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专业论文:文科专业课程实验档案管理论文 一、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的特点 （一）注重互动，强调团队合作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即通过实验去体会或感觉在理论授课过程中的某些知识点或程序，教师在课程实验中的作用相对比较突出。其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应用文科专业大部分都是与社会管理实践活动相关的专业，锻炼学生之间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与应急反应能力成为课程实验主要训练的内容。 （二）注重过程，强调经验积累 应用文科专业大部分课程的实验都是对某种专业管理过程的模拟，如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等专业课程实验。实验课的设置不仅要让学生通过实验提升自身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能力以及训练相关专业技能，还培养学生对某些专业实践活动过程的了解与感受。也就是说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不仅是专业知识与技能传授与演练的课程，更是教会学生了解、感受专业实践过程的课程。 （三）注重应用，强调学以致用 与理工科专业实验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研究方法与敏锐科学研究视角不同的是，应用文科专业实验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学生某项专业技能的训练与培养，即通过实验、实训和实习环节使学生具备某种专业技能，以此作为从事社会实践，生存于社会的资本。而课程实验则是培养学生这种专业技能的一个环节。因此，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更加注重实验内容的应用性与实用性。 （四）注重引导，强调躬亲示范 应用文科专业的设置虽然侧重于社会应用，但更彰显着浓浓的人文情怀，毕竟文科专业主要研习的是人文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现象，因此在专业课程教学活动中更加注重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指引与指导。教师在课程实验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是应用文科专业的特色之一，它扩大了传统文科专业实验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更加强调教师躬亲示范对学生把握专业知识的引导作用。 二、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的设计思路 （一）以能力为导向，增加实验课内容的深度与广度 首先，要对课程所涉及的实验内容进行拆解与细分，明确不同实验内容所针对的知识点与技能点，充分对实验内容的丰富程度与学生操作的难易度进行论证；其次，实验内容设计要与学生专业技能培养的连贯性相一致，既要符合学生专业技能养成的基本规律，又要遵循循序渐进的知识吸收规律；再次，注重实验内容的层次性，难易结合，动手和思考结合，实验和实训结合。笔者在设计实验内容过程中，充分论证了学生对专业知识把握的程度，分门别类地对实验内容要求、考核标准与所包含知识点进行组配，设计了5组12类共25次实验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从文书撰写、制作到文书处理，再到文件归档整理，最后档案保存与利用的全过程，并通过实验与实验之间的衔接，打造了文件与档案管理实验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生对文件与档案管理知识与技能的整体了解与培养。 （二）以职业为导向，凸显实验的专业性与职业性 应用文科专业的设置是以社会实践活动的职业分工为依据的，以职业标准为准绳。由此，准确的职业定位和专业的职业导向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首先，课程实验的设计要凸显职业性，即实验内容要与职业接轨，与职业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其次，丰富实验课程的授课形式，突出专业的职业特色，如实验课程可邀请专业从业人员进行讲解与指导，或实验课程直接开设在专业的从业机构，进一步提升实验课程的仿真感；再次，定期利用实验课程对学生的职业规划进行指导，增强学生的专业感与职业感。 （三）以活用为导向，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课程实验设计要遵循“感受—理解—巩固—应用”四阶段的教学规律，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应用这一教学规律，使学生各种专业技能在不同课程的实验中得到均衡和协调的发展。首先，课程实验的设计要与理论授课内容相互吻合，并互为补充，要引导学生在课程实验过程中去验证和解答在理论授课过程中存在的疑问，养成学生专业思考能力；其次，课程实验内容的设计要具有实用性，能够与职业定位相结合，突出学生专业基础能力与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再次，课程实验的设计要突出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结合职业发展方向设计多样化的实验内容，鼓励学生在专业实践范畴内自主选择安排实验，完成实验。 （四）以体验为导向，培养学生的专业认同感 应用文科实验要设计以专业体验为核心的实验内容，例如参观、考察、采访、座谈等方式，让学生直接与专业人士接触、对话和工作，这种职业体验的方式不但能够增进学生与一线工作者的交流，更能营造课程学习的氛围，培养学生的专业情感。笔者在课程实验中增加了对黑龙江大学档案馆、哈尔滨市档案馆和黑龙江省电子档案馆三种不同类型档案馆的实地参观和职业体验的实验内容，学生不仅了解到了不同类型档案馆档案管理流程与方法，还在与档案工作人员交流过程中提升了自身对档案职业魅力的认知，增强了其对档案学专业的归属感。 三、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开发与建设的策略 （一）实景模拟，现场互动 应用文科实验注重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即学生通过课程实验来体会、把握理论课讲授的知识点，但传统的文科实验课程相对枯燥、呆板，实验互动性不强，缺少一定的专业实践的真实性与层次感。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的设计要注重开发学生的专业认知潜力，通过模拟专业工作现场或搭建实景演练场所的方式，增强实验场景的逼真性，以此提高课程实验的质量。同时，教师在课程实验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学生展开互动，通过实景模拟和现场互动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理论知识的实践转化率。如不具备实景模拟实验条件的课程，可采取专业实习或实践的替代方式融入相关课程的实验，以此弥补课程实验资源方面的不足。笔者在课程实验开发与建设实践中，尝试搭建模拟办公室环境，并采用学生分工协作的方式，模拟演练文书处理实验和档案整理实验，非参与学生对模拟过程进行挑错、打分的形式展开互动。 （二）丰富实验内容，注重课程间的衔接 在课程实验开发与建设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对课程实验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并分成相互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单节实验；其次，要对单节实验之间的衔接关系进行分析，在理论授课过程中把握实验课程之间的连贯性。笔者所讲授的“文书学”与“档案管理学”课程分为两个学期开设，“文书学”课程实验要求学生根据最新的公文格式和教师提供的公文写作模板进行12—15次的不同文种的文件写作，第二学期“档案管理学”课程将对上学期制作的文件进行档案整理的一系列实验。同时笔者根据档案管理工作的特点将“档案管理学”课程实验细分为文件前期整理、档案收集、档案整理、档案鉴定、档案检索、档案编研与实地参观等7个专题实验，通过前后两个学期的实验，学生完全掌握了文件制作与处理和档案管理的基本操作方法。 （三）个人与团队实验穿插，注重培养个人能力与团队意识 应用文科课程实验强调学生的参与性，这种参与的形式主要表现在学生个体参与和团队协作两种。所谓个体参与，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行参与实验的过程；所谓团队协作，是指学生以3—4人的团队形式开展实验的过程。应用文科实验要结合实验内容，设计由个体参与和团队协作组成的课程实验体系，一方面通过学生个体参与，提高学生自己对知识的理解与转化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团队协作，提高学生的角色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使学生就业后能尽快适应工作团队的环境与要求。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笔者在学生个体参与的实验内容基础上，开发并设计了三个团队协作实验，即“文件收文与发文处理实验”“档案鉴定与销毁实验”“档案编研与出版实验”，学生以小组形式，分工协作按照实验要求自主设计实验内容，学生参与程度高，反响较好。 （四）突破课堂界限，走向社会实践 应用文科专业的人才培养要通过提高学生与专业社会实践领域的接触频率，让学生能较早地适应专业环境，并感知职业环境的危机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能够为学生下一步就业计划的设定与未来职业发展提供较好的前期心理基础。由此，笔者认为应用文科专业课程实验要增加适当的社会专业体验环节，或者通过短期的专业实践，或者通过实地的走访与参观，或者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参与到专业活动领域，一方面通过现场的专业实训模拟验证并消化课程所学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通过走出去的课程实验设计，丰富了学生的专业视野，提高了学生的专业归属感，有助于学生对所学专业自信心的培养。 作者：任越 单位：黑龙江大学 档案专业论文:中等专业学校档案信息化管理论文 1当前我国中等专业学校档案信息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制度是保证技术得以实施的基础。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中，因为部分中等专业学校未能合理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档案管理制度，致使在实际档案管理工作中管理人员难以规范科学操作。通常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①在对人事档案进行收集时缺乏规范性，常常出现想交就交，不想交不交的现象，使得制度沦为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对档案没有明确地予以考核。②在对人事档案进行整理时，没有规范统一的要求。通常在立卷阶段，未能严格依照卷内所标的文件目录顺序正确组卷排序，导致实际整理的文件与卷内目录不相匹配，卷内资料经常无故缺失。③对档案的查阅没有严格的权限审批制度。部分档案管理人员对于档案的查阅未能给予重视，常常出现外紧内松的现象，常常对内部人员开放管理权限，为档案的安全埋下隐患。④在档案录入时，部分管理人员不能严格做到事毕录入，而是通常积累一大堆文件后才一次进行，这既违反规定，又十分不利于查找利用档案。 2当前我国中等专业学校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对策 2.1加大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宣传力度 加大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宣传力度，切实使人们转变档案管理理念，一方面引起学校领导对档案信息化管理的重视，加大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资金投入力度；另一方面，使档案信息化管理人员明确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意义，提高自身素质，熟练掌握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的操作技巧，提高档案利用效率。此外，还可以促使更多的企业参与档案信息化管理技术的研发，使中等专业学校档案信息化真正跟得上时代的发展，满足社会的需求。 2.2提高管理技能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新时代，人事档案作为一项重要的特殊信息，对其进行现代化管理已是大势所趋，也是档案管理发展的必然方向。现代科技是以计算机、网络通信等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借助计算机技术可以实现对流动人口信息的有效检索以及存储等功能，进行网络化管理在目前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新技术新软件的开发力度，并定期对管理人员的技能进行培训，提高中等专业学校档案信息化管理的科技含量，用技术去推动档案管理工作，使档案信息动态化管理不断完善。 2.3建立健全档案信息化管理规范体系 档案信息化管理是一项综合性非常强、涉及面非常广的工作，为使工作能够正常高效开展，需要有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进行规范约束，对档案查阅、档案更新、档案查阅权限、档案系统管理权限等各个操作环节的操作章程都应予以明确，建立统一的档案信息化平台。此外，当前我国毕业生进入社会后，在晋升、聘任、培训、学历、学位、考核时，都需要对档案进行查阅或者转档，而学生的就业方向并不明确，这直接给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后期工作带来困难与挑战，因此，在相关体系的建立上，应该力求与时代同步，求实创新，与社会接轨，真正使其有使用价值。 3结语 总而言之，中等专业学校的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在我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制度规范与管理技术等方面均有待完善，需要我们脚踏实地，逐步改进。 作者：杜晓娟 单位：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 档案专业论文:档案专业教育实习质量和效率分析 摘要： 档案专业的教育实习是档案专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提高档案人才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提升档案教育的质量及效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根据笔者自身的实际经验，在进一步提升档案专业的教育实习质量和效率方面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档案专业；教育实习；质量；效率 档案专业的教育实习是档案专业教育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做好档案专业教育实习工作关系到档案教育的质量和效率以及档案人才培养等重大问题，所以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在明确档案专业教育实习重要作用的基础之上搞好档案教育实习。 一、档案专业教育实习的作用 1.实习能有效连接理论与实践。 人们常说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生所学的档案知识如果不能联系实际，也只是无用的知识，实习能够很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互连接，一方面能有效巩固学生们的档案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又学生的知识运用于实际，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2.实习能够综合训练档案专业学生。 通过教育实习，学生们能够了解档案工作的实际操作，对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熟练于心。这样一来，学生能够对档案工作所具备的素质有一个全面综合的了解，也能够进一步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3.实习能有效检验高校档案教育质量。 虽然教育实习并不能完全反映高校档案教育质量，但是通过一定的实习，还可以对学生们的基本素质和技能做出一定的分析和估计，对他们进行一定的考验，同时，通过对学生们的评价可以定性地对高校的档案教育质量做出相应分析和评估，将其作为全面评价高校档案专业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强化档案专业教育实习的质量和效率的途径 1.让学生明确教育实习的目的、意义和任务。 当前，许多学生厌倦实习，认为这是浪费时间。面对这样的状况，需要进行必要的实习动员。将教育实习的目的、意义以及相应的任务明确地告知学生，宣传和介绍历届相关优秀学生的实习经验，使学生积极正确地对待教育实习，努力克服自己轻视实习甚至畏惧实习的心理。只有如此，学生们才能认识到实习的重要性，才能摆正心态，积极参与到教育实习当中去，也才能取得一定良好的实习效果。 2.档案部门做好多样化的教育实习指导计划。 在教育实习过程当中，作为实习地点的档案部门要对实习生做一些针对性的指导。针对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在制订实习指导计划时，要让学生们全面进行实际操作。如档案文件的搜集整理、鉴定、分类、编目、整理、录入、上架编排、检索、编研、提供查阅等环节。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以适时安排一些专题讲座、实习参观或者一些讲解活动，让学生们熟悉档案工作的操作流程。 3.严格要求学生遵守相关的实习规章制度。 在档案部门工作是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档案的保密工作，对此，需要对实习生进行档案保密教育以及相关纪律性教育。在整个档案实习工作当中，最重要的是要遵循相关规章制度，对实习工作予以必要的监督和检查，保证实习工作顺利开展，不给档案管理部门造成麻烦。 4.指导学生进行实习调查，撰写实习报告。 在档案实习工作当中，实习生在熟悉了整个工作流程之后会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值得研究的地方。这时，指导老师就要有意识地指引学生深入体会，并加以研究，对相关问题形成意识，确定自己研究的课题，仔细调查、分析、研究，老师要指导学生撰写相关的课题报告，对实习中发现的有价值的课题进行系统性分析，逐步培养学生们的研究意识。 5.认真做好相关实结工作。 要实现档案专业实习教育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就必须在实习结束后，做好实结工作。通过实结一方面可以全面了解学生的实际实习情况，进行经验总结，探索规律；另一方面，可以对学生的实习工作予以肯定，对他们提出自己今后改正的方向，促进未来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语 档案专业的教育实习是档案教育的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环节，对于提升档案专业教育质量和效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而如何提升档案专业的教育质量和效率是包括广大档案教育工作者以及档案专业学生们在内的重要课题，广大档案教育工作者以及档案专业学生要不断丰富理论，加强实践锻炼，做好实习指导，共同提升档案专业教育实习质量，促进档案专业教育质量迈上更高台阶。 作者：李扬 单位：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档案室 档案专业论文:高校档案专业教学现状与对策思考 ［摘要］本文具体分析了目前高校档案专业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档案教学定位不准;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硬件、思路和方法的老旧;新教材编写滞后，缺乏教学的前沿性。同时，针对这些问题尝试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以职业为导向，准确定位教学目标;加强实践教育，多种渠道教学;探索和完善档案信息化教学;改革考核方式，增加专业技能测试。 ［关键词］高校档案;档案教学;现状;对策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科技的不断进步下，我们已经迈入了信息化时代。与此同时，我们的档案工作也在不断进步与发展，档案管理工作正向复合型、信息化的方向快速发展。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档案学专业由专科到本科，现在也有了硕士，博士授予点。根据统计，目前全国开设档案学专业的本科院校已有30多个。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地应用，传统的档案管理方法和技能已经不能满足档案行业的实际工作需求，这就要求档案工作者要有更高的职业素质，现代化的档案管理工作不仅要求档案工作者掌握实体档案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实务操作技能，而且要求档案工作者能有效运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等高效的管理和利用不同类型的档案。这就对培养档案管理人才的高校档案专业教学，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近年来虽然我们的档案专业教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进步，但高校档案专业教学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在教学方法、指导模式上进行创新和改变，以便提高档案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素养，满足各个行业、各个单位档案管理工作的需求。 一、当前高校档案专业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档案专业教学定位不准 受高校建设发展的需要，高校教育定位多以学术型、高水平本科教育等为主，而在实践性、应用人才培养方面有所忽略。档案教学理念也停留在本科教学应注重理论教育，而实践技能则是专科生教育重点的层面上。然而实际的档案工作对实践性应用人才的需求比较大，传统档案教学的定位不利于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也不能满足未来档案学教育的要求。因高校档案教学定位的不足，部分教师在思想上也比较懈怠，教学创新性和应用性不高，没有与实践工作技能结合的意识，同时也造成学生对档案学学习的认识错误。从学生方面来说，他们对待档案学仍是以考试为主，受到应试教育毒害过深。学生并不能对档案学产生太浓厚的兴趣，甚至导致对档案学产生抵制的学习情绪。这些都源于在思想上没有正式认识到档案学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档案行业对实践应用能力需求的迫切性。所以，档案教学应尽快树立起以就业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方向的教育定位。 (二)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 高校档案教学因档案资源的保密性特点及教学理念落后的现实，造成目前“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档案教育模式非常普遍，实际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比较严重。档案部门受传统“档案保密”工作观念的影响，档案馆普遍封闭保守，利用对象比较局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档案教学中档案实体的开放度，导致档案教学中实践的机会不多或学生参与档案管理工作无法深入。另一方面，当前档案教育比较重视理论教育，高校仍以理论性教学、“老师向学生”的单方向传输式教学为主，普遍缺乏培养学生实践技能的意识，对实践课程和实务操作技能考核的设置不多，对学生实训实习的重视程度也不够。这使得档案专业学生的实际经验严重不足，实践动手能力较差，给人以“理论性强，实践能力弱”的普遍印象。这对档案教育的发展和未来学生的就业都非常不利，需及早改变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教育不足。 (三)教学硬件、思路和方法的老旧 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的存在方式在不断的更新和改变，尤其是随着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建设的快速进步和普及，文件档案正向数字化管理趋势发展。为顺应档案管理工作信息化、数字化的趋势，档案教学的硬件、思路和方法也应适时更新和进步。然而，目前高校对于培养新一代档案人才的教学硬件却显得有些滞后，跟不上时展的需求。教学教材、实践工具不能够反映当代的档案事业的发展，比如当前计算机辅助管理和自动化检索软件的应用等的教学还比较滞后。部分教师业务水平不高，知识老旧，不能满足当前信息化教育的发展和实践教学。在教学方法上，没有很好地改革和创新，教学方式老旧单一，不能完全满足对当前档案新技能的教学。 (四)新教材编写滞后，缺乏学科的前沿性 随着档案信息化的发展，计算机、检索软件等随之引入档案管理中。相比之下，档案新教材的发展却显得有些滞后，没能紧跟档案现代化管理的步伐。目前高校档案教育普遍意识到信息化技术在档案管理和利用中的重要作用，也开始积极向学生讲授这些最新的学科信息，但目前与之配套的新教材还比较缺乏，尤其是有关电子文件的形成、处理，计算机辅助管理档案的方式和方法等新内容的介绍。这样给档案的实际教学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前沿性的教学效果。 二、档案专业教学对策的思考 (一)以职业为导向，准确定位教学目标 首先定位要准，教学目标的定位直接影响到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根据当前档案行业的就业需求和档案专业操作性较强的特点，高校档案专业教学应定位为“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实际应用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从以前过分强调理论知识学习转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目标，坚持“实践为主，理论为辅，建设复合型人才”的原则。学生就业才是对档案专业教育水平和质量的最直接检验，只有以就业需求为导向、以社会发展为方向定位教学目标，合理确定高校档案教学理念，才能培养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就业需求相吻合的档案专业人才，这才是正确的档案专业教育所需要的。 (二)加强实践教育，多种渠道教学 为了加强高校档案专业面向职业的实践性教育，应该通过教学手段、方法和渠道的多样化，让学生能理论联系实际，切实提高档案管理业务的技能和素养。首先，应该实行教学方法的转变，由传统的“以老师讲授”为主向“互动式教学”转变，实践课程应该以学生自己为主体，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老师应该引导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实践学习，培养学生勤于动脑、善于思考的能力，让学生在实践课程当中学会和提高档案管理业务的能力和技能。其次，依托高校档案馆、企事业单位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实习基地。通过学生自己亲自参与真实的档案管理业务，不断训练和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和水平。其中，高校档案馆具有馆藏丰富，有文书档案、教学档案、基建档案、科研档案、学籍档案等多种资料的特点，可以使学生从颇具校园特色的高校档案资源入手，快速进入档案管理技能学习的状态，比较适合初级阶段的教学实习。高校档案馆可以适当开放解密档案，作为学生基础训练教材，大大提高学生对专业素质的培养。另外，高校也应该大力开展以企事业单位和档案管理部门为基地的实际教育，建立实习和实践基地，企事业单位更符合未来学生就业的实际工作环境，比较适合毕业实习的场所。在这里，学生可以学到更职业化的工作技能和方法。除此之外，校外实训基地的实习老师，建议聘用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专业的档案管理人员，他们在指导学生实践课程，引导学生进行业务工作上更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学生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和水平。 (三)探索和完善档案信息化教学 随着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档案管理工作的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电子档案、信息档案越来越成为未来的趋势。同时，档案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也对档案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培养档案管理人员的高校也应该与时俱进，积极探索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增设计算机、信息科学等相关课程，增强学生适应信息化管理档案的能力，培养具有符合市场需要才能的档案工作人员。首先，由于网络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档案专业教学必须加快开设计算机信息系统、索引检索软件等实用技术的课程，提高学生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档案录入、存储、传递和利用的能力。其次，高校应该优化、调整档案管理教学的师资力量，引进和培养与信息化档案管理相匹配的各类教师，以适应未来网络信息化教学的要求。只有把教师资源的问题解决好了，才能使档案信息化教学符合正确的方向，才能实现高校档案信息化的教学和发展。 (四)改革考核方式，增加专业技能测试 高校教育受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课程考核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而缺乏对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测试和考核。档案管理工作对实践操作、应用能力的要求较高，要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必须加强专业技能的测试，引导学生重视专业技能的学习。可采用的考核方式有:一是建立模拟档案室，在模拟环境下考核学生的实务操作技能。通过模拟档案室的环境，设置需要考核的项目，比如档案的整理、鉴定、分类、编制检索目录等等，全面考核学生在档案接收、管理、利用等各方面的技能，促使学生系统掌握档案管理的各项能力。二是通过校内外的实训基地，安排学生完成一定的档案工作任务。各个行业、各个单位的档案管理要求和工作方法都不一样，通过与各个档案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建立的实训基地，可以让学生接触到最真实的工作环境，并在实训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一定的档案管理工作。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并巩固学习的档案专业理论知识，真正成为档案管理的应用性人才。 作者：吴小园 单位：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档案专业论文: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应用旅行社投诉档案策略 根据近年全国旅游投诉情况通报，旅行社投诉总量占旅游投诉总量60%左右。为什么游客对旅行社投诉这么多？作为被投诉的旅行社是否在平时也收集投诉档案，改进服务方式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呢？旅行社平时是怎样收集自己的档案的？旅行社是否重视利用旅行社档案？是如何利用的？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询和调查，我发现对旅行社档案的管理和开发利用是学术界在旅游管理领域研究的一个盲点和空白。 一、旅行社档案 旅游档案是在旅游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而归档保存起来的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不同载体的历史记录。旅游档案的基本内容分为12类，其中重要的一类就是旅行社档案。根据旅行社职能结构形成的旅游档案有：管理类档案和业务类档案。在分析近年全国旅游投诉情况通报得知：对旅行社的投诉近乎一半都是关于在旅游活动行程中降低服务标准、导游未尽职责、擅自增减项目、延误变更行程等投诉，所以收集旅行社档案很重要，尤其要重视旅行社档案的收集和开发利用。 二、旅行社档案的重要性 （一）旅游者对旅游服务质量满意度不高，旅游显性投诉率高,旅游投诉单位主要是旅行社。 2011年全国各省级质监所共接到各类旅游投诉11060件，2012年是11875件，增加815件，2013年是11369件，比上年减少了506件，呈起伏状态。通过分析2011年至2013年全国旅游投诉情况通报之结案投诉对象情况比较，发现旅游投诉的主要单位是旅行社。如果我们做好旅行社档案工作，记录好游客投诉记录，将会减少旅行社投诉。 （二）加强旅行社档案利用是关系人民大众的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最显著的功能是提高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旅游已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每一个人的权利，现今旅游已是提高民生质量的重要指标，旅游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旅行社档案利用，减少旅游投诉，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提高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解决关系人民大众的民生问题。 三、旅行社档案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一些中小型旅行社还存在档案难以收集和开发利用，旅行社的档案收集工作没有合适的监督机制，旅行社员工素质和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收集旅行社档案的员工素质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旅行社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市场博弈中为谋取竞争优势所展现出来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旅行社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是旅行社竞争优势的关键。目前高职类旅游管理专业和本科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里并未开设关于档案收集类课程及培训。 （二）中小型旅行社反馈意见档案难以收集。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彦锋表示，旅游的产业链条比较长，旅行社越小越没有分工能力，经常一人多用,员工之间相互兼职,协同工作,所以形成恶性循环，旅行社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搜集有用的反馈意见或者只能收集简单的优良等没有实际作用的反馈意见。 （三）监督机制不到位。发挥旅行社档案收集和利用作用，必须监督机制到位。 要把旅行社档案工作纳入旅行社年度考核，对不能把旅行社档案工作做好的旅行社责令整改。现在旅行社的各类门店和营业部广泛分布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更应该引入档案考评机制，把旅行社档案工作作为重要考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引导旅行社规范化发展。 四、如何收集旅行社档案 （一）旅行社建立档案归档制度,加强导游员的档案收集工作。 档案的收集工作是通过执行一定的归档制度来完成的。所以旅行社要建立归档制度，对旅行社文件材料的收集、立卷、归档提出明确的要求,旅行社每项经营、管理活动都应形成系统、完整的档案。旅行社归档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归档范围、归档时间、归档案卷的质量要求、归档手续等内容。从2011年至2013年全国旅游投诉通报来看，旅行社投诉集中在导游带团的过程始末中，比如说旅行过程中被降低服务标准，导游未尽职责，擅自增减项目，延误变更行程等等。所以旅行社要加强导游员的档案意识，定期对导游员进行档案收集培训工作。一方面，旅行社要归档投诉导游的游客档案，另一方面，旅行社要想办法让导游将每个带团过程做记录，以便归档。 （二）当地旅游行政机构必须对旅行社归档情况进行核查。 建议当地旅游行政机构在对旅行社进行管理时，制定一个考核标准，针对旅行社档案的收集、利用进行打分、考核，这样在制度上可以要求旅行社重视投诉档案，减少不规范的行为；为优质旅行社贴上“品质标签”作为星级评定的重要参考依据。游客看到荣誉证书多的旅行社，就会对其质量放心加肯定。 五、高职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应用旅行社投诉档案的具体策略 （一）培养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档案意识，尤其是旅行社档案收集意识。 首先，要让学生知道旅游档案工作的重要性，旅行社档案对从事旅行社管理的工作人员及导游员的重要性体现在减少投诉，提高服务质量。其次，专业教师应积极地暗示帮助学生稳定情绪，引导他们向积极的方向努力，深入了解旅行社档案的功能并认同其作用，如建立网络课程，开设旅行社档案论坛，让学生了解他人对旅行社档案管理工作的看法；同时在网络课程上上传做的比较好的旅行社档案管理方法，调动起学生对未来从事旅行社工作收集旅行社档案的积极性。 （二）校企合作，运用旅行社投诉档案进行教学。 根据德国高等教育“双元制”培养模式，学生在高职院校里的主要精力是为完成企业提出的问题或项目而设计实验，探索解决方案。高职院校应该和当地旅行社、旅游局、旅游局质检部门合作，将旅行社投诉事项作为重点研究项目。其中旅游局、旅游质检部门主要负责检测旅游行业违规、服务不达标的行为；旅行社和旅游质监部门负责收集相关档案资料，提供给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师负责将典型问题拿到课堂，和学生们商讨解决措施。这样能为学生以后工作打好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减少旅游投诉，提高服务质量。 （三）典型投诉档案教学案例—服务补救策略。 运用旅行社档案进行教学，尤其是游客投诉案例进行教学。基本原则是当抱怨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运用“价格投资+即时补救”，当抱怨程度很高的情况下，就要运用“关系投资+延迟补救”策略。价格投资比如降低价格、给予折扣、会员优惠等措施；即时补救指的是快速采取措施；关系投资比如道歉措施；延迟补救指的是过一定时间后的补救措施。不管采取“关系投资+延迟补救”还是“价格投资+即时补救”都是以让游客在旅行过程中消除负面情绪，减少投诉为目标。经过课堂案例教学的针对性培训，这些未来旅游界从业人士素质会更高，服务更专业，游客会对旅游有信心，达到通过旅游提高民众民生水平的标准。 作者：张娟飞 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档案专业论文:继续教育基层档案专业论文 一、档案继续教育的对象及内容 1.我国档案继续教育的对象。 《暂行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继续教育对象,是各级档案部门及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档案专业技术工作的，以中青年档案专业技术骨干为重点的在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我国确定受教育的对象并非根据学历，没有将受过高等教育以外的人排除在外。中青年档案专业技术骨干是档案继续教育的主要目标群体，主要包括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人员和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继续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素养，使他们成为适应时展的领头人,促进档案事业蓬勃发展。 2.档案继续教育的内容。 不同层次的档案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的继续教育的内容也不同，不同工作的人接受继续教育的培养目标、知识结构和实际工作需要也不同。所以，档案继续教育的原则是以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为指导，立足于工作实际，依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制订不同的教育内容，因材施教。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网络计算机的普及，我国已迈入信息化社会，在当前形势下，加强档案数字化、资源化和信息化建设刻不容缓。 二、基层档案继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档案继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档案部门的重要职责，不是一个新课题。特别是近十年来，基层各级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者在档案继续教育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但是不得不承认，基层档案继续教育存在局限性，值得重新审视和反思。 1.档案继续教育的教学对象意识薄弱。 在当前基层领导大力提倡档案事业建设之际，档案继续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仍未得到广泛充分的重视与理解。许多人并没有把档案继续教育看成是整个社会档案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有无档案继续教育，档案事业建设的主旋律照样可以奏响。他们当中一些人缺乏对档案工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档案事业缺乏了解、对档案事业有质疑之音。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社会接受档案继续教育意识薄弱。 2.档案继续教育重视程度不够，资金投入力度不足。 毋庸置疑，省档案局对培养高素质的档案干部队伍高度重视，但缺乏对市、县档案队伍建设必要的重视。省档案局对市、县档案继续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档案继续教育在观念认识上、全省范围统筹规划上、不断深入的机构改革上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一是,重业务教育培训,轻理论教育培训，认为档案理论教育培训可有可无。二是，自身教学条件有限，投入不足，导致出现市县区档案部门教育培训硬件设备的配备明显不足，如缺少专用微机、投影设备、电视及数量充足的桌椅，出现向上级档案部门实际送培人数不足的情况。三是，各自为政，缺乏统筹规划，疏于指导。许多未经过系统的档案继续教育的优秀人才，他们在档案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然而档案专业知识的缺乏，造成他们业务工作不熟。 3.档案继续教育师资力量不足。 优秀档案继续教育教师的缺乏和兼职教师精力有限制约着档案继续教育的发展。优秀教师缺乏是档案继续教育发展的瓶颈，是造成档案继续教育工作外实内虚徒有其表的重要原因。档案继续教育需要掌握过强的专业理论知识，熟悉了解档案业务，能够驾驭课堂教学能力的人才。档案继续教育工作单调、繁琐、基层，人员变动快，兼职多，造成次次培训，次次是新人，档案继续教育工作年复一年，循环往复。由于人少工作忙对档案继续教育教师讲课效果信息反馈做得也不及时。师资队伍体系建设不健全师资力量弱造成讲义质量不过关、讲义模式统一、教案时粗时细、教学内容陈旧、档案工作新理论缺乏“、填鸭式”理论灌输、教学方法简单的情况，影响档案继续教育的效果。 三、提高基层档案继续教育水平的对策 1.加强基层档案继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档案继续教育教师是档案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继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是不断推进继续教育改革深化发展的主力军。掌握先进教学内容和现代化教学技术的档案继续教育教师如何培养和造就；追踪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档案继续教育教师如何培养和造就；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档案继续教育教师如何培养和造就，这些问题值得深思。目前，我国的档案继续教育教师结构具有师资结构专兼结合以兼为主、兼职教师队伍多序列的特点。《暂行规定》第九条规定:“继续教育的教师按照专兼职结合,以兼职为主的原则,由具有较高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和科技经济等领域的专业人员担任。”从我国档案继续教育实践来看，兼职教师大体分为以下几种：来自国家省市档案行政部门的专家型领导、来自高等学校的档案学教授学者、来自档案杂志社、档案学会的专家、学术界比较活跃的中青年、来自档案工作中有所建树的专家、档案管理人员和来自国内外的档案专业知名人士。建立健全档案继续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施行持证任教,严格聘任程序。档案继续教育需要坚决施行兼职教师持证任教，根据学员的层次和培训类型选聘教师，严格聘任程序和手续。（2）加快步伐开展兼职教师的培训工作。档案继续教育需要加强对兼职教师的考核管理，开展兼职教师教学资格复审，施行奖惩制度。具体来说，实行档案继续教育工作考核制度和持证上岗制度，聘请专家对所有授课教师进行评审,授课教师登台试讲,符合要求者发给授课证。坚持档案继续教育授课效果信息反馈的常态化，建立健全兼职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不断提高兼职教师的水平，优化档案继续教育兼职教师结构，敦促兼职教师改进教学方法，采取参与式、讲座式、启发式、研讨式、对话式等灵活的教学方式“传道授业解惑”，保障档案继续教育的教学质量。借鉴其他国家档案继续教育先进的理论知识和管理经验，以档案继续教育的基础理论和实用操作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开拓档案继续教育的工作思路。活跃档案继续教育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创新档案继续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观念、提高档案继续教育工作者的自觉性和领悟能力，发挥档案继续教育工作者的想象和创新能力，开创档案继续教育培训新篇章。 2.加强基层档案继续教育教材建设。 教材是学员学习的主要载体工具，教材文字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和结构联系严谨有利于集中深刻地解决知识难点和知识重点，培养学员积极创新思维。然而，当今的档案继续教育缺乏合适的教材，不利于学员系统完整深入地掌握知识点。档案继续教育教材建设是一项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重要问题。编写有层次的适合自学的教材。档案继续教育对象的能级层次不同决定了选编教材的不同。我国将相关档案从业人员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不同等级教材内容不同。初级教材的内容主要是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为初级档案从业人员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中级教材的内容应侧重新的理论、知识、技术和方法,着重于提高中级档案从业人员的技术解决能力和管理能力，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业务骨干。高级教材的内容应涉及国内外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动向,借鉴国外先进的档案继续教育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接受档案继续教育的对象一般自学能力较强,他们结合实际工作经验，通过业余自学,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将动态联盟战略应用于教材编写之中。“动态联盟是企业生产管理的产品战略之一,它是指当企业发现有市场机遇时,不要企图靠自己一个企业的力量去开发新产品，而应通过社会协作，尽量利用社会上各方面的存量资产进行有效配置,组成虚拟企业，利用合作的力量快速响应市场的需要。”档案继续教育教材编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将动态联盟战略应用到档案继续教育之中，需要联合社会有关人员与单位、高等院校、档案学会、科研院所、学术团体和企业，分散集中的负担，过重的人力物力财力，分工协作，共同编写内容精炼新颖、价值实用、重点突出和紧密结合实际的档案继续教育教材。档案继续教育教材编写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健全的体系和具体的措施，这样才能保证教材编写的质量。 3.依托档案网站开展基层档案继续教育。 档案局网站是实现档案继续教育的远程工作平台。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计算机的普及，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要重视互联网计算机对档案继续教育的影响。依托档案网站，有利于创建开放式的远程档案继续教育模式,实现档案继续教育资源共享。在档案局官方网站上开设档案教育培训专栏。专栏包括公告栏、继续教育栏、公共论坛、岗位培训栏、博客栏、专题培训栏等子栏目。公告栏内可以档案教育培训教学安排和基层档案教育培训最新动态。教学栏内课程的相关内容和授课视频，实现在线上课、在线考试、在线交流，提高学员的学习的兴趣。除此之外，博客论坛给学员提供一个自由民主的交流平台,提高兼职教师教学水平，促进档案科研工作发展。在档案局官方网站上上传网络课件。网络课件是网络学习资源的主要载体工具。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制作电子图书和多媒体课件，利用网络课件进行档案继续教育，有利于学员与网络课件双向交互，解决档案继续教育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矛盾,保证档案继续教育的教学质量。 作者：王媛 单位：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档案专业论文:学历教育档案专业论文 一、培养手段不同一种教育模式培养目标的侧重不同 必然带来了培养手段的迥异。而培养手段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培养目标的实现效果。对于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来说，实现其培养目标必定要走“学院派”的常规培养路线。与其他高等教育的学科相同，培养手段通常是让培养对象从档案学的历史来源、基础学理入手，加之情报学、图书馆学、文书学等临近专业、学科和公共课程的研修后，使其档案学知识由浅入深地逐渐提高，最终达到具有一定档案文献、史料编研的能力，以此通过这种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和一定的学习年限，培养出档案行业中的“建筑工程师”。对于档案专业的“在职教育”来说，实现其目标必定要走“职业派”的特殊路线。为了使“非档案学”专业的档案人员快速达到从业水平，对各单位的基础业务工作给予一定的支持，故培养手段往往侧重于实际工作的方式、方法，其课程设置也较为务实且针对性强。比如，“文书档案管理”、“科技档案管理”、“会计与声像档案管理”等。而宏观、学理性的课程，如“文书学”、“档案发展史”等则分量较轻，以此培养出档案行业中的“建筑工人”。 二、培养师资不同为了使培养手段更好地发挥作用 培养师资的选择就成为要仔细斟酌的一个问题。这就好比说，培养“建筑工程师”的人，其本身一定也是“建筑工程师”；而培养“建筑工人”的人，其本身也一定是“建筑工人”。而只有这样，才能在人才培养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培养师资必定是具有较高的学理知识和文献、史料编研能力的档案行业的教育家、学者、教授、讲师等诸如此类的“学院派”人物。因为他们掌握着丰富的学术资源，了解国内外最新的档案学动向，参与并编写相关的学术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编研造诣。同理，档案专业的“在职教育”培养师资必定是具有丰富的档案管理实操经验，多年从事档案行业的监督指导人员，以及相关行政业务人员。因为他们常年接触基层单位档案工作，熟悉档案整编的实操流程，对于部分机构特殊的档案管理状况具有丰富的处置经验。总之，由于培训目标和培训手段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培训模式在师资来源选取上要有所差异。相同性质的师资培养相同性质的学员体现出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和“在职教育”培养师资侧重的不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反映出两种培养模式的本质差别。 三、培养周期不同 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和“在职教育”可以说是“道”与“术”的关系。所谓的“道”更侧重于理论，知识结构更加系统、全面，偏向于档案实际工作中的研究与编研；所谓的“术”更侧重于实践，知识结构更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偏向于档案实际工作中的“收集、管理、借阅利用”。由于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与“在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培训手段、培训师资的侧重不同，故在通常情况下，前者的培养周期要远高于后者。就前者而言，培训周期一般为几年（无论是本科阶段或是研究生阶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被培养者的知识体系建构，以及学科敏感性的养成；而对于后者来说，由于培训目标、手段较为有针对性，主要关注于档案日常工作中一些常见问题，故其培训周期可以精华至一周或十余天。 四、结语 从目前档案专业教育的现状看，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方式的教育模式，即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和“在职教育”。其中，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是以培养档案文献、史料编研人才为目标，通过系统教授、全面教学等手段，借助高校和学术机构等师资力量，并以几年为培养周期的培养模式。这种培养方式类似于“建筑工程师”的培养。档案专业的“在职教育”是以培养档案专业实操技能，完成本单位档案工作的“收集、管理、借阅利用”等为目标，通过针对性的培训手段，借助档案工作监督指导人员和业务人员等师资力量，以一周或十余天为培养周期的培养模式。这种方式类似与“建筑工人”的培养。档案专业的“学历教育”与“在职教育”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两者有着迥异的培养目标，不能笼统地划分两者的优劣，更不能简单认定我国现今的档案学教育与社会工作相脱节。因此，各单位在档案专业人才的使用和选择上应格外斟酌，要根据自身的工作现状和工作需求来挑选不同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不同人才，不能用“学历教育”的培养标准衡量“在职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也不能用“在职教育”的培养标准要求“学历教育”培养出的人才。 作者：王培培单位：北京市档案干部培训中心 档案专业论文:在职上岗教材教学档案专业论文 一、常见问题 从目前来看，笔者认为，编写上岗教材较易出现三个问题：其一，内容过多，编著者想要面面俱到。比如，编著者试图通过一本教材涵盖各门类档案，以及档案工作的各个方面。其二，学理性的知识点过多，教材的实务性不够明显。比如，利用相当的篇幅介绍公文写作、格式排版和档案发展历史。其三，章节逻辑不够明确，章节前后内容有所重复。比如，在声像档案章节中已经介绍了照片档案的利用环节，而在后面的档案利用章节又有所涉及。 二、编写原则 参照上述上岗教材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我们认为，上岗教材的编写应遵循如下原则： （一）简约而不简单上岗教材应更多地突出实用性，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减少理论部分的编写，缩小涉猎范围，突出档案如何整理、如何组卷这些重点，做到教材内容简约而不简单。 （二）章节有效衔接不重复狭义的档案工作包含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与保护、利用六个环节。而按档案的内容来看，又通常将其分为“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专门档案”。同时，还包括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声像档案”、“电子档案”。这些内容大多相互交叉。所以在教材编写时，我们要合理安排体系框架，设定好章节先后次序，不要出现重复编写、交叉编写、逻辑不清等问题。如遇到不同档案类型的公共性问题，可单设章节统一讲授。 （三）章节名称明确且合理一个章节的名称要能涵盖本章内容主旨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教材在编写“文书档案管理”和“科技档案管理”前，介绍“文书文件”和“科技文件”的知识是必要的，且“文书文件”和“科技文件”档案人员有机会能够接触到，故在此章节编写中，加入“文书文件”和“科技文件”的基础知识部分会更好，其名称也可定为“文书文件与文书档案管理”、“科技文件与科技档案管理”，而不应是“文书档案管理”或“科技档案管理”。相反，就“会计档案”和“人事档案”而言，由于“会计文件”和“人事文件”档案人员几乎不接触，故教材章节不用将其列入，标题则可直接定为“会计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 （四）针对性选取档案门类就教材而言，档案门类显然不能全部涉及，要挑选普遍的档案类型编写。例如，仅就专门档案来说，其内容包含有会计档案、人事档案、商标档案、诉讼档案等。因此，应挑选“会计档案”、“人事档案”，或本地区、本系统常见的档案类型编入其中，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构建教材体系。 （五）合理组成教材体系第一，从整体到局部。比如，第一部分设定为综合概述，有利于学员宏观把握档案行业的基本常识，为之后三个部分打好基础。第二，逻辑明确。比如，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分为“纸质档案管理”和“非纸质档案管理”，从逻辑上合理涵盖了全部的档案类别。其中，在“纸质档案管理”章节，按档案内容的标准，再次进行划分为“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专业档案”，这种划分在档案分类上也是符合逻辑的。第三，分和有序。比如，“会计档案”、“人事档案”、“电子档案”、“声像档案”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故这四个门类的档案管理章节一次性编写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与保护、利用六个环节内容。相反，“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在收集、整理、鉴定环节各有特色，故在教材中分别编写，而在统计、保管与保护、利用环节有较强的共通性，故在教材中作整合编写，以此避免重复。 三、档案专业在职上岗教材的体系组成 根据上述五个基本原则，笔者认为，一本档案专业在职教育上岗教材的体系应由如下方面组成： （一）第一部分的内容组成教材体系第一部分称之为“综合概述”，由“第一章：档案概述”和“第二章：档案工作概述”组成。其中，在第一章里，教材应基本涵盖档案的基本概念、特点、种类与划分依据、价值与性质等内容；在第二章里，教材应基本涵盖档案工作的构成、内容、特点、性质、基本原则、注意事项、相关专业术语、广义和狭义之分，以及档案法等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在职教材偏重于实操性的特点，第一部分作为综合概论，不要过多涉及档案的理论内容，如“档案”一词的词源解释、从古至今的档案发展史等内容。 （二）第二部分的内容组成教材体系第二部分称之为“纸质档案管理”，由“第三章：文书文件与文书档案管理”、“第四章：科技文件与科技档案管理”，以及“第五章：专门档案管理”组成。具体为：在第三章里，教材应细化为三个小节。首先是“文书文件基础知识”，即涵盖档案前期（处于文件阶段时）的相关内容；其次，依照文件级、案卷级的整理方法分别划分为“以件为单位的档案管理”、“以卷为单位的档案管理”，并涵盖其收集、整理、鉴定等内容，而“保管与保护”、“统计与利用”环节，由于其与科技档案有共通性，故放在第四部分特别讲授。在第四章里，教材应分为“科技文件基础知识”、“科技档案管理”两节内容。其中，由于前者不是档案人员的主要工作，向学员简单介绍为主；后者为档案人员的主要工作，故应作详细讲授，内容涵盖收集、整理、鉴定等内容，“保管与保护”、“统计与利用”环节，与文书档案在第四部分同讲。在第五章里，教材应选取专门档案中常用的两个门类开设章节，即“会计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与第三章、第四章不同的是，由于专门档案各门类间共通性不大，故本章一次性讲授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与保护、利用六个环节内容。其中，由于“人事档案”不属于档案部门直接的业务内容，故可以作适当说明或简要介绍。 （三）第三部分的内容组成教材体系第三部分称之为“非纸质档案管理”，由“第六章：声像档案管理”、“第七章：电子档案管理”组成。与第五章类似，由于这两种门类的档案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故这两章内容依然从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与保护、利用六个环节讲授。 （四）第四部分的内容组成教材体系第四部分称之为“特别讲授”，由“第八章：档案法制工作”、“第九章：文书、科技档案保管与保护工作”，以及“第十章：文书、科技档案统计与利用工作”组成。这些章节主要是对前三个部分某些特殊内容或共性内容做出必要的补充，具体如下：在第八章里，主要对第二章：档案工作概述中的“档案法制工作”进行特殊说明和强调。在第九章、第十章里，主要讲授文书、科技档案的保管和保护工作、统计和利用工作，以此补充“第三章”、“第四章”未涵盖的内容。 作者：王培培单位：北京市档案干部培训中心 档案专业论文:档案专业人员再教育的研究论文 我国的档案继续教育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宗旨简而言之是为了档案工作人员更新与补充知识，提高档案干部队伍素质。因此档案继续教育的内容――即档案继续教育学什么，是继续教育中的应特别重视的问题。继1992年下半年国家档案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举办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电视系列讲座后，各地、各系统在继续教育的内容上都作了不断地探索、调整，以使继续教育能真正起到提高档案干部业务素质、推动档案工作的发展的作用。 笔者从因特网上浏览了2000年来全国一部分省（直辖市）和市、地区、县以及某些专业系统的档案网站，对其刊登的关于档案继续教育的内容作了些简单的梳理。国内档案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如下几大类： 一、计算机、信息技术与电子政务、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 这部分内容是完全适应社会和档案工作发展需要的。由于档案工作在国家信息化系统中有一定的地位，档案部门必须紧跟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为了落实国家档案局信息化建设纲要，各地、各系统的档案部门近年来十分重视信息化建设；同时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各单位行政工作、业务工作中的普遍应用，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在各单位形成和使用的文件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地位与重要性也日益显现；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发展快、更新快；为此档案工作人员必须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才能适应形势发展、满足工作需要。 二、国家及档案系统对档案工作的新标准与新规范 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工作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为了适应档案工作的发展以及满足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国家档案局了相关的标准与规章。而这些新的标准与规章既是以往教材中未曾包括的内容，又是在现实档案工作中必须遵守或具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因此在档案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中应该将它作为必学内容之一。 三、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 档案鉴定是档案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一个环节，因而档案价值鉴定也就成为我国档案学中一个具有较高难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管理理念也为档案工作所不断吸纳，档案工作信息化成为档案工作的重要任务，而我国现有的传统意义的档案鉴定工作目标仅针对档案存毁，已不能适应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必须进一步研究与探索能适应档案工作发展所需要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在现实中一方面是档案工作者（主要是具有初级或中级职称的档案工作人员）面对大量的文件、档案很难仅以以往十分简略的《归档与不归档范围》、《档案保管期限表》来进行鉴定工作；另一方面是许多档案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对档案鉴定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专著与大量的论文，这些论著中有创意的观点应该到实际工作中去验证、有价值的内容应该推广。继续教育是这两者连接的桥梁，将档案鉴定理论研究成果通过继续教育的途径向档案专业人员介绍、推广。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作为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的内容除上海市，在湖南、浙江、江苏等省和全国环保等系统均有采用。 四、档案工作新动态、发展趋向 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和推动档案工作的发展，档案专业人员应该对影响档案工作发展的环境与各种因素有所认识与了解，更应该了解档案工作自身发展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自己的前进方向、改进自己的工作、激发自觉的学习愿望，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五、与资格证、职称考试相关的内容 有些省市将与资格证、职称考试相关的内容也列入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的学习内容。 笔者曾先后给上海市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做过3个专题讲座：《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 介绍》、《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 介绍》、《档案鉴定新论》。在教学过程中，体会最深的是继续教育的内容从宏观方面看应该是“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技能、新信息”,而在此前提下，具体的教学内容应做到：来源于实际需要、与实际工作关系紧密、能满足档案专业人员工作直接需要。 浏览因特网，感到档案继续教育的内容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以学习国家及档案系统对档案工作的新标准与新规范为例，作为继续教育内容最多的就是国家档案局的行业标准《归档文件整理规则》，其实仅2000年以来国家质量技术局、国家档案局的档案标准、档案工作规章何止这一个（参见本文附表3）！各地政府、各主管部门等都有与档案工作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规定等，这些内容是否可充实到继续教育的教学内容中去？档案继续教育的内容应该深化，例如档案管理中的的一些理论问题、信息化过程中的一些新的技术与方法等等，经提炼后也应该可以充实到继续教育的内容中去。 笔者接触到一些具有中级职称已多年的档案人员，他们在单位档案室工作多年，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业务能力，但在写专业论文方面略有欠缺，影响他们晋升高级职称。是否能在这部分档案专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内容中增加论文写作的内容？有些省市的继续教育也有论文写作讲座的内容，安排一次，3～4小时。笔者认为这样安排一般解决不了问题，根据笔者指导硕士研究生的体会，最好是开设系列讲座，先开专业论文选读、评析，再进行写作辅导。通过专业论文选读、评析学习，使学习者既可熟悉、掌握专业论文的构成要素、表述方法与作用，又可以学到论文内容所阐述的新思想、新观点；既有利于学习者学习写作技巧，又有利于启发学习者萌生自己的新观点。学习者心中有了几篇这样的“范文”，再进行写作辅导效果会更好。如再能在写作辅导中增加习作内容，最终向专业刊物推荐优秀论文，更能提高学习中的学习积极性 档案专业论文:档案专业人员的全面素质综述论文 【摘要】加强档案管理工作，必须大力提高档案专业人员的素质，要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品质，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熟练掌握档案学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身体素质。总之，政治理论知识扎实，档案专业知识深厚，科学文化知识广博，是一个档案专业人员比较理想的知识结构。 【关键词】档案政治品德职业道德专业知识 档案管理工作是由档案、必要的物质条件、档案专业人员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人是档案管理工作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要搞好档案管理工作，既要具备良好的政治品德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专业知识素质又要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当前档案事业的规模日益扩大，档案内容日益丰富，档案信息载体日益多样化，档案管理现代化逐步推广，对档案提供利用的要求日益提高。为了加强档案管理工作，使之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培养和建立一支高效精干的档案管理工作队伍势在必行[1]。 1档案专业人员的政治素质 1.1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维护档案真实和历史真实是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档案工作的政治性、服务性，决定了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有较好的职业道德素质[2]。此外还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品德素质。档案专业人员的政治品德素质是指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它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工作纪律和职业道德，严守党和国家的秘密，自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断加强自身的政治修养。大力倡导和坚持立档为公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的真实面貌，满腔热情的为社会各个方面提供档案服务，做好档案管理工作。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1.1要有强烈的事业心。事业心是一种坚定的职业信念，对自己从事职业执著的追求，始终以旺盛的精力、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档案专业和其他各种事业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有强烈的事业心，才能使档案专业人员有知难而进的信心和决心。 1.1.2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档案专业人员的责任心就在于把党和国家的宝贵文化财富自觉的管理好、利用好、维护好档案的完整和安全。“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实事求是、严守国家机密”等工作作风和思想道德情操都来源于档案工作者高度的责任感。 1.1.3要有勇于创新精神。树立勇于创新的进取心，才能使档案工作者在工作中大胆开拓，勇于尝试，进一步加强档案管理，改善档案管理条件，逐步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 1.2档案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档案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根据一般社会道德结合档案工作职业特点提出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它是职业道德在档案工作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1.2.1不为名利，甘为人梯，热心服务档案工作的任务、工作对象和工作手段决定了它本身是一项服务性、条件性很强的工作。而档案工作与其他服务性工作的不同在于它不能通过服务对象直接产生效益，而是通过服务对象利用档案所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来体现。不为名利、勤奋工作、积极主动、热情周到的为利用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是档案专业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最基本要求。 1.2.2尊重档案，尊重历史档案职业道德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维护档案和历史事实的原貌，既不能任意篡改和歪曲档案的内容和特征，也不允许主观臆断随心所欲的鉴别档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坚持据实立档，据实用档，尊重历史，忠于职守，维护党和国家档案的历史真实面貌，同一切篡改档案、歪曲历史的行为作斗争。 1.2.3遵纪守法，严守党和国家秘密由于档案工作是不同于其他服务性工作，档案工作者对于利用者不能“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必须克服主观随意性，按照法律和工作纪律的要求正确处理保密与利用的关系。当前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都在日益扩大，外事活动不断增加，这给国外敌对势力窃取我国的高科技技术提供了可乘之机。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必需具有严格的保密观念和良好的保密习惯，在不违背保密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确保档案在政治上的安全。 1.2.4工作作风要严谨细致档案工作是一项科技性、服务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也是一项复杂、细致、繁琐的工作，它要求我们在区分全宗、分类立卷、编目、鉴定、确定保管期限、汇编、注释档案内容、利用档案咨询及信息反馈等各个工作环节中，都必须做到准确无误。 2档案专业人员的知识素质 档案专业人员的知识素质指的是一个档案专业人员从事本职工作应该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知识面。一般的说，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理论知识、档案专业知识和相关的科学文化知识。 2.1政治理论知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和思想，革命理论是革命行动的指南。档案专业人员只有努力学习，掌握并正确运用马列主义、思想，才能确定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科学的探索、总结档案工作的规律，保证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 2.2档案学知识档案专业人员必须系统的学习和掌握档案学知识，具有较全面扎实的实践技能。档案学理论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工作实践又迫切需要档案学理论的指导。档案专业人员要了解和掌握档案专业知识，一方面，档案是一种知识载体，档案专业人员要发挥档案的社会效益，就要熟悉档案的内容，掌握档案内容所涉及的知识。另一方面，档案专业人员在对档案进行收集、整理、保管、编研、提供利用中始终贯穿着分析、研究、综合、判断等各种科学的研究活动。档案专业人员只有熟悉和掌握档案专业理论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目前情况看，档案专业人员应重点学习、掌握《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文书学》、《档案分类学》、《档案目录学》。这是档案专业人员必学具备的专业知识。 2.3相关科学文化知识档案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工作面广，知识门类繁多，特别是在各门学科相互渗透的今天，仅有档案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比较全面系统的文史知识、科学技术知识，才能更好的胜任档案工作。 2.3.1掌握文史知识。语言文字与档案管理和服务是不可分割的，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于搞好档案信息管理工作具有重要作用。通晓历史，才能了解档案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作用，更好的熟悉、管理和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书写水平也很重要，因为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如编目、著录、标引等与书写水平是分不开的，若所写的文字难以辨认会直接影响档案作用的发挥。 2.3.2掌握相关学科知识。现代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渗透日益加强，档案专业人员应有重点的学习和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如现代管理学、情报学、图书馆学，还应具有一定的经贸、法律知识。 2.3.3掌握现代化管理知识。随着档案管理现代化技术建设和科学技术管理手段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熟悉和掌握复印、缩微、音像以及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知识，才能适应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 2.3.4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知识。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交流的扩大，档案专业人员掌握和熟悉一门或多门外语知识，以确保外文资料的管理与开发利用的顺利进行。 2.3.5掌握宣传知识。改革开放的形势强烈要求档案专业人员走出“馆堂”，面向社会。档案部门要借助各种媒介宣传档案工作，提高社会档案意识，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同时，还要注意相关知识的学习，加强档案专业与其他相邻专业的渗透与联合，培养自己的信息编研、开发能力，成为能够胜任“办公文秘—档案管理—信息开发一体化管理多面手”，并逐步使档案管理工作从经验型的手工操作模式向现代型的技术操作模式转变[3]。综上所述，政治理论知识扎实，档案专业知识深厚，科学文化知识广博，是一个档案专业人员比较理想的知识结构。 3档案人员的身体素质 档案专业人员应当具有强健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这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前提。档案管理工作要长期收集、加工、编研，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连续性，这些都决定了做档案工作要有一个适应紧张工作的精神状态，而良好的精神状态皆来自健康强壮的体魄。脑力劳动的工作效率与健康的身体密切相关。从档案工作目前的情况看，不仅有脑力劳动，也有大量的体力劳动，因此，在档案专业人员诸素质中，健康的身体素质应成为重要的一个条件。 综上所述，档案专业人员的素质是多方面的，这是由档案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为了发展我国的档案事业，提高档案管理水平，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必须提高档案专业人员的素质。

农业学术论文:特色农产品农业建设论文 一.工作建议 1突出龙头建设 咱家集团5000万只肉鸡、维尔鸭业5000万只肉鸭、雏鹰集团400万头生猪、龙兴公司130万头生猪、洮北亚亨公司100万只肉羊和白城工业园区中绿粗杂粮等一批大型精深加工项目的续建进度。同时，下大力气研究解决镇赉飞鹤、白城龙丹、盛吉生物等企业的满负荷生产问题，使其早日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吸引域外客商来白城投资，重点在玉米、绿豆、花生、肉羊等产业上再启动一批大型精深加工项目，尽快把特色原料大基地建设成特色农产品加工大产业。积极挖掘现有企业潜力，推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2完善联结机制 促进紧密合作组织各地采取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典型辐射等措施，鼓励农民不断扩大特色农产品生产规模，推进原料生产基地向“一乡一品”和“数乡一品”的专业化方向发展。大力引导龙头企业把生产经营重心由加工、销售领域向原料供给领域前移，采取签订订单、土地入股、长期租赁等合作模式，加快培育建设一批与企业加工需求相适应的原料生产基地。 3实施品牌战略 提高市场竞争力积极引导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树立“品牌经济”意识，鼓励和扶持具有过硬产品质量和较强经济实力的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中国名牌产品”、“中国名牌农产品”、“中国驰名商标”认证和申报工作。借助域外招商引入的“飞鹤”、“龙丹”、“雨润”、“金龙鱼”等中国驰名商标，加快开发彰显白城特色农产品品质特征的乳产品、油产品、米产品、禽产品等知名品牌，精心培育展示白城地域优势的优质大米系列、高档白酒系列等知名品牌。 二.为加快发展白城市绿色农业 建设吉林西部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基地，特提出建议如下：一是建议加大对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强化金融部门的职能作用，针对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原料收购时间集中、存储周期长、需求量大的行业特点，制定特殊的信贷支持政策，尽最大努力满足加工企业贷款需求。在税收政策上，建议国家对白城这样地方财力非常薄弱、无力对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实行放水养鱼、给予和落实扶持政策的地方，再给予一些特殊优惠政策。二是建议加大对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对白城市册外地和新开发的耕地给予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借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广大农民切实抓好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另外，建议国家给予白城地区各项补贴配套核查管理资金，以维护农村社会安全稳定。三是建议加大对农田改造和农业技术推广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全市土壤耕层沙化、碱化、干旱的贫困地区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力量不足，农业科技贡献率低下，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对白城耕地面积大、单产水平低、后备土地资源多等实际情况，对白城这样的粮食增产主体区加大基本农田改造和农业技术推广项目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白城干旱半干旱地区节水推广应用技术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以增强国家粮食食品安全。 作者：赵英杰单位：洮南市向阳乡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业学术论文:农业信息传播学论文 1农业信息传播的意义 农民在接受信息之后对其进行筛选，接受，实施，从而将原先固有的传统生产方式更换成科学的现代技术，使之提高经济收入。农业信息传播的途径多样化，大到国家、科研单位，小到农村合作社、服务站甚至农村信息员、农民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 2沟通的作用和环节沟通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把沟通当作一种取得信息的有效方式，通过沟通可以使人视野开阔、信息灵通、反应敏捷、思维方式多样化。农业推广的开展即为农技推广人员与农民沟通的过程，推广工作的效果取决于农业信息的传播与沟通。农业推广工作中取得农民的信任是和农民有效沟通的第一步，在沟通中以农民为中心，从农民的心理着手，和农民交流朴实热情，用词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关心农民的生产情况、采用技术情况、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农民建立感情并与其做进一步的交流。让农民接受采纳新技术是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最终目的，沟通的第二步便是了解农民的需求是什么？生产中碰见的难题是什么？善于启发农民提出问题并及时给与农民可靠的市场信息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和为其排忧解难。 3农业信息与沟通对肇东市农业的影响 3．1肇东市简介 肇东市，是全国闻名的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有耕地面积378万亩，2010年肇东市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2013年又被评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其中农村人口占全县人口的62．3％，乡村农业信息站108个，农产品信息协会121个。 3．2农业信息的传播和获取 农民是农业信息的最终接收者，农民的理解及接受采纳新技术的行为取决于实际的成果。当前中国农村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科技含量少，农业市场信息闭塞，我们应当加强农业推广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农业信息传播工作的核心重点。肇东市将建立农村信息服务站建设作为首要工作，大力发动政府部门、单位对其进行投资，广大的网络信息资源的及时获取加快了该市的农业信息化步伐。 3．3沟通是农技人员和农民之间的桥梁 据了解，肇东市五站镇东安村有500公顷地，由于平时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和妇女居多，劳动力强度低，农业技术员韩晓艳表示，作为农技推广人员必须有过硬的本领和知识，为了让农民信得过，先函授取得了植物保护的大专文凭，而后还参加了各种培训活动，最重要的还是要深入基层和农民打交道，了解农民的需求，当先进的农业技术效果在地里有扎扎实实的成果，周围的乡邻就会主动过来取经。农民作为中国农业推广对象的主体，与农民的直接沟通了解对搞好农业推广工作显得十分重要。从韩晓艳身上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基层的农技推广人员，想要通过沟通来提高农民学习的自觉性，首要前提是对专业知识有一定的认知，让农民产生尊敬、信赖感。其次农推人员应具有平易近人的形象，能够针对农民的具体特点进行有效的沟通，深入基层了解农民的需求是什么，提供并传授相应的技术给农民。农民朋友在种植过程中遇到了难题，能够给出相应的对策，解决疑问。推广工作中农技人员和农民的交流，这期间所有的环节依靠的都是“沟通”。没有沟通，推广的内容难以被农民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就难以推广。李道亮表示农业信息传播与沟通作为农业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农业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信息传播，农民可以快速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肇东市信息服务站的建立为农民了解市场、扩宽销售渠道提供了切入点。 作者：吴曼莉严峰黄瑜李远颂单位：海南大学 农业学术论文:人才培养模式下农业科技论文 一、四川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1.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规模相对较小 配置和分布不合理。四川省目前农业科技人才在农村人口中的比重仅为0.53人／1万人，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浙江省杭州市农业科技人员在农村人口中的比重为7.33人／1万人，在农村劳动力中的比重为28.73人／1万人，以色列为140人、美国为80人、日本为75人。四川省拥有高级职称的只占农业科技人才总数的21%。在配置上，拥有高级职称的农业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市、县（区）两级，而乡、镇一级则极为奇缺；在地域分布上，成都、绵阳等条件好的地区科技人才相对较多，而凉山、阿坝、甘孜州等条件差的少数民族地区则人才匮乏；在专业结构上，农学、畜牧类等传统产业的人才比例较高，而生物种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花卉苗木等新型产业、行业和新的领域，高层次人才则少而又少。 2.高层次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缺乏 在四川省农业科技人才队伍中，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十分短缺。特别是具有战略视野，敏锐把握学科前沿，能带领团队开展重大科技攻关的农业科技杰出创新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匮乏，占农业科技人才总量的比例较小，有一定影响的高级专家和学术带头人较为缺乏。从学历层次看，全省农业科研人才中学历层次不高，研究生学历比例仅占16％；从职称结构看，中高级职称虽占到半壁江山，但高级职称比例仅为21％。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农业科技发展，学术拔尖人才和学科带头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高素质人才更显得缺乏，阻碍了农业科技创新。 3.缺乏稳定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专家队伍 现行科研单位考核和激励机制主要侧重科学研究原始创新（成果及论文）。尽管近年国家、省均把成果转化提升到重要位置，但对科技人员考核和激励机制尚未作出重大调整。长期在基层从事转化示范的科技人员，尤其是存在职称晋升和学术地位提升以及收入待遇的后顾之忧，专职或主要从事成果转化的主动性不高，转化成果的能力提升困难。目前转化工作成效突出的骨干，通常也是科研创新的骨干专家，在创新与转化双重工作的重负下，队伍难于稳定。 4.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流失严重 农业行业条件艰苦，无论是搞科研还是技术推广都很辛苦，农业科技人才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比其他行业低，生活和工作环境条件差，导致不少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跳槽到热门行业。加上农业科技单位的机制陈旧，激励机制不够，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困难，从而加剧了人才流失。近年来，非农业部门争夺农业科技尖端力量，也形成了多部门对优秀农业科研人才的竞争。特别是一些农业科技带头人相继离开农业科技系统，造成人才外流。据粗略估计，四川省每年农业科研人员的流出率约为职工总数的3%～5%，以副研究员以上科研骨干和技术后备力量流失为主。 5.农业科技人才资源开发、培养和自主创新的投入不足 当前四川省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专项资金，如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专项资金、省级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专项引导资金、农业三项工程等各类农业科技专项扶持资金等。尽管全省农业科技投入总量逐年递增，但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仍然较小，相对于农业科技发展需求尚存在很大缺口。一是中央财政投入缺口较大。中央财政对市州一级农科所及省级地方创新团队建设一直无资金支持；二是省级财政投入不足。对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年投入仅1500万元，远低于发达地区年投入上亿元的投入力度；三是农业科技投入资金渠道单一。农业科研、农技推广体系、农民教育培训等基本上只靠财政投入，金融资金、民间资金的投入量很小。 二、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就是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特定的培养主体对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设立明确的目标，为系统有计划地开展教育和培训的制度安排、投入保障、评价激励而采取的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的总称。从一般意义上看，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成的核心包括:培养目标设置、投入保障、激励机制、培养环境等内容，其中培养目标是核心，其他内容都是围绕培养目标而确定的。基于这个一般的理论框架，构建适合四川实际情况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一）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培养目标 1.培养高层次农业科技创新驱动研发人才，推进四川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形成领军型拔尖人才、科研骨干和后备人才衔接有序、梯次配备的合理结构。 （1）农业科技创新领军型拔尖人才的培养以农业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队伍建设为重点。通过国家和部门农业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建设，结合四川省实施的“天府英才”工程、“天府特支计划”等人才工程,以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四川创新团队建设等项目为载体，有计划、有重点地遴选支持一批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特别是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优势产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并结合重大科技项目计划和人才培养计划，以任务带动人才培养，加速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加快培养能够跟踪世界科技前沿的领军型农业科技创新拔尖人才。 （2）农业科技创新骨干人才的培养以农业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队伍建设为重点。加强四川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在农业科技创新团队中培养骨干创新人才。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四川，结合实施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英才开发计划”等项目，以中青年科技人才为重点，培养农业科技创新骨干人才。同时,以农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农业战略重点产品开发、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为重点依托，统筹城乡发展科技行动，培养、引进农业科技英才。 （3）农业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培养要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学科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农业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应通过业务培训、学历教育、学术交流、专题研修、挂职锻炼、访问、考察、外派等多种途径，进行个性化培养。同时，建立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定期进修制度，鼓励和支持在职农业科技人员脱产学习、在职进修、到国外研修深造。 2.培养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骨干人才，加快推进四川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1）以中青年农业科技人才为重点，依托现有的省级农业科技园区、科技型农业企业、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以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示范片建设为载体，整合农科教、产学研各方科技资源，集成部门优势，统筹协调，形成农科教和产学研大联合局面，培养科技成果转化骨干人才。同时，通过围绕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建设一批产业科技特派员团队；围绕重大科技项目实施，建设一批项目科技特派员团队，培养科技成果转化骨干人才。 （2）整合一支省、市、县、乡四级混合编队且较稳定的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队伍，构建基地稳固、上下联结、技术衔接、协同实施的全国一流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新体系；基本形成符合省情、机制先进、结构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与激励机制。强化顶层设计，整合示范基地的各级转化示范平台和渠道，诸如科技110、专家大院、技术协会、产业技术联盟、科技特派员以及课题研发基地等，集结省、市、县、乡技术人员队伍，混合编队，构建稳定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团队和服务新体系，培养科技成果转化骨干人才。 3.培养农业技术推广骨干人才，加快推进四川省农业技术推广应用。 （1）围绕四川省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目标，依托现有农业职业教育院校和科研院所，通过专业培训、定期进修、继续教育等多种途径，大力开展县乡农技推广人员岗位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培养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骨干人才，提高农技人员使用农业先进实用技术特别是共性关键技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能力。同时，大力实施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计划，分期分批选送基层农技骨干到高中等农业院校、科研院所进行研修、深造，使基层农技人员每年接受一次集中培训，从而培养一批业务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基层农技推广骨干人才。 （2）造就一大批农业科技的推广经营型人才队伍。积极鼓励和引导农业科研人员和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基层组织、乡镇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中去工作，提高农业科技推广经营人员的素质，壮大技术推广队伍力量。要注重培养农业科技企业家。鼓励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造就一支懂科技、善管理的科技型企业家队伍。 4.优化科技人才成长环境 加大海外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力度。完善人才政策，突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资源化的过程管理，加大吸引留学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力度，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资源。制定和实施引进海外人才规划，建立海外人才评价和准入制度，重点吸引农业基础研究方面的紧缺人才和农业高新技术等方面的高级人才，重点引进其研究居于国际领先地位、有发展前途的拔尖人才。 5.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助力现代农业发展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骨干和农业后继者为主要对象，探索建立教育培养、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可以通过实施“粮油高产创建”、“现代粮食产业基地”、“新增1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现代农业千亿示范工程”、“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等项目，以农业实用技术为重点，采取集中开展理论教学、现场实习等多种形式开展大众化普及性培训，培养具有一定产业规模和良好发展基础、示范带动能力强的新型职业农民，激发农民的创造、创新、创业活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二）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培养的投入 保障机制加强投入保障机制建设是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根本，应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整体投入水平。提高四川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投入，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农业重点领域紧缺、急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设立创新创业基金，为培养、造就农业科技创新型人才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建立人才科研经费预算机制，列出专项资金解决农业科技人才的科研和培训等问题。必须发挥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引导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增加人才培养投入，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优惠政策作扶持的全社会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投入格局。优先支持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术带头人、优秀青年学者和研究小组，促进基础研究与教育的结合，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才发展环境。在农业科技创新的研发投入、研发机构组建、专利申请、新产品开发和科技合作等方面进行政策倾斜。 （三）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培养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开发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潜能，调动科技人才积极性的重要措施。从四川的实际来看，要建立以完善工资分配激励约束机制为核心，健全符合公益性科研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的收入分配与激励制度。要建立符合省情的、系统的、动态的、多层次的激励机制，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动力机制，从而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善评价和激励机制，制定以科研质量、创新能力和成果应用为导向的评价标准，按照工作岗位要求，从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及其转化率、项目管理水平、服务农业的实际成效、农民满意程度等多角度评价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应确立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的产、学、研密切合作的研发体制，并对研发项目给予资金和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支持。落实人才激励政策，采用物质奖励、精神鼓励、职务职称晋升、利润分享、提供学习培训机会等多种手段，激励优秀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留在农村、服务农业。采用多种方式建立农业科技人才奖励基金，对卓有贡献的农业科技人才和农业重大科技成果进行奖励。保护知识产权，使农业科技创新组织和人才获得合理收益。 （四）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的培养 环境建设良好的环境对于发挥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和吸引农业科技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营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加大对硬环境的投入力度，如对科技人员给予适当从事科技开发的启动资金，重点实验室和关键项目尽可能配备先进的仪器和设备，营造良好的工作条件；提供在工作职位、项目申请、经费支持等方面平等的竞争机会，形成公平、公正的科技创新人才选拔、使用、晋升和利益分配的机制，建设能够让真正有能力、有创新意识的科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在工作中，提供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贡献不会被忽略并得到合理回报的工作环境；提供一个能够让科研人员专心于自己所喜欢的研究事业、没有心理和工作压力，以及太多因素干扰的心情舒畅、气氛宽松、管理灵活的科研环境。 作者：万志玲向平唐江云单位：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农业学术论文:编辑加工农业科技论文 摘要是对全文的高度概括和浓缩，是论文的缩影。要改好论文摘要，首先要掌握摘要的定义、特点、作用类型及写作要求，同时应特别注意：要用第三人称的写法，避免开头冠以“本文”；不得简单地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避免结构要素的残缺。用语简练、高度概括；注意摘要的准确性，不可加进解释和评论，避免使用非通用的缩略语；不用疑问句和感叹句；不得使用图表；不能有参考文献的角码。 1文字加工作者的来稿 中文字方面的问题是最常见的。对文字性问题的加工，一要按照国家的标准，使改动之处符合标准化和规范化，二要注意文稿内容表达的准确性，使改动之处符合作者的原意。在编辑实践中，发现稿件中用字不规范的现象不少，主要有： 1．1形似字和同意字容易混淆致误 如，天－夭、千－干、磷－鳞、酯－脂，出错原因可能是作者在电脑上输入错误造成的。 1．2义近字 容易混淆致误，如，作－做、练－炼，因这些字含义接近，作者容易把两者混淆而出错。 1．3错用简化字 如，副－付、龄－令，实际上他们不是繁体字与简化字的关系，而各自都是规范字，各有各的适用场合。出错可能是作者书写时习惯用后者代替前者，而根本未注意到它们之间用法上的区别。作者稿件中文字出错的情况还有很多，作为编辑，应该把好语言文字关，加强语言文字修养，从识字质量上下功夫，弄清字的含义，掌握字的读音，进而了解形、音、义的内在联系，正确地使用语言文字。 2语句加工农业科技期刊的语言文字表述 最基本的要求是准确、简明。用词不当、文理不通就不能把所要表述的科学内容恰如其分地表述出来。农业科技期刊中使用的名词术语要统一、规范。作物名称最好用学名，地方语言应改为专业用语。语法常见的错误有成份残缺、搭配不当、词序混乱、结构混乱等。编辑必须用心查出并修改这类错误。阅读时出声朗读是查出这类问题的途径之一。发现了问题，可以对句子做直接成分分析与句法成分分析。通过句法成分分析可以凸显成分残缺和主谓宾搭配不当的错误以便改正，直接成分分析可凸显定中、状中关系中的搭配不当、词序混乱、结构混乱等错误以便改正。 3数字加工农业科技期刊的数字用法 应严格执行《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地方，均应该使用阿拉伯数字。应使用阿拉伯数字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二是记数与计量。应使用汉字的有两种情况：一是数字作为词数构成定型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时，二是邻近的两个数字并列使用连用，表示概数时，且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应用顿号隔开，如二三米、七八月等。 4标点符号加工作者 在使用标点符号过程中最易出错的是当断不断，一逗到底，顿号、逗号常错用。有的作者将中、英文标点符号混用。编辑在加工过程中应根据作者写作意图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以帮助读者弄清句子的结构，辨明语气，正确理解文字的含义。表示数值（量值）起止范围的符号必须使用浪纹线“～”，不用一字线“—”，以避免与文中或公式中的减号“-”混淆。 5计量单位加工 农业科技期刊应严格执行有关量和单位的国家标准和规定，全书必须加以统一，不允许汉字与符号混用。农业科普类期刊可以用汉字表示法定计量单位，但技术类期刊在表达量值时，无论是在公式中，还是在图表及文字叙述中，都应一律使用单位的国际符号。法定计量单位应该用小写正体书写，但是L（升）是例外，要用大写正体字母书写。 6层级标题加工 内文的层级标题是文章的纲领，也是作者行文思路完整表达的体现，是导引和促使读者阅读全文的动力，一定要简洁、醒目，尽量避免转行和标点符号频频出现。文章的标题应注意前后照应，保持全书统一，标题层次应清晰，编号不应混乱。科技论文的标题一般不超过4级。同一级标题应反映同一层次的内容，其结构相同，意义相关，语气一致。 考文献是学术论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标准著录的好处是：写、读方便；所占篇幅少，能提高录排工效，便于计算机存储、检索和输出，从而有利于文献管理和学术交流。文后参考文献的标准著录应该包括作者、文题、期刊名、出版年、卷号、期号、起止页码等。目前很多数据库都可以检索到文献原文或者摘要，编辑在加工过程中可方便地将必备项目补齐。编辑规范化是提高农业科技期刊编辑质量的重要前提，也是衡量期刊质量的重要方面，编辑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科技期刊编排技术标准规范，掌握国家的有关出版政策和法规，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克服厌倦、消极心理，以高度的责任感、饱满的热情和创新的精神开展工作，使期刊编辑规范化，从而提高期刊的总体质量。 作者：艾力曼·吐尔逊艾尼瓦尔·买买提单位：新疆农业科学院《农村科技》编辑部 农业学术论文:绿色农业科技论文 1.农业科技推广现状 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云绿色农业技术集成中心连续多年加大对农业机械、试验设施装备等物资的投入,开展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举办观摩、展示活动,对农民进行现场培训。由于建设成效显著,该中心的基地已被农业部认定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和集成示范基地”。此外,隆平高科国家级玉米种子研发中心建设正在积极推进,河南科技学院杂交小麦研究科研项目巳取得初步成效,这些都为济源市现代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绿色农业防控体系逐步完善。建成济源市植保田间观测场及应急药械库,梨林镇东部万亩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治示范区,大略镇寺郎腰村3500亩的大葱种植基地被定为绿色农业防控示范区。健全了市、镇、村三级监测防治体系,成立社会化防治组织100余个,推广应用大型车载植保机械300余台,构建起了“监测预警准确、扑控快速高效、监管规范有力”的动植物保护体系。高产示范区全面建设。针对土地流转率加大、农村劳动力结构调整等现状,济源市先后建成五龙口玉米万亩高产示范方,积城镇/j、麦万亩高产示范方以及多个千亩方、百亩方’为全市粮食稳产高产提供了科技保障。 2.存在的问题 济源市农业科技支撑能力逐渐加强,但与农业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关键技术成果明显不足,产前、产中、产后等技术集成配套不够。二是农业科技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尽合理。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一线的实用型专家还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尤为突出的是基层农业科技人才弓I不进、留不住。三是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农业生产、教学、科研、农民培训、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等工作的衔接不够紧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科技整体合力。 3.意见和建议 一要抓好项目实施。持续抓好百名科技人员包百村活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三大重点工程。其中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要围绕“小麦、玉米、蔬菜”三大产业,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农业效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与认证、扶持政策协调配套,突出实用性和针对性。二要加强协调沟通。农业技术教学科研工作要根据相关单位的性质、职能来谋划,要定位在全市的层面,加强彼此的分工协作,进一步做好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信息支撑、数据支撑和平台支撑。三要培养农业科研创新领军人物。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吸收一批高水平的高级农业专家,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建立科学的评价考核机制。四要开展农业科技体制创新试点。选择一批基础扎实、条件较好的科研机构开展综合创新试点。目前,济源科云绿色农业技术集成中心果蔬示范基地和玉米小麦新品种示范基地,已经被列为济源市种植业基地发展的重点,正在通过项目扶持增强其科技含量,起到示范带动效应。 作者：马正国单位：济源市农牧局 农业学术论文:乡镇农业经济论文 一乡镇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乡镇农业经济近年来发展的速度十分快，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但在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仍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观念落后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绝大多数乡镇农业都以快速的建设模式发展着，但少部分偏远地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中仍采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发展模式，甚至有些乡镇地区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经济的主要来源依然靠政府扶持。另外，大部分乡镇地区的人均思想观念仍停留在小富则安的阶段，对农业经济发展缺少足够的进取心。同时，部分乡镇人均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较深，从而使农业经济生产经营模式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除此之外，一些乡镇地区虽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但农业生产人员仍将注意力集中于作物的生产及现有土地的开发中，对以自然条件创造旅游业、餐饮业等完全忽视，大大浪费了诸多资源。另外，由于部分地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经营理念接受能力较差，因此严重地制约着乡镇农业经济的发展。 2乡镇农业人员素质低下问题 农业生产人员的技术及综合素质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内对部分乡镇地区的农业生产人员综合素质及技术水平调查结果发现，在乡镇农业发展中，绝大多数人员都不具备专业的农业生产技能，并且多存在着文化素质低下问题。据该项调查表明，被调查乡镇区域内，拥有高中以上文化的农业生产人员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而文盲、小学文化的人员却占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另外，随着乡镇形势的发展，大多数拥有农业生产技能的人员纷纷外出务工，而留守乡镇的除了老人就是孩子，使乡镇农业生产劳动力呈逐年下降趋势。因此，在诸多结构体系因素下，使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3乡镇农业经济基建设施不足问题 乡镇农业生产设施不健全是直接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就目前来看，部分乡镇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及机械化产业十分落后，且用于农业生产的水利设施基础建设相对缓慢，使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初期阶段。另外，一些乡镇地区在农业产品经营时仍采用传统的直接销售原产品的经营模式，而没有经过深加工的产品相对来说在经营中处于劣势地位，使之乡镇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除此之外，部分乡镇地区农业生产中仍延用靠天吃饭的生产模式，没有兴修水利设施，从而严重地影响了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 二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 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能力对促进全国性经济发展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制定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建设的速度。 1转变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观念 针对于某些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观念落后的地区，首先要转变该地区农业生产人员的观念。打破农业生产人员经济靠政府的观念，积极引导其利用农产品的再次加工吸引外资，实现招商引资的目的，提高其经济发展能力。其次，农业生产人员要充分利用地区性资源进行开发，并将农业发展的注意力由农作物的种植及现有土地的开发利用转移到开发自然资源上去，扩大农业生产力，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整体能力。 2提高乡镇农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农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是决定农业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首先要提高农业生产人员的文化素质，同时在乡镇地区实行扫盲行动。另外，要在现有的农业生产人员中培养出多名优秀且具较高综合生产能力的技术人员，并由这些技术人员带动全体乡镇人员进行农业生产及经营，从而实现乡镇农业经济飞速发展的目标。除此之外，农业生产人员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技能培养，使自己成为综合性农业生产人才。 3加强乡镇农业基建建设 对于某些乡镇地区因基建不足而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来说，首先要加强该地区的水利设施建设，大力兴建及购置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类机械设备。其次，在农产品销售前，要进行再次的深加工，将普通的产品原材料加工成具有特色的精品产品，从而提高产品的价值，增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乡镇农业经济发展好坏直接影响着全国性经济发展的能力。因此，在加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时，首先要加强乡镇水利资源的建设，同时要加大先进机械生产设备的购置力度。另外，在此基础之上强化农业生产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提高农业生产人员接受新技能、新知识的能力，从而提高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及水平。 作者：杨鲲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乌奴耳镇农经站 农业学术论文:土地制度农业经济论文 一、1975——1990年西昌市土地政策与农业经济定量分析 1.数据及模型 在研究中，我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引入的变量包括：土地、劳动、资本、土地制度、农业财政补贴、农业税，价格指数。其中，土地、劳动和资本主要衡量的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基本要素投入对于产出的影响。劳动为当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资本主要以当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衡量。土地制度、农业财政支出、农业税，以及价格指数主要解释了制度因素对于农业产出的影响。土地制度以每年末转化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占生产队比例来衡量；农业财政补贴，反映国家对于农业支持支持对于产出的影响；价格指数指标主要用于考察价格波动对农民生产的激励效果，从而对产出的影响。 2.计量结果及分析 利用EViews统计软件，对影响农业经济水平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 （1）从分析结果来看，R方为0.989，调整后的R方为0.977，该模型回归拟合较好。 （2）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基本要素投入的变量土地，显著性水平为0.613，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表明该时间段内，土地要素对于产出的影响较小。 （3）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农村财政补贴，显著性水平为0.447，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表明该时间段内，财政补贴对于产出的影响较小。 （4）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农业税，显著性水平为0.135，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表明该时间段内，农业税对于产出的影响较小。 （5）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价格指数，显著性水平为0.934，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表明该时间段内，价格指数对于产出的影响较小。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计划经济下，价格未能有效引导资源配置，另一方面，粮食收购价格较为稳定，导致价格激励机制不显著。 （6）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中，仅土地制度，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重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3，说明该因素对农业经济具有显著影响。1978——1984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重由0%变为99%，总产出增长58.49%，而该时期土地制度改革所带来产出增长贡献率为46.53%，即土地制度改革一项就贡献了产出增长的79.55%。 二、结论 1.明确界定土地权利 该统计结果表明，由体制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源泉。西昌市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既能适应分散经营的小规模经营，也能适应相对集中的适度规模经营，因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 2.拓宽农业人口就业渠道 统计结果表明，西昌市农业人口每增加一倍，农业产出将减少4.6倍，在耕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农业技术水平提升，机械化程度提高，单位面积土地所需劳动力将会不断减少。因此，如何妥善安置闲置农业人口，创造农业人口就业机会，直接关系到农业经济发展。 作者：常高敏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农业学术论文:信息化农业经济论文 一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1农业信息化有利于完善农业产业结构 1.1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结构调整具有导向作用 由于我国农村各个地区的交通条件较差、信息闭塞，农民难以掌握全面的发展信息。因此，一些地区由于市场信息掌握不准确，造成了农产品市场短缺的现象。然而，农业信息化可使农民能够全面了解农产品生产、养殖业发展的情况，再通过综合分析选择出更加合理的生产方式，完善农业生产结构，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1.2农业信息化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 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结构调整需要先进的生产经验、管理技术作支撑。通过利用现代农业信息技术，能够更快地推广各种蔬菜、水果、花卉等产品的生产技术，从而为现代农业合理调整生产结构创造良好的条件。 2农业信息化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主要是以先进的技术为基础，将先进的信息积极引入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有效结合起来。应用农业信息化技术能够保证农产品的生产、宣传和销售各个环节紧密结合在一起，有效拓展现代农业的生产链，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发展中的风险，推动现代农业经济更好的发展。 3农业信息化有利于扩大活动空间 现代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与国际市场接轨，有效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积极拓展农业生产的发展空间。其中具体表现在：利用农业信息化能够扩大农产品的宣传范围，让其产生相应的广告效应；农产品还可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营销交易、结算，有效扩大农产品的销售空间。同时，农业信息化能够有效延伸农业产业生产的链条，吸引更多的人们参与到现代农业发展中，以更大的市场需求促进农业新品种的发展，从而有效扩大农产业的发展空间，最大限度地促进现代农业经济提升。 4农业信息化有利于完善 农业服务体系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构建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能够更好的完善农业服务体系，有效提高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构建完善的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有效提升现代农业市场化水平。通过建设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可帮助农民掌握全面的市场信息，引导农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从而为现代农业市场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系统的理论依据。强化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帮助政府实时掌握农产业发展。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加强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能够帮助政府实时掌握农产品的市场发展情况，从而及时调整农产品的相关政策，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信息交流途径。同时，应用农业信息化有利于政府指导农产业发展，有效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确保现代农业经济正常发展，从而有效提高现代农业经济增长水平。 5农业信息化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技术进步 在现代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全面的信息、先进的技术资源都非常重要，是推动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条件。在农业未来发展中，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物资资源将会逐渐减少，农业信息化技术所占的分量将会逐渐提高。农业信息化将会成为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促使现代农产品的市场更加规范化。一项先进的农产品生产技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一条准确的农产品市场信息，能够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生产销量，从而有效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收益。 二结束语 随着社会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的发展模式正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所以需要选择全新的推动农业发展的增长点。随着农业信息化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农业信息化的特点符合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要求，促使现代农业信息化成为了我国农业经济的新增长点。同时，现代农业信息化也是推动我国农业快速发展的选择，也是缩小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必要途径，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作者：缑建芳栾奕史明映刘枫郎花单位：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农业学术论文:多媒体教学农业概论论文 一、教学方法创新 1.多媒体教学 农业概论设计的内容很多，既有国内农业发展的介绍，也有国外农业发展的介绍。为了更好地组织教学内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教学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加入电子元素。多媒体教学通过把图片、声音、文字等多媒体信息经过屏幕或投影机投影显示出来，一目了然地表达了传统板书所不能体现的知识，节约了教师书写板书时耗费的时间。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多彩的图片、视频等资料增加教学容量，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知识，吸引学生注意力，从而营造生动的学习氛围，提高学习效率。而对于在传统教学中很难体现的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农业地理区划等内容，利用多媒体教学既直观，又生动，不但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也弥补了教学条件的不足。当然，多媒体教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教师讲解时一味依靠多媒体，使得课堂气氛不理想，教师失去了主导地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灵活运用多媒体教学，将多媒体与传统板书结合起来。 2.实践教学 在传统教学中，学生的知识来源大部分来自教材，课外书和教师的讲解。而对于农业概论的教学来说，其涉及的内容既有农业生产过程，又有农业经营过程，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尤为重要。一方面，利用学校周边的农业研究院、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农业观光园、农业示范基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通过参观、调研，让学生了解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不同层次、结构的农业设施特点；另一方面，也可带领学生深入蔬菜大棚，山间林地，田间地头，让学生实际操作一番，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力。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取最新数据，弥补教材老化与区域不同带来的问题。根据贵州省农业生产实际，可在茶园、林地、烟草和中药材种植区设立长期实践教学基地，使学生充分了解我省农业生产的特色和优势，进而学习更为实用的生产技能。此外，也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使学生完成对农业概论知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加深对所学知识的运用和巩固。 3.其他教学方式 除上课时，使用传统讲课方式和多媒体教学外还应该采取其他的教学方式，因时制宜，因内容而变，教师在深入理解课本知识的基础上，采用多样模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以问引学、以玩教学、课程讲座等。以问教学指教师备课时，对教学内容充分了解后，总结出几个概括性问题。在课堂开始前就以提问的方式来对本节的内容做一个引导，让学生带有目的的去听，这样能使学生集中注意力去听讲。在课堂结束前进行提问，检验学生的课堂效率，把握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又可以对上课内容进行总结，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以玩教学是在理论性知识较少而实践性知识较多、又不能同时提供实践基地条件的时候，教师将教学内容以游戏的方式来进行，让课堂不再枯燥乏味。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组织能力与合作能力；课程讲座则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适当邀请行业专家、农业推广人员、其他专业教师等举办相关讲座，以拓展知识面，丰富教学内容，将课本知识与实践良好结合。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鼓励学生举办讲座，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方向选题，通过查阅资料、拜访专家学者，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讲座内容，向同学们进行课程讲座，这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更对良好学风的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对于课程作业的改革 在以往的教学中，课程作业教师多是布置几个问题让学生书面做答后提交，但是这样不仅让学生感到枯燥，更是不能保证作业的独立完成。随着教学模式的改进，课程作业也必须创新，教师可根据农业概论课程理论性较低、实践性较强的特点，适当地将课程作业改为辩论赛、演讲或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如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农产品安全、农业资源与环境等内容可采取以上方法进行，引导学生关注农业领域的最新技术、生产方法、最新成果。而类似于转基因农产品、食品安全、农业信息技术等这些讨论的比较广泛的话题，通过辩论等形式引发学生独立思考，这比单纯的上几节课收获大得多，而且通过这些方法也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思维能力。另外，在实践基地教学结束后，可以让学生自己将课程中所拍摄的照片、视频，做的笔记与课本知识相结合做一个PPT进行讲解。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在基地学习时带有目的性，集中精力学习，同时也督促学生对教学知识进行反思与提炼，让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牢固。 二、提高农业概论教学质量的建议 1.结合本土特色，自编讲义 现有的农业概论教材，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农业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农业概论》和刘巽浩编著、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农业概论》等。这些教材都有各自的体系，但无论是哪本教材结合到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授课时，都显得不够贴切。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根据专业的需要，参考各种版本的《农业概论》教材，量身裁定教学内容。考虑到实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农业生产活动穿插到课堂中，如茶叶、烟草的种植与加工；山地农业及其机械化等。其次，在讲义中应该特别突出农业生产的三个层次（技术层次、经济层次、生态层次）的效果，使讲义更能够接近生产实践，增强其实用性。 2.善于利用各类教学条件 在教学条件上，农业概论课程可以使用的教学设施较多，如学院现有的生物技术实验室、农产品物流实验室、园林实验室和经济管理实验室等。这些实验室都配有现代化的实验设备和数据分析软件，学生可在实验室里学习知识和实用技能，对强化农业概论课程的学习有很好的作用。 3.利用现代传媒，广泛收集各种农业生产经营案例 现代农业发展日新月异，课本上的知识点已过时或不够全面。为了拓宽教学内容，在日常学习中应注意收集各类相关信息。如央视二套的《生财有道》、七套的《致富经》、九套的农业纪录片、十套的很多农业科教节目，都是以农业种植、养殖、农业合作社、现代农业生产、农业科学技术等内容为主，生动直观地为我们讲述现实中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是非常好的教学素材，应当注意收集，并把这些信息融入到教学实践中，丰富专业知识。 4.注重培育服务“三农”的执着精神理念 农业概论课程是学生接触到的第一门专业课，而且是专业基础课，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利用实地调研、参观、讲座、讨论、参与农业生产等形式向学生传授热爱农业、服务“三农”的理念，激发学生对农业问题研究的兴趣，培育学生服务“三农”的执着精神理念。 作者：董晓燕单位：铜仁学院 农业学术论文:特色农业保险论文 一、吉林省特色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 对特色农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吉林省大部分地区属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自然灾害主要有干旱、洪涝、夏季低温冷害、霜冻及冰雹。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旱涝较频繁发生，西旱东涝是吉林省的旱涝分布特点。据历史资料表明,平均每3年左右吉林省就出现一次灾情,灾害已经成为阻碍吉林省农业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吉林省农作物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统计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2.1亿元。相对于这个数字，现有的农业保险能够提供的风险保障十分有限，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金额。 （二）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2013年吉林省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509.3亿元，比上年增长4.0%。其中，实现农业增加值835.1亿元，增长6.0%；林业增加值61.4亿元，增长6.3%；牧业增加值547.7亿元，增长0.8%；渔业增加值22.5亿元，增长3.0%；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42.6亿元，增长2.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吉林省农林牧渔业发展结构并不协调,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增长乏力。通过开展特色农业保险，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对富有本地特色、比较优势明显的高附加值农产品进行保费补贴，降低农户和相关配套企业的风险管理成本，推动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良性调整，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 （三）有利于控制农村信贷风险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特色农产品的生产，需要相当的资金支持，但由于缺乏抵押物或质押物，使得贷款难以收回，很多农民无法从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获得充足的资金，全国很多省市的农村信贷缺口都在50%上下，吉林省面临同样的情况。而农业保险可以允许农民将保单作为质押物获得贷款，或者通过购买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的方式保证银行能够收回贷款，既免去了银行的后顾之忧，又可使农民放心大胆地从事特色农业生产，极大优化了农村信贷环境，激活了农村金融服务链，对地方特色农业发展十分必要。 二、吉林省特色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政府对特色 农业保险的资金支持力度不足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城乡差距、稳固国家发展根基，就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此，国家对战略性农产品实施统保，每年下拨大量补贴资金，保证了战略性农产品得到充足的保险保障，而作为农民增收重要增长点的特色农产品，国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自行开展统保。