美文学经典、比较性地创设全球化概念之下的价值审美体系,进行文学语境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在全球化的态势之下,经济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合的大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文学,已在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欧美文学形态当中的新的文学元素,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文学形态模式,我们要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变革的方式和欧美文学翻译的全球化共享趋势,要变革泊来文化的引入和借鉴的单一化观念,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大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化的文学再造和自觉的理论新建过程。 一、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理论概念及理解构筑 在现代文化的文化表达形式上,发生了新的文化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概念,诸如:原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已称为了“文本”、文学语言表达已称为了“文学话语”、还有“语境”的概念等等,文化理念已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呈现出泛化的、互通性的特性,而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则由来已久,其“中国理解”的文学语境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表层递进式结构创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被另一个民族引用和借鉴之时,其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层递式的、渗透性的,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过程也是如此,它由最初的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形式进入中国,由欧美语言转为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初步渗入,其次,再由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欧美文学文本的相关探讨,在中国文化学者的不断思考与争辩之下,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对欧美翻译文本的理论框架,这种理性的文学思考过程,无疑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中国式理解;在经过中国理论学者的思考与反思之后,欧美文学文本语境便逐步进入中国文学应用的领域当中,其欧美风格的文学创作手法、欧美流派的文学理念已融入到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更甚至,欧美文学文本已渗透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当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欧美文学的逐步层递式的中国化内容,形成了表层的欧美文学中国化框架。 (二)深层的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需求。中国在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沿袭之中,一直尊奉着古典的哲学观,信奉着“中庸之道、仁爱、诗言志和风骨”等文学价值观,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传统文学所崇尚。而随着清末民初的、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当中,逐渐引入了欧美先进西方国家的译介外国文学,欧美大量的新思潮涌入而来,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资源接踵而至,新的文学思想价值观正应合了现代中国价值观构建的需求,大量的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和文人所运用,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融合,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具体与意象相组合的方式,构建了崭新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文学史体系。 (三)双向的文学体系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欧美文学引入中国,我们不但要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传统文学所影响,其欧美元素被中国化的影响过程。由于我国具备自身足够强大的传统中国文学基础,足以对外来的欧美文学进行以中为本的译介和解读,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就立足于中国之根本,将西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有顺序的译介和阐释,就像我们学习政治文化所知道的: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只是借鉴和运用,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这就是欧美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在,它以中国学界独有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观和独特的艺术解读,构建了中国化的欧美文学。 二、全球化的文本旅行使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欧美文学在不断涌入而被中国学者进行翻译和解读的时候,推动了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和改变,文本旅行这一形象化的描述即是基于全球化范畴的文本流转的研究思潮,其寓意指文本如同人一样,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携带自身文化观念,在旅途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相碰撞,最后与当地环境相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员,文本研究也是同理。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与中国的文学相整合,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相融合的介质,呈现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一)应合了中国新文化建设文学语境。文学欧美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同步进行,它成为了新中国三个阶段:五四民主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背景,在这中国化建设的三个阶段进程中,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自觉地加以阐释和运用,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欧美文学合理的延伸,用抗争与命运为主旨自觉地指导五四民主时期的中国文学。 (二)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和借鉴的自觉性特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对外来文化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与引用,因此,欧美文学在一进入中国文坛之时,就成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之下,在通过对欧美文学进行尊重与比较的同时,我们熟悉地看到了欧美文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学所相似的背影,诸如: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象征手法、西方的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之中的写实创作、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诡谲与奇幻文学”等,中国学者在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下,从比较与借鉴的视角,在批判性的意识之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既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对欧美文学内容加以中国化的再造和重塑,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有特殊研究意义的中国化的欧美文学体系。 三、结束语 欧美文学有其本土的原文学形态,它在进入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应合中国特定环境的历史阶段需求,用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连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建设阶段的现代化文学价值观的渴望与呼唤,中国学者与文人在对欧美文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相融的一面,用引进、尊重与包容的文学态度,在文学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外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用清晰的中国现代价值观来阐释和解读外国欧美文学流派,实现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新形态。 欧美文学论文: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影响的研究 摘 要:在欧美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会以修辞的手法表达其生动的内容。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欧美文学中的修辞方法发生了改变。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方面,就会以修辞的手法来表达思想。该论文着重研究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 当代欧美文学 修辞手法 研究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景观设计论文:人性化的居住区园林景观设计 [摘要]居住环境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生存空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以人为本”的居住环境逐渐走入生活。文章通过对小区空间景观环境人性化的设计来探讨人性化在景观环境设计中的基本理念和方法。 [关键词]人性化;居住区;园林景观设计 一、目前小区园林景观的现状 园林景观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适应现代园林景观研究却只有40多年。所以,很多人对园林景观的认识很肤浅,认为园林只是种花种草,挖湖堆山,置石理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有了出国的机会,看到欧洲几何对称的园林,开阔的大草坪很壮观,于是欧陆风、草坪风等风格的住宅小区不断涌现。随着房地产的蓬勃兴起,中国园林风、欧陆风在居住小区中盛行,但这些园林景观往往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功能,也没有考虑到小区人性空间和功能性空间。 二、了解居住者的需求 当然,设计一个具有人性化空间的居住区首先必须了解居住者的行为需求,生活习惯。居住环境是为人而创造的,是为满足人的需求而设计的。美国心理学会主席A·马斯洛在《动机与个性》一书中提出了需求等级论,他认为人的需求由低级到高级、由物质到精神,有着不同的层次:生理的需要一安全的需要一归属与爱的需要一自尊的需要一自我实现的需要。 生理和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如衣、食、住、行以及人身安全、劳动安全等需要;爱与归属及自尊的 需要是指人的心理需要,包话对社会交往、地位、传统、文化的需要;自我实现则是人高层次的发展需要,包括对生命的意义、自我的满足、个性风格的追求等等。当然,不同人需求的层次是不同的,并且这种需求随着时间、地点和场所的不同也有不同的表现。在居住环境建设中,必须从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出发,使环境具备一些基本的特征。 (一)安全性 安全是人们生存的首要条件,没有安全性也就谈不到其他各方面的特征。居住环境的安全性表现在日常安全系统、防灾系统、防盗系统等方面。 (二)健康性 居住环境健康性指标包括空气、日照、噪声和环境民事行政等与人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内容。居住环境空气要保持清新、自然,防止各种有害气体和物质的深度超标。同时,健康性还要求通向健康身心的设施、空间配套齐全,满足居民锻炼身体的需求。 (三)舒适性 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指使用上和视觉上的感受。使用上的舒适,包括各种设施是否以人体工程学的原理创造使用的合理,是否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创造满足人们活动的空间;视觉上的舒适,要满足不同地区居民的传统生活习惯和对环境景观特点的认同。 (四)通达性 通达性保障着居住环境各种功能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通达的可选择性体现了社会公平与实现多样需求的目标。通达空间的层次决定了通路的性质和等级。私密性强的空间,通路的等级低,交通性弱,通达性也小。 (五)识别性 居民是居住环境的主体,居民要求所处的环境具有识别性,让居民分辨出自己的住宅以及自身在空间环境中所处的位置、方向,进而掌握环境的构成模式和组织规律,以便按不同时间和场合需要,以最佳的方式到达自己想去的位置,参加自己想参加的活动。强化识别性,需要赋予外部空间以视觉上鲜明的个性。 (六)领域性 居住环境不同于一般公共环境,它的领域性要求强烈,层次多样。美国学者斯卡·纽曼提出的这个空间概念认为,人的各种活动都要求相适应的领域范围。他把居住环境归结为由公共性空间、半公共性空间、半私密性空间和私密性空间四个层次组成的空间环境占有与控制的要求,认为领域在空间上是固定的,不随人的移动而移动。 (七)多样性 多样性的要求是基于不同人群的年龄、职业、喜好、修养、文化等要素而产生的,而且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空间的创造、设施的设计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中国造园艺术谓之“造园无格、借景有因”,说的就是无需固定的格局、法式,要因地制宜地将景观组织起来,各种景色皆可为我所用。 (八)和谐性 多样的外部环境各要素之间做到和谐统一,避免不同形式、风格、色彩的要素产生冲突和对立。同时,环境构成要素作为实体来构成空间,空间才是主角,各要素需要以环境和谐的整体利益限制自身不适宜的夸张表现,使各自的先后、主次、从属分明,共同构筑协调、统一的环境景观。 (九)连续性 在居住环境景观空间中,应注意居民在居住区内不同时间、空间、方位的视角和活动方式,进行全方位的景观设计,努力创造步移景异、延绵不断的效果,尤其要注重节奏、形式、色彩与空间的协调。 (十)文化性 居住环境的文化性体现在地方性和时代性当中。应当充分考虑传统生活方式的特点,寻找与现代居住空间环境的契合点,以不同的方式,从空间形态、尺度、界面的色彩、细部表达对传统与现代的理解,延续文化脉络。 (十一)生态性 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是人的本性,引入自然界的山、水、绿化,模拟自然风光,也是居住环境的基本要求。具有生态性的居住环境能够唤起居民美好的情感寄托,人与大自然共生共栖,才能体验到永恒的真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美的最高境界。 三、重归人性的场所。找回故事的地方 当满足了环境的一些基本特征后,我们开始考虑何为人性化的居住区。当设计是为了生活、为了人内在的体验,当设计师成为一个内在者而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当设计的对象具有功用和意义时,我们方可重归人性的场所,找回那故事的地方。所以,进行景观设计时,作为设计者应做到: 1.认识人性。人作为一个自然人和社会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人需要交流,害怕孤独;需要运动,需要坐下休息;人离不开水,人也爱玩火;爱采摘和捕获;需要庇护和荫凉,需要嘹望,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 到;人需要领地,需要适当尺度的空间;人需要安全,同时人需要挑战;爱走平坦的道路,有时却爱涉水、踏汀步、穿障碍、过桥梁。同时,人要交流、要恋爱、要被人关注、同时喜欢关注别人??因此,需要设计的场所能让人性充分发挥。 2.阅读大地。大自然的风、水、雨、雪,植物的繁衍和动物的运动过程,灾害的蔓延过程等等,都刻写在大地上。因此大地会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可以有树木,什么地方可以有水渎;大地也告诉我们什么格局和形式是安全与健康的,因而是吉祥的,什么格局是危险和恐怖的,因而是凶煞的。同时,大地景观是一部人文的书:大地上的足迹和道路,门和桥,墙和篱笆,建筑和城市以及大地上的文理和名字,都讲述着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爱和恨,人类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因此,阅读大地是在认识自然,而更重要的是认识人自己。 3.体验生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当地人的价值观。如果你不到都江堰的江边林下坐上一天,就不明白为什么成都被认为是中国最悠闲的城市;如果你不搭一回北京街上的出租车,就不理解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含义;如果你不到温州街头走走。你就不知道“全民皆商”的意味。只有懂得当地人的生活,才会有符合当地人生活的公共空间的设计。 4.聆听故事。故事源于当地人的生活和场所的历史,因此要听未来场所使用者讲述关于足下土地的故事,同时要掘地三尺,阅读关于这块场地的自然及人文历史,不管实物的或是文字的。由此感悟地方精神:一种源于当地的自然过程及人文过程的内在的力量,是设计形式背后的动力和原因,也是设计所表达和体现的场所的本质属性。这样的设计是属于当地人的,属于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也是属于当地自然与历史过程。 5.寻回童年的记忆。童年是绝大多数人一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而且大多数人经历过相同的童趣。在设计里融入一些童年记忆的痕迹,让居住者忆起童年时光,这也是体现居住区园林景观人性化设计的表现。 总而言之,营造人性化居住区景观,要符合自然法则,遵循生态学原则,挖掘和赋予特定居住区特定景观的独特理念和精神,追求自然、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力求做到“天人合一”。 景观设计论文:论我国目前景观设计中的误区 摘要: 文章通过分析景观设计中存在的误区指出设计师在做设计的同时应该注意对设计本身的理解和对地域性文化的理解,从而提高设计师的自身素质来带动民众对民族性设计的理解。 关键词:民族性 理解 设计责任 目前的社会开始意识到民族性的重要,并且开始呼吁找到属于自己的民族的东西,提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但是这些做的远远不够,因为在从学校中就缺乏这样的教育,使学生缺乏对民族文化价值系统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新意义思想获得较为全面的理解。我们应该呼吁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是有它的价值,就是这些传统文化恰恰反映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的精神。不光学生的教育是要从小教育,还应该在对社会民众有所指引。套用王受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找不到中国的感觉、中国的气氛,这对一个把中国放在骨子里的人来说,可能是最悲哀的事了,但是要改变这一切真的很难。”① 另外一点存在的问题就是对于失落文明精神气质的把握上,也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反映民族的风格特征。就拿楚文化的设计而言,目前虽然有很多对其进行的研究和概括,也分析出楚文化的精神所在,但就设计这一方面来说还未抓住精髓。目前的很多设计方案都只限于表面的设计,大多是在出土的文物、葬器中寻找其中的符号元素进行融合设计。还有些设计甚至用错元素符号,张冠李戴,并且还理直气壮的告诉广大市民这是楚文化的设计,这些设计都是在误导群众,其实这并不是民族风格的本质。寻找楚文化的精神特点就应该从认真阅读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例如屈原)及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各类考古发现等)寻找出楚地域所特有的宗教、文化品质、地域气候特征及独有的精神气质,从而为设计风格的拟定奠定基础。就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或是美国的西部牛仔的精神,这些精神都是具有明显的本土文化的特点,这就为他们的设计风格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对于景观设计的设计风格也是存在地域差别,就拿最早的古典园林来比较,东西方就存在很大的差异。总结一下可以看成西方古典园林和建筑是在情趣和构图上表现一致,东方古典园林和起建筑就是在情趣和构图上存在强烈的对比关系,通过对比的关系求得整体的统一。再来看中国内部也有南北的区别,虽然在主体设计上有共同点就是都有追求“意境”。这是中国园林的最大特点,讲究写意。写意和写实的区别在于:写实是对自然景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而写意就加入了一种主观的情感。两者对比起来后者就更有感染力和生命力。再回到国内的南北的区别是因为地域不同,生活习性不同,传统文化也有不同,这样就造成可南北园林的不同。总的来讲,北方园林是以皇家园林作为代表,在整体的布局中就比较严谨。南方园林则以私家园林为主体,对于整体布局就比较自由活泼,更为注重的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由此做的对比就可以知道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特点,一个地域也有当地的风俗习惯。只有认真仔细的对其地域的了解分析,才能做好具有地域特点的设计来,而且是从骨子里就透露出来的地域情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设计师们大量的吸收着外来生活文化,不管能否吸收,先吞下去再说。但就是这样的“不消化”导致了设计和文化的脱节,导致很多设计师的观念开始歪曲。特别是计算机对设计大力辅助,使得人们都过分的在钻研电脑技术而忽视设计本身。日本设计大师原研哉就在书中写到“如果设计的用力之处总是停留在‘让今天的东西明天看起来显旧’以及给好奇的餐桌提供‘新奇果实’,那么它遵循的就无非是技术本身的形式。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设计的加入日益加强了这种倾向。”②大师对目前的这种倾向提出自己的忧虑,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要不断学习先进东西的同时不能忘记设计的本质。此外对设计师而言他的生活的外部世界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并经过大脑加以总结形成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是一点对设计的参考。参考点会经过提炼吸取成为设计过程的一部分,因此社会越是发展的快,我们就更应该脚踏实地的学习自己的文化,这样才不会导致这个参考点过于的表面。这样设计出的作品才符合自己的国情,同时才有自己的特色。在《贝隶铭谈贝隶铭》一书中,他就说到:“我热爱学习新事物,古人说‘学不可以已。’”③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则采访意大利知名设计事务所Studio63(63号工作室)亚洲区项目经理萨姆的新闻。采访的内容主要介绍意大利的设计团队和国内设计团队的主要差别,值得我们借鉴。 采访内容主要是说萨姆领导的设计团队是与国内的设计团队有所不同。他的设计团队有两组,一组是非设计专业人士,由摄影师、画家、雕塑师、记者组成的主创设计人员,而另一组则是专业设计师,他们相当于主创设计师的助手,负责把创意艺术落实到具体的方案中。而国内的设计团队则全是专业设计师全权。 在作好设计的本身的同时时应该尽好自己的责任,设计师的责任是保护自然景观的多样化特征,自觉抵制各种利益驱动下对自然景观的破坏性行为,并且为了维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应该是有必要树立景观多样性的观点来达到平衡和丰富物种。要做到这种多样性,设计师就必须要培养和训练自己对景观多样化的审美情趣和相关形式美知识。 景观设计论文:浅谈兰花专业生态园景观设计模式 摘要:本文以兰花为主要,通过对同类型生态园的实地调查研究,试探讨专业植物生态园的设计模式。 关键词:兰花;专业园;设计 1 设计原则 1.1生态性原则 生态园与一般公园的最大区别在于去除了后者只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用地过度开发,忽视自身自然生态环境效益。最大化的致力于满足民众对生态景观的时尚性和持久性的需求,同时将低碳环保、节能减排作为景观设计的原则性之一,至始至终贯彻在生态园的设计理念之中。 1.2 人文性原则 生态园的总体规划应该着重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虽然生态园的最基本的功能是为市民提供良好、高品质的可供休憩的景观空间。应本着“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充分展现当地的自然地域特征和人文景观特征,并应该选择相适应的植物群落。 1.3 环境心理学原则 设计之中,设计景观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比单一的景观营造更加重要。景观的营造不仅要考虑到它们的空间位置,还要考虑到与人的存在关系,同时通过对景观的充分展示来吸引人的驻足,从而控制人对景观的感知。所以要合理运用环境心理学来指导设计出人性化的植物景观。 2 设计要点 2.1地形的处理与改造 对地貌的处理:平地地貌为公园中的平缓用地,适宜开展娱乐活动,在生态公园中,适宜将平地地貌稍作修整,构造出自然和缓的曲线。山地、丘陵地貌利用自然的地形地貌,一般不做过多的人工改造,仅在局部地区做人工阶梯地形改造,这些地貌的坡度介于5%~10%,并对一些原有地貌进行切割整理,从而使其自然,便于游人观赏。 2.2植物配置 在植物配置时,要充分考虑到各个种群的生态特征,选择出合理的配置种类,从而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种群稳定的植物群落结构。植物群落的构成不仅由单一的植物组成,必须是多种植物的复合组成。构建复层植物群落结构不仅有助于丰富绿地的生物多样性,还能充分利用空间,使叶面积指数增加,提高生态效益及环境质量。植物本身具有构成空间、分割空间、重组空间的功能。所以在植物配置时,应该充分了解各种不同植物的生态习性,借鉴这些植物在自然条件下的群落构成来设计,将植物进行科学而和谐的搭配,构成有序、稳定的多种类型的复层植物群落。 3 设计模式 3.1 兰花专业园设计模式 3.1.1 自然山水式。自然山水模式中没有明显的对称轴,所有的景观元素均以自然、和谐的方式布置在园中。其中心思想就是效法自然,服从自然,同时又要高于自然。整个布局方式具有灵活、灵动的自然美。 3.1.2设计特点 。整个园区的植物配置是富于变化的,自然的植物群落颜色鲜明,让园区环境更具活力;同时整个园区充满兰花的趣味和变化的兰花景观体验。不同类型、品种、观赏类型的兰花创造出从不同角度有着不同观赏乐趣、四季分明的观赏效果。 3.1.3植物配置。这类园区中植物配置最好由抗逆性强的乡土植物构成,这些植物容易与兰花组成稳定的植物群落。如需营造四季花境景观,应使用一些骨架植物、常绿灌木以及搭配在不同季节开放的兰花品种,还可以结合各种盆栽植物,形成在不同季节展示不同景色的观景特色。 3.2规则苗圃式 3.2.1设计特点。 应该根据园区的地形特点,将兰花进行系统化分类:①按照兰花的品种分类;②按照兰花观赏部位分类;③按照花期的季节分类;④按照兰花生长习性进行分类。 3.2.2植物配置。此类兰花园的植物配置,应该在满足其功能性质要求的前提下,按照符合园区景观艺术特点的形式,将整个园区布置成为集美观、严谨、和谐为一体的生态园区。 3.3混合式 3.3.1 设计特点。混合式兰花园对地形的依赖性较低,园区中平整地段可以用于来建造苗圃、展示厅等建筑物;自然地形较好的地方可以将其稍加改造,自然的分成不同习性兰花的生长区域。 3.3.2植物配置。该种设计模式在植物的选择上非常广泛,除了适宜本土生长的兰花种类之外,其他植物应该多采用乡土植物,而在本地引种效果良好的引种植物也可以采用。全园植物以自然散落为主,还应该注意其他植物与兰花所组成的空间效果。 4 结论 本文主要从专业兰花园的地形改造及植物配置理论等角度出发,分别从自然山水式、规则苗圃式、混合式等设计模式来进行探讨。提出以生态性、人文性、环境心里学为体验型的袖珍花园景观设计原则。地形的改造以因地制宜,适宜植物生长及协调性,来对地形进行改造。在植物的选择上应该以乡土植物为主,兼以选择适宜园区生在的引种植物,以满足植物之间形成稳定的群落的需求。 景观设计论文:浅论以人居环境学的系统思维实践景观设计 研究当今各种城市环境景观形态设计失败的原因,多为设计脱离了人类作为环境的主人的行为感受和需求,或为忽略了当地环境的生态规律。21世纪的社会要求我们更加关注“人”,但又不能一味的满足“人”的欲求,而是从人的需求出发,创造符合生态发展规律的生活方式。而“人居环境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正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它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这为景观设计带来了指导方法,使得对环境的理解更为人性化和合理化。 一、人居环境学发展原则 依据吴良镛院士所着的《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我们可以得知人居环境的概念及其构成。引用其书中观点,人居环境,是人类的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地,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而人居环境科学就是围绕地区的开发、城乡发展及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群,它是联贯一切与人类居住环境的形成与发展有关的,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新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即是人居环境。 1、人居环境的框架及原则 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人居环境研究以满足“人类居住”的需要为目的。就内容而言,人居环境包括五大系统: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支撑系统。其中,“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是两个基本系统,“居住系统”与“支撑系统”则是人工创造与建设的结果。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和谐与矛盾共生,人类必须面对现实,与自然和平共处,保护和利用自然,妥善的解决矛盾就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 对于人居环境的建设大概有几个方面的要求:提高生态的意识;与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科技;重视发展整体利益;与艺术的创造相结合等。 2、人居环境学的系统性 人居环境学是涉及人居环境的有关科学。与“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学”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总的来说,它们都以环境为研究对象,但各自的研究范围、内容、与侧重点及所采取的手段并不一致。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涉及的是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全球变暖、臭氧空洞的产生等,而人居环境科学关心的则不仅是如何把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人类聚居形态,对五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人工与自然环境的相关内容均应引入到规划中去,用以提高环境质量、形成宜人的居住氛围。 人居环境科学是一个学科群,人居环境科学是发展的,永远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其融合与发展离不开运用多种相关学科的成果,特别要借各自相邻学科的渗透和展扩,来创造性的解决繁杂的实践中的问题 二、景观设计原则 景观设计虽然是建立在环境艺术设计概念之上的设计门类,但它所蕴涵的内容却涉及到美、建筑、园林和城市规划四个方面。景观设计最通俗的解释就是美化环境景色,可以说是以塑造建筑的外部空间的视觉形象为主要内容的艺术设计。这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环境系统设计,它的环境系统是以园林设计所涵盖的内容为基础,设计概念是以城市规划设计总揽全局的思维方法为主导,其设计系统是以美术与建筑专业的构成要素为主体。 1、景观设计的人性化原则 景观设计要做到“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原则,就要求设计者必须在充分了解所住居民的年龄结构、职业、生活、工作习惯、生理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人性化设计。目前我国许多居住区内园林绿化在很多方面忽略了这一点。比如:有的楼盘用绿地做隔离带,却忽视了人们生活的方便,两分钟的路程可能得走上十几分钟,导致许多人直接从绿化带穿过,破坏了绿化;有的居住区绿化设计没有把残疾人的行为考虑进去,给残疾人的出行带来不便;有的居住区没有为老人和幼儿开辟专用活动场地;有的居住区景观设计粗糙,没能真正、准确地创造人们所需环境。 根据奥斯卡?纽曼所作的人们行为活动与城市形体环境关系的研究,认为人的各种行为活动要有相应的领域,他提出了由私密性空间、半私密性空间、半公共空间及公共空间构成的空间体系设想。运用在居住区园林环境设计中,就是要按照人们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的活动内容,适当地进行区域的划分,以适应不同年龄层、不同兴趣群和不同文化层的人们开展社交和活动的需要,既要有综合的集中空间,又要有适合集体和个人的分散性活动空间,空间类型尽可能丰富,以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 2、景观设计的生态持续性原则 人居环境学是以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综合构成,它是尺度不一、形式不一的综合构成。人们的生活与人工环境之密切不难理解,但与自然环境的密切性却往往受到忽视。上个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芒福德,指出:如果环境文化已经深入人心,我们的审美观念就不会只停留在一些风景名胜震撼人心的地貌上,而应该同等对待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还必须强调绿色空间不仅是为了游憩和观赏,更重要的是为了人作为自然的一贯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三、结语 21世纪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全球性的生态意识觉醒,并开始进入积极行动的时代。在发挥景观环境、景观功能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住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满足居民进行社会性活动的需要,保持和发展其地域文化传统,共同营造人居环境的和谐美好。 景观设计论文:探析人性化的居住区园林景观设计 摘要:居住环境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生存空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以人为本”的居住环境逐渐走入生活。文章通过对小区空间景观环境人性化的设计来探讨人性化在景观环境设计中的基本理念和方法。 关键词:人性化;居住区;园林景观设计 一、目前小区园林景观的现状 园林景观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适应现代园林景观研究却只有40多年。所以,很多人对园林景观的认识很肤浅,认为园林只是种花种草,挖湖堆山,置石理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有了出国的机会,看到欧洲几何对称的园林,开阔的大草坪很壮观,于是欧陆风、草坪风等风格的住宅小区不断涌现。随着房地产的蓬勃兴起,中国园林风、欧陆风在居住小区中盛行,但这些园林景观往往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功能,也没有考虑到小区人性空间和功能性空间。 二、了解居住者的需求 当然,设计一个具有人性化空间的居住区首先必须了解居住者的行为需求,生活习惯。居住环境是为人而创造的,是为满足人的需求而设计的。美国心理学会主席A·马斯洛在《动机与个性》一书中提出了需求等级论,他认为人的需求由低级到高级、由物质到精神,有着不同的层次:生理的需要一安全的需要一归属与爱的需要一自尊的需要一自我实现的需要。 生理和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如衣、食、住、行以及人身安全、劳动安全等需要;爱与归属及自尊的 需要是指人的心理需要,包话对社会交往、地位、传统、文化的需要;自我实现则是人高层次的发展需要,包括对生命的意义、自我的满足、个性风格的追求等等。当然,不同人需求的层次是不同的,并且这种需求随着时间、地点和场所的不同也有不同的表现。在居住环境建设中,必须从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出发,使环境具备一些基本的特征。 (一)安全性 安全是人们生存的首要条件,没有安全性也就谈不到其他各方面的特征。居住环境的安全性表现在日常安全系统、防灾系统、防盗系统等方面。 (二)健康性 居住环境健康性指标包括空气、日照、噪声和环境民事行政等与人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内容。居住环境空气要保持清新、自然,防止各种有害气体和物质的深度超标。同时,健康性还要求通向健康身心的设施、空间配套齐全,满足居民锻炼身体的需求。 (三)舒适性 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指使用上和视觉上的感受。使用上的舒适,包括各种设施是否以人体工程学的原理创造使用的合理,是否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创造满足人们活动的空间;视觉上的舒适,要满足不同地区居民的传统生活习惯和对环境景观特点的认同。 (四)通达性 通达性保障着居住环境各种功能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通达的可选择性体现了社会公平与实现多样需求的目标。通达空间的层次决定了通路的性质和等级。私密性强的空间,通路的等级低,交通性弱,通达性也小。 (五)识别性 居民是居住环境的主体,居民要求所处的环境具有识别性,让居民分辨出自己的住宅以及自身在空间环境中所处的位置、方向,进而掌握环境的构成模式和组织规律,以便按不同时间和场合需要,以最佳的方式到达自己想去的位置,参加自己想参加的活动。强化识别性,需要赋予外部空间以视觉上鲜明的个性。 (六)领域性 居住环境不同于一般公共环境,它的领域性要求强烈,层次多样。美国学者斯卡·纽曼提出的这个空间概念认为,人的各种活动都要求相适应的领域范围。他把居住环境归结为由公共性空间、半公共性空间、半私密性空间和私密性空间四个层次组成的空间环境占有与控制的要求,认为领域在空间上是固定的,不随人的移动而移动。 (七)多样性 多样性的要求是基于不同人群的年龄、职业、喜好、修养、文化等要素而产生的,而且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空间的创造、设施的设计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中国造园艺术谓之“造园无格、借景有因”,说的就是无需固定的格局、法式,要因地制宜地将景观组织起来,各种景色皆可为我所用。 (八)和谐性 多样的外部环境各要素之间做到和谐统一,避免不同形式、风格、色彩的要素产生冲突和对立。同时,环境构成要素作为实体来构成空间,空间才是主角,各要素需要以环境和谐的整体利益限制自身不适宜的夸张表现,使各自的先后、主次、从属分明,共同构筑协调、统一的环境景观。 (九)连续性 在居住环境景观空间中,应注意居民在居住区内不同时间、空间、方位的视角和活动方式,进行全方位的景观设计,努力创造步移景异、延绵不断的效果,尤其要注重节奏、形式、色彩与空间的协调。(十)文化性 居住环境的文化性体现在地方性和时代性当中。应当充分考虑传统生活方式的特点,寻找与现代居住空间环境的契合点,以不同的方式,从空间形态、尺度、界面的色彩、细部表达对传统与现代的理解,延续文化脉络。 (十一)生态性 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是人的本性,引入自然界的山、水、绿化,模拟自然风光,也是居住环境的基本要求。具有生态性的居住环境能够唤起居民美好的情感寄托,人与大自然共生共栖,才能体验到永恒的真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美的最高境界。 三、重归人性的场所。找回故事的地方 当满足了环境的一些基本特征后,我们开始考虑何为人性化的居住区。当设计是为了生活、为了人内在的体验,当设计师成为一个内在者而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当设计的对象具有功用和意义时,我们方可重归人性的场所,找回那故事的地方。所以,进行景观设计时,作为设计者应做到: 1.认识人性。人作为一个自然人和社会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人需要交流,害怕孤独;需要运动,需要坐下休息;人离不开水,人也爱玩火;爱采摘和捕获;需要庇护和荫凉,需要嘹望,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到;人需要领地,需要适 当尺度的空间;人需要安全,同时人需要挑战;爱走平坦的道路,有时却爱涉水、踏汀步、穿障碍、过桥梁。同时,人要交流、要恋爱、要被人关注、同时喜欢关注别人??因此,需要设计的场所能让人性充分发挥。 2.阅读大地。大自然的风、水、雨、雪,植物的繁衍和动物的运动过程,灾害的蔓延过程等等,都刻写在大地上。因此大地会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可以有树木,什么地方可以有水渎;大地也告诉我们什么格局和形式是安全与健康的,因而是吉祥的,什么格局是危险和恐怖的,因而是凶煞的。同时,大地景观是一部人文的书:大地上的足迹和道路,门和桥,墙和篱笆,建筑和城市以及大地上的文理和名字,都讲述着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爱和恨,人类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因此,阅读大地是在认识自然,而更重要的是认识人自己。 3.体验生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当地人的价值观。如果你不到都江堰的江边林下坐上一天,就不明白为什么成都被认为是中国最悠闲的城市;如果你不搭一回北京街上的出租车,就不理解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含义;如果你不到温州街头走走。你就不知道“全民皆商”的意味。只有懂得当地人的生活,才会有符合当地人生活的公共空间的设计。 4.聆听故事。故事源于当地人的生活和场所的历史,因此要听未来场所使用者讲述关于足下土地的故事,同时要掘地三尺,阅读关于这块场地的自然及人文历史,不管实物的或是文字的。由此感悟地方精神:一种源于当地的自然过程及人文过程的内在的力量,是设计形式背后的动力和原因,也是设计所表达和体现的场所的本质属性。这样的设计是属于当地人的,属于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也是属于当地自然与历史过程。 5.寻回童年的记忆。童年是绝大多数人一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而且大多数人经历过相同的童趣。在设计里融入一些童年记忆的痕迹,让居住者忆起童年时光,这也是体现居住区园林景观人性化设计的表现。 总而言之,营造人性化居住区景观,要符合自然法则,遵循生态学原则,挖掘和赋予特定居住区特定景观的独特理念和精神,追求自然、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力求做到“天人合一”。 景观设计论文:城市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空间模式之构建 城市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空间模式之构建居住区环境模糊性空间设计一、对我国目前居住区模式的思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的需求从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逐步向心理与文化领域的更高层次推进,住区不单是居住的功能,同时也是人们思想与情感交流的地方。人们不但关注内部的居住空间,对居住的外部空间环境也越来越重视。纵观我国目前的居住区模式,可以看出我国的居住区规划大多是按照一种典型的理性思维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也是现代主义创作的思维模式。居住区常常是功能分区明确,居住空间的功能被划分为住宅、道路、绿化、服务设施,彼此功能划分明确,空间互不交叉。住宅的高度、日照、间距、朝向、建筑密度等都经过精心的设计达到理性的结果。公共交通与居住分离,空间组织的秩序和空间结构的明晰条理,以良好的形体环境来塑造人的生活。然而,人的居住生活对应的是一种含混复杂的内在机理。简单划一的物质空间缺乏了生活的情趣,容易造成精神上对环境的空虚感和孤独感。模糊性空间的设计正是要打破这种简单划一的物质空间,通过创造多元化、多层次、含混性的居住空间,来反映生活含混复杂的内在机理。 二、模糊性空间的含义 模糊性引司的设计包含二个方面的含义:空间界定的不确定性、空间的功能多义性、空间感受的含蓄性。传统民居中的很多运用模糊性空间的手法,居民生活和公共交往混合交叉,使空间具行流动性、包容性和含蓄性,传达出浓郁的生活氛围和人情味。 (1)空间界定的不确定性:界面是限制建筑空间的物质实体,空间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界面的性质。如传统民居中常用的宽挑檐所形成的廊道,街道与廊之间所形成的界面由若干柱形成,这种界面是不明确、不完整的,空间特性也模糊了,廊空间成为既非室内、又非室外的中介过渡空间,形成室内外空间的水平过渡和渗透,人们得到了一个伸展到街道上的公共宅间和内部私密空间之间的特殊联系的体验。柱、梁架等线性构件对空间说的极弱的界定并不影响到空间的渗透,因而空间具有了流动性。 (2)空间的功能多义性:空间的使用性质和功能要求由其中所容纳的人的行为活动决定,这种行为活动是发展变化的,于是就导致了空间功能的含混多义。例如街道上交通与日常生活相混杂,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交融;廊空间中交易市场、人际交往、日常生活、茶馆、酒楼等诸多功能容纳于其中。在同一空间内功能多样并存。功能的复杂性意味着它们之间联系的多样性,彼此之间并非完全独立,体现了空间的广泛适应性,最大限度的将人的行为活动融合其中,具有浓郁的人情味。 (3)空间感受的含蓄性:空间界定的不确定性及空间功能的含混多义性为空间承载大量的、复杂的信息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人对于这一空间的感受就不是可以明确描述的,而相应地表现出地是一种含蓄性,也可说是模糊性的特征。从认知活动的主体来说,人本身是一个复杂变化的有机系统,具有大量模糊性思维,很难用精确的语言来表达,语言本身就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抽象,往往是多义化、含糊不清的,丰富性正是由此而来。由于空间的模糊性以及人的认知能力的模糊性,使得人们对空间的感受成为一个具有大量模糊性的,含蓄的机理过程。例如传统民居的老街空间,常常是在功能上和地域上没有明确的界限,很难说它从何处开始,又在何处结束。空间由于是由空灵的木结构构架搭出来的,建筑实体似乎消融于其中,而空间似乎变成超越了物质的精神意象。传统民居的院落空间是典型的模糊性空间。它对于住宅来说,是外部空间,对于城市和衔区来说,又是内部空间。院落空间是内外之间联系过渡的空间。院落空间的功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如宴会、典礼、游戏、纳凉等等。院落空间可以认为是一个半公共半私密的空间。在院落之内。人体会到的是内外模糊不定的空间特性。充分体现了模糊性空间的含蓄性。人感受到的是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过渡状态,但却是充满复杂意义的空间 三、模糊性空间在现代居住区环境中的运用 丹麦城市设计家杨.盖尔在《交注与空间》一书中将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分为三种类型,即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在这三种类型当中,必要性活动是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的基础,即当空间中包含了居民的必要性活动如上下班、买菜、做家务等日常生活行为时,其他两种类型的活动如散步、晒太阳、攀谈、打招呼等也就自然被引发了。空间自然地被生活赋予了丰富的含义,空间的功能是多元的,人在其中的感受也是含蓄的。 模糊性空间在居住区环境中表现的方面很多,下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道路:自从人车分流的方式被广泛运用以来,这一方式证明是有效的,避免了大量私家车对居住生活环境的影响,保证了居住区的安全和安静。但是车道上排斥了行人,成为单纯的交通空间,街道上就缺乏的生活气息,失去了活力。模糊性空间设计强调将交通空间和生活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通过阻止无关车辆的进入,并对街道的线形、宽度、铺装和小品等进行精心的设计、处理以降低车速,达到人车共存。以枝状或环状尽端式道路伸入小区或住宅组群内,结合网格式、多样化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路系统,在空间形态特征上,枝状或环状尽端式道路设计时结合住宅楼的入口、停车位、廊道道和尽端回车场做拓扑变形,扩展出形态各车异的院落空间,同时结合绿化、铺底划分空间并提供人的尺度等,作为满足多种功能的居住性公共场所,堵如作为邻里交往、临时停车、及儿童和老人活动场地,道路空间在这里变成了多义、含混的空间,道路上增加了人的活动,而显得更富有活力。 (2)廊道:廊道被广泛地运用在现代住宅的设计中,如廊式住宅的外地廊、外部环境的风雨廊、顶层或底层的绿化步道,栋与栋之间的连廊等等,廊道空间是一种有效地能促进形成人们日常生活经历和交往乐趣的空间诱因。廊道空间的边界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透空的柱形成的边界使得廊空间与外部空间之间是流动的,相互渗透的。廊空间既是交往空间,又是交通字间,廊空间同时能够有效地划分出不同的空间领域,增加空间的层次感。廊空间的功能也具有不确定性,人们在此的活动可以是多样的,攀谈、晒太阳、家务、游戏等等,能够最生动地反映人们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含混复杂的机理。由此引起人们对空间的感受超越纯物质的状态,而引发出人们对这一领域的有意识、有情感的精神意境。日本建筑师大野秀敏设计的茨城县松代公寓在住宅楼的三层楼顶上增加了一条绿化步行道到上面的楼层,并与许多大尺度楼梯、踏步和平台练成一体,由此作为楼上居民自由活动与通行的场地。被称为“上面的街道”。深圳百仕达花园在小区内做了长长的风雨廊,使空间更富有人性化的特点。昆明西华小区规划提出“综合邻里”的概念就是利用二层平台或廊道将几个住宅单元入口联系起来,廊道形成了交往与交通的空间,下部则可以用作储藏、自行车停放、值班、居民交往及服务用房或商店。廊道使建筑得到一个内外交接的过渡区域,建筑的实体感被削弱,空间显示出整体独立性和多义性,使空间具有流动性和广泛的适应性。同 时在深居心理层面上保持着传统与环境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形成超越物质的精神意象,使人获得心理上的认同感。 (3)底层架空:底层架空是居作区规划的常用方式。尤其在亚热带地区采用底层架空有利于空气对流,对通风更有利。底层架空也是一种模糊性空间的设计思想。一方面架空的空间可以做多种用途,如停车场、居民的休闲场地、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及环境景观,加深圳的梅林一村社区,底层架空的中间成了一个多用途的空间,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交往的机会。底层架空也可以将住宅设计与城市设计结合起来作—体化设计,起到联系城市交通、居民生活以及城市发展的纽带作用,如深圳的万科城市花因。 (4)院落空间:现代意义上的院落空间与传统民居的院落空间有了很大的不同,它已经不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空间,而是属于一个集合体的公共空间。但是传统民居院落的模糊性的特质仍是值得借鉴的有效方式。院落空间相对于城市和整个居住区而言,是内部空间。相对于组团内的住宅而言,是外部空间。是住宅与外部空间之间的过渡空间。院落空间对于组团内的居民来说,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和领域感,环境心理学研究表明,领域空间对集体活动内聚力的形成至关重要,而集体内聚力又使场所得以维护,邻里关系得以和谐的基础。院落空间功能具有含混多义性,它既是老人聊天下棋的场所,也是儿童嬉戏的地方。它也可以是人们集会、娱乐的场所,还是临时停本的地方。院落空间同时是重要的景观要素。人们透过窗外,最直接的景观就是院落景观。院落空间有比较明确的空间界定,但空间并不是闭合,而是一种有效的围合,空间是建筑的延伸,或作为前景,或作为衬托、或作为视觉焦点,每一个这样的限定开放空间是一个完整的实体,仅它更是相邻的空间和构筑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模糊性空间与空间的领域感和归属感 人具有要求界定自身活动范围的本能,这就是空间的归属感和领域感。缺乏有效的围合是许多不尽人意的空间或地段的关键所在。模糊性空间的设计思想与空间的领域感和归属感并不矛盾。模糊性空间属于一种界定的开放空间,透空的梁、柱形成的是一种弱性的边界,从而使空间具有了流动性,它所创造的一种更丰富的、更富有内涵的空间感受,是与含混复杂的生活相对应的。 五、结语 居住环境中的模糊性空间设计是对人们居家心理的一种回应,是人性化居住环境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功能主义、国际主义缺乏完善的公共性空间的批判,其本身的空间形态即可构成人们心中的认知图式,是作为一种人性化的空间而存在的,并在住户的参与下而最终完成向人性化空间的转化,也就是说,只有当它被打上使用者的烙印之后,模糊性空间才真正成为人们共同拥有的富有诗意的家园的组成部分。 景观设计论文:景观设计需从本国的实情出发 景观设计需从本国的实情出发 摘 要:优秀的设计不是对传统的简单模仿,而是将悠久的地方园林传统和现代生活需要与美学价值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精炼提高的作品。与文化一样,景观的发展与变革,也是在伴随着对过去的继承与否定中进行的,一种新的景观形式的产生,总是与其历史上的园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珍视传统的价值,并不是要无视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一味地模仿过去。最好的模仿也只能产生赝品,而不是真迹。景观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系统的工程,它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必须满足社会的功能,也要符合自然的规律,遵循生态原则,同时还属于艺术的范畴,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方,设计就存在缺陷。 关键字:文化;继承;本国实情;环境可持续发展 生活在当今的人们,其实很难评判现今所做作品的价值,毕竟离我们越来越近的事物,越难判断哪些会是持续的辉煌,而哪些又仅仅是昙花一现。那些曾经被公认为“经典之作”在我们现在看来确是相当不完善的。相反一些远离人们视线的作品,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后,却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当然这里应该排除一些脱离,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事物。尽管我们很难全面、客观地分析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但是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我们每一个设计师再实践过程中都无法回避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与方式,取决于不同时代背景下景观设计师的观念和思想,也就决定了作品的表现形式,进而影响着作品的生命力。无论环境设计的个性有多么的强,只要是好的,必然是有条理,有秩序,与其文化和自然有着必然的联系的。也就是说,环境设计师不仅要有聪颖的头脑,还要有宽广的胸怀。 一、 对待本国传统造园理念——取其精华 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已有相当漫长的历史,并且形成了与世界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造园理念和表现形式。 [ “园”字,最早出于《诗经-郑风-将仲子》:“将仲兮,无榆我园,无折我树檀。”毛传云:“园所以树木也。”实乃种植花果,蔬菜的地方,四周通常围有垣篱;9]此“园”乃“圃”之性质。由于原始的山川的崇拜,帝王的封禅活动,再加上神仙思想的影响,大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尚保持着一种浓重的神秘性。则宫苑布局出于法天象、仿仙境、通神明的目的,有的如上林 苑还兼具皇家庄园和皇家猎场的性质。我国园林中,最早的建筑——“囿”和“台”;囿既是种植瓜果蔬菜的地方,又是狩猎的场地;台则是帝王用于封禅、祭天的场所。 先秦、两汉的园林从产生到发展,在时间上跨越了一千二百年左右,造园活动的规模十分庞大,园林演进变化却是极其缓慢的,面对大自然山水风景,还未形成其审美意识——虽本于自然,但未必高于自然。在本于自然方面,如梁孝王的兔园和袁广汉的北邙山园,都在内容和形式上效法帝王宫苑,只是在规模上不能与帝王宫苑攀比,故尽力模仿自然山水,从而开创了“模山范水”造园手法的先河。 [ 魏晋南北朝历时369年的动乱时期,思想、文化、艺术活动十分活跃,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4 ] 在这一阶段,游赏活动已成为主导的甚至唯一的功能,而狩猎、通神和求仙已存在逐步消亡的趋势。与此同时,寺观园林的出现则开拓了造园活动的新领域,对于风景名胜的开发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一阐提人皆可成佛”赋予寺院园林公共性质。从此之后,中国古典园林形成了私家、皇家、寺观三大类型并行发展的局面。总之,此阶段园林的规划由粗放转变为较细致的、更自觉的设计经营,造园活动已完全升华到艺术创作的境界。 隋唐园林在魏晋南北朝所奠定的风景式园林艺术的基础上,随着封建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臻于全盛局面。不仅发扬了秦汉的大气磅礴的气派,又在精致的艺术程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出现了三大园林特色: 第一是皇家园林。 皇家园林作为帝王园居活动的频繁的场所,其在隋唐三大园林类型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具的特色则是“皇家气派”,与魏晋南北朝时相比,显得尤为的重要,出现了像西苑、华清宫、九成宫等这样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第二是私家园林。 私家园林的艺术性较之上代又有所升华,则更着意于刻画园林,诗人王维的诗作生动的描写山野、田园的自然风光,使读者悠然神往,他的画亦具有同样气质而饶有 诗意。足见唐代文人已开始形成诗、画互渗的自觉追求。文人如王维、白居易、杜甫等均有参与经营园林的经历,从而反映出园林文化开始追求诗画互渗的写意山水园的建园风格。白居易曾云: ]“营园主旨并非仅仅为了生活上的享受,而在于以泉石养心,培育高尚情操,所谓高人乐丘园,中人慕官职。” 4 ] 写意山水园最为典型的是唐朝众多文人墨客建造的庭院、庄园,如王维的辋川山庄,裴度的绿野堂,白居易的园池、李德裕的平泉山庄等。在思想上,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已成为造园家造园立意所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从《辋川集》对辋川别业的描述看来,也有把诗画情趣赋予园林山水景物的情况,因画成景,以诗入园的做法在唐代已见端倪。从而能通过山水景物诱发游赏者的联想活动,意境的塑造亦已处于朦胧状态。再者,儒家的现实生活情趣,道家的少私寡欲和神清气朗,新兴的佛教禅宗的园林观。南方的湖石及花木以白居易为代表已向北方移植,作为北国江南景观的材料。所有这些,都在一部分的私家园林的创作中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宋、明文人园林兴盛的启蒙。 第三寺观园林。 寺观园林的普及是宗教世俗化的结果。城市寺观具有城市公共交往中心的作用,寺观园林亦相应的发挥了城市公共园林的职能。郊野寺观的园林把寺观本身由宗教活动场地转化为点缀风景的手段,吸引香客和游客,促进原始旅游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护了生态环境。宗教建设与风景建筑在更高的层次上相结合,促成了风景名胜尤其是山岳风景名胜区普遍开发的局面。 从两宋至雍正朝七百多年间,中国古典园林继唐代全盛之后,持续发展而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这是中国园林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 私家、皇家、寺观园林类型都已完全具备中国风景式园林的四个特征。另外,文人园林经唐代的启蒙,兴起于两宋,大盛于明代和清初。4 ]作为一种新兴的园林风格,它的四个特征正是中国风景式园林的四个主要特点在某些方面的外延。正是由于文人园林的发展壮大,才使得这一时期的园林发展达到极盛的境地。 并且园林的创作方法主要向写意转化,北宋大体上仍然沿袭隋唐的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传统,这从《艮岳记》和《洛阳名园记》的文字描述中也可看出。南宋文人画出现于花坛,导致人们的审美观倾向写意的画风,[再加上诸如:“小中见大、须弥介子、湖中天地”之类的美学观念的影响,对写意园林的兴起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元、明文人画盛极一时,几成独霸画坛之势,影响给予园林而相应地促成了写意创作的主导地位。同时,精湛的叠石技艺,造园普遍运用叠石假山,也为写意山水园的发展创设了更有利的技术条件。4 ] [ 中国传统园林从“壶中天地”转向于“介子纳须弥”,其空间显得更为狭小。康熙、乾隆两帝时期的皇家园林除紫禁城的宫苑外。多集中在西部一带,相继建成着名的“三山五园”,即畅春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便于承德兴建规模更大的离宫御苑——避暑山庄。皇家园林的重点从前朝的大内御苑转移到离宫御苑,造成皇家园林观的变化——融合江南私家园林的风格,高扬皇家宫廷的气派,突出大自然生态环境的美姿三者融合一体,比之宋、元、明御园来,大有创新,标志着我国造园艺术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4 ] 在封建帝王的高度集权统治下,使中国园林长期处于一种逐步积累,相对稳定相当保守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因此,使它可能创造出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的,具有浓重的本民族特色的园林风格。从“天人合一、君子比德、神仙思想”到“小中见大、须弥介子、壶中天地”;从“崇尚华丽、争奇斗富(以官僚贵族为代表)”或表现隐逸,追求山林泉石之怡性畅情之倾向(以文人名士为代表)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多方胜景、咫尺山林”。如图1至2所示,在空间格局规划上,完全的自由灵活而不拘一格,着重在显示纯自然的天成之美,表现一种顺乎大自然风景构成规律的缩移和模拟。 综观中国传统园林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 本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 第二 自然美和人工美的完美结合。 第三 诗情画意。 第四 意境深远。 二、对待西方传统造园理念——洋为中用 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功玉”纵观西方园林的发展,无论从空中花园的隐语到伊斯兰环境设计,从古希腊的中庭式建筑布局到法国的规整式布局. 如图3. 西方造园艺术,身受数理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讲究规矩格律,对称均齐,具有明确的轴线和几何对位关系,甚至花木都加以修剪成型并纳入几何关系之中;力求体现出严谨的理性,一丝不苟地按照纯粹的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发展,追求园林布局的图案化,表现一种为人所控制的有秩序的自然,理性的自然,并迫切的寻求人类尊严的表达方式。同时也肯定了人工美高于自然美,在于变化统一,即园林地形和布局的多样性,花木的品类、形状和颜色的多样性,但一切的多样性都应井然有序,布置的均衡匀 称,主张把园林当作整幅构图,直线和方角的基本比例都要服从几何比例。图4所示 三、景观设计的现状和发展 从我国很多城市的现状来看,不难发现一个问题:今天,看一下上海浦东现在的样子,就会察觉:“西方国家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发展,而我们却把它压缩成十年的时间学完。从中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虽然“硬件”等这些东西可以迅速的上来,但是人的思想水平就不那么容易跟上时代的步伐了。”同样,我们搞景观规划设计,很容易看到并学得国外景观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而难于真正扣住隐藏在景观作品背后的精神。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呢? 1、文化在景观设计中扮演的角色 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的本质和特征?从《辞海》一书中对“文化”的解释,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二种。[ 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有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又形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放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3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具有一种传承性、民族性、地域性,它的形成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千年之久,而且,各个民族之间又存在着文化差异,想一下……举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接受两千多年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个体,让他割下自身的思想,而去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这并非是一件易事。那么上面的问题从中不是可以引刃而解了吗?让我们进一步把问题阐述清楚。谈及到文化——具有独特传承性的事物,就会自然而然的涉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过去、现在、未来是沟通的,我们要认识中国的现在,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同理,我们要认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在,也就必须要了解他们的过去。[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外的古老城市都经历许多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变化与制度上的更替,但每一座历史名城依然以其独特的形象存在着。政治、经济的变化比城市结构形态变化要频繁的多。城市的形象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由各种社会、经济、 技术综合因素形成的。然而,一旦形成之后,在形式上它就具有了自主性与连续性,成为一种文化的历史表征。在城市中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尽管在功能上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使用要求,但其形式仍然令人喜爱,留下难忘的印象,其历史和文化价值远远超出其功能价值。它的存在增添了环境的历史趣味与文化氛围。如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6 ] 2、杜绝表面形式建造和保护,着手具有精神内涵和本国特色的区域性景观的营造 从景观设计到室内设计,我国经历近30年的跟着国外新思潮的大学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一些被世界认同的相对较为优秀的设计大师或设计师。伴随着各类建造师注册制度的开始,促成该行业逐步走上正规化,但城市的自身的风格建设却未从此得到良好改善和发展。 [ 经过了近30年的快速建设,至今我们还没有走上一条建造与自然,地域相结合的中国景观设计之路,取而代之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欧式风格”或某某“欧式建筑”,从大城市到边陲少数民族小镇,从大型建筑到室内家具,一直存在着洋溢“欧陆之风”之病,并且简单地将爱奥立克柱式与假山花墙代替了一切欧式风格。随之而产生的景观规划设计也有了大量的“欧式”需求,从广场到小区,从公园到工厂,从植栽形式到修剪方式……产生了许多不伦不类的产品。随着时间的变迁,现今又产生了许多“地中海式”的需求,许多作品屡屡低级抄袭,毫无内涵,使得普通群众在繁忙的工作后很难弄清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更不明白自己可以在环境中做些什么。而房地产商却急于将方案中设计的“欧式花园”效果图展示给客户,以寻求更大的炒作效益。6 ] 3、借保护古镇,来倡导区域文脉 古镇——具有特色的镇市空间格局能够自然而然的对镇市居民产生归宿感。 古镇的空间格局是古镇在特定时期受累积的社会文化历史发展影响所表现出的与自然环境面貌的关系,及其建设构筑物的结构布局方式,包括古镇地理状况、空间轮廓、主要交通状况和建筑布局形态。 空间格局是古镇在外部形象上所具有的特殊性,使人由此而容易识别自己镇与其他镇的区别,具有审美价值。如图5芙蓉村所示。其空间格局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空间与人的相互影响与塑造上,好的空间格局对居民产生的积极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育委员会举行大会,归纳了世界各国关于历史环境问题的五个共同观点:“历史环境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历史是过去存在的表现;历史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样性;(正如文化的多样性一样);历史能将文化、宗教、社会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最准确如实地传给后人;保护、保存历史环境与现代生活的统一,是景观设计规划、国土开发方面的基本要素”。 临潭县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接地带,是高原牧业和农业文化的过渡地带,也是伊斯兰教西道堂教派的发源地,可以说是藏文化、汉文化以及回族文化融会之地。且临潭自古为戍边之地,特别是明初曾从江南大批移民到此,明文化也是其不可缺失的底蕴。冶力关景区规划却单纯地就眼前资源论开发,忽略其区域整体文化特色,设计的西洋景球场与当地民俗和文化底蕴不和谐。 在美丽南溪江畔,散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古村落。这些古村落至今还留存着古代文化的印迹。村寨在规划布局、建筑风貌、楹联碑记、甚至村名、街名,无不显示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南溪江古村落在宋代就有规划,且有明确的规划思想,这对于研究我国的建筑史,规划史具有很高的价值。这些村落都是珍贵的历史遗存,我们只要对其进行观察和研究,就可以使我们大体了解我国古代“耕读社会”与“宗教文化”的梗概。(1)岩头村 [ 岩头镇位于浙江省永嘉县城北,是南溪江中游西畔一个古老的集镇,距县城38km。岩头村坐落在岩头镇边,村落坐西朝东,初建于元代(1314-1320),竣工于明代初年,占地面积18.5ha。 古村落住宅规划独具匠心,别有风格。 “三面石城开四门,护城湖中栽荷花,绿树丛中隐古塔,杨柳紫薇落湖堤,上下花园红间绿,横巷直街行方便,三进两院大住宅,房前屋后清泉水,亭台楼阁巧安排。”从南门登十多级台阶就是丽水街,建有明嘉靖年间的桥、花亭、塔湖庙,沿丽水街而行过桂花街口至中央街南端,有建于明朝的水亭祠,至横街东行北 向是花坛街。此街路面全系小鹅卵石所筑,砌成各种龙凤,八卦金钱等图案,独具特色。村中的古水利设施布局更是巧妙,具有防旱抗涝,灌溉农田,便利生活,美化环境等综合功能。 岩头村村落布局为古色古香的街区式三进两院四合围式的建筑群,具有远近总体规划和详细布局规划,这在古代村落规划中是难能可贵的典范。 (2)芙蓉村 芙蓉村位于岩头镇以南永仙公路西侧。相传村西南有座高山,山峰突起,色白透红,状若含苞待放的芙蓉,故取名为芙蓉峰。村中一大水池,每天傍晚芙蓉峰便倒映水中,村落便以此得名,见图6。 芙蓉村是一座背靠“芙蓉三冠”,布局于平地上的大型村寨,坐北朝南,始建于唐代末年,元末明初重建,按“七星巴斗”的思想进行规划设计。“星”指道路交汇处方形平台,“斗”指水渠交汇处方形水池。道路、水系都是结合散布的“星”、“斗”而形成的,其规划布局隐喻村寨可纳天上之星宿,望子孙后代人才辈出如繁星。另一方面突出“利为战”的目的,其星可作战时指挥台,其斗贮水,以利战时防火攻,以水克火。 全村略呈正方形,围以卵石砌成的寨墙。东面寨墙正中开一寨门,从寨门进内,是卵石筑成的主街,名“如意街”,寓意吉祥如意。主街中部南侧,凿一内湖,水色清冽。村内引溪水沿寨墙,道路沟通各“斗”形成流动水系,清流涓涓,迂回于宅边、道旁、即可供村民洗涤、防火,又可谓调整小气候。如图7。[5] 4、从印度洋海潇中得到的一些启示——展现了文化遗产的价值 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在一个文明时代的“天堂”里,美丽的花园、豪华的酒店,瞬间成为废墟;夺走了近30万人的生命,其中不乏受现代科学知识武装的文明人群;相比之下,偏远岛屿上孑遗的史前部落却能在大难中安然无恙。有一点我们不可否认——文化遗产价值的再认识:史前部落在海啸灾难中的安然无恙,显示了乡土文化遗产的价值。 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吴良镛教授在《北京宪章》中提道:[ 我 们的时代是个“大发展”和“大破坏”的时代。我们不但抛弃了祖先们彰显和谐人地关系的遗产——充满诗意的文化景观,也没有吸取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的教训,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梳理人与土地的关系。大地的自然系统——一个有生命的“女神”——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到彻底或不彻底的摧残。1 ] 他还提到在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挥霍和牺牲自然系统的健康和安全的痛苦基础之上,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可挽回的生态损失。 (1)大地破碎化:无序蔓延的城市、缺乏环境考虑的高速公路网,各种方式的土地开发和建设项目、水利工程等,都使原来连续的、完整的大地景观基质日趋破碎化,自然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受到严重破坏。 (2)水系统瘫痪:作为文化景观的、几千年来人与自然过程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水网系统的瘫痪:自然河流水系的填埋、断流和渠化;湿地系统的破坏。 (3)生物栖息地消失:自然地的消失、河流廊道植被带被工程化的护堤和“美化”种植所代替;农田防护林和乡间道路林带由于道路拓宽而被砍伐;池塘、坟地、宅旁林地、“风水林”等乡土栖息地及乡土文化景观大量消失。 而这些破坏本来是可以通过明智的规划和设计来避免的。 5、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性这一概念是由生态学家首先提出来的,及所谓生态持续性,它旨在说明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度间的平衡。 [ 1991年11月,国际生态学联合会(INTECOL)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联合举行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10 ] 自我国八十年代开放之后,至今二十多年来,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业绩。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着上升,国家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国防安全能力不断加强……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于解决;尤其是环境问题。有些地方或企业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缺乏长远的规划和发展的理念,只顾满足当前的利益,而大量的消耗资源,严重的污染生态环境最终形成高投入,低产出,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恶性循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缺乏规划的产房(用水泥空心砖随意搭起)东一堆,西一堆,在数量上不断地增加,不计其数的古民居被拆毁,基址移为平地用于建厂房;为了降低成本,他们不愿意把资金投入,用于购买污水处理设备,就把工厂生产出来的污水直接排出外界。昔日清澈见底的弯弯曲曲的小溪流水;鱼儿、小虾快活的在长满青苔的鹅卵石上游来游去;碧绿的湖面上布满了荷花、荷叶等水生植物的自然意趣已消失殆尽,留下了比黄河之水更甚一筹的黄水(含有各种大量重金属致癌物质)和散发着恶臭的黑水;现在只能在用围墙包围着的人工痕迹明显的公园里看到。昔日晴空万里,碧蓝的天空,雪白的棉花状的云朵在空中缓缓地移动着,现在已被厚厚气体、沙尘所掩盖。先前人们不屑一顾,而今已成为一种难得一见的景观;东部的人们为了目睹这种景观,特地跋山涉水,来到西部的西藏等地。 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西北部的腾蛟古镇,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有闽人迁入定居。山川俊秀、历史悠久、空间开敞、气候宜人、田园风光浓郁,孕育了古老的文化,淳朴的民风,世家耕读,好学不倦,使腾蛟一带文风鼎盛,名人辈出。南宋时,平阳就有“东南小邹鲁”之称。宋末着名爱国诗人林景熙,谏议大夫薛昌荣,驸马都尉杨正臣,元代诗人郑昂,清代儒家林凤鸣,诗人白醉月,南雁会丈书院主持学者、诗人书尚珍,太平天国将领白承恩等。腾蛟一带充满了乡土气息和历史底蕴。然而,受自然影响,同时也在受人为的破坏,随着目前城市化,商品化浪潮的冲击,受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应的诱惑,腾蛟古镇空间格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图8向人们展现了由于人为的不慎,使的古建筑毁之一炬。 如果把腾蛟一带的破坏因素看成十分的话,人为的因素可占七分。在当地由于新建筑在结构、体量、形式、色彩上与传统建筑均有较大的差异,不甚协调,是影响整体传统风貌的重要因素之一。腾蛟皮革、印刷、制版等工业的发展很快,带来了经济繁荣,但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当地的生态环境。部分村落原来的井水现在已无法使用;图9所示:而镇区人口的增加造成的大量生活垃圾堆积在自然界不能及时分解吸收,使贯穿镇区的水系——带溪的水质已大不如前。 设计中要尽可能使用再生原料制成的材料,尽可能将场地上的材料循环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材料的潜力,减少生产、加工、运输材料而消耗的能源,减少施工中的废弃物,并且保留当地的文化特点。德国鲁尔区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IBA Emscher Park)就是很好的实例。 [ 如图10所示。原先是重要的煤矿和铁矿工业开采基地,而后不断地走向衰落,最终无可挽回的倒闭,大量的质量很好的建筑也不再使用,地区人口减少,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化为乌有。经过十年多的建造有效地改善了区域的生态环境,刺激了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并巧妙地将旧有的工业区改建成公众休闲、娱乐的场所,不仅尽可能的保留了原有的工业设施,作为地区历史的延续,并有效的节约了资源,同时又创造了独特的工业景观。这项环境和生态的整治工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地区由于产业衰落而带来的环境、就业、居住和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难题,从而赋予旧的工业基地以新的生机。(图11)2 ] 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必须的,土地也是有限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自然系统是有结构的。协调城市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决不是一个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空间格局和质的问题,这意味着只要通过科学、谨慎的土地设计,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生命系统的干扰是可以大大减少的,许多破坏是可避免的。尊重自然发展过程,倡导能源和物质的循环利用和场地的自我维持,发展可持续的处理技术等思想贯穿于景观设计、建造和管理的始终。 四、景观设计所面临的挑战 1、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是景观(规划设计)学学科专业存在的唯一理由。从伊甸园到卢浮宫,从建章宫到拙政园,人类历史实现了从理想自然到现实自然的转化,在传统时代,景观一直是理想、艺术、地位和权利的象征;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了现代景观——十九世纪末期纽约中央公园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景观的真正开始―――景观开始走上了平民大众化之路。今天的景观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的景观是为了人的使用,这是它的功能主义目标。虽然为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设计,但景观设计最终关系到为了人类的使用而创造室外场所。为普通人提供实用、舒适、精良的设计应该是景观设计师追求的境界。 当人类第一次进入太空,从遥远的天际看到我们生活的地球,名仿佛是绿、蓝相间的水球,柔软而晶透,而城市是其中的瑕斑,似乎有些缺憾,它们的成片发展更使得地球的皮肤显得苍老而脆弱。如果不处理好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地球就会像被虫蛀一般慢慢地被损坏。今天,景观设计师面对的基址越来越多的是那些看来毫无价值的废弃地、垃圾场、或其它被人类生产生活破坏了的区域,这与我们前辈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选择那些具有良好潜质的地块,具有造圆价值的土地,进行锦上添花。因此,今天的景观设计师更多的是在治疗城市伤疤,用景观的方式来修复城市的肌肤,促进城市各个系统的良性发展,为人类提供一个安全、洁净、舒适、美丽的生活空间。同样,景观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也许已经超过了历史的任何时期。 在国际上,景观规划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专业,也只有百年历史,不可否认,景观设计还处于初级阶段。随着景观规划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不断地发展、完善以至成熟,以及景观 设计实践不断的推进、开拓、创新;景观设计这一科学领域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 2、社会性、艺术性、生态性的平衡 国家“十五”计划中提出把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明确指出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坚持在经济发展中进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快速发展。 宋时艮岳之营造,依照当时的水平已至相当高远。 [ 这于徽宗本人精于书画,是一位素养极高的艺术家有关;以及具体主持修建工程的宦官梁师成“博雅忠荩,思精志巧,多才可属”。此二人珠联璧合,实属皇家园林的艮岳之具有浓郁的文人园极意趣,艮岳艺术性之造诣可谓首屈一指。但徽宗赵佶笃信道教,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于政和五年(1115年)于宫城之东北建道观“上清宝箓宫,”于延福宫之东门相对。后又听信道士之言,谓在京城内筑山则皇帝必多子嗣,乃于政和七年(1117年)“命户部侍郎孟揆于” 于上清宝箓宫之东,筑山象余杭之凤凰山,号曰万岁山,既成更名曰艮岳。为了广事搜求江南的石材和花木,特设专门的机构“应奉局”于平川(今杭州)。凡被选中的奇峰怪石,明花异卉“皆越海,渡江,凿城郭而至。” 4 ] 此种营造手段,虽在艺术领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已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经济、社会、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 景观设计涉及科学、艺术、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因素,它们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功能合理、满足了不同人广泛的使用需要的作品,意味着是高效的,而一定的资源投入产生了最大的效益,也意味着符合一定的生态原则;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最容易得到的资源就是通过高效利用现有资源而节约下来的那部分资源,所以生态主义已经从一种实验或意识变为一种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因素;而艺术的作品,意味着具有引人注目的潜质,它可以改善一个地区的视觉环境,提升一个地块的价值,这又与社会经济联系在一起。今天更多的景观设计师追求的是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衡,即具有合理的使用功能、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及高质量的艺术水准的景观。 3、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统一 目前和今后人们生存方式的变革导致了新环境的出现,它应该是显性物质环境和隐性精神环境的良好结合。环境——第一,从物质上讲,是我们或其他生物种类赖以生活并能感受到的外部空间;第二,从精神上讲,环境是人们因生活在一起相互沟通而产生的心理感应,也就是说,好的环境还是一种教育、交流的结果。因此,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生活应该会有大的变革,而这种生存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引起全方位的设计革命。 景观设计论文:景观设计:讲述人地关系 摘要:场所与文化是我们在景观设计中经常要遇到的问题,本文介绍如何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去理解雅安市三雅园的文化内涵,以及三雅文化的表现方式。我们通过三雅园项目的成功尝试得出一种新的场所与文化相互呼应的景观设计构思方式。 关键词:景观设计;人地关系 荷裔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Hendricks. Willem Van loon在其著名的地理学著作《Van loon's Geography》中写道:“历史是地理的第四维,它将时间和意义赋予地理”,这句话在四川省雅安三雅园的景观设计实践中产生了影响。 1 四川省雅安市“三雅园”项目提出的挑战 雅安市是四川省著名的旅游城市,人口不足200万,是四川省西部生态旅游环线的过境地,与青城山、四姑娘山、海螺沟、西岭雪山、天台山等共同构成四川西部生态之旅黄金游线。雅安有成都后花园之称,驱车到成都仅需一个小时的时间,每到夏季成渝两地的人们把这里当作避暑休闲的胜地。在雅安的旅游资源中共有五大文化最具有影响力,第一个是三雅文化,第二个是茶文化(世界茶文化发源地),第三个是汉文化(高颐阙),第四个是熊猫文化(第一个熊猫发现地),第五个是红军文化(大渡河)。雅安市政府希望我们能将“三雅文化”(雅雨、雅鱼、雅女)用园林的形式表达出来。拟建三雅园占地总面积6.7万平米,位于雅安市青衣江北岸,雅安市南北旅游交通干线与318国道的交汇处。成都进入雅安的必经之地,一江三河的交汇口,是雅安市景观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位置。雅安市是一个山地城市,城市内的建设用地非常紧张,服务于市民的公共绿地均在城市周边的山上,城市内部没有一块像样的公园。三雅园的用地位置是城市自然风光最优美的地段,市政府将六公顷的场地从开发商那里买回,据说价值五千万人民币,所以市民们对这个项目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建成为一处优秀的园林景观。但是,对于设计方来说压力并不在这里,而是通过什么形式来表达三雅文化这三个看起来风马牛互不相关的文化主题。 1.1 曾经走过的弯路 由于对这个项目的背景和整个城市的情况了解不够深入,我们首先给这个公园一个错误的定位,仅仅把它定位在服务于雨城区的满足市民休闲的区级游园,对三雅文化的表达也流于形式,缺乏内涵。在第一次方案讨论之后,雅安市市长给我们讲了这个项目的背景以及他对这个公园的定位,他打了一个比方,三雅园的用地面积尽管只有6公顷,但对雅安人民来说其地位不亚于北京的颐和园。三雅园不仅是服务于雅安市人民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服务于全国来雅安旅游的人们,三雅园应该是整个雅安优美自然风光的缩写,三雅文化实际上想表达的主题就是:雅安是一个最能体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浪漫之城。 1.2 来自人文地理学的启示 为什么三雅文化是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主题呢?带着这个问题,设计人员游览了雨城之心—蒙顶山,中国熊猫繁育中心—碧峰峡,夹金山藏寨等风光秀丽的风景区,大家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三雅文化不就是人文地理学中所要研究的人与自然的综合关系吗?(当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在19世纪传播开以来,他就具有关于空间和地方这双重兴趣中心,在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垂直和水平两种关系;垂直关系把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因素连接起来,而水平关系则把不同地方的各种因素联接起来。在这一学术范围内,人文地理学只研究某些关系,而把另一些关系留给自然地理学者。在垂直课题方面,人文地理学者们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在水平课题方面,他们研究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点放在遍布地球表面的人类创造物和人类本身的流动上。整体或综合的课题则把这两方面揉合在一起,强调组成一特定地方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体)。 于是一个新的构思在脑中形成了,下面介绍对三雅文化的简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1.3 对三雅文化的表层认识与深层认识 1.3.1 雅雨文化 表层认识 降水量居内地第一,年降水日,夜雨量,日暴雨量均居国内首位。北东向和南北向两列八字形山岭利于兜揽东来海风,位于盆地升上高原的第一梯,背靠高原形成地形雨,是雅安多雨的地理学因素。巴山夜雨,雅安雨水以夜雨为主。 文化传说 女娲补天“漏天”传说:女娲补天时,由于精力耗尽,正好留下一道裂缝在雅安的上空,从此这里便阴雨连绵,据说这道裂缝就在世界茶文化发源地蒙顶山的顶上。 宋:陈与义《观雨》“前江后岭通云气,万壑千林送雨声” 唐:杜甫《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深层认识 独一无二的地理条件造就雅安雨城的特色,雅雨是整个雅安生态环境特征的“待言人”。 温暖湿润夜雨多的气候非常适合人类和其它生物的繁衍生息,孕育了古老的长江上游文明。 水资源丰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地域景观。全市除两江五河外,支流小溪多达210多条适合鱼类的繁衍。巴山夜雨多雅致,夜雨为雅安平添许多浪漫的因素。 1.3.2 雅鱼文化 表层认识 雅鱼:学名重口裂腹鱼,古名"丙穴鱼"(因孔坪乡柏香村丙穴产鱼较多),产地周公河,因周公河又称雅安河,故俗称雅鱼。 川农大已有人工繁育雅鱼的技术。雅鱼作为经济鱼类历史很悠久,为百姓喜闻乐见品种。 文化传说 杜甫诗:鱼知丙穴由来美。 宋:宋祁专门为雅鱼的美味赋诗一首:二丙之穴,厥产嘉鱼。鲤质鳟鳞,为味珍腴。 鱼骨剑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周公河里出现了一河妖,声称必须选送一美女给他做妻子。一位美丽女孩站了出来,愿意牺牲自己拯救家人、乡亲和家园。最后女孩用宝剑智取河妖,自己也受伤坠入水底。河里的鱼感念女孩的舍身精神,汇游到一起,托起女孩。从此人们发现,河里的鱼头上都多了一块剑状的骨头。人们传说,那就是女孩用过的宝剑。 雅鱼进贡:雅州地方官员以雅鱼进贡皇宫,相传大约始于清乾隆年间,而犹以光绪帝、慈禧时代为甚。进贡时将鱼放在圆形的木桶之中,由于道路遥远,送到京城之时能有十分之一的鱼活下来就算多了。 深层认识 雅鱼因其味道鲜美而远近驰名,曾经作为贡品,所以在民间地位很高。 因雨水多,河流密布,渔业成为雅安人们群众 生活的支持产业之一,故因雨文化而生鱼文化。 鱼者,余也,裕也,鱼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代表了人民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之情。 1.3.3 雅女文化 表层认识 雅安妇女普遍皮肤白嫩,身材娇好,明眸善睐,美丽动人。是勤劳,善良,热情的劳动人民形象。 文化传说 夏代亡国之君的妃子-妹喜传说即为古青衣羌国之人,可见雅女之美,古已有名。 在雅安民间故事中,关于女性的传说并不多见,除了女娲的传说和鱼骨剑的传说中的无名雅女外,还有一个蒙茶仙姑的传说,故事中讲的是茶祖吴理真在蒙顶种茶,多次失败,羌江龙王之女爱上了这位勤劳的男子,于是在蒙顶甘露井旁化身为一位美丽的少女,帮助吴理真成功驯化了野生茶树,后来两者白头偕老传为佳话,人们把这为龙女称为蒙茶仙姑,现在蒙顶山上还立有蒙茶仙姑的雕像。 深层认识 雅安是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血统复杂,口音和长相都有别于临近区域,在人种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地位。雅安多雨多云雾,空气湿润,自然女人们皮肤白嫩,明眸善睐。雅安多山,雅女的身材自然娇小健美。雅女是雅安人民总体形象的代表,山美,水美,人更美,只有人的活动才令山水充满灵性。古人多少诗词赞美雅安的山水,其中点睛之笔无不落实在人的活动上。比如一首平羌渡(张祉滋)中说到:四面青山启笑 ,兴来不解新愁何?苍坪绣障风光丽,蒙顶仙芽雨露多。铁锁桥头人影乱,金华庙外橹声和。平倾岁岁沉秋月,对月几人有庙歌。 雅女是浪漫的象征,也暗喻山水美如画。 1.3.4 关于三雅文化思考的结论 通过对三雅文化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雅文化表达了雅安市劳动人民对哺育自己的这块土地的热爱和歌颂。 三雅的提法表现了雅安人民的智慧:他们先赞美苍天,感谢上苍带给人间丰沛的雨水,而实际上雅安之雨完全得益于这里的地理特征--没有这块特殊的土地,苍天不会送这么多雨水下来。因此感谢雨水也就是感激这片土地。然后赞美鱼,赞美鱼也就是感谢苍天送给百姓丰富的物产。为什么选择鱼而没有选择水稻、茶叶、熊猫、飞鸟等物产呢?其原因很简单:因为鱼类的生产经营活动起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时期,其他物产的利用起源于农业文明,时间稍晚;因此人类对鱼的崇拜要早于其他农耕文明的物产,这在考古学上有充分的证明。另外,由于雅安雨水多,才有鱼类的大量繁殖供给人类取食,因此其实质还是对土地的敬仰。最后,雅安人民赞美自己,因为作为长江文化的发源区域,雅安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公5000-6000年,每个雅安人都为拥有自己的悠久的历史而自豪。那么,为什么会拥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呢,还是要感谢这片最富特色的土地。 2 最后的解决方案 2.1 设计概念:山-水-田-神话 山:地理因素是雨城的成因,雅雨文化的根基。 水:雅鱼文化的依托,山水城市的灵魂。 田:人类文明的符号,雅女文化的物质摇篮。 神话:浪漫城市的魅力源泉——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古人对雅安自然环境的浪漫解释)。 screen.width-500)this.width=screen.width-500" vspace=5 border=0 screen.width-500)this.width=screen.width-500" vspace=5 border=0 2.2 景观设计方案的四大特色 2.2.1 “神话——中轴文化广场” 该广场位于公园的中部,背倚青鼻嘴山,前临青衣江,其设计内容包括: 公园的形象主入口:与318国道相连。 是青衣江,周公山观景台:广场呈西北-东南走向,面向青衣江,可远眺周公山迷雾,有人说只要周公山山顶上有雾,那么雅安今天一定有雨。这是体现雅雨文化的一个景观节点。 女娲补天神话故事——雅雨文化核心故事:在广场的中间设计了一条裂缝,裂缝中间布满五彩卵石。本设计采用暗喻的手法,以地裂喻天裂,以五彩卵石比喻女娲炼石补天,同时在地裂的尽端设计一水火交融园林小品,以此来纪念女娲补天事业之伟大。 市民集会广场:为满足人们日常休闲以及特殊节日或演出等大型活动设计此广场。 雅女雕像:在中轴广场的滨江一侧安排一雕像为雅女梳妆,雅女的形象倒映在江水中,充满生活气息。山光、水色、人影在此溶为一体,以此象征雅安是"天地人神"和谐统一的人间仙境。 2.2.2 “八字形山体——雅安地形的象征” 整个公园的地形设计采取台地的形式,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现场地形北高南低,延续青碧嘴山体的山形地势,恢复已经破坏的山水格局 对雅雨起因的比喻:雅安市是山地城市,北东向和南北向两列八字形山岭利于兜揽东来海风,位于盆地升上高原的第一梯,背靠高原形成地形雨,是雅安多雨的地理学因素。八字形山体的谷地就是中轴文化广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风水的格局。 2.2.3 “雅鱼之溪-讲述山泉的故事” 雅安市山多雨多溪流多,将这一特色引入到园林中来以形成浓郁的地域山水特色。在设计中溪流的水源地是现场内部的一条灌溉暗渠,水流常年不断,水源来自碧峰峡,水质非常清洌。将这条暗渠改造成明渠,以卵石衬底,溪内放置雅鱼浮雕石,由于碧峰峡的溪水水温较低,或许可以放养一些冷水鱼,以增加游客的雅兴,这条主渠道定名为“雅鱼之溪”,溪旁置石,上面浮雕雅鱼进贡,杜甫诗词。来自雅鱼之溪的水流被分成八股,分别流淌到位于中轴文化广场两侧的中央水系,泉水叮咚,使身居城市的人们感受到山林的亲切。 2.2.4 “田间的风景-讲述雅安的故事” 山林与溪流保育了雅安这片坡地,肥沃的土壤带来勃勃的生机,人们不断在这片土地上孕育神话,在公园内部山丘低地我们模仿当地的农田肌理来表达对山林土地的敬仰。人们在茶余饭后在田埂上休息聊天,和朋友们讲述身边的故事。 3 一种新的景观构思方法的诞生? 对于景观设计中的文化引入有很多种形式,最方便的情况就是在设计现场本身就有文化载体,最不方便的就是外来引入的文化(和场地自身没有任何关系),如何恰当的表达这种外来引入的文化,三雅园的方案设计构思方法无疑是一种新的思路。人文地理学对景观设计的启发就是:场景(地理)与文化相融合,人们通过感受场景而领会文化及文化的来源。 景观设计论文:景观设计论文 摘要]人们对所处环境的氛围的感知是通过特定的符号信息来传递的,本文以景观设计中的符号传达作为议题,举例论证了在景观设计中的几种符号表达形式和对于整体氛围的营造手段,对符号学对于景观设计的指导意义作出分析和阐述,指出对符号学的研究将帮助设计者更好地处理人—环境—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景观符号文脉继承 一、景观设计是一种符号传达 1.历史文脉是景观设计的基点 景观是环境中典型的、集中的、优化的、活跃的构成要素,是满足人类需求不可少的环境构件,而景观设计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和基本保障。景观设计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当代对艺术的要求早已远远超出了它的物质功能,它要求一种贯穿历史、体现时代文化、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精神产品,包括文化价值和道德的体现,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促进整体环境的文化发展。人文思想的体现已成为时代文化的核心。人文思想包括地域文化、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这些都是经过历史的积淀和文化发展的考究的,某个地区的整体印象就形成了这个环境的文脉。 正所谓“一叶而知秋”,景观不是单纯的东西,景观能够构成整个大环境整体的印象,首先要进行人文环境的分析,在景观设计时依托于所在环境的文脉,创造一个能够满足人们心理、审美要求,且符合当地大环境的景致。脱离了当地地域环境和城市文脉的景观设计是矫揉造作、不合适宜的。对于城市文脉的延续绝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必须立足于时代背景,盲目的仿古与复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脉传承,而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既尊重当地的地形地貌、气候、植被以及审美文化,又有所创新,把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现代功能、材料、技术等活跃因素相结合,推陈出新。 3.符号与空间形式 符号这抽象的概念建构出我们的生活环境,很难用言语表示,但却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作为表达或沟通的工具,甚至是一种表现及自我满足。生活里的一切事物,都是符号的象征。 当我们看到一个事件时,我们不单单是指对这个产生反应,我们还对这个事件所赋有的符号或象征意义起了反应。符号是一个场所可识别性最直观的表现,将已知的传统形式语言做概括、抽象和提炼,甚至加以变形,形成一定的、能够传递信息的符号,并运用在空间形式的创造中,可以加强空间形象的感染力以及场所的可识别性。符号的提取途径很多,空间符号、色彩符号、装饰符号等,将这些符号融合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也体现了时代性、民族性或地方性的结合,景观设计中符号的运用与室内设计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室内设计中以把符号转换为装饰构件为主,而在景观设计中多是取其精神层面。 景观的诠释在于找出背后所隐藏的空间性,有人说过,“简单的说,空间之文化形式,乃是承载意义之正文。意即,空间形式,是空间书写与阅读的文本。”罗兰巴特晚期认为景观作为一种文本,“能指”在一连串永无止境的隐喻中,变成了“所指”。文本可以是个空间,其中,符号交织组合后(这些符号或许在其它地方是广为人所知的)创造出一个无法复归的多重意义。从人文学的角度看:“景观不仅是我们所见的这个世界,它是一种结构,一种世界的组合。景观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二、景观设计中的符号传达形式 符号的内容有外延与内涵之分,外延是指使用语言表明语言说了什么,也就是明示意,内涵是指使用语言表明语言所说的东西之外的其他东西,内涵性意义是与符号和指称事物所具有的属性、特征之间的关系有关,它是一种感性的信息,更多的与事物形态的生成有关,是在文脉中不能直接表现的潜在关系,即由事物形象间接说明事物物质内容以外的方面。形态是内涵性意义的物化形态。由于内涵性意义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它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浅表感觉、情绪的感性层;身份地位、个性、象征的表意层和社会、文化、历史的脉络性记忆的叙事层。具体表现在景观设计中,三个层次都有所涉及,也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以下分别举出中外景观中的范例: ⒈表象的运用 在中国古代景观环境中,牌楼以其读有的艺术风格和独特的个性,在景观环境中有着重要位置。牌楼被防在建筑物正门的正前方,它不仅起到分隔空间的作用,同时也强化了建筑群的主题思想。在我国过去的传统建筑中,牌楼常被作为一种入口的标志,布置于城市街道的起点与中断,在坊的入口处、道路的交汇点起点缀作用。它以独特的造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传统景观。 ⒉意向的延伸 ⑴从感性层渲染 南京梁萧墓前的石材避邪镇墓兽,体形高大,昂首张口吐吞,四腿粗壮有力,整个体态线条刚劲有力,神态威武雄壮,充分表现了守护者的雄姿,从而增强了景观环境 中的表现力。 ⑵从表意层表达 天安门前的华表具有独特的感染力,表达一定的象征意义。如正面那对华表上朝南的石狮子,成为“盼君归”,盼望君王安全的归来,通过华表表现了国泰民安的愿望。后门那对华表顶上,朝北的狮子,被称为“望君出”,反映了国王经常体察民情、了解大众的疾苦,表现了能为民众办实事的好君王的愿望。 ⑶从叙事层延展 马里奥·梅乌斯在巴赛罗那海港的广场上,运用了埋入式的霓虹灯箱造型,从“1”开始,讲述了从基督诞生至发现美洲大陆的历史事件,有节奏的灯箱排列,把人的视线引向远方,引导人们随着宝石一样的灯箱一步步走向未来,这个别致的景观不仅把人类相关的梦与历史文明相结合,而且对环境具有烘托气氛、强烈的感染作用。 三、对于我国景观设计前景的思索 1.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历史的文明古国,但今天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正渐渐失去许多永远无法复得的东西——历史文脉和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更应守护好传统文化的根基,保持民族的特性。无以计数的民族文化遗存、民间文化遗产,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将它们完好地继承下来、传承下去,正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追求。也正是这些具有舒适性、愉悦性、文化性、生态性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塑造和营建,才使得人们日益加强的交往需求得到了满足。 同时,文化的时代性特征使得当代的文化背景与传统出现差距,传统园林的形式表达难以与当代文化的有机秩序相协调。从表面上看,当代城市景观设计对于中国园林艺术因为缺乏同样的土壤而无法体现文化上的延续。但是,中国园林艺术已经融会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从园林蕴涵的内在精神——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到巧宜因借、以小见大的设计手法,到假山石、景窗、景洞等典型元素的“原型”化、“符号”化都是中国城市景观设计的可接见因素,并由此成为连接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延续性因素。 2.符号学之于现代景观设计的启示 今天我们已生活在一个符号和形象的软件时代,象征性生产已推翻一切其他商品生产形式,给客体对象附加的符号学价值比客体对象本身更有意义,个人被符号、外表和空间的费解的洪流所淹没。在这样一个因信息传播而缩小的空间里,所有对于现代的进步信仰、理智和人类意识能力都已失落。人们对于类似绝对真理的信仰已表示质疑,或者说我们本身即被构成,并不断受一系列的标志、象征和隐喻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者使用隐喻,使之可传递一种实在的看法,并使我们对世界有新的看法。由于后现代主义,使我们在新的领域运用新的概念来认识和解释事物。 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词汇”和“语法”在发展中趋于统一的态势,但是环境中总会有一些特有的符号和排列方式。就如同口语中的方言一样,设计者巧妙地注入这种“乡音”,可以加强环境的历史连续感和乡土气息,增强环境语言的感染力。今日我们所进行的景观设计,必须洞察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包括城市发展的历史文脉及城市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工业化水平、人民的审美修养、国际交流等各方 面的发展状况;在新的世纪伊始,审视未来的景观设计发展趋势,必须站在文化的发展趋势基础上,把对中华历史文化深挚的热爱,渐渐地从一种文化修养、文化情怀升华为文化责任感,加大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和对文化遗产继承的同时,绝对不能忽略创造历史文化的精神力量。我们在当代城市景观建设的同时,还应该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那就是要采取思索、吸收、借鉴的方式,创造新的适合现代人生活的文化艺术产品。一个失去历史文化和记忆的城市,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城市;一个失去传统文化根基的民族,是一个肤浅的民族。在处理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上,我们必须坚持开放与守护并重,传统与现代兼容,开发与保护并存。 景观设计论文:谈湿地公园建设中植物景观设计 1.湿地公园植物景观营造概述 在充分掌握当地湿地植物资源状况的基础上,湿地公园植物景观的营造,首先要理解总体规划的意图,明白设计的主题,选用适宜的种类,依照变化与统一、协调与对比、对称与均衡、韵律与节奏等植物造景原理进行生态设计,充分展现植物个体美和群体美。 2.湿地公园植物景观的分区设 计 2.1 湿地生态核心保护区及恢复区植物景观 该区域以保护和恢复原有的湿地生态系统植被群系为主,以求满足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并保留自然的原始风貌,植物景观建设效果方面着重实现湿地的生态效益。该区域只允许公园工作人员与科研人员进入,避免游客的干预。 2.2 湿地缓冲区及湿地展示区植物景观 该区域植物景观的构建是在保留自然湿地风貌的基础上,进行植物种类与数量的充实和完善,但要注意控制,避免引进植物种类的过度繁殖,造成生物入侵。公园游客主要是观赏该区域优美的湿地风景,而不能过多的活动于其中,该区域的设立避免了游人活动对保护区及恢复区的影响,起着缓冲衔接的作用。 2.3 游憩活动区植物景观 该区域以乡土植物为背景植物材料,在满足生态效益的前提下,更加注重景观效果的表现,植物种类结合湿地类型应尽可能的丰富,合理配置观赏价值比较高的陆生、沼生、湿生、水生植物,并结合公园旅游项目的开展,使游客能够更多的参与活动其中。 2.4 服务设施区植物景观 该区域人流活动最为集中,同时在景观方面人工气息也最为浓重,一般位于公园的入口处或是一些景观节点附近,植物景观结合游客服务设施,应以引导、围合与创造开敞大气的景观特色为宜,注重乔、灌、草、地被不同层次植物的搭配,以丰富空间效果。 3.湿地公园植物景观设计 根据生境以及周边环境的不同,划分为以下几种场地类型对湿地公园植物景观进行设计方法的分析。 3.1 水体植物景观 水体中的植物,可以扩大和丰富园林水景空间,增添情趣 。水面空间主要选用水生植物,包括挺水、浮水沉水、漂浮植物,依据不同的水质、水深与水域面积合理搭配。同时要注意不同类型水生植物净化水质的能力,研究表明,一般沉水植物最强,漂浮与浮水植物次之,挺水植物最弱 。水面的植物种植与水岸距离应有近有远,不宜等距,在种植量方面也应有疏有密,不宜均匀种植,以免呆板 一些观赏价值较高的水生植物,应布置在游客视线较为集中的地方,以充分展现其形体。同一水面配置多种水生植物时,应注意种类的选择与搭配,避免相互竞争与抑制生长。此外,考虑水体自然特征,笔者对水体中的植物配置做出以下分析: (1)依据水体面积大小而言,在水面开阔处,主要考虑远观效果,营造水生植物群落景观,植物配置可整体大而连续,以量取胜,给人以壮观之感。多种水生植物混合种植时,种类可适当丰富,配置应主次分明,以形成一定特色,其中每种植物的体形、体量、色彩等要有相似性,给人以统一的感觉。若水域面积不大,则应考虑近视,应注重植物的个体美,对植物的姿态、色彩、高度有较高的要求,种类应少,体量也不可过大,高度可矮些,配置手法要自然,水面镜面效果也应考虑在内。 (2)依据水体深浅而言,在水体较浅的地方,可着重栽植挺水、浮水、漂浮类植物,以增加观赏效果。在离岸较远或是水体较深的地方可选用一些沉水、漂浮植物,以实现净化水质的作用,但应注意数量控制,定期打捞或加以隔离,以免其生长过为迅猛,污染水体。 (3)依据水体流动状态而言,静水环境下可选择沉水、漂浮、浮水与挺水植物,流水状态下应主要使用挺水植物。 3.2 堤岸植物景观 堤岸连接水面与陆地两种不同的生境,起着衔接与过渡的作用,岸边的乔灌木枝条垂向或平伸向水面,抑或是植株挺拔高耸,成为水景的组成部分,与平静的水面形成强烈的对比,意趣丛生 。该地范围内植物类型丰富,包括挺水植物、耐湿的乔灌木以及一些湿生草本植物。 植物配置方面,大多采用片植或群植的形式,可同种、亦可不同种,但都应做到有疏有密,留出一定的透景线,此外,林缘线与林冠线应柔美而舒展,岸边植物与水面有近有远而竖向上高低错落,力求自然而完整。同种片植或群植体现了一种自然属性,比较有气势,不同种的大量栽植宜注意种类、高低与观赏特性的搭配,有主有辅,协调统一。同时,游客在游览时,水体岸边植物季相的变化最为直观而深刻,配置时应尽量使岸边四时有景,具有特色,可安 排不同花期、叶色的乔灌木分层种植,在最下层可配置草本花卉或地被植物,以延长、丰富木本植物的观赏期。 3.4 园林建筑周边植物景观 园林建筑是湿地公园中不可或缺的景观构成要素,包括亭、台、廊、榭、塔、楼、桥、码头等建筑物或构筑物,它们结合功能需求与文化内涵有其自身的造型风格与色彩、尺度特征,但 为避免过于生硬,需利用体态柔和、富于变化,充满生命气息的植物材料,进行合理配置,柔化园林建筑的边线并进一步烘托,丰富构图。 植物选择应结合建筑物或构筑物自身特点,控制好种类、数量以及体量与比例关系,使得园林建筑与植物相得益彰,通过艺术构图,体现整体环境的和谐之美,人们在游赏时也能够体会到其意境之美 。水域环境范围内的园林建筑在植物种植设计时可适当留白处理,以使水面映照出主景的美丽倒影。 3.5 湿地公园陆生植物景观 包括岛屿上的植物在内,湿地陆生植物处于湿地公园中内陆区域,但也应具有一定的耐水湿能力,根系能够适应较高的地下水位,对所处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配置方面应综合运用各种陆生植物,营造出自然、优美、和谐的植物群落景观 。该区域植物种类的选择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使植物能够正常生长,发挥其观赏特性。以植物的成片、成群栽植为主,不同位置的植物种类要有主次之分并且不尽雷同,以形成不同的风貌特色。同时,在竖向上还应尽量做到层次丰富,以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组成复层林,形成良好的群落景观结构。 3.6 园路植物景观 园路的主要功能为组织交通,引导游览与划分空间。湿地公园中不同层级的园路植物景观应考虑起伏的地形变化,与水面距离的远近,结合园林小品合理布置、搭配 。 公园中的园路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以下绿化类型:主路、支路、游步道、滨水路,以及道路节点 。主路两侧可适当采用规则行列式的种植方式,以增强气势;支路和游步道多蜿蜒曲折,应尽量采用自然式种植,灵活而宜人。滨水路的植物配置应考虑有聚有散,留出一定的水面透景线。道路节点处的园林植物应与众不同,在体量、姿形与色彩方面有独特的观赏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与视觉冲击。 4.湿地公园植物景观设计中其他注意事项 湿地公园植物景观在人工建设 时应尽可能追寻自然美,以保护和恢复原始的或自然的湿地环境为前提,尽可能的满足生态效益,并结合当地地域文化与一些美学手法,创造出生态系统完整的、富有特色而景色优美的湿地生态旅游景观 。除以上谈到的一些设计要点外,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1)尽量创造多样的湿地生境类型,以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建设不同的湿地植被群系,同时枯木腐叶也应尽可能的保留,以维持生态系统的自循环,提高生物多样性。 (2)湿地公园植物景观的营建是一个长期过程,植物景观是动态变化的,最终应将规划设计延续到日常的维护中,做好养护管理工作 。 5.结 语 湿地公园中的植物景观有别于其他类型公园的植物景观。生境类型丰富,植物种类多样,决定了其设计时自身的复杂性。在考虑生态设计的同时,作为游客观赏活动之地,湿地公园植物景观设计还应结合游憩学、美学等思想,以增强公园的服务功能。基于此,笔者论述了以上湿地公园植物景观规划与设计的方法,希望对湿地公园植物景观的设计理论有一定的完善作用。 景观设计论文:试谈滨水城的景观设计 [论文关键词]滨水城 景观设计 生态规划 原则 [论文摘要]城市滨水区是城市开发中的重要资源,在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丰富城市景观、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近年来,城市滨水区的独特地位正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世界各地掀起了滨水区开发与再开发的运动。我国滨水城的开发建设起步不久,很多项目由于建设周期短和缺乏合理有效的规划指导,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的原则。 滨水区是一个城市非常珍贵的资源,也是对城市发展富有挑战性的一个机会,它是人们远离拥挤的压力锅式的城市生活的机会,也是人们在城市生活中获得呼吸清新空气的机会。城市滨水区景观规划与设计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人们的关注。 借鉴总结国内外滨水区景观规划与设计的理论和实践,城市滨水区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应包括以下几个原则: 一、整体优化原则 从滨水区自身来看,滨水区的设计在整体上应具有和谐感和整体感。虽然因各地块属性、自然环境的不同,滨水区内各部分在使用性质上会有所差异,但是整体来看,各地块之间的设计风格、绿化形式应该统一。城市的滨水区与市区之间要加强联系,防止将滨水地区孤立地规划成一个独立体。规划滨水区时要时时想到整个城市,把市区的活动引向水边,以开敞的绿化系统、便捷的公交系统把市区和滨水区连接起来,保持原有的城市肌理的延续。另外,还要求设计者研究滨水空间对城市的影响,要从城市整体和区域空间来考虑城市滨水空间的构成形态和涵盖功能,以促进城市的整体活力和繁荣。 二、景观异质性原则 景观异质性是指景观内各要素之间或景观要素内的差异性,是景观复杂性的表现形式。异质性是景观的最重要特性之一,景观空间异质性的维持与发展应是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的重要原则。维持良好的景观异质性,能够提高景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有利于景观的持续发展。 三、景观多样性原则 景观多样性是描述景观中嵌块体复杂性的指标。它包括斑块多样性、类型多样性和格局多样性。多样性对于景观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景观规划与设计的准则,又是景观管理的结果。由于城市景观中自然生态系统少,应适当补充自然成分,协调城市景观结构。在补充自然成分中要注意物种的多样化,避免物种单调、结构简单的状况廊道、嵌块体形式多样,大小嵌块体相结合,宽窄廊道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通过多样化的景观配置,提高景观异质性。 四、景观针对性原则即地域特色原则 每一景观都有与其他景观不同的个体特征,这些个体特征的差异又反映在景观的结构与功能上。不论从生态还是地理、历史、气候、文化差异等角度看,每个城市的滨水空间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这些地域差别形成了纷繁多彩的风格与特色。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应该强调利用城市所在地域的区域环境特征,保持和维护特定区域环境及生态位的独特性,因势利导,选用地方材料,造就各具特色的城市滨水空间环境。自然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不一样的,滨水空间要有特色,最根本的是要适应当地的自然和当地的条件仁。 五、遗留地保护原则 即对原始自然保留的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迹要实行绝对的保护。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的景观规划设计,要求人类对自然的介入应约束在环境容量以内,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物流、能流的基本通道,创造既服务于人,又与自然环境相融洽的最佳场所。城市往往是沿河、沿江发展起来的,因此城市滨水区往往是城市中历史文化比较丰富的地区,城市滨水区的开发和建设也越来越注重这种文化的挖掘和继承,形成富有文化内涵的景观,成为一个具有“记忆”的地区。 当今地球上绝大多数自然景观都已经或多或少受到人类的干扰与影响,并在组成和结构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真正原始的自然保留的己经极为稀少,有着极为珍贵的生态、科研、人文等方面的价值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迹记录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足迹,具有不可补偿、不可替代的多方面的价值。在进行景观规划时,应对这样的区域加以绝对的保护。注重自然景观的保护,尤其是环境敏感区的保护对不得不破坏的自然景观应加以补偿或修复。对水源地、名胜古迹、重要的城市森林绿地加以格外的保护。 六、人性化原则 在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中,设计师要注意一切设计都联系人的生活与尺度。只有建立在对现代人的心理、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才会使滨水景观设计的内涵得到更大的延伸,遗失了这一点,滨水空间景观设计就失去了它的灵魂,成为与城市环境良性循环相抵触的消极因素,成为“为设计而设计”、与现代人需要相抵触的东西。在城市滨水空间的营造上,一定要考虑人的多层面、多方位的不同需要,以达到空间环境与人行为活动的有机统一。 七、安全性原则 确保城市堤防的稳固,防止因绿化植被或其他景观设施破坏大堤结构,防止堤防在洪水来临时发生管涌、溃堤等事故的发生,确保城市居民的生命和物质财产不受水灾的侵扰是城市堤岸的首要职责,是综合开发城市堤岸、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美化城市环境、创造多重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 八、亲水性原则 所谓亲水性是指人能够触摸到水的一种感受,或者说是一种很容易就能达到的物理现象,也可以说是手能触及到的心理现象。滨水区设计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满足人们亲水的愿望,亲水性几乎是滨水区规划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九、综合性原则 城市滨水区的景观规划与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对滨水区的分析不是某单一学科所能解决,也不是某一专业人员所能完全理解并作出合理的决策。城市滨水区的景观规划与设计需要多学科合作,包括景观规划者、土地和水资源规划者、景观建筑师、景观设计师、生态学家、地理学家等。 景观设计论文:浅析当代文化对景观设计的影响 摘要:“爱、交流、拒绝、憎恨——人类所有这些复杂的人性和需求被刻写在某块被称作城市的地方,便成为城市景观”。正因为如此,景观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其次才是自然现象。人类在构筑自己的生存居所时,不可避免地融入其作为生命的活力:热情、感受、体验和创造。 关键词:景观设计 艺术 文化 影响 自1858年奥姆斯特德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建成,景观建筑学走向普通人和独立的学科道路以来,文化和艺术早已走出了精神贵族们的世袭领地,来到尘世中摸爬滚打,不断影响甚至引领着世界景观设计的发展。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欧洲和日本一些国家的景观设计领域已开始持续而活跃地交流和融合,并反映出其受到20世纪艺术流派——从概念艺术到地景艺术和建筑——从包豪斯到纽约第五大道的影响。传统风格不再是当代设计师为我们这个技术社会设计创作庭院的典范。设计师们可以从绘画、雕塑、电影等一切领域中获取灵感。二战前后的现代艺术及现代建筑理论促进了现代主义建筑逐步得以形成。现代主义对景观建筑学最积极的贡献并不在于新材料的运用,而是认为功能应当是设计的起点这一理念。使得景观设计从而摆脱了某种美丽的图案或风景画式的先验主义,得以与场地和时代的现实状况相适应。60年代以来年景观设计则受到了环境艺术的影响及后现代主义的推动。此时的艺术怀着更为宽容的态度,赋予了景观建筑适用的量性和更大的创作自由。艺术不再是先验的形式主宰,而成为了设计的激励力量。 在这一阶段生态意识在景观设计中也有所体现。设计师们从对形式美及优越文化的陶醉中,引向对自然和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关注,开始了解并懂得植物比人工大坝更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微生物比化学品更能持久地维持水体干净;泥质护岸比水泥护岸更经济持久;自然风比人工空调更有利于健康。设计师们找回和重视城市中的边缘生态系统,通过种植天然草坪和耐旱植物来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节约能源。 20世纪末的高、新、尖科学技术的不断涌现也为这一时期的景观设计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新的灵感。科学思想本身作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也在客观上促成了未来派、风格派、解构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流派的形成。塑料制品、合成金属、玻璃纤维、光线照明设备在设计公共景观时被大量使用,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景观设计的表达语言。 在当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景观设计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对景观设计的影响 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虽然以激烈的对立态度先后出现,但这并不影响景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对这两者的吸收和容纳。现代艺术把景观设计从图案和所谓的风景秩序中解放出来,引入到功能和社会尺度的角度,但也因其过分地追求纯粹、自我中心和整体艺术语言的单调而迅速促成了后现代艺术的诞生。后现代艺术真正包容了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艺术形式、不同标准和不同的表达语言,使得当代景观设计在一个尽可能立体的舞台上粉墨登场。其中一些全新的艺术活动开辟了当代景观设计的新局面,他们主要是:大地艺术。 大地艺术可以看成是室内装饰作品向户外发展的结果,最早的样式可追溯到古埃及的金字塔和英国的斯通享治圆形石柱。大地艺术的作品都十分关作品的“场所感”,即作品与环境有机结合,通过设计来加强或削弱基地本身的如地形、地质、季节变化等特性,从而引导人们更为深入地感受自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史密森的《螺旋防波堤》。这个巨大的,由6500吨黑色玄武古石、石灰岩和泥士建造的螺旋形防波堤匐卧在美国尤他洲大盐湖东北角的岸边,盘旋伸入粉红色的湖水中,被作者称为是通往海底史前文明遗迹的通道。其它著名的作品有:德。玛利亚的《闪电原野》,通过壮观的不锈钢陈列,通过闪电雷鸣等自然力量接近了天与地,把人类引导到对自然灾难的体验中;松非斯特的《时间风景》,则通过种植大片的松树和毒胡萝卜林,来营造一个都市中的先哥伦布时代的森林。这些大地艺术的作品大都介于雕塑和建筑之间,并逐渐在现代公共空间的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将风景融入到现代城市生活中,并接近了自然与人类的感受和距离。受到大地艺术的影响,奥地利艺术家拜耶和瑞士景观设计师克拉墨设计了一系列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出发,又具有神秘的艺术性的环境景观艺术设计作品。如著名的西亚图的米溪尔土地工作和亚斯本草原旅馆的“土丘园”。 概念艺术 概念艺术来源于20年代早期的达达艺术,认为艺术没有什么神圣和持久的价值,它的本质是思想或者概念,物理形态的具体作品并不重要,所以也叫思想艺术、后物体艺术或无物体艺术。用来记录思想的照相实录或者对一个事件的文字材料,是概念艺术的常见形态。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马塞尔。杜尚。概念艺术家探询艺术与思想或艺术与知识的关系,这种作品实际上并不是用来观赏的,所以在美术馆以及其他场合展出的往往是一些临时性的装置。海泽的《双重否定》和克里斯托的一系列包裹作品都可以看作是概念艺术与地景艺术的奇妙结合。这些作品透露出某种哲学意味并且随着作品本身的消失加强了人们对这些观念的记忆。代表的艺术家还有依夫斯。克莱恩,皮埃尔。曼佐尼和美籍犹太艺术家施瓦次。施瓦次的景观设计作品融合了多元的艺术风格,除了受到概念艺术的影响,直接把实物复制应用到公共环境中,她还以极简艺术和波谱艺术的手法来表达其对景观环境中艺术气氛和文脉的理解。 二、生态论理对景观设计的影响 70年代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教授麦克哈格提出了将景观作为一个包括地质、地形、水文、土地利用、植物、野生动物和气候等决定性要素相互取得联系的整体来看待的观点。西蒙。凡。得。瑞恩曾提出其定义:“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态设计。”这种协调意味着设计尊重物种多样性,减少对资源的剥夺,保持营养和水循环,维持植物环境和动物栖息地的质量,以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健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景观设计是人类生态系统的设计,一种基于自然系统自我有机更新能力的再生设计。在这一期间,麦克哈格提出了“千层饼模式”,完善了以因子分层和地图叠加技术为核心的生态主义规划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赋予了景观学以某种程度上的科学院性质。景观建筑学也不再仅仅是艺术化地布置植物和地形,而是可以经历种种客观分析和归纳的,有着清晰界定的学科。 三、科学技术对于景观设计的影响 艺术设计和创作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造物过程,特别是6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摆脱了架上绘画和雕塑,利用机器批量生产艺术品后,景观设计领域也突破了沙、石、水、树木等天然材料的限制,开始大量地使用塑料制品、光导纤维、合成金属等新型材料来制作景观作品。其中广泛应用的新兴材料和技术主要是: 人造雾 人造雾是采用设备处理后的净化水,以直径极小的微粒在空气中漂浮,形成白色自然物的奇特景观,颇似自然雾气的浓缩,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体验。人造雾可按设计想要的效果及实际应用的要求随意控制。因而广泛地应用于现代园林建筑及特色造景当中。 塑料制品及聚合物 塑料制品聚合物给景观设计师提供了方便、经济、适用范围极广的造景材料。塑料制品现在已经普遍地应用于公共雕塑,景观设施甚至建筑设计等领域中,而各种聚合物则使轻质的、大跨度的室外遮蔽设计更加易于实现。 玻璃纤维和光纤 玻璃纤维掺入水泥和一些轻型膜网中大大提高了材料的抗拉性能。另外玻璃纤维和光纤技术的结合使得室外景观照明更加灵活多样。目前已有一些设计甚至单独使用光纤和霓红灯来表达其景观作品的文化内涵。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在艺术、科学、人文等文化领域的延伸与发展,现代景观建筑学在不断的拓展和变化中已经成为多元价值的实践专业。作为人类感知自然的媒介,景观建筑学的三个潜在关怀——美学、环境、社会越来越清晰地成为构成其价值体系的基石。任何一个优秀的设计都须是三者的平衡与综合,而不仅仅是图案化的形式或功能的简单满足。这也是现代文化丰富了景观建筑学的内涵,同时给我们带来的课题。 今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设计以及景观设计与实践进入了一个空前的高速上升时期。然而全国各地大量杂乱而分立的景观实践中充斥了浅薄形式化的、缺乏对人与环境真实关怀的武断设计。缺乏对现代文化融入景观设计领域这一过程的了解,或许是造成这一现状的诸多因素之一。我们应该明确:景观首先是文化现象,其次才是自然现象。这就要求设计师首先必须充分关注人、人的活动和需求。在这里,本文引用美国现代景观建筑学创始人之一的奥姆斯特德的话与同行共勉——“创造可持续的,为人生活的和公共的景观,并给予这一清晰的理念以理想的形式,是我们所坚持的主旨。” 景观设计论文:浅谈湘银三期环境景观设计 内容摘要 湘银房地产公司通过六年的开发建设,现已成功地开发了"湘银小区"、"湘银世纪花园"、"湘江四季花园"等园林式住宅小区。其中湘银世纪花园规划总用地面积14.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9.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5.46万平方米,公建面积1.6万平方米,绿地面积占总用地的约40%,社区建筑风格具有澳洲风情特色,抓住现代人对居住环境要求的特点热点,以景观环境绿化为特色,展示了居住区生活的无穷乐趣...... 1.概况 湘银房地产公司通过六年的开发建设,现已成功地开发了"湘银小区"、"湘银世纪花园"、"湘江四季花园"等园林式住宅小区。其中湘银世纪花园规划总用地面积14.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9.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5.46万平方米,公建面积1.6万平方米,绿地面积占总用地的约40%,社区建筑风格具有澳洲风情特色,抓住现代人对居住环境要求的特点热点,以景观环境绿化为特色,展示了居住区生活的无穷乐趣。 2.景观设计的特点 2.1总体布局 世纪花园环境景观设计在总体布局中突出钟楼广场的功能以及景观效果,合理利用宅前屋后的零散用地,形成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分区明确,主题突出,充分满足居民生活与游憩的需要。总体布局分为4个功能区: 1)入口广场区 世纪花园的规划共设有三个出入口,东入口与北入口为小区的主要出入口,南入口为次入口,东入口设计了一个凹入式半圆形小广场,通过植物、景石造景作为对景,尽端为商业步行街,北连小区内3米宽的消防车道,东临湘银路。北入口紧靠湘江风光带,并可远眺神农公园之景色,兼得远山之色,近水之韵。穿过住宅楼间的道路,过渡到钟楼广场,从而完成了主入口的广场序列。 2)商业步行街区 该区为照顾景观的需要和商业的氛围,采取规则对称式的布局。在其中设置了旱喷、水池等多种形式,池边绿树掩映,不仅可以休闲购物,更使环境增色许多。 3)钟楼广场区 水是万物之源,生态环境的灵魂;有了水,环境才会显得空灵,才有生动的气韵。为此,钟楼广场区围绕钟楼布置了“水”这一主题 设计了一个水景,自钟楼水池内向东延伸通过步行街旱喷和海豚水景相连。 广场是活动交往的场所,广场中心的钟楼形成中心庭园的视觉交点,实施“大树引入城市计划”,在广场周围栽植了五棵大树,让小区居民提早享受到大规格的乔木带来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 4)安静休闲区 每个居民从自家的单元门口出发到达小区出入口,都有一个宜人的环境,并在可能的地方设置可停歇的小块绿地,为整个小区创造了一个绿色的廊道系统。小区的道路蜿蜒曲折,没有两边的行道树站岗,只在布局上活跃的布置了遮荫的乔木,适当的拉大株间距,中间穿插种植花灌木,并在适宜的地方设置了座椅和花坛,营造了一个“以人为本”的居住空间。 5)架空休闲区 利用住宅首层架空部分开辟休闲活动区,通过绿化向架空层的渗透,形成半室内的休息空间,这种半开放的空间与室外的景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园林空间的多重性和可变性。架空层内布置了壁山、水景、字画、小型游戏设施等,使之成为可休息娱乐或小型展廊,为居民提供了可遮风挡雨的活动场所,也使小区环境更富有透气感。 2.2园林小品设施 小品设施是环境景观中的点缀,是景观特色的细部表现,对居民也极具吸引力。西头的景墙有效的分隔了空间,很好的形成了障景;预制廊架的布置巧妙的处理了15栋与13栋楼间距的过渡;爬满紫藤的木质花架、现代的四方亭处于住宅区最僻静的一角,是小区居民闲谈、奕棋的小天地。 2.3植物配置 在植物的选材上充分考虑了植物四季季相更替和色彩搭配,以便在不同的季节形成不同的景致。整个小区绿化多采用充满亚热带风情的棕榈科植物为基调,营造充满南国特色的亚热带海滨情调,突出了阳光棕榈园这一主题。 在整个小区的绿化环境设计中,根据各区域的不同位置及使用功能的差异,在植物选择上也加以侧重。在小区主要入口,采用再生乔木如桂花、香樟等,配以灌木和低矮地被植物及景石,形成立体感强、层次丰富的植物组景作为主入口对景。宅间大面积绿化区,通过孤植或组团式配置乔木、小乔木作主景,借鉴西方园林的模纹,结合园林大色块、大线条的特点,采用植物色带作底,形成景观特色鲜明的绿化庭院。安静休闲区,则以绿色植物为基调,选择有香味的桂花、栀子等,形成静谧闲适的空间。行道树则选用一些常绿乡土树种遮荫,体现植物在造园中的功能特性。常绿和落叶、乔木和灌木、花卉和草坪相互穿插,交相辉映,居民穿行其中,能够感受到赏心悦目,心情放松。 3.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3.1因地制宜 小区环境广场化趋势,考虑到湖南夏季气候炎热的特点,小区的广场应“小型化”、“隐形化”,让居民一年四季都可以浏览其中;充分利用地形处理景观,小区内的地形变化,大多显得很突兀,地形的处理都很被动,人工造作感很强,缺少自然气息及与人的亲和性。 3.2空间的营造应适合人的尺度 环境景观必须是“实用性亲近环境”,是用户实在感受与使用。小区中的细部处理不是很完善,如对架空层内不规则柱的处理,休息设施和运动设施缺乏,水景的营造、铺装的布置等。 3.3绿化环境不再是一块绿地,而是一个连续的系统,绿化植物在小区应用很广,植物也较丰富,但疏密不恰当,由于没有设计者的前期整体规划,只是场地出来了现场布置,加上开发商的各种意见,所以不能保障小区园林绿化的整体效果。 4.关于小区景观设计的思考 4.1培养创新意识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创新的作品,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作品,就会缺少风格、灵魂和内涵。其次在设计中应尽量避免“克隆”已有的成功范例,不要盲目追求某一类风格。 4.2强调人性化意识 在小区的设计、建设中要强调人性化意识,考虑人在使用中的心理需要与观赏的心理需要相吻合,做到景为人用。其园林景观环境必须同时兼备观赏性和实用性,在绿地系统布局中形成开放性格局,布置文化娱乐设施,使休闲、运动、交流等人性化的空间与设施融合在园林景观中,营造有利于发展人际关系的公共空间,使人轻松自如地融入“家园”群体。让每一个居民随时随地都享受新鲜空气、阳光、绿色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成为居民理想中的乐园。 4.3注重自然意识和生态意识 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的东西容易在人的脑中产生和谐与美好的感觉。因此不要把家园搞成广场和公园,片面地追求高档和豪华,使住户闻不到自然的气息和泥土的芳香。尽量模拟自然生态进行布置,少种植那些过于娇贵的植物,这样通过植物的自然生长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不会给后期的养护带来负担。 4.4用现代科技武装园林 小区中应该运用新技术创造让居民能参与活动的新内容,如在水池汀步中设踏泉,居民脚踏即会喷水,饶有情趣;采用新建材,不仅可以采用粉墙黛瓦建设,同样也可以运用玻璃和不锈钢等现代材料来表现。考虑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时代的进程、环境景观的深化留有发展余地,在设计上技术应适当超前,充分利用高科技、高智慧型设施,如光控、声控及电子技术等,使环境景观向智慧型发展。 4.5设计与施工密切配合 一个优秀的景观作品必然是设计与施工密切配合的结果。如树种的配置,从选苗到现场施工、自然山水园的放样、施工、地形的塑造等。设计人员应该勤下工地,多与施工队伍沟通并不断地思考、自省,接受社会各方面的评判。 本文试图对环境景观设计进行浅析,通过对湘银世纪花园住宅小区环境景观设计的实践进行探索,并将在今后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景观设计论文:法国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理念及其启示 内容摘要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在一个充满变数的社会,在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就整个行业而言,任何单一化的、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设计理念或设计方法,最终都将遭到社会的抛弃。但就个体而言,面对激烈的竞争,每一个设计师又不得不追求个性化、专门化的工作方式...... 法国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理念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在一个充满变数的社会,在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就整个行业而言,任何单一化的、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设计理念或设计方法,最终都将遭到社会的抛弃。但就个体而言,面对激烈的竞争,每一个设计师又不得不追求个性化、专门化的工作方式。因此,就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而言,我们只能“就人论人,就事论事”,绝不能以偏概全,用几句口号来概括现代园林景观的整体设计理念。对于同样的理念,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个人,当他面对不同的场地或项目时,也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设计理念来。此外,随着现代园林景观从业人员构成的日趋复杂,各种设计理念层出不穷,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主流设计师的理论与实践,而不要片面地追随“先锋”、“前卫”的设计理论,或者只留意那些具有很强视觉冲击力的作品。 总的来说,法国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注重场地的设计理念 尊重场地、因地制宜,寻求与场地和周边环境密切联系、形成整体的设计理念,已成为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风景园林师的作用并非在于刻意创新,更多的在于发现,在于用专业的眼光去观察、去认识场地原有的特性,发现它积极的方面并加以引导。其中,发现与认识的过程也是设计的过程。因此说,最好的设计看上去就像没有经过设计一样,只是对场地景观资源的充分发掘、利用而已。这就要求设计师在对场地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概括出场地的最大特性,以此作为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就像“潜能布朗”所说的,每一个场地都有巨大的潜能,要善于发现场地的灵魂。 2 注重空间的设计理念 园林景观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一些景观元素构成的实体,一是由实体构成的空间。实体比较容易受到关注,而空间往往容易被忽略。尤其是我们目前的设计方法,常常只注重那些硬质实体景物,对软质实体景物相对忽视,对空间的形态、外延,以及邻里空间的联系等等注重不够,形成各种堆砌景物的设计方法。因此,注重空间结构和景观格局的塑造,强调空间胜于实体的设计理念,针对视觉空间领域进行整体设计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显得尤其重要。老子在《道德经》中的第十一章说:“……故有之以有利,无之以为用。”也就是说,实体“有”之所以给人带来物质功利,是因为空虚处“无”起着重要的配合作用。 3 注重时效的设计理念 园林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最大的区别在于,园林景观是随季节和时间变化的,是有生命的,是处在不断地生长、运动、变化之中的。因此,设计师提出将运动中的花园作为自然持久的作品。所以风景园林师必须认真研究时间性和时效性因素,注重园林景观随时间变化的效果,以塑造随时间延续而可以更新的、稳定的园林景观。一个园林景观作品的诞生,就像一个婴儿出世一样,他本身的生长、变化过程就能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愉悦和满足。不要期望园林景观作品一次完成、一步到位,那样将会失去很多乐趣。 4 注重地域景观的再现 所谓“地域性”景观,就是指一个地区自然景观与历史文脉的总和,包括它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动植物资源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和人们的各种活动、行为方式等等。我们所看到的景物或景观类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与其周围区域的发展演变相联系的。园林景观设计应针对大到一个区域、小到场地周围的景观类型和人文条件,营建具有当地特色的园林景观类型和满足当地人们活动需求的空间场所。 5 注重简约的设计理念 “少即是多”,简约并不是简单,相反却是对本质的深度挖掘和坦诚表现。高度概括设计方法和惜墨如金的表现手段,是简约设计理念的基本要求。简约的设计理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设计方法的简约,要求对设计对象进行认真研究、分析,从而抓住其关键性因素,减少细枝末节过多的纠缠,以求少走弯路,以最小的改变取得最大的成效,即事半功倍;二是表现手法的简约,要求简明和概括,以最少的元素、景物,表现景观最主要的特征;三是设计目标的简约,要求充分了解并顺应场地的文脉、肌理、特性,尽量减少对原有景观的人为干扰,也就是“最小干预”的原则。简约的理念实际上是要求有的放矢,反对闭门造车的设计方法。 6 注重生态的设计理念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及在近邻德国的影响之下,法国风景园林师逐渐开始注重生态理念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运用。关于生态,有几点需要进一步阐述。首先,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不是光靠风景园林师就能够解决的,园林景观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理念,更多的是呼吁政府、公众的关注生态环境,更多的是表明一种姿态;其次,风景园林师提出的生态理念与生态学家、环保组织提出的生态理念还有一定的差别,他们所关注的内容虽有着一定的交叉和融合,但根本上却具有不同的层面,否则社会就不需要风景园林行业了;最后,如若完全从生态原理出发,设计师往往会陷于极端而难以被社会接纳。 法国风景园林师并没有天天把“生态”挂在嘴边,呼喊各种“生态”口号,而是努力把生态理念落实在一些具体的设计方法上。生态学的本意,是要求风景园林师要更多地了解生物,认识到所有生物互相依赖的生存方式,将各个生物的生存环境彼此连接在一起。这实际上要求我们具有整体的意识,小心谨慎地对待生物、环境,反对孤立的、盲目的整治行为。不能把生态理念简单地理解为大量种树、提高绿量。此外,生态学原理要求我们尊重自然,以自然为师,研究自然的演变规律;要顺应自然,减少盲目的人工改造环境,减低园林景观的养护管理成本;要根据区域的自然环境特点,营建园林景观类型,避免对原有环境的彻底破坏;要尊重场地中的其他生物的需求;要保护和利用好自然资源,减少能源消耗等等。因此,荒地、原野、废墟、渗水、再生、节能、野生植物、废物利用等等,构成园林景观生态设计理念中的关键词汇。 7 对立统一的设计理念 自然与人工,是贯穿整个园林景观发展史中的对立统一体,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自然为本”,是改造自然,还是顺应自然,既是某种园林景观形式、风格、类型的衡量准则,也是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因地制宜,根据场地状况和使用要求来决定的,不能片面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一般来说,在城市环境中,应较多地考虑到人工与自然结合,考虑到自然的人工性手法,而随着离城市环境的远去,自然的作用在逐渐增强。 园林景观设计实际上反映出设计者对自然的认识、理解,并通过设计手段加以表现。在各种园林景观形式中,自然始终是设计的源泉。风景园林师对自然的认识、理解的程度,如何处理自然与人工的关系,是其设计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8 注重科学的设计理念 园林景观设计是一门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的边缘性学科,与多门学科交叉并受到它们的影响,如生物学、生态学、土壤学、植物学、美学等等。因此,风景园林师应采取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充分研究和了解各个学科特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强调科学的设计方法。 但是,园林景观设计又是统筹和综合的技艺,任何一门单一的学科都取代不了园林景观设计。因此,就某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可以重点突出某一学科的特点,但是就整体而言,片面追求某一方面特性并不可取。在一个复杂而充满变动的社会,单一性的景观设计趋向是难以为继的。现在这种不分场地、不分环境的强调绿廊、湿地的做法,实际是对生态学的误解,是在破坏生态环境,也造成园林景观的单一性和趋同性,最终必将像国际建筑那样遭到抛弃。 9 注重个性的设计理念 在一个越来越强调个性发展和个人价值的社会,个性体验、个人理解和个人情感的投入,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也是园林景观设计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保证。注重个性的设计理念,并非鼓励个人刚愎自负或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而是强调个人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态、对艺术、对历史等等的独特理解、在旅行中的独特体验、以及个性化的设计表现手法,强调个人对园林景观内涵与本质的独特认识。 对中国现代园林景观发展的启示 近10年来,中国的园林景观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面对开放度越来越高的中国市场,面对各行各业、尤其是境外设计师的激烈竞争,中国的风景园林师如何提高行业的门槛,并确立自身在行业发展中的地位?如何抵御外来文化的全面入侵与占领,并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在研究借鉴西方先进理念与设计方法的同时,加深对本土园林景观文化内涵的研究与认识,营造既符合“全球一体化”趋势、又具有本国地域性文化特色的现代园林景观,避免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完全丧失自我,以致被世界文化所淘汰,是每一个中国风景园林从业人员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 大量的园林景观建设项目和低劣的设计施工水准,造成中国现代园林景观整体行业欣欣向荣,设计作品却粗制滥造的矛盾局面,长此以往,将严重阻碍园林景观行业的健康发展。学习、研究西方现代园林景观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设计理念,对推动中国现代园林景观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然而,无论是学习西方经验,还是继承中国传统,都应以科学、严谨、全面的治学态度,注重其内涵与本质的研究,反对各种形式的断章取义、惟我所用。因此,法国现代园林景观的发展历程与设计理念,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1 规范行业管理,完善竞争机制 只有在一个规范有序、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才会有好的从业人员和好的作品出现。在国外严肃的设计师看来,中国还没有形成出“作品”、出“精品”的氛围;在国内设计师眼中,缺乏公平竞争机制、混乱无序的市场也不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因此,走规范化、市场化之路,完善竞争机制,是中国现代园林景观行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2 深入理论研究,反对形式主义 应加强对东、西方园林景观历史与文化内涵的研究,尤其是要深入研究其理论、理念,力求抓住园林景观本质性的内容,反对各种不求甚解的简单抄袭和形式主义风气。当中国人还在表面化地研究老子的学说时,外国同行则将其奉为研究空间理论的鼻祖,深度挖掘其理论的精华和实质。我们的园林设计不应一提到中国本土文化,就是仿古建筑,就是风水图形,就是金木水火土、阴阳八卦等等;一提到西方文化,就是欧式建筑、机械的平面构成,就是各种图案、色块,就是各种“风格”、“风情”等等。要提倡脚踏实地的研究作风,反对不求甚解的商业炒作。 3 借鉴西方方法,研究本土问题 学习、研究西方现代园林景观,首先要了解西方园林景观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要了解其历史背景、文化内涵,以及适用的范围、场所。不能盲目照搬,表面化地将各种各样的风格特征都弄到自己的花园里来。我们应注重借鉴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并借此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注重在观念上的学习和研究,反对粗浅的模仿和抄袭。 4 提倡未雨绸缪,杜绝急功近利 尽管目前我们的园林景观市场表面上看来是一片“欣欣向荣”,热火朝天,但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我们的园林景观行业给我们、给后人留下哪些东西?现在看来,留下来更多的是遗憾,是若干年后人们不齿于面对的园林景观垃圾,是对园林景观资源与文化的糟蹋和破坏。如此急功近利、东拼西凑下去,中国的园林景观行业将走向没落,甚至遭到全人类的唾弃。 结语 大篇幅的比较和研究,最终目的都是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启示,通过踏实的工作在我国出现一些好的园林景观作品。到底何谓好的园林景观作品?一个好的作品,是不能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应该从场地中“生长”出来的。正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一方“水土”出一方景观。许多有识之士,许多境外严肃的设计师,都在强调对中国现代园林景观的本土化研究,都在探索营建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的园林景观之路。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风景园林师的作用就像园丁一样,要充分了解自己脚下的这片热土,要精心选育适合这片“水土”的种子,并加以精耕细作、悉心呵护,使其健康成长。 景观设计论文:桥梁景观设计的新方法与新趋势 内容摘要 桥梁一般位于城市中结构要害,这使桥梁成为城市景观的重要构成。桥梁景观与城市景观有伴生关系,城市中与"桥"有关的地名便是这种伴生的历史作用。这便是桥梁景观设计中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环境景观问题。此外,桥梁景观设计出现了一些新的景观设计要求,如桥梁夜景观;还有新的桥梁景观设计组织方法,如桥梁景观CI。上述三点为桥梁景观设计领域近几年来出现的新方法与新趋势。由于桥梁工程设计行业的"胖"结构、"瘦"景观现象,使我国桥梁景观方面的设计研究偏于沉寂,为此对桥梁景观学的意义、桥梁景观的特点、国内外桥梁景观设计的现状与发展有必要进行了解。 本文为中国城市景观规划建设研讨会交流论文 1. 桥梁景观学研究的意义 1.1 推动景观设计在桥梁建设中的深化与体制化 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建成了22.4万座公路桥梁,但桥梁景观设计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便发展成熟的以桥梁形式美为主导原则的水平。这完全不能适应物质文明大踏步前进的祖国对环境品质的更高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国家早在1994年便确定重大工程的环境一票否决制策略,而桥梁景观设计对此无策应。 第二:桥梁景观总是与地景、城市景观相伴生,有时其复合景观意义更大。如悉尼大桥与悉尼歌剧院的景观伴生成为悉尼甚至澳大利亚的标志;武汉长江大桥与与龟蛇两山的景观伴生一直为武汉城市的骄傲等。注重本体景观的传统使我们忽视了景观伴生。 第三:桥梁在城市格局中的战略性地位使其夜景观成为城市亮化的一重要组成。桥梁所处的滨水区域,其广阔的视域是城市景观的表达重点,桥梁夜景观对于表现城市夜景观的景深与空间层次有重要作用。这为传统桥梁景观设计所不包容。 第四:桥梁设计领域的"胖"结构、"瘦"景观现象,不仅使桥梁景观设计的研究偏于沉寂,且有关学科中的一些新方法也得不到结合。 第五:由于桥梁结构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新桥型不断产生,这为桥梁景观学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也为景观设计创造新的舞台。探索新桥型的景观表达,并使之与地域特色结合,成为桥梁景观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这些均为桥梁景观学研究需要深化的方面,也是桥梁景观设计需体制化的动因。 1.2 满足社会对桥梁景观的更高要求 桥梁景观设计跟不上社会的要求,这是因为: 一 桥梁的大规模建设不仅意味着要耗费巨额社会资金,还反映出社会物质的频繁互动对空间跨越的要求。桥梁已成为遍布城乡的一道风景线,其景观面貌作为一种现象便与物质文明挂钩,使桥梁景观有物质文明特性。 二 桥梁景观因其巨大的体量及独特的造型成为城市居民的骄傲,在蕴涵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还表达出一种对社会制度、人类力量的讴歌。此外桥梁景观还有一种作为地理沟通的意味,亦即所谓"纽带"的战略意义,这使桥梁景观往往成为城市文化的聚焦及城市形象的窗口。也使桥梁景观有精神文明寓意。 三 桥梁景观除以其流畅的形态、简约的造型、大空间的跨越产生巨大物质景观的震撼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介入或其表现出的人类自我价值的实现又使桥梁横生出文化景观的韵味。 上述诸点使各地政府或投资商对桥梁景观的营造更为倾情,也是社会意识超前的原因。这是桥梁景观设计研究的压力,也是桥梁景观学发展的动力! 1.3 塑造有特色的城市景观意义 我国不少城市、乡镇因桥而名。大多城市几乎都有与桥有关的地点、街区或行政区划称谓。这里既有桥梁景观的历史沉积也有现代桥梁景观的功劳。这是桥梁景观对城市的地标作用。无论江河湖海上的水桥、城市立交之旱桥或高速公路互通,他们一般均处在城市或区域的结构要害,这使桥梁对城市或区域形象的塑造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国的桥梁之桥型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如50年代木桥,60一70年代拱桥,80年代梁桥,90年代斜拉桥,20世纪末悬索桥、立交桥。每个时代的桥型高潮均是其结构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桥梁结构技术的科技特征及结构技术的不断更新使桥梁景观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由于桥梁在城市中的战略性地位,其时代特征又会感染城市,从而产生以点击面,一俩拨千斤的作用。 桥梁所跨之处的地理、地貌或城市空间环境均有其特指性,与特指的周边空间环境的配合使桥梁景观有机地溶于环境,也使为人熟知的环境空间与有发展寓意的桥梁景观间蕴生出具有地方性的景观伴生。桥梁与城市的伴生使其复合景观成为标榜城市独特性、唯一性的象征,同时也是桥梁景观地域性的表现。 1.4 对桥梁建设提供景观方面的理性决策参考 我国桥梁景观设计还无相应的技术规范,这使桥梁景观的思考缺乏科学依据。在桥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研究中景观仅为结构后的包装或结构关系的美学调整。桥梁景观学研究除力图揭示更多的桥梁景观发展的新趋势,还从政治、经济、技术、环保等方面综合考量以便整理出景观设计原则,使决策或方案深化有据可依。 2. 桥梁景观的特点 2.1桥梁景观的技术美学特性 桥梁不能为绝对的美学而景观。其首先是解决通行功能并在技术可能与经济之间优化。这是桥梁设计规范的基本要求。因此桥梁景观设计必须符合桥梁功能、技术、经济要求,并以此为原则对景观构成元素进行美学调整。如桥型的美学比选,桥体结构部件的比例调整,桥梁选线与城市或大地景观尺度的和谐,桥梁的防护涂装与城市整体色彩中的联系等。桥梁景观的这种以功用与技术为重的特点即为其技术美学特性。但当景观价值有明显优势而功能得以满足、技术也可行的情况下,有时经济因素还可向后靠。如风景区的桥梁或城市结构要害之桥梁等。因此桥梁景观设计的某些关联域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其位次会有不同。 2.2桥梁景观的时代性 如前所述,我国的桥梁之桥型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时代性有一层重要含义既是"新",如新事物、新发展、新现象、新景观、新知识、新文化、新科技等均可表达出时代寓意。桥梁结构技术的科技特征及结构技术的不断更新是使桥梁景观产生深刻时代烙印的主导因素。由于桥梁在城市中的战略性地位,使桥梁景观成为城市中的视觉识别要点,这就使桥梁景观对时代的表述延伸至城市。因此把握好桥梁景观的这种特点并恰如其分在城市中发挥是我们在桥梁景观设计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2.3桥梁景观的地域性 桥梁的空间跨越使交通立体化,而桥梁所跨之处的地理、地貌或城市空间环境均有其特指性,桥梁与特定地点的地形、地貌配合成为桥梁景观设计需重点考虑的方面。与特指的周边空间环境的配合使桥梁景观有机地溶于环境,也使为人熟知的环境空间与有发展寓意的桥梁景观间蕴生出具有地方性的景观更新意义,景观更新中的继承与发展是其地标作用的深层次原因。桥梁与城市的伴生使其复合景观成为标榜城市独特性、唯一性的象征,象延安大桥与宝塔山、布鲁克林桥与曼哈顿,这也是桥梁景观地域性的表现。 3. 国内外发展状况 我国桥梁景观设计历来受到政府及老一辈桥梁学家的关注。早在五十年代,围绕武汉长江大桥的景观建设就曾发动建筑师、艺术家与桥梁工程师为一体的设计专班对其桥型、桥塔、桥两侧观景台以及硬质景观元素如桥栏、灯具、雕塑等进行反复比较设计,直至今天武汉长江大桥还以其独特的景观、耐人寻味的细部、完整优美的桥姿成为武汉的一大景观与城市标志。 自改革开放至本世纪初的20年,我国建成永久性公路桥梁22.4万座。如此众多的桥梁,理应为景观设计提供广阔舞台。然而桥梁建设的功用传统使人们忽视了景观或是对景观心有余而力不足。九十年代末,厦门高格路桥景观设计研究中心设计的厦门海沧大桥被认为是桥梁全面引入景观及环境美化设计的先驱。其后该公司又相续承担了武汉军山大桥、京珠高速公路的湖北段桥梁及互通,宜昌夷陵长江大桥,宁波杭州湾大桥等的景观规划与设计工作。从建成桥梁的总体效果看,经景观设计后的桥梁确实是有更好的观感,更少的遗憾。厦门高格路桥景观设计研究中心对推动我国桥梁景观设计的发展功不可没。 我国桥梁设计部门的建筑师在五、六十年代曾为桥梁的景观建设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桥梁建设活动急剧增加,桥梁设计部门的建筑师由于数量不足,使景观设计工作受到制约,也使桥梁景观跟不上社会的要求。桥梁的地标意义,桥梁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影响及桥梁作为基础设施配套对经济的作用使各地政府或投资商对桥梁景观的营造更为倾情,这是社会意识超前的主要原因。 国外或我国的港澳地区其桥梁设计一般均有工程师与建筑师协同参与,象前两年香港特区路政署为征集昂船洲大桥设计方案而举办的国际性桥梁设计比赛,有十六支设计队伍踊跃参加,其中便有多位世界知名的桥梁工程师及建筑师。世界级建筑大师巴西尼迈耶就对桥梁艺术独有情钟,其晚年曾积极参与亚马逊河流的桥梁景观设计。我国的路、桥设计与管理部门应完善机制,鼓励专业设计部门与景观设计单位的联合,以吸纳更多的建筑师、地景师、环境艺术师、雕塑师介入,使桥梁在决策伊始便体现景观与技术、经济、功能的和谐、优化,从而提高景观本体的内在"素质"。 桥梁景观设计还存在一些误区。其一是桥梁景观"包装"式设计方法。在社会或桥梁设计界有这幺一种传统认识,景观设计仅仅是对桥梁设计后的包装。这种将桥梁设计与桥梁景观设计脱节的做法是一种误区。桥梁景观设计要早期介入,建筑师应在桥位的勘测阶段便介入到设计工作中,并对桥梁、调治构造物、引道路堤、引道线型进行综合思量使之成为有机整体。另外建筑师还应对桥位方案从政治、经济、技术、环保上进行多方面比较,从景观高度提出桥型设想,或对结构专业提出的桥型方案进行景观论证,以便作为决策或方案深化的依据。 其二是桥梁景观设计上的"伪桥型"现象。这里有建设、管理部门对"时代风尚"的盲目追求,也有桥梁设计者无原则的阿奉。如将梁板结构的桥附加上悬索或拱,使桥梁形式与结构完全不符。这种违背桥梁设计基本原则的设计方法是桥梁景观设计上的另一种误区。 其三是将桥梁景观设计当作桥梁工程的设计表达工具。桥梁景观设计在某些设计单位眼里仅仅是工程效果图或三维模拟,是工程投标的包装。工程中标后就将景观忘之九霄,这对业主、对人民是一种不负责的态度,也反映某些设计部门对桥梁景观设计的肤浅认识。桥梁景观的实施有很多技术配合,它存在着实施的可行性问题,还存在着实施的经济性与目标、效果的优选问题。桥梁景观学的设计研究不仅要"关心自己",还要"关心别人",这便是我们上文提及的环境景观问题,这里更需要城市规划学科、环境学科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现代的桥梁已不纯粹以满足功能为目的,桥梁巨大的跨度、强烈的形体表现力、超凡的尺度均对城市或大地景观产生影响。桥梁景观设计既要保持对功能、构造技术、形态美学、材料肌理研究的传统,还应针对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景观问题保持敏锐的跟踪,这样才能与朝气蓬勃的祖国对环境品质的更高要求相适应。 桥梁景观英文为Bridgescape,该词最早出现于美国桥梁景观设计师Frederick Gottemoeller的《Bridgescape--The art of designing bridges》一书中。Gottemoeller将桥梁景观分解成线型设计、造型设计、平面布局设计、色彩设计、肌理设计、装饰设计等六大部分。Gottemoeller还对桥梁景观设计中符号学运用、历史文化表达、及技术美学特性等方面的设计创作进行了阐述,力图使桥梁功能、美学、文化与技术达到统一。 Gottemoeller有关桥梁景观设计及其内容的研究着重于桥梁的本体景观。这既是西方发达国家桥梁设计的传统,也与我国桥梁界、建筑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发展成熟的桥梁建筑设计的认识一致。然而桥梁不是孤立于环境,其景观总是与地景、城市景观相伴生,有时其复合景观意义更大。因此桥梁的环境景观理应成为桥梁景观设计与研究的重要方面。注重桥梁与周边的文化及自然环境的和谐是桥梁景观设计与传统的桥梁建筑设计的本质不同。 二十世纪末是我国环境意识觉醒的时代。随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土地的漠化、黄河断流、水源污染、长江洪水及城市建设对历史文化环境的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在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还应与环境和谐。1999年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发表的《北京宪章》明确提出了对环境的和谐与尊重应该成为一切建设行为的基本原则。在桥梁景观设计中强调环境景观即是对此大背景的呼应,同时也是保持景观可持续发展的一重要举措。反映到桥梁景观设计中便是桥梁景观与大地或城市景观尺度的和谐研究,桥梁景观对地形、地貌的适合,桥梁景观对文化环境的尊重与共生及桥梁建设对建设地点的自然原生景观的保护等。这些内容均为传统的桥梁建筑学所不包容。 西方发达国家的桥梁设计在桥梁决策过程中受环保及文化尊重的相关法规严格制约,并通过市政管理及建筑师、景观师的参与而得以落实。这使自然环境中的桥梁景观与地景有更多默契,而文化环境中的桥梁景观与城市有更多的和谐。 与我国的桥梁工程界一样,西方国家的桥梁建筑更多认为是结构工程师的杰作,建筑师在其中处于一种默默无闻的地位,这使桥梁景观设计的理论研究与我国一样偏于沉寂。但这并不能否定建筑师对桥梁景观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因建筑师的参与才使桥梁景观有更优美的形象,更少的遗憾。 4.桥梁景观设计的新趋势与新方法 2.1 桥梁的环境景观 桥梁景观英文为Bridgescape,按美国桥梁景观学家Frederick Gottemoeller的定义为设计桥梁的艺术(The art of designing bridges)。Gottemoeller将桥梁景观分解成线型设计、造型设计、平面布局设计、色彩设计、肌理设计、装饰设计等六大部分。Gottemoeller还对桥梁景观设计中符号学运用、历史文化表达、及技术美学特性等方面的设计创作进行了阐述,力图使桥梁功能、美学、文化与技术达到统一。 Gottemoeller有关桥梁景观设计及其内容的研究着重于桥梁的本体景观。这也代表了我国桥梁界、建筑界对桥梁景观设计的传统认识。 二十世纪末是我国环境意识觉醒的时代。随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土地的漠化、黄河断流、水源污染、长江洪水及城市建设对历史文化环境的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在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还应与环境和谐。1999年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发表的《北京宪章》明确提出了对环境的和谐与尊重应该成为一切建设行为的基本原则。在桥梁景观设计中强调环境景观即是对此大背景的呼应,同时也是保持景观可持续发展的一重要举措。反映到桥梁景观设计中便是桥梁景观与大地或城市景观尺度的和谐研究,桥梁景观对地形、地貌的适合,桥梁景观对文化环境的尊重与共生及桥梁建设对建设地点的自然原生景观的保护等。这些内容均为传统的桥梁景观学所不包容。 2.2 桥梁的夜景观 桥梁夜景观与桥梁交通照明有本质区别,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功能照明对夜景观有一定作用。可以说桥梁夜景观是照明科学与桥梁艺术的有机结合,是社会物质文明达到一定高度后,人们对城市景观多样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体现。桥梁夜景观拓展了桥梁的景观表达,全天候展示了桥梁魅力,是桥梁空间与时间的延伸。 桥梁夜景观的提出有两个大背景,其一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国电力资源由"贫困"向"富裕"的发展,这是其物质基础。其二是桥梁在城市格局中的战略性地位使桥梁夜景观成为城市亮化的一重要组成。桥梁所处的滨水区域,其广阔的视域是城市景观的表达重点,桥梁夜景观对于表现城市夜景观的景深与空间层次有重要作用。这是桥梁夜景观被注重的社会原因。 桥梁夜景观的设计虽然与建筑夜景观设计有相通之处,但其巨大的体量及带状的格局使夜景观有一些自身的规律。如桥梁夜景观更趋向为一亮带,而桥型艺术高潮处象桥塔、桥台、桥墩等则可形成亮点。这种点、线结合的夜景观格局更能体现桥梁个性与本质美。笔者见过不少桥梁其桥体通亮,光照均匀配置,这不仅消蚀了桥梁鲜明的空间、体积,同时还浪费了能源。 桥梁夜景观其灯光、灯色不仅有软质景观特点,其灯具还是桥面重要的硬质景观构成,灯具造型所传达的信息还可能是桥梁景观理念表达的一重要方面。如具有地域风格的灯具造型,可反映桥梁景观中对文化的追求等。现代的建筑夜景观设计提出了建筑与灯具一体化的概念,桥梁夜景观亦应如此。无论是观赏型的灯具如路灯,还是隐蔽型的如泛光灯均应在桥梁设计之始便有所考虑,并与桥梁景观成为一整体,以避免桥梁完成后灯具成为景观的负担。 2.3 桥梁景观CI CI是Corporate Identity 的缩写,意即是企业形象识别系统。该概念于1905年由德意志制造联盟贝伦斯率先发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传入中国。CI有MI(理念识别--Mind Identity)、BI(行为识别--Behaviour Identity)、VI(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ty)三方面组成。狭义的CI即指VI,它以各种视觉传播为媒体将企业活动的规范等抽象的语意转换为标志、标准字、标准色等视觉符号,塑造企业独特的视觉形象。在CI中视觉识别系统设计是最有传播和感染力的,也易为公众所接受,且具有新奇和整体等特点。CI发展至今已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与实践系统,并有许多成功的范例。 1995年在长沙举行的"首届中国C I 战略高级研讨会"上,"城市C I "即城市形象工程战略的概念由经济学家孟宪忠、中国型CI学者贺懋华两位先生提出。其目标在于发动城市的一切积极有效资源,设定和传播完整的城市形象[1]。我国CI战略倡导者钟健夫先生随后提出CI之C,不只是企业 Corporate,同时应代表国家 Country,城市 City,社区 Community 等。该概念延伸到城市景观元素的组织即为"城市CI"。城市CI是将CI的一整套方法与理论嫁接于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全称为城市形象识别系统。笔者以为桥梁景观元素也可运用城市CI的景观组织与设计方法,以形成完整统一的视觉形象。 桥梁景观CI与城市CI一样需有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慎重处理桥梁形象的定位;第二步就是依据形象定位及分析得出的概念进行图式化处理;第三对桥梁的标志性组件依据上述结果进行设计;第四确定桥梁景观的标志色;第五桥梁景观元素的CI设计。下面给予简述。 形象定位:包括城市精神、市民行为准则、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等,从中形成桥梁景观理念。 标志物与标志图案:包括标志物与标志图案的多样化比较设计;根据桥梁尺度确定的标志物及图案的尺寸要求;标志物与标志图案的适合纹样设计等(可考虑方形适合、圆形适合甚至椭圆形等不同的类型)。桥梁标志物可以是桥塔、桥台、桥头堡或其他对桥梁有景观制高作用的构件。 标志色:可沿用城市标志色,也可根据城市的环境、文化确定标志色,选用的色彩应有一个量化标准,并要与标志物与图案纹样的色彩设计配合,同时还应与桥梁防腐涂装结合。 桥梁景观元素的CI设计:包括桥梁附属的花坛、座椅、栏杆、广告牌、电话亭、公交车站、人行天桥、垃圾桶、指示标牌及灯具等元素,也包含地面铺装、窖井盖板、建筑小品等。其设计要以标志色为统一,以标志图案为特征。城市景观元素可采用举证式的设计方法。 绿化:包括骨干树种的选取、绿化造型图案设计; 亮化:包括灯色的分区以及亮点分级。 桥梁景观CI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为桥梁学、建筑学、城市设计涵盖,只不过这些内容分散于各专业工种之中。桥梁景观CI却将分散于各处的影响形象的因素提取、整理并作统一的设计组织,这是其创新之处。因此桥梁景观CI提出的整合桥梁形象组件的思想对塑造桥梁总体形象具有方法论意义;虽然桥梁景观CI的操作与实施是桥梁建设与管理中的新课题,但桥梁景观CI的成果中包含很多可以定型化与量化的因素,这将有助于桥梁景观的管理与实施。 景观设计论文:我国桥梁景观设计的现状与发展 内容摘要 桥梁景观设计在我国越来越被重视。伴随其成长过程,还存在一些如建设管理机制、建筑师素质及设计风格等方面的问题。桥梁景观设计也出现了一些新方法及新趋势如桥梁环境景观、桥梁夜景观、桥梁景观CI等,这是现代桥梁景观设计与传统的不同。 [摘 要]桥梁景观设计在我国越来越被重视。伴随其成长过程,还存在一些如建设管理机制、建筑师素质及设计风格等方面的问题。桥梁景观设计也出现了一些新方法及新趋势如桥梁环境景观、桥梁夜景观、桥梁景观CI等,这是现代桥梁景观设计与传统的不同。 [关键词]桥梁景观 桥梁设计 城市景观 1.我国桥梁景观设计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桥梁景观设计历来受到政府及老一辈桥梁学家的关注。早在五十年代,围绕武汉长江大桥的景观建设就曾发动建筑师、艺术家与桥梁工程师为一体的设计专班对其桥型、桥塔、桥两侧观景台以及硬质景观元素如桥栏、灯具、雕塑等进行反复比较设计,直至今天武汉长江大桥还以其独特的景观、耐人寻味的细部、完整优美的桥姿成为武汉的一大景观与城市标志。 自改革开放至本世纪初的20年,我国建成永久性公路桥梁22.4万座。如此众多的桥梁,理应为景观设计提供广阔舞台。然而桥梁建设的功用传统使人们忽视了景观或是对景观心有余而力不足。九十年代末,厦门高格路桥景观设计研究中心设计的厦门海沧大桥被认为是桥梁全面引入景观及环境美化设计的先驱。我们在欣慰的同时也觉得来势稍晚。其后该公司又相续承担了武汉军山大桥、京珠高速公路的湖北段桥梁及互通,宜昌夷陵长江大桥,宁波杭州湾大桥等的景观规划与设计工作。从建成桥梁的总体效果看,经景观设计后的桥梁确实是有更好的观感,更少的遗憾。厦门高格路桥景观设计研究中心对推动我国桥梁景观设计的发展功不可没。 我国桥梁设计部门的建筑师在五、六十年代曾为桥梁的景观建设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桥梁建设活动急剧增加,桥梁设计部门的建筑师由于数量不足,使景观设计工作受到制约,也使桥梁景观跟不上社会的要求。桥梁的地标意义,桥梁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影响及桥梁作为基础设施配套对经济的作用使各地政府或投资商对桥梁景观的营造更为倾情,这是社会意识超前的主要原因。 国外或我国的港澳地区其桥梁设计一般均有工程师与建筑师协同参与,象前两年香港特区路政署为征集昂船洲大桥设计方案而举办的国际性桥梁设计比赛,有十六支设计队伍踊跃参加,其中便有多位世界知名的桥梁工程师及建筑师。我国的路、桥设计与管理部门应完善机制,鼓励专业设计部门与景观设计单位的联合,以吸纳更多的建筑师、地景师、环境艺术师、雕塑师介入,使桥梁在决策伊始便体现景观与技术、经济、功能的和谐、优化,从而提高景观本体的内在“素质”。 桥梁景观设计还存在一些误区。其一是桥梁景观“包装”式设计方法。在社会或桥梁设计界有这么一种传统认识,景观设计仅仅是对桥梁设计后的包装。这种将桥梁设计与桥梁景观设计脱节的做法是一种误区。桥梁景观设计要早期介入,建筑师应在桥位的勘测阶段便介入到设计工作中,并对桥梁、调治构造物、引道路堤、引道线型进行综合思量使之成为有机整体。另外建筑师还应对桥位方案从政治、经济、技术、环保上进行多方面比较,从景观高度提出桥型设想,或对结构专业提出的桥型方案进行景观论证,以便作为决策或方案深化的依据。 其二是桥梁景观设计上的“伪桥型”现象。这里有建设、管理部门对“时代风尚”的盲目追求,也有桥梁设计者无原则的阿奉。如将梁板结构的桥附加上悬索或拱,使桥梁形式与结构完全不符。这种违背桥梁设计基本原则的设计方法是桥梁景观设计上的另一种误区。 现代的桥梁已不纯粹以满足功能为目的,桥梁巨大的跨度、强烈的形体表现力、超凡的尺度均对城市或大地景观产生影响。桥梁景观设计既要保持对功能、构造技术、形态美学、材料肌理研究的传统,还应针对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景观问题保持敏锐的跟踪,这样才能与朝气蓬勃的祖国对环境品质的更高要求相适应。 2.桥梁景观设计的新趋势与新方法 2.1 桥梁的环境景观 桥梁景观英文为Bridgescape,按美国桥梁景观学家Frederick Gottemoeller的定义为设计桥梁的艺术(The art of designing bridges)。Gottemoeller将桥梁景观分解成线型设计、造型设计、平面布局设计、色彩设计、肌理设计、装饰设计等六大部分。Gottemoeller还对桥梁景观设计中符号学运用、历史文化表达、及技术美学特性等方面的设计创作进行了阐述,力图使桥梁功能、美学、文化与技术达到统一。[注1] Gottemoeller有关桥梁景观设计及其内容的研究着重于桥梁的本体景观。这也代表了 我国桥梁界、建筑界对桥梁景观设计的传统认识。然而桥梁不是孤立于环境,其景观总是与地景(Landscape)、城市景观(Urbanscape)相伴生,有时其复合景观意义更大。如悉尼大桥与悉尼歌剧院的景观伴生成为悉尼甚至澳大利亚的标志;武汉长江大桥与与龟蛇两山的景观伴生一直为武汉城市的骄傲等。景观的伴生效果实质为环境中的景观和谐与有机,这里的环境既包含自然环境因素又包含人文环境因素。因此桥梁的环境景观理应成为桥梁景观设计与研究的重要方面。 二十世纪末是我国环境意识觉醒的时代。随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土地的漠化、黄河断流、水源污染、长江洪水及城市建设对历史文化环境的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在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还应与环境和谐。1999年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发表的《北京宪章》明确提出了对环境的和谐与尊重应该成为一切建设行为的基本原则。在桥梁景观设计中强调环境景观即是对此大背景的呼应,同时也是保持景观可持续发展的一重要举措。反映到桥梁景观设计中便是桥梁景观与大地或城市景观尺度的和谐研究,桥梁景观对地形、地貌的适合,桥梁景观对文化环境的尊重与共生及桥梁建设对建设地点的自然原生景观的保护等。这些内容均为传统的桥梁景观学所不包容。 2.2 桥梁的夜景观 桥梁夜景观与桥梁交通照明有本质区别,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功能照明对夜景观有一定作用。可以说桥梁夜景观是照明科学与桥梁艺术的有机结合,是社会物质文明达到一定高度后,人们对城市景观多样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体现。桥梁夜景观拓展了桥梁的景观表达,全天候展示了桥梁魅力,是桥梁空间与时间的延伸。 桥梁夜景观的提出有两个大背景,其一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国电力资源由“贫困”向“富裕”的发展,这是其物质基础。其二是桥梁在城市格局中的战略性地位使桥梁夜景观成为城市亮化的一重要组成。桥梁所处的滨水区域,其广阔的视域是城市景观的表达重点,桥梁夜景观对于表现城市夜景观的景深与空间层次有重要作用。这是桥梁夜景观被注重的社会原因。 桥梁夜景观的设计虽然与建筑夜景观设计有相通之处,但其巨大的体量及带状的格局使夜景观有一些自身的规律。如桥梁夜景观更趋向为一亮带,而桥型艺术高潮处象桥塔、桥台、桥墩等则可形成亮点。这种点、线结合的夜景观格局更能体现桥梁个性与本质美。笔者见过不少桥梁其桥体通亮,光照均匀配置,这不仅消蚀了桥梁鲜明的空间、体积,同时还浪费了能源。 桥梁夜景观其灯光、灯色不仅有软质景观特点,其灯具还是桥面重要的硬质景观构成,灯具造型所传达的信息还可能是桥梁景观理念表达的一重要方面。如具有地域风格的灯具造型,可反映桥梁景观中对文化的追求等。现代的建筑夜景观设计提出了建筑与灯具一体化的概念[注2],桥梁夜景观亦应如此。无论是观赏型的灯具如路灯,还是隐蔽型的如泛光灯均应在桥梁设计之始便有所考虑,并与桥梁景观成为一整体,以避免桥梁完成后灯具成为景观的负担。 2.3 桥梁景观CI CI是Corporate Identity 的缩写,意即是企业形象识别系统。该概念于1905年由德意志制造联盟贝伦斯率先发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传入中国。CI的主要含义是指将企业文化与经营理念统一设计,利用整体表现体系(尤其是视觉表达系统),传达企业营销概念与公众,使其对企业产生一致的认同,以形成良好的企业形象。 CI有MI(理念识别——Mind Identity)、BI(行为识别——Behaviour Identity)、VI(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ty)三方面组成。狭义的CI即指VI,它以各种视觉传播为媒体将企业活动的规范等抽象的语意转换为标志、标准字、标准色等视觉符号,塑造企业独特的视觉形象。在CI中视觉识别系统设计是最有传播和感染力的,也易为公众所接受,且具有新奇和整体等特点。CI发展至今已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与实践系统,并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该概念延伸到城市景观元素的组织即为“城市CI”[注3]。城市CI是将CI的一整套方法与理论嫁接于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全称为城市形象识别系统。笔者以为桥梁景观元素也可运用城市CI的景观组织与设计方法,以形成完整统一的视觉形象。 桥梁景观CI与城市CI一样需有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慎重处理桥梁形象的定位;第二步就是依据形象定位及分析得出的概念进行图式化处理;第三对桥梁的标志性组件依据上述结果进行设计;第四确定桥梁景观的标志色;第五桥梁景观元素的CI设计。下面给予简述。 形象定位:包括城市精神、市民行为准则、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等,从中形成桥梁景观理念。 标志物与标志图案:包括标志物与标志图案的多样化比较设计;根据桥梁尺度确定的标志物及图案的尺寸要求;标志物与标志图案的适合纹样设计等(可考虑方形适合、圆形适合甚至椭圆形等不同的类型)。桥梁标志物可以是桥塔、桥台、桥头堡或其他对桥梁有景观制高作用的构件。 标志色:可沿用城市标志色,也可根据城市的环境、文化确定标志色,选用的色彩应有一个量化标准,并要与标志物与图案纹样的色彩设计配合,同时还应与桥梁防腐涂装结合。 桥梁景观元素的CI设计:包括桥梁附属的花坛、座椅、栏杆、广告牌、电话亭、公交车站、人行天桥、垃圾桶、指示标牌及灯具等元素,也包含地面铺装、窖井盖板、建筑小品等。其设计要以标志色为统一,以标志图案为特征。桥梁景观元素可采用举证式的设计方法。 。 桥梁景观CI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为桥梁学、建筑学、城市设计涵盖,只不过这些内容分散于各专业工种之中。桥梁景观CI却将分散于各处的影响形象的因素提取、整理并作统一的设计组织,这是其创新之处。因此桥梁景观CI提出的整合桥梁形象组件的思想对塑造桥梁总体形象具有方法论意义;虽然桥梁景观CI的操作与实施是桥梁建设与管理中的新课题,但桥梁景观CI的成果中包含很多可以定型化与量化的因素,这将有助于桥梁景观的管理与实施。 3.结语 桥梁景观设计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条件下对桥梁环境品质提出的更高要求,究其实质则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所引发的精神追求。因此各级政府均将桥梁景观的建设作为一种反映城市特色、体现地域文化、展示时代风貌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加以倡导与推崇,这为桥梁景观设计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也对桥梁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桥梁设计部门应加强景观方面的人才与技术准备,一则为顺应时代潮流,另外也是为与国际接轨使我们的桥梁设计走向世界。 景观设计论文:以土地的名义:对景观设计的理解 内容摘要 1.景观,景观(Landscape):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的综合体。它是复杂的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大地上的烙印...... 景观(Landscape):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的综合体。它是复杂的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大地上的烙印。 景观是多种功能(过程)的载体,因而可被理解和表现为: 风景:视觉审美过程的对象 栖居地:人类生活其中的空间和环境 生态系统: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具有内在和外在联系的有机系统 符号:一种记载人类过去、表达希望与理想,赖以认同和寄托的语言和精神空间(俞孔坚,2002) 2.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 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是关于景观的分析、规划布局、设计、改造、管理、保护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 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尤其强调土地的设计,即:通过对有关土地及一切人类户外空间的问题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设计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解决途径,并监理设计的实现。 根据解决问题的性质、内容和尺度的不同,景观设计学包含两个专业方向,即:景观规划(Landscape Planning)和景观的设计(Landscape Design),前者是指在较大尺度范围内,基于对自然和人文过程的认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具体说是为某些使用目的安排最合适的地方和在特定地方安排最恰当的土地利用;而对这个特定地方的设计就是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学与建筑学、城市规划、环境艺术、市政工程设计等学科有紧密的联系,而景观设计学所关注的问题是土地和人类户外空间的问题(仅这一点就有别于建筑学)。 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的主要区别在于景观设计学是物质空间的规划和设计,包括城市与区域的物质空间规划设计,而城市规划更主要关注社会经济和城市总体发展计划。尽管中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专业仍在主要承担城市的物质空间规划设计,那是因为中国景观设计发展滞后的结果。因为,只有同时经过掌握关于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双方面知识、懂得如何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景观设计师,才有可能设计人地关系和谐的城市。 与市政工程设计不同,景观设计学更善于综合地、多目标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单一目标地解决工程问题,当然,综合解决问题的过程有赖于各个市政工程设计专业的参与。 与环境艺术(甚至大地艺术)的主要区别在与景观设计学的关注点在于用综合的途径解决问题,关注一个物质空间的整体设计,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分析基础上的,而不仅仅依赖设计师的艺术灵感和艺术创造。 3.景观设计师(Landscape Architect) 景观设计师是以景观的规划设计为职业的专业人员,他的终身目标是将建筑、城市和人的一切活动与生命的地球和谐相处(西蒙兹,2000 )。 景观设计师的称谓由美国景观设计之父Olmsted于1858年非正式使用,1863年被正式作为职业称号(Newton, 1971)。Olmsted坚持用景观设计师不用在当时盛行的风景花园师(或曰风景园林师)(Landscape gardener),不仅仅是职业称谓上的创新,而是对该职业内涵和外延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扩充和革新。 景观设计师有别于传统造园师和园丁(Gardener,对应于Gardening),风景花园师(或称风景园林师)(Landscape Gardener对应与Landscape gardening)的根本之处在于:景观设计职业是大工业、城市化和社会化背景下的产物,是在现代科学与技术(而不仅仅是经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景观设计师所要处理的对象是土地综合体的复杂的综合问题,决不是某个层面(如视觉审美意义上的风景问题);景观设计师的所面临的问题是土地、人类、城市、及土地上的一切生命的安全与健康、及可持续的问题。他是以土地的名义、以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名义,以及以人类历史与文化遗产的名义,来监护、合理地利用、设计脚下的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 4.发展中的景观设计专业 与建筑学一样,景观设计职业先于景观设计学的形成,在大量景观设计师的实践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景观设计的理论和方法,这便是景观设计学。 农业时代中西方文化中的造园艺术,前科学时代的地理思想和占地术(在中国称为风水),农业及园艺技术,不同尺度上的水利和交通工程经验,风景审美艺术,居住及城市营建技术和思想,等等,是宝贵的技术与文化的遗产,它们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景观设计学的创新与发展的源泉。但景观设计学决不能等同于已有了约定俗成的内涵与外延的造园艺术,或园林艺术,也不能等同于风景园(林)艺术(Landscape gardening)。 正如算术之于数学,中国的针灸之于现代医学,不能同日而语一样,任何一门源于农业时代的经验科学或技艺,都必须经历一个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理论方法进行脱胎换骨的过程,才能更好地解决大工业时代的问题,特别是城镇化带来的人地关系问题。早在1858年, 美国景观设计之父Olmsted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坚持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成为景观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而非当时普遍采用的Landscape gardening(风景造园,或译为风景园林),从而为景观设计专业和学科的发展开辟的一个广阔的空间,绵延100多年。 同样的理由,Olmsted给这个专业和学科定义的空间决不应是景观设计学科当今发展的界限。早在上世纪60年代,另一位美国景观设计学科的领袖人物McHarg就是针对当时景观设计学科无能应对城市问题和土地利用及环境问题,而扛起生态规划的大旗,使景观设计学科再次走到了拯救城市、拯救人类和地球的前沿。又有半个世纪过去了,城镇化的深入和蔓延,信息与网络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全球化趋势,都将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都将要求重新定义景观设计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可持续理论、生态科学、信息技术、现代艺术理论和思潮又都将为新的问题和挑战提供新的解决途径和对策。我们既没有必要用新瓶子去卖老酒,更不应该用老瓶子去装新醋。 但无论学科如何发展,景观设计学科的一些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热爱土地与自然的伦理(天地)、人文的关怀(人)和对待地方文化与历史的尊重(神)。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 [摘要]我国目前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缺乏必要的力度,导致民族传统文化被一部人利用,成为他们的摇钱树,特别是被外国人剽窃、改造成商品后,一方面我们不能分得任何利益,另一方面甚至还限制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正常传播。面对这些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本文从民间传统文化的现状入手,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能对相关法律的完善有所帮助。 [关键词]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 1、民族传统文化范围和特征 1.1范围界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指来自于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者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达形式,它的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主要包括民间文学艺术、传统工艺及民间民俗三大类。其中,民间文学艺术则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艺术。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民间美术、语言文字、戏曲和杂技等。民族传统工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涉及许多领域,包括、绘画、雕塑、木偶、皮影、剪纸、传统工艺美术制作技艺、以及与上述有关的代表性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和场所,等等。传统习俗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从历史沿袭而巩固下来的,具有稳定的社会风俗和行为习俗,并且已同民族情绪和社会心理密切结合,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准则。 1.2特征。作为一种知识产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这与现代知识产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又具有不同于现代知识产品的显著特征:(1)它不仅凝结着当代人的劳动,而且凝结着历代人的劳动,其权利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从国家层面上讲,它是一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文化财产;从族群层面上讲它是特定民族智慧的结晶,是该民族的文化财产;从个体层面上讲,它又可能成为个人的文化财产。(2)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利用中生存和发展,停止利用之日便是民族文化的消亡之日。保护民间传统文化,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合理利用,在利用中实现保护。(3)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消失将不复存在。民族民间文化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对其保护的难度。 2、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商品化步伐的加快,以自生自息为主要特质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境遇堪忧。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从来就是鲜明的,但是,这种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因为经济以同质性为其发展路径,文化则以多元为其运行轨迹。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我国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带来繁荣。恰恰相反,由于人们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过多关注,对传统东西的无暇顾及或不愿顾及,致使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主要表现在:(1)过度商业化地滥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流失现象严重;(2)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面临着年久失传的危险;(3)一些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习俗正在消亡;(4)大量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实物和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5)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人员短缺,出现青黄不接的断层。更让我们气愤的是,一些国家和个人为了商业利益或者其他的目的,纷纷来中国寻找淘金点,针对目前我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的漏洞,对我国的一些历史、传统知名人物进行注册,以中国文化名人来创作影视节目;或者抢注我国知名但未注册的商标,等等方面的问题和现象越发严重。 3、民族传统文化的立法完善 根据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国际经验,笔者认为,一部开拓性的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应当确立以下保护机制:3.1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普查机制。通过普查,全面了解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生存状态,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抢救和保护工作。普查是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对无形文化遗产的记录和对一些反映民族民间文化内涵的实物和资料的收集,其目的就是建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档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了搜集、整理民间艺术的系统工程——编纂十大文学艺术集成志书。据不完全统计,该工程共收集民间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条,民间故事184万篇,民间戏曲剧种350个,剧本l万多个,民间曲艺音乐13万首,民间器乐15万首,民间舞蹈1.71万个,文学资料50亿字。在调查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有许多濒临灭亡的民族民间文化瑰宝被抢救性地记录下来,也有许多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经过挖掘、整理,重新焕发出生机,因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普查机制意义重大。我们有必要通过立法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普查机制得以规范而有序地进行下去。法律应明确普查的方式和要求、普查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政府的责任和普查人员的职责、公民协助普查的义务。 3.2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重点保护和传承机制。对于具有重要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濒危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国际采取了重点扶持的保护政策。在普查的基础上,对认定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给予重点保护和抢救;对濒临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政府一方面通过组织人员进行记录、整理的方式予以抢救,另一方面给予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以适当的资助,鼓励其带徒弟传承民间技艺。为了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法律应该明确规定:认定重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标准,政府公布重要民间文化遗产的名录并指定保持的方法、保持者享有的相应权利和荣誉、赋有的义务。为了鼓励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法律还应规定:政府给予长期生活在民间熟练掌握一种或多种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且有很高造诣的民间艺人以“民间艺术家”的荣誉;对于具有民族特色或地方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式、该项民族民间文化在当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艺术水平的地方,政府命名其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以推动该艺术的弘扬;通过财政拨款、鼓励社会捐赠等形式扶助以民族民间文化为创作对象的艺术表演团体,鼓励它们进行创作和演出。 3.3文化生态保护机制。特定的生存环境是民族传统文化持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保持文化生态,将文化遗产在适宜其生存的社区和环境中原状地加以保存,使其成为“活文化”,不失为保护文化生态的一种有效方式。当前,一些省区都在进行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筹划,为了规范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立法应当明确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管理方式、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保护区内居民的权利和义务、破坏文化生态者应承担的责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行政保护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为此必须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 民间传统文化是我们宝贵的资源,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历史要保留,文化对我们的价值是有形和无形的,而一些民间工艺更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民间传统文化里一些独特的手法和理念,如中医,更是让我们收益无穷,我们要保护民间传统文化,我们要发扬民间传统文化,这对于我们的国家和国人都有巨大的意义。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浅谈政工师传统文化保护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外的各种文化纷纷进入中国,有优秀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有一些糟粕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激烈的冲击。对于国外先进的文化理念我们可以学习,但我们要谨防糟粕文化对我们那些尚未形成传统文化理念的下一代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文化在一部分人看来是老古董,跟不上时代了,因此,对于中华传统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的修复已经刻不容缓。政工师,是专职从事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政工师在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政工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素质 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工师主要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因此,自身的政治素质要过硬,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政工师要不断学习并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准备,时刻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先,这样才能在平时的工作中做到得心应手,才能让人信服。政工师要有正确的三观导向和高尚的道德修养,能够做到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政工师要时刻谨记自己是代表一个单位的内在形象,为了维护企业的良好形象,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为平时与员工沟通和交流过程中,正确的三观和高尚的道德修养对员工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政工师要认真学习和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精髓。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的传统和文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增强精神感召力、拓展社会认同基础、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所必须的重要环节。政工师要顺应现代化潮流的发展要求,认真学习和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而又高深莫测。政工师要根据当地实际,通过走访、收集整理资料等各种方式调查研究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 三、政工师要成为连接优秀传统文化向民间普及的桥梁和纽带 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调查研究须有专业人才的指导和参与。专业人才的培养要以学术建制和学科建设作为组织与制度的保障。政工师要积极参加专业人才的培训,成为连接优秀传统文化向民间普及的桥梁和纽带。政工师要成为连接优秀传统文化向民间普及的桥梁和纽带,首先要努力学习,了解传统文化,实践传统文化,去身体力行,成为传统文化的实践者。其次,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式继承并大力宣传,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整理,尽最大可能保留其原貌,组织专业人员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式研究,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今年6月10日,由江苏阜宁县文广新局主办,阜宁县文化馆、阜宁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2017“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演活动在庙湾古城隆重举行。在活动现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阜宁大糕、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东沟舞龙”、公兴面塑,让市民大饱眼福。舞蹈、传统淮剧等,展现出阜宁县地域风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参加活动展示的都是阜宁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传统美术、传统医药、传统手工艺等项目。通过非遗展示,百姓的“非遗”保护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 四、政工师要借鉴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促进思想政治工作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基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独立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之所在。我们要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外来健康文化为补充,继承和弘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新时期,我们要解放思想,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的同时,不能忘记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要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这笔财富,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国家软实力,尽最大可能的发挥传统文化的魅力。政工师要认清新形势,能够借鉴传统文化资源,促进思想政治工作。我国传统道德规范中有许多优秀内涵,至今仍影响着广大群众。继承这一部分优秀传统,并把它发扬光大,必将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素质。以德治国是我国一个优秀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借鉴传统道德资源,势必会对提升当前社会的思想道德素质有所帮助。中华传统文化在我们生活和身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政工师要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将其贯穿在具体的工作中。 总之,政工师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政工师要具备扎实的政治素质和高尚的道德素养,认真学习传统文化,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努力做优秀传统文化向民间普及的桥梁和纽带,善于借鉴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工师要批判地学习、继承、利用、弘扬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把中华传统文化引入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在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作者:李霞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农村传统文化保护论文 1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面临的困境 1.1自身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消失、传承后继无人和文化遭到歪曲 农村传统文化是原生态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是现代文化的魂,而其承载的主体是农民,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呈现明显的“中空化”,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日益减少,据2013年6月统计,秭归县摸底普查民间艺人1418人,其中省级非遗传承人11名,市级65人,县级386人,这些人中55岁以上的占到近8成,老龄化严重,传承形势十分严峻。秭归县也对有的农村传统文化进行了一些保护,但由于忽略了传统文化产生的土壤和社会生产,传承的更多的是表面的做法,而缺少对其渊源、缘由、变化过程的理解,有形而无神,存在而无价值,这更体现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紧迫感。 1.2一些传统文化被作为不良风气遭摒弃、批判 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它所有的只是反映当时的历史现状及诉求、不同人群的精神需求和状态。一段时期以来,农村传统文化被放到了城市现代文化甚至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被看成迷信、落后、野蛮而加以改造,一些农村传统文化被作为不良风气遭到摒弃、批判。改造否定农村传统文化、文化西化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导致了农村传统文化与其根基断裂和文化认同的危机,不及时进行农村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保护,一些传统文化将成为历史。 1.3一些历史见证、老街旧巷、文化象征等被遗弃 在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为追求居民点村居整体效果而统一提供房屋构造图纸规范建筑,缺乏本土的传统建筑风格,使传统建筑文化遭到遗弃;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些历史见证、文化遗迹遭到破坏或拆损;在旧城改造中,重开发、轻保护,对老街旧巷、文化象征肆意改扩建,制造假古董,假文物,愚弄游客;在文化打造中追求眼前利益,将一些民俗活动脱离原有的发生情境和空间,强行植入、拆解。凡此种种,致使一些文化遗产被毁坏,被歪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1.4一些传统工艺、加工技法因商品化而发生异化,失去了传统本色 一些传统工艺、加工技法是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产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消费者对传统工艺的的消费往往情有独钟,在利益的驱动下,生产者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替代传统的生产、制作工艺,甚至违背原义,使传统工艺发生异化、丧失本色,失去了个性;一些传统工艺品因商品迅速化而趋同化,产品粗制滥造,甚至假冒伪劣,最终失去了吸引力;传统工艺和加工技法因商品率低、缺乏现代气息、加工过程枯燥单调致后继无人。 2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几点措施 2.1政府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政府引导,基层负责制订相应的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将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规划,将传统文化保护费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安排相应的专项资金进行传统文化的发掘、保护和传承,加大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展示力度,对各级在传统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诣、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上卓有成就的人员给予一定的补助,从而提高传承农村传统文化的热情与积极性,使抢救、保护、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社会各界和群众的共识。 2.2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要从基础抓起 培养立志于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工作者,可根据实际情况鼓励在中小学增设农村传统文化兴趣班,将传统艺术、传统工艺、传统体育等融入到课堂教学中,让传统文化在校园生根发芽,培养传统文化的接班人;充分发挥乡镇文体工作人员的作用,组建原生态艺术团、安排民俗风情聚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征集、整理,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展示,切不可为卖座而“标新立异”。 2.3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仅存的文化遗迹 对各地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习俗、传统艺术、传统建筑、传统工艺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保护和传承,确保有原汁原味的影像资料记录,地方文化产业机构必须从根本上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不能简单地以精华和糟粕进行扬弃,存在就有其合理性,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造就的这些传统文化,符合现代社会正能量的可以进行保护和传承,相反的则可留下相应的图像、文字资料供后人研究、探讨。 2.4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 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要把占领阵地和占领市场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由文化部门牵头编撰出版农村传统文化丛书(集),对流传于民间的一些农村传统文化进行必要的溯源,还原其本来面目,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真实再现其原貌;也可以由文化旅游部门联合相关景区按照传统方法打造农家餐饮文化、农家传统养生、农家村庄院落及旅游纪念品等;对农村文化生活需求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村真正的文化需求,组建文艺队伍开发传统文艺节目,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使农村传统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 作者:刘方玉1李祖钊2工作单位:1.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2.宜昌市秭归县人民政府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的现状及对策 一、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开发与利用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利用与开发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新的问题越发凸显,如生境消失、规划缺乏、设施落后、篡改开发、后继无人、认识不够等,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七个缺乏: 1、认识上缺乏自信 布依族是黔南人口最多的民族,布依族风情在黔南具有典型性。但长期以来弥漫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布依族文化比不上黔西南,苗族文化比不上黔东南”、“布依族传统文化氛围不浓厚、特色不突出,没有传承与保护的意义”。把保护、开发的重点放到了水族、毛南族或瑶族上,往往对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轻描淡写,“开会多,操作少”、“说起重要,做起来不重要”等现象比较突出。这种文化自卑心理严重地阻滞了黔南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2、保护上缺乏规划 布依族传统文化根植于民间,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近年来由于文化在旅游业中地位的凸显,各级部门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力度。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定位不明确、目标不清晰、措施不具体、职责不明确、重点不突出等问题。为发展旅游业,各县(市)及各乡镇八仙过海、各自为阵、单打独斗、遍地开花,缺乏统一的规划引领。一些经过包装的布依族村寨呈现出现代砖混结构与传统民居混杂的状况;住房私搭乱建。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源在无序的开发、打造中失去了应有的生命力。 3、传承上缺乏环境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迅猛发展。随着国家富民政策的实施,布依族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变成了经济优势,改变了布依族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与此同时,布依族文化事象赖以延续的自然生境与社会生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很多地区春节举行的山歌会、浪哨等传统的民俗活动项目因环境的变化而消失;民族服饰因费工费时无人愿意制作;传统婚俗被现代婚礼被取代;会说布依话的人逐渐减少;特别是一些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使布依族民居面貌面目全非。在新农村建设及城镇化进程中,由于缺乏“文化兴州”的战略思想,缺少应有的保护对策与措施,布依族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没有得到认同,致使独特的民用建筑及其他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由于开发而不复存在,修建起来的建筑物大都盲目地模仿了现代城市的构造,缺少自己的民族特色。 4、展现上缺乏载体 黔南是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布依族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丰富多姿。但由于文化生境的消失,现今丰富多彩的布依族传统文化现象由于物质载体的改变而褪色或消亡,传统文化氛围淡化。在黔南各县(市)除民族节会外均很难看到人们穿着布依族传统服饰的身影;布依族“干栏”式民居被小洋房、小别墅取代;骑马接新娘仪式换成了面包车、小轿车迎接。由于缺乏有力的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和资源整合,旅游部门在旅游规划及项目建设中只重视景区自然景观的开发及打造,而忽视了与文化的融合,所建景区缺乏本地区的民族特色,可供旅游者欣赏、参与、体验的项目不多。每年虽举办了较多的节庆活动,貌似红红火火、轰轰烈烈,但规模小、档次低、分散、杂乱等问题比较突出;即便是在拳头产品好花红发源地毛家苑乡辉油寨,可供游客欣赏的仅是号称“中华第一堂屋”的一栋民宅。许多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因缺乏展现的载体而黯然失色。 5、打造上缺乏专业 黔南民族村寨的文化生态资源极其脆弱,在一些民族村寨的发展中,过度商业化和民族文化失真等现象突出。一些淳朴的民族村落,经过旅游部门的包装与渲染,失去了原貌,充满了商业气息与铜臭味,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质朴和民族风格。加上旅游者眼中“求奇”似乎比“求真”更重要,在他们的要求下,一些民俗活动逐渐失去原有之义。同时由于一些部门领导不是文化专业出身,对文化的经济价值、旅游价值、社会价值认识不够,对布依族传统文化更是缺乏了解和认识,因而在旅游文化产品开发及布依族民族村寨打造等方面出现了庸俗化、盲目市场化导向,浅表地迎合游客,将侗族民居、腰鼓甚至是现代舞等其他民族或具有现代气息的文化平移至布依族民族村寨,这种东施效颦的做法不仅打折了布依族传统文化的旅游价值,而且歪曲了布依族传统文化的真貌,进而影响了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结果旅游资源不仅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开发和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反而造成资金浪费,更严重的是破坏了旅游生态和人文环境。 6、后继上缺乏传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布依族地区的青壮年陆续外出打工,在外出打工、学习与交流中,与外界文化发生了广泛的联系。 由于许多年轻人对本民族文化价值认识不够,总觉得“民族的都是落后的”,产生了文化自卑感,片面地追求“现代化”[4],不愿对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进行学习,即使是一些掌握绝技的民间艺人的子女,也因民族文化瑰宝没能体现直接的经济效益而放弃学习。在学校教育中,大多注重的是科学文化教育,对民族文化、民间技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民族文化没有得到较好的传承,许多民族艺术瑰宝随着老艺人的去世而消失。同时一些文化部门工作不到位,许多民间口碑文献没有得到应有的收集、整理、挖掘,因而出现了无法抢救的现象。 7、资金上缺乏投入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加大了保护开发利用布依族传统文化的投入,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投入到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开发与利用上的经费严重缺乏。如一位从事民族工作的人员称:“民委的经费都是3、4、5工程”,即3、4、5万。许多传承保护项目因经费缺乏而无法进行,即使进行也是“豆腐块”、“补疤式”项目。一些建设项目由于后续资金不到位出现了某民族村寨半边瓦房半边砖混结构混杂的格局,阻碍了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的系统性、长期性与协调性,特别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工作更是无法实施。 二、对黔南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开发与利用的建议 1、成立布依族民间传统文化抢救、保护职能机构,全面规划、指导、实施布依族传统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 布依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开发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在政府的主导与引领下进行。为实现布依族传统文化科学、有序开发,政府应成立“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委员会”或“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办公室”等专门职能机构,全面规划、指导、实施布依族传统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组织相关部门、专家组成调查组对黔南地区布依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科学、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摸清底子,在此基础上凝炼出布依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与标志,抽象、概括布依族传统文化的文化符号与文化代表,策划、开依族传统文化旅游产品,为旅游局、乡政府等职能部门打造民族村寨或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提升民族村寨的特色氛围和文化底蕴。研究布依族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对具有特色的内容,赋予它时代的生命,大力发展、大力开发,使之产生经济效益。同时,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应加强立法,走法制化、科学化的道路,在开发、利用前应进行科学论证,对经过专家论证的规划、开发方案应一以贯之地实施,不因时间的流逝和领导的变更而改变。 2、深度打造《好花红》、《甲金》等一批民族文化品牌,展现布依族文化魅力 目前,《好花红》作为布依族民歌代表以优美的旋律唱响了北京,走向了世界。但歌词内容较为单调,不能全面反映布依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在深度上、广度上都存在较大的开发空间。而黔东南台江姊妹节中一首《欢迎您到台江来》以丰富的内容、优美的旋律渲染了会场气氛,触动了来宾心灵,引起了与会者心灵的共鸣,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应参考此成功做法,请州内外文化专家、词曲专家对《好花红》进行深度加工,努力将之打造成为黔南及贵州的“州歌”乃至“省歌”。甲金是布依族传说中一个足智多谋的人物,类似于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中的阿凡提,许多故事展现了甲金与地主老财斗智斗勇。应对这一寓智于乐的人物故事进行开发,通过编印少儿读物及趣味故事册子、舞台艺术展现等形式表现甲金机智人物形象,以展现布依族民间文学的魅力。 3、在小七孔、掌布等重点景区打造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族风情表演,实现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双赢 纵观黔南,一方面,布依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但因展现载体缺乏无法再现生机。另一方面布依族地区虽有小七孔、掌布等重量级景区,但旅游经济效益却不甚明显。原因是这些景区只有优美的自然风光,缺乏文化元素,自然景观单一,许多地方的景点大同小异,很难让旅客长时间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是最好的风景,只有与特定民族密切关联的民族文化才是最有吸引力的景观。纵观黔南各景点,均缺少一台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民族风情表演来展现布依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云南大理洱海游中,坐船时间过长难免会让游客感觉枯燥无聊,这时极富地方民族特色的白族“三道茶”转瞬间让游客兴趣盎然,除了洱海及周边岛屿优美的自然景观让游客记忆颇深外,“三道茶”更是成为了其中的亮点。因此应在小七孔、掌布景区附近农家乐区域,打造一台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民族风情表演,彰显包括布依族在内的黔南民族风情,将布依族八音弹唱,杨忠培老人“鼻孔吹双箫”、“双唢呐冒烟”等民间绝技,木叶吹歌,布依族古文字,漆树染等印染工艺,作坊造纸术等,通过艺术表演形式展现给各方游客,让游客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深切感受黔南民族文化风采,实现旅游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双向互动。荔波虽曾打造过“荔波荡漾”,但由于规模过于庞大、演职人员太多而无法进行市场化操作。而大理“三道茶”演职人员不过十来人。因此,民族风情表演规模不宜过大,演职人员应求少而精,尽可能做到吹、拉、弹、唱、跳全能表演,让游客进得来、有看头、留得住。 4、重点打造“好花红民族村”等民族村寨,夯实布依族传统文化展现载体 惠水好花红乡辉油寨是《好花红》的发源地,这里自然条件优越,涟江绕寨而过,景色优美,风光秀丽。但在辉油寨能成为游客看点的文化产品仅是一栋民宅,与作为布依族拳头文化产品《好花红》发源地是极不相称的。因此要较好地宣传、打造好布依族传统文化,重点首先是打造“好花红民族村”,值得庆幸的是辉油寨涟江两岸现仍是一片农田,完全处在未开发状态,给“好花红民族村”的打造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将辉油寨涟江两岸修建成布依族“干栏”式或惠水一带传统的布依族民居,统一修建为木结构楼房,通过招商引资、政府补贴等方式吸引外商、周边农民到这里创业,将布依族传统文化与涟江景观结合起来,在旅游旺季、法定假日、贵宾接待等时段的各种活动中进行布依族风情表演,将旅游中吃、穿、用、住、玩、赏等几大要素结合起来,做到有展现的点、有可观赏的景、有美味的特色食品、有原生态的特色民居、有可玩的特色项目,以之为窗口和亮点,推动黔南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做大布依族传统文化蛋糕。 5、建立布依族传统文化博物馆 基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布依族人的生活方式也随之产生变化,伴之而来的必然是传统文化的消失。要让后人了解、传统的布依族文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布依族传统文化博物馆。在黔南首府都匀可分别修建布依族、苗族、水族、毛南族、瑶族等相对独立的博物馆,博物馆之间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博物馆群,既提升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又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感受民族文化魅力的天地,让步入现代社会的人们在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又可领略传统文化的风采。都匀石板街逢年过节举行的布依族婚礼就是一个展现布依族传统文化的好举措,吸引了包括都匀人在内的人们的眼球,对传承、弘扬布依族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6、将布依族传统文化融入城市建筑中,实现现代生活与布依族传统文化的和谐统一 作为黔南布信族苗族自治州首府的都匀,弘扬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文化,对做大旅游蛋糕、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都匀素有“高原桥城”之称,可在桥上大做文章。可将布依族的风雨桥、牙舟陶、石板房等民族文化因子分别移植于每一座桥上,构建“牙舟陶文化”、“石文化”等彰显布布依族传统文化的特色桥梁,使游客既欣赏了剑江河优美自然风光,又领略到了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从而实现人与建筑、环境、民族文化的有机融合。另外,民族地区的城市雕塑应充分体现自己的民族特色。都匀市及荔波、罗甸等县(市)应将刺藜花、甲金等布依族文化符号代表,作为自己的象征和标志。除此之外,在都匀某个片区内修建具有相应规模的“民族文化广场”,将传统的民族建筑风格融入其中,使整个城市的建筑实现现代都市化与民族文化的和谐统一。政府在打造“都匀城市综合体”时应充分考虑民族文化元素的高度融合,在即将开发的剑江河西岸修建“黔南民族文化风情街”、“黔南民族文化风情园”,布依族、苗族、水族、毛南族等民族各具特色的建筑、服饰、民间工艺品等展现于其中,凸显黔南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7、对布依族传统文化传承人进行活态保护 文化即“人化”,要从根本上实现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人的保护显得更为重要。实施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布依族传统文化引进黔南每一所中小学课堂,将之开设为必修课,鼓励教师讲授民族文化科目,将“民族文化”作为黔南地区教师职称评聘中的一个独立学科。各校每年举办民族文化艺术节,开设“民族文化大擂台”,让布依族传统文化因子在黔南大地上生根、发芽。政府在文化部门引进掌握各类民间技艺的人才时提供便利,使之成为民族文化保护的“活标本”。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是一个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只有做到科学规划,长期坚持,由小做大,逐步发展,加强研究,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兴办文化产业,才能使布依传统族文化再度绽放耀眼光芒,为黔南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提供不竭的资源。 作者:吴文定潘云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文化安全视野下传统文化保护与继承 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保护和传承自身的传统文化艺术,发扬自身的文化传统既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也是我国文化战略的重要举措。保护传承传统文化艺术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同时对民族的团结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各地应积极保护和传承好当地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而加强我国在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一、从文化安全视角下审视西方强势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挑战 文化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文化特性和基本价值观不受威胁,可以自主地选择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能够预防和抵制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以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文化安全问题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并逐渐上升到影响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列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化之所以出现“安全”问题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双刃剑”效应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行为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1.“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安全问题在当代,全球化的进程是客观的、不容置疑的事实。“全球化”这一概念首先指向的是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范围内的交通、通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程度和范围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和文化的发展。全球化引发的种种矛盾与问题说明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命题、文化命题。全球化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国民品性以至审美情趣,都会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往往利用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以多种方式推行西方化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及文化价值观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形成冲击和挑战。 2.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理论及其影响“文化霸权”的概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这一概念在被引进到文化研究领域后,一般是被用来解释文化的性质、政治意义以及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等问题的。葛兰西之后,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文化霸权理论。一方面,这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学说和理论大多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使在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批判、反思和质疑时,依然是把西方的现代化及知识体系视为最基本的思想空间,从未超越西方中心论、优越论的范畴。另一方面,这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学说和理论大多带有较为强烈的“文化至上”的思维理念,他们大多都把文化看作是社会发展、变迁的基本力量,把文化置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尤其是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商品化”问题时往往采取的是回避或逃避的态度。无论西方的文化霸权理论以何种方式表现,也无论他们是批判、否定,还是支持、肯定文化霸权,其实质都是在支持西方中心论,在客观上是暗合西方霸权主义的理念及其价值观的。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和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弱势民族国家对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所采取的经济加文化侵略的模式及其所带来的显性社会后果都已有了相当的警觉。实质意义上,文化霸权理论最终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在全球化时代,具有霸权意识和霸权行为的国家始终都会把“文化力”作为一种可以操控的文化资源,并使之成为有效实现国家利益的特殊手段,文化霸权理论也不例外。因此,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并非偶然,是全球化和西方霸权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陕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保护传承现状 陕北,地域上包括陕西省北部的延安、榆林广大黄土高原地区。它东临黄河,与山西一河相隔,北依长城与内蒙古毛乌素沙漠接壤,西接甘陇、宁夏,是通往大西北的咽喉,向南通往关中。自古以来陕北为中国农牧交界的战略要冲,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在这里交融结合。陕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文化。这块神奇的黄土大地上的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各种民间艺术和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嘹亮高亢的信天游、委婉动听的民歌、激越奔放的大秧歌、古朴粗犷的剪纸、淳厚动听的陕北说书以及各种婀娜多姿的民间舞蹈等等,不仅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浓郁的生活气息、炽热的思想感情、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且还保存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古老的民族艺术特色。这些宝贵文化遗产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科学、教育和艺术价值,而且这些优美的传统文化孕育了陕北人民勤劳质朴、热情豪爽、热爱本土的文化传统。 1.陕北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人状况陕北蕴育着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艺术,但近年来陕北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状况不容乐观。目前,陕北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人普遍年龄较高(平均年龄在58岁以上),平均文化程度较低(初等教育以上学历者仅占12%)。其传承方式极其落后。陕北民间艺术的传承基本是血缘传承、师徒传承、婚配传承三种方式。其共同特点是口传心授,很多原生态的民歌手、剪纸艺人、民间舞蹈的传承人大都接受过很少学校教育,文化水平低下,传承过程基本是在传“形”的过程中,反复模仿,得以再现。如早期陕北很多说书艺人大多是盲人,他们大都不识谱,在没有乐谱且文字能力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就是通过口传心授,以内心领悟来体味其中韵味,传者口唱、承者聆听,然后再模仿再现。 2.陕北民间传统文化艺术门类丰富多彩的陕北传统文化艺术可以划分为陕北民歌、陕北民间舞蹈、陕北民间曲艺、陕北民间工艺和陕北民俗文化五个大的艺术门类。陕北民歌按演唱内容、形式和体裁大致可分为劳动号子、山歌信天游、小调三个大类。陕北人用歌声表达其喜怒哀乐,在黄土高原之巅、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在亲朋好友举办的酒席上,随处可以听到陕北人的民歌。陕北民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曲调繁多。它是陕北人民意识形态的外界投影,也是黄土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陕北民间舞蹈得形式有近百种,常见的表演形式有秧歌、霸王鞭、腰鼓、踢场子、龙舞、狮舞等。其中以秧歌和腰鼓最为普及和具有代表性,形成了以秧歌和腰鼓为主体的群众性民间舞蹈活动。每逢春节和正月十五前后,陕北各地均组织秧歌活动,当地俗称“闹红火”、“闹秧歌”,使广袤的黄土大地沉浸在欢乐喜悦的气氛之中,几乎是“村村锣鼓响,人人喜洋洋,扭起秧歌打腰鼓,丰收歌儿满山乡。”丰富多彩的陕北民间舞蹈,是研究、保存、继承、发展陕西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和西部人文资源的珍贵史料和活化石,也是我们开发民族民间艺术的重要人文资源。陕北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民间曲艺表演形式,它们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数百年、上千年的发展生生不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陕北民间曲艺艺种主要有陕北说书、陕北二人台、陕北碗碗腔、陕北道情等。这些民间曲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俗性色彩,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民间曲艺的曲目大部分经过艺人反复地口头加工,口传心授而流传下来的。而民间曲艺艺人也在迅速减少,有些艺种面临失传的危机。民间手工艺是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陕北的民间手工艺品类繁多、技艺精巧。陕北的民间工艺主要有:剪纸、石雕、刺绣、面花、泥塑、民间画等。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机器生产极大地冲击民间手工艺的传承发展,很多民间手工艺面临逐渐消失的困境。丰富多彩的陕北民俗活动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活力和乡土气息。有神秘古老的祭祀仪式,也有欢天喜地的民俗汇演。陕北最多的民俗活动就是庙会活动,庙会是村民们主要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春节是陕北民俗文化展示最全面、最繁荣的期间。陕北被称为中国春节的十大狂欢地之一。转九曲、耍水船、垒火塔塔、玩火判,再加上春节锣鼓喧天的大秧歌,陕北的春节真是热闹非凡、极尽张扬。 3.陕北传统文化艺术地保护传承状况近年来,陕北地方政府开始保护传统文化,而且取得一定的成效。2005年,当地文化部门对陕北的民族民间艺人(传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对调查资料进行了建档保存。2006年积极审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其中榆林小曲、陕北大秧歌、洛川蹩鼓、安塞腰鼓、陕北说书、安塞剪纸、黄帝陵祭典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6年以来逐步展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人员培训、网络平台的建立、遗产的收集、纪录、整理等工作。这些举措使陕北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状况得到了全面改观,但其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一是管理机构尚未形成,缺乏上级专业组织的帮助与指导。缺少自上而下的规范管理,基层现有的一些组织管理力度不够。基层协会组织,缺少本专业干部和专家级人才,对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不够,合理开发利用的市场意识和政策条件欠缺。若长此下去,传统的文化资源不仅会慢慢丢失,出现潜在的断层,而且也将丧失一个弘扬民族工艺的文化市场。所以,加强民间工艺的保护,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濒危品种保护和传承人培养的问题有待解决。对于濒危程度较高的艺种,从传承人和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的保护措施还不到位。由于目前的传承处于自觉自愿状态,以及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间工艺特有的制作周期长、费工费力等,致使参与者不多,传承人匮乏,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是鲜有问津者。尚未形成一个民间文化的传承群体。可以说,民间文化的传承在人才资源上出现了断层。三是市场意识和规模化生产有待提高。近年来,安塞、绥德等县区积极整合当地文化资源,在将其产品投入市场方面,做了初步的尝试,具有一些经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陕北整个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缺少规模性和影响力,还没有进入大市场良性循环领域,仍然满足不了大批量需求的要求。 三、对传统文化艺术保护传承的几点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和传承好传统文化艺术,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从陕北传统文化的拥有量和其保护状况看,我们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各地应该综合自有资源,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挖掘、继承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巩固和发展先进文化。第一,改革传统文化管理体制,健全传统文化管理制度。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首先要做到保护与管理相结合,必须建立一套保护、传承的有效机制,健全管理制度,加强管理队伍建设,提高管理人员素质。政府应逐步实现“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要加大对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培养力度。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应努力形成科学规范的管理体制和良好高效的运营机制。要加强分类、分级管理。对消费性的传统文化艺术,政府应遵照市场规律要求,依法管理,规范运营,使其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第二,强化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虽然,近年来,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还相当薄弱。传统文化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而且往往是经济落后区域其传统文化受现代文化冲击较少,传统文化保护得比较完整。因此要加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唤起普通群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传统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最终也必须依靠大众来保护。应该经常举办展示、论坛、讲座等活动,让公众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并喜爱传统文化,培养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同时也调动他们参与保护的积极性。第三,将民间艺术渗透到日常教育工作中、为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传承培养后备人才。在当前素质教育中,把民间艺术教育渗透到日常教育工作中是必要的。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素质,另一方面可以培养一批传承民间艺术的后备人才。可以渗透到基础教育的音乐课、美术课中,也可以通过在高校设置学修课等将民间艺术渗透到高等教育中。如在音乐课上给孩子们多教一些民歌、民间舞蹈等;在美术手工课上教民间传统工艺制作等。学生学习民间艺术的过程中,提升学生民族自信心,激发学生对民间艺术的热爱和关注。从小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爱国爱家的情怀,同时逐步培养起民间艺术的欣赏群体和民间艺术的传播者,进而为民间艺术的复兴和传承做好人才和文化准备。第四,走产业化发展之路,促进消费。应以培育品牌为基础,向产业化发展,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与历史文化保护区及旅游景点相结合,促进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消费。一是整合资源,产销结合,定点(门店式)展卖。如将陕北剪纸,集中艺人和产品,以门店为依托,形成网络经营。二是整合资源,厂店合一,集中展卖。全面提高民间传统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程度,形成规模效应。三是根据各地实际,结合自身文化艺术特色打造品牌项目。如:以陕北窑洞为依托,开发各种民俗活动项目,用民间优秀文化营造出的独具特色文化氛围吸引中外游客。对陕北民歌、陕北大秧歌、腰鼓、小场子表演等表演性和审美价值较高的民间艺术项目,在各种文化活动中进行积极利用与开发。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加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方案 旗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不仅创造了大量的有形文化遗产,也创造了丰富的无形文化遗产。目前,旗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环境急剧恶化,保护状况堪忧,大批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民间文艺、风俗礼仪、节庆游艺等文化遗产正在逐渐消失,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后继无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许多珍贵文物和资料流失境外,加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已刻不容缓。 为了切实解决旗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发展遇到的新情况和存在的新问题,为此,旗人民政府将在全旗范围内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系统工程(以下简称“保护工程”)。 一、实施“保护工程”的必要性 1.实施“保护工程”是传承中华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民族民间文化源于各族人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中华民族保持对祖先的记忆和历史延续性的独特展现。其民族性与大众性特点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血脉相承,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给先进文化带来了强劲的生命基因,增强了吸引力和感召力。 2.实施“保护工程”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振奋民族精神的迫切要求,也是维护国文化主权的战略措施。 二、“保护工程”的总体目标、方针和原则 1.总体目标 通过“保护工程”建设,到年,使旗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在全旗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努力形成自觉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氛围,基本实现民族民间文化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网络化。 2.保护方针 “保护工程”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处理好抢救、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在确保旗民族民间文化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促进抢救和利用的有机结合和协调统一。 3.实施原则 “保护工程”的实施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期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责任,形成合理。 三、保护对象和方式 (一)“保护工程”的对象主要是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包括:口述文学和语言文学,传统戏曲、曲艺、舞蹈、音乐、美术书法、杂技、剪纸岁日节令、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民间知识、游艺、传统体育竞技、蒙药制作技艺、木制手工艺、皮匠手工艺及使用,传统种植、服饰服装、驯马技术、打猎方式、银匠制作技术、毡子制作技术、条子编制技术、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等,与上述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原始材料。 (二)基本保护方式 1.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普查、确认、登记、立档。 2.在真实记录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并妥善保存。 3.通过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命名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对原生态文化保存较为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和浓厚价值的文化苏木乡镇,进行动态的持续性保护。 4.通过对传承人的资助扶持和鼓励,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传承机制,对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宣传、弘扬和振兴。 四、主要实施内容 (一)全面普查,摸清家底,制定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年度计划。 (二)建立健全阿旗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 (三)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珍贵濒危的有具历史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系统的抢救和保护。 (四)建立传承人的认定和培训机制,通过采取资助扶持文化传承人(传承单位)等手段,鼓励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五)依据有关条件建立生态保护区,命名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苏木乡镇。 (六)合理开发和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推动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融入现代日常生活。 (七)通过各种渠道,普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意识。 (八)建立健全“保护工程”组织,建立起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九)建立民族民间文化协会,培养一批热爱民族民间文化、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精通的人员和具有奉献精神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者。 五、实施步骤 (一)实施时间 “保护工程”的实施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年至年),普查阶段。在全旗范围内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普查,摸清家底,制定“保护工程”管理办法并进行抢救;第二阶段(年至年),全面开展和重点保护阶段。在普查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第三阶段(年至年),补充完善和健全机制阶段。逐步建立健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机制,对不完善的地方加以完善。 (二)第一期阶段目标 1.普查:制定民族民间文化普查方案,由文体广电局统一组织在全旗范围内调查摸底、确认、记录工作,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目录清单。 2.制定规划:制定“保护工程”阶段性计划和长远规划,再据此制定“保护工程”实施细则。 3.建立名录:研究制定有关标准规范与申报办法,促进各苏木乡镇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为申报赤峰市、自治区及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作好准备。 4.建立传承机制:命名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苏木乡镇,撰写调查报告并落实工作。 5.宣传展示:举办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成果展览、艺术展览和艺术品展览,积极对“保护工程”进行广泛宣,增强全民的保护意识。 6.建立数据库:成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协会”,旗文化馆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档案资料数据库,同时,根据现有条件编辑出版“民歌演唱集”。 六、组织机构(附后) 七、保护措施 (一)加强宣传。要加强对“保护工程”的宣传,采取多种形式,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进行广泛宣传,增强全社会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意识,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制定细则。各苏木乡镇要结合本地区的实施情况,依据旗政府出台的保护方案,制定本地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细则。 (三)建立资金库。要建立阿旗“保护工程”专项资金库,用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普查与重点项目的保护与研究,保障保护工程的顺利实施。 (四)落实责任。各相关部门要明确工作任务,落实责任,确保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同时,文体部门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研究论文 [摘要]我国目前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缺乏必要的力度,导致民族传统文化被一部人利用,成为他们的摇钱树,特别是被外国人剽窃、改造成商品后,一方面我们不能分得任何利益,另一方面甚至还限制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正常传播。面对这些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本文从民间传统文化的现状入手,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能对相关法律的完善有所帮助。 [关键词]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 1、民族传统文化范围和特征 1.1范围界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指来自于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者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达形式,它的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主要包括民间文学艺术、传统工艺及民间民俗三大类。其中,民间文学艺术则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艺术。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民间美术、语言文字、戏曲和杂技等。民族传统工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涉及许多领域,包括、绘画、雕塑、木偶、皮影、剪纸、传统工艺美术制作技艺、以及与上述有关的代表性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和场所,等等。传统习俗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从历史沿袭而巩固下来的,具有稳定的社会风俗和行为习俗,并且已同民族情绪和社会心理密切结合,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准则。 1.2特征。作为一种知识产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这与现代知识产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又具有不同于现代知识产品的显著特征:(1)它不仅凝结着当代人的劳动,而且凝结着历代人的劳动,其权利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从国家层面上讲,它是一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文化财产;从族群层面上讲它是特定民族智慧的结晶,是该民族的文化财产;从个体层面上讲,它又可能成为个人的文化财产。(2)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利用中生存和发展,停止利用之日便是民族文化的消亡之日。保护民间传统文化,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合理利用,在利用中实现保护。(3)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消失将不复存在。民族民间文化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对其保护的难度。 2、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商品化步伐的加快,以自生自息为主要特质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境遇堪忧。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从来就是鲜明的,但是,这种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因为经济以同质性为其发展路径,文化则以多元为其运行轨迹。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我国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带来繁荣。恰恰相反,由于人们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过多关注,对传统东西的无暇顾及或不愿顾及,致使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主要表现在:(1)过度商业化地滥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流失现象严重;(2)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面临着年久失传的危险;(3)一些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习俗正在消亡;(4)大量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实物和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5)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人员短缺,出现青黄不接的断层。更让我们气愤的是,一些国家和个人为了商业利益或者其他的目的,纷纷来中国寻找淘金点,针对目前我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的漏洞,对我国的一些历史、传统知名人物进行注册,以中国文化名人来创作影视节目;或者抢注我国知名但未注册的商标,等等方面的问题和现象越发严重。 3、民族传统文化的立法完善 根据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国际经验,笔者认为,一部开拓性的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应当确立以下保护机制:3.1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普查机制。通过普查,全面了解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生存状态,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抢救和保护工作。普查是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对无形文化遗产的记录和对一些反映民族民间文化内涵的实物和资料的收集,其目的就是建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档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了搜集、整理民间艺术的系统工程——编纂十大文学艺术集成志书。据不完全统计,该工程共收集民间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条,民间故事184万篇,民间戏曲剧种350个,剧本l万多个,民间曲艺音乐13万首,民间器乐15万首,民间舞蹈1.71万个,文学资料50亿字。在调查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有许多濒临灭亡的民族民间文化瑰宝被抢救性地记录下来,也有许多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经过挖掘、整理,重新焕发出生机,因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普查机制意义重大。我们有必要通过立法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普查机制得以规范而有序地进行下去。法律应明确普查的方式和要求、普查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政府的责任和普查人员的职责、公民协助普查的义务。 3.2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重点保护和传承机制。对于具有重要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濒危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国际采取了重点扶持的保护政策。在普查的基础上,对认定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给予重点保护和抢救;对濒临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政府一方面通过组织人员进行记录、整理的方式予以抢救,另一方面给予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以适当的资助,鼓励其带徒弟传承民间技艺。为了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法律应该明确规定:认定重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标准,政府公布重要民间文化遗产的名录并指定保持的方法、保持者享有的相应权利和荣誉、赋有的义务。为了鼓励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法律还应规定:政府给予长期生活在民间熟练掌握一种或多种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且有很高造诣的民间艺人以“民间艺术家”的荣誉;对于具有民族特色或地方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式、该项民族民间文化在当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艺术水平的地方,政府命名其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以推动该艺术的弘扬;通过财政拨款、鼓励社会捐赠等形式扶助以民族民间文化为创作对象的艺术表演团体,鼓励它们进行创作和演出。 3.3文化生态保护机制。特定的生存环境是民族传统文化持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保持文化生态,将文化遗产在适宜其生存的社区和环境中原状地加以保存,使其成为“活文化”,不失为保护文化生态的一种有效方式。当前,一些省区都在进行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筹划,为了规范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立法应当明确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管理方式、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保护区内居民的权利和义务、破坏文化生态者应承担的责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行政保护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为此必须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 民间传统文化是我们宝贵的资源,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历史要保留,文化对我们的价值是有形和无形的,而一些民间工艺更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民间传统文化里一些独特的手法和理念,如中医,更是让我们收益无穷,我们要保护民间传统文化,我们要发扬民间传统文化,这对于我们的国家和国人都有巨大的意义。 本文关键词:民间知识产权传统文化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电视纪事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自从摄影技术问世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它作为记录、保持和传播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事业上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影视这一新技术也开始运用到人类学的研究之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等工作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和保护工作落后于它的消亡速度,呈现出岌岌可危的现状,抢在一种文化消失之前,把它记录下来,保存这笔财富,是人类紧迫而又崇高的使命。平江花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也面临着曲艺失传的威胁。 一、平江花灯戏的艺术特点 中国曲艺文化是有声有色的中国民族发展史的艺术转载体。平江花灯戏属于地方剧种,原名平江灯戏,据相关史料记载,平江花灯戏源于唐代,民间称为“灯戏”。历代民间艺人组成业余班社在农村演出,以平江方言为主。有传统剧目100多个,多反映农村生活,乡土气息较浓。每一戏种的形式,都有它产生的内因,该戏曲主要有如下两点艺术特色: 1.独具特色的古音发声方法 平江花灯属于湘北花灯戏。平江属赣方言的次方言,在整个方言学中是一种独特的门类。循平江方言主音规律,占全县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地域,纯属土语。若览文朗读,大多合乎唐宋音韵,而口语俗谈则偶尔保留着上古韵间。本境地域奥僻,外人罕至,即便有外人迁入(人),往往仅需经一两代,其语言、习惯即完全同化。这个方言从声调、声母、韵母等都与其它语言有明显区别。 平江保持着古老的发音方法。平江花灯戏就是运用这些古音表演的戏曲艺术,这一艺术价值是非常大的。目前平江方言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平江虽然普遍都讲平江方言,可是随着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多平江最古老的发音吐字,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平江最古老的语音语调也面临着逐渐失去其原有韵味的危险。平江花灯戏是以平江方言进行演唱的,就此推之,随着方言的逐渐改变,而醇正的平江花灯戏也会随着走向消亡。 2.独特的戏曲表演艺术 一种戏曲的鉴赏,主要是通过对戏曲在唱、念、打、做等方面进行分析和鉴赏的。平江花灯戏的表演艺术是非常特别的。 (1)带有即兴发挥性的表演。不少剧目中,几乎都是笑闹,逗趣的噱头,人物多为一旦一丑,或一丑二旦,丑和旦的表演,任其自便,在不影响整体剧情发展方向上自由发挥,可从平日的生活和演出现场吸取笑料,即兴表演。 (2)仍具有花灯表演的痕迹。湘北花灯戏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戏曲故事的情节,由唱、打发展为唱、做、念、打。 (3)吸取了说唱艺术的说和做。平江历来有渔鼓、莲花闹、送春、赞土地等说唱表演,通过说唱介绍故事,传鉴,以唱为主,有道白,有表演动作,湘西花灯戏许多道白、唱法、表演都来自说唱艺术的技巧。 (4)从民间舞蹈中吸取表演技巧。平江有古老的狮舞、龙舞、巫舞及民间的彩龙船、扎故事等。湘北花灯戏的舞蹈动作,凝聚了民间舞蹈的精华,这可以在三花、花旦的表演动作上看出。 二、电视纪事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要保护和抢救传统文化,必须建立相应的载体。传统的保护手段是简单的,主要是“两元线性研究”――文字和图片。保护手段非常单一,对文化保护的各方面无法一一顾及。其实,对于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方式是“活体传承”,但是由于现今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我们只能加大力度去呼吁民众主动去学习和传承戏曲。影视技术是20世纪人类发明的成果,电视影像化“声画一体”的艺术形式对戏曲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比较全面记录和保存作用。 (1)影视手段具有记录和保存非物质文化的功能 影视人类学在对文化进行关照的时候,使用摄像机,通过感光乳胶材料、电子光电的磁转换产生视频信号并辅以同期录音方式。比如,平江花灯戏的经典剧目《四季相思》中,词曲所唱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因为丈夫远行,而四季守望。词中充分表露了女子的心境和感触,同时在表演的动作上,要求表演者能身临其境,感情真挚流露;时而泪眼盈盈,时而含笑带望。而这些立体的表演现场不是传统保护手段可以做到的,然而运用电视纪事可以把戏曲的形体动作、面部表情、唱曲声、伴奏乐器声及环境自然声真实记录下来,并且可以作不停顿的连续记录。文化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它也是动态的,随时发生着变化,比如,花灯戏现在的唱词和原先老辈留下的唱词就有明显的时代差异。通过影视手段将其记录保存下来,当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乃至消失以后,人们仍然可以在相关的影视资料中看到曾经的场面,了解前人的文化和知识。平江花灯戏所使用的古语方言其实就很难用文字去记录和传承的,利用这一声音同步采录的方式有效的进行了全方位的存留与保护,同时也完成了人类学的研究。 (2)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合用影视化语言记录和保存 与有形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以生动活泼的形态出现,与民众生活密不可分,它主要依附于个人,依靠身口相传保持一种非物质的形态。它往往以声音、形象和技艺等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的人的展现而存在。利用影视化语言能淋漓尽致地鲜活再现,文字记录和口头描述很难达到如此逼真生动的效果,该手段长于记录动态的事象,具备真实客观和形象的表述能力,能够将民俗文化的“活”形态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活态文献”。 (3)影视手段具有传递和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 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要保护、记录一个民族内部的文化外,同时也要注意各个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影视化语言适于形象地记录文化现象,它能把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下来,不仅仅留存于民族内部,而且提供给众多观众并广泛宣传。 影视手段在文化的传递与交流上具有形象生动,可信度高,传播性强,真实性大的特点。首先,它提供给观众的主要是以形象、声音和字幕组成的直观信息,信息源来自于拍摄现场,最后完成的影片也根据现场采集的素材编辑而成,因此它传递的信息是真实可信的。比如:花灯戏具体演唱的过程,唱、打、念、做完整的舞台艺术效果,完整的说唱艺术形式和完整的表演展现。 其次,影视手段具有文字符号不具有的直观性,所要传达的信息不需经由文字的中介,直接由形象画面负载,摄制者能够把文化的原貌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不至于发生像书面文字那样,要将形象的画面转换为文字来表达所造成的信息丢失,观众直接面对形象画面,人们接受的信息更准确,感受更真切,可谓“百闻不如一见”。 第三,影视手段在文化的传递与交流中,以释放形象和声音信息让观众了解影片内容,世界上每个角落的人都能看懂画面的形象语言,大大减少了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文化层次不一的障碍,能拥有广泛的观众。 第四,影视手段以视听复合信息直接作用于人耳,这比单独视觉或听觉的刺激强度更大。一般而言,刺激强度越大越能吸引人的注意力。 电视纪事语言的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现在运用这一手段拍摄的影片已经很多了,相当一部分也着实拍出了水平。但是在众多作品中,不难发现其普遍的缺点就是,缺乏深入挖掘。电视毕竟属于一种快餐式的消费,它很多的信息追求的是快,在发掘事物深度方面往往不及于文字研究的深。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对整个人类片从总体上能把握住,并充分调度自己的“场性思维”,提高电视纪事语言的丰富性与艺术价值度。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广播影视艺术学院)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请保护好传统文化 生活中,我们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感受着外来文化的魅力。并且那些本不属于我们的、外来的文化,似乎更为我们所重视;而那些我们自身的、传统的文化,似乎正逐渐被我们冷落,传统文化正遭受着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冲击。 这几年,西方的各类节日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青睐。每年圣诞节的前夕,各大店铺门口早早的就开始渲染浓浓的节日气氛:圣诞树、彩灯、装饰画……到处都是,街上到处有人派送圣诞礼品,各种各样的贺卡满天飞。狂欢夜的街上更是热闹非凡,好一派节日的气氛。到了2月14日情人节,到处都是卖玫瑰花的,尽管价钱高得惊人,却依然生意兴隆。愚人节,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玩笑陷阱…… 我们的传统节日呢?别说重阳节、清明节被我们抛于脑后,就连端午节、中秋节,有时大人们不提醒,我们都记不起来呢。春节倒是热闹一些,但听老人们说,也无法和以前相比,特别在年青人中,也有逐渐“淡化”的趋势。 我不是说不能接受外来节日,但我们也要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啊。前些日子令国人不爽的是韩国申遗成功,正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传统文化的后果,端午节本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在一千多年前传到了韩国,结果被韩国换了个名叫“江陵端午祭”,拿去申遗,居然还成功了。恐怕听到这消息的每个中国人都会愤愤不平,但是我们转念一想:为什么我们不能保护好自己的文化产权而被别人拿去注册?看来该反省的是我们自己。 不仅节日,中国的其他传统文化也在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虽然我们有的传统文化正在走向世界,但有的却正在自己故乡的土地上慢慢消失。 曾经看到电视里报道:有一位老中医,掌握着一种快要失传的中医术,却苦于无人继承。好不容易找到了满意的徒弟,谁知刚学了不久,这徒弟却认为西医受重视,赚钱多,就转而去学西医了。老中医十分痛心,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认为这个徒弟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拯救一种濒临消失的中国文化! 近些年来,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一代,把传统文化看成是陈规陋习,觉得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诚然,许多外来文化是优秀的、先进的,但我们并不应该因此忘记自己民族优秀文化的根。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文明,是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中华文明,它需要保护,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重视。“韩国申遗事件”就是对我们的警醒:传统文化需要保护,需要珍惜。 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愿中国传统文化一路走好! 点评:作者在文中通过一些实例呼吁我们要保护好传统的文化,的确随着现在西方价值理念和文化的侵袭,还有当前哈韩哈日等一族的不断壮大,我们的传统文化已备受冷落。该怎样的去保护和发扬我们的文化是值得我们大家都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湖南省常德市五中)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江苏东台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研究 【摘 要】江苏东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地方文化,对东台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江苏东台;传统文化;问题要就 一、江苏东台的历史文化起源 据《东台县志》记载:西溪即古临海县,相传为古县地,西汉以来就有此镇。作为东台的发祥地,西溪有着独特的历史人文资源,享有“苏北周庄”的美誉。南唐N元元年即九三七年,于海陵县置泰州,设海陵监于东台场。清乾隆三十三年即一七六八年,东台从泰州分治后,泰州东北境九场四乡划为东台县,东台为县治所在地。因东台在海陵之东,而且地势较高,故得名“东台”。 悠久的历史造就了古老的文化:以海春轩塔、宋代三宰相为代表的名贤文化;以泰山寺、碧霞宫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缫丝井、肝肠河为代表的“天仙配”民间文化;以通圣桥、八字桥为代表的“桥”文化……古塔、古寺、古桥、古井凝聚了东台上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二、江K东台的历史文化传统 (一)世界一绝,发绣缱绻 发绣,顾名思义,是以头发丝为原料,结合绘画与刺绣制作的艺术品。而享有“中国发绣城”美称的东台,其发绣技艺自然首屈一指。早在清康熙年间孔尚任的《西团游记》中载:东台附近的西团镇(古属东台场)晾网寺里藏有发绣观音佛像,被推为发绣珍品。东台发绣以其独特的工艺,以针,以发代丝,大胆借鉴苏绣、湘绣的技法,运用滚、施、套、乱的虚实针法,尤其是双面异色发绣的制作,开拓了发绣工艺的新纪元,把一个濒于绝迹的发绣工艺发扬光大,使之成为誉满海内外的发绣城。其产品秀丽典雅,号称“世界一绝”,多次荣获“全国工艺美术品”金奖、“江苏省工艺美术”百花奖、“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全国优秀新产品设计”一等奖等称号。东台因发绣先后被命名为江苏省民间艺术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东台发绣,世界闻名,实至名归。 (二)鱼汤下面,味溢四海 东台的美食真的很多,而让出门在外的我念念不忘的,唯有鱼汤面而已。据传,清乾隆年间,一位御膳厨师因触犯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廷,流落到东台,以卖白汤饺子为生,味道可口竟顾客盈门。后被一家面馆聘用,做起白汤面,生意更是兴隆,只因这白汤面的制作手艺不凡。原来这位御膳厨师制作的白汤面方法独特,做工精细:他选用鲜活鲫鱼,把腮扒光,把鳞刮净,洗干净后放在清水里泡上几个小时,晾干后放到油锅里炸,直到鱼起酥后才捞起,配以鳝鱼骨、猪骨、猪油、姜葱、虾子、白酱油等。加之用手工做的刀面匀细,宽汤大面,再放上几片肴肉和脆鱼,更是锦上添花。当时盐业兴旺的东台贾商云集,台城二十多家茶馆酒店,也都仿制供应鱼汤面,每天早市都是人满为患。鱼汤面是以鲫鱼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而鲫鱼有温胃健脾的功能,常食之,大有养肾健体之效。民间常说:“吃碗鱼汤面,赛过老寿星。” (三)千年古刹,泰山古寺 东台有座千年古刹,全称为“泰山护国禅寺”,被中国佛教协会列为江苏省重点庙宇。泰山寺始建于北宋嘉佑年间,原址为东岳行宫,与海春轩塔比邻,占地八百亩。这里红砖碧瓦,庭院幽深,山门朝北大开。这里寺中有庙:关帝庙、华佗庙、神农庙、鲁班庙、轩辕庙巧布其中,故有“一寺五庙”之称。寺内地藏殿后有一土山,山上屹立的碧霞宫金碧辉煌,东西有钟鼓楼对峙,碧霞宫内供奉的是东岳泰山大帝的女儿,号称“泰山神女”的碧霞元君,“泰山寺”由此得名。 (四)西溪胜地,天仙发源 董永、七仙女的故事已经是千门万户耳熟能详了,而“天仙配”发源于哪儿却着实有过一场很激烈的争夺。就我们江苏省而言,就有四县市争取这一传说的首发地。东台人民不以为惧,满怀信心地认为:东台才是“董永与七仙女”传说的发源地。早在清嘉庆年间编修的《东台县志》上就记载了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至今还有槐荫庄、辞郎河、桑家沟、房舍村、舍子头、凤凰池、缫丝井、金钗井、双鞋村、董永庙等五十多处遗迹,这些遗迹至今还保存完好。