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论文:我国农业合作化与市场化联动机制分析 摘 要: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狂热到速冰,逐渐回归到理性和良性发展。此过程中的农业绩效明显受到合作化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影响。本文分析认为,发展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必须实现农业合作化与农业市场化的联动机制。基于此,要在市场语境下,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以现代商务为合作组织的核心业务,构建新的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思路。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农业市场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商务 农业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库茨涅兹所揭示的三大产业演化规律正在上演,如今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三农”问题等等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农业由于受自然资源约束和自然环境影响,存在着天然的弱质性,分散的农户经营产生了合作的需求,农村合作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研究,大致有三个方面:(1)对合作经济理论的一般探讨,包括理论基础(以产业组织为主)、运行机理、必要性与紧迫性、概念和作用等。(2)对合作组织的探讨,包括合作组织的形式(模式)、合作组织内部治理与运作及合作社成员培训等。(3)对合作经济环境的探讨,包括政策供给与规制、法律调节、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科研社会服务等。本文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分析,发现市场化与合作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需要实现合作化与市场化的联动,在市场基础上进行合作经济发展思路的研究。 一、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阶段 从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合作元素。不过,这种合作化因子经历了一个从狂热到速冰而后逐渐回归理性的发展轨迹,市场化也经历了从有到无至再现的过程。图1将市场化、合作化与农业的发展轨迹进行配合分析。 1.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后期的“强制合作化阶段”(I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意识形态逐渐攀升于社会规则之上,在“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信念引导下,农业生产的合作化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合作化程度迅速提高。从一开始的自发互助,到自觉行动的初级合作社,再到自为式的高级合作社,乃至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农业合作化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社会运动。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化了农业中的“合作”因素。1950年互助组1 131个,到1975年达到16 448个(集政治经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高度合作化的集体组织),数量扩张了近15倍,覆盖全国范围。 强制性制度变迁,还表现在政府以计划的名义,将市场因素逐渐从社会经济生活中消除。农业生产所涉及到的生产资料、要素资源和农业产出完全由国家统购统销,市场受到严重限制甚至禁止。 同期的农业产出显示,1952年为342.9亿元,1975年971.1亿元,仅增长两倍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中(见图1),这20多年中的农业GDP呈现出近乎水平线的状态,发展水平很低。 2.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去合作化阶段”(II区) 强制合作化阶段处于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复杂的因素导致农民面临参与经济生活的“参与约束底限”,即如果继续“参与”当时的经济游戏就可能危及生存,才有1978年18个农民颇有壮烈意味的“秘密约定”及由此触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这种来自底层的变化,可以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不过,此阶段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经由政府的力量仍然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从而呈现出一种诱致倒逼式的类强制性制度变迁行为,不过与前一阶段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向相反,即“去合作化”,才能消除前次行为带来的负效果。 这一阶段,农民重新获得独立生产经营权,生产积极性大大激发,在拥有私人控制权的土地上生产出可能获得“剩余控制”的产品,产出不断增加,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这种来自剩余控制权的产品,满足自给自足的需要之后,剩余产品就有进入市场的需要。当经济建设成为政府的工作重心之后,国家意志逐渐从单纯的计划经济失效中领悟出“市场”的重要性,开始寻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因之市场化程度逐渐恢复并缓缓增加。 3. 80年代中期之后的“新合作化阶段”(III区) 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为市场经济的回归与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1984年中国政府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因子逐渐增强。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更是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这些制度层面的变革,得到了经济大发展的回报。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前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农民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但与上一个阶段(II区情形)相比,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却大大增加。农业生产的家庭化、多样化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市场冲击下却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分散化、原子化的劣势。 数亿中国农民直面市场的时候,新的合作需求产生了。千家万户的农民(分散性)与千变万化的市场(不确定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市场经济大潮还拉大了农业与其它产业收益差距,农业的相对比较利益不断下滑,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离农”甚至“离乡”行为,正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大量青壮年农民加入农民工行列,使得农业生产力削弱,农村出现空户化、老龄化、农民兼业化、土地撂荒闲置等诸多问题。不过,这种“离农”行为,却在客观上为农村经济合作化提出了迫切需求,也提供了自然基础。农村人口的外流或外迁,使得农业实际劳动力减少。人地比例缩小,增加了农业生产压力却缓解了人地矛盾,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需求产生,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成为可能。这些新情况为新的农业合作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农业税的减免(直至取消)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进一步推动我国农村经济走向“新合作化”阶段。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至2008年9月底,全国依法新登记并领取法人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7.96万户,实有成员数108.15万个,其中农民成员104.09万个,占成员总数的96.24%。从业务范围看,有3.23万户的经营范围中包含种植业,占实有总户数的27.63%;2.59万户的经营范围中包含养殖业,占实有总户数的22.15%。现实情况表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开始走向新的发展快车道。 从以上分析来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极低甚至被人为消除,孤立的合作化并未带来农村经济大发展。随后的几年过渡时期,合作化因历史原因被抑制,单纯的市场化仍然不能产生效用。而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化与合作化联动发展互相促进,才有效促进农业增长。 二、农业合作化与市场化联动机制 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农业合作化与市场化联动的基础上进行。以农业市场化为基础,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以现代商务为核心,寻求破解“三农”问题的路径。 1.推动和完善农业市场化进程 农村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建设等诸多方面事务。农业的投入、经营管理、产出等活动,是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关注点。 第一,加快农产品商品化建设。农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均来源于农业产出――农产品,只有农产品通过市场顺利完成“价值实现”过程,才能根本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富裕问题。农产品商品化建设,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农产品销售与流通环节的建设,二是农业的商品化生产。 农产品销售与流通,以市场“价格”为导向,主要目的是充分实现农产品的“价值”,让农业产出卖个好价钱,以确保农民生活改善和农业再生产投资的来源;同时也要解决经常遇到的由买方市场特性引起的农产品“卖难”问题。这需要通过农产品商务中的信息流和物流方案的设计来解决。农产品商务中的市场信息搜集、需求行为分析、供求匹配等活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农民承担着较高的交易成本,承受巨大的市场风险。为此,我们要从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农产品供求信息匹配、农产品交易技术开发等方面着手,扩大农产品市场范围,提高农产品交易效率,加快农产品流通速度,从而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同时建设通畅的农产品物流通道和辅助环境,降低物流成本。 农业商品化生产问题,实际上是“需求导向”问题。农民选择作物品种、耕作时间和管理方法,必须遵从“需求导向”的市场法则,适时、有效地满足企业和消费者的农产品需求。以农产品为中间投入品(生产资料或流转)的企业,以农产品为消费品满足吃、穿、用等需求的居民,都是农民的客户。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生产当然要把握客户的真实需求才能适应市场规则。订单农业、绿色农产品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内生要求。 第二,实行有保护的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保证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价格,影响着农业的“成本”,进而影响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和变革。笔者认为生产要素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农业生产资料,如土地、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物质品,另一类是农业技术、信息知识、劳动力、农民企业家、资金等资源品。从目前情况来看,物质品投入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农民通过市场采购必须的农业生产资料,但由于农民的个体分散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他们在购买中谈判力量弱,信息甄别能力不足,同样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和生产风险。因此,需要对农资供应环节进行改造,构建既符合市场化规则又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农资供应体系。对于资源品投入而言,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着落后和严重缺乏的局势。农业资源品可以概括为信息技术、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三类。信息技术的投入目的在于降低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这方面的供给目前主要由政府主导,市场化程度不高。人力资本中,劳动力的投入基本依靠农民家庭自给自足,在农民工队伍增加的情况下,农村的季节性雇工有所增加,但劳动力流动范围受到限制,而农业企业家的供给则严重不足。货币资本可以物化为农业生产资料,其使用暂不作考察,但其来源和供给数量应该引起重视。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自有资本积累数量有限,农业生产再投资力度较小,所以需要依靠外部资金的注入,但由于农民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农民信用度不高等原因,他们获得外部资金的渠道和数量都比较少,大大制约了农业生产再投入,影响持续性。 基于此,对于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在目前形势下不能完全任由市场机制发挥,而有必要实行“有保护”的市场化。一方面,拓展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渠道,降低农民购买成本;同时要增加资源品的投入激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此容易出现失灵,就需要借助于外在的国家力量推动。 第三,促进农业经营产业化。基于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的分析,我们自然提出促进农业经营产业化的思路,产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农兴百业兴,农损百业衰”。农业产业化要求多类市场主体的参与,产前农业生产要素供给、产中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产后加工销售以及政府的全程监管与服务,各类活动相互衔接,各类主体协同参与,以农业产业链为主线,增加链条上的价值创造和实现的总量,从而使农民获得较多的价值量。农业产业化经营,涉及到三次产业的融合,在得到农业补给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和商业等服务业,应该大力参与到“反哺农业”、“辅助农业”的过程中来,建成“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第四,实现农村基层政务服务化。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农业曾经为工业做出巨大牺牲、农业效益下滑带来“粮食安全”、“社会不稳定”等问题,决定了我国政府必须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农村基层政府,是国家政权的末梢。为了推动农业市场化进程,基层政府要在“为农服务”上下功夫。当前各地出现的乡村干部带领农民致富的案例和征地等导致的社会冲突,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基层政务应该实现“服务化”。农村基层政府承担着信息服务、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等重要责任,这种供给无法完全依赖于市场。同时基层政务中的一项重要职能是从制度上保证农村稳定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高效的市场主体、建设流畅的农村市场体系、营造良好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应该成为基层政务的主要工作。 2.加快以现代商务为核心的农业合作化进程 现阶段我国农业合作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各类专业合作社纷纷出现。然而,合作化过程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多样化运营而缺乏核心业务。促进农村合作经济事业的发展,需要在这方面做明确、深入的探讨。 第一,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合作组织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既具备市场要素又表现出企业组织的形式,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企业组织形式克服市场失效,降低交易成本。但正因为此,合作组织又兼有了市场和企业两种组织形式的缺陷,一方面市场的失灵不能完全通过内部化来消除,另一方面又由于没有完全或完善的控制权而产生很高的协调成本。这些情况导致合作组织不能成为完全而真正的市场经营主体。虽然2007年开始实施《专业合作社法》,但合作社的经济性质并未得到清楚界定,作为调节企业范围事务的《公司法》无法适用于合作社范畴,缺乏“合作社法人”的明确界定和法律认可。现阶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往往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和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两类,前者属于社会团体性质,后者具备部分的企业法人性质。这种“中间”状态导致合作社内部治理和外部运作都存在着众多难以调和的矛盾。 从法律层面明确“合作社法人”地位,是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将合作界定为一种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就是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流通过程提供服务的企业,其核心产品就是专业于合作和协调的“为农服务”。这样合作社就完全按照法人的方式和要求进行市场运作和内部治理,避免所有权不完整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第二,确立现代商务为农村合作经济的核心事务。从功能上来看合作组织涉及到生产合作、流通合作、消费合作、资金合作等很多方面,当前最适合中国农民需要的无疑是流通、营销等市场服务型合作组织,即使在生产领域的合作数量较多,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最终也是需要落实到农产品的出售(价值实现)上来。生产及其它环节当然不能忽视,但在信息技术、机械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农业生产并未成为“瓶颈”,现实中存在大量“卖难”、“增产不增收”、“假种子假农药”等现象表明,市场才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制约因素。 因此,促进农村合作经济发展,需要以“商务”作为核心事务并据此进行合作社的业务设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商务活动为核心,需要以农民(农户)为中心,专注于两个环节:生产前的采购(农业生产要素)和生产后的销售(农产品商品),专心做好为农服务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信用流和人员流等关键商务事务。 第三,发展现代农业商务技术和商务服务模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提供为农服务时,要重视“商务”活动及相关服务,现代农业商务技术的研发和商务服务模式的创新最为关键。在信息技术日益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背景下,合作社要更多接受和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农业商务活动,通过互联网络进行信息的广域和接收,进行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商品的市场宣传、供求匹配,开展农产品网络推广,为农户进行客户购买行为分析、客户关系管理和市场信息数据挖掘等。通过专业信息工具(如即时通讯、自动谈判系统)等为交易环节提供服务,加快交易谈判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利用电子支付、第四方物流综合服务等为交易的完成提供全面服务。技术发展的同时,商务模式也要创新,针对不同的供应(农资)和需求(农产品)主体,采用流程通畅、多方共赢、结合实情、突出特色的商务模式,协调好农户和其它交易主体的关系,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协同运作。农业电子商务既是现代农业商务技术的应用,又是农业商务服务模式的创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成为农业电子商务的主体和强力推动者。初期阶段可以从合作事务的信息化流程式处理着手,产生示范效应,逐渐扩展为全程农业电子商务。 三、结 论 本文通过新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轨迹的分析,发现市场化和合作化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农业绩效的影响。据此设计出促进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合作化与市场化联动机制”,要求农村合作经济必须建基于市场之上,合作化与市场化协调上升发展。相应的,需要突出和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选择现代商务作为农业合作经济的核心事务,利用现代商务技术和创新商务模式提供为农服务,从而形成以农户为中心,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依托信息技术、现代商务技术和现代商务理念实现农业产业链协同运作、互利共赢的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新图景。 农业合作化论文:刍议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针对我国农村旧的社会经济制度所进行的一项伟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它，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也对这场运动谈点粗浅看法。 一、 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原因 完成后，我国农民摆脱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束缚，成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但是，农民个体经济是一种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它的自发趋势，容易使农村产生两极分化现象，如放任自流，其结果必然要同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在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之时，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这就必须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是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必然性。另外，当时广大贫下中农也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由于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长期战争的破坏，许多农民在进行分散的个体经营时，缺乏劳力、耕畜、农具和生产资金；农田水利失修，一家一户无力兴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一遇自然灾害（水、旱、病、虫灾）就要减产。据各地调查，当时大约有近半数的农户在发展生产上存在着各种困难，国家又没有力量提供很多援助。为了克服生产中的困难，增加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许多农民要求组织起来，互帮互助，共同克服困难，发展生产。这是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可能性。 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致过程 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51年9月――1953年底是合作化运动的初级发展阶段，农民按自愿互利原则组成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 1951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2月作出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开始试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要求各地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推动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决议提出了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三种形式，即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1952年底以前，各地主要是大量发展临时互助组，逐步推广常年互助组，有重点地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底，农业生产互助组由1951年的408万个，增加到802.6万个，参加农户由1951年的2100万户，增加到4536.4万户。其中常年互助组175.6万户，初级社3600多个，参加农户59000户。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全面展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加强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党中央还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富有领导农村工作经验的邓子恢为部长，具体负责领导这一工作，邓子恢接受了15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在邓子恢为首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下，53年底前，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基本上是稳步前进的。 1954年―1955年上半年是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农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十大优越性，并向各地方下达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指标，即要求到1954年秋收前初级社发展到3.58万个，1957年发展到80万个，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20%左右。据此，全国掀起大办初级社的热潮。结果到1954年春，初级社发展到9.5万多个，超过计划一倍半还多。 1954年5月1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给中央的报告中说：1953年冬和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的成绩很大。这次会议拟定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计划发展到30或35万个，1957年发展到130或159万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发展到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合作化。1954年秋收前后，许多农民看到90%以上的合作社增产，停止了在两条道路间的观望摇摆，纷纷要求入社，初级社猛增到22万个。10月，中央农工部召开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分析一年来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好形势，指出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已为群众公认，提出1955年春耕前初级社发展到60万个，1957年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转入高级社，再用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大规模农业机械化。 1955年4月农业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突破原来计划。由于发展过快，一些地方出现了强迫命令、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加上国家统购多购了35亿公斤粮食，引起部分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抵触和顾虑，出现了大量杀猪宰羊、砍伐树木、聚会骚动、闹退社的现象。中央发现上述问题后，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4至5月各地共收缩2万余个社，巩固了65万个社。 由上可知，到1955年夏，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是稳健的。 1955年下半年――1956年9月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三阶段，农民组织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形势刚刚好转，于5月17日中央召开的15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根据他调查的情况，批评前段整顿工作是消极情绪，必须改变：“三字方针”，“基本是发”。会议根据的意见，提出了到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以为还少了点，认为可能达到130万个。这样，在对合作化形势的估计及发展速度上，党内产生了分歧。农业合作化运动也以本次会议为转折点，走向高潮。 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认为目前农村中农业合作化的社会改革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不点名批评邓子恢“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批评了对农业合作化实行“坚决收缩”的方针，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是犯了“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会议批准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在“反右倾”的空气中，助长了本来已经存在的贪多求快、急于抢先的“左倾”思想的发展。这样就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了超高速的猛烈浪潮。到1955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原来的65万个增加到182万个，加入农业社的农户达到7500多万户，由春耕时占总农户的14%迅速上升到60%以上。 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持续发展，在农民纷纷加入初级社的同时，又掀起了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为高级社的高潮。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1956年85%以上的农户加入初级社，并在当地试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户以上）的高级社，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更加鼓舞了全国人民。当月，全国入社农户即达80.3%，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随后，合作化运动转入小社并大社，初级社转高级社阶段。许多刚建立的初级社，马上并社升级，有的农户甚至超越初级社，直接加入高级社。到1956年年底，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这样就基本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也就是说，原来预计用15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如从1953年算起，仅仅用了4年时间提前11年完成了。 三、 对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实践结果表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成绩是巨大的：它把广大农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避免了两极分化，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摆脱了农民个体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从长远看，对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在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搞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也较好地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为采用农业机械和施肥、杀虫等农业科学技术提供了条件；在整个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逐年增长；农业的发展保证了工业化的需要，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农村也为发展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市场。农业合作化的胜利，还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奠定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基层经济和行政管理人才。所有这些成绩都是不容抹煞的。当然，如果当时采纳邓子恢的意见，使农业合作化稳步前进，自始至终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探索发展多种合作经济形式，工作将会搞得更好，成绩将会更加伟大。 但由于高级社教条地仿效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由于1955年夏季以后，我国农业合作化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四过”问题，原计划用3个五年计划加恢复时期的3年共18年的时间完成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不到4年时间就完成了，以致遗留了许多问题。主要是：公有化程度较高，组织规模较大，脱离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分配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经营，忽视家庭经营；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 农业合作化论文:网络化组织结构与中国农业合作化模式探索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 自2007年5月份以来，国内市场的猪肉价格出现了持续上扬的趋势。商务部官员指出，引起此次猪肉价格上涨，最根本的原因是猪肉供不应求，拉动价格上涨。农业政策的改革，使农业更深地卷入了市场大潮中。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明显已经很难适应，分散的农户也很难在市场中有立足之地。他们就成了市场风险的最大承担者同时也是市场利益的最小得利者。所以，在这样的形式下。不得不逼迫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在我们目前的国情下如何走出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简简单单就是农业机械化问题，更深层的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组织形式的创新。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上。时至今日我国在农业发展上已经历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广大农村仍以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代农业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才有生产手段和管理方法的科学化。如若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是谈不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生产经营方式无疑加重了农民在市场博弈中的弱势地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交易风险。 现阶段在中国农村如何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的现代化?有学者曾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提出，通过土地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交易和市场竞争来实现规模化发展。实践上，这样的道路在我国是很难行得通。不但不能给农民带来利益，相反，可能的结果是把大多数农民推向毫无保障的境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合作化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农村才是一条真正切实可行的道路。 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可以发挥以下功能：农民通过自身的联合，创造发展条件，发展壮大为成员共有的合作经济；另一个方面，通过联合，推动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整合和配置，能更好地调节家庭经营结构，使每个家庭经营都能寻找到一条最能使自己发家致富的路子；第三个方面是，这类组织对成员内部是服务，非营利的，而对外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合作组织能创造更多为成员所有的财富。 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结构特征 合作经济组织要有效地发挥上述功能，在组织形式和结构的设计上就必须要考虑如何能够协调好农民的地位及其与组织的关系，将农民的利益切实地整合到组织的目标中去。 从性质上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当是属于非政府组织，是成员自愿参与合作，资源共享的互益团体，是一类具有明确目标和规则的正式组织。国外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是农民自己联合的自治组织。中国现在有社区成员共同所有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有国家在农村办的为农民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如供销社、信用社等。再就还有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领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来看，国外农业合作组织大多是由合作成员平等协商、自愿联合、共同创办。我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有领导主体多元化的现象，有农村能人牵头，农民自愿参加；有工农龙头企业牵头，农民自愿参加；有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牵头领办，农民自愿参加；有国家单位牵头，农民自愿参加；还有集体经济组织牵头，农民自愿参加等等。 那么，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式和结构如何才能既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壮大，又保证广大农户的利益不受侵害，尽可能地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在这一点上日本企业集团的网络组织结构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企业集团往往围绕一个银行组织建立以金融为核心的网络组织，在他们的企业集团关系网中，公司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十分独立，但也远非集成，在网络内部允许这些分开的组织共享不对网络外企业开放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在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史上同样有着类似的组织形式与结构，比如说日本的农协组织。日本的农协网络非常庞大，触角深入到农村各地，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加入了当地农协。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另外，政府也依靠农协推行其农业政策并实现对农业的间接调控。农协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农业政策的制定，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当前日本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以及大米市场长期不对外开放的情况，都是因为农协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我国，一些地区对欧美、日韩等国的农村经济合作模式进行了取长补短，探索在资金、技术、流通等一体化的农业经济合作化的道路，例如浙江瑞安农协与瑞安农村合作银行的合作联盟关系。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是合作银行、供销联社以及近百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在农办、农业局、科技局以及人民银行、银监办等部门的支持下，自愿采取多层次联合组成，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一次制度上的创新。建立金融为核心的农村经济合作网络不但有利于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最大的资金问题，而且能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的经济服务，在市场博弈中提高农民的竞争力，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关于网络化结构的几个特征：其一，这是一个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松散的随意进出的关系网，组织的目标和成员的权利责任是明确的；其二，组织是由农户自愿参加的，不能随意进出不等于强制参与；其三，农户应该保留对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合作组织不能随意剥夺。在这方面，农户在网络式的合作组织中是相对独立的；其四，网络结构中的成员关系是相互平等的，不应该有垂直的等级权威结构。形成一个包含从生产到销售和加工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网络。在组织中，农户可以得到资金支持、技术服务、市场信息渠道，甚至销售渠道等。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及其网络化的结构可以说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只有真正使得这样的网络组织在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交易中发挥它的功效才能解决问题。这只有在制度与中国农村的社会文化完美结合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三、网络化组织结构的社会发展机制 农业网络化经济合作组织在其运行过程中必须要与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和文化习惯相协调。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在社会学可以说是不乏见解独到的观点和理论。之后，更是发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术语。其中，美籍日裔社会学家福山在他的《信任》一书中，指出经济组织的管理方式和发展规模在不同的家庭价值观、社群意识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组织行为、管理行为等经济活动必须对文化不断的关注和足够的尊重，否则就 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正如福山所说：“法律、契约和理性经济为后工业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还必须用相互关系、道德义务、对群体的责任以及信任来激活它们。” 在合作经济中，信任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和文化因素之一。就中国农村中的合作关系而言，我们主要讨论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儒家的忠诚思想和血亲信任；二是“私”的毛病。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尊重知识等对合作经济发展非常有用的社会美德在农村是保存相对完好的。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将这一思想现代化，适应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需要。另一方面，根据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分析来看，中国的基层社会在农村，是固定的，不流动的；人和人是孤立和隔膜的，这种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土社会中也产生信用，“这时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先生在文中还讲到了中国人的“私”的毛病，就是俗话说的“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一说是公家的，大家都可以占点便宜，有权利而没有义务。 建国后，短暂的强制合作化和集体化并没有使农民真正建立起合作的理念，自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分田单干的农民几乎没有建立起超家庭的信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建立和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能激活信任的文化和防止“私”的毛病，建立适宜的发展机制。 (一)重视乡村文化在合作组织中的根基作用，吸取农村传统的信任文化如家长式的责任义务、儒家的忠诚品德等并将其现代化 正如福山所指出的“美国的许多移民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民主社会的自由结合在一起，同样，―些国家的工业如此成功是因为它们将旧体制或文化特征与广泛的自由经济构架结合在一起”。因此，在合作组织的制度设计中要注意激活农民的信任品质。实践中，很多自发的农村合作组织都是在传统信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往往也有因一时的利益矛盾造成遇险则散的事情发生。因而，在合作组织运作和管理活动中应当信任、尊重农户，同时进行必要的教育，使他们在对科技和市场知识了解的基础上强化信任和合作意识。 (二)正确发挥政府在合作组织中的引导作用，同时防止出现过度依赖政府的现象发生 鉴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质和合作意识普遍不高，组织能力和应对市场的能力都还很有限。因此，在农村社区中经济合作的初期政府必然要起一个倡导和推动的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也应当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重点在于给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自治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不能够过度干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否则就会造成非政府组织行政化，过度依赖政府的现象而失去活力。更重要的是，对政府的过度依赖还会影响组织成员之间的横向信任。 (三)合作经济组织要规范化、制度化，一定要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则，防止侵害农民利益的事情发生 一旦侵害农户成员利益的事情发生，信任危机往往就会跟着出现，不利于网络化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在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中，成员是平等的，组织虽然也可以有自己的管理者，但主要的职责是整合协调各种资金、信息等资源为组织成员的发展提供最有利的条件。组织因此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来规范管理者和成员的行为，明确其责任义务以及对应的奖惩机制。成员间建立稳定的横向联系是这类组织发展的关键。 (四)发展农村中各种民间团体，产生成员归属的交叉效应。增加信任的社会基础 信任是人们在各类组织和团体中重复交往而产生和强化的。家族以外缺乏信任经常直接涉及利益分配的经济组织。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以社团为中心的社会，林语堂也曾指出过这种差异，他说日本社会宛如一整块花岗岩，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则像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就是一个家庭。就是这个特征，使华人社会在西方人眼中表现出高度的个人主义。也就是费孝通先生分析的“私”的问题。“私”反映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就是种种搭便车现象。除了建立相应的制度防止这类事情发生之外，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更深层的社会机制就是，在农村中积极地推进各类民间社会团体，包括文化娱乐、兴趣爱好等等群体的发展。实践证明，在民间团体发达的地区，经济合作化的发展也相对顺利。农民们通过在各种团体中交往增加了互动和联系，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感情，并为将信任扩大到亲缘关系之外提供了契机。 四、结论 农村中的经济合作组织目前有多种形式存在，笔者认为，水平的网络化组织模式是比较合理的形式，它既可以将农民以一定形式组织起来，又能够保护农民的利益，因为在这样的组织中成员地位是平等的。更进一步，这种组织模式重要的文化基础是信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任已不能再停留于传统血亲信任范围之内，因此，必须从社会层面上系统的加以改造，使其现代化，才能成为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的精神文化支撑。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各种形式的民间社会团体将是一个有用的促进机制。 农业合作化论文: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考察 摘 要：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中，较好地执行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而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阶段，江西经多次修改发展规划，与全国各省同步出现了全面高潮的形势，仅一年时间就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的改造，因而遗留了不少问题。但总的来说，江西农业合作化为江西农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江西；农业合作化；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为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以把个体农业纳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轨道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从1951年秋冬到1956年底，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由稳步发展到急促完成，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初级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高级社)相互衔接的三个发展阶段。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发展，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差，但江西较好地执行了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然而，在高级社发展阶段，江西与全国一道超速发展，出现了合作化运动的全面高潮，使原本预计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来完成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只用了4年时间就急促完成了。本文试从江西一省范围，来探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以期对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一、农业互助组的兴起与稳步提高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广大农村通过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米，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当时，江西农民也常常通过亲友问的临时换工来解决生产困难。江西是新解放区，有组织有领导的农业互助组在1951年前数量很少。1951年春，在过程中，江西省委动员已的地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要求把开展“合作互助”作为开展春耕生产、克服困难的主要工作来做。由于省委的推动，1951年江西创办了9.86万个临时性互助组，加入互助组的农户43.25万户，占全省总农户341.7万户的12.66％。 毫无疑问，江西农业互助组的大量发展是在1952年以后。1951年9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12月15日，将这一决议下发各地，要求各地照此草案组织实施，把互助合作“当成一件大事去做”。1952年3月底，江西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根据江西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了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以“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为主，重点试办常年互助组”的方针，把农业生产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并由省委书记陈正人、副书记杨尚奎和省长邵式平带头，先后组织了三次下乡检查。在党的组织领导和宣传号召下，农民很快接受了互助组合作模式，因为互助组既能解决农民的生产困难，土地又仍归农民个人所有，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传统依赖心理，适合农民当时的觉悟程度，因而乐于为农民接受。同年7月，全省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达123 144个，常年互助组达8 547个。到年底，互助组数量进一步增加，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达126 443个，常年互助组达11227个，组织起来的劳力132.6万个，占全省728万农业劳动力的18％强。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将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充分表明了中央稳步推进农业互助合作的决心。在这种形势下，1953年3月26日，江西省委调整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确立了“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重点发展常年互助组，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导思想，来加大力度推动江西的互助合作运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江西农业互助组呈稳步发展的态势。应该指出的是，和全国相比，这一时期，江西推进农业合作事业的步骤是谨慎的、务实的。从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互助组发展出现急躁冒进的情况下，江西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命令、打击单干农民和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的急躁胃进现象，如有的乡出现挨户编组、按年龄性别编组，甚至说“不参加就不散会”、“不参加就是不拥护”、“贷款只给互助组，不给单干农民”等等，但与发展迅速的一些地区相比，江西的情况好很多。1953年春，甘肃省入互助组的农户达90％左右，后经整顿降到40％左右；江苏江阴县入互助组的农户为70％，整顿后降至30％。而根据江西南昌、上饶、赣州、抚州四专区统计，人互助组农户为18.8％左右。经过1953年春夏整顿以后，到11月，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43％，而江西入组农户为25.4％(人初级社0.02％除外)，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发展到16万个，常年互助组1.6万个。 1953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慰。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把发展初级礼作为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主要环节，肯定这是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适当形式。这样，1954年2月，江西省委再次调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确立了“认真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组织常年互助组。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密切团结单干农民”的方针。南于指导方针的调整，江西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重社轻组的冒进现象。省委发现后，立即着手进行纠正，在报刊和各种会议上进行了宣传，要求广大干部和农民端正认识、纠正不良偏向，指出“互助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基础”，“互助合作要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地发展与不断地巩同”。由于纠偏及时，因此互助组仍继续稳步地向前发展。至12月初，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达223 042个，参加农户1308 915户，占总农户的33.23％；常年互助组81266个，参加农户701232户，占总农户的17.8％。1955年秋冬，在农业合作化高潮背景下，江西常年互助组发展很快。同年7月，常年互助组为12.37万个，年底达24.83万个，入常年互助组农户占总农户的57％。1956年，大部分常年互助组转为了合作社，未转社的常年互助组只有0.16万个。可见，1951年至1955年，江西农业互助组的大量发展和稳步提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逐级试办与稳步发展 初级社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量和入社土地状况分配为特征，是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根据中央的指示，1951年秋至1954年冬，江西进行了初级社的 省、专区、县、区的逐级试办。据当时江西省农工部门部长孙哲回忆，试办时期对合作社的发展控制很严，试办合作社要经过省委批准，并且要符合以下条件：有办得好的常年互助组作基础；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群众自愿；有公道能干的领导骨干；有强有力的办社工作组驻社。由于条件较严，在1951年省试办时期，全省只试办了3个，即南昌县的八一农业生产合作社、萍乡县的易瑞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泰和县的彭昌佃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是专区试办，全省又建了6个新社，加上原有的3个共9个社。 1952年冬至1953年春，全国部分地区特别是华北区出现了贪多求大、喜高厌低、盲目办社等急躁冒进现象。河北省1952年秋有合作社1082个，1953年春增至5882个；山西省1952年秋有合作礼566个，1953年春增至3167个，而此时江西只有9个初级社。江西是新解放区，并且严格控制初级社的发展数量，没有出大的问题，但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苗头。部分区乡干部对发展季节性互助组不感兴趣，追求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但办社条件不够，怕得不到上级批准，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自发社。丰城县原认为没有合作社，经调查，发现五区有4个，而且均是互助组未办好，就盲目转社的；进贤县组织了59个自发社，余汀县弓塘乡一乡就有3个，而且这些合作社大都不顾现实的经济条件，不考虑农民意愿，取消农民所有权，搞“归堆”、 “扯平”，收获物按人口平均分配。省委发现后，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整顿。1953年3月31日省委在给上饶地委的指示信中就指出，要坚决克服“干部中的急躁冒进情绪而在工作中产生强迫命令与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不积极领导，不愿意作耐心的教育工作与艰苦组织工作，放任自流的偏向亦同样要注意反对与防止”。经过1953年春夏的整顿，急躁冒进偏向基本停止，全省379个盲目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大多得到了纠正。 1953年至1954年春，是初级社县试办时期。1953年3月，省委把1953年目标定为发展54个初级社。由于受全国整顿急躁冒进思想的影响，省委严格控制了发展指标，至1953年10月，经地委批准试办的县办社只有33个，加上原有的9个共42个，分布在全省82县5市中的29县一市。1953年12月16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确立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这一决议出台后，全国各地均加快了合作化的发展步伐。1953年冬至1954年春，江西虽仍是实行县级试办，但发展速度也在加快，并在指导方针中加入了“认真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内容。省委对政策亦做出了相应调整，规定个别互助基础较好，合作社有相当数量、干部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区，可经地委批准，进行个别区的试办。1954年3月底，全省82县5市都试办了合作社，经各地委批准试办的社524个，加上原有的42个共566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0.23％。这一时期，初级社对农业生产有较好的推动作用。据对17个社的调查，其中有14个社增产，额度一般在20％左右，三个因遭水灾减产，但产量比单干农民和互助组高。同年夏季，初级社继续发展，夏收前全省初级社达620个。同年秋，全省初级社发展进入了区试办阶段。省委在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上提出：“凡试办社成功取得经验的县，秋后可进入区试办，一般的区试办三个，基础较好的可办四至五个，个别基础太差的区可不办。”此后，江西初级社进入了成批发展阶段。12月初，发展至5015个，入社农户达3.52％；1955年3月，增加到14758个，入社农户达9.83％，这些社分布全省99.5％的区和66.2％的乡。 1954年冬至1955年春，全国许多地区合作社发展出现较为严重的急躁冒进现象，全国的初级社由1954年6月的11.4万个发展至年底的48万个，1955年4月又增加到67万个。部分省发展尤快。1955年初，河北已有10万个。山东8万个，安徽3万个，浙江4万多个。为此，中央于1955年1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发展过快的省“停止发展，转向巩固”；距完成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则应有准备地在巩同中继续发展。当时，江西的发展速度并不快，发展状况总体上也是健康的。每社平均25户左右，而且大多数社都增产了。据赣南、南昌、上饶、吉安、抚州等地的6203个社的统计，有92.5％的社增加了产量，多数社增产10％～15％，少数社增产20％～30％，减产与保产的社占7.5％，原因主要是遭受了水旱灾害，但产量高于单干农民和互助组。因此，1954年江淮流域虽发生了特大水灾，江西农业总产值仍达到了151058万元，与1953年151865万元基本持平。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春江西又建了不少新社。㈣当然，江西也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的偏差，如有些干部以“不参加合作社就是自发趋势”相威胁，不少干部有“搞起来再说”的想法，一些农民思想不通，上午评生下午就卖牛。于是，1955年春夏，江西对合作社进行了两次整顿，整顿中有5个新社改为互助组，860户社员退社。14 000多个全部巩固下来了。这说明，1955年夏季以前江西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基本是健康正常的，省委对互助合作的指导也基本是稳妥的。初级社也大体上符合当时农民的觉悟程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较容易为农民接受。 三、高级社的超速发展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急促完成 1955年夏季以前，江西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大体是健康正常的，然而，1955年秋季以后却出现了急剧变化。1955年7月3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判了“小脚女人”思想和“右倾保守”思想，从而推动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1955年8月5日，江西省委在全省第四次党代会上传达并讨论了的报告，批判了江西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迫于形势，主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刘俊秀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的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同年9月，江西省委修改了3月份制定的建社计划，把1955年秋冬至1956年春建成32564个初级社(含老社)的目标提高到40 758个(含老社)，平均每社25户左右，人社农户达到30.91％，1959年达到10万个，99.36％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同时提出1958年底以前在基础好的各专区试办二至三个高级社，1959年半数以上的县各试办一两个，1960年每县试办一两个。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与会者一边倒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者，省委于11月再次修改规划，将1955年冬至1956年春的建社计划扩大到6万个(含老社)，经省委批准可办百户以上的大社，入社农户达50％左右，并把高级社的试办提前到1955年冬，提出在1955年冬至1956 年春，赣南、南昌和上饶可以在基础好的地方各试办三至五个高级社，吉安、抚州和九江可各试办二至三个。由此可见，从1955年8月至11月，江西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伐在不断加快，但省委对合作礼的决策仍趋谨慎，对办社规模、办社条件特别是高级社的试办进行了控制。因此，江西合作化的高潮形势尚在逐步形成，并没有全面到来。 1955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了九省省委书记会议，会议要求各省加快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12月，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大力提倡并社升级，从而推动了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高潮。为了追赶全国的发展形势，江西省委于12月29日第三次修改了规划，提出了试办高级社的新计划，要求在1955年冬至1956年春建初级社8.5万多个，入社农户达60％以上，至1956年10月全省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规定在1955年冬至1956年春有条件的县可试办一个高级社，基础好的县可试办二至三个，每社以150至300户为宜，入高级社农户达20％～30％，1960年全省基本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此后，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超速发展，掀起了全面高潮，短时间内就急促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1月13日，江西宣布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据统计，全省已建成6.7万多个初级社，8000多个正在建设中，人社农户达75％以上。在热火朝天的形势下，省委于1月18日第四次修改规划，要求1956年春建高级社3000个，全省提前到1957年冬普遍建立高级社，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从此，江西高级社的发展规划超出了试办范围，进入迅猛的大发展阶段。然而，现实的发展比规划来得还要快。1955年底，江西只试办了36个高级社，1956年3月中旬发展到7174个，每社平均332户，鄱阳县最大的两个达4 600户和4 800户，入社农户达61％。初级社有90 469个，其中有56 562个已转为高级社，全省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2.3％，江西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6年秋冬季，未转高级社的初级社继续并社升级，到年底高级社达18212个，每社平均210户左右，大的有1000多户，人高级社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96.04％，只余1844个初级社未并社升级。至此，江西仅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急促完成了对农业从半社会主义到完全社会主义的改造。 四、对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总体评价 和全国一样，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由稳步发展到急促完成，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相互衔接的三个发展阶段。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合作形式，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比较相符。互助组是单个农户组成的较为简单的合作组织，农户在人力、牲畜、农具等方面进行交换与调剂，能较快地解决农民的困难，同时又保留了农民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因而容易为农民所接受。互助组刚推行时，在评工计分、农具和耕畜使用、清工结账等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后来经过摸索，采用底分活评、农具和耕牛评分计工和及时清工结账等办法来解决问题。一些涉及农民利益的问题解决后，互助组的优越性也就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农民加入互助组后，生产困难解决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了，大部分农民收入增加了。据统计，1952年办得较好的互助组一般增产15％～20％。1952年，萍乡县年丰乡有40个互助组，287户中有205户参加了互助组，互助组稻田亩产都在千斤以上，普遍比单干户的产量高。1952年农业总产值为154173万元，比1951年122958万元高出了3亿多元。同时，互助组在生产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如耕作次序的先后、因地制宜的耕种、扩大再生产的局限等，而这些在初级社中能很好地解决。 初级礼是较互助组更为复杂的合作形式。它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耕畜和农具作价归公或有偿使用，土地收获按土地和劳力的一定比例进行分配。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来说，它大体适应了江西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适应了江西农民的接受程度和干部管理水平。初级社还保有半私有制，既能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又能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形成一种比较合理的双重结合。这些均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当然，初级社也存在诸如土地和劳力的分配比例之争、评工计分、窝工浪费等问题，经探索后，许多社通过民主协商和实行包工制等办法使问题得以解决。从实践来看，初级礼增产效果也是好的。据统汁，1954年在非灾区有90％的社增产(一般10％～15％)，绝大多数社员增加了收入。1955年有92.5％的社增加了产量；全省农业总产值为159 758万元，比1954年高出了不少。互助组和初级社能解决不少问题，又能增加农民收入，呈现出了明显的优越性，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是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互助合作运动健康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省委较好地贯彻了中央的“采取逐级领导试办，树立好榜样，逐步巩同，逐步推广”的方针和“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要求，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遵守了由小到大、南少到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在发展中对指标数字自上而下地适当控制，对建社对象自下而上的慎重选择与审查，并把大量发展互助组和逐级试办初级社相结合，即便在批评了“小脚女人”思想之后，省委在1955年9月合作社发展规划中仍然提出，必须“将建好新社，巩固与扩大老社和大量发展互助组密切结合起来”。至于1952年冬到1953年春和1954年冬到1955年春出现的两次急躁冒进偏向，这与当时全国的发展形势有关，也与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和群众热情分不开。省委对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偏向，给予了及时的纠正，1954年12月，省委就把各专区上报的1955年春发展2万多个初级社的计划，压缩为1.5万个，后又减至1.3万个。省委根据中央要求，立足江西实际，采取严格控制发展速度与逐级试办的发展模式，是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 江西农业合作化在高级社发展阶段，出现了超速发展的高潮形势。这种形势，是在没有充分估量甚至不顾客观实际条件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过急地人为地促成的。高级社创办后，在农田水利和道路建设、改革落后耕作技术、增强抗灾能力等方面，确实有一些优越性，如1956年春江西新修水利工程24 709座，扩大灌溉面积274万亩，完成计划的188％，超过1955年水利工程4倍左右。然而，由于并社升级高潮是过急地、人为地促成的，江西在1955年秋冬至1956年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工作十分粗糙，遗留了不少问题。许多社根本不具备办社条件就“两步并一步”迈进高级社，办社不是群众自愿，而是在从上 到下的行政号召下一哄而起的。