作为农业大省，在缺乏中央相关配套政策的情况下，吉林省对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2013年吉林省财政总收入2086.6亿元，位居全国倒数第十位。因此特色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起更加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 （二）特色农业保险的配套政策和措施缺位 1.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不够完善 在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中，还没有一项规定农业保险的基本法，2012年10月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保险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农业保险的行政法规。农业保险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基本法的缺失将会导致执法冲突、稳定性差等问题，因此应制定独立的农业保险法来规范农业保险的实施管理。 2.针对特色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力度不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保险条例》中，对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主要有营业税、印花税和企业所得税。譬如保险机构从事农牧保险业务可免征营业税，对农林作物、牧业畜类保险合同暂不贴花，对企业所得税按照当年保费收入不超过25%的比例计提的巨灾风险准备金，准予在税前据实扣除。这虽然填补了多年来农业保险税收优惠的空白，但由于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高费率和高赔付的特点（在特色农业保险中尤甚），很多国家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都比较大。如美国政府在《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中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而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由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这对我国农业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可以起到很好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三）吉林省农业保险公司存在超赔现象 农业灾害保险使保险公司出现亏损的几率大大高于其他险种，普遍存在超赔现象。数据显示，2007-2008年由于发生历史罕见的旱灾，吉林省农业保险公司超赔3.4亿元。这种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吉林省的巨灾风险准备机制还不健全，极端天气导致的农业灾害多发、重发，使得保险公司在扩大保险覆盖面的同时，也面临着风险快速累积集中、超赔压力急剧增加的困境。农业保险分散风险一般会采用再保险的方式。作为吉林省政策性保险的主力军，目前吉林省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与中国再保险集团签订了分保协议，也储备了一定的巨灾风险准备金，但仍然缺乏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超赔压力仍然存在。 （四）农民对农业保险购买意愿有下降趋势 虽然近年来灾害频发，农户对农业保险有强烈的需求，但实际购买意愿却有所下降，在2007年至2009年，松原市甚至出现了保费收入逐年下降的态势。究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1.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增收压力大，难以承担农险保费 近年来的惠农政策使农民收入增长一直较为稳定，但由于政策补贴的基数已经增大，可以预见今后的增长幅度将极为有限，依靠直接增加补贴来增收的幅度将越来越小。此外，农业生产人工成本不断提高，土地流转承包费用居高不下，使农业生产进入高成本阶段，给农村居民增收带来压力。 2.农业保险的实际保障效果未达到农民预期 大多数农民对于农业保险认识不足，对目前保险公司只保种地成本不保收入的保障方式并不满意，在遭受损失后，赔偿金额很难与保险公司达成一致。由于特色农产品地域性较强，一些地区出现农业灾害的几率较小，因此农民的保险需求并不迫切，对于一些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不是农业生产的家庭来说，根本无需投保。 三、对吉林省发展特色农业保险的建议 （一）探索新型特色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由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主要集中在战略性农产品中，而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又无法完全满足特色农业保险的需求，因此对于特色农业来说，解决资金不足的关键还是要探索新的特色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吉林省现有的农业保险模式是“政策补贴，以险养险”的安华模式，即农民实际平均承担39.5%的保费，地方各级财政补贴4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补贴16.5%。这种模式对地方财政的依赖性较强，农业企业及保险公司也要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同时农民承担的保费数额也不小，因此保险持续性存在隐患。参考国内外经验，吉林省特色农业保险发展在原有基础上，可拓展为多种模式并存的局面： 1.政府支持型相互保险模式 与安华模式相比，这种模式下政府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但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经营主体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互助保险公司，可由市、镇、村农业互助保险社组成，经营主体为被保险人自己。这种模式能够降低保险经营成本，较好地控制核保理赔中的道德风险，适合低收入农民的保障需求，并且可以大大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在日本以及国内的黑龙江省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行业协会主导相互保险模式 特色农产品门类复杂，生产规模相对较小，风险较为分散，会增加保险公司承保理赔成本，导致费率上升。在行业协会主导相互保险模式下，可依托省内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针对单一的特色农产品开展农业互助保险。这种模式可将省内的大量同质风险集聚起来，降低保险经营成本和风险，对特色农业的发展有较强的针对性。 （二）完善特色农业保险的政策环境 1.加强立法 国家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农业保险基本法，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确认和强调农业保险的地位。吉林省也应针对本地特色农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弥补现有农业保险条例对特色农业规定的补丁，维护本省的特色农业保险体系和运行。 2.政策优惠 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风险较大，赔付率高而保费低廉，保险公司盈利较困难。为了防止亏损，省内的农业保险公司采用的是“以险养险”，即以商业险种的收益来弥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可能产生的亏损。但是保监会要求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商业性保险业务不超过总业务量的40%，这一限制使得“以险养险”模式愈发举步维艰，保险公司从商业性保险业务中获取的收入很难完全弥补农险带来的损失。因此，应建议保监会适度放宽相关规定，更好地调动农业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在税收方面，也应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加大对保险公司的减税力度。 3.加强与其他涉农部门的合作 地方政府应明确农业、财政、税收、水利、金融、民政、科技等部门在农业保险中的地位和作用，打破农业保险单一筹资渠道，科学调配各部门可用资金，使各部门的支农惠农政策真正作用于特色农业保险的运行。 （三）加快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1.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拓展多元化的分保渠道 除中再集团外，应加强与国际再保险公司的合作，在国内建立由财险公司组成的农业再保险联合体，更好地转移巨灾风险，缓解并逐步消除超赔现象。 2.调动各级力量建立大灾风险基金 完善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保险公司共同分担的大灾风险准备金，同时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建立农业大灾风险基金，将农业防灾防损纳入到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中统一管理。 3.加强农业灾害防范，建立灾害预警系统 在做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农业生产基础的同时，努力改善生产环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此外，加大对风险控制的力度，做到对风险的提前预测、干预和控制。 （四）努力提高农民对特色农业保险的认可度 1.开发适应农民需求的特色农业保险产品 有针对性地根据特色农产品的地域特点、种植特点开发新险种，厘定合理费率，尽量适应农民经济能力。政府财政补贴的运用应加强监督，保证及时到位，满足农民保障需求。 2.创新农业保险技术 提高服务质量。在特色农业风险检测、保险精算、核保理赔以及银保合作领域积极创新，适应农民参保理赔的需要，降低保险经营成本，实现可持续发展。 3.加强农业保险人才队伍建设 支持各级农业院校开设农业保险专业，积极培养、挖掘、引进农业保险系统专业人才，提高保险公司直接进行大范围特色农业保险承保和理赔业务的能力。 作者：杨铮单位：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农业学术论文:农业科技风险投资论文 一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设立的优缺点 1政府部门型 政府部门型中介机构即政府部门设立的中介机构，多是公益性。这类中介机构的优点是掌握着众多有效信息资源，信誉状况良好，容易吸引客户，有利于协调高校、科研机构、农业科技企业、风险投资公司等多方社会利益关系;而且具有一定的政策导向作用，起到了市场风向标的作用，利于引导投资和在市场的引导下及时给予优惠政策，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以贯彻国家政策，促进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缺点，如主要依靠政府出资，资金来源渠道过窄，资金短缺现象严重，缺乏利益激励机制的驱使，配置资源效率低，行政干预严重，易产生黑箱操作，管理模式僵化，技术经验不足，提供的服务有限等。 2非营利性民间机构型 非营利性民间机构在我国目前比较普遍，可以由业内组织如农民合作社、大学、科研机构等组建，为一定区域内农业经济的发展服务。这类机构多采用会员方式，经费主要来源于会费，服务对象也主要针对会员。其优点主要表现在:这类组织多是区域性的，对区域内经济技术条件有足够的了解和较强洞察力，利于成功经验的传递和吸收，信息传播迅速;另外非营利性使得其利于吸引客户，利于区域内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发展。缺点主要表现为:辐射范围小、信息资源有限、资金规模小、来源不稳定、不以盈利为目的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加入，与其他经济部门、各组织成员间不易协调，缺乏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 3营利性股份制公司 型营利性股份制公司可以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出资，置于中介机构的顶层，组织协调各机构以及整合经过初步筛选的资源，提供有用信息和平台。优点是利用现代化公司的管理模式及运作方式，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便于采用激励与约束机制，有利于机构的高效运作;用市场机制来对投资中介机构进行评价、监督和激励，有利于市场规则的建立，配置资源的力度强，有利于吸引高素质管理人才。缺点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风险企业投资项目的开支。 二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设立模式的选择 比较上述三种最主要的设立形式，结合市场经济规律，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应越过政府的行政干预阶段，直接进入企业化管理阶段。实践证明，股份制公司形式是目前最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市场化运作的必然产物。股份制公司形式便于采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机制，解决非营利性机构难以吸引高素质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困难，并且其逐利性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结合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发展政策依赖性强、发展不规范的特点，开始时政府可以占有较大的股份，充分依靠政府引导、完善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市场环境。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协调风险投资企业、农业科技项目来源、经济管理行政部门的关系;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加强宏观调控，打破区域性限制，逐渐培育全国性的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体系。待该中介机构发展到一定阶段，要逐步实现市场化运作，政府要减少持股比例，只参股不控股，以董事身份通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参与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决策，并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另外可以模仿引导基金的运行模式，政府无论参股还是控股，都选择让利于企业的方式，通过转赠股份的方式把资金返还给公司。企业、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参与一方面提供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经验;另一方面提供理论知识与技术指导和评价。这种官产学一体的组织形式既有政府支持，又能发挥民间机构的积极性，体现了辅以行政管理的企业管理，为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三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运行模式 1性质和宗旨 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是为农业科技项目与风险投资对接提供中介服务的组织，可以是盈利性的，也可以是微利性的。一方面作为信息服务平台，需要全面搜集风险投资及农业科技项目的信息，并进行必要的研究筛选，建立信息数据库、人力资源库，为提供匹配服务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对接平台，在提供匹配信息的基础上，对可行项目进行培训，帮助农业科技企业完善企业管理，尽力实现其与风险投资的成功对接。对接完成后根据需要对企业进行培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供首次发行上市等方面的顾问培训服务。 2组织结构股份制 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客户经理、基层部门及专家顾问构成。设置客户经理使员工直接面对客户，对客户负责。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员工在保护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主权，并在公司内部实行有效的信息、知识、利润与报酬共享机制。同时对客户经理的激励与约束实行业绩记录，可将部分发展基金会员费作为对客户经理的激励。基层部门主要负责信息的收集和筛选。由业内权威人士担任专家顾问，匹配政策顾问、技术专家、经济学家、管理专家，提供全面的咨询顾问服务。 3客户来源 客户资源是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运作成功的关键。2011年首届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显示，社会上的优秀项目有很多，不仅存在于高校和科研单位，农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园区、示范区、产业基地、高新技术开发区等都存在很多优秀的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可以建立档案把这些优秀的项目集中起来，由县科技局负责对本地区的优秀农业项目进行筛选，把符合条件的有潜力的项目存入档案，并向市科技局备案，经过进一步筛选上报到省科技厅，再到科技部，最终把这些资源提供给公司。也可以由企业直接报名，由公司对农业科技项目进行评估，对有价值的项目备案入库。另一方面，要吸引业绩较好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加入，了解风险投资公司对项目的要求，以便更好地为其提供合适的投资对象。 4收入来源 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以营利为目的，收费标准要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性质，对农业科技企业提供服务应充分考虑到农业科技企业利润水平低的实际情况。对风险投资机构的收费也应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和法律的规定。基本费用包括:1)注册费，即客户登录、入库、信息、查看信息、出席相关活动所缴纳的费用。2)服务费，包括咨询服务、培训服务、特殊服务如定购出版物、电子期刊等费用。3)成功费，当客户的需求得到满足，风险投资公司成功选择了投资对象的情况下，要付出对接成功的成本或代价，可按项目的盈利能力制定等级收费标准。4)发展基金会员费，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成立发展基金，使其具备更多的经费，方便业务的开展，可以在双方的合作期内，将部分年收入额作为发展基金的会员费，享受优惠待遇。 5提供服务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服务 贯穿于从研究和筛选、匹配、谈判、签协议、风险企业运作到农业科技风险投资退出整个过程，主要提供信息和匹配服务以及咨询培训服务。 5．1提供信息、匹配服务 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基层部门负责对客户信息进行研究筛选，建立客户信息数据库，按照需要进行供求匹配，避免了客户自己筛选信息的麻烦，降低了风险企业或农业科技项目的搜寻成本。根据客户需要，可以在先前政府提供的资源中进行筛选，如果能够筛选到合适的匹配对象则进行下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可以定期出版刊物，刊载客户信息。举办大赛，进行客户集会，使得双方有机会共同探讨寻找合适项目对接。 5．2顾问培训服务 顾问培训服务可以在任何阶段展开，匹配前后都可以根据需要享受服务。单独的顾问培训服务有单独收费标准，对基础性的服务可以实行公益化，某些专业的服务对注册会员免费。匹配成功后的项目，要促成投资，使双方满意。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可以为农业科技企业提供管理经验、人才中介服务、再融资及贷款的匹配服务，规范企业管理，提供多方面的培训指导，有助于提高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专业水平。 6绩效评价 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成功的标志是其促成的投资比率，评价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根据的指标:①客户得到的投融资机会多少;②投资者资金规模;③客户满意度;④客户得到的经验。评价一个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不能仅凭投资率和风险企业运作成功率，还要考虑无形作用。除了投融资机会，客户还从培训指导中学到谈判技巧、风险定价等专业能力。此外，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运营中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①对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市场有比较清晰的认识;②需要与其他中介组织密切合作，如投资银行、证券交易市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 作者：石冉王秀芳田美焕单位：河北农业大学 农业学术论文:可持续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论文 一、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缺陷 我国虽然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但在宪法上，并没有明确提出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思想宪法地位的缺失，使得循环经济在我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循环经济已成为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将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写入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循环经济在我国地位。农业循环经济作为循环经济的重要部门，也会随着循环经济在宪法中地位的确定，从而得到重视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也会得到一定的法律依据。我国至今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立法方面呈现空白状态，虽然《循环经济促进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某些方面有了明确的规定，却没有相应的操作程序以及执行规定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农业生产者在遇到具体操作问题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样导致法律颁布后无法有效实施，失去应有的意义。 二、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 1.法律是保障农业循环经济实施的重要手段 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法律规范来源于经济生活，并且服务于经济生活，同时，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影响着法律的发展和变化。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法律是保障其顺利实施的基础。通过法律确认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原则，明确政府、企业、个人的责任和利益分配，将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引入市场。运用法律机制对农业循环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改正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引导其良性运行。因为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作用，通过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明确农业循环经济法律关系，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背景下，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2.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2009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然而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定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不利于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构建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循环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推动循环经济的法治化进程，而且能够使循环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推动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全面深入发展，缓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压力。农业循环经济本身就是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不仅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使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同时也是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 3.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需求的发展战略。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农业循环经济提倡的是循环发展，通过科技在农业方面的运用，使废弃物得到重复利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以达到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有效保护资源和环境，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可持续发展关乎整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因此，完善农业循环经济方面的立法，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农业方面得到全面的贯彻和发展。这也是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4.突破国际贸易中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途径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交往中，进口国以保护环境、自然资源和人类健康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限制进口的措施。我国农业由于在农产品生产方面生态意识淡薄，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的不完善，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我国的农产品在出口时经常遭遇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推广的是清洁生产，发展的是生态农业，在有效改善资源环境状况的同时可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系数和安全指数。为此，我国就必须针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立法，在法律上保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另外从法律上完善我国农产品生产的环境质量保证，把农业清洁生产等方式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通过法律的具体规定，使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和国际标准接轨，进而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摩擦，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对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建议 1．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 在我国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将发展循环经济写入宪法，以体现我国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视。这样为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和制定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农业循环经济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方面，因为循环经济写入宪法，为农业循环经济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完善，必然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涉及农业、经济、环保、科技、财政等方面。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促进农业循环经济良好的发展，保障农业循环经济持续、高效、稳定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应是一部系统的农业循环经济全面发展的综合性法律。通过其来协调农业发展、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明确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具体措施等以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制定，可以明确农业循环经济的法律地位，为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实现农业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3.制定和完善与农业循环发展 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其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仅靠一部《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是远远不够的，对其周边法律的完善，也是保证农业循环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政府的支持也是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政府在收税等方面的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对《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设立和发展离不开其纵向法律的设立，生产、流通、消费都是不可忽视的方面。例如《清节生产促进法》的推动，促使农业清洁生产制度主要包括：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和技术开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农业污染物的产生，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在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方面，加强对农产品质量的检查，既可以防止有害农产品进入市场，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又可以促使农产品生产者改善生产经营技术，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进而推动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作者：徐玮晶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学术论文:业务培训农业市场论文 1.市场信息系统业务能力建设与提升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市场信息体系机构建设还需下大工夫 特别是县市以下机构需要进一步理顺。1994年农业部设立市场与经济信息司，1996年各省农业厅先后成立农业市场信息机构，1998年后地市级政府开始设置市场信息机构。但到目前为止，全国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县市设立农业市场信息机构，而且机构名称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给系统业务开展带来了困难。 （二）人员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与当前系统任务和形式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需要强化业务培训和能力提升。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发展进程加快，知识更新和业务范围不断加快加深，农业市场信息系统很多基层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却没有得到及时更新提高。2013年开展的系统内业务知识竞赛有6万多人参加，但是从图1看总体竞赛成绩优秀率只有47%，及格率74%。图2显示各地区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也不平衡，在竞赛参与人数前10位的地区中，河南、黑龙江、山西的竞赛及格率达到90%左右，而北京、辽宁、吉林、湖北及格率不到70%。各地区间政府对相关工作的重视程度和人员的综合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参加竞赛的不少基层工作人员反映，虽然在基层工作时间长，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由于视野窄，纯系统性学习机会又少，急需通过系统培训等方式手段，为基层工作人员提供系统学习的机会，以普遍提升业务知识和工作技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业务知识“鸿沟”。 （三）系统基层工作机制和横向交流还存在标准不一和沟通缺乏的情况 从前期调研和竞赛反映的情况看，不少基层工作人员希望能直接听到系统政策制定者和行业指导者的声音，以强化对政策措施和决定情况的了解和理解，避免出现偏差，特别是对统计标准、口径不统一、数据不一致等问题，大家可以共同交流研讨，逐步形成在工作流程和业务标准上的一致意见。同时，各省市特别是各县区之间还可以通过横向交流，达到相互学习、开阔眼界、改变观念 2.强化体系培训探索解决阻碍业务能力提升的问题 根据系统工作需求和基层人员的要求，研究提出举办全国农业市场信息系统业务培训，同期探索能力提升解决方案。根据前期调研和竞赛反映的情况，我们从课程安排、学员覆盖、教学方式、师资力量等方面考虑，尽量让培训符合提升人员业务能力的要求。一是探索解决人员能力地区间不平衡问题。将培训学员覆盖到全国省市县三级农业部门市场信息业务工作人员，培训规模达到千人。二是着力解决人员能力不足问题。通过课堂教学、现场教学和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安排业务处室、科研院所、高校、知名企业、农业信息工作一线的高管和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从政策到标准，多个维度，多个视角，多个层次对农业市场信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剖析和讲解。三是探索解决人员专业程度不高问题。培训内容重点围绕农业市场化与信息化工作，包括农业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农产品流通和市场体系建设规划，农业信息采集基础理论及业务要求，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理论和市场分析案例，农业信息化理论和农业信息服务实践等，专门编写《市场信息业务教程》，详细介绍农业市场信息工作者应知应会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操作技能和相关业务工作及职能。根据培训方案的整体设计，结合各地实际工作情况，今年4月11日试点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在对培训效果及方式进行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培训方案，于6月开始，每周开展一次集中培训，到7月12日共完成4期培训，共有665名市场信息系统业务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从收回的596份有效评估问卷看，学员对培训总体是满意的，培训班综合农业市场信息系统业务知识培训专题平均分值达到了4.82分（满分5分）。学员们认为通过培训一是增强了系统归属感，更加坚定了做好本职工作的信念。大家有了系统归属感、荣誉感和使命感，为基层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工作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新的动力。二是提高了学员的理论知识水平。通过课堂学习，大部分学员认为理论知识得到充实，知识结构得到更新，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作能力，有利于统一工作程序和标准，对他们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三是增强了学员解决问题的技能。5期培训一共组织了25次小组研讨交流和5次全班交流，研讨交流主题达到20个，共形成研讨交流成果20篇。学员们通过研讨各地推进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的经验和做法，以及目前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相互之间交流了经验，达到了开阔眼界，启发思路的目的。 3.系统总结提炼推动培训工作机制化长期化 前5期综合课程，共聘请25名师资，开展了33次专题讲座，进行了8次案例教学，安排了8次现场教学活动，组织了25次小组研讨交流和5次全班交流。学员们通过在中国5期培训一共组织了25次小组研讨交流和5次全班交流，研讨交流主题达到20个，共形成研讨交流成果20篇。学员们通过研讨各地推进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的经验和做法，以及目前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相互之间交流了经验，达到了开阔眼界，启发思路的目的。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观摩农业信息监测预警演示，到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金福艺农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感受农业物联网信息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了解了当前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发展中的最新成就，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并且吸收了不少创新理念。培训从整体上解决了市场信息系统业务能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搭建持续有效的学习和横向交流平台。千人培训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课堂、网络、社交平台，把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专家学者与实践工作者紧密连接在一起。通过培训，学员们学到了知识，建立了联系。回到工作岗位后，仍然可以借助专栏、公共邮箱和社交平台继续学习，分享每期培训班的教学资源。前5期80%学员共481人在培训后撰写了千字文，学习收获、体会和工作经验，以及课堂上的交流成果部分已经通过网站专栏实现了分享。二是搭建政策传播和纵向沟通渠道。培训帮助基层信息队伍人员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政策，宣传了农业部关于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规划和措施，使学员深刻体会到国家对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在研讨交流中，学员也向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各处室反映了基层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并依次开展讨论，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三是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市场信息工作的认知水平。培训范围涉及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新疆兵团和部事业单位。培训在农业部网站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子网站开辟专题专栏，下设培训动态、工作部署、学习交流、培训掠影等栏目，图文并茂地全面宣传此次培训工作；农民日报社、中国农村杂志社、农业部信息中心等媒体单位对培训进行实地采访、报道、宣传；全国50多家财经媒体、农业网站对培训进行了报导。基于媒体的宣传力度，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与去年竞赛相比，各地方政府对今年培训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对农业信息工作的重要性和全面提升信息人员能力的紧迫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北京、辽宁、吉林等13个省份完成或超额完成培训任务；内蒙古、上海、福建等少数省份因其他重要工作未能按照培训计划名额组织人员参加，但表示部分未参加人员将参加后三期的培训学习。 作者：吕珊雁单位：全国农业展览馆 农业学术论文:定性分析农业经济论文 一、农业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 （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并从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它主要运用抽象思维能力，通过对实际调查并取得大量客观事实材料进行加工提炼，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一种方法，通常被用于相互作用事物的研究中，主要是分析、解决研究对象中有没有或者是不是的问题。在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方面，首先是在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取得最新资料，运用抽象思维法对取得材料进行分析，找到问题所在，抓住主要矛盾，运用已掌握的理论知识对其进行分析，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和方法，或者从中找出新的规律并形成新的理论，并用于指导新的实践。定量分析是说明事物是如何变化的以及现象变化的过程与形成的结果是怎么的一种关系方法，是利用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将经济现象的有关数据和其变化程度实行量化，其特征都表现为一定的量的存在或以不同的量的变化引起变化的过程。 （二）综合系统分析 综合系统分析方法是运用系统论和系统工程科学知识为基础，立足于整体、着眼于综合，主要从各部分结构如何经过相互组合的方式形成整体和具体演变过程，综合考察分析其内部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揭示整个系统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的一种方法。其特点一是根据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原理，把整体作为目标，着眼于整体和全局，实现整体到局部的分析方法。二是以系统的观点，根据多层次及其相互联系的系统结构，利用综合方法，理解分析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充分证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三）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 宏观分析是指大的方面或总体方面的分析，其研究的出发点和领域是针对宏观整体性而言的，可以理解为从整个国民经济总体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过程。微观分析，是指小的方面或局部方面的分析，其研究的出发点和领域是在国民经济中局部小范围或个别农户为对象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是指对一种事物横断面的一种状态分析，其特点是不考虑时间因素所引起的变动，不考虑均衡变动过程，只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动态分析是一种时间序列分析，是过程分析，与静态分析相比较，其主要特点是引入时间因素，同时涉及因时间因素所引起的变动，考察在不同时期中各种变量变动情况。动态分析研究的是过程分析研究，主要体现在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而静态分析研究的状态是经济现象相对静止的。 二、以上分析方法在实际经济问题中运用的探讨 （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法的运用 在实际经济问题分析过程中，定性分析为定量分析提供基础，定量分析的结果要通过定性分析来解释和理解，例如在《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一文》中回顾目前最前沿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推广增长模型，将气候变量纳入增长模型；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运用ArcGIS的测算地理影响因素；运用OLS、SpatialLag、SpatialError、Spa-tialDurbinModel等实证分析农业经济增长中的空间效应分析，着重分析空间溢出性和收敛性等方面，研究空间效应是加强还是减弱。就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结合，以定量和实证分析为主，其中在实证中运用Ar-cGIS插值方法获取气温和降雨量的数值，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及空间稳定性的邹氏检验，残差值得Moran’sI检验，估计空间面板数据中的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LagModel）、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和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DurbinModel），具体估计方法涉及固定效应（FixedEffects）和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模型选择的检验方法主要有Wald检验和LR检验，空间Hausman检验等。在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法分析问题时，通常需要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大量复杂的运算，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大规模计算成为可能，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分析法在分析农业经济问题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综合系统分析方法的应用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系统分析方法是发现和解决农业经济问题的重要方法，例如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一文中是大量运用了综合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是本论文一个最显著的研究方法。首先是从局部微观上分析，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过程细分为五个阶段，同时又每个不同的阶段进行分步式的研究，这是系统分析研究方法的体现。文章中的第二章和第八章则是运用了综合分析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概论和述评的形式来分析，同时紧密结合系统分步研究的内容，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和国家政策走向形成整体性的认知。文章全文利用了综合系统分析研究方法，并在全文交替运用，章节内部各段落之间，独立的章节之间，均有涉及了分析和综合方法的运用。 （三）宏观与微观分析的运用 在农业经济学中，整体上来分析农业经济这个大系统，就属于宏观分析，宏观就是大和整体的意思；对农业经济系统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就属于微观分析，微观就是小和部分的意思。全国或某一地区的农业经济问题是大和整体范畴属于宏观方面的问题，农户或企业的农业经济问题是小和部分范畴属于微观方面。因为宏观要以微观为基础，微观要受宏观的约束，两者是相辅相承、互相约束，所以既要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又要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农业经济问题，要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又需要从局部来分析。 （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运用 影响均衡的因素有很多，其他影响因素的变化会打破原来的均衡状态，实现新的均衡，引起均衡点的移动这就需要利用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法来进行分析，例如在《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分析》文章从结构建模静态分析与时间序列动态分析相结合,试图从一个综合的视角来考察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通过结构建模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长期动态分析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且乡镇企业贷款有助于农业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表明在发挥农村金融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农村非农行业的金融服务。 三、结论 上述分析方法是研究我国农业经济问题常用的基本方法，只有熟练掌握并自觉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对某一农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才能实现对我国农业经济问题的正确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作者：韩彦红单位：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伊吗图镇人民政府 农业学术论文:可持续发展下农业经济论文 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命题 （一）解放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适度规模与职业农民理论与政策层面的宏观思路与决策，在具体落地的时候往往演变成学术研究上的实证命题。生态农业发展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张思光从张家口生态农业的现状入手，认为当前张家口生态农业应当依托现有的区位优势，在维持和提高农业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实现收益最大化。其中可能的思路包括：一是减少工商资本注入，控制适度经营规模；二是促进农民职业转化，从农业的相关生态收益中增加收入。对于适度经营问题，王珊珊基于农户调研数据的排序因变量模型得出，较大规模农户化肥碳排放程度较高，而中等规模农户施有机肥可能性较高。由此可知，不同规模的农户由于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带来不同的生态结果，所以农业适度经营具有生态经济的经验基础。王建华基于山东、江苏、黑龙江100个行政村中的986个农户样本，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农户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规范施用农药行为意愿的影响最大，即务农经验与受教育水平可以有效降低化肥的使用量。因此，农业生产规模与农民职业化是实现生态农业乃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于农民职业及转化问题，张藕香运用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得出，农民职业与收入“双重”分化存在代际差异，而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非农就业比、从业资质、文化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根据这一结论，政策的着力点应当重视促进农民在农业内部的分化，使之从业更加专业化；同时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服务业对农民分化的拉力，并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消除诸如户籍、土地等制度性障碍，在放活农地经营权的同时，赋予经营权的合法地位，为农民稳定从事规模经营，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支持。 （二）进一步改革生产关系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如果说生态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外在表征，那么市场机制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李建琴通过构建转型时期农产品价格管制的理论博弈模型，并通过蚕茧、烟叶、粮食、猪肉四种产品价格管制的案例研究，指出农产品价格管制凸显了公平与效率目标的两难选择。农产品价格管制不仅导致经济效率损失，而且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同时，打破区域垄断和行业垄断，进一步放松或取消计划经济时期沿袭的旧的价格管制，同时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建立科学调控的长效机制，是农产品市场化进程中转型国家必然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2014年12月17日，国家烟草专卖局放开烤烟、白肋烟、香料烟等各品种、各等级烟叶收购价格；除此之外，2014年政府启动了大豆与棉花目标价格的试点，都是积极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积极举措。农产品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系统，其中包括诸如市场出清机制、信息传递机制等若干有机构成，这实际上也对相应的政策措施提出更高要求，如政策的系统性与完备性。例如，张永强提出的农产品交易的标准化问题，这也是农产品期货市场合约交易的前提条件，不仅如此，农产品标准化问题还是一系列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诸如农超对接、农产品拍卖、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等。再如，佘朝霞等提出的信息机制问题，通过对北京、西藏两地1744个观测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不完全信息导致了更多的食物消费过程中的浪费行为，即对就餐餐厅越不熟悉的人浪费越多，与他人一起就餐比一人聚餐的浪费量多。因此，在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过程中，相应的政策配套必须要考虑更多的细节问题。 （三）小结 农业可持续发展强调维持代间均衡与代际均衡的重要性。从生产力层面，势必要求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之间的和谐统一，这也促使在我国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生产规模的适度性与农业生产者的协调性，例如王颜齐提到的土地规模与农业雇佣生产之间的协调一致；从生产关系层面，“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个政策的主导型框架，相关的配套政策及细节问题应当是进一步改革的着力点，此外包括相应的组织关系变革，如胡胜德对黑龙江综合性合作社的案例考察，也需要引起重视。 二、开放条件下的粮食安全新战略 （一）国际经验的借鉴 2014年，美国参议院通过新农业法案《食物、农场及就业法案》。对于该法案，彭超认为，美国新农业法案的重点内容在于改革收入补贴和强化农业风险保障，实际上，收入补贴与农业保险共同构成了保障美国农民收入的“安全网”。该法案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必须继续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二是科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三是完善粮食市场调控政策；四是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五是合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齐皓天从美国农作物收入保险的具体操作入手，提出我国农业政策的调整思路应从直接补贴和价格支持向收入支持方向转变，农业保险应逐步成为农业支持的主要手段。农业保险的方式既可以把政府管理和市场化手段结合，又可以让农业保护和WTO规则相容，可能是未来农业支持政策改革的主导方向；而我国现在的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农业信息化的滞后，还没有建立起开展农业保险所必备的面积、产量、价格等数据的动态化、可视化、信息化管理条件。随着新型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农业保险应当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除政策层面的经验借鉴之外，操作层面的实践经验同样有所裨益。例如，王刚毅对比了美国日本生猪产业链的情况，认为我国生猪行业集中度提升的主要障碍在于土地约束、政策风险与人才瓶颈。陈风波则通过梳理美国农业经济学科中Agribusiness的教学内容演进，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包括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建立，农业全产业链Agribusiness研究必将推进，具体包括农产管理、农产品营销、农业企业管理、供应链管理、质量安全管理、农业产业组织等。 （二）中国实践的尝试 在广泛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更应当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道路。大豆作为我国进口量最多的农产品，其国际价格决定备受关注，林大燕考察了1995~2012年我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与来源之间的关系，通过稳健标准差回归得出，多元化的进口来源，特别是因为南北美洲大豆收获时间的差异，显著降低了我国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幅度，作为一个农产品贸易净进口国，需要慎重选择进口来源及农业走出去的对象，重点关注和培育与现有进口来源国具有较大季节互补性且尚未充分开发的具有生产潜力的国家和地区。从引进来的角度，农业开放既包括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又包括农业投资的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农产品市场已是全球最开放的农产品市场之一，与此同时，除种业之外，我国农业投资几乎完全放开。陈龙江根据种业相对竞争力的测算结果，提出整体种子市场开放不足，在当前情况下，可适度提高种业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分类推进，区别对待，有保有放。应继续严格控制大田作物中三大主粮作物种子的市场准入，掌握转基因种子开发经营的控制权，收紧种子科研的政策。从走出去的角度，农业开放既包括农产品出口，又包括农业对外投资。现阶段，国内农业生产的相对禀赋优势逐步削弱，农产品出口相对弱化，而农业对外投资方兴未艾，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邹文涛以我国热带作物橡胶“走出去”为例，指出在当前农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统筹规划与相互协调，企业间没有形成组团参与国际竞争的合力，导致竞争激烈，内耗严重，尤其在东南亚地区。为此，在海外投资战略中，如何实现投资整合，提升投资效率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三）小结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方针，但是这一新战略并不排斥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及中国实践的尝试。尽管国情差异甚巨，禀赋条件不同，但现有的发达国家农业经验及开放历程可以给我国以诸多启示，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我国的实践，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解决我国问题的开放道路。 三、总结与讨论 在粮食安全新战略的大背景下讨论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几乎可以覆盖“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虽然话题众多，但是线索明确，基本可以归纳为：第一，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顶层设计的宏观背景入手，采用二分法将实现路径一分为二，即国内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农业开放的国际经验问题。第二，将国内农业的持续发展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进行具体阐述。第三，将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尝试进行比对，并提出具体建议。2014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各项具体政策的顶层设计已初现雏形，2015年将得到具体落实。从农产品市场角度来看，在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政策框架下，目标价格试点将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从农业生产要素角度来看，土地流转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将会得到推进；从农业对外开放角度来看，基于双边的自贸区谈判与多边农业谈判将同步推进。基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杜志雄从宏观视角指出，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正处于农业经营主体重塑、农业产业重构、农业与国家市场关系重建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需要适应国家需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搭建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农经学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提升科研水平，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使得这一平台真正可以做到资政佐民兴业。 作者：胡冰川肖卫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民族文献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是有意义的工作，在民族杂居地区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族文献工作，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在民族杂居的地区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工作量；民族文献工作，民族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一样有跃马驰骋的疆场。 一、提高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 有些工作和生活在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的同志，对民族文献工作有一定的偏见。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民族地区图书馆的事，自己这里没这个任务；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工作可做，自己这里没工作可做，由于存在这种错误认识，面对自己身边的大量民族文献工作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在内蒙古自治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古往今来，蒙汉两个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政治上的变革和自然生态不平衡的冲击。为了生存的共同利益，结成了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当然，有阶级斗争，也有兄弟之间的历史误会，有战争、有流血、有吞并、有迁徒，但更重要的是民族和睦和中华民族的自立和统一，历代的史官和稗官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这些史实；历代的文人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历代仁人志士商贾小民在生活中、斗争中、交往中留下的片言只字的记录，无论蒙族人还是汉族人，无论蒙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 都给后代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文献。同时，由于朝代兴替、战争流血、自然灾害侵袭、经济文化交往和蒙汉联姻等等社会和自然原因，历史上的民族地区和蒙汉杂居地区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具有这个时期的界线和含义。费孝通教授认为：民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 所以我国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团结》1986年第2期）。因此，民族文献并非民族地区才有，蒙汉杂居地区也有；民族文献工作并非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才有工作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提高对民族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责任感，解放思想，看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做得细一点，只有这样，工作任务才会明确，工作范围才会清楚，工作方法才会得当。 二、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 上面所谈的是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任务，这是二者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区别，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瞎说一通。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探讨一下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我个人认为，有三个特点、即：分散性、交叉性、多样性。 1．分散性。由于历史迁徒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族文献比较分散。有的经过搜集已保存于当地图书馆、档案馆、文管所和资料室，有的还流散在民间的农牧民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比较珍贵的民族文献，由于没有被发现，作为废纸或一般性待处理材料堆积在图书资料部门以外的其它系统的仓库里。另外，有关民族文献的一些资料，文字不多、篇幅不长、印刷不精、装帧不美，或者夹杂在其它资料之中，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把这些难得的民族文献作为民族文献对待。 2．交叉性。我所说的这种交叉性，主要是各资料之间的交叉关系，因为历史形成的各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并不一定就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一定局限在本民族的著作中。就是说，蒙古族文献应从广义上考虑。蒙古族学者的著作是蒙古族文献，汉族学者论述蒙古族问题的著作也是蒙古文献，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在交往中论及有关蒙古族的资料也不失为蒙古族文献的珍品。我这种提法是从蒙古学的整体性考虑的，荒谬之处欢迎专家和学者指正。 3．多样性。也就是文献资料表现形式上的千姿百态。蒙古族文献大部份是使用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但非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与蒙古族有关的资料，用其它少数民族或汉族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资料，也应视为蒙古族文献，这是说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再谈谈资料的出版形式。印刷型（木版、石版、影印、铅印）是蒙古族文献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它如手抄本、鎏金藏经等也应同样视为蒙古族文献。 我总结的这三个特殊性都是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比较而言的。不是说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说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这三个方面特点比较突出。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特殊性，我们的蒙古族文献工作就需要在搜集上体现广泛性，在整理上体现深刻性，在保管上体现联系性。 三、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如果我们提高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摸清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的规律，那么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有大量的事做。下面，就自己想到的谈几点看法： 1．收集历史文献。历史上形成了历史文献的散失，因此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有一个收集散失在民间的民族文献问题。在收集的具体方法上，除征集、交换之外，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种工作，①复印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②影印部份比较珍贵的、与本地区关系密切的民族文献；③修复本地区民族文献的珍本、善本、孤本；④编制书目，进行书目交流和联合目录工作；⑤摘录与本地区有关的民族文献的内容；⑥减轻库存容量，把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缩微贮藏；⑦鉴于某些民族文献复制、复印价格昂贵，但又不可多得的情况下，建议出版部门在出书时不要满足于陈列本、库藏本（即保持原版面貌的样本），是否考虑出版部份民族文献的铅印简装本，如中华书局出版简装本二十四史那样。 2. 征集现代文献。向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企事业和学校广泛征集有关民族文献的现代、当代资料，然后分类汇编整理保存。不要轻视当代资料，当代资料的积累就是为今后的历史文献打基础。 3．把民族文献工作与地方志工作结合起来。在蒙汉杂居地区，我认为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是同胞姐妹，二者既有相互关联的内容，又有相互区别的特点。因此，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应当与当地地方志部门、档案部门建立经常的联系，进行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协调工作，通过分工合作，把当地的民族文献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4．民族文献的珍善本、孤本调大型图书馆保管，起码应调中型图书馆保管。大中型馆保管条件好，而且也能使这部份资料充分利用，发挥更大作用。大中型馆可把这部份珍贵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提供给小型馆和其它研究单位、个人，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搞点民族文献复印、复制以及编译、咨询等工作。 5. 开设民族文献室，建立民族文献库。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这方面的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有条件的，也应当这样做，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专设蒙文书库，民族文献室和民族文献库要指定专人负责，条件较差的图书馆也可以库、室合并，或者设民族文献专架。 6．开展用民族文字的民族文献著录工作。并把民族文献的著录向文献著录标准化靠近。这样，有利于民族工作者对民族文献的利用。同时，对某些民族文献来讲，用民族文字著录可以体现这部份文献的丰韵和特色。 7.培养民族文献专门人才。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要做好民族文献工作，有的馆可能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管理人才，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从目前来讲，靠学校培养分配，中小型馆没多大指望。还应以就地取材，就地培养为上策。在馆内人员的业务定向培养上，可指定负责民族文献的同志多学点民族学、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方志学，使他们通过学习，掌握民族文献工作基础知识，能够胜任工作，把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提高一步。 图书馆工作论文:改进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思考 [摘 要]本文分析了大中型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征集、整理、利用等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了改进的设想。 大中型图书馆要想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独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必须有独具特色的馆藏文献，地方文献则是体现馆藏特色资源的一项重要标志。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积极探索地方文献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模式？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1地方文献工作的不足之处 1．1缺乏对地方文献资源的全面掌握，征集工作力量单薄 地方文献是一种文化资源，具有两个本质特征，即地区性和资料性。地区性是指地方文献以一个地区为记述范围且反映该地特色；资料性是指地方文献内容广泛而丰富。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庞杂和不规范等特点，一些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还未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在措施上健全，对文献资源没有进行全方位系统的调查，对外不了解出版发行动向和渠道，对内没有形成专门的馆藏地方文献书目，文献征集工作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资料来源多靠少数人员在外奔走收集，一般所获得的文献偏于零碎分散，在庞大的地方文献出版物面前显得势单力薄；没有进行专题资料的地域横向比较，导致一些重要的行业统计资料没有及时查漏补缺，时过境迁而成缺藏；文献的搜集局限于以种、册为文献单元处理，而大量的内容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大多数馆尚未注重搜集整理这方面文献。这使得在对地方文献馆藏进行评估时，既缺乏系统、宏观的认识，又缺乏深入、微观的了解。 1．2整理工作缺乏标准化、规范化 （1）分类编目是揭示各类文献的首要方法。大多数图书馆地方文献分类通用《中图法》。由于地方文献多属非正式出版物，内容广泛，类型多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中图法》主要按知识的学科体系分类，不适应地方文献的分类要求；而且对所属各学科的地方文献没有归类说明；在实际类分中，还有些类目概念模糊，使一些地方文献无法准确归类。如《岳阳说古》一书，内容反映岳阳历史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传说和演变，可入K29文史类，也可入K92地理类。其它如史志和史料（K25与K29）；史志史料和革命史（K类和D类）；地方简介与地理名胜（K29与K928），都存在内容交叉、类目概念模糊的问题。致使分类人员无所适从，有时甚至只能“跟着感觉走”，造成类分不一。 （2）主题标引不完善。虽然目前各地公共图书馆均采用计算机编目，同时进行主题标引，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部分主题标引不准确，内容揭示不全面，一些地名主题和团体主题没有反映。读者不能从多主题途径查准查全文献资料，以至影响了文献的利用率。 （3）征集整编环节缺乏衔接。由于征集到馆的地方文献资料均由采编部统一验收分编，这部分文献资料内容繁杂，书型不一，又没有在版编目和任何其它数据参照，加工起来比较繁琐，使得这些文献资料不能随到随分编，及时加工入库。 地方文献除了明显的地域性和文献性之外，还有很强的时效性，尤其是各种年鉴和统计资料，是读者查阅利用的主要对象。而目前从征集到流通一般相距半年以上，造成读者不能及时查阅利用，影响了资料的使用价值。另外图书馆的购书经费由采编部统一支配，征集人员无权直接面购，对提供的出版信息不能及时采购到位，加上采购人员对地方文献工作熟悉和重视不够，对地方人物缺乏了解，使得部分地方人物资料和地方史料未能系统收藏。1．3开发利用缺乏力度 目前各馆的地方文献资源大都重藏轻用，大部分书籍搁在书架上，造成库房紧张和增加保管工作量，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度整理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除了首都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少数馆外，其它基本停留在传统的借借还还上，坐等读者上门。由于地方文献基础工作薄弱，缺乏各种专题目录，缺乏外向开拓型的措施和行动，缺乏对地方文献用户的信息需求研究，缺乏对开发利用效果的反馈研究，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系统，缺乏专业深度和历史衔接，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大大削弱了各馆地方文献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利用率。 2改善地方文献工作的对策 2．1地方文献工作应成为提升图书馆整体品质的重要管理工作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是馆内各方面的支持和协调，图书馆领导应加强地方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地方文献工作列入重点业务工作范围，明确搜集范围和搜集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远期、中期。近期工作计划，经常检查、监督执行。 2．2知己知披，加大征集工作力度和投入 征集工作是一项繁杂、艰苦、长期的“燕子衔泥”式的工作，需指派既熟悉图书馆业务又了解出版发行动态、有公关能力和责任感的人员负责，多方面入手，如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消息、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本地内容的出版物，及时同书店和有关作者和相关人员联系预订或购买，尽量争取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委员会、社科联；科协和文联、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等的支持，采取发函征集、上门征集、委托征集、举办活动征集等多种方式，特别是对于内部出版物，需“脑勤、腿勤、嘴勤”，花大力气征集。此外，还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力度： （1）开展社会宣传，增强人们对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社会上对图书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借书还书”上，许多机关，科研单位对图书馆保存地方文献的职能意识欠缺，甚至毫无概念。虽然各省一级政府均了征集地方文献以及出版物呈缴制度的文件，但影响不大，还须靠我们利用报刊、电视、电台、互联网等一切可行的传播途径进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捐赠地方资料或提供线索，积极主动地配合上级主管部门督促执行。 （2）建立征集网络。建立省、区级地方文献收集和协调中心（纵向为地、县图书馆代征，横向以行业主管为龙头），与本地区有关单位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形成征集网点，还可聘请业余征集员，代征资料根据其价值应给予代征人员适当报酬。 （3）举办有关展览。实践证明，举办地方文献展览，既是宣传馆藏，推荐文献，又是征集地方资料的有效途径。 （4）对本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派人专访，取得文献。 2．3强化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实现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 目前大部分馆采用了ILAS系统并在此平台上建立中文图书数据库。地方文献书目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深度加工，揭示文献内容特征，着重用主题词标引，以凸显地方文献的多重主题特点，准确全面揭示文献的内容，挖掘馆藏地方文献 资源的潜力。通过数据库建设，对馆藏地方文献资源有了全面、系统、准确的掌握，进而有的放矢的合理布局地方文献资源，实现跨层次、跨系统的地方文献资源共享，在高起点、高层次上开展地方文献资源的联合开发、利用。2．4开发利用地方文献 收集、整理地方文献，既要重视“藏”，更要注重“用”。“藏”“用”相结合，立足于“用”，要充分发挥地方文献在本地域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设法改变传统的坐等读者上门的服务方式，而要采取更积极的模式，做好社会需求调研，找到与经济建设服务的切人点，让地方文献拥有更多的读者。 （1）整理和编制专题研究书目。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专题研究书目是读者利用文献的门径，数据库建成后，可从分类或主题途径，析出多个专题书目，如自然资源、物产、旅游、风俗民情、文化、教育、名胜古迹、人物传记、史料等等。还应搜集整理分散在其它综合性出版物中的地方文献，编制专题篇名索引。除建立书目数据库外，还可以建立全文数据库、图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等，使地方文献信息的检索手段科学化。并逐步把旧地方志、族谱、旧平装书内的地方资料以及地方报纸、期刊等所有地方资料书目数据全部集中，编制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为地方文献网络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2）编制地方文献不定期刊物和专门网页。为扩大馆馆藏地方文献的传播区，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地方文献部可编制不定期刊物，介绍馆藏及新入藏的地方文献、编录成果等，还可登载一些读者对地方文献的研究心得、意见等，此刊以内部赠阅形式为妥，花钱不多，而能起到较好的宣传作用，此刊的内容也可同时制成网页链入本馆主页。 （3）与有关机构建立较稳定的地方文献交流和相互补充的协作关系。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与有关机构建立协作关系，特别是与政府有关机构和政策研究室建立起专人专题定向联系。既可为其提供已有的文献，又可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文献，真正起到“资政”的作用。还可与有关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建立特约专题服务，提供二、三次文献，既有利于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学术索质，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宣传。 （4） 积极向各公共媒体推荐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地方文献资料。关注不同时期的不同宣传重点及时向报纸、电台、杂志等推介相应的地方文献，主办不定期地方文献专题讲座，以提高广大群众对地方文献征集和保存意义以及综合利用的认识。 2．5稳定队伍，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由于地方文献的不规范和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等环节的特殊性，对工作人员的索质（包括业务索质和思想索质）有更高的要求。首先各个岗位必须配备专业特长和性格特点适合的业务人员；其次应该保证人员相对稳定，不能频繁更替；第三须定向培养专业人才，更新知识结构，以保证业务工作的延续性和开发利用的深度，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技术，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整理文献，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源，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 图书馆工作论文: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 文章通过介绍中山大学北校区医学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和网络化服务的情况，从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和馆员三方面论述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关键词： 网络环境 信息技术 高校图书馆 考察20世纪末直到现在的新技术革命形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可以发现目前信息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深刻。高校图书馆不但是学校文献信息中心，也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教育学术性机构，现代信息技术是影响图书馆发展最深刻的环境因素。高密度的信息储存技术，高速度的信息传递技术，高效率、高质量的信息查询技术，在变革了人们生产、收集、组织、传递和使用知识信息的方式的同时，也使信息服务的机制、结构以及服务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将一些先进的信息技术结合运用到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中，用这些技术来促进日常工作，改变图书馆的传统模式，致力于营造以知识导航为服务观念的发展环境，不再只局限于向读者提供馆藏文献，还提供所有网络上的可利用的文献，协助教学和科研是目前我们高校图书馆的工作重点。 一．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进程，计算机日益成为图书馆的主要设备，图书馆采用了各种自动化集成系统建立自己的内部网络环境，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社会化的特征。我馆在1991年已经基本完成了大部分馆藏书籍和期刊回溯数据的建库工作，后来采用深圳大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实现了采购、编目、流通的自动化管理，读者可以通过计算机迅速查到所需的书刊资料的存放和借阅情况，同时工作人员也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采编书刊可以一次输入多次输出，编目的格式整齐规范。2001年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后，南、北、珠海三个校区图书馆数据合并，统一使用深圳图书馆的ILASⅡ系统进行管理，成为CALIS 华南中心书目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国内外书目数据资源共享。本校读者可以在网上查寻三个校区的图书馆资源，三地图书馆通借通还。图书馆自动化管理一方面由于开展网上预约、催还书、推荐新书等业务，解决了紧俏文献的供需矛盾和逾期罚款的问题，使流通工作更具人性化，另一方面建立起图书馆工作的信息网络，可以合理配置文献资源﹑网上协作采访﹑集中编目以及馆际互借，管理所需的工作统计也变得非常方便快捷。与传统的手工操作相比，信息技术的使用促进完善了图书馆的管理工作。 二.信息技术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改变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结构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也促进图书馆传统功能模式向开放式、网络式的信息服务模式转变，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改变了服务的理念。图书馆业务手段日趋多样化，服务范围日趋全球化。引进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是加快信息服务进程的重要一环。 众所周知，在医学图书馆，期刊在众多种类的文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新技术、新成果大多首先在期刊上发表，据统计，80%的文献信息来自于期刊。期刊是医学图书馆中最活跃的因素。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文献检索、定题服务以及馆际互借服务等工作都是以期刊作为主要信息源和工作对象的。但是，由于期刊（尤其是外文期刊）的涨价幅度大与图书经费短缺的矛盾，外刊订购的品种每年都在递减，满足不了读者日益增长的要求。为了提高期刊的利用率，充分发挥馆藏期刊的作用，我馆很早就引入了“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和美国的MEDLINE 光盘数据库，并且免费提供给读者使用，这大大的提高了读者的检索效率，并且质量非常高，真正确立了我馆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医学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的地位。在2001年合校后，我馆的馆藏资源得以不断完善，自动化建设和网络服务水平也有了提高和改善。近几年，我馆先后引进了“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 、中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SCI 、SPRINGER、OVID等电子数据库，还不断在购买国外的医学数据库，馆藏重心逐步向数字化方向转移。据2003年统计，我馆的医学数据库有28个，合校后引进的医学及其他学科数据库增加到64种，期刊全文型数据库有13个，各种可供检索利用的电子期刊的种类迅速增加，在国内高校医学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读者通过网络可获取的医学全文期刊超过2000种，印刷型文献和电子型文献各领风骚。这些数据库更新速度快，收录期刊全，如美国著名的Elsevier Science出版公司就有1200种的全文学术期刊，多种检索入口，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数据库进行检索浏览期刊文摘或全文，方便而快捷。通过引进综合性全文数据库和网络信息资源导航的建设，图书馆信息服务领域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本校校园网的用户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可以通过校园网的任何一个终端使用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化信息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也解决了因书刊价格不断上涨而经费短缺停订书刊的实际问题，使用网络资源和数据库产品成为获取信息的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 另外，图书馆开始有针对性的开展信息导航服务、网上咨询、文献传递等服务。例如在图书馆的主页上建立“医海导航”栏目，对医学资源网站和医学信息资源建立链接，并提供网上电子期刊的网址；用e-mail、留言板等形式接受参考咨询，传输检索结果，解答有关图书馆馆藏和服务的问题；提供下载申请查新的表格；向读者推荐使用新购买的数据库；征集读者对图书馆的建议或意见；图书馆的新闻和通知等等。最近，参考咨询部又向读者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实时解答读者的疑难问题。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图书馆的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网上资源越来越丰富和网上参考咨询工作、网上教育的开展，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也使图书馆的用户教育在时代的潮流中显示出其重要性。为此我馆还专门成立了文献检索课教研室，在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文献检索和利用课程，对学生们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培养学生们的文献信息获取、识别、接受和利用的能力，使其在今后 信息化、网络化的学习和科研环境中游刃有余。除此，参考咨询部定期以讲座的形式进行用户教育，面向全校师生、各附属医院员工，介绍馆内现有一些光盘和电子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各种数据库的特色及其检索使用方法，介绍网址的搜索方法和文件下载的方法，对网上检索工具进行评估，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水平不断提高，反过来对图书馆用户教育和参考咨询服务要求也更高，这样形成良性互动，进一步促进图书馆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和用户教育﹑服务水平的提高。2000年我馆开设了设备先进的电子阅览室，每周60小时向师生们提供馆藏书目数据、光盘数据库、引进电子资源和联机数据库的检索和利用以及INTERNET信息浏览等服务。电子阅览室投入使用后，利用率非常高，2002年一年就接待读者超过5万3千人次。 三．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不可避免的对原有的图书馆服务思想和服务体系带来冲击，图书馆管理人员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环境下，要明确图书馆的使命并没有改变，信息技术并非取代图书馆管理人员，相反，图书馆管理人员作为桥梁、导航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信息技术使图书馆工作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使资源共享更容易实现，只有传统的方式与现代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人和机器相协调，才能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才能提高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加强对自身的学习完善，必须具备精深的图书馆专业知识；必要的网络及信息技术知识；必要的计算机应用知识和外语知识，才可担任起“信息导航员”、“网络咨询员”等新角色。对馆员进行继续教育是图书馆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馆员可通过在职进修﹑报读学位﹑学术研讨会议﹑讲座﹑短期培训等等形式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层次﹑全方位﹑复合型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只有拥有这样一批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熟练的网络技能，又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同时还具备获取、组织、传播信息能力的新型图书馆员，图书馆事业才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服务及其馆员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将成为高度发达的信息集散地，图书馆必然将朝着“数字化图书馆”的方向发展。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搜集与利用工作探讨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地方文献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日俱增，成为图书馆完善藏书体系、丰富文献资源、形成特色馆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系统地搜集和合理地利用地方文献，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相应的良策。缘此，本文就如何搜集和利用地方文献谈点浅见。 一、求“尚方宝剑”重自身建设 馆藏地方文献是市级公共图书馆利用文献资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物质基础，也是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前提条件。地方文献利用的深度、广度和产生的实际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馆藏地方文献的质与量。因此，加强地方文献搜集，发掘地方文献源流，充实和丰富馆藏意义重大。 客观上说，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设，需要地方文献为之服务；地方领导决策、制定长远规划，也需要地方文献当参谋。只要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有成效，必然会引起领导重视，得到支持。如江苏盐城市图书馆、山东淄博市图书馆积极利用地方文献为地方建设服务，及时为市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井明文规定地方文献由图书馆负责搜集，要求市内各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编印出版的图书、论文集、杂志、地方志、地方名录、地图、报纸，以及未正式出版而汇编成册的重要会议文献、各种内部参考资料都应向图书馆提供样本，优先保证其入藏，建立了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从此该两市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有了很大起色，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各自都建立起地方文献的专库。可见，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建设上不能眼光只盯在向上伸手要钱上。争取政府的支持，得到政策的实惠更具有实际意义。 当然，搜集地方文献仅仅依靠“地方文件”的威力还是不够的，“地方文件”只是一个良好的外因条件，且受到时间和区域的限制。因为地方文献搜集不但有历史的上溯性——从古至今；还有现实的广泛性，搜集范围遍及各地。这些都是“地方文件”难以提供保障的。 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市级图书馆实际收藏量与应收藏量相距甚远的状况，立足点仍应放在自身建设上。首先，要提高图书馆人对地方文献工作意义和工作的认识，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在行动上给予支持。要制定具体的搜集、整理、利用地方文献的近、远期规划和目标，把地方文献的搜集、利用作为藏书建设的主要工作任务，贯穿于整个藏书建设的始终。要重视地方文献的特殊性，正视地方文献是图书馆文献中利用率高，社会影响大，市场需求广，直接服务多的现实，给地方文献工作定位，组建独立的地方文献工作部门，建立地方文献典藏库和地方文献阅览室，改变目前大多数馆未配备地方文献工作专业人员，工作元计划，无明确目标，藏书分散管理，难以形成系统的状况。 要从实际出发，确立以征集为主，以选购为铺的方针，克服以往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习惯于等书上门和期望收藏者无偿捐赠的消极做法，实事求是，征购结合。要注意捕捉信息，加强与出版界和收藏人士的联系，舍得花精力和经费，保证各类地方文献能及时地得到补充。我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注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征购结合，收到良好成效。如本地藏书家孙金振先生，是我馆的老读者，临终前表示愿将所藏古藉（其中许多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无偿捐给图书馆。我们就积极助成此事，利用新闻媒介广泛予以宣传，又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赠书仪式，将其所赠700余册古籍更新换面，对外陈列。此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不少人士主动与我馆联系，愿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图书馆。又如丹徒民间收藏孔不入有清道光《润东萧氏宗谱》十九册，内有昭明太子后裔在镇江活动之详情，又有镇江山地区丰富的人文与分珍贵。我们多次联系，最后以500元收购入藏。此后，当亚洲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135工程金河纸业有限公司落户镇江山时，有关设计人员专程来我馆调用这部文献，考察当地的上质情况和江岸坍塌演变的历史资料，为他们科学地制订设计方案提供史鉴。 二、 直服务经济扬地方特色 搜集地方文献是基础，而利用地方文献才是目的。当前，地方文献的服务应当围绕当地的经济建设来进行，从事地方文献研究和服务的人员应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出馆门，深入社会，确定服务重点，提供跟踪服务，使地方文献服务在本地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科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效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这几年来，江苏一些市级公共图书馆注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地方文献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新途径，在扩大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上做文章。他们利用图书馆的优势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的联系，在广泛征集地方文献的同时又争取获得本地在海内外工作或定居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企业家、科技人员的线索，建立较为完善的地区人才信息网，通过编制专家人名录、人名大辞典等，为当地政府及经济界提供人才信息资源和对外联系的纽带，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如江苏经济发达的苏、锡、常、宁、镇、扬等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形式的招商会、经济恳谈会、经济对策研讨会等，邀请本地籍贯而在外地工作的企业家、科学家出席会议，其中不少人的应邀就是缘于图书馆人才网提供的信息。这些专家学者、企业界名人应邀后，积极为家乡发展提供良策或引进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苏有些市馆还专门编辑地方经济动态简报，或利用剪报形式收集外界评述当地经济发展的文章提供给市政府有关领导，为他们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受到了好评。 把握地方特色，针对当地城市特征、发展趋向、重点投资项目，利用地方文献开展对口服务也前景广阔。这样做更能贴近经济发展的脉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我馆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注重发扬地方特色，围绕振兴当地的 旅游经济发展做文章，见效比较明显。我市是全国历史文化名称和旅游城市。市内有丰富的人文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很大。著名的金山、焦山、北固山风景秀丽甲东南；白娘子水漫金山寺救许仙；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甘露寺刘备招亲等传说均典出于此。城南的南山风景区，为国家森林公园，坐落着招隐、竹林、鹤林诸名刹，有梁昭明太子编《文选》的增华阁和读书台。因此，市政府决定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我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点，每年都有投资项目，用于对古迹景点进行维修或复建。为了更好地服务旅游经济，我馆从地方文献中辑出许多有关古景点的历史人文资料和各种目录，及时向城建、文馆及古建筑设计部门通报，为北固山长廊复建等工程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去年，市里投资1200万元开发南山风景区，我馆除积极提供资料及图录外，还专门编注了《南山诗征》一书，融诗文、掌故、人文景观于一炉，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拨专款出版，并作为我市对外交流和南山开发的宣传品，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我馆利用地方文献，服务旅游经济，取得了良好成效。省《新华日报》和本市《镇江日报》曾先后对此进行了报导。 三、 重服务质量 向利用倾斜 图书馆多年来传统的“重藏轻用”观念，在地方文献工作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不少馆地方文献量虽丰，但往往宝藏自珍，不轻意为外人知晓，难以发挥其社会效能。因此，在加强地方文献建设中，要改变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地方文献的收藏，忽视地方文献的利用的倾向，树立立足于“用”的指导思想，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措施要跟上。首先要抓好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只有建立一支稳定、专职、高效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才能适应工作需要。要抽调一批通晓文史、掌握现代化技术和具有公关能力的复合型业务骨干充实到地方文献工作人员队伍中去。今后一个阶段，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培养应成为日书馆人才培养的一项重点。这项工作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积极创造各种机遇，加快人才培养的进程。目前，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工作人员培养方面力度不够，用人不精，有的馆甚至没有专职人员，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二要抓好读者工作。读者工作是开展地方文献服务工作的核心。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热情服务外，更重要的是鼓励和发挥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的积极性。应采取让读者开架查询和自由人库选书等宽松的服务手段，吸引更多的读者利用地方文献。在某种程序上来说，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相比图书馆工作人员主动服务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要树立读者至上的思想，把读者视为图书馆的主人，让读者以主人的身份充分利用地方文献。并在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过程中，注重传授其有关检索方法和技巧，为读者在书海中导航，提高读者的检索能力。还要注意了解读者的心声，通过召开读者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倾听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鼓励读者更多地、更自觉地参与地方文献的管理和利用。 三要抓好宣传报导。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是信息源的重耍组成部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及时提供信息服务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不少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宣传不够，整理乏力，以至于部分本应发挥作用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淹于书海之中。如古代一些地方名人的手稿、笔记、日记中，均有许多珍贵的地方史料，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颇具价值，若加以整理、宣传，就能对指导现实有史鉴之效。 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发掘、整理外，宣传手段的作用不可低估。当前，应采用多种形式加大地方文献的宣传力度。可将搜集到的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及时把有用信息向有关方面通报；可搞地方文献陈列，或地方名人著述展；可举办地方文献服务成果展；可借助于新闻媒介，推荐介绍地方文献中的精品；还可通过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文摘等，向社会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传递，造声势，扩影响。 四要抓好研究开发。要加强地方文献利用的理论研究，探索利用地方文献资源的新途径，及时对反馈的地方文献利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寻找规律。要理论联系实际，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地方文献研究会，探讨地方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交流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服务成果，从而开拓地方文献研究的新局面。地方文献的研究，要善于“量体裁衣”，体现特点和个性。要注重抓住地方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做文章，这样有目的的开发研究，易见成效，出成果。同时，通过研究，能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加图书馆的学术性，引起全社会对图书馆的重视。如江苏南通市图书馆抓住其馆藏中拥有大批的张骞手稿和著述这一特色，选定这个南通籍清末状元、全国知名教育家、实业家作为研究课题，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编辑成《张骞全集》巨书，首次将张骞许多从未发表的手稿资料披露于世，不仅在弘扬当地名人风范方面为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在全国的影响也很大，对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经济史均有经济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在地方文献工作中要“量体裁衣”，发挥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多出研究精品，增加对社会的贡献。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优势与发展前景 [摘要] 本文结合我国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发展历史，从其多年积累的经验、取得的成绩说明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并用事实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志、记载地方各种内容的各类文献、地方出版物、地方作者作品等等。时间上要求从古至今，科学分类上要求涵盖各个门类。它以内容、地域限定文献，而不受文献载体限制。地方文献工作就是对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加工后，实行集中管理、集中开发，使其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公共图书馆，尤其建馆时间较短者，其文献入藏受各种因素限制，很难有自身特色。但是如将地方文献作为其入藏特色，则既得天时地利，又得人和，其他图书馆无法与之抗衡。而且，公共图书馆多年服务实践也证明社会对地方文献需求率极高。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 1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是文献、实践经验及由实践经验升华而成的理论基础。随着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几十年工作实践中，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已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 1文献基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各地都有丰富的地方文献传世，如地方志、舆图、地理、民俗等文献资料及近现代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报刊、档案类文献资料等等。在没有图书馆之前，地方文献多分散于当地私人藏书家手中。自各地有了公共图书馆以后，它取代私人藏书成为集中入藏地方文献的机构。1988年开始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结果表明， 51个参加调查的公共图书馆中“地区研究文献居各地图书馆之首。”而且，经过多年的收集与积累，地区研究文献“至今已构成我国地区研究文献保障系统，”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成果汇编》一书的统计：在公共馆申报的148个研究级学科文献中，有26个是有关本地区研究和地方史志方面的。这说明申报馆对这方面文献的入藏具有系统性、广泛性。据同书表41“自报研究级学科分布单位一览表”整理统计：自报研究级学科中与地区研究有关的学科为42项；其分布单位有30个公共图书馆、8个院校图书馆、9个社科院图书馆、2个资料室。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文献基础十分雄厚。 1．2实践经验的积累 自图书馆出现于中国近代，它很快就承担起收集、入藏地方文献的任务。1916年教育部通饬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寻乡土艺文；1941年广东图书馆即建起“广东文献特藏”。馆长杜定友的建馆宗旨为“广东省立图书馆此次复馆之初，即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并制定广东文献分类表，编出与广东文献有关的《广东方志目录》、《广东族谱目录》、《东西南沙群岛目录》等地方文献目录。 解放后，许多图书馆前辈非常重视地方文献工作，如杜定友、刘国均等。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图书馆利用人力、物力优势，征集大量地方文献加工整理后入藏。并整理出许多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以便供读者更好地利用这部分资料。1957年1月，上海人民图书馆成立图书选购委员会后，将地方文献征集列入图书选购委员会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亲自做“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使用”的专题讲座来推行这项工作；60年代首都图书馆即已设立北京地方文献特藏书库，还曾于1963年6月24日举办“北京地方文献展览”进行宣传。这期间，广东馆编制了《广东杂志目录》、《广东舆图目录》等20种地方文献目录；首都图书馆编制了《北京地方文献分类表》；云南省图书馆编制了《云南省地方志目录》、《馆藏云南地方文献目录》、广西第二图书馆编制了《广西农业资料索引》、《广西文史资料索引》、《广西地方资料索引》、《馆藏太平天国革命报刊资料索引》；浙江省图书馆编制了《论浙江农业耕作制度》文稿、索引10余种；甘肃省图书馆与兰州大学等校联合编制了《兰州各图书馆馆藏西北文献联合目录》等等。可以说在“”前，广东中山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已为公共图书馆如何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探索出一些可行经验，但由于“”，这项工作一度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馆工作焕发生机，地方文献工作再度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为配合当地编史修志工作的开展，一些图书馆设置地方文献部门集中开展服务工作。以东北为例：辽宁省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组、哈尔滨市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专室、大庆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部、佳木斯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题阅览室、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库等等。许多图书馆还编辑印制一批以地方文献为主题的二三次文献，如：《广西气候史料》、《广西民间气候农谚》、《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哈尔滨史志资料索引》、《黑龙江公共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等等。这些二三次文献将各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较好地揭示给读者，为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一些地方文献工作走在前面的图书馆，更将已完成的二三次文献加工输入到计算机中，建成地方文献数据库。如首都图书馆除将以往完成的报刊索引回溯录入外，还定量录入新信息。这一切表明，许多公共图书馆已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成型经验。 此外，各公共图书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同志，在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50年代初，一些热爱、关心地方文献工作的前辈即经常撰文论述地方文献工作。80年代开始，我国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与地方文献工作有关的文章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1997年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的论述地方文献的文章约有140余篇，初期以介绍征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文章居多，后期以涉及地方文献工作概念、理论及现代化应用的文章为主，这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 2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优势 图书馆是整理、保护、利用各类文献服务于社会的地方，而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所在地区的政府及其他行业。因此图书入藏必须考虑综合性及地区性特点。地方文献以地域确定文献归属，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及入藏不发生矛盾。这表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地方服务优势和地方文献征集优势。此外，图书馆的设备、设施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日趋完善，工作人员也都受过良好的业务培训，这些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人才及设备优势。 2．1地方服务优势 公共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有：地方政府 机关、地方经济建设、地方科研单位等，其地域特点十分明显。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地方历史状况、现实状况的掌握。如地方政府确立经济开发项目前，首先要论证其项目的可行性，而论证的依据离不开有关地方文献。如辽宁省的本溪市原以矿业、钢铁业为经济发展龙头，在矿源面临枯竭需要重新立项时，省市领导依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文献数据，制定了以化工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方针。外商投资，也要首先了解当地有关情况。美国汽车通用公司在向沈阳、上海投资时首先对当地汽车行业及市场情况进行调研，这些情况有许多来源于地方文献。地方科研单位的研究项目多数围绕地方这一地域主题或与之相关的主题。据辽宁省社会科学院1985～1995年《科研成果目录》统计，10年中14个部门130名专业人员共完成科研成果近3500项，其中约1150项是围绕地方这一主题。经济、历史、党史3所的科研成果一半以上与地方主题有关。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曾对“丝绸之路”、“石窟艺术”、“敦煌学”、“西夏学”等地域性专题研究提供很好的服务。而地方有关单位在开展某些工作时，也需要利用地方文献了解一些相关情况。如沈阳园林旅游公司在确定建立满族民俗博物馆时，即从辽宁省图书馆获得系列满族民俗资料作其项目实施的文献依据。黑龙江日报社史志办在编写《东北新闻史》过程中，其资料来源主要是东北各大图书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资料。辽宁省图书馆曾利用馆藏有关资料为其整理出1949年以前东北地区的报纸名录202条。从读者利用图书馆情况也能看出其对地方文献的需求。笔者1997年完成的73项社科咨询中，有49项属于地方文献咨询范畴。 2．2地方文献征集优势 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征集优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①地方政府干预优势。图书馆直接隶属于当地政府，它可以通过政府向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征集地方文献。1960年1月，中共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转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关于征集地方文献资料办法”； 1978年、1985年又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 1989-1990年黑龙江省先后三次下发《关于做好地方文献和地方出版物征集和收藏的通知》、《关于公共图书馆征集地方文献的报告》、《关于商谈地方财政部门补助征集地方文献经费的函》，其他省份也发过类似的通知。这些文件的下发，方便了各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及地方出版物的征集。②图书馆之间的协作优势。各图书馆除入藏当地文献外，也入藏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均藏有辽宁省图书馆未入藏的辽宁方志、东北刊物等。因此，辽宁省图书馆可根据需要，通过复印补充入藏。③图书馆内部政策优势。图书馆领导因其服务地方的宗旨，对地方文献的采购多给以大力支持。如辽宁省图书馆的领导在购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对地方文献的购入依然给予保证。④地方文献入藏基础丰厚的优势。许多图书馆早在50-60年代即已着手采购征集地方文献。如广东、北京、甘肃、上海、辽宁等地。辽宁省有“东北地区研究”文献资料25.135种，“占本学科文献总藏量的40．34％”。辽宁省图书馆1990年建立地方文献书库时，仅从基藏书库提取中日文图书复本（不包括古籍），就入藏近4000种地方文献。⑤地方人士热爱家乡的地缘优势。爱家、爱乡、爱国的情缘不分种族、国界，无论人在何方乡情不变。许多人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偿捐赠给家乡图书馆。如黄荫普曾捐赠大批广东文献给广东中山图书馆。许多图书馆利用这种地缘优势建起地方作者库如广东、遵义、临清、佳木斯、沛县等等。 2．3人才及其他相关优势 在图书馆能够将文献与使用文献者有效挂接的关键是人，是一批业务能力强，又有敬业精神的工作人员。目前各公共图书馆重视对在职人员的业务培训、素质教育，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及精神面貌都有较大改观。80年代起又补充进一批具有学士、硕士学位的专业人才。经过几年的实践，这批人已能利用所学驾御图书馆业务，其中佼佼者已成为图书馆中的业务尖子，并走上领导岗位。可见图书馆开展各项工作基本具备了人才优势。就开展地方文献工作而言，这种优势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图书馆对外服务人员有多年为地方服务的经验，对地方需求比较清楚；多数人生于斯、长于斯，对多年生活工作的地方有较深厚的感情，对当地历史及各方面情况也有较多掌握；加之对馆藏的了解掌握，几种因素结合起来，对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无疑十分有利。 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采用，各项先进设备的配置，亦为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目前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多数已系统配置缩微复制、视听、计算机、扫描打印等设备，与之相配套的现代化技术及技术人才也相继到位。许多图书馆已利用这一优越条件着手做地方文献的基础建设工作。如首都图书馆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已具一定规模；1996～1997年辽宁省图书馆开始建立“辽宁近当代作家、作品资料数据库”，已输入数据近4000条；“《盛京时报》数据库”已完成数据单近万条，并开始录入工作；“东北图片数据库”的图片及数据录入工作正在进行等等。总之，随着社会信息意识的增强及邮电通讯事业、计算机产业、印刷事业的全面发展。图书馆这一规模庞大的信息产业系统的信息优势也在不断地显示出来。 3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工作虽然早已引起图书馆界重视，但地方文献不以文献载体或学科分类的特点却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这项工作在公共图书馆内的开展。以往在多数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被分散在不同业务部门，如采购征集由采编部负责；二三次文献开发及咨询工作分散在社科、科技部门；读者的文献利用则因其载体情况分散于有关部门。由于这种分散状态使地方文献的入藏、目录及服务特点无法集中体现。一方面读者不知如何利用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一方面图书馆工作人员也无法深切体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近几年，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许多公共图书馆中，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被落实到实处。他们纷纷将其作为一项独立工作来开展，而且取得较好效果。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几起几落举步维艰的局面已经改变，而且很有发展前途。 首先，地方文献需求市场极有潜力。这种需求不但具有社会效益，还会产生经济效益；不但具有国内市场，而且具有国际市场。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许多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大量文献资源为依托，如屈原、黄帝陵、话说黄河、话说长江等影视作品的完成。各地开展无污染的旅游业，需要将地方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结合，他们愿意付出报酬得到可供参考的系统的地方文献。首都图书馆多年来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服务除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外，每年还可为图书馆创收十几万元即说明了这一点。我国自改革开放后， 引起世界极大关注。出自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各国在与我国建立往来关系的同时，也需要了解各地情况。沈阳东北亚研究所抓住这一机会，凭借对东北地方文献线索的掌握，对国内、国外市场需求的了解。编辑出版了这方面的系列资料。如《东北考古资料集成》、《高丽、渤海史料集成》等等，以此占领国内外市场，其年收入可维持70余人的开支并有盈余。其次，公共国书馆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补充。这些地方文献极有开发利用价值。以东北地区为例：哈尔滨市图书馆入藏的《远东报》（1916-1945）全国仅此1份，此外还有其他极具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大连图书馆的满铁资料及日文报刊，一直是国内外读者长期利用的资料；辽宁省图书馆的东北地方志及解放前中文报刊也长期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青睐。此外，现代化技术已被社会广泛应用，图书馆为适应社会需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始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发馆藏文献资源。如利用计算机将文献信息整理加工成不同专题数据库。将已开发出来的数据库与现代通信技术结合服务于社会等。 综上，不难看出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经过多年实践，已总结出部分成型经验，有了一定基础。而且从文献入藏到服务对象、服务设施及服务队伍，公共图书馆都占有优势，加之国内外对地方文献信息的需求，故其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修史撰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之一。除了史官编纂的正史之外，尚有大量的地方文献散诸民间。这些地方文献与正史相印证，成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对地方公共图书馆来说，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妥善保存、充分利用这些地方文献，既是重要任务之一，又是藏书建设的一大特色。 本文将以天津图书馆为例，谈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命名天津市为历史文化名城，其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天津市成为一座地方文献的“富矿”。本文的主旨，即在于进一步开发这座“富矿”，对天津地方文献的概况，市馆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市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及今后的设想，加以初步探讨。 1 天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天津历史悠久，其地方文献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以前。战国时期，天津主要归属燕、齐两国。在近郊发现的战国遗址和墓葬达50多处，并挖掘出大量铁制工具、陶制渔具以及刀币。这些遗址和墓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地方文献的一大富源。 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反击北方乌桓贵族的侵扰，在天津平原上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把水路从四面八方连接起来，奠定了天津日后航运枢纽的地位。隋代，大运河开通，氵瓜 河尾（今日海河）与黄河、淮河、长江沟通。唐朝建立，又按照泉州渠故道，开凿一条新的平虏渠，使经过大运河或渤海湾北来的船只，由氵瓜 河尾进入平虏渠，直抵渔阳郡。杜甫在《后出塞》和《昔游》两诗中，作了生动的描绘：“渔阳豪杰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输东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沧海凌蓬莱。”那些有关挖掘河道的传说，运输物资的轶闻，以及墨客的诗稿、典籍的记载，都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 宋朝没能统一中国，在北方形成了与辽和西夏对立的局面。当时的天津平原，处于宋、辽交界之处；今日的海河，便是当时的界河。宋朝的沧州知州何承矩在界河以南引种南方早稻获得成功，开创了天津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与此有关的原始资料，是天津农业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金王朝强大后，老三岔河口一带是漕运的中心，建立名为“纲户”的专业船队。宝坻县至今还有个“纲户庄”，回响着历史的涛声。 元朝泰定三年，建天后宫，以祈求航海平安。当时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的张翥，曾来此进香，并写诗一首，道是“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奠毕，喜色满宫袍。”由此可见民俗文化之一斑。类似的文化古迹。尚有城隍庙、文庙、玉皇阁等，文人骚客，题咏颇多。 “天津”之名，始于明代。解放后，天津旧城南门外发现一块明代的石碑，碑文为“成祖文皇旁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天津有很多具有文献价值的碑文，如“镇仓关王庙碑”，碑文中记载有关关羽的生平事迹和历代封号；“聂公碑”，表彰聂士成抗击外夷，为国捐躯的功绩。 明朝末年，大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托病寓居天津，引育南方稻种与山芋，其间必留下珍贵资料，抗倭与防辽战争中，军械制造、船只征募、兵将调遣等，都在天津进行。那些制造军械的图文、征募船只的公告和兵将调遣的令谕，都有收藏引用价值。 清王朝建立后，天津成为北方的商贸中心，也成为西方列强的凯觎之地，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天津有关，诸如“天津条约”的签订；“天津教案”的发生；太平天国北伐军曾攻打过天津；天津义和团运动震惊世界；启蒙思想家严复曾在天津的《直报》连续发表《原强》、《辟韩》等著名论文。天津也是洋务运动的北方基地。北洋军阀集团是从天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由此产生了“北洋实业”，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留下大量的地方文献，有待我们去搜集和整理。 至于与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关的地方文献，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某一地域具有文史价值的资源，还不能直接成为文史资料。只有这些资源形成文字或图片等，才成为真正的文献——具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天津的出版事业起步较早，明末清初，私人和官方的编书、刻书、印书活动，日益兴盛，为形成丰富的地方文献提供了必要的也是优越的条件。 1886年11月6日，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德璀琳和英商恰和洋行经理笳臣创办了天津第一张中文报纸《时报》。1887年10月，严复等人又创办了《国闻报》，这是由中国人创办的天津第一份近代报纸。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天津发行的报纸，已达60多种。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影响较大的革命报纸。到1948年底，在天津出版过的报纸，多达140余种，以《大公报》最为突出，与上海《申报》齐名。 这一期间，政治事件，社会风潮，商场动乱，军界纠纷，列强入侵，百姓抗争……无不在报刊杂志上得到反映，当时的新闻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积为珍贵史料。即使是街头小报，花边新闻，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病变与溃疡，使当今的社会学家怦然心动，从中发掘出有意义的信息。 解放后，天津的图书出版事业稳步发展，先后成立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仅1965年，共出版图书475种，总印数达4960万册（张），其中有不少属于地方文献，或从中可以“提炼”出地方文献。 “”期间，图书出版事业既受到严重摧残，也得到畸形发展，产生了一批“派书”、“派刊”、“派报”、“派文”，它们成了编纂与研究“史”的“绝妙好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的出版事业飞速发展。至1989年底，全市共有12家出版社，该年出版各类图书杂志2930种，总印数达20130册。地方文献，成为众多出版物中的一枝奇葩，如《津门杂记》、《天津建设四十年》和《天津软土地基》等，在全国图书评比中获奖。 总之，天津地方文献资源丰富，而开发这种资源的重任，已落在了地方文献收藏中心——天津市图书馆的肩上。 2 地方文献收集范围探讨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必须明确其收集范围，收集范围确定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着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而收藏质量的好坏，又将制约地方文献对本地区各项事业所起的作用。 地方文献简言之是在内容上涉及某一地区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的具有地方研究性质的文献，“记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记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记 经济则有户口、田赋、关锐；记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奇观、详异；记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①其涉及面非常之广，包括了各种学科。 关于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历来意见不一，争论颇多。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有关本地区的一切资料，不论它的载体形式如何，凡古今中外关于本地区的一切情况的记述资料，本地区一切人士的著作、古今名人事迹、传记以及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外地人士的事迹、传记，本地区的一切出版物（包括本地区发行的非正式出版物），都属地方文献范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地方文献应是内容上具有地方特色的著作，凡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内容上没有地方特点的，都不是地方文献资料，这两种意见的分歧，给从事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者带来苦恼，使他们莫衷一是。针对于此，笔者以为，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应着重以下几方面： 2. 1地方志 地方志是一种以区域为中心，记述某一区域的地理地形、气侯环境、历史沿革、历代政治、经济、历史事件、历代地方人物、艺文、名胜、风俗等历史性资料的总汇。由于地方志在地理上的区域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广泛性，史实资料上的可靠性，因而对于本地区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以往，一些研究地方文献分类的文章，都不把它单独立类，而附于地方资料内。