千百年来,董永与七仙女的美好传说在东台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它反映了东台人民善良仁厚的淳朴民风。如今董永的故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享有“黄海明珠金东台”的美誉。勤劳朴实的东台儿女正满怀激情,立志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再创辉煌。 三、实证调研心得体会 兜兜转转一个暑假过去了,这个暑假我没有跟随“旅游热”去外地某个风景名胜赶热闹,而是认认真真的走了很多属于老家东台的角角落落。本以为这个我待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已没什么可探索的了,怀着应付作业的心情我开始了我的“旅途”。 富安、安丰、时堰、三仓、港、唐洋……这些我只从中巴车的车牌告示上见过的地方,我一个又一个地走了个遍。随着我到过地方的增多,那种应付作业的心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寻宝的兴奋,因为我发现,我越是走过这一个个地方,就越是发现,老家东台,竟然是一座我怎么也探不到底的宝库:说起人物,有西溪走出的三宰相,有“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有爱国布衣诗人吴嘉纪,有人民爱戴的好知县魏源,有抗倭英雄葛天明……说起风土,有中华桑茧第一镇富安,有苏中沿海的“小香港”港,有黄海滨崛起的工业城头灶,有三昧寺、八字桥、捍海堰、串场河、鲍氏大楼……说起美食,有泥螺、竹蛏、鱼汤面、陈皮酒、文蛤、溱湖簖蟹、松花皮蛋、下灶贡豆……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我成长的地方,有如此多让人心驰神往的风景。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感觉更让人开心了,就好像一件我从自己已经穿过、洗过很多次的衣服口袋里莫名掏出了一笔钱,惊喜而不知所措。 一个暑假不算长,实在不够我把东台彻彻底底走下来。不过,这一个暑假听到见到的,已经足够支撑我完成这篇报告了。听到过这么一句话:所谓旅游,就是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去一个别人待腻的地方。我曾经深以为然。但现在颇觉得自己有些“有眼不识金镶玉”,东台,还有太多值得我去认真探索。 最后用罗丹的话来结尾: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大学第15批学生科研课题立项一般项目“江苏东台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15C086)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朱杰,男,本科,江苏大学京江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策略探讨 摘要:地域性传统文化是构成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源泉。本文通过分析传统地域性文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得出地域性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有效措施,同时也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对策参考。 关键词:文化保护;文化产业;新型城镇化 一、传统地域性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本,文化产业的保护、创新和发展依然是“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现代化的目的是谋求人类的发展。发展不仅是纯粹的经济增长,Marshall Sallins认为发展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各方面的繁荣,即文化是发展的终极目标[1]。因此,在特色城镇的规划建设中对传统地域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研究课题。Graeme Aplin认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人们需要与场所、时间保持联系,以便地理地、历史地定位目前的生活,而遗产则具有提供时间感、空间感的特质,在此意义上,遗产使人之为人;另一方面,遗产有助于人们的社会化定位,它使个体与社区、国家联系在一起,为局内人及局外人营造一种族群身份的象征”[2]。俞孔坚认为,现代城镇化过程中通过对乡土文化保护可以重建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和归属感,继而对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有重要意义[3]。文化产品的特色是地域性文化“特色”的重要体现,特色即意味着多样性,UNESCO在《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中说,“文化的多样性带给人类的福祉正如生物的多样性一样,文化多样性注意到人类以往所有经验、智慧和实践的精华”[1]对于一个地方城镇的建设发展来说,只有继承和发展地域性传统文化才能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才能使地方城镇更具特色,才能使居民具有文化归属感和幸福感,才能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 二、传统地域性文化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在以往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城市小区模式建设新农村,简单用城市元素与风格取代传统民居和田园风光,导致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李孟竹2014年通过对马栏村的研究,提出地域性文化保o和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乡村原整体风貌渐遭破坏、传统民居保护亟需开展、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较为落后、产业发展不健全[4]。段威也提出,“空心化”现象、“破旧立新”的商业开发和村民无序地“自发更新”,是城镇化过程中地域性文化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5]。归纳起来,地域性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层面重经济建设而轻文化保护,缺乏合理有效的顶层设计;保护主体不明确,政府、居民、企业责任不清晰;保护对象过于笼统,没能对传统地域性文化进行发掘整理;保护方法上,只注重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没能有效地与特色产业、旅游产业融合,做到地域性文化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三、传统地域性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措施 针对传统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和现状问题,对其保护与发展的措施主要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彰显地域文化特色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但在现代化城镇建设进程中也走了不少弯路,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建设现象严重,传统文化破坏严重,居民缺乏应有的文化归属和幸福感。那么在今后的城镇化建设中对地域性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要高度重视,科学合理地将地域性传统文化符号融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之中,从建筑、自然景观规划,到本土人文生活习惯等的全方位统筹都要与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2.开发旅游文化产业链,盘活地区文化经济 地域性传统文化形成于这一地域的生产生活实践,因此,地域性文化保护应与城市产业转型相结合,找到将传统特色文化融入到生产、生活之中去的有效路径。如今,许多地方通过开发整合自身地域及人文资源,大力借助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使原本沉寂的地方经济变得蓬勃活跃起来。旅游文化产业作为产业链,与以往单纯的旅游业有着本质的不同,涉及范围领域十分广泛,从衣食住行到文化体验,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蕴含的经济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合理有效地整合地域性特色文化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塑造特色文化产品,树立地域性文化品牌,必将成为地域性文化保护的有效途径。 3.吸纳民间资本参与,构建良性市场竞争 地域性文化保护除了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的参与保护外,还应该包括投资、运营等相关民间企业的有效介入。政府做好保护对象的认定、保护政策的制定,做好顶层设计,在具体运营中要利用市场导向,刺激民间企业资本的介入,构建市场竞争机制,从而推进传统地域性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4.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作用,提升公众保护意识 在地域性文化保护与发展中,当地居民和投资、运营企业除承担保护主体责任外,同时他们也是利益相关者,企业注重开发特色产业,将传统地域文化融入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居民提升文化保护意识,在特色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的从业中做到自觉保护和传承,只有多方联动,构建区域文化保护的共同体,才能实现区域传统文化可持续性保护。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西藏电视旅游栏目西藏传统文化保护 【内容提要】西藏电视台有两档旅游栏目,即《西藏漫游》和《西藏旅游》。《西藏漫游》栏目的特点是注重挖掘旅游节目的文化意涵,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传播西藏文化,优美的画面和解说词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听觉享受。该栏目存在的问题是有些节目的选题和栏目的宗旨相去甚远,栏目背景音乐缺乏民族特色,节目选题和内容重复率高,主持人的素质有待提高。 【关键词】旅游栏目 传统文化 保护 西藏电视的旅游栏目主要有西藏卫视的两档旅游栏目――《西藏漫游》和《西藏旅游》。 《西藏漫游》是西藏卫视栏目《西藏诱惑》的子栏目,内容定位于西藏旅游名胜、旅游线路和旅游服务,制作样式为主持人引导观众的层层深入。这个栏目2014年已经停播,本文着重分析2010~2013年的节目。 《西藏旅游》栏目是西藏电视台一档旅游服务类节目,以旅游资讯为栏目主要宗旨。该栏目由于和《西藏风情》《西藏漫游》在栏目宗旨和内容方面严重同质化,所以在2014年6月停播。本文以《西藏漫游》为例来分析西藏的旅游栏目是如何传播西藏传统文化的。 一、《西藏漫游》栏目的特点 (一)注重挖掘旅游节目的文化意涵 民族旅游最大的特点是其文化属性,游客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除了领略少数民族地区瑰丽的自然美景外,最重要的是体验少数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地区古朴的生产生活方式,奇特的民俗,神秘的宗教,对游客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举手投足都是文化,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来说,都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文化体验。所以,发展少数民族旅游,除了大自然赐予的自然美景外,就是要挖掘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让文化成为民族旅游的支撑。对于地方媒体来说,制作旅游节目除了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美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挖掘旅游节目的文化意涵。民族旅游节目和一般旅游节目最大的区别就是淡化旅游的娱乐休闲本质,增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体验。 分析《西藏漫游》2010~2013年的节目,除了少数节目和西藏传统文化没有太大关系外,如《跟着足球玩转拉萨》《西藏时尚梦》《高原游乐园》《因为爱情》等,其他节目都或多或少和西藏传统文化有关。像《漫游尼洋阁》《山南历史文化之旅》《千年水磨坊》《漫游千年古刹》《唐卡・藏文化》《藏源访古》《拉萨民俗掠影》等节目,就是在介绍西藏的传统文化;像《秋访曲水》《魅力尼木》《畅游堆龙德庆》《畅游樟木》《拉孜游记》《慢行阿里》《走进谢通门》《漫游林芝》等节目,是一边领略瑰丽的自然美景,一边体验独特的传统文化;还有如《神湖之旅》《纳木错的颜色》《行走在拉萨河畔》等节目,虽然表面看是展示自然景观,但正如《西藏漫游》宣传片里所说,“在这里,每一块山石都称得上风景,每一条溪流都流淌着故事。”西藏几乎所有的神山、圣湖都有美丽的传说。在西藏,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难以分开的,所以,这些以自然景观为主体的节目,也会有很深的文化意涵。 (二)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传播西藏文化 民族旅游虽然是一种文化体验,但旅游本质上是一种娱乐休闲活动,人们旅游可以进行身心的放松。而《西藏漫游》栏目宗旨,就是把休闲娱乐和文化体验很好地进行融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对西藏文化的传播。该栏目采取的节目样式是外景主持人带领观众一起去体验别样的景色和文化,这些时尚靓丽的主持人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有的主持人还很有幽默感,让观众在一种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感受西藏的自然美景和厚重的魍澄幕。 比如《秋访曲水》的外景主持人安晓,体验收青稞和学跳牛皮船舞就很有娱乐性;还有《慢行阿里》的外景主持人杨娟啃风干牛肉的画面都有很强的喜剧效果,让人忍俊不禁;比如《林芝发现之旅》中的李川,体验西藏传统体育项目“抱石头”,可是怎么也抱不起来,旁白:“李川怎么趴在地上了,到底是你抱石头,还是石头抱你,这回李川可是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另一处,李川体验工布藏族的一种舞蹈,旁白:“李川,人家跳得像雄鹰,你怎么跳得像小鸡呢?”这些幽默的话语再加上搞笑的画面,给节目增添了几分轻松愉快的氛围。 《西藏漫游》是《西藏诱惑》的子栏目,它和其他子栏目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把旅游和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让人们在游玩中轻松地感受西藏文化,传播西藏文化。正如其宣传片中所言:“从藏东门户昌都到高原屋脊阿里,从雪域圣城拉萨,到边境小镇岗巴,《西藏漫游》栏目,时尚靓丽的外景主持人,深入雪域高原的角角落落,带您欣赏每一处美景,体验每一种风情,吃喝玩乐我们样样体验,衣食住行,我们一一享受,《西藏漫游》让您足不出户,游遍西藏!如果你想知道西藏哪一个地方更有特色,如果你想知道西藏哪里的风俗更有趣味,那么,请您每周四晚上八点钟,锁定西藏卫视,锁定《西藏漫游》。” 对于那些想去西藏的旅游者来说,《西藏漫游》是很好的向导,它比那些导游的讲解更专业。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来西藏旅游的观众来说,《西藏漫游》使他们足不出户,跟着节目的节奏就能完成他们去西藏旅游的梦想,就能完成他们对西藏文化的认知,虽然是虚幻的旅行,但是也能够给心灵带来一点慰藉。 (三)优美的画面和解说词给人视觉和听觉的极大享受 在电视专题片中,画面是最具冲击力的元素,优美、壮丽的画面能够给人以震撼。解说词是解释说明画面的辅助性文字,但解说词绝不是画面的附庸,它不但能够对画面进行解释和说明,而且能够挖掘画面背后的意涵,能够提升专题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与画面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该栏目由于是专业的电视公司拍摄,所以画面的美感几乎无可挑剔,而优美的解说词,也为这个栏目增色不少。这个栏目对没有去过西藏的受众的吸引力自不待言,即使对那些去过西藏的人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它的画面太美,语言太美,这种美感又是我们在现实中无法体会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看这样的节目是一种视觉和听觉的享受。 首先是它的片头:“这里是世上离天最近的土地,这里有人间最纯洁无瑕的天空,珠穆朗玛、雅鲁藏布、布达拉宫、雍布拉康,一个一个神圣而又神秘的名字,令人充满遐想,无比向往,这里就是让无数旅游者魂牵梦绕的高原净土――西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西藏这样,每一块山石都称得上风景,每一条溪流都流淌着故事,每周四晚八点,西藏卫视都会邀您一起踏上高原的土地,携手进行西藏漫游。”激情澎湃的解说词配上极富冲击力的视觉画面,把栏目的定位、宗旨、特点、播出时间进行了很好地诠释,这样的片头对于那些没有去过西藏的观众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西藏漫游》的解说词显出撰稿者坚实的语言文字功底,除却画面,单单把这些文字抽出来都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比如《手信拉萨》这期节目的旁白就很有文学韵味。首先,作者没有用《淘宝拉萨》或《拉萨购物》之类的口语,而是用了一个非常书面化的词汇“手信”,而这个词语用在这里又非常贴切。因为手信并非指贵重的礼品礼物,而是突出当地的传统人文价值,讲究携带方便、轻巧,具有当地文化特色,又能讨得亲人朋友欢心;手信不在于贵,而在于心,一份情意,一份真诚。也许,在其他地方,我们叫旅游纪念品,但是,在西藏用“手信”就能体现出西藏浓厚的文化意涵。 买旅游纪念品本来是一件很简单平常的事情,但是,这期节目却把购买旅游纪念品这个行为做得非常具有诗情画意。把平凡的事情做得不平凡,做出新意,功力全在旁白,全在语言的功力,因为这样的题材画面不可能出彩。如“每一样精心挑选的手信,背后都写满了西藏的文化和历史,也镌刻着旅途中的发现和感动,希望你来拉萨老城的时候,也能买到心仪的手信。当行囊渐满,你将拥有自己的拉萨,也请用手信,把拉萨的情,把拉萨的美,传递给更多渴望远行的心”。 二、《西藏漫游》栏目存在的问题 《西藏漫游》栏目作为一个旅游栏目,整体上做得还是不错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有的选题和栏目的宗旨相去甚远 《西藏漫游》的栏目宗旨应该是让观众通过栏目领略西藏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加深对西藏的了解。但是,该栏目的一些节目和栏目的宗旨相去甚远。 比如《跟着足球玩转拉萨》,这期节目是由央视体育频道著名主持人贺炜主持的。足球和旅游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但这期节目却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牵强地扭在一起。这期节目主要介绍了拉萨的青少年足球,节目拍摄了拉萨某中学的足球比赛、堆龙德庆县一所中学的孩子们课后在野外踢球以及西藏大学的一场足球比赛,通过这些场景来表现拉萨的青少年对足球的热爱。其实,这些东西和旅游根本不沾边,可能考虑到栏目的特色,所以,又有贺炜在八廓街的一些镜头,由他来给观众介绍八廓街,介绍拉萨的传统游戏吉乍以及甜茶馆、酒吧,还有一个镜头是贺炜拿着足球在布达拉宫广场。贺炜是体育节目主持人,但他对西藏文化未必有很深的理解,由他来给大家介绍西藏的文化实属牵强。布达拉宫是最能体现西藏文化的标志性建筑,贺炜在布达拉宫广场摆出踢球的造型看起来非常滑稽。 《高原游乐园》这期节目是安晓“带领观众”体验去德吉罗布儿童乐园游玩,这个游乐园除了是海拔最高的游乐园,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这期节目毫无新意,给人的感觉像是在给游乐园做广告。最重要的是游乐园充其量只符合旅游休闲娱乐的特征,和民族旅游文化属性相去甚远。 《恋曲2013》和《因为爱情》两期节目做的是由西藏旅游局举办的内地来西藏的集体婚礼,两期节目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婚礼举行的地方不同。这两期节目主要介绍集体婚礼的状况,其中穿插一些新人所到地方的简单介绍。西藏的集体婚礼民族特色浓郁,也是这两期节目的看点。但总体来看,又像是替旅游局在做广告。 (二)背景音乐缺乏民族特色 电视专题片是运用电视艺术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由图像鲜明的画面,精炼悦耳的解说,旋律优美的音乐,真实可信的效果等基本元素共同组成,着重体现屏幕美的电视艺术作品。它作为视听艺术的体现,是在视觉与听觉的共同感知中展开的。音乐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在视听艺术中有着积极的、多层次的表现作用,恰当的选配会对画面产生补充、深化、烘托和渲染的效果,是电视片制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西藏漫游》精美的画面和优美的解说词是其吸引眼球的重要方面,但是,其主题音乐和背景音乐却是节目美中不足的地方。《西藏漫游》是一档介绍西藏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的栏目,栏目的最大看点是民族特色。民族特色除了用画面和解说词来体现外,主题音乐盒背景音乐也是民族音乐的重要体现。但是,遗憾的是,《西藏漫游》从2010年至2013年的150期节目中,很少有节目用富有藏族特色的主题音乐和背景音乐,这对表现民族特色是非常不利的。 (三)节目选题和内容的重复率较高 《西藏漫游》选题和内容的重复率较高,随意拼接的现象比较严重。如2013年1月3日的《林芝发现之旅》(上)、1月10日的《林芝l现之旅》(下)和4月4日《漫游林芝》(上)、4月11日《漫游林芝》(下),应该是在林芝拍摄的同一个内容,但是却换了名字放在两个时间段播放。本来在间隔很短的时间里播同一题材的内容就容易引起视觉疲劳,何况还是同一内容经过组合放在两个时间段播出,画面和结束词重复率非常高,让人顿生厌恶之情。另外,《漫游西藏》又加进了2012年4月12日的《探险阎王洞》和2012年5月24日的《魅力直白》的一些内容,让人感觉突兀生硬,和节目衔接非常差。如果观众看一期节目,当然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观众是这个栏目的忠实观众,持续地收看该节目,那么,这些重复的镜头不就露馅了吗?而且观众看到这些重复的镜头肯定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由此,这个节目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知名度可能就毁于一旦了。其实,做节目和找对象是一样的,宁缺毋滥。 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2013年的几期节目中,如4月到6月播出的《印象拉萨》《拉萨全攻略》《品味拉萨》《慢游拉萨》,也应该是在拉萨拍摄的同一个内容,换了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的时间段播出。光明甜茶馆、宗教禄宗公园、大昭寺、布达拉宫、布达拉宫音乐喷泉、玛吉阿米酒吧、疯牛脏餐馆、藏香和唐卡的介绍、拉萨文化艺术宫、朗玛厅,在这 4期节目中重复穿插,混乱至极。 本来在4月到6月如此短的时间内安排同一内容就是大忌,而且,这些内容和画面相互拼接,互相重复,就更让人生厌。与其制作冗长重复的四期节目,不如简单精炼地制作两期不重复的节目。观众看名牌栏目有一定的持续性,如果总有重复的内容,对观众是极大的不尊重。 4月25日《拉萨全攻略》外景主持人丹丹的开场白,完全就是重复《西藏漫游》节目的片首语,这样的重复太低级了。人们刚刚在片头听到的话语,片子开始时主持人再重复一遍,看了会是什么感觉。 (四)主持人的素质有待提升 《西藏漫游》的外景主持人虽然时尚靓丽,但是对西藏的文化了解不够深入,所以,整个主持流于表面。 《漫游尼洋阁》这期节目,主持人在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尼洋阁是美的,站在尼洋阁的顶层,还可以看到如此美丽的风景,这应该算是‘美美与共’了吧。”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费孝通老先生在80寿辰聚会上对人类学的前途提出的愿景。“各美其美”就是要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要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培育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美人之美”就是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说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美美与共”有特定的意涵,和“美景”实在没有多大关系。 另外,该栏目的一些节目中有说错别字的现象,如《清系漂流》的主持人把“徜徉”读成了cháng xiáng;《走在拉萨河畔》的主持人把“徜徉”读成了táng yáng;《走进堆龙德庆》的主持人把“古刹”读成了gǔ shà,把呱呱坠地的“呱呱”读成了guā guā;《秋访曲水》中,旁白把粗犷读成了cū kuàng。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河南城镇化进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探析 摘 要:当前我国的城镇化浪潮是社会转型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我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在现代的华丽转身。河南省的城镇化浪潮突飞猛进,方兴未艾,势必会对优秀传统文化造成冲击。因此,我们要加强城镇化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关键词:城镇化 传统文化 保护与传承 当前席卷我国的城镇化浪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我国几千年发展过程中物质和精神双重变迁中最具影响力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场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社会个体到社会群体,从乡村到城市,从社会制度到社会组织,莫不感受到这场社会浪潮的巨大冲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有历史忆、文化脉络、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河南中原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中原儿女自古至今绘制的绚丽的文化历史画卷,是中原儿女社会生活、历史轨迹、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价值观的真实写照。如何使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得到保护与传承,历久弥新,薪火相传,是当前社会、政府和学界普遍关注、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具有“共振”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是社会基本矛盾内在作用的必然结果。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作为原动力,不断推动着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人类对物质及精神生活追求的永无止境,必然会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脚步永不停息,相应地也推动着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脚步永不停息,同时也导致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化变迁永不停息。只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快慢不同,生产工具更新的形式和规模以及质量高低的不同,也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快慢有别,导致文化变迁的速度、规模、特点和方式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归根结底,社会变迁与文化的变迁具有同步性,具有“共振”作用。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浪潮是社会转型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我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在现代的华丽转身。城镇化的推进不可能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无动于衷”和“稳如泰山”,城镇化一方面造成大量的村镇被拆迁、被合并、被纳入到城市的区划,使得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形式赖以生存的乡村区域或者“农耕场域”一个个消失,同时也使得优秀传统文化失去了展示自身风采、汲取丰富营养进行自我更新的舞台和土壤;另一方面,城镇化还导致了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的文化创造主体失去了文化创新的灵感,失去了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使得丰富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形式日益单一,内容和意蕴日益失去“原味”和“原生态”。正如全国政协委员田青所言,90%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为草根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当我们高举城镇化的大旗、载歌载舞地与农业文明告别时,这些农业文明所产生的“宝贝”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连根拔起”的危机。 城镇化浪潮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河南省的城镇化浪潮突飞猛进,方兴未艾,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冲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或者受损。对城中村和城市郊区乡村的拆迁,导致有些历史文化建筑、古墓、古树、文化遗迹、庙宇的拆除和损毁。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原文明发展的见证,是中原儿女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信仰理想、风俗习惯等的活化石,一旦损毁,很难复原。即使复原,也已经丧失了历史价值。 优秀传统文化渐失展示的舞台。河南的优秀传统文化形式丰富多彩,展示的方式五彩斑斓。农村作为重要的展示舞台,豫剧、曲剧、越调、坠子、说书、杂技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这些文化形式要么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要么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要么展示民间的期望和美好憧憬。但由于城镇化导致乡村大量拆迁,使得优秀传统文化的舞台日益缩小,展示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优秀传统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少。城镇化导致农村大量人口向城市转移,尤其是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农民工浪潮。这样一方面导致农村一年中大部分人去村空的“空壳化”现象的普遍化。另一方面使得许多以农民为主要受众的优秀传统文化失去了观众,从过去人头攒动地观看戏台文化表演,变成了只有稀稀拉拉的老弱病残和妇幼为观众主体,使得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突然失去了根基。 优秀传统文化渐失发展创新的活水源头。河南地处中原,中原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土壤中开出的花朵。农村生活是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形式生长发展创新的活水源头,离开了农村生活这片沃土,这朵文化之花就有可能枯萎,甚至凋零。而城镇化使得基于生产力和雄厚物质基础之上的城市文化日渐强势,对农耕文明挤压日趋激烈,这难免使得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失去滋养和活力,而变得日渐衰弱和边缘化。 非物质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乏人。人类的发展历史也是文化的发展历史。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承者。任何时代的文化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传承和创造,离开了人,就没有文化和文化的传承。城镇化的魅力一方面像一个威力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使他们身心经受着从农民向市民转型的巨大历史性蜕变。另一方面,城市地位的日益强势和中心化加剧了农村地位的日益弱势和边缘化,大量的农村青年不愿意继续留在祖辈生活的农村故土,而向往城市生活的丰富和绚丽,这样他们对祖辈的传统手艺、独特工艺以及农村文化不愿意继承,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乏人。正如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指出的,由于农村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许多传统技艺缺乏合适的继承人,散落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项目,许多面临“人亡艺绝”的困境。 加强城镇化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对策建议 提高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意识。首先,必须提高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意识,因为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是文化管理组织,其管理行为的实施、管理责任心以及管理效果,都与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自觉意识和主动意识有关。其次,要提高城市规划和拆迁部门人员的意识,防止规划和拆迁中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和损毁。再次,要提高公众的文化保护和传承意识,使之认识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人人有责。 完善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法律和制度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坚强后盾,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必须依赖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建设。前者是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法律保障,后者是具体实施的制度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加大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投入。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不管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无形的文化遗产,都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否则,保护就会流于一句空话,或者因为经费不足使得文化遗产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或者人手不够使得文化保护单位和部门以及文化保护人员有心无力,或者文化保护的措施不能落到实处。 强化城镇化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僵死不变的,它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才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这就要求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对接时代的要求,促进自身的现代转型,以满足社会公众的现代审美标准和欣赏要求,使古老的文化底蕴在新的时代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充分发挥优秀文化娱乐大众、凝聚民心、教育公众,启迪民智,汇集民力的社会功能。 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接班人。为此,必须做好河南省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甄别工作,对具有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精细分类,指定专业的专人保护和管理。同时,在对河南省享誉国内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采取措施,多管齐下,积极进行接班人的队伍建设,把那些有兴趣有特长的人员吸收到接班人的队伍中去,鼓励他们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建功立业。另外,对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产品,尽可能在保持原汁原味文化意蕴的基础上,积极实现和市场经济的对接。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浅议做好非遗保护传承传统文化 摘 要:在汉语词汇里,“非遗”出现在2006年。那一年,中国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有了“非遗”。2017年3月,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在京举行,举世瞩目。传统文化仍然是与会代表、委员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理事李延声提出,“非遗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保护非遗文化,是我们提高文化自信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这一课题,发人深思。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说到底,所谓“非遗”就是那些来自于先辈们生产生活的语言、文字、道德、哲学、艺术、技艺、风俗等等一切的习惯和技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很多人不明白,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这些文化遗产数不胜数,历经世世代代流传而不绝,干嘛还要大张旗鼓地去保护与传承?一个沉重的现实是,在两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特征和生存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一点点地衰退和消失,民族文化的大家族在一点点变小,民族精神的DNA发生了变异。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近年来,非遗做为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推进下,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大力弘扬。但在文化活态传承的过程中,如何做好有效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工作,又如何让非遗教育传承不再流于形式,使其逐渐与当代艺术创作、城市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等,很多问题摆在文化工作者的眼前,亟待解决。 一、存在的问题 1.目前非遗保护工作采取主动保护方式缺乏活力 政府主动进行保护方式的优点是见效快,作用显著,能用最短的时间保留住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而言是被动接受,自身缺乏生存活力。 2.非遗保护工作资金投入不足 近年来,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强,但因地方财政困难,部分市县级非遗项目投资力度还是不大。由于缺乏资金来源,一些项目仍处于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 3.缺乏相应的专门工作机构和专职人员且业务人员基础薄弱 现从事非遗工作的都由各级文化部门兼任,而且没有专业人才或人才流失严重,现有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缺乏基本知识,缺少业务培训。 4.传承人的培养问题 各地在为传承人提供权利保障的同时,均规定了传承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特别是传承人必须授收徒弟。但实际上大多数传承人很难完成他们授徒义务,其原因并非传承人不负责任,而多半是“无徒可教”。因此,传承人的危机问题,不仅在于对现行传承人的保护,更在于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老年人的技艺,民族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5.外来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 普遍来看,世界各国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当今时代下,时尚文化、外来文化都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盲目的追逐所谓的时尚文化,崇拜外砦幕。加之广大的人民群众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认同,外来文化和时尚文化就很容易先入为主影响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二、相应对策及建议 激发生存活力,政府主动保护与自身开发保护相结合。在政府继续加大保护力度的基础上,由政府引导,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市场机制,参与市场竞争,以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活力,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存价值,使这些项目的传承能够进入活态传承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一方面应加强与省、市财政部门的联系,多争取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加强与旅游部门的沟通,建立协调机制,整合域内许多可观赏性的非遗项目(包括濒危的、失传后根据相关资料挖掘整理复原的),将其组织成为一台或几台非遗精粹节目进行展演,这一做法不仅可以使来旅游的人更全面的了解当地历史文化背景,增加非遗保护收入,打造出旅游城市的一张靓丽的名片,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活态保护传承引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一是设立专门非遗工作机构,配备专职非遗工作人员,加大人员的非遗培训工作力度,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非遗业务水平,使工作人员能真正为深入发掘基层民众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申遗各项工作,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传承,传承是关键。一方面应不断引导培育人们弘扬传承传统文化的情结,使人们自觉自愿地认知传统、回归传统、传承传统,是非遗传承的关键。另一方面应建议文化部、教育部联合出台引领全国非遗保护与教育相结合的法规政策。在幼儿园、中小学选取体验性、趣味性强的非遗项目,通过非遗活动周、非遗主题班会等方式,着重开展非遗普及教育。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考、中考的升学考试,制定相应考评制度,以加分的形式鼓励初高中生传承非遗项目。以职业大、中专院校为主体设置少数民族非遗专业,培养非遗技艺人才。以本科高校为主体,采取开设专业、选修课等方式,培养非遗保护、传承的研究型人才及非遗市场化运营人才等,形成系统完善的非遗教育体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就是建立“非遗”保护机制。其实,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不可能因为保护某种文化遗产而将它完全封闭起来。我们应建立“非遗”保护机制,由政府出面起到主导的作用,利用相关政策,充分运用政府的行政手段。从资源分配到人员编制聘用,都需要一系列的调研和分析,形成长期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同时要落实好相关配套机制,对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的部分进行充足考虑,进行机制的补充协调,保证保护机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因为失去太多,所以奋力保护。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非遗”保护的旗帜下,我们需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用热情与责任挽救这些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下来,留下中华民族永久的记忆。我们今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为了强行保存已经过时的风俗习惯或传统技艺,而是尊重我们的历史,尊重我们祖先的创造,尊重社会历史的自然发展规律,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当下,并从中寻找持续发展与创新的灵感与力量,为我国非遗传承、复兴与保护做出贡献。这一切,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毕竟,我们的“非遗”保护才刚刚起步。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浅析粤北瑶族舞蹈的传统文化内涵及探讨传承保护思路 [摘 要]瑶族是中国南方山居民族,长期过着频繁迁徙的游耕生活。瑶族分为平地瑶、布努瑶、茶山瑶和盘瑶四大支系。瑶族传统舞蹈是瑶族人民创造的一种古老的艺术形态,是民族心理素质和精神抽象表现。从舞蹈表现内容、表现特征上,意蕴着粤北瑶族舞蹈的文化内涵,从表现形式上剖析瑶族民俗文化元素的两个维度,梳理瑶族舞蹈特征及保护传承现状,是目前亟需展开的工作。 [关键词] 瑶族舞蹈 文化内涵 民俗文化 保护传承 一、瑶族舞蹈历史渊源 “南岭无山不有瑶”,一语道明了瑶族和山的紧密关系,靠着大山的庇护,瑶族人民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瑶族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民族文化,能歌善舞、勤劳勇敢。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落后的生产工具,依赖大山的物质,采取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延续民族生命,从而创造了具有大山风韵的文化。瑶族人民世代生息在祖国南方的广西、湖南、云南、广东、江西、海南等省区山区,是中国南方一个比较典型的山地民族。受居住地域限制,多数瑶族至今仍保留着原始古老的传说,动听的瑶歌,优美的舞蹈。 二、瑶族舞蹈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 瑶族舞蹈艺术是民族心理素质和精神的抽象表现。根据现有掌握流传下来的舞蹈,按粤北瑶族舞蹈表现的主题和表演的特征,大致可以分几类:纪念和敬奉祖先舞蹈、宗教祭祀舞蹈、节令习俗舞蹈,这几种舞蹈分别体现出了对以盘瓤(盘王)为主神寄仰无限美好厚望、传播民族淳朴道德观念和精神等瑶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 一是以舞蹈寄仰对以盘王为主神的美好愿望。“盘王节”是瑶族同胞纪念先祖的传统民族节日。海内外瑶胞虔诚信奉始祖盘王,并于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举办瑶族盘王节,现成为全国瑶族同胞最盛大节日。这一天瑶族人民杀鸡宰鸭,唱盘王歌,跳长鼓舞,追念先祖盘王功绩,歌扬先祖奋勇拼搏精神[1]。如《盘王舞》、《铜铃舞》等,指祭祀盘王时跳的各种舞蹈,主要是通过祭祀祖先,还愿报恩,祈求丰年。关于“还盘王愿”的来历,民间传说是:瑶族原来住在“南京海岸,寅卯二年,天下大旱,蕉木出火,格木无粮”,十二姓瑶王子孙万般无奈,只得离开故土向南迁徙,遇着大海,十二姓瑶人驾船渡海,谁知途中遇上狂风暴雨,七日七夜不得到岸。紧急中,瑶人想起了祖先盘王,于是就焚香许愿誓,如盘王显灵保佑子孙平安渡海,以后代代“还愿”祭祀盘王,以报佑护之恩。许愿后果然风平浪静,十二姓瑶人很快到了彼岸。于是以后各姓瑶族就沿俗还愿以祭盘王,子子孙孙直传至今。 二是以舞蹈传播民族淳朴道德观念。瑶族节令习俗舞蹈,如《耕种舞》、《铙钹舞》等。在丰收季节,在瑶家聚居地方,唢呐、芦笙伴奏着歌声,婉转悠扬。身着鲜艳瑶族服装的瑶族人民跳起民族舞蹈,欢乐场面夜以继日。盘王节有个美好的传说,相传这里的庄稼经常受到鸟类的糟蹋,但是人们却没有好的办法,这时候一位姑娘站了出来,姑娘用动听的歌喉把鸟儿给吸引过去,就再也不去糟蹋庄稼。从此这一节日也被流传下来,成为男女相亲节日,受到青年男女喜爱[2]。 三、瑶族舞蹈蕴含着丰富民俗文化元素 瑶族民间舞蹈或是传统最原始的舞蹈,内容都蕴含了丰富的瑶族民俗文化意识,具有明显民俗风俗特征,是瑶族民间文化艺术孕育、催生和哺育的结果。瑶族传统舞蹈除了在内容上体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及民族意蕴,在舞蹈动作、舞蹈道具、形式上也体现出民俗文化的相应特点。 一是瑶族舞蹈动作具有民俗文化的原始性特征。瑶族传统舞蹈一般动作古朴,风格粗犷,舞姿娇健,开朗豪放,舞至酣处,围观者高声吹叫并介入,气氛异常热烈。如《长鼓舞》表演,一般都以各自的表演性动作和程式性动作互相连贯一体,构成别具一格的表演程式,在动作上,矮、稳、颤是其共同的特点:“矮”是指腿部下蹲。在舞步上,多走“三步罡”、“七星罡”,形态是屈膝弯腰,动律稳重,显示出宗教舞蹈的固有特点。瑶族民间舞蹈特点与瑶族民俗宗教祭祀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它是从瑶族民俗宗教祭祀活动演变而来,是民俗文化的再现。 二是瑶族舞蹈道具具有民俗文化的古朴性特征。民间谚语有“瑶不离鼓”之说法,说明了“鼓”在瑶族舞蹈中的重要地位。作为瑶族舞蹈代表的长鼓舞和铜鼓舞,都是以鼓为主要道具,而鼓本身就是祭祀瑶族始祖盘瓠(盘王)的工具。长鼓是瑶族民俗祭祀活动中的工具,也是瑶族的崇拜物,是瑶族祖先崇拜的残余。以它作为舞蹈的道具正是借助于民间舞蹈的形式来体现瑶族民俗文化。 三是瑶族舞蹈表演者具有民俗文化基层性特征。过往瑶族民间舞蹈表演者都是由师公扮演,或由师公为主,配备歌娘、歌师、奏乐的艺人组成。这些师公、歌娘、歌师平时均生活于瑶族民间,与瑶族民众有着鱼水关系。瑶族盘王节中的《师公舞》、《拜盘王》就是由师公表演的典型。表现“拜盘王”的祭祀仪式更是由师公主持。这些原先以娱神为主的瑶族传统舞蹈,后来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演化为以娱人为主,表演者亦由师公、歌娘、歌发展到一般艺人及广大群众共同参与,从而使瑶族舞蹈表演者的基层性特点表现的更为充分。 四、瑶族舞蹈发展现状 瑶寨作为歌舞之乡,目前流传下来的大量丰富民俗节庆。如三月三开耕节,六月六尝新节,七月七开唱节,十月十六盘王节以及“耍歌堂”等盛大节日。节庆活动期间,瑶家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搭起山歌擂台,或对歌,或盘歌,或斗歌,唱到三更半夜,声嘶力竭才罢休。目前,瑶族舞蹈已发展成为群众性文娱活动。 农历十月十六日举行的“耍歌堂”是瑶族最隆重最大规模的传统节日。据纩东新语》载:“岁仲冬十六日,盖田野毕也,诸瑶至庙为会,名日耍歌堂,男女集跳舞唱歌。同时自由结婚,礼仪简单”。“耍歌堂”也是瑶族人民传播历史知识和喜庆一年辛勤劳动获得丰收的传统节日。具体表现形态包括有祭祖、出歌堂、过州舞、长鼓舞、瑶歌演唱和对唱、法真表演、追打黑面人等。根据史料记载,“耍歌堂”在明代洪武年间排瑶鼎盛时期已有完整的表演,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3]。“耍歌堂”1992年被列为中国国际友好观光年100个节庆活动之一,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瑶族舞蹈传承保护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瑶族传统舞蹈的动律不是生活动作的简单再现,而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长期文化发展的积淀和历史生活的结晶。瑶族的长鼓是该民族突出代表和典型标志,瑶族人民用击鼓来抒发内心的情感,一招一式都体现着瑶族民族文化底蕴[4]。“耍歌堂”活动中传诵的瑶经既反映了排瑶的历史发展情况,也反映了古代岭南的征战历史,具有很高的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历史研究价值。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浓厚的原始宗教观念及崇拜活动正在逐渐减少,巫术迷信也渐趋消失,而这些原始文化却蕴涵着弥足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和习俗等积极因素[5]。 六、瑶族舞蹈的困境与传承思考 瑶族传统舞蹈是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瑶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瑶族传统舞蹈也到了濒危状态,与很多传统文化一样,瑶族舞蹈也面临传承后继无人、参与积极性不高,传承保护危机。现在,随着国家对瑶族地区大力开发、城市化迅速发展、瑶区人口流动加快、各种文化之间相互激荡等,都对瑶族传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从而加速其传统文化的灭失过程。 目前广东的3个民族自治县各自组建了专业文艺团体并创作了各类瑶族传统舞: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剧团的《牛玲舞》、《瑶族小长鼓舞》等;连南瑶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的《弹指》、《欧莎腰》等;乳源民族艺术团的《鼓韵》《扁担挑起情嗨罗》等。并多次赴广州和北京参加全省和全国文艺汇演,深受观众和文艺界的赞扬。 如何对瑶族舞蹈进行保护、传承与发展,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一是充分利用政府和民间两大推手,通过交互作用,设立基金,对瑶族舞蹈非遗传承人提供补贴,让传统舞蹈进校园、进社区等普及活动,逐步营造传统文化传承氛围,使民族文化享有者和后继者有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促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与传承。二是利用文化的无形推力,结合少数民族旅游经济发展思路,在旅游开发中运用瑶族舞蹈的文化底蕴及特征,提升旅游文化的神秘性和无形性,让游客体验瑶族舞蹈古朴文化的纯洁性,以文化旅游业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传承双赢。 结语 经过瑶族地区文艺工作者们不断挖掘、整理和创作富有地方特色的新型民族舞蹈,在国家大力支持和倡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下,会跳瑶族传统舞蹈民间艺人被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瑶族舞蹈的保护工作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与传承。
1文化自信的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传递出他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上,对文化自信特别加以阐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于是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它有着两方面深刻的含义:一方面,就哲学层面而言,可以说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以个体生命为单元所构建的具有超生物性、超自然性、超现实性的文化生命机能的高级文化结构,是人类文化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就现实意义而言,它是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对自身的理想、信念、学说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惜,对当代先进文化充满信赖感,对未来文化发展有放眼世界的自信、担当和追求。文化自信体现在不同文化发展和比较中,在此过程中能正确看待并深刻理解自身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对本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充满信心,更能有兼容并蓄的态度融汇其它文化。个体的表现形式为,对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认同和身份认同,对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积极而充分肯定态度。 2中医药文化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学的发展与进步,中医药学的价值在国际社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关注。尤其是近几年,《中医药发展战略》的出台,《中医药法》的颁布,中医药事业发展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但在当代西方医学为主流的医学体系中,中医药治疗方法难免遭遇不被信任的尴尬。在古代,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主流的医学体系,当然不存在自信与否的问题,信心问题的出现,是在近代西学东渐及西医传入之后。《百年中医史》将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中医的命运总结为四大危机,即:学理危机———中医是否科学;存亡危机———应否取缔中医;价值危机———西医在公共卫生、妇幼保健等方面成就显著,临床也不断发展,中医对社会还有否价值;权利危机———教育系统和卫生行政应否给予中医地位。这很好地概括了近代中医命途多舛的状况。 3提高中医药文化自信的有效方法———文化传播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医药文化不自信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的动摇,而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传播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毫无疑问中医药文化能传承至今,同样也与传播紧密相关。中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广为流传,并为现代疾病的诊治提供理论指导,这些古代中医药学著作不仅为中医药学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更被今人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上示例毫无疑问在展现中医文化与传播的契合。古老的中医药学的理论、方法、技术和文化无一不是在有效的传播实践中得以存留。遗憾的是,中医文化传播的研究始终没有引起中医专家学者的重视。直到2014年,全国首部中医文化传播类教材出《中医文化传播学》正式出版,标准着中医文化传播作为独立的学科问世。书中将中医文化传播学定义为“研究中医文化的传播行为、传播形式与形态、传播发生发展的过程与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有学者认为广义的中医文化传播既包含中医医史文献、人文文化、哲学思想、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也包含中医经典学术理论、诊疗技术、临床经验等学术信息的传承;既包含中医政策法规、新闻资讯、形象广告等信息的传播,也包含养生保健等实用知识与技术在内的大众科普健康教育传播;既包含面向中医药行业机构和从业人员的传播,也包含面向普通社会公众和患者的传播。笔者在查阅文献基础上,总结出从古至今中医文化传播的具体模式:(1)口耳相传式:是最早的、最原始中医文化传播实践活动。通过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神话传说在文字诞生后被记载下来,代表作中医经典古籍《黄帝内经》等。(2)文字记载式:文字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之一,从古至今的医药经典著作广泛运用文学体裁,代表作《汤头歌诀》《濒湖脉学》等。(3)印刷传播式:随着造纸术、印刷术的诞生,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迅速向前推进。中医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医籍文献得以广泛流传。一方面大批的医家开始著书立说,另一方面,官方层面也开始组织编写中医药著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4)电子传播式:美国于1844年开通了全世界第一条电报线路,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电子媒介传播时代。随着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电报、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传播方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也使得中医文化传播效率产生了新的飞跃。(5)数字传播式:近年来,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技术的空前发展,传统传播媒介已经不再能适应当前时展的潮流。中医药事业需要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开启新媒体时代的传承与传播方式。在此背景下,不同层面的中医人充分利用网站、微信、腾讯等数字平台,及时中医药类资讯,信息内容丰富、覆盖面广、传播便捷。由此可见,中医文化传播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着巨大的变迁,诸多传播方式中,无论是文字记载或是印刷传播式,往往内容专业,普通大众难以理解。而广播、电视、互联网、数字客户端等新兴媒体,所信息涵盖内容又过于泛泛,不能满足大众的个性化需求。之所以现有众多传播手段都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笔者认为,根据拉斯韦尔“五W”传播学模式,传播要素包括传播者(信源)、受传者(信宿)、讯息、媒介、效果,将传播要素按照线性过程排列,即:Who———SaysWhat———InWhichchannel———ToWhom———WithWhatEffect,主要是传播者(信源)、受传者(信宿)这两个要素没有直接接触,没有发生有效互动。 4中医药文化精准传播路径构建 基于上述问题,本课题的研究立足于传播学理论与中医文化传播实践相结合,遵循以“问题为中心”的原则,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遵循拉斯韦尔“五W”传播学模式,致力于构建传播者(信源)、受传者(信宿)充分接触,良性互动的传播模式。一方面立足当前我国中医文化传播实践,总结分析其特有的规律性的特点,结合国家卫计委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相关政策要求,以家庭医生为中医文化泛众传播的最佳媒介,形成“用中医人说老百姓听得懂的中医话”———家庭医生到普通大众的精准传播范方式。另一方面,中医学未来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科学的传播与继承,作为现代中医文化的传播者,我们有义务挖掘名老中医药专家的诊疗特色和学术思想,并使之发扬广大,造福后世,这就需要依托名老中医药专家工作室,系统地开展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选拔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中医骨干,按照中医药学传统师带徒的形式,将老专家的学术精髓、诊疗经验“口耳相传”。继承人如遇疑难问题能够及时反馈给老师,师与徒之间紧密互动,形成传统师承传播范式。 5讨论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古代文明中出现过五大传统医药学体系:古希腊罗马医药学、印度医药学、右埃及医药学、亚述巴比伦医药学和中医药学。前4种传统医药学体系都己走向没落,只有古老的中医药学流传至今。令人欣喜的同时,中医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中医药事业发展至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随着西方医药学的传入和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中医文化传播在现代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中医文化的巨大魅力不仅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还令一些别有用心的“伪中医专家”招摇过市,混淆市场。中医文化传播手段乏力成为了当前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一大瓶颈。本研究以“精准”为主要着眼点,对中医文化传播路径进行细化,根据受众群体不同需求而设计不同传播路径,将家庭医生与名老中医药专家工作室引入研究中来,力求做到信息传播的源头专业化,传播信息的内容科学化,信息受众的需求精细化,信息传播的效果精准化。以新颖的研究视角,在中医药知识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新时代中医文化传播应遵循的传播规律和模式,正面深入研究了中医文化精准传播路径,给出积极的应对策略,以期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通过社区家庭中医师对中医药文化的精准传播,能够使得普通大众对中医药文化有更加正确的认识,对社会上的虚假宣传有一定的鉴别力;通过名老中医药工作室建设,能够提升中医专业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的中医素养,提高他们的临床服务能力,增强其中医药文化自信心;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可大幅度提升全社会对中医药学的信赖度,及应用度,进而促进文化自信建设。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中学语文教学如何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语文是一种素养,是一种通过诗词、歌、赋、小说、散文等语言形式的创作,欣赏和传承,体现出来的艺术、文化素养;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语文课程是最具有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她蕴含了伦理道理,艺术审美,哲学思想等元素,融载道载情,载史于一本。语文教材的字里行间流淌着浓浓的鲜活的民族文化的血液,那么,作为语文教学工作者,如何在教学中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呢?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语文教师要自觉做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者并具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语文教师要自觉承担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自觉做民族精神的建设者,弘扬者和传布者。我国有着悠悠5000年的灿烂文化,作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一定要有渊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尤其要对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了如指掌,语文教师要喜欢读书,特别是要读好的与教育自身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中华经典著作,作为语文教育的实践者,语文教师更要充分尊重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语文教学后期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把学语文与学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的语文教育观念既蕴含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同时也渗透着中华民族璀璨历史文化。 二、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加强经典著作的推介和引用 汉语语言的学习是母语的学习,教师除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语文修养外,还应该善于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对母语始终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随着我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外语学习受到空前的青睐,而母语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并出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比如传统语言有逐步丧失的趋势,母语表达有被弱化的倾象等。母语意识的淡化,极易造成民族意识的削弱,进而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自觉。因此,语文教师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并善于在教学过程中增加趣味性,培养学生的对母语学习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学生对语文产生浓度的兴趣,进而养成日积月累、乐此不疲的学习习惯,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同时,积极引导学生课外阅读祖国经典著作,作为古典文化的四大名著,我们中学阶段应该要求学生安排合适的时间去阅读或观看有关四大名著的影视,这对学生文化的熏陶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许多学生对卡通漫画或街头小报这类书籍较感兴趣,原因是它的幽默风趣。但在我国的名著里,却蕴含着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她的朦胧与深厚正等待我们去探索。因此课堂上不失时机的推荐和引用祖国经典名著,是弘扬传统传统文化的最好途径之一。现在初中阶段虽不需过多的研究探讨,但也能为以后的高中、大学的精读打下基础。 三、重视阅读,深挖教材中的文化内涵,品位文化的意蕴 我们语文教材中所选的诗词、小说、散文等古代作品中,不仅积淀着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也积淀着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阅读经典,吟咏美文,传承文明,提高语文素养,丰富精神世界,也可融思考于其中,蓄能力于其中,寓创造于其中,一举多得。不仅如此,我们在进行阅读教学时,还要认真分析,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涵,运用适合学生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使他们真正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真正价值,从而自觉地接受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我们语文教师不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挖掘教材蕴涵的文化内涵。①从课文注解及阅读提示入手,挖掘有关文学常识及文化背景;②从故事情节入手,挖掘作品的文化内涵;③从课文主题入手,挖掘优秀的传统美德及文化背景及意趣。 我们苏教版的语文教材的选编语文有反映风俗人情的,有校园生活的,有理想信念的,有传统美德的,有人文关怀的等等。这些选文无不洋溢着自然美、人性美,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浓浓的亲情、友情等这些取之于丰富的思想和文化积累。语言文字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传达着生活信息,闪耀着文化彩的光芒。当我们去精读一部部经典著作时,也就等同于贴进了中国文化,因此,语文老师就要积极引导学生通过文学阅读提高审美情趣的品位。让学生作为阅读的主体,用心灵取感受,去凸显文本,从而发现文体中所蕴含的美进而欣赏美,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 在《新课标》中也特别指出:“注意个性化阅读,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学习探索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发展想象能力、思辨能力和批判能力。”因此,作为语文教育的实践者,在教学过程中应重视课堂引导学生,重视阅读,挖掘文化内涵,品味文化意蕴,进而感受到祖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任重而道远。因此,我们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应在不断提高自身文化底蕴和人文素养的同时,还应积极培养学生学国语言的兴趣,注重阅读教学,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名著,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营养,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并发扬光大。 民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初探 摘要: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建设进程的飞速发展,现代化生活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城市化建设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学校语文教学中,利用湘西苗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的各种资源,可以使作文教学更鲜活、使语文课堂更充实、使语文活动更快乐。 关键词:湘西苗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语文教学;运用 本文是全国教育信息技术“十二五”规划课题《湘西苗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与应用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立项号:123540865 苗族是湖南省湘西自治州的主要民族之一,他们长期居住在湘西偏远山区,过着小农经济的山地生活。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与发展中,湘西苗族的先民们创建了本民族特有的、丰富多彩的苗族文化。这些文化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体现了湘西苗族人民积极向上、团结拼搏的精神;这些文化世代相传,不断发展,至今仍流传在湘西苗族的各个村寨,影响着湘西苗族人民的经济与生活。但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建设进程的飞速发展,现代化生活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城市化建设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湘西苗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我校成功申报国家级课题《湘西苗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与运用研究》。经过对图片、音像、文字等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数字化,湘西苗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它正以数据库的形式通过校园网络向广大师生服务,为教师对湘西苗族优秀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平台,也为湘西苗族地区的农村语文教学找到了源头活水。 一、湘西苗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让作文教学更鲜活。学生作文的现状,往往缺乏新鲜真实题材,胡编乱造的甚多,生活中许多真实有趣的素材,却没有被发掘出来。叶圣陶先生曾说:“写真经历,真体会,真感受,这是解决写什么的最好办法。”但是学校生活的相对枯燥乏味,束缚了孩子们的思维,他们缺少生活体验,缺乏切身体会,自然无话可写。在作文教学中,老师利用湘西苗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里的图片、短片、文字资料等,有意地让学生去观察身边的生产生活,如立春了谷雨了,劳动人民会做些什么,并弄清这样做的来龙去脉。然后把这些写进作文中,结果发现学生的作文都写出了生活的真实。“立春,天气回暖,劳动人民翻地了,准备春耕,在以前科技不发达的时候,只能凭借这些大自然的语言指挥劳动生产……”因为这些素材从小就听父母说起,很熟悉,所以运用起来是得心应手。再者让学生把写作的目光指向当地节日和婚庆的活动方式,以此思索家乡的变迁。学生写到:“节日的庆祝活动越来越简单了,一串鞭炮就宣告节日到来与结束,才年初二全家就各奔东西。婚庆活动越来越有排场了,高级轿车,高级饭店,满桌酒菜,社会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这些素材这些思索,无疑让作文鲜活深刻了。 二、湘西苗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让语文课堂更充实。湘西苗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里收集了大量苗家节日的音像资料,而中学语文教材里也有许多涉及到民俗节日的课文。教师可利用湘西苗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的音像、图片,并结合这些内容让学生进行湘西苗族地区的过节习俗的调查。我教学《到民间采风去---过年》活动总结课时,先要求学生课前收集春联、神像和年画,动手绘制风俗民俗民情画,采访民间传说,然后组织学生在课中展示评比,并交流采访到的民间传说。接着转入对节日的了解和探究,由此拓展联系生活实际,引入学生自己的生活,如喜欢到哪些人家拜年,哪些人给压岁钱等。在播放其他地区过年的风俗音像后,紧接着讨论:其他地区过年的风俗民情同自己的家乡过年民俗习惯有什么不同,让学生感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的过年的特色。湘西凤凰有不少文化名胜,如有百年历史的虹桥和万民塔,也有沱江两岸的吊脚楼等,还有不少与语文学习的资源可以挖掘,如民间传说,建筑文化等。可让学生收集当地民间的传说故事进行讲故事比赛,让学生参观本地区的名胜古迹,让他们写游记以弘扬本地的旅游文化。这样课堂自始至终浸润在苗族文化的氛围当中,学生自然而然地得到熏陶感染。这样的课堂既可让学生感受家乡的历史、地理文化,又训练了说与写的语文能力;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让学生增长知识,扩大视野,真是一举多得呀。 三、湘西苗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让语文活动更快乐。结合语文中的综合性学习活动,组织学生观看湘西苗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的视频、图片,或利用课余时间走出课堂,用采访、调查等形式,了解本乡本土的风俗民情,比如:当地的传统节日文化、禁忌文化、建筑文化等。再走入课堂,以交流、竞赛形式让学生更进一步认识家乡,产生对家乡的亲近感。可为进一步将苗族优秀文化与课堂教学结合做好基础。湘西苗族地区民风民情醉人。他们能歌善舞,用歌喉歌唱幸福、歌唱真挚的爱情;用舞蹈传递对生活的情怀,如苗族芦笙舞经历了最初的由无意识向有意识审美舞动的进化过程,其舞蹈文化和其他民族一样,是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而诞生的,传递出苗族这个古老而又团结进取的民族。元宵闹龙灯、六月六歌会、四月八歌节等一系列的有关苗族文化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学生感受到了学习语文的快乐。 湘西苗族优秀文化的开发、保护和利用,已经是湘西地区语文课程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湘西苗族优秀文化数字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与运用,是湘西苗族地区语文教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构建有苗族特色的语文课程,就必须让湘西苗族优秀文化走进教材,走进课堂。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语文教学应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支系 【摘 要】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报告在怎样“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明确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性格与精神形成和发展的沃土。但反传统思想的漫延,加上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完全淡出中、小学语文教学,出现文化荒原。语文教学应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支系,把语文教学和传统文化传承有机结合起来,营造一片文化的绿荫,为学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真正“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关键词】传统文化;语文教学;学生发展;文化强国 一、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意义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报告在怎样“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明确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性格与精神形成和发展的沃土。她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培养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创造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可是,传统文化发展的现状令人担忧。自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下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到“”的文化埋葬,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在迅速地贫瘠化、荒漠化。改革开放以来,多元的外来文化在开放时代与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入地“亲密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反传统思想的漫延,加上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完全淡出中、小学语文教学,出现文化的荒原现象。以至外来文化和通俗文化逐渐成为强势的文化主流,传统文化则被淡化和遗忘。物欲横流已扭曲时代的主色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正影响着青年人的人生价值观塑造。我们知道改革越是国际化,越要民族化,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文化建设,是一个民族兴盛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唯有本民族长期孕育而熟悉、崇尚的文化,才能始终对人们起到激励作用。语文教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的载体主要是民族母语,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民族母语非常重要,语文教学正是研究学习汉民族母语的唯一学科。但是当今的语文教学迷失了最基本的落脚点,甚至出现了许多学生母语使用力不从心的现象,这种疲惫的学习心态令人堪忧。母语学习中,文化常识的积累和文化精神的感悟是一个基础性的指标。可是这种显而易见的目标,今天又被扭曲和异化成唯“分数”是图的应试教育了。 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它是我们民族祖先创成,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值得后人重视并辩证地传承与发展。作为语文教师要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有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基和艺术修养,不但要把古典的美的东西阐释出来,还要引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世界的目光已转向了中国。在我们传统文化中,不少是讲和谐礼让、和衷共济的,如果世界上各国人民都能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就会减少隔阂,增进友谊。但是我们自己对本国的文化都缺少了解,怎么去说服别人呢?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元的世界文化的重要一极。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更应把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一项历史使命,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而时代呼唤优秀传统文化弘扬!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语文教学,不要再让语文教育“干干巴巴”说教,要不断增进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真正意义上让语文教学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支系,才能“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2004年,教育部决定,把每年9月定为“中小学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月”。这无疑给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提供了政策保证。 二、语文教学中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有较多的积极因素。提高学生文化素质,我们要扬长避短,“古为今用”,语文教学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把语文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营造一片文化的绿荫,为学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下面就语文教学中怎样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谈几点的认识: (一)重视语文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的统一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那么,何谓人文性?我们认为,人文性不单或文学性、或文化性、或人的自然性,它应该是三者有机融合而折射出的“人”别于他物的东西,是一切有利于人“健康”发展的东西,即是文化精神。语文有以听说形态的口头语言和读写形态的书面语言构成的语言层面,这体现为工具性;蕴含于语言深处的文化内容,体现为人文性。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互为依存的两个方面,在语文教学实践活动中,要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语文教学中,教师在进行听说读写训练的同时应很好地渗透传统文化教育,如低年级的文字教学可以从汉字的字形结构联系“造字法”来认识古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高年级的词语教学可以从历史故事、成语典故、神话故事中学先的人文精神,感受深厚的传统文化魅力;阅读教学中更有机会让学生广泛涉猎传统文化;写作是传统文化习得后的内化再物质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目前,语文教师不但要在语言层面的“咬文嚼字”,更要对蕴含于语言深层的文化内容进行挖掘和感悟。 (二)重视大语文教学,强调文化面的拓展 大语文教学的实践就是给学生创设了一个宽松的语文环境,有三个层面:一是文章本身,即字、词、句、段、篇的文字语境;二是与文章直接相关的写作背景,缘由,所涉及的人事和作者意图等;三是蕴含在文章内容和表达形式后面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语境,包括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艺、风俗、民族的心理和民族历史,乃至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等文化内容。课程标准就指出“要注重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如大量的古诗文的理解和背诵,就是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重要表现。学生大量背诵,吸收大量古典文化与语言的精华,这样的语文教学就包容了许多的传统文化。当然,传统文化的传承要“明辨”,如果学生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必定孤陋寡闻,丧失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其阅读必然或停留在字面,或人云亦云,难有收获,谈不上传承,更谈不上创新了。 (三)主张阅读活动、语言理解的个性化,强化文化内蕴的自主吸收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种崇尚“得意”、“会意”和“悟性”的阅读理念,它们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崇尚读者个性化的理解,而不拘于语言形式,这是个性解放、怡情悦性的阅读。这种阅读主张“得意忘食”、“不求甚解”。我们今天也应提倡有个性、怡然自乐的阅读,不让学生绑在篇章的肢解上,苦苦寻求准确、深刻的理解。让学生在“得意”、“会意”后“欣然”,不“忘食”也陶冶性情,弘扬了文化精神,在宽松自由的阅读中积累知识,开发创新,发展智力,这是阅读教学的最优选择,也是扩大阅读,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主要途径。 (四)多样化的阅读理解,丰富文化精神的内化形式 语文教育中阅读理解的多样化,带着问题读书,丰富读书的方式,体现出阅读的层次性,语文课上的“读”是一种能力的训练,要注重形式的多样化,使读“既面向全体”,又“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特别在高年级阅读教学中应该加强默读的分量,既能给学生读的时间,还能给学生思维的空间,使学生能够以读促思,以思促读。学生的读书不仅仅停留在表层文本上,而且让阅读真正有了深度。多样化的阅读即保证学生与传统文化的接触面,又保证阅读的深度,提高学生的阅读效度,促进学生的发展。多样化的阅读,从而多形式内化传统文化精神,才能更好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总之,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开放的世界格局中,多元文化激荡和相互冲击的大时代环境下,让我们民族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先进的民族之林的时代要求,而语文教学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最有效途径,语文教师更是责无旁贷的。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将迎来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将更好地走向世界,融入到世界先进的民族文化之中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中国梦”就不远了。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课内比教学,课外访万家”活动如春风吹绿了荆楚菁菁校园,吹暖了大江南北万户千家。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笔者有幸参加了此次盛况空前的教育教学活动,深有感触。笔者认为一名教师要有自己的教育特色,尤其应抓住教学的根本。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笔者追求的教育特色;注重德育,培养具备健全人格、美善心灵、高尚情操、高人文素养的人,是语文教学的根本。 其实,也就是要在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的渗透。 一、语文学科的特性使然 语文学科是人文学科,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更要塑造学生完善的人格、健康的审美情趣、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新课程标准下的语文教学三维目标中就有一条“道德情感价值观”,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早在1000多年以前,韩愈就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观点。教师的首要职责就是传道——传经布道,教学生以德行。我们现在提倡的“五育”(德智体美劳)、“三好”(在家做个好孩子,在校做个好学生,在社会做个好公民),都表明“德育”是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三、教育现状带来的反思 “伦理消瘦,技术臃肿”,是现在这个经济时代、浮躁时代的最好写照。社会的大环境导致了教育的急功近利。给学生“减负”多年,未见成效,反而越减越“负”。一方面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一方面大力实施应试教育。考试考什么,老师就教什么。重考试,轻德育,舍本逐末的教育塑造了大批畸形“人才”。带着妈妈、保姆上大学的青年学子,不满足要求就捅杀亲妈的留学生,为丁点儿小事竟残杀同窗的大学生……种种乱象,难道不令人悲哀,不令人痛心反省吗?教育的失误在何处?缺少德行!教育的出路在何处?践行德育! 作为学校教育工作者,突出“德育”势在必行。那么,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笔者谈几点不成熟的做法,以期与广大同仁交流: (一)圣贤教育,传统文化作载体 古人讲读书志在圣贤,推崇圣贤教育,教育的资源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其思想精髓。孔孟思想,仁爱和平,造就圣贤君子。和谐世界,和谐社会,从和谐自我身心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一句句经典在课堂响起,一则则圣言擦出师生智慧的火花。 (二)每天必读《弟子规》 《弟子规》,是清代儒生李毓秀根据《论语·述而》所编的童蒙养正教材。是做人的准则、处世的规范。1080字字字玑珠,113条条条经典。从居家孝悌、外出谨信、待人仁爱、求学精进等几个方面来规范自我。三字一句,押韵对仗,读起来朗朗上口。笔者带领学生每天朗读一遍《弟子规》,费时甚少,但带给学生语言美享受的同时,在他们的心田也种上了德行的种子。另外,笔者用自己的行动帮助学生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弟子规》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做”的。能做到多少,你就能有多少收益,就能成就多少人生幸福。每天,我们师生一起努力践行《弟子规》,无论是在课内,还是在课外。 (三)感恩歌曲课前唱 每次上课之间,笔者一般会和同学们一起唱些感恩歌曲。“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善乐雅曲会给我们美好的情感熏陶。像《跪羊图》、《感恩一切》、《生命的河》、《推动摇篮的手》等歌曲,能激发人的孝心和感恩之心。“百善孝为先”,一扇扇孝门被打开,人生将会顺利又美满。 (四)抓好课堂渗德育 笔者在平日教学过程中,若发现有能渗透德育的环节,绝不放过,一定要把它作重点,深挖掘,给学生以德育指导。如在《感念先祖》教学中引领学生缅怀祖德,学会感恩;由《朱买臣传》中朱买臣的人生经历教育学生做人要谦和厚道;在《陈情表》一课中则引导学生认识忠孝难两全,先尽孝再尽忠,“孝为百善先”的道理;学习《项脊轩志》一课时,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读教学,让莘莘学子感受到归有光融入到字里行间的浓浓亲情。语言文字是思想的载体,离开了情感德育的语文教学,无疑是索然无味的。 (五)电化教学激善心 笔者在教室放一台电视机,利用每次语文“夕会”的时间,播放优秀德育视频。山东卫视的“天下父母”节目,让同学们感受亲情孝道;央视动漫《中华德育故事》,寓教于乐懂美德;台湾蔡礼旭老师的讲演《让生命充满爱》,激励着同学们感恩奋进;李一冉老师的《孝道》,令不少同学潸然泪下…… (六)话题讨论来谈心 在语文教学中,笔者经常利用语文活动课精心组织同学们讨论孝道、亲情、人生意义、价值观、成长等话题。如讨论“新时代儿女该怎样给父母尽孝,”让同学们领悟到“孝”的真谛。论辩“我们还要不要当‘彭宇’?”鼓励大家要把爱心传递下去。“救人该不该收回报?”启示同学们认识何为真善,何为半善,何为伪善。同学大多一改往日课堂上“沉默是金”的现象,踊跃发言,大谈心声。这些有针对性的话题讨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在催发了每位同学心田中固有的真、善、美、惠的种子,今后也必将绽放道德的美丽花朵。 (七)写作训练抒感想 作文训练是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引领学生思考人生、感悟成长的一种较好手段。笔者在周记中巧妙设置一些道德话题,让同学们结合自身行为、结合生活实际谈谈感想认识。如组织同学们观看《暖春》、《爱是红色的》等一系列美德教育的电影视频后,学生们竟主动地想表达一点什么了。笔者还经常利用语文自习课,给同学们读一些生活中感人的故事,印发关于亲情、善行话题的作文素材供学生们阅读。由那一篇篇情真意切的周记、感想、心路历程,笔者欣喜地看到,善良的种子正在他们的心田生根,发芽,长大,开花。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才,有才此有用。德者,人之本也。”作为新世纪的一名语文教师,笔者愿意效法古人,践行德育,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勉。 让语文教学的田野盛开道德之花。 (李纪文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第四中学 430404)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语文教学中用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健康的高尚的审美情趣。因此,对初中生进行审美教育,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是我们初中语文教学工作者应当承担的责任。审美教育是全面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实现自我发展需要的一个重要途径。语文教材作为一种载体,不仅承载着语文知识的内容和结构,而且蕴含着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教师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审美情趣的培养,不断深化学生的审美观点和感受,形成审美特质。教师要充分利用语文教材,引导学生进行合理的想象,在此基础上进行审美再创造,让学生在情感的推动下去感悟作品的真情,并进行客观的评价,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的重要性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目标一定要明确,可以凭借自己的人生经验,通过对学生进行点拨,引导学生探索美、理解美,真正了解美的本质。教师应当调动学生的情感,去体验作者及作品的情感,重要的是读出自己美的感受。实践证明,通过长期“入境探美”的教学,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对美的想象力。例如朱自清的《春》这篇课文,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春景图:春草图、春花图、春风图、春雨图、迎春图,作者用自己的深情向我们描绘了绚丽多姿的春天,并表达了对春天的赞颂。而初一学生未必能真正感受到这些美丽的春景图,所以教师在教学时要起到引导作用,让学生进入文章所创设的意境当中,尽可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让他们仔细地探索春的意境,从作者的描绘中理解到春的美、认识到春的美,得到美的陶冶,获得丰富的美感,进而培养出学生的审美想象力。语文教学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即通过对课文的分析,包括字、词、句等,使学生对课文进行整体把握和审美赏析。赏析课文的意境,让学生受到美的陶冶和心灵净化,从而培养他们的审美想象力,提高审美情趣。 二、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实施情感教育 通过情感教育和情感熏染,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进而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语文学科的特性决定了教师情感的丰富性和外显性,教师的情感是一种“催化剂”。教师应通过精心设计的导语,把学生领入作品的情境中去,对学生进行情感渲染,拨动其心灵之弦,从而激发学生的情感,达到师生共鸣。好的作品都具有优美的艺术境界。教师要塑造学生的灵魂,纯化学生的情感,就必须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运用情感的语言,带着情感体验,进入角色的朗读。抑扬顿挫的节奏,声情并茂,富有魅力;时而澎湃激越,直抒胸臆;时而低沉咽郁,蕴意深长;时而明丽舒畅,惬意入情……这样的朗读,能使学生入情入境,从而激起学生内心的情感波澜,使学生“耳醉其音”“心醉其情”。 诗是文学皇冠上的瑰宝,艺术宝库中的珍品。民族文化的保存,诗歌首当其冲。难怪《诗经》、《楚辞》、《唐诗》分别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顶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就是靠浩如烟海的古诗古文传承下来的。从《诗经》、《楚辞》、《史记》、《汉书》到唐诗、宋词、《资治通鉴》再到元曲、明清小说等,影响、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先贤圣明、仁人志士。在学校素质教育中大力开展古诗文诵读,能够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创新意识。想象能力是人脑在感性形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可以说想象是创新的桥梁,想象是由此岸到彼岸的翅膀,离开想象,创新是不可能的。今天的学校教育,就担负着是否能为祖国培养出具有想象能力的创新意识的合格建设人才的重任。古诗文中就有许多能使人展开想象力的佳作,读后使人浮想联翩,易产生境外之境,收到创新的效果。如王维的《使至塞止》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读之令人想象到在茫茫大漠之中,远处一桂烽坦冲天直上,随着视线向上推移,苍天、黄云、归雁尽收眼底;时值日暮黄昏,遥望蜿蜒奔流的黄河尽头,一轮落日滚滚欲下,水天相接,波光粼粼,一望无垠。给读者展示出一种深远的意境,使人更深地领略了塞上苍凉而又壮美的风光。又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一句,作者用“三千丈”来比喻“愁”,形象、具体、逼真,把无形的“愁”摆到了读者面前,使读者能想象到,给读者对其他抽象事物的理解以启迪,撞开了读者想象的大门。优美的诗歌、散文,能像音乐一样直接展示宇宙间万物的灵魂,从而激发人们的情感,使其内心直接进入想象世界,产生共鸣。实践证明,长期诵读古诗文的人,想象力丰富,而丰富的想象力又必然推动创新的欲望。 语文课程标准对初中阶段的学生在审美方面的要求是“提高审美情趣”。初中语文教材中文质兼美的课文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彩的美的世界,是学生感受美的基本凭借。在教学过程中,应带领学生去认识这个美的世界,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笔者认为, 为达到此目的,教师要善于创设情境,唤起学生的审美需求。当课文内容与学生的生活世界距离较大时,这种情境创设就成为必要的手段。创设的情境一定要与课文内容相契合,这样就能够缩短文本与学生的距离,消除文本与学生的“心理隔阂”,从而为下面的教学打好基础、做好铺垫。对创设情境,我们不应该对文中情境生搬硬套。例如执教朱自清的名篇《背影》时,有的教师自己或者让学生来模仿文中父亲攀爬月台的笨拙样子,很显然,这样的课堂教学思路是不可取的。在审美过程中,审美的主体是学生,教师要相信学生,应该让学生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去感受、去想象,进而得到审美体验。所以,在课堂教学中应该重视对学生的情感启发,教师引领学生去创设一种与学生似曾相识的教学情境,以激发他们的审美兴趣,从而过渡到对课本教材的审美体验上。 (作者单位:河南省淮阳第一高级中学)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语文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优秀传统教学法 对新课改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一个新的理念实施必然建立在“破”的基础上,“有所破才能有所立”,但这绝不意味着对旧的优秀理念的完全背离,对优秀实践的完全抛弃,在我们的教学标新立异的同时,也不应该抛弃一些传统的好的教法,特别是语文教育教学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教法,现就以下传统方法谈点浅显的看法。 一、“多读”是优秀的语文传统教学法之一,新课改中要继承和发扬。古人早已说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体现了多读对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的重要作用。很显然,仅靠课本里的几篇或几个单元的课文培养阅读理解能力是不够的,新课改虽然调整了课程结构,增设了选修课,扩大了学生的阅读面,但这还是远远不够。我们需要通过鼓励学生进行课外阅读从而培养学生终身阅读的习惯――这是更高层次的目标,也是最终的目标。但在高中教育阶段,多读至少可以起到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思维能力,学生能够通过阅读学习遣词造句的方法,在模仿中提高写作能力。当学生在接触到更多的文本时,他们也能在阅读中比较各种表达方式的优劣,使自己的表达更流畅,更多样化,从而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更重要的是在广泛阅读中,能学会如何思考问题,如何看待人生,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因而多读仍然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方法。何况新课改并不排斥阅读,新课标对“阅读和鉴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高中三年课外自读文学名著五部以上以及其他读物,总量不少于150万字。同时也提出了课外阅读的目标要求:具有广泛的阅读兴趣,努力扩大阅读视野,学会正确、自主地选择阅读材料,读好书、读整本书,吩咐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文化品位。这个要求的提出,体现了新课改下课外阅读的重要程度。事实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也总结了一条这样的规律性的结论:语文阅读能力的提高只有通过大量阅读,没有捷径可走。这里的大量阅读正是我们语文传统教学中的重要方法。 多读如此重要,我们在新课改中就必须大量提倡,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地、切实地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 二、“多背”是又一种优秀的语文传统教学法。多背是多读的更高要求,在多读的过程中多背诵名篇非常必要,这种办法看似笨拙,实则巧妙,它可以使古典作品中的形象、意境、风格、节奏等都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中,一辈子也磨洗不掉。因此,才可能由于对它们非常熟悉而懂得非常深刻。 新课标中也明确提出要“重视文言文的诵读和背诵”、“诵读古代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在背诵的过程中学生的语感就得到了培养,在积累了大量的文言名篇之后,相信不用多分析各种语法、词类的活用现象,各种特殊句式等内容,学生都会在反复涵咏中认知和理解文本。 三、“多写”更是优秀的语文传统教学法。新课标中指出“能独立修改自己的文章,结合所学语文知识,多写多改,养成切磋交流的习惯,我们可以看出新课改对写作训练很重视。事实上,要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最关键的还是要让学生多练。只有在写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发现自己写(下转3-6版中缝)(上接6版《语文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优秀传统教学法》)作的不足或存在的问题,才能不断地改进,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和能力。可以想象,一个平常不注意观察生活,不注重语言积累,不重视练习写作的学生无论在考场内外都是很难写出优秀的作文来的。新课标还指出:在生活和学习中多方面的积累素材,多想多写,做到有感而发。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学生在写的过程中还要体验生活、反映生活,要有真情实感,厚积薄发。新课改更注重学生个性化的写作,要求要尽可能解除一些不必要的束缚,突出学生写作的主体地位,近年高考中的新材料作文就是正确的导向。 优秀的传统教学法,在新课改中依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法,我们不能忽视。语文教学的历史实践也已经证明了这些教学方法行之有效,在新课改大力提倡创新之时,在强调新课改之“新”之时,我们不该忽视这些优秀的传统教学法。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改革语文教学研究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现代化,人们的教育观也在发生变化,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依旧挂在嘴边,但效果却常常不尽人意。因此需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八到语文教学中来,将其与现代教育结合,以便让青少年更好地领悟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关键词:传统文化;语文教学;改革 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简述 在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炎黄子孙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凝结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基本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谐持中,崇德尚仁以及爱国主义情操等等。 (1)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造就了勤劳不屈的中华儿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至诚不息,不息则久”这都无一不表现着中华儿女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自强不息还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贞刚毅品质,“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执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大气。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多年来传承不息,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靠的就是中华儿女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从2006年百年不遇的大旱,到2007年南方冰雪灾害,再到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这些都是中华儿女谱写的一曲又一曲自强不息之歌。 (2)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情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激励着许多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前赴后继,拼搏进取,寄托了古人对祖国矢志不渝的热爱和一片赤诚之心。从古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到今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完美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不仅在于它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还在于它的炎黄子孙的社会责任感,对自己国家的忧患意识。 (3)和谐持中,以德化人。和谐持中,以德化人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一种高尚风范。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这其中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会促使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个人身心间的和谐能使人做到遇事宠辱不惊,进退有据;而人与自然的和谐能达到“双赢”,实现可持续发展。“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道法自然”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些优秀的传统思想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 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语文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教育技术的现代化,我们的教育观也随之发生变化,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们依旧挂在嘴边,但效果却常常不尽人意。现代教育实施的是科教兴国的战略,学校天天都在倡导素质教育。尽管素质教育没有明文规定要学生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是素质教育的成功实施却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指引。孔子说:“因材施教”,也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宗旨,但是这种思想,这种教育方式却在学校里没有得到真正实现。虽然现代教育主张素质教育、主体教育、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创新教育、实践教育,表面上是为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一股新的力量,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是满路荆棘。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冲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的实践也随着信息化、网络化实现了跨时空拓展,突破了原有时空的限制,而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方面也面临着全球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跨国界的文化交流、文化交往中,会通过文化价值观、模式方面的冲突、磨合与整合,而建构起新的文化关系和模式。当我们吃着麦当劳、肯德基的薯条,喝着可乐,看着美国大片、日本动漫,玩着日韩游戏的时候,国外的学者却在努力地学习四书五经;当韩国将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申请为他们国家专利的时候,我们也只能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在这个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在逐步外流,而我们正宗的传承人却正在不知不觉地受着国外“快餐文化’,的侵蚀,丢掉我们自己最优秀、最应该学习的优秀传统文化。 (2)当代青少年对传统文化认识模糊或兴趣淡薄。对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传统现在许多青年人根本不感兴趣或存在着片面、模糊的认识。由于认识的模糊,他们把传统文化认为是文言文、古诗词本身,以为弄来古代的服饰、器皿,模仿古代的仪式就是在传承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智慧结晶,以为学习了文言文、古诗词就传承了传统文化,殊不知那些东西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面对四书五经之精华,青少年作为文化的传承人,却漠视了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丰富内涵价值。 (3)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内容枯燥导致学生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关于传统文化的传授现在都是采取将四书五经,孔孟之道放在语文教材里,由语文老师上课进行传授的方法,这样就容易导致学生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被动地为了考试而学,老师也是为了考试而教,上课生硬死板,只看重讲考点却没有拓宽,内容也多是文言文和古诗词,很少有其他关于传统文化的介绍。这样就导致教学缺乏新意,不足以引起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4)社会传统文化氛围稀薄。由于上个世纪的对传统文化的大肆否定,导致现代青少年的父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匮乏。但是家庭在孩子的教育中起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既然父母的传承传统文化的观念都不够深入,那么孩子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就会越发匮乏。加上现在西方文化的侵入,现在孩子满口的流行歌曲,网络词汇,甚至在一些校园里还传唱着“灰色儿歌”。这些现象的泛滥,都在警示着当代的人们。因此,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3 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语文教学改革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础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是继承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积淀起来的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一代又一代生命中传承的重要纽带。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语文教学中,推动语文教学改革,教师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重任。如何将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语文教学改革,笔者提出以下几种构想: (1)将传统文化教学从语文教学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目。当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门独立的科目只有在大学里才开设,然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应该从小抓起。为了更好的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在小学和中学设立一个专门的科目进行学习,或借鉴大学里的选修课方式,在中小学里设立一些关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选修科目。内容可包括国学经典课、文学欣赏课、楹联教学、诗文写作、书法等等,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喜欢的传统文化科目。对于该科目的考试,老师也可以不用应试教育的方法闭卷答题,可以让同学们充分发挥主动性,写一些小小的感想,自己学后的心得体会等等。 (2)拓展课程资源,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努力弘扬传统文化,需加强传统文化教材的研究与开发・拓展课程资源,注重传统文化中人文内涵对学生的熏陶感染,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在校园里开展“每天一诗”、“每周一文”的活动或开展一个班级读书会,让老师上传统文化书籍的阅读指导课,引导学生有目的地阅读,并让学生写好读书笔记。也可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栏、黑板报等向学生介绍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创设传统文化的校园育人氛围。 (3)改革课堂教学,构建以读为本、师生互动、活泼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学习自主化、朗读情感化、理解个性化、作业多样化。课堂上注重师生互动,实现教学模式多样化。开展课堂教学观摩活动或教学案例、教学设计、教学论文评选等活动。利用网络、电视等媒体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学习过程中,举行一两个小型的知识问答比赛引导师生互动等等。 (4)结合学校实际,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民风民俗,组织学生参与有关社会活动,参观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气息的博物馆,并让学生尝试写作观后感或民风民俗介绍、调查报告、小论文等,让学生自己加深对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领悟。 “文化之于人,正如水之于鱼,一方水养一方鱼,无文化之国家,无文化之民族,无文化之人群,便如无水之鱼,无本之木,欲求成长发展而永无可能”。陈凡之在《剑桥导引》中也说道:“许多许多的历史才形成一点点传统,许多许多的传统才形成一点点文化,我们有幸的是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一点点文化”。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板具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宏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让我们共同以智慧和力量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我们的成功将承继先贤,泽被后世,这样我们的子孙才能生活在一个更加和平安定和繁荣的世界里。让我们依托积淀千年的华夏文化,让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教育现代化为目标,进一步加强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语文教学改革,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浅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语文课程的最佳资源,对学生精神的影响是极其深广的。但是,随着教育技术的现代化,人们的教育观也在发生变化。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依旧挂在嘴边,但效果却常常不尽如人意。因此,作为语文老师,应努力突破语文教学工具的局限性,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语文教学中来,并将其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拓展传统文化的宽度与长度,使学生能更好地领悟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一、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文化之于人,正如水之于鱼,一方水养一方鱼,无文化之国家,无文化之民族,无文化之人群,便如无水之鱼,无本之木,欲求成长发展而永无可能”。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播,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文化教育是振兴民族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国际环境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几十年来,世界的政治与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外部环境也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跨国界的文化交流、文化交往中,会通过文化价值观、模式方面的冲突、磨合与整合而建构起新的文化关系和模式。当我们吃着麦当劳、肯德基的薯条,喝着可乐,看着美国大片、日本动漫,玩着日韩游戏的时候,国外的学者却在努力地学习“四书五经”。 关于这一点我深有感触。2013年七月,我参加了贵州省教育厅组织的“中小学骨干教师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培训学习”。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培训期间,我们进行了为期10天的学习和考察。期间,我们边学、边看、边思,感受良多。我们分别在新加坡立伟小学、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学、碧苑中学、新加坡艺术学校以及马来西亚新山宽柔中学、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进行了参观访问、座谈交流、课程旁听。在新加坡,每到一处,都感受到浓浓的中华文化。学校门口贴着汉语书写的对联,学生跳着中国舞;在马来西亚看到了华人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学习汉语教材,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那里,我上了一篇课文――《说屏》。当大屏幕上出现中国结、京剧脸谱、剪纸等中华文化时,没想到学生们非常喜欢,对中华文化非常了解,超乎我的想象。那时,更激发了自己的民族责任感。 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激励全民族的自信心,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为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持。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在年轻人的心中恢复强烈的民族意识,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复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形成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 传统文化教育是历史传承的需要。现在,我们开始给学生开设国学课,学习《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让青少年学生学习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已势在必行。台湾学生从小学开始学习《三字经》《弟子规》,使孩子们从小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唤起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聆听先哲的教诲,是继承了民族文化的根。 改革开放以后,国外文化开始进入中国,音乐、电影、饮食、服装等,可谓是全方位地吹来了一股“西风”。这本也无可非议,只有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世界,才能取长补短、大步前进。但年轻一代“哈韩”“哈日”,看好莱坞影片、过圣诞节,而对中华传统文化淡漠甚至不屑一顾,就值得我们警醒。遗忘传统,丢弃自己的文化是可怕的。 只有让中学生认识到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建立起对民族文化深厚的感情,找到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才能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去对比世界优秀的多元文化,从而更好地传承并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是文化迁延的惟一手段,一切民族文化消亡的本质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教育的断绝。反之一切得以迁延发展的民族文化,其根本的原因也是教育的成功所导致。”可见教育在传承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传统文化教育是提高人文素养的需要。现在,学生语文素养表现不足,最突出的表现是不能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多数学生字迹比较潦草难看,书写中出现的错别字较多;在解答填空题、列举题、简答题和作文题中,因为不规范书写和错别字而失分的较多。这显然说明了现在的学生缺乏必要的书写锻炼,写出来的字横不平竖不直,完全没有了汉字的规范、形象、美观的特征。再加上现在广泛使用电脑,学生常常接触网络语言,汉字书写和文字表达的规范训练有弱化的倾向,这就造成许多学生平时不能按照规范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语文的基本素养偏低。现代文学大师王蒙先生在《学好中国语文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前提》中提出:“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宣传弘扬传统文化,一方面语言文字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 这很奇特, 也很讽刺。” 因此,在青少年中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是: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客观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必然要求;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培育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需求。 二、初中语文教材中蕴含丰富的传统文化 语文教学要传授语文知识,培养听、说、读、写能力,陶冶学生的品质,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教师们可谓八仙过海、各寻其法。可我们常听到不同层次的学生抱怨:最没味的就是语文!作为语文老师,也许会惊讶,语文应该是最有趣的呀!于是许多教师寻找增强语文趣味、提高教学效果的突破口,因而不同特色的方法各呈风采。 我在教学中,感觉渗透传统文化首先要从教师开始,要有意识地培养对祖国语言文化的热爱。基础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是继承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积淀起来的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一代又一代生命中传承的重要纽带。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语文教学中,推动语文教学改革,语文教师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重任。 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力量的源泉,是智慧的聚宝盆。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中要求学生要“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诗、词、文、赋、戏曲、小说等古代作品中,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古代文学知识,也蕴涵着丰富而深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古诗文是汉语言文字的典范、精华,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格。这些诗词文赋、戏曲、小说的代表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精神。从孟子的“舍身取义”到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再到今天的“天下兴亡,人人有责”,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等传统文化精神始终闪耀着。 中学语文教学中同样传承着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传统节日。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说的是清明节;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说的是中秋节;沈从文的《端午的鸭蛋》写出了端午节的习俗,各种节日在我们的语文教材中数不胜数。 三、我的教育实践 (1)诵读古诗文:《诗经》《论语》、唐诗、宋词等,要求学生对所选内容反复朗读,以至熟读成诵,牢记在心。这个诵读的过程,是培养学生语感、积累语言材料的过程;是博闻强记、增强记忆力的过程;也是对学生潜移默化地进行民族精神熏陶的过程。 (2)讲读文言故事: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教材中所选的文言文等都是很好的读本。如果将教材中的文言文讲成故事,让他们既听了故事、了解了历史、体味了古代文化的蕴意,又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诵读兴趣、增加了文化底蕴。 (3)开展社团活动:我们班成立了一个朗诵社团、一个话剧团、一个写作团,主要是指导学生开展经典诵读和根据课本表演课本剧、话剧等,平时在班级表演,有活动时代表学校参加区级比赛。我们参加了区教育局组织开展的“祖国好 家乡美”“中华经典诵读”比赛和“校园剧”比赛、“作文比赛”,分别获二等奖、三等奖,增强了学生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同时挖掘了文本,增强了他们赏析、理解能力。我们朗诵了《大堰河――我的保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表演过课本剧《唐雎不辱使命》,《半截蜡烛》等,学生们很喜欢。 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文。站在时代的讲台、手执新教材的语文教师,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特殊功能,让学生在祖国的灿烂的文化长河中成长,使中华文化传统得以光大。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近几年,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学热一浪高于一浪。十八大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越来越浓。就“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频繁发声。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并多次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意义。 语文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和创造的过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文。《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阅读优秀作品,品味语言,感受其思想、艺术魅力,发展想像力和审美力。具有良好的现代汉语语感,努力提高对古诗文语言的感受力。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性情,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所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应是高中语文教学的一大任务。 那么,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呢? 一、充分利用古诗文教学 高中语文教材遴选了若干诗、词、文、赋、曲、小说等古代文学作品。其中蕴藏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骚》《登高》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表现了兼济天下积极用世的价值取向;《山居秋暝》《归园田居》蕴涵着宁静淡泊的隐士情怀,代表了古代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精神追求;《劝学》《师说》阐释了勤学好问、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陈情表》《项脊轩志》则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对亲情爱情的珍视……我们应充分利用古诗文教学的契机,让学生在诵读中拓展文化视野,积累文化知识,吮吸优秀传统文化的甘霖,吸纳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为其精神奠基。 二、充分利用古代名著阅读 《史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是高中生必定会接触到的古代名著,我们应充分利用带领学生阅读古代名著的契机来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下面以读《史记》为例,谈谈这个问题。鲁迅先生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中包含着丰富的文言知识和传统文化知识。出自《史记》的成语就有七百多个。《史记》中还蕴涵着作者独特的“历史观”“英雄观”“荣辱观”“生死观”等。就“生死观”而言,我们可以带领学生作主题阅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一也。”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死观:“士为知己者死”,荆轲为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勇敢刺杀秦王,为“义”捐躯;项羽是个本色英雄,他兵败垓下后,本有逃生机会,但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知“耻”自刎乌江;屈原,举世皆浊而其独清,众人皆醉而其独醒,在苦心经营希望君明国强而不得的情况下,自沉汨罗,以死明志;司马迁本人,一个正直的史官,因替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被处宫刑,本应自裁,但他“恨私心有所不尽”,隐忍苟活,发愤著书,用皇皇巨著洗刷前耻,以生践志。通过主题阅读,让学生较为全面地理解“生死观”的内涵,启发学生关注自身的生命价值和人生取向。 三、充分利用读与写 韩愈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应读写结合。作家韩少功说:“语文是一种慢功。”要写好文章首先需要大量积累。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在课文阅读中积累素材,为其写作作准备。除了司马迁、苏轼、屈原,教材中还有大量的人与事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积累。如《劝学》可作为“借助外物,实现理想”的论据,亦可作为“成功在于持之以恒”的例证;《师说》可作为“博采众长者可成大器”的论据;《烛之武退秦师》可作为“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的论据;《谏太宗十思疏》可作为“民安方能国泰”的论据;《逍遥游》可作为“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才能获得自由”的论据等等。这样以读备写,以写促读。无论是读是写,都可以达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四、充分利用课外活动 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还应与课外活动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作以下尝试。 1.举办一些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比赛,如优秀古诗文诵读比赛,国画、毛笔字比赛,讲传统故事比赛等。 2.充分利用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让学生挖掘和整理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自觉参与传统节日的各种实践,体验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加强与家庭内成员和家庭外成员的沟通交流,弘扬民族文化,增进家庭团结和民族团结,提高民族凝聚力,以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3.组织学生观看央视品牌栏目《文明之旅》,了解中华传统的文字、礼仪、服饰、功夫等方面的知识和文化。观看《百家讲坛》,听钱文忠教授讲《弟子规》,听于丹教授讲《〈论语〉心得》等,用大家和电视媒体激发学生对国学产生兴趣,让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心向往之。 4.通过报纸电视了解时事新闻,让学生品评社会丑恶现象,赞颂最美妈妈、最美老师、最美孝心少年,让学生懂得节约是美德,浪费是可耻;汇聚公益广告的力量,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之,高中语文教师要增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在语文教学中想方设法,帮助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完善人格,提高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构建健康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圆“中国梦”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单位:江都区大桥高级中学)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近几年,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学热一浪高于一浪。十八大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越来越浓。就“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频繁发声。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并多次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意义。 语文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和创造的过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文。《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阅读优秀作品,品味语言,感受其思想、艺术魅力,发展想像力和审美力。具有良好的现代汉语语感,努力提高对古诗文语言的感受力。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性情,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所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应是高中语文教学的一大任务。 那么,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呢? 一、充分利用古诗文教学 高中语文教材遴选了若干诗、词、文、赋、曲、小说等古代文学作品。其中蕴藏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骚》《登高》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表现了兼济天下积极用世的价值取向;《山居秋暝》《归园田居》蕴涵着宁静淡泊的隐士情怀,代表了古代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精神追求;《劝学》《师说》阐释了勤学好问、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陈情表》《项脊轩志》则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对亲情爱情的珍视……我们应充分利用古诗文教学的契机,让学生在诵读中拓展文化视野,积累文化知识,吮吸优秀传统文化的甘霖,吸纳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为其精神奠基。 二、充分利用古代名著阅读 《史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是高中生必定会接触到的古代名著,我们应充分利用带领学生阅读古代名著的契机来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下面以读《史记》为例,谈谈这个问题。鲁迅先生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中包含着丰富的文言知识和传统文化知识。出自《史记》的成语就有七百多个。《史记》中还蕴涵着作者独特的“历史观”“英雄观”“荣辱观”“生死观”等。就“生死观”而言,我们可以带领学生作主题阅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一也。”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死观:“士为知己者死”,荆轲为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勇敢刺杀秦王,为“义”捐躯;项羽是个本色英雄,他兵败垓下后,本有逃生机会,但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知“耻”自刎乌江;屈原,举世皆浊而其独清,众人皆醉而其独醒,在苦心经营希望君明国强而不得的情况下,自沉汨罗,以死明志;司马迁本人,一个正直的史官,因替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被处宫刑,本应自裁,但他“恨私心有所不尽”,隐忍苟活,发愤著书,用皇皇巨著洗刷前耻,以生践志。通过主题阅读,让学生较为全面地理解“生死观”的内涵,启发学生关注自身的生命价值和人生取向。 三、充分利用读与写 韩愈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应读写结合。作家韩少功说:“语文是一种慢功。”要写好文章首先需要大量积累。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在课文阅读中积累素材,为其写作作准备。除了司马迁、苏轼、屈原,教材中还有大量的人与事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积累。如《劝学》可作为“借助外物,实现理想”的论据,亦可作为“成功在于持之以恒”的例证;《师说》可作为“博采众长者可成大器”的论据;《烛之武退秦师》可作为“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的论据;《谏太宗十思疏》可作为“民安方能国泰”的论据;《逍遥游》可作为“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才能获得自由”的论据等等。这样以读备写,以写促读。无论是读是写,都可以达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四、充分利用课外活动 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还应与课外活动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作以下尝试。 1.举办一些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比赛,如优秀古诗文诵读比赛,国画、毛笔字比赛,讲传统故事比赛等。 2.充分利用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让学生挖掘和整理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自觉参与传统节日的各种实践,体验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加强与家庭内成员和家庭外成员的沟通交流,弘扬民族文化,增进家庭团结和民族团结,提高民族凝聚力,以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3.组织学生观看央视品牌栏目《文明之旅》,了解中华传统的文字、礼仪、服饰、功夫等方面的知识和文化。观看《百家讲坛》,听钱文忠教授讲《弟子规》,听于丹教授讲《〈论语〉心得》等,用大家和电视媒体激发学生对国学产生兴趣,让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心向往之。 4.通过报纸电视了解时事新闻,让学生品评社会丑恶现象,赞颂最美妈妈、最美老师、最美孝心少年,让学生懂得节约是美德,浪费是可耻;汇聚公益广告的力量,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之,高中语文教师要增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在语文教学中想方设法,帮助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完善人格,提高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构建健康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圆“中国梦”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单位:江都区大桥高级中学)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摘要】本文针对现在中学生对汲取中华优秀文化中存在的问题,文化品位偏低的现象,本人从举办阅读经典著作、设置专题学习、开展感知传统节日活动、保护古建筑的活动、开展保护民俗活动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热爱中华优秀文化的感情,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文化素养。 【关键词】语文教学;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如何在新时代、新潮流面前,找到一个更好的衔接点,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感情,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提高文化品位。根据《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要求,让中华优秀文化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这是摆在我们每个教师面前的一个难题,需要我们每一个语文教师认真的传承。 针对现在中学生存在的文化认知现象,我在教学中除了常规课堂教学活动外,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活动,来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和素质。 一、举办阅读经典著作活动 现代社会是网络社会,人们学习、查资料,都喜欢通过电脑,很少通过看书去获取课外知识。即使看书,也是现代意味较浓的快餐文学,很少有人会静下心来认真地看一看具有丰富内涵的经典书籍。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看中外经典的著作,我适当再增设阅读课,增加学生阅读量,我引导学生读了一些名著、优秀诗文。如《诗经》、《史记》、《子夜》、《边城》、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等,了解儒家、道家、佛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主张。这样,不仅培养了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还有助于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更有助于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可谓一举多得。我相信这样坚持下来,中国的年轻一代,将会有更多的人悟出:继承中华优秀文化,读书做人,以渊博的学识,得体的举止,优雅的礼仪,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二、设置专题学习 专题学习,能使学生的学习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也就更有深度。如家风专题:可从什么是家风,良好的家风该怎样学习传承,家风给人怎样的启迪教育,成功家庭教育的例子有哪些,父母或长辈的那句话,那件事让你不能忘怀等入手来开展活动。此项活动的开展,唤起了学生挖掘家庭“宝贝”的行动。辛家世代为官,然而在辛赞时却遭受了山河破碎,北方早已沦为金人之手。辛赞迫不得已在金人手下为官,时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希望其勿忘靖康之耻,拿起武器反抗金国残酷统治。辛弃疾受其家风家教的影响,发奋努力,成为一代著名爱国词人。后人每每读到他的词,无不为之感动。由此可见,家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的心灵,塑造他们的人格。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具有无穷的力量。 聚焦历史文化名人专题。走进苏轼,学习其旷达乐观精神;走进文天祥,学习其生死荣辱观;走进冰心,学习其“一片冰心在玉壶”……精读他们的文章,品味他们的思想,积累了学生的作文素材,陶冶了学生的精神情操。 三、开展感知传统节日活动 利用传统节日到来之际,开展感知传统节日的活动。对学生来说,传统节日具有形象、可感知、易懂、有兴趣等好处。如中秋节来临时,借助教材中的咏月诗,结合家乡过节的习俗,使学生明白,中秋节不仅仅是吃月饼,原来月饼做成圆的,不但包含团圆的意思,有事圆、人圆、心想事成等意味,还有对对方美好祝愿的心愿。再让学生亲自动手做点与中秋有关的事(如背诵与月有关的诗句等美文),肯定会比枯燥的说教更有效果。 除了课堂教学外,主题活动也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传统节日到来之际,组织学生设计活动主题,让学生动口、动手体验传统节日的魅力。比如举办重阳节的主题活动,让学生分组收集跟重阳节有关的文学作品、经典名句、音乐、各地的重阳节习俗等,并在班级汇报各自成果,接受老师、同学的提问,并完成一道家庭作业:为自己的爷爷奶奶洗一次脸,洗一次脚,剪一次指甲,并献上一句祝福的话。在这种节日情境中,不但让学生亲身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真正体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真实含义,这更有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四、开展感知、保护古建筑的活动 我让学生调查自己家乡的古迹,如古民居(如聂耳故居)、古桥梁、古道路等,探讨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文化,思考自己能为保护古迹做点什么,提出保护方案。如对高古楼的感知活动,学生了解到高古楼,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北城镇,是玉溪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并能记住民谣:“哇家玉溪高古楼,半截矗在天里头。初一去烧香,十五才下楼,抬头望望高古楼,帽子掉进沟沟头。”这样的活动,不但增加了学生的知识,也使学生从这样的活动中认识到:保护好它们,就是保护了玉溪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 五、开展保护民俗活动 民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地方形成民俗时的精神寄托及对生活的某种憧憬,民俗的传承、积淀、发酵,构成了中华璀璨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怎样保护这些民风习俗,使其发扬光大,教师这座桥梁和学生这个载体都有着自己的职责。在保护民俗活动中,让学生先收集本地的民俗,分清种类,整理出全过程,探究其历史渊源,思考其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展示自己的发现、成果甚至是实物,再由全班讨论,形成共识,提出保护意见和修改建议,提出倡导。如玉溪的传统民俗――米线节。让学生通过收集资料,了解其历史渊源,使学生明白,玉溪米线节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是玉溪各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与其说米线节是玉溪人民对神的崇拜,倒不如说是玉溪人民对艰苦奋斗的祖先的怀念;是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盼。为了保护这一传统民俗,玉溪市政府、民俗专家、人民群众,做出了很多努力。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包括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文学、音乐、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和精神寄托,是弘扬先进文化的基础,是建设我们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柱。语文是直接与传统文化打交道最多的学科,是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语文教学在学生人格塑造、思想启蒙、精神修养等方面都要有所作为,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育人的神圣使命。为了让学生明白这些,确立一个中学生所必须具备的中华精神,我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场合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文化教育,以此来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素养。我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利用做优秀语段阅读的机会,既让学生学会做题技巧,又从中学到做人的道理;利用活动课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励志教育、爱国教育、懂得幸福、懂得努力等教育实践活动。逐渐让学生明白:读史,明祖国兴衰;读经典,增长自己才智。领会诸子百家的智慧,感悟中华民族的大智慧,让学生心中油然升腾起民族自豪感。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高中语文教学中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渗透策略 摘 要:《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关于课程目标的描述是“通过阅读和鉴赏,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性情,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注重对于学生情感态度、文化品位的教育。高中语文课本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内容,所以在教学中就需要教师能够创造性的使用教材内容,引导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便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健康认知与科学态度,实现他们的健康发展与全面进步。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传统文化教育;渗透;策略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也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当前形势下,由于社会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传统文化遭受了一定的侵蚀,也对人们的观念意识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高中生正是学习认知、学习意识养成的关键时期,所以就需要我们在教学中能够做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渗透,引导他们去学习传统文化,秉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衣钵,为他们的健康发展与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明确教学目标,注重传统文化渗透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要求教师要注重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与语文能力的提高、语文学习过程和方法的形成是融为一体的,不应把它们当做外在的附加任务。应该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注重熏陶感染,潜移默化,把这些内容渗透于日常的教学过程之中。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先人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得以发展、繁荣的重要精神财富。所以在教学中就需要我们能够明确教学目标,根据相关的课文内容来引导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认知,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教育,实现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有效进行。 二、丰富教学形式,做好传统文化教育 高中生由于其学习认知有限、学习能力不足,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会感觉到学习的困难。特别是在传统文化的教学中,由于理论性较强,加上传统教学中的“说教式”教育、“填鸭式”教模式会造成学生的学习厌倦与疲劳。所以在教学中就需要教师能够不断的丰富教学形式,根据不同的课文内容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做好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工作。比如在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创设一定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思考。 三、拓展知识范围,培养传统文化认知 著名的教育大师叶圣陶说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语文只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课本知识只是这个知识体系中的一小部分,是一些代表与典型案例。同时由于课本的知识容量有限,很多知识无法在课本中体现出来。所以在教学中,也需要教师能够根据相关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不断的拓展课堂的知识范围,引导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培养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了解。比如在教学《归园田居(其一)》的时候,教师就可以联系学生初中时期学习的《五柳先生传》,让学生再次温习作者的三大志趣:一是读书,二是饮酒,三是写文章,表现出作者卓然不群的高尚品格,透露出作者强烈的人格个性之美,加深学生的学习认知。另外教师还可以补充作者的相关生平经历以及代表佳作,比如《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等等,让学生感受到文章中透露出来的田园特色与自由精神,让课外知识的渗透来加深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 四、引导学生探究,挖掘传统文化内涵 新课改确定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与学习感知,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就需要我们能够做好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学习探究性培养,以便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学习认知,让他们能够进行主动探究、自主学习,更好的进行知识的学习。比如在教学中,教师就要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探究学习,挖掘传统文化内涵,让他们去发现课本中蕴藏的传统文化知识。这就需要教师在平时教学中,采用多种方式,自由诵读,开朗诵会,演讲等,让学生咀嚼体悟,同时教师认真分析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涵,并通过恰当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让学生真正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从而自觉地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比如在教学《短歌行》这首诗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去讨论曹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很多学生看来曹操是一个奸臣、小人,但是在文章中,给人展示的却是一个满腔抱负、充满感情色彩的人物形象。教师在教学中就可以讲述历史上曹操的相关案例,给学生展示一个立体化的曹操,丰富学生的学习感知。还可以让学生讲述自己知道的曹操的相关案例,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去挖掘这些内容,就能够很好的提升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内涵的感知。 五、鼓励学生实践,做好传统文化传承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外文化的流入,传统文化正面临着被人们遗忘的危险,特别是一些传统节日,人们由于好奇、赶时尚,更愿意过一些外国人的节日,而对于传统的节日则心不在焉,这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逐步遗失。所以在教学中就需要我们能够引导学生进行相关的实践,通过学生的实践来做好传统文化传承,在加深学生学习认知的同时也让他们体会到传统文化的深刻意义,为传统文化的发扬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在每年的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腊八时节,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去搜集相关的节日诗词佳作,同时让学生进行朗诵、解析、体会,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各个节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加深学生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好铺垫。 优秀语文教学论文:语文教学中如何继承民族优秀文化 新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上,规定“认识中华民族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还指出教材“要注重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确,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其中不少都是语言材料中的精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语言实践活动中使用频率较高。那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呢?为此,我作了如下一些探讨。 一、诵读古诗词 古诗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千百年间,万口传诵,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祖国文化的命脉。很多卓有成就的学者,在回忆自己成长历程时,都感慨得益于早年的启蒙教育,尤其是古诗文的诵读。坚定的人生信念以及扎实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鉴赏能力,影响了他们的修身与治学,这就是所谓的“底子”。现今的人文教育常常提及的“一辈子”的概念,也许正是先人在有意无意间落实了的教学原则。优秀的古诗词不但情理趣兼备,易于诵记,而且能启迪人的心智,真正让学生一辈子有用。 我们可以把黑板的一角开辟为“古诗词天地”,周一到周四每天早读让学生背一首。由于小学生记忆力强,加上古读词朗朗上口,一首古诗一般不到五分钟学生就会背了,再加上学生自己运用工具书,即使遇到难以理解的读句,我也只需要用一两句稍加点拨就足矣。到了周五早读时,我再把这周出现的四首诗词让学生回忆、复习、巩固、检查,借以加深学生对古诗的记忆。这样每周四首,每月十六首,只需不到一学年的时间,学生便可把《古诗文诵读》整本书上的近一百二十首诗词全部背诵出来。 另外,在学生平时的学习过程中,我还注意开展一些活动来促进学生记忆古诗词。如开展“赛诗会”、“我是一个小诗人”等活动。当学生的古诗词达到一定的数量时,我又让学生对诗句进行分类整理。哪些诗句是描写山的,哪些是描写水的;哪些是描绘春景的,哪些是描绘秋色的;哪些是写花草的,哪些是写树木的,哪些是写动物的……学生在整理诗句的过程中,既回忆复习了诗句,又为运用诗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二、熟记成语 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成的短句。每个成语基本都包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或催人奋进,或讴歌人生,或警世诫告,或发人深省,或洞窥事理,或指点迷津等等。一方面有利于学生深刻领悟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在理解中记住成语;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激荡起学生思维的创新火花。 课内熟记成语。小学课本中每一个练习题中都有“熟记成语”一栏,这些成语大多两个一组,安排合理,或意义相近,或结构相同,或意思相反,或有所关联。我总是让学生把这些成语记熟,要他们了成语的来源、本义、今义及运用范围,做到真正地掌握。除此之外,对于每一篇课文中的成语,我也不放过,同样要求学生把它们掌握好。 课外摘录成语。课外阅读中,学生常常接触到不少成语,我让学生通过“摘抄”的形式进行积累。每人准备一本“成语摘抄本”,一遇到成语就记录下来,要求他们能理解这此成语的大概含义,能运用好这些成语。为了加强学生的积累,在课外活动中,为了配合学生摘录、积累成语,我也开展了一些诸如“我讲成语故事”、“成语接龙”、“谁是成语大王”等活动。 生活中留心成语。只要处处留心,记住成语就不难。除了课本、课外阅读中有成语外,广播、电影、电视、日常用语中的成语也数不胜数。如果学生在生活中注意留心,日积月累,那么他们成语仓库里的成语就越来越多了。因此,我要求学生在生活中要留心记忆成语,懂得怎样运用成语。 三、搜集春联对联 中华民族文化丰富多采,民间文化更是五彩缤纷。我接到一个新班后,第一个寒假里,总会有一道特殊的作业:每人至少搜集5副春联。到开学后,我总能惊喜地发现学生对这项作业的热情非常高,有的搜集了一二十副春联。于是,我便在班队活动中让学生进行交流。可按字数来,有两字的,三字的……十几个字的;按贴的地点来分,有贴在正门的、旁门的,有贴在厨房的、灶边的,有百货商店贴的、五金商店贴的;按内容讲,有赞扬美德的,有歌颂领袖伟人的,有反映改革开放成果的,还有以商品名开头的……这样归类后,学生对春联有了新鲜感,没想到小小的春联中竟然有这么大的学问,觉得有收获,不少学生主动地去读背春联。在此过程中,学生感受了语言、记忆了语言、积累了语言。我班的一名学生还利用此事写了篇名叫《小小春联》的作文发表在省级报刊上。除了搜集、整理春联这项活动外,我还让学生注意留心日常生活中顺口溜、歇后语、俗语以及过年过时的传统习俗,适当搜集,加强积累,以便运用。 课程标准中强调:“母语的学习时间不限,空间不限,时时处处都可以学习。”我觉得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通过诵读古诗词、熟记成语、搜集春联对联等方法,了解了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也正是很好地执行了这一观点。 总之,我认为如上的几种做法可以很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并可在语文教学中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民族文化论文: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重大课题 ──关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了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显然,社会的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 ,而人的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则是人的文化素质,因此,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 目标的主体性前提和保证,亦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和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一、问题提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它同时也清楚地昭示了,现代化作为一个 总体性进程所应具备的更为深刻、复杂的内涵。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和经济运行/,!/的背后,人们发现了从传统向现 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对现代化的制约和影 响。从而表明,以人的素质提高和文化转型为内涵的人的现代化就同社会的现代化即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 现代化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历史任务。 民族文化素质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民族的文化素质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内在的 、逻辑的联系;从文化主体性的层面,它至少包括文化基础和技能、思想道德与心理质素、价值观念和思维方 式等方面。因此,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系统工程,缺乏文化教育的基础,思想道德和 心理素质的提高是没有根基的;而只局限于文化的智力性教育,忽略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人的现代素 质则是片面的、畸形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近十余年来社会迅速变化的过程来看,应该说物质文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精神文明的发展在挣脱“左”的片面性束缚之后,人的主体性意识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但是,在人的主体 性获得解放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主体性迷失的情形,这就是过度的物质化、功利化的倾向,文化世俗化 的流行,精神与心理健康被忽视等,具体表现在正义感、责任感的淡化,荣辱观、是非观的混淆,公德心的普 遍缺乏,个人行为的失范以及个人主义的抬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诚然,当一个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必然引起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分裂,由于心理 、情感和认识的原因,分裂的结果客观上往往会发生与原来定势相异的某种逆向倾斜。同时新旧观念更替之际 ,必然出现某种理论断层和价值真空,因此,对于主体性新的迷失情形,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思想道德文明的建设提供确实可靠的资料。但是,我们又不能对某 种片面的倾斜采取放任自留,“顺其自然”的态度,这不仅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完全自然衍生出符合科学 理性的道德精神,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建立新的人文精神和规则的迫切要求。显然 ,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推进必须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谐调发展,在当前,关于国民的人文精神和思想 道德的建设问题,尤其需要予以特别的关注和研究。这既是一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问题,又是中国现代 化亟待解决的特殊问题,如果我们不予以充分地认识,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二、思想道德教育的失衡与倾斜 我国从70年代末实现历史性转轨以来,在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的同时,对教育领域中轻 视、贬低智育,以政治冲击一切的状况实行了全面拔乱反正,从而为补就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缩短与发达国 家的人才距离,以及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奠定了基础,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当 我们理性地回顾和省察这十余年社会推进的历程,不能不说某些历史性的忽略对于今天发生的主体性的新的迷 失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扭转轻视智育的左倾错误时,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 第二,在商品经济全面推进之时,教育的回应缺乏力度,倾斜于“适应”经济规律,忽略了教育自身的规 律。 第三,思想道德教育的滞后性某种程度上造成人们对直接利益诱惑的倾斜。 综上三个方面,要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必须正视某种历史的、现实的片面倾斜,同时要在研 究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上来考虑“如何才能提高”和“怎样提高”的问题。 三、突破“倾斜”的思路与基本点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心理素质是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建设问题,而这种“基础建设”的基本途径在 于教育。广义的教育是一种社会性的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有目的的系统性教育,人的思想道德与心 理素质建设当然要由这两个方面共同承担。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才能发挥教育在对人的思 想道德与心理素质中的作用?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当前我们需要关注三个层面: 第一,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时代前提。与传统人生活的社会基本处在同一共同文化,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 、宗教信仰及行为模式相对应,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必然打破单一、孤立和自成体系的封闭。工业文明的进步, 电子、信息等技术的发展不仅是沟通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同时必然分解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及行为模 式的一元性。因此,对于个体来说,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等选择都必置于多种参照系的联系之中。如果我们 不能自觉地将教育置于这样的时代前提去考虑和把握,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就不可能取得充分的、有效的教 育效果。 第二,关于教育主客体定位的问题。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教育主客体的定位是长者优位的,尤其是思想 道德教育。但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教育已日趋连续化,道德教育方面也越来越呈现出全年龄阶段的倾向,所不 同的是教育关注点上的差异。 第三,思想道德素质的“硬件”和“软件”。毫无疑问,关于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 要有长远的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必须要有“硬件”和“软件”的相互配合。从硬件的方面,要建设青少年 成长的良性环境。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应该有一流的博物馆,一流的艺术馆,一流的科技中心,一流的教育中 心,从宏观上给下一代的成长创造精神文化的广阔空间,让人们在自然的熏陶中了解高雅文化,净化心灵,提 高涵养,对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软件的方面要强化公德心和责任心的基本教育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理论部) 民族文化论文:傣族民间舞蹈的民族文化特征 一、 引言 舞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文化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有效地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典型状态和样式。民间舞蹈是一切舞蹈之母,民间舞蹈源于民族文化。傣族民间舞蹈的动作特色、表演技巧、肢体语言运用等方面的特色,是其深远和厚重文化内涵的反映,如果只关注舞蹈形式的绚丽、结构的精密、表现手法的完美而忽视舞蹈背后文化内涵的价值,是无法真正理解傣族舞蹈的真美内涵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傣族民间舞蹈时,应对其民族文化内涵给予高度重视。 二、安详、舒缓的动律 傣族舞蹈蕴藏着神秘而浓厚的民族氛围,有极高的文化品位和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极尽东方韵致。傣族舞蹈中透出山JlI秀美、人文毓秀的夺目光彩,充满着平和、恬静、隽永、含蓄的风格,朴实自然毫无雕凿之感。舞蹈动作中那些人体的头、手、臂肘、肩、腰、胯、膝等每一个关节都尽量弯曲,使整个体态由多种曲线组成,形成婀娜多姿的s型,无论手的推拉和脚步起伏的动作,还是孔雀舞中的美丽造型的流动美,都具有造型丰富而个性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会使人们感到秀丽山河的自然律动美,还会使人们感到傣族人民生活的宁静祥和,朴实自然,更能使人感受到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对恬静幸福生活的向往。 傣族民间舞蹈风格浓郁,特点突出,感情内在而含蓄,舞姿富于雕塑感。傣族舞蹈中上肢的手和下肢的脚以及头都极富有表现力,下体多保持半蹲状态,以膝部柔美的起伏,身体与手臂形成丰富多彩的三道弯造型。舞时双腿半蹲,双手叉腰,上身向旁倾斜为基本舞姿。舞时一般前脚掌着地,但不强调有力地踏和跺,落地时轻而稳。傣族舞除下肢有丰富的步伐、小腿的灵活运用外,手和上身丰富的舞姿也极具特点,手式多样,同一姿态,同一动作,手式不同就有不同的舞蹈形象和含义。在动态形象上,舞者多保持半蹲的舞姿,重拍向下,均匀的节奏中,膝部的屈伸带动身体上下颠动和左右轻摆;舞步的踏或跺,看似着力而下,却是重起、轻落,全脚掌平稳着地等,是动律的基本特征。这种均匀的舞蹈动律中,有孔雀轻盈、柔美的舞姿,有大象漫步森林和缓、稳健的步态,更有舞蹈者的生活感受和创造。而且,这些动态形象,是在象脚鼓、铭、钹等乐器和谐打击的伴奏乐声中,像河水、小溪泊泊流淌,赏心悦目,沁人心脾。象脚鼓发出的“崩、巴、比、泼”等音响形成各种鼓点,紧密配合舞蹈表演中的动作变化。鼓的节奏平稳、绵延的乐音和舞蹈均匀的动律相呼应,增强了安详的气氛和热带的风情。这种静态的雕塑感和柔中带刚的动态舞蹈韵律,使傣族舞蹈既有静态的造型美,又有动态的韵律美。以上说明了傣族舞蹈的内涵及其形式特征,都是与傣族所居住的自然条件、民族性格、生产方式、审美心理、文化信仰以及宗教意识分不开的。 三、“三道弯”和“一顺边”的舞姿造型 “三道弯”源于古代百越人的蛇鸟图腾崇拜和对水的深切感情,而“一顺边”的美,则源自高原地区的劳动生活,两者融合后形成的体态是傣族特色的舞蹈造型,这是傣族民间舞蹈的又一特点。 “三道弯”的舞姿造型表现在舞蹈中为:保持半蹲状态下腿部做韧性屈伸与颤动,手臂、身体、腿部都是“三道弯”的特殊动作与造型,这一舞姿特点,一直保持下来。现在还可以在“软舞”(嘎温)中窥见过去跳舞时的一些踪迹。相比传统的孔雀舞,经过创新改编的孑L雀舞表演,演员取掉了面具,加强了手、眼、身法的配合。首先是模仿这种鲜明的曲线特征除了其他相关因素外,让人联想起它与小乘佛教的灵动教义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吻合,使傣族舞蹈的风格特点更进一步地发展完善了。 过去,傣族在秋收后扬场中不使用风车,而是两手各持一把大竹篾扇,用扇风的方法筛选稻谷,这种筛法就是别致的一顺边的动态。当她们右手高举篾扇的同时,右脚亦弯曲并高高抬起,然后 ,手脚同时向下用力地扇风,身体由右方向左侧转动,左手扇风时,姿态和转动与右手一致 ,都是手脚同出一侧,作为舞姿造型的一顺边,又和审美情趣有关。“一顺边是高原舞蹈特有的动律和形态,高原民族的舞蹈中都有这种文化现象。而傣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在于“三道弯”和“一顺边”融和后,又在傣族也有的安详、舒缓的动律中体现出来,成为民族审美情趣和舞蹈者的动态形象。 四、孔雀和象的意境 在傣族民间舞蹈中,“孔雀舞”“象脚鼓舞”广泛流传,傣族视孔雀为神鸟,视大象为圣象。把孔雀大象这些珍禽异兽升华到舞蹈艺术意境,是傣族民间舞蹈的又一文化特征。 由于气候及自然条件关系,傣族地区孔雀较多傣族人民很早就有饲养孔雀的习惯。傣族人民认为孔雀美丽、善良、智慧,是吉祥的象征,对它怀有崇敬的感情。傣族群众常把孔雀作为自己民族精神的象征,并以跳孔雀舞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歌颂美好的生活。 大象,也是热带森林中的珍贵动物,它和孔雀一样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傣族人民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大象之国”。唐·樊绰《蛮书》说傣族地区“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象不仅可以耕田,还可以搬运木材,负重至远,甚至可以组阵打仗,象皮还可以制成坚固的甲宵。由于象的特殊作用,傣族人把象当成财富的象征,傣族人对象的崇拜渗透到傣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傣族人民长期与象和睦相处由此使得象在今天傣族群众中,具有了吉祥、幸福的文化内涵。 五、水文化的特征 傣族人民喜爱水,勤于洗濯,对水有深切的感情,民族心态似水样平和温静。傣族民间舞蹈普遍平和温静,正显示出水文化的这一特征。说到傣族的水文化特征,就不得不提及着名的泼水节。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傣语称为“楞喝桑堪”或“桑堪比迈”。傣语的“楞喝桑堪”,其意就是六月新年。由于欢度新年的时候,要举行热烈而隆重的泼水祝福活动,外地人都把它称为泼水节。 傣族人民对水有着深切的感情,并以水表示无比的真诚。从流传下来的《挖井歌》《祭祀歌》等古歌谣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特点。傣族 自己解释,“傣”有两种含义,一是英雄勤劳的意思,一是酷爱自由的人,和平的意思。傣族也自称为“鲁傣鲁喃”,意为“傣家的儿子,水的儿子”。傣族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民族之一,他们滨水而居,他们爱水,祈水,对水有着特殊的感情。 傣族人民勤劳勇敢,温柔善良,这是大家公认的;“水一样的民族”,这是对傣族性格的又一描述他们待人礼貌温和,但外柔内刚,聪明又幽默诙谐像水一样,有时潺潺细流,温柔而细腻,有时像大江汹涌而澎湃。其性格也是丰富多彩的。舞蹈中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傣族舞蹈动作,大多婀娜多姿,节奏较为平缓,但外柔内刚,充满着内在的力量。潇洒轻盈的篾帽舞,灵活、骄健、敏捷,充满阳刚之气的象脚鼓舞,刀舞和拳舞等都具有水文化特征。而在孔雀舞的表演中,时而节奏缓慢,动作内在含蓄,时而节奏快速多变,动作灵活跳跃,感情狂放而豪爽 ,也是水文化的表现。此外,傣族舞蹈以特有的屈伸动律手、腿、身体都是“三道弯”的动作造型特点,刚柔相济,动静配合的表演,也是水文化中柔和温情的表现。 这从上世纪 80年代由傣族舞蹈家刀美兰表演的《水》这一舞蹈节 目中,便可看出端倪。这个在傣族民间舞蹈基础上创作的节目,它之所以深受群众欢迎,久演不衰,就是因为她深刻地表现了傣族水文化的特征。而别人模仿表演《水》时,观众们常常感到和刀美兰相比大为逊色,这种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他艺术表演者对傣族水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 民族文化论文: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摘要: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风情,是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元素。然而,旅游正如一把双刃剑,在其介入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化正迅速函化甚至同化。在此,以龙胜金坑红瑶寨为例,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揭示旅游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并提出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策略。 关键词:民族文化;文化变迁;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多位于地理位置较偏僻的地区, 除具有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外, 还具有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民族文化。 一、金坑红瑶概况 (一)村寨概况 金坑红瑶寨是龙脊十三寨之一,隶属广西桂林市龙胜县和平乡,位于和平乡东北部, 因地下金矿多和地形酷似一个大天坑而得名[1]。村寨距离桂林市约100km,距龙胜县城30.6km,东经103°26′,北纬103°26′。村土地总面积22.28平方公里, 有水田746亩, 旱地425亩, 林地3 656亩。大寨地处桂北高寒山区, 境内山体陡峭, 地势险峻, 属季风气候, 雨量充沛,气候宜人,且森林覆盖率高,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冷热分明, 干湿明显, 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8.1℃, 年平均降水量1 543毫米[2]。 (二)旅游开发现状 金坑梯田的开发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旅游开发前金坑是龙胜各族自治县最贫困的山村之一。2003年政府投资400多万元,开通了双河口至大寨村的公路,大寨的旅游业迅速发展。如今,全村共有农家旅馆52家,床位达1 500多张。结合“文明卫生屯”创建工作的开展,到2005年底,大寨村已有180多户完成了“五改一建设工程”,全村的卫生面貌大大改善。硬化的旅游道路达3 000多米,寨底建有能停80辆汽车的停车场。如今大寨村共设有三个旅游景点,以石阶铺级而上。有“千层天梯”景观、“西山韶乐”景观、“金佛顶”景观等。站在观景台,游客可以尽享梯田美景,领略瑶族风情。据统计,2007年,到金坑梯田观光的中外游客已经达到了15万人,日游客量达180人,黄金周每天更是高达2 000多人。随着游客增加,农民的收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收入从2002年的948元猛增到2007年的3 000元。 二、旅游开发中金坑红瑶文化面临的问题 (一)物质文化变迁 1.建筑文化变迁。旅游开发前,金坑红瑶建筑为全木结构的半边房, 以杉木为材料,采用几何原理搭建而成,一层是用作关猪、牛、羊、鸡、鸭,堆放材料、安置厕所,煮猪食炉灶、砌房等。二层用来住人, 中堂作香火神龛,左间为火塘,用来取暖、进餐,其余为卧室。三层则做储藏室,堆放粮食和杂物。随着旅游业的到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当地传统建筑文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红瑶建筑无论是在结构、功能、还是在建筑材料和建筑工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往日的下罗盘、安梁木等仪式更是鲜有见之。 2.服饰文化变迁。服饰文化可谓是红瑶文化的亮点,也是红瑶得名的原因。旅游开发前红瑶,女性几乎都着民族服饰,以红衣为主,绣有春牛、龙凤、狮子、麒麟、鹿、山羊、蝴蝶、鸡、鸭、鹅、鱼、竹木、花草、八角等图案,特别是衣背正中挑绣的一对老虎印最为醒目。关于这对貌似官印的老虎印还有这样一段动人的传说:传说有一天皇帝上山打猎遇险,差一点被老虎吃了,是一个红瑶女救了他,为了答谢救命之恩,皇帝砍下虎爪,蘸上虎血,像印章一样印在瑶女的衣背上,传旨以后面君不用下跪。回家以后,这个瑶女在她所有的衣服上都用丝线绣上了虎爪印,就这样一代传一代,至今你还能够看到这虎爪印。旅游开发后,为吸引游客,节省成本和时间,红瑶服饰在制作方法和材质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更愿意从市场上买来现成的布料,用机子织布,摈弃了原来从种桑到制丝,从纺线到挑绣、从织布到蜡染的工序。 (二)制度文化变迁 红瑶自古以来都有选族长、定族规的习俗。凡较大的寨子也都有以寨子为单位的寨老组织,成年男女不拘姓氏、职业、贫富均可加入。对寨老的称呼,有的地方叫“寨老”,有的地方叫头人或“乖人”。寨老一般是自然形成的,由那些为人正直,聪明能干,热心公益,能说会道的中年男子担任,对内处理寨内村民纠纷,制定寨规,对外代表本寨与邻寨寨老共同处理如破坏公共水利,越界毁林开荒等公共事宜。寨老如其他村民一样参加劳动,没有报酬。如今,族长和寨老早已被村长和村支书这样的名称所取代,当笔者在大寨村问及族长和寨老的事情时,只有年纪稍大者能够说出先前寨老的名字,形成过程,原因以及权利和责任,年纪在20岁左右的几乎一无所知或半知半解。 (三)精神文化变迁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红瑶不仅在其显性的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语言及文艺方面发生了变化,其隐性的精神文化——传统价值关更是受到了消极的影响。 红瑶的传统价值观念,是红瑶民族人民内在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在态度、行为上以稳定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民族的个性特征。它记载着红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轨迹,是红瑶民族人民在改造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活动中,逐步形成的自己的传统优良道德。 诚实善良、淳朴厚道是红瑶人民的普遍心理和品格。红瑶民族人民从一生下来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养成了整个民族尊老爱幼、克制忍让、互帮互助的性格特征。金坑红瑶寨旅游业的发展,使村民的物质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的经济来源方式,以及与外界的接触交流增多,对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消失。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首先表现在村民对待老人的态度上。其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村民之间的利益争端上。在与金坑红瑶寨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搞旅游后村民之间早已不再是互帮互助,不计报酬了。由于经济利益的争夺,竞争的存在,村民之间因相互拉客、压价,进而导致反目的事情时有发生。再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对待游客的态度上。游客的增多使村民经常性的接触素不相识的人, 由于这种人与人之间偶然短暂的接触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村民传统的好客习俗就大打折扣。于是旅游发展到今天,就出现了带路、穿民族服饰照相、与文物古迹合影都被索要金钱的现象。 三、可持续发展——民族文化保护的必然选择 (一)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 1.要提高红瑶民族人民的整体素质,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和教育, 鼓励旅游地当地群众积极参与。特别是要提高管理人才和导游人员的人文素质, 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并维护和保持其完整性,使之真正能承担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所应开展的各项工作。 2.建立民族文化管理机构,成立一支专业性强、有责任心、有能力的保护队伍。要保障民间艺人的生活和保护其知识产权,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他们乐于传承民间文化,保证民间文化后继有人。 3.建立完善的游客服务体系,进行环境影响和环境承载力评估。首先建立不同环境管理条件和环境管理技术下的环境容量评估体系,以及确定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的指标体系,尽可能地减少旅游对景观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其次在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尽量把传统建筑保护下来,保持红瑶原生态文化环境。最后是要对资源进行补偿。在资源的开发中同时要发展资源,开发可再生资源。努力做到既要满足当代人开发的需要,又要满足后代人开发的需要。 (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是实现民族文化保护的条件。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如水与舟的关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1.要实现红瑶地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根据开发旅游,规划先行的原则,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强化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一方面集思广益,制定与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发展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以及旅游景区开发规划,确保旅游开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从财政上支持红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维护、修复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民间艺人给予奖励。 2.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旅游管理部门应当适当将景区门票收入用于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并借助于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旅游业发展这一特点,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红瑶民族人民参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积极性,深入挖掘、整理、更新和提高传统民族文化的品位,如此也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开发。 (三)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1.要消除旅游业与当地社会的“隔离”现象。充分顾及红瑶居民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消除村民之间因参与旅游程度不同而带来的贫富差距,使人们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2.要提高居民文化水平,促进居民和外来游客之间的文化交流,学会与不同地区人交往,增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是非分辨能力,增加展示当地历史与文化的机会。 四、结语 金坑红瑶寨作为全国15个经典少数民族村寨之一,其旅游开发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变迁尴尬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启示。同时也向我们说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中,如何使民族文化旅游得以保存、发展,如何使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所依托的人文环境得以保持,如何可持续健康的开发利用独特的民族文化,已成为旅游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合理引导,正确执行,方能保护民族文化,达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论文:言语交际中的汉民族文化心理透视 论文摘要:不同民族由于历史发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汉民族文化心理丰富且复杂.对言语交际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本文主要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语词速信等方面独特的文化心理现象进行探索讨论。 论文关键词:现代汉语;汉民族;言语交际;文化心理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语言又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一个民族的文化最能通过民族的语言表现出来。静态的语言,语言负载的文化因素是固定在语音、词汇、语法这些语言要素中的;动态的语言,就产生了言语和言语行为,在言语使用中,民族文化心理就伴随着言语行为表现出来。“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言语使用者怎么说,如何说,认为这样表达是合适的,样表达是不合适的,与言语使用者的心理密切相关。民族文化心理就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思维习惯、行为准则。不同的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语言最能反映出言语使用者在言语活动中的思维形式、行为准则,有什么样的思维形式、行为准则,在言语表达时就有什么样的表达模式。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行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如受到夸奖时,西方人往往采取迎合的方式,表示高兴,通常是道一声“谢谢”;而汉族人的反应则往往是以否认或自贬的方式,通常要说“不行,不行~差远了”等。这种言语交际中表现出来的表达差异,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可以说,言语交际中,人们的言语行为无不浸染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交际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有利于我们学习并正确掌握和运用民族语言,有利于口语交际中言语表达得恰当、得体、适度符合民族审美心理,以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汉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像血液一样漫澜在汉民族的文化肌体当中,并在言语行为中处处留下“痕迹”。本文试从言语交际中透视汉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 一、讲究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心理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隶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国人为人处世讲究“知礼数,“懂礼貌”,交战双方也要“先礼后兵”,深谙“礼多人不怪”的道理。儒家视“礼为立国之本.其中就包括待人接物的礼仪内容。受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深知。礼之用,和为贵,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语交际中的礼貌表达在汉民族为人处世中占有重要地位,讲究谈吐文雅、彬彬有礼是道德高尚有修养的表现。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的心理,使得汉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礼俗词语,并且怎么表达颇有讲究,乱不得,错不得,滥不得,否则就要失礼。这种注重言语礼节,讲究言语礼貌的心理在言语交际中处处体现。如对人的称呼,是汉民族礼貌表达的重要标志,小孩见到大人,学生见到老师,下级见到上级等熟人相见,首先要有个称呼表示礼貌,有些场合恰当适度的称呼,对交际效果起到关键作用。汉民族在交际时为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常用敬称和谦称,这样,经过长期积累,在汉语中就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有明显区别的敬称和谦称。敬称和谦称早在秦代就广泛使用,如敬称有“足下、殿下、执事”等,谦称有“寡、孤、不毂、不才、在下等。现在我们还常用敬称“令尊、令堂、贵姓、贵公司、贵校”,谦称“敝人、愚弟、寒舍、拙作”等。汉民族注重长幼有序和血缘宗亲关系,见到长辈一定要有称呼,以示尊敬,而不像西方为表示亲切,对父母或其他长辈都可直呼其名,在汉民族看来,这样是少教无礼,没有修养。对无亲属关系的人使用亲属称呼.就显得与说话人特别亲近,无形中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如平常称呼“老伯、叔叔、大哥、大姐”等。上街购物,个体老板为体现服务态度之热隋诚恳,常“大妈、大姐、老哥、老弟”地叫,以表现对顾客有礼貌和亲近,符合汉民族文化心理,顾客心里愉快,购物热情也会大增。表示礼貌的敬称谦称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还有言语交际中的祝福语,就是吉祥话,也是汉民族讲究言语有札的重要内容。和睦吉祥、福寿安康是人们千百年来追求的美好理想,汉民族有在喜庆的日子里道个喜、送个祝福以示礼貌的传统习惯。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祝福话有特定的内容和讲究,如给老人祝寿,常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寿齐天…福寿无疆”等。汉民族有注重传宗接代,长久计议的心理,常用“多子多福,子孙满堂来祝福,结婚时,就用“白头偕老~百年好合”“鸾风和鸣”的祝福话,开张时用“财源广进…生意兴隆”“恭喜发财”等吉祥话,不论祝福语能否实现,图个吉利吉祥,以示礼貌。 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礼节,力求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心理,在言语交际中随处可见,尤其在问候语、道谢语、恭维语等中都有充分体现。 二、贵和谐,重人情.爱面子心理 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是“和睦相处,“以和为贵,把和谐作为人际交往的目的。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极重人情,爱面子,表现在言语表达上受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力求措辞有度,不偏不倚,适度得体,在言语表达上表现为含蓄、婉转、模糊,形成汉民族言语表达上独有的文化模式。 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提倡“以仁爱之心示人”,“以宽恕之心对人”,就是对别人要有仁爱之心,要关.爱护别人,对别人的错误过失要原谅、理解,少计较或不计较。俗语道“树有皮,人有脸”,“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要给人面子,留“台阶”,少得罪人。如我们常见的批评,汉民族的心理是既要达到目的,又要让对方接受,并给他留面子,在表达上就常用含蓄婉转的方式,先表扬或肯定成绩,然后再转折“但是……或“……不妥,不足”“然后”“希望……”。老师批评学生:你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同学们应该向你学习,但在学习方面下的工夫还不够,希望你今后上课注意听讲,不要说话,把学习搞上去就更好了。目的是批评学生,但在表达时讲究“艺术”,就更易使对方接受。在交往中,有些时候需要拒绝别人,如果直接拒绝,会使人难堪,在汉民族看来容易产生“不和”,不够礼貌,违犯了汉民族待人处世的原则,为了不得罪人,给人留面子,常用含蓄模糊的语言“间接”地拒绝对方,更多的是让对方自己体会话外之音。用得较多的就是“考虑考虑”,“研究研究”,“等等再说吧”,婉言谢绝,如:“马主任,我的调动问题……~这件事我知道,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汉民族较之于西方人性格内向、沉稳、含蓄,不像西方人性格外露、直率。在西方注重突出个人及个人价值,而汉民族传统观念是重社会,重集体,突出一个“和谐,不突出个人,涉及个人则习惯于含蓄或婉转表达。一篇文章明明是个人见解,但习惯上要谦称“我们认为”。个人取得的成绩,常要说领导的支持,集体的智慧。汉民族不突出自我的心理。含蓄婉转的表达模式,形成了交际中内容丰富的客 套话、寒喧语。干某件事明明准备得很充分,但要讲准备不足,请大家多多指教;宴请客人,饭莱准备得很丰盛,客人酒足饭饱,主人还要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或者准备不好,没有什么可口的,管饱不管好”等,这些话对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汉族人听来,不足为怪,因为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但让西方人听来,就莫名其妙,不可理解。前几年,有一则报道,说是记者采访一个中国着名的演员,问道:“你认为当今中国最优秀的演员是谁?”演员回答:“是我。”这个回答使许多人意外之余觉得演员太张狂了,引来了颇多微词。从心理上讲,汉民族传统观念认为,就是最好的是自己也要谦虚一下,含蓄一点表达。由此可见,演员的回答引来非议,是有着民族文化心理基础的。 汉民族言语交往中的重和、贵和、重人隋、重名声、爱面子的思想根深蒂固,含蓄、婉转、模糊的表达方式体现在言语交往的方方面面。人常说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体现了和睦相处、相安无事的人际交往的理想,这些汉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行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三、喜联想、善比附的语词迷信心理 语言本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但人们在使用过程中,总是把语言的功能夸大并神秘化,对语言有着一种崇拜和信仰的心理,即语言拜物教(word fetishism)。把语言和它指向的事物和现象合为一体,认为语言有着超自然的精神力量,能降福也能招灾,由此,人们耽于语言幻想,希望通过语言来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借助语言来趋吉避凶。自古以来,每个民族都有对语言的崇拜心理,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耽于语言幻想,语词迷信的心理突出且执着,表现在语言表达上就是特别喜联想,善比附,讲究有说头,讨个好口彩。如最常见的给人或事物命名,像人名、地名、商品名、庭院名等,都要煞费苦心,起出意义来,起出好来。在言语使用中,汉族人更喜欢说话讨个好彩头,也就是说吉利话,听吉利话,把自己的愿望、追求寄托在语词上,对语词的迷信特别认真。《羊城晚报》曾报道,一彩民对体育彩票中彩500万一直心神向往,为博好彩,就将自家豢养的小狗取名“五百万”,经常对小狗作势呼唤“五百万,来”,小狗闻听主人声音,立刻俯首帖耳趋向前去,主人心花怒放,仿佛500万元在“来”的叫喊声中真的到来。汉人还喜欢借助同音或谐音讨口彩,汉语中的“8与“发”谐音,…9与“久”同音,带有…8’…9’数字的日期、号码、名称就被认为是吉祥号,能带来好运气,带有…8的日子街上开业的商店最多,带有“888”、“159”、“168”、“198”的车号、牌号等许多人不惜重金买下。还有发糕、发菜、发财树等为人喜爱,都是为图一个吉利。结婚时常见的在床上撒下红枣、花生、桂圆、莲子,为的就是取谐音“早生贵子”。汉民族言语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联想比附的心理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由于人们对语词的迷信心理,在言语交际中,认为是吉利话,能带来好运的话,人们爱说多说,而有些话的指向是不好的事物或人们厌恶的现象,则认为是不吉利的话,就不说或少说。有的场合甚至特别忌讳某些话,鲁迅在《野草·立论》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贵人家生了孩子,作满月时,请了几位客人,大家都看了看弦子,一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当官的。”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另一个客人又说:“这弦子将来要发财的。”又得到了大家的一番喝彩。最后一个客人说:“这弦子将来要死的。”结果得到一顿痛打。在喜庆的日子,人们最忌讳不吉利的字眼。前两个客人说的话不管是真心话,还是虚伪话,都是吉利话,主人爱听,当然更希望吉言能成为现实;而最后一个客人说的确实是大实话,但不分场合,不合人们心理,是人们最忌讳的话,挨打是必然的。生活中人们的语词迷信还有很多,如从“分梨”联想到“分离”,从“进钟”联想到“送终”,从“伞”联想到“散”。不同的地区由于方言不同,还有许多地方性的语词迷信。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一种符号系统,人们的语词迷信程度与整个社会环境和个人文化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积极引导,摒弃那些妨碍社会文明的语词迷信。 汉民族言语交际中反映的文化心理丰富多彩,本文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的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耽于语言幻想等心理的揭示,只是汉民族言语交际中文化心理的-d’部分。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还有许多独特的方式和内容,如问候、交谈、拜访、辞行、避忌等,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研究。 民族文化论文:民族文化艺术价值功能透析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构成 其构成可做如下粗略地分析:首先,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表现为物质形态的资源,是其衣食住行活动及其活动的过程与成果。从存在的样态来看是居于文化艺术表层的、可见的物质形态的资源。从各民族衣食住行生活中的取材、结构、造型、款式、空间利用、功能分区、装饰工艺等方面,均能体现少数民族感知、认识、想象、征服改造宇宙自然中的智慧和能力,表现出少数民族敏锐细腻的感知能力、观察能力、认知能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审美创造能力。如秦淮以南农耕民族的服饰,燕山长城以北及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服饰,从材质、款式、制作、挑花刺绣工艺、装饰等既彰显地域特性、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性,也标示着不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特性。再从各民族的建筑而言,藏族、哈萨克族的帐房,蒙古族的蒙古包,傣族的竹楼,土家族、苗族的吊脚楼,羌族的碉楼,黎族的船型屋等民族建筑,无不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杰作。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其文化艺术资源的物态化载体。在物质层面从其性质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一种不同于煤炭、矿石、石油、天然气等形态的物质资源。从其功能来说是以满足少数民族基本生存、娱乐和审美需求为目的的物质文化。其次,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存在于其深层的,满足其娱乐、归属、信仰、心理、认知、审美的精神文化,以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等文学形式、音乐、舞蹈、美术、宗教、哲学等精神文化形式存在,积淀着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对自然山川、花草虫鱼、天文宇宙、人际社会和人自身的感知、想象、理解、认识及所形成的生命观、幸福观、爱情观、宇宙观等观念。如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就是维吾尔族与戈壁、沙漠、绿洲对话时灵魂深处的呻吟哭泣、对抗与和解、喜悦与欢乐,是肉体在时空中湮灭后精神的遗留,是集中反映维吾尔族人喜怒哀乐之情感、善与恶之认识、美与丑的观念的艺术。以其演奏的乐器而言,就有热瓦普、手鼓、萨塔尔、艾捷克、胡西塔尔、笛子、维吾尔族扬琴等丰富的乐器种类。从木卡姆中的几句歌词足以看出其功能与价值:“我的萨塔尔琴以生命的纽带为弦,它能慰藉不幸者,予其悲怆与凄婉。我深深投入于木卡姆使之萦回于心,若耽于爱的憧憬即弹奏于伊人尊前……”[2](P10)。“心灵的秘密用文字永远书写不尽,爱情的神话用书卷永远解释不清。世上花儿有刺,珍珠与贝壳紧紧相连,哪有不受苦的手艺,不受折磨的爱情。”[2](P28)歌唱生命、爱情的魅力,解说生活的道理与人生的哲理。许多民族至今仍通过故事、民歌、谚语、神话、传说等文学形式表达其鲜活的感知与丰富的情感。每个少数民族的表层物质文化和深层精神文化构成民族文化整体,并在不同层面表现各民族的精神及其民族个性。其丰富的存在不仅是维护民族精神文化生态平衡的基础,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促进和丰富人的感性、心灵、情感,促进人格完善、人性升华的重要途径,表现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少数民族审美教育资源,正是当下我们急需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审美教育资源。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特征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资源库,从开展审美教育的要求来说,这些资源具有以下特征:(一)原生性千百年来,由于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科学技术的制约,我国少数民族的审美实践没有走上职业化、专门化、学院化、理论化、系统化的道路,具有显着的原生性,这充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审美教育资源就是其日常生产生活本身。我国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丰富多彩,但无论音乐、舞蹈、美术、文学、戏剧,还是建筑、工艺、服饰等都不是专业化的,而是与其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就是其生活本身。在少数民族中,几乎没有专门从事艺术活动的职业划分,在田间地头,在中堂聚首,在节日礼仪,在篝火晚会,舞蹈和音乐交相辉映,人人都是歌手,人人都是舞者。在建筑群落、生产工具、日常器具、穿戴服饰上,美术、工艺无所不在,无一不彰显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感知、对世界的认识、对美的追求。因此,许多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感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以质朴纯真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出他们“艺术化生存”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专门的剧院,也没有专门的舞台,但是,他们生活的整个地域既是剧院又是舞台。他们没有专业的艺术家,也没有专业的艺术院校,但是,他们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民族艺术审美的传承者。因此,要想了解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入他们的生产生活。反过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及其文化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教育资源。二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传承的习得性。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传承十分独特,既没有专业的学校,也没有专门的职业教师,家庭和社会的代际传承是主要方式。以学习刺绣为例,刺绣是既实用又有观赏性的十分精巧的工艺美术,对刺绣技能、技巧的传授和学习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教育。我国苗、瑶、土家、布依、哈萨克、黎族等民族在教与学两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一般往往是自幼学艺,个别教授的,担任教员的一般是祖母、母亲、姐姐等亲属,而且学无定规,不用教本,完全是经验传授,学用结合,经年不辍。再例如少数民族的建筑,建筑的过程既是工程的建造过程,也是年轻一代向长辈学习的过程。长辈既是施工者,又是教师,年轻人既是工程参与者,也是学生。年轻人在参与实际的房屋建造过程中,自然习得老一辈的建筑技术、建筑工艺和审美观念。三是少数民族审美资源存在形态的混合性。少数民族的艺术形式虽然丰富多彩,但大多数都和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既包含着民族审美的精神追求,也满足了生产生活的各种功能需要。从实践来看,我们很难在少数民族审美资源宝库中找出比较专门化的、纯粹的艺术作品,它们大多既有其实用的价值,又有宗教的、象征的、审美的等多重精神的价值。从理论上说,审美是人类超功利的精神追求,但从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来看,这一点需要具体分析。从人类审美历史来看,审美实践的突破性发展在于它的独立化,需要有职业化,使审美活动在实践的基础上有一个独立发展的空间。由此看来,我国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是处在非职业化的阶段,他们的审美文化产品具有功利的深刻烙印。对此,我们不能用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去衡量少数民族审美艺术资源。但在理论上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审美资源的原生性正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人类审美实践的活化石,需要大力研究、开发和利用。(二)地域性我国少数民族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呈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且大多居住在中国版图的边陲地带。由于其分布的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各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文化艺术审美资源的占有上和审美实践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的审美 文化反映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特色。我国少数民族居住条件差异较大,有高山,也有平原;有草原,也有丘陵和水域。蒙古族的长调、苗族的山歌等等都深刻地反映了广漠草原和崎岖丘陵等不同的自然环境。二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是其审美活动的核心内容,土家族的农耕生产方式只能孕育出摆手舞,而不可能产生反映海洋文明的渔猎工艺。三是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反映了浓厚的乡土气息。一定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只能产生相应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侗族大歌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等等,它们反映了侗族和维吾尔族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而打上地域文化的深刻烙印。(三)民族性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不是个别人的创造,而是全体民族成员世世代代审美实践的结晶,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充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独特的发展历史。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作为对这种历程的反映,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是重要的载体。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歌赋、音乐、舞蹈都对本民族的发展历史有充分的表现。二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民族文化包括许多方面,在狭义上主要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等。少数民族的审美资源是和这些民族文化元素相互交融、共生共存的。我们不可能想象壮族的山歌用的是维吾尔语,也不可能想象朝鲜族的舞蹈表现的是对基督的虔诚。三是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反映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各民族审美文化的主题。我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实际上就是展现各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宝库。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功能与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指汉族文化艺术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的总体。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整体。各民族文化艺术既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历时存在,也是当下多样性的共时存在,从其内涵来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资源、审美资源、文化资源。与欧美现代文化和汉族文化艺术比较,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拥有其独特的文化发展模式和民族精神个性。以少数民族艺术为核心的审美教育资源,在其物质形态和内在精神方面呈现出的民族性、多样性、原始性等特征,在激发、启迪人的审美洞察力、感知力、想象力、丰富的情感方面具有无限丰富的资源优势。甚至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以至他们的整个人生是近于“艺术化”的。如人们常说:“少数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说明能歌善舞近乎于少数民族的一种本能的行为能力。而从少数民族的后天生活实践而言,正如侗族民谚所说:“饭养身子歌养心”[3],说明音乐艺术在陶冶其精神、养育其身心方面的作用。对比受“工具理性”甚至拜金主义熏染的现代都市人群、都市生活,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更富有人性和丰富的情感特征,更具有生活家园感。虽然部分少数民族曾一度处于与世隔绝的边缘状态,甚至被认为“落后”、“原始”,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看,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是人类发展处在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可能处于较低阶段,但是,从审美文化、精神文化的意义上说,审美体现的是不同族群对宇宙自然界,对人自身生命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存在高低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更不是不断更新换代的科学技术。因此,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民族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我们认识和升华人性内容和品格的不可多得的资源,其中的审美教育资源尤为值得关注,是现当代人们通过审美维度认识和完善人性的不可替代的参照系,也是发展国民审美教育的不可多得的丰富源泉。 民族文化论文:关于言语交际中的汉民族文化心理透视 论文摘要:不同民族由于历史发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汉民族文化心理丰富且复杂.对言语交际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本文主要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语词速信等方面独特的文化心理现象进行探索讨论。 论文关键词:现代汉语;汉民族;言语交际;文化心理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语言又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一个民族的文化最能通过民族的语言表现出来。静态的语言,语言负载的文化因素是固定在语音、词汇、语法这些语言要素中的;动态的语言,就产生了言语和言语行为,在言语使用中,民族文化心理就伴随着言语行为表现出来。“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言语使用者怎么说,如何说,认为这样表达是合适的,样表达是不合适的,与言语使用者的心理密切相关。民族文化心理就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思维习惯、行为准则。不同的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语言最能反映出言语使用者在言语活动中的思维形式、行为准则,有什么样的思维形式、行为准则,在言语表达时就有什么样的表达模式。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行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如受到夸奖时,西方人往往采取迎合的方式,表示高兴,通常是道一声“谢谢”;而汉族人的反应则往往是以否认或自贬的方式,通常要说“不行,不行~差远了”等。这种言语交际中表现出来的表达差异,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可以说,言语交际中,人们的言语行为无不浸染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交际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有利于我们学习并正确掌握和运用民族语言,有利于口语交际中言语表达得恰当、得体、适度符合民族审美心理,以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汉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像血液一样漫澜在汉民族的文化肌体当中,并在言语行为中处处留下“痕迹”。本文试从言语交际中透视汉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 一、讲究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心理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隶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国人为人处世讲究“知礼数,“懂礼貌”,交战双方也要“先礼后兵”,深谙“礼多人不怪”的道理。儒家视“礼为立国之本.其中就包括待人接物的礼仪内容。受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深知。礼之用,和为贵,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语交际中的礼貌表达在汉民族为人处世中占有重要地位,讲究谈吐文雅、彬彬有礼是道德高尚有修养的表现。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的心理,使得汉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礼俗词语,并且怎么表达颇有讲究,乱不得,错不得,滥不得,否则就要失礼。这种注重言语礼节,讲究言语礼貌的心理在言语交际中处处体现。如对人的称呼,是汉民族礼貌表达的重要标志,小孩见到大人,学生见到老师,下级见到上级等熟人相见,首先要有个称呼表示礼貌,有些场合恰当适度的称呼,对交际效果起到关键作用。汉民族在交际时为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常用敬称和谦称,这样,经过长期积累,在汉语中就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有明显区别的敬称和谦称。敬称和谦称早在秦代就广泛使用,如敬称有“足下、殿下、执事”等,谦称有“寡、孤、不毂、不才、在下等。现在我们还常用敬称“令尊、令堂、贵姓、贵公司、贵校”,谦称“敝人、愚弟、寒舍、拙作”等。汉民族注重长幼有序和血缘宗亲关系,见到长辈一定要有称呼,以示尊敬,而不像西方为表示亲切,对父母或其他长辈都可直呼其名,在汉民族看来,这样是少教无礼,没有修养。对无亲属关系的人使用亲属称呼.就显得与说话人特别亲近,无形中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如平常称呼“老伯、叔叔、大哥、大姐”等。上街购物,个体老板为体现服务态度之热隋诚恳,常“大妈、大姐、老哥、老弟”地叫,以表现对顾客有礼貌和亲近,符合汉民族文化心理,顾客心里愉快,购物热情也会大增。表示礼貌的敬称谦称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还有言语交际中的祝福语,就是吉祥话,也是汉民族讲究言语有札的重要内容。和睦吉祥、福寿安康是人们千百年来追求的美好理想,汉民族有在喜庆的日子里道个喜、送个祝福以示礼貌的传统习惯。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祝福话有特定的内容和讲究,如给老人祝寿,常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寿齐天…福寿无疆”等。汉民族有注重传宗接代,长久计议的心理,常用“多子多福,子孙满堂来祝福,结婚时,就用“白头偕老~百年好合”“鸾风和鸣”的祝福话,开张时用“财源广进…生意兴隆”“恭喜发财”等吉祥话,不论祝福语能否实现,图个吉利吉祥,以示礼貌。 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礼节,力求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心理,在言语交际中随处可见,尤其在问候语、道谢语、恭维语等中都有充分体现。 二、贵和谐,重人情.爱面子心理 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是“和睦相处,“以和为贵,把和谐作为人际交往的目的。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极重人情,爱面子,表现在言语表达上受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力求措辞有度,不偏不倚,适度得体,在言语表达上表现为含蓄、婉转、模糊,形成汉民族言语表达上独有的文化模式。 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提倡“以仁爱之心示人”,“以宽恕之心对人”,就是对别人要有仁爱之心,要关.爱护别人,对别人的错误过失要原谅、理解,少计较或不计较。俗语道“树有皮,人有脸”,“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要给人面子,留“台阶”,少得罪人。如我们常见的批评,汉民族的心理是既要达到目的,又要让对方接受,并给他留面子,在表达上就常用含蓄婉转的方式,先表扬或肯定成绩,然后再转折“但是……或“……不妥,不足”“然后”“希望……”。老师批评学生:你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同学们应该向你学习,但在学习方面下的工夫还不够,希望你今后上课注意听讲,不要说话,把学习搞上去就更好了。目的是批评学生,但在表达时讲究“艺术”,就更易使对方接受。在交往中,有些时候需要拒绝别人,如果直接拒绝,会使人难堪,在汉民族看来容易产生“不和”,不够礼貌,违犯了汉民族待人处世的原则,为了不得罪人,给人留面子,常用含蓄模糊的语言“间接”地拒绝对方,更多的是让对方自己体会话外之音。用得较多的就是“考虑考虑”,“研究研究”,“等等再说吧”,婉言谢绝,如:“马主任,我的调动问题……~这件事我知道,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汉民族较之于西方人性格内向、沉稳、含蓄,不像西方人性格外露、直率。在西方注重突出个人及个人价值,而汉民族传统观念是重社会,重集体,突出一个“和谐,不突出个人,涉及个人则习惯于含蓄或婉转表达。一篇文章明明是个人见解,但习惯上要谦称“我们认为”。个人取得的成绩,常要说领导的支持,集体的智慧。汉民族不突出自我的心理。含蓄婉转的表达模式,形成了交际中内容丰富的客套话、寒喧语。干某 件事明明准备得很充分,但要讲准备不足,请大家多多指教;宴请客人,饭莱准备得很丰盛,客人酒足饭饱,主人还要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或者准备不好,没有什么可口的,管饱不管好”等,这些话对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汉族人听来,不足为怪,因为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但让西方人听来,就莫名其妙,不可理解。前几年,有一则报道,说是记者采访一个中国着名的演员,问道:“你认为当今中国最优秀的演员是谁?”演员回答:“是我。”这个回答使许多人意外之余觉得演员太张狂了,引来了颇多微词。从心理上讲,汉民族传统观念认为,就是最好的是自己也要谦虚一下,含蓄一点表达。由此可见,演员的回答引来非议,是有着民族文化心理基础的。 汉民族言语交往中的重和、贵和、重人隋、重名声、爱面子的思想根深蒂固,含蓄、婉转、模糊的表达方式体现在言语交往的方方面面。人常说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体现了和睦相处、相安无事的人际交往的理想,这些汉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对言语行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三、喜联想、善比附的语词迷信心理 语言本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但人们在使用过程中,总是把语言的功能夸大并神秘化,对语言有着一种崇拜和信仰的心理,即语言拜物教(word fetishism)。把语言和它指向的事物和现象合为一体,认为语言有着超自然的精神力量,能降福也能招灾,由此,人们耽于语言幻想,希望通过语言来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借助语言来趋吉避凶。自古以来,每个民族都有对语言的崇拜心理,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耽于语言幻想,语词迷信的心理突出且执着,表现在语言表达上就是特别喜联想,善比附,讲究有说头,讨个好口彩。如最常见的给人或事物命名,像人名、地名、商品名、庭院名等,都要煞费苦心,起出意义来,起出好来。在言语使用中,汉族人更喜欢说话讨个好彩头,也就是说吉利话,听吉利话,把自己的愿望、追求寄托在语词上,对语词的迷信特别认真。《羊城晚报》曾报道,一彩民对体育彩票中彩500万一直心神向往,为博好彩,就将自家豢养的小狗取名“五百万”,经常对小狗作势呼唤“五百万,来”,小狗闻听主人声音,立刻俯首帖耳趋向前去,主人心花怒放,仿佛500万元在“来”的叫喊声中真的到来。汉人还喜欢借助同音或谐音讨口彩,汉语中的“8与“发”谐音,…9与“久”同音,带有…8’…9’数字的日期、号码、名称就被认为是吉祥号,能带来好运气,带有…8的日子街上开业的商店最多,带有“888”、“159”、“168”、“198”的车号、牌号等许多人不惜重金买下。还有发糕、发菜、发财树等为人喜爱,都是为图一个吉利。结婚时常见的在床上撒下红枣、花生、桂圆、莲子,为的就是取谐音“早生贵子”。汉民族言语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联想比附的心理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由于人们对语词的迷信心理,在言语交际中,认为是吉利话,能带来好运的话,人们爱说多说,而有些话的指向是不好的事物或人们厌恶的现象,则认为是不吉利的话,就不说或少说。有的场合甚至特别忌讳某些话,鲁迅在《野草·立论》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贵人家生了孩子,作满月时,请了几位客人,大家都看了看弦子,一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当官的。”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另一个客人又说:“这弦子将来要发财的。”又得到了大家的一番喝彩。最后一个客人说:“这弦子将来要死的。”结果得到一顿痛打。在喜庆的日子,人们最忌讳不吉利的字眼。前两个客人说的话不管是真心话,还是虚伪话,都是吉利话,主人爱听,当然更希望吉言能成为现实;而最后一个客人说的确实是大实话,但不分场合,不合人们心理,是人们最忌讳的话,挨打是必然的。生活中人们的语词迷信还有很多,如从“分梨”联想到“分离”,从“进钟”联想到“送终”,从“伞”联想到“散”。不同的地区由于方言不同,还有许多地方性的语词迷信。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一种符号系统,人们的语词迷信程度与整个社会环境和个人文化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积极引导,摒弃那些妨碍社会文明的语词迷信。 汉民族言语交际中反映的文化心理丰富多彩,本文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的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耽于语言幻想等心理的揭示,只是汉民族言语交际中文化心理的-d’部分。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还有许多独特的方式和内容,如问候、交谈、拜访、辞行、避忌等,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研究。 民族文化论文: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 一、历史上的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 东学在本文泛指以中国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根据优势文化扩散的原理,无论是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优势文化的扩散力较强。因此,相对而言文明程度高的文化容易向文明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扩散。古代东方无论是物质文明程度还是精神文明程度均符合向西扩散的条件。而每逢西方遇到危机或西方学者遇到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时都乐意向东方文化寻求帮助。然而,现代东学西渐的过程却阻力重重。独特的近代世界历史和东西文化交流不畅,加之东学西渐理论和方法的滞后和不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要么西人对东学一无所知,要么西人用透镜方式看东方,或有如视而不见,或横挑鼻子竖挑眼。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东学西渐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审视。西学本文泛指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文化。较之东方文化而言西方文化的发展和中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文化的定义在历史上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它随西方一词概念的变化而变化,时而丰富、时而转移。 西方文化中的西方,从地域上讲,主要指欧洲,18世纪以来开始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及其他欧洲移民聚集地。从内容上和发展历史上看,则先后出现了中世纪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现代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几个阶段。由于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对西方世界的社会生产力产生过不同程度地推动作用,使得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在21世纪的今天,成为文化扩散的主流。西学东渐亦伴随着西方文化扩散同时发生。近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崛起,东方势危。无论是思想、经济、科技,还是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西学都在东方文化中拥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 在西学东渐的历程中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西学中的精华,诸如科学和民主观念已融入东方文化,并与东方古典文化相结合,形成指导人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现代技术落后的民族在西学东渐中学习了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快速提高了生产效率。然而,在西学东渐中,东方民族亦饱尝西方文化殖民的苦果和屈辱。此外,西学中的糟粕,诸如极端个人主义、欧洲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作风和观念则与东方文化格格不入,并时常成为文化冲突的祸根。对此,德国学者施宾格勒指出西方文化必然没落,英国学者汤因比也预言西方文化难以带领人类走向未来。因此,我们认为西学东渐需要一套合理的理论和方法,并要在正确的西方文化教育基础上发挥西学东渐的积极作用。 二、西方文化教育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 西学东渐要取其精华,摒其糟粕。要想做到这点必须进行正确的西方文化教育,提高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手段来推进国内的西方文化教育。要在教育的过程中使教育者认识到由于地理环境及其所造就的不同的人文环境使得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因而对不同的事物和经历有着不同的编码、分类;不同的民族由于宗教信仰存在差异,因此其笃信、崇尚和忌讳心态和方式也不尽相同。世界文化就是由不同民族文化互相联系、互为交织构筑在一起的。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我们可以从文化的各个角度了解西方世界,并意识到世界不同民族和文化都是在相互吸取、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并各自延伸。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不免要接触大量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只有具备多元文化观念,尊重异质文化,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树立全球文化和多元文化观念,世界各民族才能顺畅、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学习西方文化要与时俱进。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获取真知,客观地了解西方文化。与时俱进突出地表现在对创新精神的弘扬和坚持上,因此学习西方文化还需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西方文化从形成到发展,其各个侧面在不同时期都具有不同特点,这些特点又是不断变化的,从这个角度看,与时俱进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以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批评西方文化,我们便只能片面地、狭隘地认识它的一个方面,这样会以偏概全,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坚持与时俱进是全面、正确地了解、学习西方文化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前提。此外,要建设一支西方文化教师队伍。正确地教育和传播西方文化不但需要教师具有高尚的人格、正确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还要具备丰富的经验、成熟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真正做到学贯东西。因此,教师在教授西方文化的时候要不断地进行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教师在熟悉西方文化各种现象的基础上,要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方法分析西方文化背后的原因,带领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教会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因此,教师要大量阅读西方文化典籍,经常与国内外学者交流,以获取最新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文化批评能力。 教师在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方面要注意多种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凡是遇到体现文化差异的地方,都要把东、西文化进行比较,交代历史、时代背景,以全球化的大历史观分析西方文化现象,提高学生辨析文化差异的能力和敏感性。在指导学生进行文化文本解读和批评的时候,要综合认识西方文化各阶段发展的不同内容和特点,要详细地交代其产生原因、发展过程、流变缘由、文化后果等方面,并做逐一分析,借文化批评来达到认识西方文化的目的。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电化教学手段,模拟真实的西方文化语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科学、合理地西学东渐。 三、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对东学西渐的意义 随着中国的崛起,东学对西学的影响日甚。但还远没有形成与近代西学东渐相匹敌的气候。而且,在现代东学西渐中还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树立良好中国形象的问题。中国是礼仪之邦,礼高德广被中国人视为对外交往的基本准则。然而,当代对外交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恭敬谦卑的虚心态度有时并换不来对等的尊重。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经济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文化上,尤其是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对外宣传和传播方面应加大力度,并做到有意识、有目的、有方向地对外传播。季羡林先生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东化”(东学西渐)的世纪。因为西方大众对中国的了解远逊于中国大众对西方的了解。甚至有所谓“政治精英”“、文化名流”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对中国文化进行想象式建构,不断误读、误解中国文化,其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怀着伪善的目的恶意曲解中国的民族文化政策。由此造成民族间心理和现实冲突的后果是严重的。 我们认为,文化的发展建立在构成这一文化各民族的共同生活经验上。这种共同生活经 验包括在同一个文化地理范畴内产生的相同和不同的语言、风俗、宗教、生活方式、族群制度、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文化表现形式。各民族在发展各自文化的同时要加强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谐世界的目标。因此,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国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迫切地需要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不可否认,思维方式和语言转换的技术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国文化西传的进程。中国的文化学者应努力克服困难,担当起东学西渐的历史重任,并在这一过程中解难释疑、纠正西方误读、调和民族文化冲突。通过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树立正确的中国形象,引导西方以公正、合理的视角正确看待东方文化。作为新世纪的文化研究者,要努力在国际学术、文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要立足于中国本土,在充分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下大力气对外传播。其中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和文化观念,来解释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现象,籍此来消解文化误读引发的不良后果。 现阶段,在中国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应立足现有的民族问题研究成果,多采取包括经常性学术专题交流和鼓励高质量翻译等多种手段,增强沟通,消除语言转换等文化交流的技术障碍,增加西方对中国民族文化了解,籍此,消除误解,增强互信。对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在北京“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中译外是当前文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用外语对外介绍中国,传播中国文化和政策绝不仅仅是一项普通的业务性工作,而是关系到中国国际形象的大事,同时,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这既体现出国家对民族文化和政策对外传播的明确性,又表现出国家战略上对这一工程要求的急迫性。以开设孔子学院为标志的文化吸引更多国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研究和学习中国文化,在西方教育界树立了良好的中国形象,在人民大众间培育了解中国文化的友谊火种,为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做出了贡献。我国将实施更多举措,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充满生机的现代文化,同时也向中国人民介绍世界各国优秀文化。 民族文化论文: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刻画及文学价值 “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定义为作为社会一名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全部能力与习惯,而文化的存在和表现方式就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现实。人的心理过程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反映和体现,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将折射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而民族文化心理是指特定民族每一时代都有的基本相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它构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如人们的风俗习惯、人生态度、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等。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等条件的特殊性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差异性,每一个民族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殊精神面貌和气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里的自然基础就是指人们的生理特性和自然条件。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的思考立足于民族的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整个民族性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旧社会时期,中国遭遇了文明失落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给整个民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本文以鲁迅的民族文化刻画心理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反省与批判,进而探讨其文学价值。 一 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认识 1 主奴根性 主奴根性是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认识和批判。鲁迅认为,“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一种循环。鲁迅对中国人的奴隶地位的认识渗透着他对民族历史的忧思。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创建了以家族宗法制为核心的伦理,这一伦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很大。比如,周公所制定的“周礼”有上下等级、长幼尊卑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这些礼仪对每个社会成员具有极大的强制性,这便成了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进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固的社会礼治秩序。由此所带来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正如鲁迅所描述的:“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失去个性的人们在这个社会中被规定着,性格的表现往返于既可以此也可以彼的两个极端。鲁迅在《阿Q正传》中刻画了一个时羊(奴)时凶兽(主)的阿Q形象。面对着假洋鬼子等“凶兽”样的人物时,阿Q便成了“羊”;面对着小尼姑时,阿Q便是那“凶兽”。在这样病态的文化氛围中,一个人的完整人格被分裂开来,即做主和做奴。由此可见,这是鲁迅对礼治秩序下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这种主奴根性凝聚成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灵魂的主宰,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以及灵魂深处的“劣根性”。 2 民族自大病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既有地理环境的制约,又有其历史演变的过程。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世界的中心文化,这反映了国民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逐渐积淀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盲目自大的病态文化心理。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对这种民族自大病的病因作了分析:由于长期的自我封闭,使中国自处于“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的状态,这无疑就种下了走向没落的祸胎。由于没有受到威胁压力,人们连看到别人的长处也不想去学习了,这就逐渐形成了以民族自大为中心的病态文化。鲁迅把这种民族自大病称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使整个民族沉湎于“残存的旧梦”里,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绊脚石。 3 个体与群体 文化的表现形式是稳定的,孔子所创立的一整套的“仁学”模式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之中,构成了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结构。所谓“仁”是通过一种“自觉的投入”把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而儒家文化中强烈的群体主义性质使“个性的张扬”成了无源之水。鲁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实现统治,他们在思想上趋于一致,时常“以独治众”,从而泯灭个体的独立思考。为此,使得中国少有“独具我见”之人。这是民众对独异者“以众虐独”的恶果。对此,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为女子鸣不平。同时,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阐述了他所理想的长幼关系原则,要求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合理地做人,其目的在于恢复人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4 关于“静”的人生主张 鲁迅认为,“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使人消除缺陷和不平,达到稳定的心理平衡状态,形成“静”的人生主张。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较为全面和深刻。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写道:“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在鲁迅看来,在这些中国书中,多的是“古训”,而“古训”就是教人“不要动”,“沉静”下去或者“苟活”下去。“撄人心”的概念就是鲁迅提出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摆”。这首先是“帝”所需要的,“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同时,也是国民“撄人心”所需要的,其意在安生。为此,鲁迅呼吁“摩罗诗人”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目的是为了“活动”。 二 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批判与反思 在鲁迅看来,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大病,使中国人丧失了主体人格,失去了与世界交流的机会和能力。对此,鲁迅对这种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展开批判,进而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首先,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发展之困境。中西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一旦交汇,不可避免地造成骚动。19世纪,随着西方帝国势力的入侵,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遭遇了接连失败,这让当时原本自豪的“安、足、静、定”变成了“苟安、保守、退缩、落后”。这种突变,使国民对眼下的处境产生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促使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走上一条艰难而又痛苦的反思和改革之路。鲁迅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开始对西方文化中的科学、自由等的向往和崇尚。比如,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列举了尼采、施蒂纳等一批崇尚个性自由的英哲之士,表现出对“人各有己”主体性的向往。鲁迅认为,中西文化冲突中民族文化心理发展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是“国粹主义”。所谓国粹,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这所谓的“国粹”多是中国人的一些病态的嗜好,如女人的小脚、食鸦片等。第二是“文化同化”。鲁迅认为,在当时特定的形势下,“文化同化”实际上是在为历史上的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失败寻找心理依托。正因为中国受西方的压迫,有人才不得不高举一些所谓的精神价值作为重塑民族自信的基点。这在鲁迅看来,正是“国民性”中最典型的“瞒”和“骗”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国粹主义”和“文化同化”本质都体现了中国人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度自欺。 其次,“立人”的反省。鲁迅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作出了一个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反省。这是他对中国人如何最终摆脱奴役和贫困不断思考的结果,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人类个体的自立也有着普遍的影响。鲁迅认为,要建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正确对待“固有之血脉”和“世界之思潮”,这显示了鲁迅独特的文化观。鲁迅以“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两个时代的交替与循环对中国历史进行剖析,提出了“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理想。鲁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立人”之道,即在“尊个性而张精神”,形成了由“立人”而“立国”的思路。鲁迅选择从揭示国民劣根性的角度入手,对民族性格进行梳理,形成了以“立人”为起点,以改造“国民性”为手段,达到“立 国”的目的。 三 鲁迅民族文化心理刻画的文学价值 1 启蒙者的焦虑与命运 鲁迅揭示了传统文化对国人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他强调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消除抹杀精神自由的奴性。因此,鲁迅在文本世界中塑造了另一类形象——“启蒙者”,比如“狂人”、“孤独者”等。这些启蒙者是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战士”。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文化的真正本质是“吃人”的“狂人”;在《孤独者》中,鲁迅勾画了一个对别人有真爱、不失赤子之心的“怪人”;在《在酒楼上》中,刻画了善良而温情的吕纬甫的人物形象,等等。在鲁迅的笔下,这些人是时代的先驱,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是最先觉醒的。同样,这些人物形象体现了鲁迅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启蒙主张。然而,对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每个国民都自觉奉行着“从来如此”的规矩。因此,在鲁迅的文本里,启蒙者们无一例外地遭到了社会环境的扼杀。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遭受着敌视和冷漠的大恐惧,病愈之后“赴某地候补”去了。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杀伤力,它造就了一批“庸众”,也让一批“战士”在无物之阵中老衰或寿终。这些是鲁迅文本世界中关于启蒙者自身的焦虑,也是鲁迅内心深处焦虑的反映。这些是鲁迅小说文本中提出的如何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进而走向现代化的命题。 2 揭露出国民的病苦 文学是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总是要表现一个民族的意识、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鲁迅以文学的方式来实践他对民族文化心理改造的主张,这遵循了文学特性。鲁迅认为,从小说来看,民族性就是一个好题目。他的小说也正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来进行着国民性问题的探索。鲁迅以超常的勇气和深刻,艺术地展示了国人灵魂病态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个个具体的“病理标本”。鲁迅的《阿Q正传》无疑是最为着名的,阿Q的劣性就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鲁迅笔下的未庄是一个“老中国的文化生态”,生活在其中的人视现有的一切为当然,他们满足着眼前的一切而痛恨变动。这里充满了习惯与惰性、愚昧与无聊、闲人与看客。从某种层面上说,阿Q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他让我们从“这一个”中读出了“这一群”。再如,在《药》中,鲁迅写出了华老栓们的愚昧和麻木;在《离婚》中,写出了爱姑精神上的奴性;《祥林嫂》、《孔乙己》中,写出了主人翁的冷漠与无聊,等等。由此可见,鲁迅冷静地勾画出了国民的精神状态,写出了国人的“魂灵”,真实地展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状,由表及里,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最深刻的批判。 民族文化论文:用民族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建议 用民族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 我市旅游业现状:我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__等国家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众多,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民族众多,民族文化繁荣;生态保护良好,气候四季宜人。但由于我市旅游业起步较晚,各种旅游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旅游经济尚未真正形成,“优秀旅游城市”还处于有名无实阶段。 我市旅游业发展的建议:要想真正做强、做大我市旅游业,必须摸清家底,扬长避短,在全国皆搞旅游的大环境下,独树一帜,脱颖而出,就旅游业全国大环境而言,北方主要是“看文化”,南方主要是“游山水”。作为南方城市的__,肯定要围绕山水、生态作文章。就省内而言,我省是旅游大省、民族文化大省,各县市都在做旅游的文章。不可否认,现在我市的旅游业,民族文化与经济建设是相对脱离的,景区就是单纯的自然景观,民族文化旅游就是单纯的民族村寨,但在全省范围而言,比景点,我们的景区知明度比不上黄果树瀑布、龙宫、荔波小七孔等;比民族文化旅游,我们比黔东南起步晚、发展慢。以短击长,无疑是自寻死路,这也是我市旅游业长期得不到发展的原因之一。作为新兴的旅游景区,我们必须扬长避短,走民族文化 自然景区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之路,把民族文化与自然景区有机的融合起来,让民族文化与自然景观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如何融合民族文化与自然景观呢?“鹿回头”的传说,让海南的天涯海角闻名中外,“刘三姐的山歌”给漓江的美景增添了无限的灵气。我认为,在加强自然景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下大力气挖掘、整理并发展民族文化(已有的要加强整理,没有的要找、要编),让少数民族文化与各景区的景点有机的联系起来,让民间传说、爱情故事、名人轶事赋予山水风光以灵气,增加景点的文化内涵,让游客来都匀有所观、有所玩、有所悟、有所忆,增强景点对游客的吸引力。 民族文化论文:守护民族文化家园打造土家风情品牌 印江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全县42.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71.5%。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了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有独具魅力的民族节日,绚丽多姿的民族歌舞,特色鲜明的土家民居建筑,众多的历史文物,精美的民族民间工艺,艳丽缤纷的民族服饰,风味别具的民族食品等构成了我县极为丰富、颇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为了挖掘整理这些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守护这方土家族文化家园,县民宗局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突破工作重点是做好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前提 县民宗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梵天净土,桃源铜仁,书法印江”的战略目标,以打造文化旅游大县为契机,突破工作重点,把民族民间文化作为20__年的重点工作来抓,加强领导,成立了民族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专人负责抓落实。使该项工作得到全面深入的开展而未流于形势,这是做好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前提。 二、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活动是做好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手段 一是做好20__年春节“七天乐”民族民间文艺活动。我局认真搞好春节期间的“龙腾盛世”民俗大拜年活动,精心组织,周密安排7片龙灯具体的活动时间、路线、活动场所,飞动的龙灯,欢快的花灯,充分展示了土家族的民俗文化特色,营造了喜庆的节日氛围,让群众渡过了一个欢快祥和的春节。 二是开展花灯健身舞大赛,努力打造土家花灯品牌。3月8日,由县民宗局、妇联、县文广局联合举办第二届“土家花灯健身舞”大赛,以此促进土家花灯的广泛开展,使土家花灯得以完整保存和流传,并在传承中不断加以创新,使土家花灯具有体育性、艺术性、娱乐性,从而达到健身和娱乐目的,通过多种形势多种渠道,努力打造土家精品花灯,塑立印江土家花灯品牌。 三是抓好民族民间歌舞调演,提炼精品节目。 为了更好地挖掘整理利用我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11月由县民宗局、文广局联合举办了第二届“梵山净水印江情”民族民间歌舞调演。来自全县县直机关和17个乡镇的53支表演队伍参加了活动,演绎了印江原生态的声乐、曲艺、舞蹈。演员大部分来自农村的群众,有六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也有五六岁的小孩。表演的节目全是印江少数民族质朴生活的再现,有锣鼓、唢呐、长号等器乐节目,有山歌、高腔山歌、石工号子等声乐类节目,也有傩堂难、花灯等舞蹈戏曲类节目。民族歌舞调演内容丰富,异彩纷呈。通过民族民间歌舞调演,挖掘了很多优秀的民族歌舞,如永义乡编排的《茅古斯舞》,以其豪放、原始的魅力荣获一等奖,发现了很多少数民族艺术人才。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通过民族歌舞调演,我县命名了一批文化艺术村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并予以授牌。有力地推动了我县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 此次活动得到了专家的认可,他们认为印江民族歌舞调演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彰显了印江地域特色、民族文化品牌。 五是精心组织召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研讨会以提升我县民族文化品位。 20__年9月12日,我县召开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研讨会,省、地、县有关领导、专家等70余人参加了会议。通过播放我县民族民间文化宣传片。介绍了我县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民族民间文化,有渊源的书法文化、古朴的原生态文化、灵异的佛文化、神秘的傩文化,多彩的花灯文化等,引起了专家、学者浓厚的兴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县民宗局近年来,对我县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大量工作,挖掘、保护、整理、利用民族民间文化工作所取得了众多成果。先后编辑出版了《印江土家风情》、《印江花灯》、《民族文化》等系列民族民间文化丛书,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深受读者好评。 通过召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研讨会,专家讨论了《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实施意见》,专家们各抒己见,对印江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提出了精碎的建设性意见或建议。对我县打造文化大县,提升民族文化品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着力打造土家风情旅游,提升印江知名度,11月27日至29日,经民宗局、建设局、旅游局精心策划联合举办了贵州土家族建筑文化特色研讨会。来自省内外的40多位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实地参观考察了我县土家特色建筑物。有被誉为“江城砥柱”的文昌阁,古风浓郁的依仁书院,独具匠心的土家封火桶子,古老的宗祠建筑文化,更有民风淳朴的梵净山团龙民族文化村落。会上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各自独到的见解,对印江的特色建筑科学把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或建议。对印江打造土家风情旅游文化大县提供了决策参考。 六是扎实抓好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培养后继人才。 民宗局积极抓好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先后编制了《印江自治县民族文化进校园规划》及其实施方案,积极申报民族文化进校园项目学校。把木黄民族小学、县民族中学作为民族文化进校园示范学校。组织专业人员编写了民族文化校本教材。把民族文化纳入课程教学。开设了书法、摆手舞、花灯歌舞等内容,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进了校园,步入了课堂,为我县培养了民族民间文化后继人才。 七是打造团龙民族文化村,带动土家风情旅游。县民宗局大胆围绕民族文化做文章,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打造梵净山团龙民族文化村。为了打造团龙民族文化村,带动土家风情旅游,10月份由民宗局资助永义乡政府组织团龙村支两委等24人前往黔东南考察民族文化进村寨,收益匪浅。 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是做好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保证我县的民族文化工作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为挖掘、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自治县成立了古籍保护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落实了保护措施,县政府为此特解决了5万元古籍普查工作专项经费,使我县的民族文化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为展示宣传印江的民族风情,推介旅游资源,县委、县政府尤其重视民族陈列馆的文明窗口作用。20__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通过重新调整民族陈列馆部分展板以来,民族陈列馆以其全新的面貌接待了各级各部门领导、中外游客、中小学生、社会各届人士5000余人次,深受好评。从而树立了单位窗口形象,有力地宣传推介了印江。 县民宗局的工作成绩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更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一年来,县民宗局扎实开展民族文化工作,执着地守护着民族文化家园,弘扬民族民间文化,有力地促进了土家风情旅游事业的发展。 民族文化论文:民族文化与中国企业文化发展之我见论文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将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企业文化的品牌,才能显示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才能展现企业文化的生机和活力。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诚如是也。 一、对文化及民族文化的理解 要全面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就必须先从解读“文化”的含义入手。从汉语的角度来看,我国《周易》曾载:“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是指天道,即自然规律;人文则是指人伦社会规范,即指“以文教化”。后来,“文化”一词一般是指“以文教化”。从西方语言的系统来看,“文化”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育、教育等。其实,“文化”的实质性含义应是“人类化”。这是随着19世纪中叶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而逐步明确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他于1871年曾对“文化”一词作过这样的表述:“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的和习惯的复合体。”这里,他首次把文化与民族联系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发端。 可以说,文化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与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是一个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它包括了人类通过学习获得的法律、文字、艺术、语言及其创造和传承的信仰、价值、道德、风尚等。 当然,文化就其概念而言,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含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了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 关于广义的文化结构,可以进行多种分类,譬如把文化分成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即二元结构说;有将其分为物态文化、关系文化与心态文化的三元结构说;也有将其分为智能文化、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四元结构说等。 单讲三元结构说吧。物态文化,亦称物质文化,它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物态文化的内容较多,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日用器物文化、舟车交通文化等。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关系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两个方面。所谓制度文化,是指人类在其社会实践及社会生活中所组建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文化层,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等。所谓行为文化,是指人类在人际交往中以礼仪、风俗、习惯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方式。因此,行为文化更多地活跃在各种社会风尚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心态文化,即精神文化或社会意识,包括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它是由人类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主体因素构成的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知识和信仰的有组织的系统。它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精神文化的总和。实际上,它也属于心态文化的范围。当然,人们通常所讲的文化,一般都是指狭义的文化,亦即单指人类的精神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目前对于文化的认识和对文化概念的表述,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仍然处在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之中。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共同生产生活的产物,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和延续的重要因素。