不少农民勉强入社，大部分是“随大流”，甚至是被编进来的。许多政策如土地、家具、牲畜的入社政策没有得到贯彻落实。高级社因为规模过大，超过了农村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农民的接受能力，造成了经营管理上的混乱，出现“出工等队长，吃饭听钟响”，“做事一窝蜂，肩膀挤肩膀”，分配“大呼隆”和“大锅饭”等现象。据1956年12月江西对赣县吉埠社、崇义县黄沙林社、丰城县塘圩社、南吕建设社等9个高级社的典型调杏，除吉埠社外，其余的社劳动生产率都下降了。如黄沙林社1956年全社每个劳动日所创造的产值是0.806元，1955年初级社时平均产值是1.021元，1956年比1955年劳动生产率降低了21.3％。高级社实行土地无偿归社所有，统一经营，按劳取酬，取消土地分红，牲畜、家具作价入社，这超越了当时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6年冬和1957年春，全国出现了退社风潮，江西也有一些农民要求“拉牛退社”，比较突出的是1957年春清江县出现的成批合作社解散现象，省委虽派了工作组去做工作，但重新回社的农户不到原来的一半，社减少了，礼的规模也缩小了。经整顿后，江西农民闹退社虽于1957年夏缓和下来，但社内的生产管理、经营、分配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可1958年又出现了更高形式的化运动，全省在很短时间内就把高级社合并为，这就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更远了。 总之，江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江西农村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广大农民逐步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实现了分散的农民个体经营到合作社集体经营的变革，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农业合作化后的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和按劳分配，使生产规模扩大，农具得以更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重大成绩，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江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偏差，尤其在高级社阶段，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不相适应，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足，对江西农业发展历程上这样一次重大探索，我们必须历史地、理性地看待，客观地、恰如其分地给予评价。毕竟，究竟什么是适合国情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农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结合省情江西又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刚刚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是一个新问题，需要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才能全面、深刻地搞清楚。即便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依然是摆在全党和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责任编校：包礼祥 农业合作化论文:粮食危机\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步伐加快 摘要：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后，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业拖工业后腿的矛盾加剧，出现粮食购销危机。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的顺利实施，国家出台了统购统销制度。为了便于低价收购并在低价下增加农产品收购数量，农业合作化速度骤然加快。 关键词：粮食危机；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 中国共产党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但农业合作化继统购统销制度形成后，速度骤然加快，在此后的短短3年中，这一任务就基本完成了。 一、新中国工业发展战略与粮食购销危机 1952年，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而当时，中国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按当时的标准看，现代工业只占生产总值的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将近90%的人口在农村就业和生活。然而，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建设周期长、在发展的早期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初始的投资规模巨大等基本特征[1]。 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度增长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为105亿斤[2]。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国民经济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工业原料作物种植地区扩大了，工业用粮比过去增多；同时，后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农民的消费粮食也比过去增多。这样就使原本十分脆弱的粮食供求平衡局面便被打破。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粮食购销形势开始再度紧张，到1953年春情况更为严重。当时的情况是：（1）国家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据粮食部门报告，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增加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为105亿斤[2]。进入7、8、9三个月后，情况更为严重。在收购旺季的这三个月中，国家共收购粮食98亿斤，超过原定计划7亿斤，但却销售了124亿斤，超过原定计划19亿斤，库存又减少12亿斤。10月份，国家粮食销售量又比上年同期增加31.3%[3]。收得多，但销的更多，结果赤字越来越大。（2）不少地方开始发生混乱。当时，由于粮食自由市场存在，社会上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尖锐的粮食供需矛盾，兴风作浪，抢购粮食，与国营粮食部门争夺市场，在受灾市场，小城镇己开始发生混乱现象，有些地区有数千人以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成长龙争购粮食。如在江苏省苏南地区，投机商利用变相提价，拦路收购等方式争购新稻，1952年10―11月间，个别私商收购比重高达90%以上。江西省吉安市，1952年12月18日到22日5天内，上市的稻谷全被私商收去。不法私商在农村还大肆买青苗谷，1953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湖北省潜江县腰河乡被私商买去青苗谷13万多斤。浙江省温州专署粮食局在温州蒲江乡36个村调查，有74%的农民卖了青苗或禾花谷。粮食投机商预购青苗的价格，一般比牌价低20%―30%，有的则低达40%以上。各地私商抢购粮食还有一套与国营粮食部门作斗争的策略：从集中转向分散，从公开转向隐蔽，从城市转向农村。这种粮食投机市场的存在严重地干扰了国家粮食购销计划的实现，导致粮食产需矛盾更加尖锐[4]。 上述问题反映出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需要的矛盾。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产品，保证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和加工企业的原料供应，迫使国家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以保证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 解决粮食的办法，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全国粮食会议上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后，陈云最后提出采取“又征又配”的政策，即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经陈云向中央提出后，得到和的支持和赞许。中共中央随即于1953年10月16日做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同年12月初开始，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统购价格及统购粮种均由中央统一规定；第二，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第三，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第四，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除拨给各大区的粮食以外，其他粮食包括各大区间的调剂粮、出口粮、储备粮、全国机动粮、全国救灾粮等，统归中央统筹安排。全国城镇5 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5]。 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在实施统购统销的第一个月，国家收购粮食就比1952年同期增加38%，并一举扭转了前一段出现的销大于供的被动局面。在1953年到1954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内，全国实际收购粮食784.5亿斤，比1953年10月全国粮食会议提出的计划超过75.5亿斤，比上年度多收177.9亿斤，增长29.3%。这一年度内，国内销售粮食596.4亿斤，比上年多销135.3亿斤，增长29.3%[2]。但购销相抵，库存却有了很大幅度的增加。统购统销的实施，终于使政府渡过了难关，扭转了粮食购销紧张的被动局面。在1953年底实施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之后不久，国家又于1953年底和1954年夏分别对食油和棉花实行了统购统销。 三、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步伐骤然加快 统购统销制度形成以后，国家为了保障农产品低价收购政策运转顺畅，就必须强制地取消农产品自由市场，由国家垄断市场，限制城乡集市贸易。为了确保在低价统派购条件下，农民仍然能把资源投入到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产品生产中，就要求做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控制生产的范围和领域，以降低农产品的机会成本，归并农民独立的土地使用权力，严禁土地流转，以抑制地租对农产品价格上升的推动作用，使国家能够以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农业生产和剩余。 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1.1亿户，对农产品的征购，如果以农户为单位来进行，显然会增大交易费用。为了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收益，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同时，农业合作社也无疑是一种较好的组织形式。农业合作社每年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等收入，首先归集体占有，在补偿生产资料的消耗部分，扣除交纳给国家的农副业税和支付给国家银行贷款的利息，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用后，其余部分分给社员个人。合作社的收入分配模式显然比农户个体经济更有利于国家以更低的交易费用对农业剩余的索取。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所指出的：“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不仅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矛盾，更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 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步伐不断加速。1954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收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转入生产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各地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共达7万多个，超过最初拟定计划1倍多。6月3日该部统计，已建社9万多个，入社农户达170多万户，完成原定计划两倍半以上。11月该部统计，到秋收前又建设12万个。到1954年底，全国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48万余个[6]。 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推行，以及扭曲价格的宏观环境的形成，继统购统销制度形成后，为了便于低价收购并在低价下增加农产品收购数量，导致农业合作化速度骤然加快。正如1957年7月，陈云关于《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发展农业，大量增产粮食，主要是靠农业的合作社。就是说，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7]由此而论，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农业合作化进程就形成了一个高潮，1955年下半年的高潮，只是前期高潮的延续而已。 农业合作化论文: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初探 摘 要:邓子恢认为农业走合作化道路,不仅必要而且是可能的。农业走合作化道路必须坚持自愿、循序渐进和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正确处理合作化中的各种矛盾的原则。 关键词:邓子恢;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 邓子恢是党内卓越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专家,坚持农业走合作化道路是邓子恢的一贯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多次指出:“不把农民组织起来,则农民将永远落后。只有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改良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才能逐渐走向社会主义。”[1]“合作社,在农村是为农民所迫切需要的。”“必须大力帮助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发展,以求逐渐走向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合作社要给予种种优待和帮助,使它发展起来。”[2]邓子恢详细阐述了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应坚持的原则。 一、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可能性 第一,党已积累了领导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邓子恢指出:“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农业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是农业劳动互助组。早在1937年前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后在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在推翻了封建统治之后,即创建兴建了这种生产组织。这种组织,群众一般都称为互助组,通常是由三、五户或十几户组成,分为季节互助和常年互助两种,但不论哪一种互助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完全保留的,它不同于个体经济的,只是实行了集体劳动。各户的土地仍由自己管理,土地收获物也归各户所得,在实行集体劳动后,劳力有剩余的农民,在别人土地上进行劳动,也只取得相当于社会一般工资的报酬。这种互助形式,可以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可以提高劳动效率,推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3] 第二,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得以完成,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农村局势好转。邓子恢指出:“在1949年3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就已经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当全党已顺利地解决了上述历史遗留任务和经济恢复的任务以后,才在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力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4]与同时,又在农村中胜利地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肃清了残余的土匪、特务武装,逮捕并法办了一批反革命首要分子,瓦解了会道门组织,巩固了农村的革命秩序。”“再次在运动中又产生了农民代表会议,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乡村政权,在广大的农村中,实现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真正的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5] 第三,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农业合作化是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没有坚强的政党领导是根本行不通的。1954年,邓子恢在《中国农业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农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唯一政党,他今天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牢固地掌握了领导权,可以运用一切方面的影响,来巩固工农联盟,推动农民日益倾向社会主义。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走向彻底胜利,这是可以断言的。”[6] 二、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 第一,工业化的迫切需要。邓子恢在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天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工业化,五年建设、五年计划是工业为主,重工业为主,求得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大体上打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农业要和工业化相称。”[7]“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农村工作的总方针、总路线,要把今天农民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将来的集体所有制,有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就要有社会主义的农业来配合它。”[8] 第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需要。邓子恢深知私有制是产生社会不公导致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只有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把私有制的个体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才能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根源,避免两极分化。邓子恢指出:“让个体农民向富农、高利贷者去借贷、去当雇工、出卖劳动力、廉价出卖农产品,结果就增加富农、高利贷者、投机商人的剥削对象,让农村资本主义泛滥发展。这就是让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破产贫困。这是旧道路,是让农村资本主义漫无限制泛滥发展的道路。”[9]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邓子恢指出:我们党的任务在于领导农民走新的道路,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大家富裕的道路。他指出,这是一条新道路,“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结果就是大家富裕比较平衡地上升,也限制了富农的发展。”他反复强调:“这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道路,同时也就是缩小富农的剥削范围,又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0] 第三,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需要。完成时,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贫农平均每户只有11.7亩地,每两户才有一头耕畜,每3户才有一部犁,每17户才有一架水车[11]。中农的经济地位稍优于贫农。但总起来,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畜力不足,农具不全,缺少生产资料。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使广大农民无力兴修水利,无力抵御自然灾害,无法使用农业机械和新的农业技术,就连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也存在不少困难。这就决定了有组织起来的必要,而集体化的农业是能克服这些缺点的。正如邓子恢所言,单干“发展下去,就是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也不能抗拒天灾人祸,要两极分化,再就是它扩大再生产能力差。所以我们要走集体化的道路。”[12] 三、农业合作化必须坚持的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自愿原则,禁止任何强迫命令。为什么要坚持自愿原则,为什么不能强迫命令?邓子恢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从农民的本质来认识。“农民的本质是什么?农民是劳动者,他是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不是靠剥削人为生。这就决定了农民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是还必须了解农民的另一方面,他是小私有者、小生产者,有自私心理。不了解这个特点,就不能领导农民。”[13]“农民是小生产者,个体经济,因此养成了他单独经营的习惯。他自己单独经营很自由,早下地晚下地由他。他也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打算,但他是以自己家庭单位来打算的。农民对于社会主义往往容易误解,怕吃亏,有顾虑。他单独经营惯了,集体经营怕搞不好。他文化程度低,脑子比较简单一些,不轻易相信人家的话,你说什么先进经验,他不轻易相信。”[14]“当然,农民中有一部分是比较先进的,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大部分是还是要看看。还有少数是极落后的,即要很久才能通。”了解了农民的特点,那么该怎么办呢?“要使农民自愿参加,必须进行教育,没有别的方法。”“另外,要把先进的农民组织起来,作个样子给他看,用事实说服他,边讲边作,边作边讲,经过说服教育和示范,使他真正弄清楚,消除顾虑,自觉自愿参加。”“假如对农民采取强迫手段,拿对付剥削阶级的手段对付他们,那完全违反了马列主义原则,是不应该的。”他指出强迫农民会产生严重后果,他说:“这不仅是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还会闹出大乱子,农民闹翻了那可不得了啊!四万万七千万,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农民闹翻了工农联盟破裂了。同农民发生了矛盾,就麻烦得很。那样大的势力,农民都把他打下来了,你现在想对付农民?”[15] 第二,循序渐进。邓子恢认为,开展合作化运动,不要超过群众运动发展的水平,不要超过群众的觉悟水平、经济水平,而要从群众的经验中去推进。因此他积极主张不要过早地改变所有制,要由互助组向初级化、高级化稳步前进,因而被错误地批评为“象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地走路。”邓子恢指出:“开始是临时互助,以后是季节互助,长年互助,最后是合作社,这是很自然的。”[16]“一个地方连互助组都没有的,开始当然是搞好临时互助、长年互助。再办合作社、循序而进。” [17]他指出,初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易于为中农所接受,又可达到增加生产的要求。这种半社会主义合作社实行了统一经营,又是保留了农民对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这就是对中农一个重要的让步。有了这种让步,才引起中农对合作化的兴趣,从而使合作社在贫中农联合的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所以说,半社会主义合作制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必须过程,是目前合作化运动中不可逾越的形式。”[18]他指出办高级社要有条件,“不要随便把初级社转为高级社,转变要很慎重,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由互助组转到初级社都要有条件,何况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呢?”[19]“先实行了部分集体所有制,实行了统一经营集体劳动,通过这些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们有了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以后国家工业对农业的技术支援也逐渐增加了,再顺其自然趋势,逐步解决私有制的问题,而后转到完全集体所有制,这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步骤。”[20] 第三,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正确处理合作化中的各种矛盾。邓子恢认为,在合作化中,社内社外是有矛盾的,社内新社员,老社员的矛盾,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矛盾,出力多与出力少的矛盾,社外大社与小社的矛盾,这个社与那个社的矛盾,合作社与互助组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怎样处理这些矛盾呢?“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处理。”为什么呢?“我们同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的原则是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来剥夺那些落后的,把人家排挤与剥夺得越艰苦、越落后,他就越发财。社会主义则不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先进的帮助落后的,大的帮助小的,强的帮助弱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团结广大群众,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互助组可以扩大,合作社也可以扩大。” 农业合作化论文:浅析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及启示 [摘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新中国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进行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有理论上的指导，更有客观现实根据，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适应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帮助贫苦农民走出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认为有必要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把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走向富裕的道路。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经验；启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新中国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进行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这其中既有十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有始料不及的偏差和失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再次明确提出“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就使得我们认真总结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客观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在1952年行将结束，1953年就要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家面临的新的形势和许多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目标。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的。这一运动的发生不但有理论依据也有其现实根据。当时中共中央主要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来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对合作化的论述和经验，创立了科学的合作社理论。列宁曾经指出合作“从而使工人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为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了组织者和管理者。”他强调：“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并将之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明确提出合作社是我国发展的方向，他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那种合作社。”曾经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有理论上的指导，更有客观现实根据。 实现农业合作化是避免两极分化的需要。后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中国共产党人为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制，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村还会进一步分化，这种现象还会更加严重，这与党的理想和追求是格格不入的。对此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为了避免农村形势进一步恶化，避免农民自发的走向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党中央最终达成“趁热打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走集体化道路的共识。 实现农业合作化是适应工业化，解决当时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1955年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大规模经营的合作化农业，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品提供消费市场。 实现合作化是帮助贫苦农民，使农民不再贫穷的需要。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集体合作化是加速生产力发展的有效途径。以后，广大农民相对分散，劳动力、耕畜、农具、资金等生产资料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广大农民的自愿要求。农业合作化不仅在帮助缺少生产资料的贫困农民摆脱贫困提高生产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而且在抵抗自然灾害方面显示出个体农民无法比拟的优越性，1956年，同志说：“今年(指1956年)这么大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合作化的优越性则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摆脱贫困，使占大多数的贫困农民原来极低的生产力得到快速的提高。 实现合作化，党认为是组织亿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确立的最高纲领。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运动，建立起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完成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胜利后，中国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国内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国际影响和威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就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鼓舞了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政治热情。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题。只要有适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它便必然会发生。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经验及教训 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践证明，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使农民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的运动。农业合作化全面开展之前，党中央就制定了较完整的理论、路线及其政策，并有农村工作部的直接领导；制定了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逐步限制富农到消灭富农剥削的阶级路线。对富农阶级是通过和平的道路。把人的改造和制度的改造结合起来。把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从小生产变为大生产，也是一场巨大的革命。党中央及其农村工作部在领导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不断总结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式，提出了要求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工作和实践中当做一件大事来做。 但是很明显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缺点和失误。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具体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形势估计上，一方面夸大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的情况，过分强调两个阶级、两种道路的斗争，要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作为阶级斗争的内容之一，给资产阶级以“粉碎性的打击”，“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而且也要使“小生产也绝种”。第二：把合作化和发展商品经济对立起来。以后，本应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加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联系。然而，在整个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却把农村商品经济视为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来加以反对，禁止农民经商，更不准合作社从事商业活动。第三：由于采取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体制，用行政手段把农民的财产变为公有，用直接管理国营企业的办法管理合作社，生产按国家指令性计划，劳动采用集体形式，产品由国家统购派购，分配按统一规定实施，农民和合作社没有自主权。最后：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最主要的失误。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启示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总体上来说还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也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在短短的数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我国由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转变，虽然在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失误，但是对于我国目前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我国面积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因此，发展农业生产只能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有步骤、分阶段地实行农业的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消极等待。 其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努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我国经济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同时农业生产又不同于工业生产，经营分散，生产周期长，受多方面自然条件的限制。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不同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群众创造性实现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我们必须把这项制度稳定并坚持下来，并不断地进行发展和完善。 第三，在进行社会主义农村改革过程中，要从基本上维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也一再强调改善农民生活是农业合作化的最终目的，即“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当前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当前我国农村正在兴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新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是顺应农业发展需要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现在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它的建立和实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体现了我国农民要求摆脱贫困落后、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当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特别是去年以来的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得国家经济安全更加重要，要想在全球危机下保持国家独立、经济繁荣，农业的基础地位尤显突出。只有把我国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农业问题解决好，才能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才能把握住未来的方向。 农业合作化论文:试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价值 摘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适应了时展的要求,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同时为新时期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重要经验和深刻教训,为新时期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价值反思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采取的有效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有成功也有失败。虽然这次社会运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由于其独特性,仍然吸引着众多的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我们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并不是人为发动的,它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人们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但由于多年的战争,社会经济残破,社会财富总额只相当过去财富的二分之一,粮食产量只相当于历史最好水平的四分之一。面对百废待兴的状况,新中国遇到的第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人民的吃饭和穿衣问题。 从1947年开始的农村,使千百万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成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生产资料的奇缺,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一些已经分到土地的农民再次失去土地,土地再次出现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这对人民政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影响到这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刚刚建立,财力严重不足,无法提供大量物质、资金、技术的情况下,农民自发组成的互助组,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志在总结以往苏区及解放区实行的互助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农业走互助道路给予了肯定,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业上实行互助组制度,解决了单个农民无法生产的问题,因此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的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 互助组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有效地恢复了农村的活力,促使农村开始正常发展。互助组是初级形式的简单劳动力组合,能恢复生产力,但不能解放生产力。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国家开始有能力为农业生产提供一定的帮助。由此,初级社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初级社在社会生产的组织化方面要明显高于互助组,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以及农业机械的大范围使用。初级社比互助组在生产力方面的优势也是明显的,它不同于互助组的简单组合,而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复杂管理。初级社采用的是农民以生产资料入股的形式,收益方面按股分红,明确了利益分配原则,充分调动了每个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农民的潜在效能。初级社内部的管理是有序的,农民互相监督,互相负责,民主化进程加速。 随着农业生产初级社成果的不断显露,人们思考如果扩大这种组织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效益。这种希望农业快速发展的心情,反映了人们渴望早日过上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中国在近代历经磨难,人民群众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于那些从奴役地位转化为主人地位的中国人来说,新中国最大的任务就是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人们在这个国家中,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因此,在1955年左右,出现了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的趋势,在原有初级社经营较好的地方,高级社也获得了成功。但对于那些没有经过初级社锻炼,而直接进入高级社的地方,则出现了不好的情况。这也说明,农业管理对农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如果没有具有管理能力和管理经验的地区施行需要复杂管理的措施,往往会出现重大的失误,欲速则不达。经过党和政府的调整,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渐走上正轨,直到在全国大面积推广。 二、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经验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旧中国由于长时间的受到战争的创伤,以致饥饿和贫穷笼罩了神州大地。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方的政治家就曾经预言,没有一个中国政府能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了打破西方政策家们的预言,党和政府始终把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重视粮食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善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粮食产量跨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土地和大型农具及生产资料的大部分被地主占有,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粮食产量很低,饥饿和贫困成为制约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严重障碍。据此,党和政府在农村全面推进了,使广大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土地,再加上粮食市场制度改革和合理的价格政策,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迅速提高,粮食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性的增长。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1957的19505万吨,增长了72.3%,年均增长7%,人均占有量也相应地由209公斤增加到306公斤,增长了46.4%,年均增长4.9%。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具有农村人口比重大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预期,认为耕地面积不宜少于16亿亩。1949年耕地面积14.68亿亩,农村人口4.47亿人,每人平均耕地3.28亩。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建设,需要土地越来越多,为保持耕地面积不减少,采取的措施是:一是将一些撂荒土地发动群众垦复;二是国家组建农垦部,主管垦荒工作,在一些宜农荒地较多地区如东北、西北、广东、云南、内蒙古等地有计划地开垦土地;三是组织当地农民根据荒源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垦复。据统计,从1949-1985年开垦荒地达51850万亩,其中“一五”“二五”“三五”计划时期开荒面积达37524万亩,占开垦面积的70%,开垦荒地是当时保持耕地面积总量的重要途径。经过三年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1957年耕地面积达到16.77亿亩,农村人口5.4亿人,每人平均耕地3.11亩。由1949到1957年农村人口增加了1亿人,耕地增加了2.1亿亩,但每人平均耕地仍保持在3亩以上水平。由于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粮食生产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逐渐稳步提高,不仅保证了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也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促进农业建设目标的完成 党和政府根据各个时期对粮食产供销需求,粮食生产总量目标,曾分别提出4000亿斤,7500亿斤,8000亿斤,10000亿斤的指标。解决粮食问题除了国家一系列扶持政策外,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开始采用了一系列合理的方案。一是在种植结构方面,突出保证粮食种植面积,用总播种面积的80%保证粮食生产,用20%面积安排经济作物、油料作物和其他作物(绿肥、蔬菜、饲料等作物);二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1],使粮食增产,;三是扩大粮食高产作物,特别是水稻、玉米、薯类三大作物面积。这三种粮食作物面积占40%,产量则占70%。据测算粮食产量中大约有1/3来自扩大面积,2/3来自提高单产方面。为了增产更多的粮食,国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1967年粮食目标是: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亩产粮食为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为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为800斤,(均为粮食耕地亩产),这三类地区当时粮食耕地亩产水平分别为163.6斤,229.2斤,436.3斤,要达到纲要规定的400斤,500斤,800斤水平,全国粮食耕地约占12亿亩,平均亩产625斤,总产量则要达到7500亿斤左右。这个目标尽管未能如期实现,但推动大办粮食,提高产量有积极意义。 (四)农业合作化运动奠定了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建立了合作经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合作经济是建立在劳动者个人产权私有基础上的约定共营经济。按照公认的合作制原则建立的合作社及其他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劳动者联合自助组织,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之经济、社会、文化联合体,是其成员在联合领域内共同利益的代表机构。合作经济是可以包容不同类别的劳动者和投资者的联合体,并非某种单一的经济形态。合作社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其他主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经济的和社会的二重性。从经济性上说,合作社是属于社员所共有的新型企业,其功能是组织社员联合进入市场,通过为社员提供运销、加工、生产和生活服务,形成聚合的规模经济,节省交易费用,增强整体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率,增加社员收入,增进社员福祉。合作社不追求合作机构自身赚取最大利润,但要依靠联合共营在市场交易中获得赢利,帮助社员赚钱。联合共营的盈余按社员与合作社的惠顾交易量返还和股金分红。从社会性上说,合作社是劳动群众自我教育、传播科学技术和精神文明的大学校,作为合作群体在某个领域共同利益的代表,发挥着联合制衡、争取社会公平,维护弱势者权益,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农业步入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为特点的发展态势。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在很多方面都能看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它的影响。农业合作化运动强调,在一定规模基础上发展农业,通过规模来产生效益,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规模经营的素质还不高,但已经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土地规模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要,但何种情况下的规模经营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呢,这在当时是没有解决好的。我们现在知道,只有在劳动力、机械、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充分并合理配置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生产的最优化和效果的最大化。因此,我们现阶段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劳动力、资金、技术的关系,使其有序化。 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我们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的一条重要经验是,要及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虽然消费不能根本决定生产,但它在会在一定程度一定时期对生产起极大的影响作用。影响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农业合作化期间,我们虽然保证了人们的生存需要,但对人们的进一步生活需要关注的不多,影响到了后期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归根到底是通过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来改善农民的生活,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因此,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使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恰当合理,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 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榜样。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中国人口不断增长,到二十一世纪初人口总数超过13亿,其中农村人口达到九亿多。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农村耕地逐渐减少,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如何转移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是一个极其严峻和重要的问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通过兴修水利、整理土地等基础性工程来转移劳动力,这是一条有效的途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农业基础设施严重失修,造成农产品供应增幅减缓。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时期,我们转移农村劳动力,仍然可以走建设基础设施的道路,当然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不应局限于农业,应扩展到其它领域,诸如水利、绿化、环保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通过增强工业实力的途径增加就业。工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当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能吸纳更多的社会劳动力的时候,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效果也就呈现出来,实现三个产业的良性循环。 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实现农村民主发展的参考。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仅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同时肩负着实现农村社会的民主化的责任。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社会才能变得更加和谐。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农民内部发生阶层变化,有掌握大量土地的阶层,也有拥有先进农业技术的阶层,更有普通农业劳动力阶层。因此我们的农村民主要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使每个阶层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的权益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和实现,最终构建出民主法治和谐的农村社会。 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其经验教训和历史价值仍然值得我们去珍惜。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村之兴与农业合作化 [摘　要]农村的兴起与存在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的必然选择和路径设计。反思的历史，分析农村之兴起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可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农业组织合作的道路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农业现代化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的建议。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积极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面对当今中国农业发展形势，反思1958―1985年存在于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的利弊得失，分析之兴起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能够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农民走农业组织合作道路提供许多借鉴。 一 1958年化运动的疾风暴雨般的推广方式，脱离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民自愿的原则，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给农民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然而自1962年以后，和破灭的“”不同，作为一种制度和组织形式在农村稳定了下来，在20余年里对农村和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村的兴起与存在的历史，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试图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的历史选择，也表现出在十分贫困封闭的条件下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工业化目标的路径设计和制度安排。 这种政策选择，首先依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业发展理论，这就是通过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发展国家生产。如马克思深刻指出：只有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做到大生产优越于小生产。恩格斯也曾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1](P498-P499)根据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早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就说：在农民群众这方面，几千年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贫困。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照列宁的话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是与农业现代化、国家工业化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一方面是指社会整体工业化，即由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社会进入到以工业为主要经济部门并处于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另一方面又必然包括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即用工业发展的成果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由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上，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所以发展工业在当时获得了比发展农业更为重要的地位。而落后国家的特殊条件，使其缺少其他如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等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只能由本国农业支持。所以必须使分散的小农合作化，通过行政能力，以农养工。同时，虽然农业的机械化必须依赖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合作制也必须由机械化来巩固，但在工业还未发展之时，单纯的农业合作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供比单户小农更有利的生产条件。 二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理论，中国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展开了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实践活动。的兴起就反映了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影响下，在各地农业生产建设如“兴修水利”工程如火如荼开展的过程中，自“上”(等国家领导人的思路、构想)而“下”(基层群众积极营造的集体化氛围)，农业合作化的需求被一步步放大，合作规模不断升级，最终作为一种制度和组织模式确定下来。当时即使不以之名，也会以其“实”尝试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兴起的动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农业合作社和作为制度保障，实现“工占农利”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苏联曾通过集体农庄获得了大量工业化所需资金，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占农利”成为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和来源。面对他国工业化建设的成就，面对国家贫困落后的现实与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巨大差距，中共领导人认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这就需要“在生产环节建立一种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制度，以便既能囤积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将农民稳定在土地之上，又能使之根据国家计划及时安排农业(首先是粮食)生产活动，以保证农产品供给与国家需求相符合”[2](P575)。作为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组织，弥补了基层政权与合作社之间的矛盾，降低了国家收购农业剩余的难度，正如所说，社并大了，头少了，好管，好纳入计划。实践证明，中国的“工占农利”，由于有了像这样完整的制度作保障，结合统购统销这种促成城乡物资流转的方式，不仅运作有效而且数量也是极其巨大的。成立以后，统购统销以剪刀差形式实现的积累额就由1957年的49．31亿元迅速上升到1958年的91亿元，增长1．86倍；在农业为国家提供的积累额中所占比重也由合作化期间的55％左右，骤然上升到68％。可以说，在当时中国从农村提取资源来实现工业化的背景下，国家成功地找到了一个有效降低国家与农民交易的成本、防止政权内部发生动荡的制度化的办法，制度作为与国家战略相对接的社会组织形态，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基础[3]。当然，广大农村和农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试图以农业合作化作为突破口，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原材料保障，为农业机械化提供经营前提；通过。创办农村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首先要以机械化大生产的合作化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满足国家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日益增长的农作物需求。1955年曾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 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4](P181-182)。其次要以大规模经营的合作化农业，作为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前提，同时也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品提供消费市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4](P181)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理由，农业合作化被视作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不可或缺的保障和前提条件。农业合作化的规模不断升级，人们把它和工业化目标紧密联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生产的自身状况和现实水平。兴起后，认为：可以经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并且还认为农村所有制的提高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是一致的：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但在化运动过程中，所有制的提高没有适合于生产力水平、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而更多地表现为“人为拔高生产关系”。 兴起之后，如何通过这种组织形式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国家工业化?提出：发展工业生产，以地方办为主，国家支持为辅，实行拖拉机社所有或大联社所有，使耕者有其机；各省各地都要建立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试制新式农具等。各地具体实施了一系列先实现农业集体化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工作步骤。1958年《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必须大办工业。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伴随着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中国农村工业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生存且日益壮大，到1978年底，全国已有94．7％的和78．7％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公社和大队的积累。企业把积累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购买农业机械，此外还把一部分钱用于支援穷队。1971―1974年上海市川沙县用于农业机械化的2500万元投资中，社队企业利润占87．5％[5]。 20世纪70年代我国农村的生产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工业反哺农业的速度明显加快，国家为此投入的人财物力之大，动员社会力量之广泛，推广应用的技术之先进，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机构之完备，农业生产条件改变之显著，都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望尘莫及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空前的。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均有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6](P33)。1975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总动力增加61倍，农业大型拖拉机增长22．5倍，联合收割机增加了6倍，机耕面积增加12倍，手扶拖拉机发展到59．9万台，化肥用量增加14倍，农用电量增加130倍。 与旧农村相比，我国通过以为组织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促进了农村工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对农业投入工业物资；但另一方面，以如此高合作化水平的，为什么最终没有实现高度机械化程度的现代农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我国工业和社会整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国以农业合作化作为实现机械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保障和前提，但它毕竟不能取代现代工业生产力、农业机械技术等自身的进步。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两难境地：合作化需要农业机械化的技术支持，但农业机械化又只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结果，而工业化需要农业合作化提供原始积累。面对此循环，苏联和中国都是在合作化上打开缺口，从农业合作化开始，按照“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农业机械化一进一步巩固农业合作化”的顺序发展。因而在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之间存在时间间隙，中间有一个工业化的过程。至于中的农村社队企业也一般是轻工业、商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服务业等，毕竟不同于现代化的大工业，缺乏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多数自给自足，水平低、规模小，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不足以实现农业机械化。所以，农业的现代化改造需要工业化迅速发展，尽早给予合作化机械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在没有对合作化提供充足的机械化条件之前，合作化是不稳固的，有退回到小生产的可能。 3．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国家加大投入人财物力，进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并统筹解决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响应党中央号召，出动数千万乃至上亿的劳动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向原有小规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及其他中央领导人，重新考虑合作社的规模问题。可以说，农村制度兴起的原因之一，即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为适应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及大踏步地建设社会主义而迅速建立起来的[7]。在这种制度和投入的保障下，1966-1976年期间，国家对农林水气系统的基建保持在10％左右，其中64％用于水利建设[8]。农民对大片农田进行平整规划，兴修水利，工程配套，扩大高产稳产农田。1975年与1957年相比，农用排灌动力机械增加55倍，小型水电站从55座增加到68158座，机灌面积增加60％。这个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但为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后来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此外，“在经济还十分窘迫的情况下，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它并不是有人理解的完全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再分配，而事实上具有多样的实现手段和渠道，包括生产贷款、粮食返销、分配透支、社会救济、公益金补助等等，不仅有人人共享的保障形式，还有以救济贫弱为重点的扶贫制度，显示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6](P35)。如体制的存在保证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低成本运行。由于政府 和集体经济的扶持，农民交纳极少的费用就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要求，基本能够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合作医疗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农民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制度，是与时期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的社会保障在农民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对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种社会保障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相联系，层次较低，无法满足广大农民更高层次和多样化的保障需求。 从兴起的历史来看，它成为了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具体组织形式，在其时代意义上是“为尽快完成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为改变我国农村落后恶劣的生产条件而设计和存在的，这正是当时我国社会提出的‘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6](P29)。