其实，地方志既是地方资料，又是地方著作，一般还是地方出版物，又是横跨这三类的重要部分，而且今后数量上亦不会太少，所以应单独立类，放在地方文献各类的首位。 早在1958年8月就曾说过“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地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的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一语道破了地方史志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独特价值，加以它是一个地方资料的总汇，更显出它的独到之处。所以它是地方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必须重点搜集，力求完备。 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有关天津地区的地方史志，我们应重点收集，如清代修志十分普及，除省、府、州、县志一再续修外，不少村镇乡里也编有志书，如《杨柳青小志》等。其他有关天津的方志，如《天津县志》、《天津卫志》等，都应重点搜集。 2．2历代地方人士著作 地方人士包括原籍在该地的，也包括原籍虽不在该地但曾在该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论文、诗词、信礼、日记、奏折等等，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状况，故应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明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虽是山东蓬莱人，早期在浙江、福建一带抗击倭冠，他的事迹、著作被收入浙江、福建地方文献。但他于隆庆元年被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加强战备，在镇十六年。他对练兵、治械、陈国等都有创见，著有《纪郊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所以戚继光及其事迹、著作亦列入天津图书馆地方文献收藏之列。 又如，严复是福建人，但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黄金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这时期，他用自己熠熠闪光的思想，为中国人民点亮了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为近代天津增添了霞光般的异彩。因此，其著作亦作为天津地方文献的着重收藏。 2．3地方出版物 地方出版物是指某一地区刻印、出版、发行的一切资料。包括解放前本地区刻印出版的书刊和解放后出版的地方报纸、刊物和各系统、各部门编印的书刊资料。就天津图书馆来说，就应收藏天津地区范围内的一切书刊资料，包括正式的、非正式出版物、内部资料等。如我馆就完整收藏从创刊号开始的天津《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等。 关于地方出版物，还有个争论问题，即内容与地方无关的，算不算地方文献？本人认为，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我馆不必规定的那么死，只收录地方出版物中内容与该地有关资料。因地方出版物是研究地方史、地方文化、科学史的重要资料。地方出版事业的盛衰，反映了该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状况。地方出版物切合本地区生产、科学、教学的实际，用途较大，因而应把地方出版物看作一个整体来收藏。 2．4地方史料 简言之，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天津为例，近百年来，天津人民有着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光荣革命传统，为天津地区的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的北伐军前队曾驻独流，林凤祥的北伐军的后队曾驻静海。清末义和团首领张德成于1900年4月在静海独流镇设拳坛，曾在紫竹林抗击八国联军，成为保卫天津的重要力量，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又如，天津是全国最早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地方，如、邓颖超、马骏等等在天津领导了爱国运动。这期间留下许多革命文物和资料，正是我们编写天津地方党史所最需要的材料。其它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地方资料我们应着重收集。 3 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设想 地方文献的征集，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更加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著述资料、信息资料，而地方文献正是当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记录”它为强化图书馆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必须搞好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我馆在地方文献收集工作上，路子尚未打开，方式方法上亦有欠妥之处，这直接关系到收集工作的成效。参见他馆经验，结合个人体会，本人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有如下几方面： 3. 1要细心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 一般说来，地方人士的著述，有关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专门著作都较易见到，而夹杂在其它著作中的有关资料就难以发现，尤其在新闻、出版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并不只见于本地出版物，也散见于外地的书刊上。因此，除了平日认真、细心、又能持之以恒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之外，没有其它捷径。 3．2建立地方文献呈缴制 图书馆要争取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要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说明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争取地方政府明文规定当地各种文献编辑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出版机关，有向图书馆呈缴文献资料的义务，并严格遵照政府规定主动呈缴各种地方文献。要争取本地政府对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请政府下发有关文件，确定征集内容、宣传图书馆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我馆89年始把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列为重点来抓，由采编部采访组直接着手。为此，我们自行起草了一份“关于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的 通知”，内容包括征集地方文献的宗旨、意义、呈缴与接收的办法等，并取得了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局的支持，由他们下发正式文件，靠着新闻出版局提供的天津出版单位名称，仅89年一年，我们就与市120家杂志社及百花、教育、科技等7家正式出版单位建立了缴送样本的关系，取得可喜的成效。3．3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线索，广泛联系 图书馆应组织一定的人力，深入到政协、统战部门、组织部门，了解本地区有一定知名度人士（包括在国外、港台地区的人士）的通讯地址，这样可主动去函索取这些人士的著作，还可到文联、文史办、各学会，了解他们地方文献信息，及时收集资料。 3．4开展以搜集、宣传地方文献为主题的活动 图书馆可利用节日或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地方文献的内容、范围、作用，让更多的人士了解地方文献的使用价值。同时召开征集地方文献的座谈会，从个人或团体的角度向广大读者进行宣传，争取支持。亦可采取边收藏边展出的方式，将已征集到的地方文献选展，进一步宣传地方文献，扩大其影响。在展阅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征集工作。 3．5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地方文献 地方文献相当一部分是非正式出版物，又绝大部分散失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召开有关人士座谈会，取得其支持和协助，提供有关线索，反复访问搜集，对数量极少的珍贵文献，更要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登门访求或征购，尽量征集到社会上或私人保存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3．6历史文献部分，可到如下单位收集： 档案馆。多藏有地方志书和大量的地方文献。可部分复制，或掌握目录，供参考咨询用。 民政局。有关近代革命活动、革命烈士的文献，有可能从民政部门索获。 公安局。历次政治运动，使某些地方文献或有价值的地方资料集中到公安部门，幸运地保存下来。 博物馆。本地的历史、文物方面的情况，博物馆资料最全，结论也最有权威性。他们的公开出版物、内部出版物、简讯、说明、展览等资料全属地方文献，务必收集齐（种类）、全（完整、连续）。 其它如广播站、电台、电视台、城建局、民委、文化馆、艺术馆、科委、科协、科技馆等等，从中都可索获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 此外，在搜集地方文献时，我们的触角，不应局限于本地，也应该伸向异地，甚至异国。外地与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 总之，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要不懈地坚持下去。 4 地方文献管理工作初探 这里主要讨论应否建立专藏库的问题。地方文献专藏库是为了突出本馆特色，适应特定读者需要而建立的，是否建立专藏库，应视各馆具体情况而定。以天津馆为例，以往，我馆地方文献资料是分散在若干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并由这些部门根据各自特点分别进行管理的。比如：地方出版物中的图书一项由典藏部保管，地方报刊杂志由报刊部管理，解放前的地方史志由历史文献部保管。这种分散管理模式，使地方文献资料整体被报刊、古籍、典藏、阅览等部门分割得不成体系。一方面，不便于地方文献工作者了解和熟悉馆藏；另一方面，也不便于读者充分利用这部分宝贵资料，为此，本人认为，现有的这种地方文献的分散管理模式，应通过适当的集中管理来加以改进。那么，如何对地方文献进行集中管理呢，在地方文献的藏书布局上，我馆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建立地方文献专藏库，把分散在各部门中的地方资料全部集中在所设置的专藏库中，即对地方文献实行绝对的集中管理，另一种主张：分散管理，无需设置地方文献专藏库，只要在现有管理机制下，通过编写地方文献目录，使地方文献系统化，整体化，即对地方文献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本人认为，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 将地方文献集中于一库，虽然方便了读者，也使得地方文献整体性、系统性得到极大加强，但就我馆目前条件来说，并不切实可行。 理由之一，绝对集中管理将会破坏我馆的整个藏书体系。 理由之二，将地方文献集于一库，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理由之三，由于地方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仅地方出版物一项就会使得该库规模日益膨大，难以支持。 理由之四，从历史文献部角度考虑，我馆现存线装图书40余万册，列为善本和特藏的有8000种，其中仅地方志一项就有4000余种，其中不乏珍本、善本、甚至孤本。如果从中析出地方文献资料，去充实地方文献库，那么，历史文献部自身完整的藏书体系就会被打破。如果把历史文献部门中的全部地方文献资料进行复制，虽是一项好措施，但目前我馆并无充足的物力、人力、财力保证它的实施。况且，古籍图书的保管，较之普通图书要精细得多，必须做好防虫、防盗、防火、防潮等工作，其设施条件要求很高；而我们地方文献库并不具备这些良好的设施以保证珍贵的古籍资料长久存放。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古籍的咨询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历史知识、古汉语知识等，历史文献部门的同志，更熟悉自己部门藏书情况，因而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所以，这部分文献仍由历史文献部门妥善保管为宜。 理由之五，我馆是一个综合性图书馆，不仅要考虑地方文献部门，还要考虑其它更重要的内容，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既可以方便读者，使读者通过查阅目录，即可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也会使地方文献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大大加强，同时避免了绝对集中管理的诸多不利。 因此，对于地方文献，应通过编写目录方式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实施： a 授权某一部门负责地方文献的编目工作，由该部门组织各有关部门进行目录的编写。 b 所编写的地方文献目录应突出地方文献的重点和特点。 c 建立有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负责今后地方文献的收集和管理，把一些独具天津特色的资料集中起来，如太平天国革命史料，义和团革命史料，等领导的革命斗争史料。一些重大历史时期的珍贵图片资料，重要的统计资料等集中起来，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以突出公共图书馆地方特色。 总上所述，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重 要部分，证史补遗大有可为。应当引起重视，持之以恒，全面规划，日积月累，由点到面，积浅入深，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资料体系。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民族地区图书馆除了负担着为科研和生产服务，为提高当地各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服务的任务外，突出的是还应担负起收集和整理、提供民族地方文献这一特定的任务。近年来许多民族地区图书馆，在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对地方文献收集的范围，类型以及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的认识和做法上，都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探讨的地方。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民族地方文献的范围和类型 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首先应该掌握该民族的历史概况，社会发展与地方文献形成的关系，再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调查了解地方文献资料在民族地区的流传形式、保存情况，进行有步骤、有计划的挖掘。 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文化、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建国后从原始社会跨越到封建社会、有的民族受封建制度的统治时期较长，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内地，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汉族地区相比也相应的有许多不同之处。 地方文献的形式又与语言文字有密切的联系。有些民族的社会发展较为迅速，文化上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所以地方文献中正式出版物占的比例也较大。而有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把本民族的各种历史事件、传说故事、风俗习惯采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记载，如采用不同符号代替的、象形的、摹仿汉文字的。有的民族还用手势、队形及各种表现方式对事件进行反映，有的则以口头形式流传。 各民族地方文献形成与形式的差异，必然带来民族地区图书馆收集工作的特殊性，收集范围也不能限制于地方志、人物志、革命史料、科技史志及本地区发行的一切正式出版物，还应该包括民族地区采用不同方式方法记载流传下来的一切能反映民族地区风貌的，反映政治、经济、山川、自然资源方面的资料。如果根据各民族地方文献的形式进行划分，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进行收集。 （一）正规出版物。民族地区由于受社会发展、政治经济、语言文字的局限，正规出版物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不能同内地公共图书馆相比，许多民族地区解放前从未纂修过地方志。所以这方面的地方文献主要是建国后的国家出版物中涉及有关民族问题的部分，以及民族研究单位收集整理的有关资料，民族地区政府部门有关法令、材料汇编及外地著者反映民族地区的作品，及各种调查报告，资源考查等。 （二）非正规出版物。非正规出版物是构成民族地方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份。民族地区图书馆要根据自己民族地区地方文献形成的特点及与一股性公共图书之间的差异，确定收集的范围，根据对某个民族地区的非正规出版物的调查统计的分析，一般非正规出版物包括： 1、民族中为了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纪念历史人物等各种事件记载的碑刻、石刻，民族自然村的乡规民约碑、人物题记等。这些碑刻可以复制为拓片、照片进行收集。 2、由于边域纠纷冲突引起，对边疆领土划分、冲突事件进行详细记载的各种抄本、图册。 3、各个民族家庭中、自然村中对各种事件记载的家谱、村谱、户籍册、统计表。 4、至今流传在民族群众中的各种经卷、史诗及各民族采用不同方式对本民族事件记载的各种抄本、稿本。 5、能够为研究民族历史、民间艺术提供一定研究资料的画册、画卷及能够反映某一历史风貌的照片图册。 6、民族中受语言、文字限制，采用各种不同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记载的实物。 （三）口头流传的“资料”。严格说来，不属于文献范围；但我认为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能仅限于文字的东西。口头流传下来的，把它记录整理出来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多。收集时要保持原貌。口头流传的“资料”包括：民族地区的民间艺人演唱的传说故事、史诗、叙事诗，曲谱、曲调及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神话、民间故事等。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工作更要着眼于实物资料和口头流传的活资料。 二、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 民族地方文献一向为民族地区图书馆所厚爱。有的民族地区图书馆把所收集来的地方文献资料称之为“镇库之室”。一般说来，民族地方文献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用于研究民族族源问题。有些研究人员一直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资料，只能借助于考古来开展研究工作。但它们仅是出土文物，没有文字根据。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家谱、族谱、村史对这方面有着详细的记载，家谱中记载着家族的变迁。有的家族采用的父子连名制依据等，对研究该民族与外来民族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的文字根据。 （二）用于研究民族历史人物。地方文献资料中的碑刻、名人题记中对此就多有记载。如白族著名诗人赵藩的家乡，村口所立的“故里碑”中对他的生平简介，就为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原始资料。 （三）用于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及民族文学的演变过程。例如：沐氏统治云南时期的地方典册、民族文史资料都已焚毁，流传至今的正规出版物几乎没有，但依靠大理州境内的洱源西山公社保存的白族民间演唱曲本、谱本、民歌抄本、稿本及流传在民间歌手口中的各种民歌却能找到与那个时期有关的许多文史资料。大理喜州的“山花碑”，文字方面借用汉字记白语，书写采用“三七一五”的山花体民族形式刻在碑上。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为研究白族民间文学的发生发展，研究民族的历史和语言的发展，民族诗歌的源流及文字使用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四）用于研究民族中的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由于民族文化的落后，对自然界侵袭造成的各种灾祸得不到理解，各民族对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进行崇拜。有的民族从各种不同渠道传入了宗教。由于宗教的传入，加上民族中对自然界崇拜，民族地区工、农业各方面受到相当的影响。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各种传说故事、经卷、神话、叙事长诗、还有在部分民间艺人中演唱的曲抄本、民歌，对各时期宗教的兴盛、自然崇拜的形式都有记载。 （五）用于研究民族艺术史、音乐史。例如：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南诏国时期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及各种不同形式记载的大本曲本、吹吹腔谱本及民间艺人口中流传的演唱曲谱，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所展现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南诏开国的传奇神话历史故事，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些珍贵的资料被研究人员称为“南中瑰宝”。 （六）用于研究民族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地方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民族建筑风格，建筑形式及建筑过程的数据，地方疾病的防治以及历史上民族地区有特色的各种生产技术资料。它们的作用往往是考古所难以达到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 图书馆工作论文:湖南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横谈 湖南馆是1904年3月成立的,越92年风雨历程,筚路蓝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基本上形成了馆藏特色。 一、整体思路和规模化格局的形成 作为地方性图书馆,必须全面、系统、长期地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这样的观念和认识必须是坚定不移的。湖南馆的地方文献收藏达到现在的规模,是几代湖南图书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刚解放时,湖南馆所藏图书报刊不到13万册。解放后,图书馆历届同仁坚持不懈地从事乡邦文献的访求、征集、购买,其效果是明显的。40多年来,藏书量有过几次大幅度的增加。一次是50年代,征集、接收湖南革命文献、着作版本、古旧书刊60余万册;另一次是“”期间,征集、抢救、接收书刊资料、字画20多万册(件)。这两次增加的书刊,大都是湖南地方文献,其中不乏珍品,为馆藏地方文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入80年代,对地方文献工作的认识完成了质的飞跃,由不自觉行为转变为自觉行动。1981年建立湘版书库和地方文献征集组,特别是1983年,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征集地方书刊资料的通知》,以文件形式确定由湖南馆担任全省征集地方文献的具体工作,饬令全省各地、各单位出版(含非正式出版)的书刊资料都必须缴送给图书馆。由于形势的发展,1995年“两办”文件经过修改,重新颁发《关于做好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通知》。 1984年独立建置地方文献部,专门设立地方文献书库,从组织上保证了地方文献工作的有序进展。 10多年来,工作局面不断拓开,成绩斐然。 1.征集是地方文献工作的前提 如何征集地方文献历来存在宽严不同的两种办法,湖南馆是灵活掌握的,凡是湖南出版物、湖南人士(包括长期在湖南工作的客籍人士)着述和内容涉及湖南的出版物,都属于征集范围,“宁宽勿窄”;而地方文献库的收藏则是以内容反映湖南的、经济、文化等一切有研究、保存、参考价值的史料性文献(不限作者籍贯、出版地区、出版方式、载体形式),“宁窄勿宽”。为使各项工作逐步规范化、标准化,先后制定了“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条例”、“湖南名人文库征集、管理办法”、“地方文献库收藏标准”、“地方文献分类表”、“地方文献分编细则”、“‘’资料分类表”以及“地方文献部工作条例”。在征集工作中,一靠“红头文件”,包括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省新闻出版局的文件,“文件”的出台,给征集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作用无疑是很大的,但不能依赖“文件”,“文件”实施的效果与征集人员的主观努力是紧密相关的;二靠征集人员对事业的执着精神,动脑要勤,动腿更要勤。例如,为了搜集已经出版的县、市志,因为大多数县市志是与省外出版社合作出版,无法得到缴送本,只能写信去要,派人去取,仅1995年,就派出两个征集组,分赴29个县市,行程一万公里,征集到县市志60余种、专业志70余种,还有各地出版的地方年鉴和地方史料;三靠广泛联系,湘音湘情牵湘人。这里面包括信函联系,每年春节前寄赠贺年片,纸短情长;到各地召开湘籍人士座谈会,邀请海内外湘籍人士来馆参观,如台湾《湖南文献》发行人刘修如先生多次到馆,回台后,撰文介绍湖南名人文库,动员海外湘人捐书;邀请着名作家、画家来馆举办笔会、鉴赏会、展览等。 2.建立较完整的地方文献保障体系 在宏富的地方文献中,地方史志,解放前出版的湖南地方志约450种左右,湖南馆则藏有410种,另有缩微胶卷本20多种,此外还藏有山水、古迹、宫殿、陵墓、园林、书院志近百种;民国湖南省志稿汇编资料2000余种。近几年已经陆续出版的省、县、市志和各种专业志以及地方年鉴、专业年鉴几近全部收齐。馆藏湖南家谱、族谱1000余种,占已知存世家谱、族谱总数的3/5。地方报刊,解放前出版的1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近2000种。地方版图书,民国时期出版的平装书2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10000余种。湘人着述,包括解放前的抄本、稿本、刻本,约20000种。 3.珍贵文献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湖南馆因其特殊的地位,因此珍藏了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其中包括着作版本2600多种、 20多个文种、 11000多册;徐特立同志书写的诗词条幅、学习笔记、会议记录、批注圈点的图书等等;湖南革命文献500余种,如刊于1925年12月1日《革命半月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刊于1927年3月20日《向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新民》(部分)等;陈天华的《猛回头》,《湘江评论》、《新湖南》,《湘省大汉报》、《湖南通俗报》等;湘军着名将领曾国藩的奏槁、批犊、信札、日记、诗文和湘军史料100余箱、几千万字;左宗棠手札70余件;中国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手稿《养知书屋日记》(200多万字),还藏有王船山、何绍基、王闿运、彭玉麟、胡林翼、陶澍、王先谦和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谭延闿、杨树达、张舜徽等一大批湘籍名人的稿本,其中有着述、信札、日记、诗文以及大量的书画作品。 4.颇具特色的“”资料 “”是历史的逆转,但它毕竟还是历史的存在,此期间生产的成千上万种纷杂的出版物自然也有其收藏的价值。“”时,湖南馆的同志独具慧眼,搜集、价购了近百万份小册子、小报、传单、画刊,其中涉及湖南的二三十万份,将为后人了解湖南“”的发生、发展以及研究“”中的重点人物、重大事件、重要群众组织的情况提供原始资料。 5.湖南名人资料中心的创建与发展 为增加地方文献工作的特色,拓宽文献搜集的渠道, 1989年创建湘籍名人文库,1992年改名湖南名人文库,目的在于加强与一部分不属湘籍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的联系。1995年又易名湖南名人资料中心。“文库”成立以来,搜集到海内外湘籍人士(含湘籍华侨和外籍湘人)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5000多人的资料,与3000多人建立了联系,收到2000多人寄赠(捐赠)的着作、手稿及个人藏书5万册左右(不含徐特立同志的藏书15800册),建立了一个综合文库和“着作版本藏阅室”、“徐特立同志藏书阅览室”、“湖南作家文库”、“张舜徽先生文库”、“蔡仪先生文库”以及吴相湘、谭戒甫、陶懋炳等多人的专柜。“文库”的建立,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普遍认为,这对弘扬湖湘文化、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对亮丽图书馆形象也不无裨益。 6.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已经起步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编目初步实现了计算机管理。为了建立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湖南馆自行研制“人物自动化管理系统”,目前已投入试运行阶段。 二、逐步深化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 1.编制了一批书目索引 据不完全 统计,先后编制出《湖南各专县市报工农业经济重要资料索引》、《馆藏湖南地方文献资料目录》、《湖南着者及其着述简表》、《馆藏湖南地方志目录》、《湖南家谱、族谱目录》、《湖南报刊大全》、《洞庭湖开发书目》等等。 2.为修志提供馆藏资料 80年代中期,全省修志工作全面铺开,地方文献的需求陡增,各级各类修志人员涌向图书馆,湖南馆应接不暇。为了缓解“供求”矛盾,与省志办联合下文,安排预约来馆,增加阅览座位,延长开放时间,帮助组织力量代查代抄。平均每天接待读者100人左右,持续近4年时间。那时候只考虑“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没有搞与经济效益挂勾的“改革”。为修志提供资料,起到了全省任何单位无法替代的作用。 3.发掘、整理、编辑各类地方性、史料性图书40余种 一是参与整理,如《曾国藩全集》、《王闿运诗文集》、《湖南青运史》、《湖南女运史》、《湖南工运史》、《湖南党史》等;二是提供稿本,由出版社编辑或影印出版,如郭嵩焘《养知书屋日记》、《船山全书》、《湖南全省掌故备考》、《湘城访古录》等;三是主持编辑出版《湖南地方志太平天国史料》、《湖南地方志中的少数民族史料》、《自立军史料集》、《湖南地方志提要》、《湖南资料手册》、《当代湖南人名辞典》等。其中《湖南资料手册》全面系统地反映湖南和平解放以后至1989年10月, 40年间的各方面的情况,资料宏富翔实,编排合理,是一部大型的资料性工具书,一部浓缩的湖南史志。出版后,各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95年出版的《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收录海内外湘籍人士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2652人,是全面研究湖南人物的开山之作。 4.开放地方文献阅览室 集地方性图书、期刊、报纸于一室,既接待研究型读者,也接待普通读者。同时,各专门阅览室也实行对重点读者的服务。 三、廓清迷雾,统一认识 问题与成绩同在,成绩越多,问题也相应增加和突出,不过有些问题有待于探讨: 1.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没有理顺 地方文献是馆藏文献的一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全馆业务工作的一部分,二者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局部的作用只能是完善整体,不能削弱和损害整体。而这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长期困扰着湖南馆。例如地方文献是集中入藏,还是分散入藏?是适当集中与分散入藏相结合,通过书目索引集中揭示,搭桥铺路,还是必须搞“小而全”的地方文献库?几种意见争论不休,决策处理时态度模棱两可,摇摆不定,致使具体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地方文献既有图书,又有报纸、期刊;既有近现代、当代文献,又有古代文献;既有大量纸质载体文献,又有其他载体形式的文献。根据一定的藏书体系,已经分藏在各个业务部门,如果一味强调集中入藏,势必会彻底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藏书体系和布局。目前,湖南馆采取的是在不影响全馆藏书体系的前提下,实行适当集中,而大量的还分散在各业务部门。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分散,但必须整体揭示,恰恰在整体揭示上,10多年过去了,还只停留在准备上,至今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这是一项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建设,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被耽误了。 2.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 主要表现在:文献的搜集局限于省内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和能通过出版目录了解到的外省出版的图书,是以种、册为文献单元搜集处理的,而大量的内容具有“湖南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湖南馆并没有全面开展搜集整理。这项工作要求高,难度大,但绝不能因此而不去做,否则地方文献的收藏是残缺不全的。在文献阅览上,目前仍停留在一次文献的借借还还,而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而湖南馆近几年没有编过地方性专题目录。严格地说,湖南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 还有许多的问题,诸如人员群体素质不理想。没有好的人员素质,要求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那是一句空话;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不能只简单地提供“原料”,还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深加工,提供“半成品”或“成品”,进而转化为“商品”;由于市场经济的驱动和负面影响,社会环境对地方文献征集的支撑力愈来愈小,征集工作的难度愈来愈大,又缺乏相应的对策;工作手段落后,设备严重不足,活动经费短缺,等等。 四、创造地方文献工作新局面 地方文献工作是公共图书馆的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是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终结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文献工作的规模效应程度决定着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地方文献工作在全馆工作中的重点观念和重点意识,遵循既定方针,不断调整工作策略,努力创造出新的局面。今后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湖南馆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完整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体系 目录体系应含古今各种载体的书刊资料,有分类、题名、主题、责任者4种,从不同侧面全面揭示馆藏,特别要注意目录与目录之间、藏书地点之间的联系,为读者利用地方文献提供全方位的良性服务。同时,编撰各种为湖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大、中、小型专题文摘和书目索引。 2.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文件”效力,广泛寻求社会支撑,在地方文献搜集上采取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的战略 凡新闻出版部门出版发行的书刊,要通过做工作,该缴送的都应及时缴送,把漏缴率降到最低程度。视听资料生产部门发行的电影拷贝、录像片、录音带等也应根据“文件”要求缴送,起码要缴送属“地方文献”范围的产品。凡是地方文献收藏的重点,如地方志、地方史料、地名资料、地方水文、气候资料、地方物产资料、地方人物传记资料、地方报刊等的收集要基本做到准、齐、全。 3.切实建好湖南名人资料中心 使之上档次、上规模、出特色,变“自封”为“他封”,让“中心”存留湘人心中。建设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创办《湖南人物》,修订好《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成立湖南名人研究会和基金会,逐渐把湖南名人资料中心办成湖南人物的中心,资料中心、研究中心。 4.全面实现计算机管理 采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地方文献的搜集、书刊的编目整理,文摘、目录、索引的编制。在建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之后,建设湖南地方文献数据库,起点要高,规划要严密,实施要视实际情况分阶段、分步骤。先完成书目数据库,再完成篇目数据库,最后考虑全文检索数据库。这是一项展现湖南馆实力的工作,务必要下大力气做好。 5.努力培养一支素质精良、优势互补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 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历来为识者所重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人员,不仅要求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和掌握现代化手段的能力;不仅要求具有事业的奉献精神,还要求具有务实的工作作风,“板凳须坐十年冷”,事业的成功才会向你发出微笑。 6.建立健全全省公共图书馆系统地方文献征集网 为推动省、市(地)、县(市)三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全面展开,扩大地方文献搜集的地域范围和种类,要注意搜集利用光盘、电子出版物等载体的地方文献媒体。共同建设自动化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地方文献资源共享。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倾向 我国现代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起源于本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杜定友先生为代表的广东地方文献工作，迄今己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尽管有关地方文献事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仍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就其事业发展和社会影响而言，还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毋庸讳言，我国各地的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起步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其发展呈现出很不平衡的局面。这种现象，与各馆对地方文献事业的认识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进而与各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机构定位、业务定位，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地方公共图书馆是否一定要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换句话说，地方公共图书馆是不是有从事地方文献事业的责任和义务？开展这项工作对社会以及图书馆有什么益处？地方公共馆是否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其次，这项工作的性质和方法与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是否存在着差异？能否使用图书馆常规业务的方式和人员来从事这项工作？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地方文献业务与图书馆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认识基础上逐步加强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进程。 一、从事地方文献工作是地方公共馆的责任和义务 1．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凡涉及到地方文献生产、传播和开发利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应纳入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如对于地方文献的考古发掘、编辑制作、出版播放、展览、保管和研究等等，都属于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由此角度看来，地方文献事业是一项跨行业的社会事业，尤其是地方档案馆、博物馆、文物部门以及地方报刊、广播电视部门，都在不同程度地从事着地方文献工作。但是对于图书情报界来说，其狭义范围则只包括地方文献传播过程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部分环节，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具体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通过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典藏、流通，以及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向社会各界提供适用的地方信息和地方史料。这实际上和一般图书馆工作的内容是完全相通的。 2．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 ①与地方新闻出版行业的关系 地方新闻出版行业包括地方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杂志社、出版社等机构，它们从事地方信息的采集、加工与传播，是地方文献的生产源之一。其产品是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原材料。在地方文献信息产生和流通的完整流程中，此二者是上下衔接的两道工序。 ②与地方档案工作的关系 “档案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归档集中保存起来的文件材料[2]”。所谓地方档案，不过是在档案的内容方面加以地域的限定，而这一限定与地方文献的地域限定是基本一致的。从地方文献基本概念的角度来看，地方档案当然可以归入地方文献的范畴，而且还应该是地方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档案工作，大体上分为文书档案和技术档案两大部分，与地方文献关系密切的主要是文书档案这一部分。在实际工作中，因各地都有专业的档案工作系统，他们以有关档案收缴与管理的法规为行为依据，所以地方档案的收集和保存，主要还是由这些专业档案部门来完成。 然而地方档案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侧重于生成于各级政府系统的现时档案，对于全部地方档案的收集，尤其是产生于民间的大批档案材料，和偶见于流通领域中的历史档案，则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因此，地方博物馆和地方图书馆从各自的角度去收集这类地方档案，还是大有必要的。 档案行业与图书馆行业是姊妹行业，它们同样要收集、整理、保管，并向社会提供有关的地方信息，仅仅是处理的文献形式和具体的工作手法略有不同而已，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表现为分工协作的关系。 ③与地方文博工作的关系 地方博物馆是陈列、研究、保藏本地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以及自然标本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各类博物馆根据各自不同的性质、方针、任务，有系统地陈列文物、模型、标本等展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丰富人民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生活，并为促进生产、科研以及艺术创作提供资料和借鉴。 地方考古工作是通过考古发掘去发现本地方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对这些实物史料进行研究，阐明本地方古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进而探讨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地方文博机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研究、保管和陈列那些具有文物价值的地方文献。对于文献内容的传播，只采用实物陈列的方式。其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一种局部交叉的关系。 ④与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关系 广义上的地方社科情报工作需由地方档案工作、图书文献工作、专业情报工作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合力完成。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等社会机构都应是地方社科情报服务系统的子系统，这里所说的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主要指地方专业情报机构所从事的二次，三次文献的编制与报导。 地方社科研究和党政领导部门决策的需求，决定了地方情报工作必须具有地方特色。“各地区的社科机构的研究对象和各地区党政领导部门所采取的种种对策，无不受本地区的民族、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人口、教育、能源、生态和历史等因素的制约，这就决定各地区的社科情报工作必须立足于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了解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又有开发意义的问题，进行情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直接为社科研究服务，为当地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服务[3]”。而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社科情报工作的基础，则是收集具有地方特色的情报资料。在这一方面，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社科情报实质上是由社会领域和学科领域里产生的两部分情报（社会情报和学术情报）构成的。[4]”。如果说专业社科情报机构是以社会科学情报（或称社科学术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而图书馆、档案馆等子系统则是以社会情报（或称社科基础资料或社会动态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二者的关系大部分是交叉的。 ⑤与方志编修工作的关系 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 综合性著述。按其涉及的行政区域，可划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和地区性的通志、州郡府县志和乡镇志；按其涉及的内容，可分为综合性的志书和专业性的志书。地方志是有关地方的百科全书。它“具有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等特征[5]”。实际上，方志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种。但方志这种特殊的著述体材仅仅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不是全部地方文献。 方志的编修是连续的，一部方志修成，若干年后又行续修。修志时所使用的原材料完全是地方文献；可以认为，方志是按一定方式纂修起来的地方文献汇集。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要为方志编修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原材料，然后又将新的方志收入地方文献专藏。地方文献信息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值。 小结： 以上行业的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密切相关。然而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亦即地方文献的采集、整序、典藏、流通，以及地方文献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却只能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机构独家承担，因为完成文献的情报过程是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3. 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 在图书馆系统内部，各馆的性质及其在图书馆网络中的层次各不相同，决定了各馆的社会功能不同，用户类型不同，因而信息需求也不相同。借用市场科学的观念来说明，各类型、各层次的图书馆各有其适宜的市场范围。各馆都应研究本馆的用户类型、使用目的、专业分类、情报需求类型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本馆在用户心目中的特殊价值。 在地方领域内，高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以及公共图书馆以外的其他类型图书馆，受其性质与社会职能的局限，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社会义务。基于本馆主体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一般来说，也不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 地方公共图书馆则不然。它的常规经费来源于本地方的财政收入；从综合文化的角度服务于本地方是它的基本社会义务；基于本馆常规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而这种资源积累能够相对全面地代表本地的地方文化。因而，从理论上讲，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顺理成章，无可取代的。反之，地方公共图书馆若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或开展不力，则可能会被地方社会认为是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义务。 从现实中看，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效益前景。 ①各地的地方文献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内容界限，对地区或国家的文献系统而言，可以各自构成特色鲜明的子系统，基本上不存在业务范围的竞争，也不存在资金的重复投入问题。地方公共馆在普通藏书、古籍、连续出版物诸领域，除具有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读者优势外，并不具有任何文献资源方面的优势，而地方文献资源则是无可竞争的一号拳头产品。 ②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理想的投入产出比。与母馆需要采购的其他类型文献相比较，地方文献的数量相对较低，其中还包括相当比例的非正式出版物，所需经费只占全馆采购经费中极为有限的比例；而地方文献专藏由于系统内容方面的唯一性，对于地方公共图书馆所产生的效益，是其他类型文献系统所无法替代的。 ③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经营，地方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能够产生多种附带效应，具有良好的持续发展前景。除可针对本地、国内、国际各类用户开展传统的阅览、借阅服务，和专题咨询、定题服务以外，还可以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文献开发和编辑出版；建设地方信息数据库，定期情报刊物，进而通过专门的地方文献信息网页，在更广大的领域内开展地方文献事业。 ④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事业的过程中，会逐步培育和造就一批有关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的专家。这些人将在各类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 图书馆的学术形象和社会地位也会得到地方社会的进一步确认和提高。 二、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业务格局 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事业的发展水平不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没有把地方文献工作正式列入本馆业务范畴和工作日程。 ·开展地方文献工作，但没有设置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和读者服务工作分别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或者说是地方文献工作融入了其他业务工作。 ·没有地方文献工作机构。但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工作仍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地方文献机构只从事辅助型（或称被动式）的书目索引工作和一部分参考咨询工作。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与读者服务分成了两条线运行。 ·没有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并没有专职的地方文献业务人员，开展与地方文献事业相关的一切业务。 造成事业水平发展不一的原因，固然有对事业宏观认识上的偏差，但也有对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程度认识不足的因素存在。 1．地方文献具有独特的概念、性质、形式、作用与价值观念，这使得它在采访、分编、书目、咨询等一系列信息处理工作中，与公共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存在着原则差异。 ①地方文献是一个独特的文献群体，它指的是“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的文献”[6]。只要文献具备了以上两个特征，则无论其出版地、出版期、文种、 文献形式、文献载体如何，都可纳入地方文献的范畴之内。从地方文献的内容来看,它反映的是特定地域范围内事物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人类对该事物的主观认识。它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地方特性，而不是该事物超越地域范围的共性。因为一旦上升为共性，也就失去了“地方性”。 ②地方文献的内容体系包括本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各项地方事业，但这并不等同于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医学等诸般学科。它所容载的内容并不是学科信息，而仅仅是地方事物的客观记录，这就是地方文献的本质。 ③地方文献的类型多种多样。依据各不相同的文献编纂方式及其在社会上的传播渠道，地方文献可以分为书籍、报刊、会议录、文件汇编、学位论文、科技报告、舆图、谱录、统计图表，簿记、票据、证券、画册、印谱、照片、乐谱、文告、传单、 商标 、戏剧说明书，以及地方文献专用的参考工具书等形式。从文献载体的类型划分，图书馆地方文献主要包括纸本、光化学制品和磁记录品。几乎包括了当代图书文献的所有载体类型。从文献的生产者或是文献的出版发行方式来划分，地方文献中包括公开出版物、非公开出版物和非书资料三个部分。”[7]2．概念、性质和形式决定了地方文献的作用和地方文献用户需求的特点，从而导致对专业化操作方法的需求。 ①读者使用地方文献，其目的在于了解有关某类事物的地方特性，而非此类事物的共性，地方文献用户并非不去使用地方文献以外的文献资源，他尽可以在其他文献资源中获得有关事物共性的信息，而反映事物地方特性的信息却只能在地方文献中获得。 ②地方文献的形式和载体多种多样，但其价值并不表现于个别的珍稀版本，而是体现为一种信息的群体优势，即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它是对特定区域内自然、社会诸般事物的历史与现状全面系统的综合纪录。由众多的文献共同反映出某一项地方事物的全部发展历史，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现实文献，无论是什么样的文种、出版地、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它们的内容都在连绵不断的史料长河中占有固定的位置，上承前，下启后，不可缺少，也不能替换。 ③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和公共图书馆常规的藏书建设之间，在目标与模式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公共图书馆要在读者对象的公共性和藏书内容综合性的前提下去合理使用经费，其藏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只是相对而言，因而漏采和误采的界限也不是十分清晰；而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则应全面反映本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藏书建设的水平要具有权威性。在理论上，其采访对象应该是所有存世的相关文献，而不是碰得到或买得到的那部分文献，漏购现象是应该努力避免的；反之，一旦采进了非地方文献，也决不能含浑入藏。在采访方式上，公共馆大部依据征订目录，采用市场订购的方式；而依靠这种方式所能得到的地方文献，却只占地方文献生产总量的较小比例，其余部分不一定存在征订目录，所以要靠采访人员去努力访察文献的生产、流通信息，然后通过订购、采购、征集、交换，复制和纂辑等手段，个别处理。这项工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不可能要求公共馆的常规采购人员完全掌握并代为处理。 ④分编工作中，大多数公共图书馆采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图法》的分类思想基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及其读者的使用目的而言，其总体效果显然是利大于弊。然而地方文献的基本性质并非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而仅仅是关于地方事物的客观描述。地方文献中不可能有哲学，以及马列主义、思想，不可能有社会科学总论和自然科学技术总论，因为这纯粹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宏观认识，不属于某一特定地方；地方文献中不应该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方法论，因为这些内容是不同地域人们的共识，并不具有任何地域特征。使用《中图法》或其他同类的方式来类分地方文献，显然会在读者与文献之间造成明显的沟通障碍，因而是不合适的，反之，以客观存在的地方事物作为地方文献分类依据，编制出专用的地方文献分类表，应该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⑤多数公共图书馆都是以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和文种等外部特征作为的典藏分布结构的依据。这种方式与公共图书馆的读者需求相适应，有利于藏书建设和读者服务工作的开展。但基于地方文献的整体价值和读者的需求方式，其典藏配置应尽可能采用专藏库的形式。 ⑥从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工作中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一个独立于公共图书馆常规业务之外的完整子系统，至于地方文献读者服务工作，如地方文献的研究、整理与开发，专题书目与索引的编制，以及专题咨询和定题服务中所表现出的专业化倾向，就更加明显。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了解服务对象所从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论，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处理文献，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工作更近似于参考图书馆或研究图书馆的性质。因而，将地方文献工作完全融化在公共图书馆工作的各个部分里，不利于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开展，亦不能完成公共图书馆所应承担的地方文献情报过程这一社会责任和义务。 公共图书馆中的古籍工作要使用独特的分类、排架方式，从事专项工作的人员要接受有关古籍整理的基本训练，多数人已经从习惯的角度接受了这一事实。然而形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却并不在于习惯，而是起因于古籍的独特内容与形式，以及读者的需求角度。从这一点出发，地方文献工作具有同等程度的专业特征，以及更加理想的开发前景。基于以上认识，地方公共图书馆应将地方文献工作作为本馆工作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其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专业的地方文献工作部室，使其在业务发展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一般是指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文献。主要包括地方志、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及地方性的其它研究资料、调查报告、档案、薄录、碑记、家谱、族谱、地图、照片等等。由于地方文献与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及专业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文献在记录某地区历史、现状、为某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服务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已越来越广泛地得到重视。早在1982年文化部颁发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中就有“搜集和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的规定，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地方文献工作和地方文献理论的研究日趋繁荣。本文拟就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实际情况对它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河南省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 河南省地处中原，交通便利，自古以来便是人杰地灵、文化鼎盛之地，长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今天，它正以新的姿态焕发青春。纵横古今，河南省地方文献资源十分丰富，作为省图书馆，我们理所当然地担负着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早在八十年代初我们便设立了专门的地方文献部，十几年来地方文献馆藏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地方文献在藏书建设方面的独立系统。为了方便叙述，我从时间上以1912年为界线将地方文献划分为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两部分。 1、现当代地方文献 主要包括河南和籍贯属河南的现当代各界人士与河南有关的著述，各种出版社、学协会及史志研究机构编辑出版的与河南有关的各种正式、非正式出版物等。 ①图书：目前集中存放的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地方文献图书约七千余种一万五千余册。这些图书包括现当代省内各地市县地方志、各地邮电志、粮食志、商业志等专业志、各地经济统计年鉴、文史资料、历史考古文献、河南人物传记、地方作家文艺作品、河南民间艺术、风光民俗、科研资料等。 ②期刊：地方文献期刊已装订成合订本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达470余种。内容包括党史资料、省情统计、改革论坛、经济探索、社会科学动态、河南内参、医学动态、地质情报、农林科技、交通运输、化工、能源、建筑、烟草等等。仅省内各大、中专院校校报就有50余种。 ③已装订成册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报纸合订本88种，包括地市县机关报、晚报、区报、地方文化报、各地教育报、学报等等。 ④解放初期至七、八十年代旧报合订本345种2999册。 ⑤1912年至1949年之间的出版物。如民国间漕运、矿业资料、国民党政府工作报告等地方文献资料近40种，《东京梦华录》、《中州人物考》等地方文献资料十余种。至于散见于旧平装目录中未及挖掘的地方文献资料如《河南财政说明书》、《太行区财政工作》、《河南警政》等未有准确数目。 综合以上现当代地方文献馆藏状况可看出：（一）我馆所藏地方文献比较全面、集中。文献涵盖面广，涉及到河南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二）期刊连续性不强。由于期刊采购人员变动、期刊改刊等原因，期刊资料虽种类繁多，但就某一种期刊而言，资料不够完整系统，有不少缺期现象。（三）民国期间地方文献资料比较散乱，有待整理。（四）馆藏地方文献特色不够突出。大多是在地方文献广义范畴内泛泛收集，缺少重点特色收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是地方文献的生命力所在。作为一个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尽可能广泛收藏地方文献的基础上，要有着眼点和重点，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从省情出发，搞特色收藏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途径。例如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农业方面的资料可以是个重点；河南豫剧全国闻名，豫剧资料也可作为馆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来收藏。（五）与我馆一百多万的现当代中文图书藏书量相比，地方文献所占比例偏低。 2、古代地方文献 我馆1909年建馆，是全国建馆最早的图书馆之一，长期的历史积淀，数辈图书馆人的努力，我馆古籍地方文献也较为丰富。现有专门目录的河南古代地方志260余种，包括民国后据旧刊本重印的及解放后影印出版的。其中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万历）辉县志》、《（康熙）许州志》、《（顺治）息县志》等都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孤本。我馆还藏有90余种河南地方志缩微胶卷。这些历代纂修流传下来的地方志，深入到河南各地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变革、典章制度、文化渊源，小至百姓衣食、民风民俗等大都有翔实的直接资料记录。至于更为具体的书院志、寺庙志等，更是一方水土某时某地的详细文献见证。这些宝贵的地方文献资料能够有幸保存至今，对于我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专 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其次是分散保存于经史子集书目中未集中整理的古籍地方文献资料，数量不可低估。先以我馆古籍藏书集部为例。总集中（金）元好问辑的《中州集》、（清）苏源生辑的《国朝中州文徵》、集丛中（明）刘昌辑的《中州名贤文表内集》、（清）宋荦《商丘宋代三世遗集》等，几乎网罗了元明清河南地方文献文学类的主要部分，是研究我省乡邦文献和风土人情重要的资料室库。别集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更是十分丰富。其中北周著名诗人庚信（南阳新野人）的《庚子山集》有清康熙、道光、光绪及民国等各种版本20余部；杜甫（河南巩县人）各种诗集著作各代版本60余部、800余册；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河南孟县人）之《昌黎先生集》等各种版本40余部、500余册，这些馆藏地方文献对于研究这些文学家的艺术成就及他们在河南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很大价值。在宋代政治活动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北宋大臣相州安阳人韩琦、南宋民族英雄河南汤阴人岳飞、元代中书左丞、馆阁巨手汤阴人许有壬、明初文渊阁大学士滑县人宋讷、清代学术家孙奇逢（祖籍河北容城，明亡隐居辉县）、豫东商丘人侯方域、宋荦、贾开宗等人的著作都馆藏甚丰。其中侯、宋、贾之著作构成清代前期豫东商丘文化极富特色的体系。再如我馆所藏子部中的小说《歧路灯》深刻反映了清康熙、乾隆年间的河南地方社会生活，被认为是河南前清时期的风俗史。史部中馆藏善本《捻军闻见录》记载了清末捻军在河南夏邑、永城、商丘等地的斗争情况，是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等等。这些古籍中丰富的地方文献对于河南历史上各方面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我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是公共图书馆藏书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集工作直接关系到藏书的质量和特色。由于经费紧张、从事收集工作人员少及地方文献本身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等诸多原因，给地方文献的收集造成许多困难。工作中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1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①明确地方文献收集范围，制定收集计划。 在工作中我们规定凡是与河南地方有关的有保存价值的文献资料不拘文献载体及文献形式之不同皆在收集之列，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应本着“重地方特色，稀有及重要者首先入藏”的原则。例如省内方志、专业志、核心地方期刊及其它较少见的反映河南地方特色有独特价值的文献资料都在首先收集之列，而一些虽由地方人士著述或由河南本地出版社出版但与河南地方性联系不大的文献可不予收集。这样分出轻重缓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适当的地方，有利于提高文献的质量和价值。每年初，我们根据社会需求及经费多少，制定出较详细的收集目标和计划，进行有步骤的收集工作，并预留少部分经费，以备收集到计划外优秀地方文献资料时之需。 ②与省新闻出版局及地方文献出版部门建立联系，多方获取信息。 为了在收集工作中占主动，我们与主管河南地方出版物的省新闻出版局建立联系，这样不仅能及时全面了解省内地方文献出版情况，而且能获取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做好防止地方文献资料流失的截流工作。例如97年10月我们从省新闻出版局了解到他们有一批历年来呈缴的河南省旧报纸资料准备处理，立即组织工作人员数次去分拣挑选，从中筛选出数百种地方报纸补我馆馆藏之缺。其中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合订本及早已停刊的地方报纸等不易收集到的文献资料，非常难得。这种收集还节约了大量经费。我们还与省内各出版社、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各史志办等有关单位建立起长期联系，对其所出书刊进行全面了解，再取其地方性强，有收藏价值的悉数收集。还通过报纸、广播、广告及其它可能的信息渠道来了解地方书源，努力拓宽收集途径，并利用一切机会对不成系统的缺藏部分进行可能的补充。 ③采取灵活多样的收集方式 地方文献的收集方式比较灵活，除一般的订单订购、外出采购、接受上门推销外，让可采用摘抄、复印甚至对有价值的资料进行口述录音等多种方式，其中以搞各种地方文献展览、开座谈会等形式来宣传馆藏，进行免费征集也是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注重信息的今天，许多公司企业都办有自己的报纸及多种内部资料，这些资料地方性较强，直接为各条战线经济建设服务，创办者的目的不在于赢利而在于宣传，他们一般很愿意借助于省图书馆这样一个拥有大量流动读者群的单位来扩大影响，因此免费收集这些地方文献资料是双方都何乐而不为的事，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扩大宣传使这种收集更广泛化和经常化。 ④面向社会基层，深入调查采访。 地方文献中相当一部分非正式出版物因不被重视，印数较少等原因仅保存在某些单位和个人手中，特别是一些年代久远的资料。工作中我们必须不放过任何线索，深入到社会基层进行调查访问搜集。例如走访本地一些利用地方文献搞研究并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从他们那里了解某方面地方文献的线索等。 ⑤培养地方文献采购人员素质 任何一件工作，人是重要因素。地方文献收集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掌握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基本理论，更应该增强他们对社会需求和服务对象的了解，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资料的准确把握和敏感性。并鼓励工作人员建立广泛的以工作为目的良好人际关系，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这样才能在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面对各种复杂情况，把收集工作做得得心应手。 我们的收集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缺乏详细采访条例，不同的工作人员有自己一套不同的工作方式，产生了工作中的盲目性。建议扩大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支持，建立起各种地方文献出版物向我馆送交的“呈缴制”，这样有利于省图书馆在全面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得到经费和质量的保障。 2 古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我馆现藏古代地方文献大多是经前辈们收集保存下来的，我只略谈几点。 ①我馆古籍线装书是在“大粱书院”和“明道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放后政府拨款委托新华书店到民间收集大量古籍由我馆收藏。几十年前，我馆工作人员曾以论斤购买的方式深入基层访求到不少古籍。想必其中地方文献占一定比例。 ②我馆曾以购买缩微胶卷的形式对缺藏的河南方志90余种进行了收集工作。其中《（康熙）新乡县续志十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顺治）滑县志十卷》、清顺治十一年刻本等，都唯有北京图书馆藏有，对于我省来讲，是弥足珍贵的地方文献，缺藏的遗憾能以缩微胶卷来补偿，也算是件幸事。 ③对于全国范围内重新出版的古籍资料，只要是与河南有关的地方文献，我们也采取购买的方式来补充馆藏。例如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本《许州志》等等。 ④凡是到我馆来要求鉴定和出售古籍的读者我们都热情接待，并说服他们将古籍交由条件较好的省图书馆收藏。对于价值较高的古代地方文献我们也不排除购买或复印的可能。 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是件长期的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它需要通过工作人员代代 相传的辛勤努力积累才能逐步完善馆藏，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地方文献藏书结构。三、我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整体而言，馆藏和收集是基础，整理是前提，利用是主要目的。我认为地方文献的整理包括加工与开发整理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针对新书刊借阅前的处理而言，后者则是针对文献中不够集中不便利用的地方文献资料进行二次发掘开发而言。 1．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加工整理与利用 ①加工和整理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而言，加工主要是指对新书刊等的分类、登记、做目录索引、入库、上架等投入流通前一系列工作。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分类准确，加工及时，尽快使新的地方文献资料与读者见面，投入使用。 整理一方面是对于过期资料进行回溯性整理。例如我们为了使自解放初期保存下来的一些河南地方报纸得以利用，在97年组织人力对这些存放已久的散乱报纸进行了大规模分拣整理工作，最后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共有345种2999册。其中某些报纸数次改名、停刊、复刊，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加以耐心查证，进行了创刊、停刊、改名、缺期等方面的详细记录。虽然有些报纸有缺期现象，但这些报纸历经数十载，尤其是经过的一场浩劫，能保存下来已相当不易，十分珍贵，这些旧报纸作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了解和研究河南这几十年间的政治历史等有很大文献价值。这项整理工作还为国家缩微中心进行缩微保存创造了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是对现当代地方文献进行专题开发。由于地方文献在为政府机关决策提供参考，为公司、企业发展提供动力，为科研人员研究提供材料和论据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与机关、企业、科研单位等建立联系，有目的地搞好地方文献专题开发利用是地方文献整理的重要方面。 ②利用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集中表现在阅览室借阅及咨询服务方面。以97年为例，地方文献阅览室接待读者7165人次。借阅对象包括党政机关干部、教师、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以增长知识为目的的普通读者。例如在97年由郑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与郑州晚报社联合主办的《“红桃K杯”郑州历史文化名城知识竞赛百题》活动中，我馆地方文献阅览室发挥馆藏优势，为读者提供诸如《河南大辞典》、《郑州市情》、《郑州古今要史》、《郑州市教育志》等大量相关资料，仅此活动期间，就接待读者数百人次，在宣传郑州、热爱家乡这一活动中实现了馆藏地方文献的利用价值。我们还多次为来河南考查地理环境的日本学者提供资料，为日本留学生提供河南名胜古迹资料，为来自福建甫田到河南寻根的读者查找家谱方面的资料。这些咨询服务的例子举不胜举，是对我馆地方文献实用价值的最好肯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地方文献作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直接的资料服务于各行各业，阅览室地方文献利用率逐年增高就是一个证明。领导干部在这里寻找某些决策的依据，专家学者在这里为学术研究找到材料和论据，普通读者在这里了解河南各地的方方面面。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我有两点建议：①建议在馆藏达到一定规模、复本量有所保证时开展书刊外借，方便读者。②建议利用现存馆藏地方文献与某些单位搞联合开发。也即将前面所谈到的经过二次整理开发的地方文献资料运用到实践中去，使其得到更好的利用。 2．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十分丰富，但在整理和利用方面存在不少缺憾。原因之一是此项工作要求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较高，而年轻人缺乏专业培训和经验；二是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整理起来耗时耗力，工作量较大；三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做过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人员变动等原因被湮没，不为后人所知，许多工作要重新开始。 ①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 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任重而道远，它要求工作人员有沉潜于中的能力和素质对这项必须付出大量劳动短期内却未必有明显成果的工作有足够的兴趣和热爱。古代地方文献整理大有潜力可挖，根据我馆情况，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对于古代地方文献中本已成书的地方志等反映历史上河南某地某方面的地方文献资料。择其对于当代有一定意义和利用价值的可以点校、翻译等形式重新出版，使它们从图书馆的书架上以新的面貌走向社会，更易被接受和利用。还可结合馆藏与出版社联合编印“河南地方文献丛书”等，有计划地系统开发馆藏文献。（二）从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选取各种角度搞地方文献汇集。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其中的地方文献资源难免会湮没其中，利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只有进行有目的的专门地方文献汇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例如需查河南某地古人资料，如常备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工具书未收入此人，人们便会想到此人籍贯所在地的河南方志，但如果不清楚此人具体籍贯就难办了。因此如果我们能把河南各地方志人物卷中的河南人物编成《河南名人辞典》会是件十分方便有益的事。至于再对散见于其它古籍（例如河南人诗文集序跋、传记）中的人物资料做一收集以补方志之不足，则可使此项资料汇编工作更为完备。（三）建议编印我馆地方文献目录及提要揭示馆藏。将我馆所藏地方志、乡土资料及经史子集中其它地方文献资料先集中编制完备的目录，再逐一以提要形式揭示出来，不仅是摸清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家底的有力措施，也可大大提高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程度。 ②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 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是紧密相联的，搞好了开发整理也就自然方便了利用，目前我馆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向读者提供资料等方面。例如辉县市文化局某同志来信咨询百泉书院明清两代题写碑刻十八位官员简历，我部从《河南通志》、《续通志》、《卫辉府县志》、《辉县志》等馆藏地方文献中查到此方面资料，满足了他的研究需要。再如一位日本留学生来我部要求查阅河南武术方面的资料，我部工作人员从《河南府志》、《洛阳县志》、《新安县志》等地方志中帮他查到所需资料，解决了他的困难。多少年来，不计其数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从古代地方文献这块沃土中汲取营养，提高了素养，增长了才干，在各行各业进行着辛勤耕耘。 3．综合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 考虑到现当代地方文献与古代地方文献连续性等原因，我馆于1994年将主要负责当代地方文献的地方文献部与古代地方文献归属的古籍部合并为历史文献部以便统一管理和开发。我馆所藏大量地方文献记载了河南地区自古至今的灿烂文化，反映了河南历史发展和现状，对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社会需求促进了地方文献的发展，而地方文献的繁荣又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因此根据社会需求搞好地方文献综合开发是进一步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必然趋势。就我馆情况而言，打破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界线，合理开发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专题特藏。可将集中反映河南某方面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料以专题特藏的形式予以揭示，可设专门书架、专门的目录索引。（二）专题资料汇编。我们可以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科研课题的需要，将散见古今地方文献中的某类专门资料以摘抄、复印等形式整理汇编成册，提供集中的原始资料依据，为广大读者服务。 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实行现代化技术管理，利用计算机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进行存贮、检索、二次文献整理等工作都将是事半功倍的。 地方文献资料从古到今，涉及到河南地区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其间凝聚着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和智慧，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开发都会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财富。其实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人们根据以往的地方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其间又形成大批新的地方文献。这样不断开发，地方文献愈加丰富、详细，形成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详尽资料记载并流传下去，又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和前进的台阶。 以上主要谈了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及在收集、整理、利用等方面的经验和不足，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恰当与否，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是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不仅公共图书馆应当做好这项工作，高等学校图书馆也应当重视做好这项工作。高校图书馆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教学、科研均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料，而地方文献也是其中一种不可缺少而又独具特色的文献类型。现在，在高校日常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鉴于当前一些高校对地方文献工作尚不够重视，本文拟就此谈谈看法。 一、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 地方文献是反映一个地区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状况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对当地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毫无疑问应当做好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积极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 但是，目前一些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 1、思想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一些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不够重视，造成地方文献工作薄弱，有的馆甚至不把它当作一项工作来抓，造成地方文献收藏残缺不全。 2、管理制度不健全，影响开发与利用 不少高校图书馆没有对地方文献实行专室专人管理，也没有编制地方文献的专门目录，更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例如华侨大学图书馆依据地方文献出版类型的不同，划归不同部室管理，将地方古籍划归古籍库，现代地方图书划归流通部，且同类型文献因出版年代不同又分藏不同的库室、这样造成师生借阅地方文献极为不便，影响了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 二、高校图书馆应当重视地方文献工作 1、更新思想观念 多年来，不少高校图书馆将地方文献工作视为公共图书馆的事，认为它对高校图书馆可有可无，无关大局。只有更新思想观念，才能做好地方文献工作，保证高校图书馆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如不久前，有一位读者来馆要借有关福建竹枝词的书，我馆没有，只好向兄弟馆四处求借。我校已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除了理工科系，还设有社科、中文、外语、旅游、工商、法律、艺术、英语等系，还有华侨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日常工作中，我们已发现读者对地方文献资料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图书馆应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2、领导重视是关键 积极争取领导的重视是搞好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应当主动汇报情况，争取领导重视，并给予增拨专项经费，设立专室，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派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管理工作。 三、加强地方文献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志、地方人士著作与地方出版物，高校图书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 地方文献的收藏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而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则是做好地方文献收藏工作的重要保证。 高校图书馆应设立专门机构，选择业务能力较强的人员负责抓此项工作，制订收集、收藏地方文献的有关制度。在收集工作中，应采取以征为主，征购结合的办法。要结合实际订出征集细则，其中又分无偿和有偿（奖励、鼓励）征集。征集不到的则采取购买或复制收藏。要不辞辛劳，不怕麻烦，多方访求，尽量将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收集到馆。 对收集到的地方文献，要进行认真分类、编目、整理上架，妥善保存，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发挥地方文献的价值作用。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针与方法。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应如杜定友先生所说的“宁滥勿缺”、“片言只字，巨细无遗”，尽可能收集，然后系统地整理收藏。对于那些散见于报刊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进行剪辑、摘抄，按类装订成小册子。 地方文献的收集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1、征订。即通过出版社、邮局及其他发行单位征订单采选订购。2、函购。对已知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文献，可发函订购。3、访求。即派人上门，向有关机关、单位、团体、个人收集地方资料。4、交换。与有关单位建立文献资料交换关系，互相交换出版物及资料。5、复制。对本馆所需的地方文献可通过抄写、翻摄、复印等方式复制。值得指出的是，地方文献大多是非正式出版物，分散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有关线索，主动登门访求。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并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地方文献搜集工作不应局限于本地，外地或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图书馆应主动向政协、统战等部门了解有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搜集地方文献。 在收集地方文献工作中，还应注意从现有馆藏中筛选，将其中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每种抽取一册集中于地方文献书库，这样有利于地方文献的集中管理与开发利用。 3、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 收集范围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以及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根据我校特点与需要，笔者认为，我校图书馆除了应收集地方志和地方出版物以外．还应侧重收集以下两类： ①历代地方人士著作。地方人士包括原籍本地，也包括曾在本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外籍人。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诗词、信札、日记、奏折、墨迹、碑帖、手稿等都应注意收藏。到海外经商、居住的本地籍人士的著述也应注意收集，这点对于象华侨大学这样的高校尤为重要。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有几百万人到海外谋生，他们对海外居住国也作出许多贡献。华侨大学有华侨研究所，对此尤其需要。 ②地方史料。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泉州为例，泉州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 著名侨乡和不少台湾同胞的祖籍地。有关论述泉州的一切资料都应努力收集。 四、加强科学管理，充分开发利用 目前，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多采取分散管理的办法。实践已证明，这种方法既不科学，也不适用。高校图书馆应当建立有本校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集中收藏，妥善保管，编制馆藏地方文献目录，加强宣传报道工作，努力开发和利用馆藏地方文献资源。特藏室不但要努力为前来查阅地方文献的读者提供方便，还应主动向各系科和各单位发送本馆编印的地方文献专题汇编、目录、索引，并主动地有针对性地上门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特别是为老教授、老专家服务。如我校先修部老师王建设正是利用我馆为他提供的地方文献，撰写并出版了专著《泉州方言与文化》上、下册；我校老教授陈允敦不但在地质矿产、化学等方面是专家，而且在地方史等领域很有造诣，近年来，他积极利用地方文献搞科研，参加编写了《泉州地名录》，并已出版《泉州古园林钩沉》、《泉州名匾录》两部书，现正在撰写《泉州清末民初遗事》一书，不久将正式出版。我馆积极配合，充分满足他对地方文献的需求。 总之，高校图书馆在地方文献的搜集、管理和开发利用方面大有可为。只要领导重视，全面规划，持之以恒，就能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藏书体系，让地方文献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它是形成公共图书馆富有地方特色的藏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为本地国民经济、科研生产和广大群众服务的物质基础之一。因此，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料，为当地国民经济建设和科研生产服务，促进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各地公共图书馆的一项费省效宏，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改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的重要工作。本文就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谈点看法，求同行们斧正。 一、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 地方文献是指记载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历史、山川、气侯、风俗、物产、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图书、印刷品及声像资料的知识信息载体。由此可见，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是宝贵的地方资源。 收集地方文献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累和保存地方史料，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馆藏体系的重要途径。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区书刊文献情报的集散中心，担负着保存国家、地区有价值的文献资源，开展社会教育，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开发智力资源，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服务的重任。切实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仅是实现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完成图书馆的任务的前提，而且是丰富馆藏，为读者服务工作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 2、为本地区各项地方事业提供文献情报服务。由于地方文献是本地区各行各业历史和发展的综合记载，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首先，它为地方史志的编撰提供基础素材。经过地方文献工作者收集、整理后的地方文献资料，可作为地方编撰各行各业史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资料源。其次，为地方领导机关制订决策、计划提供情报依据。由于地方文献内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物产等各个方面，因此对本地区各级党政机关进行决策时，提供重要的情报依据，为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文、管理等各项事业建设提供各种形式的文献服务。 二、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和范围 1、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 第一、地方性原则。地方性就是指文献所记载的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第二、史料性原则。作为地方文献必须是具有历史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具备了这两个价值的地方文献才有收藏的必要，那些稍纵即逝，时间性很强的信息资料不能作为地方文献收藏。 第三、兼收并藏的原则。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地方的藏书中心，地方文献是永久保存的文化遗产，收集的过程中不能以当地政治标准作为收藏标准，应以文献的地方性和史料性来衡量，只要符合地方性和史料性原则，不管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应兼收并藏，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以供后人研究、借鉴。比如：时期的各种小报，内容虽然五花八门，但它记载了那个时期特定历史阶段下特定地区内所发生的人和事件，故应加以收集和保藏。 第四、适用性原则。根据本馆方针、任务和本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与保存当地文化财富的要求，收集符合本馆藏书原则与体系的地方文献，对一些虽属地方文献，但保存价值不大，使用对象极少，又耗资费力的可不收或慎收，以保证收藏质量，优化藏书体系，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事业。 2、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 根据地方文献的定义和上述收集原则，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笔者认为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综合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历史状况的方志和乡镇志、县志、市（行署）志、省志，如我馆收藏的《绵州志》、《绵阳县志》等就属于这类综合性地方文献。（2）系统反映本地区内某部门发展变化历史的专业志，如《粮食志》、《水利志》、《林业志》、《图书发行志》等，如我市王孝清主编的以粮食流通领域为重点，客观记述绵阳市粮食事业今昔发展的历史状况的《绵阳市粮食志》便是。（3）全面系统积累本地区某方面成果的公开或内部出版物，如《绵阳民间文学集成》、《戏剧集成》等以及我市文化局局长陈明星编写的歌舞剧《新娘写》和川剧《华清池》剧本和有关评介文章等属于此类文献。（4）本地区名人学者撰述的回忆录，人物传记资料及文章等，如《四川革命烈士传》、《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红四方面军在绵阳广元斗争纪事》等文献，集中收集起来加以整理，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5）散见于报刊上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工农业生产等情况的文章及图片等，包括发表在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报版上的文章。（6）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反映本地区情况的图书、报纸和期刊，如《绵阳日报》、《绵阳文化报》、《图书工作通讯》、《绵阳论坛》、《绵阳审计》、《群文园地》等。（7）本地编辑印刷的学术论文，会议文献等，如《绵阳文化发展战略论文选》、《绵阳师专学报》、《人大、 政协会议文件集》等。（8）本地区党政部门制定的有关本地区社会、经济近远期发展规划，如《绵阳发展战略》、《绵阳市八五发展规划》等等。（9）本地区的名人书法、画卷等，例如《益州书画名人录》。（10）介绍本地自然资源，山水风光旅游景观的地图和文章等。（11）有代表性的反映本地区科研生产新成果，新产品的科研论文资料，产品样本、说明书、目录、广告机构名录等，如《绵阳市工商名录》等。上述是就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而言。从文献形式上看，地方文献不仅包括出版物，还包括手抄本、碑贴、墨迹等，不仅有装订成册的，也包括零张散页。从载体上看，不仅包括印刷型文献资料，还应包括本地的各种声像型文献资料（录音、录像、电影、电视）等。 三、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和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各行各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竞争生存能力，都较注重收集积累历史资料，以便向社会宣传介绍本行业的发展变化情况，研究探讨各行业的发展规律，总结交流管理经验，预测未来的变化，研究之风日益浓烈。在科研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各地区各行业都编辑出版了一批批记录和反映本地各方面建设成就及其活动的地方文献，其品种不断增多，数量越来越大。以绵阳市为例，仅90年度登记注册的内部发行报刊就达200余种，内部交流的小报67种，每年临时编印的图书达142种，如果加上国家正式出版的书刊，品种和数量就更大了。从目前情况看，一个地区的地方文献分散在各行业中，由于国家尚缺乏统一明确的收集分工，一些文献众家争相收集，一些文献却无人问津，形成重复收藏和无人问津并存的情况。公共图书馆只要弄清收集的途径，掌握收集的方法，积极主动做工作，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定会有所成效。 1、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 1）各地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是指导管理编辑地方志和专业志的职能部门，图书馆依靠他们收集市志、县志、部门志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仅可以节约费用，还可以收集齐全。绵阳市馆89年以来，多次同市地方志办公室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联合行文市内各县（市）和市级有关部门，要求将出版的志书一律送市图书馆一至二册，使收藏志书工作有了一定保证。 2）各地党史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是专门研究编写当地党的组织成长等史料的职能部门，他们不仅收集占有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而且还编辑有相关的刊物和图书，如得到他们的支持，定会促进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使地方文献（党史资料）成为进行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3）政协文史资料室。各级政协集中了一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当地名流、学者，这些老同志将其经历回忆整理出来，编印成书刊或资料，如（政协文史资料等）很有地方特色，是不可多得的地方文献，图书馆可与其联系，收集入藏。 4）社科联、科协和文联。这些部门是联系本地区各类学会、协会的组织，一般地讲，学会协会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而当地的学会、协会主要是从本地情况出发研究某门学科的，只要得到支持，收集地方文献就会如鱼得水，根据我馆收集地方文献的经验，一般的学会协会都乐意将成果送图书馆保存和向社会宣传。 5）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是代表政府管理新闻出版的机关，随着国家对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加强，出版和印制图书与期刊，都要经过出版管理机关审查，并附送样书样刊，图书馆同他们联系，可收到部份地方文献。 6）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地方特色的书画，及时到书店预订和采购。 7）废旧物品收购站回收的大量废书废刊中，可沙里淘金，寻找到部份地方文献。 上述部门占有地方文献各有侧重，也有交叉和重复，图书馆应分别不同情况，积极争取得到上述部门支持，解决地方文献收集的渠道和途径，这样，就能较好的完成地方文献的收集任务，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形成馆藏特色。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法 根据本馆和各兄弟馆的工作实践与经验看，收集地方文献大致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和措施： 1）按本馆方针任务和当地科研生产等需求制定收藏原则和计划，制定采访目录，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的藏书中心，它担负着为本地区社会提供各种图书资料的任务，藏多少书，收藏什么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状况，同时，将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图书馆的方针、任务的完成。因此，在进行地方文献收集前，必须根据本馆的方针、任务、社会需求，制定出收藏原则与计划，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结合掌握的文献信息，编制采访目录，有的放矢的搞好收集工作，通过长期努力，使馆藏地方文献和藏书体系形成特色。 2）加强图书馆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宣传。公共图书馆由于缺乏向社会宣传，在一般人眼里多被认为是社会福利性机构，对图书馆的职能，作用不甚了解。特别是中小城市，人们受文化修养、物质条件等的限制，图书馆意识淡薄，加之公共图书馆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因而，给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大多未得到法律、经费等方面的保证和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所以，在文献收集中，我们应加强向社会宣传，不断向人们普及图书馆意识，增强人们对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人们对图书馆的利用率和依赖性，使人们觉得将自己的作品著作，本行业的研究成果送图书馆保存，不仅能更好地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将对丰富人类文化遗产作出重要贡献。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和骄傲，以进一步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3）争取政府部门重视。图书馆收藏地方文献资料既是一种图书文化积累，又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从历史上看，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收藏图书，流传后人。在社会主义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不仅重视积累编写地方文献，也重视收藏保存工作。公共图书馆应该争取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对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领导与支持，通过利用政府部门发文，规定有关部门向各级公共图书馆呈送地方文献的呈交本制度等法令形式，使公共图书馆收集地方文献的工作受到法规保证，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4）在“主动”二字上下功夫，收集地方文献靠等人送上馆门是不行的，必须靠图书馆工作人员迈开双脚，深入下去，一有线索，就 应跟踪收集，在主动“二字”上狠下功夫，才能获得成效。负责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人员，要克服怕麻烦，收多少算多少的思想，真正把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当作繁荣祖国图书馆事业，振兴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等事业的重要工作来做。5）举办地方文献专题书展，扩大收藏影响。当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有了一定的品种和数量后，可以举办专题书展，邀请有关部门将收藏的地方文献带往参展，并请当地领导部门和各行业的领导及有关人员，当地名流、学者前往参观指导，以扩大收藏工作的社会影响，促使更多的作者和单位将自己的文献送图书馆入藏，以促进收集工作更进一步的开展。 6）印发地方文献的收藏证。为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对凡是向图书馆捐赠了地方文献的个人或集体，图书馆都应该向他们致谢，并寄送设计精美的收藏证书，以资纪念，还可以考虑向他们提供借（查）阅图书的优惠条件。 四、地方文献收集应注意的问题 1、明确地方文献收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该看到，地方文献收集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地方文献是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的出版物，多数是内部发行，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并且时间跨度大，一经出版一般不可能再版，收集工作稍不及时，便可能造成漏收，无法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公共图书馆应确定专人负责，长期地、不间断地将收集工作开展下去，不能时断时续，凭兴趣办事，也不能因人员更换而起伏，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形成特色，满足读者查阅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时，地方文献的收集又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地方文献内容涉及各行各业各学科门类，具有内容广博、分布广泛、信息难以捕捉。同时，从出版形式看，既有正式出版物，又有内部出版物；既有装订成册的，又有单篇单页的；既有印刷品，又有声像资料等，在一个地方，出版或拥有地方文献的部门众多，他们又隶属不同，这就导致了地方文献收藏的复杂性。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有充分认识收藏工作的困难和复杂性，认真分析、研究、区别不同情况，采用适当对策，不怕麻烦，不怕冷遇，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做好收集工作。 2、建立健全收集制度和机构。地方文献是形成馆藏特色的重要组成部份，公共图书馆应该建立健全一套收集制度和建立一定的组织机构来保证收集工作有秩序地进行。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制定机制，确立收集的范围，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两种地方文献确定收集重点和范围。②落实经费，收集地方文献除积极争取有关部门赠送外，还应从全年购书经费中抽出一定比例来保证地方文献收集的需要。③建立保藏和查阅制度。收集起来的地方文献应根据本馆实际，设立专门的书库，妥善加以保藏，同时，为使到馆的地方文献不遗失，要严格查阅制度。④专人管理。地方文献收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设立相应的机构专门负责，实行收集、管理、查阅一条龙，没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指定专人或兼职负责，并作为工作考核内容之一。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管理、利用都应该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作保证，有专人负责。 3、注意加工整理工作。地方文献收集的目的在于开发和利用，要使馆藏地方文献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各馆应注意对所收集的地方文献及时进行加工整理。对不同时期的各种地方文献应按一定的分类体系进行分类、编目、登记、加工并合理的划分书库，分类排架专库保管。以改变地方文献同其它书刊混同存放和分散于各部门的零乱现象，建立馆藏地方文献目录，采取有效的方式或交有关部门投入流通使用，在地方国民经济和科研生产中发挥作用。 4、注意提高人员素质。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十分辛苦而又见效不宏的地方文化积累工作，文献收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和关系到馆藏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和质量的好坏。因此，各馆在确定采访人员时，应注意挑选事业心强，工作踏实肯干的同志，同时还应通过送培、进修、自学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这些同志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提高他们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学科知识及语文知识的水平，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作，切实搞好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与服务工作。 图书馆工作论文:甘肃省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 “收集保藏利用图书报刊、地方文献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这是省（市）公共图书馆的一项光荣任务。地方文献资料是指某一地县的历史资料和社会的记录，这些资料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语言文学、民族宗教、矿产资源、水文气象、农林牧副等等。其记载形式，有图书、报刊、图片、画册、地图、文告、表报、拓片、胶卷等。 关于文献，首先要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其次才能依据“地方范围”确定资料的收录内容。甘肃地处西北五省区中心。凡通往西北各地区的工程勘测人员，科学研究工作者，大多路经兰州时，都要查找有关西北地方的文献资料。因而设立西北地方文献专室，收藏西北五省（区）的地方文献资料，提供党政机关、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使用，这不仅是图书馆任务的贯彻执行，而且是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效方式。现就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分述如下： 一、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 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先以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为前提。“地方范围”的概念，应以现今的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的变更和本地区自然条件来确定。就西北来说，“地方范围”是指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区域范围。我国历史悠久，历代行政区划变更很大，但以西北来论，却无多大变化。自汉代以来，西北多时为同一军政区划，清初甘肃仍系陕甘总督所辖，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始分设置陕西、甘肃两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置新疆行省，又于一九二九年将青海、宁夏划出另建行省。解放后，西北五省（区）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管辖之下；宁夏与甘肃又有分有合，同时兰州又为通往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必经要地，自古以来，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建国后，甘肃有了巨大发展。三十年来，横贯西北的天兰、兰新、兰青、包兰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更大大加强了西北五省（区）交通、联系和协作。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将上述地区的有关资料集中起来，供党政部门、研究单位参考使用，以加速本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进展。这就是甘肃省图书馆在西北地方文献工作中，“地方范围”概念的理解，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若从自然地理角度来考虑，其情况更为复杂。地质学家、地貌学家、动物地理学家和植物地理学家从他们各自角度划分“地区”的标准，又各不相同。他们划分的标准原则与行政区域划分的原则又不完全一致。自然地理的“地区范围”比行政区划的“地区范围”更为广大。如“黄土高原”这一地貌特点，就不仅是甘肃的问题，还包括陕西北部和山西的一部，即其一例。所以确定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这一概念，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化和自然地理方面的情况来确定。在确定了地区范围概念之后，凡现今行政上属于这个地区的有关资料，历史上与现今区域有关的资料，还有与本地区自然地理有关的资料，都属地方文献资料。但自然地理方面，如河流、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资料，搜集的尺度可适当放宽。甘肃省图书馆在确定西北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就以此为依据。其他各省（市）图书馆，如何确定自己馆的地方文献范围和内容，则依其各自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但我们认为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基础，再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化为依据较为合宜。 二、地方文献的材料内容 关于地方文献资料的范围上面已经提到，但地方文献具体材料内容的确定，则较为复杂。那些材料属于地方文献，那些材料又不属于地方文献？这就要求图书馆工作者把最容易混淆的问题加以区分，即地方文献、地方活动家传记、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等几种不同情况的材料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地方文献”是指内容带有地方为特点的一切著作，这些著作不论是何人著述，也不论是何地出版物。就其形式来说，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书籍、报刊、图片、画册、地图、表报、文告、传单、拓片、碑卷、以及唱片胶卷、录象等，至于地方活动家传记，以传记主人公的活动与本地区有无关系和关系如何为取舍原则．例如《刘志丹传》主要是论述了刘志丹同志在陕北进行革命活动的事迹，所以他的传记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处理。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如果内容没有地方特点，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但为了研究本地区的文化史和地方的出版情况，可专门编制地方人士著述目录和地方出版物目录，以备专门研究地方文化史者参考。地方文献材料内容的确定，有些十分明显，但也有些则容易混淆，因此就需要区别对待。 1、地方剧种材料的处理：关于地方剧种的论述性资料，例如有关某一地方戏的发生、发展、唱腔、服饰以及脸谱等材料，是研究改进、提高发展地方剧种必不可少的资料，应当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研究秦腔的产生、发展、唱腔、服饰、脸谱的资料，应当作西北地方文献，但地方戏的剧本和戏文，内容反映了本地区的真实事件，地方性特点较强者，可作地方文献，其余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如秦腔《游西湖》、《游龟山》等均不得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另外，非地方剧种而内容与本地方有关的剧本，如《丝路花雨》、《西出阳关》，电影剧本《响导》、《天山红花》等可做西北地方文献。对非地方剧种而内容的地方真实性又不突出，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 2、地下文物记载的处理：地下文物记载是指有关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地下文物材料的处理，以其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有关的记载，作地方文献处理。如青海发现的《三老碑》等。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区无关，或虽无文字内容的出土文物，而有考释记载的，因其与出土地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的关系，亦作地方文献处理。如对甘肃彩陶的研究和《大秦景教流行碑》等碑文的研究，均可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至于外地区出土，而内容与本地区有关的记载也应作地方文献处理。 3、现代文艺作品的处理：文艺作品不同于历史资料，但好的文艺作品，通过作品的形象与细节描写，反映了社会现实，可以与历史资料互为补充，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三军过后》一书，描写了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路过陇南地区时发生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书中真实的描写了陇南地区风物概貌，生活习俗，特别是我军战士团结当地人民同反动派搜捕围剿开展斗争的事实，最后，一部分指战员沿红军的脚印北上与大部队会合,一部分继续留守，进行更加雄壮威武的斗争。本书的特点是地方性强,风土气息浓郁，作品可视为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达甘肃南部这一段历史的补充，颇有参考价值，故作地方文献处理。至于本地区的民族史诗、民歌,或以本地区一定地方的人和事所写的报告文学或特写，均可作地方文献来处理。但文艺类作品搜集，应审慎精当，尺度不宜过宽。 4、集部有关材料的处理：四库分类法的集部相当于现代分类上的文学类。在这类的文 集里，有不少地方历史地理、奏章专论、边关事务和文物古迹等材料，这些材料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地方活动家的集子里，这类材料既多又好。如《左文襄公全集》中，对陕甘事务的记载，对平定新疆地方分裂势力，沙俄侵占新疆的事实，以及筹响用兵，进击沙俄侵略军的函牍、手扎、奏稿等，至今仍不失为有用的参考文献。再如《龚定庵文集》中有关青海边事的稿章，《林则徐文集》中有关新疆农田水利的文章、《杨忠憨公集》（杨继盛）中关于开发临洮的记载等，都是很可贵的资料。就是在诗集里也有不少很有用的材料，如岑参有很多描写河西酒泉一带及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情况的诗，既可了解当时河西一带的富盛繁荣，又可了解天山南北自然景象的磅礴雄伟，沙漠气候的变幻奇异，真实地描写了西北地区风貌、军旅生活、慷慨悲壮、气势磅礴，成为唐代诗歌中对边塞真实情况记录的不朽杰作。又如杜诗中就有很多唐代长安的材料。但在集部里，材料不多也不集中的情况下，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处理，可是对材料特别多而且又很集中的，就以地方文献处理。总之，对集部中有关地方文献的处理。要细心审核，处理恰当。5、丛书类中地方文献的处理：丛书类中收集地方资料的情况很多，如《二酉堂丛书》，其中不少是河西的有关资料，而作者又是甘肃武威名士，故该书作为地方文献处理。但有些却不能这样处理，如《九通》中有不少西北材料的记载，但不能因有地方的资料就一概按地方文献处理。为了更好地发掘丛书、类书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最好将有关地方资料的部分作出分析片，排入地方文献目录之中，注明来源出处，以便研究人员使用。或将丛书、类书中的地方资料，采取复制和油印的方法来处理，这样既不使丛书类书失去系统完整性，又能将其中的地方资料选出另行处理，使地方资料得到了发掘，更便于读者使用。但这种作法涉及人力、时间，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事业心、责任感，是一项非常细致艰巨的工作，但对减轻科研人员的前期劳动俾益甚大。 6、关于敦煌学和汉晋西陲木简材料的处理：敦煌学内容包括佛教艺术和莫高窟古籍书卷。古籍书卷内容庞杂，其中除《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等少数材料具有地方性外，其他所有材料都不具有地方特色，内容上与地方文献无关，但敦煌学在世界上的学术价值很高，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它不仅是甘肃在祖国文化上的一个特点，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所以凡属敦煌学的一切材料,不论是民族、宗教、语言文字，或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材料，都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 西北地区因其地理条件特殊，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保存了不少古代文物，汉晋木简即是其中之一。这些简策多为古代的公文函牍和文书档案，它记录了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状况，史料价值很高、其中如边关设防、烽隧记载等，地方性很强。有的虽无地方特点，但这些木简却出于西陲沙漠地带，它与当时西北地区的物质文化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凡是研究考释汉晋西陲木简的材料一律当作地方文献。 另外，丝绸之路是人民用血汗浇灌而成的友谊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东西方人民间物质文明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增进东西方人民的友谊，加强了东西方人民精神文化的传递，故丝绸之路实为中世纪以前人类文明的见证。对丝绸之路研究材料的处理，不仅要把葱岭以东至长安的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对待，即葱岭以西地带有关丝绸之路的材料，也要作西北文献来处理，丝绸之路尽管分为东、中、西三段，但它是一条完整的整体路线，它们之间互为连贯不可分割，所以对这三方面的文献处理，宜宽不宜过严。 三、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地方文献的搜集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细致的工作，因此在工作中，要贯彻“日积月累”的方针，这项工作常常需要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见到显著成效。因此，搜集过程中，既要千方百计，又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访”、“求”，还要作认真细致的考证与整理，以确定其价值，发挥其作用。三十年来，甘肃省图书馆已积累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六千二百多种，报刊七百五十多种，报刊题录一万九千七百余篇，这些资料，为西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文献资料是采取什么方式搜集的呢？ 第一，是从馆藏已编未编的一般书刊中，挑选地方文献资料，这是地方文献专室建立的开始。再就所有的图书报刊中检出有关本地区的一切材料，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这是地方文献资料的主要基础（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的对待和处理原则，上面已经作了说明）。地方出版的期刊，地方特点比较突出，应作地方文献尽量搜集。另外，还采取选辑办法来积累地方文献，除了现成的发行书刊外，要随时作好零星文章资料的选辑剪贴工作，对有多余复本的图书，其中如有本地区的有关资料时，可以拆开另订成册，以供使用。总之，要想方设法多方进行搜集。 第二，加强与省内外新旧书店联系，特别要加强与本地古旧书店的密切联系，并利用其各种目录进行选购，这是一项逐日经年，长期持久补充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途径。甘肃省图书馆通过这一途径，搜集到不少罕见珍贵的地方文献。当然，对国外出版的有关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特点的论著，不论是属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物考古、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或农田水利、地质矿产等等方面的材料，应尽量设法预订，注意搜集。 第三，对机关单位编印的内部书刊，要通过函索或派专人访求的方式进行征集。具体要求是：在平时要注意本地区文献资料收藏和散失情况，对内部资料要通过上级领导部门征求或采用直接订购、还要有计划、有重点的派人前往各县（市）调查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中等以上学校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并随时作出目片摘要，以备传抄复制；对本地区产品商标、特种工艺品的图照、地方歌谣、地方剧目说明等，也要留意搜集。此外，还要加强邻近省（区）之间的协作，采取代购、征集等办法，以互通有无，彼此不断积累充实地方文献资料，甘肃省图书馆采取这种方式收集到了不少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从而充实了地方文献库藏。 第四，资料的复制和交换也是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一环。历史上，在印刷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少文献资料多系辗转传抄，即使有了木版印刷，也因纸张缺乏，技术落后，不可能大量印刷流传，天长日久，因各种原因，如水灾、火灾以及自然损坏等，使文献资料有的佚亡，有的成为孤本。因此加强对稀有资料和孤本图书的复制工作实属必要。甘肃省图书馆为了作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曾在历年收到的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所编的馆藏目录五千多种中，选编了西北地方文献草目，这样，既可找到复制文献线索，又可作为今后编制西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的参考。仅依此草目，就先后复制和交换了西北地方文献七百三十余种。另外，还编制了《西北地方志待补目录》，收录未入藏的地方志253种（其中陕西246种，甘肃3种，宁夏2种、青海2种），查明了收藏单位，计划用五、六年时间完成这项补齐配残工作。如清道光六年所刻的宁夏区《隆德县续志》国内早已佚亡，却流传于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珍藏保存。去年，借美籍图书馆学专家丁应积回国探亲之便，曾委托代为复制，复制品预计不久即可从美国寄来，甘肃省图书馆还准备把馆藏的西北地方志中的稀有方志，陆续进行复制，以备与全国各图书馆互相交换和补缺配套。 另外， 教育全体职工，引起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人人协助搜集地方文献资料。凡省内外出差，特别是对县（市）馆进行辅导时带搜集地方文献资料任务，这也是搜集资料的一种渠道，不能忽视，必须群策群力，长期积累，才能逐渐丰富起来。 地方文献搜集的目的是为了使用，通过使用，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爱祖国、爱乡土，熟悉本地区的历史地理，自然财富，从而促进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加速本地区的“四化”建设。为此目的必须对资料工作进行系统的整理，科学分类，作好地方文献的目录组织，使目录工作真正对读者起到参考和指导作用。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分类编目，沿用刘国钧所编《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统一分编，并附“西资”字样、以示区别。至于地方文献目录共分两种，即读者目录和公务目录。读者目录反映了全部地方文献资料，以便利科研工作者和专家在参考上的使用，这套目录包括有分类、书名、著者及专题目录和索引等。公务目录是为管理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使用，这是一种地区性目录，先按地区分，再接分类排。至于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的管理方法，采用了专库保存，集中典藏，分省区排列，按类排架的管理方法。首先把图书、杂志、报纸分为三个系统排列，图书先以省区分，然后再按类号排架，杂志、报纸先以解放前后区分，再按接笔划排列，这样的优点是节省排检时间，易于根据读者研究的问题，查找需要的参考资料，也便于系统全面地向读者推荐资料。其次，对舆图、图片、碑拓等均另设书架、书柜分别典藏。这样既索取方便，又便于保管。这种管理方法不仅取归方便，同时也可免去各类资料的混淆，从而做到管理与使用两便利的要求，也便于管理人员系统了解资料，提高专业知识和培养研究能力。 四、地方文献的发掘工作 地方文献的形式有各种各样，地方文献资料又分散在各种类型的新旧书刊之中，要使这些文献资料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必须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发掘工作。编制各种书目索引、题录、文摘等，是发掘工作的有效方法，甘肃省图书馆三十年来就先后编印过西北地方文献书目、索引达七十五种之多。虽然这些书目、索引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在配合为研究服务方面，曾收到一定效果。近年来，甘肃省图书馆根据兰州地区1959年所编印的《甘肃地区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96～1949）》，在所收的3405种期刊中，析出有关西北五省（区）的资料8415篇，并按省区编印成册，分送西北五省（区）的有关单位使用，既便利了读者，又发挥了资料的作用。甘肃省图书馆还根据北京图书馆1961年编印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在所收录的19115种期刊中，有计划有重点地配专人向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图书馆调查了解，补作题录，以便汇集下列有关研究西北问题的专门论著： 1史前时期的西北 2西域史地研究考证 3汉晋西陲木简的研究 4丝绸之路的研究 5石窟艺术调查研究 6敦煌学研究 7西夏学研究 8西北民族宗教问题 9中俄关系属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 10西北的冰川沙漠 11西北水利问题的研究 12西北的畜牧业 13西北的自然特征 根据上述专题，逐步编印篇名索引或题录，并在此基础上，编印专题论著汇编，以利有关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编辑《西北地方文献联合书目录》，此一工作，初稿已经完成，共收录各种图书资料四千五百多种，按省（区）已编印成册，正分送西北五省（区）各兄弟图书馆进行补充，预计明年即可出版。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编辑《西北文献综录》，即把古今书刊中有关我国西北地区的图书资料。尽可能的将全部目录集中反映出来，以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编排，使《综录》成为研究西北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使用时无论从总目、分类、书名、著者及其子目任何一个角度去检寻，均可一索即得；同时确切地反映出书刊收藏情况，使读者可因目求书，就地借阅。这样，既可节省人力时间，又使全国各地所藏的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得到充分利用。此项工作从1960年即已开始，并已补配目片11619张，今后将根据人力情况，争取早日完成。 地方文献的辑佚。这是把有关某一问题的零散资料集中起来，便于了解其来龙去脉，在参考工作上有很大价值。辑佚也是发掘文献资料的重要方法之一，甘肃省图书馆的一些同志，为了配合“丝绸之路”的研究，在馆藏书刊资料中，辑成约80万字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为了介绍这些资料的内容，充分发挥作用，已完成七万余字的《丝绸之路资料题录》初稿，这对发掘馆藏文献资料甚为重要。另外，甘肃省图书馆为了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写中国伊斯兰教的需要，今年在馆藏的期刊资料中，已完成了《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约十二万多字，并已油印成册。为了配合西北民族宗教的研究，正在编制《西北民族宗教文摘》，已完成了甘肃、青海部分，约60万字之多，预计年内初稿可以完成。 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工作，除过去已陆续编制了70多种书目、索引外，最近又采用编制文摘和辑佚资料的方式，对西北文献资料进行发掘，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地方文献工作中的一项尝试，仅《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在小范围内发行使用的结果来看，颇受专业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三十年来，在地方文献工作中，从地方文献资料的使用情况来看，甘肃省图书馆在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和整个图书馆工作是一致的，同时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 第一，注意“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特点。许多项目，包括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等，都具有一定的积累性、持续性、连贯性及服务性。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既是以书刊为工具来服务于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那么就必须重视文献资料的积累、保管和流通。 第二，为了更好地向读者提供地方文献资料，必须熟练掌握文献资料。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过程，也是熟悉资料的过程。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题录和辑佚工作的过程，更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掌握文献资料的过程。图书馆工作者只有下苦功夫了解掌握资料，才能更准确有效地为读者提供资料。 