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该民族智慧的结晶,体现了该民族的精神,是构成该民族的重要标志。文化对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了解一个民族,就要首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也应当首先尊重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一个民族,更要发展这个民族的文化。 二、民族文化必须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在物质文化生产中,民族文化必须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才能创出企业文化的品牌,才能显示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才能展现企业文化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企业文化必须突出民族文化之特色,这是毋庸置疑的。[1] 就以民族服饰文化来讲,人们早期的服饰文化先后经历了文身(纹面)、草裙及遮羞物、兽皮及披风、批毡与贯头衣、交领(或称大领)衣、大襟衣等演变过程。现在,服饰加工已成为企业文化中最富有文化韵味的一种企业。因为人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服饰文化的审美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审美要求的核心实际上是对文化的品味。 (一)民族服饰具有族徽作用 服饰文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传统服饰的族徽作用。这种族徽的作用,已超出了服饰本身的御寒、护身及其审美功能,是一种与民族心理素质密切相联的特殊功能。民族服饰对于群体的作用,很重要的一条是凝聚其族人的精神,吸引其族人心理的向心力,以形成其民族集团的团结、统一、秩序,增强其集体为生存而拼搏的战斗力。也就是说,民族传统服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它对于族人的凝聚力,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族徽的作用。任何一种传统的民族服饰,都是一种标志,对外用以区别于其他民族;而在本民族内部,则是相互体认的旗帜,是结成整体的可视性、可观性较强的纽带。 在我国各民族中,传统服饰的族徽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它往往通过不同的服饰款式、五花八门的头饰与首饰、装饰工艺或各种典型的花纹图案等表现出来。各具特色的传统服饰早已同各自的民族形象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的形象特征。甚至可以说,民族服饰是各民族穿在身上的名片。如蒙古族的蒙古袍与蒙古靴,满族的旗袍、大头翅与高底鞋,朝鲜族的交领短衣和长裙,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的狍皮衣,赫哲族的鱼皮衣,维吾尔族的袷袢与绣花帽,回族的白帽,哈萨克族的白色男毡帽与缀羽毛的女帽,苗族的交领绣花衣、百褶裙与花披肩,彝族的批毡、披衫与宽脚裤,藏族的藏袍与氆氇围腰,纳西族的“披星戴月”披肩,景颇族的织花长筒裙,黎族的对襟长衣、织锦筒裙,傈僳族的珍珠帽等等,都成了各民族的鲜明标志。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民族的典型服饰已经有所改变或正在改变,但传统的东西已经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已经为人们所认同。所以,现在如果要发掘或弘扬民族服饰文化,就必须要将传统的民族服饰文化与人们的现代审美理念相结合,才能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创出崭新的时代品牌。 (二)民族服饰是写在民族身上的历史 有些民族的传统服饰上所反映出来的图案往往是对历史上重大事件或重大历史变迁的一种朦胧记忆。特别是那些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其传统服饰上的许多图案则被称为“无字史书”。如不少苗族的传统图案就反映了苗族历史上的大迁徙。以贵州赫章、水城、威宁一带的苗族为例,他们不论男女都佩戴花披肩,披肩上或挑或织,均装饰着各种精致的几何图案。据传说,这些图案是其先民为纪念迁徙前故乡的田园、树木等而留下来的。而妇女蜡染麻布裙上段的红、黑两条花纹,则象征天地,中部三圈黄、蓝、绿色条纹,则代表黄河、长江和平原。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筠连一带的苗族女裙上,也有黄河、长江一类的装饰纹样。这些,无疑都是古代先民在大迁徙时留在人们观念中的痕迹。在滇南哈尼族的支系叶车中,女青年均戴尖顶白巾;少女梳12条长辫;15岁前将发辫挽成一个发髻盘在头顶。这12条辫子表示古代先民在部落战争中突围时的12条路线。而头上的尖顶白巾则是当时为躲避追杀而用来遮脸的伪装物。当然,并不是所有民族的传统服饰都有类似的图案。这种典型的图案 只保留在为数不多的民族之中。但是,它却能从某个方面揭示出民族服饰文化的史学价值,甚至能为民族的发展变迁提供某种佐证。 (三)民族服饰是穿在民族身上的艺术 传统民族服饰往往也被人们称为是穿在民族身上的工艺美术,是人类最早的装饰艺术之一。同时,它也是综合性的装饰艺术。据考古学家考证推断,北京山顶洞人就知道戴项链装饰自己了。远在五千年的新石器时期,我国远古人就有了戴手镯的习俗。目前已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手镯,有石、玉、陶、蚌、牙、骨等多种,还有骨及玉质指环等。河南偃师二里头还出土了四千年前的绿松石项链。可见,人类早期的装饰艺术,多半与服饰有关。人类美化世界的第一步可能首先就是从自身的装饰开始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与服饰艺术相关的工艺美术,发展成了独立的艺术门类,如刺绣、挑花、蜡染、织锦、玉雕、银器等,大都是从服饰艺术派生出来的。有些地区的剪纸,也是用绣花底样。这说明,剪纸艺术与服饰艺术也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应该说,我国民族地区的各种传统服饰文化,给人们展示的是一个绚丽多姿、熠熠生辉的艺术世界。它也为现代艺术家、企业家们美化生活、进行艺术创作、加工、创造财富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源泉。而现代社会的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服饰文化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上越是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越是喜爱传统的、民族的、民间的东西。所以,我国的传统民族服饰文化艺术,在国外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和赞赏。如以苗族挑花能手王朝珍、蜡染高手杨金秀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家的许多作品,都已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青睐。还有许多少数民族艺术家也不断到国外去传艺。 三、应用战略眼光看待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在如何看待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时,无疑应有战略的眼光。具体到服饰文化上,不仅要在深刻认识我国民族服饰文化丰富内涵的同时,还要用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看待我国民族服饰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发展的价值及其意义。因为服饰是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精神文化的载体,是人类审美观念在服饰文化上的外化形式。古代服饰是人们了解古代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一面镜子或窗口。但是,由于古代服饰本身大都是以麻布、绸缎、兽皮等一类不易长久保存的材料为原料的,所以能够保存至今的就非常少见。尤其是历代的民间服饰,能够保存下来的就更难。人类服饰从简到繁的各个发展阶段,各种形态的服饰几乎都可以在现代各民族地区流行的传统民族服饰中找到其相对应的款式。如有人将古代楚人的服饰同现代苗族的传统服饰作了对比,认为现代盛行在黔东南一带的右衽大领衣同考古发现的楚人上装基本形态完全相同。在传统服饰的制作方法上,楚人与苗族均保持着较原始的“缝合型”特征。再如,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传统女装,在很大程度上,则保留了我国唐代女装的鲜明特点。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不论哪个国家或哪个民族,在其服饰文化上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特别是在服饰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上,更是有着许多共同的规律可循。而流行在我国各民族中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恰好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向人们揭示并展示了人类服饰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早期形态与功能等,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窥见到人类从山顶洞人到近代以来的近两万年间的民族服饰的主要类型及其演变。可以说,我国各民族地区保存了当今世界上最完整、最丰富、最珍贵的民族服饰文化发展史的活资料。它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研究、开发、利用民族服饰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无论是精美的刺绣作品、蜡染作品或各种织锦等,都是各民族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积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技艺。这些艺术品能给人们带来一种古雅、质朴的美感,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得到放松和休息,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很多艺术家从传统的民族服饰文化艺术中吸取营养和灵感,并进行某种改革或创新的尝试,推陈出新,赋予它以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传统服饰文化艺术业,从原来狭小的空间里解放出来,运用到美化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务。譬如,有的设计出蜡染壁挂、蜡染与扎染时装。有不少风格独特的民族图案,被成功地运用到现在流行的各种纺织品之中,深受消费者的欢迎。有些来自民族地区的某些古老的服装款式,如旗袍、百褶裙、宽腿裤等,也被服装设计师们巧妙地用于时装设计上,打破了都市时装款式单调、呆板的缺陷。也有的通过现代设计师的手,把原来只属于某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艺术,变成了全社会、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在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传统文化的领地日益缩小。而作为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服饰文化的艺术价值却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为进一步适应人们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人们不再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服饰的加工制作上面。各种简洁、轻便、舒适、美观的时装应运而生。这种现代服饰,打破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格局,用现代化手段成批生产出来,使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都连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大的服装市场。从前表现在传统民族服饰上的种种个性,诸如丰富多彩的款式、色彩纷呈的图案及各具特色的穿着习俗等,都在迅速地淡化或部分地消失。与此同时,我国民族传统服饰加工业作为我国企业文化的一种形式,正以万紫千红、方兴未艾、生机勃勃的态势展现在世人面前,前景看好,令人鼓舞。 因此,将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用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开拓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的新途径、新品种,是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的未来发展之路。本文以民族服饰文化如何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的见解,只是如何将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之一例。还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将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才能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才能将企业文化发扬光大,才能实现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双赢 民族文化论文: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建设民族文化大旗 乌审旗人杰地灵,具有悠久的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灿烂的文化,“鄂尔多斯人”(原“河套人”)在这里生息繁衍,孕育了举世闻名的“萨拉乌苏”文化;萨冈彻辰、贺希格巴图等文学巨匠曾在这里著书立说,留下了《蒙古源流》等不朽著作;大夏国都统万城等多处古迹“风韵犹存”。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淳朴浑厚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蓬勃发展的现代文化,为乌审旗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乌审旗不仅历史遗存丰富独特,而且自然风光秀丽,景色优美,有全区最大的天然沙地柏自然保护区,有风景如画的“大漠明珠”巴图湾和“塞外江南”纳林河。 随着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出台,2008年3月,在全区旗县中率先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旗的战略,在文化大旗建设中加快开发文化产业,并且将文化旅游朝阳产业确立为与工业支柱产业、农牧业基础产业、城镇新兴产业并重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旗帜鲜明地加强文化产业建设。在文化产业发展上认真实施“五四三二一”战略,着力发展“铸魂工程”、文物“保护工程”、文化精粹“抢救工程”、文学艺术“创新工程”、文化产业“开发工程”“五大工程”;精心构筑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现代文化“四个层面”;全力打造西、南、中部三条文化旅游专线;科学培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大板块”;最终形成“一大支柱”。做大做强全旗文化产业总量,提高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份额,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全旗最具活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文化发展、建设民族文化大旗,是乌审旗党委、政府着眼新世纪发展而做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为此,乌审旗着重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文化产业开发保护领导小组,把文化旅游朝阳产业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同时,在全区率先成立了民间专抓文化产业的组织——萨拉乌苏草原文化促进会,形成了政府和民间组织合力同抓文化产业的工作格局,有力的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是实施科教兴旗战略。 抓住“文化教育年”有利契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普及提升国民教育,全面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建设绿色乌审提供不竭的人力资源。 三是实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将2008年确定为文化教育年,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上档次,上水平。在文化产业定位上,提出了培育人文链条,服务循环经济,凝炼乌审精神,建设绿色乌审的目标。通过实施文化发展战略,发掘不同文化的内涵,充分调动各地区特色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以区域文化的发展合力,推动民族文化大旗建设,指导全旗文化产业发展。 四是实施品牌带动战略。根据我旗文化资源优势,围绕深厚历史渊源、著名历史人物、重大文化活动、绚丽民族风情以及草原文化研究等等,有重点地打造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品牌,实现文化品牌的商业化运作。全力构建萨拉乌苏草原文化体系,打造萨拉乌苏草原文化品牌,逐步丰富我旗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内涵。抓紧抢救传统文化,开发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科研考古等精品旅游景点,创作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佳作,铸就品牌,力争使之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大型文化活动知名品牌。在全区第三届乌兰牧骑艺术节上,我旗乌兰牧骑以其优秀的节目,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评委和观众,获演出金奖荣誉称号,共赢得各类奖项7项。 五是加快旅游开发战略。走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运作之路,广泛吸引民间投资和外来资金,形成多元开发局面,挖掘整合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拓宽蒙陕宁草原文化旅游协作领域,加快全旗文化资源开发,把文化旅游开发作为建设民族文化大旗的突破口,整合文化资源。今年乌审旗成功组织召开萨拉乌苏草原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引进资金近2亿元对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巴图湾水库、成吉思汗九游白纛生态旅游区进行综合开发。投入500万元对乌审召庙进行修缮。 六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文化交流,是促进民族文化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乌审旗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扶持我旗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向国内外文化市场,促进文化对外交流,提高乌审旗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建设文化大旗战略的提出,为迅速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成为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良好的机会,乌审旗的文化产业正以其朝阳产业的前景和潜力,不断推动全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民族文化论文: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多民族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文学在内的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皆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各民族的文学在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推动。各民族文学异彩交辉、相融并进,使得中国文学具有了历史悠远的、多元化的民族蕴涵好极为深厚、极为丰富的民族特色。”[1]古代文学如此,现当代文学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历史的规律。 在21世纪的今天,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探索梳理多民族文学融汇发展的规律,对于中国文学健康发展,走向未来,繁荣昌盛,增进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中国文学史存在的现状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自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大学体制逐渐形成,中国文学史成为各高等院校中文(或国文)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林传甲诸人在北京大学讲授该课,相关的教材、讲义、专著汗牛充栋,不计其数。然而,传统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现代及当代文学史,却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缺憾:一是介绍内容基本上是正统的书面文体,即所谓诗文词赋,以及小说戏曲之类,而对于数量十分广泛的民间口传文学则几乎不予理会。第二,除个别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的汉字文献作品之外,主要内容皆为汉族作家文学,多民族文学作品几成空白。这就使得《中国文学史》多为名不副实,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文学史”或者是“中国汉字书面文学史”,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实际情况不符,未能全面的反应其文学成就。 这种情形的产生,当然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简单归纳大概有这样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历史的原因。由于中国传统的问题等级观念,以诗文为正宗,予以特别重视,其余文体则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直到王国维先生强调:“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其后,词曲小说之类方在大多数学者眼里占有一席之地。在此之前,元曲长期以来遭受的境遇,亦如王国维先生所论:“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元曲如此,其他民间俗文学为论者所不屑一顾更是十分自然了。 其次,是客观条件问题,主要是语言障碍,由于汉民族数量众多,汉语影响力强大,成为境内乃至东亚地区主要的交流沟通工具,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地区和范围都有较大局限。因此,除了少量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或者少数民族作家直接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得以较广地流传之外,各民族丰富的文学成就多限于在本民族内部传播,大多不为其他民族所了解。学者们这种因语言问题而导致的知识结构缺陷,是造成学术研究和中国文学史书写不可回避的客观障碍。 此外,由于前面两种原因的结合,即客观障碍所造成的对民族文学成就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对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特征差异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及对不同文学体裁艺术表现手法的喜好程度等,都会形成对各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各种非主体文学样式有意无意的忽略。 二、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作为中国文学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成绩尤为突出,为中国文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不可忽视,更不可分割。 综观中国多民族文学历史长河,作家群星璀璨,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百花盛开,成就辉煌,令人惊叹不已。古代文学虽然因客观原因存在较大差异,但无论是书面还是口传文学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古代从先秦到明清,匈奴、鲜卑、羌、女真、蒙古、藏、彝、回、满、等各族均取得较大的文学成就,涌现了北魏宇文氏家族诗人、唐之元结、独孤及、元稹、金代元好问及完颜氏家族诗人、11世纪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元代耶律楚材、萨都剌、马祖常、贯云石、余阙、明代李贽、清代纳兰性德、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赵藩等大批各族著名的作家和诗人,许多优秀的书面文学作品如南方土著人《越人歌》、古羌人的《白狼王歌》、鲜卑的《敕勒歌》、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蒙古的《蒙古秘史》、藏族的《仓央嘉措情歌》等曾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且还有如举奢哲《彝族诗文论》、阿买妮《彝族诗律论》一类文学理论著述,说明其文学成就已经达到相当之高度。在民间口传文学方面,更是贡献突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许多作品影响广泛。其中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及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彝族长篇史诗《勒俄特依》《梅葛》以及羌族英雄史诗《羌戈大战》等,均显示出中国古代史诗的辉煌成就,破除所谓中国文学无长篇史诗之偏见与谬说,堪称中国文学之瑰宝。 五四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中国多民族文学更是不断走向繁荣,名家如林,精品倍出,族别广泛等成为突出的特点。这里有满族作家老舍、端木蕻良、启功、黄裳、马加、舒群、柯岩、叶广芩、巴音博罗,苗族作家沈从文、蒙古族的玛拉沁夫、萧乾[3]、李 、纳·赛音朝图克、席慕容,回族的穆青、郭风、木斧、张承志、霍达、白先勇,土家族的家族的黄永玉、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朝鲜族金哲,藏族的饶阶巴桑、益希单增、降边嘉措、扎西达娃、阿来,维吾尔族尼米希依提、包尔汗、特依甫江·艾里耶夫、铁木尔·达瓦买提,壮族的华山、黄勇刹,白族诗人晓雪,东乡族的汪玉良等等,闪光的名字数不胜数,其中许多著名作家不仅仅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杰出代表,同时也进入到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行列。 多民族作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有许多作品影响深远。《正红旗下》、《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边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茫茫的草原》、《李双双》《黄河东流去》、《黑骏马》、《心灵史》、《鸡毛信》、《刘三姐》、《欢笑的金沙江》、《穆斯林的葬礼》、《冰山上的来客》、《格桑梅朵》、《尘埃落定》等早已为人耳熟能详,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之作。 此外,尚有难以统计的各民族作者在辛勤耕耘,从事文学创作,除汉语创作外,还有不少民族的作者用各民族的母语进行创作,或者使用双语创作。虽然各民族文学发展不完全平衡,但却各自具有其风格和独特的意义。到1997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在京颁发,以前从未获奖的珞巴、基诺、塔塔尔等三个民族作者获奖,形成我国56个民族都有作品获奖的民族文坛大团圆,标志着我国多民族文学不仅广泛,而且在质量和艺术上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当代文学中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崛起的象征。 三、多民族文学观的意义和价值 (一)多民族文学作品内涵丰富,形象生动,形式多样,带给我们艺术审美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祖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当代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基础条件。20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的采风运动在民间文学搜集抢救和整理方面取得较大的成绩,1984年起,又启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普查搜集编撰工作并陆续分省区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卷帙浩繁,资料十分广泛,其中也包括着各族民间文学。同样,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问题在五十年代即已提出,几经周折,1983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其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牵头编写的包含55个少数民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也陆续推出,该书为族别文学通史性质,所论古今贯通,可以一览各族文学概况,此后的研究更为深入,分期的 断代文学史也不断出现,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之类。2004年,《民族文学研究》和四川大学文学院、西南民族大学等发起召开了“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促进了对各族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观念的转变,随着论坛的逐年召开,加深了相互了解、沟通交流,认识的深化。 (二)促进文学创作借鉴和交流。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各民族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兼收并蓄,吸取精华,彼此差异正是特色所在。 就形式而言,各族文学就有许多可以互相借鉴之处,以口传文学为例,许多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如蒙古族的数来宝,藏族的鲁体、谐体民歌,维吾尔诗歌的“阿鲁孜”、格则勒、柔巴依,苗族的“贾”、嘎别福、恰央,壮族的“欢”,朝鲜族的“阿里郎”、时调,满族的子弟书,侗族的大歌,琵琶歌、多耶,瑶族的信歌、香哩歌、石牌话,白族的打歌、白族调、大本曲,土家族的摆手歌、哭嫁歌,傣族的赞哈,僳僳族的莫瓜调、掰史掰,水族的双调、单调、诘俄伢,土族的家曲,达斡尔族的舞春,仫佬族的古条,撒拉族的撒拉曲儿,毛难族的罗海歌,仡佬族的排歌,京族的唱六八,赫哲族的伊玛堪,珞巴族的夹日,西北多民族地区的花儿等等,以民歌、说唱等艺术保存丰富的文学资料,也是一朵朵文学艺术争奇斗艳的奇葩。 通过对多民族文学成就的欣赏和了解,还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几乎每一个民族或成功的作家,都是在学习借鉴多民族文学和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李白、杜甫、苏轼等大家都有着从多民族文化文学学习的经历,伟大诗人屈原深深地受到荆楚和南方巫觋文化与艺术的影响而创作楚辞,唐代巴蜀、西域等中原之外的多民族文化对李杜的深刻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生长在四川的苏轼随着游宦谴谪的行迹不断地吸取东西南北乃至岭南地区海南黎族文化的营养。在现代作家中,从郭沫若的《孔雀胆》、曹禺的《王昭君》,到王蒙的《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高樱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等名家名作中,都可以看到汉族作家学习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缩影。反之,古今少数民族作家同样也受到汉族及多民族文学的影响,历史上接受汉文化比较早的匈奴、鲜卑及其后裔都出现许多有影响的诗人,如著名的元结、元稹、元好问都是鲜卑后裔,金代初期实行借才异代政策,对促进其文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古、回、契丹、女真、满族都有许多从事汉文创作的著名作家。老舍、沈从文、玛拉沁夫、张承志、吉狄马加、阿来等均是将本民族文化特色与汉族文学传统密切融合的佼佼者。古代苏东坡贬谪海南,传播中原文明的同时,也学习当地民族文化。当代艾青、王蒙在新疆与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并进行语言文学交流也已传为民族团结的佳话,这一切,都是多民族文学彼此交汇促进共同繁荣的成功经验,也是未来中国文学的必然走向。 (三)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促进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社会功能表面上似乎有些减弱,实际上却依旧发挥着巨大的为其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今天我们进一步深化多民族文学观念和意识,不仅对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本身具有价值和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真正贯彻宪法赋予的各民族平等的原则和精神,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各民族自由选择使用语言文字的权利。通过多民族文学的学习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帮助和尊重,也满足各族群众对文学艺术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创作出更多有影响的作品,潜移默化,以此推动各民族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认识,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相互也离不开的思想观念,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而积极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尽到当代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民族文化论文: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与策略探析 21世纪,教育已被视为应对未来种种挑战及社会进步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王牌。人们对高质量的教育充满希望和期待,而高质量的教育则依赖于高水平的教师,故而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提高已成为教育质量提高的关键因素,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少数民族教育一直是多民族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牵涉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也牵涉到各少数民族的和谐安定及发展。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多民族文化的社会特性,即民族的多样与文化的多元共存。新中国成立后虽经几十年的努力,但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教育发展仍存在不均衡状况。在这种文化与教育背景下,如何达到各民族文化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局面,使少数民族既保持他们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又能顺利地融入主流文化,作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载体——教师,起着决定性作用。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教师专业发展如何定位,在其专业成长上应作出怎样的变化和发展?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哈经雄、滕星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教师专业发展的特殊性,认为要实现少数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相互适应并相互促进,必须特别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只有教师的素质提高,才能使学生的素质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得以提升。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可表述为在一个社会或社会环境中一种以文化传统或式样不同程度的互动和互联。多元文化含有“大熔炉(meltingpot)”或“混杂(mish-mash)”的意思。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多元文化大会”的报告中对“多元文化”的内涵做了如下总结:多元文化包含族群平等享有“文化认同权、社会公平权以及经济受益需求”。从层次上来说,多元文化不仅指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而且也意味着单一民族国家中的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以及必要的吸收。 (二)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是指教师个体专业不断发展的历程,是教师不断接受新知识、增长专业能力的过程,它具有非常明确的三个特征:第一,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是使教师对专业的认识不断深化,包括对专业素养的认识,对教育、学校的理解以及对教师成长与发展中的价值认识等。第二,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教育是一个动态的专业领域,其知识基础在不断地扩展。第三,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教育系统本身的复杂性需要系统的专业发展观。 二、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在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教师的专业内涵及水平得到显著提高,逐步达到较为成熟的境界,但是通过对教师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后,可看出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了民族院校教师专业的理性发展。 (一)专业发展意识淡薄 对影响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因素统计如下:“挤占业余时间”占8.55%,“主观不努力”占7.69%,“教育理论和技巧缺乏”占6.84%,“教师认识不足”占2.56%,“专业发展流于形式”占11.11%,“与薪金不挂钩”占5.98%,“参加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少”占11.11%,“监督机制不顺畅”占1.71%,“学校领导不重视”和“学校环境与气氛不足”占11.97%,“培训选拔制度不完善”和“实施教师专业发展的办法不得力”占10.26%。上述统计数字表明,教师本身的专业发展观念淡薄。 (二)专业发展得不到重视 通过对院校是否重视教师专业发展的情况调查,71%的教师都选择领导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够重视,其中19%的教师甚至表示“根本不重视”。从调查结果来看,民族师范学院中教师的专业发展存在着学校管理问题。学校领导对教师的专业成长缺乏重视,专业发展流于形式,领导的重视程度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作为负责学校一切工作的领导者,是学校发展的“掌舵人”,是办好学校、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俗话说:“一所好的学校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好的领导者”,因为领导者负有领导管理学校全部工作的重任,有责任引领教师专业发展。民族院校含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群体,作为民族院校的领导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困难,面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参差不齐、教师的情绪不满、教学设施的不完善、资金的短缺等,不仅应该具备一般院校的组织管理能力,还必须重视不同民族传统文化对教育发展所造成的影响,重视民族教师的专业发展,真正通过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来增强民族院校的教学质量。学校要坚持将教师专业发展摆在学校发展的重要位置,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 (三)缺乏民族地方课程设置 在对民族院校教师调查时,大多数教师认为本地课程没有重视多元文化的内容,只有极少数的教师持反对意见。前者认为某些课程只是在内容中涉及其他民族文化,并未设有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化课程。后者可能是认为课程内容会让学生在民族文化方面有一定的了解,不必专门去学习。学院没有专门开设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历史、科学、艺术、习俗、语言文学等课程,不利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不能很好地调动和激发少数民族对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参加教研和培训的机会少,培训体系不完善 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教师提出没有固定的培训机构,培训机会少,培训模式单一,由于所参与的培训总是以集中培训的形式开展,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是山区,校点分散,教师紧缺,致使教师参加集中培训的难度很大,他们认为多元文化方面的培训做得不够,培训内容缺乏地方特色,不适应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也不适应教师多样化的学习要求,培训实效性不强。 学校应为教师创建完善的培训体系,为民族地区教师提供严格而专门的职前培训;提供多途径、多形式的在职进修机会;使民族地区学校积极开展参与式教师培训,比如,专设课题,专家引导,教师讨论、反馈;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鼓励其积极参与培训和科研,并获得成效。 (五)教师管理制度不健全 由于民族院校教师培训选拔制度不完善,从而出现政策限制的门槛过高,年青的双语教师引进困难的现象。民族院校大多数双语教师都在40岁以上,很难找到70后的进行“双语教学”或“三语教学”的年青教师,80后就更别说了。如今民族院校在拥有双语教师方面出现严重的断层,师资队伍日趋老龄化, 缺乏年青的双语教师,教师专业发展后劲不足。 在现今学校教育中,由于学校对教师高学历的片面追求,使得学校在教师选拔和任用制度中存在高度重视对教师学历的要求,轻视甚至漠视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人才。学校认为,只要教师的学历高,就一定能把书教好。这样无疑使民族教育走上一大非常危险的误区。“双语”教师是确保藏汉“双语”教学模式的根本保证,无论是从培养民族学生目标上,还是教师选拔标准上,都应无一例外地将它作为考虑的方面。确立和实施藏汉“双语”教学模式,需要一支高层次的能熟练进行“双语”教学的双语师资队伍,所以在选拔任用民族教师队伍时,完善关注教育内部公平的教学管理机制也是很有意义的。 (六)双语教师负荷大,无合理的奖励机制 双语教育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有一支精通汉、藏的双语教师,需要有汉、藏双语对照教材、读物。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物力与人力投入。鉴于目前许多教科书及教学资料都没有专门的双语教材,同时又为了能够使学生获得比较全面的知识技能,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业务时间将教材自行编译成藏语版,这样无形中就增加双语教师的工作量,而这部分的“劳动”是无形的,如果没有一种科学、规范的计算工作量的奖励办法,在很大程度上会消减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 三、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教师专业素质发展的策略 (一)加强领导的重视 1.学校领导要提高对教师专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俗话说:“学校成就教师,教师成就学校。”民族院校的领导应当充分认识到,只有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提高,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求得民族院校的生存和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既互为前提、又互为结果的互动关系。 2.大力宣传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学校领导在自己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应该利用会议、完善制度、落实奖惩措施等各种办法,在校内大力宣传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在学校内部造成一种浓浓的氛围,以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工作的开展。这种宣传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教师专业发展能提高教师个体整体素质的提高;能保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 (二)建立多元的培训体系 民族院校应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结合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结合少数民族院校分布不集中、教师素质良莠不齐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完善一整套的多元教师培训体系,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开展多元化培训,促进民族院校教师专业能力的成长,提高民族院校教师的整体素质水平。在具体落实上,各民族高校可根据学校教师培训需求的实际情况,设置校级培训机构,各院系设置相应的分机构或机构。校系(院)两级培训机构可根据学科、专业、职称、层次等不同需求制订出具体培训规划,按照教师专业发展提高的指导思想,根据教学工作的实际安排层层落实。各学科专业在教师专业发展上有一个共性问题,即培训层次问题,现分述如下。 1.提高学历。根据有关规定,民族高等教育教师中那些学历不达标或偏低的教师应该继续深造高一级学位,到正规形式的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校及高校进行在职、脱产读硕读博的学习与培训,获得更高学历证书。 2.更新知识。这是以更新知识、增强专业能力为主要目标所进行的培训。培训内容要适合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民族院校教师应规定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满3—5年者,必须到特定的培训机构参加一年左右的脱产培训。 3.提高双语教学能力。这项措施是提高民族院校教师“双语”教学能力的培训。这种培训应让教师针对自己教学任务有针对性地提高语言能力,一般说来,这种培训不宜安排太长时间,定期专题培训即可。 4.业务性提高。这是针对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随时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学习。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受到困扰时,教师可以与同事协作研究共同解决。 5.宏观性提高。学校应该根据本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假期安排一定时间,请若干不同研究领域的教授、专家开展学术的讲座报告,对教师专业发展进行引领和提升。 (三)完善教师管理制度 教师管理制度是使教师保持群体一致性的一系列约束和激励机制,是教师共同遵守的规范与行动指南。在促进民族教育发展的今天,为提高民族院校教师的专业素养与专业发展水平,教师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强化不可或缺。因此,民族院校要树立解放教师、发展教师的管理观念,把民族院校教师专业发展与其生存状态和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教师选拔、任用、培训、晋升、评估等管理机制作为民族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保障,从而使民族院校教师专业发展从随意性走向制度化。主要包括:教师选拔和任用制度、双语教学评估制度、教师考核制度。 (四)落实保障措施 民族院校应遵循教师专业成长的规律,恰当运用监督措施、激励机制、奖惩措施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调动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打造一支出色的民族教师队伍,推动民族院校的内涵式发展。 1.监督机制。对学校制定的管理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各种制度、措施、办法等,学校应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以督促其保障落实。这种监督机制,既要有队伍,又要有措施。学校应建立监督机构,由主管教学的校长牵头,包括学校各相关部处的领导、各院系的相关领导参加的监督组织,并制定出具体检查监督的措施办法,定期、不定期地对全校各教学单位实施监督检查。 2.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即激发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的措施办法,它和奖惩机制密切相关。激励机制对民族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相当突出,也相当关键。在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尤其明显。激励机制反映在民族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上,主要表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对成绩突出的教师,在评优奖先、职称晋升、职务升迁等方面所享受到的优先待遇,则既有精神鼓励,也有物质鼓励。因此,激励机制的建立和落实,充分体现我国市场经济背景下“按劳分配、效益优先”的分配原则的合理性,从而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全面素质提高的大局上起到以先进促后进和以点促面的巨大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代少数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科学凭借时空、力、物质、运动、质量、惯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话,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灵来感悟、审视、体验世界。综观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他们在进行汉语抒写的同时,也没有扔掉本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相反,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谚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汉语抒写中得到文学的审美体现,给整个民族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不仅赋予了生存本身以极其浓郁的艺术化品性,而且在为更深刻的层面上激活了艺术本身所潜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的自由表现在此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接”这主要体现在仡老族作家赵剑平、王华,苗族作家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吴加敏、蜀虎、赵朝龙小说创作上。赵剑平的《困豹》以乌江流域为创作背景,以疙疤老山与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荣和木青青与当地政府的不和谐为线索,展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失衡现状,揭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发展重重困境,试图指示现阶段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理想之路。小说在文字的不厌其烦的叙事中,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和哲学的思辨气息。在目前乌江流域内,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乌江水地域文化生态小说,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语和歌谣情诗等少数民族知识性话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写作的视域。《困豹》小说的审美特色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于民族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上,作为在乌江乡间成长起来的赵剑平,本身的语言就具有一种质朴的野性,行文中缓缓流淌的方言土语,突破了常有的习惯性语言审美愉悦,以一种民间姿态使小说流溢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唤”、“阴悄悄”、“挞斗”、“裹跑”、“衩衩裤”、“牢实”、“松活”、“活路”、“滚水”、“跑不脱”、“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连天”、“活摇活甩”、“挨邻则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问提壶人”、“烟搭桥,酒开路”、“倒大不细,两头受气”等等诸多俗语、俚语、口语土语、谚语,这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渝黔交汇的地方出现,如果用本民族语言表述出来是很难达到交流效果的,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更能传达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俗风情。这些方言词汇,经过地方文化长期浸蚀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语句,是黔渝边地人们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语言的特殊表达,是乌江地域文化积淀与本土文化代码体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们长期劳动过程中生存体验的凝练和简索,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生存法码。 在王华的《傩赐》中一些充满巫性和民间文学色彩的儿歌民谣和山歌,机智幽默,和谐铿锵。在傩赐这个地方,哭丧有哭歌的,各人家的丧情不一样,哭出来的调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词差不多变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妈这样伤心哭到:“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道士雾冬在四仔爸发丧出门时,高喊一声“起”,管材被壮年抬起来,紧接着唱道:“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黒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这种悲壮氛围更加浓烈起来,周边的人也收到强烈感染,都流着伤痛的泪水。 在《困豹》中,也写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开坛时,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来神不神,法事开坛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转回仙山,屙一泡屎哟!/此水为非凡之水,乃天宫闪电之水,左边洗过招财路,右边洗过招财来,天瘟扫出天朝去,地瘟扫出地府门,人来有路,鬼来无门,主人清洁,四季平安。……”这在幽默中渗透着喜剧因素,把主人的悲伤情调通过端公的诉唱转化为感激。 还有在《傩赐》中,对爱情的表达,也是通过山歌表露出来的,秋秋在拒绝岩影的爱意时,岩影一转身就唱起山歌来:“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在岩影被“我”妈拖出后门进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给秋秋唱起来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开在哥哥心房处。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处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娇,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搂在怀,刺就扎进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绵绵,歌声寥寥,忧伤回荡,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秋秋的心。傩赐庄,在叙述者看来,“桐花节”是傩赐人民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几个男人娶一个女的发端,秋秋的到来,无疑成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为傩赐人民过一个晴朗的桐花节。过“桐花节”就得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对歌,藉以表达一种纯真的爱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执著向往” 赵剑平《困豹》口语土语的娴熟运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个画家画个你,把你画在杯子上,每天喝水亲死你。”,在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中,作者从生活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白粉墙村的真实故事出发,以四代花灯艺人的艺术人生为线索,饱蘸着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沧桑,着重对土家族原始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渗透着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花灯口语民间调子,涉及到爱情、农事等,仅仅关联着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历史沉浮。 田永红小说《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动喧哗的江涛,那一泓悠长坎坷的航道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奋斗史、苦难史。那一声声山歌“半夜三更(哪个)睡不着,打开窗予(什也)望月落。打开窗子(哪个)月落了。月下无妻(什也)怎奈何?”叹出对生命的无奈,仿佛又只有认命。 这些口语化的汉语抒写,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的从民间提炼出来的出面语言文字,增强了文学性和表达力,美的质感也正出现在这里,通过汉语抒写的传达,尽情展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本质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和触摸特定的人文语境,领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间艺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母语的写作意味着创作者自觉地确立了他与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联系。母语的言说能唤醒我们最亲切的情感,在母语的神思过程中,人的整个心灵都充溢着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声音构成了最亲切的母语写作情境”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信息承传下来,而且也方便了与汉民族进行传播和交流,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的缘由。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在于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图把本民族纳入一个多民国家体系的构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谐的审美动态叙述话语,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情愫和思绪能够被汉语读者理解、认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视与反思:挖掘底层求生者的苦难历程及生存命运 凝视底层,纵览宏宇,响应当代底层求生者的心声与道德良知,叩问底层人魂灵与生存命运。底层写作者注重发掘底层求生者的生存状况,对其心灵的苦痛和肉体的折磨作出独到的挖掘和审视,遂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的一幅独特剪影。进入新世纪九年多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当代文学发展必然的收获,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今日,底层文学虽然遭到了一些学人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丝灵气和生机,这几年最能撞击人的心灵震动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在少数民族写作者中,也并不是不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整天沉浸在津津自乐的民风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们也更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对其道德良知进行拷问。 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中篇小说《回家》《在天上种玉米》,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田永红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林照文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罗漠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着底层写作者更多地将目光由细碎的人性内部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之间的重重阻隔,探索我们这个时空领域里底层求生者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历程和生存现实,深入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求生者的欢乐与梦想,焦虑与孤独,愤怒与抗争,欲望与追寻内在的复杂性、斗争性、荒谬性和尖锐性。 在王华《桥溪庄》中,开篇就定下了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情感基调,“黎明无风。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这预演着人事的悲哀与无奈,临近的厂房,打破了宁静的山庄,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气,桥溪庄人寄托于厂房的梦想恰恰是他们人生命运低谷的开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辈的孩子们是生长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来也注定村庄人们恶果的到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作家,王华对农民生存的欢悦与哀痛,追寻与失落是深有感触的,心理凝固着一团火热的“农民情结”。尽管她笔下的李作民、陈大懂、陈小路、兰香和雪字辈们对生活执着追求,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们表现出的刚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狱。《村小》、《天上没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家园》和《傩赐》都是用汉语抒写底层的作品。《傩赐》作为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的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种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冉正万中短篇小说《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着生活》等在充满一种乡村气味生活气息的境况下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运,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时更多体现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篇小说《纸房》试图在建构和谐家园意识时对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引进进而扰乱纸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态破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一幅人生悲哀图,土地原生态的彰显与现代商业的的浸淫产生强有力的张力,一种乡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构。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忠诚于生养他的故土乌江作为他的创作源头,因而他的小说创作的资源来源于乌江,写乌江人,写乌江两岸的风物山川,写那些绞滩人、信号工、走江汉子、农夫农妇……写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焦虑与孤独,忧伤与喜悦,追求与无奈,力尽描摹一幅低层劳苦人民悲欢离合的画面。龙潜《铁荆棘》以一个少年的记忆和回味,抒写记忆中的苦难。田永红《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人物,大多为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的命运。潮砥滩的石柱,洋荷滩的山妹子,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岩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们生活的本真,实在,给人一种忧郁、阔达的调子。罗漠中篇小说《大雨瓢泼》,给人一种内心的涌动和震撼,小说写的是底层文人生存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群当下社会底层文人的众生相,体现了他对当下的文化关怀。 三、展示与创新:艺术风格多元化 展示艺术的多姿多彩,承传古代文人底蕴、文风、诗学价值,在生存境界中领悟人的生命真谛,述说真诚话语,阐释生命哲思,坚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文体的多样化,在创作中逐步摸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开拓模式,这是乌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乌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体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这些作家在从事这一创作的同时,也把笔墨伸向了戏剧领域。各种体裁的作品不仅处处流露出少数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各个时代、乌江流域各个角落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老庄佛禅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红色文化、傩文化、“萨母”文化、独特的生态资源多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由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个体独特的审美爱好和审美倾向,想象意识浮现,按照审美符号和语言的图式,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表象。现就诗歌和散文作简要的艺术剖析,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古典性,乡土性和风俗风景风情交媾磨砺出的神性,通过再现和表现有规律地表征在其创作中。 就诗歌而言,冉冉诗集《空隙之地》、冉仲景《从朗诵到吹奏》《众神的情妇》,周建军《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笔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独的太阳》,宁坤强《情满乌江》,王新华《高原梵歌》,何小竹诗集《写到1000首诗之后》,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学《走过界面》,杨见《五种声音》,王晓旭《后现代的香蕉》,蔡劲松《人在边缘》、白沙《玫瑰园》,林亚军《爱在雨季》,赵朝龙《梵天净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乌江》,魏荣钊《独走乌江》、刘照进《陶或易碎的片断》、王鹏翔《村庄的背影》,马仲星《黑白乐府》、龙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现代性二重背逆下,诗文家们自在自乐的构筑地域文化世界,他们带着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血液,美丽的山水,独特的民风民俗,原始生态资源,从梵净山脚下到乌江之滨,从故乡的江到中国的雪,从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风情,由对人生的诗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岁月,寻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绮丽瑰异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必然在其诗歌中交织和穿插着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考察。“真实的东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景——就其自身来说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想象,就其本质结构来说,包含着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说美的东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观察者通过他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这一群体上的作家正是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着血脉与归宿形式,关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所建构的审美对象——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铸造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刘照进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乡俗生活中追寻一种历史沉淀的感伤情调和记忆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庄上的”是苦难、亲情、温情,一种怀恋,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现代、虚浮给予作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灼痛,同时,也充斥一种现代性的张力。魏荣钊《独走乌江》,体验更多的是孤独,作者的思绪紧随乌江跳动的脉搏,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两岸的历史、自然、风俗和人情,丰富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诗中可以找到证据,《野火》一诗意象“野火”,“石头”,从石头中产生又轮回到石头中,这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表露。王新华《梵歌》组诗,《梵净山》组诗直接把佛写进诗歌中,成为一种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彝族作家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农具、人畜、节气、庄家、风俗风物将村庄的背影诗化,尽力挖掘对模糊村庄的记忆,在心灵的村庄寻求栖居之地和灵魂的归属。少数民族诗人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构筑诗性的乐章,他们在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社会交结中也身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是用汉语来抒写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谣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乌江风景等凝聚着诗歌、散文的梦想,在地域风情和文化记忆中熔铸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与汉族并共同赋予其生命意象。“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在周建军的诗中,对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较深,他的诗《采石艺人》、《摆渡江湖》、《打铜老人》彰显着对本民族化传统的忧患与礼赞,其主人也就自然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绿、杏黄、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只母羊与三只小羊在缓行,在这种诗情画意中,最伟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唤起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灵与大自然的邂逅,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乡情韵味、难以压抑的乡情和异常纯净的山涧景色、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何小竹诗集《六个动词,或苹果》中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质素,《梦见苹果和鱼的安》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对“乌江文化精神敏锐的观察和表现” 冉仲景的组诗《土家舞曲》“灵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毕兹卡!//霞光走来一群收割燕麦的女人/她们腰肢丰腴:乳房硕大/被鼓点激烈的脚步/刚好踩在了恋爱、婚姻、生育的节奏上/朴素和清白,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更是她们的肉体和节操”。传达了土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情愫或语言的“密码”,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的生命潜力的内在张力。从词义里表达出的地域风情、文化和内在精神,散发出诗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民族个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强调小说的地方特色时指出“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这一个性也正好体现了乌江流域诗歌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情来自于对物的感触,诗文“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诗文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家、山歌、唢呐、芭茅、对牛哥、梵净山、乌江等等都是来自于自然之象,是诗文家切身的体悟进到人生哲理的升华到达的一种生存境界。林亚军的《乌江呀乌江》,宁坤强的《情满乌江》,马仲星的《乌江月》,赵朝龙《乌江吊脚楼》等诗作更是对“自然之象”的真情表达,而安元奎《行吟乌江》更是将乌江浓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灵魂作为自己追索的家园意识的精神烛照。 思乡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产生的一种孤独情绪的生发,在少数民族诗歌中我们感受着“民谣淹没月夜的苍凉/不再孤独”(《异乡望月》林亚军)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鲜艳的绽放/孤独地/它使我深深地牵念”(《故乡印象》马仲星)“还有许多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关怀和鼓舞着我们”(《想念家乡》王新华)的家乡,然而,面对家乡,特别是亲人,“我”似乎有种内疚,因为“这些年,流浪在外/背着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乡的风丢了》末未)。 四、困境与突围:捕捉多领域题材,凸显现代性 在以宽阔的胸怀挖掘民族民风民情,静心描摹生态图景,透视民族生存历程时,以更加切身的感受,开阔的眼光审视世界,将创作主题延伸多领域,凸显现代性,这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所警觉到的,因为“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然而,我们审视一些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创作,会隐隐觉察到他们在陷入民族创作困境的危机感时,猛然意识到不能全面的复制民族地域风情,沉默在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中,题材不能单一化,在技艺上应该有所突破和创新。从目前出现的作品看,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新的迹象,而迹象也表明,这种创作趋势、创作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困豹》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乌尔沁认为“身为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是从整个现世人类的高度,审读和透视我们国土上面变革中的旷野乡原,作者的笔力重重地击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存永恒的家园。他笔下的木家寨不仅仅是乌江边上的民族生存的乡村,它是中国整个乡村的缩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图寻求“又纯洁又宁静”的一片栖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坏和霸占,于是寻找曾经的家园,可遭受到的正是现代性观念和行为侵略处境。令狐荣作为民办教师,抱着良知去寻找救助三个被拐卖的无辜少女,闯入城市,屏气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木家寨为代表的穷乡僻壤的与世隔绝和孤陋寡闻,这在他纯净的心灵里投下了一丝阴影。这部小说尽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谚语、歌谣的表述,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大气和质地,相反,透视出一种浓烈的当代意识,“困豹”不仅困的是豹子,它还困着民办教师令狐荣、木青青,也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这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穿透着诗性的力量,具有浓烈地域色彩与现代气息的奇异偶合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文本风格。 从上世纪末,何小竹逐渐把笔力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企图投向大都市的怀抱,创作了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弥》及中、短篇小说《圈》、《天堂旅馆》等,诗人注意力的转移,我们不妨猜测到视为都市的欲望和市场的诱惑使然。在冉正万、王华和蔡劲松的创作上,他们不再固执地将笔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风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着重关注当下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态资源描摹转移到生态平衡与人的和谐建构上来。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由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农村田园的美梦,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我九岁的时候,纸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雨滴是干净的,下雪时,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现在呢,山变样了,水干涸了,雨水浑浊。雪很少下,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现和灵魂拷问,充溢着焦虑感,给即将破坏的生态家园一种人道关怀和警示。作家蔡劲松是目前侗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作风格多元化。其小说题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说中主要围绕大学校园、研究所、遥远的武陵边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笔在大学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卖鸡蛋的盲人、下岗职工各种人上。他笔下的“历史”已有了新的内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体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出了《屋檐记》、《大桥上的新闻》等。王华的小说创作,驱魔了传统的技艺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渐转移了视角,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大家所关注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轨迹上来,特别警觉到“民工”在“家园”追寻上的拷问。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以两支红军曾经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为原型,以侠的形式构思文本,企图对历史的重构,而长篇新作《酒脸》在涉及历史的叙述上更宏大,对土家山寨民风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达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蕴和生命诗学,因此“这部小说还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陈晓明语)。 总之“优秀作家首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面对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也要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势,更敢于面对现实变动对自己民族的冲击”,乌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应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始终把握民族脉搏的跳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借鉴西方现写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今后创作文本质量、影响广度和深度怎样?诸位读者将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对之试目以待。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中土族文学艺术 [摘要]土族民间文学艺术丰富多彩。土族人民用“花儿”、宴席曲、安召、叙事诗、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童话、谜语、谚语等民间文学形式,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土族人民同大自然、同旧制度、同反动统治阶级所作的斗争,表达了土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显示了土族人民生产劳动的场景和生活习俗。新中国成立后,土族文学有了新的发展,赞颂新人新事的文艺新作不断涌现。 [关键词]土族;文学艺术;详解 “花儿”是甘、青、宁三省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特别是甘肃河川、青海湟水流域的“花儿”,曲调高亢嘹亮、节奏明快奔放、比兴运用自如、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土族“花儿”独具一格。它既不与汉族的“花儿”类同,又与藏族“拉依”有别。土族“花儿”曲调优美,婉转动听,如“土族令”、“互助令”、“尕马儿令”、“绕三令”等,颇为流行。另外,土族还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传统情歌,“嘎达古道”,唱起来亲昵委婉、曲折悠扬、倾诉男女青年相互爱慕的心声和愿望,如“玛森格”、“蒙古尔孔尼阿姑”、“阿甲哟”、“阿柔洛洛”“阿吾烈”等。土族人民不论男女老少,人人爱唱,不论田间地头,还是在庙会山岗,都是“花儿”赛场。演唱者自编自唱的能力很强,一般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词。解放前,土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男女把“花儿”作为爱情的媒介和桥梁,也把“花儿”作为评击反动统治的有力武器。 长诗在土族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祁家延西》、《拉仁布和琪门索》、《土族垦荒歌》、《登登玛秀》等。其中《拉仁布与琪门索》堪称土族长诗的明珠,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首抒情长诗以深沉悲壮的曲调,优美动听的诗句,道出了他们纯真的爱情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的向往,向万恶的封建社会控出了强烈的控诉。《祁家延西》则歌颂了德高望重的延西将军,不顾年迈体弱,率众击退入侵之政的勇敢精神,充分体现了土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安定和谐的强烈愿望。 宴席曲是土族人民在喜庆婚嫁时,邻里亲戚前来庆贺,表达他们对主人的祝福所唱的歌。土族也把宴席曲称为酒曲、喜曲。主要分以下几种: 一是赞歌、赞词。是宾主之间相互赞颂的歌。歌词以华丽的词藻来宣染夸张,如主人赞颂客人德高如兰天,恩深似大海,意志象雄鹰一样坚强,知识象大海一样渊博;客人赞颂主人的殷情款待:檀木的桌子,放了宝贝般的酒具,吃了肥美味醇的羊肉,喝了醇香的美酒。宾主互相赞颂,增添了喜庆、热烈而欢乐的气氛。 土族人民举行婚礼时,不论新郎冠戴、拜天地、还是款待宾客、谢媒人等,都有整套整套的赞颂词,语言精炼、比喻优美、贴切,仪式庄重。 二是对答歌或对唱歌。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又有生产、宗教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类型。对答歌含蓄而生动,曲调悠扬而多变。它是宴席曲的主要组成部分,流行的对答歌主要有《腾德尔格玛》、《霍尼》、《青蛙》等。 三是婚礼歌。是举行婚礼时唱的歌。它有固定固定的曲调和歌词,歌词的内容随着婚礼的程序或场面不同而异,有些歌词生动活泼,有些却很风趣,有些则严肃庄重。婚礼歌主要有十二首,如《纳信妥若》、《拉隆罗》、《阿依姐》、《纳信斯果》等。婚礼歌最能体现土族人民的习俗人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土族人民逢年过节,喜庆婚礼,都聚集在打麦场或庭院里,纵情欢唱、翩翩起舞,洋溢着十分欢乐的气氛,充分显示出以土族人民乐观豪放、能歌善舞的民族特色。歌舞是一种诗、歌、舞相结合的形式,一般由一个歌手领唱,众人挤在歌手后面边舞边唱,所以往往以众合的衬词为曲调名,如“安召”、“召应召呀”、“拉热拉莫”等。 土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的条件下,以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却很丰富,如神话、传说、故事、寓言、谚语等流传很广,深受土族人民欢迎。神话如《阳世的形成》、《黄牛的故事》、《唐德格玛》等。《唐德格玛》描写了少年开荒种田,先到天上捉青龙,青龙逃走了;又到山里捉野牛,野牛又跑掉了;最后到了平原捉黄牛,终于将又肥又壮的黄牛捉住,架起犁开荒种地。展现了土族人民披荆斩棘、辛勤劳动的品质。 民间故事有直接以阶级斗争为主题,揭露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压迫剥削的,如《狗气杀地主》、《红水沟》等;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大自然作斗争,同残害人民的邪恶势力“蟒古斯”作斗争的,如《黑马张三哥》、《蟒古斯》、《花牛犊》等;也有表现青年男女为了摆脱封建买卖婚姻的桎梏,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向不合理的宗教道德观念挑战,蔑视权贵,不爱金钱的,如《山雀叫了的时候》、《孔雀》、《登登玛依》、《阿丹寻妻》、《青蛙女婿》等。 土族寓言《想吃太阳的鸠》、《红毛狐狸和黄眼狼》、《凤凰和麻雀》等。童话如《兔儿和羊羔》、《懒人必受穷》、《饥寒哥》等。都是以物语理,形象生动,含蓄深刻,富有哲理性。有的寓言还映射旧社会的社会现象,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地主、土司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罪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尔虞我诈、凶恶残酷的本质。新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土族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涌现了一批土族业余作者,创造了一批好作品,如《雪里送炭》、《金色的长城》,《拉线琴之歌》,《劳动的歌舞》,《流水欢歌》等。 土族人民特别酷爱艺术,不论修房建寺,还是衣着服饰,刺绣图案,争相斗姘,巧夺天工。土族历来多项式能工巧匠,如互助的土族阿姑,从小学习刺绣技艺,个个都能绣出“玉瓣梅花”、“转魁子”、“太极图”、“富贵不断头”,也有“孔雀戏牡丹”、“狮子滚绣球”、“石榴寒雀探梅”等各种刺绣图案和花纹,尤其绣的盘绣美观大方、耐久朴素、细致匀称、色彩鲜艳、栩栩如生。 在党的民族政策下,土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在文化部门的协助下,土族人民译制出了土族电影《雪山泪》、《闪闪的红心》、《山寨火种》、《喜盈门》等四部,深受群众的喜爱,还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土族风情》和青海电视台摄制的《土族婚礼》;互助文工团排演了歌剧《拉仁布和琪门索》和东沟公社大庄大队业余文工队排演了土族歌舞《迎亲》,还有大型的土族歌舞剧《彩虹部落》,这些都丰富和活跃了广人民大群众的文化生活,使土族文化走出了土乡,走向了全国各地,使土乡的文化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幸福的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高校汉语言文学课程改革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面临着诸多困境,然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对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改革实践,突破困境,实现办出特色、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愿景。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新晨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 在审视2007年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或许会感到一些欣喜和宽慰。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默默执守、不懈努力下,我们在不断收获:理论创新、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作品研究的力度与广度的深入开拓,族别文学和区域文学的回顾与展望,都为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不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推进:宏观视野和学科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应该要有更宽阔的视野,杨义自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来一直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今年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纲目》等文中,他从方法论着手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大文学观,其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是“一纲三目四境”。大文学观即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纲,三目为:时空结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发展动力体系――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四境乃是以一纲三目加以贯穿的四个学科分支或学科交叉领域,即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这种纲、目、境的充分展开,也许可以改变以往以汉族文学史充当中国文学史的局面。 扎拉嘎、汤晓青的《实践与理论并进――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深入阐释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学科的确立意义。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学科,意义在于可以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实践和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实践出发,在与比较文学理论的交融和与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提出和探讨具有更为广阔意义的理论课题。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也达到一定的深度。刘大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对既有的学科建构提出疑义,认为当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当代性”。李楠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简析》提出将作品的民族性作为界定其民族归属的必要条件,而把作品的语言和作者族别看作充分条件。齐亚敏、杨志强的《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分别从民族性、世界性以及市场性三个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近年的发展倾向,也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如何确认自身的文化定位问题。李庆雯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走向》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张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比较之商榷》提出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汉民族文艺理论的二元对立理论已不合时宜,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应走出为自己“正名”的初步阶段,借鉴晚近阐释人类学的成果并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赋予其新的阐释。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从“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域出发,结合文化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对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学解读。作品评论:丰富的个案研究 和开阔的视野 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等具有少数民族身分的现代名家以及玛拉沁夫、吉狄马加、阿来、张承志、叶广芩、石舒清等知名当代作家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研究资源,但研究角度和视野则更为开阔。 关于老舍的民族身分认同与表述,关纪新的《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指出老舍道德观念的起点带有满族古典伦理色彩,其价值迟早会被人们重新认识与捡拾。舒乙的《老舍和少数民族文学》认为满族贫民的出身对老舍日后的生活、文学创作及人生观都有决定作用。 关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任葆华的《文学疗治:沈从文小说文化意义的别一种解读》论述其利用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进行自我疗救,同时实现了由一名患者到现代社会人性治疗者的角色转换。蒋淑娴的《沈从文的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刘海军的《心理批评视阈下的沈从文文学批评》、肖向明的《原乡神话的追梦者――论沈从文的原始宗教情结及其文学感悟》等文章从多角度的切入研究也算是各有千秋。 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到更为广泛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吴思敬的《图腾诗:民族诗歌发展的一种可能》侧重于南永前诗歌中体现的朝鲜族古老图腾意识与现代审美文化思维空间的融合。黄伟林的《“身份焦虑”与“浑身是戏”――壮族小说家凡一平小说论》考察了作家本身的身分转换对其创作的影响。杨荣的《意义与限度――重评〈美丽的南方〉》以当下的视角对陆地的经典作品有了更深层的重新阐释。陈庆的《扎西达娃的小说: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则从概念入手质疑对扎西达娃小说定位的准确性。这几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他们不落陈臼,尝试新的研究角度。 关纪新《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发掘了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认为此书是迄今能读到的用中文书写的、最为真切详备地收录有民国伊始京师旗族命运场景的纪实之作。王菊、罗庆春的《从本能到自觉:民间立场坚守与批判精神高扬――栗原小荻文学评论思想探析》认为栗原小荻站在真正的民间立场,追求一种自在地探询和自为地表述的生存方式。李生滨的《生命承受苦难的文学追求――东乡族作家了一容小说创作散论》评论了一容被许多批评家看好的“西海固文学”,是自觉书写苦难、贫困和内心坚韧的文学,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以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回汉文化的交融,带给宁夏作家鲜明的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 还有其他的评论涉及白族诗人晓雪、土家族作家叶梅、傣族作家段林、藏族作家龙仁青、哈尼族作家哥布、满族诗人牟心海、大解,壮族诗人黄遥侗族诗人王行水、纳西族散文家杨世光、苗族作家向本贵、侗族作家隆振彪、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佤族诗人聂勒等,较充分地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论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摘 要: 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多样,通过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分析,提出对策和建议,实现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深层次的共建共享建设。 关键词: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文献资源 共建共享 民间文学,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口头创作,包含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长篇史诗、寓言、戏剧、曲艺、诵词、风习歌、谚语等。少数民族文献作为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最好的依据。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聚居着以汉、壮、瑶、苗、侗、京、回等12个民族,是壮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地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以壮族的文献最为丰富,也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最为悠久、珍贵的文献。 文献信息资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与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信息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探索建设良好的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寻求文献信息资源效益最大化,不仅能促进跨时间、空间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而且能够降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成本,弥补馆藏资源不足,从而实现图书馆之间文献信息资源的互通有无,减少重复浪费。 一、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基本情况 广西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丰富多彩,在远古社会即已产生,但是对它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却很晚。汉代刘向《说苑・善说》所载用汉字记音的《越人歌》(出现于春秋前期楚国南部)及汉译,被认为是最早的壮族口头文学整理。北魏、唐、宋、明、清的一些作品也偶有涉略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但都未有完整的整理和研究专著。在广西,真正大规模搜集、整理、研究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是在1950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从1958年到1966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专著是《广西壮族文学》,全书31万多字,是中国探讨和论述壮族各个时代民间文学演变和发展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期间民间文学研究工作陷于瘫痪,直至1976年粉碎“”后民间文学研究才又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研究成果多而且突出。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主要有壮、瑶、仫佬、毛南、京等5个民族的文学概况以及《壮族文学史》和《瑶族文学史》,80年代起,相继出版了《广西各族民间文学丛书》、《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布洛陀经诗》、《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广西民间文学散论》、《歌海漫记》、《壮族文学概论》、《壮族民间文学概观》、《壮族文学史》、《瑶族文学史》、《瑶族歌堂诗述论》、《侗族民间文艺美论》、侗族长篇创世史诗《嗄茫莽道时嘉》等专著和《广西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及古歌价值初探》、《壮、侗、瑶族创世女神的比较研究》、《回、 彝、水、仡佬、毛南、京族民间故事巡礼》、《孟姜女传说在壮、侗、毛南、仫佬族中的流传与变异》、《论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壮族青蛙神话剖述》、《瑶族歌堂诗述论》、《漫谈瑶族造人神话》、《论侗族琵琶歌》、《桂西苗族民歌初探》、《毛南族民歌初探》、《浅谈彝族神话及其民族特色》等文章。 纵观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涵括内容有:壮族民歌、歌圩、歌会,壮族神话和传说故事,瑶族民间文学,瑶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以及侗族民间文学研究,侗族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苗族民间文学研究,毛南族民间文学研究,仫佬族、彝族、京族、仡佬族、水族民间文学研究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二、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 目前,广西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主要有:广西文化共享工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西科技文献共享与服务平台、广西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共享平台、桂林市工程技术文献信息平台、广西医学文献信息服务平台等,由全区公共图书馆、科研院所、科研系统图书馆、高等院校、高校图书馆等单位进行协作共建。从整体上看,广西区内的文献资源体系共享平台建设仍不够完善,在公共图书馆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南宁市图书馆、玉林市图书馆、北海市图书馆等均有自建的地方特色资源专题数据库(以多媒体专题资源为主),但是地方文献资源的数据库和专题收录有限,涉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献资源尚无共建共享。 那么在文献资源流通便利、共建共享发展兴盛的今天,极具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共建共享?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意识不强。21世纪是全球网络化发展的时代,追求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人们的需求和目标,但是传统的管理体制对共建共享的认识意识不够,局限于以往单一的“人有我有、人无我无”式资源结构,各馆故步自封,认为地方文献资源为本馆的馆藏特色资源,缺乏开放和共享意识。 二是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组织。广西的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各类图书馆馆藏数量不少,但各类图书馆之间、公共图书馆中省馆与市馆、市馆与县馆之间缺乏整体的划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源搜集和建设缺乏标准,没有组织和统一协调。 三是实践中遇到困难。目前对于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还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资源尚待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仍然很多;广西部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研究中心馆藏机构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但整体上资源分散、集中收藏难度大;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级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设施设备发展不平衡,导致资源整合、共建共享难度大。 三、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对策和建议 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成为现代社会文献信息资源传播和传递的载体,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和网络化建设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广西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实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可以缩短广西少数民族在世界上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同时也为世界认识和了解广西少数民族提供信息平台,促进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承传播。基于此,特提出如下的对策和建议: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的“赋”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传统修辞表现方式之一的“赋”,在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也被大量运用。这些作品通过“赋”的运用来达到对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的模仿,并在仪式、表演中得到加强和确认。“赋”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整齐、秩序与协调,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质。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 赋 自然 一.口传文学中的“赋”:对自然力量的模仿 自古至今诸多学者们对赋做了大量研究,认为其涵义主要是“诗文直陈其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笔者认为这里应包含两个方面:一、直书其事;二是铺陈其事,通过对事物的铺陈或直书以达到强调或重复的目的,铺陈与直书有时分别用之,有时兼而有之。除具有以上涵义外,从现代修辞学的角度看,赋涉及的修辞手法主要有排比、反复或重复等。 人类在自然之中生存,面对的环境是众多的自然物。一方面,面对缤纷复杂的自然物,人类的意识或感觉到的是一种混乱的状态,人类最初对此无能为力。当语言产生以后,人类以修辞的方式来表现自然物,语言和修辞的魔力让所有的自然物似乎都变得秩序井然、整齐划一了,人类主动地从混乱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中看到了秩序与谐调。另一方面,自然物还以规律的方式让人感知,随着人类意识活动的继续、观察能力的提高,人类感知到某些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的运动、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日月更迭,花开花谢、生死交替等,这种规律性的运动、变化让人类相对被动地从自然中发现秩序与谐调。 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让人类感到了自然的力量,并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逐渐去摹仿这种自然的力量,以便语言也能在摹仿中拥有这种力量,于是作为表现自然物的修辞就在摹仿自然生命、事物变化的同时具有了自然化的力量。赋的手法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赋的特征是直书和铺陈,这是修辞表现和自然力量的结合,修辞表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事物的指称和意思表达准确,直书其事是对事物或意思的直接指称和表达,符合语言产生的目的和人类沟通的需要;铺陈其事是人类摹仿的自然的力量,因为人类感知到的自然力量是一种集合的或普遍的方式,而非简单的“单称事物”,“审美的对象都是个别事物或个别形象显现……审美判断却不然,它虽是单称判断,却仍带有普遍性。”[1]人类对自然物的认知虽然没有达到审美判断的阶段,但是人类在认知过程中,既然能将自我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也能将不同自然物的种类分离开来,以类的或量的概念去认知,由此自然的力量就在此显现出来。 自然的力量不仅显现于上文所说的秩序、谐调,还显现于其混乱和荒凉,正如康德认为“大自然通常激发起崇高的理念毋说是在它的混乱中,或在它的极端狂暴、极无规则的无序和蛮荒中,只要可以看出伟大和力量。”[2]自然以其数量和力量显现出崇高,并给人类以震撼。如在傣族民间长诗《RM罕》[3]中就有大量的例子既说明赋的表现形式与自然生命结构的关系,又说明人类早期的原始观念。诗中写道,当坤贺罕的君王西里南达纳坤召(又称召贺罕)生了王子之后非常高兴,甚至在王子苏旺纳长大之后,将“两年一次、三年一回”的拜祭勐神寨鬼、地神家鬼的规矩忘记了。勐神寨鬼和地神家鬼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希望给忘记祭神的国家带来灾难,文中用了一组排比句来形容生命的死亡,从不下雨变成干旱,然后草木、庄稼、花儿、绿枝、鸭子、鸟儿等等的死亡,让人意识到死亡将降临到自己身上,最终让人类感到恐慌,不敢再忘记祭祀鬼神。 二.口传文学中“赋”得以强调的原因 从现代修辞学和文学的角度理解赋,赋可以被细化为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修辞手法,人类为何要用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方式去指称事物、表现对象呢?这是因为在口语文化(口传文学)中,人类主要运用的感觉器官是听觉。听觉不像视觉那样精确,不要求表达必须严谨,有时需经过不断重复才能使信息被接收,这不断重复的信息是几组意义相近的词语。人类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就需要通过不断地重复,才能达到语言运用或信息传递的目的。还是在《RM罕》中,当RM罕被猎人带走,母亲痛哭起来表达对女儿的思念时[3](p77),一方面是通过不断回忆女儿身体的某一部分,希望能够以此唤回昔日女儿在身边时的情景;另一方面这种描绘让歌手在演唱的过程中,即使听众没有听清其中一部分内容,但是只要能听清其中某一句,就可以明白母亲对女儿思念的痛苦之情,让听众心灵触动,唤起情感的共鸣。 又如在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中,也运用了一系列“赋”的手法来描绘各种植物和动物的出现或产生是由于厄莎种的树而形成的。[4]这就是因为在歌手表演过程中,信息通过听觉被听众所接收,也需要一定整齐、和谐的形式,这种形式也表现为排比和反复等平行关系的句式,“利奇将平行关系称为‘最显著的规律性’。它涉及带有系统性差异的重复,比如语音的重复,语义的重复,或者韵律结构的重复,是一段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不变的和变化的因素的结合。”[5]琅琅上口并符合语音押韵形式的语言在表演过程中由于更容易被接收,所以在口传文学中,修辞表现和句式长短也显现为整齐、谐调。 在口传文学中,文学的创作、表演和传承也需要不断地重复,史诗的掌握者,如年长的歌手要将所掌握的史诗知识传授给年青的歌手,年青的歌手要通过不断地记忆、反复地吟诵、经常地表演歌中的程式和主题。“歌手对程式和主题有一个不断积累、重新组合和反复修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完善、丰富他的演唱艺术。”[6]固定的程式、相同的主题,稳定的句式等都必须反复被记忆、创作和吟诵,年青的歌手才能成长,而歌也才能被不断地传承。 歌的表演场景也会不断地重复,有些歌只能在某些场合才能被吟唱和表演,有些歌只能被某些歌手表演,这些场合和歌手都必须在固定的仪式中才能吟唱和表演这些歌,有些歌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表演,在神圣的仪式和日常生活中被表演的歌反复地被记忆、表演和传承。“史诗的吟诵不仅有曲调和内容的不同,同时还有传承场的规定。以梅葛为例,婚丧嫁娶、敬神祭祖,要吟唱不同的梅葛……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场合是截然分开的,梅葛吟唱的方式和内容也因之而严格区分。”[7]通过对神圣仪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区分,重复的力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神圣的仪式(通常表现为节日时间)上,通过歌的演唱,人类追思先祖逗留过的无数地方来重温先祖在神话时代所做过的同样的事情,从而形成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和信仰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自我认同和信仰可能被销损,但是通过节神圣的仪式(节日),它们会被重新回忆并得到加强。 三.小结 赋产生于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摹仿,也产生于歌的表演和传承,更产生于仪式的铺陈和重复,在这些过程中,都需要反复、排比等类似于自然力量的行为,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体察,民族内部的关系得到加强,也才能使排比、反复的手法被重复使用,最终在口传文学中,排比、反复的修辞手法被加强和确认。 从审美的角度来讲,自然美的和谐、整齐能给人以震撼,“自然美的抽象形式一方面是得到定性的因而也是有局限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包含一种统一和抽象的自己对自己的关系。但是说得更精确一点,它按照它的这种定性和统一,去调节外在的复杂的事情,可是这种定性和统一并不是本身固定的内在性和起生气灌注作用的形象,而是外在的定性和从外因来的统一。这种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整齐一律,平衡对称,符合规律与和谐。”[8]讲究直书其事和铺陈其事赋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就是这种整齐、秩序和谐调,这是人类从自然中看到的,希望能够摹仿并像自然一样生态地可持续发展;也是人想要得到的,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如此的一种表达和愿望;更是人类一直想要做到的,希望自身能够与自然和谐地相处。 (作者单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中爱国精神的弘扬 【摘要】不同的民族,其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本文围绕新疆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结合作品内容,从文化的角度探析新疆蒙古族文学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新疆蒙古族文学;传承与发展;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在逐渐变化,还应包含为祖国繁荣、富强、独立献身的伟大精神。具体内涵概括来讲,有民族自信力、抵御外辱、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建设祖国等内容。不同的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民族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优秀文化的最初基调是讴歌新生活,赞颂伟大的党 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爱国主义精神都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主题。新疆解放之初,蒙古族作家们发表了符合当时党的文艺方针、人民心声的以叙事诗为主的诗歌以及民间祝词、赞词、谚语、格言、歌词等作品,主要是表达对各族人民带来自由、幸福生活的共产党和的感激之情;歌颂伟大胜利,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赞美富饶美丽的祖国山河;讴歌社会主义社会;歌唱家乡的新变化;描绘草原新生活和蒙古族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号召人民珍惜新时代建设新家园;揭露牧主剥削人民的罪行;怒斥旧社会黑暗本质等内容的作品。 浩・巴岱怀着对祖国诚挚的爱写出的文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他的爱国情怀、赤子之心随处可见,他在小说《昵美尔山风云》中描写老爷根登巴音的二子乔龙拒绝父亲最后的嘱托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您不是再三表示过,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咱们可不能忘记,是穷人的血汗把我们养大的。”这样的话,是年轻一辈对老一辈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们顽固与腐朽彻底的反抗,同时,也是借乔龙之口,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热爱,更是代表一种新的年轻的思想发出的声音,他们对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份自己的理解,相信的是看得见的东西,而不是走向末路的谎言。还有小说中莫尔根在包勒德和齐布嘎婚礼上说的一段:“旧社会,我们草原虽强大,穷人却连搭蒙古包的地方都没有一块,连肚子也填不饱,要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如今在党和的领导下,穷人才当了草原的家……”新与旧的对比,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来自普通民众的说法,更为真实地表达出牧民对新社会、新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他们犹如新生的婴儿,需要国家的关注与疼爱,对国家也有着热切的盼望和美好的幻想,他们相信在强有力的政权体制下,他们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这种孩子般的依赖,使他们对伟大的祖国产生了深沉的爱恋。在《“傻瓜”贡且》的故事里,也有相似的情感表达,小说中,小伙子贡且运用智慧和力量,不畏艰险与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而这种勇气的来源,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他想让牧民们远离苦难的折磨,想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和富饶。 在诗歌中,浩・巴岱的这种爱表达得更为强烈,《在喜庆的日子里》说:“论起过去与现在,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过去的社会多黑暗,现在的生活多幸福。”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家乡的变化,富饶的生活,对现在的满足,强烈的反差使作者对祖国的感谢溢于言表,在《开都河颂》中,作者也表达了对故乡深深的爱恋和不舍,他这样写道:“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怎能把故乡的河水忘记!即使经历千秋万代,怎能把自己的故土遗弃!”对故土的爱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对伟大祖国的爱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感情在《迎接牛年》中就更明显了,“人民安居乐业,前途光明远大,国家繁荣富强,气象万千更胜一年”,是对祖国母亲更为诚挚的祝福。 在新疆大量优秀的各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普遍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它们的这种想象和情感在新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否定了旧文化价值规范,同时,也为新文化的价值规范体系增添了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形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新疆文学的小说创作中,对新时期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诗歌里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讴歌,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使文化大系统更为多姿多彩,更加充实、丰富。 英雄精神是蒙古族文学的基本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基本的体现 这与北方游牧民族中普遍流行的英雄崇拜有直接关系。不论是蒙古人原始信奉的萨满教中的保护神,还是歌颂英雄的蒙古民间文学,以及蒙古人民对成吉思汗的顶礼膜拜,都不难发现英雄崇拜的盛行,更不难发现英雄精神的影响之大。 研究蒙古族文学,英雄史诗是不容忽视的,不管是长篇还是中篇英雄史诗,都刻画了一些虽名字不同但却有着相同历史责任与使命的英雄,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英勇顽强同敌人战斗来誓死保卫自己的家乡与亲人。 当时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文化价值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价值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对个人的能力和勇猛有一种强调的意味。而在蒙古族的英雄史诗中,刻画了不少这样的英雄,体现着当时的文化价值。作为一名英雄人物,是个有地位的人,要能通过竞技的测验,这是对其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英雄的基本评判标准,也是普通男子成婚的必修课――考婚(各种技能竞赛)。这或许是遗存下来的一种古老的成人仪式。在上述考验的基础上,英雄们还要独自承担起保卫国土亲人的重任,借助于各方面的力量独自同敌人作战,最后取得胜利。 在新时期的蒙古族文学中,英雄“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化的,而是时代的、社会的新英雄”,英雄“从神坛走向民间、大众,成为百姓中的一员”。长篇历史小说《奔腾的开都河》是继《命运》后浩・巴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用文学创作的手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用反革命武装镇压革命力量,欺骗和拉拢民族上层人物,企图分裂革命队伍的反动本质。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热情地歌颂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作者在作品中采用了生动的民族语言,记录了这场斗争的真实过程。作品展示了革命队伍中不同阶层人士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充分证明了广大牧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决定力量这一真理。可以说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英雄典型形象,身上具备了社会公有的文化价值,集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于一身,同时集真、善、美于一身。这些典型形象具有文学教育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成为社会行动范式,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嘎・贡巴在他的系列中篇小说《边防哨所》和《拜格孜吐山的雄鹰》里成功地塑造了达答、阿拉西加布等察哈尔蒙古部落的英雄形象,他们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不屈不挠地与沙俄侵略者进行血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概。长篇小说《小溪》以三区革命为背景,以额尔德尼领导的蒙古骑兵团战斗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居住在博尔塔拉一带的察哈尔蒙古人民悲欢离合、流血牺牲、不屈战斗的感人故事。故事之复杂,人物之多,在新疆蒙古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蒙古族文学爱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家乡之爱 祖国是十分广大的,而每个人只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里,人们对祖国养育之恩的体验,也总是首先体现在故乡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然后进一步上升为祖国养育之恩。从普遍意义上来看,一定的文化条件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先天土壤,因此展示文化现象的文学作品,必须在作家具备一定的情感、理想、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学作品创作工具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文化是文学作品的助推器,文化的演变直接助推文学作品的演变与发展。 早期的蒙古族文学的代表作有策・乌力扎巴图的《祖国――金色的摇篮》、《新时代的妇女儿童》,额・刊载的《我们的太阳》,玛・陶浩图和的《我们的北京》等诗歌,以赞美共产党、,歌颂祖国、家乡、社会主义社会和揭露、抨击黑暗社会为主旋律,这些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满足了他们渴望知识的需求,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斗志昂扬,勉励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以饱满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建设祖国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尼・索苏尔先后发表了《好马・好汉・哥哥》、《蒙古人及其酒和歌》、《有一种声音总使我疼痛》等散文,主要是对故乡之爱。作者在“游走”家乡的“文化群落”、在9000多字的散文里,以动态的笔触――似乎带着读者一起骑着马,漫游在作者怀念故乡的思绪中,明写对过世哥哥的追忆、对兄弟深厚感情的回忆,暗写作者在都市生活中难以排解的个体孤独、人性思索;明写哥哥对牧马的热爱、对草原的热爱、对游牧生活的热爱,暗写作者内心深处埋藏着的对给予生命和爱的亲人及家乡的愧疚,对浸润在血液里的游牧文化的难舍难弃;明写哥哥作为一个优秀牧民对牧马的依恋和赞美,暗写作者对都市纷繁、浮躁的厌倦和对自由快乐的精神解脱的向往;明写作者寻找家中丢失的马,暗写作者捡拾心中失落的情。 另一位作家特・那木吉拉写有《春的思索实话实说》、《牧民话》、《希望・花・坟墓》、《留恋戈壁的诗》等长短诗200余首。他的诗歌在蒙古族读者中颇有影响。诗作大多是描写戈壁小村的风土人情,显示作者对家乡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以及对家乡的热爱。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简练、表现手法和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作者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突然有一天,有人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他诚惶诚恐地抬头,才发现世间还有这样的去处,于是他紧随而行,并且矢志不渝,恰巧的相遇,成了维系一生的信仰,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党,而那个家就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感谢这样的一个归属,一片赤子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但是,仅有故乡之爱,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如果把自己的思想仅仅局限在“故乡之爱”,而不爱祖国,就是狭隘的。要把“故乡之爱”上升为爱国主义,就必须把对故乡的热爱扩大到对整个的祖国之爱。 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尽管尚处于一种“弱势者”的文化状态,面对外来的“文化霸权”的强势渗透,有时会表现出无所适从或盲目跟风,面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并没有进入“主旋律”。因此,在采摘能够引以自豪的所谓“文化资本”,比如有关狩猎、语言、建筑、音乐、沙漠、戈壁的知识,有关屯垦戍边、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精神,这些初步构成了新疆人共同的生态观念、行为模式和道德范式,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各民族文化都要勇敢面对世界“大文化”的挑战,敢于面对冲突,积极反思,弘扬优秀传统,增加文化的新鲜血液。 综观新疆蒙古族文学,无论是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还是一个作家的各类作品,大多都包含有英雄题材,他们歌颂英雄、怀念英雄、崇尚英雄,这种英雄情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集体的地域观念,特别重视乡音、重视故土、重视历史遗留物,沉浸在“英雄”过去的恢弘时代。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的迅猛冲击,受到了文化量变和历史量变的冲击。如果说“文化”是一种习惯,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发展出来,是以社会记忆的形式积累下来的集体知识,那么,面对开放性强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积极行动起来,挖掘和传承优秀文化精神,使“英雄”永远光照世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编校:董方晓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要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 近日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在少数民族作家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喜人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为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特殊魅力,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作家们表示,要倍加珍惜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加强学习,潜心创作,以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贡献,开创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新局面。 “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认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纳入繁荣发展中华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战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回顾过去,少数民族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正是新中国的产儿,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正是长期受到和中国作协的关心支持才走到了今天。他说:“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具有创作实力和创作潜质的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形成规模。这些,正是我们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指引的结果。”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土家族作家彭学明说,近年来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和翻译工作得到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不断加强,许多母语创作作品及时得到了翻译介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坚持“三贴近”,积极投身时代洪流,努力在创作中体现更加浓郁的时代气息,有力地唱响了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的中华民族大文化建设,对于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方面,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是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言人,都是民族文化链条中重要的一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是指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继承了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作家本身,他们也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启后就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不断发展、弘扬和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相信少数民族作家们可以创作出更多表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见证本民族时展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为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本身,也应该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努力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坚持在继承中创新,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创作风格、艺术手法,表现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当然,前提是要艺术地体现,要合乎文学规律地体现。” 作敢于担当的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 “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少数民族作家要不断见证、记录和表现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进行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伟大创举。我们要加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生活背景的民族之间的深层次交流和文化上的包容沟通,从而促进民族团结、增加民族和谐,营造一个安定团结、和谐发展的文化环境。”吉狄马加说。“贯彻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少数民族作家都要认真地学习科学发展观,把它作为行动的指针、创作的感情来源,用它去观察生活、深入生活、分析生活、感悟生活、提升生活。但愿我们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能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成为优秀的作家。”玛拉沁夫说。 彭学明说,我们要做向世界推介中国优秀文学成果的使者。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电子化的背景下,文化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间的文化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和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学的“走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各民族作家要更多地开掘积极的、美好的民族情感,展示伟大的民族精神。要让广大外国读者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认识和感受到一个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充满活力、和谐进步的国家形象。 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做好事实事 近年来,中国作协努力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造条件,营造良好氛围。除了与国家民委合作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共同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外,还举办了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讨班和“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大团结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大繁荣。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的学员们表示,能够来这里学习提高,深深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的光荣。大家表示,一定认真学习,潜心创作,拿出真正的好作品,唱响“祖国颂”,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 《民族文学》主编、土家族作家叶梅说,和中国作协领导对《民族文学》一直十分关心,《民族文学》近期已经获得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刊号,近期将出版蒙古文、维吾尔文和藏文版,把多民族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以上三种文字,促进我们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交流和繁荣。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说,在今年的中国作协新会员名单中,又增加了塔塔尔等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从而实现了55个少数民族都有中国作协会员的目标。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着祖国文学。作协要广泛团结各民族作家、翻译家,将我国各民族母语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更多地介绍给全国读者,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翻译事业。 据悉,在今年国庆节前夕,中国作协还将推出20卷本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其中将收录55个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这是少数民族文学60年发展历程的巨大收获。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生逢其时,将迎来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一定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及其学科建设研讨会在穗召开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发展格局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其语言文学)也面临着现代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冲击,有的被更加边缘化而处于濒危状态,有的与汉化及其他文化相互吸收、融合而共同发展,有的被融入主流文化之中,有的经主流语言而得以广泛地传播。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态势,搞好相关学科建设,2009年4月10日来自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共50余人,在暨南大学举行了“中国社会转型与多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关系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面临的濒危、传承、发展、教学、现代化、族群冲突与认同危机以及学科建设和学术空间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有论者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已得到普遍认可,这一概念的确立为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和谐统一关照及全面平等对话的学术可能,但其文化多元融合的历史是有层次的,仍需做细致深入的研究。我国历史上有过3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学史料和文本,还有丰富的口头叙事作品有待整理,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对其进行现代学术阐释。以呈现各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并使其纳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整体格局中。有论者提出,由于民族文学研究分布于现当代文学、民俗学、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需要利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叙事学等资源,置于古今中外的跨学科视野来审视。才会有益于文艺理论的建设;与此相应,应在汉语言文学系也开设少数民族文学正式课程,才便于有效推广。有论者注意到,中国少数民族诗学也形成了多元发展格局,包括口头诗学、经籍诗学、同韵诗学、劝喻诗学、《涛镜》诗学、回回诗学、南夷诗学、八旗诗学、新变诗学、史诗诗学、族类诗学和文化诗学等。还有论者指出,濒危语言研究有多种目的,含维持语言活力、延长语言寿命、维护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保存语言文化遗产和为语言学及相关学科服务等;其语言学价值包括语言类型转换研究、语言接触与混合问题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等价值;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的软实力,要确立本民族信心,实行标准化、文字规范化,开发工具书,通过媒介实现资源共享。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中国作协大力扶持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 提起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民族文学》主编叶梅首先对记者谈起一些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她说,这些诗读了一次就让人忘不了,少数民族作家有着本民族非常独特的表述方式,这是其他民族的作家代替不了的。对于近10年来涌现出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叶梅和很多作家都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文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和创作水准的提升。 叶梅表示,少数民族作者队伍在近10年来得到了很大发展: “过去很多族别出现一个作者就非常不容易,现在很多偏远地区都产生了大量的青年作者。少数民族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创作不断繁荣发展的态势让人欣慰。” 记者从中国作协相关部门了解到,截止到2007年,中国作协会员8129人,少数民族会员885人,青年作家(40岁以下)61人。在本年度发展的新会员中,民族分布广泛,新会员中包含了蒙古、回、藏、维吾尔、彝、布依、朝鲜、满、土家、哈萨克、达斡尔、羌等16个少数民族作者。目前55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都有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家。叶梅表示,正是因为有了数量上的基础,优秀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也越来越多。比如在今年审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卷的入选作品中,10位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中,就有4位是少数民族作者,如壮族作者李约热、纳西族作者和晓梅、仡佬族作者王华等。 “像女作家和晓梅,年纪不大,但作品带着浸入血液的纳西族文化符号,引起了很多评论家的关注。这一是说明少数民族作家里还有非常多的新星等待我们去挖掘,二是说明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水准已经非常高了。”叶梅表示,少数民族青年作者数量的增多和作品质量的提高,除了时代大背景的因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近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和保护措施,比如举办研修班、讲座、采风等等。 实际上,作为各民族作家之家,中国作协始终坚持为全国各民族作家提供良好的服务,努力扶持新人队伍,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良好的环境。近年来,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合作先后召开了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举办了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24个少数民族的50余位作家参加了学习,并且在每期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举办了“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来自普米族、裕固族、毛南族、阿昌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42位作家参加了学习研讨。组织了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颁奖活动,举办了“繁荣西部少数民族文学论坛”,积极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同时还选派少数民族作家出国访问。 中国作协还分期分批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到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深入生活。去年组织了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东部行采风活动,今年组织了我国22个人口较少少数民族作家采风团赴东部采风。此外,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出版、评论以及研究和教学,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有序的规模和体系。已有30多个民族出版了本民族的文学史。 创作园地方面,专门开设了《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和中国作家网少数民族文学专栏。《民族文学》仅去年来就邀请了近200人(次)的民族作家进行交流。为了打破本民族评论家评本民族作品的局限,杂志社在活动中还专门请来很多汉族的著名评论家和学者、出版家。同时邀请《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参加各项交流活动,吸引他们对少数民族作者的关注。 “各项活动对扶植少数民族新人的效果都非常显著。比如说鲁院的高级研修班,很多作家从这里一步步走向成熟。今年举办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上,赫哲族作者参会,被当地政府和群众认为是极大的荣誉。这个作者回家后写了非常多作品,还写了一封很长的非常感人的信,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恩。系列采风活动和交流活动,更是扩大了西部作者的眼界,提升了文学修养。”叶梅说,从去年第7期开始,《民族文学》开设了青年佳作专栏,专门针对35岁以下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青年作者、较少少数民族作者和母语创作作者,将始终是刊物关注的三大主线。 据了解,在继续开展好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中国作协还将注重扶持各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加强与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省区市作协的合作,实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每年翻译出版一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明年将编辑出版一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把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列入当代中国百部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等,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我国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如何改革创新教学模式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在新的时期下,我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应当如何改革创新,转变思维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从而培养出更多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汉语言文学人才。文章首先分析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弊端与缺陷,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改进和转变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交流。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问题;转变 汉语言文学是传承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门重要专业学科,其主要是为了研究我国传统的古代诗词、文学作品、成语、典故等一些具有我国古代文化特色的语言常识,这对于我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是起到很重要的奠定基础作用的。目前我国的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发现教学效果并不能达到满足的效果,尤其是近年来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对人才的需求,这时加快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的转变就显得极为重要。以下本文笔者就在结合自身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分析新时期新形式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探讨如何转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1、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学科种类划分上来讲,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属于一门人文学科而非自然学科,其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强大的,这是我国古代文化流传下去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从目前我国的大多数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还是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与不足的,教学思维较为固定和守旧,并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教学需求。其主要存在的问题大概表现在以下几点: 1.1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约束,在现阶段不少高校教学中都是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思想和积极性。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在三尺讲台上,口若悬河地滔滔不绝,将各种知识点分解为条条框框逐一的列举在黑板上,下面学生通过对黑板上知识进行记录的方式来对各知识点进行理解,这就造成了学习的被动性和学生听课的不主动。学生在听课的时候一般都是昏昏欲睡和埋头抄写笔记,等下课的时候一哄而散,很少去对知识点进行交流和探讨。一个学期下来,师生的彼此认识和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由此可见,这种教学模式明显地存在极大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上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教师永远是高高在上。缺乏应有的互动,有趣的人文课程变得刻板地抄录笔记,无法激发起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热情,学习效率自然低下。 1.2教师忽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将来的社会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信息时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到对各种专业知识点的教学,同时还要教学生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更好的掌握知识,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具体来说就是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上。可是我们不难发现,如今不少中文系教师往往只重视教材上的知识传授,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课,完全缺少对问题的思考,没有小组讨论和交流的训练,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到了实习的时候,方知道在讲台上非常害羞,说不出半句话来。至于书面的创作,更是少,连实习学校的教案都不会写,更不用说学术论文的发表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教师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完全忽视学生的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 1.3教师不重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训练 理论知识是客观实践的高度总结,对实际运用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但是如今不少汉语言文学的教师往往只重视理论知识的教导,譬如。学生还没认真把文学作品原著浏览一遍,教师马上向学生总结出该作家以及相关流派的特点、思想意义和历史地位,到考试前,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一下课堂笔记。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的查资料、筛选资料、归纳总结等基本动手能力根本没有调动起来。至于调查报告、撰写公文、新闻稿等贴近实际需要的应用写作,还是比较缺乏应有的指导和训练。 2、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面对当前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若还是一味沿袭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显然是不可行的,必须要在当前的教学方式基础上着手改进与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以此来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到传统文化的精髓要点,能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充分发挥其所学到的知识内容。在此笔者提出了一些改革和转变当前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具体如下所示: 2.1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主体 思想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想要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首先要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首先,在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将教材看成确定、客观的认知对象,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概括、抽象、推理来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识,从而使教材知识的获取超越了知识技能的范畴,并将其融入到生活领域中去;其次,汉语言教学应具有开放性,不能将教材单纯地看做真理和知识载体,学生只能认知和掌握,却不能重新构建。开放性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见解,不应把教师的定性理解强加于学生。教师采取“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教师与学生的联系就是传授知识,教师和学生是上级与下级的不平等关系,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以教师、知识为主体的陈旧教学观念,直接导致课堂的教学活动只存在着教师的单向传授知识,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讨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自然较低,对知识的理解只是处于表面的识记层面,缺少应有的深入反思。 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2.2转变落后的教学法,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 至于在教学法上,我们必须转变落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探究型教学就是指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性的引导下,主动地参加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并且最终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与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相比,探究型教学的最大的根本区别是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自主地探究问题的存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在此过程培养起学生对问题的解决能力。因此,探究型教学的步骤口以分为:选择课题(发现问题)――收集、分析资料(分析问题)――总结归纳结论(解决问题)。 2.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作为理论性较强的一门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若一味的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则违背了我国“应用型人才教育”的倡导。由此就需要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既要力争“实践、创新、应用”还要遵从我国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将汉语言文学推向更广的社会层面,尤其是发挥“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例如:2011年4月1日,上海浦东机场一名留学生因学费问题与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就拿出行李中水果刀刺伤母亲。这虽是个案,但也要引起重视。教师教授先秦诸子散文孔子的《大学》:“为人子,止于孝”时可将“孝”作为一个专题。让学生认识到符合孝道,是为人子女的最基本的要求。不爱父母焉能爱他人?不爱家庭焉能爱祖国?以此类推,将“爱国”、“礼仪”等美德也作为专题,既学前人文才,又品思想,使学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道德教育。为此,在转变教学模式时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实践教学,将社会中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需求转化成实践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辅助教学来使学生更加全面与客观的了解到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性与实用性,这样才符合新时期社会对人才能力的需求。 3、结语 总之,汉语言文学对于我国的文化传承来讲是非常重要且关键的一门学科,为了在保持我国文化的传统与特色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化发扬光大,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发展,改革转变落后的教学模式,积极利用新的教学工具与教学理念,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 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言的教学,其中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想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要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物、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得过多、过繁,讲得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得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的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可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要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地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地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的内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辨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要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简论 摘要:本文分析了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的起因、发展和未采的发展趋势,并说明了借助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天然优势,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具有前沿性价值,对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 一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外部世界关系的科学”。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为生态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搭起了一座桥梁,标志着生态文学的正式诞生。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概念。并以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生态哲学思想催生了作家的生态意识,一批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诞生。美国亨利・大卫・索罗的《瓦尔登湖》、前苏联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中国作家的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贾平凹《怀念狼》、张炜《九月的寓言》等,这些作品虽然基调不一,感情各异,但关注的都是生态问题。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兴盛,内蒙古生态小说创作开始崛起。 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与国内生态文学的创作同步,甚至早于全国。乌热尔图、郭雪波、满都麦、阿云嘎等作家以小说、散文、随笔的形式展示民族风情,关注草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品中表现出的种种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生态文学作品的产生并非偶然。首先,民族宗教文化的濡染造就了作家的创作灵性。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接触较多的是萨满教和喇嘛教,萨满教崇尚万物有灵,平等相待;喇嘛教提倡众生平等,宣扬普度众生。这些宗教教义与生态文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相一致。其次,自然的珍贵启示滋养了作家的心灵。与工业发达的中东部相比,地处边疆的内蒙古更好地保存着原生态的大自然。一大批作家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在灵魂深处仍保有一份与自然水乳交融的亲密。少数民族作家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对于生态意识的追求以及对草原上的生灵的理解和亲和,笔下万物皆有灵,草木皆有情。再次,现实的冲击更多的触动了作家敏锐的思维。近几百年来,人类违背草原生态规律大肆垦殖,导致草原的沙化。50年代的,向草原、沙漠要粮,导致生态危机加剧;“”时期,知青以改天换地的斗志,以“人定胜天”的呓语,制造了更多的荒漠;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为了发家致富,草场、牲畜包产到户,一望无际的草原被分割成一个个网状的格子,每个单元格承载了载畜过量的牲畜。草原沙化,草原生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以上三个原因,更为直接地催动了内蒙古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当然,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当代生态文学思潮以及国内外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兴起,也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 二 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是内蒙古乃至全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先锋,其作品《琥珀色的篝火》、《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乌热尔图以森林为背景,描写了鄂温克人狩猎和驯鹿生活。他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出发,展示了鄂温克人与森林互养互惠的生态整体观,森林养育了鄂温克人,而鄂温克人也与自然呼吸、共命运。这是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长期的生活积淀铸就的生态文学作品。乌热尔图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作品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对话中诠释人与生态的关系。《七岔犄角的公鹿》里,“我”放走了美丽、骄傲、强壮的七岔犄角公鹿,而换回了继父特吉扭曲人性的舒展。在征服与被征服之间,人与自然生灵和解了,人与人和解了,人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人类自身的和谐。《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芭莎老奶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奔向虚幻的驯鹿奔跑的世界,在灰暗的丛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将最后的温暖留在了那里。她死后被放在“给徒具四壁的木房添了几分暖意”的驯鹿皮上,人与驯鹿真正地融为一体,肉体与周围环境完美地融合而实现灵魂的再生。老奶奶的死隐喻个体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宗教精神的感召下,真正的鄂温克人告别世界的同时亦融入大自然,他们并没有与自然真正分离。 80年代兴起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揭露批判人对于自然地破坏的生态文学,而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更多的是描绘曾经存在的美丽和温馨,在回忆中唤醒迷失的精神价值,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表现族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性之美。乌热尔图后期的作品则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用震撼心灵的场面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化其美学意义。《胎》里猎人舒日克捕获一只怀孕的母鹿,他想到了自己正怀孕的妻子。他一直在跟这只母鹿喃喃而语,好像自己也变成了它,体会着它的烦恼和恐惧。舒日克最后射死了母鹿,但他的眼睛里却是妻子的幻影,他觉得杀的是自己的妻子,心灵不断颤抖。疑虑、麻木、懊悔、悲哀诸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冥冥中害怕自然报复的恐惧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乌热尔图以人的情感去体味动物,亦以动物反观人性,人不能善待自然生灵,亦不能安抚自己的灵魂,揭示了生态危机导致了精神危机,预示着人类内在生命系统的崩溃。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以《大漠狼孩》、《大漠魂》、《沙狐》、《银狐》等生态小说而声名远播。他的小说围绕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对日益荒漠化的故乡土地的哀叹,对现代人性的反思,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反映了作者对生态危机的深层关注。郭雪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被流沙掩盖的古城遗址,像一首首哀婉的歌,重复着沙漠吞噬草原的悲剧:沙漠步步紧逼,人类步步后退。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揭露了违背生态规律给人类带来的恶果。《沙狐》中那只具有灵性的老沙狐,《大漠狼孩》中的那只蔑视人类的公狼,《苍鹰》中的母鹰,它们与人一样,体验着自然大化赋予它们的盎然生机;同时,也显现着它们自然自在,天真无邪的野性。以动物未泯的真纯反观人性的卑微,呼唤具有真正生态人格的人。“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具有生态人格的人都是自然和大地的看护者。《沙葬》中的云灯喇嘛,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众生一体的生态境界看护着自然生命,这是郭雪波生态理想的实践者。 面对生态危机的直接后果――沙地,面对精神危机的直接后果――道德沦丧,作者呼唤的是对自然地敬畏与感恩之心,呼唤回归传统的宗教文化,追随萨满教的教义――信奉长生天为父,信奉长生地为母,信奉闪电雷火,信奉山川森林土地,信奉万物有灵。只有信奉这些,尊崇这些,人类才能控制自身的欲望,以感恩和敬畏之心,与自然达成和谐,从而追求更高层级的精神生活,回到人的终极生命的意义上来,这是郭雪波生态小说的起点和终点。 蒙古族作家满都麦、阿云嘎是用母语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家。语言的隔阂,使得他们在中国生态作家的名单里缺失,但并不影响作家以更传统、更诗意的笔触关注草原生态、地球环境以及现代人类生态文化。 满都麦以神话世界的古朴和苍凉叙写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失落、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人性的沉沦,透视着沉郁的救赎意识。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揭示诗意的破碎,在破碎中以悲剧的审美,探寻生态危机的内涵,寻找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意和神性的和谐之路。满都麦的小说多以“仁爱”为主题,《瑞兆之源》写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善,《马嘶・狗吠・人泣》描写了人对自然之爱,《四耳狼与猎人》中的“狼”在嗅出了“恩人”的味道后知恩图报,揭示了“狼性”之善。《人与狼》中,他揭示了“人类那种极端自私、无比贪婪、肆无忌惮、绝无仅有的卑鄙秉性”,充满母爱的年轻的灰色母狼惨死,年幼的两只小狼崽只为了人要做皮帽子、大衣领子就被活活剥皮。“朝克始终替两只小狼在难过,感到非常愧疚”,而慈悲为怀、悲天悯人的东日布老汉最后因无法承受活剥狼皮的罪恶自杀身亡。人类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就轻易地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准则,造成人的主体结构的内在性缺失,精神危机随之产生。满都麦小说在描写人性之善恶和“狼性”之善恶中,是对诗意的过去的追念和当前人类走出文明困境的反思。爱的撒播与人性向善的回归是人类救赎的唯一出路。善是“一种神性领悟,一种诗意情怀,一种人性的博大和完美”。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表现诗意的破碎,更是在追求更高意义上的诗意重建。即在尊重自然生态的同时,建构生态自我,从而达到生态境界。所谓“生态境界”即指“人体验到与自然万物的大生命融为一体、主客不分、大化流行、生机盎然的境界,这是生命意义的最终圆满的境界”。其小说所思考的不再是民族生存的现实问题,而是人类普遍意义的终极关怀。 阿云嘎的生态小说《燃烧的水》、《有声的戈壁》以戈壁为背景,围绕生态与权力、生态与伦理,在平实生动的描绘中表现深刻的人文内涵。“浓烟和烈焰像数不清的巨大怪物,不断地变换着形状在那里相互缠绕着,扭动着,膨胀着,疯狂着,整个大院变成了魔鬼的舞场”。这是对油田大火的描写,更是象征、隐喻人与自然、人与人裂变之后的恶果。作者在对恶的揭示中重新思索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的辩证关系。人类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能不能在更高意义上回归生态文明?作品在质疑中探寻人类的救赎之路。 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根植于民族长久的信仰和大自然的质朴,这一天然优势使得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即开始了生态文学创作,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少数民族“特有的人与世界、人与万物之间的同一性、亲缘性的情感关系”。以诗意的笔触描写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人与自然共兴共衰,体现了生命整体意识。这有别于80年代以揭露批判为主的主旋律生态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即“生态中心主义”。作品中对人与自然朴质、真纯,充满诗意的描写,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性,从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革命,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内蒙古独特的地域性和独特的文化气质给作家带来的优势,历史和传统因素提供的丰富素材,民间文化的独特视角,更接近于原生态的叙述,使边缘的内蒙古文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前沿性价值。内蒙古作家应从更高意义上重塑自我,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的意识,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看待现实问题,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和生态人文观。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任务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语言的教学,其中汉语教学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谨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头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过多,过繁,讲的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的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再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的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的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以下几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地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 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辩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学习语言最基础的是学习文化背景,尤其是汉语这样一门历史悠久的文化,其底韵内涵之深,其概括力,语言弹性,包容性之大更增加了其学习上的难度,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起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摘要】凉山少数民族初中生大多来自农村,受到了地域和环境的影响,同时因为他们自己民族的母语的影响,学习语文普遍感到吃力,提不起兴趣。因此,我们应加强他们对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培养 著名教育学家叶圣陶老先生曾说过:“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而教师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自己就得继续不断养成这些良好习惯。”目前在少数民族班教学的我深感语文教学的难度。少数民族学生基础差,又受自己民族母语的影响,大多学生连基本的汉话也不会讲,书写中错别字较多,字音不准确,每周作文句子完全不通顺……面对这种情况,就更加需要培养他们的良好学习习惯,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一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文完全是听之忘之,读文章时不懂的字词不去查工具书,只读不思,读完后不知所以然;写字马马虎虎,极不认真,作文应付了事甚至学校的正式考试中也有学生在作文一题完全空白!这样的学习态度,怎能学习好语文?对刚跨进中学大门的少数民族学生,我在激发他们学习兴趣的同时,首先抓他们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比如:指导他们预习课文时,会使用工具书排除阅读上的障碍,每周阅读课学生都须带上摘抄本摘抄好的文段;对部分书写不认真的同学,每天要求练一篇小字。语文学习中的每―个环节,都要求学生独立认真去完成。整个过程老师都只作为一个引导者。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口语交际习惯 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每个单元完都有口语交际训练,《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口语交际的总目标,其中,对初中生的要求是:“能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会文明得体地进行交流,耐心专注地倾听,能根据对方的话语、表情、手势等,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意图;自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清楚、连续,不偏离话题;注意表情和语气,说话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交流过程中,注意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表达内容和方式,不断提高对话的能力,能说适当的话题,作即席讲话和有准备的主题演讲,有自己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课堂内外讨论问题,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有中心、有条理、有根据的表述,能听出讨论的焦点,并有针对性的发表意见。”由此看来,必须要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要阵地,用好教材中的“口语交际”内容,让学生能够通过各种典型话题的实践,积累丰富的口语交流经验。同时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交际活动,我们必须要引导他们利用这些活动来开展学习和锻炼。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交谈中都是使用的本民族语言,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在一些公共场合也不敢使用汉语进行交谈。这样,教师就应该利用学校中的有限时间,多深入到学生中去主动的和他们谈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并鼓励他们使用汉语进行交谈,并及时纠正他们因母语而导致的―些语法错误。口语训练中我还采取了多种训练方式,来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我利用自习时间,放一些范读材料给他们听,让他们复述所听内容,进行3分钟课前演讲等活动,让每一个同学都得到充分的锻炼。 三培养学生“写”的习惯 “写”,不仅仅是写作,还包括了“写字”。许多少数民族学生书写较差,为学生选定一本规范的临帖,每天指导学生练一篇小字。但很多同学自觉性太差,往往应付了事,因此,这个过程就必须要求教师亲自督促,只要你持之以恒地抓下去,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写作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之一,也是语文教学的难点所在。近些年来,作文教学似乎让老师们费尽心机,学生却越写越不知怎么写。我要求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必须坚持写周记,而且要写自己的真实感受,让他们有感而发。另外还要求每位同学准备一个摘抄本,每天坚持积累一些好词好句,每天下午饭后由值日生或课代表宣读优秀作文,并摘抄一篇自认为的佳作。这样一来,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写作素材,而且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可根据课内阅读的内容,选择一些贴近生活实际的例子进行课外练笔。例:读冰心《谈生命》时让学生写出对生命的理解;学《愚公移山》时让他们讨论愚公真的不愚吗,你怎么看?;讲到《夸父逐日》时让学生讨论夸父的行为是否值得我们借鉴……通过一系列的练笔,逐步提高了同学们的写作兴趣,使他们的语言及思维能力得到了发展。 四培养学生“读”的良好习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明多读书对学生的极大益处。对汉语都不能顺畅表达的少数民族学生,更应抓好阅读的培养。《课程标准》中特别强调加强朗读,老师应很好指导学生完成教科书的课内阅读,把读教材放在首位。要让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遇到不认识的生字、不理解的词语、不明白或含义深刻的句子就圈画下来,或在旁边做好批注,借助工具书,疏通生字词,了解文章基本含义。所以,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是时而书声朗朗,时而静而无声,时而讨论论激烈,而不是老师的独言堂。 鼓励学生去阅读课外书籍,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作为老师应经常向学生介绍中外名著,以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要求学生每个月看一本名著,并作读书笔记。通过课外知识的积累,将这些材料储存于大脑,成为学生终身学习的好素材,成为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旦被激活,极有利于学生接受和表达能力的提高。 五培养学生综合性学习习惯 新课程学习理念中,强调学生综合性的学习方式。在语文教学中,应鼓励学生质疑,不要迷信教材和老师,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问题”是培养学生进行研究的关键,有了怀疑的精神才能产生解决问题的欲望,也才能激发学生对问题思考。教师在教学中应同学生一起探究,为此,老师要在行动中放手,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好奇心。比如:我给学生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有许多同学就认为里面的私塾教育太过死板,让学生失去了自由以及童年的乐趣。我抓住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让学生展开辩论,真正达到综合性学习的要求。在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过程中,老师一定要多鼓励学生,利用好的评价来激发学生。可为每―位学生建立一个成长记录袋,把他们每一次成功的作品、每一次讨论的素材都装进去,让他们看到自己学习成长的足迹。 总之,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老师耐心的引导,需要学生循序渐进地转化。也希望我能在自己的教学中让少数民族学生真正体味到一些学习语文的乐趣,真正养成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小学美术有效教学策略篇1 美术教学可帮助学生提高美化生活方面的技能。美术源于生活,因此美术教学必须结合生活实际展开,在生活中进行,最终将所学运用到生活中。《美术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应将美术课程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知识技能帮助学生美化生活方面的作用,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领悟美术的独特价值。作为美术教师,应该充分把握学生的“喜新”心态,结合课程内容开展课内外教学活动,让学生对美术产生兴趣,培养学生的基本艺术修养,进而鼓励某些有兴趣的孩子继续在美术学习的道路上前行,将美术作为一种爱好。近年来,我们在美术教学生活化方面进行了探究,努力打造更加贴近学生生活的美术课堂,让美术变成学生热爱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开“源”建“库”,找寻生活之美 杜威先生和陶行知先生都说过:“生活即教育。”可见教育和生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美术教材上,生动精美的图片和充满童趣的“导言”随处可见,这些有趣的文字和精致的图例,对学生思路的开启、视野的扩展和创作欲望的唤醒有极大的帮助。同时,教材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了很多可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教师要把握机会,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教学课堂不能只局限于教室,教师应带领学生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走进大自然,融入到社会中,通过开“源”建“库”的方式,让学生切身感受生活的美丽,体验生活带来的快乐,并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对生活加以描述。比如,“四季•美术”是一个较为宽泛的主题,包含了自然和社会两种内容。就自然而言,大自然中的山川草木、花鸟鱼虫、河流瀑布随着季节的变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这一直是中外艺术家们的创作素材之一。就社会层面而言,人和自然之间是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两者互相影响,互相牵制。四季不仅贴近生活实际,而且对学生的影响较大,所以以此为主题进行美术教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春季“校园美景刻画”、夏季“陶艺、泥塑”、秋季“用落叶创作艺术”、冬季“雪地画”等形式丰富课堂内容。当春天到来时,可以进行《春天来了》的课程安排,在上课前,先让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观察春天大自然的变化,欣赏春季美景,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对自然的热爱。在课堂上,伴随着《春天在哪里》的音乐,教师可询问学生在何处找到了春天,当学生说完时,对学生的回答进行总结,并要求学生将自己的所见所感通过绘画的方式表达出来。 二、“活化”情境,体验快乐课堂 艺术创作源于真实又美好的生活。为了深化学生对生活的认知和感受,教师应把生动活泼的活动场景和生活内容,结合特定的情境,在课堂上展示出来,通过让学生参与到其中的方式让其切身感受到其中的乐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英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斯宾塞在《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知识》中指出:“每门学科必须以纯粹经验为之先导,等到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后,创造才能开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在了解学生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对不同学段的学生创建不同的生活化教学情境:第一学段的小学生刚进入小学,在喜好上偏向于植物动物、童话和寓言故事,所以主要以游戏活动来创设情境,促其学习;第二学段的学生对卡通人物和生活中的新奇事物充满好奇,可采用活动性和合作学习的方式;第三学年段的学生对社区和未知世界有一定的兴趣,所以以探究性活动为主。在创设情景时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生活情境要求在极大程度上贴近学生的年龄和认知;2.生活情境要与课程内容产生有机联系;3.生活情境题材要新颖,可吸引学生并提高学生的参与性;第四,生活情境的创设要从学生身边的事物入手。 三、心灵留言,创建人文课堂 教育改革的真正意义在于回归生活、回归人本。美术虽然是一种视觉艺术,但其表达的情感和含义跨越了很多其他层面。新课程强调回归学生生活,充分将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在课堂上做到以生为主,以师为辅。在美术课堂的每一个环节中都融入“人在世界中,人在他人中”的理念,帮助学生通过和他人的交流沟通,完善自我认知,构建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自我审美。然而在只有40分钟的教学课堂上,教师需要用15分钟左右的时间教授新的知识,如果将剩余的时间平均分给每个学生,显然是不足够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开设“心灵留言”的环节,让学生在自己的作品背面写下自己在创作时遇到的问题和感受,教师可在课后认真阅读,解答孩子们的疑惑,从而加深对学生的理解,促进了师生感情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教学过程中的人本建构。 四、跨界融合,品味美术独到之处 美术中有点线面、色彩、质感,音乐中有音符、音程、和弦等,这些概念都可相互借鉴。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特点,培养学生的同感能力。比如在《千变万化的线》的教学过程中,进行“听音画线”的游戏环节,分别播放《高山流水》、《月光》、《命运交响曲》这三种风格不同的乐曲,让学生在聆听过程中拿笔自由画线,再分析结果,谈论不同情感、节奏的音乐用什么线型表示。语文和美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融汇贯通的,对文字的描述可通过绘画的方式呈现,对美术作品可进行赏析,并用文字记录。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在其它学科的学习能力。 五、活动常新,在生活中创造美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教师可利用这一点,开展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在学习中玩耍,为学生创建一个能够暂时放下繁重的课业并完全放松的学习空间,从而加强学生对美术的热爱。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可收集优秀的学生作品,举办校园美术展览,同时可让学生报名参加,投稿自己喜欢的原创美术作品,让每一个孩子的作品都有登展的机会。还可鼓励学生创作美术日记,将发生的趣事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记录下来,从而提高学生的美育情操。综上所述,美术课堂的确需要贴近生活实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美术教师应努力将生活和美术合理结合,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美术教学水平,积极贯彻开“源”建“库”、“活化”情境、心灵留言、跨界融合、活动常新的教学策略,从而让学生领略艺术和生活的魅力,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让学生创造出更多优秀的美术作品,激发学生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刘根选 单位: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庙渠乡原头小学 小学美术有效教学策略篇2 审美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对周围事物的审美眼光和鉴赏能力。美术能丰富学生的心灵,激活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并升华其生活品质。美术就是与美相关的艺术,在生活中处处都有美术的影子。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要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美,并学会欣赏,还要多开展美术实践活动,调动学生自觉发现美好事物的好奇心,唤起美术意识,净化学生的心灵,使其积极地面对生活。 1生活化教学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重要性 随着核心素养教育越来越受人们重视,小学美术教师也在积极探索生活化教学方法。生活化教学就是设定情境,在具体实施中,以生活情境为主线,将生活化教学的作用发挥到最大,最终实现教学与生活相融合的教学目的。在小学美术教学中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素材,能够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多样,在人、事物、大自然的生活元素中,使学生建立更敏锐的观察视角。教学与生活相结合的思维模式,使美术教学更具有趣味性和逻辑性。富有灵活性和系统性。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掌握学习美术的方法和技巧,对学生具有很强的启示性。通过生活化情境的创设,学生很容易走进情境中,因为他们对熟悉的环境会产生安全感,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因此,生活化教学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特的观察能力和洞察力,使其在生活中提升审美和鉴赏的能力。有效改善学生对美术学习的印象,使学生从中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学会用乐观积极的态度享受生活和体会生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美术综合素养。 2小学美术在生活化视角下存在的问题 2.1美术课堂注重教材教学,忽视生活素材 当前,在许多小学美术课堂中,教师过于依赖教材内容,严格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授课,导致教学效果单调乏味,无法吸引学生目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急于完成教学任务,填鸭式的教学习惯逐渐让学生产生厌学和抵触心理。因此,美术课堂教学效率低下,学生的学习也缺乏热情,很难调动课堂气氛。对于小学生而言,潜在的美术意识尚未被挖掘,无法将已学的美术知识运用到生活中,而更多的是在课堂中进行模仿,思想是禁锢的。而小学美术一旦脱离了生活,就失去了教学的意义。 2.2美术课堂缺乏对学生的引导和思考 大多数教师在美术教学中强调的是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而忽视了对学生思想上的引导,未起到锻炼学生美术思维的作用。课堂内容就是剪纸和绘画,简单直接,没有过多介绍剪纸的文化背景,导致学习的思维受到限制。教师未将教材内容延伸到生活之中,没有将美术文化背景很好地融入教学当中,使得学生只是机械地完成课堂任务,没有投入情感,导致课堂学习成为无效学习,学生体会不到美术学习的乐趣。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阶段,但是小学生的创作思维受到美术课堂的限制,无法接触到丰富的自然生活资源,导致学生的创作意识未能得到激发。所做的美术手工,都缺乏创新性和情感思维。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是一种抑制,学生无法将美术知识内化。 2.3忽视美术教学的重要性 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很多学校忽视美术教学的意义,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理念,不重视学生素质水平的发展,只重视学生的成绩。新课改的推行,要求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因此,传统美术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阻碍了学生美术能力的发展,严重打击了学生学习的自信心,让学生在学习中无法寓教于乐,无法享受探究和创造的乐趣,很难提升学生的美术素质和审美能力。 3生活化视角下小学美术有效教学的策略 3.1丰富教学内容,紧贴生活元素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可以理解为每个人的审美眼光和表达方式都不相同。每个人都可以联想到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见解。因此,美术教学的意义就是要激发学生对美好事物的想象,使他们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由此,小学美术的授课成功与否,与教学内容息息相关,不能离开生活元素。生活场景是小学生非常熟悉的环境,教师利用好生活元素,可以很好地调动学生的潜在意识,让学生更容易展现其独特的个性,引领学生在美术学习中体会生活,感知生活,从而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其更有激情地融入美术学习当中。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打开学生探索美术世界的大门,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美术教学内容中想要表达的意义,增加自身的美术底蕴,提高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活跃教学氛围。例如,以学习色彩知识为例。在小学阶段的学生可以认识更多的颜色,但是对颜色具体的区分还是模棱两可。教师可以从认识三原色和三间色开始,引入生活中的元素,让学生大胆地运用喜爱的颜色,掌握颜色的原理和关系。教师可以在课前准备一个一次性的杯子和一些颜料,提问学生:“同学们,在雨过天晴后,你们在天空中看见过彩虹吗?”学生踊跃回答后,教师会引入彩虹形成的原因——“光学现象”,通过阳光对空气中的雨滴的折射形成不同的颜色。“这些颜色都是什么颜色呢,同学们回想一下。”学生纷纷说出不同的颜色。教师通过生活图片的展示,让学生学习和了解到色彩的知识,不仅有彩虹,还有美食、服装搭配、班级板报,等等。举例说出生活中哪些事物是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学生会联想到红苹果、香蕉、蓝莓等水果,又会联想到太阳、落日、蓝天等。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并给予学生开放的思考空间,让学生在美术氛围中感受颜色的内涵和变化。学生大胆地利用颜料的搭配,在一次性杯子中调出不同的颜色,逐渐得到所要的颜色。教师逐渐引入生活中的元素,然后利用颜色的搭配和排序,让学生感受到不同颜色组合给人的不同感受,强烈的颜色对比更会让人感到兴奋和愉悦,进而调动学生的情感思维,让学生领悟到颜色既可以代表一种表象,也可以代表一种情感的输出。从生活中的元素出发,丰富教学内容,使学生更快地理解美术知识的含义和特点,进而开启学生对美术知识的运用,在学习和欣赏中,有利于学生培养逻辑思维和想象力。 3.2美术实践活动注重生活化,引导学生无限想象 随着新课改和“双减”政策的落实,很多学校已经意识到美术教学的重要性。美术教师要深入分析和研究科学的教学思维,设计生活化的教学方式,正确引导学生融入美术课堂当中。改变传统的教学思维,使得教学内容多元化,更加贴近生活,以生活环境为拓展内容,促使课堂气氛活跃,使得教学内容对比更加强烈。通过创设生活情境,从根本上改进教学模式,对教学效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会使用美术知识观察社会事物,着重培养学生的生活实践能力。从锻炼动手能力开始,积极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自由和开放的空间进行创作。也使学生意识到生活中存在很多美术的身影,从而培养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和表达能力,建立自己独特的审美标准。例如,以环保为主题的班级板报制作为例,美术教师可以让学生在生活中通过观察找到合适的主题进行板报创作。板报可以分为艺术类、科技类、情感类等,题材要以生活为主题,为学生创造一个可以发挥自我美术水平的机会。在制作和设计板报的过程中,学生自由选择美术作品,可以是绘画也可以是手工作品。在课上教师可以进行指导和帮助,让学生理解教师想要通过板报表达的意思。学生通过观察生活中的场景,从中感悟生活中的情感和道理,通过艺术的形式记录下生活中美好的瞬间。例如,学生想要倡导低碳节能的思想,发现私家车大量排放出汽车尾气会污染大气。学生发挥想象力,在作品中加入汽车元素,用将排出的污染气体拟人化的方法,强行融入空气当中,把空气“哭泣”的样子描绘出来,利用鲜明的颜色对比出不同的情感特点,从而编织出又漂亮又体现低碳生活的设计图案。例如,不使用一次性筷子、塑料袋,及时拔掉不使用的电器插头等,都可以通过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学生在制作板报的过程中,一边创作一边体会到爱护环境、保护地球的重要意义。珍爱生活中的每寸土地,珍惜生态资源,让保护环境,低碳减排从生活的小事做起,从而让学生树立环保意识,用审美的眼光去提高生活质量,维护生活的美好。 3.3利用信息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现代教学也借助了信息技术的优势。利用新型教学手段,在小学美术教学领域中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喜爱。信息技术将生活化的元素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更加直观地刺激学生的感官,并且调动学生的情绪,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般地在美术课堂中感受艺术的氛围;利用可视化的功能,提升课堂学习内容的趣味性,以鲜明和强对比度的色彩呈现,让学生看到以真实的生活场景为依托的图片和视频;有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锻炼其专注力和思维能力,并且让学生意识到艺术源于生活,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有待学生去挖掘。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平台,加入丰富的网络资源,形象地展示给学生,让其观察和学习。适当扩展课外内容,并且集中或者吸收更多的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上传学生的绘画作品或者手工作品的图片,让全校师生在校园网中欣赏学生的作品,由此让学生建立美术学习的自信心,产生成就感。另外,教师还可以开通校内交流群,让学生在交流群中进行沟通和交流,相互分享美术创作心得,让学生在闲暇时间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地与教师进行沟通,共同探讨美术问题,继而为学生找到一个新的学习美术的渠道,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艺术造诣和美术绘画功底。例如,以设计生活标识为例,教师在互联网中搜集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生活标识,并且根据生活标识的造型特点和色彩,让学生分析其所代表的含义。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把标识放大,学生能更加清晰地看清标识的设计。例如,视频中展示的是在交通道路中,学生会看到单行线和禁止右转的交通标识牌,如果不仔细观察标识牌的区别,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动画中展示的是春天到了,学生结伴出游,发现河岸边立放着一块“此处水深”的生活标识牌。学生发现后会注意远离危险地带。生活中有很多施工路段等较为危险的地方,都需要生活标识提醒人们注意安全。并且让学生在欣赏不同类型生活标识的同时,理解它的设计理念和方法,以及生活标识在生活中起到的作用。通过多媒体生动、醒目地体现生活标识的特点,学生还会根据明确的寓意,试着设计生活标识,通过图形语言生动地提醒他人。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将生活标识更加直观地展现在学生眼前,让学生清楚地明白生活标识的含义,也激发了学生动手设计标识的欲望。学生在设计的过程中联想到在多媒体教具中观察到的标识,然后会在创作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想法。通过信息技术引导学生运用正确的美术知识思考和表达创意,在理解和学习美术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美术涵养,从而在生活中注意个人行为,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3.4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引导学生体验生活美 小学美术的教学效果离不开教师的能力,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同时也要保持热爱生活,接触生活的良好心态,以身作则地带动学生的发展,并且要求学生多观察和体验生活。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用教学的激情去感化学生。利用美术课堂,为学生设计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优化教学质量。鼓励学生自觉地绘画和创作,针对学生的不足,提供合理的建议,解决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美术问题,提高学生学习美术的效率。利用学校中的美术室和展览馆,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美术作品的机会,为学生开辟一个美术的舞台。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用发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通过美术学习,让学生与美术产生共鸣,感受美术中传达的情感,思考和感悟人的内心世界,从而开发智力,拓宽视野。小学美术教学要结合实际生活内容,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设计生活化的情境,让学生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发现美、感悟美。在学习美术知识的同时,打开视野,发展创造思维和想象思维。教师还应当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设计更多更新颖的教学方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加强学生的个人创造力,并在美术实践活动中锻炼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从而将学生自身的情感融入生活中,使其更加热爱生活,并与赖以生存的环境融洽相处。 作者:杨晓东 单位:临夏市逸夫第一小学 小学美术有效教学策略篇3 生活中随处可见美术的痕迹,与生活各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我们常说美术来源生活,又高于生活。在小学教学中,美术是与众不同的,美术教学更侧重于美的艺术,教学方式要多样化,更需注重将美术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在生活中领悟美术的独特魅力及价值。生活化视界下的美术教学是将多姿多彩的生活融入抽象的美术,从学生的生活出发开展教学,用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感知生活,提升美术素养,促进全面发展。 一、善于观察发现美 小学阶段的学生,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心,喜欢探索。为了满足小学生的这一需求,美术教材中大都引用了丰富多彩的图片和富有童趣的导语,打开了学生的视野,激发了学生探索的欲望。观察让学生的思维更加细腻,了解生活的细微之处,获取各类知识,从而认识世界。在美术教学中,同样离不开观察。传统教学模式下,大多采用“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的形式教学,不仅限制了学生发散思维,也让学生逐渐丧失学习美术的兴趣和积极性。教师可以以学生的好奇心为中心展开教学,引导学生观察生活,让学生发现生活的美丽,品味生活的快乐,并且将生活与美术紧紧关联在一起。例如《走进四季》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走进大自然,融入社会。四季的变化牵引着自然界花草树木的变化。春季,正是花草树木发芽的季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花卉等进行写生;夏季,泥土的芬芳让人流连忘返,教师可以组织学生“陶艺、泥塑”等活动;秋季,凋零的落叶是美丽的点缀,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落叶拼接”的活动;冬季,白雪皑皑为大地换上了新衣服,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画雪景、剪窗花等活动。贴近生活的美术课,能够让学生切身实际地感受到四季的变换,掌握观察能力,加深对色彩的感受。 二、创设生活化情境 美术创作离不开生活情境,更依托于生活情境。情境结合的教学模式被广泛应用在各个学科的教学,美术教学亦是如此。小学美术教师可以采用创设情境的教学方式,展现出生活的多姿多彩,引导学生发现生活的乐趣,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主观能动性,促进教学工作的开展。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应以学生的多元化发展为核心,并依据学生年龄、接受能力等创设符合学生年龄和认知的生活化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美术的独特魅力。创设的生活化情境应注意结合教材内容并符合教学目标。创设的生活化情境也应别具一格,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教师也可从熟悉的生活化情境入手,让学生能够更快地融入美术教学。例如在《设计生活标志》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使用多媒体设备向学生展示各类标识,教师并向学生提问“这些标识有什么作用?出现在哪些场合呢?”。这时课堂的氛围较为活跃,每位同学都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同学说在学校的楼道内见过“安全出口”的标识,有的同学说在上学的路上见过“禁止鸣喇叭”的标识,也有的学生说在家里的箱子上见过“易碎”的标识。教师也可让学生自由发言,与大家分享在何地见过的其他标识。创设教学情境能够让学生深切地感受到美术创作来源于生活,有效地促进生活化教学水平的提升。 三、注重感知能力的培养 小学阶段的学生,在理解能力、认知能力上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因此想要在小学美术教学采取生活化教学具有一定的机遇和挑战。小学美术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学生感知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留意生活中的每个瞬间,并习惯用画笔记录每一个细节。在传统的美术教学中,大多以学生模仿、临摹为主,教师将教学内容讲解完毕后,学生依据课本自行绘画,指定的绘画对象束缚了学生的想象力,限制发散思维。小学美术教学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学生的美感,也是对学生心灵的熏陶,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创新教学手段,避免学生的激情及兴趣被消磨殆尽。例如,在《古代传说中的艺术形象》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多媒体教师观看《哪吒闹海》《女娲》等影片,生动的动画能够让学生在观影过程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及魅力,通过观影也能够让学生对色彩、服饰等时尚元素有所了解,提升小学美术生活化教学。 四、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 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逐渐走进课堂,也可运用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是以合作学习小组为基本形式,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促进学生学习,以团体的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达成教学目标的教学活动。在课堂上教师以小组为重要的推动性,让小组成员相互协调、配合完成目标。这样的教学模式将传统的师生间的单向交流转变为教师与小组间的交流、团体与团体间的交流,组内的协作交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让学生能够积极融入班级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小学美术教学中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时,教师可以设定特定的主题,让学生在小组间进行讨论,积极发言,相互分享掌握美术知识的技巧,提升美术素养,以期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例如在《贴画》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为学生提出一个主题,让学生分成小组讨论,利用废弃的报纸、书籍等创作符合主题的作品,引导学生在小组中发散思维、想象与讨论,形成集体意识和团队协作意识,完成教学目标。 五、在生活中创造美 在小学美术教学中,教师应以学生的需求为核心创设出相应的生活化教学活动,为学生创设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情境,使学生能够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美术、感受美术。教师可以定期开展生活化的教学活动。例如可以每学年举办一次美术展览大会,设定主题让学生自由创作,作品不限于水彩画、书法、剪纸等,教师对每个作品进行点评并集中在校园内展览,学生能够借鉴别人的作品,提升自己的美术技能。画本是美术课的必备工具,教师可以展开封面设计的活动,让学生自由设计画本封面,以此激发学生创新能力、审美能力。小学生活有很多的美好回忆,教师也可让学生画“美术日记”,通过画笔记录一天中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培养学生认识世界的能力,用妙趣横生的美术日记丰富学生的情感,提升美术技能。在本次探讨中,我们以生活化视界下的小学美术教学为核心,探讨了展开小学美术教学的有效策略。教师应引导学生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创设符合学生实际的生活化情境,促进小学美术教学的有效开展。在教学过程中也应注意对学生感知能力的培养,运用小组合作学习法,效果也会事半功倍。积极地开展生活化活动,也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美术技能。小学美术教学与生活息息相关,有效结合有利于美术教学工作的开展。生活化的美术教学,引导学生热爱生活、感知生活、描绘生活,让学生将自己的体会及感受与美术融合起来,提高美术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蒋志春.生活化视界下的小学美术有效教学策略探究[J].课程教育研究,2018(30). [2]吴章新.生活化视界下的小学美术有效教学策略探微[J].教育实践与研究(A),2012(1):62-64. [3]罗维宁.生活化视界下的美术有效教学策略研究[J].成才之路,2015(25):86. 作者:陈秀环
高中学生正处在生理与心理定型的关键时期,学生需要不断学习知识并提升综合素质,为进入大学奠定基础,为成为新世纪的有用之才而努力。作为高中语文教师,如何在授业解惑的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已成为需要深入探究和实践的教学课题。基于此,本文以“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为题作如下几方面研究。 一、核心素养及审美教育解读 (一)核心素养 2014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首次提出“核心素养体系”这个概念。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自身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高中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的语言建构与应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审美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二)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是教师通过一定的教学形式培养学生认识美、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审美教育是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一环。高中语文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美学理论知识,按照《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要求,结合语文教学文本内容,以及学生的认知特点、审美情趣等,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实现求真、尚善、赏美的教育目标。 二、核心素养背景下加强高中语文教学审美教育的必要性 (一)审美教育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对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语文学科是具有丰富情感的课程,是集诗词歌赋、经典美文、历史典故、人文地理、自然科学等于一体的学科,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载体。因此,高中语文教学天然具备进行审美教育的优势。教师在教学中通过对学生审美情感的引导,能够使学生更加深刻地思考问题,不断丰富自己的情感,提升审美能力,从而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二)审美教育与语文教育相互促进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入的课文,蕴含着丰富的美育元素。比如,《沁园春·雪》表现了气势恢宏之美,《荷塘月色》表现了清幽之美。教师在审美教育中,要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去阅读、去体验、去欣赏,逐步培养学生的综合审美能力。 三、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学审美教育的有效策略 (一)改变传统教育观念,挖掘审美教育内容 高中语文教师要在教学中落实审美教育,首先要打破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认真学习新时期教育方针,将“立德树人”“生本教育”“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作为育人指南。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发现和挖掘文本中的审美元素,将文学佳作的艺术之美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审美教育,引导学生去感知、品赏语文之美,提升语文教学的有效性。通过对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其中的审美元素主要包括如下几类。1.言辞之美在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言辞之美是共性的存在,课文语言或抑扬顿挫,或淋漓尽致,或节奏铿锵……均给人以美的享受。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滕王阁序》,文辞雅致、修辞华丽、情韵丰厚,表现了作者绚烂至极的语言之美。2.壮阔之美壮阔之美是自然美的一种形态,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表现壮阔之美的课文有多篇。比如,《望海潮(东南形胜)》中的“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等。3.幽静之美幽静之美是一种幽雅、宁静之美。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具有幽静之美的代表性课文首推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该文字里行间都能让人感受到幽静之美的浸润。如“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给人一种孤独自由之美。再如,“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仿佛使人感受到荷塘的恬静、安谧、朦胧、柔和的美,读来令人陶醉。4.人格之美人格之美是永恒的存在,人格的主干是品德,人格美是社会美的一种形态,体现了先进的社会倾向。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那些闪耀着人格之美的人物可歌可泣。比如,《苏武传》通过记叙苏武的两次自刎、两次反劝降和北海牧羊的事迹,表现了苏武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节和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再如《记念刘和珍君》中,刘和珍作为真正的勇士,对国家和民族的惨淡命运感到哀痛,为了改变黑暗的现实,她敢于献身,代表了中国女性勇毅、坚韧的理想人格。5.行为之美行为美是受到人们肯定和赞美的行为。行为美要求既美且善,凡是有益于人民,有助于历史发展,充分体现社会进步倾向的行为,都可称之为行为美。行为美又分为崇高的行为美和平凡的行为美。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西抗强秦,为赵国的安全和尊严而努力的爱国行为及廉颇勇于认错、敢于担当的行为便属于崇高的行为美。《大堰河———我的保姆》中,大堰河对“我”关爱的则属于平凡的行为美。6.清雅之美清雅之美是指自然界的物态形象所显现出来的和谐、幽雅、清丽之美。比如,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故都的秋》所描写的“很高的碧绿的天色”,槐树叶底“漏下的日光”,“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等,便都具有清雅之美。7.奇险之美奇险之美多表现在描写自然景观的文章之中,让人读后叹为观止,连连称奇。比如,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诗人李白这样描写天姥山的高耸巍峨,直冲云霄之势:“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在《游褒禅山记》中,作者这样描写:“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这样的描写便尽显奇险之美。8.悲剧之美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的主角通常是人们理想、愿望的代表者,故事一般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以此来激起读者的悲愤、崇敬,达到提升思想情感的教育目标。比如《孔雀东南飞》讲述了善良勤劳、美丽忠贞、才艺出众的刘兰芝遭受婆婆的百般刁难,被迫与丈夫焦仲卿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由此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歌颂了焦刘夫妇坚贞不屈的爱情和反抗精神。9.喜剧之美喜剧是以夸张的手法、巧妙的结构、诙谐的台词引起人们对丑恶行为的嘲笑,并对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予以肯定。比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怪人别里科夫,他在晴天也要穿着套鞋、打着雨伞、戴着眼镜和帽子。他的一生是可悲的,他的典型意义在于让人们在笑声中深刻感悟到沙皇专制制度的惨无人道。10.浪漫之美浪漫之美是指在文学作品中展开想象的翅膀,用豪放的语言大胆描写,淋漓尽致地表达作者的心声、理想等。比如,庄子的《逍遥游》以丰富的想象描写大鹏展翅九万里的雄姿,构思新颖,恣肆,字里行间洋溢着浪漫之美。 (二)扎根语文课堂教学,提升审美教育实效 前面我们对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所蕴含的主要审美元素作了分析,这些审美元素是开展审美教育的承载。我们要在对其进行正确分析的前提下,扎根语文课堂,运用有效的教学手段,开展好审美教育。1.注入情感曾有人十分形象地说过,感情是文学作品的呼吸,如果没有呼吸,文学作品就成了“化石”。因此,教师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开展审美教育要关注情感,要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审美情感。比如在教学舒婷的《致橡树》时,笔者首先给学生们播放了乐曲《梁祝》,创设情境,在音乐声中提出了爱情这个话题:“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传说被全世界的人们争相传颂,那么什么是爱情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倾听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发出的爱情宣言……”这样的导入蕴含着情感的力量,吸引学生迫不急待地开始学习,一场爱情之美的盛宴亦在等待着他们。他们会通过对这首诗的学习,明白什么是正确的爱情观,从而欣赏比肩而立、深情相对的爱情。2.感受意境让学生感受文学作品的意境之美是审美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用图画、音乐、影视作品及身体语言引领学生去感受作品的意境之美,提升审美情趣。比如,在《沁园春·长沙》的教学中,笔者首先播放配乐朗诵,然后进行声情并茂的讲解,再让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去感受诗词的壮美,从而领略伟人的气质与风范。3.应用多媒体手段目前,多媒体作为一种教学辅助手段已被广泛地应用于高中语文教学,并为审美教育创造了直观形象的便利条件。我们在教学中应该充分发挥多媒体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的优势,服务于审美教育。比如在执教《林黛玉进贾府》时,为了促进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教师可以用多媒体给学生播放电视剧“林黛玉进贾府”片段,使学生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感受林黛玉初入贾府时的音容笑貌、神态风度,从而更好地鉴赏林黛玉这一人物的形象美。4.以写促教学生写作文是一个完整的审美活动过程,没有审美性的观察、理解、想象、情感,就不会有好的作文。学生写作是练习技能的过程,也是发现美、感受美、想象美、创造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产生审美的愉悦感。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应当指导学生去发现一切自然的和人类智慧创造的美,从而使这种美成为道德纯洁、精神丰富和体魄健全的强大源泉。”语文教师要重视以写促教,在学生写作的过程中渗透审美教育,让学生在真善美的教育和引导下进行写作。比如,在写作前,我们要引导学生去观察生活中的真善美,并用自己的文字把对真善美的感悟表达出来,从而让心灵受到美的陶冶。5.融入实践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审美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让学生学会创造美。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将审美教育融入到实践活动中,引领学生走出课堂,把课堂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创造美的能力。比如,开展作文竞赛、诗歌朗诵会、演讲比赛、手抄报比赛等活动,让学生们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展示美、创造美,开阔审美视野,提升审美品位,从而落实审美教育的实效。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是需要广大教师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要认清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和审美教育的密切关系,深入解读和挖掘教材中丰富的审美元素,以语文课堂教学为载体,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性地开展审美教育,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和审美综合能力,让学生能够在学习和生活中感知美、理解美、鉴赏美、创造美,为成长为21世纪的复合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徐鸿军 单位:重庆市潼南第一中学校
艺术与科学论文:艺术与科学融合 摘 要: 介绍工业设计的发展历史、设计与科学、设计与艺术的相互关系,论述艺术与科学融合给当代工业设计带来的影响,以及未来设计方向的拓展及现代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工业设计; 艺术; 科学 0 引言 作为物资生产第一步的设计,从古代的兵器、乐器、食具到现代的家具、电器、文具、火车、飞机、太空船等等,无不在满足实用功能设计的基础上追求其外形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从而形成了人类今天灿烂的物质文明。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识空间的扩大及审美领域的延伸,给传统的设计理念注入新的内涵。以现代大工业化为生产方式的“现代设计艺术”———工业设计,在艺术与技术的双重变奏和融合中,怎样体现自身的时代性质与特征,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将艺术于科学技术相结合作为现代设计的基石,对当今艺术设计定位及未来设计领域的拓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关于工业设计 1. 1 设计定义 工业设计( industrialdesign)是近百年来在国际上广泛兴起的一门学科,工业设计这一名词最早是由美国人提出的,不同的国家对此称呼不一,英国称之为设计(design) 。19 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成为现代设计诞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农业文明时期的设计是以手工业设计为主的个性化设计,称之为“手工艺”、“工艺美术”,设计、生产和消费往往是融为一体的。工业革命之后,设计不仅获得了技术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获得了适合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蒸汽机、火车等一系列工业机械化成果的引入,使社会由封闭的小生产方式走向社会化大生产,系列化、批量化、标准化、机械化的工业生产特征由此显现,设计与工业化生产紧密相联。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物品需求量的日益增大,促使工业设计迅速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到“包豪斯”时期,工业设计已发展成具有完整的科学体系、教育体系的学科,并明确地将艺术与技术相结合作为现代设计的发展方向[ 1 ] 。 围绕工业设计的概念及定义,国际上各专业机构和学者一直争论不休。1959 年6 月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国际性工业设计机构———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 icsid) 。1980年联合会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十一次联会,对工业设计概念作了修改,定义如下“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籍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形态、色彩、表面加指的是与人们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工业化产品设计,以及为这些产品而进行的辅助性设计———视觉传达广告、包装、装饰等设计。国际现代工业设计运动的短短的一百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设计的含义及范围也在不断的补充和延伸,事实证明工业设计已成为带动各国经济、文化发展、改善国民生活质量必不可少的内容,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1. 2 艺术与设计 人类最初的设计只是一种对物象的摆弄和布局,其目的是满足人们本能的心理和生理需要。随着社会文明进步,生产资料的增多,设计成为对事物和物象有条理、有计划的安排和设想,达到人们对事物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条理、计划是人类对事物审美的一次飞跃,也是艺术形式美的最基本法则,设计从其开始就与美的活动紧密相联,每一次艺术的变革都会对当代设计产生影响。现代设计的美学原理,正是以19世纪初艺术运动思想为基础的,充分体现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系。将设计称之一门艺术,设计的过程自始至终都渗透着艺术的存在,而设计是用艺术的眼光去设计,因此“艺术设计”、“设计艺术”的词语广泛出现在现代生活之中,艺术推动设计、设计演绎艺术[ 2 ] 。 设计的形态能给予人的五感极大的影响,但其中视觉和触觉影响最大,这是直观感受的反映,这个感受的结果应该是美好的、促进身心健康的。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结构与外形、美观与实用的统一。现代科学介入物质,转为某种技术和材质形态、一定的材质与技术的同构,为设计艺术意境创造提供了有利的物化条件。无论从设计或艺术发展的轨迹来看,设计与艺术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相互作用的。 1. 3 科学与设计 了解到设计与艺术难以割舍互相渗透,再注意推动设计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即设计与科学之间深刻的关系。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技术世界,机器时代的到来促使设计最终与制造业分离,成为真正独立的专业, 19世纪印刷术进一步发展,这对于印刷业、设计业、尤其是平面设计、字体设计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1839 年达盖尔发明了摄影,使视觉表现迅速扩大和普及,此外新的能源和动力不断被开发和利用,带来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涌现。如: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照明、通信、交通等工具的不断革新换代,都与时代科技发展相伴相随。事实总是这样,科学技术每一进步就创造出与其相应的日常生活的各种工艺设备,接着凭借这些工具和机械设备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方式。设计从初始的简单粗糙发展至今天的实用精美,从蒸汽机火车到当今悬磁高速列车、从人工发报机和电话到现代互联网,每一个时代的设计作品,不仅是那个时代设计师的才智体现,同时是那个时代科技文化创新的标志。论文网 毕业论文 在今天,现代设计具有科技含量很高的现代艺术特性,如全新的材料美、精密的技术美、极限的体量美、新奇的造型美、科幻的意味美等。特别是由于当代多媒体及数码技术迅猛介入现实生活,极大地拓展了未来设计空间,丰富了设计师的艺术灵感与设计元素,深化了设计环境的意蕴显示及空间的表现,为设计提供了强劲的技术支持。 2 艺术与科学融合是工业设计发展的趋势 由于设计与艺术、设计与科学相辅相存的关系,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并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无尽的福音,产品设计成功与否的审美标准、人体工程学程度的体现均在于艺术化的水平。 2. 1 艺术与科学融合的意义 古希腊人把能够凭专门知识学会的技能都叫“艺术”,音乐、雕刻、绘画、诗歌是艺术,手工业、农业、医药、骑射、烹调也叫艺术。这种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统一的“艺术”观念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顶峰,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丢勒等不但是艺术具匠,也是科学家、工程设计师,他们创造了卓越的艺术作品,同时在科学发展、技术发明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是中国古代“六艺”之内涵,还是古希腊的“艺术”概念,都深刻体现出艺术与科学技术之间曾经非常密切关系。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成就,就是艺术与科学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最佳体现。正如法国19世纪文学家福楼拜所说:“艺术越来越科学化,科学越来越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在山顶重逢”。 随着网络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密切。当今许多科学家认识到,科学的创造发明,离不开艺术的情感和艺术的思维,离不开人文关怀的精神,所以又回过头来呼唤艺术与科学的互动和融合。1999年1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曾发表过《网络艺术流派方兴未艾》一文,提出“缪斯也需要科学的翅膀”,揭示艺术与科学融合将带来各种艺术流派和手法的百花齐放,对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和完善将起推动作用,对促进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 3 ] 。 2. 2 艺术与科学结合构筑现代设计学科 艺术与科学融合不仅给社会生活带来变化,而且对艺术人才的培养及艺术教育体系带来深刻影响。现代设计艺术教育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其代表是1919年在德国成立的包豪斯设计学院,以及战后在德国成立的乌尔姆设计学院。包豪斯和乌尔姆设计学院在设计艺术教育上的出发点是共同的,目的是寻求在设计艺术中实现“艺术与科学的统一”,以创造出合乎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产品。实践证明只有突破单纯侧重艺术,以及侧重技术的设计艺术教育模式,走艺术与科学结合之路,才能适应时展的需求。在许多院校,设计艺术专业和理工科设计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设计艺术专业重形象思维,学生不懂技术,不了解新工艺、新材料。如 艺术与科学论文: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分析 摘要: 在幼儿园手工制作活动过程中,将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选择合适的教学素材和教导策略,给幼儿一定的探索空间,更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益。 关键词: 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手工制作 在幼儿园手工制作活动过程中,要将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充分融合,遵循科学与艺术两个领域的特点,选择合理的指导策略和教学素材,提供幼儿宽阔的探索空间,提高幼儿的探索意识,进而促进幼儿的综合发展。 一、改变手工制作活动的思路 当前,传统手工制作的制作思路相对简单,未能深入涉及科学教育。因此,教师一定要改变传统手工制作的思路,探索物体的具体性能,进而引导幼儿发现这种性能的原理或者原因,开展科学设计,将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充分融合。例如,在不倒翁的制作中,教师要引导幼儿对不倒翁的外观进行详尽的观察,在对其外形特征具有一定的认知后,进而探究它不倒的具体原因。教师要鼓励幼儿扩宽思路,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教师对幼儿的想法进行验证,如果不能找到不倒翁不倒的原因,幼儿就做不出真正的不倒翁。在不倒翁具体制作中,教师还要适当加入一些探索环节,例如,让幼儿通过自主探究,发现固定重物放置的位置和方法,并且不断对设计进行科学调整,进而在制作过程中实现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的交融。 二、挖掘手工制作中的科学教育价值 (一)将科学规律与形态分析有机结合 任何物体的造型都是对现实客体的综合以及分析,其中涉及明暗分布、空间配置以及物体结构等规律和特点。例如,制作不倒翁,幼儿就需要弄清复合体结构的相关知识,并且分析其各部分的空间位置、空间关系以及比例等。既有对不倒翁形态的综合与分析,使其造型优美;同时还要对不倒翁的科学规律进行综合与分析,使其具备不倒翁的特性。在制作中完成对物体的科学规律与形态分析,可以实现幼儿的推理、感知、理智以及知觉的完美结合。 (二)科学设计和探究手工制作的过程 对幼儿手工制作过程进行设计和探究,主要包括设计制作的目的和目标、合理安排时间、进行科学分组,开展作品评价、反思、总结以及交流,其中,幼儿的自评是设计中的关键环节。评价是帮助幼儿反思制作过程的重要手段,通过评价,幼儿可以回顾自己的手工制作全过程,综合考虑资源以及技能的有效利用。虽然幼儿受到年龄限制,尚不具备主动反思的能力,但是教师要给予幼儿科学的指导,帮助幼儿进行一些简单的评价、交流和反思,进而提高幼儿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加强对手工制作的热情和兴趣,培养幼儿良好的情感与态度。 (三)科学开展小组合作制作 如在制作不倒翁的过程中,画草图是重要环节,幼儿将脑中的思路画在纸上,实现思维的客观化以及外在化转变,让制作变得更具有操作性。草图绘制就是幼儿自身想法的体现,通过草图幼儿可以与小组成员进行讨论和研究,同时,草图可以为不倒翁的制作提供提示线索和背景因素,充分表达幼儿的情感。因此,在手工制作中,教师要对幼儿科学分组,开展小组合作制作,并且引导幼儿以草图的形式将自己的设计与构思展示给小组成员,组内开展讨论,提高幼儿多方面的能力。 三、实现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融合的条件 教师要深度挖掘手工制作的现实价值,真正实现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的完美融合,教师要耐心、积极地引导幼儿,提供给幼儿更大的探索空间,并且尊重幼儿的个性化设计,不能用统一的规范要求以及限制幼儿。 (一)合理选择制作素材 例如,传统的“纸工老虎”,幼儿只需要按照规定好的虚线以及实线进行剪裁和对折就好,这种手工活动不利于激发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因此,教师要合理选择制作素材。例如“建造房屋”,需要幼儿自己收集各种资料,进而画出草图、开展小组合作,分别扮演粉刷匠、水泥工、木工、水电工以及设计师等角色,考虑如何设计门窗、房顶的结构以及如何开展制作等多方面内容。 (二)充分挖掘素材功能 幼儿园课程通常划分为健康、语言、艺术、社会以及科学等几个领域,教师在组织开展手工制作活动中,要注重各个领域的联系和融合,实现幼儿教育的根本意义。例如,在不倒翁制作中,教师要充分挖掘制作素材的教育功能,实现幼儿经验以及能力的全面提高,将制作过程变为幼儿建构以及获取知识的过程,体会到创造的美和探究规律的乐趣。在手工制作活动中,将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充分融合,可以培养幼儿创造美、感受美以及欣赏美的能力,提高幼儿的情感认知,同时,还可以促进幼儿的探究意识以及发现能力。科学与艺术是幼儿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课程,实现两者的统一与融合,对培养幼儿的综合素质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朱樱英 单位: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海门开发区幼儿园 艺术与科学论文: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研究 摘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一方面继续重视科学教育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幼儿阶段是最容易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习惯的阶段,因此,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简要介绍了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内涵,进一步阐述了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联系,然后分析了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必要性,从有利于发展幼儿的创造性与创造意识、丰富幼儿的情感、为幼儿创造良好的氛围等方面论述,最后笔者给出了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路径探讨,从主体层面、课程设计层面、实践活动层面展开,通过对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路径探讨,希望为我国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提供一些启发。 关键词: 幼儿;艺术教育;科学教育;融合研究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话题,艺术来源于生活,是人类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加工提炼创作出来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结晶,哪怕是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也有艺术的存在;科学是人类逐步进化,寻求自身发展、自身突破的内在需求,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等领域的许多现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抽象,找出隐藏在其中的最基本的规律,从而影响人的思维和活动,进而再作用于客观世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科学与艺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研究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对于幼儿的全面发展与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路径探讨,希望为我国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提供一些启发。 一、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概述 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针对的主体年龄段是3———6岁,这是儿童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一个阶段。幼儿艺术教育与幼儿科学教育的内涵理解如下: 1、幼儿艺术教育 对于幼儿艺术的理解,可以从三个层面把握,第一,幼儿艺术是幼儿情感的表达,是幼儿自身的文化、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的表现;第二,幼儿艺术是幼儿将自身的情感、特征投射到客体身上,并且把客体当做自己的一个方面;第三是幼儿艺术的成果方面,指的是幼儿的艺术创作成果。在此基础上的幼儿艺术教育是指,艺术教育者根据3-6岁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幼儿艺术的特点,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活动,感染幼儿,并培养其艺术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最终促进其情感和个性发展的一种审美教育。 2、幼儿科学教育 幼儿科学是幼儿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发生的,是幼儿把握自身所认识到的周围世界的一种方式。幼儿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探索,产生好奇心,通过发问、观察的方式,解决疑问的过程,就是儿童科学进行的过程。对于幼儿来说,科学教育仅仅是一个启蒙阶段,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对3———6岁的幼儿,通过自身的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研究活动,对周围物质世界进行感知、观察、操作,发现问题,寻求答案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幼儿获取广泛的科学经验和探究事物的方法,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和对大自然的关注和热爱。 二、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联系 艺术与科学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也是这样,他们在总体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方法上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在教育目标上,无论是幼儿艺术教育还是科学教育,都是以培养幼儿全面的能力,塑造健全的人格为根本,在幼儿的身心发展阶段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培养幼儿专心钻研的素质,无论是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都需要幼儿潜心、专心的做事,通过这方面的教育,培养孩子专心做事、心无旁骛的基本素养,还可以帮助幼儿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是受益终生的,因此,幼儿教育与科学教育都有促进幼儿在情感、态度、知识、能力、技能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作用。在教育来源上,虽然幼儿艺术教育的教育内容以音体美的教育为主,向其他形式扩展,科学教育的教育内容以文化素质教育为主,看起来二者的教育内容并无太大关系,但是,二者在教育来源上是相同的,都是以幼儿的生活、接触到的有限的对世界的认识为基础,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利用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比如对幼儿开设的自然科学的课程,也是以幼儿对周围世界的疑问为基础开展的,比如为什么会打雷,飞机为什么会飞,等等,对幼儿开设的手工制作的课程,也是鼓励幼儿以身边周围可以随处接触得到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工艺品等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或开展其他活动。在教育手段和方法上,也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虽然科学要求更加严密,追求合理性与逻辑性,艺术追求创造力,追求灵感的闪现,但是他们在教育手段与方法上,都主张积极的交流与合作,都认同在合理基础上的大胆探索、追求,对任何知识都是谦虚、谨慎的态度,不盲目服从权威,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保持怀疑但不过激的良好教育方式方法。 三、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必要性体现在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重要意义上,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重要意义体现在有利于培养幼儿的创造力与创造意识、丰富幼儿的情感、为幼儿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等。 1、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创造力与创造意识。 创造力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综合性本领,但这种能力在幼儿时期是最不受束缚的,也是在幼儿时期最容易培养的,幼儿时期的孩子对周围的一切都产生好奇心,天上的星星、地上的蚂蚁、飞奔的汽车,幼儿无时无刻不在对周围的事物有好奇心,把这种好奇心进行有力的引导,向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引导,通过对二者的融合,恢复幼儿的思维和学习生态的教育,通过充分利用游戏形式的艺术化的教育,幼儿以自身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来表现他们对于陌生世界的认知,他们的创造性在这种自由宽松的氛围中也被激发出来。在艺术化的教育中,幼儿的潜能最容易被激发出来,从而培养了幼儿的创造力与创造意识。 2、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有助于丰富幼儿的精神世界与感情世界。 科学研究需要细心,艺术需要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感情,这二者的结合,将会使得两种状态向有利的方向结合。我们重视文化课的学习与培养,然而科学研究并不是机器,在枯燥的、日复一日的研究中能够坚持下来,除了对于科学的热爱,也离不开精神世界的丰富,而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恰恰有利于幼儿在其小时候就拥有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其他工作,都能以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阳光开朗的人,而不是只会从事某一个工作的无趣的人。通过二者的融合,有利于幼儿人际交往的开展,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其思想不断成熟,沟通交流能力也在不断地往更高的水平迈进,通过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教育,处事更加稳重,行为更加从容,而且可以将自己的情感在与别人进行合作时表达,让别人可以懂得自己的意愿,这都有利于幼儿的人际交往,也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3、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有助于幼儿健全人格的塑造与智力的开发。 众所周知,让幼儿拥有一个健全的人格与拥有健康的体魄是同样重要的,健全的人格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因此,对于幼儿健全人格的培养非常有必要,而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比如在科学教育过程中,面对一些趣味实验,有多次失败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鼓励幼儿树立自信心,不断尝试,面对同伴的质疑,是否可以从容应对等等,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塑造孩子健全的人格。此外,通过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还可以促进幼儿的智力开发,通过广泛涉猎艺术与科学知识,不断学习,增长学识,培养广泛的情趣,拥有求知创新的心态,可以全方面的促进幼儿的智力开发与意志力的培养。 四、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路径探讨 1、在主体层面,逐步渗透 在主体层面,我们进行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针对的对象是幼儿,而幼儿是3———6岁的儿童,这一时期的幼儿对于科学教育的接触比较浅显,也不可能进行深入的科学教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科学教育,要想把幼儿的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进行融合,需要学校、教师、家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多种工具、多种形式、多种生活学习情境刺激幼儿的积极与主动性,从而在多方面把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相融合。我们可以在儿童文学中渗透科学教育,利用艺术形式使幼儿对教育活动产生好奇,有求知欲望。比如在叫幼儿乐器或者唱歌的时候,可以通过通俗的语言给孩子解释乐器是怎样发出声音的,人的器官是怎样相互协作发出声响的,在教幼儿的唱歌过程中,把艺术与科学完美的融合,在幼儿的生活、学习中,一点一滴的渗透。 2、在课程设置层面,注重关联性 在进行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时,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注重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建立具有明确教育目的科学与艺术教育体系。比如,利用孩子爱玩的天性,甚至带有破坏力的特点,让孩子了解某玩具的构造,拆散后再重新组装起来,这既培养了孩子的耐心与恒心,还让孩子在拆卸、组装玩具的过程中,学习了科学知识。在课程设置时应该努力引导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比如可以在艺术教育活动中给幼儿一幅画作原形,让幼儿根据画面的构图、造型的不同把事物或动物比作人,按人的心理变化来创作出作品等等。 3、在实践活动层面,注重动手能力 我们教育孩子,不能做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要真正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才能达到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目的。而培养孩子动手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手工制作或者简单的实验,结合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实验,也可以进行手工制作,手工制作活动需要探究所要制作物体的性能,按照其原理进行科学设计,在感知基础上探究原理,整个过程需要不断与幼儿相互配合,根据设计的需要不断调整设计,这就要求幼儿在活动中充分的相互交流、相互帮助,激发幼儿渴望学习知识、帮助同伴的愿望。并且,幼儿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比如放大镜、潜水镜等等,我们可以在让孩子进行简单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或者进行简单的美术手工制作,也可以邀请民间艺人,比如剪纸画等等,充分调动孩子动手的积极性,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实践证明,孩子更乐意在动手过程中学习、进步。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当今社会越来越需要复合型高素质的人才,这都离不开对幼儿的科学培养,而艺术与科学相互融合的培养模式,无疑是最佳的培养方式,虽然艺术与科学各有各的教育价值与认知体系,艺术教育强调情感表达及审美,科学关注真实,但诚如笔者前面分析所言,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在教育目标上、在教育手段和方法上等等方面都是相通或者相类似的,他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研究,以期为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奠定基础。 作者:李红竹 单位:阿坝师范学院基础教育系 艺术与科学论文:声乐教学科学化与艺术化 摘要: 在现行声乐教学中,“技术第一”“重声轻情”“演唱技术等于声乐艺术”等现象仍普遍存在且较为严重。存在这些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因素有:第一,对声乐教学科学化思维的误解;第二,教学实践中没有遵循声乐教学艺术化的本质。在声乐教学实践中,既要坚持科学性,也要遵循声乐的艺术性,将技术转化为情感和创新,技艺结合,实现科学化与艺术化协调统一发展。 关键词: 声乐教学;科学化;艺术化;协调发展 科学是严格,艺术是创造。在现行声乐教学中,由于部分教师在教学中一味追求教学方法的快速、高效和声音表现的技巧,而忽略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致使大部分学生的专业素质、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文化艺术素养都普遍偏低。科学与艺术既对立又统一,二者互进退。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教学中的技术难题,使声乐教学在各方面得到快速发展,但过分地强调声乐教学的科学化,最终将导致科学化对艺术化的否定。在声乐教学中,我们既要坚持科学性,也要遵循声乐的艺术性,突破纯技术的声乐教学观,实现科学化与艺术化协调统一发展。 1正确理解声乐教学的“科学化” 任何用“科学”来审视艺术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音乐艺术是用现实来表现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态,因此,音乐永远也不会成为纯粹的“科学”。然而,在以“高超技巧为美”的审美诱导下,以科学化为基础的专业教学在教师们心中形成了一种共性模式。在这种训练模式中,部分教师一味地追求技巧的准确性,造成学生只一心埋头专研技术,甚至卖弄技术,而忽视了声乐艺术自身的风格和灵魂。“技术第一”“程式化”“重声轻情”的错误观念层出不穷,歌曲难度、演唱技巧和高音等逐渐成了衡量歌唱的一把标尺,演唱技术与声乐艺术画上了等号,形成当今“千人一腔”“有声无情”“有声少情”的尴尬局面。不可否认,科学的理性帮助我们解决了声乐教学中各方面的技术难题,但过分强调声乐教学的科学化,将造成科学化对艺术化的否定,最终导致声乐教学的发展走进只注重科学发声(技术)而淡化艺术的本质的怪圈,声乐艺术走入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错误框架之中。技术性与艺术性是声乐事物的两个方面,若将科学化当成声乐教学中的全部,而忽略音乐自身艺术性在教学中的作用,声乐教学的“科学化”将不再科学。在声乐教学中,我们要客观对待“科学化”,打破纯技术的教学观,坚持“技艺并重”“声情并重”的原则。 2声乐教学艺术化的本质 声乐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全面的综合能力和适应能力,通过教学训练使学生能够自如地运用科学技术来服务于声乐艺术,而不是创造高超完美的歌唱机器。音乐是艺术,离不开人的情感和想象,需要通过音乐审美创造活动去再现和表现人的情感理想,审美主客体需要在人的想象中实现。唯有将音乐、艺术、情感、个性放在声乐教学的第一位,才更加容易触及艺术的本质,学习者个性化的情感才会更加容易凸显。声乐教学艺术化,首先应树立不断的创新意识,释放个性,拓展第二次创作空间,关注教学中即兴歌唱行为的发挥。只有自我意兴在创新中自由地舒展,歌者从中得到自娱和审美需求,声乐教学的艺术性和审美才会得到进一步提高。其次,要遵循“以情带声,声情并茂”的原则,将声音技巧发展、转化成为情感的体验和深化的过程。“情”在声乐教学中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艺术修养“,唱情”应该是有情有声、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艺术表现过程。放眼当下“,有声无情”“有声少情”的声乐教学正是因为丢失了艺术最具价值的生命因素——情感,才显得格外枯燥、无味、单调、苍白。情感体验是声乐艺术的生命线,是衡量教学成败的一种标尺,在声乐教学中,我们要重视艺术感染力的蓄积。最后,还要遵从艺术源于生活的原则。在声乐教学中,要注重提高学生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表现能力,培养学生运用生活体验和声音技巧塑造艺术形象的能力。 3科学化与艺术化协调发展 在声乐中,歌唱是主要的表现手段,但不是唯一的表现手段。声乐教学切不可孤立地要求声音,防止只追求声音而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发声技巧上,造成僵化的状态。精于技法固然很重要,但技术最终是为歌曲服务的,这是基本原则,科学化和艺术化的辩证统一发展才是我们的最终宗旨。技术性与艺术性是声乐事物的两个方面,技艺结合应始终贯穿于整个声乐教学之中,二者是平衡、协调的发展关系,将科学技术和艺术分离对待都是不科学的。在声乐教学实践中,既要坚持科学性,也要遵循艺术性。声乐的科学性在不同的作品中表现也不同。只有将已掌握的科学方法和原汁原味风格的作品相结合,我们的演唱才会更具有艺术感染力,如果只有方法那仅仅只是一部会发声的机器。掌握科学的发声技术,可以使我们的演唱生命更加持久,声音更加圆润、健美,但对技巧的过分追求则会导致作品艺术性的缺失,情感表达空洞而苍白。反之,只顾艺术化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我们也不可能很好地贴近作品,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演唱也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我们在尊重科学的时候,还要尊重于艺术自身的规律。假如我们把一切艺术纳入标准化、模式化的轨道和体制里,我们虽然尊重了科学,但却忽视了艺术的本质和灵魂。在声乐教学中,我们在进行歌唱基本技巧训练的同时,还应结合对声乐作品的理解、分析和处理,培养歌者的艺术表现能力。歌唱的技巧是表现歌曲思想感情的手段,歌曲的艺术处理与表现是歌唱的最终目的,将声情完美地结合,演唱才能达到声情并茂的高境界。科学是严格,艺术是创造。在声乐教学中,我们不仅要探索其中符合艺术规律的特定思维方式,还要通过训练指导学生探究其中隐藏的科学道理。如果把声乐教学单纯定位在传统的技能技巧训练的模式上,而忽视声乐艺术的自身规律,只能导致专业素质畸形发展,最终将被变化发展着的社会所淘汰。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以科学与艺术协调统一发展的教学理念,逐步促进声乐教学从观念到行为的快速健康发展。 作者:陶定美 单位:温州大学音乐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体育教学科学性与艺术性 摘要: 科学与艺术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区别,是不断完善的一对范畴。涌现大成智慧和创新思维的智利基础是科学思维、科学知识与艺术思维、文艺知识相互融合促进的结果。体育教学科学性的基本要求是体育教学的目的性与规律性:体育教学艺术性的基础是体育教学过程和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实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和谐统一才能实现体育教学生命化的发展,有利于提升体育教学质量。 关键词: 体育教学;科学性;艺术性;和谐统一 1.体育教学的科学性 对于“科学”的具体定义,学界还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但科学的本质特性在部分有代表性的界定中体现出来,即科学具有方法实证性、认识创造性、客观规律性、理论系统性和人文精神性等特征。体育教学科学性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是体育教学的规律性与目的性;体育学艺术性的基础是体育教学过程和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 1.1体育教学的目的性 科学性是体育教学的基本要求,把人类长期积累下来的体育文化的精华传承给下一代,以转化为其自身的精神财富,是体育教学的主要目的。同时也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体育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所以,遵循体育技能、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教学方式的规律性和原则性,以实现教育价值的全面性是体育教学的基本要求。实际上,缺乏对学生教学人文价值的教育是体育教学存在的普遍问题。现代教学观的基本要点是人文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单方面讲,体育课程应关注学生的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等生理效应,但更深层次的,体育教学还应从人文角度关注学生的成功和满足感等心理体验,体育课程的生命力体现在“笑声与汗水”并存。因此,体育教师要重视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以满足教学的需要,超越单纯的技能传授,强调通过技能学习传授科学的健身方法。在我国,长期以来体育教育界掩盖了这些本源性特质,传习式体育的“三基”颠倒了体育教学的目的。所以,关注生命的持续性,树立整体性显得尤为重要,生命发展的科学性体现在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性、互补性等方面。两方面都不可偏颇,一方面,要科学有效地促进生命的生长发育,加强运动价值观的控制研究;另一方面,要重视爱好、动机、态度、兴趣等非智力性因素的培养。 1.2体育教学的规律性 体育教学有其自身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体育教学受这些规律的支配和制约。所以,把握体育教学规律用以指导体育教学才能提高体育教学质量。体育教学必须遵循教学规律性,这些规律包括体育课程与教学本身恃有的功能特点、学生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以及特定时期学校体育教学的条件等。在教学中需要认真把握和运用的规律有如下几条:内因决定规律、评价导向规律、成长差异规律、动作技能形成规律等。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就是内因决定规律。这一哲学定律揭示了一条重要的教学规律。当代教育特别强调教学过程必须以学生为主体,教学只有在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条件下才能生效。认为教学行为必须通过教学的内因才能起作用,学习者的内因在教学中起决定作用。评价导向规律在教学实践中处于支配地位。这就好比高考所蕴藏的巨大导向作用。体育教育中评价导向的事例更多。体育教学从中小学至大学,均是遵循不同学习阶段采用不同考试项目来考核学生体育成绩的。评价既没有兼顾学生的身体条件,也没有考虑学生本身的需求和兴趣,学生的学习完全按照评价项目进行。遵循这一规律,我国的体育教学改革应把学生的体育意识,进步幅度等纳入学生的评价中,以综合评价为主,要改变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努力方向就要确定正确的评价导向。儿童、少年和成人在认识规律和心理特点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一差异被我们称之为“成长差异”。每一个体的遗传、性格、环境以及学生的营养状况都不尽相同,同一年龄段学生的身体素质、发育状况、心理素质等情况区别也很大,如此,就形成了个别差异规律。因此,在教材的选用上、教学的组织上和教学内容的安排等方面应予以区别对待,既要重视同一时间身体状况不同的学生,又要考虑大多数个体不同时期的身体发育状况。动作技能形成规律是指在体育教学中,学生主要以学习各种动作技能为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动作技能的掌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动作技能的形成包括三个阶段,首先是初略掌握动作阶段;其次是改进与提高阶段;最后是巩固与运动自如阶段。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针对动作技能形成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使我们体育教学的手段和方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遵循教学规律也是确定和实现教学目标的前提。当然,符合规律性又必须以目的性为指导。在教学目标指示的范围内探讨并遵循教学规律,也就是说,教学主体(教师与学生)是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才去遵循教学规律的。体育教师在课堂中应将知识与审美融合起来,以精湛的教学艺术性,在课堂中以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方法,创造性地组织教学,使学生在愉快的教学氛围、特殊的教学场所中,高效地进行学习、锻炼,从而获得知识,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体育教学有其自身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并支配着体育教学。所以,把握体育教学规律以指导体育教学才能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2.体育教学的艺术性 体育教学作为一门艺术,具有广泛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它包括艺术学、审美学、教育学、生理学、心理学及众多边缘学科。进入体育教学的最高层次或者超越体育教学的科学层次,如同舞蹈家经历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科学求同,人求异,艺术正是对两者的超越与整合。体育教学的艺术性是寻求师生的共同学习和多向交往,是体育教师个人魅力的体现。伴随着体育教学方法的改革不断深化,这一理念旨在解放教学主题的创造能力,减少以往教学中过于浓重的指令色彩,促进学生个性的充分释放,解放教学主体的创新精神。现阶段我国体育教学方法改革的主旋律正朝着变“苦”学为“乐”学的趋势发展。教师若想在体育教学中吸引学生注意力,就必须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深入研究并掌握体育教学艺术,以帮助学生达到乐于学习体育的境界。体育教学的艺术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教学语言的美,教学设计的美,教学过程的美,教师教态的美等方面。教学语言美主要体现为口令准确清晰,评价恰如其分,讲解生动形象,富有激发性;教学设计的美表现为教学设计方案别具一格并易于实行,与教学目标保持一致。教学过程的美表现为教学过程有较强的节奏感,教学组织井井有条,教学形式活泼有序,教学方法新颖独到;教态美表现为举止潇洒,充满活力和健康。体育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体育教学艺术手段的多样化体现在教师课堂中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学语言,教师仪表风范等等,都受各教材特点、教学条件、教学环境、学生情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方方面面都表现为不同教学风格和个性化的艺术特征。第二,体育教学过程的教学环境和氛围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用艺术表演来形容一堂体育课,这种艺术表演看似有章可循,但实际教学中学生的心理变化,教学情境的改变,突发事件的发生等都是不可预测的。所以,经验丰富的体育教师往往不拘泥于课前计划,能娴熟的运用一套教学技能与技巧,充分利用教学情境中的一切条件,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仔细研究和探索如何使体育教学具有艺术色彩以实现体育教学的科学化和艺术化的完美结合。这就要求体育教师要具有创造性。即所谓智能型和技能型的体育教师。没有这样的教师,体育教学的科学化和艺术化的完美结合将永无实现之日。所以,体育教师要不断地学习,掌握更多的体育科学知识,研究体育的教学艺术,使体育的教学法、教学技能、教学技巧在教学过程中恰到好处地被运用。只有重视体育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才能获得教学过程的最佳效果。在体育教学这一园地应该百花齐放,而不是千人一面,体育教师应该从掌握教学科学、规律和基本技能起步,同时注重教学实践中的反思,进而不断超越达到教学的艺术层次。 3.体育教学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和谐统一 著名学者俞子夷老师在《教学法的科学观和艺术观》中提到“教员就好比文学家和美术家,教学的艺术是一种介绍与传达,教师教学生,如果缺乏科学依据,实在危险,但若只知道科学的根据而没有艺术的手法则无法对付千变万化的学生。因此,教学法应兼顾科学和艺术两方面。”这就如同一枚硬币,体育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共同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从体育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来看,科学常常表现出一定的“程序”和“规格”,形态相对稳定。以三段论为例,三段论是一种科学结构模式,这种模式是艺术形成的条件和前提,脱离科学结构制约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同时,艺术的提高离不开对科学结构认识的深刻程度。缺乏科学性就无法进行教学,因此艺术性也要以科学性作为前提。缺乏科学的指向性,教学就容易失去方向。因为艺术性离开了教学的科学性,艺术性就无从谈起。