总之，在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农村工业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同时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 三 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均衡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现代工业社会，而另一只脚却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确有相对先进的农业，但就全国的比例来说，还是很小一部分)。经过30年发展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成就巨大，功不可没，但很大范围内长期缺失“宜统则统”的集体经营部分，在实质上就是“农户小规模经营”。对生产力的提高仅仅局限于个体积极性方面，其他如科技进步、原材料改进、集约化生产和管理等规模效益无从体现。缺乏实力应对农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风险，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和全球竞争的要求，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影响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后时代需要充分总结经验教训，开创新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从农业发展的外部助力来看，国家须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我国工业经过长期发展，具备了“反哺”农业，对农业实行机械化改造的能力。而机械化的要求使合作制重新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可选择的道路之一，且是符合农民整体利益和社会主义要求的道路。应以新的合作化道路提高土地收益、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田水利建设力度；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从农业发展的内部因素来看，须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强农业的产业整合；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他们积极的主体作用。在我国实现区域平衡之前，不同地区的农业合作化具体方案应适合当地生产力的水平，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巩固和提高。 的组织形式最终为前进的时代所抛弃，但中国以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孜孜追求，还远不会停止。而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值得总结和反思。正是从此意义说来，一些学者指出：大公社体制跳出了之后小农经济的束缚，完成了对小农的改造，打破了自然村落限制下的乡土社会模式，推进了农村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除了指出以形式实现的农业合作化具有历史局限性，大量的研究也表明，的一整套制度体系的设计与实现，打上了人们对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烙印，存在着多方面自身难以克服的顽疾。如以户籍、粮食垄断等为核心的城乡隔绝的政策，缺乏激励机制的、高度集中体制下的分配和管理制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体制缺陷越来越严重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广大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并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解体。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全盘否定对农业合作化昭示的宝贵经验和遗产。 农业合作化论文:读书笔记《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郭于华老师的这篇文章分析了农村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讨论了农村女性关于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这场宏大的革命性变革对农村女性生存情况和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她们在承受生命中巨大的苦难的同时仍感觉到精神愉悦，正是建立在 “误识”基础上的“符号权力”的体现。 一、原文的基本思路梳理 农村女性成为了农业集体化这一宏大的社会革命中的生力军，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妇女毫无疑问都应该是这一宏伟历史过程的见证者和发言者。然而在正式的历史记述中，她们的经历和感受往往悄无声息。在“口述史”项目的调查和研究中，，她们的回答也经常是“不晓得”、“忘记了”或“去问男人”。克服了种种困难，郭于华老师整理了骥村女性的讲述，并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段的社会与文化内涵。 （一）家庭劳动变为集体劳动的女性记忆 对女性而言，集体化促使她们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家庭领域进入到村社集体生活。她们对这段历史的讲述和记忆，是通过跟她们有切身联系的身体的病痛、养育孩子的辛酸和吃不饱饭的记忆而得以浮现的。 1、关于身体的疲劳和病痛的记忆 从专门事家庭劳动到参加集体村社劳动，实际上是农村妇女劳动量的增大。她们除了与男子一样外出劳动，洗衣服、做饭、照顾孩子、缝制衣服等传统工作依然由女性承担。妇女的劳动繁重程度并不亚于男性，但劳动工分却始终低于男性。妇女在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上并没有受到照顾，她们经历着身体的疲劳和病痛。 2、养育孩子的记忆 妇女下地干活时无法喂养和照料年幼的孩子，经常采用老人照看孩子、哥哥姐姐照看弟弟妹妹或者把孩子拴在炕上的方式。母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经常泪水涟涟，对于孩子无人照看，吃不上饭的牵挂和心痛并不亚于身体的病痛。 3、关于食物的记忆 妇女在传统的性别分工中担任着为家庭准备食物的角色，所以，对于饥饿和食物匮乏的感受更为深刻。在食物缺乏饭不够吃的情况下，妇女就要少吃。除了食物短缺，物质生活也极度匮乏。妇女除了基本的劳动之外，还要自己织布、染布、做衣服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二）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精神世界的充实 我们不难预料，骥村妇女对于当年集体生活与劳动的回忆充满着痛苦和辛酸，因为吃不饱穿不暖以及身体的疼痛和对自己孩子的可怜都是刻骨铭心的。但我们没有料到的却是她们在讲述过程中充满了兴奋和愉悦。在那些艰苦年代中，与各种疼痛的记忆相比而存在着精神上的欢乐和兴奋，与物质匮乏相比却存在着充实的精神生活，这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集体形式的试验，办大食堂、吃大灶饭，办幼儿园、缝纫组，办纸坊生产麻纸，学习识字、唱歌，检查各户卫生等为妇女带来了新鲜感，她们体验了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带来了精神世界的充实和欢乐。 （三）“妇女解放”：人的集体化与心灵集体化的相互建构过程 集体化过程是人的集体化与心灵集体化的相互建构过程。集体劳动提供了聚在一起的场所，改变了传统时代妇女只在家庭空间中活动的习惯，不同人甚至异性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同时，农业集体化的过程是农民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大同理想的社会主义实践，平等、统一是她们坚强生活的精神支柱。她们怀揣着先付出辛苦再得到收获的先苦后甜的逻辑思维，也是进行自我安慰的支持力量。妇女姓名使用的变化也是另外一种集体化，由妇女的称谓附着于家庭到妇女以个人的姓名在集体活动中频繁使用，使妇女个体性的存在更加明显。 （四）余论：符号权力的治理功效及其对象的主体性发挥 郭于华老师在最后一部分用权力符合理论为我们解释了在生产劳动和生活的集体化过程中心灵集体化的建构，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的改变，以及对她们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影响。骥村妇女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去感悟了那段历史，那个特殊的而宏大的历史过程与她们血肉交融，情感相系。 二、对社会性别的感悟 1、身体是女性把握世界的工具，任何一种对女性的探讨都离不开她们的身体。女性承受着青春期，月经期的痛苦，经历着怀孕、分娩的危险，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等，正是因为这些生理性的基础条件，女性在很多方面处于弱势。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女性是用身体去感受历史了，女性承受着男性无法感受到的生理性痛苦的折磨，她们无法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所以她们常用身体上的转变代替具体的时间来完成自己对历史的记忆。 2、女性身体的柔弱性与男性身体的强壮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男女的身体差异决定了劳动分工的不同。男性力量强大彪悍，多从事一些重要劳作，而女性只能从事技术性和繁琐的劳动。在漫长的劳动分工中，女性以完成家庭内部劳动和养育子女为本职工作，她们附属于家庭和男性，逐渐形成了一种 “角色惯性”，这种社会分工被逐渐社会化和普遍化，进而产生了男女在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审美标准等方面固定化和模式化的不同发展，造成了在社会地位、个人发展等方面的男女后天的不平等。 3、社会文化约束了女性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它是潜在的和无形的，是传统的世俗眼光的弊端，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披露，农村女性文化程度要远远低于男性，女性文盲率要远远高于男性。这主要是农村家庭对女性教育的期望值偏低。在农村封闭和落后的环境中，人们受制于所谓习俗的认可，迫使男性和女性接受不同的生活机遇，不断拉大着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 4、妇女在当代中国社会上中阶层所占比例较少，在社会中下阶层中所占比例较大。当代社会，在对各种资源的拥有程度上，男性和女性存在着较大差异。如今，女性就业率不断下降，这和中国社会阶级的分化有直接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女性面对着两种挑战，既要反对自己在公共生活领域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要反对自己在家庭生活领域中的惯性对待。 5、骥村妇女承担劳动的繁重程度不亚于男性，但工分始终低于男性。在现代社会，女性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男女工资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们潜意识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导致了不公平的职场机会，造成了性别差异。 由于第一次接触社会性别学的相关问题，对问题的反思并不透彻，我期盼以后可以对社会性别学的相关问题多加关注，多加思考，不断提高自己对社会性别的认知和了解。（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视域下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关系 摘要：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值得人们关注、也是影响最深远的经济政策之一，它主要是由陈云提出来的，但得到了的高度赞同和支持。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与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即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是1952年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这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而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之一。 关键词：；统购统销；合作化；国家与农民 一、问题的提出 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值得人们关注的经济政策之一，中外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讨论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这么一些：统购统销政策的形成原因与演变过程、统购统销政策与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统购统销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统购统销政策与中国工业化的路径选择及其对工业化的贡献、统购统销政策的地方实践等等。其中，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过程，人们都充分肯定陈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确，在党内就如何解决1953年的粮食收购危机产生了意见分歧而迟迟不能做出决断的情况下，要当时正在外地休假的陈云“提出意见，以便中央通盘考虑作出决定”，充分表明了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对陈云的高度信赖。陈云在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向中央提出了“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建议，并最终形成为统购统销的政策。 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或多或少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的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没有的支持和同意，统购统销作为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就不可能顺利出台。如果联系到1953年初对“新税制”事件的批评，我们就更有理由这么认为。所谓“新税制”事件，是指1952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决定从1953年1月1日起，将现行税制加以若干修正予以实行。由于该决定出台比较仓促，事先又没有进行宣传、解释，实行后在地方上引起了混乱，一些党的地方领导机构如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北京市委和一些省市财经委员会纷纷向中央报告，引起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应，批评“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我看报始知”，“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从这些批评话语我们可能看出，对不经他同意就出台重大方针、政策的行为是非常不满的。换言之，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是决不会放任不管的。那么，统购统销政策在形成过程中的参予程度怎么样？ 1953年10月1日晚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汇报了在农村征购和在城市配售粮食的办法，得到了的赞成。随后，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为此，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理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在会议总结中表态，“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并谈了他对粮食统购统销的认识，“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这就是说，统购统销政策是陈云提出来的，得到的赞同和支持，并最终成为中央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方针、政策。但为什么会赞同和支持陈云的提议？在中共党内，陈云的经济工作领导才能为党内所公认，亦为所认可。薄一波曾这样回忆：“到一九五。年四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点了点头。后来，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这则材料为我们提供了认可陈云经济工作领导才能的佐证，但我们如果只是从这样一个层面来理解为什么支持陈云所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那我们就是太不了解了。绝对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对某项重大方针、政策的赞同和支持，一定有他自己的深层次考量，或者是因为这项重大方针、政策与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战略发展问题的思考相吻合。在新中国用短短的三年时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以后，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以合作化引导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赞同和支持统购统销政策的原因之一，与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有很重要关系。 二、1953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实际上是国家与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问题 新中国1953年的粮食危机不是农民生产粮食不足的问题，而是国家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或者说是一种粮食收购危机。根据罗平汉提供的数据，“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25.7%。到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278亿斤，又比1951年增长了10，6%，比1949年增长了44.8%，与战前最高产量的1936年的3000亿斤相比，增长了9.3%。”但是，尽管全国的粮食总产量提高了，国家在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期间却没有如愿收购上足够的工业用粮和城镇居民消费用粮。对于国家之所以没有能够收购足够粮食的原因，薄一波指出：一是后农民用于自身消费的粮食大大提高了。薄一波用亲身调查证明了这一点：“1953年秋，我在华北作了几十天的调查之后，于11月7日写给的报告提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在自由市场上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食。罗平汉的研究也同样说明了这两方面的原因，此外，他还指出，农民储粮备荒的思想、等价惜售的思想、手里有钱不急于卖粮的思想也都是农民不向国家卖粮食的因素。 对于1953年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上述研究所指出的原因当然有它的事实依据，但却有些表面化。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应该在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它表现为在国家急需粮食的时候，国家却缺乏有效和有力的手段从农民手里获得粮食。 以后，土地所有制的变更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增加了。但由于农民自身消费的增加和储粮备荒，国家需要的商品粮不仅没有随着生产量的增长而相应提高，相反在下降，1951年的粮食上市量为28.2%，1952年则下降到了25.7%。另一方面社会对粮食的需求量却在不断上升。再加上私商的哄抢，使得从1952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出现了抢购粮食之风，“如河南省洛阳、许昌等地区，群众纷纷出售棉花、生猪，抢购小麦”，这造成全国很多地方国家粮食部门给出的收购牌价与市价脱节，“江苏省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河南、江西、安微、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的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10-20%。”粮食市价一高，国家就更难以用牌价收购上粮食了，即使在产粮区也是如此。而且，农民中那些具备经济头脑的人，一看到粮食价格波动，从事粮食贩运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加入到贩粮队伍里面来，用陈云的话来讲，“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这进一步增加了国家用牌价来收纳粮食的困难。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个体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在利益问题上目光是非常短浅的，它们更为注重眼前的物质利益，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长远利益则是很茫然的。当然，千百年来形成的小农特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对于1953年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个体小生产者。当国家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国家财政资金的紧张，使政府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粮食收购问题，何况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用市场手段来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只能够设想非市场的途径。同时，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形成的计划经济取向，也使得个体小生产者长期形成的上述特性被认为是有碍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为此，新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国家和农民的政治、经济关系，控制和引导个体农民的经济活动，使它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局。 三、合作化是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而消解国家与农民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封建时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专制和乡村有限自治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也就是封建王朝）在宏观上和整体上对社会实行全面的专制性控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第二，中央权力没有直接到达乡村社会，所谓“王权不下县”，即国家制度性的权力安排只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主要依靠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治理，这种权力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农民实际上处于国家政治的边缘。这造成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对于农民来讲，他们并不十分关心是谁高居于权力之端，谁坐都一样，都要向他纳粮。纳了粮，就算尽到了做老百姓的责任。国家则只要农民纳了粮，也不太去理会他们的生、老、病、死，听其自生自灭。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到乡村社会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表征。在中国。这也就是突破“王权不下县”的传统习惯，将乡村社会和农民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体系中来。中国的这个转变过程发端于清末，在民国时代，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曾有这方面的努力，但因为受多种因素的牵制而收效甚微。在这方面真正取得成效的是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际上也是一条把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渗透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通过给予农民土地权利的土地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赢得了广泛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运动，让亿万农民群众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这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因为获得了广大农民阶级的高度认同而变得更加巩固。同时，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新中国是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彻底结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个体农民远离国家政治生活的局面，在政治上建立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密关系。但在经济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马上改变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后的中国乡村地区还继续保持着小农经济个体生产的状态。 对小农经济的特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中，影响最深远的是马克思在分析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法国小农阶级时所提出的“马铃薯说”。马克思认为，法国“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过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不允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彼此间只有地域的联系”，没有“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能代表自己”，“—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就好像是由“一个个马铃薯”堆积而成的“一袋马铃薯”，而他们需要的权威与代表，则好像是从上面赐给他们的“雨露和阳光”。这种分析经过列宁、斯大林结合俄国国情所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小农阶级的经典认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受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受长期的私有观念的影响，有着分散、保守、自私等特点；他们往往具有散漫的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狭隘观点，缺乏远大眼光，无法认识自己阶级的整体利益，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影响。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以后，当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任务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小农经济特性的分析，正确引导和改造作为个体生产者的农民，克服其私有观念和自私性，也就成了和中共中央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马克思和列宁早有定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而支持这一结论的理由则是农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对此也是深以为然，早在1943年他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又进一步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新中国建立后，对以后农村的阶级分化情况十分关注，一方面认为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所以，他在1951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党内争论中明确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的“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意见。赞同中共山西省委的观点，他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这就充分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引导个体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是坚定不移的。 四、统购统销政策与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 当1953年的粮食危机突出地反映了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所存在的紧张关系时，这种个体农民不愿向国家出售粮食的情况被视作典型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它深深地引发了对个体农民作为私有者的担忧。以后，“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如果听任这种自发倾向发展下去，就会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的阵地加强起来，社会主义阵地削弱下去”。这就使感到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情况，在整体上是引导农民搞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具体到粮食问题上，他就高度认可陈云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认为它是一种有效的改造个体农民的方法，能够把个体农民引入到合作化道路上来。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以及政务院颁布的《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城市和集镇中的粮食交易场所，得视需要，改为国家粮食市场，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以工商行政部门为主会同粮食部门共同管理之。凡进行粮食交易者，均须入场交易，严禁场外成交。”“严禁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对投机取巧、扰乱市场、造谣破坏，违反本办法规定者，必须严予议处。” 在这样的制度规定之下，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要求的农产品数量和种类予以交售和缴纳，这实际上意味着农民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已经没有种什么、种多少的完全自主权。除了缴纳农业税以外，农民必须将扣除口粮、种子粮、耕畜和家禽家畜的饲料粮、家庭副业用粮后所剩下的产品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交售给国家，也就是说，农民没有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有完全的支配和享用权。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统购是农民必须完成的义务，“农民必须无条件和土地牢固结合在一起。他们只能用在自己土地上生产的产品完成国家统购任务和满足自己的需求。可见，统购统销实际已要求农民放弃迁徙和择业自由，成为隶属于国家并依附于土地的劳动者。”也就实际上解决了如何把个体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建设轨道上来的问题，符合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要求。 综上所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是引发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而这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与作为小生产者的个体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统购统销政策契合了这种思路，这是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关于消除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采取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来加速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本意是消除这种紧张关系，但从集体化实现以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来看，则未必真正达到了目的。集体化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这使得在中国解决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探索求解的问题。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研究 【摘 要】1949年至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运动的小高潮，其中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是小高潮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农民为什么会此积极的参与其中，就要从他们的心理状态上来进行分析。通常情况下，农民对以中共为首的新政府的信赖，以及合作化所能带来的好处都是他们积极支持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同时国家宣传机器的运作和某些压制性的措施对他们的心理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心理；感恩；逐利；宣传；畏惧 一、农民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感恩心理，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 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全国胜利，其中的一条重要因素便是的实行。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从内心深处对共产党及其领袖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认为只有支持共产党的政策才能让他们过上理想的生活；加之随着和全国解放的完成，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完全取得了农村的支配权，农民们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信任心理也逐渐加深。因此，在共产党号召农民开展合作化运动后，相当多的农民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恩思想、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而组织起来，“共产党领导我们剿匪、反恶霸、减租、，哪一件不都是为了老百姓？现在号召我们组织互助组，也是为了我们打算”。 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后，农业互助合作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到1952年上半年时，全国共建立农业互助组802.6万个，入组农户达4536.4万户；建立初级社3634个，入社农户5.72万户，其中相当部分是有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出于忠党爱国的信念自发地组织起来的。1952年春，山东省兰陵县长马河村村民齐四喜和其他四家农户商议道：“共产党给咱分地分家什，让咱吃得饱穿得暖，咱一点都没亏着。现在人家让咱搞互助，肯定也不亏着咱，咱要是不搞互助不就是不信人家共产党？”大家都觉得有理，便在区干部的帮助下成立了以齐四喜为首的互助组。（《临沂地委一年来互助合作运动初步总结》，1952年10月） 一些群众出于对中共的感激和对政府的拥护，为了“赶浪头”、“争光荣”以便向社会主义前进而积极参与组织合作社的活动。辽西省开原县郭家沟村劳模刘春山，在1951年冬从县里劳模会回村后就在村民中宣传：“快走社会主义啦，那时东西归大堆，人都伙吃饭，晚走不如早走，咱们先行一步吧！”盖平县积极分子也说：“早晚得走这条路，晚走不如早走。”他们认为，“互助组没前途，不时行啦，赶不上行市了”，“再不搞农业合作社，就叫人家落下了”，“都搞成农业合作社好领导、省心”。据辽西省统计，全省313个社（1952年）中有92个社出于这种动机而创立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P85～88）这也是在1951～1953年间大量自发社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合作化运动的优点激起了农民的逐利性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实际利益是他们从事某种活动的根本动力，许多农民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动机就是照顾自身利益。农民在参与互助合作时所追求的无非就是两种利益：一种是经济利益，另一种便是政治利益。 一些合作社在成立之后初步显示了其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让原先对合作化持观望疑惑态度的农民改变了想法，积极申请入社。山西省平顺县郭玉恩合作社试办的第一年，全社生产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秋后每亩粮食产量达454斤，比互助组时的1950年每亩增加了112斤，增产32.7%，比同村单干户平均产量多产出44%。农业生产率也有了提高，1950年互助组每亩地用工十八个，而1951年合作社则用14个工，每亩所用劳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2.2%。合作社副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副业收入折合粗粮10250斤，比1950年两个互助组副业生产折合2100斤粮增加了388%，并腾出八个劳力从事副业生产。设立出互助组原有财产外，又增加了三头牛、两部铁轮车、45只羊和部分农具。社外的群众纷纷要求入社，到1952年时，合作社已吸收46户，177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199～P217）山东省莒县吕鸿宾合作社在1951年组建时仅有三户17人，1952年夏收时，该社获得小麦亩产317斤的好收成，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奖励。许多农民受此吸引而入社，到当年秋天，吕鸿宾合作社成员由初建时的三户猛增至五十九户。（《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 下册》，P664～P690） 中共中央在1953年2月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和政府应当将种子、肥料和农具贷给参与合作组织的农民，或者是提供低息贷款。这对当时缺乏经济支援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辽东省辽阳县胡景禄生产合作社就是为了取得政府贷款而组建的，结果因为生产计划安排不周，造成收支入不敷出，债主每日讨债，社员为此懊悔不已。辽东省委将这种情况定为组织动机不纯，结果事与愿违，“为了政府贷款而组织的（没等组织好，就向政府及银行备了案）因未得到贷款而松懈下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555～P556） 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广大农村地区作为中共最重要的根据地，其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也远多于其它地区，经历过历次运动洗礼的农民也开始具有了较强的政治敏感。 另外一些农民，主要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及其他有错误的人，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劣势或者弱势，他们对政治较为敏感。当政府发起合作化运动后，他们中的部分人便积极参与其中，甚至不惜在经济上吃亏，以设法获得某种保护甚至是重新恢复其“剥削者”的地位。江苏省句容县延福乡富农陈凯富，“以经济引诱的方法”加入仕维海互助组，他把农具、耕畜借给公用，不计代价，甚至自己给供销合作社推车拉粮，每次将推车所得工资一万元中抽四千给互助组做公积金用。（《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P171）陕西省蒲城坡上头村富农李春有和两户雇农组织了互助组，他说：“我的车辆牲口强，人力缺，100多亩地，往年雇一个人，连吃带拿，得八石多麦。在互助组里，只出三石麦子就行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下册》，P615）但这种“坏分子”进入合作组织进行“剥削”的情况并不多见。 三、大众宣传的鼓动 一般说来，公众的心理极易被大众宣传所鼓动，尤其是当宣传的内容被不断重复或者着重强调，民众在这种条件下极有可能会接受宣传内容，甚至将这些内容传播给他人。中共早在革命年代就极其注重宣传工作，而建国之后，为了最大限度的运用国家的组织力量开展宣传工作，中共中央于1951年1月1日《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文件规定，“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同时，中共也投入大量精力发展和完善报刊、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体，以建立一个遍及城乡的国家宣传网。建国前多数农村信息闭塞，与外界媒体缺乏接触，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也普遍偏低，这也使得他们极易被新建的国家宣传网所吸引。 劳动模范的宣传在广大农民脑海中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合作社图景，农民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成为他们加入农业合作社的重要动力之一。1952年春，河北省委在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介绍了饶阳县耿长锁合作社的先进经验，并印发给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这些材料很快便由地方媒体传播下去。《人民日报》分别于1952年3月19日和22日报道了饶阳耿长锁合作社和川底郭玉恩合作社的先进事迹。1951年11月25日，山东人民广电台和《大众日报》社两家媒体来到莒县吕鸿宾合作社成立大会现场，并对此作了专门报道，继而全国也有多家报纸进行报道。许多地方农民和基层干部对这些报道的权威性毫不怀疑，也纷纷模仿报道中的内容，组织自己的互助组和合作社。辽阳县二台子村支部书记所领导的合作社模仿延吉县金时龙合作社经验实行土地入股，但由于不能正确使用劳力，只好干一天歇一天。（《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555） 1952年4月至8月，中中央派出了以农业劳模为主的中国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访问期间，苏联高度机械化的集体农场以及农场中现代化设施让代表们羡慕不已，发出了“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的感慨。回国后，这些劳模们不断往返于各级党政机关的礼堂，向无数的听众宣讲他们在苏联的见闻体验。耿长锁在演讲中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优点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河北日报》，1952年9月18日）李顺达也说：“社会主义以前光听说好，社会主义究竟个什么样子不了解，现在可完全明白了。”（《山西日报》，1952年9月27日）媒体在报道劳模们的访苏活动以及回国报告时，实际上就是在暗示读者，只有走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才能过上好日子。到1952年11月时，也就是中苏友好月，劳模们对苏联农业集体化好处的宣传达到了顶峰。媒体的大力宣传，以及劳模本身的示范作用，激发了人们参与合作化的热情。 四、农民对强硬措施的畏惧心理 农业合作化运动自展开以来就一直未能避免急躁冒进的问题，诸如强迫命令、强制编组建社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了加快合作化进度，不惜以各种非正常手段强制农民入社（组），如给人扣帽子、没收农具、扒院墙甚至打骂群众等等，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许多农民由于惧怕和避嫌而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申请入社（组）。 河北省大名县为了完成创办大社的任务，区、村干部直接强迫互助组加入合作社。该县文集村村干部为了建立100户以上的大社，直接就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道路。”党员文绍忠不愿入大社，党支部让他反省一天，当他被迫答应入社后，支部又让他动员所在的互助组并入大社。该村所有的磨粉家具和大车都被合作社控制起来，村干还威胁群众说，不入社就不能再用这些家具，以强迫农民入社。（《人民日报》，1953年3月24日）山西省襄陵中和庄支书在组社时采取强制手段，有党员不愿参加，便召集其他党员斗争他，最后还要召开群众大会让他当众认错。随后村支书问群众：“还有入社的吗？”当即就有十多人举手。后来有群众反映道：“看那架势不入不行，咱怕斗争坦白。”很多农民正是由于这种害怕遭到打压的心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意愿办社入社，这种强制入社的现象在许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单干户通常都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政策上也要求对他们合法的利益进行保护。当合作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单干户通常会面临两难选择：入社怕吃亏，害怕一入社就把自己的财产归公；不入社又害怕被孤立，被批评。但他们很快就会在现实面前做出选择。1952～1953年冬春之际，伴随着新一轮合作化高潮的开始，部分地区歧视、打压单干户的现象愈演愈烈。 山东省诸城县朱村乡的农业合作社显示出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后，干部和积极分子中产生了好大喜功的思想，他们歧视单干农民，辱骂单干户：“单干户等同地主坏蛋一样”，“单干户走台湾路”。有人受不了这种指责，怕受歧视，甚至半夜提灯报名入社，影响甚坏。（《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 上册》，P82）河北博野县二区有村庄在唱戏时，让组织起来的农民坐在前面，单干农户坐后边；三区的某村干在单干户前声称：“十天以内组织起来，如果组织不起来，每人背十斤米到县受训。”阜平县上堡村干部在房上高喊：“单干耻辱，入社光荣！”该村甚至规定，后入社的是候补社员，要完成社内分配任务。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报》，1953（8）） 这种想法设法打击单干户的现象不仅违背了党中央强调的自愿互利原则，影响了合作化运动的正常发展，而且引发了农民在心中对“共产”的恐惧，误以为马上就要“共产”。一些单干户在被迫入组入社前，变卖家产、屠宰牲口、大吃大喝，将自己的经济水平降到极低的标准，一时间人心惶惶。 结 语 多种因素的交织导致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小高潮的出现，其中农民自身的心理因素是合作化迅速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正确面对这个问题就显得异常重要。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他们所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利益问题，只有实际的需要才能有效地激发和维持他们的行为。的开展及完成让广大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信赖，进而又使农民相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会过上理想的生活；合作化所展现出的一些优越性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农民也具有很强的新引力，相当部分农民积极建组入社完全就是冲着“好处”去的。同样，某些地区采用强硬手段来推动合作化，农民在重压之下被迫入社，其实质也是农民惧怕自身利益受到更多的损害而采取的权宜之策。 另外，当时处于相对保守和封闭环境中的农民很容易接受政府的宣传和动员。建国初期的农民多数未受过、或者受过极少的教育，而且多数人只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村落中，对外界所知甚少。建国之后，政府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宣传体系，通过宣传执行政策的好处、模范人物的事迹等内容，使原本封闭环境下的农民逐步了解到由政府所营建的外部世界，激发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生活的向往，诱导他们参与国家机器的建造。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小说女性文化透视 内容摘要：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催生出一批合作化小说，在转换角度后可看到内中女性形象展现出丰富的政治道德文化，由此更好地解读其中她们的文化内涵，以期发现相应价值。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 政治 道德 女性 文化 一.概述 1949年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异常紧密，文学肩负沉重的国家书写使命。5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主要“以农业合作化制度的创建和巩固为内容，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合法性为诉求重点”[1]，描写这段土地变革以及观念转变的过程，是为农业合作化小说。由政治批判回归文本，遭受传统文化及政治压抑的女性在此历史空间中发生转变，在政治道德层面也存在着和文本相对应的时代“转型”特点。翻阅代表性小说，可将其分为三类——与时代相合的新女性，新时代旧女性及转型中的女性。 二.新时代新女性 在《创业史》、《艳阳天》、《山乡巨变》等一批合作化小说中，与时代相合散发蓬勃朝气的农村新女性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和精神上的震撼，一扫旧风，久存心中的成见受到重创，使之不得不转换角度和心态对其重新审视。她们以自身行动诠释了新的政治道德文化，突破旧时代政治道德限制，加入时代大潮，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像焦二菊与焦淑红（《艳阳天》）、盛淑君与陈雪春（《山乡巨变》）、刘淑良（《创业史》）和范灵芝（《三里湾》）等，她们是该时代农村此类女性的一个缩影。作为较早了解并接受集体主义精神的类群，她们坚定拥护党所提出的政策，从事合作化事业和党的基层工作，个人价值的实现让位于合作化从属于大潮。她们以新的教育为利器，从精神内部突破旧有限制获得解放，在新空间中展现自己。 这些女性以极大热忱关心合作化事业，以其特有的细致敏锐察觉到潜在问题并及时提出，表现出强烈的干预精神，像焦淑红、焦二菊、刘淑良、盛淑君、陈雪春和范灵芝等在合作化运动中处于运动的浪尖上。焦淑红以一个团员的责任心关注本村事务，在给在工地上的萧长春信中就说：“社里的问题非常多，特别是沟北有些人，开始嘀嘀咕咕，不知道又打什么主意。家里的领导，有的不往心里去，有的往心里去，又管不了什么。”[2]同样焦二菊也切实履行着一个党员的义务，对丈夫的“整天扎在生产队里”表示不满，要求丈夫“多担待点”[3]。盛淑君对于谣言就是：“信他个屁。李主席没讲过的话，我通通不信。”[4]她精神上以准团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坚决拥护村里的决策。她们积极抓生产，和恶、落后势力斗争，以推进合作化事业的展开。至于《创业史》中的刘淑良婚姻自主，前夫变心便主动离婚回家居住，已从内中自觉与时代相跟进，梁母说她“思想开通”。她在建国后积极参与斗争，在“地主恶霸”受到惩处后，“在范村前街跑到后街，叫人开会，”[5]并加入团组织，参与领导合作化运动。 她们在干预村政同时还与破坏者斗争，团结教育落后者。对不愿意动手，喜欢舒服生活的孙桂英，焦淑红、焦二菊极力帮助，最终发生转变，在对马凤兰等人的斗争中则坚持反击，使其破坏活动难以奏效。盛淑君、陈雪春皆如此，然而情感上却较焦淑红更大胆，心思也更缜密。南方女子在道德上所受的规范小，天性少受压抑，大胆活泼热情、纯真自然，个性张扬，行动也更大胆直白。盛淑君与陈大春相恋，缠绵缱绻，而焦淑红与萧长春却是不显山露水，最后也未有明确结果，就连梁生宝和刘淑良也仅是同意婚事，正式确定关系而已。陈大春去株洲前两人在月色满山的夜晚倾情诉说，在《艳阳天》中是见不到的，其缠绵也非焦萧二人可知。焦、刘受道德约束较盛淑君多，但有相似的美德，都温柔体贴，对爱人所从事的事业予以支持并参与。 范灵芝在对其父的帮助中就可看到旧式的盲目服从已不存在，她的出发点在于合作化事业。对村政的干预她不逊于二焦，但同为北方女性的范灵芝在感情上表现就比她们直白。有感于马有翼的拖泥带水，灵芝果断决绝，而在与玉生的逐渐接触过程中，感情滋生，比较后毅然选择玉生（积极合作化事业），打定后直接向玉生挑明。诸多女性中，她是一个特例，在爱情上不拘于旧式规范，自己做主。同时，她又有作为女性的温柔体贴入微等，与玉生的结合很是相得益彰。 三.新时代中旧女性 传统女性受政治经济压制，道德屈从于男性，且伦理色彩浓厚的乡村社会所形成的差序格局使之难有突破，于是“在农村地区，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生育后代，延续祖宗的香火”。[6]旧体制限制了女性融入社会生活的步伐，合作化无疑是场大变革，一些女性在运动中奋力冲开限制，寻求自我张扬个性，然而有些却否定并破坏。与焦淑红、盛淑君等相对的马凤兰（《艳阳天》）、龚子元妻（《创业史》）、李翠娥（《创业史》）等尽管文字分量不能和前者相比，然而正是两者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马凤兰等极力排斥村政建设，“这个地主家的闺女，跟她生活的这个时代有着刻骨的仇恨，”[7]“幸福”因共产党到来而破坏，旧时享受生活不再。马小辫说：“（共产党）让个好端端的财主像臭做活的那样卖苦力，让臭做活的掌印把子；让该富的穷了，让该穷的富了，”[8]马凤兰生活在他家，接受了认为有产者对于无产者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观念，然而共产党的到来却将原有秩序打破，他们享受的系列优厚待遇都不复存在。于马凤兰等人来讲，他们信奉的是一种自私狭隘享乐的观念，自己小团体利益的满足始终是至上的，与新政治秩序相应的政治文化并未被接受。 马凤兰挑动粮食分红的争端是服从于丈夫马之悦需要的，她充当“传声筒”、“扩音喇叭”，负责各方消息传递，并对某些消息进行扩散。作为一个女人，她并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只是按吩咐从事，她的脑长在马之悦头上的，丈夫的判断是不会错的。萧长春教育开导孙桂英，她在背后煽风点火企图破坏萧的名誉，并试图借“绿手巾”事件嫁祸萧，结果却未得逞，后来，孙回心转意参加劳动，马又不断挑唆。马小辫将杀人（小石头）的念头和行动安排告诉她，她在一阵哆嗦之后同意之。传统道德观念中，于她们而言，有的只是对男性的服从，正确与否就不需考虑了，从利益出发，正符合他/她们权衡后的要求。 岂止马凤兰，龚子元之妻、李翠娥诸人皆是如此，在政治新秩序中，她们不是调整自身融入其中，而是极力破坏，革命带来的是自己的特权或者利益的破坏，受旧的政治观念约束，她们要使之“变天”，重回旧秩序中，由此造成她们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容，并最终成为时代的悲剧。在新秩序建构之初，各方处于起步阶段，她们扮演投机的角色，有时虽不露面，却在背后为其夫出谋划策。当白占魁与社干部发生纠纷后回家和李翠娥说起，李便成了“军师”，叫白不要和高增福冲突，她说“你和他硬闹，更当不上干部”、“你和他相好”、“你先听他的话，学乖，老实干活儿”[9]于是白成了此策略的执行者。此时，李只为自己的丈夫、家庭利益考虑，至于农业社，则已无足轻重。同样对无政治觉悟的龚子元之妻来说，亦是一个典型的服从丈夫的人。在丈夫招待亭面胡的时候，开始还埋怨：“你为什么要款待这样没用的家伙？”[10]最后龚子元交待给她任务——“常到亭面胡家看看”，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从那里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邓秀梅住在此处），而这一过程就由女人来完成。果然女人在亭面胡家无意间从窗子看到了邓的文件，并将其告知龚子元，从而引发“山要毫无代价地归公”的谣言，造成恐慌局面。之后龚妻又在讨论妇女出工孩子怎么办的问题时“装作替有孩子的人说话”[11]，从内在暴露了她的虚伪无知及不怀好意；刘雨生烂秧时，她又挑拨谢庆元夫妇，间接对刘雨生“常青社”破坏。 总之，这些女性以旧秩序的要求为行事规范，否认新秩序的建立并以破坏，意图颠覆恢复旧貌。谨遵旧时代的道德要求，自身定位为男性的服从者，并以之支配个人命运，以个人、家庭/族利益为上，身受传统规范约束，并成为禁锢自身的桎梏。 四.转型中的女性 转型中的女性面貌各异，一部加入大潮参与新秩序的构建，提高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一部则坚守旧的道德规范不变，并予新秩序以破坏；二者形成一种对立关系，然而在对立之外还存在一个代表了大多数由旧时代向新时代转换的群体。图示为： 三类女性支撑着整个文本，占主体的第三类是转型社会中默默无闻的大群，多不太关心政治秩序的构建，但她们扮演着双重角色，不参与政治，以家庭为重，在利益面前会随之而动，但予之教育却又可以成为积极的力量，如孙桂英（《艳阳天》）、袁小俊（《三里湾》）、盛佳秀与张桂贞（《山乡巨变》）等。 袁小俊与张桂贞婚姻均受家庭问题波及，袁小俊问题不大，但金生媳妇担心袁母“不是个好东西，教出来的闺女恐怕也靠不住”，[12]后者受其母“教导”屡生事端；张桂贞大哥前为兵痞，划为贫农，后成了中农，但他意图将“久想离婚的妹妹嫁到城里去，给他当跳板，好让他往城里发展。”[13]玉生聪明好学以合作化为重，但袁小俊深受其母影响以己为重，终无法相容。刘雨生与玉生同样也因合作化与妻子离婚，他因“为人和睦，本真，心地善良，又吃得亏，村里的人，全都拥护他”[14]而成了互助组长。但张桂贞“只图享福”，“看见丈夫当了互助组组长，时常误工，就绞着他吵，要他丢开这个背时壳”，他一度动摇后决定专心参与工作，而妻子选择了回家。 袁小俊和张桂贞不会像马凤兰等那样破坏合作化却不合作，因它妨碍了自己的幸福，舒坦生活被干扰。袁小俊是要买几件衣服，在家里闹闹。张桂贞也就是想叫丈夫为自己/家庭多考虑一点而已，尽管“他的本真、至诚、大公无私，都是好的，但对自己又有什么用处呢？她所需要的是，男人的倾心和小意，生活的松活和舒服。他不能够给她这一些。这个人不分昼夜，只记得工作，不记得家里……只有符贱庚，这个没有亲事的后生，天天来缠她。他不挑红花白花，也好愿意听她的调摆”。[15]张桂贞渴求家庭的幸福美满，刘雨生则致力于合作化，两人相去甚远。她们将孝顺、贞柔、慈爱的价值取向，和乐家庭、相夫教子的要求带进了这个变革的时代，任劳任怨、以家庭和儿女为重，体贴遵从丈夫和长辈。最后袁小俊和张桂贞虽重组家庭，然只有张桂贞突破自我融入到时代浪潮中。张桂贞在盛淑君等帮助下开始参加集体活动，可贵的是还参加了突击队，虽有波澜，但终向着新女性的行列中迈进了。 盛佳秀陷入不幸婚姻中，受传统约束，一个弱女子带着一个孩子苦苦等待外出已婚的男人。然而在刘雨生去劝盛佳秀时发生转机，同病相怜之感和信任使两人慢慢互生情意，盛喜欢上了刘雨生。后来她发生改变，参加会议、劳动，并成为领先者。如此盛摆脱旧的约束，解放自我，关注合作化事业，与盛淑君等成为典范。此时旧式道德新意生出，刘忙于事务没时间做饭，盛偷偷给做好，不同与张桂贞的是她以对爱人的感情来支持合作化事业。盛在刘提出杀猪满足社员“打牙祭”的想法后，尽管不愿还是同意了。使她在旧时代成为自陷的传统美德此时一转，对刘温柔体贴，为之考虑，亦是对合作化事业的支持。 除此像焦母、亭面胡妻、梁母等，开始都受旧规范的约束，对合作化事业不理解不关心，仅聚焦于自己的家庭，然经过教育和帮助，都积极参与新秩序的构建，使那种在旧时代约束自己的道德规范发生新变，成为女性对合作化事业的特有支持，服从、温柔体贴。 五.结语 新女性全身心投入合作化进程，与反对者斗争，教育争取团结落后者，使其加入到建设新秩序的大潮中。在政治层面毫无疑问是先进的，在道德规范上亦突破约束，将优秀美德带入新社会，发出新的光芒。反对新秩序并要予以破坏的旧女性囿于政治道德约束，最终在新秩序的建构中被抛弃。而那些最广大的最具代表性的第三类女性有着处于转型时期的普遍心理，在教育和帮助之下，摆脱一定的约束，突破自我限制，成为新秩序构建的一支新力量。正是三类人物的相互作用，诠释了此一转型时代下不同的政治道德文化。 农业合作化论文:动员全体农民和农村青年为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而斗争 一 从去年开始，全国已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得动员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应领导农民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合作化。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乃是推动全盘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一支杠杆。仅就其对农业关系来说：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大批的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等生产资料，从而可能将存在於农业中的古老的耕作方法，加以逐步地改变，以便利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并不断地改善农民生活；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由城市源源不断地供给农民以大批的廉价的生活消费品，逐步满足广大农民生活改善的需要；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迅速引起国外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加速城乡物资交流，从而扩大农副产品的销售额。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不仅解决城市人民就业问题，而且能吸引千百万农民到工矿、交通、森林与建筑业中来，以消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造成文化教育卫生专业的高涨，使科学技术充分地发挥它为工农生产服务的效能，同时国家也才能有更大力量来支付社会救济费，学生助学金，城乡房屋建筑费等，不仅解决城市人民的要求，而且也解决乡村农民的需要。总之国家工业化的结果，就可能使全国农业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得到改造，造成城乡之间与工农之间的新的结合关系，使农民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幸福生活，变成富裕而又文明的人。显然，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自然也是农民的最高利益。 但是工业的高涨，同时必须有农业生产的高涨与之相配合。因为工业的发展，需要日益增多的粮食供应，需要日益增多的棉花等等工业原料的供应。需要日益广阔的国内市场，和来自农业的资金积累。因此，绝不能等待工业完全发展起来之后再来着手发展农业，而必须围绕工业重心，根据国家工业化的需要相适应地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国家工业化对农业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整个农村工作所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但是目前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无力采用新式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也无力大量造林、育林和兴修水利，以抵御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更不能很快地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产量，因而也就无法满足人民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工农业发展不平衡，这是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所在。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如果让农业发展长期落后於工业发展的需要，结果又必然要影响到工业化的进行。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只能采取有效办法：逐步来改造这种小农经济，使之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但又不能采取富农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当然雇佣劳动的富农式的资本主义农业也可能发展成为大生产，它比之个体农民的生产力是较大的，但因为它是建立在剥削别人的基础之上，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就少数富农本身来说生产是发展了。但另一方面却带来大批劳动农民的破产困穷，这和广大农民利益是不相容的，和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国家总任务也是完全矛盾的。我们决不能采取资本主义的道路来改造小农经济，而只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采取合作化的道路，去逐步改造小农经济，使个体小农经济逐步变成合作社的大农经济，这样才能提高农业生产，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并使农民生活逐步地普遍得利提高，大家招展，共同富裕，避免农村经济两极分化的现象——少数农民发财致富，大多数农民破产困穷。这样就自然得出如下的结论：发展农业 生产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乃是一个任务的两个方面，绝不能分裂开来。 二 要促进农村合作化，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通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种形式，而发展农业生产上的互助合作运动则是农村合作化的基础。 全国解放以来，农业合作化事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去年为止，全国已经有用近半数的农民参加了农业生产互助组，有二十几万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到现在为止，全国生产合作社已将近七万个。广大的农民，广大的农村青年已经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好处。去年冬天计划收购粮食当中，又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关於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教育。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了。许多农民在酝酿组织互助组，许多互助组要求转为合作社，许多农村青年在这当中表现了他们的积极作用。事实证明，靠自己劳动为生，力求摆脱剥削的农民，是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将会一年比一年发展、巩固与提高，最后一定会吸引所有劳动农民参加合作化，并引导他们走到社会主义。 但是农业合作化，这是关系到一万万户以上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关系到整个农业生产与国家工业化的配合问题，关系到党与亿万农民的合作问题，关系到工农联盟这个基本政策问题，而这个合作化事业除老解放区及几年来互助合作已办有成绩的地区外，对广大农民及一般干部来说还是一种新的课题，新的创举，要把一万万户以上的农民吸引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一个比之还要艰巨的工作，也是一个比之更加复杂的斗争。因此要真正把互助合作办好，完成农业合作化这个伟大事业，就必须正确处理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必须坚持自愿原则，无论参加互助也好，合作也好，必须出於农民真正自愿，不能丝毫勉强，而要农民反正自愿，又只能采取说服教育方针与典型示范办法，不能有其他方针与办法。农民是劳动者，他们是不愿受剥削，也不靠剥削别人为生，这就决定了他们可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但他们同时又是小私有者，他们依靠在自己小块的私有土地上独立劳动来生活，这种土地私有制和个体生产制，就养成了农民的个人主义心理与单独经营习惯，从而使他们在参加互助合作时产生许多顾虑，这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较多的中农与富裕中农这种顾虑就更多，他们常常害怕别人揩油，自己吃亏。自己单独经营惯了，一旦集体劳动，也害怕与别人相处不好。或者自己不自由，这些顾虑是可以设想到的。正由於农民特别是中农，有各种顾虑，所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对於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开始总是观望的动摇的。党与人民政府对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无疑的，只能采取说服教育方针，帮助他们消除顾虑，而使之自愿参加，绝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或变相的强制手段来对待他们。有些人经过说服教育还未能觉悟，就只好采取等待他们觉悟的方针。等到我们把别的互助组合作社办出成绩来，使他们亲眼看到了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的事实，这些人最后是会愿意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这里应该明确肯定说，我们对待动摇的农民和对待剥削者是绝对不能采取同一政策的。列宁主义教导说：“必须按照自愿原则，用说服为民相信公共集体农业优越於个体农业的方法来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农业的轨道。”“只有在农民面前具体表明，并用事实、用经验证明了集体农庄确实优於个体农庄，集体农庄确实是比个体农庄有利些，集体农庄确实能使农民——贫农和中农——摆脱贫穷困苦状现时，才能说服农民相信集体农庄的优越性。”“没有这些条件，集体农庄便不能稳固。”“企图用强力建立集体农庄……结果是只能坏事，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的。”列宁说：“在这里采用强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业。”列宁还说过：“改造小农，改造小农底全部心理和习惯是需要有几代功夫的事情。要解决这个小农问题，要健全小农底全部心理，就要有物质基础，要有技术，要在农业中大规模采用拖拉机和机器，大规模实行电气化。”这些至理名言，说明合作化运动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必须经过说服教育与示范办法，使他们真正自愿，而不能采取强制方法。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有许多同志却往往违反了这个自愿原则，他们为了赶任务，常常喜欢用行政命令勉强农民编组编社，有些同志开始时也采取说服教育方针，但一到说服教育无效时，便不耐烦地抛去了这个方针，而采用强制办法。或者不适当地给那些一时不愿参加组社的农民带上许多政治帽子，如说“单干户不光荣”“单干户是小台湾”“单干就是自发资本主义思想”“互助组落后，合作社进步”等等，想用这些政治帽子来促使农民入组入社，这也是很不适当的。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强使农民暂时入组入社，但这样做并不能取得农民自愿，反而可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与反感，一有机会他们还要退组退社。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栏目专题现状管窥 【摘 要】《新闻联播》传播天下大事，关注民生。近年来，省级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以河南电视台《河南新闻联播》为例，针对电视台时政新闻栏目专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新闻联播；主流媒体；报道；会议报道；专题 自电视机普及以来，《新闻联播》以庄重的风格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后经过约四代的传承和发展，《新闻联播》突破以往的报道风格，进行大型主题策划，并从百姓视角看社会，关注百姓、贴近百姓、走进百姓生活。以河南电视台《新闻联播》为例，将从主流媒体价值、系列报道、会议报道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彰显主流媒体价值 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成为大众最为接受的一种接收信息的方式，但是，思想、层次、文化等问题都影响着社会各阶层人们对互联网信息的接受程度。此时，主流媒体的价值得以彰显，在主流媒体的信息更具有信服力，引导大众舆论方向，掌握话语权。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近几年，《河南新闻联播》以这个重要节日为契机，春节期间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栏目组在“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大型主题报道的基础上，先后推出“文明河南暖暖新年”“感恩拜年送祝福”“节日里的坚守”“新春台湾行”“春满中原欢乐多”“新春喜事多”“文明河南务实创建”等系列报道，通过记者深入基层的实地采访，生动展示了基层群众的幸福生活和精神风貌，反映了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和该省民众欢度传统佳节的喜人景象，体现了主流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价值导向和“三贴近”原则。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时期，《河南新闻联播》重点关注全省各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关键词的形式解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通过时政会议新闻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使受众直接了解新政策、明确新任务、学习新精神。传播权威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凸显了时政新闻节目宣传报道的价值。 例如，2014年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举行开幕式，在对开幕式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加入了新闻特写《发挥特色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次日继续推出新闻特写《智能终端智慧生活》，不同报道形式相结合，不拘一格，出新出彩，避免了会议报道的程式化、公式化。如何创新会议报道，彰显主流媒体价值，是时政新闻栏目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二、系列报道点亮荧屏 系列报道多是重大或重要的事件，但一般不是事件性新闻，所以可以多侧面、多角度、多方位的对同一事件进行报道。 “郑欧班列万里行”系列报道，派出精兵强将，走出国门，站位高，擅统筹，有效实现了该题材重大新闻价值的报道与挖掘。在《河南新闻联播》中每天播出一集，还专门“量身定做”系列报道宣传片花，并在报道第一天配发《开栏的话》，形成了集成式、大规模、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报道格局。 如《郑欧班列：集货范围覆盖大半个中国和亚欧》，通过对相关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采访，选择小的切入点，以小见大，以具体的小事例，展示大背景，反映大主题；再如随后播出的《郑欧班列：一单货物通关最快10秒钟办结》，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报道经济新闻，具体的故事与宏观的经济形势有机衔接，点面结合，增加了新闻的趣味性和可视性。《高端访谈：专访德国汉宏国际物流公司总裁克劳泽赫尔曼》则将报道的形式向人物访谈方面延伸。 总之，“郑欧班列万里行”系列报道点亮了荧屏，堪称一组精心策划、精良制作的成功报道，显示出《河南新闻联播》作为权威主流媒体，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捕捉整合信息的超强能力。 三、增强会议报道感染力 为避免新闻形式内容^于单一，使新闻报道更加喜闻乐见，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提升时政会议新闻的效用，《河南新闻联播》改进会议报道模式，设置《两会记者观察》和《两会热议》两个板块，采取精彩实况、记者出镜报道、新闻特写、现场采访等形式，和编辑制作相配合，正确把握了舆论导向，突出了媒体自身的个性，增强了会议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如2014年1月播出的《政协第十一次河南省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等，采用会议同期声，丰富会议报道语言、突出会议报道主题；《两会记者观察：节俭节约成两会“新常态”》，记者走出会场，向观众呈现委员们的“吃、住、行”，改变报道切入点，创新报道的表现手法；《两会记者观察：“深入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引热议》，大大提升了报道覆盖面，实现了传播效应的最大化，为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强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政新闻论文:开拓高瞻远瞩的时政新闻 对全国性政情话题做出独立采写报道，在《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这样一家地方媒体，渐渐成为一种常态，“南都”高端时政新闻（就是对全国全球重要时事动态或政要人物进行的重头报道）的开拓计划正得到有效执行。由于种种原因，以往关于高端时政新闻的报道，除中央级媒体的正统报道外，地方媒体基本放弃甚少主动出击进行高端时政新闻的采编。