第三，收集效果是进一步了解资料的参考价值，更准确地提供读者利用资料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事实上馆藏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内容庞杂，任何一个馆员不可能做到了如指掌，何况某种文献资料的内容及参考价值，更是心中无数。因此，当读者阅读某一项资料，或研究某一问题结束后，图书馆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和读者进行交谈，征求意见，了解效果，这样可以使图书馆工作者进一步掌握文献资料的内容和价值，同时还为有目的补充文献资料提供依据。这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图书馆工作论文:试论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影响的思考 论文摘要：阐述了儒学基本思想的创立与内涵，探讨了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论文关键词：儒学伦理思想；现代社会；现代图书馆；教育作用 儒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信仰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但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或宗教，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是以道德作为思想的太阳。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的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于是把儒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西方哲学一向有其深厚叉相对独立的传统，其学派承接转换创新皆有清晰脉络可寻。我们向来认为：孔子、老于是思想家，儒、佛、道三家有哲学也有宗教，还有更多的东西。因此中国哲学史应还原为中国思想史，要按照历史上固有的学派与传承及其相互关系来写中国思想史，完整地去再现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禅宗的思想。 当然，现代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变成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同时，我们在用西方文化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抹杀中国文化的特色．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优点、长处和特殊价值，并且用中国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形成双向诠释和中西互补。总之，处在今天世俗化极端发展的时代，只有重建儒家的“政治儒学”传统，挺立儒家“魅”的精神，追求儒家“中和之魅”的圆融理想，才能有理有气有力地回应铺天盖地的“无魅”世界的挑战。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也是很大的。 1儒学的创立与内涵 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内容来说，是由儒家、道家、佛家3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构成的。而儒家思想是构成中华文化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主体。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主要有仁、义、礼、智、信等方面，而“仁”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其内容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即五常之一，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含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它包括：仁者爱人，为仁之方，为仁由己。总之，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也就是说，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而必须爱人以德，始终坚持道德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学即儒家之学亦即儒家的学说或思想体系。“儒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淮南子·要略》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的说法，这里的“儒者之学”即指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由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时私人办学的风气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精通诗、书、礼、乐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师儒”的生涯，这便是最早的儒者，孔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从发源处看，内圣外王并不始于儒家，而是由《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外王则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前者讲修养，后者讲事功。可见儒学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修养与事功的合一。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先生用“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来概括儒家的内涵与意义。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落实到真实的生命中去，是具有真实感、确切感、客观感的内容真理。它的要义是要培养生命的强度与韧性，成圣成贤。对于儒学的研究，不单是将其当作一客观之对象来研究，而是真正将其落实到、贯彻到个体的生命中去，以实践的、笃实的精神来实现之，彰显之。 儒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哲学的另一进路。它以人的道德性为依托，反观自身，取其良知，浸润人本质。儒家哲学即本体即工夫，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合一，是一种更为简捷的境界(工夫与本体的合一)。 2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儒学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精神力量之翼。它是5000多年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延续，是能在各个社会中找到痕迹的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儒学就是由中国历史延续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优秀中华民族意识。中国儒学是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类型，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精华，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思想以及价值取向对现代社会有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所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 首先，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一个现代化企业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理想和信念，是很难长久立足于社会和在竞争中取胜的。然而这种理想和信念一旦渗透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就会变成一种精神动力，成为企业不竭的力量源泉。这种动力是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要建立这样的企业精神，一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导思想，二是离不开对儒学的弘扬。 其次，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道德提供思想基础。我国儒学中勤劳、仁爱、诚信、国家至上等道德观念及其伦理体系至今仍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要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能正常运转，就必须借鉴、汲取其(儒学)精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当前社会道德建设滞后，与对儒学的简单、粗暴否定有关系。社会道德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是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具体体现，是文明的象征，一个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社会，是无道德可言的。用儒学来塑造现代人的性格，用儒学作为纽带对现代人进行道德教育，以前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进行理想教育，用传统道德与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新道德相结合，培养和造就“四有”人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道德，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三，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儒家讲的“仁”，实质是要求人们处理好本身与他人的关系。用现代语言说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仁”不仅是爱他人，还有爱社会、爱自然，把爱他人与爱自然高度统一的思想，是儒学中“仁”思想闪光之处。以这种思想为借鉴来正确引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实施可持续战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乐山乐水”是孔子带哲理地对“仁”的引申，赋予“仁”深刻内涵，把爱从社会扩展到自然；孟子发展了爱的思想，主张爱物，把爱物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扩大到大自然，以宽厚仁慈之德包容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物、自然环境被无止境地开发，破坏了生态系统。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要求保护自然，确立和尊重自然的价值和自然的权利，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环境道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世界道德有关专家预测，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环境的文明。人类的道德要达到环境文明的境界，使道德跨人现代文明的层面，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新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种历史必然选择。总之，汲取儒学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对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3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精神的。现代图书馆员应有为图书馆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如热情服务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怕苦累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团结奋进、文明服务、甘为人梯、尽职尽责等精神。在平时的工作实践中，工作人员应做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图书馆事业，热爱读者。同时工作作风要过硬，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纪律严明，忠于职守，团结互助，雷厉风行；业务要精，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努力学习，不断进取。总之，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图书馆员。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儒学对于每个人的修身涵养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儒家提出的“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员仍具有现实意义。图书馆是人们讲文明、树礼貌的公共场所，图书馆员的礼仪是图书馆礼仪的形象代言人，其礼貌、礼节、仪表、仪态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一言一行，起着图书馆的教育作用。 “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予特别的重视。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使图书馆员成为一个智商、情商“双高”的高素质人才，新时代的图书馆也迫切需要这种人才。 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远不止这些。笔者写此文章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在这一问题上能引起大家更深入的讨论。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论阅读享乐化属性对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针对阋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和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提出了建立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的设想。 关键词：阅读享乐化；高校图书馆；阅读习惯 1阅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源于西方的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巾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学生也开始受到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传统的精英式大学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后，进一步加深了大学生的消费主义心理意识，大学生的阅读越来越多地呈现}n一种消费主义属性，阅读开始呈现出享乐化的发展趋势． 1．1阅读享乐化消费特征对阅读方式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的直接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阅读的选择减少。《华盛顿邮报》在不到3年的时间订l划人数下降了6％，从77万人下降至72．01万人。美国在线出版商协会调查示：l8—34岁的人，46％的人喜炊网络浏览阅读，只有l1％的人选择读书、阅报、看杂志。在中国，m版科研所主持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2003年中国国民保持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阅读习惯的只有5％左右。其次，以接受知识和教育的崇高的学习型阅读心理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休闲、消遣和娱乐主导了人们的阅读心理，阅读者开始追求视觉感观上的刺激，艺术的通俗主义和图文主义盛行。阅读兴趣集中在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缺乏深度的生活时尚类图书、报纸和杂志上。 1．2阅读的浅层化和意义泛化 阅读呈现出享乐化发展趋势后，阅读的本质不再是一种纯精神的陶冶，它已经变成一种大学生多重消费融合的消遣方式。文化阅读的意义正在淡化，以接受知识为主的学习阅读掺杂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和消费主义的异化物。如声讯阅读、视频阅读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重要阅读方式．学生们在交通工具上阅读、存餐厅里阅读、在影视里阅读、在网络中蒯读，这种与休闲、消遣和娱乐相结合的享乐阅划读方式使大学生的阅读意义泛化，阅读者的阅读行为也由“读”转变“肴”，阅读开始变得浅层化，读者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思考，文字所表达的知识和语言艺术的审美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情感共鸣。 大学生阅读浅层化和意义泛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文木阅读和学习兴趣的下降，而争业化学习又不可能为大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图文和通俗化阅读，专业理论更多的是在枯燥的文本阅读过程巾实现的。这样，阅读的享乐化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本文的研究试图要解决这对矛盾。 2阅读享乐化对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大学生阅读需求的享乐化已经是一种不可同避的现实趋势，在全方位、全天候、多元流动的网络信息供给状态的冲击下，在网络媒体视频化的影响下，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逐渐向图义化方向发展大学罔书馆的管理工作也必须去适应这种需求的发展要求，才能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的阅读方向。 2．1阅读享乐化对文献采访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直接导致图书、报纸和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需求量的下降。随着读网，读陶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文本义献的装帧、版式过时，不能适应浅层化、读图化阅读方式的要求。文献采访部门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图书、报纸和杂志复本采购量，注重对装帧版式新颖、图文并茂的义本文献的采购，协调文本文献和超文本电子图书、专业数据库的采购比例，电子版、网络版文献载体替代学生阅读兴趣相对集中的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生活时尚类文本载体这样既能节约罔书采购经费，又能在满足学生阅读需求的同时引导学生养成图书馆阅读的习惯，避免学生在公共网吧阅读。有利于学生的管理。 2．2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对大学生文本文献使用的影响 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会使大学生语言艺术的审美能力弱化，用轻浮、玩味和厌烦的心理状态对待文本阅读。过分追求图像的感官刺激导致传统的文本文献阅读兴趣下降，不仅使文本文献的使朋率下降，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大学生专业学习能力的形成。 阅读享乐化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一种阅读特征，高校和图书馆不可能用行政的方法和手段去改变这种阅读习惯，只有通过积极的引导才能收到良好的管理效果。在多年阅览管理实践中，我们通过举办“读书节”“主题读书活动”等方法，培养学生对文本文献的阅读兴趣，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建立积极引导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 阅读享乐化改变了大学生的蒯读行为习惯和文献需求方式，特别是对网络和电子文献需求的上升直接导致了大学图书馆电子文献采购经费的急增。据统计，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经费比大约为l：l，电子文献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但电子文献的质与大学生阅读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差距。大学校圃网上运行的数据库的知识点重复牢太高，既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又容易造成大学生知识审美的疲劳，还会对学生的文献阅读兴趣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大学图书馆必须满足学生的“信息阅读”(信息阅读的要求是不重复阅读和超文本的比较阅读)需求：学习型数据库正是对这种阅读需求满足的一种尝试，它克服了文本文献和全文数据库重复率高的缺点。 3．1全文数据库对大学生学习的利弊 目前，在大学校园网上运行的大多数是全文数据库。如中国期刊镜像站、数字化期刊网等。这些数据库对师生员丁的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全文数据库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诸多的不便。Windows虽然能为学生提供多视窗的比较蜊读，但全文数据库并没有文现超文本链接，且多数数据库是全义扫描，内容良莠不齐，相当数量的劣质义献和重复文献影响着学生的正常阅读。 3．2学习型数据库 学习型数据库是通过将“争业”归纳为若十个知识点，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组织编排知识体系。学生存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学习的过程中．避免了文本学习的重复，还可以通过数据库的超文本链接进行比较学习。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后，可以利用学习型数据库的多检索途径的功能进行研究型学习。这种数据库不仅可以避免全文数据库重复阅读的弊端，还可以利用网络数据库的设汁优点活跃贞面、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和阅读兴趣，实现信息化阅读。 目前，巨大的考试市场为中小学生的学习型数据库的编制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证，学习型数据库首先部分地应用在中小学生的各种应试科日的学习中。除去应试教育的弊端不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数据库存中小学生的学习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大学生主要是通过学习现存的知识体系来完成学业的。大学图书馆可以根据本校的专业情况，通过“一家牵头”“联合编制”“网络共享”的方式解决单一编制成本过高的问题，可以从用户多的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做起，这样既有益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也有利于节约资源和资金。

农业农村论文: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努力推进新时期的农村水利工作 摘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村水利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上午，汪恕诚部长做了一个非常重要、十分深刻的报告，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明年和今后的水利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按照会议安排，我就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谈几点认识。 一、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更新和完善水利发展观念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国外经济发展经验，为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表明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反映了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必然趋势。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也是水利改革与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全面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体现了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水利工作，必须树立六个观念：一是以人为本的观念。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水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好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确保饮水安全、防洪安全和用水安全；二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水的关系，充分考虑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在水利建设中避免和减少人类活动对水和自然的侵害；三是节约资源的观念。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为目标，树立节水意识，完善节水机制，建设节水型社会，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四是保护环境的观念。水是维系良好生态环境的最基本要素，要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加强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正确处理水利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维系河流健康生命；五是统筹发展的观念。根据流域、区域、城乡和东中西部发展对水利的不同需求，统筹考虑水资源条件、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科学确定水利发展目标、速度、规模和水平，促进水利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六是改革创新的观念。深化水利改革，理顺体制、创新机制、健全法制，强化水利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水利依法行政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 98’大水以来，水利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力地支撑和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利部党组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水利工作的实际出发，在系统总结多年治水实践的基础上，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提出了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治水新思路。近几年的实践表明，这一治水思路贯彻了中央水利工作方针，是科学发展观在水利工作中的直接体现。 几年来，各级水利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水利改革与发展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跨越。一是水利投入大幅度增加，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98年以来，中央共投入水利建设资金2400多亿元，年均投入300亿元以上。长江干堤加固等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南水北调和治淮建设全面启动，农村人饮解困、大型灌区节水改造、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骨干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水利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二是水利改革不断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水利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流域管理体制改革、水务管理体制改革、水利投资体制改革、农村水利改革、水价改革全面推进；三是依法治水力度进一步加大。水法规体系和水行政执法体系逐步健全，科学、民主、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高；四是水资源管理得到加强。黄河水资源统一调度，张掖等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黑河、塔里木河综合治理，引江济太、引岳济淀、扎龙湿地补水等取得显著成效；五是水利规划和前期工作取得新的突破。水资源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水利专项规划取得重要成果，重点水利项目的前期工作步伐加快。 但是，从科学发展观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要求来看，水资源承载能力下降，饮水安全问题十分突出，水资源短缺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江河防洪标准偏低，综合防洪减灾体系尚不完善，频繁的洪涝灾害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水污染问题较为突出，水环境的总体状况尚未得到根本好转；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水利改革与发展自身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的认识还不尽一致，贯彻落实的力度还不够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水利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及安全隐患等问题较为突出，公益性水利工程良性运行维护补偿政策尚未到位；水利发展中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约束尚未消除，水利的社会管理和依法行政能力亟待加强；水利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较低，水利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还需进一步加快；水库移民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基层水管单位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亟待改善。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中央对水利工作高度重视，将水利放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突出位置，国家由积极的财政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后，仍将继续保持较大的中央水利投资力度，水利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开拓进取，迎难而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解决水利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水利发展目标和任务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总的来说，就是要把握一条主线，突出三个抓手，明确五个目标，构建六大体系。 把握一条主线。就是要在水利工作中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中央水利工作方针，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着力解决好水利改革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水利服务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突出三个抓手。一是加快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只有加快发展，才能解决好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的水问题，才能提高水利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二是深化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加快水利发展的根本途径。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建立水资源和涉水事务统一管理体制，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水利发展机制，才能完善依法行政、依法治水、依法管水的水行政管理体系；三是强化管理。管理是提高效益的基础，也是保证水利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只有强化管理，才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才能使水利工程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才能提高水利管理部门驾驭水利工作的能力。 明确五个目标。一是保障饮水安全。把保障饮水安全、保护人的健康生命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和突出重点，提高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改善供水水质，保护饮用水源，切实解决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二是保障防洪安全。以大江大河治理为重点，提高重要防洪保护区、重要城市和重要地区的防洪减灾能力，将洪涝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三是保障粮食安全。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为重点，提高农田灌排能力和农业用水效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御水旱灾害能力；四是保障经济用水安全。以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为重点，满足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重大战略布局对水的需求；五是保障生态用水安全。以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为重点，统筹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维系河流健康生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构建六大体系。一是防洪减灾保障体系。坚持给洪水以出路的原则，通过河道整治、堤防加固、控制性枢纽、蓄滞洪区建设等工程措施，结合洪水风险管理、洪水预警预报、防洪调度指挥等非工程措施，构建较为完善的江河综合防洪减灾体系；二是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坚持节流与开源并举的原则，通过大力推行节水措施，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通过兴建南水北调等跨流域和区域调水工程，形成四横三纵、东西互补、南北互济的全国水资源配置格局，结合骨干水源工程、各类蓄引提工程建设及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提高供水保障能力，构建城乡供水安全保障体系；三是农村水利保障体系。坚持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与改善生活条件同步推进的原则，通过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型排涝泵站更新改造，结合人畜饮水、节水灌溉、雨水集蓄、牧区水利、农村水电等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发展有效灌溉面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灾减灾能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构建农村水利保障体系；四是水环境安全保障体系。坚持保护与治理并重的原则，通过严格的水功能区划管理，实行排污总量控制和水质监测，加强对重要水源地和地下水的保护，逐步恢复和改善水体功能，结合水污染治理，加大中水回用力度，提高水环境承载能力，构建水环境安全保障体系；五是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坚持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坡改梯、淤地坝、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措施，结合退耕还林和封禁保护，充分发挥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对重点水土流失区和生态脆弱流域进行综合治理，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构建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六是水利现代化保障体系。坚持以信息化促进水利现代化的原则，通过建立水文水资源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防汛抗旱指挥系统、水资源调度管理系统、水土保持监测和管理信息系统，结合水利科技创新，不断提高水利信息化水平，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构建水利现代化保障体系。 四、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要着力做好六项工作。 第一，抓好规划的制定和前期工作，打造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整体框架。一是制定好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总结“十五”计划完成情况，分析水利发展面临形势，明确水利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布局、重点和措施，为“十一五”水利改革与发展提供规划依据；二是编制好水资源综合规划。在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的基础上，做好水资源配置工作，根据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状况，科学制定主要江河水资源分配方案，为建立国家水权制度、合理配置和科学管理水资源提供规划支撑；三是做好防洪规划的审查报批工作。尽快形成全国和流域防洪规划成果，为完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确立洪水管理制度提供规划基础；四是加快重要流域、区域规划及专项水利规划的编制，完善水利规划体系，强化水利规划的法律地位，抓好各项规划的实施；五是加快重点水利项目前期工作，为实现水利规划目标和保持稳定的水利建设规模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可持续发展水利基础。一是加快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把保障饮水安全作为水利建设的首要任务，重点解决农村群众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及血吸虫病区等水质不达标和局部地区的饮水困难问题；二是加快以治淮为重点的防洪工程建设。加强蓄滞洪区建设，实施重点河段的堤防建设、河势控制和清淤疏浚，加大重点海堤建设力度，加强重要跨界河流整治及国土防护，重视中小河流防洪治理和山洪灾害防治；三是加快南水北调等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搞好南水北调工程前期工作，建设甘肃引洮等一批区域性调水工程，积极开发利用雨洪资源和非常规水资源；四是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在水土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新建一批大型灌区，对大型排涝泵站进行更新改造，发展雨水集蓄利用，加强牧区水利建设；五是加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重点水利枢纽建设。尽快完成第一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快实施第二批除险加固任务。按照水库建设规划，加强新建水库的论证和审批工作，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新建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妥善处理水库移民安置、征地补偿和后期扶持等问题；六是加快水土保持和生态治理。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搞好黄河多沙粗沙区淤地坝建设，继续实施塔里木河、黑河、首都水资源综合治理；七是加强农村水电和电气化建设。加快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工程建设步伐，实施光明工程，解决偏远地区群众用电困难；八是加快水利信息化建设。继续建设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加强水文水资源监测信息网络建设，加强重点流域、区域、城市及骨干水利工程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水利建设要注重向西部地区倾斜，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倾斜，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水利援藏、水利定点扶贫和水利血防等工作。 第三，加快各项水利改革，理顺可持续发展水利的体制机制。一是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进行流域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加快区域水务管理体制改革，对涉水事务实行统一管理；二是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以公共财政为主的水利投资体制，拓宽水利投融资渠道，建立稳定的水利投入保障机制，落实好地方配套资金，切实加强水利资金管理；三是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政府投资的非经营性水利项目“代建制”，规范水利建设市场，完善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确保工程安全、资金安全和干部安全。加快水管单位体制改革，建立工程管理和维护的投入机制，落实管护经费，推进管养分离，精简管理机构，加强经营管理，确保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和效益的发挥；四是水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利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管制度，探索准公益性水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完善水利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体制；五是推进农村水利改革。大力推行灌区管理体制改革，鼓励用水户参与或直接管理。对农村小型水利设施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调动农民参与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六是推进水价改革。建立有利于节水的水价形成机制，全面推行阶梯式水价，对不同水源和不同类型用水实行差别水价。在水资源紧缺地区和生态环境恶化地区，要逐步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第四，强化涉水事务的社会管理，创新可持续发展水利的管理模式。一是建立洪水管理制度。开展洪水风险分析评价，建立国家洪水影响评价制度，完善蓄滞洪区管理制度，提高蓄滞洪区管理运用调度能力；二是建立国家水权管理制度。抓紧制定国家主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实现用水总量控制和用水定额管理，建立水权转让制度，培育水市场，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三是建立水资源节约制度。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在农业节水方面，建立先进的灌溉用水制度和城市、工业补偿农业节水机制，提高农业用水的效率和效益。在城市和工业节水方面，完善水资源论证制度，推广节水技术和器具，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四是建立水资源保护制度。完善水功能区管理制度，确定水域纳污能力，建立排污总量控制、入河排污口登记及审批制度，加强重要水功能区和重要入河排污口的监控。 第五，加强水利政策法规建设，为可持续发展水利提供法制保障。抓紧完善《水法》、《防洪法》的配套法规，研究制订水利建设的征地补偿、移民安置、生态保护等政策措施，争取尽早出台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新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加强水政执法体系建设，规范水事行为，提高执法能力。深化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水平。 在此，我想再重点强调一下移民和生态问题。当前，移民和生态问题已成为事关水利可持续发展的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水利建设中，要高度重视移民安置和生态保护。根据移民安置环境容量，科学确定移民安置方案，打足移民安置投资概算，保障移民合法权益。要完善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妥善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移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要高度重视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把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河流健康生命作为水利工作的重要理念，新建水利工程要认真做好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尽量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已建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具有不利影响的，要在科学论证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第六，加强科技创新和队伍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活力。建立水利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科技攻关，抓好水利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提高水利科技含量和现代化水平。加强水利队伍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培养高素质水利人才，弘扬“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把水利改革与发展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是各级水利部门的重要任务。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开创水利工作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农业农村论文:浅析“后农业税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改革与发展 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消除，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近年来开展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2005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1958年通过的农业税条例，中国的农业税由免征转为彻底取消。我一直认为，税费改革的真正内涵不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1].免征或取消农业税是惠民利民的重大举措，但这只是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免征农业税对于一些农业税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比重较大的地区和县市，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从了解到的一些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免征农业税解决的问题可能没有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多。这也就使得深化农村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新的契机。现仅就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根源及解决思路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 （一）免征农业税后，农业税占财政收入比重较大的地区，在总体财力中，上级补助收入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已从“吃饭财政”沦为名副其实的“要饭财政”。 西北某贫困县，2002年当年可用财力为13850万元，其中省补助收入11427万元，占可用财力的82.5%；2003年当年可用财力14968万元，其中省补助收入12559万元，占可用财力的83.9%；2004年当年可用财力17449万元，省补助收入15734万元，占可用财力的90.2%；2005年预计当年可用财力10983万元，省补助收入10529万元，比重高达 95.9%.该县34.93万人，财政供养人口8681人，占全县人口的2.49%.县级财政的所有收入远远不够发全县干部的工资。只能发2-3个月的工资。 该县2004年财政赤字4869多万元，如包括挪用的1000多万元的专款，赤字共6000多万元。2004年底累积债务达6836万元。2005年财政的实际支出预计为18928.5万元，支出的主要部分为：人头费（9435万元），公用经费（2664万元），上年结转的专项资金（3887万元），税费改革的中央转移支付非支不可的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301万元）、村社干部报酬（191万元）、乡村道路、优抚等（641万元）；预算执行中要求县级财政负担的计划生育（462.5万元）、封山育林、救灾、低保（城市）、防疫、口蹄疫防治、世界银行贷款本息、医疗保险等1347万元。收支缺口预计将达到近8000万元，还还不算没有能力执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配套资金118万元。 免征农业税后乡镇一级的财政收支情况又怎样呢？在该县，乡镇一级的地方税收全部上缴县级财政，有的乡镇一年没有任何财政收入。镇上每年除了支付干部工资和办公经费外，无法再有其他支出。干部工资和正常办公经费（1人1年600元的标准）完全靠县财政拨付。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广东某镇，现在镇政府唯一可支配资金是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20万元，市政府每月划拨给镇办公经费4000元，镇级收入大缩水，而各项支出依旧[2]. 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现在财政全归县，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财政基础已经丧失殆尽。 （二）、为完成财政收入的任务，弥补收支缺口，地方财政部门加大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的征收力度以增加入库数额，造成了非税收入的比重上升，“免税兴费”的倾向有所抬头。 我曾经认为，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这两个税种，免除了征税成本，也就铲除了“搭车”收费的根基和平台[3]，现在看来，这种认识过于主观，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财政财政，有“财”才有“政”，为了保“政”，必须敛钱。税收收入没有了，只有在非税收入上做文章。上述西北地区某县，在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2002年占34.3%，2004年占45.6% ，2005年预计占57.7%. 非税收入基本上都用于原收费单位的费用支出，形成了财政收入数字上去了，但可支配财力却上不去的状况。 收费当中的一种是行政性收费收入中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性收费收入，即超生子女的社会抚养费，该县按当地人均纯收入比例的30%，一对夫妇双方连征7年，2000年一个计划外二孩应缴纳社会抚养费5195元，2001年为5485元，2002年5859元，2003年6098元，2004年一个计划外二孩应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增到6388元。2004年该县全年共收缴社会抚养费40多万元，但在地区排名仍落后，于是2005年加大了清欠力度，到7月份已经收上了180多万元。其中收缴往年拖欠款87万元，新增58万元。2005年以前，收缴的社会抚养费10%缴县计生局，乡镇自留90%.2005年后，不再上缴县，收支两条线，社会抚养费的47%用于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的养老保险，20%为办公费用；30%用于工作人员的奖金和补贴。 中部地区一个县，2004年一个计划外二孩最少缴纳社会抚养费21900元。据当地的乡镇领导讲，在实际操作中，社会抚养费并没有及时全部缴入国库，坐收坐支现象突出，社会抚养费的最终使用权还是在乡镇，其中有镇村干部的奖金和村里的分成部分[4]. 另外，在一些地区，将“一事一议”变成固定收费，将“两工”强行以资代劳，农用车管理、生猪屠宰、农民建房、土葬村民缴纳土葬费的罚款等，成为农村“乱收费”的新源头，“免税兴费”的倾向有所抬头。 （三）、专项资金被挪用，配套资金无法落实。 有的地方政府连“要饭财政”也维持不下去，最后是挤占挪用专项款，有的县一年挪用上千万元专项款来发工资，第二年再用新的专项款来补上，来化解。 项目往往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费用，但属于“要饭财政”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可能提供配套资金。其结果不是作假，就是把项目放在不太贫困的地方。如真要配套，向群众筹，则必然增加群众负担；从银行筹，则形成新的挂帐。 （四）、围绕农村土地的利益问题成为焦点。 地方财源的枯竭使得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农户通过各种方式来占取宅基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4年全国村庄用地2.48亿亩，按当年年度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村庄用地高达218平方米，约是特大城市人均用地面积的2到3倍，比我国城市人均用地面积最高限额还多98平方米。更值得关注的是，村和社以土地补偿费作为集体收入的来源，政府来征地，企业通过政府和村来占地。改变土地用途，借“地”生财，是目前许多地方财政走出“赤字”困境的绝招。这种行为已经对农村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大的隐患。许多地方频繁发生围绕土地出让金产生的冲突，而矛盾的主要焦点就是土地征地款的分配问题，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生，必将给社会带来不安。 （五）、免征农业税对乡村治理结构未来的走向形成挑战，基层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管理模式依旧占据统治地位。 在税费改革前，农业税和其他收费是农民与国家之间的重要纽带，是政府与农民之间谈判的筹码。但在免征农业税后，农民不怕干部了，乡村干部失去了一个社会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但另一方面，乡镇干部也不需要为收税费来求村组干部和农民了，似乎可以不干事了。实际上，乡镇和村有适合其规模的该为老百姓提供的基本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如果说税费改革的结果是影响基层政权和基层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行，该履行的职能不再履行，该为老百姓做的事不做了，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影响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这显然与税费改革的初衷相违。现在的情况是以往传统的干群关系发生了变化，乡镇和村级组织应由统治型的管理模式转为服务型，可是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从上到下，对各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仍是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各种经济指标（GDP增长率、财政税收任务、招商引资）和社会指标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把完成任务和政绩、考核以及经济收益挂钩，带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现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地方上又把阻止上访、防止媒体暴光作为第一要务，中国传统的自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管理型的治理结构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二、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发和凸显的问题的根源 出现以上问题的重要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曲，“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的上级层次与基层之间的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突出表现为税收的分享结构严重向城市、向政府的上级层次倾斜。 1994年通过分税制改革形成中央和地方权力的重新划分，随着这一改革的推进，大大地解决了改革之初财政分配关系中“两个比重”过低的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各级的财权和事权划分的扭曲。总的态势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上边对下边是光给政策不给钱，基层的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对称。乡村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各个垂直部门为做工作、实现政绩而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和严重短缺（该干的事没有钱干）并存。各种政府部门由自身的利益驱动，向农民伸手，最终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触犯农民的利益，造成农民与集体，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纠纷，甚至抗争。 从2003年起，几个主体税种实行省、市、县共享，并且提高了对县一级的上划比例。县级政府从国税中得到的分成比例，增殖税从25%降到20%.县级政府从地税中得到的分成比例，营业税从100%降到50%；个人所得税从50%降到15%；企业所得税从50%降到15%；城市建设维护税从70%降到50%，加之取消农业税，使县级和乡镇的财源更趋薄弱，财政自给能力进一步降低。就目前的财政体制看，已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县级政府除了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外，几乎是一些没有什么发展潜力、税基窄小的税种，有增长潜力的所得税，先是被划为共享税，现在共享的比例又进一步向县以上调整。县及县以下的财力进一步减少，但要保障的方面越来越多。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和联结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平台和主战场，它应是最有活力的经济。但一种几乎完全依靠上级补助维持运转的县域财政，靠挤占项目资金勉强度日的县域财政，是没有生命力和发展动力的财政体系，无法为县域的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如果听任上述趋向发展，这显然与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相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也很将难以实现。 （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滞后，部门既得利益固化的局面没有得到改观。 迄今为止，我国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中，专项资金占很大比重，市场配置资源的比重在缩小。据从有关部门了解，中国2004年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约1万亿元多一点，其中税收返还占40%，实际转移支付约6000亿元。在这6000亿元当中，专项转移支付占57%，财力性转移支付仅占43%；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不到750亿元，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29%，仅占实际转移支付的12%.财力性转移支付的其余部分用于调整工资补贴，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县乡财政补贴、民族地区补贴等。专项转移支付的支配权掌握在中央各部门手中，一些部、委、办掌握着大量的专项资金，拥有资源的配置权，而且支配资源的权力越来越大。如：农口投资，都是投到一个县这一、二千平方公里，但林业部门管林业投资，农业部门管农业投资，水利部门管水利投资，部门利益的影响和条块分割严重，条条专政导致地方事权的分割，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这种体制使得地方上要千方百计来争取项目。尤其是贫困地区，有项目才能生存。有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沉痛地讲，“跑项目的学问太大，但不跑又不行。我们只有盯着项目，犯错误才有条件。没有项目，我们连犯错误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追求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或资源成为许多部门或市场主体的重要目标，而政府部门控制的资源的投放又是“专项性”的，即把这部分专项资金给哪些地区、部门或市场主体的权力掌握在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人的手中，决策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人为的成分，那么，严重的设租和寻租行为也将不可避免。专项资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部门腐败的根源，为毁掉一些干部创造了条件。 （三）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和村组出现的反自治化倾向强化了传统的管理模式。 基层政府的走向应是从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转向有限功能的政府；从自上而下、行政型的政府转向自治程度较高的政府，从统治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为此，深化农村改革就要进行制度创新。但在免征农业税后，许多乡镇和行政村的财政收入没有了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级的转移支付，这反而加重了它们对上级的依赖程度，固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村干部的工资改由上面支付后，村干部民选化将变成村干部官僚化。以前在各地普遍推行 “村帐乡管”，现在则进一步提出“对一般乡镇，都要大力推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既然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是“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现在由外部的“上级”单位来管理“下级”的财务，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与提高自治程度相反的举措，必然强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反映出在乡镇和村这两级的本级层次上有效制约机制的阙如。 （四）现行的干部考核机制及相应的政绩观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换。 同志曾讲到，政府要从原来很多情况下直接干预或者直接管理经济活动跳出来，要完整地认识并掌握政府的四项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我理解中央的精神是政府不应直接参与资源的配置，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应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所起的基础性作用，着力创造一个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但实际上传统的政绩观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如东部沿海某省的一个县级市对乡镇书记、镇长的考核，共100分，分3块：（1）双引（引入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商资本），看固定资产投入，50万元以上的项目要有4个，其中要有1个项目在100万元以上。这个指标占40分。（2）农民人均纯收入； 占30分。（3）农村劳动力转移； 占30分。后两个指标各乡镇之间差别不大，关键是招商引资，你超额1个，他超2个、3个。最后看加分。尤其外商投资开发农业，比值相当大，一好遮百丑。 传统的发展观、政绩观和考核机制相结合，就导致政府直接操纵资源的配置，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和农户），干了许多不该干的事。19 90年代，政府出台不少兴办乡镇企业的地方政策法规，鼓励乃至强制基层政府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政绩压力以及财政收入的激励下，集体企业得到了非常规的发展，导致以后乡镇和村负债沉重。近年来，地方政府又为促进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发展，往往采取各种直接的经济干预手段，如为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减免税收；为企业寻找贷款，甚至提供贷款担保；帮助企业上市，甚至捆绑上市。在抓项目、组织劳务输出、结构调整等各项工作中，政府的不当干预往往引发各种矛盾。群众说，“不怕市场不发育，就怕政府乱干预”。 三、 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 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是深刻领会总书记“两个趋向”的重要思想，明确一个前提，落实两个基点。 （一）明确一个基本前提 即把深化农村改革和深化宏观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相结合，尤其是着力于中央和省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和县级综合配套改革，转换政府的职能，更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协调“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的上级层次与基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 应加速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打好改革的攻坚战。国家应调整既得利益格局，大幅度地减少专项资金，从源头上削减中央各部门配置资源的权力，同时建立规范的横向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这样可以减少寻租行为和决策的随意性，有利于杜绝腐败，提高经济效率，真正使财政体制能具有平衡地区间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能力。 政府职能能否改变，要看其行为能否受到有效制约。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则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改革干部考核机制和选拔任用机制，改变各级政府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局面，在工作中真正体现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GDP的增长率仅是结果的一个衡量标准，重要的是五个统筹的实现程度，这将最终决定一个地区是否能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是否能有一种建立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可持续的增长。 （二）落实两个基点 在深化宏观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大的前提下，农村发展方面一是要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真正由农民群众参与的制衡机制。这应是后农业税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基点。 为使县、乡镇及村的机构能正常运转，能履行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职能，必须有相应的财力作支撑，有一个健全的财政体系为基础。所需的财力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加以充实： （1）调整分税制的结构，财政向地方让利，保证县及县以下有一定的税源；着眼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开发当地的资源优势，培植和涵养税源，逐步增加县及县以下的财政收入，形成县域经济的良性循环。 （2）增大体制性、制度性的转移支付，将事权与财权一起下放，使转移支付做到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杜绝“上边点菜，基层买单”的现象。 （3）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遏止地方政府以地生财、随意支配农民土地资源的权力。在严格限定国家征地行为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前提下，农村经营性用地不征为国有，在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让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土地市场平等地进行交易，发展二三产业，从中获取土地级差收益。 在保证财力的同时，必须加速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完善，使资源能有效利用。防止资金的贪污挪用。 （1）在乡村两级的议政和行政之间建起一种有效的民主制衡机制。解决“老板（广大农民群众）缺位”的问题。可以借鉴有些地方的经验，做实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其塑造成行政村的议决机关，而原来的权力机关村委会则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村庄的重大事项由村民代表会议商议决定后，交由村委会实施。这样，村代表不仅成了联系村集体和村民的纽带，而且也是村民参政议政的人。由村代会对执行机构（村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违背民意、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发生，有助于克服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倾向。如果这种体制能够成功，就可进一步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做实，由它来监督和制约乡镇政府的决策和行政。只有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机制，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才能真正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不至于流于形式。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 （2）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在使村级组织有可用财力的同时，将包括土地增值收益在内的集体资产收益与社区农民的直接利益挂钩，使农民群众有激励去监督资源的使用。 （3） 调整地方各级干部的收入分配结构。 当前，不同地区之间，一个地区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公务员的待遇差别极大，这种扭曲的干部收益分配体制必须改变。在欠发达地区，基层干部待遇低，任务重，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造成乡镇干部是“好人不想干，能人不来干，坏人抢着干”。乡镇干部可以使用的资源办好事远远不够，可以控制的资源办坏事绰绰有余。如果这成为一个趋势，即正直的人当乡镇干部无法维持生计，只得另觅他途，那么就会有人占据乡镇干部岗位，以权谋私，这必然造成干群关系的对立和冲突，这就是政权瓦解的潜在危险。有的基层干部反映，项目是从下往上跑，干部是从下往上调。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如果人人都不愿意去基层，不愿去欠发达地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实现。最近中央政府提出要改革现行公务员职级工资制，建立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这是正确的政策措施。但必须看到，在一些发达的省市已经提出自己的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背景下，这项政策落实起来将有很大难度。 明确一个大的前提，落实两个基点，转换政府职能，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通过调整税收分成比例、加大制度性转移支付和把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增值收益留在农村，使农村得以具备满足农民对社会公共事业基本需求的财力；通过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则使农村的财力能真正为民所用，从而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人均享受基本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的差距。这不仅是解决公平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从近期看，农民不至于因病致贫，因子女上学致贫，可减轻农民负担，无异于增加农民收入，可以使农民有资金去发展生产，去消费，从而夯实发展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从长远看，能提高农民的人口素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效率问题，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才能早日实现。 在16届4中全会上，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判断，此后他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则必然要触动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这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实现。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64页）。在20年后的今天，重新学习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感受尤为深刻。 农业农村论文:论加快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 [论文关键词]农村建设 农业科技 [论文摘要]加快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建设，农民科技知识的培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强农村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引进力度，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和农业资源配置调整，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推广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本文以个人在农村实际工作经历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干部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信仰、提高学习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能力，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 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精神和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精神，加快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按照有利于科技与农业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合理配置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的研究力量，充分利用现有基础，集中力量从事重大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农业科研机构应逐步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机构，建立起分别承担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的农技推广队伍，逐步形成国家兴办和国家扶持、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要以实施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为依托，建成国家农业科研基地和产业综合研究中心，加强农业基础研究、重大应用技术研究和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尽快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吸引高层次的外国专家和科技精英开展合作研究，提高科技实力、人才优势和创新地位。通过学科结构和人才结构的调整，建成一支高素质的精干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三、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 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有关部门要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合格的载体。利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高、中等农业院校、成人院校、农业职业学校、农干校等各级各类农业教育培训资源，逐步建立起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健全的培训制度，为全面实施各类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奠定基础。 四、加强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熟化和转化 对一些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项目要进行工程化开发，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核心，以抢占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目标。在种子（种苗）、种畜禽、疫苗与兽药、农药、肥料、饲料、农产品产后加工和节水灌溉技术及设备等方面，建成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使其为推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品种、提高品质、增加效益发挥重要作用。 五、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在加强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推广的同时，必须加强农业、农村的资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如农产品下脚料的利用、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等，如不能很好的开发利用，会造垃圾，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改善会造成农民生产生活的二次污染），因此加强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六、加强农业技术的引进力度 按照新的引进原则，以推动农业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增强我国农业技术储备的前沿技术为主，以提高主要大宗农产品质量和效益的先进实用技术为主，以促进结构调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技术为主，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以农产品商业化、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强工厂化农业为目标，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及手段的引进，以提高我国农业高新技术研究能力和水平，增强科技储备和发展后劲。 七、加强科技投入和资源配置调整，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条件支撑 政府既要加强对农业科教资源的宏观调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采取新的举措，对现有农业科教资源在重点领域、方向和任务上进行有效配置和系统整合，切实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农业科技产业，鼓励社会、企业设立农业科技创业基金；争取金融、保险系统对农业科技投资予以倾斜，放宽农业科技贷款限制，加大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力度；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争取和吸引国际组织和国外企业投资我国农业科技、教育和生态环境事业，才能有效地加快新农村建设。 农业农村论文:论现代农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实施战略 论文关键词 农村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战略 论文摘要 探讨了现代农村建设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战略，从加强农技培训、进行技术组装、抓好示范典型、加强基础建设和有效行使政府职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 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农业科技成果的总量很大，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6 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另一方面，真正运用于生产，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很少。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而我国仅为30%～40％；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0%～80％，而我国只有42％，这说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现代农业的科技推广不是靠农业技术人员向农民说教，而是通过示范使农民购买作为科技载体的产品（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以及把新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农民依靠多项新技术新产品组装生产，实现高产高效低成本，其中政府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1 开展农技培训，优化科技成果的转化 开展农技培训，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加强农技培训中心建设，各市县要组建一定数量的培训中心，让这些培训中心成为培训农民学习农业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大学校；二是开展科普之春、科技之夏、科技之秋等活动，分别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利用农闲时间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把科技致富能手组织起来，组成科技致富大王讲师团到各地进行科技致富宣传，使农民在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中受到教育；三是推广绿色证书制度，通过培训合格后取得农民技术员职称，使这些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和转化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新技术、培育和选用良种、防治病虫害及技术咨询的带头人；四是实行农民职业规范化教育，以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农业广播学校、实行3+1体制的普通中学和各类技术培训中心为阵地，对农民进行较系统的培训，使农民职业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五是结合实施星火计划培训人才，优先考虑星火计划的实施，按计划要求的内容进行专题讲座。 2 进行技术组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效益 技术组装重点是从2个方面入手。一是围绕粮食（水稻、大豆、玉米）、畜牧（牛、猪）、水产（中小水面）、优势特产资源和生物技术等重点领域进行攻关，使其形成规模效益。例如在农作物新品种方面，围绕水稻、大豆、玉米三大优势作物，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些关键技术（如耕作方法、病虫害防治）开展系列攻关，取得像水稻大棚盘育、水稻育苗床土调酸综合技术、盐碱地种稻技术、大豆综合丰产技术、玉米早熟丰产综合技术、玉米抗旱保苗技术、玉米大面积机械化综合高产技术和赤眼蜂、黑光灯防治玉米暝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初步建立起与生产条件相适应的耕作栽培技术以及与病虫害防治的配套技术。二是合理组装，全力组织推广。把各单项技术组装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大力推广。 3 积极抓好典型示范，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的辐射源 在农业科技示范工作中，重点抓“三区”建设。一是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在主要产粮区和城市郊区以乡、镇为单位建立有代表性的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通过完善组织机构，实事求是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园区建设发展规划和与之相配套的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对园区的科技培训，大力转化推广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强化组织、协调指导和管理，使之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二是重点建设几个星火技术密集区。星火技术密集区是科技成果推广的基地，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例如吉林省梨树县，自建立星火技术密集区以来，连续几年实施了以转化推广玉米丰产、耐密型玉米高产、工业应用的良种玉米栽培、米麦间作及长白杂交瘦肉型新猪种、四良四改、塑料棚舍北方全年养猪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星火计划项目，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三是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把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和农业生态区结合在一起、健全技术体系与技术经济体系。结果显示：示范区内农民纯收入比辐射圈内的农民同期年平均增长60%；示范区内粮食每年增长1 749kg/hm2，比全省同期增产1 050 kg/hm2，提高了60%以上。 4 切实加强基础建设，疏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 基础建设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①建立农技推广组织机构，形成以省为主渠道，以市为重点，以乡为骨干，以村为基础，以民间科技组织为补充的农技推广网络和以农业站、畜牧站、园艺特产站、农机站、林业站、经营站、水利站等为主体的横向网络的农技推广组织体系。②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农业成果推广的全程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果转化的有效性，促进科技成果向规模化、产业化方面发展。例如，为了转化肉食鸡高产综合配套技术这项科技成果，在养鸡的重点乡成立科技服务公司，对养鸡行业进行全过程服务，做到“七统一到户”，即统一贷款到户、统一送雏到户、统一送料到户、统一培训到户、统一防疫到户、统一回收到户、统一结算到户。③抓科技情报信息系统建设、举办科技成果展示会、召开成果转化交流会、大力宣传科技成果等4个方面，疏通信息渠道，把科技信息尽快送到农民那里。④从3个渠道促进科技人员与农民的结合。一是以农业科技人员为核心建立农业专业研究会和农民技术协会；二是采取“四包一挂”的形式，即包技术、包产量、包效益、包赔尝实行责权利挂钩；三是以省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为骨干组成的科技服务小分队，在农业生产的关键季节到农村去搞技术讲座，现场传播技术知识。 5 有效行使政府职能，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5.1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意识 要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所作为，地方各级政府要坚持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总识。一是成立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领导小组，二是建立科技进步工作的考核制度，三是积极选派科技副职。 5.2制定优惠政策 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和科研、推广单位投身于农村科技事业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结合本省本地情况制定各种政策文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5.3增加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 在增加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投入上，一方面通过立法增加投入，要求各级财政每年按一定的比例安排科技成果转化经费；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每年还需拨出科教兴农专项活动经费和重大科技成果推广专项活动经费，用于资助科教兴农成果转化推广活动。 农业农村论文: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研究术——以丽水农村文化信息化为例 论文关键词：农村信息化 文化信息化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 整合框架 论文摘要：从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定义出发，绘制了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图，并在丽水地区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实践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环境和各层级结构中涉及的相关内容及技术。 1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定义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是指将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相关的信息，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通过加工、整理产出具备附加价值的农业信息的过程。然而，由于农业信息资源分散在农业生产、加工、贮运、销售、消费等众多环节，涉及自然、社会、经济三大系统，形成内容上的广义性和信息整合的复杂性．这给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带来很大的问题。同时，农业信息主要服务于农民，具有典型的基础性和公益性，从做好社会公共服务的角度考虑，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必须开放资源，设立机构，制定标准，投入资金，为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整体框架如图1所示。 2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图分析 从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的构造来看，农业信息资源整合要依赖于相关法律体系的保护、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信息描述标准的确立和与农业信息收集、加工、处理相关的各部门和机构的紧密配合。所有这些都可以列为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环境范畴。只有这些环境营造好了才能推动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按一定的流程顺利开展。至于信息资源整合各层级工作的开展，都与一定的信息技术相关联。 2．1信息资源整合环境研究 农业信息资源的来源、分布都较广，而涉农部门和信息机构之间相互联系的深度不够，信息安全和信息标准的相对滞后都是导致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困难的重要因素。而这些，都可以归结到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环境问题上来。要处理好由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建构起法律保障、信息安全、信息标准和信息部门都发挥作用的环境．推动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深入开展和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2．1．I法律保障体系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过程中的信息获取、加工、和使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法律问题。跨部门之间的联系很多时候需要通过法律和法规来约束或建立，再加上农业信息分布在各个机构、部门，因而法律保障手段就显得尤为重要。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急需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明确信息的采集、存储、加工、传递、检索、分析等应用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在信息公开和共建共享方面。信息公开和共建、共享。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政府是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政府因其职权而掌握、占有大量农业信息，应该自上而下制定和与农业信息化和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确立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正式身份。政府要让全社会都看到其对农业信息化的支持力度和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关注，推动各相关部门和机构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投入和关注。比如丽水农业专家知识系统等重大涉农项目，都由丽水市政府制定下发相关文件和规定。市科技信息中心主持。市级重要机构和部门参与建设，面向全市群体，免费为农户提供各种农业生产、加工技术和销售信息。 2．1．2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最终目标是投入使用，实现农业信息资源的增值，让这些信息资源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而在农业信息资源的使用方面。信息的安全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整个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建立起坚实的信息安全保护体系是保障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效果和推动农业信息资源投入使用的关键。但是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法规、管理、标准技术等方方面面。任何单一层次上的安全措施都不可能提供全方位的安全。因此，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应该站在系统的高度，运用各种先进的安全技术保障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设备和数据的安全。 2．1_3信息资源处理机构 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国家的核心任务，对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处理是国家相关信息部门的工作和任务。国家主要在政策和法律的宏观方面给农业信息化提供支撑，推动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开发利用．信息产业部、涉农部下设的信息部门，聚集了大量信息人才的高校图书馆和信息机构主要负责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整理到最后的投入使用。农业信息资源最后的开发利用成效就要看信息部门的具体工作了。信息处理机构在整个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中的作用主要通过信息人才来实现。因此，信息处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对信息人才优势的发挥和农业信息的处理效果都至关重要。 2．1．4信息标准体系 我国不仅国土辽阔．而且不同区域的气候差异也大．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不可能只选取部分地区．也不可能只采用自上而下的单一采集方式。为了确保采集到的农业信息资源全面而真实。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层层推送信息的方式，将最基本的农业信息和数据以一种统一的标准推送到最近一级的信息部门．再让这一层级的信息部门将有必要往上推送的信息向上一级传递，如此反复。一些政策性和指导性的农业信息则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送达到用户端，避免信息时效消失。当然，所有这些工作都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用这个标准采集和传播各种不同的农业数据和信息。避免因标准不统一导致信息无法共享，同时保证农业信息的时效性。 2．2信息资源整合层级研究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由基础层、数据层、服务层和应用层四层组成[51，不同层级承担不同的任务，每下一层级都是上一层级的基础。下面就不同层级涉及到的内容和技术以丽水市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建设的实践进行论述。 2．2．1基础层 基础层是信息资源整合中基础的基础，是信息资源整合的载体，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人才培养两个方面。其中，基础设施包括大型科学仪器装备、科技数据和文献资源、信息网络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大型科学仪器装备的购置和调配、科技数据和文献资料的积累与管理以及用来提供共享和通讯等功能的信息网络系统。 2．2．2数据层 数据层主要负责数据的描述和数据格式的转换、处理，它在整个整合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知道．农业信息质量和共享的实现取决于对信息的描述，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不能只停留在对农业信息进行大杂烩式的汇聚，而是应该将采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尽可能详细和标准的描述和揭示，让用户可以很容易地了解这个信息的实质和价值。现在通用的信息描述标准是柏林核心数据(DobmCore)．它是专门针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特征而创建的，涵盖了资源的重要检索点、辅助检索点和相关检索点。而对数据和数据格式的转换则需要涉及到相关的信息处理技术。通过诸如XML等为主的信息处理技术。实现不同平台间数据和数据格式的转换，为信息的共建、共享提供条件和可能。为了响应标准体系的建设内容．在对数据进行描述和数据转换时，需要采用统一的国际或国内标准。 2．2．3服务层 服务层主要是为用户提供检索服务。在众多的农业信息资源中检索出用户需要的信息。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和计算机数学算法的完善、提高．使检索算法越来越完善，检索方法越来越简单，检索精确度越来越高，检索速度也得到了极大提高。这些对我们进行信息资源的检索和利用都很重要．但是检索的智能化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因此．在服务层我们要充分利用知识库的智能检索、自学方法和推理机方法等现存的智能检索方法，结合新近的优化技术和检索标准，提高检索结果与检索目标的紧密度，扩大检索的范围和检索的相似度，同时提高检全率和检准率。 2．2．4应用层 应用层是信息资源整合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提供信息利用的环节，通过导航、门户网站的方式向用户提供简便、快捷的信息服务。作为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最后一层，它应该承担一般信息资源整合所没有承担的一些责任。比如从农村信息用户的需求角度和信息素质出发．建立适合农村用户思维习惯和水平的导航系统和门户网站：结合各种方式提高农户对获取农业信息资源的兴趣和能力。比如丽水市专家知识系统建立后，注意采用多种推广、宣传方式，扩大农户对农业专家知识系统的认识范围．特别是加强农村用户信息素质培养，再加上简单、清楚的条目设计，农户能很方便地在这个系统中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1。 总之，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的研究是为了提高农业整合信息的增值效用，提高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农业信息系统的使用，提升农村用户的信息获取和信息实践运用能力。对信息的利用率而言，不仅取决于用户信息素质的高低．系统的整体构造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一个整合系统投入使用之前，需要多次反复试验．征求用户的意见和建议，以用户的操作和检索习惯为主要设计原则。一个针对广大农村用户需求为主的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更应如此。 农业农村论文:试析基于农村文化信息化的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研究 论文关键词：农村信息化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 信息资源整合技术 信息资源整合系统 论文摘要：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而信息获取却越来越困难的今天，对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是信息建设必经的过程。随着农村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对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也提上日程。从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原则出发，以分析信息资源整合的关键技术为基础，重点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功能的实现进行论述。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呈海量化增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信息载体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多元化趋势也在扩大，导致信息资源量在越来越庞大的同时，分散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同时网络上一些时效性、准确性差和冗余重复的垃圾信息也容易让人们对网络信息产生焦虑。要想在这浩如烟海的信息资源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也成了不容易的事情，对于信息素质一般的农户而言，更是困难。事实上，用户对信息的要求又必须及时、精准、有效，这就与他们的获取能力形成了尖锐矛盾，而要解决这种矛盾只能通过对农业信息的整合来化解。 1.农业信息化过程中信息资源整合原则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尽可能多的分散于各个角落的资源，通过系统的方法，运用信息技术，由信息人员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审核、，最后通过某一媒介或终端达到方便使用的目的。因此，在进行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之前，要先弄清楚几个问题:其一，农业信息资源的使用主体是农民;其二，农民的信息综合素质相对较低;其三，农民需要正确、有用、及时、全面的农业生产和销售信息;其四，农民需要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是方便和安全的。由此可知，在对农业信息资源进行加工、整合时，要从用户自身信息获取水平和需求出发，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达到预想中的目的。 1.1标准化、规范化原则 网络上众多的信息资源和数据库中丰富的资源之所以没法通过某一种方式就可以全部访问，除了商家不同和费用攻取等问题外，最主要是他们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范，格式、技术接口、输出标准等方面的不同，都让我们面对这些丰富的信息资源却无能为力。信息资源整合就是要通过对信息资源的内容、形式和与其相关的技术进行整合，共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在尽可能宽广的范围内方便地使用已经进行了二三次整理和加工的信息资源。因此，标准之于信息资源整合是前提和基础。只有依据一定的标准来进行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才能避免因资源重复建设导致的人、财、物的浪费和损失，让用户可以方便、优惠地访问和获取相关资源。 1.2共建、共享原则 遵循标准化、规范化原则其实也是为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打下基础。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为了集中一定范围内有限的人、财、物对信息资源进行深人加工、整理，但是由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条块分割、管理松散、部门与部门之间沟通不足等问题，让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面临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建立起统一协调的、布局合理的管理体系，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为农业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创造条件。 1.3信息安全原则 农业信息资源中的部分数据会涉及到国家秘密、国家安全，需要绝对的安全，但是农业信息资源需要一定程度的开放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开放与安全的矛盾，因此，我们需要在安全和开放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既要能保证用户方便地使用这些信息资源，又要保证这些资源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而保证信息安全可以通过网络安全区域的划分、中心数据库的摆放位置、防火墙的利用、加强内部监控与审核、第三方认证等方法来保证信息的安全。 2.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中关键技术分析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主要目标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对网络、数据库中包含的对农业生产和销售有指导作用的无序信息资源进行融合、类聚、重组，形成一个新的资源有机整体，保证用户可以方便、准确、及时地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因此，信息整合技术的进步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信息资源整合的步调，需要尽力挖掘新技术服务于信息资源整合和信息利用。 2.1基于XML的数据描述标准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是一种用于描述数据的标记语言，主要使用文档类型定义(DTD)或者模式(Schema)来描述数据，与描述页面的HTML有相似的式。它可以利用We浏览器进行数据确认，还具备易于生成数据的优点，囚此，它可以在不同的部门和部门内部方便地进行数据交换和利用。如果制定出XML的标准并广泛应用的话，那么不仅是企业或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变得更容易，而且语音数据和动态图像数据这些过去数据库中难以进行处理的数据也能轻松地转换成数据库，这对信息资源的管理而言将会前进一大步。再加卜XML独立于平台，有利于跨平台问的信息交流，完全可以充当网际语言，并有希望成为数据和文档交换的标准机制，它所具备的准确表达信息真实内容的特征，不仅可以降低应用程序的负担，也使摺能工具的开发更为便捷: 2.2有关Wel的论述 Intentet采用超文本和超媒体的信息组织方式，将信息的链接扩展到整个Internet卜，而Web就是一种超文本信息系统，它不仅可以让文本从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使用户可以从中获取更多信息的同时，在主题的选择上也任意可行。而Web具有的图形化、易于导航、与平台无关、分布式、动态和交互式的特性，让信息资源整合的共享机制建设、适时更新和与用户互动机制建设等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We中的图形化显示功能，可以提供将图形、音频、视频信息集合于一体的特性，使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后为农户提供一些非常形象、易懂的信息资源的技术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2.3有关Wel Service的论述 Web Service是由“3C”标准组织定义的，采用XML通过UML来接口和应用绑定的软件体系结构，这些定义接口可以被其他软件系统发现，并通过基于XML和IP协议的消息通讯机制集成到不同的应用系统。它是继Web访问之后的新一代资源方法，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交互功育挂。 Web Service完个基于XML(可勿展标记语言),XSDXbIL Schema )等独立于平台、独立于软件供应商的标准，是创建可互操作的、分布式应用程序的新平台，具有跨平台的可互操作性能。通过Web Service不仅能跨越不同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防火墙阻碍而进行正常通信工作，还可以将用不同语言写成的，运行在不同平台的各种程序方便地进行集成，为用户提供一个统一的界面，甚至在软件和数据重用方面也有所成就。Web Service在允许重用代码的同时，可以重用代码背后的数据C当然，Web Service在通过Wel进行互操作或远程调用时的用处更是显而易见。 3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功能及其实现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就是按照农业信息资源之间的指示关联，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信息资源的优化重组，形成系统化、摺能化的数字资源体系。当然，在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过程中，需要标准、法律、安全、机构作为支撑，以保证信息资源整合效果和功能的实现。 3.1农业信息资源的发现、采集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首要前提就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将大量分散于网络上的相关信息资源进行筛选、采集。但由于网络信息资源在丰富多彩的同时，杂乱、无序、冗余的缺点也会显现出来。为了避免农业信息资源采集与揭示的随意性、无计划性和盲目性，采集网络信息资源也要严格执行一定的标准。结合农业信息资源和用户信息需求的特点，笔者认为对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需要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eq \o\ac(,1)1实效性原则。由于网络信息资源更新过快、链接的时效性强等特点，需要对录人的站点定期进行跟踪，即时清除陈旧信息和死链接，并随时搜索本学科最新的政策和信息动态。②实用性原则。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主要目标是为用户提供农业生产和销售信息的服务。通过对当前国家农业政策、农业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及农产品需求等信息的搜索、加工、整理，让用户在进行农业活动时，跟当前农业的发展和需求形势紧紧相联，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减少因信息获取不全或不正确而导致的经济损失。③高质原则。农业信息资源的主要用户—农民的信息获取素质相对较低，这就需要对农业信息资源进行采集时，遵循高质量的原则，采集一些用户急需的和有用的信息资源。有效的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不仅要是该领域全部的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的高质量也是关键。④内容全面性。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必须以搜集全面的农业信息资源为原则，不仅要从整体揭示农业发展状况，还要搜集到具体、全面的农业生产和销售信息，搜索范围也要涉及到国内外该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通过网络数据库、网上动态信自、网络出版物、学术会议、相关标准和专利等途径获取全面的农业信息。 3.2农业信息资源的描述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功能实现关键的一步就是对所采集的相关信息资源进行深人的加工、整理，重组为优化的信息资源体系，而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描述、转换和处理是重头戏。尤其是对信息资源的描述，是决定今后共享和数据质量的关键，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不能仅停留在链接一些相关网站的基础上，还要对这些链接的网站类型、内容、特色进行尽可能详细的描述和揭示。因此。应从资源标引深度和信电记录的标准化来考虑信点资貌招合的问题。即要遵循一定的数据描述标准和格式，加强信息资源统一描述和标引的建设。现在国内外通用的网络信息资源描述方法主要是都柏林核心数据(Dohlin Core )，它是专门针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特征而创建的，涵盖了资源的重要检索点、辅助检索点和相关检索点。当然已经如此完善的Dohlin Core标准中也会有没有涉及到的内容或我们需要重点提示的内容点，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现实需要加以补充，以求更全面地对资源进行描述。 3.3农业信息资源的 对信息用户而言，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信息资源整合的技术问题如何解决，而是这些经过整合的信息资源对他们来说有没有价值或者这些有价值的信息的获取方法是不是简便、快捷，而所有信息用户最关心的问题只能通过信息资源的和查询来解决。农业信息资源的系统需要存储所管理的各个站点的数据，并提供信息、模板制作、系统备份、日志管理及系统的支持文件，存于主服务器上，只有管理员才具备其访问权限，一般的用户不能访问。在信息系统中，要保持界面风格的一致性，系统最好用统一的CSS来定义。同时，为了随时了解用户心理，得到信息使用反馈信号，需在系统中设立适时交流、用户调查和信息内容评介等模块，借助一些智能化的技术来解决非面对面交流带来的一些问题。 农业农村论文:浅析农村中职学校农业类专业适应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初中地理　课堂教学　方法改革 论文摘要：中学地理教育在社会上急功近利思潮和学校中应试教育思想的双重冲击下，教学水平处在低谷状态。初中地理教学是目前中学地理教育中最需要突破的薄弱环节。在素质教育的新形势下，笔者认为初中地理教师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多年来为当地农村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在新形势下如何确定培养目标、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成为职业学校新的课题。 一、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来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上紧跟社会发展的需求，向第二、三产业方向倾斜，第一产业的农林牧专业呈现逐渐萎缩的趋势甚至被裁掉。有的学校虽然保留了部分农业类专业，但学生的目标是升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将来有利于谋求一个好的职业，没有把服务农业放在首要的人生目标。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不足130万人(包括农民技术员)，与农业人口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一，而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己超过千分之四，这与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农业科技人才的大量短缺与培养科技人才过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即便这样，很多中职学校仍把重点放在对初中毕业生的培养上，这就加大了培养的局限性，培养的数量捉襟见肘。由于学生的学习动机或者说学习目的的偏离，培养的质量更值得怀疑。 二、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优势 (一)地里位置的优势。 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大都地处农业生产前沿，与农业生产能近距离接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职业学校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农业生产的动态，可以有目的的进行指导和服务。在遇到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典型的、普遍的、共性的问题时，可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综合治理，还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办学经验的优势。 职业学校基本上是从农业技术中学转轨而来，有着多年的办学经验。在对农业人才培养上，可以采取灵活的办学模式，既可以培养初中毕业生成为中等职业技术人才，还可以培养生产一线的农民，使其掌握先进的科学生产知识。 (三)师资力盆的优势。 就目前而言，很多农村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教师占专业教师的20-25%，有的学校这个比例还大。他们大都是八十年代为职业学校定向培养的师资力量，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农业科技知识比较扎实。 三、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措施 (一)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 针对目前农业发展迫切需要科技人才的现状，职业学校要构建多层次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其中中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定位应该是农村留得住、能创新、有作为的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他们不但对所学的专业知识精通，还要熟知相关专业知识，要成为农业生产中的多面手。在实施教学上，要合理安排理论教学内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性教学。可以把教室搬到田间地头甚至鸡舍猪圈，让学生亲自动手去做，从感性认识上强化训练。与此同时，更新旧观念，不断传播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使学生置身于农业科技前沿，用先进的知识武装头脑。加强学生的继续教育，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优良品质，鼓励学生敢于创新，敢于实践。 农村中职校在培养初中毕业生的同时，还应把培养人才目标对准农业生产一线的农民。这些农民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渴望知识，学习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在职业学校深感农业类专业招生难、在校生少的同时，有一个庞大的农民队伍急需培训和学习。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经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苦于无门，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请教，职业学校恰恰是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桥梁，完全可以利用专业知识服务农民。 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学校也只有重新对培养目标定位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在职业学校的办学过程中，农业类专业逐渐萎缩、招生困难、办学特色不明显等都制约了农业类专业的发展，从而失去了农村中职校生存的根基。将培养人才目标定位在农民这个群体上，学校将在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会使学校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 职业学校沿袭普通中学的办学模式显然背离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真谛，职业教育不能把学生禁锢在课堂上，不能把学生埋在书本里，实行开放式教学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培养目的的定位为多种多样的培养模式提供了可能。培养在校生时可以采取动态的教学过程，根据不同学生的爱好，让他们自己制定农业生产的一个小环节，并付诸实施，教师则针对每一个生产环节进行有目的的指导，这样以来学生就可以通过实践掌握理论知识。 针对农民的培养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进行，农业类专业包涵了农林牧等专业，不同的行业生产也各不相同，比如从事种植生产季节性较强，而从事养殖生产的季节性就差一些。随着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行业的细化程度也越来越强，这就要求农民培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既要从基础知识上强化，又要在专业技能上提高。从培训时间上看，种植类专业可以在农闲时集中进行培训，而养殖类专业可以利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间进行。从培训层次上看，可以进行短期培训，培训后经考试合格后发培训证书:可以注册中职学籍，采取学分制的形式，修满学分即可毕业，享受中职生待遇;可以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培养工程，按照中央电大学习包的要求，有步骤、系统地进行学习，最后按课程所修学分毕业。 因此，农村中职校在培养模式上要有突破、有创新，不能把眼光停留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上，要看的更远，只有采取多种形成是培训，才会有更多的培养对象，职业教育才有活力。 (三)培养方案的制定。 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确定后，就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一定要有针对性，既要考虑到农民群体特征，又要考虑到个性发展;既要有稳固的基础知识，又要有前沿的专业知识。培养方案可以以学习包的形成发给每一个学员，让他们有目的的去学习，在学习以前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想做什么，方向的确定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农业农村论文:搞好农业综合开发 促进新农村建设 摘要：文章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出发，以河北省邯郸市为例分析了我国农业综合开发的实际情况，认为农业综合开发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农业综合开发的内容随农业发展阶段变化应有所调整，文章针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对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业综合开发 农村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我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党中央做出的一项具有前瞻性的重要战略部署。新农村建设将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综合开发是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改善农业资源利用状况、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我们认为，农业综合开发的根本目标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农业综合开发的建设内容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新农村建设中应重视发挥农业综合开发的重要作用，通过拓展开发领域等手段实现农业综合开发制度的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农业综合开发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目标是在一定的时间里和确定的区域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培育农业特色主导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在综合开发中要求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由此可见，农业综合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相关。农业综合开发目标的实现过程，也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目标实现的过程，尤其是农业综合开发要求同时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也正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实现的。农业综合开发所包括的土地治理项目、多种经营及龙头项目、专项科技示范项目等几类项目的建设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的生产发展和村容整洁、农民的生活宽裕及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总体来看，农业综合开发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已逐步成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实力增强的一支生力军。 （一）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增长。河北省肥乡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2003年到2004年间，完成土地治理项目总投资291万元，建设面积5000亩；完成打配机井45眼，铺设地下防渗管道40公里；增设变压器6台，埋设地下低压电缆20公里；整修道路20公里，植树6万株，建涵管100处，改良土壤0.5万亩，建良种基地0.2万亩，新建良种仓库300?、晒场500?；购置农业机械3台套，良种机械4台套；推广新技术2项，培训1000人次。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区土壤得到了改良，水电设施得到了改善，真正做到大地方田化，林路网格化，用电安全化，浇地防渗化，地下电缆和防渗管道成网连片。项目实施后不仅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方便了农民生产，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完成后，肥乡县当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94.4万公斤，新增棉花生产能力9万公斤，新增农业产值384万元；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0.5万亩，年节水18.4万立方米。他们还利用棉花和圆葱在种植时间和空间具有互补性、技术易学这一特点，把棉葱间作技术引进到项目区。在不影响棉花生产的同时，间作套种圆葱，实现亩产圆葱4000～5000公斤，增收1500元左右，年人均增收280元。 （二）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项目，促进了农民增加收入 在安排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时，一般要充分考虑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优势农产品的要求，对能够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优势农产品项目，要加大扶持力度；要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培育优势农产品，努力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做强，稳步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竟争力。因此，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体现了政府的导向，在资金上给予了财政扶持，使项目区的农民和干部开拓了思路，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了农民收入的来源渠道。比如河北省魏县天仙果品批发交易市场是该县2002年～2004年连续三年立项重点扶持的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完成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总投资9306万元，2003年实现交易190万吨、交易额25亿元、产值10238万元。在该批发交易市场的带动下，目前魏县全县蔬菜果品基地已达到50多万亩，15万多农户户均增收2500元。 （三）投资生态农业项目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农业综合开发具有区域性、综合性的特点，通过统筹规划，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加强农田林网建设，支持退耕还林还草，开展防沙治沙，治理水土流失，可以有效地保护和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是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河北省邱县在新马头镇的15个村内建设了2万亩棉田膜下滴灌高效节水示范工程，该项目总投资793.16万元，可控2万亩棉田，亩均投资396.58元。项目实施后，项目区年可节水214.5万立方米，比常规大水浸灌相比，亩可节水107.25立方米/年，节水率达46.6%，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来看，这项节水工程的实施，不但节约了水资源，同时也达到了省电、省工、省时的效果。由于没有了传统的土垄沟，还节约了耕地，增加了种植面积。该项技术采用肥水同灌，肥料效益大大增加，土壤板结状况得到改善。据初步统计，实行棉花膜下滴灌后，亩可增产籽棉50公斤，土地利用率提高4%，亩节电费36元，亩节用工费30元。 （四）投资能源生态项目建设，改善了农民生活环境 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遏制生态恶化趋势，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紧迫的任务。近些年来，农业综合开发对能源生态项目的投资，对于改善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河北省临漳县农村能源生态建设项目是国家立项的农业综合开发生态类项目，总投资600万元，建设年限是2002～2003年，分别包括兵马寨、西五岔口、十里后三村的生态文明村创建和万亩示范城中的两个生态猪场的创建。项目新建沼气池501座，单池年产气量达640方；改厕302个，厕所使用面积不低于1.5平方米，改圈302个，猪圈使用面积不低于7平方米；硬化道路7000米，改良果园67公顷，新建日光温室大棚20个；扶持养猪场2个，存栏达到200头种猪，年产猪仔达到3000头，科技培训700人次，技术示范4项，新增科技范平面积68公顷。通过项目建设，项目区年产无公害蔬菜4.8万公斤，年产无公害果品110万公斤，年产商品猪8000头，猪仔3000头，年产沼气32万立方米，总计年新增产值720.8万元，利税205.5万元，农民人均增收195.5元。项目的建设净化了庭院，美化了街道，形成了较完整的农业生态链，提高了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五）推动了农业科技进步，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农业综合开发通过不断提高对科技的投入比重，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河北省广平县农开办在2004年冬季，抓住冬闲的有利时机，积极聘请专业技术人员，组织农民搞技术培训，完成集中培训3期，现场培训7次，印发技术资料2300份，培训农民2000多人次，使1600多户农民初步掌握了优质小麦、玉米种植、节水灌溉、无公害蔬菜栽培、金银花栽培种植、配方施肥等农业实用技术，使项目区基本达到户均1～2名明白人，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二、对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几点建议 农业综合开发具有丰富的内涵，建设目标和内容都是多元化的，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随农业发展阶段变化和形势需要而有所调整。从十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关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论述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已经进入到对农业实施保护政策的阶段。在新的农业发展阶段，我们应该适时调整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尤其是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做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 （一）进一步拓展开发领域，深化农业综合开发的内涵 农业综合开发必须把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改善农村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进入新的农业发展阶段后，要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同时注意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要把整个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民生活环境紧密结合起来；在进行土地治理项目的同时也要注意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统筹考虑农业生产设施与农村生活设施的建设问题；将农业技术推广与农民文化、技术素养的培育结合起来，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技能和综合素质。 （二）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 目前农业综合开发实行的是“国家引导、配套投入、民办公助、滚动发展”的投入政策。但从实际情况看，各地对财政投入特别是对中央财政投入的依赖性较大。面对巨大的农业开发任务和新农村发展要求，仅靠国家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必须调动地方、企业、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尤其是在进行农业产业化项目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形成高效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融资体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探索商业性开发、股份制合作开发、BOT等不同投融资方式，以更好发挥农业综合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三）构筑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基础平台，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保证农民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人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 “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业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事关农村社会进步，而且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个重大经济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农业综合开发要以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为中心，抓住促进种粮农民增收这个重点；同时要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协调发展，努力挖掘农民增收的潜力；还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转化增值，延长农民增收的价值链。 （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农业生产、加工等各个领域。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要继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以提高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加大科技投入要围绕项目区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进行，着重解决科技进步中的关键和薄弱环节，重点推广优良品种以及与优良品种相配套的种养技术特别是节水灌溉技术。结合项目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与建设现代农业要求相适应的新型农民。 （五）坚持以人为本，发挥农民在农业综合开发中的主人翁作用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规划和建设要充分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尊重农民群众的权利，确保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害；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符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的要求，为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为形成良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奠定基础。产业化项目必须是能带动农民增收的项目，做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农民利益统筹兼顾。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引导和发挥农民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人翁作用，让农民群众真正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和活力。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效率，也将为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的民主管理创造有利的条件。 农业农村论文:从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看当代中国农业的演变 [摘要]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农村社会文化传统 文化结构 结构功能 农业演变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运动，使广大农民“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两次转折后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制度相关，性质显然各不相同，但其问题内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两次大转折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原因与结果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20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韦伯毕其一生学术生涯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是儒教社会，儒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国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1] 。韦伯的理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按照韦伯的视角，当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曲折的演变历史是否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研究农业，首先必须研究农民。而要研究农民就必须了解农民的文化传统。在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联手将一些符合他们理想的主张，变成“政策”或“制度”，强加于农民，结果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发展规划的失败，而他们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农民的不合作。事实上，正如美国著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2] 既然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诠释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甚至提出如何通过影响文化演变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 二、关于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作用的解读 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贯穿和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而在社会日益工业化的今天，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农村和农业文化的主体??农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集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的区别－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也界定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城市社会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进行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还界定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界层的区别??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农民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内涵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传统质数都能够对农业演变发生实质性影响。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3] 。依笔者看来，小农意识并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撑的对象，也不是农民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只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国农民在农业社会制度、技术和资源约束下长期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小农意识”也会迅速改变。看看今天中国农民，尤其是东部开放地区的农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从根本上说，小农意识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中国农村今天所感受作为历史沉重包袱的还有臣民意识、听天由命、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等，它们是传统文化遗存中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自然它们也能不归入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主体。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强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自强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在诞生阶段就逐渐形成，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是我们民族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的“永恒传统”。它们是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呢？答案显然易见，我们只要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传统在其它文明国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农民所独有，所以它们不足以界定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事实证明，能够对中国农业演变发挥有效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正是它们。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结构？按照费孝通教授对文化层次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在这几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生产条件等；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精神层次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层次[4] 。笔者认为，费教授的文化三层次概念，已经形成了“文化结构”的框架。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则有优劣之分。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内部各质数自洽，在这种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积极能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反之，文化结构各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数的负面能量尽性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劣等状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农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农村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 促进传统文化结构自洽使与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 1949年运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农业的新纪元。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合并计算大约占全国耕地的60－70%，而他们的人口仅占全国10%上下[5] 。新中国“”将10%的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平等地分配给90%以上的无土地农民家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这正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获得实现，90%的农民的积极性获得释放，农业生产短期内迅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8.5%，年平均递增14.1%；粮食增长44.8%，年平均增长13.1%，是近代农业史上的少有“黄金”期。 事实上，世界上消灭或限制封建地主经济以实现农业革新有几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英国式的道路，消灭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的租佃农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租佃农场的工人；二是美国式的道路，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小农经营逐渐演变成农场主雇佣工人经营；三是普鲁士式道路，让封建地主经济通过自身改良来逐渐演变，地主庄园改为雇用工人，按照农场经营方式组织生产。这几种方式都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道路，但它们在中国却难以走得通。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既不通过世袭，也不通过市场，土地所有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更替，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但底层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拥有权，农民对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觉醒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做为旗帜，反映了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的向往，在长期的不平等社会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传统。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寻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源，西方社会所走的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动力源。新中国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广大农民，这种 “平均地分配”制度，与农民的“平均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农村文化结构的自洽性，使结构中这种重要文化质素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的动力。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价值观也是促使““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努力为家庭争光，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家庭内部结构稳固。所以，如果将家庭看成一种组织，那么任何其它组织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监督成本几近为零，这是其它生产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具有家庭价值观的中国比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更适宜于农业小生产家庭经营。 后，有些农户因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技术，独立生产出现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在必行。同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中国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同姓之间“500年前是一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乡土关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组和初级社，释放了“乡土关系”这种农村传统文化结构中重要质数的能量。 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在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6] 。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7] 。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作为农业合作制的初期，农业合作的规模小，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自发地结合起来，或亲戚、或邻居、或关系密切者相联合，户数不等，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产量显著增加，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现象。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农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农业互助合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发挥某种助长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运动和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农业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这些措施协调了文化内部结构，促使其内部质素的自洽和统一，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 四、高级社和制度失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在以农民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过程中违背合作经济的原则，做出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严重背离。合作经济快速发成集体经济??高级社。在高级社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1955年以后，因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和行政干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互助组由714.7万个减至85万个，初级社由63.3万个减至21.6万个，而高级社由原来的500个猛增至544000个。1958年“”运动开始后，高级社开始全面升级为，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将有生命力的家庭劳动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劳动方式视作封建农民家庭经济或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它当成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的劳动方式，认为家庭劳动具有小生产先天软弱性，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格格不入，而集体劳动无条件地优越于家庭劳动，劳动规模愈大，社会主义成分愈多，劳动方式愈先进。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业家庭劳动方式一直处于萎缩和濒于消亡状态。为了在器物层次上达成与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明确要求农业的机械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试图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接着，新中国又试图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为了使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适应，在施实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时，不断地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期达到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目的。然而，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的教育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传统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积淀于农民的血脉里，在大多数农民身上，文化传统顽固地延续着，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中国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即“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集体主义是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的作用范围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内部或乡土关系内部。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也只是在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理性。而长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族主义使得中国农民对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大尊重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的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倾向。 初级社在短期内快速向高级社和过渡，实行大集体经营，将农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农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管理，以集体劳动方式取代家庭劳动方式。同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农民错误地认为集体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因此“偷懒”成为农民一种理性行为。正如人们描述社员们的那样“田间劳动看日头，撑锄头、坐田头，出工不出力，浪工窝工”。当偷懒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偷懒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集体灾难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农业衰退导致的严重饥荒被认为造成了近三千万人口死亡[8] 。此次农业危机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变，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是失败的[9] 。中国农业一直徘徊不前，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从以上不难看出，“高级社”、“”时期，中国农村的文化结构是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结构的第二层即组织形式是外来的，非传统的，而第三层次即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观念要体现为制度和机构，制度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履行对价值观念的承诺。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因而不能履行对农民价值观的承诺，农村文化的整体结构由于外来文化的不合理参与变得不自洽。这种文化结构作用下的农业经济自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五、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是促使农业组织形式回归到传统价值 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准的降低或停滞，为了自救，中国少数地区的农民开始冒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最为著名的是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小岗村农民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事实证明了这种理性选择的活力，从而最终被最高领导层认可。1978年中共中央着手农村改革，虽然在最初的几年在观念和行政上对分田到户仍有种种限制，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胫而走，在短短两年内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确立了农民家庭在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产记录，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近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29%。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占42.20%[10] 。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粮食来源很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村文化结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使其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器物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结构再一次实现自洽。农民由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文化传统各种质数的能量很快便释放了出来。 随着承包制的深入，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加工厂、家庭林场、家庭服务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小而专的商品生产道路，推动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和并向着广泛的协作和全面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方向发展，使中国农业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时，以“乡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个整体。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村民们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但是，“乡土关系”的运行已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讲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互助。很显然，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此时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农民能够将它们与经济理性结合起来，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社会自身文化的现代家庭经济发展方式。 六、农业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价值观改造 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新的限制因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文化结构在“器物”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些不适应，从而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文化结构内部的不统一，不自洽。 今天的农民不满足于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生产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产量”，更重要的是经济效益即收入，因此农民不得不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或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好的收益，就必须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市场上得心应手。但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规模家庭农业接受农业新技术能力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创新步覆维艰，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单个家庭在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中无异于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险高悬，往往手足无措。因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多方合作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50年代，后的“互助组”解决了那个时代单个农户经营能力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今天，农户之间、农户与外界之间同样要进行合作，才能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没有形成，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层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说明中国农民“乡土关系”之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已经消失，而是“乡土关系” 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时农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劳动力互补、劳动工具互补，合作对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上和经营上的，“合作”行为往往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长期的“乡土关系”交往使得中国农民不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农民尽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谁合作。 很显然，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问题是由于文化结构中“器物”层次快速发展，而第二层次即“组织形式”却没有相应跟上，而“组织形式”受“农民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引起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层次上不自洽，不协调。 要使农业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使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洽和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自身的内力，即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制度层次的文化变迁最能使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结构实现自洽，所以鼓励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身觉醒，自觉摒弃清除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在利用好“乡土关系”的同时，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摒弃那种“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传统，树立起竞争意识，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如科学观念、法制观念，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共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种力量是来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应该是为农民的创新实践提供服务和方便，在资金、技术、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动“合作经验交流”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农民合作”创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而不能直接包办农民的组织合作形式，强行组织农民进行某种合作。 七、结束语 中国当代农业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农村文化结构的演变史。中国当代农业的两次转折的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同一性质，都是文化结构出现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来文化质数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组织层次超越了价值观层次和器物层次，导致农村文化结构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层次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层次和组织层落于器物层次，导致文化结构的不自洽。 很显然，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是由政策、制度、价值观、习俗等文化质素所构成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干预农业的最有效途径是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农村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农村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层次上的统一走向新的高层次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对外来某种或某几种文化质素的简单地照搬。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并使传统结构的每一质素的积极能量都能获得释放，消极能量受到抑制。农村文化结构变化的量变积累将会导致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由“农业文明”走向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点应该在哪个层次？作用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还是价值观层次？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促使文化结构处于自洽和内在统一状态，可以在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着力，或同时着力。不过，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即在器物层次上着力应该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就会改变。改变了的文化结构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合理的文化建设可以加快文化结构的合理演变。可以预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将在这种农村文化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农业农村论文: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方法论 从总体上看，宁夏农村经济现处于“三个并存”的局面：黄灌区粮食过剩、库存多、转化难同山区农民粮食不能自给、生产波动大并存；大部分地区农产品卖难、价格持续下跌同一部分地区生产水平低、商品率低、基本处于无东西可卖的自给性状况并存；部分地区已经以宽裕型小康建设为主或正向建设小康目标转化同少数地区仍以解决温饱为主并存。这种局面，决定了宁夏结构调整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结构调整工作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调整，又要发展，在调整中加快发展，在发展中搞好调整。 一、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掌握规律、抓住重点 要认识宁夏结构调整的规律，首先要掌握它的特点。一是调整的背景不同。过去是在计划经济和农产品短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是在农产品相对过剩、市场约束增加的情况下提出的。二是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过去的调整，主要以增加农产品总量为主。这次调整，是在总量平衡的基础上，适应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为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增长动力。三是调整的主攻方向不同。这次调整，在向农业生产广度进军的同时，要向农业生产的深度进军，更大规模地实现转化增值，延长产业链，使农业成为有活力的现代产业。四是调整的力度不同。过去的调整往往是发展的一般性适应措施，现在调整已成为发展的主题，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些特点决定，新一轮结构调整具有很高的立意和十分丰富的内涵。 要探索宁夏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规律，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结构调整角度看，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三个相对劣势和三大比较优势。所谓相对劣势，一是自然条件差，农业基础脆弱。在一些地方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生产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结构调整。二是发展水平低，劳动者素质不高。宁夏农业的科技水平、粮食保障水平、加工转化水平和规模化经营水平都不高，延缓了结构调整进程。三是宁夏地处偏远，远距离运输成本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产品的竞争力。所谓比较优势，一是土地面积比较广阔，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二是日照长，温差大，养分积累快。适宜发展一些优质农产品。三是地域差异性大，生态环境多样，动植物资源丰富，发展特色农业有一定的潜力。从区域特点看，灌区围绕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发展产业化经营潜力很大。南部山区适宜发展草产业和草食畜牧业，建立优质小杂粮基地。这些特点表明，只要能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很大。虽然现在对宁夏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整个过程和最终结果要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是很难约，但这并不是说结构变动的前景不可把握。抓住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和重点产业，依据市场变化的大体趋势，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做出大致的，总体构想和规划是可能的，对指导工作也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只要能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有机统一起来，抛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农业生产的老路，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逐步把宁夏建成全国重要的草业基地、草食畜牧基地和林果业基地，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与畜牧业、林果业相配套的加工业也会发展起来，将会形成一个农林牧综合经营、贸工农一体化的新格局，一个小而富、小而强、小而美，经济繁荣的新宁夏将初见端倪。 这一战略性调整，将贯穿于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个新阶段，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当前要着重把握好四点；第一、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是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宁夏由于长期致力于解决温饱，主要解决总量不足的问题，近几年虽然在调整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有成效，但农产品的品质结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总体上是大路产品多，名优产占少；平销产品多，畅销产品少。这是当前农产品卖难、农业增产不增收等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调整结构了先要从提高农产品质量入手。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都要大力实施良种工程，以引进为主，加快选育。推广优良品种，逐步实现农产品优质化。要增强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大力开发高附加值的特色产品，努力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第二、发展草食畜牧业和林果业是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发展草产业、畜牧业和林果业是宁夏的比较优势，也应该成为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随着大面积山坡地逐步退耕还林还草，必将带动畜牧业和林果业的大发展。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了，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又可以带动加工业，促进农业内部结构合理化和产业间的良性循环。因此，要把草产、畜牧业和林果业作为大产业来培育，使之成为未来宁夏农业经济的支柱。第三、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结构调整的关键。据有关资料表明，发达国家餐桌上的食品50％以上经过了多层加工。这说明，食品加工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宁夏要立足现有加工企业的改造，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设备的引进开发和创新，积极发展多样化、方便化、优质化和系列化食品。要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同发展乡镇企业结合起来，积极调整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布局，提高乡镇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第四、调动和保护农民积极性是结构调整的根本。在当前农民增收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必须牢固树立对农民多给予、少索取的政策思想，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各级领导必须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大局出发，从讲政治的高度切实重视和抓好减轻农民负担这件大事。要继续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和区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违反政策，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要坚决纠正，由此引发恶性案件和群体事件的，要严肃查处。要标本兼治，结合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下决心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战略性结构调整提供保证。 二、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制定并运用正确的措施 战略性结构调整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应当清醒地看到，依靠行政手段定计划、下指标的老办法已经不灵了；但完全让农民自发地去适应市场，也会延缓结构调整进程。当前，要重点做好四项工作： 第一、大力开拓市场，牵动结构调整。市场是引导农民调整结构的强大动力，农产品市场开拓的程度决定着结构调整的力度。因此，要高度重视市场体系建设，努力为农民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一要加强专业批发市场建设。批发市场既是大规模商品的交换中心，又是形成农产品价格和提供农产品产销信息的中心。对区域化、专业化生产有很大带动作用。要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一批产地批发市场。要健全设施，完善功能。重要市场都应具有商品交易量和价格信息的收集与设施。要做到建一个市场，带一个产业，兴一方经济。二要加强农产品信息网络建设。宁夏信息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信息服务没有形成体系，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存在信息不灵的问题。因此，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区农业信息网络，结合机构改革，政府部门要尽快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终端；要及时准确地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服务，提供中长期的市场预测分析，使信息服务成为政府引导农民，推动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三要积极培育连结市场和农民的中介组织。现在，农产品多渠道流通的格局已基本形成，虽然许多农民以各种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但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比较低。因此，要引导他们向生产、技术、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同时，要加快供销社改革，真正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要引导国内外商贸公司同农民建立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关系，逐步形成联合经营、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四要加快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形成严格的、科学合理的质量标准，促进农产品质量的提高。 第二、加快科技进步，推动结构调整。科学技术是结构调整的有力杠杆。要从现代科技的发展趋势出发，立足宁夏结构调整的实际需要，重点引进、研究和推广应用以提高质量为目的的优化动植物品质技术，以扩大增值为目的的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运技术，以提高投入产出水平为目的的现代集约化种养技术和以高效节约为目的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要加大力度实施良种产业化工程，加快农产品的更新换代。要改革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机制，充分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加大科学技术推广力度，进一步探索适合农村特点和市场经济要求的科技推广模式。要鼓励农技推广机构和农业技术人员，通过转包农民土地等方式，创办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把技术推广和生产经营结合起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效益。要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和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教育和培训，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 第三、培育龙头企业，带动结构调整。发展一个龙头企业，不仅可以带动一个主导产业，而且能够拉长产业链条，促进二、三产业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龙头企业，可以是加工企业，也可以是批发市场和流通中介组织。要因势利导，推动乡镇企业积极兴办和发展龙头企业，特别要继续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的龙头企业，把农村多种经济成份搞得更活跃。要在现有的城乡农副产品加工业中，选择一批有发展前景的各种所有制企业，重点进行扶持，使之成为具有较强产品开发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龙头骨干。要立足宁夏实际，建设高标准、高起点的龙头企业，必须积极主动地加强东西合作，扩大对外开放。一些关键设备和工艺技术要大胆引进，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要主动推出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积极同国内外优势企业开展联合、协作或兼并，甘当配角，善于用别人的销售渠道去发展壮大自己。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科技、供销、外贸等涉农企事业单位，直接进入农产品加工和经销领域，投资兴办龙头企业。 第四、增加投入，拉动结构调整。宁夏财力弱，大多数农民刚刚解决温饱，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还比较低。因此，各级政府要调整支出结构，更多地承担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减轻农民在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建设方面的负担，使农民手中有限的资金投向生产，投向结构调整。同时，要把新技术引进、品种改良作为支持重点，拉动结构调整。要加大信贷支农力度。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要把提高为农服务质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按照中央的要求，适当放宽抵押、担保条件，大力支持农户的种养业和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要鼓励全社会向农业和农村投资，多渠道引进外资。农产品加工项目要面向社会招商引资，善于盘活存量资产，充分利用破产、倒闭企业的场地、设备，通过兼并、联合等方式，实现低成本扩张。要加强投资环境治理，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和切实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相互促进，相互支持 中央反复强调，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尤其是在当前农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更要防止忽视和放松农业的倾向。我们既要看到宁夏农业丰收，农产品充裕带来的新问题，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农业基础还比较脆弱的现实，毫不动摇地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要有新的思路，要同战略性调整统一起来，做到相互促进，相互支持。 第一、坚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走恢复优化生态的新路子。长期以来，我们坚持不懈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看，农业基础条件还很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宁南山区多数地方还是靠天吃饭，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心腹之急。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上，既要把以兴水改土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又要下大气力种草种树，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否则，农业就缺乏根本的保证，结构调整也难以持久。在宁夏，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就是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兴水改土不仅要为粮食生产服务，也要为改善生态环境服务，为种草种树调整结构服务。当前，宁夏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难得机遇，在抓好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承建设和以道路、电网为主的公共设施建设的同时，要突出抓好以种草种树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退耕还林还草要把握好这样几个环节：一是坚持适地适树适草。二是配套措施要跟上。要引进优良品种，解决好苗木和种子，三是要切实解决好管护问题。坚持谁种、谁有、谁受益，通过拍卖、承包等方式，把权益落实到农户。 第二、努力保护和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不出问题。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是一种战略性物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长期以来，宁夏一直受粮食短缺的困扰，现在粮食问题虽然有了好转．但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现在重视粮食生产同样需要有新的思路。关键是要切实保护和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不能单纯地稳定或扩大粮田面积。关于粮食问题，在这样几个方面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一是对宁夏的粮食生产能力要有一个恰当的估计。最近几年，宁夏常年粮食产量都在27亿公斤左右。去年在南部山区遭受特大旱灾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了29.3亿公斤。这说明在一般年景下宁夏粮食产量可以稳定在28亿公斤左右，已基本具备了自求平衡的能力。二是在战略性结构调整中，一段时期粮食总量的适当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长远发展考虑，宁夏的粮食供给仍然要立足于自求平衡或基本平衡。既不能依赖吃调进粮，也没有必要追求粮食输出。今后保证粮食供给的主要途径是，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三是部分山坡地退耕，对粮食生产能力不会造成大的影响。据分析，宁夏粮食总产的 82％是由 水地、川地和优质梯田所提供的，坡耕地和劣质梯田只提供粮食产量的 18％。相当一部分坡耕地都是“撞田”，实行退耕，造成粮食总量的波动不是很大。四是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主要是要保护好基本农田，保护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所谓保护基本农田，就是不能转为非农用地，而不是说不能调整结构。粮食多了，可以调种别的作物，这并不损害粮食生产能力，一旦需要粮食，调过来就行了。要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坚持做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 第三、采取有效措施巩固已有的扶贫成果，并下决心从根本上改变宁南山区的面貌。宁夏农业基础脆弱的问题在宁南山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扶贫攻坚计划完成后，扶贫工作并没有结束。要通过战略性调整，努力改变山区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巩固扶贫成果，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宁南山区的面貌。 四、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下大决心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提高工作水平 新阶段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对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从思想方法到工作方法来一个大的转变，努力提高领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水平。 第一、转变思维方式，寻求市场需要和本地优势的结合点。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认识事物首先要认识事物的个性和特点，也就是同志常说的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现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如何做好这篇文章，深刻领会中央的精神、明确结构调整的普遍性要求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找准本地、本县同其他地方的区别点，认识自己的特殊点，把市场需要和本地的优势结合起来，注重发展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拳头产品。这样才能避免盲目性，防止一哄而起、结构雷同，造成新的积压和卖难。当然，特点不等于优势，但优势必定是特点。比如，宁南山区土地多，土质好，日照适宜，温差较大，但干旱少雨。这些特点决定了宁南山区发展粮食生产并不是强项，但种草和种洋芋有着其它地方难以比拟的优势。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以草为业，发展草畜牧业，发展洋芋产业，结构调整就能成大气候。 第二、转变领导方式，把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和为农民服务作为工作的着重点。党对农村工作领导，主要体现在政策上。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首要的任务是落实好党的农村政策，当前重点是落实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减轻农民负担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三项政策。这些都是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讲政治，讲纪律，自觉贯彻党的政策。要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对政策不落实甚至违背政策的问题，要坚决纠正。要转变职能， 切实为农民和基层搞好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农民提供良好的服务，面向群众开展工作。各级领导机关要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办农民之所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基层的服务上来。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联系农民，改进作风。各项工作都要注重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要加大组织推动力度，加强督促检查，保证农村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第三、转变组织方式，努力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基层工作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关键是要把这个基础打牢。要按照中央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全面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基层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依法办事能力，提高带领群众调整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的自觉性和本领，提高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当前，尤其要抓好政策 落实 。现在，少数基层干部的政策观念淡漠，群众观念淡漠，不懂党的政策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一些年轻干部不熟悉农村政策，强迫命令、随意加重负担、侵犯农民利益甚至粗暴对待农民的事屡有发生，严重影响了 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正在进行的“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要突出抓好政策教育这件事。 第四、转变行为方式，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农村社 会全面进步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农村经济的大转折大调整，必将带来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诸多变化，从而在许多方面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做好经济工作的同时，要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要围绕发展农村经济这个中心，以引导和教育农民为重点，切实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普及农村科技、教育，努力繁荣农村文化，保持农村良好的社会秩序。宁夏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还比较低，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的比重还比较大， 严重制约着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的全面进步。现在农村中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包括封建迷信，陈规陋习，都与农村的科学文化落后，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有关。因此，要高标准地抓好基础教育。要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同时，要大力推进移风易俗，逐步在农村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目前，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泛滥，吸贩发展蔓延，非法宗族势力抬头，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要正确处理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好各种利益纠纷和社会热点问题。要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突出的治安问题要组织开展专项斗争。要依法铲除农村恶势力，扫除“黄赌毒”，努力促进农村社会秩序根本好转，保持农村长治久安。 农业农村论文:人口压力 ——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 何清涟（以下简称“何”）：上一世纪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不可忽视的是这两项变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因为说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从有人类开始，人类绝大多数的生活物质必须取给于大自然：农业文明必须仰赖于土地，游牧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渔猎经济则靠下水捕鱼、上山打猎才能维持生存。历史年轮推到亚当.斯密时代，情况依然如故，因此亚当.斯密称“土地是财富之母”。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范围内农、渔业人口下降到总人口20%以下的国家，也只有英国与比利时。那时，小农阶级是否会被消灭，成了一个极富争议的“理论问题”。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并不残酷，总以当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来驳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消灭了小农阶级”这一观点。但到了“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各国日渐将发展经济作为一个国家的施政主题，工业化进程加速，农业人口大规模地从土地上迁出，进入城市经济体系的各个现代经济部门。世界从此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以致于当时人大多无法充分理解其变化的意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即使在欧洲最落后的小农根据地保加利亚，小农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亚洲国家中的日本，农业人口也从1947年的52%降为1989年的23%。[1] 不过，到上个世纪末，整个地球上仍然还有三大地区的土地，依旧主要被农业人口及农村所占有。这三大地区分别是：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中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世界上所谓的“低收入经济”基本上都在这三个地区。 程晓农（以下简称“程”）：二十世纪是人类探索社会进步和发展模式的世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和变化，也承受了重重磨难，到现在仍处在制度转型和现代化的探索期。关起门来，中国人尽可以忘却“”以及前时代的荒唐，为过去二十年当中终于有了明显进步而欢欣鼓舞；但打开“窗户”看世界，似乎值得骄傲的成功就不那么多了。最常被提起的“成就”，似乎就是“中国以有限的人均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实，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农产量居世界第一[2]。而那时的英国，若不是有北美大陆为它消解了被马尔萨斯看作灾难的人口，恐怕就内乱丛生，没有办法外拓疆土，成为让世界各国仰视的“日不落帝国”。所以，如若以“养人”论“成就”，那清初至中叶的康乾盛世岂不更“辉煌”？中国当下的进步究竟若何，可以只看繁华的都市经济，但如以多数民众的生存状态为判断依据，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就绝不能离开农村问题谈社会进步。 何：如果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亚洲有两个巨型国家没有完全享受到二十世纪文明的伟大成就，小农阶级异常顽强、艰难竭蹶地存活下来。这就是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与位于东亚的中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努力，这两个国家的小农阶级始终高居总人口比例的70%以上。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时代相连的脐带始终不曾完全断开。 比较这两个国家，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首先，两国都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曾以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傲视世界，并且同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更可惊异的是这一点：两国的历史文化在被现代文明消解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创造性地转化成为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资源，反而成为一种异常沉重的现实负担。第二，两国都是世界上的超级人口大国，中国总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则“荣膺”第二。不过让中国略感安慰的是：据说由于印度没有采取计划生育政策，20年后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迫于人口压力，两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均喜欢以留学的方式外迁，中国的下层民众则还喜欢采用高风险的偷渡等不合法方式外移。将保障移民权利列入宪法的美国则成为两国移民的首选之地。在美国，留学人员数目最大的是中国，其次则是印度。现在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中许多技术人员都是印度人与华人。第三，两国奉行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同，但同样陷入了高度腐败的泥沼。在每年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名当中，两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总是名列前茅，最多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前者因为让外国人去考察研究，因此臭名昭著。这有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为证。而中国则“明智”地坚持不完全开放，所以尚未成为国际上研究腐败的经典对象。 中印两国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少数大城市高度繁荣，广大农村周边地区则极其落后。但让中国人聊以自慰的是：中国近20年改革过程当中冒出了少数新兴小城镇，印度这类新兴小城镇相对较少。而且，由于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圣牛的“遗矢”，气味难闻。中国人则可以骄傲地宣称：中国的几个用来装点门面的“现代化橱窗”城市相对要干净靓丽得多，比如深圳就因很明智地没让国际花园城市的评委们观看臭气熏天的深圳河、新洲河，得以评为世界花园城市。而印度就没有能够评上世界花园城市的“现代化橱窗”。可以说，中印两国的人口与资源状况，注定了它们要拖拽着“小农阶级”这个前现代社会的庞大尾巴进入二十一世纪。 程：中国与南亚和非洲国家不同的是，过去五十年里为了现代化进行过惊天动地的制度试验，但并未因此而把中国从世界上的落后组群中拽出来。中国尝试过农业集体化，乃至其最高形式“军事化作业”加“大食堂”，付出数千万条人命的惨重代价后，才又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退回农业的个体经营模式——人口压力也迫使中国没有办法推行农业现代化，否则被从土地上抛出来的农民将无处可去。这一期间，中国曾经有过上千万农民离乡进城的“”式工业化，也推行过县县“五小工业”遍地开花，旋又发展出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化模式，最后还打开多年锁闭的国门请来了外资企业。这种种措施无非是一个目的：为成千上万的过剩农村劳动力找到谋生之路。 尽管八十年代前期因农村改革创造出的一次性制度变迁效应，曾出现过短暂的农村经济繁荣，但这些很快就成了昨日黄花。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却无法充分吸纳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科技进步使得企业迅速从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过渡，这使得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另一方面，来自传统农区、完全未经任何现代技能训练的低素质劳动力，完全无法适应科技化时代的技能要求。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大学毕业生分配日益艰难，中国又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为了增加“就业资本”，也为了避免“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不少大学生选择“考研”这条途径，近四年来中国每年“考研”都以年均30%的速度递增，各种考研班都提前十个月开办。有人将此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当就业门路越来越窄时，以城市化来化解农村贫困的议论就似乎不免有空谈之嫌。在此大背景下，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个习称“三农问题”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又再次突显出来，让社会重新感受到中国现代化的“陈年积痛”，也让一切真正关心中国现实的研究者们痛感“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难题。何：中华历史几千年，农民一直占据人口的大多数，安农则安天下，而安抚农民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驱农归田”，让农民有田可种。而现在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种田成了一件边际收益为负值的产业。世代务农的农民突然发现，不种地无以为生，种好地也未必得益，甚至多种不如少种。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的湖北与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农民，有不少已离家外出，做各种营生谋生，土地因此撂荒。[3] 湖南省涟源市枫坪镇金家村全部耕地只有869亩，人均耕地只有0.72亩，比最低生存保障线还低0.08亩，但因种田无法养活自己，该村家民纷纷离家外出，抛荒土地多达130多亩。而整个枫坪镇抛荒土地就高达1500多亩。[4]有人具体记载过乡下亲戚算过的一笔账目：一个农民家庭4口人，种了6亩地。由于山区自然气候原因，庄稼人都是靠天吃饭；1999年，该农民家庭只收了400多斤半仁麦子，2000年收成好些，4口人总共收了3000多斤麦子，麦价1斤0.34元，也就值1000多元，而肥料，不说农家肥，光买化肥就花去200多元，况且还要留下2000多斤麦子充口粮，剩余1000多斤卖不到500元；而村提留、乡统筹、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农业税等等，乱七八糟的这款那款，每人上交153元，4口人就是612元。为此作者的表哥感叹，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种田的收益还没有支出多，上交款还得靠卖猪和出外打工的钱补贴。更让农民委屈的是每人65元的特产税。当地的“上级”强迫农户人均0.4亩辣椒地，但遇上好年份的辣椒收入亩产收入才300多元，若遇到天旱，什么也收不到的农户比比皆是，可乡里村里仍是强行照收不误。在此情况下，农民都想退责任地，再上交50元给村民组长买机动地和“逃地”农民荒芜的责任田。虽说钱可能被村组干部分掉，但对买地的农民来说，总比种一份责任田划算。[5]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的承受力略强一些而已。程：其实，农民收入的下降早已出现。我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繁荣从何而来”中，就曾指出以下事实：经笔者分析全国各省农民1987年到1994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即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可以在各年之间比较的收入）后发现，从1987年到1994年，只有福建、广东、浙江、黑龙江四省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勉强赶得上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在全国乡镇企业最发达、农村居民最富裕的广东和浙江，1994年当地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仅及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安徽、新疆、宁夏、湖南、贵州五省区的景况则是今不如昔，这些地区农村居民1994年的实际收入不是比1987年还少就是和1987年一样、毫无增加。[6] 此后越来越多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的境况。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组“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实际上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经济统计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若以此来估计全国农民的消费能力，会出现明显的偏高误差。这一点，其实可以依据农村消费品市场需求多年不旺这一事实做出侧面判断。 另一方面，近年来农民务农的现金收入呈逐年下降之势，统计局为了“突显”农民收入的增长，比较喜欢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这个指标，而不太愿意比较“农民现金收入”这个指标。因为使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指标，就可以把农民自产自用的农产品折价计入；即使农民手头的现金越来越少，只要把他们家中的存粮数根据需要计入收入统计，就仍然可以“凑”出一个农民收入“增长百分之一至二”的数字来。由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一再下跌，农民如将收获的农产品全数出售，将严重亏本，他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越是以农业为主的省区，农民纯收入中这一部分无法变现的“收入”所占比重就越大。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四出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的小康生活时，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经济陷入困境，中国的都市繁荣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从九亿农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从几个繁荣的大都市出发认识中国现代化问题，完全有可能误判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大局。 何：农民不愿意种地，这可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由此我想到了中国一向很重视的史学今日之命运：中国文化主流共分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史的地位仅次于经，侍讲官给皇帝讲经之外还必须讲史。然而这门学问到近二十年里却一败涂地，陷入无可挽回的衰落状态。究其根源，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史学藉以立身的功能——“以史为鉴，可知兴亡”这时已经丧失了，当今社会已经无法从历史中找到任何可供参考的统治经验与制度借鉴，于是史学也就成了道道地地的“死学”。以农民问题为例，二十五朝“安农”的历史经验，在今天恐怕都已经没有多少借鉴意义。时移势易，这些新时期的新问题还得依靠我们自己摸索解决。 中国的“三农”问题确是任何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不能回避的。“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再发达的城市经济也只是漂浮在小农经济大海上的一小块绿洲，大海风涛一起，绿洲也就会随着倾覆，这已经是近代史以来几次大的农民革命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乱摊派令农民处境雪上加霜 程：近年来，让人非常痛心的是，正当多数农民处于生活艰辛的状态时，县乡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有的甚至说，“三提五统”快把农民压垮了。 何：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农民上交的各种税费相对于农民所得的各种收入来说确实太重了。各种税费太多，其中许多属于乱收费。农村里流行一句话：“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这里的“三税”指的就是乱收费。许多地方农民对抗的其实就是乱收费。 农村为什么要乱收费？虽然地方政府经常以补充民办教育经费等作为增加税费的堂皇借口，实际上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供养乡镇干部。中国的政权历来建制到县，改革开放后解散了，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到了现在实际上已经将乡镇政府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条条林立的机构部门，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它们都打着为农民服务的旗号，但是实际上往往是以此为名，强行向农民要钱来养活自己，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即使是在村一级，也有很多人利用各种关系跻身此列，成了不穿官服的官吏与准官吏。《中国经济时报》登载过一位老农写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这位老农谈到，二十多年前，他所在的乡只有三十多位干部，现在却有三百多位干部。要养活这数量日益庞大的干部，钱从哪里来？最后必然是从农民身上刮。 一些地方形式上设立了农民“负担卡”制度，目的是为了把摊派透明化，减少乱摊派。1997年，江苏省通州市曾就农民负担问题做过一次专题调研。该市农工部部长指出，近年来农民负担增加的绝对值很大，有些乡镇把不该列入“负担卡”的服务收费和其他收费统统列入负担卡，如联防费、农机管理费、广播收听费、合作医疗费个人支付部分、自来水建设费、有线电视建设费等。这就大大扩大了依照正式文件规定农民本应负担的费用。程：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时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结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绌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必然要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负担起养活基层官员们的责任。 虽然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也试行过所谓的“机构精简”，但干部人数并未减少，只是把一批可以创立收费名目的行政机构从财政预算列支改为“创收自养”。这表面上减少了党政部门内列编开支的正式官员人数和机构数，但同时却形成了许多靠乱收费、乱罚款为生的准政府机构(如乡一级的计划生育办、司法所、民政所等)，为这些机构借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名搜刮民财打开了“合法”的大门。这些机构本来是行政管理部门中必不可少的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政府让农民缴纳税收的理由就是为了要支撑这些部门的运转，而这些部门既有财政支持，则提供公共服务时就没有理由乱收费，至多只应收很少一点业务成本费，这是世界各地正常国家的普遍情况。而现在中国一些省份却把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部门“改革”成完全靠收费养活的准政府机构，从而省下正常税收去养那些多余的、没有理由收费的机构和干部，这实质上是强民所难，借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而转嫁公共服务成本，向农民变相收取“公共服务税”；同时也“逼良为娼”，引导着这些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机构借服务为名、行搜刮之实。结果一些机构为了提高其干部的收入或增加买车配手机的开支，而将为民服务的本职工作变成了趁机敲诈勒索，出现了许多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现象。例如，司法所盼望农村里的司法纠纷越多越好，民政所则希望农民离婚多，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多“创收”。更荒唐的是，计划生育部门一面抓人刮宫结扎，一面又盼着农民计划外怀孕，村里有人赌博了，乡派出所反而暗暗高兴，因为这样才有理由对农民处以巨额罚款，为该机构的人员多发钱。这些情况早在五年前就日益普遍化，1996年有学者突破县乡干部的阻挠，深入河南各地农村调查，发现了大量这类实例。[7] 只要这支庞大的编内、编外官员队伍存在一日，地方政府就必然多方设法摊派。中央政府对此其实心中一清二楚，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往往不过是表面文章，明知禁而无用的。而且，庞大的县、乡几级编内、编外干部不但要吃饭花钱，甚至也想向沿海繁华地区的官员消费水平看齐；他们不但想过上“小康”生活，还想告别“小康”、在新世纪里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例如，七、八十年代乡镇长们平时多住在办公地点的宿舍里，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当地或附近，步行或骑自行车就能回去；而现在全国的乡政府负责人九成居住在县城里，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为了乡镇长们“腿上的现代化”，全国农民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就填进去了。两年前《中国改革报》等报纸批评过这个现象，中央政府似乎也呼吁过“要解决公车私用”的问题，不过，一涉及到各级干部的切身利益，这方面的改革就照例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悄悄地无下文了。 当前，全国乡、镇、村吃“三提五统”的脱产人员已达1,400万人[8]。即使不再从农民中吸收新的干部，光是每年为了安插复员转业军人、大中专技校毕业生等，就必然要增加数十、乃至上百万人。据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的张培森、刘佐分析，各级政府的乱集资、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数额，早在1996年就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与正项税收的规模相当。[9] 五年过去了，恐怕这个比例又大幅度上升了。这个惊人的数目中很大一部分就着落在农民身上。所以，从九十年代初起，农民的负担就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5年，农民人均承担的各种税收、集体提留等费用，年均增长幅度高达18.1%，是同期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一倍多。[10] 此后，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堪如此重负，农民负担的增长率才在总体上有所下降，但局部地区农民的负担仍然很沉重。《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曹锦清记述过河南省太康县一个“既有经济头脑，且很有些思想”的苹果园主刘某1996年对他说过的话：“税收既多，又重，摊派的名目，多得没人搞得清楚。事实上，乡、村干部从来不向农民说清楚，沉重得令人无法忍受。每年夏收、秋收刚一结束，乡干部便带着乡派出所公安人员进村催征，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我可以这样说，这些年来，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惊慌、恐惧当中。”[11] 这反映出可怜的中国农民的心声，听起来好像是时光倒流到了民国时代。可惜国内的媒体很少能登出这样的声音。 何：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99年公布过一个调查结果，全国农民纯收入中平均有5.2%以税费形式交给了国家和集体，另还有其他各种摊派负担，占纯收入的比重是，东部省份为3.5%，中部省份为7.3%，西部省份为5.5%；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类摊派对农民造成的负担也相对越重。[12] 政府规定“三提五统”的征收绝对额不能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对经济情况相对较好地区的农民来说，支付这个数额问题不大，而且可能也觉得负担不重；比如，广东地区将近一半农民不再务农，对于这一群特殊“农民”而言，这些税费确实不算什么沉重的负担。[13] 但是目前全国农村还有52%的农民家庭仍然处在勉强温饱的状态，对这些低收入户来说，纯收入中自种自收部分本来就大，现金收入很少，占纯收入5%的税费很可能就会占其微薄的现金收入的几分之一。因此，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来说不是个负担的税费，对于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民家庭却是个实实在在超出了承受能力范围的负担。 江苏省通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委员会曾很认真地撰写了一份“关于全市农民负担情况的调查报告”。由于报告的执笔者非常认真务实，报告内容与通常的官样文字不同，能够反映出农村中明文规定的“三提五统”之外的乱收费情况。该报告透露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加重农民负担的并非只是乡村两级组织。该报告透露，据对12个乡镇的不完全统计，1997年农民负担的绝对值平均增加了40%，最多的乡镇增加74.6%，高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20个百分点左右。有的农户当年的负担总额比上年增加几倍。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一些乡村填报的农民纯收入数字水分较大，收入数虚涨，提高了农民的实际负担系数，因而加重了农民负担。第二，乡镇以上各级政府兴办的各种工程项目建设，也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基层和农民的负担。如公路工程等，每个乡镇要负担几万元，多的近百万元，这些钱有的乡镇用“以资代劳”集款，有的乡镇则按每位劳动力或人头收取。第三，文件规定之外的负担过重。如各项捐款、“两化”达标、农村改造饮用水系统、平坟复耕费、适龄青年征兵费、联防治安费、教育集资、借资等等。虽然这些大都是为民办的实事好事，但都超出了当地政府本身的财力，一般都要靠强行摊派才能进行。[14] 通州市的地方政府部门还算是认真考虑过农民的税负问题，并且愿意花费精力认真做调查。而有的地方政府简直就无法无天。例如，安徽省枞阳县钱铺乡政府为了搜刮民财，甚至非法设立本地的“私税”：该政府自行规定，不管农民有没有收入，按人头强收“个人所得税”；不管农民是否生产“特产”，一律征收“特产税”；实在编不出别的名目了，还要硬设一个“其它收入税”。[15] 这种现象显然不是个别的。 许多乡镇政府一方面非法乱设税费、搜刮民财；一方面到处举债，以致于乡村政权组织过度负债，而严重制约着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据对湖南农村全省乡村负债问题进行的调查，1998年湖南全省乡村政权组织负债总额已达59.3亿元，负债乡村政权的比例高达88.4%，平均负债额达200万元。这些负债主要是为了应付这样一些开支，公款私用、挪作他用、挥霍型的小车开支、租车和招待费用等，甚至还有乡干部利用公款给三陪小姐配BP机的支出。[16] 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靠农业收入已经难以支付摊派费用了，他们往往要靠外出打工的收入来支付摊派。这不仅标志着当地的农业已经难以支撑庞大的乡村政府的开支需要，而且意味着，很多内地乡村政府的摊派已经通过外出民工的腿延伸到了沿海地区，通过对本地籍民工的外地非农产业活动征收税费来维持其开销。据报道，湖北省监利县某村村干部甚至远征海南省海口市的一个垃圾村，向举家到海口拾垃圾谋生的本村村民催要土地承包款。 [17] 正是由于农民不堪重负，全国已发生多起农民对抗乱收费的事件，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在与政府对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型的“农民领袖”，他们是当地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挺身而出表达农民的利益要求与其他呼声。[18] 《南方周末》去年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轰动很大的事情：江西《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印制了一本增刊，该增刊搜集了各种中央有关农业政策的红头文件，让农民据此掌握哪些属于中央规定要征收的税费，哪些属于乱收费，名之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结果该增刊却被当地政府当作印刷“反动刊物”，该杂志主编只得流浪在外四处躲藏。[19]四川省重庆市巫溪县渔沙村村民曾为逃税，上百村民躲进深山，一位农妇因不堪重负而自杀。[20] 由此可见，乱收费在中国的农村已经成了“猛于虎”的苛政。 程：近几年来，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摊派和反摊派的矛盾。农民的日子越艰难，对摊派的反弹也越大。于是，为了从农民家里搜刮到足以养活基层干部们的财物，许多乡政府专门养了类似于“二警察”的队伍，以便遭到反抗时能用强力制服农民。这样在乡政府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基层的“循环”可以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摊派负担，将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显然，陷在这种“官逼民穷”的“循环”中，只会导致官民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矛盾和冲突则逐渐积累起来，朝着爆发点逼近。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从中不可能导出良性的社会效应。 农民贫困的根源在哪里？ 何：从政府颁布的统计数据来看，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就转入了低增长阶段，1998年农民的现金收入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零增长。[21] 2000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全国近两万个农村家庭进行专项调查后发现，在上海市城市居民人均工资达到16,641元、北京达到14,054元的今天，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2,210元，其中52%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000元，尚处勉强温饱阶段；另有26%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至2,999元之间，算是温饱有余。[22] 由此观之，在全部农村人口中，勉强温饱的农村家庭大概占将近四成多。有人将中国农村的贫困归结于农民负担太重，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即使农村税费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减轻农民负担，却不能解决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中国农民总体贫困的根源其实并非负担太重，而是农业人均产出低，人均剩余少。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如果光看有关部门颁布的种种总量数字，或许会让人产生沾沾自喜的感觉。例如，当回顾九五期间农业生产能力稳步提高时，报纸上介绍说，九五期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达50485万吨，基本稳定在5亿吨以上，油料、糖料、肉类、水产品年均产量分别为2320万吨、8968万吨、5353万吨和3730万吨；从总量上来说，我国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23] 这个“首位”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比较各国经济水平的高低不是玩总量数字的“比大小”游戏。自从人口学成为一门学问之后，人们就已懂得，要按照人均占有财富量和人均生产率来衡量一国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如果将上述总量数据按中国人口总数计算平均数，或者按中国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数，我国单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低下这一事实就无法回避。仅以粮食一项来计算，三亿多农业劳动力生产5亿吨粮食，人均三千斤而已，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要用来养活九亿农村人口，每个农业劳动力能够出售的余粮不过几百斤。那些“宏大”的总量数字完全不能掩盖中国是个农业弱国的真相，“农业总量大、人均剩余少”从来就是个突出问题。 自从二十年前恢复小农经济以后，解除旧体制的束缚曾一度带来农业的繁荣，1979年至1984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比1978年高了好几个百分点，这实际上主要是时期被压抑下去的生产率的反弹。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农业中累积的各种积弊正在逐步释放出来，这些积弊包括：生产手段落后，亩产达到极高水平的情况下边际报酬严重收缩，劳动力生产率太低，农村社会组织形式落后等许多问题。因此，中国农业逐渐又现出疲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路下滑，1998年仅占18.0%[24]，有关材料显示，近几年这一比例一直未变。与此同时，国家从农业当中再也得不到多少积累，1999年国家财政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收上来的是1000个亿[25]，而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突破10000亿元[26]，也就是说，农业这个中国劳动力投入最多的第一产业对社会的贡献额只占国家财政的十分之一。事实上，收上来的这点农业税甚至还比不上返还到农业口的农林水利等财政投入。改革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大体上恢复到市场调节为主的正常状态，从经济能力与技术上来说，中国不是没有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为什么仍然坚持实行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耕作模式，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压力。 程：任何社会的分配与再分配都只能建立有剩余的基础上，按照中国农业这种低效益的产出，农民连维持自己的生存都是个大问题。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和占劳动年龄人口50%的劳动力，是无法依赖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18%的农业养活的。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指出：随着人口增加，我国9亿农民人均0.1公顷土地仅够维持生存，1998年纯农业收入产值达到13839亿，但人均只有1537元，扣除2/3自给自足部分，实际收入只有约500元；因此可以认为，大多数传统农业的种植业亩均收入扣除固定成本和活劳动成本已经是负值，农业本身谈不上剩余；但是在80年代农民收入增加时期建立的农村上层建筑必须获取农业剩余才能维持，于是就出现了竭泽而渔的乱收费现象。[27]何：其实中国农业不能产生剩余这一问题，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剑桥学派的埃德温.坎南提出的适度人口思想就是指劳动力与土地面积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他指出：在任何一定时期，在一定土地面积上生产而获得产业最大生产率的人口是一定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任何一定时期，其它条件不变，随着劳动的增加，收益会按比例递增，但当劳动增加到一定点——最大收益点，则收益不再增加。与最大收益点相适应的人口数量则是一个社会最合适的人口数量。当劳动的增加超过这一定点，则收益会按比例减少，出现边际报酬谢递减现象。美国华人学者黄宗智先生在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里就专门用中国华北地区的情况来论述一个“高水准均衡陷阱”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内容就是表述中国由于劳动力过剩，以致农业耕作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这一事实的。我在《人口：中国的悬剑》一本书里也专门谈过这一问题。其中专门引过包世臣《郡县农政》一书的记述：“凡治田不论水旱，加粪一遍，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接下来包世臣专门谈到水田一亩需要八九个工，按亩产1.5石计，加做一个工只增产三十分之一。在复种的情况下也差不多，种双季稻只比单季稻增产20-35%。也就是说当时人就已经意识到单位面积产量不能与投入的劳动力按同比例增加。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一个思维误区，那就是我们总强调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其实衡量劳动力价格不应该只按照劳动力可能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货币工资来衡量这种劳动力的代价，而必须按生产并维持这些人民的生活并使整个中国经济付出的实际代价来衡量。我记得有人曾经算过：按平均计，一个德国农民生产55个人的食物消费量，这是按目前德国营养标准衡量的；而在中国，65%的劳动力，或者说全部人口的28%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这意味着一个中国农民平均养活不到4个人——比他自己一家人多不了多少——而摄取的热量与蛋白质却比德国的水平低得多。这里说中国农村家庭人口为4个，是不太了解中国农村家庭人口数量，实际上农村家庭人口平均至少为5口。我这里再补充一点：如果要是计算养活中国农民所需要的生态成本，应该说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动力。比如大小凉山地区，养活一个人需要铲平几座山头的草木才能种出一些小马铃薯供吃与做燃料。有环保人士到西南与西北地区考察过，看到此情此景，惊呼“一个人等于一台铲草机”！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农村总体贫困的根源是农业生产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乱收费”问题无异于雪上加霜。我国长期以来进行的所谓“扶贫”，实际上就是那些资源禀赋太差的贫困地区的人们，“依靠喂奶过日子”，即通过国家力量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生存。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出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农业生产状况没有大的革命性进步的情况下，就算乱收费问题解决得比较到位，也无法从根子上解决中国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何处去? 程：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将近一半的年份因为推行强制农业集体化而加剧了农业低产、农村贫困的局面，但因为同时又实行了严格的户口和迁徙管制，农民基本上被束缚在祖辈居住的村子里，即使再穷也只能干熬着。八十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而农民也多少有点陶醉在失而复得的小农田园梦当中。但很快中国的一个致命问题--人口与资源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就重新暴露出来，农业收益递减，对农民的摊派日益加重，逼迫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另寻谋生之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成为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 何：过大的人口压力使得中国近三百年来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被新增人口蚕食殆尽。原来的体制按人口分口粮的机制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育欲望。改革之初，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积极性获得提高后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也模糊了大家的人口危机意识。后来认识到这一问题时，大家也以为只要进行人口城市化，就会逐渐缩小城乡经济的二元对立。我记得那时候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是大学里经济学专业学生最爱看的书，勃兴的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也激起了大家心中的无限希望。中国农民的所谓“三元就业模式”——指农业、乡镇企业、跨区域流动就业——也就是在这时形成，并被大家视为消化农村过剩劳动力的一条长期有效的途径。在中国城市就业还不算非常艰难的1998年，“农村人口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课题组”曾对38个县市做过一个调查，农民外出就业占38县市农村劳力的1/6；在低收入县市，外出就业占农村劳力的20%，相当于当地非农就业的85%；而在高收入县市，流入劳力相当于当地劳力的28%，当地乡镇企业职工的的66.9%。在收入上，38县市1989—1996年共寄带回家乡348亿元；在22个低收入县中，1996年带回乡的资金为45.3亿元，县均2亿多元，1989—1996年寄带回乡资金220.3亿元，县均10亿元。这笔收入对低收入县市的农村农家来说，是一笔有份量的收入来源。[28] 从全国来看，1998年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约占1/3，农民的收入中来自农业的为57%，来自非农部门的已达43%。[29] 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不少已经告别土地，如浙江农村早在1996年就已有55.25%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到1998年，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均收入已超过8000元，其中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劳动力人均收入超过万元，是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的4倍。[30] 程：中国的情况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而农村人口增长率又相当高，所以按通常速度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始终无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城市化过程后，农村劳动力就逐渐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去了；而中国的城市经济部门本来就一直面临着连城市劳动力都无法充分吸纳的困境，这样农村劳动力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指望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使得这成为三元就业中相当重要的“一元”。而乡镇企业因其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也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一项引以自豪的成就。 1996年是中国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最多的一年，超过1.3亿人。[31] 此后，随着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乡镇企业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对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开始面临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调整、收缩、整编、改制、淘汰，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乡镇企业连续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上千万劳动力。这就使得离土不离乡这条路对于广大农村低素质劳动力来说，已经不再是一条畅通的坦途。1996年以后的三年中，乡镇企业的增长率都低于18%：1997年是17.8%，1998年是17.5%，1999年已经跌到14.2%。与此同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日渐陷于枯竭，1996年以后的三年当中，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所以现在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员已经低于1.2亿人。[32] 几乎与乡镇企业吸收农民工就业发生变化同步，城市吸收农民工的大门也开始变窄。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一直长期用银行贷款喂养低效率、高浪费、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虽然暂时维持住了表面的经济增长率和城市就业，也得以回避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在意识形态、社会控制政策诸方面令政府极为头痛的任务，但却埋下了银行坏帐高筑、风险丛生、金融系统可能崩溃的火种。九十年代下半期，为了挽救金融系统免于崩溃，政府不得不部分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政策，结果国有经济部门立即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数千万国企职工陆续下岗。为了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四个吸收农民工最多的四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出台了一些规定，要求企业雇佣劳动力时必须按比例接收本地居民，从而限制外来劳工的就业机会。一些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发展小城镇提高城市化进程以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发展战略，与当前城乡共同面临的巨大而紧迫的就业压力相比，总令人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 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像，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城乡差距返回原点 程：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小农阶级的萎缩相伴随的，是城市化之后城乡差别的消失。发展中国家则是另一番景象，阿瑟.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论》里谈到过一个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于在这种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者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这些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中去，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会现象：城市的高度发展似乎是以农村的衰落为代价。尤其是在亚洲国家，许多超级大城市成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村人口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不久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以自己的城市拥有上千万人口的规模而自傲──中国现在还有不少城市把建成百万人口大市悬为现代化的一个目标而列入该市发展规划──但人口的这种快速机械式增长，却使得城市的发展陷入一种极端无序状态，形成一种“城市病”。不少城市都有大量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这些建筑缺乏排污系统，周围垃圾成堆，成了市容的疮疤；大多数城市的市内交通系统始终跟不上人口的增长，过时的公交系统令居民的通勤格外辛苦，而城乡之间的联结更是支离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就变得坑坑洼洼，难于行走。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用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以及内部装修豪华的宾馆，组装成各种“现代化的橱窗”，炫耀着该国的现代化水平。对那些喜欢让国际社会从这些“橱窗”中了解“信息”的国家来说，这种与国内其他地区差距甚大的巨型城市的存在确有必要。但不管这些“橱窗”多么漂亮，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只要深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就会发现广大乡村千孔百疮，成为这些国家难以愈合、正在流血的伤口。 何：中国确实存在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那就是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下面一组数据说明了这种情况：1978年，中国耕地面积99938.5千公顷，人均1030平方米、户均耕地面积5730平方米；到1995年，在耕地面积减少4.5%至94970.9千公顷时，人均面积锐减24.3%至780平方米，户均面积锐减28.8%至4080平方米。[33] 这个惊人的下降速度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继续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这种耕作规模小型化距离现代农业所要求的农民人均耕种面积相距很遥远。 程：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和城市的畸形发展导致城乡差距再度拉大，又回到了改革之初的1978年水平。由于农业经济的增长率一直徘徊在3.5%至4%左右，到1999年下降至2.8%，加上最近几年各地农产品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价格大幅度下跌，因此这几年出现了农业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增长放缓的局面，再加上农民跨地区就业速度放慢，因此造成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可以说，在二十多年改革当中，城乡收入差距经过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70年代末差距很大，80年代中期逐步有所缩小，但是从80年代后期又开始不断扩大，到1999年这种情况就非常明显。1999年农民现金收入的名义增长率是1.9%[34]，而同年城镇居民的年收入增长率是7.9％[35]，在城乡收入增长的差距本来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该年10月份国务院又给城市的干部和职工增加了一笔工资，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有人算过一笔帐，在目前的情况下，2.7个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如果再考虑到因家庭人口结构、支出结构和摊派等因素，农村劳动力的家庭负担系数高于城市劳动力，农户的收入中要支付生产经营费用乃至投资，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完全用于消费，再加上农户收入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被各种摊派夺走，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差距之大是显示而易见的。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来看，年均生活费支出方面，中国农村居民有近八成（79.8%）的家庭年均生活费不足2000元，且集中在500-999元、1000-1499元、1500-1999元三个档次；只有近两成（20.91%）的家庭年消费支出水平在2000元及以上，其中2500-2999元的占4.39%，3000-3999元的占4.07%，4000-4999元的占1.65%，5000元及以上的占2.44%。[36] 何：中国农村的贫穷还可以从消费市场的份额上看出。城乡差距再度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7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40%的耐用消费品市场与20%的城乡储蓄，而与此同时，却是全国主要耐用消费品市场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50%。以彩电为例，城市普及率已经达100%，而农村却只有10%。[37]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另一组数据，从1995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49.9%下降为41.9%，农村居民从58.6%下降至52.6% ，后者比前者少下降两个百分点。[38] 这样一种结构，明显表示中国经济远未步入良性循环。 程：我也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的数据做过计算，发现1999年中国内地二十个省约7亿乡村人口人均年购买消费品仅574元；沿海省份及都市郊区农村人口约有2.6亿，其人均年购买消费品的数额也仅为1603元；而京沪两市及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城市居民只占全国总人口的4.9％，他们人均年购买消费品数额达11,819元。也就是说，全国将近1/4的消费品是卖给这仅占全国人口不到5％的两市三省城市居民的，而占全国人口56％的内地省份农村人口只购买了全国消费品的1/7不到。事实上，在两市三省这些中国最富裕的城市里，城市人口的一半也是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并不高，所以这个关于最富裕城市平均消费力的数据掩盖了人数约在千万左右的中国精英阶层的超级消费能力。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大约眼下全国有1％到2％的人口高居于收入和消费金字塔的顶端，全国媒体上的商品广告基本上是做给他们看的，而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内地省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只是前者的1/25。这就是今日中国之城乡差距，而且这一差距正在继续扩大。 小农经济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程：八十年代农村改革这种一次性的制度变迁效应，不可能长期支撑农村经济的持续高涨和不断繁荣。按照一些书斋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从此就可以踏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了。可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是，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这种倾斜加快了资源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剧了对农民的盘剥。先是在八十年代后半期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压住农产品价格，以施惠城市消费者。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何：说老实话，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因为中国农村的贫困并不完全是城市偏倚所造成。有些政策向城市倾斜是事实，但即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多兼顾一些农村，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从事实出发来看，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的根源是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衡、人均耕地太少、农业生产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乱收费”问题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我国长期以来进行的所谓“扶贫”，实际上就是那些资源禀赋太差的贫困地区的人们，“依靠喂奶过日子”，即通过国家力量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他们的生存。在中国农业生产状况没有大的革命性进步的情况下，即使农村税费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减轻农民负担，却无法从根子上解决中国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从短期内来看，克服城市偏倚倾向可以缓解一下农村问题，但是还是脱离不了“给农村喂奶”这一思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因为根本问题是必须解决人口与资源比例失调的问题。 如果回溯历史，中国的农民问题是积累了三个世纪的问题。中国其实早在清代乾隆时期开始，就已经面临人口的巨大压力，乾隆六年开始，中国人口登记在册的就达1.4341亿人。人口剧增带给社会的压力并非没有反应，当时的著名学者任启远、洪亮吉等人都曾谈论过这问题，洪亮吉的《意言.生计篇》集中谈论了如何控制人口，洪书成于1793年，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从时间上看还要早好几年。只是两个社会解决人口问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英国通过大量向美洲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以后该国又继经济起飞之后连续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与第二次人口转变。而我们那时虽然也通过华工出国向海外移民，比如散居在地球村各地的潮州籍华人就已经多达100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国家的总人口，但更主要的形式还是在中国本土移民，而移民之间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之惨烈，可以从一些历史材料中看出来。1999年3月我到台湾讲学时，曾偶然发现台湾的“有应公崇拜”与移民有关，一篇研究文章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该文谈到，台湾基本上是由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所构成的社会，这些先后来到台湾的移民，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生存的空间，再加上种族、语言、祖居地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在闽粤之间、漳泉之间、汉番之间、宗姓之间、村落之间团体之间，经常爆发各种各样的冲突，演变成武装械斗或者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历年来各个族群死于这类冲突的人不少，而他们的尸首却往往无人收葬，其后必须仰赖官府的力量或者善心人士的帮助，或者是村里人共同出资，加以集体埋葬，并在墓旁建立一个简单的庙，而庙前往往挂有“有求必应”的红布条。[39]至于太平天国起义是由于人口压力所致，当时的汪士铎在事变后就有反思，后来的罗尔纲先生也有过专门论述。可以说，自从19世纪中叶起，中国就一直在围绕着缓解人口压力这一问题进行各种尝试。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领导下的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实际上都是想通过改变土地资源的占有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这种土地资源占有状态均等的办法，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结果却是人多了，但只是穷人多了。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从4.5亿增长到了13亿，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中国农民的问题是让耕者有其田，那么这一个世纪的问题就演变成了如何让农民有工作，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不要成为游荡在城市边缘的游民。 每当我仔细阅读有关人口、环境与农民问题的资料时，我就不自觉地想起我在复旦写的那篇《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诸如农村闲置劳动力过多、农业边际效益下降、赋税过重等导致小农经济破产，以及乡绅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等许多问题几乎都是惊人地相似，几乎在重复上个世纪初至三十年代那段历史。对这段历史我们不是没有研究，而是在研究中几乎从不真正触及应该揭示的问题。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能够解答有关国计民生的深奥问题？答案很简单，他们只是掌握了一些方法而已。这些方法中最基本的就是观察，尤其是观察经济事件的历史记录，所以，道格拉斯.诺斯一再重申掌握经济史的重要性，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则用更尖锐的语言强调了解经济史的重要性：“忘记过去的那些人，应被宣判犯有重复过去的罪行。”我在台湾与中国现代史专家陈永发先生见面时，我对陈先生说，当看到他在他那本杰出的著作中强调人口压力因素是中国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基本规定因素时，心中非常高兴，因为总算有历史学家明智地将这个问题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规定性因素引入历史研究。而陈先生则有点意犹未尽地表示遗憾：“由于书的体例的关系，我只能谈到人口压力这个因素，整本书应该说强调得很不够。” 程：对中国来说，最可怕的是，这类边缘化人群正处在一种无限增生的状态中，这与中国现在拥有的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以及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调有关。中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9亩[40]，是世界人均数的43%；而且质量不高，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有水源保证的和灌溉设施的只占40%，还有不少是大于25度的陡坡耕地，其土质很差。[41] 在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人口的增长率恰恰偏高，本地的农业产出微薄，非农就业机会稀少，穷乡的官府搜刮得又格外狠，这就逼得那些既无适当教育、又无求职技能的农村剩余人口外流，当都市再采取就业限制政策时，这些回乡无活路、在外衣食无着的流动人口就很难靠正当职业糊口。从李自成、白莲教、太平军到红军八路，都最欢迎这样的流民。今天，这类边缘化人口的迅速增加，也许不会再演变成一批“水浒山寨”，但却很可能为黑社会组织的生发壮大提供丰富的后备军。 何：自从十多年前写完我的第一本著作《人口：中国的悬剑》以来，我就一直有一个这样的看法：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牢固地根植于该国的自然性质，亦即资源禀赋、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关系之中，中国的这种人口-资源状态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这个看法可能会被人看作“地理决定论”，而“地理决定论”这个理论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而生存环境最基本的层面就是地理环境。孟德斯鸠曾尝试用“地理决定论”解释某些问题，但由于他对地理因素的神学解释从而使“地理社会学”成为学术笑柄，再加上马克思对“地理决定论”做过经典批评，而我国在很长时期内还非常热衷于想超出自然资源的限制去改天换地，因此中国大陆的学者们长时期内不敢让自己的学说中出现任何“地理决定论”的影子。 其实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构成了生活于这个国家之中的民族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前现代更是如此。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就与中国特殊的地理因素有直接关系，这种农业与家庭畜牧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弹性大，适应性强，在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中都能存在和滋长。不管在山区、丘陵地带还是平原地区，它只要相应地调整一下家庭内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比例，就能稳定地存在和发展下去。正是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性强，它才由中原地区逐步向周围扩张，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各地的主体经营形态。但这种经济结构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远的不说，就谈二十世纪大家都看得见的后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农村是按人头分口粮，这种分配机制使得当时的农村做得多不如生得多，于是大家可着劲儿生，从1949年到1978年三十年间，人口从4亿5千万变成了八亿多人。而从改革开放恢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以来，人口生殖状况令人焦虑。凡属民间进行的调查都说明了这一状况。我曾看到过一份名叫“正北丰村调查”的调查报告[42]，非常典型。这个正北丰村是广东东南沿海电白县七迳镇新屋仔管区下的一个自然村，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1980年时，该村分田时是“见人有份”，全村为252人，每人0.6亩水田和0.4亩旱地。而到该报告记述的1998年，该村人口已经达536人（不包括此期间迁出的6户共32人），一个生育周期（20年）不到，人口就翻了一番多。而耕地则由于征用、建房等原因，至1998年人均耕地已经不足0.28亩，至今全村没有一个独生子女，也极少二胎，最多的达15胎（存活12胎），平均超过4胎。该报告谈到，农户的家庭地位由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多少决定，同样道理，村民也常以村中人数多而自豪，所以不会互相揭发超生。对于村民，节育是基本未意识到的事情。 程：我下乡时在安徽省插队，那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情况与你谈到的这个村差不多。现在全国都设立了计划生育专职机构，形成了一套制度方法，仍然挡不住农民的多生多育倾向。《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曹锦清1996年走遍河南各地乡村作调查，发现那里的农民家庭也很少有独生子女户，均是多胎化生育，当地干部多次告诉他这样的话，“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好超生）”。[43] 何：正北丰村在中国既非国家级贫困县，也不是乡镇企业发达的明星村，只是千万个普通的中国乡村当中的一个而已。它所有的问题，如报告中谈到的乡村组织涣散、官民对峙等问题，确实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只要生存的基本条件还存在，这些问题还有解决的可能。问题在于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已经根本无力支撑起这么多人口的生存基本需要，依靠传统耕种的140多亩地养活500多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而该调查详细记录了该村失业严重、犯罪滋生这一现象。因为这是一份很罕见的尊重事实的调查报告，在此我将这部分内容抄录如下：“在村民自身无技术、无资本、低素质和环境的无资源、无工业、无组织的内外因素结合下，300多劳力有几人能以工作糊口？现在的就业情况除耕田者外有：教师6人，医生、工人、跑运输者各一人，饲养15人，开小店3人，小贩16人，外出打工55人，饲养一般是养10多头猪，今年（指1998年）多数亏本，小贩多是贩鸡，每天卖出十只赚回20多元；外出打工一般是男的做泥水建筑，每天有30-40元，女的进厂或当服务员，每月有几百元不等。而大多数常年游荡在村里的三个小店之间的无所事事者特别是未婚男青年却成了犯罪的主体。赌博是习以为常的公开摆明的事，也是他们最好的娱乐，盗骗抢却并不明摆，只是附近村中时有禽畜、厨具、谷物失踪，以及常是同龄人讲述的生动的在外盗、骗、抢、斗的惊险场面，下面需要详述的是近年来的吸毒和贩毒现象……” 这里我就不再引述那段谈吸毒的、读了感到碜人的文字了。只想谈谈曾被世界各国视为反贫困策略良方的教育问题在这个正北丰村是什么境遇：“北丰小学现有教师10人，其中2人高中毕业，其余都曾读过初中，现有3名公办教师，其他为民办或代课教师。对于这三年来广东省大量转正并逐渐取缔民办教师的政策，笔者从学校负责人陈北忠老师处了解不少有点不可思议的信息。县教育局按文件通过考试转正4000多民办教师。规定于1993年前入教并有民师证和中师函授证者可考试，择优转正，另据教龄可加分，有28年教龄者免试转正，考试内容为心理学和教育学。但是，据透露，中师函授是交钱抄书拿证，心理学教育学是背熟值120元的小册子考试，而不考文化试（指语文和数学等）更是有人得以滥竽充数的关键。笔者（指调查作者陈锋）曾于今年（1998年）2月在小学代课两星期，了解到一些老师对比较简单的竞赛题都无法解答，甚至比不上成绩好的学生。而一些较好的年青教师却很快要下岗。对此陈老师的评论是‘好的卡紧，差的放松，重视教育不如说是在毁灭教育’。由于师资低劣，所以五年级的学生中能答出国家、省份、省城市、球类、中国皇帝中任一项的5个名称者甚少。现在几乎所有学龄儿童都入学，但由于每学期280元的学费，使在学人数逐年级减少，毕业的不多，升初中者甚少。就这样，膨胀的人口给农村带来了不堪承受的重负，同时村民又没有认识到也无力从提高自身素质上获得财富和地位。落后的教育只能酿出低素质的愚民。贫穷、封闭、落后、迷信、失业、犯罪等等就像恶魔一样伴随着今天的正北丰村。” 说老实话，这样一份调查报告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我相信这种农村在中国绝对不是特例，有普遍性。说起来惭愧，我的家乡邵阳市是个千年古城，旧称宝庆府，历史上算是文化经济中等发达之地。但现在除了教育状态比正北丰村好些之外，其余的情况与这座正北丰村有些类似，由于国有企业90%以上破产、停产，除了少部分人能通过升学离开这个城市之外，大多数留在那里的青年都没有工作，赌博成了男女老少咸宜、乐此不疲的娱乐活动，失业、犯罪充斥整座城市。不少女青年到沿海来谋生，以做娼妓、二奶为生，家里人亦不引以为耻。这座城市市容极差。我去年回去了一趟，当时的市领导说要将邵阳市建设成一座有百万人口的大市。我当时就对一位在市政府工作的朋友说：百万人口当中，按照中国劳动力的抚养系数来说，劳动年龄人口按常规有40-50%，那么总得为他们提供20万就业岗位吧？否则大家喝西北风？ 程：人口确实是个问题，但如果能在经济结构和制度层面有所突破，情况应该有所好转。我看过一些材料，介绍了一些借助乡镇企业而发达起来的农村典型。比如河北石家庄市郊的槐底村，全村1800户，共有6000人，也是个无田可耕的农村，但由于选对了领导人，既成功解决了存在50年之久的乱占、抢占宅基地的纷争，并且依靠9000万元征地款作为启动资金，定下了“吃区位饭，借优势兴业，走产业升级，发展三产服务城市之路”的方略，从1996年开始，总共投入2个亿，将当地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商业网络，全村的三产收入每年以80%的速度递增，到1999年底，全村的财政总收入达2000万，其中三产占到90%以上，架起城乡经济走廊，为村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渠道，全村3000多劳动力几乎全部得到安置，其中从事三产的就达1200多人。虽然该村富裕以后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酗酒、赌博、迷信、家庭不和睦，邻里纠纷等问题都存在，但该村领导班子能意识到这些问题，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44] 何：这种依靠地缘优势与领导人个人魅力发展乡镇企业成功摆脱贫困的例子，在中国确实还有好些。但是有两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一、这些经验具有不可推广性，因为不是每一个农村都有这样的地缘优势与领导人。要知道这类农村在中国只是典型，不具有普遍意义；第二，这些农村存在的问题也很严重，因为这些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始终偏低，身份虽然变了，但思想意识却还是农民。这个问题我曾就深圳市的富裕农民做过典型研究。这些农村如何进行自治，使这些农村的社会-经济格局不要随着这些领导人的逝去而人亡政息，还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比较起这些占农村总人口不到10%的乡镇企业明星来，我更关注占农村人口90%的那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因为这些明星农村要解决的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而绝大多数农村要解决的却是如何生存的问题。 我读过不少资料，也看过一些农村，还专门向一些做农村调查的人士多次询问，有一条信息是公认的，那就是不少农村的计划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实际人口数与上报数严重不符。如1991年至1998年四川省全省共清理出漏统人口40.72万人。[45]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而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来的款主要用于两个用途，一是用于改善干部们自己的福利，二是用来建乡村干部办公场所。一位在农村做过长期调查的人对我说过：到农村里去，如果哪个地方的乡、村办公场所建得漂亮，那里的计划生育一定没搞好。还有一份调查谈到，农村里是富穷两头控制不住，因为富的不怕罚，愿意交罚款生孩子；而穷的则不怕罚，反正家里没什么好损失的，大不了流落异乡当超生游击队。只有中间层次的，才比较害怕罚款，一般生上两三个也就算了。如安徽省萧县大屯镇徐屯村的计划生育证就可以买卖。该村村民向《半月谈》的记者反映：从过去的老支书，到现任村支书、村主任，多年来就一直公开出卖准生证，将此做为发家致富的捷径。第一胎价格从三十元上涨到了二三百元，生多胎的则涨至上千元。几年来，徐屯村先后共卖出准生证200多个，仅此一项村干部就收款约3万余元。而村干部自己就带头超生，现任支书40多岁，有3个儿子，他的大儿子生了3个孩子；计生专干张某30多岁，生了4个孩子；村委会主任的两个儿子生了7个孩子；老支书的侄子生了5个孩子。该村上报人口2106人，而实际人口已超过2330人。[46]记得去年《中国青年报》登过一版图片新闻“超级超生村”，谈的就是广东省吴川市覃巴村，该村总共600多户，6胎以上的就有100多户，最多的两家都生了10个孩子，而有5个孩子的家庭是该村常见的家庭结构。对于新村计划生育如此失控的局面，村民的解释为干部带头超生，说他们只想着多罚款。村党支部书记容文秀的解释是：村里超生户多，很难管理。但据村民举报，村委会主任容观保、副主任梁亚孔各生了5胎，村干部王伟生了4胎，村民小组副组长梁德瑞生了8胎。新村至今没有自来水，村民靠打井取水，一些人还被迫饮用田边沟水。村民说到了冬天，更是水贵如油。村里凹凸不平的小道垃圾遍地，随处可见臭气熏人的粪便，3000人的大村子找不到一个厕所。