因此,体育教学中,科学性与艺术性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3.1科学与艺术的共同根源 科学与艺术都起源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前人在与狂暴的自然力斗争时,发展了各种科学知识,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也创造出了许多美丽的传说,也就是艺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缪斯是古老科学与艺术的伟大象征。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具备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传诵至今,如“关关雄坞,在河之洲,窃灾淑女,君子好求”等,其中饱含的理性之光,涉及农业、气象、天文等知识。历史文献的记载表明,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劳动与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是息息相关的。 3.2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对象 从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的现实出发,有学者认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是“技术”,认识客观世界的学问是“科学”。区分各门学科的要点在于人们研究问题的着眼点不同。各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整个客观世界。科学就是追求真理。科学的任务在揭示自然界奥秘的同时揭示人、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等奥秘,探寻反应其本质及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这当然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从反复的实践检验中提炼出来的。它应具有真理性、普遍性。但科学知识从相对真理涌向绝对真理的进程永远不会停息。艺术的任务是要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和实际生活以及情绪感受,并以多姿多彩的方式,揭示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发展规律,揭示真善美与假恶丑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由此展开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人类情感世界的多彩画卷。 3.3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共同目的 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成果不同,是由于其对客观事物观察的视角不同。但是,科学技术和文艺理论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大众以科学的知识,使人们能更清晰的认识现实世界复杂的事物,但是,科学技术和文艺理论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其目的都是为了给我们以科学的知识,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现实世界各种复杂的事物,包括认识我们自己、人和人的精神的本质和规律。体育教学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以科学的目的和艺术性培养大众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心灵,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更好地适应环境。所以说体育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3.4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共同灵魂 体育教学要寻求一种创新精神,也就是艺术生命的灵魂。其实,科学更需要创新,创新也是科学发展的灵魂。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果只是停留在前人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缺乏新的发现,就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那就无法承认其科学研究工作。体育教学中,应为实现科学的体育教学目标服务,搭建师生活动的平台;体育教师要营造富有生命力的课堂氛围,让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发展,从而达到体育教学科学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境界。唯有如此,我们的学校体育才能培养适应新世纪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总之,由于体育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有共同的根源———维护生命的健康;有共同的对象———体育教学活动;有共同的目的———培养社会需要的身心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有共同的灵魂———追求真理,勇于创新。所以,体育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原本就是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融通、共同发展的。 作者:张汇敏 单位: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科学与艺术设计的高校体育基础课 1高校学生体质现状与原因分析 1.1体质现状 2004年12月成都某高校一名大一男生参加1500m长跑锻炼时,猝然倒地,随即休克,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2012年12月东华大学一男生在1000m体测中半途倒下,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逝世。像这样的事例还时有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体能下降很明显,心肺功能差,稍微跑一跑就不行;肌肉无力,不少同学的关节很僵硬,和60多岁老人的关节差不多。”浙江大学的体育老师韦俊芳很无奈。 1.2原因分析 部分省份抽查显示,教育部规定的1400多堂体育课充满“水分”,开课率不足、锻炼密度不大,小学体育课开课不足率达到56%,初中达76%。更令人担忧的是,体育课的练习密度也不大,如果按通常40%的练习密度计算,16年中只有12天时间的有效锻炼。没有时间和强度的保证,学生的体质怎能提高。到了大学,学生空余时间多了,体育课也得到很好的保证(没有其它科的老师占有,下雨天也能在室内进行)。但是又出现一些宅男宅女们,他们在寝室上网或睡觉。没有做够运动,心肺功能得不到锻炼,功效就会下降,同时人身体的气血运动的速度缓慢,体内的垃圾及毒素不易排出体外,人体免疫力就降低,人就会生病,碰点超负荷的强度,身体就适应不了,而出现猝死或受伤的事故。因此要让学生们养成自觉锻炼的习惯,我们对每一节课要在科学的设计的前提下结合艺术的教学,培养他们对某项运动的兴趣,积极地参与运动体验,学生只有在课上享受了,快乐了,学生才会有课下练习的可能,只有课内课外的练习时间保证了,学生增强体质的目标才有实现。同时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是体育与健康课程设计的基本理念之一。 2较好完成高校体育基础课的目的及任务实施办法 随着时代的前进,环境的影响,学生思想在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教师要不断的更新观念去迎合他们及时代的需要。在高校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师在科学的设计时,不仅要从生理方面,还要从心理方面,甚至是灵(意识)方面,同时结合艺术性教学。艺术性教学是教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方法,创造性地组织教学,创造性地灵活运用教学方式、方法的艺术。艺术能用激发他人思想和情感的形态或景象来表达现实,这样能使学生对体育锻炼的认识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动”转变成“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的“主动”,激发他们对体育锻炼的兴趣,提高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发展他们的思维能力。因此教师所教的内容、方法与思想要为学生所用,便于他们课外自学、自练,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我们何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而担心,还会为以上所列出的现象而焦虑、紧张吗,不会的。因此对一节课要科学的设计,艺术的创造,这是我们高校体育教师迫在眉睫的当下任务。 2.1前提——科学的设计 以往教师进行体育课堂教学时,只是进行身体的锻炼,即生理方面的训练。随着时代的前进,环境的影响,学生思想在变,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科学的设计体育教学课堂,不仅要从生理方面,还要从心理方面,甚至是灵(意识)方面。例如,要让学生了解想跑得快、跳得高的办法,应让学生懂得人体运动的基本规律和人体的形态结构,从而使学生选择跑步、弹跳的最合理姿势和用力的科学方法。教师要为教与学的双边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在进行讲解示范和辅导时,教师在每个教学环节上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开发学生的智力,使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积极开动脑筋,把所学的知识变成感知,加深理解,从而使学生获得学习上迁移和反馈的积极作用。 2.2保证——艺术的教学 在科学的设计教学课堂的基础上把艺术性教学引进课堂,把艺术性融入教学,在不同的教学环节,采用语言(设问、提问、讨论等)与非语言(肢体语言)讲解与学生身体健康的话题(呼吸与生命和生命长短的关系、人们常说的千年鹤万年龟的道理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在课堂内外认真而快乐练习。使学生对体育锻炼的认识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动”转变成“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的“主动”,这样才能让学生主动的、不自主的进行体育锻炼,达到健身、健心又健脑的目的,就会大大减少因参加体育锻炼而猝倒的现象,其机率降到零。 2.2.1语言与非语言的艺术性 语言是一项教学基本功。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的讲解中讲究语言艺术性,通过简明扼要,生动、饶有风趣的语言进行讲解能使学生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体育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的语言词语要准确、简洁明了,符合学生特点,用学生熟悉的语言流利顺畅地传授知识、技术、技能,使学生听得清晰、明白、舒服。同时语言要生动有趣,富有哲理,也就是说体育学习的同时得到美的熏陶和思想的启迪。在教学中为了增强语言表达的艺术效果非语言(肢体语言、面部表情、视线接触等)的教学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可以借助于自然协调的手势(ok、竖起大拇指等)、表情(微笑、赞许等)、姿势等,做到赞许和激励学生,让学生更有兴趣的进行体育活动。 2.2.2组织的艺术 由于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学生的学习方式及思维也在与时俱进,因此不仅教师的讲解、示范、要有一定的艺术性,而且组织也要一定艺术性,教师的教学风格要独特,要为学生提供创造性的个性,创意性情境,开拓学生学习体育技能的思路,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面对他们所面临的现实,能机智地、灵活地做出多种方案,并迅速进行优选使学生身心得到很好的培养和发展。例如一节课的素质练习是蛙跳,学习动作技术本来就是很枯燥的事,老师让学生自己想象青蛙向前进是怎样的动作,再通过学生用绳子自摆图案练习跳远,让学生体会向上、远跳的动作。通过老师的改变使学生们感觉到课堂的新颖,兴趣大增,使学生更快的掌握了动作技术,然后在音乐的伴奏下教师分组进行比赛练习,这样不仅可以在欢乐的气氛中提高学生的弹跳力、大腿力量,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 2.3结合科学的设计,艺术的教学 艺术需要科学,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中有科学,科学中有艺术。艺术的科学,科学的艺术,都很深奥,也很大众。教师要想上好一节体育课,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要科学的设计,课堂的组织要有艺术性,艺术不是唯一的,是多样的、多彩的。同样的一节体育课,只有科学的设计与艺术的教学相结合,教师才会展示出不同的艺术,得到不同的教学效果。 3结语 体育基础课教学教师不仅要从生理、心理及灵(意识)方面科学的设计,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平台——艺术的教学,即示范与讲解艺术、组织教法艺术、气质与仪表艺术、教学环境艺术等,而且还要把科学的设计与艺术的教学要相互结合,让学生享受每一节课,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作者:李双俊单位:湖北科技学院体育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科学与艺术设计形态关系的思考 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在谈到建筑问题时说过:建筑是“概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科学”。这就是说,成功的建筑物,从设计到施工再到建成,其内在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融为一体的。明清两代的宫殿———故宫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建筑设计如此,其从属的艺术设计意义相同。科学发展与艺术设计相依相伴,使得设计在具有功能性的同时,艺术性也大大提升。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艺术设计产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现代艺术设计需要借鉴新兴的科技成果,充分发挥艺术设计的功能价值和美学价值;同时科学本身也致力于各种实用化的需求,这促使了科学技术更进一步的发展。在科学技术高速度发展的当下,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新型设计不断涌现,不仅要满足功能上的用途和心理需求,需要美观与实用融为一体,也促使更多人性化的产品出现。这种普遍性的原理决定着在未来的设计道路上,二者因为其本质的相同性所产生的结合运用将会越来越多。 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李政道先生曾于1996年5月23日在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所作的学术报告中解释到艺术和科学的不可分割性,这是在学术界第三次明确提出科技与艺术的关系的话题,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次。他将绘画、诗歌、雕塑等艺术作品与科学中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联系起来,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难以否认,通过科学的精确解释,从任何一方面来说,科学与艺术都是难以分开的。它们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设计作为艺术的一部分,自然意义相同。现在许多人甚至直呼:“设计”就是“发明”,我们暂不讨论其论题的正确性,但是不难看出,科学技术贯穿于设计创作之中,没有科学技术作基础指导,任何一项设计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创造性的根基作用 艺术设计与科学是密不可分的,创造性作为一种激进而又融合的能量贯穿渗透于科技和艺术设计之间,给这锅美羹加入了很多新的滋味。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我们可以看出:创新,作为科技发展的核心部分,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自主创新,同样作用于我们的艺术设计中!二者的根基一样,本质上也是相同的。从欧洲文艺复兴的发展便不难看出,科学作为基础的技术发展产生了各种思潮,同时为设计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创新思想一直跟随在二者之间,从未变离。创造能力作为一种人类所独有的能力,发展了科技和设计的同时,缩小了其间的差异性,与此同时也推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1、设计中创造性作用的反应 科学与设计不同,从一个创造出来的设计产物,我们可以探索到当时设计师的思维活动。科学的开始是一个没有结果的探索,科学的论证实验,得出的数据只能说明一个结果,并为下一步确定一个方向或者只是另一条道路的开始。科学不同于艺术创作的感性,它将自己的思想隐藏在非人性化的科学语言之中。当阐述一种理论或假设的时候,如一些高新纳米材料或微生物,其语言不是用来描述事实,而是用来表达意象。对于一些超出人的肉眼所能看到的世界下面,科学家们只能用想象出来的意象来说明事情的合理性,以此解释并打动别人。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创造性的开发和训练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无疑已经成为了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在我们无法直接跨进的区域里面,不管是微米世界还是几千亿光年的宇宙世界,人们总是首先作理论假设,再利用已知的数据对假设的结果进行证明,用来支持这种论证,之后从论证出发,进而论及一些新的现象。艺术设计中创造性作用的体现就更不难想象了,其运用的广泛性涉及各类作品的创作。从欧洲最古老的洞穴壁画便可以看出,这些图画反映的是最古老人们的创造想象力,一些带有神秘巫术思想的神秘壁画,是将人的思想从可见事物之上,再加之以联想、假设,可以说这是古老的平面设计。在艺术接受无限创造性的作用下,古今观赏者进行艺术接受的过程中,人们臆想中的世界也加以不断延伸。现代的艺术设计师同样将创造发挥到极致,并用在各类作品的创作之中,以便于人们的使用。不管在造物的过程中,还是艺术品的创造之中,创造力一直紧紧跟随在我们的生产过程中,自古及今,概莫能外。 2、创新推动了科学与设计的融合 一方面,在科学与设计的结合中,创新能力不断激发出人们的创造热情,加快了新生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另一方面,创造力与二者之间的联系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契合作用。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促使人们适应世界,改造世界,让许多设计变得更加人性化,更便于为人所用。创造能力将科学与设计结合起来,并归纳总结,每前进一步都是人们的创造力前进发展的结果,分析逐渐加深,概念逐步清晰,新产品也多种多样。设计中的科学,科学中的设计,也使世界的层次多变复杂,世界中有世界。相信创造力的不断增强,在科技与艺术设计的完美结合之后,会产生更多新的领域和新的创造发展。后面所提到的分子美食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事实体现。 科学精神影响下多样的艺术设计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艺术设计或科学范畴,在食品、服饰、医学等方面也都有着同样的具体体现。科学的进步,给设计以更多更新的表现形式。以不可思议的分子美食来说,1988年第一次正式提出分子美食学,利用科学技术将食物中的成分优化、分解,并进行烹调,事实证明,分子美食已经被人们接受并投入到实践应用之中。分子美食是一项科研活动。不是由厨师实行而是由科学家完成的,是欧洲烹饪的一个艺术流派(这是百度搜索给分子美食的解释),这是艺术与科学完美结合的产物。科学技术的融入,将厨房变成一个实验室,增加了食物本身的口感之余,还给人以出乎寻常的视觉享受。艺术的情感性加之科学的知识性,二者的完美结合,与李政道先生的解释不谋而合,艺术与科学所具有的普遍性原理和意义的相同性也再一次得到了新的证明。新的设计在不断追求功能性与美观的过程中,高科技成就自然而然地促成了二者的成熟,成为了二者有机结合的润滑剂和加速剂。在设计过程中展示现代科技的美感表达,并以艺术设计展示现代科技之美,同时用科学技术丰富完善高科技美感设计。在科技的发展中,人们也冲破了二维空间的束缚,三维、四维、五维的产品都相继诞生,并逐步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运用。这些高科技手段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设计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就像某商城的广告词:电脑越变越薄,鞋底越变越厚,围巾变屋里戴的,丝袜变冬天穿的,手机变成看的,书变成收藏的。科技要我们这样变,使这种变成为了可能。科技将美带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把工业化环境中的技术带到了普通家庭之中,将其工业化的精密技术结构带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将公共环境带到了私人的私密空间之中。这种转换赋予了设计以新的意义。当然,设计也反过来给工业性增添了艺术美的色彩,使得机械生硬无感情的工业化产品出现简洁化、结构化、科技化、艺术化的设计特点,展示出一种现代技术之美。 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不断地交融,中西方设计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小,设计这种综合多样的性质表现更加突出。科技联系着设计,科技的创造方式制约影响着设计领域的发展。世界要进步,设计要发展,就必须结合高新科技、高信息化技术。从世界艺术设计史发展历程来看,中外各国任何时期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二者是水乳交融的。这种关系也必将一直跟随着多元化进程设计发展的道路变化。设计在中国的发展,还需要正确看待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拥有四大发明的灿烂历史告诉我们科技的重要性。汉代张衡的地动仪是现今最早且能准确得知地震地点的仪器,它既是一件科学应用于实践的产物,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体现了科学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八条龙口含龙珠,下方各有一只蟾蜍与之对应,外部造型独特,威武无限,其巧妙神奇的构思和内部精妙的结构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改革开放后,各种文化思潮蜂拥而至,对现代艺术当然也有着不小的冲击,在不断地影响艺术领域的同时,我国科技也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前进。在国际化的世界大环境之下,要想在国际上被普遍接受,就需要着重突显出本民族的个性特征,与世界设计水平接轨,并有所突破与超越。因此设计师们也开始更多考虑如何借鉴和利用好本民族的宝贵文化传统与资源,用科技武装自己,用民族的精神充实自己,并借鉴世界现代设计提高自己。 以独具特色的设计显示自己的个性特征、民族特征。与此同时,要特别注意,整个现代设计在关于科技与艺术的关系上,现阶段设计艺术观念落后于科学的观念,特别是中国的现阶段,出现了不对称的比例关系。运用好科学技术的同时,设计本身的思想性特质,功能性、观念性及艺术性才是其灵魂的真正价值,任何”新技术”也终究会成为“旧技术”。我们不仅仅要把握好设计的美观性、实用性,还需要注意到设计作品的本质特征。如何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是需要高度重视的。怎样做到科学合理为设计所用,将科学和艺术完美结合,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更多紧跟时代潮流并真正成为经典实现永恒的新设计是当今设计师们需要关注的话题。 作者:孟文怡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科学技术与建筑艺术的联系综述 1功能主义与芝加哥学派 19世纪欧美各国相继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在探索建筑如何适应时代需要的问题上,美国走出了尝试性的第一步,代表性的思潮是功能主义的出现。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过后,城市重建十分迫切,新的城市建设必须满足芝加哥作为美国中部经济和交通枢纽的城市地位。城市发展对于密集的工业区和高层办公楼的迫切需要,伴之钢筋混凝土和金属框架结构技术的成熟,推动了芝加哥的建筑师对于高层建筑形式的探索。芝加哥学派最重要建筑师之一沙利文在其著作《高层办公楼的美学考虑》中提出的“形式追随功能”的口号成为功能主义建筑发展的起点(图4)。沙利文的学生赖特进一步从功能的角度发展了住宅平面的自由形式,放弃了从装饰出发的设计手法,引领了功能主义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但是,芝加哥学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建筑的功能与形式、技术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因此这种方法并未普及到其它类型的建筑领域。 2功能主义与包豪斯 1923年,包豪斯在魏玛举办了一次重要的展览会,格罗皮乌斯发表了新的宣言,明确提出了“艺术与技术,新的统一”的口号,实现了包豪斯的转向:从手工艺时代走向了机械的、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时代。1926年,格罗皮乌斯为功能主义给出清晰的定义:“通过对于形式、技术和经济性的系统化理论及实践研究,包豪斯寻找到建筑由内而外的形式,它是建筑内部功能和自身‘性质’的产物,我所说的‘性质’指的是建筑的形式源自于用现代化的材料通过现代的生产和建造方法来实现。我们把这种设计方法称之为功能主义的设计方法”[1]。包豪斯校舍(图5)就是其理论的实践,格罗皮乌斯还通过一系列住宅设计实践,彻底解决了功能与形式、技术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使之成为推动现代建筑向前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包豪斯的探索,功能主义成为现代建筑的主流,并造就出一大批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功能主义也随之达到第二个高峰。 3从美学高度理解建筑技术 自从钢框架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技术成熟以来,建筑的构件间相互剥离,突出承重与非承重、结构与非结构的区别日趋明显。从法古斯工厂、包豪斯校舍到萨伏伊别墅,建筑都被精简成基本要素———柱子、梁、屋顶,并暴露在建筑的表皮之外。正如密斯所言:“当技术实现了它的真正使命,它就升华为艺术”[2]。从这一点来说功能主义者是自觉地将理性主义的方法纳入建筑创作中,并且察觉到理性主义在工业化条件下的高效性和与现代艺术结合的可能性。密斯设计的高层建筑形式在美国乃至世界普及,正如他所提倡的“用混凝土框架、钢和玻璃建造皮与骨的建筑”[3],西格拉姆大厦(图6)便是这一时期密斯的代表作。他所推崇的钢和玻璃的结构理性主义的背后是以高效的工业化生产和装配为依托的,现代建筑已不必再有像中世纪的教堂那样漫长的建造周期。在高技建筑中,结构功能的优化通过建造的快捷来体现,突出表现为标准化构件与装配式施工;装配的概念可以小到一个螺栓,大到一个整体房间单元。同密斯推崇钢结构一样,柯布西埃把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应用推到极至。在昌迪加尔法院(图7)设计中,他对钢筋混凝土预制与装配进行研究与应用,不但实现了其标准化、产业化的高效性目的,同时也达到了这种理性活动所产生的特殊的美学效果。 建筑的发展对科学技术产生新的要求 社会的进步及科技的发展使建筑不断进化,进而不断为之增添新的内涵,由单纯谋生的住所,进化为文化的载体、精神的场所,由此使建筑拥有了艺术性的内涵。然而,无论是对人们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还是对文化艺术的形式表达,最终都要落实为一定的材料及物质技术形式,技术是建筑的原始出发点,也始终是建筑的实现手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建筑也随之发展,而建筑的发展又绝对不是被动地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它还不时提出要发展自己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促进科技研究的深入发展,从而能动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革新,这便是建筑艺术和科学技术的辩证共生关系。图8蓬皮杜艺术中心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由于有要求,又有可能,于是各种新的建筑类型如航空港、超级市场也就出现了,建筑设计的领域也大大扩展。面对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许多将要出现的新事物令人拭目以待。很多建筑师抓住了这一点,把这种科技的艺术展示当作一种强有力的创作表现手段。他们的作品不仅产生了独具一格的风采,有些甚至成为了一种时代的标志。由于受到机械主义的影响,这些建筑师在设计中往往自觉的运用技术进行表现,其作品中往往夸大技术的作用,认为技术是在解决一切问题中的绝对权威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图8)的创作正是这样,该建筑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在建筑的外观上,没有常见的墙体与开窗的处理,只有暴露的钢结构框架与鲜艳的设备管道,建筑的形象与内部结构之间的联系不复存在,外显的结构和设备元素成为最具表现力的主题,构件之间的精密连接与组合表达了对技术逻辑的尊重,将建筑的尺度感转化为不同结构组件的尺寸,通过空间流线的组织,使一切展现得自然而亲切。 技术表现主义的持续发展 许多热衷于技术表现的当代建筑师也开始将其目光转向技术表现与自然环境的结合。在技术表现中,建筑师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崭新课题是如何运用现代高技术去实现建筑与自然的融合。在这个领域,欧美国家处于领先的位置,涌现出一批擅长运用结构技术的建筑师,他们针对所在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根植于自然的、极具技术表现倾向的建筑。许多优秀的工程实例为我们展现了结构技术表现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方式与手段。这其中主要有两种方式:尊重保护自然和融于自然。尊重保护自然是从形态的角度出发,在建筑的布局、空间组合以及外观形态上注意保护周围的自然环境,尤其是生态价值和景观价值较高的自然环境,使建筑以一种谦虚的态度面对大自然,技术的运用过程中尽量减轻自然环境中的人工痕迹,甚至牺牲自我表现的机会,最大限度地维持自然环境的原始风貌。建筑的美表现为人造之美,是人工的产物,有着自身的内涵和法则。自然与人工是矛盾的统一,而将建筑有机地与自然环境融成一体,在整体上达到美的升华,则是建筑艺术所追求的目的。建筑师通过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可以将建筑与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有机融合,使建筑师的艺术构想得以成为现实。将特定自然环境的意义诉诸于建筑的形象,这种符号学的方法能够赋予建筑某种自然的属性,从而在视觉效果上与环境取得和谐一致。现代结构技术的发展与新型建材的应用使建筑师能够较好地解决建筑的几何性与自然地理形态非几何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在建筑创造中表达出对自然环境的亲和力。 结语 建筑至今仍在科学与艺术中摇摆不定,这并非是件坏事,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思索才会形成如此众多的风格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各式建筑。建筑不是单纯的形体或内部功能,其物质性以及使用功能、精神功能贯穿在建筑过程中,我们既是创造建筑的主体又是建筑的服务对象。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必须考虑人的因素。技术本身便与人及社会息息相关,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将人的因素放在技术的中心位置,只有把技术功能的内涵加以扩展,直至覆盖心理范畴,才能真正使建筑成其为人的建筑;只有运用适宜的技术,保护和保持地域特色,建筑才是有生命力的并且可持续发展。 作者:孙艳晨许剑峰李冰单位: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山东科技大学土木建筑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谈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化与艺术化 摘要:钢琴音乐教学本身就是一门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形成科学的思维与理念,善于利用音乐的科学原理展开音乐教学。重视钢琴教学的艺术性,突破技艺为主的观念。因此,本文将主要从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形势以及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化与艺术化简要分析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提升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关键词: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科学化;艺术化 在高校钢琴音乐教学时,要学会采用科学的教学方法,与科学的钢琴音乐学科原理结合开展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抓住钢琴音乐的本质,利用科学、理性更具专业性的教学方法教学。更新教学观念,重视学生艺术观念的培养,创新艺术化教学思维。同时,教师要重视自身艺术修养的提升,把握钢琴音乐中的理性与生命,灵性与悟性,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地挖掘学生的音乐潜力。最终促进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质量提高,教学水平提升。 一、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形势 我国的高校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设了钢琴音乐教育,并逐渐形成了科学的体系,已经培养出了很多技能性人才,但是钢琴演奏的技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钢琴音乐教学更加科学化与艺术化。所以,在在钢琴音乐教学时,教师要不断地创新教学方法,追求模仿的准确性,使得演奏作品的准确性与可信性提升。同时,钢琴音乐是一门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形式,在高校钢琴音乐教学时越来越强调教学的艺术性,逐渐摆脱演奏技巧为上的理念。 二、高校钢琴音乐教学中的科学化和艺术化 (一)高校钢琴音乐教学中科学化 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迅速发展,高校钢琴音乐在教学过程中也渗入科学性的原则,强调科学实践。但是,就目前的高校钢琴音乐教学而言,更多注重理性形式,以娱人为主要宗旨。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化,主要是形成科学化的理念,在教学使钢琴演奏与力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相符。在制定教学内容时,可以相应的制定相应的考核钢琴技术水平等级的曲目。从而使得钢琴音乐教学的理念与理念更加符合规范性,最终促进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化。在进行钢琴音乐教学时要遵循科学性原则,钢琴演奏方法要与重力学原理相符合。在钢琴触键时要遵循杠杆的基本原理。在演奏时,在力的传导作用下,对指尖、手腕和小臂的重量进行有效的控制,心理学的呼吸控制方法,进一步控制演奏练习时的速度,演奏联系过程中还要控制演奏时的张力、音色以及音响变化等。在钢琴演奏过程中遵循科学化理念有利于促进提升演奏的效果,将曲子剖解成几段,展开慢速或者快速的演奏练习,分层地攻破技术上的难点问题,在逐步地掌握难点问题以后,最后完整地联系曲目,利用分解合成的钢琴练习方法有利于实现教学的规范性。在钢琴演奏发展的过程中促进钢琴演奏的科学化与规范化。 (二)高校钢琴音乐教学的艺术化 钢琴音乐强调艺术性,在进行钢琴音乐教学时要遵循“艺术为上”的原则。在钢琴演奏音乐教学时实现艺术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有音乐教学经历了长期的艺术实践才能有效的实现教学的艺术化。艺术教学需要教师学习音乐的相关知识并进行适当地补充,形成对钢琴音乐的理性认知,形成情感体验。在钢琴音乐演奏时实现艺术化,主要是通过音乐来实现的,演奏者要掌握高超的演奏技能,在演奏时有效地控制声音的强度,具备张弛的理念。根据自身的理解将作品中的旋律与情感演奏出来。高校音乐教学虽然培养了很多技术娴熟的演奏者,但是缺少艺术化的音乐动感,没有给赋予作品生命力,使得音乐的情感更具有流动性,在演奏过程中没有将自身的情感、想象融入到钢琴演奏中,最终实现演奏的艺术性。因此,为实现钢琴演奏教学的艺术性,教师在教学时要更加重视钢琴演奏的艺术性,摆脱“重技轻艺”的观念。在教学时,不断地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使学生的潜力得到充分地发挥,一步步突破技术上的难点问题。在钢琴音乐教学时,教师要重视学生的灵性与悟性,他娱与自娱、理性与生命之间的关系。灵性是一种天赋,但是悟性可以后天的不断学习而得到,因此,教师在音乐教学时要突出强调学生悟性的提高。他娱是通过演奏娱乐他人,是教师对学生的硬性规定,而自娱是学生在钢琴演奏时自我娱乐,是对自己的一种欣赏和自我肯定。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尽情的开展自娱行为,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演奏,爱上钢琴演奏。理性有理由增加钢琴音乐情感体验的可信性,强调对音乐技巧的理解,但是生命主要强调演奏者在演奏的过程中的内在体现,让学生达到一种自然放松的生命状态,在展开钢琴音乐教学时,突出强调人的生命价值,为实现钢琴音乐教学的艺术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总之,实现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化与艺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高校音乐教师在后期的教学实践中,要不断地更新思想,转变观念,掌握钢琴音乐教学的基本原理,促进钢琴音乐教学的科学化与艺术化。 作者:朱翼宇 单位:三亚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 一、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的关系 新的科学技术将人类不断带入新的时代,然而艺术则不断使这个时代变得更加丰富。科学与艺术作为人类生活的物质与文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固然也成为当今研究者研讨的热点了。设计艺术是两大要素的对立统一,即功能合理性所依托的科学技术和审美所依托的艺术。无论哪一种设计风格或设计产品,它的最终服务对象和使用者都是人,人的需求一端连着科学技术解决实用性的问题而另一端则连着艺术创造解决审美问题,综合起来就是设计艺术。科学技术与艺术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并以实践为纽带相互影响,并肩发展。科学技术是设计的基础,而设计是科学技术实现为人类服务目标的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设计水平。科学技术的进步造就了设计的大环境,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背景、环境状况的种种改变,都会影响着设计师的选用材料、设计风格、设计方法。随着方法、材料、工具的改变与变化,科学技术对设计活动产生着直接影响。 二、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的交织展 2.1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的交织 技术与艺术自古以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与设计都是联系紧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设计是“艺术化的造物行为”,它与科学技术一样,都需要创新,这样制作出的物品才能够满足使用者的心理与使用需求。如西汉长信宫灯:宫灯灯体为鎏金,双手执灯静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由头部、右臂、身躯、灯罩、灯盘、灯座6个部分分别铸造组成,头部和右臂可以组装拆卸,便于对灯具进行清洗。宫灯部分的灯盘分上下两部分,刻有阴阳家的铭文,可以转动以调整灯光的方向,镶嵌于灯盘沟槽上的弧形瓦状铜板可以调整出光口开口的大小来控制灯的亮度。右手与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宫女铜像体内中空,其中空的右臂沉积于宫女体内,不会大量散逸到周围环境中,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可以说长信宫灯非常符合现代人体工学和以人为本的概念,在环保功能与光学照明方面的设计运用。20世纪以来,科技文明的进步,使得科学与技术、艺术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提高了。21世纪后现代艺术设计要求设计师要更科学、更理性的去创造与认识一切,这样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成为设计师设计创造的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所以说现代艺术设计与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比如现代一个不懂计算机技术的设计师很难展开他的设计活动,或者说不用计算机的辅助,会在速度以及效果图上落后于其他熟练操作各种辅助软件的设计师。又比如即使是在传统绘画方面,也面临着在新材料、新工艺的出现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作为一个现代的艺术工作者,既要有返璞归真的思想也要有勇于创新的勇气,不能单一的去追求某个方面,否则就会走进思维的死胡同。 2.2科学技术推动艺术设计的发展 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的生活与生存需求,与设计的目的几乎相同,同样都是为人而设计。设计艺术需要借助科学技术创造更新、奇、异的效果。科学技术同样也离不开艺术,因为他需要艺术的外壳来包装自己、推广自己、以最快的方式得到大众的认可。所有的艺术都离不开日益更新的科学技术,有了新技术的血液注入,传统的艺术形式才能够得到继承的同时被完善和发展,从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但是由于活动的种类与规模的不断拓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大面积自然的过度开发。所以人类开始重新思考正确的发展模式,通过创新新能源或改进原有能源技术从根本上进行治理,提高现有能源的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等。在七十年代,格鲁斯在德国首先提高了再生循环处理设计思想,这种设计思想就是生态设计,也称为绿色设计或生命周期设计,这是一种新的设计观念,是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中,进而帮助设计决策方向。如今,人们开始进入“数字化”的时代。从前的二维设计状态不断地受到三维四维设计的冲击,设计师在不断探求新的领域,而受众也在不断尝试接受新的设计状态。由于技术的支持,艺术家的思维也延续到其他领域中去寻找突破的灵感。所以说“数字化”时代的科学技术为艺术设计创造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的造型基础,现代艺术设计也逐渐由传统设计方向向“数字化”方向转变。 三、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设计的媒介变得更加宽广了,新的科学技术能够更好的去帮助设计师将灵感转换成现实。反过来艺术设计帮助各种新的科学技术被人们快速接受,同时,艺术设计的灵感通常是超前的,那么超前的创造性思维会推动科技的更快速地发展。所以科学技术与艺术设计两者之间是互相推动,共同发展的。 作者:姚晓晗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艺术与科学论文:探索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 1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的交织与发展 1.1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的交织 技术与艺术自古以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与设计都是联系紧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设计是“艺术化的造物行为”,它与科学技术一样,都需要创新,这样制作出的物品才能够满足使用者的心理与使用需求。如西汉长信宫灯:宫灯灯体为鎏金,双手执灯静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由头部、右臂、身躯、灯罩、灯盘、灯座6个部分分别铸造组成,头部和右臂可以组装拆卸,便于对灯具进行清洗。宫灯部分的灯盘分上下两部分,刻有阴阳家的铭文,可以转动以调整灯光的方向,镶嵌于灯盘沟槽上的弧形瓦状铜板可以调整出光口开口的大小来控制灯的亮度。右手与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宫女铜像体内中空,其中空的右臂沉积于宫女体内,不会大量散逸到周围环境中,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可以说长信宫灯非常符合现代人体工学和以人为本的概念,在环保功能与光学照明方面的设计运用。20世纪以来,科技文明的进步,使得科学与技术、艺术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提高了。21世纪后现代艺术设计要求设计师要更科学、更理性的去创造与认识一切,这样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成为设计师设计创造的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所以说现代艺术设计与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比如现代一个不懂计算机技术的设计师很难展开他的设计活动,或者说不用计算机的辅助,会在速度以及效果图上落后于其他熟练操作各种辅助软件的设计师。又比如即使是在传统绘画方面,也面临着在新材料、新工艺的出现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作为一个现代的艺术工作者,既要有返璞归真的思想也要有勇于创新的勇气,不能单一的去追求某个方面,否则就会走进思维的死胡同。 1.2科学技术推动艺术设计的发展 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的生活与生存需求,与设计的目的几乎相同,同样都是为人而设计。设计艺术需要借助科学技术创造更新、奇、异的效果。科学技术同样也离不开艺术,因为他需要艺术的外壳来包装自己、推广自己、以最快的方式得到大众的认可。所有的艺术都离不开日益更新的科学技术,有了新技术的血液注入,传统的艺术形式才能够得到继承的同时被完善和发展,从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但是由于活动的种类与规模的不断拓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大面积自然的过度开发。所以人类开始重新思考正确的发展模式,通过创新新能源或改进原有能源技术从根本上进行治理,提高现有能源的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等。在七十年代,格鲁斯在德国首先提高了再生循环处理设计思想,这种设计思想就是生态设计,也称为绿色设计或生命周期设计,这是一种新的设计观念,是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中,进而帮助设计决策方向。如今,人们开始进入“数字化”的时代。从前的二维设计状态不断地受到三维四维设计的冲击,设计师在不断探求新的领域,而受众也在不断尝试接受新的设计状态。由于技术的支持,艺术家的思维也延续到其他领域中去寻找突破的灵感。所以说“数字化”时代的科学技术为艺术设计创造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的造型基础,现代艺术设计也逐渐由传统设计方向向“数字化”方向转变。 2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设计的媒介变得更加宽广了,新的科学技术能够更好的去帮助设计师将灵感转换成现实。反过来艺术设计帮助各种新的科学技术被人们快速接受,同时,艺术设计的灵感通常是超前的,那么超前的创造性思维会推动科技的更快速地发展。所以科学技术与艺术设计两者之间是互相推动,共同发展的。 作者:姚晓晗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艺术与科学论文: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探索 摘要:长期以来,艺术与科学一直被视为两种不同甚至于相互排斥的文化.但这不是事实.检视人类文化发展史,艺术与科学不仅不是分离与排斥的,相反,二者还存在着自然的接合性.从艺术对科学的影响这个视阈而论,无论是科学家的科学思维还是科学信念都含有艺术和审美的元素,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的发生、发展以及成果都离不开艺术的熏染,艺术创造了科学,科学具有艺术的气质. 关键词:艺术与科学;心智游戏;科学信念;精神动力 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是不是毫无关系的两种文化现象、两种对立的人类精神活动?我们认为,“分离”乃至于“对立”说是缺乏根据的.据我们对人类文化史的考察,可以认为,科学与艺术不仅不是分离与对立的,而且还具有高度关联性. 1科学的发生源于艺术灵感 什么是科学?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M•W•瓦托夫斯基在《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一书中这样写道:科学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就如它也是一种知识体系一样.它的特性可以描绘为一种探究的过程,一种对真理的探索.[1]17客观地说,瓦托夫斯基的这种科学观还是比较传统、比较朴实的观念,但即便如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理解科学活动的本质特征:科学不仅是对世界奥秘的探索,也是对人类智力能量的探险,或者说是人类更高级的精神游戏.“世界的探索”也好,“智力的探险”也好,它们的意义也许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仅是为了获得真理,或者为了达到什么道德和社会的目的,它们本身就自成目的,即给人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或者说给人一种幸福感.从人类学的视角,也可以把科学理解为人类为了存在的幸福而展开的一种以探索世界奥秘为内容的智力游戏.把科学活动这样一种“神圣”的事业诠释为一种“智力游戏”,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对科学的轻薄.相反,倒觉得“游戏”观念恰好揭示了科学活动之所以为科学、之所以为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的本质特征.物理学家狄拉克曾经这样说过:“将它(指物理学,也就是科学)描述成一种游戏,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这种说法是很恰当的.”[2]95化学家卢瑟福在回答别人说他总是处在事业的波峰之上时也这么说:“我自己创造了这个波,难道不是么?”[2]94“自己创造”“有趣的游戏”,即他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他沉迷于其中自由游戏,从中体验到了精神的快意.也正因为如同游戏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忘我地工作,科学家才能取得科学上的伟大创见和发现.所以说,很多心智一般的二流的科学家能够做出一流的工作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无我”的游戏心态.如果从人类认知行为本身而观,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本来就并非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人类这个高级灵长类动物的大脑里,根本不存在属于“科学的”和“艺术的”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识结构.作为在高度复杂的环境中进化适应而获得的大脑,自然法则和宇宙结构的特征以及早期人类与环境交互所形成的认知特性已经在这一种系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烙印.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在人类大脑中是以混沌样态存在的.曾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神经学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探讨了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分离的原理[3]53.如果按照我们上面的解释,科学研究的目的并非都是为了获得真理或某种道德、经济、社会的等实效性目的,它本身就是生命或人生的乐趣,那么,科学与艺术便结下不解之缘,或者说在科学世界的建构中,艺术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精神动力学作用. 2科学的探索过程蕴含着艺术品质 人与世界打交道,认识这个世界,最朴素地说,有三种目的:一是纯粹智力游戏的乐趣;二是为这个事物所惊异、所吸引;三是认识世界的规律,使其为我所用.就一般的科学活动而言,出于纯粹智力游戏的当然也有,但不普遍.第三种目的者较多,但大体上属于应用科学.还有一部分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属于第二种情况,即被世界的存在现象所惊异,于是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智力投入探索其奥秘.海德格尔曾说:惊异是哲思的开始.其实,不止是哲学,人类所有的形上之思都是源于对所思之物的惊异.惊异是人类一切精神探险活动重要的心理动力学.关于人类形而上学活动产生的这一起因,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作出了朴素的阐释.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辰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4]5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哲理探索”并非专指哲学活动,而是人类的一切形而上学活动,当然包括纯粹科学活动在内.不过,人们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并不仅像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是因为其神秘而令人不解,还在于这个世界具有一种艺术或美的特征;或者说,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一个“艺术的世界”.他们为这个世界的艺术特性和美感所惊异、所感动、所诱引,于是形成了对其探索的心理动力.所谓“艺术是令人产生惊异之物”或者说“美是令人惊异的东西”,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特别对于物理宇宙现象,如天文学、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等的宏观研究,科学探索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宇宙的艺术品质和美感所激发起来的.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印度天体物理学家S•钱德拉赛卡在谈到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时所持的艺术游戏或审美游戏心理时曾这样说过:他在解释他所说的“适当”的含义时指出,这就是一种艺术或美的标准.[2]14说得直白一些,科学家的工作宗旨就是力求使他所认知的客体成为具有艺术或美的事物,也即艺术之美蕴含于科学的探索过程中.也许有人认为S•钱德拉赛卡的观点只是他个人物理学研究的体会,而不具有科学家群体的普遍性.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再看看另几位大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彭加勒这样说道:正因为简单和深远两者都是美的,所以我们特别刻意于寻求简单和深远的事实,我们醉心于探求恒星的巨大轨道;我们热衷于用显微镜寻觅极为细小的东西,我们欢欣于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中寻觅过去的痕迹,都是由于这些活动给我们带来了欢乐.[2]68-69彭加勒表述得十分清楚.科学家之所以沉醉于纯粹的理论思维中,就在于他体验到这种活动是一种艺术游戏,也就是说,他的认知行为类似于一种艺术和美的意象加工,他和它们是在游戏.也正是由于这种“艺术游戏”,使科学家的认知活动超越了“主-客”对峙或者功利主义的框架,而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忘我”恰恰是科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这也正如迈克尔晚年在回答有人问他为什么花这么多年时间去测量光速这个问题时所说的那样:“它太有趣了!”不是“有用”而是“有趣”.“有趣”正是艺术游戏的心态.我们发现,科学史上那些取得重大科学发现的科学家,其科学活动中,“有趣”起了重要作用[2]28.数学家G•N•华生证明印度数学家拉马努扬留下的几百个恒等式,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当他回忆他当时的研究过程时这样说道:研究拉马努扬的工作和由此提出的问题,不仅使我想起拉梅在读埃尔米特关于模函数的文章时的评述:“令人惊心动魄.”而我无法用一句话说明我的感受,像下面的公式……给我心灵的震撼,恰如我走进美第奇教堂的圣器室,见到米开朗琪罗放在G•美第奇和G•美第奇墓上的名作“昼”“夜”“晨”和“暮”所引起的震撼一样.这两种感受是无法区分的.[2]70正是拉马努扬留下的恒等式的和谐、匀称以及音乐般的节奏等艺术美感吸引了华生,使他沉醉其中而忘记一切,最后终于证明了这些恒等式.确实,正如高长江所说,没有艺术与审美的感受,没有游戏的趣味,科学家不顾一切地思辨某种事物,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匪夷所思的心智与行为![5]71我们再来看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发现量子力学时的心理感受:……在短短的几天内,我明白了在原子物理学中,只有用可观测量才能准确取代玻尔-索末菲的量子条件……通过原子现象的外表,我看到了异常美丽的内部结构;当想到大自然如此慷慨地将珍贵的数学结构展示在我眼前时,我几乎陶醉了.我太兴奋了,以致不能入睡.天刚蒙蒙亮,我就来到这个岛的南端,以前我一直向往着在这里爬上一块突出于大海之中的岩石.我现在没有任何困难就攀登上去了,开始等待着太阳的升起.[2]62在这段文字中,海森堡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家科学发现的心灵体验:能量守恒原理的“异常美丽”的内部结构强烈地吸引着他,它被“陶醉”其中.在科学家那里,科学活动的过程不是与枯燥的数学公式或数字打交道,而是像艺术游戏、审美体验一样的激情与想象投入.“是事物的艺术和美让人感到震撼,感到兴奋”,这几乎成为许多大科学家对自己科学活动动力的认同.用现象学的语言来表述,也就是研究对象所显像出来的艺术美感,成为科学家科学发现之旅的内驱力[6]172. 3科学的成果彰显艺术美感 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发现科学的真理,这几乎是所有科学活动的终极诉求.不过,对于科学家而言,这个“真理”并非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由抽象的命题、冷冰冰的逻辑理论或枯燥的公式构成的,它应当是一件艺术品,具有美的属性,比如凝练、匀称、和谐、简妙等.用科学家经常使用的譬喻来说,它应当像音乐、像诗歌、像绘画一样具有美感.没有艺术特质,没有美感,这个真理就不会为自己所认可,为人们所接受,甚至怀疑它的合理性.正如保罗•狄拉克所说的:“让方程式优美,比让方程式符合实验更重要……因为差异可能是由于未能适当地考虑一些小问题造成的,而这些小问题将会随着理论的发展得到澄清.在我看来,假如一个人在进行研究工作时着眼于让他的方程式优美,假如他真有正常的洞察力,那么他就肯定会获得进步.”[5]241在这段话中,狄拉克向我们表白了一个科学家之所以诉求科学理论审美个性的原因,科学理论如果不具备艺术或美的品性,真理性也会受到怀疑,只有具有艺术或审美洞察力,科学研究事业才能进步.也正因此,科学真理,科学发现的成果,无论是数学公式、物理定律、化学反应式还是宇宙空间模型,都应体现出艺术的意蕴.对于这一点,曾为牛顿和贝多芬等写过优美传记的沙利文给予了肯定.他说:由于科学理论的首要宗旨是发现自然中的和谐,所以我们能够一眼看出这些理论必定具有美学上的价值.一个科学理论成就的大小,事实就在于它的美学价值.因为,给原本是混乱的东西带来多少和谐,是衡量一个科学理论成就的手段之一.[2]69由于科学家的智力探险活动所要追寻的是一个艺术的世界,因而,他的研究活动就不仅仅是与毫无生气的人工符号打交道,而且也是一种艺术知觉活动,其研究结果也应当是一个艺术或美的作品的创造.也正由于科学发现的这一艺术维度,形成了科学界对于一种科学理论和一个科学真理的评价标尺:艺术和美的尺度.缺乏美感或没有艺术性的理论虽不能说是一种坏理论,但绝不可能是完美的理论.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学术典就是:“单个陈述或者整体理论的表达方式,亦即美感与简单性.”[7]159也正像保罗•狄拉克在谈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以受到科学界的接受与认同时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使物理学家们这样乐于接受这一理论的呢?那就是它伟大的数学美,尽管它违背了简单性的原则.”[2]159甚至于出现这样的情形:当科学家面对自己提出的若干科学理论或模型而要做出最终评价标准时,通常选择的是美的而不一定是真的.弗里曼•戴森曾引用魏尔的话总结自己的研究工作说:“我的工作总是尽力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挑选一个时,我通常是选择美.”[2]75戴森在介绍魏尔的引力规范理论的确定时这样描述道:魏尔曾经承认这个理论作为一个引力理论是不真的;但它显示出来的艺术气质和美感又使他不愿放弃它,于是为了美的缘故,魏尔没有抛弃这个理论.多年以后,当规范不变性应用于量子动力学时,魏尔的直觉被证明完全是正确的.这类例子在科学史上很多,如雅可比的《动力学讲义》、玻尔兹曼的《气体理论讲义》、索末菲的《原子结构和光谱》、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原理》等,既可说是科学著作,也可说是艺术作品.对科学研究活动的最终成果即科学真理(定理、模型、理论)选择的艺术或审美标尺,也许还不宜仅仅从美与真的内在关联性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尽管对一些科学家而言确出于此种心智计算.美的现象是否就一定导向真的结果,或者科学的东西只要是美的就可能为真,也许在科学认知上我们永远也言说不清,至少在现在,人类科学史还没有验证这个事实(魏尔的引力规范理论由美而为真具有偶然性).它也仅仅是一种信念,就像著名天体物理学家A•S•爱丁顿所说的信念一样[8]227.它也许并不为真,但它作为一种信念,却激活了科学家发现精神远游的动力.“美的一定会是真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使得许多科学家在进行最终理论抉择时选择了艺术或美的形式.科学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世界,就是把人类心灵深处最渴望的东西、人类存在的意义最丰富的世界创造出来,以供灵魂的遨游和托命.S•钱德拉赛卡曾这样说过:科学就是通过个人努力,来检验所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天体世界还是生命世界,是数字世界还是量子世界)是否合适、和谐,或者说“形式”“连贯性”,如果它们还没有达到这一点,科学家就通过进一步的探索使它们达到这个境界;或者像戴维•多伊奇所说的那样,通过在虚拟环境中的计算游戏,使得“宇宙的终结”这种“丑恶”的现象消除掉,而创造一个“永恒”的世界、和谐的世界.正是由于科学家对于真、善、美的理想世界的追求,才使得他们所创造的科学世界不仅符合真的标准,也符合美的理念;不仅是一个逻辑世界,也是一个艺术世界. 作者:张赢予 艺术与科学论文:景观设计艺术与科学因素的融合发展 摘要:在进行景观设计过程中,不仅要融入一定的艺术要素,同时还需要运用各种的材料以及技术。要想确保景观设计获得成功,必须将艺术和科学进行有机的融合。艺术是景观设计的灵魂,科学是景观设计的动力,景观设计中艺术与科学因素的融合是必然,景观设计未来也必定向着以人为本、和自然和谐共存、个性化以及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景观设计;艺术;科学;融合 科学是通过具体语言对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种客观规律加以概括,而艺术则是通过形象语言形式来表现我们对于世界的感悟,两者均是为了揭示世界上不同事物的内在规律。不过,他们之间却有着差异的特质。科学揭示的是事物所存在的客观规律,而艺术揭示的是情感世界中的一些规律。景观设计涉及内容主要是对土地和其上方的物体进行规划,使我们获得更加安全、舒适、宜居、健康环境的艺术与科学。目前,景观设计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也更加重视景观设计中的精神文化,确保景观具有较强的经济性以及实用性。现代景观所面向的对象是广大人们群众。而以往的园林景观,主要是针对个别贵族所建设的。和以往的园林景观设计比较,现代景观设计会更多的受制于城市规划以及建筑材料影响。因此,要求我们在进行景观设计过程中,应当更加善于对艺术与科学进行合理的利用,通过对有限土地资源的利用,设计出更加美观与舒适的园林景观。 一、艺术是景观设计的灵魂 在人文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艺术文明作为重要的主体,其与自然文明相辅相成,形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无论是从我国的敦煌壁画以及兵马俑,还是从国外的金字塔等,均能够证明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艺术的发展是与之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艺术作为人类文化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内容,其和政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宗教的发展以及种族的发展等均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不单单是对形式美原则加以运用,更重要的是景观设计过程属于涵盖非常复杂艺术因素的一个设计过程。通过对艺术的运用,能够确保景观设计更加具有内涵,能够让景观拥有更为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环境和空间属于客观世界存在的事物,并且拥有极强的可塑性。在对环境以及空间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效果是好还是坏,最重要的是要看设计者对于“神韵”的把握与运用,而“神韵”却需要经由一些“视觉符号”才能传递至欣赏者。经过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步将不同类别的建筑符号体系化,同时也将不同建筑符号赋予了各自的内涵。例如,爱尼尔柱头代表的是欧式风格建筑,斗拱重檐代表的是中式风格建筑,劵拱门则是代表伊斯兰风格建筑。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如果能够科学、合理的应用这些视觉符号,便能够将观赏者内心的情感唤醒。由于人们对事物产生一定美感是受到心灵的影响,而通过符号的运用则能够引发美好感觉。并且,各种符号在经过不同的组合以及架构以后,同样也能够呈现更为丰富的内涵。艺术所拥有的包容性没有边界,其除了包含有和建筑艺术存在一定关联性的符号以外,同时还包含有和我们生活存在关联性的各种事物以及理念等。在进行景观设计中,最为重要的是设计人员对于景观内涵理解,然后再采用和景观存在一定联系的艺术元素加以重新创造。例如,在设计吉隆坡机场的过程中,设计师将环境以及建筑物更加紧密的融合于一体,展示出了“绿色文化”的设计理念。其将机场的选址设计在森林之中,不管是在候机厅位置还是在外部,均保留有之前的森林,在室内又专门设计出了瀑布、溪流等森林元素,还把森林之中的流水声、鸟叫声等采用一定的技术融入其中。通过这一设计我们能够得出,艺术因素之中的文化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在景观设计过程中能否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要看设计者有没有正确理解了艺术因素的包容性,是否将艺术因素加以合理的应用。因此,我们说艺术是景观设计的灵魂。 二、科学是景观设计的动力 艺术是景观设计的灵魂,不过,景观设计的灵魂需要依附于客观世界所存在的事物之上,而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视觉效果、触觉效果以及听觉效果等,需要借助于相应的材料以及技术才能表现出来。采用怎样的工艺以及材料,才可以更加适宜的展示出景观所拥有的灵魂?在景观设计所采用方法方面,主要体现在科学因素之中。文化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工作平台才能展示出来,其中技术便是工作平台。要是我们将艺术因素看成是人们心理方面的享受以及精神方面的愉悦,则科学因素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理方面的享受以及功能方面的便利。所以,科学因素是景观设计不断前进的动力。景观设计的过程中,不仅涉及到自然科学,同时还涉及到社会科学。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向前发展,让景观设计工作拥有了更为全新的工具以及材料,同时,还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以及发展,使得设计的理念不断革新。 三、景观设计中艺术与科学因素的融合是必然 我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一般所采取的方式包含有科学方式以及艺术方式,两者具有差异性的特点,不过,在思维方面以及创作方面,两者之间却可以相互渗透,使得科学和技术之间融合拥有了非常好的基础。科学和艺术两者的出发点相同,均是为了能够寻找到真理,保证社会文明不断的发展与进步。两者之间在本源方面同样也相同,均是来自我们的实践活动。景观设计属于交叉性的学科,不仅涉及自然学科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涉及社会学科方面的内容。景观设计不是仅仅针对环境表面加以美化处理,其涵盖了结构、功能以及造型等不同方面的设计内容。要想确保不同方面内容能够得到更加科学的安排,要用到非常多的自然科学方面知识与理论,例如,工程学理论、力学理论以及数学理论等。进行造型设计过程中,我们同样要重视艺术的追求。所以,成功的景观设计必然要涉及到自然科学方面知识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知识。不然,景观设计也仅仅能够达到装饰的效果。科学属于重要的资源,而我们若是想享受到科学这一资源,应当应用一定的载体,便是设计。设计也是一种艺术的延伸形式。在景观设计中,涉及有非常多的内容,属于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形式。科学和艺术之间互补的趋势其实属于一种客观存在,通过对多学科发展的有效利用,能够进一步的拓宽艺术创作途径与手段。 四、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 1.以人为本的发展趋势 景观设计的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其更加的强调人所拥有的主体地位。不管是对于景观进行规划的过程中,还是在对景观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均应当站在人的角度去思考,以更加符合人们在生理方面以及心理方面的需求。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设计的经济性,不过,也不可一味的讲经济。目前,景观设计要求不仅能够有效的解决人们在功能方面的需求,同时还应当有效解决人们在心理方面的需求。进行景观的设计过程中,第一,应当为人们营造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要确保景观设计中的通风设计、采暖设计以及照明设计等均能够达到人们在功能方面的要求,并且,也要考虑卫生以及安全的因素。当这些全部达到要求后,还应当达到我们在心理上的要求,这也是开展景观设计工作中极为困难的一项工作。进行造型设计过程中,应当多采用曲线造型,要重视层次感,并且应当确保空间更加适宜人体的尺度,避免设计不合理的大体积空间。通过这样的设计,才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让人拥有更为深刻与美好的印象,确保给人们提供一个更加舒适以及优美的环境。 2.和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趋势 自然是我们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自然中的地形、地貌以及植被等,均是景观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要素。更加尊重自然,确保自然和人工环境能够和谐的共存,会更加有利于我们社会的发展。现阶段,城市之中到处都是钢筋混凝土建筑,在这些建筑物之间引入一定的自然景观,能够确保城市中的生态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可以极大的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更加应当重视和自然和谐共存理念的应用,要追求一种人和自然的融合,不断强化景观设计中自然要素的运用,使得我们周围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保证我们能够融入自然之中,能够达到和自然共生存的目标。现阶段,因为受到了资源短缺以及能源不足问题的影响,加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导致了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突出。所以,在进行景观设计过程中,应当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始终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中,通过和自然和谐共存的景观设计,为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3.个性化发展趋势 在对景观进行设计时,需要突出一定的形象特征。不同的地域以及城市,都有自身的历史以及文化,同时还拥有不同的气候条件,人们的生活习俗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差异。因此,在进行园林设计的过程中,应当将这种个性化加以展示。尤其是在我们迈入了信息化时代以后,由于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与快速,不同地域以及城市之间的差异性逐渐减小,但是人们在生活中却越来越重视个性化的需求。景观园林设计能够充分的反映出一个城市所拥有的风采以及特征,展示出了城市中居民的精神面貌,也会彰显一个城市的整体实力。所以,景观设计是对于城市最为集中以及整体的概括,也充分体现出了城市拥有的个性。 4.系统化发展趋势 景观设计属于一项非常具有系统性的工程,其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仅包含有社会形态方面内容、地理环境方面内容,还包含有人文精神方面内容以及历史文化方面内容等。之前进行景观设计时,仅仅依靠设计人员直接以及主观性加以设计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景观设计的要求,面对如此复杂以庞大的设计对象,要是不采用系统的设计方法,便无法更加快速以及整体的对设计加以把握,更会影响到设计的质量以及水平。系统论最为重要特征便是整个系统所拥有的功能,要较每一个构成系统因素的功能总和大。所以,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也只有建立起了科学的系统,才可以更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采用系统化的设计手段,可以在总体上对设计对象本质特征加以把握,确保进行设计过程中拥有更为可靠的参考与依据。所以,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要借助于系统性的方法,同时,这也是未来景观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五、结语虽然艺术和科学属于我们认识以及了解世界过程中所采用的两种不同方式,不过,两者在最终的目标方面却可以保持一致,两者均是为了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在思维方面以及创作方面,两者之间却可以相互渗透,使得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融合拥有了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应当将艺术和科学进一步的进行融合,确保我们生活的环境空间能够更加充满活力,为景观设计开创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作者:蒋良艳 单位: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艺术学院 艺术与科学论文:高校行政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 引言 事实上管理只是为了将一些分散的部分组合起来,这样可以在需要发挥其功能的时候更好的发挥出来,可是很多人认为管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实际上管理是一门艺术,在管理这门艺术的前提是要有科学的管理方法,这样才能够在制度不完善的地方找到方法去弥补。 一、高校行政管理改革 (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强化“以德行政” “三个代表”是我党的立党之本,也是行政之道,现如今在我国高校当中行政管理主要应该依据道德来进行管理和实践。作为高校的行政管理部门首先就一定要做到以德行政,这样无论是对于教师还是对于学生都是公平的。在教育学生和培训教师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循我国教师的职业道德操守,育人先育德,只有拥有好的品质,才配得上好的学识。除此之外还应该充分的发挥共产党员的先进作用,以先进带动广泛性,从而通过广泛性进一步的推动先进性。 (二)高校行政管理改革与创新要有利于营造和谐高校 和谐高校与和谐社会之间实际上是整体与部门的关系,和谐高校在社会当中是一个小的整体,这个小的整体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现在的社会上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这种差距会从根本上带给一些学生自卑的感觉,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学生会感到自卑,而一些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学生则会感到非常的自大,这种差距的形成越来越明显,产生的影响也将越来越严重。所以校方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就应当肩负起自己的职责和任务,一定要从科学的角度去进行管理,从而进一步的推进高校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 二、管理的科学性与管理的艺术性的内涵 管理的科学性指的是管理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学习不仅仅是指书本上的学习,还可以是通过网络上的学习,现在的科技是非常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在任何一个企业当中都能涉及到,有关部门可以通过书本、电脑、电视等载体去进行学习管理的方式,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实践活动当中去进行管理的学习,也就是边干边学。在学习管理经验的过程当中学习别人的管理经验非常重要,总结自己的管理经验更加重要。管理的科学性指的是管理能否采取正确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然而管理的艺术性往往指的是管理的人格魅力和管理的灵感,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管理方式,管理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能够掌握正确的技巧就会巧妙的进行行政管理。 三、管理的科学性是管理的艺术性的前提与基础 笔者认为科学的管理制度是管理好事物的前提,管理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学问,要想将高校的行政管理制度进行巧妙的管理,完善的管理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在现实当中,无论是任何的一门企业还是一个部门,要想将自己的员工管理好,完善的管理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在制度管理制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管理制度能否带给所要管理的人们一些激励和启发,没有激励的管理制度是失败的,对于不同的人群一定要有着不同的管理制度。本文当中主要针对的是一些高校的学生,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可以采取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管理制度,在设计管理制度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们的意见,因为具有民主的管理建议更容易让人们接受,管理起来也更容易。只有制定出科学的管理方式,才能够将管理这一学科转变为具有艺术特色。 四、管理的艺术性是管理的科学性的补充与提高 与管理的科学性相比,管理的艺术更难理解一些,管理制度很多时候会被人认为是一种契约或是一种固定的规章制度,但是总而言之这种管理制度是具有局限性的,不能够应对生活和学习当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例如在现如今的高校当中很多时候对于学生的规章制度有很多,这些制度的规范必定会出现一些不足之处。在制度规定的不完善的地方就需要具有艺术性的管理方式,可以这样说,管理艺术就是对管理制度的一种补充,更是对管理制度的一种完善。在这个社会当中无论是任何的一种法律法规还是规章制度,必将会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和漏洞,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关部门的管理者就需要利用具有艺术手段的管理方式去违和的处理,所以只有制度没有规定到的地方,才需要管理者的创新与灵感。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简单的介绍了一些我国现如今高校行政管理制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与内在联系,让人们在管理制度当中拥有激励自身奋斗的目标,人都是理性的,都知道趋利避害,在制度与及时既定的情况下,一定要学会懂得选择。管理是一门科学性的学科,也是一种具有艺术色彩的学问。 作者:李旭东 单位:西京学院网络数据与安全部
近几年来,对外汉语发现得到迅速发展。国际对汉语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来华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许多国家对汉语教师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对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严格的要求。在汉语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基础比较薄弱。长期以来,对外汉语教学重视理论,轻视实践,这样就会影响学生对汉语应用能力提升。要了解汉语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地位与作用,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对外汉语人才。 一、对外汉语教学地位 对外汉语教学主要是对来华留学生进行的汉语教学,能够赋予学习者以第二语言,使其可以利用汉语开展交际。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本质的区别,重在培养学生利用汉语知识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是培养第二语言教学人才的专业,需要引导学生掌握现代汉语的发音方法,造字方法、组词造句等。对外汉语的多数学生有自己的母语,在学习汉语时会存在许多困难,因此,通过对外汉语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语言的差异,对母语和汉语进行对比,从而了解汉语与母语的功能区别。对外汉语教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由于其教育对象是来华留学生,因此,不管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均需创新,不断改进。学生学习汉语时,需要有良好的理解能力和活跃的思维,由于在学习过程中会受到母语的干扰,因此,就需要教授学生正确处理母语和汉语之间的关系,通过母语的积极作用克服母语带来的干扰。教师要充分精通外语和某一门外语,采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引导学生了解汉语的规律和知识,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严格的要求。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并承担文化传播的任务。对外汉语教学不仅是对汉语本身的教学,更要加强对文化知识的传授,使学生能够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使学生的语言能力更加全面。总之,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性不容忽视,对外汉语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二、汉语国际化背景下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的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我国的对外汉语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目前,我国对外交流正在不断深入,这就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使学生具备良好的汉语言思维与语言应用能力,对外汉语教学必须要改进教学方法,确保内容更加实用。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些历史与文化赋予汉语言以无限的生命力。如今,对外汉语教学不能仅限于解释词义与句意,而是要是融入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现代汉语的课程特征,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进行教学,使人才质量有效提升。学生要有良好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对汉语的基础知识与文化内容熟练掌握,使学习内容符合汉语国际化背景,在深刻理解汉语言文化的基础之上,能够在不同的语境下熟练应用汉语。 1.引导学习者对汉语文化有更深的理解 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对外汉语教学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了解汉语言,打破语言交流障碍。由于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通过对外汉语教学可以充分理解他们,尊重他们,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来自韩国,日本,朝鲜,菲律宾等地的留学生,其本国语言中会借鉴许多汉字,其所在的国家也曾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因此,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对汉文化有认同感,也更容易理解汉文化。来自欧美与非洲的留学生对汉语的理解与学习会存在较大难度,通过对外汉语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使其充分参与到课堂互动环节之中,提高汉语言学习效果。大多数来华的留学生对汉语学习会充满兴趣,尽管目的并不相同,但归根接地均需要从汉语学习中入手,对外汉语教学可以赋予学生以良好的学习机会,通过有效的指导与训练,就可以使其更好地学习语言,了解中国的文化。 2.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汉语交流 对于学习语言的人而言,发音是重要的学习环节。在汉语语音中有许多难点,如果学生不能掌握正确的发音方法,就会使汉语学习陷入不利境地。通过对外汉语教学可以逐渐改变学生的发音习惯,使学生通有所进步。同时,对外汉语会侧重对学生开展词汇教学,使学生能够掌握充足的词汇,实现顺利交流,克服学习上的畏难情绪。 3.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将其融入到对外汉语教学之中,可以改善学生交际障碍现状,使学生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汉语,可通过优秀的中化文化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真正热爱中国文化,提高对汉语学习的积极性。中国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均具备神秘的东方文化色彩,十分受到学生欢迎。对外汉语教学可以引导学生了解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交际文化中入手,引发学生思考和讨论。比如,东方文化认为卑己尊人是一种美德,西方文化可能会认为虚伪;中国强调集体主义,西方崇尚个人主义;中国的餐桌礼仪是主人热情好客,劝酒是餐桌的一门学问;西方人则不会强人所难,餐桌随心自在就好。这些中西方文化差异一旦被学生理解和掌握,就会进一步提高汉语学习的效率与质量。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对中国的文化、经济充满浓厚的兴趣,这就意味着汉语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要明确对外汉语教学的地位与作用,积极传播中国优秀的文化,培养出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学人才。 参考文献: [1]李泉.汉语国际化背景下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的地位与作用[J].语言战略研究,2018,306:59-60. [2]谢亚梅.浅析对外汉语教学现状及其发展前景[J].文学教育(上),2018,07:181. [3]杨锐.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综述[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15,03:16-19. 作者:严天时 单位:黑龙江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路径分析 关键词: 民间文学 艺术 ;权利主体;著作权;保护 内容提要: 民间文学艺术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然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 法律 保护犹如法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的构建是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最大障碍。为此,我们应在保存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明确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宗旨,完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制度,充分保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传承活动可持续 发展 。同时,确立 科学 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权利流转制度保障体系,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民间文学艺术被誉为人类 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是进行文学及科学技术创新的源泉。我国存在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然而,现实生活中对民间文艺作品存在一些不当使用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的采风者也疯狂地掠夺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例如,“木兰从军”是其一,确立科学的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机制。民间文学艺术价值评估的目的在于相对准确地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管理、贸易及侵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比较流行的评估知识产权价值的方法有三种。其一,成本法。成本法主要是指依据开发一项知识产权所花费的成本或者是重置一项知识产权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这种方法不反映从资产的所有和使用中带来的 经济 利益,相反,它只反映资产的最小价值。申言之,成本法给与知识产权所能够带来的市场收益关注不够,即它未能反映资产潜在的收益。故成本法经常适用于技术使用的萌芽期或者没有适用市场或没有获得收益的资产。其二,市场法。市场法是指无形资产通过比较在相似的市场环境下,相似资产的近期销售或其他交易方式的差别而进行的价值评估。这种方法如果在一个活跃的市场环境中是最适宜的。但大多数无形资产的交易不够频繁,无法建立以市场为评估基础并可与其他资产比较的价值评估。由于缺乏充分竞争的知识产权市场,所以无法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其三,收益法。收益法是根据知识产权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来进行估价的。这种方法应用最广,因为使用收益法进行价值评估所必需的信息通常相对精确并且很容易获取。根据收益法,一项资产的价值是指给资产所有者带来的未来经济收益的现有价值。这种方法要求对由于知识产权而产生的未来收益流的预测,对未来收益流期限的估价预测,以及对收益流相关风险评估。虽然收益法由于包含多项评估,看起来没有成本法精确,但是评估需要的信息可以被精确地开发和确定。这种方法额外的好处是它具有通过参数调整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在特别情形下价值评估各种因素的重要性。[15] 由此可见,成本法和市场法都有较大的局限,成本法只适用于某些特殊的资产,市场法则依赖于较为充分的信息披露,而收益法的应用范围更广,更为适合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16] 自然 也适合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评估相对于专利权和商标权而言较为复杂。专利权和商标权一般涉及两种贸易形式,一是整体转让,二是许可使用,所以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评估一般只涉及专利权和商标权整体价值评估或者许可使用权价值评估。而民间文学艺术权利的内容和交易形式都要丰富的多,它涉及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的问题。以财产权为例。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既可以进行著作财产权整体转让或许可使用,也可以选择财产权当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转让或许可使用。如果将每一项权利(或者与其他权利一起)的转让或许可使用作为一种交易形式,按照数学中排列组合的 计算 方法,著作财产权一共可以呈现中的交易形式将令人惊奇,这是商标权与专利权所无法比拟的。而每一种交易形式都涉及评估问题。由于著作权中不同权利的赢利模式不同,在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时,应根据不同的赢利特点进行计算。 其二,引进集体管理制度。民间文学艺术集体管理制度,是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制度。民间文艺集体管理制度是实施版权法的重要手段。 网络 数字技术的 发展 引起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的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巨大变化,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其权利不能控制或难以控制的情形。多数情况下,权利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网络侵权事实的存在,即使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出于讼累及诉讼成本的考虑,也很难逐一去主张权利。采用集体管理组织的形式无疑可以弥补以上的不足。可以说,如果没有集体管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的权利行使有一半以上将会落空。 从性质上讲,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一种民事权利管理制度,是信托的一种具体形式,[18]即权利人将自己作品的版权一并转让给集体管理组织。采取信托方式的最大优越性在于,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授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所管理的权利;同时,集体管理组织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人进行包括诉讼、仲裁在内的 法律 交涉,这对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及其传承人的正当权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的法定制度表面上似乎与集体管理制度相冲突。其实,法定制度所要解决的是权利主体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问题,集体管理制度则是权利的具体行使方式问题,两者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不一样,但是二者结合起来,能相得益彰,充分保障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权利的实现。 结 语 当前,我国学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存在“综合保护模式与单一保护模式”、“直接保护模式与间接保护模式”、“著作权保护模式与特别权利保护模式”及“现行著作权模式和经有限修改的著作权模式”[19]等理论分歧,争议的焦点则集中在“特殊权利保护”与“著作权保护”这两种模式的选择上。从法理层面来分析,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实行著作权保护;其二是授权立法的问题,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或措施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据悉,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条例》已纳入了国务院立法规划。诚然,即便将来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条例,但民间文学艺术毕竟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存在诸多不同。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客体,它既包含有形资产,又包括无形资产,既包括个人财产利益,也牵涉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还需要理论研究的更加深入和司法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 文学艺术论文:研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法 法律保护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分析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我们发现作品的定义是要求“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些要求显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出新的知识。以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题材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原先的素材是分开的,具有确定的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表达形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重叠性比较大,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这是我们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规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刘春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的文学艺术形式[1]。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群体集体创作,通过口传心授、模仿等方式,在本区域内世代流传的、反映本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群体特征、自然环境等特有成分,又不断的为群体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品。列举式规定可吸收和借鉴《示范法条》的典型表现形式,具体表述为:1)故事、诗歌、谜语、谣谚、传说、寓言、神话以及其他口头或书面民间文学作品;2)民歌、戏曲、器乐以及其他以音乐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3)舞蹈、游戏、民俗活动以及其他以活动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4)皮影、剪纸、绘画、书法、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以有形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确定的权利主张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智力创造成果是一个群体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它“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它逐步变成了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整体的作品,其作品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2],这会导致谁是真正的权利主张者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财富,“有些民族或群体认为属于本民族的作品或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不愿为外人所知,若随意发表,不论其赢利与否都会严重损害该群体的精神利益”[3]。 (二)保护时间不易确定 现在各国是对于一定的知识产权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其自身价值形成的特殊性,简单地规定一个期限非但不能给予保护,这样会使相关的权利合法地被免费使用,原因就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所形成的价值是一个集体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三)保护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民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创造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就是它的广泛性、开放性,民间文学艺术更多所体现的是其群体的文化特征,注重这种文化能否得到持续存在并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被歪曲和随便利用。另外,运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经济权利的确立、合理的商业利用及市场价值。民间文学艺术作为特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又无法行使专有权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基因等传统资源的初始意图不同。 (四)新作品与原作品的差别性 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集体性质,创作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但是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特定的,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经过改编整理,创作出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于民间,具有长期性,而再创作作品是“作者在运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经历几代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虽有创新,但还保留着原有风格特色,而再创作作品想要受《著作权法》保护,必须具备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根据其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的区分把握也是需要解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建议 (一)明确著作权的主体 针对主体不确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民族聚居地或地方设置例如××民族理事会、研究会、××地区会所等形式,来研究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保护并发扬光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根据其内容、表达形式、体现的特色等可以明确属于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如某个民族特有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像属于全体赫哲族群众的《想情郎》等,可以由该民族的理事会、研究会来代为行使整个民族对此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国家可以规定文化行政部门主管该项工作,各民族理事会可以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经过整理,报经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二)明确改编者的权益 我们可以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任何人的歪曲、篡改和丑化,鼓励改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改编者和整理者对其改编整理后形成的新作品必须注明来源出处,并且要向一定的部门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任何人都不得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他人对其重新进行改编和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或组织,应尊重产生该作品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得歪曲原作品,不得给产生该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伤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经改编创作而形成的作品不得向外国人卖断著作权。同时私人、集体所有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坚决禁止出售或转让赠于给外国人。 (三)无期限保护 《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中规定了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死后50年,合作作品到最后死亡的作者的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这都有明确的期限。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再创作流传数年,认定它的起始与终结不易,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丢失它,更不能确定一个期限来保护它而其他时间任由他人任意践踏它。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无期限保护我们丰富多彩、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使用上采取许可使用和收费制度 让文化行政部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它也可以将其部分权利下放由各民族理事会、研究会来许可,但是要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收费。明确属于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用由该民族理事会收取,提取其中少量部分上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该许可使用费除支持理事会的基本运作外,主要用于宣传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组织专业人士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研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等联手搞项目,像建旅游基地、度假村,让游人身临其境感受某个民族的民族风情等。 面对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公众性课题,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相结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应积极地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运用多种法律诸如文物保护、旅游管理等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以及公共政策的扶持如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项措施,更重要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商业上的开发和利用的,而是以保持、尊重与弘扬为直接目的。 文学艺术论文:从语言的模糊性看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 1. 前言 在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但凡经典美文都不乏模糊性的语言,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在当代翻译界也是众多研究学者热切关注的重点课题。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还是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中,语言的模糊性均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在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多样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会造成翻译者在翻译英语文学艺术作品时,无法将原文的主旨精确地翻译出来。所以,研究语言的模糊性,使翻译者能够采用正确的英语翻译策略来应对因语言的模糊性所引起的歧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模糊性语言的涵义 语言的模糊性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定义语言的模糊性的历史第一人是皮尔斯。皮尔斯认为,当对同一种事物有着几种可能性的理解时,即便讲话者已经进行了十分周密和认真的思考,但是却仍然无法对这个事物的归属性进行确定,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失误是模糊的。实际上在人们日常的交际用语当中,模糊性通常是指不明确性,极易使人产生多种多样想法。虽然语言的模糊性具备着显著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人们长期的使用,因而已经逐渐地形成了一种自觉,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地使用并不会对交往目的的实现产生影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响。所以,语言的模糊性也可以这样定义: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自身所具备的属性,是长时间人类社会使用语言不断积淀所形成的认识方式,而且属于不确定的一种表达方式。 3.模糊性语言的主要类别 作为一种语言本质属性的模糊性语言,其在各种语言形式中极为常见,比如词、短语以及句等等。一般可以把模糊性语言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3.1言外之意所造成的语言模糊 在很多英语文学作品当中,有些英语原文在字面含义以外都有着一定的弦外之音,必须借助于上下文的结合才能这些弦外之音推断出来,这些迫切地要求英语翻译人员必须十分熟悉原语的文化。有些看起来表达十分准确的话语往往也极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造成语言模糊。在人们的日常交际用语中,人们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语言附加言外之意,语言的模糊性便由此产生,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说话者的表达,相反还会使得语言的表达显得更为生动。 3.2模糊性语言的使用造成信息模糊 3.2.1模糊词 几乎所有词性的词基本上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模糊性,比如模糊形容词包括“漂亮的”、“清晰的”和“年少的”等;模糊名词包括“早晨”、“将来”等;模糊数词包括“部分”、“好多个”等。从这些模糊词当中,可以看出要想使用模糊词,那么就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参照物。 3.2.2模糊限制语 就模糊限制语而言,其使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模糊限制语往往会与精确的语言结合使用,以便于使得语言的精确性有效地转变为语言的模糊性。模糊限制语与模糊词有着很大的不同,模糊限制语本身的语义较少,对语言情景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历史上使用模糊限制语最早的学者是拉可夫,在拉可夫《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一书中,拉可夫把模糊限制语定义为:将事情弄得更不模糊或者更加模糊的词语。比如,he is two years old. he is about two years old. 在这两个句子中,正是因为使用了“about”,使得本来对年龄表述非常精确的语句转化成为了模糊的句子。英语语言中有着非常多种类的模糊限制语,比如a little bit, more or less, a kind of等等。所以,翻译者必须对英语语言当中的模糊限制词加以全面地掌握。 4.英语文学作品中模糊性语言分析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其形象性。读者是通过头脑中的再造想象来欣赏文学作品的,而这种再造想象正是以模糊性为特征。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使用大大拓展了读者的视野和想象空间,也彰显了文学作品的魅力。《王子复仇记》中“to be, or not to be”短短几个单词引起了读者无尽的揣测和解读,或许正是这六个单词如此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学作品中成功运用模糊语言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以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在描写小说中的主要角色时,常常借助模糊语言向读者展示人物形象,同时也展现了模糊语言的魅力。例如,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项上金缡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王。 模糊性作为语言的本质属性,可以在语言的不同层面即单词、短语和句子中得以展示。本文拟从单词和短语两个层面来分析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有关模糊句子的翻译策略将会另作论述。其原因之一在于英语句型和句法结构复杂多变,这就决定了仅是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很难达到翻译好模糊句子,尤其是复杂的模糊句子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句子的翻译,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到单词和短语这两个基本语言层面的分析上。 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精粹便是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是文化艺术的一大瑰宝,而对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翻译是广大翻译者长期以来的最大心愿。就英国知名小说家萨克雷的作品《名利场》来说,它充分地向人们展示英国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的景象,当前我国已经有许多部小说的翻译版本,但是被翻译学界公认为最好的翻译版本就是杨必所翻译的。因为《名利场》一书中有着非常多的模糊性语言,因此这本书的翻译难以准确地进行把握,而杨必却很好地对此书中的模糊性语言进行了处理。所以,下文我们将结合杨必对《名利场》的翻译对语言的模糊性加以探究。 4.1糊词语的翻译 举例1:guff goes home every saturday, but can not this, because he has 2 black eyes.此句当中的black一词是属于颜色词。在英语翻译中,颜色词所表述含义的界限相对来说较为模糊,因为颜色自身就属于一个整体。所以,不同的民族都会对不同的颜色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所使用的词语也是不同的。原文当中的眼睛因被打而变得“black”,而若翻译为黑色的话,那么就难免有歧义的产生,比如中文当中的眼睛变黑,既可能是由于熬夜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缺乏睡眠所导致的,而被打“黑”,中文中一般用“青”来进行形容,比如中文词语“鼻青脸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非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black coffee表示的是清咖,dark tea表示的是浓茶,green man表示的是新手等等。 4.2模糊语义的翻译 通常很多句子看起来翻译很容易,但是在这些句子中一般会潜藏着一定的言外之意,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翻译称为模糊语义的翻译。比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日行千里”等,这些语句当中的“千”并非指的是我们平常说的一千,而表示的是模糊性的含义,表示的是距离长、多的意思。模糊语句的使用能够使得文学艺术作品更加地富有表现力,对模糊语句进行翻译能够考量出翻译者的实际翻译能力和翻译水平。 5.结束语 总而言之,语言的模糊性虽然对英语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造成诸多的障碍,但是合理地运用语言的模糊性能够使作品更具特色,并且使读者对作者的意图更为理解。所以,必须结合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及作者意图、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对等情况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以便于使英语文学作品实现其自身的艺术魅力。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多元化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 #183;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 #183;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 #183;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 #183;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影视管理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和文学艺术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正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英国茶文化与英语文学艺术分析 摘要:茶原产于中国,可以说中国是最早形成茶文化的国度。在过去中国对英贸易的过程中,茶叶和瓷器、丝绸一样作为重要的出口货物,逐渐俘获了英国人的心,在英国流行开来。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也形成了自己的茶文化,并因其子民对茶叶的如痴如醉,演变成了西方国度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国家之一。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带来的影响在英国方方面面都有映射,在英国人的母语文学———英语文学中其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主要从茶进入到英国以及茶文化在英国的形成与衍变进行分析,探讨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茶文化;英语文学;艺术研究 从开始进口茶叶至今,英国人爱茶的形象已经维持了长达400多年,茶也从最开始只属于贵族的奢侈饮料逐步进入寻常家庭,成为英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用属于舶来品的茶,英国人不仅孕育出了独有的红茶文化,还开创了优雅的下午茶,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茶文化。而英语文学作为英语语言及反映英语国家社会风情的集大成者,是进行英国茶文化的研究有效渠道。 1茶叶在英伦土壤的生根 茶叶最早来自中国,在很早之前,除了中国其他国家不出产茶叶,更别说出现茶这个词语,在茶叶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同时,“茶”也逐渐被引入到印欧语系当中,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外国语言中与茶相关的词汇都是由“茶”的汉语发音或者地方方言发音演化而成,比如英语中茶的单词Tea都是从厦门的方言中演化成英文单词的。虽然英国已经有400多年的饮茶历史,但是具体英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茶叶的,还存在争议。由于英国既不生产茶叶,也没有重视茶叶交易的发展,早期英国人饮用的茶叶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进口的茶叶数量十分有限,加上政府对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征收的税收率高达119%,普通市民没有经济实力承担,因此最开始茶在英国只是流行于其上层社会。其中查理二世的妻子凯萨琳皇后更是因为喜欢喝茶被称为“饮茶皇后”,创造了极富英国特色的英式下午茶。直到1826年,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发现野生茶树,并在茶树种植上取得成功,英国人开始在印度进行茶园种植,将茶叶运回英国本土,市场流通的茶叶增多,茶叶价格下降,茶叶才进入普通人家。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的英国,人们越来越关注饮食等生活质量问题,茶得到进一步推广,茶文化也开始成型完善。 2英国茶文化及其演化 2.1英国茶文化的主要形式 在英国,茶的身影遍布,英国人的一天是从饮茶开始,从饮茶结束的。它主要以以下几种形式出现: 2.1.1Earlymorningtea。即英国早茶,是英国人在早上起床之后进行的饮茶活动。在弥漫着茶香的茶杯中根据个人口味,添加适量的牛奶或者柠檬,借助茶中的咖啡因保持头脑清醒,开始一天的生活。早茶多饮用红茶,精选的红茶多来自阿萨姆等红茶产地,无论是色泽口感还是气味,都相当讲究。2.1.2上午茶。英国人无论是上班与否,都会在上午11点的时候进行小憩,来一杯茶,作为工作生活中间的一种调剂方式。因为上午茶时间并不长,只有20分钟左右,这就决定了它在英国茶中最不讲究,也最简单,少为外人知晓。 2.1.3英伦下午茶。在英国茶中,下午茶是最重要也是最考究的一部分,凭借其丰富的内涵和优雅的形式,承载了英国茶文化的内涵。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英国人都能获得半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英国人会备上三层茶点,配上伯爵茶,大吉岭等传统茶饮,在优美的音乐中度过美好的下午茶时光。如今茶会除了是英国人休闲的重要时光,也是人们进行社交的重要时机。 2.1.4高茶。高茶也叫晚餐茶,在傍晚时分进行,通常是与晚饭一起进行的,虽然经常有人会把高茶与下午茶混在一起,但是比起下午茶,高茶更具平民色彩,配茶的茶点并没有过多的讲究。 2.2英国茶文化的内涵 经过长年累月的渗透,茶在英国逐渐衍生出带有英伦风范的茶文化。无论是将享用茶品的时间固定化,还是对饮茶时的服装进行严格规定,又或者是成套的使用精美茶具,英国人将饮茶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全,甚至连茶点的食用次序都有着细致的讲究,英国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英国人对优质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 2.2.1从健康角度衍生出的饮品文化。在茶叶刚传入英国本土之际,人们对于茶叶的认知还停留在中国的一种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的药草的层次,认为其能促进人体健康,驱除人体的邪气,解除宿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把茶叶当成来自中国的仙草。随着茶叶浸入普通大众的生活,人们对茶叶的研究增多,对其认识也逐步深入,人们渐渐将茶当作一种日常饮品,并创造性的添加糖,柠檬,牛奶等物质,茶已经不再简单的只是一种解渴或者药用的东西,而是经过英国本革后形成的一种既营养又好喝的饮品。 2.2.2从休闲角度衍生出的典雅生活方式。几百年的时间里,茶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茶摆脱过去纯粹的饮食地位,演化成一种融合了饮食,礼仪,休闲等因素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成为英伦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英伦下午茶,随着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他已经不再是过去为了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的餐饮活动,而变成一种对活动环境要求高,融入英伦古典文化,集合审美与使用与一体的娱乐休闲方式,同时也是民众进行社交会友,交流思想的场所。 2.2.3从艺术角度衍生的茶道文化包含了泡茶技艺和品茶艺术两个方面,而在英国,饮茶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为了生理需求而不得不进行的活动,而是升华到另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和中国与日本的茶道不一样,英国赋予了茶道更为开放的内涵,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尊重茶道。 3英国茶文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和中国人爱茶从而颂茶一般,英国茶文化对英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在英语文学中也表现得很突出。 3.1茶文化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在茶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之际,茶文化不断形成,在英语语言体系中也开始出现一系列与茶相关的词汇语言。正如前文所说,英语体系原本是没有茶这个单词的,tea是从福建厦门的方言中音译过来的。同时teacup,teacake,teagarden等英语词组相继出现,极大的丰富了英语词汇体系。在英语词汇不断多样的同时,不少与茶相关的俗语也相继出现。比如说“That’snotquitemycupoftea.”直译为“那真不是我喜欢的东西”,甚至还被引入中国,翻译为“那不是我的那杯茶”。 3.2茶文化对具体文学创作的影响 除了英国语言体系中茶文化的身影越来越密集,在英语文学中,不少作家和诗人都用各自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茶的喜爱。诗人喜欢用诗意的语言来传达对茶的喜爱。济慈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就曾用“一点一点地吃着烤面包,在叹息中等待凉茶”的诗句生动的对人们等待喝茶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与他处在同一个时期的大诗人雪莱则用一首长达300多行的诗歌这样写道,“那药师医士抱怨的饮品,而我会不顾劝诫大口痛饮,当时神来临,我们将抛硬币决定为饮茶而死谁第一。”茶事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从不少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于饮茶也从来不会吝于笔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狄更斯在其知名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使用“茶”这个单词多达80次,并通过生动细致的场景描写给读者展示了许多非正式场合的英国茶会是什么样子。而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中,对于主角们用茶的生活场景并不少见,用晚餐后必然会出现一场英伦范茶会。“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挤在桌子周围,贝内特小姐在桌旁沏茶……茶具收走,牌桌摆好知识,太太小姐们都站起身来……”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片段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品。而法国作家安•莫洛亚笔下的英国诗人拜伦爱茶成狂,在《拜伦传》中,他还详细记录了拜伦爱茶的各种趣事。茶从中土西传,进入英国,渗透进英国人的生活,形成茶文化,并演化成英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影响到英语文学,给英语文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素材,成为著名英语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文学著作也成为今人详细研究了解英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4结束语 茶叶漂洋过海从东方进入西方世界,在不断的征服人们味蕾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生活已离不开茶,茶文化已经进入内心深处。即使是在当今繁忙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下,英国人依然没有放弃对茶的痴迷,甚至已经将下午茶发展成英国的一张特有的名片,变成人们眼里英伦风的一部分,不管是英国红茶还是水果茶,又或者是香草茶,都深为众人喜爱。茶里来茶里去,这样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的被英国人重复着,各种名义的茶会让英国人将许多时间都花费在饮茶过程中。这样的生活虽然在英国出现不过几百年,却让英国文学家对茶衍生出浓烈的感情,茶文化更是深深融入到英文文学当中,出现在各种文学著作之中,成为英国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为英语文学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更是展现了茶文化在英国的重要地位。 作者:王新灵 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活动与旅游文化建设探索 一、旅游文化渗透于旅游的全过程 渗透于吃、住、行、游、购、娱等诸多旅游要素之中。文学、艺术,也属于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形式,如小说、散文、诗词、楹联以及戏剧、音乐、电影、绘画、书法等,在旅游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独有的功效。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对于促进罗平旅游文化建设,提升罗平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特殊作用。罗平县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支持和关心文学艺术活动,致力扶持、培养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罗平作家、艺术家们创作的文学精品,丰富了罗平旅游的文化含量,提升了罗平旅游文化的品位。与曲靖其它各县市相比,罗平是曲靖文学艺术的高地,已经形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传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罗平的文学艺术活动十分活跃,文坛盛事不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屡获殊荣。罗平文学既有领军人物,如县文联主席何晓坤,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诗人,著作丰厚,新作不断;也有群体性力量,罗平县文联旗下的文学期刊《多依河》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展示身手的平台,并培养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作家、诗人。罗平本土作家、诗人,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罗平县文联连年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如《罗平文学艺术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十卷本,与旅游文化和地方文化相关联的就有《罗平景区优秀楹联选》、《走进罗平》、《罗平风情录》、《罗平景区景点传说》等4本。近期,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迤东诗丛》首发,而且召开了研讨会。《迤东诗丛》一共5本:《空杯子》(彭翕霖著)、《行云流水》(马绍稳著)、《叶脉诗丛》(罗光茂著)、《荒芜与安宁》(九光著)、《我看见太阳》(张诚著)。《迤东诗丛》的出版,是近年来罗平诗歌创作成绩的一次集体性展示,也是对罗平文学百家齐放的未来的展望和期许。在罗平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搜集整理方面,尤其是对罗平布依族文化的搜集、整理、研究,扎实推进,成效斐然,《罗平旅游文化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其中就有一本《云南布依族文化研究论文选》。近年,《罗平文苑》网站开通;罗平文学艺术馆开馆;云南省文学创作基地、摄影创作基地落户罗平。在影、视、剧等多媒体艺术方面,依托罗平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秀丽山水,先后已有《翠火》、《大学生村官》、《多彩季节》、《千机变》、《翠香》、《纪委书记》等多部电影(电视剧)在罗平拍摄。尤其《布依姑娘》,就是第一部反映罗平本土民族特色的电影。 二、罗平旅游文化,必须要内涵罗平的地方性、民俗性、民族性等因素 也就是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性完美融合,旅游文化才具备独特性和生命力。罗平本土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罗平的自然景观、风俗人情以及时代社会变迁,起到了旅游开发的部分作用。但是,罗平旅游文化建设,罗平文学艺术,还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即旅游文学的研究、整理、开发、创作。中国文学有旅游文学的优秀传统,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游记,有很多就是千古名篇,现当代的很多关于风景名胜的篇什,也已经成为文学经典,旅游文学自古至今,就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一个类型,而且非常繁荣、发达。旅游活动产生旅游文学,而旅游文学又深化了旅游文化,促进了旅游发展,旅游文学本身也就具有了旅游资源的属性,对景点具有文化渲染和包装开发作用,对游客的旅游动机是一种强大的驱动。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发展,建设旅游文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即旅游文学成了旅游景观的免费广告,是促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重要载体,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潜在的游客,而且,这种影响完全可能是久远的。从这方面的意义而言,罗平旅游文学才开始起步,是罗平文学艺术的不足之处,也是罗平旅游文化的短板,因而也就大有文章可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大力度塑造排他的、独特的,具有罗平气派的旅游文学。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只要定位准确,群策群力,合理规划,集中优势创作资源,罗平旅游文学的空间十分宽广,既然已在路上,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够产生可观的成果,重要的一点是,打造精品,持续发展。积淀深厚的罗平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罗平文学艺术活动,生机勃勃的罗平文学艺术创作,发展中的罗平旅游文学,在推进罗平“文化大县”建设,提升罗平旅游文化内涵,提高罗平旅游的知名度,促进罗平旅游事业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大有可为。 作者:蔡焱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当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式当代文学性观念分析 (一)将文学性引向消费化、娱乐化 中国式当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学性已经逐渐向现实展示一种特有的文学视野,且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引领下与当代生活方式实现统一,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消费文学、网络文学等具有更强的消费性与娱乐性。消费文学与网络文学不但是一种新型文学形式,也可以为人们带来新式文化体验。消费化与娱乐化的文学性体现了文学对于当代生活中新感觉、新品味的追求,同时也适应了现代人构建标新立异式生活的需求,从而使现实生活变得具有艺术化。另一方面,文学性的消费化不仅是生产形式、生产结果,同样也反映了文化的符号性。消费文化出现后,人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文学发生深度连接的桥梁。此外,当代人在理解文学性时,也会受到现实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生活体验中,对文学性的理解也更倾向于消费化、娱乐化。在这样的文学性观念影响下,文学性将可能会逐渐失去统一性、自足性的立场,但同时也使文学性在现实中的研究领域实现了扩大化,审美体验、文学体验不仅仅局限于符号性与情感性,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就为当代文学性观念的重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 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在体验文学性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媒介,互动性体验、多向交流体验或双向交流体验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再加上信息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也使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非经典化、大众化及个体化,因此文学性可以得到多种体验。在当代文学中,网络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学而言,网络文学体验逐渐拉近了文学性与阅读性之间的距离,并进一步解开了文学性神秘的面纱,使文学性逐渐成为文学艺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及文学艺术生命活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与文学市场的不断延伸也逐渐将文学性的东西转变为一种享受性明显的载体,这就可能造成传统式文学性中的精英意识、经典意识被逐渐削弱。当精英意识与经典意识被削弱时,就会对文学性知识的重构带来许多难题。为了避免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性意识被不断弱化,则需要高度警惕当代中国文学中娱乐性文学观念不断蔓延的趋势,以避免因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而造成文学性变为娱乐性,并由此阻止文学彻底沦为一种社会需要的商品,保证文学具有一定的审美性、情感性及符号性。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学性是文学艺术得以存活与发展的根基,深入探讨当代文学所具有的文学性有助于建立起批评及褒奖当代文学艺术的准绳。如中国式当代文学缺乏一定的问题性与批判性,则可能难以产生具有启示性或独创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难以保证当代文学可以在世界文学中独占一席之地。 作者:康小红 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典园林的文学艺术研讨 园林的文学形式一般以诗、词、曲、赋、散文等诗文形式,为园林、景区甚至一草一木题名,并撰写丰富多彩的楹联。创作者往往通过园林中的匾额、楹联、题写诗词歌赋等来直接衬托出相应风景的意境,而很多园林也会加入一些与园林相关的文学、绘画、书法、理论等创作,借此更好地表现园林的文学艺术气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会穿插一些以景寓情、以景怡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来增加园林的无形的“意境”及内涵。让游园的人在游览园林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园林所包含着的“诗情”,所包含着的“画意”。因此,不仅仅文学是对园林的反映,园林同时也是对文学的表现,文学与园林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园林文学艺术的发展 我国的园林文学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时代的《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是最早的园林文学。《诗经》中早有关于“囿”的记载。而在我国关于园林的赋中,必须要提的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杜牧的《阿房宫赋》,从水景、石景、植物、动物以及建筑等多个方面表现了当时园林设计的巧妙。还有很多园林的散记,比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唐代白居易的《冷泉亭记》以及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将人、景、物紧紧结合,表达高超的思想境界。例如,在东晋大文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人们向往的人间仙境,对造园艺术和文学发展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 到了元、明、清,中国的园林文学已经发展到了精益求精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很多文人都在自己的剧曲作品中通过写园林写景色来抒发一些咏史、叹世、怀才不遇的情怀[3]。在元朝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曲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中,通过秋天、西风、瘦马、老树、枯藤描写得萧瑟来呈现出羁旅荒郊的凄凉。 到了明清时候,已经将造园工艺和文学艺术的融合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在很多的文人作品当中都是可以见到,例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等。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园林的布局、园林的题名及园林的诗赋等都融入了特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综上所述,古典园林从构园、造园到题园、咏园,都是与园林文学紧紧相随的,因此,古典园林的发展与园林文学的发展相随相伴的。另外,通过园林中景物的题咏,使得游园的人们不仅欣赏到园林的美景,更能感悟到造园者赋予景物的思想内涵。 文学艺术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应用 (一)成景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独到的匾额、优美的楹联、精湛的书法篆刻。我国古典园林也多是主题园林,多以典故和内涵来突出园林的主题。例如清代初期文学家张岱的园子,取名为“不二斋”。而在古代“,斋”代表园子不大,比较小,而“不二”二字主要是指“可以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法门”之意。另外有一些园子的面积比较小,常常取名为“残粒园”、“寸园”“、半园”“、芥子园”或者“壶中天地”等,也常常暗含主人家淡泊名利、闲情逸致的超脱性情。这些标题往往有画龙点睛的功效,主人家需要很用心才能确定园名。而对于游园的人来说,首先要通晓这其中的意义,才能够很好地欣赏园内的景观,通晓主人的用意。也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十七回中道出了书画在构园造景中的重要性———“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在我国古典园林中,随着骈文和律诗的发展,楹联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同时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文学艺术形式[4]。古典园林中的楹联丰富多彩,从一字一音一义中反映人们的认识和客观规律,以及一些亘古不变的哲理。一般由古典诗文的对偶以及押韵演化而来的楹联,它在内容上不仅引入了类似诗词曲赋等的长处,而且往往从形式上表现出对仗工整,把散文的气势与韵文的韵律很好地配合在一起。如我们熟识的位于苏州古城的“拙政园”,在它的“雪香云蔚亭”中有一副对联写道“蝉噪林更静,鸟鸣山更幽”。又比如扬州瘦西湖月观中一副楹联为“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再有就是有名的回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使人读起来连绵不绝,柔情尽洒。此外,这些楹联和匾额不仅文字隽永、文书美妙,而且意寓深远、情境含蓄。园主也往往通过文字和书法来点明景点的精华,抒发自己的情怀。而在我国古典的园林中,篆、隶、草、行、楷五大类书体都有,每种书法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使得两者相得益彰。 (二)点景 点景往往以最凝练的词或字来点出景点的环境特征、景观境界[5]。古典园林非常重视意境,至今还保留的古典园林不少,比如苏州的“网师园”和扬州的“个园”。网师园一开始是由南宋文人史正志兴建的,到了清代由宋宗元将网师园买下并重建。宋宗元自比为渔人,号网师并以此号来为花园命名。因为网师有“渔隐”的含义,都有归隐的意思,因此园内的格局布置和题名都带有很浓的隐逸情怀。盐商黄应泰在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个园,因为黄应泰本人喜欢竹子,借鉴了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意,在个园中种植了很多的竹子。另外,个园的“个”字就是“竹”字的一半,以表现竹子的坚贞不屈。 (三)拓景 拓景点出了园林的主题和景色意境,但是为了增加园林对主人思想感情的表现和寄托,往往需要发挥联想、想象来扩大意境表达的外延。通过借助诗词、散曲、匾额等文学形式来营造中国古典园林的深邃意境,并以此丰富其思想内涵。 总而言之,在营造园林的情境中,以题名、楹联、诗歌、散文等园林文学发挥园林景观的神韵。园林的意境与文学的意境通过园林与文学的相互融合来达到最佳的统一。文学与造园二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此情、此景表达得淋漓尽致。(本文作者:王义兵 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古代文学艺术审美研究 一、审美惊奇的文字学考察 拨开历史的风尘迷雾,汉字的象形和会意显示出直逼本相的简洁与明快。《说文解字》解释惊(驚):“驚,马骇也。从马敬声。”所谓“马骇也”,意为马因害怕而受惊鸣叫或狂奔不受控制,也可以聚焦于马受惊而扬蹄欲奔的刹那。无论是鸡犬相斗,还是老虎和熊举起前爪要扑人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动作,①这一时刻画面感极强(莱辛认为,画家表现动作应选择发展顶点前的那一顷刻,这一顷刻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可以让想象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另外,汉字符号“驚”本身也浓缩了马腾空而起将欲狂奔的这一极富张力的动作画面,体现了汉字画、形、意相通的特点。《说文》释“奇”为:“奇,異也。不群之谓,一曰不耦。从大从可,会意。”这里有几点可以注意,其一是“不群之谓”,即不同凡响,奇异超群;其二是“一曰不耦”,此处“奇”与“偶”相对,本意为“奇特、奇异”,无可与之相匹配之物;其三为“从大从可”,可解释为“大可”,现代汉语里称之“非同小可”,本义是奇异、特出之物;最后,“奇”可释为“珍奇”、“稀奇”,言珍贵罕见之物,可训“珍”。 《说文》云:“珍,宝也”;“宝,珍也”,本意指珠玉等宝物,皆指有罕见价值而受到追逐和珍爱。可见,无论哪种说法都透露着“奇”(不凡)超越“常”(一般)的品质,泛指一切奇特、异乎寻常的人或事物。由此,“惊奇”可释作“为奇所惊或因奇而惊”,诉诸审美活动,即是“为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或因奇异之美、惊奇之美而惊而奇”,谓之“审美惊奇”,它通常是指主体心理的审美效果而言,是一般美感的极致状态,可称之为“极度美感”。以上是在探究“惊”、“奇”本义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可以训“奇”的一些汉字的研究,解读其背后潜伏的共通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何以能引起主体的惊奇美感。研究表明,审美主体能从象征着珍奇、稀有、罕见、奇特、奇异、神奇等特征的非常态事物中获得审美感受。当然,同“珍”(怪)或“奇”(异)之于审美惊奇一样,相近的还有“新”、“变”。两者无论作为名词抑或动词,都有引发主体审美惊奇的潜能。但是,“新”不等于“奇”,“创新”也不等于“创奇”;“变”亦非一定指向“奇”。“新”、“变”提供了惊奇之美产生的可能,它们之于审美惊奇的产生是或然性的而非必然性的。 二、审美惊奇的重要构成因素———至大至刚 对“至大至刚”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构成因素,也不是具有“至大至刚”特点的文本都能带来审美惊奇,因为这和主体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但从审美效果角度看,“至大至刚”在引起审美惊奇时最为明显和常见。作为一种有独特内涵的审美原则,审美惊奇也反映了以古老的诗性智慧为根基的思维方式的深层要求,因此,与“自然”、“雄浑”等范畴一样,贯穿了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并在漫长的迁变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丰富与发展。从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也约略可以窥见这一古老审美原则愈发明晰的演变轨迹。对“奇文郁起”的屈原,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又说,“《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心雕龙•辨骚》)因此屈原的《楚辞》为我国古代的审美惊奇观念赋予了奇伟瑰丽的形式美特征。审美惊奇在“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汉赋里有更精彩的表现,仅以枚乘《七发》为例:“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此天下怪异诡观也。”观涛为《七发》中著名的一段,涛形雄奇奔放,雷奔云走、铿锵镗踏,让人目不暇接,魂驰魄荡,冲击力极强;且文字里夹杂着许多难读字体,表现极其奇异、诡谲,具有陌生化特征,延长了理解和感知的时间,增强了语言的弹性和审美表现力;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排比的运用,使文章气势不凡,一泻而下,审美主体的直觉能力也得以全面张扬;显示了极为摄人魂魄、动人心弦的心理震颤特点。 一般而言,以“至大至刚”为构成要素的审美惊奇多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与我们的生命相遇,这瞬间的震撼与迷狂、灵感与兴象,万千齐发,伴随着生命的狂喜与激荡,如此真实、又如此难以把捉,如此短暂、又如此执拗地盘踞在我们心中,每每想起,总不免让人怦然心动。它是惊心动魄的审美强音,在美感经验的制高点与我们的生命不期而遇。然而,人类的审美感知并不是数学中的某个常数,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审美经验的不断增加而发展变化,文学艺术提供给参与审美活动者的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审美经验里,发现并重新建构新的审美心理图式。审美主体调动已有的审美心理图式,置于当下的审美经验里,过滤掉芜杂、散乱、废旧的信息残留,重新加工、整合,形成新的认知体系和审美心理图式,以全新的姿态向未来时间沉潜,通过反思与重构,为审美惊奇的再次发生创造可能。 三、审美惊奇的连续性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中,审美惊奇理论表现了一定的连续性。“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段话常被用来阐释“诗”与“情”、“志”的关系,即通常所谓“诗言志”和“诗缘情”,也有学者用以把握“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①笔者认为,《毛诗序》的这段文字可谓生动、准确地描述了审美惊奇发生的全过程,并且几乎调动了与审美主体相关的各种要素。其中包括“情”、“志”、“心”等精神因素,还包括了“言”、“手”、“足”等物质因素,在紧张剧烈的心理体验中,尽可能地运用多种载体来呈现审美主体所能经验到的极致美感状态。朱光潜认为:“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②此话洞见甚深。应该注意到,这56个字,以情感为动因和主线展现了一个逐层递进的链条: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诗。“志”在心中不安游走,具有要求实现自我的言说冲动;“情动”是审美活动开始的契机也是终极动因,要求审美活动持续进行;“言”是物质载体,要求符号化的情感表达;“嗟叹”诉诸声音,彰显了“言”的局限性;“永歌”是自然之声向审美之音的提升,开始了美感的具体化;“舞蹈”是肢体的符号语言,借助有节奏的肉身的旋转、跳跃、飞腾,实现了审美活动由“志情动言嗟叹永歌舞蹈”到“声、乐、舞”一体的完整表达。至此,审美惊奇全面呈现,表现为手舞足蹈的忘情狂欢;此过程付诸文字,“诗”便真正产生。即由“声、乐、舞”转变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交响合鸣,审美惊奇的符号化据此诞生,而此符号化也恰恰见证了审美惊奇的激荡表达。历代有关审美惊奇的论述较多,仅举两例如下:“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公诗,文体多,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方东树《昭昧詹言》)以上两例,或作为创作的艺术理想追求,或作为评鉴的艺术价值标准,都对审美的惊奇效果给予很好的描述与论断。这种极致美感给审美主、客体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是不易企及的审美标准,散发着不同流俗的审美之魅。显然,引文都很好地表达了审美惊奇应有的属性,也显示了审美惊奇理论的连续性。 审美惊奇是审美心理体验的极致状态,这也决定了惊奇美感体验具备审美体验的一般特征,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审美心理效果等有所差别而已。从美和奇异之美或惊奇之美的关系而言,惊奇之美是美的高级形式或极致状态。这说明惊奇之美首先是美的一种,在心理效果上,审美惊奇是一种极度美感,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对惊奇之美的体验,某种程度上可喻为审美的“接着讲”。综上所述,审美惊奇不同于一般审美,无论是思想内容(如立意、题材等)还是表现形式,都对文学艺术文本要求甚高,同时亦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经验密切相关。在审美惊奇中,个体生命暂时摆脱了庸常与烦闷,获得惊奇美感体验的补偿,这使之不断保有对审美惊奇的探求与追问,并在对惊奇的思慕和对庸常的反抗中,体验到审美惊奇而倍觉安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惊奇,也亦因此永恒之思而多姿多彩。主体辗转于永不停息的追问之中,这不但是审美惊奇理论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其所以存在之原因。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对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作用 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因此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将大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现代社会的需求。文学艺术对于人们情感、道德、智慧、品格、审美等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将文学艺术运用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促进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张赣 单位: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探究 一、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实践 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起端于2003年,2005年承接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个试点项目”为标志,拉开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建设的序幕,已形成了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格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 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领导协调、专家咨询、保护研究三方面形成了区、地、县三级系统化的工作机制。同时,于2008年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在文化厅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当前,除自治区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并新增了7个全额事业编制外,新疆已有90%的地州、县(市)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截止到2009年底,新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已达557人。 (二)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 首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级文化部门投入本系统人员1896人并吸收社会力量9063人参与,经过三年的全面普查,获得阶段性普查成果3772项,初步掌握了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基本情况。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新疆已形成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世界级3项,国家级70项,自治区级293项,地(州、市)级535项、县(市)级2480项。13个世居民族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国家级和自治区保护名录。2012年计划建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名录项目”,实施分类保护。再者,注重扶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新疆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7名(共3批),中央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8000元;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427人(共3批),自治区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3600元。各县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共登记各民族传承人17483人,给予一定的传承补贴。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和对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的考核机制,贯彻落实权利义务和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各民族优秀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充分调动了他们传承、教习的积极性。最后,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道。以维吾尔木卡姆的保护传承为重点,逐步开拓了五种传承通道。一是坚持原生态传承,统一规划建设10个木卡姆传承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3个,4个在建,实行民间艺人就地传习、教学、展示;二是专业传承,积极支持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做好维吾尔木卡姆的收集、整理、规范、展示等工作;三是文本传承,《十二木卡姆》已有3个版本,《哈密木卡姆》已有2个版本,《吐鲁番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各有一个版本出版,经过深入研究,还将出版更为完整、严谨的木卡姆版本以传之后世;四是教育传承,区内有关大专院校开办维吾尔木卡姆传承班、招收木卡姆专业研究生,编写维吾尔木卡姆的普及型乡土教材,推动其进校园、进课堂;五是多媒体传承,出版有关维吾尔木卡姆的多种图书和音像制品,编制《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数据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传播 由新疆艺术研究所和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头编撰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新疆卷》“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出版面世,该套志书始于1985年,历时24年,是全面搜集、整理新疆各民族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浩大工程的标志。此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等陆续面世,2012年“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正式启动。从2006年起每年“文化遗产日”系列展示活动、“新疆民间文化艺术节”、“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首届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全国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依据“十二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拟在新疆13个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街区、村落或特定区域,建立莎车县“维吾尔木卡姆生态保护区”、布尔津县“哈萨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等4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强在地整体性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活态传承和发展。 (五)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2011年吾库萨克乡热合曼•阿布都拉传习所———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列为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2年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举办了“2012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成果展”。目前正在落实设立4个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实验区,推进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产业发展、文艺创作繁荣,促进其在民间的保护和活态传承。① 二、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实践 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给予立法保护始于1985年1月1日文化部颁布实施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立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目前拥有“新疆美术工艺大师”126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名。1991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其间国家版权局曾于1997年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2012年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进程被列为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同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列入“开展‘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项目,将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内容纳入中国民间文艺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形成可操作的中国民间文学数据库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工作措施。我国2004年8月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国务院先后颁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并于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制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体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8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施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法制轨道。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2010年4月19日新疆颁布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加强传统知识、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促进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发展被列为专项任务,以知识产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成为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新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和新疆地理标志保护等地方性法规及政府文件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2011~2015)的工作措施。 三、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司法保护实践 新疆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所引发的典型纠纷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积累了有益的司法实践判例。 (一)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纠纷 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之争引发人们的关注最早要追溯到“西部歌王”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版权纠纷,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纠纷。1992年王洛宾在台湾与晏茜茜女士签订协议,将《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十首民歌作为个人的著作财产由台商买断。期间王洛宾指控罗大佑推出的《情歌纪念日》专辑,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和署名权。罗大佑就此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通过学术界、音乐界、文化界和法学界弄清这些“根本是民族遗产的新疆民谣,究竟版权归属什么人”。此事件在音乐界引起一片哗然,在西部也引发了许多关注。1994年《人民音乐》从第6期开始开辟专栏,展开了持续一年针对王洛宾和西部民歌版权的讨论。 (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著作权纠纷 代表案件之一是关于王洛宾多曲民歌权利归属问题出现的多起案件。在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哈力旦•乌甫江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涉案歌曲《高高的白杨》经过鉴定与原告《我的花园多美丽》的曲调在音高组织、旋律骨干音及旋法节奏形式、句式结构等主要方面基本相同,在节拍形式、具体的润腔及结构细部有所差别。两首歌曲中曲调的母体均源自同一首维吾尔民歌,只是歌词不同而已,因而无法认定《高高的白杨》是由原告作品改编而成的作品。因此,在王洛宾生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能被确认为侵权作品的情况下,王洛宾应享有《高高的白杨》的著作权。①代表案件之二是万志民诉葛顺中等侵犯著作权案。歌曲《相爱》是原告万志民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整理后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司法实践认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一方面归属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但为促进民歌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应允许公众对民歌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被告进行改编不需经过原告许可,形成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的作品著作权应归有独创性贡献的葛顺中。判决多次提及两首歌曲改编自民间艺术作品,在署名上仍应注明民间艺术作品的来源。② (三)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纠纷 新疆近年来民间文学艺术标示纠纷以“刀郎”之争为最。首先是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诉罗林侵犯著作权及姓名权纠纷案,受理法院认为:尽管“刀郎”一词具有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等含义,但因罗林以艺名方式推出其歌曲作品为公众所认知,“刀郎”一词不仅带有原有含义而且亦兼具“演唱者罗林”的特定署名含义。飞乐影视制品公司与潘晓峰专辑在其包装上标示演唱者时,弱化使用“西域”,突出放大“刀郎”,构成对罗林“刀郎”艺名的使用和演唱者身份的假冒,侵犯了罗林的作品署名权和表演者权。③此后的“刀郎”商标被热注成为酒、刀具和服装类商标,早先被注册为酒类商标的“刀郎”商标行情看涨,据称将以3000万元的底价拍卖。④“刀郎舞之乡”新疆阿瓦提县县委宣传部注册了daolang.cn、“刀郎”等近10个域名。⑤类似的争议还有“木卡姆”注册商标专用权⑥以及“阿凡提”注册商标纠纷案等。⑦ 四、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制约评析 从行政、立法和司法来看,对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行政保护方面,新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框架下,扎实推进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传承体系的建立健全,遗产整理与传播以及生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的推进。在立法保护方面,新疆在全国列位于较早开展地方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省区,开辟了我国专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省级地方单项立法的首例,并首创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地方立法保护的初步尝试。在司法保护方面,新疆多起相关案件,既有较为普遍的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权利案件,更有全国首例民间文学艺术纠纷案件,在司法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有益的判例作用。通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现状,可见一条这样分明的脉络:法制层面从国家到地方,《著作权法》第6条勾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路径,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第22条“利用木卡姆艺术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应当依法保护木卡姆艺术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并尊重木卡姆艺术传统样式和特定习俗,不得对其歪曲、滥用”的规定首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立法尝试。但这两条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法规与之配套,其实际的法制效用是非常有限的。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现有民事法律机制架构实际就是一部国家法律和一个地方条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的法制依据,从《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均是行政法规。行政立法保护与行政政策的保护是互为因果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与立法保护实际是在同一行政法律机制架构下展开运行的。而在司法实践层面,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属异议关乎的都是知识产权制度:除了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可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的条款之外,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元素在“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未出台之前事实上处于民事法律调整视阈之外,充其量依托极特殊个案判例,①或现有可援引的法条来展开运行,而后者方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本体。由此,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呈现出法制层面事实上的不均衡、法制与司法事实上的脱节:行政法律机制丰沛而民事法律机制单薄;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面临大量的民事案件无法可依,现行法律捉襟见肘的局面。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事实上遭到了忽视。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这种状况也正是我国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五、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出路探析 文化的本质使民间文学艺术既是精神智力文化、又是经济文化、也是政治文化,这客观需要将其视为文化人权与主权,也需要将其视为经济产权;民间性使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客观需要将其视为公共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维持族群与其文化间的互力,维持族群与其他文化利用者之间良好互补,客观需要将其视为群体私益。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交织客观决定了保护机制的非单一性出路。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机制是以市场为环境的交易制度保障,以权属的厘清为市场行为的基本前提,遵循市场法则并呈现市场调节的特点。其优势在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注重激励、自发淘汰,形成微观经济体的竞争活力;其劣势在于利益至上、两级分化、宏观失调。民间文学艺术是体现价值创造和精神需要的智力成果,凝结着民族的价值、信仰,传递着民族的历史、知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灵魂,实际上无法也难以以市场价值来衡量其价值。①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位一体权利;其主体二元统一,体现出浓重的公共品格;民间文学艺术的族群人权性要求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私权与人权协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意义从族群生存发展需要,扩展到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关系国家的文化安全乃至政治安全。这与产权机制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行政保护机制高效、统筹、均衡的特点,能对市场机制实行有效互补,方能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利用优势资源后发赶超,增强文化软实力。行政法律机制是借助行政法规与行政政策,将管理者宏观目标通过被管理者贯彻落实。以国家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遵循政府管理法则并显现宏观调控的特点。其优势在于总量控制、调节分化,形成宏观经济环境的健康;其劣势在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指导滞后,导致活力不足。在新疆实地调研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行政法律机制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卓著成效的巨大推手,其效用持久与政策力度成正比,这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投入荷载是严峻考验。行政法律机制外在的善意在极大提升族群文化自尊自信的同时,族群自身应对环境的能力建设依旧滞后,这种差距使族群总体缺位于主动的文化保护和促进,并引发文化传承内核虚化、文化开发内涵空化。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第一,当前法律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主体仅涉及到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普通传承人、民间文学艺术族群主体的权利搁置,这在实践中已经引发矛盾纠纷,削弱了族群成员个体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第二,整理者的权利义务缺乏相应规定导致争端;第三,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新创作对原作品与素材的权利尊重问题;第四,商业性演出以及改编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歪曲、不当使用造成精神伤害问题;第五,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获益有限,主体缺位难以实现对保护利用的有效监督;第六,跨境共有民间文学艺术申报与归属问题。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缺乏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认定,尚未建立相关群体、个体传承人与再创作者之间合理利益分享机制,尚未设置保障公众使用的权益机制。而这些正是知识产权机制努力的方向。无独有偶,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重要的两个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的相关立法活动,表现了在探索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侧重点发生变化和保护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走向民事法律机制的私法保护与行政法律机制的公法保护二位一体的进路。WIPO于2000年成立了专门机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WIPO-IGC),其工作主要围绕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等三个主体展开。着手探讨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推动各国相关立法,继续发挥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主导作用。UNESCO所辖的诸如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行了有益探讨,发动了超越WTO体制的“软法”造法活动:一是颁布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二是鼓励各国尽可能利用《知识产权协定》的弹性条款和开放性条款,在协定的“总轮廓之内型塑权利和权力的结构”,“以满足缔约方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政策目标”。②先后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国际社会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行动框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①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私人产权,这即是WIPO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文化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集体文化权利,这即是UNESCO的非知识产权保护模式。WIPO主张的著作权或专有权,都是授权性的保护措施,即是以赋予产权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提供保护。UNESCO在其公约中所提出的“保护”,包括“保存”、“维护”和“加强”等9种方式方法,主要是行政性的保护措施,即是国家从文化主权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两种保护方法分属于民事法律机制和行政法律机制的不同领域。②回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轨迹与现状,也是这种需要和进路的翻版,这与民间文学艺术非实现国际保护不能成就其真正保护不无关联。概观国际、国内保护脉路,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综合保护、全球协调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必经出路。 综上,就一国国内法而言,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应采用二位一体的综合保护模式,即公法与私法结合,行政法律制度与民事法律制度结合的保护模式。在立法操作上,由于法律属性的区别,可以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一部行政法律制度统领下,同时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客体的属性分别建立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民事法律制度。以民事法律制度注入私权动力,以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利益均衡,实现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互补,私权与人权的统一。民间文学艺术综合保护机制在不同阶段的倚重点是有区别的。就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来看,存续是第一要务,法律保护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存续,而不是明晰产权,激励发展。因此法律制度保护的路径,首先是通过政府行政法律制度实现存续保护,这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前提基础。其后才是民事法律制度发展保护的逐步介入和深入,最终走向以存在推动发展,以产权激励发展,以发展促进生存,提升综合法律制度保护机制,培育民间文学艺术自身“造血”功能,促进和实现民间文学艺术自主良性发展。应当客观看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寄托于它所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善良的意愿,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间文学艺术会在与生产方式的互动中实现新陈代谢,那些失去依存环境的部分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那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部分将会被不断地再创造。 作者:吕睿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工农兵文学艺术奉献 由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到的赞扬和贬否都最为激烈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赞扬它的人,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从政治着眼的,如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1]。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在政治的语境中,给某些作品以艺术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对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旗谱》评价说:“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贬否它的人,则从“”开始至今21世纪,尚且抛开“”时期不说,即就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3]当今,因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这样一来,似乎工农兵文学只有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当然,这是指文学不应追求的政治宣传“价值”),而缺失艺术价值。因此,一个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绵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究竟有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站在21世纪今天的时间点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几十年前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的整体,准确地评价它的艺术价值,进而确定它的文学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这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在探讨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之前,必须弄清工农兵文学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工农兵文学,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且要表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另一种是“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4]笔者在谈论工农兵文学时,又曾经指出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建国前阶段、中期的建国后至“”前阶段和后期的“”阶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论述一下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二是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由于文学(此指书面文学)是一种以文字表达能力为基础的精神活动,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底层民众极为有限,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底层民众作者是极少的。同时又由于文学作品对作者生活体验的依赖,所以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也是以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我国封建时代的市井小说就是如此,西方那些粗俗文艺亦是如此。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表现工农兵群众”[6]59,这“工农兵群众”就是指底层民众。所谓“表现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但又不止这些,因为这“表现”是可以持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感情的,为此,又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6]49,“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52,这实际上是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来审察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要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来表现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当然,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眼光”是指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实际上是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眼光,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觉悟了的、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思想感情。而进一步说,所表现的就是底层民众自己感受到的、表现底层民众自己利益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底层民众自己表现自己。我们看看,不但是赵树理小说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就是建国后《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其他众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小说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思想感情来审察、来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的,所以才会有对二诸葛、三仙姑阻挠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不满和反叛;《红旗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所以才会有作品对朱老忠们的赞颂;《创业史》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情怀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和描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所以才会有对梁三老汉的怨艾和惋叹。同样,正是因为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为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50、60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准《李双双小传》(1960)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表现底层民众的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只不过是些原本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直接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书面文学,不用说古代极少,就是有,如《水浒传》也不具有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生活的,所以才会认为造反的农民必须招安。再比如对于李逵的描写,既写他的造反,同时又以把玩、嘲笑的心态写他的鲁莽,这都是缺少底层民众思想感情的结果。看看世界文学,哪里会有以底层民众的情怀来审视和表现民众生活的作品呢?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描写农民的作品,都是以上层社会的眼光来审视的,如《堂吉诃德》所写的桑丘,他的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是饱含着作者对他的嘲笑和嫌弃的,这和农民自己的情感不同。所以,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农兵文学的内容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多样性应该是它重要的特征。而工农兵文学的这种以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情感来审察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范式,就不但为中国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新的内容样式,是为世界文学已有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三是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在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强调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在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6]147还说:“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6]15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6]153应该说,此前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但是在1951年,他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又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43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6]158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风格可以多样化的意思。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他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是要求工农兵文学作品,既要有个人风格,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族风格。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就文学而言,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口味是很不相同的,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是遭到蔑视和鄙视的,因而也是遭到压制的。因此,中庸性质的“平和、雅致”就成为上层社会的作风和气派。那么,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底是指底层民众的,还是指上层社会的呢?当然是指底层民众即工农兵群众的。因为特别的强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一再提醒文艺工作者要重视工农兵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6]93,以及秧歌、春联、年画[6]107,这些都说明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喜好为准则,是大众视角下的,不是以上层社会视角下的作风和气派。所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是指民族化,又是指大众化。换言之,即大众的民族化。 还是回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作家个人风格的统一问题上来。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工农兵文学作品,赵树理小说的朴实、平易和大西北的泥土味,是他的个人风格,而这又是工农兵群众的平朴、通达、亲切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具体体现;周立波《暴风骤雨》所表现出来的激越、豪爽和幽默感,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然而其中又表现出亲近土地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作风和气派。孙犁《荷花淀》等作品表现出来的沉静、优美、充满诗意的个人风格,也透露出中国民众追求安定、和谐生活的作风和气派;同样,梁斌《红旗谱》的大气磅礴也表现出中国民众的豪情;柳青《创业史》所表现出来的稳健、沉静风格也表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平稳、宽宏的气韵。强调个人风格,这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历代的文论家们都十分注重对作家风格的推崇,并以对作家风格的认识作为他的学术眼光的标识。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古代的文论并不十分强调中国的民族风格。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大一统”[7]42。民族风格本已存在,所以没有必要强调;而西方国家地缘并不那么广阔,国家之间来往频繁,“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以及丹麦、西班牙等国在相当久远的年代,彼此间的文化就开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7]1,因此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突出,由此,也就不可能强调各个国家的民族风格。同时由于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之后,就强调个性解放,极为重视个人的权利和特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极为注重表现作家的个人特点。而又由于西方特别重视思维,注重哲学,所以在文学作品中重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的独特感悟和作品的哲学意蕴。相比之下,对于作家个人的风格,并不那么强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工农兵文学这一民族风格和作家个人风格统一的风格式样,都显得非常特别。试问,赵树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有哪一部像是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或者《水浒传》?《水浒传》虽然由其情节、结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平朴是大众化的民族风格,但作品所写的造反者们对宋江的意见既想不通而又照办,唯“好官”、“兄弟”宋江是从,宁愿含冤负屈的思想作风,以及全书所表现出来的含混不清的混沌氛围,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豪爽、通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相违,和《红旗谱》所表现出来的坚韧而奋勇向前的气势大相径庭。而《王贵与李香香》既与李白、杜甫诗歌不同,也与白居易诗不同。白居易的叙事诗如《卖炭翁》,其语言的平易、朴实,固然有大众化的民族风格的成分,但其居高临下的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哀怨和愁丝难断的心境,这就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追求正义、豁达勇猛的民族气派不同,与《王贵与李香香》所表现出来的虽然屡陷困境却勇往直前的气概有别。与国外相比,应该说,西方无论哪一个作家,其风格都不是大众化的个人风格。所以从世界范围看,工农兵文学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民族化、大众化统一的文学风格式样。 上面所谈的是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不但是从横向(世界)着眼,而且是从纵向(历史)着眼的。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工农兵文学都是非常独特的。作为学术界,不能以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派的眼光来看待它,也不能以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它。因为它并不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也不是中国古典文学。它就是它,不是别的什么。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同于前苏联文学的政治斗争文学。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它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才使它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独特的艺术贡献。世界文学应该是多元的,既然西方可以有各种“主义”的文学,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独特的政治斗争文学呢?在谈论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时,笔者同时也认为,它存在着好些文学方面的失误,形成了以故事情节诠释公众意识的模式,导致了文学的浅露化和趋同化;对个人独特情感的轻视与漠视,减弱了情感的震撼力和作品的感染力;把思想引导变为行政领导,影响了文学的自由度等等。而这种失误,也是独特的。当今学术界的好些人正是以此为依据,对它作彻底的否定。只看失误,不看贡献,笔者认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现代性及分期 当前人们所讨论的关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忽略了其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新时代的背景下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应该立足于现代性的“地面”等客观问题之上,人的现代性生存体验是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现代性指的是人的生存体验感受,而文学现代性的分期我们可以将其划分成为现代1和现代2两种意识形态。 一、文学的现代性 (一)文学现代性的“地面”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话题已经成为时下我们讨论的热点。无论在论文答辩,还是现代文学、文艺学专业的论文题目当中都涉及了许多关于文学现代性的问题。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现代性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而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与此同时现代性通向文学的桥梁在何处。文学史通过语言描述的方式,形象生动而又具体地向我们阐述了现代性的客观意义,这属于思维层面的问题。文学现代性拥有着独特的审视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方式。深入地说,笔者认为,文学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体验,也就是人对于他所生存环境的一种敏锐和特殊的直觉。文学创作来自于生活,是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的感悟和体验的呈现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桥梁。这里所提及的体验,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思维模式不同,不是我们心理学意义上的思想和心理行为过程,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体验中所产生的包括感受、情感、欲望、想象、幻想和理智的统一结合体,贯穿了整个人的生存直觉思维方式,是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过程。就是这种现代性的体验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地面,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性的思想、理念、情感和艺术审美方式和特点。我们在对文学现代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能够回避的,首先,要深刻认识到现代性并不仅仅只是精英人物的现代性体验过程,而是属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现代性特征。其次,现代性并不仅仅局限在思想的层面上,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累积,是人类整个生存方式的现代性。 (二)文学现代性的基调 思考文学现代性体验可以为现代性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更加严谨和系统的思维模式和参照系。从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环境来看,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主要指的是由于全球性和地方性共生境遇的演变和生成过程而产生的,也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全球地方性。与它相比较而言,中国古典型体验的最基本特征和内涵是由于中国中心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行为。中国的现代性自始至终都与全球性拥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古典型文学相比较而言,现代性则体现的是在新的全球性世界地图当中探寻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和完成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体验着从自身以及中心边缘的现实世界。 二、文学现代性的类型 文学现代性体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惊羡体验、感愤体验、断零体验。惊羡体验指的是又惊奇又羡慕,与此同时还涉及一个新生的概念的过程,属于未来的新维度,而感愤体验主要充满的是怨恨和愤怒,它是一个主流的思维方式,属于现在维度。断零体验则更加侧重于人们对于过去、现实以及未来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更多的倾向于断裂绝境所产生的感受。首先,惊羡体验。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王韬。当人们提及现代性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他。他是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前就已经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1874年他主编了《循环日报》,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创办的最成功的一份中文报纸。王韬是这份报纸的主笔,写了大量的政治评论散文,梁启超的启超体或者是新文体都是在王韬之后出现的,他的视觉独立、自由,他提出的变革思想激进有力。不久之后他的文章不胫而走,深受欢迎,穿越过清朝政府的边关封锁,受到了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重视,他在大多数文章当中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怎样加强边防,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振兴中华等。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独到的观点,比如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是数千年未有的创举,从“器”的同一走向“道”的大同的体验过程之旅等。其次,感愤体验。这个词来源于梁启超评论黄遵宪的一句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基调是干冷的、悲伤的并伴随着些许的愤怒。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大好河山,衰败的社会文化,有识之士挺身而出。现代文学里尽管有不少是激昂的,然而更多的是低回的声音。黄遵宪在他的大量作品中都记录了自己对当时历史社会变迁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在1885年创作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最后,断零体验。它主要指的是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深刻体验,这其中夹杂的更多的是悲怆和愁苦,这也是在前面两种现代性文学体验过程中我们所感受不到的。零断体验的代表作品当属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在这部作品中,苏曼殊通过对主人公绅士的描述再现了中国现代性的悲惨境遇以及自己所产生的断零感受。我们可以看到后来鲁迅在《药》《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中都流露出了自己内心的迷茫与焦虑。“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从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中我们更神奇地倾听到了那一句句撕心裂肺的呐喊和呼唤,也可以感受到怨羡情节带来的沉重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失望的感受。这些都注定要在后来的文学中产生深入的变化。 三、文学现代性分期 关于文学现代性的体验过程并不需要我们从现代性体验理论体系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的探索,而是需要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系统的理论寻找出使用的阐释框架的过程。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都一度被称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最佳诠释方式。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分法的观点已经不成立了。长期以来我们几乎已经默认应该把文学分成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形式,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文学三分法,然而它却深受政治思想和时代特点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在建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联系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忽略20世纪开始前的几十年间的晚清文学在文学现代性发展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至少从1874年王韬开创现代政治评论散文文体的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现代性的变革就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仅仅只用20世纪这个概念进行文学时期划分就不能深刻地体现这一点。除此之外,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史的概念的背后仍然缺少相应的系统性文化概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代性体验理念的支撑与辅助作用,从内容上面来看显得过于空洞。因此,如果想要更加全面系统地体现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体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就需要对文学分期提出新的看法和理念。笔者认为,就好像中国文学古典性经历了从先秦时代到清代上千年超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中国文学现代性也包括了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可以说,从晚清时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时期,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文学现代性1期,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将其划分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第二个时期,即文学现代性2期。这两个划分了较长历史时间段的时间可以形象具体地展现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全过程,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二者之间的那种微妙的转型体验轨迹方式。当然,这里我们所提及的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的划分理念,首先就强调了文学现代性本身的划分特点,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风貌特点,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可以从整体上将文学现代性1期和文学现代性2期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前者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从地球体验的角度来进一步取代天下体验的层面,也就是说从天下之中央模式到地球之一国模式。相对应的,现代中国人在地球上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和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实现大一统,与其他民族和谐友好的生存和相处,以及这种生活价值的系统是怎样构成的,这就是文学现代性1期最重要的讨论议题。黄遵宪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就描述了从内陆到太平洋语境转换过程中诗人在月亮的提示下的情感体验转变过程,这也解释了文学现代性的新内涵和重要特征。在否定和认同的矛盾中希望能够探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位和世界身份地位。 四、结语 文学现代性2期的侧重点则在于动感的全球体验过程,它成功地取代了静态的地球思维体验方式,也就是说从地球的某一个国家到全球的某一个地区的思维体验过程,进而形成了全球地方性的体验之旅。这个时候的中国文学创作再也不像文学现代性1期那样过于强调寻求地球化和世界化的思维模式,而是希望在成人存在地球化的基本前提之下寻找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力量,展现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中独特的魅力与个性。这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地方超越性和狭隘的世界性幻觉思维,而是一个从自律和自觉的角度出发去观赏世界性之中的地方性的特点。现代中国人在全球性境遇的过程中究竟怎样才能够更加完美地展示出具有东方魅力的独特个性,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学艺术论文:影视动漫产业文学艺术构建 一、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分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也在迅速的发展,转眼间,中国动画片年总产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然而,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却发现,中国目前的动漫产业在形式、内容、技法上大都缺乏文学的积淀。面对今天喧嚣的动漫,作为产业前沿的经济价值和大众的关注度是动漫产业发展的基石,但要真正作为具有艺术的作品形式,影视动漫就必须以文化的标准来重新打量它在纵的历史与横的比较中的优劣。然而今天中国的影视动漫,其作品大有泡沫多于内容的意思,大有动漫人缺乏灵魂观照的窘境。回顾中国的影视动漫,曾经经历过辉煌期,比如熟悉的《大闹天宫》、《阿凡提的故事》、《哪吒闹海》等等都是世界动画史上数得着的动画片,(如图1)这些由水墨动画以及民间剪纸、皮影、木偶等作为美术表现的动画片曾经构成了“中国动画学派”,是至今令世界动画人所称道的对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拥有清晰的中国动漫观,我们首先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动漫在文学上的素养其实并不是很好。从宏观讲,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以及新世界知识体系的衔接有关,即中国动漫同中国的文学、哲学、绘画等一样,遭遇着旧文化不深入、新文化少创造的阶段,我们目前阶段有的恐怕也就是如何拉动经济,而不是文化话语权的优势。从创作者的小环境来讲,我们则可发现中国大量的动漫人对经典文学是不阅读、不熟悉,多从纯粹的绘画和计算机专业出身,专业空间比较狭隘,兴趣上也比较难博采众长。此外,动漫编剧人才的匮乏造成了中国动漫不会讲故事,讲了也不生动、缺乏文学性的原因。所以,要完成一部优秀的影视动漫,只有动漫专业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动漫创作人员具有综合的素质,具有团队协作能力、具有很高的文学功底,具有每个动漫人都是导演的想法。例如当年万籁鸣先生制作《大闹天宫》时曾经说过“我在这部《大闹天宫》中是总导演,你们每个做原画动漫的都是小导演。我出题目你们做文章,来丰富我的想象力”,于是关于每一个人物的相貌特征、表情特征和动作细节被不断地细化、夸张,从而富有了故事性、戏剧性,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导演和原画作者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编剧团队的关系,它对导演和原画作者的要求其实是溢出于美术之外的良好的文学感悟力和想象力。这也说明了动漫是一门交叉学科和交叉艺术,制作人员需要复合型人才和具备团队协作能力的特点。图1中国早期影视动漫作品由此可见,影视动漫是一门真正的艺术,而非愉悦大众的影片,影视动漫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观看人群也逐渐由以往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甚至中老年。当人们习惯于直接去阅读屏幕上出现的东西时,我们对文学内涵和作品真正的内容是否有所冷落;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到底应该呈现出哪种关系才较为合理;影视动漫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能否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主品牌的、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关注的内容。 二、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影视动漫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其合理存在的一面,而存在的同时都会起着双刃剑的作用。影视动漫直白的表现情感和故事发展情况,带来的情感共鸣可能是一时的悲哀或者恐惧或者欢乐,但是时间久了人们便会发觉那种快餐式的文学累积会使情感变得苍白无力。文学的抽象而发人思考,只有真正地把心境投入其中,才能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怀。在观众集体式的欣赏上,影视动漫艺术有时不能把作者的倾向性赋于形象性,不能把大段的议论的文字对冲突双方的或对生活的评价表现出来。影视动漫艺术必须在短时间内用具体的,塑造性的原画主角和各种镜头的转换给观众视听的综合性审美。(如图2)影视动漫比文学拥有更多的群众性,是任何文学作品不能比拟的。文学的表现工具是文字,有相对的限制性;影视动漫艺术有无比的精确性和敏锐性,能较好的反应一切复杂的生活现象。对观众直接诉之于形象,使观众得到的是完全逼真的感受。另外,影视动漫艺术具有空间和时间的魔力,我们可以看到同代人的生活景象,也可以看见一切动人心弦的历史的重演,因此影视动漫它必须具有震撼力和表现力。图2动漫原画镜头转换诚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影视动漫从艺术手段、表现内容等多方面受到了文学的滋补;反过来,影视动画也在无声无息之间补给了文学,影视动漫的视觉性表现方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途径,包括一般电影的表现手法——蒙太奇,也大量于无意之间进入了文学创作。文学,这一艺术领域里的文字王国,面对今天的读图时代,多少有些落寞了。然而,影视业的发展在“挤兑”文学的同时,也为文学添上了新的翅膀,受其滋养,甚或依赖于它提升着自我。所以,影视动漫艺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在当今信息时代彼此促进、彼此发展。 三、中国影视动漫作品需要文学性构建 人们看影视动漫作品,有时是怀着一种期待和被感染的心态,但一部影视动漫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性和传承性,是很难打动观众的心灵的。这就需要文学影视动漫的诞生。所谓文学影视动漫,指的是富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是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影视动漫。这标志着此类影视动画更加注重品位、创造力、艺术感和有质地的动漫美学以及其实验性探索。影视动漫应该向艺术电影学习,向更多的文学作品靠拢,使影视动漫编剧接触古今的经典故事和小说,不断锻造好的故事和深厚的内涵,使好玩的故事和有创意的想法进行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中国动漫的层次差异,这种层次差异指的是“生态观”。坚持生态观对任何环境包括文化构建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回顾中国影视动漫,目前缺乏多彩斑斓以快乐为本的商业动漫佳作,更缺乏独树一帜以创造力为标志的艺术动漫佳作。作为信息时代的前沿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动漫在这个时代正是我们文化整体实力的一个呈现,而发展具有文学性的影视动漫也是中国影视动漫的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换言之,无论技术如何变迁并呼唤我们紧紧跟随,但人性的应对和满足依旧是所有艺术要回答的主题,动漫与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紧密合作与交融,求其在中国动漫产业中的贡献。 四、小结 作为新兴的影视文化艺术,影视动漫不仅综合了声、光、化、电等现代科学技术,也综合了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古老艺术经验,还综合了编、导、演、录、美等不同的创作人员,更不必说它的镜头、景别、蒙太奇等等。在技术层面上,它比较复杂。这是它的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优势,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影视艺术不低于文学,不等同于文学,也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影视动漫必须深入文学,文学所能表达的深度和广度并不是影视动漫所能做到的,而电影所表现的光影与声音的互动也是文学所不能及的。中国的影视动漫必须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特点来发展,深入中国文学艺术,掌握中国文学知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文学是影视艺术要吸收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把握文学艺术在中国影视动漫中的作用,是中国影视动漫人设计具有中国特色影视动漫的重要手段。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弱化创建 随着人们对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社会与经济价值的不断了解,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利用越来越广,使用主体也由此获得丰厚的利润。如取材于我国民间文学的美国卡通片《花木兰》在全球票房收入超过5亿美元,改编自非洲祖鲁族民歌的动画片《狮子王》配乐的版权使用费收入在2000万美元左右。然而,这种商业利用却没有给相关利益主体带来利益。花木兰民间故事属于无偿使用,改编狮子王配乐的非洲祖鲁族歌唱家林达只拿到了象征性的1英镑。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说,民间主体也应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获得回报。那么民间主体获得回报的依据是什么?如何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使用中分享利益?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利益分享是我们构建私权体系的基点利益分享的基础是利益平衡原则。任何一种“现代”的科技与文化成果都有其发展的根基,都离不开传统文明的铺垫。 任何创造、创新或创作都离不开前人的贡献,现代许多绚烂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子。民间文化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进步的源泉。尤其对那些千百年来未离开故土的民族而言,传统的自然与人文财产仍然在其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②带着这种认识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发现众多不公平之处。西方国家有些科技文化产业的创新,很多都是在我们古老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他们从这种使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无需支付任何代价;反过来,我们要使用在我们文化技术基础上发展来的最新成果就要支付高昂费用。而现代社会的知识资源也是匮乏的,知识资源的储备和传承也要花费巨大代价,所以应该建构一种机制,让所有参与知识资源创造和传播的相关主体共同分享利益,使资源提供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分享。利益分享能激发持有群体的传承动力。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仅仅靠持有群体的兴趣与责任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切实的经济回报,很难激励持有群体进行传承,更别说创新了。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需要对其持有主体的利益予以维护,激发他们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持有者权利正当性的论述,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希望在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使用过程中,创作、传播主体的利益都能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制度限制外来者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鼓励外来使用是权利构建的原则对于那些依然根植于其原生境的传统知识而言,鼓励原生境人民充分利用并因此而受益应当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首要目标。但是,如果原生境保护显然存在障碍,或者事实表明已经不可能使传统知识得到发扬光大,借助外界力量加以保护,并使其得到有效利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外来者的使用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民间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需要外来者的参与。其实,很多当地原住民并不认同本地区、民族的文化,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是被外来世界的人们源源不断地发现,并在外部世界被不断商业化使用并广为传播。如赫哲族民歌经过郭颂的改编,成为人人传唱的乌苏里船歌。江苏六合民歌经过采风者改编成茉莉花,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首歌,不仅在我国广阔大地上传唱,并且通过悉尼奥运会走出国门传向世界。经过外来世界的改造和使用,民间文化焕发了耀人的光彩。民间文学艺术的创新更离不开外来者的参与。持有主体大多处于经济信息落后的地区,不掌握现代的高新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不掌握现代的营销渠道,很难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而不经过现代文明改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在市场中立足,并取得长足的经济效益。如贵州蜡染,很多人都喜欢,但不经过现代工艺的处理,不解决褪色问题,很难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对象,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消费量有限。如前两年红极一时的土家族掉渣饼,一上市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由于缺乏连锁经营的现代经营理念,缺乏对产品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理,结果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较多的事实表明,多年来,虽然存在着外来世界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资源的肆意掠夺,但外来世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再创造,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用,其硕果累累已超过原生境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过外来世界使用、改造后的民间文学艺术其生存空间扩展了,而民间文学艺术只有被市场化,持有主体才有可能依据私权益进行利益分享。鼓励外来使用有利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将本民族的发展置入世界发展的大循环圈中,在这种发展状态中,互通有无、分解争端。而不同种类的文化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民族民间文化应当是这种交流的促进剂,其执法的措施与程序不应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障碍。 民间文学艺术毕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使用成本的增加会给文化的传播与输出带来障碍。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也应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对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保护的初衷在于利益分享,并非是通过私权,保持本民族地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支配地位,使其流动完全按照本民族设定的途径和程序来进行。限制外来者使用的思路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传统也不符,我们现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需经过任何人的许可。而且民间文学艺术属于集体权利,实际当中也很难控制文学艺术的流传,反而会给一些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在对民间文学的保护时要考虑到所涉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权利体系构建的的政策取向。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目标的评估,可能选择促进、容忍或阻止民间文学艺术的利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技术问题,但是该决定具有重要的法律和技术含义。⑤如果一个国家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打算阻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行为,可以以加强管理为目的设置更多的程序,采取广泛而复杂的管理制度,为私权所有者规定更多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应用,则建立的制度必须相对简化,而不应涉及过于沉重的交易费用和官僚化的烦琐手续。我们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间文学艺术流失严重,而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保护和利益分享依托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利用,更需要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传播和弘扬。所以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应当确立促进和鼓励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政策,尽量降低使用者的利用门槛,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方便他们的使用。 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的内容。注重利益分享,鼓励作品的使用是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核心。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权利的构建也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与版权的客体具有契合性,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与作品有很多共同点,可以仿效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去构建: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有权利要求使用者标明创作主体,并禁止他人不正当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配套存在,在于其所属群体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它们与土地、文化遗产和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持有群体应享有人身方面的权利。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如民间剪纸的图案、民歌的曲调、民间建筑的风格等等等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情感、思想、信仰、追求等,在使用时应考虑这些民间艺术作品的使用环境。但是现在出现很多有悖于群体习惯和原创目的使用的现象。经过外界的使用后,原先的民间文学艺术往往变得不伦不类,有的与原先使用的环境、意义完全相反,极大地伤害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群体有权禁止其不正当使用。不建议规定修改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作品一般是采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同时,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时间、地域、民族民俗生活的变化等因素影响而显现出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应该“与时俱进”,才能实现其价值。 如果由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主体控制作品的修改,不符合使用的现状与传统。民间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在民间流行的,也不存在发表权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主体财产权的内容则应与一般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不具有控制作品传播的权利,但享有获得报酬权。有权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使用中受益,可以根据后续使用的不同情况、不同程度收取一定的使用费。其财产权可以由集体管理机构代为行使。
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
经济形势论文: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平稳的上升期。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复苏步伐显著加快,带动世界经济进一步回升。与此同时,国际贸易有所恢复,商品和金融市场明显回暖。从目前情况分析,下一阶段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有望继续保持健康的运行态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上较为宽松。 一 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回升 美国经济继续较快增长.目前,各方面对美国经济下一步走势普遍较为乐观。这种乐观情绪是有一定根据的。从需求方面看,消费继续充当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个人消费支出今年前两个月继续明显扩张;投资从去年二季度起扭转下降局面后,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势头,成为经济增长加速的重要因素。从供给方面看,在服务业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工业生产止跌回升,2003年全年增长0.2%,扭转了2001年和2002年连续两年下滑的情况,这是经济复苏基础渐趋稳固的标志。从目前情况分析,2004年工业继续表现良好,天然气、电力和矿业生产的继续稳步增长,延续了工业生产的增长势头。美国今年将举行总统选举,布什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维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局面,以为其竞选获取有利的筹码。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是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没有得到控制,同时,今年前3个月物价水平连续上升,增幅分别为0.5%、0.3%和0.5%,这引发了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 欧洲经济有望好转。从一些主要预期指标的情况看,欧元区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出现回升或好转迹象。反映制造业信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今年初以来均高于50的基点,其中,关于订单和产出的评价均为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服务业采购经理人信心指标的大多数构成指标也分别为2000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微观经济主体对经济运行的信心明显增强。近期,波兰等中东欧10个国家加入欧盟,原成员国将面临一定的资本外流和工资下降压力,整体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可能会受影响,但由于新成员国经济增长相对较快,也会给欧盟经济带来新的活力。俄罗斯经济将继续较快增长。政权比较稳定,经济改革不断推进,以及原油价格继续处于相对高位,这些都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日本经济进一步复苏。从当前情况看,日本经济回升的动力仍主要来自出口和工业生产。日本出口在今年一季度达到14.5兆日元(约合132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增长了12%。由于日本企业效益得到改善,企业经营情况出现好转,破产企业连续减少,这对设备投资的增长是有利的。目前,消费尚未摆脱颓势,物价跌幅虽有所回落,但通货紧缩状况仍未完全消除。但总的来看,全年日本经济有望继续保持良好态势。与此同时,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经济也将在出口的带动下保持较快的增长。 应该说,目前世界经济的继续回升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伊拉克战争、非典疫情等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风险已基本缓和,压抑许久的投资者信心和消费者信心明显回升,投资和消费活动重新趋于活跃,经济复苏的动力不断增强。其次,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条件大都处于多年来十分宽松的时期,都将继续为经济的增长提供支撑。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主要是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过度依赖美国经济增长,复苏的基础还不够稳固;日本和欧元区经济仍面临着许多结构性障碍;主要经济体在连续降息和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后,政策调控余地较小;国际石油价格持续处于多年来的高位,提高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成本。但总体上看,全年世界经济运行前景是乐观的。根据世界银行最新预计,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3.7%,明显高于2003年的2.6%,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将分别增长4.6%、1.7%和3.1%。 二、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缓慢恢复 1.世界贸易在曲折中复苏。当前世界贸易总量温和扩张,2003年增长了4.7%。但从结构上看,出现了更趋不均衡的势头,主要表现在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2003年美国逆差接近5000亿美元,创下新的纪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强烈抬头,相继出台了大量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限制措施。这在国际贸易领域引发了普遍的不安和对立情绪。最近,欧盟已开始了历史上首次针对美国的贸易制裁,相关惩罚措施主要是对美国商品征收5%的额外关税。如果这种限制措施进一步升级为大范围的贸易战,将对2004年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国际贸易领域另一件重要事件是坎昆会议的不欢而散。在此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以农产品贸易为核心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对立,导致了旨在推动世贸组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磋商破裂,给全球贸易发展蒙上了阴影。不过,从世界经济运行情况看,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对贸易的扩大是有利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加快将带动整个国际市场需求的恢复。据联合国预测,2004年世界贸易量将增长7.5%,高于上年的4.5%的增幅。 2.国际投资情况将逐步好转。2000年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慢、股市价格缩水、公司利润下降等,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持续减少,到2002年跌至6510亿美元,比历史最高水平几乎减少了50%。进入2003年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减少的势头有所缓解,虽然全年跨国直接投资水平仍处于低位,但资本流动在亚太等局部地区重新趋于活跃。从2003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向看,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美国大幅度增加,流出略有减少,欧元区和日本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均大幅减少。由于国际投资流向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关度较高,估计2004年流入美国的资本仍将增加,日本、欧洲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将有所增强。 3.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繁。(1)外汇市场。近两年,外汇市场发生了重大的结构调整。美元强势货币地位大为削弱;欧元稳步升值,受到汇市投资者的普遍关注;日元对美元呈现稳步攀升趋势,在日本央行的再三干预下仍顽强挺升,成为汇市次强货币。这种结构调整过程在2003年发展得如火如茶并延续到2004年初。但从2004年情况分析,美元继续下跌的空间有限。经过较长时间的下跌,美元当前汇价已比较充分地释放了下跌的风险。而且,随着美国实体经济复苏的基础不断稳固,美元汇价已初步止跌,下一步回稳的可能性较大;而欧元和日元得益于经济基本面的支持,也不至于出现明显的下跌,国际汇市整体上可能将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2)股票市场。全球股市在2003年完成了由弱到强的转变,全球股市的涨幅是近年来较大的一年。道·琼斯指数上涨约20%,纳斯达克指数上涨约40%,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上涨10%,法兰克福dax指数上涨约30%,日经指数上涨近20%,香港恒生指数上涨约30%。这样大的涨幅同时也意味着,在经济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04年很难再重现相同的涨幅。但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2004年的国际股市还是谨慎乐观的。 三、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影响到国内经济的多个方面。当前国际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利有弊,但总体上看利大于弊。 1.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需求增长,进出口贸易恢复,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今年一季度,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香港、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均增长很快,增幅分别达到34.5%、41.7%、23.4%、29%和31.9%。由于强势美元地位改变后,2004年美元可能在一个相对低价区域波动,因此我国的贸易条件仍将相对有利。另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国际贸易的扩大带来较为严重的障碍,我国外贸出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今年一季度,国外对我发起11例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调查,涉案金额3.3亿美元,特别是一些国家在特别保障条例下专门针对我国商品设立了一些非关税壁垒,将增加我国出口快速增长的难度,这种趋势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2.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当前国际直接投资重新趋于活跃,跨国购并仍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我国在此方面已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对于吸引国际购并资本将有促进作用。境外股本融资的形势也相对乐观。全球股市在止跌转升后,融资气氛已明显好转。这对我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和发行股票融资比较有利。2003年,“中国人寿”在美国和香港股市同时上市,募集资金达到35亿美元。2004年国内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均有意抓住当前国际资本市场的有利时机,赴境外融资。另外,美元贬值使欧元区和日本的投资商在我国境内采购投资品和雇佣员工的价格降低,这些也将增强我国市场对外商的吸引力。然而,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将吸引国际主流资本的流入,我国利用外资也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3.其他方面的影响。由于美元对主要货币汇价大幅下跌,人民币也面临升值压力。虽然2004年美元继续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但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没有消除。近年来,美联储连续大幅度下调美元利率,并引发其他国家跟进降息,世界主要经济体利率处于低位,对于我国通过调整人民币利率调控经济运行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经济形势论文:浅析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我国经济形势 论文关键词:经济发展 扩大内需 论文摘要:尽管受价格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我国投资实际增速有所下降,但投资需求持续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大,投资增长的长期动力没有因为短期调整而明显衰减,因此不会出现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局面。 当前经济形势的概述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不断扩大与蔓延,已经对我国的当前经济形成了明显的影响与冲击,特别是对外进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外销产品不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大幅度的减少,受成本激增、外部需求减弱、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中国部分以出口为主的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一些中小企业面临停产甚至倒闭的困境,原油、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与趋势还是被各国所看好。首先,虽然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还是一直保持向上的。其次,我国政府积极地进行宏观调控,积极稳妥的推进中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开拓国内市场、及时的调整货币政策、扩大内需,以此来拉动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再次,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尽快改变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第三,积极采取相关优惠措施,以资金来支持,加大大学生就业,确保就业率稳步上升。就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只不过速度缓慢了而已,但对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困境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影响。 国际环境现状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中国的外汇储备盘踞世界首位,多数用于对美国的投资(包括持有美国的国债),国际经济形式的下滑,人民币被迫不断升值,使我国的外汇储备缩水近四成;全球市场萎靡及各国的保护政策以及国际市场的疲软,使我国的产品出口大幅度的下降。 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1、经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把全世界的价格都抬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比如石油,则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困难。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一个是贫富差距扩大。这些,都渗透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 2、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问题的发生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 3、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或流动性泛滥,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或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 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一问题的危险还在于,它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因为内外失衡的处理不当,而没有逃脱金融系统的危机,以致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1、我国市场潜力依旧很大 经济持续增长可期望。 尽管受价格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我国投资实际增速有所下降,但投资需求持续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大,投资增长的长期动力没有因为短期调整而明显衰减,因此不会出现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局面。一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新农村建设、中西部大开发建设正在积极稳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依然很大,为保证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较快发展,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2、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与政策的扶持。 节能减排、扶持农业、灾后重建等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比如,我国将筹集约1万亿元资金用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同时,近期国务院又出台了十项政策措施,目标直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到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到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再到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等这些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扩大内需,对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 3、我国现存劳动力资源丰富,高科技人才不断的涌现使产品生产成本降低,生产周期缩短,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了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开拓占领世界市场提供了前提条件。 从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态势看,中国经济的内生机制与内在发展潜力明显。目前受影响的,多是一些出口加工贸易企业及相关行业。随着相关行业因应世界经济形势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因应国家出台的这些措施及时调整发展方向,所受的不利影响或将加速消除。增速保持平稳,符合调控预期,最新数字显示,2008年1至8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84920亿元,同2007年相比增长27.4%。与2007年同期相比,增速加快了0.7个百分点。 综观今年以来各月增长情况,投资月度增速基本保持在25%左右,投资增速呈加快趋势。随着十项政策措施的调整和实施,中国经济的活力、发展的动力将在投资与消费的推动中进一步显现。 经济形势论文:浅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财政政策 一、我国当前经济形势 当前欧美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持续动荡,对于处在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受此影响,我国经济不会独善其身,未来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外需市场惨淡、内需依旧不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短期内未可奏效,必将拖累已经极大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换而言之,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实质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的未来运行充满变数。 其次,由于通货膨胀的拉动和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我国物价上涨势头明显,不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从长期来看,他们可能会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高不下,从而与以收入矛盾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存在。换而言之,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上涨之间,物价上涨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 最后,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拉动经济操作后,其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鉴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轰炸,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时中国被拖入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绝非短期内所能奏效的事情。因此,在我国面临低迷的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国内传统经济结构难以为继的压力下,在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两大目标之间,我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二、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 在全面评估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内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中央做出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议。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实质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即便仍旧维持着名义上的“积极加稳健”的经济格局,如今,其实质性内容也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当前预调和微调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其对经济扩张性的操作可相对从缓。我们尚不需要如2008年和2009年那样大规模扩张性的操作,如今经济形势不宜于反应过度。 其次,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复杂性的变化,但是不足以改变2011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换而言之,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上涨之间,稳定物价水平应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最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轰炸下,即便我国经济下滑势头有所显现,宏观经济政策着重在刺激的力度,其扩张性操作也必须着眼于精细化,即在经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是说,不能以牺牲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为代价稳定经济的发展势头。 三、结构性减税与改善民生 迄今为止,结构性减税是来自官方的正式提法。自2008年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使得结构性减税由积极财政政策的配角转为主角,在反危机的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显而易见,在变身主角的今天,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性减税。其特点在于:一方面要通过减税,减轻居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减税与增税并行,优化整个税收收入结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在实施的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四十七章第三节中,写入“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完善税权配置的原则,健全税制体系,加强税收法制建设”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下,流转税或间接税的税制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其中增值税所占比重最大,是全部税收收入的37.75%。鉴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需要,增值税无疑应当作为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它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并逐步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不仅是增值税,其他税种都会迎来一场降低税负水平并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的改革。 鉴于当前积极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定物价水平仍是我们的的重中之重。并鉴于稳定经济的增长和调节经济结构两大目标,增加财政支出的重心地带,也应当锁定改善民生,切实办好有关民生的大事。 具体而言,有关增加财政支出的安排,除了继续着眼于优化投资结构外,要把通过一系列改善民生为主要线索的支出项目及其规模的增加,来拉动消费需求,作为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项目有:支持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报酬;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积极落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提高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大力支持保障性安居住房工程建设等等。 可以预期,以增值税为重心的结构性减税及一系列改善民生的增加支出的操作,将有可能在2012年走出一条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相契合、同整个宏观经济布局相协调的经济发展之路。 经济形势论文:从几起案件论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特点及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 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经济形势论文:认知国际经济形势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当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时代,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功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体,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因此,充分认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已经是我们的时代主题,更是提升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必备知识。 在讲授《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课程的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国际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变化,以及深入了解国际经贸环境以及相关的国际事务对学生学习、成长的重要性和意义。 当前世界处于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始于2008下半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其影响仍然继续发展深化,这种形势对我国的经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世界经济总体保持复苏势头,但复苏进程不容乐观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欧盟、中国等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较大规模的经济救援措施,这些措施总体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扭转了经济继续下滑的危势,使得全球经济基本上转入复苏或恢复性增长的局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整个进程中,各国情况差别很大,形势不够均衡,新兴经济体整体表现良好,恢复势头明显,而美欧等传统发达经济体则问题较多,进展缓慢。 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未来的世界经济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始终停滞不前,使世界经济也很难迅速恢复。在本次经济危机中,美国金融业的问题集中爆发出来,特别是过于庞大而又疏于监管的虚拟经济饱受批评。因此,美国也提出要改进经济模式,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基本上都放在了新能源等领域,但是这些是不是能够提供长期的增长动力还有待观察。 另一个重要的经济体欧盟,在本次危机中的表现也差强人意,自2010年以来又发生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希腊、意大利等国深陷其中,至今没有明显好转,严重拖累了欧元区和欧盟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使世界经济的前景也暗淡了下来。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也存在一些问题,也面临改革经济增长模式的艰巨任务,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发展显然为我们的调整增加了难度和风险。 三、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使国际贸易的发展受到不利影响 本次经济危机使国际贸易遭受到严重打击,2009年全球贸易额出现20%的下滑,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降幅。当前,有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国内经济的目的,不断打压进口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升温,各国间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各国已经形成的一些经济联系将受到损害,不利于各国和世界经济的恢复。 四、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问题更加突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大 未来一个时期,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上涨,对全球经济发展可能的制约将进一步加强。 那么这种国际经贸环境对我国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经济全球化将进一步深化,对我国仍然是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1、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巨大的国际市场扩大和稳定出口,为我国更多企业开创适销的外部环境;2、是有利于我国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人才和管理经验,加速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其次,绿色产业在经历经济危机后迅速在全球兴起,为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些绿色产业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只要我国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就可以与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步伐一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也可以从中培育出自己的新产业和新企业。 第三,世界经济的复苏和恢复进一步突显出我国扩大内需的紧迫性。目前世界主要经济提复苏普遍缓慢曲折,造成需求增长缓慢,使我国出口增长受到外需制约的境况短期内不会得到彻底缓解;同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面临的贸易保护措施呈现明显增多态势,因此,要继续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就必须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以上这些国际经济形势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将不是短期和暂时的,它们会对我国的众多经济领域的未来带来一定不确定性,自然会对众多大学生的学习、就业产生影响。而现实是,很多学生对这些知识大多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对外部世界非常缺乏了解和理解,造成了与大时代、大环境的脱节,比如,不少学生对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体、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以及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问题都不清楚,更谈不上根据这些分析未来的中国和世界来帮助他们把握自己的未来了。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对于学生正确认知各种社会现象、辨明不同的观点以及在各种问题上做出合理选择都是十分不利的。 在实践中,我体会到学生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热情还是很高的,他们渴望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学习和实践,学生看问题的视角越来越新颖、越来越全面,认识问题的态度也成熟起来,不再是无知无觉或者人云亦云,进而能够做出非常理性的判断。例如,近两年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充分暴露出欧洲经济模式的长期问题,通过我和学生的共同探讨,学生对欧洲的经济形势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而欧洲是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对欧洲经济形势的正确认识,对学生正确理解我国经济形势也非常有利,很多学生都开始关注欧洲与我国在经济上的互动,以及欧洲的发展变化对我国经济形势、特别是就业形势的影响。学生的这些变化显然是日趋成熟、理性的表现,也是全面发展成长所必须的。今后,我会在教学中继续探索,努力把真实的世界和已经融入世界的真实的中国介绍给我们的学生。 经济形势论文:新经济形势下家具生产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探析 一、家具生产企业财务风险因素分析 (一)外部因素 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失业率不同程度上升,严重打击了消费者信心,市场需求下降,导致家具生产企业的国内销售和出口销售额明显下降,企业财务风险增加。2008年中国家具出口下降1.27%, 这是多年来中国家具出口的首次负增长,其中,中国家具主要的进口国家和地区如美国、香港、英国等的家具出口额分别下降2.7%、9.5%和2.1%。中国家具生产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在多年的出口经营中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但主要依靠价格优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竞争,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元疲软和人民币升值,以及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上涨等因素,使得中国木质家具出口成本增加,价格优势逐渐消退。国外采购商为了压低成本,开始将目光转向价格更加低廉的越南、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的家具生产商,将大批订单开始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家具出口下降导致家具生产企业财务风险上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金融危机使得国际家具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为吸引境外消费者,国内家具生产企业扩大信用销售,延长货款回笼时间,资金周转缓慢;二是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资金流动性不足,使我国家具出口形成的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坏账金额增加;三是人民币持续的升值压力,一定程度导致家具生产企业应收账款等外币资产相对贬值。 (二)内部因素 家具生产企业的财务风险除了企业外部因素影响之外,还与企业内部自身因素有关,如企业定位不准确、风险意识不强、财务管理水平低、资本结构不合理等。 (1)企业定位不准确。我国家具生产企业均为民营企业,且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大都技术出身,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凭经验决策及主观臆断的现象比较普遍,对企业缺乏正确认识。没有分析企业所处的环境,不能识别企业的优势和劣势,企业的经营理念、发展规划及经营方针等企业定位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2)财务风险意识淡薄。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财务活动,就必然存在财务风险。在实际工作中,经营管理者缺乏财务风险意识,只注重企业资金安全,没有科学的理财观念,忽略企业理财重要性。最突出的表现有两方面:一是没有领会资金时间价值、风险和报酬权衡、投资分散化及资本市场有效等基本财务管理原则,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不明确;二是存在重会计核算轻财务管理的现象,企业财务预测、财务控制、财务分析及财务评价等工作很欠缺,只是被动反映企业会计信息,没有利用企业会计信息为企业决策服务。 (3)财务管理水平低。我国大多数家具生产企业都是民营企业,经营规模较小,存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统一、所有者不重视财务管理,企业一切重大决策都是由所有者自己决定,没有经过财务决策过程,使财务管理失去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财务管理主要记录企业经济活动内容,反映会计信息、应付税务部门的手段,与会计核算作用等同,不能发挥财务管理在企业资产管理、财务监督,财务预算、财务决策上的功能。另外,家具生产企业普遍缺乏高素质财务管理人员,不能准确理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内容以及财务管理的原则,难以发挥财务管理的职能。 (4)资本结构不合理。我国家具生产企业为了追究经济效益,普遍存在资本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第一,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由于企业负债过多,企业利息负担重,影响企业盈利水平,同时,降低企业偿债能力,可能因短期偿债能力差而导致企业破产的风险。第二,风险型资本结构不合理。风险型资本结构是指流动负债不仅用于满足企业流动资产的资金需要,还用于满足部分长期资产的资金需要,资产结构与资本结构不匹配。风险型资本虽然为企业降低筹资成本,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但是导致企业财务风险加大,一旦市场发生变动或意外事件发生,就可能引起企业资金周转不灵而陷入财务困境,甚至出现“黑字破产”的情况。 二、家具生产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措施 (一)调整企业发展战略 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企业发展战略是家具生产企业度过经济寒冬,保持生命力的必要手段。大部分家具生产企业采取成本领先战略,以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来占领市场。低成本优势是建立在低的人工成本、被忽略的环境成本和社会责任成本的基础上的,这部分隐性成本会使企业面临更多的贸易壁垒,而且有可能会刺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因此,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的中国家具生产企业难以做大做强。家具生产企业要突破这种低盈利生产模式必须实行战略调整,增加科技投入,延长价值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力较好的家具生产企业可以选择差异化战略和细分市场战略。实行差异化战略时,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质量优势和品牌影响力来占领国内、国际市场;实行细分市场战略则要具备良好的环境敏感性,充分的市场的调研,以及对机会的把握。此外,企业总体战略的实现需要有财务战略作支撑,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相互匹配,充分发挥企业财务杠杆和经营杠杆的协同效果,有效控制企业的风险。 (二)构建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财务风险预警机制主要是通过财务风险指标体系,对企业实际财务运行数据进行预测分析,及时向管理层及有关方面发出风险预警,以便采取应对措施的一种机制。