因此“南都”此举也就有了一定的探索意义。 “南都”的高端时政报道实践 对于高端时政报道，应该说从2007年十七大开幕前夕，“南都”才进入自觉实施期。半年来，出现了两次报道高潮。 第一次报道高潮，从2007年9月中旬开始，”南都“推出了一系列十七大报道 这次十七大系列报道，是在报社主要领导的直接统筹指挥下推出的。在会议的每日进程报道之外，“南都”在十七大预热和召开期间设置“五年新政”、“国是开讲”、“会客室”等专栏，邀请了一批时政专家和一把手官员，以系列政论性通讯的形式，对十六大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变迁，进行深度分析。 在十七大闭幕之际，为了准确、深刻解读十七大精神，地处广东的“南都”在北京举办一个大型高端论坛“历史新起点―――北京论坛”，邀请了23位权威专家在京召开座谈会，对十七大的新思维予以解读。 在此期间，“南都”还推出两个特刊。2007年10月22日中午“南都”第一时间推出16版号外《前进！进！》，对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全面介绍，其快准、精编、详实的风格赢得当天市民欢迎，这也是当天广东省内唯一独立销售的号外。10月29日，“南都”再次以16版的规模推出十七大报告解读特刊“国是论衡”，将论坛发言和十七大新名词予以梳理。 通过十七大报道，“南都”与一大批引领中国政经学界的权威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是初步建立起实施高端时政报道的智库。值得一提的是，十七大系列报道荣获2007年度广东新闻奖一等奖，都市类报纸向来以社会新闻见长，这一奖项表明，“南都”在时政新闻方面的开拓已获得广泛认可。 第二次报道高潮是在2008年年初的全国两会 这次两会报道，承续了十七大报道的模式，除了原有的品牌栏目“国是开讲”、“会客厅” 等，最大的亮点是：“南都”在北京举办“广东解放思想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一到广东就疾呼”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发展”，“南都”适时在两会期间举办这次论坛。在论坛上，高尚全与任剑涛两位先生以“全国”与“广东”两个空间参照系，进行了“南北对话”；以周瑞金（皇甫平）为代表的长三角学者与以任剑涛、金心异为代表的珠三角学者，针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区域发展模式展开了“长珠对话”。与十七大期间的“历史新起点”论坛不同的是，这次论坛立足全国，但聚焦在广东，以全国专家“会诊”广东的政治经济的现状与前景，为其把脉。参加论坛的还有蔡定剑、杜钢建、应松年、朱学勤、石小敏等活跃于政法与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南都”智库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这次两会是五年一次的大换届，人大、政府、两院多有易人，一些明星官员也就分外引人注目。在这期间，“南都”推出了若干人物特别报道。比如，《“小女子”如何步入政坛的》，“南都”采访了时任中央干部考察组成员的刘义才，首度披露当年49岁的吴仪如何被考察，于1988年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副市长而正式从政的往事。此外，还报道了刚刚卸任的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国家审计署前审计长李金华等人。 日常的高端时政报道也时时见诸报端，成为“南都”的一个常态的新闻品种 包括外派采访，以及伴随动态新闻而进行的政策解析、人事分析，早在去年4月，随着总理的“融冰之旅”，“南都”就已经派记者去日本呆了20天。记者采访了包括日本前驻华大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佐藤嘉恭在内的10位日本政界名流，采写了《“融冰”之后，要努力把冰水捂暖》等一系列高端访谈，这是介入高端时政的一次成功尝试。 由于初步建立了高端专家资源库，“南都”对国家大政方针和高层人事变动，往往能找到合适的专家予以咨询与解读。今年3月底，中央宣布，姜异康任山东省委书记。对于这一变化，记者根据有关专家的观察分析，成稿《把中央智库经验拿到地方去实践》，把一些省部级官员的从政经历归纳为“任职地方―――调任中央党校（或国家行政学院）―――掌舵一省”模式，从中看出中国官员培养方式的一些精微变化。在对省部级以上官员的职务变化、履职表现等，高端智囊的观察无疑是较敏锐的。 在采写与编排方面，“南都”的高端时政报道也有自己的特色 在人物报道上，“南都”和传统的中央媒体报道有较大不同，充分发挥了都市类报纸一贯擅长的生动与灵活。报道不过多地在意识形态上着眼，而从日常生活、人情人性、现实问题方面下笔，尽量贴近读者。仍以吴仪步入政坛的报道为例，记者通过采访其老友、当年的中央干部考察组成员，来介绍这位富有个性的官员。在谈论“政事”之外，还花了相当的篇幅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的吴仪，她的婚姻观、业余生活、性格特征等。以平视的眼光“打量”一位高级领导人，这在一个地方省级媒体独立采写的稿件中，是不常见的。 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报道与解读上，“南都”也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与操作模式。其一，寻求话题的公共性。比如，在组织“国是开讲”栏目的新闻选题方面，就选择了“股市前瞻”、“政府税收的开支”、“大部制实施之难”等可引发公众话题的焦点议题，予以深度剖析。其二，寻求高端时政的通俗表达。“高端时政”往往涉及基础性理论和官方习语，相当多的媒体，为了怕表达出错，就刻板地按照官方文件，不敢越雷池一步，使报道缺乏传播效果。“南都”在新闻采编方面力争话题深入，表达浅显，采取和专家学者对话的方式，尽量用口语表述，以事例贯穿，同时讲究版面元素的丰富多样。比如，十七大与全国两会报道，专门开设了“国是开讲”，就是采用了记者与权威专家圆桌对话的方式，展开一个个通俗的热点话题。 高端时政报道的意义与面临的问题 “南都”关于“大时政”新闻品种的开拓，兼具有两种意义：一是增加了一种极具竞争力的新闻品种。“南都”近些年来以时事评论与深度报道，在全国综合性日报中享有盛誉。目前，在媒体市场化程度相当高的广州，一城有6家综合性日报，竞争激烈，报纸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如何开拓出新的新闻增长点，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推出高端时政新闻，报道中国高层政治动向，关注国内国际政经热点，“南都”在地方媒体中无疑是棋先一招。 二是可争取高端主流人群。多年以前，都市报类新闻多以鲜活的社会新闻扬名报坛，已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主流媒体。而今，高端时政新闻的推出，对于主流人群的吸引力不言而喻。政界人士是这一板块的报道对象，他们掌握信息、拥有权力、控制资源、决策政治。与此相应，政界人士也是这类报道的核心读者群，商界人士、中产阶级对这类报道也有天然兴趣。 虽然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政府透明程度不断增加；虽然更多的专业人士愿意就时事热点发言，媒体对高端时政的报道有了一定的开拓，但由于中国国情所限，目前地方媒体在高端时政的采编领域仍有颇多难处。 1．采访还是偏于外围，对新闻的核心不易接近。同属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南方周末》的编辑，在总结他们的时政报道时曾经感叹：“我实在不忍心再去‘压迫’记者了，真的不愿意。有一篇稿件，为了一个信息源，居然打了将近70个电话，其中的60多个人，几乎是在知道我们是记者时就选择直接挂掉电话。”虽然被拒的频率不会大到如此夸张的程度，但类似遭遇对于“南都”记者也属于常态。难以获得最核心的事实，在高端时政新闻领域颇为常见。不少政府部门的当事人宁愿少一事，不愿多一事，即便记者找上门也是三缄其口。从近半年来“南都”所接触的高端时政采访对象来说，多为退休官员和学院派人物，他们要占80％以上。 就是同政府联系密切的研究机构也不易接触（如国务院研究中心、财政部财政金融研究所等直接隶属于政府机构的智囊）。直接采访到的在任部级官员屈指可数，他们在公开会议之外，很少愿意接近媒体。 2．观察与分析还欠深入。这和远离新闻核心相关。比如，今年3月两会结束，国务院等组成人员换届，“南都”立即采写了近4000字的《法学家首掌最高检察院》，对一府两院的领导成员特征进行解读。该篇新闻分析被不少门户网站挂在较显眼的位置，报纸的转载率也颇高，有一定影响力。但实事求是地说，其中对一府两院组成人员的年龄与专业的分析，只具统计总结意味，而官员升迁与调动的更具体更本质的原因，我们还难以知悉。原因在于，组织部门的知情者没有发言，核心智囊没能现身说话。由非政府一线决策人士来披露，这样得出的新闻分析与政策阐释，往往就“隔”了一层。 3．对政经形势尚少独立担当的判断。2007年9月24日“南都”刊发《如牛市生残夜股指逐浪高》，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负责人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文中预言：中国10年牛市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见报当天，就被各大门户网站挂在显要位置，对股市造成了一定影响。随后“南都”又发表声明，表示昨日发表的专访不符合被采访者原意―――等于否认了昨日报道。原因在于，这名负责人的谈话可能会大大影响股事行情，出现政府不愿看到的局面。 4．地方媒体全国和国际性的新闻资源相对匮乏。目前，“南都”驻京记者只有寥寥几位，部委记者对中央机关与各大部委的重要信息了解还很少，可以说是挂一漏万。至于出境对东西方各国热点时政新闻采访，还远远做不到统筹规划，形成制度。 不难看出，地方媒体的高端时政报道离理想状态还很远，但显然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随着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在不久的将来，地方媒体也许可以增加驻京记者，更加自由地接近中央决策核心层，使报道更加具有权威性。甚至可以派记者出去，现场报道美国大选，观察英国议会政治，调查印度国情，远赴南美考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比照和借鉴。 从长远看，一个媒体要令人看重，关键是它的报道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趋势。这样的媒体，无论政界还是商界都会关注你。高端时政报道到了一定的火候，比的就是资讯迅捷、判断准确，比如《时代》、《经济学人》，全球政界商界的精英都要看。这就是高端时政新闻报道的理想境界，也是《南方都市报》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要闻部主任助理） 时政新闻论文:把握时念 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 在我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中，其中的10年是做电视时政新闻报道，因而有幸在、两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边工作。对这些年来电视时政新闻的改革，我可以说是亲历者和实践者，而获得中国新闻奖的《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新闻片，也正是电视时政新闻报道改革中的一个作品，而且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一个比较成熟的作品。 一、对创新时政新闻传播形态的认识 一般来说，时政新闻是对党和国家的最新政治活动以及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的重大事件的报道。简单地说，就是对党和政府机关、领导层的一些会议、活动、讲话，包括作出的决定，出台的文件、政策等的新闻报道。 可能一些人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时政新闻不好做，它题材重大，参与者层次高，场面隆重、盛大、严肃，报道条条框框多，各种规矩多，有通稿的限制，往往给人以“重要而不好看”、“严肃而不活泼”、“板着面孔说教”等印象。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时政新闻承载了大量的政策、信息，代表了党和国家对重大问题的看法、主张和方针、政策，从普通百姓的生活到整个国际社会，无不受到影响，它往往集时效性、重要性和广泛性于一身。正是因为时政新闻的这种特质，我们要真实、准确、及时地报道时政新闻，这是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基本要求。 但是，对于这个领域的媒体从业人员来说，应该在遵循“真实、准确、及时”报道的基础上有更高的追求。追求什么呢？我认为，要追求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形态，是事物的内部变化与表现形式。传播形态，就是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的内涵与表现形式。所谓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就是指新闻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受众在接收事实信息的同时，还能接收到与当今时代特质相吻合的内涵信息。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传播形态应该是与时代共进的。在总书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所以，我认为，时政新闻的内涵信息应该是一种对人的尊重、温暖、关切，这种人文关怀的内涵信息将使新闻的事实信息直达观众的心灵深处，激活他们心中的情感波澜，达到有效提高新闻受众到达率的结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涵信息并不是我们随心所欲增加的，而是在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对有时代特征的新闻内涵的挖掘得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创新时政新闻传播形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更加自觉地领会信息内涵的深刻意义，在实际操作中把所做的时政新闻区别于就事论事的报道。 二、时政新闻传播形态创新分析 新时代对电视时政新闻传播提出了新要求，成为了创新时政新闻传播形态的动力源。在深刻理解这样的认识，并取得有关部门认可之后，我们从2003年底开始了电视时政新闻的创新尝试。经过几年的积累，到现在已经逐渐摸索出一种形态较新的时政新闻报道体裁，我把它称为“特写式消息”。总的来说，这种体裁从新闻内容上看，是核心事实到过程事实的延伸；从领导人形象的塑造上看，是从“政治家”到“自然人”的延伸，让观众感受到“执政为民”的领导人，本身也有一颗平常的心，也有百姓的情怀，也有普通人的行为动作。这种从电视新闻体现出来的政治家的人性特征，无疑对他们执政理念的人性特征做了一个真实的注解。具体来说，“特写式消息”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它的播出时长通常在4～8分钟左右，有一定的容量；其二，它的画面特点有两多：特写镜头多，运动长镜头多；其三，它的声音特点也有两多：同期声多，背景声多。其四，它的内涵信息是正面的，向受众传递了爱心、关切、体贴、喜悦等积极的情绪。可以说，这样的新闻，饱含着浓浓的爱意。因此，它的传播效果是生动而富于感染，饱满而内含张力。这里通过《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来做具体的分析。 1.时空架构 先看时长，片子时长为4分钟，配音解说为600字，以电视播音员每分钟300字的语速，2分钟就可以念完，多出来的2分钟是什么呢？就是生动和具有感染力的现场画面和声音，在片子的结构中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同时也给受众培养一种氛围，一个沟通的气场，给人们的思想留出咀嚼的空间，引发受众对新闻由表及里的多层次感受，在实际传播效果上大大区别于就事论事的新闻报道。 2.拍摄手法 （1）特写镜头应用 这个片子当中共有44个镜头，其中特写镜头有11个，为总镜头量的四分之一。电视新闻的最大特点，是利用直观传神的可视画面，拉近新闻事件与受众的距离，从而使观众对陌生的报道对象有具体的感知印象。不同于报纸可以通过比较详细的文字材料解释现象，电视新闻是通过转瞬即逝的画面来锁定观众的视线。因此它应该有合适的特写镜头，传达新闻精髓，表现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情绪内涵，否则就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更难使他们产生深刻的印象。 在《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中，除了营造节日气氛的一些环境特写镜头外，可以看到，“手”是特写又是亮点。在片子中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与90岁的老红军刘天佑拉家常，镜头从两双紧握的手拉开到两个人亲切交谈；第二次是胡总书记在延安安塞县侯沟门村与村民共同看表演，镜头从他轻松愉快的表情摇到轻抚一个小孩肩膀的双手；第三次是总书记在村民康海发家中做年糕的手；第四次是炸年糕的手。特别是做年糕的一系列动作，可以说是观众多年来第一次看到的领导人很家居化的手部动作。一连串的动作特写镜头，真实传递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基层百姓相处时的随和、体贴、关心，使这双手显得格外有情。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手可以感觉到震幅只有0.00002毫米的震动，是人体中触觉最为敏感的地方。看一个人手的姿势变化，往往能及时捕捉到他发出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往往没有修饰，很真实，有时一个温柔的爱抚胜过千言万语。在几年跟随在身边拍摄的经历中，我发现他的手往往能传递出很多感情信息。2006年，我随队报道胡主席出访印度，在紧张的行程中，他专门抽出时间看望对我国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柯棣华大夫的亲属，当时的场景让现场的人很感动。他在交谈过程中一直用手长时间搀扶着柯棣华大夫的亲属―――一位老夫人，嘘寒问暖；他在说“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老朋友”的同时，手部动作还透露他对一位普通异国老人的体贴。我拍的镜头是从胡主席脸部高兴期待的特写，往下摇到胡主席与那位老夫人先握即扶的双手，然后往上摇到老夫人的脸部特写。动作无声却意味深远，新闻播出后反响十分强烈。 2004年1月21日，是猴年除夕，我跟随报道胡总书记赴河北张家口考察，在拍摄中综合运用了推拉摇移等多种手段，突出了总书记在农民家里过年包饺子的手部特写，以及总书记在路上给村民拱手拜年的场景，使新闻《在河北考察工作，进农家包饺子与民同乐》产生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和听觉感染，播出后引起了境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美联社1月22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当天播出的新闻中，身着一件简单黑风衣的中共总书记，在河北省的农村与村民们一起包着中国农历大年三十除夕夜的饺子。这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电视画面，也是让总书记展示出自己新形象的画面。在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把一些肉馅放进饺子皮中时，他强调了已成立一年的新政府的首要任务，那就是关注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贫困地区。美联社认为，与村民们一起包饺子的新闻，是今年春节最被中国人关注的一件事情，而且中国中央电视台还在他包饺子时，特意给了手的特写。”其他境内外媒体也纷纷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发表各种积极的评论。这个片子获得了2004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2）长镜头应用 我们再回到镜头上，在《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中，还运用了通常在纪录片中出现的运动长镜头。它表现的是总书记与村民一起扭秧歌，这个镜头拍摄长度超过1分钟，实际播出了12秒，在新闻报道中是少有的。镜头先从总书记摇着扇子拉开到整个欢乐的队伍，在他前进动作中跟焦，再推到他脸部特写，他不时与旁边的村民进行眼神交流。其中没有解说，只有锣鼓作为背景声，快乐中伴随着体贴与温情。总书记与老百姓一起过年，体现了总书记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与民同乐的高尚情怀。 长镜头在我国纪录片中的运用，我记得早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望长城》等纪录片中出现，后来又在《中华之门》、《》等纪实性纪录片中被成功采用。它在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镜头内，运用推、拉、摇、跟、移的手法，多层次、多景别地表现同一主体，保证时空的连续性、完整性和真实性。这种纪实性的长镜头，使观众看到一个不间断的新闻事件和一个不分割的新闻现场。随着新闻进程的变化，观众产生强烈的参与感和现场感，形成特有的氛围，给观众以视觉冲击力和情绪的感染力。 事实上，总书记与村民一起扭秧歌的这个场景，也成为新华社对这一新闻报道的主题摄影镜头。而同样，作为电视镜头，总书记扭秧歌也将是一次标志性的历史画面，并在整个片子中形成收看的情绪高点，充分体现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3.声音处理 （1）同期声应用 《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在同期声的处理上也是特别丰富的，共有三处，都是总书记给老红军和村民拜年，拉家常的温情大白话。借着与康海发一家人喝米酒吃年糕的时机，他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的就是要让广大农民更快地富裕起来，也就像乡亲们过年吃年糕所想表达的意思那样，要让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一年更比一年高。实实在在的话再次表现了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执政为民理念。中国人对春节讲究团圆，而团圆，意味着不疏离。从政府的角度讲，政府官员不能与老百姓，尤其是身处困境的老百姓相疏离；从公众的角度看，任何民众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掉队。从片子中，我们对“团圆”之意有了新的感悟，它跳出了单纯的家庭欢聚之意，是一种精神状态上的回归和团聚，与人们心中的祥和、幸福、和谐等概念都有所关联，既有“团圆”之意，也是“和谐”之举。 同期声的出现，是我国电视节目创作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次革命，在长篇豪言壮语或华美词汇堆砌而成的解说词中，让一个人用自己的嗓音和语言向观众说几句话。逐渐地，中国的电视观众可以从电视屏幕上听见许多“不同的声音”，使观众感受到了作为电视接受和参与主体应有的尊重，同期声成为电视人手中“拉近观众”的一张王牌。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曾说过：“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 （2）背景声应用 在背景声的应用上，片子中也是很丰满厚重的，是一般时政新闻中少见的欢乐的鼓声，愉快的笑声，激动的掌声，共有7段，加上3处同期声，这些写实音贯穿片子80%以上。有人说，电视画面是有画框、有边缘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声音则无边无框的，它的空间大于画面，是无限的。在传播过程中，背景声或者叫“写实音”作为一种“场信息”对观众来说都是重要和有效的，起到了扩展画面空间，增加真实性和引发观众联想的良好效果。 4.内涵传递 在4分钟的片子中，它的画面多是亲切的笑脸，喜庆的窗花，热闹的秧歌；它的声音多是关怀的问候，激动的掌声，喜庆的音乐。带给受众快乐的内心体验与情感反应，自然地传递了我们想要传递的新闻内涵信息。 在传统的新闻形态中，往往只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并不太多考虑如何影响观众看完新闻后的情绪感受，只体现了信息短缺时代媒体的“告知”功能。而我国目前处在转轨与转型的特殊时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向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处于迅速深入的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探索与逐步完善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媒体应当在新闻传播中增加良性情绪的传递，承担起创建和谐社会的传播责任。情感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情感分为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正性情感是高兴、满意等令人舒适的心理感受，负性情感是烦恼、痛苦等不舒适的心理感受。新闻内涵信息给受众的刺激，并不作用于生理需要层面，而是作用于社会性需要层面即心理需要层面。 例如我们要报道央行加息的新闻，如果简单处理，只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加了多少个百分点，要还贷款的观众看了之后可能就会产生焦躁的情绪。如果我们接着给观众算算账，告诉储蓄的人怎样做才能增加存款利息，还贷的人是选择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以更合适自己的财政情况，他们就能理性看待这个事件，新闻也就有了人文关怀的成分。又例如对前段时间引人关注的“高跟鞋踩猫”事件的报道，如果媒体只是渲染令人发指的画面，只会引起社会的越来越高涨的激愤情绪。而我看到《新闻调查》栏目却是从调查分析人的不正常宣泄心理入手，最后提出关注人的精神健康的潜在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之后，精神家园该如何建设？这同样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理念。 在《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的片子中，从拍摄手法、声音铺排、结构组合三个前期要素上，都按照创新传播形态的要求做了不一样的设计，保证了新闻内涵信息的传递，激活了受众群体的情感，创造了和谐的传播环境。这样的时政新闻形态，从传播效果上看，实现了由事实信息到内涵信息的递进，达到了电视时政新闻内容上拓展、形态上创新的效果。 三、时政新闻传播形态探索回顾 时政新闻一直是我国新闻报道的敏感地带，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出台《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把新闻改革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也成为时政新闻改革创新的一个启动信号。2003年12月12日至17日，胡总书记到山东、河南两省考察工作，其间会看望黄河漫滩受灾群众。在出发前研究报道方案的记者会上，我提出了创新报道方式的想法，向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提出建议，除了常规新闻外，可否制作偏重特写的一条消息，得到上级可以尝试的意见。在5天的视察活动中，我们克服了救灾帐篷拍摄区域狭小、没有专业录音设备等困难，拍摄了600分钟的新闻素材，完整、清晰地记录下胡总书记向灾民问寒问暖的感人画面和大量有完整同期声的素材。在完成“规定动作”，制作播出消息《在山东、河南考察工作》的同时，还在回来的当天12月17日成功制作播出了一条8分钟的特写消息《中央惦记着你们―――总书记黄河滩区看望受灾群众记》。片子中首次突破了以往时政新闻画面拍摄的常规，出现了大量纪实长镜头，现场同期声，面部表情特写和一系列动作特写。新闻播出后，胡总书记关切的面部表情，以及在灾民救灾帐篷里“解粮袋，掀锅盖，摸灯绳”等动作和大量深情的同期声引起观众热烈反响，并得到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成为我国新时期时政报道的一次破冰之作。 之后，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亲民活动不断，2004年春节，胡总书记到河北省喜顺沟村与村民包饺子过除夕；温总理探望了河南郑州市的几位低保户。2005年春节，胡总书记到贵州和农户一起打糍粑；温总理去了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和艾滋病人家属共度除夕。2006年春节，胡总书记到延安同老区人民炸年糕迎新春；总理则来到山东济宁菏泽农村过节。2007年春节胡总书记来到甘肃会宁县大坪乡，与村民剪窗花迎春节，而温总理则到辽宁抚顺棚户区看望困难群众。还有日常到各地的视察活动，都给时政新闻创新提供了很好的题材和空间。现在，这种“特写式消息”的报道形态已经在领导人每次的国内考察中实施，并由国内活动向出国访问等外事活动延伸，像《长青松旁话友谊》、《主席看望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官兵》等都是在出访期间制作的。 我很高兴地看到，国内外舆论也从这些时政新闻的新形态报道中找到了新的评论角度，像2004年春节美联社评论的“饺子新政”，有媒体还作出比较：它们统计美国总统从就任到2006年8月，到戴维营度假共78次，回老家克劳福德镇的牧场共50次，累计319天；而中国领导人在节假日里往往都会出现在老百姓身边，从而得出“饺子政治”和“金元政治”的对比。从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连续几年在中国最隆重的节日里赶往农民家里过年的行动中，很多媒体得出这样的判断：这体现了领导人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昭示了中国政府想要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从而规避社会不稳定因素、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心。虽然新闻中领导人讲的都是平常的话，做家常的动作，人们却似乎从中领悟到更多的意义，产生了积极正面的传播效果。 从2003年到今天，大约5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去创新时政新闻的报道手法，共制作了“特写式消息”近百条，除了2007年获奖的《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外，产生较大反响的还有像《总书记陕南问农情》、《小院里的笑声－总书记走访农家乐》、《太行精神永存》、《在贵州看望劳模和群众与大家共迎新春》、《总书记踏雪看望坝上乡亲》、《在重庆市看望慰问遭受暴雨洪灾群众》、《到宁夏考察抗旱救灾工作》等一系列的电视新闻作品，初步奠定了时政新闻报道改革创新的基础和方向，与日常形态的时政新闻一起，形成层次丰富，形态多样的时政新闻群体，从而把新一届领导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的亲民形象逐渐生动地树立了起来。 四、结语 巴金先生曾说，文学能给人光热和希望，能让人变得更善良、更纯洁，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这个世界。我认为，电视新闻也应该有人文关怀的品格，传递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传递爱和温暖的力量，它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民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我们团结一心，向着更加美好的和谐社会迈进。 电视时政新闻报道改革的点滴推进，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条件。我有幸生活在一个亲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家，我有幸跟随在时刻把基层人民生活放在心上的领导人的身边，我有幸工作在一个不断提升新闻价值观认识的团队中，我有幸自己在时政新闻这块宝贵领域里耕耘的时时刻刻，都保持着创新的激情。期待通过同行们的共同努力，让时政新闻产生更有魅力的传播能量。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时政新闻部）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的都市化解读 时政新闻市民化是都市媒体实践“三贴近”的客观要求，也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民的关注点逐渐从生存需要转向发展需要，个人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作为面向市民的都市媒体，在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就时政新闻而言，进行什么样的深加工才能使其更加符合市民口味儿，是摆在记者和编辑面前的一道课题。 一、找出市民关切点 时政新闻要做到“三贴近”，首先应从新闻中找到市民的关切点，以拉近新闻事件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一般而言，市民对本地新闻的关注胜过国内新闻，对国内新闻的关注胜过国际新闻。在做离市民最远的国际时政新闻时，尤其要注意拉近与本地读者之间的距离。比如最近缅甸果敢地区暴发冲突，在新闻时，不妨加上战乱背景，告诉读者果敢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今当地居民多是华裔，以拉近读者对战乱地区居民的身份认同，这样能够大大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多元化催生了市民关切点的不同。“新闻每天发生，视角各有不同。”这是央视的一句广告语，它提醒媒体人：即使站在市民的视角做新闻，也得做到不拘一格。 以神舟六号飞船航游太空为例，一些媒体介绍“费俊龙一个筋斗翻出七百里”，见证中国人现实中翻出最远的一个筋头，虽然还赶不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但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将航天英雄与人们熟悉的神话英雄对比，增加了人们对航天英雄的亲切感。另外一些媒体介绍神六捎带的植物种子：“深圳十五种生物种子随神六归来”，“荷花种子登神六，打造强势品牌”等，将神六与人们的饮食联系起来，加深了人们对神六的期待和对未来食物的关注。 二、请专家解读，做延伸阅读。 政策、法律法规出台、经济数据公布等之类的时政新闻，与市民自身利益关系极大，但因为其公文性质，直接播报会给读者以雾里看花的感觉。记者拿到公文后，应先寻找与市民相关的利益点，然后请专家或权威人士进行解读，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政策动向，这是近年来都市媒体普遍采用的方法。 2009年8月11日，国家统计局7月份经济数据，提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下降1.8％，是2007年以来的最低值。对于不懂经济的读者来说，物价指数是个很专业很抽象的名词，它的最低值意味着什么?对市民生活有什么影响?仅从数据中肯定找不到答案。第二天(8月12日)，郑州四家都市报出现了两种标题，一种是请出权威人士：专家建议逢低消费，现阶段花钱也就是省钱。另一种是照录统计局数据：物价指数连降六个月。很显然，第一种标题做到了“三贴近”，它从市民的“钱袋子”着手，标题读起来像是与朋友聊天，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第二种标题则显得冷漠和呆板。 有些新闻需要解读，有些则需要延伸。2009年8月，河南淮阳决定投资10亿元打造“羲皇故都、水城淮阳”，对于这样一则消息，编辑在处理时，为了更加贴近郑州读者，标题直接延伸到建水城的目的：“去陈州拜羲皇 赏泥狗喝鱼汤”。一下子拉近了新闻与市民的距离。给寻根的人们提供一条信息：这里是羲皇故里，人祖之地；还给休闲的人们提供一处风景：这里是中国泥狗之乡，可以喝到特色独有的鱼汤。标题将政府施政与百姓生活很好地接合在一起，既完成了宣传任务，又切切实实地服务了读者。 三、请出市民，共同讨论 每年春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之后召开的各地人民代表大会，是民意的集中梳理与展示。代表委员在“庙堂”之上讨论大政方针、民生民情，依据的就是各自所掌握的民众声音。而民众声音的大范围表达，更多地需要媒体的传播功能来实现。都市媒体除了关注代表委员的言论外，还应派出自己的记者走上街头，摘取最原汁原味的市民声音。这样的“三贴近”实践，不仅读者喜欢――能够反映他们最真实的心声；党和政府也高兴――大政决策有了更科学的依据。 2008年4月的郑州“两会”，河南商报推出《市民声音》和《政府回应》两个栏目，郑州晚报则主打《市民建议》及《约您提问》，两家都市媒体竞相邀约市民，通过媒体平台使其与政府官员直接“对话”。有市民建议医保卡全省通用，立即获得政府积极回应。有市民问郑州市物价局长对菜价上涨有何感受，陈军安局长说，他和爱人经常一起上街买菜，“感觉菜价涨幅确实太高了”，一下子拉近了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距离，随后，陈军安局长就物价上涨作了深入解读和分析，并保证自来水暂不涨价，给市民吃了一个“定心丸”。这样的新闻操作方式，政府高兴，百姓满意，报纸公信力提高，是一种典型的三赢新闻报道，显示出报社采编人员的“三贴近”功力。 综合来看，新闻报道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传播效果。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明确要求“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给新时代的新闻采编人员指出了努力方向。近几年郑州都市媒体对时政新闻报道方式的探索，展示了河南媒体人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成绩。媒体从业人员通过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素养和自身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建设，提高了实践“三贴近”的能力。新闻报道坚持以正面鼓劲为主，大力弘扬主旋律，在履行媒体监督职责的过程中，注意把握分寸，做到帮忙而不添乱，有力地推动了河南各项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时政新闻论文:县级台时政新闻节目的创新 秸秆是农业废弃物，我国是农业大国，每年农作物秸秆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其中，42％直接还田或过腹还田，30％作为农用燃料，8％作工业或其他用途。然而，作物秸秆含有大量的碳、氮、磷、钾、钙、镁、硫、硅等多种营养元素，而且含纤维素、蛋白质等有机物。因此，我们应把着眼点集中在利用秸秆发展动物饲料上。 一、秸秆作物的特性 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是秸秆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其中，纤维素含量最大，占细胞干质量的30％～50％。纤维素和半纤维素较易被生物降解，而木质素成分较难分解并阻碍纤维素分解菌的作用。木质化纤维素材料的消化率一般与秸秆中木质素的百分含量成反比。秸秆中的纤维素有着复杂的超分子结构，葡萄糖分子链内和链间通过氧链缔合成原纤维。原纤维内部分子密度大的地方为结晶区，而相对松散的为无定形区。且纤维素的结晶程度影响着分解纤维素微生物的分解速率，结晶度越大，越难被降解。由于秸秆中粗蛋白含量约4.5％，直接作牲畜饲料是不够的，因此，秸秆常要与一些高蛋白物质如豆粕或棉籽饼等一起喂养。即使对反刍动物来说，秸秆的适口性也很差。因此，如果秸秆用作动物的唯一营养源，就必须补充蛋白质、磷和钙以及其他一些微量元素。以添加尿素、豆饼、糖蜜和矿物质的形式来提高秸秆营养成分含量，并已经进行了各种成功的尝试。 二、秸秆饲料化处理方法 据统计，在国内用于牲畜饲料的农作物秸秆中有近16％的秸秆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用于饲喂，为此农作物秸秆饲用处理的研究有极强的开发潜力和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一，青贮技术 秸秆青贮是把新鲜的秸秆经过微生物发酵作用，达到长期保存其青绿多汁的营养、调节季节粗料余缺的目的。青贮既能保持青饲料的营养价值，又能改善适口性，且易被消化吸收，并可调节青饲料的均衡供给[41。在我国，主要的青贮材料是玉米、高粱和黍类作物的秸秆。以玉米秸秆为例，全株青贮玉米不但营养价值高，而且适口性好。据实验，使用青贮玉米饲喂的奶牛比常规饲喂的奶牛日产鲜奶量提高8％～lO％t~。其具体制作方法是：将青绿玉米秸秆切成长度为13cm的碎块，放人事先准备好的窖中，每装20cm～25cm的厚度，人工踏实1次，不留空隙，依次进行，直至装满(高出窖面0.5～1.0m)，然后严密封窖(在原料上覆盖塑料薄膜，在其上压30cm～40cm厚的土层，封顶，但不允许有漏气现象)。一般6～7周即可开窖利用。 第二，氨化处理技术 秸秆饲料氨化是指用液氨、尿素、碳铵作氨源，处理玉米、稻草、麦草之类的农作物秸秆等低值粗饲料，使秸秆木质素彻底变性。氨化后的秸秆质地松软，气味糊香。氨化改变了秸秆的组织结构，提高了其营养成分，使之更容易被瘤胃微生物所消化，从而提高粗饲料的消化利用率，改善其适口性，使其成为牛羊等反刍家畜的良好粗饲料。但要注意，氨化饲料在饲喂前应充分摊晾，使氨气挥发，以免对畜体产生毒害。 第三，微生物发酵贮存技术 秸秆微贮技术就是在农作物秸秆中加入微生物活性菌种，并放入容器中或地面进行发酵，经过一定的过程，将秸秆转化为湿润膨胀、柔软酸香、家畜喜食的饲料。微贮饲料基本无季节性限制，不易发霉腐败，能长期保存，而且其对粗纤维的降解率较青贮料高，从而大大提高了饲料的营养价值。其制作方法及步骤与青贮料基本相同，但需要在装填的过程中加入微生物活性菌种。且菌液的配制是微贮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配制好菌液后，将切短的秸秆铺在窖底，每隔25～30em均匀喷洒菌液1次。封口时，在最上面1层撒食盐粉，然后覆膜圈。 第四，制粒技术 秸秆制粒是以秸秆为主要原料，通过机械加工揉搓粉碎后与精料混合，搅拌均匀后制粒而成。并结合牛羊等草食家畜的营养特点及生产水平的实际要求，在充分利用秸秆的前提下，添加30％～60％的混合精料。这种方法容易将纤维素、微量元素、非蛋白氮和添加剂等成分强化进颗粒饲料中，从而提高营养物质的含量，改善营养平衡，而且成本较低。 三、其他加工利用技术 主要包括秸秆气化、秸秆制炭、秸秆制酒精、麦秸种草菇技术等。还有人将玉米秸秆制成“菌糠”饲料，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秸秆不同部位的营养价值、理化特性不同，可通过机械的方法将秸秆的叶、皮与瓤各部分进行分离，单独利用。分离出来的叶、瓤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可用来直接饲喂家畜；秸秆皮部分营养价值较低，但木质纤维素含量高，可用于造纸、板材等工业。这样，从饲用角度看，无需进行氨化处理就能得到相当于优质牧草的秸秆饲料；而对于工业用途，秸秆皮部分又优于整株秸秆。 四、秸秆利用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不断进行，从战略角度看，秸秆饲料将是发展畜牧业的重要资源之一，可以大大降低能源的消耗和饲料的成本。此外，其对于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生态循环模式――秸秆饲料一养殖畜禽一沼气。同时，我国周边许多国家随着乳业的不断发展，对于秸秆饲料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加大。据有关资料显示，韩国每年秸秆饲料的缺口达500万吨以上。随着秸秆饲料加工技术的深入发展，人们对秸秆颗粒饲料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动物营养专家认识到饲料中添加液体添加剂的优越性，并已开始广泛使用，如液体酶制剂、霉菌抑制剂、颗粒黏结剂、抗氧化剂、维生素、氨基酸等。成型颗粒饲料液体真空后喷涂工艺的开发，可准确、均匀地将液体添加到颗粒上，不仅可保证配方的真实性，而且能保证饲料营养成分免受损失，为生产优质、安全、高效全价颗粒饲料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若将其应用到秸秆颗粒饲料生产中，加人瘤胃发酵控制物和营养性添加剂，对进一步提高秸秆代谢转化，满足家畜的生长发育将会起到良好的效果。总之，秸秆饲料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大环境中，将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时政新闻论文:新闻网站时政报道的四“板斧” 时政新闻由于其政治性、权威性、导向性，一直以来是党报的主流新闻、核心报道。随着网络手段增多、网绍媒体影响扩大，不少时政报道越来越具可读性和民生性，有份量、耐读、有思想，结合适当的网络形式开始吸引网友目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七大报道和近年全国“两会”的报道，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均有良好的表现。网络现场直播、深入挖掘幕后、追踪官员言行、官民网络互动、民生议题设置、手机平台介入等多媒体、多手段、多方式的时政报道，引起广泛关注。时政报道越来越受到各地网络媒体的重视， 集纳式报道：从重点变成热点 重点是编辑的选择，而热点则是网友的选择。时政报道要从重点演变到热点，集纳式报道是一种有效的途径。集纳式报道就是一种组合报道，网站通常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大专题、小专题(含话题类专题)和新闻热词等。新闻热词是对同一内容不同报道设置的集纳式简洁列表报道。 时机的选择。时政报道以何种集纳式报道出现，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错过时机，同样的报道其他网站很可能已铺天盖地，组织集纳式报道就处于被动状态。作为后来者，如果创意不足力量不够，集纳式报道往往就没什么网络关注度了。 重视时机的选择，一是报道内容的推广时机判断；二是集纳式报道方式的选择。当非预知的报道出现时，我们根据内容重要性、报道涉及面和引起网络关注的可能性进行判断。这种情况下，决定有必要进行集纳式报道时，一般会先以新闻热词的面孔出现。新闻热词在报道内容比较少，但关注度开始上升时设置。这样方便于编辑和迅速在重点区域推出，吸引网民眼球，当报道内容数量和关注度上升到一定阶段时，则以全新专题包装推出，让热度延烧，进行全方位报道。重点事件逐渐演变为热点事件。有些内容因舆论引导等原因，不适宜继续加热，但是读者却想了解真相和处理结果的，我们可以继续设置热词，不转为大专题。东南网曾经组织了福建地市人事变动、两岸经合协议、紫金污染事件、暴雨袭闽等热词，有些转为大专题有些继续以热词出现。6月份暴雨全面袭击福建以社会事件衍生出大量时政报道，东南网为当地第一家及时推出新闻热词滚动播报和大专题的网络媒体。当事件是属于可预知性的，一开始则可做比较详尽的专题报道。比如，福建省长黄小晶首次率团访台。东南网提前进行了策划，当天内容虽然不多，充其量也只能做个新闻热词。但这个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系列两岸交流发展的结果。此前有大量的相关报道，完全可以做为背景新闻出现。这样，专题可重点策划好最新的报道和图片，让它成为吸引眼球的焦点，其余则可通过背景新闻来延伸阅读。专题一推出来，就以其快捷反应、气势、报道重点和深度延伸受到关注。接下来，由于稿件源源不断出现，专题两三天就可以丰满，热度自然上升。 页面的包装。一是页面的设计，二是栏目的设置，三是标题的制作，四是手段的运用。手段的运用可以有互动、有视频，还可以有动画等等。但不管如何，围绕页面包装关键还是两点：一是内容表现到位，二是便于网友阅读。 组织时政报道的策划者必须了解页面的包装和网络手段的运用，同时对专题内容又了然于胸。这样，有的放矢，才能让设计与内容完美结合，让页面语言庄重而不失鲜活、角度选择独到而不失主旨、内容挖掘抢眼而不失厚重。在大多时候，时政报道的把握比社会新闻更难。对事件的政治目的、影响、口径的把握等等都应有准确判断。在全国“两会”专题中，东南网先后改了三次页面设计。正式页面以特点鲜明、分块明确、主旨突出、包装独到的特点受到网友关注。在设计福建省长黄小晶率团访台专题报道中，东南网提前了解主旨、行程及可能的报道情况，在访台前一天晚上推出大型专题，依据走亲、访友、做生意三大版块及记者滚动报道设计页面。专题出来后，广受好评，本地一些网站先后仿效。 位置的呼应。重要时政报道历来是党报的头条，但在网络媒体却不是成规，让时政报道在网络中有所作为，位置尤其重要。同样的新闻不同的位置由于阅读率截然不同，带来的影响力相差悬殊。 网站树立起时政新闻的重要地位理念，当碰到重大或耐读的时政新闻时，即时结合网络特点修改标题、包装形式，让时政新闻在头条或重要导读区域现身出来，产生“秒杀”效应引起关注。东南网推出的黄小晶率团访台专题，曾在首页做了20多条头条导读，大力提升了专题的传播力。百度搜索相同专题名称，东南网该专题曾连续一段时间高居第二位。 除了位置，标题制作也非常重要。标题忌以说教的面孔出现，不然不仅得不到流量，反而让更多网友不去注意网站下面更多精彩内容。有人曾经对标题党大为批判。标题党哗众取宠虽不可取，但从原因上看，标题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现象。它代表网络的一种点击习惯。如果一篇文章很好、很耐读，但标题沉闷枯燥，也难以让人停留。一旦没有停留，海量信息中这条新闻就很难让人再去阅读它。时政新闻的标题应该追求一种张力，即“性感+思想”的组合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有深度、敏锐、一针见血；它有悬念，你看了还想看；它是准确的、适度的，它不玩噱头。 多媒体报道：从台前挖掘幕后 主席、总理先后作客网站和网友交流后，地方官员越来越多接受网站视频访谈，多媒体时政报道也成为网站内容的重要部分。多媒体时政报道，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一是新政策解释性访谈；二是主政官员施政理念和施政措施访谈；三是热点事件新闻会发言；四是重大事件幕后故事访谈。这些都是从表面新闻转向幕后新闻，从事件表述转向深度解析。 幕后故事访谈。更多时候主政官员不出面，智囊团成员、时政记者等以既是现场者又是旁观者的身份出来讲述幕后故事，这是一种容易让人接受的多媒体时政报道。不仅可弥补日常新闻报道的不足，还可以讲出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他们以更有说服力和更实在的形象出现，对于地方领导来说往往是加分的访谈。这些现场者比一般网友深入了解工作的性质、地方领导考虑的问题、老百姓想解决的事情。立场相对中立，表达更平民化，细节鲜活，有的放矢，容易让人接受。 东南网东南宽频设置了《新闻幕后的故事》访谈栏目。今年5月福建省长黄小晶率团访台回来后，东南网邀请了福建日报两位跟团记者进行访谈，策划制作了《省长黄小晶率团访台的新闻背后故事》视频节目；今年6月暴雨洪灾袭击福建全省，东南网在进行大型新闻专题报道的同时，于7月6日、7月9日分别策划推出了两期背后的故事：《灾难中倒下的和站起来的》、《福建决策层在特大洪灾关口》。这几期多媒体时政报道，有两个共同特点。 一是有细节。福建日报跟团访台的两位记者讲述了许多精彩的细节故事。比如说，台湾方面送给黄小晶“旺 时政新闻论文:浅议时政、民生新闻的融合 有人认为，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两者之间无论从内容风格、关注点、关注对象、写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时政新闻主要关注的是党政机关和领导层，而民生新闻则关注的是基层普通群众，两者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其实不然，随着媒体竞争的日趋激烈，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生活热情的不断增加，如何将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让时政新闻从更深的层次上关注民生，已经成为媒体生存和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 一、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才能从更高的层次上架起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我们说民生新闻关注民生，那么与民生新闻内容风格截然不同的时政新闻是不是就不用关注民生问题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同样是新闻，为什么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在老百姓眼中的差距会那么大呢？主要是一些媒体没有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的真正内涵，没有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融合起来。 诚然，时政新闻必须讲政治，必须严格遵守报道程序，但这决不能成为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的理由。现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时政报道，是在按上级的指示搞宣传，而不是真正去做新闻，因为太中规中矩而常常陷入程式化、模式化的窠臼，因为程式化、模式化而湮没了新闻，结果导致记者不去主动地了解民众、服务群众。许多记者认为，会议和领导活动不会有真正的新闻，只要按程序报道就行了。我们不排除有些会议和领导活动确实没有新闻传播的价值，那么，是不是党委和政府召开的所有会议都是与解决当前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无关呢？答案是否定的，出现这一问题，关键是我们的记者只关注会议或领导活动的表面，没有看到会议和领导活动后面的深层次的东西。缺少对领导讲话精神的解读，缺少对领导讲话和活动的背景介绍，缺少对领导讲话中所关心的与人民群众反映相契合的问题的反映。 因此说，时政报道并不等于疏离群众，关键是我们怎么样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的真正内涵，真正发挥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染，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地融合起来，从群众关心的角度去报道时政新闻，从会议和领导活动中发掘和解读到群众感兴趣，急需了解和希望解决的问题。记者只要心理装着群众，把群众的利益、呼声和意见挂在心上，并带着这些问题去参加会议，报道会议，捕捉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共振点”，这样，我们的报道就会扭转脱离实际，疏离群众的局面，一定会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二、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才能在越来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一些媒体主观地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隔离开来，主打新闻以时政新闻为主，主要为领导服务。而另外再办一档民生类新闻节目，认为民生类新闻节目就可以抛弃一切对受众没有吸引力的报道，一切以收听（看）率至上。现在，一些媒体的所谓民生类新闻节目，报道的内容大多是一些社会新闻，如血淋淋的车祸、火灾、打架斗殴、醉酒闹事、婆媳吵架等“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东西，甚至出现“五条腿的王八”这样的新闻作为节目头条的现象。即使是真正的民生新闻也只是孤立地报道单个事件，不作深入、系统的挖掘，缺乏对新闻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整体关照，让人觉得所谓民生新闻不仅琐碎，而且肤浅，乍看挺热闹，实质上沿着新闻娱乐化的方向越陷越深，成了“市侩新闻”。 这种病症的出现对于当代中国兼具执政党舆论宣传工具功能和面向市场的大众传媒双重功能的媒体来讲是极为有害的。长期人为地将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分设，必然会导致新闻党性和人民性在媒体上的决然对立，进而导致受众对新闻媒体的怀疑和抛弃。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隔裂开来，容易把听众分为一种只关心时政大事，另一种只关心发生在老百姓身边小事的两种人群，产生的结果是经常收听时政新闻的听众反映新闻节目报道老百姓的事太少，而经常收听民生新闻节目的又反映本地有这么多大事为什么都不做报道。使新闻宣传的整体效果被大打折扣。最终完全可能使媒体陷入一种既无法实现党委政府喉舌功能，又没有办法在越来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赢得先机的被动局面。这就要求我们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在更好地宣传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中心工作的前提下，更多地去关注人民生活、平民生计，报道群众的身边事，反映群众的喜怒哀乐，靠高质量的新闻赢得受众，为媒体的市场化运作，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条件。 三、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才能搭建公共平台，从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关注民生 现在许多媒体都提出了“公共新闻”的概念。所谓“公共新闻”就是在国家公共意识日益强化的大背景下对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新的阐释和传播，意在通过媒体搭建的公共平台，塑造官员的公民意识以及公民的公共意识，提高公众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能力，缓解矛盾，化解冲突。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媒体力图把境外舶来的“公共新闻”理念本土化，从根本上理顺当下由于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这两种新闻模式分立而导致的混乱。因此，要解决这一混乱问题，就必须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好起融合起来。 实施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融合在当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动我们新闻媒体的改革步伐，使新闻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回到新闻本身，使新闻媒体找准自己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全党全国齐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能够更好地起到引导舆论、鼓舞群众、关注民生、启发民智的作用。记者通过一些时政活动的报道，搞清楚，哪些问题要突出报道，哪些问题暂不宜报道；哪些问题要大声疾呼，哪些问题要淡化处理；哪些问题要加热，哪些问题要降温；都要从全局的高度去正确把握。既要把民意反映好，同时又把大局维护好，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时政新闻要与民生新闻融合，就必须让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更具广度和深度。关注民生但不是一味地去迎合受众，关注问题就是对新闻事实除了报道“什么”，更应该关心“为什么”、“怎么办”，新闻要对社会对民众负责并积极地引导公众来关心公共事务，共同为公共事务出谋划策。民生新闻哪里来，民生新闻不单是从街道社区来，主要是从政府部门来，民生题材包括就业、住房、医疗、教育、收入分配、社会治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的新闻就是要多跑政府部门才能得到。实际上很多民生新闻就是时政新闻的延伸报道和深度报道。 总之，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传媒市场、资讯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要想把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及时、准确、生动地传达给广大群众，就必须在严格遵守宣传纪律的同时发挥创造性，牢牢树立受众意识，时时以受众为本，处处为受众着想，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好地融合起来，讲求传播艺术，不断提高新闻采写和传播的水平，努力把新闻做得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的困惑与突破 我国的媒体是党的喉舌，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这就决定了时政新闻将永远是媒体主流，也是我们所有从事这一事业的采编播人员所要一直研究的课题。因此，从时间上看，时政新闻将长期存在并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各台的立台之本。 然而，相对于更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的民生新闻以及精彩纷呈的各类节目来说，观众对时政新闻往往有一种抵触心理，时政新闻面临着内容和形式创新的困惑，笔者在此谈谈几点认识。 1．从模式化到百花齐放。首先是废弃八股、积极创新时政新闻模式，以时政的会议报道为例，首先可以切主题，这是最简单的方法，现在有不少记者都在应用。以吉林市经济广播电台《松江潮声》为例，我们就要求除市委书记、市长外，所有会议不得用领导讲话，除重大会议（两会）外不报会序，而要摘出主要内容进行报道。有一次，吉林市召开消防会议，会上讲的都是官话，成绩、不足、下一步工作等等，我们的记者从中心内容出发，抓住重点，以《我市消防安全存在四大隐患，市政府严令限期整改》为题进行报道，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其次是换身份，就是转换记者的身份，角度、立场、思路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十七大的报道，要求报动态，各家媒体基本都是热烈欢庆，心情振奋，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推进各项工作，促进总量翻番。我们就做了一组《蓝图宏伟群情振奋，百姓热切盼落实》，站在百姓立场上看时政、写时政，让老百姓说实话。既丰富了时政新闻，又可以决策部门和机构提供民意借鉴。 再次是多侧面。我们常讲新闻要客观、真实，而角度越多、侧面越多无疑越接近这个要求，因为事物都是复杂的，非黑即白已远远不能描述世界，在二者之间有着大量的中间地带。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新闻尤其是时政新闻却没能跟上这种变化，特别是在宣传上就是一种官腔，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改变这种写法。我们每年都有不少典型要宣传，经常采用的就是拔高，结果写出来的人物离生活特远，这是因为“碗杯效应”造成的，就是说一个人身上的优点可能只有一杯，原来的生活是一个桶，杯放在桶中并不显眼，但我们加工创作后的稿件中的生活就缩小至只有一个碗，杯再放进碗中就非常醒目了。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典型还原到生活中，用本色说话，这样才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 2．从简单化到深入挖掘。现在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特别是在进行时政新闻采访时，一般就是拿材料走人，回去扒材料，更有甚者就是用报社稿，即便是采访也是敷衍了事，根本不做深入思考。而记者首要的任务就是采访，既采又要访，搞电视的都知道拍片有个剪辑比，一般是五比一但实际上掌握的素材越多，写作起来越容易，稿件越容易鲜活。所以时政新闻如果不好看、不好听，记者有很大的责任，其根本就在于采访流于形式、走过场、不做深入挖掘。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简单化呢？简单归纳，就是四多，“多研究材料、多收集素材、多找人谈话、多想问题”。 先说研究材料，很多记者对材料都轻视，认为枯燥，很少有人认真研究，但材料里有很多的线索和高度概括的内容，直接把它做成新闻不好看也不好听，但它却是新闻眼所在，围绕它来做则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一年，吉林市召开工业会议，市有关部门提供了很多材料，一般情况下就是摘几个数字、写几条措施稿件就可过关，但我们觉得这样做体现不出全市工业的发展，给听众印象也不深。经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原来吉林市的工业主要靠化工，而化工区主要集中在江北地区，但最近几年，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区发展很快，且一个在西、一个在南，我们一下子就意识到从工业布局的变迁最能看出城市工业的发展，于是就有了《吉林市工业布局凸现三足鼎立之势》这篇稿件，在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后获省二季度优秀新闻奖，被专家称为近年少有的一篇工业好消息。 再看多收集素材，我们在接到一个时政新闻的命题时，不要轻易地动手，而要尽可能地搜集与之相关的素材，丰富的素材可以让你选取更好的角度、更好地表现主题。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份某局8月份的工作总结，你就要想到要一份全年的计划和下一步的打算，还要想办法拿到下属各科室的总结，因为鲜活具体的内容往往在底下，这样，上面的总结是纲，是新闻的点，下面的村料是肉，有血有肉才是好新闻。多找人谈话十分必要，我们要求记者采访时，除了当事人之外，还要找他身边的人，从其他角度验证、分析当事人的话，以核实采访内容，丰富积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这种做法往往会使记者有新的切入点和由头，从而使时政新闻更加鲜活，好听好看。 最后是多想问题，记者采访时政新闻时最怕不想问题，如果不想不仅出不了好新闻，而且容易出问题，多想问题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事物、抓住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则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新闻的着力点和核心。 上述的时政新闻报道思路和方式方法，落到细节和实处上，还是应该要求一线的采访记者练好本领，不断提高新闻采访水平和报道能力。笔者认为，培养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1． 过硬的政治素质。近几年，随着广电事业的蓬勃发展，大量的年轻人充实到采编一线，这些年轻人思路新、思想活跃，给广电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这一点在娱乐节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这批人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普遍政治素质偏低，把握方向的能力差。“三个代表”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什么，和谐社会提出的背景和目的，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恐怕能准确说清楚的不多，个别记者连中央政治局常委、省委书记、省长都不知道是谁。常识性的东西是记者必备的素质，但现在有一批记者毫无政治经验和头脑，却依然活跃在时政一线，这也是时政报道枯燥的主因，实际上写不出好新闻可以有待提高，但一旦出现政治差错就不是小事情。要想增强政治素质，首先要研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地方的法规及中心工作，这是写好时政新闻的一个重要要求。其次要了解并切实执行政治纪律，大的方面是稿件送审，小的方面遵守会场纪律，总的说来，时政无小事。 2．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现在很多新闻很浮浅，缺乏新意和深度，实际上就是记者不能也不会分析问题，所以凡事只报表面，不追求深层次的东西，我们现在所说的媒体同质化，实际上新闻也同质化，就是因为不能独立地分析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具备这种能力呢？根本就是一条，懂得辩证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辩证法还容易些，掌握运用则要难得多。举例来说，吉林市为了帮助雪花啤酒的发展，对酒类市场进行了整顿，有很多人包括记者议论这是地方保护主义，是与市场经济相背离的，这话对不对呢？从现象上，看这话没错，但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看，而要与周边的环境、事物联系起来看，按照这个原则再去采访、了解，市政府不是不懂而是另有目的，那就是生产雪花啤酒的华润集团想要投资上一条生产线，但又怕市场容量不够，为了让这一项目成功落户吉林，市政府决定助雪花啤酒一臂之力，而同时吉林市经营金士百啤酒的商户又有很多是无照经营，根本不纳税，政府这么做也是借此机会整顿市场。这样一分析，大家就会明白这是政府为招商引资、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特别的招法，而且是一个阶段性的打法，从整体看是符合发展地方经济的要求的，因此这种增加税收发展经济的举措作为一个短期打法是无可非议的。 3．要有创新精神。对记者来说，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在五个方面，一是胆识，要敢于突破禁区，这是个前提，这一点在年青人身上表现较为明显。二是见识，要有把握全局的本领，吃透上级精神，有深厚的文学政治修养，没有这些，勇敢就是空话，是莽撞从事。三是独到，要有独到的见解、独到的观察、独到的分析，不可复制就是核心的竞争力。四是思维，要学会并熟练运用多种思维模式，找出最适合的角度和形式进行作（逆向、发散、定点、跳跃式思维）。五是汲取，就是吸收利用一切现有的形式，为我所用，推陈出新，借他山之石攻新闻之玉。有一个例子，《兖州，2亿吨大煤田不挖了》这篇稿件获得了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它就是创新的成果，其主题是要表现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典型的时政新闻命题。其起因是记者一直想写山东的煤炭问题，当时山东煤矿主产区兖州、枣庄就是铁道游击队活动的地方，几十年开采后，城市面临煤尽城亡的危险，产业萎缩、地面下陷，经济、环境压力空前，这时当地的市委书记提出要克服“煤炭依赖症”，那么如何把这种理念反映出来呢？记者经过实地转采访，发现一个素材，当时当地发现了一个面积120平方公里、储藏量达上亿吨的大煤田，开采后每年可为当地带来税收5000万元，但当地政府研究后决定放弃开发转而发展替代产业，因为开采后会严重影响当的生态环境，这一举措避免了过度开发，遗祸子孙。从这一素材出发，记者又了解到当地政府之所以有这个勇气，是因为替代产业发展得很好，经济有依托，这样才有底气。这些素材一组合，就产生了获奖报道。应该说，如果没有创新观念，那么这只是一篇平平的报道，但记者却没有停留在领导讲话和观念宣传上，而深入实际、创新采访，最终才有了这篇作品。 总而言之，时政新闻不仅可以做好做活，而且大有可为，重要的是独到的观察和特别的发现，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时政新闻也必将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单位：吉林市经济广播电台） 时政新闻论文:地方台时政新闻改革的进路 编者按：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新闻联播》改版的消息传出后，业界和民间的各种说法莫衰一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特殊地位和央视新闻的示范作用决定了这次改版的非常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电视新闻理念的阶段性认定。期待中，人们的讨论汇集了多年来电视新闻实践经验和理念创新成果。体现着各自对电视新闻特别是电视时政新闻走向的看法。 200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闻频道行将改版的消息，在业界乃至民间都引起了不少的关注。据称，这次央视新闻节目改版的核心目标是加大新闻信息量、提高新闻评论的空间和质量，在风格上将更好体现亲民化路线。几十年来，央视新闻节目的每次改版都会牵动全国观众的目光，对地方电视台的节目改革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央视的新闻节目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另外，在国人看来，更能体现民主、公正、透明的时政新闻，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它的改革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因此，就这次央视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改版来说，其行为本身也许比具体如何改版更具有意义。因为这将可能是引领地方电视台(本文指非中央级的电视台，包括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台)时政新闻走向的一个符号。 价值取向： 做属于群众的时政新闻 时政新闻究竟承担什么功能，这是改革的着手根本。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时政新闻就是时事政治方面发生的新闻。这个字面意思在新闻实践的时候，往往比较容易被领导活动、上级精神和正面宣传所执掌。长期以来，在这个操作惯性的驱动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时政新闻等同于宣传，无怪有观众调侃《新闻联播》三十分钟只有后面三分钟的国际新闻才是新闻。在信息时代，随着社会转型生发的信息与公众利益关联程度的增强，随着国人对境外媒体接触的频繁以及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人民越来越要求时政新闻及时、公开、透明、讲真话，少些形式主义、官话、套话、空话、大话、假话。时政新闻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凡是涉及政府部门和市场关系、政府部门和公众关系的诸般变化，都会与公众利益产生直接或间接关联，不论是动态事件(硬新闻)还是问题或者现象(软新闻)，公众都希望媒体能够及时报道，并让民意得以通畅表达。 如此，我们首先需要清楚的是，地方台的时政新闻是否应该主要体现宣传功能，它的宣传主体究竟是谁?不可否认，地方政府的公共部门每天的运转都可能产生新闻，从部门立场来说，这里面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负面的，但这种认识不一定和公众的立场相吻合。面对政府部门的负面新闻时，地方电视台是站在维护政府形象这个传统宣传职能上回避它，还是站在保护公众利益促进政府部门的改进呢?与央视是新闻宣传阵地这种惯性认识相比，地方台时政新闻宣传功能体现在哪里呢?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学术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现实操作中难以回避的规则。毫无疑问，当理论与现实发生碰撞时，地方台时政新闻的宣传意味就不可能消除。其次，在市场化生存环境日益鲜明的形势下，我们必须追问，地方台时政新闻的市场在哪里?央视是全国性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新闻资源采集和渠道优势，而地方台中，除了少数几家卫视具有地域上的所谓全国性，其余的都表现出强烈的本地性，几乎难以在现实中获得相对自由的新闻采集能力，所谓的时政新闻总体上表现为比较狭窄的地方化市场。换句话说，地方台时政新闻改革的驱动力到底在哪里?是扩大本地市场还是迈进国内市场，抑或是增强宣传效果? 笔者以为，这两个都不是根本问题。地方台是在长期以来的“宣传”理念下成长发展起来的，大多沿袭中央电视台标准播报型的模式。模式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新闻为谁存在的问题，是新闻为广大观众提供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体验的问题。受众关注时政新闻，主要是因为它具有“重要”和“有用”的新闻特质。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否认新闻应该具有的宣传和舆论引导等性质，恰恰相反，任何国家的电视机构所做的新闻，都在根本上服从于本国的意识形态并最终为本国利益服务。以时政新闻为主要表达方式的电视新闻，强烈地表现出自上而下的宣传意味，这既是部门趋利的需要，又是基于这种认识将其当做工具和手段的产物。如是观之，观众责怪时政新闻是“传声筒”，是图解政治，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时政新闻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很难在时政新闻中获得身份认同，他们需要的不是电视台的级别，需要的是讲真话、讲实话、讲问题的时政新闻。部分地方电视台民生新闻跨区域传播的成功已经做了比较好的诠释。 改进表达形式： 做观众看得懂的时政新闻 价值取向很重要，它体现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体现了电视台对待观众的态度，决定了电视台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和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制作新闻。就目前情况来看，地方电视台的新闻中，时政新闻尤其是传统宣传型的新闻仍占主导地位。许多时政新闻的原始材料文字稿都是大块头，理论性强，枯燥无味。比如南京某台的《时事要闻》前两条消息是《提升效率简化流程，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构建国有资产风险防范机制》，从标题到会议程序的报道，显得十分空泛，这种现象在全国十分普遍。这种司空见惯的时政新闻表达，是内容问题还是形式问题?其实是价值取向问题，是对新闻的理解问题，是新闻工作作风问题，是对观众的态度问题。 时政新闻表达从来就没有要求对政府活动进行表面化、程序化的记录，恰恰相反，在我国新闻宣传的传统里，因为时政信息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而早先群众的文化水平又比较低，等一批国家领导人多次对新闻宣传工作者讲话，要求记者写新闻要通俗，要用群众熟悉的语言来报道国家政策方针。这其实就是要求记者要学会解释时政信息。 改进时政新闻，从字面上理解似乎就是减少和压缩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内容。实际上，失去观众的关键因素是缺乏以贴近的形式和丰富的信息来进行有效的传播。从表达层面改进时政新闻是必要的，例如压缩空话、套话与程序性报道，但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挖掘时政新闻中最具价值的新闻点。时政新闻记者编辑要开动脑筋，提供“解读”过的、容易消化理解的信息，把价值摆出来，让观众爱看易懂。许多地方台能观众都有这样的感觉，每年省市开“两会”，电视台的新闻主要是大段大段的讲话。其实每年“两会”期间，都有许多新精神、新信息，其中不少信息是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观众有接受和了解的需要。地方台时政新闻一定要清楚一个道理，不要认为报道的是发生在本地的事情观众就会关注，新闻的本质是要为本地观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观点。简而言之，地方台时政新闻表达式的改进应该在内容与形式上双管齐下。 首先，加强平民化、本土化的内 容建设。美国杰出新闻培训项目有一个研究报告，认为最成功的电视新闻报道有七个方面的特点。报道本地新闻、以群众为报道主角、重视受众的诉求，就是其中的三项。时下地方台时政新闻，存在着报道总量增长与受众需要获知的信息不足的结构性缺失的问题，恐怕与缺乏这三项不无关系。为此，地方台的时政新闻要减少对领导行为活动的报道，增加公民表达意见、行使权利的行动或事件；增加对党政决策、领导行为的背后的决策过程、施政行为的报道；以平民化视角报道时政新闻，坚持从老百姓的角度来报道时政新闻，使老百姓喜闻乐见。只有报道在当地老百姓看来最有价值的新闻，地方台才有生命力。 其次，加强解释、分析和评论，提高信息“质”。地方台时政新闻报道在其背景复杂、平面新闻繁多的形势下，加强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为特征的深度报道，增加全方位立体性时政新闻的报道，抓住新闻的本质才能凸显时政新闻的重大意义，彰显其权威性。要围绕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如农民增收、法制、医疗卫生、环保等主题做深度报道。现在地方台时政新闻一般都是事件性新闻，局限于就事论事，应该围绕重大问题进行解释、分析、调查、评述，加大解释性报道力度。应该把时政新闻做“软”一点，在报道方式上尽量地人性化、趣味化、形象化，采用老百姓喜欢的报道方式。比如，多设置观众能够参与的议程，重视传与受的互动。 改革组织结构：做有机制保障的时政新闻 电视新闻改革其实是围绕着三个关键词做文章，第一个是内容，第二个是表达方式，第三个是组织结构。观众从来都只关注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变化，很少关注电视节目组织结构、生产方式的变化，但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是最重要的，如果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是落后的、传统的、保守的，纵有千种想法万般理念恐怕最后都会执行不到位。 包括时政新闻在内的电视新闻，从来都没有比现在更要求讲究效率，第一传得快，流通速度快，流通时间短，跟上新闻生发速度；第二传得多，跟上新闻生发数量：第三传得自由，自由是快与多的基础，这就必须打破种种条条框框，减少种种束缚。就全国范围而言，电视新闻的生产依然保持着行政区域的条块性，除了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可以进行全国性、国际性的新闻采集，地方台实际上并不具备更多更自由的跨区域性的新闻资源采集权。即使是国家级的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也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新闻生产组织。为了尽可能提高新闻供应的效率，2008年12月21日，中央电视台和地方50家电视机构负责人在北京签署协议，成立“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并在欧洲、美洲建立中心站。但是，联盟存在问题是好事大家希望传千里，如果要发生不太好的事呢?比如说矿难，还有许多可能涉及对地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批评的新闻，地方台会不会产生一种屏蔽，不支持呢?中央电视台新闻生产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内各省市没有自己的记者站。