该村的街道上，除了满街孩子之外，就是污浊的路面和难以忍受的气味。[47]上述两个村子可以说是已经不存在什么乡村社会，所有乡村公共设施均不在村干部视野之内。据正北丰村的调查者说，该乡村除了金钱之外，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维系当地乡村共同体，整个秩序比半个世纪以前乡村自治时期还要糟糕。 这类乡村因为不是国家级贫困县，也不是乡镇企业明星县，所以不在政府与众多传媒的关注之下。这些乡民的生活也只能自生自灭，《南方周末》曾有一篇文章谈到湖南安乡县的一个春峰村，那故事听了以后让人连泪水都为之凝固。这篇文章记述了湖南省桂东县大塘乡春峰村从1986年至今在外打工非正常死亡的事情，也让人多少可以看到一般农村的情况。与湖南省其他地区相比，春峰村是个自然资源禀赋较差的地方，该村共有1400多亩地，全是分布在海拔800—1000多米之间的梯田，地块很小，不要说机耕，连牛耕都用不了，只能用人拉犁。而该村总共有1598人，人均一亩地都没有。春峰村支书邓建安告诉记者，春峰村是省级特困村，交通不发达，资源也十分匮乏，村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企业，集体收入每年只有几千元。村民们的收入来源除了每人不到1亩、每年只能种一季水稻的梯田外，就是养几头猪和外出打工。大约从1993年开始，春峰村“除非种田的和家庭负担较重的人，其余的都出去打工了”。这个村子的300多青壮劳动力，大约是每家一个，几乎全部都出去打工。出去打工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二（大部分是女孩）去广东进了珠三角地区的一些玩具厂、电子厂。他们常年在那里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大在400-800元之间。村民说，今年（1999年），大概是经济形势不好，去广东找工的人很多空手而回。村里的男劳力大多在干一些比进工厂可能挣多一点钱，但更辛苦，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活：在桂东县周边“做砂子”（挖钨砂矿）、挖煤。因为挖煤经常发生塌方和瓦斯爆炸，安全系数比“挖砂子”更小，老板也“比较厉害”，经常不给钱，所以今年出去打工的人中“做砂子”的人比挖煤的多。“做砂子”的人很多是季节性的，农忙时他们在家种田，农闲时则结伴前往矿区。宜章的瑶岗仙，郴州的柿竹园，临武的香花岭，江西大余的西华山，这些矿区的名字都是春峰村民所熟悉的，很多春峰村人在那里“做砂子”，很多人把生命甚至躯体留在了那些地方。到了冬天农闲时，每个矿区都有几千人在“做砂子”，他们都来自春峰村这样的村庄。他们“做砂子”的地方是一些国营大矿开采后废弃的矿井，一些个体老板把这些矿井承包下来。“做砂子”的人三四个人合伙向个体老板取得某个矿洞的开采权，然后，他们自备钢钎、炸药和矿灯，沿着废弃的矿洞走上几千米，选择一个地方打洞放炮，看看炸开的地方能不能找到矿砂。由于矿井是废弃的，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爆破时很容易发生塌方， 那样就可能把自己埋在里面。春峰村的20名非正常死亡者，有8名是“做砂子”死的，其中有5名是因矿井塌方而死的。 这种情形在春峰村所在的大塘乡不算特别，乡长告诉记者，“整个大塘乡都差不多。”春峰村附近的蛟洲村，几年间就因相同的原因死了十几人。该村村民根本无法依靠种地生活，只有出去打工。从1986年至今，这个村已经有20人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丧生，其中16人集中死在1993年以后。没有一个人自然死亡，全部死于事故。大多是在湖南、江西、广东的钨矿、煤矿里因矿井塌方、瓦斯爆炸而死。劳动法，劳动合同，对“做砂子”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字眼。从来没有一个人和老板签订过合同，他们与老板之间只有一个口头约定。“现在工不好做，你要签合同，老板就会要你滚蛋。”一位叫黄发军的村民说。也没有一个死者的家属和同伴试图用法律手段索取过赔偿。他们不知道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值多少钱。当地政府机关的一名干部说，这不奇怪，即使在正规工厂里打工的人，也很少和厂方签劳动合同。因为，签合同就要缴纳保险金，老板肯定不愿意承担这笔费用；或者，他会把这笔费用转嫁到被雇用者身上，被雇用者也不愿意因此影响自己的收入。“因为这样的劳动力完全是买方市场，如果要签合同，他就找不到活干。”据统计，春峰村外出打工的人，年平均收入大约是4000元左右。这只是勉强维持生活和简单再生产的收入。村支书邓建安说，这些钱有的用来成家，有的用来供弟弟妹妹读书，其余就是维持生活，没有哪个人用打工挣来的钱做起生意，甚至没人用它起一座比较好的房子。能看出改善的是村里多了几个卫星电视天线，大约值800元一个。 尽管打工带来的实惠是那么少，而危险又那么多，但春峰村人几乎没有考虑过别的活路，因为，如果不外出打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据大塘乡农经委的统计，1998年春峰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880元，这其中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占了约60—70%。 所以，春峰村的所有人都知道，黄竞成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因打工而被死神唤走的人。没有人知道，谁将是下一个。但是，只要他们活着，只要贫穷继续延续，他们就不得不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做砂子”，而是没有机会去做砂子。[48] 春峰村村民的生活让我想起了非洲的生态难民。说老实话，春峰村所在地的土地生态事实上支撑不起这么多的人的生存。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状态，整个国家的生态在人口压力下陷入了真正的困境。这方面的资料有不少，长江黄河等七大水系的污染断流问题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只谈谈视为财富之母的土地问题。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38%，有的地方的民众已经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的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我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加以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49]而生态问题由于与人们的生存状态不像疾病之类那样直接，中国国民的环保观念始终还处于“坐而论道”阶段。我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我所工作的报社，每发一篇某小姑娘被遗弃，或者生病无钱医治的报道，可以几天之内募到数量不等的捐款，多的达14万元，少的也有八、九千元。而我特意为抛家别妻十几年、在长江源头可可西里设立观测站、致力于环保工作的民间环保人士杨欣先生登了一个整版的文章，并公布了捐款电话与帐号，委托值班编辑专管此事。但据编辑告诉我，居然没有接到一只电话询问此事。这正好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慈善捐款序列相反。 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状态决定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形态。从中国来说，整个20世纪是农民的世纪，这是由中国人口的“量”决定政治的“质”的一个世纪。而所有制模糊的土地政策与财政扶贫的结果，摧毁了人起码的尊严——健康人应该凭借自己的劳动力生活，是人起码的尊严。其结果是让生育者不需要计算生育成本，不顾资源的限制生育人口，将抚养人口的责任由家庭转移到社会。如何评说这个世纪对后世的影响，还有待历史良心的出现。但人口资源状态对社会的影响却是现在可以分明感觉到的。前面已经谈过，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除了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之外，每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都伴生着小农阶级消失这一过程。而小农阶级的消失，与城市化过程中现代经济部门不断吸纳从土地上被抛出来的无地农民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中国由于人口数量过于庞大，再加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日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未受过足够教育、亦未经过任何技能训练的农村劳动力无法适应现代经济部门的要求，更兼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扩张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故此广大无地农民无法进入现代经济部门，正成为整个社会“多余的”边缘化阶层。老实一点的农民可能会像春峰村村民一样做牛做马地生活下去，不少报道都谈到了在“三资”企业（主要是港台资本与南韩等东亚龙国家与地区开办的企业）的打工者的悲惨处境，实际上就是劳动力市场极度倾斜造成的。1998年12月，我值班时曾处理深圳特区四海制衣厂江西籍打工者徐章水因劳累过度而暴死事件。当时是生产旺季，该厂的工人连日加班，20岁出头的徐章水连续加了48小时班，回到宿舍躺下后就再也没醒来，七窍流血而死。我当时问该厂工人，这样连续加班是违法的，为什么大家不提意见？工人们面面相觑，最后告诉我，他们不敢，怕被开除。因为这份工来之不易。我再问该厂老板，为什么要这样违反劳动法超时连续加班？酿出这么大的事故，而老板却对我说：“我自己也奇怪，我这家厂的待遇确实不好，工作时间长，工资也不高。我经常对工人说，你们嫌待遇不好可以走人。但奇怪的就是还有不少人抢着争着来这里做工。”老板说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1949年以前上海一些外国资本家曾说过一句被我们视为“国耻”的话：“在中国找四条腿的狗难，找两条腿的人容易”，从根源上来说，劳动力的待遇完全与市场供求状况有关。按照“博奕论”的原则，博奕双方的利益完全与博奕者所凭藉的实力有关。在中国人权的不受重视与人口严重过剩有关。人权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权，生存都未解决，又从哪里去谈自由权、财产权？但还有不少边缘人为了生存，只得从事各种非正常的经济活动，如卖血、妇女则，还有的则是纯粹的犯罪行为，如成群结队到他乡去偷窃（“拎包”）、买卖人口、利用各种手段行骗、盗挖古墓倒卖文物等，成为社会犯罪活动的主力军。最近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张君一案，案中所涉犯罪集团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出身于多子女的贫困农民家庭，张君自己就出身于有兄弟姐妹七个的多子女贫困家庭。试想想，就以我这样的收入水平，生养一个可以过较好的日子，生两个就比较吃紧，根本就没有余力支撑起三个子女的教育费用与抚养成本。农民们这样生育，哪有不穷的道理？ 我以前就说过，如果中国人不改变自己多生多育的落后习惯，中华文明最后必将作为祭品牺牲在人口这个古老的祭坛上。对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说老实话，我认为值得怀疑。我这里只讲一个户均3.44人，这个数字与我们日常看到的情况有差别。只要对中国的核心家庭状态有所了解就明白这数据的不真实。城市人口只有总人口的30%多，而农村生育两个是允许的，多胎化也不是少数。少数民族是允许生育两个甚至更多点的。也就是说，真正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只是城市里那些在党政事业机关及国有企业工作的大部分人，对于不能以开除工作进行限制的人群，计划生育基本不起太大的作用。这样一算，中国户均家庭人口怎可能只有3.44人？不过中国政府在统计数据上信息失真，这已经是多年的老毛病了。这种人口数据失真只不过是惯性而已。 程：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对你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你的“中国人口问题将会阻拦中国发展的悲观结论和庞大的低素质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障碍，这些论点有可能客观上掩饰了加重这一问题的原因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而且还可能为别有用心的精英专政论所利用”。[50] 你看到这篇批评没有？另外，在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制度问题始终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如果在讨论“三农”问题时过于强调人口压力，会不会淡化不良制度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因素？而且，人口问题不是个短期内就能指望解决得了的问题，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却十分突出，把近期内需要缓解的难题与长程性因素联起来，对解决近期问题似乎帮助不大？ 何：赵诚先生的文章我看过，说老实话，我认为赵先生很少去解读中国现实问题的文本资料，也很少去实地考察，因此不熟悉中国人口对生态的巨大压迫。否则他就不会那样提出问题了。至于谈到解决问题这点，我只能说，如果有人说他能解决复杂的中国问题，那肯定是不切实际之言。我进行问题研究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让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一定的认识而已。而且我一直有个看法，那就是只有大多数国民处于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状态的时候，才期待有伟人横空出世来解救他们。 我并不认为我过于强调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注意这一点的，所谓“天人合一”思想，这个“天”指的是自然，“天人合一”指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国古代文化其实包含有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就体现在培育人的社会、伦理、环境生态、文化教育等的综合素质上。只要去翻翻中国的经史子集，包括医书强调的五行相生相克，如果不视文言文话语系统为封建文化，就会发现里面有许多质朴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通过儒家文化的教育沉淀在民族精神当中。而这一点到了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基本上破坏了，这时候“人定胜天”、“向大自然开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等口号挟政治威力大行于世，向大自然过度索取成了一种时代精神。我记得一本《邵阳文史》上登载了一篇文章，那是一位干部回忆自己五十年代后期奉命在渔业社蹲点的经历。他先是让渔民将渔网织得密密的，不让小鱼有逃生的可能，这样做还觉得产量不能够达到“”水平，于是在渔民当中推广用炸药炸鱼，炸药一引爆，满河满塘都翻着白花花的死鱼，捕捞量成几倍地增长。结果这位干部乘坐的渔船受到好几位老渔民的“围攻”，老渔民痛骂他们：你们连小鱼也不放过，以后我们就没有鱼可捞了。你们这样是想打破我们的饭碗呀！但这种朴素的环保思想在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下节节败退，发展到现在，沿海渔民用功能强大的电网捕鱼，电网所过之处成了一片死海，不再有任何海洋生物。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吃鱼时，家父总让我将鱼骨洗净，放在炉火边煨烤成焦黄色，再用作他的下酒菜，他也从不准我们剩饭。相比之下，现在这种在缺乏人文内涵的技术教育下成长的一代，哪里懂得寸丝粒米，来之不易的道理？今年三月上旬，我曾去了山东曲阜，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孔子墓前，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一种文化能够维系一个民族几千年于不坠，肯定是借助于它内在的亲和力以及平衡力。“”及“”以前的教育咱们且略过不谈，只谈近二十年的教育缺陷。可以说，目前我们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所有的欠缺，以及将人文景观当作旅游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就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教育对社会的报复性反噬，有如盛行的贪污腐败是对我们落后陈腐的干部选拔机制的恶性报复一样。 为这场对话做个总结，中国农村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最迫切的是乡村社会组织问题，而稳定农村从而稳定社会的关键则是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然而这只不过是短期的反贫困策略。收功长远的反贫困战略则是教育问题。但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仰赖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我这里强调的“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是有具体内涵的，那就是：首先要有一个理性、高效廉洁的政府，清楚地知道采用各种适当的政策对社会进行调控；其次，计划生育要成为中国农村人口自觉的行为，而不是中国政府现在的纸面控制（control on paper）；第三则需要不断提高全体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以达到提高人口素质、最终达到反贫困的长期目的。 农业农村论文: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国农村发展之路——近年八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农业的要求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党的十五大以后召开的八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997－2004）中，可以看出党的农村经济工作政策的发展脉络。 （一）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继续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在农业连续丰收的好形势下，一定要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对农业，在思想上必须始终重视而不可有任何麻痹，在工作上必须切实加强而不可有半点放松，在投入上必须不断增加而不可有丝毫减少。当前，顺利实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好各项经济工作，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自觉地重视农业。要着力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要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主要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继续落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和粮棉收购政策，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尽快建立有利于粮棉产销协调发展的新的流通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搞好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强化农业的科技基础，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继续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促进农业增值增效。 （二）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稳定和加强农业。1999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稳定农村基本政策，下大力气抓好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这两个突出问题。要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广泛开辟农村就业空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努力使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减轻农民负担，扎实推进扶贫开发。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农产品流通。同时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农村社会安定团结。 （三）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地区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西部开发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植树种草，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科技教育。 会议要求，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抓紧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要注意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会议还要求，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从调整优化结构、增加农业投入、扩大以工代赈、促进农产品流通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 （四）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注意安排—些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改善农村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建设项目。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 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九五”以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折。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件大事来抓。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紧紧依靠科技，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幅度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要积极稳妥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加快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农业产业化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的有效途径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应当大力推进和扶持。要正确处理调整农业结构与稳定粮食生产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放松粮食生产继续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要保持相对稳定。要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态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注意安排—些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改善农村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建设项目。要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高度重视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下决心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还提出，加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农业，需要继续增加投入。 （五）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大产业。要把食品质量、卫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 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农业结构，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要大力开发优质专用农产品，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大产业。要把食品质量、卫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农产品市场建设和管理，大力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途径，要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大事来抓：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进一步扩大退耕规模，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加快宜林荒山荒地造林步伐，要继续抓好水利、公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没，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同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多搞一些小型基础设施。今年出台的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对于健全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向前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2002年要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加强指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粮棉主产区和贫困地区倾斜，保证农村教育和基层政权运转的必要开支。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原则，不能刮风，不能下指标，不能强制推行。继续抓好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 （六）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国债资金使用要向农村倾斜，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要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 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和优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着力提高使用效益。其中要求：向农村倾斜，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加快实施退耕还林，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农业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围绕发展优势农产品，调整区域布局，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广开就业门路，拓宽增收渠道。 （七）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必须坚持“四个始终重视”。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的现象。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重视严格保护耕地和保护、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始终重视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始终重视增加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收入。要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的现象，继续调整农业结构，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推进优势农产品合理布局。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加强农业科技储备和技术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做好农村扶贫工作。 （八）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出发，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农业的要求是，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保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好势头。今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好，是多种有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方面带有恢复性质。继续保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明年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出发，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不断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渠道，形成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要增加科技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要站在全局的高度，重视发展农业，动员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农业。

文化产业论文:对金融危机环境下的文化产业思考 [摘要]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而言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文章阐述了后危机时期我国文化产业所处的背景与现状,提出了经济危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这一观点,认为我国应当抓住机遇,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推动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文化产业;发展机遇;基本策略。 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已蔓延全世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所难免。但是,金融危机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如何应对挑战,转“危”为“机”,推动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一、后危机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 (一)金融危机刺激文化消费拉动文化产业发展。 一般而言,越是经济萧条年代,公众越有闲暇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经济之危反倒成了文化之机。有声电影、无线电广播、彩色动画片、摄影技术、动漫产品等传播手段都是在经济危机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数字出版、手机增值服务、网络游戏等低价位、新科技的传播方式必将受到市场追捧,成为文化产业创新传播手段与培育新型业态的重要突破口。当前的国际金融形势刺激了人们需要感受温暖美好的愿望,文化消费也就成了人们的需求热点。总理在2009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促进文化发展和繁荣,既可以拓展消费领域,也有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①根据国际经验,一定的人均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费支出存在相关性,文化需求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不断增长。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对应的文化需求在个人消费中的比例应占到20%以上,文化消费支出总量应该在4万亿元以上,而目前文化消费支出不足8000亿元。②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潜力还远未得到释放,文化消费的空间非常大。因此,完全可以把提升群众的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精心组织生产应对危机的实用性文化产品,积极提供帮助人们精神减压的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消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 (二)金融危机催动科技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重大科技成果往往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与繁荣。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世纪40、50年代计算机、合成材料等新技术的兴起,使得美国在战后迅速走向了经济繁荣;最近一次的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也有力地帮助美国从1987年的经济危机中复苏过来。着名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伴随了克林顿时期持续8年的经济增长,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科技创新已成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利器,国际社会在这方面都已经有着惊人的共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有关经济政策的重要演讲时曾表示,美国有走出金融危机的信心,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仍然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和发明创新。中国国务院总理在2008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指出:“历史表明,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经济的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通过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知识和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力量。”③以我国的网络游戏出版产业为例,在新闻出版总署为增强我国网络游戏的自主研发能力而实施的“中国民族网络游戏出版工程”的推动下,2008年中国网络游戏研发公司已达131家,从事研发的专业人员达24768人,比2007年增长了17.8%;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总数超过286款,比2007年增长了14.4%,一些大型的网络游戏研发公司,如完美时空、腾讯、金山、网龙等在2008年均推出了至少一款以上的网络游戏作品。2008年中国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实际销售收入达110.1亿元人民币,比2007年增长了60%,占中国网络游戏出版市场总收入的59.9%,原创网络游戏已经连续四年牢固占据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在排名前十位的最受欢迎的网络游戏中,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占据了6席,实现了市场价值和用户人数的双突破。④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转化,契合文化生产与消费领域对科技的旺盛需求,必将极大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加速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就可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支撑和引领我国文化产业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三)金融危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凸显文化产业优势。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时代,以创新为核心和本质的文化产业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同时,因其自身对物质和能源的低消耗被视为是最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产业。2006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李长春同志也撰文指出:“经营性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集中体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发展潜力大,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调整经济结构和繁荣文化市场的着力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⑤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强烈地冲击了我国的经济,但也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机会,在此过程中那些高能耗、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将被淘汰或被迫升级,我国的产业结构将向低能耗、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转变,文化产业可以抓住这个机遇加快发展。金融危机助推我国文化产业升级,文化产业绵长发散的产业链亦能反向刺激低迷态势,带动经济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就业。这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环境和社会就业的压力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金融危机下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态势发生新变化。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正在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国外文化 企业进入我国文化市场的步伐明显放慢,竞争态势暂时趋缓,国际文化产业的经营发展出现阶段性疲软,为我国文化产业加快“走出去”提供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和有利条件。文化“走出去”,主要是通过三条途径:版权“走出去”、成品“走出去”和实体“走出去”。其中版权输出简便,但相对被动;成品输出见效较快,但受到语种局限;而在海外创办实体,实施本土化战略,则既能贴近国际社会的实际和受众,又能为我所用,能有效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目前,国际市场对具有中国文化元素产品的兴趣正在日益浓厚,这就为我国的文化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合作等多种形式在境外直接建立自己的生产研发基地,使自己的文化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遇。⑥只要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机会,出台政策支持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经营能力的文化传媒企业,尽快构建起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我国文化产业的航空母舰就会乘风破浪,直驶蓝海。 二、后危机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一)着力推行文化体制改革。 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解决体制问题。一是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积极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建立强有力宏观调控。要实现政府从“办” 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通过“服务、咨询、监督、协调”等方式把文化市场的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二是积极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造。要对少数国有文化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使它们变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文化企业,赋予它们在推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中流砥柱的责任。同时,根据文化产业可经营范围,研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文化市场的文化项目和鼓励其投身文化产业的产业政策,为民营企业进入文化市场提供可供操作的具体政策。最终形成以公有文化企业为主体、国有文化企业为导向与非公有文化企业并存的文化企业多元发展格局。 (二)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律体系。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期,传统产业继续发展,新兴产业不断涌现,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产生,文化产业必须顺应发展趋势,尽快出台急需法规,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予以规范、促进和有效管理。一是加强立法。产业立法不但要紧跟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要与体制改革相促进。要根据文化产品的可复制性、文化产品对不同人群的适应性、文化产业所需的政策环境等,制定有关法律和法规;根据文化团体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文化消费人群对不同文化产品的接受能力的不同,制定文化市场准入的法律和法规;根据发展文化产业引进资金的需要,制定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及财税优惠的法律和法规;根据文化产业人才和技术的需要,制定引进文化人才和技术的法律和法规等。二是加强执法。强化版权意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包括盗版、伪造、假冒、侵权等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保证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并促进其发展的持续、高效、稳定。 (三)大力实施文化产业集群战略。 文化产业较强的融合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整合各种资源,而文化产业集群产生的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也成为其发展的驱动力,这已是被国外实践所证实了的。美国的迪斯尼、好莱坞以及时代华纳集团等都是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典范。我国的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基本上处于“割据状态”,资源分散,集约化程度很低,难以产生规模效应,难以形成整体的品牌优势。 因此,必须大力推进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提高产业的集中度。要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包括文化与非文化企业),通过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联合、重组等多种方式,促进优质资源向重点企业集中,打造规模化、集约化、复合型的文化产业集团,培育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骨干文化企业,把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加工、销售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的产业链条,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规模效益,使文化产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 (四)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文化就是财富”。把文化作为资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文化类型极其丰富,积累了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源。 但是,目前我们对丰富的文化资源尚未做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相反地,总是被外国公司抢先开发。比如,《花木兰》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却被美国迪斯尼包装成票房过亿的动画大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被日本和韩国改编成动画、游戏后,卖到中国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事例提醒我们,在当前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开发利用是无地域、无国界的,谁的文化意识超前,谁的艺术手法先进,谁将占领文化资源开发的制高点。如果不迅速提高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整合能力,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历史的精品被打磨成别人的商品。⑦如何减少上述类似的被动和尴尬,如何使中华文化在我们自己手里真正发扬光大,是我们今后要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五)加大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力度。 发展文化产业,人才是关键。中国文化产业之所以缺乏强大的竞争力,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一批懂市场、懂经营、懂管理、懂技术、懂艺术、有品味的专门人才。⑧我们应制定人才流动和培养的政策,打破行业和国家、省市的地域界限,完全按照文化产品的生产规律,实行人才自由、合理的流动、交流和合作。必须改变传统的文化人才地区、单位所有的体制,实现人才资源管理的社会化和人才供求的市场化。要注意培养文化产业方面的经营管理人才,尤其是能适应数字技术环境中多种产业需求的文化资本人才、数字艺术软件开发人才和媒体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要培养文化创作与生产方面的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还要重点栽培文化产品营销人才。 要积极举办各种大型创意设计展览,打造设计师们相互交流、碰撞的平台,激发创意人才创造原创文化产品的激情和动力。要全面推进中小学艺术教育,培养未来的文化艺术创造者和消费者。要建立健全文化人才的培养、引进、选拔、激励等机制,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使人力资源得到最佳的配置,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在金融危机或经济萧条时期,文化产业通常会逆势发展、迅速崛起。只要审时度势,及时做出前瞻性的研究和规划,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我国的文化产业定会化危为机,逆势而上,有所作为,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文化产业论文:关于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六届九次全会讨论通过《邯郸市大产业、大基地、大园区、大项目发展指导纲要》和《中共邯郸市委、邯郸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力推进大产业、大基地、大园区、大项目建设的若干意见》，我们结合某县实际，积极谋划实施好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方面的项目，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扎实有效地推进。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 1、文化旅游方面。①“龙都”龙文化旅游开发项目。该项目位于前大磨乡泊村,总投资6亿人民币，规划占地1800亩，建设面积66万平方米，共设八个景观，20个中型景点。主要景观有：天龙下凡、龙宫、龙文化展示、龙都大厦等。项目建成后，将掀起海内外华人寻龙根、拜龙祖的高潮，进一步弘扬龙文化，以此拉动县域经济的跨越发展。目前，泊村“龙都”已在国家正式注册。经过十余年深入调查、研究、编写的《华夏龙乡神话记》一书正式出版。20集大型连续剧《龙魂》文本已写好，正在筹资拍制。聘请清华大学教授设计了国家一流的龙文化展示区。泊村舞龙队多次参加国内外舞龙大赛，扩大了“龙都”泊村的知名度。原创：//泊村被省命名为艺术之乡。②农业生态观光旅游项目。某县是“中国鸭梨之乡”，依托20万亩梨园，建设以生态农业、绿色食品、休闲娱乐、观光度假、旅游产品销售等为一体的农业生态观光旅游园区。项目总投资20__万元，建成后可产生以下效益：一是季节性景观资源——梨花节、金秋采摘节客源市场：因其特殊的品牌效应和景观品质，将形成短时期内高强度的客流，且辐射力大，可吸引全国各地的客源。二是常年性景观客源市场：根据目前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的市场调查显示，一般选择此类旅游的游客大都来自都市，选择在双休日采取短线游的形式，逃离都市、远离喧嚣、亲近自然、回归田园是此类游客的普遍心理和出游目的。此类景观资源的辐射范围在邯郸市区及晋、鲁、豫的周边城市和地区，市场辐射力为二级客源市场，每年可吸引游客30—50万人次。三是旅游产品市场效益：特色产品精品鸭梨、温室水果、高科技无公害蔬菜、食用菌、纯天然土特产、农家饮食、梨木工艺品等是都市游客追求的目标。目前该项目已列入邯郸市旅游总体规划。县委、县政府已作为重点项目，把农业观光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所涉及到的村庄已全部建成文明生态村。对规划区内道路进行了硬化，设置了木制垃圾箱，修建了高标准公厕、旅游餐厅、生态走廊。县政府筹措专项资金编制了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③图书馆建设工程。投资180万元兴建某县图书馆，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力争年内竣工投入使用。同时，“十一五”期间完成县体育场的搬迁改造。 2、教育方面。①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布局调整。围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目标，按照“因地制宜、方便群众、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要求，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统筹整合农村教育资源，促进全县教育均衡发展。利用4年时间，投入2.4亿元规划新建、改扩建中小学70所，撤并中小学283所。到20__年，全县初中、小学达到95所，其中：小学71所，初中24所，基本符合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20__年，全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任务为17所，目前，每所项目学校均绘出平面规划图，河北省冶金建设集团对项目学校进行了地址勘察，由邯郸市天工设计有限公司对施工图统一设计，工程委托邯郸市正泰公司做为招标，招标公告已在邯郸建设工程信息网上，招投标工作正在按程序进行中，近日即可开工建设。②教育扶贫济困工程。20__年县政府确定教育扶贫筹资目标任务为360万元，救助贫困生5.3万名。截止目前，全县已筹资365.8万元，救助贫困生3.5万名。③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总投资792万元，其中争取中央、省配套资金437.6万元，市配套213.4万元，县配套141万元。年内，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3、卫生方面。①中医院搬迁项目。由于中医院占地面积小，现有房屋面积远远不能满足全县群众就医需求。为此，确定投入3000万元，规划建设占地50亩的新中医院，目前正在进行征地工作。项目建成后，可有效改变就医条件。②医技楼建设项目，投资500万元，建设5500平方米的县医院医技大楼，投资1000万元购置医疗设备，提高医疗水平。目前主体工程已竣工，年底前投入使用。③合作医疗项目。已争取到明年在某县实施农村合作医疗。合作医疗通过个人、集体、国家三方共同筹资，建立一种新型的互助机制，做到共同承担疾病风险，原创：//合作医疗的实施，有效地 解决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④年内完成18个卫生院、110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目前2个中心院正在建设，5个卫生院正在招标，其他卫生院正在图纸设计。110个村卫生室已完成80个村卫生室达标建设，其他正在改建中。 4、科技方面。大力加强农业科技传播站建设，年内建成农业科技传播站2家。现已建成1家，正在筹建1家。依托绿洲兔业公司投资18.5万元，占地98.6亩的回隆镇农业技术传播站已全面完成。据统计，该站已举办培训活动6次，其中专家授课4次，培训人员达4500人次，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目前，该站正待省市有关部门的验收。依托某县新世纪林果花卉良种试验场，投资6万元建设鸭梨技术传播站，此项目在筹建，预计年底前建成。 二、主要工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推进小组，由2名县级干部分别任组长、副组长，县文体旅、教育、卫生、科技、建设、财政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从相关部门抽调精干工作人员组成专门办公室。抽调人员全部脱离原单位工作，实行集中办公，保证强有力的工作力量。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县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的组织、协调、督导、调度，搞好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的工作调研，并向县委、县政府及时反馈，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定期召开调度会，研究解决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保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二是实行县级领导分包项目制度。为将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落到实处，县委、县政府实行了县级领导分包项目帮办推进制度，每个重点项目明确一位县级领导分包。同时，实行县级领导分包、相关部门承办、项目业主建设的“三位一体”捆绑机制。分包项目县级领导和承办部门每周必须到项目建设一线现场办公，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县每月召开县四套班子会，专题听取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三是建立督查通报制度。县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推进小组对各项目建设开展经常性督查。督查采取听、看、查、访的办法进行，即：听取部门、项目业主关于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有关工作情况的简要汇报；看建设现场情况；查部门、项目业主的有关帐表、帐目等相关资料；走访有关干部群众。对工作好的及时通报表扬，对工作不力、进展不快或无进展的全县通报批评，推动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扎实有效开展。 文化产业论文:中国美学与当代文化产业 今天的演讲我想以“中国美学与当代文化产业”为题,讲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当代中国美学的角色转换,我认为是从“启蒙功能”转切到了“市场功能”。第二,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亦即“日常生活审美化”,并试图找到文化产业在其中所占据的位置。第三,谈一谈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第四,对当代“中国文化产业模式”的发展之路进行前瞻,我想称之为“第三条道路”。 一、从“启蒙功能”到“市场功能”:中国美学的角色转换 众所周知,美学作为来自欧洲的哲学分支学科,在东亚诸国的出场必然经历“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便形成了一个历史过程,亦即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 追本溯源,对于中国而言,美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是中西文化会冲与融合的成果。它最初是依据西方的学科分化和学术规范构建而成,而又必然具有本土的特质。然而,这种中西互动却造成这样的悖论:中国审美主义虽以康德意义上的“审美非功利”为基本理论预设,但又都强调审美之“无用之用”的实用性功能。这种功能具体表现在,美学在中国总是与(外在的)“理想社会”和(内在的)“理想生命境界”相互关联起来。[1] 这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美学的主潮,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潮。从“审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学的主流是一种“泛感性论”的生命哲学,它具有三重意蕴:其一,将“生命”与“审美”贯通;其二,赋予艺术以“宗教式”的救赎功能(以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为代表);其三,以“泛审美”的目光观照世界。归根结蒂,“生命的艺术化”是中国审美主义的核心,它要藉审美之途来安顿此岸的生存,现代中国美学家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与宗白华的“艺术的人生观”,就是其典型化的形上境界。 因而,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与80、90年代,中国的审美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成为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的急先锋。特别是在80年代,出现了全社会皆学美学的“美学热”,这是一场以抽象理性形式所表达的“感性解放”,当代思想家和美学家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和具有人类学意味的哲学思想在其中占据了主导。这便是美学在中国的“前导性”的问题,它犹如幽灵在汉语思想界内游荡和隐现。实质上,“审美人生”与“理想社会”犹如一张纸的两面,前者往往为后者提供着内在依托和主体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外在实现和客观显现。而华夏古典文化重个体生命的安顿和体贴,则为“生命艺术化”的思想奠定了传统基源。由此来看,从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解脱美学”与梁启超“社会关怀美学”的二元并置,直到世界末关注生命的美学思潮与审美文化研究的共时性的出现,都是在从内、外不同的角度论述着相同的主题。 然而,中国美学所承担的“启蒙功能”,却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得到了转切。这是由于,市场经济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秩序的获得便主要依赖于政治活动的强力整合作用,经济活动对此则很少贡献。于是,政治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并使得经济与文化活动服从于自身,从而使得三大活动领域以政治为中心统合为一个整体,即诸“领域合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经济活动本身就直接构成了一种保证社会秩序的整合力量。由此导出的结果是,各个领域间将不再存在一种直接的从属关系,而是相互拉开了距离,相对地分离了。此可称为“领域分离”。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这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时“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最为根本性的转型,它深刻地影响着文化运作方式、文化结构及文化内容的转变。[2] 历史地看,20世纪中叶后的中国,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渐分离,中国文化的总体发展格局也经历了三大阶段。就历史发展的顺序来看,最先是意识形态的一度空间,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始,精英文化开始游离出来,形成意识形态与精英文化的“文化二元分立”局面,这是80年代的基本情况;最后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兴起而来的“大众文化”漫卷之势,并由之而构成与“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并存的另一极。至此,“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便已出露端倪,从90年代开始这种局面基本形成。可见,中国文化的格局变化是一个由“整体统合”到“逐渐裂变”的历史过程,我们称之为“复调文化时代”的来临。[3] 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当中,中国美学自觉地介入到社会转型和文化分化的进程当中。在“文化二元分立”阶段,美学自觉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功能。这意味着,美学在精英文化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与之形成二元格局的历史进程当中,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说充当了一种“分离者”的角色。这充分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凸显、“主体性”思想的彰显和“文化热”的浪潮当中。 然而,到了文化“三分天下”的阶段,美学便自然被赋予了“市场的角色”。在中国,美学研究者们对“大众文化”和“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的提倡,恰恰是同大众文化的繁荣共步发展的。当大众文化真正繁荣之后,知识分子又发现了文化背后的经济要素,于是“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便成为了当代的社会热点。可以说,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前奏,从事文化产业研究的学者也大都具有美学的学术背景。当然,这里必须区分出两种意义的美学,一种是狭义上的“作为学科”的美学,另一种则是广义的美学,介入现实和文化的美学,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更多属于后者。无论怎样,文化的经济化、商业化和市场化,已在当代中国成为了既定的事实,尽管知识分子对此所持的立场各异。 二、当代焦点:“日常生活审美化”及文化产业位置 “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是当代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热点专题,这一观念主要来源于社会学界,以当代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德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思想为代表,常常被视为“后现代文化”中“文化边界崩溃”的特定内容。[4] 在中国,这种观念已经被大量地用于描述当代中国文化的某种现状,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当然,与欧美主流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不同,中国社会仍处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多元共生和并置的格局里面。 简单说来,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5] 就是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的“艺术的品质”所充满,亦即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把审美特性授予原本平庸甚至‘粗俗’的客观事物”,或者“将‘纯粹的’审美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物”。[6] 当审美消费可以实现在任何时空中,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审美消费物的时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极端状态。从时装、首饰的“身体包装”到工业设计、工艺品和装饰品的“外在成品”,从室内装璜、城市建筑、都市 规划的“空间结构”到包装、陈列和编辑图像的“视觉表象”,都体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关怀。同时,不仅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及其周遭环境都得到了根本改观,而且,就连人自身,只能属于每个自己的“身体”,也难逃大众化审美设计的捕捉。在当代社会里面,从美发、美容、美甲再到美体,皆为直接面对身体的审美改造。这样,“消费文化中对身体的维护保养和外表的重视提出了两个基本范畴:内在的身体与外在的身体”。[7] 当设计的对象转向主体的时候,就不只包括对人的外观的物性设计,而且还包括对“灵魂、心智的时尚设计”。这也便是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所描述的人们不只在美容院和健身房“追求身体的审美完善”,而且,还在冥思课程当中“追求灵魂的审美精神化”。[8] 这两方面都指向了一种所谓的“美学人”(homo aestheticus)的存在。 在这种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审美化当中,随着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接合,“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9] 阿多诺(T. W. Adorno)晚年所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1975)一文中,就认为“大众并不是衡量文化工业的尺度,而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10] 实际上,“文化工业”一反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命题,从而成为“市场所宣告的有目的的无目的性。”[11] 换言之,“文化工业”以其商业的实用目的,用市场的交换价值取代了文化的使用价值,从而也就收买了无目的性的领域。如此看来,“文化工业”就将——文化的无目的性与市场的目的性——两种原本相反的形式合而为一。一方面文化工业是以纯然消遣形式出现的个体接受,另一方面却又是以实用消费形式出现的市场经营,二者在“文化工业”那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在这种经济动力的要素的注入后,显然会进一步推动“大众对自身与周遭生活越来越趋于美化的装扮”。于是,文化工业就利用其“有目的的无目的性”驱逐了康德美学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然而,“日常生活审美化”起码还可以做出这样的区分,一种是“表层的审美化”,这是大众身体与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美化”。但还有一种“深度的审美化”,这种审美化应该是深入到了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因为,外在的文化变迁总是在慢慢地塑造和改变着大众的意识、精神、思想乃至本能,“深度的审美化”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了。 在大众文化层面上,这种“深度的审美化”更与“拟像”(Simulacrum)文化的兴起息息相关,大众也在通过视觉接受这种文化对自身的“塑造”乃至“改造”。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创建了一套“拟象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理论,其主旨就在于要从历史序列的角度,为这类“后现代文化”设定一个坐标系。他认为,拟象的三个序列与价值规律的突变相匹配,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依次递进:⑴ 仿造(counterfeit)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导模式;⑵ 生产(production)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⑶ 仿真(simulation)是被代码所主宰的目前时代的主导模式。[12] 第一序列的拟象遵循“自然价值规律”;第二阶段的拟象遵循“市场价值规律”;第三阶段的拟象遵循的则是“结构价值规律”。在鲍德里亚的眼里,第三阶段的“拟象”,主要用以描述后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图像转向”(the pictorial turn)或“视觉文化转向”(the turn of visual culture)。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突出呈现,就是仿真式“拟像”(Simulacrum)在当代文化内部的爆炸。当代影视、摄影、广告的图像泛滥所形成的文化事实,提供给大众的视觉形象是无限复制的影像产物,从而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包围。这些复制品由于与原有的摹仿对象发生了疏离,所以就成为了一种失去了摹本的“拟像”。它虽然最初能“反映基本现实”,但进而又会“掩饰和歪曲基本现实”,最终“掩盖基本现实的缺场”,不再与任何真实发生关联。[13] 这种诉诸视觉化的文化由“眼”而入直接塑造着人“心”。于是,“拟像”创造出一种“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拟像”文化。如此一来,“拟像”世界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被销蚀了。“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区分的抹平,带来的正是一种“超现实”(hyperreality)的镜像。[14] 质言之,后现代审美文化的最核心特质在于:“拟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得以“内爆”,一切都笼罩在“审美的灵光圈”之下,后现代的文化现实从而成为“超现实”的,不仅真实本身在“超现实”中得以陷落,而且,真实与想象之间矛盾亦被消解了。在这里,文化“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与“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便承担起了其应有的角色。这是由于,作为“文化工业”的当展形态,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了一种“以知识和创意为本的新经济”(knowledge and idea based new economy),这种“知识经济”或“创意经济”已经成为当代“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核心和动力。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化产业已经实现了由传统的“文化工业”向当下的“创意产业”转向,这亦是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三、市场与政府: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内在张力 在20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文化市场的真正出现,应该是结束后的1979年。随后经营性文化活动场所的竞相开业(主要是营业性舞厅等),打造出中国文化产业的历史起点,尽管直到1987年办营业性文化场所才被官方认可。当然,此时的文化经营活动主要属于国有的文化事业部门。在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把“文化艺术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国民生产统计的项目中,从而事实上确认了文化可能具有的“产业”性质。 在官方的文件里面,文化产业获得合法地位,经历了渐变的过程。1988年,“文化市场”的字眼出现在官方文件里面;1991年,国务院文件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1992年,“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战略被正式提出,“文化卫生事业”被当作了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文化产业”的官方说法也出现在这一年。2001年明确提出计划发展文化产业;2002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为了“进一步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同年,“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也被界分开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问题被凸现出来。可见,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文化产业越来越受到政府的提倡,这与韩国政府的文化产业国家战略是类 似的。但在中国,对文化产业的提倡还是与“文化体制改革”纠缠在一切的,从而来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与之颉颃,在市场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却率先在大城市当中尤为迅猛。以北京为例,其文化产业1998年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分别是4.4%,其所创造的增加值已达87.9亿元,如果再加上旅游业所创造的增加值,总值将达到281.2亿元,占全市GDP的14%,已显现成为支柱产业的势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到了2003年,从总量上看,2003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11.69万亿元)的3.1%,2003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7.44亿人)的1.7%。到2004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290亿元,占GDP的6.8%;上海445.7亿元,占6%;浙江669.7亿元,占6%;广东1123亿元,占7%。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大力提倡的事业,各种辅助性政策不断出台,中国的文化产业市场得以迅猛发展,这种市场与政府共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局面而今愈演愈烈。但无可置疑,无论是文化体制改革还是文化产业发展,它们共同努力的方向都是——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 新世纪以来,当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三个新的动向: 首先,从结构上看,出现了“行业的分散化”之发展趋势。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在以往仍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核心层”,然而,而今新兴的文化产业部门所形成的“外围层”却出现了位居主流的趋势。以2004年为例,传统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有223万人,实现增加值884亿元;另一方面,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为主构成“外围层”有从业人员422万人,实现增加值835亿元。[15] 如此看来,不仅新兴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出传统行业近1倍,创造的价值已接近传统产业,中国新兴文化产业的规模行将超过传统文化产业,其在整个文化产业的带动作用已经日益显现。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结构,包括艺术表演业、大众娱乐业、视听业、大众传播业、图书出版业、电影业、网络服务业(IT)、电子娱乐游戏业、体育业、文化培训业、艺术品拍卖收藏业和会展业的各个部门和门类。 其次,从地域上看,出现了“地区的集聚化”之发展趋势。在千禧年之前,中国各个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基本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局面,但各级地方政府都已纷纷制订出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皆以“文化产业产值”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随着各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地区性规划”的重要价值被凸现了出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开始建立了一批具有开拓意义的“创意产业基地”,这是一种以“政府行为”为主导的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化”发展,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中”的共同发展格局。以上海为例,其所设立的创意产业集聚区正在向第二展,也就是从以创意产业为核心的服务业,转向了以“主题性创意产业链”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 再次,从技术上看,随着“三网合一”未来国际走势,有了“跳跃式发展”的趋势。所谓电话网、计算机网、有线电视网的“三网合一”,目前来看其建设成本正在逐步降低,以更低的价格实现网络稳定和高速运行在未来将是可能的。在这种背景下,网络信息技术与文化结合营造出巨大的创造空间,中国文化产业当中的“数字内容产业”得以异军突起。这种文化产业发展的急先锋,注重将信息数字技术,将文化与数字结合起来,具有“起点高”的特点。从未来走势来看,必然会实现数字技术、网络、电视等技术的相互融合。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建立,使得中国文化产业有望抓住“数字化”的历史性机遇,搭上了“数字融合”的快车,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从而“渐入佳境”。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文化产业正在出现以创意产业为龙头的发展大势,它更加依赖于文化自身的“创新意识”,文化产业的创作、开发、再加工、营销和配给的产业链已经形成,当代中国文化产业不仅已成为了中国国民总产值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也在力求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这表现在,一方面,在中国的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越来越取决于全球市场和技术革新,另一方面,作为贸易平衡的的构件,中国文化产业也在力图成为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出口税收和外汇的朝阳产业。在这个意义上,韩国的文化产业可谓先行了一步,在中国所设的韩国文化振兴院正是为同样的目的而设置的。 四、第三条道路:当代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模式 实际上,整个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还需要得以深入的反思和总结。我们已经看到,文化与市场的张力结构始终左右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关键还是在于“谁来塔台”与“谁来唱戏”之间的关系,在以往的情况下,“塔台”的更多是政府,而“唱戏”的无疑是本应担当文化产业真正主角的文化企业。然而,未来适合中国发展之路究竟在何方呢? 当代中国文化产业要“走自己的路”,要打造出一种文化产业的新模式。这就需要借鉴当代国际文化产业大国的有益经验。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两种文化产业的成熟模式,一种是“英国模式”,另一种则是“美国模式”,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后者则是“自下而上”的。 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性。1990年,英国政府要求大英艺术委员会协同英国电影协会及各地区行业委员会共同起草英国文化发展战略。经过两年的调研、研讨和论证,在1992年形成“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讨论稿。1993年以《创造性的未来》为题正式公布,这构成了英国文化产业的政府主管的核心理念部分。其实, 英国政府早已形成了被称为“一臂间隔”(Arm's length)的文化管理经典模式。1964年,当“鼓励音乐和艺术委员会”(CEMA)演变为着名的大英艺术委员会,它就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家直接支持的分配政府资金的艺术机构”,这是“全球第一个体现了一臂间隔原则的中介组织”。 今天的英国,已经形成了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非政府公共部门(与各级政府对应的、作为准自治非政府部门的公共组织)、各种行业性的文化联合组织(包括电影协会、旅游委员会、广播标准委员会等38个机构)的三层文化管理体制。“一臂间隔”正是在这三层结构中得以实现的: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其所属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形成的是纵向的“垂直分权”,而在政府与非政府公共部门、各 种行业性的文化联合组织之间形成的则是横向的“水平分权”,亦即在政府与各级艺术和文化机构之间达成必要的协定,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来管理文化资金和文化项目的运作。[16] 与之颉颃,美国政府虽然没有直接管理文化的政府部门,但却对文化产业给予了鼎力的扶持,否则美国文化产业也不会具有如此庞大的规模并引导了整个世界文化市场。然而,这种支持是并非是(来自政府)“自上而下”实现的,而是“自下而上”来完成的,政府只是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严格的法律保障。在这种自由和安全氛围的促进下,美国对文化产业采取的是多方投资和多种经营的方式,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各种(包括国家和亚国家)政府是文化政策形成的基本场所,但私人提倡也可能非常重要,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可能是最为重要。此外,独立的组织,即非政府组织艺术家协会等,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也可能具有影响力。近年来许多国家中经济活动向私人方面的转移,表明在文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需要在政府、公司和社区外加入新成员,因为过去纯粹以国家为基础来制定文化政策的方法,已被更广泛的跨地区和多层次的方法所代替。”[17] 其实,美国政府仍没有忽略对文化的政策性支持,他们用于资助文化事业的经费亦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先由政府核定,再由议会审查批准。如果政府和议会就某一文化议题产生争议,那么,法院将出面对冲突予以裁决。显然,“三权分立”原则在文化领域亦贯彻到底了。[18] 实际上,在所谓的“英国模式”与“美国模式”之间,当代中国文化产业模式在未来可以走出“第三条道路”。 一方面,中国政府可以适度地借鉴英国“一臂间隔”模式的有益要素,使得政府真正实现从“直接办文化”向“主要管文化”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是要将企业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真正主体,在进行“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同时,争取民间资本在文化产业各个部门内更大地投入和融汇。当中国文化产业更多地走出国门之后,在强调中国本土文化产业之“民族性”的同时,还可以借鉴“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模式,在其他接受中国文化产业影响的国家之内设立“中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在国际的范围内增加当代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 无论怎样,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可谓“高端起步”,它业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和经济的新的生长点,在不远的将来必然迎来其发展的崭新时代。 文化产业论文:大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近段时间，在发展大文化产业课题调研中，我们与市直有关部门进行了座谈，实地考察了中心城区的旅游文化资源和环境，并到长沙学习取经。在此基础上，思考大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提出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要借鉴创“三城”、办农运会的经验与作法，才能有效地推动大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大文化范畴内，我市中心城区的体育、教育、广电、报业相对发展较快，在省内兄弟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中部设区市城市中也屈指可数。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市的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产业相对落后。但发展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产业又不是旅游和文化两个专业部门能够抓得起、做得好的事情。现在市里的一般工作方法是上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们感到这种非常设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机构，要发展大文化产业很难真刀实枪地抓得起和做得好。回顾前几年创“三城”、办农运，之所以能够大见成效，是因为政府集中了必要的人力、财力、物力，特别是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集中抓，有一支精干得力的队伍专门抓。因此，要想中心城区大文化产业三年见成效，五年大发展，就必须借鉴创“三城”、办农运的经验，弘扬“××精神”，建立市区两级联动的工作机制，创新大文化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要整合部门行政资源，变分而治之、各自为战为统一管理、协同作战 目前，我市的文化旅游资源由众多的部门分而治之：旅游局管理旅游宣传促销、星级饭店评审、旅行社业务指导；文化局管理演出团体、群艺馆、图书馆、博物馆和重点历史古迹；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管理辖区内的规划建设；民宗局管理宗教事务和重点寺庙；林业局管理森林公园；城管局管理市区各公园。旅游局、文化局、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都是正处级建制，但有的或人少事多，或人多事少，或事多钱少，或钱少人少，很难开创工作新局面。大家都普遍感到，××不缺旅游资源，但缺文化包装，缺宣传、促销手段与能力。要在旅游上进行突破，必须用文化包装旅游，给旅游注入文化。但现在旅游局人手少，没有能力顾及；文化局和文联有人手，却没有这方面的硬任务；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独立作战，筹划规划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觉得，可以重新洗牌，将文化、文联、旅游、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行政资源进行整合，统一领导、统一人员、统一经费、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对外可以保留旅游局、文化局和文联的牌子。这样，就可以让“文化包装生态，给生态注入文化”和“文化包装旅游，给旅游注入文化”成为硬任务；市直文化、艺术单位的所有创作演出人员的主要任务，都应当围绕旅游生态环境的包装和休闲娱乐文化的发展，来从事创作、宣传、演出、展示；广电、报业传媒要大力支持配合，为大文化产业发展宣传造势；市外宣工作的重点也应以宣传推介我市的旅游文化资源和生态休闲度假优势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我市难出巨资到央视和海内外媒体广告促销的尴尬，且能全面提升我市禅宗文化、农耕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旅游文化的品位和名气。 三、要着眼于提高城市文化品味，在新一轮城市开发建设中，预留发展大文化产业的足够空间 随着新行政中心筹建工作的展开，中心城区重点向北拓展已成为定势。但如何才能把城北人气带旺？如果仅靠超市一类的商贸带动，就成不了气候、上不了档次。理想的办法是要以文化娱乐休闲带动，这就需要预留发展大文化产业的足够空间。几年前市里曾在袁山西南规划过近300亩的文化园区，但以后有了变更。纵观××中心城区近代现代的建设，还没有新出现像××台、古天文台、大成殿这样的传世之作。现体育中心建筑群，尽管目前在省内一流，在国内地市级也数得上，但限于都是现代钢架混凝土建筑物，使用寿命最多也只有100年。庐山号称万国建筑博览园，但庐山的旧建筑中，体量最大，档次最高的至今仍是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庐山大厦、博物馆、图书馆和庐山剧院等几幢标志性建筑。因此，我们认为在行政中心和市政广场南边，应当规划一个比较大的文化中心广场（园区），预留大剧院（市会议中心）、图书馆、博物馆等几大标志性建筑的地盘。可以用市场运作的办法，先行建设文化广场周边的娱乐休闲设施。在资金紧缺时，几大标志性建筑不宜仓促上马，避免建成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低档建筑物，避免为后人留下骂名。如果将来能够在文化广场建成几幢高标准的标志性建筑物，成为××中心城市的传世之作，这对改善中心城区的文化生态，提升城市的文化品味具有历史意义。 文化产业论文:试析关于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初步思考 论文关健词：文化产业　文化资本　文化资源　文化市场 论文摘要：我国加入WTO后，国外强势资本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快速进入我国的文化产业市场，使我国的民族文化产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体现在资本、资源、市场等诸方面。应时新的形势，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产业，应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增强市场运作能力，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我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对这一间题作一些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 一、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的冲击 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属于强势产业，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则属于弱势产业。中国加人WTO所带来的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使中国的文化产业受到国外强势文化产业的强烈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文化资本方面 在竞争中，谁拥有强势资本，就意味着谁拥有市场份额。目前已登陆中国的德国贝塔斯曼、美国在线一一时代华纳、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都是资本逾百亿美元的文化产业集团。中央电视台堪称我国传媒业的巨子，其一年的广告收人达5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CNN的一个音乐频道，年广告收人就高达50亿美元。可见差距之大。 国际文化资本可以以合资、参股购买、兼并等方式将大量资金注人国内较有实力和市场前景的文化企业，使许多国内文化产品尤其是传统文化产品的版权经过一定的市场转换而为外国公司所有。 更应引起注意的是，许多很有市场前景的文化资源原来并没有为我们所认识、所承认，这样，国际资本完全有可能以极低的价格将我们宝贵的文化资源“一网打尽"。 2、文化资源方面 中华民族有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这些资源不再为中华民族所独有，而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满足着世界人民的文化需求。这是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中国文化资源的开放带给世界积极的一面。然而，中国文化资源的开放也给我国文化产业带来了消极的一面，即它将加剧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资源的争夺，强化中国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客观上限制中国文化产业对本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程度。 以美国为例。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文化产业的生产能力空前膨胀，它在把文化产品的生产引向虚拟空间、虚拟人物的时候，也把它的生产空间拓展到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中国，利用中国的文化资源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创造本国的文化产业利润。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花木兰”，这个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故事本来是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但将它拍摄成动画片，燕得巨额票房并获得全球品牌效应的却是美国的迪斯尼公司。现在，世界数亿观众铭记在心的已经是“迪斯尼”的花木兰，而非“中国”的花木兰了。这无疑影响了中国文化产业对这一素材的再创作。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资源利用的被动性就被显现了出来了。 3、文化市场方面 中国本土有13亿人口，海外还有7000多万华人，对作为以开发、销售文化产品为主要职能的文化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华语市场。据有关部门测算出，中国文化市场文化产品的潜在消费能力将达到6000亿元。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市场潜力巨大。 我国文化市场的主要矛盾，是市场需求空间巨大而产品制作、供给能力严重不足，二者形成鲜明反差。说到底就是拿不出足够多高水准的、消费者愿意掏钱购买的、自主开发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文化产品。 市场毕竟是通过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实现产品评价的，例如，国外电影、音像制品等科技含量高的文化产品，对国产同类产品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西方资本看到了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文化市场中的无限商机，他们以各种手段试图从控制个别文化市场开始，逐步发展到控制整个中国的文化市场。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国家千方百计地抢占中国市场。他们在电影、电视、等优势项目上不断增加资金投人和市场开发力度，比如迪斯尼斥巨资拍摄《花木兰》，目标直指中国市场;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早就对中国电影消费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摸底，并购买中国影片进行剖析研究;在音乐市场，国内几乎所有流行歌手签约的唱片公司都有外资背景。此外，还以种种方式向出版业、广告业以及体育文化市场渗透。比如欧洲引进中国足球球员，其市场战略意图远远大于技术意图。这必然使得中国的文化市场受到强烈的冲击，从而威胁到中国文化产业的生存和发展。 二、做大做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对策 1、增强文化产业的资金实力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发展同其他产业部门一样，也需要以资金作为后盾。为了解决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资金来源，我国应加强文化产业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在加大各级财政对文化产业投人力度的同时，拓宽文化产业的资金投人渠道，逐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多途径、多形式的筹资机制和投人机制。具体办法如下: （1)吸纳社会闲置资金 据统计，全国约有10万多亿元的社会资本没有合适投向。因此我们要逐步完善政府投人与社会投人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文化产业开发模式，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 （2)降低文化产业的准人门槛 尽快出台文化开放领域的市场准人标准、准人程序及管理监督办法，降低文化产业准人的门槛。凡是允许外资进人的文化产业领域，都应首先对社会资本开放。 通过引进新资源和新机制，盘活国有文化资产存量;有计划、有步骤，按照专业分工和规模经营的要求，运用联合、重组、兼并等现代企业的资本运作方式，优化和提升国有文化资产，促进其竟争能力的迅速提高。 （3)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 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的目的是对文化产业的主导行业和重要产品提供资金支持。基金的筹资方式以国家拨款为主，同时也可以吸收社会资本和国外资本。 2、提升文化产业的文化资源利用能力 文化资源是可以重复利用的，但要转化成有用的文化产品，就必须与今天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相联系。所以，文化资源要想在今天发挥作用，就得经历一个现代的转换，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活动。美国的《泰坦尼克号》不仅赚到了观众大把的眼泪，而且从全球观众的腰包中直接拿走了18亿美元，间接地还从附加产品中收人了53亿美元。 我国的文化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是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文化资源的商品转化率很低，文化产品的精神内涵和艺术精致程度也很低，不仅没有深度开发国内市场需求，而且很少能走出国门与国外的文化产品展开竟争。 因此，我们要启动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有效机制，提高文化资源的商品转化率，把中国丰富的、独特的、珍贵的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包装，使之转化为全世界亿万人都能享受的文化商品。这样一方面可以创造数以百亿计的利润，另一方面又可以把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传播到全世界，达到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 3、增强文化产业的市场运作能力 文化企业不仅要生产出优秀的文化产品，还要努力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竟争中尽量占有更多的份额，要让更多的消费者在市场中了解和接受自己的产品，并树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传播思想，这就要增强文化产业的市场运作能力。对此，我们应采取以下对策: （1)通过调查研究不同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生活方式、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准确而迅速地把握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生产出适合国、内外文化市场需要的产品。当前要特别注重两个方面文化产品的开发。一是要注重开发科技含量较高、市场竟争力较强、效益较好的文化产品，力争抢占世界文化市场的制高点;二是要针对农村和城市不同的文化消费需求与消费特点，开发能够贴近老百姓生活、容易引起老百姓共鸣的优秀文化产品。 （2)建立稳定而广泛的销售网络，以实现文化产品的快速流通和扩大文化产品的筱盖面。 （3)采取更加灵活的销售方式。例如:可采取会员制、商品快递服务、电子商务、送货上门、强化售后服务等销售方式等，节省消费者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逐步建立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良好社会形象，使优秀的文化产品被更多的消费者接受。 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复杂而又急需解决的间题，牵涉到政策、资金、市场、资源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只有政府重视、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把握好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线，做大做强我国的文化产业，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得到极大的弘扬和发展。 文化产业论文: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文化产业 现实价值 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在新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能够承栽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级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能保障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解决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栽体，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途径。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一、 文化产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是 GDP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单位 GDP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符合 “绿色、环保、健康”理念的文化产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共识。进人21世纪以来，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进经济活动，使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和动力，成为一个国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根本、最难替代和模仿、最持久与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文化产业开发具有可重复性、多层次性和持续性的优势，成为不受资源物质载体限制的可持续发展产业。文化资源的开发既可以不同时期重复、多次进行，也可以同时、多层次进行，而每一次开发都是对文化资源的创新和发展，赋予文化新内涵，从而使文化资源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逐渐丰富。文化资源的这一特性与一般物质性资源的日益枯竭、不可持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很少带来物质性的污染，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产业能够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 随着资源配置空间的不断扩大，当代国际分工已经走出了以自然禀赋和物质性产业比较优势参与分工的时代，已经走向以科技进步、人才优势和文化创新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时代。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新兴产业向负载着高密度文化内容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直接导致了新兴文化产业群的急剧膨胀，并迅速改变着传统第三产业的格局。以高技术、低能耗等为特点的文化产业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方向。 文化产业的波及效应强，产业链条长。既可以波及到运输业、信息产业、流通产业、旅游产业等，又可以波及到制造业、能源产业、建筑业等。通过提升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产业层次，填补和增强产业链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发展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创新型、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促进文化产业与教育、科技、体育、休闲等产业的联动发展，与工业设计、城市建设等经济活动相结合，扩大文化经济增长空间。较强的波及效应使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良性互动，从而大大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文化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的创意产业，它的发展可以提高产业结构的知识含量和知识层次。以动漫、信息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高新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是高新技术与创意的完美结合，它的发展可以加速高新技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应用，提高产业结构的技术含量，提升其技术层次。 三、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 文化是一种生产力，其在生产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现代文化通过渗透影响生产主体、生产要素、生产过程，而创造更多的增加值。因此，文化不仅是衡量一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准，更成为财富生产与价值创造的主力之一。随着高新技术向文化领域的广泛渗透，文化产业作为全球经济的战略增长点迅速崛起，文化与经济合二为一创造了十分可观的经济价值，起到增加就业、刺激消费、涵养税源等重要作用，占据经济总量的比重越来越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98年提出的 《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将成为2l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文化产业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倍数效应，正 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抢的战略高地，开始对世界格局产生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影响。 四、发展文化产业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保障 文化产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还融合着不同形态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影响和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在应对国外文化产业的挑战中，我们的文化产业既担负着增强综合国力的职责，同时又承载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精神状态的历史重任。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与现代市场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它使文化生产兼有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市场的商品属性。在当前的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强调文化产业的经济功能，也不能忽视文化产业隐含的意识形态功能。要高度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充分考虑文化的产业属性，努力生产和提供既有良好社会效益，又有良好经济效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我国正处于一种多元文化共生的状态，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潜伏在娱乐的表象下，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境中，面对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化、选择的多样化，我们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提高民族文化产业中的马克思主义渗透力，构建正确的舆论导向，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升我们宣传工作的质量，讲究宣传方式与技巧，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引导民众，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而这一切应该是平等沟通、互动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共识。 五、发展文化产业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途径 文化竞争力不仅表现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也是精神控制力的体现。文化安全的内部表现是建立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和统治地位，并通过现代传媒手段来实现；其外部表现是通过增强文化要素的竞争力来抵制西方有害文化的入侵，维持一个较高的文化安全系数，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借助文化产业的具体载体来实现。冷战结束后，文化产品成为文明冲突的重要载体，对他国文化市场的占有率与对他国的精神控制程度成正比。L3 西方不仅把中国文化市场看作是贸易机会，也看作是开辟思想战场、加紧文化渗透、传承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绝好机会。当前，严重的文化贸易逆差带来了较大的政治和文化不安全，因此改变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的 “文化赤字”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争夺文化市场的文化贸易成为国际焦点问题，因此，如何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维护民族文化独立的文化身份，对外发挥民族文化的竞争优势，保持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平衡，成为 “新千年的最大挑战”。 引面对新千年挑战，我们只有大力扶持和发展本国文化产业，弘扬民族精神，致力于向外推介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其意义已经不仅仅是满足 GDP的增长，还在于保护和发扬本国、本民族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在文化竞争中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文化产业论文:新疆农村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经营性文化 文化体制改革 农村文化市场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新疆农村的精神文化需求程度提高，为经营性文化产业拓展农村文化市场提供了条件。应积极培植农村的文化市场．鼓励文化经营单位深入农村．不断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所谓经营性文化，是指由市场机制推动的文化活动。它包括图书发行、文艺演出、音像出版、文学作品、影视创作及网吧经营等多个方面，旨在活跃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加人们的娱乐和情趣。与它相对应的是公益性文化，即由政府组织的、面向全体民众的非营利性的文化活动，旨在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用积极、健康的文化产品，陶冶人们的情操、增强人们的身心健康，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经营性文化与公益性文化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必需的，只是各自的组织方式、运行机制有所不同，其社会功能、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一、经营性文化特征及其意义 与公益性文化相比，经营性文化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盈利性。通过有效的经营活动，在提供文化产品的同时获得相应的收益。第二、娱乐性。文化活动所具有的趣味性，它通过多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使人们在欣赏文化产品中得享快乐，在偷悦身心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增加人们的生活情趣。第三、教育性。文化活动的内容反映着社会文明的要求，体现着社会进步的价值趋向，对人们世界观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人们的是非判断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第四、时尚性。文化产品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创新、提高，使之永远保持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五、交际性。文化活动的组织为人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提供了便利，人们通过参加文化活动聚集在一起既交流感情又沟通思想，并由此结交更多的朋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程度大大提高，随之会对文化产品产生更多的需求。在市场的推动下，经营性文化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除了由市场机制引导的诸多经营性文化产品之外，还有更多原来的文化事业单位改制后成为文化经营单位。这对繁荣文化事业、搞活文化市场无疑是有益的。它不但弥补了公益性文化产品的不足，而且其多样化的产品形式增加了人们选择文化产品的范围，其灵活的经营方式为人们接受文化产品提供了方便，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的推动，城乡文化市场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农村的文化市场开始出现新的变化，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农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较以往更为迫切。这得利于国家多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农村的社会文明程度随之提高，农民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明显增强了。 由此可见，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对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农村开展经营性文化活动，更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客观地讲，近年来新疆农村的文化生活并没有与物质生活水平同步提高。致使农村中一些不良的习俗滋生蔓延，农村青少年中酗酒、打架、赌博等不良行为增多，这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形成。因此，必须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丰富多采的文化产品。遏制各种不良文化的侵袭，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应该看到，自治区人民政府近年来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通过“三下乡”活动把农村急需的教育、科技、卫生等服务送到农村，又通过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为农民打开了解外部信息的通道，提供了新的娱乐形式。正是这些公益性的文化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许多地方的农民文化站、农民图书室得以建立，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我们看到，一些经营性的文化单位也把农村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各种面向农村的文艺演出、图书巡展等已经在全疆农村开展起来。不过，就目前全疆的农村文化市场发展而言，这些经营性的文化活动规模还不是太大，数量还相对有限，难以满足农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 二、新获经营性文化现状及农村文化市场的特点 目前新疆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间题是:首先，各文化经营单位尚未形成合理的经营规模，这使得他们的经营成本过大，在市场上不具有竞争的优势，反过来又限制了他们自身的发展。其次，各类文化经营团体缺乏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各演出单位在节目的类型、演出形式上都有趋同化的倾向，这极不利于吸引目标受众。第三，乡村文化市场的开拓成效不大，许多为群众所熟悉的文艺形式在乡村萎缩了，对它们的挖掘、创新工作显得不力。最后，经营方式单一化，不善于针对不同的受众进行灵活的调整，拓展市场的能力显得不足，往往过失良机。 这些方面的问题虽然在城市文化市场中也有反映，但在面对农村文化市场时显得尤为突出。关键在于这些文化经营单位不善于分析农村的文化市场，甚至对拓展农村文化市场缺乏信心，因而没有制定出拓展农村文化市场的经营策略。我们注意到，近两年深人农村的文化经营单位都是一些小型的演出团队或临时性的展销，专业演出单位几乎没下过乡，图书市场更是与农村文化市场无缘，音像产品虽然在乡村市场较为流行，但真正适合农民的音像产品并不很多，网吧更受通讯、电力等基础条件的限制发展较慢。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文化经营单位自身的问题，也有农村文化市场的客观条件限制。对于文化经营单位来说要深化改革，了解农村文化市场，积极拓展农村的文化市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农民提供丰富多采的文化产品，自身也在为农民服务中获得收益。这就要求他们充分认识农村文化市场的特点，有序地拓展农村的文化市场。 具体来说，新疆农村文化市场的特点反映为:第一、农村的生产时间具有季节性，他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多集中在农闲时节，这就决定了农村文化市场在时间上是相对集中的，而非全天候的。第二、与城市相比农村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民的收人水平相对较低，全疆除了个别地区农村人均收人较高外，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人均收人都不高，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农村的文化市场需求程度不会太高，面向农村的文化产品价格不可能太高。第三、由于基础教育的落后使得全疆农村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同时又使得他们对某些传统文化产品情有独钟，这是乡村文化得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第四、新疆的绿洲经济特征决定了农村地域分散，广布于全疆的各个绿洲。这种分散的区域分布使得农村文化市场之间联系较为困难，增大了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成本。第五、新疆农村文化市场的区域文化氛围差别较大。由于新疆是个移民人口居多的地区，各个地区之间由于绿洲经济而相对独立，这就形成了各个地区因移民成分集中程度不同而出现的区域文化氛围。比如一些地区河南人相对集中，豫剧便在此地很有影响，另一些地区陕西人相对集中秦腔便很受欢迎，如此等等，在全疆各地农村便有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习俗，形成了新疆经营性文化产业特有的文化氛围。 三、推进新班农村经营性文化发展的措施 创建文明新村，推进新疆的农村文化建设，提高新疆农村的社会文明程度，满足广大农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除了继续加大公益性文化建设力度外，更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促进经营性文化产品在农村的拓展，为广大农民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为此，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第一、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提高农民的收人水平。毕竟经营性文化产业具有营利性的特征，他的服务水平要与其经营收人相联系，农村文化市场的需求状况，直接影响到文化经营单位开拓农村市场的积极性，而农村文化市场的需求程度受农民收人的制约。所以，稳定地提高农民收人会有利于吸引文化经营单位下乡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活跃农民的文化生活。 第二、普及农村的义务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这是农村文化市场是否活跃的主体要素。再好的文化产品都是由人来欣赏和理解的，农民的文化水平如何决定着他们对文化产品理解的程度，也决定着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的程度，同时又对文化产品品位的高低产生直接的影响。老百姓不但喜欢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更欣赏格调高雅的文化产品，从而推动着经营性文化产业不断提高产品档次、更新产品内容，创作出积极向上、风格迥异的优秀作品。 第三、用市场化方式来运作经营性文化产业，使之在竞争中发展、提高。总结近年来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要真正推进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使之形成品牌、具有竞争力，还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由此才能壮大实力，在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方面、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得到切实的效益，赢得发展空间，开拓发展思路，形成一支具有竞争力的团队。显然，结合市场机制的威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文化生产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是文化生产力的一次本质提升，对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而言，影响深远、潜力无穷。 第四、实施规范化管理，以确保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在于它的教育性，这就决定了它不同于一般市场的经营行为，也正因为如此，要求我们对经营性文化产业进行规范的管理，要坚决杜绝低俗的文化产品进入市场，必须实行严格的市场准人制度以确保文化产品的质量。前两年我们在城市中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管理，一些不良文化产品的经营者便转移到农村继续其经营活动，个别演出团体在农村演出中出现了一些粗俗的表演，内容不健康的图书、音像制品等也时常在农村销售。对此，必须加大打击力度，在巩固城市文化市场管理成果的同时，把文化市场管理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文化市场上去，净化农村文化市场，使广大农民真正接受到优秀的文化产品，使他们在欣赏这些文化产品的过程中美化心灵，陶冶情操，以利于他们成为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第五、政府要对农村文化市场的拓展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应该看到，新疆农村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在农村开展文化活动成本是较高的，这会影响到文化经营单位下乡开展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如果没有政府必要的扶持，单靠市场来推动，则很难使农村的文化市场活跃起来。文化产品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单纯地依靠市场来运作。政府有责任为它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政府当然不能在业务上对文化经营单位实施干预，它的作用在于对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宏观的政策支持。可以考虑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通过税收手段、政策性补贴等方面，降低经营单位的成本，引导他们深人农村为广大农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产品。从新疆的区域特征来看，政府在这方面的有效扶持其社会政治意义是不可小视的。 为了推进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各文化经营单位经过体制改革不断创新，城乡文化市场日趋活跃。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借市场机制的推进，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不但深受群众的欢迎，而且它们经过创新具有了现代的形式，在市场竞争中重新焕发了活力，成为现代社会中百姓精神生活中的一道精神文化大餐。比如东北的“二人转”，近年来走出东北在全国文化市场上尽显风采，显示出群众文化的巨大活力。地处西部落后地区的青海省贵南县石乃亥村，在文艺人才的带动下，把当地人的歌舞习惯变成致富的手段，全村90户人家中80%人参加歌舞演出，借助文化中心户的带动脱贫致富(2006. 11. 11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新疆的乡土文化根基深厚，民间文化题材极为广泛，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良好社会基础，只要善于组织、有效挖掘，新疆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关键是要利用市场机制加以创新，使之具有现代的表现形式，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从而赢得应有的市场发展空间。这才是今天我们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文化产业论文:试论濮阳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 论文摘要：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作为河南一部分的濮阳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创新的现代文化，通过分析濮阳城市现在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分析出相关原因，找出相关政策和对策，促进濮阳文化的发展，为实现“文化河南”交出满意的答卷，振兴中原文化。 论文关键词：文化 综合国力 濮阳市 一、濮阳市简介 濮阳市于1983年建市，之前隶属于安阳地区，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位于中国河南省的东北部，黄河下游北岸，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东北部与山东省的聊城相邻，东、南部与山东省济宁、菏泽隔河相望，西南部与河南省的新乡市相倚，西部与河南省的安阳市，北部与河北省的邯郸市相连。东西长125千米，南北宽100千米,城市建成区面积49.5方千米，总面积4266平方千米（约占全省面积的2.5%）。 濮阳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在濮阳西水泊出土了距今6400年的珍贵文物蚌塑龙形图案，使华夏文明又向前推移了一千多年，在国内外考古学界引起轰动，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因此，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命名濮阳为“龙乡”。濮阳市因中原油田的开发而兴起，迅速成为河南重要的化工城市，兴建了国家级大型化工企业中原大化、中原乙烯等，并建立了一系列的化工产业规模体系。石油是非可再生资源，要适度开发可持续开发，所以不能把化工产业作为唯一的支柱。除了发展化工业，旅游业也是重要支柱。拥有历史悠久历史文化古迹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是城市发展的重点方向，逐渐形成了戚城公园、濮阳市博物馆、中华第一龙等品牌旅游景点。濮阳文化和工艺品牌丰富多样，龙乡文化，濮阳麦秆文化，杂技文化，戏曲文化等都在国家甚至在国际文化博览会上取得骄人的成绩，并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国家保护。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濮阳将成为具有魅力的城市。 二、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五）传统文化企业较多，缺乏创新性现代性文化企业 本市的文化企业形式比较单一，基本上就是传统上的形式旅游开发企业文艺演出企业，如主题公园，博物馆，文艺演出，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文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高、核心竞争力不足，企业的创意、研发、制作水平较低，没有相应的动漫和影视开发，内涵深刻、风格独特、形式新颖、技术先进的精品力作和知名的文化品牌较少，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六）丰富的文化资源未被充分开发，文化传承力不足 濮阳市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物质文化遗产较多的城市，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先天条件。但由于资金和人才不足，文化资源未能开发，如龙乡文化就没有形成一个品牌，缺乏宣传，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是龙乡，这就应该向本省的城市洛阳和开封学习，学习充分利用资源形成品牌效应，洛阳的“牡丹文化节”“豫剧戏曲文化”开封“宋都文化”。 文化产业论文:中国玉都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 旅游是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步提高而不断增长的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正在成为一项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随着近年来世界各地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旅游目的和方式都由过去的休闲观光旅游过渡到层次更高的文化旅游。显然，提高旅游文化层次、充实旅游文化内涵，使旅游者在参观、饱览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同时，开阔文化视野，增长文化知识，已成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使旅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必须将文化融于旅游之中。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只有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旅游才能显示出无限生机。有人把文化称之为旅游发展的“加速器”，一点都不过分。本文将对我中国玉都岫岩县旅游文化发展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初见成效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战略，主打“岫岩玉牌、资源牌、民族牌”这三张精品牌，开发自然景观，挖掘人文景观，提升旅游品牌，旅游产业正成为岫岩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县已成为辽宁省旅游强县，共有国家A级以上风景区5处，“国石之旅”、“生态之旅”和“满乡之旅”三条旅游热线年接待游客逾百万，年旅游综合收入达5亿多元。具体表现在： 打“岫岩玉牌”尽展中国玉都风采。岫岩县政府始终坚持“琢玉兴县”战略，打响岫岩玉牌，弘扬岫岩玉文化，振兴岫岩玉产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先后参加了“中国国石”竞选，以市民投票第一名和专家投票第一名的成绩荣获“中国国石第一候选石”称号；参加了中国矿业名牌城市竞选，成功获得“中国玉都”冠名权，成为中国矿业名牌城市；1996年12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岫岩玉星”，在全国开创了以矿产资源名称命名小行星的先河，岫岩玉和岫岩的知名度、美誉度大增，为国内外所共识。 打“资源牌”彰显自然山水魅力。为了创造更好的旅游环境，几年来，岫岩县政府投入巨资综合开发了药山、清凉山、龙潭湾等现有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兴建了大洋河水上乐园，完善了水上娱乐项目，开发了前营仙人嘴温泉、哈达碑沟汤温泉，推出了“清凉山世界之旅、药山健康之旅、大洋河漂流之旅”等精品线路，形成了独具岫岩山水特色的旅游优势。同时，我县还积极加快生态大县建设，抓好大洋河、哨子河两大水系及沿岸的开发和保护，使得空气清凉宜人、水质清澈甘洌。 打“民族牌”散发浓郁满族风情。岫岩50万人口中，90％以上都是满族，有着鲜明的满族特色，洋溢着浓郁的满族风情。近年来，岫岩县政府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满族博物馆，存放陈列大量史籍资料和文物，并全面详细展示了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同时，岫岩县政府还积极兴建药山满族风情村，在城镇着手兴建满族风情一条街，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满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形成独具岫岩地方民族特色的精品旅游热线，弘扬满族传世文化。 以上三张牌，说明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称之为特色旅游。但是，我们的这种特色旅游，只是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形态，它是以初级观光旅游为主，是“粗放式发展、低效率经营”的状况，旅游的高级形态是要提升旅游文化的含量，在旅游文化上大做文章。 二、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县旅游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旅游文化发展的理念没有真正竖立起来。 我县目前比较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文化的经济功能，导致一些相关管理部门只有文化事业的概念，没有文化产业的观念，缺乏对市场条件下如何适应新形势新时期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文化资源的深刻认识。对现代文化旅游业的产业功能、发展规律以及如何实现文化与旅游的结合缺少正确认识，对文化旅游业的性质、地位、特点、规律等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导致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思路不清晰，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规划不重视，缺少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对策和措施。造成了“文物资源多（文化遗址遗迹426处），但开发利用不够；玉文化、满族历史文化深厚，而挖掘利用不足”现象的产生。 （二）、旅游资源文化品味不高。 1、岫玉旅游的文化含量较低。岫玉使我县文化旅游的最大品牌，但是这一品牌因文化含量较低而黯然失色。首先岫玉购物场所建筑风格没有地方特色、卫生环境不尽人意，与玉所具有的“高贵”、“典雅”的身份和品质格格不入。第二因岫玉本身的硬度、韧性等物理性质所限，加上雕刻技术以及急功近利的思想，目前在市场上出卖的大部分岫玉产品雕刻不是特别精湛，民俗题材的作品较多，有创意的题材较少，精品更好，与其收藏品身份不吻合。第三巨型玉体、岫玉的“四大天王”等特色资源尚被充分开发利用。第四玉石开采过度，市场供应量大，价格很低，市场形象不佳。这不仅削弱了岫玉作为主导旅游产品的市场吸引力，也严重影响了岫玉进一步与旅游嫁接的潜在价值。因而，扭转岫玉在市场上的不良形象已迫在眉睫。 目前，岫玉开发的目标完全是玉器加工和交易，将这种宝贵的资源是同煤炭或其他矿物资源一样进行开发利用，没有意识到这种资源本可以转化成对当地可以有持久经济生命力的旅游资源。这种观念影响了岫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2、满族文化遗产整合开发利用水品较低。我县满族文化遗产是我县发展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但是，对其整合开发利用很不到位。目前我县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岫岩玉雕工艺、东北大鼓、皮影戏、满族剪纸、满族刺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岫岩单鼓、满族民间歌曲等7项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婚俗、农民画、民间鼓乐等13项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具有岫岩特色、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仍严存在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在活动上每年也只有一些象征性的表演和展示；426处文化遗址遗迹连我们岫岩本地人知道的也不多；我县中国第一陨石坑遗迹开发缓慢；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大都只能在岫岩博物馆中见到；满族的民族语言、服饰和习俗多已消失；满族饮食为主的餐馆几乎没有；满族民俗村建设雷声大、雨点小。如此状况，使我县的满族风情特色很难体现。 3、岫岩山水生态旅游层次较低。我县境内山川秀美，峰峦叠嶂，群山滴翠，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有怪石嶙峋、涧水潺潺的辽宁四大名山之一的药山；有数峰突起，浓荫蔽日的青凉山；有深藏古寺、秀色可掬的卧鹿山；有风光奇丽、银链悬空的石湖瀑布；有水秀潭美，如嵌明珠的龙潭弯……奇峰异景美不胜收。