构建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可以预知财务风险的征兆,当可能危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出现时,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就能发出警告,以提醒管理层及早采取对策以减少财务损失。根据目前家具生产企业财务报表及其他财务资料重点分析家具生产企业偿债能力指标和现金流量指标,如表1所示。当家具生产企业财务指标超过预警区域范围应及时采取措施调整企业财务状况,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等级。 (三)提高财务决策水平 提高企业财务决策能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提升财务人员综合素质。引进会计专业能力强的财务人员,加强培训和会计继续教育,提高财务人员会计核算、财务分析、财务监督、财务决策等方面的能力。第二,保障会计信息质量。严格执行会计法律和会计准则规定,客观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避免会计信息失真导致决策失误。第三,重视筹资决策。根据企业竞争能力准确预测销售情况,确定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量,权衡各种筹资方式的资金成本和风险,选择合适的筹资方式。第四,控制投资风险。对企业所有投资项目,必须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只有净现值大于零或投资报酬率高于企业资本成本的项目才能作为备选方案。第五,加强营运资金管理。营运资产管理重点是加强现金、应收款项和存货的管理。确定企业最佳现金持有量,充分利用企业现金资产;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控制企业应收账款的风险;通过存货模型确定企业存货经济批量,降低企业存货成本。 (四)加强财务控制 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完整的财务控制体系有助于家具生产企业有效防范财务风险。第一,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保障企业财产物质安全完整。第二,重视预算管理。制定科学的预算编制计划,合理配置企业资源,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第三,加强内部审计。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再监督,保障财务管理制度的正确执行和会计信息质量。 (五)优化资本结构 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财务风险,家具生产企业应当从资本属性结构和资本期限结构两个方面进行优化,第一,优化资本属性结构。家具生产企业在进行融资过程中,需要权衡财务风险和资金成本,确定企业最优资本结构。企业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资产规模、融资渠道等因素,严格控制财务风险,不断优化资本结构,逐渐提高偿债能力。第二,优化资本期间结构。合理组织企业不同筹资渠道的时间安排,保持企业资本结构与资产结构相匹配,保证企业正常的现金流量,防止出现支付困难的现象。 经济形势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工农(城乡)、区域、产业、产品四个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因改革动力不足转化缓慢、时有徘徊。而当前的经济运行,从发展的需要看问题,形势是相当好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走低,从四个层次矛盾看既是阻力又是动力。我们应顺其势,借其力,加速四大结构调整,靠发展提高运行质量,以运行推动发展,避免逆调节措施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只要我们抓住实质经济发展、抓住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采取治本的措施,我国经济不仅能保持目前相当好的运行态势,而且必将迎来发展态势的根本好转。 (一)、宏观经济运行走势将好于上年 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仍将处于与1999年相同的发展阶段上。从发展趋势上看与1999年没有大的区别,几个结构性矛盾将略有缓和。发展思路没有大的调整,或虽有思路调整,具体措施一时难以到位,人们可以感到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变化,但实质变化尚不显著,可能在“十五”末期,局面能有根本改观。而2000年经济运行的态势,人们可能感觉比去年更为艰难,而实际走势却可好于去年。 一、城市化将是经济发展运行中一股给人以信心的新的现实推动力。 当前,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在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多,农民收入指标走低,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扩大,这是解决第一层次矛盾即国民经济主要矛盾的动力。1999年城市工业品剩余积压减少缓慢和农村居民收入低消费水平低的局面将延续到2000年以后。市场的压力动力都在加大,要求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从扩大内需出发,为缓解城乡收入消费差距的矛盾,人们也不得不把加速城市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况且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已经从规律上认识到城市化的本质意义,正在制定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把城市化作为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来考虑的。抓住人口城市化这个主要矛盾,其他几个层次的矛盾将随之解决。因此估计2000年一些地区城市化进程将加快,因而将释放出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当能量,推动gdp增长加速。去年gdp增长7.1%,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超过1999年。 二、区域结构调整将有新的气象 内需将进一步扩大。 近几年区域同构带来的内需不足,市场狭小,已引起国人足够重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产品剩余居高不下,但企业效益下滑之势在1999年下半年已有改观,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市场销售相对平稳,运行质量明显提高。这说明市场自调节的力量迫使区域、产业、产品结构逐步调整,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经受了痛苦的磨练,市场观念更加成熟,为2000年经济的发展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目前各级政府都在总结“九五”经验,积极制订“十五”计划和到2010年中长期规划。这项跨世纪的发展规划工程,将使各级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对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认识上一个新的台阶,必将引起发展观的革命,从而使2000年的年度计划将会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各级政府在制订区域经济发展计划、规划、战略过程中将增加区际分工,互补共荣的自觉性,将比“八五”、“九五”时期更注意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更注意经济运行的质量,自觉地使短期行为服从长远发展的需要,因此,这将大大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各地经济的健康发展,要素空间配置将更为合理。因此,预计2000年的国内市场将进一步拓宽,国内市场销售将有明显增加,内需将逐步扩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展会比1999年顺利。这将抵消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利用外资减少等负面作用,使gdp增长势头好于1999年。 三、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度加快,去年三条补贴线的提高,将在2000年产生明显作用,成为调整居民心理预期,扩大内需的推动力。 抓住城市化就抓住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而提高三条补助线,加速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就是降低城市化的门槛,就是加速劳动力商品化,货币资本化的催化剂。因而2000年中国城乡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的速度将有加快的态势。利息税的出台、遗产税的酝酿、国有资产运营方式的深化改革都将有利于预算内财政社会保障资金的积累和合理的使用,必将增加公民对政府社会保障功能的信赖,消费、投资的心理和社会环境都将好于1999年。 四、2000年将是中国由政治型、计划型农业向效益型、市场型农业真正转变的第一年,农业种植结构、经营结构的调整将是2000年农村经济的主旋律。 20多年来农民的农业纯收入增长的70%靠提高农产品价格,靠粮食生产以外的多种经营,粮食生产并没有真正纳入市场经济体系,计划种植、计划收购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粮食生产能力在整个国民经济改革发展、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有了巨大提高,而经济效益提高甚微,致使农民和政府财政为此两败俱伤。1998年、1999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加重、粮食积压、财政损失加重的严酷现实,迫使我们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效益型农业提到日程上来。这将给农业生产方式带来新的生机,新的变革。2000年从春耕开始,农业的结构调整将出现新的气象。以效益为中心,就是以市场为中心,虽然风险增加,为此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一个农民、政府双盈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诞生必将在总量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减少财政的损失。农业体制实质性的变革必将加快大型企业进入农业,使农业企业化的进程。自2000年始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建立在更加坚实、协调的农业基础之上,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将有所缓解,发展和运行的势头将好于近两年。 五、2000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国际经贸关系走势都会比去年好。 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正在消失,全球经济走出紧缩低谷,我国政府近两年成功的外交努力,开始进入收获期。美国和欧盟不能不正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存在。随着中国加入wto,合作和斗争的天平将会偏重于合作,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国际环境将大大好于去年。从1999年下半年起,我国的出口回升之势已令人瞩目,2000年这个势头将会保持下来。去年下半年出口回升,当然有退税增加的短期政策效益,但它毕竟为出口企业和经销部门赢得了结构调整的时间。可以预见,今年即使扣除退税的贡献,出口也将是正向增长。1999年进口的大幅增长,客观上也为出口创造了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进口增加是内需增加的一个标志,已对国内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产生巨大压力,我们应把压力看做动力,借以推动结构调整,使我们的产业升级、产品换代的步伐加快。没有这个压力,国内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进出口形势确定人民币汇率走势,而应该高瞻远瞩,从国家发展战略,长期政治经济影响上看待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问题。人民币不贬值不是承担什么国际责任,而是出于本国长期、根本利益的需要。 经济形势论文:浅析当前经济形势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经济形势 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 论文摘要:自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等刺激经济措施。虽然经济刺激政策确保了我国经济的稳定,但是其财政政策所配套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商业银行的贷款,这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其货币政策所增加的信贷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反而推动了我国资产价格泡沫化的倾向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化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泡沫化也会使商业银行的风险大量累积。在当前世界经济走势尚未见底、我国经济形势尚未回稳的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须提升其风险管理水平以应对风险的大量累积和不良资产的产生。 一、引言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冲击,我国政府采取并实施了经济刺激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人民银行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支撑着银行信贷的大幅增长,而大量增加的信贷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反而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化。在世界经济仍未见底的情况下,这种“虚热”为我国商业银行埋下了巨大的信贷风险隐患。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刺激主要围绕以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导向的“四万亿”方案。中央政府承诺承担“四万亿”刺激方案支出中的29%,其余支出则主要来自银行贷款。我国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结构,银行控制了约8o%的资金,而其大多数都通过短期负债来融通长期借贷的资金需求,一旦有大量不良资产的事故发生,极有可能会引发储户恐慌性的挤兑行为,从而严重危害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曾要求商业银行支持其经济刺激政策,随后却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要点应当作出调整,以应对我国的刺激经济政策可能会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大量不良资产。 二、当前经济形势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自2008年11月以来,我国经济在面临着出口疲软、消费依然低下和市场性投资乏力等几大不利形势的影响下,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人民银行放松了对银行放贷的配额限制,并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以支撑商业银行信贷的大幅增长。统计数据显示,到2009年6月贷款增幅已上升到34.4%,环比于2008年上半年名义gdp增长的19.8% 2009年上半年的名义gdp只有3.8%。世界银行在《中国经济季报》中分析认为:中国银行信贷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名义经济指标的增长.而这就意味着风险。实际上,世行提到的风险是指目前我国信贷规模快速扩张所带来的增量资金并未进人实体经济,反而进入了资本市场,推动了资产价格泡沫化。在资产价格泡沫的扩大阶段,借款者抵押资产的价值上升,提高了其获取商业银行贷款的能力,但也扩大了银行的风险敞口;由于资产价格泡沫化本身就是经济“虚热”的具体表现,其经济基本面并未完全好转。当有负面冲击发生时会使资产价格泡沫处于收缩阶段、甚至破裂阶段时,抵押资产的价值就会急剧缩水,会导致资金借贷者大面积违约,如果形势继续恶化还会导致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从而影响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也认为:中国经济能够持续运行,是因为银行被迫放贷,而这可能导致资产泡沫重现,或产生大量不良贷款。 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刺激主要围绕以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导向的“四万亿”方案。中央政府承诺承担“四万亿”刺激方案支出中的29%,其余支出则主要来自银行贷款。这是导致2009年前5个月商业银行放贷激增的另一重要原因。而在刺激方案的前两个阶段,地方政府需要为中央承诺的2300亿的项目提供1700亿元配套资金。财政部发现到4月底为止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只到位880亿元。地方政府为了弥补配套资金的不足,又必然会直接、间接地通过向商业银行借贷而融得资金。由于地方政府直、间接融资都是天生的信贷软约束,如果政府出现了偿还风险,其债务融资极有可能转化为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使得风险十分容易就转移到商业银行体系。目前,银监会已考虑到信贷激增对银行贷款质量的消极影响,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贷款损失风险,迫使其将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上调至150%。另外,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等来偿还负债,因此有强烈的动机推高土地价格,从而对房地产泡沫形成显著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地方政府的直、间接融资行为很可能会引发一些新的房地产泡沫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最终又会导致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大量累积。所以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伴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是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急剧累积,特别是房地产信贷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的明显增加。当前世界经济处于衰退形势下,虽然我国其他的经济部门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但这些部门的贷款规模在银行信贷总量中占比不高,对银行信贷质量的影响有限。因此本文重点讨论以下两种风险: (一)房地产信贷风险 2009年年初以来,房价上涨过快已经接近2007年投机风潮的最高值,房产市场投机风潮逐渐高涨并累积形成了投机泡沫。预期未来的政策取向上将渐渐进入一个利率上升期,利率的提升意昧着融资成本增加,这对于依靠大量融资来发展的房地产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在高融资成本下投机泡沫一旦破裂,借款者很容易发生无法还款的违约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银行大量坏账产生。所以当前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首要风险就是房地产贷款在信贷资产中占比过大。据统计,我国房地产行业中的开发商建房借款和购房者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有7o%以上依赖商业银行贷款,而2009年1—7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于国内贷款6524亿元,同比增长42.7%;个人按揭贷款3628亿元,同比增长78.9%。很明显,我国商业银行承担着来自开发商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借款人的双重风险,并且风险正在累积加大。首先,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自筹资金一直维持在25%一33%左右,多数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获取项目后,只能靠外部融资以土地或者房产作抵押,借人银行信用贷款资金来保证项目资金的需要。统计数据表明,房地产企业开发项目中使用商业银行贷款的比重甚至在55%以上。由于当前房价上涨较快,房地产项目利润较大,高房价又意味着抵押品有较高的价格和变现能力,短期看来这类信款风险较小,实际上长期看来商业银行的风险实际则逐渐累积。其次,由于未经历过房地产业真正的行业周期,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一直被商业银行视为低风险、高收益的优质资产业务.得到了大力发展.导致按揭贷款在银行贷款中所占比重也偏大。虽然我国各商业银行对房贷申请人的把关较为严格,但由于我国银行的个人征信数据库没有完整的个人信用记录和严格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个人征信系统不能完全有效地衡量和防范个人信贷风险,导致“假按揭”的骗贷行为还是经常发生。由于“假按揭”只有毫无变现能力的收入水平证明,而没有相应的抵押资产,其损失率远远大于一般抵押贷款的损失率。根据银监会进行的大规模房地产贷款调查的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6月末,涉及“假按揭”的贷款金额达数十亿元,其中某国有银行被查机构共发放个人住房涉嫌“假按揭”的贷款占被查个人住房贷款总额的6.05%。所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还不是低风险、高收益的资产业务。 (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 我国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中,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但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直接债务、或有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等地方政府债务。这些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组建的不同类型公司进行的融资,其资金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银行信贷,并以地方政府做为最终信用担保人。这类公司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组建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和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由于政府偿债资金的来源受其财政收人的限材,债务资金的回收期较长,导致相应的银行信贷风险的增大。从规模上来看,在2004年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就至少在]0000亿元以上。自采取刺激经济政策以来。全国各级地方政府2008年初负债总计1万多亿元,到2009年中,已迅速上升到5万亿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而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中,地方本级收入3166.79亿元,同比下降了2.7%。经济危机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同前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收入与如此巨额债务的严重不对称,导致地方债务融资风险明显的增加,极有可能出现偿还风险和支付危机。如果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并将债务融资风险转嫁于银行,这些债务最终会成为银行新的不良资产。 三、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商业银风险管理应采取的对策 (一)严格管理房地产企业的项目贷款,注重防范“假按揭”等个人住房贷款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要深入研究判断宏观经济走势和房地产市场发展方向,认真评估能够承受的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总量,严格控制房地产行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从而有效规避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业系统性风险。 对房地产企业而言,要积极做好房地产客户的结构调整,强化对开发企业资质的审查。对有欠账问题的房地产企业贷款要进行全面的清查和管理,要逐步收回资金实力较弱的房地产企业的贷款。可以适当支持有良好信用记录、资金实力较强和长期盈利能力有保障的房地产企业的贷款要求。 对房地产开发项目而言,要强化审查开发项目的合规性情况,严格实行项目贷款的封闭式管理,防止信贷资金的挪用。首先,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申请,必须通过对项目基本情况的评估。要审核项目的企业自有资本金和前期销售收入的到位情况。应严格要求项目权益性资本金的比例满足35%的最低标准和项目的预售资金占2o%的要求,才能签订房地产贷款相应的借款合同。其次,严格实行项目贷款的封闭式管理并进行专户监管。贷款的发放要根据整个项目建设销售过程的进度和合同中约定的付款进度,合理安排贷款发放和资金拨付。项目资金要做到专户、专项发放,其资金只可用于该项目本身的建设,要加强与城建、土地等政府部门的横向交流沟通,严防房地产开发企业将贷款用于缴交其他项目的土地出让金,做到专款专用。同时个人购房按揭的首付款以及项目其他销售资金也应尽可能纳入专户管理,以确保后期开发贷款的收回。最后,要根据房地产项目已经实现销售收入进度及合同中约定的还款进度等情况,督促开发企业按销售收人比例及时还贷,以收回本项目的原有贷款。针对于房地产的购房个人而言,商业银行要注重防范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中“假按揭”的发生。首先,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时除了应以借款人的收入水平和信用记录等作为审批贷款申请的依据外,还应要求借款人提供工资、银行对账单等难以造假的收入水平证明材料。同时,我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基础数据库系统”也应完善升级。原有的系统可以增加一些能多角度反映被征信人社会信用情况的信息项目,如公积金缴纳和交通违章记录,也可以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开发出一个基于个人信用信息数据的信用等级评估系统,从而更好地辅助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最后,应利用法律手段严厉追究信贷个人“假按揭”的相关法律责任,增加造假者道德风险的法律成本,以减少个人按揭贷款骗贷事件的发生。 (二)全面清查涉及地方政府的信贷,大力推动政府融资行为的市场化 有地方政府背景的信贷情况比较复杂,有的直接由政府出面向商业银行贷款,有的由地方政府组建的公司进行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等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致使地方政府贷款在总量测定以及管理方面具有较大难度。涉及地方政府的债务信贷,尤其是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等债务信贷,一旦发生坏帐后,其责任不好追溯,很难用司法手段处理。鉴于此,商业银行需要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做全面的调查和认定。首先,各商业银行需要对地方政府贷款进行清查,测定出其总量和结构,然后按照显性、隐性、担保债务和政府直接债务登记作分级管理,并找出债务的责任人,共同制定出符合债务的数量和期限偿还机制。对于有的地方政府债务责任人的主体不明确,且发生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有效清偿的情况时,应联系相关上级部门和监察部门,共同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其次,对地方政府融资实行更审慎的风险管理举措,包括对项目资本金的严格监控,对偿还能力的深入分析,控制发放打捆贷款。重点跟踪不同地方政府的负债状况和偿债能力,把握其还款能力和贷款风险。通过上述措施掌握最新的贷款信息,对于不同状态的地方政府贷款采取监督、限制、催收等方法预防损失的产生和加剧,进而达到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 另外,为了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给商业银行系统带来的压力和风险,中央政府应给予地方政府适度的公债发行资格并配以市场化的预算约束机制。首先,在当前信息严重不透明的状态下,应推动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的信息公开,转变为合乎市场化规定的显性债务,以利于商业银行对原有债务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追溯相关责任。其次,还应大力推动地方政府通过市场化的融资渠道举债。从各地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看,通过发行债券等形式筹资建设的项目,由于有市场约束机制的约束往往有相对高的透明度及相对严格的自我约束。据悉,2009年国务院已同意地方政府发行2000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由财政部,列人省级预算管理。显然这种融资方式在减轻商业银行的压力和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地方政府自身的债务风险。 经济形势论文: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摘 要】本文试图对世界经济增长进行预测,对美国次贷危机及影响,石油价格波动及走势进行分析。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全球经济减速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在美元有序调整与美国经济减速的环境下,外部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强大;发达国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加强;高油价、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国际金融市场激烈动荡对资本市场的心理冲击加大;国际社会炒作中印充当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有可能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达国家对主权基金的投资限制有可能放松,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关键词】世界经济形势 对中国 影响 一、世界经济形势 1.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 2008年世界经济面临次贷危机、油价高企等因素的影响,最近各研究机构纷纷调低了预期经济增长指标。2008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从2007年7月时的5.2%下调到4.1%,下调了1.1个百分点;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均下调至1.5%;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降为1.6%;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降为10%。美国经济发生衰退的风险加大,但不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主要经济体之间周期的非同步性决定了全球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2.美国次贷危机及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9.11”以后,为刺激经济,美联储一直实施低利率政策,导致不动产价格攀升,继而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从2004年6月开始,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至2006年6月联邦基准利率最终被提高到5.25%,导致房地产需求下降,价格回落。同时,因为债务已经超过了房屋的实际价格,拖延还贷的现象显著增加,首先被拖欠的贷款就是所谓的次级贷款。美国住房市场的急剧降温,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激烈动荡。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在学术界有这么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有评论认为,美国这次经济衰退将比1991年、2001年的衰退历史更久,全球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第二种看法,认为对美国经济的估计不必太悲观。从长期看,美国经济结构比较稳健,目前所面临的只是一些短期的不确定因素。第三种看法,认为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拐点,全球主流经济政策正在由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第四种看法,认为以美国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瓦解,需要重新考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使命。第五种看法,认为短期内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对中长期经济走势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利率政策、注入流动性政策、财政政策、行政措施进行市场干预,这些政策会阻止次级贷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但中期内大量注入流动性与降息使通货膨胀风险加大,长期内将影响金融市场的运行模式。 3.石油价格波动及走势分析 关于原油价格高企,油价已不单纯是石油供需关系的反映,而是世界地缘政治、外交关系的晴雨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衍生物。近期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1)美国原油库存的变化;(2)石油产量的变化及产油国政局的影响;(3)石油市场的投机活动;(4)全球通胀与美元贬值;(5)对经济增长的预期;(6)经济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导致对原油的依赖程度大幅下降,等等。石油价的确定,既受供求关系影响,又受金融投资影响,还受预期影响。研究显示,石油市场是一个信息无效市场。这意味着,石油价格并非随机游走的。目前,金融投资是决定石油价格的主导因素。国际上的金融强国(美国、欧洲和日本)在石油价格的制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关于油价走势,,持续6年的弱美元局面可能于年内改变,相应地,高油价、高金价状况也会改变,国际大宗资源和农产品价格的走势可能不会延续太久。这是因为尽管弱美元有助于提高其国家资产负债的质量,但从战略上说,强美元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长期实施弱美元政策,一是降低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资产的地位;二是使俄罗斯获益;三是激化了美、欧矛盾。投机与欧佩克(opec)理念的转变是此轮油价上升的主要动因,但全球经济减速短期内将不支持油价大幅攀升。油价走势在短期内不排除继续创出新高的可能,但需求面不支持油价上涨;中期看,新兴市场经济对石油需求的稳定增长与opec理念的转变,使油价仍然维持在高位;长期看,油价走势将取决于替代能源的开发进展。 二、世界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1)出口减少,经济增长下降。有关分析认为,外部环境“趋冷”,使中国内部经济自动“降温”。如果宏观调控过度紧缩,容易形成“超调”。(2)货币政策加息空间很小。中美货币政策具有不同取向。在美联储不断降息的情况下,中美利差的扩大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资金流入中国,加剧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中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加息空间被一再压缩。 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程度将取决于美国经济减速的程度。根据测算,中国出口增长率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美国gdp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率平均将下降5.2个百分点。因此,2008年要警惕出口增速下滑,但一些行业的生产性投资依然过快增长而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 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寻求资源的紧张甚至限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其中不排除某些国家有压制中国的战略思维。在获取世界重要资源方面,中国今后还会面临新的矛盾和冲突。此外,出于长期的战略考虑,中国也应审时度势,更加理性地分析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克服急功近利的情绪与做法,避免当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不成反而形成被动局面的事情再次发生。实际上,中国不必过分沉重地背上资源的包袱,毕竟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合作与互利共赢是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基调。同时,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寻求海外资源应当更加理性化、策略化,多采用民间资本包括海外华商资本的形式,实现资源主体的多元化。 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全球经济减速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在美元有序调整与美国经济减速的环境下,外部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强大;发达国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加强;高油价、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金融市场激烈动荡对资本市场的心理冲击加大;国际社会炒作中印充当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有可能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达国家对主权基金的投资限制有可能放松,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经济形势论文:浅谈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应对措施 论文关键词: 经济 形势; 金融 危机 ;g20峰会 论文摘要: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使得各国的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为有效应对这场危机,各国领导人在g20峰会上达成多项共识,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缓解经济衰退。本文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指出g20峰会上提出的应对措施的积极作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给各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目前已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关注,例如4月2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便是很好的明证。在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达成多项共识,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 一、当前经济形势 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可谓造成影响的范围非常广;危机使各国经济面临严重衰退,全球整体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可谓造成影响的程度非常深。 (一)美国的经济形势 金融危机起始于美国,因此给美国造成的影响也最为严重。首先是美国金融业遭受史无前例的打击,这种打击宣告着是美国华尔街投行时代的结束。举世闻名的华尔街五大投行目前处境惨淡: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轰然倒塌、美林被收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由投行转为传统 银行 控股公司,这些都标志着一个高杠杆金融时代的结束;其次是美国实体经济遭受重创。我们可以从美国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数据中窥见一斑:4月29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第一季度gdp按年率计算下降6.1%,比上一季度萎缩6.3%略微缩小,但从去年三季度下降0.5%至今,累计下降12.9个百分点的幅度,已经刷新了大萧条以来连续下降幅度的纪录(此前最高纪录为1953年三季度至1954年一季度的累计下降10.6个百分点)。这就无怪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要说: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这场危机将持续成为一股“腐蚀性”力量,并将引发经济持续衰退和动荡。 (二)欧洲的经济形势 金融危机由美国向全球 传播 ,并且在欧洲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因此欧洲银行业首当其冲,已有多家大型 金融机构 陷入 财务 危机。传统上,欧洲的银行业以稳健著称,但近年来,受美国金融业发展模式影响,在国际 市场 上活跃的欧洲大型银行纷纷提高财务杠杆率,并大量 投资 于住房抵押贷款以及相关衍生品,以博取高收益。这种与美国相似的 金融发展 模式使得欧洲银行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遭受巨大损失。据bloomberg 统计 ,截至2008年年末,欧洲银行共提取次贷相关减计和损失2400多亿美元,约占全球金融机构减计总额的一半,且损失主要集中在大型银行。英国央行也在每半年公布的“金融稳定报告”指出,这次英国经济走向衰退的严重性将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相当,预估英国六大金融机构可能损失1300亿英镑。这个金额已远远超出政府宣布的500亿英镑援助方案。 另外,金融危机也敲响欧洲实体经济衰退的警钟。全球金融动荡已显著改变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前景。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基本面迅速恶化,失业率已增至7.5%,德国等主要经济体正在经历季度甚至年度的经济零增长。目前,imf已将欧元区经济增长今年预测值由1.2%降至0.9%。 (三) 3.就业形势严峻。 经济 增速的放缓势必影响就业。一方面是城镇新增就业减少,今年1-2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62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1万人;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困难,2008年年底有100万大学毕业生没有就业,而2009年又将有592万大学生毕业。 4.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据4月9日 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下降1.2%,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下降6.0%,这是cpi和ppi同比增速连续第二个月双双为负。 经济学 家们普遍认为,代表居民生活 成本 和企业原 材料 成本的cpi和ppi数据持续为负,应被视作是宏观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重要征兆。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1997年学科调整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信息一体化的全球化氛围中,再现勃勃生 机,很快从原来的危机状态下走出,经过几年发展,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三级体制得以完善,全面拉 动了该学科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层进展。但学科合并后的高层次整合并不理想,两个老学科之间的关系 多有争议,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依然不少。文章就学科合并及合并后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理念目 标、教学新模式建构以及近年来的教学改革试验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摘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 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 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 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 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关键词]学科界限;前结构;视域融合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 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 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 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 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 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1];2002年,在中国外国 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进行了座谈[2];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 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 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 论[4]。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 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学科[5];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6];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7].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 术质量的低下[8]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 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 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 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 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 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 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 展开自身. 一、前结构对于阐释学的意义 传统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解 就是重构,是诠释者通过本文达到作者的方法。“对狄尔泰来 说,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图的表达;诠释者必须把自己置换入 作者的视界以便使创造活动获得新生。”[9]这种思想基于阐释者 和作者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对本文意义的通达不仅可能,而且是释义学追求的目标. 海德格尔将前结构引入理解活动,从而真正改变了释义学. 他认为,解释从来就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一 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10]海德格尔将 解释前对事物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将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 向称为“先行视见”;将对事物预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称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领会的先结构或者 前结构。[11] 伽达默尔进一步开辟了哲学释义学空间。他认为,释义学 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 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理解的过程就是世界向 人类展开的过程。“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 解释的意义运动。”[12]人类就是在对世界的不断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由哲学为中心源, 迅速辐射到文艺批评、美学、法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社会 学,甚至科学史领域,并由欧洲大陆向美洲和东方蔓延,掀起了 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3]如果我们采用释义学的视野对比 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加以观照,也许会对问题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结构中的传统概念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比较文学 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思维之上 的对世界文明互动及文化和文学发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 别、民族文学中去,诸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 等。”[15]然而,在看似明显的区别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和误区. 聂珍钊先生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 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16]聂 先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支撑点是认为我国外国文学最基本的 特点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以外国文学史教材来说,张玉书主编的《二 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的概论部分即考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政治、 经济等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各国文学的互动[17]。此类 研究确实具有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外国文学中还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将外国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就把外国文学的 一大片领地划走了,并使其失去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资料组编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研 究文章索引》,将外国文学的研究文章分为四类:文艺理论、比较 文学、总论和国别文学。其中,文艺理论类共收文章44篇,比较 文学类26篇,总论类12篇,国别文学类91篇。[18]从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文艺理论类与国别文学类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这些研究并非如聂先生所说“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 进行比较”。勿庸置疑,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与比较文学重叠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这一部分,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与 具有跨越性的比较文学相对应,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将主要目光 投入到单个的国别文学当中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隐约出现了:既然比较文学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具有跨越性质呢?这种跨越 性是否决定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呢?这种想法是以释义学 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国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结构。在本文解读过程中,前结构必然 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种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同 民族、国别和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特 征,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其中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对传统概 念的理解。传统文化是否一成不变,只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 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正如 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 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 是积极活动的。”[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开始遭到破坏。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乎 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时期达到高潮。在 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被无情抛弃,占据了统治地位的 则是西方的近性。“这一文化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发展的共时轴与历时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不平衡,历时轴萎缩, 共时轴取得优势地位。历时轴的萎缩导致历史深度感的丧失, 历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众多平面的堆积和拼 贴。”[20]当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对人的理解、对科学 的态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文化。加之,传统文 化赖以存在的本文是用与口语有较大差距的文言书写的,这进 一步加大了传统与我们的隔阂。在我们的阐释前结构中,传统 文化能够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滋补的严复,很自然地用传统文化前结 构来理解外来本文。美国学者哈茨在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 与西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 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 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21]但是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 对西方的观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许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词汇解释人们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经典来解释可疑的新颖”,或者是 “对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确实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相 同之处”。[22]林纾同样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 和唐宋派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 点”[23]。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称赞《黑奴吁天 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 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严、林虽然并非有意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前 结构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 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放在自身传统中加以观照。他 们对于中-西契合点的准确捕捉,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关合之处, 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当下还能具有 严、林的前结构吗?传统文化的知识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 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汹涌而来,现代中国 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在本 土产生。虽然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国人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传统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传统因素已经“不太容易辨认”[25]。中国的 现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但它是来自于西方 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是否还有信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就是不同质文化的交流, 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理解必然是在前结构之中进行的。“解释者无须丢弃他内 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 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较文学学科来说,对前结构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为 重要。在阐释外来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阐释传统,厘清传统在前 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 变异在本文阐释中可能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强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教育。虽然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历史存在中返视自我。也许只有这样,比较文学 研究者才能够在面对外来本文的时候,应用已经相对储备完善 的传统前结构与之进行对话. 然而,具备了适当前结构的中国人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就 一定是比较文学吗?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还需要考 察前结构在阐释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对前结构发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许能够发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真正分野. 三、视域融合与学科界限 前结构在阐释中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层面是 对于本文的即时反应,这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许是下意 识的反应。比如说,受制于传统前结构,中国读者也许认为外国 小说太冗长,心理描写太繁复,或者叙事结构不太合理,或者对 基于宗教情绪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等等。这种情形在国外小说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之时 就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27] 傅东华在译《飘》的时候也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28]阐释者的这种反应是由 其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阐释并不能达到真 正的视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视域的三种经验:第一种是“隔阂 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第二种是“诱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第三种经验是“发现”,“通往 他人的视域有可能成为彼此间的联系”。前两种经验“还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视域:如果某人仍然带着自己的视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视域,或者只是对陌生的视域表示惊叹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从不同的视域中获得别 的不同于自己的经验。”[29]耀斯列举的前两种经验是对本文的 即时反应。这种初步的、下意识的阐释经验并不能带来有意义 的文学研究. 如果要对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从而达到第三种经验,就 必须使前结构在第二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即有意识地使用、调动 前结构与本文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前结构会从蛰伏状态中显 现出来。前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内容组成的拼合 板。中国人前结构构成中的传统不再是没有变样的传统,而西 方文化也绝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们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还是隐约可见。阐释者要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本文 对话。此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就出现了,如果调动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结构来阐释西方本文,显然不属于比较文 学的范畴。只有调动传统文化的前结构(当然需要同时调动相 关的西方文化前结构),来同西方本文进行对话,才是比较文学 研究. “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 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 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30] 伽达默尔在此所关注的是对于传统的理解,但是对跨文化理解 同样适用。阐释就发生在前结构与本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对前 结构不同内容的调动决定了离开前结构以后的方向。如果从异 域文化前结构出发阐释异域本文,阐释就处于纵向地带之中,属 于外国文学范畴。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31] 它以平易散文为主线、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学阐释,考察了英国散 文的发展、流变,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这主要是以英国文学 的前结构为依托对英国文学进行的阐释。比较文学则在自身传 统前理解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横向地带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阐释 看成带着前结构外出探险的话,不同的装备与方向将决定步入 不同的区域,从而带来不同的经验融合。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在出发时就由出发者的方向选择决定了. 步入比较文学的横向地带之后,如何与他者展开对话呢? 前结构与他者本文如何发生关系?伽达默尔指出,“一切阐释学 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物 相关联的存在。”[32]传统中必然有对他人本文所关切事物的阐 发,而我们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会对这一事物有所理解. 这种相关联的存在就是文学、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是对话得以 存在的基础。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其煌 煌巨著《管锥篇》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朽之基 石”,“应该成为不论哪个方向的比较文学学生的必修教材”。[33] 我们来看钱先生是如何在阐释中构建对话的平台的。在论《老 子》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中,钱先生 首先考察了传统对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释:“名”为“名 字”。在提出反对意见“‘名’之与‘字’,殊功异趣”之后,进一步 论证“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刘禹锡、陶 潜、刘勰、黄庭坚、黑格尔、尼采、斯宾诺莎、霍柏士、边沁、但丁、 歌德等人论语言与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观点。他接着又援引古 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海德格 尔称“‘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来阐 释“道”,指出该句“首以道理之‘道’,双关而起道白之‘道’,道理 之见与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无名’双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阐释。结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图“早谓 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以“译注《老子》”。[34]钱 钟书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构建中西对话的平台,即寻找传统 前结构与他人本文之间“相关联的存在”,并进一步在平台上展 开对话,从而实现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人研究外国 文学固然称不上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在不同文学、文化之间进行 的随意比附同样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谢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评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 者英文诗作出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与此同 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 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比 如称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并将其与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相比 较,这就使“浪漫主义”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放弃了“特殊历史 语境”。“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36] 释义学经验是一种对话,而对话则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 式。“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为理解的对象,意味着它问了阐释者一个问题,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挑战,为了 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域中重新构造本文提出的 问题。重新构造的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来本文的视域 中,它必然是阐释者的视域。“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 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38]使有 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视域中就是视域融合。重新构造问题的 过程就是突破两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视域的过程。这 个新视域的产生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 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 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 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 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 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 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 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 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 发现理解的可能性。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跨文明研究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一、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的合理性问题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80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文学是人类文化这一庞大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总是在既定背景之下进行。反过来,文学又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东西比较文学兴起后,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必要,更加迫切。东西方文学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挖掘,同时把东西文学研究置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把东西文学比较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和共同规律,诉诸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原因。这就需要东西文化加强沟通和对话,按照互识、互证、互补的对话模式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从而更好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审美性文学批评。它重在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视野里自然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对精英文学研究意味着挑战。文化研究的这种倾向也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经典文学研究衰微的趋势。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进,瓦解和虚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在比较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欧美与中国的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的比较分析,抛弃了古典文学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指出文学研究在追求学术现代性的同时,要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汇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工程。他的话对我们应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文化理论重新审视、解读传统经典文学,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量扩大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双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补充自身的不足,缓和近年来二者出现的严重冲突与交锋。这也有利于比较文学在一个更为宽松、广泛、平和的文化语境下,从文化理论和政治权利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使文化、文学相互沟通、利用。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泛文化”研究趋向,忽视了比较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及地域性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学者门热衷的话题似乎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化差异、人类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领域。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泛文化”倾向,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认识?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简言之,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文学。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它的背景和补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刘象愚教授说得好“比较文学工作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21世纪的比较文学展望 比较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蔚为大观,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一门“显学”。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既要树立一种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意识并重的文化观念,又要成为人类精神相互对话和沟通的语境和操作平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与文化中介与交流媒体的角色。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过程,都在作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鉴别,而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以其自身独特的方法法或思路,让人们即认识了自己———本国本族的文学与文化,又认识了“他者”———他国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甚至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握世界文学的共同走向与共同规律,这是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预见,比较文学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将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对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何玉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的内外研究 一、国外比较文学是一种真“外部”、伪“内部”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法论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来看“跨界性”。“跨”意味着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现参照物。在比较文学相关论述中,这种参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按照相关学者的看法,中国文学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参照中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而,相关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基本上都会采用或提到“他者”这样的观照视角。比如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属于较早的比较文学教程)明显地具有这种倾向。但“他者”尽管可以彰显“我”的特异性存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我”的特点和意义,但假若“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并不明晰,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顾“他者”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最早对“他者”进行过阐释的黑格尔,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放置在主人与奴隶这一对应性关系中进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开始就打上了奴隶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换而言之,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他者”这样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忽略“他者”的这种文化劣根性,想当然地变“他者”为“我”,试图用一个带有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的词语构筑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难免会导致策略上的失误,甚而言之,会中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国比较文学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我”与“他者”立场上去讨论问题,去面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个缺陷,即主体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过于强势。词语的转换并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掩盖了一个“敌强我弱”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导致间接或者无意地证明了“他者”(主要是欧美文化)的优越性,而由此导致“我”的瓦解和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学界为什么会一边倒地在“他者”问题上兜圈子,甚至连一点点微弱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者对世界环境的定位过于宽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相信西方现代哲学讲述的就是真理。换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环境,我们相信需要对话、需要交流;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相信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他者”证明“我者”的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导致了相关学者的盲目乐观和理想主义。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全球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定要参与对话吗?不对话可以吗?我们的对话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时代对学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在宏观地谈论世界形势而缺乏微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赶西方的“流行风”可行吗?真的是当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吗?“他者”真的就具有绝对的魔力吗?比较文学在说明自己存在理由时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宏大叙事———空谈世界形势、空谈全球化、空谈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或已经来临。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大都相信交流无可避免。交流当然无可避免,即便没有全球化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究竟有何实际意义,除了在理论上表明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至少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比较文学的本土立场上,中国比较文学很少涉及。我们只是空谈一些历史问题,空谈一些源流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涉及。 这样的学术立场决定了根本无所谓对话不对话。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没有差别,都是对西方生存环境的宏观回应。唯一区别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宏观现实场是真实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想象世界的处境,想象他们的立场,进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推介,则少之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很少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在向他们表明我们到底了解了他们多少。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他者至上主义”的过分与“我”的彻底失语。所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环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对我们发生巨大作用。对于建立在上述立场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审视。我们是不是跨的有点太写意,跨的有点太脱离中国国情,“跨”得太超越学科发展的速度。同时这种无边无际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无法约束和界定的研究。我们经常批判“x+y”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相关论文,有几篇不带这样的比附?在这样的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较文学的“向外转”,从一种本位主义变成一种他者主义。 再看比较文学的“比较性”和“文学性”。比较,顾名思义,面对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结合前面所讲的跨,不管这种“跨”是跨语言、跨国家、跨民族,还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一旦比较与这些“跨”相结合就注定造成一种文学外部研究的假象。这也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执着于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原因。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我们已经受够了文学外部研究的摧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外部研究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畸形反对、极其厌恶这种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摆脱不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还是内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让我们领略文学作为艺术带给我们的美感,以及文学能否作为思想研究的自由领地,催发出新的有益于时代的思想。因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以上两点。但是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究竟何指?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指的是文学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究竟什么是文学,对比较文学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康德、黑格尔阶段上,强调美的理念与感性形式的统一,认为美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等,认为文学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学的正统,承认经典永久性,执拗于追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也是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经之地。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德国血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学美学理论,因而德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苏俄文学实践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仍然是近代的,带有很深的传统印记。 但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文学已经在发生种种变化。无论从作家群体还是作品存在形态,无论是从读者接受群体还是作品传播媒介,全方位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但是充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里的“文学”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我们承认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较文学真的就能承担起审美价值关系研究的重任吗?至少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太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文学”重质轻文的认识改变不了,对文学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内部”实际依然“重外部”上,中国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处。就此而言,中国文学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文学性”的解读和展开。诚如有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在国别、总体层面构成另外一种文学研究逻辑。但是假如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要成立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的学科。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即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响其学科的合法性。而比较文学显然不具备与之并列的明确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总体文学了。同时,国别文学中的“文学”,不仅指的是文学研究,还可以指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如果强制性地界定为文学研究,显然是与国别文学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补关系,两者逻辑联系并不严谨。 三、结语 从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这一角度来分析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就可以发现,比较文学仍然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究竟是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还是固守中国本位,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行思考,特别是后者。在一个本位主义极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学里,奢谈走向全球化,奢谈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只能造成中国比较文学更加积重难返。比较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表面上显示的是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从本质上讲,反映的也是本位主义与外来主义之间的冲突。 本文作者:许相全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小议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弥补现有形象学理论的不足,拓展形象学的理论空间,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本文作者:宋虎堂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学科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一、法国学派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 比较文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得到命名,进而在进化论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将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化精确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圈定在了欧洲文化中心之内。然而在成熟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内存在着大量的异常现象,由此导致了美国学派所声称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言,“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时期内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史自然会效法它的方法。”后来韦勒克在考证“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时候也谈到这一问题:“这个词的产生显然受到了居维叶(Cuvier)的名著《比较解剖学》(1800)或德热朗多(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自然科学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借用问题,而是一种范式的借鉴。因此韦勒克先生才说:“浪漫主义思想丧失了信誉,从自然科学引进的思想大获全胜,连在文学史上的撰写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实事实远不像韦勒克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作为一种进步的神话,也作为一种范式的霸权几乎支配了当时乃至现在的所有人文学科。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的方法论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然而当时的文学研究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学范式的姿态,反倒主动迎合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进化论之外就是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的观念让当时的研究者将文学史看作不断进化的历史。比如法国学者布吕纳介耶就非常熟练地运用了这种理论分析法国的文学史。后来比较文学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论》便是具体运用进化论的观念将整个文学史的演绎分成了氏族、城邦与国家三个阶段。这些文学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进化论的观念奠定起了文学史研究的历时性范式,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在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确定了相应的领域,即欧洲范围内的文学交往历史事实。这在梵•第根的规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伽列与基亚都在力图圈定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伽列为比较文学所作的定义所包含的研究领域,还是基亚在《比较文学》教科书中指定的研究书目,他们都明确地将“国际文学关系史”定格在了欧洲。由此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确定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的发展似乎步入了一个常规时期。然而“常规科学不会产生目标之外的任何新现象,事实上这些与盒子不合的现象根本就不会被发现。”这些与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现象便是库恩先生所说的“反常”(Anomaly)。所谓“反常”就是现象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比较文学也是如此。在法国学派的范式之内,大致出现了这样几种反常现象,这是他们无法在范式内解决的,也是引起美国学派诟病的地方。即文学历时性之外的共时性问题,即没有事实联系的相似性问题;科学实证主义之外的美学价值问题,即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性问题;欧洲文化范围外的文学现象问题,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平行文学现象问题。 二、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 美国学派的出场首先是在危机的呐喊声中掀开比较文学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发出洪钟般呐喊的是捷克裔学者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接着在后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历数了法国学派的各种罪状,诸如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文化贸易主义与沙文主义等等。这场论战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观地运用范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学派的这些“罪状”其实是他们在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导致的问题。祛除美国学派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文学到了美国学派的手中会走向何方?这便是我们要论述的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通过前面的分析,法国学派从科学实证主义范式视域将比较文学定性为“国际性的文学关系史”,其实就是从时间性维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拒绝或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分析。而共时性范式则主要从横向对比分析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也即是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成为自新批评以来整个西方文艺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它将文学研究导致了关注文本的“内部问题”,着重从文学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具体请参见朱立元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前言)美国学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评。正是以韦勒克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首先强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然后以此为契机在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构起了一个共同的美国学派。 国际性的文学现象是法美学派的一致的研究领域。然而之所以有论战,主要在于他们持有不同的范式视域。法国学派秉承的是历时性范式,以科学实证主义眼光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文学交流事实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汇总,以达到一种“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国学派认为“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文学学术观,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韦勒克开创的共时性范式下,雷马克及韦斯坦因等美国学派学者建构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体系,主要来讲包括了这两大研究体系:本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本学科研究体系中包括了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与类型学;在跨学科体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与法国学派一样,确定了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圈定研究范围,继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韦勒克声称:“关于赞成提‘比较文学’,还是‘总体文学’……至少西方文学是统一的,它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紧密整体。”科修斯也认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评论也证实了西方文学这个基本的统一体。比较文学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看法上。”当然,韦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较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否定了东方研究比较文学的可能性,固执地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图。通过归化吸纳或排斥拒绝,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最终确立起来。然而范式的确立最终让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一样陷入了不可挣脱的范式悖论之网。在美国学派所持的范式内同样出现了这样几类反常现象: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东方文学问题。其实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历时性的追求国际文学关系史拉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规定比较文学的定义时则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为收缩而后者则无限放大,导致后来比较文学研究大有被文艺理论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险,由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的另一次危机。因此才有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为什么会如此呢?共时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时间界限,从横向研究跨越性的国际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马克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词才能包含。从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次大会到后来伯恩海默的《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化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文学的学术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较文学学科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该怎么处理这种文学与文化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态,甚至自愿放弃。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术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卡勒还只是有点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对这种纷然杂陈危机四伏的比较文学干脆表示放弃:“如果我们想给比较文学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或者把它归纳在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研究体系里面,我们必然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将比较文学学科取消! 不仅如此,当美国学派的共时性范式遭遇学科身份泯灭的危机之时,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带来的反常现象也困扰着美国比较文学文学学者。当韦勒克、雷马克与韦斯坦因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时候,各种文化研究的热潮打破了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处理由于文明所带来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现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报告中审慎地提出了“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的号召。即便如此,旧范式已经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内看到了反常现象而已,因其无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全球化的号召最终就蜕变成一种口号! 三、中国学派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异质性道路” 范式作为一种悖论话语,不仅建构着学科也解构着学科。法美学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将比较文学推向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学派都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元范式”影响下以追求“同质性”为旨归。而这一点却是范式理论本身也无法看到的。因为范式理论本身便建立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库恩先生一方面声称所有人文科学根本还未进入一个成熟范式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成就属于西方。因为“只有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而来的文明才拥有最基础的科学。”鉴于范式理论本身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我们根据李凯尔特有关文化科学的异质性理论来进一步描述法美学派范式的局限与中国学派的合理性。德国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科学有两种分类方法即质料的与形式的分类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二者的对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类原则即“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理”。“每一个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这一点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通俗地讲,所谓连续性原理就是说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连续体。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在现实中曾经看到某种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表达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连续性与异质性构成了现实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学“只有通过在概念上把差异性和连续性分开,现实才能成为‘理性的’。(科学)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数学采用的是头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排除异质性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是通过对异质性的同质化或排除异质性而达到,而文化科学则直接关注异质性。然而比较文学要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要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同质化范式而强调异质性。从现实而言,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也是全球化的时代里必须认识到的文化现象。当比较文学在美国学派那里遭遇到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尤其是自德里达以来的各种带有解构性理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及族群主义等)之时,就应该发现他们用人文主义反抗科学主义,用边缘解构中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异质性”。因为现实的东西方世界的发展正在面临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文明与冲突》一书里从学理方面探究了东西方在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文明异质性冲突。虽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指出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必须要关注的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问题。然而因为法美学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学同质性范式长期地遮蔽了这种异质性,当然也就解决不了比较文学在面对文化大潮与东方文明的时候所带来的危机。 当比较文学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因其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的强烈冲突,因此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然而中国学术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的阴影下,企求通过“求同”来缩短与西方学术的距离,最终导致中国学界的“失语”。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从最初台港学者提出的中国学派到大陆积极响应,一直都以“求同”心态在进行着理论与方法、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其结果是不仅理论特色与立场缺失,甚至学科学派也常常遭到学界诟病。后来在学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了论争与探讨,以期总结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曹顺庆先生率先在总结中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下所遮蔽的“异质性”问题。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与东方文明独特性,结合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学术的走向,曹顺庆先生具体地论述了“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并且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学变异学”理论。正是通过异质性的变革,不仅在跨文明的立场上运用文学变异学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学派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文学中国模式以互补对话交流沟通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从而避免了法美学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论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顺庆先生所倡导的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充分地关注了李凯尔特所提出的文化科学的异质性原理在现实学术与东西方文明中的呈现,才找到了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发展的真正动力,才彻底地打破西方自然科学同质性范式的壁垒,比较文学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而不同”,才能最终寻找到世界文学“共同的诗心”! 本文作者:周仁成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课程改革浅谈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作者:郭志清 单位:集宁师院中文系 比较文学论文: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比较文学陷入了教学危机,危机首先源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定义不清,其次因理论化倾向导致晦涩难懂,师生均不易把握,第三是教学手段落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为此教师要加强自身知识和理论学习,同时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并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 比较文学在地方师范院校开设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诸如学科自身危机带来的普遍性教学难题,又有地方师范学情带来的授课难题。 一、学科自身危机带来教学困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称呼没有凸显出“比较文学”学科特征,反而模糊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甚至有将比较文学淡化之嫌。这样一种称呼加重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带来了比较文学教学的危机。学生对学科本质误解严重,教师陷入正本清源的辩解之中,不得不大量讲授学科史。然后,再以具体的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授课内容,而这些理论与实践往往涉及世界文学内容。很容易让学生以为比较文学只是世界文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误以为本学科没有独特的方法论给教学带来了困难。学科定义不明确让师生均难以适从,研究方法不规范让教学难以说服人。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危机不断,“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圆满的权威的结论。”①正因为学科概念不清,导致学科危机不断。克罗齐认为“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界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②针对这一发难,比较文学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策略。祭出了“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的口号,指出比较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比较文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线的文学研究。”③这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仅仅把没有跨越的文学比较研究切割出去的学科主张不够严谨,跨越的文学研究依然是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学生写作的时候依然会套用某外国作家与中国某作家之间,或外国某作品与中国某作品之间的比较等诸如此类模式。对于写作依据往往语焉不详,不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可比性来比较。等教师回过头来再讲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时又套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这些晦涩的理论难以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激情和探索研究的热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多样,大致上可从学科内部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三个角度去把握。④学科内部研究又分为若干个研究范畴,如: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等。跨学科研究又分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等几个范畴。总体文学研究则以跨越文明界限的各国文学为关照,寻找总体文学规律为旨归,主要包括阐发研究、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方法自身研究范畴不清,如对王国维的两部作品《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研究归属问题。陈惇等《比较文学》将之归入“比较诗学”,认为阐发研究和对话研究则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⑤而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则将阐发研究与比较诗学并列同属总体文学研究下的研究类型,“跨文明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它是指运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产于乙文明当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⑥这样势必会造成学生阅读专业基础书籍时即产生种种困惑,教师答疑解惑也只能如实相告专业现状,无法择一确切回答。 二、学科知识理论化倾向导致师生沟通不畅 地方师范院校通识教育滞后导致学生知识视野均偏向某一专业,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不够,因而研究起来如盲人摸象。教师本身对许多学科内部研究方法尚不能应用自如,更不能进行深度理论开拓。难以在全面建立师生互动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学习比较文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不然难以把握宏大的理论体系。仅就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之关系而言,20世纪60年代大量理论著作问世,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汹涌而至。比较文学界在学科自身危机尚未涤除的情况下又要应付理论围剿,以及吸收、利用这些理论来应用于自身实践研究。这样不仅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畴交融,而且使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味道淡化。文学内在的美学价值不被重视,而是过度强调与前沿理论的契合。笔者并不是主张去理论化,而是指明课堂教学中理论化倾向对授课的负面影响。在只喜欢阅读图画的浅阅读时代,眼花缭乱的理论难以找到知音。个中原因,除了理论艰涩之外,大学生阅读量不足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份来自中智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青年‘没时间读书’的比例高达57%,‘不习惯读书’的占44%。调查还显示,只有14.04%的青年人在业余时间以读书来休闲,而上网(59.65%)则取代了阅读,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⑦据笔者调查,在本人所在的河南某师范学院,除了个别目标明确、立场坚定的大学生在认真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同学把时间投入到了网游、兼职和社交活动上。课程作业虽然布置了,但多数同学总会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才开始动手查资料,动笔写文章,目的只是为了交差,结果只能是令人失望。这样的阅读现状是我们时代的无奈,更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无奈。这样的学情让理论教学变成了自话自说,不能在课堂上达到共鸣,不能启迪学生思索、创造。 三、教学方式落后导致学习兴趣低落 学科自身的危机加上偏爱宏观理论,往往使研究显得空泛.没有“文艺学”那样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文学史”那样生动的内容。这样的课程对授课教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功底之外,还需要巧妙把握教材结构,合理设计讲授内容。根据笔者本人的实践和观察,令人遗憾地发现,我们在授课时往往是填鸭式教学,带着自己整理好讲义,按照填好的教学进度表逐一讲授。这一责任不能全怪教师,因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务部门对教学要求非常细致,要求每个教师都要严格依照教材内容授课,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表内容上课。教师们为了达到管理部门的要求,发现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化解,只能寄希望学生琢磨后与自己交流。而当代大学校园的师生关系也不如中小学的师生关系亲密,教师上课时才夹着讲义走进教室,学生放学后就匆匆收拾书包去做兼职。师生之间鲜有课堂互动,更别提课下答疑解惑。教师教学内容缺乏创新也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知识大爆炸背景下的多媒体时代,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十分容易,一台电脑,一根网线,鼠标一点就能搜集到许多信息。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网络上下载到别人已经整理好的课堂笔记来参考,而不必花费心力去把知识点一一写到笔记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仅仅把学科知识归纳出来让学生记笔记备考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学生抵触。如果说知识点是无法避免的重复的话,那么教师对知识点的个性化梳理与讲解点评应该是教师授课特征的体现。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教学案例雷同,且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信息多元化时代青年学生的求知愿望。 四、对策及建议 要解决这些危机,教师要负起责任。首先应强化专业知识学习,对学科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如指掌,掌握学科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使自己立足在一个坚厚的知识基地上。这样便于应对教学中出现的学生对学科危机的疑问。“比较文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已是地方师范院校常态,然而尚难以找到权威的教材,教材之间存在着观点争锋。甚至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基本概念都大相径庭,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时候教师不宜作某一种观点的宣传员,也不能当调停的好好先生。而是能以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原则告诉学生学科现状,帮助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甚至鼓励他们去参与这一“显学”的探险,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其次,教学中应注意理论结合实践。面对理论汹汹,要以恰当的案例来帮助同学们理解某理论对科学研究的帮助。比如说在讲授平行研究时,重点落在对可比性的寻找上。甲乙双方的异同罗列难免会有随意之嫌,而把问题上升到各自所处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去考察就能找到异同的原因。这里我们常把方平先生的《王熙凤与福斯塔夫:谈“美”的个性和道德化思考》作为案例,方平先生把两个异时空存在文学形象的可比性落脚在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这一特定角度,力求探寻中西方审美的共性与特殊性。⑧这样把优秀的研究成果当做教学案例来讲授,既能解决理论困惑,又能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第三,教师应积极探寻适宜教学内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文学课程理论性强,又具有很大的跨越性。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不仅授课内容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方式,而且要求同学们也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要把理论知识消化吸收,而且要能应用到实践研究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便利解决当下教学难题。可通过网络来教学内容、设立讨论主题,组织学生结合各自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经验进行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并把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发给教师,教师择优到网络空间供大家点评。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又扩展了课堂教学内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课时普遍较少,这样做也为本科争取了学生一定的课外学习时间。比较文学教学难题摆在同行教师面前,需要大伙儿群策群力,以集体的智慧应对时代挑战,应对学科挑战,应对理论挑战。如果教师都对学科理论了如指掌,并对相关学科广泛涉猎,如果教师怀着答疑解惑的使命投入教学中,那么,比较文学教学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文化与西方电影的悖论 [摘要]电影文化是由电影艺术建构而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由电影作品、电影形态、电影理念、电影技术、电影现象、电影影响力、电影创作者与电影受众等要素构成,通过电影传播所产生的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总和,具有综合性、科技性与跨文化性。东方文化与西方电影对话问题的提出在全球化、大众化与娱乐化大潮中,有助于人们更为广阔的了解世界文化的差异性与交融性,逐渐意识到强势文化侵袭以及本土文化的危机问题。 [关键词]东方文化;西方电影;后殖民主义;对话 电影文化主要研究电影的大众文化形态、电影的意识形态、电影的消费与审美、电影文化的怀旧思潮、电影与性别、电影的宗教与哲学诉求、电影与科技、电影的后殖民文化、电影的民族性与多元性等内涵。电影艺术的全球化扩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文化大同与文化多元的方向与速度。 一、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 西方电影在东方成功的原因在于迎合了东方观众的本土文化理念,换句话说,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是西方化了的东方文化,是替换了西方本质的东方文化外衣,这也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能在原有自然生成的体系下轻松挪移文化元素,再加以组织性的运作的根基。众所周知,《花木兰》《2012》与《功夫熊猫》除了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之外,在中国造成巨大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是电影中融入的中国元素,正是这些经过“西化”的中国元素吸引并打动着无数中国观众。再如《功夫熊猫》这样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布景、音乐、服装以至食物均充满了中国文化元素,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把中国功夫打斗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更让中国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再度信手拈来中国文化元素,这带着洋味的中国文化居然比“中国更中国”。 好莱坞如何才能全方位地把握与表现这种跨文化主题?好莱坞的解决之道是采取文化融合的方式即删繁就简与东西兼顾,在保留故事线索的同时大量植入西方文化的内核。首先,熊猫阿宝的原型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电影删除了特有的东方民俗文化甚至道德伦理上差异较大的细节,代之以西方观众容易理解与接受的故事内容与细节表现,植入西方道德价值与文化内核。其次,从西方的审美观出发重新设置人物并构建故事全局,充分尊重西方观众的审美喜好,变细腻抒情为曲折动人,充分发挥好莱坞的歌舞与喜剧等特长。最后,特别关注东西方不同的哲学观、审美观与价值观,力求表现西方文化的普适性,进而如教徒布道一样传播西方文化精神。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熊猫的父亲鸭子的形象部分起暗示作用,部分影射文化“杂交”现象——唐老鸭表征着西方是东方“文化之父”。 二、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地位与功能 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文化殖民状态与边缘地位,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西方对东方的偏见。西方人首先设定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的一切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殖民主义文学与后殖民主义电影之间的密切关联在野蛮与文明中相遇。其实,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主要是在非洲大陆进行的,西方电影表现的东方文化元素是与“东方主义”相关联的。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向来只被看作欧洲的“他者”,对于理性、民主、平等、人道、文明的欧洲而言,反常、专制、落后、愚昧、低级的东方只是其文化的对立面。 1984年,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根据福斯特的小说拍成了《印度之旅》,昭示了三组文化矛盾即女性与男性、东方与西方、自然与人类的对立。电影的主人公东方男性亚薛思的形象被殖民者赋予了种种劣根性,他是西方人眼里传统的东方人集合体的代表:感性、热情、无理性。他主动带领两个传统的英国贵族女子即摩尔太太与桂斯特参观神秘的马拉巴古洞事件后,当西方女子在关键时刻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救了亚薛思时,表明的是西方理性保护或者挽救了东方感性,同时西方女性也超越了东方男性,隐含着西方女性主义诉求的成功与优越。电影通过摩尔太太死于回国的船上,又暗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并未也不可能达成沟通。 另外,美国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根据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拍成电影《现代启示录》,用优美的电影语言渲染的却是非洲史前的蛮荒,“因为美是一种令人喜爱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此外还有什么别的美),这种人类经验并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随着不同的种族、时代和文化而变化的机能”[1]。 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点缀、衬托与对比作用。无论西方拍的影片以哪些文化元素为基本,西方电影志在表现的仍然是西方文明,这表明那些改装后的东方文化元素与裹着“糖衣炮弹”的西方电影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吸引东方观众以增加票房收入,这也是文化侵略趋动的结果。西方观众理所当然地将他者文化当成边缘、衬托与补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曾经有——现在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他们的生活、历史和习俗比西方任何可说的东西都更为悠久”[2]。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元素的运用也在表明西方有能力掌控东方及其文化,电影的创作者不是为了找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平衡点与交汇点,而是完全倒向西方,以西方人的眼光观察东方,在野蛮、原始与神秘的东方与西方形成的对比中,扭曲或模糊东方形象,忠实于自己高东方人一等的西方文化身份,彰显西方人比东方人更明智、更文明、更团结并且更有力量。例如《2012》中的俄罗斯元素与中国元素,当中国版图被当作拯救世界的归宿时,影院里的中国观众的哄堂笑声足以表明审美主体对于这种商业的目的是理解与明了的,“笑是电影院里的观众的第一个防御反应。观众利用笑来对抗干扰其习惯的诗意,银幕将诗意使劲地扔到他们脸上,以至于他们不可能不对其加以重视,又因受到打击而起来反抗”[3]。至于那些难免有些洋洋得意的中国观众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三、东方文化促成了西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西方各国在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导致了其价值观念在传播能力上的强势地位,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及因特网为代表的文化借助商业机制和高科技手段,大举对东方各国进行渗透,其价值观随电影渗透而影响东方人民,其中西方电影在传递着西方文化,宣传着其文化的“先进与文明”。以美国电影为例,影片以高超的技术、纯熟的技巧与渲染的幻觉,让影片传递的美式生活及意识形态经潜移默化,灌输入观众的脑袋与血管,进而转化为思想与行为,同时为了源源不断地向东方输入其意识形态,西方电影擅长采用续集系列策略。 西方电影中的种族主义渗透。第三世界与后殖民主义电影批评是一个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置于其文化和政治及其后殖民身份等背景中的批评方法。后殖民主义则认为西方的思想文化模式及其文学价值与传统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总是居于主导地位,而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东方的文化传统则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仅仅扮演一种“他者”角色,“可是,永远存在着抵抗,尽管这种抵抗有时是那么无效”[4]。抵抗西方影片无限地表现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抵抗西方经济与文化的霸权地位。 西方电影恣意地扭曲、丑化其“眼中钉”国家的形象,对第三世界国家横加歪曲,刻意将东方人民诡秘化与妖魔化,聘用东方人出演丑化自己民族的角色。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电影批评的奠基之作是弗尔南多·索伦纳斯与奥克泰维尔·杰体诺的《走向第三种世界》(1969),论文谴责了使拉丁美洲从属状态合理化的文化殖民主义,以“第三种世界”的宣言提出了一种另类的、独立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电影,更强调战斗性而不是作者的自我表达和消费者的满足,这不仅将第三世界主义的新电影和好莱坞对立起来,也将他们自己国家的商业传统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异化”与“殖民化”的工具。 西方电影呈现“西式”种族主义批判。西方电影融入了西方人的文化视野,蕴涵着西方深层的文化价值立场,传播着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全世界电影爱好者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而且西方的高科技助长了电影征服全球的竞争力。西方电影以各种视觉造型与高科技手段打造了西方的独特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西方文化,更大程度上的要求是普适的,体现了西方电影无限的文化反思能力、创造力与话语霸权。如英国克里斯·门杰斯导演的《分离的世界》就是抨击黑白种族隔离政策的影片,剧情透过白人新闻记者戴娜的女儿莫莉的眼光,揭示了当时南非社会非人道的特殊状况,以文化差异引发的感情场面烘托出种族歧视的严肃主题。 西方文化价值传播与认同策略。西方电影是西方文化在银幕上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西方具有全球视野的电影文化观念与形态决定了西方电影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更为优越的地位,表现出多元性与包容性的文化形态。西方电影之代表为美国电影,美国电影基本主题都是爱、民主、平等、正义、家庭与亲情等,而这些既是西方所乐于标榜的完美价值观,“表面上看来,好莱坞电影似乎表达了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念,受众在其中总是可以找到某种与自身文化的关联与相似之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味追求完美样式的好莱坞影片和影星才可以风行世界,在电影、电脑或电视信号所达之处就必然能够找到其追随者。”[5]《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在充分展示美国超凡的科幻想象力和卓越的机械创造力的同时,还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巧妙地将“潘多拉”森林的命运与纳威人的命运融合为一体,观众在导演的引导下凭借直觉获得生态危机的集体认同,影片透露出的“圈地运动”“殖民扩张”“越战”与“破坏生态平衡”等很多人类社会现实问题的残酷影子,使得本片赢得了全球观众的价值认同,似乎唤醒的不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而是全人类的文化根基。 由此,电影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表现为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文化形态,致使电影作品最终成为最易跨越文化边界的文化商品。电影文化不仅快速吸纳、反映文化全球化的追求,而且也将本国、本地区与本民族的文化迅速传播至全世界。问题的关键却是求同存异及寻求融合之后达成相互了解、信任与尊重,不要以西方视角看待东方问题,要以东方人能接受的观念讲述东方文化故事,“全球性”使电影传播的风格、技巧不仅要满足本地区的需要,也要适合全球潮流与国际化趋势,促进了人类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 东方电影论文: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意象构成 [摘 要] “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的提出源于中国艺术主体性的崛起,最先在电影艺术中得以体现。在当代中国电影美术的发展进程中,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在他担任美术指导的影视作品中都渗透着“新东方主义”的审美意象,体现了新时期电影美术的东方文化独立与交融的特征,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声誉,甚至正逐渐影响到其他艺术创作形式。本文将从“东方意蕴”“包容胸怀”“情感回归”三个主题阐述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的意象构成及美学内涵。 [关键词] 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意象构成 电影美术追求的意象构成不仅满足了电影本身的叙事要求,更是在流动的影像中给观者留下瞬间的记忆,凝聚成既融合又独立、既封闭又开放的文化特征。从中国电影新时期的发展历程上来看,造型、色彩等艺术元素所构成的意象形态,在电影本体语言的阐释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从叶锦添所参与创作的影片中可窥一斑,《橘子红了》《诱僧》《卧虎藏龙》《无极》《夜宴》《赤壁》,等等,一部部享誉海内外的影视作品,无不体现着浓郁的东方意蕴,不仅为影视艺术注入了“新东方主义”的美学观念,甚至逐渐在影响着其他的艺术创作形式。在中国艺术主体性崛起的当代,叶锦添所倡导的“新东方主义”无疑是未来中国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叶锦添在电影美术、服装设计、环境艺术、视觉艺术等领域创作出许多震撼人心的作品,从他的创作中我们感受到东方文化博大的精神内核和包容力量,无论是《夜宴》的华丽,还是《卧虎藏龙》的儒雅,抑或是《赤壁》的壮美,源自东方文化积淀下的意象成为诠释电影主题最震撼人心的和弦。叶锦添的艺术创作源于民族文化,通过赏析他的影视作品可以看出其艺术风格具有他自己独特的诠释,叶大师对艺术创作的感悟和对民族文化的感情以及商业责任感建构了艺术良知与商业智慧兼容的艺术文本世界,取得了商业和艺术双丰收的业绩。他提出的“新东方主义”这个艺术观点就是最好诠释民族文化对我们未来艺术文化发展的启示,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民族文化开启了新路程,同时也让中国影视作品能够在世界艺术殿堂独具艺术魅力。 一、美轮美奂的东方意蕴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也就是说,主客体不仅仅是视觉可感知的客观存在,更体现着物我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也蕴涵在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中,他曾给“新东方主义”下过非常具有禅意的定义:“我最喜欢找到一些没有话好说的理论句子,就是什么都说不了、什么说了都不是我想说的,这就是新东方主义。”①富于哲理的艺术见解,这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艺术境界,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传承,更是他电影美术创作中意象构成的准则,明丽繁复、黑白交融、变幻多样,都显示了他对电影主题的掌控力,仿佛让我们穿越了时空的界定,感受着历史的积淀和文化所释放出的张力,成就了叶锦添在电影美术创作上独特的新东方主义意象。凭借着美轮美奂的东方意蕴,叶锦添的作品荣获了美国电影学院奖之“最佳艺术指导奖”、英国电影学院奖之“最佳服装设计奖”及多项国际大奖的提名。 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意象为电影叙事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这些体现在电影的服装、场景、道具、化妆等诸多方面,正如他定义的新东方主义概念,因为所有都不是他想说的,于是在意象形态的营造上才会有多种多样的,具有典型东方意蕴的艺术风格,在“简与繁”的转换中,东方文化的含蓄撼动着观者的视觉,使人不知不觉中走进电影故事,与角色形成了心灵上的交汇。叶锦添崇尚意象的“简”,“简”到只有“黑与白”,好像是一幅水墨画,在墨的“黑”与宣纸的“白”之间体现着影片浓郁的文人气质。比如李安导演执导、叶锦添担任艺术指导和服装设计的《卧虎藏龙》,“墨分五色”的美学追求体现在电影的服装与场景设计中,为表现影片主角的儒雅之风,李慕白的服装被设计成没有任何其他色彩掺杂的“白色”,这种极“简”的表现反而凸显了人物的性格和丰富的情感。而“繁”则是叶锦添“新东方主义”意象的另一个典型特征,“繁”并不是元素无度的堆砌,而是呈现细节的一种秩序,从中体现着角色的人物特征和心理状态。电影《夜宴》中的皇后有一套服饰,整体红艳至极,局部以金色的挂饰及银色的花纹点缀,与场景共同呈现出内敛的色彩对比,在交相辉映中对整个剧情起到了烘托的作用,在繁复的色彩中体现着女主角复杂的心理变化。叶锦添在色彩意象构成的处理上,将色彩与场景、服装、材质、灯光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释放出一种具有张力的能量。叶锦添的成名作《诱僧》则呈现出极具东方色彩的“魅惑”,小说中有这样的一个描写,“她已改穿轻薄透明纱,外批水红披风,袒了领子,里面不穿内衣,装束十分随意,似是浴后光景。一个堕马髻,还有几绺游离的发丝散乱着。”②女主角红萼服装的色彩便呈现出了“魅惑”之感,叶锦添在服装色彩上做了大胆的尝试,红萼服装的色彩以一身诱惑般的红色出现,这样的红色具有喜庆与性的隐喻特征和象征意义,完美表达了红萼内心对爱的憧憬与渴望。 二、融贯中西的包容胸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的发展不仅要守住传统的精华,更要以开放的胸怀,接纳外来文化的参与和影响,叶锦添是最早倡导“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的艺术家,他在东西方文化的精髓中游走,寻求着“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念的突破口,“新东方主义”不是表现文化的冲突与矛盾,而是在包容与吸纳的过程中对本土文化不断创新,他所营造出的意象形态,不论是造型还是色彩,都是以东方文化精神为主线,再融入西方的、现代的形式感,正像卢铿先生所言:“集传统意识与现念,汇东方哲学与西方艺术观为一体的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将可能成为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并感动世界的一种重要‘武器’。”“新东方主义”所释放出的意象审美引导着人们去感悟中国电影独特的美学内涵。 从叶锦添“融贯中西”的电影美术创作来看,所有的艺术形态都不是在一个孤立的空间内营造的,而是将不同风格特征的艺术形态构建在一个新的视觉空间中,这种融合力与特定空间内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电影《胭脂扣》以时空交错的视觉语言讲述了一段哀怨缠绵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情感穿越中,将现在与过去、回忆与联想、幻觉和现实巧妙融合在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中。叶锦添在处理这部电影时,通过对电影人物、服饰、场景、道具等的美学塑造,形成了兼具中西韵味的视觉形象。如“如花”和“十二少”两个人在床上吸食鸦片的场景,从整个视觉来看,整个房间的色彩处理具有东方古典韵味,而在家具的色彩搭配上面又有西方的“摩登”,由于电影主要表现的是20世纪30年生的故事,当时的上海是接纳西方文化最直接、最广泛的中国城市,东西方文化在这个特定时期和区域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形态。叶锦添将东方与西方特有的色彩符号进行重构,形成了具有包容性和可识别性的东方艺术气质。《胭脂扣》中这种通过东西方文化交融,实现不同时空的视觉与精神的汇合,同样在电影《夜宴》中被再次升华,浓烈与清雅的色彩转换,将东方的柔美与西方的迷幻隐喻在故事的叙事中,唤醒着人们视觉注意和情感共鸣。“婉后”与“青女”的服饰色彩具有明确的隐喻特征,在宫廷与民间、欲望与本能、嫉妒与爱慕的情感交织中,兼具东西方色彩意象的红与黑,凝练出厚重的时空感和超现实感。 三、至真至性的情感回归 台湾导演吴兴国曾经说过:“看叶锦添的戏服,如同读一本书,摊开的是一种文化经历。一种视野,一场心灵的对话和精神探索。一件衣裳,代表一个人物的背景、处境、阶级、年龄、性格和心理状态。”③叶锦添的作品中无不透露着一种情感的释放与传递,表达着叶锦添对角色的真情体验和角色情感的把握。在他任美术指导和服装设计的电影《阿婴》中,其意象构成被倾注了浓浓的情感,特别是主人公阿婴的服装色彩,与故事情节、人物特征在情感上形成互动与解释。他借助服装传达的是一种悲剧式人物的悲伤情感。在阿婴父母遭到杀害时,全身的素白表现了她内心的孤苦无望,影片结尾时的黑色服装,带有强烈压抑感甚至是绝望的颜色,让观众感受到阿婴的孤寂与恐惧。正如叶锦添所说,黑色永远以“远”的方式存在,黑色可以留在记忆中思考。④这样的色彩让人们在欣赏这部作品时,将自身的情感趋向与阿婴的悲惨命运无形连在一起,情感在此刻不是对电影本身的审美终结,而是无限的延伸与丰富。周迅主演的《橘子红了》在初播时,便有这样的评价,电视剧的服装设计太美了,有一种厚重的油画感,甚至拿它与陈逸飞的油画《夜宴》所形成的艺术风格相媲美。在周迅出演的影视作品中,叶锦添是带着对周迅本人的那种情感的挖掘,使得周迅无论是在电影还是电视剧中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在此后的诸多作品中,如电影《风声》中顾晓梦的骄纵、可爱和才气,叶锦添在设计顾晓梦穿的旗袍时虽然以黑色为主体,但是这种颜色却展现了女性的深邃与妩媚,旗袍上的点点小花,俏皮又有女性的柔美,周迅在这个角色上独特的女人韵味尽显出来。叶锦添自己说,他在创作作品时总带有一种激情,是因为兴趣爱好才进行的。在创作之始,对角色的性格特征做总体性的评价与研究,并将其演员本身的性格特征进行梳理,情感的深度挖掘需要有至真至性的情感回归才可以实现,带有浓郁“新东方主义”的审美意象在“情”的驱动下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四、结 语 叶锦添所倡导的“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念,既有东方的韵味又有西方的灵气,并且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了丰富的诠释,这源于叶锦添对传统美学独有的情感和理解。对每一个角色准确、独特的把握,才会有多姿多彩的意象形态,与电影主题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为观众奉献了极具文化性的视觉盛宴。总之,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是建立在兼容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意象构成中,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东西方对美学不同的理解,使得叶锦添的电影美术创作在不断碰撞、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东方主义”视觉体验。 东方电影论文:从北京国际电影节看如何打造“东方影视之都” 摘要: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后,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提出要将北京打造成“东方影视之都”。 因此,在北京出品的影片屡获国际大奖时,北京审时度势,打出“国际电影节”这张文化品牌。北京就是要通过举办国际电影节,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在互动交流中提升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实现打造“东方影视之都”的愿景。“北京国际电影节”成立的初衷就是想从电影节出发将北京打造成“东方影视之都”。而通过中西文化的碰撞,艺术与生活的交融,地域情结与国际视野的结合,必定会打造出一个中国特色、北京风格、世界品位、非同凡响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通过高质量的举办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定能打造成像好莱坞那样首屈一指的影视圣地。 关键词:北京国际电影节 东方影视之都 好莱坞 北京 一、对北京打造“东方影视之都”的可能性分析 (一)“影视之都”应具备的优势 好莱坞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影视圣地,北京要想打造成像好莱坞那样的影视之都,我们首先需要学习一下好莱坞在影视业方面的优势。下面从投入和回报两个方面来分析。 1、电影产业投入方面 充足的电影资源 直至今天,随着电视的普及,好莱坞始终是世界影视业的中心,聚集着美国六百多家影视公司,环球电影公司、华纳公司、环球哥伦比亚、迪斯尼公司等世界有名的电影业公司在这里都设有摄影棚,美国的90%的影片和电视片都在这里拍摄和制作,常被用作美国影视业的代称“旅游地”。好莱坞环球影视城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工业中心。 一个地区的银幕数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区的电影普及和电影消费。截至2009年初,美国大约有4万个电影屏幕,其中有10%可以支持3D影片的播放。目前全球2K/4K数字电影(D-Cinema)银幕数已达8310块,美国拥有5242块,高居世界第一。 完整的产业链 从生产方式上来说,好莱坞电影是工业化的制作,流水线式的生产,从事电影业的有24万工人,其中电影工会的演员有25000人。制片厂的人员主要实行合同聘用制,合同期在三年以上,有的长达15年,故人力资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好莱坞电影公司还十分重视影片的宣传和推广。到目前,一般电影的营销成本更是制作成本的20倍。对于电影的发行,美国的电影实行非常严格的分级制度,能有效处理好电影“娱乐”和“教育”两项功能的关系,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和社会风气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有独特的影视文化 好莱坞电影无论是讴歌真挚永恒的爱情、展现铮铮铁骨的英雄、烘托恢宏场景的科幻电影都以自由民主思想为根基。好莱坞的主打影片,一是警匪片,二是科幻片,都在像全世界展示美国的高科技,宣扬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电影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它承载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有世界顶级的电影盛事 学院奖(Academy Awards),通称奥斯卡金像奖,是每年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旨在鼓励优秀电影的创作与发展的奖项。半个多世纪来一直享有盛誉,不仅是美国电影业界年度最重要的活动,也倍受世界瞩目。电影艺人们把获得奥斯卡奖作为莫大的荣誉,是从同行那里获得的最高赞美,是他们事业的终极目标。正如索菲亚?罗兰曾说:“不管是好是坏,获奥斯卡奖已经成为选择电影题材的一项重要动力,标准就是那些电影具有‘奥斯卡潜质’。” 政府的大力支持 由于电影是美国创意产业的主要形式,所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美国电影业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从立法的角度来保护版权。美国政府也为制片商的电影制片项目提供了各种激励政策,例如,税收抵免证券资助、税收现金偿付资助、补助金资助等。美国加州为挽留好莱坞制片商还制定了庞大的减税计划。根据这项减税计划,好莱坞制片商们可以在计划实施的头3年内总共节省税收支出2.3亿美元,其中第一年节省5000万,第二年8000万,第三年1亿美元。此外,那些参加低预算影视片拍摄工作的工人,其工资收入中的2.5万美元可享受减免税收15%的优惠。 2、电影产业回报方面 票房和衍生品收入 毋庸置疑,好莱坞的票房号召力是十分巨大的。美国的电影产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7%,但好莱坞电影却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90%以上。2010年,美国每部影片平均票房收入为0.6亿美元。美国每人每年平均看4部左右电影。 在美国,一部影片的收入来自影院的只有20%-30%,更多的是来自电影版权的转让和形象产品的开发。例如: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三部曲全部票房收入为18亿美元,其衍生品入账却超过45亿美元。迪斯尼动画电影《狮子王》前期投资仅4500万美元,却收获了7.8亿美元票房,衍生品收入更高达20亿美元。 GDP创新 在好莱坞,电影从业人员每年给洛杉矶经济带来354亿美元的收入。洛杉矶其他工业也依赖好莱坞电影业。比如,旅游业是南加州最大的产业,每年前来参观的游客有1300万人,给南加州带来24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而这些人来洛杉矶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看好莱坞。此外,好莱坞的娱乐业推动了洛杉矶的服装业。这里每年举行全球金像奖和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全球观众关注女演员们穿的时装。尽管有些时装不是在洛杉矶设计的,但人们认为洛杉矶是时装之都。时装每年为洛杉矶带来10.6万人的就业机会和329亿美元的收入。电影业给洛杉矶的经济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好处加起来有960亿美元。 (二)北京成为“东方影视之都”的优势 1、政府的大力支持 “东方影视之都”一词是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后,召开局领导班子会时提出的,既契合了中国电影国际化的梦想,充满“中国风”和“北京味儿”,又彰显了世界城市的胸怀。因此,北京打造“东方影视之都”这一目标从上台之日起,就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主义视角下西方电影的显与隐透视 面对西方对东方各种文化形态的偏见和误解、诋毁和污蔑,以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批判。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著作。在该著作中赛义德用“东方主义”概括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的后殖民关系,该概念所关涉的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敌视与异域西方将东方对立化的两大表现形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影片中或隐或显的东方主义叙事模式正是西方表述东方的一个媒介。 一、 “东方主义”概述 “东方主义”一词,原指西方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化及人文的研究,也可以用来指对方文化的同情欣赏。20世纪以来,“东方主义”却如一个弥漫在西方世界的幽灵,成为西方对东方文化带有偏见的理解。通过对福柯的“权力话语”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的综合研究,赛义德“揭示出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霸权话语,它的目的是谋求西方对东方在精神文化上的控制”。[1]作为一种企图主宰东方的政治性话语,“东方主义”无一例外地对东方进行对象化、刻板化以及本质化的处理,是一种西方对于东方的宰割、重建和话语垄断。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在不了解东方的前提下对东方元素的武断挪用,是一种西方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超剂量的影视作品输出以及作品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正是其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实施文化霸权的手段,是其话语表达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主义”解读 “‘东方主义’不仅存在于西方的文学、音乐、建筑、戏剧里,而且广泛存在于文化产业的衍生物――影视作品中。”[3]作为一种适合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媒体,西方的电影作品承载着太多的东方文化假想的色彩,试图以其拥有的话语权,用西方的个体文化,推行其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它常以显性和隐形两大特征表现出现。 (一)显性的“东方主义”:敌视和异域 前文所述,敌视和异域是西方国家实施东方主义的两大表现形式,而影片中显性的东方主义就是通过妖魔化东方、丑化“他者”来敌视东方国家,或者通过展示东方国家的异域一面从而为西方进行文化殖民寻找合理的借口。正如萨达尔(Ziauddin Sarder)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构成东方主义的是那些西方所希望之事,而非其能知道之事。”[4]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The Yellow Peril)曾在西方社会喧嚣一时,时至今日依然大行其道。这种宣扬黄种人对白种人是威胁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在西方早期的电影中已经寻得其生存的空间。1916年由奥布雷・肯尼迪(Aubrey M. Kennedy)执导的美国电影《黄祸》(The Yellow Menace)就是“黄祸论”早期的一部代表作,它是西方世界强加给黄种人的丑陋与侵略的意象。19世纪30年代英国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创作的“傅满州博士”(Dr. Fu Manchu)的系列小说被搬上荧幕。傅满洲,一个被刻画成清装打扮、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善用各种野蛮的谋杀手法,成为西方世界对东方存在的偏见。 二战以后,西方的电影喜欢用“冷战”的思维在电影中折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反共是这一时期西方电影的主题之一。1962年约翰・弗兰肯海默(John Frankenheimer)导演的《谍影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这部电影把个人的命运有趣地结合到了当时冷战的背景之中,它讲述了一个西方人被“魔鬼”俘虏并加以洗脑的故事。这里的“魔鬼”就是朝鲜士兵,这部影片充斥着西方冷战话语和“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电影中有了更多的东方元素。1985年,米高梅公司拍摄的《龙年》(Year of the Dragon),讲述了新上任的华人黑帮头目乔伊・泰 (Joey Tai)野心勃勃要成为赢家,而越战老兵斯坦利・怀特(Stanley White)新任警察之后,誓要将黑帮连根拔起,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唐人街的积弊。《龙年》选取纽约唐人街为拍摄现场,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拿华人当靶子来重建美国神话,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获得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逃离德黑兰》(Argo)通过镜头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古老沦落的伊朗,呈现出一种异域世界的神秘感,对充斥着杀戮与混乱的伊朗社会的塑造,其实质就是为了反衬西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并为其对东方的伊朗进行后殖民寻得合理托辞。 在西方影片的任何阶段中,这种东方主义的书写都有着娴熟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文本。《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呈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烦冗腐朽的恶习、连《纽约时刻》(New York Minute)这样一部喜剧片,也是以中国人制作盗版音像制品为情节主线的;《赤色黎明》(Red Dawn)中,入侵美国小镇的是朝鲜人民军,几个美国青年凭一己之力击“敌人”;《真实的谎言》(True Lies)中,祸害人间的是疯狂的阿拉伯首领、《重见天日》(Rescue Dawn)中,俘虏美国大兵并将其关在老挝的一个战俘集中营进行百般折磨的是越南士兵;《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中,让人触目惊心的贫民窟和残酷的宗教冲突的是印度;《木乃伊》(Momia, La)系列电影中,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欧康纳夫妇等人是与一个邪恶的东方大魔头在斗智斗勇。 此类影片常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手法将东西方作明显的对比,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东方元素,通过对东方形象的直接丑化与歪曲,将东方的“他者”塑造成具有威胁性和可憎性的暴君、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或者通过东方神秘世界异域风情的展示,关注东方他者的另一面,试图让东方产生“自认劣等意识”,从而达到其“文化霸权”的目的。 (二)隐性的“东方主义”:暗藏着意识心态的腹语术 为最大程度上占领庞大的东方电影市场,从而更加便利地推行“东方主义”,西方的影片越来越注意策略的改变。这种改变,一种是貌似完全和东方无关,只是在影片中将西方人塑造成无所不能的强者,地球的拯救者,世界秩序的重建者等等;另一种是影片中虽有东方的元素,但不再将之直接丑化或歪曲。相反,还呈现了刻意向东方文化示好的一面,但是这种有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偏见电影幕后,是一种暗藏着意识心态腹语术的新东方主义,更像是一种对东方赌气式的书写方式。2016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好莱坞动画片《疯狂动物城》(Zootopia)中兔子的“逆袭”与绵羊的“反转”,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业兜售价值观隐晦手法,“靠‘看不见的手’搞‘看不见的宣传’,淡化了背景、掩饰了立场。”[5] 1.塑造完美自我形象进行文化入侵 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影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观传到东方,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想象,这种更加隐蔽的东方主义使得世界各民族文化出现“同质化”趋势。从而达到西方对东方文化殖民的目的。 从20世纪20年代的《铁骑》(The Iron Trail,1924)(一部西部铁路开发史)、30年代的《壮志千秋》(Cimarron,1931)(赞扬了主人公的正义感和献身品德,褒扬了西部开发精神)开始,到1939年的《关山飞度》(Stagecoach)(主人公突破印第安人的围攻并以一敌多击毙了仇人),再到由60年代的《007》(James Bond)系列(邦德总能在最危难时化险为夷,也总能邂逅一段浪漫的爱情)、70年代由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执导《星际旅行:无限太空》(Star Trek: The Motion Picture,1979)(对抗外星人对地球的大规模攻击的故事)、80年代的《蝙蝠侠》(Batman)系列(令罪犯闻风丧胆的黑暗骑士)、90年代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主演的《勇闯夺命岛》(The Rock,1996)(又一部个人英雄主义的大片)、以及2005年的《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又是对抗外星人的入侵)、2008年的《全民超人》(Hancock)(超级英雄的故事)以及近年来为大家所熟知的《蜘蛛侠》(Spider-Man,2012)(蜘蛛侠守卫纽约的故事)等等,这些影片,无一不体现对个人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对西方神话的续写,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能够反映西方基本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 这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塑造常常让东方的影迷认同和接受影片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却忽视了后殖民语境下影片中的“东方主义”。实际上,过度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对世界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一种否定,是突出自我价值而否定“他者”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是一种遮蔽性的东方主义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入侵。 2.向东方文化示好背后的东方主义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流的深入,当西方再也无法忽视东方庞大的电影市场,西方的电影制片商一改最初具有明显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色彩,在电影中尽量加入更多的东方元素:如在东方取景、选取东方的演员、植入东方的产品广告、减少丑化东方反面角色,发掘东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等等,这些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元素的背后,实际上是更为隐性的“东方主义”的成型。 2009年由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执导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Farewell Atlantis),为了更好地打入中国市场,制片方在影片中大力打造“中国牌”,空前正面表现诸多的“中国元素”,甚至连拯救人类的方舟计划也在中国进行。这种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做法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为了票房收入刻意穿插中国元素的做法其实缺乏文化上真正的感召力。所以,当《2012》中出现了“这样的(造诺亚方舟)任务只有交给中国才能完成”的“表扬”语时,中国的观众也被逗乐了。其实,这更像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不尊重和反讽,依然是一种隐性的东方主义思维在作怪。 好莱坞1999年摄制的《安娜与国王》(Anna and the King)是一部泰国题材电影,影片中讲述了讲述19世纪中叶泰国国王与英籍女教师安娜之间的跨国恋情。然而,在这一唯美浪漫的异国恋情背后,东方主义的思维并未剔除。在文化冲突的交锋之中,最终是来自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方式完成了对东方国王的启蒙和教化,这其实就暗含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俯视。 好莱坞银幕上的东方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它们跟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透过好莱坞电影对东方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年来在影片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偏见。 在21世纪的今天,旧有的东方主义表现方式已经有所松动,至少在赤裸裸的敌视或偏见方面有所削弱。然而,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从根本上来说,乃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媒介。 结语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已经不是单纯的西方对于东方的学术性话语,而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西方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学术著作和在文艺作品里,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电影,作为极为形象逼真的影像传播方式,更容易收到观众的喜爱,也自然成为西方妖魔化、丑化和固化东方的一个便利载体。 在论述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基础上,本文对西方影片中存在的东方主义进行了解读,指出无论是直接丑化、弱化东方还是通过表现西方的理性光辉和完美的道德世界来反衬东方野蛮落后,都难逃文化霸权之讥。东方要积极辨认西方电影宣扬的价值观和种种神话,通过对引进影片的合理翻译、制作优秀的民族电影以及清理内部“自我东方化”等种种策略,解构西方电影中东方主义的叙事方式,积极主动地在影片中重塑东方的真正形象。 东方电影论文:中国电影市场成海外公司的东方“金矿” 2014年中国电影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高速增长,全年创造票房296亿,观影人次达8.3亿,中国电影拉动了全球电影的增长,各种资本和互联网以不同形式涌入,为中国电影带来源源不断资金。 今年初,艺恩咨询正式《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影响力研究报告》称,2014年由电影所带动的整体产业规模超过687亿元,间接提供不少于50万个就业岗位,随着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会愈加重要。 印度电影为中国量身定制 对一直关注中国电影市场的海外制片商而言,印度导演拉库马.希拉尼执导的《我的个神啊》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一个转折点。 据印度《经济时报》网站近日报道,这部由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在中国票房市场吸金10亿卢比(约合9000万人民币),这再次坚定了他们对中国电影市场潜力的信心。 中国为全球电影提供了巨大机遇。印度“丛林居民”电影公司总裁普里蒂・沙哈尼表示:“中国影院的平均票价为8美元,任何一部在中国市场受欢迎的印度电影都会获得全球票房收入的显著增长。”该公司将拍摄下一部在中国公映的印度电影。 印度福克斯―星空电影制片公司执行总裁维贾伊・辛格说,《我的个神啊》取得的成绩表明,宝莱坞好的故事片在中国有市场。辛格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市场将向更多印度电影开放,这会重新定义宝莱坞的经济学。” 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根据中国观众的口味,量身订制内容。《我的个神啊》的预告片被重新剪辑,希拉尼制作了一个更加吸引中国观众的新版本。 俄罗斯电影寄望“东山再起” 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电影在国际上就一直难有立足之地,不过现在,俄罗斯电影也计划打入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电影票房市场。 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报道,2013年,大制作战争电影《斯大林格勒》成为首部在中国大规模上映的俄罗斯影片,上映头4天票房收入就达830万美元。这部影片也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在俄罗斯本土的票房收入约为5100万美元。 自那之后俄罗斯电影开始重整旗鼓,在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中国共购买了11部俄罗斯电影,比其他国家都多。报道称,中国还拥有庞大的电影院网络,全国的银幕总数超过2万块,而俄罗斯只有3780块。 《莫斯科时报》的报道称,去年中俄加强了政治和商贸关系,因为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出现政治僵局,俄罗斯正努力加强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随着中俄外交关系的加强,两国电影公司也在尝试合作,这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 根据俄罗斯电影基金会的数据,目前正在进行的合作影片包括科幻冒险题材的《中国游记3D》和《冰雪女王3》以及动画喜剧片《嘎嘎叫的假期 3D》。 负责俄罗斯电影海外推广的俄罗斯电影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德拉.莫杰斯托娃说,将于明年在中国上映的《嘎嘎叫的假期3D》是首部获得大笔中国投资的俄罗斯电影。 这笔投资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莫杰斯托娃说。 报道称,现如今,俄罗斯的电影制作人和政府都把目光投向了东边的这座“金矿”。 好莱坞开始向东方倾斜 诚然,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美电影市场全球规模仍然最大,但是这个市场正在萎缩。一家电影行业网站估计,2014年北美市场售出的电影票的数量为12.4亿张,为1995年以后的最低水平,当年的数字为12.2亿张。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称,这一数据的高点是在2002年,当年卖出的电影票达到15.8亿张。此后,电影票的销量逐年减少,表明电影行业在这个曾经的核心市场遭遇了麻烦。 对于电影制作公司来说,好消息是它们现在更多地依赖海外市场的收入,而海外市场正在飞速发展。 报道称,说得更清楚一点: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而且很快会成为全球第一。中国单是在2014年就新增了5000多块银幕,全年总票房接近50亿美元。美国本土市场的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不过以前还没有哪个市场接近过美国的一半。而且中国的票房还在以每年近1/3的速度增长。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报道,影片《速度与激情7》今年4月在中国上映首日就进账3.91亿元人民币,几乎是之前纪录保持者《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的两倍。中国市场成为与北美市场同等重要的市场,《速度与激情7》和《变形金刚4》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甚至比在美国还高。 好莱坞电影中更具代表性的是产品植入。而这些植入并不打算让非中国观众理解。比如,在《变形金刚4》中,出现了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取钱的场景,中国观众能够立即注意到这点。但这个画面如此迅速地掠过,以至于不是中国观众也许不会注意到卡上有中文。 好莱坞还利用中国希望学习“商业”的愿望,因此许多伙伴关系为美国电影提供了其非常需要的先融资方式,以及帮助确保在中国国内上映。 此外,美国影视制作公司已经开始提交剧本内容让中国当局审批。2014年,《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在中国收获了约3亿美元的票房,刷新了外国大片在中国的票房纪录。《好莱坞报道》称:“派拉蒙影片公司为确保在中国取得成功作出了很多努力,在北京、香港等地取景,邀请了包括李冰冰在内的众多中国演员。”所以,事实上,中国正开始从远方影响好莱坞影片的内容。 东方电影论文:从电影《红高粱》的二度创作评析被“东方化”的中国 摘 要: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一部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主义作品,导演张艺谋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更是升华了该小说的东方主义特性,因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关注。《红高粱》在搬上银幕的过程中,无论是影片表达出的西方对于东方的想象,抑或在声光影领域所进行的实验与开拓,都体现出现代中国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 关键词:东方主义 西方 《红高粱》 张艺谋 电影《红高粱》在国际影坛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作为电影艺术家,导演张艺谋的作品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关注――这种现象是对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肯定,而张艺谋热衷于将小说进行创造性的改编已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在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复杂过程中,编剧会对小说进行符合电影创作规律的二度审美和重新把握,也就是所谓的“再创造”过程 。电影《红高粱》之所以广受好评,除了故事情节本身引人入胜外,也跟张艺谋在对小说进行二度创作时,强化了电影中的“东方主义特性”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电影《红高粱》完美诠释并演绎了神秘的中国民族文化,面对西方世界的好奇与窥探,大方铺开了沟通展示的桥梁。 一、电影中所创造的东方世界 东西方的地域文化差异,使得西方对东方有一种本初的欲望和想象;而这种强烈的欲望在东方没落及西方兴起的背景下便愈发膨胀起来,这种强大的征服欲促使西方文明不断地了解和接触东方。那么,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究竟是怎样的呢?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有些特殊的物体是由大脑创造出来的,这些物体,尽管表面上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却出自于虚构。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会为自己设立许多边界,将其划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他们称其为‘野蛮人的土地’。换言之,将自己熟悉的土地――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做法所进行的地域区分可能完全是任意的。”[1]“东方主义”便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无知想象与偏见的认知下,被创造了出来。 电影《红高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东北高密的传奇故事:在黄土飞扬的高密大地上,作为杠子头的“我爷爷”喜欢上“我奶奶”,血气方刚的他干脆利落地了结了“奶奶”的准丈夫,并与“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虽高粱地里的野合场景让《红高粱》一度成为禁片,然而这既包含着编剧对于原始生命欲望的大胆想象,也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性本能的猜测。漫天的黄沙、简陋的窑洞,以及夜空中那轮如诗如画的明月,这些对小说原景的夸张叙述虽使人略感陌生,却迎合满足了西方观众的猜测与臆想。 初看《红高粱》,就连中国人自己都不免诧异――不仅因为整部电影的荒诞离奇,更是由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被导演披上了一件带有浓烈西方色彩的外衣;与其说这是该片刻意营造出的一种蛮荒的神秘感,倒不如认为是导演为观影者量身打造出的一个未经开发的中国。“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以自我为中心”创造出的东方,他们心中的“东方”并非是客观的东方,而是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想象。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看来,“自古以来东方就是不同于他们的‘他者’,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客体,东方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和非凡的经历。作为客体的东方应该是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非理性的,等等”。[2] 那么,为什么说“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呢?首先,从时间上看,倘若不是影片最后出现的抗日情节,很难想象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在真实历史上剧烈变革的转折时期,在影片中却并未做过多描绘,仅仅是一笔带过。影片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采取刻意淡化的处理方式,并不做详尽的正面描述,使西方观众看到更充满异域风味的中国。该片的镜头初始就呈现出由大片的红色和黄色交织构成的画面。其中,尘土飞扬的十八里坡深刻展现了当地的贫瘠荒凉,烘托出生存环境的艰难,营造出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历史沧桑感;而影片中如止水般寂静的夜空与黄土地的组合又显得那么难以捉摸,就像是神秘东方的缩影――影片对时空背景刻意淡化的处理,使我们立马就能感受到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因此一开始就不可能将电影中故事背景与真实的中国社会环境画等号。 其次,电影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单一平面的。无论是人物的语言抑或着装都被简化到极致,影片的主人公“我爷爷”被刻画成一个“一根筋”的角色;而在表现“我奶奶”以及十八里坡伙计的性格特点时,也多以行为替代语言的方式进行诠释。如简陋且略显破旧的衣着(酒坊的伙计大多赤裸着上身,小豆g的出场只穿着一件肚兜)、孔武有力的臂膀、在高粱地里尽享欢愉的“我爷爷和奶奶”都体现出简单粗暴的原始生命力,而这些恰恰符合西方人对东方“未经完全开化”的理解和想象。“我奶奶”身着红袄、红裤、红鞋和红盖头,加上那红头绳、红耳坠、红脸庞,将旺盛的生命力与原始冲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红色基调的画面再同影片最后血肉模糊、叠股枕臂的场景联系起来,使得整部影片都沉浸在一股亢奋冲动的氛围中,这时继而响起豆g那稚嫩嘹亮的呼唤:“娘,娘,你上西南,长长的大路,宽宽的宝船……”观众的情绪被瞬间调动起来,好似某种原始的内在生命冲动与压抑至深的痛苦在那一刻几近喷涌而出,使观众猝不及防地陷入一种纯粹的情节体验中去。张艺谋在改编小说进行二次创造的过程中,将人物形象、语言特征及时代背景都简化到了极致,使西方观众看到一个被“提纯化”、甚至是“符号化”的中国。在经过提纯后,故事的寓意虽单纯,然却使西方观众了解到一个神秘而丰富的东方世界,这恰巧印证了他们对于东方文明的最初设想:即原始、冲动且混合着野性特征。 二、《红高粱》自身对于“东方化”的参与 “东方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可谓是西方对东方的歪曲想象。但与此同时,萨义德也指出:“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3]面对西方世界对东方的丰富想象,处于逐渐“被边缘化”地位的东方人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事实上,大部分东方人逐渐认同并接受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想象;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西方世界的审美胃口。 近年来,中国影坛热衷于拍摄类似《神话》《无极》《黄金甲》之类充满“东方元素”的大成本制作电影,目的在于冲出亚洲、走向国际。电影里无不充斥着动作机械划一的士兵、面目模糊的人群以及落后且甘受压迫的愚民……实际上这些影视元素,都是为迎合西方对中国“愚昧专制落后”的固有思维而特设的场景。相对于东方文明而言,西方世界认为自己是具有独立“自我”的主体,是进步、文明、科学和理性的代名词。中国对于西方潜在优越感的默认,实质上也是东方自身对于“他者”从属地位自我接受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中国对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形象的接受,还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即意识形态)的接受上;如张艺谋早期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等,国内观众看到这些电影都被片中所展现出的贫穷和夸张化的落后所震撼,以至关于“张艺谋就是喜欢把贫穷落后中国拍给外国人看”的议论声不绝于耳。与其说《红高粱》之类的电影因揭露出中国的封建文化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好评,倒不如说是因其迎合了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中国封建落后的固执偏见,这种迎合就是接受西方审美观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种对西方审美误区的接受以及对西方优越感的默认,就是东方世界自身参与“东方化”的一个显著表现。 随着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西方影坛一炮走红,近年来具有东方色彩的国产电影更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争相踏入国际殿堂。然而,之后的东方电影在国际影坛上并没有延续《红高粱》的火热,国内观众也不予好评,观影后纷纷表示“不知所云”。《红高粱》的成功,既源于其满足了西方世界对神秘中国的想象,也在于对原著故事情节的还原,在纯化人物及故事背景同时却并未放弃“民族传统”的文化核心。所以一部优秀的民族电影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东方色彩”的镜头组合,最重要的仍旧是故事本身的内涵与灵魂。 东方电影论文:论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东方审美色彩 [摘要]电影《巴黎圣母院》改编自法国文学巨匠雨果的同名文学作品,影片围绕一个吉卜赛姑娘的生活遭遇而展开了叙述,除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外,影片还通过刻画独特东方审美性的色彩画面来凸显出人物命运的多舛,进一步揭露14世纪法国封建统治和天主教会的昏暗,对底层人民给予了人文关怀。本文通过对电影《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情节进行分析,并分别从色彩浓烈的画面、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以及“彩蝶”式的悲剧审美三个方面来剖析影片对色彩的构建与东方审美色彩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电影《巴黎圣母院》;审美色彩;彩蝶;幽暗色彩 色彩在电影创作中的运用主要依附于场景空间,并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渐入、主题的凸显起到浓墨重彩的一笔。电影通过植入多种色彩共同讲述故事情节,且与影片人物、背景等融为一体。甚至有时候电影色彩的强烈凸显的作用要比直白的电影台词更能触动观众的心底世界。电影《巴黎圣母院》把经典名著搬上银幕舞台,影片通过营造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厚重的历史感,且跟随色彩画面的转变让观众更加深刻感受到爱情的伟大与人性的丑陋。这部影片在色彩的构建过程中符合东方的审美特性,透过色彩画面营造的悠远意境,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的审美色彩与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中庸”思想相一致。 一、电影《巴黎圣母院》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杰出的文学作家,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文学创作,他在戏剧、小说等文学领域大放异彩,通过沉稳的笔触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文学才华。1831年,雨果发表了大型小说《巴黎圣母院》,小说汇集了他一生中的思想精髓和文艺价值,是浪漫主义典型代表作。正因为《巴黎圣母院》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所以它曾多次被改编为电影艺术,通过影像化的表达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同名改编电影《巴黎圣母院》的背景设置在由路易十一执政的巴黎社会,并围绕故事发生的地点巴黎圣母院而展开叙述。克洛德・费罗洛是巴黎圣母院的祭司,他不断地向社会宣扬性欲是不可饶恕的,会吞噬人的心灵,一旦触碰了它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当他第一次看到了美丽女孩埃斯米拉达后就克制不住地想要占有她,被压抑许久的欲望顿时爆发,狂热追求这个女孩,甚至不顾使用卑劣的手段也要一心抢占美貌的她,于是在性欲的侵袭下,他从对爱的疯狂追逐转化为迫害,甚至亲手毁灭了埃斯米拉达。故事中的卡西莫多也对埃斯米拉达怀有真挚的情感,他的外貌丑陋不堪,但他的爱是纯洁且无私的,甚至宁愿奉献出自己的性命,这与费罗洛的私心占有是截然不同的。费罗洛的灵魂是黑暗的,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得不到埃斯米拉达的爱情时,他残酷地把自己的罪恶行径嫁祸给他人,把埃斯米拉达推入了万劫不复的绞架。卡西莫多难以忍受主人的残暴行为,于是他为了拯救爱人,不惜把费罗洛从高处推下去。 电影《巴黎圣母院》映入观众眼中的第一个画面就展现了肃穆的圣母院,在整个镜头画面中只能从几只白鸽看到一丝的生命力,随之就出现了几个希腊字母,通过“倒叙”的方式展开了爱恨交杂的故事,且在开篇之处就给观众设置了一个悬念,使观众的心底埋藏了深深的好奇感,很想去挖掘其背后的故事,于是故事内容就缓缓地呈现出来了。电影中刻画的巴黎社会的景象,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气息,原著中对法国封建君主制度的泯灭人性和教会的表里不一进行了沉痛的阐述,影片也着重描写了生活在巴黎底层社会的穷苦人民,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上层社会赋予的残酷和暴行,同时影片也深刻展现了波旁王朝击毁巴黎圣母院的暴力,从这些赤裸裸的画面中使观众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体验了法国混乱时期的沉重感和历史感,耳边不断地响起反对封建专制、抵抗天主教会的呼喊。虽然影片展现的是法国的历史题材,并融入了人性的反思,但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深刻思想的展现主要借助细腻的色彩彰显出来,无论是色彩浓烈的画面,还是昏暗意境的构建,都富有东方独特的审美特性,凸显出色彩的“抒情写意”功能。 二、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东方审美色彩 (一)色彩浓烈的画面 电影《巴黎圣母院》在开篇之处就刻画了几组鲜明的色彩画面,影片聚焦于巴黎圣母院,且当时《圣母的审判》正值演出,画面中充斥着街头乞丐在祈求馈赠的声音,在街头的另一处有许多群众在欣赏吉卜赛女郎的优美舞姿,还有巴黎人民在狂欢,大肆庆祝的浓烈色彩画面。一眼望去,仿佛让人真实地看到了15世纪巴黎社会的真实景象,色彩的强烈对比和浓墨重彩,仿佛历史画面的再现。同时,影片正是通过这几组简单的画面,独具匠心地把故事的主人公纷纷展现出来,热舞的姑娘埃斯米拉达、负责敲钟的卡西莫多以及副院主费罗洛。其中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是一个美貌的姑娘,具有开朗的性格和善良的心灵,她对周围的人们具有同情心,在影片中进一步刻画了她的美善,为了能拯救诗人走向绞死的命运,她当众宣布做他的“妻子”,解救了他的生命却不计较往日的丑恶;怜悯被鞭鞑的卡西莫多,亲手把水递送到他的嘴边,为他送来生命之泉;她甚至把自己辛劳赚来的钱分给周围的孩子们。但正是这样一个心灵高尚、令人怜惜的姑娘却因为费罗洛觊觎她的美貌而遭到了陷害。在她身心痛苦的过程中,卡西莫多为了解救她的生命而把带到了教堂,虽然教堂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因为教会和宫廷之间的利益勾结,最终还是无法保住埃斯米拉达的生命。这一事件激发了广大群众对她的同情,让市民真正认清了费罗洛的伪善和封建制度的残酷不堪。电影创作者在进行故事叙述和画面呈现的时候主要运用了夸张手法,在东方的影像审美中,反映埃斯米拉达的壮烈和费罗洛的丑陋心灵往往会借助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出人物心中的强烈情感,且进一步把人物的矛盾和阶级的冲突扩大化,从而通过一幅幅鲜明色彩的画面来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揭露特殊时代背景下统治制度的腐朽和群众的愤怒情绪。 (二)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审美色彩还反映在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方面,借助灯光的映衬下,似乎看到了中国古典艺术中的意境,例如,影片在刻画埃斯米拉达被卡西莫多藏在钟楼的那一处情节中,当时的埃斯米拉达独自一人承受着内心中的惶恐和孤独,她只能凭借悲伤的曲调来惦念心中的爱人,即卫队队长。影片的背景是幕墙,在幕墙的左上方有一块石头的漏洞,所以创作者就借助这块视觉空间的漏洞采用闪现了许多星星的黑色幕布,仅仅是色彩背景的一点变化就使画面中的空间产生了鲜明的变化,就好像是在魔术双手的作用下由室外的景象转化为室内。同时,为了凸显出埃斯米拉达当时内心孤助无缘的心情,画面中呈现的幽暗色彩并没有其他布景的点缀,只有一束光投射到埃斯米拉达的身上,把她的影子映射到幕墙上。在这个紧张、昏暗的画面中,观众的情绪也被带到埃斯米拉达身处的这间小屋,且屋外是一片黑暗,她能看到的仅仅是那一角透露的星光和若隐若现的烛光。随着埃斯米拉达充满忧郁的歌声的响起,观众仿佛深刻体验到了她此时的心情,一同与女主人公一起感受着命运的难以捉摸和绝望的生活,虽然镜头画面对这处情节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但仅仅几个色彩画面就把埃斯米拉达身处的幽暗环境生动刻画出来了,同时把她内心中的恐惧、害怕心理淋漓尽致地通过色彩的构建展现出来了。 (三)“彩蝶”式的悲剧审美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笼罩上了一层颇具东方审美性的悲剧色彩。影片最后讲述了在故事结束后的两年里,人们来到了墓穴寻找奥利维埃・勒丹的尸体,他是在两天前被绞死的,他的安葬也是得到查理八世的恩典。在这些恐怖的骸骨堆中有两具非常怪异,且一具缠绕着另一具,其中一具的尸骨很显然是女的,因为上面还残留一些白色裙子的碎布,且挂着项链,而另一具缠绕在这个女子身上的是男子的尸骨,可以简单判断出男子并不是绞死的,很有可能是自己在临死之前跑上来抱着这个女子的,当人们试图把这两具尸骨分开的时候,男子的尸骨突然就化成了尘埃。影片的结局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结尾的安排饱含了创作者对人物遭遇的同情和人文关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与往常西方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西方的创作观念中往往把最后的死亡设置为悲壮的,无论是哈姆雷特的身亡还是安娜的自杀,都让观众感受到决绝的悲凉。但在中国的古典艺术中推崇的是“中和”的审美思想,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化尘式的悲剧结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梁祝》,因为《梁祝》中的主人公在人世间不能圆满结合在一起,因此作者描写了他们为爱殉情,并且化作了一双彩蝶,自由自在飞翔。于是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相一致,是灵魂世界的最高审美。飞舞的蝴蝶代表了新的生命,也是中国人审美思想中的最高意境,在雨果笔下描写的“化尘”,与我国的审美思想不谋而合,都对有情人寄予了美好的希望。从中无疑可以看出,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西方式的悲壮、惨烈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且彰显出如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彩蝶”的审美色彩。 三、结语 综上所述,《巴黎圣母院》可以称之为一幅浓烈色彩的浪漫主义油画,在色彩的映衬下,电影故事汇集了荒诞的情节、壮美的场景画面、生动形象的人物。整部影片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来映射现实,展现由封建统治下的巴黎社会充斥着暴力和阴暗、天主教会的伪善和泯灭人性的暴行激发了广大市民的愤怒。电影创作者采用了细腻的色彩勾勒来凸显出大的时代背景,鲜明的色彩对比让观众感觉到刺目,浓烈的色彩与昏暗的社会现状无疑形成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对比,影片整体情调较为压抑沉闷,好像所有人的命运都被圣母院的钟楼在无形之中掌控着。除却沉重的色彩画面描写,影片中也有一些浪漫的色彩画面,例如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与甘果瓦一起玩耍的时候,这些短暂的情节画面在整片沉重的情感氛围中得到凸显,同时也是巨大灾难来临前的宁静。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影都”对我国电影事业及产业的影响 摘 要: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使我国电影的产业链进一步成熟、完善,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也将为我国电影事业的拍摄、制作、发行、营销等各环节带来巨大的转型契机,凝聚更强的实力,开拓广阔的国际视野。此外,青岛东方影都还将经由对我国电影产业的影响来辐射山东省及附近区域,进而可能对全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虽以正面为主,但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东方影都;电影;整合资源;产业结构 2013年9月22日,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区正式开工。青岛东方影都是以影视产业为核心,涵盖旅游、商业等多种功能的大型综合性文化产业项目。万达预计总投资超过500亿人民币,文化旅游投资超过300亿,预计占地3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40万平方米,包括影视产业园、电影博物馆、影视名人蜡像馆、文化旅游城、度假酒店群、游艇俱乐部等项目,将打造影视拍摄、影视制作、影视会展、影视旅游综合功能的全产业链。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将对我国的电影事业造成巨大的影响,引发我国电影事业的革命性转型,使我国的电影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和黄金时代,并进而对我国产业结构造成巨大影响。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整合国内外资源,促进国际合作 目前中国电影的世界地位逐年提高,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与我国电影事业起步晚、市场化程度较低有关,同时也是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军团队,影视资源缺乏整合有关。因此,我们总是很难将已拥有的资源发挥利用到极致,更难将没有的资源通过合作等方式来共享和合理利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国内电影市场的资源,并吸引国际电影制作团队前来合作,利用传统与现代、国内和国际资源,整合多方优势出大片。此外,依托万达集团的资金实力、人才优势,成片的销售渠道将更为成熟和多样,产业链的打造也将更为完备,因而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国际传播和销售,并以音像制品、纪念品授权制作、文化旅游等完备的产业链形式来为制作方获取更高的利润率,并将影视资源利用到极致。关于整合资源主要可分以下三点: 1.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国家,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历史的积淀是丰厚的资源宝库,给予我国电影人以丰富的题材和资源,也让“生于斯长于斯”的电影人拥有与生俱来并日益加深的独有的文化气质。然而以目前电影市场的影片来看,我国电影人并未充分利用好这些独有而又珍贵的资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曾分析中国电影的三个时期。其中在第二个时期,张艺谋等导演挖掘了许多具有乡土气息的资源,拍摄了许多本土影片,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等。这些影片曾在许多国际影展上多次获奖。然而,正如尹鸿教授所分析的,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审丑的色彩,披露的大多是落后、封闭、负面的信息,借以引起国外评委、受众的好奇心理,会对我国形象造成损害。与此相对,李安等导演也拍摄过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饮食、太极等)的影片,比如《喜宴》《推手》《卧虎藏龙》等。其构思和拍摄手段都巧妙地融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于影片之中。但是,这类优质影片的数量还是较少的,而且没有充分利用、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更没有全面、立体、多样地展现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而东方影都可以作为一个优势集结点,将我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转化为“生产力”,在新的时挥、重塑其不朽的生命力。 2.整合我国现代文化资源。目前,展现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影片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够准确体现我国当代文化、主流价值观、时尚潮流的影片却少之又少。大多影片仅仅是浮于表面,仅仅展现形式上的都市、乡村生活、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心理状况等等,却没有深入挖掘,在思想性和艺术审美方面都有所欠缺。因而,这些影片没有充分发挥传播我国当代气象、时代风貌的作用,也不具备在国际上传播我国价值理念、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作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有效扭转现有的状况,将我国现代文化资源充分整合,凝聚最有传播力和传播价值的资源,加以制作和传播。 3.整合国内外拍摄制作、发行资源,优势互补。目前我国电影事业在技术方面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差距正日渐缩小。笔者认为,相比技术,人才资源是更具竞争力的资源,也是我国实现反超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拥有一批水平较高、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发行公司,但在总体上仍然是零散的,没有形成合力。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来加以整合,而东方影都则堪当此任。此外,东方影都还可以借助其拥有的国际资源和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联系实现跨国制作和联合拍摄。我国电影在传统文化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而在拍摄、制作技术和营销传播方面则存在较大的不足。我国的优劣势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高水平电影制作方存在明显的互补,而互补则蕴含着合作的契机和高效率。实现跨国制作、传播,不仅有助于吸收先进理念、技术,降低投资成本,还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获得海外发行的优势渠道,为投资带来更多票房保障。有了海外发行等保障,吸引各类风险投资者投资也会变得越加容易。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电影事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转机。中国电影将拥有一流的拍摄团队、强大的制作及发行、营销团队,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电影的潮流,进而影响世界电影的发展方向。此外,东方影都还将实现对以往拍摄、制作、营销方式的革新。仅就营销方式而言,目前我国电影的营销传播正努力与世界接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仍趋于简单化、传统化,没有充分将电影产品进行包装、营销,市场开拓的力度也不够大。虽然目前电影市场已经引进了整合营销传播的理念,但大多还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的很少,更少有成功案例。简要对比国际高水平大片的成功营销和我国少数电影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一些端倪。2012年由漫威电影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电影工作室发行的《复仇者联盟》是漫威电影宇宙系列的第六部影片。经之前几部电影《雷神》《美国队长》《绿巨人》的成功铺垫,以两亿两千万美元的制片成本取得了超过十五亿的票房收入。而我国的电影,比如《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等小成本电影,也是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营销,取得了过亿票房的好成绩,却明显与漫威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电影具有成功营销的潜力,也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和一定的经验,只是缺乏形成“套路”的模式化运作。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与世界电影之间搭建起交流的平台和桥梁,有助于增加我国电影的对外开放性,促使我国电影更多、更好地走出国门。马克思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东方影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电影事业进入“世界交往”提供了道路和方向。 二、电影产业对区域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将会在我国的电影产业中引发革命性的革新,同时,还将经由电影产业对青岛、山东省及附近区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进而对全国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而在短期内,这一影响将主要波及青岛、胶东半岛及山东省周边区域,对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影响不会非常明显。但从长远来看,我国整体产业结构极有可能会受到较大的积极影响,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 长久以来,青岛在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依靠其石化等重工业和海尔、海信等轻工业企业,其产业结构也主要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不高,这一比重在全国二线城市之中排名较为靠后。与此同时,伴随这样的产业结构而来的是相应的以石油、电力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体力劳动和技术工种为主的劳动力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现代化城市的未来发展,对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而其劳动力结构也不符合现代化城市的要求。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倡导低碳、减排和“绿色GDP”等理念。随着东方影都的发展,并辅以其他方面的科技进步和第三产业其他部门的促动,区域的产业结构一定会日趋合理,环境的质量也会得到改善。而电影产业是朝阳产业,经由东方影都的整合,将通过院线收入、音像制品、产品授权制作、拍摄地旅游等产业链上的众多环节为青岛和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外汇收入。 马克思曾敏锐地预测未来社会的特点,陈力丹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一书中概括为以下四点: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劳动中智力的支出将超过体力的支出;资源结构发生变化,知识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科学的组织和决策机构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我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对上述四方面均有影响,而对劳动力结构和资源结构的促动作用尤为巨大。与此同时,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知识生产力的增长也将为青岛、为胶东半岛、为山东省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资源,大大提升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能力。 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堪忧的负面影响,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加以关注的。 首先,过于注重出“大片”,可能会压缩小制作、文艺片等小众影片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其次,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形成的垄断现象可能会压制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的发展,进而可能限制中国电影未来向更广的方向发展。第三,跨国、跨地区进行的联合生产,可能会流于形式,变得尾大不掉,失去合作的意义,亦可能在拼凑和流水生产中失去艺术的美丽,迷失了文化的本意,泯灭掉人文的气质。此外,关于影视基地涉嫌圈地的担忧也始终存在。此前长影集团的“环球100”电影主题公园、浙江华策影视的“海宁中国武侠(影视)文化产业基地”等影视基地的启动和投资也都受到了涉嫌圈地的批评和指责。一些业界专家认为,万达的做法,更像是以文化为由头开发房地产,是文化搭台、地产唱戏的做法。 电影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纯然的艺术作品了。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文化产品,是精神消费市场的商品,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的一大引擎。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载体和传播者。基于电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重要地位,也基于东方影都的规模和规格,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方影都的投资建设将为我国电影产业、整个产业结构都造成较大的积极影响。同时,由此可能引发的垄断、涉嫌圈地等问题也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和探讨。 东方电影论文:好莱坞电影中东方女性形象的解读 摘要:本文研究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认为这些女性形象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眼中的形象,是他们的主观镜像,是被“建构”和“想象”出来的,它们是西方话语权力运作的结果。 关键词:好莱坞电影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 形象学 一 从比较电影学的角度看,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鉴于好莱坞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里的重要地位,一部好莱坞电影史或者一部中国电影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文化中有消灭和吞并他人的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实。美国是电影王国,电影一直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极为重视的一个文化领域。好莱坞电影尤以其强烈而形象的视听语言,引人入胜的叙事方法,众多耀眼明星的加盟,影片的高投入、大制作吸引着大量观众。 美国学者约翰.耶马在《世界的美国化》一文中指出:“美国的真正‘武器’是好莱坞的电影业、麦迪逊大街的形象设计和马特尔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线。美国制作和美国风格的影片、服装和‘侮辱性的广告’成了从布琼布拉一直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全球标准,这是使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国化的重要因素。”[1]文化产品是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每年的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超过了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其中好莱坞电影占据了较大份额,仅《泰坦尼克号》一部电影自1977年公映以来就创造了18亿美元的利润。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已成为投资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支柱产业之一。美国的电影业处于世界霸主地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电影已经在全球4/5电影院上映。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世界电影市场的总票房大约每年155亿美元,美国就占据了这个市场的2/3,即105亿美元,美国好莱坞影片的票房收入有一多半是从国外的电影市场上获得的。好莱坞电影现已占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到1998年,美国电影业近百亿元的收入竟有超过50%来自海外。1998年全世界最受欢迎的39部影片来自美国。2001年票房前十名仍都是好莱坞作品。2002年到2003年初的情况也是一样,29部国际票房最佳电影都是美国片。2006年,美国国内电影票房达94.9亿美元,基本和2004年的历史最高点95.4亿美元持平。在制片和发行领域,美国全年电影产量继续保持连年来的高增长态势,2006年再创历史新高,投入发行的影片共607不,打破了2005年的记录,增加11%。美国2007年全球电影票房收入达267亿美元,其中海外票房171亿美元。 好莱坞电影所形成的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文化攻势,就连一些西方国家也感到焦灼不安。欧共体一些著名人士大声疾呼:“美国电影就像恐龙一般,正把它的利爪伸向‘世界公园’,要是欧洲国家再不联合行动,欧洲文化就濒临灭绝。”[2]好莱坞电影不仅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它所蕴含的社会政治理念、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通过观众的耳濡目染,其影响力是无法估计的。它不仅是经济武器,更是文化武器。好莱坞出身的里根总统都把好莱坞称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宣传基地”,好莱坞是一个你不能从地理上定义的地方,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它在哪儿。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进入人们的潜意识。 放眼世界影坛,一方面,美国好莱坞依然雄踞霸主地位,侵占着世界60%以上的市场,电影已然成为美国排名第四的经济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在美国全球化的趋势中,各国名族电影试图在逆境中生存、发展,像伊朗、中国、韩国、日本、巴西等国力求找到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与好莱坞抗衡,这些国家的电影作品也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纷纷获奖。于是,东方与西方各种话语与价值体系相互冲撞与对话,呈现出多元共存、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局面。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变化最大的时期,选择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关注西方导演是否注意到了中国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反映在他们的电影中。 二 巴柔认为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即是形象学。文学形象就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具有形象的个性与丰富性,又具有原型的普遍性与一致性,其意义并不表现在指涉现象之外的现实世界,而在自身结构通过观念与形式的关系而创造的意义。好莱坞电影中的形象不是西方文化关于东方女性的想象与表现,而是好莱坞想象与表现“东方女性”的方式与角度。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批评的思潮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它对发达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及制作方式采取了批判的、解构式的立场和态度,其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的压制和剥夺。它通过对西方主流电影视听语言的剖析,揭露其意识形态深层的反女性本质。 在梳理好莱坞东方女性时,看到东方女性就在天使形象与妖魔形象之间摇摆,成为西方人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或食人坟场。本文尝试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象中加以整理归类,揭示这些幻象的生成机制,把存在于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神经系统中的潜意识抑或有意识挖掘出来,让它见光.这是一块银幕中的银幕,透过这块银幕,看穿好莱坞在想象东方女性时隐秘的心理动机与传播期待,看清“想象性的东方”是如何被西方强加于东方,并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话语,从而成为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好莱坞影史中约有以下15种东方女性形象:蝴蝶夫人形象、妓女形象、龙女形象、娜拉形象、木兰形象、天使形象、妖魔形象、婢女形象、女奴形象、小妾形象、蜘蛛女形象、公主形象、地母形象、家庭妇女形象。我在此文中将根据几部有代表性影片来分析其形象。 (一)天使的向往 好莱坞电影《美梦成真》或译作《飞越来生缘》,曾获过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克里斯与安妮年轻时相识,婚后育有两个孩子,但两个孩子在车祸中不幸丧生,而克里斯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他的灵魂到了另一个世界,而安妮也因对生活绝望而自杀。克里斯置身于地狱,寻找妻儿…… 在这部影片中,由华裔女星阮兰丝饰演的仙女,她引导克里斯来到了一个仙境:这里莺歌燕舞,鸟语花香,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宛如《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的影像版。克里斯和仙女所到的地方仍保持着天堂的纯洁与爱:这里富饶丰腴、和平宁静、魅力无穷,逶迤绵亘的精美的草坪与花园,溪水边点缀着茶亭,民居村舍精致亮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无忧无虑。这里充满着东方式的自然灵性的美与神圣,宛如传说中美丽的香格里拉。 这部电影中的一个细节更是发人深省。其实东方仙女正是克里斯的女儿玛丽。在影片的第49分钟处,仙女对克里斯说:“我本来不是长这样的,我们有次坐新航的时候,我爸对空中小姐微笑,她就长这个样子,戴着这个名牌‘李昂娜’。我爸说亚洲女人都很美丽而且优雅、聪明……我当时想,等我长大了,我要变成那样。”东方天使说完这番话后,克里斯才意识到她就是自己已死去的女儿玛丽。克里斯/影片编导的东方天使情结在此暴露无遗。“东方天使”和“香格里拉”的组合使得这部影片的“美梦”得以“成真”:克里斯在天堂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儿,她已变成一位天使,影片同时也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香格里拉”的向往。 “香格里拉”是一个美梦,梦乡就在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那些经常想“生活在别处”的西方人,在梦中做客总来到中国。香格里拉,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如说是西方人纯粹幻想出来的。 (二)蝴蝶君的悲剧 而在1933年出品的电影《蝴蝶君》中,编导聪明地反用“蝴蝶夫人”的典故,塑造了一个利用洋人的“蝴蝶夫人情结”向西方复仇的东方形象。东方/中国在《蝴蝶君》里被写成一个文化和性别的大骗局,而西方意欲征服他者却玩笑般解构了自己,是“东方主义”的新产物。 影片中西方人的东方情结、“”中国、间谍疑云、蝴蝶夫人传奇、男女奇恋、混血激情等元素相交织,讲述了一段跨越种族性别界限的变色爱情,掀起了了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情欲风暴。1964年的一天,法国外交官高仁尼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歌剧《蝴蝶夫人》,对地方文化一直怀着好奇心和神秘感的高仁尼完全被散发着浓郁东方气息的“女子”宋丽伶吸引住了,他主动找过宋多次,半年后被提升他仍旧来宋家并真诚地向宋求爱。他与从不在他面前宽衣的宋终于确定了情人关系。 其实,高仁尼的主要任务即是收集中国的有关情报给法国当局。殊不知,中方同样为了获取美国的情报,派了男扮女装的戏子“宋丽伶”来接近高仁尼。开始后二人因多重原因分开。 1968年的一天,高仁尼在巴尼歌剧院又听到《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这时他更怀念远在他乡的宋丽伶。让他意外的是宋竟来到巴黎并找到他,二人旧情复燃。后来,高仁尼因泄露情报而被捕,没想到站在法庭上指证他的却是男子宋丽伶。高仁尼在囚车看到宋男儿身时才真正明白自己爱上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最后高仁尼在狱中自杀身亡。 《蝴蝶君》是一出悲剧,片中反复运用的《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也强化了影片的抒情味和悲剧感。其中最大的悲剧集中体现在了法国人高仁尼身上。作为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神秘感和捉摸不定感,使高仁尼在长期的接触与自我理解中,构建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东方想象。他遭遇的东方情调浓郁的“宋丽伶”恰好满足了他的想象――是他心里早已浇铸好的那个完美的东方女性“幻象”的对应物。影片的最后,恍然大悟的高仁尼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绝望地选择自杀。他自尽时脸上涂满了油菜和胭脂,留着冷艳的红指甲。这一形象行为艺术般地动摇了西方一贯持有的主体性,揭穿了西方内在的身份危机,也是“西方文化中心论”面临自身崩溃的隐喻。 (三)“地母”的建构 在1937年1月在美国公映的好莱坞大片《大地》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用现实主义认真描写中国的重要影片,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次有益尝试。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沉默、善良、隐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勤劳勇敢的“地母”形象――阿兰。在影片中,阿兰/大地作为一种意象,让我们注意到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原型结构:阿兰对应着中国地母形象“女娲”。 阿兰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女人,也是一个充满悲怆感的女人。她自己从六岁起就被走投无路的父母卖给了大户人家,受尽了羞辱与折磨。婚后接连的生产、孩子的不幸夭折还有逃难岁月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后来即使在家庭逐渐富裕起来后,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她又陷入更深一层的精神痛苦。丈夫王龙成为地主之后便去,并将妓女娶回家当妾。可以说,王龙与荷花带给她的伤害是致命的。但在这一切苦难面前,阿兰都默默地承受下来。她没有在荷花面前发泄自己的恨与嫉妒,只是坚决不踏进荷花的院子,不与她说话来表达自己对她的蔑视。她变得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枯萎,尤其是发现二儿子和荷花有染时,她近乎崩溃,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她把眼泪往心里流,忍辱负重,用虚弱的病体撑起这个家庭的体面。在儿子的婚礼之后,在悔过的丈夫身边,四十多岁的阿兰安详地死去。阿兰的这种隐忍、包容、圣母般的高洁与自我牺牲精神,使她拥有了一种宗教感,也使影片散发出史诗般的光辉。 东方电影论文:论陈英雄电影的东方艺术 [摘要]陈英雄把恬淡冷静的东方文化理念同西方电影艺术,通过独特的思维方式相结合。他的代表作中,既带有故乡情结也带有欧洲式的东方情节中对越南文化的捕猎。他讲求诗意的描述,运用电影语言,打动观众心灵,如诗一般。即使是面对饱含着苦难、泪水和绝望的土地,陈英雄依然葆有诗意。本文从陈英雄的电影文本出发,通过对陈英雄的文化背景的探究分析其电影文本和文化内涵,从而在更高更广的领域里加深了对陈英雄导演风格的理解。 [关键词]东方文化;越南电影;导演风格 越南,这个曾被称为“印度支那”的中国近邻,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使它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也使世人对它产生了误解与好奇。90年代以后,越南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殖民地题材电影成为提供美丽幻象和慰藉现实的电影潮流。在《情人》《印度支那》等异国情调的影片引起西方电影界关注的同时,一部《青木瓜之味》让我们看到了更接近真实的越南。而这部电影的导演陈英雄虽然是法国文化培养出的电影导演,但是他具有越南传统文化中的静谧、羞怯的气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观察、表现事物的电影思维以及表现手法,一种恬淡静谧、文雅敦厚的东方艺术。 一、陈英雄的文化背景 陈英雄导演是当今国际影坛上一位颇为著名的亚裔法国导演。他出生在越南,14岁移民到法国。最初研读哲学,而后偶见一部让他感动的越南裔导演拍摄的影片后,便决意改学电影。而这一决定开启了他的电影人生。于是,陈英雄进入著名的专门培养电影摄影师的路易卢米埃尔学院,学的是摄影技术,因为他认为导演的场面调度能力应该从观看影片中学习。就这样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后开始了他的电影导演生涯。陈英雄在影视作品中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影像表现手法。他在20年的时间里,仅拍摄了5部电影,但这却毫不影响他成为亚洲电影界的著名导演,这得益于他的影片散发出的浓烈的个人风格。 电影在越南并不发达,以往越南电影也很少受到关注,提起有关越南的电影,不禁会想到美国经典电影《阿甘正传》和杜拉斯镜头下的异国恋情――《情人》,然而这些影片的故事情节却与越南无关,越南只是这些异国电影中的背景而已。不同于其他电影中那个硝烟弥漫、穷苦落后的越南,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用他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一个色彩斑斓,柔美恬静的越南。树隙中倾泻下来的细碎阳光、中式庭院中枝繁叶茂的芭蕉树、娇媚惹人的木棉花、棚架下青翠剔透的青木瓜……除了殖民、除了战争、除了贫穷,这里的越南以其独有的诗意与让人慨叹的生活气息,宛如一位身着奥黛的越南姑娘散发着东方女性的淡淡清香。 作为一位身在异乡的越南人,陈英雄带着对于家乡怀有的一份乡愁,在他的镜头下把越南拍摄得宛如其儿时梦境中一样隽美。但是在其勾画故乡美好梦幻般的回忆的同时,依然不忘关注越南的社会现实,刻画越南社会残酷狰狞的现实,他把镜头对准泛着恶臭的街道,滋事暴力的地痞流氓等越南的底层社会生存现状,从而引发人们对于现实的思考。在陈英雄最为著名的“越南三部曲”――《青木瓜之味》《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中,始终执著地书写着其对越南的情绪和情感,从恬静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怀想期盼中如诗般的画面语言、时而轻快时而沉郁的诗情隐喻中抒发着陈英雄电影中特有的东方文化气息与东方哲学,形成其鲜明的个人风格。 二、陈英雄导演的影片风格 (一)人物:普通人和东方女性 恢宏的历史题材和激昂的伟大情怀从来都不是陈英雄影片的主题,在其作品中没有众人仰视的英雄,只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因为事实上这些卑微但坚韧的底层人物才是生活中真正的主角。如《青木瓜之味》中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女佣梅,在一幕幕尖锐狞厉的境遇中依然温性犹存的“三轮车夫”以及遭遇痛苦婚恋却从容生活的三姐妹,这些人物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最为真实的日常生活才是生活中简约、朴实的温情。陈英雄作品体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风采,他追求朴实坚韧的生活氛围,他把镜头始终对准现实中的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从小人物对待生活的态度中,诠释着自己处事的东方哲学。《青木瓜之味》中静静地看着这个庭院里所发生的一切悲欢离合,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梅,《三轮车夫》里对暴力和死亡的默默凝视的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里,将所有的家庭矛盾和秘密平静地消解、超然掩盖的三姐妹,他们都诠释着陈英雄面对一切超然坚忍的生活哲学。 陈英雄不仅愿意瞄准普通人,在他的镜头中也赞美着着坚韧宽容、坚忍、平和、宁静的东方女性形象。在其作品中,男性阴柔软弱,而女性是生命的主人:坚定聪慧,镇静隐忍。其影片中画面无时无刻不表露着对这种女性的依恋。《青木瓜之味》中的梅、梅的女主人,《三轮车夫》中的姐姐、老板娘,《夏天的滋味》中的三姐妹,无一例外是具有鲜明气质的东方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陈英雄对女性的欣赏和赞美正是他对于儿时家乡无限乡愁的一种转化,这些女性身上柔美、宽容、坚忍、沉静、内敛的东方品格,体现了创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东方女性形象。同时,他用这种崇敬和赞美无声地抗议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懦弱无能和不负责任。 (二)情节:温馨与残酷的交织 陈英雄这个离国多年的游子从西方世界的观影期待出发,又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自我的文化自觉意识结合,冲破西方世界对越南主观垄断的揣测和想象,通过影像向世人展示了越南的传统与现代、温情与残酷、坚硬与柔软。这是陈英雄以自己的方式回想着祖国的过去,也凝视着现在,更是深切关注着明亮的未来。温馨过往与残酷现实的交织,其影片中所有湿热、阴郁和狂躁不安让陈英雄以诗意的沉郁,超脱的胸怀所平息。用沉静来平息痛苦,让温馨与残酷交织。 正如《青木瓜之味》中镜头从身着金黄色的高领长裙幸福地读书的女主角梅身上向上摇,出现的是一尊安详的佛像。在这里,陈英雄以自然与和谐、清净与祥和描述了另一种观念与理想。以绝对虚静的心灵进入到精神的最高境界:绝对的自由,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拘束瓦解后,逻辑、理性已成负累,没有了对物质欲望、对功名的角逐,于是,最终感悟到了生存意义和精神上的愉悦。 在影片《三轮车夫》的结尾,辞旧迎新的除夕,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生活恢复了往昔的平静。镜头掠过外面的断壁残垣,转向高墙之内的网球场游泳池和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再次回到外边突然变得阳光灿烂的城市街道,人流之中,三轮车夫骑着满载全家幸福的崭新的三轮车向前滑行,然后镜头渐渐上升,还有那一群在教室里专注地学习弹琴的孩子们。貌似突兀的结尾让人沉思,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命运多舛的人在面对苦难时如此安稳,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在辗转流离的混乱中各归其位?很显然,这是一种沉默地生存状态,不是通常的绝望的血泪交错,而是属于生命意义上返乡之途中淡淡的忧伤,又是知其所来知其所终的安天知命。 《夏天的滋味》中三姐妹中最小的莲与弟弟出门为给父亲的周年祭祀而准备,正好呼应着影片开头中的他俩为准备母亲的周年祭祀而出门,就连接下来的悠远的钟声都一样,仿佛一切的爱欲纠缠都未曾发生过。导演没有沉迷于对人生的痛苦、对社会的愤怒的宣泄,而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作为影片的结尾,这无疑是东方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审美理想与思维意识的形象体现。爱与死,幸福与痛苦同时并存,一切都是自生自灭,自然而然。在灿烂明媚的阳光之中,再阴暗再无望的生活,再悲伤再恐怖的历程,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将它包容。 这其实就是陈英雄的人生之道。从佛像到钟声,早已暗示着东方式的圆满。这样一种诗意的描述,非线性的写作,这种悲悯的情怀、达观的精神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使陈英雄的影片沉郁而不凝重、压抑而不绝望。 (三)画面:画意与诗情的结合 陈英雄的电影中充满了诗情画意,他更像一位诗人将心中的故事转化为淡雅的文字一样,把他电影画面如诗般温雅细致地表现了出来。东方诗画色彩对陈英雄的影片视觉画面的影响很深,并且陈英雄十分善于以表现唯美含蓄、意境深邃的画面来替代人物的语言,以唯美的视觉画面和富有诗意的场景氛围传达不必言说之美,在有限的画面内传递着无限的神韵。例如,他的作品中刻意使用原生态描绘手法表现出乡村生活自然诗意,用饱和度较高的色彩画面和慢节奏的平摇镜头,来展示画面中环境和人物的每个精致细节,从而使人物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显现出一种朴实自然的魅力,镜头中也就让一种赞美和诗意始终洋溢其中。在影片《青木瓜之味》中,流落着宁静而自然的诗情画意的古朴的庭院等情境,如诗如画地表现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如随风而动的翠绿树叶、阳光下的木瓜树、陈旧的石板等。 三、东方文化在陈英雄电影的展现 陈英雄把恬淡冷静东方哲学同西方艺术电影的个性意识,以意象为主的思维形式,常采取象征、隐喻的手法,借以流畅的电影语言完美地相互融合并完美呈现,使影片中的对于现实的揭示与世事的说教潜隐在毫不张扬的诗意镜语中,东方哲学自然的富含于作品之中,形成陈氏影片中独有的风格。电影中把政治背景和教育意义隐秘在诗一般的镜头之中,东方传统理念、佛家的因缘色彩、道家的无为思想自然的融会贯通,陈英雄以自己的东方哲学理念叙述着他的情感,同时也用他心目中的越南诠释了自己的东方文化理想。例如,《三轮车夫》中本是对立的两种生活状态,面对苦难的阴郁和狂躁不安与无奈平息痛苦的从容沉静,在陈英雄的电影世界中被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人对于人生境界的至高追求,即以出世的超脱和平静刻写入世的情怀,世事云淡风轻,时刻保持一份平常恬淡的心境,泰然处之。陈英雄电影中最直接使用干净、明亮、简单的电影画面来塑造电影观感,以安静、平和的意境,表现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赋予影像画面独特的人性关怀,这也正体现了陈英雄思想中以恬淡虚无为本的道学思想和以万事皆空为本的佛学思想。 东方的文化背景与西方文化的熏染使得陈英雄在观察越南时拥有独特切入角度、观察视点,同时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与本土情结的混杂性,也使其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要远远多于单一民族性的表述和极端地域色彩的彰显,从而获得了一种具有更大的文化兼容性和世界性的文化自由的隐性空间,是其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述说一个全新的越南,挖掘出越南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陈英雄使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在电影这一最现代的艺术形式中得到张扬。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而且在越南国内,除被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也是广受欢迎。这些也都表明他不仅掌握了国际电影语言,并且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命脉。 总而言之,陈英雄的东方文化背景以及后来的西方文化教育,使他把东西方文化和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成为他电影中的闪亮之处。如阿巴斯之于伊朗电影、侯孝贤之于台湾电影一样,陈英雄成为越南电影的一面大旗,猎猎飘扬。虽然他的作品被少数人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但是这并不能把陈英雄在电影艺术上特别是对东方艺术的完美诠释给否决掉。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说明了他的电影作品的艺术价值。陈英雄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对乡土文化的真切感怀赋予了电影浓郁的东方色彩,编织成了一个柔美纤细的东方童话。陈英雄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相结合,其将世界电影艺术中的养分融合于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越南,探索出富有现代意味的东方哲思电影的形式与风格。他的影片所表现出来的东方艺术之感,依旧在漫漫电影长河中熠熠生辉。 东方电影论文:从东方式的电影构思浅析日本社会与文化 日本电影《情书》独特的唯美日式抒情及娓娓道来的清新之意,均可表现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心理及社会文化。岩井俊二说他自己只不过是在影片中加入了许多个人化的东西。所谓“个人化”,我认为既是他的个人艺术风格,也是日本民族心理、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电影艺术构思。《情书》就像一首清新的小诗悄悄唤起了人们对青春、对爱情的憧憬与回忆,并且日久弥醇。 一、细密的蒙太奇结构,即日本人谨慎严密的思维逻辑 在世界各国的许多影片中,男女之间形形色色相互爱恋的故事早已司空见惯,有的直率坦诚,有的明争暗斗,有的成人之美,有的夺人所爱,或悲或喜,不一而足。故事尽管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其中的共同点是:铺陈人物情感发展变化的历程。然而,岩井俊二的《情书》却独辟蹊径,在众多爱情影片中脱颖而出。其实,严格地说,《情书》算不上是真正的爱情片,因为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并没有真正相爱过,所谓“情书”也不是男女主人公互诉衷肠的书信,而是两个女孩之间唤起回忆的媒介。这正是岩井俊二东方式电影构思的秘密所在。 《情书》简单的叙事文本若采用一般的结构模式,很可能衍化成一部毫无特色的爱情片。然而,岩井俊二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特意舍弃了三个主人公之间爱情的悲欢离合,而把重点集中在对往事的追寻和回忆上,从而形成了《情书》错综复杂的电影结构文本。两个女主角都不善于表露自己的内心,并将真情深深地隐藏了起来,直到她们通过镜像式的审视对方从而了解自己的内心后,才不得不面对悲伤的事实,这种钩沉复杂的反射式心理描写将日本人内心的保守、沉默、严谨尽显无疑。 影片情节发展以博子探寻男友藤井树的爱情真相作为推动力,引发了另一女主人公藤井树的回忆;再以女藤井树的回忆作为次动力,不断推进博子的情感转变,从而共同完成了两个女孩子情感蜕变的过程。 该片在现实时空中的情节采用外视角的形式,按照编导者的理性思维和情绪变化,表现两个女主人公在共同寻找“情书”之谜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两者或贴近,或远离,或若即若离的状态。在回忆时空中的叙事则采用内视角形式,情节的进展完全遵循男女主人公的心理逻辑和行为规律。从片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情书》结构中的现实与回忆两个层面里至少有四组不同时空的人物行动线,编导者使它们互为因果、互作经纬、交错递进,细针密线地编织起来,做到了天衣无缝,精妙之至。这正是岩井俊二细致入微的思维方式在电影结构中的体现。由此,我不禁联想到中国戏剧家李渔所说的话:“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可见,中国戏剧结构的美学原则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在电影蒙太奇结构中的美学实践,实则是异曲同工,都是纯粹东方式的审美意识。 二、细腻而哀婉的日式民族情感表达 影片《情书》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优美抒情中蕴涵的淡淡哀伤,这正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情感表达。这种民族情感的形成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在世界各国中,日本无疑是种族构成纯粹、文化同质性高的民族之一。它独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塑造了日本人敏感细腻的内倾型性格。环海的地缘,狭窄的国土,曲折的海岸线,形成了日本湿润的气候。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文化为“湿气文化”。该文化与内倾型性格相结合,使日本人更倾慕清净、素雅,更崇尚“清明心”“心情道德”的执著和坚韧。这种民族情感在岩井俊二的《情书》中表现得格外浓郁绵长。影片最后博子面对皑皑无垠的茫茫雪原一遍又一遍哭喊着:“你好吗?”以倾吐对男藤井树的思恋和哀伤。此时,躺在病床上的女藤井树也一遍又一遍自语似的回答:“我很好。你好吗?”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两个女孩共同的心声交相呼应。她们呼唤着男藤井树,呼唤着彼此,也深切地呼唤着自我。至此,她们完成了漫长而艰辛的情感蜕变和升华,由“过去”的我过渡到“现在”的我,并预示了超越自己情感的“永恒”。岩井俊二如此地表现人物心灵的敏锐和情感的细腻,正是影片看似平淡如水实则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也是日本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这在西方影片中是难以见到的。 博子不惜一切地探寻男藤井树的爱情真相,女藤井树对昔日暗恋情人的淡淡回忆,不正是追求感情的“纯”与“真”吗?不正是表现了向往理想中的美好事物的执著精神吗?不正是日本民族格外崇尚的“清明心”“心情道德”的形象表达吗?如果把追求真情的执著精神置于当今商品社会的大背景下,不难发现编导者努力寻找和赞扬的其实是一种超越物质利益诱惑、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真挚感情。因此,可以说《情书》中细腻哀婉的情感是对今天金钱物欲的间接否定和批判。 三、日本特色的人生感悟 樱花之所以成为日本的国花、民族之花,是因为细腻的日本人以敏锐的心灵触角从樱花“开得适时,谢得利落”中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壮烈中相伴着伤感。日本茶道中“一期一会”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人生“转瞬即逝”的“无常”观的体现。因此,日本人极为珍视有限的生命,珍视生活中的第一次机缘。这种把自己和对象同一化,与对象产生一种共鸣,或者说在对象中发现自己、观照自己,是一种无常美感和无常哀感的调和。日本人正是从这种哀愁的艺术哲学中感悟世界、感悟人生,以达到“闲寂”或“寂”的人生境界的。 樱花性格、茶道精神浸透在《情书》的整体艺术构思里,带出了浓浓的日式情怀,表现出岩井俊二的东方式艺术风格。男藤井树英年早逝,他带着对女藤井树的暗恋去了,带着把博子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却又无法对真爱表白的遗憾去了;女藤井树把男藤井树这段纯真的爱恋情愫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博子在明白男藤井树把自己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之后,虽然感到怅然若失,但与男藤井树相处的那一段快乐时光,却成了她一生最美的回忆……这不正如同樱花一般开得灿烂,而又谢得令人哀伤吗?这不正是他和她们年轻的生命里难得的“一期一会”吗?他和她们的美好的情感经历将成为女藤井树和博子一生永久的怀念。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在这一段又一段的情感历程中。他们对纯真的感情、理想的情操、美好的境界的追求,正是对生命、人生深切的感悟。 岩井俊二的《情书》表面上似乎没有阐释什么哲理,然而,那一段段淡淡的回忆,充满了淡淡的哀伤,更值得人们珍惜和怀念,人生的况味正在于此。影片清新之中蕴涵着浓郁的日本民族特色,也值得我们深深揣度。那一封情书,寄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传统美学内涵在电影中的嬗变 [摘要]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东方传统美学内涵在电影中的营造和嬗变,对电影艺术在中国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从追求东方意境之美、到追求含蓄典雅之美,追求壮美激越之美和追求简洁象征之美,中国艺术电影实现了与时代的和谐共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电影的发展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固守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实现不断完善发展、吐故创新。 [关键词]美学内涵;电影;意境;嬗变回首中国电影发展,艺术电影虽然在繁荣的影坛上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对电影艺术在东方发展却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并实现了与时代同步的融会贯通。在中国电影发展中从第一代导演的《女神》和《大陆》到第五代导演的《英雄》《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东方美学内涵上有明显相通之处,但也不断地借鉴、移植和创新。 一、追求东方意境之美 意境理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一种对审美的追求。意境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了漫长的孕育和发展,是在艺术部类获得完美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在中国诗歌创作中被最早提出,王昌龄提出物境、情境和意境;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了取象、取义和取境的问题。境界的概念在哲学和宗教中都有论述,以禅喻诗等被归纳为一种艺术审美概念。 意境是一种品评美学作品的境界。对中国美学来说其精髓在于诗,而不是进行叙事,这在中国早期电影中被全面融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神女》始终以一种无声和黑白色调演义生活艰辛。从夕阳后万家灯火到惨白灯光,以慢镜头方式对屋内摆设、必需品和旗袍等进行引导和对比,形成一种自然的疑问和设喻,镜头并没有停留,而是转向主人公――一对母子。虽然仅仅是简单的几个镜头对故事已经做出了充分铺垫。惨淡的意境与影片的批判性紧密结合,透射一种希望和绝望中的苦苦挣扎,展现了母亲爱与心血的倾注。影片是一种对现实的折射,是一种时代音符,是一种审美意境。《女神》以景物的转化揭示家庭破败,增添了情感因素在景语的寄托,是一种对母亲的颂扬。 《城南叙事》采用情景交融艺术手法,将传统意境美展现的淋漓尽致。在三段故事叙事中不断追忆童年,并紧紧扣住小英子对往事的怀旧。在老北京风貌背景下,不断地撩拨久远的故园情怀。在小英子纯真视角下,老北京的胡同、会馆、骆驼、驴子,井台、卖唱,甚至于小油机和童谣等镜头形成串联。童年的眷恋、回忆和神往的过程给人留下了无限暖意,在观众心中激起一种深邃情感。童年是一场伤感的离别,也是一种视觉冲击和情感力量的酝酿。满山红叶不仅仅是一种情思,也是一种难言的哀婉,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是一种久远意境的追求。 虽然从早期电影来看《渔光曲》较为简单和稚嫩,在影片中运用画面镜头和音乐,却成功地塑造一种淡淡的诗歌意境。东海的早上,苍翠中红日东升,朝霞掩映动感的波涛,渔民在海上捕鱼。在长镜头横移中接木桶破冰,在《渔光曲》主题曲配合下,呈现一副烟波浩渺的宁静和优美意境,在歌声中展现出渔民家庭的悲惨故事:小猫小猴出生,在天地苍茫中穷困中的婆婆的病重;其后是婆婆故去以及小猴和小猫长大;东海上渔帆点点,小猴和小猫的面部特写;再后在近景描画小猫凄苦,以及小猴奄奄一息;在长镜头横移中画面淡出,东海的天色越来越暗。《渔光曲》在叙事上没有强烈冲突,但是舒展的背景音乐,大量长镜头和遥拍的运用之下,对影片故事实现了精准展现。虽然是一种生离死别,但是在悲哀之余,并不会感到愤怒。从个人遭遇扩张到时代悲惨,是一种对时代人群的思索以及对生存的拷问。 二、追求含蓄典雅之美 在中国近现代电影中追求一种含蓄和隽永,那是超凡脱俗、飘逸、超脱于物象之外的美丽。在含蓄隽永的刻画中,看似简单的画面和镜头,其中却传达一种富于美感的力量。在每一个意象、每一个场景和每一个造影中展现出一种绵绵不息的张力和诗意。《柳堡的故事》以一种细腻、动人、抒情风格引起了社会反响。作品虽然是战争题材,但是却突破了战争题材框架,清新和优美的格调像是一首抒情诗。在电影中情感疏散、婉约抒情,板桥、风车、流水与爱情故事融合,配合优美的音乐,显示了浓郁的抒情色彩。 影片《巴山夜雨》是一部温情政治、结构雅致、回味“”的作品,虽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后台却隐藏着历史。表面看不到丑恶,但是却对人生、人性和历史进行不断反思。影片中对传统道德主义,从知识和理性的角度切入,片中主人公公石秋形象像一个符号,一种诗人和囚徒的结合。主人公本是一种对文明的囚禁,但是却在言语中展示着自己的“真”,在救人中显示出“善”,而在诗句中飘逸着“美”。导演情感化、诗意化的感性形式,既是一种对“”的回索,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思。叶楠认为自己在《巴山夜雨》创作中,没有准备塑造传奇和脂粉,也不准备重复微雨和疏雨,而是将十年的狂风暴雨写成巴山蜀水的无声细雨。 《人鬼情》中是一种诗歌化情感结构和历史主体意识的呈现。影片中引入了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从公秋芸戏曲武生的生活和事业入手,体验女性丰富和细腻的情感生活。在女性视角发掘历史,并内化为一种细腻情感、温婉情绪和女性体悟。在诗化的历史中,导演将自己的思考融入感情结构中。在双重凝视和双重跟进中,中国当代历史电影中塑造出一幅诗化意境。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发展以及数代导演的积极努力,中国电影不断开掘意境新篇章,在电影中展现着东方美学内涵,继承传承和嬗变在悄然进行着。传承是一种血脉中的精神,虽波澜不兴,但却意义深远,嬗变润物无声,却势不可挡。 三、追求壮美激越之美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代主旋律发生变革,精英文化成为时尚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产生了革命性变化。在对中国诗化传统意境塑造过程中,进入了全新的语境时代。电影中淡化情节和人物,在结构情节中追求影像的逼真。中国电影实现了从戏剧化向纯粹银幕的转变,在欣赏完整故事框架基础上向意象美学转变,其中的东方审美艺术风格和民族韵味震撼了世界影坛。 张艺谋的电影中充分运用视听语言,以流动画面推动情节,在表达感情中运用民俗等。运用大量视听元素来增强整体效果,而在音乐运用中充分展示地方和抒情特色。在深层表达意境中给电影提供了多渠道展示机会。画面刻画中张艺谋运用色彩对世界进行还原,并配合人物主观情感,在影片中完成寓意走向。《红高粱》和《菊豆》中色彩炽烈和绚烂,红色代表勃发的生命力。《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满眼红色是对宗法制夫权社会的控诉。《有话好好说》中刻画的是一种调色板颜色,光怪陆离和五花八门的颜色杂糅在一起,是一种都市本质刻画,在本质上达到一种和谐的惊人,而张艺谋以一种观者姿态,隐秘内心世界。 陈凯歌在《黄土地》中拍摄时间选定在黄昏,或者是早上,在大地色调上,追求一种浑厚和宽广的暖色。在画面造型上,选取一种充分发挥造型的手段。其中仰拍镜头和俯视镜头相互结合,构图饱满富有表现力,尤其是在大远景镜头中展现着一种苍凉和博大情怀。在劳作和休憩中将黄色土地和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结合,其中静态摄影方式高度切合黄土地的生命风格。在拍摄窑洞时巧妙运用室内外光线的对比,促进人物造型的生动化和真实感。而在光影和油灯照耀下,人物实现了立体感和真实性,并且对民族苦难和沧桑思想内涵进行了展示。而在黄河拍摄中并没有追求波浪滔天,而是选择性拍摄,目的是精准表达民族之根。 四、追求简洁象征之美 简洁朴素是一种美感。在对结构、人物和情节展示中可以带来一种特殊美感。在电影中是一种对丰满和厚重情感的追求,是一种清纯、典雅和优美。在《城南旧事》和《我的父亲母亲》中情节并不复杂,在相对质朴的环境下对细节进行精准性描绘,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对人物情感世界和思想进行观察积累,以一种细腻手段,回味无穷地渗透于全部影片中,观众在自然而然的情感中融入电影故事中。 结构、人物、情感的简单化,并不是片段化,也不是对内容的割裂,而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追求。电影艺术简洁不是戏剧和小说中的简单,不追求丰满和厚重,而是追求一种清纯和典雅,产生一种优美动人的感受。《那山 那人 那狗》散发的是一种云雾般清香感觉。在翠绿画面中散发着朴实美感,远景镜头描摹出青翠的山和孤寂的邮路。在大量远山描摹中,山被赋予生命,一个普通邮递员的生活理念和职业理想,通过护送儿子上岗得以展开,全部承载于那山。在山依旧、狗依旧的情况下,人却换了。虽然在父子之间实现了交接,但是在感情上,尤其是职业情感上依然是存在沟渠。在山、狗、人之间实现了生命的内涵体现,诠释了人生真谛。虽然在画面上简单,但是却可以产生一种淡淡感动,像阳光、空气和土地一样,留存着意蕴深厚和平实感动。 与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的意境含蓄之美有所差异,中国电影逐步借鉴了象征表现手法。《巴山夜雨》充分利用了象征表现手法,夜航船意象就是一种社会现实的缩影、人性方向和国家政治象征。其中夜雨也是一种悲怆怀恋意象,在大娘祭江镜头中就是一种夜雨交加和天公作悲。其中有哀告和绝望,也有雨过天晴的光明和灿烂。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红灯笼象征男权为中心的性文化标志,成群妻妾在大红灯笼明灭中,经历鲜活生命被吞噬、被异化。其中中国性文化被大红灯笼展现了出来。 总之,具有东方传统美学的电影被称为诗电影,或者被称为意境电影,不管是哪一种称呼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颂扬和肯定。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信息化时代新媒体不断涌现,电影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东方美学内涵在电影中被不断塑造和再塑造。中国电影结合传统,固守文化根脉,追求东方意境,或含蓄典雅,或壮美激越,或简单象征,在文化精神上与美学风范高度切合,促进了东方电影民族化。东方美学内涵被融合进入电影艺术,实现了中国电影不断吐故纳新和创新发展。 东方电影论文:论许秦豪爱情电影中的东方意蕴 摘 要: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因其特有的历时背景、文化风俗,影视作品也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特点。韩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已有千年之久,他们的电影往往能体现出厚重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深刻的人性思考。文章以韩国著名导演许秦豪的电影为例,对其影视作品的主题、情节、声音,画面所体现出的传统文化和美学进行分析。看看他是如何运用自己特有的风格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展现出来的。 关键词:东方意蕴;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韩国电影 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开始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崛起。历经十余年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成功击退了好莱坞电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为本土电影的生存发展争取到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创造并发扬了具有本国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的电影风格,赢得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才随着韩国电影的崛起迅速涌现出来,许秦豪便是其中一位。他的作品都是对生命和情感历经积累沉淀后产生的,是能够发人深思,引起广泛共鸣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发扬。能做到这一点,在商业气氛愈加浓厚的电影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美国著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曾说过,在艺术和受大众欢迎之间并无必然的矛盾,在艺术和艺术电影之间也并无必然的联系[1]。由此可见,许秦豪不仅实现了个人的艺术追求,也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一、叙事风格 1.主题——芸芸众生的爱恨离别。电影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总是力图展示爱情的某种超越性,通过书写爱情神话来证明爱情的伟大。如《泰坦尼克号》对等级秩序的超越,《人鬼情未了》对生死的超越,《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家族仇怨的超越[2]。这些作品都体现了爱情面对困难,哪怕是死亡时所散发出的强大的力量。 许秦豪的《八月照相馆》讲述了身患绝症的摄影师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日子里邂逅可爱的交通局女孩的故事;《幸福》讲述了两个身患重症的人相爱的故事;《外出》中的男女主人公因爱人的背叛而相识并产生感情,却在最后不得不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分道扬镳。从这些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了爱情和生命珍贵美好的一面,却没有刻意展现爱情的某种超越性,反而表现出爱情在面对困境和死亡时的无奈。许秦豪的爱情电影突破了传统爱情影片既定的模式,更真实更理性地体现出了爱情与生命的常态。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也是许秦豪电影主题的一个特点,这十分符合东方民族更注重现实世界中世俗关怀的秉性。《八月照相馆》讲述的是摄影师与交通局记录员的故事;《春逝》讲的是录音师与电台主播的故事;《外出》讲述的是舞台灯光师与家庭主妇的故事……他们因家庭的和睦而幸福,也因生活的琐事而争吵;因爱情的降临而喜悦,也因爱人的背叛而痛苦;因生命的逝去而恐惧,也因苦难的来临而坚强。在许秦豪的电影中,时刻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讲述普通人群的生命与爱情是许秦豪爱情电影永恒的主题。 2.情节——唯美含蓄的诗意表达。韩国电影往往回避尖锐的戏剧冲突,注重挖掘和呈现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着力在人物外在美上下工夫,又不遗余力地展现人物美好的精神世界。许秦豪的影片继承了韩国电影的这一特点:他乐于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追求的是真实,简单的故事情节。一切就像对日常生活的还原,静静地流淌出东方美学的独特神韵,把影视作品中经常探讨的爱情、死亡等话题演绎得凄美、透彻。《八月照相馆》中,郑元和德琳的爱情发展过程里没有山盟海誓,没有热情相拥,甚而连一次勇敢的表白都未曾有过,但甜蜜的爱意在两个人日常交往的细节中慢慢展现出来。整个影片以一种有节制的方式来传达平静生活中最细腻的情感,以高度写实的方式,把爱情的甜蜜和无奈,生活的美好和残酷传达出来。 美国导演鲁本·马摩里安说:“一个艺术家的风格,实际上就是他对世界、对人生的观点,他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他是如何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的。[3]”融入死亡却又淡化死亡,对于死亡这样残酷主题诗意般的表达是许秦豪的特点。影片《八月照相馆》中,当郑元骑着摩托车摇头晃脑的穿梭在大街小巷时;当他在医院走道做鬼脸吓唬对面的孩子时;当他在照相馆热情地接待形形色色的顾客时,谁会想到他是一个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的人呢?影片最后,郑元坐在相机前,随着自拍功能的启动,“咔嚓”一声,熟悉的笑容定格成为郑元的遗像。导演没有用生离死别的场面来表现郑元的离去,就像中国绘画中的“留白”一样,把领悟和感受的空间留给观众。许秦豪摒弃了人们面对死亡的痛苦和恐惧,巧妙的通过一个镜头,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符合将残酷的死亡诗意般的表现出来。这种淡化死亡的处理方式,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具有浓烈的东方特色。 二、声画语言 1.画面——东方美学的真实再现。“文贵含蓄”是东方艺术中的传统观点。老庄思想对这一审美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老子的“大音希声”和庄子的“至乐无乐”,都很自然地引伸出了“无言之美”的审美理论[4]。这一系列美学传统在东方电影中也有所体现。许秦豪不是一个热衷电影技巧和特技特效的导演。在他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平稳、静观的镜头,但在那些简单的镜头下却往往能够营造出唯美的意境。场景选择上,许秦豪十分注重与自然的亲近,他通过这些场景的构建,体现一种返璞归真的美好。《春逝》中,尚优和恩素的爱情产生于美丽的大自然中;《幸福》中,导演将城市和自然两个场景进行了对比:与城市相关的镜头中充斥着炫丽的色彩、耀眼的光效、凌乱的构图、晃动的镜头,画面中的人往往处于一种极度浮躁,迷失的状态;反观自然界的镜头,淡雅的色彩,柔和的光效,简单的构图,平稳的镜头,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人也体现出一份乐观、超脱的人生态度。在许秦豪的电影中,这样的镜头已经不单单是对情感的叠加,讲述故事的手段。他的镜头已经和影片的主题思想高度的融合为一体,往往一个镜头就能体现出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在那些安稳平静的镜头构造了和谐的视觉效果,影片始终沉浸在一片温柔的情绪之中。 长镜头的大量运用对许秦豪影片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电影批评家巴赞看来,电影要做到从多义的现实事物中,让观众“悟出”其“确切含义”的话,只有不被剪断的景深镜头,才能给观众这一权利[5]。《八月照相馆》运用了大量的长镜头体现人物的情感流露。影片高潮部分,郑元坐在咖啡馆里最后一次凝望德琳,他将手贴在窗玻璃上,深情抚摸着映在玻璃上德琳的轮廓。长久以来积蓄的爱瞬间爆发,但郑元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目送远去的德琳,不敢有任何的表达。平静的镜头下,郑元隐忍的情感慢慢散发出来,冷静的背后却是汹涌的情感。《春逝》的结尾处,在一片樱花的大景深镜头前,尚优和恩素友好握手,以证明彼此感情已到尽头。恩素转身离开,慢慢往画面后景处走去。之后她又回过身,看着一脸遗憾的尚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便向尚优挥手告别,恩素渐行渐远,在前实后虚的镜头下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这个镜头也预示着尚优内心对恩素的淡忘,对这段感情的释怀。 2.声音——温柔动人的情感升华。电影的表现手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更丰富多样。自从声音元素融入影像以后,就更加提升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情积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说:“当电影开始加入声音时,是最令人兴奋的。在那时候,我会因兴奋而颤抖。”如此来看,声音的魔力便是对视觉形象的补充,是对电影整体的升华[6]。 在许秦豪的电影中,往往没有丰富的人物对白或者辞藻华丽的经典台词。人物间的对话简单明了,甚至在一些段落选择了静默处理方式,高度的还原了生活的常态,也完成了情感的抒发。《春逝》中,尚优因十分想念恩素,在喝醉以后大老远的驱车前去看望恩素,恩素则一直在空荡的马路上等待尚优的到来,尚优下车后,两个人相视而笑,没有互诉衷肠,紧紧的拥抱胜于一切;再如《外出》中,舒英在仁秀房间聊天,却因仁秀岳父的到来,不得不尴尬的躲进洗手间,仁秀提出与岳父外出吃饭,出门后,仁秀又借口忘了拿东西回到了房间,他推开卫生间的门,看见舒英还站在那里,上前紧紧的抱住了舒英。在这组镜头中,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但观众却可以感受到两人感情的真挚和面对这份特殊爱情时的压抑。“音乐的韵律、节奏、旋律、和谐度与乐器使用,都能影响观众的情感反应。此外,一段旋律或乐句也能与特定的角色、背景、情况或意念相关。[7]”这一点在许秦豪的电影中也是有显现的。当然,坚持唯美温婉风格的许秦豪,在配乐的选择上也秉承了他一贯的风格。在乐器的选择方面,许秦豪多选取钢琴,提琴,吉他。虽然相比交响乐配乐显得过于单一,但在这些简单、轻柔舒缓的旋律中,常常给人以空灵的感觉。唯美的画面, 配之轻柔的旋律;哀伤的画面,配之忧伤的旋律,观众的情绪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随音乐所散发出的情感就像一股涓涓细流一样,慢慢地涌入观众的心田。 三、结 语 侯孝贤曾经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8]”1998年正逢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民众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彷徨之感。而在此时,许秦豪的电影慢慢的走进人们的视野。《八月照相馆》的问世,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和压抑。此后许秦豪的电影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并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和人生思考。通过电影展现韩国的文化历史,民族精神。文化上的同根同源,深受儒家、道家等经典文化的耳濡目染,许秦豪能够成功的排斥好莱坞等西方电影的主导作用,成功的发展出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和精神的电影。他始终着眼于平实的生活,普通的人群,通过细腻的情节描述和丰富的情感抒发来成就电影本身,用民族的、本土的文化精神充实电影的灵魂,在票房和艺术上取得了双赢的结果。韩国电影发展的蓬勃之势应该值得华语电影进行深刻的反思。 东方电影论文:西方文化与东方电影的对话 [摘 要] 电影是没有国界的艺术,世界电影都在使用同样的影像语言,表现各自不同的文化,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全球观众的文化需求,而且彰显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东方电影通过广泛吸收西方电影技巧,用以表达东方人的文化情感、审美意识与价值观念。因为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没有平等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东方电影对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展示影响了观者的文化价值观,所以,当下的东方电影不仅要考虑到市场化,更要兼顾民族化与全球化。 [关键词] 西方文化;东方电影;全球化;对话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时代,每一个国家与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与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针对影响民众精神的电影文化而言,在数字化、高科技的“后电影时代”,第三世界国家要么“望影兴叹”,要么与西方合作“借技拍影”;另一方面,“网络文化霸权”的存在与多媒体技术的反文化倾向,既巩固也有可能颠覆东方社会认同和西方文化霸权结构的形成。 一、东方电影中的西方文化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成就。实际上,东方电影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技术而不是其文化,但伴随着电影国际化市场的扩大,东方电影不论是在商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全球化视域中,东方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迎合”西方视角获得西方认同的道路,这选择即使是出于商业目的,但仍然代表着某种文化上的倾向,这种选择是以牺牲本土化为代价的。以香港电影为例,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威尔认为香港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艺术具有跨文化吸引力,他甚至认为影响西方文化最深的亚洲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因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香港地区是世界第三大电影工业基地,素有“中国的好莱坞”之称。早期香港电影的体制、制作、叙事方式都受到美国与欧洲的影响与启发,香港电影的优势在于吸收东西方的文化营养,探索香港电影的发展之路。然而,香港市民关注自身的生活多于国家与民族利益,香港人日渐倾向西方的思想、生活方式,香港电影反映的日常生活恰恰是西化了的,并且加快了融合西方与东方的影响。因此,在语言表现上,香港影片大多使用英文与粤语,由于香港明星与影片在大陆的影响巨大,因此,也就造成了英语与粤语在大陆的流行。纵观香港电影史,香港电影虽然根植于中国文化,又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充分显露出文化的混杂性。 东方电影以西方文化为中介,迎合与抵挡西方电影的文化侵略策略。那些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东方电影,名为东方大片实为没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形式电影”。在中国,《夜宴》之类的商业大片之所以备受指责,其原因在于此。然而,反观东方各国的民族电影业,东方观众对西方电影的迷恋即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入口。同样,对吸收过多西方文化营养的香港电影而言,“21世纪的香港电影需要根植香港,对香港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与将来同样给予关怀”[1]。事实上,东方电影迈向世界市场的努力未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恰恰是开发国内市场,推动国内市场电影工业的发展。 西方文化在东方电影中的迎合作用可以起到沟通与交流的目的,增加东方电影在西方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与筹码,同时,也占据了东方电影的话语权。正如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不容忽视语言与文化的作用与制约,否则电影将毫无意义,“文化是每个纪元在一卷卷的文本中藏匿着的价值,除此之外,文化还是什么?档案和卷宗有着无数的条目,有的编好目录,有的已经丢失,文化能以某种方式、带着某种力量来阅读和理解那些条目。因此,从本质上讲,意义并不属于电影,反而是意义的传统赋予了电影意义。”[2]可见,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而言,文化之于电影即为电影的灵魂,东方电影一味地追随大奖与西方认同,就会存在逐渐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危险。 二、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东方电影把东方元素融入西化故事,为“东方”与“西方”观众提供文化认同与陌生的快感,把东方文化源扩展至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追求全球电影与大片现象即大投资、大制作、大营销与大市场目标。如中国电影的题材上选择那些容易被海外观众理解,而又脱离具体历史与现实的人性、人情与动作;形式上忽略故事节奏和人物塑造,依赖动作、场面与造型等去塑造场景空间以减少文化差异对观众带来的理解障碍;只选择那些最被电影市场认可的演员;最终结果导致中国电影的民族性越来越含糊,其实是西方视阈中的“中国文化”。然而台湾电影的乡土写实派别却真实深刻地表现台湾本土下层民众的生活,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 东方情节电影的含蓄、罗曼蒂克、纯真、历史观、怀旧、幻想情结与本土化故事开始吸引更多的西方观众,但东方电影要调整制作、发行与放映策略,以求进一步减低制作与营销成本,不陷入穷国拍大电影与大电影亏本的窘境。我们以伊朗电影的成功为例,“伊朗新电影打破了伊斯兰原教旨与国家政体的桎梏,在夹缝中寻求突破,以深切的情感体验、温暖的人文话语打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观众,寻找到一条将民族性与世界性、个性化与本土化出色结合的发展之路。”[3]如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影片通过孩子送作业本的小事反映出伊朗普通人的生活传统、教育方式、宗教信仰、家庭观念与艺术传承等文化观念。 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是争夺东方的话语权,要完成三个任务即发出东方声音、沟通世界与弘扬东方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语言及其言说方式在各国家与各民族的电影中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具备了开放的文化自觉,民族语文也终于作为特定民族内向的族群记忆,引发着各民族观众的普遍共鸣。”[4]就中国电影而言,要加强与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交流,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深厚的优秀文化底蕴,以便能够在多元化的全球舞台上占据自己的文化位置,开创中国电影的文化时代。 东方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电影作为一门文化艺术,其意义在于体现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与文化观。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表达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各民族的电影作品往往都是致力于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致力于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主题与题材,民族特点的山川风貌与地域风光,将镜头对准具有民族色彩的民情风俗与风土人情,塑造出具有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追溯民族文化渊源与民族文化心理成为电影作品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电影文化工业把双刃剑,全球化对弱势文化与电影民族性的影响表现在文化霸权与话语方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虽然造就了人们对电影不同的表现与理解,但思想、语言、道德观、价值观与信仰等一个民族最为本质的东西不可能被另一个民族的完全取代,而只能是对话过程中的共同存在与发展。因此,电影如何既能保持本土内容,又能超越地域文化局限,已然成为世界电影主要解决的问题。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整体文化具有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路径上存在众多差别。如今,电影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如何达成两者的对话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三、全球时代的电影文化对话 在全球文化对话中,任何一种文化为了影响他者文化或更新自身文化,都可能无法避免地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又是必要的,哈贝马斯坚持对话的必要与可行。全球化语境中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在不平等的文化对话过程中,处于劣势的文化最初可能会失去的多得到的少,但从长远规划来看,文化对话能够促进双方的发展,达成文化共存与共荣。 文化对话的必要前提是差异原则即不同的声音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差异的前提则是独立性、未完成性、内在自由性与动态性。巴赫金认为每个主体都有权发出声音,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每个声音都有其合理性,其中的争吵、商议甚至妥协在所难免,这是相互理解的基础。福柯认为话语的运作就是权力的运作,话语是构建、掌握并应用权力的关键,不同阶层话语的价值与权力体现形式不同,世界不应只有一种声音,每一种文明与文化都有其话语权利,每一种话语有其存在的理由。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的话语机制源于欧洲人的想象,也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这就消解了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文化存在状态,从而倡导了文化的民族性与多元性。 反思全球化视阈中的电影文化策略,电影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国际性。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电影作品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为主,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电影文化产业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文化现象与经济现象,而且成为国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文化被视为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决定性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部分,所以,对社会权力不平等状态的再生产而言文化是个重要领域。”[5]电影文化的国际性主要是指电影语言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电影艺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电影艺术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氛围中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不仅跨越不同国家、地区与疆域,而且也跨越不同民族、文化与历史。因此,民族文化价值的差异必然要在电影中展现出来,如果要发展电影艺术,就要继承和借鉴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和汲取国外电影艺术创作的优秀成果,这样,才能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 事实上,全球化使东方面临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困境,“如今港台电影在东南亚已风光不再,就是在本地也面临好莱坞的挑战,人们似乎有一种流水落花的苍凉感。”[6]反过来说,正是西方的科技发达与资金雄厚,才能够使电影在技术上超越并控制东方。总而言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尊重电影文化传播的独特性,东方电影要有勇气让一部分电影承担起面向国际市场的任务,表达全人类共通的核心价值观,因为电影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