它直接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当你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新闻已经不是第一落点了，并且，你想进行批评监督也比较困难。这样一来，电视新闻的生产效率就大打折扣，观众就不满意，电视新闻的功能和地位就受影响。与电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纸质媒体在其他大城市设立办事处、记者站、广告部的比比皆是。 央视尚且如此，地方台新闻生产就更显艰难。目前，省级卫视还难以跨越区域的限制，既不能自由采制新闻，也难以形成区际联盟。省级卫视上星使得地域范围扩大，但提供的时政新闻却是地方性的，这不符合市场利益规律。目前，《新闻联播》采取审片制度、集体记者制度、全国同时联播制度，这三个制度确保了《新闻联播》的主体宣传功能，但也形成了刻板、正面为主的宣传模式。在一个行政省域内，省台新闻生产遭遇了缩小版的央视的困局，省台时政新闻没有联播制度来保障省内收视，在各地市也没有记者站直接进入新闻现场，新闻除了自己采集就是地市台提供。这就难免使时政新闻落入宣传的窠臼。 欧美发达国家新闻相对自由，竞争更加激烈，全国性电视网与地方附属台在新闻生产上密切合作。而地方台更是建立起适应市场规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新闻生产方式，以便新闻生产的快速高效。应对社会新闻需求的变化，我国地方电视台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新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新闻传播系统，简言之，就是将公众的新闻自由权利上升为一种能有效控制社会进程和民主进程的权力，这与政府公共部门的目标完全一致。对于实践中央政府政策的地方政府来说，让政策决策通达于民，以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促进政府工作的效率和社会发展的和谐，必然离不开媒体尤其是电视。作为地方政府与民众互动的重要传播平台，地方电视台对于时政新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愈发为各界注目也就不足为奇。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的发掘与表现 当前，都市类媒体新闻的同质化越来越高，尤其是时政新闻。如何拿到独家新闻，如何在拿不到独家新闻的时候做出深度来,是记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我从事时政报道近8年时间，几乎跑过所有的时政部门，下面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站在全局的高度预判时政新闻的价值 1.尊重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用事实说话，是新闻写作最基本的规律。具体地说，所谓“用事实说话”，就是迅速地（时效性）用典型的（有选择的――能充分说明新闻主题的）新闻事实（真实性――不仅要求现象的真实，而且要求本质的真实）向广大读者（受众面――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受众面）说话（以最能为读者接受的方式，表达作者所希望读者接受的立场）。 “新闻事实”包括：新近发生的事实、新近发现的事实、新近变动的事实、新近消失的事实、新近萌发的事实，这些事实必须是反映本质的事实，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 写稿最关键的是选材，写作技巧尚在其次。写得不够好，编辑还有修改余地；选材不当，纵然妙笔生花，也没有见报价值。即便见了报，也没人看，或者给读者上当受骗的感觉。 什么样的事情是有报道价值的？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要求，但总体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有新闻价值。所谓新闻价值，包括如下因素：事实的重要性（影响力）、时新性（时效）、接近性、显著性、异常性，以及知识性、趣味性、人情味等等。此外，还要注意所报道事实的宣传价值，即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政策，是否符合本行业、本单位发展的需要。 2.站在全局的高度来判断新闻价值。具体而言：此事在本单位及本行业的影响如何？此事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新政策的关系如何？此事能否引起公众对其普遍性的思考？此事是否有特色，能否引起公众关注？ 我认为，上述几个方面都很关键，很多内容是公众愿意和喜欢看的，以平时的报纸公告为例，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国土资源部门的招、拍、挂的公告，很多人对这种广告不感兴趣，其实细心的人则会发现隐藏的很多商业信息和发财机会，例如，2009年淄博市国土资源部门曾经在鲁中晨报上刊发了一则张钢集团搬迁公告。张钢搬走后，这个地方会卖给谁？买主是干什么的，会搞房地产还是商业？东部地区的房价会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和新项目的带动而升值？这些分析性的东西恰恰是读者最爱看的，同时也会带动报纸的房产广告。 要善打“阵地战”和“情报战” 时政记者最大的特点就是跑口，口就是记者的阵地，如何占领阵地？我认为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沟通优势，让宣传科长或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外的人都成为通讯员。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记得2002年我刚进报社的时候，没事骑着自行车就往淄博市劳动保障局跑，有时也“赖”在那里蹭饭，中午和几位副局长吃完大包子后就一起打扑克。正是基于这种磨合和不断的“混脸熟”，让我积累了大量的线索，也赢得了相互的信任。目前，我已经建立了省、市、区三级通讯员体系，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的各科室负责人以及所有副局长在第一时间都能联系到，为重大新闻的采访奠定了基础。 如何发挥通讯员的优势？由于通讯员大都在一线，他们鲜活的新闻很多，我们要勤跑、勤观察、多留心，发现新闻后就及时去挖掘。2009年9月，张店区劳动就业办公室发起了一个进社区送岗位的活动，他们本来是想正面宣传一下功绩，但和张店区劳动就业办公室副主任陈静闲聊时发现，提供的岗位多但应聘人员不多，后来写了《送岗位进社区却难“送”出 结构性“就业困难”是主因》的报道，正是通讯员的一句话让我找到了稿子的突破点，后来这篇报道获得大众新闻奖。因为这篇报道，陈静成为我的“铁杆”通讯员之一。 另外，我建议新闻同行们没事的时候多到通讯员那儿去坐坐，或者给他们打个电话。时间长了，他们会把给你提供线索当做一种习惯，这样，一个“情报员”就产生了。所以，没有事情也一定多联系，多打电话或者通过QQ联系，时间长了就找到规律了。 要善于从文山会海中挖掘“新闻富矿” 记者经常会拿到众多的领导讲话和会议材料，如何才能从会议材料中发现宝贝呢？需要提醒的是，一定要学会算数字。 2008年12月，淄博高新区召开新农保工作会议，在所有的文件材料中政策与其他区县一致，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一个数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淄博其他区县政府的补贴基数都是按照上年度农村纯收入来计算，而唯独高新区的政府补贴是参照市民待遇，为此我采写了《淄博高新区新农保让农民享受市民待遇》的报道，稿件刊发后被大众日报、新浪网等多家媒体转载。 在此基础上，我继续关注这个事件的进程。2010年2月份春节过后，我到淄博市农保处采访时，发现他们的材料中提到2010年10月淄博将实现全覆盖。而在此前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全覆盖的时间为2020年。我随即采写了《淄博提前十年实现新农保全覆盖》，稿件获得大众新闻奖和山东新闻奖。 重大节日和节点策划是时政新闻的重要延伸 现在，时政记者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相关部门不开会，不出政策法规怎么办？这种情况下策划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时政记者还要有一张特殊日历表。重大节日、纪念日、人物日志、季节交替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新闻节点。如果能够记住这些日子，在这些日子到来之前找到相关的对象进行采访报道，就是新闻。像护士节、植树节、高考等，这些虽然不是特殊的节日，但如果将这些日子划到特殊日历表内，注意这些重大节点，不仅可以发稿，而且可能写成系列报道或专题报道。 2010年3月，结合第18届“世界水日”、第23届“中国水周”，鲁中晨报与共青团淄博市委等联合发起了“保护母亲河，共植晨报林”淄河两岸实地考察采访活动。3月27日，志愿者来到淄博的“母亲河”――“淄河”的源头之一、鲁山山脉博山区池上镇的山坡上，与大家共同栽下600余棵“环保树”，倡议“绿色、环保、保护水源”，表达了对“母亲河”的一片赤子之情。这个活动不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得到了淄博市领导的专门批示和高度赞扬，类似这样的策划还有很多。 另外一个策划就是“爱心送考”，利用高考这个特殊节点铸就鲁中晨报的公益品牌。2007年高考期间，我们发现，在考试前总会有很多小马虎，这个忘带笔了，那个忘带身份证了，我们就考虑如何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家讨论之后，我们有了组织车队参与“爱心送考”的想法，后来倡议一发出，私家车、公交车都加入了进来，中央电视台也参与了报道。其实，这个点子就来源于新闻报道中，更源于新闻报道的延伸策划。因此，做时政记者不仅关注稿子本身，而且要关注现象，从而做出纵深的新闻策划，提高新闻的广度和深度。 （作者单位：鲁中晨报） 时政新闻论文: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更需要走群众路线 从“三贴近”到“走转改”再到“走群众路线”，新闻媒体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才能采制出一篇篇形式活泼、内容充实的新闻。那么，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应该怎么样走群众路线才算是科学合理？ 一般说起来，时政新闻走群众路线要比社会民生新闻难，而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走群众路线比央视和省级卫视时政新闻更难。这是因为，其一，时政新闻与社会民生新闻定位不同，前者注重新闻宣传教育，后者注重新闻互动沟通。这导致时政新闻在电视大众心目印象里属于阳春白雪，社会民生新闻属于下里巴人，两者的差异让社会民生新闻更容易得到普通大众的青睐。其二，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与央视、省级卫视时政新闻地位不同，前者侧重当地政府领导日常工作动态，后者侧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动态。这导致地方时政新闻在电视大众心目印象里类似工作简报，枯燥单调。其三，时政新闻与走群众路线之间存在一定的困难。毕竟时政新闻承担着更重的方针、政策、指令、计划等诸多信息任务，这与普通群众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距离感。因此，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必须采取自己的应对措施，即走群众路线才能适应时展，在未来新闻媒体多元化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怎么做才能使得时政新闻与群众路线真正切实地融合？ 首先，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一定要深刻意识到走群众路线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只有每一名时政新闻工作者努力在日常新闻节目制作中体现做到做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的目标，才能让普通受众感受新闻传播的魅力，使时政新闻发挥应有的宣传教育鼓舞作用。 其次，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必须要针对不同观众群的不同需求口味，按照科学合理地编排策划，进行节目的日常采访报道拍摄。虽然时政新闻承担着相当分量的政治宣传任务，但是电视行业本身依然要根据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只有顺应新闻不是简单枯燥地说教而是客观生动地报道的规律，才能采制出具有生活气息特点，让观众喜欢且接受的主流时政新闻。 第三，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需要与社会民生新闻开展适时的交流沟通，相互学习节目走群众路线的方法。社会民生新闻因为接地气，更加容易得到普通观众的支持喜爱。究其原因，关键一点在于亲民近民。如果时政新闻能够达到这些效果，就找到让观众重视的捷径。 第四，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必须适时地深入普通百姓身边进行节目互动推广活动。只有让更多的观众第一时间了解新闻运作整体情况，才能真正支持喜欢时政新闻。 笔者以宁波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时政新闻《宁波新闻》为例，来说明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如何进行群众路线工作。 第一，逐步降低自己身段，淡化新闻说教色彩，强调采访语言生活化、报道内容通俗化、新闻题材深刻化。例如，2014年元月开始，《宁波新闻》进行了适当调整，每天节目减少政府工作会议报道和领导日常活动报道，增加与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解读报道。在1月10日的新闻节目里，《宁波新闻》播出了市委市政府领导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工作后，紧接着就播出了解决市民菜篮子、钱袋子及出行、入学、求职等日常生活问题的报道。三十多分钟的节目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和百姓群众关联的新闻，这是《宁波新闻》走群众路线一个最大的变化。 第二，《宁波新闻》与频道社会民生节目《看看看》定期、不定期开展新闻报道的相互交流。两个节目的采编主创人员利用日常时间，进行新闻业务探讨，开展采访报道技巧训练，并把这些群众路线的成果应用到各自的节目当中。同时，《宁波新闻》还借鉴《看看看》大众化和生活化口语式的新闻采编报道样式，逐步改变自身节目曲高和寡的境地，逐步贴近普通大众的生活。除此之外，《宁波新闻》还与省内外兄弟电视台时政新闻和社会民生新闻开展新闻节目走群众路线的学习交流，定期进行节目制作间的互通交换。 第三，《宁波新闻》摆出了亲民近民的姿态，经常下基层、进社区、入学校、到企业……向广大普通百姓进行节目互动和品牌推广活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邀请业内学者专家、省内外同行、热心观众以及电视评议监督员等对当月或当天节目内容和编排制作进行点评审议，以期达到最佳的走群众路线效果。 当然，《宁波新闻》在开展走群众路线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果解决了这些不足，就能够让《宁波新闻》更好地进行节目走群众路线的新闻宣传报道。 （作者单位：宁波广电集团）栏目责编：胡江银 时政新闻论文:多维视角下的时政新闻编译方法研究 【摘 要】本文基于新闻编译研究的相关成果，通过对收集的时政新闻平行文本进行分析，探讨了编译过程中编译方法的选择问题。本文认为，新闻编译集新闻翻译和新闻制作于一体，编译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社会文化、篇章以及文本功能三要素对译文面貌的影响最为紧密。从这三个维度分析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有助于深入了解新闻编译过程和结果。 【关键词】编译 社会文化维度 篇章维度 功能维度 引言 编译是新闻媒体广泛采用的一种新闻翻译策略。例如，国内知名媒体《参考消息》就长期致力于国际新闻编译工作，向国内读者传递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各种报道。新闻编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1989年卡伦・斯戴汀（Karen Stetting）提出“transediting”（编译）一词以来，学术界基于不同的理论范式，从不同视角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究（谢新云，戈玲玲[1];郑庆珠，刘源佳[2];徐英[3]等）。但目前的编译研究主要是从单一视角考察新闻编译，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文化、文本功能以及篇章等因素对译者编译过程的共同作用。因此，本文尝试以收集的新闻平行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各种编译方法在实例中的运用情况，从多个维度探究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过程，从而深入了解新闻编译过程和结果。 语料中编译方法的运用情况 本文所收集的语料均是时政新闻，原语新闻选自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以及美国之音等各大媒体，包括硬新闻与社论，共20篇。编译文选自《参考消息》，共20篇。语料收集时间为2011年6月至2015年1月。所收集的编译类型主要为篇内编译，即就单一原语新闻所进行的编译。 关于新闻编译方法，李德凤提出国际新闻编译主要采用“调整句法结构、调整文章顺序、合并段落、变直接引语为间接引语和删减内容”五种方法[4]。许明武在其《新闻英语与翻译》中还提到“在译文中另设标题”“选择原文中的关键句作为译文中的题外议论”等编译方法[5]。通过考察这些编译方法在语料中的运用情况，发现删减的情况最普遍，接下来译者最常用到的编译方法依次为：另设标题、合并段落、调整文章顺序以及增加题外议论。 编译方法的选择 翻译是一个选择的过程，编译作为翻译的一种，也是一系列选择的决策过程。从源语文本的选择到编译方法的运用，编译行为的每个阶段都包含译者对多种选择的确定。“这种选择，决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自由选择，它要受到诸如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和内部的因素的限制”[6]。以下将结合编译实例，从社会文化、篇章以及功能三个维度分析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过程。 1.社会文化维度 翻译活动是在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因而文化层面的各种因素，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等必然会对翻译产生制约与影响。就新闻制作与新闻翻译而言，意识形态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新闻媒体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情境中，所采写的报道不可避免会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新闻话题的选取、立场的选择、人物话语的引用到文体的风格等新闻话语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媒体的倾向性”[2]。译语与原语媒体经常会出现意识形态差异，这就需要译者通过语言层面的改动对原文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转换，以制作出符合译语读者意识形态与认知期待的译文。正如勒菲弗尔所指出，“在翻译过程的各个层面，如果语言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或诗学观点相冲突的话，后者往往会胜出”[7]。 语料中，删减和在译文中另设标题是两种常用的对原文意识形态进行转换的方法。以《美国之音》2011年6月15日一则有关南海冲突的报道为例，原文题为“Beijing Criticizes U.S. for Meddling i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其编译文为“中国告诫美国不要插手南海 反对外部势力介入争端”。原文有11段，经过编译后有3段，删掉了一些重复的背景信息以及内容敏感的部分。如原文第5段中以下部分被删减： China’s claims over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verlap with those of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Vietnam. 此句意为“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对南海提出领土主张”。作者把台湾和中国并列在了一起，与中国政府对台湾拥有主权的明确立场严重相悖，因而译文对其进行了删减。此外，译者没有将标题直译为“北京指责美国插手南海争端”，而是更改为“中国告诫美国不要插手南海 反对外部势力介入争端”。“告诫”一词的选用，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义。根据李行建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告诫”意为“警告”[8]，比“指责、谴责”语气强硬得多，表明了中国是南海主权国以及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译者对于此则新闻标题的另设明确反映了《参考消息》作为国家权威新闻机构的立场。 2.功能维度 文本功能是译者在编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另一重要因素。新闻文本属于“信息型”文本，其翻译的焦点是将信息有效、准确地传递给读者，因而译语读者对信息的接受在新闻翻译中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译语读者与原语读者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和期待视野等方面存在差异，原文中的信息对译语读者来说并不都是必要的，其重要性也不尽相同。为了更好地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译者必须从读者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对新闻内容进行增删调整。 在很多情况下，在译文中另设标题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并激发其阅读该报道。比如2014年11月25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的一篇报道“The Sum of all China’s Fear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中国所有恐惧的总和：转基因食品），译者编译时没有采用原标题，而是另设了标题“美媒文章 中国限制转基因食品另有原因”。该标题亮点在“另有原因”，旨在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近年来，有关转基因食品争议的报道不断出现在各大媒体里，对转基因食品的抗拒主要是因为对其安全性存在顾虑，这一点已为一般读者所熟知，因此，“另有原因” 能吸引读者去文中寻找答案。该标题也浓缩了新闻内容的精华，方便读者理解新闻。 对于原文内容的删减有时也是基于文本功能因素的考虑。美国《国家利益》网站近日刊出一篇有关钓鱼岛的评论，原文题为“China and Japan’s East China Sea Dilemma： No Simple Solutions”，其编译文为“中日解套钓鱼岛困局无捷径”（《参考消息》，2015-1-8）。译者对原文进行编译时删掉了一些背景信息，如第5段中的部分内容： The Senkakus were ceded to Japan in 1895 in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after it defeated China militarily. Beijing refers to this as an “unequal treaty” （Note to China： losing territory is what usually happens when you lose a war） and thus claims it is illegitimate. 该部分提到钓鱼岛在1895年因为《马关条约》被日本割占，解释了钓鱼岛领土争端的由来。对西方读者而言，这些背景信息可以帮助其理解新闻内容，而对《参考消息》的读者来说是历史常识，因此译文中被删减，以避免冗余。 3.篇章维度 篇章也是影响编译过程的一大因素。译文能否很好地被读者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译语语篇规范和读者的阅读习惯。一般来说，英语新闻段落较多，而且通常每段都比较短小，由一两句话构成。从句法上看，是完整的一段，而从内容上看，往往连续几段都是围绕同一个主题展开。相比之下，中文新闻则习惯一个段落交代一个主题。这种新闻写作模式上的差异决定了编译时常常要对原文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将一些有意义连贯性的段落合并，以使译文符合汉语新闻语篇的规范。 以2014年11月20日《新西兰先驱报》一则有关国家主席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举行会谈的报道为例，原文题为“President Xi Identifies ‘New Bright Spots’for NZ”，其编译文为“推动中新关系更上层楼”。原文共有14段，编译后有4段。通过文本对比，发现编译中有两处合并段落的例子，第一处出现在译文的第2段，该段由原文第5、6和8段合并译成。其中，第5段提到两国除了在农牧业等传统领域加强合作，还有其他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如金融服务、节能环保等。第6段说中国重点发展这些领域，新西兰在这些领域也有竞争力。第8段提及中国市场很大，新西兰乳制品、羊毛等优质产品在中国很受欢迎。这三段都是对关于中新两国开展合作领域评论的援引，各句意思联系紧密，所以译文中被合成了一段。同样地，对原文第4和10段的合并也是基于篇章连贯性的考虑。这两段都是约翰・基对中新两国关系的表述，属于同一主题，因而译者将其合并为一段，使得译文可读性更强。 结论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新闻编译关涉社会、认知、文化和语言过程，是诸多因素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的产物。在这些因素中，社会文化、篇章以及功能三要素对于译者编译过程以及译文面貌的影响最为紧密。译者在准确传递原语新闻信息的同时，要确保译文符合目标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译语语篇规范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从以上三个维度分析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有助于深入了解新闻编译过程和结果，进而对编译实践与译品质量评估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陕西渭南 时政新闻论文:“互联网+”时代下时政新闻的转型之路 摘要 面临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不断探索转型发展之路。时政新闻开辟微信平台，既是对新闻热莸睦洌又是主动拥抱“互联网+”的明智之举。新媒体灵活多变且弊端凸显，如何规避成为时政媒体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唯有坚持社会责任与专业精神并举，不跟风、不媚俗，保持理性、中立、客观的媒体态度，才能确立媒体合理的发展方向，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 新媒体；转型；融合 从织微博到发微信，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异军突起的新媒体己经从影响个人生活到推动信息传播。新媒体的“攻城略地”，并非“融合”“整合”两个词能概括，其对传统媒体的影响程度可谓是“颠覆”和“重建”。传统媒体要如何自保7严肃、刻板的时政类新闻出路在何方7很多传统媒体尤其是以新闻立足的地方台媒体都在探索新的途径融入这场来势汹汹的媒体变革大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更新，与之相匹配的各种热门的新媒体开始渐次活跃起来，博客、播客、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客户端……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今年1月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88亿，其中手机网民的规模也达到6.20亿，全国互联网普及率更是突破50%，互联网已经以各种姿态悄然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面对着新媒体的来势汹汹，传统媒体也遭遇了断崖式的发展局面，求新、求变、求生存势在必行。2014年10月，营口新闻微信平台正式上线，引起微友粉丝的广泛关注。作为官方媒体微信平台，营口新闻微信有着自己的功能定位，不跟风、不媚俗，除每天推送本地新闻、政策热点外，还推送一些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的话题，微友互动活跃。上线一个月，平台关注量突破万人，点击量数十万次。不仅提升了《营口新闻》的社会影响力也拉近了时政新闻和观众的距离。营口新闻开通微信平台并非是仅仅是为了赶时髦、追新潮，或是盲目盲从地开通新的传播路径后弃置不用，最终目的是契合新媒体的发展，打造受大众欢迎又不失新闻规律的“新产品”。因为这个时代的读者已经具备了很高的知识素养和新闻敏感性，他们对信息具有很强的鉴别力，你是真的想给他提供阅读价值，还是纯粹搞推广，他们一眼就能看清。微友对什么样的话题感兴趣？语言的组织上如何拿捏7媒体观点和功能如何体现？如何提升人气？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结果必然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导致新媒体内容无传播力，粉丝也成了“僵尸粉”。 地方台时政新闻栏目开通微信平台，既体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充分融合，又契合媒体的时代要求。进入物联网时代，网络实现全覆盖，微信以其草根性、及时性、共享性等特点迅速占领了信息市场。人人都可以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人人都可以是消息源，在微信的世界里，人们尽情享受着网络的便捷，微信似乎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第一入口。每一种媒体技术的出现都会深刻改变着世界。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传统媒体的市场用户已经逐渐迈入老龄化，譬如以报纸为代表的纸质媒介，他们的受众大多年龄50岁往上，而新媒体的异军突起，则毫不意外地垄断了大部分的受众市场，从学生到农民再到白领，他们所获取信息的渠道基本都依赖互联网，新媒体的勃兴己然对传统媒体造成了极大威胁。 事实上，受众转移到新媒体环境中，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好事。因为，他们在接触新媒体的过程中，碎片式的阅读、真假难辨的信息、良莠不齐的内容，让受众不胜其扰。这些弊端，作为新媒体的运营者该如何避免呢？ 症结一：一味追求新闻的时效性，忽略其真实性 新闻，贵在一个“新”字。这是新闻时效性的具体要求。自从新媒体的出现，弥补了传统媒体在报道时效上的滞后，让新闻的及时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从传统媒体的日报变成了“分报”“秒报”。尤其是近些年，所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后，都是由新媒体率先爆出，然后由此引发的舆论热点会在互联网上蔓延。因此，“时效”二字成为各类新媒体平台争夺用户市场的主打牌。然而时效同时也是媒体的一把双刃剑，如果单纯重视新闻的时效性而忽视其内容本身的真实性，这样的媒体也不会走很远。 2015年10月27日，歌唱家于文华在微博自媒体平台了一条关于国内文学家、剧作家、词作家闫肃老师逝世的消息，一时间，无数粉丝转发该条微博，甚至一些官方媒体客户端也随机推送有关“闫肃老师去世”“缅怀追忆闫肃老师”的相关信息，然而诸多媒体人马上就意识到，各大新闻的相关报道，信息源皆是一句简单的“据歌唱家于文华”，事情很快发生反转。随后闫肃老师的亲人以及新华网、中国新闻网各大媒体出来辟谣，于文华本人也赶紧删掉这条信息有误的微博，并向闫肃老师及其家人表示歉意。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一条不真实的新闻可以在全国媒体引发集体乌龙，盲目跟风导致后果很严重，微友很生气。 症结二：过分崇尚“标题党”形式作风，降低媒体公信力 网络提供给受众的大多是碎片化的阅读。人们往往只看标题，忽略内容。如果标题打眼，就会赚取很高的点击量。不少媒体人在标题上动起了“脑筋”，即所谓的“标题党”。具有噱头、煽情、媚俗、暴力的标题虽然会吸引大量的眼球，但这些却让标题的内涵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变成投其所好而存在，并不符合媒体的客观性。“标题党”的存在不仅极大助涨了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还让媒体公信力大伤元气。 症结三：内容媚俗无底线，无视媒体责任感 作为媒体人，需时刻牢记身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新闻既要去伪存真、还原事实的真相，更要体现人文关怀。有一些媒体人，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的取向，特意给自己的新闻内容冠上“独家”“超级”“深度”等字眼，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将“独家”“超级”简化为噱头，将“深度”等同为内幕，他们错误地将内容的卖点理解成了低俗，一味地谋取利益和业绩而置媒体责任而不顾，这种行为不仅不利于媒体的长远发展，甚至对社会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媒体人明确了新媒体的症结所在就要在日常新媒体运营中有所规避。譬如在转发信息时，不要刻意追求时效性忽略真实性；针对原创的信息一定要核实后再；同时还要保持基本礼仪规范，避免过度情绪化从而影响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时政新闻栏目的微信平台不同于其他自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既要向公众传播有价值的信息，还要守住“操守”和原则，不能为了追求点击量而迷失方向，人云亦云。否则，势必会使新闻真实大打折扣，媒体公信力严重受损。没有公信力的传统媒体，再唱与新媒体融合的“高调”岂不是舍本逐末？开辟新媒体阵地固然重要，但守住传统媒体的“真、我”根本，更为重要。媒体人只有坚持社会责任与专业精神并重的原则，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中立、客观的职业态度，才是长久发展之计。 时政新闻论文:省级卫视时政新闻栏目的报道常规和新闻偏向 摘要：《浙江新闻联播》作为省级卫视的时政新闻节目，其新闻类型、消息来源、新闻主体、话语引述等方面都暗含着媒介组织的新闻报道常规。它既自上而下式地沿袭央视《新闻联播》的传播框架，又有其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大省的品牌新闻栏目的特性。 关键词：报道常规；新闻偏向；消息来源 一、样本选取与研究对象 （一）确定样本 笔者选取了2015年10月8日至17日连续十天的《浙江新闻联播》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一时间段内的新闻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这个时间段内没有各种节日、重大的活动与会议，能够体现常规报道的真实状貌；其次，选择连续的时间线内的新闻样本进行研究，反映新闻部门在一个连续时期内筛选、处理消息的工作流程和常规。 这十天的《浙江新闻联播》去掉提要、片尾和导语的时常一共10526秒，平均每天1052.6秒（17分32.6秒）。 （二）样本单位――新闻数量 需要说明的是，在统计新闻数量的过程中，一个新闻标题下的内容算为一条新闻。遇到一个标题下有两条相同主题、不同事件的新闻时，将其算作两条新闻。如果报道后配有本台短评，将其算作两条新闻。样本中10月9日有一条本台短评。此外，口播新闻虽然没有同期声画面，但作为一条独立新闻，它也有主题且产生意义，因此在本研究中也算作一条新闻。10月12日有一条口播新闻。 据此计算，样本中一共有新闻160条，平均每天播出16条。其中，10月11日播出新闻条数最多（20条），10月15日播出条数最少（13条），条数波动幅度为65%。 二、样本分类 笔者将研究样本按照新闻主题分为党政新闻、领导人活动、经济发展、科教文卫、社会事件、旅游休闲、城市建设、服务信息等8类。 （一）党政新闻 党政新闻指反映党政部门工作活动的新闻的总称。在本样本中，党政新闻共有22条，占新闻总数的13.75%；总时长1310秒（21分50秒），占新闻总长度的12.45%。 （二）领导人活动 领导人活动主要为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视察、讲话、座谈等内容，从题材上看也属于党政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因其在节目中安排的位置、篇幅、时长乃至动用的新闻资源都远远超出其他类型的新闻，故单独拿出来归类。在笔者选取的该样本内，有24条新闻是领导人的活动方面的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5%；领导人活动新闻的时长为2587秒（43分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4.58%。 若是将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活动合并计算，便能更清楚地看出其所占的比重。总条数46条，占新闻总数的28.75%；总时长3897秒（1时4分57秒），占新闻总时长的37.02%。平均每天播出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活动389.7秒（6分29.7秒），超过每天平均播出时间（17分32.6秒）的三分之一。 （三）经济发展 有27条新闻是经济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6.88%；经济新闻的时长为2838秒（47分18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6.96%。 （四）科教文卫 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进行分类，有40条新闻是科教文卫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25%；科教文卫新闻的时长为1775秒（29分35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16.86%。 （五）社会事件 有8条新闻是社会事件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社会事件新闻的时长为301秒（5分1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86%。 （六）旅游休闲 有16条新闻是旅游休闲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0%；旅游休闲新闻的时长为829秒（13分49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7.88%。 （七）城市建设 有14条新闻是城市建设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8.75%；城市建设新闻的时长为627秒（10分2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5.96%。 （八）社会服务 有9条新闻是社会服务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63%；社会服务新闻的时长为259秒（4分19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46%。 三、样本性状分析 笔者选取了消息来源、新闻主体、同期声使用、时效性等四个维度对样本进行了性状分析，以剖析《浙江新闻联播》节目的报道常规和新闻偏向。 （一）消息来源 以往国内外学者对媒介组织的生产研究中，都关注到消息来源对媒介组织议题选择的建构功能。周小普在对央视《新闻联播》的样本分析中，便将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区分开来，他认为新闻来源是新闻的报道者，而消息来源是为新闻的报道者提供新闻事实的人员，即事实来源。笔者选取的消息来源即周小普笔下所说的“事实来源”。根据消息来源机构所处的视角、地位将消息来源分为党政部门、事业商业机构和社会人员三类。 在该样本中，有106条新闻是来自党政机构的消息，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66.25%；来自党政机构的消息的全部时长为8175秒（136分15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77.66%。有46条新闻是来自事业商业机构的消息，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28.75%；来自事业商业机构的消息的全部时长为1874秒（31分14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17.8%。有8条新闻是来自社会人员的消息，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来自社会人员的消息的全部时长为477秒（7分5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4.53%。 （二）新闻主体 新闻主体指一条新闻中报道的主要对象或是行动的施动者。综合新闻类型和消息来源的分类，笔者将新闻主体分为党政部门（人员）、事业商业机构（人员）和普通百姓。其中，参照本研究中新闻类型的分类，笔者在这一部分的样本分析中，亦将领导人从党政部门（人员）分类中剥离出来独立成类进行研究。 1.党政部门（人员） 有59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党政部门（人员），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36.88%；新闻主体为党政部门（人员）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3950秒（65分50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37.53%。 2.领导人 有24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领导人，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5%；新闻主体为领导人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2587秒（43分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4.58%。 合并计算的话，以上两部分总共的新闻条数为83条，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1.88%，超过了一半的新闻总数；两部分的全部时长为6537秒（108分5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62.1%，接近三分之二。 3.事业商业机构（人员） 有65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事业商业机构（人员），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40.63%；新闻主体为事业商业机构（人员）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3326秒（55分26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31.6%。 4.普通百姓 有12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普通百姓，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7.5%；新闻主体为普通百姓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663秒（11分3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6.3%。 （三）话语引述 电视作为一种声像传播方式，同期声和画面、配音一样，是一种重要的声像表现手法。就其种类而言有两种，一种是现场的环境声，另一种是人物的谈话声。话语引述便是着眼对该样本同期声中的人物谈话的研究。笔者将话语主体分为党政部门人员、事业商业机构人员、专家学者和一般群众。 在该样本中，共有人物谈话同期声137个。党政部门人员的话语被作为同期声引述53次，占总次数的38.69%；事业商业机构人员的话语被引述42次，占总次数的30.66%；专家学者的话语被引述3次，占总次数的2.19%；百姓群众的话语被引述39次，占总次数的28.47%。 （四）时效性 本研究中所说的时效性指一篇新闻报道在写稿时所采用的时间状态。就分类而言，笔者将其大致归纳为五类：今天（文本中有明显的时间状语）、昨天（包括经推断时间为前一天的新闻）、近日（诸如日前、最近等一类时间状语）、无时间（从文本中无法明显辨识出新闻发生的具体时间）、将来（所报道事件的时间状态指向未来）。经过统计，这五种新闻的时间状态在样本中存在的条数和占比分别为：89条，55.63%；16条，10%；30条，18.75%；19条，11.88%；6条，3.75%。 笔者采用了周小普对央视《新闻联播》时效性分析的加权处理方法，对采用不同时间状态的新闻进行打分，最终为样本打出一个平均时效分。[1]打分规则具体为：今天（5分）、昨天（4分）、近日（2分）、无时间（0分）。需要说明的是，“将来”的时间状态因为指向未来，无从谈论时效，因此不予打分，亦不计入加权范围。经过加权处理和计算，笔者选取的这十天的样本平均时效分为3.69分。根据打分规则来看，样本的时效性在昨天之前。从加权处理的结果看，《浙江新闻联播》所报道的新闻平均发生在昨天之前。究其原因，虽然“今天”新闻占了55.63%，但由于节目中有不少的“最近”和“无时间”新闻，大大影响了这档新闻节目的平均时效性。 结论 综合对十天的《浙江新闻联播》的样本分析结果来看，作为省级卫视的时政新闻栏目，无论是新闻分类、新闻主体还是消息来源的选择，党政部门皆具有极强的存在感。若将这一结论放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去理解，便能发现其中的必然性。媒介组织在选择消息来源时，从源头上已将党政部门作为最重要的依赖，记者得到新闻素材后，无可避免地统一媒介组织和党政部门的立场。有学者经过对特定议题的量化分析后便指出，我国城市媒体由于过度依赖政府消息源，而使得新闻报道成为政府文件的复制，甚至成为部门利益的表达场所。[2] 从新闻类型上看，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活动占新闻总数的28.75%，占新闻总时长的37.02%；从消息来源来看，来自党政部门的消息占新闻总数的66.25%，占新闻总长度的77.66%；从新闻主体来看，党政部门（人员）和领导人的新闻占新闻总数的51.88%，占新闻总长度的62.1%。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新闻类型、消息来源和新闻主体三者都存在着一致的规律：《浙江新闻联播》在处理党政部门和领导人新闻时，惯用的处理方式是，在相对较少的新闻条数中，播放时长尽可能长的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新闻。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新闻业传统中，党政部门往往是“垄断性”的新闻主角，这样一种主角分配模式对应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业理论对于新闻业的角色要求，例如，宣传和传达政府的政策并向公众提供解说，这种角色实际意味着一种“政府表达”，而非民间表达。[3] 若将视角扭转过来，便会发现其他诸如行业新闻、服务信息之类的新闻类型，新闻条数的比例比新闻时长的比例要大，与党政新闻的情况恰恰相反。也就是说，虽然播放的其他类型新闻条数比较多，但从新闻时长来看，在一期节目的容量其实并不大。这是《浙江新闻联播》兼顾各类型新闻平衡报道采用的一种策略。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时政新闻论文:论如何增强党报时政新闻的亲和力 [摘 要]时政新闻在媒体的报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时政新闻报道内容单一、形式僵化，缺乏亲和力，导致受众不愿意看，影响了新闻的传播效果。因此，应通过对报道思维、报道视角、报道内容、报道形式、报道语言几个方面来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 [关键词]新闻报道；时政新闻；亲和力 时政新闻在媒体报道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时政新闻报道重领导、轻群众，重工作、轻生活，报道语言公式化、概念化，缺乏亲和力，导致受众不愿意看，影响力传播效果。 同志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时政新闻报道只有增强亲和力，才能产生吸引力，形成感染力。因此，要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体制改革 在坚定不移的坚持党报党性原则的前提下，让党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让时政新闻的写作更加灵活，让舆论监督的力度更为强大，让党报的宣传之味日益淡化。党报究竟是要替党说话还是要替百姓说话，这都需要在新闻体制上进行革新，让党报新闻思想从“指令性新闻模式”向“指导性新闻模式”转变，借用《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的一席话“过时、过细、过严、过死的新闻管制手段，是阻止中国媒体‘做大做强’的最大障碍。官方媒体之所以不能向世界发出有说服力的声音，甚至还在失去本国民众的信任，原因就在于自己人掐住了自己人的喉咙，使其有话说不出，说出来也没有力量，久而久之就不会说话。”我国党报要更具有新闻亲和力，要更为读者所接受、所喜欢，应从下述两方面着手：其一，使党报新闻摆脱旧有的宣传本位，回归新闻本位；其二，党委宣传部门转变观念，在强化党委对报纸的政治影响和政治领导的同时，赋予报社一定的自主权和自由裁量权。 二、转变思维 打造时政新闻的亲和力，首先需要媒体一改过去的惯性思维，要在报道思维方式上先行突破，报道思维的转变是根本。 一是思维方式要从趋同型转向求异型，求异型思维在认识过程中往往关注于事物间差异性与特殊性， 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性， 已知事物的局限性。时政新闻之所以“ 老面孔” ， 就是记者局限在求同思维中， 主题重复， 视角相同， 写法老套。求异思维要求记者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特色、视角，从常规中寻找特异性。 二是思维方式要从单向型转向多向型。多向思维呈发散状， 能帮助记者从事物的不同侧面去理解其本质，从相互联系、交叉中去发现新闻， 从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 不同形态中去挖掘新闻，有利于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客观事物。 三是思维方式要从静态型变为动态型。时政新闻要有动态视角、动态思维，就是要善于从事物的发展、变化、矛盾中寻找“ 切入点” ，进行先导性报道，而不是干坐在那等。 四是思维方式要从单一因果型转为多因果型。在时政新闻报道中， 要注意事物发展所出现的一因多果、 一果多因、多因多果等复杂情况。尤其要防止用线性单一因果的思维方式去报道事物。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事物因果链前后左右的关连， 把事物间的因果决定看成断然不二， 片面强调事物产生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扭曲了报道立体的能动 性， 使记者不能全面、正确、客观地报道事物。摆脱“单一因果” “ 非此即彼” “ 非黑即白” 的思维方式， 才能消除时政新闻报道绝对化、简单化的流弊，使报道看起来更有立体感。 五是思维方式要从滞后转向前瞻。当今的时代是信息的社会， 随着各种信息的迅速跃动与交汇， 受众再也不满足那种浅层次的报道， 而是希望了解新闻事物的前因后果， 特别是渴望了解事物发展的趋向及对前景的预告。时政新闻由于受到一定的局限性，有时进行这种前瞻性的报道比较困难，但党报记者的思维转向前瞻型， 有助于把昨天的事实背景与今日发生的新闻事件联结起来， 作深层次的思考， 尽可能揭示明日的发展前景与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对于新闻的了解更全面。 三、报道中要以人为本 “从表面上看，受众是新闻媒介的接受者和服务对象，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但是，从根本上看，他们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新闻传播效果的检验者，是新闻传播方式和内容的决定者。”传统的时政报道多采用官方视角， 缺乏贴近性，缺乏亲切感， 对读者自然没有吸引力。因此，新形式下提升时政报道的“亲和力”，以人为本的报道视角非常关键。 这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首先要表达人民的声音。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媒体做到真正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新闻报道中需强化人本精神，用人文关怀表现人民的状态，传达人民的心声，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 其次，新闻媒体要紧扣读者的需求。“办报为大众，办报靠大众”，在时政新闻报道 中明确树立科学明晰的受众至上的现代传播理念，以平民视角反映普通民众的思想情感， 这不但是媒介与记者在实践中应该坚持的一种价值取向， 也是媒介面对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认同的一种竞争策略。 当然，这种以人为本的报道视角并不是简单地把镜头、笔端对准老百姓，而是使报道的关键点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点形成共振、互通。这样，读者了解的就不是哪个领导开了什么会，视察了什么地方，更重要的是了解到这个会议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什么关系，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以及影响到什么程度。 四、拓展报道内容 以往时政新闻的报道内容框架性比较强，报道素材单一，也成为其不受欢迎的一个方面。现在，记者在时政新闻的报道中不应再因循守旧，在主题确定的前提下，要对报道内容进行不断的拓展。如今新闻新品种如雨后春笋冒出来，如精确新闻、背景新闻、解释新闻、谈话新闻、体验新闻、深度报道等等，就是新闻报道内容不断拓展的结果。 人们在拓展时政新闻报道内容上，通常采取三种方式： 做“ 宽” 时政新闻，抓住重大政治新闻，进行横向的开拓。 做“ 深” 时政新闻， 搞纵向开拓、深度剖析，为读者提供权威的信息和观点。 做“ 强” 时政新闻，在原有既定报道的基础上，可照仿其它新闻种类的做法，尝试增加口头访问、直接观察、亲身体验、隐性采访等内容，运用大量鲜活的材料，为时政新闻的报道造势增色。 五、报道形式要多样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产品的包装，包装抓人，人们才会进一步仔细考察里面的产品。新闻报道也是如此，只有先勾起人们的好奇心、兴趣，才会耐心地往下读。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除了转变思维方式外，还需创新形式，不断改进报道方式。形式是新闻报道的外在表现，报道形式的多样化是打造时政新闻亲和力的重要手段，对于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闻报道作为一种文体， 其基本种类有消息、通讯、特写、专访等。这些体裁种类 在过去各自特征比较明显， 格式比较固定， 操作起来往往出现程式化。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就是要打破这种程式化，不断丰富报道形式，一改过去的报道模式，变封闭式的方式为开放式的方式，变训导式的方式为诱导式的方式，变灌输式的方式为启发式的方式。只有与读者建立平等的沟通关系，增强报道的亲和力与吸引力，才能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具体来看，追求直观效果、突出视觉冲击力，注重面部扮相、强调给受众第一印象等等都是丰富时政新闻报道形式，提升“亲和力”的手段。 《南方都市报》的《广州小变大盘点》和《深圳触摸现代化》两个大型报道中都把封面和封底打通来做，同时运用大量的图片。尤其在“小变”中，图片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有一图胜千言的审美效果，而且比文字的震撼力更强。同时大量照片的使用也使得整版面鲜活起来，让读者产生从视觉到思维、又从思维到视觉的双向交流。 《北京青年报》强化解读报道。《北京青年报》在两会报道中经常使用“对比报道”的手法，将权威人士对同一事件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见解置于同一平面进行分析比较，给人以最直观的感受，于对比中给读者留下思索的空间。 《经济日报》则常用数字和图表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编辑用曲线表、柱状图等形式将相关领域的发展变化直观展现给读者。 以上种种都体现了传统媒体在时政新闻报道形式上的灵活与多样，这对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六、报道语言要生动 俗话说，没有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在一篇时政新闻的出炉过程中，语言的表达是最末的环节，也是最基础的环节。试想一下，你的思维方式转变了，报道视角也有了，报道内容也拓展了，报道形式也是多样的，但语言表达不够，也无法出彩。因此在前面的环节做足的情况下，必须要将政策性强的时政新闻信息用通俗、生动的群众语言表述出来，使读者容易接受。这就需要记者和编辑们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打造通俗易 懂的个性语言，使时政新闻的报道更富“亲和力”。 七、新闻从业人员再教育 当前我国党报新闻亲和力缺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的原因，即党报记者、编辑与报社领导的个人主观原因，说到底这其实是新闻职业素养不够，想要彻底改变这一现象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但也有种种可使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得以提高的路径。新闻业界可借鉴每隔几年举行的党员先进性再教育活动这个做法，在新闻从业人员中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新闻从业人员再教育，鼓励新闻工作者进学堂，进图书馆，进资料室，不断给自己充电，不断更新知识，使政治理论水平走在时代的前端，专业知识水平走在学术的前沿，使新闻理想与新闻追求永不磨灭，并且越发熠熠发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方延明在沈峥嵘同志的人物通讯研讨会上说，好一记者名记者一要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二要有执著的新闻理想，三要有着迷的新闻敏感，四要有快捷的写作速度，五要有开阔的政治胸襟，六要有虔诚的仁爱之心。5，新闻工作者可把具备这六点素养视为前进的方面。改进党报新闻亲和力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无法一触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它需要理论界与业界共同的不懈努力，不断改革创新，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不断汲取养分，提出更有用更有效的改进措施。而本文在此呈现的，也仅是党报新闻亲和力改革探索中的沧海一粟。 时政新闻论文:如何让企业报时政新闻更可读? 拟好标题，为时政新闻画龙点睛 标题是新闻给受众的第一印象，好的标题具有揭示出包含或蕴藏在新闻事实里的本质意义之功，质量意识不能模糊。 具有信息传导力度的方法大致有如下种类。一是平铺直叙。用清晰、直白、简洁的语言精确陈述新闻事实，传递新闻正文有价值的信息，指导受众阅读。2011年1月S日《中国石油报》6版图文并茂刊发人物通讯，记录了中央企业劳动模范、中石油工程建设苏丹公司经理杜光鉴事迹。我和同事采写的通讯以《一个中国石油人的海外20年》为题，展示了新闻的立场、观点。二是善用数字。2011年2月，利比亚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石油上下联动，迅速组织安全撤离在利比亚员工。3月3日，《中国石油报》一版刊发通讯，主题是“为了392个兄弟姐妹”，与写实的副题结合，醒目地突出了“一个都没少”的新闻事实。三是情融其中。通讯类时政新闻标题也可用散文式笔法，使文题一入目，即觉出感人的力量。2010年元旦，总理冒着严寒来到大庆油田，石油报一版头条刊发了“总理和咱一起过新年”纪实通讯，文题虽质朴，但暖意融融。四是古句新用。记录中石油人才战略的通讯“良枝自引‘凤还巢’”，借用了梅派传统京剧曲目《凤还巢》的字面意；记录中石油廉政建设的通讯“莲濯清水，香远溢清”，撷取了北宋名篇《爱莲说》中的佳旬。五是深意巧蕴。2006年9月。中石油在辽河油田召开廉洁文化建设工作推进会，我承担了现场观摩的通讯报道任务。为避免文章流于空洞的说教，采用了虚实结合方式拟出了主副题，主题是“让‘宝石花’圣洁地开放”，将中石油标识和神圣而纯洁的意味组合一起，既兼顾可读性，又突出了文章的重大意义。 抓住细节，让时政新闻鲜活耐读 近年来，《中国石油报》领导活动类时政新闻报道任务量明显增多，成为报道重头戏。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国石油企业或项目考察调研近70次。怎样让这些活动类时政新闻更好地吸引受众？细节是一个重要抓手。如《总理和咱一起过新年》一文，就运用了多个细节描写：用过午餐，总理来到井队二班阚涛班宿舍，他摸摸被褥，关切地问：“晚上凉不凉？”队党支部书记赵桂军说，现在是地热，比原来的电取暖好多了。再如，走到宿舍门口，看到技术员刘小明头戴的棉帽子，总理伸手摸了摸说：“这真是狗皮帽子，暖和吧。”大家都笑了。最后，将离开铁人展览馆时，看到人群中的“新时期铁人”，总理像老熟人一样直呼其名，问道：“王启民，你今年多大年龄？”王启民说，74岁啦。总理一再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这些细节虽小，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民的形象跃然纸上。 获2009年度中国石油新闻一等奖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消息，写作中融入了通讯笔法。为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管道工程，中土哈乌四国元首聚首土库曼斯坦。开工当天上午，巴格德雷合同区阿姆河第一天然气处理厂门前近4万名当地百姓夹道欢迎四国贵宾。我注意到古文记载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土库曼特产“汗血宝马”充当了现场表演的主角，于是将这一细节描绘到了文章里，“阿哈尔捷金马姿态优雅地微微颔首轻曲右膝，欢迎贵宾到来。四国元首在掌声和欢迎声中健步走上观礼台，欣赏马术和文艺表演。” 笔墨着情，让时政新闻打动受众 采写总理冒着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低温，与大庆油区工人共度新年的新闻时，我通过现场采访、事后采访当事人等办法，选取了一些饱含隋感的事例和语言，用“总理来到咱井场”“总理走进咱家门”“总理叫出咱名字”三个小标题，描绘了三个场景，记录了三个片段，再现了总理对石油工人的深情。 在采写中石油利比亚员工安全撤离的过程中，我和同事到机场接机采访、电话连线亲历者，尽可能真实记录、还原现场。因为饱含对历经磨难战友、同事的敬重、怜惜之情，我们在文中做了这样的记述：午夜。那雨下得正紧。人全被赶下大巴车，站在没脚脖儿的泥水里。打在身上的冰雹，有黄豆大。“冷，真冷啊。”王贵宝回忆着。“走到拜尼瓦里德，又被军队拦下，强令车辆原路返回，没收了电脑、手机、GPS。蒋超把手机藏到身上，才没断了联系。”长城钻探利比亚项目部经理李亚强组织员工安全撤到突尼斯，自己却留在利比亚通过QQ联系包机。媳妇惦记他的安危，不停网上问话，只是不见丈夫开小窗回应。等了很久，李亚强回了旬：“忙，我这儿开了20多个窗口。”此文刊发后，仅在中石油集团内网短时间内点击量就过万。

新工科下课程思政篇1 引言 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习，学会如何立身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青年强，则国家强。国家将希望寄托在大学生身上，要求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高，同时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这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应该积极引导大学生，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思想意识，做到“三观”正确，整体提高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在新工科背景下，高校必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在教育体系中充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做到全方位育人。 一、新工科背景下的课程思政教育的目的及意义 (一)让教育回归本质和初心，教师回归教书育人的本分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以课堂教学作为主阵地，并将育人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育人是每一位教师应尽的职责，所有课堂都是将育人和传授知识两方面结合到一起，学生通过专业学习可以得到全面教育，回归了教育初心及其本质，教师也能回归教书育人的本分。 (二)加强新工科建设的必然需要 构建新兴工科与传统工科相结合的学科专业“新结构”是新工科建设的必然需要，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需融入课程思政，由此可以培养出新兴工程领域的科技人才，对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做深入的探索，使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向工程教育强国迈进。 (三)满足学生成长以及时代发展的需要 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学阶段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大学生才真正形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此，在传授专业知识时，前提是要考虑学生的成长规律，这样才能确保学生的“三观”正确，并积极引导他们肩负起历史使命，更要有担当。一直以来，专业教师将对学生的专业培养作为首要任务，将知识和技能的获取作为重点，却忽视了“育人”工作。不断地挖掘各门课程的思政元素是课程思政的实质，将它们有机融入到教学中去，为学生们今后的成长和专业学习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 (四)达到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目的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立德树人，通过课程思政，将传授知识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用专业优势加强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从而达到专业课程思政的总体目标，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总体的专业课程思政设计方面，需要对专业课程的思想政治资源进行合理的挖掘，并在专业课程内容里将其合理地融入进去，以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促进学生发展这两个方面为主要内容，以掌握专业知识和提升道德素质为根本目标。在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中，必须对思政教育和传授知识两者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处理，以往所采用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要摒弃，从而自然地融合思政教育和传授知识这两方面，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不仅如此，与学生多一些互动也是教师需要注意的，可以引入一些先进的教学理念及方法，比如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使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得到提升。在教学环节中将行为规范教育和道德素养正确地融入，使学生从根本上做到知行合一。建立的考评体系既要具有合理性又要具有科学性，由此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专业技能以及职业道德修养，最终培养出具有“新工科”和“工匠精神”的人才。 二、工科思政课存在的问题 工科不同于人文社科所具有的立场导向，工科普遍是基于自然认知，掌握和应用“技”是教学过程的突出问题。所以，对比人文社科来说，工科课程的思政教育是有一定难度的，实施课程思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下几方面。 (一)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不同频不共振 长期以来，丰富的教学经验都是专业课教师的优势，但是在思政教学理念的积累层面上还是不够的，同时也有待于改进思政教学方法。具体表现为:讲授专业知识过渡到讲授思政内容不够自然，过于呆板、生硬;教授思政内容时，采用的教学方法仍然是传统的“灌输式”，这种教学方法导致无法产生理想的教学效果，所以思政课程就显得既空洞又乏味。 (二)课程思政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在课程思政教学中，传授知识是其侧重点，由此就使思政教育被彻底弱化，思政教育的实践仍在表面上停留，思政教育的目的难以达到。 (三)学生的知行脱节 学生在思政课上存在着动机不纯的问题，他们将最终目的认定为是获取学分，所以忽视了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另外，也有思政学习脱离行为规范的问题存在，没能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升华为学习、生活上的行为准则。 (四)考试评价体系过于简单 通常来说，专业课程的考评体系一直是沿袭以往的考评方法，按一定的比例简单地计算出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最终的成绩就此得出。但是这种考评体系导致思政教育的整体效果根本不能做出反映，而且学生道德素质的发展变化也得不到体现［2］。 (五)“思政教育”被狭隘地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 产生这种误区的原因就是“课程思政”中的思政与课程被彻底割裂。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是课程思政内容的基本要求，思政内容可以选用课程内容的背景知识，教师对这些内容要进行适当的挖掘并做出正确的选择，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的热情;引申课程的知识点也可以得出思政内容，经过教师的讲解，学生能更好地理解、掌握、深化课程知识。 三、新工科背景下的课程思政教育的实践与做法 对工科来说，不管是新工科还是提出了课程思政都是全新的机遇与挑战，课程思政在新工科中可成为“新”的一方面:新工科高素质人才应具备的思想素质，能够结合起这种思想素质与专业素养的教育方法，便是新工科中实施课程思政的最佳方式，该方式也能够高效、全面地培养新工科高素质人才。基于新工科背景，增加课程思政后，也提高了对学校、教师、学生的要求。 (一)课程目标中融入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恰到好处的思想教育 在开展思政教育时，专业教师应该有效融合起专业课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德育目标，对育人资源进行深入的挖掘，从中将爱国情怀、社会责任等育人要素提炼出来，确定“三位一体”的课程教学总目标，即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以及思想育人，同时还要在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的育人目标。 (二)深化改革，强化思政，协调发展 新工科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趋势，各高校也开始大力实施各项工科改革工作，并确保落实国家的各项政策，高校课程思政的职责是立德树人，这也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思政教育方式。在新工科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我国工科的现状、国际前沿技术等，加强统筹分析高校的现有资源，工科发展方向的确定应结合国家行业的实际需求，深化教育改革，建立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具有较高思想品德的“四有”青年，从而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高校要把握好改革方向，遵循自身的优势以及学生的特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地位的提升;通过对教师素养的培养，使专业教师和思政教师加强交流，专业课程思政小组顺利形成，对新工科教学改革中的思政教学方式进行深入的挖掘。例如，教师的实践教学应该是多方位的，从实践教学点到地区规划再到国家调控、国际形势，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大局观;开展教学试点，因专业不同、学生不同，所以也要采取不同措施，建立评价机制，并在评价体系当中纳入课程思政，确保改革氛围良好，达到一致的目标，顺应国家政策和发展形势，使各方都能得到协调发展［3］。 (三)构建学理逻辑维度 首先，迭代更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所生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都是根植其上、规定其向、表征其质的。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创新应该把握高校育人规律，促进大学生的政治素养以及思想道德素质都得到不断提升。其次，有必要整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确保能做到因势而新、因事而化。应该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及时更新，使内容更加丰富，从“假大空”转变成“真细实”，重视模拟与设置生活情境，使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打造一个立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再次，优化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构。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以结构转型为重点，基于“新工科”背景，必须要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从课堂教学结构着手，课堂的灌输形式转变成课堂对话形式、封闭课堂转变为开放课堂、知识课堂转变为能力课堂，师生双重主体作用能够得到发挥;二是有效地结合起课程思政和工科课程，达到育人目的。企业要考虑学生的诉求去开展调研活动，并收集课程与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集中研讨这些问题，梳理好问题清单，最后就可以确定出教学专题，共同开展课程设计和嵌入式实践教学，重点是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进行优化。 (四)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贯穿教学过程的所有环节，全方位育人 必须要重视教学中的所有环节，抓牢立德树人这一重要任务。比如，思政教育也可以进入到课程小结阶段，希望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最后转化为能力。教师应将思政点讲给学生:“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最后进到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合一观，由此就引出了知行合一的内涵;比如对设置的题目展开讨论:应选择怎样的串级控制系统的副变量来组成副回路?选择距离主变量较远使副回路短捷，促进副回路的快调作用得到提高?还是与主变量距离更近，使副回路包含更多的次要干扰，进而优化副回路的先调作用?该问题比较复杂，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很多思政内容由此就被引申出来。 (五)增强价值引领，明确育人目标 育人的根本在于育德，课程思政教学与新工科有着一致的目标———培养优秀的接班人，掌握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同时又有爱国主义精神。新工科专业结构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应该加强创新当前的人才培养模式，还要不断地探索专业课程中的思政教育点。教师做到将自己所固有的思维模式彻底摒弃，最后形成一个全新理念，融合思政教学与工程教育于一体，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中的新兴技术，比如“互联网+”模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在授课时渗透思政教育因素，引领学生对国家的发展模式与专业规划有更全面的理解，使学生能够形成大局观，真正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要建立起思政小组，并且全面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开展工作，不同专业的教师之间要加强沟通，通过慕课等方式达到知识拓展的目的，一起学习一些先进的教学理念，达到共同成长的目的。除上述之外，要按照课程思政的要求，并与新工科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创立出新型的教师评价模式。目前，教师的教学效果可以分成专业教学、思政教学两大部分，采取的教学评价方式为教师个人评价、课堂效果评价、学生反馈等，考核学生的专业知识主要利用的方法包括实践、考察或竞赛。相较而言，思政教育是隐形教学，它体现在教学的各个方面，所以单一性的考查方式是无法做出准确评价的。高校和教师应该坚持以培养结果为根本出发点，树立明确的目标，能充分地发挥每位教师的引导作用，加强对学生的价值引领，达到全方位的育人要求，努力培养优秀的人才［4］。结束语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的科技水平在迅速发展，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升，新工科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工科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只有思想才能决定行动，而学习知识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塑造，从而让学生对社会发展历程有更好的了解，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及大局观，使其自身的社会价值得以体现。所以，新工科的建设要以开展思政教育为基础，先育德再育人，紧密结合起课堂与思政两部分。在新工科背景下，积极推进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价值引领与传授专业知识两方面相结合，充分地发挥出课堂教学所具有的主渠道作用，这项工程是系统的、长期的，虽道阻且长，但未来可期。 作者:佟一璇 陈宗芳 单位: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新工科下课程思政篇2 随着中国部署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国家发展战略，实现制造业升级，变“中国制造”为“优质制造”，2017年2月以来，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全力探索形成领跑全球工程教育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1]。新工科理念为人才培养提出新思路，重点在于课堂教学，把能力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课程教学全过程[2]。教育部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也进一步强调，高校要明确所有课程的育人要素和责任，推动每一位专业课教师制定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做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3]。因此，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发挥广大教师在课程教学中的育人作用，承担起课程思政工作的主体责任，积极探索与实践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尤为重要。