这一切使岫岩成为辽宁和东北地区的“绿色屏障”、“生态斑廊”和“生态飞地”，为城市提供了“绿色之肺”、“天然氧吧”，因而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优越条件。但是，我县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比较粗放；没有形成“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为一体的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经营仍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还不能满足游客的多方需求，也就带不来较高的旅游综合效益；环保设施落后；生态文化衍生产品的开发几乎为零；没有着力于山水景区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要努力发现其生态文化价值并赋予其灵性、且要涵盖对相关人文元素的认识与发掘。景区景点是形式，文化内涵是魂魄，两者相得益彰，方能魅力四射。比如一个景区，应形成若干或荡气回肠，或缠绵悱恻，或幽默诙谐的优美传说和民间故事，在导游声情并茂的讲述下，欢乐游客，并且给人以启迪，即使景点并不是上佳的，也足以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旅游者参与性项目不丰富，主要是静态展示。文化旅游要使旅游者真正参与其中，通过娱乐性的节目，真正领会文化的内涵，才能实现游客和景区双赢。我们的文化旅游的表现形式单一，主要集中在文化资源的静态展示，缺少大型的、专业化的与文化旅游相关的文艺表演活动，在听觉上吸引力不强，在视觉上冲击力不够，影响我县文化旅游整体形象。 （四）、旅游业基础配套设施比较薄弱。我县旅游产业体系尚未形成，还难于满足游客食、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需求。虽然已经形成以岫岩镇为枢纽的放射状交通网络，但是道路级别不高，可进入性较差。全县仅有一家旅行社——嘉平旅行社，国家导游员3名。床位数超过50张的酒店有6家，其中三星级酒店两家——岫岩宾馆和贺临假日酒店，床位总数约1000张，接待设施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KTV歌舞厅、游戏厅、酒吧、茶吧为主的娱乐业规模虽然不小，但缺乏特色，品位不高，层次不丰富，不能同时适应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的口味。按说，由于岫玉一枝独秀，名播远近，岫岩的旅游购物品本应是最值得称道的旅游行业，但是目前玉雕产品主要针对商人，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性活动，很少针对旅游者。因而，在题材、体量和雕工诸多方面没有发挥旅游纪念品的功能。 （五）、旅游商品特色不明显。玉件不算，与深厚的人文资源形成反差的是我县旅游商品开发不尽如人意，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旅游纪念品缺乏，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标志性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忽视挖掘旅游品牌的形象价值和拓展旅游品牌的产业链条，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旅游购物场所也没有设立，致使来我县旅游的绝对人数增长较快，但旅游综合消费却相对较低。 （六）、从业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我县旅游从业人员中，高中级管理人才还很缺乏。旅游产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产业，我先旅游文化产业目前尚处在起步和培育阶段，各种层次的旅游专业人才十分缺乏，景区景点的旅游服务人员也缺少正规培训和专业培训。整体看，目前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仍停留在一般的接待阶段，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要求相比还不适应。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和措施上落实。 （七）、资金投入不足。旅游产业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景点开发再到旅游产品包装宣传推介，都需要足够的资金做后盾。近年来，虽然我县多方面争取资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等投入，但总量上仍显不足，从而制约了旅游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发展我县旅游文化产业的措施 当前全国各地到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岫岩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利用现有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突出岫岩旅游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树立岫岩旅游的整体形象，创岫岩旅游的精品。学习和借鉴其他兄弟市、县，像大连等，加快和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旅游精品战略，使岫岩的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岫岩“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一）、必须增强旅游产业开发中的文化意识，确立“大文化、大旅游、大产业”发展思路。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惟有充分挖掘旅游产业中的文化内涵，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旅游的文化品味，才能够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实践证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是一种依托关系。只有景观加文化才能留住远方的游客，没有文化底蕴的景观是留不住游客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以文化为支撑的经济，文化因素渗透经济活动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对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文化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成为经济竞争的关键。文化内涵成为商品价值的重要源泉，商品的文化含量越高,使用价值、欣赏价值、附加值就越大，市场竞争力也就越强。要树立“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旅游就是抓发展”观念, 。 （二）、加强创新，增强文化含量。旅游离不开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越丰富，它的知名度就越高，也就越吸引人。针对我县目前旅游景点文化含量不高的问题，应集思广益，开拓创新，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地增加文化含量，使之锦上添花。 在山水生态游方面，要深入挖掘景点的文化价值。请些国内文坛名家艺界高手在适当时候来我县著名景点游览并组织笔会，把他们的作品配上作者简介和照片结集出书，择其名篇名句请书法金石家在相应景点刻字或制匾、联，以流传后世，给游客留下高品位的珍藏纪念品。要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学、建筑、工艺美术、园林、民族服装设计以及音乐、书法、绘画、雕刻(塑)、装潢等专业人员的智慧，充分依靠艺术手段和科学手段，将旅游资源进行艺术化处理，使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能够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目前景点的介绍和评价，还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来”这个层次，而它们在岫岩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什么变化，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呼应，它们对岫岩满族文化的影响则很少被提及，这就无法全面展示其文化底蕴。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必将成为旅游产业在新世纪的发展主流，要树立岫岩旅游的文化品牌，必须在现有旅游产品和资源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创新。 在玉石之旅方面，除了提高玉雕的创意水平、多出精品外，可创作一篇戴玉佩、玉镯给人带来好运的民俗传奇故事，让购玉者都在这个美丽的故事中购买玉件。另外，改变“采玉兴县”，实施“观光（玉）兴县”的发展战略。这个思路的要点是玉石文化的功能转换。——将前来岫岩买卖玉器转化为前来岫岩观赏玉石文化；实现以开发利用本地玉石资源进行玉石加工向主要采用国内外宝玉石资源，以发展玉雕业为主向多种宝玉石原料加工并举的模式转变；引导和推动玉产业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中实现量的新扩张。我县将在“玉皇”原址兴建中国玉博物馆，并规划在岫岩县城中国玉雕会展中心和哈达碑镇中国玉博物馆之间建设一条长37.4公里的旅游观光带，这将为玉石之旅带来一道炫目的亮点。 在魅力满乡游方面，应做到满族文化、满族乡情、满族民俗景观三者的和谐统一。如果说满族文化是“根”，满族民俗乡情是“叶”，那么，满族民俗景观则是“花”。 旅游者不辞远程之苦来到岫岩满乡村落，主要是想看到满族文化与满族乡情的载体——满族民俗的景和物。 做到使景更美、更自然，实物更丰富、更真实。对于满族民俗村要加快建设。总之，在我县文化旅游的每个环节都要注重突显文化的内涵，突出地域和民族的特色，突出浓郁的民风民情。 （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既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和本真性，又要通过旅游开发向外界宣传推广。对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生产性保护方式，加以合理利用，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鲜元素。对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注重原真形态的展示，另一方面通过编排，成为具有满族民族特色和市场效益的文化旅游节目。要整理和生产一批满族民族文化艺术精品节目。要鼓励对我县现有演艺资源进行整合利用，鼓励社会资本以投资、参股、控股、并购等方式进入旅游演出市场。鼓励运用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创新演出形式，提升节目创意，突出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打造我县优秀旅游演出节目。旅游景区（点）要广泛吸纳文艺演出团体和艺术表演人才以多种方式灵活参与景区经营，不断提高景区（点）的文化内涵。 （四）、要搞活投融资机制，加快旅游文化产业招商引资步伐。影响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开发进程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必须大力创新投融资机制，大力拓宽旅游投资融资渠道。今后，一方面政府应发挥文化开发的主导作用，积极争取国家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大力招商引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实行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与开发权、经营权相分离等措施，鼓励国内外大集团、大公司和民营企业投资，吸引内资、外资以及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开发，大力支持县内外投资商采用承包、租赁、入股、买断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实现资本与资源的最佳结合。要明确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要坚持内资与外资同等重要、内商与外商一律平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原则，按照市场规律“多轮驱动”，大胆开展资本运作，要着力改善招商引资环境，在优惠政策制定、提供开发条件、配套服务措施上下狠功夫，让外来投资者进得来、留得下、能发展。 （五）积极培育文化旅游人才。 加强文化旅游人才培训。根据我县市场需求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际，定期组织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开展导游和讲解员培训，努力培育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全面推行文化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等级考试、持证上岗制度，为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六）开发一两种 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标志性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设计上可以和岫玉结合，体现中国玉都的内涵。这样既可以宣传岫岩，又可以增加收入。旅游旅游购物是直接拉动旅游收入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在旅游消费各要素中，购物作为最大需求弹性要素之一，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和拓展空间。在旅游业发展中，购物已成为决定旅游业效益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在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旅游商品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占40%左右，法国旅游商品、纪念品的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55%～60%，香港也高达50～55%。旅游商品具有很好的联动效应，旅游商品的发展可以为岫岩农业、商业、加工业、服务业、食品等部门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七）、要尽快制定岫岩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实行税费优惠政策。规划是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建设的龙头。做大做强特色文化旅游产业，首先必须把规划置于一个高起点的位置，做到起点高、审批权威、执行严格。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出特点、做出品牌、做出效益，推动岫岩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实行税费优惠政策， 内容包括：对外来投资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通过建立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实行“税费先征后奖”。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奖励额度可以实行：1、新建文化旅游企业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前3年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第4、第5年上述留成部分的50%，税费奖励不超过5年。2、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市属以上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3、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本级政府收取和支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免缴（办理相关证照和购买发票工本费除外）。4、实行政府对投资者补贴机制。凡新建规模以上的项目，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县政府每年按投资基数的5%进行补贴，累计补贴时间不超过3年。5、对新引进县以外投资主体来我县直接投资景区、景点开发及旅游文化配套服务项目建设的中介人，按到位资金总量的3%予以奖励。对投资方新开发的景区景点，荣获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10万元，荣获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30万元；荣获A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50万元。 （八）、加大文化产品宣传推介力度。没有宣传就没有市场，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必须与宣传包装相同步，甚至宣传先行。要以旅游集团、旅行社为主渠道， 以国内大型展会、全省旅游促销行动为载体，以新闻媒体采风报道和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户外广告宣传为主要宣传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多层次、全方位开展以岫岩文化为重点的旅游品牌推广和旅游产品推介。要注意运用大型节庆、电视专题片、宣传手册等多种手段展开包装宣传，通过举办论坛、投资洽谈会、项目交易会等形式推介岫岩的文化旅游项目。 今年的玉雕艺术节就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推介契机。 通过以文化促进旅游，用旅游传播文化，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良性互动，把文化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就会形成特色品牌优势，形成“人文、自然、文物、山水、民族、生态、产品”等交相辉映的旅游新格局，使岫岩旅游迈上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使旅游成为岫岩经济发展新的支柱产业。 文化产业论文:关于文化产业发展与商业银行对策 论文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创新；商业银行 论文摘要：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使近年来文化产业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商业银行应该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有所作为。 在经济和社会不断进步中，文化必将得到相应的发展，文化产业将逐步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对于这一生机勃勃的产业，商业银行如何积极应对，谋求在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中的合作与双赢，是一个重要而急迫的课题。 一、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文化产业及其地位和作用 关于文化产业，根据2004年我国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文件及《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文件， 可作客观、翔实的描述分类： 1.文化产业核心层：包括新闻、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广播、电视、电影、文艺表演、文化演出场馆、文物及文化保护、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群众文化服务、文化研究、文化社团、其他文化等。 2.文化产业外围层：包括互联网、旅行社服务、游览景区、文化服务、室内娱乐、游乐园、休闲健身娱乐、网吧、文化中介、文化产品租赁和拍卖、广告、会展服务等。 3.文化产业相关层：包括文具、照相器材、乐器、玩具、游艺器材、纸张、胶片胶带、磁带、光盘、印刷设备、广播电视设备、家用视听设备、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根据以上文化产业分类，我们可以认为，文化产业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 首先，文化产业具有文化传承、传播的导引功能，关系社会的文明、进步，体现国家的“软”实力。 其次，文化产业提供基本的精神文化、娱乐消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断提升生活品质。 再次，文化产业要求相关产业提供物质和技术条件，推动技术创新的深化，借助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竞争优势。 （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1.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传承中华文明，复兴民族文化的需要。一个民族的崛起，归根结底要从文化的复兴上表现出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灿烂的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人类智慧，不断显示璀璨的光华。民族文化产业的兴盛担当着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 2.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人类对物质生活追求的过程中，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从未停止过，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对精神文化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创造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3.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面临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考验，适时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二、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与条件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文化资源、文化需求以及政策环境等条件，以河南省文化产业为例来说明。 （一）基础条件：资源与需求 中原文化之厚重、文化市场空间之广阔，这是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竭之源。 1.丰富的文化资源。河南省地下文物、馆藏文物、历史文化名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均居全国第一，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河南省有17项，全国八大古都河南有其四。考古文化、历史文化、名人文化、红色文化博大精深，人文景观、山水景观异彩纷呈，民间工艺、民俗文化、戏剧戏曲源远流长。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文化资源的丰富多彩让人叹为观止。 2.巨大的文化市场空间。河南省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人口总量约占全国人口的9%，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目前，全省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达到1.2万元，国际通行的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城镇下降到34%，农村下降到48%。文化需求将逐步呈现全面扩张势头，市场潜力巨大，文化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巨大推动。同时，河南以其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区位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来中原旅游观光。 （二）推动因素：政策环境 2005年5月和9月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先后印发《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05－2020年)》，对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作出部署。2006年12月，河南省八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十一五”期间实现“两个跨越”的战略目标，即实现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跨越，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2007年12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又印发了《关于加快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若干意见》，对推动中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出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是基于文化产业国家战略的提出。党的“十六大”将中国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战略，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也成为国民财富增长的方式和领域。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以及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全面阐述。 三、文化产业的基本格局 （一）报业、出版、广播影视势头强劲。省电台综合实力进入全国5强，省电视台经营创收和卫星频道覆盖率、收视率、收视份额进入全国10强。河南出版集团综合实力在全国新闻出版、图书发行、广播影视等文化产业中位居第2名。《大河报》在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中的竞争力居第4名。河南省广播影视集团被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收入增幅居全国领先地位，所属奥斯卡电影院线全国排名进入前10位。戏曲电影艺术片《村官李天成》、电视连续剧《神探狄仁杰》、科幻儿童电视剧《快乐星球》等获得观众和市场的高度评价。《快乐星球》系列小说和漫画，也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 （二）文艺演出业推出一批精品力作。舞剧《风中少林》入选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剧目，并摘取了中国舞蹈界最高奖项“荷花奖”金奖，不仅把少林文化带到了全世界，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豫剧《程婴救孤》一举揽下全国所有顶级赛事的大奖，并荣获“全国十大文艺精品工程”；歌剧《木兰诗篇》、音乐大典《禅宗少林》等产生了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广告会展业较快发展。近年来，河南省国际经贸洽谈会、郑州少林武术节、洛阳牡丹花会、开封菊花花会、安阳殷商文化节、信阳茶文化节、中原书市、马街书会等节会,逐步成为区域乃至全国有影响的知名节会。同时，以郑州为中心的会展业正在广泛吸纳全国性的文化论坛、经济论坛、高科技论坛。 （四）文化旅游产业不断升温。以洛阳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郑州少林寺、开封宋都古城、安阳殷墟遗址、商丘古城、温县太极拳、炎黄始祖文化广场等古都文化、宗教文化、武术文化、寻根文化旅游，以大别山和红旗渠为重点的红色旅游，以云台山等山水资源优势开展的山水旅游等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省内外、海内外的游客。 四、文化产业的前景以及与银行的合作现状 （一）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 1.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产业发展必然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文化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 - 25% ,消费视听技术文化产品出口达到600亿美元,取代航空、航天工业居出口贸易第一位,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在美国400家最富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日本文化娱乐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 ,其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 2.文化产业战略的实施。以河南为例，“十一五”期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到2010年底，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4%左右，到2020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7%左右。同时，相应的系列政策配套正在逐步推出。文化强省的产业标志为：文化产业比较发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文化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拥有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培育一批知名文化品牌，形成科学合理的文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格局。 （二）文化产业与银行合作现状 1.商业银行尚未对文化产业形成系统规划。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商业银行对文化产业没有作为一个产业进行系统思考和统筹安排，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地位的传媒出版领域，文化旅游逐步进入视野，其他文化产业领域较少涉足。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文化产业的合作抱持审慎态度。 2.商业银行与文化产业合作方式比较单一。商业银行对现有的有合作关系的文化产业，提供的金融产品主要是存、贷款和结算等基本的银行服务，即便是贷款等传统产品，也因为抵押、担保等落实困难，最终不能到位。商业银行与文化产业合作中的创新还比较少，特别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往往难以得到商业银行的及时响应。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的文化产业数量还不多。 五、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商业银行对策 商业银行对文化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必须充分认识，对这一即将形成的支柱产业，要认真研究国家有关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加强统一的规划、协调，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运作规律和重要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出一些产品和产品组合，满足客户需要、引导客户需求，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使文化产业成为业务发展和经营转型的新的增长点。近期的工作首先是围绕重点文化企业，谋求合作上的新突破，要积极关注河南文化强省的传媒出版、文化旅游、武术健身、杂技表演、工艺美术和文博会展等六大优势产业。 （一）积极推动文化产业走向资本市场 文化产业通过境内外上市，可以筹措大量资金，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上市有成功的范例，河南省正在积极推动，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要求报业、出版、广电单位尽快启动上市工作，加强旅游企业的上市培育。对此，商业银行要积极介入，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对像河南出版集团这样转制完成列入首批上市目录并启动上市前期工作的文化企业。目前，由于国内金融业实行分业管理，商业银行可以依托自身优势或投资银行战略伙伴，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文化企业在境内、外上市。 （二）大力扶持绩优文化企业发展 存贷款、结算业务是基本的商业银行业务，为大多数文化企业正常运转所必需，也是目前文化产业使用最广泛的金融手段。商业银行要关注文化体制改革的动向，帮助文化企业特别是文化企业集团，建立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财务管理模式。对绩优企业，要在基本的金融服务工具基础上不断拓展领域，提供一揽子、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鉴于文化产业的现状，可以重点发展财务顾问业务，利用商业银行在客户、网络、资金、信息、人才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文化企业的投融资、资本运作、财务管理等活动提供咨询、分析和方案设计等服务。从主要提供融资服务为主，逐步实现融资、融智并重。帮助文化企业实现良好的效益，达成经营和投资目标。 （三）不断创新文化产业的合作模式 商业银行支持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创新服务手段。2007年，招商银行发放贷款5000万元，支持电影《集结号》拍摄，成为国内商业银行与电影业合作取得成功的案例。事实上，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有相当部分是与商业银行合作的结果。商业银行要积极介入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的制作，甚至知名频道或栏目，如河南台的《梨园春》、《武林风》等，都可以寻求加强合作的机会。目前，商业银行与电影、电视、舞台剧合作的主要瓶颈是贷款的抵押担保问题，要探讨以电影院线收入、电视栏目广告收入、票房收入等方式设定抵押、实施封闭运作的可行性。 （四）不断扩大文化产业的合作领域 对文化旅游业，一般情况下，旅游景点属于事业单位，归当地政府管理，政府对景点实行预算外管理，收支两条线，收入全额上缴。景点收入来源主要为门票收入，其他收入包括补贴收入、旅游纪念品销售收入等。商业银行可以与服务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一并加以考虑，并在政策范围内，推动更大领域的合作。广告会展业抓好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并通过龙头企业把握相关信息，寻求合作的可能性。对文艺演出业，加强与文化主管部门的广泛沟通，探索项目管理封闭运行的可行性。对于网络服务业、文化创意和动漫、网络游戏业等新兴文化产业以及文化娱乐业、体育休闲业、艺术培训业和艺术品业等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产业，应积极关注，把握适当的介入时机。共享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成果。 文化产业论文:以文化产业增添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 摘要：文化产业是国际公认的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朝阳产业”或“未来取向产业”，对于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综合国力和区域竞争力具有特殊意义。本文即以宏观视野对作为集南京历史文化之大成的玄武区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并基于目前存在问题，初步探讨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创意；资源整合；发展对策 在人类社会刚刚跨入新世纪之际，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了以民族文化为单元的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融合与互动的进程，文化产业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极具可持续发展力的朝阳产业，它的发展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从经济的边缘走向了中心，成为国家的支柱型产业，而我国文化的产业化及其文化产业则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和目标之后，如何充分发挥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的优势，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更显紧迫。 一、文化产业概述 （一）文化产业的内涵界定 文化产业是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文化和经济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概念是由英文词语Cultue Industy翻译而来（亦被译为“文化工业”）。但时至今日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称谓：它在美国叫版权产业，在英国叫创意产业，在西班牙叫文化消闲产业，在日本、德国、荷兰、韩国等许多国家叫文化产业，还有叫文化工业或内容产业。当前，国内外有关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也各不相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述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注：参见徐浩然,雷琛烨《文化产业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了文化产业的内涵，我国学界和政府对“文化产业”一词的内涵仍有分歧，但为了统一，基本都将200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所规定的内容作为标准，即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具体可分为3个层次9个类型。其核心层是(1)新闻服务；(2)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3)广播、电视、电影服务；(4)文化艺术服务。外围层是(5)网络文化服务；(6)文化休闲娱乐服务；(7)其他文化服务。相关层是(8)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9)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 （注：参见《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国统字［2004］24号文件,2004年3月29日。）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的本质特征 全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对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全球资本一体化进程，打破了生产体系的国家界限，把各个部分重构为全球生产体系，世界市场便不仅充斥着不同国家的物质商品，如汽车、日用品等，而且也充斥着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书籍等。毋庸置疑，全球化使当代文化产业呈现出了显著的时代特征: 第一，文化产业的开放性。全球化的强大冲击力与信息社会的快速降临，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性加快，使文化产业的生产领域与拓展空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放射型状态，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成为真正的开放性的空间。就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而言，它包容了“以物质资本、经济资本为运转方式”的传统产业，还拓展了“以智力资本、文化资本、数字资本为运营方式”的新的信息文化产业。就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而言，它不仅关涉人的基本存在样式(如生老病死)，还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人的审美、休闲、娱乐)。 第二，文化产业的全球性与地方性。全球化的浪潮，把不同地域纳入到同一的、全国性的、甚至全球性的体系之中，从而促使人们的眼光从狭隘的、封闭的视野中摆脱出来，而把更遥远的地域范围作为自身的关注对象，对更遥远的地域出现的文化现象发生兴趣。就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而言，文化产业又具有地方性。如美国的大片大多数是在好莱坞制作完成的。在以信息化和全球化为主导的新经济模式中，地方经济能力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态势，这些发展趋势拓宽了地方文化结构，提升了地方文化竞争力。 第三，文化产业的创新性。在全球性的竞争压力之下，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样态日益呈现出了创新性的特征，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文化产业是一种创意产业，产业的整合与发展必须拥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其二，文化产业的本质是文化的产业化，也就是说，文化产业必须运用业已拥有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去创造财富；其三，文化产业必须时刻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 （三）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必然打破原有的生产格局和市场格局，文化成为产品、成为商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普遍的经济现象。因此，文化产业的竞争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竞争，也是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的竞争。 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看。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重视培养与发展文化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将发展文化产业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之中。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充分显示了文化产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行业增加值逐年递增。截止200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共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实现增加值3577亿元。同时，当前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10000元大关,在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地区已经进入3000—5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收入的增加必然伴随着消费支出增多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为文化产品消费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文化产业还只是刚刚起步，要赶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从消费角度来看，在美国与西欧一些国家，文化消费已占到家庭消费的30%以上，而在我国，家庭消费支出仅有148%用于文化消费。从生产角度看，美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20%以上；在英国, 2001年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达1120亿英镑，占英国GDP的82%；日本文化产业的产业规模比电子业和汽车业还要大，2000年达到85万亿日元，占GDP的17%，仅动漫业的年产值就在国民经济中占到第六位。而我国文化产业(包括相关产业)总增加值仅占GDP的4%，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注：参见祁述裕《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因此，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潜力巨大，又任重道远。 二、玄武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一）资源条件 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核心城区，玄武曾是东吴、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六朝宫阙御苑所在地，中山陵、总统府、玄武湖、鸡鸣寺等闻名全国的景点荟萃于此，六朝、明清、民国等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厚积于斯，有重点古迹、文物保护点72处，占全市主要文化旅游资源的40%以上，发展文化产业的先天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区域内有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科院等40余家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拥有南京图书馆、金陵图书馆、南京博物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众多公共文化场所，可谓科教发达、人文鼎盛，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雄厚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撑。 （二）发展情况 近年来，玄武文化产业已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到目前为止，已基本形成以长江路文化一条街为龙头，以1912民国休闲街区、毗卢寺佛教文化、总统府、梅园新村现代历史文化为依托的产业体，特别是1912民国休闲街区起到了全面提升品位，彰显新都市独特个性的作用，以其独特的资源与区位优势相结合，成为浓缩南京城市人文精华和历史发展风采并引领时尚的城市客厅。但整体而言，目前资源挖掘利用力度还不够大，文化产业还没有产生较高的知名度，经济贡献率还不高，对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与其在南京市文化资源中所处的地位还很不相称。 （三）存在问题 一是资源挖掘整合力度不大。多年来玄武文化旅游品牌就是中山陵、总统府和玄武湖等著名景点，不少六朝、明清、民国的旅游资源没有被充分挖掘、整合与宣传展示，深厚的文化积淀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吸引力，游客很难“旧地更重游”。二是产品创新度不够。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之一是产品，它决定游客的停留时间和消费水平。玄武目前文化产品大多是旅游观光型，以体验经济为代表的文化休闲、创意产品虽有一些开发，但远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三是投资渠道单一，开放程度不高。目前，玄武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财政仍是主渠道，没有或缺少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而且，玄武文化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刚刚起步，文化产业招商引资起步时间也不长，吸引外资规模不大。 三、玄武文化产业发展对策 （一）整合资源，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业 基于玄武自然禀赋和发展现状，发展文化产业要首先突出文化旅游业，进一步深入挖掘山水城林自然资源和六朝、明清、民国等历史文化资源，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塑造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旅游品牌。 一是打造长江路文化街。完善沿街10大文化景观（毗庐寺、梅园新村、总统府、中央饭店、江宁织造府、江苏美术馆、人民大会堂、金陵图书馆等），全面建成融艺术展览、文化交流、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江苏文化第一街。高标准建成江宁织造府，深度挖掘该遗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并进行相关的《红楼梦》、云锦、皇家文化等文化产业开发，最终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历史文化价值和经营特色的著名品牌，使之成为国际一流的红学研究和云锦织造研究基地，为海内外游客提供一个高层次文化交流与享受的休闲去处。重点实施梅园新村历史街区改造，修建、恢复具有利用和保护价值的优秀历史建筑，建成钟岚里休闲街区，最终把该地区打造成文化气息浓厚，并与周边梅园新村纪念馆、总统府及1912休闲街区相呼应的又一特色商业街区。 二是建设环玄武湖旅游风光带。依托明城墙，加快建设“明城汇”文化休闲街区，重点引进国际知名品牌，建成集餐饮、休闲、娱乐、文化艺术品交易等为一体的高品位文化休闲商业街。目前，该街区一期已成功运营，二期开发建设正加速推进。加快九华山景点开发，完善北极阁风貌区功能，积极跟进南都水乡项目，利用火车站广场、药物园、情侣园等景观资源，精心打造整体联动、国内知名的“观山、亲水、登城、听钟”生态旅游风光长廊。 三是完善文化旅游产业链。围绕长江路上的各主要旅游景点，建设古玩字画、旅游产品等特色市场及旅游中介市场。结合中山陵环境整治，在孝陵卫、卫岗、王家湾等风景区出口处发展旅游服务特色市场。在各景区配套建设各类服务设施，积极挖掘、推出六朝宫廷宴、红楼美食宴、民国公馆宴等特色餐饮服务，变游在玄武为食住在玄武，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游客参与度。 （二）发挥科教优势，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智慧密集型的新兴领域，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势头最强劲的产业。对于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的玄武区来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对推动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依托徐庄软件产业基地动漫走廊和江苏文化产业园，重点建设涵盖创意设计、动漫游戏、影视制作、音像制作、艺术创作、工艺美术、文化旅游、传媒印刷等文化产业的孵化和培育中心，打造宁栖路文化创意产业街、板仓街文化特色产业街区、中央路300号休闲产业园、威孚金宁都市产业园、南汽都市产业园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区。 二是充分利用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等现代文化设施和资源，培育演出市场，发展设计、咨询、评估、调查、策划等文化创意产业，逐步形成规模优势。扶持一批国内领先、有较大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的文化企业，打造一批有发展潜力和重大创新意义的文化项目，力争形成一批文化产业品牌。 三是整合高等院校、文化企业、社会机构教育培训资源，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影响的教学和培训基地，开展文化产业相关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三）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拓展融资渠道 依据玄武实际，制定《玄武区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加大各项政策支持力度，建成结构合理、政策体系健全、运行质态良好的运行框架，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层次、多渠道、多体制办文化的新格局。 充分发挥政府在战略层面上的领导作用。成立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规范文化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加强政府组织引导力量。规范各类文化企业经营行为，积极引导合法经营，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合法经营者的权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保护知识产权的地方法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高度重视思想发动工作，在部门、企业和群众中广泛宣传和贯彻已出台的各项促进政策，为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打牢思想基础。 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的杠杆作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一定数量的财政预算资金、文化事业建设费作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引导资金。调整文化产业税收政策，制定差别税率、税金减免、先征后退等优惠政策，广开筹资渠道，支持文化产业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尝试建立文化产业基金，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向文化产业领域流动。形成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基础、以银行信贷和民间资金为主体、以境外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弥补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中的巨大资本缺口。 文化产业论文:发展文化产业品牌浅析 文化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信息化和科技化、人文化和知识化的创造与消费的社会背景下所建构起来的新理念和新产业，同时也是一种在文化与经济实现相融互渗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新实践与新发现。它以创新为灵魂、以广涵为特点、以提升为手段、以增值为目的，通过打破二三产业的原有界限，为经济注入文化的内涵，对多种产业进行整合与提升，从而在二三产业的衔接、融合、易质与再生中实现创意化、高端化和增值服务化：它以促进文化创新和经济发展为目的，并通过文化这个介质的特殊作用而在全社会推动精神与智能的发展，实现社会机理的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升值。上述特点决定了文化产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均衡发展的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意义的时代选择，文化产业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也为我们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它使我们觅得了一条两全其美的发展之路：既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又能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全方位的。因为文化不仅涵寓着知识、技能、科学、伦理、道德与人文，而且也越来越主宰着经济的运行机制、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代表着社会的发展趋势。基于此，本文分析郑州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文化产业的内涵及特点 文化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被公认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朝阳产业”或“黄金产业”。但是，人们对它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国家统计局在与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从国家有关政策方针和课题组的研究宗旨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文化及相关产业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根据这一概念，文化产业的范围为：一是为社会公众提供的实物形态文化产品的娱乐产品的活动，如书籍、报纸的出版、制作、发行等；二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可参与和选择的文化服务和娱乐服务，如广播电视服务、电影服务、文艺表演服务等：三是提供文化管理和研究等服务，如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图书馆服务、文化社会团体活动等；四是提供文化、娱乐产品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如印刷设备、文具等生产经营活动：五是提供文化、娱乐服务所必需的设备、用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如广播电视设备、电影设备等生产经营活动；六是与文化、娱乐相关的其他活动，如工艺美术、设计等活动。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它应该具有提升人类生存，尤其是生活品质的内涵，更应该注重于提升人类精神生活品质的内涵；二是它应该具有可以进行商品性生产、流通以提供人们消费的特性；三是它应该与虽然可以提供人们消费但同时又具有商品性特征的某些纯社会公益性文化事业(如公共图书馆)相区别。 二、郑州市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我市拉动内需、促进文化消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着力点。经过不懈努力，全市文化产业发展步伐加快，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01.7亿元，比上年增长20.0%，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为4.2％，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20.8%。经初步核算，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28.7亿元，比上年增长20%，占全市gdp总量的4.3%。文化资源优势正在转变为文化产业优势、文化经济优势。 1、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础项目。以全市跨越式发展文化建设工程指挥部重点项目为着力点，着眼培育文化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指挥部先后组织实施了嵩山实景演出、中华炎黄二帝巨型塑像、郑州日报印务发行中心等16个重点文化产业带动项目。嵩山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一期工程投资1.5亿元，项目于建成。黄河风景名胜区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炎黄广场投资1.3亿元，建设完成，炎黄二帝塑像及山体夜景照明完成。郑州日报社印务发行中心项目总投资1.3亿元，主体施工完成。大河宠物文化公园一期工程总投资3亿元，主体已建设完成，部分区域的招商工作完成。中牟雁鸣湖生态风景区完成总体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大部分建成，累计完成投资2.87亿元。沿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带战略规划编制完成，郑州沿黄河南岸一带地区将打造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旅游产业带。 2、打造一批文化产业品牌。这几年，我们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依托资源、面向市场，成功推出一系列的文化精品，大大提升了文化产业的影响力。一是在演艺业上。郑州歌舞剧院创作生产的大型原创舞剧《风中少林》和《云水洛神》、郑州天人文化旅游投资公司推出的嵩山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带动了全市演艺业的升级。《风中少林》开创河南大型原创舞剧的先河，连获多项大奖，并成功走向国外，今年1月到2月份在澳大利亚的 堪培拉、墨尔本、悉尼成功演出33场，历时40多天；《云水洛神》今年4月份在国家大剧院成功演出，反映很好。嵩山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走出了演艺业与旅游业共生共赢发展的新模式，去年克服旅游市场下滑的不利影响，完成收入2200万元。二是在影视业上。大型科幻少儿电视连续剧《快乐星球》填补了我国大型科幻少儿电视剧的空白，受到全国少年儿童的普遍欢迎，已生产三部共156集，第四部正在创作之中。历史题材电影《鸿沟》、《黄帝》和电视连续剧《豫商康百万》、《美丽潘郎》等正在抓紧筹备。三是在动漫产业上。“小樱桃”动漫品牌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小樱桃”动漫图书出口国外，动画片第一部26集于去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形成了以漫画、图书、杂志、动画片为核心，以“小樱桃”饮料、书包、糖果等衍生产品为支撑的产业链条，国家动漫产业基地（河南基地）由郑州小樱桃卡通有限公司承建。四是在文学艺术上。郑州百花园杂志社坚持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培养和造就小小说作家队伍，形成了“小小说”一流的刊物质量，使郑州成为全国小小说的中心，《小小说选刊》、《百花园》成为全国小小说的品牌。 3、规划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聚集区）。为了加快我市黄帝文化、黄河文化、商都文化、嵩山文化、少林文化等文化资源的开发，我们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基地建设，引导文化产业集中发展。一是加快建设登封嵩山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园区将全面挖掘嵩山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重点开发少林禅武文化、儒学文化、道教文化和古代天文文化，建设国家一流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园区内的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未来计划投资100多亿元。二是加快建设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河南基地）。小樱桃动漫创业中心、动漫衍生产品展示交易中心等项目正式启动，小樱桃动画片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生产正在进行。三是完成了沿黄河文化产业带规划。产业带将通过保护、开发黄河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形成黄河南岸集文化、生态、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发展新区域。四是郑州天人文化旅游投资公司、郑州中远演艺娱乐有限公司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五是启动建设中国郑州信息创意产业园。园区以发展动漫设计、软件开发、文化创意等产业为主，打造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已有4家高新技术企业和7家动漫影视传媒公司入驻。六是启动中华文化园建设。园区将保护古荥阳城为核心，依托周边历史文化资源，全面展示郑州历史文化。 三、郑州发展文化产业品牌中的问题 郑州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82.6亿元，增长12.2％(现价速度)，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1％，高于全省近一个百分点，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20.9％。从文化产业组成的三个层次看：核心层实现增加值29.2亿元，实际增长50.8％，占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的35.4％，共有从业人员4.3万人，占全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25.9％。相关层实现增加值44.4亿元，实际增长5.0％，占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的53.7％，共有从业人员9.2万人，占全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54.6％。其中，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实现增加值30.3亿元，在该层次中最多，同时从业人员以2.9万人领先。核心层、外围层、相关层实现的增加值之比为35.4：10.9：53.7，从业人员之比为25.9：19.5：54.6。可见，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可喜，增长幅度较大。无论是实现的增加值，还是从业人员的数量都增长迅速，文化产业发展处于增长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在增大。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问题，具体如下： 1、缺乏系统的文化产业品牌建设观念。在品牌建设方面，品牌定位不准确、形象模糊，再加上品牌延伸不足，内涵缺失。如郑州，该市的文化品牌大多是孤立的，绵延3，600余年的商文化所赋予郑州的不止是一个少林寺那么简单，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却被人为地忽视了。宝马这样一个顶级的汽车品牌，竟然与服装、表、眼镜、领带、笔，甚至化妆盒等这些时尚产品紧密相连。宝马品牌下的系列生活用品，与宝马车一同诠释出了完整的宝马世界：华贵，同时也是亲近的。阐释品牌精神的意义远远大于现实的商业利益。正确的品牌延伸要建立在品牌的核心价值之上，比如几乎所有大牌时装都会推出自己品牌的香水，因为香水往往被看作“服装的最后一道工序”。但同时，品牌规划缺失、推进无助，加上品牌设计滞后、人才不足，这些影响了文化产业品牌的建设。 2、文化产业品牌推广方法陈旧，推广策略不当。文化品牌是先进文化的结晶。一座文明城市更应当是文化建设高度繁荣的地方，而文化高度繁荣的地方，一定具有相当数量的文化品牌，这是由文化品牌的作用及影响所决定的。文化品牌是文化精华的浓缩，凝聚着人们的理想追求，多种文化品牌的叠加效应，能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提升城市的新形象。品牌宣传推广力度不够，依托历史文化的品牌，因历史文化植根于本土，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在品牌推广上，缺乏对文化品牌内涵的深入挖掘、找不准宣传的切入点、感染力和影响力均不强成了文化品牌推广的绊脚石。而在宣传推广的方式方法上，缺乏现代化传播技术的应用是其成效不够显著的主要原因。 四、提升郑州文化产业品牌的对策 振兴文化产业，应从高起点的文化品牌战略出发，从品牌的核心价值中提炼出品牌战略主体思路，在锻造文化品牌中构建郑州文化品牌的基本框架，形成以低成本锻造文化品牌、高起点构建品牌的战略。 1、树立文化产业品牌意识，贴近时代和生活。锻造文化品牌，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文化强市”，建设“文化兴市”等发展要求出发，树立文化产业品牌意识。要注意本地市场的培育，依靠本地优势把市场做强做大，更要注意开拓外地市场以及海外市场，只有把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优秀文化产品推向世界，文化产业化发展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空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文化品牌的锻造要具有全球视野。同时，“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既要立足本土市场，放眼全球，将文化品牌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又要面向本民族、本地区，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发展文化产业。 2、对文化产业品牌进行清晰的市场定位。文化品牌的锻造应遵循品牌管理所形成的系统联系，在充分了解市场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品牌的市场定位，找出品牌的目标市场，并对目标市场作出具体的细分，借助于品牌锻造固存的模式创新来锻造文化品牌。有价值的文化品牌是具有灵魂而富有变化的，它以文化企业所具有的特质和条件进行量身订做，因而具有不可复制性。这种品牌的锻造又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它通过成功的市场定位，给企业带来相对稳定的消费群。所以，文化品牌的锻造，一定要以清晰的市场定位为前提。 3、对文化产业品牌进行科学的系统规划。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品牌，不是盲目推进形成的，而是经过科学的系统规划，经系统检验、消费者认同后所形成的。根据文化品牌规划要求的限定，郑州在文化品牌锻造中，一定要以科学的系统规划为基础，依托品牌的系统规划来锻造郑州文化品牌。 4、对文化产业品牌进行深层的价值提炼。凡既具有准确市场定位，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既是对所确定品牌深层锻造的结果，又是对所确定品牌内在核心价值提炼的结果。依据这一理念，在文化品牌锻造中，一定要以品牌核心价值提炼为重点，借助于品牌核心价值的提炼，形成独具品牌特色、又具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文化产业论文:我县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文化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事业产业化的内在要求越来越强烈，运行模式已打破了仅由“国办文化”一家的模式，形成了国家、集体、社会、个人一齐上的格局。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我县文化产业已初具规模，现就我县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措施等方面作一汇报： 一、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近几年，我县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繁荣群众文化、丰富群众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目前我县文化产业正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文化市场比较繁荣。文化服务以商品形式进入象山经济流通领域已有近二十年，在这期间，我们始终本着“开放搞活、扶持疏导、面向群众、供求两益”的原则，以“支持健康有益的、允许无害的、抵制低级庸俗的、取缔淫秽反动的”管理准则，积极培育和发展文化市常经过努力，文化市场布局逐步从县城向乡镇延伸，经营项目也日趋多样化、现代化，初步形成了音像、娱乐、演出、电影、美术、文物、图书、游艺、网络文化、印刷业等综合性市场体系，呈现了投资主体社会化、经营成份多样化、市场功能效益化的新格局。到目前止，全县各类文化经营单位（户）651家，其中网吧87家，歌舞厅62家，卡拉ok音乐茶座25家，书报刊销售出租店108家，电子游戏机室7家，营业性演出团体（个人）11个，演艺场所12家，音像零售出租单位101家，录像放映厅8家，经营性体育项目65家，印刷业164家（包括印刷企业、打字店），美术经营1家。文化市场的繁荣，既丰富了全县人民的精神生活，也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据初步统计，全县文化市场从业人员达5000余人，每年直接为国家上缴利税数千万元，同时还明显促进了饮食、交通、宾服等其他三产的发展。 二是文化经营单位发展迅速。象山县新华书店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及时转变观念，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服务技能，开展优质服务，在坚持图书门市销售的同时，组织人员送书下乡和送书到校，取得了较好的图书销售业绩，近几年年销售额均在1600万元以上，自身实力不断壮大。为培养文艺后备人才，增强文化发展后劲，同时为发展文化产业，我们于1999年7月由社会力量投入近100万元创办了全市首家艺术类职业高中——象山艺术学校，该校并于XX年升为职业中专，现学校开设了越剧表演、器乐演奏、声乐、舞蹈、宾服等专业，有学生120余名，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前几届毕业生就业率达90%以上，今年更是呈现了火爆的局面，就业率达100%，优秀毕业生供不应求。县文化馆于XX年开办了艺术培训中心，开设美术、声乐、成人舞蹈等培训班，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县图书馆在1997年创办了以销售图书、音像制品、文具用品、打字复印为主的经济实体——读者文化服务中心，4年来共创利26万元。在此基础上，县图书馆还自筹资金40余万元购置30台电脑，开设了计算机信息服务窗口——东海网景（现已停业），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XX年3月，我们开办了象山半岛演出策划公司，为促进我县文化与外界的交流，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演出公司充分挖掘演出市场，发挥演出经纪机构职能，平均每年引进各种a类演出团体20余家。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相继引进了乌克兰斯拉夫人歌舞团、黑龙江大庆歌舞团、宁波小百花越剧团、长春长影乐团、朝鲜牡丹峰杂技团等，成功策划了“开渔节晚会”、“黑土情”、“税务之歌”等大型组台文艺晚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此外，我县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鼓励社会力量办文化产业，利用我县是“中国民间艺术（竹根雕）之乡”这一特色文化资源优势，目前正扩大生产规模，大力发展，兴建竹根雕艺术馆“德和堂”来进一步扩大影响；挖掘民间剪纸艺术，包装推出谢才华剪纸，剪纸作品产业化的路子已迈出坚实的步伐。 三是旅游与文化结合方兴未艾。歌舞厅、卡拉ok厅等曾经深受群众欢迎的娱乐场所已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些娱乐场所营日趋困难。而演艺市场在逐渐升温，特别是开放式、敞开式的露天广场文艺逐渐被群众接受。特别是近年来，我们致力于开发旅游业，以举办“开渔节”、“海鲜节”等具有丰富渔文化内涵的节会为载体，挖掘海景、海防遗址、游客参与度高的海上娱乐活动，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比较典型的有中国渔村（一期工程）的建成开放和石浦渔港古镇的旅游保护开发，使我县旅游与文化得到了有机结合。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政府缺乏较稳定的政策，使有些文化产业一哄而上，如电子游戏机室，XX年我县曾达89家，经过7、8、9三个月的专项整治，压减到26家，XX年又要求进行压缩和兼并，至XX年11月底，已关闭了电子游戏机营业场所19家，收缴整机271台，使全县电子游戏机经营场所压减至7家。对此，文化经营户纷纷反映政策不够稳定。对“网吧”的管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二是缺乏宏观调控和引导力度，几年来我县歌舞娱乐市场经营结构呈现重复式、平面式的粗放型状态，如歌舞厅、卡拉ok厅、电子游戏机等都是一哄而上，导致多、弱、孝散的局面，最后以撤、扩、并整顿告终。 三是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缺乏文化产业经营和管理人才。 三、下步对策措施 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在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既能够为社会提高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也能够涵养税源、解决就业，同时也是促进文化大县建设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从目前来说，我县的文化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巨大。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为动力，着力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积极为文化大市、文化大县建设服务。 一是加强文化产业规划，调整文化 产业结构。“十五”末及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业，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创新拓展边缘文化产业，初步形成行业门类齐全、内部结构合理、地域特色鲜明、整体效益显著的梯度文化产业体系。着力做好旅游与文化相结合的文章，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和半岛海洋资源，推出一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活动和文化旅游产品。改造提升影视娱乐业、演出业、体育健身业、图书音像发行业等传统文化产业，使之成为象山文化产业的支柱型产业。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引导力度，提高文化产业档次。目前我县文化经营单位存在规模孝档次低等现象，今后在审批过程中应注重这个问题，切实加强引导力度，不断提高文化产业的档次和水平。 二是深化改革，努力形成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借鉴经济领域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有益做法，加大改革力度，激发内在动力。切实转变文化行政部门职能，理顺关系，实行政事分离、政企分开，逐步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区分性质，分类指导，积极推进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加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向文化市场主体转变，造就一批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管理科学的文化企业。将充分发挥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发展较快、民间资金充裕和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企业、个人、社会团体和境外资金等社会民间力量参与兴办文化产业。 三是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经营秩序。认真贯彻国家有关出版管理、文物保护、著作权、专利、版权保护和文化市场管理法规。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斗争，坚决扫除文化垃圾，净化文化市场，做到“以管理促规范，以规范促发展”。同时加强对文化经营户的法制教育，增强他们依法经营的自觉性；加强对文化市场管理执法人员的法制培训，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积极推进我县文化市场依法管理工作。 四是加强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人是搞好事业的关键，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要有一大批既懂文化管理又悉产业经营的人才，我们要注重这方面人才的引进和培训工作。 文化产业论文:浅析强化文化产业新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我市文化产业建设克难奋进，稳步发展。在上级文化部门的具体指导和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文化职能部门按照市委四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努力开拓、文化产业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文化产业机构866个，从业人员68633人，资产总额超过26亿元，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当前，我市的文化 产业应抓住机遇，借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成功经验以及国外文化产业的崛起发展之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对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起到其独特的积极作用。金融危机之时，经济会出现低增长与高失业，社会消费心理随之发生变化，而积极的文化娱乐则可以给经济震荡中的人们一种精神安顿、慰藉与希望。考察外省、外市在经济危机时期的战略调整，不难看出文化产业在经济萧条时期的独特作用，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我市文化产业如何应对本次金融危机？这是大家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应该紧密跟踪、深入分析、不断调整应对步伐。本人与不少文化产业经营者讨论，根据以往经验，并结合现阶段文化产业特征，特提出以下思路：一是做好项目内容，稳定与扩大市场；二是降低营运成本；由于广告缩减影响媒体收入，企业应该在降低自身营运成本上下功夫，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必要情况下调整人员及机构，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三是开拓新收益渠道。开发新的文化产品、努力提高自主创新水平；文化产业可以拓展到不同领域，开发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及服务，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四是进行其他关联产业的开拓，抓住相关产业“抄底”进入机会；从宏观来说，拉动内需也是必然之势，在政府宏观政策指导下，在扩大内需同时，市场需求就会跟着放大，文化产业也应该进行相应的产业战略布局；五是文化产业有必要做好更长远的准备，以应对这场金融风暴。各企业应该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性质、资源结构、战略需要，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回避风险，寻找战机，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六是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动与文化产业的调整或许会给我市文化产业、企业的海内外直接投资带来机会。通过理性地判断，积极入股，融入国际文化产业机构，如音乐、舞蹈、书画等，推动企业的战略提升。 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引导。文化产品生产的初始成本较高，但它的产品复制和传播成本很低，其销售与传播的规模越大，效益就会越高。与物质产品的收益规律不同，文化产品呈现边际收益递增规律。文化产业主要依赖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与智力资源，在不消耗或很少消耗物质资源或能源的条件下，实现大规模的经济产出，拉动经济增长，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独特贡献。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需要政府的扶持才能够充分实现，通过及时而恰当的文化产业政策来推动这一战略性产业的快速发展，已是许多发达地区的共同经验。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与引导，这与文化产业所具有的特殊意识形态属性有关，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时期，人们的信心与凝聚力是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经济恢复发展的关键因素。 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公共消费品的特征，文化产业的市场水平与区域内群体的日常生活方式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文化产业不仅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优化产业结构、创新就业机会、带动现代服务业、拉动对外文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文化产业是一个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发展潜力大的新型产业，正好符合当前我市调整产业结构、拉动社会消费、改变出口门类的要求，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支柱产业。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新闻法论文:中国新闻法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 [内容提要]新闻法学是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新闻法的制定、实施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中国自80年代中叶创议制定《新闻法》，一批学者开始从事新闻法研究，至今专门的《新闻法》虽未出台，但是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现行法律中已有许多调整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新闻法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将中国新闻法学研究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重点为配合起草《新闻法》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是新闻自由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并对新闻法各方面的内容作了广泛探讨。第二阶段重点研究新闻侵权问题，特别就新闻权利同公民人格权利之间的平衡作了种种研讨，丰富了新闻侵权法。第三阶段为研究的深化和综合。已有数部概叙新闻法制框架的专著问世，说明中国新闻法制已有相当具体系统的内容。但现有专著尚属应用性著作，尚须继续进行理论探索。 关键词：新闻法、新闻法学、新闻侵权法 新闻法学，是随着中国大陆新闻法制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中国台湾地区，对新闻法的研究起步较早，据著录，早在公元50－60年代即有吕光、潘贤模著《中国新闻法概论》（王洪钧，1984：233；尤英夫，1997：416），近年则有李瞻撰著《新闻学原理》（1992）和编译《传播法——判例与说明》（1992）、尤英夫撰著《新闻法论》（1987－1997）等，厥作甚宏，影响及于大陆。中国大陆则于80年代中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集结了一批新闻法学的初创者来着手研究新闻法的各种问题，至今不过十五年。 中国大陆学人认为：新闻法并不是仅指以「新闻法为名称的法律文件，而是对于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保障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的相关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之总称（孙旭培等，1985：4；魏永征，1997：27；张西明，1998a：22）。国际上及台港称Media Law 或 Mass communication Law，在大陆尚鲜见使用。或谓研究新闻法，应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于是而有「新闻法学之名称（郑旷，1987：429；梁华、阿茵，1988；王强华，1993：6；鄢光让等，1996：676），或称「新闻法制学（曹瑞林，1998）。本文作者将新闻法学定义为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新闻法的制定、实施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 一、伴随新闻立法而问世 中国大陆“”之乱，新闻媒介受祸尤烈。于是有新闻纳入法治之议。从1980年到1981年，就有新闻界、法律界名流张友渔、赵超构、李纯青、李子诵等从发展民主和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着眼，先后通过媒介或者在人大、政协会议上提出制定新闻法的主张（张宗厚：1982：223；1983：319－320；《新闻法通讯》：1984a）。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改名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可以认为是大陆新闻法学学科建设的发源地。该所成立后不久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国社科院新闻所，1980），收录了从1921年至1956年有关文件359篇，为研究大陆新闻法制的渊源，提供了系统的文献。该所人员还同外单位的人士一起翻译编辑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中国社科院新闻所，1981），钱辛波等选编了《各国广播电视法选辑》（钱辛波等，1984），为研究新闻法学作了资料准备。该所培养的新闻学硕士生，也有好几位以研究新闻法为方向，如孙旭培、张宗厚等人。受前辈专家新闻立法建议的启示，张宗厚发表《新闻也要立法》（1981），尔后又在《新闻学初探》一书中撰「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一章（1982），在同陈祖声合写的《简明新闻学》中列有「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一节（1983），是为有关新闻法的最早论作。 形成规模的对新闻法的研究是在1984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以后开始的。当时决定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双方抽人，在新闻研究所设立新闻法研究室，以商恺、孙旭培为正副主任（商退休后，孙为主任）。新闻法研究室于1984年5月12日宣告成立，它的任务被规定为从事新闻法的研究，在适当时候还将承担新闻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新闻法通讯》，1984b）。作为我国大陆第一个新闻法学的专门研究机构，新闻法研究室的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除按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要求为起草《新闻法》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外，研究室一成立就编辑出版不定期刊物《新闻法通讯》，从1984年8月到1988年4月，共出版20余期，收录了新闻法学开创初期的一批论作和其他成果、资料，总字数70余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继《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之后，研究室又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1987），两本书共收录外国和香港地区的新闻法规30余件，对非成文法国家或没有专门新闻法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的新闻法制，也有专文编译介绍。研究室成员在研究过程中还在其他出版物上发表了若干有一定影响的论作，如孙旭培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即收入《新闻自由论集》（中国新闻学会，1988）一书。 嗣后，研究队伍逐渐扩大。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根据国务院规定的该署职责，新闻法起草工作改由新闻出版署牵头，于1988年1月成立了新闻法起草小组，组长为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共有9家单位派人参加。奉新闻出版署之命，1988年2月在上海成立了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为组长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与新闻出版署的起草组同时开展起草工作，草案报新闻出版署汇总。这个举措也许同1986年上海曾受委托起草过一份《上海市关于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的文稿有关（陈沂，1993：249）。这又带动了一批人参加新闻法学的研究。如北京在1988年9月成立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聘请有关学者和新闻工作者30余人任研究员。在上海则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研人员陆续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新闻法学研究主要配合起草新闻法开展，受到普遍关注，所以又带有群众性的特点。较大规模的群众性讨论如：1985年1月和3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先后在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和深圳（约见香港新闻界人士）等地召开新闻法座谈会（《新闻法通讯》，1985） 。1989年1月，新闻法起草小组派员携《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到上海听取意见，上海新闻界讨论了三天（《新闻记者》，1989a） 。接着，上海《新闻记者》月刊开辟「新闻立法笔谈专栏，专门对《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2月24日，新闻记者杂志社等单位又发起新闻立法报告会，有十位人士发表演讲，数百人冒雨参加（《新闻记者》，1989b） 。这类讨论虽然不属学术研究，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用的思想资料。 著名的三个《新闻法》文稿可视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综合性成果。中国社科院新闻所新闻法研究室的《新闻法「试拟稿》于1985年即已写出，后经修改，发表于1988年4月出版的《新闻法通讯》第20期上。新闻出版署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于1988年6月出初稿。上海新闻法起草小组的《新闻法（征求意见稿）》于1988年7月印就。新闻出版署在1989年初拿出来的「征求意见稿又在吸取另两个文稿和其他意见后作了一些修改。这些文稿虽然都没有成为法律的基础文本，但它们在新闻法学研究中仍然具有无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张西明，1998.9.3.；魏永征，1999b：1－8）。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绩主要有三： 首先，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关于新闻立法的基本原则，早在1980年冬，大陆新闻学、法学耋宿张友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即提出新闻法应当一方面保障新闻自由，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限制、制裁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言论，「既要保障新闻自由，又不许滥用新闻自由（《新闻法通讯》，1984a）。此系大陆高层人士最早明确提出新闻自由（ freedom of the press）概念的公开言论，其「既保障又不许滥用（约束）的表述方式符合大陆普遍接受的「两点论，为后来有关新闻立法的论著所共循（张宗厚，1983：322；郑保卫，1990：188；刘建明，1991：259）。有所差异者，一部分人士侧重于强调保障新闻自由，以至提出「社会主义新闻法是新闻自由保护法的命题（孙旭培，1986） 。也有些人士提出新闻法应是限制新闻自由的（王中，1985），因为经过新闻法的限制，在限制的范围之外就可以获得自由。第三种倾向则强调保障与约束两者并重，缺一不可，侧重何者，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不能绝对化（梁华、阿茵，1988）。在此基础上，一些学人对「新闻自由作了深入研究，其代表性成果即为孙旭培的《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文，本文以「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概念同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相区别，系统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述，论证了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进步性和局限性，苏联新闻模式的缺陷，以及对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原则的构想，作者还以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有关规定为根据，论述了新闻法治与共产党领导的关系。可以认为是当时有关研究成果的综合结晶（孙旭培，1988）。 「新闻自由的概念，由于翻译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当时没有看到过（1），从而在共产党的文件里也没有作为正面概念出现过，研究者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独立地加以论述的。作为这项研究的成果，就是在当时的三个新闻法文稿中都在《总纲》部分写上了「新闻自由的条款，并且在整个文稿中贯彻了「既保障又约束的原则（2）。尽管后来发生过有人利用「新闻自由的口号进行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活动的事端，引起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猛烈批判，从而一度形成对于「新闻自由的chilling effect。但人们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以及有关行为的非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概念为越来越多的新闻学术界人士以至领导人士所接受，已是不争的事实（3）。 第二，对新闻法的各方面内容作了广泛探讨。除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外，诸如：知情权（right to know ,又译了解权）、名誉权（right of reputation）、隐私权（right of privacy）、肖像权、诽谤（libel）、更正和答辩、新闻报道与司法、追惩制（System of punishment after the event）和预防制（System of prevention）、舆论监督、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保守国家秘密、禁止淫秽（obscene ）物品、著作权（copyright,又称版权）等等，皆有专题文章涉及。特别是关于保护人身权各种权利的研究论述，据现有资料，新闻学界还要早于法学界。在80年代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法学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84）、《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等，都没有对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诽谤等概念作出解释。在许多民法教科书中也只是很简单地提到。而在《新闻法通讯》中，在1984年至1985年就相继发表了李祖兴的《论报纸批评与诽谤》和钟声的《新闻诽谤的法律规范和界限》等关于诽谤和名誉权的论文，在1986年初发表陈力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权观念》和廖晓英的《新闻报道与个人隐私》等关于隐私权的论文，等等。陈力丹的论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隐私权的见解作了详细的钩稽，阐发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提出报刊不应揭发个人的私事，但如果这项私事涉及社会生活，则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并且反对任意扩大私生活的范围等观点，同现代隐私权原则相合。至今大陆有关隐私权的专论，均以1890年美国学者S.D.Warren和L.D.Brandeis发表 为起点（王利明，1994：470；杨立新，1996：607；张新宝，1997：37），陈的论文则为隐私权理论起源提供了更早的线索，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与世隔绝，他们的见解自应有其来源。而法学界发表有关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等单篇论文要在80年代至90年代之交（4）。据张西明称：「检索广东中山大学法律系编辑〈1985-1987年全国法学文章目录索引〉，可以发现，在这两年里，中国法学界没有发表一篇关于诽谤法规、名誉权和与名誉权联系密切的隐私权的专题文章。（张西明，1998b） 同时，大陆学人尝试对新闻法原理作综合性的阐述，是为孙旭培、朱晓明、廖晓英合写的〈新闻法知识讲座〉（1985），共十五讲，涉及宪法权利、新闻批评、新闻诽谤、保密、禁载、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新闻机构的创办和管理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构建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最初尝试。 第三，新闻法研究领域的争议得到全面展示。80年代中叶，大陆学坛十分活跃，众说纷纭。三个《新闻法》文稿就各有同异。据王强华当时透露，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草案同另两个草案“不同之处在于，它规定个人有办私人报纸的自由，而另外两个草案没有触及这一点”。此外，还涉及建立诸如新闻评议委员会还是仲裁委员会来处理新闻纠纷的不同设计（王强华，1988）。这类差异反映了新闻立法过程中各种意见的激烈争论，本文不可能加以罗列，谨引用当时两篇综述以见一斑。其一，1988年3月，北京新闻学会开会研讨新闻法，归纳出四个“热点”问题：一、新闻自由；二、民营报纸；三、舆论监督要不要经过批准；四、新闻业的性质、作用，主要是宣传还是大众传播（力单，1988）。其二，1989年2月，在上海新闻立法报告会上参与起草新闻法的人士报告“起草有年，难点九条”：一、新闻法早出台还是晚出台；二、新闻法应立足现实还是理想的超前的；三、是否允许私人办报；四、新闻自由；五、新闻的功能；六、舆论监督；七、法律责任；八、新闻仲裁制度；九、新闻工作者自律（《新闻记者》，1989b）。这些争议对于立法工作成为障碍，以致《新闻法》迟迟未能出台，但是对于新闻法学研究来说，则是指示了研究的难点和重点，提出了现实的研究课题。 这一时期的研究究属初创阶段，今日回顾，幼稚和不足亦显然可见。本文作者概括为“四多于”：一、从政治理论层面的论证多于从法学理论层面的论证：例如新闻自由概念，前一种论证着重于新闻自由同社会制度之关系，以及对民主与法制、自由与责任、保障与约束等等范畴之探讨，这固然十分必要，然而用诸现实的操作层面上则显得隔膜。「既保障又约束，虽为绝大多数所接受，而在不同场合在不同人士笔下甚至可能表达截然相反的意思。后一种研究要求把自由视为现实的社会关系与法律关系，即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就需要对相关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相应承担的义务以及他人对该权利所承担的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二、就理念出发的思考多于对中国大陆新闻制度的实际现状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对马恩列与新闻法制有关的论述作了系统的钩稽和梳理，同时对欧美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新闻法制情况作了大量的介绍，比起过去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撷取片言只语为我所用和对欧美事物一概排斥的学风，已有根本进步。然而上述内容对于本地而言究属理念的东西，是否适用和如何适用于本地，尚需对现状作详细的考察。三、采取演绎方法多于实证方法。四、对个别问题作短促突击式的论述多于对某个专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不足也许是研究的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 二、从研究新闻侵权纠纷突破 90年代开始，新闻法学研究者不约而同将注意力转向新闻侵权纠纷。自《民法通则》于1987年生效以来，新闻侵权纠纷骤然增多，成为新闻界乃至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在新闻学界，有关的研究是从个案入手的。这也许同不同程度卷入纠纷的传媒拥有信息和发表意见的便利有一定关系。如大陆第一件新闻记者被诉犯诽谤罪的「《疯女之谜》案一审作出有罪判决后，记者所在的《民主与法制》从1988年第8期起连续刊登反驳判决的文章达半年之久，为数达数十篇，另有一些报刊则刊登反反驳的文章（5）。在徐良（6）、陈佩斯（7）、李谷一（8）等人的名誉权案中，亦有类似现象。这种做法反映了在法制建设早期，在新闻与司法的关系上尚缺乏规范，但在客观上正是结合个案对新闻诽谤罪或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的有关问题作了分析探讨，留下大量可供研究的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记者》月刊从1989年起开设「新闻与法律专栏，几年内报道了许多新闻侵权诉讼案件并加以评论。该所魏永征从1990年2月起在陕西《新闻知识》月刊连载《新闻官司面面谈》，每期一篇，一共登了20期，采用的也就是个案分析的方法，就案论法，每篇文章通过分析一至几个案例来论述某一法律问题。1993年，新闻出版署王瑞明、董伊薇和北京法院罗东川合作编写《无冕之王走上被告席》，共收入50个案例，逐一加以评析，有些论述颇见精辟（王瑞明等，1993） 。其他零星的「新闻官司个案分析在当时许多报刊特别是法制类报刊时有所见。个案分析紧密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可能有独到见解，但难以做到体系化，难以达到综合研究的深度。 个案分析逐步发展为从法理上对新闻侵权作综合的研讨。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反映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等单位发起在1991年、1993年和1996年举行的三次全国性的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1999） 。参加这三次会议的成员，兼容新闻界和法律界、理论界和实务界、领导管理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等方面，提交的论文和议题涉及新闻侵权纠纷从实体到程序的诸多内容。许多论文被后来有关新闻侵权和人身权、人格权的研究成果和专著大量引用，表明研讨会对新闻法学研究起到重要的孕育、催化作用。同时各地也举行过一些小型的研讨会，许多专业报刊发表若干论作，不及详列。当时研究所涉及的方面包括：一、新闻侵权行为和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行为的成立和排除，二、新闻侵权行为在一般民事侵权行为中的特殊性，三、新闻侵权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和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四、更正和答复的法律效力和履行程序，五、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与保护人格权的关系，六、新闻侵权的预防、新闻工作者的自律和自我保护，七、新闻侵权纠纷的调解、非讼和解和仲裁，等等，可以说是相当完整地涵盖了新闻侵权的主要问题。 1994年，魏永征著《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孙旭培（主编）、王晋闵、张西明合著《新闻侵权与诉讼》 先后出版，有人注意到两书结构有近似之处（陈力丹，1995），这恰好表明对新闻侵权的研究已从个案分析和个别法理的研讨走向体系化。是为新闻法学学科领域第一批学术专著。 至于在法学界，主要是从对人身权、人格权的理论研究入手，涉及新闻侵权。除单篇论文外，90年代中期有一系列重大成果问世，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1994a）、王利明和杨立新主编《人格权与新闻侵权》（1995）、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1996）等，这些著作，都有专章论述新闻侵权问题。王利明还主编《新闻侵权法律词典》（1994b），由新闻学和法学两界研究人员合作完成，是为目前新闻法学领域的唯一的专门工具书 。 若将法学界和新闻学界的研究成果作一比较，那么前者最重要成果就是建立了有关人身权、人格权的理论体系，他们所涉及的，包括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和身份权，在人格权中包括非精神性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精神性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以及跨越两者的自由权、贞操权等等，对于各项权利的概念、来源、内涵、特征，以及侵权行为（tort）的责任等等，均有系统论述。前述在80年代中叶，有关研究基本上尚属空白，不到10年即取得如许成绩，堪足称道。至于新闻学者以及他们与法学者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在新闻学和法学的结合部方面显示自己的特色，这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研究着重从新闻规律的特殊性入手探讨新闻侵权纠纷的发生、处理和防止，体现了在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同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这两类基本权利的冲突之间寻求平衡的意图。有的意见后来为立法司法部门所吸取，丰富了新闻侵权法（Law on Media Tort），显示了新闻学界在新闻法学研究中具有某种优势。试举其要： 一、关于新闻失实与侵权的联系与区别。大陆诽谤法的重要特征在于将事实之虚假直接列为诽谤的构成要件，而不同于英美和港台的诽谤法只是将真实（truth）作为抗辩（defense）理由（魏永征，1999a）。故而在新闻侵权纠纷出现初，原告人往往以新闻失实起诉，法院也往往以新闻失实判决侵权成立。而新闻学者以为，新闻报道由于时效性等特点，难免忙中出错，若与事实稍有出入即判决侵权，实为苛求，主张在新闻失实和侵权之间划一道界限，「微罪不举（孙旭培，1988.12.31.、1991）。至1993年，最高法院颁布司法解释，确认「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成立侵权，即新闻失实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方可下判。 二、关于新闻报道的特许权。新闻界素有「文责自负之说，然不为司法界认同。最高法院1988年司法解释有「报刊社对要发表的稿件应负责审查核实之说，凡稿件出错均可据此推断媒体负有责任。或以为媒介不可能将新闻中所有材料一一到发生的源头去作核实，而提出「权威度之论，以为凡具有足够权威性的机构或人员提供的材料，例如执政党和国家机关提供的材料理应无须再作核实，媒介对其中差错应当免责（王晋闽，1991）。此论其实与英美诽谤法「特许权抗辩（privilege defense）暗合。嗣后，又有学者明确提出引入外国诽谤法「特许权原则（陈泰志，1993、1996）。至1998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新闻媒介根据国家机关正式文书和职权行为所作报道，不认为侵权，被认为正式确立了特许权原则。然目前新闻报道特许权尚限于国家机关的相关材料，远小于外国特许权范围。 三、关于评论的侵权认定。新闻侵权案出现初，一般并未将涉讼新闻中事实与意见加以区分，往往将不当意见作为失实对待，评论文学、艺术、产品、消费品等或有不当，辄成讼案。1992年作家吴祖光被诉侵权案，以驳回原告之诉告结，新闻学界认为是一个突破。（9）论者引入「公正评论（fair comment）概念，指出评论公共事务的意见即有不当，亦应予以优先保护，其标准为真实、说理、善意、内容合法四项（张西明，1995a、b）。至1998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文规定消费者正当评论产品质量和服务不应认定侵害名誉权，认可了「公正评论原则。然适用范围仅限于此，关于对社会公共事务及科学文艺成果的评论规则，因条件尚不成熟，有待时日。 四、关于新闻侵权责任之承担。起初在诉讼中对新闻报道相关人员并未加以区别，时有媒介、作者、新闻源等等一概被追究责任，法院亦有追加被告之权，学界咸谓应区别对待，有论者提出若新闻媒介已被追究责任，则报道新闻之记者应属职务行为，可不对外承担责任（陈翠银，1989；成涛，1991）。1993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采纳这一原则，同时规定按原告起诉确定被告，取消法院追加被告的做法。关于新闻源之责任，论者提出应当区分主动提供行为和被动提供行为（王晋闽，1991），亦为1998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所吸取。 五、关于言论权利和人格权利的平衡。这个问题贯穿于新闻侵权研究之中。论者以为，人格权为基本人权，固然应当重视保护，言论、新闻自由亦属基本人权，同样不容忽略。尤其是宪法已明文规定了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在新闻诉讼中理应予以贯彻维护。论者提出，因批评公职人员而引起的新闻侵权案，其中法律关系具有双重性，不仅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存在公民监督公职人员的政治关系，对公职人员起诉应有抑制（魏永征，1991；陈泰志，1993）。又有论者提出人格权属私法（Private Law），批评权属公法（Public Law），公法应优于私法（张西明，1995）。比较系统的主张如：「一、区分公众人物（public persons）与一般公民：名誉权保护向一般公民倾斜；二、区分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和私人事务：名誉权保护向私人事务倾斜；三、区分当前事务与过去事务：名誉权保护向生存者倾斜；四、区分法人与自然人：名誉权保护向自然人倾斜。（张新宝、康长庆，1997：15－17）对于公职人员以保护名誉权为由抵制舆论批评的行为，人们认为理应予以制裁，作出了种种设计，如追究恶意不实诉讼之责任（李显冬、钟瑞华：1998）。以上论述，有司已有注意，然尚未成为法定规范。 本文作者注意到，台湾新闻界同行也面临着类似的课题，近年刘泰英、赖国洲、蔡兆阳等起诉新闻媒体诽谤案，亦属公众人物案件，虽然刘泰英案媒体胜诉被认为新闻自由的胜利（闵大洪，1997），然辩方为香港媒体，而本地媒体败诉则不在少数，不仅承担民责，而且承担刑责，故有“媒体的新梦魇”之说（石世豪，1998），学界曾就此举行大型研讨，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学者大有交流的共同点。 三、研究的深化和综合 90年代后期，对新闻法学的研究又形成一个新的活跃期。一是成立了新的研究组织，如199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建立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 ，同年8月司法部和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在华东政法学院设立的法制新闻培训中心(含学术部)。二是各种学术研讨活动频繁举行，据记载，仅1997年在北京，除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成立时的学术研讨会外，还有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研讨会（3月）、检察日报社与中国记协主办的“新闻与法”研讨会（8月）、北京广播学院《现代传播》主办的“新闻与法制”研讨会（9月）、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举办的新闻法制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等（张西明，1998.9.3.） 。三是有一些国家级新闻法学领域研究课题通过鉴定，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培汀、丁淦林、张国良、黄瑚承担的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闻•传媒•法律——新闻法研究》（1996年通过），王强华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课题《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1997年通过）（王强华，1997） ，等。四是研究内容从新闻侵权纠纷扩展开来，进入其他方面。这在第三次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就可以看出，提交的论文已不限于讨论新闻侵权纠纷，还有关于新闻报道与著作权法、新闻机构的行政管理、互联网络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致使这次会议变得有点“名不副实”了。下面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作一概述： 一、对新闻活动的权利的研究。新闻侵权研究实质是着重于对新闻活动的相对人即报道对象的权利的研究；他们的权利，对于从事新闻活动的主体（新闻媒介、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作者）则为义务。而在考察后者的义务过程中又势必涉及他们的权利，即进行新闻报道和新闻批评的权利。 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 就把新闻纠纷作为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这两种权利的冲突的表现来加以考察，虽然已有不少人论述过这种冲突，但这个国家资金资助的课题，在分析200件舆论监督个案和180件新闻侵权诉讼案例的基础上，对舆论监督的历史和现状、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司法独立审判的关系、在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两个方面法律规范设定的不平衡等等作了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比前人都有所超越，因而被认为是「新闻管理和新闻法制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很有实际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新闻记者》，1997） 。关于新闻权利研究方面值得称道的还有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宋小卫近年发表的一些论文（宋小卫，1994－1998） ，这些论文对现行法律制度中有关公民参与新闻活动的权利如知情权、表达权（the right to express）以及其他享受传媒服务的权利作了具体的集纳和阐述，比起以往仅就自由与责任、保护与限制、权利与义务等关系作抽象的论述来，是一种创新，显现了对新闻自由的研究向法学理论层面的深化。 新闻自由具体化即为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评论等权利，目前法律上尚无明文规定，新闻界和新闻学界甚为关注。近年有两个问题的讨论值得一提：1997年北京和上海的一些报刊开展关于记者「隐身采访（即不公开记者身份的采访，或称「偷拍偷录）的讨论，实质上是讨论记者采访和报道的自由度 。论者认为，记者隐身采访及报道应当受到隐私权法等有关规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到什么程度，则说法不一。多数认为，记者不公开身份的采访，要区分公开场合还是非公开场合（私人场合和涉及其他应予保守秘密的场合）、观察还是询问意见、所采访事项与公共利益相关还是无关、采访对象是特定个人还是不特定多数人、消极地不公开身份还是积极地伪造身份等等，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铁樯，1997；徐迅：1997/a、b；曹瑞林，1997；董滨，1997）。如果说这场讨论是在媒介的采访报道权同公民个人权利两者之间寻求界定，那么1998年关于报道公开审判的案件的讨论则是在媒介的采访报道权同司法公正独立的权利（权力）两者之间寻求界定。是年最高法院院长发表谈话称，要把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依法公开案件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现场直播，允许新闻媒体如实报道（《法制日报》，1998.4.16.）,冲破了新闻界流行多年的案件审结后方可报道的陈规。新闻界认为，这是对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权的肯定。不久中央电视台即对一起电影著作权案庭审现场进行直播，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表示欢迎，但是也有人士表示质疑（《科技日报》，1998.7.17.）。北京大学贺卫方连续发表文章强调司法程序的特殊性，认为电视直播法庭审判会影响庭审过程的庄重和严谨，进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1998）。由此引发关于新闻和司法、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热烈争论，大致说来，新闻界偏重强调新闻对司法的监督，而法学界和司法界则倾向媒体报道案件应当慎重，不应妄加评论，有的学者明确对「新闻监督司法的权利提出质疑（《北京青年报》，1998.11.2.；《工人日报》,1998.11.7.；《中国律师》，1998）。 二、对新闻媒介行政管理的研究。新闻媒介的行政管理法是新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对新闻媒介一向实行批准登记制，是为行政管理的基础。不过在80－90年代，国家对新闻媒介的行政管理主要以部门规章予以规范，等级较低，而且立法和执法合为一体，亦不符现代法治原则。随着行政法制逐步走向健全，单纯以规章行政已经难以为继。1997年，国务院连续颁布管理出版、印刷业、广播电视的行政法规，使大众传媒管理法提升了一个等级。（10）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士对这些规章、法规时有解释性文章。新闻出版署宋克明的一些论文，把新闻事业的管理体制归纳为共产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法制管理、部门管理、社会管理（行业管理）、内部管理等五种管理机制（1994，1997） 。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制度的，则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赵民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时期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管理的研究——以广播电视法规体系为视点》（1998）。这些论作，按照「依法行政的原理，对名目繁多的法规规章作了梳理和阐述。 三、对新闻传播活动中著作权问题的研究。大陆《著作权法》颁布于1990年，有关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的专著不少，但这属于独立学科。从新闻传播活动的角度研究著作权法的，主要为探讨社会共享知识成果的利益和作者权益、媒介权益和作者权益的合理平衡。如关于如何理解时事新闻不适用著作权法、广播电视节目表是否适用著作权法等问题的讨论，皆与此有关。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修改《著作权法》，争议焦点之一即为现行法律中关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条款。盖“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主旨，即出于满足社会共享权益而对作者权益作适度的限制（11）。论者以为，现行法律对作者权益限制过多，适足以使媒介获取大量利益。如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广播电视非营业性播放已出版的录音作品，属于合理使用，超出国际公约所允许的范围，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应予取消，而此议受到广电管理部门强烈反对（《中华读书报》，1999.1.13.）。论者还认为有关“法定许可”的规定亦应予以调整。 四、对外国新闻法制和中国新闻法制历史的研究。宋克明曾赴美国作较长时期的考察，回国后著《美英新闻法制与管理》一书（1998），作者系根据大量原始文献撰写，重点介绍两国的诽谤法和隐私权法，并涉及保密法、版权法和藐视法庭罪等内容，还介绍了两国新闻界内部管理以及互联网络管理的最新情况，与编译单篇论作或撷取第二三手资料编写的文章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作者从本国文化视角出发，在对外国法制作客观介绍的同时予以适当评析，以利于读者同本国的情况作比较和对照，乃近年新闻法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在中国新闻法制史研究方面，则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瑚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1998），全文紧扣言论出版自由和官方统制的对立这条主线，对近代中国新闻法制的发展轨迹作了系统的叙述。 五、传播新技术法制研究。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传播新技术的兴起，形成对现有大众传播媒介冲击之势，日益引起我国新闻学术界的密切关注，有关论文日见增多。从法的视角作考察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新技术将对现有新闻传播法形成怎样的冲击？将使人们的知情、表达、公共交往等权利要求产生怎样的变化？在保护国家秘密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保护人格权、知识产权等方面带来哪些新问题？应当采取怎样的管理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张西明主持承担了国家「九五期间重点课题《电子网络出版物的宏观发展与管理》，系第一个研究有关问题的国家级课题，尚在进行中。同所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1998）一书有专章论述传播新技术管理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 六、新闻法总体研究。对新闻法的有关原理作总体阐述的，除前已提到的张宗厚、孙旭培等人的论作外，陆续有一些新闻学专著中设立专章专节加以论述，如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在边缘学科介绍中有「新闻法学节（1987），中国新闻学院郑保卫著《新闻学导论》有「新闻事业的活动自由与限制章（1990），清华大学刘建明著《宏观新闻学》有「新闻法制章等（1991）。近年来徐培汀等的《新闻法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对新闻法方方面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分为史实、规范、侵权三个部分，在规范部分分别将公民、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介作为不同的权利主体加以阐述，体现了构建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某种意图。其缺点是有关我国现实的新闻法制的内容过于简略。1998年，黄瑚著《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出版，其上篇「新闻法规，有一半的篇幅系统讲述现行新闻法制（另一半讲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和外国新闻法制），在本学科领域尚属首次。其缺点是部分内容限于复述法律法规条文，对法理的阐述似嫌不足。解放军报社曹瑞林著《新闻法制学初论》（1998），亦有创立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尝试，在理论阐述方面较前述成果有很大拓展和加强，但其内容除总论外，限于新闻出版法、著作权法和新闻侵权法 。1999年，魏永征著《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出版，引用法律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等200多种，涉及宪法权利、国家安全和保密、禁止淫秽色情、新闻与司法、行政管理、新闻侵权法、著作权法、广告法等诸多方面，唯本书以“述而不作”为体例，对拟制的法律关系未于涉及。 在对新闻法的总体研究方面，从当年孙旭培等写《新闻法知识讲座》，到如今有几部概叙新闻法框架的专著问世，内容日益丰富，认识渐趋精深，这固然出于学人努力，然而亦同现实法制建设的进步息息相关。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年，至1999年7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250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106件，国务院行政法规830件（《人民日报》，1999.7.7.）。这些法律、法规中有许多内容同新闻传播活动有关，有的就是直接规范新闻媒介的，所以新闻法制已不复是当初创议立法时那样，只有几句原则可讲，而是已有相当具体的系统的内容了。现有专著所涉及的方面，亦同国际同类专著相合（G.Pobertson A. Nicol,1992,T.B.Carter,1994）。而国人或以为《新闻法》尚未出台，新闻传播活动目前尚属无法可依，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纵观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有专门法的少，没有专门法的多，有专门法的国家的新闻传播活动并不是只须遵守专门法的规范，也要受到其他诸多法律规范的保障和约束，没有专门法的国家并不等于新闻传播活动无法可循，新闻传播活动同样是在法治轨道上运作。实际上，新闻传播活动的走向法治，并不是光靠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就可以解决的，其中许多重要事项，必须由其他法律来予以规范。大陆新闻法学研究的成果，正是由现实的新闻法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同时新闻法制尚不完善，突出的是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诸项权利尚未有明文规范，新闻法学研究将为完善和发展新闻法制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料和设计，这就是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新闻法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尚处于幼小阶段。作为一门学科，应当包括论与史，在论中又包括应用性的理论和基础性的理论，特别是必须拥有有代表性的能体现本学科理论框架的理论专著。按这个标准衡量，现有专著基本尚属应用性著作，理论性探索尚待继续深化。我中华版图之内，两岸四地，实施四种法律，按意识形态，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按法系，则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别，其内容之丰富，实为世界各国所未有。有志于此学者，倘能加强合作交流，多作借鉴比较，博采众长，必可取得出色的成绩。 新闻法论文:浅谈中国新闻法建设兼论新闻法中对新闻自由的保护问题 摘要:本文主要就中国新闻法立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并围绕新闻法立法的核心问题——新闻自由浅谈我国新闻法的构建。通过借鉴西方新闻自由的认识、追求与法律规范,试图为我国新闻法中保护新闻自由问题找一条出路。 关键词:新闻法;新闻自由;新闻评议制度 对于中国法建设的现状,大约有悲观与乐观两种态度。悲观者认为新闻仍是法律的真空领域,大声疾呼《新闻法》的出台。以魏永征为代表的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们则认为我国已有较为完备的新闻法体系,目前最重要的是认真消化、掌握、贯彻、执行现行新闻法的丰富内容,在实践中总结提高,以促进新闻法制建设进一步深化。要弄清孰是孰非就要从中国新闻立法的历史和现状谈起。 一、新闻立法的历史与现状 1979,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也开始酝酿。1980年,赵超构李子诵等新闻界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三次会议期间首次呼吁制定新闻出版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1984年六届人大和政协二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决定制定《新闻法》。两个月后,新闻法学学科建设的发源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并着手起草《新闻法》。(1)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有三个《新闻法》文稿被起草出来,但并没有一部《新闻法》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出台是新闻法学研究领域的遗憾,但也并不能因此得出中国没有新闻法的判断。广义的新闻法不仅仅是以《新闻法》为名称的法律文件,而是对于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保障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规范之总称。我国宪法、法律以及其他领域的专门行政法中都有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规定。我国形成的是以宪法为依托,在专门的新闻法律缺失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来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的关系的立法体系。(2)因此,新闻法制建设的状况就如同魏永征所总结的一样:有法可依,尚不完备。 新闻法建设的现状与我国新闻业发展的特点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报纸是各级党委的机关报,广播电视是各级政府直接管理的一种机关性质的事业单位。各媒体的主办单位对于新闻报道都有严格的规定,不需要专门的新闻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事业单位从实际上的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舆论工具回归,“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十六个字是这种回归的最真实表达。(3)中国对媒体的控制正在由“有形”转向“隐形”,但是新闻改革与新闻法制建设的步伐并不一致。新闻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新闻自由受到各种权力的干预,或是新闻侵权案件激增等等。 魏永征把立法难题归纳为五个矛盾: ① 法的刚性和意识形态的弹性的矛盾。思想性质的问题是不可能用强制的办法来判断、解决的。 ② 新闻媒介社会控制功能与表达功能的矛盾。 ③ 权利的普遍性和权利的等级性的矛盾。我国的新闻媒介隶属不同等级的党政机构,统计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不同等级媒体采访报道权能是不同的。 ④ 法的稳定性和舆论导向的随机性的矛盾。 ⑤ 随机调控和依法行政的矛盾。 我国新闻法制的主要问题是法律效力层次低,以行政管理法为主,而且忽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主体地位和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新闻报道活动是瞬息万变的,需要灵活的政策来规范,但政策不可能也不可以代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尤其是非制度化的政策对新闻媒体自主采访和真实报道的权利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主张了封锁消息、“电话会议”、歪曲事实等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因此,以规范的法律来代替随机性的政策将是新闻法体系建设的趋势。 此外,对于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模糊也给新闻报道活动带来不便。新闻传媒享有的权利通常有:新闻采集过程中的知情权、采访权、摄影摄像权,编辑制作过程中的编辑全、改编权,传播过程中的出版权、广播播映权、权等等;其承担的义务有:采访过程中不得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住宅安全权、沉默权,编辑制作过程中不得篡改实施,传播过程中不得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如不得传播淫秽内容不得泄露国家机密、不得侵害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等等。(4)如果能以专门的行业法形式规定这些权利和义务,无疑会给新闻工作者们一个明确的行动指南。 二、新闻自由——新闻立法的核心问题 新闻立法的核心问题是保障新闻自由,广义上说,即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新闻媒体由于其采集信息的专业性和优势,逐渐成为了公民藉以实现这种自由和权利的物质载体和主要阵地。人们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可以追溯到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的观点:思想的自由市场是达到真理的途径。法国在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中宣布“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交换,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则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新闻自由的法律根源。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是人们对表达自由、新闻自由的追求史。 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一代又一代人孜孜不倦地追求新闻呢? 美国新闻法学家艾默生把表达自由的价值归纳为四点: ① 保障个人自我实现的方法; ② 达到真理的手段; ③ 保障社会成员参加国家政策的方法; ④ 维持社会稳定与变化均衡的手段。 1946年,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发表了《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一文,强调“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提出“政府”“报刊”“公众”的“三极结构”。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特瓦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权力理论”,认为“宪法之所以保障新闻自由,其目的是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媒体,使其能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发挥其制度性功能。”(5) 新闻自由虽然是“舶来品”,是并非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争取民主平等的工具和历史产物,但它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新闻自由是一项制度性权利,在各国新闻立法研究中都占据核心地位。保障新闻自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媒体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制衡政府权利,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保障新闻自由也十分重要。 1949年颁布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在第四十九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进行诽谤,破会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肯定了公民的表达自由,其中也内涵了新闻自由。但是作为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并不能等同于作为新闻传媒的新闻自由。相比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而作为新闻传媒,由于其是在有组织性地从事传播新闻的专业性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有人把它比作“民主政治的窗口”。因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将新闻自由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去规定是十分重要的。世界上不存在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自由,“为某种权利划定界限,实质上是对某种自由的保护,因为它同时也制止了权力任意干涉的可能性。”我国宪法虽然也在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形式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这样的规定比较宽泛,反而是权利虚化,不利于新闻自由的实现。因此在肯定新闻自由的时候还要明确应给予什么样新闻自由的底线。除此之外,在立法保护新闻自由的同时,我们还要自习思考下列问题: ① 从哪里争取自由:新闻媒体怎样保障新闻不受国家权力、社会势力的干涉 ② 为谁的自由:新闻自由究竟是为了新闻媒体自身还是为了新闻的受众即人民 ③ 就新闻媒体内部而言,新闻自由究竟是给予媒体经营者的还是给予记者编辑的问题 ④ 新闻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应给与保护 ⑤ 保障新闻自由应采取何种手段 ⑥ 如何处理消极的新闻自由与积极的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 真理朝前多走一步往往会变成错误。