游戏设计论文:改变生命的游戏设计 游戏设计师正在和科学家合作,试图把一款VR游戏发展成为治疗焦虑的另类工具。 “压力山大”成为流行语绝非偶然。数据显示,中国有近九成受访网民表示有压力问题。因此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呈现上涨趋势。世卫组织称,1990年和2013年期间,患有抑郁症和(或)焦虑的人数上升了近50%,从4.16亿人增至6.15亿人,相当于世界上近10%的人口受到影响。然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不过,除了药物和心理治疗,未来的人们也许能借助另一种方式来摆脱焦虑困扰――游戏设计师正在和科学家合作,试图把一款名为《深》(DEEP)的VR游戏发展成为治疗焦虑的另类工具。只是玩玩游戏,就可以舒缓焦虑,享受幸福感?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数字化的禅意花园 虽然网络游戏已经是许多成年男性日常首选的“减压”方式,但是《深》并不是通常类型的游戏,它实际上是一个数字版的腹式呼吸练习。除了VR头盔和耳机,它还配置有一个定制的自校准腰带作为控制器。玩家通过呼吸来控制游戏,获得冥想式的体验――在深沉的一呼一吸之间,玩家将潜入一个美丽神秘的海底世界,穿行在发光珊瑚和各种海洋鱼类之中。 《深》的首席开发者、爱尔兰游戏设计师Owen Harris,有着温和的微笑和纯净的眼神,很难相信他也一直饱受焦虑症折磨。在过去10多年里,Harris通过冥想和腹式呼吸来应对自己的焦虑问题,深长的呼吸能帮助他舒缓紧张和压力感。“在某些时候,我意识到这些腹式深呼吸并没有治愈我的焦虑,却让一切更容易管理。”Harris说,当他感到非常紧张的时候,他会进入一个安静的房间,专注于呼吸,在10至15次缓慢的呼吸之后,他的焦虑状态会逐渐回落。 当VR头盔Oculus Rift出现时,Harris立刻产生了要把呼吸与视觉场景连接的想法,以辅助自己进行冥想。他所期望的,是在结束每天紧张的生活之后,这个游戏会成为让自己放松的空间,一个属于自己的“隔离箱”,或是“数字化的禅意花园”。 Owen Harris原本没有想过把这个游戏展示给公众,但是当他和朋友们谈起这个项目时,竟意外地发现许多人对它表现出浓厚兴趣,包括游戏开发者、心理治疗师、瑜珈教练等等。他偶然遇到了荷兰游戏设计公司Monobanda的联合创始人、游戏设计师Niki Smit,后者关于艺术和游戏的理念为这个游戏提供了很好的补充,他们迅速组成团队,一起打造一个全新的版本。Niki Smit说,作为一个视觉设计师和游戏设计师,在面对《深》这个项目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创造一个有吸引力的体验。Niki Smit的角色为《深》设计一个美丽的世界,决定视觉风格,设计植物和鱼类等等。“此举真正大大加速了游戏,现在它看起来很美,它玩起来很美丽,我开始第一次能用它治疗,这真的太伟大了。”Owen Harris说,Niki为游戏增加的艺术元素,让这个游戏更容易被人理解。 对于玩家来说,《深》非常简单,只是通过看和呼吸控制游戏,探索宏伟的深海景象。但是体验过的人们普遍发现它非常有效。有体验者表示,仅仅只是玩了5分钟来进行呼吸练习,就已经有很显著的舒缓效果。Harris说,这个游戏首先是把呼吸和视觉联系起来,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呼吸,很快就会有放松的感觉。 独立开发者Christos Reid则有更强烈的感受:“它让我冷静下来,超过曾经在我整个生命里的任何东西。”他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哭了,说他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有效的焦虑治疗。Reid认为,《深》带给他一种真正的情感体验,他想知道Harris是否意识到,这个游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解决焦虑问题。“这样的事物是改变人们生命的。”他说。 Harris说,有瑜珈和冥想经验的人,会更容易进入《深》的世界,能更快享受游戏乐趣;而针对那些没有这种呼吸经验的人,他们打算开发训练版本,指导玩家如何进行腹式呼吸。他还希望能把这个呼吸控制器给其他开发者,供他们开发更多以呼吸控制的游戏。 《深》很有可能将成为一种专业的治疗工具。荷兰拉德堡德(Radboud)大学用它来研究腹式深呼吸的效果,以及冥想游戏对儿童的影响。目前,Owen Harris和Niki Smit正在和该大学行为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密切合作,一起继续研究和开发这个游戏,期望能帮助解决儿童的焦虑问题。 据统计,全世界的网络游戏玩家总数已超过10亿人。撇开那些有关游戏的负面评价,庞大的游戏网络是否可以承担除了娱乐消费之外更多的社会功能?对于改善心理健康而言,游戏网络是否可能成为另一种可行、可负担和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深》的尝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从2015年开始,这款具有革新意义的游戏已多次受邀参加国际性的游戏节和展览,并获得多个游戏奖项提名。 开启痴呆症患者的情感 在荷兰圣马丁岛的护理机构Zorggroep,一群老人围坐在一个桌子旁。须臾,他们面前的桌面上出现了绚丽的花朵、树叶等投影图像,老人们缓慢地伸出手去触摸它们,连一些目光呆滞、反应异常迟缓的老人也下意识地做出伸手的动作。而桌面上那些被触摸的花或树叶的图像,会随着他们的动作产生移动,或是慢慢变大,如同魔法一般。这是一些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正在玩专门为他们设计的互动式投影游戏Tovertafe。 老年痴呆症的许多患者在身体和社交上都处于特别消极的状态,他们的眼睛没了神采,所有的活力仿佛都离开了躯体。而Tovertafe旨在调动他们的意识,鼓励他们达到更积极的水平。这些交互游戏刺激处于中度到重度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感官知觉,促使他们移动手和胳膊。Tovertafe一方面刺激患者的身体活动,促进他们的健康,另一方面,则是为他们提供一种充满乐趣和快乐的活动。 Tovertafel是“魔法桌”的意思。在游戏中,花朵、树叶、蝴蝶等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似乎真的被赋予了强大的“魔力”,连一些平时很孤僻内向的老人也自发地对这些明亮唯美的投影产生反应。有护理人员表示这很令人惊奇,“因为我们通常无法和他们互动,即使他们的家里人也不行。”而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有些老人会把游戏内容与他们的过去联系起来,当他们辨认出投影的图像,他们开始自发地谈论他们过去的经历。这种反应着实令人感动。 Tovertafel的概念源自设计师Hester Le Riche的博士研究,她采用的是“设计贯穿研究”的方法论,这种设计研究方法多用于设计行为领域,是一种通过实践进行系统化研究的行为调查方式。它适用于整合不同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内容,做成产品原型。许多交互设计师遵循这种设计研究方式,试图创造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产品。在这个项目上,Hester Le Riche启动了多项研究来提高自己对老年痴呆症的认知,并且采用“协同设计”的形式,与老年痴呆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庭,以及护理机构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密切合作。 作为Tovertafel的联合设计者,Monobanda公司为项目创建了许多游戏概念和多个产品原型。Tovertafel采用的是目前颇为流行的互动投影技术,传感器的使用能检测到手或手臂的移动,投影则可以投在任何桌子的表面,无论是何种颜色或材质,所以几乎不受场地限制。 经过评估,Tovertafel被认为是一个能提高老年痴呆症或痴呆症患者生活质量的互动工具,一段时间之后,患者的积极情绪、社会活动和体力活动都有显著增加。目前,这个产品已经被Active Cues公司成功地带入市场。从2015年3月上市至今的一年半时间内,售价为6600欧元的Tovertafel已售出500套。而针对自闭症儿童开发的Tovertafel Unique版本也有望在2017年推出。 Tovertafel在商业上的成功,展示了游戏设计的另一个市场――严肃游戏和应用游戏市场的市场潜力。Niki Smit说,不同于娱乐游戏市场的B2C模式,应用游戏的市场是B2B模式。在这里,设计师通常和一个专业合作伙伴,即一个领域的专家或机构一起合作。以《深》这个项目为例,他们和荷兰拉德堡德大学行为科学研究院里一些非常热情的科学家一起工作。设计师与这些合作伙伴一起研究游戏的有效性并创建一个值得信赖的“产品证明”,然后再与其他领域的专家取得联系,例如医院、治疗师、护理院等。 Monobanda的游戏设计关注于不同人群的需求,他们还曾经为2~5岁低龄儿童开发iPad游戏《不睡觉的小诺特》,以帮助他们尽快入睡。在这个项目中,设计师和畅销小说家Renate Dorrestein以及Trimbos心理健康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合作,为幼儿创造了一款好玩又安全的游戏。这个游戏不仅获得了家长的认可,也获得了多个奖项。 游戏设计师的探索还在继续,也许有一天游戏真的可以成为治疗人们心理健康问题的工具?这个前景令人期待,比起用电击方式治疗“网瘾”的无知与粗暴,游戏设计师和科学家紧密合作的工作方式显然更具有说服力。 游戏设计论文:城市居住区儿童游戏场地中的景观设计要素探究 摘 要:童年时光是每个人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且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每个人的成长道路。儿童的快乐与欢笑大部分在游玩之中获得,游戏的过程其实也是儿童学习技能和培养品质的过程。本文意在从儿童的角度出发,通过从各个方面分析充满乐趣的儿童活动场所的景观设计要素,尝试构建出让儿童乐在其中的居住区活动场所。 关键词:儿童;城市居住区;游戏场地;设计要素 任何一种户外空间的场地设计中都包着含大同小异的景观设计要素,如植物、地形等,其在不同的场地类型中所呈现的形式以及发挥的功能有所差异。本文中将针对城市居住区儿童游戏场地这一限定的背景下,分析其主要包含的景观设计要素,并针对其在场地中起到的多种功能进行详细分析,对儿童游戏场地的设计策略作一个大致的总结和概括。 1 植物 植物在儿童进行户外游戏活动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广义上,人们的认知中自然的代表就是植物,然而很多游戏空间却往往忽略这一重要造景要素,使得缺乏儿童想要亲近的欲望。本文将从植物在儿童游戏空间的几个不同功能进行分析。 1.1 空间塑造 植物可以塑造出不同的空间类型,进而引导儿童各种类型的游戏行为。例如,在较为敞开的空间中,本身其具有开放平坦外放的特征,使儿童在其中进行追逐奔跑等类型的游戏;而一些较为幽闭的环境空间则会促使儿童产生探索欲望,想要进行探险类型的游戏。 1.2 教育功能 植物除了一些常识中庇荫、净化空气、降低噪音的功能外,同时提供给了儿童亲近大自然的机会,让儿童在自然环境中感知四季的变化。儿童可以通过多重感知器官近距离接触自然,他们可以闻植物的味道,触摸它,观察到其颜色和形状特征,当儿童将这些感知到的信息综合起来时,他们就获得了对这种植物较为全面的认知。 1.3 与自然互动 儿童对一个事物的注意力往往不会太久,而自然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因此儿童对于自然的兴趣度会较为持久。有医学研究表明与自然的亲近是治疗儿童自闭症的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要注意的是,在选择植物时要避免有刺、有毒以及有刺激性的植物,在配置植物时应考虑到植物的层次错落以及四季的变化,以增加儿童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和感受。 2 水景 水景在儿童游戏空间中的应用也是十分常见的,因为水的一般特性是不变的,差异性是由于服务对象的变化导致的。比如儿童对水的安全性要求高于成人,对于水的审美与成年人有异等。 2.1 趣味性 每个人生来都有亲水性,儿童作为人最原始的状态,亲自然本性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儿童的这种特性再加上水本身又具有可见、可听、可闻、可触的多重特性,因此水景在儿童游戏空间中是十分必要的元素。无论是一点点状水景,如旱喷,或是一些带状浅溪或是片状景观水,都能让孩子们沉醉其中,玩得不亦乐乎。 2.2 柔化空间 水与硬质铺装相结合可以起到柔化空间的作用,水的流动性使它的形状更加的随意。而水的倒影功能可以使空间中产生虚实结合的效果,丰富空间层次,使空间更加灵动。一些设计巧妙的水景小品,可以充当空间中的视觉焦点。 3 地形 一般来说,我们将地形主要分为平地、坡地以及凹地三种。平地是指坡度不在人可识别范围内的地面,也就是水平面。儿童一般在这种场地上进行休息和交流活动。而坡地形式上的起伏使得这种地形具有动态感和运动感。处于坡地上的景观要素,往往是空间中的视觉焦点,可以引起儿童的注意。凹地形是坡地相反形式的呈现,其形成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两个坡地之间形成的凹处,另一种是当土壤被挖后形成的低洼处。这种地形具有封闭性和内向性的特点,容易使置身其中的儿童形成一种安全的心理感受。 3.1 利用地形控制游览节奏 利用不同的地形可以对儿童的行进方向和速度进行控制。例如,当我们想减缓儿童的游览速度时,可以通过改变地形的高差,合理安排游览过程中的高潮。这样儿童身心能得到较大的满足,并且可以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3.2 利用地形引导视线 不同的地形对儿童的视线有不同导向性。宽敞的平地上一个简单的形式变化、坡地的高点以及凹地的低洼处,很轻易吸引到儿童的视线和注意力,是景观空间中非常合适的展示型区域。 4 铺装 在儿童游戏空间中,除了自然原生态的森林中对于铺装的应用较少,在其他的活动空间铺装都占有很大的比例。一般,我们将其功能分为以下四大类。 4.1 承载交通 铺装的首要功能就是承载交通,也就是供人行以及车行。一般情况下儿童活动空间都是禁止机动车进入的,所以除了人行道路之外还要考虑到儿童车,因此要单独制定游览线路。 4.2 导向作用 由于儿童的年龄较小,空间辨别能力以及方向感还未完全建立,所以我们可以在铺装上面给予一些引导,通过不同的材质变化来吸引其往不同的方向行进,帮助孩子形成方向感和空间感。 4.3 组织空间 在衔接不同的游戏空间时我们往往会采取地形高差的变化来连接,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改变铺装的形式、材质或铺装的色彩。这样可以更直观的让孩子看出空间的不同,用这种方式打造的空间由于变化多端,所以更加具有趣味性,孩子们会更喜欢。 4.4 警示功能 在一些不适合小朋友玩耍的有危险性的区域,可以用比较醒目跳跃的色彩来提醒孩子注意,铺装的颜色突然醒目可以起到提醒的作用。因为要考虑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需求,一些年龄稍大的儿童的活动区域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来说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我们要在其周围对儿童进行明显的提醒。 儿童游戏空间对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其中所包含的景观要素种类繁多。本文只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主要元素进行了功能分析,以期对儿童游戏空间中的设计要素有大致系统的了解之后,更为深入地进行研究和探索。 游戏设计论文: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策略的设计与应用 摘 要:游戏是一种常见的、古老的活动形式,数学游戏指的是那些具有趣味性、竞争性与娱乐性的游戏方法。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可以有效地提高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在开拓游戏教学的过程中,合理安排游戏和数学教学的平衡关系才是教学的关键。从游戏与小学数学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游戏性教学的策略设计与应用。 关键词:小学数学;游戏教学;兴趣 数学是一门既抽象又单调的学科,很难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小学生喜欢新颖、新奇的事物。而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则能够改变这种乏味的学习氛围。游戏性教学是将游戏与数学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重要方式,是一种全新并显著的教学方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有着较强的可行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一、游戏性教学的概述 1.游戏与教学策略的关联性 小学数学传统的教育方式是通过听讲的方式完成,这种教学模式效率低,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爱好。而且数学科目比较抽象、缺乏趣味,需要学生发挥想象,因此游戏性教学不可 或缺。 游戏性教学是数学教学内容获得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数学思维的培养,而且还能激发学生的热情,从而培养正确的学习数学的态度,是创造性思维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 2.开展游戏性教学的作用 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能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和谐、有趣的学习环境,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好,开拓创造性思维。同样,数学游戏性教学有利于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从小学数学的角度来看,数学游戏性交流能帮助学生通过非正式的观察与抽象的想象连接数学结构和符号语言,帮助学生用词汇描述数学概念,加深理解。数学游戏更有利于学生体验数学知识的创造过程,它是通过游戏发现数学结论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游戏教学,是相对于数学结论性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 二、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的设计和应用策略 小学数学具备游戏性教学的基本条件,结合小学生兴趣爱好,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开展的策略是目前教育方面重点研究的内容。 1.改变教学方式,增进游戏性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曾说:“最好的学习动力是对所学材料有内在的兴趣,而最能激发学生兴趣的莫过于游戏。”对小学教育来讲,游戏教学是开发学生思考方式和兴趣的最佳教育手段。由于小学数学比较枯燥,往往在学习过程中,小学生会产生抵触反感心理,但采用游戏性的教学方法就可以从另一方面调动小学生的兴趣爱好与积极性,在游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掌握其中的数学知识。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找到小伙伴”的教育游戏,要求学生给各种水果、玩具车和小动物玩具找伙伴,要求把相同的物品放在一起,这样才能引导学生进行分类,学生将在游戏过程中理解分类的概念。 2.改善教学环境与教学方式 改善教学环境与教学方式是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的基本策略,它有利于解决数学的高度抽象和学生思维的具体形象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学生掌握数学方面的知识与技能。通过改善教学环境,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也能引起学生关注活动的兴趣,引导小学生沉浸在探索和思维的情境中,挖掘学生的潜力和能力,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解答能力。 例如,在教学认识角的一课中,我引用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在我们的图形王国中,有一大群可爱的图形娃娃,它们生活得很幸福,常常在一起唱歌、跳舞,一起玩游戏,其中,“角娃娃”最顽皮。在图形娃娃们玩捉迷藏游戏的过程中,角娃娃躲到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物体中,你能把它找出来吗?这样导入,不仅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而且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本课的学习营造了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3.融入教学设施与多媒体技术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多媒体技术将电子技术与网络技术结合在一起,具有许多宝贵的功能与特性。多媒体的发展促进了教学方式的改革,提高了教学趣味性,充分发挥了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立体几何图形如何求解的教学中,学生对三维立体空间缺乏想象力,老师可以通过三维模型的演示和展现,让学生进入三维化教学中,对立体图形的长、宽、高,体积、表面积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印象。除了多媒体技术外,也可融入其他硬件设施,设定游戏情境,通过计算机网络条件完成教学任务。 综上所述,游戏性教学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师应该将游戏与数学相结合,注重游戏性教学的策略与应用的实施,从而提高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应用思维能力,使学生更容易掌握数学知识和技能。 游戏设计论文:学前教育专业《幼儿园游戏设计与指导》课程教学策略探讨 【摘 要】2011年国家颁布《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在幼儿园职前的教育目标与课程设置中,“幼儿园游戏设计与指导”是幼儿园学习领域的一部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幼儿园课程要以游戏为主,让幼儿真正成为活动的主人,实现游戏与教学的最优化的结合幼儿园课程的生活化和游戏化是当前幼儿园课程研究和实践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关键词】幼儿游戏;课程研究;教学设计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大众对于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也是越来越深刻,教育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普通群众的重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给中职学校培养幼儿园教师的质量和规格提供了基本规范。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应怎样使用正确的教学策略?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2011年国家颁布《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在幼儿园职前的教育目标与课程设置中,“幼儿园游戏设计与指导”是幼儿园学习领域的一部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幼儿园课程要以游戏为主,让幼儿真正成为活动的主人,实现游戏与教学的最优化的结合幼儿园课程的生活化和游戏化是当前幼儿园课程研究和实践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它关系到幼儿园课程特质的显现,关系到幼儿教育的成效,关系到幼儿的发展。作为培养幼儿园教师的工作者,在《专业标准》的视域下,开展课程教学策略改革。本文结合自身几年的从教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学前教育专业《幼儿园游戏设计与指导》课程教学策略改革。 一、教师教学活动中的角色及作用 在我国近期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就对于幼儿应该有的教育方式有着明确规定,首先一条就是幼儿园应该以游戏为最基本的教育活动。其次应该根据幼儿的年龄来选择适合其年龄特征的游戏指导。三是为幼儿游戏创造一个良好的游戏环境。这三点说明了教师在幼儿教育中应该以什么方式为主的教育要求。二教师在教育方面特别是教育孩子方面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幼儿教师应该有超乎一般教师的安心于活泼而又全面的指导能力。例如““幼儿园游戏与指导”这一学习任务中,首先给学生一个“中秋节”的主题,学生集体谈论可以生成哪些教学活动,如何通过游戏来完成这些教学内容。然后分小组进行角色扮演,模拟幼儿游戏场景。发现问题,重新调整主题内容。这一过程,学生可以基本掌握课程与游戏相互生成的方法。并能够进一步的了解自己在教学中的作用。 二、教学方法多样化 教师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探索模拟课堂、现场教学、情景教学、案例教学等”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专业标准》中把“游戏活动设计与指导”作为七大核心专业能力之一,这就决定了“幼儿园游戏与指导”是一门实践课程。相应的我们采取了以下教学方法: (一)项目教学法。将课程任务分解为多个学习项目,向学生下达学习任务,通过调查研究、操作练习、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多途径主动探究,解决问题。 (二)情景模拟法。就是将教学过程安排在一个模拟的情景场合之中。通过教师的组织,学生的仿真提炼、愉悦宽松的场景中达到教学目标,锻炼了临场应变、实景操作能力,又活跃了教学气氛,提高了教学的感染力。例如,一组游戏,另一组灵活运用所学的观察方法进行观察,撰写观察记录,然后互换。这种教学方式的运用既满足了学生提高实践能偶培养的需求,也体现了其方便、有效、经济的特点,能充分满足课堂教学的需求。 (三)案例分析法。 (四)现场教学法等 三、探究幼儿园游戏设计的新思维、新视角 (一)注意游戏课程思考的范围 首先,要结合古今中外的各种游戏活动,根据他们的系统介绍对其优点和不足有一定的了解。其次,要注意考察学生生活环境中能够接触到的多种游戏资源,在清楚其设计原理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开发其使用方法,介绍先进的游戏理念和游戏方式,重点学习一些多种游戏活动中所必须掌握的技能。然后,要对游戏活动的负面作用进行深刻的揭示,尽量避免游戏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样长远的发挥出学前游戏教育的重要作用。 (二)为幼儿游戏课程的发展创造环境 对于幼儿教育工作者的精心总结的游戏课件和相关的理论经验应该是提供特定的平台进行展示,这样大家的探索研究成果都可以得到展示,同时也可以很好地激发大家的教育创新和教育灵感。在幼儿园可以用过各个区域角来展示幼儿的作品,为游戏活动的发展创造环境。如“美工区”“小科学家”等展示作品的地方,很多宝宝将自己折的纸、捏的橡皮泥等可爱的手工艺品贴在栏里,教师通过播放影片的形式来请大家欣赏片中的艺术品。让他们去讨论各自的作品从而提高各方面的能力。 幼儿园游戏设计与指导是幼儿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开展教育启蒙的金钥匙。其中不乏许多的教育专家对教育实践的开展提供的方法论指导,也有基层的教育人员总结的教育心得,可是教育之路任重而道远,对教育游戏课程设计的探索更应该矢志不渝,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对有《幼儿学园游戏设计与指导》课程教育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并且及时填补教育领域的空白,立足于长远,不断完善,方能突破当下。 游戏设计论文: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小学数学教育游戏设计探讨 摘 要:对小学生而言,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其形成思维、提高思维能力的过程,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小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教育游戏领域在培养小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方面创新了很多游戏设计模式,本文对小学数学教育中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游戏设计进行探讨。 关键词:培养能力;解决问题;小学数学;教育游戏 一、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小学数学教育游戏 1.小学数学教育游戏简述 在小学数学课堂上,通过设置游戏环节的形式,达到促使学生学习知识和提高能力的教学目的,就是教育游戏应用的价值。数学基础知识的学习通常较为单一枯燥,学生对单调的内容和固定的教学模式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和厌倦情绪。将数学教育游戏融入课堂教学中,能激发学生数学学习兴趣,学生才能真正认识到数学学习的重要性。 2.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小学数学游戏设计意义 (1)数学课堂上游戏的设计,有效结合教育性与娱乐性,为学生提供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与氛围,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1]通过对游戏每一个环节的设置,完成相对关卡的任务,避免了简单问答的枯燥性,将教育的目标寓于其中,可大幅度提高学习效率。 (2)游戏设置过程中,教师有针对性地根据学生的心理活动和个体差异进行设计,符合学生能力水平高低不同的现状,在游戏的同时准确掌握了学习的难易程度,可于无形中增强学生对数学学习的信心,从而为学生搭建培养解决问题能力的桥梁。[2] (3)游戏穿插于数学课堂,最直接的意义在于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又能有效开发学生的数学思维。 二、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小学数学教育游戏设计 1.数字游戏,培养敏捷反应能力 小学数学内容本身没有太大的难度,教师的主要任务应放在培养学生的兴趣和提高能力方面,因此,部分游戏的设置教师只要将出发点定在保证游戏具备一定的趣味,学生课堂能够集中注意力听讲,很好地掌握住学习内容即可。例如,设置“不报3与3的倍数”的游戏:学生依照顺序展开数学,保证每个数字都是3的倍数。逐渐加大难度,即任意抽取一个数字,抽取到3的倍数的学生不需要报出数字,否则会受到一定的惩罚。此外,教师也可以设置“萝卜蹲”的趣味游戏,以背诵乘法口诀的形式进行,学生任意抽取两个数字,如5和6,并在短时间内说出“5萝卜,6萝卜,抱走30个大萝卜”,这样的游戏不但能提高学生的敏捷反应力,同时还能巩固学生的数学基础知识,调动学习积极性。 2.竞争上岗游戏,培养归纳推理能力 归纳能力的培养在小学阶段的学生能力培养中非常重要。小学数学中的小数运算、分数运算的练习,如果学生仅仅背诵对应的公式和定理,不对公式和定理进行思考与归纳总结,那么必然会出现更多的运算错误情况。具备归纳总结的思想与能力,才能在各种数学训练中发现问题的统一性,自主观察数学计算的各种规律,通过总结和运用,更准确地解决问题。因此,教师在设计游戏时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例如“竞争上岗”的游戏,教师给出学生一些数字,让学生在一分钟内说出这些数字之间的关联,推算出公式,答对的同学可以进入第二关,答错的继续推导同一类型的数学题目直至回答正确。能力强的学生可以持续闯关,竞聘上岗。 3.找好朋友游戏,培养分类思考的能力 数学知识的积累与探索,需要知识分类、简化问题的过程。比如学生如果能将分数化为一类,那么就可以在认识分数本质的基础上探索与分数相关的数学知识。分类能力是一种简化问题的重要能力,教师对学生进行分类能力的培养可以从合理设置游戏入手。例如找“好朋友”游戏。教师让学生进行抽签,每一张纸条上都有一个编号,教师只需要公布第一张编号数字,让所有学生根据自己编号的相关性在一定时间内分类组队,以小组形式归类,哪个小组用最短时间完成,即可获取胜利并得到相应的奖励。这个过程除培养学生的分类思考能力外,还能有效锻炼其团结协作能力,体会到集体协作的巨大力量。[3] 4.巧搭积木游戏,培养数形结合能力 数形结合内容在数学知识中占有很大比例,小学阶段学生掌握好数形结合的知识,是以后进入初高中学习数学的重要基础。我国古代使用的算盘就是一种数形结合思想的体现,学生一旦形成了牢固的数形结合思想,那么在遇到一些数学问题时,通过思维计算,便能大幅度提高自己的计算水平。提高数形结合的能力也离不开趣味性游戏的设置,例如,在学习“加法和减法”时,可以设置巧搭积木的游戏。教师为学生提供20块不同颜色的积木,让学生摆出十位数以内的加减法运算,这个游戏只需要学生操作即可完成,通过实践来得到启发和结论。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后,教师可以加大难度,如红色积木代表10,黄色代表100,等等,同样的积木表示更复杂的数学运算方法。通过反复练习,学生在遇到数学问题时,脑海中就会形成对应的数形结合框架,以数学思想解决数学问题。 5.“二十四点游戏”,培养联想创新能力[4] 学生具备一定的联想创新能力,就能轻易将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拥有全新的思路解决数学难题。传统的“二十四点游戏”就能有效锻炼联想创新能力。将两副扑克牌分为记分牌和计算牌,教师将最大的和最小的牌抽掉,设J牌为11,Q牌为12,K牌为13等,如果谁随机抽出的四张牌相加等于24,则可从其他学生手中拿走1分;如果计算错误,则扣掉3分,分数扣完的学生出局。这种数字计算游戏是思路的扩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联想能力。 三、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小学数学游戏设计的注意事项 以游戏的形式进行课堂教学,看似简单,但其中有很多事项需要引起教师的重视。首先,必须明确设置游戏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游戏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具备目的性和针对性,必须符合游戏情境的真实逻辑,以防出现学生对虚拟和真实情境混淆不清的情况,要为学生建立真实的游戏能力提升架构。其次,要保证游戏设计的全面性,游戏进行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根据学生的不同表现及时调整游戏方向,以求更快地达到提高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最后,要保证游戏兼具教育性和娱乐性,注意提出问题后的解决策略和途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游戏环节在小学数学课堂上的设置,归根结底是为了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教师要努力将数学教育游戏和学生动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合理地贯穿起来,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地应用于小学课堂教学中,努力让学生尽情感受数学带来的魅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 游戏设计论文:对居住区儿童游戏场地的设计思考 摘 要:儿童游戏场所作为居住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儿童在校园之外的一个重要活动空间,是缓解儿童精神压力,激发儿童创造力,提高儿童交往能力的综合性活动场所。本文从居住区儿童游戏场所中场地设计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场地设计中位置选择、面积大小、功能分区、设计要素几个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儿童;场地设计;儿童游戏场 1 场地的功能分区 不同功能的空间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儿童的需求,这样既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儿童的各自需求,又可以使他们的游戏活动互不干扰。宅前绿地中的游戏场地较小,多为幼儿和学龄前儿童活动,可进行简单的分区设计。居住区中心绿地的儿童游戏场地,规模一般较大,可按年龄组或按游戏方式进行分区设计。按年龄组可分为幼儿活动区、学龄前儿童活动区和学龄儿童活动区;按游戏方式可分为玩耍区、游戏器械构成的活动区;另外,供家长照看或休息的场地为休息区。 1.1 学龄前儿童活动区(3~6岁) 学龄前的儿童对户外活动的需求大,是居住区儿童户外游戏场所中最主要的使用群体。根据这一时期儿童的特点,游戏场地的设计形式应略加复杂,内容变化应多样、色彩应丰富。场地中心作为儿童活动的区域,可设置小块草坪、沙坑、铺装地面及小型游戏器械。玩沙是这个年龄段儿童较为欢迎的,设置时应适当围合,并有部分遮阴;游戏器械应为简单的游戏组合,如弹簧类座椅、跷跷板、简单的滑梯和座椅式秋千等。游戏器械的安置要足够安全牢固,以防儿童或成年人偶尔使用时发生意外伤害。 1.2 学龄儿童活动区(7~12岁) 学龄儿童有独立活动的能力,能进行一定的体力活动,具有初步抽象逻辑思维和自主的行为习惯,不喜欢固定的人为设计空间,通常喜欢去一些没有什么明确信息指导该做什么的、杂草丛生的地方,有时具有某种危险信号的地方更是具有神秘感。空地一直都最受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喜爱, 因为它能够提供做事和玩耍的自由。 2 场地的设计要素 2.1 出入口 出入口的设计非常重要,它是儿童了解整个游戏场所的第一步,是形象所在,是儿童进入空间前第一眼见到的东西;因此,儿童游戏场出入口的设计应简单又明了的表达,并且具有吸引力,可以设置儿童喜爱的元素,如儿童喜爱的卡通雕塑等;儿童游戏空间的出入口应明确这样的信息:这是给儿童使用的场所,是可以玩以及进行尝试和发现的地方。 2.2 地形设计 在居住区的儿童户外游戏空间的场地设计中,地形处理既要满足儿童活动安全的要求,又要有娱乐性。体育运动需要平整的场地,地形也要求平坦、不积水,排水坡度为1%~5%。如果要营造自然效果,最好挖土造坡地、小丘,处理成柔和起伏的缓坡地,坡度为5% ~15%,既利于地面排水,又符合自然美的要求。地形高度的变化可提供许多活动内容,可以让孩子们在上面打滚、俯冲、滑行、躲藏,而且许多玩具可以从斜坡上滚下来,这些都是儿童喜欢的游戏。 2.3 植物 从孩子的眼睛出发,一切事物都是新奇、奇特的,尤其是具有生命力的植物。植物的茎、叶、花、果实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姿态、色彩、气味以及声音方面发生变化,这一切都会带给孩子们无穷的乐趣。居住区儿童游戏场所景观设计中植物的种植设计应充分利用其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满足孩子们好奇和求知的欲望。在植物配置上,充分考虑了土壤特点,植物四季季相更替和色彩搭配,以使在不同季节形成不同的景致,同时形成稳定,自然的生态植物群落。在边界处宜采用乔木和灌木的组合搭配形成一道绿色屏障,使游戏场处在绿色包围之中,营造良好的私密程度和天然环境。建筑物边角绿化可建造花池或是灌木和地被相结合种植,在软化建筑外立面的同时,让儿童更便捷的近距离观赏植物。 在树种的选择上,儿童图画书中常见植物,应列入首选,比如蒲公英、向日葵、牵牛花。乔木的选择上,五角枫、红枫、银杏、鹅掌楸、水杉、杜英等叶色独特,这些植物也可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培养他们认识植物,认识自然的兴趣;如龙爪槐的树形很独特,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儿童游戏空间内不宜种植不利于儿童健康安全的植物,例如:花、叶、果有毒或散发难闻气味、有过多飞絮的植物、易招致病虫害及浆果植物都应避免。 2.4 铺装材料 在儿童活动场地,应根据活动的不同类型选择不同的地面铺装材料,如:供孩子奔跑、骑车等活动区域,地面的铺装材料可以选择广场砖、柏油类的硬质材料,但应注意的是避免使用刨光材料,以防雨雪天气地面湿滑造成儿童意外伤害。供孩子做游戏、玩玩具的地方,铺地适宜采用软塑胶等弹性材料,其铺地形式以体现童趣的色块、卡通图案铺地为主,鲜明的色彩和各式图案能为儿童提供视觉刺徽,吸引儿童的注意,渲染儿童活动区域活泼、明快的气氛。供儿童放风筝、踢足球等活动的地面,可以结合草坪进行设计,草坪不但可以美化环境、涵养水源、吸收灰尘、降低地面气温,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还让孩子亲近自然提供场所,但草坪设计要有一定的坡度,以利于排水。由于儿童的游戏特点,儿童游戏草坪宜采用狗牙根、结缕草等耐踩性草种。 2.5 游戏器械 该年龄段的幼儿来说事物刺激吸引他们的注意,而不是对事物的思维。器械运动区正是提供这种“刺激”的最佳场所。通过设计各种色彩鲜艳,造型奇特的器械,引导儿童去攀爬,滑行或摇荡等。居住区儿童游戏场地常设置的器械有以下几种:第一,滑梯:由扶梯和滑行道组成,多为塑料成品。儿童从扶梯登上后由滑行道滑下。有的滑梯外形做成各种动物形状。滑行道一般为直线形,也有做成螺旋形的。滑梯高度根据儿童年龄有所区别,但最高不得超过3米。第二,秋千:秋千是最受儿童欢迎的器械之一,由框架和摆座组成。多为铁木结构。在设置秋千时应注意地面铺设安全材料,以防儿童不慎跌落发生意外。第三,木马:一般为塑料成品制成的马或其他动物形象,背部有鞍座,儿童骑上后身体前倾或后仰,木马便前后摆动,可供较小的儿童使用。第四,攀登架:形状为一直立扶梯,固定于地面。儿童可攀援而上,翻越过架,再缘梯而下。攀登架也可做成其他各种复杂的架状结构,儿童可在架间穿越攀登3 场地的面积大小 在国外的许多国家,根据儿童游戏场的性质,有明确规定游戏场的规模面积、服务半径、服务人口等内容。在我国,居住区儿童游戏场地包含在居住区内的公共绿地中,具体的面积估算方法是取公共绿地面积的1/3 ~ 1/5;根据目前国家标准确定的居住区绿化定额指标:组团不少于0.5m2/人,小区(含组团)不少于1m2/人,居住区(含小区 4 场地的位置选择 居住区儿童户外游戏场地位置的选择应便于儿童就近使用,儿童出入方便。可选择有部分围合的位置设置儿童游戏空间,而且要有充足的阳光、良好的通风条件、并有适当的遮阴地块。另外,场地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适当的围合,避免儿童的活动受到外界活动及噪声的干扰。 尽量远离主要交通道路和道路的交叉口,最好与其他活动场地接近,便于成人看护,同时也让儿童有了安全感。 5 结语 居住区的儿童游戏场地的分区设计符合了不同年龄儿童的需求,也符合家长的希望,但是设计时也不一定要完全按照分区来划分场地,因为把不同年龄的儿童完全分开,就不能增加不同年龄儿童之间的互动,设计时是否可以考虑在各区域之间形成一个过渡区域。 作者简介:陈传荣,女,讲师,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 游戏设计论文:对外汉语课堂游戏教学设计 摘 要: 随着“汉语热”的持续升温,对外汉语教师如何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学趣味性,培养学生对汉语的兴趣成为汉语教学研究的重点。作为教学手段之一的课堂游戏被许多对外汉语教师采用,有效的课堂游戏可以使学生在玩中学,让课堂变得生动有趣,所以游戏教学法在对外汉语课堂上很有必要。与中国学生的刻苦安静不同,印尼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更活泼开放,教学内容的有趣性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热情与兴趣。本文主要针对在华印尼学生的汉语学习现状,就如何增强汉语课堂趣味性提出方法与建议。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 课堂游戏 趣味性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汉语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然而,对于母语非汉语的学生而言,其难度较大。为了让外国学生从一开始就喜欢学习汉语,趣味教学就成为许多对外汉语老师关心的问题。王芳认为,趣味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运用幽默生动的语言、富有感染力的激情、灵活的教学技巧等,最大限度地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效果①。 1.什么是课堂游戏 课堂游戏就是所谓的“游戏教学法”,“游戏(语言游戏),广而言之,指外语或二语课堂教学中一切有组织的语言活动;狭义而言,可指在外语或二语课堂教学中为调动学生积极性,巩固运用所学语言知识,以趣味性、灵活性和多样性的内容穿插在教学过程中的语言活动。游戏的目的是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同时复习和练习所学语言知识,运用语言进行交际,从而达到外语或二语教学效果”②。课堂游戏最大的作用是消除学生在学习枯燥知识时所产生的畏难及抵触情绪,在轻松的环境下帮助学生克服负面情绪,调动学习积极性,努力掌握语言知识。 2.对外汉语课堂游戏教学的原则 游戏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其作用是辅助教学,让学生轻松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但在使用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比如:教师选择的课堂游戏要与学习内容、难易程度相匹配;游戏使用要适度,过多使用会导致学生产生疲惫感;教师需要充分备课以避免游戏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游戏规则要简单明了,使全体学生参与游戏,从而保证教学质量。 3.对外汉语课堂游戏案例展示 案例1:拍三令。 人数:5―15人,适合小班教学。 游戏规则:所有人围成一圈轮流数数,当遇到3和3的倍数时,就以拍巴掌表示,数错或拍错都要接受惩罚。 惩罚措施:根据教学目标设定惩罚措施,如背诵课文、组词造句、即兴演讲等。 游戏说明:各阶段学生都适用。比如零起点学生可以在学完数字以后开展,结合课文背诵,既可以锻炼学生的反应能力,又可以帮助他们熟悉用汉语数数,还可以完成枯燥的课文背诵,一举多得。 案例2:萝卜蹲。 人数:3人以上。 游戏规则:每位学生代表一种蔬菜或水果,将相应的蔬菜或水果的图片带在身上。老师发出开始指令:“萝卜蹲萝卜蹲,萝卜蹲完西瓜蹲。”代表西瓜的学生要马上接上:“西瓜蹲西瓜蹲,西瓜蹲完……蹲。”同时配以下蹲的动作。做错或反应慢的学生将被罚下场,最后留在场上的学生获胜。 奖励措施:教师可给予获胜的学生一定的奖励,以中国特色小礼品为佳,如中国结、剪纸等。 游戏说明:对实物名词的教学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学生快速直观地记住所学词汇。适用于各阶段学生。 案例3:故事接龙。 人数:15~30人,人多可分组。 游戏规则:教师给出故事开头,然后学生轮流将故事编下去。若分组进行则可以选出讲故事优胜组,给予一定的奖励。 游戏说明:该游戏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汉语表达能力,可在口语课或读写课上使用。情节生动的故事还可以组织学生以小话剧的形式表演出来。适用于中高级阶段的学生。 案例4:老狼老狼几点了。 人数:10人以上。 游戏规则:教师指定一名学生扮演老狼,其余学生扮演小白兔。教师在地上画一个圈来表示小白兔的家。“老狼”背对着“小白兔”,“小白兔”围绕在“老狼”身后,一起拍手喊:“老狼老狼几点了?”教师在老狼前面展示时钟道具,“老狼”根据展示的时间用中文回答。比如教师展示的是“十二点”,“老狼”回答之后,就要转身捉“小白兔”,大家要赶快往“家”里跑,被抓到的小白兔继续扮演老狼。 游戏说明:这款游戏适合教外国小朋友,适合练习具体时间的表达,比如“……点零……分”、……点……分”、“……点半”、“……点(一或三)刻”等。 4.游戏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教师使用课堂游戏时要注意调节课堂气氛、把控游戏时间,以防游戏气氛过热或过冷不能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各游戏适用的人数不同,如遇人数较多的班级,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组;还需要注意各国的文化习俗,避免触碰留学生的文化忌讳。 游戏设计论文:综合主题课程背景下幼儿园区域游戏内容和材料的创新设计 【摘 要】幼儿园是我国教育事业最为基础的学前教育机构,集中对幼儿进行保育和管理,同时对幼儿进行简单的学前基础知识教育,主要为缓解家庭教育在培养幼儿时所要面对的时间、环境等压力,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幼儿的身体以及心理和智力等进行一定手段的维护和发展。幼儿园区域游戏是一种极为先进的教学手段,引导幼儿可以自由的学习探究,在自主发现的过程中达成自我完善的教学目标,在综合主体课程背景下,创新幼儿园区域游戏内容和材料,对提高幼儿园整体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简单对幼儿园区域游戏内容与材料的创新设计进行一点简单的探讨,以供参考研究。 【关键词】综合主题课程;幼儿园;区域游戏;内容材料创新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为应对市场对人才具备专业综合素质的要求,不断地对现有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创新,综合主题课程作为新课程改革政策推出的重要教学手段,对提高幼儿的学习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教师专业能力的提高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在综合主体课程背景下,创新设计幼儿园区域游戏内容以及材料,促进幼儿在游戏中自主学习探究,从而达到完善自我的目的。 一、幼儿园区域游戏内容的创新设计 幼儿园区域游戏是幼儿园日常教学活动中较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幼儿在幼儿园的学习阶段,智力发展以及身体发育还处在基础阶段,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游戏,幼儿可以锻炼身体素质以及刺激智力发展,帮助幼儿在成长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现阶段,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使得家长以及教育机构过分重视对幼儿进行超前知识的学习,使得幼儿教育适得其反,鉴于此,幼儿园教师对区域游戏内容的创新设计应当考虑到实际的教学情况,以及幼儿的实际知识接受水平,从而进行幼儿园区域游戏内容的创新设计,简单以小班幼儿的区域游戏内容创新设计进行分析探讨。 小班幼儿在智力以及身体发育上面还较弱,性格特征以及心理特征都是处在一个较为基础的阶段,因此在对小班幼儿进行区域游戏创新设计时,要考虑到小班幼儿的实际智力发展水平以及心理特征,同时要设计运动量较小,符合小班幼儿的身体发育以及基础力量特征,另外在创新设计区域游戏内容时,要考虑到小班幼儿对世界好奇心强这一特点,综合出一套既具备知识学习内容,又具备一定趣味性的主题游戏课程,达到寓教于乐的教学目的。简单举个例子,教师构建一个以动物为主题的综合课程,开创多种区域游戏,帮助幼儿通过区域游戏内容达到理解各类型动物的教学目的,教师可以开创美工区域游戏,准备贴纸、褶皱纸、各类彩纸、胶水、剪刀等,引导幼儿根据教师提供的动物形象,自主通过应用各种材料以及剪刀、胶水等设备,做出自己喜欢的动物,幼儿通过该种区域游戏,一方面认识了各种动物,并深刻记忆,另一方面锻炼了小班幼儿的自主探究能力以及对工具的运用能力,另外,教师可以构建一个表演区域游戏,组织幼儿进行小动物扮演,幼儿通过在集体面前的表演,从而帮助幼儿建立自信心等。 二、幼儿园区域游戏材料的创新设计 对于幼儿园区域游戏材料运用准备上,教师应当将幼儿作为游戏设计以及材料准备的主体,而不是将教师自身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理念作为游戏设计以及材料准备的主体,因此,幼儿园在提供游戏材料时,应当依据实际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环境,结合当地的社会环境特点,再结合幼儿自身对游戏需求的方面,进行区域游戏材料的提供,将综合主题课程与区域游戏相结合,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 幼儿园教师在确定了综合主题课程之后,要进行游戏材料的准备,通过电信、网络、纸张等方式,将要开展的综合主题课程详细的介绍给家长,并且把需要准备的游戏材料通过列表的方式,要求家长和幼儿协力准备好,幼儿通过家长对游戏材料准备的重视,也逐渐树立起责任意识,教师则可以将收集的游戏材料进行合理的配置,帮助主题课程顺利开展,在主题课程开展中,幼儿通过参与游戏从而反复运用游戏材料,达到巩固知识的教学目标,在教学课程结束后,教师要合理放置保存这些游戏材料,通过观察研究,将幼儿的弱项科目以及感兴趣的科目进行科学的延伸,使得幼儿可以长期的接受到感兴趣的课题,从而对该课题自主进行深入探索,推动幼儿未来的发展。 三、结语 综合主题课程是新课程改革措施中重要的教学手段之一,因其多元化的特性使得幼儿园区域游戏在内容以及材料的创新设计方面,更具趣味性,极大的提高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在立足于实际教学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幼儿的游戏需求,从而促进幼儿在游戏中获得知识以及生活经验,推动幼儿高素质的成长发展。 游戏设计论文:极简主义理念在当代游戏设计中的应用 摘 要:通过对近年优秀游戏设计案例进行评析,从界面外观设计到实质内涵意义两方面入手,对极简主义艺术理念在游戏设计的形式提炼、功能实现、情感共鸣、禅意美学体验等方面的应用进行探讨,解析极简主义游戏的艺术特色,并阐释极简主义艺术理念在当代游戏设计中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极简主义;游戏设计 “极简主义”一词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从美国兴起的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之一,又称“极少主义”(Minimal Art)、“简约主义”和ABC艺术。[1]俄国的结构主义、荷兰的风格派、德国的包豪斯等艺术设计流派,均基于极简主义美学理念,追求功能化与艺术化结合的简单和纯粹。自90年代开始,极简主义全面影响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服装设计等领域,且长盛不衰。电子游戏自五十年代诞生以来,伴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以及随之而来软硬件环境的快速改良,其面貌和内涵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游戏设计也开始从技术层面的探讨,慢慢转至美学、哲学、心理学等内涵的思考。如今,作为“世界第九大艺术”的游戏设计也对极简主义艺术理念做出了自己的诠释,风格独特且内涵丰富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本文试从极简主义游戏设计发展的当代背景入手,通过实例分析,由外观到内涵,探讨极简主义设计理念在当代游戏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1 极简主义风格的游戏界面兼具形式美感和交互效率 极简主义游戏界面外观通常具有以下特点:疏朗开阔的构图,清新唯美的色彩,简明洗练的造型,包括人物脸部五官在内的各种细节都被简略,极少或根本没有文字和对话。如同西班牙极简主义建筑设计师帕科・阿森修所说:“当一些非常有节制的作品,额外的符号被最大限度精简后的简单形式就是极简主义。”[2]近年备受关注的游戏《Prune(修剪艺术)》《Mountain(山)》《Monument Valley(纪念碑谷)》《EL》等游戏都是极简主义风格的作品。 在一些大型PC游戏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力图通过尽可能多的视觉元素和表现手法,在有限的游戏资源空间中向玩家传递足够丰富的信息。精巧的造型、华丽的色彩、炫目的特效、繁复的装饰、细致的质感……都极尽所能予以模拟和描绘。而在极简主义游戏界面设计中,包含造型、色彩、文字和特效等游戏视觉元素设计全部被简化,以达・芬奇“简单就是终极的复杂”的概念贯彻始终,将最终的设计确定为没有累赘,也无法继续削减的极简状态。以曾两次获得苹果应用平台官方推荐,并获得Indie Plus Contest的三等奖和国际手机游戏奖的最受期待游戏荣誉的《Prune(修剪艺术)》为例:几何化的色块背景,以不同层次的褐灰色调平铺,黑色的树枝和白色的花朵在一轮红日前生长……画面具有明显的扁平化特征,造型舍弃了细枝末节,色彩配置简单,主要以剪影造型为主,辅以简单的光影效果。增一分太多而少一分不足的形式美即是极简主义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极简主义设计不是偷工减料,也绝不是技术上无法实现繁复。而是有意让所有的减法操作围绕中心意图,即为了突出画面真正的内核。“极简主义是探求如何抛弃不必要的细节,而着重定义事物内在‘质’的一种方式。”[3]因为细节的简略和提炼,《Mountain》中的氛围情境特别突出,《EL》画面中的人物动态和变化成为视觉中心,而《Prune》树的姿态也显得特别醒目,使红日的造型与少量的白花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这就是极简主义理念影响下,设计师在视觉效果上做出的有意义的取舍。 正如日本著名设计师原研哉所言:“设计师的任务可以很繁琐,也能变得更加纯粹,实则却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而已,达到形式和功能的双重升华。”[4]极简主义界面设计除了考虑艺术效果,还特别强调界面交互的便捷性,也就是遵循设计中的“KISS原则(Keep it simple, stupid)”。极简主义游戏设计中的KISS原则应用就是强调信息简明,容易操作,人机互动反应快速。因此,极简主义游戏界面尤其适用于“短小精悍”的移动游戏。移动游戏设备轻巧,操控难度低,既不要求多少游戏经验的积累,也不需要呼朋唤友、团队作战,利用任何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阶段的游戏体验,且不需要太多内存和流量消耗。前文提到的游戏案例都符合这些特征。极简主义移动游戏一般关卡不多,通关总时长的设置也是比较短的,例如《纪念碑谷》,各版本的关卡数量设计都在6 ~ 10关内,每个版本的通关总时间为2小时左右。这种遵循游戏防沉迷理念而设计的游戏,具备更好的受众广泛性。 极简主义设计理念对功能的强调并不等同于纯功能主义追求的价值低廉、刻板机械。没有炫彩的画面和刺激的体验,操作简单,关卡较少的极简主义游戏要得到受众的欢迎,更要求设计师必须在关卡细节和设置上投入更多的思考。《Prune》中背景与树木形象的比例设计符合美学规律,树木萌发、生长和花开花落的过程也毫不随意,每一步进展都符合自然规律;《EL》《鬼魂的记忆》等游戏中的人物动作设计自然流畅且符合物理学原理;而《纪念碑谷》则在视错觉和数理原理方面有着精彩而严谨的设计。一款优秀的极简主义游戏,其出彩处往往就是由于各个环节有着巧妙的构思和严谨的规范。游戏虽为新兴传媒艺术,但其设计理念完全可以与德国、芬兰、丹麦等国家一贯追求细节严谨、讲求功能和制作精良的极简主义设计理念对接。 2 极简主义理念使设计师更加专注于游戏内涵设计 简单而有灵魂,这是极简主义游戏设计最重要的内核。如果没有这一内核,那么早期碍于技术问题而设计的方块移动和填数游戏等简单游戏都可以纳入极简游戏范畴。极简主义是设计师有意识地对素材进行取舍,对内涵意义进行升华。虽大刀阔斧地舍弃部分无关紧要的表面细节,但极简主义游戏必须能从画面的唯美生动和主题思想的深刻内涵两个方面重点着力,使游戏拥有让人惊喜的创意和耐人寻味的情感共鸣。因此,可以说极简主义游戏在内容、意境方面需要更为高级的设计,才能引起用户共鸣。 在许多游戏都依靠不断获取,不断膨胀自我来获得快感的普遍现象中,《纪念碑谷》反其道而行,整个游戏过程不仅是探索迷宫而已,更是偿还、救赎和反思的心路历程。其游戏体验就像著名的德国简约主义建筑设计师V.M.兰普尼亚尼所说的:现代围绕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难题就是喧嚣……如果想让自己感受舒适一些,人需要一种几何秩序来满足自己身体的爱好,是自己的精神得到提炼并得以发展。[5]在几何秩序下,《纪念碑谷》的虚拟世界规整有序且富有逻辑变化。这样安静内敛、有序的空间正是处于纷乱复杂的世界的人们自我反省,涤荡心灵的过程。康德为代表欧洲美学传统强调 “审美非功利性”。但这种理论受到了作为现代大众美学的质疑,“将审美消费置于日常消费领域的不规范的重新整合,取消了自康德以来的一直是高深美学基础的对立,即‘感官鉴赏’与反思鉴赏的对立”[6]优秀的极简主义游戏虽为日常化的文创产品,但完全可以兼顾娱乐体验、视觉享受和人文情怀。当玩家看到《Prune》中颇有东方古意的世界里,落花静静地随风飘散;当《Mountain(山)》中化身山峦的玩家体验四季更替,草木荣枯……此时,玩家远离繁杂的现实世界,在唯美的二次元世界体会到的将是一种纯净安宁、专注内敛和舒缓温润的心灵净化之旅。 极简主义理念与东西方主流美学思想不谋而合。中国道家哲学讲求“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禅意哲学影响下的东方艺术与设计,更是讲求布局疏简、含蓄内敛,这种以天真朴素的本质表现为上品的美学思想与极简主义艺术理念不谋而合。著名华裔游戏设计师陈星汉的《云》《流》《花》和《旅程》等极简主义作品常被称为“禅派”的游戏艺术。其中,《旅程》获得第13届国际游戏(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开发者大会11个奖项中的6项大奖,并获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第66届游戏5项大奖;而《花》则真正步入艺术的殿堂,成为第一款被博物馆收藏的游戏作品。这些作品既为人们展示了游戏这一载体对禅意哲学思想的表现力,也为“游戏是否为艺术”这一论争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传递禅意体验方面,抽象游戏《Mountain(山)》做得最为彻底。其作者――天才动画导演、艺术家 David Oreilly曾直言其作品就是“禅”。作品中山的形象对于玩家而言是另一个自我,而游戏中除了山生成阶段需要玩家回答心理问题以外,玩家做什么都不能影响山,只能静静地以上帝的视角凝视另一个自我的成长和毁灭。这一游戏过程即是“坐禅”的过程,期间往往是孤独而自省的。参禅的情感体验虽并不适用于所以用户,但这种对游戏表现力和主题基调的实验性探索未尝不是一次富有创意的尝试。从游戏受众层面看,玩家整体年龄层面在上升,青少年作为游戏玩家代名词的局面已悄然改变。游戏中竞争、厮杀虽能带来刺激和强大感,但是,游戏带来的单一的心理满足感和由此带来审美疲劳,对具有相当成熟心理和更多元化的心理需求的玩家来说,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此背景下,以良好的游戏观贯彻设计,倡导玩家追寻宁静内心和高雅趣味的极简主义游戏也可谓应运而生,顺势而为。 游戏的发展势如破竹,但理论界却保持尴尬的沉默。“在科技和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快节奏的生活和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人感到压抑,消费文化的快速发展则导致审美的泛滥。”[7]游戏是包融文学、音乐、绘画等一切艺术表现形式为一体的综合性传媒艺术。当代社会泛滥的暴力、色情等快感美学也在游戏中蔓延,致使游戏备受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游戏已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其品质也终将往多元化和精品化方向发展。而风格各异、高品质的游戏作品,将使得人们得以用综合性互动传媒艺术的标准重新评估游戏的价值。专注于严谨的内容设置和深层主题基调奠定的极简主义游戏设计在重构游戏审美感方面所起的作用,对游戏产业的良性发展有推动作用。 游戏设计论文:动作冒险类游戏关卡设计浅析 摘 要:2016年5月10日发售的《神秘海域4:盗贼末路》是一款发行在PlayStation4上的独占动作冒险游戏,其优秀的场景效果和关卡设计赢得了多数好评。本文将通过表述关卡设计的定义以及对游戏案例部分关卡场景设计的浅析,说明关卡设计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能让游戏场景关卡更加有趣的设计技巧。 关键词:冒险类游戏;关卡设计;场景编辑;《神秘海域4》 0 综述 随着各种游戏引擎的不断增强,游戏场景画面的体现也越来越真实细腻。《神秘海域4》一经发售,其画面表现力便被称为PS4游戏的最新标杆。细细分析原因,该作的画面不胜在引擎,而是细节。游戏体验中,当玩家环顾四周丝毫没有维和感,每一个小细节都接近真实,包括物件,人物,贴图,机位,光影。这些都是场景编辑的作用结果。半开放式的玩法系统决定了丰富的关卡设置。作为《神海》系列的收官之做,这一部作品在玩法上花了更多的心思,例如加入了爪钩系统和潜入系统。在游戏设计中,玩法是一个游戏长久不衰的核心,而玩法决定了如何进行关卡设计。关卡设计一方面要严格执行玩法的策划,另一方面又要求有相当好的视觉画面表现,两者相辅相成互相结合。结合的好坏决定了游戏体验的好坏。关卡设计师或者场景编辑在游戏开发团队中扮演了沟通与资源整合的角色,他们需要全面的知识系统,例如角色视角,摄像机切换,场景碰撞设计以及交互触发等,是对整个游戏机制最为熟悉的人。因此,在一个游戏进行关卡设计时,大部分是各个部门的人分工合作。本文则将浅析游戏关卡设计,结合游戏实例,阐述动作冒险类游戏关卡设计的特点和一些设计技巧。 1 冒险游戏介绍 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游戏分类方式,只是通过游戏玩法的不同大致可分六类。冒险类游戏是其中之一。早期,在游戏资源并不发达的年代,冒险类游戏主要是通过文字的表述以及图片展示来进行的,这一类游戏一直延续至今,例如现在很多玩家自研的剧情类文字冒险游戏。玩家可以通过一些逻辑提示或者剧情提示进行解谜冒险。比如密室逃脱或者侦探破案都属于文字解谜冒险类游戏。随着游戏资源的丰富,新的图像引擎的出现,冒险类游戏开始越做越丰富多彩,更是包含了探险、收藏、解谜、枪战、格斗等多种动作内容。《神秘海域》系列属于动作冒险类游戏,4代《盗贼的末路》中除了传统的探险、收藏、解谜、枪战等游戏玩法,又加入了潜入和多人对战等游戏模式。与前作线性游戏的游戏模式不同的是,《神海4》的场景地图更大,可以自由探索的地方有所增加,但是并不属于沙盒游戏,主要还是以主线剧情为主。 冒险类游戏英文简称AVG即Adventure Game,除了《神秘海域》系列,经典的冒险类游戏有很多,侦探冒险类《雷顿教授》,惊悚血腥的《寂静岭》以及风格清新文艺宗教气息厚重的《风之旅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冒险类游戏。虽然它们游戏美术风格不同,平台不同,但是核心相同,需要带领玩家沉浸在虚拟世界展开解谜和探索。因此冒险类游戏在设计制作时,对于场景氛围的设计和把握至关重要。以《风之旅人》为例,游戏的主创人员希望游戏能展示一个无暴力的世界,游戏核心是生命与希望而并不是杀戮与竞技。在场景设计中,一直以广袤的沙漠为主调,分为“沙”“谷”“塔”“雪”“山”几个部分,场景中所使用的元素为墓碑、残垣与“空旷”,无论这几个部分是什么色调都能给人空灵之感,配合神秘的符号、空中飞扬的布幡以及史诗般的音乐,很快让玩家陷入一种孤寂,平静的氛围中,场景编辑的强大魅力也在于此。 2 关卡设计概述 “关卡设计”一词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最初运用于三维射击类游戏当中。直到现如今,MOBA(多人在线战术竞技)类游戏盛行,如《DOTA》《英雄联盟》,玩家们需要在游戏地图中相互竞争。游戏中的路线,建筑群,资源等要素的摆放位置直接关系到了游戏体验的效果,因此关卡设计也越来越重要。 2.1 关卡设计的主要元素 关卡设计的主要设计点包括地形、边界、敌人、目标、情节、物品以及视觉风格。 其中地形是关卡设计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包括室内建造、室外建筑以及地貌。在游戏中,无论多大的地图都边界,在场景编辑器中将游戏地图缩小看,它将是一个多边形拼凑起来的中空的空间,玩家在整个空间中漫游,母空间之内又可以分为相互连接的子空间,或者分为上层空间和下层空间。关卡设计实际就是对空间的规划。当规划建筑物内部空间时,除了几何形体外,还要考虑内部装饰,灯光效果,并模仿人在三维空间内的行动感觉以及行为模式。 敌人、物品是关卡中的灵魂,各种敌人在关卡中出现的位置、次序、频率、时间,决定了游戏的节奏。而各种物品,包括武器,资源,补给等在关卡中能够起到平衡的作用。通过数值的调节可以让游戏体验达到最佳的效果。在《神秘海域4》中,敌人和伙伴的AI都做了加强,让玩家有更真实的代入感,在遭遇敌人时,玩家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敌人的警觉,不同的敌人之间还会互相照应以免发生意外,敌人再也不是“睁眼瞎”或者“耳聋”。而玩家身边的伙伴会真正变成战友,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敌人回击,在攀爬的时候会变成玩家越过障碍物的助手,而且会全程陪伴在主角左右营造幽默诙谐的气氛。 目标也可以称为关卡任务,在关卡中可以有一个主线任务多个支线任务。任务之间需要做好引导和串联,任务提示和任务目标也是剧情走向的描绘。在大型游戏中,任务路线有时可以十分复杂,到达目标可以有多条线路的选择,这能让游戏内容更加丰富。剧情的跌宕起伏需要场景氛围的配合,场景关卡的布置也可以透漏出剧情故事背景。例如,《魔兽世界:军团再临》中的新地图阿苏纳,它是破碎群岛大陆的组成之一。在剧情历史设定中,阿苏纳有许多远古暗夜精灵,他们饱受艾萨拉女王之怒的蹂躏,残存至今。这片土地受到了诅咒,蓝龙军团的剩余部队也隐蔽在此。在设计团队开始设计这片区域时,他们在真实世界寻找原型,参照了很多爱琴海的岛屿,那里有很多橄榄树以及宽阔的牧场。为了配合剧情需要,场景中加入了许多暗夜精灵文化的元素,表面上看起来这片区域非常美好,当玩家深入探索这片区域时,会发现这里很多地方更像一座废弃的城市,或者鬼城,断壁残垣爬满茂密的植被,像是在短时间所有住民匆匆撤离。因为这里被诅咒了,精灵的灵魂也无法安息。在设计制作时,既要表现植被的丰富,又不能用太过于浓重的色彩去渲染,这里有富有希腊罗马气息的古典田园风格建筑和连绵不觉得山脉,与此同时也有大陆被撕裂的景象。场景、剧情与关卡任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给人厚重的真实感。 2.2 关卡设计的艺术 游戏关卡设计也是一门艺术,掌握这门艺术不仅需要美术审美方面的高超眼光,更需要游戏专业知识和软件技术。在关卡设计中,如何维持华丽的场景,良好的画面帧率以及畅快的游戏节奏感的平衡至关重要。因此关卡设计的原则包括平衡性、帧数率、设计细节、节奏感、统一性、挑战性以及听觉感官刺激。 平衡:平衡所取得的效果是玩家的视觉中心会自觉的聚焦在屏幕两侧的中心点,这一点需要通过合理安排元素来实现。设计师使用的场景元素都有对应的视觉重量,视觉重量与颜色、色值和大小有关。这就和优秀的摄影作品、场景绘画作品类似,需要好的构图。不同的是,场景设计师构造的是一个3D场景,需要根据不同的游戏视角来确定构图。主要原理就是寻求对称、中心点、不对称。对称平衡看起来平静安稳,主要包括平行对称,转动对称和轴对称。不对称平衡通常给人倾斜,倒塌的感觉,能在视觉上传达紧张感。 帧率:游戏的画面帧率非常重要,这关系到玩家是否能流畅的体验游戏。尽管大多数帧率的工作由程序员负责,借助细节技术的优化升级解决帧率过高或者卡顿的问题。但是设计师在进行场景编辑时,也有必要对帧数率进行硬性规定。用最优化的方式,最精简的模型搭建最华丽的场景。 统一性:统一是关卡设计的重要原则,指的是场景或关卡中所有独立元素间的关系。就像一张风景画有统一的色调一样。场景的中的模型、植被、地表、山脉、水源都应该在一种统一的气氛之下,在视觉上成为统一体。缩小元素间的距离或者重复使用模型都可以塑造统一感。 节奏与细节:场景编辑中节奏能够提升玩家的游戏兴趣,细节则让场景更为真实可信。越来越多的游戏场景中运用带有法线贴图的模型和地表,这样能使场景的细节更加丰富,给水面物体加入反光效果能更好地营造气氛和调节光线。这就是次时代游戏比传统3D游戏更加真实的原因。关于节奏,这一点与电影相似。在惊悚电影中,最棒的方式是诱使观众产生错误的安全感,惊心动魄元素的突然出现才会有更加强烈的效果。场景氛围也是如此,需要起承转合的对比。 不同的游戏开发团队会有特色的关卡设计方式,不同类型的游戏也有不同的关卡设计技巧,游戏因此也变得丰富多彩,要真正了解掌握关卡设计需要通过分析优秀的游戏案例学习其中的关卡的技巧和特色。 3 超越电影的关卡设计技巧分析 在《神秘海域4:盗贼的末路》中,玩家可以体验到好莱坞电影一般的枪战和动作,不同于电影和过场动画,而是真正的游戏过程。 3.1 枪战场面的关卡设计――迫使玩家运动起来的关卡设计 作为动作冒险类游戏,《神海》系列的枪战都选用了第三人称射击的方式(即TPS),TPS与FPS(即第一人称射击)的镜头角度不同,视野死角也有所差异。相对的,TPS有着更广阔的视野,同时可以使用缓慢平滑的追踪镜头来抑制3D晕眩,但是对于场景编辑的要求也就更高。由于,玩家视野高于角色,玩家可以看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场景的层次,远处的物体剪影要做的更为精致,狭窄地区的物体碰撞更加严谨才能不出现穿帮镜头。在枪战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掩体的摆放位置,将掩体面对面平行摆放时,所有掩体的隐蔽效果都是一样的,然而,只要将其中一方的掩体略微倾斜,每个掩体的隐蔽效果就会出现差别。除此之外,掩体的高低、形状、是否能被破坏都能影响游戏的体验。在一切布置好以后,为了让枪战场面更加激烈,为了让玩家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游戏设计师们需要运用迫使玩家运动起来的关卡设计技巧。 在《神秘海域4》的关卡设计流程中,玩家可以随着剧情发展享受扣人心弦的火爆枪战,这不是单纯地将枪战情节衔接在一起,而是在关卡设计中创造足以让玩家兴奋的流程。例如游戏第六章后期的舞厅枪战,剧情设定是主角们混入防守严密的拍卖会窃取雕像,经过了长时间的伪装潜行,在得手逃离时遭遇敌人的袭击。玩家经历了长时间的潜行,本已放松下心情准备撤离,此时却遭遇敌人埋伏,在封闭的舞厅展开激烈的枪战。玩家可以借助隐蔽动作不断消灭各方敌人,舞厅为圆形地图,移动范围较广,稍不留神就会被敌人突击身后。舞厅内的掩体为柱子、木质家居,均为可击碎掩体,玩家需要不断的走位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在第一波敌人消灭后,玩家需要向出口移动,此时将会遭遇第二波攻击,在庭院更为开阔的地方正面迎击敌人,此时掩体为花园中的石砌围栏之类,仍然为可击碎掩体。坚持一段时间,队友将开来逃离用的车辆,上车后逃跑时仍然会有追击的敌人,在高楼处会出现狙击手,玩家需要小心开车逃离现场,从而完成本章。 可以看出,多次重复消灭敌人的前进过程中,设计师们接连安排了更强的敌人,改变地形,使战斗形势不断的发证变化,这促使玩家不断的使用动作求生。甚至当玩家长时间在同一位置隐蔽,敌人会主动接近该位置,对玩家进行攻击。在《游戏关卡设计》一书中提出了“10秒规则”,意思就是射击类游戏内促使玩家使用下一动作的间隔不能超过十秒。这个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玩家的兴奋情绪冷却。 3.2 动态电影化体验的关卡设计 《神秘海域》系列的另一个独有的趣味性就是它逼真的动作体验。这一特点在前几部作品里都有淋漓尽致的发挥,在《神海4》中制作的更为真实刺激,玩家需要在钟楼倒塌的过程中机敏的应变,在崩塌的峭壁上攀爬。这些关卡设计中有的地图遭到破坏,有的地面倾斜导致货物移动,有的慢慢进水,但是共同点则是关卡设计实时变化带来的动态享受。在以往的游戏中,电影般炫酷的场景需要通过过场动画来展现。随着物理演算引擎的普及,上述魄力十足的关卡设计不再是困难的。人类对地面的坍塌,重心的倾斜非常敏感。例如,在《神海4》第十一章中,玩家需要驾驶越野车,展开一场追逐战。在追逐的过程中,敌人会不断地从公路两侧包抄玩家,玩家需要保护自己,并赶上在前方的队友山姆。追逐战惊心动魄,如何干掉敌人,如何选择追逐战的路线都由玩家自己决定。这类逼真的游戏体验称之为动态电影化体验。 构成动态电影化体验的要素主要包括:游戏过程、世界观、美术、剧情、节奏、冲突、场景,这七项缺一不可。其中剧情、节奏和冲突就像是电影剧本。游戏的节奏一般靠设置冲突和难关来控制。在每个难关中展现出主人公克服困难的奋斗过程能让观众被剧情深深吸引,特别是在游戏中,玩家将通过游戏过程亲自体验难关。难关设置的时间点和难关设置的强弱控制着游戏的节奏,因此关卡设计师通常会在玩家意想不到的时间点安排难关,而难关的难度差异能够让玩家感受到游戏的故事曲线。只有实现故事基调和游戏基调的统一,才能让玩家融入游戏世界之中。《神秘海域》的开发者们将这种游戏过程称之为“体验型游戏过程”。这一手法不但在《神秘海域》这种游戏大作中被充分利用,在迷你游戏中也同样试用,更有许多别出心裁的游戏例如《风之旅人》,将游戏菜单都制作成场景的一部分,这让玩家在启动游戏时就被深深地吸引。 4 结语 关卡设计师们致力于让玩家沉浸在逼真的游戏故事之中。经过设计师们的不断努力和多年的探索,关卡设计中已经浓缩了大量技巧和机制,本文不足以表之万一。关卡设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设计技巧也将不断地被发现和使用,作为游戏设计师需要善于总结、学习和发现,在体验游戏的过程中留心开发者们用意。对于游戏设计行业来说,快餐式的消费方式是能长久的,只有褪去华丽的外衣,真正潜心研究内在本质才能发现游戏制作的乐趣,从而得到丰厚的回报和宝贵的经验。 游戏设计论文:面向职业教育翻转课堂的教育游戏设计原则与策略研究 摘 要: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在职业教育领域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基于视频的翻转课堂在教学实践中虽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因其交互性不强,再加上职业院校学生被动的学习习惯,导致学习动机难以维持的现象严重。本文在对视频形式的翻转课堂和教育游戏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探索研究将教育游戏引入到翻转课堂中的方法,利用教育游戏进行翻转课堂的课前学习,提出面向职业院校翻转课堂教育游戏设计原则及策略,旨在更好地促进翻转课堂在职业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关键词:翻转课堂 教育游戏 教学设计 翻转课堂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学生由原来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积极建构者,教师从传授者变成了指导者和促进者,彻底颠覆了传统课堂的教学模式,实现个性化教学。翻转课堂要求学习者在课前学习教师提供的各种学习内容,课堂上教师则不再进行简单的知识讲解学习,主要将时间精力用在知识的内化学习方面,主要通过生生、师生交流讨论等方式解决疑惑,促进学生进一步掌握知识。 目前的翻转课堂多是以视频形式为主,在承载学习内容方面,视频具有独特的优势,针对性强,能够有效降低认知负荷,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实施翻转课堂的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然而基于视频的翻转课堂在教学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视频缺乏对重点信息的凸显和强调,学生在学习时感到吃力,不能有效实现教学内容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导致其不利于学习动机的维持和学习的持续,部分学生课前没有预习相关内容,导致课堂上无法进行深入学习。暴露出的这些问题,一方面可能与视频的制作质量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恰是视频的软肋。除了视频之外,是否还可以运用其他形式的进行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教育游戏角度出发,进行基于翻转课堂视角下教育游戏的设计与研究。 一、游戏化学习的翻转课堂研究现状 国外将游戏化学习与翻转课堂结合进行研究于国内较早些。Hunt等人提出将游戏化学习理念应用到翻转课堂实践中,利用学生对游戏的喜好以及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安德森等人通过实践研究,表明基于游戏的学习对翻转课堂在实践中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国内,目前已有部分学者注意到游戏对翻转课堂的价值。其中,李战杰借助课堂教学环节的设计和科学应用,将游戏化学习理念应用于翻转课堂教学中,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张金磊等探讨了游戏化学习理念在翻转课堂中的应用,通过分析翻转课堂的概念以及游戏化学习的理念,并分析翻转课堂实施过程和游戏化教学方法的对照关系,提出了基于游戏化学习理念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陈中将游戏化学习理念与翻转课堂相结合,将其运用于翻转课堂的课堂教学中,将游戏化学习理念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 从以上的研究中,笔者发现游戏化学习研究者在翻转课堂教学实践中进行了相关研究,且主要集中在翻转课堂的课上教学,很少关注将游戏化学习理念应用于翻转课堂的课前教学。课前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是翻转课堂成功的基础。在前人进行的翻转课堂实践中,已发现部分学生课前没有学习相应学习资源导致课堂教学无法顺利开展的情况。当前大学生学习主动性较差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本文认为,要想实现翻转课堂教学,不能指望学生自己克服惰性,相反的,而应该积极构造出有趣的学习环境,帮助其克服惰性,提高学习积极性,使其自愿、主动参与到学习活动过程中。因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构造有趣的学习环境、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是实施翻转课堂的保障。 二、教育游戏与翻转课堂结合的优势 随着数字化游戏产业的兴起,游戏已经成为当前年轻人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消遣手段。游戏以其绚丽多彩的游戏场景、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惊心动魄的背景音乐深深地吸引着学生。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学习,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人士开始关注教育游戏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展了很多次实验研究,并且用实验数据和理论证明了游戏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教育游戏具有交互性、虚拟性、情境性、娱乐性等特点,这是其他教育资源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翻转课堂赋予学生学习充分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教育游戏通过游戏机制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动机,进一步深化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翻转课堂中资源的呈现往往都是以微视频的形式,将教育游戏引入其中,并不是否定现行的微视频的教学形式,而是与其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教育游戏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呈现方式,可以丰富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教育游戏与微视频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提供了一种相对轻松有趣的氛围,学生可以以一种放松的心态进入游戏世界中,在游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学习相关的知识。针对当前一些教学课程理论部分内容比较枯燥,实践环节内容又比较复杂、繁琐,如果不能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课程将很难进行下去。游戏的最大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维持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以维持学生持续学习的动力和兴趣。 三、教育游戏融入翻转课堂的理论支撑 何克抗教授认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教学模式应该教师是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以及促进者的作用,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中,学生主动、积极地建构所学知识。基于翻转课堂理念教育游戏的设计过程中,既要注重游戏情景的精美性,同时也要将情景的创设与教学内容联系起来,通过为学生创造游戏化的学习环境,使学生能够在愉快的氛围中主动、积极地建构知识,完成相应的教学目标。 情境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动态的建构和组织,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一种交互状态。情境认知理论对教育游戏的设计开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教育游戏中的场景、环境等要素体现了情境认知学习的关键特征。学生可以在游戏提供的情境中积极建构自己的知识,游戏中的提示信息可以及时帮助学生渡过难关,反思自己的游戏行为。另外,教育游戏强调合理恰当的竞争,鼓励学生合作学习。 沉浸理论对教育游戏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影响。沉浸理论指出相对于个体已具有的技能,活动的挑战性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心流体验的产生。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教育游戏时,要分析学生已具有知识、技能,在学生已有的技能基础上,设计相应难度的挑战,要求游戏难度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影响学生的沉浸体验。同时游戏场景、故事情节、交互与反馈等对学生心流体验都有重要的影响,精美的场景、合理的情节、有效的交互、及时的反馈能增强学生的心流体验,促进学生进行深入学习。 四、翻转课堂形式下的教育游戏设计原则与策略 1.平衡性设计原则与策略 商业游戏之所以能够让人如痴如醉,最主要在于游戏的设计者恰当、合理地设计了一系列“挑战―技能”高度平衡的关卡或任务。而一个成功的教育游戏也必须是高度平衡的,其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游戏的教育性和娱乐性必须是巧妙且合理地相互融合,也就是教育性与娱乐性必须是平衡的。如果教育性不足,教育游戏就失去了它作为教学媒体的基本教学功能,无法完成应有的教学效果;如果娱乐性缺失,教育游戏便失去了它作为游戏最基本的可玩性,缺乏吸引力,便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教育游戏的游戏难度与学生的智能发展水平应该也是匹配的。如果游戏难度过高,超出学生的能力范围,学生就会变得焦虑,失去游戏的兴趣;如果挑战太容易,学生就会产生厌倦心理,最终导致放弃游戏。 2.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与策略 基于翻转课堂的教育游戏学习是学生课前通过游戏方式进行的学习。将游戏与学习内容相融合,不是学习内容与游戏的生硬拼接,而是将游戏元素与知识内容本身进行有机融合。学习内容与游戏有效融合的标准是游戏本身,学生在游戏过程中感觉不到是在学习,而是在游戏内在动机的驱使下,在不知不觉中建构知识,掌握知识。翻转课堂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学生课前自学完成知识的掌握,课上交流讨论完成知识的内化。教育游戏的介入,进一步巩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通过学生动手实践,让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知识、掌握知识。 3.完善的教学策略原则 基于翻转课堂的教育游戏作为一种学习资源要求学生在课堂外进行学习,学生在知识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困难,有必要为学生提供恰当的帮助。因此,在教育游戏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合理采取教学策略,以帮助学生顺利渡过难关。在游戏设计过程中可以使用抛锚策略和教练策略等教学策略来帮助学生顺利完成知识学习。抛锚策略是指在游戏设计中,将问题以及知识点设计到带有故事情节的游戏阶段中,让学生通过探索理解情境,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如设计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使学生在游戏的氛围中完成知识学习。教练策略是指当学生在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适时给予指导、建议、暗示和反馈,以帮助学生顺利渡过难关,如在游戏中设置相应的问题提示,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及时给予帮助。同时,要对学生的操作做出及时的反馈,当学生正确操作完成任务时,我们应该及时给予鼓励或者奖励,增强其自信心;当学生操作错误,应该及时给予提示,避免学生不知所措而影响接下来的学习。 五、小结 翻转课堂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颠覆式创新,游戏化学习的理念可以很好地支持翻转式学习的开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然而,在实践中对其良好地应用还需要研究者在真实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去探索,在持续性的创新中完善翻转式教学的各个环节,带给学习者高效的学习。我国《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将带来我国教育变革新一轮的高潮。借助于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浪潮,融合游戏化设计理念的翻转式教学,必将对我国教育改革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游戏设计论文: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策略的设计与应用 摘 要:游戏是一种将自主性、娱乐性以及创造性、能动性等特点融为一体的活动,在对小学数学实施教学的过程中,对游戏性教学策略进行运用,更加贴近于学生的性格特点和爱好,让小学生在心理上真正地接受小学数学教学的内容。而目前游戏性教学策略应用也是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学工作者较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学生学习效率的提升以及教学有效性的提高均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由此可见,游戏性教学策略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的运用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小学数学;教学策略;游戏软件 在实施小学数学教学的过程中游戏性教学,可以提高小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增强小学生对数学知识以及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认识到游戏性教学策略对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性和优势,并运用各种方法将游戏性教学策略进行一个有效的运用,进而提高小学数学教学的有效性和质量。下面本文就以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的优势作为基础,对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的应用方法进行探讨和浅析。 一、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的优势 1.有利于提高小学生数学学习的积极性 在实施小学数学教学的过程中游戏性教学策略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更好地参与到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通过游戏性教学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和理解,使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形象,缓解小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的紧张感和无力感,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2.有助于提高小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小学生处于思维能力培养的一个关键性时期,而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过程中数学是一门相对有效的学科。而在实施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游戏性教学方法的运用可以帮助学生在潜意识中体会到数学思维,让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更好地对教学的内容和相关的知识点进行理解和掌握。由此可见,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有助于小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提高。 二、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的设计与应用方法 1.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要增加教学的游戏性 大多数小学生的天性都是活泼好动的,其自制的力相对较差,而数学知识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因此,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并不能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应该增加教学的游戏性,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对知识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认识。 例如,教师在对“认识东、南、西、北方向”这一教学内容进行讲解的过程中就应该增强游戏性教学。教师应该带领学生进行游戏,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均放置一个物体,让学生进行快速的记忆,之后教师进行哪个方向放置哪个物品的提问,让学生进行抢答,让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对东南西北形成一个正确的概念,进而加深学生对方向的掌握程度,提高教学的效率。 2.小学游戏性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多媒体 多媒体是一种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这一教学手段的运用可以将枯燥的知识通过视频、图片以及声音和文字的运用较为生动、直接和形象地展示在学生的面前。因此,在实施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的过程中,对多媒体的充分运用可以让学生保持较长时间的注意力,并提高游戏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 例如,教师在对“小数乘法”这一教学内容进行讲解的过程中,就可以在小学游戏性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多媒体将小数乘法的相关规律进行展示,教师同时再组织学生进行游戏,制作小数乘法卡片让学生较为快速地说出正确的答案,这样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不仅展示了小数乘法的规律,同时也增加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有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 3.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要与游戏软件相联系 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游戏软件均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而各种益智类游戏软件与小学数学的教学内容均有着较强的关联性,更加侧重于小学生数学学习思维的形成与发展,对小学生的学术学习有着较强的辅助作用。由此可见,在实施小学数学教学的过程中要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以及质量就可以将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与游戏软件进行紧密的联系。 例如,教师对“图形的转换”这一教学内容进行讲解的过程中就可以将游戏性教学与俄罗斯方块这一游戏软件进行紧密的联系,因为俄罗斯方块就是对图形移动以及旋转的过程,教师运用这一游戏软件进行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更加具有代表意义,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对图形的转换进行理解和掌握,进而对教学的有效性进行提升。 总而言之,小学数学教师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小学数学游戏性教学的优势和重要作用,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及方法进行改革和完善,对游戏性教学策略进行设计和运用,将教学的内容与游戏性教学策略进行紧密的结合,进而提高小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及教学的有效性和质量。 游戏设计论文:电子游戏中设计及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的调研报告 摘要:随着我国电子游戏产业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法院受理涉电子游戏类的案件数量也逐年攀升,然而设计及规则作为电子游戏开发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在目前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空白地带,就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知识产权庭针对这个前瞻性问题,展开了调研活动,以期纠正长期被误解的游戏设计、规则的内涵,探讨知识产权保护路径。 关键词:电子游戏;知识产权;设计规则 纵观世界各国立法,都没有为电子游戏在著作权法中单独设立作品类型,对于电子游戏的法律定性往往都采取“拆分法”:外在的部分认定为美术作品,内在的部分认定为计算机软件,根据实际情况,还涉及音乐作品、文字作品。“拆分法”的利弊很明显:优点在于,可以在不修改现有法律的情况下,解决诸如电子游戏这种复杂的新兴事物的作品类型划分问题,同时便于确定著作权归属;缺点在于,这种“割裂”的方式,实际上把一款电子游戏外部(游戏人物、界面、动画效果)与内部(计算机程序)之间的桥梁忽略了。如果说电子游戏外部是一个人的外貌,电子游戏内部是一个人的身体结构,仅仅有这些,只能称之为生物学上的“人”,而游戏设计则成为了人的“灵魂”,也说明了为何同一类型的游戏,游戏设计不同,受众的感受也不尽相同。“拆分法”的缺点正在于剔除了电子游戏的“灵魂”或“思想”。 恰恰是因为游戏设计的“思想性”,导致实践中司法界、理论界长期认为游戏设计、游戏规则当然地属于思想范畴,应该贡献给社会,不宜由个人垄断。但随着中国电子游戏产业的迅猛发展,电子游戏案件在近两年越来越多,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有所变化。一些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游戏设计及规则进行保护,还有法院将网络游戏运行画面整体认定为类电作品,近而间接地对游戏设计及规则进行了保护。 一、电子游戏设计及规则的具体内容及其法律定位 (一)游戏设计及规则的具体内容 1.互动叙事 互动叙事(Interactive Storytelling)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是电子游戏的成长期。美国游戏设计师Chris Crawford认为“电影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单方向的:电影包办了发言环节,观众包办了倾听和思考环节。但观众并没有针对电影内容主动实施动作(act on),而只是对电影做出反应(react to)。而游戏的特点即在于实现了交互。”1应该说,电子游戏的互动叙事是非常艰难的,这源于“叙事”本身是线性的,诸如电影脚本、戏剧脚本、小说情节等,正是由于这种线性,使其很容易以文字作品的形式“固定”下来。然而互动叙事要将这种线性的作品与人进行互动,这就意味着需要通过“抉择”来推动“剧情节点”,而这种抉择的多少是需要控制的,过少的抉择难以形成互动,过多的抉择则成为了“噪音”,影响了主线叙事的发展。然而,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难以像普通的线性叙事那样能够用精确的文字作品固定下来。在实践中,一些游戏公司为了保护互动叙事,将剧情以文字作品固定下来,这样的坏处在于,首先无法将“剧情节点”的设置体现出来,其次无法体现在抉择的设置中的用户心理学。一般而言,游戏关卡成为最基础的控制故事顺序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安排任务、设置障碍。而比较低级的叙事方式就是过场动画,虽然现今的游戏动画美轮美奂,但不可避免将会打断用户好不容易营造好的沉溺式体验。 2.不同角色属性、攻击模式 在创作各种游戏角色时,要考虑各种角色之间的属性的制衡,同时要考虑一个角色的攻击模式给整个游戏带来的影响。 美国游戏设计师Tynan Sylvester以《星际争霸2》中的两个人族单位“掠夺者”(predator)和“恶火”(hellion)为例说明了角色属性、攻击模式的设计的重要性。2 可以看出,两者的攻击能力类似,但在设计中,掠食者只适合在被敌人包围时使用,因为它此时的攻击范围最广。但玩家使用掠食者时,往往只需将它置于敌人之中就行,一是不必进一步操作,二是也无法与友军配合,所以导致了使用掠食者时可使用的策略极为有限。而恶火虽然是最简单的直线型攻击,攻击效果取决于地形和敌人的位置分布,但这给玩家带来的体验完全不同:恶火总是跑来跑去,玩家可以利用环境配合友军,同时恶火的攻击频率低,从而可以使其在两次攻击中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移动,这种战术被称为“边打边跑”。在实践中,玩家更乐于使用恶火。 3.游戏渲染、游戏沉浸 在游戏设计中,真正使玩家得到沉浸式体验,绝对不会是因为绚丽的过场动画或者动人的游戏角色,而在于通过“机制”的设置,使玩家形成“心流”(flow),“心流”就好像是茶杯中的水,需要保持满的状态,但又不至于溢出。玩家哪怕只有一秒的停顿,就会对游戏感觉到无聊,即所谓的“心流断层”(flow gap)。而实际上,电子游戏外部的“美术作品”、“类电作品”恰恰是“心流断层”的因素。 4.游戏难度的调节 一般游戏会为玩家提供“简单”、“一般”、“困难”三种选择模式,但实际上,这只是玩家外部可见的状态。在进行游戏设计时,为了照顾游戏玩家的心理,游戏难度实际上是根据游戏玩家的实时表现在进行内部调整的。举例来说,游戏设计时难度实际上被设定为十级,选择“简单”,则游戏根据玩家表现在一至三级间调整,如果玩家玩得过于顺利,则极易产生厌倦感,那么游戏会调整为三级;当游戏玩家持续失败,游戏会调整为一或二级,否则玩家就会丧失继续玩的意愿。而有的游戏会有“专家级”的选择,这就意味着,游戏难度会维持在十级,不会因为玩家的实时表现而内部调整。 5.道具的设置 Tynan Sylvester曾经在设计一款游戏时,其公司内部员工建议设计一款“火箭鞋”的道具,可以提高玩家的跳跃能力。当时设计部采纳了该建议,然而在后续设计时,设计部发现由于“火箭鞋”提升了玩家的垂直高度,为了确保玩家不能逃离游戏环境,只能通过设计“看不见的墙”、“大幅广告牌”、“提高楼层”等方式,修改原件的设计,把玩家“圈住”,导致了开发时间的延迟,此即失败的道具设置。 6.玩家“跳桌”行为的规制 “跳桌”行为指的是游戏玩家出于宣泄、恶搞的心理,产生正常游戏之外的行为。这种情况在多人实时在线游戏中非常明显。举个例子,比如在射击游戏中,某个玩家突然堵住了自己队友的去路,或者用枪射击自己或队友;或者在某个多人模拟类游戏中,游戏需要屋子里的四个人合作完成任务才能过关,但其中一个玩家却选择什么都不做,导致其他玩家无法继续进行游戏。 在游戏设计时,针对开枪射击自己或队友的情况,一般可以设计成没有反馈效果,而一些好的游戏设计,则设计为队友回头看看你,但不发生受伤或死亡效果;针对某个玩家企图逃离游戏区域的情况,一般可以用“看不见的墙”阻挡,而一些好的游戏设计,则设计为突然冒出一只大手,将玩家抛回游戏区域。 7.惩罚与奖励 人类玩游戏时产生的沉浸感,是由身体中的多巴胺引发的,在赌博游戏中,因为涉及现实中的金钱利益,虽然游戏规则简单,但很多人却难以自拔。而一款电子游戏,很难涉及现实中的利益,那么就需要靠游戏设计中的惩罚与奖励来满足游戏玩家最原始的欲望,实现其在财富、数值等方面的成就感。比如,在击杀一个怪之后,可以奖励1枚金币,但玩家很快就会疲劳,好的游戏设计可能设计为当连续击杀若干怪之后,会翻倍奖励金币或者触发事件,这就激发了玩家继续游戏的动力。 (二)电子游戏设计和规则并非必然属于思想范畴 很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认为电子游戏设计、规则就是类似“丢手绢”之类游戏的规则,属于规定一种行为模式的“思想”范畴,出于公共利益,应贡献社会,不应提供垄断性的权利。这种认识,实际是把游戏设计、游戏规则简单等同于“游戏玩法”。实际上,“游戏玩法”仅仅属于“游戏设计”中的一部分,而且在涉及手机游戏、网络游戏时,这种“游戏玩法”就越发不是游戏设计中的核心与重点。多款游戏可能会有同样或类似的玩法,但游戏设计的不同,会很快将好游戏和差游戏区分开。 二、电子游戏设计及规则在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保护情况 (一)著作权法保护路径 1.以文字作品主张保护 一些公司企图用文字描述的方法将其“固定”下来,进而用文字作品保护,但实际操作中,文字描述的能力仅限于一些可见的描述,比如人物属性、技能、武功、对话文字等,但由此可以获得保护的部分十分有限。因为擅自盗用权利人游戏设计的公司,很少会直接在可见的部分进行直接抄袭。 2.以视听作品主张保护 另外一些公司不想将保护范围拘泥于可见的文字作品范围内,而直接提出了对“游戏规则”的保护,但法院多以“游戏规则系思想范畴”而驳回诉讼请求。 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 “炉石传说案”中,原告暴雪娱乐有限公司、上海网之易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诉讼请求中认为,“卡牌类的游戏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其卡牌和套牌的组合,一套游戏耐不耐玩,玩家喜不喜欢,很多时候取决于卡牌和套牌的设计的好坏。原告要求保护的卡牌和套牌的组合是包括382张牌,由9个英雄225张牌和175张中立牌构成,卡牌下面有文字性的说明,用于说明卡牌的技能,卡牌角落有一些数字,分别代表一定的生命或攻击力,每张牌在游戏中的角色和其他牌之间的相互关系各有不同。游戏设计者基于游戏的平衡性对卡牌进行了选择和平衡,游戏中九个英雄的能力要平衡,中立卡牌设计要平衡,卡牌之间要平衡。基于三个平衡性的取舍,原告在数万种卡牌的设计中根据自己的剧情选择了382张卡牌,包括文字说明和数字,这样的规则和算法独创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并且还能体现剧情。5、视频和动画特效。共计24段特效和视频,请求作为视听作品予以保护。” 法院驳回了原告以“视听作品”进行保护的诉讼请求:“原告所主张的卡牌和套牌的组合,其实质是游戏的规则和玩法。鉴于著作权法仅保护思想的表达,而不延及思想本身,因此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予以采纳。对于卡牌上的文字说明,就单个卡牌或者每一句或者每一段而言,由于其表达过于简单,难以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的高度,从而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卡牌上的文字说明是用以说明卡牌在游戏中所具备的技能或功能,将其组合成一个整体,可以视为游戏说明书而作为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文字作品予以保护。……关于‘卡牌和套牌的组合’。虽然本院认为原告卡牌的文字说明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作为游戏说明书获得保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些文字说明都是由游戏的玩法和规则所决定,其表达的可选择空间极其有限,而且原告的游戏说明就单个卡牌来看,并不能具备著作权法的独创性,因此其作为一个整体独创性较低。由于被告抄袭了原告游戏玩法和规则,为了要对游戏进行说明,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与原告游戏说明较为接近的表达,这种相近源于思想的相同,实质上是对游戏规则和玩法的抄袭。从前面两方面来考虑,只有被告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抄袭了原告的游戏说明,才应认定为侵害了原告的游戏说明书的著作权。而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被告在对游戏进行说明时,还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个别文字作了替换,考虑到游戏玩法和规则对表达的限制,这种差异已经足以认为两者不构成复制关系。因此,本院对原告指控被告侵害其游戏说明文字作品著作权的主张不予支持。当然,被告抄袭原告游戏的规则和玩法,其行为具有不正当性,但并非著作权法调整的对象。 ” 3.以类电作品主张保护 一些权利人会主张整体构成类电作品,回避掉内含的游戏规则的法律认定。在实践中,一些法院会支持整体认定类电作品。而认定类电作品的比对与传统的按照美术作品、文字作品等作品类型逐一元素进行比对的思路不同,其在比对过程中的认定很大程度来自法官整体的感知,而这种“整体感知”,其实就掺杂了游戏设计、游戏规则。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奇迹mu”一案中,一审法院将涉案游戏“奇迹mu”的游戏画面整体认定为类电作品后,在将两款游戏“奇迹mu”与“奇迹神话”比对时,则未按照元素一一对比,笼统地认为“由于网络游戏的画面繁多,且需要依赖于玩家的操作而产生,故难以进行一帧帧的比对。但游戏画面由游戏人物、怪物等在游戏场景中不断展开一系列情节而呈现的连续画面所构成,其中情节表现为地图的等级设计、角色技能、武器、装备的属性、怪物的战斗力等,因此可以通过比对两款游戏的上述素材来认定二者游戏画面的相似度。经比对,两款游戏400级之前的地图、场景及相应的等级设计、角色及相应技能、武器、装备、怪物及NPC的名称和造型相似度极高,虽然部分造型在线条的组合细节方面有些许差别,但整体造型的视觉效果差别不大。”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路径 在“炉石传说案”中,原告又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游戏规则提出保护。法院则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并在论理部分,首次明确支持对游戏规则加以保护的态度:“……被告辩称游戏规则不属于著作权保护范畴,‘炉石传说’游戏规则没有独创性,仅是抽象的思想,没有具体的表达形式。本院认为,游戏规则尚不能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并不表示这种智力创作成果法律不应给予保护。游戏的开发和设计要满足娱乐性并获得市场竞争的优势,其实现方式并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需要极大的创造性劳动。同时,现代的大型网络游戏,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研发,如果将游戏规则作为抽象思想一概不予保护,将不利于激励创新,为游戏产业营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因此,本院对被告的辩称不予采纳。” (三)专利法保护路径 在涉及专利领域,由于“方法专利”本身在审判实践和理论中争议较大,专利局及法院对待此类专利申请比较谨慎,近而多以“不属于专利保护客体”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阮岗侠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行政纠纷一案中。被诉决定认为:“本申请权利要求1限定的方案中,对棋牌分类、张数、制作材料、文字、图案、颜色、抽象图形符号等进行的限定以及对游戏牌的游戏规则和玩法的限定,并没有采取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来解决技术问题,没有在棋牌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上形成新的技术方案,因此,权利要求1限定的方案没有采用技术手段、没有解决技术问题、同时也没有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根据《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二章6.4节的规定,本申请权利要求1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支持了被告决定的观点,“根据本申请说明书第1页的记载可知,本申请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中国古文化五行相生相克学说结合现代牌类博弈规律,为公众提供一种新的思维锻炼方法和文化娱乐的牌类。本申请权利要求1所保护的技术方案并没有对游戏牌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提出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权利要求1没有采用技术手段,没有解决技术问题,同时也没有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因此,本申请权利要求1不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二审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三、电子游戏认定为类电作品对于保护游戏设计的意义 我国的著作权法对于摄影作品、美术作品与类电作品的认定标准不统一,前者过低,后者过高。矛盾就是,如果一幅图是美术作品,而多幅动态的图(帧)就不一定构成类电作品。其中的原因除了标准问题,还在于类电作品中蕴含的“叙述”――脚本、情节、一定程度的思想性等,那么,对于游戏类电作品,对应的“脚本”是什么呢?此时,应该可以理解为游戏内在的游戏设计。 作为权利人,应该要明确为何要争取将游戏认定为类电作品的意义,其为何比拆分认定、拆分对比更有利?应该说,认定类电作品的目的,不是意味着法院可以忽略对比环节,而是比对的对象不同了,类电作品是一个高标准的作品类型,所以其对比方式不同于美术作品、文字作品,它不但考虑外在的可见的部分(美术作品等),也考虑内在的不可见的部分,这就为游戏设计的保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鉴于游戏设计的不可固定性,其很难单独提供保护,而只能依附在其他可见的作品中从侧面得到保护:既可能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诚信原则”,也可能是游戏画面整体认定为类电作品后,包含于类电作品之中得以保护,目前看来,都是“潜伏”在电子游戏可见的部分中。游戏设计是一个宏大的整体,而不是指某一两个“机制”或“规则”,游戏设计被完整抄袭,“思想借鉴”的巧合应该是极为罕见的。随着游戏产业的竞争越发激烈化,电子游戏之间的竞争也将逐步从“拼IP”、“拼动画”、“拼美工”到最终的“拼设计”,游戏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也越发显得重要而紧迫。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电子游戏设计及规则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更加多元化,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中,还涉及商业秘密、破解技术措施,在进行专利保护时,也多通过专利撰写技术,将设计与方法依附于游戏硬件,实现专利成功申请注册。相比之下,美国的版权法适用的要比我国保守,目前还没有出现过通过将电子游戏整体画面认定为类电作品的方式进行涵盖保护的判例。随着司法实践中对于游戏设计及规则的新认识,思考的问题已从“该不该进行保护”转变为“该如何进行保护”。当然,这种保护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过度的保护也会限制同类游戏的新开发,所以,对于哪些游戏设计及规则可以提供法律保护,也是我们需要仔细思考和摸索的。 游戏设计论文:人物形象设计在现代动漫游戏中的相关研究 摘 要: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国家对动漫产业关注越来越重视,人们对动漫形象的设计有了更加立体和多元化的要求。由传统的简笔画人物持续发展延伸到如今更加生动形象的3D人物形象,动画师如果需要设计出优质的动漫和游戏形象,需要对动画脚本与人物性格有着全面的思考,对人物所处的地域特点也要考虑周全。早期的动画与游戏的制作过程中人物形象的设计通常都较为单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动漫游戏中对于人物形象的构思和设计变得更加丰富与多样化。 关键词:人物形象;设计;动漫游戏;现代;时代性 0 前言 随着人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生活节奏也随之加快,为了缓解工作的疲惫,放松一天劳累的心情,游戏成为了现下十分受到大众青睐的解压和娱乐方式。作为动漫产业重要的构成部分,电子游戏有着空前巨大的市场发展和提升空间。随着国家对动漫游戏产业的扶持程度大力加强,近些年来国内研究动漫游戏的企业单位百花齐放,在市场发展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核心地位。动漫游戏产业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优秀的动漫游戏作品中少不了人物的塑造,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形象是制作优秀动漫和游戏作品的重要基础。 1 现阶段我国动漫和游戏产业的发展情况 制作出一部优秀的动漫作品或一款优质的游戏作品,离不开美术设计。在动漫游戏市场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其市场方向越来越趋于国际化,学习国外优秀的动漫游戏作品的内涵变得非常必要。现阶段我国动漫和游戏产业发展所遇到的主要瓶颈问题是缺乏高水平高能力的人物形象设计人才。随着世界各地文化交流方面原来越频繁,各行各业人员的往来也十分方便快捷,外来文化与专业动漫技术人员的引进为我国动漫游戏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推进了这一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加强了动漫游戏人物形象的创作技术水平,给国内动漫和游戏产业的进步空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 动漫和电子游戏产业虽然相对来说在我国起步落后于日本、美国等国家,但在短期内便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傲人成绩。以往的游戏多半局限在电脑端的网络或单机类游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主机游戏、手机游戏、街机游戏等游戏平台如雨后春笋逐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流传开来,这些平台的游戏形式成为了电子游戏产业的主力,是人们茶余饭后、工作休息期间缓解疲劳和压力的必备产物。 [2] 随着电子技术越来越发达,动漫作品和游戏的画面质量也不断提高,大量3D动画作品和游戏作品诞生,让受众群体能够切身体验作品中的气氛,增强了作品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性。除此之外,动漫和游戏作品类型的多种多样也是当今动漫游戏产业的一大特色景象,以往的电子游戏种类单一,经过不断的开发和进步出现了多种不同种类的游戏,增强了互动性和可玩性。动漫和游戏市场的人气让许多企业加强了这方面作品的开发制作,动漫游戏的市场竞争力逐渐变强,其人物形象设计也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衍生出来了各种相关的周边产品,动漫游戏产业的持续进步依然爱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3] 2 当代动漫和游戏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特点 2.1 人物形象的夸张性 动漫和游戏是影视艺术中的一个分支,对卡通人物的形象进行制作和设计是一部作品的重要内容,人物形象的设计蕴含了设计师丰富的创造和想象力,让动漫和游戏作品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也极大地发挥了艺术性的创造。比如汤姆和杰瑞这对欢喜冤家,作为天然的对手,《猫和老鼠》的喜剧感非常浓烈,这正是由于作者在对汤姆和杰瑞这两个动画角色进行创作的时候给了它们人类的情感,让它们有了能够和人一样思考的能力,配上风趣幽默的剧情演绎出它们的喜怒哀乐。这种突破传统猫和老鼠的形象设定让动画作品具有充分的趣味性和可看性,让人们在观看过程中会心一笑,忘却学习和工作带来的疲惫。在众所周知的网络竞技游戏《英雄联盟》(League of Legends,简称LOL)中,设计者将符文之地作为游戏剧情的整体背景,加入了丰富的魔法元素,在这个游戏当中,魔法不再是神秘的虚拟能量,而是符文之地的生存法则。这种游戏之所以会受到当代青少年甚至中年人群的关注,正是因为在游戏中实现了现实生活无法做到的事,并且有着较强的竞技性,吸引了玩家的目光。 [4] 2.2 人物形象的多样性 在动漫和游戏作品当中,其剧情通常由善恶、美丑等矛盾贯穿起来,这决定了对作品当中人物形象的设计条件。在动漫和游戏作品的剧情中,每一个角色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有着各自的风格和特点,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派人物都是不能够被其他人所替代的。例如热门动漫作品《海贼王》(ONE PIECE,简称OP),在整部作品中出场的人物都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和超能力,每个人物说话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2.3 人物形象的时代性 在对动漫和游戏作品进行人物形象设计的过程中,要对动漫游戏作品的时代背景进行充分的考虑和剧情的需要,比如《真・三国无双》这款风靡全球的掌机游戏,根据三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并配以音效,最大程度对游戏剧情进行渲染丰富,极大地提升了可玩性与趣味性,让玩家在体验游戏的过程中代入角色,切身体会游戏的魅力。 2.4 人物形象的文化性 在动漫和游戏产业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以特有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不同地域之间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与风俗信仰,那就是文化产业。 [5]在《天涯明月刀》这款3D武侠题材的MMORPG(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网络游戏当中,故事背景来自北宋年间的乱世,游戏角色所穿着的服饰与游戏内相关的虚拟道具都突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中华正统的武侠文化作为基本创意,完美地还原了中华文明的壮丽河山,让玩家在感受游戏玩法的同时欣赏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文明。 3 结语 动漫游戏以其独特的个性在当今日常生活中出现在各个角落。其中,动漫和游戏的主要受众群体多为青少年或青年,让这部分人群在动画作品的观看和游戏的体验中除了获得身心上的放松,还要潜移默化地体会动漫作品与游戏中所传达出来的文化内涵。动漫游戏产业的工作者要坚持寓教于乐的发展精神,将加强国民精神修养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制作健康、积极的动漫游戏作品。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会有更多二次元爱好者加入到动漫设计与制作的队伍中,动漫与游戏产业的发展前景也会越来越好。 游戏设计论文:分析小学英语教育游戏的设计与应用 【摘 要】随着我国小学校园中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小学英语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必须要进行创新,这样才能提升整体英语教学水平,也能促进学生英语水平的提升,而在小学英语教学中有效利用游戏来进行教学,能够更好的提升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也能提升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所以在小学英语教学当中,教师要有效运用教育游戏来设计教学内容,这样才能提升学生学习英语的能力,也能提升英语教学整体水平[1]。本文就对教育游戏的特点和作用进行分析,并根据其特点提出有效的设计方法,保障教育有效在小学英语教学当中更好的应用。 【关键词】小学英语;教育游戏;设计与应用 教育游戏是新课改后所提出来的新教学形式,主要就是将教育和游戏进行有机结合,最后让学生能够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教育游戏也属于一种竞争性的练习,其主要的游戏目的就是获得胜利,在进行游戏时学生必须要运用所学知识来获得胜利。教育游戏具有一定的教育性和娱乐性并重的特点,通过游戏作为教育的手段,在设计游戏的时候,设计者必须要有成熟的教育理论作为理论支撑,这样才能保障教育性和游戏性的平衡,最好通过游戏的方式来完成教育目的。 一、小学英语中教育游戏的特点和作用 (一)教育游戏的特点 教育游戏具有竞争性、目的性、幻想性、娱乐性、教育学、规则性、挑战性和安全性等特点,在小学英语教学当中有很多教学都比较了解教育游戏的特点,也非常清楚教育游戏具有积极的作用。在英语教学当中利用教育游戏可以从英语单词教学、英语听力教学、英语语法教学、英语语音教学等几个角度来运用教育游戏,教师也要根据其特点和作用来设计能够吸引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模式,这对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能力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也能有效提升英语课堂教学的整体效率。 (二)教育游戏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在小学英语教学当中,教育游戏也逐渐被教育部门认同,很多教师也都有效利用教育有效开展教学活动,它在小学英语教学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利用教育有效能够为学生创建有效的课堂情境,这对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小学英语教学中利用教育游戏,让学生参与到游戏活动当中,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胜利,这也能提升学生学习英语的自信心,从而加深学生对英语知识的记忆;并且在英语教学当中运用教育游戏也能改善传统的教学过程,促进小学英语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提升[2]。所以在小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有效利用教育游戏,发挥其重要作用,促进学生英语水平的提升。 二、教育游戏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设计与应用 (一)教育游戏在英语单词教学中的设计与应用 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觉得学习英语单词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也有很多学生觉得英语单词很难,不想学,而小学生由于年龄比较小,喜欢玩,比较好动,而且很容易会被新鲜实物所诱惑而注意力不够集中,所以在小学英语单词教学当中,教师要结合学生这一特点,有效利用教育游戏进行英语单词教学,通过有趣的教学活动来吸引学生提高对英语单词的学习兴趣,然后让学生在完成游戏的同时来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3]。 (二)教育游戏在英语听力教学中的设计与应用 英语听力教学在英语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学生英语听力的提升也能有效促进英语学习能力的提升,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提高学生英语听力能力的提升。在英语听力教学当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来设计教育游戏内容,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flash游戏中的番茄小丑来进行教学,这款教育游戏是让学生在听到自己认为正确的单词时来砸小丑,只有学生在选择到正确答案时,番茄才不会被小丑吃掉,而选择错误的答案或是没有选择答案时,番茄就会被小丑吃掉,并且这款游戏是一种积分游戏,在一定的时间内看谁得分最高,所以在教学时教师就可以利用这款游戏来设计比赛教学内容,这样不仅能够让学生在娱乐中学习到知识,也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英语听力,促进学生更好发展。例如,教师在讲述到Module 7 Birthday Unit 1 Happy birthday!(外研版英语教材)时,教师就可以利用这一款游戏进行教学,首先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并根据小组竞赛的形式进行听力教学,教师让每个小组成员一次根据教学内容来听课文,并让学生通过听到的问题,来选择答案,看最后那个小组得分最高,并给予相应的奖励。这样的教学形式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也能提升学生团结精神,能够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到知识,这也是非常有效的提升英语教学效率的策略。 (三)教育游戏在英语语法教学中的设计与应用 英语语法教学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英语阅读方式,促进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提升,学生学习英语语法能力的提升,能够让学生更好的掌握英语句型的练习、英语短语的练习等,所以在语法教学时教师可以有效利用多种有效的教育游戏。例如,教师可以利用“雪人打架的游戏”来让学生进行词法的练习;教师利用利用“宇宙空间系列游戏”来让学生进行句型的练习;教师也可以利用“兔老师家访”的游戏来让学生进行句法的练习。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来选择不同的教育游戏,这样能够更好的促进学生英语语法的掌握能力。 结束语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很多新型的教学那么不断进入到小学英语教学中,教育游戏也是新课改要求下一新型教学形式,它能够有效将游戏和教育进行良好的结合,能够让学生在游戏中提高学习能力,更好的促进学生各个方面能力的提升,并促进学生未来健康稳定的发展。
世界建筑论文:从世界的建筑装饰设计发展来看中国建筑装饰 [关键词]世界建筑装饰;中国建筑装饰;设计发展 当今世界建筑量大面广,种类繁多的建筑类型包罗万千,装饰千姿百态,从建筑的意义上看,商店、大型超市、体育场馆、医院、学校、住宅、会馆、电影院、娱乐城,随着与迅速发展起来的世界经济相互竞争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伴随着建筑形式的不断变革,装饰结构也在不断地革新。近年来,建筑的大型化也给建筑装饰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新形式、新特点,无一不说明了世界性各国的传统,建筑装饰方式向着更加复杂的方式转化. 五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出现了现代的超市和连锁店,它的建筑面积可大、可小,但外装饰和内装饰都要求要统一色调,统一商标,统一灯光的标识和统一的展板,在经营、公用设施、绿化、空间整体上相互配合协作、在舒适、美化环境和公共设施方面比传统商业街有明显进步,如把食堂、酒吧装饰成火车车厢停放于车站的样式。又如大泉学园购物中心在外部设计了一个模仿蓬皮杜中心的外露自动扶梯。其意图是为了顶层单独利用时管理方便,且又结合地形。三井大厦广场降低标高后利用与道路的高差设人工瀑布和花台,利用一条装饰性的步行平台架空道作道路与建筑外装的空间联系体,既起交通、观赏作用又为底层瀑布水池休息廊遮风避雨,而且广场分内外两部分,空间富有变化。把高层建筑地面装饰部分的空间处理得富于公共性、舒适感和人情味,俗称阳光城的池袋60层大厦,商店街中心布置贯通到顶的中庭,设有音控变化喷泉。在街道转角部设提高标高的公园广场直通商店街顶部屋顶广场。对我国通称街头的小品的公用装饰设施(日本称为街具),根据使用性质分为:休息用具――座椅、凳子。美国从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沿高速公路开设的商店――包括一个超级市场、一个杂货店和几个服务性商店组成的小型邻里中心。在70年代引入到新建或改建的城区商业中心,并常常与展览、剧场、旅馆、办公设施等结合形成新的综合中心、1―2个大型商店布置在30―50个专业商店的两端作为人流主要的吸引点,长廊两侧布置约定150家各种专卖店。楼上餐厅与通向室外的平台相连,内部各层色调变化不同,在“拱廊大街”为极其东方特点的黑、白二色,而在“虹的园亭”中随着自动扶梯的上升,处理为虹的七色光谱变化,加上顶光射入,产生出人造虹的效果。 俄罗斯鄂畚斯克市商业中心位于市区的一个传统商业区,占用原来老商场的大片空地,是中央广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行道的步行人流交叉口,这些环行道口好像是该商场内部交通的延续,并和商场空间连在一起。 比利时布鲁塞尔第二购物中心的门面装饰别具一格的形状,颜色,材料使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它。不仅如此,它还保持了与周围环境,原有街道和其他商场之间的协调。 联邦德国汉堡汉司斯商业街的设计师们将美食市场安排在新型的现代化的入口处,入口处的空间更有诱惑力,从这里可以看到多层的,上面覆盖着玻璃圆顶的四季庭。在夜晚或非假日时,游客漫步在商业街里购物或消遣,增加了拱廊商业街的顾客,两着互为补充。使设计摆脱了简单化的感觉。镶嵌在拱廊地板上的历史画,青铜浮雕等,创造了汉斯人最引以为容的和谐,高雅,庄重的气氛,汉斯商业街也因此闻名。 中国的建筑装饰行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迅速发展成为一门专业性很强 ,十分实用的新兴边缘科学上,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把群体性建筑或标准中见俊秀,这种外表淳朴简约,内部富丽堂皇的建筑风格的形成, 动物为主的吉祥纹样,还有取材本地的黄山松涛,白岳飞云, 白湖光等自然风光。作为国家或地区象征的建筑如北京国宾馆,新疆迎宾馆的装修都是以不同的形式追求着民族风格,按照中国园林的布置手法去安排梳密有序的空间序列,组织不同层次的景区。各景互相衬映,庭院道路蜿蜒曲折,达到步移景异,富于变换,妙趣横生,让人一领中国园林的情趣,迎宾院有的装修为伊斯兰,平面布置讲交对称,门窗沿用伊斯兰特有的尖圆拱券,特征明显,在中原郑州嵩山饭店,你会觉得他们的装饰设计色调典雅,改善了吧台环境景观,还起到了多幻觉空间的多象征性装饰的点睛之用,如顶棚采用砖裸露,显然是建筑外形的造型再现与室内,达到了建筑装饰内外视觉共享的效果。这种把建筑外墙的自然韵味,且粗犷结构之美带入室内,是室内设计向大自然回归,也体现了适应身处室内。我国的古代传统装饰不仅影响中华文化的世代传承,也影响着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北京奥运村娘娘庙的重新装修,飞天娘娘的雕塑,古钟的设计都充分反映着站在拱桥上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扬光大,激情和梦想齐飞,奋斗与超越同在,盛会虽然过去,圣火不熄,奥运留下的文化物质遗产永在,古都风貌的重现,城市环境的美化,奥体中心地带绿树环绕,林水相映,北京奥运会的场馆有两个“世界之最”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钢结构建筑――“鸟巢”,世界上首个基于“气泡理论”建造的多面体钢结构建筑――“水立方”,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碧波霞飞,站在拱桥上眺望赛场,迷人景致远近错落。作为北京特色之一的胡同,四合院,是构成北京旧城风貌的基本之素,京城内外,中轴南北。时光在古老的街巷与红墙绿瓦的宫闱间流动,现代化的楼盘与皇家的建筑群相互辉映,古风天地间,京城神韵犹在。 保护文化遗产,守住精神家园。让世界建筑更加辉煌。让中国建筑再为世界文化遗产倾注新的血脉。让它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瑰丽宝藏,是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财富。 世界建筑论文:通过皇家极地海洋世界项目论述建筑师在全程化服务过程中对项目的推动和控制作用 摘要:目前国际通行的建筑师职业的核心是业主的建筑生产全程的、全面的人,其服务范围涵盖整个建筑生产范围,从策划、设计到招投标和施工的全过程。而我国的设计机构管理还停留在承包经营,建筑设计沉湎于创收的忙碌,建筑师仅限于设计阶段的职业范围,缺少对材料、技术、工艺的关注,使得在施工工地缺乏建筑师的全程指导,这不利于提升建筑物的品质,更不利于建筑行业发展的专业化、精细化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全程化服务;工程质量;服务意识 引言:抚顺皇家极地海洋世界项目是由马来西亚建荣皇家海洋科普世界有限公司开发,台湾H.C.W设计规划事务所方案设计,我院配合完成施工图设计的。通过这个项目亲身经历了境外建筑师对设计项目全面、全程服务的过程,同时也感受到我国建筑师在项目建造过程中的缺位和服务的片段化。 下面就抚顺皇家极地海洋世界项目,分析全程化服务七个阶段中建筑师对项目的推动和控制作用, 在现阶段现有体制下,我们建筑师可以努力做到的事情。 阶段1:前期 皇家极地海洋世界启动是在2004年初,地点在沈抚交界的李石开发区,当时的李石开发区一片农田,抚顺市政府为了李石开发区的发展,欲引进一个有影响力,有较大规模并且能吸引周边城市(如本溪、鞍山等)到抚顺游玩的启动项目。当时马来西亚业主和台湾建筑师来到抚顺进行项目考察。评估建设项目内容,项目发展前景,投资规模、地理位置、抚顺及周边城市的经济状况还有抚顺市政府对该项目的优惠政策等等。 当时建筑师做了一套整体规划方案,包括海洋科普馆、极地动物馆、海豚表演馆、冲浪馆和室外游乐场,分析了海洋世界搬到内陆的可行性,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现在海洋馆经营已经五年,实际效益达到预期,附近的城市包括本溪、鞍山、沈阳等地组成旅游团来游玩,场面红火超出预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达到了预期。 阶段2:方案设计 建筑立项后,方案设计阶段建筑师更是主角。从规划局、规划院等行政部门行政审批,到专项配套公司的协调沟通全全业主,从方案各单体项目的规模、定位到投资分配均有主导的意见提供给业主。这时的建筑师除把建筑设计理念和创意与业主进行充分交流,还要确定建筑的基本参数和布局,明确环境、功能、和空间布局,并测算项目的费用和进度计划,绘制出总平面图,建筑的平立剖面图和制作模型,还为业主拟定了一个详细的设计任务书。这个过程大约进行了多半年。由于台湾建筑师往来台湾路程远,因此有些工作需要我院配合完成,我有幸接触并感受到了境外建筑师在方案阶段的工作状态、工作内容以及对项目在方案设计阶段全程负责的全新理念。 阶段3: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是在方案设计基础上,将各专业的条件汇总并整合的阶段,确定建筑物精确尺寸和空间形态、确定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保证法规经济技术可行,这是方案深化并体现业主和设计师综合的设计意图。海洋世界共有大小五个项目,游戏区总平面布局空间形态都是根据游览路线、游玩方式、活动内容和经营方式来确定的。海洋科普馆、极地动物馆是科普类场馆,有鲸鱼、企鹅、北极熊、鲨鱼、热带雨林、大堡礁,是参观游览类项目,总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也是海洋世界的主场馆。海豚表演馆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紧邻海洋馆建造,经营时可以单独参观,也可以联票游览。冲浪馆和室外游乐场接近,冲浪馆为室内场馆,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单层,建筑长宽170x150米,有海浪池、激流勇进、漂流河、戏水沙滩、飞天梭滑道等戏水设施。室外游乐场有摩天轮,翘翘木等游乐项目。整个初步设计对场馆内的各游览项目所占面积,布置位置,尺寸大小做了精确分析和论证。比如,大堡礁有个水下隧道,总长需要27米,并且为不规则形状,隧道为亚克力拱形顶,当时是在日本定制。为了使隧道与现场混凝土部分准确定位,建筑师往返日本多次,最终完成经得起推敲的初步设计,这为下一步施工图设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阶段4:施工图设计 施工图设计是由我院配合业主在扩初文件基础上完成的。施工图文件需要完成建筑物的全面设计,明确建筑物的所有空间和技术参数,整合各材料、部品、设备,形成完整的、可实施的可控制的系统,保证建筑产品在下一阶段的建造施工中的实现。海洋馆由于使用功能的特殊性,相关配套设备极其复杂,比如不同物种水生动物对水质的要求不同,水处理系统不同,热带植物对空气湿度、温度要求严格,尤其抚顺地区属严寒地区,冬夏温差大,空气干燥,对空调制冷、制热、制湿程序化控制要求很高。这一切设备的定制、厂家的选择都由建筑师具体控制。我在完成施工图设计过程中亲历了台湾建筑师如何掌控各专业之间配合以及各专业与各设备厂家协调沟通配合的过程,体会到建筑师在房屋建造整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阶段5:招投标 由于建筑项目的复杂性和规模化,需要专业的分析和评判来甄选承包商。在招投标中,主体虽然是业主,但建筑师作为业主的顾问、、设计的主体、行业的专家,具有最大的建议权,应在参与并掌控全局情况的前提下向业主提出推荐建议,由业主做出决策。建筑师参与招投标并有最大的建议权对我是新鲜事,我对台湾建筑师充满了敬佩。由于本工程的特殊性,绝大部分都是公开招标,有特殊工艺要求的比如水处理,亚克力隧道等采用邀请招标。有一次台湾建筑师让我们看他的招标文件,足有十多个,有基础的、挖坑的、主体的、门窗的、通风空调的、水处理的、网架的等等,他说每一个招标文件都要细细的看,以免有什么想不到的给业主造成损失。境外建筑师的工作能力、专业素质、技术水平以及对工作负责任的敬业精神值得敬佩。目前我国建筑师在工程建造过程中招投标环节还完全是空白,更谈不上对项目的全程把控。 阶段6:监造阶段7:后期 建筑师监造自己设计的项目并保证设计意图的实现,是最自然、最合理、最有效率的安排,也是最符合业主利益的方式。目前我国在施工现场实施监理制度,将本应属于建筑师的设计-监理的完整职业流程和工作职责变成两种职业。在施工中,监理由于缺乏建筑师的职业训练和设计能力,往往无法胜任保障设计意图实现的角色。建筑师在监造、后期阶段主要服务内容是设计解释、合同管理、进度控制、投资控制、质量控制和协助业主竣工验收等。 皇家海洋世界项目从开工时台湾建筑师就委派设计监工负责日常的设计确认并安排主要设计人定期到场参加例会。但是该项目的建设在监造、后期这两个阶段出现了非常大的矛盾。根据我国法令,大型公共建筑必须设监理。由于派驻现场的设计师与监理之间的权力、义务和服务内容的重叠,常常造成监理和设计师各执一词,有时双方做了相同的事,有些事又处于真空状态,没人过问,造成业主经常亲自召集例会协调各方。 目前,我国建筑设计界管理不规范,工程质量下降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建筑设计界沉湎于创收的忙碌,开发商急功近利,不科学的设定工程进度,造成产品质量低下。第二建筑师的自身素质、文化修养、业务能力远不能胜任建筑产品的全过程管理。第三建筑师全过程管理的合理性、科学性没有政策性导向,仅限于建筑师内部学习。第四我国建筑行业管理体制还处于分阶段、分部门、分监察机构的管理模式,没有统一协调一贯到底的专业管理机构,很多情况出现程序混乱,工地返工、停工等现象。 结束语:要实现建筑师的全程化控制,真的需要从体制上着手,但同时提高建筑师个人的专业素质、业务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与国际接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国实行注册建筑师考试制度已经快20年了,随着一年又一年复习考试,一批批建筑师的产生,大大提高了建筑师的整体素质和设计水平。实现建筑师作为业主人和行业专家对整个建筑生产全过程的设计和监控,促进建筑业的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可行的。在目前的国情下,建筑师必须有意识地完善个人技术能力,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培养高度的职业化精神,有意识的扩展服务领域,包括目前没有涉及的前期策划和后期督造过程,以迎接未来建筑设计服务领域与国际接轨,为实现建筑师全程化服务做好充分准备。 世界建筑论文:丑陋世界的美丽童话:神学影响下的中世纪哥特建筑艺术 摘 要:中世纪时期的艺术由于受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美的对象最后都被归结为“上帝”。出于对宗教教义的宣传需要,中世纪的艺术摒弃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神话以及现实题材。在神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影响下,艺术作品往往显示出某种神秘感和崇高感。基督教的诞生,使被奴役下的人们找到了精神寄托,应运而生的教堂成为他们心灵的庇护所。教堂建筑自然而然的成为基督教精神的现实实体。在中世纪的教堂建筑中,哥特式教堂建筑当属该时期教堂建筑艺术的高峰。在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下,哥特式建筑作为“通往天堂之路”的“家”,将人们带到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关键词:中世纪;神学;哥特式建筑;建筑美学;神秘感 中世纪是上帝主宰一切的时代,基督教的艺术理想是上帝至美。中世纪的美术基本上就是宗教美术,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是教堂。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卡尔马斯曾说过:“教堂是尘世之天国,神们在这里生息活动”。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深受基督教艺术理想的影响,形成了建筑结构和装饰艺术融为一体的高度统一,具有实用和象征意义,同时起到了宣扬基督教教义的目的。 一、重视“启示”的中世纪艺术 中世纪基督教的教义,是以神学本体论为主导的。早期尤为强调上帝的“启示”是人们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艺术作为人与上帝之间的障碍,是遭到排斥的。当时的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纯粹的精神性,反对偶像崇拜。在这种强调精神信仰的需要下,几乎禁止陈列和崇拜各种画像。但在随后不久,基督教艺术在朗吉努斯、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美学思想影响下有所改变,使得基督教艺术也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 “基督教艺术理想不同于希腊艺术理想的,因为希腊艺术理想的思想基础在与艺术与真理(理念)的关系,属于世俗哲学层面,重视实践性的表现;而基督教艺术理想的思想基础在于艺术与上帝的关系,属于神学与信仰范畴,重视思维与体验内容,以保障上帝的核心教义。这导致基督教艺术理想尤其注重启示。”(《西方传统艺术理想论》第二章)。 二、神学影响下的中世纪哥特建筑艺术 (一)外观造型上的特点 哥特式教堂建筑的外观造型以高耸的塔尖为特色,应用十字拱、飞拱、修长的立柱以及肋穹框架结构来增加支撑顶部的力量。如法国巴黎圣母院的一大特色就是飞拱,飞拱支撑了中殿,同时在建筑的外部建造了扶跺,通过扶跺来解决侧推力的问题,这种外扶跺是从外面加力,使重力集中在相当少的几个点上。因此教堂的墙壁功能已于过去不同,过去的墙只起支撑作用,而改进后,修墙则可以从上往下修了。哥特式建筑的尖顶建筑,光线充足,空气流畅,增加了教堂的高度。同时,在体量和高度上也创造了新纪录。哥特式教堂建筑的形体向上的动势十分强烈,轻灵的垂直线直贯全身。不论是墙还是塔都是越往上分划越细,装饰越多,也越玲珑,而且顶上都有锋利的、直刺苍穹的小尖顶。不仅所有的券是尖的,而且建筑局部和细节的上端也都是尖的,整个教堂处处充满向上的冲力。这种以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是教会的弃绝尘寰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体现,也是城市显示其强大向上蓬勃生机的精神反映。哥特建筑展示给人们的是天堂里的神宫,是一座上帝之城。 (二)内部结构的特点 由于内部结构的改进,使得教堂内部空间也发生了变化,有了飞拱的之撑,中殿越来越高。柱头消失了,肋拱从圆柱的顶端像麦束一样自然开放,形成一直向上延伸的结构。哥特式教堂内的结构中,由于建筑师们巧夺天工的设计,人站在教堂的不同角度,视野里没有一根柱子,仿佛它们刹那间消失了。在这样的教堂里做礼拜,阳光透过色彩斑斓的玻璃,把五颜六色的光洒落在人们身上,使他们产生一种温暖神秘的感觉,似乎走进美丽的童话世界。这种如仙似幻的感受,会化解人们的痛苦,抚慰落泪的心灵。这种内部结构的设计也是深受神学思想影响的,哥特式教堂结构变化,造成一种火焰式的冲力,把人们的理想带向“天国”,成功地体现了基督教的神学观念,人们的视觉和情绪随着向上升华的尖塔,有一种接近上帝和天堂的感觉。从审美的层面看,哥特式建筑表现出一种人的意念的冲动,它不再是纯粹的宗教建筑物,也不再是军事堡垒,而是城市的文化标志,标明在最黑暗的中世纪获得一点有限的自由,人们会发现一丝现实世界的阳光透进了黑暗的中世纪。 (三)教堂建筑的装饰特点 通过采用尖券、尖拱和外扶垛,装饰细部如华盖、壁龛等也都用尖券作主题。窗户使用彩色玻璃镶嵌,使尖塔得以轻巧高大,当然也失去了做墙体雕刻的余地,成为与罗马式教堂的重大区别之一。哥特式雕塑是教堂建筑不可缺少的装饰,它的人物形象开始保持独立的空间地位,追求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力求符合真实的形象,追求自然生动的塑造,使人体逐渐丰满起来,衣褶也随之有了结构的变化,使人感到衣服里面是实在的人体。雕像不再是人的外形的模似,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与哥特建筑一起应运而生的是优美的彩色玻璃窗画。这种画也成为不识字信徒们的圣经。圆形的玫瑰窗象征天堂,各式圣者登上了色彩绚丽的玻璃窗,酷似丰富多彩的舞台画面。人们走近教堂,不仅产生对天国的神幻感,也产生装饰美感。这种彩色玻璃窗画看起来更像马赛克而不像绘画,由于它是玻璃画能依靠光线的穿透而生艳,玻璃制造师们很巧妙地组合颜色,使透过的光线变得柔和舒适,让人产生一种在和煦阳光里的惬意,产生奇妙的遐想。 (四)教堂建筑的意蕴体现 哥特式的教堂建筑在意蕴上,借助哥特式内部空间的高旷、单纯、统一的特征,整个建筑呈现雄伟直升的外观造型和开阔的内部空间,加上镶嵌彩色玻璃的长窗,整个教堂具有浓厚的、神秘的宗教气氛,引人升入天国的寓意,也是理解基督教精神及其神学形态影响下的艺术理想的重要形式之一。可以说,哥特式建筑不论在结构技术上,还是造型艺术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哥特式建筑较之先前的基督教早期建筑艺术更加接近生活和写实,教堂建筑遍布欧洲,不论是法国巴黎圣母院、德国科隆大教堂还是意大利米兰大教堂,都已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形态影响下的哥特式建筑的集中体现。 三、哥特式建筑的美学特色 哥特式建筑是基督教神学精神在审美趣味上的最典型的反映。它对动态和垂直空间的追求,体现了信徒对“天国”的向往;建筑结构上的轻盈、飞腾以及在外部轮廓和内部空间的形式上对于光影变幻的追求正是符合了基督教的精神,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一件东西(艺术品或自然事物)的形式放射出光辉来,使它们的完美和秩序的全部丰富性都呈现于心灵。”哥特式建筑具有超凡脱俗、远离尘世的精神之美,成功地表现了基督教理想的崇高精神。哥特式建筑完美地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建筑结构技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哥特式教堂内,能感到一种不断增强和不断上升的感觉以及把自身推向天国的升腾之感。哥特式艺术既是中世纪艺术的巅峰,同时又预示着中世纪艺术的结束、孕育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 最后,用罗丹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人们从大教堂带走的记忆,使人不由得不肃静;正是在这种无边的肃静里,灵魂才能体验无上的欣慰,思想的欢乐。人们可以思考大自然通过艺术而给予我们的忠告。人民就可以寻找法则。” 世界建筑论文:发展低碳建筑 共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摘要】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挑战,低碳经济和低碳建筑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本文主要阐述成都在发展低碳建筑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建议对策。 【关键词】低碳;建筑;田园城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共成都市委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谋划好“十二五” 以及更长时期发展的高度,在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立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为加快推进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的步伐,我们应把“低碳化”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在建筑行业高速发展、建筑能耗居高并迅速增加的今天,低碳建筑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1 发展低碳建筑的重要意义 所谓低碳建筑是指在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减少CO2 排放,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为使用者提供具有宜居空间的建筑模式。发展低碳建筑符合国际形势的要求,按照《京都议定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国仍然具有不可推卸的减少CO2排放责任,成都作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更是责无旁贷,推行低碳建筑有利于缓解能源紧缺问题;减轻环境污染现状,也是履行国际公约的见证。发展低碳建筑符合我国当前政策导向,低碳建筑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更是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必然选择。发展低碳建筑为建筑业提供了机遇,随着国家稳定住房价格的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我国的地产竞争正从追逐短期利益最大化、单纯追求建设规模、建设速度的低层次竞争阶段进入品质、品牌致胜的阶段。以低碳建筑为核心的 “科技地产”将带动整个建筑业的优化升级和结构转型,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 成都发展低碳建筑存在问题 成都一直积极致力于节能环保,并且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但是低碳建筑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2.1 相关政策及机制不健全 我国已经颁布了节能建筑、绿色建筑的技术标准、规范和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建筑节能技术尚未得到广泛推广,收效甚微。一是专门针对低碳建筑的法律、政策机制尚处于构想和试点之中,现行的节能标准只涉及到涉及阶段,至于检验建筑是否达到低碳建筑标准,尚未制定具体的标准。二是对建筑能耗大户的碳排放量没有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同时也缺少对低碳排放企业的激励性政策,低碳建筑投资成本大、周期长,风险高,企业的开发动力不足,节能减排多靠企业自觉。 2.2 低碳建筑技术水平较低 技术是发展低碳建筑的最大制约因素,我国在低碳建筑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低碳建筑在规划设计、建筑用料和设备研发、施工方面尚未系统化、标准化。同时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碳技术缺失,多数企业和消费者对低碳建筑不了解,在国际上缺乏主动权,为降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带来的高成本,施工单位只能将简单改进的常规施工工艺运用到低碳建筑中,达不到理想的节能减排效果。 2.3 缺乏低碳建筑的专业人才 目前建筑从业人员普遍存在节能低碳意识较为薄弱,专业素质不高的现象。由于我国在建筑节能、低碳方面工作起步较晚,施工人员普遍习惯于秦砖汉瓦的砌式砌法,对新型节能低碳建筑的施工技术比较陌生;设计人员对传统的砖混结构房屋设计得心应手,对节能低碳建筑设计由于怕担风险缺乏创新意识,思想较保守。 2.4 社会公众节能低碳意识薄弱 目前社会公众对低碳建筑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低碳意识薄弱,在购房时, 更多关注的是房价、造型、通透性,对节能环保方面考虑较少,开发商不得不考虑购房者的喜好。一个外形漂亮,窗墙比更大的楼盘更能吸引顾客,而外形的多变和较大的开窗面积与节能设计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公众节能低碳意识的淡薄不仅限制了低碳技术的发展和低碳房屋的推广,也成为低碳政策和低碳技术推进的障碍之一。 3 成都发展低碳建筑的对策建议 3.1 完善低碳建筑相关政策和规范标准 为加快节能建设和低碳建筑有序发展,应根据当地能源状况、地理区位等要素制定切实可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一是加强低碳建筑标准的编制修订工作和完善相关强制性标准,充分发挥标准规范引导和约束作用,把推广建筑节能、低碳从一种号召性行为转变为一种强制性行为。二是以碳预算为准,按照《低碳建筑评价标准》中的指标和评级来落实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并且要设立低碳建筑管理部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和举报的制度。 32 积极实施经济激励政策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采取多种激励措施,增强公众节能意识,大力推广节能建筑、低碳建筑。一是对购买高效家用电器和照明器具的用户,新建低碳节能建筑的开发商和业主给予经费补贴。二是对新建低碳建筑开发商给以适当的税收减免。三是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绿色贷款”服务,对购买符合低碳建筑标准住房的居民给予返还现金、低息等优惠,还可申请低碳住宅抵押贷款。四是对既有建筑进行积极节能改造的家庭,政府要给予适当的补贴,对于低收入家庭,政府可以对其进行免费节能改造。 3.3 建立健全低碳建筑技术体系 发展低碳建筑关键是依靠科技创新,一是政府要引导、鼓励企业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采用低碳技术、零碳技术乃至负碳技术策略,充分利用成都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水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改变建筑用能及能耗结构。 二是优化建筑设计,采用被动式的能源策略,在建筑全生命周期内实现“3R”(即再利用、再节约、再循环)和“四节”(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变毛坯房销售为精装房销售。三是实现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开发应用低碳建筑材料。对气密性、水密性、保温性、抗风性、抗变形性、环保、隔音、防污、隔热的特殊节能材料要大力推广使用。 3.4 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人才是进行科技创新的核心,政府应加大对低碳建筑人才的培养力度,一是充分利用成都丰富的教育资源,积极引导相关的高校在建筑专业中融入能源、环保和生态课程。二是举办大型的环保建筑设计比赛,为大学生大胆畅想和发散思维提供平台。三是在正式职业资格等一系列考核中加入对考核者低碳环保方面素质的考核内容,从建筑源头上加深低碳环保理念对建筑从业者的影响。 3.5 加强宣传,提高低碳意识 发展低碳建筑应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公众三大主体的作用,提高公众低碳意识,一是各级政府,要把低碳建筑提高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把低碳建筑作为实施公共服务、强化资源战略管理和加强环境建设的重要职能来抓。二是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以节能低碳为主题的大型公益活动,使公众切身感受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是将节能低碳理念、方法和技术融入到教育中,使公众从小就树立起节能减排的良好意识。四是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协会、绿色志愿者等环保组织在推进节能减排方面的积极作用。 世界建筑论文:十大世界创意建筑 法国密特朗国家图书馆 书中自由黄金屋 设计师:多米尼克・佩罗 建成时间:1996年 塞纳河右岸具有一片独特而亮丽的景观,它便是座落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密特朗国家图书馆,被密特朗称为法兰西最高的建筑艺术。 图书馆由深得密特朗总统赏识的青年设计师多米尼克・佩罗负责设计。最早的构思从两片树叶开始的,四栋大楼各有两面互成90度的楼体组成,对称伫立在宽阔广场的四角,从巴黎向东南方遥望,图书馆的上半身犹如四本大书在城市中展开,而不走近就看不到的下半身则埋在地下,这一部分才是它的艺术灵魂。四本大书鲜明地划定了图书馆这块具有象征意义的馆舍在巴黎的位置。 它的建筑设计和室内装饰、家具的配置均由一家公司承包,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了内外和谐,体现了法国人很强的 环保意识。所有的墙壁或是铝合金或是玻璃,地面从室外到室内全是木质的。家具大都是木质的,玻璃及金属材料给人以强烈现代意识,木地板和森林则使人反璞归真。四座大厦外表是玻璃的,为了保护图书,避免阳光辐射,玻璃内则增加了一层活动木板墙。因此,当阳光照射时,大厦就变成了本木色,背阳光时则亮丽透明。大厦表面的木质活动墙所用木材全部从加蓬进口,广场和室内木地板所用木材全部从巴西进口。 在室内空间的组合方面,有许多地方采用了先进透气的钢丝纺织墙,使空气流通,没有憋闷感,人们能与外部共呼吸而不能相视。 由于大面积采用玻璃和钢化材料,产生许多反射光,但这些从钢化墙壁上反射出的冷色。又似乎在与无所不在的本木色的木质材料和深红色的地毯所反向的暖色相互辉映,实现了材料间的光的协调。 瑞典奥斯陆歌剧院建筑让城市和谐 设计师:挪威建筑事务所Snoehetta设计 建成时间:2008年4月12日 奥斯陆歌剧院诠释的是权威和美丽,音乐和歌曲令其魅力四射,作为文化中心,来到新歌剧院也就宣告着您真正来到了挪威。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座被所有人共享的建筑:任何一位到奥斯陆(Oslo)的人都会想到此参观,爬上这座被英国卫报著名设计评论家Jonathan GIancey称为“Snohetta的大理石山”的建筑。 奥斯陆歌剧院(Oslo Opera House)建设用时5年,临近证券交易所和中央车站。它是继14世纪初建造于特隆赫姆(Trondhelm)的尼德罗斯大教堂(Nidarosdomen Cathedral)后,挪威国内最大的文化建筑。大剧院基座的占地面积超过3万8千平米,相当干4个国际标准足球场。剧院内有三个 舞台,1千1百多个房间。体现了设计者对建筑的独到见解,是一件将内在流线造型和外在简洁轮廓二者高度结合的浩大工程。 2008年10月歌剧院在世界建筑节开幕式上赢得文化类大奖。时代周刊的RichardMorrison曾经这样描述:我恋爱了。她是挪威人,华丽至极。有趣至极,还有着令人惊讶的内涵。她就是奥斯陆歌剧院,从峡湾中拔起,美丽惊人的大理石和花岗岩屋顶让她看起来就像一座出水的冰川。 内部空间的宏大被丰富的线条和平面所切割,形成非常耐人寻味的空间语言和建筑层次,功能空间如休息厅、酒廊等用极其简约的手笔处理出异常 静谧的效果,与歌剧院本身的气质形成和谐整体。 奥斯陆歌剧院尽管外形是来来派的斜角结构,但并非高高在上,参观者可以在屋顶上野餐,也可以从外面连接屋顶的巨大坡道上到 32米高的屋顶上,这里百无禁忌,人们可以野餐或从坡道上滑下,甚至可以跳入奥斯陆海湾的海水中。 歌剧院的内部是一座同样宣扬平等主义的大厅,有 1359个坐席。黑色橡木建造的剧院甚至没有设置寻常歌剧院都有的包厢。即便是挪威国王Harald和皇后Sonja也只是坐在一个5米不到的区域内,与其他观众 隔开。每个座位的背后有一块小屏幕,播放歌剧表演的字幕和翻译。 西班牙艺术及科学之城多功能结合带动经济 设计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lago Calatrava) 建成时间:2004年10月28日 瓦伦西亚是西班牙第三大城市,艺术科学之城(City of Arts and Sciences)便是沿着几乎两公里的轴线,座落在瓦伦西亚,总占地里面35万平方公里,整个空间是开放型。是集科学博物馆、剧院、表演厅和水族馆于一身。教育和娱乐相结合。由西班牙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的多功能建筑。 整个文化中心建筑的组台非常的新颖,气势磅礴,由两个建筑大师设计。带动了当地经济、旅游、房地产等快速发展,成为瓦伦西亚市新的高级住宅区、重要观光景点。科学艺术城对面也盖起了大型的结合高级旅馆的购物中心Aqua,以及西班牙最大的连锁百货公司“英式剪裁”的新馆。在艺术科学城的另一边,原本就是家乐福大型购物中心,结合电影院及精品街,现在更是人潮不断。这项大工程的兴建,除了展现瓦伦西亚市这个商业古都的经济实力之外,也证明了艺术、美感、创新的建筑,不但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水准、观光地位,更能实质大幅提高城市的经济繁荣及增加工作机会。 迪拜旋转塔 建筑版变形金刚 设计师:戴维・菲舍尔 建成时间:预计2010年 让一座摩天大楼在空中旋转“跳舞”,听上去像是科幻小说。意大利建筑师戴维・菲舍尔宣布,他将在迪拜建成世界首个风力发电的旋转摩天大楼。迪拜塔于2004年9月动工,预计2010年世人就可以欣赏到这座不停舞动的80层大楼。 这座大楼建造方法另类,大楼的每一层将在意大利预先做好,再运到迪拜组装。“迪拜旋转塔”每层楼之间都装有风力涡轮机提供动力。 迪拜塔的高度目前已经达到629米,超过了高度为628.9米的美国北达科他州KVLY-TV电视发射塔,从而成为世界最高建筑。KVLY-TV电视发射塔自1963年以来保持着世界最高牵索建筑纪录。 耗资约10亿美元的迪拜塔建成后,由意大利著名设计师阿玛尼设计的世界首家阿玛尼酒店将坐落其中。除豪华公寓、商用办公室和休闲设施外,迪拜塔还将在第124层设置观景台,让游人从约440米高处饱览迪拜风光。 墨尔本音乐中心和戏剧剧场双管齐下日夜辉映 设计师:澳大利亚ashton raggatt mcdougall公司 建成时间:2009年 建筑物分开运作,它们在城市的同座艺术区相连。左侧是墨尔本剧院,右边则是墨尔本音乐中心。剧院特点鲜明在于外观白钢组成了几何排列管三维式。最好是在夜间观看,可见简单的黑白色调与鲜艳的红色装饰碰撞效果。大堂空间延续了几何图案。右边的墨尔本演奏中心是一座较大的建筑,包括两层演奏厅和一问小型表演厅。该大楼的门面是白色,装饰了蜂窝玻璃窗。设计运用了最好的音质体系,力求高品质享受。墨尔本音乐中心和戏剧剧场于2009年年初开放。 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属于未来的奇幻建筑 设计师:弗兰克・盖里 建成时间:1997年 古根海姆博物馆由美国加州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Owen,Gehry)设计,在1997年正式落威启用,它以奇幻的造型、独特的结构和崭新的材料博得举世瞩目。在20世纪90年代人类建筑灿若星河的创造中,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无疑属于最伟大之列,与悉尼歌剧院一样,它们都属于未来的建筑提前降临人世,属于不是用凡间语言写就的城市诗篇。 该博物馆全部面积占地24000平方米,陈列的空间则有1100Q平方米,分成十九个展示厅,其中一间还是全世界最大的艺廊之一,面积为130米乘以30米见方。整个博物馆结构体是由建筑师藉助一套为空气动力学使用的电脑软件(从法国军用飞机制造商达索公司引进,名叫CATIA)逐步设计而成。博物馆在建材方面使用玻璃、钢和石灰岩。部分表面还包覆钛金属,与该市长久以来的造船业传统遥相呼应。 美国沃尔特・迪士尼音乐厅波浪线条贯穿内外 设计师:法兰克・盖瑞 建成时间:2003年10月23日 由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法兰克・盖瑞设计的沃尔特・迪士尼音乐厅(Walt Disney Concert Hall)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是洛城音乐中心的第四座建筑物。主厅可容纳2265席,还有266个座位的罗伊迪士尼剧院以及百余座位的小剧场。这座超现代的大型建筑成为了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新家,同时它更是以其动人心魄的独特外表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的新地标,成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和旅游者共同膜拜的艺术殿堂。音乐厅建成以来,成为洛城最引人注目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其独特的外表引来的关注早已超过了他音乐厅本身。当地以及许多美国以外的媒介常常撰文报道,“与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伦敦的议会大厦一样,因为它无比奇妙和鲜明的个性,迪士尼音乐厅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摄影爱好者最喜欢聚焦的建筑之一。 建筑物内外看不到任何一处垂直的立面,无论墙、柱、天窗还是穹顶,全都是斜线或弧形走线,给人妙不可言的观感。建筑师在厅内设计上认为欣赏音乐是一种全面体验,并不仅局限于音响效果。因此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演奏大厅内的视觉效果、温度以及座椅的感觉等因素。大厅设计上。盖瑞运用丰富的波浪线条设计天花板以营造出一个华丽的环形音乐殿堂。为使在不同位置的听众都能得到同样的充分的音乐享受,音乐厅采纳了日本著名声学工程师永田穗的设计;厅内没有阳台式包厢,全部采用阶梯式环形座位。坐在任何位置都没有遮挡视线感觉。音乐厅的另一设计亮点是。在舞台背后设计了一个12米高的巨型落地窗供自然采光,白天的音乐会则如同在露天举行,窗外的行人过客也可驻足欣赏音乐厅内的演奏,室内室外融为一体。此一设计绝无仅有。 德国慕尼黑安联体育馆会发光的汽车轮胎 设计师: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Herzog) 和皮埃尔・德・梅降(Pierre deMeuron) 建成时间:2006年 瑞士的双子星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为06年世界杯设计的慕尼黑安联体育馆,堪称是这对明星组合的经典之作。他们得奖无数早已证明其成就卓越,2001年获得可称作建筑界诺贝尔奖的ThePritzker Arohitecture Prize普立兹克建筑奖的他们备受推崇,不单因为他们是鸟巢(国家体育场The National Stadium)或者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操刀人,最重要是他们对建筑的想象与实践早已经超越了这个世代能创造的建筑概念,一定程度上可以称其为来自异次元世界的设计师,为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不断创造惊奇。 外号“会发光的汽车轮胎”的安联体育馆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与圣保罗大教堂隔岸相望,连接它们的是横跨泰晤士河的千禧大桥,打破一般人对于球场的印象。建筑主体由2800个镜面气枕组成,这种独特的塑料外膜。具有某种透光性质,内建二万五千万支日光灯炮,夜晚,球场将以红、白、蓝三种颜色变换外观,营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安联体育馆以轻盈活力的光芒创新了传统混凝土体育场馆的沉重。 日本银座舱体大楼黑川纪章成名作 设计师:黑川纪章 建成时间:1972年 中银舱体大楼是一栋充满现代主义风格的巨型积木状建筑,是日本设计师黑川纪章的成名之作。舱体楼像由很多方形的集装箱垒起来的,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实由两幢分别为11层和13层的钢筋混凝土大楼组成。中心为两个包括电梯间和楼梯间、各种管道的核心筒。黑川纪章用140个规则长方舱体悬挂在这两个筒体上。舱体用高强度螺栓固定在核心筒上,所有的家具和设备都单元化,收纳2.3m×3m×2.1m的居住舱体内。舱体里,配有沼厕、家具、电视机、电脑、音响设备等,没有一寸多余的空间。开有圆窗沿的舱体单元被黑川纪章称为居住者的“鸟巢箱”。舱体单元构成上的穿插组合,黑川纪章是日本战后一代建筑师中最为重要的一位,设计的灵感来自他在前苏联时看到的宇宙飞船,充满幻想色彩的建筑实践为他带来国际声誉。由于该建筑物体现了“新陈代谢运动”的完美表达,而长期受到赞赏。 英国伦敦折叠人行天桥桥类变形金刚 设计师:托马斯・赫斯维克 建成时间:2007年3月29日 可折叠升降的人行天桥横跨在英国伦敦帕丁顿Ma rks&Spencer总部前的一片水域上,成为连接两部分的通道,它依靠扶手内部的液压系统来控制,由英国的Heatherwick Studio设计,全 畏12米,由8块钢板及金属支架组成。这个桥的特点是可伸展可压缩的8段结构,单单看时容易让人疏忽掉它的神奇设计,桥展开时可供行人通过,压缩起来,却可以让小船顺利通过下面的水道。天桥的全部运动都由扶手内极其聪明的液压系统来控制。因此,当M S的员工想要让游船驶进入口时,它能够灵巧的折叠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世博会英国馆设计方案“创意之馆(a Pavilion of Ideas)”和岩石造型也是出自设计师托马斯・赫斯维克之手。这个年仅36岁的三维设计师已经被赞誉为“新的莱昂纳多・达芬奇。” 世界建筑论文:圣彼得大教堂: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最辉煌的建筑 早就知道世界上有个城中国叫梵蒂冈,去年6月29日我才有兴随团到这个国家一游。旅游车驶上宏伟笔直的罗马和约大街不远就看到圣彼得大教堂了,这就是梵蒂冈的标志性建筑物,世界第一大教堂。 梵蒂冈是个独立的主权国,这个国家小得让人不可思议,国土面积只有0.44平方千米,与我国的天安门广场一样大,人口只有1400人,但常住人口仅540人,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却是全球八亿多天主教徒的信仰中心。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高地上。领土包括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宫和梵蒂冈博物馆等。国土大致呈三角形,除位于城东南的圣彼得广场外,国界以梵蒂冈古城墙为标志,而进入的梵蒂冈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国界仅是一条灰石铺成的国界线。车到圣彼得广场外围,就看到这条国界线了,导游说线外是意大利,线内就是梵蒂冈,原来这里的国界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到圣彼得广场时,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听说教堂里有个宗教活动,不能进去的教徒和游客就暂时在广场上听广播或看大型电视屏显示直播。 圣彼得广场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对称、最壮丽的广场,是17世纪著名建筑大师姜,洛伦佐,贝尔尼尼的建筑杰作。广场略呈椭圆形,地面用黑色小方石块铺砌而成。两侧由两组半圆形大理石柱廊环抱,形成三个走廊恢宏雄伟。这两组柱廊为梵蒂冈的装饰性建筑,共由284根圆柱和88根方柱组合成四排,形成三个走廊。这些石柱宛如4人一列的队伍排列在广场两边。柱高18米,需三四人方能台抱。顶上竖立着140位圣人的大理石雕像和教皇阿勒桑德罗,苦季七世巨大的徽志,虽然没有几个游人能一一记住这些圣人的名字,但那艺术雕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确让人感到惊叹。这些大理石像是贝尔尼尼和他的学生所雕刻。 圣彼得广场的建设工程仅用了11年的时间(1656―1667年),而欧洲一些有名的大教堂从施工到建成都需要几十年或上百年,或几百年时间。 在广场的中央耸立着埃及独立方尖碑,它是广场最古老的文物。这座石碑原是罗马皇帝卡利古拉为装饰皇宫旁边的圆形广场远从埃及运来。1586年,教皇西斯廷五世下令将石碑移至圣彼得广场。据说为此曾动员900多名工人、150匹骏马和47台起重装置,花了近5个月时间,才完成这项搬迂工程,圣彼得广场全景,在方尖碑顶上竖有阿勒桑德罗基季家庭的青铜徽志:五座小山丘、一颗圣十字架残片的星。 广场上两个美丽的喷泉是在不同时期建造的。右边那个是马德尔诺于1615年所建,左边的喷泉是贝尔尼尼在1677年建成的,它是广场上最后完成的建筑。 在两个喷泉和方尖碑之间的两边地面上,分别嵌入一块圆形大理石。站在这块大理石上观望广场四周的长廊,就会感到长廊内只有一排圆柱。而实际上是四排圆柱,可见设计者贝尔尼尼当初设计的绝妙。不知旅游客从哪来得到信息,这块大理石上拍照的络绎不绝,没耐心根本排不上号。 游客和罗马市民每个星期天的正午都要聚集在圣彼得广场,接受教皇的祝福。每年的1月1日、圣枝主日、复活节、圣诞节,广场上往往都会聚集20多万之众。广场设计可容纳50万人。 圣彼得大教堂是一座长方形的教堂。整栋建筑呈现出一个希腊十字架的结构,造型是非常传统而神圣的,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座教堂。教堂最初是由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26―333年在圣彼得墓地上修建的,称老圣彼得大教堂,于公元326年落成,为巴西利卡式建筑。16世纪,教皇朱利奥二世决定重建圣彼得大教堂,并于1506年破土动工。在长达120年的重建过程中,意大利最优秀的建筑师布拉曼特、米开朗琪罗、德拉・波尔塔和卡洛・马泰尔相继主持过设计和施工,直到1626年11月18日才正式宣告落成,称新圣彼得大教堂,为文艺复兴式和巴洛克式建筑风格,1870年以来的重要宗教仪式均在此举行。 圣彼得教堂不仅是一座富丽堂皇值得参观的建筑圣殿,更是一个艺术宝库,它所拥有多达百件的艺术瑰宝,更被视为无价的资产。 大教堂东西长187米,南北宽137米,能容纳5万人,屋顶和四壁都饰有以《圣经》为题材的绘画,不少是名家作品。最著名的雕刻艺术杰作主要有三件。一是米开朗琪罗24岁时的雕塑作品《圣殇》,二是贝尔尼尼雕制的青铜华盖,三是贝尔尼尼设计的圣彼得宝座。此外,教堂中央的穹隆拱顶是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双重结构,周长71米,为罗马全城的最高点,游客可以乘电梯登顶俯瞰罗马全城。教堂左侧有卫兵守卫,他们身穿的别致制服500年不变,手中的长戈也是15世纪的产品。他们也不拒绝旅游拍照,倒是成了梵蒂冈的一道拍照景点了,他们都是来自瑞士,是雇佣兵。 梵蒂冈博物馆,位于圣彼得教堂北面,占地约5.5万平方米,建于公元5世纪末,早期为教皇的一座宫廷,后来改成综合性博物馆,拥有12个陈列馆和5条艺术长廊,汇集了希腊、罗马的古代遗物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精华,收藏有文艺复兴时期三大艺术大师之一的拉斐尔艺术珍品以及其他名家的原作,均属无价之宝。西斯廷小教堂,梵蒂冈博物馆的一部分,因天花板和墙壁上保存有米开朗琪罗花费4年时间绘制的著名壁画“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而久负盛名。 梵蒂冈是世界天主教中心,特殊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梵蒂冈域早在公元774年形成教皇国,8世纪已成为教皇国的中心。梵蒂冈在拉丁语中意为“先知之地”。早在公元4世纪,教皇康斯坦丁就在罗马城西北角耶稣门徒圣彼得殉难处建立了康斯坦丁大教堂以示纪念。到了15至16世纪。康斯坦丁大教堂被改建成如今的圣彼得大教堂,成为天主教会举行最隆重仪式的场所。公元756年,法兰克王丕平把罗马城及其周围区域送给教皇。其后教皇权势日益扩张,在意大利中部出现了以教皇为君主的教皇国。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教皇被迫退居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宫中。1929年,意大利政府同教皇庇护十一世签订了“拉特兰条约”,意大利承认梵蒂冈为主权国家,其主权属教皇。梵蒂冈为中立国,其国土神圣不可侵犯。 进入教堂内,不论你有什么信仰,都如时光倒流,好像是进入中世纪的时空。好像大师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罗丹、康丁斯基、达利、蒙克这些名人忽然成了眼前真实的存在一样。梵蒂冈的艺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无数次洗礼,无数次沉淀才成就的。每个人都可以把梵蒂冈当成一本书来读,一本超越政治、利益、金钱的人类文明艺术史的教科书。这里的每一件艺术品都洗去了几百年人世浮沉的伤痕,洗去了俗世荣辱的尘嚣,在其中走上一遭宛如经历了一次纯美的朝圣之旅。 梵蒂冈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教皇是国家元首,也是全世界天主教的精神领袖。教皇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于一身。梵蒂冈的国徽集中说明了教皇在城国的地位。国徽的图案是:两把交叉着的天国钥匙,托着教皇登基时的帽子。这种称作“三重冠”的帽子,有上中下三层,象征着教皇拥有的神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关于“神权”,当时在西方是封建专制的灵魂,和东方的“皇帝”起一样的作用。 规定参观时间快结束时,我们到进口处的圆柱下集中,那里暂时休息的男女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打瞌睡,看来他们或她们与我一样,并非天主教徒,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意大利罗马一侧的交警在指挥交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穿着500年前的服饰的梵蒂冈卫兵在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任游人拍照。还有在如织的游人队伍中夹杂着比梵蒂冈国民还多的小偷,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就这样丰富多彩,驰名世界。 世界建筑论文:走向世界的中国建筑师 5月10日~11日,一年一度的中国院、北京院、上海现代集团的高层次设计方案研讨会再度召开,在中国院精致的场景环境下三个院的领导致辞都留下一句颇有意义的的话:中国院修龙院长希望通过中国建筑师的努力将中国建筑文化的精华放大到世界上;北京院张宇副院长代表朱小地院长在发言中说,落实建筑服务社会的理念要用道德与责任关怀大众;上海现代集团的张桦总裁则认为,应对巨大的市场挑战、“三大院”的主创建筑师齐聚一堂,应努力寻到建筑原创之路。我以为,这三种声音几乎都表达着一种共同志向,中国建筑师正面向世界,追求卓越。 做能够面向世界的建筑师,谈何容易,其最重要的是要具备国际化的视界与能力,而其中认知国际化水准的建筑奖项十分必要,不然中国建筑师何时才能戴上建筑桂冠呢?在全球众多建筑学大奖中有影响的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的金质奖(设立于1948年)、美国建筑师学会的AIA金质奖(设立于1903年)、由基金会颁发的密斯奖(首届密斯奖1988年由葡萄牙的建筑师获得)、世界文化奖(1989年创立)等,但最具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美名的当属“普里茨克建筑奖”,正是由于其严格的评审委员制度、强势的媒体宣传力度及贴切公众的建筑社会文化教育功能,使它越来越成为最受瞩目的全球性建筑奖项。那么如何才能走近这桂冠呢?伦佐・皮亚诺是让这梦想成真的获奖者。1971年,巴黎为在传统建筑最密集的市中心建一座综合文化艺术中心,举行了国际竞赛,共有全球的681件作品参赛,但首奖光环落在了两位默默无闻的青年建筑师身上,皮亚诺正是成功地将古老街区转变为最具当代人文活力的场所建筑师。 由此又联想到作为一代中国建筑师该怎样处理传统与创新的老话题。从精神及文化趋向看,建筑师的设计理念必须尊重传统和地域、必须合乎国情,因此文化自尊是每一个有作为的建筑师必须思量的。刚刚送走“5・19”国际博物馆日6月9日又迎来国家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本刊荣幸地为学者型领导、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再次承编新著《从功能城市到文化城市》,结合现代建筑创作的理念及其新追求,尤感单局长的关于文化、城市、城市文化的解读,是对城市规划设计者极为可贵的思想,因为它立足于建筑师的创作初衷、它遵循于建筑师的思维过程、它给建筑师注入了可供比选的良多思考。如果说2007“三院”方案研讨会是一次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学术会,是一次自由、平等且活跃的学术研讨会,那么第二个国家文化遗产日的到来所引发的一系列多元而深入的联想,更会带给人们卓然而严谨的文化活力,更会以开阔的学术氛围让建筑业内外人士喜悦。因为让建筑师高兴的不仅仅是寻到面向世界的目标,更体味到根植于华夏建筑文化的特殊含义。 世界建筑论文:她向世界诠释中国建筑 有人说,把中国比作一棵参天大树,如果北京是这棵树的树冠,那么西安则是这棵树在地下盘结交错的根系。正是这片沃土蕴育了一位出色的中国建筑师――张锦秋。她和西安这座城市已密不可分,她的名字也与这座城市几十年来出现的一些标志性建筑――陕西历史博物馆、玄奘纪念院、大唐芙蓉园等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张锦秋院士在陕从事建筑创作40年座谈会暨《长安意匠》丛书――大唐芙蓉园首发式”于10月8日,在大唐芙蓉园召开了。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陕西省及西安市政府、人大、政协、建设厅的负责人,陕西省及西安市的建筑院校、设计院、文化单位的领导、有关专家学者和《建筑创作》杂志社。 会议由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熊中原主持。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院长樊宏康在致辞中说:张锦秋院士是享誉国内、国际的设计大师,她从事建筑创作的40年间,为古城西安、为祖国大地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经典的建筑设计作品。她和她的作品受专业人士所赞誉,为广大群众所喜爱。这次座谈会,既是对张锦秋院士从事建筑创作40年的回顾和总结,又是一次学术、技术的交流,中青年建筑师向张锦秋院士学习的绝好机会。 李子青(陕西省建设厅厅长): 很高兴能在久负盛名的曲江池畔,在张锦秋院士主持设计的这座以盛唐文化为内涵、以古典皇家园林为核心的大型主题公园――大唐芙蓉园中,与各位来宾、专家共同庆祝张锦秋院士在陕从事建筑创作40年及《长安意匠》丛书――大唐芙蓉园的出版。由张锦秋院士主持设计的以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唐风建筑也已成为古都西安的特色,为西安保持盛唐文化的延续、为陕西重振汉唐雄风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她不仅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了一批具有浓郁风格的现代建筑,而且在建筑理论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和追求,她的论文集《从传统走向未来》在海内外建筑界产生较大影响。我们期待着张锦秋院士的新作《长安意匠》丛书能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向世界范围更广泛地传播。 乔征(西安市副市长): 在建筑设计多样化的今天,张锦秋院士一直秉承中华民族的建筑传统,并不断传播,这一切不光在陕西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得到了很高赞誉。她的每一项作品都带有一定的震撼力,就像大唐芙蓉园的设计,被外界评价为国人震撼、世界惊奇。对于建筑设计的精致追求,尽善尽美的态度也确是她成为一代宗师的精神根源。西安这几年的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有了一定的成果,这一切都和在座的以大师为核心的一批老专家,老学者和正在不断崛起的中青年专家学者的努力分不开。近几年西安还将会有几个大动作,如大明宫周边改造、行政中心的搬迁和地铁的开工都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尤其要向张大师那样尽善尽美地把我们的项目做得更精彩,把西安建设得更美好。 和红星(西安市规划局局长): 记得1 992年,我跟张老师一起在新疆乌鲁木齐参加西部建筑学会年会。当时中国西部建筑学会成立,为了这个学会的成立,我们筹办了五六年,这期间张老师积极献计献策。从那个时候我就深深感到了张锦秋大师对建筑本土化、城市特色的关注和对西安这座古城的热爱,也就是从那时拜张锦秋大师为师,因此我现在一直称她 张老师。如今,1 5年过去了,张老师厚积薄发,一系列富有西安特色的建筑相继问世,实现了走自己的路的创作理念,形成了一又个一个的创作高峰,这也是中国建筑师探索传统与现代结合之路的高峰。张老师的作品,我感觉最深的是它的现代感,她的作品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中国式的建筑,更蕴含了一种时代感,能做到这一步非常不易。可以这样说张老师的建筑创作已从“仿”走向“创”,从“形”走向“神”,从“有法”走向“无法”,从对传统的自信走向对传统的自觉。 2002年,西安的城市建设走到了十字路口,千年古都的风采如何再现,现代化建设如何传承历史,城市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色?为此在西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安市规划局成功举办了“三会三展”活动,邀请了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为西安的城市规划建设出谋划策,把握方向。其中“西安市城市特色与建筑风格专家研讨会”就是在张老师的积极推荐下,借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会召开之即,特别为西安开的一个专题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界顶尖人物为西安的城市特色和建筑风格畅所欲言,共绘美景。这次会议为今天的“唐皇城复兴规划”奠定了扎实基础。经过几年的努力,规划的龙头抬起来了,西安模式已在全国叫响。 刘兵(大唐芙蓉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当我看到名为《长安意匠》的这套丛书时,不禁思索着为何叫长安意匠?于是我翻开了张锦秋大师的老师梁思成先生的文集,突然一段话映入眼帘,使我顿有所悟。原文是这样的“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无论哪一个古城楼,无论哪一个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 出这‘诗’,‘画’以外的‘意’的存在。”所以我个人的理解,张锦秋大师所说的意就是一种境界、一种高度、一种胸怀、一种态度。同时大师又很谦虚称自己为“匠”。 我非常有幸在大唐芙蓉园建设的2年过程中在张大师的主持下具体负责大唐芙蓉园的组织建设工作,我对张大师宽广的胸怀、敬业的精神、一丝不苟的态度而由衷敬佩。可以说没有张大师辛勤的汗水.没有张大师两年如一日抱着近70岁的带病之躯、日以继夜的在芙蓉园工作,就不会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美仑美奂的仿唐建筑,就不能向世人传播我们盛唐的文化。 顾宝和(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 我作为张大师的同代人,从这40年来对张大师的了解,从其影响国内外的作品中间我感受到张大师不是简简单单地就自己的职业而着眼,而是从深入挖掘整个文化和对世界的影响来探讨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从1 980年代开始有大规模的建设以来,几乎困扰了我们这代建筑师的一些主要问题,张大师都是经过实践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解决一些困惑我们的矛盾。记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刚建成不久,我们曾开过一个张大师作品和成就的座谈会。如今许多年过去了。从当时情况看,张大师处理这些问题已经有了些初步考虑,而今天我们已看到张大师在当时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使其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我想到的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我们这个行业注定我们一定要面对的第一个困扰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第二个困扰是在如今这样一个辉煌的建设阶段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怎样处理商业和文化的关系?第三个则是我们必须注意自己的职业和理论体系与规划的关系。 赵元超(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为了探索中国建筑的现代化道路,颐和园西山脚下留下张总探索的足迹,唐代佛光寺大殿洒下她辛勤的汗水。正是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热爱,近半个世纪张总坚忍不拔,持之以恒,厚积薄发地探索和积极实践着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化之路,如果说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构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论之树,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张总在陕西用自己的作品探索了一条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化之路,从1 980年代的三唐工程,1 990年代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钟鼓楼广场,到21世纪的黄帝陵祭祀大殿和大唐芙蓉园,一个个感动城市、震撼心灵的作品提升着西安这座千年古都的文化品味,用现代的视野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张总用她的作品在这片曾经诞生过伟大唐诗的热土上用白话文继续书写着混凝土的诗作。 张总在陕西工作的40多年,也是中国建筑界风起云涌、变化万千的年代。各种主义、流派,思潮汹涌而来。张总谦虚地把自己半个世纪的创作之路概括为探索之旅,作为后辈,我深知这不仅仅是探索之旅,在全盘西化的时代大潮中,更可能是独孤的探索之旅。我在1 985年做研究生调研时曾向张总请教过,10年后的1 995年之初我来到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华夏所工作,在张总指导下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工程的创作,正是这种工作体验,提升了我对建筑,对城市、对设计、对创作认识的飞跃。我清楚地记得在参加陕西省图书馆、美术馆设计时,她带着我们一起踏堪地形,面对着高低不平的坡地,询问我们设计小组的成员,是否保留这片坡地。由于我们对西安历史文化知之甚少,不约而同地回答可以不必考虑,张总却意味深长地说:这可是唐长安城保留的唯一的一处高地。正是张总对西安城市文化如数家珍般的熟悉和热爱,这一历史地貌才得以完整的保留,使新图书馆座落在历史的高地上,成为一个知识的殿堂和西安又一个新地标。也同样,张总在图书馆、美术馆工地上,为了保护现场的植被,在大雪纷飞的现场一个一个圈定要保留的树木。我已数不清为了图书馆、美术馆设计,张总到过多少次工地。而这仅仅是张总众多创作中的一个工程。正是这种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这种对城市对历史的负责态度和社会责任铸就了一个又一个精品。 王军(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华夏所所长): 张锦秋先生,是一位能“感染城市、诠释公众心灵”的建筑师。张先生通过在清华大学近1 2载的学习和研究,秉承梁思成、莫宗江两位泰斗的教诲,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建筑的无限热爱,搭建了一条以传统文化和传统建筑精髓诠释和发展现代建筑创作的道路,并在陕西从事建筑创作的40年中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做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春花秋实,40年的努力已结出累累硕果,芬芳天下。 张先生在建筑创作中始终坚持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之路:于建筑的环境、意境、尺度中体现传统文化及传统建筑的精髓,于功能、材料、技术上体现现代建筑的需求。40年来,张先生在“现代建筑的多元探索”、“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或有特殊要求的新建筑创作”、“在古迹的复建与历史名胜的重建”三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她同时也在关注一个建筑师在城市发展和城市设计中的作用,参与了大量城市设计的规划和风格定位。 金磊(《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 首先我代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朱小地院长、张宇副院长、马国馨院士及其传媒机构《建筑创作》杂志社对张锦秋院士在陕从事建筑创作40周年暨《长安意匠》丛书第二部《大唐芙蓉园》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金秋时节置身干大唐芙蓉园的美景之中,令人联想颇多。 一个建筑师的最高理想,就是当人们谈起她的名字的时候就会想到一座城市。或者,当人们谈起一座城市的时候,怎么也不能忘记她的名字。 作为晚辈及一代中青年建筑师,我认为要学习张锦秋院士着眼高处、学养独具的创作观,尤其要从张院士的作品及学术思想中省悟过来,发现亮点、启迪智慧、畅言义理,在品读她经典作品中,尤其要品味到一种民族情感交融的渴望及中国建筑应有的文化自信。 作为建筑传媒人,我们倍感张锦秋院士的作品及学术思想是一种文化寻根的硕果,走进大师的作品,有一种净化心境,焕发本真的冲动,这里不仅有文心铸魂,更显现着一种可贵的“文化征服”。我曾记得在2002年杭州西子湖畔“第二届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张院士对我讲.中国要开展系统的建筑文化教育,这种普及不仅仅要面向公众,也要面向建筑师。英国大思想家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但他更有一句话“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自身的价值,更取决于它是否能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在意大利都灵市将举行的第23次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题就是“传播建筑”。细细品味,我们感受到了专业媒体的一种责任。建筑凝聚实践和思想,我们有责任把他们记载下来,使其更广泛更深入地流传。 从对张锦秋院士《长安意匠》丛书的策划及编辑中,我们不断感到成为一个有力度的建筑专业传媒的意义及价值。要知道,迄今口耳相传的时代已告结束,我们要在利用大众传媒扩大社会影响的同时,找准行业传播即分众传播的位置。大师承载着先哲精神,“口述”历史应着力做大做强。我相信,《长安意匠》――大唐芙蓉园的出版,不仅仅是良好的开端,它更凝聚起为中国建筑大师著书立说承担责任的团队精神。 张锦秋(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此时此地举办这样一个座谈会,我很激动。回想起来,准确地说我是1 962年2月28日到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报到的,从此离开学校,走上了设计的工作岗位。记得当时人事处长找我谈话,问:“你是研究生,那你看你是到情报室搞科研呢,还是在工程室搞设计呢?”她很尊重我的意见,但由于的理想一直就是当一个建筑师,因此选择了设计所。 当时西安是“三线”建设的前沿阵地,我也就是从参加“三线”建设开始进入了我的设计生涯。现在想来就像是昨天一样,很近很近。 陕西省的历史积淀使我走上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探索之路。使我走近唐代建筑的是两个小项目:一是位于临潼骊山之麓的华清池大门。当时处于后期,还没有改革开放,由于对外旅游的需要,华 清池要盖个大门。以前有关华清池的设计都是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的洪青老总做的,但由于他被打成“牛鬼蛇神”,还未解放,不能正式作项目,所以就让我接手做。从设计开始,我就在思索着华清池是个唐代文化遗址,那么这个大门是否应有些唐代的印迹呢?于是我翻阅了许多有关建筑历史的书籍,还有敦煌壁画,文物考古杂志等资料。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设计应该有一点唐代的文化,因为题目跟唐代有关联。二是位于唐兴庆公园内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遗唐留学生,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建立了不朽功勋。因此在这个纪念碑的设计上不仅要体现唐时代的风格,更要体现中日友好关系。 就从这两个很小的建筑,我开始感觉到,在陕西这片土地上,随处都能映射出唐代的文化。以后,又陆陆续续地做了许多设计,都和唐代有关系。这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如果说头两个项目是偶然的设计,而后设计的一些较大的现代公共建筑,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就并非偶然了。 还有一个项目就是青龙寺规划及空海纪念碑院。空海是日本香川县人,唐德宗贞元20年随遣唐使入唐,研究密教,先后得惠果嫡传密宗两部大法及传法。为纪念他为中日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西安市政府应日本的请求作青龙寺规划及空海纪念碑院。碑体由日本建筑师山本忠司先生设计,我方承担选址和碑院的设计,考虑到选址的历史文化背景、建筑形式上着意仿唐,力求法式严谨、风格纯正。从此开始做第一个真正的“仿唐建筑”。以后就源源不断地做与陕西历史文化有关的项目。 我来到了西安,来到了长安所在的地方,它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是一个有深厚文化历史积淀的一片沃土。我在此安身立命,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这片土壤,汲取它的养分。 领导的信任与支持是项目成功的有力保障 一个城市的建设,真正拍板定案的是领导。陕西省的党政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我不想说太多的道理只讲个具体事情:那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个项目。 1 970年代,总理就曾建议,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可以在大雁塔附近建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当时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我被委任为项目负责人。到底要把博物馆建成什么样子,任务书上只说明了一句话博物馆建筑本身,应该成为陕西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陕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怎么来象征?一个时代的统治意识就是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意识,这个时代最高的建筑艺术也是这个时代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建筑艺术。今天的陕西博物馆就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唐代宫殿建筑。 整个陕西历史博物馆风格已经是唐风。在做色调选择时,我们决定以素雅为主,这样可能更接近现代的审美意识,更有一种永恒感。那么唐代的时候实际上屋顶都是灰瓦,那个时候还没有大量用琉璃瓦。 既然唐代是灰瓦,我们也就设计成灰瓦了。这时省上的领导说:“哎呀,灰瓦是不是太穷气了?我们这是国家级博物馆。”他提出来既然要有一点宫殿建筑的气势那就选用黄琉璃瓦,以期能辉煌灿烂些。但当时我追求的是一种黑白灰的基调,这是很高雅的现代的色彩。因为与省领导的意见产生分歧,所以我心里很矛盾。怎么办?我在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用铁灰色的琉璃,而不是黄琉璃。这样至少在色彩上既符合唐代的灰瓦屋顶,又符合我想追求的淡雅的色彩。领导最后采纳了我的建议。这样的例子很多,省市领导充分地让每一位建筑师发挥自己的才能,给予我们极大的尊重。 再一个例子就是当时西安市要是把曲江这片地区按历史风貌恢复其盛唐的神韵。自从毕业之后40年来,我一直期盼着有朝一日能设计一座大型园林,但却渺茫得如同做梦。万万没有想到在21世纪初,曲江新区管委会委我以重任,规划并设计大唐芙蓉园,使我多年的向往居然梦想成真。 记得有一次在西安召开“黄帝陵祭祀大殿建筑创作海峡两岸座谈会”期间,我陪台湾地区建筑师公会原理事长吴夏雄参观兵马俑。在入口处看到有刻图章的,我一看吴夏雄很喜欢,就准备自己掏钱刻个图章作为礼物送给他。章子刻好后,我叫刻图章的师傅将我这个赠予人的名子刻在图章侧面。当我一说出自己的名字,刻图章的老师傅很是惊讶:“你是张锦秋?”我回答:“是呀!”老师傅紧接着说“那这个图章你不用付钱了,我来送。”台湾建筑师吴夏雄看到此情此景,感动得不得了。他说:“没想到,大陆一个建筑师在普通百姓当中竟有这样的影响。在台湾,谁认识我们呢?包括李祖原,人家也不知道哪栋大楼是他设计的。没想到大陆建筑师的地位这样高。” 建筑设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时我做陕西历史博物馆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建筑师,各个专业与我配合的非常融洽。这些专业的工程师经验丰富,他们就像我的老师一样给我指出一些问题,提醒我们建筑师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非常到位。我们这个设计队伍确实是一代一代传承着。建筑设计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它是一个团队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个好的建筑设计同样也离不开开发商的支持与配合。设计群贤庄时,为了建筑造型的美观我们要做退台,但一退就退掉了许多面积,这对于开发商来说,损失是很大的。但老板尊重了建筑师的意愿。正是这种明智的决策赋予了群贤庄的主干道以空间的变化。 能在陕西、在西安工作,是我的运气、是我的幸福。不然的话我不会做出这么多符合这个城市发展、符合当地百姓要求的建筑作品。 座谈会虽然结束了,但张锦秋大师为西安留下一幢幢作品的同时,她的理念、她的创作观、她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将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每一位到会的人。我想她和许许多多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建筑师们还将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路上继续上下而求索。他们将用自己的建筑作品向世界诠释中国,而我们则要用我们的声音向世界诠释中国。 世界建筑论文:世界建筑奇葩闽西南土楼 土楼是福建特有的民居,之所以叫它土楼,是因为它主要采用生土夯筑,属于土木结构。一般楼内设施齐全,有厨房、餐房、仓库、卧室、水井、浴室、磨房、畜圈等,有的还建有祖堂、学堂、舞台。具有防御、防震、防火、防兽以及通风采光好等特点,且楼墙厚度大,隔热保温,冬暖夏凉。闽西南的土楼主要分圆寨和方楼。 其中,圆寨主要分布在永定、南靖、平和交界地区及华安等县,圆寨的数量有1000多座。较出名的有:永定县湖坑乡洪坑村的振成楼(双环圆形)、古竹乡高头村的承启楼(三环圆形)、南靖县书洋镇石桥村的顺裕楼、梅林乡坎下村的怀远楼(双环圆形)、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的二宜楼、沙建镇岱山村的齐云楼(椭圆形)、洋竹径蔡家的雨伞楼(圆土楼如果是双环圆形,通常外高内低呈碗状,而雨伞楼内圈比外圈高一层,呈雨伞状,故此得名)。 方楼主要分布在龙岩、永定、南靖交界地区,仅永定、南靖两县方楼就超过6000座,较出名的有:永定县高陂镇上洋村的遗经楼、南靖县梅林乡璞山村的和贵楼。较为出名的土楼群有:南靖书洋镇上坂村的田寮坑土楼群(方、圆和椭圆形三种,错落有致,呈梅花状。)、距书洋镇12公里的河坑土楼群(方圆各具特色的土楼27座)、距书洋镇8公里的南欧土楼群(土楼密度大、种类丰富,有圆楼、方楼、梯形楼、凹字形楼、交椅楼、三角形楼等共25座)、距南靖县梅林乡9公里的砾头土楼群(4座圆楼、3座方楼、1座半圆楼,在山头俯瞰,犹如“七星伴月”)。此外,较为特色的土楼有:分布在永定县高陂、坎市、湖雷、南靖县和溪等地,强调尊卑秩序,以三堂屋为中心的五凤楼,南靖书洋镇奎坑村前方后圆的隆兴楼、塔下村呈曲尺形的三巴楼等等。 特别提示: 1、拍摄土楼可分楼内、楼外和夜景,楼内主要拍摄居民生活场景,奇特的土楼结构,因此拍摄时,应用焦距100mm以下的镜头,鱼眼、超广角镜头非常好用;楼外主要拍摄土楼的外部特征,为了找准角度,往往要爬到土楼附近的山头,这样,长焦镜头就不可少,比如要拍摄出田寮坑土楼群似布达拉宫的韵味,你就得到土楼对面的盘山公路找角度,没有用上焦距200mm以上的镜头是拍不来的。拍摄土楼的夜景,你可以向当地的老百姓购买照明用的木柴,如果要点篝火、火把,你可以和当地居民商量,热情好客的客家人会很乐意帮忙的。拍夜景、室内及室外用长焦,三脚架也是不能少的。 2、拍摄季节全年均可,但有节日拍摄更佳,如元宵节、4月份梅林妈祖出巡、永定客家土楼文化观光节等,平时,最好选在稻谷成熟季节,金灿灿的田间突起一座或一丛土楼,一定会给你拍摄带来美好的记忆。当然,春雨绵绵的季节,往往有云雾缭绕其间,或雨后天晴,将给你的拍摄带来机遇。 3、龙岩、漳州都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属山地丘陵,气候宜人,春夏温热,秋冬凉爽,四季常绿。 4、永定、南靖、华安方言为客家语系和闽南语系,当地的居民都很热情好客。 5、交通便利,梅坎铁路经过龙岩市区,鹰厦铁路经过漳州市区,华安县,319、205国道纵穿龙岩,324、319国道贯通漳州,从龙岩到永定及漳州到南靖、华安各土楼景点路况都很好,交通发达。 6、南靖、永定县城都有三星级酒店及其他大小旅馆、招待所,食宿非常方便,永定的振成楼内还设有客房、服务部,楼外有大型停车场。如果拍摄夜景或感兴趣还可借宿土楼居民家里,虽然食宿简陋,但一定会给你带来难忘的感受。 世界建筑论文:世界五大建筑奇观 当这些钢材、水泥和石块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组合起来时,它们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伟大的建筑用冰冷和坚硬诠释了人类的伟大和野心,它们是音乐,是绘画和史诗,是人类为自己在大地上树立的纪念碑。 西尔斯大厦――世界第一高楼 巍然耸立在人行道上的西尔斯大厦是北美洲最高的办公楼,它的最高可用楼层是第110层。大楼楼顶的高度是442米,而最了不起的数字来自西侧的天线:其高度为527米,这是全球建筑物上最高的天线。 高度固然重要,但真正的奇迹隐藏在大楼的墙壁背后――这就是支撑着整座建筑的各种系统。西尔斯的运作规模就像是管理一座城市。这座“都市”需要4万公里的管线,把这些管线连接成一条直线,可以横跨美国8次。楼里总共有多少马桶?943个!此外,69000公里的电话线在楼内蜿蜒游走,足够环绕地球1.75圈。西尔斯大厦里共有41公顷的办公和商业面积,若是平铺开来,足有75个美式橄榄球场那么大。 西尔斯大厦还有一个只有工程师才知道的小秘密――它向西倾斜了6英寸,这是由于重力负荷偏离了重心。大楼不只倾斜,还会摇晃。如果遇到最可怕的风暴,它大约会以90厘米的幅度晃动。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来自密歇根湖的强烈暴风会让西尔斯大厦偏离中心20厘米。住在90楼或100楼的人们晃得更厉害,椅子会跑来跑去,人们甚至能听见大楼摇晃的声音。 1969年,约翰・齐尔斯担任了这座大厦的结构工程师,这是他事业上的里程碑。这栋设计独特、噪音清晰的大楼,历时4年才宣告落成。而它一落成就吸引了那些想要标新立异的住户,也把芝加哥的金融区吸引到了自己周围。 为了给每个进入大厦的人提供安全保障,第一步工作就是和机场一样细致的安检。当然,在西尔斯大厦,安全部署并非严肃得毫无人情味。1999年的一天,一个不怕死的法国人认为这座大楼是都市攀岩的终极挑战,要爬上去。工程师用擦玻璃的索具装备阻止他,但是他绕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过后,攀登高手阿兰・罗贝尔成功到达了屋顶。一群芝加哥警察正守在那里欢迎他,用手铐和法律条款为他庆祝。最后,他大概只被罚了几千美元。今天看来,这种单纯的特技表演倒有种怀旧的意味。 西尔斯大厦的保安程序或许有所改变,但这座大楼的魅力依然如故。如果名片上写着“西尔斯大厦”,会被视为一种身份的象征。2004年初,一些纽约的投资者买下了西尔斯大厦,据称价格是8亿3500万美元,而大楼的原始成本是1亿7500万美元。至于它是否安全,还是要由这些人来评判――这就是每天来这栋高层建筑中报到的11000人。人群显示了这座著名地标的魅力。 这座巨型建筑似乎能激起人们的奉献精神。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充满了活力和干劲。不管未来几十年里还会有多少巨型建筑拔地而起,对这些忠诚的芝加哥人来说,属于他们的西尔斯大厦才是最坚实的建筑。 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海上之城 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的名字,来自一位擅长交流的总统,它清晰地传达了这位总统的一条著名理论:“以实力求和平”。 “罗纳德・里根号”犹如一个巨大的机械蜂巢,部署着一群群致命的战斗机。这座97000吨的安全堡垒,隐藏着美国海军最新武器的秘密。 “里根号”上可停放85架战斗机,能够保护美国抵御强大的军事进攻。“里根号”在水线以上有20层,然而这个高度比起惊人的船身长度来,可算是小巫见大巫。这艘船长333米,犹如载着一座帝国大厦在海上航行。船上带有两座核反应堆,可供“里根号”航行20年,完全不需要靠岸加油。 这艘航空母舰就像一座城市,有邮政服务,有垃圾处理部门,小城市应该具备的条件,上面一样不缺。“里根号”上能住下6000多人,船上储备的食物和供给可以维持3个月的生活。另外,船上有3万盏灯,1400部电话。走廊里的缆线加在一起,足有2100公里长。“里根号”满载时,排水量达97000吨,也就是说,它排出的水大约能填满28.7个奥运规格的游泳池。 如此庞大的一艘船,却只有一项使命,就是充当战时机场。 水上海军基地的优势不言而喻。飞机可以在公海上随处降落,可以接近全球任何一处战场。航空母舰是现成的作战基地,无论航行到哪里,都肩负着相同的任务,那就是尽可能迅速安全地让飞机起飞、返航,没有复杂的手续,也不必申请许可。 航空母舰的面积约有4.5英亩,也许是世上最危险的4.5英亩,分毫之差就可能酿成灾难。 “里根号”汇聚了最尖端的航空母舰技术。设计建造时,就做好了服役50年的准备。作为美国海军最新的航空母舰,“里根号”也是一件重要的政治工具。但这张王牌不是在一夜之间造就的。建造这样的一艘大船,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程。“里根号”的建造工作是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的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开始的。航空母舰的不同组成部分都是分别建造的,之后再由巨型吊车运到一个干船坞组装成一艘完整的航空母舰。 “里根号”是第9艘建造完成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级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舰,其中又以“里根号”最为出类拔萃。这艘航母上面,装备了所有的最新科技成果,造价高达45亿美元!“里根号”与过去尼米兹级航母的最大差别,在于水线以下的设计。最重要的一项改进,就是球状的舰首,“里根号”采用这种设计,为的是增加浮力。 作为船员的第二家乡,“里根号”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船上严禁使用现金,船员在出海前,必须先购买一张类似自动提款卡的储值卡。不过,这里也有一些与现实生活相同的地方:有理发店,有3座小教堂,有两家便利商店,有健身房。如果偏爱传递速度极慢的传统信件,船上设有邮局,甚至有自己的邮政编码。 从独具特色的“城市夜生活”到数千人每天维持航空母舰正常运作的辛勤付出,都证明了“里根号”是一座与众不同的海上之都。 重建莫斯塔尔古桥――用现代科技注解古代智慧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或许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命运,但却相信那座桥。 那是他们的象征,是他们的一部分,一直存在于他们的心里。 前南斯拉夫的莫斯塔尔桥被人们称作“古桥”,那是一个古代建筑奇迹。1993年11月,古桥成为南斯拉夫内战的主要目标。几个小时的炮击之后,古桥轰然倒塌了。那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古桥的毁灭,成为现代种族仇恨的象征。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全世界的人们似乎都想重建这座古桥。 莫斯塔尔桥于1566年落成,由土耳其建筑师哈鲁汀主持修建。当时,他受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的委托,负责建造一座能够承受军队、马匹和货运的桥梁。那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也最复杂的石桥。传说苏丹曾威胁哈鲁汀,一旦桥塌了,他就要人头落地。哈鲁汀把建桥的秘密带进了坟墓,他的设计图纸竟然一张都没有流传下来。 这将是一次独特的、破解历史奥秘的探索之旅,考古学家惟一能利用的就只是一些简单的账本,上面记录了所用的工时和材料。考古学家使用了激光扫描和摄影制图等最新技术,试图了解古代建筑师们最初是如何建造这座桥梁的。他们到现场勘查了古桥的遗迹,又研究了成千上万张桥梁的原始照片。佛罗伦萨大学的意大利小组必须研究出每块手工切割的石头是如何镶嵌到整个结构当中的。然后,他们会利用这一数据做出新桥的三维图像,据此,重建队可以丝毫不差地重新组合出这座桥梁。 在莫斯塔尔这个地方建桥非常困难,这里随时都可能发生地震,但最常见的危险还是洪水。他们必须尽快搭建脚手架,而且不能有任何差错。第一座脚手架并没有经受住内雷特瓦河冬天的水流,许多工人都因此丢掉了生命。 架子建好后,石块也已切割完毕。接下来,建设者需要用强效灰浆把石块砌起来。哈鲁汀带进坟墓的另一个秘密就是灰浆的准确配方,于是,现代人只能利用科学对传说和口述历史加以辨析。专家们发现古桥的灰浆中有蛋白质成分,这说明原始混合物中包含了有机物质。他们找到了正确的配方。 但是,建造这座桥不仅仅需要石块和灰浆,还要有金属进行加固。于是,工程师们又想知道奥斯曼人是如何做到的。他们发现,古桥每块石头的中间都嵌有粗大的、可以支撑重量的铁制暗销。 根据哈鲁汀的清单,重建队制作了810个暗销。可是铁会生锈,只有在密封的情况下,铁才能避免风雨的侵蚀。选用什么材料好呢?又该如何密封暗销呢?400多年前的建造者们肯定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 仔细研究这些古代金属工艺之后,工程师们发现了奥斯曼人聪明的秘诀:首先,他们在每块石头的表面都敲打出一道细小的沟槽,等石块安放好后,这些沟槽就形成了一条管道,直通暗销。接下来,他们把熔化的铅倒进去,封住暗销,避免它们受到风雨的侵蚀。 工程的最后一步就是安放拱桥上的最后一块拱心石。工人们必须借助水泵的帮助,把几近完工的拱桥撑开几英寸的缝隙,放入最后一块石头。然后,移开水泵,桥梁就会自动合拢。至少还要过50年,桥梁的位置才能永久地固定下来。石块和灰浆会随着天气和时间的变化,不停地收缩、伸展,工程师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监控这些变化,因为每个石块里面都安装了负责收集资料的传输网络。 尽管莫斯塔尔古桥的毁灭将永远成为种族仇恨的象征,但它的重建却为和平团结、繁荣向上的前景带来了新的希望。 陶托那金矿――地下黄金之路 在地下3.6公里处,他们建造了一个复杂庞大的地下结构,在这里,大地成了敌人,而战利品则是黄金。这就是被称为“黄金之城”的陶托那金矿。 一切都始于1886年的一个早晨,四处漫游的澳大利亚矿工乔治・沃克发现了一片露出地面的岩层,并察觉到里面含有金子。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正站在世界上黄金蕴藏量最丰富的矿脉上,他的发现将掀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淘金热潮。淘金者蜂拥至此,南非的淘金热潮开始了,约翰内斯堡因此成为了一座繁华的城市。 到了20世纪40年代早期,人们更加渴求黄金。但淘金者面临着严峻的问题:这座从约翰内斯堡延伸到卡尔顿维尔以外的金矿,并不在接近地表处,它似乎以大斜角深入了地下。工程师意识到,开采它的惟一方法,就是沿矿脉而下,先挖一座竖井,然后再炸出坑道。 前往地下的旅程障碍重重,工程师要应付地下发生的地震,钻穿含有致命气体的气囊,忍受酷热高温,被百万加仑的加压水威胁。1957年,陶托那金矿近两公里深的主竖井竣工。没有任何机械装置能将人送到地下3.6公里处,因此他们又开凿了第二座和第三座竖井,用来将工人送到称为“地下120层”的金矿最深处。 开凿竖井只是第一个挑战,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在如此深的地下,创造能让工人在适当温度下呼吸和工作的环境?工程师们设计了一套高效的通风系统。地下鼓风机可以推动800公里长的坑道内的空气流动,风速足以将体重120磅的人吹倒。这套系统每秒从湿热的坑道中抽出900立方米空气,相当于每秒钟将你家客厅的空气抽出16次!此外,矿坑内还安装了巨型的制冷设备,其冷却能力相当于12万台家用冰箱。 这座矿井里的坑道长达800多公里,从中央竖井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仿佛树木的根部。而3.6公里的深度,相当于9座帝国大厦首尾相连。对许多矿工来说,每天往返于地面和金矿层的路程,要花费4小时。 水是陶托那金矿的命脉,但水也是矿坑内的一大威胁。挖掘时,矿工常会穿过大型的地下蓄水层,许多蓄水层都含有大量高温高压的水。如果水涌入坑道,所有的水泵都将无能为力。此外,最大的威胁是地震。在陶托那金矿,地下地震每天都要发生10次左右。但即便拥有最先进的技术,科学家仍无法百分之百测定岩层会在何时发生变化。 炸坑道时,必须在适当的位置安装支撑物,防止上面的岩石崩塌。这里每平方厘米岩石承受的压力是970公斤,相当于在一个细高跟鞋跟上施加近1吨的压力。目前,金矿已经停止使用木头支撑,换上一种称作“回填”的新技术。回填使用黄金提炼产生的废料,实际上是液态的岩石,称为“尾矿”。尾矿被抽到地面上,有些废料会送进回填场,然后泵入地下,装入长达50米的袋子里。这些回填袋能够形成有弹性的岩石支撑系统,它基本不受岩石压力的影响,也不会像木头那样断裂或破碎。最重要的是,不会燃烧。 驱使陶托那的创造者深入地下的,是他们对黄金的渴望,以及探索未知领域的决心。不久,这座金矿将开凿一座新的竖井。陶托那的矿工将下到128层工作,那里距离地面有3726米。 英法海底隧道――现代七大奇迹之一 作为全球最大的人造结构,英法海底隧道被工程人员称为现代的七大奇迹之一。它的建造耗时7年,水泥用量达上百万吨,足以建造3座帝国大厦。 英吉利海峡曾经是英国和法国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海峡宽34公里,是美国大峡谷的两倍。数百年来两国相互征战的紧张状态,直到上世纪才有所缓和,但两岸的许多人仍然怀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但隧道开通会使双方贸易量激增,这一提议成了无法抗拒的诱惑。1986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法国总理密特朗达成共识,同意建造英法海底隧道。但30亿英镑的工程款都要由私人筹措。 1987年12月,浩大的工程开始了。英、法的两支开凿大军开始向地下挺进,双方各有4000多人。英法海底隧道的水下部分,比以往最长的隧道还要长一倍,两支队伍的任务十分艰巨。除两条主铁路隧道外,还要在中间挖一条养护隧道,宽度相当于一条4车道的公路;245条横向通道,在内部发生火灾或意外时,供紧急逃生使用;隧道上方有排气孔,释放列车高速前进时产生的高压气体;巨型转轨洞,在进行养护时,便于列车从一条隧道切换到另一条隧道。这样,挖掘的总长度就达到了惊人的153公里。 工期很紧。工程每天耗资100万英镑,每拖延一小时,就要增加4万英镑的支出。 1988年1月,英法隧道挖掘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让工程师们夜不能寐:他们担心两条隧道可能对接不上。只有在相当直的轨道上行驶,才能保证高速列车的安全。容许的误差极小,隧道偏离值最多不能超过两米半。如果庞大的隧道掘进机偏离路线,就可能撞上渗透了水的地层,导致海水涌入,甚至隧道崩塌。 在地下,两支队伍的距离越来越小,关键时刻即将来临,工人们一心想要抢先到达中心。工程师却更加焦虑了:经过3年,挖了37公里,两段隧道究竟能不能在中点会合呢?英国率先到达了他们认为的会合点,可法国段的隧道在不在附近呢?小型钻机凿穿了土层,新鲜空气涌了进来,那是来自法国的空气。英法两国工人竞相将最后几厘米岩石凿开,这是从冰河时期起就分隔着他们的岩层。英国隧道工人格雷厄姆・法格率先踏上法国的领土,也进入了史册。13000年后,英格兰岛和欧洲大陆又重新连接起来了。测绘员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两段隧道不仅对接了起来,而且误差只有35厘米。拿破仑曾经想开凿隧道,但没有成功。现在欧洲的土地又连在了一起。 1994年5月6日,英国女王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为海底隧道揭幕。延误和利息使总投资额达到了100亿英镑,足以发射33架航天飞机。但生意并不景气,人们接受得很慢,更担心会在地下遇到灾难。 1999年,英法海底隧道终于在千僖年之前有了起色。500多万辆汽车和卡车通过了这条连接英法的隧道,近700万人乘客车来往于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10年里,隧道的客流量接近1亿5000万人。 如今,连接伦敦和隧道口的新型高速列车使英法之间的距离更近了。列车时速达到了300公里,能在2小时15分钟内将乘客运送到巴黎,比隧道开通前快了一倍。 连接两个如此对立的国家的海底隧道,似乎是一项不合常理的工程。然而,英法海底隧道打消了人们的疑虑,解决了重重债务,应对了大火和海水,最终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项工程奇迹,并永远地改变了欧洲的面貌。 世界建筑论文:世界建筑之最 世界上最长的桥 ――路易斯安那的庞恰特雷恩湖堤道 1969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庞恰特雷恩湖2号堤道竣工,它把曼德韦尔和梅泰里连接起来,全长38.42千米,横跨大湖Pontchartrain,其中约有13公里你会只见水不见陆地,桥在湖的正中央纵贯而过。 世界上最大的游乐场 ――奥兰多迪士尼乐园 奥兰多迪士尼乐园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投资40 000万美元,是全世界最大的主题乐园,也是迪士尼的总部。乐园总面积达124平方公里,约等于1/5的新加坡面积。自1971年10月开放以来,每年接待游客约1 200万人。园内拥有4座超大型主题乐园、3座水上乐园、32家度假饭店以及784个露营地,设有5座18洞的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和综合运动园区,园中心还有迪士尼购物中心以及夜间游乐区、各式商店和超过250家的餐厅。 世界上最大的行政建筑 ――美国五角大楼 五角大楼坐落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阿灵顿镇,是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从空中俯瞰,这座建筑成正五边形,故名“五角大楼”。大楼占地面积235.9万平方米,高22米,共有5层,总建筑面积60.8万平方米,使用面积约34.4万平方米,于1943年4月15日建成,同年5月启用, 当时造价8 700万美元,可供2.3万人办公。大楼南北两侧各有一大型停车场,可同时停放1万辆汽车。 世界上最长的人造建筑 ――中国万里长城 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横穿中国北方的崇山峻岭之巅,总长度6 700多公里,始建于春秋战国。它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以悠久的历史、浩大的工程、雄伟的气魄著称于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世界上最大的巨石建筑 ――埃及胡夫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建于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位法老胡夫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670年),被认为是胡夫为自己修建的陵墓。在古埃及,每位法老从登基之日起,即着手为自己修筑陵墓,以求死后超度为神。胡夫金字塔的4个斜面正对东、南、西、北四方,底边原长230米(由于塔外层石灰石脱落,现在底边减短为227米),倾角为51度52分。塔原高146.59米(因顶端剥落,现高136.5米),相当于一座40层摩天大楼,塔底面呈正方形,占地5.29万平方米。 胡夫金字塔的塔身由大小不一的230万块巨石组成,每块重量在1.5吨至160吨之间,石块间合缝严密,不用任何粘合物。如把这些石头凿成平均一立方英尺的小块并排列成行,其长度相当于地球周长的2/3。胡夫金字塔工程浩大,结构精细,其建造涉及测量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和数学等各领域,被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石头建筑,至今还有许多未被揭开的谜。 世界上最大的古建筑群 ――北京故宫 北京的故宫,又称紫禁城,位于北京市区中心,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有24位皇帝相继在此登基执政。故宫始建于1406年,至今已有600年的历史。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拥有殿宇9 000多间,其中太和殿(又称金銮殿)是皇帝举行即位、诞辰(节日)庆典和出兵征伐等大典的地方。故宫黄瓦红墙,金扉朱楹,白玉雕栏,宫阙重叠,巍峨壮观,是中国古建筑的精华。宫内现收藏珍贵历代文物和艺术品约100万件。1987年12月故宫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建筑工程 ――三峡水利枢纽 三峡工程包括两岸非溢流坝在内,总长2 335米。拥有泄流坝段483米,水电站机组70万千瓦×26台,双线5级船闸+升船机。竣工后三峡水库表面积将相当于新加坡的国土总面积,预计整个工程将耗资245亿美元。 世界上最大的火车站 ――纽约大都会终点站 美国纽约市的大都会终点站是世界上最大的火车站。于本世纪初由百万富翁威廉姆・范德贝尔德出资,由美国的沃伦和怀特摩尔公司、里德和斯泰姆公司两家建筑公司联合承建。这座车站占地19公顷,分上下两层,上层有41条铁路线,下层有26条铁路线。每天平均有550多列火车、21万名旅客从这里经过。 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式建筑 ――北京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创了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1958年10月底破土,1959年8月竣工,从设计到建成仅历时一年。 整组建筑平面呈“山”字形,正面墙呈“弓”字形。建筑面积达17.18万平方米。中部是著名的万人大会堂,会场呈扇形,共3层,可容纳10 000人进行大型会议。穹窿形的顶篷,纵横排列着500个灯孔,顶部为巨大的红色五角星,周围是葵花环及3层水波形灯槽。北部为面积7 000平方米的宴会厅,可供5 000人同时用餐。南部是人大办公楼,包括以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特区命名的各具地方特色的会议厅。 世界上最大的冰建筑物 ――瑞典冰旅馆 位于瑞典尤卡斯耶尔维的冰旅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冰建筑物,室内总面积为5 000平方米,每晚可接待150位来宾。在过去的5年中该宾馆每年12月修缮一次,面积逐年增加。目前这座宾馆以冰雕、电影院、桑拿浴和冰吧为特色,还设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冰制祈祷室 。 世界建筑论文:世界各国神奇有趣的绿色建筑 在西方发达国家,节能与绿色建筑已经有几十年的成功发展史。有的国家甚至已经取得经济发展和能耗持续下降的突出成就。及时、系统、广泛地引进它们的成功经验和技术,对引导我国刚起步的节能与绿色建筑的发展尤为重要。这对于我们少走弯路、加快节能与绿色建筑的新技术、新产品和管理经验的推广是不可替代的。 美国 美国生态建筑、健康建筑的试点建造工作,近年来异常活跃,已建造具有特色的生态建筑有: 1、美国的植物建筑 美国在芝加哥建成了一座雄伟壮观的生态楼。楼内没有砖墙也没有板壁,而是在原来应该设置墙壁的地方种上植物,把每个房间隔开,人们称这种墙为“绿色墙”,称这种建筑为植物建筑。这种建筑的施工方法并不复杂,它无需成材木料,也无需采用笨重的建筑设备,而是就地取材,以树林为主材,采用经过规整的活树林来做“顶梁”、“代住”和“替代墙体”。运用流行的“弯折法”和“连接法”建造出许多构思巧妙、造型新奇、妙趣横生的拱廊、曲桥、屏风、围场、商场、住宅和办公楼等。 2、美国绿色旅馆 美国为满足大众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建成了一座别具风味的绿色旅馆。旅馆的建筑材料有一半取自经再生制造的铝、玻璃、铁、钢等。旅馆内的用品尽量“安全”,如用不含酸的信封、信纸,以植物油炼制的肥皂,不用化学合成的洗衣粉,床单、毛巾等均不用化学纤维,而是用不受杀虫剂、化肥污染的棉花或亚麻织成。 3、美国新型太阳能建筑 美国太阳能设计协会正在研制新型的太阳能住宅,称为建筑物一体化设计,即不再采用在屋顶上安装一笨重的装置来收集太阳能,而是将那些能把阳光转换成电能的半导体太阳能电池直接嵌入到墙壁和屋顶内。这种建筑一体化的设计思想是该协会创始人吏蒂文・斯特朗在20年前所倡导的,由于当时太阳能电池过于昂贵,无法实施。 如今太阳能电池的价格只有20世纪80年代价格的三分之一,所以推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电力供应商被吸引的原因是太阳能电池能够在白天高峰时间内产生过剩的电能,从而形成电能储备,可供随时使用。根据一体化的设计思想,美国电力供应部和能源部合作正在研制推出一些新型建筑部件,如用于住宅屋顶太阳能“屋面板”及用于商业性建筑正面的“窗帘式墙壁”。 4、美国资源保护屋 美国一家建筑公司为保护环境、节省地球资源,用回收的垃圾建造房屋,开创解决未来住宅的新创举。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房屋被命名为“资源保护屋”,俗称“垃圾屋”。他们在360平方米的地面上,建造了四间居室,两间浴室和可停放两部汽车的车库。同时,室内陈设齐全配套。屋框架似乎很简单,主要是从破旧的汽车和桥梁中回收的钢材,外饰由锯末和碎木加上20%聚乙烯制作而成,这不但减少了木材的使用,而且也不像木材那样会招引白蚁,使房屋更加坚固安全。废物建房的特点是在建房时,可就地回收65%的金属、纸板、木材废物等,较好地解决了废物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由于实用经济可行,这家公司获全美年度住宅风格奖。 5、美国绿色办公楼 美国建成一栋建筑面积为6.2万平方米的绿色办公楼。这栋办公楼在美国环境局的支持下,由于在选材、照明效率、降低加热和冷却负荷、通风和改善建筑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合理设计,在节约资金和提高室内空气质量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技术经济效果。办公楼建成后不到一年可节约有关费用11.57万美元,照明和设备能耗可降低50%以上。 英国 1、绿色城市 20世纪50年代,伦敦曾被一场黑沉沉的烟雾笼罩,造成白天黑夜不分。烟雾在数天内不散,结果有4000名市民被夺走生命,这就是被载入环保史册的伦敦烟雾事件。为净化空气,英国50年代后期出台了《洁净空气法》。根据该法案,伦敦划出煤烟控制区,并以法规形式规定了在这些区域内只许燃烧无烟煤,或必须使用可对煤烟进行完全净化的炉具。在70年代,英政府推出了《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法》,规定污染工业必须采取最有效的手段避免将有害气体排入大气,否则将对其进行罚款等严厉处罚。伦敦环境治理的另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科学管理。由于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后遗症,10世纪50年代,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的污染状况坏到了极点,河中的鱼类都不见了踪影。60年代开始,英国加大了整治泰晤士河的力度。除通过严格的治污染法案,宣布对违规排放污水的工厂等部门实施法律制裁之外,有关当局还制定了严格的水质标准,同时每隔5年对河流水质的达标情况进行彻底检测。另外,伦敦市政当局还下大力气发展城市绿化,有意识地加强都市公园建设,在城市宝贵的留出空间营造“绿洲”,以充分发挥绿色植被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类似“肺部”的调节功能。伦敦现有土地面积中,10%已被辟为空地或城市公园,伦敦市内公园总面积已超过了1.7万公顷。 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伦敦的环保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结出了硕果。统计表明,目前伦敦市中心冬季平均能见度已比50年代提高1倍以上,从!,5公里上升到6公里左右。市中心冬季日照强度也比50年代上升了70%。1970年至1990年间,伦敦上空空气中燃煤排放所形成的黑烟量也下降一半以上。80年代初,一位垂钓者150年来首次在泰晤士河中捕获一条鲑鱼,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近年来,徊游至泰晤士流域产卵的各种鱼类已成千上万,伦敦人已“见怪不怪”。 2、英国Integer绿色住宅示范房 九十年代末,BRE和Integer等众多公司合作,结合可持续发展、智能科技及创之建筑的三太原则,在BRE内建造了著名的Integer绿色住宅样板房。 住宅Integer建筑为一幢三层的木结构住宅,从利用地热和防火安全考虑,三间卧室设在底层,二层为起居室,内分客厅、餐厅和厨房区,三层为书房、活动室和热泵间。为增加空间视觉,三层书房和活动室间内墙采用调光玻璃。 建筑物维护结构达到英国建筑节能设计最新标准(外墙K值为0.3,屋面0.16,楼板0.45,窗采用LOW-E双玻)。外窗设有可遥控的百叶窗,户内门窗上部还设有可调节风口。 该建筑坡屋顶面采用玻璃幕墙架空封闭,其顶面开设天窗和安装两个约1m2太阳能热水装置,两端天沟设置雨水集中管,并通过中间永循环管道再生利用。其底部设有一层可开启的银白色隔热遮阳绝缘层。建筑物基础混凝土采用再生骨料,外墙和地板为旧房回收废料,墙体保温采用由废纸纤维制成的保温材料。 此外,屋内设置的家用电器也是由制造商提供的节能产品,如冰箱保温层用真空保温技术,脱排油烟机用电可根据烟气排放量自行调节,洗碗器可程控至电费半价时间区运行,浴缸水位、温度可自动调控。 据测算,该示范建筑可比传统节能建筑节能50%,节水1/3,其太阳能热水装置可提供60%的 供热需求。 澳大利亚 The Bond是联盛集团在悉尼的新总部大楼。该大楼是商务楼中具有社会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出色典范,是澳大利亚最具环保意义的商业楼宇之一,被SEDA(澳洲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协会)评定为五星绿色楼宇。 它的可持续性首先体现在环保方面。The Bond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技术创新,即通过使用冷却梁空调装置,使其比一般办公大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30%,并使大楼减少了约20~30%的能源消耗,显著提高了用户的环境舒适度。 人和计算机所产生的热空气上升到吊顶天花,接触到在吊顶天花内安置了冷却构件的冷却梁而变冷下沉,由此形成一个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沉的自然对流过程。在此系统中,由于空气并不是主要的冷媒,所以更多的新鲜空气可以源源不断地送入工作空间而不影响能源消耗,废气不再被循环,而是直接排出大楼,由此明显改善了办公空间的空气质量,大大降低了大楼综合症的患病机率。 而传统的VAV系统使用循环的室内空气,混合室外的空气对空间进行空调。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感冒了,他将会把细菌通过循环空调传人大楼的其他部分。而在了he Bond,则是使用单通道系统,向用户直接输送新鲜空气,然后将室内空气再直接排入大气。 另一个主要用水代替空气的优势在于节约空间。管道系统和设备的缩减使给排水管道缩小,一些设备房消减,因此可观地增加了建筑的利用率。 同时,此系统降低了大楼的高度,最大缩减度为1米,提高了自然采光、增加了景观,由此而节约了混凝土和外立面的施工成本。 另一方面,The Bond的内装修将可持续性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再生和可再生循环产品,例如氧化钢、再生的码头木料和生了铜绿的铜板、竹子地面、软木塞、剑麻、山羊毛和无毒喷漆等,都被选用于装修之中;而大楼也是“绿色运营”,例如纸张双面打印,夜间设备自动关闭,以及每张办公桌都设置了废物归类和再循环区域。 环保的可持续性所带来的是大楼运营和维护资金的大量节省。 此外,该大楼的可持续性还体现在高度的社会化与人性化中。宝维士联盛亚太区首席执行官RossTaylor说道:“员工们告诉我们,他们希望能更多的看到和接近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我们没有设计内墙,没有设计个人办公室,不论他的级别有多高。” 一个更平等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平衡在这栋大楼里突显出来。大楼配有托儿中心、户外场地、100米长的敞开式底层平台、玻璃电梯、敞开式楼梯、阳台、露天平台以及种满各种植物的顶层花园,它为租户和周边提供了一个舒适宜人的环境。除此之外,内部装修还讲求平等主义的原则,每个员工都享有同样的设施,每层楼都提供食物和饮料。 德国 一种能量可以自给自足的太阳能住房――零能量住宅在德国BHW展览会上展示,给参观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种住宅过去认为是空想的、不可能实现的,但今天成了现实。这种100%靠太阳能供给的住宅可以不需要电、煤气、木材或煤,这样就不需要烟囱和取暖炉,也没有有害的废气排人空气中,保持了环境空气的清新。 这种房屋的设计,向南开放的平面是扇形平面,这样可以获得很高的太阳能射幅能。其墙面采用储热能力较好的灰沙砖、隔热材料和装饰材料组成,阳光透过保温材料,热量在灰沙砖墙中存储起来。白天房屋通过窗户由太阳来加热,夜间通过隔热材料和灰沙砖墙来加热。 前些年,在日本兵库县建成了一栋实验型“健康住宅”,整个住宅尽可能不选用有害于人体健康的建筑材料,其墙体为双重结构,每个房间建有通风口,整个房屋系统的空气采用全热交换器和除湿机进行循环。全热交换器能够有效地回收热量并加以再次利用,其过滤器可有效地收集空气中细小的尘埃。这种住宅能够抑制霉菌等过敏生物繁殖,其建筑费用比普通住宅增加约2成。 世界建筑论文:论工业建筑在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及发展举措 摘要:工业建筑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之一,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环境和景观。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现代工业建筑与国外的差距,然后就我国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的发展举措进行了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创新性,供参考。 关键词:工业建筑;差距;发展举措 1我国现代工业建筑与国外的差距 1.1观念上的差距 工业建筑属于建筑范畴。工业建筑虽然有它自身的特点,但建筑设计中的一般规律,工业建筑都遵循。对建筑师来说,工业建筑与博物馆、体育馆、医院、住宅一样,都是不同功能、不同工艺类型的建筑。在国外,只要业主委托,建筑师能设计民用建筑,一定也能设计工业建筑。工业建筑要讲美学,称之为工厂美学(Factory Aesthetic),工业建筑也要讲环境设计,这绝对不是工业建筑民用化。在我国,对于建筑师统领工业建筑设计的重视性不足,工业建筑适用、经济就可以了,美不美观无所谓。即使部分建筑师在工业建筑设计中起到作用,一般还只限于“涂脂抹粉、穿衣戴帽”。 1.2体制上的差距 从整体而言,我国工业建筑甲级设计院在整个甲级设计院的比例中约达40%,工业设计院注册建筑师的人数约占注册建筑师总数的35%。这是一支不小的设计队伍。目前,为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各工业设计院或多或少承担了民用建筑设计任务,有的设计院民用建筑占总收入的75%以上。今后各大设计院都要走企业化、社会化的道路。按系统条块分割成民用设计院和工业设计院已不能适应形势要求。 在设计院内部,分工过细而且呆板僵硬。在我国注册师制度中规定,工业建筑必须由注册结构工程师主持设计。在设计院实际运作中,由工艺专业决定平面,总图专业决定总体布置,结构专业决定剖面形式。建筑师对前面这些内容没有发言权,剩下的工作仅仅是确定开间尺寸,画个平、立、剖面图,画画楼梯、厕所详图。对于工业建筑造型设计,仅仅是推敲是横线条还是竖线条,是后现代式还是欧陆式。 而在国外,大型工业建筑项目多由小型建筑事务所承担、组织、协调。最后由注册建筑师主持设计,工艺设计有各独立的设备、结构事务所(公司)配合,建筑师直接面对业主,并处于监理公司的监督下。这样的工种配合和设计程序十分灵活,即能满足基本的工艺要求,而且能较好满足企业精神方面的要求,建筑师的意图也能顺利实现。因此,随着国有大型设计院改制的深入,未来我国的设计制度,也应向此方向发展,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灵活性,适应市场的需求。 1.3技术上的差距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受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逐步提高自身产品的科技含量,这样也对工业建筑提出了技术上的新要求,以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国工业建筑技术在工业园、科技园、无污染工业园区的规划;工业建筑建设过程中的通用性、标准性和灵活性;新型建筑结构、材料的运用;工业建筑的可持续性设计、建造、运行,全面实行清洁化生产;对于人类工程学在工业建筑上的使用;旧工业建筑的技术改造、更新利用、改建和迁建技术等方面与国外有着不小的差距。 1.4教育的差距 我国对工业建筑设计的教育,与国外相比有很大差距。工业建筑设计的水平,与学校教育、培训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我国的建筑学本科教育中,全国的建筑院校在上世纪90年代来,基本取消了工业建筑原理的讲授和相关课程设计,造成了工业建筑设计在人才培养上的中断,严重影响了我国现代工业建筑设计水平的提高。我国工业建筑教育必须培养学生对工业建筑的全面认识,通过建筑历史、设计原理、材料构造、工程实践等环节,让学生了解工业建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通过对工业建筑的了解,培养学生运用科技新知识解决工业建筑的整体性、综合性、灵活性等问题,并学会运用“工厂美学”“机械美学”的观念来处理好工业建筑大尺度、大比例、大空间的相互关系,进而训练其发展思维,鼓励其独创性,以弥补传统建筑教育中的不足。 2我国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的发展举措 2.1运用城市设计原理处理城市与工业建筑之间的关系 2.1.1运用城市设计原理解决城市中工厂对城市造成的干扰 在现代城市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存在于城市中心的工厂或工业生产项目的影响最大,而且范围最广。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危害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城市中的工厂不仅带来直接的环境污染,存在其他的问题,干扰着城市的运转。主要表现在1)占据城市中心用地,影响城市机能。2)影响城市交通的顺畅。3)损害城市文化品质。 鉴于工厂在城市中存在的问题暴露越来越多,并且严重危害了城市发展,在今后的工业建筑设计中必须结合城市设计理论,合理解决工业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对于新上马的项目,特别是重、大型工业项目,厂址的选择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和论证,一般性的项目应集中于城市工业区中,这样有助于建设配套设施、资源共享。对于城市中原有的工业厂房,要分别对待,逐步解决其对城市的影响。对于生产规模大、污染干扰大的重型企业,要逐步外迁,搬迁后的用地可恢复城市应有的功能。对于影响较小的小型企业,应限制其发展,敦促其技术改进,将其对城市的影响减到最小。 2.1.2运用城市设计原理处理工业园区与城市的关系 许多城市也积极创办各种类型的地方性高科技工业园区。在这些开发区中,大部分对城市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正是这些城市发展的“基石”,正对城市的未来带来了隐患。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工业园区与城市的关系分析,总结经验和教训。经过对我国现有的工业园区的分析,其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问题。1)与城市中心的脱离。2)占地过大,数量过多。3)趋同性。4)布局仍受功能分区的过分影响。 因此,我们急需在以后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规划设计中,必须吸取经验教训,将城市规划原理贯穿整个规划设计过程,最终“走向建筑学-地景学-城市规划学的融和”。通过对我国新型的高科技工业园区的分析、总结,结合城市设计一般性原则和手法,可以总结出下列原则,对新的园区选址、规划、建设工作起指导和帮助作用。1)建设必须依托智力密集区。2)城市开发区集中建立。3)建立卫星城。 2.2强调工业建筑的个性特征,丰富厂房造型 工业建筑因为其特殊的功能要求而需要不同的空间,这就可能形成特殊的建筑造型,如高大或超长的体量、高耸的构筑物、高架的管线或长廊、洁净车间无窗的立面、外露的结构和管线等,对这些进行整体考虑、全面安排、统一处理,与城市建设和周围环境配合协调,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一排高大的厂房与高耸的水塔,前后呼应,相映于水面,可以组成一幅淡雅、宁静的构图;突出屋顶的网架涂上鲜艳的色彩,配以周围的绿野,显得充满生机与活力。当然,在同样的生产要求下,不同的设计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处理手法,达到不同的艺术效果。 2.3重视对工业建筑技术的研究 尽管高技术建筑建筑在我国已经有较大的发展,并建起不少实际工程,但是,高技术工业建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工作也处在初级阶段。我国的高技术建筑乃至高技术工业建筑设计上都存在着相似的问题。 首先是在结构上存在滥用结构表现手法的现象。其结构表现不是建立在创新结构形式,以创造新的空间造型,而是将一些结构形式作为建筑符号运用于建筑中起到装饰效果,这种将结构形式转换为立面符号的做法并不是结构艺术。其次是在建造中没有合理运用材料,建造方式落后。我国的施工方法仍是手工作业为主,湿作业大,尚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2.4重视人性化设计 在工业建筑中建立人类工程学的概念,可使工程设计中注意“人的因素第一”,避免在先进科技面前发生“见物不见人”的弊病。我国工业建筑已自成体系,人类工程学的应用已成为顺理成章的趋势。对于我国现代工业建筑的人性化设计,大致可以从两方面出发:首先是人与内环境的关系,即作为工业建筑使用主体的生产者与生产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指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人与外环境的关系,即生产者与工厂外部环境、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现代工业建筑中人与内外环境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何在工业建筑设计中树立人性化设计思想的方法和策略 2.5可持续性策略 ①加强建筑的热工性能,发展被动式能源利用技术。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现代工业企业不管是产品设计,还是工艺设计,都力求以低能耗换取高收益。作为生产空间的工业建筑,因其投资大,容量大,使用周期长,对企业的节能增效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国内外新建工厂因产品精度要求和工艺水平提高、大都采用人工空调来调节室内温湿度,这样使得能源的耗费大大增加。因此建筑师在进行现代工业建筑设计时,从平面设计、空间设计到细部装饰处理,都尽量从节能考虑。 ②将工业建筑与人类、环境、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目前,世界各国在工业建筑中,从规划到单体,从工艺到设备都特别注意工业生产可能造成的污染,如烟、尘、渣、毒、热、湿、噪声、腐蚀等。人们都希望工厂企业的建筑,既能适应生产工艺的需要,又为劳动者创造符合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环境,还不会使自然环境遭受侵害。即使是以前建成的工业企业也要通过合理改造减少生产所造成的污染。这些发展趋势对建筑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熟练运用建筑知识外,还应掌握一定的工艺及各辅助专业知识,掌握工程心理学、社会学、环境工程学等新兴学科,并有统筹各专业的能力,使工业建筑作品能把人类、环境、发展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③重视对落后、旧工业建筑的再利用。建筑并不是一次性的易耗品,某些建筑往往因为经济进步、技术更新等原因,落后于时代需求,成为“旧工业建筑”,但一些“旧工业建筑”的建筑质量还能满足其他用途。建筑材料的生产耗费了大量能源,这些能源大部分以另一种形式转移到建筑材料中去,所以说建筑材料蕴含能量且应当得到再利用,使其真正达到实际使用周期。因此,以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对待因时代变迁而出现的众多旧工业建筑,重视对其进行改造和再利用,已成为现代建筑师的一个基本观点。 2.6强调工业建筑的文化功能 作为人类文明组成的工业及工业建筑,同样也承担着继承和发扬的责任。现代社会的工业建筑不再仅仅是生产活动的场所,也应作为传播文化的场所。现代工业建筑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文化性功能的引入。具体表现于在工业建筑中加入面向公众的历史展览、爱国教育、技能培训等社会功能。 结语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旧的工业生产模式已不能适应需要,因而要求工业建筑的形式随之而变化。建筑师们必须面对工业建筑创作的新的挑战,设计理论、设计方法、设计程序、设计深度,促进工业建筑的发展。 世界建筑论文:中国建筑企业与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管理模式的对标思考 [摘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使更多的中国建筑企业走向世界,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发展模式,对中国建筑企业有很好的借鉴,需要中国建筑企业进行对标,寻找管理与发展瓶颈,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开拓力。 [关键词]建筑企业;世界500强;管理;对标;竞争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呈现飞速发展,实现了交通运输业的历史性巨变,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一大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交通创新成果广为应用,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相继崛起,带动了整个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以公路为例,1999年10月通车里程突破1万公里,世界第四位,2000年末通车里程1.6万公里,世界第三位,2001年末通车里程1.9万公里,世界第二位,2008年末通车里程实现了6.03万公里。我国高速公路建设也突飞猛进,1999年10月,通车里程突破1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2000年末,1.6万公里,居世界第三位。2001年末,1.9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后,我国高速公路年均新增通车里程6000公里左右。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整个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建筑企业。 1995年,《财富》杂志把全球工业公司500强和非工业公司500强合并成《财富》世界500强,当年进入世界500强的建筑企业共计14家,日本10家,法国3家,美国1家,中国建筑企业没有1家进入世界500强。2011年,入选世界500强的建筑企业12家,中国5家,法国3家,西班牙、美国、德国、韩国各1家,5家中国企业分别是:中交股份、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中冶。 中国建筑企业与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距离在逐渐缩小,但是伴随着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建筑企业也面临着诸多的发展瓶颈,需要对标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管理模式,借鉴成功经验,不断提升,来增强竞争力。 纵观“世界一流建筑企业”,他们普遍具备的特征有:主业突出,公司治理良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在国际同行业中综合指标处于先进水平,形象良好,有一定的影响力。 具体来讲,在企业管理上,世界一流企业的管理优势更多的体现在总部的集团化运作水平和优化的组织架构。首先,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发展都经历过一系列的并购和战略重组,在管理体制上保持各子企业的独立性,追求集团各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构建适应型组织来保证企业持续健康是世界一流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其次,推进国际化进程是世界一流企业发展的必然,跨国公司必须加大战略管控,才能实现战略协同。以德国豪赫蒂夫公司为例,2008年的国际合同额占到了总合同额的89.99%,德国员工人数的“增量比”远低于国际员工的“增量比”,2008年,豪赫蒂夫公司就综合了不同业务板块和区域市场的分布,对原有的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第三,世界一流企业的增长方式,都经历过从规模性增长向盈利性增长的转变,因此,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延伸与整合产业链,更多的释放企业内部的能量,将“资金、技术、管理”老“三位一体”的组织管控模式向“战略引领、品牌价值、商业模式”新“三位一体”的模式转变,是世界一流企业总部组织架构的发展要求;第四,企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内控风险的不断增加,就要求集团化企业,建立更扁平、更有效、更有力的一体化组织架构,这也就要求世界一流企业总部,要始终将经营管理模式的适应性,组织架构及体系的针对性,内部制度的安排,国际经营人才的培养吸纳,管理机制的再造,市场营销的总体规划,区域总部的建设,业务流程的创新设计,管理方式及手段的集成推广等方面作为工作重点,更加突出总部管控的组织一体化。 因此,中国建筑企业要成为成世界一流建筑企业必须不断优化管理模式,积极调整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走可持续协调发展之路。调整结构是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关键所在;积极调整市场结构,走国际化快速发展之路。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是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必然要求;积极优化资源配置,管理图强,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优化资源配置,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是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重要举措;推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走科技强企之路。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重要支撑;加大人才培养,走人才强企之路。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建筑企业,人才是重要基础,只有用好人,企业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建筑企业已跻身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行列,但是中国建筑企业软实力不强,盈利能力偏低,国际化指数不高,人均劳动生产率偏低,总体负债水平较高,在世界范围整合资源的能力不足,业务结构、资产结构、市场结构单一等状况亟待改变。国际化的发展方向要求中国建筑企业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对标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优秀管理经验,不断提升,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西方建筑论文:谈东西方建筑装饰中的植物 论文关键词:建筑装饰 卷草纹比较 文化 论文摘要:本文由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中特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富于韵律、节奏鲜明的植物卷草纹,在希腊建筑装饰中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虽然其渊源来自古代东方,但在希腊人这里被赋予了形式美。古希腊罗马的卷草图案,多用于柱子的装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五大部分,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古希腊文明及爱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的卷草纹主要以莨苕叶和葡萄纹为基础,组成弯曲的藤蔓,用于建筑装饰。莨苕最初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西方,“莨苕树”以其生命力特别旺盛,象征重生、复活而被崇拜和敬仰。古希腊罗马的神殿建筑多采用莨苕叶造型进行装饰,科林斯式柱头便以莨苕叶造型雕刻而成,象征神殿永存万世,如雅典利斯克拉底纪念碑的科林斯柱头装饰,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庙的柱饰、门楣、门框等建筑装饰,都是以莨苕叶为基础,以柔美流畅的卷草造型进行装饰。莨苕叶纹饰后来发展为罗马卷草纹,这种形象奇异、卷曲而充满生命力地向周围伸展的叶子,影响了阿拉伯藤蔓的形成(阿拉伯藤蔓演化为阿拉伯寺院的装饰花纹,具有生机盎然的气势和无限扩张的活力)。古希腊罗马建筑装饰中,葡萄卷草纹也很常见,以横向延伸的茎为基础,两侧安排葡萄和葡萄叶。葡萄卷草纹是由波斯传向西方的,因其象征丰收、多产和幸福而被人们所喜爱,在西方与莨苕卷草纹一样,逐渐成为主导型的植物装饰纹样,大量使用于建筑装饰。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建筑装饰具有不同的特点,基于人类精神情感的某些共性,不同文化又产生种种奇妙的联系与融合。卷草纹作为不同文化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涵盖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及发展演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进行分析比较,能够使我们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等更广泛的角度认识建筑装饰文化。 西方建筑论文:论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异同 【摘要】建筑是人们按照一定的建造目的,运用一定的建筑材料,遵循一定的科学与美学规律所进行的空间安排,是物质外显与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换言之,建筑是空间的"人化",是空间化了的社会人生. 【关键词】中国传统寺庙建筑;西方哥特式;美学角度 建筑的本质:文化是建筑的灵魂,美学家黑格尔这样赞叹建筑艺术:“建筑是对一些没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进行加工,使它与人的心灵结成血肉因缘,成为一种外部的艺术世界”. 一. 中国寺庙建筑展现人神和谐相处“天人合一”,而西方哥特式教堂建筑喻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立 从建筑外形结构上分析,哥特式建筑是垂直的,与“尖拱技术”同步发展,使用两圆心的尖券和尖拱,推力比较小,有利于减轻结构体自重和增加跨度。尖拱和尖券大大加高了中厅内部的高度。哥特式教堂内部,可以看到从柱墩上散射出来的一根根骨架券,它交合于高高的拱券尖顶。 高耸入云的塔尖,色彩缤纷的彩色玻璃嵌画,玲珑矫健的飞券是轻快的哥特式教堂的风格。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是欧洲哥特式建筑的丰碑,荡魂摄魄的繁复尖塔和眼花缭乱的彩绘玻璃窗是其最独特之处。教堂顶部尖塔林立,远远望去如一座巍峨的石林,直刺天宇。 根据心理学移情原理,外界的形式感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以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使人也有飘然欲升的意向。建筑学家指出,这种高大拱型穹顶、繁复的尖塔及彩绘玻璃窗无不体现着宗教寓意。四面皆壁的封闭空间、弯曲的围闭形成的穹顶及尖塔的笔直通道暗示着上一层空间的存在,这就是天堂,人世是苦难的,只有天堂才是乐土,也表现了一种“崇高”。建筑的每处细节无不用心良苦地表达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立。使我们不自觉联想,进而感受到“崇高”。正如席勒所说:“没有一定强度的想象,巨大的对象就完全不会成为审美的对象,相反没有一定强度的理性,审美的对象也不会成为崇高的对象。” 中国寺庙建筑则恰好相反,它有意将内外空间模糊化,讲究室内室外空间的相互转化。殿堂、门窗、亭榭、游廊均开放侧面,形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动亦滞的灵活的通透效果,所蕴涵的空间意识模糊变幻,这与中国天人合一、阴阳转化的宇宙观有深层联系。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空间与时间的无限,即为宇宙。“宇”字本意为房檐,无限之宇,当然则以天地为庐。这个宇宙观,把天地拉近人心,人与自然融合相亲。“以天地为庐”的观念古已有之,“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天地人乃一大调和,那么艺术 ———“乐”,就应该体现这一调和。 所以,中国寺庙建筑群才会有那么多的室外空间,它并不把自然排斥在外,而是要纳入其中,“深山藏古寺”,讲究内敛含蓄。张世英说:“审美意识是人与世界的交融,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指的是世界。人与世界的交融不同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之处在于,它不是两个独立实体之间的认识论上的关系,而是从存在论上来说,双方一向就是合二为一的关系。”“托体同山阿”,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 二.西方哥特式教堂建筑注重表现人心中的宗教狂热,并把它具化为实在的视觉形象,而中国的寺庙建筑则受儒教实用理性的影响,重在再现人们内心世界的宁静与平安。 李泽厚指出,“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与山水画“可游”“可居”理论是一致的,它不在意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是展现能供游览的生活场所。它不像欧洲大教堂那样,人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中国寺庙建筑这种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上是在把空间意识转换为时间进程,当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楼阁的不断进程之时,他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西方教堂建筑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了时间绵延流动的美,以理智的入世精神排斥了非理性的迷狂。萧默指出,欧洲中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宗教长夜,君主制屈居于神权之下始终不能茁壮成长,教会成了社会的中心,“君王施权于泥土,教士施权于灵魂,灵魂的价值超过泥土有多大,教士的价值即超过君王有多大”。因此,西方国家才会不计工本地去营造富丽堂皇的教堂,那些著名的教堂往往耗时上百年才能建成。中国的寺观是以平民难得一见的宫殿为蓝本来建造的,这既显示了佛的尊贵,又形象化展现了佛国的富饶安乐。如建筑学家傅熹年所言,神的居所规格是由皇帝来规定的。例如:屋顶的最高规格庑殿顶,是为皇宫主殿及佛殿专用;斗拱只许皇宫、寺观和王府使用;黄琉璃瓦只有宫殿及佛殿可用,而王府及菩萨殿只能用绿琉璃瓦。可见诸神受到皇帝颇高的礼待,但他们并不能凌驾于皇威之上,其规格在都城没有超过皇宫,在郡县没有超过王府和衙署。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神的居所与人的居所一致,其实旨表明乐土就在现世,在人间,天人合一,人神同在。 三.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均为美的不同文化模式,表现一种“宗教型文化”,美在宗教体验中实现,美的深度表现为文化深度,即两者都体现了“美”,都使人感受到愉快。 从模态的方面说,“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的对象”。这种宗教型的美,使审美主体产生“共通感”。如康德理解“有一个共通感(不是理解为外在的感觉,而是从我们的认识诸能力的自由活动来的结果),只在一个这样的共通感的前提下,才能下鉴赏判断。”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均为美的不同文化模式,都表现出一种“宗教型文化”,美在宗教体验中实现,美的深度表现为文化深度,即两者都体现了“美”,都使人感受到愉快。 西方建筑论文:浅谈西方历代建筑空间观念的演变 摘 要:建筑空间的发展受社会制度、经济状况、科学技术、艺术水平、意识形态等客观前提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建筑史上历代的一些空间形式展示了各个时代的不同空间观念。从古希腊到当代的建筑空间的变化,是一个由客观倾向转向主观倾向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建筑空间;意识形态:演变过程 1 古希腊的空间 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这种活动不在四面墙壁和一个屋顶的包围之中,也不在家庭和建筑的内部空间之中,而是在圣地之上,在卫城上,在露天剧场中。 古希腊建筑的主要成就是纪念性建筑,如希腊神庙。 希腊神庙的特色在于对人体尺度的绝妙运用,神庙没有设计成礼拜的场所,而是设计成不容入侵的诸神的圣所。希腊神庙的基本组成部分有高台基,其上立有列柱,支托团结的过梁,过梁又支承屋顶。神庙中唯一可供人通行的是列柱和内殿之间的廊,还有一间内殿,在古风时期就是该种建筑物唯一的核心部分。这个内部空间从未加以创造性发展,因为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内部空间没有什么社会功能需要。内殿不仅是一个围起来的空间,而且简直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见图1)。 宗教仪式是在神庙周围露天举行的,因此,雕刻师兼建筑师的技艺和热情就都倾注在把支柱造成高超的造型艺术品,倾注在用无与伦比的浅浮雕来布满过梁表面、正面山墙檐部和墙。表达了希腊人对自身完美的追求,人、神、自然的共存是其建筑形式的精神基础(见图2)。 希腊神庙的特色,一方面有它的一个缺陷,这一缺陷,在于忽视内部空间:另一方面又有它那迄今无与伦比的高超之点,其高超之处,则在于人体尺度绝妙的应用。 在当代,两个最有声望的现代建筑师在评价希腊神庙中互相对立,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及其追随者赞赏希腊神庙的人体尺度感,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joyd wright)及其追随者则对希腊神庙忽视内部空间感到遗憾。 总之,希腊文明是以户外活动为核心则,神庙的内部空间是一个封闭的无人的空间。 2 古罗马的空间 古罗马建筑是权利肯定的一种象征,人的威望战胜了自然,人的虚荣赋予了建筑的虚荣(见图3)。随着帝国的建筑物宏伟的尺度对技术提出了特殊要求,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巴西利卡已经具有一种社会生活主题,因为指导人们生活和行动的哲学和文化已经冲破了古希腊那种抽象沉思和完全平稳的理想,要求心理活动更丰富些,要求更喜爱和更善于作宏伟壮丽的修饰处理。将古希腊回廊移入室内就意昧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其中一切造型的装饰都是为了增进这种空间效果。 古罗马继承了希腊建筑形式的诸多方面,并力求扩展封闭模式并使之人性化。其空间形式多样,尺度宏伟。拱和券的新技术的运用,表现了对大尺度体积的把握能力和强有力的空间概念。巴西利卡、大浴场、宫殿、竞技场、住宅等构成了一部建筑形式的百科全书。 古罗马的空间已由希腊式的封闭空间向围合空间转变,将包围希腊神庙外部的柱廊移到了室内。它的空间特点在于静态的构思,无论圆形还是方形空间,其共同规律是对称性,内部空间规模设计宏大,与相邻空间的关系是绝对的独立性(见图4)。 古罗马的巴西利卡将古希腊回廊移人室内就意味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但没有把人考虑在内,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 3 基督教的空间 基督教的建筑师在建筑史上有着非凡的重要性。因为基督徒们利用旧的构件创造了一种新的体系,具有新的性质和功能作用。 罗马帝国的衰弱,战争的频繁,黑暗年代使人对现实寄托在新生的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发展演变反映了社会情绪的动向,这种讲求精神内省和仁爱的宗教需要一个为人而设的环境,一个按人的尺度来建造的建筑空间。 古罗马巴西利卡是围绕两条轴线来配置的:柱廊对柱廊、后殿对后殿。所创造的空间有一个明显的中心点,这是建筑物本身的功能,而不是人的活动路线的功能要求。古罗马建筑空间没有把人考虑在内,因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巴西利卡强调了纵向轴线,其所有的平面和空间概念以及装饰处理,只服从一个动态准则:观者穿过建筑物的流线。而基督教建筑相反,例如在圣萨比娜教堂(见图5),人不会被一种舞台效果般的厅景和过分修饰的处理搞得透不过气来,整个长向布置的内部空间富有节奏感,空间流线是为人而设计的,也只有人在里面的时候,这空间才是有意义的。 基督徒们承认和提倡人的活动性,他们的整个建筑是按人的活动路线来构成方向性的,是沿着他通过建筑物的方向来建造和组织空间的。可见,基督教的空间开始把人的活动路线考虑在内。 4 拜占庭的空间 公元5~6世纪,拜占庭帝国十分强大,版图不断向外扩张。但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被保存和继承下来,同时也融汇了东方的波斯、两河流域、叙利亚及亚美尼亚文化。 宗教建筑是当时主要的建筑,将穹顶支承在四个或更多的独立支柱上的结构方法和相应的型制。在空间方面与其说它是扩展了的空间,不如说是正在扩展着的空间。 例如:索菲亚教堂的平面(见图6),拜占庭特有的带简拱顶的巨型半圆凹室的外形。墙面好像从主要区域的两个固定点出发,远离建筑物的中心面向外逸去,好像以一种有弹性的离心运动向外甩出去,使室内空间显得开敞,疏朗和扩展开来。 拜占庭的空间打破纵轴上形成的单一节奏,加强了内殿的重要性,意味着打破空间的通长效果。总之,拜占庭的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使人迷乱。 5 哥特式的空间 公元12~15世纪,为建筑史上的哥特建筑时期,城市教堂为主要的领军建筑,他同时也是市民活动中心,可兼作会堂、市场和剧院等。在空间方面强调剖面的长方形与平面的长方形的维度对比关系以及空间的连续性。纵深对垂直方向占主导地位,而垂直方向极为次要,而人与这两个长方形的相互关系则是次要的(见图7)。 事实上在整个建筑历史上,哥特建筑首次孕育了一种与人体尺度明显对照的空间效果;这种效果引发了观者产生不平衡感。产生矛盾冲突的冲动和激情,产生奋斗的情结,给人不是宁静沉思的气氛,而是提高人的空间感受。 6 文艺复兴的空间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形式更多地从心理学和精神方面出发,致力于强调人对建筑空间理性的控制,力求创造一个可以使文化与个人思想高度统一的形式。 人们已不再为早期基督教空间的节奏感所打动,不再为拜占庭时期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 而迷乱,也不再为哥特式的神秘高度及纵深的空间的强烈效果而激动并感到精神痛苦。此时期的建筑师并未被宗教狂热所支配,而是寻求一种不带神秘色彩的合理的有人性的表现方法。人们在建筑物中明显地感到仿佛是在一所充满人性昧的住宅里面而感到亲切随和的气氛。 希腊神庙中雕刻与人的相互关系所表达出的人体尺度呈现了一种类似宁静的平衡感,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伟大在于将那些使希腊神庙生机勃勃的人类感情由建筑外表转移到建筑物的内部空间效果中去了。在此时期之前的空间决定着人在建筑物中行动的速度,引导人们的眼睛沿着建筑师所设计的流线移动。而此时期不再由建筑物来左右观者,而是观者通过认识贯穿在该空间内的简单规律而把握了建筑物的内涵(见图8)。 7 巴洛克式的空间 巴洛克时期是空间解放的时期,这是对规则、传统基本几何关系和稳定感的一次反叛。这是从对称形式,从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对立中的一次解脱。赋予封闭静止的文艺复兴空间以动感和渗透感。 巴洛克风格已越出了原有构图形式,创造出了一种新空间概念的阶段。巴洛克建筑上整片墙壁呈波纹起伏,表现的是一个形成空间的过程,它表现了在活动中的空间、体积与要素。 就空间而论,这种动感根本没有明确而有节奏地划分为几何开关的空间形式,与垂直方向上互相渗透,使每一个空间形式丧失了确定的柱体或体积的明确外观。例如:要根据圣卡利诺教堂的平面来想像其外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其人口一方,有一个半边椭圆形空间,在其后殿处又有一个;另有两个椭圆的局部,位于教堂的左右两边,这四个几何体的片断,相互渗透,构成一种平面组合形式,已经毫无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明确格律与和谐节奏的痕迹了(见图9)。 可见,巴洛克时期的空间具有动感和渗透感,开始引导人在空间的自由活动。 8 现代空间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给城市与建筑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建筑的宏伟纪念性已不是社会的需求,需要解决的是中产阶级、工人、农民的居住问题。这些需要,对建筑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黑格尔认为,主导每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的“时代精神”是空间形式产生的基础,也是人对空间体验的指导。 现代技术和审美情趣提倡简洁的设计风格,许多从前的空间创造成果在现代建筑中重新出现时都表现出一种新的艺术面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巴塞罗那展馆(见图10),用垂直平面来分割连续的空间,创造了一种随观看角度的转移而畅通无阻的动线,这是现代空间形式的灵活发展运用。赖特的设计更是追求空间的连续性(见图11),他的建筑集中围绕内部空间的生活真实的情况。他的“有机建筑论”倡导了人性化建筑的任务。有机的空间充满着动感、方向的诱导性和透视感、生动和明朗的空间意境,它的目地不是追求眩目的视觉效果,而是寻求表现人生活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这一系列空间形式的演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建筑空间观念。 现代建筑是以开放平面为基础,钢材和钢筋混凝土新技术的运用,为灵活开放的平面提供了条件。大面积玻璃的设计使室内外空间达到了完全连续的效果,灵活随意的内隔墙使室内各空间呈现有机的连贯性,体现人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 9 当代空间 在当代西方美学的影响下,以库哈斯、埃森曼、屈米、李伯斯金等为代表的的建筑师通过建筑制造发掘事件,把事件带入了建筑,把眼光投向了审美的主体,强调人在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体验活动和感受而形成序列事件的“过程”。 德国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是李伯斯金的一项力作。在博物馆的一个狭小的内院天井空间中,庭院的地面上杂乱地铺满了无数个锈迹斑斑的圆形生铁铸件(见图12),铸件有几种规格,但大小都和人脸差不多。每个上面都有几个圆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骷髅的脸。红褐色的血迹,再现的是纳粹时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的场景。当脚踏上去时而翘起,时而落下,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通过混沌土墙的反射,在荒凉的庭院中回荡,象地下的阴魂拖着声音在嚎叫,令人不寒而栗。 在一个通往三层的长长的楼梯的上空,有一些不规则的相互交叉的混泥土构件,象空中的异物似乎随时会塌落下来而心存不安见(图13)。 可见李伯斯金把眼光投向了观者,重视观者在其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主观体验活动。 10 结语 纵观西方历代建筑空间,从古希腊建筑的建筑空间到当代的建筑空间,是一个由客观倾向转向主观倾向的演变过程。建筑观念的这种转变体现着人类表现自身生命力的愿望,反映出人们对建筑更高层次的需要。为的是从空间中获得某种新的体验和感受以及形成事件的“过程”。 西方建筑论文:小议中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 园林建筑位置分布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遵循自然式的设计原则,在园林建筑的分布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建筑在园林中的分布遵循着这一原则,一般根据实际的园林景观进行变化,建筑的功能和类型也根据园林景观整体的布局进行选择,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西方园林建筑的分布,遵循对比的原则。园林建筑一般处于园林景观的中线或者视线的节点上,园林建筑之间相对独立,园林建筑与园林其他景观之间也处于独立的状态。 园林建筑的功能差异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同时具有美学功能和使用功能两个功能,具体的体现在美学功能、使用功能、生态功能和空间的组织功能四个方面。园林建筑本身的造型和设计发挥其美学功能,其居住、休息、宴会等作用是园林建筑使用功能的发挥。此外,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还可以起到对园林的空间进行分割、组合的作用,如墙在园林建筑中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园林的空间感。西方古典园林的园林建筑,除亭、桥等具有使用功能外,其他的园林建筑一般不具有使用功能,仅仅是作为人工景观对园林起到点缀作用,美学意义大于实用功能。在空间上,西方建筑不具有分割、组合空间的作用,在园林景观中独立的存在。 东西方园林建筑差异的原因分析 东西方历史文化原因东西方园林建筑之间存在差异性的首要原因,就是东西方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同,即文化观念的不同直接导致的对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不同。中国文化追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状态。在园林设计中较多采用曲线设计来反应自然景观的不规则性变化,以曲线为美,园林建筑的设计包含了中国人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最高追求。在西方,西方文化追求人改变自然的观念,在园林的设计中多采用直线的设计,以直线代表着人的意志,对自然景观进行征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中以对称、直线和几何图形为美。 自然环境导致建筑材料的不同西方园林建筑起源于古罗马建筑,建筑材料的选择以石头为主。中国园林建筑受到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木式建筑的影响,园林建筑以土木为主。西方建筑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园林建筑上也是这样。以罗马万神庙最为代表的拱式建筑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以石料砌筑,墙壁较厚,窗洞较小是其建筑因材料带来的特点。西方园林建筑强调体积美感,建筑的尺寸和重量等以追求宗教氛围的营造为主,不以实际的使用需要为主。雕塑作为西方建筑的主要装饰方式,追求雕塑与建筑的统一,也是以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决定的。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以土木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抬梁式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抬梁式结构实现了中国园林建筑可以单间或者多间组合,还可以实现三角、六角、圆形、田字等多种平面结构建筑。塔最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代表,既是在以较轻的土木为材料,以抬梁式为主要工艺的基础上实现的。 东西方在园林景观与建筑之间关系认识上的不同东方园林建筑是文人、艺术家追求自我哲学,在园林中寄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追求自我审美与建筑的统一。东方园林多由不规则的自然景观为主体,以建筑作为点缀和连接,在建筑上表现不同的文化品味。西方园林建筑则是对西方几何美学的追求,是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赞扬和崇拜,园林建筑作为人的代表处于园林的轴线上,起到统帅园林的作用。 总结 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存在于建筑的类型、材料、功能和布局等多个方面,其本质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历史上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东西方在对园林建筑意义定位上的不同。探讨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性,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互相借鉴,实现园林建筑在园林中最佳作用的发挥。 作者:钟松涛单位:南昌市世纪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西方建筑论文:借西方经验谈中国城市行政建筑的建设 1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制度根基 工业社会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建立了现代政府。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即政府代表行政权,议会代表立法权,法院代表司法权。这种制度反映在城市行政建筑物质空间形态上,则表现为将三个权力机关分设于不同建筑,又通过一定关系有机地联系为整体,从而体现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但又统一于国家利益之下的政治形式。市政体制,即城市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国家政体在城市的延伸。西方国家的市政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有市议会制、议会市长制、市长议会制、市委员会制、市经理制等多种形式(表1)。城市行政建筑的物质空间呈现出与西方市政体制相适应的特征。城市行政建筑主要包括市政厅和在市政厅内部或周边布置的议会机构,不同性质的权力机构在空间上分设,又通过一系列的空间联系将其组合成整体。议会建筑作为合法集会场所,在民主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也占据着空间的主导地位。相对中国而言,西方由于地方社区自治成熟度较高、市场发达等原因,行政机构与部门数目比较少,城市行政建筑一般功能较简单,规模也不大。 2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理论背景 2.1市民社会的复兴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开始出现,即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过程。市民社会与国家成为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实体性存在。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意见,并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通过社会活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的形成。现代西方国家繁复的科层统治造成了对市民社会的压制,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政府干预模式出现,国家以不同形式、不同向度向市民社会渗透。人们开始重新诉诸于市民社会理论,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关系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互动关系①。市民社会复兴意味着人类进入后国家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非政府组织承担起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用一种合作主义的治理模式取代以往“政府垄断”的单一治理②,这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复归其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本质成为潮流所在。 2.2政府改革运动的冲击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效率至上的传统时期,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时期和市场化为主的新公共管理时期。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及政府公共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管理公共活动职能的不断增强,国家及政府开始陷入了假公济私、以共谋私的公共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全球兴起了政府改革运动,即“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行政”等。全球性政府改革运动反映出一个趋势,即公共活动的社会化,最终走向服务化,公民参与制度化和经常化。公共活动演变为公共服务,使公共服务成为公共活动的本质,广大民众可以公平、真实地分享公共活动所带来的利益。从本质上看,这是传统行政价值观的改变,其目的在于提高政府效率,为公众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政府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角色的变化揭示了价值取向的转变。西方行政改革深刻影响着城市行政建筑的实践活动,从以往强调其精神功能与象征意义,转而重视其服务功能与城市公共空间属性,重视民主政治理念的表述,其物质空间形态更趋开放与透明。 3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类型分析 西方国家城市化水平高,城镇体系是以大量独立的小城镇为基本单位。与当代中国城市行政建筑相比,西方国家的城市行政建筑具有突出的小城镇建筑特征,受到小城镇城市自治、公共财政的影响并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具有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开放性与亲民性,立在私有制的公共财政模式基础上的务实性以及建立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与创新精神之上的多元化。一些典例包含了主流的设计思想,尤其是一些获得好评的建成项目,更是直接反映出了城市行政建筑设计理念的发展趋势。 3.1开放性与透明性 出于对以往沉闷的官僚机构和纪念碑式建筑的反思以及公众对于市政建筑功能的、情感的、象征性的呼唤,人们希望通过文化与政治活动创造出公共空间的场所感,表达更深层次的民主意图。社会公平与公民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努力在相对立而存在的国家、市民、社会三者之间寻求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使得代表国家公共权力的行政建筑逐渐向自由、平等的特质回归,更加注重其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那就是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1968年建成的美国波士顿市政厅,建筑的上部是市政办公,下部是公众活动部分。建筑的结构逻辑性明确,内外空间相互融合、穿插,使建筑底层界面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公众可以自由出入,展示了政府的亲民姿态和工作的透明度,创造了亲切的城市空间氛围(图1)。又如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州中心(1985年建成),建筑自下向上逐层后退以减少空间的压抑感,表现出对周围建筑的谦虚姿态。在半径为48.8m的圆形中庭内,各楼层的走廊、楼电梯一览无余。中庭直接与城市地下交通枢纽联系,将人流直接组织到城市交通网络之中,同时把城市人流引入建筑内部。该建筑的个性正是来自于其独特的交通处理方式和完全开放的内部空间环境(图2)。 3.2功能多元化 当代西方国家城市生活更趋多元化,城市行政建筑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政府设施中市民空间的多样化倾向。近年来,供市民休闲的场所以及其它多功能与多用途的空间日益增加,并且这一部分市民空间还将继续扩大。多元化需求与多功能聚集可有效提升城市公共空间活力,并满足当代社会日益多元化、多方位的需求,具体表现为政府设施与其它设施的复合。除了行政管理功能和行政服务功能,城市行政中心还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如图书馆、美术馆、剧院、咖啡厅、餐厅、展览馆等,通过设施间的相乘效应,加强设施所具有的吸引力。1988年建成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及歌剧院是一组功能复合的建筑群。市政厅在白天是城市的活动中心,而歌剧院则是夜晚城市的活动中心。功能的复合化提升了建筑使用效率,有效提升了建筑空间的活力(图3)。又如1995年建成的荷兰海牙市政厅,长达244m,宽72m,包括议会大厅、婚礼仪式大厅、图书馆、档案馆和咖啡厅,还有一个高达47m的玻璃大厅,是欧洲最大的室内广场,各种公众聚会的举行使这里总是充满生气(图4)。 3.3民族性与地域性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通过电子传媒,事件在全球变得无所不在,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也具有了共时性效果。与此同时,差异消失,结构解体等等,都对社会的自我感觉造成了重大后果。疆域的拓展是与具体角色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生活设计的个人化同步进行的。丧失根基的同时,也出现了自我群体属性和出生的建构;与平等同时出现的是面对无法透视的复杂制度时权力的空缺。”③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文化趋同现象严重。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正逐渐被全球化浪潮吞噬。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行政建筑,有助于塑造民主政府的形象,让市民重新找回城市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这种思潮反映在实践中则出现了许多对地方文化进行有益探索的案例。