以道路勘测设计课程为例，通过挖掘具有共性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其有机融入教学过程，实现课程思政，以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学情分析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大二学生，他们经过大一阶段的学习已具备制图、识图的基本能力，了解道路方面专业基础知识。学生充满活力，是一群喜欢动手实践，富有创造力的大学生。但是他们也具有自身的不足：数理基础薄弱，课堂注意力难以集中；没有工程经验，空间想象力不够；学习主动性不高。通过发挥本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把握好要挖掘拓展的重点，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引人以道、启人以智，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道路勘测设计课程的学习需要多看规范，多绘图，多联系，学习的过程即工匠精神养成的过程。针对烦琐的计算过程和严格的设计标准，学生在设计和计算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厌倦和畏难情绪。针对这种情况，通过深度融合思政元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讲授过程，并将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教学过程，把家国情怀融入课程各方面，实现润物无声的效果，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并能培养学生“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大国工匠”精神，继而满足新工科背景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4-5]。 二、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第一，通过道路工程的行业发展现状和规划以及工程建设实例的教学，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激发其爱国热情和大国自信，帮助学生树立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的理想和信念。第二，道路勘测工作是公路设计的基础，为提供准确、完整的数据和资料，必须深入进行全面调查研究，考虑公路设计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通过外业勘测，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严谨求实、团结合作的优良品质。第三，道路线形设计有较多的计算和绘图工作，学生掌握道路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必须具备进行路线设计的动手能力和实战能力。通过结合具体工程设计实例，要求学生分组进行路线设计，培养学生良好的自我学习习惯、勇于探究和实践的科学精神，提升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第四，通过引入珠港澳大桥岛隧项目总工程师林鸣和无数建设者的光辉事迹，土木人在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建造过程中彰显的中国奇迹，培养学生认真细致、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培养科学规范、严谨求实、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修养，让工匠精神成为学生向往的精神追求，激励其将来为祖国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课程思政融入设计 在教学过程中找准切入点融入课程思政，以课程知识点为载体，在潜移默化中融入爱国、敬业、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道路勘测设计课程教学目标和育人目标，梳理和分解教学内容，结合课程内容选取教学模块，并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明确思政育人的具体内容和融入方法及手段，促进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位一体”的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体课程设计见下表。四、课程思政实现方式及载体途径课程思政充分发挥课程的德育功能，运用德育的学科思维，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生动化的有效教学载体，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6]。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总结了如下几点实施课程思政的探索。 （一）利用在线课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道路勘测设计在线课程被评为校级优秀在线开放课程，基于“互联网＋课程思政”进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优化教学内容和丰富教学手段，梳理专业课程思政育人功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课前准备阶段，教师根据本课程的特点和教学目标，通过一个完整具体的某段公路路线设计项目，把选线与定线、平面设计、纵断面设计和横断面设计各部分教学内容串联起来，涵盖几乎所有需要掌握的知识点，达到学生能力培养要求。在超星教学平台上上传课程基础知识资源，如课程标准、单元教学设计、课程PPT、教学微视频等；拓展性知识资源，如在线测试习题、动画、图片库、参考教材等；课外延伸资源，如工程案例、规范、仿真视频等，体现在线资源的多样性和多维性。比如，在学习路线设计时，播放与教学内容契合度较高的思政内容珠港澳大桥设计相关视频，既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领悟，又让学生更加明晰专业发展的走向与坐标，对职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成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课堂面授阶段，为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始终，教师需进行精心设计。首先检查课前学习情况，对基础知识回顾强化。上课前可以通过知识竞赛或闯关练习的方法来检测学生掌握情况（可以按照课程知识点顺序，重在检测基础知识掌握情况，由易到难进行设计）。为对课程知识进行系统化总结，可精讲知识点，复杂知识点教师总结，普通知识点可由学生总结。为培养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可以通过小组讨论、协作探究的方式对实际工程中的难点进行讨论。例如，选择难度适中的工程，以扬州大新公路为例，选取其中某一段进行纵断面设计。通过实操训练，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让学生懂得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体会职业的荣誉感，激发其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让课程思政过程成为滋养学生创新精神、夯实创新底蕴、塑造创新品格的过程，以利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课后巩固阶段，教师就重难点等知识或课程相关的结合工程实践的知识拓展方面与学生在讨论区互相讨论交流，教师实时点评讨论，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教师在超星平台资料库中上传与道路勘测设计课程相关的最新规范和工程实例，方便学有余力的学生自主学习，满足他们自主探究以及个性化学习的需求，拓展了他们的知识面，对培养走上工作岗位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并对培养他们在入职时就具备强烈的工匠意识、优秀的工匠品质、良好的工匠技术具有关键作用。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途径协调育人 为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的能力，以及道路勘测设计的技能，设置了课程设计这一实践性教学环节，以全面提高学生综合设计能力。教师在课程设计阶段，需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始终。通过课程分组设计、实操训练等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求学生设计时根据地形图认真查看图纸，根据规范标准来进行公路路线设计，从而养成遵守各种规范标准的习惯，增强遵纪守法意识，培养学生严格、敬业、精益、专注的工作作风。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间互助协作完成任务，有利于培养、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实践过程中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难点，通过难点的分析和解决，使学生能正确看待人生发展中的逆境，培养其不畏艰难、乐观健康的人生态度[7]。通过顶岗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环节，让学生与企业生活紧密接触，对本专业和行业有感性认识，且能够深入了解企业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使学生毕业后能更好融入社会，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的职业素养。在整个实习阶段，指导教师通过微信、电话、QQ等各种方式联系实习学生或实地走访，关心学生思想和岗位实习现状，对于实习过程中的困惑，教师可以实时指导，答疑解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职业观。 （三）创新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相融合的优良环境 深入挖掘、提炼所教课程蕴含的德育元素和承载的德育功能，修订课程标准，完善课程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价值目标，探索教学效果评价与考核方法，切实将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融入教学设计，形成人人都是思政教师、门门都是思政课程的全员育人共识。推进文化校园建设，优化校园育人环境，建设一批集党团活动、学术交流、学业指导、心理辅导、社团文化、志愿服务等为一体的文化园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整合思政课实践教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和专业课实习实训等实践教学环节，形成统一规划、分层实施、分类管理，符合课程思政建设要求的实践教育体系[8-9]。五、结语从道路勘测设计的课程实践中发现，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内容的无缝链接，课程思政的巧妙融入，能极大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和感染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教育学生，激发了学生学习热情，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专业能力，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新格局，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适应新工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需求。 作者:沙爱敏 尹继明 仝小芳 单位:扬州市职业大学 新工科下课程思政篇3 一、引言 基于工业4.0发展环境下的工程教育是实现工程创新人才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也是决定新形势下我国工业发展和变革程度及世界产业新格局的重要环节。“新工科”改革是高等工程教育的积极响应，符合针对科技快速发展环境下高校学生的学习心理特征，以培养能够应对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发展挑战的工程创新人才，强化工科学生的家国情怀、全球视野、法治意识和生态意识。“课程思政”，是指充分发掘各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将思想引导和价值观塑造有效融入各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使各门课程都发挥育人的作用[１]，明确了高校各类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所应当承担的功能定位[２]。教育部在“新工科”建设行动路线“天大行动”中提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把握新工科人才的核心素养，强化工科学生的家国情怀、全球视野、法治意识和生态意识，培养设计思维、工程思维、批判性思维和数字化思维。”[３]“课程思政”的育德目标包括培养学生具有家国情怀、专业自信、钻研精神和工匠精神、创新创业精神和生态文明意识。因此，在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方面具有共同目标。以“课程思政”理念推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必然选择，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人的时代新人的根本要求[４]。新工科视域下的“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准确把握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正确分析“课程思政”建设特征，认清“课程思政”实践存在的问题并避免实施过程中已经发现的误区，准确判断新工科视域下“课程思政”建设有效实施路径，为“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建设、教学方法改进、课程内容设计、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改革和发展思路。 二、新工科视域下“课程思政”特征 基于“新工科”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教育环境、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大纲、师资结构和学生特点，“课程思政”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思路具有以下特征。 （1）培养实施全面性。新工科视域下的“课程思政”建设肩负培养能够应对新全球环境挑战的工程技术人才，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体系是实现“课程思政”有效实施的必然路径。高校各部门和教学单位应该形成通力合作，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措施的有效实施。 （2）培养体系相融性。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综合教育理念，需要将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智育教育和德育教育、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融合，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同步吸收专业知识和实现思想升华，实现工科专业协同育人效果最优化。 （3）培养理念前瞻性。“课程思政”将学术前沿、科技发展的思想政治元素和工匠精神、专业报国的使命担当融入工科专业课堂教学中，提升学生对专业前沿的认知深度[５]，建立工程创新人才的专业自信度、忠诚度和使命感，树立学生向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的坚定信念。 三、“课程思政”实践存在的问题 “课程思政”在高校工程教育中的关注度逐渐提升。基于“课程思政”工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方法、元素挖掘和实践路径的教育教学改革力度逐渐提升，优秀研究成果凸显。但是，在新工科“课程思政”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理解误区和实施问题。 （1）思想重视程度不足。“课程思政”是一种将思想引导和价值观塑造有效融入各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使各门课程都发挥育人的作用的课程观。在“课程”体系构建中，主体责任落实不明，不同高校“课程思政”主管部门不一致，对教学改革的顶层系统设计不够，在部门和基层学院之间的职责目标和信息传递不一致，使专业教师疲于应付各部门重复性任务，分散教学精力和教改热情。高校工科专业教师长期从事专业课程教学，更加专注于知识的掌握和灵活运用，但是对思想引导和价值观教育不系统、不深入、不重视，对教学改革的重要性认识依然不够，缺乏工程创新人才传道受业解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６]，专业教学在“课程思政”中承担的责任认知被弱化。 （2）概念认识深度不足。工科专业教师在“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构建过程中，对改革概念认识深度不足。“课程思政”的教学任务和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不是一名教师、一门课程、一套教学设计可以达到，而是需要构建全员、全课程、全过程育人格局，形成育人合力，营造育人氛围，整体促进“课程思政”概念深入全教育环节。将“课程思政”建设任务落在单独教师和单门课程上，不能实现“课程思政”培养氛围和合力，造成教师教学改革方向不具体、“课程思政”融入方法不明确、教学改革成果牵强等政策与落实发生“两张皮”现象。 （3）“课程思政”实施方法牵强。工科专业教师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会出现理解尚不到位、但教学改革目标高和时间紧的问题。因此在“课程思政”实施初期会出现政策文件未充分理解即仓促开展教改实践、本课程育人方法不足和问题反思不深入、将“课程思政”有效融入工科专业教学路径不清晰的问题。其次，为了完成“课程思政”课程建设，在教学设计和教案编写中过量加入思想政治案例、生硬建立联系，造成课程建设的强行融入，未能在整体专业教学中达到隐性融合的目的[６]。在“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中过度使用教学技巧，将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创新教学方法加入“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显得较为突兀，平添专业教师工作量，改革成效甚微。在未充分理解“课程思政”建设意义和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实际建设造成“两张皮”，取得的教育改革成果也较为牵强。 （4）考评体系尚未健全。“课程思政”建设是长期过程，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成效是潜移默化形式，其考评指标不适合量化。例如，“课程思政”教学在专业课教学中所占比例、专业课程实施“课程思政”随即产生的思想政治育人效果、课程教学中加入思想政治元素数量和环节数量等量化指标，在“课程思政”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成效考评制剂中无法彰显[２]。另外，“课程思政”改革应由教务部门、教学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多部门通力合作，并且由多部门协同制定考评细则，避免因部门职责和着眼点不一致而造成资源内耗。“课程思政”评价专家组不能完全由职能部门管理人员或普通教授专家组成，缺乏“课程思政”政策理解和实战经验，评价机制有偏差。“课程思政”建设考评体系不合理、不专业和不健全，影响“课程思政”建设的实际推进和导向，影响工科专业教师实施改革的动力和积极性，影响工科专业“课程思政”育人效果的最终成效。 四、“课程思政”实践路径 为了实现“新工科”“课程思政”建设顺利开展和实现育人目标，需要针对工科专业建设背景、教师队伍和学生结构特征以及现阶段出现的理解误区和实施问题，提出精准实践路径。 （1）强化高校顶层设计，完善建设制度。首先，加强高校顶层设计，明确“课程思政”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建设目标、建设意义和重要性，基于高校定位和学科优势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课程思政”建设体系和实施路径，让工科专业教师真正理解“课程思政”的建设内涵和发展方向，消除实施误区，快速进入教学改革状态，高效率进行合理的课程设计、教学方法设计和路径设计。其次，明确高校主要负责管理部门，管理体系扁平化。要避免各部门都要抓，但没有主要负责部门的情况。防止部门责任和关注点不同和重复安排工作，过度分散专业教师精力。学校各部门和教学学院形成完整“课程思政”管理系统[４]，明确各处室及科室的管理内容。简化管理部门，调整管理流程扁平化，实现“课程思政”政策措施的高效制定和传达。 （2）依托支部建设，突出组织优势。教师党支部建设既为“课程思政”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提供有效载体和实施途径，也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师资保证。以党建为引领，将“课程思政”建设与教师党支部日常党建活动有机融合，运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支部大会、组织生活会等开展集中研讨和实施，实现“课程思政”建设常态化[７]。依托党支部和教研室的优秀师资力量，举办基于工科专业“课程思政”研讨会，交流思想政治元素融入、学生接受程度、教学方式方法等难点和痛点，深度讨论和实施教学方法、教学设计、实践环节设计，将建设思路和先进经验向每一位教师推广。 （3）改进教学方法，健全评价体系。秉承“创新不离其宗”的理念，在实践中选择有效、简化的教学方法，开展实景式、沉浸式、情景式专业教学课堂，促进学生深度融入。完善“课程思政”建设制度和评价机制。组建具有专业背景的资深校内外专家组成制度评审组，及时学习和传达教育主管部门政策精神，紧密围绕教育核心目标和提出合理的“课程思政”建设导向和对不同学科“课程思政”建设切实有效建议。将“课程思政”建设作为“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估、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专业认证的重要内容，持续提升人才培养内涵建设。 （4）因材施教，促进多层次多阶段育人效果。本科生和硕士生对工程专业和社会价值的认知程度不同，培养方式和目标也有所差异，因此对各层次学生和个培养环节均需精准施教融入“课程思政”。例如，本科生培养以课程学习为主，专业认知较为浅显，“课程思政”元素要准确与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相结合；研究生培养是课程学习、科研实践、导师指导三位一体，专业认知较深入，在参与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同时不断提升对工程项目的责任感，因此不但要将前沿教学内容与思想政治元素相结合，提升研究生导师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德育意识，还要在学术研究和工程项目执行中实践[８]。 （5）推进全过程培养，构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渗透体系。“课程思政”需要营造沉浸式培养环境，贯穿理论与实践培养全过程。以教师讲授、案例分析、学生讨论等形式将思想政治元素融入第一课堂；以工程实践、沉浸式参观体验、社会实践、社会服务、科技竞赛等形式将思想政治元素融入第二课堂。例如，建立基于工程专业实践主题的调研活动、组建科普宣传社会实践活动、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和科技展会志愿服务、用专业知识为服务乡村传统手工业探寻推广路径、探寻节能减排的生态环保新工艺等，让学生将专业知识深度融入生活和实践，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科技强国、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城市治理提供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实现社会价值。构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渗透体系，提升专业教师和教辅人员全员深层次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意识，促进“课程思政”育人效果[９]。 五、结语 通过分析“新工科”视域下“课程思政”建设特征，认为“课程思政”实践尚存在思想重视程度不足、概念认识深度不足、实施方法牵强、考评体系尚未健全的问题。现阶段，工科专业发展“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强化高校顶层设计，完善建设制度；依托支部建设，突出组织优势；改进教学方法，健全评价体系；因材施教，促进各学习阶段育人效果；推进全过程培养，构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渗透体系，实现“课程思政”有效建设和育人目标。 参考文献 ［1］杨影,黄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双平台协同创新体系”的创建与实施［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8(30):6-8. ［2］罗薇.“课程思政”：高校思政教育改革新视角［J］.大庆社会科学,2018,211(6):37-40. ［3］教育部高教司.“新工科”建设行动路线（“天大行动”）［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2):24-25. ［4］李雪萍,马发亮.高校“课程思政”体系构建问题及对策探析［J］.内蒙古电大学刊,2018(170):73-75. ［5］于美,李卫平,邢雅兰.以解决复杂问题为牵引的课程思政机制的构建［J］.教育教学论坛,2020,53(12):114-116. ［6］张春明,刘云筠.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以服装营销与贸易课程为例［J］.纺织服装教育,2020,35(6):504-507. ［7］吴宝海,沈扬,徐冉.高校新工科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21):61-62+5. ［8］赵研,王金梅,田雨晨.新势态下研究生线上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模式探析［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7(1):130-133+8. ［9］陈志国,刘鑫,陈灿芬,等.课程思政引领地方高校应用型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思考［J］.中外企业家,2018(36):77-78. 作者:阎若思 张维 崔赞梅 吴蕾 刘伟娜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 宣传部河北科技大学宣传部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公共管理学论文: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初探 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初探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1. 公共管理学研究陷入“西化”误区 多数学者和研究成果以介绍国外研究现状与评论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或者是试图按照西方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来解释中国。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固化西方经验，陷入“西化”误区。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用西方话语系统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论研究过程充满了直接移植和加工痕迹。在一份“行政管理学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综述”在谈到研究薄弱环节时认为，特别是在对国外政府管理经验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绍和引进层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于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真正有效实现西方经验与中国政府管理实践的结合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不可否认，引进和吸收是理论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数量积累阶段和创新准备时期。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暗含着一些包括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的当然前提条件，比如他们认为当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以及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这种结果形成其典型的畸形研究范式就是从西方现成的理论出发，依据西方最新流行理论，对照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指出实践中不符合理论之处，把原因归结为根本体制(暗指难以改变的基本制度)。于是，提出对策和得出结论就必然习惯性地陷入“体制无奈”，造成公共理论研究实践中无为。盲目的寻找理论根据并生搬硬套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容易导致学术上的坐享其成消极思想的养成，而且无法结合我们的现实国情，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建立都是一种误导。 2. 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实质性知识的增长 公共管理学研究热衷于理论概念的“时尚”与研究成果表达方式的“语言陌生化”，偏离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学者概括，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发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现象:观点炒作多理论创新少，应景之作多，知识积累少;学风浮躁者多，治学严谨者少。在西方所谓“普世”理论与中国基本“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两种倾向: 2.1西方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的盲目引进 我国过于追求理论时尚，对国外最新流行的公共管理理论采取“夹生饭”引进方式并加入个人喜好，专注于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概念，以“西化洋化”的姿态出现。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知识和历史知识消化能力不强。知识没有国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引进大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与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让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强，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论仅停留在移植层面，和我国现实的结合还是两张皮。 2.2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反思 国内学界受到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各种范式争论的强烈影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常常从自己原来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理论观点但却各自表述的状态，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原地踏步，理论对话与争论陷入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境地。西方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西方的公共管理学在逐渐的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进研究，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身份”和学科地位，实现公共管理知识的有效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缺少必要的“声音”与“反思’。 3. 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指把产生于国外的公共管理学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及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使其从概念工具到知识范式、从精神底蕴到具体方法，均符合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心理特征、交往行为、价值取向、情感诉求等，以便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和适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最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理论。 因此，公共管理的机制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突破的公共管理创新模式，而中国的现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还有如废除科层制、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改革等主张也是如此。长期习惯于奉行西方“经典”理论，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应有的对中国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具体制度，毫无经验可循，立足本土化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中国理论界对于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但是，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公共管理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公共管理的特色。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公共管理理论来为之服务，需要将公共管理的理论民族化”。再如，“领导者”难题。在任何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政治决断力和能力决定着改革的命运，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是任命的，并且没有严格执行任期制，变动较快。这一方面导致了诸多改革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使得新到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任命部门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频繁地以“创新”的名义做出各种决定举措。因此，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困于“政绩工程”之累。即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改革强人”也会遇到“人走政息”的难题，也必须面对“过激”的改革措施，遭遇到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既得利益的阻挠。 总之，借鉴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过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文献越少，对我国“真实世界的公共问题”的深入研究就越缺乏。 公共管理学论文:案例教学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发展和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阐释了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和意义，分析了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并在基础上探讨了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完善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是培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人才的主要阵地之一，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在国外近几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专业实践的教育与培训的诸多领域，如法律、医学、商学、公共管理、教育，等等。这种教学方法在国内的应用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科学地应用案例教学方法，就成为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及意义 案例教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10年的美国哈佛大学。如今，在哈佛商学院，所有课程都用到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要学习400-600个案例；肯尼迪政府学院60%的课程运用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学习100-140个案例。哈佛的案例教学极为注重启发、讨论与互动，强调把现实问题带到课堂、把理论变成解决问题的公开讨论、把教师的单向讲授变为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把个人的思路变为集体的智慧。哈佛大学商学院对“案例教学法”的成功运用和实施，使其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学方法走向的成功教学模式。特别是在培养应用型、实战型的管理人才方面，它具有独到的功能和效果，受到管理界、教学界的重视、支持和欢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课堂讲授、案例研究、研讨会等九种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分别在知识传授、分析力培养、态度转变、人际技巧提高、接受度和知识保留力等六个方面对各国专家做了广泛调查，结果发现案例研究的教学方法综合效果名列第一。那么，什么是案例教学方法呢？ 关于案例教学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小劳伦斯·e.列恩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教师们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特定教学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和技巧。”与传统教学的单一讲授方式、教师独自选择教学内容、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控制等方面不同，案例教学方法具备如下特点：1.教学以讨论为基础；2.学生知道得多，教师的知识并不是权威性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学识负责；3.知识和思想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双向流动，并在学生中间互相交流；4.通常学生是关注的中心，在论题选择和讨论方式上教师与学生共享控制权，而且教师经常作为辅助人员或资源提供者处于次要地位；5.总的目标是提高和增强学生的评论性的、分析性的思维和概括能力、辩论能力及说服力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 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对于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队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改革实效化的需要。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基本理论并不晦涩难懂，难就难在如何权变的应用理论上，只有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才能让学生明白。所以引入案例教学对我国高校管理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的改革发展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其次，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务员考试与公共管理教育职业化的需要。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与实施，公务员考试与录用进一步规范化，具有了更强的筛选与鉴别作用。此外，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有较强的进入公共生活的择业诉求。为了适应这两方面的需求，以公共管理案例分析为契机的教学模式转变必须关注公务员考试及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基本职业能力和职业潜能的培养。再次，案例教学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加强学界与政界的联系。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会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更新。透过案例，可以大致了解管理环境的变化趋势，发现现有理论的薄弱和不足之处，从而推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同时，通过学界与政界的交流与合作，既可以提高公共管理教师的实践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部门人员的理论水平。 二、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 首先，教师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有的教师没有意识到案例教学是在教学观念和方式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他们认为，“案例”就是“例子”，举例说明某个知识要点就是案例教学，而没有真正转换教学思维，也就不会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更不会使教学效果有明显的改善。有的教师则认为“案例分析”是一个专门的课程，可以通过开设一门“行政案例学”课程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案例教学是可有可无的，不一定有效。他们认为案例教学无法替代社会实践，学生们通过交流不成熟的意见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其次，学生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由于长期的传统教育模式而形成的被动接受知识的依赖心理的影响，学生对案例教学的适应能力还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不愿主动学习、不愿参与讨论的惰性。另外，我们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在课堂上的反应。尤其是受我国传统文化的无形影响，很多学生即便对讨论的问题有想法也羞于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再次，案例收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共管理研究还不深入，我国多数高校的公共管理教学仍然采用老套的“灌输式”教学，以“两教(教师、教材)为主体，“耳提面命”式地向学生讲授单纯的概念和课程逻辑体系，而对案例教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滞后，尤其缺乏适用、规范、本土化、针对性强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案例，影响了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在公共管理的案例教学中存在“三多三少”现象，所谓“三多三少”，即：旧案例多，新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本土案例少。 三、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对策 1.建立和不断优化案例资源。开展案例教学首先要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案例资源，建立一个各教学单位可以共享的案例库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成立案例搜集制作组，建立具有相应社会性的案例专门研究机构以形成稳定的案例工作队伍，明确任务，专门负责对外的实际调查，搞好和政府及其他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以期比较容易地获得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构建全面而准确的专业案例库，为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提供案例源。一方面，高校可以聘请一些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帮助制作案例。这样，既可以保证公共管理案例的真实性、及时性和指导性，又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更加贴近实际的素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整合公共管理的研究人员，形成稳定的力量，组成业务网络，建立起各研究单位可以共享的公共管理案例库。比如，美国早在1948年就由纽约卡内友公司资助，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撒拉克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组成了公共行政案例编写委员会，研究成果由各大学分享。 2.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教学案例。要有效地开展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其前提是要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在案例选择过程中，为确保案例的典型价值，应坚持以下原则：首先，案例的选用要符合教学目的。要充分考虑到案例与理论教学内容的相关性，选取的案例要与教学理论知识相吻合，针对这些知识的重点、难点。比如在“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教学中，我国“大部制改革”就十分引人瞩目；其次，选取的案例应具有典型性、真实性、时效性、针对性。所选案例必须是反映公共管理实践某些或某类情形的代表性事例，最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内涵具有普遍意义，内容真实可靠，可信度高，通过对其分析可以获得一般性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比如在“公共危机处理”这一主题下，“911事件”、“抗击非典”、“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出租车司机罢运”、“农民工上访”等问题导向明确且较具代表性的个案就很易备受关注，具有典型意义。再次，教学案例应该具有开放性与挑战性，能够引发不同的观点、思考和争论，能够对分析者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形成一定的挑战，使得这些能力经由不断磨炼而得以加强。 3.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手段配合案例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案例教学方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在高度的拟真性和鲜明的教学目的中，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案例教学不仅在教学理念和方式上与传统教学不同，而且要求与一定的物质安排相适应。采用现代技术手段配合案例教学必然是未来案例教学的发展趋势，选用声像结合的案例，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富于动漫色彩的课件，辅之以适当的背景音乐和短片，能够创造界面友好、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提供图、文、声、像并茂的多种感官综合刺激，还能按超文本、超链接方式组织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知识和公共行政管理教学信息。因而对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帮助，可大大提升课堂的直观性，让学生身临其境、深受启发。现在国外甚至于已有学校尝试租用卫星通道，进行远距离乃至跨洲的案例讨论与学习。这预示着，未来的案例教学将是“无缝式”的，案例教学传统上被划分为学习者先独自对案例作分析，继而以小组和全班的讨论这样一种学习环节的界线将逐渐消失，学习将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 4.加强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能力。案例教学是由教师、学生、案例三要素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它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和高超的教学技能，教师教学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高校应加大投入对教师进行系统的案例教学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的能力。首先，教师必须转换传统的教学思维方式，发挥“引导者”的作用。所谓教师、学生和案例三者积极互动，就是强调教师以案例为主要素材，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情怀影响学生，以情带学，以平等的姿态带领学生一起进行案例的分析和研讨。教师要做导演、主持人、组织者，而不要做演说员、评论员、仲裁员。其次，完善案例研究，加强案例写作。案例教学法须以高质量的案例研究为基础，唯此才能真正高效地展现“问题”中所涵的冲突，发掘更多的洞见，更好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奔巴萨特等方法论学者指出，案例研究要注意的程序是：（1）研究主题与目的的确立；（2）分析单位的设计；（3）单一个案或多个案的研究设计；（4）选择对象的研究设计；（5）资料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5］p396再次，借鉴国外做法，积极开展高校与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合作，聘请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中具有丰富的政府工作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兼职老师，传授公共管理中的实践经验。比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品牌教授、“大腕级”骨干教师多数有从政的经历，有些人担任过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还有一些人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经济、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等方面的高级顾问或助理，大多是毕业于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他们从政经验丰富，社会声望高，学术功底扎实，影响力大，特别是在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防与外交等方面见多识广，研究成果丰富。 5.注重评估，建立案例教学效果测评系统。 课堂案例研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案例教学的完成。因为与传统课题教学相比，案例教学中开放式的讨论虽然更能激发学生的智能和各种技能，但缺乏客观的评价依据，增加了教师评估学生知识接受程度的难度。因此，跟踪研究教学实践，注重教学评估意见的收集和反馈，建立与案例教学方法配套的教学效果测评系统就显得非常必要。每次课后，教师应及时召集学生针对本次课堂案例教学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和建议，听取学生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反映，以便为案例教学的改进奠定良好的基础。譬如:对学生的负责和鼓励程度、课堂上的主要观点和看法的清晰程度、课堂讲授与自由讨论之间的平衡程度、教师的优缺点、案例及阅读材料的质量等情况向每个学生分发征求意见表并及时收集整理反馈，督促有关教师做好改进工作，提高案例教学水平。 公共管理学论文: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 摘要：公共管理学科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学科，但是因为发展时间较短，所以还存在许多弊端需要解决。以当前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为基础，结合近年来的工作经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学院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战略及战略应用方式，为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学院发展;公共管理;发展战略 一、引言 公共管理学是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是一种学科，对公共组织、政府组织等进行研究，明确各组织的学科群体系。国家近年来一直在强调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并且还在不断的强化社会管理创新，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下文将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 二、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阐述 1.内部整合战略的应用。充分的利用各大学院内部资源，对公共管理学科资源进行高度整合，并发挥出其应有的优势，促进校内公共管理学科与地区之间公共管理实践的相互结合，使二者可以深入互动，以此来提升公共管理的影响力。内部整合战略的内容集中在打破当下校园内部不同学科专业隶属界限，并对学科资源进行集中处理，全面实现专业整合。将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当成主要的学科集群来看待，结合一些强有力的工作模式，对政策进行调整，并将公共管理学科当成当下学院学科新增长点来看待，集中院内的资源促进其发展。当下学院公共管理学科一般都是集中于多学科基础之上的一种应用型学科，所以教师必须要对各种力量进行整合，并通过共同承担的形式，来做好项目研究以及跨学科培养，促进不同学科交叉融合。2.外部联合战略的应用。学院方面不但要抓住时代所赋予的各种机会，同时还要尽量多的挖掘各种资源，全面实现外部联合。外部联合战略是一种比较全面的战略，不仅要政府和其余的部门相互联合，同时还要构建项目实训中心，打造实训基地，让所有的教师都可以真正的步入到公共服务工作前线中去，提升教师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构建理论化的市场服务工作体系，通过各种形式来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学院的科研水平，促进其形成良性循环结构体系。学院方面还要和国外的一些著名院校或者是著名的科研机构相互结合，强化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深度以及合作深度。在院校内部，选择一些潜力比较大的学生或者是教师，将其送到国外来学习先进的经验与学员公共管理学科的技巧。3.横向发展战略的应用。学院方面不仅要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同时也应当尽量的做到集思广益，多吸纳来自于社会的资源，促使校方可以真正的做到横向发展，解决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学院横向发展战略包含了社会需求与校内实际需求这两个方面，要积极的对学院所在地区优势专业进行申报，并适当的拓宽公共管理学科范围。4.纵深拓展战略的应用。纵深拓展战略是学院发展过程中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需要全面综合社会需求与校内的实际发展情况来开展相关工作。充分利用当下社会学术繁荣与崇尚科学技术的机遇，积极的对各种资源进行协调，并申报公共管理硕士点及MPA，实现纵向拓展，减少来自于外界的威胁。 三、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措施 1.提升学科队伍综合素质。所有的组织想要正常发展，都必须要有专业化的团队，并不断的提升团队综合素质，吸纳来自于社会各界的人才，人才也是团队组织最核心的资源之一，与组织核心竞争力相关联。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学科队伍，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学科的正常发展。相关工作人员要尽量的增加投入，利用外部引进结合自身培养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学科带头人，带领团队走向专业化。学院与公共管理学院要积极的相应国家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专家学者的号召，吸纳其先进的理念与公共管理方法。尽量为这些专家学者提供优厚的工作条件与待遇，从中寻找学科带头人。观察教职员工，在员工中寻找最具潜力且个人能力比较强的在职教师，将这些教师送到国内外各种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比较深入，或者是发展比较快的环境中进行培养，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学科带头人。从外部引进高水平专家，可以带动学科发展。让学院内部的教职人员可以和领域内的专家零距离接触，学习各种公共管理方面的知识。这种老带新模式可以让教师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但是成本比较高，聘请来的专家学者对学院的忠诚度也比较低。学院内部自主培养学科带头人，不仅需要耗费的成本比较低，同时这样的带头人自身忠诚度也比较高，便于日后工作的开展。但是自主培养成长速度相对较慢，而且只能实现个人成长，如果教师转业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离开岗位，还会出现师资流失的问题。所以需要将引进来理念和内部培养模式融入到一起，不仅可以带动公共管理学科高速发展，同时还可以培养一些专业化的人才，营造出更加理想的学术氛围，全面提升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吸引力，避免出现师资流失等问题。高校是智力密集型行业之一，高校及相关学科想要正常发展，离不开教师队伍的支撑，必须要做好教师队伍培训工作，才能保证高校的正常发展。教师工作强度比较大，需要承受来自于社会、家长、院方以及学生等诸多方面的压力，所以心理压力比较大。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激励方式来对教师进行激励，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员工需求差别方面的问题，会导致激励手段出现短暂性缺失。所以要综合地区文化以及学校教师特点等，构建更加完善的激励工作机制，言出必行，进而调动学院内教职员公日常工作积极性，带动教师的工作激情。2.对公共管理学科下的所有专业进行全方位整合。当下许多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下属专业都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严重影响了学科的正常发展，所以需要对当下现有的专业隶属进行整合，将其规划到公共管理学院旗下。该处理方式优点比较明显，不仅可以帮助院方对学科进行统一化管理，同时还可以实现充筹兼顾，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院方可以按照当下国内的实际发展形式，结合院校的实际情况，突出日常工作的重点，并加快相关专业的发展速度，借助专业化的力量来进行全方位推进。将所有隶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专业都整合到一处，便于后期专业资源的利用，还可以强调学科群整体发展优势，提升发展速度。 四、结语 上文首先从纵深拓展战略的应用、横向发展战略的应用、外部联合战略的应用、内部整合战略的应用四个方面，对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进行了阐述。之后分别从对公共管理学科下的所有专业进行全方位整合、提升学科队伍综合素质两个角度，提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措施。希望可以为学院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参考，促进相关产业链条的不断完善，提升工作质量。 作者:王宇峰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情景模拟教学分析 摘要：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目的是通过案例教学，让大学生模拟面对实际问题时的感受，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能力。“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公共管理学科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如何培养学生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中掌握到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要点，培养学生适应各种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提高学生处理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的能力，这是人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重要性；实施 一、引言 近几年，培养高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教学法，在理论知识和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搭建了一座桥梁，即在模拟过程中巩固了专业知识，又增加了实际操作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内涵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案例教学法和情景模拟教学法的融合，是一种以教师提供实践案例，学生对案例进行思考、分析、讨论，对案例反应的问题作出判断和结果，模拟自主解决问题的一种互动式教学方法。教师围绕某一教学主题，提供一个实践案例，创设情境并引导学生扮演角色，将整个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情景再现，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设身处地的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三、“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应用的重要性 第一，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演示法、教授法等为主要教学模式，学生觉得枯燥无味，学习效率低。“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教师主要起到组织、引导的作用，大学生占主导地位，成为信息加工的主题，从而可以让学生高效率的学习知识要点。第二，目前大学生实际操作技能严重缺乏，“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具有实际模拟性，用真实场景的管理实践中的一些实例，真实地反映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也可以培养学生实操技能，增强学生对突变环境的分析能力、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同时也可以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让学生更快地融入社会。第三，“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能充分的调动学生学习、运用公共管理知识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良好的学习兴趣，将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养成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首先，“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实际教学中实施过程：其一，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是教学中实施“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关键所在。教师应先根据教学目标选取基础理论知识进行讲授，使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知识。除此之外，还应学习模拟场景的基本理论知识，这也是在“案例+情景模拟”教学中顺利进行的关键所以在；其二筛选合适的案例。案例的筛选至关重要。就目前“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应用过程中采集案例的途径比较单一，大部分只能采用国内其他高校教师编写的案例，不能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现状针对性的教学。在筛选案例的时候，人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这个案例能否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实施，能否通过情景模拟来达到教师预期的教学效果，还有就是要考虑到这个案例在最后是否容易进行评估反馈；其三编制方案。在实施“案例+情景模拟”教学中，由于受到课堂现实条件的制约，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的场景，要求模拟的情景接近现实。遵循模拟场景的基本原则，设定好时间、参与人数，角色的设计与分工，以及模拟的目的、预期效果等各个环节。在编制方案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学生的自身学习状况，进行不同的分工，也可以互换角色，锻炼学生处理不同问题的能力；其四师生共同参与“案例+情景模拟”教学。在情景模拟中，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教师引导学生研究案情，分析各个角色的作用，同时也要维护好课堂秩序。教师与学生要注重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同时要遵守模拟场景应有的程序。参加案例情景模拟的学生要考虑现实众多因素，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当学生所扮演的角色在模拟过程中出现问题，教师应该立即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如果在模拟过程中出现不同观点陷入困境时，教师应该及时补充一些专业信息，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待情景模拟活动结束后教师要及时评估反思，对在模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加以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 四、结束语 总结“案例+情景模拟”教学通过符合教学内容的案例进行场景再现，让学生通过亲身体会来进行讨论的一种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可以增强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今后走向社会更容易融入工作中打下基础。 作者：朱辉 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黄山市分校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课程建设思路改革研究 一、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现状 1.国外现状综述 公共管理的学科前时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对西方政府管理的研究，但当时公共管理学是附着于政治学之中没有独立出来（薛澜，2002）。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开创性文献，伍德罗•威尔逊（1887）发表的《行政学研究》（TheStudyofAdministration）标志着公共管理学的正式诞生。在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公共管理学》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国外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已有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源起于1924年美国希拉丘斯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成立。随后，很多国家相继成立了公共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应运而生，逐渐成长为各国公共部门培养研究生的一门核心课程。美国作为最早开展MPA教育的国家，其MPA教育发展颇为成熟，其他各国在学习、仿效美国MPA教育的基础上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MPA课程，但公共管理学始终为其核心课程。美国曾对218所MPA教育机构展开调查发现，公共管理学都是作为其最早的核心课程加以设置。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作为美国MPA教育的首选核心课程，突显其在MPA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虽然西方并没有“精品课程建设”相关说法，但从公共管理学被列为核心课程可以窥见西方国家对公共管理学的重视程度。 2.国内现状综述 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较晚，直到1986年，其前身——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和教育才得以恢复。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立了管理学门类，下设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5个一级学科。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9年5月第17次会议上正式批准在我国设立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教育，我国MPA教育已历经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01年国务院首批MPA试点院校为24所，2003年新批MPA培养院校23个，截止2012年，我国已有102所MPA培养单位。《公共管理学》作为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核心课程，已在所有MPA培养单位开设。与美国相同，《公共管理学》在我国MPA教学中也是首选的核心课程。笔者以“精品课程建设”和“公共管理学”作为主题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作为检索源进行文献检索，截止2014年12月30日，检索到与此主题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只有1篇。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高校精品课程建设现状，笔者又以“高校精品课程建设”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到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共有326篇。由此可见，自2003年教育开始建设精品课程以来，学者们对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逐年上升，到2010和2011年达到高峰，直到2012年才有所回落。由文献检索结果可以看出，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未达到深入的层次，这些研究大致集中在精品课程内涵、问题等的较为泛泛的基础性研究上，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去专门课程的研究，由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文献可见一斑。由此，未来我们对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趋势应聚集于对具体课程建设的关注上。 二、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要素解析 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结构严谨的系统工程，由若干要素构成。既包括一套适宜的教学方法、追踪前沿动态的教学内容，一支优良专业的教师队伍、一本优秀的教材，也包括教学管理建设。 1.教师队伍建设 精良的教师队伍是精品课程建设的主体，直接关系到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效果。教师队伍建设与精品课程建设是相辅相承的。一方面可以通过精品课程建设促进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的教师梯队的形成，并保证这支队伍成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主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培养教学名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保证精品课程建设顺利的、可持续性的、高水平的完成。 2.教学内容建设 教学内容的创新性和前沿性是精品课程建设最突出的特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落脚点，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精品课程的教学内容要保证创新性和前沿性，就必须广泛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学习优秀的教学成果。对于MPA学生来说，实践性的教学内容应予以重视，因为MPA学生更多需要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因此，必须实现理论讲授与实践学习相结合。 3.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设 恰当的教学方法是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教学内容必须更多依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得以体现。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会带来不同的教学效果，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同样，对于MPA学生而言，教学方法也应更加契合实践教学内容。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和手段应在教学过程中多加以应用，贯穿始终。条件成熟后还可以考虑建立公共管理模拟实验室进行实训教学。 4.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知识载体，也是从事教学的基本工具。是支撑和推动着精品课程的基础和关键性环节，它的特色和创新对精品课程建设意义重大，它直接影响到精品课程建设的成败。故而，我们应该重视精品课程教材的建设，一般来说，一本优秀教材应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丰富的实用性，较强的前沿性，同时配以相关的案例，习题库。5.教学管理建设对精品课程建设进行规范管理对于促进教学工作的整体改进和提高，保证教学质量和课程建设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通过建立课程建设档案来实现规范教学管理，课程建设档案包括课程背景材料、教学团队总体状况和结构分析、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参考资料、课程建设报告，教学研究论文、教学成果与评价等资料。 三、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思路与改革路径 课程建设应从前提、核心、特色、关键和保障五个方面探索课程的改革和建设。具体而言，前沿化的教学内容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前提；精良的教师队伍建设是精品课程建设的核心；创新的实践教学内容是精品课程建设的特色；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关键；规范的教学管理是精品课程建设的保障。为此，我们为课程改革和建设精心准备了改革措施： 1.明确课程定位，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1）选用优秀教材和教辅资料。我们选用在公共管理领域受到广泛好评、适合MPA学生使用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陈振明，人大出版社，2009）一书作为教材。相比其他教材，这本教材设计的讨论话题，有利于理论知识和现实问题相结合，启发学生发散式思维，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同时结合所用教材将西方公共管理学的经典书目列为学生参考书目，并鼓励学生讨论阅读心得，丰富和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2）追踪学科前沿，展示最近研究成果。