在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体制确不久后,新闻自由这一捍卫新闻职业道德的思想武器因其为新闻从业人员所滥用而开始变性,西方新闻界在解决了原有矛盾后出现了心的矛盾,陷入了新的职业道德困境。(6)中国新闻法立法同样要避免新闻自由的滥用,防止新闻侵权、黄色新闻泛滥等行为的产生。 但是即使出台了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也不能说新闻传播活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们同样要参照其他法律以及新闻职业道德来规范新闻活动。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可以借鉴西方的新闻评议制度。黄瑚在《新闻伦理学》中写到“新闻评议制度,是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运用自律方式让新闻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有效手段。”新闻评议制度与法律法规相比更具灵活性,但是其本质仍属于新闻自律的范畴。因此,对于许多法律无法顾及的方面,用新闻评议制度来解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国新闻法体系尚有较大的缺陷,而尽快制定一部《新闻法》将是弥补缺陷以及解决我国目前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最好途径,也是加快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而《新闻法》制定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和限制。但是有了一部《新闻法》,也并非可以高枕无忧了,新闻传播活动有中许多法律无法控制的内容,而新闻评议制度则是解决的良策。 新闻法论文:电视新闻法则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整合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媒介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提炼出诸如拼贴、复制、解构、多元等后现代法则，并尝试将这些后现代法则与电视新闻研究进行整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陈其利弊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电视新闻；后现代；拼贴；复制；解构；多元 勿庸讳言，当代电视节目因其创造了斑驳陆离、叹为观止的媒介景观而成为了后现代研究的绝佳范本。当人们沉迷于后现代气息炙烈的MTV和电视广告时，对于体察电视新闻的后语境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其实，在大众文化的漫天硝烟下，电视新闻从形式到内容都或多或少地隐匿着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法则。 拼贴、复制与电视新闻的时空幻象 拼贴与复制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性状，也是最受争议的后现代命题之一。本雅明曾对这种技术表现出倾心，他认为：“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1]尤其是摄影技术在表现事物时，通过拼贴式组接或蒙太奇技巧的运用，不只为观者带来视觉的全新体验，也使“展示价值开始整个地抑制了膜拜价值”，[2]从而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 如今，当我们置身于大众媒介营造的视觉王国里，也会深深感受到拼贴与复制的无所不在。电视新闻就是经由电子技术显像，按照特定的镜头语言逻辑，对新闻元素进行声画拼贴与复制的一种媒介形态。其带给人们的新闻资讯无所不包、无远弗界，这种时空体验是以往那种亲历体验方式所无法企及的。面对媒介社会的信息泛滥，电视新闻为了高效快捷地给大众提供资讯服务，使表达当下情感和精神成为可能，也在不断催生着新的节目表现形态。 例如《东方时空》子栏目《时空连线》在国内首创多视窗节目形态，其呈现给观众的画面是主视窗中的主持人与三个分视窗中的新闻当事人的对话。在这里，传统的一元电视画面被切割成若干影像单元，通过技术拼贴使来自不同时空现场的画面被统一在节目当下的时空维度中，这种虚幻的时空景象无疑强化了新闻的即时性。另外，目前频见于各档新闻节目中实时滚动的字幕新闻，也是通过拼贴复制技术使得字幕在画面下方快速滚动，使新闻演播室的直播时空与由文字不断生成的拟态时空互相交错，这样造成了信息空间相对膨胀，而时间因并轨被相对压缩。技术的进步使得新闻的进行时态不断得到强化，而观众也仿佛置身于永恒的当下和永恒的变化之中，随时体验着新闻资讯的鲜活。如此看来，拼贴与复制法则在粉碎我们以往时空体验的同时，也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并找到了当下的存在方式——一种新的时空体验，而这使我们通过电视媒介感知新闻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丰富。 然而，技术带给新闻的也并非完全是福音。创立了诸如类象、内爆、超现实等后现代话语的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在对媒介技术进行阐释时就走向了激进的批判。在他的社会学视野中，传播的扩张性和影像的蒙太奇一起构成了后现代的社会体系，而“真实已经在形象和符号的迷雾中完全消逝了”。[3]由于传媒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整体性，瓦解了曾经为人们提供了统一感的时空量度，因而在电视新闻为大众提供的信息符码中，“历史”就演变成符合编码规则的视觉文本，零散、平面而无深度。在编码过程中，生产者会对一些真实事件的影像声音碎片进行任意地拼贴复制，由此产生的媒介文本会令人们推演出整个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然而就是在媒介技术的过滤、切割和操纵下，真实世界的面貌往往被窃取甚至取消，过往历史的深厚也会变得萎缩和平庸。因此，波德里亚悲观地断言，“人们越是接近真实资料、‘直播’，越是用色彩、突出等手段来追踪真实，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就会越陷越深”。[4] 在现实的媒介事件中，关于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的种种矛盾成为波德里亚的追随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对电子技术的仿拟功能采取批判态度的同时，他们进而对电视新闻传播的真实性进行质疑。由于声画符号是电视新闻报道现实的重要手段，因此符号与现实的断裂也就在所难免，对海湾战争的怀疑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波德里亚曾断言海湾战争根本未曾发生，只是传媒制造了一场影像战争。这种说法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对于电子媒介竞争，尤其是战时新闻中愈演愈烈的媒体大战而言，则不无反讽效果。确实，电视媒介对新闻事实的主观再分割，肯定会导致观众对真实状况的无所适从。传媒对关于“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的反思，就代表着生活于后媒介景观中的新闻工作者的一种理性自觉。 解构之维与电视新闻的“去中心化” 在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由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人创立的解构思想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反结构主义是解构主义的徽章，其解构的目标就是拆除那种具有中心指涉结构的主体。因为在解构主义者的眼中，这种结构根源于对永恒意义和恒定结构的先验性设置，而其本身往往无法逃离权力中心的控制和话语制约，因此需要对这种抽象结构进行消解，最终使得“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5] 解构大师德里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去中心化”，例如对某一文本的关注点不在于其中心，而在于其边缘，在于被隐瞒、被掩盖的那些环节。当电视新闻被视为媒介文本时，其去中心化过程就是建构那些与观众切身经验相关，但以往却处于边缘的意义的过程。 电视新闻诞生之初基本上沿袭的是政党报刊的路数，把宣传与教育作为自身的主要职责，而电视机构的体制属性无疑催生了电视新闻的话语权威性。在我国，长期以来，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宣教新闻是国内电视新闻的主流模式，政治教化成了这类新闻的第一要务，与之对应，那些引领潮流的社会精英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闻中的主角。然而，随着新时期国内新闻理念的进一步演化，新的节目形态开始崭露头角，其中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都市民生新闻成为新的热点。在这类节目中，关注社会普通层面、再现都市生存状态成了新闻首要的价值诉求，而生活在平凡世界、忙碌于街头巷尾的普罗大众就成为节目重点捕捉的新闻人物。如今，随着一批民生态的电视新闻如燎原之势蔓延全国，一度被观众视作政治传声筒和领导见面会的电视新闻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亲和力及创造力，倾力建构着“新闻，为民所用”的全新话语体系，而这类新闻节目大多在各种花哨的技巧外衣下隐含着“去教化中心”与“去精英中心”的策略。 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活跃在电视新闻改革中的这场“去教化中心”和“去精英中心”运动实则暗合了后现代的解构之风。因为在当下这种后乌托邦式的平民生活中，在反精英主义情结日益普遍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等精英话语的灌输已渐生抗拒，他们开始放弃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转而开始向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生活原生态回归。而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传播语态由教化向沟通的过渡、选材向度由唯上向亲民的转变等等，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新闻领域的政治情结与精英情结的一种消解。 然而，正如“后现代”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亦正亦邪的矛盾综合体一样，解构主义也有其与生俱来的思维罅隙，特别是当其一味流连于文本的游戏和差异，却对真理、意义的构建无动于衷时，就会有滑向价值虚无主义的危险。詹明信曾视“去中心化”的文化逻辑为“把生活中无数卑微的细碎一一混进他们切身所处的文化经验里，使那破碎的生活片断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材料，成为后现代经验不可分割的部分”。[6]这种观点作为对时下电视新闻某些弊端的概括颇为到位。例如以表现世俗民风见长的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在初创时期，为了尽可能淡化新闻的政治色彩而不惜出位，以肤浅琐碎的新闻噱头来取悦观众，致使一些未经证实的市井传闻、鸡毛蒜皮的邻里矛盾甚至百无聊赖的猫狗打架都曾一度堂而皇之地步入新闻殿堂。而当节目沉湎于再现这些偏离新闻基本属性、一味媚俗的伪民生题材时，民生新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与琐碎化。其实，新闻的平民化视角并不等同于低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味，还原百姓生活也并不意味着就此取消价值导向和伦理规范，毕竟，电视新闻在传承文化和传播信息方面是责无旁贷的。因此，电视新闻在吸纳“去中心化”的合理价值内核时，同样需要审慎地把握解构这把双刃剑。 新闻谈话节目与元话语权威的消解 受德里达、福柯等人解构思想的影响，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在反对主体性的基础上，进而质疑现代知识的合法性地位，并发展出一整套解合法化的后现代策略，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将知识定义为类似于一种普遍真理和终极价值的元话语体系。在分析了知识的状况、地位的变化以及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范式不可通约”后，他认为“知识元话语权威下的综合原则”已经不适用了，所谓元话语只不过是多种话语中的一种话语而已，不再是绝对真理。因此，把知识重新加以合法化，意味着应该尊重各种话语的差异。他同时还指出，人类对话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因为“那种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相反，对话的目的在于追求谬误推理，目的在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7]据此推断，倡导以更深广的气度来包容差异和多元才是后现代的知识法则。 当我们为利奥塔的犀利和颠覆性思维喝彩时，却发现身边的传媒世界也浸染了这种反叛权威、崇尚异质的后现代色彩。受其影响，媒介文化正在经历着从偏重单一教化到促进多元沟通的转变。这种转变如此深刻而迅猛，以至于一贯以承载意识形态教化为己任的电视新闻也无法逃避。在平等参与、尊重差异的传播理念下，将谈话与沟通机制引入到电视新闻中就多少带有了必然性。这类新闻谈话节目一改过去主持人或专家独家掌控新闻话语权的局面，引进了开放、平等的多人或群体对话机制，话题的参与者都是具有平等发言权的独立个体，现场成为汇集众议的公共论坛。在这个开放的话语空间里，各种信息多向流动，多元价值观相互撞击，宽容代替狭隘，民主超越独断，不再有先验性的思想框架，对话是产生文本意义的唯一渠道。 我们试举央视王牌节目《对话》的一期内容作为例证，节目围绕高校收费居高不下，寒门学子上学难这一社会问题展开讨论。高校把持教育成本分摊制的观点，家长却认为工薪阶层负担沉重；学生抱怨助学贷款申请困难，银行回应欠贷不还现象非常普遍；社会希望政策支持企业救助，而政府认为捐款抵税与国情不符……，多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一个就学话题带出了教育体制、收入分配、银行信贷、税收政策、社会救助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潜在矛盾。的确，在当代这个多元异质的社会中，对与错、是与非的二元维度似乎已很难应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纷繁复杂的差异与矛盾，因为任何话语只能是在历史视点之内的有限性话语。因此，节目秉承“突出思想的交锋与智慧的碰撞”的宗旨，让差异各方尽可能通过对话达到沟通，并鼓励各方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看待矛盾，以一种更宽容的态度来面对现实。 然而，与解构主义所面对的困境一样，多元主义如果片面追求知识的异质性，推崇差异而贬损共识，力主谬误推理而拒斥宏大叙事，其结果就有可能形成“狂欢节式的”众语喧哗。在这里，由于缺乏共识，多元话语之间相互讥讽、语无伦次、前后矛盾，于是“社会联系的纽带被离断肢解了，有秩序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无序的大众聚合”。[8]当然，波德里亚的这一结论未免过于耸人听闻，但这对于当今这个充斥着话语碎片的传媒世界来说，无疑是具有警示效果的。 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类都会渴望从对话中实现沟通，从而满足智慧、信念的精神需求，并体验普遍、永恒的终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取得共识应比陈列差异更有意义。例如在前文所举的案例中，《对话》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不忘启发社会各界提出更多的帮助解决寒门学子入学的建设性方案来。由此可见，电视新闻利用谈话机制建构多元话语场固然重要，但通过对话交流传递人文关怀、催生情感共鸣、引导社会变革，也同样应该是媒体追求的职业理念。 后现代思潮虽发源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浪潮风行世界，其影响已经波及我国。对于这股思潮，盲从或拒斥都是无益的。无数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的思想文化在经过碰撞之后产生的价值整合才是最具意义的，而这也正是本文尝试以后现代法则反思电视新闻的目的所在。 新闻法论文:虚假新闻法律规制管理论文 某刊今年第一期刊载了《读者的“消费者权益如何保护———从桂运波诉《知音》杂志说起》；在第二期又刊载了《虚假报道：侵犯读者的人格权———兼作新闻“真实性”的法律读解》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法律规则》是这个讨论的继续。 本文认为，虚假新闻分为两类：一类有特定指向，侵犯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类无特定指向，但有严重的危害性。读者桂运波诉《知音》一案出现后，人们应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进行理论反思。 新闻打假的呼声，在中国现当代新闻史上可谓是历久不衰。然而，回望漫漫长路，新闻打假却遭遇尴尬：面对与己“无关”的虚假新闻，广大受众虽满腔义愤，但更多的是无奈和茫然。虚假新闻就在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依然得以蔓延、肆虐。 新闻打假难，难就难在虚假新闻形式的多样和权利主体的有时不明确上。从有无特定指向来看，虚假新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一类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前者在报道中有明确、真实的新闻当事人指向。后者在报道中没有指向某特定新闻当事人或其所指向的新闻当事人纯属虚假。对于前类虚假新闻，由于它往往侵犯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新闻当事人一般会主动高举打假旗帜，因此，现实中这类虚假新闻也较好地得到了遏制。而对于后一类虚假新闻，由于法律规制存在着不足，加上业界和学界关注不够，其打击力度也明显较弱，这不能不给新闻打假蒙上一层不确定因素。《知音》一案的出现，使得如何认识和规制这类虚假新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擦边球战术 不断涌现的新闻侵权诉讼表明，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新闻规律，同时也侵害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新闻媒体和新闻作者有卷入新闻侵权法律纷争的可能。透过众多的案例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涉诉的虚假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均指向特定的新闻当事人。有的是在报道中指名道姓，以直露的方式侵害了当事人的人格权。有的则没有指名道姓，但通过特定的时空关系和人物特征的描写可分辨出其新闻指向和侵害对象。 也许是虚假新闻制造者从诸多的新闻官司中领悟到，制造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存在着侵权和被起诉的极大风险，于是，无特定指向这种“有惊无险”的虚假新闻便得以纷纷出笼。《45年前的恋人从死亡名单上走来》一文曾是前些年为许多媒体刊载的一长篇“纪实”通讯，文中讲述了黑龙江省海林市胜利乡一位叫王家政的战斗英雄与长沙姑娘许燕的生死恋情。此文颇为煽情动人。后经《黑龙江日报》记者纪秀英的调查，发现该篇“纪实”通讯纯属“纪虚”，不但许、王其人其事均属虚构，连海林市也无胜利这个乡。河南西峡县某人曾在办公室里炮制出两篇颇具现代意义的法制新闻，一是发表在1998年5月13日《人民法院报》上的《我要凭票看电影》一文，说西峡县某影院在放电影时发现观众只有三人便决定退票，为此一观众诉至法院，法院判定影院单独为这位观众放一场电影。另一篇是发表在安徽一法制类刊物上的《滥用诉权案》一文，说一工人因被人错告使其经济和精神受损，转而起诉此人滥用诉权，最终法院判其胜诉并获赔偿1400元。 以上几例皆属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该类新闻表面上言词凿凿，新闻要素一应俱全，实际上纯属虚构，这类报道的另一特征是“对事不对人”，它追求的是事件的煽情或事件所具有的轰动效应，它不以侵害新闻当事人为目的，实际上也因为其事件乃至人物、地点的子虚乌有构不上对特定新闻当事人的侵权。它使作者追名逐利的渴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又避免了新闻官司的烦扰，这也是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日益泛滥的缘由。 尽管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没有或不能侵害新闻当事人的权益，但其危害性却很明显。个别媒体的虚假新闻不仅损害其自身信誉，而且还殃及整个传媒，危及整个传媒的发展前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使普通受众既花了不该花的钱，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在感情上也受到了欺骗和伤害。另外，受众凭借对媒体的信任，在某些虚假新闻的误导下可能会做出错误的行为抉择，不仅使自身利益受损，甚至还可能有碍整个社会的常态发展。 《知音》一案：普通受众渴求法律之剑 2000年4月，与报道内容并无所涉的普通读者桂运波以被告刊登虚假纪实文章为由(其中有一些便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将国内知名杂志《知音》告上法庭。请求法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刊发虚假文章，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并赔偿原告购买的刊有虚假文章的该杂志价款的一倍，以及精神损失费等，并公开向受骗读者赔礼道歉。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知音》杂志社在答辩中强调，商品和服务是《消法》保护的范畴，而报刊内容并非其保护范畴。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杨竖昆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报刊内容属《消法》的保护范畴。而民法专家何山认为，对于文字内容的虚假，除非是这一期杂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虚假的，单凭一两篇文章中部分的虚假，读者是不能作为原告起诉的，这有个量的标准。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和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当事人的条件，不具有适格的原告资格。 [page_break] 《知音》一案给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作者和刊载媒体敲响了警钟：伴随着普通受众权利意识、法制意识的增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已从单纯的物质产品领域进入到精神产品领域，这种擦边球战术尽管没有侵害某特定新闻当事人的权益，但因其愚弄了一般受众，同样有被诉诸法律并受法律惩罚的可能。 本案引发的争论和本案的一审判决表面上蕴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报刊的内容是否属《消法》的保护范畴?但其背后却蕴含了一些更深层次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普通受众能否作为原告以“虚假新闻”为由提起诉讼?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性质?现行法律对此类新闻的法律规制如何?又该如何规制这一类危害甚大却经常逍遥法外的虚假新闻? 无报刊的内容是否属《消法》保护，《消法》并无明确规定。一期报刊中存在多少虚假内容算是质量瑕疵，法律并未界定其标准。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的确使普通受众从物质到精神上都受到伤害，但它究竟侵犯了普通受众的何种权利呢?现行立法在以上一些问题的模糊和疏漏直接导致了《知音》一案的一审结局，尽管本案已告一段落，但其争议仍在继续，留下的问题也未获解决。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危害性、对普通受众权益的侵犯性确乎是一个昭然的客观事实，而由于法律规制的不足致使普通受众的权益遭到冷落。《知音》一案再次表明：现实呼唤一部专门的新闻立法，新闻立法应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倍加关注! 普通受众的诉权：必要且合理的外部规制 防治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既要仰赖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的道德自律、新闻行业从业规范的约束，更要仰赖法律的规制。对于虚假新闻，我国在一些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作了些规定。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捏造、歪曲事实。”《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的处理办法》中规定，报刊刊登虚假、失实报道和纪实作品的，应公开更正并消除影响，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视其情节轻重将责令限期更正、警告、通报批评或罚款，有关责任人员还将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显然这些规定或措施适用于各种虚假新闻，自然也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有效。但这些规定或措施也有其特殊性：其一，它们本质上属于新闻出版部门的内部制约监督或法律规制。新闻监督和监督新闻同样重要，对新闻媒体进行监督是确保其有序、合法、文明运作，正确发挥其功效的必要前提。它需要普通受众的参与，广大普通受众的参与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制约环境，使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具有一定的透明度，也利于彻底打击虚假新闻的产生和蔓延，并达到消除虚假新闻的目的。其二，尽管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属以上规范性文件的禁止之列，但它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仅是行政责任，受侵害的普通受众无法通过新闻记者或新闻媒体行政责任的负担，使其已然受损的权益能够得到弥补、恢复和赔偿。赋予普通受众以诉权，是弥补现行法律规制之不足的需要，它可使法院通过审判，让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制造者或刊登者承担民事责任，使普通受众在监督新闻媒体的同时又能维护自身的权益，从而有助于有效打击、遏制和消除这一类虚假新闻。 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法律性质也决定了赋予普通受众以诉权具有合理性。笔者以为，从性质上看，刊登、出版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行为构成违约。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普通受众与新闻媒体之间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普通受众通过购买这一交易行为而订立的，受众购得报刊后合同开始生效。依照买卖合同，买方即普通受众的义务是支付价款，他所享有的权利是取得报刊的所有权，并有权就所购买报刊的质量瑕疵追究卖方即新闻媒体的违约责任。提供质量合格的新闻报道为新闻媒介的基本义务。新闻报道的质量不仅体现其载体报刊杂志的纸张、装帧、印刷、错别字差错率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因为报刊的主要价值在于新闻报道的内容，而不是它的载体。读者的购买目的也并非在于新闻的载体“纸”，而是在于新闻报道的内容。对新闻报道内容的质量要求便是报道应具有的基本属性即新闻的真实性。只要出现了内容基本失实的新闻报道，无论一期报刊上有几篇，正如顾客所购的衣服不论它破了多少个洞，都应属质量瑕疵，属于违约，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有时也可以构成侵权行为。传统的新闻侵权理论认为，新闻作品有特定的指向才构成新闻侵权。《知音》一案的出现使我们有必要对该项理论进行反思。 民法的侵权行为理论可成为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是否属侵权新闻的判断标准。民事侵权行为法认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行为的违法性；侵权行为的损害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侵权主体的主观过错。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民法的“帝王条款”，而且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及其实施细则、《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的处理办法》等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作者在主观上对其作品的发表均属直接故意，对作品可能造成的侵害也持有故意或过失，刊载媒体同样存在故意或过失。至于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要构成侵权的另两个要件，以下例子可以证明。1999年《新闻出版报》曝光的虚假新闻———《神农架悬赏50万抓野人》，这一虚假新闻的幕后策划者为深圳“智慧鸟公司”，其真实目的是发行探险旅游卡。某公民在读过此类报道后，受其“50万悬赏”的误导，购买了探险旅游卡，结果发现是上当受骗。在此例中，该公民财产本不应受到的损害直接源于此文的误导，其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以上分析足以说明，在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对普通受众形成误导，受众在该误导的指引下作出了错误的意思判断和不应有的行为时，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构成了新闻侵权，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此类新闻侵权的特征与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的侵权有所不同，前者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一般受众的财产权，它使受众的财产不应减少的得到了减少，而后者侵权的直接客体是特定新闻当事人的人格权。 违约性是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特征，也是一切虚假新闻的共同特征。普通受众可以其违约性，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向新闻作者和刊载媒体主张违约责任。另外，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也可能构成侵权。此时，新闻作者和刊载媒体所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便属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依照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有侵权和违约特征的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既然对普通受众的财产权形成了侵害，普通受众便与案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任选一种责任方式向法院提出其诉讼请求。 其实，依照我国1997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7条的规定，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而使其能够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不在于出版部门对有关主体行政责任的追究，而是在于受其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诉权，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来追究其民事责任。 新闻法论文:论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化 摘要：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体系，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事业面临诸多矛盾，特别是没有属于新闻的法律出台，包括采访权在内的许多新闻活动都属于习惯约定，新闻从业人员缺乏保障。本文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从法制建设的现状、存在矛盾以及发展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化 面对我国不断发展的新闻传播事业，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旧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制规范化道路。本文旨在分析我国新闻法制规范化的现状，从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法规上引申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以求能够找到新闻法制规范化的出路。 一、我国新闻法制化的现状 我国现行新闻法制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宪法》有关条款：一些基本法律和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中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条款：有关报刊、广播、电视的专门行政法规、规章。因此，以我国《新闻法》尚未出台而认为我国新闻传播活动无 法可依的看法是不对的。当然，由于没有《新闻法》，我国新闻法制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 我国新闻传播活动的宪法性 从《宪法》关于“国家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广播电视事业的规定。在许多地方一些行政规章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称为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以法的方式规范新闻传播的方针，这是中国新闻法制有别于世界上现行的成文新闻法的最大特点，这主要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性，从历史上看欧洲曾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采用这种方式，这种从内容到方式都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对社会制度和公众利益发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国新闻法制十发重视新闻传播活动应当有益于社会和人民，应当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正确引导舆论，传播消息和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提供健康的娱乐，反映人民的意见和建议等，以满足人民对新闻传播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这些要求是《宪法》规定的“两为”基本方针的具体化。比如：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的新闻传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印象首先体现在新闻传播为抗震救灾服务，新闻传播成为了抗震救灾有力的工具和为人民服务的渠道，很好的回答了《宪法》两为规定。 2　我国新闻传播活动中适用法律状况 在我国的刑法中包含了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约束和对妨害新闻传播活动犯罪的制裁，据统计，约有二十多种罪名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民法通则对于保障公民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的新闻侵权诉讼几乎都是依照民法通则的原则和条款来裁决的。值得注意的是，最高院在适用刑法和民法过程中所作的司法解释，有些内容也是直接对新闻传播活动做出规范，如1998年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的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释》。与基本法律相对应，其他主要调整某一方面社会关系的法律也同新闻传播活动密切相关。 3　我国新闻传播中行政法规、条例、规章运用状况 行政法规作为传播法的渊源有三种类型：一是管理各类传播媒介的专门行政法规；二是对新闻传播活动中某一具体事项进行单项管理的行政法规；三是一些其他领域的专门行政法规中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规定，这些行政法规涵盖了所有传播媒介的管理，是我国目前管理传媒的最高规范，这些行政法规都是以控制管理为立法目的，禁止性义务性条款多于授权性条款。还有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项条例。 二、我国新闻法制化进程中存在的矛盾 1　我国没有完整的新闻法 随着我国加入WTO，虽然中国政府开放了广告业和发行，但是中国新闻业不可能永远依赖政府的护犊，从我国的新闻事业在近几年发展的状况看，新闻事业进入了群龙混战阶段，我国在新闻法制方面存在多年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问题，那么未来如何改变，已经成为颇受业内人士和专家关注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新闻方面的正式法律出台，因此，新闻官司层出不穷，却又没有相应的权利义务的规范。也没有一部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利义务标准的法律。我们只能从宪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去寻找这样一些规则作为依据。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比如，新闻传播活动主体的授权性规范之不够完备也是人所共知的。一是有些权利还没有进入法律范畴。“新闻自由”尚处于置之不论的状态。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如采访权、报道权等，法无明文。不是说我国新闻工作者没有这些权利，而是说这些权利还只是习惯权利，并没有成为法定权利。英美虽然没有成文的新闻法，但他们都是新闻法治国家。它首先确定新闻是自由的，不受权力机关干预，然后以判例法和各种成文法中的有关条款，来限制和禁止对新闻自由的滥用。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比较注意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条文中，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都有明文规定。相比之下，新闻法制相对滞后，新闻法学也很不健全。这直接导致了中国记者在新闻官司中屡败现象，给记者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记者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所以非常有必要对新闻进行立法，中国新闻要走向法治，就必需制定专门的、系统的新闻法。 2　我国法律还没有使用“新闻自由”这个概念 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外，我国法律还没有使用“新闻自由”这个概念。但我国政府已多次宣布我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除了《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地区才实行新闻管制，从这一点来看我国新闻并非完全没有自由，只是这种自由没有进行相应的立法，当然这与我国国情和社会制度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从尊重和保护新闻自由的角度上来说，新闻自由的法律概念还是必须要使用，这对于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十分巨大，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使用新闻自由的概念，新闻自由的使用并不是完全的放开，与香港的自由和欧美的自由是有所差别的，从目前的状况看新闻事业要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新闻自由可以从除政治以外的领域开放，而政治方面可以参考学术界通常认为新闻自由包括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享有的知晓权和表达权这两大权利，它们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得到重视和保障的。新闻媒体是我国公民重要的知晓渠道和表达载体。这个法依托是《宪法》规定了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这是专指对国家和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特殊的表达权，建议必须是正面的意见，批评是负面的意见，引申到新闻活动中，就是“舆论监督”。 三、我国新闻法制化的发展 1　加快新闻法制化进程 近几年来新闻记者被打现象之所以屡有发生，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新闻记者的新闻采访和报道权利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明确。在日常的新闻活动过程中，我们都知道新闻记者享有采访的权利，取消了采访权，新闻活动就无法进行，新闻媒体也就无法生存。这说明，采访权无论对于新闻记者还是新闻媒体而言，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但是，当我们自得其乐地享受这项权利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客观实际――采访权以及其他许多新闻权利目前还只是一种习惯而不是法定权，也就是说，包括采访权在内的许多新闻权利，目前在我国法律中还没有明文规定。这也是解释许多人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可以毫不犹豫地拒绝甚至肆无忌惮暴力相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我国建设法制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进程看：新闻立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考虑保护新闻自由权、舆论监督权、采访报道权和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法人身份权、名誉权等的平衡。自由的新闻权力不得侵害公民、法人合法权利的行使，否则，新闻记者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重视新媒体的法制建设和引导 目前异军突起的第四媒体，我们称之为新媒体的网络中涉及到的诸多法律问题进一步寻找新闻行业中急需完善的部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它的传播特性已远远超过了纸媒，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电视媒介，对于这样一股新生力量，这里是指狭义上的以网站为单位的从事新闻活动的网络媒介。如果不加以合适的引导并在立法上进行规范，这是非常危险的，但在实际的立法上确实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网络媒介的资格，从业人员的资格，这些与我国现行的新闻管理制度是有矛盾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未来，新闻自由不仅仅是采访自由，也是对新闻从业机构性质界定的自由，我们立法上一定要加快完善新媒体在新闻事业上的作用。另一方从大的网络平台来说由于网络传播的迅速发展和新技术的普遍应用，传统的言论自由理想在现实中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法律必须适应新的技术条件和形势的要求，不断完善和调整。 新闻法论文:规范新闻舆论监督的新闻法设想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纲领，对传媒业的影响不言而喻。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肩负的重要职责，在法治背景下，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既是有效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新闻媒体自身的需要。规范舆论监督，迫切需要一部完备的新闻法。 关键词：舆论监督 新闻法 设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对传媒人来说是最大的福音。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得到凸显，无论是改革还是新闻传播，都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新闻舆论监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完备的新闻法体系，是新闻舆论监督的实现方式和制度安排的要求。新闻法作为一个体系，当然不仅是一个单项法，而是从根本大法宪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新闻法以及其他单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构成的一个完备的新闻法体系。这个体系赋予新闻媒体以基本权利，也相应规定了新闻媒体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我国法制建设的现状而言，新闻法律的基础框架已经形成，但存在体系不够完善、不够具体的问题，可操作性自然较差。专家和业内人士呼吁：新闻舆论监督需要立法。因而，从我国国情出发，做好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对于推进新闻舆论监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法治状态下的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权利，不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新闻舆论监督也不是“办案”。新闻媒体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各有其功能，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行政监督具有强制性，却常常追惩于事后;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性，却有警示、教化于前的功能。二者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同是法治状态下制约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个社会的新闻舆论监督是否能够健康地发展，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对委托出去的公权力的制约实现程度及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的命运。当新闻舆论监督被人们认定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相提并论的第四种权力时候，在公众的意识里，媒体的舆论已经被视做一种力量――一种捍卫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新闻舆论监督这种力量的持久有效必然依赖于法律的保障。实践证明，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有效运行要有立法作基础，新闻舆论监督行为要靠法律引导和规范。 美国社会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①如前所述，美国法律既明确规定了大众传媒应享有的一些权利，又毫不掩饰地对这些权利予以限制。美国对报刊、电台、电视台节目内容的事后追惩，主要针对三个方面的言论，即煽动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的言论、诽谤性言论和淫秽性言论。②发表上述言论，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早在1997年4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新闻学者郑保卫近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国家应当通过新闻立法来规范和管理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工作，使其能借助法律来改变无序和困难的状况，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运行轨道。③新闻学者孙旭培希望新闻法、出版法的颁布早一点。④因此，新闻立法工作应该首先选择在两至三个规模较大的城市施行，在此基础上总结成功的经验及其不足，然后进一步修改新闻法规，扩展到全省施行，在两至三个省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酝酿制定一部成熟全国统一的新闻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具体来说，新闻立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新闻立法有利于我国新闻事业有法可依，规范运作，一方面确保新闻舆论监督，另一方面限制滥用新闻舆论监督，积极参与世界舞台新闻事业的竞争。 一、《新闻法》应明确地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既然出版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那么新闻舆论监督也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特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更应该而且有可能享受这一基本的政治权利与自由。由于宪法在我国目前的非诉讼性，使得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是把它当作治国的“根本大纲”，反而失去了它本身也应该首先是一部法律的基本性质。老百姓知道有宪法而不用宪法，宪法因而缺乏法律权威，在生活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逐步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形成依宪治国的根本理念，同时还需要一部特别法来贯彻实施宪法的这项基本权利。而人们呼吁制定的《新闻法》，无疑是最好的选择。通过《新闻法》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既可从意识上树立新闻舆论监督是一项确确实实的法律权利应该予以保护，还可从实践中通过司法途径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 二、《新闻法》应强有力地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当列宁批判德意志共和国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就是撒谎，就是骗人的时候，他认为实际上这是富人收买和贿赂报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保持自己的地主宅第和最好的建筑等等的“所有权”的自由。⑤这是在从经济的角度上分析广大的劳动人民之所以享受不到这种自由，就是因为劳动人民已经被剥削得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能力去享受这种需要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自由。此外，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中更大的障碍还来自非法的或不当的干预与破坏。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应当为公众服务的所谓公仆却更愿意保守信息秘密”，“这样的保密观念不仅与民主的价值背道而驰，也损害了民主过程;这样的保密观念的预设前提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彼此不信任，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⑥因此《新闻法》在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时，还必须制定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来进行保障，需要明确规定一切破坏新闻舆论监督的行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三、《新闻法》应合理地限制新闻舆论监督。不管是马克思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⑦还是所讲的，“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⑧总之，我们在《新闻法》中确认与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时，也必须明确享受权利的限制，即应承担一定的义务。对“新闻舆论监督”已经做出的限制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新闻法》中对新闻舆论监督做出合理的限制，主要是规定享受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同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这种规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一种合法的限制本身来排除其他非法的限制。 四、《新闻法》应通过其他辅助法律措施，对滥用新闻舆论监督者实行“事后追惩制”。预防制与追惩制是世界各国对新闻出版采取的两种制度，而书报检查制度往往与专制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我国当前，新闻出版领域除了报刊社的成立必须履行许可登记的程序之外，法律未对新闻的出版规定检查制度，实践中是由报刊社内部的总编、编辑进行具体把关的，是一种“自律”，只有在广播电视领域才对进口影片等进行“发行许可”。因此，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通过一些辅助的法律措施，对滥用新闻舆论监督者实行“事后追惩制”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国入世以来，许多传媒法规位阶较低，有些法规带有试验性质，在执行时会带有一定弹性，还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做出新的修改。⑨ 五、《新闻法》应禁止非法剥夺新闻舆论监督，触犯《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除外。言论、出版自由是一种政治自由，那么以此为根本内容的《新闻法》就应该明确禁止非法剥夺公民的新闻舆论监督，唯一的例外情况就只能是《刑法》分则第一章所调整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新闻法论文:如何理解新闻法治 【摘 要】 本文概述了法制以及新闻法治的由来，解读了新闻法制涵盖的内容：对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某些行为是否违法的界定，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判处标准；应该调控政府的、组织、利益集团等团体与新闻行业的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法治；新闻法治；权力与义务 一、法制以及新闻法治的由来 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一书中，对法治的定义是“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们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这个思想得到了后来者的发扬，并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在这里，“良法”和“普遍服从”是法治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应该具有普遍约束性，应该被普遍地服从，它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最高权威。法律是普遍具有理性的人们共同同意的，以理性对感性欲望，要求和冲动加以必要约束和限制而形成的行为规则。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推崇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基于对法律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法制观点，他认为每一个个体人性都带有恶的一面，都有可能作恶，因此，要将所有的人都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防止人的恶性外露于行。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如此重视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因为在他看来，法律能够使得社会的运行更加有规则可循，使社会变得有序，它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能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到有规章可循的轨道上。 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法治“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它意味着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事先规定与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一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的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1]由此可见，哈耶克眼中的法治是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的一种手段，它的目标就是增强政府行为的可预见性，保障民众的权力。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法治”可以理解为是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那么新闻法治也可以被认为是管理、调控新闻业的一种手段，“通过法律、法规或判例，来确定与新闻媒介有关的权力、义务”。[2]根据这个定义，新闻法治应该有两方面的形态，首先是所有涉及新闻传播活动、对此有相关规定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宪法、刑法等；另外它应该还包括专门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传播活动的立法，或以更具体的报刊法、广播电视法、电子媒介法等细分的单行立法的形式存在。[3]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两会中出现了提倡新闻立法的提案，1983年年底获得人大的同意，但目前我国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相关法律法规等主要以第一种形态存在，并没有专门的新闻法。 二、新闻法治的内容 现代的法律从来都是一种权力与义务的平衡，因此新闻法治也应该是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也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义务与对其职业的限制。新闻法治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对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 权力与义务的对立统一是对二者之间基本关系的概述，新闻法治作为管理、调控新闻业的一种手段，也应该具体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力应该具体体现在他在从事新闻报道活动的过程之中，比如说新闻从业人员（记者）应该拥有报道采访与舆论监督的权力。权力与义务的相对统一性要求新闻从业人员与新闻媒体在享有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实现一定的义务，新闻从业人员的义务应该包括如实反映所报道事件的原貌、为受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等等内容，这种义务应该表现为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尊重，或者是体现为一种新闻行业的自律，通过这两种形式来体现新闻行业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比如说新闻从业人员应该恪守社会责任，不滥用新闻自由，尊重新闻的客观、真实性，以事实为依据等。 2、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某些行为是否违法的界定，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判处标准 近几年来由于新闻活动或者新闻报道引发的案件或纠纷不胜枚举，关于某些新闻报道侵害普通公民的人格权、肖像权、名誉权的讨论也一直是公众所关心的话题之一，除此之外“封口费”、“有偿新闻”现象也为公众所关注。比如说在2008年为民众所关注的“山西一煤矿瞒报矿难，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事件中，人们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这种行为是否违法也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律、法规应该对这些内容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使得新闻从业人员、新闻媒介的活动更加有章可循。 3、应该调控政府的、组织、利益集团等团体与新闻行业的之间的关系 对政府以及各种团体涉及新闻领域的权限范围做出相关规定。新闻应该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真实报道，因此它应该是客观公正的，但是由于来自各方权力的渗透与无形制约，新闻报道往往会屈从于权力团体，造成对新闻真实性的损害，因此符合新闻法治理念的法律应该对此做出规约，调控新闻界与权力团体之间的关系，保障新闻自由，对权力团体涉及新闻领域的行为做出相关规定以保障新闻能够真实的呈现给普通民众。比如说在1971年五角大楼越战绝密文件泄密案件中，反战的信念促使绝密文件的提供者埃尔斯伯格将越南战争的真相告诉美国民众，为此他不惜冒着偷窃和泄密之罪名，利用工作之便偷偷地复印了全套文件，并将之披露给了《纽约时报》。经过了四个月犹豫和研究之后，该报决定以记者调查报告的形式每天发表六个版面，连载十天，这被官方认为是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司法部部长便警告《纽约时报》立即停止连载这个文件，否则，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报纸。 如我们所知，这场官司以尼克松政府的败诉而收场。新闻法治作为调控新闻行业与其他部门、团体之间关系的手段理应对政府、组织、团体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人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做出合理的规定。 新闻法治应该是对涉及新闻领域的多方面关系进行管理与调控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新闻法治是对新闻从业人员与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根据目前我国法律中涉及新闻传播的条款，新闻法治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新闻自由与知情权、维护人格权、更正与答辩权、保密权等”[4]这些理念更多的是从义务方面对新闻媒体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的相关行为做出的规定。因此新闻法治也可以被理解为保障新闻自由，同时防止滥用新闻自由、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和治理新闻传播行为的一种理念，它理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新闻法论文:高等院校新闻法课程教学新思路探究 摘 要：新闻法学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作为规范和限制记者实践操作的新闻法学在当今时代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加之在现代化发展中法律体系的不完备，新闻法学的教学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有法可依，尚不完备”的状态鉴于此，总结在新闻法教学中的不足，得出了关于新闻法教学内容的几点补充意见：一是案例教学法；二是模拟法庭法；三是头脑风暴法；四是小组专题讨论。 关键词：高校；新闻法；教学方法 现在的中国是互联网迅猛发展信息资讯高速增长的时代。新闻学教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也面临着全新的改革和创新。新闻法是新闻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规范新闻工作者行为准则的新闻法学开始日益引起新闻学界的关注。笔者作为从事新闻法教学的教师，从总结自身教学过程中的不足出发，认为在新闻法的教学中，有两项内容在以往的教学环节中被大家普遍忽视。其一就是针对新闻法课程中理论知识的基础部分还需夯实和补充，其二就是针对联系实践的教学方法上还需改进和突破。那么，笔者就从这两方面一一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夯实和补充新闻法课程的教学内容 作为日益引起重视的新闻法学课程，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越来越多的开设，同时，也鼓励和建议学生多阅读法律方面的书籍，多学习法律方面的知识。但是由于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而系统、具体的学习散见于诸多法律体系中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这一任务实在太过巨大，所以，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也不能完全做到。因此，教师在课堂讲授时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主要讲授和新闻传播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条例。那么，笔者认为新闻法教学主要内容的讲授除了教材中指定的部分外，还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1.介绍我国新闻法的现状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但是对学生在讲授新闻法渊源时必须强调广义的新闻法应包括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宪法。宪法是近代形成的民主制的标志，是国家的根本法，或称最高法、基本法。各国都把宪法有关内容作为新闻传播法的最重要的渊源。二是法律。在我国，法律特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分为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基本法律包括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调整社会生活中重大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法律。在我们的基本法律中有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定和限制，比如我国民法中有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刑法中也大约有二十多种罪名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例如侮辱罪、诽谤罪等。三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的总成，其效力和地位低于宪法和法律。四是地方性法规。总之，通过对我国新闻法现状的讲授，让学生了解我国目前与新闻活动相关的法律规范，便于在将来从事新闻活动遇到相关法律问题时做到有法可依。 2.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 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是必须让学生了解的新闻法内容之一。国际新闻界通常把新闻自由理解为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报纸自由和批评自由，并且认为这些就是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在我国，新闻工作者关于自身权力谈论较多的是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等。但是在现实中，很多记者对自己权利的概念不清，认为自己是无冕之王，代表政府和人民利益，似乎自由的无边无界了，所以，出现了很多滥用权利的现象。因此，教师的讲授过程中，一定要描述清楚新闻工作者的权利，更要描述清楚其义务。要让学生明白，新闻工作者拥有的是权利而不是行政权力。我国新闻单位不是国家机关，新闻记者不是国家公务员，新闻传播活动不是国家管理活动。教师尤其要把容易引起新闻纠纷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给予详细透彻的分析，让学生学会如何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 3.为什么我国现在不能制定和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 我国现在还不能制定和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其理由有三：一是新闻法必须规定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普遍性，但是，现在传媒按行政等级划分，实际上记者也存在这种等级差异性，这种普遍性和差异性的矛盾是不能很快制定和出台专门《新闻法》的最基本理由；二是新闻法的稳定性与舆论导向随机性的矛盾也是理由之一；三是新闻法面对作为社会行业的新闻业的禁止性规定与作为具体的党政机关一部分的传媒宣传纪律之间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白：法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恩格斯）。法愈开放，对统治阶级中个人的任性的限制愈大。 总之，在新闻法的教学内容方面，一定要让学生了解关于以上的理论知识，这是学习新闻法的必要前提。 二、改进和创新新闻法课程的教学方法 在当代高校的新闻法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理论轻实践，当然，这也是由这门课程本身的特造成的。新闻法本就是诸多法律条例的汇总，理论知识点丰富，课堂中需要讲授的内容太多，所以就形成了偏重理论讲授的课堂风气。这样的课堂设计自然带来了比较单调、呆板的课堂环境，学生普遍反映新闻法学课不生动、不有趣，学习兴趣不浓厚。鉴于此，笔者从自己的教学实践出发，总结出了几点改进的方面，希望用创新的形式来进行新闻法学课堂的设计。这几点改进和创新的方面将分别从案例教学、模拟法庭、头脑风暴法和小组专题讨论来一一叙说，希望能够引导学生从现实实践中学习新闻法，来培养他们对于新闻法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最终能增强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案例教学法 在新闻法规教学中，如果只是对课本内容“照本宣科”，学习兴趣就很难调动起来，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先要系统梳理，精选案例，把这些枯燥的理论讲“活”，这样才能增强学生在新闻采写中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和守法的意识。 案例教学法是指运用身边发生的事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说明道理，给学生的行为以启发的教学模式。一般情况下，由老师讲透原理，然后剖析个案，课后由学生分组搜集案例并讨论，并在课堂上按老师的要求进行剖析。例如，笔者在讲授“批评建议权和舆论监督”这一节内容时，给出了案例“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首先讲述了什么是批评建议权和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新闻从业人员如何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权利。同时分析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中的违法行为，要求学生对这起案例的每一处违法细节进行分析与讨论，最后得出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舆论监督权利的结论。进行案例教学法，旨在培养学生获知新闻事件时能通过法律专业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在案例分析中形成专业思维习惯，促成新闻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模拟法庭法 模拟法庭法是从法学教学中借鉴过来的一个概念。模拟法庭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司法审判中的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笔者在讲授“新闻与司法”这一章内容时，曾引用了“王彬余悲剧”这一案例，希望借此让学生明白“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课堂上，针对案例中的“王彬余案件是否该判死刑”这一问题进行模拟法庭。这一堂课学生们热情空前高涨，很多学生在课前搜集了详细的资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各方“律师”和其他“角色”语言犀利，法理充分，给出了详细、准确、很有见地的意见。通过这一堂课，训练了学生们的辩论技巧、庭审技能，让他们学习了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和司法制度等知识，令他们更深刻地领悟到新闻的操作及运用，也让学生们充分地认识到了法律的魅力，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3.头脑风暴法 所谓头脑风暴，是指专家群体决策尽可能激发创造性，产生尽可能多的设想的方法。头脑风暴指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在新闻法课堂教学中采用头脑风暴畅谈会，一方面可以结合全班的智慧，开创新思路，寻求更好更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也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师生互动。笔者在讲授“商品信息的和报道”这一部分内容时，介绍了广告信息在传播时出现的一些不合法不合常识的地方，但是却依然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得以正常传播的案例，在课程上针对此问题组织学生民进行头脑风暴畅谈会，希望能够得出比较有效的可行性解决方案。结果是同学们对此问题畅所欲言，确实提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意见和方案，开拓了思路，活跃了课程气氛。 4.小组专题讨论 顾名思义，小组专题讨论的概念就是将全班划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专题，小组成员内容分析、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的过程。这样的教学方法将大的议题划分，细分任务和责任，并逐一落实，有利于任务更有效地完成。同时，各小组内容讨论、消化，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写作精神，一举两得。笔者在讲授“特殊新闻的和报道”这一任务时，曾就“突发事件”这一特殊新闻在和报道中的注意事项交由学生们分小组讨论完成。其中，各小组负责一个突发事件新闻，小组内容分析这一突发事件在信息和报道中的问题，最后在全班逐一给出个子结论，最后由笔者汇总，成为这一任务的最终答案。 三、结语 新闻法不仅要做到坚实的理论知识的教授，还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课堂教学方法的总结和提高。也就是说，新闻法教育除了向学生传播新闻法律知识外，也应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当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感受、理解知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是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水平法律工作者的重要途径。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制的发展与思考 【摘　要】新闻法制可以说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在探索阶段。但是，为加快建设中国的新闻法制体系，就势必要对新闻法制的产生及发展进行分析，并对国外新闻法制中适合我国的部分加以借鉴。文章试从以上问题提出对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可行建言。 【关键词】新闻法制；新闻法 一、新闻法制的起源和发展 新闻法制的核心是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式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过程中提出的。新闻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欧洲封建社会的后期，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斗争的胜利，19世纪以后，新闻法律制度也逐步在西方国家得以确立。 西方的新闻法，是指国家在调整新闻传播过程中而产生的规范公共利益、公民利益和法人利益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豍各国的新闻法的主要形式包括：第一，针对新闻活动的专门单项立法。比如法国在1881年制定的《新闻自由法》，瑞典的《出版自由法》等。第二，有些国家没有单行的新闻专项立法，而是根据宪法、民法等基本立法中有关新闻的有关规定而规范新闻活动。比如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规定的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此外，由于英美法系国家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在这些国家内，往往也依据对已决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对新闻活动进行规范。纵观国外新闻法制的发展，主要是遵循了这样一条发展线索：从没有新闻法制到严格的新闻管制，再到民主化进程中对新闻法制态度的摇摆，最后到现代法治国家中对新闻活动立法规制的完善。 我国的新闻法制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报状”、“观察使牒”和“定本制”，到了清末民初，更制定了《大清报律》和出版法，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也制定了《国民暂行报律》，袁世凯也出台了《出版法》，国民党政府时期也颁布了《出版法实施细则》和《新闻记者法》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共同纲领》中第49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在现行的我国宪法当中，也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建议等权利。 我国的新闻专项立法早在1980年赵超构先生就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口头建议。到1984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建新闻法研究室成立，我国的新闻立法正式拉开序幕。到1988年，全国有三个新闻法草案，1989年以来，虽然制定工作停滞下来，但是邓小平曾指出“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豎1997年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豏截止到2012年为止，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并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基础，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主体，兼有规范性文件，并遵守国际公约的新闻法制体系。 二、新闻法制的形式和内容 新闻法制的形式可以从新闻法的渊源的层次上进行划分，主要有以下四个层次：第一，宪法或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文件；第二，专门的新闻法为核心的基本法律；第三，新闻法规；第四，其他相关规定。 虽然新闻法的形式上各不相同，但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闻自由权。新闻自由可以说是新闻法的根基，它应该允许新闻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在不超过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报道。第二，新闻监督权。这是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重要体现，主要是指法律赋予新闻媒体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及时披露及做出合法性评论的权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闻监督权，必须有严格的界定，不能以监督为名冲破司法的界限。第三，新闻的社会责任。新闻的社会责任要求媒体在行使权利的同时要负担相应的义务，要有行业责任和社会良知。这就要求新闻行业要进行行业自律。 三、完善我国新闻法制的思考 在近年来的新闻实践中，随着有关新闻诉讼的个案的出现，如何建设一个规范而有效的新闻法制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这其中，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进行。 第一，树立新闻法治观念，正确认识新闻立法。 在我国新闻专项法律制定的道路上，一直困难重重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转变。只有从思想上认识到我国新闻法治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新闻法治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其中的问题。新闻法治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有了新闻法治的保驾护航，新闻行业的发展必将更蓬勃。而且，从总体上讲，新闻法治的建立和完善也是我国树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际形象的最好办法。 第二，完善新闻法律体系，制定专项新闻法。 虽然我国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印刷业管理条例》等，但是总体而言却缺少新闻法，这样使得新闻法律体系缺失了专项基本法。所以，加紧制定专项的新闻法就成为整个新闻法律体系建设中的最重要一环。 制定和充分实施专门的新闻法不仅可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同时对于规范新闻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发作用。大法治环境的确立无疑为新闻传播活动提供的有力的环境保障，同时，新闻实践的发展也不断的呼唤专门新闻立法的出台，同时，新闻实践也为新闻法的出台提供了大量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准备，所以，制定出适合我国新闻实际的新闻法势在必行。 新闻法论文:从新闻法规新闻自由角度探析癸丑报灾发生的深层原因 【摘要】北洋政府时期对报业的控制是我国报业发展史上十分黑暗的一段时期。尤其是报业史上的巨大劫难“癸丑报灾”，它带给现代新闻研究者的不仅是其体现在表面的理论价值，更是隐藏在背后的关于新闻法规、新闻自由发展内在规律的研究价值。研究癸丑报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现代研究者更好的全面认识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政策，更全面的认识癸丑报灾产生的主观、客观因素，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角度更好的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 【关键词】癸丑报灾　北洋政府　新闻政策　新闻自由 一、社会背景因素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在当时可谓“万马齐喑”。政治上广泛动荡，各系军阀虎视眈眈；经济上迟滞不前，内战频仍民生凋敝；文化上想方设法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新一轮的文化领域斗争一触即发。 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袁世凯设计将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同时藐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专门出台了包括《报纸条例》、《新闻电报章程》、《出版法》等管制新闻的法律法规，不仅如此，他还在制定其他法律的过程中加入了对新闻事业的管制的规定。制定出台这些限制新闻自由的法规政策的原因。是袁世凯政府钳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政策内涵所导致的，更是北洋政府意识到了历史经验中报业重大力量的结果。 在整个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打着“拥护共和”的旗号，实则是为加强专制、复辟帝制，不断进行新闻立法建设。成为了癸丑报灾的始作俑者。 二、矛盾激化过程及导致报灾的直接原因 在辛亥革命之后，报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极盛时代，但是到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与国民党各自在势力范围内加强对媒介、舆论的管制致使本来深厚的矛盾被更加激化，袁世凯更实在取得全国统治权后进行个人独裁，各种法规的限制使报业陷入低谷长达四年之久。1913年4月29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新中国报》在评论宋教仁被刺案时，使用了“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政府罪状”、“民贼独夫”等语言斥责政府，激怒了袁世凯。5月1日，袁世凯指令内务部按照《大清报律》或刑律第16章第31条予以“严重取缔”美其名曰“重秩序而安人心”。据统计，民国元年全国报刊约500家，北京占1／5。“二次革命”后，北京的报刊只剩下20家，上海5家，汉口2家。至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民国元年锐减了300多家，新闻出版遭受到了重大打击。 至此，“癸丑报灾”的直接原因——北洋政府的残酷新闻管制政策，将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果实之一——以无限制言论自由为基础的传媒法制彻底摧毁了。 三、世界新闻思想影响 清末明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时社会矛盾日益激烈，各种新旧观念百家争鸣，在历史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在大时代的浪潮下，留学海外的学生们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洗礼之后，将一部分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带回中国，其中就包含了资产阶级认为是人类最重要的自由“新闻自由”的思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以言论政”，他们一直在努力向统治者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因为他们认识到言论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这个理论对于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他们在将新闻自由广泛传播的同时身体力行，创办报刊。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总是将人带回原地。众所周知，西方的新闻自由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漫长洗礼才逐渐被人广泛接受。在社会发生激烈变革思想异常动荡的清末民初，“新闻自由”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理念很难在短期内落地生根。仅凭一腔热情对其空空追求甚至因此斗争，必将会和当时的政权及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的碰撞；更为重要的是，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念并且坚定的传播着这一思想，但是他们大多数由封建士大夫阶层转变而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所以他们既有传播新思想的积极性，又深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这样的双重性成为了他们在传播民主思想的道路上的障碍。章士钊在《论报律》中阐明了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的天赋权利。这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4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可以说，从西方的自由思想上，中国的报人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启示，在思想上催生了他们的自由观。产生了与限制新闻自由法令相斗争的观念，进而指导了这批报人的斗争。 四、报业追求“绝对自由主义”的主观因素 事物的发生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固然北洋政府对新闻的钳制根本上造成了“癸丑报灾”的发生，但报业对新闻自由的上层建筑与当时的客观经济基础不符的“空想主义”也是这个报业悲剧产生的主观原因所在。民国初期推崇的“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是与当时国情不符的媒介原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更多的是“空想自由主义”的余温。有学者甚至认为：“对清末民初新闻自由造成很大戕害的是绝对主义新闻自由思潮。不要报律、不遵守报律是其典型表现。这种表现在清末尚有促成封建王朝瓦解的积极作用。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就是非理性的，弊远大于利。袁世凯制造癸丑报灾是残酷的，但新闻界的‘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并煽动暴力，却为报灾埋下了伏笔。” 事物在对的时间经历对的状态才能使历史产生最顺畅的前进动力，然而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大背景下，盲目的追求绝对自由，且进行宣战、对抗、一味的批评甚至讥讽，也是造成其悲剧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历史的洪流中带来了传媒和法律进程的无限经验，而经验告诉我们，想要传媒人能够真正有尊严的为民生立命为大众疾呼，就要在根本上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制定中立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我们只能说，在历史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进步的光芒和勇于求索的勇气，但是在追求民主和自由中所难免暴露出来的空想自由主义思想的弊端也是应该为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所警醒和借鉴的。 新闻法论文:从传播效果看案例教学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应用 【摘 要】 本文在阐述传播效果的涵义及其层次、案例教学法特点的基础上，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探讨了案例教学法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运用问题，认为应首先重视理论的讲解，其次重视课堂讨论，以期提高教学的生动性与典型性。 【关键词】 传播效果；案例教学；新闻法规；课程应用 一、传播效果的涵义及其层次 传播效果从广义上讲是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传播效果是和传播实践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领域，也是检验传播活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一般来讲按照传播效果发生的逻辑顺序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信息作用于人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变化；其次，传播效果在受传者心理和态度层面产生的效果；以及最终引起的行动层面的效果。 在高校专业教学工作中，因部分专业课程的高度理论性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低下，课堂反应平淡，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传播效果。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担任新闻专业新闻法规课程的教授工作，新闻法规是一门专业课程，该课程总体上来讲理论性较强，这门课程作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法律规范性课程，从教材上来讲，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关于新闻法制知识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关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讲解。教材的这种结构体系，对学生在入门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要掌握一定的法学基础知识。而实际教学过程中笔者也明显发现，很多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是空白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讲到新闻侵权的构成条件时，为了使学生对这一部分的内容掌握的牢固一些，要先引入在民事案件中，构成一般民事侵权的要素，再进一步引申到、具体到新闻侵权的构成。而在考试过程中却发现，学生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容易产生混淆。 二、以提高传播效果为设定目标的案例教学法 1、案例教学的兴起 案例教学是一种通过模拟案例场景，进行案例场景再现等方式，将教学内容运用到教学过程中的一种典型教学方法。该方法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哈佛学院前院长提出，之后被广泛推广到全球各地，并被较多的运用到医学、法学、军事学等专业教育的实践教学领域。 案例教学中的案例本身具有一定的主题性，它是对现实问题中的各种复杂矛盾的综合反映。案例教学中选用的案例多数来源于现实社会发生的真实事件，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在教学环节中可以通过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和较强代表性的教学案例，将实际生活中的复杂关系呈现在课堂教学中。因其来源于实践，一方面可以最大化的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另一方面为其积累社会经验提供帮助。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笔者认为：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应首先根据教学目的要求，设定好相关教学内容，并根据每项教学内容有目的、有主题的选定教学案例，之后在课堂教学环节中组织学生开展对案例的阅读、理解、分析和讨论，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完成广泛交流活动。针对教学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笔者采用了目前教育领域中得到广泛推荐的这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 2、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1）案例教学法具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性。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所选择的事例多数具有广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直接反映出教学内容中的某些具体方面，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在选择教学案例是也是要根据教学需求选择一些好的案例开展教学。重在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其将专业理论内容紧密的设置在教学环节之中，也直接有效地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印象，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2）案例构成的综合性。教学案例的多数都是来源于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因其典型的社会性特点，表现出案例内容并非只是单一的表现某一项理论，它的构成因素和构成条件往往较为复杂和多元化。鉴于此，学生可以通过对案例的深入体会和剖析，逐层多角度的进行探讨的认识。 （3）传播效果的启迪性。文前提到传播效果的第一个层次是信息作用于人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变化。从案例教学的教学实践效果来看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加深了对教学内容的记忆。其次，传播效果在受传者心理和态度层面产生的效果。这一层面则能够通过学生对案例教学的课堂积极性充分的反映出来。 三、案例教学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运用 新闻法规课程主要向学生们介绍新闻法制的基础理论，以及引导其注重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针对新闻法规课程的这个基本情况，笔者设计了讲练结合为主线、课堂讨论和案例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思路，并且在本学期的课程中具体实施了这个思路，希望可以通过理论讲解使学生的知识系统化；通过课堂讨论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新闻事件培养学生的新闻技能。具体来说： 首先是理论的讲解。由于目前国内大部分新闻法规教材理论内容较多，案例相对较少，对学生缺乏吸引力。所以在讲解理论的时候，教师应首先结合学生的层次特点调整教材的结构，对教材进行大胆设计和取舍以凝练主题。比如针对法制特点部分，教材上强制性、集权性、统一性、阶级性，而实际上，在具体应用中，我们很多情况下常用后两种。所以在实际讲授中，讲授者可有意识的加强后两种方法的讲授。而另外一些章节，比如就如何提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等章节，可做以充分的讲解。通过这样的调整，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得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对他们未来的工作最有用的知识。而这两个部分均可以根据其特点选择案例。尤其是对于新闻侵权等一系列问题完全可以广泛收集选取报刊电视最新的例子，整个授课过程所讲授的例子除了经典例子之外，大都是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此外，还适当为学生介绍一些中国香港及国外新闻节目的一些做法，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这种教学方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而且教学效果很不错。 然后是重视课堂讨论。学生是学习的真正主人，一种好的教育，应当是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投入到学习中去，享受求知的乐趣，享受智慧的升华。对于学生自己已初步形成教师通常会围绕一个问题首先组织课堂讨论，鼓励学生踊跃发言提出自己看法。对他们提出的有创见的想法予以鼓励。针对学生具有一定理论认识基础的部分，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导入、案例分析、假设结果模拟预测和案例总结等阶段开展教学。通过从案例讨论中引申出一定的结论，为后续的课堂教学提供准备。最后可以让学生自行总结，也可以教师总结，讲明案例中的关键点，以及讨论中存在的不足和长处。在总结中，要揭示出案例中包含的理论，强化以前讨论的内容，提示后续案例，给参与者以鼓舞。 四、案例教学法在传播效果实现过程中的作用 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较高层次的要求，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要求教师完成对教学内容的充分认识，还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要能够根据教学重点和教学目的有计划和针对性的设计案例教学的过程和环节。因此，案例教学法对于教师在教学环节中的创新能力提出了要求，并能基于这一设定要求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其次，案例教学是对教学内容综合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它可以在映射教学主要内容的同时，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摆脱了单一理论教学的纯“真空化”缺陷，另一方面，也能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简单培养提供教学资料。 新闻法论文:西方国家新闻法探析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是最高的又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一切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和基本准则。政府、政党、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施法律的最主要的手段是司法，在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司法被认为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无论是他律的行为规范还是自律的行为规范，其基础都是法律。所以讲新闻管理和自律，必须先讲法律。新闻法治是现代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理想的新闻自由就是新闻传播和新闻媒介的活动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绝对自由，只受司法的约束。这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积极行为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干预也在日益深入，如果说对于报刊等印刷媒体的管理主要还是在于经济活动，即把报刊社作为一个企业那样来管理，那么对于广播电视，行政管理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对新兴的互联网，行政也已经开始介入其中。 新闻自由本身就是一条行为规范，是对国家和从事新闻传播活动个体的共同规范，它要求把国家和政府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强制性的外界约束减到最低程度。所以西方各国新闻事业大都有发达的自律机制，通过自律使新闻事业能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不致妨害社会和统治者的整体利益。 了解一个国家的“新闻传播法”，主要不是看这个国家有没有以“新闻传播”命名的法律，而是要看这个国家整个法律制度对于本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有哪些规范。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有充分保障新闻自由的普通法传统。除英国等少数国家外，多数国家都在宪法性法律中对新闻自由加以保护。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公民的言论或新闻自由”。1949年颁布的德国《基本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每一个人都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地表达和传播自己意见的权利，并有自由采访一般可允许报道的消息的权利。新闻出版、广播与电视报道的自由予以保护，不受检查。”《俄罗斯宪法》（1993年）第29条第5款规定：“保障大众信息自由。禁止新闻检查”。印度宪法第19条第l款规定，一切公民均享有“言论和表达自由”。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当代国际人权法和各国法律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也是现代新闻媒介法的基石。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基本人权”和“人民主权”这两大基本理念。这个原则其实只是对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规定一个合理的尺度，只是保护和限制的范围和方式有所区别。这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这样概括，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直接保护”，宣布不能立法限制新闻自由，实质上是主要通过司法来直接对新闻传播活动提出一些限制原则，干预新闻传播活动。二是以各大陆法国家为代表的“间接保护”，亦即由宪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立法限制新闻自由，然后由立法机关制定各种法律包括“新闻传播”的专门法。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兴起的“人权保护”。这以《欧洲人权公约》为代表，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因为英国以前在法律上从未规定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这项权利在普通法里只是在扣除了一切限制后才得到承认，故被称为“剩余权利”，直至1998年英国制定了同《欧洲人权公约》接轨的人权法案，才有了对言论出版新闻自由进行保护的法律条文。 新闻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和作为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的新闻自由制度有很大的虚伪性，面临着种种困境。 从保密和信息公开、禁止诽谤、保护隐私等方面来了解各国有关法律规定。其中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承认新闻自由同维护其他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法律就是要致力于实现和维护两者之间的合理平衡。如，任何国家都有保密制度，而随着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信息公开也已成为现代社会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制度。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世界纷纷制定信息公开法，就是对何种信息必须公开，何种信息必须保密，信息公开如何得到法律保障，泄密如何制裁等予以规范，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它一方面规定政府承担了向公众公开信息的义务以及公众向政府索取信息的程序，另一方面规定有九项豁免披露的范围。 对媒介的管理，西方国家也是存在差异的。美国是大部分信息传播所依赖的软硬件的最大控制者，是公认的网站建设最成熟、信息化工作开展最彻底的国家。美国政府通过一个个完整的、连续的、层层递进的规划，实施信息化战略，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竞争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的网络发展战略还在全世界带来强烈反响，促进和推动了全球的信息化建设。美国一直重视信息法规建设。这些法规还体现了美国法律的基本精神，既限制又保护个人的权利，既保障公民合法的权益不受侵犯，又限制公民侵犯他人利益、危害社会的行为。美国的信息法相对他国而言，是较为全面的，涉及电话通信规则、行业进入规则、数据保护规则、反欺诈与误传法规、消费者保护规则、版权保护规则、诽谤和色情作品抑制规则等，既有对互联网的宏观整体规范，也有对细节的具体规定。面对美国在电子通信领域的成就和互联网在世界的迅速兴起，欧盟意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及相关的服务具有促进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提高竞争力、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体欧洲人的生活质量，以及提高组织效率等作用，同时为了确保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根据新的国际竞争局势调整和制定欧洲信息社会的发展计划。如“增长、竞争和就业”白皮书、“本杰曼”报告、“欧洲通往信息社会的道路――行动计划”、“欧洲电信政策的形势报告”、“信息2000年”等。欧盟针对信息建设及其管理的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性和立法性的文件，表明了欧盟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文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遏制网上非法有害内容和网上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涉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隐私权、消除各类网络犯罪和有害内容等。（2）关于泛欧电信网络的建设。按照这样的指导方针，英、法、德等欧洲各国相应建立了自己的互联网管理体系。 国外的新闻立法经验对我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如美国的诽谤法，以及波兰、匈牙利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新闻法》等。 首先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闻界。在西方人眼中，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媒体正成为社会的“第二政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名誉权都被认为是基本人权。西方的新闻制度虽然还不完美，但有些地方确实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我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新闻制度和新闻法制也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某些做法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作为我们解决类似问题的借鉴与参考。在这些国家里，新闻媒体都自觉地和政府保持距离，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因此，为了监督和制约强大的政府，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闻界。 其次是新闻自由必须受制于新闻法。在当今这个市场经济时代，有不少新闻媒体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而损害了公司或个人的名誉和隐私权，因此，新闻自由必须受到新闻法的限制。在这方面，美国的司法界就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维持这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再次是新闻媒介必须提高法律意识。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在涉及个人名誉的报道时，依然是谨小慎微。毕竟，作为基本人权，名誉权在现代社会中极为重要。因此，为了保证高质量的报道，也是为了避免旷日持久、耗费巨资的诽谤诉讼，《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全美著名大报先后成立了律师事务部。律师事务部的责任是与编辑和记者合作，确保那些批评政府和官员的重头文章能在法律上站住脚。对那些可能使当事人的名誉遭受损害的新闻报道，必须反复核定事实的细节，由律师确认没有法律方面的麻烦后，才能发稿。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新闻报刊，大多采取向保险公司投保“诽谤保险”的办法来避险。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治化的困惑与出路 当今社会，新闻传媒由于其自身搜集传播信息、舆论监督等特性，已逐步成为公民实施言论自由权利的主阵地。完善的新闻法治环境不仅能使新闻活动更加规范，而且更能有力地保障新闻自由。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作为全体人民的共识写进了宪法。然而。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闻立法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虽然当前新闻法律体系中有大量由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不同法律等级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中部分条款不同程度地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给予一定的规范，但至今却没有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新闻法，这将直接影响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新闻媒体发挥作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因过于空泛而无从落实；新闻采访是新闻媒体存在的生命线，虽然记者的采访权在事实上得到了默许和认可，但却没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记者享有“采访权”、“报道权”。因此，一直以来，制定和颁布《新闻法》成为不少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呼吁的对象，并且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新闻法的缺失使新闻法治化陷入困境 1979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校庆学术报告会上率先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问题。1980年9月，赵超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建议。然而，20多年过去了，《新闻法》却始终没有出台，新闻法的缺失，虽然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新闻活动无法可依，但却给当前的新闻传播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具体来说，《新闻法》难产的原因在于对新闻法的性质、功能等关键问题的明确上，行政部门、立法机关、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这些争议的主要问题有：如何界定和表述《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新闻、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新闻媒体和出版社要不要主管和主办单位等。在新闻立法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　新闻法的立法目的难以明确阻碍了新闻事业法治化，新闻立法的宗旨是傈护和发展新闻自由，但也强调了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限制和约束，成为立法与否旷日持久的争执核心。2　新闻法中关于媒体创办权的规定存在难点。曾任社科院新闻法研究室副主任、参与起草过《新闻法》的孙旭培研究员认为，《新闻法》一时难以出台，根本原因在于《新闻法》应该规定谁可以创办传媒的问题，面对全部媒介国家化的情况，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公民和法人能否参与创办传媒?目前的《新闻法》草案被要求不涉及创办传媒，而《出版法》却规定：这样的《新闻法》显然违背《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如果允许公民创办传媒，则又与我国现在的新闻体制不符。 因此，为了改变新闻事业在现实中所面临的这种尴尬局面，摆脱无法可依的现象，必须加快新闻立法的速度和进程，以保障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利，同时也需要新闻立法来约束各种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保证舆论监督的公正和力度。 新闻法治化需要重视的问题 《新闻法》在全世界很多法治国家都是一部除宪法以外的重要大法。在民主国家，新闻媒体被看作是除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力”。而在我国，新闻媒体也扮演着党和政府喉舌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十年的法治建设和新闻实践，为我国新闻立法提供了社会环境；法学研究和新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新闻法治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必要前提；大量新闻纠纷和新闻诉讼案例，为我国新闻立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现实基础。1997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积极推进新闻出版的法制建设。要加快立法工作，加强依法管理，加大执法监督的力度。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新闻法》的颁行已经为时不远。 1　坚持党领导下的新闻法治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都是由党委宣传部门领导，虽然新闻体制逐步放开，但是对媒体意识领域的监控从未放松，部分人认为新闻立法会削弱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实际上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党的奋斗目标之一，而且新闻立法只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把对新闻规律和我国的实际国情的认识凝结到新闻法中，就能充分体现党的引导作用，从而使新闻法中的自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2　加快新闻法及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为保证新闻主体依法实现自己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新闻立法必须建立和健全明确而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这既包括因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侵权行为而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还应包括基于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行政责任，以及因触犯刑法而产生的刑事责任等。 3　新闻法治和新闻自律并举。新闻自律机制的功能，首先是“限制”性的，既约束新闻媒介及新闻工作者，使之恪尽社会责任，不滥用新闻自由的权利，又通过自身行之有效的工作，避免政府直接出面制定严厉的法律。新闻法治与新闻自律并举，使两种机制中“张力”与“限制”互补。政府通过参与建立自律机制，既能达到规范新闻媒介的目的，又可避免与之直接冲突，可以有效弥补新闻法治刚性带来的不足。 总而言之，《新闻法》的制定势在必行，其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新闻采访权等问题作出的大量规定，必将更加完善目前的新闻法律体系，加快推进新闻法治化建设，在新闻法治化的进程中，法治与自律并举，自由与监督并行，才能使新闻事业的作用得到最大的发挥和张扬。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立法必要性分析 1979年。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在历经数次提案后也开始酝酿。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新闻法的立法原则、条文的构建甚至立法的必要性等诸多方面尚存在争议。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人手分析新闻立法的必要性。 明确新闻工作者的地位。保障新闻工作者执业权利的需要 新闻是人们了解周围世界的一扇窗户，通过不同渠道的信息获取。人们可以了解时政要闻，拓展知识，开阔眼界。锻炼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新闻舆论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促进民主与法制的“第四种权力”。然而，上述目标能否得以顺利实现。首先有赖于新闻工作者不受阻碍地自由执业。在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利并未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救济，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在执业过程中被无端阻挠、干扰的情况屡见不鲜，设备被抢夺、损毁，甚至遭受人身攻击、非法拘禁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对此，有学者认为，对于新闻工作者的执业权利已有上位的《宪法》和基本法《刑法》等进行保护，无需制定新闻法。但应当看到，《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其条文大多较为宏观、抽象；特别是《宪法》在我国具有不可司法的特征。不能成为个案的审判依据，显然需要下位法予以落实和细则化。而《刑法》虽设立了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但针对的是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对于阻挠、干涉新闻工作的轻微违法行为并不适用。更重要的是，上述罪名保护的客体是生命权、健康权而非新闻采访权。换句话说，并未针对新闻工作者的特殊职业身份进行立法保护，而是仅仅将其视为一般公民。 应当看到，新闻采访权并非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社会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如果新闻采访、报道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对新闻采访、报道权需要法律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保障，必须通过新闻法的制定明确新闻工作者的执业地位，全面保障其合法的执业权利。 保障新闻自由的需要 当人权宣言宣称“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时。新闻自由开始从一项“自然权利”上升为具有宪法位阶的制度权利。对于新闻自由的尊重和保障，也已成为现代宪政国家的共同选择。 新闻法从其性质上来说应该是新闻自由法而非新闻限制法。首先。新闻自由是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手段。现代的大众传媒能够使人们足不出户便了解到世界任何角落的消息，通过文字、声音、影像、图片等手段的综合运用，让受众有身临其境之感，使政治事务不再遥远和陌生。其次。新闻自由是推进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手段。新闻媒体作为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权力组织，在抑制政府违法、防止政府滥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功能。最后，新闻自由是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没有知情的民众，就没有民主。”通过事实真相的获悉和参与评价。原本分散的个体意志被凝聚成群体意志为国家所重视。新闻法恰当的文本表达必将使新闻自由的理念得以最大化的落实。 规制新闻活动的需要 新闻自由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绝对无边际的。新闻自由有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发现事实、针砭时弊、弘扬社会正气；另一方面，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必将对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造成不应有的侵害。这就使得新闻法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成为规制新闻活动提供准据和尺度。 增强新闻工作者责任心，抑制失实新闻报道。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缺失，为了赶时效、抢新闻，不做深人调查就草率发稿，导致报道失实。更有甚者，甚至炮制虚假新闻。“纸箱馅包子”事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作者”利用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扰乱视听。导致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影响极为恶劣，也降低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新闻法作为新闻界的行业规范，其早日出台必将督促新闻工作者坚持职业操守。从根本上杜绝虚假和失实新闻。 理性的角色定位，保持适度谦抑。“新闻记者的职责是调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记者和编辑的职责不是起草法规或领导一场运动或展开一场道德审判。”新闻媒体是事实的守望者。而非法官，不能挟民意以干涉司法。因为有时民意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和客观，甚至给司法活动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和影响。新闻法的出台将引导新闻工作者找准角色，理性定位。 规范新闻内容和新闻用语。新闻报道受众广泛，其真实性也被视为常态的，因此发挥的社会导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对新闻报道的内容和用语必须加以规范。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告诫英国新闻工作者对自杀事件的报道不应过于详细，以免读者效仿。负责起草这一准则的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成员莱斯・欣顿说：“我们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媒体关于自杀新闻的报道常常导致(读者)模仿自杀。”作为新闻业的行业规范，新闻法应当制定相关规则限制新闻报道淫秽、歧视性、低级趣味的语汇和内容，避免误导，杜绝错误的价值观。 衡平公众知情权和公民私权。公民私权同样是宪法和其他法律保护的对象。公众知情权的获取不能以放弃、牺牲公民个体权利为代价。然而一些媒体、记者在探寻事实真相的过程中，随意采取秘密潜人私人住宅、跟踪、隐匿摄录等手段：为突出真实感和现场感，不惜任意曝光公民姓名、肖像及其他个人信息。新闻法的制定。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衡平公众知情权和公民私权，在两者之间找寻和把握恰当的尺度，并予以细则化、可操作化。 新闻法论文: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变化 摘要：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法国的新闻法规逐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法的形式特征上看，法的调整机制的变化最为明显。本文从法的调整机制上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后法国新闻法规的变化和发展，从中透视新闻法规的进步，兼论新闻法规进步的部分原因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社会控制　新闻法规　调整机制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结构)，反映着法的价值的变化。通过分析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制制度中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结构)，可以透视不同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序列。”因此，研究新闻法规的调整机制对于透视新闻法规的价值有着重要意义。“近代法国法无论内容、原则和形式，都是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法；它系统并且直接地反映出反封建的革命成果，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关系，因而是早期资产阶级法的典型。”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完整地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其新闻法规也因此有着明确的进步历程，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本文所探讨的新闻法规。意指专门的新闻出版法和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与新闻出版内容相关的规定。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新闻法规的主要内容基亟调整机制 专制时代，“君权神授”思想大行其道，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说法形象地反映了大革命前法国的政治统治状况。 法国在印刷术传人后很快颁布各种管制出版和发行的法令。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政府确立了印刷出版特许制和审查制，1521年。法兰西斯一世禁规，此后又一再颁布法令，强化这方面的管理。当时，天主教会还对一切出版物实施严格的检查。禁止教徒阅读“蔡书”。怯国第一张持续出版的周报是1631年勒诺多创办的Gazette，该报经首相推荐，国王路易十三特许出版。“在法国，王权牢牢地掌握着最高控制权，通过敕令、文告指挥着最高法院与教会检查和控制出版物。” 当时法国的新闻法规采取成文法的形式，主要的调整手段有书报检查制度、办法许可证制度、特许制度、追惩制度和限制规模。违反了新闻法规的记者、出版商等往往不经过严格的法院审判就被宣判有罪，上诉权得不到保障，甚至可以完全没有法院审判过程就将记者、出版商等处以刑罚。这时的新闻法规要求新闻记者和出版商承担义务的客体一般是君主、教会和法院的统治权力，而很少涉及或不涉及社会的利益、公民的个人利益。这是由当时的统治方式决定的：第一，君主代表国家，享有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特权，所以国家立法得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限制媒介；第二，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人们很少有主权意识，也没有成形的市民社会，所以新闻法规并不对君主、教会以外的权利进行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新闻法规的主要内容及调整机制 大革命后，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立法开始采用民主的形式。法律代替命令成为解决社会问题、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新闻法规的内容更加规范了，包括对言论自由、新闻出版的保护和对新闻事业必要的限制。 1789年，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揭开了新闻法规权利本位时代的序幕。确立了公民的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作为《人权宣言》的继承和发展的《世界人权宣言》又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使新闻自由拓展到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 虽然在实践中，新闻自由在法国并未从此畅行无阻，革命时期也有书禁和书报检查。拿破仑上台后也开始文化专制主义统治。路易十八复辟后继续进行出版前检查、二战时也曾实行过战时检查制度，等等，但是公开宣布出版自由和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并用宪法形式固定下来，作为政府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国可谓世界上第一个国家。 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出版自由法》，规定印刷和出版自由，废除了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并且把新闻出版活动争议的裁决权归于司法而不是行政。法国现行的《刑法》、《民法》、《军事审判法》等对报纸刊载的具体内容有一定的规定。1947年通过的《梵希特法案》标志着报刊自由发行的原则得以实施。欧洲人权法院要求。在国家通过禁止公开信息而对出版自由权利进行限制时，国家应当履行非常严格的强制性标准。来作为免责理由。因为法国是欧共体的成员国，所以共同体法也是法国法律的正式渊源。具有法律效力。1999年的Fressoz诉法国案就以Fressoz胜诉结案。这也是法国新闻法规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国1978年7月制定的《行政文书公开法》，成为规定法国信息公开的法律。 对新闻出版进行必要限制方面。1881年的《出版自由法》在第四章规定了“煽动犯重罪和轻罪”、“妨害公共事务的犯罪”、“妨害个人罪”、“伤害外国国家首脑和外交官员”等罪名，并在第五章规定了“诉究与制裁”。其中第27条针对提供虚假信息。规定“出版或复制错误的新闻，捏造、伪造或谣传新闻，如其扰乱了公共治安，并属蓄意之举，则处以一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五十至一千法郎的罚款。或仅处以二项惩罚中的一项。”第29条针对诽谤和侮辱，规定：“一切对某一事情的断言或指责损害了其他个人或团体的名誉和声望，即为诽谤。以侮辱性的语言。蔑视或抨击性的词汇肆意归罪于人即为侮辱。”这些对于新闻事业的限制性规范，就是为了保障新闻事业不在非必要的条件下侵犯公民和法人的自由和权利。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政府的义务主要体现在维护新闻自由、确保信息公开等，是针对新闻出版业、公民和社会而设。法国新闻出版业的义务主要体现在提供真实信息、不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危害国家安全、保守国家秘密、遵守法律、遵守社会道德风尚，除了针对国家和政府以外。还出现了更多针对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的内容。这时。新闻出版业和政府承担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情况并不常见。从而保障了国家和政府、新闻出版业、公民和社会的权益，体现了社会制度的进步。法国的法律以权利与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新闻法规也逐渐开始体现权利与义务之间的互补关系。 新闻法规调整机制变化的原因 从专制时代权利义务相分离，到资本主义社会权利义务相统一。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日趋完善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决定的，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社会制度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使公民个人及新闻事业的权利得到了全社会范围内的认可，这为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前提条件、思想基础和法律依据。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天赋人权”深入人心，公民的权利合法化，新闻事业的权利作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外化和延续也随之合法化。新闻法规在赋予国家和政府权利的同时。也就要求国家和政府承担义务以保障公民和新闻事业的权利。 第二，分权原则为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制度基础。资产阶级掌握法 国政权后，立法开始采用民主的形式，分权代替集权成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组织形式。法国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875年宪法、1946年宪法和现行的1958年宪法都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立法和行政的分权使行政权需要遵守的法律来自外部。这样可以使对行政权的授权性条款有合理的限度而使义务性规范得以确认。司法和行政的分权使行政权有了外部监督机制。在行政权出现违法行为时，有外部的强制力量予以有效的阻止并对利益受损方以适当的法律救济，这就使行政权履行义务成为可能。这样，新闻出版活动由立法、行政、司法三种社会权力共同管理，而这三种权力互相节制。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了新闻出版自由，从而为新闻传播活动创造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发展环境。 第三。从新闻事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看，统治阶级无法再对新闻事业进行野蛮残酷的镇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程度的提高，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闻事业日益发展壮大。成了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和手段，人们对新闻事业的依赖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新闻事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同专制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它甚至可以左右政局，催化战争与媾和。面对如此强大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不愿也不能走专制时代的老路。必须更新和健全新闻法规。在要求新闻事业承担义务的同时，也保障公民和新闻事业的权利。 第四，新闻事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新闻法规调整机制完善的历史背景。新闻媒介在资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新闻自由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和巩固自己地位的过程中就已经确立了合法地位，“第三个支配法国大革命时期报刊发展的观点是。报刊不仅构成了政治活动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参与者”。所以资产阶级的新闻法规必然排除以往新闻法规中大量的禁止性规范，增加授权性规范，以保障公民和新闻媒介的权利。 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变化对我们的启示 第一，“民主制的法必定是权利本位的法。”“现代立法以权利与义务为利益调整机制。”我国的立法机关在制订新闻法规对新闻事业进行管理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这不仅是社会进步、现代法律的体现。而且是保障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没有权利的义务和没有义务的权利在结构上都是不稳定的，从短期来看。权利主体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是从长期、发展和全局的眼光来看，这些利益根基不牢；尤其当新闻事业作为信息传播机构和宣传机构的地位来看。如果不能成为权利主体，那么它的信息功能和宣传职能都将严重受损。 第二，新闻事业的发展是新闻法规完善的物质条件。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我国的新闻法规要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适合我国的现实条件和社会状况，适应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过于滞后的新闻法规，会使新闻事业束手束脚、裹足不前，无法获得健康的发展；过于超前的新闻法规，则无异于揠苗助长，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新闻法规的确立、发展和完善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随着社会各项制度的进步、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三，我国的新闻法规要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的范围内与国际接轨。遵循国际惯例和世界通例。在世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这样做可以避免由于不必要的差异导致的误解，避免我国的信息传播和宣传工作陷入被动的局面。可以更好地进行国际信息的传播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