由查尔斯•柯里亚设计的印度博帕尔邦议会中心(1996年建成),成功地将当地艺术和传统建筑形式结合在一座现代建筑之中。建筑平面采用了曼陀罗④的传统形式,九个分格定义出九个组成部分,整体通过圆形构图形成强烈的向心力。当地红色石材及手工陶瓦的运用更使得该建筑成为博帕尔市悠久文化传统的象征(图5)。另一个例子是1981年建成的日本名护市市政厅,由于当地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建筑通过变形天窗和花格窗来遮光,通过屋顶覆土隔热,通过风道来通风和散发热量等。采用通透的遮阳棚架联系东西两大建筑体量,各层北部均设有带遮阳棚架的平台(图6)。 3.4新旧建筑和谐共生 无论对于个体还是不同地域或民族文化而言,充分表达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追求个性与独特性,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强烈的精神需求,也是每一种文化传统的基本权利与合法要求,更是其能够进入世界多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主体性必要条件。在全球化时代,保护传统建筑文化遗产已成为世界潮流,西方历史上的市政厅建筑大多具有很高的建筑质量与艺术水准,记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因此具有较高的保护和再利用价值。让老建筑和谐地存留于当代城市环境之中,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城市的文脉才得以延续。1998年建成的西班牙穆尔西亚市政厅,位于气势恢弘的贝鲁加大教堂的正对面,古老教堂纪念碑式立面主导并控制着整个广场空间。市政厅主入口被设置在侧面,而不是正对广场;建筑临近广场的界面向地下延伸了一层,以形成建筑与广场之间的缓冲区。新市政厅在新旧建筑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它既较好地展现了自己的存在,又没有对广场和大教堂构成压迫和威胁(图7)。又如1988年建成的加拿大纽卡斯尔市政厅,该建筑在原市政厅基础上加建而成。设计完全保留了旧建筑,保持了城市历史的延续性。新旧建筑之间是三层高的市民大厅,新市政厅巨大的曲面墙与市民大厅连接,这面墙是新市政厅的主要结构,也是空间标志,同时又为旧建筑提供了现代风格的背景。新建筑还在细节上尊重并效仿了旧建筑,如挑檐、窗户的大小、比例以及建筑材料等(图8)。 3.5绿色生态与节能环保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迅猛发展,高度工业化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物种骤减、气候变暖等后果。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城市与建筑发展的方向。生态设计趋向源于对环境的关注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具体表现为对自然的索取要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要小。建筑设计从以往以“功能——空间”为单一目标转变为以“功能——空间”和“环境——资源”并重的双重目标,而连接这两个目标依赖于不同的技术手段。如尽量采用无公害、无污染、可再生的建筑材料;进行能量循环途径的技术和措施的研究,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注重自然通风、自然采光与遮阳;为改善小气候采用多种绿化手段;为增强空间适应性采用大跨度轻型结构;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垃圾分类处理及充分利用建筑废弃物等。西方国家新近建成的一些行政办公建筑体现出了较强的生态设计理念。2002年建成的由福斯特设计的大伦敦市政厅大楼采用几何球体外形,建筑在获得最大容积的同时外表面积最小。建筑向南倾斜,上层楼板为下层空间挡光、遮阳,中庭周边的办公室可靠窗下的通风孔自然通风。建筑装配了集中环境调控系统,以减少机械能耗。该建筑的空调系统先用泵道抽取地下水,通过天花板下的梁进行冷却,从而避免了有噪音污染和不美观的屋顶冷却水装置,同使用一般空调系统的办公建筑相比,机械能耗减少了3/4(图9)⑤。德国柏林新议会大厦(1999年建成)是福斯特的另一个作品。该建筑采用了混合式能源使用系统以及自然光照明和通风,从而减少了能源消耗,提高了能源效率,降低了建筑的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建筑利用可再生植物油(相比矿物燃油减少了94%的CO2排放量)作为基本能源,建筑余热以热水形式储存于地下300m深的蓄水层;热水泵取到暖气系统内给建筑加温,还可驱动一个汲取式冷温机,产生的冷却水泵取到冷气系统内给建筑降温,或以冷水形式储存在地下。穹顶内光锥上的镜面反射板能够将自然光漫射入议事厅内,其上有太阳追踪装置以及可调节的遮阳系统,在提供充分、柔和的自然光照明的同时能防止太阳辐射增加室内热负荷(图10)。 3.6去政治化趋向 传统行政建筑一般具有很强的政治涵义,建筑形象也比较庄重严肃。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进程,政府形象日渐开放,至少在形式上希望向公众传达出民主理念。行政建筑被逐渐赋予了各种公共功能,成为了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其空间的公共性得到强化,而空间的政治性逐渐弱化。可以说传统行政建筑的政治功能正逐渐被消解。因此,去政治化的设计趋向,即形式民主化成为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为:①采用温和、平实的建筑外形,希望对公众形成平易亲切的政府形象,以诠释平等的民主精神;②采用透明的建筑材质,将政治活动透明与公开,强调国家权力机构的开放与公正;③将普通公众流线引入政治空间内部,旨在体现权力的运行时刻处于民主监督之下,以防止不公正行为的发生;④设置多种公共服务功能,旨在体现行政建筑的城市属性及其复归市民公共空间的实质。由格雷夫斯设计的美国波特兰市政厅(1982年建成)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轫之作。建筑三段式构图的立面以实墙为主,采用了从古典建筑拱心石及古典柱式中演绎出来的各种构图。这个作品完全打破了以往政府办公楼简洁冰冷的形式,带来了从新古典主义到装饰艺术风格的众多联想,但又明显让人感到建筑立面象一幅通俗的拼贴画。它使城市中极为重要的公共建筑实现了既出自专业人员之手又使大众简明易懂的后现代设计理想⑥(图11)。又如2004年建成的由西班牙建筑师恩瑞克•米拉勒斯设计的苏格兰议会大厦建筑群采用自由的空间布局与夸张的形体组合,似一幅充满诗意的树枝与叶片的拼贴画。具有强烈装饰效果的表皮使其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建筑的意味,彻底颠覆了传统行政建筑的庄严形象,体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价值取向(图12)。结语“政治性空间的产生不是随机的或偶然的,它反映了不同的前提和倾向,包括一个时代在建筑上的惯用手法,以及掌权者的意识形态,强化了时代的政权体系的特征,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看待空间关系的普遍倾向。因此,此类空间以及包含其中的事物可以被认为对公众、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无声注解。”⑦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在设计理念上,表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趋向,即城市行政建筑的政治性空间含义在减弱,而城市公共空间含义在增强,空间的开放性与透明性不断增强。在建筑功能上,表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由以往单一功能行政建筑逐渐向综合型、复合功能建筑发展。在建筑形式上,表现出了多元化趋向,其艺术风格与美学形式丰富多彩,是当代西方社会多元价值观的直接体现。目前,中国各地兴起了城市行政中心建设热潮,虽然中西方市政体制不同,西方经验中存在着不适应中国现实国情的内容,但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中所包含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复合多元的功能构成、开放的极具个性的建筑形象等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西方建筑论文:西方建筑和代建筑 摘要:我国近代建筑具有很多特质,它一方面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建筑形式的冲击,但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建筑风格并没有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进行融合与发展。本文仅从建筑造型方面在这一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和思考,以便能够对我国建筑形式的现代化发展有所启发。 关键词:近代;建筑形态;建筑文化 1中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简述 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反映在近代建筑体型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古典建筑和西方的古典建筑隶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些差异可以归结到当地自然条件、人文风俗、思维模式以及技术条件等等多个原因。西方建筑的构成逻辑是一个从原型到细节的过程,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简单几何体是最为完美的形体,也是宇宙构成的根本,这样形而上学的精神贯彻到建筑当中,就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古典建筑都可以视为简单几何体的构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建筑都是用一些非常概括的体型拼接来做模型,这一发现就从最根本的角度展现出西方建筑的大致风貌与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方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曾被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视为宇宙本源的几何学。 1.1如果说中国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多信仰、多神论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局部看都与西方建筑迥异。 从宏观上看,用西方的基础几何形体无法很好地描述其形态。比如从北京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对比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核心——儒家伦理、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和龙凤图腾无不蕴含其中,那是西方任何高明的几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 从局部看有两点不同门窗等局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所蕴含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如中国的门窗墙面有着无比丰富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墙上的雕花,无不是岁寒三友、二十四孝之类的内容;而大门上有尉迟恭、秦叔宝的门神形象,这与中国道教属于多神教,与汉民族信仰多神的宗教特点密不可分。西方建筑为了打破平面直墙的单调,主要采用以几何线条作为装饰和点缀。 1.2组合形式与建筑体量不同。中国传统建筑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3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屋身由柱子和梁枋、门窗组成,如是楼阁,则设置上层的横向平座(外廊)和平座栏杆。形象突出的曲线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很自然地可以使坡顶形成曲线,不仅坡面是曲线,正脊和檐端也可以是曲线,在屋檐转折的角上,还可以做出翘起的飞檐。巨大的体量和柔和的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屋顶的基本形式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有许多变化。由于屋顶巨大加之构筑屋顶结构构件组合形式的多种多样,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除了以上基本区别外,建筑体量也相差甚远。一般认为,中国人没有十分高大雄伟的纪念性建筑。建筑物以木梁柱结构,坡屋顶,其体量与高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像古代埃及那样高达数百米的金字塔,或中世纪欧洲人花上百年时间建造的高敞雄伟的大教堂,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建筑追求体量适中,结构上也不求宏大与久远。 2近代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形式的撞击 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帝国主义敲开了我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野蛮移植”。在腐朽的晚清政府统制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还在竭力地抵触外来文化的渗透,但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的心理,只能放任其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我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极力想通过所谓之洋务运动向帝国主义学习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因此,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阶层流传起来了。在这时期内,我国的建筑文化受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 面的模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现代建筑在我国积极发展起来了。 3近代中国建筑实例分析 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摹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代史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建筑都是很忠实,也可以说是很生硬地模仿了原西方的形式和比例,也有极少一部分可以看到两者风格的有机共存。 3.1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这座建筑主体造型比较简洁,基本是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三角锥体构成的坡屋顶形式,钟楼基本呈四方柱状,内外都刻意追求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这种形式基本上符合中世纪罗马基督教堂的特点,同时在比例和细部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式的风格。这样的房屋建筑在中华黄海之滨,与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毫无共同之处,这可以看出,教堂的设计者为了突出基督教堂的特点,在设计时是刻意求西。这座建筑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建筑在中国的代表作。 3.2沈阳火车站 这座火车站由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1901年-1982年)回国设计,杨廷宝先生的留学经历使得这座建筑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色彩,整体以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成,造型简洁有力。在细部比例、开间大小等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另外刻意强调水平和垂直线条也有其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建筑在中国建筑方面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中国的许多著名建筑,都可以看出师法于它的痕迹,包括建国初期对于传统建筑形式和新的建设条件的结合,也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特点可以用外西内中,大体上西化局部上有中国传统元素在里面。 3.3西南大学第一教学楼 在建筑上争取中西合璧是很多建筑设计师的追求,但能够珠联璧合者少,貌合神离者多。上世纪50年代初建于现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校内,是原川东行署办公旧址,属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座建筑是一种传统风格和西方风格比较生硬的结合,整体结构采用砖石建造,长方体的体量感和墙体的存在感都比较强,但是加在建筑顶部的传统式样屋顶比较生硬,虽然其线条对于缓和纯粹几何体的冷酷感有一定作用,但整体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其特点可以用上西下中概括,使人产生上中下西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感觉。 3.4上海有利大楼 1922年,旧屋拆除后建新楼。系上海第一幢钢框架的大楼,据说钢框架是向德国著名的克虏伯工厂订制。大楼高6层,正立面仿文艺复兴风格,外装饰为巴洛克式,大门两旁有修长的爱奥尼克式柱,外墙用花岗岩贴面。整座建筑开间大,楼层高。这种位于街道转角处的建筑在近代史时期比较多见,这种建筑一般沿街道方向以长方体布置,同时在转角处做倒角处理,设置建筑的入口,这种方式更好地利用了街角的空间,同时在中国现存近代建筑中并不多见。其特点可以概括为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拷贝。如果用西欧人的审美眼光看这座楼,也许相当不错,但并非像欧洲人的基督教堂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堂那样非要突出西方文化或者阿拉伯文化不可的建筑。在当时的中国国土上,与东方文化差距甚远,这也许就是后来仿效者不多的原因。 3.5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座建筑的正立面处理是典型的西方风格,整个立面轴对称,力量感非常强。立面做得非常丰富,各种窗户,廊等构成了层次丰富,比例和谐的造型。在西方建筑经常对某一个面做强化处理的方法,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并不是十分流行。作为军事学校,设计者追求雄健阳刚的军人气魄,这无可非议,殊不知在中国有多少行伍中人以“儒将”自诩,具有儒家风度的将才才是最受人青睐的。 3.6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1923年建成时,这座建筑前身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建筑规模比较大,达到了3.2万平方米。建筑的地基是正方形,四面临街,整体是一个大正方体,四个立面的比例均按照典型的古罗马三段式设置,在中间由一个穹顶立于建筑之上,这种造型在一些文艺复兴风格的近代建筑中也比较常见,有一些采用传统屋顶代替这种建造元素,但效果并不协调。其次,以此作为汇丰银行无可非议,后来居然作为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多有不妥。 以上6例,1、4、5为一类,属于“全西方化”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以开埠(1840鸦片战争以后)为起点,中国建筑开始了主动或被动的“西方化”过程,社会思想、生活方式、城市风貌、建筑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西方人在华的生活区内,主要由西方人设计完成。具体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在西方人的生活区域内建筑风格由殖民地式转为正规西方样式,人们在接受西方思想、生活方式的同时,这些建筑形式也慢慢被人们所接受,完成了对西方建筑的社会心理上的转变。 西方建筑论文:东西方文化差异中传统建筑形式影响 引言: 人类的建筑活动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联的,一种建筑风格的形成必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地域的差异导致了历史文化的不同,人们对美的感受,对建筑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古往今来,不同地域的建筑为我们带来了缤纷的视觉享受。西方历史上,建筑的发展受到强烈的理性因素的左右,从古罗马时代以严谨比例而著称的柱式,到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论》,然后一脉相承地发展到了现代西方建筑,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建筑文化体系。影响西方建筑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神学,主要体现在教堂上,人们认为上帝是万物的主宰,人们对神充满着敬畏,从帕提农神庙到万神庙,从巴西利卡到希腊十字,西方的建筑师对于教堂平面、立面和空间感受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相应的情况是,数千年来的中国建筑,虽然也有儒家的实用理性的思想蕴含其中,但建筑的基本思考却被束缚在传统框架中,如依靠风水这种超自然力来决定建筑的选址。 1单体建筑的差异 1.1建筑材料 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可见中国传统建筑一直以砖木为主要材料,而西方主要以石材为主。二者对于材料的选择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还受到了文化理念的影响。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一和人”的理念,这个理念阐述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认为人应该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物我一体,选择木材这个材料,正是看到了木材的亲和性。另一方面,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重视的建筑不是寺庙,而是皇帝居住的宫殿,木质建筑便于横向发展而有利于采光的特点刚好满足居住建筑宽敞明亮的需求,而且建筑速度快,可以快速建造大规模的宫殿。而西方重神性,一方面,石质建筑容易向高度发展,直指天空,有利于塑造高耸且不采光的空间,刚好满足宗教需要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金字塔、希腊神庙、罗马斗兽场、万神庙等西方的大型建筑建造时间长,石材又便于保存,满足建筑建造时间长、追求永恒的特点。 1.2建筑形式 另一方面,从建筑形式上来看,东西方的建筑也有很大的差异。首先,东方人祭祀先祖,希望先祖可以庇佑自己和后人。所以东方的祭祀建筑——祠堂,其建筑形式更接近于普通的居所。而西方人则是崇拜神,追求不朽,这点在教堂建筑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1]。其次,由于建筑材料的差异,东方建筑的木构架建筑更易于横向发展,而西方的石材容易向高处发展。所以东方的建筑等级越高,开间就越多,以此体现建筑的地位。如北京太和殿,它面阔11间,进深5间,建筑面积2377.00㎡,高26.92m,连同台基通高35.05m,为紫禁城内规模最庞大的建筑。西方的建筑越是重要,就越高大。古罗马的万神庙,它面阔33m,正面8根柱子,高14.18m,穹顶直径达43.3m,顶端高度也是43.3m,整体高大雄壮,色彩艳丽。再如之后的哥特式教堂,建筑外表的向上动态很强,轻盈的垂直线条统领着全身,越往上划分越细,装饰越多,越轻盈。西方人企图通过高耸入云的建筑与神进行对话。 1.3建筑装饰 西方建筑的起源是古希腊,古希腊的建筑风格主要依靠柱式和山墙体现。柱子上细下粗、上轻下重,下面质朴而上面华丽,这使它们表现出向上生长的姿态。柱式体现了西方的严谨性和逻辑,每一种构件的形式完整,垂直构件作垂直线角或凹槽,而水平构件作水平线脚,柱头是垂直构件和水平构件的交接点。柱式上的装饰很有节制,精美而不冗杂,并且随着环境的不同,建筑物的大小性质不同,柱式都要作相应的调整。建筑的坡屋顶形成了建筑前后的山花墙装饰的特定的手法[2]。古希腊建筑中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等装饰手法,创造了独特的装饰艺术。东方建筑的装饰包括彩绘和雕饰。彩绘具有装饰、标志、保护、象征等多方面的作用。油漆颜料中含有铜,不仅可以防潮、防风化剥蚀,而且还可以防虫蚁。色彩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明清时期规定朱、黄为至尊至贵之色。彩画多出现于内外檐的梁枋、斗拱及室内天花、藻井和柱头上,构图与构件形状密切结合,绘制精巧,色彩丰富。明清的梁枋彩画最为瞩目。清代彩画可分为三类,即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雕饰是中国古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墙壁上的砖雕、台基石栏杆上的石雕、金银铜铁等建筑饰物。雕饰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有动植物花纹、人物形象、戏剧场面及历史传说故事等。北京故宫保和殿台基上的一块陛石,雕刻着精美的龙凤花纹,重达200吨。在古建筑的室内外还有许多雕刻艺术品,包括寺庙内的佛像、陵墓前的石人、兽等。 2群体布局的差异 2.1建筑群布局 东西方建筑的空间布局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观念的影响。在东方,大约六千年前,广大地区都已经进入了氏族社会,仰韶文化的母系氏族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纽带,居于首要地位,礼制宗法制度也都来源于血缘关系,并且维护着它[4]。而礼制宗法制度又影响着建筑布局,所以东方的建筑多以家庭血缘为纽带,形成一个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建筑空间,也就是四合院。具有代表性的是西周时期的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是一座相当严整的四合院式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又如北京故宫,由重重院落组成的庞大的建筑群,各个院落、各个建筑又都表现出了等级制度,体现了东方建筑所包含的礼制思想。与东方建筑的建筑群不同,西方建筑往往重于表现单体建筑的高大辉煌,表达建筑的个性,这与西方自古以来的英雄崇拜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希望可以突出个体的表现。虽然西方也有建筑群,如图拉真广场,广场的形式参照了东方建筑的特点,不仅中轴对称,而且作了几进布局,空间纵横、大小、开合、明暗交替,雕刻和建筑交替。但与故宫不同的是,这一系列的交替只是为了酝酿艺术高潮的到来。建筑群的最后是一个围廊式的庙宇,这是崇奉图拉真本人的庙宇,规模很大,非常豪华,是整个广场的艺术高潮所在。所以图拉真广场的本质还是个人崇拜,与东方的礼制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2.2园林布局 在影响东方建筑发展的诸多理念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最基本的。“天”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对无法预测的宇宙的敬畏,夏商以后,“天”被认为是世界的主宰。春秋以后,对这种主宰的敬畏构架起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并出现了“天命”“天意”等一系列的观念。西周以后,人们强调人与天的关系不可分割,于是出现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其次,是“物我一体”的自然观,在东方的文明中,受到道教的影响,自然包含了人类本身与周围环境,在这种观念中,人与自然中的其他东西的地位是相同的,没有高低之分,这为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奠定了思维基础。所以,东方园林追求“虽由人作,宛如天开”的意境,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相互依存的融洽关系,通过巧妙的布景、独具匠心的空间安排[5],并借助于文学、雕塑、绘画等艺术手段,把自然景物和人文艺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园林超越了单纯的使用居住功能,具有深厚的抒情性。苏州拙政园就充分体现了“自然美”的主旨,在设计构筑中,采用因地制宜,借景、对景、分景、隔景等手法来组织空间,造成园林中曲折多变、小中见大、虚实相间的景观艺术效果。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形成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写意山水园林,自然山水融入园林建筑设计中。而西方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虽然将人与自然都看成被上帝创造之物,但是却认为自己被赋予了上帝的形象,因而享有管理、控制自然的特权。所以在西方文明中,自然是作为人类的对立面而出现在矛盾关系中。同为人工创造,西方园林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人工管理的痕迹。如凡尔赛宫,充分体现了“秩序是美的”的观念,所有的植物都被修建成规整的几何形式,园林中的道路都是整齐笔直的,并且整个花园有着明确的中轴线,就园中的建筑而言,并没有像东方的园林建筑那样,企图融入到自然环境之中,而是脱离建筑存在,表达自身的雄伟壮丽。 3结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东方注重血缘关系,西方重视个体价值。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东方讲究“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西方则认为人是世界的主宰,要改变自然。在信仰则分为祖先祭祀和崇拜神两种模式。这些差异反映在建筑上,就出现了东方以庞大建筑群落为主,和西方以高大的单体建筑为主两种建筑形式。表现在建筑材料上,东方的土木结构在废弃后便于回归自然,西方的石材则体现出他们崇拜天神、追求永恒的观念。 作者:郭柳辰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谈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景观设计借鉴 摘要:园林艺术是一门注重人和自然关系的综合艺术,是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世界园林史中,以中国为代表的自然园林和以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方园林成为园林艺术的典型代表。文章结合中西方园林设计不同文化下的不同思想,分析园林建筑环境、意境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西园林建筑环境的差异,总结出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对室内景观设计的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室内 景观设计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创造文化和生态结合的园林建筑成为有关建筑人员需要思考的问题。园林景观建筑作为一种空间和环境综合形成的环境景观,对于研究各种组合形态内涵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我国现代园林建筑和室内景观的构建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意义。人们对建筑景观的空间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地方气候、风俗、地域、环境、场所等因素差异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的园林建筑环境对中国园林建筑景观产生了愈发重要的影响。在当今的园林建筑环境呈现中实现了中国“欲扬先抑”和西方“率真表露”手法的结合。 一、中西自然观和中西园林艺术 (一)地理环境和自然观 中西园林建筑环境自然观的形成深受二者地理环境的影响。第一,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幅员辽阔,独特的地势特点使得中国文化发展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传统农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系统,人们将个人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建设中。另外,受社会条件的影响,人们会将自然界难以理解的现象认为是神明的旨意,对自然环境心存敬畏,逐渐产生了崇拜和依赖自然的心理。这种思想在传统园林设上的表现值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进行园林建设。园林建设追求对自然的顺从。第二,西方的地理环境。西方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气候类型多样,欧洲人员的生活以狩猎为主,长期发展过程中养成了和自然斗争的自然观,注重对自然界的改造。这种自然观思想在西方园林设计中的表现是强调设计中对自然征服,注重人工美高过自然美的设计理念。 (二)文化基础和自然观 中西方因为思想观念和文化差异的不同使得二者在园林建筑空间的设计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出现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差异导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两个国家的不同发展历程和哲学命题不同导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建筑空间设计的表现是注重审美情趣和意境的表达,而西方哲学思想在建筑空间设计上的表现则是注重原始宗教的力量。园林建筑环境作为人类文化和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在设计发展的过程中会体现哲学的特点。中国园林建筑环境则是会受到传统儒家礼教的影响,这一点从清代在北京建立的一系列的集锦宫苑中就能够体现出来。这些宫苑在空间思想上表现出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宗法。但是这种建筑形式是依靠高墙大院形成的,在具体的呈现上缺乏必要的公共交往空间。西方园林建筑受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从原有的心理幽闭性向开放性、层次性发展转变。西方贵族人士兴致勃勃的建筑打造心理和猎奇心态使得园林建筑景观的发展在一时间达到了顶峰。在研究园林建筑景观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园林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重的园林的意境文化性、在唐宋时期注重的是建筑设计和环境的对等性、在明清时期注重的是建筑对环境的支配地位。在建筑园林环境的呈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得很明显,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园林建筑的设计构思中有了充分的体现,在园林建筑中体现了我国独特的哲学思想。 二、中西园林建筑环境分析 人们对于园林环境的认知心理体验能够直接转换成人们对环境空间的体验和认同,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以人的认知判断为基本标准的认知发展模式,强调艺术物化之后的审美意识,是对人类认识和情感表现统一的体现。基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在进行建筑构造的时候会将自然要素,比如植栽空间、水体空间等引入到现代室内空间建构中。我国古典园林空间布局设计强调的“曲径通幽”,在设计中会采用“道路透景”的方式来给人带来空间的模糊性和独特的心理效果。我国古典建筑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曲径幽深的设计理念在明清两代的江南园林设计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园林建筑的空间表现形态丰富多样,在逐渐的衍变发展中实现了建筑艺术和建筑意识的融合,并在园林艺术设计中融入了大自然中的诗情画意。在隋唐之后,诗情画意在中国园林的建筑设计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体现,是中国园林构思设计的重要一环,典型的是以山水创造为基本主题的园林建筑设计。山水为主题的室内园林建筑设计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审美享受,比如以江南古典风格的园林设计——拙政园为例,拙政园以“远香堂”为主要的厅,由中花园的旧门入园管理,经过长弄和腰门,能够看见黄石假山,假山纵横拱立,起到了隔离景物的封闭作用。在临近“远香堂”的附近发现明窗四面广阔敞亮,能够将景色完全的展现,给人带来了独特的视觉感受,形成了和谐的室内空间序列。西方园林建筑则是以形式多样的回廊和立柱维合的结合体现,特别是在贵族的建筑装饰中,存在大量的罗马式、哥特式建筑形式,在这些建筑形式中主要以规则为基本主体。在欧洲的园林建筑设计中融入了大量的景物元素、构件元素、造型元素,在对这些元素的规划设计中体现了西欧人们人定胜天的思想理念。在众多的建筑艺术形势下,喷泉和雕塑的结合成为一种常见的形式,显示出西欧社会的人文内涵,代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 三、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和室内景观设计的匹配 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善于应用隔、曲、抑的手法来营造园林景观参差多变的特点,使得园林景观的设计景外有景、象外有象,给人们带来一种独特性的视觉感受。园林创作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意在通过园林建筑设计来给人带来关于自然情境的无限遐想。室内景观在表现建筑空间环境的生态化和文化内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室内景观的设计表现注重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三者之间的融合和协调。为此,在室内景观设计中可以将室外的自然景物直接引入到建筑设计中,提升室内景观设计的神韵。另外,还可以通过各种公共建筑空间室内景观和建筑景观融合来为人们打造一个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的景观,通过健康景观的设计和呈现降低人们的生活压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室内景观设计是现阶段园林设计的重要组成,受人们思想观念和建筑形态多样化的发展变化,室内景观设计和创作逐渐回归到自然状态。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在室内景观设计中的引入成为一种必然发展趋势,通过中国古典园林意境、标志符号、思维方式的融入能够实现我国现代室内空间设计的创新化发展设计。 作者:黄文珍 单位:厦门南洋职业学院福建 西方建筑论文:比较中西方建筑雕塑论文 一、中西方建筑雕塑文化内涵之比较 中国的建筑雕塑的大发展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源于印度,传人我国后以迅雷之势蔓延开来,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后扎下根。佛教的兴盛推动了佛教建筑的修建,而佛教建筑是离不开雕塑的,客观上推动了建筑雕塑的繁荣。自此之后的中国古代建筑就与雕塑结下不解之缘,雕塑成为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对建筑雕塑的影响是很大的,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儒家的社会等级思想,这种思想影响在建筑领域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运篇》);“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礼记•礼器》)[2]。这说明私人所拥有的一切物品,必须与其身份地位相吻合,不能逾越。建筑的大小、形制,建筑装饰的华丽程度,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繁复程度都要与主人的身份相一致,建筑也成为维护伦理纲常、礼乐秩序的工具。二是中国传统认知重文学艺术轻科技工学,建筑恰恰不幸的处于工学技艺的范畴,建筑人员在古代只能被称作“匠”,建筑也充其量就是手艺活儿,这些导致了我国古代的建筑发展和传承一直处于师傅传徒弟的状态,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知识阶层的充分介入,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一门学科。师徒式的代代相传,往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徒弟要秉承师傅的教诲,守“祖训”,势必不能跨越祖宗定下的规矩。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国传统建筑并没产生质的飞越,无论是建筑材质、建筑形制,还是建造技术都没有新的突破,理论上的建树更是乏善可陈,仅有的几部建筑方面的著作,也只是对现有成果的归纳总结,更多得是为了发挥规范作用。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建筑雕塑的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不乏繁复精美、巧夺天工之作。 二、中西方建筑雕塑表现形式之比较 (一)建筑雕塑的载体和部位 西方建筑普遍是砖石结构,石材是其建造建筑物的主要材质。因石材具有稳定性佳、耐腐蚀风化及抗灾害性良好的特性,因此西方至今仍留存于世的古代伟大建筑较多。建筑雕塑依附于石材之上,以石雕为主。早期希腊建筑以柱子作为建筑的承重构件,在这些柱子的柱头或柱身的下半部往往会有雕刻纹样存在,有的甚至整根柱子就是一尊完整的人物雕塑。建筑山墙的尖端会有纯装饰性的雕塑出现,山花及檐部都有大量雕刻。罗马时期柱子沦为装饰,不再作为建筑的结构构件使用。中世纪的欧洲,主要建筑成就集中在教堂的建设上。12世纪以后,西欧的城市教堂以哥特式为代表,更强调世俗美和感性美,教堂的内部由垂直支柱构成框架结构,冷峻精瘦,支柱之间是大面积的窗子,这种内部结构形式使得其内部几乎没有墙壁,雕刻之类的建筑装饰没有了依附。但教堂的外部却布满装饰,比如教堂的大门四周,主体建筑的外立面。巴黎圣母院的西立面上就雕刻着彩色雕像,龛、小尖塔、华盖上往往也会布满雕刻,使建筑的天际线拥有跳跃的层次性,增强了教堂的庄严、静穆之感。西方建筑雕塑的巅峰是巴洛克建筑,巴洛克建筑是一种炫富情绪的释放,它打破传统建筑的设计思维,更注重标新立异,故而装饰布满建筑内外,大量使用雕刻和壁画,华丽璀璨。许多天顶画和壁画采用浮雕技法,使雕塑、绘画与建筑浑然一体。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构架为主,墙体多为土质烧制,这与中国古代的阴阳理论有关。古代风水理论认为“,木”属阳性,宜于活人住所建筑,而石材乃无生命之物,一般用于陵墓等阴宅的修建。古代建筑雕塑以木雕为主,同时还有彩绘、漆饰等。西周时期出现了板瓦和筒瓦,东周时已有附有雕刻纹样的瓦当出现。我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多样,两屋面相交而成屋脊,两条脊或三条脊相交必然产生一个集中的结点,对这个结点往往进行美化处理,雕刻成动植物或几何样式,称之为宝顶或吻兽[3]。整个木构架体系的划分细致,分为梁、柱、枋、檩、椽等,这些构件几乎都是肉眼可以看到,暴露在外的,因此也是进行装饰的首选之处。往往根据部位和形态的不同加工成动物造型、植物造型等不同形象。古代建筑的门窗也是进行雕刻的主要部位:大门上有成排的门钉,中央会有一对兽首口衔门环;窗子上多用纸糊的,窗格较为密集,这密集的窗格上大都布满雕刻纹样。古代建筑往往有高高的基座,台基上建有围栏,围栏通常雕刻纹饰;望柱的柱头和望柱下的排水口多被雕刻成动物形象,使整个基座高台看起来庄严富丽。 (二)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形式手法 中西方建筑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雕刻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基本超不出植物、动物、人物这三大类。其中人物又分为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以及与表现人物所关联的历史事件或神话传说。雕刻手法基本都是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几大类,少数建筑上存在线刻手法。西方古典建筑物上的雕塑多为古代神话。以帕提农神庙为例,该神庙是希腊神庙中最负盛名的一座,作为雅典卫城建筑群的中心建筑物,它的雕刻和装饰也是最杰出的,山墙的最上部有金色的雕塑装饰物,东山花上是雅典娜诞生故事的群雕,西山花上是海神波塞顿和雅典娜争夺对雅典的保护权故事的群雕[4],这两面的雕刻恰当地被安排在三角形的外框内,自然贴切。檐部的陇间板上也雕刻了一幅幅画卷,表现的仍是希腊神话内容。这些雕刻采用的是高浮雕和圆雕,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圣经故事也是雕塑的重要内容,大大小小的宗教建筑之上分布着圣母、圣子、圣徒雕像,《新约》也是其雕刻的重要题材。早期的我国古代建筑雕塑最初仅具有本民族图腾崇拜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雕塑越发丰富起来,其功能也更加多样化。皇家宫殿多雕塑龙、凤、兽、狮子之类,还创造出来并赋予某种美好寓意的动物,如鸱吻,原型类似海中鲸鱼,用作房屋顶部正脊两端,有防火的寓意;普通百姓府邸较多选择表祥瑞的雕塑题材,如荷花、鱼、福禄寿喜等;文人雅士的住宅则较多雕刻梅兰竹菊之类品节高尚、卓尔不群的植物形象,用以托物言志;寺庙佛窟之类的宗教建筑雕刻的往往是各种佛像或佛祖故事之类的神话传说;太庙祠庙类的坛庙建筑内多会刻画一些先贤圣哲故事,突出人伦教化功能。建筑雕塑依附于建筑而生,是建筑精神的展示,也是民族文化的演绎与传递。在中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西方建筑雕塑,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了解中西文化,使传统得以传承。 作者:陈希 单位:宿州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石材在西方建筑空间中的生态运用 一、传统石材在建筑中的使用方法 (一)堆叠 石材的堆叠是绿色建筑的起源,建筑师挑选可塑性好的并有独特艺术美感的石材,在不用任何粘合剂的情况下形成的壮丽建筑造型,就是石材堆叠的作品见证。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大峡谷和意大利的山洞是最早对石材的运用。石材给人的稳固及厚重感使人在建造洞穴时很有安全感,会给人沉稳的力量感。它的肌理经过岁月的冲刷展现出震撼沧桑。并产生对时间流逝的生命美感,叠砌的阵列感会更加强化了石材的生命美。 (二)采光 石材因其在建筑中门窗的结构建造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围合作用,镂空的采光口在自然光的照射下在地面和墙壁上产生光影,光影的轮廓因石头的各种不规则边角呈现不同的形态,展现出光与影的艺术美。(三)石材与其他材料的组合。任何一种材料都不可能独立诠释在建筑中,通常会与多种材料结合使用。它与水泥、沙子和颗粒等混凝土原料结合,可以为建造增多环保成分,成为大多数的建筑空间。其中非常值得我们欣赏的就是密斯的作品,他提倡把石头、玻璃、水和钢材等物质加入建筑行业,形成特殊的视觉效果。建筑设计的魅力就在石材基地和木制建筑墙体设置表现匀称,卵石发挥衔接与过渡作用,粗糙墙壁纹理营造简单气氛。 二、传统石材在早期建筑中的表现 (一)古埃及时期 石材在建筑中使用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金字塔时期,因为古埃及人相信,石头是有灵魂的,灵魂是不朽的,所以不管是建筑还是雕塑中始终让石头保持原有的外观和状态。 (二)古希腊雕塑 古希腊人用石材做雕塑是石建筑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石材在建筑艺术方面的潜力被希腊人充分挖掘出来,石雕柱式是最显著的表现方式之一,它的雕塑及石雕柱式在当时对人们的审美标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希腊人建立了石装饰在建筑装饰行业的美学模范,石材丰富了柱式语言并被巧妙利用,达到了一个新的审美高度和过程模拟。希腊人则完全用古希腊的做法,揭示了石头雕刻的潜在美感。例如:古希腊人的建筑在不同的建筑中为石材增添不同的人文精神感染力,这完整体现出古希腊时期的石材雕塑材料在建筑中的充分运用。希腊人的石材雕像现如今还伫立在大街上,影响与熏陶着前去观赏他们的人们,这些艺术珍品影响可谓深厚长远。 (三)古罗马帝国 石建筑辉煌史发生在古罗马,罗马帝国继承了希腊的宗教。传统寺庙中石材是主要承重结构,并开始有装饰功能。 (四)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由承重的石头建筑和琢石构成。这座哥特式的石头建筑,经历200年,是巴黎最古老的最大的建筑景观,在欧洲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圣母院内石刻为主要建筑材料,装饰风格既大气又华丽,石材被发挥得恰到好处,质朴的氛围不失华丽,完美诠释了教会的亲和力,以及纯净大气和神圣的气质。 三、现代石材在现代建筑中的表现 (一)石材在现代技术下体现出的本质美 每一种材料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有些材料应该是光滑的、美丽的,如瓷砖、玻璃。有些材料是简单的、复古的,如木材。而石头则是最简单自然的,没有任何装饰。人们应该充分尊重每一种材料的性质,让它发挥真正的魅力。当代的石头建筑,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的是石材的装饰作用,而不是承重结构功能。材料市场上到处都是石头,一切是相同的模具,这是石头吗?如果是这样,与人造玻璃、人造地砖相比,石头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因此,石材就该有石材的样子,石材是有性格的,或许它应该是沉重的、大体积的、自然的,不应该与其他材料相一致。 (二)在现代建筑中体现的案例 在法国有个不得不提的建筑便是高迪的建筑作品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高迪特立独行的建筑总是以一种惊艳唯美的影像出现在人们面前。高迪对材料的掌握达到了极致,他用陶瓷、搪瓷和马赛克镶嵌成奇数拼贴,所有的事情在忘我的激情的矛盾下共同推动,已经失去控制的能源附在双曲静态结构框架上。只有高迪可以把这种疯狂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如马赛公寓的马赛克拼花。 四、结语 石材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的作用随着时代变化而日益转变,展望未来石材在建筑中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被合理地运用,并展现出它的环保绿色生态美。在建筑设计中,设计师会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环境、不同的装饰内容、不同的光线和功能需求,与石材有一个更贴合设计构思的新交流。相信石材作为建筑材料在西方建筑的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阶段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怎样它的魅力仍然是不变的,应该有越来越多人去慢慢挖掘研究隐藏在石头中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 作者:周长积 袁世君 西方建筑论文:建筑文化与中西方文化论文 一、关于中西方文化 1.文化的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精华,是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文化”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是“文”和“化”的复合。“文”字又通“纹”字,可引申为文、文章、文采、条文等。化,则有变、改、生、造化等义。如《礼记?乐记》中说:“和,故百物皆化。”这里的“化”指化生。 3.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在物质活动方面,“文化”意味着耕作,而在精神修养方面则涉及宗教信仰等,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中最原始、最基础性的涵义。西方文化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秉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传承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启蒙运动发展而最终确立,并且几百年来兴盛于西欧、北美地区的文化系统。 二、中西方建筑文化的比较 建筑文化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的产物,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靓丽风景,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物质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和风格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建筑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1.中国建筑文化 中国建筑伴随着中华大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构思、丰富的美学价值而成为无价之宝,它能陶冶国人的情操,提升国人的审美情趣,丰富国人的视野。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如北京四合院、闽南的圆楼、云南的一颗印住宅、河南和陕西的窑洞等,以及都城的规划,宫殿的布局,皇室贵胄、达官显贵的陵寝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构筑了精美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化表现,必然有着与西方建筑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从建筑理念上看,传统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及和谐精神,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中心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文化的发展对于其自身的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自远古时代以来,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黎族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民居住宅建筑艺术同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黎族人民根据地形环境、气候条件、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茅草屋。黎族人民居住的传统房屋是以格木、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顶部是以茅草搭建的,屋子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属于中国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由于房子低矮,外形像船篷,内部布置像船舱,被人们称为“船形屋”,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黎族传统的建筑文化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独树一帜的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2.西方建筑文化 西方传统建筑在材料上多采用石材,外观具有严密的几何性,常常以带有外在张力的穹隆和尖塔渲染房屋的垂直力度,形成傲然屹立的特征。西方建筑体现了西方人的理性精神,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人是世界的主体,能够战胜一切。西方建筑由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依靠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以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其建筑整体风格是外向的、开放的、活泼的,追求外在的自由性和进取精神。西方传统建筑受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呈现出其特有的建筑风采。受西方宗教的影响,西方传统建筑刻意体现宗教精神和“出世”思想。如,西方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基督教堂,以高耸的尖塔、尖形的拱门以及绘有圣经故事的花窗玻璃等,反映了西方人征服自然、向往天国的文化观念,也表现了人们对尘世幸福的渴望。而远近闻名的巴黎圣母院也是哥特式风格的典型代表,它集宗教、文化、建筑艺术于一身,采用石材建造,整个建筑高耸挺拔、辉煌壮丽,给人以庄严而和谐之感;其拥有华丽的建筑外形和精美的雕塑装饰,增强了外观的艺术装饰性。巴黎圣母院不仅承载着与众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的时代烙印,更是西方人民智慧的结晶,展现了西方建筑艺术的非凡魅力。由于文化的起源不同,中西建筑的文化理论、审美方式、表现形式各具特色,给观者带来了不同的视觉感受、文化气息和心理体验。不同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和地域特征,造就了中西方迥异的建筑文化背景。中西方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次又一次地碰撞,我们不仅需要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汲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重塑新时代下我们自己的建筑理念。这样,中国建筑文化才会充满活力,更加丰富多. 作者:叶自健 单位:吉林动画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中西方建筑艺术文化差别 一、中西方设计艺术文化特点及差异 我国的传统崇尚一元论,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西方则是二元论,即主客分离。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以儒道两家思想为基础,将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讲究的是整体性、和谐性、关系性和实用性。而主客分离则强调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突出个体差异,突出开放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注定会影响室内外空间的建筑布置。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加上古时交通的不便,造成了中西建筑互不影响、相对独立、风格迥异。中式建筑体现的是封建的儒道思想,追求天人合一的特色,突出建筑形态的互补性和对立统一,表现的是封建社会特有的等级观念、从属观念和临时观念。西式建筑则受宗教神权的影响,追求主客分离的特色,表现的是地位观念、归属观念和永久观念。这种差异的实质是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和社会形态上的差异。 1.中国传统设计艺术文化特点 中国传统设计源于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整体设计观。中国传统的设计理念突出天地人三者的大和谐设计观。物尽其才、人尽其力、天时地利。在建筑中强调人、建筑、环境的和谐统一。其二,散点透视设计观。由于中国绘画艺术与西方写实主义的不同,采用散点透视原理,在绘画艺术中营造出无边无尽的超脱意境,让欣赏者仿佛身临其境,在精神需求上产生共鸣。在建筑艺术的表达上则形神兼顾,其空间是多方的视点相结合的布局以达到诗情画意移步易景的境界。其三,以形传神的设计观。南齐谢赫提出追求“气韵生动”的最高境界,以神似替代形似,不是表面再现物体的外在形态与色彩,而是强调事物内在的生命韵律以及与环境人文的相辅相成。 2.西方艺术设计文化特点 在西方设计艺术中,现实性和务实性是两个最突出的特色,用一切能够表现写实的手法对人和自然进行复制,突出人的价值取向,形成了这样几种设计思路。首先,科技至上的设计观。从古希腊就开始研究几何学、数学、解剖学等科学技术并将其运用于绘画、建筑等多个领域。神话与科学共存,画家、设计者擅长用几何数理公式来表现具体物体形状、结构、运动方式。设计理念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并遵循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而前进。其次是物质主义设计观。西方哲学思想着重突出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科学至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世界观。在西方普遍认为人是第一生产力,通过人对客观世界的研究以及乐观的强调人的能力。社会强调“生存竞争”。通过人的力量得到价值体现。科技至上和物质主义这两种设计观集中体现了一个特色,即现实性。另一特色务实性,则表现在西方设计艺术最后一个特点上,即功能至上设计观。从西方早期设计到现代设计的发展史中不难看出,西方设计追求的第一要素即功能至上理论,受务实思想影响,产品的使用价值作为设计的主要衡量标准,用各种科学技术来创造最合理的功能,体现物的实用性,这是与我们追求精神性的最根本的区别。 二、中西方建筑空间组织方式的异同 中西方制度文化和性格特征的异同,完全可以在建筑空间的布局上得到充分的表现。相同之处在于顺序形式均以一定的轴线为基础,即双方均采用了轴线的概念组织空间。不同之处则在于,西方建筑的轴线概念多为东西向,且常用于单个建筑空间,而中方建筑多为南北轴线,且常用于群体建筑。在中国,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古人,在实践研究自然规律而渐渐产生了“以北为尊”的观念,我们常说的建筑形制中的坐北朝南就是这个意思。在实际建筑形式中用南北向轴线组织建筑群是中国古建筑的独有组织形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以及人的内向型性格,在建筑空间形式表现出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平面式建筑群,前后左右有主有宾、有规有矩地平面展开,具有一定的规律规定性,这种建筑组织形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形态有相似性,可以说建筑同样是表达尊卑长幼秩序的一种手段。要满足各类建筑功能上的不同需求,就要通过它们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来完成。例如:北京的故宫,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山东曲阜的孔庙等。简而概之,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相比,建筑多为平面简单的矩形,既单纯又整齐划一,在平面空间上叠加,从而组成有秩序的建筑群落。而西方则不同,影响古罗马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是科学民主精神和人的外向型性格,这些都是源自于古西方社会的神学、宗教和古希腊的神话传说。相比较而言,中国建筑内敛,表现为地面上的平面拓展,而西方建筑外放,表现为垂直空间上的延伸。西方人思想体系中太阳和自然万物是生死循环的根本能量,神的力量主宰太阳的朝起夕落过程。在西方建筑中,建筑功能的划分往往在建筑内部完成。与我们东方建筑在形制上恰恰相反,西方建筑多是垂直空间的延伸。但是这种设计理念却被建筑技术和浩大的工程量所制约。垂直空间的延伸需要极大的建筑空间支撑,可是在实际的建设过程当中,不断增高的建筑所带来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注定需要依靠更高的科学技术和更大的工程量以及随之而来的更高的建设成本和更多的人力物力,而这些,尤其是科学技术,却不是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为解决这种难题,西方社会受太阳东起西落启发,渐渐地采用东西轴线来替换垂直轴线。这种建筑形制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开拓了建筑的内部空间,将纵向的内部空间进行组合创造,同时创造出相应的空间装饰和艺术。这种建筑构造离不开成熟的几何理论知识支撑,拱券技术和混凝土的发明使西方建筑走入一个新的时代,建造出了一系列辉煌的建筑。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索菲亚大教堂和其他一些欧洲着名的哥特式建筑。 三、中西方建筑材料和装饰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木质材料占据着建筑材料的主要位置,其它均为辅助材料。儒教在中国的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奠定了以“仁”为主,忍、韧的精神。而木材恰恰能够极好地体现出这种思想文化的细密、深邃、坚韧和柔美的意境。从建筑形式与建筑材料的搭配上讲,木料结构的建筑更适合中国式平、广、大的建筑模式。中国古代建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木质结构体系。这种木建筑的优点有很多,第一,防震能力优良。在1996年的丽江大地震中,专家们看到市区内不少新建建筑倒塌受损,但令人称奇的是丽江老城区的古建筑受到的影响却很小,古老的丽江古城并未消失。而山西应县我国最老的木结构佛塔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在这风雨飘摇的几百年中,这座木佛塔不知经受过多少次地震与自然灾害的侵蚀,但依然屹立依旧。第二,木质结构器物选材取材的便利性强。树木砍伐相比起开山取石或是烧制砖石来说,要便利容易太多了。而且古人用木材做柱子、梁枋大大提高了建筑时间。例如北京故宫,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中仅房屋面积就达到16万平方米。有史记载的从开始建造到全部完工,仅仅用了13年。重点是在这13年中大多数时间用于准备建筑用木材,真正现场施工还不到5年。而西方建筑受古希腊文明的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充斥在以人为本的主体思想中。西方建筑中多采用石材作为主要建筑原料。石材建筑充满力量感,在材料的对比上不难看出石材的运输修整更耗时耗力。例如,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建造耗时近三十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母之花教堂,这座宏伟的石料建筑花费了将近50年之久。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财富,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在追求其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审美需求也必不可少。在装饰设计艺术方面,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仍然以木结构为主,经过一系列美化加工的原木构件被用在建筑物的里里外外,形成传统装饰的主要部分。由于木结构怕火,历史上很多建筑因此而付之一炬。为了保护木构防腐及防火,常常在原木上涂漆绘画。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从组成世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到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从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色到青、黄、赤、白、黑这五个颜色。在建筑色彩应用中表现为东青、西白、南朱、北黑外,中央为黄色,黄色为大地之本,尤其在农业社会,土地更是一切财富的基本,具有特殊的地位。传统装饰中经常提到的“雕梁画栋”正是这一特征的具体详实的写照,具有以下特点:用象征和比拟的手法表达特殊的含义,比如说植物中的岁寒三友,动物中的飞禽走兽或是数字中的象征意义。不管采用哪种装饰形象,无一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或是对秩序的隐喻。西方主流建筑的基本元素是柱式,它是决定建筑的大小和风格的首要因素。柱式建筑历史悠久,流行广泛,生命力强大,是从一种建筑形式慢慢演化出依附结构的设计艺术形式。而且西方柱式结构建筑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步有了量化的设计标准和设计规范。柱式的强大生命力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因为其技术的简单性,形制的规范和成熟性,和多环境的适应性。最基本的柱式结构有三种,即男性化的多立克、女性化的爱奥尼亚和装饰的科林斯。柱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人体美赋予建筑,通过雕刻艺术与柱式结构的结合,在人物和动物的塑造上通过写实艺术塑造精准逼真的形体。 四、结束语 多元文化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建筑,但在当今世界大同的情况下,一味不加区别地模仿堆砌建筑符号,而不对中西方的传统进行系统研究,是根本无法创造出真正有特色的建筑的。理解传统,继承传统,同时灵活地依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结合当今的高新科技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先进理念,才能设计和建造出真正独具特色的建筑,这才是建筑的真正创新之路。我们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设计和建造出即有舒适性又符合生态学要求的新建筑,开辟出建筑事业的新天地。 作者:王婷单位:中原工学院服装设计 西方建筑论文:东西方园林设计区别思索 本文作者:钟松涛 单位:南昌市世纪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遵循自然式的设计原则,在园林建筑的分布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建筑在园林中的分布遵循着这一原则,一般根据实际的园林景观进行变化,建筑的功能和类型也根据园林景观整体的布局进行选择,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西方园林建筑的分布,遵循对比的原则。园林建筑一般处于园林景观的中线或者视线的节点上,园林建筑之间相对独立,园林建筑与园林其他景观之间也处于独立的状态。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同时具有美学功能和使用功能两个功能,具体的体现在美学功能、使用功能、生态功能和空间的组织功能四个方面。园林建筑本身的造型和设计发挥其美学功能,其居住、休息、宴会等作用是园林建筑使用功能的发挥。此外,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还可以起到对园林的空间进行分割、组合的作用,如墙在园林建筑中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园林的空间感。西方古典园林的园林建筑,除亭、桥等具有使用功能外,其他的园林建筑一般不具有使用功能,仅仅是作为人工景观对园林起到点缀作用,美学意义大于实用功能。在空间上,西方建筑不具有分割、组合空间的作用,在园林景观中独立的存在。 东西方园林建筑之间存在差异性的首要原因,就是东西方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同,即文化观念的不同直接导致的对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不同。中国文化追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状态。在园林设计中较多采用曲线设计来反应自然景观的不规则性变化,以曲线为美,园林建筑的设计包含了中国人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最高追求。在西方,西方文化追求人改变自然的观念,在园林的设计中多采用直线的设计,以直线代表着人的意志,对自然景观进行征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中以对称、直线和几何图形为美。 西方园林建筑起源于古罗马建筑,建筑材料的选择以石头为主。中国园林建筑受到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木式建筑的影响,园林建筑以土木为主。西方建筑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园林建筑上也是这样。以罗马万神庙最为代表的拱式建筑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以石料砌筑,墙壁较厚,窗洞较小是其建筑因材料带来的特点。西方园林建筑强调体积美感,建筑的尺寸和重量等以追求宗教氛围的营造为主,不以实际的使用需要为主。雕塑作为西方建筑的主要装饰方式,追求雕塑与建筑的统一,也是以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决定的。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以土木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抬梁式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抬梁式结构实现了中国园林建筑可以单间或者多间组合,还可以实现三角、六角、圆形、田字等多种平面结构建筑。塔最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代表,既是在以较轻的土木为材料,以抬梁式为主要工艺的基础上实现的。 东方园林建筑是文人、艺术家追求自我哲学,在园林中寄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追求自我审美与建筑的统一。东方园林多由不规则的自然景观为主体,以建筑作为点缀和连接,在建筑上表现不同的文化品味。西方园林建筑则是对西方几何美学的追求,是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赞扬和崇拜,园林建筑作为人的代表处于园林的轴线上,起到统帅园林的作用。 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存在于建筑的类型、材料、功能和布局等多个方面,其本质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历史上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东西方在对园林建筑意义定位上的不同。探讨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性,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互相借鉴,实现园林建筑在园林中最佳作用的发挥。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中外文化论文:浅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然而不论是哪种语言均有着各异的文化习惯、表达方式,使得对外汉语教学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文章通过阐述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P联性,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展开探讨,旨在为如何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研究适当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对外汉语 中外文化 对比 教学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为了开展好对外汉语教学,一方面要对外汉语教师掌握语言教学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关注文化教育的对外汉语教学理念,充分明确语言、文化相互间的关系,重视自身综合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因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跨文化意识变得十分迫切。由此可见,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开展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著名语言学家古德诺夫曾提到,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这一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言相互间持有整体、部分的关系,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语言的主要表现是学习了解文化的重要工具,人们在学习、运用语言过程中可汲取各式各样的文化。由此表明,语言、文化相互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容,文化通过语言得以呈现,语言受文化所决定。 二、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 2.1概念意义的区别 对于英语、汉语而言,两者众多词语对译时通常可运用同一词汇,然而,这些相同词汇的概念意义却不尽相同。例如在英语、汉语词汇中,均存在“龙”这个词汇,在两种文化背景下,它均为神话故事中的一种动物。然而在英语中,“dragon”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会喷火、无比凶残的怪物,象征着灾难;在汉语中,“龙”这是象征九五之尊的神奇动物。因而,在中国,有“龙的传人”、“望子成龙”等说法。又如英语、汉语中的“intellectual”和“知识分子”,前者表示的是具备极高学术造诣的人,后者则表示的是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英语、汉语中还存在很多这样的词汇,它们往往拥有相一致的概念,然而具体到概念意义则不尽相同。 2.2相关词语的空缺 受历史文化差异影响,使得汉语中大量词语在其他语言中难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的词语,例如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词语,诸如天台、朝服、顶戴、兵马俑等;相关古语词语,诸如鼎、缶、矛等;汉语中有大量成语典故,它们的文化内涵难以简单释义,自然在其他语言中更缺乏相对应的词语,诸如画蛇添足、掩耳盗铃、闻鸡起舞、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汉语中还有大量歇后语,诸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小葱拌豆腐――一清(青)二白、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孩子的脊梁――小人之背(辈)等,牵涉各种汉语的谐音词语,用其他语言对译起来难度很大。 2.3联想意义的不同 “借物喻人”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大文化传统,众多事物凭借其相关特性,被赋予对应的精神、意义。所以,汉语中存在大量该类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的词汇,如被赋予“自强不息,顶天立地”精神的竹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梅花等,在汉语文化中极为常见。这一系列联想意义会极大程度影响汉语留学生对汉语词汇的了解及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加以重视。 三、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全面对外汉语教学在时展新形势下,要紧随社会发展脚步,强化改革创新,在先进教学理念的支持下逐步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如何进一步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可以从以下相关内容着手: 3.1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通常而言,口语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的第一步。在初级汉语学习阶段,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尤为关键,由此要求教师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一开始,要注重合理引入文化因素,调动起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为后续深层次教学奠定良好基础。 以谐音词汇教学为例,谐音指的是依托汉语词语的音同或者音似特征,由一个词语联想到另外的相关词语。谐音取义既是汉语的一种修辞手段,也是汉语民俗文化的一大特征。谐音取义的特殊语言交际形式,显现了汉族人民趋吉避凶,重委婉含蓄,避讳正面冲突的文化心态。谐音词汇教学应当结合学生汉语水平实际情况开展教学。 对于初级阶段学生而言,谐音词汇教学应匹配学生汉语水平引入相应包含的文化。例如,在初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简单引导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进行讨论,向学生发问:1)中国有哪些节日?2)在这些节日里,中国人都是怎么庆祝的?3)在中国节日庆祝过程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在问题1中,学生普遍会回答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等节日,教师可对学生回答予以补充,并对某些重要节日做简单介绍,如春节,它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圣诞节,全球众多国家大都有庆祝新年的节日,不过与中国庆祝方式存在一定区别。在问题2中,初级汉语水平学生通常仅可说出简单的几个词汇,如春节,学生会提到贴春联、发红包、拜年等词汇;中秋节,学生会提到赏月、吃月饼、团圆等词汇。教师可汇总学生说出的众多词汇,连词成句,利用简单的词句对相关节日进行介绍。在问题3中,大部分学生一般会答不上来,但一些在中国过过春节的学生,则会纳闷为何家家户户会将“福”字倒着贴。针对学生的这一疑问,教师便可向学生讲述,“福”字倒着贴即为“福到了”的意思,“到”和“倒”互为谐音,汉语中时常会借助谐音词汇来表达美好的祝愿。在初级口语教学期间,教师主要可采取诱导手段,对学生开展谐音词汇教学。 在中高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选取探讨方式对谐音词汇开展教学,向学生发问:1)中国人为何选手机号码或车牌时通常不选“4”?2)为何向男女朋友送礼物时不宜送伞?3)请就中国谐音现象,列举一些例子。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他们通常都明白为什么不选“4”,但并不明白为何中国人如此忌讳死亡,此时教师便可引导学生对中国人生死观念展开探讨。学生也明白“伞”与“散”互为谐音,意为分散、分开。最后,教师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日常遇见的谐音现象,诸如“鸭梨山大”是什么意思,“果酱”是什么意思,“围脖”是什么意思等,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相互分享自身成果,最后再对学生所提到的谐音词汇进行比较分析,防止学生混淆。 3.2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了解h语相关文化背景,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学习到更纯正的汉语。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重视向学生教授汉语的文化背景,特别是文化词汇的理解,从而防止由于中外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理解偏差。文化词汇指的是包含文化内涵的词语,对于汉语阅读的学习,倘若难以对词汇文化内涵形成有效认识,则无法真正意义上掌握词汇表达的含义。 以彭志平先生编著的《汉语阅读教程》中《京剧脸谱》为例,在该篇讲述中国戏曲艺术的文章中,包含了大量文化词汇,部分词汇理解难度大,在阅读理解前教师应当对相关影响阅读理解的生词进行着重教授。如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写意、淋漓尽致等词汇,其中,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在其他语言中均有相对应的词汇,理解难度不大。然而写意、淋漓尽致此类词汇对于学生来说则较难理解,在向学生解释“写意”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中国画、西洋画,通过让学生对中国画的“写意”与西洋画的“写生”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认识到“写意”强调的是生态的表现及创作者情趣的抒发。在向学生解释“淋漓尽致”时,教师可利用脸谱反映的人物性格来进行教授。向学生讲述京剧脸谱中多种不同色彩代表的人物性格,如红色代表忠勇侠义,通常为好人;白色代表阴险狡诈;紫色代表刚正威武;绿色代表勇猛莽撞等。一般的色彩,学生理解起来难度不大,然而在京剧脸谱中,色彩对应的人物性格则不易理解,这也与中国人对色彩的认识密切关联。在对色彩开展教授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与色彩相关的中国传统,帮助学生理解各种色彩对应表示的人物性格。教师可首先向学生发问,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有哪些具备脸谱性格的人物,教师再进行举例。如,红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关羽;白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曹操;黑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包公等。 对于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而言,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通过对各种色彩对应人物性格的介绍,教师便可选取京剧片段开展教学,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色彩的有效理解。进一步再向学生提问:1)京剧脸谱有何作用?2)脸谱和中国画有何共同之处?3)列举中国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人物,及他们在脸谱中对应何种色彩。色彩与人物性格、脸谱图案与中国画均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中国画的认识可极大程度地影响学生对脸谱的理解。通过对阅读理解题的回答,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的有效认识。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跨文化交流,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单纯借助教材开展语言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各种语言均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对文化背景未能形成有效认识,便难以掌握该门语言的精髓。鉴于此,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全面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清楚认识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关联性,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积极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序开展。 (作者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摘 要:汪曾祺可以说是有着中西文化背景的一位作家,其作品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身影,也能够看到西方文学的融入。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小说中很好地借鉴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艺术手法,同时也积极运用西方的哲学思想以及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将二者有机结合,并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使小说作品的韵味、情感充分的表达出来。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中外文化;影响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士大夫,在短篇小说上颇有成就。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汪曾祺依旧主张回到民族传统,这并不是一个固有的模式,而是继承和发展前人,聚集精髓,将作家自身的情感融合到其中,从而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学。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汪曾祺的小说中总是充满着“中国味儿”,因为他热爱传统文化,因此在创作上注重回归到现实和民族传统中,强调使用中国味儿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散发着传统文化的韵味,传统的思想以及艺术等都在其小说中体现出来。 (一)传统思想 很多小说创作中都有传统思想的身影,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在各家传统思想的衬托下,形成了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在他的笔下,人们是充满爱的、是自由的、是有希望的。 由于受祖父的影响,汪曾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习读《论语》,这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思想中,“仁”可以说是精髓,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就充分的展现出儒家仁爱的思想。但是汪曾祺笔下的“仁”是一种博爱、普世的爱,他认为人应该是积极乐观的生活,因此他用文字构造的世界中都是充满美好与和谐的。如《受戒》,原本菩提庵是一座超凡脱俗的圣地,但是这里并没有戒律清规,小和尚将出家作为职业,在这里可以娶妻、可以喝酒吃肉。汪曾祺想要通过这样的描写创造一个不受压迫、束缚、自由的社会。 (二)传统艺术 汪曾祺对传统艺术科学的继承,进而使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得到提升。使用诗化的语言,使其作品的文学魅力得到充分的显现。叙述中运用“空白”的手法赋予小说以节奏感。使用暗示烘托出耐人寻味的意境。 汪曾祺小说的内容大多是民族风情、地域文化、童年等,尽管他描写的人物都是艰难、挣扎的活着,但是却依旧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积极向上的态度,散发着人性的美好以及作者的希望。汪曾祺的小说像诗又像画,用平静的语气诉说平凡的琐事,自然地流露出情致,他喜欢用有诗意的语言,用短句或词语单独成段,形式像诗歌。如《复仇》,“......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一城灯!嗨,客人!”[1]通过诗化的语言描绘出了如烟浩渺的境界,可以说是汪曾祺小说的神来之笔。在叙述节奏上,能够做到张弛有度,任何情感都不写到极致,适当的留白使小说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天鹅之死》中,“......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她的眼泪流进了她的梦。......”这段文字有着比较朦胧的诗意,如果将空白的部分进行补充,就没有原来的诗意,也会显得比较乏味。 二、西方现代文W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一)西方现代主义作家 汪曾祺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有着明显的现代性特点,主要是由于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时的影响,在进入文坛之初就开始接触外国文学。 在汪曾祺自己看来,契诃夫和阿索林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他觉得契诃夫是真正的现代作家,作品洒脱自由,好像将任意组合文字就能够形成一步作品,汪曾祺喜欢契诃夫的自由、不受文体模式的束缚,并且更加关注生活。汪曾祺的创作思想、艺术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对于阿索林,他认为阿索林的小说像是安静的小溪,但是又充满活泼。汪曾祺也继承了阿索林灵动恬淡的写作风格。阿索林的小说没有刻意的对人物形象,也基本上没有情节,更没有充沛的情感,是利用比较细腻的眼光观察生活,这也是汪曾祺的创作美学。 此外,汪曾祺的创作也受到了卡夫卡的一定影响,卡夫卡善于运用象征的手法,但是并不是明显的象征,而那时一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象征,其中的韵味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和品尝。汪曾祺在40年代时观念也出现了变化,对写作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认为真正的小说应该是现在进行式的,一切都像真的,并且没有解释说明,也没有过分强调,是绝对真实的写照,随处都有象征,但是又没有象征的“意味”,是自然的[2]。这种想法就是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 (二)西方现代艺术 汪曾祺在创作中也应用了一些西方叙事学的创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叙事。 汪曾祺从4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意识流小说也是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他阅读了很多翻译的小说,涉猎很广,他的创作受到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比如《绿猫》、《复仇》、《小学校的钟声》、《礼拜天的早晨》等,汪曾祺意识流小说有着散文化的特点,如《复仇》,“山越来越高,......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3]这本来是描写复仇者的心理,是一种意识的无规则活动,但是作者写连绵的山、无边的天以及弯曲的路,好像是没有希望。于是人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执着又孤独的复仇者。40年代是比较动荡的时期,这时汪曾祺的意识流小说大多是表现知识分子的迷茫与孤独,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消极性是一样的。如《绿猫》,通过“我”的视角讲述夜深人静时,人物复杂的回忆以及思绪,“我”的意识流动,是主观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通过客观事物引起的,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主观世界的不同。 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意境之美,意境是通过很多方法进行描写的,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风物的描写,在他诗化的小说中注重情绪和想象的描写。如《昙花、鹤和鬼火》就是纯风物描写的小说,主人公李小龙看到了昙花、白鹤、鬼火的美,“忽然又飞快了,聚在一起;又散开了,好像笑了,笑得那样轻......”[4]这里描写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阴森的鬼火,而是柔美灵动的。这三个意境十分美,但也是稍纵即逝的,在描写中能够感受到作者淡淡的忧伤。这些原本平淡的事物通过汪曾祺的描写,变得充满韵味、充满想象。 三、结束语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深受传统与现代的影响,他的小说可以像清泉一样澄明透亮,又可以向迷雾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平凡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一股力量,牵引着人们走近汪曾祺和他的小说,汪曾祺的作品虽然没有鸿篇巨制,但是他的作品却像是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值得我们一步步去攀登和踏寻。 中外文化论文:论中外文化差异对教育翻译的影响 【摘 要】文化和语言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社会文化环境产生语言,同时也影响着语言,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本文通过描述不同语言之间文化的差异,围绕在语言中所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来阐述并且分析文化背景、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各种影响,并结合实际说明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教育翻译的有利影响及不利影响。 【关键词】中外文化;差异;教育翻译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翻译的字面意思想要理解不难,但真正要做起来却实属不易。在翻译中,我们发现,语法和句子结构并不会给我们造成真正的困扰,而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历史因素造成的言语活动的负迁移才是造成真正困难的原因。 在教育翻译中,造成错误的,一般不是由于词语的表述不当导致的,而是对不同文化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正是因为文化和语言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知识,关注其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确切地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和思想。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并自主进行合适的处理,使译文既能不偏离于原文,又能符合源语言的表述习惯。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心理会产生不同的语言,不了解不同语言内在的不同的社会文化,也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之间的相通之处。通过分析中外文化差异,本文提出存在的主要差异以及对翻译产生的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分析 (一)文化理念的差异 儒家文化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学的“和”的观点在中国的文化上有着重要的体现,“和”强调了平衡、对称、统一的中国造型方法,以规规矩矩、四平八稳为最美。“和”观念更为注重的是天与人的和谐、社会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注重天地人和,它强调了群体的价值,认为个体产生于群体之后,先有群体后有个体,个体是群体之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后天的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会对思维方式造成主要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环境中成长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人们通常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所描述的问题内容也就存在差别。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加擅长形象思维,他们把事物看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和”的思维模式,即更注重平衡与和谐。因此,汉语更加注重语义,语义变化非常大,同一句话即使在不同的语境下也会有着各不相同的含义,这也是中国文化含蓄、内敛的最好体现。而西方人更加擅长逻辑思维,他们经常将要分析的对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从细节之处进行深刻分析,这也是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最好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加深合理的思维认识,合理的分析不同文化间的表达方式。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一定性 文化和语言二者息息相关,语言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表征 1.信仰不同引起的翻译不对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的动物象征是龙,龙代表大气磅礴的民族精神,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中国有“龙马精神”“龙凤呈祥”等说法。但在国外文化中,龙是恐怖的动物,代表着邪恶。 2.受社会风俗习惯差异影响的翻译不对称 我们遇到熟人打招呼的时候通常会说“干什么去啊?”“您吃饭了吗?”如果在翻译的时候直接将这类的话直译,那么绝大多数西方人听了都不会开心,他们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也难以接受,甚至于认为你干涉了他们的自由。 三、克服教育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 显然, 翻译工作者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才能理解两种语言之中的文字的其中含义。 (一)在教育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 想要更加准确地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必要深刻地掌握和理解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从而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文字的含义。对于教育翻译而言,我们要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准确把握翻译材料中的文化内容及细节,以免产生错译、漏译等问题。 (二)在教育翻译的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素养 文化对于中外语言翻译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不断学习中外文化知识,不断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修养。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重视和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 加强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可通过浏览一些中国的历史故事、文学名著、观看历史影片等。 2.重视和加强英语文化教育 作为译者应该从多个渠道获取英语文化知识。如:阅读外国文学著作、观看外国影视作品、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习俗、进行国家间的文化习俗的比较等。 四、结论 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应首先忠实于原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互为弥补和完善,挖掘其更深刻的含义,完成文化思想的转化。这些方面在教育翻译中也应深深地体现出来。 中外文化论文:梁实秋与中外文化 内容摘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本文从他的家庭环境、启蒙教育、清华求学、美国留学、人生选择等方面探究多元文化对梁实秋的影响。 关键词:梁实秋 中外文化 人生选择 自由 保守 当代文坛鲜有作家能像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大家那样,去深入的学习、了解、领悟、吸收中西方文化,并进而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的变革与发展。这些大家有一些共同点:出生于晚清、成名在民国,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感受着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碰撞。他们都曾在国内潜心求学,之后选择漂洋过海,再回过头来,用各自已经形成新的的眼光来观照亟待觉醒与振兴的中国。胡适如此,鲁迅如此,梁实秋亦如此。 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往往决定这个人的心性、视野、格局与情怀。作为学者和作家的梁实秋,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成就了他的灿烂人生。 一.家庭环境:传统与现代 梁实秋出生的1903年,其时正处于清朝的尾声,一个不断衰微的王朝在做着最后的挣扎与喘息,在这个老大帝国京城的一个胡同里,梁实秋开始了他的人生旅程。 他的“老家在北京东城老君堂”,“这是一栋不大不小的房子,有正院、前院、后院、左右跨院,共有房间三十几间,算是北平的标准小康之家的住宅”;他的家庭“不是富有之家,只是略有恒产,衣食无缺”。[1]所以在他的儿时记忆里,有的是商店林立的东四牌楼,卖着汽水和蜜饯桃脯的干果铺子,能买到英文教科书《汉英初阶》及墨水钢笔的汉英图书馆,佛堂改成的书房,院子里的紫丁香、梨树和西府海棠,“天棚鱼缸石榴树”、“大放光明”的电灯、“生怕削断了手指”的电扇……在这样的环境里,梁实秋开始触碰传统和现代。 长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家族,不可避免地要适应长幼秩序、膳食规矩、祭祀礼仪,但让梁实秋记挂更多的是胡同里“打糖锣儿”的声音,夜晚钻进被窝齐头睡在炕上的欢声笑语,祖父的慈祥与呵护,母亲的怜爱与严格……这些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他童年那颗幼小而又温暖的心灵。 二.启蒙教育:学堂与小学 梁实秋六七岁的时候进了内政部街西口内路北的一个学堂,在这所学堂学得了什么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开学那一天,学生们都穿戴缨帽呢靴站在院里,只见穿戴整齐的翎顶袍褂的提调学监们摇摇摆摆的走到前面,对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领导全体行三跪九叩礼”。[2]梁实秋以这种极富传统文化意味的仪式开始了他的学业。之后他跟着家里请的一位教师学习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有贵族学堂之称的陶氏学堂读了两年。 武昌起义,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终结,中国完成了一次变轨,一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教育的剧烈变革到了爆发的时间节点。对梁实秋来说,这当然不仅仅意味着减去辫子,他的童年生活也随之改变。“革命以后,情况不同了。我的家庭也起了革命。我们可以穿白布衫裤,可以随时在院里拍皮球……”[3]“民国成立,薄海腾欢,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先生不愿到南京去就职,嗾使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与阴历正月十二日夜晚兵变,大烧大抢,平津人民遭殃者不计其数。我亦躬逢其盛。兵变过后很久,家里情形逐渐稳定,我才有机会进入公立第三小学。”[4] 东城根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既称“小学”,说明是新式教育。课程不仅有国文、历史、地理、习字,也有算数、英文、体操等科。在这里,梁实秋接受了启蒙教育,夯实了他的学习基础。他的启蒙老师周士毕壬的教导和训育,对他人生习惯的养成影响很大。“我记得他特别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例如纽扣是否扣好,头发是否梳齐,以及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无一不加指点。他要求于我们的很多,谁的笔记本折角卷角就要受申斥。我的课业本子永h不敢不保持整洁。……在我们心目中他几乎是一个完人。”[5] 三.清华求学:美国与爱国 1915年,梁实秋以直隶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在那时尚不大引人注意”,“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6](学校创立是由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在这里的八年求学时光,让梁实秋收获颇多,难以忘怀。因为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清华在教学上既管理严格又处处模仿美国,这对梁实秋大有裨益。 清华对新生管理严格,起床、洗漱、就餐均有要求,甚至规定学生每两星期要向家里写家信一封、身上不许带钱、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禁止看小说等等,一旦违规,就会受到处罚,“闭门思过”。这一切在后来被梁实秋所理解:“我们事后想想陈莜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办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7]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8]上午的课如英语、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生物等一律用英文讲授,又有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这样 “难得的好老师”,梁实秋因此受到了极好的英文训练,这为他日后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和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的成就打下了基础。两位美籍女教师教导他练习使用“议会法”,让梁实秋体会了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和民主社会的集会艺术,还教学生们“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大纲,有时从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9]梁实秋的国文老师徐镜澄先生,最独到的地方就是改作文,教梁实秋许多作文的技巧,梁实秋“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废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要力求挺拔,避免`茸”,[10]多年以后,作为作家的梁实秋的文风淡雅自然,当与此有关。其他诸如音乐、数学、生物、手工、国画、体育等科,虽不是他之所长,却也让人回味。 毕业前一年梁启超的一次题目为《中国韵味里表现的情感》的演讲对他影响甚大。任公先生的学问和风采彻底征服了年轻的梁实秋,以至于梁实秋后来写到:“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11]在清华,梁实秋仔细阅读过胡适、周作人等人的著作,“《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是每期必读的”,[12]如此说来,梁实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缘分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注定。 在一个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作为学生的梁实秋有着最朴素的爱国情感。清华上午的课一律用英文讲授,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这激起了梁实秋的“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上午在课堂就偏偏不驯服。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到骄傲呢?”[13]在清华读书期间,梁实秋也曾以爱国学生的姿态参加了“五四”运动。 四.美国留学:思想和学术 梁实秋对毕业出国一事,“一向视为畏途”。[14]早他一年到美国的闻一多劝他出国见见世面,“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他的恋人程季淑女士深明大义地支持,所以无奈也好、不舍也罢,这种种因素还是促成他迈出了去美国留学的步伐。 1923年8月,“清华葵亥级六十余人在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放洋”。[15]带着与恋人的“三年之约”,带着她绣的“平湖秋月图”,带着新做的西服和国旗,梁实秋出发了。在这艘船上,还有两位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冰心和许地山。 梁实秋到了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英文系、哈佛大学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研究所学习、进修,1925年获得哈佛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的思想体系逐步建立,他的学术才华开始显露,而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欧文・白璧德。 欧文・白璧德(1865C1933年),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文学批评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梅光迪、吴宓都曾师从于他。梁实秋评价他“是一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义学者”,“他重视的不是‘创造力’而是‘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璧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白璧德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家与老庄的著作”,[16]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当这种西方文艺理论与梁实秋身上的中国传统观念汇聚融合,就造就了梁实秋理性与节制。 1924年秋天,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选修了白璧德教授的“十六世纪以后的文艺批评”,“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绪几乎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17]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实秋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批评文字《论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他以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对新文学进行了一次反思。梁实秋后来的《文人的纪律》、《文人有行》等文,“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 就在梁实秋在美国似乎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做出了回国的决定。对于当时的情况,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写到:“我爸爸上美国留学,我妈妈等他三年。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说好了三年,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那时候妇女只要家庭一给说好了,包办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我妈妈结婚。”[18]就这样,梁实秋结束了美国留学生涯,回国实现了当初的“三年之约”。好在此时的梁实秋在思想和学术上已经开始通达,他将用新的眼光来观照这个国家。 五.人生选择:自由和保守 1926年,梁实秋归国。先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后由于时局动荡前往上海。 在上海的梁实秋以新创刊的《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评论,参与了当时的影响重大的文学论争。“我当时的文艺思想是趋向于稳健的一派,我接受五四\动革新的主张,但是我也颇受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影响,并不同情过度的浪漫的倾向”、“我自己觉得我是处于左右两面之间。我批评了普罗文学运动,我也批评了鲁迅”。[19]梁实秋以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创作不应该受阶级的约束、思想自由等观点与左翼文坛展开论争,成为当时两大文艺思潮对立下自由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自由主义作家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族、国家的呼唤,他们也是以自己的不同于革命作家的方式,通过也许更为曲折的道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以及社会生活保持着或一定程度的联系。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20]回忆《新月》杂志,梁实秋说:“老实讲,文人对于劳苦的大众总是同情的,中外古今并无二致。”[21]回忆抗战时期,他写到:“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命运如何。我将尽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22]不管是在清华“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的梁实秋,还是带着国旗去美国留学的梁实秋,亦或是抗战时期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梁实秋,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从未改变。只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激进”、“保守”这两条路线上,梁实秋选择了后者。 1939年后梁实秋陆续发表过《雅舍小品》,加上其他一系列的散文,奠定了梁实秋现代散文大家的地位。有太多的评论家严谨细致地研究过他的文章,并从“技术”层面总结了他的散文风格。其中有不少人从梁实秋的文化背景和当时情况出发,分析了梁实秋散文语言和内容上的特点。关于梁实秋散文,本文要提的一点是:梁实秋的散文风格是他自由和保守的人生选择投射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必然。梁实秋是一个文品与人品高度一致的作家,也是一位前期和后期高度一致的学者。在一个呐喊和斗争占主导地位的大的时代背景里,他在创作上依然选择不被政治左右,拒绝激进,因此,他的散文走向了从容旷达、淡雅自然、幽默闲趣。 梁实秋的自由与保守,似乎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他的文艺理论和散文创作因而在当时并没有那么灿烂夺目。然而,当喧嚣落幕,我们终于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发现了梁实秋的文化坐标与精神价值。 六.结语:马褂与西装 翻看梁实秋的照片,他穿的不是马褂,就是西装,这正是中西两种文化的象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他的成长及求学经历充满了中外文化的元素,而正是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梁实秋选择了自由与保守,这也成就了梁实秋的灿烂人生。 “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自豪”(梁文茜语)。[23]文化无国界,但学者却有自己的祖国,在文化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执持。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差异对公益广告语翻译的影响 摘要:公益广告是一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尺,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公益广告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对于英语语言研究者来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根据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分析了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提出了中文公益广告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公益广告 文化差异 翻译 广告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其背后承载的信息常常具有本地的文化印迹,公益广告与其他广告不同,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形式,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为公众切身利益服务,具有社会的效益性。它通过传达某种观念,倡导大家多多关注社会性问题,用符合社会道德的标准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支持或引导某些社会事业。基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公益广告在中西方也具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本文根据中西方文化差异和翻译现状,分析影响中外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给出合适的翻译方法。通过研究公益广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外文化差异,促进国际交流和社会发展。 一、文化与广告的关系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创造出文化。文化的传承一代一代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并赋予其意义。广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广泛地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各种电视媒体、网络,甚至是居住环境周围的大小街道,无一不充斥着广告的身影。从根本上来说,广告是文化发展的一种产物,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广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发展的产物,广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它的功能,无论是广告策划和创意,还是广告制作和,都必须对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中英文公益广告间的文化差异,我们首先要了解广告和文化的关系。第一,广告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功能,它也直接反映了所属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二,广告现象一旦产生,又会反过来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广告现象具有超自然性、整体性和形态性,它是人和社会的产物,它有具体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反映出一定的价值观念。第三,广告创意源于文化,源于生活。一个民族的文化能提高广告创意的内涵,也会给广告创意带来独特的个性。 二、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 (一)文化价值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提倡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中国人主张团结一致,尤其是遇到天灾人难时,集体主义精神就表现得更加强烈。如汶川地震时,我们会看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宣传。 而西方人不同,他们崇尚个人主义,有着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也喜欢随心所欲,他们认为,如果连个人利益都无法保障,更何谈集体利益。此外,西方国家和政府也大力维护他们的个人利益,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这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用在公益广告上,表现自然不同。例如:同样是森林防火的公益广告,在中国,我们习惯用“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来作为森林防火的标语,而在美国,他们倾向于用“Only you can prevent forest fires”的标语,译成汉语就是“只有你能阻止森林火灾”。 (二)社会习俗 社会习俗是一个国家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形成的,不会轻易改变。社会习俗对人们的行为有着超强的控制力,是潜移默化的,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与社会制度变革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生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大家各自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表示同一事物的词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词义会有所不同。例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 ,古代的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中国人也自称“龙的传人”。人们也常用“望子成龙”来表示希望孩子有出息,将来能出人头地。而在西方人眼里,“龙”(dragon)是一种邪恶的东西,有着不好的寓意。再比如说狗,西方人认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在家里养狗。常见表达有“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因此西方人对于吃狗肉十分反感。而在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常常带有贬义 ,如“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狐朋狗友”等。在颜色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象征吉祥、热情、温暖、热血。中国的国旗是红色的,红色代表着革命。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挂红灯笼,贴红对联。“红双喜”“红喜事”寓意令人高兴的事。在中国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的。红色还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象征着革命和兴旺。但红色在西方国家却不受欢迎,他们认为红色代表着血腥、危险、恐怖,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英语中红色(red)就有许多贬义的用法,如“red revenge”(血腥复仇)。在北美的股票市场,红色表示股价下跌,所以美国人用“赤字”(red letter)表示亏损。 (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以宗教的某些理论学说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并把宗教的创始人作为崇拜的对象。通过宗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以及某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的文化状况。在不同的地区,他所创造出来的宗教必然带有当地文化的印记。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教,而在中国佛教徒较多。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佛教对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发展,同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人们相信有“佛祖”在掌管着世上的一切,中国成语中就有“借花献佛”一词,来比喻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送给要讨好的人。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将人看作上帝创造的最珍贵的东西,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并对自然有强烈的征服欲。西方人一出生就接受宗教洗礼,从一些欧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宗教的虔诚。他们认为上帝可以创造一切,因此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的说法,也有“Go to hell”(下地狱吧)这样的诅咒。 (四)审美标准 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公益广告在与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结合时,便具有一定的审美特色,这不仅给人以启迪,而且给人以美感。公益广告的设计往往吸引公众的眼球,画面与文字的结合更能清晰地传达出广告中的文化信息,让人一目了然,也以此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因此,审美标准在公益广告中很重要。 中国的公益广告偏向于用含蓄的手法传播人性之美,唤醒人们崇高的道德情感。例如一则《我要上学》的公益广告,广告中小女孩那双闪亮的大眼睛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贫困山区的孩子对上学的渴望。相对而言,西方人更喜欢直观型公益广告,西方的广告文化崇尚个性,强调特色,在英语国家的公益广告中,外国人喜欢使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例如,西方国家常常喜欢用安全套的滑稽用法来呼吁人们预防艾滋病。国外的一则禁烟广告将人的肺设计成无数只蜜蜂的集合,一个人伸出打火机想去点烟,图片右下角一句标语“Your lungs are more sensitive than you think ,stop smoking”。广告形象生动,给人以深刻的暗示。 三、中文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方法 (一)词汇的选择 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一词多义和一词多类的现象,有时候汉译出来的英语与中文意思大相径庭,这就为公益广告的理解带来了困难。这就要求在翻译公益广告语时要注意词的褒贬、轻重,还要考虑词与词的搭配,尽量译出中文的含义及其色彩。例如:中国的一则公益广告宣传语“五讲四美三热爱”曾有人译成“Five stresses,four beauties(四个美人)and three loves(三个情人)”,这样译出来的意思与广告原本的意思背道而驰,而且外国人也容易误解。得体的翻译可以是“Five stresses,four points of beauty and three aspects of love”,在原译文的基础上加上几个词,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二)词类的转换 汉译英中常常需要进行词类转换,鉴于汉语中习惯频繁使用动词,而一个英语的句子表达往往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所以将汉语动词转换成英语名词或其他词类是一种常见的翻译方法。在某些公共场合我们常常会看到诸如“严禁酗酒”和“禁止吸烟”的公益广告标语,西方国家习惯用“No alcohol”“No smoking”表达,而不是“Don't drink alcohol”“Don't smoke”。名词的选择更符合西方人的表达习惯,适当进行词类转换可以使译文更通俗易懂。 (三)句型的转换 公益广告中的语言本身具有灵活、简洁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学会灵活地进行句型转换可以使译文更加流畅,一目了然。既可以把句子译成词组,也可以把词组译成句子,还可以在句型之间相互转换。例如:“关注环保,低碳生活”可以译成“Care for the world creatively”,把并列词语换成一个祈使句,这样既表达了基本意思,也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可谓恰到好处。再如:“请勿践踏草坪”译成“Take care of the meadow, please”比“Don't trample the meadow, please”要好,肯定句的表达比否定句显得更有礼貌,语气也更温和。 (四)汉语四字结构的译法 大量使用四字结构是中文公益广告标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四字Y构表意精准,读来朗朗上口,也充分体现了汉语文化的特征。一般来说,英文的公益广告语讲究简单直接,通俗易懂,因此,译者在注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翻译规则,灵活地将四字结构翻译成英文,准确传达出中文意思,使译文流畅地道。如:“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可以译为“ United as one, we determine to tide over the hard times”。再比如:“小心轻放”在英语中就有对应的表达“Handle with care”,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法,既传达了原文的基本意思,又符合英语的行文习惯。 四、结语 了解中外文化差异对于我们学习中西方语言、研究公益广告语的翻译等具有重要意义,公益广告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它蕴含着不同国家的文化信息,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因此,在翻译中西方公益广告语的同时,我们应该在相互理解并且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方法,创造出精准而得体的译文,为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中外文化论文: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动态 感谢敦煌研究院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赵声良副院长让我讲一下近年来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动态,但是这个题目比较大,所以我择要把跟敦煌有关的话题就我所了解的近年发展的趋势,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从动态方面来讲,现在丝绸之路讲得非常热,但是过去没有一门丝绸之路专业,主要有中外文化交流史,或者中外关系史,或者中西交通史专业。过去对做丝绸之路,我们觉得有点不太专业一样,但是近年有所改观。这种改观,我不是说它不对。作为中西交通史这样的中国传统学科发展来讲,早期有几位大家,像张星R、冯承钧、向达、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等。前面三位是专门做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像孙毓棠、张广达等也做了很多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但是他们毕竟受了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孙毓棠改行搞近代史,但是他们带了一些学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渐见了成果,像余太山、刘迎胜等先生。这是总的学科上的人物大致的脉络情况。 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分别为传统史籍、外文古籍、胡语文献、考古资料几个方面。这是大家比较集中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话题。 传统古籍方面,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从《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到《东西洋考》,关于这些的研究好像已经穷尽了一样。近年仅出版了朱玉麒整理的徐松《西域水道记》。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是可以重新做的。比如《大唐西域记校注》一卷应该有一本,《大唐西域记》里面没有一张玄奘看到的佛教遗迹的图片。以现在的研究条件是可以加上图的。比如考古学家的遗址平面图,还有玄奘看到的很多尊像,只要现在还存在的,都可以加在《大唐西域记》中。 外文古籍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很薄弱的,但是前景很好。过去,对于希腊、拉丁史料,耿N翻译过,现在又出版了英文版,可以对照着再做工作。可以从西方整理的希腊、拉丁文本里重新辑录有关东方的文献。这些东西,目前没有人做。另外,波斯、阿拉伯文献的量相当大。在中国,除了穆根来、汶江、黄倬汉翻译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宋岘翻译的《道里邦国志》外,其他都没有人做。西方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越来越不关心这些,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中国学者应该接着继续做下去。像塔巴里《年代记》的完整英译本已经出版了,《史集》版本的调查都已经结束,但是没有很好的译本翻译出来。我们现在所用的《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是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翻译的。他依据的底本是沙海昂本,非常差的。而国际通行的是伯希和和穆尔合作的百衲本,中国学者很少用它,调查国内图书馆所藏也没有几本,完全不能和现在的我国关于蒙元时代中西交通研究切合。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东西。 另外一个跟敦煌吐鲁番相关的是胡语文献。过去讲,中国学者要夺回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并且我们已经夺回了这个中心。但是胡语这一块还不是中心。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通粟特文和吐火罗文。季羡林先生不在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吐火罗文。实际这方面的天地非常大,包括敦煌、吐鲁番都可以做很多工作。然后是梵文写本。我们的期刊发表很多研究北道、南道的造像的论文。这些造像不是根据汉文本画上去的,而是根据当地的梵文本和吐火罗文本画出来的。梵本和吐火罗本经过了一百年,都已经被翻译出来了。所以应该可以和洞窟的这些壁画做重新的对照。关于摩尼教的东西,现在更多的关注点在霞浦文书上。葡萄沟水盘遗址出的文书最近全部都已经编了目录。德国人在不断地推进这个事情,他们有一个黑皮的《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还有《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其实它们跟我们的敦煌吐鲁番研究非常密切。当然石窟考古是不断地推进中外关系史的一个有力的强点。像安家瑶做的玻璃器研究,赵丰做的丝绸研究,齐东方做的金银器研究,林梅村做的西域文明,还有钱币、石刻研究,等等。比如洛阳的景教经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敦煌抄本重要性的材料。但是基本上是在景教的圈里在用,在敦煌的圈里没有用。但是从写本上来看,拿一个经幢和写本来对照,可以复原这个卷子。 近年比较有推动的还是粟特方面。不客气地说,粟特人在中国,中国人已经占据了话语权。从蔡鸿生先生、姜伯勤先生,一代代学者的努力还是很明显的。关于粟特本土的研究还差很多。中国学者反应比较慢。随着“一带一路”的说法提出之后,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推进。但是现在到市场上找关于丝绸之路的书,真正上学术层面的就是刘迎胜的《丝绸之路》、吴芳思的《丝绸之路2000年》、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等等。 以上我粗糙地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科背景和发展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从刊物上来讲,《敦煌研究》的整体发展是非常好的。从试刊到今天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过程。今天我们的期刊得到了优秀期刊的称号,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资助。其实,敦煌研究院一直是我们的期刊最强有力的支持。 对比《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我们的这个期刊是非常拔尖的,非常有特色。但是也要考虑到现在的杂志越来越多,比如现在有《西域研究》、《西域文史》、《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欧亚学刊》、《丝瓷之路》,以及将要创办的三个杂志《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丝路文明》,这些期刊都是抢夺我们的稿源的。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那就是:敦煌石窟、敦煌文献、敦煌简牍。这三条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要立足这些才能保持我们的特色。另外,我觉得《敦煌研究》成功的一点,就是它办刊早。在它创办的时候,全国的石窟寺没有杂志,所以我们期刊过去占了一个先机。过去我们把各个石窟佛教美术考古都囊括在敦煌研究中,所以现在应该按照丝绸之路沿线,辐射到全国,同时应该要走出去,一定要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然后到日本、朝鲜、韩国,所有的佛教美术、粟特文化考古的|西都囊括在这里。 最后一点:一本杂志,我们将它办到这个程度,我们有很多自豪感和成就感,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更上一层楼。 1. 把住学术关。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高手推荐来的文章,我们要相信它就是一篇好文章。我们可以接受这种人情稿,但是这种人情稿是要有学术含量的,要把握住文章质量。如果进来的稿子真的不行的话,不要勉强,不要发表。 2. 推进国际化和全球化。加强自己期刊英文的推广,建立自己的网站和微信。 3. 解决胡语文献的排版问题。中国目前的排版还是头疼于胡语文献的上边一个点或下边一个撇,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并且是可以解决的。 4. 发挥编委和专家的作用。编辑部审不了的稿子,一定要请专家,并且不一定是编委来审稿子。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的双向关系 中华文化对海外文化的影响,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李约瑟和一些研究中西交通史学者们的研究和引录的资料,在世纪之初,中华文化的器物制作、社会风习和法律作用等内容都已被西方人士以羡慕的眼光写入他们的著作中。当然有许多资料是经中亚各国转手,或由西方来华人士传播出去的。对东方的影响更为明显,即以中华纪年方法为例,自汉武帝立“建元”为年号,至清宣统止,二千余年相沿不衰,而周边的朝鲜和日本等都加以借鉴而推行使用,至今日本犹以平成为年号。唐代文化鼎盛,日本派出遣唐使十数批,不仅亲炙中华文化,而且舶载回国的中华典籍近二千种。至于鉴真大师东渡,弘扬中华文化,更是久已脍炙人口的佳话,至今犹被日人尊崇,专庙奉祀。宋代茶文化的发扬与日本茶道具有血缘渊源,当今日本茶道各流派仍奉陆羽为茶圣。至其书画、插花等事也均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本几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市场。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日本接受外来文化并不原样照搬而是改变包装,尽量“和化”。明初郑和七次航行海外,赍送典籍文物,使南洋等地“大小共三十余国”广沐中华文化。晚明以来,特别是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儒家学者如朱舜水等不事新朝,泛海东渡,在日本传播理学,称儒学一大宗师;福建黄檗山开山普照国师隆琦,俗姓林,号隐元,于明光宗泰昌元年29岁时,在黄檗山正式剃度为僧,从鉴源禅师研习经典;清顺治十一年63岁时东渡日本,宣扬佛教,沟通中日文化,成为明清之际的名僧,日本延宝元年(康熙十二年)卒于日本,年82岁。这两位儒释大师为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就在清初的时候,中国一部从宋代就传入日本的民间识字读本《三字经》也竟流传到俄国和欧洲,后来更被英、美、德、法等国的学者译为英、法、拉丁文本,也可见中外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还曾对外产生过某些政治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流传到日本,有多种刊本,不仅使日本民众从中获得西方史地知识,而且对明治维新也有推动作用。 18世纪以来,西方经济迅速发展,物质文明明显增长;但是,社会精神文明却出现空虚沦落。文化与文明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但源头活水不一定都是顺流而下,也可能出现逆水回转的滞退现象。文化愈发展,文明愈堕落的逆向现象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其原因就是由于文化包含有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深层的文化层,只有三层共建才是完整的文化结构。那时西方人士很羡慕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推崇和主张以人文主义,即人伦思想为核心。中华文化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成“天人合一”的模式,司马迁所主张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载入史册;对于人和神的关系也处理成一种泛神观念,即凡是在人周围的神都是以人的意愿去确定其存在和命名的,“祭神如神在”正是对这一意愿的典型概括。中华文化对人际间的现实关系非常注重:如仁人爱物、尊老爱幼、人伦纲常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论题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而这正是当时西方社会所希望和羡慕的,他们想用中华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来针对其社会时弊,并从中寻求慰藉和补益。当前欧美现代化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也面临着道德生活中的精神困扰,因而也像他们的先人那样,想求助于中华文化。于是西方一些学者便以提供新儒学或复兴儒学作为针对时弊的救世良方。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海外文化的一种吸引力。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发展、完善和建设自己的文化时,不仅要继承和选择本土文化,还要善于吸收和融合海外文化。长期以来,海外文化似乎习惯性地专指西方文化,但不容忽视的还有以日本为主的东方文化。中国在某一时期还有“苏化”问题。从汉晋以来,中华文化就对海外文化从不断探求和选择中来融合发展自己的文化模式,如汉以来的融合佛教文化;唐代长安之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兼容的总汇以接纳各种外来文化;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向中国大量移植海外文化,甚至大臣(徐光启)帝王(康熙帝)都亲自学习和介绍海外文化;近代之初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虽有某种狂傲的偏见,但确是当时吸收海外文化的一种明智态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大量引进海外文化的译书活动达到高潮,已从单纯介绍西方史地知识外,尤集中于政治、科技等方面,在中外翻译家互补短长的情况下译书近千种。在前夕,译书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维新派人物提出了译书应“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方;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原则,反映了时人想更多更快地吸取海外文化的情绪,但实际上仍以译西书为主。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维新分子樊锥身上有了强烈的体现,他在《湘报》上发表的《开诚篇(三)》一文中呼号“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主张。又力主仿效明治维新。这可称是“全盘西化”最早的公开号召。清末又有从冯桂芬提出的“中本西辅”,经由“中本西末”而后形成“中体西用”体系。这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被迫接受传统观念中视为“奇技淫巧”的外来器物层作为“西用”,来改进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以求富强。在政治行为上体现为清末的立宪运动。立宪运动含有一种图强求存的意念,不能绝对地视之为伪立宪。民国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适逢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尚难顾及深层的文化观念,即使有也都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的,或浮游于饮食服饰的表层,难以深入到思想、政治、经济的深层,而真正使西方文化产生社会影响的则是“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出于挽救民族危亡,改造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曾经以无畏的气魄采取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反传统手段,从批判“孔教”入手,向“传统文化”不断进行猛烈冲击,解除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引进具有海外文化属性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基本精神来建设新文化。终于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可惜它未能获得相应的土壤与经济现代化相配合,所以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而它的绝对化反传统手段竟被后来有些人所曲解和利用,导致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态度,从而推荡出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全盘西化”论。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某些知识分子以放大镜观测传统文化中坏的一面所产生的愤慨偏激情绪的产物。最早是在一本题名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书中所提出:“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这个口号是把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并企图生吞活剥、原封不动地用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其结果必然出现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弊病。 近年以来,在吸收海外文化问题上还有一种“西体中用”说,主张者还做了诠释说: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就是R克思主义;所谓“中用”就是把中国的实际作为海外文化的载体或媒介。这和“全盘西化”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说法动听一点而已,是不可取的。 我们对海外文化的态度是吸取而非照搬,更不是谁优于谁、谁吃掉谁的问题。它是彼此撞击融合而非拼盘杂凑。不是1+1=2,而是1+1=新1。改革开放的现实情景就是后一公式的具体化。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吸取海外文化中适应我国国情背景和土壤的那些内容,使之与本土传统文化中选择出的有生命力的合理成分相结合,才能为中华民族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即精神与物质两个文明并重的文化,并以之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选自《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中华书局。作者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的著名学者) 中外文化论文:再辟“丝绸之路”书写中外文化交流新篇章 2010年3月13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策划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中国音乐学院成功召开。研讨会由该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主持,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院长及来自校内外的王岳川、王耀华、李西安、樊祖荫、宋飞、冯文慈、乔建中、罗艺峰、韩兰魁、张援、陶亚兵、赵为民、姚艺君、谢宏、左继承、王军、张天彤、齐燕燕等业内专家,以及台湾南华大学周纯一、韩国国立国乐院舞蹈团指导委员沈淑庆博士等著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专家们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策划为核心,讨论了古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多方面内容,并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条路,还是一条“路”? 丝绸之路,原指西汉时期汉使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途经中亚、西亚、南亚等国。张骞的西行,既体现了汉王朝强大的综合国力,又深入地在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促进了古代中国与西域各国之间的交流。在音乐上,使团将西域各国各地的音乐文化带回中国,既使身处东方的中原大国认识了西域丰富的音乐文化,又通过对其同化丰富了自身音乐文化的发展。正如周纯一教授所言:“丝绸之路是一条路,但也像水一样呈现出流动的特征。这种流动,是知识的流动、族群的流动、文化的流动。” 流动,既是水的形态特征,也充分体现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特点。中国古代的辉煌文明,正是在这样的“流动”――文化输入与文化输出――中不断成长着、发展着、前进着,关注着外邦,审视着自身,使得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不断焕发出文明生机与文化活力。 中国幅员辽阔,边疆线长,邻国众多。西北有匈奴、突厥,西南有波斯、天竺,东有日本、韩国。漫长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既是中国音乐自身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一次又一次与外邦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盛唐时期,日本、韩国分别派出遣唐使来华学习,将中国包括音乐在内的多方面文化成果带回本国。在上世纪初的韩国,尚存在着包含中国古代乐舞元素的宫廷乐舞;在日本,唐代宫廷乐舞被融入本国雅乐之中,并被尊称为“左方乐”。明代,海上交通兴起,郑和下西洋,以海路作为传播渠道,再一次将中国文明传到了远方,也将非洲、东南亚文化带回中国。因此,郑和下西洋,也常被后世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面对以“丝绸之路”作为主题的音乐会,专家们就丝绸之路不同广度的含义提出了各种见解,并依此拟定演出曲目:1)狭义的“丝绸之路”,即是张骞出使西域所行之路,因此演出曲目的设定应严格按照行程顺序进行曲目排列。2)延展时空后的“丝绸之路”,包括汉朝与西域、唐朝与日韩、明朝的海上交流三个方面,本场演出应将本次上述诸种文化凝练并包含于其中。3)文化符号层面的“丝绸之路”,将“丝绸之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符号,力求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成果“既广又集中”地呈现于演出之中。 专家们结合北京传统音乐节的理念,以及即将在北京同期召开的“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经过讨论,认为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广义化、符号化,既体现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伟大成果,又反映新时代人类文化交流、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才是举办本场音乐会的精神诉求。因此,本着这一理念,不但中亚、西亚、南亚诸国音乐文化是本场演出的节目,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欧洲音乐文化也将被搬上本场演出的舞台。 一个符号,更是一个起点! 时至今日,丝绸之路已不再是一条狭义上的交通线,而因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积淀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意义。 经过专家们的讨论,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中的“丝绸之路”已经概念化、符号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素有“音乐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之誉。2010年8月的北京,将继奥运会之后迎来世界各国音乐界的大量同行、专家,促进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文化交流,也必将推动新时代中国与四海兄弟的文化交流。届时,“丝绸之路”必然带着一个光荣使命,成为新时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标志。 另外,随着国力的增强,一个善于吸纳国外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也有必要将本国的文化大力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借文化输出,让世界各国友人再次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永恒的魅力。研讨会上,提及“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八个字。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化大国,也是一个文化交流大国。但是,纵观历史则会发现,一次又一次中外文化交流常是“输入大于输出”放眼全球不难得知,中国以其博大的胸怀吸纳了各国文化,其丰厚的文化元素却尚难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回顾近几个世纪,伴随着西方诸大国崛起,以冲突性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占据了主要地位。然而,当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伟大复兴、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面对引导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使命,以“和”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怎可在新时代再一次缺席? 因此,北京传统音乐节应借此大好时机,让世界各国真正地发现东方――不仅是发现一个现代的中国,也要利用现代人演绎传统音乐、展现历史文明的方式,让不同文明的友人从人性、人文情怀的深度真正发现中华文明的辉煌,使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以普适的方式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并以这种文化输出的方式使中华民族参与到撰写全人类文明进程的浩荡队列之中。 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内在机制,中华民族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特质促进了这种交流与融合。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每一次的交流与开放,都给中华文明带来进步。“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将以秦汉至明清作为时间线索,将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对外开放用音乐的方式展现出来,并启示着今日的华夏子孙,将泱泱大国文化再次远播四海的路,就在脚下。 “本次世界大会的主题是‘和谐与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丝绸之路’成为其点睛之笔,通过音乐与舞蹈来展示中华民族如此宏大的历史画卷与面对时代的宽广胸怀,有十分的难度,然而,‘丝绸之路’正是通往人类未来的和谐之路,我们有再创的勇气和成功的信心”。 我们有理由相信,“丝绸之路”将不再是一场简单的主题音乐会,而是带着浓郁而丰富的文化色彩、深厚的历史气息的音乐盛会,又是一个蕴含着历史内涵的文化符号,更是照古观今、借古喻今、承载着今人美好愿望的音乐文化盛宴。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曾高度称赞北京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新起点。”让我们共同祝愿,“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成功举办,将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书写新的篇章! 中外文化论文:谈习语的特点及在中外文化中的差异 摘要:习语的产生是漫长的。在很久以前,人们开始用一些或诙谐或讽刺或暗喻的方法来说出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便有了习语。因而它充分的体现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了解习语,便可以了解一段历史,一段文化。 关键词:英汉习语;特点;文化差异 “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就其广义而言,它包括成语(idioms)、谚语(proverbs)、箴言(mottoes)、俗语(colloquialisms)、俚语(slang)以及典故(allusions)等。它是民族风格的提炼与升华,是语言实践的集中体现与结晶。英汉两种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折射出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或庄严典雅,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信息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一、习语的产生与特点 习语的产生亦如人类语言的产生一样,都是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是劳动人们语言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语言的习语,都无一例外的是人们在生产过程和日常生活中,通过使用一些短小精悍的词句,创造出一些生动活泼、耐人寻味的比喻,来表达与他们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思想观念。以下我们来做简要的对比说明。 (一)语言的形象性 英汉两种语言中有许多习语非常形象,用它们来比喻事物或说明事理,既生动,又达意。由于这些习语用词简练,言简意赅,常能引起丰富的联想。汉语中通常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来形容那些身强力大,头脑空空的人,而英语中就有ThereismoreofSampsonthanofSolomoninhim这个句子来表达此意。Sampson是基督教《圣经》中力大无穷的勇士;而Solomon则是古代以色列贤明的国王,以智慧著称。 (二)意义的整体性 习语的意义具有整体性,不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因为很多习语的意义往往借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典故而形成,约定俗成地构成整体意义。如汉语中的“开夜车”不可理解为“晚上开车”;“高山流水”不可能解释为“高高的山,流动的水”。同样,英语中的“theskeletoninthecloset”、“toputheadstogether”。不能将其对应地翻译成“壁橱里的骷髅”、“把头放在一起”,而要将它们分别理解为“家丑(shamefulfamilysecrete)”、“大家一起商量(thinkoutaplanwithotherpeople)”。 (三)搭配的稳固性 所谓稳固性,指的是组成习语的各个部分(即单词)是固定的,不可随意拆开和调换位置。汉语中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可改为“八上七下”;“雪中送炭”不可变为“雪中送煤”;同样,英语中的“atsixesandsevens(乱七八糟)”不可换为“atsevensandeights”;“fishintheair(海底捞月)”不可改为“fishmooninthewater”。 二、英汉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一)文化背景差异 英汉两种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反映在语言上,就产生了许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历史事件以及文学典故的习语。但由于两种文化渊源和发展轨迹不同,这些习语均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蕴藏着特殊的文化背景知识,其比喻意义深远,非字面上所能理解的。 如汉语中常用“夜郎自大”来形容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用“南辕北辙”来比喻“办事不按事理,倒行逆施,结果必然与愿望相反”。同样,英语中也有许多习语来自希腊神话、《圣经》故事、《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如出自希腊神话中的“Sphinx'sriddle(比喻难题)”;出自《圣经》的“aJudas'kiss(喻可耻的背叛)”等。 (二)风俗习惯差异 英汉风俗习惯的差异是英汉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有关动物形象之指称意义方面的习语。在这方面,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汉语说“身壮如牛”,英语却说“asstrongasahorse”;汉语表示一个人大口大口地喝水,常说“像牛饮”,英语里却用“drinklikeafish”来表示。 (三)宗教信仰差异 英汉两个民族有着各自的宗教信仰。因此,不同的宗教文化就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英汉两种语言中,于是就有了反映宗教文化的习语。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Buddhism)文化。佛教传入我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人们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由“佛祖”在左右。因此,汉语中有许多习语是和“佛”、“庙”、“和尚”有联系的。如“借花献佛”、“立地成佛”、等。而在西方文化里,特别是在英美等国,影响最大的要数基督教(Christianity)文化了。因此,英语中有不少与“God”,“Devil”,“Hell”,“Church”等单词有关的习语。如“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aspoorasachurchmouse(一贫如洗)”等等。 三、结语 本文探讨了英汉习语的产生及其所具有的特点,并分析了英汉习语所体现的文化差异。然而语言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交融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英汉习语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知识,教学中或学习时经常将二者进行对比,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两种语言的认识和理解,也可以提高我们对民族文化和异国文化的敏感度。正因为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我们就能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思想,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中外文化论文:浅析唐代的海上丝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摘 要: 自唐代中叶伊始,陆上丝路因受交通阻塞迅速衰败,而随着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以及南方相对和平的有利环境,海上丝路开始蓬勃兴起。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朝鲜和日本,南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唐代的海上丝路交换的不仅仅是丝绸、瓷器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为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唐代 海上丝路 中外文化交流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陆上丝路进行的。但是到了唐代中叶,尤其是公元751年唐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兵败于大食,以及公元755―763年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几乎彻底丧失,陆上丝路也就因受交通阻塞而迅速衰败。与此同时,战争也重创了北方经济,但是南方经济却依然保持着持续发展和繁荣,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方的转移也恰好为海上丝路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加之此时的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各国等都希望通过海路与唐朝建立经贸往来和友好关系。于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海上丝路蓬勃兴起,而陆上丝路则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唐代,生产丝织品地区以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出名。这些地区不仅能生产出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精美丝织品,而且是唐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如常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在当时,已能建造适宜远航的巨型海船,据惠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常见的一种称为“舱舶”,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1]。还有一种名曰“俞大娘”的海舶,能载重万石以上[2]。这一切都为东南沿海海上丝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一般从登州、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和明州等港口起航,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朝鲜。同以往朝代相比,唐朝与日本、朝鲜的海上往来更加频繁。例如,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达19次,每次多达500人。公元603―894年,入唐人数达3622人,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实质是变相的官方丝绸贸易。如公元805年,日本遣使270人,每人赐绢5匹,共计1350匹[3]。而日本在这一时期的供品则主要是金、银、琥珀、玛瑙等贵金属或稀有珍品。在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有:鉴真、空海、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等,其中扬州高僧鉴真历经5次失败,第六次才成功登陆日本,在佛教上,他起的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中国的戒律制度带到日本,在日本建立受戒制度,并进而把钻研戒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宗教传入日本,这使他成为佛教中的独立宗派,并列为奈良佛教的南都六宗之一[4]。此外,鉴真还把唐朝鉴真的建筑、雕塑和本草学等传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朝鲜和唐代的贸易较频繁,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人在楚州(今淮安)定居,这些聚居区被称为“新罗坊”,他们经营海上航运,为中朝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海航线主要从广州启航,其贸易对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和以大食为代表的阿拉伯地区。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纪中叶兴起,其领土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区,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两条东西方必经的水道。所以,它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丝绸传播到东南亚的集散地。《新唐书》对室利佛逝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5]由此可见,室利佛逝的国王、王子不仅亲自来到中国,而且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唐代高僧义净去印度求经时,也曾在室利佛逝居住长达十几年之久,他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研究南亚和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在古代交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资料。 印度是秦汉时期海上丝路的终点,在唐代,印度河口、锡兰岛等依然是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广州与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区贸易往来的中转站。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中唐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共60人,其中取海路的有三分之二[6]。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印海上往来的频繁程度。 阿拉伯地区是唐代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这方面记载最为详细的首推杜环的《经行记》,它翔实地记述了拂H(即东罗马帝国)、大食和中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例如《经行记》这样描述拂H人:“气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乾饼。多工匠,善织络。”[7]他还记述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8]。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记载了这些国家丝绸工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提到大食时说:“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a、织络者河东人乐h、吕礼。”[9]这说明唐代的丝绸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仅传到了阿拉伯国家,而且唐代有绫绢工人、金银匠、画匠到了阿拉伯国家去谋生,这对中阿的直接交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而据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公元878年黄巢进广州城时,阿拉伯等国的商人就有12万人被杀遇害,由于战争,桑树都砍了,以致影响了阿拉伯和中国的丝绸贸易[10]。尽管苏莱曼所记述的数字有可能被夸大,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广州外贸的繁盛景象。 在唐代,强大的封建王朝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并拥有较完善的外贸管理体系和相关法规。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市舶税则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11]由此可见市舶税给唐王朝带来的实惠。此外,唐政府还在外侨聚居区专门设立“蕃坊”,外来商人只要不触犯唐朝律法,就不仅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而且可以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甚至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如广州的狮子寺,泉州的麒麟寺和杭州的凤凰寺,等等。 唐代的海上丝路传播的不仅仅是丝绸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如中国儒家思想、佛教艺术、中医、武术等的外传,以及印度佛教与舞蹈,阿拉伯伊斯兰教等的内传;饮食、装饰、医学、天文学等的相互影响:动植物、珍禽异兽的相互引进,等等。唐朝的主要贸易对象印度、大食、东南亚、拂H等地区都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海上丝路,无疑对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产业也不断地在迅速壮大,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底子薄,基础差,起点低,与国外的文化产业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本文就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角度上来看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状况,首先是在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上来区分中外文化产业内涵之间的差异。其次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分别比较中外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最后是希望通过对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对中国文化产业提出可行性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一、国外文化产业现状―文化政策与体制状况 由于文化产业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哪些领域属于公益事业,应该在政府的支持下,哪些应该是按市场竞争机制来运作,各国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现在来看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还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机制来运行的。此外,技术进步也会影响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比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视频和音频技术影响着艺术创作的过程和产品的性质。 (一)德国 德国政府定义文化产业包括:文学、图书出版、图书馆、艺术和新媒体艺术,建筑,博物馆,收藏和展览,音乐,戏剧,电影和节日等等。政府资助的传统文化,单单在戏剧方面,德国就约有160公共剧场和190私人剧院。这些资助资金基本是由地方州和当地剧院来承担,地方政府为剧院和乐队的支出的费用占公共支出约为63%。德国的剧院和乐团每年都能够得到公共资金的资助,金额大概达到43亿马克,相当于0.2%的联邦,州,市的支出。 电影是一个充满竞争性的文化产业。德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其中有德国媒体公司与国际电影集团的投资,德国政府正在加强德国电影在欧洲和国际间的合作,并且把电影文化产业作为其文化和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通过各种政策支持电影文化事业的发展,例如,在1968年,根据德国联邦电影促进法(FFG)创建促进机构―电影促进署,不仅帮助电影制作也支持电影院,这些资助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电影院,公共和私人资金以及所有电视和视频行业的资助。出版行业也属于文化产业,同样地充满了竞争力。德国的联邦和各州出版报纸发表约370种,期刊约10 000。市场竞争促使报纸文化产业化集中度增加,独立的报纸的数量从50年代开始下降。竞争就导致建立一个大型出版集团。新闻权则是由各州的新闻法律来管辖,并且有来自“德国新闻委员会”这些组织和出版商和记者等组成的自我监督机构的监管。 (二)瑞典 瑞典设有教育和文化部,其主要任务是帮助青年和儿童更好地参与文化活动,支持戏剧、舞蹈和音乐,最主要的还是支撑博物馆,音乐戏剧和交响乐团,瑞士还注意创建一个文化环境同时,发展文化旅游,促进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和业余文化组织,等等。政府支持的文化消费支出占文化的总消费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的文化消费是由居民自己承担,如广播、电视、书籍、音频、视频、磁带、报纸和杂志,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是属于根据市场机制来运行的文化产业。教育文化部资助支出超过70%的资金用在戏剧、音乐、舞蹈、历史遗迹、展览、文学和图书馆等。 二、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一)文化产业行业定位 文化产业应该是属于服务行业的。 世界经济的发展说明,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应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不断的调整。 后工业社会化的工业化社会,在欧盟被称为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但是其他发达国家则用了其他名称,而服务行业扮演的比例将越来越高。而中国目前的服务行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的33%,就业仅占就业总人数的27%。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人们在基本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的同时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仍相对较低,在国民经济的比例中还是很低的,因此,我国文化产业是一个具有增长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的行业。 (二)文化产业的合理位置 文化建设包括两个部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他们都应体现先进文化的方向,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一切优秀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设。但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文化产业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在突出中国风格的基础上增加竞争力。加入WTO后,我国在服务贸易协定中对音频、视频、旅游等文化产业做出了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音乐,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等创作领域,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打造出具有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文化产业。5000年的我国悠久历史和文化沉淀为我国创造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际影响力扩大,精准定位市场的切入点,在良好的商业运作基础上,我国的文化产业有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文化产业的政策分类 一般国际上把文化产业分为两类:一是娱乐性质的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有很强的公共需求,这种文化产业的生产组织,大多是商业性质的,盈利目的很强烈对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不作要求。另一种是非营利性的文化产业,它包括古典音乐,严肃戏剧、诗歌、古典与现代艺术,舞蹈,多是一些比较“优雅”的门类,这种文化产品更多强调其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 不同的文化产业我们应该采用不同的发展政策。历史证明:决定文化产业需求的是文化消费者的艺术趣味。“人们欣赏音乐、文学、戏剧和性能及其消费和愿意付出代价取决于人对知识和艺术的理解的程度”。这种对文化的趣味是要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得的。因此,“高雅”艺术和公益文化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的支持,这是发达国家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基础。对公益性文化事业、“高雅”艺术、经营性文化产业,政府应区分对待,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发展。 我国已成为WTO成员,文化管理政策也需要调整和相应的加强。一方面要给非营利的文化组织必要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鼓励文化生产、传播、销售等单位,在规范的法治下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加强文化立法,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充分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文化和管理体系,深化改革,加强文化立法。文化从业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该方针的指引下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创造先进文化和艺术,建立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相适应而又体现时代精神文化产业,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的充分竞争。 中外文化论文:浅谈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外文化差异教学 摘 要:《英语课程标准》把“文化”作为英语课程内容与目标之一,提出了目标要求:“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增强世界意识,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本文主要介绍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差异教学,从教学缘由、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三个方面来进行详细阐述。 关键词:小学英语;教学;中外文化;差异 《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明确提出开设小学英语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形成初步用英语进行简单日常交流的能力”。那么什么才是交流能力呢?简而言之,就是言语不仅要语法正确,还要适宜得体。适宜得体其实质即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能力。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就要重视语言文化教学,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融合。 一、小学英语教学重视文化教学的理由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学习英语知识,掌握英语技能,提高运用英语的能力,这些和熟悉英语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忽视文化差异,就可能发生判断上的失误,交际过程中就可能出现障碍,甚至会产生误会。例如某美国客人称赞其中国朋友的夫人:“Your wife is very pretty.”中国朋友按中国人的传统,谦逊地回答“Where, where(哪里,哪里),”美国客人听了后一脸迷惑,迟疑地说道“Well, everywhere,”因此英语教学一定要结合文化教学来进行。 二、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授原则 (1)实用性。对小学生进行跨文化意识与交流能力的培养要求文化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与小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如对教师、家人、朋友的称呼;打招呼和问候;道谢和答谢;致歉;赞扬和应答;小学生爱玩的游戏和运动项目;重要的传统节日、西方节日,等等。 (2)适用性。小学英语导入的文化内容应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水平,教学方法要符合小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只有结合语言教学讲授文化知识,并且能让学生在实际中加以运用的教学,才能使学生切身体会到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之所在,教师才能切实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三、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方法 1.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词汇、句子的学习中渗透文化教育,让学生不但掌握其音、形、义,而且能恰当使用。以“dog”一词为例,在中国人看来,“狗”是贬义的,汉语中常用“走狗”“狗仗人势”等来形容所厌恶的人。但英语国家对狗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把狗当成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故有下列说法: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lucky dog(幸运儿)。 从对话、课文中寻找文化信息。学习对话、课文时,教师应帮助学生从中获取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使他们不至于由于对语言文化缺乏了解而造成交流困难甚至出现失误。例如像“You look nice in light yellow”之类的赞扬的话,英语中常用“Thank you”来应答;如果按中国人谦让的习惯说法“No, just so so”来回答,这是不得体的,因为他们特别不喜欢别人寻问有关年龄、收入、等问题,否则会引起对方的不满。 借助表情、体态语等体验异国文化氛围。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教学手段,创造语言文化环境,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体验异国文化氛围。英语老师要努力使自己的英语课堂充满“洋味”,上课时可以不拘一格,借助表情、动作、手势、体态语等来营造一种不同于汉语文化的氛围。例如教学生用食指与拇指做成圆圈状,表示“OK”;伸出并张开食指和中指表示“胜利(victory)”。 2.结合课外活动进行文化教育 在课堂教学之外,组织一些文化色彩比较浓厚的英语课外活动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兴趣,使他们产生了解外国文化的愿望。可以搜集和利用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获得较为直观的文化知识,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也可以组织或动员学生收看英语电视节目,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情况,主要是日常生活工作情况。 综上所述,学习英语过程中注意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对学生的语言文化教学是十分必要的。小学英语教师要在传授英语语言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社会文化教学,帮助他们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民情,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真正学好英语,为将来走向社会、面向国际做好准备。 中外文化论文:程泰宁 融合中外文化的现代建筑大师 年过七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是中国第三代建筑大师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梁思成、杨廷宝、沈理源、陈植等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先驱身后,他以南京长江大桥、加纳国家大剧院、南京博物院、浙江美术馆等作品,在中国的建筑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毕生年华献给建筑事业 记 者:当代很多建筑大师最后都走上了设计管理岗位,而您一直坚持亲自参与项目从设计到施工的具体工作。对您来说,从事一线工作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最大收获又是什么? 程泰宁:我现在越做越觉得,非常幸运能从事建筑这个行业,因为它跟很多行业不一样,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设计师可以看到自己的草图从图纸变成实物,而且看到后又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可以再提高的地方。对我来说,它始终有吸引力,促使我去做,让我想要继续往前走。曾经有人给我的展览写过一个前言,题目叫 “归零”,我觉得很符合我的设计思想。“归零”对我来讲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每当接手一个新的工程,我会将过去的东西全部归零,重新开始创作;二是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这些评价在我面前都归零,我该怎么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去做。这两点是建筑这份工作之所以吸引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它让我不断创新、不断前进,而且这种想法和前进在不断地实现。 程泰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总建筑师、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人。 正是因为对专业有这样一种态度,我并不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很累。有些人诧异我现在居然还会画草图,我说我要是不画草图,这工作我就不做了,我并不想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仅仅“点拨点拨”。之所以觉得做这工作有意思,是因为能始终感觉到思想在不断往前走,所以草图我要画,从方案、扩初到施工图的各阶段我都要控制,比如材料选择、节点设计等等,这让我可以看到从草案逐渐变成现实的全过程,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过程。 记 者:您如何在从事设计这份相对而言比较辛苦的工作的情况下,在接近80岁的高龄,还能保持这样年轻的外表和非常有活力的精神状态,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程泰宁:由于对工作的热爱,我觉得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很正常,而且心态比较好。虽然年纪这么大了,我仍然觉得有希望在前头,我还能做得更好,可能是这种心态让我外表看上去不像实际年龄这么大(笑)。 以民族文化精髓推进建筑创新 记 者:您的建筑作品往往带有鲜明的、中国的民族风格,您在创作时是怎样去体现这种民族精神的? 程泰宁:你提到的两个词――风格和精神,我是赞成精神,不赞成风格。做具有中国性或者说中国精神的作品,是大家目前都在探索的事情,但到底怎么做?我认为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建筑师,都需要一个积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继承,不是在形式、风格、符号或元素上,我赞成继承的是“精神”。理解中国的东西,你需要去理解它的“气”,借用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的话,我们要“抽象继承”,继承什么?继承精神,而不是继承一些具体的东西,这点非常重要。什么叫中国文化的精神?以我完成的黄龙饭店为例,最终方案其实我只花了很少时间,因为重点并不在形式上。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注重跟环境的融合,我当时把黄龙饭店所在地区当成一幅画,讲究中国绘画当中的气韵连贯,而不是和别的方案一样,设计出一道“建筑”墙把城市跟风景区隔开。 同样,我创作的浙江美术馆也是这样,参加投标的方案有现代简洁的、有传统仿古的,但放在项目所在地似乎都有一点不合适,因为这个地方人文气息、文化积淀太厚重了。我就探讨能不能把所有现代、自然、又是中国的元素,用很抽象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既跟自然和人文环境融合,也融合现代的审美观念。我根据“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设计理念进行了抽象融合,最终结果不是表现在某些具体的符号和形式上,而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来表达。美术馆建成后,评价传统和评价现代的都有,我觉得怎样评价都行,只要大家抱着各种各样的多义性来理解,就是我想达到的要求。 记 者:您在投标过程中曾经遭遇过甲方对设计机构的“崇洋媚外”,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大的改善,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民族设计自信缺失的问题?您觉得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程泰宁:现在这种现象似乎愈演愈烈。最近,中国工程院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的现状与发展的课题,我们用Google Earth对北上广三地进行调查,研究每个城市的CBD地区里一个平方公里内有多少建筑、由哪些单位设计。最后发现上海陆家嘴地区的26栋建筑全部由境外机构设计,除了3栋由香港机构设计,其余全部由国外建筑师设计;广州的16栋建筑中,只有3栋是由本土设计机构设计;北京的八九个建筑全部由国外设计。另外还有一个我了解到的情况,现在除了一二线城市在做国际招标,三四线城市也在做国际招标,让人不免感到忧虑。最近我们正在参加一个投标,参与的7家设计机构中,除了我们之外,6家都是国外的大牌机构,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是一种对本土设计非常不自信的表现。中国建筑师同国外建筑师相比,的确存在一点差距,但是要看站在什么角度看这个问题。 去年,我有机会跟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安德鲁进行了一次对话,我发表了对国外建筑师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起初我们确实比较封闭落后,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建筑师已经逐步跟上。我不认为我们比西方建筑师差到哪儿去,而且我认为中国的事毕竟还是要靠中国人来做,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安德鲁的赞同,他也认为中国建筑师可以跟他们在同一个水平上来工作。我很感谢他的评价,但这个评价如果能让我们的领导和公众知道就更好了,而实际上领导和公众并不这么看。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这点由来已久。我们常常认为西方文化就等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就等于传统文化、等于封闭落后。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有我们中国建筑师自己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勇于开拓创新的建筑师,但是还不够多。我相信假以时日、给我们一些条件,我们应该能够完全可以跟西方同台竞争。我希望学生们在年轻时就立下志向,要做好中国建筑,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激励,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得比别人好,做好了对世界也是一种贡献。如果我们一直跟在别人后面去做的话,将永远没有什么贡献。 记 者:您主张“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创作理念,如果“此时”指代的是现在城市化大发展的时期,“此地”指代中国现代城市,您对“此时此地”光怪陆离的建筑大量涌现的现状有何看法? 程泰宁:我强调“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体现方案的唯一性。我们今天常常谈创新,以什么创新?创新不是凭空来的,只有“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以后,才有创新的可能,才有体现唯一性的可能。一个设计项目,在杭州和在北京做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气侯条件、文化背景等不一样。即使都在杭州,某个地段和另外一个地段的客观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种“立足此地”的不一样是很明确的。同样地,时代在变化,设计师在不同年代做设计,思想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这点也是很肯定的。最重要的一条是“立足自己”,所有的“此时此地”都是客观存在,对这个客观存在怎么解释?你要“自己”来解释,不同人的解释不一样,作品也就不一样,建筑才能做得丰富多彩。 所以,我对现在很多建筑有些有些不同看法,它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筑师比较主观的、强加于某地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东西也许很眩、很酷,但是这种眩、酷是没根的、没生命力的,我希望我们的建筑还是要有它本身的根和生命力。“此时”“此地”加上“自己”,这是做设计的一个根本原则。 身体力行,促进建筑设计提高 记 者:在当前中国建筑界,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设计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很好地交流,您作为为数不多的“跨界者”,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程泰宁:这种现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建筑界让人感到遗憾的现状――体制内和体制外分得很清楚,甚至年龄段也分得很清楚。其实在我看来,建筑是把我们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体制的人联合在一起,最大最好的一种“粘合体”,为了中国建筑更好地发展,我们应该这样在一起。体制内的建筑师现在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受制于各种因素,导致在创作上受限,客观上因为他们做的往往都是一些大型项目,政府工程居多,领导的意图向建筑师灌输得比较多。反观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比如李晓东等,他们做的项目相对而言不是太大,往往位于远离权利中心和商业氛围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做得比较好,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以我有限的接触来讲,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思想往往比较活跃,吸收新事物的速度较快,各方面能力均衡,而且也敢于表达,而体制内的建筑师由于受限于各种因素,在表达等各方面都有所欠缺。 程泰宁作品 绍兴鲁迅纪念馆 所以,我一直很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促成体制内外的建筑师之间更多的交流。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这方面的活动,感觉到还是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逐步解决。要促成体制内外的融合,我觉得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思想如何融合,从而促成大家相互能融合,这点非常关键。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很积极想要打破这种体制内外的鸿沟的。这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最终还是要靠年轻的同学,将来可能有些人在体制内,有些人在体制外,你们可能能更加融合、相互融入。 记 者:作为一名建筑师,您如何看待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三者之间的关系? 程泰宁:可能跟我自己接受很多中国文化的熏陶有关,我始终觉得大地是一个整体,从大地景观,到城市景观,再到建筑,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我不希望建筑师是做完建筑以后,让景观配建筑,不应该是这样。景观也好、其他工程也好,应该跟建筑一起考虑,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东西来。建筑本身就是大地景观当中的一个元素、一个部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理解,建筑是做不好的。我认为景观是个宏观的概念,相较而言建筑是微观的,这种宏观和微观之间应该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采访中,程泰宁院士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让人难以相信他已是接近80岁高龄的耄耋老人。谈起人生,他忆苦思甜、积极乐观、充满希望;谈起专业,他如数家珍、深刻独到、充满热情,给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满满的正能量。作为早已功成名就的设计大师,程院士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设计一线,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是为专业贡献;作为设计界极少数、成功跨越体制内外的设计师,程院士心系行业发展,一直致力促进体制内外、不同专业之间设计师的沟通和融合,是为行业尽责。其情怀之深切、用功之持续,眼光之长远,用心之良苦,堪为年轻一代设计师的楷模,也是对这个呼唤“梦想”的时代的饱满注解。程院士并没有向我们谈起“梦想”二字,但他正在坚持、不断实现的,何尝不是一个建筑师、一代设计家最伟大又最朴实的“中国梦”。 中外文化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外文化碰撞摭谈 摘 要:20世纪以来,很多国家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对外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如今,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习汉语,很多中国人也通过学习英语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面对这种学习的热潮,我国的对外教育工作者研究对外教育,尤其是中外文化学习中的一些文化碰撞问题,本文就列举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碰撞;问题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外文化和经济交流日渐频繁,很多外国友人来中国学习、旅游、贸易等。他们在中国,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中,由于民族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及风土人情存在显著差异,和国人使用中文交流时常常产生各种误解甚至误会。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时必须清楚掌握各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组织语言教学时将这些差异渗透在日常教学中,促使学习者不仅仅会说中国话,同时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从而在交流时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笔者在日常对外汉语教学中就中外文化差异进行了整理归类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教学中,希望本文对对外汉语教学起到一点积极的作用。 一、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只存在于母语或目的语文化之中 这是文化碰撞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若学习者对该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则极易产生一些文化冲突。如中国“吃喜糖”“喝喜酒”往往发生在结婚、乔迁时,“吃喜蛋”则为庆祝孩子出生,这些民间习俗往往代表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庆祝和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在教学中,笔者常常要求学生介绍自己所在国家类似活动的庆祝方式。如在韩国,结婚的习俗并不是吃喜糖而是吃面条,这也有着不同的意味,也意味着婚姻的幸福长久;欧洲部分国家则喜欢开PARTY庆祝生日、在教堂举办婚礼,新娘则往往披白色婚纱象征纯洁。 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多介绍一些中国人在生日、重大节日、纪念去世的人等方面的习俗,学生对这些和他们原有习俗存在一定差异的文化充满好奇,学习的热情高涨,参与度也会很高,学习效果自然会大大提升。这样学生不知不觉地既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二、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在学生母语和目的语中都有,只是表达的文化含义不同 这种文化碰撞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不容易被人接受,在碰撞的过程中还很容易产生某种冲突和不必要的误会。 例如,“住”这个字是十分普遍的一个字,很多句子中都能够用到,我们平时说话都离不开。但是,日语中“住”的意思与汉语中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对这种情况不了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冲突。一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刚开始对日本文化还不是很了解。一次,她帮助中国的学生联系一个老师,问:“李女士在这里住么?”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十分常见的,但是日本人听了之后十分愤怒,没有听对方讲完话便向这位女生讲述了一下他们的恋爱史甚至是婚礼过程,弄的女生不知所措,一头雾水。可见,文化碰撞现象是随处可见的。 三、学习者已经掌握了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的本义和一般用法,但是不了解其使用的语言环境和背景,导致误用 最常见的是那句简单的“你吃了吗”,这句话在中国也是十分常见的,意思显而易见,并不涉及隐私问题,但这句话在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打探别人的隐私,认为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没钱吃饭,对自己造成了一种鄙视。笔者往往会就此类现象分别举例说明,让学习者清楚地了解相关词语和句子的一般意思和特定语境下的意思。 还有很多人所说的“意思”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笔者选择了这样一段话分别介绍词语的真实含义:“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而已”“这多不好意思”。学生对这段话一开始确实是很难理解,当教师分别阐述后,他们恍然大悟。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综合体,并且是跨文化的语言文化教学,因此教授一门语言的同时必须教授与之相关的文化,这样才能使学生充分了解文化。同一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存在个别差异,如果对外汉语教师不了解这些差异,甚至漠视这些差异的话,就很容易导致文化分歧和冲突,有时还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对于学生也是如此。因此,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要求,那就是我们要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主动去接触和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承认其他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宽容之心对待其他文化,并给予尊重和理解。 中外文化论文:基于中外文化差异的商务英语教学方法研究 摘 要 笔者分析了商务英语学习存在的外文化差异,并从教学技能、商务文化意识教学渗透等方面探讨了商务英语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 中外文化 商务英语 教学方法 商务英语作为一门国际英语教学课程,它与普通的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有所不同,它不仅仅要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英语的能力,还要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对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西方人工作心理、西方人日常生活习惯等进行全面了解,而对这些方面的了解就从侧面反映了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同时,还要学习西方文化。面对中西反复文化存在的众多差异时,教师如何将商务英语课程顺利开展,如何培养更多的商务英语人才,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以加强对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1 商务英语学习中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务英语课堂学习中了解中外文化背景知识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所学英语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去,还应对中外文化背景知识的差异进行全面了解和认识。 1.1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自古以来对文化的发展就产生着重要影响,也可以说宗教信仰的出现和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西方,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家较多,因此,很多西方国家的社会习俗与基督教的文化都息息相关,尤其是基督教中的经典故事和传说,多数渗透在西方文学、绘画和音乐作品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语言习惯、语言艺术和语言文化。因此,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应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西方宗教信仰。 1.2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 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每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这种文化的价值体系在国家中就体现为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一般而言,每个民族价值观都体现在一直以来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习惯上,其中,礼仪习惯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例如,中国作为礼仪大国,非常重视与人交谈过程中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技巧,而西方,很少重视与人交谈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想法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进行直接阐述。这样,学生在与西方人进行交谈时,就存在明显的语言交流障碍,在不了解西方语言交流模式和特点的基础上,一味地以自己的交流方式与其进行交流,不仅会在语言理解上造成一定的困惑,也会在不经意间产生误会。因此,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过程中,应该多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将我国的民族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价值观进行比较,然后分析出差异所在,最后则是将这些差异应用在日常的英语交流中,从而减少价值观差异导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1.3 了解西方文化中词语的具体含义和来源 中国的成语可以说是中国语言的一大特色,也被当今世界很多国家人们认同的学习,中国成语之所以能够被世界认同,不仅是因为这种语言能够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最深刻的涵义,还因为成语的出现背后都应藏着一段段经典的故事。同样的,英语中的很多单词和词组的形成也有其特定的来源和经典故事,例如,被翻译汉语意思为“绿眼睛”的“green-eyed”,就是出自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著名作品《奥赛罗》,其实按照作品中的意思翻译成汉语就是嫉妒的意思。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学生在于西方人进行英语交流时,不仅要了解单词或词组本身的涵义,还应充分考虑其在西方文化中的特殊含义,只有将两方面进行有效结合,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才能使语言交流更加顺利。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对除使用英语的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进行全面了解,不能将语言文化教学作为基础教学来对待,而是应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化背景的能力。 2 商务英语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 商务英语的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不同,它不仅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英语基本知识的学习水平,还要向学生传授语言文化背景知识,让学生在充分了解语言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学习商务英语。 2.1 教师应不断完善自身的各方面知识和技能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都起到了主要作用,为此,教师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明确教学目标并采取适合本专业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创新思维。 首先,教师应不断更新自己关于商务方面的知识,因为商务英语与商业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教师只有完善自身的商务知识,才能引导学生加强商务知识的学习,同时,还应强化自身对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经济、习俗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了解,只有加深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才能将中西语言文化背景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注重文化背景的学习。 其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教学经验,不断研究和创新教学方法,根据教学现状明确教学指导思想。如今,随着商务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更新,商务英语教学知道思想也在不断变化,面对不同形式的商务环境,教师应明确不同的指导思想,并将这种教学指导思想渗透到日常课堂教学之中,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强对国际和国内商务的形式变化的了解和认识。只有明确了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目标,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商务人才,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语言文化意识的培养。 2.2 将提高学生商务文化意识作为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商务英语教学过程中,除了完善教师自身教学素质、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式之外,还应加强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商务文化知识渗透到语言知识技能的教学之中。 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引导学生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教师应在传授商务英语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多了解西方传统和当前的文化。例如,教师可以寻找一些课外关于西方文化的资料,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充分了解西方传统的接待、告别等商务交往文化,并提示学生在阅读到对自身学习有辅助作用的文化知识进行记录,久而久之,学生便可以达到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掌握程度,为了方便记忆,还可以将西方文化特点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在英语课堂教学中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一直以来,英语教学中都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却很少主动参与。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仅无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反而会降低学生对商务英语的学习兴趣。为此,教师应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和教学需求,采用以学生为主、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增加学生主动参与的机会。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情境教学方法,根据教学内容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扮演适当的角色,以此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对商务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3 结束语 商务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英语,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水平,还应加强学生对商务文化的了解,面对中外文化的众多差异,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其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必须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为此,教师应在积累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式,将对学生商务文化学习能力的培养与英语基础知识教学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培养出国际文化交流能力强的英语人才。 中外文化论文:浅谈唐代陶瓷中外文化的交流 摘 要: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唐代陶瓷跨入真正的陶器时代,在对外销售中带动了中外的文化交流,也促使唐代陶瓷技术的发展;对亚、非洲陶瓷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陶瓷;文化;中外交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承前启后、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陶瓷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 一、唐三彩、越窑青瓷对外销售起到的影响 唐代陶制瓷技术非常精甚,有“皓洁如玉”、“红霞满天”之称。销售国外的主要有唐三彩、越窑青瓷。 (一)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工艺美术中成绩最卓著者。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装饰或者釉色等,在陶瓷使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据考古证明,唐代陶瓷在当时的亚洲各国受到普遍的欢迎,远至非洲的埃及也大量进口中国的陶瓷。输出国外的陶瓷被异域人民大量采用的同时,许多国家开始模仿中国陶瓷生产各类仿制品。例:非洲巨大的制陶瓷中心——埃及的福斯塔特窑场的制陶工匠,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成了多彩釉陶器和多彩刻线纹陶器,福斯塔特窑藏的七十万古陶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模仿中国陶器的。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日本奈良县山道郡都祁村神龟六年(公元729年)墓出土的三彩陶壶残片——即日本陶瓷中上称谓的“奈良三彩”也是学习中国唐三彩的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朝鲜仿唐三彩烧造出“新罗三彩”。在今天的北非、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唐三彩。 (二)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釉色青翠,类冰类玉,在唐代受到了普遍赞誉。如顾况的“舒铁如金之鼎,如泥似玉之瓯”;猛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郑谷的“茶新换越瓯”。这些都反映了越窑的特点,和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也不断提高。1974年在浙江宁波余姚江的唐代出海口打捞出一艘唐代沉船,从中起获数百件瓷器,主要是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的青釉彩瓷。据专家考证,这些瓷器是准备销往日本或朝鲜的。 二、唐代陶瓷文化与日本的交流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陶瓷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自630年日本就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学者和僧侣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引进日本,有力的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主要职责是政治上发展与中国唐朝的和睦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产物,文化上积极吸收丰富的文物制度,随使入唐的还有留学生、学僧是一群热情的民间使者,他们为探求新的知识不畏艰险,横渡大海来到长安,如饥如渴的吸收唐代文化,他们在学习中国陶瓷技术的同时,注重将中国陶瓷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结合,在学习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传统陶艺的基本格式。 外来文化对唐代陶瓷艺术的影响: 外来文化使唐代陶瓷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陶瓷艺术家在构思产品、设计器型,总是和使用对象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使用要求以及习惯爱好、欣赏水平等紧密联系起来。和六朝、隋代的陶瓷相比较,唐代陶瓷造型的明显变化,逐渐趋向实用性如器皿的颈部加长,或安上把手,壶类多加以短嘴,以后短嘴又逐渐加长,为了更适合倒出液体。这些反映了生活方式的进步。造型中也运用较大的弧度的外向曲线,陶器的造型近于球体,造型变得朱圆玉润。 唐代陶瓷艺术家为了适应出口的需要,往往会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在陶器皿上设计出一些社会适合的纹饰,从而使西方文化在陶瓷制品上留下了见证。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青釉风头壶,吸收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造型,壶身堆贴和刻印的联珠,忍冬、葡萄饿身披轻纱,扬手举足做舞状的,也是波斯器常见的纹饰,但配上龙风装饰却融化为中国的风格。长沙窑一些器物的装饰也出现了伊斯兰风格。在扬州出土的黄釉绿背水壶上写了意为“真主伟大”的阿拉伯文。这些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在唐代陶瓷造型和装饰上表现出来。 吸收外来文化,不是照搬更不是消失自己的艺术特征,唐代艺术家在吸取外来文化营养时,善于把它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使得中国陶瓷艺术不断的推陈出新。这一时期风格很有特色,古朴雅致 朱圆玉滑,光彩润泽,每一件都展示了东方神秘古雅的魅力。充分表现了古人的审美观,美学理念,是瓷器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里程碑,是艺术史上的颠峰。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差异视阈下创新旅游外语教学讨论 【摘 要】论述以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内容,创新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模式与方法,推进教材改革。 【关键词】文化差异 旅游外语 创新 教学 随着现代化旅游业的发展,对高素质旅游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对培养高素质的旅游外语人才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推进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是旅游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法。本文从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方法、教材改革等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切实增强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理论知识 涉外旅游业,不仅是经济领域中的朝阳产业,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这对旅游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旅游外语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明确了方向和内容。旅游外语教学传递给学生的不再是单一的语言知识,更是语言中蕴涵的文化要素,所以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形式,更要注意语言使用的文化环境。形式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教师在旅游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也是提高旅游外语教学质量的要求。旅游外语教学不是纯粹的语言教学,不是为学语言而教语言,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涉外旅游业的发展,所以,旅游外语教学不能只关注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教师不应将语言教学当做是旅游外语教学的全部内容,还应当重视学生文化意识和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教会学生语言的同时,更需要让学生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切实增强文化意识,充分认识到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文化对语言应用的影响,并提高应对语言文化冲突的敏感性。旅游外语教师只有增强了文化意识,才能够自觉引导学生养成对中外文化差异的认识和处理文化冲突的能力。 旅游外语教师增强了文化意识后,还应了解和掌握丰富的中外文化方面的理论知识,如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文化差异理论知识;基于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不同而带来的中外文化习俗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宗教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民族性格而形成的非语言方面的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等。当然,这些理论知识中,有的是与教材上的内容有直接的联系,也有些看似无关实际相关,但教学实践证明,教师掌握的中外文化理论知识越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及时向学生传授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使文化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二、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这是毫无疑问的,语言结构、语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是人类交往交流的一种工具,但同时,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文化,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用综合的“语言文化观”取代纯粹的“语言工具观”,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综合的“语言文化观”进入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讲授的内容从单一的语言知识转变为综合的语言、文化知识,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创新。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入课堂后,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构成主要包括:语言要素(含词汇、语音、语调、语法、语段等)、非语言要素(含体态、表情、眼神等)、礼仪与习俗要素(含称谓、称赞、打招呼、做客与送礼等)、宗教信仰要素和价值观念要素,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传授语言的同时把语言中的文化知识和交际内容传授给学生,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教学理念。这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交往能力,使学生语言知识与文化能力同步提升。通过教学,培养学生不仅学会使用正确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恰当的语言在适当情境中进行涉外交际,准确地获得信息,最大限度减少交际中的误会,提高交往的质量。 推进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还需要求教师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指导旅游外语教学工作。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心从语言结构转向语言功能,从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在社会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重视语言的社会环境、社会制约。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语言形式和社会制约(社会环境)的关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旅游外语教学与各学科的关系,增设社会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课程,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语言文化的背景、社会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积极开展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于教学过程,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渗透在旅游外语教学中突显了文化的要素,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从传统的“讲练型”向“交际型”、“研究型”的转变,推进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创新。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转变和创新,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而是在吸收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语言传授方法,把语言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把语言的学习置于文化的讲授中,在语言教学中强调文化,帮助学生提高语言层次。 因此,在旅游外语教学实践中,应正确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一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语言的根基,语言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中外语言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外文化的差异。从文化出发传授语言,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语言和文化的内在关联,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培养了语言能力和文化交际能力,有助于涉外旅游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二是语言应用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ll Hymes认为交际能力由以下四个参数组成:(1)语法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上可能;(2)适合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行;(3)得体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体;(4)现实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出现了。由此可见,语言应用能力仅仅是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所以,教师传授给学生的语言不单是语音、语调、语法、语句、词汇,还需要教会他们在什么情境下使用语言。有些学生使用“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Where do you come from?”等句子,说明了他们只具备语言应用能力,而不具备交际能力。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创新教学模式的方法途径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教师讲授 旅游外语教师在课堂有限的时间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应该在理解、消化大量的中外文化差异知识的基础上,精心筛选,突出重点,以简明扼要的语言来讲述,同时可以借助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辅助设备,生动形象的展示出来。事实表明,教师以文化差异为导入,从文化讲到语言,学生的兴趣浓厚、注意力增强、课堂效果好。 (二)课堂模拟 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所涉及的文化内容,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以组为单位,课前收集相关文化内容,并做好准备。上课时,创设相应的情境,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模拟,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理解语言和文化。 (三)课外实践 学习旅游外语,最终需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旅游外语的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真正感受语言的知识和文化的魅力。课外实践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形式灵活,寓教于乐,如外文歌曲大赛、外文知识竞赛、外文演讲比赛、文化特色美食节以及业余导游、业余翻译等都是学生喜闻乐见、且易于操作的课外实践。 (四)研究交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外国文化丰富多彩。结合旅游外语教学,以中外文化差异为切入点,深入开展中外文化研究,是推进旅游外语教学的不竭动力。旅游外语的教师应该和同行加强交流、加强研究,鼓励学生参与交流、参与研究,不断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四、推进旅游外语教材的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涉外旅游业发展迅猛,旅游从业人员快速增长。为适应旅游现代化、国际化的要求,广大旅游工作者或有志于从事现代旅游业的人员应该加强旅游外语学习,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完成涉外旅游的各项任务。 长期以来,教学使用的旅游外语教材从结构和内容上看,包括Text,New Words and Phrases,Dialog,Language Points,Exercises等,其落脚点在于语言点的传授,但在什么情境下运用什么语句是不清楚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中文思维+外文形式”,从而出现“What do you want ? ”这样的不得体的句子。没有文化内容的旅游外语教材,已经不适应旅游外语人才的培养,也满足不了客观形势的需要。 开发符合旅游现代化、国际化要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贴近当代旅游业发展实践需要的旅游外语教材已刻不容缓。我国外语教学大纲对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英语教学大纲》提出:“必须丰富学生文化背景知识,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打好文化基础。”《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中级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继续打好基本功,进一步扩大知识面,重点应放在培养英语综合能力、充实文化知识,提高交际能力上。”教师应以此精神指导旅游外语教学,把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编入旅游外语教材当中,在每课中增加Note,useful expressions ,idioms和research extensive reading,把中外文化方面的相关素材、文化杂谈收入其中,在教授学生在使用语言时,了解其文化背景,为旅游外语教学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中国美术史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文献的搜集、解读与利用 主讲人:陈智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地 点: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我已经多年没来南京了,这次来南京,黄惇教授邀我给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同学作一次讲演。能有机会同大家就艺术史的问题进行交流,很高兴。 要认真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也同研究中国历史一样,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经历一定的阶段,达到一定的标准。我想用三个环节、三句话、三个字、三个个案来概括我今天的演讲。 三个环节,指历史研究的三个阶段,也就是史料的搜集、史料的考证和解读、史料的运用。 三句话,是与上述三个环节对应的:一是“竭泽而渔”,对应史料的搜集;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应史料的考证和解读;三是“正确而充分”,对应史料的运用。 三个字,是上述三句话的概括:全、真、准。“竭泽而渔”就是求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是求真;“正确而充分”就是求准,准确地反映历史。 三个个案。原则有时并不复杂,但要实践这些原则,达到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今天要就先辈的经验和个人的实践,说明艺术史的研究如何求全、求真、求准。在这里还需要说明,历史研究的三个环节或三个阶段,在时间划分上不是绝对的,比如史料的搜集,即使已经比较完备,随着研究的深入,到第二甚至第三阶段,还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补充。我这里举的三个例子,也不是全面论述研究的全过程,因为这样一来,时间会拖得很长,而是各有侧重。 一、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的研究 明末清初,常熟一带出现了“四王”、“吴恽”六位著名画家。他们是太仓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1592~1680年)、太仓王鉴(字圆照,1598~1677年)、常熟吴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1632~1718年)、常熟王翚(字石谷,号耕烟,1632~1717年),武进恽寿平(字正叔,号南田,1633~1690年)、太仓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1642~1715年,时敏之孙)。 吴历不但是著名画家,还是一位天主教神父。20世纪初期,陈垣先生因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开始注意到吴历的神父身份,写了《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说明两人都有天主教信仰,只不过王翚是信徒而吴历是神职人员。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他对书法的兴趣与钻研,他对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有了深厚的认识,不止一次地提出:“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在1931年10月23日家书中就有此论。在他1939年作的《汤若望与木陈忞》说:“以书为美术,与画并称,舍中国日本外,世界尚无此风俗。”他开始收藏书画,并从宗教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角度来研究吴历。1936和1937两年,他集中发表了有关吴历的多篇论著。这其中,有(一)文献的考订。包括《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墨井道人传校释》和《墨井集源流考》;(二)图像的订正:《清代学者像传之吴渔山》;(三)专题研究:《吴渔山入京之酬酢》;(四)集大成者:包括《吴渔山生平》和《吴渔山年谱》。这两者各有侧重,前者类似纪事本末体,分专题论述,并有考证。后者类似编年体,是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研究的总结。两者至今仍然是研究吴历必须参考的著作。它们在历史文献学方法论上的意义,更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极富教益的启示。 首先,他深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应从哪里去搜集有关史料,怎样才能做到没有遗漏。他搜集的史料,包括吴历本人的诗画,各种画录,吴历同时人的文集,以及教会方面的文献。在二万五千字的《年谱》中征引的文献就有八十种之多,搜集以后经过考订而没有引用的史料更远多于这个数字。 其次,是他对史料的精细考订。就以《吴渔山生平》的第一章《吴渔山之家世及生卒》为例,这一章共考订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吴历的家世。陈垣先生首先从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发现了矛盾,也就是发现了问题。《墨井诗钞》所收的陈瑚《从游集序》和张云章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都御史吴讷的七世孙;而《朴村文集》本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吴讷的十一世孙,陈瑚《确庵文稿》与此相同。陈垣先生认为后者正确而前说错误。理由是:(一)张云章所作吴历传记《墨井道人传》有三个版本,各种版本文字上有差异,吴历家世的差异就是其中之一。陈垣先生仔细研究过这三种版本,他根据的是康熙末年张云章自刻的《朴村文集》本,当然应该以此为准。(二)《从游集》是吴历的诗集之一。收入陈瑚《从游集序》的《墨井诗钞》是吴历死后陆道淮所编。但陈瑚自己的文集《确庵文稿》(汲古阁本)并没有收入这篇《从游集序》,却收录了他为吴历母亲所写的《吴节母王孺人墓志铭》,其中说到吴历父亲是吴讷的十世孙,吴历当然就是十一世孙了。如果陈垣先生没有深厚的版本目录学造诣以及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确凿无移的结论的。而他表述这个问题,仅仅用了不到两百字。 第二个问题是,吴历是否是孔子弟子子游(言偃)的后代。明人冯复京所作《常熟先贤事略》说吴历是子游后代,他的先辈“坐事亡匿”,因为子游封于吴国,所以改姓吴氏。吴讷取名“讷”,是藏“言”于“内”的意思。陈垣先生根据吴讷自己写的《吴氏谱图序》否定了这种说法,同时指出,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吴讷的五世祖迁居常熟子游巷,和子游巷的言子故宅紧邻。他还根据雍正初年衍圣公孔传铎所作《复言子宅记》指出,言子故宅在明末变成了天主教堂,雍正二年禁止天主教,各地天主教堂被废,言子故宅才得以恢复。吴历长期与天主教堂紧邻,这和他晚年信奉天主教可能大有关系。这虽然是推论,有待证明,但可能性很大。 《吴渔山生平》类似这样的考证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里还要介绍陈垣先生在1939年3月26日的家书中说的一段话:“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吾撰《渔山年谱》时,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竹汀先生撰二洪及陆王年谱,亦此意,然知此者鲜矣。”这段话给人以很大启发,如果我们要编艺术家年谱,可以同时编相关数人;写艺术家传记,也可以同时写相关数人。一句话,既要下苦功,也要讲方法,苦干加巧干。 二、石破天惊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西域人华化考》全书不过八万字,字数远远少于现在的博士论文,甚至不如许多硕士论文,但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级学者的地位。它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于1923年,用陈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作为一位有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中国史学家,他写这部书,就是要“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以此唤醒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振兴中华文化。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元代的西域,范围比以前扩大了许多,不但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更推广至葱岭以西,甚至到达东欧。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公文中称西域人为“色目”,在一般著述中多称“西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西域人就是指色目人。陈垣先生还解释什么叫做“华化”:“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所以“先天所赋,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他从儒学、佛道两教、文学、美术、礼俗五个方面论证了在元朝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的历史事实。 陈垣先生元代西域人华化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全面搜集、严格考证史料的坚实基础上的。这部八万字的著作,引用的史料就达二百二十余种之多,还不包括没有引用的。该书引用材料的特色是,除了一般史学家常用的正史、方志等等,光是元、明人的诗文集就有近百种,所以有的评论说,材料“如此的繁富而多样,仅有晚年的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而这时的陈垣先生不过四十三岁。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主要论断,发人之所未发,讲的是历史,但极富时代特色,有现实意义,所以蔡元培先生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 下面着重介绍《华化考》中美术篇的史料搜集与考证。 各位老师、同学从事的都是艺术的教学与研究,对美术篇应该会更感亲切。陈垣先生根据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特点指出:“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而“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与书法同源。因此,他将书法、绘画和建筑作为美术篇的内容。把美术提到文化的高度,并说“文化之感人,其效力比武力为大”,用今天的话来讲,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华化考》美术篇在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上有它的特点。他关于书法和绘画部分充分利用了两部现成的文献,因此可以不用“遍览群籍”。这两部书就是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华化考》关于西域人中国书家和中国画家两章,就是以上述两书为基础,钩稽而成。当然,他的利用并不是全盘照搬,对这两部书的许多错误和遗漏,他利用《元史》、《佩文斋书画谱》、《西湖竹枝词》、《录鬼簿》、《寰宇访碑录》、宋濂等人的文集、《普陀山志》、《画旨》等各种各样的文献,以及故宫博物院的藏画等,加以纠正和补充。 怎样才能找到最有用的史料,怎样才能充分吸取前人的成果?又怎样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陈垣先生为什么能在上述几个方面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有心的读者如果能根据上述提示认真学习《华化考》的有关篇章,定会得益匪浅。 三、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考释 这批信札包含了许多艺术史的史料。关于这批信札的考释,我已经出版了三大册的专著,今天只能着重从信札的考证和确认收信人的问题谈谈我探索的经过。 1997年我作为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到了波士顿。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和善本部沈津主任都向我介绍了他们图书馆珍藏之一的七百多通明人手札,并建议我进行研究。 在初步检阅了这批信札之后,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促使我下决心的是这样一些事实。第一、这批信札共有七百多封,是海内外现存最多的一批明人信札,其次是上海图书馆的五百多封。第二、收信人基本上是一个人,这就大大增加了这批信札的史料价值。第三、这批信札先是在19世纪流传到了日本,又在二战后的1955年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流传海外的我国珍贵文献。 信札和刊本不同,刊本用规范的字体雕板,基本没有辨认的问题。信札也同抄本不同,抄本一般都用楷书,也不难辨认。信札和甲骨文、金文、简牍等类似,首先需要辨认。这项工作有相当难度,这也是信札多作收藏而少利用作史料的原因之一。 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这一批不同笔迹、不同字体的信札作出释文,也可以说是“认字”的工作。因为不首先作出释文,怎能读懂它的内容?怎能为别人利用?当然这一批四百八十多人写的733封信札、190通名刺的释文,直到我的书出版后,也还有热心的读者加以补正,至今也还有极少数字没有认出,但绝大多数释文已经确认。 我的第二步工作就是辨伪。在这里我要借用“有罪推定”这个法律名词,就是说,凡是新出现的历史文献,在未经确证它的真实性之前,必须先推定它是虚假的、伪造的赝品。所以先要辨伪,反过来说就是要考证。 具体到我要考释的这一大批信札,如果它们是赝品,无非是收信人伪造了一批别人写给他的信,特别是名人写给他的信,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求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好处。 从常理出发就可以否定这批信札作伪的可能性。因为要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伪造几封名人信札就够了,而这批信札写信者达四百八十多人,其中固然有不少名人,但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要伪造四百八十多人的笔迹,编造九百二十多封不同内容的信札和名刺,而且还要一一符合写信人的身份地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叫做理证。 不仅如此,我还从核对笔迹、考察信件内容等方面进一步求证这些信札的真实性。王世贞是写信人中的第一名人。王世贞来信的笔迹同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他的墨迹完全相符。来信中说“黎少参书久已题讫”,我考证出,黎少参指黎民表,是王世贞的诗友,“续五子”之一。“黎少参书”指黎民表为收信人写的一幅隶书陶渊明诗。此事见于汪道昆和方弘静的文集。收信人和王世贞交往的可能性及途径,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这批信札中王世贞信的真实性就得到证实。 到目前为止,经过我的考证,这批信札的绝大部分的真实性已经证实,也就是说,这批信札总体的真实性已经证实。 下面要着重谈一谈确定收信人的问题。在我到哈佛大学之前,有一位访问学者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专门介绍这批信札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明确说,收信人是“万历间兰溪人方太古”。这个判断好象有一定根据,因为这批信札的上款,有的称“黟江”,最多的是称“元素”,还有一些称“元素方老丈”,而兰溪方太古确实字元素。但当我不断收集有关方太古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同信札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一连串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文献记载的方太古的众多友人,包括王守仁、陈献章、沈周、文徵明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的信件出现在这批信札中;而另一方面,这批信札的有些写信人,例如王世贞和汪道昆,根本不认识方太古,也没有给他写信的可能。 其次是时间的矛盾。这批信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一封是嘉靖三十四年(1564年),最晚的一封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方太古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也就是说,这批信札中已知年代的,最早一封写于方太古死后十七年,最晚的更在他死后五十一年。可以确证,兰溪方太古绝不是这批信札的收信人。 这篇文章由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因此整篇文章错误百出,误导读者。“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我们从“方太古说”的失误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作者在确定收信人这个关键问题上,仅仅从某些工具书中查到明代方太古字元素这样一点线索就下结论,而没有细考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为认真地翻阅这些信札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没有考虑出现同姓同字的人的可能性,总之,在运用材料和思辨两方面都显得草率,失误就不可避免了。 否定了收信人为兰溪方太古,并不等于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到真正的收信人。茫茫人海,怎样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收信人呢?我们不能凭空假设,只能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出发,而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就是这批信札本身,包括它的内容和一大批写信人的名单。经过反复考虑,我确定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从信札内容中确定收信人的籍贯,以缩小搜寻的范围;一是查阅写信人的诗文集或其他著作,从中发现有关线索。 细读这批信札,不但知道收信人是徽州人,还可以更具体的知道他是徽州歙县岩镇人。歙县今天是安徽黄山市徽州区。我还发现信札中有两封是收信人的亲友为他写的介绍信。因为是介绍信,所以一定要称他的名,知他姓方名用彬。沿着这条线索,我在写信人汪道昆、方弘静、胡应麟、欧大任、姚舜牧等人的文集中找到了有关收信人方用彬的许多重要材料。1999年,我根据掌握的一点线索,到安徽省博物馆查阅馆藏的几部方氏族谱,果然在康熙十四年(1701年)刻印于扬州的歙县环岩《方氏族谱》中找到了收信人方用彬的确凿资料:“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廿六日丑时,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廿八日。娶汪氏、樊氏,合葬上荫山。二子彭龄、龄。”这些记载同这批信札的内容以及收信人、收藏人(方用彬的曾外孙)所写的识语可以相互印证。收信人方用彬的确认,为我进一步考释这批信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先讲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很愿意同大家继续交流。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中西方比较 摘要: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作用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 关键词:文化差异;思维方式;学术分科;身份;造神模式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 首先中西美术史研究的差异性,根本的是文化的差异导致。西方崇尚理性哲学,而中国思想以儒道释为主要代表。其中禅宗讲究:不利文字、得意忘言;儒家“天人合一”等思想,映照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追求。在宗教观上,西方认为宗教是文化语言、精神方向,比种族更重要;中国的宗教非常世俗化,在近现代社会革命中建立无神论之后,事实上我们更加容易自己“制造”无数的“神”。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一种体现。 二、学术分科的传统 中国古代历来不分科的学术传统,导致了一种“模糊”状态,中国美术作品的图像库也呈混乱状态。中国的佛教徒认为:“抄写”是一种美德。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的书画界中也尤为盛行。后人多对前人名家的临摹与复制,并仿造其风格进行创作,而且往往并不署名,这也导致原作与摹本流传中,“真与假”的界限更加模糊,加上后人理论著述的“造神”行为,使得对作品真实情况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古代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是集二者与一身。以董其昌为例,其提出的“南北宗”画论,对中国花坛影响深远。董其昌是著名的书画大家,收藏家,又位居官位,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这种状态延续至今,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也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这或许反映了中国美术的传统。其中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双重身份的兼备。即美术史论家兼画家,或画家兼美术史论家,这一部分人较多,特别是国画界的居多。 一种是身份的转换。原来是画家或雕塑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美术史论家;或原来是美术史论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画家。 三、中国美术史中的造神模式 种种的问题也导致了目前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困境。“英雄主义情节”和“神话色彩”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屡见不鲜,对艺术家的研究容易落入“神仙模式”。中国在艺术上讲究游“戏”,而不重“术”(美术),遵从“乐趣”即价值的观念。这种独特的思想导致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在观念和方法上有很大不同。 传统美术史方法论上英雄美术史观,其主要特征是用神话传说解释美术的起源和以线性发展的历史观描述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造神”模式: 二王(找代表) 皇家装点(政府操作) 正统地位 文人神化 “书圣”。在这种操作模式中造假不可避免,并贯穿在艺术品的收藏和理论的建设中。 四、西方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进步性 西方近现代的史论学术的发展,受其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等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带动影响,自身的学科建设已经远远的走在中国之前。西方的美术史研究具有:讲究理性、学科的界限和跨学科、与经济分开等特点。注重材料学,并与考古学相结合,注重实证,细致入微的考察艺术各个方面的情况。通过实证、材料、环境研究等,更真实的探寻艺术家生存环境条件,从琐碎的细节入手,并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考察,关照艺术家各个方面的情况,来进行研究。树立更加科学的方法,自然的打破“造神”的美术史书写模式,更希望去发现流派之外,并引领观念的东西。 例如,著名史论家白谦慎的著作《傅山的世界》中,并不是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藉由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之发展史的角度,由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角度。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以及由之生发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 西方的中国美术史界有着许多杰出的人物,如:高居翰(James Cahill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方闻(Fong,Wen)、何惠鉴(Wai-Kam Ho)、徐小虎(Stanley-Baker, Joan)、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 Riely)、Yukio Lippit等。 美术史的研究书写,需要带有情感的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却表达不出的东西。这也是其真正的智慧所在。 五、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需要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这样才能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往中建立自己的途径。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既带有西方实证色彩,又能深入的理解中国艺术精神,或许这样才能逐渐树立中国自己的研究体系,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带进新的纪元。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这是为促进党的整风运动的进行、促进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而召开的。出席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是日为第一次会议,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作“结论”发言。座谈会结束后,、、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图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开宗明义地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继承与革新、文艺的源与流、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范畴,作出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回顾中国革命文艺走过的光辉历程,那些美术工作者以《讲话》中倡导的艺术观念,在时代(从《讲话》至1976年逝世)所创作的部分美术佳作,重温的《讲话》精神。这些作品包括版画、新年画、宣传画、中国画、油画等。中国美术从《讲话》开始即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美术作品弘扬主旋律,讴歌工农兵大众,讴歌新时代、新生活。 版 画 《讲话》“引言”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讲话》发表后,其精神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讲话》内容和美术家的学习体会。1942年秋,从延安带来一批木刻作品回到重庆,并于同年12月19日举办了“渝延木刻联合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943年这批作品又到苏、美、英、印等国展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延安美术是中国美术的排头军,也昭示了时代美术的未来走向。当时的古元、彦涵、肖肃、力群、沃渣、马达、罗工柳、李桦、荒烟、黄新波、黄永玉等,他们的作品都显示了个人的艺术风格,各以显著的个性色彩独步于版画界。如表现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灾民生产自救、安置灾民、组织移垦、帮助灾民渡过灾年的《移民图》(图2,彦涵1944年作),表现军民鱼水情的《给老百姓修车》(图3,力群1945年作)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版画得到了很大发展,表现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新人新事及带有宣传性的作品成为创作的主流。如表现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丰衣足食图》(图4,力群1949年作),表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图5,牛文、李少言1952年作),表现农民劳动情景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图6,李桦1963年作)等等,举不胜举。 “”期间,版画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表现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原迎新》(图7,石虎1969年作),歌颂国际主义战士的《白求恩》(图8,李福来1973年作)等等。 《讲话》精神对版画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和深远意义,它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社会进步的趋势。 新年画与宣传画 《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新年画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当时的解放区里就已风行,如表现群众学文化运动的《随时随地学文化》(图9,韩茂堂、张树德1944年作),表现农村生活的《丰收》(图10,聂云挺1945年作)等。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了经亲自修改的第一号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把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文教宣传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众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指示》发出后,得到了全国各地美术机构的重视和积极响应,由此所形成的新年画运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讲话》及《指示》的精神均成了画家的创作动力和目标,特别是参与创作的画家几乎都是当时国内的专业美术家及一流的美术家,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表现各族人民团结在周围的新年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图11,叶浅予1952年作),表现全国英模大会盛况的新年画《劳模会上的好姊妹》(图12,俞微波1957年作),表现在校学生边劳动边学习,即勤工俭学的新年画《半工半读》(图13,刘旦宅1960年作)等等。 “”时期,一些新创作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的新年画和宣传画,是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如表现革命样板戏深入人心的新年画《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图14,李中文1975年作),表现画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宣传画《斗争生活出艺术,劳动人民是主人》(图15,王维新、王利国1973年作),表现社会新生事物的《农奴女儿上大学》(图16,潘世勋1975年作)等。 新年画与宣传画的创作,一直与的指示及《讲话》的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以视觉图解的形式建构了时代的美术基础,特别是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美术创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画 《讲话》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1949年4月开始,对中国画改造的一系列来自美术界高层领导的文章纷纷在各大报刊媒体发表。如1949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之后》(指4月,由北京80多位国画家的近200件作品组成的新国画展览会在中山公园举行。这次展览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的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4月25日,江丰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国画改造第一步》的文章,说明国画改造运动是与延安以来的文艺方针相一致的。 中国画之人物画可谓陡然崛起。现代水墨人物画开拓者蒋兆和原本画西画,即从传统造型之人物结构入手,以水墨人物画技法进行创作。当时学西画的方增先、周昌谷,以及以速写、年画等技法擅长的黄胄、叶浅予、李琦等也以人物画进行创作,开了近千年中国画史前无古人之新篇章。如表现人民首次参加普选的《一辈子第一回》(图17,杨之光1954年作),表现农村青年劳动与爱情生活的《约会》(图18,黄胄1953年作),表现在和平的环境里,老人和儿童文娱生活的《第一回胜利》(图19,程十发1956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花鸟画除齐白石、陈之佛等的写意或工笔外,也努力选择生活或革命的题材。如表现人们热爱和平,以谐音传情的《和平》(图20,齐白石1950年作),表现革命圣地井冈山上杜鹃红的《东风朱霞》(图21,郭怡1962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山水画画家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自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作品都体现出高昂、健康和催人向上的激情,显示出新时代的特色。如描绘故居的《韶山》(图22,傅抱石1962年作),有些山水画则借用诗词句意而创作的,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图23,傅抱石1965年作)等等。 艺术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国画改造对中国画本身的视野拓宽具有积极意义。 油画与历史画 《讲话》“引言”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油画创作的主力队伍有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林风眠、董希文、周令钊、罗工柳等人,当时创作题材的主流为肖像、风景和静物等,而随着解放军部队中的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油画,其主体均为解放战争、工农兵等革命历史,受到了油画家们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油画家进行革命题材的历史画的创作,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先后四次组织画家进行历史画的创作。从作品中可看到创作者多是历史画中的亲身参加者,他们将《讲话》精神真正化作自己行动的指南。当然,对于历史画的创作,最注重的就是历史的真实,用绘画的语言去再现历史。如再现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图24,董希文1953年作),表现青年学生闹革命的《》(图25,周令钊1951年作),表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解放南京》(图26,杨建侯1956年作),表现群众学文化的《给奶奶读书》(图27,吴作人1958年作),表现广大青年支援农业建设的《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图28,葛维墨1958年作)等等。 这些油画作品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人的革命激情,以生动的画技及形神兼备的形象描绘,给人以感动和力量,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为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至今70年了,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绚丽局面。我们的美术作品始终与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和事件相关联。如表现社会文明新风尚的新年画《五讲四美开新花》(图29,何永坤1981年作),表现香港回归祖国的新年画《香江竞舟图》(图30,廖开明1997年作),表现将“非典”疫情坚决控制,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非典”的宣传画《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图31,国家邮政局2003年设计),表现北京奥运会的宣传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图32,北京奥委会授权2008年设计选定)等等,举不胜举。 美术家们不论用何种技法从事创作,都以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表现,今天仍令人神往。这些作品渗透着《讲话》的精髓,并具有了文献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被称作“红色经典”,在屡次的拍卖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美术佳作是永恒的历史记忆。(责编:李禹默) 中国美术史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摘要]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 [关键词] 素质教育 作用 知识结构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在1982年党和国家为了坚决反对片面的追求升学率即反对应试教育,提出了坚决实施素质教育以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93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七条规定:“中小学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至此,素质教育模式开始在中小学实行。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6年4月10日颁发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模式逐渐影响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国民整体教育体系。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教育模式所提出的,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素质教育模式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素质培养、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等,而中国美术史也能为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提供教育素材和资源。 一、中国美术史是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一个窗口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大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发展是自身所要具备基本知识素养之一。试想之,一个大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了解,谈何热爱国家,谈何建设国家?而这些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都无不打上了美术的烙印。远古时期的石器工具、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工艺、秦砖汉瓦、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唐三彩、宋元时期的瓷器、明清时期的园林建筑等,古人们创造出的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是供我们当代人欣赏的一道文化大餐,也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发展提供着信息。 美术能陶冶人的情操。所谓情操指的是人对具有一定文化价值或社会意义的事物所产生的复合情感。而美术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情感性,人们利用美术来宣泄自己的情感,是人类情感表现的方式之一,也是人类情感升华的重要途径。人的情操属于人的情感中特殊的一类,如道德感(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荣誉感等)、美感(对美的感受、欣赏与追求等)、理智感(与满足认知和解决问题相联系的情感)。情操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心理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情操产生的过程。通过美术,人们的情操不断的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同时,美术又是集历史学、文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体。美术创造必须要有生活基础,所以,在我国历史中出现的和美术相关的文物及文献都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有着历史研究价值,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学习中国美术史能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就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体现出的一种民族精神,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谓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合。 闪耀着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光辉的中国美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中国画中意境的表现方式影响到了19世纪欧洲的现代设计艺术,再如以中国园林艺术为代表的东方园林深刻影响着东亚各国的园林及城市规划建设,这些影响也表明了中国美术不仅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美术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三、学习中国美术史能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所谓知识结构,是指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的构成情况及其结合方式。它与知识掌握程度的结合形成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全面反映了个人所拥有的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有层次、有序列的整体知识信息系统。而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审美教育的过程,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 审美教育能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趣味和正确的美学观念,提高人们欣赏美、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在进行审美教育的同时,也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方法。科学的审美教育能使我们形成良好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原理和方法论,站在历史的角度和辩证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可见学习中国美术史不仅有利于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利于大学生运用正确的思维和方法来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理解到,学习中国美术史是和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为大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窗口,增强民族自豪感,丰富知识结构有巨大的帮助。在高校中除了与美术相关的专业外,其他专业开设中国美术史的欣赏和学习,是当前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给素质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充满着新的活力,将会对我国素质教育模式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美术史论文:试论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概况 摘要:本文主要在悠久的中国美术史学传统之外,简要介绍了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在古代绘画史方面的成就,他们从异域的角度开辟了新的治学道路,尤其集中在几位有典型代表性的学者作品上。如高居翰和苏,立文,从早期汉学研究的格局逐渐分化出来。凭借扎实而有份量的著作使中国画学的独立性得以彰显,他们的方法既有考证严格的优点,又具备方法论的自觉,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研究中国画学的学术群体。 关键词:中国绘画 形式风格 外部因素 从国人眼光来看。中国美术(古代美术)的文献资料已蔚为大观,即便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学院建制和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业已多年,这一基本事实构筑了中国美术史学的初步框架,至少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文献搜集、资料分析、画作风格研究、画家生平介绍等几个方面从现代分科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富有成效的搜集整理,而且更在日益发展的图像学研究上从形式分析角度吸收了当今海外学者的新进方法,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新月异的中国美术研究不再停留在搜集材料的初步方法上,以往“中国”这一词汇只是地理文化范畴上的对象,即研究的对象必须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艺术品,包括绘画作品、礼器艺术、建筑雕刻等类别,而现今研究者则涵括进了本土之外凡有志于中国文化且浸润其中经年有日的海外群体,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了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的重视。如果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教学过程中对此现象毫不加以关注的话,无异于抱着本土的研究目光固步自封。本文就拟从中国美术史学中传统绘画的角度谈谈海外近几十年来中国美术研究的一些概况和突出的表现,以期得到一点启示。 绘画在中国传统美术中取得的尊贵地位与传统文人观念的发展密不可分,并且自有画史记载的作者始,就已经纳入了一个延续有脉的承传系统。海外很多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把眼光和精力从对青铜礼器的研究转到了对绘画的极度关注上,从而把中国画这个概念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与西画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范畴来加以观照,由此构成了一个中国本土传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稳定性。中国绘画在历史文化中的脉络和中国文人在特殊历史现象中的精神展现就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所着重处理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他们在具体接触画家作品时,不会仅仅论述风格形式上的特点,在展开与前代作品关系的阐释基础上会引入画家当时文化社会史的面貌,甚至是画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者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就是这一研究潮流中一位杰出的专家,应该说他的名字对于国内同行研究者来说是相当熟悉的。高居翰研究中国晚期绘画史的三本巨著《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中文译本已经出版,其中对元代和明代绘画着力甚深,而山水画又成为高氏所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他审慎而又精彩地阐述了那一历史阶段的画家之间无与伦比的关联性和画史上的复杂性,尤其是《气势撼人》一书由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讲稿结集而成,主要讲述17世纪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对董其昌在晚明画史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重新给予了定位和介绍,还从新的角度驳斥了以往画史中对一些职业画家的习惯性偏见所造成的盲目判断。可以看出,高居翰除了对中国古代绘画史极为熟稔之外,本身在价值意义系统和“方法论”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自省态度,从不人云亦云,没有从传统认知的角度和简单的视点去看待历史上的创作者,而是从相关语境尽力挖掘创作者在面对庞大传统遗产时所采取的回应方法和选择上的困境,同时涉及到对他们作品的品评和分析。 高居翰教授在美国研究中国画学史领域应属第三代学者,就像有的论者指出第一代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应属于汉学家,言下之意指的是早期欧洲影响下的凡属“中国学”研究范畴的专家行业,包括像语言、文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那个时候美术学还没有从“汉学”领域中独立出来:第二代学者则是二战后具有影响的对美术史学科独立性有相当自觉的研究者,像罗樾(Max Loehr)等,他不仅懂中文,而且对中国艺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加上吸收了德国美术史学家沃尔夫林的图像学成果,即对作品形式风格的演变持有自足说的论点,好像不太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罗樾在此基础上针对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发表了很具影响的论文。高居翰就是罗樾的学生,但是他没有完全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对待艺术史的写作,而是在广泛参询画家对于社会历史的反映。把当时创作者和地域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做出了既宏观又带有很精微特质的画家个人情绪对于画作影响的论说方法。 海外学者凭籍着他们的语言写作优势和很好的研究环境(比如很多国宝级书画藏于海外博物馆)提出了一些国内学者所不易看到的问题,加上他们不忽视对文献资料的细密考证,也研读了很多先辈学者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声势的海外中国美术学研究群体。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都有涉及,论述中多有挂一漏万的嫌疑,像很多这方面有特色的专家,比如美国的李铸晋、方闻、包华石,班宗华等,所治领域和观察角度多有不同,像包华石近来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论文来看,他侧重于在相对政治文化环境下,海外中国美术史学领域存在的一些偏见和“盲视”,甚至是权力关系下存在的文化歧见和“误读”,其重点并不在于分析某个画家作品的精妙(就像很多论著那样),而在于受到西方学术大环境影响下新的研究角度的阐发,不着力于通史和断代史的长篇论说,构成了当前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中的新趋势,同时也冲击了固有的“学科”边界概念。 方闻作为普林斯顿大学荣退教授,长年来对中国传统画史的研究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东部学派”,近几年方闻也调整了自己的方法构架,以回应各种新出现的问题。由是想来。这一“内”一“外”之别只是相对和方便的命名,并无绝对界定的必要,任何画史对画家和作品的研究都要有“内外”的兼济才行。实际上,中国传统画史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并不与这种方式矛盾,只不过比较零散和不系统,不像西方学科那样分门别类而极具理性法式,它们之间相互还可以借鉴对方的优势而体察自己的不足,不然的话,别人说的老拿西方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把“中国”仅仅当成了材料和解析的范本,才是我们在学习海外学者成果时应该引起反省的地方。 中国美术史论文:案例型教学在中国美术史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案例型教学;中国美术史教学;教学改革 中国美术史是美术学科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同时也是专业理论的主干课程。而在21世纪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改革的大潮中,美术史作为高校艺术学子必须掌握的一门理论教育课,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潜能性和前瞻性,同时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在充分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陈传席说:“只有技能学习,没有理论学科的学习,不能叫美术教育,文化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技能则不能。”他的这一理论更是精辟地阐明了美术理论教育在美术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弊端 美术类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及培养模式改革,要求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美术史论和相关人文知识教学。但是,长期以来,美术史论课程与教学总是处于陪衬地位,不少学生对这类课程缺乏起码的兴趣与热情。这主要是由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不当造成的。因此,加强美术史论教学要从改革教学方法入手。 我们在美术教学中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直是重专业技能的训练而轻视理论学习,认为不学美术理论同样可以画好画。这种现象也是现今美术教学的现实且严峻的话题。为什么美术专业理论课引不起学生的重视与兴趣?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教学工作者的思考。多年来,我们的美术理论教学基本都在套用一种相同的模式,即教师在授课时对美术理论讲授较多,对艺术作品分析不深入,学生的参与程度不够,导致对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能力培养不足,不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对艺术作品的鉴赏也是人云亦云的状态,并且学生也容易忘记所学的美术史论知识。有些教师习惯于按时间顺序讲解美术发展的历史,以美术发展的历史作为讲授的重点。这种方式,可以将美术发展演变过程讲得很详细,但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艺术作品的分析。这样枯燥乏味的理论教学只适用于一般常识的欣赏课,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的艺术认识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就必然形成学生对美术理论学习的轻视和学与不学都无关重要的心理。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理论的热情以及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呢? 二、案例型教学的构想 (一)“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 提倡“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强调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给学生自主权,注重发展学生鲜明的个性,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激发其展示自己才能的欲望,进而发挥其潜力。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和教师及时沟通,同学互相学习,教学真正做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二)“从实验中获得知识” 在美术史论教学中,如果加强艺术作品的鉴赏,用直观的艺术作品直接刺激学生的视觉,必然会引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主动性,调动学生在艺术鉴赏活动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师生处于一种急于交谈的良好教学氛围之中。这样的教学环境不仅有利于教师传播知识,有利于教师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审美文化素质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要改革美术史论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实验教学,因为这是诱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环节。让学生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科学事实和概念, “重要的是让他们去做”、“要通过实验来解决问题”,将实验放在十分基础和重要的位置上。 三、“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 (一)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 “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首先是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所谓基础性,是指授课时要讲述美术本体所包含的绘画、书法、工艺、雕刻等等,但又非只是客观地介绍材料,而是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使趋于感性的视觉经验上升至理论高度。这既可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能够促进他们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直观性是指讲课时尽量展示可视形象。大量的视觉形象展示,使授课内容生动、直观,使学生在尽情领略中国古代美术杰作的同时,掌握中国古代美术发生、发展及美术本体的特殊规律,从而激发起学生对古代美术杰作和杰出美术家的崇高感情。 (二)传统教学与新成果的融合 传统教学观念滞后,缺乏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受传统应试教学模式的影响,现在的试论教学往往偏重于基础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案例型”教学方法充分注重吸收和利用最新考古资料和美术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力求授课内容的时代性和前沿性。授课过程中,注意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比照,启发学生思考其现实意义;对美术史研究的空白点和热点加以重点提示,并对观点不同的研究成果进行简明扼要的比较,提出教师自己的看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课堂讨论中,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 (三)传统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相融合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生活,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这种教学方式往往是以书本为中心,很少能把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案例型”教学在这里主要体现在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当中。以课堂教学为主,以课堂讨论和实地参观考察等为辅进行教学。其中将课堂讨论作为关注的重点,使之成为师生互动的纽带,并以此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地参观考察的教学方式突破以往较为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使教学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 四、案例型教学的实施效果分析 在“案例型”和传统教学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加强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创造性思维渗透到其中,提高学生对视觉艺术作品的形象思维能力、审美感受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研究,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主体实践为主,培养了学生创新素质和健全人格、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思想,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有效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得到稳步提升,为学生将来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许江在呐喊 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八五”85中国美术学院校庆 依旧波光潋滟的西湖,晴方正好的南山路217号,中国美术学院迎来了它的85岁华诞。本次校庆特别安排了“八五” 85,展览作为最主要的内容。而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的展览宗旨更是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开幕式上,身为艺术家和美院院长的许江先生慷慨激昂的讲话给在场的每一位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讲话与其说是讲话毋宁说是呼号。多年来多次我看到许江先生的讲话总是慷慨激昂,侃侃而谈,这一次,我特别深切感受到许江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院长,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在为中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勃兴在鼓呼和呐喊。 校庆期间,我同众媒体同仁采访了许江先生,他依旧是激情四溢给我们回顾了那段激情的岁月无数的故事...... 许江院长围绕 1985年那个难忘的岁月回顾了学院85年的发展历史、结合展览的内容阐述了学院的精神。他说,屏幕上放映的短片,由85年前真实的影像剪辑而成,我们在此重温历史,重温激情,感受三十年来生命与校园的巨大变迁。历史的浓缩总是在用某些“不变”或者是“骤变”的因素,令我们怦然心动,仿佛一下子面对家园。 这次展览的策划和实施主体是70、80后的年轻人,他们在去年夏天就提出以1985年作为岁月考古的平台,采集85位亲历者的人生片段,改校庆的典礼为学术的追问。他们冒着酷暑去捕捉历史兴怀的可能的现场。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将历史还给岁月。让亲历者在现场说话,抚今追昔,去钩沉那段曾经经历的岁月,重叙那段岁月于上下文之前涌动的意涵,以此来彰显我们学校85年来的学脉精神。年青一代对整个展览的创意和他们在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忍、所兴怀的记忆、所秉持的求真的理想,是这个展览的亮点之一 “85”是一个横轴,让我们重返那些难忘的现场。在那些坐标式的往事当中,回溯大时代变革的踪迹,揣想历史的发生及其可能性。85位受访者则是一条竖轴,每个人的记述都与“85”的往事相对照,每一个书桌里面都存有那个时代各自不同的思想和生活的工具箱。这横轴和竖轴结成一个“十字”,成为我们回望岁月的生动的、纠结的十字坐标。我们每个人将在这个坐标里、这次展览中,找到中国变革时代的精神地图,找到学院能历85年不衰的学术脉络。 许江先生还说,在众多的亲历者的记忆中,那段岁月有两个突出的征候是之前甚至之后的很多年代所不具备的:一个是开放。打开国门,打开历史之门,众多久违的东西蓦然出现,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前卫艺术的变革浪潮,及其蕴藏着的新学思想,走马灯似地影响着中国的学院,仅仅1985年就有美国史学教授维罗斯柯的持续十六讲的讲座,赵无极绘画讲习班及其展览与学术活动,万曼壁挂艺术初来学院掀起跨媒介的艺术运动;与此同时,以学报为核心的编译者们正加快阅读与译著一系列揭开形式思考和艺术诘问的西方名著。另一个突出的状态就是解禁。学院的开放可谓步步为营,但每一步都以某种思想和学术的解禁方式突破出来。正是这种解禁深深地诱发着一代青年的叛逆者和趋新的风向,也诱发着那种源自民间、源自底层的自我解放的力量,具体地、持续地给予每个创造个体以变革驱动的活力。虽然那个时代的开放程度远不如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但解禁仿佛是向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无边大地不断地开拓,时代的思想者们仿佛垦荒者一般被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顽强而丰沛的实验激情。所以,“八五”往事中记忆犹新的有关于油画系创业创作的论辩,学院中青年创作组的展览,关于素描教学、新水墨画教学的论争与探索,同时还有燎原全国的关于艺术形式的自觉与讨论,清理人文热情的观念端倪,各种后来被称为“八五新潮”的新艺术大爆发。 在谈到当年的八五精神在当下的意义时许江院长说:历史还在继续“八五·85”的意义正在于让八五精神,让美院85年持续的精神,重新和不断地活在校园,让美院的历史活化为一个未竞的事业整体,让参加“八五·85”学术活动的青年艺术家们涵融其中,代代传承,梳理振兴,发扬光大。 讲到美院悠久的历史包袱和传承的关系时他说,1660年前,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慨然写道:“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我们今天也站在历史长河的一个点上,向另一个年代怀想致意,内心必然感慨而系之,此所以兴怀。但我们不悲观,而是努力将曾经的生命能量存留在那里,让将来的兴怀者,“有感于斯文”,有感于代代传承的时代精神。 许江院长还兴致勃勃地讲述了这次展览的对“八五”85概念的意义。我们选取了在美院发展历史上85为重要的人物,其中有艺术家、教授等,他们在85时期都发生过许多重要的作用,展场将85个人的故事制成道具箱,将构成一场贯穿85个 年头的影像戏剧:“论争”“突围”“历程”“新潮”四个“片场”,呈现1985年美院的集体记忆。第一场是“论争”,重现构建当年的毕业答辩现场。在第二场“突围”则包括中青年创作组、维罗斯科讲座、中国画教学座谈会、实验水墨、赵无极绘画系列讲座、万曼壁挂运动和编辑部七大版块,搭建起美院的地标性事件,唤起1985年美院人的集体记忆。第三场“历程”作为整个展览的思想库,以黑板报的形式呈现了自1928年建校至今都在扭结中的有关艺术革命与革命艺术的事件、潮流和论争,涵括了“艺术运动社”、“新兴木刻运动”、“倪贻德:从创造社到决澜社”与“艾青:革命文艺领袖”、“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 史画”、“浙派人物画”、“人间思想”八个部分。第四场“新潮”,重点聚焦于对“’85新潮”的追忆,由“’85新空间·池社”、“谷文达”、“红色幽 默”、“厦门达达”、“北方艺术群体”、“三步画室”、“部落部落”、“最后的画展”、“新学院派”这九个内容的展开,重新勾画出了当时以浙江美院为策源地辐射全国的“’85新潮”路径图。 采访结束时,许江院长意犹未尽,向大家谈起了许多往事,一些源自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与许院长谈到了各自的状况的人生目标。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出现了新趋势,主要是从哲学层面上对艺术进行反思,在方法论上对传统的实证性艺术史理论进行批判。这些反思和批判从外在的视角审视艺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艺术史的研究思路,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的著作《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论说艺术史的终结未免偏激,但是艺术史学科的确处在一种危机中。《艺术杂志》1982年冬季号正式提出了艺术史“学科的危机”这一主题。奥立可·格莱巴的《论艺术史的普遍性》也发表于同期《艺术杂志》上。格莱巴指出:“当下艺术史家的工作,即是去发现各国或各民族文化的某种(不同的)视觉语言之含义。”11 发现各国或各民族视觉语言的含义,体现出了一种在方法论上对艺术“普适性”的认识,艺术史的这种“普适性”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学者们普遍警醒这种“普适性”。芝加哥艺术学院埃尔金斯在《为什么不可能写出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中表述的很明确:“不管多元文化的美术史如何做出无懈可击的努力,所有撰写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的尝试均导致为西方的目的服务的西方化的叙述。”12 他的《西方美术史学的中国山水画》一书就极力避免这种“普适性”,转而寻求新的突破。方闻对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他在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主任谢伯轲的访谈时谈到:“在我看来,不同的视觉语言各有其不同的族群文化意义,为获得一个可观照不同艺术史的公共视野,我们需一套共同、适时的现代分析和诠释工具。这些工具或许最初发展于西方艺术史,但也应借由研究非西方视觉作品所获得的洞识,加以修正和扩充。” 历史主义的强大力量使得艺术史家在黑格尔时代精神的启发下,确信艺术提供各种手段使人类精神以某种特有的历史化方式显现出来,历史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在这种历史主义的引导下,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便认为,一切艺术风格均是文化各个方面的反映,任何风格的创造、发展及其演变都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一种现象。当代社会艺术史家因此提出“艺术本身是历史吗”这样的命题,主张艺术史研究应进行从对风格史的关注向“片段历史”,或“微观历史”的研究转变。高居翰在2005年的《亚洲艺术档案》上发表了《中国绘画“历史”与“后历史”的一些思考》一文,其中反思了中国绘画史没有像西方绘画史一样建立起一门坚实、详尽的历史学。他借用西方后现代历史理论来研究元明清绘画,用“后历史”这个带有浓厚指向意义的词语处理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这种处理方式割裂了中国绘画的完整历史,既忽略了中国艺术史中固有的师资传授系统,也没有遵循西方历史主义的研究现实。 面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科危机,方闻首先从理论的高度出发作出了回应。他在《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一文中持有艺术史普遍性观念,并确信中国画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性。随后,方闻在文中从传统中国谱系的艺术史学和中国画中再现与超越再现的风格历史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最后,方闻写道:“倘如问,中国或者日本绘画哪些方面的研究可为现代艺术史学提供理论基础?答案必然要看不同的视觉语言及其独特含义的历史性描述。”13 海外的中国绘画史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和机械地借鉴之后,越来越多地具有了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的精神特质,它开启了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也对西方文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某种参照和思想资源。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应该为全球的学术合作提供一个契机和可操作的平台,中国美术史是一部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区域性和多元化的历史。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中的原始植物崇拜思维 摘 要:源于生产生活需要和精神向往两大要素,原始人类产生了对植物的崇拜,原始崇拜往往是原始艺术创作的现实驱动力,所以美术史上所呈现的植物艺术题材,通常牵系着原始人的心灵世界。本文将主要探讨原始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如何摆脱“自然属性”而趋向于艺术,探讨其在中国美术进程中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原始;美术;植物崇拜 人类自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一直不断进行,在一个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自然”无时不对人类的思想意识造成一定影响,而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产物的美术,势必会和“自然”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远古时期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状况,许多客观的规律不能被原始人理解,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从而对原始美术创作产生崇拜驱动作用。这种原始思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被原始人所接受,以致于它不能完全的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隐退,从众多美术绘画作品、纹样中我们仍能看到它的影子。原始人的植物崇拜情结就是一例。 在江苏省连云港发现的将军崖岩画上刻画着以植物茎叶连缀的人面和天体星象图案,创作于新石器时代,这是较能体现原始人对植物有着特殊感情的一件作品。岩画中人面造型奇特,夹杂着某些星象的元素,画上的人面与植物茎叶相连,而且人面形似果实,显然是有意识创造出的人与植物合一的艺术形象,是祈祷获得植物的力量?还是他们认为人是由植物而生呢?答案已经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植物在原始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原始人类认为万物有灵,“先秦时就有一种司木之神,名曰‘句芒’,为古代的树神。‘夸父逐日’弃杖化为‘邓林’,就是桃林有灵的记载。”①中国的许多古汉字,也都与原始人的植物崇拜相关,如“氏族”中的“氏”本意为木本,即植物之根;而与植物关联的“臬”字,则含“法则”的意思。“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华夏民族的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华、花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便是佳证。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语义的蕴涵的意念,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植物而言,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②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中对被神化的植物,并不像其他对象崇拜多有祭祀活动,而是主要表现为敬畏,禁忌折伤或砍伐崇拜物。《礼记·月令》中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一切树木;季春之月, “毋伐桑拓”;孟夏之月,“毋伐大树”。③ 《搜神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灌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④这一描述给植物附加了人的机能, 进一步发展了崇敬心理。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远古时期大地上多覆盖广阔的森林,植物生长茂盛,原始人的生活与它们息息相关。制作棍棒弓弩狩猎,采摘果实,用树藤结网捕鱼;采集树叶制成衣服;燃烧植物获取、保存火种,御寒取暖、防止野兽攻击、驱走黑暗和恐惧、烤熟食物,原始社会两大主要的生产方式——狩猎和采摘,以及原始人文明进化的重要元素——火,都需要通过植物来实现。可以说,植物是原始人类衣食住行的基础。“人通过实践劳动创造了一个以他为中心、以实践为媒介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会被打上人的印记,不仅自然界的高山原野、河流星空成了人的无机的躯体,而且经过劳动实践,人进一步产生了思想和观念。”⑤在生产生活中,原始人会不自觉的将一些自然物与人类自身进行对比并能判断出异同。原始社会外出狩猎和采摘是非常危险的,时常可能面临野兽致命的袭击和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他们的生命相对脆弱而且寿命也很短,拥有强健的体格并且能够长寿成了一种最直接的愿望,于是植物此时起了必然的参照作用,树木的高大粗壮、长生不死都被原始人看作是一种神奇的现象;植物的枝干断了还可再生,原始人在同野兽的搏斗中和可能经常损失身体部位,“再生”也成了他们的渴求;原始人在狩猎追赶野兽很可能迷路,高大或者有特殊标志的树木植物就成了他们辨别方向的依据,由此产生信赖感;植物种子落地生根,强盛的繁殖能力也是原始人类所向往的;原始人类认为鸟和神是相通的,他们把鸟看成是神的使者, 而鸟栖息的植物这无疑会让他们觉和神有一定联系。可见,植物在原始人类的思维中是具有强大力量感的。一方面,在物质上他们必须接受植物的赠与、依赖植物生存;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他们羡慕植物并渴望获得植物的某些特殊能力。就如同人类的童年思维一样对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神奇事物生出一种又爱又怕的感情。由于长时间受这种情感的困扰,力量感很快变成了原始人类强大的心理压力,原始人屈从于这种力量之下,产生了植物崇拜。 植物作为美术创作的重要素材,在美术史中经常出现,而崇拜思维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植物艺术形象内涵的变化上。他们通常会不自觉的以某些方式再现他所敬服的这种力量。在许多原始绘画艺术都有所体现,显示为祝愿对这种力量更强大,并能为己所用、为生产实践活动服务,带有实用功利性。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物中有的陶盆口沿部位装饰有稻谷禾苗纹样,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丰收的向往。有一块陶片上刻有植物形态,五片叶子茁壮舒展,表现了蓬勃生长的状态。”⑥原始先人绘制着这些装饰和纹样,也绘制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这种憧憬只是源于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原始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依赖植物,那么原始美术中的植物形象也应会随之减少或消失。所以早期的植物形象艺术作品实用意义多于审美意义。“原始人类在有意识的利用物质材料表达主观目的、主观精神时,其美感与想像、思维、情感、动机交织在一起而创作出的作品和创作过程具有多元意义。此时的创作和审美处在蒙胧混沌状态。”⑦ 人类度过漫长的蛮荒时代后,其美感意识得到发展和增强,审美活动逐渐独立和清晰起来植物崇拜思维也开始向“艺术阶段”过渡。此阶段的许多作品虽然仍含一些实用的指向意义,但都格外明朗的呈现出美感,而且还占主导地位。如汉代墓室画像石砖中常见的“扶桑树”,取材造型都隐去了原始功利的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实用目的,仅作为一种吉祥物的象征,为祈求生命不朽和灵魂的安宁等。六朝时期崇尚清雅之风,主张复古,而此时植物纹样繁盛,卷草、忍冬等纹样流行,这些纹样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非常符合形式美法则的要求,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在这样反复的创作过程中,人类对原始植物单纯的屈从崇拜淡化了,对植物形象美感的意识渐进成熟。此时原始的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开始发生演变。 现代社会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得到合理解释,原始人所敬畏的神秘力量成为普通现象,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所谓的心理压力不复存在,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和发展,植物形象开始具备独立的审美特征,成为一种艺术形象。在内外因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自然属性”完全蜕变了,一种对大于本身的力量的屈从演变成了一种对于自己熟悉并带深厚感情事物的欣赏。 结语:自此,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经由了从“自然”到“艺术”的上升过程,而且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等各类因素的影响,植物的艺术形象也完成了从实用性到审美性的过渡。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活动中人类的美感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这种美感意识源于对巨大力量的崇拜,随着这种力量减弱,植物的形式特征开始成为人类的审美重心。