教学内容应根据理的相关理论知识与时事变化紧密结合起来。（3）精选和编写公共管理案例集，理论与案例相得益彰。对于MPA学生而言，公共管理学的案例讨论分析在公共管理学课程设计上应占有较大份量，因为MPA学生多为有实践经验的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所以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将实际案例嵌入其中，使得两者相得益彰，既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又升华了对实际案例的分析。 2.加强师资梯队建设，推进教学改革 （1）组建校内外教学梯队，完善教师构成。积极组建由理论课教师和实践课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本课程组由三名教师组成，一名教授，二名副教授，两名副教授负责主讲教学、辅导教学等作用，教授负责案例研究及案例库构建。我们将聘请政府实务部门的负责人作为实践导师，指导课程实践教学，并逐步建立起实践教学基地。（2）大力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精品课程建设的教学改革，不是一劳永逸，需要随着知识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显然，作为主导课程教学改革的教师，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其成功开展的关键的因素。”因此，课程团队应围绕精品课程建设大胆推进教学改革，不仅保障精品课程建设的顺利推进，而且保障教学水平的大幅提高。 3.实践教学内容、模式与考核的科学化 作为专业的核心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特色。实践教学内容丰富，本课程初步设定3学分，48学时，其中实践课时10学时。（1）实践教学模式多样。根据MPA教学特点，需要实施多样化的教学模式。首先是案例教学。按照公共管理学学科特点及前沿动态，将其划分为多个专题，以专题为单元进行案例教学。针对不同专题准备不同的案例，案例紧紧围绕专题内容展开。案例的准备应有针对性地从报刊、互联网、电视、社会调查、专题研究等不同渠道精心搜集和制作案例，并根据教学实践的反馈，对案例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同时要与时俱进的更新案例，强化学生对专题的理论和掌握。案例教学除了案例讨论分析的形式外，还辅以情景模拟、角色扮演，视频播放等，增加案例的生动性、新颖性，同时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和效果。其次是实践教学基地参观学习。最后是进行社会调研。（2）实践教学考核科学。与传统考试考核不同，MPA公共管理学的考核应将实践教学环节作为重要一环纳入其中。在课程教学考核中，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只占到总成绩的50%，将学生的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作为实践教学的一部分加以考核，占到总成绩的50%。这样考核的初衷是基于MPA学生的特点而设置的，主要是出于强化实践教学的考虑。校外课程实践的成绩可通过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和学生自主互评三方评价机制，即校内导师占总分的40%，校外导师评价占30%，学生自主与互评占30%。这种考核方法，既考察了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与把握，又考察了学生对基础理论的实践应用能力，同时也检验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富有成效地促进了课程的教学相长。 4.改进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迎接慕课时代的到来 （1）实现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多媒体化。随着慕课时代的到来，任何人都有机会接触名校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接近了普通人与名校的距离，因此，可以借鉴慕课优质资源的建设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设出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共享的目标。（2）组织学生进行科研创新活动，开展研究性学习。教学与科研互为支撑，密不可分。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组成研究小组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公共管理学的前沿知识和案例进行探讨和研究，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创新能力。可以通过沙龙形式，研讨会形式，学生授课和展示案例的形式，促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在参与、讨论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寻找研究兴趣点和切入点。 5.规范教学管理，搭建课程、专业与学科共同发展的平台 精品课程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通力支持。教学管理涉及课程建设的方方面面，能够给精品课程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因此，必须对教学管理加以规范，全面推进精品课程建设。这不仅要加强对精品课程建设的动态监控和管理，还要建立切实有效的激励和评价机制。严格申请、评审程序，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监管过程和验收指标的双重动态管理，确保课程的精品性和示范性。 作者：郭蕾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 一、公共管理人才需求与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设置存在趋同现象 目前，黑龙江省本科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专业设置存在趋同现象。很多学校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专业原来都是省内唯一，而随着高校不断扩容，开设相同专业的学校开始增多，其课程设置、专业培养目标等都很相似，结果就是虽然学校培养的人才数量增多，但由于各校的培养机制不能充分体现学科背景特色，导致毕业生缺少优势和竞争力。由于新增专业的师资力量、培养条件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得毕业生在理论基础、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 (二)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 目前，黑龙江省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较快，开设公共管理的学校较多，专业设置较为齐全。但从专业对口的角度来看，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供给与需求不匹配，虽然此分析是针对黑龙江的公共管理毕业生就业情况，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映射出全国的情况。 (三)政府、学校、社会之间协同度低 政府的人才发展规划及政策中对于人才的需求和培养要求是孤立的，与实际社会需求脱节。各级学校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上也是各自为政，没有考虑到全省的整体状况，忽略了与其他学校的沟通，因此导致政府、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协同度较低。 二、跨部门协同理论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启示 跨部门协同分为紧急状态下的协同和常态管理中的协同，后者是核心所在。跨部门协同强调的是通过部门间的协作提高效率。跨部门协同理念给予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启示: (一)各部门间协调不够是产生供需矛盾的根源 导致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在地方政府人才开发规划、社会需求、学校人才培养方面产生不匹配现象的原因是不同部门的出发点不同，都是围绕本部门的发展和利益做出各种设计，各部门协调不够导致供需矛盾。政府应结合地区发展需要拟定人才开发规划，提出人才培养的数量要求。学校根据学科发展、专业设置以及综合实力等方面制定招生和培养方案。企事业等用人单位依据年度用人计划确定用人要求和数量。学生则根据自己的分数以及对学校的喜好程度、录取的难易程度做出选择。因此，不同组织间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与培养失衡，导致急需人才供不应求，而同时很多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局面。 (二)通过跨部门协同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总体培养目标是能够有效胜任政府部门行政管理工作和非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的人才，因而必须梳理好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做好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通过跨部门协同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三、跨部门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对策 (一)重视协调学科申报与审批的关系 无论是新学科点的设立，还是重点学科的申报，各学校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目的就是让学校的学科体系更庞大，增强学校的综合实力。然而，任何学科和专业的建设都需要考虑学校的学科优势以及社会需求，如果不能进行充分论证，即使通过了学科申报，未来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会遇到各种问题。而这不单单是学校一方的责任，学科审批部门不能宏观把握学科发展的整体趋势和充分了解社会需求，仅根据一般性的评价标准去设立和论证新学科的申报，应当负有重要责任。从跨部门协同的角度出发，需要处理好学科申报和审批的关系。政府主管部门与学校之间、用人单位与学校之间、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要充分协商沟通。对新学科以及专业的设立应充分采纳不同部门的意见，在审批程序中要增加社会需求指标的比重，避免学科重复、专业雷同。 (二)处理好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关系 跨部门协同强调“目标——执行——效果”之间的相互促进。从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就是处理好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一切教育和社会资源，为社会各种组织培养和输送公共管理人才。整合不同层次的学校、机构的培养目标以适应社会人才需求，紧紧围绕着社会需求调整专业培养方案并有效执行，以达到预期效果。使学校及人才培养机构的专业设置更加科学化，转变传统的培养理念，树立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增强学校之间的协调和沟通，避免因专业设置趋同而带来的资源利用效率降低。 (三)建立“培养——使用——评价”长效机制 构建“培养——使用——评价”长效机制，建立组织间协同的标准、原则、机制，实现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监督和反馈。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有效使用和评价人才来衡量人才培养的质量。建立人才评价机制，就需要学校与社会组织间进行必要的沟通;建立人才使用机制，就需要用人机构与学校间形成顺畅的联系通道，传递有效的人才需求和使用信息。 作者：刘西涛 王炜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重点及方向 ［摘要］尽管公共管理学科设置时间不长，但其在高校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因此，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重点与发展方向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关乎高校的稳固发展，因此，本文对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特征以及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希望这些建议能对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有所帮助。 ［关键词］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发展方向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历经了重建、发展和提升三个时期，且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良多。至2001年底，我国具有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已有132所。2003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公共事业管理骨干教师培训班吸引了来自全国150多所高校的200多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参加培训班。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有了新的发展趋势，但其发展一直以来存在着许多问题，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相关人员解决现在已有的问题，还需要其为它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1公共管理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其一，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在课程的设置上会有避重就轻，主次不分的短板。调查研究发现，很多高校都只重视公共管理的学科性，而对其专业管理的职业性严重忽视，这完全是一种喧宾夺主的行为，不能突出专业特色的课程设置也忽视了独特的专业性。这种重专业、轻能力的课程设置，致使大多数学生对公共管理的实际操作掌握较少，只是掌握了理论知识。一方面，这种避重就轻的课程设置方式，使公共管理专业的进步和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另一方面，也致使学生因其在校所学的知识与实际操作中所需的知识相矛盾，所以在择业就业和工作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制约的境况。更重要的是，这样没有特色性和系统性的专业课程设置更不会形成一个符合实际的、有着清晰明确的公共管理发展思路为指导的建设规划。总的来说，这严重阻碍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发展。其二，新兴的公共管理学科还不曾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很多毕业的学生在就业中遇到了诸多问题，能力不被认可、行为不被重视也是屡见不鲜的。因其认可度不高，很多高校开设这样的学科专业都不被大多企业所知晓，其专业内容更是不被了解，好多本专业的学生也面临着就业困难等问题。再者说，不成熟的专业规范、模糊不清的专业课程设置、专业培养不定向，所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学校、社会三方之间互不了解。学生所学知识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无用武之地，学校所培养的人才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在很多企业和用人单位的招聘人才信息中他们没有招聘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学生的考虑。此外，在我国很多正在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地区，都会采取不再招聘新人的策略来使编制大大缩减，此种策略使那些就业困难、前景不好、又缺乏经验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大大增加。其三，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的教学水平和学术素养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为实现教育大众化的改革目标，高校要招收大量的公共管理学生，因学生数量迅速增多，原本的教师数量短时间内难以适应且根本满足不了教育发展的需求，教师数量严重短缺问题在许多高校都存在。这说明较少的教师要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以前的好多倍，无形中加大了教师的压力，致使教学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难以进行创新来促进学科发展。除此之外，公共管理学科教师的基本素养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当今时代，很多高校都实行学科带头人负责制，其中，很多高校明确提出需要学科带头人要更好地进行学科建设工作，特地为此成立了专业人才工作小组。一般情况下，学科带头人工作主要是负责执行本学科一些具体的建设工作，例如主持设计本学科的建设发展规划；负责对学科建设经费进行预算、利用、分配和管理；带领、指导、培养一些青年教师组建学术团队；进行学术研讨交流活动等。因为学科带头人作用重大，并影响着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所以近几年来公共管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一直是各大高校十分重视的事情。尽管如此，学科带头人依然匮乏，其质量和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理想的状态，以至于很多高校不能形成完整的教师梯队。单从教师本身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能及时接受新鲜事物、不懂得融会贯通、思维陈旧老套、创新能力不足、眼界不开阔、不能适应学科的发展要求等众多问题，在各大高校屡见不鲜，这些问题使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长期原地踏步，科研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 2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对策以及重点发展的方向 2.1完善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方向 为了实施多方面、多层次发展方略，相关人员应该抓紧时间着手整理和完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从实际的专业发展方向来说，其可以调整人才培养的规格，为了使公共管理学科积极培养本专业的研究型人才，相关人员可以在减少和控制本科专业规格的条件下，尝试新模式，如进行公共管理专业本硕连读。另外，相关人员还应该加强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科研管理，狠抓科研，切记不可掉以轻心，应以本校此专业的办学特色为首要目标，快速建立本专业课程最为完整的题库。 2.2改进课程设置的策略 一方面，课程框架体系的确定要求高校应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笔者之所以觉得在专业课程中应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程设置为理论知识的总体构架，用来培养广大学生的政治素养，是因为公共管理学科展示着一定时期或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未来社会对公共管理学科人才人文素养的要求是高校现今应该做好的事情之一。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是为了学生综合素质稳稳的提升。高校设置的人文素质基础课程需要以综合化和系统化为原则，所设定的专业培养目标之一是使学生拥有一个扎实的人文基础。总的来说，高校应格外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2.3改进师资团队的策略 师资团队的结构建设应该引起高校的重视，每一所高校教师团队的整体质量是由师资团队的结构进行反应的，学校科研能力以及教学能力都受其影响。师资团队结构大体上由年龄、职龄、经验、学历等几个部分组成。作为一门刚刚开始发展起来的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的结构建设就更应该被重视起来，一成不变的、保持原本的师资团队结构、不引进新的“源泉”的陈旧模式终究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因此，源源不断招聘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综合发展的人才，是高校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只有这样，师资团队的结构才会稳定，教师团队才会被优化，为了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高校必须这样做，同时这也是使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不合理现状得到有效改善的方法。高校应该采取定性、定量两者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对教师进行绩效考核。定性考核要求的主要考核内容是教师的品德和教学科研中的优秀表现，主要考核手段是以群众积极参与和组织谨慎评价来确定的；定量考核要求的考核内容是以教学的业绩和水平作为考核标准，其考核依据是指岗位的量化指标。为使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学科课程设置更有规范性、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各有不一样的专业特色，高校可以通过相互派优秀的高年级学生进行交叉培养，然后留校教学、相互派青年教师访问讲学等多种办法，提高教师的能力，为形成新一批的优秀教师而努力。强化师资力量的办法不止一种，强化师资培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要通过进行“人才引进”、积极地让许多教师参加各种各样有意义的学术研讨会、专业培训班以及向许多名牌高校输送国内优秀的访问学者等多种途径，达到本校师资水平显著提高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从全方面上提高全国的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教学水平，高校可以在校际间开展互相评课活动，多多增强学术交流，积极进行名牌教师、名牌课程、名牌教材的“三名工程”建设，培养出许多高质量、优秀、年轻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尽快与同类高校、省内高校和非名校三个层面建立起横向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使教学科学研究横向合作得到增强的重要步骤。促进成立全国分省分类高校专门学科指导委员会分会、一起合作编著相关主要课程的教材、开展科研课题的合作研究等方式，都可以有效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进而使优秀学生培养战略可以得到很好的实施。此外，使学科专业的师资力量得到充实的方法也不止一种，高校可以选择从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中挑选出一批文化学识水平高、办事业务能力强、娴熟掌握公共政策并有扎实理论基础的领导、事业单位的干部或公务员，主办专题讲座或者是担任本专业的课程导师。 2.4改进人才培养策略 为了方便在体育、文教、社保、环保等公共事业的行政部门开展管理工作，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将具有当代管理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素养，具有可以将管理知识融会贯通、熟练应用到实际操作能力中的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因此，高校更应该在人才的培养上训练学生基本的管理技巧和方法，并积极灌输给学生现代管理学方面的知识。为了提高管理能力，高校应充分利用公共管理的办法进行计划、规划、协调、组织和决策。在人才培养的大方向上，高校应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对以前只知道读书而不注重创新的培养模式进行改变。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借鉴国外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人才优秀的培养经验，对专业所包含的知识和范围，充分积累经验，结合国情对人才进行培养。在人才培养的途径上，高校应对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创新，使知识和能力相辅相成，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大量丰富的理论知识，提升专业能力也可以为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提供很大的助力。增加实习和实践课在所有课时安排中的比重，调整原有的教学模式，明确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使学生成为公共管理专业的主动参与者，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灵活的教育模式在当代的中国是有发展前景的。高校应该采用灵活的教育模式，培训并教育出公共管理领域所需要的综合型、应用型的中高级专门人才，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科高等教育的目标。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建设中，运用灵活的教育模式，给在校生提供更多值得珍惜的学习机会、模拟真实的公共管理情景，提供更加方便的培训途径和提高自己业务能力的机会，以提供现在社会中真正需要的从事公共管理的工作人员。对所有学生而言，灵活地进行学习应是学习者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其他人的责任，学生进行学习行为应该是自己主动去做的事情，而不该是由他人支配去做的被动行为。高校应注重培养学生去主动学习，因此，高校应通过调查、体验、参与、合作、探究等各种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增强实际的工作能力，在此过程中，还要使其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去发现、解决、完善问题，通过虚拟化的实践，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作者:艾政公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恢复和重建了公共管理学科，经过了差不多30年的建设与发展，该学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推动了我们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并为空额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和方法。可在公共管理学科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科学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特别是建立有效的分析研判学科发展出现问题后的解决机制，准确判断给学科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与挑战。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国务院学会委员会的调整下，才首次作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出现在高等学府中。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属于新兴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经济与管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从改革开放至今，公共管理学科以爆炸式的发展速度赶超其他学科,到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在各个不同层次的学校均有开设，学科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并在逐步完善成熟。 一、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科学探索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迅速，在保证学科发展的同时，更应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学术品质，丰富学科内涵，促进学科发展。第一，从方向上，应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进一步结合。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框架是由学界的前辈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再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初步构建的。因为我国国情与国外不同，而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还在发展完善中。对公共管理学科来说，不同的二级专业，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无论哪个专业，都一定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从方法上，应该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是本学科基础，但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科具体探索中的引入、学习和应用。第三，从地域上，应联系实际，将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本土化。一方面，应加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建设，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由此可以与别国学者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学科交流，共同探讨在全球范围内公共管理领域的差异与通性。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别国国情有所区别，所以应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出本土化理论。 二、公共管理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与主要任务 为培养出21世纪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肩负起国家和社会赋予公共管理学科的使命，我们高等学校公共管理领域应找准目标定位、回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扛牢学科本土化的责任，切实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加强科学研究，通过提升科研水平来促进教学质量发展。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内涵所在，是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我们初步建立的一套学科教育体系，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学科支撑平台。未来学科的发展，应该转向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创造新理论。为此，需要我们必须规范学术研究，厘清研究方法，理顺利于本土化理论创新的基本思路，及时把科学研究的创新内容转化为教学，使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发挥引领未来、适应发展需要、挑战全球竞争的作用。第二，着力加强教学质量，不断促进教学水平。要突出教学质量这个关键，凝心聚力加强教学质量建设，培养出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公共管理型人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应调整专业和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推动教学模式改革发展。现在，国家教育部实施了教学“质量工程”，这位改变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模式提供了有利契机。我们要积极支持并参与“精品教材”“教学名师”“教学团队”“精品课”“教学创新实验区”等活动，加强、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培训模式体质增效。第三，学科应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笔者认为，公共管理学科近年来发展势头过猛，现有规模与学科实际内涵已存在不相配的为题。所以可以暂缓学科规模建设，根据教育规律及市场需求科学办学，一面专业失衡，从而引发就业或其他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第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型师资队伍。学科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本支撑，有一流的师资才有一流的科研和教学。公共管理学科是理论与实践交叉较为典型的学科，这要求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既要有多元化学科的知识背景，又要有敏锐的实践洞察力，具有参与、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 作者:包文涛 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下现代社会分层分析 摘要：社会分层现象并不是某一时代的产物，人类存在之初它就诞生了，并且它还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化。刚开始的社会分层十分简单的，有着明显的特质。而如今，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让社会分层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研究现代社会分层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将帮助人们理解分层的原因以及分层标准。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变化 前言 社会分层现象并不是在特定的时期形成的，哪里有人类哪里就会有社会分层，哪怕是世界上最偏僻、最落后、人数最少的部落内部也存在分层现象。“分层”这个词最早存在于地质学中，但社会学家发现这个词语很适合用来形容人类社会的差异现象：因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占有程度，社会成员以及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差异。比如美国和中国。中美两国的社会体制以及法律制度有着千差万别，资源占有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两国的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等简直没有相同点。如今，美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这些都体现着社会的不平等，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分层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公共管理学和社会现状结合在一起了，寄希望于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知识把社会建设的更加美好。 1、社会分层的形成过程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已慢慢显现出来。我国当代的社会分层结构正在向着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靠拢，而且这种结构也已经度过了最容易起伏的阶段，逐渐地稳定下来。分析这种机制的形成过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社会资源的价值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来定义的，同一样的事物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会被赋予不一样的含义，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同一事物所包含的价值也不相同，比如中西方的不同价值观；第二，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资源的分配规则是决定社会群体地位的关键因素，比如教育资源的分配。在我国，高考分数线的划分以及录取工作一直备受关注，很多人口大省如河南、山东考生和北京上海考生做同样的试题，录取分数能相差几十分。有一个笑话曾嘲讽过这个现象：高考成绩出来后，北京考生：“老爸，我考了530，比一本分数线高53分！”“儿子真有出息，走去上海旅游去！”河南考生：“爸，我530，跟一本线差了42分”“真没出息，别上了，滚去上海打工吧！”上海考生：“爸，我530送我出国吧”“行，去学个工商管理回来帮我吧，今年又从河南招了不少农民工。”虽是笑话，但却犀利的反映出了资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第三，社会流动。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会受到社会流动的影响，进而主动或被动的到达社会分配的、高低不同的层级位置上去，这就是所谓的“地位准入”机制。社会结构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只有消除了“地位差异”才有可能实现公平，才有可能消灭社会分层，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2、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的意义所在 “存在即合理。”马克思揭示了阶级产生的根源和阶级的本质，这才建立了科学的阶级和阶层分析方法。他认为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和演变的基础，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占有关系则掩盖了社会分工的原生产基础地位，共同的生活方式、阶级利益和教育程度则成了划分阶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为后辈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实际意义的参考。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就是受到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启发，随后帕累托就在《普通社会学总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经营阶级理论。作为社会学分层研究的先驱们，这三人都提到了研究社会分层的意义。研究现代社会分层学的意义就在于：第一，现代社会分层现象的研究涉及到对社会群体分类的根本问题。分层研究首先关注的就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造成这些不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方面；现代社会分层对于中国社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讲究等级制度的社会，封建制度下的王权大于天，人分三六九等。即使现在，中国人还是非常注意级别顺序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也有着非常大的变化，社会处于一个相对不是很稳定的状态，分层问题几乎涉及到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社会分层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因此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现象对于中国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3、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公共管理学对现代社会的分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分层受到社会管理体制的制约，而社会的管理体制又是公共管理体制的一种，这都属于公共管理学的一部分。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下，社会管理体制在制度、组织和机制层面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具体表现为国人经济价值观、教育价值观等方面的进步：当代国人经济价值观的变化。经济利益是社会分层的根源。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引起了国人的重视。为了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人们想方设法地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力图实现全国经济均衡发展，而且人们不再“重义轻利”，而是尽量做到“义利统筹发展”。人们的经济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正视并重视金钱的作用，不再过度的“视金钱为粪土”，勤劳致富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经济价值观；国人教育观上的改变。封建时代，人们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身的飞黄腾达，教育过度地被赋予功利的色彩。现如今，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的实用功能，开始重视素质教育。虽然教育还是被看做改变命运的方式，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但人们已不再执着于通过教育获得怎样怎样的成功，而是开始从提高个人修养和素质的方面来看待教育。“知识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并不过时，人们认为教育就是一种投资，而且是一种十分划算的投资。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接受教育的人有着很大的差别，个人的谈吐和修养都会不一样。 4、结束语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社会分层结构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和变化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作者：胡振忠 单位：河北省委党校唐山工作站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创新研究 一、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内涵界定 （一）公共管理学科内涵界定 公共管理是一项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为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和资源，依法运用各种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公共部门活动或公共事务实践的学科，公共管理学正是一门综合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知识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如何活动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学科。“单一学科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能力需要借助相邻的学科，学科发生交叉与融合，打破了原有的方法和体制的界限，一个新的学科就此孵化，或者由潜学科逐渐演变为显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由此产生，根据教育部最新专业目录的规定，公共管理作为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五个二级学科。公共管理学科力求使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具备较高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旨在为公共部门和公共组织培养和输送复合型、应用型和创新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指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按照教学计划的统一安排，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训练，以提高实践能力的各种教学形式的统称。”公共管理的交叉学科属性决定了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过程中，必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使课堂教授与课外实践互为补充，实现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实践操作为重点，通过各种形式的课程范式加强学生专业能力训练，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公共管理涉及各种行业各种领域的公共事务活动，如以应急管理课程为例，可能涉及水库安全、交通安全、电网安全等领域，只有根据交叉学科的特有属性，广泛开展案例研讨、情景模拟、学科竞赛、专业实习、暑期实践、社会调查等活动，才能为学生提供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的平台，使其在具体实践中掌握和建构理论知识，深化对理论知识的认识，从而形成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 二、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分析 公共管理学跨越多个学科门类，广泛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专业知识，涵盖了文化、体育、民政、环保等众多领域，学科知识体系庞杂且动态发展，涉猎内容宽泛，从而使得这个学科具有复合性的特质；同时，公共管理学旨在为公共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培养应用型高层次公共管理人才，公共管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深化和建构知识，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当前社会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公共管理前沿问题为导向，不断创新教学内容与形式以迎合时展的要求，培养与时俱进的交叉型综合人才，又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公共管理学科的这些特质决定了实践教学是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重要环节，积极探索实践教学体系建构，创新多元实践教学模式，规范实践教学过程十分必要。 （一）实践教学顺应教育政策的要求 近年来，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对于高校的教学如何与时俱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高校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摒弃传统理论教学的思想，实践教学逐渐被教育界所重视，在教育改革中更加突出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教育部2001年4号文件就明确指出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指出：“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特殊作用。”教育部2007年1号文件中也提出“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建设内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2010-2020年）》中提出“教育改革重点是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同时提出要“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课程教材等基本建设”、“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这说明了国家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视，实践教学顺应教育政策的要求，也是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实践教学适应社会需求的增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社会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加大，并趋向于向应用型和技能型转变，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必须加快学科建设，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开发教学资源，提高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更好地满足社会和时展对于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 （三）实践教学促进交叉学科建设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科理论教学是基础和核心，让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基础理论与公共部门管理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是要将理论用于实践，实践教学环节必不可少。面对公共管理学科交叉属性的知识体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对知识的理性认识，掌握起来会有一定困难，尤其对于行业性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因此，高校必须突出实践教学的地位，使得学生在实践教学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联系实际，在具体的案例操作或社会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同时锻炼其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过程中，整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各环节，将课堂教授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学生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真正实现学生学用结合从而推动整个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 三、实践教学中的失范现象 近十年来，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迅速，学科建设成效显著。然而，实践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仍然处于薄弱环节，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范现象，制约了公共管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一）实践教学的交叉意识淡薄 “交叉学科研究本质上是借鉴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拓展研究领域和视野的思路和方式”，实践教学交叉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多学科理念的滞后及学生重视程度不够。传统教学观念突出理论教学的重要地位，认为实践教学依附于某理论教学而存在，忽视了实践教学是实现学科交叉的重要平台。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高校将理论知识学习和掌握的程度作为评估学生在校学习水平的重要标准，考试成绩的高低成为衡量学生能力的关键因素，从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难以提高学生综合运用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制约着了实际教育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体现在重形式轻能力。在目前开展的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实践活动中，并未用认真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大多数是靠学校组织，学生很少自己联系参加实践活动。同时参与社会实践的周期普遍较短，有的甚至并未进行任何实践活动，而仅仅以一篇论文草草了事。另外，在专业实习中也缺乏能动性和创新性，只是机械的完成工作任务，缺乏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反思，难以把理论转化为综合实际技能。 （二）实践教学动力不足 实践教学动力不足主要包括资金缺乏及制度缺位两个方面。“教学经费的构成由教学人员经费、课程建设经费、教学设备经费和实验室建设经费、学生实验实习经费、教学研究的经费、图书资料经费共六部分组成。”目前，高校为了提升竞争实力，更侧重于对科研经费支出，教学经费更主要目的是维持教学正常进行。在教学投入中，优先保障教学人员经费、课程建设经费及教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加之存在经费利用不合理、支出结构失衡等问题，因此，用于实践教学的经费更加有限，以致对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投入资金严重缺乏。另外，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及评价机制缺位也是制约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在管理制度方面，高校对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缺乏规范化管理条款，即使制定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也存在流于形式的失范现象。同时，由于公共管理实践教学评价机制不完善，对实践教学的过程及质量难以进行科学评估，实践教学过程缺乏有效规制。以上都导致实践教学动力不足，制约着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进程。 （三）实践教学师资薄弱 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中，学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而教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公共管理学科教师不仅要掌握交叉性质的多种专业理论知识，更要具备较强的公共管理实践能力。然而目前，一些教师刚毕业就走上教学岗位，缺乏实践操作技能和实践经验，难以为学生实践提供有效指导。同时，多数高校未配备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专职教师，通常是由专业课老师兼任，实践教学总体师资水平不高，学生缺乏专业化引导。另外，部分教师对于信息化设备运用水平较低，多媒体设备多用来展示课件内容，教学手段较为单一，没有充分运用丰富的多媒体资源来增强与学生的互动，这就导致教学过程较为枯燥，也难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从实践教学经费支出角度来看，根据一般高校的经费管理制度，在实践教学经费支出中，侧重于对学生本身的支持而忽视了对教师的支出补贴，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往往会自己付出相对于理论教学更高的经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 四、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策略 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失范现象，往往是忽视了学科的交叉属性，很难实现教学与实践、多学科知识的衔接，这严重制约着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阻碍了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因此，高校必须结合结合院校学科性质和特色，探索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的最佳途径，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一）课程交叉科学化 公共管理学科是融合了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知识的交叉学科，并且其目标是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培养应用型、创新型的高层次公共管理人才。因此，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庞杂的理论知识内容的教学过程较为枯燥，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并且学习质量不高，因而在课程体系中必须加入实践课程的内容。在课堂理论教学过程中融合案例研讨、情景模拟等内容加强与学生互动，让学生适应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角色转换；实验室营造实践创新氛围，创造开放活跃的教学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有针对性的开展课外实践课程，包括认知实习、专业实习及社会实践等，为学生提供政府或企业实践平台，对其进行体验式训练，体验公共管理活动及服务过程，使得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建构知识。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实现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 （二）管理制度规范化 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和评价机制是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管理制度的建立使得教学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评价机制的完善有利于实现对实践教学的过程控制，从而保证教学质量。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管理制度，明确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以及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提高教师与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改变单一理论教学模式，实现理论教学向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转变。另外，评估机制是对教学成果进行考核和检验的重要标准，应包括学生学习成果的检验和教师教学过程的评价。建立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改变以考试成绩为主的单一评价标准，将考试成绩与课外实践能力纳入评价体系之中，对教学成果的评价综合考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对教师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考核，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三）教学资源多样化 教学资源是为保证正常教学有效开展的各种可利用资源的总称。公共管理实践教学资源应包括教师资源、实验室资源、多媒体资源、实践基地以及各种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资源等。首先，面对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高校应致力公共管理学科“双师型”、“交叉型”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培训、外聘等各种方式，协同校内校外优质资源，培养多学科理论与实践能力兼备的复合型师资；其次，广泛吸引政府及社会投资，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为实践教学提供充足资金，加大实验设备投入，建立公共管理教学实验室，“为学生搭建校园内实验场所，为学生提供教学设备、软件和模拟场景”；最后，加强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合作，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校外实习基地及实训基地，实现高校、政府及社会资源共享，构建以高校教学为主导、政府和社会资源为协同的教学模式。 作者：王守文 单位：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1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涵 公共管理学的前身是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共行政学。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涉及到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研究视野、理论主题、学科框架、知识体系、学科分支等多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理论成就。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该领域的学者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将公共管理学坚定地等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公共行政是指政府特别是执行机关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活动。二是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关于公共行政的项目设计、组织机构化、政策和管理计划，经由预算系统的资源配置、财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评估和审计的应用方法论方面的总的看法。而目前国内外更多的学者则持第三种看法，即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分析的新途径、新范式或新的学科框架。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认为，公共管理学研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及其环节（如组织、决策、沟通、协调、监控、评估等）；研究如何5应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科学知识及方法来解决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以促进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 2公共管理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种信息机构迅速崛起，互联网的便捷性和丰富性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图书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提供信息的场所。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正面临着社会的变革，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既然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事务，而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是管理好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那么，可以这么说，公共图书馆有条件并且有必要与公共管理学相结合。将公共管理学的某些理论运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并且能增加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 3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理论的影响 近十年来，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和图书馆实践者自觉学习和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比如，杨小玲，肖希明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依托，研究了“新公共管理与图书馆管理”的基本问题，提出新公共管理对转变图书馆管理理念、定位图书馆管理职能、调整图书馆管理方法和提升图书馆管理效能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介绍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图书馆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比如：在图书馆管理中，必须合理处理分权与控制之间的关系，优化组织结构、保障图书馆控制、协调部门间的沟通，避免产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改革中出现的机制裂化问题。比如：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组织，首先推崇的是图书馆的公益性，所以应该对新公共管理中对经济价值的过分强调，忽视公平和正义这一缺陷进行批判的借鉴。刘海新运用公共治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治理研究”的基本问题，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我国图书馆界将完成从单一主体管理模式向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宋晓蓉也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管理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提出适当分权，改善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变“纵向管理为横向型、矩阵式管理”，引入企业管理理念和市场经济观念，并重视人才的培养。笔者以为，公共管理理论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管理，而且完全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顶层制度设计（包括图书馆立法）、图书馆组织行为、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的制定、图书馆事业发展与政府等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图书馆绩效考评、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方面。不仅可以影响到这些图书馆专门领域的实践，而且也应该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专门领域的理论研究。比如，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某专家对记者提出“图书馆、博物馆无条件开放是条歧路”。下文即以此为例进行简要分析。首先，某专家通过记者公开传播的这个观点，是一个不科学、不正确的说法，文化部、财政部在2012年《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的原文是“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公共空间设施场地的免费开放，二是指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向群众提供”，是“基本服务健全并免费服务”，而非“无条件开放”。其次，国家相关行政部门正是在履行自身处理公共事务的职责，结合中国目前综合国力、公民阅读需求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站）行为进行治理，制定符合现代社会公平理念和图书馆本质理念的免费开放政策，调整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关系，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第三，“三馆一站”免费开放，从公共政策层面确定了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目前条件下还属于准公共物品状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这一点来看，公共图书馆免费向社会开放是正确的，旨在保障所有公民都公平使用公共图书馆资源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杭州图书馆允许拾荒者入馆阅读（实际上国内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都是这样做的）的行为和理念。再比如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之一是高校图书馆是否应该免费向社会开放，在这一问题上无非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应该免费开放，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将高校图书馆当作了公共物品，认为应该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所以必须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第二种观点是不应该免费开放，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认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责是服务本校教师及学生，主要任务是支持本校科研与教学工作，不应该和公共图书馆一样，免费开放；第三观点是持中立态度，认为高校图书馆可以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但是需要建立一种严格的准入制度，以此既能区别于公共图书馆，又能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这里面，同样有着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做支撑，比如公共物品理论，比如公共财政理论,所以说上述问题究其根本原因也是公共管理学问题，主要是政府投入不足，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所以才有人提出高校图书馆免费开放的问题。 4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影响与拓展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上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本身就是应该结合图书馆实践需求培养适用人才。尽管在国家现行普通高校本科和硕士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属于两个平行的一级学科，但既然公共管理学已经影响到了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那么，公共管理学同样可以影响到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层面，拓展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等诸多方面。 4.1人才培养目标层面 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基本上都是从知识学习、专业技能掌握及适于工作领域等几个方面去设计。过去，由于专业研究思路过窄，以上几个内容基本都仅仅从图书馆（顶多扩大到信息服务机构）角度进行设计。既然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公共管理学的影响，我们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也就要适当扩大，比如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方面就需要增加公共管理学的内容，专业技能方面也需要增加社会工作的能力要求，而在适于工作的领域，也可以适当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他部门。除了上面所说的几个方面，在学生的专业人才职业素养方面，应该更多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感。 4.2课程体系层面 除了中国大陆特有的公共课程以外，在学院平台课程、学科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等方面，我们都可以添加适当的公共管理学及其相关的课程内容，比如“公共管理导论“”公共财政学“”社会调查方法”等。添加这些公共管理学的相关课程内容，旨在增加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和思维灵活性，以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为基础，适当地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设计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至少能使图书馆学更好地与公共管理这一实用性理论相结合，突出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在以后灵活地将公共管理学和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应运到工作实践中，这也是突破狭窄的专业性的限制，开拓视野的一种教育改革方式。 4.3课程教学层面 教师在讲授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时候，特别是基础理论方面的课程，完全可以在坚持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同时，适当地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分析和诠释图书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比如，可以适当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分析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属性，运用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等概念诠释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基本问题，运用公共治理和制度研究理论分析图书馆事业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还可以运用公共管理学的相关方法来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为解决图书馆所存在的问题提供方法上的支持。比如，案例分析，通过对热门图书馆话题的讨论及分析，了解图书馆的发展动态；比较分析法，通过对不同图书馆的横向比较和同一图书馆的纵向比较，更全面地认识图书馆；案例调研法，其中提倡的文献研究、访谈、座谈、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等材料收集方法对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收集方面提供了指导，面对信息爆炸的信息时代，作为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搜索能力更是需要加强，而这些方法恰好是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做课题研究所需的方法。 作者：王茜 杨玉麟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管理学理念下公共管理学论文 一、从管理学演进到公共管理学:汲取及超越 (一)对于效率的追求 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完成了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在19世纪末进入了托拉斯等垄断型资本主义阶段。虽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严重的社会矛盾随之产生。而管理学的发展主要就是解决这一方面的社会矛盾，关键是对社会生产提供更多的效率支持和解决思路。在这样的过程中，以管理学家泰勒为主要代表的科学管理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泰勒围绕生产力效率提升的问题进行研究，从生产者的各个工作环节入手，从工作的时间、工作的环境等采取标准化的研究方式，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工作定额方式，并且限定科学的标准工具。泰勒认为工人应该在标准化的作业环境当中开展，并且采取激励性的薪酬制度，鼓励员工在生产单位内发挥自身的生产潜力，提升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观点，并且对此后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标准化管理等观点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关于公共管理的观点。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对于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及其扩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围绕政府的行政运行问题展开了管理学方面的考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政府的行政职能也逐渐复杂起来。