艺术欣赏论文:艺术欣赏者的审美素养探索 如果我们对艺术的理解水平是停留在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对艺术来说这不是什么侮辱,但对我们来讲的话,这的确是一种损失。因为,我们丧失了对生命本身的思考与体验能力,丧失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再创造的意识。这是一个高素质欣赏者应该达到的,并且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状态。如果还无法从一副油画,或一首诗中深切的体验到幸福与自由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一名合格的艺术欣赏者了。成为一名合格的艺术欣赏者之前,重要的不是先要具备一身丰富的艺术知识与美学思想,而是首先要解放自己的心灵与思想。一个心灵充满枷锁与束缚的人,怎么会体验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重获自由之身的激动与幸福;一个充满着世俗观念的人又怎能理解伟大的古希腊的身体雕像中所透射出的那种健康而饱满的生命力;一个安于现状的人又怎么能认识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中与现实丑陋彻底决裂的革命精神。为什么在我们少年时候,会喜欢读诗,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与社会的接触,会丧失掉那份心境。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的身体愈来愈不自由,我们不得不紧跟时代的步伐来安置自己的去路,在工业文明的压制与扭曲之下,在我们的意识里是否还依旧相信忠贞不渝的爱情?我们还会一如既往的对自由与幸福充满着向往吗?我们已经被生活打磨的无棱无角,在岁月与现实的双重磨练下我们变得平庸而又圆滑。当我们的肉体在生存现实与物质诱惑下丧失了最初的愿望与理想下,心灵也遭遇了同样的打击与诘难。 有人曾经说自己是因为缺乏艺术的训练而导致自己无法获得心灵上的解放与幸福。其实,一个人的心灵已经庸俗不堪,给他再多的艺术训练也无法让艺术在他的心灵之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庄子的心灵是纯粹与自由的,因此尽管在物质贫乏的时代里也依旧获得生活的自由与快乐。一个有着自己的心灵世界的人是最容易与艺术结缘的,因为在他的世界之中,现实中的惯常娱乐与消遣方式是乏味而轻浮的,是无法与人的内心产生深入而亲和的交流与共鸣的。与艺术发生关系则不完全是这样了,艺术除了赐予我们感官的愉悦与满足之外,实际上也是在通过一种轻松而独特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着人生的真谛与世界的真理。一部上乘的艺术作品绝对是如此。如果连这样的能力都达不到的话,艺术也就无法与普通娱乐方式相区别而获得哲学与美学上的价值与地位了。日本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曾经说过《二泉映月》这样的音乐要跪着听。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深厚音乐感知能力的小泽征尔给予《二泉映月》的评价是公正的,也是真实的。 这个时候的我们必须具有一种对生活或人生的理解与思考的预设,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再伟大的艺术作品也无法感受到它的魅力所在。举个例子,涉世未深的少年听周杰伦早期的作品就如同找到自由与爱情的寄托一样;但是,当他聆听阿炳《二泉映月》的时候,则无动于衷,甚至有些排斥。为什么一个年幼无知的少年无法从这么经典而伟大的作品中获得饱满的艺术体验呢?因为,他们缺乏生命的深度,还不能理解苦难与不幸对于人类的关系与意义,他们充满着对未来幸福与理想的想象力,但是却缺乏对人生与现实的深刻理解与体会。如果面对这样一首经典的艺术作品不能推崇、领会,这个时候的艺术体验者是还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人生,也没有勇气去思考那些伴随我们从生到死但又沉重无比的东西。我们的审美取向更愿意选择那些轻松而单纯的话题,也指导了我们对艺术作品的选择与定位。一个人对生命的思考越深就越不容易与粗浅而无聊的事物产生联系,相反他会有意识的去与之疏远。就像越是文化水平与审美水平高的人越是不容易跟大众所喜爱的电视发生关系的道理一样,一个有着极高的哲学素养与人生深度的人越容易从一些深沉而严肃的艺术作品获得精神的共鸣与心灵的陪伴。 人的生命走向不是已经被命运规划好了的,人的审美水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一个灵动而自由的事物,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是死板固定的,也就是承认了人是毫无学习与进步能力的事实。一个人在不同的生活与学习阶段,欣赏同一件作品,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审美体验,懵懂或者敏锐的分辨出艺术作品的水平高低与意味深浅,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青睐的艺术作品也有格调高低与品味雅俗之别。一个人的艺术品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像人的心灵一样,可以由粗俗变的精致,也可以由俗庸变的富有灵性。而关键的问题是,身处世俗中的我们能否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保持住灵魂的高贵,面对高低优劣的文化产品,我们能否具备一双分辨精华糟粕的慧眼,这才是作为艺术欣赏者的素质中最为关键的东西。只有这样,艺术欣赏者才能在拥有这一审美辨别力的基础上完成对审美意识的高度把握及艺术体验的完满实现。 作者:刘先进 单位:济宁学院音乐系 艺术欣赏论文:强化高职学生艺术欣赏能力 一、注重提高高职学生的知识文化素养 欣赏者的艺术欣赏水平常常与知识文化素养成正比。也就是说,一个知识丰富、文化素养高的人,其艺术欣赏能力也会比较高。高职学生要提升艺术修养和艺术欣赏水平,必须积累必要的知识文化。首先,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各个领域人的活动是艺术作品题材的来源。因此,只有对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具有一定主题了解的人,才能较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例如,不了解发生于15-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人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产生于此间的众多艺术精品,如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意大利达•芬奇与拉斐尔的绘画,米开朗琪罗的雕塑等等。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人们就不能很好地欣赏产生于其间的众多的诗、词、赋、散文、小说以及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等艺术作品。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基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创作出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所以,每当我们要深入地欣赏一部艺术作品时,我们总要了解它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了解创作者的经历及其思想、感情等。对于高职学生来说,他们的主要生活经历是在学校中度过的,所以必须从社会生活的实践经验和书本知识两个方面来引导他们,使他们具有越来越丰富的知识文化素养,为他们欣赏艺术做准备。高职院校应该在艺术欣赏课中注重加强知识文化的传授。其次,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情感活动,有自身发展规律与轨迹。各类艺术家都是在继承前辈的创作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艺术才华,努力将艺术推向一个更高、更新的境界。因此,了解具体艺术门类的本质特征、创作规律、美学特征和艺术手法,并适当地了解中外艺术史上的一些艺术精品及其创作者的情况,对提高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大有益处。例如,不了解《诗经》,你就不了解何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源头;不了解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你就不能很好地领略唐诗的绚丽多姿。同样,不知道莎士比亚及其著名悲剧,不了解关汉卿及其悲剧《窦鹅冤》的人,也就很难理解悲剧震撼人心的力量。此外,各类艺术的艺术家所运用的艺术语言和物质媒介是不同的,因此,其创作的规律及艺术手法也就不一样。如果我们不懂何为音乐的旋律、节奏、和声、调式、织体、曲式等基本知识,就很难听出音乐的美是怎样形成的;不懂得何为蒙太奇、何为电影镜头的景别等,你也不能很好的理解电影艺术的技法运用。各个门类、体裁、样式的艺术,具有各自的审美特征和表现技法,必须掌握了这些基本的知识,才能真正把握和理解作品,真正领略作品奇妙的艺术魅力。因此,高职学院应该引导学生了解具体艺术门类的审美特征、艺术手法、创作规律等基本知识,让他们能够由“看热闹暠的外行逐渐转化为“看门道暠的内行。 二、不断提高高职学生的审美情趣 艺术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艺术欣赏也同样离不开社会生活。欣赏者总是在自己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去感受、体验和理解艺术作品。欣赏者的生活经验越丰富,越有助于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理解也越深刻。尤其是那些对生活作了高度概括的艺术作品,没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广博社会阅历的欣赏者是很难透彻理解和认识的。同一件艺术作品,人在年少和年老不同时期去欣赏会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只有具备较丰富的生活体验和生活阅历,才能深刻体会和透彻理解对生活作了高度概括的艺术作品,也才能真正欣赏它。[2]艺术欣赏作为一种审美活动,除了具有调节精神、愉悦情感的功用外,还具有陶冶性情、启迪思想和净化心灵的重要作用。如果仅把艺术欣赏视为一种休息或看成是一种娱乐的话,那么这种欣赏只能停在一种较浅薄的层次上,只有不满足于此,更进一步地追求思想上的启迪,情感与心灵的净化,乃至对社会生活理性认识的提高,才能将艺术欣赏提到一种较高的层面上。也才能真正提高我们的欣赏能力。例如,对于电影欣赏,有的学生只爱打斗片、枪战片、爱情片,原因往往在于学生只寻求感官上的刺激与快感。殊不知,即使是动作片、枪战片或反映爱情的影片也有品位高低之分。作为高品位的影片,既不排斥生动、紧张的情节,也不排斥激烈、惊险的格斗与枪战,又不排除真挚炽热的爱情,但更追求艺术形象的感人和主题的深刻。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获取情感愉悦的同时也寻求精神上的教益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致力于培养自己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审美情趣。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生活中有些人在腐朽、落后、消极的人生观驱使下,一味地从那些黄色小说、画册与录像中寻求刺激,完全违背了艺术欣赏的主旨。实际上,这些人的思想意识中,美与丑已经被完全巅倒,这就不仅仅是欣赏品位的问题了,而是精神堕落、思想腐朽的表现。上述行为又往往与社会犯罪联系在一起。对于青年来说,有时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同时也因为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与审美观,也可能导致上述“欣赏暠行为。作为当代的青年,除了应接受先进人生观教育之外,还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此外,在古今中外一些经典艺术作品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不美的瑕疵,这对于那些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来说,常常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就需要学校、社会与家庭加强对他们审美教育,当他们欣赏这些作品时,给予一定的指导,而不应采取封闭和禁止的办法。因为那是一种因噎废食的不明智做法,不仅禁止不住,反而会导致青少年更大的好奇心乃至思想上的混乱。高职院校责无旁贷地担负着培养和提高学生审美情趣的任务,高职院校切实履行这一职责,才能使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达到健康、正确、先进的高度,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艺术欣赏能力,促进他们审美人格的形成,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作者:黄庆兰 单位: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艺术欣赏论文:教学在构筑艺术欣赏中的运用综述 作者:王宇 单位:哈尔滨学院 开放式教学,需要解放教学思路上的禁锢,对学生的一些新的学习方法和兴趣用正确的方式加以引导。对于现在的大学生,往往已经是九零后的一代,既有着年轻人特有的属于这个年龄上的求知、好奇,同时他们是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尤其是随着信息化的加速,网络和通讯对教学传统模式产生了很大改变。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发现学生会使用手机查阅一些资料,无疑这样会对课堂的听课质量产生一定的干扰,但是如何利用学生对互联网知识的热情,用引导而不是一味的硬性禁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网络上的资料覆盖面广、查阅方便、知识更新快且杂这些快餐式的特点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心理需求。我们就在课后布置一些研讨性的开放命题,将课堂的学习延伸至课外,例如调研花园街一带旧有建筑风貌保护,鼓励学生自己查找资料,现场调研,从一个小的课题引申出多个知识点。这样课下的功夫已经做到,学生自然不需要再在课堂上分心,同时对于老师提到的知识点又有事先的查阅和了解,大大增加了课堂知识的吸收。 开放式的教学环境需要联想、启迪等教学方法相适应 开放的教学课堂,需要能带动每个学生的参与意识,鼓励学生的开放性思维。问答式、启发式、联想式教学都可以创造出更活泼、开放的教学环境。梁思成先生在课堂上就非常注重教学的直观性,他曾经用自己补牙来比喻古建筑修复上的“修旧如旧”,这种比喻既直观又生动,使得学生记忆深刻,而且又一下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开放式的课堂,是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位置,而不是培养专一型的人才。建筑专业本身,就是既有专业性,也具有大众化的一面,教学中和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是极其必要的。在建筑艺术赏析的课堂上,就可以利用学生对其他学科的认识和了解加深对建筑的印象。中国古典建筑,本身与诗词、绘画关系密切。中国古典的造园手法中的“借景”是非常重要,明代著名的造园家计成在他的《园冶》中就提到“构园无格,借景有因”,可见在面积有限的园林重要体现出无限的意境是很难的。课堂上结合古典诗词“窗含西岭前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到中国古典私家园林为什么被称为“文人园”的深刻意境。还有古典园林中的月门、瓶门,都是利用联想的方式达到建筑上的目的,这些建筑中的象征和隐喻手法必然要和其他学科相互联系贯通。而学生能把新学到的知识和自己以前的了解相挂钩,学习兴趣也必然大大提高。 开放式的教学需要开放多元的考核方式测试学生的多层次能力 打破传统封闭教学思维上的禁锢,改变过去与实践相脱钩的教学目的。如何能更好的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是开放式教学的目的之一。建筑艺术与赏析,本身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过去曾经试验过采用论文方式、试卷方式作为考核,但是结果不是十分理想,不是演变成学生为了应付考试死记硬背知识点,就是有时会出现论文借鉴部分过多而失去想要学生自我思考的意义。开放式的考核方式,需要能全方位的考核的不仅仅是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更重要是学生学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对于学生日后进入社会工作的成长非常重要。基于这些考虑,加大了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重,约占百分之四十。在平时成绩的考核上,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并重,例如讲到中国古代施工中土堆亭的时候,组织学生课下分组讨论、研究,并绘制施工方法的示意图;另外要求学生动手组装实验室的斗拱模型,从而加强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对古建筑结构形式的理解;讲到折衷主义建筑风格时候,组织学生调研哈尔滨的这种建筑的分布,产生以及现状。而在期末的考核上增大开放性试题的比重,不强调单一答案,更注重学生对于命题的理解与深度。这些方法大大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参与意识,避免“平日作业基本靠抄,期末考试基本靠背,高分低能”的现象。而且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还鼓励了创新精神。 艺术欣赏论文:艺术欣赏 在艺术创作的领域,个体生命的投入非常深,因此,艺术创作常常被形容为一种类似生产婴儿的过程。中国清代的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生命最后十年呕心沥血的创作;俄国19世纪伟大的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也以最后十年的生命,投入于他最后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两部伟大的小说,都没有完成,但似乎丝毫不影响它们在人类文学史上长远广大的影响。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已经是家业颓败、穷困潦倒,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有极深的眷恋、感叹,他形容这本书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好的艺术创作往往是创作者个人执著的痴迷。“痴”这个字,在中国艺术中常常被用到,用来形容艺术创作中最动人、最不可解,执著而又专注,以至浑然忘我的那种情境。 “痴”在一般世俗的意义上,并不是一个有正面意义的字。从字形上来看,“痴”是“广”的部首,合起来,是“理知”的“病”。我们一般说“白痴”,大约也特别指智能上的某种障碍。但是,在中国,许多艺术创作者喜欢“痴”这个字,也有许多艺术的欣赏者,把“痴”当成欣赏艺术的最高情境,·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听某一个人形容自己阅读小说、看电影、欣赏舞蹈或听音乐,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中国古代与“痴”有关的两个艺术家,一个是晋代的顾恺之,一个是元代的黄公望。 顾恺之几乎是中国最早被著录的绘画创作者之一。他的《女史箴图》现在收藏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是中国早期的绘画杰作之一。顾皑之也以三国时曹植著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为题材画成了美丽的故事画,以后历代都有临摹,是绘画史上的名作。 曹植的《洛神赋》据说是描写他一段隐秘不可告人的恋爱,曹植在爱情的失望与感伤中回家,路过洛水,神思恍惚,看到有一美丽的女子在水面云端飘飞,旁边的人告诉他那就是洛水之神——窃纪。曹植因此写下了动人的《洛神赋》,是中国非常早的一篇专门描写女子美丽形貌的文章。这样美丽的传说,加上文字的优美,当然激发了画家顾皑之用绘画表现的渴望。 年代太久远了,顾恺之的《洛神赋》原作已经失传,但是依据宋代的摹本,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顾恺之塑造的“洛神”容貌举止细腻,衣带裙据飘飞,的确是凌波微步、仪态万千的女神。 历史上赞美顾悄之,说他“画绝、才绝、痴绝”。 “绝”有“登峰造极”的意思,表示顾俏之绘画、比的“一绝”。才能都到了无人可 我们对“画绝”“才绝”,都比较容易了解。在绘画、才学方面的努力,达到一种无人可比的登峰造极之境,使人鼓掌喝彩。 但是,怎么解释“痴绝”呢? “痴”如果是一种“理知”的病变,为什么在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两方面都如此被特别看重呢? 元代的大画家黄公望,以“大痴”作为他画画的名号。不但要“痴”,而且要“大痴”,似乎也继承了顾恺之以下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的传统。 正如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感慨:“都云作者痴。” “痴”是一种状态,是在艺术创作的领域,创作者完全忘掉现实的理知,像一个疯傻的痴呆者一样,一心专注于别人无法了解的领域的一种执著和沉迷。 曹雪芹的痴,顾恺之的痴,黄公望的痴,都是经由艺术创作,把自己的生命提高到了一股理知以上的层次。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大多在追求“理知”。从小到大,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考试,也都在测验、培养我们“理知”的能力。一个是非题。训练我们判断“是”与“非”;一个选择题,训练我们辨别的能力。这种理知、分析、判断的能力当然对我们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人是不是只需要理知、思维、判断? 用一生的时间,培养了判断是非与选择的能力,生命就没有了介于是非之间、难以选择判断的时刻? 当然不是。是不是说明我们的 我们的生命,其实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我们理知所能了解的部分,在整个宇宙中,其实微乎其微。 真正的理知,到了深邃之处,也可能不是是非与选择。甚至,没有解答,只是一种近于“痴”的专注与执著而已。 我们其实对“死亡”一无所知。科学上对“死亡”的界定,是心脏停止,是呼吸停止,是脑波停止,也都还有争论;而在广阔的哲学或宗教的领域,“死亡”更是不断被不同的理论所拴释。 庄子曾经怀疑过简化的是非二分法。他说:“此亦一是非,被亦一是习F。” 这种对于是非理知的质疑,为中国保留了一个个人继续执迷、探索、思考的过程。 艺术创作中的“痴”,艺术欣赏中的“痴”,都非常像这种执迷、探索、思考,却又不断进人新的困惑的处境。 艺术创作者呕心沥血,在创作的过程中,是一种“痴”;艺术欣赏者,在作品中陶醉痴迷,如醉如痴,也是一种“痴”。前者比较辛苦,后者则是分担前者的伤痛与喜悦,也同时释放了自己的忧伤与喜悦。 因此,“如醉如痴”的确是欣赏艺术的一种情感,也是一种健康的态度。 “醉”和“痴”都有一点逃开理知的暗示。 我们平常的现实生活中,“理知”的运用太多了,我们总是用太过目的性的方式看待生活,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一切都从现实的利益考虑,一切都斤斤计较。但是,当我们微“醉”和微“痴”的时候,我们会忽然发现生命除了现实之外,还有其他海阔天空的领域,我们借着艺术欣赏上的“醉”和“痴”,把自己从狭窄的理知世界中解放出来,得到一种自由,得到另一种对生命不同的爱与享受。 因此,艺术的欣赏,虽然不同于艺术创作,没有那种整个生命投人其中的呕心沥血的辛苦,但是艺术欣赏本身,也一定是个人生命经验一次难得的释放。 我们是否曾经被一首诗感动,到了眼热心酸的地步呢?唐代的李商隐写他自己的爱情,写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或许都心中一惊。我们小时候也许养过蚕,看到春天的蚕,不断吐丝,把自己缠绕起来,那吐丝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生命死亡的过程,然而,它那么专注,那么执著于完成一个茧;蜡烛也是我们熟悉的经验,蜡烛一燃烧,放出了光亮,也同时是它毁灭自己的过程。李商隐这首诗,一般被认为是一首恋爱的诗,但是,好的艺术作品,经历一千年,与千千万万人分享它的忧伤与喜悦,通常都不会狭窄到只是很个人的恋爱。或者说,李商隐是借着自己对爱情的执著痴迷,分享了春蚕与蜡炬的生命的庄严,又借着春蚕与蜡炬,和我们分享了生命不可言说的美丽与辛酸的情境。 在这首诗的欣赏中,我们可以借由李商隐的生平传记,经由唐代社会的一些资料,经由一些有关诗的典故或格律的知识,来增加我们欣赏的信心。 但是,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艺术欣赏是对我们理知层次的一种提高,伎我们从单一狭窄的理知思维中解放出来。因此,真正使我们进入艺术欣赏核心的,永远是艺术作品本身。分析性的资料或许有佐助的好处,但绝不能代替艺术欣赏经验本身。 李商隐的生卒年代、李商隐的出生地、李商隐做过什么官、哪一年中进士,这些是属于理知范围的资料,我们在其他课程中,都可能有机会得知。这种理知的训练也比较容易用考试来测验一个人的用功程度。例如:李商隐生于哪一年,可以设计成是非题,或选择题,答案也只有一个。 但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好像一下于说出J我们自己的心事,使我们经验到生命中那种自负而辛酸的记忆,使我们仿佛感觉到一种至死无悔的爱的执著,使我们一刹那经验到宇宙间一种生命本质的庄严,使我们有了生命的慨叹、观照,使我们对这似乎又可爱又可怜的生命有了一点点领悟,这些,远远超出一般是非题与选择题的判断,也远远超出理知的范畴,是我们与自己、与历史、与直古宇宙的对话,没有人可以测验,也没有人可以判断。 艺术欣赏的态度,其实是一种专注。我们在聆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时,感觉到一种层层的阻碍,而生命在阻碍中前行,一次一次地仆倒,一次一次地沮丧与绝望,而最后,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一切的阻碍,只是感觉到阻碍已不再成为压力,因为生命的前行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可以昂首挺胸,可以高声欢唱,可以站起来迎向巨大的光明。我们专注地进入声音的领域,声音会告诉我们有关贝多芬的种种:和我们一样,和大部分的生命一样,他,有过梦想,有过渴望,有过梦想的破灭,有过致死的沮丧与悲痛,然而,他也和我们一样,要穿过那黑暗、幽邃、阴郁的通道,努力攀爬到光明的顶峰。 在贝多芬的乐曲中使自己热泪盈眶吧!也许从来没有一种课程,使我们知道“热泪盈眶”的意义。生命,只有在触到自我最深的底层时,才可能热泪盈眶。而一切对生命的理解与信仰,都要从“热泪盈眶”开始。 “热泪盈眶”中,没有绝对的是非,没有选择的武断,“热泪盈眶”是因为我们知道生命艰难,我们愿意向艰难中挣扎的生命致敬,我们不去判断生命的是非,我们只是致敬,致敬不只是理知,也是一种信仰。 艺术的欣赏也正是一种对生命宽容的学习。 一般来说,人在现实中,常常有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喜恶爱恨。 但是,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往往可以把这种太过个人的利益抽离,使我们的喜恶爱恨可以扩大,也可以提升。 例如,我们阅读小说时,小说中的人物,有时候会很近似现实中的人物,而小说中的人物,又不完全是我们现实中的人物。这种艺术上的若即若离,使我们在阅读小说时,得以与现实保持一种游离关系,也保持一定的距离来观察现实,对现实的喜恶爱恨就不会那么胶着,相对有了可以净化和沉淀的机会。 越伟大的文学,越伟大的艺术,越有能力使人对现实进行持续不断的思考与反省,也往往使一件好的文学或艺术作品使人看了又看,听了又听,似乎永远可以获得启发与满足。 《红楼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人都反复阅读着这部小说,而且都有共同的一种奇异经验,就是:不同的年龄读《红楼梦》,会有不同领悟和启发。 一般来说,一部小说,如果只是一个故事,阅读完之后,知道了故事情节,就不会想读第二次。是什么因素使人想一再阅读《红楼梦》?为什么在每次阅读中会得到不同的经验呢? 我们大概逐渐会发现:文学艺术上的阅读,不只是在阅读作品,其实也有一部分在阅读自己。艺术欣赏的过程,不只是欣赏艺术作品,也同时是在学会以宽容之心欣赏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红楼梦》提供了许多人物的典型,贾宝玉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摇摆于薛宝钗和林留玉之间的爱情成为全书的主轴。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他们彼此眷恋、向往,爱恨纠缠,使我们想到自己年少时的种种。随着全书的发展,我们也仿佛经历着一次青春的爱恨,只是,随着年龄的不同,对爱根的看法也可能很不一样,年少时执著缠绵的恋爱,很可能在中年以后,会变成一种淡然一笑的自嘲。因此,曹雪芹不只提供了他的爱情,其实也伎读者在他的世界中经历了每一个人自己的成长与变迁。好的文学与艺术一定会留很多的余裕与空白给欣赏者自己去避游。文学与艺术,借着“欣赏”这样的心情,跨越了创作者与阅读者,跨越了时间与空间,使我们觉得文学与艺术中的事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事,可以与古人对话,也可以与不同族群、不同文化领域的人对话。 因此,我们说,艺术欣赏是学习宽容。《红楼梦》中也有心机狡诈的人,如王熙风,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却非常好强,喜欢表现自己的能力。她与尤二姐争风吃醋,便设计害死了尤二姐,我们初读这段,大概都会觉得王熙风狠毒,但是,作者还是很心平气和地写王熙风其他的事:她年纪轻轻,一个人掌管几百口人的大家族,处事非常果断明快,又很像一个自主能力强的现代女性。 曹雪芹在小说中不让我们立刻觉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红楼梦》的每一个人物似乎都有可爱之处,又都有可怜之处。好的文学与艺术让我们学会用更全面的方式去“欣赏”一个人,而不是用片面的成见去判断一个人。 我们在现实中,一定也常常碰到自己喜欢的人或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做同学或做同事,朝夕相处,大概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成见,有对他人“不喜欢”的判断。如果有机会用欣赏小说中人物的方式去观察这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你可能会发现好的小说不会单方面只写坏人的坏,或好人的好,因此,我们就需要一种全面周全的观察,也慢慢会发现,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一个人大多受周遭环境的影响,形成某种特性,小说或艺术,都是要处理这种特性,也就必然要抛弃成见,逐渐养成对人的“欣赏”,而不是“判断”。 因此,我们可以说,怀有艺术欣赏的心情去看人生,是一种有福气的生命。因为“欣赏”是一种包容,一种宽恕,一种同情与悲悯,也是一种真正的爱。 在现实社会中,看到妓女,我们可能会咳之以鼻,觉得是败坏道德的人。这个妓女若是犯了罪,被人判定是谋杀亲夫,被押解到法院审判,我们大约也会不加怀疑地判断这是一个“坏”人吧。 中国传统戏剧中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出戏叫《玉堂春》,描写一个叫苏三的妓女,被进京赶考的书生王金龙爱上,在妓院中欢度一段时光,钱花完了,王金龙被赶出妓院,潦倒街头;苏三便偷偷拿了钱给王金龙,鼓励他去参加考试。王金龙赴考,中了状元;苏三却被妓院卖给一个性沈的商人为圭,被大妻陷害,下毒调杀了沈氏,苏三便被诬告为下毒的人,从此下狱,受尽苦刑。她从洪洞县被押解进省城受审的一段,叫做“苏三起解”,是许多人爱看的一段。通过戏剧的欣赏,我们忽然觉得苏三不再是我们成见中的“妓女”或“罪犯”,她和我们一样,有爱情的渴望,有对人的深情,她到了下狱受苦,仍念念不忘曾经信誓旦旦的王金龙,惦记着他的安危,希望有他的讯息。 艺术的欣赏,一步一步,使我们学会了宽容,学会了以更全面的方式观照生命,使冰冷残酷的现实中多了一些温暖的深情。 一片风景或一个人,被一个画家处理成一张画,就不只是一种现实,也同时加入了作者对风景或人的信仰与爱。我们透过画去看一片风景或一个人,也是在经验这风景与人所透露出的信仰与爱。 我们在看一张画时,常常会忍不住赞美说:“画得真好,像真的一样。”我们在欣赏一个人的时候,也常常会忍不住赞美说:“真美,像画儿一样。” 艺术使我们懂得“欣赏”真实的人生,“艺术”与“人生”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欣赏人生,使人生变成艺术;欣赏艺术,使我们更懂得宽容人生。 生命中有现实的苦闷、污秽、残酷、不幸,那么,到艺术甲云职烁自己,去看画、听音乐、读诗、读小说、看戏剧或电影,让我们在苦闷中看到舒畅,在污秽中看到明净清洁,在残酷中看到温暖仁慈,在不幸中期待一切的圆满幸福。艺术,在某一个意义上,非常像宗教,懂得欣赏艺术,懂得向美致敬,也就懂得了宽容、悲悯与赎罪。 艺术欣赏论文:电影艺术欣赏 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电影美学”本身还是一个问题,就更不必说“中国电影美学”了。尽管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将会遇到一系列麻烦的理论问题,但是,只有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和学术规范的问题才能恰当地提出来并且得到确定。很显然,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管我们已经有了多么丰富的电影美学思想,电影美学的研究都不大可能卓有成效地展开(因为电影美学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提出这一问题的初衷,不是为了限制电影美学研究的创造性,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和发挥这种创造性。这一点,从学术研究的群体性(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合作与协作,而不是单干)和机构性(即有组织地进行)运作的角度,更容易理解。其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文化资源(包括财力与智力的投入)。在国内有关高校正在积极申请国家影视学术基地之时,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便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首先是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亟待明确。 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电影审美现象。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界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电影审美现象。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电影审美现象是一种效果现象(当然同时它也是一种等级现象)。也就是说,电影审美现象只能根据电影观众的审美接受状况来确定。 而电影审美接受只有在与电影艺术接受的区分中才能更明确地加以确定。这又涉及到对于审美与艺术的理解问题。我认为,电影审美接受可以界定为对广大观众接受起来比较顺利、而且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尚的因素的接受。电影艺术接受可以界定为广大观众接受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专业工作者却特别敏感的因素的带有探索性的职业性接受。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审美接受不同于电影艺术接受。但必须说明的是,电影艺术接受可以转化为电影审美接受。也就是说,电影艺术现象有可能(但不是必然)转化为电影审美现象,而电影审美现象则必定曾经是电影艺术现象。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所谓的“娱乐片”,还是“艺术探索片”,都是既有审美因素,又有非审美因素,只是,这两者的两种因素的分布有很大不同。娱乐片以审美因素为主,探索片以艺术因素(较严格意义的艺术)为主。应该指出的是,影片中的比较露骨的色情因素和残忍的暴力因素、恐怖因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既不是审美因素,又不是艺术因素,而是非审美因素。这些因素的弱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审美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艺术、非审美的因素在电影中是应该绝对地加以排斥的。 其次是电影美学的研究目的亟待明确。 电影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对电影作品(一部或一批)进行美学分析。对电影作品作美学分析,不同于对电影作品作艺术分析。这种不同主要是着眼点的不同。其次是所针对的电影作品的断层不同。艺术分析更着眼于电影作品在专门化和创造性两个方面的贡献。美学分析更着眼于电影作品作为审美对象(或者更严格地说,电影审美形态)这一既成事实的形成规律,或者说电影作品审美效果的形成机制和规律的分析与运用。因此,美学分析比艺术分析更关心电影作品作为整体的复杂构成。在对电影作品的美学分析中,电影作品不能再被理解为只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构成物,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多级表意生成系统。可以把这种分析称之为系统性分析。在这样的理解与分析中,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才能形成。 与此同时,还应当有另一种分析,即对在电影作品的各个层面中都发挥作用的审美规律与审美原则的分析。可以把这种分析称之为规律性分析。正如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所说:“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1] 如果说电影艺术学研究的是电影作品媒介的“特化”特征,那么,电影美学研究的就是产生电影作品效果的“普化”规律(尽管它要面对大量个别的电影作品)。也就是说,电影美学必须在同电影艺术学的区分中加以界定。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提出中国电影美学之时所必须考虑的。 艺术欣赏论文:艺术欣赏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及意义 摘要:职业教育中开设艺术欣赏课程,把艺术教育融入职业教育中,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生活,对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和整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艺术欣赏;职业教育;作用及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用人需求水平的提高,现代职业教育领域中,人才培养目标不仅仅是培养在生产、服务一线工作的专业技能型人才,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能力和艺术特长的学生在就业上往往会占有更大的优势。因此,很多职业教育学校纷纷开设艺术欣赏课程来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和艺术素养能力,注重学生审美能力和创造力的培养,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水平和文化内涵,培养学生在社会中的竞争力。本文从职业教育院校学生的艺术欣赏现状出发,探讨艺术欣赏对推进职业教育起到的重要作用及意义。 1职业教育院校艺术欣赏现状 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能力,还要求学生具有健康的身心素质,同时还要具备欣赏和创造美的能力。因此,对于职业教育学生全面素质能力的培养,良好的艺术欣赏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很多职业院校开设了艺术欣赏课程,但职业教育院校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仍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况: (1)艺术素养不高。职业教育院校的学生多来自中小城市或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影响,生活水平低,群众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不高,艺术覆盖面差,很多学生来只有在进入大学后才有机会接触到电影、戏剧、画展和音乐会等多种形式的艺术门类和艺术作品,因而导致职业院校学生艺术基础差,艺术素养相对不高。 (2)审美和欣赏能力落后。由于经济和文化环境影响,大中城市和城乡间在艺术课程的教育水平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加上家庭对艺术的重视程度和学校师资力量等条件的影响,学生对艺术基础知识和艺术常识了解甚少,只能通过电视或网络的方式来获取信息。然而电视或网络多样的艺术和娱乐形式经常是高雅与低俗并存,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年龄上和心理上正是世界观和审美观形成的阶段,分辨能力有限,很容易被一些低俗的、感官刺激的事物所吸引,进而导致学生对艺术的审美和欣赏能力较为落后。 (3)想象力和创造力差。城镇的一些艺术教育培训机构基础相对较为薄弱,专业的艺术教育工作者较为缺乏,因而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正规的艺术课程教育,往往只是学习一些通俗的艺术门类,如音乐、美术等艺术方面的培训。教师在培训过程中也仅仅是以唱歌或画画的方式来教学,忽视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学生们虽然在唱歌和画画,但真正能够从音乐和美术的角度去理解知识的学生少之又少,艺术欣赏就更无从谈起了。思维方式较为守旧,难以激发学生在艺术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艺术欣赏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及意义 开设艺术欣赏课程能够提高职业教育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和艺术审美能力,从而净化思想、完善品格、陶冶情操和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综合素质,让学生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自身得到美化。 (1)艺术欣赏有助于职业院校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不仅包括专业知识和综合技能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在思想道德、个性发展、身心健康等方面综合素质。素质教育有助于学生塑造高尚的道德品质,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研究发现,艺术欣赏能力在职业教育院校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方面起到得天独厚的作用。职业院校的学生普遍分数不高,加之很多学生来自一些中小城镇或经济条件差的地区,上大学之前很少接触多样的艺术门类和艺术活动,因而艺术素养不高。艺术欣赏课程作为职业教育院校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注重学生审美情趣的培养,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发挥一技之长,能够在陶冶情操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为完成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2)艺术欣赏能够开阔学生视野,丰富学生业余生活。艺术欣赏一方面让学生在课堂上开阔眼界,拓宽思维,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扩大知识领域;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业余生活,提高了学生的精神境界,让学生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艺术欣赏就像将一粒美的种子种植于学生的心田中,这粒种子在学生的心中生长开花,让学生一生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艺术欣赏课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让学生以艺术的眼光和态度去看待和欣赏周围的事物,进而去发现美、欣赏美和不断地追求美。 (3)艺术欣赏有助于学生身心健康教育。研究发现,艺术欣赏能够使人精神愉悦,能够净化心灵,增进健康。例如,优美的音乐旋律能够刺激人的神经系统,让人心情舒畅,解除疲劳。再如,美好的画面能够让人视觉愉悦,放松心情。现代大学生的学习负担较重,身体和心理承受的压力较大,枯燥乏味的专业课让学生长期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这些情况极易引起学生情绪波动,导致学生身心发展不平衡。因此,职业教育院校开展艺术欣赏课,能让学生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得到精神的放松,通过欣赏、鉴赏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够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让学生在欣赏的过程中形成健康的审美意识,进而让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4)艺术欣赏有助于情感教育。人在面对美好的事物时会产生愉悦感和爱慕感,这种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即为情感。在现实生活中,情感在人的实际行动中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艺术欣赏有助于培养人的自尊、自爱、自信、自立、自强等方面的情感教育,因此,艺术欣赏已日益融入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体系中。在职业教育的艺术欣赏课堂上也会采取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例如,在艺术欣赏课中为学生播放爱国主义歌曲能够让学生精神振奋,情感得到共鸣。当国歌响起的时候,学生会在庄严的节奏中产生重任在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黄河大合唱》等爱国歌曲会让学生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歌唱祖国》等歌曲会让学生对祖国山河产生深厚的使命感。因此,艺术作品的展现和欣赏能够让学生在真、善、美方面得以启迪,从而唤起学生对健康、高尚、向上精神的追求。由此可见,艺术欣赏在情感方面的教育是其他形式难以企及的。 (5)艺术欣赏有助于审美力和创造力的提高。艺术欣赏课中,一系列艺术活动和艺术门类的开展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参与性,从而让学生在艺术创造中得到审美力和创造力的提升。例如,很多职业院校开展音乐欣赏和美术鉴赏等教学形式,在“寓教于乐”“、寓教于美”的环境下借助音乐、美术形象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够打动学生的情感,艺术的感染力在轻松的氛围下引发了学生的审美力和学习兴趣,从而让学生在精神方面获得享受和满足。还有的职业教育院校经常开展艺术节、艺术展等多样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艺术创造力和表现力得以提升,实现了角色上的转变,由课堂上的欣赏者转变为生活中的创作者。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作热情。总之,美的艺术作品能够打动人心,有益的教育能够让人受益终生。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教育体系,让学生在具备专业技能的同时并具备良好的自身修养和艺术素养,已经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重中之重。让学生以艺术的角度去欣赏美和感受美,进而将艺术的审美力和创造力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也成为职业教育院校开展艺术欣赏课的意义所在。因此,将艺术欣赏运用到职业教育培养体系中,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塑造健全的人格、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建立高雅的艺术品位具有重要的作用及意义。 艺术欣赏论文:艺术欣赏课教学学生培育功能 在高校审美教育中,艺术欣赏课的开设,是为了让大学生在面对古今中外优秀的艺术作品时,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和评价,去理解艺术家的创作初衷和体悟艺术作品中内在的精神含义,达到提高大学生的艺术修养的目的。高校艺术欣赏课的教学的内容和形式直接影响学生的审美能力。社会的进步,大学生的思想也在进步,而教师的教学思维和教学方法也不能停留在以往的教学模式。也要跟上时代的脚步。艺术欣赏是视觉思维的过程。也是欣赏者审美创造的过程。在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主体,要反思自己在教学中存在的缺点或不足,及时改进。结合多年教学经验,扼要阐发我对高校艺术欣赏课教学的学生培养功效。 一、重视艺术欣赏课中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创造力,是高等教育中培养大学生素质的核心问题,所以要重视对大学生的创造力的培养。欣赏的过程,也是培养欣赏者创造力的过程。艺术欣赏课可以使学生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对作品的色彩、比例、空间、节奏等视觉思维得到培养和训练,以欣赏的方式帮助学生开拓视野,发挥学生的空间想象力。艺术欣赏和美术创作一样。都是一个思考与创造的过程,在教学中应充分挖掘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众所周知,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激发欣赏者展开丰富的想象力。在艺术欣赏课过程中。由于欣赏者面对的是具有启发性的视觉形象,所以会自然地唤起种种联想和想象。拿国画的留白来说,留白,并非没有实际意义,国画的留白即画中的虚景,是国画特有的一种表现方式,作画者为了让画面达到完美的效果,使画中景物看起来更协调,也给欣赏者留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所以在画面中做留白的处理,使画面关系更清晰。在绘画中,要善于处理好留白与绘画的关系,使画面达到完美的视觉效果。在创作中,可以使作品表现得很完整或很具体,但是都不要忘记留给欣赏者一些想象的空间。在艺术欣赏教学中。培养学生由局部观察转为整体观察,由平面观察转为立体观察,由自然观察转为艺术观察,以提高学生的观察力,进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二、重视艺术欣赏课中对学生审美观的培养 美术课的专业教育目标,首先是让大学生具备正确的审美观。教师要引导大学生在审美实践中提高对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的认识,培养他们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力和鉴别美与丑的能力。艺术欣赏课。是对学生进行审美观教育的方式之一。艺术欣赏课可以让学生集中的、长久的体验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情感和认知。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对艺术语言(表现艺术形象及感情的点、线、面、体、色彩、明暗、质感、量感等)的认识,例如,线是点移动的轨迹,有直线、曲线、折线之分,线有粗细、长短、曲折、浓淡等变化,不同的线给人传达的是不同的心理感觉;色彩的审美特性是十分明显的,它具有表情性,能够向我们传达出一定的感情意味,传达出能够引起人的情感的信息。红色表现的是热烈而兴奋的,黄色表现的是明朗而欢乐的,蓝色表现的是抑郁而悲哀的,绿色表现的是和平而稳定的等。 三、重视艺术欣赏课中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 心理素质控制着人的行为活动,使这些行为活动具有很强的个性特点.并以此来指挥人参与社会活动,当代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人的心理素质的形成既含有先天遗传的因素,也有后天锻炼的因素,以及环境影响的因素。通过调查和研究发现,一项以全国12.6万大学生为对象的调查显示约20.23%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心理健康问题引发的恶性事件有所增多.心理问题已经明显地影响到了学生的正常发展。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和高校共同关注的焦点。、高校艺术欣赏是美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教学内容,也是培养学生养成良好心理素质的重要手段。我以“岁寒三友”——松、竹、梅为例,谈一下艺术欣赏课中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松”、“竹”、“梅”是中国绘画中经久不衰的表现主题,被敬称为“岁寒三友”,深受广大艺术爱好者的青睐。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儒、道、佛”哲学思想的影响,绘画艺术也不例外。那么,画家为什么要选择“松”、“竹”、“梅”作为他的精神影射对象呢?通过对“松”、“竹”、“梅”的外形和生活习性进行分析:松树是四季常青的,寓意着不屈不挠;竹子是中空而挺拔的,寓意着特立不苟,引申为节气、操守;梅花在寒冬怒放,寓意着傲霜斗雪,威武不屈。例如,清代画家郑板桥,他的人生经历和心理素养就体现在绘画创作上。他先在山东潍县做官,亲政爱民,后因得罪上司而被罢官,在扬州以卖画为生。为了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感,便选择了竹子作为他的绘画题材,来表现自己不同流合污的气节。通过郑板桥的人生经历。教育学生在逆境中要不卑不亢、不浮不躁。要勇于面对失败和挫折,更要学会沉淀自己的心,为下一目标积累更多的力量。美术作品,可以对人产生情绪感化的作用。如达•芬奇的作品《蒙娜丽莎》使很多人对美有所感悟,受到了爱美情操的感染。美术欣赏课要善于发掘艺术作品内在的健康的感情因素。转化为学生的高尚的审美情趣,在培养他们爱美的情操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从事艺术教学,旨在开掘学生的艺术才智,丰富学生的艺术素质。所以,在教学中要重视对学生创造力、审美意识和心理素质的培养。使学生提高艺术的技艺和素质。提高人生的修为和境界,达到人生和艺术的双丰收。 艺术欣赏论文:学校艺术欣赏教育探索 当前,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改革形势喜人,加大了艺术欣赏内容的幅度,高中艺术欣赏课的开设增补了中小学艺术教育在高中阶段长期匾乏的空白,而高等院校开设的艺术课程门类多达数十门,其内容涉及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影视、书法、摄影、美学、文艺理论等方面,为学校艺术教育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把艺术欣赏放到了学校艺术教育的前锋,担负着能适应21世纪发展的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及综合素质能力强的新一代的重责,如何进一步重视学校艺术欣赏教育和怎样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开展艺术欣赏,解决在学校艺术教育实践中,艺术欣赏内容的丰富与教学课时的稀少,艺术欣赏形式的多样与教学方法的单调等充满种种矛盾的艺术欣赏教学现状,找出能够有效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和办法来改变它,使我们的学校艺术欣赏教育真正短时高效,丰富多彩’,这就需要我们去努力探讨能顺应时代要求的科学的艺术欣赏教育观念。 一艺术欣赏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 一些地方存在着重技能,轻审美和创造能力培养的倾向,重视少数尖子,忽视面向全体;重视比赛,忽视教学艺术欣赏就成了薄弱的环节,违背了素质教育所倡导的基本性和全面性原则,严重阻碍21世纪全民族的整体的审美素质的提高。 有专家预言,艺术产业将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之一,为适应21世纪产业发展新形势的客观需要必须通过学校美术欣赏教育对学生实施美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陶冶情操,提高素养,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李岚清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强调指出,要重视美育,不仅小学、初中要开好音乐、美术等谦握,高中、大学也应开设艺术欣赏课,教会学生欣赏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书法等。 “对美的感知和理解,是审美教育的核心,是审美的要点。”通过学校艺术欣赏教育这一具体形式,唤起人们的美感,能正确的理解美和感受美,从而为创造美打好基础。 二艺术欣赏是认识世界的有效方式 艺术欣赏是在接受艺术中经过玩味、领略、产生喜悦爱戴之情。在开放.的艺术博物院,一个个画展,一堂堂艺术欣赏课中,让学生在漫漫的艺术长廊中流连忘返,品味在人类文化宝库中蕴藏着数不尽的艺术珍品,感受艺术世界的广阔无限,从艺术的解放去认识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国家的人民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而取得的巨大成果,例如欣赏彩陶,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人类童年时代”。正如别林斯基说的,人们认识世界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科学的,一是艺术的,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把德国杰出的、为无产阶级大声呐喊的女性艺术家坷勒惠支的版画作品《面包》介绍给国人,通过画中处在历史重压下,为捍卫劳动者而献出自己一切的伟大的母亲形象,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从而使欣赏者达到对世界最深刻的认识,扩大生活的视野。在艺术作品面前感受美,在艺术强大的魅力牵引下,去感慨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国家、地区文明发展的程度。 三艺术欣赏以情感介入为重要标准 欣赏中国花鸟画,认识一个人的情绪、意识,进而体会一个时代的一代人的命运方面往往有更形象的“历史”内涵,明徐渭墨葡萄,作者“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情绪和点点泪痕般的墨叶,使欣赏者在伤口的形式技巧的审美之外,进一步体味到作者凄苦的命运和倔强的个性,对那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意识,以及封建专制下的平民的命运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艺术考核教育的重要特点,以情感人,以情动人,起到教化的作用,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欣赏者只有对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有了自己的情感体验,达到了“共鸣”,才能使艺术品的存在具有价值,才能使艺术美作用于人的感性、情感,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教育,不知不觉的影响着人的情感、趣味、气质、情操、胸襟。 随着思维科学的发展,科学家日益认识到,人的创造性思维的形成,正是建立在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统一的基础上,科学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真理的普通性。艺术通过欣赏作用于人,使人产生情感的共鸣,心灵的震撼,激发和强化了人的创造冲动,利于培养和发展人的审美直觉和想象力,比智力更具有功效。 四艺术欣赏以个体感受为评价标准 21世纪对全民族素质的一项重要要求便是提高整体的审美素质水平,.针对学生而言,则指,使我们的学生在生活中爱美、求美,有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和丰富的审美经验,有较强的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这就不能沿用旧有的“优、良、及格、不及格”等作业评价或用所有学科共用的“百分制”来抽象评价每一个学生的实践结果。应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要有利于艺术的个性发展,对艺术欣赏评价的改革应首先注重艺术的这种个性发展,对每一个学生的实践都给予极其个性化的评价。 教师在对学生的肯定评价中,尊重学生.的个体感受,同样以博爱的情绪感染着每一个学生,充分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即品德、情绪、’性格.、个性等,以便有效地提高艺术欣赏教学效益。 总之,艺术欣赏是时代赋予学校艺术教育提高整体艺术素质的主旋律,我们只有遵循艺术教育的根本目标,认识艺术教育的特点,尊重艺术教学对象的心理特点,才能获得艺术欣赏教学的艺术效果,实现艺术教育的终极目标。 艺术欣赏论文:小议艺术欣赏趣味的优化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一种高级的潜在的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审美需要即是其中的一种。而且当人的其他非审美需要得到相当的满足之后,那种整合的审美需要才能逐渐被主体意识到,从而化为人们追求美的积极动力,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活动便随之产生。但是由于艺术趣味的差异性,又使艺术创作或艺术欣赏活动因个体的差异而不同。一个人的艺术趣味决定了其艺术创作或欣赏活动的方向,同时艺术趣味的健康或病态、进步或落后亦决定了其艺术创作或欣赏活动的优劣,因而,艺术趣味是艺术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当代世界美学艺术辞典》中对于艺术趣味的定义如下:“艺术趣味使之人以相应的方式欣赏和评价艺术作品的能力”。艺术趣味是个人(社会)艺术经验的概括,主要是在艺术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但是不能认为艺术趣味只是派生与艺术客体的品质和与艺术客体接近的强度。在艺术趣味的形成和确立上,许多东西取决于一个人本身的生物心理特点:艺术感知能力,对于这一方面的过分强调唯心主义美学得出艺术趣味的本性以个人的天赋特性为基础的结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观点,艺术趣味的感性基础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按伏尔泰的说法,艺术趣味是一种特殊的“对艺术中的美和丑的敏感”。艺术趣味的形成取决于许多因素,除了艺术经验外,还有个人的年龄、生理心理特点以及个人一定的社会群体属性和阶级属性、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兴趣和需要的不同等。艺术史上常有某些艺术家由于思想和艺术立场的不同而不能接受其他艺术家创作的情况,列夫托尔斯泰曾否定莎士比亚的创作,斯塔索夫对布留洛夫的回话持批判态度,柴科夫斯基否定勃拉姆斯的音乐。这并不等于说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艺术趣味不高,而是在他们高度发展的趣味中存有某些片面的成分。趣味的多样性对艺术趣味中的个人判断与集体判断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影响,千百年来,唯心主义美学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从少数人出发”的观点,这种观点把贵族“艺术行家”的个人主见同“大众”的意见加以对立。但也有与此完全不同的观点,即以“多数”表决的方式机械地解决艺术作品价值的问题。但是,无论哪一种观点都不能真正决定趣味判断的高低,真正的高低只能取决于对趣味水平客观的判断,但是要为真正客观的艺术趣味而斗争,必须始终注重讲求论争的文化修养,必须以尊重的态度对待论争者的趣味人格。 通过以上对艺术趣味的分析,可以看出,艺术趣味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艺术趣味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即表现为主体个性的差异和时代、民族、阶级的差异。 主体的个性特征,由先天与后天,生理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所造成,因而是千差万别的,而这种差异性又给艺术趣味打上了深刻的印记,使艺术趣味也呈现出个性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形象感知的差异和内容领悟的差异两方面。主体各感觉器官敏感程度的不同以及感官功能发展的不平衡是引起形象感知差异的主要生理原因,此外还有复杂的心理原因,如知觉不同,分析型和综合型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分析综合型对于事物的感知会有不同的结果,即由于生理心理上感知的差异,造成了个体形象感知的差异。再者,由于不同的主体对具体美感对象的态度、关系不同,感受时主体的选择方向、敏感程度、注意程度以及记忆联想的具体内容亦会有很大差别,因而其感受时的领悟和情感反应也就各不相同。同时主体对于某一艺术门类的形成、技巧和手法的熟悉程度,也直接影响到对艺术作品的体验和领悟的深度。 艺术趣味除了其存在主体个性特征的差异,不同时代,民族和阶级的艺术趣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特定时代的人们,由于受到时代特定的实践内容和社会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会形成特定时代的审美思想,并在这种审美理想的指导和规范下,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趣味。不同的民族由于其生活习惯、思想文化传统和心理、情感等方面的差异,使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心理各相歧异,其艺术趣味也就随之不同。由于阶级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不同的阶级,以其经济利益为基础,再结合不同的民族和时代特色,便形成自成一体的政治、思想、伦理和道德观念,同时亦形成了不同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趣味。 其次,艺术趣味除了其存在差异性外,亦存在着共同普遍性。艺术趣味欣赏的主体是人,人是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的,做为一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家庭关系及宗教关系等诸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其艺术趣味就不能不包含和体现着其特定时代、民族和阶级的共同审美要求和趋向。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不朽的艺术作品当然是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所共赏的”,也就是说艺术趣味的共同性不仅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民族和阶级中,不同的时代、民族和阶级亦存在着共同的艺术趣味。当然艺术趣味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并非截然分开,二者相互渗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既然艺术趣味存在着差异性和共同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培养和优化艺术趣味时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既要注意其差异性,又不能忽视其共同性。在优化艺术趣味的具体措施方面,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要优化艺术趣味首先要培养和提高欣赏者的艺术感知能力。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必须以直接感知的方法去感知对象的色彩、线条、形状、声音等。现代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人们感知所得信息总和的85%以上来自视听感官,正如马克思所讲的“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和“感受音乐美的耳朵”。知觉则是在感官的基础上对事物整体和综合的把握,它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活动,人们只有具有敏锐的艺术感知能力,才能对艺术作品具有较强的感受能力,才能真正领略到艺术美感,从而进一步激发人们的审美需要和审美期待,并形成健康浓厚的艺术趣味。同时艺术感知能力的提高和审美欣赏水平的提高,使人们避免停留在庸俗或低级趣味的作品之上,而是转向典雅艺术,从而使艺术趣味得以优化。 第二,要优化艺术趣味,要求欣赏者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加强自身的艺术修养和思想修养,如此才能更好地深入艺术作品深层,体验艺术的巨大魅力,获取更高级的审美愉悦。只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做为指导,才能使人不致满足沉溺于低级庸俗时的津津自得,同时得益于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对艺术规律的独特把握,使欣赏主体能够充分自由地想象、回味、轻咂、细品作品的深邃,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获得一种“高峰体验”,达到一种至高境界。好的作品能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可以净化人的灵魂,而正是由于艺术作品如此强大的魅力,才吸引着无数的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为开拓和体验一个又一个艺术巅峰而努力和超越。 第三,由于艺术趣味的差异性,要求艺术家们根据不同的艺术趣味创作出符合不同审美需要的作品,以适应趣味多样化的要求;同时人们求新立异的心理也影响艺术趣味的多样性。犹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物种的变异产生了物种的多样性,进而才有了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艺术作品也需要有多样性来挑逗人的视觉和感官。因为,如果艺术作品单一,长此以往,欣赏者对此类艺术作品的趣味就会减弱甚至消失,因此艺术需要变异。一些美学家曾认为美在新奇,主张艺术家要善于发现,选择新的角度、途径和方法形式去创造新的艺术风格,“一部艺术史实际便是风格史,所谓风格史,也即是自我感受的变迁史”。如在文学中,新词丽句,怪字僻语、独特比喻等易于产生陌生感和新鲜感,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某些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主张写作要选择异于日常语法规范的词汇和句子。但是若单独为追求关注而在艺术创作上孤投一掷,又会使艺术陷入畸形和扭曲的病态。真正的艺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只有艺术家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出不平凡的内涵,才能真正引起欣赏者的共鸣。看米勒的《拾穗者》,恍惚之中,自己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金色的夕阳下,正置身于归家的途中。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精神文明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艺术作为自我实现的途径之一,亦愈来愈被人们倾注了更多的感情。但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艺术界亦是异彩纷呈,艺术作品好劣不等,参差不齐,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对人们的艺术欣赏的选择性加以规范和引导,培养健康稳定的艺术消费群体,而非放任自流,任其发展。同时要优化艺术趣味,政府主管部门也要对艺术创作和欣赏活动加以规范和引导,禁止低级庸俗的艺术品流入市场。 艺术欣赏论文:谈艺术欣赏的综合探究 “不通一艺莫谈艺”。从事美学,及艺术理论研究必须有具体深厚的艺术修养,否则在谈论艺术时难免隔靴搔痒。从另一个角度,艺术家是通艺的,但未必非要谈艺;而美学家、艺术理论家则必须谈艺。尤其是艺术教育工作者,既要通艺,更要能谈艺。“谈艺”谈何容易!艺术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艺术欣赏是具有个性化、朦胧性的。但艺术理论、艺术赏析却必须去“谈”这些“不可谈”者,必须概括一定的艺术规律和特性,说明作品的情感意蕴与表现形式,突出所谈内容的明确性,让学生更清楚地明白、理解,尽快提高、掌握艺术鉴赏能力。 鉴赏能力是一种经过培训而得到的欣赏艺术作品和自然景物的能力,是对一种复杂的视觉或听觉构图以及它们的深奥的意义的整体把握能力,不同与艺术创作和表演技能,这是一种审美鉴赏的技能和能力,是一种认识性的能力,是一种通过训练而得到的操作性能力,它与不经意的习惯不同,技能是一种通过培训而获得的智能,最终目的却是要帮助学生获得一种默契的知识和无法说清的诀窍,在各门类艺术的欣赏中,作为一种认知性的能力的培养,主要是让学生掌握不同艺术样式在艺术表现方面的基础知识和规律,进而运用这些知识和规律去欣赏具体的艺术作品。 艺术欣赏:主要是从绘画、雕塑、书法、舞蹈、音乐、戏剧、影视等艺术样式的艺术特性、基本表现手段和名作赏析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系统性、艺术性讲解。艺术的综合主要是从艺术特性、表现手段和名作赏析三个方面进行讲解。不同艺术样式的艺术特性和表现手段。抓住重点、核心,切入关键知识,避免面面俱到的介绍,把具体艺术体裁、历史形态、流派以及象征、变形、夸张等手法放在个部分讲解。 一、在艺术特性上,侧重不同艺术样式在情感意蕴表现、艺术形象塑造等方面的基本规律,从时间与空间、立体与平面、动态与静态、造型与非造型、具象与抽象、视觉与听觉、实用与审美、单一与综合诸方面进行论述。可分为:1、造型的视觉静态艺术(绘画、雕塑、书法)2、非造型的听觉动态艺术(音乐)3、造型与非造型、静态与动态结合的视觉视听综合艺术(舞蹈、戏剧、影视)。 二、在表现手段上,着重讲解不同艺术样式的形式因 其构成的艺术表现性,说明多种艺术手段及其塑造形象、表现情感的功能特性。既强调不同形式因素的基本形式美的要求,又说明不同形式因素与特定情感意味的审美对应关系。注重培养学生对不同色彩、线条、形体、旋律、节奏、音色等的形式感。注意有层次性、条理性地讲清楚某种艺术手段的多种表现功能。 三、在名作赏析上,侧重艺术性的欣赏,避免过多的讲 述生平事迹,历史背景,艺术主题的说明和故事情节等的描述要简明扼要。着重讲解赏析不同艺术样式的作品如何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段来塑造艺术形象、表现审美情感。欣赏时按手段形式、表现特色进行有层次的讲解,主要目的是通过作品的赏析进一步掌握特定艺术的表现规律。在作品中将艺术的普遍手法(象征、夸张、变形、抽象等)考虑进去,并注意选择不同时代、流派、风格、体裁的名作进行赏析,强调艺术作品的审美理想的联系。 艺术是人类审美情感的符号表现形式,在艺术理论础上的艺术欣赏主要可以冲两个方面把握: (一)、情感意蕴的领悟 艺术的情感意蕴是丰富微妙的,既有具体性的情感态度,又有抽象的情感意味。具体性的情感态度是对具体社会、时代、情景、事件、人物的爱与憎、赞扬与批判的道德性、伦理性的情感评价。它主要体现在具象征性、叙事性的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当中。抽象的情感意味主要是情感力度和概括性的审美情调。它主要体现在音乐、舞蹈、书法、抽象绘画、抽象雕塑等艺术样式中。前者相对明确清晰,后者模糊朦胧。 在艺术表现中,苏珊.朗格说:“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件表现性的形式,就是创造出来的形式是供我们的感官知觉或供我们想象的,而它所表现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情感。”一是具体明确的情感(喜、怒、哀、乐、爱怨、希望、嫉妒等),既具体情感。一是抽象、模糊、无名的情感。既抽象情感。 当我们面对几何装饰、建筑、音乐作品时,并不感到有象人一样的叹息,呻吟等具体情感,但当把这些看成好象是一些符号,通过它交流心理状态,再同旋律、节奏等结合在一起,这便是抽象的移情。从不同表现情感内容的角度,可以将艺术分为具体情感艺术和抽象情感艺术。前者包括具象绘画、具象雕塑、书法、音乐、表现性舞蹈等。可以通过具体事物、场景的描绘,表现明确的具体审美情感。后者则以色彩、线条、形状、等传达宽泛、朦胧的抽象审美情感。直接表达情感力度,正是音乐、书法等抽象情感的特长。文学在表达情感是只能是说明和描绘,而音乐却能同时表达感情的内容,又能表达感情的强度。 (二)、艺术形式的体味 1.对艺术形象的把握 艺术是审美情感的形象性表现。从题材看,有与主题直接联系的题材,如浪漫主义美术中的海难、战争题材,现实主义中的农村、劳动者题材。有与主题无直接关系的题材,如印象主义绘画中的草垛、教堂、舞女、立体主义美术中的房屋、树木、人体等。 从对形象的理解看,有具体形象,如具体的人物、风景山水、花鸟、静物等。有变形形象——“不象”之象,如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绘画、中国写意画等。有抽象形象——“无象”只象,由纯粹的点、线、面构成,如康定斯基、蒙德里安、马列维奇的抽象绘画等。在非造型性艺术(音乐)的听觉想象形象中,有自然生态的模拟形象,视觉形态的联想形象和心理情态的抽象形象等。 不同艺术样式在艺术形象塑造方面有自己的特性和规律。在造型艺术中,绘画的形象更具体丰富,雕塑单纯简单,书法是塑造字形的抽象形象。音乐的听觉形象是联想性、抽象性的。舞蹈以人体自身构成艺术形象,情感表达直接性、强烈性。戏剧在集中的矛盾冲突中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影视是自由调度的镜头来表现各种形象更直接细微。 艺术家为了表现个性化、时代性的情感,而选择恰当的题材,来塑造最具表现力的形象。新古典主义美术崇尚永恒理想的古典美,以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传说和端庄静穆的人物形象为主要题材;而浪漫主义展现放纵的激情,表现海滩、战争、厮杀场面。 在艺术作品中,许多形象塑造是理想化、夸张化、变形化、抽象化。比如梁楷的《泼墨仙人》以夸张变形的造型、奔放的笔势和酣畅淋漓的泼墨刻画一个充满醉意的仙人形象。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中的大卫形象雕塑成一个体格雄健、体现着理想化的男性美的裸体青年巨人。只是用了夸张手法,其大卫只是个牧羊少年。另外,同是女性人体,提香的丰肥亮丽,布歇的娇艳透明,鲁本斯的浑圆健硕,还有安格尔的《大宫女》通过对宫女肌体的变形描绘,表现出舒展流畅、婉转起伏的形式美意味。还有浪漫主义形象塑造更是强调理想化的夸张、变形、虚构,如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等。《国王与王后》是亨利.摩尔的代表作,富有现代意味的,以夸张、变形的造型塑造坐在大自然中的两个人,躯体拉长,结构简练,眼睛被镂空成一个洞,称“摩尔洞”,远看自然而神秘的童话般的灵性感。 2.在表现手段的感受上 不同的艺术样式有其独特的形式因素、表现手段:如绘画的线条、色彩、构图、明暗、笔触、肌理;雕塑的形体、质感、起伏、明暗、材质、环境;书法的笔画、结字、章法、墨色;音乐的旋律、节奏、节拍、力度、速度、和声、音色、调式、调性、曲式;舞蹈姿势、动作、表情、构图、节奏;戏剧的动作、台词、结构、音响、造型因素;影视的画面构图、镜头、蒙太奇、光影、色彩、声音等。 从绘画、雕塑构图来看,可分:三角形、S形、之字形、V形、方形等。例如《掷铁饼者》S形,具有旋转起伏的旋律感。《自由引导人民》三角形,具有稳固坚实之感。舞蹈》卡尔波的作品,将女青年环形的手臂连接与男青年V形手臂伸展结合,既有环绕的律动,又有升腾展放的姿态。水平线构图开阔、平稳;垂直线构图肃穆庄重又有升腾之感;曲线、弧线构图波动舒缓;斜线构图动荡冲击.崇尚和谐静穆的古典主义的绘画大多是水平、垂直线和金字塔形的构图。在突出运动感的巴洛克绘画中,是大斜线、对角线为主的构成线,且给人以有冲出画面的势态。优美秀丽的洛可可美术看重舒缓畅达的曲线弧线。张扬激情的浪漫主义绘画则是对立冲突的斜三角、交错的纵横线为主。 在音乐形式中,音调的连续上行的旋律,给人以激昂、乐观、冲击力;连续下行则是悲观、忧伤、肃穆。比如进行曲多是上行的,例如: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聂耳的《毕业歌》以级进的上行旋律表现热血沸腾的豪迈激情。二拍、三拍、四拍不同的节拍体现或明快或柔和或宽广稳健的情调。就象大调的明快、欢乐气氛,小调的暗淡委婉深沉情绪。复调手段可同时描绘不同的音乐形象,能多层次、多角度地揭示同一形象的不同侧面和多样情感。冼星海的《怒吼吧,黄河》以其层层迭起的复调来描绘波涛汹涌的黄河景象,表现出激奋的气氛。在音色上,我国的竹笛清脆,二胡温和(例 二泉映月 ),萧的淳厚而雅,琵琶明亮清新(例 高山流水 );西洋乐器中,双簧管纯净,单簧管的开阔,长笛的流畅清润,大管的浑厚沉郁,小号嘹亮高昂,长号圆润辉煌,大号高贵雄伟。例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用甜美的小提琴音色和实的大提琴音色来分别表现祝英台和梁山伯的形象。比才的〈〈卡门序曲〉〉中各种的乐器,不同的演奏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它同不同的绘画材料一样,表现的手法不同则效果不同。虚实轻重缓急各不想同。 在舞蹈动作中,双手双臂的交叉是封闭的手势,举手叉腰摆动等是具有自信、喜悦、兴奋情感的意味。在舞蹈构图中,斜线呈有力的推进之势,具有开放性奔腾性的感情,径直向前的竖线,具有强力的动势,有急迫感和压力感,例如:05年春节晚会的舞蹈《千手观音》中构图时有直线时有斜线,时缓时急,充分表达作品思想感情及内涵。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有一场景是娘子军战士和群众一起排成的队伍,向观众径直走来,造成一种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 在综合艺术的戏剧和影视,具有更丰富多彩艺术表现力。戏剧以演员的动作,形体、言语、动作等为手段,有充分利用道具、布景、灯光、色彩、音乐、音响等进行多角度的艺术刻画。例如:〈〈中国式离婚〉〉连续剧,在陈道明和蒋雯丽的表演下,使作品充分反映了中国当代婚姻现状,既三种婚姻状况(心的背叛、身的背叛、身心的背叛),通过三个不同家庭的婚姻,来反映现实。在娱乐的同时也很深刻地给现代婚姻状况一个警示。张艺谋的〈〈十面埋伏〉〉中的色彩用的非常好(绿黄白蓝)等,加之章子怡的舞蹈表演,再通过开阔的场景和技术摄影,使剧本很有艺术欣赏价值。 色彩在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戏剧、影视中都存在。同样的形式因素在不同艺术家手中有不同的艺术处理,具有了不同的情感表现意义。古典主义绘画、安格尔绘画的白色体现是朴素、淡雅、圣洁;蒙克的白色则弥漫着恐怖、悲哀、死亡。 形式因素的表现性具有鲜明的时代审美风貌。从色彩上看,古希腊单纯静穆的素色无色;中世纪张扬神性光辉的色彩斑斓;文艺复兴色彩写实和谐;巴洛克的运动感的色相明度对比;洛可可的在银白之上的透明鲜丽;新古典主义以素描为主的中间色、调和色;浪漫主义的激情强烈与纷杂;现实主义以描绘劳动人民为主的沉实凝重;印象主义的瞬间的光色明亮跳跃;野兽派表现的装饰情趣的纯粹鲜明;表现主义充满悲情的浓郁狂乱等等,不同时代,不同艺术流派的绘画有多样化的追求。坚持教育创新,坚持创新教育,坚持艺术创新,愿教育充满希望,愿艺术充满生机,愿国家充满希望,未来充满希望! 在日常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是我们广大教师所努力探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目前可以用“问题解决法”即是教师为学生装创设多种多样接近实际的情景,激发学生独立提出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启发学生根据不同的条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思路,或是用多种对立的思路去解决同一问题,引导学生提高自己的创造思维能力。例如,在高中艺术欣赏课中,欣赏《蒙娜丽莎》达•芬奇作品和齐白石的《虾》,在教会学生如何欣赏基础上,你又怎样表现它?怎样表现作品内涵,方式方法灵活多变,主要能反映积极向上,生机活力和对未来充满希望。学生表达方式不一:有画出来的、剪贴的、写诗的、写心得体会的、还有直接说出来的,或是表演形式表达出来的,充分利用自己特长来发挥。另外,还可以用“评论性思维的培养”方式,整个教学过程可以围绕一个主题,大家提出看法,相互间进行不断评论。 “学以致用”是教育的直接目的。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动手机会,让学生参与更多社会实践,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学生在校学到的东西,必需与实践结合,才能变得活起来,才有生机,只有经过实践,知识才能变得更丰满,更深刻。也就是说:“听来的忘得快,看到的记得住,动手做更能学得好”在提高艺术鉴赏能力上,可以采用一个主题绘画作品,一场特色演唱会,一套优美摄影作品,出版报,设计班徽班歌,和主题班会等,都可以是锻炼学生设计、分析、思考、行为等方面能力最好的机会。那些贴近生活,重在实践行动的作业,对培养学生自信心和成就感是最有效果的。 酸甜苦辣都有营养,成功失败都是收获。尊重学生属于自己的体验,让他们走进自己的世界,体验生活,体验社会,即使是失败,也可能是他们终身受益无穷的财富。例如:艺术课上的制作,剪纸,贴画,泥塑,对印画,歌唱中的跑调现象等。让学生大胆去设想,敢于创新,敢于动手动口,鼓励参与,树立信心的勇气,确信那独一无二的作品是自己的佳作,允许失败,敢于面对挫折,勇敢地再去尝试,这对学生战胜困难的决心起到了锻炼。 另外,兴趣是学习首要,实践是掌握知识的关键,交流是激发人的思维和创造的源泉。这三点不可分割。将快乐引人课堂,用心去交流,用愉快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合作,在合作中学会生存,营造师生共同学习、探究问题的环境氛围,建立对话式、交互式教学模式,切实为学生搭建合作实践舞台。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课程,各种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新型课程实验,将大大拓展学生学习的空间。例如:把艺术课(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等等)综合上,让艺术融为一体,使美术课中输入音乐作品,让音乐与绘画结合起来,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手、脑、口、四肢等多种感官利用,更有效地提高学生审美能力,提高艺术效果,从中更好的发现美、创造美、表现美,因为艺术是不可分割的,是紧密联系的。它比以往传统的授课形式——单纯的美术课或音乐课更有趣,学生感兴趣,有生机活力,还可参照学生多数建议,自编教学内容和授课形式,采用些室外上课,游戏,并把流行音乐现代服饰引入课堂等。只要是学生感兴趣的,形式灵活多样,充分体现艺术的创造性,更好地把握机会,有利于提高培养学生“艺术感”的都可行。以至于历史地理的综合,双语教程综合等,都是我们教学所要改革实践的课题。 总之,不同的艺术样式的艺术特性,在不同的作品赏析中突出艺术性、审美性,着重赏析不同的艺术样式的代表作品如何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段来塑造艺术形象,表现审美情感,集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艺术感,注重在系统讲解、相互比较中具体恰当地把握各艺术样式的欣赏规律,抓住重点、核心进行简明扼要的阐述,使学生扥到艺术方面的全面提高,更加有利与提高高中阶段的学生的艺术素养及欣赏水平,建构完善的审美心理结构,满足学生自我表现,自我设计,自我完善的需求;同时对提高和完善国民素质起到促进作用。 让学生在求知过程中感受美,在认知的过程中去鉴赏美,在实践过程中去创造美。总之,让高中艺术教育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实践中逐渐走向成熟! 艺术欣赏论文:高职学生艺术欣赏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策略分析 摘 要:与本科院校不同的是,高职院校更加注重培养技能型、专业型人才,但是也需要重视德育。作为提升高职学生艺术欣赏能力的重要发展途径,高职院校需要重视美育教育,鼓励高职学生积极参与到艺术实践中,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提升高职学生审美情趣。 关键词:高职学生;艺术欣赏能力;素质教育 一、前言 在高职阶段,提升学生专业技术能力的同时,还需要重视学生的审美教育,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实践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高职院校需要重视其重要作用,结合社会实践来提升学生的知识能力、艺术欣赏能力等。 二、提高高职学生艺术欣赏能力的对策 1.重视艺术审美性质活动 艺术实际上都具有物态性质的外部形态,主要是艺术家借助艺术语言或者是物质方面的媒介来体现艺术。诸如艺术家可以利用发音器官、乐器等表演音乐作品,从听觉以及视觉等角度给予听众审美享受。艺术家主要是利用和声、乐音等来构建听觉形象,只有形成艺术以及审美方面的享受才能够被把握。在高职院校的教育过程中,需要开展多样化的艺术审美活动,培养高职学生在艺术方面的感受能力。艺术家利用颜料以及画笔等原料,利用色彩以及线条等形成视觉上的形象,给予高职学生以审美享受,有利于提升其接受能力以及理解能力。高职学生可以重视绘画方面的训练,这样能够提升绘画审美的能力。在审美实践工作中,需要从视觉以及听觉等角度来提升艺术的感知力,提升学生对艺术作品感知能力。例如,在音乐欣赏课程教育的过程中,一部分学生认为自己的乐感比较差,实际上是由于学生平时并不接触音乐或者是并没有深入钻研音乐造成的。在培养审美实践过程中,需要重视培养学生艺术感知能力,利用中外优秀作品来提升高职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以及艺术感受能力。 2.注重题材方面的生活化 作为社会生活的准确反映,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就需要从社会生活现实以及社会生活历史等多个角度来着手分析主题,这样有利于加深对思想内容的理解。例如,在莎士比亚戏剧、意大利绘画以及雕塑等内容的理解过程中,如果学生并不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那么在作品理解过程中存在着非常大的障碍,学生艺术欣赏能力就不能提高。作为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是构建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属于意识形态中的部分,艺术家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创作出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艺术作品。因此,高职学生在了解艺术作品时,需要了解艺术作品创作者的实际经历、思想发展以及情感轨迹,等等。 3.培养高职学生审美情趣 如果欣赏者具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那么更容易理解艺术作品,在理解深度方面也更加深刻。特别是较为深沉的作品,假设没有丰富生活经验以及社会阅历,那么在理解以及认知方面都会存在问题。针对同一幅作品,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人在欣赏方面会存在差异性。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生活阅历对理解艺术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审美性比较强的活动,艺术欣赏不仅能够愉悦心情,还具有净化心灵的作用。因此,需要转变过去的艺术欣赏认知形式,更加注重思想追求以及心灵净化,提升对社会生活方面的理性认识,提升学生艺术欣赏能力。例如,在电影欣赏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特点来选择针对性更强的影片,在追求生动的同时,还能够体会到深刻的内涵。因此,需要培养出更加积极、更加健康的审美情趣,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三、结语 任何作品都存在一定的瑕疵,高职学生在思想方面存在不成熟的现象,如果不会欣赏作品,这样会对高职学生造成消极影响。教师需要重视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联系,重视高职学生审美教育,在艺术欣赏过程中,给予学生恰当的指导,充分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提升实际教学效率。高职院校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技术能力,还需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高职院校需要从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等角度着手,提升高职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和审美能力,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人格,发展成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艺术欣赏论文:声乐表演艺术欣赏的美学问题探讨 摘 要:声乐是一门以听觉为基础的艺术形式,它是众多表演艺术中表现形式最具特色、最具个性的艺术种类。声乐艺术表演是在领会原作思想情感,结合自身特点以及情感体验的基础上,对声乐作品的演绎,因此声乐表演艺术也通常被认为是声乐作品的“二度创作”。本文从声乐与美学理论的联系出发,探究美学理论在声乐表演艺术欣赏中的表现,并对如何提高声乐表演的艺术内涵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声乐;表演艺术;美学表现 0 引言 声乐表演艺术是人类社会实践中最早诞生的艺术种类,它以表演者的声音这种独特的“乐器”为基础,结合个人情感、创作者情感与受众进行沟通,从而表达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所有的艺术形式一样,声乐表演艺术也以一定的美学原理为基础。因此,我们要想衡量、判断一个声乐作品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就应该在声乐表演艺术与美学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并树立一个评判的标准。而这不仅有助于人们对声乐表演艺术的美学原理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丰富声乐表演艺术的美学内涵。 1 声乐美学的概述 1.1 声乐美学的意义 艺术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声乐表演就是其中之一。声乐是一种最原始的艺术形式,在乐器没有出现之前,嗓音就是一种最便捷的乐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水平不断提高,声乐的呈现形式与欣赏者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人们开始将声乐视为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并赋予其独特的审美内涵,因此便形成了声乐美学。在声乐美学的探究中,人们将音乐归纳为行为、形态、观念这三个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行为是表演者的表达方式,形态是音乐的音响效果,而观念则是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从这一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声,乐美学的意义就在于人们从思想到行为上所进行的一种艺术性的探索和表达。 1.2 声乐美学的本质 任何艺术创作都是创作者主观意识的表达,声乐的创作也不例外。声乐与其他艺术创作的不同点在于,它的创作不仅包含了词曲作者的主观意识,也包含了表演者的主观意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声乐美学是多重主观创作的集中体现。词曲作者对声乐题材和音乐表达形式的选择是影响声乐美学的第一层主观因素,而表演者对声乐的表现则是影响声乐美学的第二层主观因素,而一阶段的表现艺术不仅受到前一个主观因素的制约,还受到表演者自身对声乐作品的解读的影响,因此,声乐表演艺术只有在兼顾创作情感和演绎情感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声乐的完美呈现。 2 美学理论在声乐表演艺术欣赏中的表现 首先,在声乐表演艺术中,演唱者利用专业的表达技巧,将作品中的情感基调以一种能够体现个性特征,展现情感层次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既来自于表演者对作品的专业理解,也来自于自身的情感体验。而用美学观点来分析,这种艺术表达方式不仅包含了声乐的形式美,也体现了人们对于某种情感的真实反映,既实现了理性与感性的高度统一。 其次,声乐是一种听觉艺术,它通过人们对某种声音的模仿和演绎,使表演者与模仿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通过这样的沟通,一方面表演者可以进一步了解二者之间的联系,从而丰富声乐表演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另一方面它也能激励表演者融入音乐之中,激发创作灵感,并从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而从美学角度分析,这样的艺术表达充分体现了声乐表演艺术的创造美。 最后,由于表演者在生活环境、个人经历、知识结构、性格特点等方面的差异,其审美水平必然会有所不同,进而也导致了他们在作品创作和艺术表达方面的差异。美学理论在声乐表演艺术欣赏中的表现主要通过声乐的真实性和创造性体现出来,即一方面词曲作者和演唱者收集真实的声乐信息,并进行艺术加工完成作品创作,另一方面又利用创新思维突破传统,甚至自身的局限,来完成艺术的表达。 3 如何实现声乐表演艺术与美学理论的结合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在表演过程中,不仅要求表演者能够熟练地运用表演技巧,还要求其实现对声乐作品情感的完整解读与呈现,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表演者就应该在声乐理论、演唱技巧、艺术理念以及演出经验等方面不断积累并实现突破。 3.1 真实性与创造性的结合 表演者要想在表演过程中体现声乐的艺术性,不仅要充分理解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情感内涵,还要结合自身的个性特征进行二次创作。现代声乐表演艺术的系统性越来越强,即一个完整的声乐表达艺术不仅包括艺术创作的灵感,表演者的形态、表情、动作,还包括各种乐器的伴奏,而在这一表达的过程中,声乐结合乐器实现声音、情感的传递,进而实现了声乐表演艺术真实性与创造性的结合。 3.2 传统理念与创新理念的结合 任何声乐作品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它不仅体现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更体现了某一发展时期的社会情感,因此表演者在挖掘声乐情感内涵时应该从创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属的艺术流派以及其生活经历进行把握,并努力将自己置身其中,重现其当时的内心情感,从而深化对声乐作品的理解。在面对声乐表演艺术中传统理念与创新理念的冲突,我们应该辩证地进行思考,以保证传统理念与现代声乐创作的和谐统一。 3.3 艺术表现与声乐技巧的结合 技巧是声乐表达艺术的基础,再准确的情感理解如果没有声乐技巧的支撑,也会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声乐表演艺术是表演者声乐技巧与声乐情感的统一,因此在表演过程中,表演者一方面要注重对声乐理论的解读,声乐技巧的掌握以及演出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还应该注重声乐情感的融入,即重视个性表达,体现个人风格,利用充沛的情感,提高作品的艺术性。 3.4 重视欣赏者的反馈意见 前面已经说过,声乐艺术是创作者和表演者主观意识的体现,而在声乐表演艺术欣赏的过程中,由于欣赏者在价值观、人生观方面的差异,对同一作品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理解方式,而这时他们就会在欣赏表演者艺术表达方面出现分歧,因此,表演者不仅要重视个人的主观艺术理念,还应该重视欣赏者的反馈意见,以便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并进行创作性的改进。 3.5 注重声乐表演艺术的留白 留白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指表演者在艺术创作中留有一定的表达空间,以供欣赏者结合自身的实际进行联想和补充,而这样的补充不仅调动了欣赏者的欣赏热情,还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内涵。声乐在表演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留白的作用,并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激发欣赏者的艺术想象,从而实现对声乐作品美学价值的而进一步挖掘。 3.6 推动表演者与欣赏者的互动交流 声乐表演艺术要想调动欣赏者的积极性,不仅要有熟练地表达技巧,还应该注重与欣赏者的互动,从而活跃舞台气氛,增强舞台效果。对于一个优秀的声乐表演者而言,在与欣赏者的互动过程中,不仅要实现语言、动作的互动,还要实现情感的互动,从而满足欣赏者的艺术体验。 4 结语 要想提高声乐表演的艺术水平,我们首先要保证表演者对作品的领悟能力,创作能力和欣赏能力,并在准确把握作品情感的基础上,结合创作的背景以及创作者的经历等信息,发挥自身的表演优势,与欣赏者实现互动沟通,将真实的情感与艺术创作相融合,进而引起欣赏者的情感共鸣,并实现声乐美学与声乐表演的和谐统一。 艺术欣赏论文:论艺术欣赏与生活 摘 要:艺术欣赏的意义以及自己对艺术欣赏的一些理解,了解到怎么样去提高欣赏力和审美情趣。 关键词:艺术;欣赏;审美;见解 艺术欣赏,又称艺术鉴赏,指人们在接触艺术作品过程中产生的审美评价和审美享受活动,也是人们通过艺术形象(意境)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思维活动。在艺术鉴赏过程中,感觉、知觉、表象、思维、情感、联想和想象等心理因素都异常活跃。 艺术欣赏与生活,这是一个老话题,提起来便令人兴味索然的话题。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他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自然、生活给艺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艺术尽情地表现自然,表现生活,并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艺术与生活关系微妙,若隐若现、若即若离才是妙境。艺术和生活相比,具有更大的容量和时空跨度,是心灵与想象的意象再现。生活是艺术源泉,艺术是生活提炼加工后的结晶。生活是美好的,艺术是永恒的! 艺术作为一种艺术观念或文化现象是当代大众美学以及日常生活美学的延伸和利于民主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突破与传统艺术的藩篱将艺术的概念大众化。生活是什么呢?生活是指人在自然界中的一切活动。如:种田、吃饭、旅游、休息等等。艺术是什么呢?艺术是指人在自然界的一切活动中,对自然现象进行的体验、感悟、提炼、加工,并用艺术的形式去表现它。如:用音乐去表现高山流水,用绘画去表现梅兰竹菊,用书法去表现阴晴圆缺。总之用艺术诠释自然、生活之规律。其目的是:从宏观上说,使人们了解自然、认识自然、融入自然、人和自然能更好地协调发展。从微观上说,达到净化心灵、陶冶情操之目的。 艺术与生活曾经是混沌一体、不分彼此的,那时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譬如渔猎时代,人们的弓箭既是工具也是心爱的艺术品。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当时艺术还没有从生活中分娩,人们的审美意识还萌动在生活实践的母胎中,譬如中国古代的玉璧、玉瑛、玉踪,以及佩带的各种美玉,既是艺术品,同时也是祭祀用品和某种观念的象征物,具有原始宗教的、伦理道德的、政治活动的实用意义。即使到了孔子那个时代,艺术仍然很难同生活分得那么清,诗、乐、舞,并不是后来人们观念中的纯粹艺术。故至中古时期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像,很难说当初有多少人是把它们当作艺术品去塑造的。 艺术的真实性。艺术反映客观现实生活,从一定的生活原型出发塑造艺术形象。任何作品的主题、人物、情节,虽是产生于艺术家的意识,却是反映艺术家对世界的感受和看法,归根结底是受一定社会条件所制约的作家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来的。真实反映生活是艺术家们进行精神生产的基本动机和目的。 艺术属于精神生产,它作为反映现实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必然经过艺术家的世界观的透视和折射。艺术是站在人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感受以及对社会人生关注的立场上看待客体世界的,因而其对客体世界的认识、感悟与表现带有浓厚的主观性。艺术以主观性的把握方式,在自己的产品中建构起从属于人的目的和意义的世界,从而帮助人们加深对自身的认识,体验并激起关注社会人生的积极感情。 在生活中,到处都是艺术。从视觉上,我们看到蓝蓝海洋之宽阔、小河流水之细腻、花儿盛开之美丽、春风抚柳之温心;从听觉上,我们听到惊涛拍岸、高山流水、鸟儿争鸣;从嗅觉上,我们嗅到花儿的清香;从味觉上,我们尝到酸甜苦辣;从肢体上,我们感觉到冷热温凉、粗糙光滑;我们从这些生活中感悟出美好,感悟出艺术无处不在。艺术与生活的存在在大众化的角度来说是已经形成汇融,也就是艺术与生活的交叉。同时形成了两个命题,一个是艺术生活化,另一个就是生活艺术化。这两个命题一个偏重于艺术,适宜于那些艺术家在追求艺术层次上对生活的塑造结果的呈现,这就是艺术生活化的进程和结论。而另一个则侧重在生活上,是一些生活品质追求的层次超越感,她们来自于艺术的渲染,同时又会来源于生活体验的灵感的提升,是生活的一种人为有意识的进化。 艺术中到处都体现着生活、体现着自然。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来源自然。生活是千姿百态的,自然是变化无穷的,因此,艺术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在自然、生活中体验到花儿的开放、鸟儿的歌唱、江河的奔腾、高山的耸立,通过认知,产生感悟,花儿为谁开放?鸟儿为谁歌唱?江河为谁奔腾?高山为谁耸立?抒发我们对自然、生活的情感;把这些情感转换成其他的艺术形式,如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等,使我们能更好地融合在自然中。艺术家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内容,运用到艺术中去,反过来又充实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新的享受。作为艺术的表现方法,绝不是生搬硬套生活,或者重复生活,而是有取舍地提取生活中的精华。在这个提取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的时代不同、内容的不同、环境不同、感受也不相同等等,所以产生的作品也不相同,正是这些不同,才能满足不同人的需要。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审视、品味作品,从中得到美的享受。 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也愈来愈进入多元化状态,艺术真实的标准也进入了多元化时期。艺术真实的终极目的是生活,是客观世界,这一点可以肯定,但对生活与客观世界的表达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轻易认定这一类艺术品具有艺术真实,而那一件艺术品缺乏艺术真实。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当以更开放的眼光来看待艺术,应当具体评价一件艺术品是否具有艺术真实,而无须争论哪种艺术模式更接近艺术真实。 艺术对人类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包括认知作用,审美作用,交流情感作用,引导教育作用,存在刺激作用。通过艺术的传承,我们才了解我们的祖先的文化行为,人类怎样从原始时展到现在,通过艺术的传播,我们才学习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认识未知的世界。人们通过对优秀艺术作品的欣赏,可以获得丰富的美感享受,可以陶冶情操,净化灵魂,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艺术欣赏实乃人间一大乐事,它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真的值得我们重视。艺术欣赏还是一个反复审美的感受的过程。有些艺术作品,乍一看未必有什么惊人之处,但细细品味,其中的美感就如泉眼的泉水一般地流出。同时艺术作品往往需要一些理性思考,否则是很难完整地感受艺术作品体现出来的美的。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究竟其性格特征是什么,至今还争论不清,故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说法;还有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中主人公那微妙的笑容,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是众说纷纭,争论了几百年,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内行的欣赏者,那是需要具备一些条件的,首先要加强艺术修养,不断进行艺术欣赏活动,积累欣赏经验,逐步熟悉艺术的内容、形式及其特征,掌握艺术的规律。第二,还要多观察、分析生活,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只有对生活有深刻的理解,有真知灼见,才能正确认识艺术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在生活中,我们想要开启自己的艺术创造,就得培养自己对周围事物的关注,在关注中培养自己对对象的观察,在观察中有所发现,再由发现引发自己个人的思想与情感的联系;在近距离的可视的现实环境中与想象的空间翱翔,在三维与平面中有机转换,在运动与静止间探索追寻美之所在,美之所存。 艺术欣赏论文:论艺术欣赏对艺术理论发展的重要性 摘要 艺术欣赏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感知、观赏、思考、接受、再创作的一种人类活动,它与艺术理论的存在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文从艺术欣赏分析的角度,阐述了艺术欣赏在艺术理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观点和建议。 关键词 艺术欣赏;艺术理论;发展 1 引言 众所周知,艺术欣赏是人类将艺术形象作为审美对象的一种社会活动,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观赏与接受的过程,是在艺术欣赏当中进行体验、理解、再创造的一种综合心理活动。艺术欣赏与艺术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艺术理论是艺术欣赏的基础,是催生艺术欣赏的土壤,相反,艺术欣赏作用于艺术理论,是艺术理论的一种实现方式,对于艺术理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2 艺术欣赏是产生美的主观条件 在艺术领域,艺术作品给人们带来美感的主观条件来源于对于美的鉴赏,对于艺术作品而言,艺术美感是艺术理论产生及发展的基调,同时,艺术欣赏必然是艺术美感产生的原理及内在机制,其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艺术欣赏不等同于认识行为。康德认为艺术欣赏对艺术美感的一种感知,而不是对艺术作品的单纯认识活动,认识行为仅仅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对于一件事物产生记忆和理解,而艺术欣赏是一种基于感性层面的活动,是对于艺术作品所散发出来的艺术美感及其内涵所做的一种感性体验,并由此产生美感。 2.2 艺术欣赏是一种主观行为。人类对于艺术作品的欣赏体验,是一种主观的、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体验过程,他并不关心艺术作品作为客体而言的一种存在及其性质,仅仅关心艺术作品的完满性及其是否满足观赏者的内心期盼。譬如一把椅子,首先只有符合观赏者对于椅子的概念,它才称得上是一个具有完满性的美的椅子,因此,在艺术作品当中,其形式表象是作为艺术欣赏当中审美愉悦感迸发的根据所在。 2.3 艺术欣赏带来精神上的快感。艺术欣赏过程当中产生的美感通常以快感的形式为观赏者所感受,这种快感不同于感官上产生的生理快感抑或道德上的产生的理性满足,而是一种来自于精神上的,淡漠纯然的快感,是观赏者主观情感上的满足,并不会参杂外在的功利及利害因素。并且,只有人类才能在艺术欣赏过程中产生美感,并据此迸发出快感。 2.4 艺术欣赏的美感具有普遍必然性。艺术欣赏当中所产生的美感与愉悦并不会随着时光或者观赏者的变化而变化,只要面对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就会普遍并且必然地迸发出审美的愉悦与快感。 3 艺术欣赏是艺术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了一度对艺术欣赏理论不足的状态,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现当代艺术在"中国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艺术欣赏以及艺术理论本身无关。殊不知,我国近现代艺术无论是理论的发展还是实践的飞跃都是基于和西方艺术体系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过程。从这一层面上来看,艺术欣赏是艺术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让普通民众和艺术工作者不断提升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层次,才能够不断加强艺术品评的说服力,进而反过来推动艺术理论以及艺术实践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人们在众多艺术门类上的基本理论方面、方法论方面、范畴体系方面、理论形态方面以及学理规范方面的误区,但是这种种误区的形成必然后促进人们对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的思考。评价以及批判,从而避免了人们对艺术的过分迷恋和盲从。 近年来,相关理论研究文献说明,在当前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下,人们接受艺术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对艺术的追求也是越来越理性。人们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艺术欣赏体系,从而基于自己的艺术欣赏体系对艺术品进行品评。在这种欣赏的过程中完成了两方面的飞跃:一方面,艺术爱好者以及艺术工作者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的艺术欣赏体系,实现了对艺术品欣赏过程中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飞跃;另外一方面,人们对艺术品的欣赏也左右了业内艺术品风格的走向,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断促进艺术相更高层次前进,这个前进过程自然包括艺术理论的发展以及艺术实践的进步。 从以上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在艺术理论发展的过程中,艺术欣赏是必要条件。但是艺术欣赏并不是艺术理论发展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仅仅进行艺术欣赏就能够推动艺术理论的发展,这显然是天大的玩笑。 4 艺术欣赏是实现艺术批评的直接手段 艺术批评来自于艺术欣赏,艺术欣赏是艺术批评的直接手段,艺术批评推动艺术理论的改革和发展。一般说来,艺术作品的价值以及功能主要就是通过公众的欣赏而得以体现,艺术欣赏作为艺术实践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断促进着人类艺术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而这种演变,主要通过艺术批评来获得推动力。 艺术批评是一种建立在艺术欣赏基础之上的一种艺术品评活动,基于某种立场、某种角度或者某种动机来对艺术作品以及艺术家的功过成败做出品评。通常来说,艺术作品习惯于将艺术家的思想、观念隐藏在其中,而艺术批评家们的工作就是要挖掘出隐藏域艺术作品深处的创作思想与观念,并加以概括和综合,将之提升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理论层次,从而推动艺术理论及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促进艺术的繁荣、提升艺术家的创作水平、提高普通大众对于艺术作品的欣赏水平及艺术素质。 艺术批评与艺术欣赏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紧密联系。艺术欣赏作为艺术批评的基础,为艺术批评提供生存土壤,艺术批评作为艺术欣赏的发展和生活,为艺术欣赏提供上升的空间。然而,艺术批评具有明显的社会层次性,这也就要求其对应的艺术欣赏也要具备相应的层次性,在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分工之下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艺术欣赏水平都不尽相同,具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因此,在艺术批评过程当中,需要层次性,以适应不同环境下的艺术欣赏需求。 5 艺术欣赏促进现代艺术理论的生成 从另外一个层面讲,艺术欣赏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艺术理论的生成,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 首先,艺术欣赏者是艺术活动当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它对于艺术作品的审美认知以及审美感受起到了一种接受者的作用。对于中国艺术领域而言,其现代艺术欣赏是在受到西方艺术欣赏以及中国古典艺术欣赏的融合与碰撞当中发展变化而来的,并在其形成与发展当中推动了艺术理论的发展和变化。从总体角度看来,中国的现代艺术欣赏的基本理论、方法、形态以及学理规范均是在西方艺术欣赏理论体系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这也就不可避免的被纳入到现代艺术理论的知识体系当中。 其次,我国艺术欣赏理论的研究当中,绝大多数的研究基准均来自于艺术欣赏的体验与总结,也就是说,艺术欣赏过程当中产生的感性体验与总结为艺术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形成提供了实例素材,艺术理论从艺术欣赏的体验过程中抽象总结出规律性的理论依据,在艺术作品的更替与艺术欣赏的交互中,不断总结并更新。 6 结语 艺术欣赏是一种由审美与反审美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感性体验与心理感应活动,在欣赏者与艺术作品的主客体交互过程中,产生审美的快感。本为从艺术欣赏与美感产生、艺术欣赏与艺术数理论的发展关系、艺术欣赏与艺术批评的依存关系以及艺术欣赏与现代艺术理论生成并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阐述并分析了艺术欣赏对于艺术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希望能够对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以及爱好者提供一些参考。 艺术欣赏论文:浅谈提高小学生书写基本技能和书法艺术欣赏能力的途径 摘 要:书法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培养小学生的书写基本技能和书法欣赏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够提高小学生的爱国之情,还能够促使小学生养成正确的书写习惯,有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文学素养。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必须重视学生的书写,加强监督和引导,提高小学生的书写能力。文章主要探讨提高小学生书写水平和书法欣赏能力的有效途径,希望能给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帮助。 关键词:写作技能;书法;欣赏能力 书法不仅是一项技能,更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和艺术瑰宝。小学阶段,学生正处于成长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养成的书写习惯会影响他们一生,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必须重视学生的书写,在日常教学中规范学生的书写行为,给予学生及时、有效的指导,全面提高小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小学语文教师还要善于培养小学生对于书法艺术的欣赏能力,以锻炼小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意识,激励他们不断进步。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深入,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对于小学生的写字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习惯,书写的文字需要清晰、整洁、端正。下面笔者谈几点自己提高小学生写作技能和欣赏能力的做法,以供广大同仁参考。 一、加强技巧指导,营造写字氛围 提高小学生的书写技能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小学语文教师树立长期教育意识,加强对小学生的技巧指导,提高小学生对书写的兴趣,从而给小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写字氛围。我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很多小学生书写姿势不符合标准,容易出现头歪、身斜、腰弯等现象,这些不良习惯对小学生影响深远,需要引起教师和家长的重视。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会对小学生进行科学规范的写字训练,先从端正坐姿开始,正确的坐姿应该是头部端正,离桌面一尺,胸口离桌沿一拳左右,两肩齐平,两脚自然下垂分开平放在地上,然后给小学生讲解一些书写的技巧,比如怎样下笔,怎么执笔,怎样提高写字效率,怎么确保书写清晰等。此外,小学语文教师还要发挥主导性,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通过对学生的写字基本技能的指导,锻炼小学生的意志力。总而言之,语文教师应把写字训练当作教学重点工作,并且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始终。 二、注重示范引领,提高书写兴趣 小学语文教师在写字教学时必须为小学生树立榜样,给小学生做出表率,使小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有的小学语文教师在写板书时字迹潦草,小学生根本看不懂,无法跟随教师的步伐,以至于影响了语文课堂教学效果。对此,我的做法是:在书写板书时坚持用标准的字体,确保小学生能够认清,做到“宁可少写,不可草写”,并积极地为小学生拓宽识字量,帮助小学生会认和会写更多的汉字。总而言之,语文教师要能写出优美的汉字,批改作业的评语也要工整,用汉字本身的魅力去影响小学生,激发小学生的写字兴趣。此外,我还会表扬班级中具有良好写字习惯和写字能力的小学生,给其他学生树立榜样,并且定期在班级的学习园地中展示小学生的优秀作品,以提高小学生的参与度,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班风和学风。同时,每周对学习园地的书法作品进行一次更换,确保每个小学生的作品都有机会进行展示,从而使小学生沉浸于浓郁的书法氛围中,获得美的体验和感受,挖掘出小学生内在的书写潜能。 三、丰富写字形式,加强过程评价 在规范小学生的写字基本技能时,语文教师要善于采用多种教学形式,设计丰富多样的写字活动,鼓励小学生积极地参与,尊重小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小学生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人。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对小学生写字过程的评价和指导,针对不同的小学生给予不同的评价,激励他们不断进步。我在工作中会定期组织小学生进行写字比赛,先任选一篇课文作为书写的材料,让小学生当场书写,然后教师当场评分,对于书写工整、清晰的小学生要给予奖励。小学生在这样的写字活动中可以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找出与其他同学的差距。我还会组织小学生做写字的游戏,先在黑板上写出一些小学生学过的词语或者成语,然后故意把每个词语或者成语少写一个字,让小学生积极进行思考,然后到黑板上补充。另外,我也会把文字编成小故事讲给学生听,以帮助小学生快速掌握新的汉字。比如“休”字,就是一个人累了,在一棵树旁靠着,就是休息的意思。当小学生听到教师的讲述,对于文字就会更加感兴趣,也会在书写时记忆更深刻。 四、欣赏书法作品,形成思想共鸣 为了从小培养小学生书法艺术的欣赏能力,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根据小学生的个性特点和认知水平,选择适合小学生欣赏的书法作品,让小学生在欣赏作品的同时加深对书法的了解,形成不断追求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意识,并且与书法中蕴含的情感产生共鸣。有一些小学语文教师在给学生选择欣赏的书法作品时没有考虑到小学生的感受,选择了草书或者行书等作品,导致小学生对书法失去了兴趣。我在实际教学中组织了书法观摩活动,即利用多媒体、电脑、实物等形式,带领小学生一起欣赏古今中外的书法家的书法作品,并在小学生欣赏和观看的过程给他们讲述一些关于作者的小故事,以增强小学生对作者的理解,这对今后进行课文教学有重要作用。同时,我也会给小学生讲一些名人练习书法的例子,让小学生明白“熟能生巧”“勤能补拙”“坚持就是胜利”的道理,让他们树立写字的信心和勇气。 综上所述,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培养小学生的书写技能和书法欣赏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仅能培养小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还能让小学生养成不怕吃苦、持之以恒、勇于拼搏的良好品质。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我们必须要把教学当成终身奋斗的事业,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结合小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贴近小学生日常生活的训练内容,提高小学生的书写能力,进而让每一名小学生都能够从写字中收获到快乐。同时,小学语文教师还要擅长给小学生选择书法作品,让小学生可以在欣赏的同时受到熏陶和教育,以培养小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意识。
阅读教育论文: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 摘 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情感教育越来越被诸多教育者所重视。阅读教学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情感教育的重要途径。而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有效实施情感教育需注重方式方法。 关键词:语文阅读教学;情感教育;方法 情感教育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推进教学过程优化的最强的驱动力。在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情感教育,培养学生健康、积极的情感,进一步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那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怎样进行情感教育呢?下面结合教学实践,谈谈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通过学生朗读、诵读感知作者所表达的情感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有感情的朗读是学生感知教材的主要方式和获得作品情感的基本途径。它把无声的视觉文字化为有声的听觉语言,把储存信息的符号载体还原成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情实感,使作品中的人物、情景跃然纸上。学生与作者之间跨越时间、空间进行一场对话,双方以读物为中介,以情传情,实现两个心灵的理智转换和情感交流。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朗读,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情感。 首先是课前朗读,课前朗读的要求只是要学生齐读,找出自己不会读的字词,达到初步了解文章内容的目的。其次是课堂朗读,在课堂教学中,这一次的朗读与课前朗读的要求有所不同,要求在前一次朗读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理解有感情的朗读,不必齐读;在朗读过程中,要求学生对文章的关键词、句加以勾画圈点。这一次朗读后,学生对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已有所理解,为下一步的分析课文奠定基础。再次是分析后朗读,这次朗读是在分析课文的基础上进行,要求较前两次要高很多,而且只是有侧重地读,重点朗读文章的主要文段,要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读,要能够正确、流利、有情感地朗读,读出文章的韵味情致,读出作者的喜怒哀乐,读出学生的真情实感。例如,在教读《岳阳楼记》时,第一次朗读,学生通过朗读初步感知文章的内容;第二次朗读,勾画出一些难懂的语句文段;第三次朗读,在讲解的基础上,基本能感受文中两种不同的心境以及作者那种波澜起伏的感情和对信念的执著追求。 二、通过教师导读,沟通作者、教师、学生的感情 这里所说的导读,主要是教师指导精读,要教会学生学会精读,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情动于己”,把握作者的感情基调,和作者同喜、同悲、同褒、同贬,释放自己的情感,就能运用生动的语言再现课文所提供的艺术形象或具体画面,启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唤起想象,沿着作者的情感轨迹运行,把学生引入情境之中,产生感情共鸣,做到“字训其义,句贯其意,文寻其脉,篇会其旨”。 如,在教学《包身工》的过程中,学生在读解包身工起床情境一段时,开始只觉得一片混乱,并且对“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将身体背转一下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等情节并不能理解,第一反应就是全班哄堂大笑,个别学生更是互相取笑。这种情况下,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正确理解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成为必要,诸如“‘冲’字表现包身工当时怎样的心态”“这一段写包身工女性害羞感觉的迟钝,是一种怎样的心态表现?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的出现?”通过讨论,学生基本能理解包身工那种被奴役、被威迫的可怜和她们长久受非人的折磨变得麻木的心态以及作者对她们的深切同情。 随着问题的解决,学生由不懂到懂,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能力,逐步明白了作者在这些文字中所注入的感情,受到作者的感染,在潜移默化中与作者的心灵达到相感通,加强了情感体验。情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获得情感体验,反过来,学生心中所形成的情感又促使教师加强对文中的情感感应。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作者、教师、学生之间的感情达到了融会贯通。 三、通过联想、想象,感悟文中之情,实现情感再造 在文章的讲解、品析过程中,作者、教师、学生之间的感情达到“感通”,形成共鸣。但是,阅读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并非到此为止,教学的目的不能以追求作者本意为唯一目标,而应凭着学生的已知,去探求、发现文章的各种内涵,使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达到原形理解和创造理解的结合,形成“一千个读 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结果。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创造性,联系生活实际,拓展思维空间,触发学生的情思,以深化情感的体验,获得学以致用、学创相生的教学效果。具体地说,就是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联想,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实现情感再造。 当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某种情感体验后,会思绪万千,或者重新搜索相关的阅读资料,回忆过去已经学过的知识,挖掘自己曾有过的相似经验,打开岁月尘封的大门,获得新的认识。在教读《荷塘月色》时,为加深学生对文中作者情感的感受,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我要求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用图画的形式,画出月色下的荷塘,学生感受作者心中那淡淡的哀愁,展开想象的翅膀,画下几十幅不同的月色下的荷塘。这一过程开拓了学生思维的领域,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无形中又使学生对课文产生了新的感受,在感受美的熏陶之后进行美的再创造,再经历一次新的情感体验。 语文教学离不开情感教育。在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重视情感教育,注意点燃学生情感的火花,让学生在情的感召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活动中,使语文课堂教学变得生动起来、轻松起来,从而达到陶冶学生情操、净化学生心灵、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教学目的。 阅读教育论文:对“经验之塔”教育理论的批判性阅读 对“经验之塔”教育理论的批判性阅读 一、“经验之塔”的理论要点 一是“塔”基的学习经验最具体,越向上越抽象。它根据不同教材和方法所提供的学习经验的具体程度分类,是教师根据学生的需求和能力,根据教学任务性质选择合适媒体的理论指南。 二是“塔”的分类基础——具体或抽象的程度与学习的难易无关。各类学习经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教学中应充分利用各种学习途径,使学习者的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产生有机联系。 三是教学应从具体经验入手,逐步抽象,防止“言语主义”——从概念到概念的做法。学习间接经验应尽可能地以直接经验作为充实的基础,也要适时引导学生向抽象思维发展。 四是每个人的经历都受时空限制。位于“塔”腰阶层的视听教学媒体能为学习者提供一种戴尔所谓的“替代经验”,有助于突破时空的限制,解决教学中具体经验和抽象经验的矛盾,弥补各种直接经验的不足。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二、以“经验之塔”为核心的视听教学论存在的局限性 1.曾经有一位美国教育学者批判“经验之塔”的实际重点是放在媒体的选择上,而不是放在学生的反应上。但是,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学生应该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的课堂教学应该以学生为主,媒体对现代教学只是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用来帮助教师更好地完成知识的传输。但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随着学生的反应随时改变教学策略。因此,这种只注重“媒体的选择”而不注重“学生的反应”的理论,必然是事倍功半的,也不可能适应个别化的学习需求。 2.“经验之塔”理论还有一个特殊的弱点,那就是它强调孤立的媒体种类或技术,而忽视整个教学过程。媒体论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利用视听媒体特点使教学形象化、具体化,这在客观上妨碍了人们接受教育传播等新思想、接受关于教学中使用媒体的新理论。 3.在关于媒体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的问题上,视听教学论把视听教材看成一种辅助教学工具,置其于辅助物的地位。而在实际应用中,教学媒体已经发挥了远远超出“教具”的作用,但是教具论阻碍了人们这方面的认识。在传统的教学形式中,通常由教师控制课堂教学,新媒体或资料仅是辅助教具或作为丰富教学的手段,而且要根据教学时间来使用。因此,它们对增强学习效果的作用是有限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工作者们已经认识到并开始摆脱以“经验之塔”为核心的试听教学论所带来的一些教学误区。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被集中到教学过程和教学设计评价中,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更使人们认识到了教学媒体的巨大威力,在有些领域,新的多媒体课件已经完全取代教师和课本。由此可见,“经验之塔”理论对本世纪的教育技术发展历程的确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只有教育工作者们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批判继承的精神对待这一经典理论,才能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阅读教育论文:如何在阅读教学中进行审美教育 [摘要]阅读教学是对学生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对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阅读教学 语言美 形象美 意境美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怎样做才能更有效的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呢?下面笔者就“如何在阅读教学中进行审美教育”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品味语言,发现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高尔基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因此,欣赏作品,首先要抓住作品的优美语言。语文课本及读本中收入了不少“语言美”的古今诗文。优美的语言,是学生感受美、表达美、创造美的丰富源泉。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文字朴实、真挚。《纪念刘和珍君》的犀利、诘问,《赤壁》的磅礴、激越,《空中楼阁》的清新、婉约,《荷塘月色》叠字叠词的运用俯拾皆是,使文字呈现动人的声韵美等等,表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给读者呈现着千姿百态的美感。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文章,引导学生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深入地体味不同风格作品的语言的美,体会作家怎样准确、鲜明、生动地运用语言,在领略其语言美中得到美的享受。如苏东坡的意境开阔、场面宏大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要体会作品所表达的时间流逝,世事沉浮的怀古之幽情,就必须把“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豪杰”“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联系起来,同苏轼当时被贬黄州不得志的思想情绪联系起来,体会作者对雄姿英发的周瑜建功立业的敬慕,体会作者感慨今昔,由物及人,由人及己,抒发“人生如梦”的心理历程,由此而获得自己的审美感悟。 教师在教学中,应从语言方面入手,带领学生领略那神态万千的桂林山水、妩媚多姿的西湖秀水、嶙峋怪诞的黄山奇石,感受阳光的温暖、风的清凉、夜的宁静、月的皎洁、花的清香、叶的飘零,体悟黛玉的多愁善感、诸葛的足智多谋、屈原的爱国情怀、杜甫的关注民生、王维的纵情山水、清照的无限哀思,让学生沉醉于文学的氛围中,沉浸在审美的愉悦里,徜徉在感悟的文学长廊上,在享受的同时,也在学生的心田上,撒下追求希望的种子。 二、把握形象,体会美 形象是作家按照美的规律运用一定艺术技巧创造出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形象在美的领域中占有主要地位。”语文教材中塑造了众多的性格各异、个性鲜明的优秀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具有崇高的品质,他们的思想先进,心灵高尚。在阅读欣赏时,教师应引导学生深刻地揭示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他们的性格特征,激起学生思想情绪上的共鸣,明确善恶、美丑的标准,激发蓬勃向上的热情和追求正义的感情,逐渐形成优秀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 如坚持正道为理想献身的屈原(《涉江》);有忠贞爱国顾全大局的蔺相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有正气浩然,“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等等。在引导学生阅读这些文章时,教师应该善于从审美角度,引导学生理解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激发学生的情感和想象,使学生从人物的心灵美中得到陶冶,产生一种精神愉悦和情感认同,从而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作为艺术形象都是有审美价值的。“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谓的‘丑’在艺术中能变成非常的美。”(罗丹语)反面人物形象也是艺术审美的重要内容,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同样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情绪体验、情感愉悦和思维快感。 三、感受意境,领悟美 在正确的审美观的指导下,正确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体会作品中的意境美。教师要用生动的语言,有感情的讲解去感染学生,唤醒他们的审美体验,陶冶他们的审美情操。如在讲授《荷塘月色》时,教师可以从不同角度开发美点,可以欣赏文章外观形态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可以欣赏内在意象美,可以欣赏文化意韵美等方面体会它的意境美,使学生从感知层、体会层不断递进,力求运用“激情”、“热情”,让学生数次出入于美文之中,激发学生在感情上与作品的共鸣。这种情感的激发将使学生在内心深处形成一个心物交感,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从而达到与作者在心灵上的契合与情感上的共鸣。 可见,只有把握课文的意境以及意境中的情感,以此激发学生的审美激情,才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间体验到审美的愉悦,使学生感受到美的真谛。 四、启发学生,想象美 别林斯基曾说过:“在艺术中起着最积极和主导作用的是想象”。在欣赏理解作品的意境的同时,教师应注意激活并发展学生的想象力。语文教材中有各种因素的美,要体会这些美,教师还需根据教学内容与学生一起进行“美的加工”美的想象、美的思维,使本来枯燥单调的知识演变成形象生动的画面,让学生用心去感受这些美,欣赏这些美,并用自己的手去表现美,想象美。 优美的意境,能引起丰富的想象。欣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重点应启发学生丰富的想象力。要让学生想象出在清幽寂静的夜里那流水一般的月光,月光下绰约多姿、清香四溢的荷花,一切都显得如此恬静、淡雅、高洁。在进入作品所描绘的意境的基础上,启发学生联想:你可曾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意境?有的同学可能想到了在家乡的夏夜,月光下静静流淌的小河,清新、宁静、富有诗意。作品的艺术美唤起了学生心中生活美的回忆,从而加深了对作品的意境的理解。强化了自身的审美经验和情感体验。 想象使学生产生愉悦的快感,想象的结果使学生的思维超出了作品本身。教师可以根据题目设计出各种有益于想象的训练台阶,使学生得到发生想象的实践锻炼。 高中语文诗歌教学更能培养学生想象美的能力。教师可以在充分把握诗歌主旨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学生想象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执著,想象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想象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胸襟,想象岳飞“起来独自绕阶行”的惆怅…… 由此可见,美的具体性和美感的情感性,决定在培养审美感受能力的时候,必须调动学生的生活和知识积累去进行联想和想象,明确美的情感所蕴含的理性。所以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应该重视阅读教学中的审美教育,应该在实际教学中引导学生发现美,体会美,领悟美,想象美,使语文阅读教学像春雨,像清风,像枫叶,像瑞雪。注重阅读教学中审美教育的渗透,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充满寻美的乐趣。这不仅会使学生的认知和审美能力得到发展,而且也会使学生的人格修养得到完善。 阅读教育论文:试论开设师范生教育名著阅读课程的必要性研究 论文关键词:师范生 青少年名著计划 阅读指导 论文摘要:学生对名著的阅读需要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对“准教师”阅读的指导和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借鉴美国“青少年名著计划”经验,指导师范生阅读名著应注重培养专门教师队伍,开发相应的教学资源。 所谓指导学生阅读名著,就是从名著的宝库中撷取一些著作,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师生共同的阅读、讨论和感悟,用这些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滋养学生的品德和审美情趣,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指导师范生阅读教育名著,不仅是在培训学生,更是在培训未来的教师,不仅要让他们享受到阅读之醇美,感悟到教育之真谛,更要使他们喜欢上阅读、能有效地阅读、能有效地指导学生阅读。笔者从美国“青少年名著计划”借鉴经验,并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谈一谈指导师范生阅读教育名著的方式和方法。 一、名著阅读需要指导培训 (一)阅读不能仅凭兴趣 我国中小学阶段,学生的名著阅读采用的是“添加模式”,即把名著指导添加到语文课程之中,并没有专门的人或机构来负责指导学生的名著阅读[1](陈巍2009)。大学阶段,师范生同样缺少专门的课程和教师来进行阅读培训,使得这些准教师在阅读内容的选择上有娱乐化的倾向,阅读多以休闲为目的[2](李静2008)。笔者曾对所在的师范学院116名师范类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7.1%的学生选择双休日和寒暑假自主阅读名著,8%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阅读,2%的学生和朋友、同学一起阅读;47%的学生从来不和其他同学讨论名著的内容,68%的学生遇到读不懂的名著就选择放弃;84%的学生不能完全理解所读名著的内容。这种自发的、娱乐休闲式的、不求甚解的阅读方式,难以实现“用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滋养学生的品德和审美情趣,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当这些准教师走向工作岗位时,将难以驾驭和指导学生的“名著阅读”,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二)有效阅读需要培训 推动青少年学生阅读经典名著,从来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早在1944年,在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和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等人的倡导下,美国开始出现以阅读古典名著和名著讨论为主要学习方式的名著运动(great books movement),后来发展为享誉世界的“青少年名著计划”。该计划由“名著基金会”(great books foundation)推动,1992年美国教育部正式将它作为一项卓有成效的计划加以开展。阿德勒为推动计划开展,曾走遍全国,指导各地学生的“名著阅读研讨会”,并出版专著《如何阅读一本书》来指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3]。近年来刘新武、于丹、易中天等老师在《百家讲坛》迅速走红,受到人们的追捧和热议,正折射出当今的中国国民其实对名著有很高的兴趣。目前的中国必须要有专门的人和组织来推动名著的阅读,这才能使中国不会与名著越走越远。 但大学生,尤其是师范生的阅读训练必须跳出“名师解读名著”的圈子,有效的名著阅读,并不是在学生的脑海中复制名著的思想和内容,而是希望推动学生掌握提问、倾听、讨论的技巧,在与同学、教师、名著作者的思想对话过程中,学会自己去理解、感悟名著的内涵,培养他们“研讨”和批判思维的能力。要很好地组织学生“研讨”,要求教师或组织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掌握有效倾听的策略和提问的技巧,能科学地评价学生的反应,使整个研讨会既生动活泼,又能紧密地围绕中心议题不跑题。 (三)“名著资源”需要选择和开发 世界文明源远流长,无论中国的《论语》、《老子》、《诗经》,还是欧洲的《荷马史诗》、《理想国》可被称为“经典”或是“名著”。在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少中外教育理论家、思想家也留下了许多名著。如我国教育家陶行知的全集或文选,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赞科夫、巴班斯基的著作,以及瑞士的皮亚杰、美国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布鲁姆、罗杰斯等教育家心理学家的著作,它们都是公认优秀的“教育名著”,阅读它们对我们有着“普遍的、永恒的”借鉴价值。看一个伟大的人是怎样面对问题,看一个伟大的心灵是怎样思考问题,必将有助于学生去理解“教育教学”这一职业、这一事业[4]。 让师范生去阅读一个伟大心灵写下的伟大作品,这对于尚处于学习阶段的未来教师来说,是培训专业能力,形成专业情意的重要渠道。由此,在众多教育名著中,师范生选择阅读材料的标准应有三个:首先,阅读的材料必须能唤起“准教师”的职业情意,使他们能感悟到教育之真、善、美,使他们愿意在这项事业上坚持发展下去;其次,阅读材料应适合共同探究的学习方法,老师和学生都能提出一些真正的问题,可以起到锻炼思维的作用;最后阅读材料长度必须适中,适合学生在课堂或课余阅读。 二、提升指导水平,需要一个教学团队 笔者所在的师范学院,有多位教师开设了诸如《当代作家名篇赏析》、《西方经典作家作品赏析》、《儒学与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等与阅读有关的课程。虽然这些课程有较浓厚的“解说”性质,注重教师对原著的讲解和阐释,而较少关注学生思考和参与。但诸位教师对原著内涵的把握却有独到之处,对学生思维和境界提升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与几位教师商议沟通之后,笔者组织学生先行阅读有关文献,然后酝酿和选择问题,带着问题去旁听相关教师的课程。学生们开始还安于“旁听”的角色,逐渐就有大胆者敢于当堂向教师发问,甚至一度引起与原班学生的激烈冲突。任课教师向笔者抱怨“你的学生破坏了我原有的教学秩序,抢夺了我学生的话语权”,但同时也赞赏“你的学生确实胆子大,有想法,思路敏捷也很开阔”。 在经历了几次不算成功的尝试之后,却也引发了教师和学生的共鸣——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应该有所改进!目前由笔者主持,几位教师共同参与的校级研究课题《指导师范生阅读名著的行动研究》,已获得立项。所有课题组成员还自发组织阅读研讨活动,其目的:一是真正作为一个阅读者来感悟阅读的真与美;二是在研讨中思考如何驾驭“研讨”。在这一课题背景之下,必能推动阅读指导团队的建设和发展,为师范生的阅读培训打下良好理论基础。 三、推动名著阅读,需要学校支持 面向全体师范生开设的名著指导课程,往往以全校公选课的形式开放,选课的学生动辄好几十人,甚至一百多人。而以“青少年名著计划”的经验来看,要很好地组织学生发言和交流,却以三十人为最宜。笔者正于学校积极沟通,期望将教学班的人数控制在20人至30人,视选课学生的数量分班教学。另外,本课程期望分设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班,由多名教师共同进行教学。考虑到每位教师都还承担着各自的专业教学,团队越强,教学效果越好,选课学生越多,教师负担就越重。若要在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教师负担三者之间取得一个最佳平衡,确实需要管理者和教师具有高超的智慧和很好的沟通。 笔者的建议是: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上,减少专业课,增加综合实践、实验课。如师范生开设的《教育哲学》、《课堂管理》、《教师口语》等课程,完全可以与《名著阅读》结合起来,设为综合实践课。另一方面在教学上试行高级班指导初级班、中级班观摩高级班的方式,增加学生实践练习的机会,提高教师的劳动效率。这些想法和建议目前正处在实验论证阶段,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为师范生的阅读指导提供可借鉴的实践参考。 不论是指导教师的阅读训练、师范生的阅读训练还是中小学生的阅读训练,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整个系统,是推动整个国家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动力。它需要所有人参与和倾力付出,它不仅是一个读的过程,更是一个思考、交流和承上启下,不断发展的过程。 阅读教育论文:试论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后现代性阅读 【论文摘要】结合全球化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共生性大背景,联系当前教育的现状,运用后现代的一些基本理念,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观照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并试图建构起这样的现代教育观: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回归人本身,重视对人的关怀,对生命整体的唤醒与培育,兼顾现实性与超前性原则,在现实中超越,在超越中创造,直至走向理想的目标。 【论文关键词】教育 人的全面发展 后现代性 也许是中西方哲学背景的差异等诸多原因,中国似乎一直在用自己固有的感性跟着西方的理论跑。当后现代在全球肆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妖魔化时,我们不得不看到它走进中国的必然性,也不得不运用后现代的理念重新观照传统的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以期在反思批判中获得对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全新的建构与超越。 1.马克思主义有关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 1894年,《新纪元》杂志要求恩格斯用一段话来表达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9页)在这里,不在于这一段话说的是什么,而在于这一段话为什么可以表达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这是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实质和核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在这里,“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是指的一种未来的社会理想。在未来理想社会的人,应是全面发展的人。 从这一基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社会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是人的集合体,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要求全面发展的人,并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在“七一”讲话中也曾强调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就是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上表现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发展,就是在人的各种素质综合作用的基础上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指单个人的发展,而是指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应当是自由的。在整个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一生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把它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他还研究了现存世界商品生产特殊方式,揭示了现存世界人的异化状态的经济根源。他说:“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8-89页)可见,人的异化是由物的异化,即经济形式的异化引起的。正如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一样,商品、货币、金钱等物的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就在于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改变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科学社会主义则探索了人的全面发展,改变现存世界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的现实道路。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实践过程,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一个实践过程。 有了这样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首先,第一层次,亦即最基本的层次,是指人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而这一点显然又是和旧式分工的消灭紧密相联系的;第二个层次,即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了自由的发展;第三个层次则是指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第一、二层次基本上从具体形态上——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形态上说的,第三个层次是从广阔的意义(形态)上说的,它也是第一个层次的引申和目标;第四个层次,由前三个层次进一步引申而来的,是指个体和社会的谐调统一发展。这四个层次,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的完整、精确的定义,也是迄今为止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能见到的最具体、明确、科学的定义。这四个层次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根本途径是教育,或者说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获得人类的解放,也应该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2.后现代与教育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视域融合 有人曾说后现代的话语是反人性、反人道的,反对一切人文关怀。可当我们在认真回顾后现论的生成时会发现,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上,确实有质疑传统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话语的倾向,这从德里达的解构历史和人文主义的早期表述中可以看到,从福科的解构历史与主体的一系列论述也不难推导出对“人”这一命题的批判。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人”这一主题的解构清理,并不意味着不关怀人。只不过是去除那些虚假的、人为的面具,而恰恰是更真实地关怀人的本来存在境遇。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本身,显然是把对人的关怀放到首位。后现代建筑、后现代文学艺术,明显是把人的主题放到一个解除了历史重压的更加真实的语境加以思考和表现。 所以,当我们将后现代的颠覆性、反思性、批判性,提倡多元、平等、对话等理念引入中国的当代教育时,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些思考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打破传统的教育观,能带给日渐生硬的教育模式新的生命气象,而这种冲击带来的变化势必会极大地推动教育新的发展,以至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构起后现代的人性化的教育。 曾有一位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了一个教师成长的公式:经验十反思=成长。波斯纳赋予了“反思”在“成长”过程中的杠杆意义。由此,我认为,一所学校发展的公式应该是:历史十反思=发展;而对于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则应该是:现状十批判=建设。可以说,这是事物发展的凸显自我批判意识的两个重要轨迹:人在反思中走向成长,事业在批判中走向建设。 当我们在探讨现代教育的主旨时,有关教育理论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开发人脑。而且还有教育人士呼吁:无论学习成绩处于何种状况的学生,几乎每一个个体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潜能,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自身沉睡着的潜力”,有待我们去开发。这一说法把教育的主旨局限于“开发人脑”,显然未能真正找到教育的元基点。当我们用反思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教育和现行教育时,可以这样来认识教育:教育是对人生命整体的唤醒与培育,包括生理的、心理的、情感的、精神的、智慧的和技能的。也就是说当代教育应该以促进学生生命整体发展为核心,培养完整的人,建构学生完满的精神世界和人文关怀为主旨。正像深圳机场实验学校所提倡的:让生命在学习中醒着;用爱心唤醒每一个生命。关怀每一位学生的生活,让他们每天都能过得健康愉快;引领每一位学生的多元智能,让他们每一天都能得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促成每一位学生的生命整体,让他们每一天都能得到和谐的提升。这种教育理念充分体现着对学生生命整体发展的关爱。 除此以外,我们还应看到,长期以来的“大一统”教学体制下,缩小差异、防止分化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且似乎形成了中国教育的一种思维定式和传统心理。其实,差异是一种生态,分化是一种规律。自然界没有差异,就不成其为自然界,没有分化就没有丰富多彩;人类没有差异,就不成其为人类,没有分化就没有生机和活力;世界没有差异也就不成其为世界,没有分化也就没有兴旺发达。我们简直不敢想象:那种没有差异、没有分化的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用“克隆车间”来表述也许并不过分。因此,引进后现代的多元,势必给教育观带来新的气象。 3.正确认识当代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教育的超越存在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政策,离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还相距甚远。我们的教育侧重于选拔精英,因此考虑问题的直接出发点和落脚点主要是如何考试和升学,更多的是追求教育的现实价值,而不是人的发展,忽视了教育的超越存在。当然不能否认,它客观上也在促进人的发展。而当我们进入科技综合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整体化的新世纪时,我们不得不打破和调整原有的教育秩序。因此,以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素质教育的提出,是时代的需要,教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当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向教育培养目标转化时,我们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主体素质的发展,而“个人价值的全面实现”则需要把主体素质付诸于生活实践,是实践的一种结果。人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性,因而其全面发展实际上也受制于自身的因素。一方面,一个人是否具有竞争意识、进取精神,是否具有自信心、决心,同时惰性因素、安于现状思想、怕冒险精神是否在起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着一个人自身的发展。一旦一个人具有了惰性而不思进取,即使社会给其再好的发展条件和机会,也难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一个人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人对社会的贡献精神是否得以培养或养成。在马克思看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消除旧式分工、重建个人所有制,而个人所有制必然要求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共同占有,这是以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为前提的。因此,道德素质,民族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意识应该是素质的基本前提和根本。 当然也有人认为应该更加重视能力的培养。其实,能力和素质相比,素质更根本。素质是能力的基础,能力是素质的表现,能力的大小是由素质的高低决定的。有了较高的素质,就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表现出较强的适应力和创造力。素质教育所讲的能力,并不是某种操作技巧。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能力,有些能力对有些人是必需的,对另一些人则是可有可无的。再说,现在许多人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乃至身份经常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无法确切知道每个学生将来干什么,也就不可能把学生一生所需要的能力在学校里都加以培养。学校所能做到和应该负责的只是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培养其适应社会和终身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素质。总之,素质内含着知识和能力,但知识、能力不等同于素质。素质教育是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所以说,从知识教育观到能力教育观,再到素质教育观,是教育观念的重大进步,更是当代教育必须恪守的基本理念,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直至最终达到教育的超越存在。 十九世纪中叶,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到今天,有关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走过了一个不断丰富生成、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毕竟与今天不同,在当时条件下,他们通过探寻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想,并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证,这已经是了不起的科学发现,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状况,他们除了提出原则性的意见和进行科学预测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意见,尤其没有提出相应的方法。因此,今天的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又要结合当今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超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面对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在当代中国教育真实的场景中,作为一种文化阐释代码的后现代主义更为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措施等方方面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发展。我们坚信,只要教育本着回归人本身,重视对人的关怀,对生命整体的唤醒与培育,兼顾现实性与超前性原则,在现实中实现超越,在超越中努力创造,就一定会走向最终理想的目标。 阅读教育论文: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优化中学语文阅读教学 摘 要: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课堂教学,而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扬全体学生的主动精神、自主意识、发展学生的健康个性。要发扬学生的主动精神、自主意识,必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参与学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巧妙的运用电教手段,是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思维活动、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现代化教育 中学语文 阅读教学 1.质疑议论,主动探索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教学中由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是训练思维的基本手段。学生自己发问,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等待教师传授知识的依赖心理,学生由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探索者。出现问题后,上课时间更多的由学生用来小组讨论以解决这些问题。学生有了充分的学习实践,其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理解能力、综合能力都能得到锻炼,独立阅读能力才能得到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将学生提出的疑问随机输入,并显示在屏幕上,同时把它们排列成序,再让学生根据问题进行小组讨论,最后,以学生汇报的形式将问题解决。这样,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主体式教学”,改变了课堂固有模式,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 2.创设情境,入景动情 现行省编语文教材融语言文字训练与思品教育为一体,通过学习课文,不但提高了学生理解、感悟语言文字的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优秀品质和情感。利用电教手段创设各种情境,正式完成这一任务的最佳形式之一。小学语文第四册《公鸡的脸红了》一文中,公鸡在它的朋友需要帮助时,很不礼貌地拒绝了;而当它的屋顶被大风刮跑后,邻居们热情地帮助抢修,公鸡想起自己平时的表现,脸红了。为了帮学生体会公鸡的冷漠、以及它得到朋友们的热情帮助后后悔、惭愧的心理,从而领悟朋友间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一主题。为此,我播放了一段无声的录像,展示公鸡傲慢待友的故事情节以及风雨交加的晚上,公鸡急得又叫又跳,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冒雨为公鸡抢修屋顶的场面,让学生看图想象(公鸡会急得怎样叫;朋友们又会怎样进行安慰;得到帮助后的公鸡会怎样想… …)、并要求给画面配解说词(说说朋友们是怎样齐心协力地帮助公鸡的。)在动人的情节中,学生通过看、想、说、比,入真情于动景,有了观察的兴趣自然也容易展开丰富的联想,从而说得生动、比得细致,继之深入地理解课文的主旨。 3.激发兴趣,观察感知 在传统教学中,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学内容涉及到的一些事物和现象,学生无法看到,而低年级学生阅历又较浅,问题难以得到满意的解决。教育技术,使之直观化、具体化。“百闻不如一见”,大量的感性材料,使孩子们有身临其境之感,通过观察,引发了学习兴趣,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教学《小蝌蚪找妈妈》一课,利用电视录像将小蝌蚪找妈妈的过程展示于学生面前,使学生对小蝌蚪的变化有一个整体了解。然后将录像片中蝌蚪变化的几个阶段的曲型图片制作成教学软件,利用电脑多媒体,将蝌蝌身体变化过程分步展示于一个画面,学生就能如身临其境般在课堂中理解蝌蚪长成青蛙的过程。再如:学习第三册《祖国山水多美丽》一课时,过去每讲到这一课,学生只能通过同学、教师的介绍,结合图片来了解祖国的名山大川,现在,利用多媒体教学软件,既可以展示各个景点的声像资料,同时又能收听相关介绍。隆隆之声震耳欲聋,飞瀑彩虹,磅礴气势,呼之欲出。学生学习兴趣大增,通过亲自听、看,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且记忆深刻,油然产生了热爱祖国名山大川并为之自豪之情。古诗是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在电教实验班中,每一学期我们都安排了若干首古诗的学习,充分利用电教媒体的优势,化抽象为直观,帮助学生理解、体会,激发学生学国语言文字的兴趣。 4.突破难点,品词品句 低年级阅读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知识,教师用几句教学语言很难表达清楚。为了突破这些难点,利用电教媒体,就能大大减少教学时间,而且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中获取知识,掌握本领。如《精彩的马戏》一文,为理解“绝活”一词,在体会课文语句的同时,如再让学生观看一段“山羊走钢丝”的录像,这样对理解词义就大有帮助。 5.深化练习,延伸扩展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语言练习,将知识实行延伸、扩展以达到理解基础上的运用,可以较平时运用普通教法更省时、省力,更直观,易掌握。如教学生用“… …像… …”的句式说话,可以运用电教媒体手段,在图像上出示若干本体,再以提示方式出示相应的喻体。可以让学生很快找到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联系,生动形象的句子自会脱口而出。 在课后练习中,运用多媒体电脑可以展示更多学生感兴趣的习题和课文补充材料。用现代教育技术设计的教学软件,可以把习题的形式变得更活泼、新颖,把习题的内容扩展得更广、更深,这也是课文知识内容的补充。这样在落实知识的同时,扩大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练习部分由枯燥,而变得有形有声,如游戏般易操作,好掌握。 小学语文教材的知识内容极为丰富,其中许多知识都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说不清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可以充分发挥其再现性的特点,把抽象的概念、难以观察清楚的现象、跨越时空的事物、不易演示的实验通过动画、录像、投影的形式进行信息处理和图像输出,在显示屏幕上微观放大、宏观缩小、动静结合、图文并茂,声色兼备,在短时间内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活动,降低了学生对知识理解的难度,充分发挥了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作用,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认知特点来实行意义建构,也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思维,强化学生的记忆,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质,促进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学习能力的形成。 阅读教育论文:开设师范生教育名著阅读课程的必要性研究 摘要:学生对名著的阅读需要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对“准教师”阅读的指导和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借鉴美国“青少年名著计划”经验,指导师范生阅读名著应注重培养专门教师队伍,开发相应的教学资源。 关键词:师范生 青少年名著计划 阅读指导 所谓指导学生阅读名著,就是从名著的宝库中撷取一些著作,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师生共同的阅读、讨论和感悟,用这些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滋养学生的品德和审美情趣,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指导师范生阅读教育名著,不仅是在培训学生,更是在培训未来的教师,不仅要让他们享受到阅读之醇美,感悟到教育之真谛,更要使他们喜欢上阅读、能有效地阅读、能有效地指导学生阅读。笔者从美国“青少年名著计划”借鉴经验,并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谈一谈指导师范生阅读教育名著的方式和方法。 一、名著阅读需要指导培训 (一)阅读不能仅凭兴趣 我国中小学阶段,学生的名著阅读采用的是“添加模式”,即把名著指导添加到语文课程之中,并没有专门的人或机构来负责指导学生的名著阅读[1](陈巍2009)。大学阶段,师范生同样缺少专门的课程和教师来进行阅读培训,使得这些准教师在阅读内容的选择上有娱乐化的倾向,阅读多以休闲为目的[2](李静2008)。笔者曾对所在的师范学院116名师范类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7.1%的学生选择双休日和寒暑假自主阅读名著,8%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阅读,2%的学生和朋友、同学一起阅读;47%的学生从来不和其他同学讨论名著的内容,68%的学生遇到读不懂的名著就选择放弃;84%的学生不能完全理解所读名著的内容。这种自发的、娱乐休闲式的、不求甚解的阅读方式,难以实现“用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滋养学生的品德和审美情趣,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当这些准教师走向工作岗位时,将难以驾驭和指导学生的“名著阅读”,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二)有效阅读需要培训 推动青少年学生阅读经典名著,从来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早在1944年,在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和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等人的倡导下,美国开始出现以阅读古典名著和名著讨论为主要学习方式的名著运动(great books movement),后来发展为享誉世界的“青少年名著计划”。该计划由“名著基金会”(great books foundation)推动,1992年美国教育部正式将它作为一项卓有成效的计划加以开展。阿德勒为推动计划开展,曾走遍全国,指导各地学生的“名著阅读研讨会”,并出版专著《如何阅读一本书》来指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3]。近年来刘新武、于丹、易中天等老师在《百家讲坛》迅速走红,受到人们的追捧和热议,正折射出当今的中国国民其实对名著有很高的兴趣。目前的中国必须要有专门的人和组织来推动名著的阅读,这才能使中国不会与名著越走越远。 但大学生,尤其是师范生的阅读训练必须跳出“名师解读名著”的圈子,有效的名著阅读,并不是在学生的脑海中复制名著的思想和内容,而是希望推动学生掌握提问、倾听、讨论的技巧,在与同学、教师、名著作者的思想对话过程中,学会自己去理解、感悟名著的内涵,培养他们“研讨”和批判思维的能力。要很好地组织学生“研讨”,要求教师或组织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掌握有效倾听的策略和提问的技巧,能科学地评价学生的反应,使整个研讨会既生动活泼,又能紧密地围绕中心议题不跑题。 (三)“名著资源”需要选择和开发 世界文明源远流长,无论中国的《论语》、《老子》、《诗经》,还是欧洲的《荷马史诗》、《理想国》可被称为“经典”或是“名著”。在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少中外教育理论家、思想家也留下了许多名著。如我国教育家陶行知的全集或文选,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赞科夫、巴班斯基的著作,以及瑞士的皮亚杰、美国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布鲁姆、罗杰斯等教育家心理学家的著作,它们都是公认优秀的“教育名著”,阅读它们对我们有着“普遍的、永恒的”借鉴价值。看一个伟大的人是怎样面对问题,看一个伟大的心灵是怎样思考问题,必将有助于学生去理解“教育教学”这一职业、这一事业[4]。 让师范生去阅读一个伟大心灵写下的伟大作品,这对于尚处于学习阶段的未来教师来说,是培训专业能力,形成专业情意的重要渠道。由此,在众多教育名著中,师范生选择阅读材料的标准应有三个:首先,阅读的材料必须能唤起“准教师”的职业情意,使他们能 感悟到教育之真、善、美,使他们愿意在这项事业上坚持发展下去;其次,阅读材料应适合共同探究的学习方法,老师和学生都能提出一些真正的问题,可以起到锻炼思维的作用;最后阅读材料长度必须适中,适合学生在课堂或课余阅读。 二、提升指导水平,需要一个教学团队 笔者所在的师范学院,有多位教师开设了诸如《当代作家名篇赏析》、《西方经典作家作品赏析》、《儒学与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等与阅读有关的课程。虽然这些课程有较浓厚的“解说”性质,注重教师对原著的讲解和阐释,而较少关注学生思考和参与。但诸位教师对原著内涵的把握却有独到之处,对学生思维和境界提升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与几位教师商议沟通之后,笔者组织学生先行阅读有关文献,然后酝酿和选择问题,带着问题去旁听相关教师的课程。学生们开始还安于“旁听”的角色,逐渐就有大胆者敢于当堂向教师发问,甚至一度引起与原班学生的激烈冲突。任课教师向笔者抱怨“你的学生破坏了我原有的教学秩序,抢夺了我学生的话语权”,但同时也赞赏“你的学生确实胆子大,有想法,思路敏捷也很开阔”。 在经历了几次不算成功的尝试之后,却也引发了教师和学生的共鸣——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应该有所改进!目前由笔者主持,几位教师共同参与的校级研究课题《指导师范生阅读名著的行动研究》,已获得立项。所有课题组成员还自发组织阅读研讨活动,其目的:一是真正作为一个阅读者来感悟阅读的真与美;二是在研讨中思考如何驾驭“研讨”。在这一课题背景之下,必能推动阅读指导团队的建设和发展,为师范生的阅读培训打下良好理论基础。 三、推动名著阅读,需要学校支持 面向全体师范生开设的名著指导课程,往往以全校公选课的形式开放,选课的学生动辄好几十人,甚至一百多人。而以“青少年名著计划”的经验来看,要很好地组织学生发言和交流,却以三十人为最宜。笔者正于学校积极沟通,期望将教学班的人数控制在20人至30人,视选课学生的数量分班教学。另外,本课程期望分设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班,由多名教师共同进行教学。考虑到每位教师都还承担着各自的专业教学,团队越强,教学效果越好,选课学生越多,教师负担就越重。若要在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教师负担三者之间取得一个最佳平衡,确实需要管理者和教师具有高超的智慧和很好的沟通。 笔者的建议是: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上,减少专业课,增加综合实践、实验课。如师范生开设的《教育哲学》、《课堂管理》、《教师口语》等课程,完全可以与《名著阅读》结合起来,设为综合实践课。另一方面在教学上试行高级班指导初级班、中级班观摩高级班的方式,增加学生实践练习的机会,提高教师的劳动效率。这些想法和建议目前正处在实验论证阶段,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为师范生的阅读指导提供可借鉴的实践参考。 不论是指导教师的阅读训练、师范生的阅读训练还是中小学生的阅读训练,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整个系统,是推动整个国家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动力。它需要所有人参与和倾力付出,它不仅是一个读的过程,更是一个思考、交流和承上启下,不断发展的过程。 阅读教育论文:试论中小学语文阅读能力教育 【论文关键词】阅读能力 教育 【论文摘要】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学生的阅读兴趣的培养、掌握阅读的技能和方法、阅读态度等方面进行探究。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能够沟通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获取外部的信息和知识,认识丰富多彩的世界,拓展人的视野,帮助人融入广阔的社会空间。阅读能够发展人的语言,发展人的感受、理解、欣赏、评价等阅读能力,表达与交流的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其实阅读也是生命活动,是一种生活,是一种自由的生活、精神的生活、智慧的生活。无论你是学生还是成人都需要阅读。由此可见阅读能力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可以说阅读能力教育是我们中小学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一部分。接下来我就谈谈对阅读能力教育的几点浅显看法: 阅读能力教育首先要培养的就是学生的阅读兴趣。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浓厚的兴趣可以让学生持之以恒地阅读,在阅读中精神也更集中。读书百遍,其义自见。阅读首先要有量的积累,而支撑学生坚持下去的因素,除了顽强的意志之外,更好更有效的方法还是兴趣。那么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立足于课堂,应用自己的学识、思想和人格魅力影响学生,重视学生的感情和思考,在积极引导中,化抽象为形象,化平淡为神奇,化枯燥为活泼,使学生入“迷”。也可以通过设立多种形式的阅读课、举办阅读竞赛等形式来激发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条件好的情况下还可以在教室里设立一个图书角,让同学们把自己的一些书或是把学校的书借出来选择有益于学生成长学习的书籍放在其中,让大家可以有书看有书读,从而形成人人爱好阅读的好氛围。 其次是要教育引导学生掌握阅读的技能和方法。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阅读,作为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包涵一定的能力层级,教师应避免教学中阅读指导的随意性和零散现象,力求有一定的指导体系,能系统地对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方法进行点拨。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我们该如何选择呢?其实阅读最简要的方式有三种:精读、泛读、浏览。精读即仔细地详细解释,深入细致地研读,也就是逐字逐句地读;泛读即学会大体了解所读文章的写作思路,大略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也就是大略地泛泛地读;浏览即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将要读的东西扫视一遍,掌握大体的内容,也就是“一目十行”地读。例如:对一些重点课文或者优秀的作品,就要学生字斟句酌,仔细品味;而有些报刊杂志就可以采取泛读的方式,只要能抓住大概意思就可以。新课标规定,阅读一般的现代文每分钟不少于500字。对阅读价值不高的读物,就可以随便翻翻,看看重点句子或者标题。 另外阅读切忌过过眼瘾,读完就丢一边的态度。朱熹在《朱子家训》中有一名句:“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口到、眼到。”阅读要养成积累的习惯,对一些重点的字词句篇章,要记在读书笔记或者阅读卡片上;对一些难点就要圈点勾画,利用工具书,及时解决。 再次是引导学生理解、感悟所阅读的作品。阅读作品的过程就是跟作者交流情感的过程。阅读一篇课文,首先要感悟课文的大概内容,也就是能够基本知道课文的结构,写作思路。重点段落是一篇作品的核心,也是作者要写的主旨所在。抓住重点段落,揣摩重点词句是读通文章的钥匙。很多优秀的作品都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激发学生的情感,启迪学生的思路,让学生把自身的生活体验同阅读结合起来,可以增进学生对作品的理解。 最后是好的阅读习惯同样也不容忽视。圣贤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阅读要勤动脑,善思考。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阅读时要摘录要点,可以是段落,也可以是优美的句子,好的词语等。“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劝学》这首诗里面,告诉我们阅读要把握时间,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阅读能力是综合性很强的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能力,是由多种心理因素组成的复杂智力活动。而阅读能力教育自然也就是一项非同一般的教学工作,是一项比较艰巨的教育教学工作,它需要我们师生的共同努力。 阅读教育论文:浅探阅读教学与高职英语教育 摘要: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目标的独特性要求高职英语教学须以能力为本,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高职英语阅读教学是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是阅读课的主要目的。而在英语教学各环节中,阅读理解能力是衡量外语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关键词:阅读教学 高职英语 应用能力 在英语教学的各环节中,阅读的过程是对语言的认知过程,阅读有助于巩固和扩大词汇、丰富语言知识、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阅读可以训练思维能力、理解能力、概括能力与判断能力。“侧重培养阅读能力”是教学大纲规定的高职英语教学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英语技能的一个基本方法,又是落实词法、句法及语篇的主要途径。英语阅读就是利用相关的英语知识和非英语知识去解读包含一定英语知识和非英语知识的阅读材料。英语知识是指英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篇章知识的总和;非英语知识是指英语知识以外的背景知识,即直接或间接获取的知识经验的总和。加强阅读训练可以为学生创造大量获取语言知识和大量运用语言的机会和条件。在课内外的阅读中既可培养学生对语篇进行分析、综合并从中获得信息的能力,也能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学会欣赏英语文学作品的美,通过自然渗透,陶冶学生良好的情操。 1 阅读教学有助于学生增强对词汇内涵与外延的认识 通过大量的阅读训练,能适当扩展学生词汇的内涵与外延,增强英语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架起词汇学习与跨文化交际的桥梁,从而激活学生思维。词汇是构成英语大厦的基石,而教材往往只给出了词汇的基本含义,对其它的用法没有解释。因此只有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在充分掌握词汇基本含义的同时,让他们认识到在不同的语境下,词汇有着丰富的外延;此外,通过比较词汇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词汇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例如,在动物词汇教学中,人们对dog, tiger与dragon, horse与 ox, sheep与 goat等的不同的看法和用法。 “dog”在外国被视为与人一样尊贵的动物,因而有“love me, love my dog”之说,而“dragon”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之物,但在外国却是邪恶的化身; “sheep”在英语中表示好人,能干的人,而 “goat”表示坏人和不能干的人。 通过此类教学,增强了学生对词汇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性,激活了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从而增强了他们英语应用能力,为高职英语专业学生以后的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阅读教学就是培养学生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过程。对词汇内涵与外延的掌握,是高职学生将来从事中、小学英语教育和一些简单的涉外翻译工作的先决条件。 2 阅读教学有助于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渗透有关英美文化 高职英语阅读教材在选材上注重趣味性、信息性、可思性、时代性前瞻性,体裁多样,题材广泛,主要涉及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和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内容,融思想性、知识性和真实性为一体。 英语是一门语言,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结合阅读材料,讲授相关的背景知识,尤其是有关英美文化的内容,增强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意识,有助于学生正确的使用语言。正如胡文仲指出的那样“在教学中应正确引导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更多的了解西方人的文化和习俗,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在课堂上应注意延伸,不应只局限与练习其特定的语句而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在起始阶段使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 3 阅读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摄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随着信息社会的出现,教育既要传播信息,又要培养学生摄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而阅读教学的目的就是在于培养交际性阅读能力,即有效地获取书面信息,并对此信息进行分析,推理和评价,以实现交际的目的。 在高职阅读教学中,一方面为了达到各类考试的要求,另一方面要使学生满足将来就业的需要,所以教师应以培养学生迅速而准确的把握语篇中的信息能力为主要任务。一篇阅读材料所包含的信息是多种多样的,具体的,隐藏的,暗示的等等。例如,你会经常碰到象“infer(揣测)、imply(暗示)”这一类的词,要求学生根据这个段落揣摩出作者的写作意图、文中说话者的引申义、文中没有直接陈述但却有所暗示的信息;甚至根据作者已经谈到的内容,imagine (想象)作者在下一个段落(原文中并没有)可能会说些什么。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快速的获取具体的文字信息,还要在给定的时间内掌握包含在字里 行间隐藏、暗示的信息,这不仅对学生做题速度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对其深层理解力,也就是学习语言的扩张力(即素质)提出了挑战。学生对一篇文章摄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一种表现。 4 阅读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自学、总结归纳的能力 英语教学已经由传统的知识型方法正迅速地向语言交际运用型教学方法过渡。在对高职学生的英语教学中,进行阅读教学,注重培养学生阅读兴趣,使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形成科学的阅读技巧,能够促进学生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大面积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总之,高职英语阅读教学须在与其他课程一起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同时,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以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 阅读教育论文:浅析阅读教学与高职英语教育 摘要: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目标的独特性要求高职英语教学须以能力为本,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高职英语阅读教学是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是阅读课的主要目的。而在英语教学各环节中,阅读理解能力是衡量外语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关键词:阅读教学 高职英语 应用能力 在英语教学的各环节中,阅读的过程是对语言的认知过程,阅读有助于巩固和扩大词汇、丰富语言知识、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阅读可以训练思维能力、理解能力、概括能力与判断能力。“侧重培养阅读能力”是教学大纲规定的高职英语教学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英语技能的一个基本方法,又是落实词法、句法及语篇的主要途径。英语阅读就是利用相关的英语知识和非英语知识去解读包含一定英语知识和非英语知识的阅读材料。英语知识是指英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篇章知识的总和;非英语知识是指英语知识以外的背景知识,即直接或间接获取的知识经验的总和。加强阅读训练可以为学生创造大量获取语言知识和大量运用语言的机会和条件。在课内外的阅读中既可培养学生对语篇进行分析、综合并从中获得信息的能力,也能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学会欣赏英语文学作品的美,通过自然渗透,陶冶学生良好的情操。 1 阅读教学有助于学生增强对词汇内涵与外延的认识 通过大量的阅读训练,能适当扩展学生词汇的内涵与外延,增强英语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架起词汇学习与跨文化交际的桥梁,从而激活学生思维。词汇是构成英语大厦的基石,而教材往往只给出了词汇的基本含义,对其它的用法没有解释。因此只有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在充分掌握词汇基本含义的同时,让他们认识到在不同的语境下,词汇有着丰富的外延;此外,通过比较词汇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词汇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例如,在动物词汇教学中,人们对dog, tiger与dragon, horse与 ox, sheep与 goat等的不同的看法和用法。 “dog”在外国被视为与人一样尊贵的动物,因而有“love me, love my dog”之说,而“dragon”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之物,但在外国却是邪恶的化身; “sheep”在英语中表示好人,能干的人,而 “goat”表示坏人和不能干的人。 通过此类教学,增强了学生对词汇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性,激活了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从而增强了他们英语应用能力,为高职英语专业学生以后的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阅读教学就是培养学生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过程。对词汇内涵与外延的掌握,是高职学生将来从事中、小学英语教育和一些简单的涉外翻译工作的先决条件。 2 阅读教学有助于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渗透有关英美文化 高职英语阅读教材在选材上注重趣味性、信息性、可思性、时代性前瞻性,体裁多样,题材广泛,主要涉及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和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内容,融思想性、知识性和真实性为一体。 英语是一门语言,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结合阅读材料,讲授相关的背景知识,尤其是有关英美文化的内容,增强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意识,有助于学生正确的使用语言。正如胡文仲指出的那样“在教学中应正确引导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更多的了解西方人的文化和习俗,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在课堂上应注意延伸,不应只局限与练习其特定的语句而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在起始阶段使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 3 阅读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摄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随着信息社会的出现,教育既要传播信息,又要培养学生摄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而阅读教学的目的就是在于培养交际性阅读能力,即有效地获取书面信息,并对此信息进行分析,推理和评价,以实现交际的目的。 在高职阅读教学中,一方面为了达到各类考试的要求,另一方面要使学生满足将来就业的需要,所以教师应以培养学生迅速而准确的把握语篇中的信息能力为主要任务。一篇阅读材料所包含的信息是多种多样的,具体的,隐藏的,暗示的等等。例如,你会经常碰到象“infer(揣测)、imply(暗示)”这一类的词,要求学生根据这个段落揣摩出作者的写作意图、文中说话者的引申义、文中没有直接陈述但却有所暗示的信息;甚至根据作者已经谈到的内容,imagine (想象)作者在下一个段落(原文中并没有)可能会说些什么。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快速的获取具体的文字信息,还要在给定的时间内 掌握包含在字里行间隐藏、暗示的信息,这不仅对学生做题速度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对其深层理解力,也就是学习语言的扩张力(即素质)提出了挑战。学生对一篇文章摄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一种表现。 4 阅读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自学、总结归纳的能力 英语教学已经由传统的知识型方法正迅速地向语言交际运用型教学方法过渡。在对高职学生的英语教学中,进行阅读教学,注重培养学生阅读兴趣,使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形成科学的阅读技巧,能够促进学生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大面积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总之,高职英语阅读教学须在与其他课程一起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同时,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以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 阅读教育论文: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传统文化教育渗透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远、博大精深,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力。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教学中,要渗透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教育知识,使小学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感受和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较好地提升小学语文阅读课堂的教学效果,提升小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和能力。 关键词:传统文化;小学语文;阅读;课堂;渗透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蕴藏有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在小学语文的阅读课堂之中,可以充分渗透和融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知识,使小学生接触和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文化内涵,较好地提升小学语文阅读学习兴趣和热情,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 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到小学语文阅读课堂的意义分析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是传承我国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可以增加小学生的阅读量,开阔小学生的视野,增强小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深度,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知识渗透到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必要性,具体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与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相吻合 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上渗透和引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与小学生现阶段的认知特点和规律相吻合,由于小学生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可以极为容易地记忆琅琅上口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从而较好地丰富小学生的语文知识体系,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规律充分契合,极大地增强了小学生的阅读水平和能力。 2.与语文阅读教学任务相契合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渗透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还可以使小学生充分感受和体悟到爱国主义精神和优秀的道德品质,从而领略到中国汉语的独特魅力,更好地揣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道德情感内涵。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中的渗透路径探索 1.明确传统文化教学目标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之中,要充分意识到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和潮流,认识到语文学科作为基础性学科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要通过明确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目标,奠定小学生基本的文化素养,塑造小学生的人格品质。教师要适应新时期的变化,突破传统的语文阅读教育理念,以系统的、开放的视野和眼光,全面设计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策略,更好地实现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目标。 2.注重层次化的小学语文传统文化教育 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教学之中,教师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小学生,提出不同的阅读要求,要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提出不同的传统文化教育方法,采用层次化的教育措施和手段,较好地实现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渗透。具体来说,在小学低年级阶段,要将视线集中于小学生的语言学习能力的培养,以学生的语言学习为主、思想和情感的指导为辅助,奠定学生的语言学习基础。以语言为例,可以借助于字谜这种特有的汉字文化,使学生了解和学习汉字,体味到汉字所具有的独特趣味性,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汉语言文化的内在神奇和奥妙。另外,还可以结合中国传统书法、象棋等传统文化,增进小学生的识字能力,并且还可以利用词串的方式了解和熟悉中国传统艺术和文化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透;在小学中年级阶段,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多阅读,并倡导学生在阅读时进行相互的交流和合作,以充分激发学生的语文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阅读兴趣。以对子歌和对联为例,可以让中年级的小学生朗读对子,如:“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通过对子的读诵,可以充分激活学生的语文传统文化的学习积极性和热情,也较好地实现记诵;在小学高年级阶段,要求学生对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理解,并对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中的部分词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体会,以增强学生的语文阅读素养和能力。以“对联”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为例,要增加高年级学生的语文阅读难度,可以让学生学习和把握不同类型的对联。同时,还要鼓励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探究性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增进学生在传统文化阅读中的情感理解和道德体悟,丰富学生的语文阅读知识。 3.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小学语文阅读之中,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 为了更好地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内容入手:(1)古诗词的背诵阅读。可以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上穿插古诗词的背诵阅读,通过对古诗词的背诵阅读,感受和体味古诗词独特而优美的意境,体悟古诗词中精练的语言、深远的思想情感,可以利用古诗词的易记易背的特点,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广泛传诵。如:《墨梅》、《竹石》、《石灰吟》、《菩萨蛮》、《卜算子》等,使学生通过意境悠远、文化氛围浓郁的古诗词,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妙。并且,在讲授和阅读《氓》、《采薇》篇章之后,还可以让学生阅读和学习《诗经•郑风•子衿》、《诗经•魏风•硕鼠》、《诗经•魏风•伐檀》等其他阅读名篇,以实现延伸和拓展阅读,更好地提升小学生的阅读能力。(2)寓言、传说及历史故事的阅读。可以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渗透和融入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寓言、传说及历史故事等,如:《掩耳盗铃》、《守株待兔》、《牛郎织女》等,通过简洁、传神的寓言、传说故事,刻画出鲜明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并以其诙谐幽默的特点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同时,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故事的阅读,可以培养小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如阅读历史故事《负荆请罪》,就可以使学生明白这个历史故事所蕴含的知错能改、宽容大度的道德品质,体悟其中内蕴的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阅读和学习《坐井观天》的寓言故事,可以让学生理解思想目光短浅的自负心理的害处,增强自己的心理素质和人格修养。(3)传统历史文化的阅读。可以让学生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中,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知识,通过阅读《圆明园的毁灭》了解八国联军侵略中华的史实;通过阅读《丝绸之路》把握各民族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历史文化情感。(4)中国四大名著的章节选读。可以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穿插和融入中国四大名著的章节选读,小学生通过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章节选读,可以领略到孔明的有胆有识、足智多谋;周瑜的心胸狭隘、小气善妒;鲁智深的智勇双全等,从而更为全面的了解历史背景和文化状态,较好地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4.实现传统文化阅读与学生日常生活的相融 为了更好地提升小学语文阅读课堂的教学效果,可以将传统文化阅读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使学生将传统文化阅读的情境与生活情境相融合,感受到真实的、可以触摸的情境和氛围,则可以更为深入地体会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增强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体悟。例如:在指导学生阅读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时,可以结合《牛郎织女》的阅读故事,使学生感受到古代人民对于自由美好情感的向往之情,教师可以将这个传统文化阅读内容与生活中的传统节日乞巧节、传统情人节相结合,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更好地净化自己的心灵,激发内心对于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之情。 5.开展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活动,渗透传统文化 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教学中,还可以结合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活动形式,使学生领略和体会到独特别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例如:可以将闽南文化引入到小学语文阅读课堂教学之中,通过鲜明富于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使学生喜爱闽南民俗,增进对闽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更好地实现对民俗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教师可以在小学阅读课堂中让学生学习闽南歌曲和闽南语言,并播放闽南流行的歌仔戏,呈现丰富多样的闽南歌仔戏中的乐器,使学生领略到闽南文化民俗之美。还可以在小学语文阅读课堂中了解闽南文化和语言,如: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中有“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一句,其中“斜”字的闽南发音为“xia”,而非“xie”,从而使学生感受到闽南文化民俗与汉语的差异和音韵的变化。另外,还可以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向学生介绍闽南的宗教文化、民间艺术等,如:可以向学生讲述闽南文化信奉的妈祖、道教等;并向学生介绍闽南文化极为流行的纸画、剪纸、木偶、高甲戏、梨园戏等,从而更好地丰富学生的传统民俗文化知识。总而言之,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之中,教师可以结合小学生的特点和认知水平,选取适宜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将其渗透和融入到阅读课堂的教学之中,引领学生细心地揣摩和体悟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情感,在教学中不断推陈出新,充分发挥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育人功能,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较大的提升,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作者:连雪卿 单位:福建省大田县教育研究室 阅读教育论文: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摘要】在科学技术和教学水平大力发展的当今社会,小学生的心理素质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相应的心理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和关注的焦点。语文教学贯穿到小学教育的每一个角落,任何学科的开展都与语文教学息息相关,而阅读教学又是语文课程中的主体,将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到心理健康教育方面,不仅能满足新时代教育发展理念的需求,同时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学生的心理素质,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心理健康教育 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则 阅读教学是指以老师为引导、学生为主体的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活动,对学生自主学习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心理健康教育则是指教师按照小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设定的特殊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以此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素质。将阅读教学渗透到心理健康教育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素质,为学生日后的学习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根据相关教育理论体系规定,小学语文阅读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则主要包括:因材施教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尊重主体原则、面向全体原则等。因此,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必须依据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根据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差异对症下药,并以学生为出发点设置合理的教学模式。 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小学生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现状 第一,在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厌倦、焦虑心理。他们年龄较小,好动,在长时间的固定阅读模式过程中思想往往会开小差,无法集中注意力对文章进行仔细分析,并对密集的文字产生厌倦心理,导致文章主旨无法把握,出错率较高。第二,对阅读学习的兴趣较弱。另外,由于课堂上封建、落后的教学模式,导致许多学生积极性不高,甚至产生厌倦心理。除此之外,学生注意力不集中,语文阅读文章质量差等也是影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关键因素,都会对阅读教学水平的提高造成一定影响。 (二)教师在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 从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教师在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教学目标不明确、两者结合程度不紧密、语文阅读教学方法过于传统、对课本研究不够透彻等等。小学生属于智力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期,教师如果不能合理满足心理发展的需求,在该教学过程中不能领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将会使小学生错过渗透的最佳时期。 三、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策略 (一)创造有趣的课堂环境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开展主要是通过教材上的文章来实现的,为了能够在语文教学中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明确本课的主题,并能够充分利用网络促进语文教学的生动性。就以三年级语文课本中的《翠鸟》为例,教师在上课之前明确本课的教学主题为引导学生亲近大自然,与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每一个生物都能平等对待。在上课过程中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翠鸟的外貌特征,可利用PPT来展示翠鸟的外部轮廓,让学生在读完课本后,通过绘画自行填满空余的部分,这样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翠鸟的了解度,也有利于学生能够更加了解动物写作需要掌握的顺序与技巧。 (二)为学生创造二次学习的机会 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工作不仅可以在课堂中开展,也可融入课后学习中,为学生提供二次学习的机会。在学习翠鸟的过程中,同学们已经了解到大自然的奥妙以及懂得了应该尊重大自然的每一种事物。就以《翠鸟》学习为例,教师可为学生布置课后任务,让他们寻找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动物,在具体观察后对自己喜欢的外貌进行外貌描写,或是进行简单绘画。以此来培养学生对生活的热情与积极性,从而又为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第二重保护。总之,在语文阅读教学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是语文教学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突显语文教学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需要教师能够积极专研课本知识,为学生学习创设有趣的课堂环境。 四、小结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作为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对我国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教育部门和教师必须结合小学阅读的教学现状,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原则,将其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环境和氛围! 作者:杨慧玲 单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继红小学校 阅读教育论文: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渗透 摘要: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阅读素材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而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渗透具有可行性。因此,教师在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中,应当深入挖掘阅读素材所蕴含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延伸课外阅读,渗透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心理健康;可行性;对策 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功能。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教师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不仅要强化语文学科教育的“工具性”,同时也要重视“人文性”。而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教育,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思想和情感的教育,是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心理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背景下,小学生的学习压力和学习负担日益加重,心理问题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应当重视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奠定基础。本文中,笔者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方面阐述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对策。 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一)小学语文阅读素材蕴含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语文学科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功能,而人文教育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进行有效的思想和情感教育、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小学语文的阅读素材而言,很多素材都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且都是通过一些德高望重的专家议定,蕴含的知识也是比较广泛的,如社会、哲学、心理以及人文等。例如,《司马光》的故事,蕴含着“遇事沉着、机智”的道理;《王二小》的故事,能够让学生体会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让学生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扁鹊治病》的故事,可以教育学生凡事要防微杜渐,不能讳疾忌医,要勇于面对自己存在的问题,方能及时找到方法解决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可以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阅读素材。其实,对于小学语文的教材而言,教师要想渗透心理健康教育,途径是很多的。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小学语文的阅读素材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使得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具有可行性。 (二)教师的潜移默化影响是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小学生正处于快速成长和发展的阶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未成型,而这个阶段的小学生,一言一行容易受教师的影响。因此,教师在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中,应当履行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有目的地渗透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各种情感丰富的案例,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积极健康的性格,尽可能地减少负面的情绪和情感,促进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此外,在阅读教学中,因为阅读教学的特殊性———教师必须和学生保持良好的互动和交流,而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了解学生的心理动态,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感染学生,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 二、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渗透的有效途径 (一)挖掘语文阅读素材中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首先,教师要深入挖掘诗歌中所蕴含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从根本上讲,诗歌是情感最为丰富的阅读内容,无论是古诗还是现代诗,其意蕴的丰富,思想情感的表达等,对于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以及思想道德情感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一些向往美好生活的诗歌,对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乐观心态功不可没。例如,在诗歌《微笑》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那种面对挫折和困难,积极向上和乐观的态度;在古诗《鸟鸣涧》《暮江吟》中,教师应当通过积极的朗读训练,让学生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意志。总的来讲,诗歌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教师要善于挖掘,积极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良好思想品质的形成。其次,在散文、童话、寓言故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语文的阅读素材中,无论是散文、寓言故事还是童话故事,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因素和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例如,在课文《落花生》一文中,教师应当通过文章的对话形式、所蕴含的道理等,挖掘其中的人生哲理,让学生懂得如何脚踏实地,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而在寓言故事《东施效颦》一文中,教师应当结合故事所蕴含的寓意,让学生明白人应当有自我意识,不能盲目地效仿,坚持自己正确的,就不会随波逐流。不同的故事,都蕴含着不一样的人生哲理,只要教师积极挖掘,定能找到很多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素材。 (二)延伸课外阅读,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美国教育家科威涅克曾经说过:“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这就要求教师在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中,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还应当将教学的重点和眼光拓展到课外,引领学生积极进行课外阅读,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不断提升。首先,在延伸课外阅读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形成以学生为主体的阅读指导模式,立足于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对不同阶段的学生予以不同的阅读指导。培养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思维能力和情感态度因素,积极地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态度的形成。其次,教师应当对学生的课外阅读读物进行有效的指导。例如,小学低段的学生应当以寓言、儿童读物和童话故事为主体,如《三毛流浪记》《三字经》《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而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而言,《丛林故事》《中国古今寓言》《我要做好孩子》等。这些极具教育意义的课外阅读读物,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质、促进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总而言之,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教师应当立足语文学科“人文性”的功能,通过阅读素材中所蕴含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渗透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实现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教学目标。 作者:李本艳 单位: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南湖街道大湾小学 阅读教育论文:良好阅读能力在数学教育中的影响 摘要:“阅读能力”一词,我们常常会在语文和英语学习过程中遇到,讲到阅读能力,老师们总会跟我们强调语感的重要性。的确,阅读能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个人技能,在日常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本文将要探究的是有关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数学和阅读虽然看似毫无关联,但是良好的阅读能力对于我们理解题意,轻松作答起到很大的作用,下文中首先对数学阅读进行了简要介绍,着重探究数学教育与良好阅读能力培养的密切关系和具体措施,以期挖掘出良好阅读能力对数学教育的影响,推动学生数学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关键词:良好阅读能力;数学阅读;数学教育;培养策略 1阅读能力与数学阅读 1.1数学阅读能力概要:数学阅读能力,实际上是指学生阅读数学题目、分析题意、明确解题思路的一系列完整活动。也就是说,阅读能力不仅局限于传统语言类的理解和分析上,在数学教育上也有体现,尽管其在表现形式上更加倚重于符号、数字和表达式,但是其根本形式还在于语言的表达,因此阅读能力的培养在数学教育过程中也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数学知识,语言阅读的巧妙性和细节性,可以帮助学生把握题意,找寻隐藏条件,逐渐体会数学的魅力,增加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数学的自主性。1.2数学阅读的特殊性: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数学与阅读是完全不搭边的两个概念,因为数学是典型的理工类科学社会学科,而阅读能力是常见的文学类训练技能,其实不然,万物都存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数理科学是大自然的语言”,道出了数学与阅读能力的密切关系。而数学因其学科特殊性,故而数学阅读也与日常所说的语言阅读有所区别,首先,数学的抽象性和逻辑性决定了数学语言具有外表简洁抽象,却蕴含着丰富内涵的特点,符号之间的复杂转换,要求学生们在实际阅读时保持一个清醒、高度集中的头脑;另外,数学阅读对思维及逻辑的严谨性要求较高,善用归纳总结,巧妙运用对比和联想,将暗藏在简单数学语言外表下的内在深意演绎出来。1.3数学阅读的简单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数学阅读具有多种分类形式。下面简单叙述其中一种分类方式,即按照阅读者的思维方式和学习主动性分,由主动式数学阅读和被动式数学阅读两种基本形式构成。首先,被动式数学阅读是指单从书本和教材上,通过进行大量的阅读活动,仔细研究和分析,获取一定的数学知识,巩固自身专业知识体系,提高数学学习能力,相比较而言,采用主动性数学阅读方式,阅读者的参与度更高,在这种阅读形式下,读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大胆创新和尝试,提出假设,并设法证明结论成立,从难度上来说,主动性阅读难度偏高,但实用性较强,因此,在对学生数学阅读能力培养时,要逐渐从被动阅读模式转移到主动阅读模式,提高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 2良好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策略 2.1实行情景教学,激发学生兴趣:数学题目与理论的阅读和理解,难免会有一些枯燥和沉闷,让人提不起兴趣,教师在数学课堂教育过程中,可以尝试情景教学方式,设置生动、真实的故事情景,提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学习兴致,融入真实情境,还有利于学生理解题意,掌握做题节奏,为后续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课堂情景的设置,老师可以设置对比情景、矛盾情景等,给学生产生一定的认知冲突,以便提高教学质量。例如,学习《商中间或末尾有0的除法》根据教材提供的情境图,先向学生讲述《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故事,接着提出猪八戒一口气把西瓜全吃了,其他三人还分到西瓜吗?从而激起了学生阅读的愿望。2.2灌输数学思维,提高阅读效率:数学问题大多抽象、严谨且逻辑性较强,因此从抽象、简洁的数学语言中提炼出重要的解题信息是十分重要的,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练习,老师想要提高学生对数学问题的阅读能力,就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数学思维方式的灌输,让数学思考方式成为一种习惯,譬如新旧知识点的温习整合、语句转换和分析等练习模式,都会对学生数学阅读能力有所提高。2.3注重读写结合,培养严谨态度:数学题目中提供的已知条件大都处于相互隐藏、相互掩饰的状态,只靠学生大脑提炼和思考的话,很容易造成思维及逻辑上的混乱,这就应了那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培养学生读写结合的能力,阅读题目时,将复杂的逻辑关系及时记下来,既有利于整理思路,同时还便于深层次条件的挖掘和推敲,训练学生认真负责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3培养良好阅读能力在数学教育中的重要价值 数学也是一门语言,对于数学的理解和学习,还是要从其本质,也就是数学语言入手,所以培养良好的阅读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数学语言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再者,良好的阅读能力有助于学生快速搜索有用信息,展开想象力,发散思维,训练问题思考能力及思维的灵活性;最后,良好的阅读习惯还能帮助学生养成观察、对比、思考、归总等数学学习习惯,使学生在未来的数学学习生涯中受益匪浅。 4结束语 对学生数学学科的教育,除了需要进行解题思路和解题技巧的教学和训练外,还要注重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良好的阅读能力与数学教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优秀的数学阅读能力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题目,便于数学难题的剖析和求解,另一方面,还将有助于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文中重点阐述了培养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的具体措施,并强调了培养良好阅读能力在数学教育中的重要价值,希望能够引起今后数学教育过程中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努力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和解体能力。 作者:安强 单位:辽宁省本溪市第一中学大峪校区 阅读教育论文:幼儿绘本阅读在美术教育中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 在我国,会本又被称之为图画故事书、图画读物等,如今,绘本已经被纳入了儿童读物的范畴,是一种儿童和少年都能够欣赏和阅读的文学作品以及知识读物。本文探讨了农村幼儿美术教育的现状,并分析了利用幼儿绘本优化美术教育的措施。 关键词: 幼儿;绘本阅读;农村;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是一种能够培养人们感受内心世界、展现外在魅力以及提高创造力和审美能力的重要方式,更是人们审美感受力、鉴赏力、创造力以及观察力提高的重要手段。在我国,主要将美术教育分为两种,即广义和狭义的,狭义一般是专指艺术教育,包括了审美教育、美感教育、美学教育以及审美能力培养等,而广义则指的是将美术教育以及美学原理融入其它学科并发展和形成的一种教育方式。目前来说,我国的美术教育一般都指的是艺术教育,主要培养的是儿童们的审美能力。 一、农村幼儿美术教育现状 (一)美术观念制约 因为农村相对落后的环境,使得人们的思想也较为陈旧,加上家长们的文化素质并不高,对于幼儿美术教育的观念也就较为薄弱,这也就造成了无法给幼儿提供良好美术环境和氛围的现象。加上大部分的家长普遍认为美术教育并不能运用于课堂的学习中,甚至有部分家长认为美术只是单纯的画画,对于孩子的发展起不到任何作用,尤其是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农村,这种片面的思想就越为严重。 (二)教学条件限制 幼儿园的环境对于开展幼儿教学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处于特定的环境中,能够潜移默化的改进儿童的身心发展,而幼儿园的环境又包括了幼儿园本身、教师资源以及文化氛围等多种因素。农村因为经济条件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教学硬件配置方面都较为的匮乏,加上教师普遍缺乏了专业性,对幼儿美术教育方面的影响较为严重。 (三)教学模式呆板 教学模式过于呆板以及教学内容过于单一是农村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农村幼儿美术教育则主要利用示范以及模仿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有着严重的影响,因此教师在进行美术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创造一个能够让幼儿们发挥创造和欣赏能力的环境和氛围。 二、幼儿绘本阅读在农村幼儿美术教育中的运用策略 (一)选择适合的绘本 在利用绘本进行教学之前,需要考虑到绘本内容是否和幼儿的特点和经验相适应、能否和幼儿产生共鸣以及怎样激发起幼儿的学习兴趣,才能够使幼儿产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并以此鼓励他们进行美术活动,而这一系列的过程对于幼儿后续的学习兴趣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适合的绘本是幼儿进行美术教育的重要动力。因此在选择绘本时应当选择幼儿所喜欢的形象以及风格,在选择时应当尽量符合幼儿的审美心理,如一些色彩鲜艳的花纹素材以及花草树木等,强烈的色彩对比能够带给幼儿们视觉冲击,再加上流畅的线条,能够使幼儿们对于教学内容更加的记忆深刻,从而提高教学的效果。然后还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与幼儿们共同探讨的环节,让孩子们能够将自身的想象力充分的发挥出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二)把握美术元素 不同的绘本用来诠释作品的美术表现手法也不一样,如剪贴画、水粉画以及线描画等,而这种多样化的美术手法使得绘本更加具有魅力,也是让绘本成为美术教学资源的重要因素。如绘本中所运用到的剪贴手法,能够给简单和重复的情节增加不一样的美术风格,幼儿们在欣赏到动物以及景物形象的同时,还能够学习到剪贴画的技巧和方式,而且在创作的过程中,还能够有效的提升自身的动手能力,对于幼儿们的创造力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其他的绘本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美术教学资源,在利用绘本进行引导教学的过程中,能够让幼儿们发现生活中的美,还能够有效的提高幼儿们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三)借助多元文化 优秀的绘本不仅具有精美的画面以及优秀的构图色彩,还能够给阅读者们带来视觉上的愉悦,而且绘本中的每一张图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对于呈现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绘本在给幼儿带来生动有趣的故事时,还能够陶冶孩子们的情操,使他们的审美能力得到极大的发展,而这些都是单纯的文字阅读所无法替代的。优秀的绘本来自于世界各国,展现的文化也是多种多样,这些文化上的特征都会通过图像以及文字传递给幼儿,让幼儿们在阅读的同时感受到文化的多元性,甚至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个性,对于激发幼儿美术学习兴趣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结论 高质量的经典幼儿绘本不仅有着简练而生动的语言,在绘画结构和搭配方面也非常的精致而优秀,如今绘本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儿童的时尚读物,不仅是妈妈们亲自互动的重要工具,更是教师们进行教学的重要资源,它不仅能够传递艺术审美和情感理念,还能够给儿童们带来不一样的审美体验,为幼儿美术教育提供良好的教学基础。 作者:王娜 张瑞卓 杨莉 单位:沧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