过去的行政机构往往是少数人控制，但是随着管理越来越复杂，大批人员进行主管已成为常态。因此，过去的行政管理理念已经无法满足逐渐膨胀扩大的行政机关的实际。传统的公共管理理念是朴素的、碎片化的，无法对不断扩大的行政公共事务领域提出有益指导，因此，公共管理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科学管理提出了效率的分析方法，它是人类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典型结合范式。公共管理也关注到这一方面，即是对于政治行为当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抽离，进一步追求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高效性。威尔森在其行政学著作中提出了对于独立的公共行政学形成的思考，认为独立的行政科学能够促进行政和政治思维的分离，将行政管理作为一项技术性活动。这也是后期一些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者提出“技术官僚”概念的原因。因为行政管理是具备通用性的，某一领域的承接工作需要一些人员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政治却具备特殊性，政治本身是一些政治家提出个别政治主张的思想和行为活动，所以在威尔森的观点中，行政管理的目标与执政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政治不需要直接干预具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在社会服务等方面，这能够大大提升公共事务服务的水平。行政事务和政治事务的二元区分在威尔森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演绎。在很多政权模式中，国家的意志与政府的执行能力二者存在明显的功能区别，这种功能区别可以理解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因此，依弗兰克的观点，行政本身就包含司法、商业引导行为等具体的工作，行政本身是为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士提供公正的服务，这种服务也需要纳入效率之中，这也就是行政效率的体现。被赋予效率概念的行政服务行为就进入到技术的衡量当中，也就是政治通过民主进行决策，而行政通过标准加以执行，二者在目标上是一致，但各自具备功能定位。这表明，公共管理学已经发展出效率的观点。这一点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效率管理、标准化管理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二)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学科演进 公共管理学显然是从管理学的母体中产生的，但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中，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客观的学科抽离状况。公共管理学是针对公共事务管理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因此，与管理学逐渐产生了区别。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则是针对公共行政本身，缺乏一定的哲学框架，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也缺乏指导思想，认为新公共管理学应该从效率的层面转移到对社会公平的重新关注，并且把社会的公平性作为考察公共事务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根据。虽然这样的一种发展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逐渐形成哲学的框架，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实现理想的成长。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新公共行政学观点提出后，更多传统的公共管理学者仍然认为效率对于行政部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认为公共行政管理的价值就在于高效地运转，特别是美国的公共行政部门尤为重视效率，因此，在社会公平概念刚刚提出时，公共管理学并没有和传统的管理学产生真正的分野。公共管理学的社会公平价值观，最终在官员的民选过程当中逐渐受到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因为文官系统的职位任免，并不能够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来实现，虽然行政命令能够让文官系统任免更加高效，但实际上非公平选拔的文官其最后的行政效率是十分低下的，负责社会服务的技术型文官应该通过合理的形式进行选拔，这一点也正是社会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便如此，社会公平价值观并没有纳入到公共管理学的哲学思想中，因为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形成的过程中，仍然侧重对政治伦理以及标准化问题的思考，因此，社会公平观点并没有形成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虽然已经发展出自我的学科意志，但这种学科意志并没有完全苏醒，尤其是在从管理学母体中抽离独立的形式上，公共管理学还缺乏真正的独立的核心，仍然对管理学的基础存在一定的依赖。学者在批判公共管理学缺乏独立性的同时，也认为企业的管理模式能够对行政管理提供一些积极的帮助，特别是绩效考核、层级控制等，能够对权力均等化的现象进行反对，从而保障行政机关的高效率。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扬弃行政机关并不是单纯的低成本以及高效率产出的企业，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而言，传统管理学的理论必然被扬弃，公共管理学必须处理行政机关特有的技术问题。对于公共管理学当前所出现的管理主义倾向，实际上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合理的扬弃，重新塑造科学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并且凸显公共管理学的公共性质。因此，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重新审视和批判，能够让公共管理学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学科意志，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公共管理行为提出理论支撑。 (一)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回归 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应定位于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的本质就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当前，对于公共利益的定义从本质上仍然是不清晰的，这也就很难在公共管理学的科学范畴中对其进行具体化的操作。公共利益不同于企业营利，不具备标准化的特征。企业营利通常可以采用货币形式进行表现，例如，传统的资产以及新兴的品牌价值，都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表达。而公共利益并不能够进行直接的市场兑换，往往是一种无形的观念，更会随着行政区域的变更而产生变化。所以，公共利益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服务项目，而是公共管理学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其本质的推动力是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事务负责的态度。仅凭管理学的效率至上观点，并不能完全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因此，公共管理学的价值评估尺度并不是纯粹从效率高低进行出发，关键在于政府的服务对象以及服务定位等问题。因此，从新公共管理开始走向效率至上的观点后，对公共利益价值观的回归是公共管理学重新找回使命的重要支点。 (二)公共管理的主客体塑造与定位 对于公共管理而言，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不仅是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治理网络。这种治理网络的主体塑造以及定位，是公共管理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公共事务、实施公共管理的模式已经逐渐显现出疲态，现今出现了公民、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等更多个体与组织的介入，从而呈现出公共管理的复合主体格局。一个互相之间可以分享权力以及进行功能补充的公共管理格局是公共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产生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化的管理结构，也要求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不能纯粹在管理学的基础上停留，而应该有自身的学科意志。同时，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定位于社会公共事务，也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学科探索路径。公共事务不能如同企业的事务一样采用标准化进行管理，其在管理上的技术以及方式具备特殊性。公共事务所接触的广大人民群众，其意识、情感以及文化程度不同，对于政策的自我理解能力不同，因此，公共事务管理相对于企业事务管理而言，不仅仅在内容上有所差异，在管理方法上也存在客观的分野。公共管理在对公共事务介入的过程中，更需要采用柔性的手段，这也表明了公共管理必须发展独特的管理艺术。 三、总结 综上，虽然公共管理学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对于公共管理学的独立学科研究范式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基于公共管理学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之间仍然存在继承的联系，公共管理学在可预期的发展过程中将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实现科学公共治理的目标，需要公共管理学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需要其基于历史任务与现实使命，对公平以及效率进行重新整合，并且鼓励公共管理实践围绕实现公共利益社会价值观的目标发展，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科经世致用的重要社会使命。 作者：吴燕单位：西安财经学院陕西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部门界定和公共管理学范围兼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研究分析 摘要：公共管理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大进步。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现状入手，概述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必要性，并认为学科培养体系较为单一、人才培养不足、公共管理学科团队建设有待加强、学科界限难以界定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有待强化是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难点所在。因此为了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的整体发展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本文建议应构建多样化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加强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提高研究团队的合作创新、进一步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内涵研究，以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创新 一、引言 公共管理是一门综合类的学科。纵观公共管理学科的国内外发展，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共管理学院。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起步较晚，国内公共管理学科主要借鉴的是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国政府多次派学者赴国外学习先进的公共管理知识，从而提高国内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水平。国内的著名大学，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设有公共管理学院。然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起步的时间较短，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大部分高校对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培养需要提高和改善，国内学生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识还有待加强。因此，本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进行研究，对于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的整体教学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上，关于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研究较为丰富。RendonandSenider（2010）、Halligan（2016）认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不断发展能够促进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需要大量的公共管理类人才的集体参与。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大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政府应运用公共管理作为行政决策公益化的推动力。Cepiku（2013）以意大利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其研究发现了意大利的公共管理学科类专业，已在管理类专业中占据主要位置，公共管理学科类专业在意大利的发展中已渐成规模，受欧洲政治与行政路径的影响，其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必将更加迅速和扩展。JordanandGray（2014）、Jensen（2015）指出，公共管理学科不仅包括传统的管理学内容，还应该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公共管理学科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问卷调研方法的运用，通过方法创新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随着公共管理学科在国内的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强化建设研究也越来越丰富。朱立言（2006）、杨卡（2011）、张志和龚健（2013）及刘西涛和王炜（2015）指出：加强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是适应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应加强创新，处理好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关系，注重实践，加强师资教育和培养，以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娄成武（2010）、肖茂盛（2014）和马亮（2015）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应强化对学生的实验能力培养，注重研究方法的教育，鼓励学生掌握定量和定性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将公共管理学科理论和实验方法相结合，是公共管理学科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王乐夫（2005）、陈振明和李德国（2009）、唐秋伟（2011）及徐玉佩和施向峰（2015）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内容涉及多个交叉学科，加强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要深入分析其可能涉及的交叉领域的学科，通过多方向多维度的学科领域研究可以较好地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现状的考察，研究目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难点所在，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对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二、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状况 （一）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现状 公共管理学科是培养商界、政界和社会名流的学科，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基本位于政府部门、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以及事业单位等，公共管理的毕业生是引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推动力量。据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开设社会保障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分别有143所、321所、82所、472所。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了专业范围，目前公共管理学科范围包括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等17个本科专业。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适应了我国加快培养高层次公共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 （二）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历程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行政体制改革逐渐演化出各种公共管理研习班，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最初发展形式。1988年中国公共管理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正式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各高校也相继开设了公共管理专业的二级学科。进入21世纪，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获得了快速发展。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日渐成熟，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也更加注重内涵培养。直至今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在近30年的发展中，已逐步扩大并被各个高校所接受和推崇。 （三）建设公共管理学科较为紧迫 公共管理学科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要加快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建设公共管理学科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培养的多数是管理类的精英，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管理类人才的需求也逐渐扩大。公共管理学科的诸多二级学科，如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经济与管理其主要培养方向均为精英管理的培养。二是加快学科发展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虽取得迅速发展，但同其他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仍处于发展劣势。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知名度尚需加快学科建设的步伐。三是构建专业团队建设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尚未完全成熟，这与缺乏专业的公共管理团队有一定的关联。国内公共管理学科较为著名的团队建设是社会保障30人学术论坛，但其他学科却很少有这样常设的学术论坛，足见公共管理团队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难点 （一）学科培养体系较为单一 公共管理学科的培养体系较为单一。多数院校开设的专业不够全面，以安徽财经大学为例，目前公共管理下设硕士二级学科仅有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其他如土地资源管理、公共管理等均没有硕士点。学科在培养中大多以教学为主，缺乏实地调研的经验。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设置，并不能体现出培养的方向性。课程设置各专业之间具有重叠性，难以体现出本专业的特色。同时，公共管理学科各专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难以将公共管理学科形成有效的合力。公共管理学科内容培养体系的单一性，也阻碍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二）人才培养不足 公共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有待加强。限于专业的就业前景和培养方式，大多数学生在对专业的选择中，往往都倾向于热门专业，如金融、会计等。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来源往往并不是第一志愿招收，而是通过调剂的方式选拔，造成了公共管理学科人才来源渠道较为匮乏。对于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培养，还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培养体系；同时，公共管理学科缺乏高层次人才，设立公共管理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高校，与其他学科相比还远远不足。以社会保障专业为例，全国设有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点的高校仅有69所，且限于招收规模和学生报考，培养的人才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公共管理学科团队建设有待加强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缺乏团队建设。设有公共管理学科的高校，相比较其他学科而言，公共管理学科属于弱势学科。高校内部以及高校外部之间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缺乏交流，高校对该学科也不够重视，不利于研究团队的组建。即便有相关专业的公共管理学科研究团队，但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建设还有待加强。国内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相关学术论坛比较匮乏，难以通过学术交流会集公共管理的精英。许多高校尝试组建公共管理学科团队建设，但这一团队建设方案还处于初步的探索中。 （四）学科界限难以界定 公共管理学科的界定难以体现出专业性。现阶段开设的公共管理学科的相关课程，与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课程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具体的公共管理课程的设计上也难以体现出公共性。而较多的体现公共性的课程则大多数与政治类课程相挂钩，学科培养难以体现出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专业性。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对该学科的研究方法难以取得突破，多数教材的撰写仍局限于引进西方传统的逻辑和思维体系。在具体的培养方案设计上，公共管理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其具体的课程没有较多的改变，人才培养难以体现出层次性，培养的深度和难度有待进一步强化。 （五）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有待强化 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在具体的科研创作中，限于所学专业的局限，鲜有独到的具有创新的研究方法。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培养学生，其研究方法多数以定性研究为主。而目前国内主流的经济和管理研究方法则以定量研究为主，公共管理学科与经济学的课程有一定的交叉，但却难以学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等课程，很少有有关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此外，公共管理学科作为管理学类的分支，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应与经济管理的学科融合，不应该和主流管理学的思想相脱节，应以管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设计具体的课程。 四、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创新思考 （一）构建多样化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构建多样化的体系，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应立足于高校的实践探索。笔者通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归纳和思考，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可从提升学生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制度保障三个角度推行，以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升学生素质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应将提升学生素质放在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首要位置。加强教师的培养则是重点所在，教师起到的是育人教学的作用，对于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导向的作用，公共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需要一支专业技能过硬的教师队伍。而制度保障则是公共管理学科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离不开配套制度的完善。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构建较为完善的体制框架。传统公共管理学科的制度框架较为单一，多局限于教学方面，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从提升素质、教师培养、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加强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构建，可以为今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供较好的借鉴。具体内容可包括以下方面，从提高学生素质方面看，可以设立公共管理精英班、激活本科生导师制、设立公共管理名家大讲堂、建立大学生公共管理学术沙龙；从加强教师队伍角度看，应加强教材建设、强化教学团队建设、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加强研究生和MPA的培养教育；从制度保障看，应设立大学生公共管理学会、建立交流刊物、强化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 （二）建立多内容的公共管理学科培养方案 从公共管理学科具体培养方案的设计来看，公共管理精英班主要培养学生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精英人才，强化精英的选拔标准，综合培养学生的学习和实践能力。激活本科生导师制，主要是建立本科生——硕士生——导师“三点一线”的本科生导师制，以研究生作为交流的结点，通过研究生指导本科生、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方式，提升本科生和硕士生的综合能力，以提高导师制的运行效率。公共管理名家大讲堂，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前来讲学和指导，具体通过定期邀请学者讲学、要求参会学生写思想感悟、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要根据每期的内容进行学术思想创作的形式，来增强学生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识和了解。而公共管理学术沙龙则是思想交流的平台，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学术沙龙活动中可以畅所欲言，和大家交流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仅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学术能力，还能锻炼本科生的思维能力。加强教材建设是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教材建设主要包括《公共经济学》和《社会保障学》其中《公共经济学》则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涉及经济、管理、法律等多学科兼具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征；《社会保障学》则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都具有重要影响，加强社会保障学的教育，能深化学生对社会保障的认知。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是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基础，优秀教师是公共管理学科成长的保障，应该强化专业团队建设目标、选拔教学和科研团队带头人、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以提升团队运转能力和效率。而研究生和MPA的培养则是培养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保障，要强化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的综合培养，加强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的双向培养，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学生公共管理学会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一个组织。能够起到团结同学、增强学生团体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办事效率的作用。公共管理学科可分为办公室、宣传部、学术部和实践部，通过公共管理学会各部门的分工合作，提升学生的集体意识、合作意识和团结意识，逐步锻炼和培养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建立《大学生公共管理探索期刊》，可以为大学生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和写作的平台。其文章主要来源于全校师生，这不仅可以激励全校师生积极投稿，而且方便大家资源共享、共同探讨学术、交流心得。强化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是公共管理学科定位的根本要求。公共管理实验室主要承担着《电子政务应用实验》、《管理定量分析》、《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公务员实务》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多门实验课程和开放项目的授课任务，公共管理实验室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三）加强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匮乏，是阻碍该学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加强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应该以高校作为培养基地，在符合条件的所有高校开设公共管理学科，提高培养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基数。同时，还应将研究生作为重点培养的人群，对于硕士研究生，不仅应培养其科研创作能力，还应提高其实践能力的培养。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的主体，扩大公共管理学科在这一群体的覆盖面是当务之急。对于博士研究生，则应该重点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提升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学术研究水平。而对于有条件的专科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的设置应该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让大中专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毕业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四）提高研究团队的合作创新 公共管理学科科研团队的建设，可以根据各个二级专业组建不同的科研团队。每个科研团队应该定期申报一定的课题项目，以强化团队整体科研能力。加强对科研团队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可根据实际需要，组建跨学科的公共管理学科队伍。引用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来解决科研过程实际问题，此外，应鼓励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入科研团队，建立起导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之间交流的结点，这样不仅可以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强化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联系，还能够培养本科生的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科研团队的各个成员应该充分合作，完成本职工作，以此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五）进一步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内涵研究 提升公共管理学科内涵研究，首先应界定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研究应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管理能力，而不是只局限于单一的公共事务管理。公共管理学科应与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学科有关联，但更应该注重自己的特色，培养公共领域的综合管理人才。其次，应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公共管理学科应打造自己的特色研究模式，围绕公共管理领域的重点课题进行特色研究，提高研究的可行性和实践性。最后，应打造品牌特色专业。公共管理学科应强化特色专业研究，对于特色专业应该围绕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特点进行，如社会保障学，应该围绕社会保障学课程的特点，探讨社会保障热点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带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发展。 （六）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内外兼容性建设 公共管理学科应该是一门具有兼容性的学科。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的兼容性建设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首先，应开设多类型的经济和管理学课程。公共管理学科不应该只培养学生的公共管理能力，还有加强学科的渗透性培养，如开设《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电子商务》等具有实用性的课程。其次，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研究方法的创新应该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将有益的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引用到本学科的建设中。最后，应注重学科自身体系的建设。公共管理学科的兼容性建设，其基础是本学科具有一个完整的成规模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在自身发展完善的基础上，加快各个科学之间的相互探索学习，可以有效地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又好又快的发展。 作者:秦立建 周德水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辩论式案例教学研究 陈振明认为:“公共管理学既是实证的(重视经验研究，从经验中汲取出知识)，又是规范的(提倡研究‘应该不应该’的问题，用以规范公共管理行为)。因此，案例分析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核心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活动过程和环节的研究中，案例分析成为一种核心研究方法，那么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中，案例分析同样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多数课程中的案例教学部分所占比重超过40%，有的达50%以上，期末考试也常采用案例分析方式出题，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我国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教学中引入了许多的案例教学方法，但也出现了“案例选用不当、选择质量不高，盲目引入案例教学、忽视案例教学方法的研究，案例教学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近年来，笔者在燕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和行政管理本科生课堂教学中引入了辩论式案例教学，进行了试点教学。因此，本文将根据笔者的辩论式案例教学经验来研究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以期丰富我国目前案例教学方式，改善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教学效果。 1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概念 辩论式案例教学的历史悠久，其雏形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精神接生法”，苏格拉底从现实中的案例开始，通过提问和回答的方式与学生展开辩论，将真理蕴含在辩论中，通过在辩论中取胜让学生信服，将所辩论的问题及其真理传授给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苏格拉底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批判思维及辩论能力，也使得自己成为赫赫有名的雄辩家。本文所研究的辩论式案例教学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辩论教学，更具有系统性与教学针对性。“当人们使用一个含义过于宽泛、内容没有精确界定的术语却未对其中包含的不同意思加以区分时，混淆就产生了，大多数争论皆源于此。”需要界定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概念，同时将其与传统教学和一般案例教学区分开来。笔者认为，辩论式案例教学是在一般性案例教学的基础上采用辩论的方式，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用所学专业知识去辩析案例中的问题，通过教师、正方学生与反方学生的互动来提升能力的教学方式。在辩论式案例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都是参与者，围绕着案例展开活动，教师担任主持人，学生分为正方和反方，三个主体以案例为基础形成互动关系。辩论式案例教学活动中三者以案例为基础展开辩论的互动关系使其独特于一般案例教学，通过教师主持与总结、学生展开辩论的方式，增强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系统性思考的能力和辩论能力，其效果超越传统教学与一般案例教学。现将传统教学、一般案例教学和辩论式案例教学进行比较分析，如表1。根据对比分析可以总结出，辩论式案例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和一般案例教学，学生的参与度增大，参与主体增多;课堂的教学及学习方式变得多样化，更加具有灵活性;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展开辩论，提高了思辩能力。辩论式案例教学在辩论与案例教学的基础之上，将其二者相结合，很好地发挥出了各自的优势，达到了“1+1＞2”的效果。“案例辩论式教学法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研究，不断补充完善，可以说在大多数经管类专业课程中能够正常应用，而且反应效果非常好。”贵州大学伍国勇将辩论式案例教学法应用到经管类课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笔者相信辩论式案例教学应用到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也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2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辩论式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相对于传统教学与一般案例教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笔者将从教学目标、教师能力、学科特性和课程教学4个维度探讨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1)教学目标:有助于提高学生积极性和综合能力。在辩论开始前告知赛后评出优胜队一个和最佳辩手一名，以此调动辩论队和选手的积极性，并对辩论赛全程多角度录像，以提高学生的兴奋度和参与精神。在课堂辩论中，学生之间的论辩唇枪舌剑、针锋相对，锻炼了学生的睿智、思辩能力，能在紧张的环境中快速应变是公共管理型人才的应有之义。 2)教师能力:有助于丰富教师的教学经验、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扮演着教学活动设计者、主持人、仲裁者三种角色。教师策划整个教学活动的能力，主持整个辩论、控制辩论进程与场面的能力，驾驭辩论、应对学生提问的能力都能够在案例教学中得到提升。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注重知识的多维度传输，辩论中没有唯一的答案，而是知识、观点的多元化融合。在辩论中产生的思想扩展了教师的思想视野，丰富了教师的教学经验，辩论式案例教学成为了教师授课的一张“王牌”。 3)学科特性: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公共管理学强调的实践性、应用性和它相关理论来源的外来性，要求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模式的创新必须满足这些特点。辩论式案例教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公共管理需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概括出公共管理理论，同时也要用公共管理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罗伯特•达尔说过:“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也要本土化，辩论式案例教学要着眼于我国实际本土案例，通过案例辩论概括、总结出管理经验，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4)课程教学:优化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文化。辩论式案例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加强学生之间的协作，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团队精神。“使用案例教学法不只是对教育模式的改变，更是对大学校园中教与学文化的优化。”教学文化可以理解为在教学情境中，师生基于教与学的接触、交流、对话等活动过程而呈现出来的文化形态，如师生地位、师生互动的文化意蕴，学习方式、思维范式的文化透视等。”辩论式案例教学改善了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教学文化。从师生地位角度看，将师生对立文化变为参与伙伴文化;从师生互动角度看，将师生孤立文化变为师生合作文化;从学习方式上看，将应试教育文化变为学生思辩文化;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师扮演着主持人与仲裁者的角色，与学生共同参与到辩论中，形成伙伴交流关系。 3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辩论式案例教学将辩论法引入到了案例教学中，结合了辩论与案例教学的优势，让学生成为正反两方，基于案例展开辩论。近3年笔者在燕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和行政管理本科生的课堂中进行了试点教学，选择的题目有“高薪是否养廉”、“小岗村土地的分与合”(本案例为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入库案例，案例编号201512520050)、“‘周口平坟’奈若何?”(本案例为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首批直接入库案例，案例编号201412520226)、“南街村与华西村的发展之路”等，根据笔者个人的辩论式案例教学经验，从教师与学生两个横向维度，从准备、总结、反馈三个纵向阶段论述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3．1准备阶段 首先是做好教学准备。教学准备就是教与学的准备，教师与学生都要做好准备。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要选择一个好的案例，并结合所讲课程为学生确定一个辩题。“哈佛人认为，一个好的教学案例有五大因素:在教学上的用处;引发冲突;强制性的决定;案例的综合性;教学案例要简洁。”教师在选择案例之前还必须对学生进行需求调查分析。教师应该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点和知识的掌握程度，来确定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次数以及重点。教师应该在学生感兴趣和知识掌握较差的范围实施辩论式案例教学，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其次做好配套措施。不应当把辩论式案例教学当做一个小的教学活动，而应当做一种教学方式制度化，要有一定的配套措施给予支持、提供条件与环境，包括学校政策、教师评分以及教学环境。在学校政策方面，主要体现在教务处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应当结合学生的平时成绩，提高学生参加辩论式案例教学积极性。辩论式案例教学除了在相关政策，即“软”的条件上准备外，还需要一些“硬”件设施的辅助。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发现需要以下几个辅助设施:(1)宽敞的教室及可移动的桌椅，学生在进行辩论时可以挪动桌椅分成正反两方;(2)一个清楚的投影仪。播放案例，进行电子记录，学生也可播放文件、视频、图片帮助其展开论证;(3)小卡片，方便学生记录语言、陈述观点。 3．2实施阶段 辩论式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新颖的案例教学方式，改变了传统教学中师生的单一角色，教师既是参与者，又是展开辩论的主席，学生不仅听教师讲授理论，还担任正反方辩论的角色。因此，在辩论活动实施时必须研究参与人员的角色扮演问题。 1)人员角色。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不再是课堂的操纵者，而是案例讨论的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和仲裁者”。因此，任课教师充当着活动设计者、主持人、仲裁者三种角色。(1)活动设计者是任课教师从宏观上把握整个课程教学，并对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整体流程进行设计;(2)主持人主要体现在控制和引导两个方面。任课教师主持辩论的整体活动，控制时间;从内容上掌握方向，引导学生朝着所讨论问题的方向辩论;(3)仲裁者是任课教师在辩论结束时对辩论的整体情况进行评价，并对正反双方的观点在方向上有一个引导，得出一个结论。任课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当着这三种角色，学生也相对应地充当着活动主要参与者、辩论的正反方辩手、活动效果的反馈者。(1)活动主要参与者是指在任课教师的活动设计下，学生积极参与到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来，选择辩题，展开辩论;(2)正反方辩手是指学生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充当对阵双方辩手的角色，在实施中为自己所赞同的观点积极辩论，试图说服对方;(3)活动效果的反馈者。任何一个教学活动的开展，其效果如何都是从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在活动的实施中，只有明确了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才能根据参与者的情况开展教学活动。 2)课堂辩论。(1)辩论首先选定正反辩手各4名，采取报名方式，由于思想工作准备到位，学生积极性很高;正反辩手入座后，其他同学自由选择支持的辩论队，并坐在自己支持辩论队的后方，以示支持。主持人(任课教师)介绍辩题相关背景资料，简单介绍比赛流程和规则;(2)开篇陈词，正反方代表先后发言，并在3分钟之内做完本方的立论陈词;(3)双方展开攻辩:正方二辩对反方二辩或三辩提问;正方三辩针对反方二辩或三辩提问;反方二辩针对正方二辩或三辩提问;反方三辩针对正方二辩或三辩提问。每一阶段时间为2分钟，提问时间不超过30秒;(4)双方进入攻辩小结环节，限时2分钟。小结结束后进入小组讨论或休息环节，小组在此时可以商量剩余环节的对策，教师分别对正反双方进行指导，对前几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并提出自己对两方辩论策略的建议，指导学生用专业理论知识去辩论说服对方;(5)自由辩论环节，双方轮流站起来自主发言，既可以陈述本方观点，也可以指出对方辩手观点上的错误，或者提出问题让对方辩手回答。每一方限时5分钟，时间用完则不能辩论，双方共计10分钟。自由辩论环节是最能锻炼和体现学生反应能力、辩论能力的，教师也可以在此环节向学生抛出更有价值的问题，由学生回答，此环节教师的参与有利于引导双方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为自由辩环节学生辩论很容易偏题;(6)总结环节，双方代表综合各自意见做此次案例辩论的最终结论陈述，时间限制为5分钟。这一环节是学生总结能力、概括能力的体现，教师应当认真听取双方的总结，对学生能力的改进进行指导。 3)总结反馈。在总结陈词结束之后，辩论式案例教学并未结束，而是进入了总结反馈阶段，包括三个方面:(1)活动总结。在辩论结束后学生应当做总结，一是对自己所持观点的总结，二是对本团队以及个人在辩论中的表现做总结，为自己的表现打分。教师也应当进行案例本身总结和学生表现情况总结;(2)效果反馈。教师应当听取学生关于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意见，学生谈自己的感悟和能力的增长，通过学生的话语来判定其效果如何;(3)成果体现。每一次的辩论式案例教学都应有一定的成果体现，教师应将辩论的整个过程及学生陈述的总结记录在案，形成一份案例教学报告，并将学生的感悟也纳入其中，形成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教学案例，为之后案例教学的开展提供参考。辩论式案例教学的开展离不开教师与学生的双向配合，教师需要调查需求、选择案例、确定辩题、主持辩论、总结评价，学生需要熟悉案例、选择辩题、确定团队、展开辩论、感受反馈，最终通过教师的指导、学生的配合，二者都能从中有所得，如图1。综上所述，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结合了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实践性、案例性的特点，针对其关注社会管理、公共问题的特征，将现实社会中的真实案例结合辩论的方式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有效地改善了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质量。 4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应用中的策略优化 成功的辩论式案例教学离不开一个好的、适合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离不开明确的教学目的和围绕公共管理案例展开的辩论，同时还要规避辩论式案例教学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要使得辩论式案例教学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在选择案例、辩论环节以及规避问题三个方面实现最优。 4．1案例选择:坚持争辩性、针对性、全面性、本土性 从教学应用性上来看，小劳伦斯认为教学的案例是“一个描述或基于真实事件和情景而创作的故事，它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学习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后从中有所收获”。教师在做案例选择的时候必须明白什么是一个好的、适合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认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因素:(1)案例中问题的争辩性。从两个方面辩论都各有道理，这样才易于引发学生的争辩，要让学生像在进行军事战争的敌我双方一样用自己的思想去“战斗”;(2)案例有针对性。案例的选择应针对所学课程的专业知识;(3)案例论述的全面性。这样学生在展开辩论的时候就能有所依据，利用案例提供的线索展开辩论;(4)案例并不只是故事，而是以现实为基础。“案例反映的情况要与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及实践紧密结合，使其具有中国特色，易于理解和分析。”用案例对学生进行培训，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解决现实中的公共管理问题。 4．2案例辩论:坚持专业化、理论化、开放性、效果性 学生在课堂辩论过程中经常出现偏离主题、生活化语言辩论、混合辩论甚至争论的情况。因此，在课堂辩论中教师要向学生们明确案例辩论专业化、理论化、开放性、效果性的原则。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课堂中更强调的是公共性和管理性的问题，所以，学生在课堂中应当更多地用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管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去理解案例、参与辩论，辩论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公共管理专业知识与能力。在课堂辩论中不仅要保证专业化，还要使得辩论观点上升到理论分析的高度，既要用理论去分析案例，又要将案例中总结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 4．3规避问题:坚持效率性、控制性、协调性、重点评价性 在笔者实施辩论式案例教学过程中，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效率低、时间耗费较长，课堂辩论秩序混乱、过于开放，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无法得出案例问题解决结论。因此辩论过程中要在教师的指挥下坚持效率最大化原则，学生尽可能地简化语言。教师需要按照辩论规则在时间节点上有效地去控制辩论秩序，指挥正反双方进行辩论，对于辩论混乱的情况要及时制止，让辩论有序进行。对于正反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教师要发挥仲裁者的角色，协调好双方。教师在评价时由于所评学生较多、标准也是多样的，很难给出准确的评价，因此，教师要坚持重点评价原则，对于所考核项目中重点的项目给予评分，突出学生优势和长处。 5结束语 我国公共管理学实践性、应用性和理论外来性的特征要求在公共管理教学过程中，关注中国公共管理、政府改革和社会公共问题等具有前沿性、实践性的案例，要将案例引进公共管理学的教学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大多是引进国外的公共管理理论，这种理论外来性的特征要求在其教学过程中必须要结合中国实际案例，将其本土化，就要求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学生应当具备批判性思维、多元化分析问题的能力、应用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辩论式案例教学将辩论法与案例教学相结合，以案例为基础展开辩论，在辩论中激发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多元化的思想。实践证明，辩论式案例教学是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有效方式，其将案例、辩论和公共管理专业相结合，满足了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要求，改善了教学效果，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学生和教师能力的增强，而且对于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以及教学方式和文化的改善都有很大的作用，并且对于其他学科也具有很大的推广性。 作者：韩兆柱 翟文康 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问题浅析 一、公共管理学科特色 1、综合性。 公共管理学科一门综合运用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研究公共管理主体管理公共组织及其行为的规律的科学体系，其不仅拥有厚重的理论背景，而且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所涉猎的内容也更为多样化，有基于此也就要求所有运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更具有综合性。 2、实用性。 公共管理学科实际上就是一门运用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应用性科学，一般来说公共管理学研究多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如何解决某类公共问题方法或手段的内在规律，并进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归纳总结。 3、交叉性。 公共管理学科的交叉性是基于其学科理论基础和研究的问题内容而言的。公共管理学科以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对某一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都必定涉及到多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 二、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及案例选取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重要性 1、理论与现实结合，完善知识体系。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就是一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它不仅仅是教师讲某一理论和相匹配的案例结合起来的一起分析，更是一种学科理论知识与社会的接轨。 2、丰富教学形式，活跃课堂气氛。 一般来说，社科类学科教学总是显得比较呆板，学生会认为理论性太强，课堂缺乏一个活跃的气氛。然而案例教学正是破解这一困境的好方法，现实性的案例总能给学生一些可触感，尤其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公共管理案例更是让学生感同身受，这样案例教学不仅是对教学形式的一种丰富，更是能很好地带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自觉地参与到教学中来。 3、实现教学相长，促进教学工作接地气。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但如若把教学简单地理解为只是老师单向将只是传输给学生，总难免有些狭隘之疑。实际上，教学也是老师学习一个很好的形式，这种学习体现在老师对知识的熟练程度提高上，也更体现在老师对知识的再思考和更跟新上。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能够帮助教师尽可能接触更多的公共管理领域的社会性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都是很具有实时性的，在案例对认识收集、认知、分析、讲授系列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帮助教师学习到了更多的新知识，并使得教学工作接地气，不归属空中楼阁。 (二)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中关于案例选取的一些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早已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问题，在理论研究上已然有很多成果，在实际的教学中案例教学也已是相当普及，但存在的问题也依然是很多，尤其是在案例选取上。本文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案例选取存在的一些问题小作阐述。 1、难离理论式讲授，案例少。 虽然公共管理学科领域在教学中长期以来都在极力推崇案例教学，但或许是出于社科类学科的通病，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依然还是难以走出思辨的窘境，难离理论式的讲授，选取案例很少，甚至是以老僧读经般的精神去不厌其烦地带领学生咀嚼无味的理论。 2、陈年旧事，缺乏时效性。 不容否认公共管理学科领域存在很多经典的案例。但公共管理学科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总具有的时代性又决定了其研究内容的时效性，如此说来，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案例也就必然不存在永世的经典。 3、不具典型意义，缺少代表性。 案例作为个案来分析研究，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说明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或为了找出解决这问题的具有普适性的方法，无论基于哪个原因都无疑要求所选取的案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意义。而现实总会有不少教学案例的选取过于随性，不能代表某一类问题或说不具备典型性。4、过于高大全，脱离实际。当知识也有了统一的标准，总难免会出现一些高大全的东西，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不外于此。在标榜了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标准化后，不少教师容易在教学中紧扣标准要求，在选取案例过程中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模范案例，而忽然了现实环境，严重脱离实际。 三、关于案例选取的想法 1、穿插讲授，突破理论化的枯燥。 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案例的选取不仅要考虑数量和质量，还应对案例出现的时机予以考量。案例扎堆出现容易偏离中心理论主题，理论过于集中又容易让学生反感理论的枯燥，所以选择在合适的时机穿插进去案例显得尤为重要。 2、结合最新时事，注重案例的时效性。 前文我们已经对案例时效性的重要做了相关阐述，新的时事总会具有很强吸引眼球的功能。教学过程中选取新时事作为案例来讲解，不仅能加强学生对案例相关理论学习的兴趣，也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学会用更多理论知识去分析时刻发生在身边的事物。 3、讲典型，注重案例的代表性。 典型性案例不仅有很强的代表性，也很能加强人们对它的兴趣。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典型性案例的一般都是一时间在一定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事情，选择这类案例来结合理论讲解，能很好地带动大家参与到课堂的案例分析中来。并且，由于大家都案例有一定的了解，在参与分析中也会有更多的同学能够有较好的思考和发言，这也是案例教学中极为难得的。 4、案例接地气重生活，解析要通俗易懂。 案例选取应该接地气，即应多从学生熟悉的生活中来。如教师跟学生讲国家治理雾霾来作为环境治理的案例，肯定就不比与学生分析其家庭所在社区对公共卫生环境的处理更让他们有亲切感和参与较为强烈的参与愿望。在案例的解析中，也应该尽可能地通俗易懂，动辄就跟学生讲大家们的公共管理理论多会让课堂变得更为陌生和沉寂。 作者：郭恒 单位：河池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优化思路 一、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优化的必要性 所谓课程体系就是将课程按照一定的原则经过选择和组织而形成的供传授用的系统。一个专业所设置的课程相互间的分工与配合，构成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高等学校课程体系主要反映在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及其之间的比例关系上。课程体系一方面是根据培养目标和要求来设置的，另一方面它又将培养目标和要求具体化，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内容和环节中，从而对人才的培养产生现实的定向和规范作用。 (一)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构建要适应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要求课程体系必须适时调整或更新。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及时将课程进行整体优化，各课程之问就可能会因为内容发生冲突而无法彼此协调。公共管理学科作为一个发展迅速，需求旺盛且很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其课程体系尚处在建立和探索之中，课程体系的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一个专业的课程体系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学质量的高低，影响到人才的培养质量。大学教育的整个过程，主要是围绕课程教学而展开的，课程教学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实现专业培养目标，不是靠．-tl或几门课程所能奏效，而是靠整个课程体系的协调来实现。课程体系的优化，是课程设计中很重要的内容，同时，在专业的课程设计中，还必然涉及列课程体系内部各门课程的有关教学内容、教学条件以及教学方法等。合理的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应该有一个长远的教学计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课程的整体优化设计。 二、目标导向理论与课程体系 目标导向理论是管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目标导向，指任何行为都以是否对目标完成有帮助来考核成果，所有动作都以完成目标作为指导原则。目标导向理论认为，要达到任何一个目标必须经过目标行为(实现过程)，而要进入目标行为又必须先经过目标导向行为(设计、选择和寻找目标)。高等学校的专业课程体系作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内容，其设计要符合目标导向理论。以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综合考虑学生所需的知识、能力结构，进行课程设计。美国课程论专家舒伯特(wHSchubert)将典型的课程目标导向分成四种：一是普遍性目标导向一～基于经验、哲学或伦理观、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需求而引出的一般的课程目标导向，从而成为了某一课程领域的一般性、规范性的共性目标导向；二是行为性目标导向——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加以陈述的课程目标，它的特点是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三是生成性目标导向—_二．在教育环境中随着教育过程的展开而自然生成的；四是表现性目标导向——在教育情景中不断出现的，在教师的创造需求和学生的个性需求中得以强烈表现的。目前国内部分高校构建课程体系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以预期学习成果为本的课程体系构建模式，以能力为本的课程体系构建模式，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构建模式，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构建模式，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动态课程体系的构建模式，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的构建模式，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高职课程体系构建模式，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课程体系构建模式。 三、基于目标导向的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优化应注意的问题 (一)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符合大学的定位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的类型必然是多元的。大学的定位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每个学校都应科学定位，安于其位，争做每个类型和层次上的一流。课程体系的构建要与之相对应。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课程体系中通识课课程比例最高，学科基础课次之，专业课更次之。教学为主型大学培养应用型人才，注重学生的专业课程，基础课以够用为度。职业大学培养职业型人才，注重专业课程和职业技能，专业课程的比重最高。 (二)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符舍人才培养目标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综合性大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分为高层次、厚基础、少而精的基础性人才；复合型、创新性拔尖人才；知识面广、能力强的应用性人才；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公共管理办学和培养人才的目的在于要为公众服务，捍卫和提倡公共利益。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体系设置要围绕是否有利予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能力来进行。还要遵循科学性原则即要培养具有现代管理知识的科学管理人才。要遵循应用性原则，即以课程学习为主的同时，也重视案例教学，做到教学、科研、社会实践三方面并重。要遵循针对性原则，即要充分考虑和关注社会需要、专业需求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课程的设置。此外，还要强化基础，多科渗透，拓宽知识面。 (三)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动态满足社会的需要 应建立动态的、开放的课程设置体系。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开办的社会基础是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与此相适应，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应该建立动态的、开放的课程设置体系，不断根据社会变革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体系加以修订。以河南大学为例，每年都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对教学计划进行调整，结合实际情况增设了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方向模块、电子政务方向模块、企业行政管理方向模块、社会工作方向模块社会保障方向模块、劳动关系方向模块、人力资源管理方向模块、教育经济与管理方向模块、社会医学与公共卫生管理方向模块、城市管理方向模块、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方向模块，增开政府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政务、小组沟通、个案工作、公务员制度、谈判与沟通、管理创新思维、医院管理学、流行病学、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教育投资与项目管理、社区工作、政务礼仪、绩效管理等一系列课程。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调节获得了优化，培养的学生获得了社会的一致认可。 (四)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符合科学规律 所谓科学是指课程设计的基本理念都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学生的分析、管理和倡导三种核心技能展开的。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以及模块课的设置应该符合学科发展规律，具有层次性，注意先修后继关系。学科基础课是为了确保基础学科知识与专业学科知识之间的有序衔接、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而设置的，学科基础课的学习是学生能够更深入、细化地研究专业问题、提炼出独特观点的前提条件。在保证知识系统性的前提下，学科基础课应在内容和时间安排上满足专业课教学的需要，显现出专业特色，加深学生对专业的感性认识，使其热爱专业，学好专业，以至开拓专业，创新专业，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的比例要合适。在限制与自由，共性与个性之间寻找平衡点，促使通识教育自身达到实现价值的目的，能够对学生个性发展给予充分的尊重。采用系统学方法优化与构建课程体系，使之成为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体系，兼顾自由和秩序、灵活性和规范性、多样化和专门化、宽度和深度，兼顾个人兴趣和学校指导。科学地处理好各教学环节之间的关系，注重课程设置和内容的有机联系，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教学活动形成有机的整体。注重各专业间课程的整合，科学合理地构建融会贯通、紧密结合、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避免简单设课和重复设课现象。鼓励开设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普及性课程，文理交叉课程和艺术类课程，以使学生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五)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强化实践能力培养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课程体系优化要明确各实践教学环节在总体培养目标中的作用，加强实验教学的创新与改革，加强实践教学与实践训练，将实验教学、实习、社会考察等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形成完善的实验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要求学生在掌握知识技能的基础上，学会动手动脑，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课程体系优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我国正在进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管理科学的重要性，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我国各高校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基地建设的完备、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科学研究和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相结合的日益密切等内部环境的优化，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